目录

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第一篇 希特勒其人

一、希特勒五章

1. 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2. 崛起：魏玛民主政制及其瘫痪

3. 壮岁：军事家？艺术家？

4. 自杀：失败抑或成功

5. 遗产：理想主义还是虚无主义

二、希特勒的选择

1. 政治取向：左右之外

2. 军事战略：从闪击战到总体战

3. 冷战预言：西方对东方

三、希特勒身边的大人物

1. 沙赫特利用希特勒？

2. 爱动物与反人类的戈林

3. 希特勒后面的鲍曼

4. 施佩尔的暧昧

5. 把一切献给希特勒的戈培尔

四、希特勒身边的小人物

1. 他们知道他

2. 他们不知道他

3. 他们被他催眠了

第二篇 希特勒在德国

五、希特勒的群众

1. 革命后的两种人

2. 有动机与无动机

3. 乡村警察的制服与灵魂

六、希特勒的新人

1. 重新造人

2. 成功的典型

3. 不成功的原因

七、希特勒无所不在

1. 在语言运用中

2. 在新问候礼中

3. 在日常笑话中

4. 在柏林生活中

八、希特勒与陆军的斗争

1. 合作与冲突的变奏

2. 陆军失败

3. 上校登场

4. 职责之上的良知

九、希特勒该不该杀？

1. 隆美尔：没必要杀

2. 古德里安：不应该杀

3. 邓尼茨：当杀而不该杀

十、反希特勒的三种间谍

1. 左尔格的悲情：不合上意

2. 克里斯蒂娜的悲凉：不堪平庸

3. 科尔贝的悲愤：不被理解

第三篇 希特勒与知识精英

十一、昨天与今天：施特劳斯的悲剧

1. 投机、顺从还是无奈？

2. 昨天、今天与自由的丧失

3. 自觉逃避与不自觉的介入

十二、指挥贝多芬的权利：富特文格勒的分辨

1. “艺术只有好坏之分”

2. “我不后悔留下来”

3. “音乐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十三、里芬施塔尔电影的“纳粹性”

1. 相互利用

2. 并不客观

3. 美化权力

十四、1941年秋夜的海森伯

1. 说不清的当年事

2. “测不准”的戏剧化

3. 分不开的物理学与政治

十五、海德格尔的错误与他的学生

1. 老师抱负本无限

2. 学生的为难

3. 要不要“说清楚”？

十六、阿伦特的爱与思

1. 不平等的爱

2. 阴影下的爱

3. 反政治的爱

第四篇 溯源大屠杀

十七、大屠杀是一种文化

1. 反犹文化的后果

2. 文化分析的不足

3. 纳粹反犹的新义

十八、大屠杀是现代事件

1. 作为必要条件的现代性

2. 技术/组织的理性化

3. 行为的非人格化

4. 理性之外的德国性

十九、大屠杀是原始行为

1. 东部犹太人

2. 一个村庄的嗜杀

3. 党卫军的文明？

第五篇 集中营世界

二十、为什么是奥斯维辛

1. 集中营、灭绝营与奥斯维辛

2. “死亡工厂”的关键词

3. “杀人机器”的结构与流程

二十一、罪犯的抱负：种族乌托邦

1. 希姆莱的迷狂

2. 海德里希的工艺

3. 门格尔的实验

二十二、囚犯的信念：只要活下去

1. 不信上帝

2. “我不绝望”

3. 苟且偷生

4. 因为爱情

5. 全是偶然

二十三、囚犯经验的多样性

1. 达豪之歌

2. 华沙谎言

3. 米斯堡的生活小品

4. 地窖里的上帝之光

5. 悲歌同性恋

二十四、囚犯艺术的多歧性

1. 涵养人性

2. 记录真相

3. 粉饰暴行

4. 配合恐怖

二十五、恶时代的善

1. 辛德勒不只是善人

2. “施梅尔特组织”的及犹太领袖的双重性

3. 与凶手做交易？

第六篇 奥斯维辛之后

二十六、党卫军本性难移

1. 继续随大流

2. 还是听朗读

3. 由暴力而金钱

4. 由纳粹而后现代

二十七、幸存者依然不幸

1. 集中营没有过去

2. “我不要活下去”

3. “我不要孩子”

二十八、文学奥斯维辛

1. 把人“集中营化”的奥斯维辛

2. 把奥斯维辛“正常化”的小说

3. 记忆如何可能

4. 在孩子的眼中

二十九、政治化的代沟

1. 女儿质疑：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

2. 母亲无悔：我还是原来的我

3. 父亲理智：你应当走出去

三十、新生三部曲

1. 40年代：孤独的自我反省

2. 50年代：同时代人的馈赠

3. 60年代：告别纳粹和后纳粹文化

三十一、“奥斯维辛之后”的诗

1. 阿多诺的判断

2. 策兰的探索

3. 策兰、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及政治

三十二、“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化理论

1. 启蒙倒退为野蛮

2. 文明与暴政共生

3. 意义的文化建构

推荐书目

后记：从五十周年到七十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单世联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7-218-10298-6

Ⅰ．①黑…　Ⅱ．①单…　Ⅲ．①希特勒，A.（1889~1945）－人物研究②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Ⅳ．①K835.167=5②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7949号

Hei'an shike xitele datusha yu nacui wenhua

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　单世联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曾莹

责任编辑：古海阳

装帧设计：后声文化

排　　版：科新电脑技术服务中心

责任技编：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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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72.5　　字数：1112千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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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本书是对希特勒与大屠杀的一种文化阅读。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希特勒其人，二是大屠杀其事。在过去了七十周年之后，纳粹德国依然有无数问题吸引着学者和读者，但我相信，这一人事肯定是中国读者最想了解的。

希特勒是谁？

二战后的德国人在提到希特勒的时候，有时会说：他不是德国人，他是奥地利人。希特勒确实是奥地利生人。1923年发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判5年监禁；1924年12月2日提前出狱；1925年4月因为违反禁止公开演讲的禁令，希特勒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他立即赶到出生地林茨，要求废除其公民权。考虑他已经是德国居民，也在德军服役过，政府予以同意。1932年初，希特勒想竞选德国总统，这才又想起自己还不是德国公民。党的二号人物戈林（Hermann Göring）替他出了一个主意：借着不伦瑞克政府里两个纳粹党人（总理和内政部部长）的帮忙，希特勒被任命为不伦瑞克驻柏林公使的政府顾问，这就自然获得了德国国籍。2月24日，希特勒拿到任命书，2月26日宣誓就任；3月4日，他提出辞职。通过这不到10天的转换，希特勒成为了德国公民。而在此之前，希特勒有7年时间是无国籍之人。

公民身份之外，希特勒的文化身份似乎也与德意志的骨干普鲁士无关。一位重要人物说过：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对普鲁士王国的报复。古老的普鲁士恰恰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反命题。在他的最初的10个同伙中没有一个普鲁士人，但是1944年7月20日刺杀失败后被处决的反叛者当中有75%是普鲁士人。[1]纳粹德国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埃里希·曼施泰因（Fritz Erich von Manstein）元帅也认为：“希特勒虽然经常强调他的军人观，喜欢谈论他在前线时所获得的军事经验；但事实上，他在本质上与军人思想和军人的情感相差太遥远了。同样，他的纳粹党的所作所为与普鲁士作风毫不相干——而他常常乐于自诩普鲁士的风范。”[2]类似的观点，在有关希特勒与德国历史的研究中几成主流。

当然，奥地利也是德意志的一部分。希特勒不是普鲁士人，却是德意志人。而且早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前，若干德意志人似乎就在呼唤希特勒式的人物出现了。下面是几个著例。

1921年春，还是慕尼黑大学学生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听了希特勒一次讲演，当时即对同去的女友说：“你必须与我一起参加民族社会工人党的集会。我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的元首，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元首……但是他是能让我们从《凡尔赛和约》中解放出来的惟一的人，他将为我们夺回我们失去的祖国的荣耀。”[3]也就在这个时期，赫斯写了一篇后来获奖的论文《怎样才能使德国重振雄威？》。按照赫斯对希特勒的认识，这篇文章对这个将要使德国重振雄威的“元首”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元首应该是一位无情的、粗暴的、残忍的独裁者。“独裁者原来在广大群众中扎根愈深，他就愈了解掌握群众的心理，反过来，工人对他也愈少误解，他也能从人民群众中最有创造力的阶级那里获得更多的拥护者。然而他本人同群众毫无共同点，而是具有伟大人物的气度……在困难面前，他决不会退却，不怕流血牺牲。重大问题经常需要用铁和血来决定……为达目的，他不惜踏着他最亲近的朋友的躯体前进……一位以令人敬畏的不屈不挠精神挺进的立法者决不会在死刑面前退却，他对一切事情的处理能够刚柔并济，能屈能伸。”[4]当赫斯将此文送给希特勒并说明文章所描绘的形象就是他时，希特勒受宠若惊，不但反复阅读，而且在此后的演说中多次使用“令人敬畏的不屈不挠精神”这类词。赫斯后来成为纳粹党的副元首。

1922年，德国一位军事史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我们大家期待的人……就是时刻想着德国所遭受的苦难的人，他的形象浮现在千万人的心里，千百万人欢呼他，德意志的国魂需要他。”[5]

1929年，一个无名作家梅瑟（Max Rene Messe）出版了一本“帝国国防军小说”《帕尔特瑙》（Partenau），其中的人物们谈论各种政治、国家问题，都感到德国唯一缺少的是一个卓越的领袖。“只需要一个人物，一个不仅仅会打仗和善营建的人物，就能够激活他们隐秘的昏睡的力量，使之变成一个巨大的灵活的工具。”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领袖，德国就会把3500万捷克人和非日耳曼民族移到西伯利亚去，重建大德意志。[6]

也就在同一时期，著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预言“诞生那个惟一的拯救者的时代”——“他砸毁锁链，把秩序扫进垃圾堆，/把迷路的赶回永久的法规，/伟大的再次成为伟大，/主人再次成为主人，/规矩又是规矩，/他把真正的象征别在民族的旗帜上，/他领导其忠诚的群众/顶着风暴与晨曦可怕的信号/从事白天的劳作，建立崭新的帝国。”[7]

在德国人的千呼万唤、引颈期盼中，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独裁者。他用了六年时间恢复了德国的欧洲强国地位，又用了六年时间蹂躏了欧洲并差不多摧毁了德国。希特勒拯救了德国也摧毁了德国。

这不能全然归于希特勒个人。希特勒青年团前领导人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在1967年说过：“德国的灾难并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造就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造就了希特勒。希特勒不是像今天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来自外面的世界，他不是一个凭着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的魔鬼野兽。他是德国人翘首以待的那个人，是那个让我们自己无节制地吹捧美化推到台前来主宰我们命运的人，因为希特勒式的人物只能在一个渴望并欢迎希特勒式人物的群体中产生。让有‘特殊才能’的人享此殊荣，让这类人觉得他们自己就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超人，这就是我们德国人集体犯下的一个错误。”[8]这种说法有点让德国人民为希特勒背黑锅的意思，但确实表明是20世纪初德国的特殊情势，选择并造就了希特勒。不必否定，在此过程中，希特勒的能力、抱负、野心等反过来也改造、重塑了纳粹德国。

希特勒取得了惊人成功又迅速丧失了拥有的一切，包括他自己。他的警卫后来告诉世人：“从1942年起，元首每年至少衰老五年，到最后，在元首过自己最后一个生日那天（1945年4月20日），他显得像70岁的老人，而不是55岁的人。”[9]1945年战争末期，希特勒躲进柏林总理府地堡。在那里见过希特勒的人，几乎一致把他描述成一个老朽，面如死灰，步履蹒跚，手脚颤抖的人。“从他的卧室到地下避弹室里会议室的路上，他步履沉重，行动迟缓，上身往前倾，吃呼地朝前拖动着双腿。他缺少平衡感，走上短短的一段路（20至30米）就要停下来，就得在摆在墙两边的某张长凳上坐一会，或者是拉住正和他说话的人。他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尽管所有呈送给他的文件都用特别的‘元首专用打字机’打印，字体是通常的三倍大，他也要用高倍度的眼镜才能看清楚。他的嘴角还常常有口水流出来……”[10]大概没有人会把此时的希特勒与著名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中那个神一样的元首联系起来。战争后期，新闻纪录片在拍摄希特勒时只允许从一定的角度进行。希特勒与戈培尔都意识到，一个迟钝颤抖、流着口水的衰老形象，会破坏关于希特勒的神话。

201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德国史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的《希特勒传》中译本。到此，三种最重要的希特勒传记都已与中国读者见面。另外两种是：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的《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和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希特勒》。

牛津大学校长布洛克是英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其著的希特勒传记于1952年出版后，立刻使战后十多年来大量有关希特勒的著述黯然失色，成为第一本关于希特勒的名著。以“暴政”为名，已经表达了布洛克对希特勒的否定性评价。在他的眼中，希特勒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支配希特勒思想的感情是卑鄙无耻的：憎恨、不满、统治欲，而且他控制不了哪里，他就要把哪里毁灭掉。他的经历没有提高而是贬低了人的地位，经过十二年的独裁统治，他把所有的观念都集中为一个——进一步扩大他自己的权力以及与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权力……过去的伟大革命，不论其最后结局如何，总是与某些有影响的思想——有关个人良心、自由、平等、民族自由、社会正义等等——的萌芽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希特勒经常把武力抬高到超过思想力量的地步，并且喜欢证明人们是受贪婪、恐惧以及他们的卑鄙感情支配的。纳粹革命的唯一宗旨，就是实行披着种族论外衣的统治，如果不能达到这种统治，便进行惩罚性的破坏，此乃……虚无主义的革命。”[11]不用说，希特勒在德国历史、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反面的、破坏性的。《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之外，布洛克还有一本名著《希特勒与斯大林》。

费斯特是当代德国研究纳粹与希特勒的重要学者，其《希特勒传》甫一问世，即被视为较布洛克的传记更为优秀的著作。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它不把希特勒仅仅看成一个必须否定的独裁者，而是一个具有20世纪西方社会，特别是德国社会各种矛盾的人物：“希特勒不仅将这个时代的诸多趋势凝聚在一起，他还对局势的发展起到了‘引导、扩展和激烈推进’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还有他在思考上爱走极端的习惯以及让原则、对手、盟友、国家和思想等所有一切都服务于他自己的庞大计划的习惯。……他并不知道传统的意义和存在理由。他是一个‘新人’。他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改变了欧洲的版图，摧毁了帝国，促进了新势力的崛起，激发了革命，终结了殖民时代。最后，他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经验。套用一句叔本华的话，他教给了世界一些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费斯特认为，作为德国社会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希特勒代表了一种矛盾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矛盾：他是民主时代的人物，但代表的却是反自由主义，这种反自由主义又与左派无关，他的立场是左右的融合。他的政治抱负是以德国为中心统一欧洲大陆，但他无视德国缺乏实现这个目的的实力和资源，因此忽略了国家利益，置德国于灾难之中。他是20世纪人，但视野却局限于19世纪。虽然他借用了许多现代元素如科技、集体主义、群众运动、明星光环等，但他理解的世界只是他成长时期呈现给他的世界，他对为生存、种族、空间而战的热衷，他对年轻时代的偶像和伟人的崇拜，他的主要动力是他希望阻止摩登时代降临，希望利用强力的纠正手段让世界返回到一切错误的起点。“如他自己所说，他以革命者的姿态反对革命。他痛恨革命，但他实际上带来了德国的革命。”[12]

英国学者伊恩·克肖认为，希特勒现象是诸多社会力量和进程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须用一种新的观点解释希特勒：“这种观点试图将这个独裁者的行为与为他获取和行使权力提供条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种观点认为在解释这个独裁者所具有的巨大影响方面，德国社会的期待和推动比希特勒个人的作用更为重要，从而可以弄清楚他的权力得以无限扩张的原因。”“一个高度现代化、复杂和多元社会的民族，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他们都在经历着根深蒂固的民族羞辱。经济崩溃，剧烈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其政权和广大民众都普遍认为的一个丢脸的政治体系彻底失败了，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一直准备将他们的信任寄托在一个政治救星自我标榜的千禧年主义上。”[13]克肖后来居上，在史料运用上更为精到，这一传记将会在一个长时间内保持权威地位。

三种传记均体系严整，篇幅浩大，一般读者大多会望而生畏，尤其是克肖那本超过一百万字巨著。相比之下，德国学者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的《解读希特勒》，短小精致之外，还以见解独特见长，且对传主颇具“同情之了解”。在他看来，希特勒一生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单调性。政治是他的生命而不是他的职业，他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四年才第一次从事一个定时的工作，即当最高军事统帅。他的一生经历了七个阶段：1. 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2. 第一个（还是私人的）政治行动：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3. 决定当政治家。4. 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5. 决定当领袖。6. 决定在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时间计划（这也是发动战争的决定）。7. 决定自杀。希特勒掌权之前，他只享有煽动者的名声，但掌权之后的希特勒，却取得了一系列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的成就。一是经济成就，二是再武装和扩军，三是推动了社会变革，四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拥护。希特勒的致命弱点是：为了个人的极权和不可取代性有意识地摧毁了国家的功能，而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但至迟从1934年秋开始就没有一部书面的或非书面的宪法，而且希特勒还有一种“对确定的恐惧”，他不仅害怕他的权力受到国家秩序的限制，也害怕一个固定的目标会限制他的意志。“在这方面，没有比希特勒与俾斯麦之间所存在的更大的对立，俾斯麦在获得了可获得的成就以后便变成了一位和平的政治家。但是，在这里，与拿破仑的比较也有借鉴意义。与希特勒一样，拿破仑作为征服者失败了，但他作为法国国家巨匠的许多成就却遗留下来了：他的伟大立法，他的教育制度；甚至他所建立的集权式的带有大区与省的国家体制今天还存在……希特勒没有建立一个国家体制，他那让德国人十年倾倒、让全世界震撼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已经无影无踪了，不仅因为它们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灾难，而且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终结性。仅作为成就健将，希特勒或许甚至比拿破仑还强大。但有一个境界他从来没有达到：国家巨匠。”[14]

希特勒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最令研究者感兴趣的政治人物之一。但即使读遍现有的汗牛充栋的著述，也不能说已经穷尽了有关希特勒的一切。一个原因是，人物与事件总是生动的、复杂的，总是与特定时空中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的，而无论是当时的档案还是后来的记述，都是把活的人事凝固化、简单化。所以，“言不尽意”永远是我们走进历史、回到现场所无法绕开的障碍。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之所以无法真确把握希特勒其人其事，固然是因为在若干环节上材料不足、证据缺乏，也是因为这涉及对其人其事的不同解释和评价。这些不同的解释和评价，不但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关，也与时代环境有关。比如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不但困扰着欧洲千年的“德国问题”已不存在，对德意志历史的解释也出现了新的可能。站在1945年，特别是从希特勒发动战争与组织大屠杀的角度来看，此前的德国史是走向纳粹深渊的过程；但站在1990年来看，此前的德国史是一个艰难缓慢地融入“西方”的过程，德国仍然是一个“西方”国家，希特勒只是德国历史中短暂的一瞬。历史还在继续，所以有关希特勒的认知，也还会出现差异甚至对立。

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特殊的原因是，希特勒的行为中有不可理解的一面。比如希特勒所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就可能超出我们的理智和语言之外而显得难以解释。1960年7月，纳粹大屠杀刽子手、党卫军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Karl Adolph Eichmann）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在法庭上，他为自己所做的辩解是：他是“大型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命令就是命令”，“如果他们告诉我，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叛徒，我必须杀了他，我会这样去做。那只是我不假思索地执行命令，我只是按照吩咐的去做”。[15]1961年7月，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主持了一项“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以期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此即“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参加测试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他们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他们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考察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连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一次电击，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特，最高达到450伏特。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10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但在第一次实验中，约67%（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停止。这一实验的结果表明：普通人会无视其他人的痛苦而选择简单地服从来自权威的命令。

这一实验有许多可议之处，后来的几次实验结果也并不相同。但米尔格拉姆因此提出的“服从的危险”却是理解大屠杀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此之前100多年的1831年，德国文化批评家路德维希·伯尔纳（Ludwig Börne）说过：“德意志人始终都是奴役的教师，凡是需要有人用鞭子把盲目服从注入身体或者灌入头脑的地方，人家就会雇用一名德意志训练教师。”[16]在此之后，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umnt Bauman）在引用这个实验之后，就指出“服从的伦理”对解释集体屠杀的刽子手行为的重要性：“米尔格拉姆的‘发现’与执行者的个性相关，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与服从的结构相关。”[17]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到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它并不是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穿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所以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鲍曼认为，非人性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事实，残酷与一定的社会互动模式的关联比它与执行者的个性特征的关联要紧密得多。

服从心理—伦理与大屠杀肯定有关联，但也只是关联。纳粹暴政和大屠杀有着远比服从权威复杂的因素。纳粹大屠杀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不可解释性”。德国作家格拉斯（Günter Grass）指出：“……尽管一些历史学家热衷于引用可比的事例，正如人们所说，试图给德国历史上一个不幸的阶段赋予历史地位，但是，因为根本没有可比性，因为历史上没有东西可以参照，因为任何人都接受不了对这种罪行的承认，所以，无论是供认的，还是控诉的，或者出于负疚意识以某种方式——例如这次演讲——说出的东西，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全都挂在奥斯威辛的名下，它们至今仍然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成为了转折点，以至于很容易用奥斯威辛前后发生的事件给人类历史及我们对人类存在的理解确定年代。”[18]

当代人无法理解，后来人也不一定理解。以其《托洛茨基传》而闻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多伊彻（Isaac Deutscher），也曾研究过纳粹大屠杀，他1968年在《犹太悲剧与历史学家》中认为：“我怀疑即使一千年后人们也不一定能比我们现在更理解希特勒、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他们难道能具有一种更好的历史视野吗？相反，后世可能甚至比我们能够理解的还要少。谁能分析出奥斯威辛的暴行背后的动机和利益……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巨大而凶险的人性之谜，这个谜将永远给人类带来困惑和恐惧。”[19]

因为不可解，所以我们才更想去理解，这是读者的心理和权利。在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出版物中，与大屠杀相关的学术著作、幸存者回忆录和文艺小说等，在数量上是比较多的。仅我个人每年就可以看到二十来种翻译著作。2011年，英国学者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出版《第三帝国》出版后，广受好评，作者因此被人称为“天才史家”。在引言中，伯利批评了当代对大规模屠杀的过度关注：“对此事的过度关注本身就表现出颓废的感官嗜血欲望，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正是当代探究这一主题的部分兴趣所在。”[20]伯利所批评的现象可能存在，但对大屠杀的兴趣却绝不能仅仅归结为“颓废的感官嗜血”，因为大屠杀不是纳粹事业的一部分或是战争的副产品，而是希特勒与纳粹党意识形态与政治行动的核心。伯利此书也引用了戈林的一段话明白地交代：“这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种族大战。最终它事关究竟德意志雅利安人能够胜出，还是犹太人统治世界，这就是我们在外作战的目的。”[21]

中国作者和读者也不可能完全解释希特勒和大屠杀。但通过一些论著和史料，初步展示其基本过程和若干问题，却是可行的。这就是本书的目的。我不想夸大这一行为以及作为这一行为成果的本书的意义，但至少在主观上，我确实赞同一位德国学者的话：

惟有当人们去研究这部黑暗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才能阻止类似的、更黑暗的一幕在未来重演。谁不去努力地反思纳粹主义和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能够发生，谁就会轻而易举地将这些不同寻常的重大事件作为无法解释的事故抛在一边。然而，谁轻而易举地忘记这一切，谁就会对未来政治上的诱骗者以及他的思想缺乏抵抗力。难道我们今天能够肯定，到那时我们就不会属于作案者之一吗？[22]

这黑暗的历史发生在德国、发生在西方，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属于全体文明人类。在全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首并反省这一黑暗历史，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让我们严肃地面对它。

* 本书所引文献仅在首次出现时列出完整版本信息，重复引用时只标注页码。

[1] 参见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老弗里茨和新时代》（1991），载《资本主义文明化？》（1997），赵强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2]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1955），戴耀先译，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3] 马丁·A.艾伦：《希特勒与赫斯遭遇的惊天大骗局——英国情报机构在二战中最隐蔽的秘密》，郝文杰等译，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4] 武尔夫·施瓦茨韦勒：《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1987），李世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3页。

[5] 海因茨·赫内：《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1979），时波节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6]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1946），印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20页。

[7]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1978），景德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8页。

[8] 乔治·福尔蒂：《纳粹德国的兴亡》，徐丽娜等译，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

[9] 斯·尼·斯拉温：《第三帝国的秘密武器》（1999），崔寿智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0页。

[10]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2002），陈晓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页。

[11]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1952），朱立人等译，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844页。

[12] 乔西姆·费斯特：《希特勒传》（1973），黄婷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347页。

[13] 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1998），廖丽玲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希特勒》（下卷）（2000），赖兴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页。

[14]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第81—82页。

[15] 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1998），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页。

[16] 转引自海涅：《路德维希·伯尔纳：一份备忘录》（1840年），胡其鼎译，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海涅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17]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18] 君特·格拉斯：《奥斯威辛后的写作——法兰克福诗学演讲》（1990年2月），《与乌托邦赛跑》，林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9]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2003），周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9页。

[20] 迈克尔·伯利：《第三帝国》（2000），李广才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引言第2页。

[21] 迈克尔·伯利：《第三帝国》，第286页。

[22] 托尔斯腾·克尔讷：《纳粹德国的兴亡》，李工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第一篇　希特勒其人

一、希特勒五章

如果希特勒死了，那么德国也将覆灭。我们不会投降，永远也不会。我们可以没落，但是世界将同我们一起毁灭。

——希特勒（1945年1月）[1]

希特勒是德国纳粹运动的创始人和纳粹德国的核心，没有希特勒，就没有德国的纳粹运动和纳粹国家。所以纳粹党领导人的口号并不全是夸张：“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希特勒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独特的。权威传记《希特勒传》的作者费斯特认为：“属于德意志特色的最为重要的、无论作何种评价都不会过高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所有惊人的、从历史和社会那儿学来的超凡总揽能力和分辨能力，最终归属于他这个人，也不能不考虑他个人的一生，是他的一生给了众多的事件以决定性的推动。在战争间隙的这段时间内，在同样遭受类似喧嚣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在演说才能方面能与希特勒一比高下的领袖人物，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具有相似组织能力和战术天赋的这样一个男人，也没有谁像他那样的极端和激进。”[2]因为希特勒的种种独特性，史家们也喜欢说：“希特勒这个现象使一切理性分析无能为力。这个人物使德国历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使理性分析无能为力，并不是阿道夫·希特勒具有复杂的性格和深刻的思想——这两样，他都不具备——，而是由于一个更难理解的、更重大的问题：这么一个既平庸又邪恶残暴的人物，怎么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足以使自己成为德国的偶像化的领袖，然后又几乎成为整个欧洲的主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3]希特勒之后，后人一直在艰苦地描绘他的形象，许多重要环节仍不清楚，这里只提示几个重要方面。

1. 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早期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一生，取决于个体的性格。绝大多数人都在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与时俱进，与世沉浮，也有人能够坚守自己的禀赋，特立独行，较少妥协。对于像希特勒这样的人间异数来说，了解其早期生活和性格当是走近他的第一步。以理想和主义为标榜，动员人民为集团利益和领袖私欲而奋斗、牺牲，是20世纪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希特勒之所以成为这种潮流的代表和推动者，在于他利用了、强化了、改造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文化，给纳粹德国赋予了鲜明的个人意志。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有一句坦白的交代：“我敬畏父亲，但爱母亲。”母亲克拉拉死后，希特勒终生带着她的照片。每年8月12日是他母亲的生日，希特勒将之定为“德国母亲荣誉日”，其理由是“她为德意志民族生了一个伟大的儿子”。[4]

希特勒有理由不爱父亲。阿罗伊斯·希特勒（Alois Schicklgruber）是一个私生子，性格生硬严酷，一生以服从为美德。在海关职员的岗位上干了40多年，最后成为林茨的海关税务员，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发迹后的阿罗伊斯剪一个短短的士兵式板寸头，眉毛浓密，还精心蓄起和奥地利皇帝一个式样的胡须。他身着笔挺的制服，显得威风凛凛。”[5]严整其外，放荡其内。阿罗伊斯婚前就有私生女，36岁时与一位上司50岁的女儿结婚。随着妻子健康状况的下降，他又与一个小他24岁的名叫弗朗西斯卡·马策伯格（昵称“芬妮”）的姑娘来往，并又生有一个私生子。1880年与妻子离婚，三年后与芬妮结婚。当芬妮次年因结核病去世时，小农之家出身的女佣克拉拉·波尔兹尔（Klara Poelzr）已经怀上阿罗伊斯的孩子，芬妮一死两人就迫不及待地结婚。1889年出生的希特勒是阿罗伊斯与克拉拉的第四个孩子，此时父亲51岁，母亲28岁。

阿罗伊斯对上司绝对服从，他也要求全家对他绝对服从。克拉拉自幼就认识阿罗伊斯，对之抱有敬畏之情，因此逆来顺受，安于自己的命运，具有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希特勒后来说：“假如父母之间几乎每天都爆发战争，其形式除了野蛮粗暴，实在没有别的可言，那么孩子们耳濡目染父母的不合，天长日久，终会留下烙印。假如父母之间冲突的形式往往就是父亲在醉酒之后对着母亲大吼大叫，谩骂和虐待，那么这样的家庭还能对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些不了解这种家庭关系的人是很难想像的。”“冲突以令人不快的方式结束。假如男人一开始就为所欲为，而女人由于深爱着她的孩子，终于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她的男人，那么接下来就将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女人眼中的男人会变得越来越陌生。而男人呢，就更变本加厉地酗酒。”希特勒十一二岁的时候，经常在深更半夜到烟雾缭绕的小酒馆接他的父亲：“通常我得花上一刻钟或者半小时来求他、骂他，直到他终于肯跟我走了，然后我搀扶着他回家。当时我的心里只感到无比的羞耻。”[6]希特勒终生滴酒不沾，显然是鉴于父亲的教训。

在当地国民小学的几年中，希特勒成绩不错，是班上的孩子王，他后来认为那是一段“快乐时光”。1900年，进入旨在培养技术或商业人才的林茨公立实科中学后，成绩下降，父子之间的冲突就此开始。“我第一次感到被逼到了他的对立面。那时候我还不到11岁。一旦他脑子里替儿子的前途作出安排，就显得强硬而决断。而我拒绝这个从未同意过或者只是勉强同意的想法时，也和父亲显得同样的固执。”这个家庭经常出现的场景是：父亲暴跳如雷，母亲战战兢兢，儿子桀骜不驯。希特勒的妹妹后来回忆：“我的哥哥阿道夫总是触怒父亲，他几乎每天都要挨一顿好打。而我的母亲总是抚慰哥哥，试图通过母爱来达到父亲的严厉举措所无法达到的效果。”[7]因为此前的三个孩子都夭折了，阿道夫就成了克拉拉亲生孩子中的长子，她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唯恐病魔再次夺走他。父亲除了工作就是喝酒，几乎从不关心他。如果说父亲在希特勒面前显示了倔强的性情和可怕的脾气，那么母亲则培养了他自我欣赏、对非同寻常之事的需求。

阿罗伊斯于1903年去世。希特勒因无人管教而日益自由散漫，学业基本荒芜。1905年秋，16岁的希特勒因成绩太差而离校，但他拒绝安下心来谋生糊口，而是陶醉在艺术家的梦想之中，头脑中充满瓦格纳式的浪漫主义，过着一种寄生的懒散生活。1907年9月，克拉拉病情严重，希特勒异常难过，却并未使他偏离对成为艺术家的全力追求，到维也纳报考艺术学院。10月底，克拉拉病情恶化，希特勒赶回家中尽了一个儿子的孝道。12月21日，克拉拉去世，希特勒买了最贵的棺材埋葬了母亲。他后来说：“从我站在母亲墓地前的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哭过。”12月24日，希特勒向医生付清了医疗费。医生记得：“我在近40年的行医生涯中从未见过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痛苦和悲伤的年轻人。他来到我面前，感谢我为他母亲治病，他的声音一直哽咽着。”[8]18岁的孤儿希特勒此后回到维也纳，后来又到慕尼黑，在大都市中过了五年落魄的流浪生活。1938年，希特勒统率大军进驻奥地利后，曾到父母墓前拜谒。

希特勒的早期生活环境，对其性格和思想有极强的塑造作用，但这又是他基于自己的经验与个性所做的选择和调整的结果。权威人格、斗争哲学是希特勒一生的两大特点。

希特勒中学时即已表现出对绘画的兴趣和天分，但他父亲对此却十分轻蔑。阿罗伊斯一生的经验表明，服从与负责，而不是艺术和趣味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他想把儿子培养成像自己一样的国家公务员，有时还强迫他到林茨海关局玩耍，以使他对公务员工作产生兴趣。但希特勒志不在此：一想到坐在办公室，被剥夺了自由，我就心痛欲裂、心中作呕。“我不想当公务员，不，决不。我父亲为了激励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活着，我决不答应！……’我的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9]家庭的逻辑通常是，父亲越是坚持，儿子就越是拒绝；儿子越是反感，父亲就越固执。因此争吵和殴打就时有发生。若干年后，希特勒对秘书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说：

我从没有爱过我的父亲，我更怕他。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我。每当他惩罚我的时候，我母亲就为我担心。有一天，我在一本冒险小说里读到：想隐藏痛苦就得拿出勇气。因此我决定，我父亲再打我的时候不再哭喊。几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考验我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受到惊吓，从门口离开了。而我呢，我静静地数着一下一下打在我屁股上的棍子。当我胜利地告诉母亲我挨了32下时，她以为我疯了。奇怪的是，从那天开始，我没再重复过我的试验，我父亲不再打我了。[10]

童年的快乐逐渐转变为懒散、易怒、好顶撞、阴沉、倔强而漫无目的的少年生活。1905—1907年间，希特勒不但厌恶系统化的工作和规范性的生活，也在与父亲、学校和社会的对抗中形成了斩钉截铁、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也在艰难的生活中锻炼出一种权威人格。他从丰富的生活世界和人类感情中退却出来，进入抽象的、观念的世界，意志坚定，任性好斗，绝不服输，固执己见，唯我独尊，等等。希特勒语言的特点是他喜欢用“不是……就是……”的句式，在他的眼中，任何事情、任何行为都只有两种选择——正确或错误、成功或失败、有力或软弱。希特勒有大量这样非此即彼的论断：

1923年11月8日：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要么德国革命于今晚爆发，要么我们到清晨都将死去！[11]

1939年11月23日：我将耸立于这场奋斗之中，或者为它倒下。如果我的人民遭受失败，我也不愿独活。[12]

1942年1月30日：这场战争可以以两种方式结束，要么灭绝雅利安人民，要么让犹太人从欧洲消失。[13]

1942年11月3日：你只能领导你的部队取得胜利或走向死亡，别无它路。[14]

1943年7月：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15]

1944年12月28日：问题在于……德国是否有意志继续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毁……这场战争失败，德国人民就毁灭了。[16]

权威人格成就了希特勒。靠着它，希特勒战胜了虚弱的、分裂的和举棋不定的政治对手，无论是党内的对手、国内的对手还是国际上的对手。但就策略而言，这种“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观念也导致了希特勒的失败。“它胆大妄为、残酷无情，只要占优势就不做让步，由此而取得胜利并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它是一个建立在‘孤注一掷’斗争原则基础之上的领导集团，因此，一旦处于绝境，它不会寻求或者考虑通过外交途径来摆脱困境。”“然而，当敌手阵营强大而团结一致的时候，当主动权一去不返的时候，当讨价还价的实力日益削弱、迫切需要更为灵活的军事战术和更为巧妙的政治手段的时候，希特勒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做法却成了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17]

权威人格蕴含着斗争哲学。希特勒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生活。“我从小生长在贫困的环境中，家里原有的薄产，被我母亲的一场大病耗到殆尽，因此无法维持生活。我决心从那起自食其力，便携了一个简便的衣箱奔向维也纳。我希望坚苦与自己的命运搏斗一场，战胜之后，就能成为一个世界杰出人物；但我不将当官看做一生中最高的目标。”[18]从后来发现的材料来看，希特勒的家庭不但不是如此贫困，甚至还比较富有。但成功者总喜欢夸大自幼的艰苦，希特勒后来一直这么说自己的童年。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希特勒没有一个顺利的青年岁月。对于1908年2月至1913年5月的维也纳生涯，希特勒是感激的：“它使我坚强起来。”德国学者费舍尔（Klaus Fischer）概括指出：“他悲惨的生活告诉他，生活是生存永恒的斗争，只有最强壮的人——最凶暴、最冷漠的——才有机会获取胜利。因此，对爱、感情、和平、合作的浪漫主义观点是感伤的美妙之言，是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假如世界已冷漠和残酷地对待他，为什么他要以爱和友好的态度对待它呢？对于希特勒来说，‘他要生存应该战斗，如果在这个充满永恒战斗的世界放弃战斗，他就不应该生存。’他坚信，每个天生温柔或渴望爱的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散发出软弱和堕落气息，而强壮的人将凌驾于其上。”[19]1922年10月，希特勒对他的听众说：“马克思主义者教导说——如果你不是我的兄弟，我就要打破你的脑壳。我们的格言将是——如果你不是德国人，我就要打破你的脑壳。因为我们深信不斗争我们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必须用思想进行战斗，然而如有必要，也要用我们的拳头进行战斗。”[20]如果说这还是志在夺权的狂嚣的话，那么，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以实现纳粹运动的复兴的过程中，希特勒就已经把“斗争”提炼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视之为政治生涯的最高原则。1928年2月5日，希特勒在讲演中大力宣传斗争哲学：“斗争这个观念的存在同生命本身一样长久，因为生命之所以能够保存，仅仅是由于其他生物通过斗争而灭亡了……在这个斗争中，强者，能者，胜利了；而无能者，弱者，失败了。斗争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人能够生存或者能够保存自己而战胜动物界，不是靠人道主义，而只是靠最残酷的斗争手段……如果你不为生存而斗争，那么就决不能赢得生存。”[21]这是一种肤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希特勒又赋予它更残酷、更紧张的内容：人类在斗争中变得强大，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于流血之中，力量与权力始终是决定因素，大自然与国家都遵循强者统治弱者的规律，如此等等。希特勒的世界图景由统治/被统治而主宰，统治的基础在于力量，而力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暴力、就是战争。“战争是最自然的状态，是最正常的东西。战争无时不在，无处没有；战争没有开端，没有结束。战争就是生活，所有的斗争都是战争。战争是原始的状况。”[22]

这种斗争哲学是一种反智主义的意志论。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带了四个大箱子，其中大多是书。在他的住处，总有许多书堆在那里，其中包括古典文学和哲学作品。他的妹妹记得，1908年刚去维也纳的前几个月中，他还给妹妹推荐几本书并给她寄过《堂·吉诃德》。当然，希特勒的读书习惯持续不很久，但至少有一度，书就是他的世界。有些好读书的人并不尊重知识，而是把知识当作政治斗争工具并且不允许其他人的自由阅读。在成绩很不理想的中学阶段，希特勒不但完全否定他的学校和老师，对旧的教育体制也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在其秘书鲍曼（Martin Bormann）主持记录的“席间谈话”中，充满了这种思想。1942年3月3日：“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有点疯癫。称得上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力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4月12日：“我回想起教过我书的老师来就很不愉快。他们的外表极其不洁，衣领不整……他们没有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合适充当一种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这种制度，谢谢上帝，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8月29日：“我一想到我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们旧奥地利的学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妇女的教育。但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都有点神经错乱，不少后来真的发了疯……我同老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对外语一点天赋也没有——也许可能有，要不是那个教员是个天生的白痴的话。我看到他就感到憎恶。”9月6日：“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的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都失败了。”[23]希特勒认为，自己的成功应归功于读书而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对我的意义也许同对所谓‘知识界’的一般人有所不同。我认识读破万卷书的人……不错，他们有大量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才能区别书籍中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益的，以便记住有用的东西，在可能时跳过无益的东西……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已经养成读书艺术的人将立刻能辨别，在一本书、杂志或者小册子中，什么东西是应该记住的，或者因为这些东西符合他个人的需要，或者因为一般值得知道。”[24]

希特勒在演讲

从政治家的实践到理论家的阐释为，斗争哲学是20世纪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之一。不同于阶级、利益、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希特勒的斗争集中在种族之间展开。1922年7月28日他在慕尼黑演讲中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文明，尽管他们破坏过千百种文明。他们说不出自己有任何创造。他们具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是外国人、外国工人为他们建立庙宇；是外国人为他们创造，为他们工作；是外国人为他们流血。他们没有自己的艺术，他们的艺术是一点一点地从其他民族那儿偷来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保存别人创造的有价值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有雅利安人能建立国家，并使国家走向伟大的发展道路。这一切，犹太人是做不到的。正因为他们做不到，他们的种种革命就必须是国际性的。这些革命肯定会像瘟疫般地到处蔓延。犹太人已经毁了俄国；现在轮到德国了。犹太人由于嫉妒的破坏本能而想方设法瓦解日耳曼人的民族精神，并且想玷污他们的血统。”[25]青年希特勒参加过奥匈帝国的代表大会，但其所得却是对民主制的藐视。他认为民主政制下的政府营私舞弊，代表无知平庸，多数人不负责任，党派之间因为妥协而放弃决断。这当然是20世纪反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表达。希特勒进而又把民主政治视为犹太人的秘密统治。在他看来，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新闻自由，以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基督教、现代主义、卖淫嫖娼和人种混杂等等，都是犹太人发明出来用以征服雅利安人的工具，都是他将来要扫除的垃圾。反对资本主义形式的民主，是青年希特勒的基本理念。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民主，希特勒认为反资本主义只有加上德意志民族的理想主义才能有效。1930年，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希特勒与北方纳粹党领导人奥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发生争论。后者对他说：“你想扼杀社会革命，是为了用合法手段执政以及同右派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新的合作。”他的回答是：“我是个社会主义者……过去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不会让我的司机吃得比我坏。你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那么你瞧：大批工人需要的不过是面包和马戏。他们根本不懂得任何理想，我们从不希望在很大程度上靠诉诸理想来争取工人。我们想为新的统治阶级干革命，正如你一样，这个阶级没有被怜悯的伦理所感动，而是从思想上非常明白，它有权统治别人，因为它代表优良的种族。这个阶级冷酷无情地维持并确保它对群众的统治。”“除去种族革命，再没有别的什么革命：不可能有政治、经济或社会的革命，这个革命往往不过是劣等种族的下层反对处于统治地位的高等种族的斗争；而如果这个高等种族忘记了它的生存法则，那它就要战败。”[26]这就是说，只有种族主义才能最后取代资本主义。

童年和青年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可塑性很强，但对于像希特勒这样自认为天命所寄的政治家来说，他会确信其早期的一切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此后奋斗所必需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希特勒那样将内心的不安、怨恨和恐惧转变为力量，并将这种力量注入其政治生涯，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和世界的格局。而希特勒之所以能改变历史与世界，又是因为20世纪初的欧洲在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10年初到1913年3月，希特勒在维也纳麦尔德曼街27号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此时的维也纳汇集了一批后来将改变世界的豪杰之士。托洛茨基坐在中央咖啡馆，一边啜饮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边不停地翻读着最新一期的《真理报》。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即后来的斯大林，此时正在维也纳进行为期五周的调查，以便为《民族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准备资料，他很可能与希特勒擦肩而过。约瑟夫·布罗茨，即后来的铁托元帅，当时在维也纳是一名汽车技师。这一年2月，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在准备他的新作《室内交响乐》，他开创的十二音音乐将在音乐会上被困惑的、愤怒的听众所拒绝。而在希特勒住处不远的地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正在撰写他的论文《图腾与禁忌》。1913年3月希特勒来到慕尼黑时，这里也荟萃了一批埋葬19世纪文明的人物。表现主义艺术团体“青骑士”的艺术家、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与斯蒂芬·格奥尔格，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此时都生活在这个城市。希特勒租住的一间小阁楼在施瓦宾区施莱斯海墨尔街34号，在同一条街的106号，住着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后来的列宁。与列宁居住之地只有四条街之隔的地方住着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这位还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正在构思他那惊世骇俗的《西方的没落》。这些人风云际会，带着自己的经验、不满和希望，在不同的领域改变着世界或人们的世界观。希特勒遭遇了一个可能实现其抱负的时代和环境。

2. 崛起：魏玛民主政制及其瘫痪

纳粹党和希特勒是在魏玛民主体制内取得政权的。尽管纳粹党从未赢得单独组阁的选票，但它确实在1932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就此而言，是德国人民把希特勒送进总理府的。对此，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后来有一段严厉的评论：“站在纳粹党的背后的，是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已经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把他的可耻意图说得一清二楚而没有一点可能发生误解之后，他们把他选举出来。德国人是唯一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抵抗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的民族。当他们全面溃败，开始悲叹其命运的时候，我们必须不让自己再受欺骗，而应当牢记住：他们曾经存心利用别人的人性，来为他们最近的并且是最严重的反人性的罪行作准备。”[27]爱因斯坦的观点原则上是对的，但说“他们把他选举出来”，还需要进一步推敲。

真实的情况是，把希特勒送进总理府的主要不是德国人民，而更多是右翼保守势力与短视的政治家；希特勒不是民主政制的产物，而是民主制瘫痪以后的产物。

魏玛民主政府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安抚协约国方面并平息国内的愤怒舆论，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而重建国家、发展民主则是它的自我期待。但是，无论是多数国民还是少数政治家，无论是党派组织还是利益集团，均对民主建国、对民主文化毫无意识，毫无经验。魏玛共和的最终失败，源自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危机以及一种悲剧性巧合：经济衰退演变成一场大灾难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打击共和国的极右势力特别是纳粹的兴起同时发生；各种个人错误和各种社会缺点竞相交织，偶然事件和历史传统的有力互动，在此过程中，凡尔赛、莫斯科、世界经济危机、旧的专制国家、军国主义传统、庸碌的政党、重工业主、将军们、小资产者……还有希特勒等一长串名单都是摆脱不了的责任者。

魏玛民主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凡尔赛和约》的沉重包袱。条约的苛刻条款，足以使德国人感到愤慨，而协约国把早已商定好的和平条件看作是不可更改的而只需交给德国人签字这一行为本身，又被一向自以为是的德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他们只知道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却看不到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举国上下一致向《凡尔赛和约》发泄其全部怨恨，“凡尔赛霸约”、“凡尔赛骗局”、“可耻的条约”的说法不胫而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识条约本身。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当时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他认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是不公正的，其所提出的巨额赔款也是无法实现的，只会增加德国的仇恨。他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中欧贫困，我敢预测，我们肯定会得到报复。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了保守力量和拼命挣扎的革命力量之间的最终战争，在这场战争面前，最近的德国战争的恐怖就显得不值一提了，而且不论最终的胜利者是谁，这场战争都会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28]凯恩斯的评论本身没有错，但他没有估计到他这本书的接受效果。

因此条约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德国人应当如何看待条约？当时99%的国民认为不应签约，他们不愿清醒反省自己的罪责，而且把接受了《凡尔赛和约》的魏玛共和国视为德意志民族的叛徒和法国的代理人。凯恩斯的书在德国受到普遍欢迎，100个人中有99个深信在签订停战协定时受到了欺骗。1919年11月8日，在国会调查战争期间和平的可能性的委员会上，德军统帅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元帅说军队及其领导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尽了最大努力，而德国人民及其政党却背弃军队，从背后对它进行突然袭击。“执政党派动摇了后方反抗的意志……除此之外还密谋计划瓦解舰队和陆军，通过革命消磨掉前线的斗志。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失败，德国由此输掉战争。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对：‘德国军队被自己人捅了一刀。’”[29]兴登堡这是在撒谎，因为正是他在1918年11月9日与军需总监（副总参谋长）格勒纳（Karl Eduard Wilhelm Groner）将军一起，当面告诉皇帝：战争失败了，军队已不再效忠于皇帝。1919年6月，协约国就《凡尔赛和约》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军官们反应激烈，坚决反对政府让步，兴登堡也在一份电报上对军官的行动表示支持。但6月23日艾伯特总统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想知道兴登堡的最后态度，他并没有表示抗议，而是离开房间，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留给格勒纳。后者告诉总统：军事抵抗毫无希望。“总统同格勒纳的通话结束后，兴登堡又回到了房间并对格勒纳说：‘您承担了严重后果并且又一次充当了替罪羊。’”所以，不仅不可战胜的德军是一个神话，兴登堡本人的功绩也是一个神话。尝够了兴登堡忘恩负义的格勒纳将军，在1935年3月22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出于政治原因，我有意识地宣扬了年迈的兴登堡的声望。”实际上，东线战场上的战争创举不过是挂了兴登堡的名字。“我曾两次在东线总司令部里所得到的印象是，兴登堡完全是个‘傀儡’……不过，这位老人尽管冷漠无情，无所作为，但不仅在战争中，而且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在追逐荣誉。”[30]

军队没有承担战败的责任，甚至没有给出失败的理由，而是让新的魏玛共和国来承担战败的罪责。处于激动状态的国民没有去探究事情的真相，却乐意相信兴登堡的神话。他们众口一词地叫喊：我们的军队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在当时的舆论中，“背后一刀”（Dolchstoss）既指在1917年7月的国会上主张和平的政党，也指1918年发动“11月革命”的左派及此后成立的共产党，又指在战败和失控的危急关头充当“官方的债务清理人”的共和国。失败的德国人既用德国军队从未被战胜的神话安慰自己，也用这句话来攻击左派和民主政府。所以，历史学家艾克（Erich Eyck）评论凯恩斯的著作时说：“……愤慨使这位作者比他在冷静时所能辩护的走得更远。当他不仅谈论自己作为专家所精通的那些事情时，这种危险就会更大。……尤其是凯恩斯没有认识到，他的书在德国自然受到热烈关注和赞许，而那儿的读者与他所熟悉的英国公众完全不同。在英国，政治上的自我批评即对本国政策的批评不仅有其传统，而且也无损于批评者作为爱国者的声誉。在德国，这种自我批评则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有失体面的。向凯恩斯欢呼的德国读者不会去问：如果一个德国人即使只是对俾斯麦的法兰克福和约提出尖锐程度只及一半的批评，他的境况会是怎么样。……这样，凯恩斯的宣言书在德国起到了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作用：它有力地支持了那些大喊大叫‘可耻的和约’、‘凡尔赛的苛刻条件’的人，这些人认为德国政治的最高而且唯一的职责就是摆脱这个条约，把‘履行政策’或‘谅解政策’诬称为叛国……”[31]德国人不但要共和国为签约负责，而且认为民主政府使德国战败。他们把战败及后来的经济危机而造成的贫困、匮乏、破产、失业等失望和痛苦，都归结为《凡尔赛和约》和签约的共和国，都利用《凡尔赛和约》来使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分子名誉扫地。他们最好的口号是“11月党人的同谋”，而任何人只要掌握必要数量的“爱国”辞藻，就不会因为干蠢事而使自己丢丑。

这种狭的“爱国主义”造成德国社会严重的政治分裂，也极大地降低了国民对民主制的认同程度。人们用“意外的共和国”、“一项权宜之计”、“一种窘境”来修饰共和国，右翼分子把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毒汁注射到共和国的精神生活中。即使在相对稳定平和、“一天天好起来”20世纪的20年代中期，共和国也未能唤起国民的忠诚和信赖，共和体制、民主原则无法扎根于国民心灵，民主主义不可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者恩斯特·米勒-迈宁根（Ernst Müller Meiningen）这样描述国民和共和国的关系：“如今国家自称是人民的国家，而实际上不是别的，只是各执政党及其领导人而已……一种极端的漠不关心和厌倦情绪，甚至是一种对政治活动的真正憎恶—— 一种对民主共和国的巨大危险，席卷了整个最广泛的阶层，并首先扼杀了战争所曾唤起过的政治意识。”[32]魏玛共和国在其不长的时间中，始终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怨恨和破坏充斥共和国，形成了普遍的愤恨、放毒的气氛。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国会议员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就认为，共和国之所以失败不在其组织程序，而是由于它是在一种毒化的气氛中建立的。主张和平、谅解的政治家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分别在1921、1922年被暗杀，不能肯定是某些自称“具有民族意识的”右派组织所为，但无疑是不断增长的极端情绪鼓励了这种凶杀。如此恶毒的政治气氛，致使国民不再企望在法律的框架内思考问题，遵守法律的力量不再获得赞许，协商的道路被堵塞，规范的程序被抛弃，人们对他们将被用来达到的那些目的不再能意见一致。相当多的政治家、政党和个人不是根据新近确定的民主方式解决利益和观念的分歧，却以习惯性的造谣、鼓噪、宣传、游行集会、暴力等方式参与政治、解决争端。暴力行为破坏了共和国，也使国民习惯于用非民主手段解决政治冲突，并认为暴力有助于恢复秩序。无论是1920年的卡普（Wolfgang Kapp）政变还是1923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都没有得到认真处理。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风暴，渴望动手。有身份、有权势的人一般不会走向暴力，但他们积极地为德国的复兴做努力。西克特将军没有忘记军人的责任：“任何和平条约、任何敌人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是：坚强的信念。当命运再次召唤德国人民武装起来时——这一天终将到来——它将看到勇士而非懦夫紧紧握住忠诚的武器。只要有钢铁般的双手和意志，使用什么武器都无所谓。”[33]军火商古斯塔夫·克虏伯也在为重新武装作准备：“假如德国有复兴之日，假如德国要摆脱凡尔赛和约，克虏伯必须做好一切准备。机器被拆除了，工具被销毁了，然而有一样东西还保留着——那就是人才，在制图板前和车间里工作的人，他们的相互合作曾把大炮生产推向极致。一定要保住他们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尽管困难重重，我也要保留克虏伯的生产能力，为将来重新武装作准备。”[34]

在此政治文化环境中，魏玛共和国始终不能形成成熟的政党文化。德国的政党机制历来是多党制，此一机制力图使社会中存在的所有政治倾向都在议会舞台上登场。由于党派林立，竞争力普遍不强，为了组织议会多数并进而组织政府，就必须组建不同政治力量和政党的联盟。1919年选举出的议会是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联合体控制的，它奠定了魏玛政治的格局：除了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外，不可再有别的政府。“联盟”是共和国生存的主要前提，也应当是各政党活动的最高原则。因此，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期望不折不扣地实现自己的纲领，每个政党，只要参加联合政府，就必须做出妥协、让步乃至牺牲，它只有同代表其他利益的其他政党联合才能执政。魏玛时期政党有三个方面不适应议会体制。

首先是缺少国家利益的关怀，难以认同高于政党原则的国家原则。政治上软弱的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长期没有稳定而强大的政党来代表自己的政治利益，少数几个政党是君主制崩溃后才形成的，有的刚刚成立，有的是第二帝国时期政党的重新组合，天主教中央党、民主党、民族人民党等等从来没有获得过20%以上的选票和国会议席。社会民主党是第一大党，但也只有和中央党、自由民主主义者结成联盟，才能组成国会多数派内阁。当左右两个极端政党都以反对共和国为基本立场、以摧毁对手为最高目的时，对议会多数负有主要责任的社会民主党就特别需要处理好党派和国家的关系。共和国建立后，它本应向“国家党”转变，改变其在专制政体之下形成的主导思想，注重议会机构，从整体上控制公共形势。但是，由于它的传统教义和政治目标，由于担心共产党的竞争，它不敢放弃阶级斗争的主张，没有在形势和身份变化后完成思想和策略上的变化，仍然担心变为议会党而放弃社会复兴的宏大计划，因而不能采取一种明确的政府政策，终于失去本来具有的优势。艾克认为：“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不能振作起来，最终要从阶级本性上来说明；该党是在帝国时期作为一贯的反对党发展了这一阶级本性的，而且它现在不愿放弃这种阶级本性。”[35]它不明白应当改变当初以发动社会革命为使命时形成的政治游戏法则，仍然以激变年代的阶级斗争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民主党如此，其他党派也并不高明。当代学者海因茨·赫内（Heinz Höhne）总结说：“这些党纯系阶级和利益的政党，它们的领袖也只知道为本集团谋利益。要是他们由于某项不得人心的政策而使本集团在政府里丧失信任和面临危险时，他们宁可退出内阁，也不愿激怒他们的追随者。参加一届政府，对一个政党来说决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通常仅是一种在其他竞争对手面前保护党的利益不受威胁的工具。”[36]

其次是政党联盟缺少凝聚力，难以形成议会多数或联合执政。有关政党即使在实际目标相近，且面临共同敌人时也不能团结起来。社会民主党本来是共产党的母体，在1919年的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左派分裂出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不管有多大分歧，它们都是以工人阶级的代表身份出现的，其共同敌人是民族党、纳粹党及其他反动势力。然而，它们每一方却都把对方视为比纳粹更凶恶的敌人，共产党大肆鼓动空泛的革命热情，并把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开路先锋来进行斗争，把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政权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为此即使与纳粹合作也在所不惜。因为根据斯大林1928年的观点，法西斯政权将是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它一结束就会给共产主义以决定性的机会。与此相应，1928年到1930年期间，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内政部部长在内阁里谈及政治激进主义时，总是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却从未坚定不移地与纳粹进行斗争。1931年，共产国际终于提倡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但共产党方面“十分缓慢、迟疑不决”，社会民主党则担心，在因失业和削减工资而产生的绝望情绪已显示出湮没所有的清醒考虑和旧的党派忠诚的时刻，合作可能会把社会民主党员置于共产党鼓噪家的影响之下。[37]尽管有不少明智之士做过努力，但两个党直到被希特勒禁止也没进行过一次成功的合作。就是这两位兄弟之争，中断了共和派的一线生机。双方都有责任，但共产党显然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只有用诡辩才有可能说中央党的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社会民主党的布劳恩（Otto Braun）和泽韦林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才有可能相信纳粹主义比虚弱的民主共和国更好。而且，正像霍布斯鲍姆（Eric F. Hobsbawm）说的：“一般而言，对自由主义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右派。但就既有的社会秩序来说，其威胁却在左派。”[38]如果像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同属左派且党员之间有许多联系的政党都不能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合作，它们和中间派或右派的合作就更困难了。1922年11月，总统委托总理维尔特（Joseph Wirth）与各政党讨论组织并扩大政府问题，人民党、中央党、民主党都支持这一计划，但社会民主党却拒绝同在社会政策上它所不信任的人民党合作，维尔特下台，社会民主党的部长退出政府，随后成立的古诺（Wilhelm Cuno）政府（1922—1923）只能从资产阶级中派政党如人民党、中央党和民主党中挑选部长，新政府显然比被推翻的维尔特政府更为右倾。犯一次错误还不够。1923年11月，鉴于政府对萨克森和图林根左倾激进主义采取强硬措施，三名社会民主党的部长辞职，使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政府失去议会多数。这样，社会民主党就推翻了其外交政策是该党所希望的总理，而且这位总理从内部增强共和国的力量比任何其他总理都做出了更大贡献。在纳粹上台的前夜，总理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确实认真地与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接触，但遭到后者的拒绝。社会民主党满足于空洞的宣传和反对姿态，却拿不出任何现实主义的政策。它始终不能理解：同希特勒相比，一名保守的普鲁士将军（尽管有人怀疑他是阴谋家）毕竟还是一种安慰。正因为社会民主党拒绝与之合作，客观上使纳粹的上台不可避免。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其参政的方式不是积极的斗争，就是消极的不合作，而不是自我克制地与目标上接近的党派合作。在整个魏玛时期，社会民主党对于是在朝还是在野才能更好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取得共识。

第三是政党内部不能一致对外，导致自我消解。德意志人民党最能说明问题。党内纷争，严重妨碍了该党也是整个魏玛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施特雷泽曼尽展才华。施特雷泽曼原属民族自由党，1918年11月该党和进步人民党为适应议会体制联合并入新的民主党时，新党创建者们鉴于他在战争期间保守的、亲军方的立场而反对他参加。施特雷泽曼只好以自己的才能赋予民族自由党的残余以独立存在的生命，于12月15日更名为“德意志人民党”。在倾向民主共和的成员参加民主党后，该党剩下的基本成员都是些右翼人士，是一些“说大话的聚餐会友”，经常附和着极右团体“钢盔团”的旨意大喊大叫，这与施特雷泽曼越来越明确的自由主义政策产生冲突。1923年8月24日，在国会对他进行信任投票时，本党竟然有13个代表拒不参加投票；同年11月，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退出和民族党的反对，他的政府即将垮台，本党内还发动了对他的造反；1928年6月，只是在他威胁要退出议会党团和党的情况下，他的党才同意他参加米勒内阁，而当严重的财政状况使这届内阁遭到抨击时，人民党也参与了反政府的阴谋。背负自己党内的压力，施特雷泽曼曾认真地考虑退出由他重建的人民党。一个身负重任的政治家在国家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对付本党的反对派，不得不向本党要求有更多的权力，这是魏玛政党的漫画之作。

政党不想承担国家责任，政党之间不能求同存异，政党内部不能统一，从而议会不能形成稳定多数，政府无从联合建立，任何一届联合政府都面临危机。在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个10年中，政府的更迭超过10次，几乎有一半政府未掌握有效的多数。多数政府不是建立在围绕某一纲领而团结起来的牢固的政党联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为了就某些特殊问题采取政治措施而进行的短期谈判的基础上，经常是关于一个细微问题的争执而把政府推入长达几周的危机。政党经常是在幼稚的争执和无能的失职之间摇摆，共和国摆脱不了议会解散和内阁更迭的旋转木马游戏，以至于当国家迫切需要领导时，政府却不能采取行动。如果联合是一个多数派政党可以立足的唯一坚实基础，那么这个基础一旦遭到破坏，共和国的敌人就可以借机说民主制行不通，必须取消；大多数国民也感到政党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他们要求“结束这种议会党团的混乱局面”。而当时的意大利和俄国的事件表明，政府的强有力只能由一个强大的政党来展开，用专制手段解决难题乃是一个较好的办法。政治僵局终于使那些想要维护民主制的政党的支持力量逐渐消失，而旨在推翻共和国的极端主义政党却赢得了支持。党派太多，且又倔强好斗、各不相让，国会哪怕采取一个并不太重要的行动也需要凑成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而下一次又出现问题时，这个联合政府又得马上分裂。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对共和国失望了：

符腾堡部长、中央党领导人之一欧根·博尔茨（Eugen Bolz）在1930年3月11日的一封信中说：“人人都感到软弱、无能。我们整个政府体制都显得软弱无能。”“我一直认为，议会无法解决其严重的内政问题。如果有一个独裁者能维持十年之久，这是我所希望的。”[39]

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后来为自己支持纳粹辩解说：“我当时看不出有其他出路。在22个政党的各种意见和政治倾向搅得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种民族的特别是社会的思想。”“我当时的判断是：就我所能判断事物的范围看来，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和确实还有生气的有建设能力的人物一起来试图掌握未来的发展过程。”[40]

在奥地利作家米伦的小说《女纳粹的觉醒》中，工人的女儿托尼，原先信仰共产主义，后转而成为纳粹分子。她在与共产党人争论时说：“所有的政党都让我们失望了。我们要给国社党一个机会，让他们来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41]

确实，纷争总得有一个结果，这就是希特勒与纳粹党。希特勒的最后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保守势力的支持。这些人并不是纳粹分子，但由于立场反动或目光短浅而成为共和国的埋葬者。应当说，那些为共和国开门揖盗的人，即使是作为民族主义反动力量代表的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保守主义者巴本（Franz von Papen）、阴谋家施莱谢尔、军国主义者兴登堡，原来并不是纳粹的支持者，但由于其反动立场和短浅目光，终于以自己的权力为纳粹开辟了道路。他们或者以为会有不同的结果，或者以为可以控制它、分裂它。以巴本为例，因为“总理职位本身并不是独裁；在内阁和国会，都能以多数票压倒纳粹党人，而且总统听信和宠爱的是巴本，不是希特勒。事实上，在兴登堡和巴本看来，整个目的是让希特勒在总统的约束下在非纳粹党人控制的内阁中负责”[42]，所以他才主动帮助希特勒。说到底，德国选民从未给予纳粹占多数的选票，在1923—1933年国会选举仍然是自由的那段时期，纳粹从来没有赢得真正的多数。历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对此设问：“是不是恶魔式的偶然性帮助了这个胆大妄为的赌徒而兼骗子的希特勒上台并使他终于担任了总理职务？”[43]梅尼克倾向于认为纳粹成功是偶然的，这“偶然”首先是，也理所当然地包括这些政治家的短视行为。1928年的大选，纳粹惨败，但胡根贝格的民族党为了反对“扬格计划”（Young Plan）而与纳粹结盟，使之成为德国引人注目的力量，从大选的失败中迅速恢复；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的选票已从7月的极盛中下降，没有获得单独组阁的机会，民主党、中央党等均拒绝与之合作，当时的舆论甚至认为“希特勒到了生死关头，完蛋了这位领袖”，但胡根贝格的民族党再次对他做出关键性的支持；在1933年5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获得40%的选票，只是在民族党贡献了8%的选票后，希特勒才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

第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的瘫痪。1930年3月，最后一届联合政府垮台，国会再也不能产生政府。3月27日，总统兴登堡根据宪法第48条紧急法令，指定中央党领袖布吕宁建立一个“不受议会多数控制的政府”。布吕宁感到，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议会制缺乏稳定性，除非有一个权力很大的总统来弥补。既然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无力形成多数的国会里得不到支持，那么唯一的支援只能来自总统。他认为自己是对国家而不是对议会负责，总统兴登堡就代表国家。他上任伊始即警告：“新内阁要作最后一次努力，来与人民的立法机关协同解决国家的迫切问题。如果国会内各政党不予合作，他将从他处另找支援。”[44]现在，国会原先的权力转到总统手中，总统统治取代国会意味着魏玛已从议会政体向独裁方向跨出了一大步。1930年7月，由于国会没有通过布吕宁的某些紧缩措施，他就利用宪法第48条总统紧急法令来使之生效；当民主党、纳粹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出于各自的动机联合投票通过对他的不信任案后，他的回应是解散1928年5月繁荣时期选出的国会。1930年9月14日新的大选结果如晴天霹雳，共产党由54席增至77席，纳粹党由12席增至107席，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国会第二大党。两大党完全对立，布吕宁不能得到多数支持，只能更加依赖于总统的支持，全然靠紧急法令进行统治。他把政府的命运系于总统一人之手，充当了魏玛民主向纳粹专制的中转站。危急存亡之时，布吕宁又提出了一项法令，即由国家接管某些破产的东普鲁士财产并在小农场中分配这些财产。这在经济上可说是明智的，但布吕宁没有考虑到普鲁士容克的自私性和宗派性，而总统兴登堡正是这些容克之一。当兴登堡接受了东普鲁士乡下的大量房地产时，同时也接受了这些容克说的布吕宁总理“布尔什维克化”的判断，生气的兴登堡赶走了布吕宁，然后根据自己的好恶把总理之位分别交给巴本、施莱谢尔，再下面轮到希特勒。

1930年3月27日，是魏玛民主制真正垮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开始了不具备议会多数的执政时期，布吕宁之后的各届政府都是依靠使用宪法紧急状态条款而非依靠议会多数的“总统内阁”。至此魏玛民主已丧失了它的核心内容。所以，不能说是德国人选举了希特勒。实际上，在自由选举中，纳粹获得的最高选票仅仅为37.3%，即8人中仅有3人投赞成票——当然，这比任何其他党派的得票率都高，因此仍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其竞争对手。严格地说，希特勒的成功，源于魏玛共和国的自杀。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授权法》把大权全部交给希特勒，结束了政府对国会和总统非常权力的依赖地位。这一点之能以能成功，是因为巴本、施莱谢尔已有先例。这些保守分子所没有预料到的是，希特勒把这一进程进行到底，即利用同样的总统非常权力，使自己不但不依赖国会，而且也不需要依靠总统、内阁、联合政府里的其他伙伴，从而在“合法”的外衣下埋葬了魏玛民主政治。

这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灾难，也是德国历史上非民主政治文化的一种回归。在俾斯麦创立的德国立宪制中，德意志帝国的首相和普鲁士王国大臣取决于皇帝与国王的信任，只要他们能得到这种信任，即使不能通过议会的表决也不能被免职。魏玛共和国建立了议会制民主，但因为德国人总体上对议会的不信件，因为参加议会的各政党在政治上的短视，共和国的议会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困难一到，德国人想到的就是把权力送给总统。希特勒成功了，但德国政治却倒退了。这一点，当时就有人意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几乎主导了德国政府的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是卡普政变的幕后策划者，也是希特勒啤酒馆暴动的公开领导人。在1925年的总统大选中，希特勒推他作为纳粹党的候选人，在2700万张选票中得到可怜的70万票。从此，两人断绝关系。希特勒任总理两天后，兴登堡收到老战友鲁登道夫的信：“您任命希特勒当帝国的总理，等于是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祖国交给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煽动家。我向您预示，这个邪恶的家伙会把我们的帝国拖入深渊，会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恐惧。子孙后代会在您的坟墓前咒骂您的。”[45]右翼如此，左翼也不迟钝。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人也大声疾呼：“同志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开始了，你们明白吗？”[46]然而，这一切都落在荒野中，经过短时期的观望、犹豫之后，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聚集到希特勒和纳粹的旗帜之下，直到12年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场噩梦。

魏玛民主共和国是不幸的。它的社会政治构造是一个领土和国际地位都受到削弱、背负赔款重担的战败国，一个充满了修正（《凡尔赛和约》）主义的愤恨，在一个政治危机中蹒跚前行的国度，一个最后遭到了经济危机重创的社会。它的现实危机包括《凡尔赛和约》的后果，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希特勒以及其他右翼反对党的成功战略和政治能力，共和国一些关键人物的短视与愚蠢。历史学家们会说：“也许，从这段复杂历史中能够得出的唯一让人宽慰的教训就是：虽然激进的和极端的各种运动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兴起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更是如此……如前所述的、发生在德国的、为希特勒的崛起开辟了道路的这样一个多种因素的独特组合，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在今后的历史中被复制。”[47]

3. 壮岁：军事家？艺术家？

希特勒成长迅速：仅仅2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下士而成为一个大国的军事统帅。希特勒困难重重：他的侵略计划不但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在纳粹党的核心集团中也不被看好。德国进攻波兰后，二号人物戈林抱怨说：“真是太可怕了，希特勒疯了！”“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就只有乞求上苍了。”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企图阻止战争爆发。1939年初在埃森谈到波兰时，戈培尔也说：“我担心会失败。愿上帝保佑我们。”海军上将邓尼茨（Karl Doenitz）是希特勒的铁杆支持者，后来也说：“最迟从入侵开始，我就清楚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48]希特勒几乎是一个人在推动着德国的战争机器，而且他的“闪击战”的几度“辉煌”，诸小国不论，法兰西十天投降，苏联危如累卵，盟军统帅屡屡为其战术目瞪口呆——没有希特勒，德军的战斗素质即使再好，也不会取得二战初期那样大的胜利。他究竟有什么军事天才，值得一说。

作为一名统帅，希特勒并不是完全的外行。他在就任总理之前自学过几乎所有军事课程，尤其非常熟悉任何一种常用武器的相关参数，掌权后也经常参观、指挥演习并与将军们一起探讨军事问题。与墨索里尼、斯大林和丘吉尔等相比，他军事能力不能算低。曼施泰因元帅是纳粹德国指挥能力最强的指挥官之一。1940年，他大幅度修改希特勒的“黄色方案”，制订了著名的“曼施泰因计划”，使德军在6周内横扫西欧诸国，获得西线胜利；1942年下半年在兵力和地理位置不占优势，且缺乏制海权的情况下，曼施泰因率第十一军团重创苏军，占领整个克里米亚，夺取了塞瓦斯托普尔要塞；1943年初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他以劣势兵力守住罗斯托夫，为A集团军群保留了退路；1943年2月曼施泰因出任东线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后，夺回哈尔科夫和别耳戈罗德，歼灭了苏联第三坦克集团军及其支援部队，恢复了以前的战线；1943年10月，南方集团军群无法守住第聂伯河防线，曼施泰因在后撤途中突然发起反击，在克里沃伊罗格重创苏联第五近卫集团军。在这样一个杰出将领的眼中，希特勒对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眼力。这种眼力常常会在某些军事外行人身上表现出来。否则，在军事历史上就不会有一些王侯成为杰出的军队指挥官了”。此外，希特勒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对敌我双方各种武器的参数，如数家珍，其熟悉程度令人咋舌。“从总体上看，他缺少的是建筑在经验基础上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替代不了的。”[49]

希特勒的画作

“外行”而“杰出”，这与希特勒的艺术气质有关。希特勒一直把自己视为艺术家。他自幼即想当画家，为此还与他的父亲发生过激烈冲突。1905年（16岁）离开学校后有两年时间困在家里，陶醉于做艺术家或建筑师的美梦，还制作了重建林茨的宏伟计划。1907、1908年两度投考美术学院失败，但他仍然在维也纳过着孤独而勤奋的“艺术学生”生活，以画画与卖画为生而且卖得不错。1913年5月25日到慕尼黑后继续卖画，每月有100马克的应纳税收入。1914年，他的卖画收入可达每年1200马克左右（他当时每月的生活费仅80马克左右）。从其保存下来的画作（苏联红军在地堡中找到了希特勒的一本素描簿和一本摄影集，现存莫斯科）来看，虽然不能说希特勒是伟大的画家，但也绝非通常所说的趣味庸俗的涂鸦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兵期间，希特勒也没有停止作画，他为前线报刊供稿，在宿营地画素描。只是在战争结束后他决心从政时，他艺术的热情才有所降温。但还是保持了对艺术的爱好和忠诚：掌权后他总是带着一支笔把闪过脑海的东西画下来；他主持的第一幢建筑是美术展览馆；他把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听了不下数百遍；他亲自安排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电影摄制；他为保护佛罗伦萨而改变了作战计划，放弃对该城的防御；直到末日将至的1945年3月，他还在地堡里长时间地凝视家乡林茨的木制模型，花几个小时为身边的人讲解为重建家乡而构思的每一个细节……希特勒每年圣诞节都会给很多演员和艺术家送花；餐桌上以谈论艺术话题为乐；战争期间，艺术家友好协会的主席冯·阿伦德（Benno von Arent）每次来参加希特勒的茶会时，希特勒总是向他打听他认识的每一位艺术家的情况；每次阿伦德告辞时，希特勒都动情地握住他的手，亲切地一再对他说：“幸好您不时地在我孤独之际来看望我，您是我和我不能实现的梦想之间活生生的连接符。”[50]秘书施罗德认为，如果希特勒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那就是诗人、新闻记者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正是这名潦倒酗酒的反犹主义诗人，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头子，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样我们就能吸引妇女。”[51]埃卡特为提高希特勒的政治眼界、确立希特勒在德国工人党内的地位、帮助希特勒结识文化界知名人士立下大功，成为纳粹运动初期的精神奠基人。1923年，诗人饮酒过度而死，这对希特勒是个沉重的打击。此后他每次谈到诗人，眼睛里总是噙着泪水。埃卡特是纳粹党早期的重要人物，是希特勒的政治老师，希特勒有此感情似乎理所当然。但是，即使对一般艺术家，希特勒也习惯于采取特殊政策。战争开始后，他下令将艺术家的名字从征兵局的名单上勾掉了。直到1944年，他还坚持不让艺术品工厂转入军工生产。在纳粹党要人中，希特勒与建筑师出身的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比较亲密。秘书特劳德尔·容格（Traudl Junge）回忆说：“希特勒特别喜欢阿尔贝特·施佩尔。‘他是一位艺术家，与我志趣相投，”他说，“我们惺惺相惜，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作为建筑师，他跟我倒十分相像，聪明、谦卑，绝不是军队里那种方脑袋的大老粗。’”施佩尔一家属于希特勒身边的私人小圈子。工作人员回忆，只要施佩尔与希特勒在一起，别的人、别的事一概靠后，施佩尔控制着时间。[52]1944年考虑接班人时，还对副官贝洛（Nicolaus V. Below）说：“也许只有鲁德尔（莫德尔元帅？——引按）才能当我的接班人。他很聪明，他对艺术和文化采取何种态度？应该把他叫来。”[53]在此之前的1943年秋，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中一度传说施佩尔是接班人。施佩尔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戈林已经名声不好，赫斯出走英国，席拉赫由于与鲍曼的倾轧而失宠。鲍曼、希姆莱、戈培尔不符合希特勒所期望的“艺术家类型”。“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受恩宠的艺术家，于短期内青云直上，在政治特权阶层中赢得了显赫的地位，最后由于在军备领域内的成就，证明在军事方面也有特殊的才干。只是在希特勒活动的第四个领域，即外交政策方面，我还没有一显身手。很可能，他把我看成是一个成功地改行到政治方面来的艺术天才，因此了说间接证明了他自己的生活道路的正确。”[54]要叙述希特勒与艺术、艺术家的关系，那材料太多了。需要再说明的是，希特勒还有不错的艺术见解，比如：“在大城市里已经有很多的展览馆，大量画作充斥其中，就连艺术品收藏家都无法好好欣赏这些混成一堆的画。我主张根据不同地区的历史、周围特殊的风貌和居民的人种特点，把这些画分流到地方展览馆去，每个有艺术家出生的城市应该配一个展览馆。”[55]如此等等。施佩尔有一个观察：

希特勒一再说：“我曾多么希望我是个建筑师。”而当我回答说：“那我在那时就没有主顾了。”他却说：“哦，您，您无论如何会获得成就的。”我常常自问，如果希特勒在二十年代初期遇到一位有钱的主顾愿意聘用他当建筑师，他是不是会放弃他的政治事业。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来，他的政治使命感同他对建筑的热情常常是不可分的。我的这个见解可为他在1925年前后画的两张草图所证实。当时他三十六岁，在政治生涯上已近于穷途末路之际，却怀着当时看来十分荒唐的念头设计了一座凯旋门和一个圆顶大厅，准备有朝一日表彰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功绩。[56]

艺术家没有当成，希特勒把艺术之梦带到了新的兴趣领域，这就是政治。这里本来存在着相通之处。希特勒以演讲见长。他曾经的追随者、后来的对手奥托·斯特拉塞在说到他善于体验民族感情和公众幻想，并为之营造一种虚假的集体感时说：“此人像一个敏感的薄膜，精于此道，靠的是一种任何理性能力都不可能替代的直觉，他很善于让自己成为一个民族的代言人，道出那些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愿望，说出那些最令人尴尬的本能，讲出那些痛苦和内心的不安［……］常常有人问我，希特勒那非同寻常的演讲才能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我只能这么解释。就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直觉，它能让他准确无误地诊断出他的听众忍受的不满。如果他试图用高水平的理论支撑他的演讲［……］那他连一般水平都达不到。但他若是抛开所有的拐杖，若是向前突出讲他的灵感要他讲的东西，那他立刻就变成了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57]

作为一个艺术家，希特勒在军事指挥上有其优长之处。曼施泰因将其总结为三点。

第一，善于捕捉战机。希特勒的战略思想是不以攻占城市，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原则。城市是固定的，有生力量却是活动的，因此捕捉战机就相当重要。但是，“希特勒对于作战机会的把握独具慧眼，一旦发现便能迅速抓住，但却缺乏对一个作战思想实施的前提和可能性的判断力。作战目标和由此产生的作战的空间性，必须与所需时间和兵力相适应，更不用说对于后勤补给可能性的依赖了，而希特勒却缺少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力”[58]。1941年8月21日，希特勒不顾将军们的反对，决定放慢进攻莫斯科的速度，命中央集团军群一部南下、南方集团军群一部北上，形成对基辅（Kiev）的合围。经过12天的战斗，苏军西南方面军大部被歼，被俘66.52万多人，战果辉煌。当然，对此也有另一种看法：如果希特勒按照最初的作战方案在莫斯科正面打一场决定性的歼灭战从而消灭苏军，那么莫斯科就会被攻占。基辅会战拯救了莫斯科，从而也拯救了苏联。希特勒的另一个正确决策是1941年7月底下令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分向北方、南方进军，中部由步兵负责。希特勒之所以把战争的优先权放在南方地区，是因为他急于获得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经济资源。但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希特勒此举也有军事上的考虑。1941年7月，中央集团军群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遭遇苏军猛烈攻击，希特勒因此意识到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还有更加艰苦的战斗；而且中央集团军群的北部和南部都部署着强大的苏联军队，对任何一支进攻莫斯科的部队的两翼都构成严重威胁。在对北方和南方的苏军予以致命的打击后，中央集团军群于9月份恢复进攻。可以设想，如果德军过早向莫斯科进攻，那他们不但会遭遇强大的抵抗，还将受到来自苏联西南方面军几个集团军的打击。正是由于希特勒改变了作战方向，才使得德军在8月份的进攻中消灭了这几个集团军。所以说：“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上，尤其是关于战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他比他的将军们有着更深刻的理解。”[59]

第二，敢于突破常规。正因为希特勒有着艺术青年的气质，一向只精于“算计”的德军才能在战略上采用一些冒险的行动并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就。因为希特勒有着“艺术青年”的气质，张伯伦之流的老牌政客才步步败退。至少有一度，德国所向披靡，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的冒险都能成功。法国战役中，按照传统套路的陆军总部不同意曼施泰因对战役计划所作的大幅度修改，正因为有了希特勒，曼施泰因的计划才得以实施，德军迅速突破阿登，围歼盟军，迫使法国投降。对希特勒了解较深的施佩尔观察到：“‘业余行家’作风是希特勒的显著特点之一。他从来没有学通过一门专业，在所有的工作领域中，他基本上始终是一个门外汉。就像许多自学者那样，他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专业知识。……他不为标准观念所囿，他的机智有时会想出一个专家根本想不到的不寻常措施来。战争初期在战略上取得成功的原因，的确可以归诸希特勒对战争规则的不学无术，以及他那种喜欢作出外行决定的劲头。由于对方是按照规则布置兵力的，而希特勒凭着自学者的自以为是，不懂或者不运用这些规则，结果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再加上军事上的优势，创造了他初期成功的前提。但是一旦遭到挫折，他就像大多数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那样一败涂地了。这时，他对战争规则的无知，显然成为他的无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的缺点也就不再是他的优点了。”[60]这种解释一方面可以把希特勒惊人的成功和迅速的崩溃连贯起来，另一方面也说明，无知即无畏，缺少专业知识的门外汉却可以凭借其敏锐的直觉，打破常规。在众多陆军将领根本不把坦克当回事的环境中，希特勒积极支持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发展装甲军并在战争中放手使用，这是希特勒对德国军队的一个确定无疑的贡献。曼施泰因也认为，希特勒对战争有一种特别的、别人不具备的敏感，而这种敏感又是普鲁士军人传统所缺乏的。

第三，坚信意志力量。一个从底层挣扎上来的领导人，一个几乎是赤手空拳打天下成功的统治者，不但具有坚定的意志，而且对此坚定的意志有高度的自觉。希特勒对此有无数说明，其中以1942年5月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我当初是赤手空拳起家的，当初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无名小卒，在所有看来比我更加该当领导人的人都失败之后，我才开始我的事业。我的本钱就是我的意志，我已经奋斗过来了。我的全部生活历程证明我是从来不曾投降过。……我重复说一遍，‘不可能’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61]希特勒把个人的经验教条化为一种信念。1939年底希特勒对将军们说：德国在军事上有利，然而先决条件是上层的领导要以身作则表现出勇敢和坚定。如果领导从人民中吸取像普通一兵所必备的勇气，我们将战无不胜。[62]纳粹党是意识形态党，它同样强调主观能动性与精神的力量，因此希特勒也把意志的力量与纳粹主义的力量混同起来。1941年接管陆军指挥权时，他就很轻松地说：“总司令的职责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去训练部队。我还没发现有哪个将军能按我的要求去这样做的。因此，我把陆军的指挥权自己拿过来了。”[63]1944年冬季，纳粹败局已定，希特勒仍然力主在西线发起最后一次进攻——阿登战役，他反驳所有的怀疑者说：“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投降。我是一个从一无所有奋斗出来的人。在我看来，今天的形势并不新鲜。过去我所经历过的情况与现在大不相同，甚至更糟。我现在提这些只是因为我要你们了解为什么我狂热地追求我的目标，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拖垮。”[64]在末日已至的1945年4月6日，希特勒在地堡里与防守柏林东面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总司令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h）有一段对话：

海：我已经做完了可能做的一切事情，准备应对进攻。……我也有责任告诉你，我不能保证进攻能被击退。

希：信念！信念和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将弥补所有这些不足！每一个指挥官都必须充满信心！你必须焕发出这个信念！你必须把这个信念灌输给你的部队。

海：我必须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是我的责任——单是希望和信念是不能赢得这场战役的。

希：我告诉你，大将，如果你意识到应该赢得这场战役这个事实的话，那就会赢得！如果你的部队被给予了这同样的信念的话——那么你就将取得胜利，而且是这场战争中的最伟大的胜利！[65]

捕捉战机、突破常规、坚持到底可以取得成功，也可能失败，还会出现局部成功而整体失败的可能，这些战略的效果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所以要对希特勒的许多决策做出准确的评价是困难的。这里主要以其意志力来做一个简单评论。

坚定的“意志力”肯定是成为一个军事统帅的必备素质，但意志坚定的另一面则是固执和囿于成规。希特勒的战争先后在西线和东线展开。在西线的重大挫折是未能征服英国。无论什么原因，下令古德里安的坦克停止前进、眼看着英法联军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都是一大失误。在紧接着的时间内，除了释放和谈信号、派飞机轰炸外，希特勒始终没有拿出征服英国的具体计划和行动。美国记者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评论说：“德国人尽管在军事领域拥有天才般的技能，但他们却缺乏大战略的宏观意识。他们的眼界还是狭窄了一些……他们一直只关注在欧洲大陆上如何与邻国开战，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对于海洋一无所知，甚至有些天然的畏惧感（希特勒曾经说过：‘在陆地上我是一个英雄，在海洋里我只能是一个懦夫’）。德国人没有英国人那样的海洋视野，他们一直都不关注海权的重要性。在1940年的整个7月里，德国人都在为下一步计划犹豫不决。其实英吉利海峡也绝非不可逾越的天堑，法国的加莱港和英国多佛港之间的水域是海峡内最狭窄的一段，天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望到对面的海岸线。只要德国人越过英吉利海峡，英国地面部队对于勇猛的德军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大多数是敦刻尔克撤退的残兵败将，根本无从抵挡。然而德国人却始终不敢动手，他们的犹豫不决成为了最大的障碍。”[66]

德军在东线的失败始于斯大林格勒。这是误用坚定意志的典型案例。1941年进攻苏联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1月底以后，德军在苏联遭遇零下35摄氏度的严寒，25万人被冻死，50万人被冻伤。陆军总司令部与前线的将领纷纷要求撤退，但希特勒严禁撤退，发动对苏战争时的主要将领，如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Karl Rudolf Geld von Rundsted）元帅、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李勃（Ritter Wilhelm von Leeb）元帅、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包克（Fedor von Bock）元帅、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Walter von Brauchitsch）和两个装甲集群的司令古德里安和霍特（Hermann Hoth）等均被免或辞职，只有希特勒以其顽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对于这一“死守命令”，史家们是有争议的。英国军事史家李德·哈特（Basil H. Liddell Hart）认为：“在这个紧急关头上，希特勒毅然禁止任何撤退（除了最短距离的局部性调整以外），在此种情况之下，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由于他的决定，德军停留在面对着莫斯科的前进阵地中，所遭受的痛苦真是难以形容——因为它们缺乏俄罗斯冬季战役中所必需的一切被服和装备——但假使它们一旦开始发动全面的撤退，结果就会很容易变成恐怖的溃散。”[67]也有人认为，坚守是正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它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更大的灾难。当然，即使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认为希特勒缺乏灵活性，没有更多地接受前线军官的建议，也许有同样的可能性，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并且，最后稳定的战线也是在放松了“死守命令”和同意战术性撤退、营建新的战线后取得的。[68]希特勒深信，正因为他禁止任何撤退的命令才使德国免除了1812年拿破仑的命运。次年3月，他和戈培尔谈到这最难熬的冬天时说：只要他（希特勒）在一瞬间变得软弱起来，那么（莫斯科）前线就会土崩瓦解，就会出现像拿破仑军队所蒙受的那种灾难。数百万勇敢的士兵就会因饥饿和冻伤而丧命……此外，元首对苏联的作战方式抱有某种敬意。斯大林采用粗暴而有力的手段挽救了俄国前线的战局……[69]假如这一次是正确的话，那么希特勒由此得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死守的判断，那就把德军带进灾难了。当1942年秋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停滞不前、高加索出现严重危机时，他就再次把寸土不让作为挽救其危局的灵丹妙药，终于使第六集团军彻底毁灭。“希特勒强调说，攻占斯大林格勒市的必要性不仅体现在作战方面，而且还出于‘心理’原因：向世界显示德国军事持久的实力，鼓舞轴心国伙伴的士气。希特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蔑视那些缺乏必要意志力的将军和军事顾问，坚信是由于他本人去年冬天毫不妥协地坚持死守阵地才避免了一次不光彩的全面退却，因而他拒绝支持任何从斯大林格勒撤军的建议。但是前一年冬天他的停止撤退的命令有其战术优点，而这次却毫无价值。害怕丢脸的考虑代替了军事依据。”[70]正如陆军参谋长蔡茨勒（Kurt Zeitzler）当时就指出的：“把第六集团军放弃在斯大林格勒，这是犯罪行为。这意味着这25万人死亡或当俘虏。想把他们救出来是不可能的。损失一个大集团军就等于打断了我们东线的脊梁骨。”[71]

重要的是，这不是希特勒的偶然失误，而是其军事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时任最高统帅部国防处处长的瓦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认为：“希特勒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部内容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守，面面俱到。”“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厉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是‘马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相继丢失，主动权日渐丧失，越来越受制于敌人。”[72]战况越是不利，这种艺术家的非理性直觉就越具有自我毁灭的性质。1942年初，情报机构报告说，苏联在乌拉尔山等地区的工厂每个月能生产六七百辆坦克，希特勒气得大拍桌子，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生产效率根本是不可能的。1944年12月，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把一份有关东部红军大规模准备的报告送给了此时正紧张地指挥阿登战役的希特勒。希特勒大怒：“这是自从成吉思汗以来的最大骗局，是谁负责制造这些废话的？”[73]总之，凡是他不愿意相信的事，他就不相信。结果当然是灾难，而他本人似乎还不明白。1945年1月，希特勒自己也在纳闷：“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74]

所以非理性或许能成就一位艺术家，却不能成就一位真正的军事家。曾经是曼施泰因的下属、战争后期希特勒特别欣赏的青年将领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也持与曼施泰因类似的评论：“希特勒阅读过大量的军事文学作品，也喜欢听军事讲座。除此之外，再加上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在一战中的亲身经历，使他获得了很好的关于较低层次的战争知识——不同武器的性能，地形和天气对战争的影响，以及部队的精神和士气。他尤其擅长评估军队的整体感觉。我发现就这些问题而言我几乎都同意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不了解更高的战略和战术组合。他能很好地把握一个单独的师的调动和作战，但却不明白集团军的作战。……希特勒拥有出众的战略、战术天赋，尤其是一些出其不意的行动，但他缺乏足够的技术知识基础去合理地实施它。他还有使自己陶醉于数字和数量的倾向。”[75]艺术家需要灵感，政治、军事也需要灵感，但不能仅仅依靠灵感。

其一，指挥大规模战争必须有理性的指导和规范。希特勒最大的败笔是在没有解决英国之前就向东进攻，陷入两线作战，而这在历史上早就有过教训。曾任陆军部司令部作战部长的布卢门特里特（Gunther Blumentritt）将军后来总结说：“必须看到，希特勒并非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从不认为政治就是为实现某一明确的目标而认真奋斗。对于他来说，政治是梦想，他本人则是个梦想家。他既无视时间、空间，又看不到德国的力量是有限的，德国本身只不过是偌大的地球上的一小块地方这个事实。我们可设想，在波兰战争后不久，他的梦想已集中于东方。也许他甚至已经想像到辽阔的东方领土同过去几个世纪一样，实现了现代‘日耳曼化’。他在这梦幻中没有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平原，崎岖不平的道路或者根本就无路可走，大片的沼泽和森林，简陋而分散的村庄，特别是强壮的能吃苦耐劳的俄国士兵。他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个二等兵，只在西线打过仗，对东方的情况茫然无知。”[76]实际上，希特勒前期的成功也并源自其艺术直觉和梦幻战略。英国学者伊恩·克肖认为：“希特勒三十年代在外交方面及1941年前作为战争领袖取得的胜利，并非源自他的‘艺术天才’（如斯佩尔认为的那样），而主要在于他能准确无误地利用对手的弱点和分歧，并能掌握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行动。在希特勒早期帮了他大忙的并非‘艺术天才’，而是赌徒的直觉：用一手好牌对付软弱的对手，以赢得巨额赌资。只要能保持主动，这种进攻性的直觉就能起作用。但是，一旦赌输了，而且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比赛中手中的牌总是必输无疑，成功越来越无望，这时，直觉就失灵了。……斯佩尔的解释更加不足的地方在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1944年德国灾难性的形势是希特勒在他的‘天才’（用斯佩尔的看法）没怎么受到限制的几年中采取的一系列步骤的直接后果——这些步骤受到了国内最有势力人物的强有力的支持以及民众的广泛称赞。工作方式并没有变，而他——和许多军队领袖——想要的战争的直接结果却变了。也就是说，德国的侵略促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这个同盟反过来对德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希特勒找不到‘从容优雅’的解决方法。他已无计可施，只能面对输掉战争这一事实，或死守幻觉。”[77]

其二，指挥大规模战争必须有组织制度的落实矫正。希特勒缺少一个真正为其工作的总参谋部。法国战役结束后，在英国拒绝了他的和平倡议之后，希特勒却没有现成的对英作战计划。曼施泰因认为：没有哪一场战争会按照一个固定的战争计划进行，但是，当1939年9月希特勒准备冒险与英、法作战时，他必须事先考虑清楚，他将如何以及能否对付这两个大国，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最高统帅部都没有一个用以指导战争如何取得胜利以及下一步作战的“战争计划”。希特勒大权在握，他一心想的是英国能够投降或者议和，他的军事顾问机构或者是不想（反对与西方的战争），或者是不能（没有权力），总之都在消极地等待“元首的决断”。如此国家大事，就只有希特勒一个人在操心，战争如何能取胜？曼施泰因因此指出：

这个事例清楚地表明，一个不完善的军事领率机构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在希特勒接管国防军最高指挥权时，没有同时创建一个能对战争实施总体指导的负责的总参谋部，会带来怎样的结局。

事实是，除了可以做出决断的国家元首之外，并不存在一个授权对战争实施总体指导的军事机构。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将国防军统帅部当作一个军事秘书处来看待。国防军统帅部的长官凯特尔也没有能力成为希特勒战略问题的军事顾问。

实际上，希特勒没有给予三军总司令在作战总体指导问题上发挥任何影响的权力。虽然他们也时不时地向希特勒提出他们对作战指导问题的看法，但希特勒每每都是置若罔闻，独断独行。

…………

由于没有任何机构授权拟制一份“战争计划”——国防军统帅部更是不足挂齿——因此结果是，大家都在等待“元首的直觉”。一些人，像凯特尔和戈林，将希特勒奉若神明，五体投地；另一些人，如布劳希奇和雷德尔，则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在三军总司令内部肯定对战争进行过长远的思考，但这于事无补。[78]

希特勒曾经声言，他绝不会像1914年的德国政治家们那样愚蠢地去贸然发动一场双线战争，但在西线基本取胜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向苏联宣战，然后又向美国宣战，正如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指出：元首这是在动员全世界力量打败自己。在如此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中，再高明的直觉也必须有组织和制度的保证。1943年秋，德国已经在四条战线上开战：意大利、公海、空中和东线，德军面对的是一个共同分享资源与协调战略的敌人，而希特勒仍将所有事情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从来不认真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一再拒绝建立一个有效的总参谋部的请求，以至于在面临强大敌人时，德军无法在不同战场、不同机构之间取得协调。“对于那些靠近希特勒的人来说，个人化的决策丝毫不意味着连贯、明晰和理性。相反，他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即兴创作，快速的改弦易辙，以及不确定性。希特勒是靠神经质生活的。”[79]在斯大林格勒失败后，战争越来越不利于德国，希特勒也越来越躲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不再抛头露面，只是在夜里才乘上专列穿行德国。尽管他凭借其坚强的自制力而没有垮掉，但除了固执、坚守、不许撤退外，他实际上已丧失了挽救败局的能力。

其三，即使是灵感，也不是想有就有的，它需要孕育、酝酿、储备，这就需要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希特勒的秘书施罗德注意到，大战前的希特勒情绪愉快，富有幽默感，直到1942年，他还需要某种礼节形式和巨大的空间来构思重要的外交活动和大规模行动。贝格霍夫（Berghof）是上萨尔茨堡山区小镇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一个小村落，是希特勒啤酒馆暴动前就喜欢去的地方，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别墅。他的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做出的：

就是在这庄严、宁静的山间我才能做出最好的决定，在那上面，我觉得自己脱离了尘世的不幸，超然于压在我的人民身上的深重苦难、我们自身的烦扰和困难之外。这一望无际的视野，萨尔茨堡平原的景色尽收眼底，这使我摆脱各种庸俗的问题，孕育出震撼世界的天才构想。这种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凡人，我的思想已超越了人类的界限，它们将化为行动，产生最深远的影响！[80]

1942年1月，希特勒在对密友缅怀往事时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是的，我与上萨尔斯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里发生过好多事，很多东西在那里得以实现，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正是在那里，我所有的伟大计划逐步形成，最后得以实施。在那些日子中，我度过了悠闲自在的时光，还有许多有魅力的朋友环绕周围！”[81]柏林的画商哈伯施托克（Karl Haberstock）是希特勒的主要供应商，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有一次到贝格霍夫和希特勒谈艺术。谈话当中，一个副官送来一份重要的报告，坚持要希特勒审核，希特勒的脸色阴沉下来，但还是照做了，哈伯施托克于是不得不费很大的气力才使他再回到一种欢快的心绪状态。道别的时候希特勒说：“如果没有艺术来使我放松，我会变成什么样啊。”[82]

但问题是，艺术家的灵感和洞察力需要一种更充裕、更悠闲的生活方式，而战争开始后持续过度的紧张工作，消磨了他早年找到走出危机的“从容优雅”方法的“天才”思想，损害了他的洞察力，把他变成了一个与其固有的气质相左的被迫性工作狂，自由散漫的生活让位于一种惩罚性的工作安排。1942年后，希特勒直接指挥到集团军一级。1943年，戈培尔在日记中抱怨：“看看那位内政部长弗里克（Frick），67岁了，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齐穆湖度过的，而不是在柏林履行公务。戈林呢，只能到加林霍尔才能找到，鲍勒只能在胡桃村才能见着。整个帝国和党的领导者们都在度假。”[83]希特勒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当然也就承担了极大的压力。连柏林是否允许赛马这样的问题也要他亲自过问。显然，在空前规模的战争时期，一国元首和最高统帅仍要纠缠于赛马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太不正常了。在其二战生涯的2067天中，希特勒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Rastenburg）附近的德军大本营“狼穴”（Wolfsschanze）中度过的，这是一个介于修道院和集中营之间的地方，寒冷、雾气和湿气构成了一个压抑和病态的环境，因为希特勒讨厌阳光和炎热，地堡里甚至没有安装暖气。直到2007年夏末，西班牙记者埃尔南德斯（Jesus Hernandez）造访这里时，还深深感到：“希特勒作为战争的指挥者，在狼穴逗留了八百天之久。此处的景色使我立刻理解了这位德国独裁者周边的非现实的环境。这是我在任何一本书上都无法学到的：前线、军队、上百万人的生命，所有这一切在这里都变成了冰冷数字组成的冰冷报告，根据它们再去作出冰冷的决定。我笃定地相信，在这里，在这阴森黑暗的沼泽地里，绝不会产生出任何有益于人类的东西。”[84]生活在这里的希特勒也无异于一个囚徒。从1943年起，希特勒越来越封闭，不与任何人接近，最后只有他的秘书才被允许分离他孤独的深思。“就像见不得光的爬虫一样，他把自己藏在没有装饰的冷冰冰的地堡里。”[85]熟悉希特勒的军备部部长施佩尔后来说：“后来，在我长期蹲监狱时，我才明白，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生活，是怎样的滋味。我才明白，希特勒的生活与一个囚徒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的地下避弹室（当时规模不大，到1944年6月，就扩建得像一座皇帝的陵寝了），同监狱一样，有很厚的墙壁和顶盖，铁门以及用来挡住有限几个窗洞的铁板，他在铁丝网圈内散步，天地是那么狭小，使他接触到的新鲜空气和大自然，并不比一个囚犯在监狱的院子里转圈时接触得多。”[86]

一个长期处于工作紧张、压力强大和身心疲惫状态中的人，当然不可能再度拥有“天才”的直觉。这一变化在希特勒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诚然，在战争开始之前，希特勒也有精力不济的情况，譬如他畏畏缩缩，不敢做出决定，有时心不在焉，有时喜欢一个人痛苦地自问自答。他时而一言不发，毫无反应，时而只草草说一声‘行’或者‘不行’；不知他是否还在想有关的事情，或者已经想到别处去了。可是，先前这种精疲力竭的情况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在上萨尔茨山逗留几个星期之后，他又恢复了精力，眼睛又有神了，反应的能力也提高了，又乐于拿主意，做决定了。”[87]另一个旁观者、希特勒的副官贝洛也发现：“艺术家的生命在于灵感和冲动。灵感不是奉命产生的，相反需要时间才能逐渐趋于成熟。艺术家有时间，没有时间可以找时间。现在希特勒背离他的气质成了政治家。政治家在大多数场合不能任意等待时间，如果耽误时机就会犯错误。希特勒所作的重大决定，不管是1937年以前的，还是其后我所看到的，凡是卓有成效的都是经过他长期考虑和适当安排的。他亲自作各项准备，直至过问具体事项，主要是考虑选择正确的时间。直至1941年他都是这样做的。从那以后敌人占了上风，常常迫使他在短时间内作出决定。这违反他的本性，导致了灾难。”[88]当富有创造性的灵感、洞察力不再光临时，希特勒剩下的只有幻想。1945年4月20日，他还在幻想苏联人会在柏林城下遭受惨重的失败；4月26日在地堡中与女飞行员汉娜·莱奇（Hanna Reitsch）谈话时仍对温克（Walther Wenck）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解围抱有希望；4月28日，他在暗堡里给最高统帅部凯特尔（Wilhelm Keitel）元帅发电：“我期望柏林解围。海因里希的部队在干什么？温克在哪里？第九军团情况如何？温克和第九军团何时与我们会合？”[89]这时的事实是：温克和他的部队已被消灭，海因里希的部队在向西方撤退。所以“直到末日到来，希特勒幻想才最后破灭，当时，他突然发现他下命令的对象——德国陆军已不复存在。在总理府的防空洞里，在摊在面前的地图前，他两眼木然，一言不发地坐了两个小时。然后，像个不负责任的船长，正当船只在一沉之际，他不顾船上乘客的命运，弃船而去”[90]。

其四，这种艺术家式的工作方式，与希特勒的独裁权力有关。在现代政治、军事体制中，个人的重要性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有独裁者有为所欲为，把自己的个性、生活风格、思维方式带进公务的可能。德国学者哈夫讷这样评说希特勒：“政治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职业。在他从政的早期，他曾称其职业为画家、作家、商人与宣传员；后来他只是一个不向任何人负责的领袖，先是党的领袖，最后是那个绝对的领袖。他担任的第一个职位是国家总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奇怪的总理，他想走就走，看不看文件、怎么看、什么时候看，都随他。他不定时召开内阁会议，1938年以后，干脆根本不开了。他的政治工作方式，不像一个最高官员，而像一个自由自在的，独立就业的艺术家。他等待着灵感的到来，一连几天、几个星期，似乎是在偷懒，但当灵感到来的时候，便突然急急忙忙地投入行动。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希特勒第一次从事一个定时的工作，即当军队最高统帅。这时，他不能躲开一日两次的军事会议。而此时他的灵感就越来越少了。”[91]希特勒的成功部分地依赖于他的艺术气质，他的失败也部分地因为他的艺术气质。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是，纳粹在战争、大屠杀中表现出来的凶狠和残暴，也与希特勒作为艺术爱好者的思维有关。他认为“真正杰出的天才是根本不关心普通人类的”，艺术家有权为所欲为，甚至可以做任何残忍的事情。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4. 自杀：失败抑或成功

希特勒的战争失败了，但希特勒不服输。1944年8月底，西线总司令克鲁格（Guenter Hans von Kluge）元帅向希特勒悲情呼吁：

如果您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尤其是空军的那些武器，不能迎来胜机，那么，我的元首，下决心停战吧。德国人民已经苦不堪言，是时候了结这场噩梦了。这一目的我们一定有办法达到，更要紧的是，我们也一定有办法保护第三帝国不受……践踏。对于您的非凡气概，您在这场巨大斗争中的杰出贡献，和您钢铁般的意志，我始终无比敬畏。如果您的意志和天才还拼不过命运，那便是天意难违。您已经进行了光荣、卓绝的斗争。历史将证明您的正确。请您拿出您的非凡气概来，因为如果战斗前景无望，到了该结束的时候，您的非凡气概将是必不可少的。[92]

确实，如果像希特勒这样具有坚强意志、像德军这样强大的军队，也打不赢，那么，这个战争也就根本不能继续了。这不是克鲁格一个人的意见，不但高级将领，纳粹党的一些高官也在与西方接触。当然，希特勒拒绝了所有这类建议。

战争开始后，希特勒大部分时间不在柏林，1942年夏甚至远在乌克兰，1943和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普鲁士拉斯登堡的“狼穴”。如果要休息，他会到上萨尔茨堡的贝格霍夫山庄。相比之下，柏林不过是他偶然来访的地方。但战争越打越糟，到1944年结束时，东方前线再也没有他可以待的地方了。1945年1月16日，希特勒回到柏林，随即进入地堡，此后，除2月25日到柏林郊区召集会议、3月15日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前线视察以及偶尔利用轰炸的间歇潜回总理府、夜间偶尔会上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外，希特勒就再也没有看到过日出和日落。

希特勒在此地堡自杀

总理府地堡是1943年开始兴建的，最初的设计是防空洞。希特勒搬进去的时候还没有完工，一切都还很简陋。30多个房间拥挤不堪，像洞穴一样。一个简单的描述是：“房屋低矮，通道狭窄，与作墓穴等用的教堂地下室别无两样。有几间房子涂成战舰灰色，棕色的走廊已经褪了色。几处墙壁正在‘流汗’，因为石匠们没有抹完墙灰。暗堡位于地下约50英尺处，四壁都是厚约15英尺的水泥，其上再用12~13英尺厚的泥土覆盖。每道墙6英尺厚，每次有炸弹或炮弹落在总理府花园内，都会震落一些墙皮和尘土。所有的人都拥挤地住在一起。里面的气味就像那些狭窄的地方所发出的一样，刺鼻难闻。”[93]希特勒住的3个房间稍大一点，书房和卧室都是12平方米，附有抽水马桶和淋浴喷头。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所有设备包括最重要的通风、通信设施都是临时凑合的。空气很浑浊，煤油味很浓；许多重要信息是由军事通信员从外面带来的，只有一部靠接线生接听的总机和一台无线电，无线电的信号完全信赖于一个飘浮在地堡上空的气球来接收。其原始程度简直令人失望，而希特勒却依靠它同外界保持了如此之久的联系，则又令人惊讶。在最后阶段，希特勒完全依靠信差在地堡和威廉大街的纳粹党总部之间传递消息。

柏林还有好几个掩体，鲍曼（纳粹党总部）、戈培尔（宣传部）、戈林（空军）都有其豪华的防空洞，特别是柏林正南15英里的佐森（Zossen），最高统帅部有一个比柏林地堡大七倍的地堡，它由两座混凝土加固的建筑组成，依靠树林和铁丝网隐没在乡村阡陌之中。在距离地面22米的地下，还有一个大规模的通信中心。它原是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OKH）所在地，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地堡后，最高统帅部（OKW）也驻扎于此。但希特勒不想去。一方面是“七二〇”事件之后，希特勒已不再信任军事官员，而只相信由党卫军“希特勒旗队”看守的这个小地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佐森是勃兰登堡行政区一个不大出名的小村庄，显然不适合于希特勒想要在最后演出的历史剧的要求。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希特勒进行了自我总结，将其失败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英国的短视。德英联盟的战略没有得到英国那些短视的、怀有偏见的政治家的响应。他一再向英国示好，目的是不让美国和苏联插手欧洲事务。这样做固然带来严酷和残忍，但欧洲本来就“并不是可以用优雅和说服力来征服的，必须使用暴力来拥有它”。所以他是欧洲的“最后一次机会”，由于英国不合作，所以德国不能全力对付东方的苏联。第二，德国人没有做好准备。向东征战是德国的历来政策，德国注定是要打仗的，不幸的是德国人对这场托付给他们的命运之争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本来应当有20年的时间来培养一代新的民族社会主义人才，但他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第三，与意大利的结盟拖延了战争。与意大利的友谊妨碍了他在北非和伊斯兰世界推选的革命运动。对希腊的战争使德对苏战争推迟了六个星期，又出现了莫斯科城外寒冬突然降临的灾难。第四，不够强硬，做了过多的妥协。在国内是没有彻底清除保守党人，在国外是没有策动殖民地人民起来暴动，输掉了到手的胜利。[94]应当说，这一总结大体上是能成立的。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一天，在奥得河前线抵抗苏军的海因里希的第九军团失败，柏林已处于苏军坦克的包围中，市内到处听见隆隆的枪炮声。深夜在总理府举行的生日宴会是纳粹德国领导核心的最后一次聚集，希特勒拒绝了所有要他离开柏林的请求，下令将德国分为南北两个战区，南线由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元帅负责，北线由海军总司令邓尼茨负责，同时第一次宣布他将留在柏林，但不阻止其他人离开。会议结束后，党国要人各奔东西，两名秘书沃尔夫（Johanna Wolf）和施罗德也在南撤人员之中。“告别之际，沃尔夫女士眼里禁不住就淌下了泪水，好像她已经预感到这一走，就再也不能见到希特勒了——她为希特勒服务了整整25年。”[95]特劳德尔不愿离开，克里斯蒂安撇下丈夫坚决留在希特勒身边，这些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小人物，依然没有走出个人崇拜的阴影，以至于希特勒有理由说：“要是我的将军们能像我的女人们那样勇敢就好了。”[96]4月22日下午，在得知苏军已到柏林近郊，而党卫军上将斯坦因纳（Felix Steiner）并未按照他在前一天的命令向柏林南郊的苏军实施反击时，希特勒极度失望，他“失态地将握起的拳头狠击张开着的另一只手，两行眼泪从面颊上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反复强调说，他无法再领导下去了，他的命令被当作了耳边风，接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战争输了！’他叫喊着。‘可是你们，我的先生们，如果以为我会离开柏林，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宁可让一颗子弹打穿我的脑袋！’”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希特勒说自己将在帝国首都等待死亡的到来。为了切断自己所有退缩的念头，他随即口述了一份公告，公告中说，他将留在柏林，并亲自担当起保卫城市的责任来。当天，戈培尔发布新闻：希特勒将留在柏林，组织柏林保卫战。[97]

斯坦纳第十一装甲军是希特勒的主要希望，位于柏林北郊20公里处。但对斯坦纳来说，他所能调配的部队非常少，也没有任何后援，所以根本无法发起反击。对于希特勒此时的绝望，一个更细致的描写是：

科勒将军打来电话，说斯坦纳还没有开始反攻，苏军所向披靡，突破防线，苏军坦克已经抵达城市。希特勒突然暴怒，每个人都被勒令从会议室出去，只留下鲍曼将军。其他人迅速离开。门一关上，希特勒就跺起脚，旁人看到的这是他整个人生中最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的尖叫声如此之大，以至于碉堡里的人都挤到楼梯和门厅处偷听。在将近1个小时里，希特勒大声训斥着他的军官们，说每个人都抛弃了他。他大骂他们堕落、叛国、说谎和怯懦。最后，他精疲力竭，大声喊着关于斯坦纳的什么事情。之后突然倒在椅子上。希特勒，此时是一个被彻底击败的人，他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首次公开宣布，那些指挥官有辱使命，对此，他感到绝望。一切都结束了。他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誓死守住柏林。其他人还有谁愿意离去请便，在这个指挥部里，他的使命即将结束。[98]

4月23日傍晚，希特勒走出地堡遛狗，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呼吸地面上的露天空气。夜里，他告诉专程赶来与之告别的施佩尔：他已经决定留在这里。“我不会亲自去战斗，因为这样的危险性太大：我可能仅仅是受了伤而活活地落到俄国人手里去。我也不愿意让敌人污辱我的遗体。我已下令把我的遗体烧掉。布劳恩小姐愿意和我一起结束生命。在这之前，我先打死布隆迪。……结束自己的生命是轻易之举。那是很短的一瞬间，我就此摆脱了一切，从这种充满痛苦的生存中解脱出来。”[99]但希特勒还是推迟了他的死亡，因为他还对布置在易北河沿岸的瓦尔特·温克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抱有希望，他命令温克“重新给帝国首都解围”。但事实上，下达给温克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4月25日，苏军包围了柏林；4月26日晚，当苏军炮火猛烈攻击总理府时，希特勒才彻底绝望。希特勒决定自杀，为后人塑造一个纳粹党自我牺牲的形象。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往嘴里开枪。这样头颅瞬间粉碎，而你什么感觉都没有。但爱娃另有看法：她想留着美丽的尸身，她宁愿服毒。戈培尔立刻予以阐释：

如果元首在柏林慷慨赴死，让欧洲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那么最多五年之后，元首将变成传奇人物和纳粹主义的神话，因为他将因这一最后的壮举而被神圣化，今天人们为他所有的人类弱点而对他进行的批评终将一笔勾销。[100]

希特勒最后两天自杀的过程大致如下：4月29日凌晨，希特勒着手处理后事。先是与爱娃举行婚礼，然后向秘书容格口授政治遗嘱与私人遗嘱，在遗嘱副本上签字后又请人作证。三名使者带着文件副本离开地堡。中午起床后，召开军事例会，派出信使，然后命令把他的狗布隆迪（Blondie）毒死并专门来到地下室门口与他的狗告别。4月30日下午2点钟前后用完最后一餐沙拉和意大利面条，与戈培尔、鲍曼等及总理府成员最后告别；3：30左右自杀：先把手枪对准右太阳穴，然后咬破装有氰化钾的毒剂胶囊，同时扣紧扳机。爱娃听到枪声后咬破氰化钾胶囊。地堡里的随员们将两具尸体抬出地堡，浇上汽油后焚烧。据费斯特的分析，希特勒与爱娃的婚礼虽是临时举行的，但意义重大。“希特勒曾经说过他的爱犬布隆迪一直到死都会保持对他的忠诚，这场婚礼是希特勒对除布隆迪之外身边的另一个伙伴的感激，这场婚礼也明确表示他要让位。他对自己的地位赋予的神话属性不可能允许他和普通人结合。现在他放弃了这种立场，这暗示着他认为纳粹主义无法再维系下去了。事实上，他确实对他的宾客们说，这项事业已经终结了，不可能再重燃生机。”[101]

希特勒毕竟不是东方的帝王，他没有要他身边的人殉葬，没有要求保留遗体。但希特勒是现代独裁者，临死之前，他处决了一批对胜利有怀疑的人，绞死了“七二〇”事件参与者中所有还活着的人。在纳粹帝国土崩瓦解的最后一刻，在炮火纷飞的柏林，有三件事特别能体现德国人的性格和作风。一是希特勒与爱娃的婚礼。戈培尔请来柏林民事官员瓦格纳（Walter Wagner）为之主婚，鲍曼作为爱娃的见证人，戈培尔夫妇作为希特勒的见证人，整个过程一丝不苟。瓦格纳走出地堡后几小时，在威廉大街遇袭身亡。为了一个仪式而死一个人，既是德国人的严谨，也是德国人的形式主义。二是25日晚，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驻总理府的联络官，也是爱娃的妹夫菲格莱茵（Hermann Fegelein）将军逃出地堡，在柏林的公寓中换上便装，那里还有他的匈牙利情人。已处绝望状态的希特勒，依然派人在混乱中将之抓回地堡，在发觉了希姆莱背叛并断定菲格莱茵的逃跑与此有关后，4月28日，希特勒下令蒙克（Wilhelm Mohnke）将军组成一个临时军事法庭，菲格莱茵经审判后才被处决。三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阿克斯曼（Arthur Axman）做其通信兵，却发现了此人没有驾驶执照时，尽管柏林大街上早已是炮火横飞，他没有做“违法的事”，而是找了另一摩托手为其司机。[102]在政权即将瓦解、国家即将崩溃、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刻，这些德国人仍然没有忽视仪式、程序、规矩，确实令人惊讶。

仅就军事生涯的成败而论，希特勒与拿破仑相当，但后者的背后有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政治理想，所以能够作为一个失败者而安于流放地的生活，希特勒除了破坏性外，没有任何建设性，连他曾经反复宣传的伟大的德意志民族，最后也离他而去，令他失望。战争输了，是因为德国人不能理解他的伟大抱负。死前他的秘书容格与他有一段对话：

我的元首，您认为纳粹主义会复活么？

不，纳粹主义已经死了。也许，100年内，还会有某个相似的思想诞生。信仰的力量会席卷整个世界。可德国已经失败了。德国太幼稚、太弱小，不足以承托我的使命。[103]

希特勒的民族自恋、种族狂热是完全扭曲的梦想，一个伟大的民族实际上只是他的工具。而一旦战败，这个为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唱了无数高调的政治狂人，就把自己的罪责推卸给整个民族，诅咒自己的民族，甚至计划毁灭民族。自杀的决定是对仍在他命令下作战的军队的严重失职，这个曾经不顾将领们的劝告坚持延长战争的人却拒不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在希特勒临死前的24小时，一个医生去见他，深感震惊：“现在我知道，对阿道夫·希特勒来说，决不可能有一个圣赫勒拿岛；即使他能够逃脱在柏林的厄运，他最多只能在厄尔巴岛生活一段短暂的时期。对于一个只剩下残破不堪的躯壳的人来说，至多能够再活一年、二年、也许三年。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像临死的人所常常感到的那样。在我见到元首的时候，他已经作出了在柏林自杀的决定。”[104]当然，一直有人怀疑希特勒自杀的真实性。最近的研究成果是阿根廷记者巴斯蒂（Abel Basti）2010年出版的《希特勒逃亡》。[105]

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直接原因当然是希特勒最害怕成为苏联人的俘虏。希特勒知道，他的最大敌人是斯大林。4月25日下午，希特勒交代他的管家林格（Heinz Linge）：“我将同勃劳恩小姐一起在总理府花园中的掩体入口开枪自杀。没有别的出路。请您弄来汽油，浇在我们的尸体上，将它们烧掉。您千万不能让我的尸体落进苏军手里。他们会开心地将我运往莫斯科，在那里放进陈列馆展览。这不行。”[106]4月28日，路透社有关墨索里尼被处死、尸体被游街被倒挂的消息传到地堡。希特勒看后说：“我们绝不会有这样的结局，我们的遗体将被火化掉。”[107]4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死前大约五六个小时，他对外交部代表赫维尔（Walter Hewel）说：自己如果落到俄国人手里，将会受到“严刑拷问直至说出真情，然后被放在莫斯科动物园里展览”[108]。这一愿望，希特勒是成功了。次日，刚准备上床的斯大林得知此事后，高兴异常：“完蛋啦，这个混蛋！可惜没能活捉他。希特勒的尸体呢？”在晚宴上得知此信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此的反应却是：“我得说，我认为他这么死去是完全正确的。”[109]希特勒的成功还不止于此。他输掉了战争，他的主义也没有实现的希望。但他的破坏欲、战争梦想、嗜血欲却得到了实现。正如批判理论家弗洛姆（Erich From）所说：“这个自大狂者和毁灭者并没有真正输掉。输掉的是千万百万的人命——德国人，别的国家的人，和弱小民族的人——对这些人来说，在战场上阵亡还是最不痛苦的死法。”[110]

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也因为这个生命其实早就异化了。抓住德意志民族发动战争、实现统治欧洲的欲望，是希特勒生命和生活的全部目的，他没有其他的生命价值，甚至没有个人生活。古德里安大将后来回忆说：

他是一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所以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是他和其他的人类似乎已经脱节了，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的“老同志们”也只算得是忠实的信徒，而并不具有私人的友谊。……他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所以他也永远没有深爱过一个女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足以代表人情温暖的事情，例如真正的友谊，纯洁的爱情，都一律与他没有关系。所以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孤寂的世界，除了他那个大而无当的征服世界计划以外，他再也找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了。[111]

希特勒的政治/社会抱负并非一直是清晰的、完整的，但在种族和领土扩张问题上，他从来都是毫不动摇的。建设一个纯种雅利安人国家、称霸欧洲甚至世界，是希特勒的最高理想，他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以期凭一个人的能力做上帝的事业。他的地位、权势不过是把他与普通人隔绝开来；全国人的歌颂、崇拜不过是把他抬举到人的生活之上，以至于他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人的关系、培养真正人的感情的能力。希特勒的权力是显赫的，但其个人生活却不值一提。一句用来说明斯大林的话也可以用到希特勒这里：“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且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112]因此，希特勒的人生观是悲观的。1935年年底，里芬施塔尔去看希特勒，他们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问他：“您最喜欢读谁的书？”

他随即回答说：“叔本华，他是我的老师。”

“不是尼采？”我插问了一句。

他笑了笑说：“不，尼采的东西很难读懂，他与其说是一位哲学家，还不如说是一位艺术家，他的头脑不如叔本华那样清醒。”他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曾听说，希特勒是尼采的忠实信徒。

他补充说道：“当然我很崇拜尼采，他是个天才。在德国文学中他的语言也许是最美的，但他并不是我心中的理想人物。”[113]

既然没有个人生活，人生观又不健康，那就只能将其巨大的生命能量投置到政治和战争中去。胜利了，生命就有意义，失败了，生命就无所足惜。秘书施罗德也注意到了希特勒人生观的变化：“战前，他常说，每个人都必须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在他看来，苦难的经历不能成为放弃日常斗争的理由。……他相信，在危急时刻，一个简单的建议或者一句小小的鼓励，就足以使一个绝望的人重拾信心。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彻底改变了这种观点，尤其是在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那场暗杀之后。他奇怪地发现，由于孜孜不倦地阅读哲学家叔本华的作品，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地，他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变成了自己的思想，那就是当生命只留下幻灭和苦难的时候，生命是不值得留恋的。”[114]在希特勒看来，既然没有战斗的身体，生命也就没有价值。“我再也没有战斗的身体状态了。我的双手不停地颤抖，连一支手枪都握不住。倘若我负了伤，甚至找不到自己人给我补一枪。”“1944年在他重病期间，我常常走进他的房间。那间设在小地堡里的卧室，从来都没有一缕阳光照进来。我发现希特勒已经身心交瘁，他用微弱的声音向我描述胃痉挛给他带来的可怕痛苦。‘如果这样的痉挛反复发作，我的生命将不再有意义。’他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结束它。’……看到这副饱受极度痛苦折磨的肉身，我的心情非常激动，那里的环境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窄小的行军床，冷冰而平滑的混凝土墙壁，一切都充满了单人牢房的气息。那个人痛苦得扭曲着脸，穿着镶着蓝边的白色睡衣，躺在我面前。他仿佛已经感觉到了坟墓里令人窒息的气息，但时不时地还挤出一丝不自然的微笑，但又极力掩饰。在我面前的，已经不再是大德意志的那位‘元首’了，而是一个可怜的老人。”[115]

但就是这个“可怜的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还要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命运，这是德意志民族的悲哀。4月20日，希特勒接见前来向他祝贺生日的少年团。在场的一个少年发现：“希特勒看上去非常苍老，我的祖父母都年逾七十了，可是看上去也要比希特勒精神许多。我还记得7年前在布雷斯劳见到希特勒的情景，那时候，他身上的那种力量、气概和活力甚至感染了他周围的人；当他发表讲话时，他用催眠般的号召力征服了所有听众。但是，现在，他看上去佝偻了许多，头似乎缩在肩膀中，他的声音几乎低得听不见，他的肌肤呈现出病态的苍白。他的步伐有些乱，好像喝醉了似的，他险些被自己给绊倒了。他整个身子都在发抖，连头部都哆嗦着。不过，最明显的还是他那颤抖的双手和双臂，他双手背在背后衣服的下角，竭力控制着不要抖动。”[116]但他们就要求德国人为他的梦想而献身。

这是一个带来无数死亡的人。在纳粹德国最后的日子里，“德国人民受苦挨饿的情况非常悲惨，所以当传来关于希特勒为逃避他的死刑而自杀的消息时，在他们中间没有激起丝毫的兴趣，也没有引起任何评论。那时候，人们已经麻木和厌倦到极点，他们只有一个愿望——渴望这一切最终结束，一去不复返”[117]。受害者之外，纳粹党徒自杀的也不少。希特勒自杀，连带他的妻子爱娃，戈培尔夫妇自杀前让其五个孩子先死，戈林、希姆莱自杀，鲍曼被打死。从纳粹政府的部长、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党卫军高级官员到普通市民，多有自杀。柏林从1945年3月238例自杀跃至4月3881例，5月又下降到977例。

5. 遗产：理想主义还是虚无主义

希特勒自杀而死。但当天晚上10点，汉堡广播电台却是在庄严的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乐后，这样向外公布的：“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战斗到最后一息，今天下午在德国总理府的作战大本营里为祖国牺牲了。”希特勒及纳粹党曾以最美丽的言辞、最宏伟的蓝图动员、组织德国人为之献身，但只不过短短的12年，就将德国带到灾难的境地。希特勒与纳粹党曾经宣扬的国家威望、民族利益等统统化为泡影。为希特勒作传的作家惊讶而又客观地指出：“令世界感到奇怪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惟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不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那原来是20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没有哪个领导人之死如此干净利落地将一个政权铲除。”[118]不止是希特勒。1943年6月底，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告诉来访的希特勒：“元首，如果没有了我，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就会像座纸牌房子一样倒塌。”[119]

然而，一些纳粹分子，一些不了解历史或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后来者，却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词，他们将纳粹、希特勒与“理想主义”联系起来：战争失败了，德国破碎了，但“理想”却不能因此否定。几乎所有为纳粹、为希特勒体制辩护的人，都以“理想主义”为托词。

1950年10月10日，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席拉赫的妻子亨里埃特在《南德意志日报》上发文说：“……他不是战犯，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120]

1967年，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戈林之妻艾米·戈林出版回忆录《在丈夫身边》，把戈林写成“他总是替别人着想……一贯无私奉献，带给别人的是爱、宽容……欢乐和帮助……”。回忆录的最后，她一语道出了真相：“如今再回过头看，我觉得自己似乎仅仅在1932年春天至1946年秋天这段时间里才算真正地活着……十四年就相当于过了一生！”[121]

1985年，奥地利记者西施罗夫斯基（Peter Sichrovsky）采访纳粹后人，其中之一的格哈尔德，其父曾是纳粹的市长，战后他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为理想奉献了一切。[122]

纳粹主义是理想主义吗？

希特勒讨论过“理想主义”。《我的奋斗》在比较雅利安人种与犹太人种时，希特勒认为雅利安民族是征服低等民族的“主人”和文化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但因血统的混杂，雅利安人逐渐失去了纯粹血统所独有的抵抗力，所以这个种族也堕落了。说到这里，希特勒提出了他的“理想主义”：“在德文中有一个准备服从义务的要求（Pflichter Fullung）的形容词，这个词极能表明勇于负责、急公好义的意思。这种态度的基本意思，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这是用以来区分利己主义的。因为这个主义，是指人为社会、为人类而牺牲自己的。当理想主义陷于灭亡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刻见到那种社会的精华和文化之必要条件，也随之低落了。于是利己主义，也就成为民族中的主要势力。每个人只是惟利是图，社会秩序立刻废弛，人类大都从天堂而坠入地狱中去了。”[123]这里的“勇于负责、急公好义”只能在一个非常抽象的意义上才能说是“理想主义”，因为它并不内含什么肯定性的、实质性的价值，而更多是一种工具性的品质和行为。问题还不在于希特勒对“理想主义”的界定，而在于他把理想主义指定为是雅利安人的品质，而把利己主义算作犹太人的特性，所谓“勇于负责”和“急公好义”也就成为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的工具。希特勒的“理想”，早在《我的奋斗》中就明确表达：一是种族主义——消灭犹太人，实现德国的雅利安化。二是“生存空间”——为确保德国的强盛和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德国必须向东扩展，清除乌拉尔山以西所有的大国。纳粹党的副元首赫斯一语道破：从根本上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实用的种族主义科学”。对希特勒来说，在这个世界上，犹太人必须斩尽杀绝，其他的民族，也好不了多少。

（1）波兰人。反纳粹的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1939年9月12日的日记记载：“已经制定了针对波兰的大规模枪杀计划，尤其必须斩尽杀绝的是波兰贵族和神职人员。”卡纳里斯提出反对意见，希特勒的回答包含在一份密令中：“……波兰上层必须不复存在。另外，所有波兰知识界精英也必须斩尽杀绝。听起来很残忍，不过，这正是生活的法则。”至于其他的波兰人，只能是第三帝国的奴隶。

（2）斯拉夫人。1942年德军占领苏联西部广大地区后，希特勒提出了他的计划：“今后斯拉夫人要服务于德国人。一旦他们对德国人没用了，可以让他们去死……让斯拉夫人接受教育是危险的，让他们数清楚一百以内的数就可以了……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德国未来的敌人……至于食物，维持在最低限度，只要他们能存活即可。一切由德国人说了算。”这当然不是说说而已。一年前的德军向苏联席卷而去的时候，戈林就对意大利外交部部长说过：“俄国今年会饿死2000万到3000万人。也许这样更好，有些国家的人必须大量死掉。”

（3）英国人。1940年9月9日，陆军总司令勃苏希契元帅签署了一项内部命令：所有体格健壮、年龄介于17—45岁的英国男性必须抓起来运往欧洲大陆的德占区。命令还指出：张贴反德标语，24小时内没有上交枪支和收音机的英国人，或将成为人质，或将处以死刑。

（4）美国人。在纳粹德国采访过众多纳粹要员的美国记者夏伊勒认为：“希特勒对苏联有某种程度的尊敬，尤其对那个国家的独裁者斯大林，对美国和美国人，希特勒所有的不过是藐视。”他提出，人们凭什么相信希特勒对美国人会比对俄国人好些？[124]

因为这种“理想”根本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即使是希特勒，也知道这些“理想”只是其反人类的欲望表达，也只能在极其小的范围内公开。即使是希特勒，对自己的理想也不具有坚定的信念。他曾对里芬施塔尔说：“我的愿望是建立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德国——一座反共产主义的堡垒。这是只有在我有生之年才能实现的愿望。我的后人，没有人能实现这个目标。”[125]临死之前，希特勒还为自己的不幸而抱怨，“领导了一个如此反复无常又易受影响的民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样变化无常，在它的过去以少有的冷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126]

希特勒确有理想，但这是以无数人、包括德国人的死亡为代价的种族乌托邦，是一个与文明人类的普遍价值观相悖逆的理想，也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战争后期，有自己思想，了解内幕的高级将领还是纳粹要员都不再相信希特勒的宣传了，希特勒仍然保持着对德军和纳粹党的绝对控制，但其他要人却多有自己的考虑。但长期洗脑是有效的，种族之梦与德意志民族主义也有相通之处，所以仍有对纳粹德国不了解，对希特勒依然迷信的人，继续高唱“理想之歌”。希特勒临终之际，不但戈培尔一家愿意陪死，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上将与传奇般的女试飞员莱奇也愿意在地堡里送死。这里主要说说莱奇的“理想主义”。

莱奇具备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人格特征。在纳粹的追随者与希特勒的支持者中，有两名最有才华的杰出女性，一名是电影导演里芬施塔尔，另一名就是女飞行员莱奇。两人的一生，都可以用“美丽与恐怖”来概括。1912年出生的莱奇，从小就想当飞行员。1931年中学毕业后，在学医的同时又报名进入滑翔飞行学校，次年通过飞行员资格考试。在希特勒重整军备、戈林“以纳粹党特有的热情和韧性”发展空军的背景下，莱奇找到了用武之地，1935年就开始从事危险的试飞工作，1937年成为第一个驾驶滑翔机飞越阿尔卑斯山的女飞行员和世界上第一个女机长，是世界上首飞直升机、喷气式飞机和火箭推进式飞机的女飞行员。她争着、抢着承担危险的任务，为纳粹空军装备的研制、测试做出了特殊贡献，理所当然是“德国妇女的骄傲”，获得过二等铁十字勋章、一等铁十字勋章等最高荣誉。同时，莱奇还以英雄模范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讲，鼓励听众为国效力。莱奇是机智勇敢的，也是单纯可爱的。在出席空军总司令戈林的招待会时，莱奇如此表现：

帝国元帅戈林走进招待会大厅时，汉娜正站在几个将军中间。戈林四下张望着找她，发现汉娜后，戈林扯着大嗓门惊讶地说：“啊？这难道就是咱们著名的机长吗？您个头儿这么小怎么能开得了飞机呢？”汉娜对自己个子矮很敏感，她模仿着大块头戈林迈大步走路的模样说，“难道要当飞行员就非得这样吗？”[127]

莱奇的倔强、可爱都在这里表现出来了。莱奇不赞同纳粹的反犹主义，但没有与纳粹发生冲突；莱奇听说灭绝营的事情之后，当面责问希姆莱，在希姆莱告诉她那都是恶意诽谤后，她也就相信了。

莱奇拥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牺牲精神。1944年2月28日，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的别墅里接见莱奇，祝贺她获得一等铁十字勋章。莱奇以多数战斗机飞行员的名义向希特勒建议，由那些明白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挽救危局并愿意做自我牺牲的人，向英军发动自杀性攻击，以阻止盟军的诺曼底登陆。希特勒拒绝了：“每个为了他的祖国而战斗的人必须拥有幸存下去的希望，即便这种希望很渺茫。我们德国人不会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那样做自杀性袭击。”[128]这就是说，连从来不考虑生命代价的希特勒都不敢或不愿做的牺牲，莱奇都敢提并付诸实施。经过党卫军特种部队领导人、营救过墨索里尼的奥托·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的帮忙说项，希特勒最后同意莱奇搞一组试验。不到两周，这个代号“赖兴贝格”的计划就有了眉目：四种载人的V-1飞弹装配完成，样机中有带滑板的可以降落，也有不带滑板的。莱奇和70名队员签署了生死状：“我在此自愿报名担任载人飞弹驾驶员，参加自我牺牲行动。我明白，这次行动将以死亡告终。”[129]莱奇亲自组织这70人进行训练。在此过程中，莱奇的忠勇、义无反顾又一次显示出来。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要为这些人授勋，莱奇认为这根本没有必要，为国牺牲本是自愿的，不是为了勋章；有关部门要求为参与者进行体能与射击训练，莱奇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这原本就是自杀性行为；一些教官满口爱国主义却不参加自杀行为，只能使莱奇鄙视；党卫军领袖、大屠杀领导人希姆莱建议让“厌世者、病人或犯人”参加自杀行动，莱奇对此感到气愤，她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光荣的爱国行为，只有健康男子，最好还是有家有口的正派人，才有资格操纵“赖兴贝格武器”，表现不良者没有资格为纳粹德国牺牲。真正令莱奇遗憾的是，这种载人V-1飞弹一直没有投入使用，她的为国捐躯的设想未能实现。诺曼底登陆后，希特勒下令用无人驾驶的V-1飞弹打击英国，一共发射了1000枚，每枚装有杀伤力极强的一吨重弹头。在英国的德国间谍提交了这种飞弹的破坏效果，1944年8月14日，负责法国西部防线的隆美尔（Erwin Rommel）元帅从希特勒那里看到后，一面打电话给他的部下：“V-1飞弹的轰炸结果毕竟是相当可观的。”一面写信告诉妻子：“我以比一星期前轻松得多的心情展望着未来。V型武器的攻势使我们如释重负……敌人想迅速向巴黎突破的企图现已不再可能。”[130]莱奇不是纳粹党员，但在英勇无情方面超过希特勒，在无私牺牲方面超过戈培尔、希姆莱。战争结束后，里芬施塔尔在美国战俘营里见到莱奇，提到此事：

幸好历史上没有真的出现这血腥的一幕。我问汉娜：“您真的会这样做吗？”

“是的。”这个柔弱的女人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回答道。[131]

莱奇的“理想主义”还包括为希特勒陪葬。在决定留在柏林时，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Alfred Jodl）大将说：“至于说到［和平］谈判，戈林搞得比我更好些。戈林是精于此道的。他很会与对方打交道。”约德尔把这句话告诉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Karl Koller）将军，后者于4月23日中午到上萨尔茨堡，将此话告诉戈林。1945年4月23日，希特勒收到戈林用无线电发来的准备接班的电报，电报所述均为事实，且无特别无礼之处，希特勒阅后也很平静。但在他身后弄权的秘书鲍曼，却又转来戈林给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一封信，并提醒希特勒信中的谋反之意。希特勒因此发怒，决定撤销戈林的职务，同时任命格莱姆上将为空军总司令。尽管柏林已被围困，希特勒却不是用电报或电话通知格莱姆就职，而是召其来地堡面谈。4月24日收到命令的格莱姆带上据说是其妻子（一说是情妇）的莱奇，从空军基地乘Ju-188飞到柏林以北90英里的雷赫林（Rechlin）大空军基地，在那里耽搁了一天后，他们征用了一个飞行员和一架Fw-190式歼击机飞往唯一还掌握在德军手中的柏林西部的加图机场。这种飞机不但小而且只有两个座位，身高只有一米五、身材纤细的莱奇从紧急出口爬进去，蜷缩在后舱。此行有40架战斗机护航，到达加图机场时，座机机翼已被打得千疮百孔，半数以上护航的战机已被击落。4月26日，格莱姆驾驶一架侦察机完成从加图机场到地堡的路程，上面是盟军飞机的袭击，地面上正在开展巷战，飞机几乎是贴着树尖飞过。途中油箱被击穿，打坏了驾驶舱地板，格莱姆的右腿受伤。在他因失血过多昏迷过去时，莱奇伏身过来越过格莱姆，抓起操纵杆和加油杆，凭借无数次训练飞行中所获得的辨别方向的知识，在猛烈的炮火下成功降落在柏林正中心。此时，那里的树木和路灯柱被清除一空，在勃兰登堡城门附近临时清理出了一条跑道。莱奇叫了一部车，把她和受伤的格莱姆一起送进地堡。希特勒见到莱奇时说：“您真勇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忠勇之士的。”[132]莱奇请求希特勒逃离柏林：“我的元首，为什么你要留在这儿？为什么要使德国失掉你？元首必须活下去，德国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在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后，莱奇坚决要求与元首战斗到最后一刻。4月26日，应格莱姆之请，希特勒给他们各一瓶毒药：“汉娜，你是那些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罢。”[133]夫妇二人计划在最后一刻服毒，并在服毒之后将紧绑在身上的重型手榴弹的引线拉掉。4月28日，斯德哥尔摩电台的新闻，公开了希姆莱通过瑞典政府向英美求和的消息。希特勒命令格莱姆夫妇离开地堡去抓捕希姆莱。午夜时分，他们再次冒险突破苏军封锁，到达雷赫林基地后，格莱姆接管了空军指挥权，然后由莱奇驾机，到各地与陆海军将领会晤。如果不是希特勒的命令，他们一定会与希特勒一起死去。

莱奇（图中女子）获希特勒的接见并受勋

莱奇的“理想主义”始终不渝，她的理想就是纳粹的理想，纳粹的理想就是希特勒的理想。5月1日，希特勒自杀身亡，莱奇带着发烧的格莱姆赶到普伦（Ploen），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邓尼茨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德国新政府。也是在普伦，莱奇看到了希姆莱，她愤怒地指责他不应该背叛元首，后者反驳她说，他那样做是为了德国利益，历史会得出不同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希姆莱是对的。希特勒之所以能动员德国人为之赴汤蹈火，在于他把“德意志国家”抓在手里。按纳粹主义的原教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希特勒之重要、之值得崇拜，是因为他代表着德国。在希特勒已经将德国置于灭亡的边缘时，莱奇还在忠实于希特勒，毫无疑问是对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德国投降后，格莱姆、莱奇夫妇被美军拘捕并给他们看了集中营的如山的尸体。莱奇的反应是：这是天方夜谭，她必须活下来，查清事实真相，为正直的德国人辩护。她也确实这么做了。即使在纳粹暴行大白于天下之后，莱奇还在以《巅峰和低谷》为名的回忆录中回忆自己当时立场时说：

德国飞行员以最勇敢、最光荣、最不怕死的方式出生入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祖国，是出于对“元首”的信任，是出于对德国空军和国家首脑的自豪。国家的领导层可能做得对，也可能做得错，对此做出判断不是我的事情。然而一个人如果是领导层的重要一员，他就必须准备好和它共存亡。[134]

对于莱奇，除了无知、盲目与顽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忠于国家，不怕牺牲，无怨无悔，其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在纳粹德国，这些品格都可能被用于罪恶的目的。理想主义者是不计成败的，但不计个人成败可，不计国家民族成败则不可。进而，不计成败可，不计是非则不可。没有是非的“理想主义”其实是虚无主义，它肯定的只是忠诚、信念、服从和牺牲，它无法提供这种理想之于任何一个方面的积极意义。希特勒和纳粹的“理想主义”，早已被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文明人类所否定。他们所追求的“种族卫生”，当年法国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就讽刺过，雅利安人的定义是：“他必须像希特勒一样满头金发，像戈林一样苗条，像戈培尔一样英俊，像罗姆一样强壮——而且他的名字是罗森堡。”[135]

战后的莱奇没有太大麻烦。1947年12月15日，非纳粹化法庭将她划入“非涉案人”行列，因为她不是纳粹党员，也不是其他纳粹组织的成员。莱奇认为，这一判决使她在所有被“无辜定罪”的朋友面前感到惭愧：因为和他们所有人以及千百万德国人一样，仅仅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职责而已。活下来的莱奇一方面继续其飞行事业并创造出新的成就，1972年被评为美国“本年度最杰出的飞行员”，1979年，她以67岁的高龄打破了她自己保持的女子滑翔机定点滑翔世界纪录。另一方面，她写作回忆录，为自己也为纳粹辩护。其中的一件轶事是，1958年，波兰人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拒绝她参加在波兰举行的一项国际赛事，德国队最终没有让她参赛。由此发生争执，德国航空俱乐部分裂，支持莱奇的一派指责俱乐部副主席哈拉尔德·克万特：当年是莱奇冒险从地堡中带出了她母亲给他的信，而现在他却对莱奇的困境不管不顾。这至少说明，连戈培尔夫人与前夫所生的人，也不认可莱奇的经历。在莱奇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纳粹“理想主义”实则是虚无主义的迷魅和可怕。

纳粹的理想主义其实是虚无主义。在希特勒种种的“反”（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等）之外，他所肯定的只是自然性/生理性的“种族主义”，本身无所谓价值。希特勒确实追求德国的伟大，但其核心却是其权力欲的充分满足，更是与价值无关。施佩尔已经注意到，希特勒一直就拒绝承认现实，直到在地堡的最后一刻：“在我看来，他逃遁到自己未来的墓穴之中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在这个地下室的世界，周围上下全是水泥和土，而希特勒就被密封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使他同光天化日之下正在发生的悲剧截然分开。他同外界的悲剧再也没有关系了。当他谈到终局时，他谈的是他自己的而为是民族的终局。他已经达到了逃避现实的最后一站，这个现实，是他从青年时代就拒绝承认的。”[136]希特勒留下的是现实世界的一片废墟和精神世界的一片荒芜。1945年5月2日，一个五年前对希特勒充满敬仰的纳粹分子写道：

希特勒倒下了，现在他已经安息，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但是我们呢？我们已经被抛弃，被交给所有人来审判了。整个一生我们都再也无法重建被这场战争毁坏的一切。一开始希特勒的想法是正面的，而当时确实国内政策中出现了好兆头。但在外交政策上，他作为一个大军阀来说是完全失败了。“理想之路”——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道路！现在要为此付出代价……多么痛苦的结局……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我们所有人整个一生都要承受希特勒丢下的重担。[137]

纳粹主义不是尚未成功的理想主义，而是扭曲一切真实要求的虚无主义；希特勒不是带来好消息的天使，而是把人间变成地狱的恶魔。1945年在纽伦堡法庭上，夏伊勒再次看到五年前他在柏林经常看到的戈林等纳粹要人。“我第一眼看到他们时真是震惊：他们个个无精打采，没有了往日耀武扬威的气势。这些纳粹恶魔，当他们所信仰的思想被清算，他们的权力被剥夺之后，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两样。我甚至在心里反问自己，这些看上去平庸、矮小、衣着简陋、坐立不安的人，真的就是他们吗？五年前当我离开德国的时候，他们还拥有令人恐惧的权力。我真的无法想象，眼前这些表情呆滞、连椅子都坐不稳的卑微的人，当年竟然掌控着整个德国和西欧的命运。”[138]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那么多的伟大英明。一旦其指鹿为马的权力被剥夺，这些纳粹要人不但是普通人，甚至连普通人还不如。德国史家费舍尔总结说：“希特勒通常生活在非法活动的阴影中，他的前30年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反社会的环境’中度过的。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中，他不断地与合法的权力机构发生冲突，并受到了9个月的监禁，这些经历都强化和证实了他的犯罪倾向。希特勒亲密的随从都反映出他的为种倾向：戈林是一个聪明的反社会分子和吸毒者，他无耻地掠夺他的人财富和物品；戈培尔是一个心理变态的说谎者和骗子，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命令妻子冷酷地杀害了自己的6个孩子；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是一个残酷的军事冒险者，带有明确的反社会倾向；罗伯特·莱伊是军工阵线的领导人，是一个酒鬼和自大狂；希特勒的副手赫斯精神错乱，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马丁·鲍曼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和幕后操纵者，他卷入了对他过去的小学老师的谋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是黄色杂志《前锋》的编辑，是一个邪恶的种族主义者和性变态者；元首党卫队的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一个神经质的忧郁症患者，他自封为检察官，冷酷地谋杀了600万犹太人；希姆莱的得力助手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是一个残酷的心理变态者，因为不符合军官身份的行为被德国海军开除。”[139]戈林以下的这十来个人物，都是纳粹党的领导人，是希特勒统治德国的主要助手。如果从希特勒到纳粹德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我们能相信他们能为德国、为文明人类创造、实践什么理想呢？是希特勒所掌握的权力、是群众对希特勒的崇拜，才使得希特勒成为一个神，使得他的种种狂想妄念成为一个民族的“理想”。当然，费舍尔的说法只是指出了这些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说他们全都是疯子或精神病人。事实上，这些人也各有能力，所以不但能夺权，还能控制国家、发动战争。因此，更为全面的说法或许是，这些人有比普通人更好的智商、勇气和毅力，也有普通人所没有的精神疾病，所以能够在特定的时空中翻江倒海，改变德国和欧洲。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费舍尔所做的评价，但同样不能把这些半是杰出者、半是疯狂者的理念和实践说成是“理想主义”。他们的言论与行为确实与普通人不一样，但绝非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理想主义”，因为他们是窃国大盗，是乱世枭雄，是浩劫元凶，他们的理想，除了权力和控制，只是一片虚无。

[1] 理查德·J.埃文斯：《揭秘第三帝国》（2008），蒋莉华、王彦兴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页。这是希特勒濒死之前的话语，表达的是其反德国、反人类的立场。

[2]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第40—41页。

[3]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册）（1955），范德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39页。

[4] 参见沃尔夫冈·茨德拉：《希特勒家族——第三帝国的神秘家庭》（2005），黄雪媛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5] 沃尔夫冈·茨德拉：《希特勒家族——第三帝国的神秘家庭》，第4—5页。

[6] 沃尔夫冈·茨德拉：《希特勒家族——第三帝国的神秘家庭》，第16、17页。

[7] 沃尔夫冈·茨德拉：《希特勒家族——第三帝国的神秘家庭》，第29页。

[8] 沃尔夫冈·茨德拉：《希特勒家族——第三帝国的神秘家庭》，第41、42页。

[9]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6页。

[10]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1985），王南颖、金龙格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11] 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第164页。

[12] 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939—1945——第三帝国败军之将的沉浮与战争叙述》（1950），倪乐雄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13] 威廉·D.鲁宾斯坦：《援救的神话》（1997），张峰等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14] 弗里茨·贝尔莱因：《阿拉曼战役》，维尔纳·克赖佩等《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申庚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8页。

[15] B.H.李德哈特编著：《隆美尔战时文件》（1952），钮先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16]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下）（1960），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5页。

[17]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586页。

[18] 希特勒：《我的奋斗》（1924），陈式编译，文国书局（香港）2004年版，第4页。

[19]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上册）（1998），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页。

[20]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75页。

[21]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17页。

[22]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4, p.608.

[23] Hitler's Table Talk 1941— 1944, translated by Norman Cameron and R.H. Stevens, Phoenix Press, 2003，p.356, 427, 674, 698—699.

[24] 转引自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31页。

[25]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410—411页。

[26]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148页。

[27]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华沙犹太区战斗英雄》（1944），《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许良英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28]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张军、贾晓屹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29]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2009），陈艳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

[30] 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下卷）（1956），王步涛、钱秀文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8页。

[31] 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上卷）（1956），高年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6—127页。

[32] 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1983），张翼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页。

[33]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铁拳》（1900），刘晓丽、肖欢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34]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铁拳》，第34页。

[35] 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下卷），第247页。

[36] 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27页。

[37] 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下卷）（1959），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03—404页。

[38]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册）（1994），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39] 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23页。

[40] 海德格尔：《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1966），熊伟译，载《外国哲学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2、160页。

[41] 赫尔米尼亚·祖尔·米伦：《女纳粹的觉醒》（1983），裴胜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页。

[42]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1979），石益仁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43] 弗雷德里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1946），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5页。

[44] 转引自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册），第624页。

[45]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权力风云》，张显奎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46] 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7页。

[47] 玛丽·弗尔布鲁克：《德国史　1918—2008》（第三版，2009），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48] 古一多·克洛卜：《希特勒的追随者》（1996），周键、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09、39、311页。

[49]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54页。

[50]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52页。

[51]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第59页。

[52]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陈琬译，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53]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1980），张连根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0页。

[54]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1966），邓蜀生等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91页。

[55]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48页。

[56]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75—76页。

[57] 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希特勒传》（2003），周新建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87页。

[58]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54页。

[59] 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2002），隋俊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4、16页。

[60]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236页。

[61]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228页。

[62]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228页。

[63] 约翰·托兰：《希特勒》（下册），郭伟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966页。

[64]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577页。

[65] 科尼利厄斯·瑞恩：《最后一役》（1966），王义国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66] 威廉·夏伊勒：《噩梦年代》（2002），戚凯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551—552页。

[67]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卷）（1970），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232页。

[68]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352页。

[69] 罗尔夫·霍赫胡特：《〈戈培尔日记〉前言》（1977），《戈培尔日记》，晏晓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70]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413页。

[71] 库特·蔡茨勒：《斯大林格勒战役》，维尔纳·克赖佩等《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第146页。

[72] 瓦尔特·瓦利蒙特：《德国国防军大本营（1939—1945）》（1978），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243页。

[73]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卷），第923页。

[74]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1952），钮先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75] 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939—1945——第三帝国败军之将的沉浮与战争叙述》，第328—329页。

[76] 京特·布卢门特里特：《莫斯科战役》，维尔纳·克赖佩等《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第37页。

[77]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474页。

[78]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24页，

[79] 参见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184—185页。

[80]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9—20页。

[81] 安德鲁·罗伯茨：《改变世界的领导力》（原名《丘吉尔与希特勒的领导力》，2003），徐雅婧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82] 哈恩斯-克里斯蒂安·罗尔：《第三帝国的艺术博物馆——希特勒与“林茨特别任务”》（2005），孙书柱、刘英兰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页。

[83]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439、473页。

[84]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刺杀希特勒》（2008），陈皓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85]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20页。

[86]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321页。

[87]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310—311页。

[88]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72页。

[89]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828页。

[90] 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1951），刘同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页。

[91]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第34—35页。

[92]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噩梦沉沦》（1990），戴茵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93] 阿达·彼特卢娃、彼得·沃森：《希特勒之死——来自俄罗斯秘密档案的定论》（1995），邱伟立等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94]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第86—89页。

[95]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119页。

[96] 阿尔敏·迪·莱曼、蒂姆、卡罗尔：《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的末日》（2003），方海萍等译，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97]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第66、68—70页。

[98] 伊恩·巴克斯特：《猎杀希特勒——镜头里的希特勒总部争夺战》（2011），法磊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

[99]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531—532页。布劳恩即爱娃，希特勒多年的情妇。

[100] 迈克尔·伯利：《第三帝国》，第392页。

[101] 乔西姆·费斯特：《希特勒传》，第340页。

[102] 阿尔敏·迪·莱曼、蒂姆·卡罗尔：《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的末日》，第97页。

[103] 特劳德尔·容格：《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130页。

[104] 詹姆斯·P.奥唐奈：《希特勒暗堡》（1979），秦梅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页。

[105] 中译本改名《他欺骗了全世界——希特勒死亡之谜》，孙颖屏等译，群众出版社2014年版。

[106]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朱刘华等译，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107] 格伦·贝·因菲尔德：《爱娃与希特勒》（1975），郭文峰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页。

[108] 詹姆斯·P.奥唐奈：《希特勒暗堡》，第270页。

[109] 尼古拉斯·贝斯特：《二战最后五天——欧洲亲历者讲述的故事》（2012），洪漫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245页。以残忍著称的罗马暴君提比略，听到报告说一个被判了刑的人——卡尔努鲁斯——执行前死去，他恨恨地说：“卡尔努鲁斯（趁我不备）溜走了。”当一个犯人求他快些处死时，他回答说：“我还未对你以友好呢。”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6页。

[110] E.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1973），孟禅森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页。

[111]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382—383页。

[112]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1989），张祖武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页。

[113]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1987），丁伟祥等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114]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95—196页。

[115]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132页。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96—197页。

[116] 阿尔敏·迪·莱曼、蒂姆·卡罗尔：《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的末日》，第70页。

[117] 哈索·冯·曼陀菲尔：《阿登战役》，维尔纳·克赖佩等《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第259页。

[118] 约翰·托兰：《希特勒》（下册），第1035页。

[119]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第157页。

[120]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1998），班玮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121]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55—56页。

[122]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1985），贾辉丰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58页。

[123]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10页。

[124] 威廉·夏伊勒《旅人迟归》（1992），卢欣渝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278页。

[125]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182页。

[126]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第87—88页。

[127]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299页。

[128]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288页。

[129]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289页。

[130] 戴维·欧文：《隆美尔》（1977），卜珍伟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425页。

[131]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288页。

[132]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303页。

[133]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下），第1529、1530页。

[134]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305页。

[135] 迈克尔·伯利：《第三帝国》，第169页

[136]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523页。

[137] 理查德·J.埃文斯：《揭秘第三帝国》，第622—623页。

[138] 威廉·夏伊勒：《噩梦年代》，第626页。

[139]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388页。

二、希特勒的选择

一个伟人，他感到有权利牺牲人类，犹如一个统帅牺牲人类；并不是为某个“理念”效力，而是因为他要统治。

——尼采[1]

独裁者自负有天命寄托，总是唯我独尊而粪土一切，希特勒自不例外。他曾在一次谈话中交代了自己的抱负：“他保证说，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是将四种称谓集于其一身：比任何人都更理解世界上的弊端的纲领制定者，卓有成效的国务活动家，艺术的、包括建筑艺术的倡导者，甚至奠基者，有朝一日还是不可抵御的统帅。”他还解释说：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如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Ⅱ，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拿破仑，都只在其中的一两个领域有出色表现，但是“在这四个领域都名声卓著，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享受这个殊荣。他很有把握地说，只有他才能登上这个顶峰”[2]。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与民族党结盟赢得大选，希特勒成为德国政府总理，走上了通向“四个伟大”的道路。据说，当数千名冲锋队员向他致敬时，有人无意中听到他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我从这个位置挪开。”[3]在此后的12年中，他主宰着德意志直到将之拖向毁灭的边缘。

1. 政治取向：左右之外

纳粹声称它是一场革命，其目标除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左翼社会民主党等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及《凡尔赛和约》、魏玛共和国、经济崩溃等德意志民族的“耻辱”外，还包括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劳动专业化、社会分层、理智化、都市化等“西方现代性”的一系列原则和实践。然而，革命只是纳粹运动的一个阶段。在纳粹上台、1934年6月清洗了要求继续革命的冲锋队、1934年8月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后，希特勒认为，革命应该结束了。当年9月，他在纽伦堡党代会上宣布：“正像世界不能靠战争过活一样，各民族也不能靠革命过活……革命在德国一贯是罕见的。19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经与我们告别。在今后一千年中，德国将没有其他革命。”[4]纳粹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权力结构和政治关系的转变，而较少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变革，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体制有其内在的要求，希特勒的各种主张和政策也明显不同于魏玛共和国以及魏玛共和国之前的帝制德国。

纳粹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实践究竟是追求“现代化”还是“革命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左”还是右？历来有不同判断。一个习以为常的说法是，20世纪上半叶，有两股思潮在冲击、挑战着启蒙以来的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即右翼的法西斯主义和左翼的社会主义。晚近的研究认为：法西斯主义只反金融资本而不反资本主义本身，回避具体实在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而且“法西斯主义者也十分清楚，他们的敌人存在于左翼当中：毕竟，填满法西斯主义监牢房的是左翼分子而不是右翼分子。保守集团可能令人讨厌、软弱、无能并且老朽，但他们并没有给法西斯主义造成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危险。因此，如果说法西斯主义是革命的，那么它是保守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是一种源自右翼的革命”[5]。在这种观点占主流的背景下，也有研究者，比如在纳粹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哈夫讷就认为，从前总理巴本、施莱谢尔1934年的挑战到1938—1939年国防军策划政变再到1944年7月20日军官的刺杀，希特勒必须认真对付的内政对手一直都是保守派，而非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保守反对派对希特勒从未能构成真正的威胁，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保守派一个又一个胜利。不过，这是惟一的一个直到最后都使他头疼的反对派，而且是惟一的拥有一个尽管是微小的推翻他的机会的，并且至少做出了一次尝试的反对派。而这一反对派来自右翼，从它的角度来看，希特勒处于左翼。”“他当然不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是一位民众主义者：他的权力的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的民众领袖。他最重要的统治工具是鼓动，他的统治工具不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而是一个相互没有协调的、只通过处于顶峰上的他个人集中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的混乱的聚集。所有这些更多的是‘左’，而不是‘右’的特征。”[6]希特勒以反共反苏反布尔什维克为毕生事业。仅此而言，他当然是右派，但“左”不只有马克思主义或苏联社会主义一种版本，所以反苏反共的希特勒也可以是其他意义上的左派。

纳粹运动“左”“右”难辨的复杂性，正表明纳粹同时具有左、右两翼的特征。在文化上，纳粹的“左”的表现是破坏传统、对现代性和技术的积极肯定和狂热追求，“右”的表现是种族主义、浓郁的怀乡症和神化过去的冲动。这里只拟就希特勒政治/政策倾向做一简要分析。

在社会身份上，希特勒一直以底层平民自居。

照马克思的讲法，社会人因其经济地位不同而分为不同的阶级，这是文明社会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尽管希特勒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但他也有其本能的阶级意识、身份观念。成功者喜欢夸大自己的苦难，希特勒童年时代的生活绝不像他后来在《我的奋斗》中所描述的那样贫困凄苦，因为他的父亲有一份非常优厚的养老金，可以使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即使在维也纳初期，他也有一笔孤儿补贴（每月25克朗）和母亲留下的遗产（2000克朗），这些足够他生活一年。1909年8月，希特勒储蓄用尽后才成为维也纳潦倒的一员，他生活在大众旅店和廉价公寓中，成为维也纳社会可有可无的成员，越来越滑入被社会拒绝的底层，一度只能在肮脏的大众居民区寻求藏身之地。不过因为他会画明信片和一些画，因此不久也拥有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他后来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把自己归属于小资产阶级：“我青年时代周围的那些人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这个一点也不富裕的阶级同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之间的沟渠，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深得多。这种分裂——我们不妨把它叫作仇恨——的原因在于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支配着只比体力劳动者的地位略胜一筹的一个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害怕自己再沦入过去的境地或者至少被划入劳动者的等级。”[7]回顾惨淡的青年时代，希特勒描绘了维也纳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其粗野习惯、道德缺乏、智力低下表示厌恶，认为工人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筹划思想和体制的牺牲品。正是在维也纳的清贫生活中，希特勒“为了自我保护，他退缩到自我的保护壳当中以便在残酷的世界中生存。总之，他形成了一种否定的生存技巧——操纵、无情、剥削——而不是积极的适应方法”。[8]应当说，希特勒的底层出身不但形塑了他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他后来的社会政策。希特勒之外，纳粹的其他显贵除戈林外，大都出身底层。以戈培尔为例，“即使他在希特勒的帮助下成了一名富翁并拥有几处雅致的乡间别墅，他还是蔑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感促使他在战争后期更多地考虑同俄国单独媾和而不是同西方国家媾和。戈培尔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在德累斯顿银行期间比当时在自己贫穷的家里更为强烈。想当初，全家每到晚上就坐在一起替一家灯芯厂做些手工活，家里做活的地方总是在厨房里，他的爸爸后来当了这家工厂的代理人。孩子们中间只有约瑟夫才能使用家里最好的一间房间。他在那儿练钢琴。这架旧钢琴是戈培尔的爸爸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为儿子购买的。”[9]戈培尔早期成为北方党内“社会主义”一派的干将，与其身世经历是密切相关的。领袖之外，纳粹运动的先锋和主体，也是小商人、工匠艺人、白领工人、低收入的公务员和大学生等底层人物。1928年，当农民开始感到经济困难时，他们成为支持纳粹的另一重要力量。

固执的希特勒没有因其地位的变化而轻易改变放弃其早期的阶级意识，他经常以“土包子”自居，[10]且习惯于把底层平民、工人阶级视为他的社会基础。一个小事例是，1939年10月5日，希特勒在华沙举行阅兵式以庆祝波兰战争的胜利。按计划，最后一个活动是希特勒在机场会见参加阅兵式的部队指挥官。时任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曼施泰因元帅后来回忆：

我们等待着他的几句感谢的话，也许并不为过。一个机库里摆着一张桌子，这是为希特勒与指挥官们就餐准备的。然而，当他走进大厅，看到铺着白色台布的桌子和桌上的菊花时，转身就走，跑到外面的野战厨房，喝了几口汤，与周围的士兵们聊了几句，便登上飞机飞走了。很显然，他是想以此表示他的“深入士兵”的作风。[11]

这也许是作秀，但无论如何，这种几乎是不加思考的选择，毕竟反映了他的底层习气。希特勒身边的人注意到他喜欢与底层民众打交道，也受到民众的拥护。身居高位后，他喜欢与纳粹运动中的老战士们相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一些粗人，但他们在颠覆性的政治运动中接受残酷的训练与洗礼。在他们中间，希特勒能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庇护所。”[12]相反，他对贵族、国王并不太当回事。他的秘书施罗德注意到：“希特勒讨厌有钱人的社交圈，经常拒绝来自部队高级军官和贵族家庭的邀请。他觉得这些阶层太僵化、太传统，与他的活跃天性太格格不入。”[13]在大多数社交场合，希特勒都感到不自在，讨厌跳舞。1933年到罗马去时，他对身边的人说：诸位若是见到站台上跪着一个浑身金丝、穿制服的人，千万别哄笑，因为肯定是意大利国王。他喜欢无休止地穿越德国的旅行，以便有更多机会与民众接触。但他并不要求所有列车一律为专列让路，也不要求铁路系统按照他的专列的时间进行调度，而是明确要求其专列不影响国家铁路公司的正常运营，且经常会停下来让路，以保证旅客列车正点到站。他经常深入基层，但从不允许护卫人员对公众动作粗鲁。有一次在威斯特法伦州，他品尝了一名乡间妇女做的面包圈，感到很好。此后，这位妇女每周给希特勒寄来面包圈，直到第三帝国灭亡。秘书特劳德尔记得，在贝格霍夫山庄，人们喜欢沿着希特勒散步的小径走，一些“偏执成狂的妇人甚至会拾起他脚底踩过的小石头，敏感的人都为他疯狂。有一天，从山庄运砖出来的大货车居然遭到两个疯妇的抢劫，车上也许有元首一手一足碰过的砖块，她们搬回去当纪念品收藏，装饰客厅的窗台”[14]。1943年希特勒生日时，一名老太太织了双袜子，工艺不好，但袜子每一面都绣了纳粹十字和旭日；另一名女士在手帕上绣了希特勒、兴登堡、俾斯麦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头像。

在意识形态上，希特勒一直把“民族”置于“社会主义”之上。

朴素的阶级感情和简单的阶级分析不适用于希特勒和纳粹。纳粹党的全名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民族”和“社会主义”可能蕴含着党的两条路线，希特勒在党内斗争中从来都站在“民族”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对此，可以通过党内两次路线斗争来说明。

早期的第一次路线斗争。1924年出狱后，希特勒着手重建纳粹党，成绩不小。1925年中期，负责北方党的副元首兼组织部部长格雷戈尔·斯特拉塞（Gregor Strasser）领导了一次党内反对派运动。他们想把党建成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当然他仍然拒绝国际共产主义。斯特拉塞因同情底层人民而拥有一大批追随者，他的弟弟奥托·斯特拉塞掌管着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而其麾下还有能说会道的戈培尔。在组织上，他们反对希特勒的集权；在思想上，他们主张纳粹运动应代表工人和工会，捍卫工人利益，甚至可以与共产主义联合统一在德国的民族主义之中。他们想给1920年通过的“二十五点”党章增加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目标方面，如对工业和大型资产实行公有制。戈培尔认为党应该代表工人和工会，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说不定可以联合在德国民族主义之中。他曾对一位共产党人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15]。在战略上，他们拒绝走希特勒的合法道路，主张实行“灾难政治”，重新回到军事暴动上来。总体上说，北方党重视“社会主义”，捍卫工人利益，与权贵阶级保持距离。这也是纳粹党一直较少从工业资本家那里接受资金的一个原因。围绕着如何看待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问题，希特勒与斯特拉塞发生严重分歧，最后他策反戈培尔，把斯特拉塞架空并最后清洗出去。

纳粹掌权后的一次路线斗争。1933年1月，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尽管纳粹分子大肆庆祝，但这并不只是纳粹的本意，而是兴登堡总统、巴本副总理为代表的保守派、贵族和军方的一种策略。巴本当时就对与纳粹合作组成联合政府的民族党魁胡根贝格说：“Wir haben Hitler engagiert!”（“我们已经雇用了希特勒！”）希特勒当然也明白。他曾对一位党内同志说：

反动派以为他们已经把我控制住。他们打算给我设置圈套，设置很多圈套。但我们不会等到他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是残酷无情的。我没有资产阶级的种种顾虑！他们认为我没有教养，是个野蛮人。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想当野蛮人。那是一个光荣的头衔。[16]

希特勒破除圈套的办法，首先是利用国会纵火案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是在3月5日举行大选，利用其掌握政府的优势赢得大选，再后是将巴本、胡根贝格、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等右翼政客或踢出政府、或将之边缘化，最后是将军队、外交等重要领域中的保守派、传统派人物清除出去。到1938年，希特勒终于完全掌握了德国的权力。但是，这是一个历时数年的过程，反动派不但在前几年还在掌握部分权力，而且直到纳粹终结时，他们也还保持着部分势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希特勒要强大德国、要发动战争，少不了这些习惯势力和实力人物的支持。仅仅为了3月5日的大选，纳粹党就从由克虏伯等25个最富有的企业家和商人那里得到300多万马克的资助。若干传统的机构如大公司和军队，若干传统的权势者如大商人、容克地主、普鲁士将军、高级公务员等仍然保留了过去的权力，这些机构和人当然也是革命的对象，党内的一些老同志特别是冲锋队对此特别敏感，如果所有的人都加入了纳粹党，革命还能在哪里找到敌人？一部分人认为纳粹革命还不彻底，要按照纳粹党的原初计划，继续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革命，他们高谈国有化、土地改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另一部分出身贫困的同志，希望分享纳粹革命的果实，比如有份好工作。但因为党内的官僚阶层与反动派同流合污，这些人无法享受革命果实。尽管纳粹国家对这些老战士制定了不少优惠条件，但他们加入劳动大军的过程很不顺利，冲锋队队员的失业率高于平均值。冲锋队参谋长罗姆（Ernst Roehm）尽力通过训练和其他活动为这支庞大的党军找些事做，但总体上成效不佳。冲锋队要求继续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罗姆据此提出“二次革命”的口号，要求对德国社会进行一次更深刻的变革。1934年4月18日，他对外国报界代表发表讲话：“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一场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甚至着重强调最后一个字：‘社会主义’。”不久，罗姆的一个助手也说：“我们承担了革命者的义务。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德国革命一天不完成，我们就一天不会安静下来。”[1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戈培尔，思想上也有回潮。他在1933年1月18日的日记中也说：“人民中间个个都在谈论一定要进行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说一次革命没有完。现在我们要同反动派分手了。革命绝不能停下来。”[18]这就是说，继续革命不但是罗姆所代表的底层纳粹的要求，也是纳粹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此时已掌握权力的希特勒需要时间来巩固他和他的政权的地位，这特别需要反动派如企业界、陆军和总统的支持。1933年7月6日，希特勒对各邦党的干部说：“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能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必须把革命的激情引导到逐步发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因此，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国家社会党员，特别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国家社会党员一点都不懂得他的业务。在企业中，唯一的标准必须是能力……历史判断我们的功过的时候，并不是根据我们撤换和监禁了多少经济专家，而是根据我们是否能够造成就业……我们并不是因为纲领中的一些主张就必须干出愚蠢的事情来，把一切都弄得七颠八倒，而是必须明智地和谨慎地实现我们的思想。从长远来说，我们的政治越是有经济上的支持，它越是稳固。因此，各邦邦长必须做到，任何党组织都不得代行政府的职权，撤换或者任命官员，这是全国政府的职责；至于企业方面，那是全国政府经济的职责。”[19]掌握政权的革命党必须转向发展经济，革命让位于建设，外行不要管内行，党政分开，如此等等，都是革命后迟早要做的事。问题在于，希特勒此论，更多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大权已经在手，当年的革命动员不过是宣传而已。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血洗冲锋队，以残暴的方式结束了纳粹革命。在冲锋队的血污上崛起了纳粹德国的三大势力：党、军队和大公司。所以纳粹革命只是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经济革命。

这两次斗争都有更为复杂的内容，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路线之争，但希特勒都选择了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在第一次，是为了以“民族”之名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希特勒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第二次，是以“强国”之名争取大企业和军方的支持，希特勒也成功了。但他并无多少成功的喜悦。1934年纳粹党党代会期间，希特勒曾对抱怨纳粹体制不是从精英阶层而是从工人阶级中吸取养分的国防军将军们说：“你们忘记了，在权力斗争期间，富裕阶层给我的支持少而又少。我现在不得不跟一些和你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阶层携手前进。可你们要相信我，我会积极地进行党的重组。”[20]希特勒并没有真正重组纳粹党，最早参加革命的老战士们仍然享有不可思议的权威，但无论是当年的老战士还是希特勒本人，都没有与国防军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

在政治立场上，希特勒既反左又反右，执政以后主要是反右。

在夺权时期及掌权初期，希特勒先反左。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以及随后颁发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取缔了共产党。6月22日，社会民主党被取缔。此后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包括民主、自由主义政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均被扫除。7月14日颁布的《反对新政党法》宣布纳粹一党制国家的建立。反左的任务完成后，纳粹此后则主要针对右派，但斗争艰难。1945年初在总理府地堡里，希特勒回首战斗历程，伤感地说：“我们消灭了左的阶级敌人，但不幸的是我们忘记打击右的敌人。我们犯了延误的大罪。”[21]准确地说，他没有忘记打击右派，但右派力量太强大了，希特勒没有成功。

德国的右翼大多是君主主义者，希特勒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推翻的霍亨索伦王朝绝无好感。纳粹成立初期，就志在颠覆由社会民主党主导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在此后的夺权斗争中，纳粹与社会民主党也充满冲突，但希特勒同时也承认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贡献。据说，希特勒曾经认为君主制最适合德国国情，但他所说的君主制是基于纳粹主义的君主制。然而，在1938年5月访问意大利，目睹了旧贵族的权势、目睹了墨索里尼在国王面前也没有椅子坐的情形后，希特勒对君主的厌恶之情油然而生。在归程中，他对随员说：“我们确实应该感谢弗里茨·艾伯特，感谢1918年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为我们搞掉了德国的亲王们。”[22]据接近他的施佩尔介绍，希特勒不止一次说：“像泽韦林这样的社会民主党部长，我将继续给他们养老金。不管别人怎么样看他们，总还得承认他们有一件功绩：他们废除了王朝。这是一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为我们开辟了道路。难道我现在应该把这个王朝重新恢复吗？难道我们应该分割权力吗？看看意大利吧！难道他们以为我竟如此愚蠢？君王们对他们最得力的助手也总是忘恩负义的，只要回忆一下俾斯麦就够了。”[23]希特勒所说的道路，是由君主专制到极权国家，由王公贵族到向他欢呼的大众。1941年12月28日和29日，希特勒赞扬了社会民主党，说他们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清理了害虫”。[24]

霍亨索伦王朝的社会基础是普鲁士容克（土地贵族），但希特勒与他们的关系一直紧张。在纳粹方面，希特勒相信，与工人群众易于接受纳粹灌输的思想文化不同，贵族阶层不可能改变自己而认同纳粹，因为它总是因循守旧。在贵族一方，纳粹运动中的很多人都是工人和中产阶级，看到这些文化不高、没有教养的人获得几个世纪以来被它独占的地位时，贵族们当然会愤愤不平，因此他们对纳粹是既防范又蔑视。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青年军官施陶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就出身于施瓦比的老牌贵族家庭。施陶芬伯格不是借助自己的贵族身份来谋求社会地位或经济利益，而是以此身份来激励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希特勒的秘书鲍曼在一份报告中，把贵族称为“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疥癣和传染病”[25]。在少年纳粹莱曼的记忆中，贵族们被纳粹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头号阶级敌人。[26]据说，希姆莱和戈培尔在战争伊始就决定，战后要在柏林的欢乐花园里集体处决德国贵族。希姆莱曾对其按摩师说过：他相信“王子不比犹太人好到哪儿去”。戈培尔则明白说过：“当我们把犹太人处理之后，我们必须进而消灭贵族。”当客人问道“你是否真的认为不再有人有什么爵位”时，戈培尔回答：“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即使没有爵位，这些人还是一样，他们是国家的异体。因为他们只是相互通婚，他们便会越来越退化。他们像犹太人一样有国际血缘关系，他们将不断自我繁衍。他们必须被彻底消灭：男的，女的和儿童，全都得干掉。”[27]当然，这只是说说狠话，纳粹时期，希特勒打过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主意，也没有着力改革他们的生活方式。原因是功利的，这些大农场主能提供大量劳动力和机械化设备。而且，扩军备战离不开陆军，“普鲁士将军”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是德国军事领袖人物的主体。战争开始后，东部20个贵族家庭为国防军贡献了160位将军级人物。[28]同时，纳粹纲领里的反资本主义也是虚文，大公司和银行并未收归国有，工会遭到镇压，经济仍由资本家在经营，他们在重整装备、战争和对外侵略中获得巨大利益。

普鲁士—德意志帝国陆军曾经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支柱。魏玛时期，这支军队，特别是它的核心军官团，对魏玛共和国至多是理智的认同。当共和国面临左右极端的挑战时，陆军总是同情右翼而打击左翼，越到后期越是如此。在把希特勒送进总理府的过程中，军方的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希特勒掌权后，最重要的斗争却发生在他与陆军军官团之间。伦德斯特元帅是一个老派贵族，他身上的风度曾使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得丰富多彩，甚至希特勒也为其魅力所倾倒。“也许希特勒从龙德施泰特（即伦德斯特——引按）身上感觉到了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这是他难以理解和没有经历的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内部氛围和外部环境他从未领会过。”[29]但这是个别现象。一般认为1934年6月对冲锋队的镇压，是希特勒对陆军的让步和妥协。但事实是，希特勒此举维护和增加了他的威望，镇压行动与其说是对陆军的让步，不如说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与陆军军官团、上层保守势力之间的距离，而军官团对此也有清醒意识。1944年“七二〇”事件后，希特勒告诉副官：这么多的阴谋分子都出身于“有教养阶层”，他们出卖的不是他，而是德国。“我早就知道，国民中‘上层’分子反对我。”[30]而在1945年4月27日，他似乎是后悔地说：在夺权的那段日子里，在兴登堡于1934年8月去世的前几个月里，他被迫常常作出妥协，他应该是更激进一些的，他一脸悲愤，如果没有这以往的“围着这个老家伙的小集团”，是可以多“干掉”“几千人”的。[31]

在社会政策上，希特勒的纲领是以建设“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现代化。

作为国家领导人，希特勒是有其确定政治立场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有其意识形态立场。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希特勒坚持政治优先性，经济与意识形态都服从于政治原则。因此，希特勒在经济与意识形态问题上都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

纳粹上台后没有实施纳粹党章中的“社会主义”目标，没有改造大企业和私有制，但国家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国家不断地侵占生产工具。因此，竞争经济、垄断经济、指令经济同时存在于纳粹德国之中。重整军备是纳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大企业、中产阶级、技术工人等都受益于此。在农业方面，以自给自足为目标，政府全面控制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通过《帝国世袭农场法》稳定土地所有权、禁止世袭农场买卖以维护男性继承权、重新安置农业人口等，但最终都未能达到目的，农业人口主要从工业、从城市获得较好的收入。以“德国劳工阵线”取代工会，以“工厂共同体”取代传统的雇佣关系，工人失去了罢工和与雇主讨价还价的权力，但获得的是有报酬的工作。政府还通过“通过快乐获取力量”计划，为普通工人提供国内外的假日旅游。

希特勒的社会政策主要是瓦解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建构民族共同体。1942年5月3日，希特勒在与党的干部进行的秘密谈话中描述他所理解的社会革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确保战争不能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而只能以人民的胜利而结束；必须在胜利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社会，一个不以金钱、地位或姓氏为基础，而是以勇气和品德的考验为基础的社会。[32]在一系列的演说中，希特勒经常强调：在议会民主制和政党政府的架构下德国已经变成民众分裂、利益冲突的国家，只有纳粹党通过创造一个超越阶级、财产和职业的统一的新国家才能扭转乾坤。希特勒当然不是为穷人、社会底层说话，纳粹党员、政治上可靠者，甚至秘密警察，他们在工厂企业、外交、军队和社会各个部门，占据着重要地位。最重要的是，平等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为了将德意志民族凝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即取消财富与社会地位上的差异，把所有民众整合在一个极权体制中。“民族共同体”其实是集权国家。“所有集权主义体制的本质存在于铸造一种新的、同质类型的人类存在，并且将这一人类存在用种族或意识形态的术语加以概念化。因此，集权主义带来了人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在纳粹德国是根据种族的概念构想的。”[33]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特征是：其一，差异仍然存在，这就是以种族取代阶级为标准。其二，“民族共同体”以希特勒为元首和符号。希特勒从来不认为自己与普通公民一样，他是群众的领袖、人民的代表，他到群众中去，为的是鼓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运动必须避免发生可能减少或削弱它影响群众的力量的事……因为事情很简单，没有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有生力量，实际上任何伟大的思想不管多么崇高或者庄严，都不能实现。”[34]其三，“民族共同体”不惜借助暴力来实现平等。战争末期，戈培尔期待盟军飞机造成更大的破坏，因为“炸弹的恐怖将富人和穷人的住房一起毁了。在总体战的劳工办公室里，最后的阶级障碍已经坍塌了”[35]。这意味着，纳粹的社会平等与一视同仁的普遍性轰炸一样，是以平等为动员的集权运动。

从正面来说，希特勒的社会政策也推动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这是由哈夫讷提出的，德国历史上有三大社会进程，它们始于帝国晚期，继续在魏玛德国时期，也在纳粹德国持续进行，并在战后迅猛发展。一是社会民主化或平等化，二是性道德的变化，三是妇女解放。[36]第一点已得到公认。比如以管理学知名的德鲁克在1942年就发现，在纳粹组织中，个人被赋予的身份和功能独立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独立于其经济上的地位和功能，一个人在纳粹组织中的等级地位，与其财富、收入或原有社会中的地位毫不相干，唯一的标准就是政治能力、领导的素质和对元首的忠心。“实际上，纳粹组织一直就在试图实现社会平等，或者至少通过为那些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在非经济领域里实现机会均等而弥补经济上的不平等。赋予大量在经济领域地位低下的人以指挥和权威的职位……而与此相反，上层阶级的成员则被有意识地分配到纳粹等级体系的低级职位上去。在工厂或企业这类纳粹组织中，被置于高位的，通常是一个非熟练工人或低级职员，而且常常是一个以前的失业者。”“今天，根据各种报道，没有任何一支欧洲军队能够像纳粹军队那样，普遍从一般士兵中提升选拔军官。纳粹化德国军队中的身份和功能根据技能而定。……旧军队里的统治阶层不断抱怨军队正在被‘无产阶级化’以及‘军队中再也看不到绅士’等等……所谓‘军队民主化’，乃是纳粹在国内宣传中的最重要口号之一。”[37]在第二点上，纳粹大规模地抨击牧师的虚伪和小市民陈腐的道德观念，支持健康的感性生活，特别是当它能带来健康的后代的时候。在第三点上，纳粹主义表面上是矛盾的，它早期反对妇女解放。如戈培尔1934年说：“纳粹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男人的运动。如果我们把妇女排除在公共生活领域之外，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她们，而是因为我们想把她们原来的荣誉还给她们。最高尚最伟大的职业始终是妇女与母亲的职业。”[38]但在战争阶段，妇女解放获得了巨大的跃进，从来没有像二战那样有那么多妇女从事本属于男性的职业和发挥本属于男性的职能。

综合而言，希特勒非左非右而是实用主义，总的取向是现代化。自从1789年6月2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进入法国国民议会大厅在左边坐定之后，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左派一般与法国大革命及鼓舞了大革命的启蒙主义紧密相连；而右翼和保守派通常是指反革命分子和反启蒙主义者。2000年，德国作家格拉斯指出：“法国大革命中启蒙的最高原则——自由、平等与博爱——迄今为止仍未实现，赞成这一原则的是左翼。”[39]相应地，反对这一原则的就是右翼。各国各民族都有左右之分，相对而言，法国政治文化偏好左倾，而德国政治文化常属右翼。希特勒继承了德国传统中的反“西方”（英法自由民主政治）的传统，但他同时也有意摧毁德国传统的右翼，因此不能在一般的意义将希特勒定为左派或是右派。这包含两个意思。

希特勒在政治文化上继承了近代以来的德国传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有其统一性。哲学家洛维特（Karl Lowith）以其亲历的经验指出：“1933年的德国革命，源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1933年起在德国发生的一切，都是试着要把那场战败重新赢回来。……第三帝国是俾斯麦帝国的加强版，‘希特勒主义’则是升级了的‘德皇威廉主义’，魏玛共和国夹在这两者之间，只算得上是一个插曲。”[40]“希特勒主义”就是种族主义与扩张主义，要扩张就要战争，战争就得靠钢和铁，所以希特勒的政治取向和政策导向是种族主义指导下的扩张主义。

以种族来区分国民，剥夺一个民族的公民权利甚至生存权，当然是对文明的反动，是历史的倒退。希特勒上台后全面推行国家的一体化，以种族取代阶级作为德国社会的组织原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德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这是一种反动的“革命”政策。但无论是其阶级本能还是其扩张抱负，希特勒的反动又是有限的。他的反动主要集中在种族方面，而在经济、社会等更多方面，希特勒所实行的是一种现代化政策。“像达里、希姆莱这样一些纳粹党人的极端的种族观点从来就没有受到认真对待。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城市出现之前的、甚至封建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希特勒抑制了这种反动的乌托邦，因为他知道现代世界的战争不能靠土豆和卷心菜，而是钢和铁。”[41]

一切以战争为中心，希特勒的社会、经济政策虽大体属于基于政治目的的现代化政策，但更多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取向。希特勒要控制德国社会，就要从传统右翼集团那里夺取权力。他底层出生的经历赋予他较少道德约束而不择手段的勇气。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志在称霸的独裁者，希特勒也知道只有得到权力集团的支持才能发动战争，因此他又要与右翼保守势力保持良好关系。比如他憎恨统治集团的身份和地位，却欣赏其占优势地位的力量和权力，他曾说过：资本家们“也是通过自己的能力才获得登峰造极的成就，在这一选择——它再次证明他们是优秀种族——的基础上，他们有权居于领导地位”[42]。希特勒行为与政策的全部出发点是“为我所用”——“用”就是向东扩展“生存空间”，为此不惜发动战争，所以他重在手段的有效，重在力量的对比，革命或现代化、左或右等，都不会令希特勒为难。而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希特勒的位置就是费斯特所说的：“希特勒试图在这个时代的两大主要势力之间、在左派和右派之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维持第三股势力的地位。这也许可以解释他表现出的两面性……他站在各种立场之间，分享所有立场，借用它们的重要元素，他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独一无二、清楚明白的自我。他的掌权终结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威尔逊和列宁而起的斗争。前者想让德国接受议会民主制和世界和平的思想，后者则想让德国加入到世界革命的事业中来。12年后，这种斗争因为德国的分裂再度出现。”[43]

2. 军事战略：从闪击战到总体战

德国不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也是战争理论的故乡。19世纪初，当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大陆时，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 von Clausewitz）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为总结拿破仑的战争经验并为普鲁士解放提供军事指导，克劳塞维茨以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方法探讨战争与政治、目的与手段、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进攻与防御等的关系，写成了军事理论名著《战争论》，认为战争是一个国家迫使另一个国家屈从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达此目的的手段是通过会战和战斗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此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长期成为战争的经典解释。然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名将鲁登道夫部分而有力地推翻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

自克劳塞维茨至今的一百多年，战争的本质已发生变化，政治和战争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而政治本身想必是首先发生了变化。……当时，他只看到了处理国家相互关系、宣战和媾和的所谓对外政策，而对另外一种“政治”却根本未加考虑。他把这种对外政策的意义看得远比战争的意义重要。

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应被推翻。战争和政治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44]

这另外一种政治就是“维护民族生存”。“总体战”（der total Krieg，total war）：“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45]如果说传统的战争是“统治者不顾人民意愿，以及为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战争”，“这种战争与其说是同总体战一样维护民族生存的道义之争，倒不如说纯属强盗行为”——它是过去的战争，那么总体战却是为维护民族生存而发起的：

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总体战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政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日渐突出的争霸斗争，以及削弱各民族和镇压反抗者的勃勃野心——而且还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而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及使用杀伤力日益增强的武器装备。战争的多种多样性时代已成为过去，而总体战却随着技术手段的改善而广泛深入人们的生活。[46]

总体战是动员全民力量——军队的和非军队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参与的战争。由于整个社会结构越来越一体化，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而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由于飞机和传媒可以在广大范围进行宣传，由于大规模兵力的作战区域可以扩展到极广范围等等，现代战场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已经推广到作战的全部区域，不仅参战的军队在相互厮杀，而且全体国民也在为战争效力。总体战打破了职业军人对战争的垄断，要求调动一切战争资源，把全部国民生活纳入战时体制。鲁登道夫判断，未来的战争会在精神、体力和物质力量上，向人民提出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要求。总体是各种要素的和谐统一，总体战是各种战争要素的渗透和融合。鲁登道夫把民族生活中的一切，甚至是此前的理论认为与战争无关的各种要素紧密联系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是没有兵民之分。总体战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参战人员包括全部人民，战斗的手段包括人类所能运用的一切。“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其全部力量奉献给前线或后方。”[47]二是没有物质与精神之分。技术装备是重要的，但最终还是要看掌握技术辅助器材的人。人是第一位的，但这个“人”不是单独的、赤裸裸的个人，而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今天，没有一个国家不对军队的武器、训练和装备给以高度重视，然而只有精神团结能最终决定这场争取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48]文艺、个性、道德等统统都是制胜的法宝。“维持一个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不是通过机械方法所能达到的，必须充满情感地去塑造。歌德的《浮士德》并不要求士兵随身携带，但席勒对自由的炽热追求却能激发和巩固人们的英雄气概。”“在依靠军纪加强的军队中，重要的是要训练士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和责任感。军纪不应扼杀个性，而应发展个性。军纪应当引导大家摈弃自我私念，整齐划一，向一个目标迈进。这个目标就是胜利。”“军队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赋予军队以力量，使其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49]

相对19世纪之前的“王朝战争”，“总体战”反映了原来局限于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已经扩展到民族、国家之间，由原来的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领域，其核心是全民动员、举国一体，实施一场全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具有总体战的性质。德国文人云格尔（Ernst Jünger）就发现：“作为军事行动的战争，越来越与作为庞大的工业过程的战争的更广阔图景融合在一起。与战场上交锋的军队相伴随的，是负责通信、食品和军火装备的军队——即整个工业。在这类战争的最后阶段，每一项任务，哪怕是在家中踏缝纫机工作的妇女的任务，无不具有至少是间接的军事上的用处。”[50]西方战争经历了战车时代、步兵时代、骑兵时代、枪战时代、炮战时代、机械化时代等不同时期，“总体战”大体反映了20世纪初的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水平，反映了炮战与机械化（飞机）时代的战争特点，无论是大炮还是飞机，都极大地扩大了战争规模，可以直接进入敌人的后方。但其更为真实的背景，则是现代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因此“总体战”的文化基础是民族的整体感与团结感，而整体感和团结感的基础又是种族意识。鲁登道夫认为，人民越是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人民的种族意识越是受到激励，人民对其生存条件越是有清楚全面的认识，就越会从自身产生一种谋求民族生存和理解总体战需要的政治。这种政治将直接成为种族政治并自愿为作战服务，因为两者具有同一目标：维护民族生存。

人们曾无数次地诅咒战争，而战争却总是不请自来，频仍发生，成为文明世界难以摆脱的梦魇。现代之初，战争是政府之间，或代表寡头和贵族的政府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全体国民的战争，所以参加作战的是职业军人而非全体国民，战争对整个社会组织、国民生活并不带来全局性影响。然而，和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一样，战争也在进步，其趋势是越来越国家化。1793年，法国国民大会征集了一支近80万人的军队，后方又有成百万人民全力以赴地支持战争，镇压国内的反对派，整个国家投入战斗，这在现代史上是第一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方面，战争机器日益完善、军队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举国一体，全民皆兵，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日益军事化。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但以其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巨大的投入兵力令此前一切战争相形见绌，也以其广泛动员、全民参战标志着战争史上的新纪元：整个民族都被战争所席卷。

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可以把“总体战”分为两种类型：弱意义上的总体战，是指广泛利用非军事力量的战争，如经济、文化、外交等。强意义上的总体战，是举国一体，全民皆兵。

尽管如鲁登道夫所说，20世纪的战争是总体战，但当希特勒在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为动员燃起二战狼烟时，却并没有立即选择“总体战”。这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德国进行战争的致命弱点就是战争资源缺乏，它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其二，经历了一战失败的德国人，对战争已经害怕了。他也知道，他与陆军军官团的全部矛盾，就在于后者竭力要避免战争。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但德国上下都没有1914年曾经出现过的兴奋和狂热，人们记得二十多年前的欢呼、鲜花和热烈是如何在四年中变为失败、混乱、灾难和怨恨的。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在场的美国记者夏伊勒“觉得有种奇怪的紧张感，似乎希特勒本人也被自己所陷入的困境所震惊，并为此而感到有些绝望。不知怎么的，他并未使人们感到充满信心，帝国国会里的欢呼声还不如上次不那么重要的场合”。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柏林大街上的人们满脸惊讶和沮丧，“没有激动，没有乌拉，没有欢呼，没有四处抛撒的鲜花，没有战争狂热，没有战争歇斯底里。甚至没有对法国和英国的仇恨……”[51]这种形势当然无法支撑“总体战”。其三，东西两线都面临强大的敌人，而德国又不能同时两面开战，持久战对德国有很大的危险。希特勒追求的是速战速决的“闪击战”（Blitz krieg，一译“闪电战”）：“如果我打算袭击敌人的话，那么……我不会首先进行几个月的谈判和长期准备。我要像我平生所为，突然地、像黑夜闪电一样地打击敌人。”[52]希特勒为其“闪击战”提出了若干具体设想。比如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对高级将领说：对捷克人的袭击应当“以闪电式的速度来进行”。在1939年10月9日在为西线战役而签署的备忘录里，他就总结了在波兰战役中所形成的坦克和飞机的新战术，认为必须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地战，装甲部队必须用来进行决定性的突破：“不得使装甲部队陷身于比利时城镇的迷魂阵般的大街小巷中。根本不必用它们去攻城，而是……用来保持大军畅通无阻地前进，并在找出敌方防守薄弱的阵地后以密集的兵力进行大规模的突破，以打破战线僵持不下的局面。”武器之外，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这一战役的特殊性质，可能使我们有必要最高度地运用随机应变的策略，在某些地方需要集中超过一般比例的进攻或防御的兵力（比如坦克或反坦克部队），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需作低于一般比例的集中。”[53]这些观点不但对西线战局作了的精确的预测，而且也规划了“闪击战”的基本理念。

“闪击战”不是希特勒的发明与创造。一战后期，德军首先利用渗透战术，避实就虚，从面保持其向前挺进的势头。魏玛时期，德军加强了机动突袭的战术训练。主持军事的泽克特将军认识到在使用摩托化装备作战的情况下机动性与突袭行动的作用。他在1921年写道：“据我看，未来的战争在于调动人数少但素质甚高的机动部队。若配以飞机，则作战效果更高。”[54]因为《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泽克特把坦克手和飞行员派往苏联秘密训练。这些言行是德国闪电战的萌芽。“闪击战”主要依靠紧密的无线电联络，使快速移动的坦克纵队、摩托化炮兵部队、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以及装甲运兵车能密切配合，以迅捷之势席卷敌人阵地的一种作战方式。其具体内容包括出其不意，快速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在敌后实施空降，卡住敌方要害（如桥梁等）；使用密集的空军轰炸和坦克援助，在敌人防线上打开缺口，绕过敌人的坚固防守，迂回歼敌。因此，以坦克为先锋的快速移动的机械化部队，空军与装甲部队及陆军的紧密配合，是“闪击战”成功的前提，而良好的通信设备与灵活有效的指挥则是“闪击战”的必要保障。

本来，直到入侵法国时，德国陆军离一种具有真正效率和近代设计的兵力标准也还是差得很远。“不过当战争爆发时，德国却已经组成了少数的新型部队——6个装甲师、4个‘轻装’（机械化）师，以及支援用的4个摩托化步兵师。在总数中这只占极小的比例，但这一点少数兵力却比德国陆军其余的全部兵力都更有价值。”[55]据古德里安统计，1940年5月前后，英法联军所能用于使用的装甲车辆共4000辆，德国陆军只有2800辆，真正可用于攻击的只有2200辆。英法不但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在装甲和火炮的口径两方面，法式装甲也优于德式装甲。然而，英法装甲车辆的“操纵系统和速度却不如德国”，这一点是致命的，而且，法国人的机械训练和打仗都按部就班地进行，什么都有一套预定的计划。“这种对于计划控制的狂热，否定了机会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也“完全不重视运动的原则”。[56]古德里安这里所说的速度、机会、运动等，都是“闪击战”的基本条件，而在当时，只有坦克才能满足这些条件。这也就是古德里安、隆美尔和曼施泰因这些纳粹德国名将都离不开坦克的原因。希特勒“闪击战”的一般程序是，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集中优势兵力的强大装甲师纵队迅速突破敌方防线，进而从后面包抄敌军，而步兵师则紧随装甲师之后，负责消灭被包围的部队和坚守夺取的阵地。

“闪击战”首先在波兰战役中顺利实施。德波之间漫长的边境线、波兰境内辽阔的平原等，都有利于德军坦克部队与空军的紧密合作。古德里安指挥的四个机械化师所向无敌，成为保持德军势头的撒手锏。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闪击战”：“突然的袭击；成群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动在头顶上吼叫着进行侦察和袭击，散布着烈火，制造成恐怖；斯图卡式战斗轰炸机俯冲着发出凄厉刺耳的声音；整师整师的坦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一天推进三四十英里；能够迅速开炮的摩托化重炮甚至在坎坷不平的波兰道路上也能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滚滚向前；连步兵也行动神速，150万乘坐机动车辆的大军，通过错综复杂的无线电、电话和电报网所组成的电讯系统统一指挥，协调运行。”[57]不到48小时，波兰空军就被摧毁。不到一周，波兰陆军就被击溃。仅仅五周时间，波兰战役就宣告结束。

“闪击战”中的德国虎式坦克

接着是西线。五天征服荷兰，依靠的主要是伞兵和空降部队。两周攻陷比利时，六周击败英法联军进入法国，把一个曾经能征善战的欧洲大国踢出战局，凭借的主要是在数量、集中程度、机动性和打击力量方面都空前的坦克部队。德军在西线的胜利是现代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一胜利主要是因为德军是一支高素质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它拥有一支装甲部队。古德里安对装甲战争的构想，即用坦克作长距离的驰骋来切断敌军后方的大动脉，在西线战争中得以完美实现。“古德里安雷厉风行，他在军中大力提倡，一个装甲兵最要紧的素质是：‘狂热是前进的动力’。尽管阿登高原山势陡峭，峡谷崎岖，坦克遇到的障碍却比它的名声所及小得多。古德里安的装甲师顺着东西向大路，穿过壮观的橡木林、山毛榉和冷杉林，隆隆而过。”[58]西线战争决定的行动是1940年5月13日，在12队俯冲轰炸机猛烈攻击的掩护下，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在色当（Sean）越过马斯河（Meuse），这个狭窄的裂缝很快就被撕开为一个巨大的缺口，德军坦克像流水一样从此呼啸而过，一周之内就到达英吉利海峡的海岸，切断了比利时境内英法联军的退路。古德里安之外，还有隆美尔。这个步兵将领只是因为对装甲兵在波兰战役中的表现印象深刻，才向希特勒请求并获准指挥一支刚刚升级的轻武装师第七装甲师的，但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中，隆美尔就出色地掌握了装甲兵指挥艺术，从一批原来的装甲将领中脱颖而出。

最后是苏联。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15分，德军向苏联发起进攻。炮弹像暴雨一样倾泻在苏军阵地上，攻击部队强渡河流，竭力制服苏军的任何反抗。战斗机、轰炸机和俯冲式轰炸机对苏军指挥部、通信中心、步兵和装甲部队集结地实施猛烈轰炸。德军空军摧毁了苏军1200架飞机，获得绝对制空权。装甲师迅速推进，大批包围慌乱的苏军。形势直如希特勒所说：“我们只需踢开屋子的大门，整个已经腐朽的屋子构架将会轰然倒塌。”李勃元帅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的目的地是列宁格勒，几天时间，就走完了一半路程。中间耽搁了一个时间后。8月8日，到达距列宁格勒仅34公里的地区。包克元帅指挥中央集团军群一周后在明斯克等地俘虏65万苏联士兵，8月11日攻克斯摩棱斯克，俘虏30万苏军，距离目的地莫斯科只有402公里。伦德斯特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虽然遭到最认真的抵抗，但在调整了战略（不再向预定的目的地基辅进军，而是转向该城西南161公里处）后获得成功，深入到乌克兰腹地。在三个集团军群中，开路先锋无一例外都是装甲军，尤其是北方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最初五天中平均每天以80公里高速度向前推进。

纳粹德军把“闪击战”的威力和效能发挥到最大限度。从1939年到1941年，德军的挺进几乎就是阅兵式的。尤其是打败老对手法国，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浴血奋战四年都未取得的成果。绝大多数德国人相信，希特勒用他的成功洗刷了《凡尔赛和约》加诸德国的耻辱，恢复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希特勒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统帅”，德国完全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德国上下战争情绪的高涨，是在德军战胜了法国之后出现的。

当然，这是希特勒最后一次接受德国上下一致的欢呼，接下来，希特勒就走下坡路了。一方面，希特勒无法避免两线作战。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英国顽强地顶住了德国的空袭和压力，并与法国抵抗力量合作，拒绝与希特勒谈和。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不可信赖也无法捉摸，意大利人实际上是德国的负担，直布罗陀还在别人手上，法国的殖民地帝国依然没有得到控制。希特勒始终没有解决西线问题，却又计划东线战争。他当时的理由是：除非英国的抵抗已经崩溃，否则不可能希望苏联永远按兵不动。而要击败英国就必须扩充海军和空军，于是也就必然要消减陆军，但在苏联的威胁仍然存在时，这种消减又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对苏作战，这就陷于他自己也曾发誓要避免的两面作战之中。另一方面，“闪击战”不可能在东线进行到底。到1941年7月中旬，德军占领的苏联区域已经是法国的两倍，这是巨大的胜利，也是胜利的结束。因为“闪击战”的种种优势已经丧失，如后勤保障跟不上，步兵疲于奔命地追赶装甲部队等，最后只能停留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郊外，苏联没有崩溃。“闪击战”停止之日，就是失败的开始之时。所以，“闪击战”只能用于战胜、占领那些地域不太广阔的欧洲国家，而对于苏联这个庞大的国家，却无法成功。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自然原因。俄国工业化进程落后，大部分公路都是土质路面，光灰尘就给德军车辆造成严重影响。1941年8月4日，在希特勒主持的军事会议上，古德里安专门提到灰尘造成的麻烦。一位将军后来回忆：“战争刚一开始，我们就饱尝了尘土给车辆带来的灾难。经过广阔的沙土地区时，扬起的灰尘使发动机出现了严重故障。许多坦克没有灰尘过滤器，即使装配了过滤器，也会很快报废，尘沙被吸入发动机的现象非常普遍，许多坦克因此抛锚。在尚能使用的坦克中，沙尘的磨蚀作用降低了发动机的效率，增加了燃料的消耗。”10月5日，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团军已经到达奥廖尔，嵌入苏军防线之后达200多公里，中央集团军群实际上对苏军形成了两个包围圈，莫斯科已经着手一些撤离行动。但10月6日，第一场大雪降临，大雪融化后道路一片泥泞，此后又是几天大雨。这位将军回忆说：“1941年秋，我们第一次认识到俄国是如此的泥泞，德军损失的各种摩托化装备和坦克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例如，第2装甲集团军在洛扎北方展开行动时，一枪未发就损失了50辆坦克，其中的30辆是在3天内损失的。因为没有可替换的坦克，损失就显得更为严重。那时，德国每个月只能生产80辆坦克和40门火炮。泥泞的道路上，大规模行动是不可能的。1941年秋天，所有的部队都因泥泞而陷入停顿，这样的天气一直持续了一个月。”这是要命的一个月，因此接下来就是俄国冬天。12月1日，气温降到零下35摄氏度。这位将军回忆说：“严寒降低了人和武器的效率。1941年12月初，第6装甲师距离莫斯科只有9英里，离克里姆林宫也仅有15英里。但气温的骤降和西伯利亚部队的袭击使第6装甲师不得不停止向莫斯科的进军。由于天气寒冷，我们的士兵要射击时无法瞄准，许多武器装备都无法使用。机枪表面结了冰，防冻液冻结了大炮上，军火供应中断……只有十分之一的坦克在秋季的泥泞中幸存了下来，但这些可用的坦克由于路面太窄而无法穿过雪地……苏联的泥泞和寒冬给德军的武器和装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即使我们的领导正确，士兵作战勇敢，也无法弥补部队战斗力的不足。苏军的许多优势以及天气条件拯救了莫斯科，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希特勒并没有料到会打或计划打一场冬季战争。”[59]

德军最初的“闪击”是成功的。一天之内，德国已摧毁苏联空军力量的四分之一。四个月之内，德军占领苏联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俘虏300万红军，屠杀了不计其数的犹太等各族平民，逼近离莫斯科仅65英里的地域。但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德军死亡20万人，受伤70多万人，被俘40万人，另有11万人冻伤致残。另外损失装甲车辆4200辆，摩托化车辆10万辆以上。所有这些损失当然比苏军小得多，但是，地大物博的苏联可以弥补这些损失，资源有限的德国却办不到。由于未能在以“闪击战”方式的一场战役中打败苏军，希特勒也耗尽了廉价的胜利。一旦战争进入胶着阶段，德军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闪击”不成，就只能打持久战，这就要调动国内一切资源转入“总体战”。其实，还在戈培尔提出“总体战”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已经具备了“总体战”的全部特征：主要参战国的每个居民都以不同的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战争中来。他可以是一个士兵，可以是一个战时工厂的工人或其他战争辅助人员，可以是忍受敌人侵略、轰炸或围困的普通公民；可以是难民，也可以是大屠杀的受害者。1938年5月，德国最高统帅部制订的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中，就强调了“宣传部”与“经济战”的重要性，并将之纳入全面的军事进攻计划之中。纳粹要人中，戈培尔是“总体战”最积极的鼓动者。1943年2月18日，他在柏林体育宫发表演讲时，对台下喊道：“你们想要这场总体战吗？当它是必须的时候，当它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像的更彻底、更激烈的时候，你们想要吗？”像往常一样，台下所有的人都从喉咙里发出一遍又一遍的“Ja”的吼叫声。[60]然而，只是在败象已著的1944年7月25日，希特勒才最终决定实施“总体战”，他任命戈培尔为“总体战”的全权代表，负责国内民防和战争动员，企图凭借独裁体制的政治优势和组织效能实施全民皆兵。1945年1月，戈培尔让人在每家每户的门上贴上告示：根据元首命令，从15岁到70岁的所有男子，都有入伍服役的义务，任何人不得例外。戈培尔在全国推行一种新生活运动，如停止娱乐、削减邮政和运输、减少家佣、增加工时等，以部分地增加战争资源。为了全民总动员，他还从前线撤下了18.7万士兵作为歌颂民族英雄主义的史诗电影《科尔堡》的临时演员。“总体战”以国家的总体实力为基础，但此时的德国已是百孔千疮了，无论戈培尔如何不遗余力，无论德国人民付出多大牺牲，德国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那么，为什么不早点行动？1942年春，出任纳粹德国军备部部长的施佩尔注意到一个重大区别：

这场战争中的怪事之一，是希特勒没有要本国人民增加任何负担，相反，丘吉尔和罗斯福却毫无顾忌地使他们国家的人民增加了种种负担。民主主义的英国对劳动力实行总动员，而极权主义的德国对这件事却拖拖拉拉，这种不同之处，表明后一政权始终担心民心会变。德国的领导层既不想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要求人民作出牺牲，并力图以对人民作出让步来使之保持最佳精神状态。希特勒和他的大多数政治追随者都是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作为军人都亲眼看到过1918年11月的革命，并且永远也不会忘记。在私下谈话时，希特勒常常暗示，有了1918年的经验之后，人们怎么谨慎也不会太过分的。为了预防产生不满情绪，德国在消费品供应、军人抚恤金或赔偿妇女因其丈夫在军中服役而造成的工资损失方面所花的金钱，要比民主国家为多。丘吉尔给其人民的只有血、汗和眼泪，而我们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各次危机中所听到的只有希特勒一再重复的口号：“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是政治上软弱的自供，同时泄露了他极度担心会丧失民心，而丧失民心会导致内部政治危机。[61]

此论极有深见。极权国家肆意剥夺公民权利，践踏人格尊严。为了维护独裁领袖和政党的权威，公民被迫放弃了许多属于自己的权利。纳粹要维护统治，必须对公民有所允诺。战争期间，纳粹主要利用犹太人和俘虏来为战争提供生产劳动，尽量减少对德国人正常生活的破坏。1942年春，施佩尔就提议对一切辅助力量进行总动员。但由于从希特勒开始的各级官员的抵制，此事一直到1944年“总体战”开始后才得以实现。

自觉地意识到现代战争的总体性，发掘一个国家可能具有的一切战争能量，对战争的胜利确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于人类而言，“总体战”是战争艺术的进步，也使战争罪恶的膨胀更具悲剧性。第一是它把全体人民都拖入战争深渊。它要求全体国民都为战争做出牺牲，意味着公民不再有不杀人的权力，不可能超越混乱之上。鲁登道夫承认，在“总体战”中，不仅军队，而且人民都程度不同地直接承受着战争引起的苦痛。第二是它规定可以使用任何最残酷的手段进行战争，以便大规模打击敌对国的武装力量和平民。据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与居民的伤亡人数的比例为20∶1，到二次大战则为1∶1，朝鲜战争为1∶5，越南战争为1∶20；预计未来战争将为1∶100。[62]这就是战争的进步。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昭告着人们不要轻易玩火，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已越来越多地得到承认和维护，拒绝战争，首先是拒绝这种全民参战的“总体战”。假如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话，我们希望：那是军人的事。这一点，在战争进入导弹核武器时后得以实现。核战当然可能导致战争规模的更大升级，但精确制导的导弹可以准确地打击敌人的军事目标，而不影响非战争人员。1945年，关在战俘营中的纳粹德国元帅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对来访者承认：“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已被我们这一代人遗忘了，我早在军事学院和参谋部时，就是如此。他的语句虽然常被摘录，但他的书却已无人精心研读了。他更多地被看作是军事哲学家，而不是被当作实践的导师了。史里芬的作品受到更大的重视。但是，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世界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他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名言更是如此。它表明，政治因素较之军事因素更为重要，而德国的错误恰恰在于它以为军事上的成功可以解决政治问题。”[63]

3. 冷战预言：西方对东方

作为一个中欧大国，德意志在历史传统、现代转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既不同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方，也不同于前有沙皇专制后有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夹在东、西欧之间，德国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反过来也给东、西方制造了压力。总体上说，德国还是西方世界的一员，它更多是西方内部的异端而不是敌人。

纳粹德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方面的尖锐对立，是希特勒战略思想的背景之一。纳粹的反犹与反苏、反马克思主义是紧密相关的。1922年6月，希特勒就宣称：“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预示着对手的全部灭绝，而德国布尔什维主义化则意味着整个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灭绝。”[64]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种族主义与“生存空间”，所谓“生存空间”，指的是东欧和苏联，而不是在西方。1941年6月14日，希特勒对预备进攻苏联的集团军群与集团军司令进行的临战动员中说：“我们所要的不是那个国家，而是摧毁布尔什维主义。”他怨恨地说，英国人不愿同德国谅解，而去同苏联谅解。这是十九世纪的政治，不是二十世纪的政治。“我们要是打输了这场战争，整个欧洲就会布尔什维化。英国看不到或认识不到这一点，它就会失去霸权，失去世界帝国的地位。此外，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将落入美国的魔掌，它现在还未能预见。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美国人要在这场战争中做一笔极大的生意。”6月21日，希特勒口授告德国人民书，将其扩张野心解释为欧洲的需要：“东线的任务……不再是保护各国，而是保障欧洲安全，拯救一切……”[65]愈到战争后期，希特勒愈是将其扩张野心和战争罪行说成是代表西方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1944年1月30日他在广播中声称：“现在不再是目前的战争是否会维持或重新建立过去的均势的问题，而是谁在这场斗争结束的时候将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以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家庭，还是布尔什维克巨人……这场战争只能有一个胜利者，不是德国，就是苏联。德国的胜利意味着欧洲的安全，苏俄的胜利意味着欧洲的毁灭。”[66]1945年2月初，苏军占领了东普鲁士后烧杀抢掠的消息传到地堡，希特勒神色凝重，满脸恨意，不停地说：“这些野蛮的畜生，他们没能力，也不可能占有欧洲。我是这股危险力量面前的最后一座堡垒。如果还有天理，那我们就一定能赢，总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会明白，我们现在倾尽全力到底为的是什么！”[67]4月15日，希特勒向东线士兵发出的最后一份号召书中说：“柏林依然属于德国。维也纳将来要重新属于德国。欧洲永远不会属于苏联。”[68]

希特勒此论，在德国是有号召力的，因为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反苏的。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1944年8—9月间，在日记中记下了德军的一连串失败后写道：“一边是越来越令人怀疑的胜利，另一边是布尔什维主义，但是，情愿为了胜利牺牲一切，所有的一切，也不要布尔什维主义……反正都要死在西伯利亚，我还上学干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许多这样的问题涌上心头。可是如果我们都愿意这样想，那就真的没希望了。因此，昂起头来。相信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领袖吧！！！”[69]所有了解希特勒战争意图的人，都指出苏联是希特勒的头号敌人，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得到德国人的拥护。二战结束后，邓尼茨元帅回顾了希德勒在东西方之间的政治选择：

在魏玛时期，德国人民给自己制定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与德国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不相称。魏玛时期的国家机构面对内部的四分五裂、经济衰退及失业现象一筹莫展。于是德国开始走向专制。布吕宁除了采用公布紧急命令的办法来维持统治外，就别无他法了。到30年代初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之间进行选择。

……

当时希特勒的目标是使欧洲摆脱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不仅得到德国大多数人民的赞同，而且也得到西方政府的支持。战前推行希特勒政策的结果是，德国因而起码也可以说是东欧没有受到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而且他把德意志各邦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实现了这种联合）。德国成了欧洲反布尔什维主义最坚强的堡垒。[70]

差不多同时，曼施泰因元帅分析了希德勒的战略，认为他确实尽量避免与大英帝国决一雌雄，因为他的真正目的在东方：

他常说，消灭大英帝国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他钦佩大英帝国，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成就。如果不相信此话是真，那么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希特勒认为，大英帝国一旦被消灭，其继承人不是他，也不是德意志，而是美国或者苏联……

他的这种态度，以及对法战争如此意外轻易地取胜，足以解释为什么希特勒在打败法国之后，没有制定一个对英的战争计划。说到底，他并不想在英国登陆；他的政治设想与战胜法国后出现的战略要求发生抵触。最为不幸的是，他的政治设想并未获得英国方面的欢心。

与此相反，他对苏联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尽管1939年他与斯大林已经结盟。但他不相信这个国家，而且蔑视它。他对俄罗斯帝国传统的扩张欲望抱有恐惧心理，可是他又与其签订了莫斯科条约，从而为苏联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大门。[71]

那么为什么，希特勒又要与西方开战？

希特勒原未想到西方会干预他入侵波兰。1939年入侵波兰之前，对于西方会不会干预，德国内部有不同意见。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希特勒，德国如果进攻波兰，英国不会支援。希特勒也没有正确估计到英法对德国侵略周边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以扩大帝国的反应。在1939年8月19日的会议上，希特勒坚信，西方国家不会最终诉诸武力。他的主要论据是：英法军备尤其是空、海军尚处落后状态；西方不可能为了波兰而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外交形势尤其是地中海的紧张局势，极大地限制了英国的行动自由；法国内政问题；两国领导人都不会下定决心发动战争。所以当西方做出激烈反应后，希特勒很是恼怒。战前他就对人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针对俄国的。如果西方又蠢又瞎连这一点都看不明白，那我就只好与俄国人达成相互理解，打击西方，在打败他们之后再集中我的力量攻击苏联。”[72]

另一种是更多人的观点。纳粹要人中，副元首赫斯1939年春命令他和希特勒的外交顾问艾尔伯特·豪斯豪弗（Albert Haushofer），就英国对德国侵略反应提交报告。豪斯豪弗的结论是：

许多英国政治家对德国持彻底友好的态度，如果采用谈判的方式，英国会在德国的边境方面作出有利于德国的让步，但是德国的过激举动会成为英国的宣战行为。在战争中，英国所有人民会支持政府反抗德国的斗争，英国将拉起圣战的大旗，把欧洲从德国民族主义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将获得反抗德国的胜利，而且最后不幸的结局是，欧洲真正的胜利者是布尔什维克主义。[73]

陆军总司令部认为，英国对波兰安全的保证意味着严重的警告，进攻波兰，德国就不可避免地陷于两线或多线战争，这是德国无法应付的。曼施泰因元帅总结这一过程时说：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许多次危险事件的发生，使我们在锋利的刀口边磨来蹭去。我们不断地看到，希特勒在政治上有如此惊人的好运，他所有目标，不管是明朗的还是模糊的，都兵不血刃便达到了。这个人好像拥有一种近乎万无一失的直觉。如果将这一系列最终会把我们引向崩溃的辉煌事件称为胜利的话，那可以说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所有胜利的取得都未经战争。我们问自己，这一次为什么就会两样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1938年，希特勒虽曾陈兵国界，但战争并没有到来。但是，德国有一句老话也常在我们耳边回响——“常干恶事终有恶报”。这次的事要冒更大的风险，希特勒想反复玩的把戏看来比过去更具危险性。英国的保证这次便横在了希特勒的路上，但是，我们又回忆起希特勒曾声言，他绝不会像1914年的德国政治家们那样愚蠢地去贸然发动一场两线战争。这是他说过的话，至少从中看出他还是理智的，尽管他已不具备人的情感。他用嘶哑的嗓音大声向他的军事顾问们保证说，他不是白痴，不会因但泽城或波兰走廊陷入一场世界大战。[74]

陆军的估计是矛盾的：从希特勒的经验看，英法不会因波兰而打仗，所以可以放心；但恶事干多了终归会有报应，英法这次还会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上吗？所以有担心；不过希特勒不会笨到发动一场两线战争，所以也还是可以安心。

但这一次，英法不再妥协了。此前一再把英法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希特勒，对此也颇为惊讶。他明白英法参战的分量。因此，打下波兰后，希特勒立即释放和平信号。他在德国议会上表示，他不想与西方为敌：“我努力改善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消除任何不信任的因素，让两国和平共处……德国不想与法国发生冲突……我甚至不想提起一战时期的阿尔萨斯—洛林的伤心事……我总是希望向法国表达我和平的心声，我希望德法能化干戈为玉帛，永远把历史的仇恨埋葬起来，让拥有悠久历史的德法人民联合在一起。”“我还将不遗余力地促成英德之间的共识，我的目标不仅仅是英德之间的相互理解，而是建立相互之间的友谊。我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做过损害英国利益的事情。我相信，只有英国与德国真正达成共识，欧洲才能真正恢复和平，世界才能真正实现和平……”[75]1939年夏天以后，希特勒的和平请示一直没有间断，德国官方舆论多次表达类似的呼吁。当代研究指出：“从1939年至1941年，德国的重要和平行动（即与希特勒有利害关系的和平行动）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一个和平运动失败或流产后，希特勒就会马上寻找另一条与英国求和的途径，他所求助的对象有银行家、商人、大使或者是显赫的贵族，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和平对话持续进行下去。”[76]代表纳粹政府意图的苏台德地区的德国贵族麦克斯·苏·霍亨勒赫亲王1941年3月底，对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Samuel John Gurney Hoare）说：“英国永远不可能战胜德国，就像英国认为自己永远不可战胜一样，如果英德两个大国继续打下去，欧洲就会毁灭，欧洲的文明就会随之终结，共产主义与美国化浪潮将席卷全世界。”[77]

所有这些，不能说都是烟幕和谎言。打败法国后，希特勒没有制订一个对英的战争计划。实际上，德国方面始终没有一个超出西方（不包括英国）战局的作战计划。然而，无论希特勒的这些呼吁是真是假，经历了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即使希特勒愿意签署某些协议，西方也不会相信他了。据曼施泰因元帅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英国要负很大责任。“他们对希特勒及其政权的怨愤和‘无条件的仇恨’（某些政治家还对普鲁士—德意志充满憎恶），使他们降低了对另一个更坏的具有更大危险性体制的认识能力，那就是苏联对欧洲的威胁。”[78]

从这些材料看，希特勒主观上确有代表西方的一面。这一点，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也看出来了：1943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已经表明欧洲历史必须全部改写，因为用西欧的观点，也即西方中心主义，已经不能解释历史事件了，史家必须“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79]此即“全球史观”的萌芽。

然而，希特勒不能代表欧洲。不但他的野蛮暴行不能代表欧洲文明，而且他的若干战略也是自相矛盾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西方”与苏俄之间，希特勒更倾向于反苏；但在西方内部，希特勒又秉承了德意志传统中的“反西方”（这个“西方”在地理上指莱茵河以西，在政治文化上指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与各种形式的国际主义）观念。就其称霸野心来说，首先是打败英法而成为西方的霸主，然后以西方的霸主身份向苏俄宣战。1939年10月9日，波兰战事刚刚结束，希特勒就签署一份备忘录来部署西线战役。他在其中说，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德意志第一帝国以来，德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就一直存在着斗争，这是“一场无论如何都要打个明白的斗争”。波兰战争结束后，“德国的战斗目标，是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问题；也就是说，摧毁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世不能再反对德国人民在欧洲的国家巩固和进一步发展”[80]。西方必须征服，苏俄必须毁灭，这就是希特勒的国际战略。早在1924年《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为此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解说：“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驱；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81]

麻烦的是，在德国、西方与苏俄三方之间，不但充满疑虑、猜忌、对抗的情绪，而且存在着任两方结盟以对付第三方的可能。因此，希特勒就不可能按照自己设想的先解决西方，然后收拾苏俄的程序进行战争，只能随机应变、临机处置，或者说是任性而为搅乱阵线，结果是两面开战，把西方与东方搅在一起。其一，在战争前夜，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和约，把波兰的一半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送给了苏联，不但形成了一个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改变的事实，而且实际上把苏联引进了西方。其二，在价值观上，希特勒与斯大林有共通之处。希特勒一贯认为，民主制度不但没有效率，而且使一个民族变得衰弱。总结德国的战争经验，希特勒总是认为西方国家的士兵缺少真正的战斗力，而他在东方所遭遇的却是一个坚定的对手。有关希特勒对斯大林的好感，多有记述。据施佩尔说：东线的仗打得越久，希特勒就越尊重俄国人。“谈到斯大林时，他是十分钦佩的，并且特别强调斯大林的坚毅，用以同自己作类比。……他有时用一种开玩笑的轻蔑口吻说，战胜俄国后，最好由斯大林来管理这块地方，自然是在德国的主宰之下，因为就对付俄国人而言，他是最理想的人选。……他总是多少把斯大林看作他的伙伴。斯大林的儿子被俘后，希特勒下令特别优待，这大概是出于对斯大林的敬重。”[82]1943年初盟国方面达成共识，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人都有利用盟国在政治上的矛盾单独与西方媾和的想法，他们也希望希特勒采取政治手段化解危机，就像此前从合并奥地利到签订德苏条约那样。但希特勒对此非常清醒，他多次对这些人说：“诸位别抱任何幻想。没有回头路。只有向前进。我背后的桥已经拆掉了。”[83]希特勒知道自己的所为不会为西方所容忍，知道自己的行为并不代表西方。其三，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希特勒不顾许多高级将领的反对，将可以集中的军队调往西线发动阿登战役，使英美军队耽误了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动员会上，希特勒说：“一方面是极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极端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是个垂死的帝国，英国；另一方面是一心要继承这份家业的原殖民地，美国……美国企图继承英国的衣钵；俄国企图取得巴尔干半岛、达达尼尔海峡、伊朗和波斯湾；英国想要保住它的属地，并加强在地中海的力量……甚至现在，这些国家正在争吵不休，谁能像蜘蛛那样坐在网中央，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就可以观察到这些矛盾怎样与时俱增，愈演愈烈。如果我们现在能再狠狠打击几下，那么这个靠人为力量支撑的共同阵线随时可能霹雳一声土崩瓦解……”[84]不能简单地将此一行动与希特勒的“反西方”联系起来，因为希特勒的动机之一，是借此来逼英美与之和谈。时为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大将这样解释：“希特勒相信，只要这个作战能够成功，那么西方国家的实力就会一蹶不振，于是他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兵力再集中到东线方面去，以图击败苏军的冬季攻势。这样，他就可以使战争拖延下去，粉碎敌人完全胜利的希望，因此敌人也许会收回他们那个‘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而改与他进行和平的谈判了。”[85]这一点，本书第四章还会谈到。一个较为复杂的解释是：发动阿登战役时，希特勒宁愿东方失败也要在西方进攻，是“要西方国家在一个纳粹主义的德国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之间选择”，“在战争中，希特勒对斯大林的尊重增长了，而他对罗斯福与丘吉尔则产生了深深的仇恨。可以设想希特勒有着以下的双重思路：或许在西线出乎意料的极高昂的斗志的表现，同时坐视东线的失败会震惊西方国家，使它们愿意做出妥协；如果不能，也好，那么就在东线真正失败，西方国家自己看会有什么好结果。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路”。[86]无论如何，就阿登战役耽误了西方部队而放松了对苏联的抵抗而言，它在后果上是一次反西方的行动。

然而，希特勒后期有一个预见却是准确的。斯大林格勒失败后，希特勒已经怀疑战争能否打赢。1943年，他已知道战争非败不可，但他仍然要坚持到底。除了他的顽强性格外，一方面是基于他相信德国正在制造的新式秘密武器可以反败为胜，另一方面是基于他相信盟国之间即将分裂。愈到战争后期，希特勒愈盼望大同盟的伙伴发生分裂，英美因害怕红军席卷欧洲，终于与德国联合起来保卫旧大陆。这固然有鼓舞士气的需要，其中也确存有幻想，但也有真实内容。

1943年8月，希特勒与邓尼茨上将谈过这个可能性。当戈培尔于1943年9月向希特勒提及和谈的可能性问题时，他又谈到这个问题。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欧洲……一旦他们认识到……他们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对国家社会主义放松一些，这两者中选择其一，那么，他们无疑会对我们表示出愿意和解的意向……丘吉尔本人是反对布尔什维克老手，他目前同莫斯科合作只不过是权宜之计。”1944年8月31日，希特勒对将军们说：“盟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破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盟迟早都是要垮台的。不管怎样艰难，唯一的办法是等待恰当的时机。”[87]盟国之间的分崩离析，是希特勒最后的希望。

1945年1月，希特勒败回满目疮痍的柏林。但在27日的会议上，却有这一样一段对话：

希特勒：你们认为英国人在内心深处对俄国方面的进展会感到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挡住他们，而让俄国人征服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俄国人怀有戒心。

希特勒：我已经下令把一篇报道送到他们手里，说俄国人正在把我们的二十万人组织起来，由德国军官率领，并完全受共产主义的影响，然后将开进德国来……那会使他们觉得好像有人拿针扎了他们一下似的。

戈林：他们参战是为了防止我们进入东方，而不是为了让东方来到大西洋。[88]

4月15日，希特勒得到了盟军瓜分柏林的文件。就在这一天，美军先头部队在向易北河的进军中已经进入斯大林的区域，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在以后的两周里，希特勒一次次重申他的信念：“英国不久将要开始和苏联交战，而且前景比德国期望的还要美妙；英国已为此开始组建进攻俄国部队。大概那一方——指的是英国和美国——该明白，能阻止布尔什维克巨人的终究只有一位，那就是我。”[89]

4月25日，希特勒说：“我想从自我保护的意识来看，盟军现在要面对的是一支巨大的、傲慢的无产布尔什维克巨型怪兽……如果我能够在此赢得这次战争，坚守着首都，也许能给英军和美军带来希望，他们或许会与纳粹德国来共同对付这一巨大危险。惟一能应付这一局面的人是我。”[90]

4月26日，在得知苏联人与美国人因占领区问题发生了一些小冲突时，希特勒两眼放光：“先生们，这是我们敌人之间不和的又一明显例证。明天，他们之间便可能发生争端，如果我在今天要求和平，德国人民和历史难道不会说我是罪犯吗？布尔什维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拿德国当自己的猎物，他们之间不是每一天——不，每时每刻——都可能爆发战争吗？”[91]

4月30日凌晨4点，也即希特勒的最后一天，他对柏林城防司令蒙克将军谈话时大骂西方：“西方民主国家全都堕落衰微了。总有一天它们都要败在更有气魄、更加朝气蓬勃的东方民族手里。东方民族已经显示出自己更加强大，对他们来说，严峻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最适当的制度。”[92]

在柏林总理府的地堡中，纳粹权力中心一直在希望“金融寡头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不合情理的联合”的崩溃，戈培尔明确说所有军事抵抗的目的是赢得不多的几天时间，以待苏联与西方盟国的“翻脸”。4月27日，希特勒还对副官说：“我认为目前情况已经完全变了。西方盟国已经不再坚持在卡萨布兰卡提出的德国无条件投降。从外国报刊近几周的报道可以明显看出，美英两国对雅尔塔会议很失望。斯大林必定会提出某些要求，西方国家只是担心斯大林一意孤行，才会勉强对斯大林的要求作出让步。我感到，这三个大国在雅尔塔分手时彼此不像是朋友。加上现在罗斯福已经死了。丘吉尔从来不喜欢苏联人。他会不让苏联人在德国走得太远。”[93]

希特勒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英美与苏联虽有多种矛盾，但毕竟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打败德国，把这个大国从世界舞台上清除出去。恰如哈夫讷所说：“希特勒所忽略的事实是：对战后秩序的不同意见所引发的巨大争端，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并不会造成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摊牌，更遑论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只要德国还继续两线作战，宛如一道绝缘层阻隔在他们双方中间的话。就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言，西方与苏联之间如欲出现攻击发起线，德国就必须先被击败和占领，而两大权力集团必须在德国的中央相遇，必须直接接触与对峙。只要攻击发起线迟迟无法形成的话，便排除了两大集团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于是德国拼死到底的抵抗行动，正好阻止了希特勒所希望发生的事情。”[94]易言之，希特勒借以抵抗到底的“希望”被其自身的行动阻止了。

希特勒的预言又是不错的，尽管他把时间提前了。

英国军事史家李德·哈特战争结束前就清楚地意识到此种战争目标对战后世界所造成的危险。1943年10月，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欧洲只有一个国家能与西欧国家一起抵挡俄国人战后的野心，这就是“我们正打算消灭”那个国家。德国的进攻实力已被摧毁，但还完全有能力进行受到无条件投降要求刺激的持久防御。英国人力图摧毁德国防御实力，而这一防御实力又是西欧国家最强大的依靠。由于当时所有其他西欧国家在军事上都已元气大伤，所以，德军的覆灭必然会导致红军占压倒性优势。哈特认为，英国的政策已有数十年老是赶不上时局的发展，而不得不为自己的落伍付出昂贵的代价。因此，明智的作法应是超脱实际上已经达到的当前军事目标，设法清除通往尔后目标的漫长道路上已经相当清晰可见的危险。但是，谁也没有听李德·哈特的话。[95]

斯大林也同时意识到了苏联与西方的分歧。1945年3月，斯大林对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说：“我恨德国人！……永远消灭德国人是不可能的……我们正与德国人进行战斗，不久我们将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盟国将设法挽救德国人……我们对德国人不会有任何怜悯和宽容，但我们的盟国将设法更仁慈地对待德国人。”[96]

差不多同时，英国的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帅也意识到了苏联人的危险。1945年4月27日，元帅接到希姆莱通过瑞典红十字会提出的投降请求。“我对这份报告不怎么重视，因为我关心的是席卷而来的俄国人要比打垮了的德国人更加危险。我知道，对德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当务之急是全速前进，抵达波罗的海，建立一条面向东方的翼侧，这是阻止俄国人进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再向北进入丹麦的唯一对策。”在蒙哥马利元帅看来，“虽说俄国人是个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实际上，他们还是野蛮的亚洲人，他们从未有过堪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拟的文明”。[97]英国人确实与德国人一样，怀有欧洲文化的优越感和偏见。

希特勒有无数错误的预言，但其有关冷战的预言，却是正确的。希特勒死后，欧洲分成了两块。战争期间，盟国“三巨头”有过三次会议：1943年11月在德黑兰、1945年2月在雅尔塔和1945年7—8月在波茨坦。前两次会议通常认为是成功的，双方在大事上讨价还价后做了真诚的让步，维系了军事同盟，以便把反对德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但纳粹德国已经失败的波茨坦会议上，三大国因为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加剧了相互之间的冲突，一心要扩大他们的国家的权力。这次会议标志着反法西斯国家融洽关系的结束，未能确保一代人的和平。斯大林明确说：“……苏联代表团……将把整个西德看作属于你们的范围，而把东德看作是我们的范围。”杜鲁门问他，是否要确定“一条从波罗的海直到亚得里亚海的界线”时，斯大林回答说，他是这样想的。[98]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发表演说，第一次提出了“铁幕”这个概念：“不久前还被盟国胜利的光辉照亮的舞台蒙上了一层阴影。谁也不知道，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将搞些什么花样，或者说，它们的扩张计划和意图的界限——如果说有界限的话——究竟在哪里……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之间的大陆上垂下了一道铁幕。这道铁幕的后面，是中欧和东欧过去的一些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著名的城市以及居住在这些城市周围的居民处在苏联势力范围——我必须这样称呼——之内，并且不仅受到苏联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和在许多情况下日益为莫斯科所控制。……如果苏联政府现在试图一意孤行地在它的地区内建立一个亲共产党的德国，这将会在英、美占领区造成新的重大困难，并使战败的德国人有权在苏联人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待价而沽。不论人们从这些事实中引出什么结论，事实在于，这决不是我们为之建设而进行斗争的自由欧洲，也决不是作为确保持久和平的前进的欧洲。”[99]

“铁幕”两边是不同的政治文化。1945年10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纽约的演说中表示：“我们不同意以牺牲与我们友好的国家来改变领土状况的作法，除非改变领土的要求符合有关国家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我们相信，应该给一切有能力实行自治的国家的人民以机会，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他们自行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政体。”[100]这段话明显流露出对苏联把东欧诸国变成其卫星国的不满。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点明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其特点是自由的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第二种生活方式是以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的。它依靠恐怖和压迫，对报纸和广播的控制，指名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人民。”[101]隆美尔也预见到战后的冷战：“苏联和西方国家就好像水火不相容。他们一定会发生摩擦，可能最后会爆发战争。也许当我们崩溃之后，还不至于马上发生战争，因为整个世界对于战争都已经感到厌倦。这个战祸的危险也许过几年就很明显了。”他还预言：最后的胜利属于英美两国。[102]

1945年4月2日，垂死前的希特勒发表谈话：“随着德国的失败以及在亚洲、非洲，或许还有南美洲的民族主义兴起之前，世界上将只剩下两个有实力对峙的大国——美国和苏俄。历史和地理的规律将迫使这两个强国进行一场力量的较量，不是在军事上，就是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也是这些规律将使得这两个强国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欧洲的敌人。而且这两个强国都同样肯定迟早会觉得顶好寻求欧洲仅存的唯一伟大民族——德国人民的支持。”[103]这固然有绝望中的幻想的一面，也有德国政治思想的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伯就提出：即使是在被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失去我们的本性，因为他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毁灭这种本性。但是，在俄国人的统治下，我们就不再是德国人，其情况正如所有其他民族在这样一种统治下不再是他们自己一样。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斯·韦伯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制止了俄国的势力看作德国在大战中的唯一真正伟大的成就，至少说在这一次是制止了。[104]

“铁幕”落下后，位于中欧的德国也一分为二。时任西德总理的阿登纳意识到：“在严峻的现实世界中，对于联邦共和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同西方走在一起，就是同苏联人走在一起。所有其他一切中间道路都不是政治，而是空想。因为所有中间道路将使我们处于孤立的无能为力的境地，成为敌对势力的玩物。……同苏联人一起走是不可能的。和他们结盟只会变成卫星国，变成莫斯科推行强权政治的、毫无骨气的工具……根据传统和信念，德国属于西方。整个德国都是属于西方的。只有依靠这种伙伴关系，才能有我们的未来。”[105]二战的政治遗产是，东欧为苏联控制，西欧依赖美国的保护而存在，真正的对手是美国和苏联。欧洲的衰落成为20世纪的一件大事。正如史家米夏埃尔·施图尔默总结的：“世界帝国的梦想就是想把德国送进坟墓。他是为了消灭犹太人而失败的，而现在已经诞生了以色列国；他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而失败的，而苏联军队依然驻扎在易北河畔，苏联正在成为核大国……他是以德国人的救世主的面貌出现，以懦夫的形象离开德国人的……”[106]

20世纪是德俄关系最诡秘的时期。1917年，德国政府、德军总参谋部为了使俄国陷于混乱，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但领导了革命的列宁在1918年10月20日党的会议上说：“我经常被指利用德国的资金赢得了革命。这一点我从未否认过。今天我要补充完这句话，那就是我们将用俄国的钱在德国也上演一场这样的革命……”[107]1919年底至1920年上半年，俄国人确实支持、参与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尽管没有成功。一心要消灭布尔什维主义的希特勒，其发动的战争却是毁灭了德意志帝国而成就了斯大林：他获得了广大的东欧地区。冷战格局的形成有许多因素，但希特勒显然是一大助因。

[1] 尼采：《权力意志》（上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42页。

[2] 约阿希姆·费斯特：《无法回答的问题：希特勒小圈子里的秘密》（2005），任翔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46页。

[3] 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284页。

[4]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307页。

[5] 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袁柏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6]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第99页。

[7]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18页。

[8]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上册），第105页。

[9] 罗尔夫·霍赫胡特：《〈戈培尔日记〉前言》，《戈培尔日记》，第3页。

[10] 参见布莱恩·泰勒：《希特勒夫人爱娃·布劳恩画传》（2012），王笑盈等译，西苑出版社2014年版，155页。

[11]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1页。

[12]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04页。

[13]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28页。

[14]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59页。

[15]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权力风云》，第25—26页。

[16]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权力风云》，第168页。

[17] 雅克·德拉律：《盖世太保史》（1987），黄林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8]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第292页。

[19]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293页。

[20]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51—152页。

[21]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436页。

[22] 汉斯-奥托·麦斯纳：《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齐乃政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

[23]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52页。

[24]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第51页。

[25]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第44—45页。

[26] 阿尔敏·迪·莱曼、蒂姆·卡罗尔：《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的末日》，第5页。

[27] 汉斯-奥托·麦斯纳：《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第219页。

[28]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新秩序》，张显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29]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页。

[30]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425页。

[31]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第89页。

[32]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397页。

[33]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第374页。

[34]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53页。

[35]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第752页。

[36]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第70页。

[37] 彼得·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1942），余向华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1页。

[38]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2000），王燕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39] 君特·格拉斯、哈罗·齐默尔曼：《启蒙的冒险》，周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40] 卡尔·洛维特：《一九三三—— 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1941），区立远译，行人出版社（台湾）2007年版，第7页。

[41]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493页。

[42]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上册），第108页。

[43] 乔西姆·费斯特：《希特勒传》，第346页。

[44] E.鲁登道夫：《总体战》（1936），戴耀先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页。

[45] E.鲁登道夫：《总体战》，第11页。

[46] E.鲁登道夫：《总体战》，第4页。

[47] E.鲁登道夫：《总体战》，第34页。

[48] E.鲁登道夫：《总体战》，第13页。

[49] E.鲁登道夫：《总体战》，第31、66、73页。

[50] 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1974），黄正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8页。

[51] 威廉·L.夏伊勒：《柏林日记》，张若涵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152、154页。

[52] 戴耀先：《论德国军事》，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53]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第499、893、894页。

[54]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铁拳》，第25页。

[55]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卷）（1970），第28页。

[56]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74—75页。

[57]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第865—866页。

[58]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闪电战》（1990），莫竹芩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59] 邓肯·安德森等：《闪击战：巴巴罗萨》（2004），李清站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106—110、115—116页。

[60] 托尔斯腾·克尔讷：《纳粹德国的兴亡》，第162页。

[61]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217页。

[62] 戴耀先：《论德国军事》，第237页。

[63] 威廉·冯·施拉姆：《克劳塞维茨传》（1976），王庆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

[64] 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第193页。

[65]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296页。

[66]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755页。

[67]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117页。

[68]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443页。

[69]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545页。

[70]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原名《十年与二十天》，1958），王星昌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

[71]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25、136页。

[72] 转引自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希特勒传》，第326页。希特勒对英国确有友好的一面。1936年在与英国人的谈话中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我和英国大兵对阵时，我不知有多少次对自己说过，跟这些很可能和我们属于同一民族的人打仗，那真是疯了。以后决不允许再发生这种事。”（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第43页。）希特勒对法国也有温和的时候。1940年6月21日，在贡比涅森林中接受法国投降时，凯特尔元帅代表希特勒宣读了一份文件，似乎表现出纳粹政府准备采取一种合理的政策。他说：“法兰西作了一个英勇的抵抗之后，在一连串的血战中战败了。对于这样一个英勇的敌人，德国无意使休战条件或休战谈判带有任何屈辱的意味。”（B.H.李德哈克编著：《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50页。）

[73] 马丁·A.艾伦：《希特勒与赫斯遭遇的惊天大骗局——英国情报机构在二战中最隐蔽的秘密》，第55—56页。

[74]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4页。

[75] 马丁·A.艾伦：《希特勒与赫斯遭遇的惊天大骗局——英国情报机构在二战中最隐蔽的秘密》，第60页。

[76] 马丁·A.艾伦：《希特勒与赫斯遭遇的惊天大骗局——英国情报机构在二战中最隐蔽的秘密》，第74页。

[77] 马丁·A.艾伦：《希特勒与赫斯遭遇的惊天大骗局——英国情报机构在二战中最隐蔽的秘密》，第175页。

[78]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26页。

[79]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1955, p.27.

[80] 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第892页。

[81]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27页。

[82]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326页。

[83]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310页。

[84]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796页。舒伦堡的回忆录里还记有此次会议上希特勒的另外的话：“假若德国败亡，这将证明德国民族本身的低劣，而且将要丧失未来生存的机会。这是西方国家逼得我们战斗到底的；但是，真正胜利的不是西方，而是东方。”（《谍海搏杀——舒伦堡回忆录》，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

[85]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329页。

[86]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第211、212页。

[87]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下），第1383、1485页。

[88]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816—817页。

[89] 戴维·欧文：《希特勒与战争》（1977），王璟林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88—989页。

[90]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629页。

[91] 约翰·托兰：《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1965），刘永刚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

[92] 詹姆斯·P.奥唐奈：《希特勒暗堡》，第160页。

[93]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449—450页。

[94] 赛巴斯提安·哈夫纳：《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回顾德意志国》（1988），左岸文化（台湾）2009年版，第266页。

[95] 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1954），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425页。

[96] 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第161页。

[97]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1958），郑北渭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38、359页。

[98] 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1975），《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76—277页。

[99]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1965），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3—94页。

[100]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第91页。

[101] 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第315—316页。

[102] B.H.李德哈特编著：《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98页。

[103]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808页。

[104] 卡尔·雅斯贝斯：《雅斯贝斯哲学自传》（1957），王立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105]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第618页。

[106] 泰奥·索梅尔：《1945——大转折的一年》（2005），任翔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107]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第25页。

三、希特勒身边的大人物

历史似乎有这样一个嗜好，那就是突然间浓缩到一个人身上，结果，几乎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

——雅各布·布克哈特[1]

希特勒构思的纳粹德国是“千年帝国”，安排什么样的接班人也是他萦绕于心的问题之一。1939年9月1日，是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这一天上午10点，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在为其入侵行为辩护的同时，希特勒表示：如果他遭遇不幸，戈林将成为他的接班人，赫斯为戈林之后第二接班人。正如历史所一再证明的，指定的接班人往往靠不住。六年之后的2月16日，希特勒在柏林地堡里说：“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德国就没有元首了，因为我没有接班人。我曾经期望的第一个人（赫斯）失去了理智；第二个人（戈林），人民对他没有一点好感；第三个人（希姆莱）失去了党的信任。”[2]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纳粹运动也就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曾经是20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不过，正如没有希特勒，第三帝国便是不可思议的一样，只有希特勒，第三帝国也是不可思议的，他还需要那些完全听命于他的助手、帮手和追随者。这不是一个由乖僻的世界改革家、疯狂的追名逐利之徒、铤而走险的权欲狂，以及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者拼凑起来的集团，其中也有许多才具卓越的人物。但他们统统服从了、参与了希特勒的阴谋和罪恶。

1. 沙赫特利用希特勒？

沙赫特像

希特勒统抓德国的党政军，但其治国，主要不是依靠组织，而是个人。1937年之后，德国内阁没有开过一次会，党政军的权力操纵在极少数的官僚、技术专家和党的领导手中。“财政魔术家”沙赫特终生未加入纳粹党，却因其在金融上的卓越才能而受到希特勒的青睐，在纳粹上台和战争准备过程中发挥了不能缺少、不可代替的作用。

1920年，沙赫特已是德国著名的银行家，但他被誉为金融界的天才，则要归功于1923年的通货膨胀。在严重的危机之中，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特派员和国家银行行长，成为德国经济的独裁者。在得到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支持后，沙赫特改革货币，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这位金融奇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一切信贷，其性质都是心理性的。贷一笔款，不论如何安全，也要看是否充分相信贷款人值得获得贷款。因此，在沙赫特看来，银行业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艺术。这种观点与其人有关：沙赫特是在德国人文传统中成长的，年轻时写过诗，且终生是个戏迷。

沙赫特雄心万丈，年轻时就自视为实力的堡垒、杰出的爱国者、政治是非的裁判者。“我总想取得成就，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公益。我从不掩饰这种雄心。”[3]一个满怀抱负的人才不会满足于银行业。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沙赫特参与成立了德国民主党，这是因为他看到，民主取决于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论这大多数赞成什么。他后来与纳粹的合作，也部分地基于这一事实：纳粹确实是1933年“大多数”德国人的选择。1930年12月，沙赫特应老朋友之邀参加戈林公寓组织的男宾晚会；次年1月5日，他和夫人又应邀到戈林家中赴宴，主题则是与希特勒会面。面对夸夸其谈的希特勒，沙赫特谈得极少：“我去不是向希特勒宣传我的政治与经济理论。他绝对认为自己正确，决心把他的思想付诸行动，这两点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是不折不扣的狂人，天生的鼓动家。”[4]沙赫特最后给希特勒一个小小的建议，推荐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Walther Funk，此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纳粹经济部部长）给希特勒讲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但此后几周，沙赫特一再向总理布吕宁等人游说，催促他们把纳粹吸收进未来的政府，认为这是避免右翼激进化的唯一方法。

沙赫特与希特勒的会见影响很大，当一位美国记者问他在纳粹统治下能否管好德国经济时，沙赫特回答说：

我将能。

不，纳粹管不好，但是我可以通过他们来管好。[5]

显然，沙赫特并不看好纳粹管理经济的能力，但他承认纳粹势力正在迅速崛起的现实，希望借助纳粹之力来重掌德国经济大权，实现自己的抱负。1932年11月，沙赫特领衔发起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1933年2月希特勒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当场筹资300万马克，不但解决了竞选资金问题，还剩了60万左右。1932年7月国会大选后，纳粹势力蒸蒸日上，沙赫特决定出山，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国家：“我决定出山，不再隐居，因为我曾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家戈特弗雷德·弗德尔和卡尔·勒弗偶尔谈过，他们的理论预示着灾难性的经济前途。”[6]1932年8月29日，沙赫特致信希特勒，要求他不要提出任何详细的经济规划，希望他把自己看作“可靠助手”。希特勒上台后，沙赫特更增强了“帮助此人找到正确道路”的决心。

1933年，沙赫特应希特勒之邀重新出任国家银行总裁，1934年担任经济部部长，1935年又被任命为战争经济全权委员。在希特勒的强力支持下，他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大胆实施政府赤字计划，以独裁方式对付失控的通货膨胀，发展经济，保障就业，还发明了一种货币和财政流通方式，可以不必通过通货膨胀手段就能带来滚滚财源，效果显著。失业人口从1932年的600万4年后下降到不到100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2年到1937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长了一倍，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新生的纳粹政权。尤其重要的是，他还曾起草国防军与战时工业相结合的计划，鉴于德国原料短缺，他首创了一套物资储备计划和控制外汇制度，以防德国因外汇短缺而被迫从国外进口扩充军备的原料。1935年5月3日，他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迅速而大规模地扩充军备的计划是德国的政治目标，其他的一切均应从属于这一目标。作为德国重整军备计划中的主角之一，沙赫特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为自己辩解说：他的本意是想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德国，这个德国将奉行一种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欧洲其他国家相互尊重的外交政策，其扩充军备计划是用于防御军事建制而非用于侵略目的的军事建制。纳粹德国前期，沙赫特是希特勒的重要支持者，因为他知道，经济成功的唯一出路是得到希特勒完全、坚定的支持。雷厉风行的办法只有靠独裁支持才能得以实行。沙赫特的成就建立在独裁体制之上：他可以不受政党的干预，不受内阁的干预，不遭到银行界的反对，不挨舆论界的批评。如果我们善意地理解，沙赫特可能既不是希特勒的敬慕者，也不是纳粹的信奉者，而是为了自己的爱国宗旨而把纳粹看作是强大的同盟者，他是想借助纳粹实现自己的抱负：废止《凡尔赛和约》、恢复在国际上作为一种强大力量的德国、恢复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日耳曼道德、与各种共产主义进行斗争。

沙赫特的态度反映了德国上层保守派的共识。纳粹成功上台，得到了巴本、胡根贝格等保守派领袖的支持与合作。1933年1月底，当一些保守党的人士警告正在推动成立希特勒内阁的巴本，说他正在把自己交到希特勒手中时，巴本的回答是：“我们雇用了他。”胡根贝格的说法则是：“我们把希特勒困了起来。”[7]

但希特勒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沙赫特、巴本、胡根贝格甚至还有德国陆军，后来都一一在希特勒面前败下阵来，有的还命丧九泉。1938年夏，已经与纳粹分手的沙赫特，在柏林的一个宴会上，对同桌的一位客人说：“夫人，我怎么能知道我们已落入一群罪犯之手了呢？”[8]那么，到底谁利用了谁？

沙赫特不是死硬的纳粹分子，其原有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政策都与希特勒有一定矛盾。对于纳粹的反犹政策，沙赫特解释为“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1933年6月，他在美国受到美国犹太人的友好接待，据猜测，这部分是因为沙赫特保证将设法说服希特勒更宽厚地对待犹太人；1934年6月，希特勒血腥镇压冲锋队后，他对不经法律程序便决定人的命运的行为表示抗议，并决定“我要以我的官职为正义和公道而斗争，只要我有机会便会这样做”。在接受经济部部长的职务时，他提出了在经济领域保护犹太人的要求；1935年5月3日，他在备忘录中指控党对教会的攻击、对犹太人的攻击和盖世太保的非法暴行，此后一直以经济需要为由保护犹太人。在家里，他也经常批评希特勒，以至于他那热衷纳粹主义的女儿不能容忍。在经济思想上，沙赫特终生信仰自由贸易，所以即使在纳粹控制最严厉的时期，他也坚持打破对国际贸易的一切限制，他喜爱贸易，反对希特勒无节制的反犹主义，反对戈林的自给自足，反对戈培尔的宣传，反对纳粹的战备，因为它们统统妨碍贸易。据说，沙赫特曾通知英法等国尽早制止希特勒，但不被重视。

沙赫特傲慢自大。魏玛时期的国防部部长格勒纳（Karl Eduard Wilhelm Groener）写信给他的朋友说：“希法亭确是一个正直的男子汉，伟大的财政学者。他懒散，但没有狂妄野心。他的死对头是沙赫特，这人野心勃勃，不讲礼貌，他如今还向德国人民自我推荐任德国总统一职。”[9]为了得到希特勒的支持，沙赫特一方面要不断地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经济大师、是纳粹机器上不可取代的嵌齿，另一方面，也想借助纳粹力量在经济上采取严酷的统制措施。他在1934年9月推出的“新计划”，就将德国的商业、工业一律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不经他的允许，德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不得购买或销售任何商品。这固然使德国经济获得了一种受到监督的生命保障系统，同时也完全背离了他一直信奉的有关自由贸易和个人企业精神的信念。甚至，沙赫特还要向希特勒献媚。1934年8月19日，希特勒继兴登堡之后接任德国元首，沙赫特即在两天前接受记者采访，声称：“希特勒总理熟悉经济与金融问题，其态度之谦逊诚实使我们惊讶也纠正了所有理论缺点。……经济法令、协议、盟约无不打有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合作的印记。”[10]既对抗又服从，他的传记作者设问：“对抗行为是因服从行为而要恢复自负的手段？抑或他要抚慰他的良心？”至此，沙赫特已全部调整了自己与希特勒的关系，他越来越把自己的命运送到希特勒手中。而到1936年，希特勒已不需要沙赫特了：

尽管沙赫特在大规模重整军备和公共劳动政策上与希特勒和纳粹党是一致的，他利用国家银行的金融资源去支持这些计划，但是，他开始在经济和道德两个方面对国家社会主义越来越表示怀疑。对罗姆的血腥清洗、对整个德国犹太人和犹太企业的攻击使他大为震惊。从经济的观点来看，他反对党反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化的理想，即经济的基础是农民、小店主和手工艺人。他还认为对犹太企业和大百货公司的进攻是悲剧性的恐怖，它建立在对经济的无知和意识形态的狂热的基础上。1936年，当希特勒命令在经济方面来个大转变，进行第二个经济阶段（1936—1939）的时候，沙赫特和纳粹党决裂。希特勒要求经济为全面战争的动员服务，他放弃了沙赫特对外贸的强调，而支持经济的自给自足，尤其在人工合成材料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希特勒委派戈林负责四年计划，给予他绝对权力以完成自己的目标。[11]

1936年5月，希特勒任命戈林为原料和外汇协调官，播下了沙赫特与戈林冲突的种子。戈林不是经济学家，但更了解希特勒的意图，所以主张由政府借款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而沙赫特则认为，必须维护德国的出口市场，必须使重整军备工作在德国财政能力的限度内进行。希特勒支持戈林，1936年秋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是一个完全以战争着眼、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认识上的分歧之外，“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与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机构重叠，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冲突。沙赫特与纳粹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影响到他与迷信纳粹主张的妻子露易比丝的关系。希特勒事事支持戈林，同时也希望沙赫特继续干下去。1937年初，沙赫特实际上躺倒不干了，虽经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的调解也无济于事。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1月正式从经济部部长和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任上离职。戈林暂任经济部部长后打电话告诉沙赫特：“我现在坐在你的位子上。”回答是“别摔下来啦！”[12]1939年1月7日，他与国家银行的8位董事一起给希特勒发出备忘录，反对不加控制的开支政策，希特勒看后激动地高叫：“反了！”不久即当面告诉沙赫特：免除其帝国银行行长职务。他虽然还保留着“不管部部长”的虚职直到1943年1月，事实上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从沙赫特到戈林，德国经济经历了从灵活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转变成政府高度控制的经济体系，从此，希特勒和戈林阔步走上“只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战争经济之路。

以一个非纳粹主义者的身份而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沙赫特自然受到其他纳粹要人的妒忌，戈培尔、希姆莱等都与他发生过冲突。戈林曾对沙赫特说：“我告诉你，元首要的是二乘二等于五。”[13]失去权力的沙赫特一直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性战争，坚决不同意为战争而搞军备，并与一些异议人士保持联系，为此受到盖世太保的监视。1943年9月以后，苏军在库尔斯克的反击变成了大举进攻，德军步步后退。沙赫特给戈林写信，指出实业界认为东线战况对德国存在着很大的威胁，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应该想办法同西方强国签订和平协议。沙赫特暗示，他从自己的关系人那里获知，这种谈判完全可以成功。戈林将此信读给希特勒听后，希特勒对沙赫特的信暴跳如雷，大声痛骂沙赫特。他嚷道，沙赫特想越过他，背着他搞政治活动。他威胁要将沙赫特送进集中营。[14]1944年，沙赫特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被关入达豪集中营。1948年受审无罪释放，但其漫长的后半生背负着纳粹帮凶的骂名，以至于巴伐利亚拒绝他居住。他后来担任过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回忆录《我一生中的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年6月4日，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

在纽伦堡法庭上，美国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专门针对沙赫特这样的专家指出：“早期纳粹党徒的致命弱点是缺乏技术能力。他们不能在自己的队伍中找到人来组织一个有能力实行其全部计划的政府，这些计划是实现他们的目标所必需的。沙赫特……这样一些人的特殊罪过和背叛行为就在于此。如果没有他们把专业才智心甘情愿地献给纳粹，纳粹的总计划能否实现尚属疑问……”[15]与沙赫特联系在一起的是德国工商界。在确信希特勒能够制服共产主义者后，他们决定支持纳粹。没有德国工商界的参与，就不会有第三帝国。这里表现最恶劣的是克虏伯集团。值得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克虏伯是德国900名战犯之一；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法庭，也把克虏伯·康采恩（Krupp Combine）列为纳粹德国的主要罪犯之一。

2. 爱动物与反人类的戈林

人类只是万物之一，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差别待遇”因其必要而成为一种本能，首先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分辨，特别是人兽之辨；然后是人类内部的“我们”与“他们”之别：男女、种族、阶级等是其大者。迄今为止，性别、种族、阶级歧视仍然存在，但至少在理论上，已很少有人公开地发表这类言论了。至于人兽之别，近几十年来的动物伦理研究，也多倾向于认为动物也有道德地位。不过在可以看得见的时间内，虐待、利用、折磨、宰杀动物的行为还不会完全消除。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多么提倡动物伦理，但在人类的价值序列中，动物总还是低于人类。

纳粹德国的一个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的现象是，以希特勒为首的一些领导人，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却对动物怀有感情。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德国法西斯分子对动物一般是持保护态度。在当代德国作家格拉斯的小说《狗年月》中，小男孩哈里·利贝瑙家里养的牧羊犬哈拉斯配种生下的小狗“亲王”被希特勒选去当了宠物，哈里和表妹图拉因此在学校里突然有了荣耀和地位。老师带着学生参观他们家的木工作坊和哈拉斯，还有这样的一问一答：“为什么小狗亲王在上萨尔茨堡的情况那么好，根本就不想它的狗妈妈？”“因为我们的元首爱狗，对狗总是很好的。”狗的小主人因这条狗而被众人崇拜，还当着全班同学讲述光荣的狗妈妈的生平事迹。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后，哈拉斯的主人、利贝瑙的父亲一声不吭，左右开弓把狗舍砍了个稀巴烂。小说是虚构的，但希特勒爱动物却是真实。早在维也纳的艰难岁月，希特勒就喜欢省下一点面包用来喂养小鸟和松鼠。一直有独裁性格的希特勒没有几个真正谈得来的朋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靠一条叫“福克斯欧”（Fuchsl）的狗的相伴才得以入睡。掌控德国后，他又养了一只叫“布隆迪”的牧羊犬，每天一同就寝，定期为之做健康检查，1943年染上传染病时，希特勒把它送进医院，专门派人送去一份特选的鸡蛋和瘦肉做成的“病号饭”。1944年8月，希特勒还查问它和一只母狗的交配情况。而布隆迪也日夜看护着希特勒，开会时也躺在他的脚旁。希特勒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谈到希特勒对这条狗的感情。根据其管家副官京舍（Otto Gunsche）、管家海因兹·林格（Heinz Linge）回忆，1942年秋东线吃紧后，希特勒说，他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当他在七年战争中感觉受欺骗后，他离开了他的将领和兄弟，只同他的群狗生活在一起，并留下一句名言：“自从我研究了人之后，我就喜欢上了狗。”1943年2月2日凌晨6点，传来斯大林格勒失败的消息，希特勒垂头丧气地对管家林格说：“我要带布隆迪出去，回来后再躺下来睡觉。”[16]此后一段时间，他每天早餐前都带着布隆迪外出散步10分钟。以至于京舍与林格感到：对希特勒来说，要他签署因悲观主义而对一位前线军官做出残废判决的文件，比布隆迪健康不好的消息让他更觉得容易忍受。据秘书特劳德尔的回忆，1943年在贝格霍夫山庄时，这条狗是希特勒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4月19日是希特勒生日的前夜，整个晚上茶会的主题就是这条狗。1944年“七二〇”事件后，希特勒说“动物比人类要忠诚得多”，并不断重复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名言。[17]一般地说，希特勒也是保护动物的。他的老朋友和追随者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女儿亨里埃特与其青年团领袖席拉赫结婚了，希特勒递给初为人妻的新娘一张便条：“我吃所有大自然自愿献出的东西：水果、蔬菜、植物油。请你们不要为我预备动物被迫献出的东西：肉、奶和奶酪。荤食我只吃鸡蛋！”[18]

戈林像

2002年5月17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用宪法保障动物的生命权，它只是对宪法条款稍加修改，在“人”字后面加上了“和动物”几个字。这是德国动物保护组织和各界人士经过多年的争论和努力，其源头，至少可以部分地追溯到纳粹的二号人物戈林。

戈林罪恶滔天。在纳粹德国，戈林的官职仅次于希特勒：国会议长、普鲁士邦总理、航空部长兼空军总司令、经济部部长、秘密内阁成员、赫尔曼·戈林康采恩总裁、帝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林业与畜牧部部长、“四年计划”负责人等。戈林最重要的职务是“帝国元帅”，除了18世纪的欧根亲王，德国历史上唯有戈林享此“殊荣”。作为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戈林参与了纳粹党的所有战略决策和作战计划的制订，负有直接的战争罪责。尤其重要的是，戈林创建了集中营惩罚体系和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迫害和屠杀了大量反纳粹人士。1938年戈培尔策划的“水晶之夜”受到戈林、希姆莱等纳粹要人的批评，希特勒保护了戈培尔，同时决定犹太人问题由戈林全权负责。在“解决犹太人委员会”最高协调人的任上，戈林两次直接领导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第一次是1939年1月24日，戈林委派海德里希拟定“在目前情况下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好方案”，其结论是强迫移民，把犹太人从德国赶走。1941年7月31日，应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的请求，戈林签署了一份5年后被用来判处他绞刑的文件，这份文件授予海德里希“为扩大我1939年1月24日命令委派给你的尽快在最方便的时候通过移民或转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兹指示你在组织后勤和物质方面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全面解决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有些涉及其他政府部门权限的地方，要与之商量。我还指示你尽快给我提交一份关于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而要进行的组织上、后勤上和物质上准备的全面设想的报告”[19]。毫无疑问，戈林是要为600万犹太人之死负责的主要人物之一。

戈林是纳粹“新秩序的王子”。不像希特勒那样是小市民，不像冲锋队队长罗姆那样是个雇佣兵，也不像戈培尔那样是个亡命之徒，戈林出身良好、举止文雅，是得到过最高勋章的空军王牌飞行员，具有高智力、创造性、忠诚、风趣幽默、大胆等积极性格，且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性格开朗、热爱生活。成为德国的二号人物后，戈林的权力使其奢华生活和矫饰作风恶向发展，其自幼养成的癖爱奢华和排场的习性随着其资源的扩张而膨胀。1935年4月10日，戈林与第二任妻子的婚礼由10名将军、3万名士兵、8个小型乐队和柏林上空新式飞机组成。美丽的妻子卡琳为女演员，数不尽的珠宝、金银首饰、绘画、制服、勋章……狩猎、社交、宴饮、抢劫艺术品、吸毒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他最大的遗憾之一是藏品中没有拿破仑的元帅手杖。1938年女儿出生时，他命令500架战机飞过柏林上空。他曾说，如果生的是儿子，飞机的数量将会是1000架。戈林日益沉浸于随权力与地位而来的无节制的享受之中，其一贯形象是：左边是满胸脯的勋章，右边也是满胸脯的勋章，而肚子也越来越肥大，体重达120公斤。戈林还特别热衷于吃喝穿戴。1939年初，新总理府建成后，大约有40—50人可以进总理府参加希特勒的午餐：一盘汤，肉和蔬菜、土豆，一份甜菜，矿泉水、啤酒或廉价葡萄酒。希特勒吃素食，吃喝简单。戈林很少来参加。他对施佩尔说：“老实说，那里的饭菜太差，不合我的口味。”[20]戈林喜欢色彩鲜艳的制服。德意志的民族服饰和饰有动物皮毛的休闲服，他经常一天要换三四次。几乎每一个谈论戈林的人，都会注意到他的服装。1939年8月21日，希特勒在其上萨尔茨堡的别墅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入侵波兰。这当然是重要的会，但与会的曼施泰因注意到：“戈林先于希特勒出现在会场上。他的打扮令人十分诧异。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来参加一次严肃的会议；戈林却似乎是来参加化装舞会，他上身着白色低领衬衣，外套一件绿色无袖皮夹克，上缀黄色皮制大纽扣；下身穿灰色短裤和长腰灰丝袜；将他的大肚子衬托得格外显眼。与其柔色的丝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脚蹬一双粗大的半筒靴。最扎眼的是他扎在腰间的那条镶金的红皮武装带，上面挂着一把佩有镶金红皮剑套的豪华短剑。我禁不住对我身边的冯·扎尔穆特将军悄悄地说：‘这个胖子大概是要当“大厅保安”吧？’”[21]1942年11月26日，隆美尔搭戈林的专列“亚洲号”到罗马应急，“在以后的42小时里，他无可奈何地目睹了赫尔曼·戈林的丑态，并对此人感到心灰意冷。这位肥胖的六星上将穿着他那满身珠光宝气的灰色制服，别着镶有宝石的领针，与之相配的是手指上套着几个过于讲究的戒指。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他收藏的那些‘解放’过来的日益增多的绘画和雕塑”。[22]

戈林的政治能力没有在纳粹体制中充分发挥。正像希特勒受到德国人崇拜一样，戈林也颇为得德国人所喜欢，较之希特勒，他更为理性。他在战前持反战立场，希望希特勒不要“孤注一掷”；1940年11月4日希特勒透露了袭击苏联的计划后，他担心两线作战以及和美国作战存在危险，再次向希特勒表示反战意见。施佩尔认为：“从战争爆发之日起，他属于现实地、不抱幻想地看到希特勒通过这场战争造成了根本变化的少数人之列。”[23]但是戈林不但未能影响希特勒，而且只要希特勒作出决定，他也总是积极响应。古德里安元帅的评价比较恰当：“在政治方面，他似乎要比他的那些同志较有远见。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是企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但也认为戈林爱在穿着上玩花样：“当他在他的别墅附近狩猎的时候，他穿着古代条顿人的服装。当他穿军服时，也总是完全不守正常的规矩，有时穿着俄国红皮的长靴，再加上黄金的马刺……有时他在出席希特勒的汇报时，穿的是长裤子、黑色漆皮的跳舞皮鞋。他使用很强烈的香料，并且脸上还要化妆。他的手指头上戴满了沉重的戒指，上面镶的都是他所心爱的宝石。”[24]这固然是戈林的财富与贵族风度使然，同时也是政治需要。在纳粹要人中，出身寒微的希特勒不善于应酬，而戈林却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对希特勒来说，戈林的家庭背景比中产阶级优越，可以赢得商界与前政府官员的尊敬，因此对他比较放纵。在纳粹党内，戈林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贵族、金融巨头和工业家之间走动，为纳粹党赢得上流社会的支持。当有人揭发戈林的奢靡之风时，希特勒的反应是：“不要管戈林！他是惟一知道如何款待的人。”[25]在纳粹权力核心中，戈林总体上走的是下坡路。他在战争中鲜有杰出表现，后期更是意志衰退，而性格中无耻的机会主义、贪婪、虚荣、懒散等却日益加强。当德国空军正在为生存而战时，戈林却忙着打猎和看时装表演：“早晨穿着17世纪时的紧身上衣，并带有凸出的白色衣袖。白天换了多次衣服，晚餐时穿着蓝色或紫罗兰色的日本和服和镶着毛皮的睡鞋……次日早晨他又在腰间佩戴上了一把金制短剑，脖子上别着一个镶满宝石的饰针，缠在他那肥胖的身体中间的是镶着许多宝石的宽腰带。其外表的华丽和戒指的数目简直让人瞠目结舌。”[26]在敦刻尔克，戈林保证仅空军就可以将敌人打得一个不剩，但大量遭到包围的盟军却通过英吉利海峡顺利逃走；在斯大林格勒，他许诺将通过空运给第六集团军送去全部给养，希特勒因此在很可能突围的情况下下令停止突围，结果只有一小部分供给运到第六集团军，导致全军覆没。当非洲兵团在沙漠苦战时，却得不到应有的补给。更重要的是，戈林未能阻止盟军飞机对柏林24小时的饱和轰炸。到1942年，纳粹权力中心公认戈林淡漠而不喜欢工作，在党内的地位受到其他纳粹高官的挑战，他对希特勒的影响也日益消失。在戈培尔、希姆莱、鲍曼等人看来，戈林在政治上已经死了。

戈林是不折不扣的纳粹罪犯，但其贵族风度、腐化作风却使他较少意识形态的坚定性，热爱生活，能够保留一些人性生活的内容。即使在纽伦堡监狱中，戈林也以讲笑话著称，是战俘中写家信最多的一个。戈林是反犹主义者，但不赞成戈培尔式的种族灭绝，而更多是将犹太人从政治经济领域中排挤出去。比如，他是根据第一印象而不是种族特性来判断每一个人的，他的名言是“我决定谁是犹太人”。认识他的歌舞演员伊莎·弗梅伦说：“戈林给我的感觉，和别的政治大亨不一样，尤其是有别于希特勒和戈培尔。他更和善，更幼稚，显得更人道一些，他是如此不可置信地爱慕虚荣和追求享受。而心地善良的品质更是戈培尔之类的人所不具有的。所以戈林起初并不像别人那样令人可怕。他显然比戈培尔或者希特勒更让人看不透。后者非常明显地被认定是反动的。”[27]“人道”云云是谈不上的，但比希特勒、戈培尔多一份人情化的面孔，则是可能的。柏林人喜欢胖乎乎的人——重量是快乐和亲切的代名词，戈林的快乐和热情给予新的集权主义机器以人性的外表。

奢侈的戈林也是一位狩猎大师，他的快乐时光是在东普鲁士和附近波兰境内的广袤森林里追踪猎物中度过的。1936年，他陪英国客人打猎，“头戴猎人的大帽，手持古老的德国式长矛，身穿白袖的紧身皮衣，大步跨向荒野。走到野牛圈地时，他吹起号角。而那些庞然大物闻声则纷纷前来，像是认识戈林似的”。[28]希特勒反对狩猎，但对戈林却很放纵，1937年7月任命戈林为帝国森林长官与狩猎首脑，曾向英国驻德大使许诺4头德国最好的鹿，条件是英国不支持捷克。然而，就是这位肥胖的、喜欢奢华和排场的帝国元帅，也是对德国乃至世界的生物保护有贡献的人物，他从未想把动物像犹太人那样赶尽杀绝。在发现野生动物受到随意捕杀，鹰、熊、野牛和野马几乎绝迹时，他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植树造林计划，建立了几十个野生物保护区，限制人们狩猎和诱捕动物，并于1934年3月颁布了普鲁士《狩猎法》，保护濒危物种，禁止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这是野蛮时代唯一文明的法规，至今仍然生效。在戈林办公室的一块木板上，写着：

谁折磨动物，谁就是在伤害德意志民族的感情。

我不愿德国有一个犹太人。[29]

热爱动物却对人类冷酷无情，禁止活体解剖动物却参与组织大规模屠杀。在戈林心目中，野兽的生存远比一部分人类的生存更重要。实际上，纳粹医生曾短期内利用动物做实验，但在戈林的干预下，这一行为终止了，而这样一来倒是为人体实验扫清了道路。在集中营的配合下，党卫医生就基于各种目的进行了各种类型的人体实验。

戈林人格的双重性——动物王国的保护人和他的人类敌人的残酷屠杀者偶尔相互交错。在1934年7月3日的同一次内阁会议上，希特勒作了关于在戈林另一种人性所策划的长刀之夜中“杀死43名叛徒”的报告，然后，戈林庆贺通过他的《帝国狩猎法》。法规将森林和狩猎的管理大权交给了一个聪明人：赫尔曼·戈林，于是他成了200年来帝国的第一位首席猎人。1937年国际狩猎委员会法国主席表扬他创立了“赢得了全世界钦佩”的狩猎法。[30]

希特勒和纳粹不但有种族观念，也有动物观念。1939年12月29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笃信宗教，但却完全反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是衰败的征兆。确实如此。基督教是犹太民族的沉淀。两者都不关注动物性，最终都将被毁灭。元首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原则上……他不关注现代人。人类不应该觉得高于动物。人类并无理由这么做。”[31]按照这个说法，纳粹所称颂和自夸的雅利安人是否也是动物呢？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没有解释，他们所说的“人”是什么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纳粹的物种阶梯上，犹太人只是动物或者还低于动物。奥斯维辛的医生把犹太人说成是人类躯体上可以切除的坏疽，戈培尔和其他人都用必须清除的害虫来比喻犹太人，犹太人的命运在德国还不如动物。这种对动物关怀备至、对一部分人残酷无情的动物观念，与纳粹的“自然观念”有关。当代学者尼古拉斯（Mark Neocleous）考察了这一现象后指出：“回归自然就是回归社会性的前文明形式：即回归野蛮。因为文明被认为是已经失败了，并且似乎找不到一条摆脱失败的途径，剩下的只有野蛮……法西斯主义者实在不能从现存的统治实践和剥削势力处释放人类欲望，解放人性，于是就用自然作为压制人类欲求的方式。”[32]纳粹的动物观念既然是其反文明观念的一部分，则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反人类。

在纳粹德国，犹太人不如狗几乎是一个流行的观念。1942年10月，担任屠犹任务的第25警察团的团部通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只14个月的黄色德国犬名叫哈里，几周以前在卢布林附近从火车上跳下去，再也没有找回来。已通知各个车站，要求他们协助寻找这只德国犬，以便归还主人。如果找到这只犬，请通知团部。”1943年6月11日，这个团的团长斥责其部下“对保护动物注意不够”：“应加紧采取措施，防止虐待动物，并将此事向团部报告。要特别注意保护菜牛。由于火车车厢里十分拥挤，以致造成牛群的大量死亡，影响到食品的供应。”他们对同时运送的犹太人没有丝毫关心。“我记得一件特别残忍的事。犹太人是被硬塞到车厢里的。车厢的人挤得太满了，必须花很大的劲儿才能关上滑动门，有时必须用脚踹。”[33]1941年8月，党卫军的“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师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迈耶的狗被一块弹片炸死了，迈耶将30多名温和的居民枪杀，以为狗报仇。[34]特雷布林卡最后一任指挥官库尔特·弗兰兹认为他的狗比犹太囚犯“更像人”，常常命令他所豢养的一只名叫“巴里”的圣伯纳狗去咬犯人，并对狗说：“人，去咬这些狗！”[35]在德国文化中，服从是一种美德，而狗的最大特性就是服从。直到1952年，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去德国旅行，在汉堡的街上，他看见几个女人围着哀悼一条被车撞死的狗。策兰感到惊奇：“她们居然为狗抹眼泪”——这些女人是否为犹太人而抹眼泪？

德国人分裂的、双重的人格，是学术喜欢问津的话题。这在动物与人的关系上也有表现：“作为个人，他会把自己的配给面包在周日清晨喂给蒂尔加滕公园的松鼠吃。他可以是一个和蔼、体谅的人。但是作为日耳曼大军的一分子，他又可以迫害犹太人，在集中营里折磨和谋杀其同胞，通过轰炸和炮击屠杀妇女和儿童，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入侵其他民族的土地，杀死所有敢于抵抗者，并奴役被征服民族。”[36]戈林早已自杀身亡，但一部分动物比一部分人更有价值、更应当受到保护的事实却仍然存在并得到实际的维护。这已成了文明标志，但若干处于生命和生活困境中的人却鲜见有效保护，这是否是文明的讽刺呢？其实，在公园、在保护区护养动物，说到底还是一种受控于人的展览，它们的存在并不真的就能调整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拥挤的人类早已占据了动物曾经栖息的地盘，归根结底，自私的人类绝非为了动物而保护动物，对动物的关怀是人类自我关怀的延伸，动物和自然仍然是被统治者。而且，与许多珍稀动物并没有得到切实保护相对应的是，人类中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底层民众也不大可能奢望得到应有的保护，法西斯式的国家权力和高科技的战争武器时刻准备着像宰杀动物一样宰杀人类的某一部分。既然有人不想让一部分人像人一样地生活，那么这样的人来保护动物，究竟是借此来掩饰其非人道行径，还是再度确认文明只能以迫害和屠杀为基础？文明肯定是进步了，因为人类开始关心起身外之物了；文明的进步又是可疑的，因为奥斯维辛的焚尸炉和死人坑仍在向苍天倾诉：有一部分人类还没有得到保护，他们还不如动物。

3. 希特勒后面的鲍曼

纳粹运动需要希特勒这种“卡里斯马”（charisma）式的领袖、可以把谎言说成真理的戈培尔式宣传家、惯于争取上层社会同情的戈林式活动家和罗姆式街头打手，也需要鲍曼式的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信念、理想、运动、革命等等，都只有通过一部机器的制约才能发挥作用。在纳粹党的系统中，希特勒的秘书鲁道夫·赫斯和赫斯的办公室主任马丁·鲍曼地位最高，分别是不同时期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作为秘书，他们确实很好地尽到了责任。在兰茨堡的监狱中，赫斯根据希特勒的口述，代笔完成了纳粹主义的“圣经”《我的奋斗》。鲍曼继任后，随即安排了人员记录希特勒的谈话，这就是《希特勒桌边谈话录》。

马丁·鲍曼（一译博尔曼）年轻时参加自由军团，一开始是魏玛纳粹党领导人绍克尔（Fritz Sauckel）的司机；1927年2月27日入党，同年11月担任纳粹党大区新闻负责人；1928年11月16日主管冲锋队“救济储金会”事务并将这个机构扩展为纳粹党的党内保险机构。1933年7月3日，升任副元首赫斯办公室主任，成为纳粹党的16个“全国领袖”（政治局委员）之一；希特勒任命鲍曼管理自己的财产并让他来监督盐山城堡的建造。鲍曼在将希特勒当时的副官布吕克纳（Wilhelm Brueckner）从希特勒身边移除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1年5月赫斯飞往英国后希特勒没有再任命副手，但是他任命鲍曼为纳粹党办公厅主任。1943年4月12日，任元首私人秘书。1943年4月12日，他使希特勒在一份指派他为希特勒的官方“秘书”——给他掌管希特勒的安全和事务的特殊权力——的文件上签了字：他有权主持所有会议，有权“把元首的决定和意见传达给帝国部长们以及其他部门和机构”——炙手可热的特权。“为了使党这部笨重的、与其说是设计好的，不如说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机器高速运转，他每天辛勤劳动十八个小时，往来奔忙于自己的和希特勒的办公桌之间。他做出的规定一直管到干部们的私生活，要他们从党阀变成模范。”“在第三帝国的最后阶段，在作出一切重大决定的过程中，博尔曼对希特勒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的都要大。尽管博尔曼因为缺乏才智和想象力很少向他的元首提出自己的崭新见解，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他的极端的狂热使希特勒采取过激措施。他还可以作为理想的官僚机器把命令拟得更为严厉和在执行命令时更不留情。”[37]他在纳粹德国呼风唤雨，参与了纳粹德国的全部罪恶。

纳粹德国毁灭后，希特勒集团的核心成员中，只有马丁·鲍曼下落不明，是死是活，长期众说纷纭，20多年中，不断有人声称在某个地方见过鲍曼，直到1972年阿根廷警方还在萨尔塔省寻找鲍曼的踪迹。据《时代》周刊统计，战后共抓到15个“假鲍曼”。1972年年底，西柏林当局在柏林墙附近大兴土木时，偶然在一个大坑内发现了两具尸骨，经严格的医学鉴定后证实，鲍曼1945年5月2日黎明死于柏林。

身后的谜团源自生前的隐蔽。鲍曼从来就没有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他总是习惯于像阴影一样“站在背后”，不露真面目——虽说他是纳粹党总部主任、帝国总管，但其本职也是其最关键的一个职务，却只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当然也就只能站在背后。

马丁·鲍曼像

秘书的权力与主人的权力成正比。希特勒为了行使他的独裁权力，先后设立了总统府、总理府、党总部和元首府等特设机构，政府的许多职能都被这些特设机构取而代之。整个第三帝国按照所谓的领袖原则治理，希特勒利用元首的权威在第三帝国建立了独裁统治。他既拥有至高无上而又广阔无边的权力，则他的秘书也就可能分享其无限的权力。鲍曼明白得很，在领袖独裁的极权体制中，任何功劳都不比令希特勒满意大，任何地位都不比在希特勒身边高。无需金戈铁马血洒疆场的军功，不用无私献身辛勤工作的政绩，他只要伺候好一个人，就可以掌握一切人。独裁者狂妄任性像疯子，出尔反尔像孩子，冷酷无情像屠夫，不是谁都能伺候好的，人们羡慕秘书的风光，却不一定能体会秘书的艰难。鲍曼善于适应其环境的特殊性，他把希特勒凌乱的指示改写成连贯的命令，并使之立即得到贯彻落实；他把希特勒的意见按提示词整理成卡片目录，以后发布命令时，就可以查询卡片，从希特勒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评语里找出自己最满意的一句；他把需要希特勒采取行动或做出判断的事情进行简单明了的总结汇报，希特勒只要回答“可以”或“不可以”就行；他努力保护希特勒的创造天才，使之不受残酷现实的摧残，尽可能不让他听到任何令人不快的消息。“领导无小事”，所以即使最小的地方，鲍曼也不疏忽。他是烟鬼，但在希特勒面前一支烟也不抽；他喜欢喝酒，但只要估计希特勒要叫他办事，他滴酒不沾；他喜欢吃肉，但在希特勒面前只吃素食。在他看来，希特勒要他效劳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他在汇报工作期间希特勒要求提供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的情况的话，他的接到纸条通知的下属就必须通过电话或电传打字机把答案送到，必要时就是在深更半夜也得搞清楚。如果元首随意地对一种调料表示好奇，他的助手肯定会为他找来配方；如果元首对某一本书感兴趣，第二天他就会发现这本书已经放在桌上了。希特勒有时喜欢通过恶意讽刺身边的人而取乐，“博尔曼不仅感到有义务跟着一起憨笑，而且还觉得被当作嘲讽对象是赐给自己的殊荣”。[38]不越位，不缺位，不张扬，不显摆，鲍曼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直到希特勒自杀身亡，几乎都是寸步不离希特勒。“鲍曼从来不寻找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人提起，因此他极少外出。他少言寡语，不善社交，或者说主动回避联系，埋头工作，一心一意为元首效劳。”[39]他的名字在纳粹德国舆论一律的新闻界很少被提到。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秘书，长期有效地控制着党的机构，用文件、法律、规章、命令、谈话纪要、秘密报告和告发机密地建筑起自己的城堡。“他在那里用看不见的魔手进行统治，不受攻击，也不承担责任，因为他只和文件打交道。”[40]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无私，而是他为了攫取巨大权力应付的代价。当上元首秘书之后，凡属于党务方面的事情，希特勒都交给鲍曼处理。在鲍曼的辛勤经营下，纳粹后期的他比希特勒钦定的接班人、不可一世的帝国元帅戈林，比抛头露面、能说会道的戈培尔，比掌握国中之国的党卫队领袖希姆莱，都更有实际权力。他决定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时候拜见希特勒，他阻拦高级将领和内阁官员时从不犹豫。他掌管希特勒的私人财务，为他挑选大部分的阅读材料，为他准备特殊的饭菜，并精心收集有关一些纳粹高层官员的笑话讲给他听。与此同时，鲍曼向希特勒的建议或者代元首写下的许多指示，阐明二战后期的德国国内政策。事无巨细，鲍曼总是亲自过问，不但内容完善，而且从不拖延时间，别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鲍曼两个小时便可完成。很多由鲍曼起草的报告，希特勒只要在上面签名就行了。希特勒甚至对人说：“如果我在见到他的时候对他说半年以后提醒我这个或那个问题，我敢保证他会在我定下的那一天想起这事。”鲍曼是天生的秘书人才。

既然是秘书，鲍曼就只能生活在希特勒的身影之后。“虽然博尔曼只有躲在希特勒背后才能起重要作用，但希特勒也同样非常需要他的这个帮手，以便用博尔曼的宽阔的脊背遮住他不愿意看见的一切。”[41]希特勒的其他秘书就指出，鲍曼有步骤地让他的人占据了希特勒参谋部的所有重要位置，并不择手段地却又极其巧妙地渗透到所有部门中。希特勒的直接合作者中很少有不被他掌握的人。在战争后期，鲍曼像一个真正的暴君统治着司令部，几乎所有的人员都被他豢养的人替代。他一点一点地在希特勒周围竖起一道高墙，完全控制了第三帝国的所有部门，他将独自决定哪一个恳求接见的非军事人员可以见元首，什么样的文件可以给元首看，成为帝国的“秘密统治者”。由于他始终伴随希特勒，而希特勒本人则越来越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事上，鲍曼的权力很快就无法动摇了。希特勒在临死前的“私人遗嘱”中，称之为“党内最忠实的同志”，指定他为“遗嘱”的执行人。而此前炙手可热的戈林和希姆莱被开除出党，一度考虑为接班人的施佩尔也被淘汰出局。研究者指出：“他顽强地、不遗余力地把所有的人从希特勒身旁挤走，使自己成为最经常站在希特勒背后的人，这从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鲍曼的照片上可以明显看出。”[42]

鲍曼的发迹是客观需要与主观能力结合的产物。纳粹党原是在德国社会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小党。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获得全部选票的18.3%后，它才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从现在起，领导班子里面那些胡诌瞎扯的人，想入非非的人，蛮勇好斗的人和主张打内战的战略家们，必须由勤奋工作的组织家和运筹帷幄的人取而代之。也就是说，某些自认为在希特勒身边地位很牢固的慕尼黑老战士将被可靠而勤勉的官僚主义者所排挤了。”[43]鲍曼恰恰具有党官的一切才能。他是怀着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双重感情为党工作的，在纳粹党的大区新闻负责人的位置上，他掌握了从办公桌上通过命令、表格、名单和通报来控制地方组织的能力，也学会了、增强了出谋划策、玩弄权术。到总理府没有几个月，他就以非凡的工作能力、勤奋和惊人的记忆力使自己成为希特勒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由于他不能以功勋或引人注目的才能出人头地，所以他不得不走一条艰难的、在党的机构内慢慢向上爬的道路。为此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得天独厚地具备了，或逐步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勤奋努力、坚忍不拔，有组织才能、思维敏捷，博闻强记，随遇而安，对上俯首帖耳，对下冷酷无情，胸怀韬略、诡计多端。……他丝毫没有真知灼见和一星半点天才的火花，而是凭上述本领不可阻挡地成为希特勒的最高官僚的。”[44]此外，他确实效忠希特勒，响应元首繁殖后代的号召，他们夫妇一共生了9个孩子，且严格按照纳粹主义教育他们。

在纳粹系统中，几乎没有人喜欢阴影中的鲍曼。不同立场的人都认为他是“希特勒身边的靡菲斯特”。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时就说：“即便在我最得宠的那些年中，我在希特勒眼中的分量也比不上马丁·鲍曼。我们都管他叫‘小秘书’、‘大阴谋家’、‘脏猪’。”[45]习惯成自然，希特勒死后，鲍曼没有与元首同归于尽，而是谋划着如何与接班人邓尼茨海军元帅会合，继续拥有在幕后指挥的权力。“海军元帅在朝中几乎没有权力。对于纳粹党来说，德尼茨简直是个局外人，当他想利用党的时候，他不得不依靠博尔曼的指点。对于国家机器来说，他也是格格不入的。他始终需要一个有实际管理经验的人，一个作为政治家懂得运用策略的人，一个在幕后穿针引线的人。如果能够按照希特勒设计的方式把国家继续领导下去，那么新的党务部长就会比过去更加不可或缺。”[46]鲍曼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想永远站在元首“背后”做一个阴谋家。

但秘书也只能做阴谋家。他的身份是主人指定的，他的权力主要是透过对主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所以鲍曼“顽强地、不遗余力地把所有的人从希特勒身旁挤走，使自己成为最经常站在希特勒背后的人，这从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鲍曼照片上可以明显看出”。“背后”的优越，是前面的人所不具备的。比如，站在前面会挡住视线或去路，令独裁者讨厌；站在前面也容易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使独裁者一眼看透。只有站在“背后”，一不使独裁者感觉到对自己的威胁，二可以通过独裁者向前面的人发号施令，而使独裁者和前面的人都不感到突兀。在不公开的政治空间中，党争的获利者不是时时露脸的活动家，不是公认的核心人物或早就被指定的接班人，而是那些不公开自己的政治行为，甚至也不公开自己的脸面的秘书班子成员。“背后”就是阴暗，阴暗就是安全，所以“站在背后”不只是一个位置问题，更是一种权力角逐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秘书权力的大小，是衡量一种政治理性化、民主化的一个标尺，一种秘书逞权的体制，一定是阴谋家的乐园。

4. 施佩尔的暧昧

出身名门的阿尔贝特·施佩尔是纳粹领袖集体中最具知识分子气质和专业成就的一个。1930年12月4日，施佩尔第一次听了希特勒的演讲。“我不是要选择国社党，而只是要归附希特勒，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吸引力就对我发生作用，此后再也没有把我松开。他那说服人的本领，他那决非悦耳的声调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他那种毋宁说是平庸的举止的离奇古怪，他抨击我们问题成堆时那种富有诱惑力的率直简单——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纷乱迷惘、神魂颠倒。我丝毫也不了解他的纲领。在我不及弄清真相之前，他已经把我掌握住了。”[47]一个月之后，施佩尔加入纳粹党。

施佩尔因其建筑设计的才能而为希特勒所欣赏。1932年7月28日，刚准备去东普鲁士的施佩尔被叫到柏林大区党部，要他负责柏林政府区中心的大区党部大厦的改建工程。“假如几个小时以后我坐上火车，随后泛舟幽静的东普鲁士湖上，几个星期内谁也找不到我们的话，大区党部也就不得不另找一个建筑师了。长年以来，我总把这一偶然的机遇当作我一生中最幸运的转折点。”[48]在希特勒对此工程表示赞赏后，施佩尔就与纳粹建筑难分难解了。1933年5月受命设计纳粹党执政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台；1933年秋受命改建希特勒的总理府，从此受到希特勒的欣赏和信任。在希特勒的建筑师特罗斯特于1934年1月24日去世后，28岁的施佩尔成为希特勒的建筑师。希特勒告诉他夫人：“您的丈夫将得到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建筑设计师都不曾得到过的订单和机会。”施佩尔后来告诉纳粹史专家费斯特：“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犹豫，就是想知道，一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的、爱好虚荣的人，能否真正接受全世界最伟大的人授予的这个荣誉。要得到一个世界……当时谁听了会不觉得头晕！过了不久，我就彻底归顺了希特勒。”[49]像浮士德一样，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他的靡菲斯特。1937年1月30日，以“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的身份，负责对柏林进行重新的规划和设计，完成了希特勒交办的“全世界最大的一项建筑任务”；因1939年1月9日完成的新总理府，他被希特勒誉为“天才建筑师”。他导演了许多纳粹重大仪式，是纳粹运动和纳粹德国的“首席装饰师”。

希特勒喜欢说，他搞这些建筑的目的，是要把他的时代和时代精神传给后世。他说，使人们不忘历史时代的，最终唯有那些时代遗留下来的宏伟建筑物。……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总有衰微时期，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不能单靠建筑物来唤醒。但是在长期衰微之后，民族的伟大崇高感将重新激发出来之时，先辈们的丰碑最能奋勉人心。比如，今天墨索里尼要让他的现代帝国思想在他的国民中家喻户晓，他就可以把罗马帝国的建筑物用来象征罗马的英雄精神。我们的建筑物也必须在未来千百年内对德国起警世恒言的作用。[50]

凭借其杰出艺术感觉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深入理解，施佩尔吃透了希特勒的精神，完美地把纳粹的政治权力体现在石头中，努力为纳粹运动留下千古纪念，使德意志城市成为“元首的建筑物”。他明白：“元首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来搞建筑。所以他就像决定运动的‘意图’和风格一样，决定建筑的内涵要干净纯洁，风格要刚强，建筑思想要简洁，建筑材料要高贵。而作为最高宗旨和最重要的是建筑物要有新的内涵和风格。从事建筑对于元首来说并不是消磨时间，而是一项严肃的事情，他指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意志也应在石料中得以高度的体现。”[51]在主持建设“德国体育馆”时，他预言“在几千年之后仍作为它们所在的那个伟大时代的政治意志的象征物而存在”。在施佩尔参与撰写的《纽伦堡的帝国党代会会场》中，有这样一段话：“元首站立的位置在建筑上作了特别的强调和确定。人群按照一定顺序，列队来到元首的面前，以举行集会并接受检阅。这种面对面的站立，即元首站在人民的面前，同时人民也站在元首的面前，是对这个建筑有着决定意义的安排……在相对于场地而言非常靠前的中心，是元首的位置。通过建筑上的安排而使群众强迫性地对齐和排直，使每一个与会者都能亲眼目睹大家的意志……被强有力地协调起来了。”“如果不能把这种由国家社会主义创造的列队形式想象成政治手段，就不能理解这种建筑。”[52]这是艺术，也是政治，施佩尔部分地实现了希特勒的意图。希特勒甚感满意，明确告诉施佩尔的妻子：“您的丈夫正为我建造的建筑物，是四千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53]

1942年2月8日，军备部部长弗里兹·托特（Fritz Todt）死于空难，施佩尔继任帝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由第二梯队的领导成员而成为希特勒小圈子的一员。凭借希特勒签署的文件“整个德国的经济必须服从于军备生产的需要”，施佩尔在任内创造性地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1942—1943年，尽管盟军的轰炸不断加强，但德国在军备生产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某些方面甚至增长两倍，1944年9月是军事生产达到最高峰的一个月。这里不但有技术和艺术，也有坚毅和冷血。据里芬施塔尔回忆，1943年下半年施佩尔经常来看她。

有一次他说：“倘若希特勒在作一些决定时不是过于软弱的话，我将会大大提高生产军备物资的数量，这是我们迫切很需要的。”

“您的意思是？”我问。

“防空警报发得过早，每一次警报来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而这样在不断频繁的空袭中我们加起来就能够得到一大块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完全可以在军备工厂继续生产。”

“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因为我并没有得到元首的认可。他坚持要长时间预警。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及时进入防空洞中去，这一点从人性方面考虑尚可理解，但是，”施佩尔恼怒起来，“这个代价我们可承受不起。”[54]

在充分使用劳动时间方面，施佩尔比希特勒还精细，哪怕这可能付出安全上的代价。因此，施佩尔同时和希姆莱一起逼迫大量的战俘和犹太人等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非人的重体力劳动，他还负责集中营的建筑，扩建奥斯维辛的建筑材料是他亲自批准的，他也参观过一些集中营。在纽伦堡法庭上，对他的一个指控就是役使奴隶劳工，尽管施佩尔自我辩护说他曾使这些劳工有一个相对好的待遇。

虽然施佩尔的使命是一个艺术家的政治使命，但希特勒却视他为“艺术家同行”，两人在政治之外有着比较亲密的个人感情。施佩尔因此是纳粹集团中唯一拥有相对自主权的人物，一度还享有“接班人”的显赫，他有理由感恩。刺杀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施佩尔一听到消息就赶到宣传部，与戈培尔一起出谋划策镇压反抗者，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对希特勒的无限热爱。他们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结束于道义与私情的对峙。

道义的一面是，施佩尔在战争末期表现出一定的理性、责任和勇气。1945年1月30日，施佩尔向希特勒递交一份备忘录，告诉他这场战争已经输了。2月，施佩尔曾策划将毒气输入希特勒地堡的通风系统来谋杀希特勒，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个计划被迫放弃。[55]3月19日，希特勒下达“尼罗指令”（即《关于在帝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时，施佩尔抗命不遵，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法国和比利时阻止了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他对希特勒的解释是，如果重新占领这些地方，我们就必须能使生产重新进入正轨，还是顺其自然吧。对于德国的工业设施，施佩尔表现得更为强硬。3月18日希特勒再次严令破坏德国工业设施后，施佩尔仍然决心为保存一个战败的民族重建家园的基础，他一面到处奔走，劝说各大区区长拒绝执行破坏的命令，一面发出致希特勒的备忘录，提出任何人都无权破坏工厂、矿山、电站和其他设施，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我们无权进行可能危及人民生活的破坏活动。4月16日，施佩尔起草了一篇造反演说稿，禁止任何破坏行动，呼吁城市和乡村不战而降。因为没有合适的电台，这篇演说稿没有正式发表。

也有人情的一面。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施佩尔与其他党国要人一起到地堡参加局势讨论会并做集体告别后，就离开了地堡。在估计过不了几天柏林就将被占领、纳粹政权的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施佩尔打定主意到柏林去：

我想最后一次见见他，向他告别。……难道我们多年合作就这样结束吗？月复一月，多少个日夜，我们坐在一起审阅我们共同的计划，几乎就像同事和朋友一样。多年来，他在上萨尔茨山接待我和我一家，并让我们感到他是一位亲切而常常是很周到的主人。想再见他一面的这种不可抗拒的愿望，正反映了我感情上的矛盾。在理智上我相信这是迫切需要的，虽然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希特勒的生命已濒临终结。我过去的几个月里所做的一切反对他的事情，归根到底都是想去阻止希特勒所推行的毁灭整个民族的政策。……我急切地等着希特勒死去——但正是这一点，再次可以看出我同希特勒在感情上的联系。我之所以希望在他死后才广播我的讲话，是由于我想不让他知道我也转而反对他了。我对这个已经垮台的统治者的同情越来越强烈了。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希特勒的许多部下也许都有类似的感情。一方面是责任感、誓约、忠诚和感恩戴德之情，另一方面是为个人的不幸和民族的灾难而悲痛——这两方面的感情起因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希特勒。

我们有十二年合作的历史，理应不顾所有的对立与矛盾，去做这种表示。[56]

视察工作中的施佩尔（中）

22日晚，施佩尔从梅克伦堡的雷希林机场飞到加托夫，再转乘单引擎的鹳式侦察机到柏林，从勃兰登堡门驾车穿越险象环生的街区，最后抵达处于苏军重炮射程范围内的地堡，为的是单独与希特勒做最后道别。此前一天，爱娃曾向希特勒抱怨：那些高官权贵都到哪儿去了？回答是各有工作要做。爱娃说：“那么，我能理解。可是拿施佩尔作例子吧。我的意思是，他可是你的朋友啊。我了解这个人，相信他一定还会来这儿的。”[57]

施佩尔没有让爱娃失望，他来了。这最后的见面，是坦诚的见面。希特勒问施佩尔：我应该留在柏林还是飞往贝希特斯加登？施佩尔回答：“身为元首，最好在首都而不要在周末别墅结束您的生命，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希特勒告诉他，他已经决定留在这里，准备和爱娃一起结束生命并把遗体烧掉。当施佩尔告诉他没有执行而是阻止执行他的破坏命令时，“一时间，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但却没有什么反应。像这些问题，在几个星期以前对他来说还是那么重要，而现在却同他无关了。当我支支吾吾地提出我要待在柏林时，他心不在焉地凝视着我。他默默无语。也许他已经觉察到我言不由衷”。施佩尔是真诚的，他希望希特勒死在柏林，也坦白自己破坏了希特勒的计划；希特勒也是理性的，留在柏林、自杀身亡、烧掉遗体，都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且他没有惩罚施佩尔的违反命令，更没有要求施佩尔陪死。应当说，双方在最后时刻的表现都不差。两人谈话后，施佩尔参加了草草收场的局势讨论会，然后去看了戈培尔太太，见证了希特勒对戈林要求接班的电报的反应。午夜时分，爱娃请他到她的小屋去，亲切地对他说：“知道吗？您再次回来是件好事。元首以为您正在干反对他的事。您的访问已经向他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在施佩尔眼中，同故作英雄姿态的戈培尔、一心想逃命的鲍曼、筋疲力尽的希特勒、完全垮下来的戈培尔太太截然相反，爱娃表现出一种几乎是爽朗的镇静自若的态度，她是地堡中唯一关心施佩尔饿不饿的人。一见面她就说：“‘临别喝一杯香槟怎么样？再来点甜食？我敢肯定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我在这个地下室里已呆了很长时间，她则是第一个想到我可能在挨饿的人，就这一点足以使我感动不已。她也是这个地下室里唯一作人道考虑的人。她问：‘为什么还要死这么多人？这全是徒然的。’”凌晨3点，施佩尔与希特勒最后道别的时刻到了。

这个苍老的人颤抖着最后一次站在我的面前；十二年前我曾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他。我既感动又惶惑。他却相反，当我们面对面地站着时，他毫不动情。他的话同他的手一样冷冰冰的：“那么，您要走了？好吧。再见。”没有问候我的家眷，没有祝福，没有感谢，也没有祝别之辞。我一时不知所措，说我还要回来。他不难看出，这是我在窘迫时说的骗人话，于是扭转头去看其他的人。我退了出来。[58]

人就是人，也只是人，一代元凶在临终前与一个普通老人没有差别，面部浮肿，穿着邋遢，四肢颤抖，弯腰弓背，拖着脚步，说话有气无力，甚至变得亲切和蔼了。但这个可怜的人仍然有力。施佩尔回到汉堡后，当地领导人希望将他的演说稿在希特勒死前公开广播。“但当我想到这几天和这几个小时里在柏林地下定将发生的那一幕戏时，我便失去了进行非法活动的一切冲动。希特勒再次成功地使我在精神上瘫痪了。”[59]希特勒并未因为施佩尔的人情就原谅他。在其6天后的“政治遗嘱”中，施佩尔的职务已由绍布（Julius Schaub）接替。

施佩尔和希特勒都是从血腥政治中走过来的，他们在最后一刻表现出来的私情依然是有限的。在施佩尔回忆录出版后的1966—1981年，德国记者也是《希特勒传》的作者费斯特采访了施佩尔，话题之一，是说服他详细描述1945年4月23—24日夜里到柏林总理府地下室的“要命的、近乎发疯的”拜访。对此，施佩尔每一次的反应都是不能自已。他的解释是：“……这显然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仅仅为了希特勒，他也许是不会作出这个决定的。总之，他一直认为，他不能不去的原因很多，比如，勃兰特大夫的被捕，还没有与自己的好友、电力工业部部长弗里德里希·吕申告别，等等。”[60]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施佩尔说，在通过勃兰登堡门的时候他还问自己，希特勒会对他抱无所谓的态度，也许会热泪盈眶地迎接他呢，还是会叫来行刑队？当他到达总理府的时候，突然想到，他也许会在两三个小时内被枪毙，在走到最上面一个台阶时，他还回头望了一眼，心想行刑队会在什么地方用刑呢？当他进入希特勒的房间后，希特勒正在忙碌，稍一询问施佩尔汉堡之行的情况后，然后就没完没了、断断续续地独白，包括自己留在柏林、自己的事业、将军们的背叛、低估了苏联、故乡林茨的建设等等。最后，施佩尔说，尽管他知道没有人告诉希特勒他违抗了摧毁一切的命令的事，但他还是明白地告诉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了他的开场白惊讶得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这时他说了一些以前如何一贯忠诚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凭他的感觉，这些无关痛痒的话已经打动了希特勒。总之，他长时间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接着在他那发着愣的脸上淌下了几滴泪水。……他们两人谁也不说话，最后，施佩尔为了打破死一般的沉寂，向希特勒建议，自己愿意留在柏林，与他待在一起。可是希特勒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61]施佩尔后来一直坚持柏林之行是必需的：

他斩钉截铁地、一字一顿地保证说：“我不能违背我们多年的共同计划，也不能以任何方式破坏长年累月结成的友谊，自己悄悄地溜之大吉，而且还要说谎！这样的人我一生都瞧不起！”他说，“还有一点”，那就是他还想向希特勒说明，他拒绝实行他的“焦土”政策，从而已经打破了他自己多年来对自己实行的禁令。这一点希特勒自己是应该知道的。因此，他“伤害了，甚至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建立这种友谊的基础。这一切以及其他一些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使他作出了返回柏林的决定。他不知道，作用最大的是哪一个动机。[62]

在纽伦堡法庭上，施佩尔没有逃避其责任和罪过，他承认作为帝国领导集团的一员，他分担这一集体责任。施佩尔个性中这一令人赞许的一面似乎打动了美国检察官杰克逊。纽伦堡法庭最后没有将施佩尔送上绞刑架。在施潘道监狱中，施佩尔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英译者认为他的回忆录是“关于这个纳粹德国很可能是最完全的内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纳粹的宣传是如何地感染一个有教养的上层子弟，可以了解到极权体制的政治过程和决策方式；可以认识独裁者鲜明独特却又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生活和个性，等等。最重要的，是施佩尔对希特勒的观察和评论。他是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又是一个无情的、敌视人类的虚无主义者。希特勒家世寒微，不但在十来年的时间中登上权力之巅并彻底葬送了魏玛民主，而且能动员堪称优秀的民族整体为之赴汤蹈火，他当然有“天降大任”的高度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他把自己的梦想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在他的意识中，除了他自己以外，世界上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存在。作为一个不太成熟的艺术家，他青年时代就非常向往巴黎，巴黎沦陷后，他专门进行了一次“艺术观光之旅”，发出“得见巴黎，是我一生的梦想”的感慨，然而，他确曾考虑过要把巴黎从地图上抹去；他总是宣扬德意志是最优秀的种族，但当1944年败局已定时，他毫不惋惜地要整个国家为他陪葬，命令施佩尔毁灭所有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及所有的储备。不止是希特勒，任何一个把自己塑造成人民救星的独裁者，都从来没有真正把国家民族放在心上，慷慨的承诺不过是为了换取群众供其驱使奴役。见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独裁者，文明人类再也没有理由相信什么救世主了。

在20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的气氛中，有一些极端的派别与人物，他们并不是纳粹，甚至是反纳粹，但其思想却与纳粹相通。比如在施佩尔就学的柏林高等专科学校，当时是后来也是纳粹运动的反对者的学生特森诺夫1931年就说过：“势必会出现那么一个人，他的思想非常简单。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已变得过于复杂。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农民，将会轻而易举地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他还未受腐蚀。他也会有力量去实现他的简单想法。”[63]在施佩尔看来，这段话就预示着希特勒的来临。属于技术人才，在建筑艺术上成就卓越，在组织军备生产上有特殊才能，因此他较多从技术上考虑希特勒的成功，认为纳粹是“毫无顾忌和毫无遏制地使用其一切手段去威胁人类的这样一种技术统治的最高代表”：“从前的独裁者，都需要在下级领导层中有能力强的助手，即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而技术时代的极权主义制度没有这类人也能行得通。”[64]进步的自动性将使人进一步失去个性并越来越多地剥夺人的自我责任，世界越技术化，危险也就越大。这就需要个性自由和个人的自觉意识来抵消技术的力量，需要理性精神、健全力量来抵制像希特勒这样不学无术的狂人。施佩尔为技术奉献了一生关键性的岁月，“但到头来我对技术所抱的是高度的不可知论”。他的结论是文明人类必须记取的。

5. 把一切献给希特勒的戈培尔

博登湖畔的兰克堡，是一座占地500亩的优雅乡间别墅，其主人原是戈培尔夫人玛格达继父的远亲、煤炭企业家德伦德尔-富尔德。纳粹上台后，它被作为犹太人房产没收，这座别墅被柏林市政府廉价收买，然后作为戈培尔的39岁生日礼物送给戈培尔。据说，这栋住宅中曾上演过戈培尔与多名演员的风流韵事，因此被称作“爱巢”。一度是戈培尔情人的巴洛娃（Lida Baarova）说，在党内，只有戈培尔敢于毫不隐讳地说：“对我们来说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实现我们的信念，历史将赋予我们使命，要么我们只是自以为是负有使命的，那么我们无法实现它，我们如何登上了生活的舞台，早晚也会如何消失。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会为我们的下场掉一滴眼泪，而是会说，我们被放在了天平上轻的那一端。”[65]当戈培尔向他的情人表达这些显然是悲观的言论时，他并不真的像他所宣传的那样对纳粹德国充满信心，甚至也不像哲学家海德格尔那样认为纳粹运动有什么“内在真理”，他明白纳粹运动有两种可能，他自己似乎也在两种可能之间做权衡。

戈培尔是在德国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海德堡大学，他倾心于以《歌德传》闻名的文学专家龚道尔夫（Friedrich Gundolf），他阅读过歌德所写的每一个字，他也赞扬“海涅是德国最伟大的作家”，他的博士论文是《论威廉·冯·舒茨——对浪漫主义学派戏剧史的贡献》。同时，他也反复研读过法国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甚至能背出其中的主要部分。文学艺术方面的良好训练，为戈培尔后来的宣传生涯奠定了基础。在宣传部部长任上，戈培尔以权谋色，个人生活比较放纵。据说，他在与玛格达结婚前，他要求玛格达答应他有权搞婚姻外恋，而玛格达也答应了：“这样一个出色的人物，有常人三倍精力，不能用中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尺度去判断他。”[66]作为纳粹党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有很多机会与明星们交往，并确实爱上了捷克女演员巴洛娃。当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在上萨尔茨堡别墅向希特勒报告丈夫与巴洛娃的关系后，戈培尔请求希特勒允许他离婚。希特勒大怒：这是戈培尔的义务，他必须为德国民众服务，回到家人的身边，不能自私自利。戈培尔也吼了起来，说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私生活上，他没有义务，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他的事，如果有人要求他别这样做，他就要辞去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希特勒暴跳如雷，一再重复：离婚是不允许的。“创造历史的人没有私生活！”希姆莱则提醒他：这事涉及一个可疑的捷克女演员，现在所有的捷克人都是德国的敌人。当然，希特勒最后还是让了步：给戈培尔三个月的时间考虑，如到时仍想离婚，那他就批准，但他估计戈培尔不会这样做。此后，戈培尔与巴洛娃通了一次电话：“要坚持住！你会看到，三个月以后我就会离婚。不管怎么样，你也要熬过这三个月！”巴洛娃还算清醒：“我不相信——这不可能！希特勒提出三个月的期限，只是为了把你们再捏合到一起。他决不会允许你离婚的！别那样听他的话了——完了……”戈培尔在她生命中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当巴洛娃还想看看事态的发展时，第二天所有大报纸都登出了戈培尔夫妇上萨尔茨山访问希特勒的照片。这当然是要告诉读者：部长夫妇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当然，部长的表情是苦涩的，就像一尊蜡像。[67]这是1938年10月23日的事。

戈培尔像

也许，经历了一段被打断的情爱，戈培尔的政治热情再焕发了。巴洛娃发现：“从此以后，戈培尔再也没有不忠于他作为一个丈夫和宣传部长的‘职责’。他将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不久就发动了所谓的‘帝国水晶夜’，在可怕的这一夜里，全国的犹太设施、犹太教堂、商店甚至住房都被拆除或是毁坏。最后，他还狂热地鼓动战争，他本来——据我所知——是完全不赞成的。他成了一个传达元首意志的理想的传声筒，不遗余力地喜欢元首的思想，直到他跟他所有可爱的孩子和骄傲的妻子玛格达一起自杀。”[68]婚外情的夭折，肯定对会戈培尔有影响，但把戈培尔此后一切言行都溯源到这一点上，显然是过头了。巴洛娃其实不懂纳粹政治。

因为纳粹是通过一场社会运动上台的，宣传工作是纳粹革命的重要方面，戈培尔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重要。但纳粹掌权之后，各级党组织对宣传工作不太重视，戈培尔个人的权威也在缩小，他与巴洛娃的爱情事件又破坏了他的形象。为了重建自己的权威，特别是获得希特勒的重视，戈培尔积极行动起来，策划、推动了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据希特勒的副官贝洛说，此事与希特勒无关。11月5—6日，希特勒在魏玛参加图林根大区党代表大会，与党内老同志一起在“大象”饭店度过了两个晚上；7日去纽伦堡，得知德国驻法使馆的公使参赞恩斯特·冯·拉特（Ernstvon Rath）遭犹太人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刺杀的消息，希特勒派其医生赴巴黎抢救；8—9日，参加党的最大节日——1923年11月9日啤酒馆暴动的纪念活动。9日晚，希特勒得知拉特不治身亡，认为谋刺没有政治背景，他继续到旧市政府大厅与党的领袖们聚会。当贝洛发现当地犹太人商店遭到捣毁并报告希特勒后，希特勒命令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千方百计镇压纵火抢劫犯，制止“疯狂行为”。此时，“不仅从慕尼黑，而且从德国其他城市打来越来越多的电话，报告犹太人教堂和商店遭到破坏，希特勒也越来越激怒。我毫不怀疑希特勒感到意外并不是假装出来的。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警察和党卫队也感到突如其来。后半夜，希特勒从他的卧室给戈培尔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通话时间很久。此后他不再过问了。我们就发生的事件进一步交换了意见。按绍布的看法，这事是戈培尔在背后捣鬼，也许是未经请示而自发的行为，意在使巴黎谋杀案成为政治图谋。”[69]施佩尔也说：“后来，戈培尔私下里暗示，他是这阴森恐怖之夜的肇事者，而我认为完全可能是他当时让犹豫不决的希特勒面对既成事实，从而迫使希特勒骑虎难下，发动了这一事件。”[70]希特勒当然是反犹的，但这样一场全国性的破坏毕竟不是他直接授意的，而且此举遭到戈林、希姆莱等党内要人的一致反对，所以这件事没有增加戈培尔在希特勒眼中的分量，反而进一步损害了戈培尔的名声。希特勒还明确指出：犹太人问题，此后由戈林负责。

历史和人性都是诡秘的。1938年戈培尔策划砸烂犹太商店和教堂的行为，“留下一个辛辣讽刺的脚注：几年之后推行最后解决的人，都是当年戈培尔式突然袭击的反对者”[71]。戈林、希姆莱、海德里希等负责对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的人，当年都反对和抵制过戈培尔，而戈培尔虽然是反犹分子并赞同屠杀，但他想的是把这一行动与对基督教会的镇压一起推迟到“最后胜利”之时，因此，他是大屠杀的反对者。戈培尔确曾婉转地提出过与希特勒不同的意见。1942年3月7日，他在宣读实施“最终解决”的万湖会议记录时，曾口授说：“这就带来了大量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些一半犹太血统的怎么办？那些同犹太人联姻、结婚的人又该怎么办？我们将要处理不少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生很多人生悲剧。但这不可避免。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后代人将不会再有这种精力，也不具备这种清醒的直觉。为此我们要完全、彻底地采取行动。我们今天所承受的这一重担，对后世将是一大好处和幸运。”一周后，他又在希特勒面前谈到自己的保留意见，但在日记中他还是说：“……元首仍然毫不让步，必须把犹太人从欧洲赶出去，必要时不惜采取最强暴的手段。在教会问题上元首眼下还不打算采取行动。他想最好还是在战争结束时动手……”[72]4月27日，戈培尔再次小心翼翼地对这种过激的解决方法提出请求，当然同样为希特勒所拒绝，而戈培尔也同样地表示臣服。1945年3月14日，戈培尔还在日记中写道：“这批该死的犹太人，要我们在那里当政，非把他们当耗子一样打死不可。谢天谢地，我们在国内总算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但愿全世界都以此为榜样。”[73]

戈培尔在党内和国内的再度风光，是在战争后期。1943年2月和3月他在体育宫所作的“总体战”动员报告，是其宣传部部长任上，也是当代政治演讲的经典之作。正是在这些演讲的动员下，因战况不佳而趋消沉的德国情绪再次热烈起来。1944年夏，在希特勒对陆军将领失去信任，对戈林也已失望的情况下，戈培尔被任命为德国“总体战”的全权代表，成为纳粹德国的领导核心之一。在希特勒自杀身亡的前一刻，戈培尔被指定为“德国总理”。无论这个总理是多么有名无实，但于戈培尔个人而言，毕竟在最后一刻得到了希特勒的充分信任，因此也就战胜了戈林、希姆莱、施佩尔这些竞争对手。

从这些情节来看，戈培尔有很强的赌徒心理。赌博的当然不只是戈培尔。1936年，希特勒就对施佩尔说过：“对于我来说，有两种可能性。我的计划要么全部实现，要么全部失败。如果实现了，我将成为历史上的伟人之一；如果失败了，我将被制裁，被唾弃，被诅咒。”[74]希特勒罪恶滔天，但他仍可感到高兴，至少有人愿意陪他去死：戈培尔计划全家为他陪葬。

戈培尔无限忠于希特勒。早在他背离北方纳粹运动领导人格雷戈尔·施特拉瑟，投入希特勒阵营时，他就在日记中写道：“阿道夫·希特勒，我爱你。”“他是一个天才，在上帝决定的命运中他是一个有天赋的，具有创造性的工具。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像一个孩子：和蔼、友善又富有同情心。像一只猫：狡猾、机智而敏捷。像一头狮子：一个咆哮着的庞然大物。”[75]是戈培尔，第一个喊出了“希特勒万岁”的口号并之成为纳粹德国的正式问候语。战争后期，在希特勒日益冷落戈林等早期核心成员时，他对戈培尔却依然恩宠依旧甚至更为贴心。

但效忠不等于陪葬。1943年7月底，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再次请戈培尔劝说希特勒任命一位参谋总长，以理顺体制并减轻希特勒的军事负担。戈培尔赞同此议：“当我想到有一天苏联人会进入柏林，我们不得不毒死自己的妻儿，以免落到他们手里，这时候你所提出的问题，就好像山一样重，压在我的心上。”[76]1943年8月，戈培尔在视察被轰炸的汉堡时，首次向他的新闻官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失败了，我们怎么办？”[77]1945年4月22日，希特勒允许戈培尔一家住进总理府地下室。28日，戈培尔写信给玛格达第一次婚姻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战争将如何结束，这只有上帝知道。但我知道，我们经过战争的洗礼，不论生或死都是光荣的。我几乎不相信我们还能再见。这也许是你可以收到的我的最后几行字。我期待着你，如果战争过后你还活于人世，能为我和你的母亲争得荣誉。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求生存而影响我们民族的未来。……我们这个家庭即使在不幸之中乃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元首，对他的纯洁的神圣事业忠贞不渝。你应该为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78]

4月29日凌晨4时，希特勒在其政治遗嘱中任命戈培尔为新政府的总理。但一个半小时后，戈培尔却写下《阿道夫·希特勒遗嘱的附录》表示拒绝：

一生中我还是第一次毅然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容；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正是这些构成了我个人继续服务于未来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的前提。

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元首在战争最危急的日子里，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牺牲，虽然这违背了他在政治遗嘱中所表示的客观上还有理由的命令。

因此我相信自己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

基于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并且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79]

从政治宣传上看，“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确实是一条有用的原则，戈培尔似乎在实践着自己的宣传理念。但实际上，至少在写此信的4月29日，他还是有犹豫的。4月30日夜，戈培尔以新任总理的身份命令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Hans Krebs）走出地堡与苏军谈判：他们放弃柏林，苏军允许他们安全通行到邓尼茨的新政府。5月1日上午，他还对希特勒的管家说：“我度过了可怕的一夜。我也决定自杀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同自己斗争了很长时间，可我缺少勇气。”[80]直到当天中午，克雷布斯带着苏军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回来后，戈培尔才下定了决心。

残忍之处在于，他还要孩子与自己一起殉葬。不可思议的是，此举得到他妻子的赞同。1945年4月22日，戈培尔夫人玛格达主动带着孩子来到希特勒地堡。戈培尔夫妇不但爱孩子，也颇有文化教养。女飞行员莱奇于4月26日夜进入地堡后，到玛格达的房间洗浴：“我一进屋，迎面便看到六个孩子漂亮的小脸。最小的孩子才四岁，最大的十二岁，他们非常好奇地看着我。听说我会开飞机，孩子们幻想的大门一下子就打开了，他们围着我唧唧喳喳，一个劲儿地问这儿问那儿……我教他们唱多声部的歌曲，还有地道的蒂罗尔山歌，小家伙们很快就学会了。听到轰隆哗啦的爆炸声他们并不害怕，因为大人们都说，那是‘元首伯伯’正在让人开炮消灭敌人呢。有一次最小的那个还是害怕了，哥哥姐姐们又拿这番话去哄他，小东西很快就不闹了……”[81]希特勒的秘书特劳德尔记得：

5个小女孩和一个男孩兴高采烈。能过来看“希特勒叔叔”，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就在掩体里面四处追逐做游戏。小朋友们真可爱，家教又好，不失天真。他们根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而大人们也守口如瓶。

（23日晚，是爱娃在照顾孩子们入睡）孩子的母亲已经无法平静地面对他们了。每回跟孩子们呆在一起，她都难过得要死，过后总要掉眼泪。她和她的先生已如鬼魅一般，死亡的念头已决。

经过那房间的时候，我听见6个稚嫩的童声在唱歌。他们分坐在3张双层床上，双手捂着耳朵，好不受邻座的干扰，唱准3个不同的音部。唱完歌，他们高高兴兴地互道晚安，便睡去了。只有年纪最大的黑尔佳，时不时地从明亮的棕色眼睛中透出哀伤的目光。她是最恬静的孩子，我不免为她悲怀悲戚，因为她的童心已看穿我们大人的一切伪装。[82]

玛格达是最难解的女人之一。她的继父弗里德伦德尔是犹太人，她因与君特·克万特感情不洽而与之保持了四年恋情的阿尔洛索罗夫，居然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她本人也受到感染，但最后却与反犹狂戈培尔在政治上完全一致。并非故事的是，希特勒与玛格达之间也心有灵犀。“玛格达和戈培尔都在希特勒那里争风邀宠，这也是把他们二人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听命于希特勒，直到最后自尽赴死，玛格达则更多是为了希特勒而非戈培尔。”[83]其中一个证据来自著名电影人里芬施塔尔的回忆，那是纳粹掌权不久，她应邀参加希特勒组织的郊游，与玛格达同一辆车：

她很坦诚，她说她是为了能经常接近希特勒才和戈培尔结婚的。“我也爱我的丈夫，”她说，“但是我更爱希特勒，为了他我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原来有一个很美好的婚姻，我的前夫非常爱我，但我实在是太喜欢希特勒了。为此我和我的先生离了婚，还放弃了财富和豪华的生活，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惟一的心愿就是生活在希特勒旁边，为此我自告奋勇当上了戈培尔博士的女秘书。后来我才知道，希特勒除了爱他的侄女格丽以外，他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他对格丽的去世一直无法接受。现在他只爱‘他的祖国’，所以我就答应同戈培尔博士结婚，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有机会同元首接触。”[84]

在地下室中，玛格达自然平静，不是与孩子一起读书，就是与孩子玩游戏。当时的勤务员记得：“戈培尔夫人自始至终没有露出丝毫怕死的神态。她常常一步两阶登上螺旋楼梯，劲头十足而又不失优雅，对每个人都报以亲切的微笑……她的性格如此刚强，真让人佩服，能做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她狂热地相信希特勒。”[85]也是在4月28日，玛格达写信给哈拉尔德·克万特，信中充满纳粹理想主义，并为自己的献祭而真诚地感到自豪：

我和你爸爸及六个弟妹已在元首的地下避弹室里呆了六天了，目的是结束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涯，而这是唯一可行的崇高的结局。……你应知道我是违背了你爸爸的意愿留在他身边的。上个星期天元首也想帮助我从这儿出去。你了解你的母亲，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对我来说，这没有考虑的余地。我们崇高的理想已成泡影，连同我一生中所理解的美好、伟大和高尚，根本不值得再活在继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而来的世界里，因此我把孩子们带到这儿来，他们不应品尝我们死后的苦果。如果我亲手把他们从厄运中解脱出来，慈善的上帝也会理解我的……

孩子们很听话。他们在这种比原始生活还差劲的环境里能互相帮助，不要我操心。……他们有幸的是在这里有时可以看到元首对他们微笑。

昨晚，元首取下他的金质党徽给我佩戴上。我感到幸福和骄傲。上帝似乎给了我力量，让我去做最后一件最重大的事。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对元首赤胆忠心直到死为止。能和元首一起死去是元首对我们的恩惠，这是我们以前从不敢奢望的事。

哈拉尔德，亲爱的孩子！我交给你今后生活道路上的座右铭——这些是生活给我的教诲，这就是：时时处处要忠诚！忠于自己！忠于人民！忠于祖国！

……为我们而骄傲吧！骄傲、愉快地回忆我们吧！人必有一死，如果生命短暂但活得既光荣又勇敢，这不比任人宰割、偷生苟活更好些吗？[86]

这封信于4月28日由离开地下室的莱奇带走。据希特勒的警卫米施（Rochus Misch）回忆，莱奇曾试图说服戈培尔夫妇让她把孩子带走：“如果你们想留在这里，这是你们的事情，但孩子不能，即使是我驾机飞二十个来回，也要让他们离开这里。”[87]米施所忆不一定真实，因为莱奇原来也是准备留下来的，直到28日晚希特勒命令她和格莱姆去抓捕希姆莱后，她才离开地堡。5月1日，与苏军的谈判失败后，戈培尔夫妇决定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下午5：30左右，最后看到这一男五女6个孩子的人回忆：

所有的孩子都穿着白色睡袍，这是他们平时上床睡觉的时间。其中五个正在椅子上等着。海蒂（Heidi）爬上桌子，她的扁桃腺炎还没好，脖子上还围着条丝巾。海尔格（Helga）是最大、最聪明的那个，正悄悄地哭泣。我想，她已经隐隐猜到厄运即将来临。[88]

玛格达慈爱地给孩子们梳头，亲吻每一个孩子，就像平时一样。然后把孩子们带到楼上。8：30，党卫军医生先给6个孩子一剂吗啡，让他们入睡，然后将一小瓶剧毒的氢氰酸注入他们嘴中，让他们立即死亡。12岁的大女儿似有反抗，后来在她的尸体上发现了瘀伤，表明是强迫让她喝下的。玛格达下楼时已经哭红了眼睛，告诉在等她的戈培尔：“事情办好了。”这对夫妇挽着胳膊，走出地下室，在总理府花园咬碎嘴里的药丸，一个党卫军士兵向他们射击两次，尸体随后被焚烧。最后一个离开地堡的人推开戈培尔的房间看到：“这几个孩子的尸体被两个两个一摞地堆放在三张床上，这种床是防空洞里专用的，可以朝墙上折叠起来。孩子们的尸体已经僵直了。他们的脸上盖着白被单，我只看见了他们的睡衣和裸露着的双脚。”[89]

戈培尔夫妇要孩子也为希特勒殉葬的过程已经不清楚了。1月20日，玛格达就对戈培尔的新闻报告人说过：“我的丈夫和我早就决定结束我们的生命……但我现在还不能决定的是孩子们的命运。无疑理智告诉我，不能把我们的孩子留下来无依无靠地送给犹太复仇狂。”戈培尔让她想想弗里德里希大帝，玛格达回答说：“……弗里德里希大帝毕竟没有孩子。”1月29日，这位新闻报告人记道：“戈培尔夫人现在放声大哭。她始终还没有对孩子的命运作出决定……”[90]

玛格达是否真的是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信徒，还是有疑问的。据1920年就在总统府、总理府担任要职的奥托·麦斯纳之子汉斯-奥托·麦斯纳说，1945年3月，玛格达去看望她的妯娌——前夫的弟媳艾萝·匡特时，曾对这位最亲密的朋友表示了自己结束生命的想法：“我们是第三帝国的首脑，我们必须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我们让德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残酷无情地对待其他民族。胜利者为此会充分报复……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我们是懦夫。别人都有权活下去。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我们已经放弃了它。”“我属于相信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的人。我现在属于濒于灭亡的‘第三帝国’。”在艾萝问到孩子们的出路时，玛格达说：“你还记得当年我怎样坦白地告诉你元首在慕尼黑阿纳斯特咖啡馆看到那个犹太小男孩时说的话吗？他说他真想像捻臭虫一样把他压烂在墙上。你还记得吗？我当时不能相信。可他以后真干起来了。简直残酷得难以言喻。它在全世界集聚了如此之多的复仇欲望。我别无选择，必须带孩子与我一起走。我必须……只有我的哈罗德在我死后还活着。他不是戈培尔的儿子，而且幸亏是英国人的俘虏。”[91]从根本上说，玛格达是按照纳粹的逻辑推论：一旦纳粹失败，敌人就会找她的孩子复仇。实际上，玛格达很难说是坚定的纳粹主义者。在她见到希特勒时，时有坦率之言，甚至发生争论。比如当希特勒谈到他的“生命源泉”计划时，表示那些孩子是国家的财产、纳粹党就是他们的父母时：

玛格达听到希特勒把孩子们说成是“国家”财产，出于母亲的本能勃然大怒，说：“没有任何‘国家’，哪怕是最好的国家，能代替儿童的双亲！”

艾萝·匡特更为气愤，她不明智地抗议道：“我的元首，你不能那样做——不能为‘国家’养活孩子！你自己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所以你缺乏某些人类感情。你的建议违背自然。那种事不会行得通！”戈培尔、玛格达和其他客人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以前从未听过艾萝说话如此勇敢。希特勒从桌子对面盯住她，像第一次见到她那样。然后他耸了耸肩，转换了话题。[92]

玛格达对纳粹是有自己的认识的。她私下说过希特勒大权独揽，听不进理智的声音。1939年，她就悲哀地说过：“我们这一代弃世而去的时候，德国不会有文化，生活也不会有真正的欢乐，有的只是纪律，盲从，制约和命令。”戈培尔也是有自己见解的人，他是纳粹核心中最害怕战争的一个，但他们夫妇不但无条件地服从了希特勒，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一起献给了希特勒。虽然这样的政治人格在20世纪独裁政治中并不鲜见，但仍然给我们对现代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控制感到绝望。

希特勒是借助戈林之类的大人物取得政权、统治德国、发动战争的，这些人不可能在政治上、伦理上获得积极评价，但他们确有某种过人的能力、手段和作为，所以能在短期内开创那么大的局面。英国学者艾伦于2000开始研究1941年5月赫斯突然飞往英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其结论是，英国情报机构利用希特勒、赫斯急于与英国求和的心理，诱使他们相信：英国存在着一个希望与德国和解的政治力量，计划推翻丘吉尔并推动英德和解，德国应当进攻苏联。赫斯的外交顾问艾尔伯特·豪斯霍费尔曾警告赫斯：通过汉密尔顿公爵与英国谈判的努力有可能失败，应该向英国派遣“一名来自中立国的中间人”。在通过中间人与英国取得联系的努力失败后，赫斯认为不能将如此重要的一件任务留给别人去做，于是便铤而走险，只身驾机前往英国，与汉密尔顿公爵直接谈判，结果被英国关押。这位英国学者认为，赫斯急于与英国和解，并同意赫斯赴英的希特勒都是英国外交、情报老手的掌中物。他由此推论：“在德国那个时代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戈林、希特勒、赫斯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他们与丘吉尔、卡多根、凡希塔特、海利法克斯与霍尔等英帝国培养的政治老手们交手时，却显得力不从心。总而言之，德国纳粹领导人不能算做有能力的政治家。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对面的戈林官邸还会荡然无存吗？”[93]也许从欧洲政治史来看，希特勒及其身边的大人物，毕竟还是小人物，他们无法撼动欧洲的权力结构。

[1] 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2]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88页。

[3] 约翰·韦茨：《希特勒的银行家》（1997），张禹九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4] 约翰·韦茨：《希特勒的银行家》，第120页。

[5] 约翰·韦茨：《希特勒的银行家》，第121页。

[6] 约翰·韦茨：《希特勒的银行家》，第130页。

[7] 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第299页。

[8] 约翰·韦茨：《希特勒的银行家》，第232页。

[9] 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下卷），第228页。

[10] 约翰·韦茨：《希特勒的银行家》，第178—179页。

[11]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第412页。

[12] 约翰·韦茨：《希特勒的银行家》，第216—217页。

[13] 雅克·德拉律：《盖世太保史》，第122页。

[14]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第166页。

[15] 科佩尔·S.平森的《德国近现代史》（下册），第666页。

[16]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第130页。

[17]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97页。

[18]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173页。

[19] 戴维·欧文：《戈林传》（1990），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翻译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页。

[20]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385页。

[21]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8页。

[22]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273页。

[23]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468—469页。

[24]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385页。

[25]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新秩序》，第209页。

[26] 古一多·克洛卜：《希特勒的追随者》，第126—127页。

[27] 古一多·克洛卜：《希特勒的追随者》，第96页。

[28] 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第42页。

[29] 古一多·克洛卜：《希特勒的追随者》，第67页。

[30] 戴维·欧文：《戈林传》，第152—153页。

[31] 安德鲁·罗伯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李广才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32] 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第149页。

[33]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1996），贾宗谊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34]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第105页。

[35] 亨利·弗莱德兰德：《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1995），赵永前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36] 威廉·L.夏伊勒：《柏林日记》，第435页。

[37] 约亨·冯·朗格：《元首秘书博尔曼——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1980），陈方全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50—451、470页。

[38] 约亨·冯·朗格：《元首秘书博尔曼——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第148页。

[39] 列夫·别泽缅斯基：《希特勒背后的人——马丁·鲍曼和他的日记》，徐锦栋、李春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40] 约亨·冯·朗格：《元首秘书博尔曼——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第3页。

[41] 约亨·冯·朗格：《元首秘书博尔曼——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第335页。

[42] 列夫·别泽缅斯基：《希特勒背后的人——马丁·鲍曼和他的日记》，第20页。

[43] 约亨·冯·朗格：《元首秘书博尔曼——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第74—75页。

[44] 约亨·冯·朗格：《元首秘书博尔曼——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第2—3页。

[45] 列夫·别泽缅斯基：《希特勒背后的人——马丁·鲍曼和他的日记》，第18页。

[46] 约亨·冯·朗格：《元首秘书博尔曼——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第497页。

[47]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16页。

[48]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21—22页。

[49] 约阿希姆·费斯特：《无法回答的问题：希特勒小圈子里的秘密》，第13—14页。

[50]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53—54页。

[51] 古一多·克洛卜：《希特勒的追随者》，第269页。

[52] 古一多·克洛卜：《希特勒的追随者》，第270页。

[53]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56页。

[54]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257—258页。

[55] 詹姆斯·P.奥唐奈：《希特勒暗堡》，第61—66页；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764页。

[56]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527—528、528页。

[57]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125—126页。

[58]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531—538页。

[59]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541页。

[60] 约阿希姆·费斯特：《无法回答的问题：希特勒小圈子里的秘密》，第152—153页。

[61] 约阿希姆·费斯特：《无法回答的问题：希特勒小圈子里的秘密》，第159—160页。

[62] 约阿希姆·费斯特：《无法回答的问题：希特勒小圈子里的秘密》，第165页。

[63]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13页。

[64]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581页。

[65] 丽达·巴洛娃：《我一生的甜蜜与痛苦——明星生涯与希特勒、戈培尔情怨录》，杜新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66] 汉斯-奥托·麦斯纳：《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第116页。

[67] 丽达·巴洛娃：《我一生的甜蜜与痛苦——明星生涯与希特勒、戈培尔情怨录》，第176—179页。

[68] 丽达·巴洛娃：《我一生的甜蜜与痛苦——明星生涯与希特勒、戈培尔情怨录》，第179页。

[69]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137—138页。此处的“绍布”，指Julius Schaub，时任希特勒副官。

[70]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112页。

[71]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江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98页。

[72] 罗尔夫·霍赫胡特：《〈戈培尔日记〉前言》，《戈培尔日记》，第23—24页。

[73] 《戈培尔日记》，第168页。

[74]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99页。

[75] 斯蒂文·巴赫：《极权制造——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2007），程淑娟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29页。

[76]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282页。

[77] 约翰·托兰：《希特勒》（下册），第1036页。

[78] 戈培尔：《给哈拉尔德·克万特的信》，《戈培尔日记》，第396—397页。

[79] 戈培尔：《阿道夫·希特勒遗嘱的附录》，《戈培尔日记》，第405—406页。

[80]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第315页。

[81]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304页。

[82] 汉斯-奥托·麦斯纳：《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第243—244页。

[83]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67—68页。

[84]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107页。

[85]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76—77页。

[86] 玛格达：《给哈拉尔德·克万特的信》，《戈培尔日记》，第398—399页。

[87] 罗胡斯·米施：《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2005），袁粮钢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88] 尼古拉斯·贝斯特：《二战最后五天——欧洲亲历者讲述的故事》，第228页。

[89] 詹姆斯·P.奥唐奈：《希特勒暗堡》，第286页。

[90] 罗尔夫·霍赫胡特：《〈戈培尔日记〉前言》，《戈培尔日记》第3页。

[91] 汉斯-奥托·麦斯纳：《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第227、228、229页。

[92] 汉斯-奥托·麦斯纳：《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第146—147页。

[93] 马丁·A.艾伦：《希特勒与赫斯遭遇的惊天大骗局——英国情报机构在二战中最隐蔽的秘密》，第320页。卡多根，即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Sir Alexander Ceorge Montagu Cadogan；凡希塔特即Robert Vansittart，卡多根的前任；海利法克斯即英国汉密尔顿公爵（Duke of Hamilton），时任英国外交部部长，1941年2月8日任驻美国大使；霍尔即英国驻西班牙大使Samuel John Gurney Hoare。

四、希特勒身边的小人物

大约自1943年秋起，他多次对我讲过这样的话：“施佩尔，我终归有一天会只剩下两个朋友，一个是布劳恩小姐，一个是我的狗。”……他说这话时的语调满含对人的鄙视……可是，他只剩两个朋友，他本人是没有什么可以引以自豪的，倒不如说是由于他的情妇有勇气，而他的狗要靠他喂养罢了。

——阿尔贝特·施佩尔[1]

大人物必要，小人物也不可少。仅从了解历史而言，因为希特勒没有留下什么自传类的文字，其所思所为也多有保密性和神秘性，以至于有关希特勒、有关纳粹德国，有很多难解之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为他工作的小人物的回忆，就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和线索。而他们与希特勒的交往、他们对希特勒的印象和评论，对我们认识纳粹文化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讲述经历是人的本性。在活了下来的希特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和特劳德尔·容格、副官贝洛都写有回忆；翻译保·施密特有自己的工作回忆；副官奥托·京舍和管家海因茨·林格被苏军俘虏后，接受了苏联内务部4年时间的详细审讯，他们有关希特勒的记述被编成《希特勒档案》送给斯大林，现已公开出版；卫士罗胡斯·米施在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2004年向法国记者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讲述有关情况的，希特勒的秘书约翰娜·沃尔夫（Johanna Wolf）女士为希特勒工作了20年，直到希特勒自杀前8天才离开，战后她拒绝了出版商100万德国马克的诱惑，拒绝写书：“那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使我确信，作为一个私人秘书，其首要的和最终的职责就是保守秘密。”[2]

这些小人物并不是评论希特勒的权威。当事人一般都会顾及战后对希特勒的控诉和批判，其回忆就有一种“倒放电影”的性质。比如施罗德多年为希特勒服务，是希特勒最信任的人之一，她对希特勒的印象大体是好的，但也要时不时加上一两句批判性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是希特勒的“仆人”，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希特勒作为人的一个侧面。仆人眼中无英雄，因为他们只接触到英雄的日常生活；仆人眼中也没有恶魔，因为他们只观察到恶魔的一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身边人的观感也代表了德国小人物的观点。

1. 他们知道他

希特勒是古今罕见的恶魔，那是因为他发动战争且屠杀无辜；希特勒的性格鲜明却并不单纯，因为他把极易伤感的性格与非人的残酷无情结合在一起。法国驻德大使蓬塞（Andre Francois-Poncet）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我知道他是多变的、虚伪的、矛盾的、不确定的。同样一个人，外表温厚，对自然之美十分敏感，在茶桌上对欧洲政治表达了理性的观点，但是也能够一会儿变得极端狂暴，一会儿变得野性的狂喜，一会儿变得野心勃勃，充满幻觉……可以确定：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是一个病态的人、一个半疯的人、一个出自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一个被魔鬼控制的人。”[3]这是对希特勒所做的一个著名的概括，但病态也好，疯也好，魔鬼也好，都不妨碍希特勒也是一个人，他首先要吃、穿、住、行，然后才能统治国家、从事战争和屠杀。既然要作为一个人而生活，他当然也有与普通人共通的一面。正是这一面，身边人看得最多，所以，在这些人的回忆中，希特勒不但不是特别坏，而且还有一些“令他们称道的品行”。

首先，他的“工作”是“勤奋”的。独裁者掌握国家的一切大权，手腕高的独裁者抓大放小，纲举目张，只要严格有效地控制几个人就可以了；手腕低的则什么都管，举轻若重。无论如何，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所以有的独裁者就非常辛苦，希特勒即属此类。战前希特勒的生活还有规律，一般是上午11点早餐，然后是接见下属；下午2—5点之间午餐，然后是处理公文；晚餐在8—12点之间，然后是“局势分析会”，直到凌晨四五点之间喝茶。身边人观察到，这一时期希特勒还比较轻松，有时很晚才起床，安排一两个会议后，中午以后就懒散起来。但战争开始后，希特勒确实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坚韧”从事工作，甚至以工作到筋疲力尽为乐事，这其中当然有主宰万里江山、尽展抱负的快乐，但毕竟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运动，甚至没有时间生病。他自己说：“从1920年开始，我就没有休过一天真正意义上的假。我什么都知道，我了解发生的一切。当我在亲爱的大山怀抱里休息时，柏林的工作仍在按我的指令进行，就像我在那里一样。我没有时间生病……”[4]1943年，希特勒来到他那位于上萨尔茨堡贝希加登的贝格霍夫山庄，想休息一下，他的情人爱娃想劝他看电影，希特勒却说：“战争一天没结束，我就一天不看电影。人民还在流血牺牲，而我也要运筹帷幄。我要爱护视力，好多看地图和来自前线的报告。”[5]面对这样的元首，身边人不佩服、不感动都不行。特别要说的是，希特勒也是有能力的，内政方面的成绩世所公认，外交方面他也不外行。1935年3月25日，希特勒接见英国外交官，施密特第一次为他做翻译，当时就发现：“他善于用普通的词汇讲话，表达得很清楚，很机敏，他对自己的论点很有把握，也很容易听懂，不难译成英语。他说话时显得胸有成竹。他桌子上堆了一批刚写好的材料，但在整个会谈中却从未使用过，他也不带笔记本。”“希特勒很谦虚，几乎有点羞怯，当然不笨拙。……在宴会上，希特勒虽说穿着一身不常穿的礼服，但他显得像一位很有风度的主人，悠闲自若地与宾客交谈着，一副豪门出身的模样。”[6]

其次，他的“意志”是“顽强”的。忙碌是因为希特勒要掌握一切，同时也是因为他不放心别人。后来他对特劳德尔说：“我忧虑重重……你们不明白，我要做多大的决定，这包袱只有我一个人背负，你们谁都帮不上忙。”[7]为了更好地对付繁重的工作，也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希特勒对自己的身体也施加控制。据施罗德观察，这种意志力是长期遗传的结果：在希特勒的家乡，那些生活在阿尔卑斯山恶劣环境中的居民，勤劳顽强，以顽固著称。“在战争开始之前，他还能很好地驾驭自己的情感，能像控制他周围的人那样自控。他不承认疲劳，坚持不懈地工作，他忘记了无休止的伏案工作会使他的视力疲惫不堪，也不担心长期顽强的失眠会损伤他的智力。他坚信意志本身就可以使人获得一切。他右手的颤抖使他的自尊深受伤害，这一点也不奇怪。当发现自己不能够主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时，他变得恼羞成怒。”[8]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德军危在旦夕，“狼穴”的气氛十分紧张，但希特勒却显得神情自若，起码表面上如此。据特劳德尔的观察，他在这一时期丝毫没有改变举止和习惯。他似乎总是对自己充满信心，从不展露内心世界，意志很坚强。贝洛也分析说：“希特勒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表示软弱性，或认为形势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知道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有些军官对战事取得胜利失去了信心，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高大家胜利的信心。所以，从现在开始，他注意自己的态度、情绪和举动，不让来访者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从他的态度中判断他对战局的真正看法。实际他对各战场形势的发展始终显得很有信心，认为战局总有一天会变得对我们有利。使我一再感到意外的是，希特勒善于把坏事说成好事，明明失败了，却说成对我们有利。他甚至能使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受他影响，接受他的观点和表示同样希望。”[9]1944年初，纳粹失败的迹象已很明显，但特劳德尔却发现在贝格霍夫的希特勒似乎精力充沛，从未流露出失败或可能失败的征兆，在他身上看不出战争的影响。这一年9月，希特勒因急性黄疸而卧床休息，但一能站立，他便重新出现在参谋部的日常会议上。1945年初回到柏林时，疲惫、烦躁的希特勒大体也保持着冷静和镇定，晚上还到花园里观察探照灯如何紧跟敌方飞机，而不担心弹片可能落到总理府，直到空袭警报解除，才回到自己房间。这里固然是出于欺骗、保密等原因，但一个缺少自制力和意志力的人是肯定做不到的。

再次，他的“知识”是“丰富”的。据施罗德的观察，希特勒的知识面相当广博。青年时期如饥似渴地读书，对文学与科学各方面都有涉猎；20世纪20年代的兰茨堡的监狱时期，他不但完成了《我的奋斗》一书，而且还深入研究了欧洲建筑。希特勒能够以惊人的细节讨论美术史上的片段，能够没完没了地谈论教堂、修道院或城堡的建筑，能够与专家讨论巡洋舰汽轮机的细节，熟悉各个部队的历史。这一切依赖于他的超群的记忆力，尤其是在记忆名称、数字和人的脸庞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慕尼黑市长告诉施罗德，希特勒能够回忆起几个月前他们谈话的细节。贝洛的评论是：“希特勒的记忆力高出平均水平，他在音乐、历史和某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超过常人。当然他是自学成才的。他几十年来不断自学，而且学的范围很广泛。”[10]当然，没有通才，希特勒最喜爱的科目是艺术、技术和历史，但对法律及立法问题却只有一些非常模糊的概念。他的藏书中没有古典大师的作品，也没有人道主义和精神灵魂方面的书。因为有必要的知识基础和工作能力，所以1935年3月25日，希特勒与英国代表会谈，第一次为他担任翻译的施密特发现：“他善于用普通的词汇讲话，表达得很清楚，很机敏，他对自己的论点很有把握，也很容易听懂，不难译成英语。他说话时显得胸有成竹。他桌子上堆了一批刚写好的材料，但在整个会谈中却从未使用过。他也不带笔记本。”[11]一个几乎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希特勒在总理任内，经常整夜趴在那里，为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尼伯龙根指环》的全部场景绘制彩色的舞台背景。“他舞台布景知识惊人地丰富，知道旋转舞台的直径是多少和舞台升降设备如何操作，对照明技术也有详细的了解，和帝国舞台布景师本诺·冯·阿伦特聊起纯专业性的问题来也是滔滔不绝。”[12]艺术而外，技术也不外行。1932年5月26日，尚未上台的希特勒到北海基地的“科隆号”巡洋舰视察，“尽管他讨厌大海，但他对海军装备的深刻了解不禁使军官们十分惊讶。可以看出，他熟悉造船业的各项技术，当然一些战略方面的细节问题除外”[13]。纳粹德国传奇飞行员汉娜·莱奇曾接受过希特勒颁发的二等铁十字勋章，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希特勒对飞行员涉及的纯技术领域的了解，居然和专干这行的人差不多。他提问题思路惊人地清楚，直指问题的本质和要害……他举止朴实自然，透出一种自信，每个在身边的人都会受到感染……”[14]当然，希特勒的技术知识主要取决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他对新技术的发展如雷达、原子科学、喷气式战斗机、火箭等没有任何感觉。

又次，他的生活是“简朴”的。希特勒虽有千罪万罪，但肯定不是一个贪污腐败、奢侈腐化的人。对他来说，金钱财产也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没有任何现实意义。除了《我的奋斗》的稿费和贝格霍夫的别墅（是他自己花钱分批购买的），他没有巨额财富和来历不明的资产。他唯一的奢侈，就是用真正的戈布兰地毯、古画、值钱的小摆设和鲜花精心装饰他的大房间。希特勒的身边人认为，在繁重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下，希特勒的生活却是斯巴达式的。年复一年，他只有相同的套装、风衣、鞋子和帽子，领带一直要用到破旧为止。饮食上，烟、（白）酒、茶不沾，也不吃肉，甚至不喝德国视为必需的咖啡。1938年10月3日，在吞并苏台德地区的行军途中，古德里安向希特勒汇报战况。“因为我和希特勒两个人都需要吃东西，于是我就找一个野战中的炊事班，而那里所有的就是一般士兵所吃的口粮，当然希特勒发现了这种口粮里面含有猪肉，他就只吃了几个苹果就算了，同时他也要求我在第二天为他准备没有肉的伙食。”[15]希特勒有“较强的生态意识”。希特勒喜欢向身边人描述农民如何用大幅度的庄严姿势在地里播种，然后麦子生了根，生长着，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在阳光下渐渐变成金黄色。他认为这田园般的画面说明人们应该重归大地，热爱它无私地赐予人在食用的自然食品。这一思想有其民粹色彩：他声称农民是人民生活物品的提供者、德意志文化的继承者和日耳曼血统的保存者。战争开始后，希特勒日益专注于政治与战略谋划，不但在公共场合很少露面，曾经享受过的一点私生活也牺牲了。大量的会议、会谈占据了他的时间，除了带着他的狗布隆迪散步外，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从1941年6月到1944年11月，除1942年7—10月住在维尼蔡附近的“狼穴”大本营、到前线短期视察、在上萨尔茨堡的贝格霍夫别墅逗留较长时期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东普鲁士的 “狼穴”。这是一片阴暗的北方森林，与世隔绝，大量的会议、会谈占据了他的时间，除了带着布隆迪散步外，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他的掩体十分简陋：“我坚持司令部不要任何豪华与舒适，因为战士们没有这些。”战争开始后，希特勒日益专注于政治与战略谋划，不但在公共场合很少露面，曾经享受过的一点私生活也牺牲了。意大利外长齐亚诺（Galeazzo Ciano）1942年12月18日访问过希特勒，他留下的印象是：“气氛沉闷。消息不好，也许还应当加上森林的潮湿忧郁和指挥部营房里集体生活的单调无味。这里无声无色，死气沉沉。几间会客室里满是抽烟、吃东西、聊天的人。厨房的油烟味、军服和长筒靴的气味。”[16]斯大林格勒失败后，希特勒完全把自己关在掩体内，独自用餐，只有他喜爱的狗陪着他。“他坐在四堵混凝土墙壁之间，凄凉地吃着素食。”[17]他再也不听音乐了，唯一的消遣就是在清晨喝茶时回忆往事。戈培尔写道：“元首变成了这样一个隐士，过着这样一种不健康的生活，实在可悲。他从来不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他也不休息一下。他呆在地堡里，操心，盘算。但愿能把他迁到别的环境中去！……大本营的寂寞和那里整个的工作方法自然使元首的情绪低落。”[18]古德里安的观察更具体：

他把夜晚当作白天，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直要开到午夜以后。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前，他的饭常常是和OKW中的要员一同吃，以后就改成单独一个人吃了。只有很少的机会，他才偶尔和一两位客人一同用餐。他吃得很快，一口气把那些蔬菜都吞了下去。他一边吃一边喝冷水或是啤酒。在夜间最后一个会议结束了之后，他还不肯就睡，给他的副官和女秘书包围着，他还要讨论他的计划，一直到天亮为止。于是他才去睡觉，照平常的习惯，至迟到了上午9点钟，收拾房间的女侍者，就会用扫帚把子敲他卧室的房门，把他弄醒了。接着他就要用最热的水洗一个澡，据说这可以使他的那个尚有睡意的心灵恢复清醒。最奇怪的就是，这种不规则的生活对于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坏的影响，不过当他连续受到许多打击之后，他的神经似乎就已经吃不消了，于是他就开始滥用药物。为了要催眠，要清醒，要平心，要刺激等等的目的，他都一律付之于注射。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对于他的一切要求，是有求必应。但是这位病人却还嫌不够，总是把医师的处方分量，加倍使用。这样就使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19]

疯狂的野心、沉重的工作、简单的食物，如此等等，使得希特勒的身体明显衰退。1943年初，米施发现，希特勒身体衰老得很快，左手发抖；同年3月2日戈林在日记中说：“在三年半战争中，元首似乎老了15岁。”在最后的日子里，尽管地堡里堆满美味食物，但希特勒只喝点清汤，吃点土豆泥。所有在1945年见过希特勒的人，都会震惊于他的身体之差、精神之衰。

最后，他是有“人情味”的人。伴君如伴虎，领袖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有提心吊胆的时候，相对而言，希特勒对身边的随员“比较友好”，他自己不吸烟，但允许秘书们吸烟固然是人情。秘书、警卫、翻译、打字员等在希特勒身边基本上不感到紧张、阴谋、陷阱，他们在总理府的人事交往总体上也比较融洽、亲切，没遇到大的麻烦。施罗德第一次为他打字有些紧张，希特勒安慰说：“你要是漏了一两个字也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草稿。”希特勒身边的人说，虽然希特勒也吝啬，但对为其服务的人却很慷慨，别人帮他一点小忙，他总会表现出“涌泉相报”的热情。1941年赫斯出走英国，米施注意到：“在这一危急时刻，在希特勒身上甚至无可争议地表现出了某种特质，他表现得像个慈父……据我在这一时期的观察，希特勒可能专横，有时易怒，但却不会使用怪招或无耻的谎言。待在希特勒身边，能够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安全感和真诚的关注。”[20]1943年在贝格霍夫山庄，希特勒会见轴心国的领导人，特劳德尔想回自己的房间，却在院子里碰上希特勒正带着几位国王、领袖们参观客厅和大堂。“我右手还提着咬过一口的苹果，左手拿着一副乒乓球拍。嘴里塞得满满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希特勒和他的贵宾惊诧地望着我，却不嫌唐突，我只好快步走回自己的房间，羞怯难当。晚餐前元首特地问候我，我再三道歉，他却无比温柔地说：‘别担心，孩子，国王也是人啊。’”1944年8月，特劳德尔的丈夫，也是希特勒原来的警卫容格在前线牺牲，希特勒没有直接告诉她，而是要人约她一起吃饭：“……希特勒一字不发，向我走来。他握紧我的双手，说：‘啊，孩子，我太难过了。你的先生实在是个好人。’他的声音柔和而悲伤。我觉得，希特勒甚至比我更难过……‘你一定要留在我身边，不必担心，我会永远在这儿帮助你的！’”[21]在如此“善解人意”的元首身边工作，这些小人物当然就比较宽松自由。1943年在贝格霍夫山庄，希特勒在晚餐及餐后的茶会上，喜欢与随员们随意聊天、讲故事。他有时睡着了，谁也不会介意，只是把声音放小一些，他醒来后又加入到闲聊之中。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也没有失态。特劳德尔记得：1945年4月29日，“元首向我走过来，一边握手一边说：‘孩子，你休息得可好？’我还没缓过神来，只回答道是的。他继续说：‘过一会儿，我有话让你记录下来。’我都忘了，原来这个疲惫虚弱的声音，与从前势若悬河、而我跟都跟不上的那个声音，来自同一个人”。[22]这个记录下来的话，就是希特勒的“政治遗嘱”。

希特勒人不坏，他的情人爱娃作为贝格霍夫山庄的女主人，也是热情谦虚、饶有情趣的女人，丝毫没有第一夫人的跋扈张扬。1940年秋，米施要将文电送到与希特勒房间相连的爱娃的房间，他以为爱娃不在没有敲门就进去了，而爱娃此时正躺在床上，身上只披了一件短睡衣。“我屏住呼吸，心中充满恐惧。这时，爱娃·布劳恩从床上坐了起来，朝我打了个手势，让我明白没什么，不必担心。……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爱娃·布劳恩从未跟我提起此事。”[23]1944年7月，战况不好，希特勒也情绪沮丧，“埃娃的双眼满是焦虑和悲伤。为了客人们有份好心情，她比从前更用心招待他们，拼命地展现欢颜，装出轻松的样子。那些日子里，她从不从餐会和围炉夜话上缺席”[24]。1945年4月25日，爱娃来到地堡，拒绝了希特勒要她离开的要求，准备留下来陪死。30日清晨起床后，她对特劳德尔说：“想办法逃出去，也许您会成功的。如果您逃出去了，请代我向巴伐利亚致意。”[25]下午她与希特勒同时自杀身亡。有人指出：“许多人总是忽视希特勒自杀时不是独自一人这一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勇敢女子。因此，为什么他只给自己而不是给她作了致命的安排？人们可以鄙视希特勒，甚至可以认为他是最坏的人。然而，我们却不应把他描绘成象恶魔一般。他不是一个懦夫。而且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他是一名伟大的演员，生来喜欢卖弄自己尤其是在女人面前。在这最后时刻，他在爱娃面前要是畏缩的话，那就太不符合他的个性了。”[26]

如此说来，希特勒就是一个正常的，甚至还“比较好”的人。然而，这是因为身边人只是普通人，他们无法了解希特勒非常的一面。

2. 他们不知道他

希特勒是纳粹德国的中心，总理府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欧洲的风暴之眼，但这些身边人并没有感到戒备森严，至少在他们进去的时期。

来到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员没有经过仔细筛选。政审是20世纪一些国家政治文化的特征，纳粹也是看重政治立场和思想品格的，却没有一整套内查外调的繁缛制度，因此到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并没有经过复杂严密的审查。1933年，希特勒的秘书因故缺席，临时把施罗德从冲锋队总部借来，从此一直待在他身边。米施入伍参加党卫军时，既不问他的出身，也不管他是否加入某一纳粹组织；担任希特勒警卫时，也没有任何组织或任何人试图了解他的政治态度，直到最后，米施既非党员也非团员。特劳德尔也是一样，她妹妹的一个同事是阿尔伯特·鲍曼的亲戚，这个亲戚把她引荐给鲍曼。在接受面试时，“希特勒微笑着走近我们，缓缓举起手来，向致礼，然后与我们每个人握手。他的声音又低沉，又丰满，他逐一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家乡在哪儿。……我们就这么退回去了，连那句‘嗨，希特勒！’都没来得及说”。[27]特劳德尔入选了。纳粹党最高领导人的警卫和秘书不是党员，这在当代世界当属奇闻。施罗德认为，希特勒对别人极度不信任，他决不会因为别人的简单推荐而任用某人做他的随员，但即使如此，她还是为希特勒轻易选用自己而感到吃惊。

总理警卫并不极端严格。米施还发现，希特勒的总理府戒备也很松懈。入口处只有一名冲锋队员守着。“如果某个人想在大白天把希特勒杀死在床上，他完全可以打这里经过，让卫兵给一名他知道姓名的总理府工作人员打电话，等他取下听筒时，用毒气或警棍废掉他。接着，他只需登上22级台阶，推开从不锁死的房门，并在不大的卧室里迅速完成工作。”[28]一直到帝国崩溃，总理府都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其他安全措施。只是在最后几个月，增加了在总理府花园站岗的安全部人员。希特勒死后的5月1日晚，地堡里的人大都分头突围。施罗德被美军监禁；特劳德尔在被押往东方的途中逃脱，回到家乡；米施被关进苏联牢房，1949年12月21日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判死刑，次年被改为25年强制劳动，1953年被释回到家乡。他们没有罪，但仍然为希特勒的罪孽而付出了代价；奥托·京舍和海因茨·林格被苏军俘虏后关押多年。

所有这些，当然增加了希特勒“可亲可近”的形象。然而，这些把生命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希特勒的人，其实只了解他的一部分。希特勒的两任秘书鲁道夫·赫斯和马丁·鲍曼，不但分别帮助希特勒完成了《我的奋斗》《希特勒桌边谈话录》两书，而且先后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在这样的“大秘书”之外，希特勒后期还有一个“四人秘书小组”：沃尔夫小姐1929年就是希特勒的高级秘书，性格安静而工作高效。施罗德1933年为希特勒服务，是敢于强烈反驳希特勒的人。盖尔达·克里斯蒂安（Gerda Christian）1937年进入打字小组，很得希特勒的喜欢，以至于有一种说法，她与希特勒、爱娃之间存在着三角恋情。主要是因为来自慕尼黑且长得像爱娃，特劳德尔·容格1943年被希特勒亲自聘为助手。她们以及副官、警卫、管家等，都只是服务人员，不可能与闻党/国大事。所以当了12年秘书的施罗德坦承：如果认为我能揭示希特勒的“真面目”，那是个误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太复杂了。因此，希特勒身边人对主人的叙述是矛盾的。从这些回忆中，还不能拼出一个完整的希特勒形象。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可能了解希特勒的决策及其后果。

一是身边人没有广泛的信息来源。希特勒是德国的领导核心，所有德国乃至国外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都会立即汇总到这里，但那是领导们的事情，小人物不可能与闻。他们的领导、希特勒的副官绍布告诫他们，不能与任何人谈论自己的工作，对于要打印的文件，只准过目不能阅读。同时，这些身边人虽然经常接触到纳粹德国高级领导人，在餐后茶会更自由交谈，但所有这些人从来不谈及政治或是与德国乃至全球有关的大事。所以，希特勒身边的人并不了解当时在德国，特别是遥远的东方所发生的事。希特勒不说，身边的人也不说，其他人也不与这些工作人员说。而且，因为他们在希特勒身边工作，人们也不敢跟他们说什么。米施老家的熟人“保罗大叔”被抓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米施把他营救出来后，问起关押期间的情况，“他说，在他看来，最糟糕、最不愉快的事情，是人们给犯人的衬衣像纸一样薄，其余的他没说什么，至少对我什么也没说”[29]。包括谣言，也传不到这里。这里是旋涡的中心，时势千头万绪，线头都绕到这里，“可是我们却站在幕后，根本不知道前台正上演着什么。只有导演知悉剧情，除了他之外，我们所有人都只埋头于自己的戏份，没人知道别人在扮演什么角色”[30]。2001年4月，81岁的特劳德尔接受采访，其过程被制成影片《盲点》（Blind Spot: Hitler's Secretary），特劳德尔坚持说，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实际上从来没有当着她的面提及过“Jew”（犹太人）这个字眼。甚至在纳粹分子迫害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期间，她也没有听到希特勒说过这个词。战后她才知道“大屠杀”是怎么一回事，不但感到五雷轰顶，濒临崩溃，而且觉得自己是“活着的最十恶不赦的罪犯”。据特劳德尔说，她在山庄只有一次听到希姆莱提到集中营：“我给每个人分配工作，同样的方法，我的目标不仅是整体的安全，更是高效率、和平和安宁，以及营内的井然秩序。比方说吧，我们把营内一个穷凶极恶的纵火犯调教成消防员。他为营内的消防事务鞠躬尽瘁……”[31]

二是身边人没有交流讨论的机会。他们的工作就是听希特勒的吩咐，做些简单的劳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布置的工作提出“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结果如何”等问题，听话、干活就是他们的全部。对有些事情，他们或许有自己的看法，但只限于一知半解。1938年，国防部部长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因为娶了一名据说是妓女的妻子而去职，施罗德认为这是希特勒策划好的，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阻碍希特勒的帝国组建计划。“只有这样，希特勒入侵奥地利的计划才能得以实施，而冯·布隆贝格是敢于奋力反对这项计划的人。”[32]但副官贝洛则认为，这根本与希特勒无关。希特勒很喜欢他的营养师玛莱内·冯·埃克斯纳，但安全部门发现她的母亲的犹太人血统，希特勒即对她说：“我实在感到遗憾，但你应该明白，除了解雇你，我别无选择。我不能仅仅为了自己的益处，就触犯律例，逍遥法外。不过，等你回到维也纳，我会将你们标记为‘已雅利安化的家庭’，并且也发给你未来6个月的薪水。在你离开我之前，我想再请你来山庄做客。”显然，特劳德尔认为希特勒在这方面充满人情味，而施罗德却认为希特勒对她的态度只是欺骗。[33]如果联想到希特勒曾与一个5岁小女孩贝纳蒂保持了3年的友谊，以父亲的柔情对待她，但一旦得知小孩的母亲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后，希特勒“特别郁闷”，叫人通知这个小女孩不要再接近他，同时销毁了他与小女孩在一起的全部照片。对于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相互交流以求得真相。

三是身边人没有提出问题的权利。德国人中规中矩，希特勒也有保密意识。他在贝格霍夫别墅的所有房间，都要上锁，尤其是他的卧室与书房，甚至他的情人爱娃也进不去。以大屠杀为例，希特勒对几乎所有人严格保密，作为大屠杀的最高决策者，他连片纸只字也没有留下，他不谈，身边人也不敢谈。希特勒是素食主义者，有时在贝格霍夫的餐桌上，他会谈到屠宰场的恐怖。“有一天，元首指挥部驻扎在乌克兰，我们应邀去参观当地最大、最先进的屠宰场。整个工场都是现代化的设备，一头猪是怎么变成腊肠的，从剔骨、刮毛到剥皮，一览无遗。每道工序都干净利落，穿着橡胶水靴的漂亮女孩儿忙着收拾鲜血淋漓的头颅。不过呢，吃肉的人并未亲眼目睹，也就不会觉得恶心了。我可不愿担惊受怕，所以看着胡萝卜和土豆连根拔起，到鸡棚里捡鸡蛋和挤牛奶，都更叫人好受一点。”一个连猪血都害怕的人，真是善良之辈吗？希特勒同时说：有些事，人类是不应该做，甚至不应该看见的，但为了更幸福的生活，为了丰盛的收获，大家还是要去做。[34]或许，这就是希特勒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消灭犹太人的含蓄表达？但这样的场合是极少的。摄影师霍夫曼1921年就是希特勒的朋友和追随者，当时希特勒经常到他家里来。他的女儿亨里埃特后来回忆儿时的情形：“希特勒每天下午都到我们家来。有一次我父亲正在睡觉……而我得在隔壁屋里弹钢琴。希特勒摁了一下门铃，我给他开了门。他坐在我家大写字台旁边翻杂志……我接着练琴……然后他搬了一张凳子过来，给我演奏了一段《安娜波尔卡》（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他还给我讲尼伯龙根人的故事，那些沉入莱茵河底的黄金和矮人国国王阿尔贝里希的传说。”难得的是，还处于建党初的紧张活动中的希特勒，还成为小女孩的大朋友。他送书给小女孩，还检查她是不是看了这些书；关心她的家庭作业，教她画画，作为回报，小女孩每周都献给他一张自己剪贴的图文并茂的“报纸”；还教她锻炼身体，送她滑雪板、网球拍，带她去看科教片、参观博物馆。如此等等，在小女孩的眼中，希特勒是可亲可敬的。[35]十多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经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席拉赫的太太。1943年春天，亨里埃特在去荷兰的火车上，看到了犹太人的惨剧。“半夜三更，我被喊叫声惊醒。我奔到窗前……下面的街道上站着几百个手拿包袱的女人，显然是被急急忙忙赶到一边的。一帮穿制服的男人在一边看着她们。有些人在哭，接着有人大喊：‘雅利安人留下！’不久，火车慢慢启动，穿过桥消失在夜幕中。第二天早上，没有人愿意告诉我有关这次神秘行动的情况……不过来车站接我的米德尔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是把犹太女人运走呢！’‘是德国人干的吗？’‘还会是谁？’‘希特勒知道吗？’”米德尔答道，假如希特勒真不知道，她应该向他汇报。亨里埃特当真了。1943年耶稣受难节的晚上，亨里埃特喝茶时向希特勒提出了这个问题。希特勒嚷道：“您也太感情用事了！荷兰的犹太女人和您有什么关系！”他还拿手比做两个秤盘说：“您要知道，每天我这边都有上万个最宝贵的人阵亡……他们都是最棒的。这下子就失衡了，欧洲的均势被打破了，因为另一方没有损失多少人，他们都还活得好好的，待在集中营里，那帮劣等人。这样下去，一百年之后欧洲会成什么样子？一千年之后呢？……我只对我的人民负责，其他人我一概不管……”当时在场的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亨里埃特的表现得像一个蠢婆娘，他还挖苦道：“几乎有六万犹太人差不多是从他们家门口被赶走了。”席拉赫夫妇这才大发善心。[36]施罗德知道得多一些，她得知一些与大屠杀有关的情况后，曾当面对希特勒说，那些受冤被拷打的人经常绝望地呼号：“如果元首知道这样不公正，他也不会原谅。”他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丢下一句话：“这都是蠢话。我什么都知道。”所以她说：“我敢十分肯定地断言，死亡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希姆莱都明确地告诉过希特勒。希特勒把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当成是镇压，认为对其政体的稳定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这个领域像在其他诸多领域一样，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名声。他觉得把他的名字与在那些地方发生的对人类犯下可耻罪行的事情和行为连在一起是不能接受的。……要注意，希特勒和希姆莱之间的所有对话都是在关得严严实实的门后面，是在他们两个之间秘密进行的，只有鲍曼时不时地被允许进去一下。在报告会上，当有人向希特勒提到，传说在集中营里有残酷的大屠杀发生时，他总是避而不答，马上转移话题。”[37]施罗德当然不敢再说，这样其他人也无从知晓。

四是身边人没有理解主人的能力。希特勒从政十多年就掌握了一个有着辉煌文化传统的西方大国，一度还控制着地球上最发达的欧洲地区，无论如何从政治、历史上揭露、批判他的罪恶，他的智慧、能力、手段显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绝大部分德国人都以景仰的眼光凝视着希特勒，身边的这些小人物又怎么真正了解他？特劳德尔认为：“就个人而言，他是个谦虚和善的人，然而作为一国元首，他未免苛刻，妄自尊大，他只为他的‘使命’而活。”[38]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使命”，她其实也不知道。如果一个年轻的秘书都能掌握他心中的抱负，那希特勒就不是希特勒了。“事实已经证明，希特勒是一个笼罩在一片迷雾中的谜一般的人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他的私生活是一片空白。……神秘和超然是他的性格特征，也是他的政治行为特征。这些特征在政治上对他极为重要，他有意识地将其树立起来，从而加重了环绕在他身上的神秘色彩。即便如此，希特勒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空虚的。拿破仑、俾斯麦、丘吉尔、肯尼迪等人除了公共生活外，他们的私生活也是很充实的。”[39]施罗德认为，希特勒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而是一个集数种人性于一身的人。他的身上融合了谎言与真实、质朴与暴力、简单与丰富、积蓄与粗野、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以及对艺术与野蛮行为的迷恋。因而，阅历甚浅、对领导人抱有崇拜之心的随员们，当然不能认识他们的主人。米施说得明白：“实际上，我每天都在观察他，却什么也看不出来。我当时并没有把他当作是凶手，他和我在一起时，总显得很客气，很和蔼。”[40]不只是希特勒，其他的纳粹要人，不管在外面干了什么，在希特勒面前，总是一个普通人。比如希特勒的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给特劳德尔的印象是有教养、富有同情心，施罗德也认为他“生就一副耿直的性格”，不能摆脱鲍曼为他设计的陷阱，以致被挤出希特勒身边，最后因为把妻子送到西部盟军占领区而被认为是背叛并判以死刑。但就是这个医学博士，1939年参与实施“安乐死”计划，对精神病人、不治之症患者和残疾人实施一种人道的死法；1942年参加“生命之源”计划，为纳粹创造优秀人种；在达豪等集中营中用囚犯做了大量医学实验。直到在纽伦堡绞索套在脖子上时，他仍然顽固地坚持纳粹立场：“在绞刑架下我问心无愧，我和其他人一样是为我的祖国服务。”希特勒是“喜剧大师”和伪君子。“事实上，我深知他敏感、乏味的隐私一面，就我与他个人交往的经历而言，从一个天才身上找出邪恶的灵魂，实在不容易。”[41]

这个困难，不在于希特勒刻意隐藏，或身边人智力不够，而在于希特勒的丰富性、特殊性和变态性。德国史家费舍尔在总结当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希特勒患有几种人格上的变态：

（1）严重的焦虑状态。希特勒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高度紧张和习惯性焦虑的人。他是一个严厉而又孩子气的人，经常深感自己的无价值，受到神经质的恐惧和妄想折磨，经常被一些病态的想法所纠缠，他感到有必要将其太多的恐惧和焦虑结合成一个他能轻易确认并与之一战的大恐惧，这就是犹太人的有害影响。他成为素食主义者和戒酒者的原因之一，是治疗他几乎感到无望的胃病。

（2）压抑的自杀思维。希特勒对自己生存的核心没有安全感，害怕自己成为无足轻重的人。他经常陷于绝望当中，然后是痉挛和大怒。他将人生与现实分成两个对立的方面，如果不能成为伟人，他就会选择自杀。自杀的主题贯穿了他的一生。

（3）邪恶的攻击行为。希特勒喜欢的男子性格是力量、强硬、残酷、攻击和权力，他的演讲中反复出现的句式是“不是……就是……”，他不能释放或显示自己的感情，因此从人类感情中退却出来进入抽象的世界。他欣赏冷酷、强权的人物，包括他的对手斯大林。

（4）精神错乱。希特勒喜欢幻想，高度自恋，相信自己的第六感觉，相信发自内心的声音，习惯于思考不可思议的东西，将其政策建立在假定的洞察力上。他感到有一种明显的魔鬼之力围绕在他的周围，他将它们客观化为有血肉的犹太犯罪分子。

（5）迫害性的思想。希特勒总是将其焦虑和恐惧外化，因此形成迫害性情结。他的思维和语言带有宗教性：魔鬼四处潜伏，随时可能奴役、毁灭德国人。拯救存在于一个人内在的民族意识之中，正在迫害德国人的犹太人必须反过来受到迫害。不是灭绝就是被灭绝，没有任何中间选项。

（6）身体症状。希特勒一生都受到各种身体症状和身体机能问题的困扰，总是抱怨各种疼痛，特别害怕癌症，不断地检查身体、吞服药物。他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以至按照预计的身体状况来调整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战争计划，他决心在生前完成伟大的事业。

（7）反社会（犯罪的）倾向。希特勒一生仇视确定的、受到认可的规范化社会体制，倾向于一种原始的、任意的自我中心主义。拒绝礼仪和习俗，反感权威，同时又热衷于建立自己的权威和操纵感。[42]

对于这样一个希特勒，身边人也不是毫无所感，希特勒具有一些普通人所说的美德，比如克制本能欲望，原是文明人的教养之一。但施罗德却发现：“希特勒是一个压抑爱、压抑家庭快乐、压抑所有能给社会的自然细胞，亦即家庭带来幸福的人，并为此饱受折磨。这种禁止自己享受自然朴素的幸福的心灵，这种没有得到满足的心灵，常常在寻找着自己的平衡。他在孤独中为自己创建了一个梦幻世界，它蔑视人类的一切高贵感情。这种持续的忧虑和不稳定的感情很快就演变成冷漠，然后是藐视道德，到最后，希特勒就只能是一个残忍而专制的恶魔了。”[43]在身边人中，施罗德年纪稍大，有一定的理解能力，而且写作回忆的时间也较晚，所以她能做出这样的判断。更多的人，就没有这样的认识了。同样，希特勒对身边人确实很客气，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礼节，而是希特勒的内在需要：“他以一种夸张的骑士风度，亲手把点心递给女秘书们，并且像一个毫不拘束的一家之主那样，亲切地照应他的客人。我同情他；他为要得到温暖而给人温暖。”[44]这是施佩尔的观察，其他人当然不具备施佩尔的理解能力。最重要的是，希特勒的身边人只是工作人员，他们没有必要、更没有责任来全面研究希特勒，他们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同样在希特勒这里，他既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所思所为全部告诉身边人，也没有必要对身边人采取说谎欺骗、出尔反尔、言行不一之类的两面派手法。总之，身边人所了解的希特勒，是真实的；他们没有了解的希特勒，也是真实的。身边人所述的希特勒（只要是真诚的），与后来学者对希特勒的研究和阐释（只要是有根据的），都是可能是真实的，如果它们之间有矛盾，那也不是真与假、本质与现象之类的区分，而是各有所见。种种不同之见都是希特勒其人的一个方面、一个时刻、一副面目。比如米施回忆：“希特勒在饭桌上以谈论艺术、科学和历史话题为乐，而且，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他吃饭时从不谈论政治或军事范畴的问题。”[45]这可能与希特勒的保密意识有关，也可能与之没有关系。有哪一个整天忙于军国大事的人，吃饭的时候不想谈艺术、科学和历史？

其实，阅读希特勒身边人的作品，重要的不是看他们如何评论希特勒，而在于他们所记录的种种行动和事迹。希特勒身边的人也是分层级的，像军事副官、翻译等可以较多地与闻核心机密，因此，他们的回忆提供了认识希特勒的重要材料。在有关纳粹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希特勒是否一开始就要发动一次大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英国战史专家李德·哈特认为，希特勒并无心发动一次全面战争，他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收回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德国所丧失的领土而已，而英法两国政府每次都由于怕麻烦而把困难搁置起来，对他一再做出让步。成功毒素的累积作用已经使他丧失了戒惧心理，即使他会感觉到再进一步的冒险可能引起战争，那也不过是一场小型的短期的战争。“既然希特勒是如此地希望能够避免大战，然则他为什么又还是陷入这种漩涡而不能自拔呢？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既非惟一的答案，也非主要的答案。西方国家的那种亲切态度一向使他受到鼓励，但到了1939年的春天，西方国家却突然改变了它们的态度。这种改变来得如此的突然和出乎意料，所以也就使战争变得必然无可幸免。”[46]这一判断至少可以得到其身边人的两次证明。

1939年夏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山庄与副官贝洛谈话：尽快实现他所憧憬的大德意志帝国的事业。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对付苏联的前提。他毫不怀疑对波兰征伐能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然而他更愿意不使用武力取得但泽走廊并和波兰缔结新的持久同盟。他不相信英国会积极出面干涉，因为英国还需要两年时间进行备战才能打仗，他要利用这段时间解决波兰问题。“希特勒对波兰完全持另外一种态度。他根据1934年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鉴于波兰一贯仇视俄国，所以把波兰当作反布尔什维克的同盟军。他认为，波兰人对俄国人的害怕可以成为德波和解的出发点。因此希特勒把对波兰的领土要求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47]

1939年8月12日，希特勒与反对波兰战争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会谈时说：“我毫不动摇地相信，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他们都不会发动一场大战。”9月3日，译员施密特在得到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后来到总理府：

我在希特勒的办公桌前不远的地方说话，接着就慢声向他翻译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当我译完时，房间里一片死寂。

希特勒一动不动地坐着，瞪起两只眼睛望着前方。他并没有如后来所说，不知所措，也没有如其它传说的那样，大发雷霆。他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坐着。

这一会工夫就像一百年一样长，然后，他转过脸朝着仍然站在窗户旁边的里宾特洛甫。“现在怎么办？”希特勒问道，说话时希特勒摆出一副凶相，意思好像是在抱怨他的外交部长使他对英国方面可能的反应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完成任务后，我退了出来，对在外间围住我追问的人说：“英国人刚向我们递交了最后通牒。两小时之内，英德两国就处于战争状态了。”外面房间的人听了这消息后，也是一片死寂。

戈林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那只能靠上帝发慈悲了。”

戈培尔垂头丧气独自站在一个角落里发愣。我看见房间里每一个人，即便为数较少的党内官员都是忧心忡忡的样子。[48]

这一情况得到多方面的证实，至少说明不只有希特勒要为战争的爆发负责。在1937年到1938年期间，英国政界的议论，主张容许德国向东扩张，以便减轻对西方的威胁。1937年11月，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访德，其目的就是让希特勒明白，英国将允许他在东欧有行动的自由。哈里法克斯于次年2月出任外长后，英国驻德大使汉德逊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再次让希特勒明白这一点。1938年3月希特勒进军奥地利，英法不反对；1938年9月希特勒入侵捷克，英法不反对，希特勒当然有理由设问：为什么不能再出现一个慕尼黑？正如李德·哈特说的：假如你容许任何人在锅炉下面不断地加煤，直到蒸汽压力已经超过了危险点，则引起任何爆炸的真正责任也就应该由你承担。

为了打击英国在地中海的力量，占领直布罗陀海峡是关键的一步，但前提是得到西班牙的支持。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与佛朗哥在法西边境的昂代车站会面商谈此事。关于这次见面，各方均无完整记录。只是在施密特的回忆中，才有准确的记述：希特勒首先扬扬得意地宣扬了一通德国的情况，接着才说到了问题的核心——直布罗陀，倘拿下该地，就可以把英国赶出地中海和非洲。希特勒提议立即缔结一项要求佛朗哥于1941年1月参战的条约，然后由德国部队于1月10日占领直布罗陀。他还提出，直布罗陀可归西班牙，并且含糊地说，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也可以归西班牙。

佛朗哥起先坐着一言不发，他那叫人摸不透的表情使我弄不清楚究竟是希特勒的建议震惊了他，还是在考虑如何答复。接着他说了一通托词……他说西班牙的粮食紧张……西班牙很需要现代化武器……此外他还说必须保卫西班牙漫长的海岸线以防英国海军袭击。他补充说西班牙还缺乏高炮，看来加那里群岛的战斗势在必行，西班牙怎样保障群岛不被攻占。此外，由外国军队攻下直布罗陀然后把它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这不符合西班牙的民族感情，应该单独由西班牙人把直布罗陀夺过来。

希特勒当时说，德国坦克攻占了直布罗陀桥堡就可以把英国赶出非洲。“把英国赶到非洲大沙漠的边缘，那也许可以做到。”佛朗哥说。“但要保障中部非洲免受来自非洲大陆和沙漠地带的强大攻击，那恐怕做不到。同样，对一个岛屿的袭击，也来自广阔无际的海洋。作为一名征服非洲的老战士，我心里很明白这些道理。”

希特勒那股差不多很有把握征服英国的强烈愿望，被佛朗哥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佛朗哥平静而温和地说着这番话，声调很是宛转……希特勒越听越不耐烦。会谈显然使他感到不安。有一次，他甚至站起来说，没法再谈下去了。不过，他立即又坐了下来，试图再次说服佛朗哥。最后，佛朗哥同说他同意缔结一项条约，只是要看能否解决这许多保留条件，诸如粮食和武器的供应以及西班牙积极参战的时间。这样，实际上就使条约成为一纸空文。[49]

佛朗哥是20世纪欧洲的一流政治人物。西班牙内战时，他是得到纳粹德国的支持才获得政权的，但在二战中，他并没有一头倒向纳粹，因此也没有随纳粹失败而消失。佛朗哥当然是独裁者，但他刻意培养、安排了开明的接班人，为他死后的西班牙民主转型做了准备。施密特的回忆记录了两位独裁者的会谈过程。在私人交往中控制希特勒的意志，佛朗哥是第一个。据说，希特勒发誓他宁愿被拔掉三四颗牙齿，也不再与佛朗哥见面了。

提供重要消息的不只是翻译，希特勒的私人副官京舍在被苏联俘虏后，被要求讲述有关希特勒的一切。一个最重要的情况是1944年底的阿登战役。希特勒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西方的代表，一再声明他的主要敌人是苏联，那么他为什么在战争后期置东线于不顾，却要集中兵力在西线发动一场攻势？据京舍的回忆，有关此事，有三个要点。第一，时机问题。1944年10月底，古德里安总参谋长汇报东线战况时说，苏军眼下正忙于向腹地延伸，补充后备军，因此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在东普鲁士和魏瑟河发起进攻，希特勒因此决定，这是西线反攻的最好时机。第二，动机问题。反攻前夕，希特勒对高级军官说明这次反攻的意义时，只讲行动如果成功，将会肃清西线，使战争出现转机。但京舍认为，希特勒向他的将领“隐瞒了通过这次行动同英美两国达到单独媾和的目的”，因为他相信，一旦德军占领安特卫普这个英美盟军的主要供应基地，陷于绝境的英美会主动找他谈和。第三，东西轻重问题。1944年12月底，西线正在进行苦战，古德里安紧急报告：苏联正在东普鲁士和魏瑟河集结兵力，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绝对有必要增援这些战区。希特勒虽然不高兴，但还是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并在次日宣布：“我沉重地决定，中止阿登的战斗，将狄特里希的第6装甲军及第5装甲军的主力调往东方。”正式命令还未发出，希特勒又要京舍去西线找狄特里希，叮嘱说：“请您告诉狄特里希，请他一步一步从前线撤下两个师。请您通知他，我决定，将他的全军派往东线。1945年1月12日，狄特里希接到命令：立即从前线撤离，调往东线。”[50]从京舍的这些介绍中可知，直到最后，希特勒应当也还是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的，尽管他弄巧成拙，未能达到与英美和谈的预期。

3. 他们被他催眠了

身边人之所以无法理解希特勒，在希特勒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与许多独裁者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言九鼎的权力、独特的行为风格，同时又具有其他独裁者不具备的德国群众的支持、纳粹党宣传机器的神化，由此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催眠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身边人甚至还不如普通群众，他们无法避免希特勒的现场催眠。这些身边人的回忆，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希特勒催眠技法与效果的记述。

希特勒及纳粹党精于掌握“群众的艺术”，其基本形式就是大众演讲。记者海登1933年流亡前曾对希特勒进行了历时10年的研究，评价不高：“带着不容置疑的确信，希特勒表达了面对无形的敌人时群众无言的恐慌，并给这一无名的幽灵命了名。他是现代群体灵魂的一个纯粹的碎片，缺乏任何个人素养。人们不必去问，他使用何种伎俩征服了大众；他并没有征服他们，他只是描绘并代表了他们。他的演说是群体灵魂的白日梦，这些演说混乱，充满矛盾，如按字面来看，时常如梦一般毫无意义，但却被赋予了深层涵义。丑陋的诽谤，平淡的笑话，夹杂着回音，有时还有得意扬扬的语句。这些演说常以深沉的悲观主义开始，以皆大欢喜的胜利救赎告终；它们常可被用推理加以驳斥，但是它们却追寻更强大的潜意识逻辑，任何反驳都无法触及。希特勒曾向现代群众无言的恐慌发表演说，并为无名的恐惧命名，这让他成为群体时代最伟大的群体演说家。”[51]这就是希特勒演讲的奥秘所在：他真正擅长的并不是演讲，因为他声音沙哑，喉音过重，进展缓慢且疙疙瘩瘩，既无一定的逻辑结构更无明确的内容，但他有一种控制集体无意识的能力，能够把群众集体引入一种梦幻般的状态，最后给予群体一种集体性高潮的感受。1934年9月，初到德国的美国记者夏伊勒在纽伦堡纳粹党代会（就是电影《意志的胜利》所记录的会议）上多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他后来对此有一个经验性的分析：

在我看来，希特勒所表达的词句和看法，完全都是荒谬之至的。但是在纽伦堡的那一周我开始明白，希特勒说的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如何表达的。希特勒与听众的交流能力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他几乎可以在一瞬间就与大家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然后随着他演讲的深入，这种密切的关系会越来越深，越来越紧，直到完全控制大家的心灵。在我看来，只要大家进入了这种被控制的状态，那希特勒说的一切东西，哪怕是最愚蠢的胡话，他们也不会有丝毫怀疑。在之后的数年间，我听过他大量的重要演说，就连我都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心性，每一次我都需要停顿下来让自己清醒过来，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他说的全都是胡话！完全都是赤裸裸的谎言！”然后我就会再看看四周的听众，他们已经如痴如醉，元首的每一个字在他们心里都是如此的真切。[52]

这种对大众的催眠能力，是希特勒主要的政治资本之一。即使在日常性的工作中，希特勒也善于表演。施罗德记得希特勒口授演讲稿的情形：“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往往看到他正神经质地来回踱步。时不时地，他在俾斯麦的肖像前停下脚步，用迷惘的目光注视着那位大人物，如祈祷一般，仿佛在祈求铁血宰相赋予他治国方略的灵感。他以梦游者一样的步伐，从一件家具踱到另一件家具旁……突然，他停下脚步，就像一下子中了风似的。……开始时，他说话的速度和声调都很正常，随着思路的进一步拓展，他说话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句子一句接着一句，绕屋走动的步伐也越来越快。突然之间，语气变得生硬了，声音也越来越大。……谈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时，他的声音陡然变得激烈而粗暴，血液跟着冲上头部。……口授结束后，希特勒随即恢复了冷静。”[53]独揽大权的元首就这样给施罗德一种非常之人的感觉，而其强大的催眠力则干脆使这些身边人丧失了判断力。小人物固然容易上当受骗，但像教养极好的建筑师施佩尔、杰出的电影导演里芬施塔尔和传奇般的试飞员莱奇这样在各自领域都是一流的专业人才，都是在听了希特勒演讲后参与纳粹运动的，这就不能用仆人眼中无英雄来解释了。

希特勒如此，他手下还有一个戈培尔，也是宣传大师。1945年4月17日，纳粹德国崩溃的最后一刻，他对宣传部职员发表演说，将纳粹的灭亡与《科尔贝格》——他主持拍摄的一部讲述1807年波美拉尼亚人抵抗拿破仑的彩色古装电影——的故事进行类比：

先生们，100年后的人们还要再放映一部彩色影片讲述我们经历的恐怖日子。难道你们不想在这部电影中饰演一个角色，在100年后复活？此刻人人都有机会选择他要在100年后的这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将是一部昂扬向上的影片。而为了这样的前景，我们必须坚定立场。坚持住，这样100年后，当你们出现在银幕上时，观众将不会嘘声一片。[54]

把罪恶行径塑造为摄人心魄的审美幻象，把彻底失败解释为壮烈的历史悲剧，在最后一刻仍要德国人为之牺牲，这就是纳粹宣传的特征。就是在这种催眠与感召下，直到希特勒自杀身亡，绝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依然保持着对他的信仰和崇拜。

就希特勒身边人而言，他们所受到的催眠又更为直接频繁。希特勒的观察者都会注意到他的眼睛。美国记者夏伊勒记得：“那是一双能摄人心魄的眼睛，敏锐而具有洞察力。我尽可能地去近距离观察了一下，发现他的眼睛是亮蓝色的。但是当你第一眼看见它们的时候，最吸引你的东西却绝不是它的颜色，而是它们对你的注视，那里面蕴含着无尽的能量，似乎要彻底地把你看穿。对于那些受希特勒感召，对他充满恐惧和狂热爱戴，却又任由他支配的人来说，只要希特勒看上他们一眼，他们立刻就会全无力气，而且这一招对女性尤其见效。……在纽伦堡等候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所有的纳粹高官，哪怕他们的资历再老，平日的性格再刚强，只要希特勒停下来和他说句话，他整个人立刻都会僵硬起来，浑身弥漫着被希特勒的眼神蛊惑的气息。”不但是德国人，外国人也是如此。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年轻女儿告诉夏伊勒：“你怎么也忘不了他的眼睛，它们会完全征服你。”[55]希特勒的身边人，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几乎时时处于被征服状态，对希特勒的信念当然不会有任何动摇、怀疑。

1945年4月22日，秘书约翰娜·沃尔夫不愿意离开总理府的地堡，希特勒劝说她为了她80岁的老母她不能这样做。年纪最大的副官绍布也不愿与主人分开，但希特勒命令他离开。1945年在美军战俘营，电影导演里芬施塔尔与沃尔夫有过交流：“我问沃夫小姐：‘您怎么解释这些极端的矛盾呢？希特勒一方面如此地关心他下属的命运，而另一方面却又毫无人性地坐视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些罪孽，或者甚至是奉了他的命令？’‘他可能，’沃尔夫小姐啜泣道，‘对这些罪行并不知情啊——他被无数疯狂的追随者簇拥着，像希姆莱、戈培尔以及鲍曼，他们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甚至下达一些命令，而希特勒根本就不知道！’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她泣不成声地大哭，全身似乎都要痉挛了。”[56]沃尔夫女士不愿意相信希特勒是大屠杀的主谋。1945年4月22日，另一位秘书盖尔达·克里斯蒂安不但自愿留在地堡陪同希特勒至死，而且对撤离地堡的丈夫克里斯蒂安（Eckard Christian）极为不满：“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是我们之间的婚姻就此结束。我不能饶恕这种背信弃义。我很高兴我能够幸存下来，好像就是为了同这个蠢人离婚似的。”美国记者奥唐奈（James P. O'Donnell）问她：为什么她和她的同事都没有结婚或离婚，盖尔达回答：“既然我们同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有过这样的亲密关系，怎么还能这样做呢？”5月1日晚，她逃离地堡后赢得到英国军官的帮助，这件事又使她想起希特勒：“回忆往事，必须承认希特勒有一点是正确的：‘在一片混乱的时刻，只有英国人仍然会以绅士风度行事。’”[57]终盖尔达一生，她从来没有说过从前“善良而伟大”的元首的一句坏话。2000年，83岁高龄、躺在病榻上的格尔达·克里斯蒂安也仍然保留着对“领袖”最为美好的回忆。“我对于和元首相处的日子没有任何可抱怨的，甚至在当时德国举国上下禁止妇女吸烟时，我们都能继续吸烟。”[58]

没有一个领袖人物因为邪恶而没有一个支持者。聪明漂亮的女性爱上强权人物，古今都不鲜见。暴君们支配着一个国家，手握无数人的身家性命，这本身就具有所谓的“英雄气概”，再加是个人崇拜所强化的“催眠”力量。当希特勒接见群众时，一些妇女因兴奋过度而昏了过去，甚至有女性以为希特勒生一个孩子而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施罗德说：“的确，有许多女人深情地迷恋着他，还有许多女人着了魔似的想和他生一个孩子。有一天，一个年轻女子成功地闯进了他在慕尼黑的府邸。一见到他，该女子就疯了似的扯掉了自己的贴身短上衣。”[59]大概也是因为如此，纳粹冲锋队要员布吕克纳就一直认为希特勒不应该与任何女性产生关系，因为这可能会潜在地削弱希特勒的影响力。[60]即使在暴政公开后，这些女性意识到自己做出了多么惨痛的选择，但她们仍然不肯承认这一事实。正如许多独裁者身边的女性一样，希特勒的所有秘书在战后都没有结婚。

这种催眠力量并不只是对身边人或女性有效。据戈培尔的情人巴洛娃说早在1936年，戈培尔就怀疑纳粹的整套理念，认为早晚会发生灾难，因为所有人都轻信这条理念，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但是，他承认在他感到软弱的时候，他的全部信心都系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希特勒。“他是受命于天的。他有一种超人的内在的力量。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会为未来担心……”[61]海军上将邓尼茨承认：“我故意很少到他的统帅部去，因为我感到这样我才能保持我的主动性，也因为，在统帅部呆了几天以后，我总是感到必须摆脱他的暗示力量。”极为自负的理财专家沙赫特记录说：“有一次我设法说服戈林对希特勒施加影响……他答道：‘我常常下决心去跟他谈点事情，但是在我面对着他的时候，我就吓得泄了气。’”当沙赫特向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说明某个问题无法解决时，回答是：“我知道是这样的，但是我对希特勒有信心，他能找到解决办法。”[62]直到1945年3月中旬，但泽地区党的领导人福斯特尔（Albert Forster）来到总理府地堡，告诉大家苏联人挟强大之军队及1100辆坦克，已经出现在宣布为堡垒实则完全不具备抵抗能力的城市前方。他将告诉希特勒大势已去，逼他作出明确的决定。但当他从希特勒的办公室出来后，福斯特尔却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说：元首会救援但泽，这是“毫无疑问的”。4月18日，另一位党卫队将军也有类似的经历。[63]4月26日晚，空军上将格莱姆被召到柏林总理府地堡，希特勒任命他为空军总司令并升为陆军元帅，地堡的情形与气氛本来像个精神病院，但希特勒魔咒的蛊惑依然有效。格莱姆兴奋地对他的部下说：“元首强大的自信完全激发了我的斗志，德国不会灭亡，我们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地方就像是不老泉，让我重新充满活力。”[64]

对此讲得最多的是施佩尔，他一再指出希特勒对纳粹德国高级将领的魔力。1944年6月，东西两线同时吃紧。“毫无疑问，在西线、东线和空中这三条战线处于崩溃的这几个星期里，希特勒表现出坚定的自信心和惊人的毅力。为夺取政权，他屡受挫折，作了长期的斗争，这无疑增强了他的意志；戈培尔及其他追随者亦然。也许是那种经常所说的‘斗争时代’的经验教训了他，使他在同事面前从不流露出丝毫的忧虑。他的亲信仰慕他在危急关头时的镇定自若。单是这一点，就大大有助于对他所作各项决定的信任。显然，他经常意识到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他；他知道即使他瞬息之间丧失镇静，也会引起沮丧。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为止，这种自我控制一直是一种非凡的意志力。他不顾自己迅速衰老，不顾疾病缠身，不顾莫雷尔（Theodor Morell，希特勒的医生——引按）的实验，也不顾使他晕头转向的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强使自己表现出这种意志力。”[65]

话说到这个程度，“催眠”云云也就值得怀疑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能将全体人民召集在身后，而且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做到这点，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依靠成就，而不是依靠煽动。希特勒在20年代只拥有其作为大众导演的煽动性、其催眠般的雄辩与迷惑艺术时，当时被他说服为追随者的德国人不到5%；在1928年的大选时只有2.5%。其余的40%是1929年至1930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其他所有政府与政党无助的失职造成的。但最后的决定性的50%是他在1933年以后通过成就赢得的。”[66]这意味着，大小人物之接受催眠，并不只是上当受骗的问题。

纳粹的种种野蛮行径逐步公之于世之后，“希特勒”成为一切暴政的代名词，成为政治文化中的咒骂语。但是，历史不是倒放电影，观众可以根据结局来重新欣赏不断展开的情节，判断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如果我们从纳粹运动的起源开始考察，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希特勒是凭借其解决魏玛共和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的许诺而赢得相当大的一部分选民（在1932年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大约67%的选民没有把票投给希特勒，纳粹是靠着与其他右翼政党的联合而于1933年上台的。在1933年3月的选举中，纳粹获得总数39，343，300张选票中的17，277，200选票，占总数的43.9%）的同意而掌权的。在战争、革命和一战失败的耻辱给德意志民族造成深重创伤的危急时刻，希特勒利用了这些条件，为选民描绘了一个崭新而美好的社会，使自己成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象征。纳粹德国古德里安大将认为：“至于德国为什么会接受希特勒的指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的政策失败。这个政策为纳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使我们产生了失业现象，要负担着重大的赔款，割去相当多的领土，丧失了自由、平等和军事力量。当那些胜利国起草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守威尔逊十四点的理想，因此才使德国人民对各强国都丧失了信心。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国外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成就；在国内也不能解决德国人民的困难，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马上就赢得了不少的拥护者。”[67]在1939年以前的德国人看来，希特勒执政确有建树。

首先是经济发展了。四年之中，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失业率从30%以上降到几乎为零。政府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在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的同时，还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纳粹下属的劳工阵线还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仅1937年一年内，全德就约有1000万工人享受到了这项福利。虽然德国公民付出了政治残废的代价，但毕竟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绝大多数家庭不再受失业的困扰。哈夫讷客观地指出：“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德国工人阶级，是以多大的充满感谢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1936年至1938年之间，它完全主宰了大众的情绪，它让任何一个反对希特勒的人显现为一个牢骚不断的挑剔者。‘这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和面包。’——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原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选民的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反对希特勒的广大群体。”[68]

其次是强国地位恢复了。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000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莱茵河地区则被《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为“非军事地带”。希特勒上台后秘密重整军备，很快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以实力为后盾，1936年3月收复莱茵兰区，1938年3月“合并”奥地利，1938年10月把捷克苏台德地区纳入了德国版图，1939年3月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使其沦为德国的保护国……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条件下完成的。

再次，或许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的社会基础是“群众”而不是某一个阶级，这使他成为全民的领袖。哈夫讷认为：希特勒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的民众领袖。……没有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更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的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性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的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对它们做出什么服务”。[69]

最后，并非不重要的是，较之历史上的任何政治人物，希特勒的“成功”极为迅速。在其12年统治的前6年，希特勒政权取得了一系列让其敌人与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几乎没有人相信它能取得的“成就”。经过纳粹强大的宣传机器的神化，希特勒成了德国人的“救世主”。假如希特勒死于1939年，恐怕只有很少的德国人会否认他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正是这些成就在当时使希特勒的反对者（在1933年这仍是德国人的多数）感到疑惑，内心理屈词穷，让今天（1978年）的一些老年人仍然暗暗怀念他。”[70]当然，这一成就的真实性是可以质疑的，而且它付出了希特勒个人独裁的不可替代性和有意识地摧毁国家功能的代价，付出了公民权利的丧失、公民成了政治废人的代价，而且这一成就后来又在战争中葬送了。不过，在希特勒的无数暴行还没有公之于世的1938年之前，纳粹在重建德国方面的巨大成就确是显赫的，不但多数德国人是满意的、陶醉的，国际舆论也是同情的、羡慕的。如果像海德格尔、施米特这样深邃的思想家都一度拥护希特勒，那么身边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除了敬仰、紧张、谦卑外，哪里还会想到希特勒可能会出错，更遑论犯罪。音乐家瓦格纳的儿媳妇温妮弗雷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1976年还在回顾他的功绩：“国防军得到了重建，德国在其他国家面前又有了自决权，而且总的来说，至少《凡尔赛和约》得到了修正，年轻人又有了目标，人们的健康也有人关心了。所以，的确还是有一连串的好事的。”[71]

当然，纳粹德国绝非人间盛世，社会各界对纳粹的各种暴行也一直有批评和抵制。希特勒采取的策略是，保持与党的必要距离。上任伊始，他就坚决抵制党控制政府的进程，阻止全国和地区两级党的领导人举行定期会议，甚至取消了把党的领导机关从慕尼黑迁到柏林的计划，只允许一个联络机构留在总理府。纳粹党是第三帝国的唯一政党，却从来没有掌握绝对的权力，包括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在内的承担着重要工作的党内权贵，权力也十分空洞。党只是他的传话筒和对国民进行教育的宣传工具。这样，他使自己超脱于执政党之上。“对希特勒的个人迷信起码可以使高级官员们不必同意纳粹政体的每一个方面，因为希特勒主义高于党，只要崇拜希特勒就行了。”希特勒甚至对严厉谴责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也有魅力。“第三帝国的一个荒谬之处在于，一些忠于政权的人一面抨击当局的过火行为和种种流弊，一面又向希特勒乞求灵丹妙药。”[72]绝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希特勒对手下人的胡作非为一无所知，假如他知道的话，一定不会饶过他们的。每逢遇到不顺心的事，人们就会说：如果元首知道这一切该是多么好啊！

这当然是残酷的讽刺。但暴政之下，小人物受害最深，如果没有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伟大元首，他们的生活信念又如何能保持？小人物可怜，但希特勒是因为这些可怜的人才伟大的。

[1]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321页。在纳粹败象初露的1943年，希特勒已经明白其所为是如何不得人心。

[2] 詹姆斯·P.奥唐奈：《希特勒暗堡》，第14页。

[3]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第560页。

[4]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55—56页。

[5]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49页。

[6] 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1951），刘同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4页。

[7]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105页。

[8]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25—26页。

[9] 参见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351页。

[10]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252页。

[11] 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第5页。

[12]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330—331页。

[13] 海因茨·赫内：《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第4页。

[14]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299页。

[15]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42页。

[16] 加莱阿佐·齐亚诺：《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11页。

[17]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33—134页。

[18]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752页。

[19]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383页。

[20] 罗胡斯·米施：《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第92页。

[21]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65、105页。

[22]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136页。

[23] 罗胡斯·米施、梅丽莎·米勒：《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第68页。

[24]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91页。

[25] 格伦·贝·因菲尔德：《爱娃与希特勒》，第272页。

[26] 引自詹姆斯·P.奥唐奈：《希特勒暗堡》，第199页。

[27]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22页。

[28] 罗胡斯·米施：《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第79页。

[29] 罗胡斯·米施：《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第113页。

[30]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75页。

[31]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67页。

[32]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女贴身秘书回忆录》，第117页。

[33]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85页；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22—123页。

[34]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46—47页。

[35]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166—167页。

[36]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181页。对这一事情的另一种描述是——亨里埃特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那天在阿姆斯特丹，我看到一列载满犹太人的火车，他们受驱逐。这些人真可怜啊——他们太狼狈了。我想，他们肯定受到虐待。您知道这种事情吗？您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当下全场死寂。希特勒马上站起来，道声晚安就走了，席拉赫太太从此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62—63页。）据伊恩·克肖的传记，希特勒的反应是：“……突然跳起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然后大声怒吼：‘我需要的就是这个，你到我这儿来说这些多愁善感的废话。这些犹太女人跟你有什么相干？’”（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455页。）

[37]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21、179—180页。

[38]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59页。

[39] 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第14页。

[40] 罗胡斯·米施、布尔西耶：《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第172页。

[41]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84页。

[42]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383—387页。

[43]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02页。

[44]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314页。

[45] 罗胡斯·米施：《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第48页。

[46]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卷），第7页。

[47]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175、209页。

[48] 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第149—150页。

[49] 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第188—189页。

[50]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第208—212页。

[51] 迈克尔·伯利：《第三帝国》，第31页。

[52] 威廉·夏伊勒：《噩梦年代》，第212—213页。

[53]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14—15页。

[54] 迈克尔·伯利：《第三帝国》，第390页。

[55] 威廉·夏伊勒：《噩梦年代》，第121—122页。

[56]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283页。

[57] 詹姆斯·P.奥唐奈：《希特勒暗堡》，第109、104、250页。

[58] 安德鲁·罗伯茨：《改变世界的领导力》，第81—82页。

[59]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第94页。

[60] 布莱恩·泰勒：《希特勒夫人爱娃·布劳恩画传》（2012），王笑盈等译，西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

[61] 丽达·巴洛娃：《我一生的甜蜜与痛苦——明星生涯与希特勒、戈培尔情怨录》，第130页。

[62]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412、413页。

[63]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第143页。

[64] 阿尔敏·迪·莱曼、蒂姆·卡罗尔：《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的末日》，第155页。

[65]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386页。

[66]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第69页。

[67]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376页。

[68]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第58、62页。纳粹老兵也一直认为对希特勒要一分为二，认为战前的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把德国从一战后贫穷、弱小、受欺压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假如希特勒不发动侵略战争，肯定会作为德国的一代伟人被载入史册。而发动战争的希特勒则是“一个疯子”“战争狂人”“专制者”。参见朱维毅：《寻访“二战”德国兵》，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78—92页。

[69]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第99—100页。

[70]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第58页。

[71]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336页。

[72] 海因茨·赫内：《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第75、79页。

第二篇　希特勒在德国

五、希特勒的群众

如果这种魔力在某人身上出现，并起着支配作用时，这种魔力最可怕了。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了若干这种魔力，有时近在身边，有时远离身边。他们并非总是智慧和才能都卓绝超群的人，很少以宽厚善良而取得人们印象的，可是却从他们身上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对所有的人，所有的自然力量都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有谁会说，这样一种作用究竟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一切联合起来的道德力量对它也无可奈何，世人中一部分光明磊落的人，想怀疑他们是骗子还是被骗的人，但却徒劳，他们却是吸引了广大群众。很少或从来也不会同时找到像他们这样的人，除了他们要与其抗争的宇宙本身之外，什么东西也无法战胜他们……

——歌德[1]

希特勒是乱中成事的典型。1932年4月以后，魏玛共和国面临的各种危机日益加深，暴力和恐怖、密谋和诡计开始主导德国的政治生活。1933年1月，兴登堡总统略有勉强地把总理职务交给希特勒，从此开始了德国的纳粹时代。德国学者哈夫讷指出：“一九三三年三月……所发生的事件固然由各种奇形怪状的元件混杂而成，可是敌对各方偏偏都欠缺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胆大、英勇和高贵的行为。那年三月总共带来四样东西，最后制造出坚不可摧的纳粹政权。它们分别是：恐怖措施、庆典和慷慨激昂的宣言、变节行为、集体崩溃——也就是千百万人同时发生了精神错乱的现象。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诞生得更加血腥，可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会诞生得如此令人倒尽胃口。”[2]当时，无论是支持希特勒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集团，还是普通的德国人，他们绝大多数没有意识到德国将进入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纳粹统治下，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随大流，他们既非纳粹分子，亦非反纳粹分子，虽都无法摆脱希特勒和纳粹机器，却各有各的表现。

1. 革命后的两种人

纳粹运动是大众运动而非少数几个恶魔对大众的操纵和挟持。极权国家与恐怖战争需要战士和打手。正如任何恐怖行动与机构一样，主动的、自觉的纳粹分子终归是人口中的极小部分，更多的人不是冲锋者、献身者而是拥护者、服从者以及随大流者，尽管其中不乏政治清白、道德高尚的正直人士和受迫害者，但更多的是纳粹的追随者、服从者和受益者，他们组成了希特勒的群众。一个基本的轮廓是，在纳粹体制下青云直上的人多是小人、坏人和恶人。1936年，作家克劳斯·曼（Klaus Mann）就在小说《梅菲斯特升官记》中刻画了一个飞黄腾达的小人赫夫根。虽然赫夫根的性格塑造和社会内涵还不能与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臣仆》中的狄德利希·赫斯林相提并论，但克劳斯·曼却以这部作品丰富了曼氏家庭对德意志文化的批判：父亲写的是俾斯麦时代，儿子写的是希特勒时代。

赫夫根的起点是汉堡剧院。这名喜剧演员以其娴熟的技艺演出德国的、法国的古典戏剧，他胜任年老的或年轻的、正面的或反面的各种角色，胜任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古典和当代市民戏剧中的任何角色。赫夫根的发迹有两个阶段，首先是在汉堡剧院，凭借其出色的表演而在剧院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经理都像下属一样听他指使。但他并不满足：汉堡只是省城，而在政治中心柏林，那里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他，只有一家柏林驻汉堡的记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还把他的名字拼错了。“对荣誉的追求，对首都的渴望折磨着他，犹如一种切肤之痛。”在柏林，赫夫根开始了新一轮的追求：“他的身后是在省城里获得的巨大成功，想起来令人惬意；他的面前是新的开端，他又成了新手，去经历再次的考验。为了向上爬，这一次他一定要爬上去，他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3]靠着一身硬功夫和每天工作16小时的勤奋，赫夫根迅速在柏林戏剧和电影界打开局面，在1929至1930年的演出季节中如愿以偿，取得了在汉堡所取得的一切。纳粹掌权后，他又以其成功扮演《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而深得纳粹德国二号人物戈林的欣赏，终于与“魔鬼签约”，进入纳粹文化体制。当无数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普通公民、犹太人遭监禁、屠杀、流放时，赫夫根却风光无限、官运亨通，一跃而为国家剧院经理、帝国参议员和枢密顾问，成为帝国上流社会的一员。戈林的府邸他可以自由出入，意识形态总管戈培尔也不能加害于他，希特勒也须拨冗接见他25分钟，并给他的婚礼致电祝贺——这是何等的辉煌！

社会就是大舞台，人生不过一出戏。赫夫根是出色的演员，但他没有局限于舞台上的成功，而是由舞台而生活，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一个角落来琢磨、推敲，利用一切手段往上爬。他永远在演戏，到处在演戏。比如“他总在撒谎，然而他又从不撒谎，他的虚假就是他的真实”；比如他冷漠无情，“他完全有理由把周围的人都看作是自私自利，卑鄙无耻的；而那些善良的行为，那些正直、亲切的行为却常使他手足无措”。赫夫根最显赫的舞台成就是出演《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

当赫夫根扮演的梅菲斯托从那涂抹得刺眼的嘴里说出下面一段话时，柏林国家剧场的大厅里掠过一阵战栗：

“……因为一切出现的事物

都是为着要走向灭亡；

所以最好是什么也不要出现。”

说完话，他这个极富智谋的丑角一动不动，平静地站在那里。难道他是因不幸而发呆吗？在化妆油彩的斑斓色彩下面，他的眼里又闪现出深沉的目光。让天使们环绕着上帝的宝座欢呼颂扬吧，他们对人类是一无所知的。而那魔鬼却了解人类，洞悉他们一切卑劣的隐秘。啊，想到人类时，所感受到的痛楚，使他的肢体麻痹，使他的神情呆滞，仿佛戴上了一副绝望的面具。[4]

深刻理解人类的赫夫根没有绝望，在洞悉了人类卑劣的欲望之后他懂得如何实现自己的欲望。魏玛德国以政府软弱低能、社会情绪激烈、政治严重对立为特征。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赫夫根随机应变，善于在复杂的政治境遇中维持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到最后一刻，不把自己跟任何政治势力绑在一起。赫夫根最初与共产党有过联系，参加过一些活动，但他从来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参加集会时，他在最后一刻打了退堂鼓；排演革命戏剧《春回大地》时，他拖拖拉拉一直没有演成。尽管赫夫根没有真正的革命思想与革命行动，却能以热情空洞的时髦语言表达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和对世界革命的向往，并获得革命者的欢迎。这里当然有演戏的成分，但作为一个生活困顿的地方演员，赫夫根有其本能的阶级意识，也认为共产党有朝一日会掌权，所以他不会拒绝，更没有反对共产党。当剧作家马尔德尔请他在酒店吃饭时，面对满目琳琅和一片奢华，赫夫根“一边听任别人给自己斟上白葡萄酒，一边生气地想，我本不该到这种为资本主义剥削者而开的餐馆来。此刻，他后悔不该一再推迟‘革命剧目’的上演”[5]。当他在柏林大红大紫时，赫夫根也自认为还有革命理想，并与共产党人乌尔里希斯保持有距离的接触。在后者领导的无产阶级剧团中，他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没有开自己的奔驰而是乘出租车而来，并亲切地对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说：“不要提什么著名不著名，也不要提什么国家剧院，我是你们的赫夫根同志！”魏玛时期，赫夫根这种政治面目使他成为左翼报纸的宠儿和纳粹鞭挞的对象，而其作为演员的声望和影响也因之扩大。严格地说，八面玲珑的赫夫根在政治上还不够敏感，即使在柏林，他的全部世界也就是舞台、摄影棚、更衣室、夜总会、宴会厅和社交沙龙，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场一场地演出、一部一部地拍片。1933年1月纳粹掌权时，赫夫根正在法国演出，他知道自己上了纳粹的黑名单，准备过流亡生活。踌躇之际，他的崇拜者小安格丽卡来信告诉他，她在纳粹二号人物戈林的情人洛特处为他说了好话，已经使洛特认识到，她在国家剧院的首场演出必须由赫夫根作搭档。喜讯传来，赫夫根立刻回到柏林，迅速获得洛特的信任和信赖并进而获得戈林的信任和保护。显示其政治智慧的是，赫夫根干脆亮出底牌，向戈林坦承自己曾反对过纳粹：“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我也做过某些蠢事。”对于这样一位与时俱进、纳粹也需要的名演员，戈林一句话就原谅了：“每个人都可能干出点蠢事来的。那是混乱不堪的坏时代造成的。”[6]从此，赫夫根在纳粹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靠山，从此蒸蒸日上。然而，即使此时，他也没有与共产党绝交，相反，他通过关系救出狱中的乌尔里希斯，把他安排在国家剧院，客观上使之具有从事革命活动的条件。在后者再次被捕后，他还跑到戈林那里去求情；后者牺牲后，他给死者的母亲寄去安葬费。这既是安慰自己还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也想还为自己留一条退路，自认为是“置身敌人内部，从内部削弱他们的力量”。正像纳粹上台前夕演员马丁说的：“您会过得不错的，亨德里克·赫夫根，无论在德国发生什么事。”[7]

权力而外是女人。赫夫根出身底层，可供其发展的资源太少。但他拥有可以吸引女性的魔力，身边从来不乏崇拜者。在汉堡剧院中，同事赫茨费尔德夫人、小安格丽卡都对他含情脉脉，但他对她们只有利用而无感情上的投入。比如小安格丽卡在帮他与洛特接上头后，他从未感谢过她。与赫夫根真正有关的是三个女人。一是他原来的情人朱丽叶，她是德国男人与刚果女人的混血儿，赫夫根迷上她“火辣辣的眼睛和大腿上的肌肉”、她的野性，他需要从她这里得到肉体的满足和快慰，获得自信和力量。与芭芭拉结婚后，他一度想摆脱朱丽叶，但很快又每周与朱丽叶寻欢作乐。到柏林后，他也把朱丽叶召来，享用她的身体。当他的政敌注意到他与一个黑女人关系暧昧时，他请戈林用党卫队的力量把她逐到巴黎。二是他的妻子芭芭拉。演出讽刺喜剧《克诺克》时，作者马尔德尔推荐了一名女主角尼布尔小姐，后者有一个女友芭芭拉，在知道其父布鲁克纳不但是欧洲学术界的重要人物，而且在军政两界均有背景后，赫夫根热情追求芭芭拉，以表演出来的苦恼和惶惑赢得了富有怜悯和同情心的芭芭拉，并从此跻身到一个体面荣耀的阶层。当赫夫根由马尔德尔推荐来到柏林剧院时，只是因为剧院主管人“教授”甚为尊敬布鲁克纳，他才被勉强接受。但飞黄腾达之后，赫夫根却与芭芭拉离婚了。三是戈林的情妇、后来的妻子洛特。纳粹上台后，赫夫根时刻记住一点：“必须让洛特·林登塔尔钟情于我。这次事关全局，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要像攻克一座堡垒一样征服洛特。尽管她生着一双牛眼，臃肿得嘟出了双下巴，烫过的头发还带着一副乡巴佬的样子，但对我来说，此时追求她比追求一位女神还要紧。”[8]正是通过洛特的中介，赫夫根受到戈林的保护，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小人之所以要往上爬，是因为他的野心，也因为社会的严重不公。20世纪20年代，赫夫根还是汉堡剧院一个穷困潦倒、连吃一顿晚饭还需向别人借7个马克50芬尼的喜剧演员。因为《克诺克》的成功演出，作者马尔德尔请他到华贵的餐厅吃饭。他一方面感到难堪和不自在，另一方面却发现：“这位刻薄无情、目光尖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评论家，穿了一套做工考究的深色西服，佩戴着一条经过精选的领带。他以一种令人生厌的方式从端上桌的龙虾中挑出最好的送进嘴里。他与那些被他在剧本中所讽刺的人物之间难道不是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吗？此时，他正在夸耀自己年轻时的好时光。他认为，当前这个颓废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点可与那个时代相比。他说话时始终将那双冷冷的、不安而贪婪的眼睛盯住尼布尔小姐。”[9]在痛骂了一顿“人人都没有教养，处处都不是讲纪律”后，马尔德尔预言：“这一切将会可耻地收场。最糟糕的事情将会发生。……我不会搞错，感觉到了酝酿中的这场灾难。它将成为史无前例的，它将吞没一切，除了我之外，谁也不会对此感到遗憾。”一个痛骂资产阶级的人过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一个时代的批判者却是时代名誉和财富的真正收获者，似乎在启示着赫夫根：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否也只是一种攫取名利的方式？同样，在与芭芭拉结婚后，“想到芭芭拉那美好的童年，赫夫根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嫉妒之情。在父亲府邸度过欢乐的假日，在高贵的祖母的领地上享受，把这样的童年和自己的童年相比，亨德里克怎么压抑得住涌起的愤懑不平呢”[10]？赫夫根一方面感觉自己是闯入这个圈子的外来人，感到拘束不安、多疑而易怒，另一方面又从中感到极大的满足；白天的贵族式娱乐他不会，晚上的舞会却大出风头。因为两人社会地位悬殊，婚后生活也就很不和谐。赫夫根吃鸡蛋只要加点盐就行了，芭芭拉却像配鸡尾酒那样，要加上10种调料配成辣味汁。每当生活中发生这些分歧，赫夫根总是感到芭芭拉的眼睛中藏着讥笑和责备，甚至无法完成床笫之欢。他把这一切总结为阶级差别：“问题就出在这里！”他恨恨地叫道，眼里闪着恶毒的光，“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你的一生中，你从未真正感受过耻辱……而对我来说，则是家常便饭。……我常常感受到那种强烈的耻辱，臊得我恨不得下地狱……”赫夫根向朱丽叶抱怨芭芭拉：她的家庭一切都那样神圣，而我的母亲却可任他耻笑！芭芭拉也感到自己被一个伪君子欺骗了，两人关系日益冷漠。但赫夫根不允许自己在婚姻上失败：“这次如果我在芭芭拉身上失败，就意味着我将永远难逃失败的厄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要承认这一现实，即我一辈子只能属于像朱丽叶那样的姑娘。”[11]在赫夫根这里，芭芭拉不只是他的妻子，还是他向上爬的阶梯，是他走向成功的证明。除非与芭芭拉的婚姻已经无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否则他不会与芭芭拉离婚。

不是每个人，也不是每个纳粹分子，都像赫夫根这样和纳粹德国完全匹配，更多的普通纳粹也不具备这个社会所特有的虚假的威严、歇斯底里式的热情、自负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廉价的魔力。当魔鬼向“神人”（纳粹要人）靠拢，沐浴在他们的光辉之中时，一些基于个人生存的需要、积极投身纳粹运动的正直者却继续遭遇着失败。赫夫根曾以共产党人自居，因此与汉堡剧院的法西斯主义者时有冲突。他对芭芭拉说：“自由主义在纳粹的专制统治下也将学会苟且求安。只有我们，战斗的革命者，才是他们的死对头，只有我们去阻止他们上台！”[12]汉堡剧院的同事米克拉斯，出身低微，身体很差，到剧院后又一直演些没意思的配角，因而对现实极端不满，终于参加了纳粹。在纳粹还未成气候时，赫夫根公开骂戈林的情妇洛特是“蠢牛”，而米克拉斯却要捍卫“我们德国民族英雄的女友”的名誉。冲突的结局，是赫夫根强迫剧院把这个身无分文、疾病缠身的纳粹分子解雇了。赫夫根威信大增，俨然反纳粹的斗士。另一个纳粹党人克努尔是剧场管理员，不敢与赫夫根公开对阵，只好把纳粹的徽章藏在制服袖口的翻边里，但：

每逢赫夫根走进剧场，坐在门房暗处的管理员总向他投去不怀好意的目光，似乎在说：“等着瞧吧，你这个该死的有文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不会听任你这样猖狂！救世主——我们的元首走向我们，他到来的那一天近在眼前了！”亨德里克看到这种目光，心里在发抖……[13]

不用说，赫夫根是纳粹的敌人，而米克拉斯、克努尔却是坚定的纳粹党人。然而，纳粹革命成功后，获得好处的却是前共产党人赫夫根，而不是为纳粹奉献过斗争过、希特勒上台时流下“幸福”的泪水的米克拉斯。赫夫根“和这个社会匹配甚佳，因为他具有这个社会所特有的虚假的威严，歇斯底里式的热情，自负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廉价的魔力”。在国家剧院，赫夫根在戈林的运动下成为剧院一霸，而米克拉斯因其“老革命”的身份勉强当了一名演员。这真是一个美好、崭新的社会吗？过去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弊端和谬误依然存在，尤其是革命成功后掌权的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像赫夫根这样的投机者，米克拉斯怎能不义愤填膺？

当他在排演表上看到，亨德里克·赫夫根将饰演梅菲斯托时，他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冲击。这个无耻之徒到处钻营，八面玲珑！“这个女人（洛特），当初正是为了她，我差点儿和赫夫根打起来，而现在却正是她亲自把他迎了回来，又帮忙使他能担任古典剧中的这个角色，而他演这个角色是有极大的成功机会的……”他，米克拉斯，难道就不能走过去对洛特·林登塔尔说，赫夫根当年在饭厅里是怎样对她评头论足的吗？！是谁当时制止他的？但现在这样做有意义吗？人们会相信他吗？他不会因此丢丑吗？赫夫根当时把这个洛特·林登塔尔称为蠢牛是全无道理吗？难道她不正是一头蠢牛吗？米克拉斯沉默了，攥着拳头，把脸转向暗处，以便使人看不到他眼里含着的泪水。[14]

这个孤独的、多病的小人物在纳粹体制下得到的只是仇恨、悲伤和无奈。对革命失望，加速了米克拉斯在政治上的沉沦。他逢人便说：“元首只想着权力，其他什么都不想。自从他上台以来，德国有什么好的转机吗？富人变得更坏了……那些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还是高高在上。”“一个正直的、安分守己的德国人可能到死也没有任何人来关心一下。”“运动刚开始时，我们这些人就为之奋斗，而现在他们却把我们视为左派。而文化界的老牌布尔什维克，像赫夫根之流，现在却成了受人器重的大人物。”米克拉斯不明白，革命总在吃掉自己的女儿，社会总是被那些权势者统治着。“你们曾认为一切都会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这是你们的期望。你们认为，国民革命是真正不妥协的革命。为了革命，人们曾卑鄙地欺骗了你们：现在革命已经到头了，已经逾期了。……一切都被出卖了。”[15]米克拉斯因为反纳粹而被处决了。另一个纳粹老战士克努尔也毫无所得，在其看门人的房间里没有挂希特勒的画像。革命不可能是彻底的，享受革命成果的领导人需要赫夫根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米克拉斯这样的革命者。忠诚从来都是被欺骗。这正是革命之后“继续革命”的原因。

1933年纳粹掌权后，冲锋队的绝大多数人仍感到失望。首先是他们没有在革命中获得利益。“虽然他们已经向政敌发泄了自己的怒火，但他们曾天真地以为将会得到地位、经济上的回报。当然，现在冲锋队可以依靠大量的财政支持。高官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获取利益的机会。高层的奢侈生活并不鲜见。罗姆本人在慕尼黑的新别墅豪华壮丽，别墅里的红木椅子来自枫丹白露的城堡，落地玻璃镜产自佛罗伦萨，由此，上层的生活可见一斑。但是，处于底层的队员们却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他们的失业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因为工作纪律的声誉极差，即使现在国家社会主义者执掌了国家政权，雇主们仍不愿雇用冲锋队员。冲锋队的‘老战士’们认为是‘资产阶级’权威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剥夺了他们应得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因而对这些人恨之入骨。”[16]冲锋队的许多成员与党的前领导人斯特拉塞一样，认真对待纳粹纲领中社会主义的一面，并高谈国有化、土地改革等，甚至公开宣称：“我们承担了革命者的义务。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德国革命一天不完成，我们就一天不会安静下来。”[17]他们忘记了斯特拉塞正是因其“社会主义”而于1932年12月辞职的。他们没有实现其社会主义理想。“很多冲锋队员对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束和它所取得的成果感到不满。只是在失业人数有所下降这一点上，这些街头战士——他们在演讲中多次被誉为‘无名的冲锋队员’——才感到了许诺给他们的社会主义。中层领导干部中捞到某种差事和闲职从而得到报酬的人也为数不多。凡是可以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政治组织的那帮坐办公室的革命家总是捷足先登。怨气最大的是那些来自自愿团的老战士。他们从来就不清楚到底想干什么。从他们过去穷困潦倒的生活中萌发出来的对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仇恨中，只产生了一个不太明确的要求：高低贵贱必须颠倒过来。魏玛共和国未允许他们实现这一愿望。而现在他们觉再一次觉得受了骗，因为他们赢得了胜利，但党阀们——现在不是红色党阀而是褐色党阀——却篡夺了胜利果实。”[18]他们还想发动“二次革命”，但仍然控制着社会权力和资源的权贵们不同意，曾经领导他们革命、现在已经统治着国家的希特勒也不同意，他们联合起来于1934年6月30日血腥镇压了冲锋队。对此，纳粹要人施佩尔感受甚深：“冲锋队大多数成员，是在1933年前的革命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认真地看待希特勒所谓的社会主义纲领。我在万湖短暂的活动期间，处身于最基层，看到过普通的冲锋队员们如何为了运动而甘愿牺牲一切，不怕吃苦，不分昼夜，不顾个人安危，期望着有朝一日会得到实际的报偿。当这种期望落空后，他们满腹牢骚和愤怒。这种情绪一触即发。”[19]

当然，得志的小人物还是小人物。赫夫根虽跻身于纳粹权贵之中，却依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戈林一类的大人物眼中，他不过是宫廷小丑和优秀的滑稽演员。这个胖子一旦心血来潮，就能把他推向深渊。赫夫根是成功了，但在辉煌之际，他同时也领略到无奈和恐惧：“人们啊！你们究竟要我怎样啊？为什么要这般冷酷，为什么总是和我过不去？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罢了！”[20]他当然不是普通演员，他的一切努力正是为了不只做普通演员，但在爬上权力巅峰之后依然时时出现良心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这一点，却是真实的。

2. 有动机与无动机

克劳斯·曼的《梅菲斯特升官记》虽是小说，却有很强的写实性。据说赫夫根的原型是名演员古斯塔夫·格吕根斯（Gustaf Gründgens）。此人曾与克劳斯·曼的姐姐艾丽卡·曼有过两年的婚史，早期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来成为戈林的亲信。因为这一点，《梅菲斯特升官记》后来还引起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官司，长期不能公开出版。今天看来，这部小说最大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塑造了赫夫根，而在于写出了普通纳粹分子的命运。

纳粹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群众运动，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既不具有希特勒所期待的政治觉悟，也不具有赫夫根式的手腕和能力，他们只是普通的德国人，主要是因为具体的甚至个人的原因而参加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所有纳粹运动参与者都看作是冲锋队中的打砸抢分子、党卫队中执行大屠杀任务的特遣队。1985年，奥地利社会主义作家米伦（Hermynia Zur Muhlen）出版了小说《女纳粹的觉醒》，故事简单平实：生活在博登湖畔小城中的三个青年女性，她们因各自的原因参加纳粹，但强大的纳粹运动并没有改变她们，其所作所为基本上只是原来的性格和选择的结果。也许是其明确的政治立场所致，也许是因其小说写于纳粹溃败、真相大白之后，也许是她设定为背景的小城确实过于简单明了，总之米伦的小说脸谱化明显，说教味太重，艺术水平不高，但对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青年纳粹，却是非常重要的。

战后的德国经受着国际制裁和国内动荡的危机，各种政治势力相互竞争。博登湖畔一个宁静小城也政治化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纳粹党都在争夺人们的灵魂，还有一个“路易斯社团”。纳粹分子多为小商贩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社会经济状况比较正常时，他们根本无法吸引大多数人。形势在变化，影响着小城政治生态的背景和压力是：

1924—1928年，德国经济社会步入正常状态，繁荣时代的人不喜极端，政治亦趋理性，纳粹运动进入低潮，以至于一些新闻记者宣称“纳粹主义已经死了”。只是当20年代末经济危机到来时，纳粹才对普通人显示出魅力，才第一次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力量。1930年9月国会选举，3000万德国人投票，结果令希特勒也大吃一惊：纳粹党从1928年的81万张猛增到6，409，600张，国会议席从12票增加到107个，从第九大党上升为第二大党。此后不断有增加：

1930年9月（国会）占投票的18.3%。

1932年3月（第一轮总统选举）占投票的30%。

1932年4月（第二轮总统选举）占投票的36.7%。

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占投票的36.3%。

1932年7月（国会）占投票的37.3%，在608个议席中占有230个，第一次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选票仍在上升，但增加的速度放慢了。1932年11月，国会进行这一年的第五次大选，纳粹比其在同年7月少了200万张选票，百分比从37.3%降为33.1%，国会议席从608席中的230席减少到584席中的196票。这是纳粹党1930年以来第一次丧失选票。[21]此时，德国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希特勒靠着右翼政党的支持上台后，德国选民仍然拒绝给纳粹党以绝对的多数。1932年3月的选举中，纳粹党也只获得总数的43.9%。从整体上说，纳粹运动的兴盛与危机、困难相伴，而在基本正常的选举中，纳粹从来没有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

纳粹选票是如何得来的？《女纳粹的觉醒》图解了这个问题。三个女性各代表着参加纳粹运动的三种动机。

第一种动机：解决生活困难。

希特勒在1933年3月大会的竞选演说中向公众呼吁：“我向你们德国人民要求，在你们已经给了别人十四年之后，你们也应该给我们四年。”“我所要求的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只要四年，然后别人可以作出他们的判决。我不会逃到外国去。我不会设法逃避判决。”[22]正是这一点，迎合了部分选民的心理。

工人的女儿托尼期待纳粹能够提供工作。托尼的父亲安东是位富有远见的社会民主党员，1914年他的党同意战争贷款时他就说：“这样做是要流血的。”战后时期，他一再批评党对极端势力的姑息纵容。托尼也参加了父亲的政治活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每当她参加集会回来，两只眼睛总是熠熠生辉，走起路来步履轻盈，一副凯旋的样子。安东死后，托尼祸不单行，1931年1月以后，她成为失业大军的一员。苦闷无奈之中，托尼的政治选择也变化了，她不再为苏联的事而激动，而是阅读纳粹书报，聆听希特勒的讲演，认为真正革命的力量不在社民党和共产党，而在纳粹：“那种国际社会主义对我们德国是毫无用处的。国际社会对我们有多少帮助，我们早就看到了。我们需要一个同我们国家相适应的德意志式的社会主义。”“所有的政党都让我们失望了。我们要给国社党一个机会，让他们来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他们会帮助德国工人的……”托尼没有，她即使在参加纳粹之后，仍然坚持“我是一个无产者的女儿，我一定会坚守他们赋予我们的使命的。……我要成为一个正直的德国工人，追随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她参加纳粹党只有一个希望：如果元首上台的话，人人就会有活儿干了。——“近一个时期很多人都跑到纳粹那一边去了……他们只是为了工作，希望能从中得到一点好处；一些青年小伙子之所以要这么干，只是出于好玩，搞一套制服炫耀一番，显显威风。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样的，反正在我们这儿，一个人如果见了制服，那简直要着魔了，似乎在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里，制服与战争引起的祸害还不够似的。”[23]一个女社会主义者成为纳粹党的追随者。

第二种动机：寻找生活意义。

阿格娜丝伯爵夫人的女儿克劳迪在纳粹活动中看到生活的希望。夫人深居简出，长年躺在沙发上读书，对外面的事一概不知，丈夫死后从不见有人到家里去。她的女儿克劳迪一直未婚，不但脸色苍白眼神迷乱，而且性格古怪精神失常，对包括母亲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怀有仇恨情绪，甚至性苦闷。书架上满是描写性方面的下流和庸俗的书，还企图引诱家里的园丁。对此她并不羞于承认：“妈妈……这都是你的责任。我必须待在这儿，待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什么人都不认识，一点同人接触的机会都没有。这难道是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吗？”“年轻人吗？一个月前我就已经满三十了。我的青春时代得到了什么？请仔细看看我，我成什么样子了。”“我不要诗，我要的是生活，真正的生活。”

春天繁花似锦，香气袭人，夏天格外美丽，整个花园分外妖娆。我几乎整天坐在茉莉花花丛中，周围一片安谧，充满了宁静的气氛；每当这时，我总要取出我心爱的古书来诵读。有时克劳迪坐到我跟前来逗弄我。“只有你的浪漫派……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生活于哪个世纪。现在的事情要取决于力量，取决于沉着。”“一个能激发大家热情的人，大家就听他的。”[24]

在这一点上，纳粹是成功的，大街上是一群群被欺骗的“野人”，扩音机刺耳的声音划破了宁静。即使那些峥嵘展露的放纵狂暴和恐怖迹象，似乎也预示着要把德国从一个枯燥乏味、令人失望的民主政制下解放出来，眼前的暴行和恫吓不过是清除破烂的净化剂。克劳迪参加纳粹活动后，不但精神上焕然一新，身体上也发生了变化：健康丰满，脸色绯红，眼睛发亮，看上去很美。阿格娜丝伯爵夫人以为她恋爱了，因为根据她自己的经验，只有爱情才使人容光焕发。这样的经验不只她一个人有。作家格拉斯当年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他后来回忆：当时“诱人的不光是制服。‘青少年必须由青少年来带领！’这一口号挺合心意，而且还有相应的活动：在海滩边的森林里搭帐篷露营，做野外游戏，在城南丘陵地区费力地堆成日耳曼人露天法场的漂砾之间燃起篝火，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和向东伸展的林间空地上庆祝夏至和清晨升旗仪式的到来。我们唱歌，似乎歌声能使帝国日益强大起来。……就是这一切吸引着我，使我摆脱了家里压抑、沉闷的小市民气氛，摆脱了父亲，摆脱了柜台边顾客们的闲话，摆脱了狭窄的两居室住房”。[25]

纳粹搅动了平静的生活。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小岛上，1933年3月，纳粹党员汉斯把铁十字旗升到了村委会办公楼上。“不久以后，村子里的国社党员、战争和保卫协会会员、冲锋队队员、女王路易莎联盟以及纳粹妇女团的成员们，用汉斯叔叔的话说，也就是所有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阿尔贝克人，都上了打猎山，在山上的俾斯麦塔上点燃火把，高唱爱国歌曲。所有党派间的明争暗斗全部一去不返了，地方党支部书记喊道，我们现在是一个伟大团结的民众联盟。听到这些话，我非常的高兴。随之而来的是4月21日希特勒的生日庆祝活动，妇女团的春季节日，希特勒青年团丰富多彩的晚会活动，正值党代会召开进行的电影首映式。从此以后，我们这个每逢冬天就死气沉沉的乌瑟多姆岛上的小村庄，再也不寂寞了。总是有大事小情！胜利庆祝会一场连着一场。波罗的海岸边的阿尔贝克从来没这么热闹过！”[26]

第三种动机：满足个人欲望。

医生的女儿莉泽洛特不甘平庸，希望嫁个有权势的丈夫。其父阿图尔老谋深算且阴险狡猾，在当地属于形象不好的人。1914年他号召大家“爱国”，自己却不认购战时公债；1918年德国失败之际，他又发表“和平主义”言论。他深知世事无常，在政治形势还没有明朗化之前，他一再声称不过问政治，对任何政治潮流、任何政党都不急着参加，对谁都很客气，包括他一直想挤垮的犹太医生贝尔，以至于他的太太称他是“等一等大夫”。希特勒当上总理了，费尔德许特尔太太想让女儿参加纳粹，阿图尔却说：“现在还不行。等一等，我们先得琢磨琢磨。”直到1933年3月5日，纳粹利用“国会纵火案”完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阿图尔才公开说：“我们胜利了！”——原来他几个月前就加入了纳粹，而且几年前就把祖上有犹太血统的人统统列上黑名单。有其父并不有其女，莉泽洛特对纳粹的政治主张，甚至游行、喊叫之类均无兴趣，她之参加纳粹是被动地由阿图尔安排的。不过，对于加入纳粹之后可以找有权势的党卫军做丈夫这一点，父女俩想的是一样的。莉泽洛特如愿嫁给区党部的要员，成为男爵夫人。婚礼前夕，阿图尔发现未婚女婿埃贝哈特的曾祖父的母亲一方是改变信仰的犹太人，犹豫之际。埃贝哈特说明他是个私生子，因此他是纯雅利安血缘。“以这样一种通奸的方式来拯救家庭的贵族血缘，也真是需要有胆量。……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这当然也是一种值得赞赏和肯定的行为。埃贝哈德对我们的宽容真是感恩不尽，这为扩大阿图尔的作用和影响立下了犬马之劳。”[27]阿图尔成为这个城市的重要人物，进出有4个冲锋队员做护卫，与权势俱来的是汽车、房子和财富。阿图尔设计迫使贝尔大夫自杀，费尔德许特尔太太终于实现了搞一套大的住宅、增加一个女佣的愿望。

附带地说，阿图尔女婿的做法并不只是虚构。汉莎航空公司经理埃哈特·米尔契（Erhard Milch）因能力突出且一向支持纳粹，所以希特勒和戈林让他到空军任职，但他有一个致命弱点：父亲是犹太人。为此，这位未来的空军元帅迫使他的母亲发表一份声明：米尔契不是她和犹太人丈夫所生，而是她和一位德国贵族偷情的产物。米尔契因此被人讥讽为“荣誉非犹太人”。[28]当然这不妨碍他成为纳粹的空军元帅。

托尼和克劳迪都不是真正的纳粹分子，她们也没有想从运动中牟取私利。面对纳粹的一次次暴行，她们一开始都不相信，克劳迪看到暴行后以为只是冲锋队的胡闹，元首并不知情。她们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认识到“我完全错了”，“我们是真心诚意地为了一件可怕的事被别人滥用了”。克劳迪就像一个神经错乱的人，被羞耻和厌恶灼烧着，最后为了救一位老人而被冲锋队打死。托尼则变得深沉和安静，变得更为成熟而善于思考，参加了地下抵抗活动。莉泽洛特参加纳粹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但其行动主要是由居心险恶的父亲安排的，因此她不会太有作为，充其量是想捞点好处罢了。总体上说，博登湖畔的三个女性虽都是纳粹党员，但都算不上是纳粹精英，更没有参与大屠杀。由此可以判断，大多数参加纳粹的人，都不能说是邪恶分子。纳粹的崛起和犯罪有其社会基础，但并不是每个纳粹分子都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所以，不能让每个德国人甚至每一个纳粹分子都背上大屠杀的黑锅，那些要对大屠杀和战争负责的罪犯不能代表全体德国人民。这样说，不是让所有公民、每个党员都远离应负的责任。冤有头债有主，各有各的账。

三种动机三种结果，真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粹运动何以对普通群众产生强大吸引力的原因。但有两个更普遍的现象没有在小说中得到反映。第一，普通人也许没有什么自觉的动机，他们只是随大流参加纳粹。第二，既然没有自觉的动机，也就不存在“觉醒”一说。美国记者迈耶 （Milton Mayer）战前曾去过德国，战后旅居黑森境内的小镇克罗嫩贝格（Kronenberg）并与当地的德国家庭共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其名作《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他与10位普通纳粹分子交往后的研究成果。这些人包括裁缝、木工、面包师、失业的推销员、高中生、收账员、失业的银行职员、教师和警察等，他们都一再说“我们是小人物”。所谓“小人物”，迈耶的说明是：“不仅在意指各地的大众媒体和竞选演说所旨在影响的那些人，而且特指在德国这个社会分层明显的国家中，那些以‘小人物’的方式思考自我的人们。”[29]1932年，希特勒来此演讲，4万聆听者安静地喜欢上了纳粹，到1938年，这个镇的居民都成了纳粹分子，10人中有的是冲锋队队长，有的是党指挥部的办公室主任，有的是劳工阵线（纳粹工会组织）督察员，有的是便衣警察。迈耶的问题是：这些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德国人，如何且为何成为纳粹的？大体上可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服从上面的政治态度。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德国人缺少政治权力的意识，没有对他们的政府承担过主权者的责任，有皇帝的时代跟着皇帝，没有皇帝的时代跟着“大人物”。既然那些“大人物”如总统兴登堡、外交部部长牛赖特（Neurath）、金融家沙赫特都支持纳粹和希特勒，“小人物”难道还有其他选择？所以在纳粹来临之际，他们秉持德国人的服从传统，跟着上面走。正如收账员西蒙说的：“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30]小人物之所以自愿跟着大人物走，是因为他们并无自觉的政治关怀和特别的政治态度。党员的身份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入党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或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10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对种族理论有兴趣，有的成为反犹太主义者，有的没有，但他们都不想知道当地犹太人的具体情况。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10人中的9个没有去过国外（战争期间除外），不但不了解外国人，也不读外国报刊或收听外国广播（一度曾经是合法的），他们自身没有受过诽谤或迫害，也不知道被带到国外的那些正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现实的德国人生活在具体的社区之中，他们的真实生活与希特勒，更不用说与斯大林、丘吉尔有什么关系，所以日常生活是“小人物”的唯一关怀，他们从不思考些非凡的事物，只关心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只关心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他们只要一如既往地生活并躲开麻烦，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吗？而日常生活的维持和提高有赖物质利益的保障，纳粹就在这一方面满足了他们的期待，10个人中每个人的境况都比过去有所好转。面包师韦德金德肯定纳粹承诺并解决了失业问题，木工克林格尔赫弗尔有了更多的孩子。“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对那些从没梦想过在国内或国外有真正假期的人来说，在‘欢乐带来力量’的项目中，他们有非常棒的10美元家庭假期旅游……在克罗嫩贝格，‘没有人’……受过冻，没有挨过饿，没有人患病而未得到照顾。”[31]纳粹迫害犹太人、吉卜赛人，迫害东部各民族，但没有迫害纯种雅利安人，除非是政治犯、刑事犯等。确实存在着恐怖，但既然没有地方公布这些恐怖，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人”受此影响。这些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服务于专制政权也是自然的和明智的：政府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提出一些要求，不是很正常的吗？接受专制的现实也成了一种自由的选择。

盲信希特勒的是小人物的领袖。小人物没有质疑过希特勒有绝对的权力进行统治，也没有神化或崇拜过希特勒，但他们顺从地接受了纳粹的统治，并且相信希特勒是他们的领袖。希特勒本人就是“小人物”出身，兴登堡总统其实是看不起他的，后来同意他做总理，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希特勒也习惯于以“小人物”自居，这既是本性使然，也是为了让全德的“小人物”追随他。希特勒的策略是成功的。10个小人物都认为，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纳粹党是“小人物的政党”，纳粹的行动是“民主的实践”。甚至在发生了战争、知道了屠犹之后，迈耶仍然发现：“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据迈耶的分析，这些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或妻子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32]这些小人物承认希特勒在战争中犯了错误，但这都是战略判断上的错误，拿破仑就犯过那些错误；在知道大屠杀之后，他们认为这事被夸大了，而且这是“希姆莱干的”，希特勒不知道。

无法面对政治大事。小人物惯于以经验性智慧处理日常事务，他们没有资源、能力来面对或处理自上而下、被强加到他们生活中的政治“大事”，只好本能性地回避。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视之为不存在，或者相信政府对事情的说法。这些小人物也感到纳粹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时候。纳粹掌权后就迫害犹太人，行动之一就是抢劫犹太人的财物。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对的。10个人都反对这种做法，这不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而是因为他们也是有良知、有道德感的。1938年11月10日“水晶之夜”，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其中有冲锋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人——以父母的身份——遇到了表现为冲锋队形式的国家。但可疑的是，人是否知道国家，毕竟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33]老人的行为与反纳粹无关，但他基于常识与常理，知道抢人店铺的行为是不对的。这些人不会将此事与“国家暴力”联系起来，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就没有“国家”一说。但是，他们知道，冲锋队是国家的组织，而冲锋队容许公开的抢劫，他们也会有某种“不对劲”的感觉。当然，感觉也只是感觉，一会儿就过去了。

无论是米伦的社会主义小说，还是迈耶的研究报告，都表明在声势浩大的纳粹运动中，主要是基于个人利益考虑的随大流，是普通纳粹分子的普通选择。这些小人物大多没有主观上的作恶倾向，但在被整合进纳粹体制之后，他们实际上也参与了恶。下面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小人物——乡村警察。

3. 乡村警察的制服与灵魂

哲学家康德早就发现：“德国人有一种好个性的名声，亦即诚实和节俭的名声；这是些恰恰不适合于炫耀的特点。——德国人在所有文明民族中最容易并且最持久地服从他们所隶属的政府，并且对于采用了的制度，最远离革新的欲望和反抗。”[34]德国人的服从性格，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素以纪律性和责任感著称，这种品性是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期以后迅速发展的精神基础，也是成千上万普通德国人接受纳粹操纵走向疯狂的主观前提。毫无疑问，对权威的俯首称臣，把服从视为一种美德的传统是纳粹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条件之一。纳粹分子大多喜欢狗，因为狗最具服从的美德。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学习的美国青年学者克雷格（Gorden A. Craig），就德国人的服从的性格与美国驻慕尼黑的领事哈撒韦（Hathaway）交流，对方的回答是：“哦，可不是吗？我住在慕尼黑南面一个小村庄里，那里的人民非常勤劳和友好，一般对政治都不感兴趣。我同他们很合得来，彼此尊敬。但是如果一天有个穿军服的人来对他们说，‘前进！’他们马上就会开步走的。假如他说，‘去把哈撒韦的头砍下来！他是个坏蛋！’他们会回答说，‘我们还不知道哩！’但是他们照样会砍掉我这个脑袋的。”[35]军人的特征是统一制服，爱屋及乌，对军人的崇拜也延伸到制服上。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说：“英格兰出现了最纯粹意义上的便服：个人的服装。他们的时装风行整个西欧，势不可挡。英格兰服饰影响了整个世界，成为自由贸易、追求私人财富和‘标准’（cant）的象征。普鲁士人的制服……是公共服务而不是私人生活的象征。它不是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的成功的象征，而是奋斗本身。‘朕乃国家第一公仆’，普鲁士国王这样说，而他的父亲使身穿制服成为贵族的习惯。有多少人深刻地理解了‘国王的披风’这一短语的意义呢？”[36]英国与德国的不同服装分别联系着自由与服从两种品格。德国制服不只是形式，也是灵魂。

这个灵魂就是服从。服从并不可怕，20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人之所以接受希特勒，一个人性方面的因素就是服从。“希特勒所标榜的‘领袖原则’也吸引了很多选民，因为这种原则可以解除选民个人决定的负担。这个民主制国家过多地要求它的公民们不断作出决定，而且人们不可设想，每一个人都喜欢没完没了地去对问题作出决定。如果把这种决定由‘领袖’去作而自己对此只要齐声欢呼一下就可了事，这有多舒服呵。”[37]但服从有消极的一面，它要成为积极的品格，还需要德意志民族性中的另一面，即忠诚来充实和提升。在社会生活中，当代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的长篇小说《德语课》就是反省这一民族特性如何使普通警察不自觉地参与纳粹暴政的代表作品。

当少年教养犯西吉·耶普森被关进单人囚室，罚写作文《尽职的快乐》时，他回忆自己在北德乡村茹格布尔当警察的父亲廷斯恪尽职守、一丝不苟甚至创造性地执行纳粹当局的命令的情景。“不管是在繁花似锦的春天，还是在雨季和阴沉沉的礼拜天；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在打仗还是在和平时期，他总是跨上自行车，朝着自己使命的死胡同里蹬去，这条死胡同总是只通向布雷肯瓦尔夫，永远如此。”[38]布雷肯瓦尔夫住着声望甚隆的画家马克斯·南森。1943年，纳粹明令禁止画家南森作画，当地警察廷斯负责执行这项禁令。

这是个不好执行的使命：画家是警察的同乡和朋友，还曾救过警察的命，两个家庭也过从甚密，警察去送禁令时，画家还请他喝酒。而且柏林为什么要禁画家的画，警察也不知道。所以警察为此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安、不情愿和犹豫，他只好一再说明：这可不是我想出来的，但我无能为力，我只是传达而已。但警察有一点是坚持不懈的：禁令就是禁令，必须服从。告别时的对话是：廷斯，你打算怎么个监督法呢？这句话原有亲近的含义，但警察没有听出，回答是：马克斯，那你就等着瞧吧。此后，警察警惕的目光一直盯着画家，白天黑夜地跟踪画家以及与画家相关的人，还让经常去南森家的“我”与他合作监视画家。在画家的朋友布斯贝克的生日宴会上，南森送的礼物是一幅画《帆船在光明中消逝》，而此时警察又收到没收画家近两年作品的命令：

父亲毫无愧色地站在画家对面，他甚至作出一种不耐烦的姿态。我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因此听到他说出下面的那些话我一点儿也不惊讶。父亲说：柏林的命令下来了，这就够了！马克斯，你自己读过这封公文了。我不得不要求你在整理画作时必须到场。画家问：你想逮捕我的画吗？我的父亲回答得很干脆，一点情面也不讲：由我们来确定哪些画必须收走。我会列一张清单，这样画明天就好运走了。

画家说：那我只好痛哭流涕了。父亲说：你去擦你的眼泪吧，只不过这什么用都没有。画家说：你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这时，父亲脱口说了一句话：马克斯，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39]

在“职责”的面具下，警察不再是具体的个体，而是一个组织的代表、一个公共角色，他完全可以回避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责任。警察的口头禅是：只要柏林下达命令，就够了。如果对每件事都问其后果，我们还能干事吗？画家提醒他：“要是那时候我没有把你从水里救上来，恐怕你早就喂鱼了。”警察承认，欠账要还，他不没收画家画海鸥的画，他们的老账就算两清了。此后当有人再次提到这一点时，警察再三表示：欠的账总是要还的，他已经清账了。

此时已是战争后期，纳粹垮台在即。邮差是警察昔日的老朋友，特意来劝告他：有人在为你担心，因为他们相信时代会变的。警察回答：“履行自己义务的人是用不着担心的，哪怕时代会变。”[40]一个夜晚，警察循着屋子里透出的光线追到画家家里，发现他正在作画。虽然画家解释说这是在改一幅旧作，但警察还是要当场没收。画家随即将画撕得粉碎，又交给警察。“父亲没有提出异议，他没有打断画家的话，据我所知，也没有加以非难。他全神贯注地，也仅仅就是全神贯注地观察了画家撕画的全过程。画家把碎片交给他后，他打开挂在皮带上的公文包，用客观冷静的表情把碎纸片塞了进去。他还仔细地把掉在地上的碎片捡了起来。皮包里放不下了，他就塞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画家乘机对他说：“听我最后一次跟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不过要看远一点，我们总该预见到一件事情会有什么结局吧。……过去的事让我们都忘掉，我们一起想想两三年之后，说不定还更早一些，会发生些什么。要是说我们还有什么义务责任的话，那就是要预见将来。我知道身负使命的人都特别敏感，你我都身负着使命。不过我们就不能暂且把这种东西丢一丢吗？”[41]警察对此所表现出来的唯一态度就是拒绝。随后他仔细检查了画家的所有房间，回家后还要把所有的碎片拼贴起来作为证明材料，向上报告：画家违反灯火管制规定，违抗禁画指令。

画家没有屈从于禁令，依然在作画，画作表现的是暴力和毁灭临近时的失落感和恐惧。警察也不含糊，不但尽职，而且创新方法，发挥了巨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一方面，他练就了观察画作的眼光。

画家说：你看，我把一幅旧作取了出来，我差不多忘掉有这事儿了，这种东西你们不会感兴趣吧。父亲没作声，不过他把脸转向画家。画家接着说：对这些老掉牙的东西你们不会过问了吧，是不是？这种画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吧？警察不动声色，说：你画画了。我们之间就不用再演戏了。我盯了你好半天了。马克斯，你重操旧业违反禁令了。干吗要这样？画家说：这确实是旧作品。警察说：不对，马克斯，不对，这不是旧作品。站在这儿胆战心惊的克拉斯，只能是今天的克拉斯，谁一眼就能看出，他已经不是昨天的那个年轻人了。[42]

画家认为，画画是根本禁止不了的。他们可以做很多事，但叫画家停下手来这件事他们是做不到的，驱逐流放、挖掉双眼都无济于事，还有肉眼看不到的画呢。所谓“看不见的画”，是指一些速写或草稿之类。画家的朋友布斯贝克说的：“这些画上并不是什么都看不见。小小的提示、记号和暗示，比如，箭头之类，你知道，这些还是看得见的；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关键的东西，却是看不见的。它们在那儿，却又看不见……总有一天，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许在另一个时代吧，一切就都能看见了。”[43]另一方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警察也非同小可，他似乎也练就了特异功能。在一次幻灯晚会上，他也是无意之中发现了自己具有第二视角，随后就在酒店与画家遭遇了。

画家：你要是有透视功能，就省掉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梯姆森：我……打听到，光有愿望还不行，必须等时机来临。一旦时机到，未来就像阳光照耀下的山谷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事后他会感到头疼并且全身困乏，太阳穴像是有针在刺。

警察：我要告诉你们，反正我的太阳穴不疼。

梯姆森：不过你的眼睛呢？你说过你的眼睛疼的。

画家：看东西往里看得太深，就会眼睛疼的。

警察：能问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画家：我去半岛了，呆在小屋里。我想画日落。

警察：把画夹打开。

梯姆森：我什么都没见到。

警察：你别把我当傻瓜。

画家：你指望见到什么？我告诉过你我不会停下手来的，我们也不会停手的。因为你们反对看得见的东西，那我就画看不见的东西。你仔细看看这幅画吧：这可是我画的看不见的日落和海浪。

警察：这张纸……不，这儿所有的画纸全没收了！

梯姆森：真是活见鬼了，我看这些都是白纸呀，你没收的全都是真正的白纸！

警察：这就是我的事了。马克斯，你知道我的职责，这些画纸要拿去检查。

画家：不管怎么样，你们总不能到我脑子里去搜查吧。存在那儿的东西最保险了。你们不见得能把脑子里的东西没收吧。[44]

警察并没有什么第二视角，但他确实在对画家步步紧逼：看得见的画要收走，看不见的画也要收走，哪怕只是白纸。他一再对画家说：“不管你的画看不见还是看得见，我都能找出来。”

在这样勤勉负责的警察监控下，画家焉能不感到恐惧？有这样忠于职守的警察，纳粹对德国社会的控制焉能有丝毫放松？那么，如此不辞辛苦、挖空心思地履行职责，并不是为了得到好处。警察非常清楚公私之分。“我不会去问，一个人履行的职责能得到什么，是否有好处等等。如果我们什么事都先问自己，下面有什么，那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人不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随心所欲，或者谨小慎微。”一个不自私的人可能是伟大的，也可能是非人性的无情甚至残忍。警察在执行公务时要克制自己的人情观念。在参加一次葬礼时，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是有人埋怨我，你们可得顶住，要团结一致。”[45]非公务场合见到画家时也会露出这样的神情。警察的长子克拉斯参军后厌战自残，又从战俘医院逃出，不敢回自己的家却躲到画家家中，因为他明白只要回家，就会被父亲交出去。事实上，克拉斯刚一逃回，抓他的人就到了。警察得知儿子逃出后也掉过泪，但明确表示：他该怎么受罚就怎么受罚。克拉斯在得知父亲可能察觉到自己的行踪后又逃走了，途中被炸伤。抬回家后，警察也显露出悲伤，但立场鲜明：他明明知道我必须做什么，他明明知道我的职责。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不可能让他再倒转回去了。“他拿起电话听筒。等听到响声后要求为茹格布尔警所接通胡苏姆警察局。他的声音不像平时那么响，但一点也不含糊。”[46]他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当局。克拉斯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战后依然是警察的父亲还是要清算给家庭造成的麻烦：“只要我活着，他就不能再走进这个家。”

不为自己考虑，也不用考虑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邮差早就告诉警察：这些画到了柏林，一半被烧掉，一半被卖掉。警察的回答是：他不知道，他也没有听说，因为这不归他管。战后一位英国军官也告诉画家：因为需要外汇，柏林的那些人把没收的画卖掉了。这位军官就从瑞士买到过画家的画。所以，禁止画家画画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构成对国家的危害”、“蜕化堕落”之类。警察不明白禁画的原因，也不管画的去向，他当然无法获得工作的意义，警察喜欢说“有用的人必须学会服从”。在严寒的北德冬季，警察经常是对着炉子久久发呆，“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他接到一个明确无误的任务，就会毫不迟疑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在执行任务时千方百计地去琢磨问题和提出问题”。战争结束之际，他奉命组织当地的“人民冲锋队”进行完全没有意义的“防守”，其他人都觉得这是胡闹而回去了，只有他还守在那儿。这种僵化机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没有因纳粹垮台而改变。当画家又可以自由作画时，被拘留后又重操旧业的警察却继续搜寻并烧毁画家的藏画。他的理由是：“一个人必须忠实，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哪怕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说的是一种自己认可的职责。”[47]这种疯狂之举，使他的儿子得了恐惧症。他生怕画作被毁，继续偷藏画家的画，被发现后当作少年犯送进劳动教养所。

纪律性与责任感必然导向无条件地服从权威，这纳粹时代使德国人盲目而疯狂。战后几个重要人物来拜访画家，警察与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领导人离开时，他站在门口：他举手敬礼显然太早了，尽管在第一辆汽车与第二辆汽车之间有一段距离，他却一直把手举在帽边，直到汽车都驶过木板桥，发出两声短促的轰隆声，他才把手放下来。此时德国的形势已经不容许警察的所作所为了，但他仍然继续此前的工作。正像画家说的：你们一提义务什么我就要吐。你们一谈义务，别人就得准备挨整。不加反思的尽职者，是恶的实际执行人。严格意义上的纳粹分子并没有那么多，但是绝大多数人不思索、不作为、以职责的借口麻木地执行一切命令，实际上造成了更多悲惨的事实。正如画家说的：“每个人必须做些违背自己职责的事。依我看职责只不过是盲目的狂妄自大而已。每个人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职责不要求你做的事。”[48]警察这种近乎奴性的无条件服从、无条件忠诚的心理和行为，正是纳粹极权体制得到建立并维持的前提。如果在纳粹8000万公民中，真正为恶的、掌握各种权力的只有100万人左右，那么余下的7900万普通公民，大多是以这种服从和忠诚来支撑着纳粹的，而且这种服从和忠诚并未因纳粹垮台而消失。这就意味着，对纳粹的批判，不仅仅是对纳粹暴政的拒绝，还需要对这种民族性格进行反省。

德国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大量文化艺术作品都以此为题材，《德语课》是其中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战后德国人也想改变这一不良性格及其形象。1972年，慕尼黑主办夏季奥运会，为了洗刷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恶名，也是为了改变世界对德国人机械刻板的印象，巴伐利亚政府费尽心机，其中之一是规定警察不配枪、不穿制服。但就是在奥运期间，八名阿拉伯人绑架了九名以色列运动员，枪杀两名。这一举世震惊的恐怖案例，再次唤醒了世人对柏林奥运会的记忆，也再次提示着世人对德国制服的认识。

重要的不是制服，而是以制服为符号的服从与忠诚性格；进而，这种性格也有两面性。乡村警察之所以参与恶，主要不是他个人，而是因为当时的国家机器是邪恶的。但“希特勒垮台后，德国人那种对非道德命令的盲从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但他们却把这种积极服从的缺点变成了全民族的优点。在彻底战败后，德国摇摇欲坠，接着又遭遇外来的占领，西德乖乖地接受了强加于其头上的民主，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举。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海涅就首先观察到德国人身上具有的‘献身统治者’的特性，但1950年代的德国人却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一门心思关注产品生产中的高效，赢得了世界的瞩目”[49]。这就是说，希特勒的暴政得益于德国人的服从，西德的民主得益于德国人的服从，西德的效率也得益于德国人的服从——我们到底应当如何评价这“服从与忠诚”？

[1] 歌德：《诗与真》，魏家国译，杨武能、刘硕良主编《歌德文集》（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2] 赛巴斯提安·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周全译，左岸文化（台湾）2008年版，第158页。

[3]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1936，中译改名《纳粹魔影》），李良健等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18页。

[4]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136—137页。

[5]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47页。

[6]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179页。

[7]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139页。

[8]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154页。

[9]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47—48页。

[10]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66—67页。

[11]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78、88页。

[12]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101页。

[13]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105页。

[14]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162页。

[15]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189、190、191页。

[16] 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第392页。

[17] 雅克·德拉律：《盖世太保史》，第133页。

[18] 约亨·冯·朗格：《元首秘书博尔曼——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第107—108页。

[19]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佩尔回忆录》，第50页。

[20] 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升官记》，第267页。

[21]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212、226页。

[22]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255页。

[23] 赫尔米尼亚·祖尔·米伦：《女纳粹的觉醒》，裴胜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9、20、29页。

[24] 赫尔米尼亚·祖尔·米伦：《女纳粹的觉醒》，第51页。

[25] 君特·格拉斯：《剥洋葱》（2006），魏育青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0页。

[26] 英克·布罗德森、卡洛拉·施特恩等：《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2005），安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228页。

[27] 赫尔米尼亚·祖尔·米伦：《女纳粹的觉醒》，第116页。

[28]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铁拳》，第104页。

[29] 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1967），王岽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4页。

[30] 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第44页。

[31] 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第48、49页。

[32] 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第64页。

[33] 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第50页。

[34] 康德：《实用人类学》（1798），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35] 戈登·A.克雷格：《德国人》（1982），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页。

[36]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1933），《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郭子林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09页。

[37] 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下卷），第279页。

[38]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1968），顾士渊、吴裕康译，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9]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第61—62页。

[40]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第87页。

[41]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第149、150—151页。

[42]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第148页。

[43]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第213—214页。

[44]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第118—120页。

[45]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第251—252、243页。

[46]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第186页。

[47]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第317页。

[48]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第149页。

[49]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上）（2005），林骧华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244页。

六、希特勒的新人

我们要把人们改造到我们满意为止。

——约瑟夫·戈培尔[1]

纳粹运动源自街头和酒吧等，但它最先俘获的却是青年学生。不但纳粹当时就是作为青年人的政党而取得政权的，而且直到纳粹的最后一刻，相当一部分青年也仍然沉迷狂其中。1943年2月18日，纳粹失败已成定局。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做了著名的“总体战争”的动员，场面壮观而热烈，他在事后对其听众的判断是：“如果我命令他们，从一栋高楼的屋顶上跳下去，他们也会照做的。”[2]此论固然夸张，但并非谎言。较之此前历史上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党派，纳粹在青年工作方面确实做了最大的努力。希特勒的军备部部长施佩尔发现：“希特勒特别关注的问题，是他如何才能保证他的帝国有合格的后代完成一百年大计。”[3]极权主义者总是过高地估计意识形态的力量，也总是刻意培养接班人，但人性并不那么容易改变，青春激情也不会持久，因此“纳粹青年”也是一个复数概念。

1. 重新造人

纳粹运动自1924年以后，经历了4年低潮。1928年，魏玛共和国危机加深，希特勒抓住机会大胆出击。这一年，他在慕尼黑大学的讲演受到热烈欢迎，随后纳粹党又在学生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从此一发不可收。当时，纳粹党给德国社会的印象，是一个有朝气的青年政党。1930年希特勒自豪地说：“没有什么比我们在大学里获得成功更使我确信，我们的思想观念将取得胜利。”[4]

这是有根据的。1925到1932年入党者的平均年龄不到29岁，冲锋队街头斗士的平均年龄是17到22岁。[5]按照希特勒的设想，第三帝国将存在1000年，它将在德意志历史成为“千年帝国”（Thousand Year Reich）。千年帝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谁拥有了青年就拥有了未来”。1933年11月6日，掌权不久的希特勒在演讲中自豪地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6]

作为一个“天才的捕人者”，希特勒有一整套捕获青年的程序。1938年12月4日，他公开说：“这些年轻人除了学习德意志的思想、德意志的行为外，不用学习任何别的东西。当这些男孩10岁时，就应该进入我们的组织，在那里头一次呼吸并感受到一种新鲜的空气。在4年以后，他们便由少年队进入希特勒青年团，我们让他们在那里再呆4年。然后，我们绝不能把他们交回到他们老的阶级和阶层的父母手中，而是要让他们立即入党、入劳动阵线、入冲锋队或党卫军、入纳粹主义机动队，等等。如果他们在那儿呆了2年或1年半还没有成为完全的纳粹主义者，那他们就去青年义务劳动军，在那儿再锻炼6~7个月，使他们所有的人都具有一种德意志的斯巴达标记。六七个月后，如果还有阶级的意识或阶层的自负，那就将他们交由德国国防军去继续医治两年。当他们在2~3年或是4年以后回来时，为了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旧病复发，我们就立即将他们再度送进冲锋队、党卫军等组织中去，而到那时，他们的整个生命将再也不会变得自由了。”[7]从少先队到党卫军，纳粹有无数的组织、机制在俘获着青年，纳粹党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改造学校。

这是一个组织完整的教育体系。不但“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大学生联盟”、“青年义务劳动大队”、“少年团”、“少女队”等等，而且纳粹的各种组织都有培养青年的义务，当然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在所有的纳粹组织中，希特勒青年团是最单纯、最狂热的，他们极少私心杂念、等级观念，一心追求生命的辉煌和德国的强大。希特勒青年团的前身是创建于1922年的“阿道夫·希特勒少年冲锋队”（Jungsturm Adolf Hitler），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解散，1926年重建，重点为纳粹招募年轻党员。1933年6月22日，纳粹通过一项法令解散所有的青年组织，其财产、人员一律并入希特勒青年团。1936年纳粹又公布了一项法令取缔基督教青年联盟，规定“所有德国青年统统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范围内”，根据这一法令，从6岁到18岁的男女青少年都要被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中。1938年，独裁者为“他的青年人”做了“一体化”的具体的规划：6—10岁是“学龄团”，10岁参加少年队，在队旗前宣誓：“时刻准备着，为我国人民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贡献出自己的生命。”14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18岁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1939年，青年团员的人数达887万。

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

这是一个教义明确的教育体系。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要求：“除家庭与学校外，希特勒青年团应从德、智、体三方面教育全体德国青年为人民服务并成为人民的一员。”[8]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是纳粹的教育理念，但一般地说，青年团重在思想与身体而不在知识。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是这样排序的：“民族国家全部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不是灌输单纯的知识，而是培养健全的体魄。其次才是精神能力的培养，最后才是知识的传授。”[9]1937年又在党代会上对青年人说：“现在正在成长的年轻人，他们受教育是为了忍受清贫，为了做出牺牲，尤其是为了培养锻炼出一副健康且具有抵抗能力的身体。因为我们相信，从长久来看，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体，光有健康的思想也不能统治这个民族。……不再是肥胖的啤酒小市民，身材苗条而又修长的青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他叉开双腿神气十足地站在这个地球上，身体健康，思想健康。”[10]“我要成为一个强悍、专横、无所畏惧、残酷无情的青年。青春就应该是这一切。他们必须忍受疼痛。他们身上不能有丝毫的软弱和温情。”[11]健康的思想、健康的身体，是纳粹对青年的要求。

希特勒所说的“思想健康”，就是纳粹世界观。青年团的各级领导以布道的热情向青年们宣讲国家社会主义“宗教”的“教义”问答手册，学校里每周有两节思想教育课；每周一次的“青年之家活动”必须参加。对于这些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团组织反复向他们灌输种族歧视、元首崇拜、国家至上、驯服观念与牺牲精神。古代日耳曼英雄的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视死如归的故事、各种“保持德国血统纯洁性”的报告等都是世界观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元首和强权——“对您的忠诚就是通向永生的大门”。对元首的信仰代替了对上帝的信仰。从“夺取政权日”到“元首生日”到1923年11月9日失败的政变纪念日，几百万青年在一个新的三位一体中充当“国家宗教”的辅弥撒者：“我们信奉：德国！我们信赖：元首！我们决心：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政治课之外，甚至在生物课上，主题也是纳粹教义。有人回忆：我们在生物课上学到，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是世界上最坏的，比较坏的是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或者雅利安人和吉卜赛人的混血儿，因为这样的混血儿不是犯罪分子就是犹太人，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兼是。

希特勒所说的“身体健康”，就是符合战争需要的强壮体质。在希特勒的新人理想中，强健的体格是必要的：“我们对我们德国青年的期望不同于过去对他们的期望。在我们的眼里，未来的德国青年应该是身材修长，敏捷，坚忍，像克虏伯的钢铁一样坚强。”[12]他要求青年团员更加守纪律、更加干练、更加强健。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都有崇拜军人的传统。只要穿上军服，哪怕一个白痴也都成了英雄，一个少尉在他们眼中就像一个半神，他们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的头会没有钢盔。而纳粹的“体育”不只是身体锻炼，而是通过纪律严格、步调一致的军事化行为规训青少年的身体、行为和意志，彻底驯服人性，克服自由习性，意志坚强、冷酷无情。在阿道夫·希特勒学校里，除了上课，一切都在命令声中步调一致地进行，“我们的面前和我们的心中是一个大写的‘是’”，“个人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只有步调一致的团体”。新青年只服从一个人，那就是他们的“超级父亲”希特勒。其领导人明确说明：“自由主义者在学校的门上写着：‘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我们得知，人民的力量最终还是建立在武器上，在他们能够掌握的武器上。”[13]年轻人要能够像掌握笔杆子一样掌握枪杆子。青年团的使命是把这些孩子培养成为战士，为了战争。早在和平时期，党就向人们灌输说：“生命就是战斗。在这个永远搏斗的世界上，谁不想战斗，谁就不配活着。”战争期间，领导者不仅要求每个人都战斗、投入和牺牲，而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相信胜利和对所有的民族敌人不可调和的仇恨，整整一代人迈着一致的步伐走向它历史上的最大失败。“全部歌曲——唱的都是关于死。在敌人面前的死——都是为了祖国等等。”[14]中国学者萧公权1937年就有所评论：“约言之，独裁政治以民众之信仰为基础，故自法西斯以至共产主义之国家，均以培养信仰，激发感情为国策中之要图。其不同者，前者偏重于人格教育，后者较注意于技术训练而已。独裁国家之教育既以培养信仰为方针，势必轻视理智之自由发展与思想之自由运用。希特拉（即希特勒——引按）尝谓国家教育之方针，不在灌输纯粹之知识而在培养彻底健全之身体。心力之发展，当在体力之后，而人格之培养，又为发展心力之先务。故纯粹知识之教育，乃最后且较不重要之工作。希特拉是言虽不足以概括一切独裁国家之教育原则，其反理智之趋势则颇足表示其特色”。[15]反智教育不承认个人有独立见解和判断，其目标只是培养为极权政治所用的四肢发达的专制工具。

一代青年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教育，纳粹青年工作之所以比较成功，一个重要的历史和心理背景在于纳粹回应了年轻人对现代文化的不满。威廉帝国时代的陈旧僵硬的权威和小市民狭隘性，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弥漫的实利主义、生硬的唯理论和幼稚的进步观念等，都在20世纪初引起敏感的年轻人的不满，并被知识界表达和提炼为“西方的没落”、“大众社会”、“文明腐败”等一系列概念。纳粹文化应运而生，为德国青年提供了另一种替代。其特征主要有四点。

第一，平等理想。作为希特勒的孩子，所有人在政治身份上都是平等的。纳粹青年团的口号是：“你并不重要，你的人民才是一切。”不是“我”而是“我们”成为青年团员的身份认同。席拉赫在宣传时强调：“在希特勒青年团的上方飘扬着惟一的旗帜，百万富翁的儿子和工人的儿子穿着同样的制服，因为青年们对这一点是没有成见的，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是的，青年就是社会主义。”“你们应该越过一切职业等级和社会阶层，越过一切威胁要分裂你们的东西，去寻找并找到德国人的共同性。”[16]各级团组织用飘扬的旗帜、战斗歌曲和口号吸引青年人，也以平等、公正的理想诱惑青年人。这并不是说说而已，在希特勒青年团里，一个工人的儿子可以当领导，而工厂主的儿子可能会站在后边随便哪一排里。从这里，这些青年第一次有了整体的概念。他们穿着同样的褐色衬衫，唱着同一首歌，喊着同样的口号。没有人去问：你从哪里来，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因为他们像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第二，青年文化。魏玛德国萎靡不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们虽有成熟的阶级斗争意识，却没有维护民主制的有力手段。在许多德国人的心目中，社会民主党等于德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它是与经济不幸和民族屈辱画等号的，它既没有任何纲领能够吸引中产阶级，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对待可能引起混乱的公众感情，唤起他们对较好未来的希望，使他们感到对民主制负有责任。魏玛共和国不理解国民在经历了艰难的战争岁月之后需要色彩缤纷的生活，不理解经历了顺从屈服的专制时代后国民需要有自己的理想。共和国“没有采用新的象征，新的称号，新的国歌，给人民群众带来新时代的生动景象，而是提出了使人厌烦、枯燥无味的纲领。两千字的基本纲领，没有一个新词或有声有色的语言。没有给工人以自信心，使他们感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对市民而言，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吸引他们。人民群众排斥了旧的象征，可是没有新的歌曲和新的旗帜，没有雄辩家和作家，也没有新的装饰和姿态可以取代之。但是一个国家没有向往难以无限地生存下去，一个国家没有理想，如何能生存”[17]？纳粹刻意借用革命符号，用意识形态与丰富多彩的“青年亚文化”将世界魔法化，把德国人死气沉沉的生活变得色彩缤纷而又庄严神秘。

飘扬的旗帜、战斗歌曲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和欢呼等吸引越来越多渴望参加活动的年轻人。在不计其数的纪念日、升旗集会和火炬行军中，青年们高举旗帜列队行进，目光正视前方，鼓声伴着歌声。有时他们还徒步漫游穿越整个德国。其中最令人激动的是阿尔卑斯山过夏令营，篝火和住帐篷的浪漫让年轻人激动不已。当时的一位青年说：“晚上大家围坐在篝火旁，然后我们一起唱歌。天渐渐黑了下来，星星在我的头顶上。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感受，人们是不会忘记的。”[18]他们唱得最多的是，是他们的营歌：

如果整个世界变成废墟，

我们到底会怎样想？

我们将继续前进，

因为今天德国属于我们，

而明天属于我们的将是整个世界。

显然，这首歌比席拉赫的《旗帜之歌》更具青春性。后者是：“我们的旗帜在前方高高飘扬，我们朝向未来行进前仆后继。我们为希特勒穿越黑暗艰险，争取自由面包高举青年旗帜！我们的旗帜在前方高高飘扬，我们的旗帜意味新时代来到。我们的旗帜永远指引着我们，我们的旗帜比生命更加重要！”[19]青年团里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它使热情好动的青年摆脱了家庭生活和日常世界的蝇营狗苟、单调琐屑，在集体中体验生命的激情和无私的追求。持续的活动，不断地灌输纳粹意识，让成员骄傲地认为他们是属于一个经过选拔的组织，通过这种方式，希特勒青年组织牢牢地抓住了它的每一个成员。后来组织“白玫瑰”的英格·朔尔（Inge Aicher-Scholl）在讲到自己与其兄弟姐妹时说：“凡是我们可以为此做出贡献的事，我们都愿意去做。但是也还有其他一些用充满神奇的力量吸引和裹挟我们的因素：列队行进的青年人队伍，他们高举着迎风招展的旗帜，目光正视前方，敲着鼓，唱着歌。难道这样的集体不令人心动吗？”[20]

第三，领袖崇拜。平等、充满青春气息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又是最容易服从命令的。当年的团员回忆：“通常，德国人民在传统上就服从权威尊重统治者，他们把统治者看作是能照料他们的慈父一般。魏玛共和国不被多数德国人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普遍感到它似乎没有一个人能牢固地进行统治。希特勒很聪明地利用了人们这种领导人的向往。我们在希特勒少年队的最初一天，就接受了一个自然的法则——特别这个法则又是我们在学校所受过的教育——那就是，一位领袖的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即使它们看起来是苛刻的、带惩罚性的或理由不充分的。这是避免混乱的唯一方法。”[21]通过研究美国的广告和一战时期协约国的宣传战，原本有一点艺术才能的希特勒练就学懂了一套操纵群众的本领。纳粹党早期领导人奥托·斯特拉塞记得：“希特勒能够像地震仪——或者无线电收报机——那般精确地测知人们心脏的搏动，所以能以并非有意识所能达到的肯定程度把整个国民的最隐秘的愿望，最不易测知的直觉、苦恼以及个人的反抗心理像传声筒似的说出来。”[22]纳粹青年文化的主题不是个性、自主、独立，而是服从、坚定、冷酷。“为民族、为元首、为祖国而献身”，“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等，是青年人的理想之歌。加入青年团的誓词如下：

这以血染成的旗帜，象征着我们伟大的元首。我在这旗帜下宣誓，必将自己所有的力量都奉献给祖国的拯救者——阿道夫·希特勒。我时刻准备着，愿意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他，请上帝帮助我达成这一使命。[23]

完成了这一宣誓后，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行为准则就是“元首命令，我们服从”。这种服从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下对上的服从，而是无条件地追随元首去改造世界，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所以青年团的一个领导人就要求：“阿道夫·希特勒决心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我们的道路具有明确的目标，我们面前和我们心中有一个大写的‘是’。我们要越过这个腐朽的、没落的旧世界，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新型的青年要意志坚强、冷酷无情，政治上与组织联系在一起，以整齐的步伐努力实现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越过一切联盟和小团体的陈旧的东西，新青年只服从一个人，那就是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24]

第四，反智主义。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尽情表达了对教师的蔑视。1933年7月，在一个体育节庆的讲演中，希特勒又以身体来对抗知识：“过高评价知识的价值不仅导致了对形体和体力的漠视，而且最终也会导致对体力劳动缺乏尊重。这个由病人繁衍和保护的年代必然会导致整体的病态——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态，还有思想上的病态。对于他而言，那些轻视身体力量和健康的人已经变成了智力畸形的受害者了。”[25]在纳粹的教育方针中，与知识相对的有三个要素：身体、体力劳动和世界观。对身体的迷恋导致对军人作风甚至野蛮行为的欣赏，部分地也借助了“人生自少尉始”的普鲁士尚武传统。对体力劳动的鼓励不但基于经济社会的考虑，同时也是“土地与血夜”神话的延伸。纳粹青年团员必须到工厂或农村经受“锻炼”。1939年12月《帝国青年服役法》颁布后，农村地区的青年团团员每个夏天都得参加农业生产。这固然是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是纳粹党的必然要求。“三分之一世界观教育，三分之二体育课”——这是纳粹青年领袖席拉赫1934年为德国少女联盟，实际上也是对所有德国青年教育规定的内容。总之，在身体、劳动和世界观面前，知识是最不重要的。纳粹青年文化是愚民文化。希特勒时代的年轻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受到国家的全面控制，其人生观、世界观已由纳粹掌控，因此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志愿为希特勒的梦想而赴汤蹈火，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霍华德·贝克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爱德国的一切变成了恨非德国的一切，浪漫的理想主义变成了对思想的轻蔑；对身边价值观的忠贞变成了对其余人类所持有的价值观的否定；坚定的独立王国性变成了虚张声势、好战凶猛的侵略；对当选领导人的忠诚变成了对暴君盲目的服从；对健康身体的尊敬变成了‘我们用我们的血液思考’这一公开的反理性；对孩童的热爱变成了对炮灰的培养。”[26]

洗脑有效。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是纳粹政权必不可少的支持。在诺伊恩加默集中营，法国人勒努阿尔刚偷了一下懒，就有一个放学的孩子向看守告发，“我还没来得及回到干活的位置，冰雹般的鞭打便落在我的背上和肩上。那孩子因完成了德国年轻人的爱国义务而露出高兴的神色，他的同伴为他叫好”。[27]少数青年可以在国家和人民的激励下出卖自己的父母，一些有良知的父母就是因为孩子的揭发而被抓进集中营，有的甚至被孩子杀害。在反犹太人运动中，最残忍的任务往往是由青年人完成的。1945年底，英国一份杂志刊载了一位英国军官与德国少年的谈话记录：

问：你相信国家社会主义吗？

答：当然相信。除此之外你还能相信什么？我的父亲是海军的将军，我父母都信奉纳粹。我们学校教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希特勒青年团教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党卫队教的是国家社会主义。

…………

我今年十九岁，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现在，我开始知道有其他了。我将开始上教堂，这是有生以来头一次。我父母过去是不准我去的。现在，我想可能在那儿找到些什么。[28]

在战争中，青年们通过他们的投入对战争的延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参加收割，辅助对空防御，充当前线通信兵，投递食品配给票，分发宣传资料。女孩子为多子女的家庭做家务劳动，在红十字会或者行政机关帮忙；男孩子则在燃烧的城市充当消防队，或者在“武装军事训练营”里进行被召入德国国防军之前的最后的军事训练。兵役法规定年满18周岁开始服兵役，但德国需要兵员。1941—1942年度征召的新兵改为刚刚进入18岁的青年，1943—1944年再改为刚刚进入17岁的青年，1945年，甚至有刚刚进入16岁的青年就走上火线了。在溃败前夕的柏林，连12岁的“纳粹少年团员”也得参加战斗。司空见惯的暴行迫使他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出宁死不屈或麻木不仁，而青年人更不怕死，因为他们没有考虑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1943年，作为献给希特勒的“生日礼物”，继席拉赫之后任纳粹青年部部长的阿图尔·阿克斯曼组建了第十二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其2万名成员全部是1926年出生的团员，他们穿着潜艇成员的黑皮制服，并且别具一格地将女朋友的名字漆在坦克上。这些士兵年纪虽小，但狂热勇猛和对敌残忍却胜过其他武装党卫队。1944年6月，该师被调到法国诺曼底前线，此时他们的军事训练还没有全部完成，装备也很糟糕，没有必需的汽油和必需的车辆，但全都士气高昂，许多掷弹兵身系炸药跳上盟军坦克与其同归于尽，一个月内就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士兵。他们的无畏和残忍给盟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后一位英军士兵回忆道：此后我们开始走霉运了。我们遇上了一支第十二装甲师的部队，他们疯狂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投降，我们不得不杀死他们每一个人，真是太可怕了。1945年5月8日向美军投降时，为了荣誉和自尊，他们拒绝接受美军要他们把白旗挂在车辆上的要求。

洗脑的效果有限。实际上，任何集权体制都不能完全在思想上掌握国民。慕尼黑的青年团团员汉斯·朔尔（Hans Scholl）参加纽伦堡的党代会后，充满失望之情。因为在纽伦堡，“操练与单一化已经被植入个人的生活当中。而汉斯所希望的，却是每位年轻人都能开发自己的独特潜能——每个单独个人都应该发挥想象力、新构想和自己的特质，使团体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充实。然而，纽伦堡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却都是拿着固定的模式来依样画葫芦。那边日日夜夜讲的都是‘忠诚’，可是忠诚的第一步却应该是：忠于自己……天哪！汉斯的脑海中已经开始出现强烈的杂音”[29]。从此开始，汉斯滋生了反抗的念头。1943年与妹妹沙菲（Sophie Scholl）一起以“白玫瑰通信”的方式进行反纳粹宣传，并组织了第三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反纳粹游行。

正如现代史上的所有洗脑运动一样，纳粹运动中的主动分子与反对分子总是少数，不会超过百分之十，更大多数的人或者是随大流，或者是旁观者。旗帜、口号、集会和游行固然能唤醒参与的激情，但回到家的德国人还是要过普通人的生活，油盐柴米比主义和信仰更必要；只要与意识形态灌输相伴的国家机器一放松，大多数追随者也就自由散漫，追求自己的生活。1945年后纳粹破败时，有几个纳粹青年为希特勒殉葬？所以羊能否变成狼，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2. 成功的典型

把青年奉为“千年帝国”接班人的文化也是埋葬青年的文化。1921年至1928年出生的男性公民入伍后，将近190万人失去生命，占德国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从大西洋沿岸到黑海边，从北极圈到非洲，再经过柯尼斯堡和波兰的布雷斯劳回到柏林，一路都是青年的坟墓。巨大的悲剧似乎并未得到彻底的反省，以青春为美好是人的积习。从浩劫中活下来的人，大都有青春无悔的执着，不大愿意自我认错、自我忏悔。几十年后，仍有当年的少女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自称对犹太人和集中营一无所知。另外，他们认为很多事也都太夸张了。无论如何，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情形决不会像现在这样，不会有堕落的年轻人、失业者、犯法的、吸毒的和无政府主义者——这在现在可司空见惯。那时一切都井然有序，谁不听话，就会挨打。那时候，还是有权威存在的”。[30]至于纳粹时代权威和秩序的代价，则没有多少人关心。原因不难理解，有这种“良好”感觉的人都活过了那个残酷的时代，他们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把不正常的过去正常化。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造人工程虽然付出了极大代价却不能说如愿意以偿。在纳粹时代，真正舍身忘我、志愿为主义献身、主动为领袖牺牲的人也是极少数。纳粹的成功，其实不在于培养了多少烈士和英雄，而在于它把大多数德国青少年纳入到纳粹体制之中，使之忠实地服务于纳粹需要。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当年希特勒青年团少将师长阿尔方斯·黑克（Alfons Heck）。通过他的回忆录《希特勒的孩子：德国在上帝堕落为万字旗的日子里》（中译《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我们可以回溯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赞叹纳粹的成就，接受纳粹宣传，参加纳粹组织，被纳粹暴行震惊，战后反省。这本小书的意义在于，无论纳粹如何灌输和培训，青年一代都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成长过程，一般不会成为纳粹的狂热信徒。

黑克是希特勒的孩子。他生于大萧条前夜的1928年，喝着狼奶长大：“我们5岁和6岁时每天受一次国家主义的教育，像早餐牛奶一样，我们自然地吞了下去……我们从没听到有异议的过激腔调，哪怕是一瞬间也根本没有怀疑过，我们自以为生活在这有光辉前景的国家是幸福的。”[31]1938年4月20日，黑克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少年队”：发给我们的生活用品和识别标志，加上宣誓时的盛大场面，以及充斥于其间的神秘主义韵味，使人仿佛置身于宗教仪式之中。仪式绝不是形式，而是生命转换的开始，新人诞生的标志。在所有的纳粹组织中，希特勒青年团员是最单纯、最狂热的，他们没有等级观念，一心追求生命的辉煌和德国的强大，真诚报效祖国。当年9月，黑克以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举世瞩目的纳粹党纽伦堡代表大会，受到希特勒的接见，亲身领略了新德国的“伟大”，在“向前！向前！/争取光辉的前程，/为了自由和生存，/我们紧握着红旗星夜兼程”的《希特勒青年团颂歌》中豪情满怀。这个情景，我们可以从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中有所领略。黑克此后的业余生活就被集队游行、宣传示威、政治学习、学农学工学军等活动所充满。14岁，黑克进入高一级的青年分部，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他选择了500万青年团团员中只能有5万人组成的飞行队，志在为国效力成为空中英雄。先是三周的滑翔机训练，虽然连最低的A级都没有达到，但他还是迷恋飞行。然后是继续训练，拿到两个B。1942年后，德军进展不利，黑克先参加了陆军所组织的武器培训，然后又一次到了飞行训练站。亲耳聆听过德国王牌飞行员的谆谆嘱托：“孩子们，我不必告诉你们这不是1939年。我希望你们尽最大努力尽快完成训练，因为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累了。我们非常需要你们。”[32]黑克最后以C级拿到空军修补士官的证书，算是完成了飞行训练。1944年，全部高中师生都作为德国境内防空部队的辅助兵员参加训练，黑克奉命参加特别武器训练营，同时参加西线堡垒的修复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德国最后一次在西线发起的战事——阿登战役挖壕沟，其间还受到过希特勒的检阅。希特勒当面对黑克说：“你是从摩泽尔来的，我的孩子，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们。”[33]战役失败后，德国进入本土防御阶段，黑克负责训练“人民风暴”（由14—60岁的男子组织的“部队”）的老人和孩子。1945年2月以后，黑克已是统领六千多人的希特勒青年团少将师长，负责在自己的家乡阻击美军的进攻，战败后，向美军投降。从儿童团到青年团，黑克把花样年华与纳粹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保持了对纳粹的忠诚。即使在战局严峻，连国防军军官也认为德国将会战败，连他的姨母也劝他“就坐在我的地下室等美国人来”的时候，黑克也仍然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忠于纳粹，认真训练，努力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不像冲锋队、党卫队，他没有抢劫财物、屠杀平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上级、为了青年团的“荣誉”，是一个忠诚的、忠实的希特勒青年团干部。

应当说，黑克的青春并不全是受骗。他出生在莱茵兰地区的威特利希小镇。1936年希特勒派兵进入莱茵兰时，黑克就站在欢迎的人群中：“三月的那天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挤在集市上，旗帜随风飘扬……人们从窗户和阳台上探出身来，持续地暴风雨般地呼喊‘希特勒！’这喊声淹没了人们已经一千年没有听到的陆军军乐队演奏的乐曲。对德国人来讲，与真正的军队进行曲阔别已有14年了。这时，市政大厅前停着一辆敞篷汽车，正是站在上面的那人使得人们处于如痴如醉的癫狂状态，那就是元首！他伸着手，脸上挂着微笑，几乎精神错乱的人群对他表达了封建式的崇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元首……那天晚上，希特勒象征着新德国——这个再一次找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的高傲的帝国——是具有远大前程的。”[34]德军进驻莱茵兰，是纳粹德国崛起的开始。黑克对希特勒的崇拜不仅仅是青年团教育的结果，也有其真实的经验。此后是纳粹德国“大获全胜”的1940年夏，西欧地区只有英国还没有被打败，但也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我们差一点就得到了全世界”。[35]此时此刻，黑克为自己出生太迟而遗憾。黑克的家庭经营着一个农场，战争期间，他也总是在家乡活动，而他的家庭生活的变迁也表明，纳粹治下，德国经济迅速复兴，失业基本消失。对一般德国人来说，领导人只要能使经济稳定，圆上“德国梦”，无论这家伙曾经干过什么，都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在这方面，希特勒的确很对德国人的口味”。连黑克的祖母都说：“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希特勒，他虽然爱吹牛，但的确使人人都有了工作，包括那些该死的吉普赛人。”[36]一个普通家庭，对政府和领袖的要求，不就是这些吗？更重要的是，黑克对青年团的喜爱、对希特勒的信任并不狂热或迷信。他赞同反犹，看到本地的犹太人受到诸多限制，看见他们的商店被关闭、教堂被利用，黑克认为这些都是正当的，但也不认为犹太人就是巨大的危险。一个熟悉的犹太人被赶走了，他按照祖母的要求与之告别。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黑克确实不知道。“对于我们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来说，‘最后解决’意味着驱逐出境，而不是灭绝。大多数的德国人应该内疚，因为他们既没有驳斥也没有反对这项决定，我们希特勒青年团从心里赞成，尽管并没有人征求我们的意见。”[37]基本赞同却不迷信，没有反对也没有积极执行，这就是黑克对纳粹教义的态度。比如他知道，“在许多方面，希特勒青年团都是清教徒，希特勒所要的是不为性欲所分心的强壮青年，男孩被灌输的是对战争和征服的热爱，希特勒青年团和天主教会都教导我们年轻的德国人在思想和身体上都应该是纯洁的”[38]。但黑克很早便未能克制欲望中的魔鬼，与18岁的帮工少女汉娜发生了性行为。这就是说，即使在接受纳粹主义的过程中，黑克也仍然保持着“自我”。他确实在为纳粹效命，但始终保持了一名德国人的正派，一没有参与党卫队的大屠杀，二没有到过残酷的东线战场，只是在战争后期参加过飞行训练和所谓保卫家乡的战斗，他与纳粹的罪行基本上没有关系。

忠诚的黑克并不狂热，更无邪恶。他虽然信仰纳粹主义、崇拜希特勒，但没有丧失自己的理智。1944年，在为阿登战役控工事时，黑克亲眼目睹了一个党卫军少尉与三个士兵抓到三个游击队员，未经审讯、未经查实就要枪毙。当时“两个男的没有要军士递过来的蒙眼布，那个女的接了过去。她脸色煞白，眼睛忽闪忽闪地，我觉得她快要晕过去了”。枪响过后，两个男的死了，而“那个女的并没有死，子弹打在她的背上，血从花衬衫里涌了出来。她的手一下子捂住了胸口，张开嘴，想喊什么可没能喊出来，只是一声沉沉的呻吟，蒙在她眼睛上的布脱落了，她睁开眼睛努力想看什么”。少尉军官见状，拔出手枪：“你看，什么事都得我亲自干。”他把那两个士兵推到一边，走到那个女人跟前，一枪打在了她的眉心。一块带着头发的三角形骨头从她头上崩下来，贴在墙上，一部分脑浆从头上渗出，流进了她半张的嘴里。我感到恶心，咽了一大口酸水……“你还很嫩哪，准将先生，”他挖苦地说，“怎么了？你见不得血吗？”他哈哈大笑……[39]黑克反感这种对待战俘的残忍做法，说明他不是铁杆的纳粹，但此事并未使他怀疑纳粹事业的正当性。

看到党卫军少尉的劣迹之后，黑克找到他认识的国防军中尉汉斯·莱威茨，说出了对此事的困惑和不解，但后者却告诉他一个更残酷的消息：在波兰和苏联，我们正在屠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其他人。“你难道还没有明白我和你是在给一个恶魔卖命吗？”这在当时还是大逆不道的话，黑克也大吃一惊：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告盖世太保。但是方圆几十里内没有盖世太保办事处。我是一个有身份的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不便亲自报告这件小事，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规矩，在坐摩托车回工地的路上，我决定把他这次莫名其妙的感情发作写进下一期我给特里尔的周报里。容忍一个军官称元首是恶魔是一种渎职行为。[40]

莱威茨也意识到被告密的危险，他主动约黑克长谈了一次，把他知道的有关大屠杀的事情告诉黑克，既哀死者，又骂恶魔，并明确告诉黑克：我们的领导人正在干犯罪的勾当，很可能有一天，你我也要对此负责。纳粹暴行的事实，莱威茨的信任，都没有改变黑克多年来形成的信念，但黑克也没有告发莱威茨，并接受了对方的一些影响：“回溯往事，我认为他结束了我的一些盲目、狂热的行为，但从未能使我转而反对希特勒。我之所以没有把他送给盖世太保，是因为我发现他和我一样强烈地爱着德国，尽管我们的领导人使他的幻想破灭了。我觉得这是厌战的一种表现，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为了最后的胜利则努力工作着，我很感激他向人吐露了这一切，作为回报，我毫无保留地给他讲了希特勒青年团司令部的一些情况。”[41]刺杀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后，莱威茨受到牵连而被处决，他母亲怀疑黑克这个“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出卖了他，而在黑克看来，这却是那个狂热的女青年干部莉娜所为。黑克没有否认，在组织面前，他也会讲出事实：“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我被盖世太保问讯，会不会把莱威茨的叛逆思想供出去？尽管我们是朋友，可我不敢肯定我不会那样做。如果那天晚上他对我进行策反，要我和他跑到美国人那边去，我自己就会把他打死。”[42]莱威茨死了，告密者莉娜1945年3月行军时也被敌军的飞机打死了，黑克依然在为希特勒战斗到最后一刻。1945年3月10日，在发现抵抗无效后，他脱下军装，被美军征用，为一名军官做翻译：

只有疯子才能适应这样的场面。现在我就是。威特利希最后一任希特勒青年团师长，将手提式扩音器举在嘴边，让所有隐藏的德国士兵立刻放下武器，举着手出来投降。[43]

由纳粹青年而为美军服务，虽是时势使然，在黑克的心理上也并不难过。黑克是忠诚战士而非狂热信徒。即使最后官拜少将，也只是一个17岁的青年团干部，除了在家乡的飞行基地学开飞机，其余时间就是挖地壕、组织防空等，他没有离开过家庭世俗生活，对于世界形势、国内大局、上层人物等，了解不多。1945年被任命为希特勒青年团少将师长时，他的领导告诉他：之所以要他这样一个当连长才8个月、现在还不到17岁的孩子当师长，原因“就在于死的人太多”，“我们正在让12岁的孩子炸敌人的坦克”。[44]1944年底在组织挖壕沟时，纳粹劳工阵线（全国总工会）领导莱伊（Robert Ley）要来视察。上面还专门交代：不要做任何特殊的安排。当六辆黑色的奔驰车在摩托卫队的护卫下到来后，莱伊红光满面地走下汽车，然后是亲切地握手、热情地表彰、代表领袖问好。而且，莱伊与青年团成员以“伙计”相称，还亲自参加挖沟：

当几百个“伙计”发现他的时候，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莱伊完全被这种热情所打动了，甚至和他们一起下到了沟里。我听见他大声说：“我出生在一个农场，同志们，我知道挖泥浆是什么意味。”经常自诩“德国第一工人”的莱伊紧握着一把铁锹，起劲地挖起泥浆来。他的随行人员和高级军官们在一边很自在地看着。……

莱伊的酒量很大，这使他很容易接近工人。和我们一样，他也是莱茵河边的人，那儿的人特别喜欢喝酒。

那一天他确实很愉快，但我们花了好一会才把他从那15英尺深的、在下雨而变滑的沟里拉出来。两个满头大汗的副官从后面推，另外两个人在上面抓住他的手使劲拉，他的漂亮的褐色马裤、绣着树叶子的国家领导人的制服，甚至他的褐色丝绸衬衣和褐色的领带上都溅满了泥点。他喘着粗气，我闻到酒味。“好好干，同志们！”他冲着沟底喊了一嗓子，沟底响起了一阵回声。他边朝汽车走，边扭过头来问他的一位副官：“我们车上还有啤酒吧？”[45]

在战事吃紧的危机时刻，党的高级领导人亲赴前线，确实给这些青年团团员以巨大的鼓舞。就其在现场的表现来看，莱伊也是真诚的、真实的，没有什么形式主义或官僚作风。但作为纳粹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莱伊还有其他的方面。据当时希特勒身边工作人员的介绍，1945年4月，莱伊也想表现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他出现在奥得河前线，乘车穿过后方地区，参观小型军备工厂，呼吁基层党员干部抵抗苏联人的；他还将一些女性和少年组织成一个“希特勒志愿军团”以孤注一掷。他经常给希特勒打电话报告情况，也多次去地堡看望希特勒，表现得忠诚、积极、充满理想信念，并因此成为希特勒最后一刻最信任的党官之一。显然，莱伊到黑克工地上来，也是其到处视察的活动之一。不过，也就是在此期间，55岁的莱伊大多数时间都是与他的情妇、爱沙尼亚18岁的歌舞演员玛德莱恩·旺德勒尔一起，在柏林的豪华别墅中度过的。[46]“当莱伊看到了重磅炸弹在公共防空洞上的破坏力时，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拿被炸穿的防空洞顶板的厚度，同设在简直不可能受到空袭的郊区他的私人地下避弹室的顶板的厚度作比较。”[47]在纳粹党内高层，莱伊是公认的酒鬼和登徒子，第一任妻子因其作风问题而与之离异，与之生有三个孩子的第二任妻子又因其荒淫而自杀。莱伊在战事紧张时视察前线，亲自与青年们一起挖壕沟，其言其行一点也不假。莱伊是个贪腐分子，只因为希特勒的支持，才成为德国工人的领袖，这也是真实的。黑克看到的是莱伊的前一方面，所以他对莱伊不会有恶感。反之，如果他了解的只是莱伊的另一面，那他的判断又是另一回事了。一般地说，在专制政治、罪恶政权之下，底层人士、普通民众，往往容易相信流行的套话和上面的宣传，反倒是有地位、有见解，特别是权力中心或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才了解真相，知道那些骗人的说辞都是假话。这也就是莱威茨比黑克更早觉醒的原因。

黑克没有为纳粹献身，没有成为烈士。但正如上面一再说过的，黑克不是东线的战士，也不是纳粹党及其组织机构的专职人员，他的纳粹身份也是业余的。以一个“业余纳粹”而义无反顾、自始至终地投身纳粹事业，黑克是希特勒或戈培尔所理想的青年团团员。至于黑克在此期间所保持或形成的一些不同于组织要求的态度、行为和见解，这并不说明纳粹的宽容、宽松或自由主义，而要从德国的大环境中寻找解释。一方面，德国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性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和制度如主体性、个人主义、民主政制和法治等，已经部分地为德国所接受，纳粹主义不可能完全清除这些。另一方面，德国毕竟是一个迟到的现代西方国家，传统封建主义的专制王权、军国主义、民族至上价值观等依然影响着德国社会，纳粹主义也就是在这个土壤中才能捕获德国心灵的。对于德国文化的这种分裂性，希特勒非常清楚。斯大格勒战役之后的1942年5月7日，希特勒在参加了冲锋队参谋长卢策的葬礼后，在总理府讨论形势的会上对与会者发表讲话：1939年的德国面对的只是资产阶级国家，因为无论是教养上还是在态度上，这些国家都不如德国，所以打垮它们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具有思想的国家历来比资产阶级国家更锋芒毕露，因为它是建立在坚实的精神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优越性与巴巴罗沙一起结束了。在那里，德国碰到了一个也有思想的国家——虽然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对斯大林将失败主义清洗出红军，并在战斗部队中安插政治委员，大加赞赏。并说，斯大林还有一个好处：他进行了多次清洗，使自己身边不再存在‘高层社会’，致使布尔什维主义能集中全力，反对敌人。”[48]这就是说，相对民主化、多元化的英法等国，落后的德国具有思想统一、万众一心的优势；相对于现代进程更为落后、意识形态化更为彻底的俄国，德国又因其现代化程度较高而显得软弱。

这是一个值得专题研究的问题。结合黑克的经历来说，德国飞行证书有五级，每级都需要相当数量的飞行时间。虽然战事紧张，德军急需飞行员，但黑克所受到的训练依然非常严格、严酷。黑克不断由A而B而C，坚持到最后的才获得C空军候补士官证书，却一直没有奉命上天。俄国学者斯·尼·斯拉温以飞行员为例，说明德俄文化之间的差异。苏联两位王牌飞行员亚·伊·波克雷什金和伊·尼·阔日杜布分别击落了59和62架敌机，而德国空军共有104名击落敌机超过100架的飞行员，前十名优秀飞行员共击落敌机2588架，其中王牌飞行员埃·哈特曼战争期间击落敌机352架。这里首先是训练方法的不同。德国飞行员的训练是按部就班的，尽管前线急需飞行员，但德国人并不急于求成。黑克的训练过程已经显示了这一点。而在苏联，培养一名斯大林雄鹰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飞行时间只有10—12小时。德国人认为，飞机是宝贵的，与其让飞行员去碰运气，让他自学成才，还不如一下子教会他。每一名飞行员的独立飞行时间要达到450小时（战争后期是150小时），新飞行员不能提前参加战斗，通常在头100次战斗出动中，新飞行员只能在一边观战，研究敌人的战术和缺点，尽力避开战斗，这种训练方法产生了良好效果。其次是对待英雄的不同态度。哈特曼获得了德国军人的最高奖，受到希特勒的多次接见。但得到一切荣誉之后，哈特曼也依然像一名普通飞行员那样飞行，德国人并没有派出两个飞行纵队来保驾护航，而苏联的英雄却经常得到这种待遇。再次是对人的价值的不同标准。斯拉温引用了一位苏联学者的观点：“在苏联空军和德国空军里，存在着两种观点，即纯理性主义和做表面文章是纠缠在一起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在历史的天平上生命的价值不同。德国人珍惜士兵的生命，而苏联人对待诸如单个士兵这样范畴的问题并不怎么关心。就在不久前，苏联刚刚又为一位统帅树立了纪念碑，这个人的所有本事就是无情地对待自己的士兵，在前线用‘炮灰’堵塞漏洞。”[49]作为俄国学者，斯拉温此论有总结教训且严于责己的考虑，因此对德国飞行员训练不免美化，因为如黑克所说，1944年飞行训练所要求的项目，已经减少到8个。在最后阶段，“我们许多飞行员那么缺乏训练，以致要飞一种特殊的编队才不会掉队”[50]。可见纳粹德国也并不珍惜士兵的生命。

纳粹在塑造新人，纳粹之后，新人已成旧人，成为需要自我改造才能适应和平年代的旧人。当硝烟散尽、纳粹暴行公开以后，黑克发现，“要接受德国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严酷现实是很难的”，成千上万纯洁无私的青年卷入了纳粹的罪恶冒险。“慢慢地，我了解到了这个政权的源起和它得以产生的情形，心中有了对我们的前辈、特别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者的不满，他们不仅允许自己被欺骗，而且还把我们——他们的孩子带入了一个新的上帝的残酷的政权中。”此时的黑克才17岁，正值人生的花季，但他无法放下心灵的重负：“我们是大屠杀的一部分，肩负着奥斯维辛滔天罪行的沉重负担，这是我们的无期徒刑，因为我们成了我们元首的狂热的牺牲品。”[51]毁灭生命的战争过去了，而鞭笞灵魂的精神徒刑才刚刚开始。黑克没有消极地对待过去，通过反省纳粹暴政，他后来成为人权活动家。这当然是希特勒等人所预料不到的。

3. 不成功的原因

有成功就有不成功。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太乐观了，改造人是困难的，任何试图改造人的政治家，无论他取得多么大的成就，结果总会发现，新人还是不够新。何况纳粹掌权只有12年，还不足以培养一代新人。1945年初在柏林总理府地堡里，希特勒恨恨地说：德国人民对这场托付给他们的伟大的命运之争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对此我该有20年的时间，来培养这一新的民族社会主义的优秀人才”[52]。正如造人工程一样，有成功就有失败，而且是失败的居多，原因很简单：改变人性太难了。

黑克回忆的是自我经历，质朴而平实。当这一切写成小说时，紧张、曲折、严重性等就被虚构甚至夸张了。

在远离纳粹运动中心的黑森州小城，赖因霍尔德的父亲海因里希是参加过一战的德国兵，接受了德皇“熊熊怒火和义愤填膺将使男子汉的力量倍增”的信条，受伤后在一个森林里与几个开小差的法国兵一起度过了几年。回到一片废墟的家乡后，当了县督察员。他喜欢唱歌、乐于助人，有“纯洁、正派”的军服和皮靴，但在艰难的生活中，他教训儿子的基本内容是：德国的男孩子绝不哭泣、一个星期不许玩、要坐得笔直。他带儿子到森林里，教他唱歌。1932年12月，海因里希参加了纳粹冲锋队。在那里，没有人问他：你上过学吗？他们只是告诉他：在这里你要有本事可以打破你的出身给你造成的局限！海因里希兴奋了，他全心为纳粹服务，当上中队长后更是昂首挺胸，积极活动。当希特勒镇压冲锋队、杀死冲锋队队长罗姆时，他的一个朋友也被杀死。但海因里希却以为：我们是大西洋畔的德国人民，我们必须作出牺牲，哪怕牺牲的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女儿和儿子。一个德国人，姑娘，都要有比幸福与和平更高的志向，德意志的志向！为了培养儿子的“英雄主义”人生观，他专门带着14岁的儿子去拜洛伊特朝圣——“不了解法兰克，就不了解德国”。他们在山村和森林中寻找日耳曼先人的足迹，在农民中间聆听德意志的传说和故事，在瓦格纳的音乐声中体验德国复兴之梦，在“让吞噬崇高英雄的高贵的大火熊熊燃烧起来吧”的呼号中跳入水中。

硬邦邦的父亲只是开头，纳粹有一整套培养下一代的规程。赖因霍尔德1933年4月参加德国少年队。这是一个“不论贫富，一律平等”的集体，统一的队服、笔挺的行进、雄壮的口号、飞扬的旗帜，支起帐篷、生起篝火，庆祝冬至和夏至节等活动都使他感到充实；而体操和拳击则使他坚强起来。在山上凛冽的夜风中，赖因霍尔德在升旗仪式上讲话：“我们聚集在旗帜前面。它是我们这个集体的象征。我们跟随它，我们的忠诚属于它。我们可以犯错误，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损于荣誉，我们可以胆怯和不忠实，但是这面旗帜将永远纯洁。跟随它效忠它就是战斗。正是为了这个战斗，我们早在千年之前就曾相约在这里。你们要意识到，我们大家都是肩负重任的大西洋人，要在这里重新建立我们的帝国。因此我要求你们用端正和笔直的姿态向旗帜敬礼！”[53]在学校里，原来的宗教课改成“世界观课”，老师们热情地向学生灌输反犹主义的种族信仰；1940年7月还组织他们到阿尔卑斯山远行：在德意志的故乡去欣赏德意志民族的巨大创造力，学习德意志历史，在大自然中和你的内心深处将德意志故乡看成是你自己的一部分。途经萨尔茨堡时，他们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在此过程中，赖因霍尔德从小组长升到大队长，帝国青年团的领导人还给他写信，充满组织的关怀和信任。所有这一切，都与黑克的经历大同小异。

但赖因霍尔德不是黑克，他没有成为真正的纳粹新人，原因在于他清除不了内在的人性，或者说“褐祸还没有侵袭你所有的二亿兆脑细胞”。当他随父亲第一次参加纳粹集会并见到希特勒时，他就问父亲：“他是犹太人吗？”“你怎么会这样想？”“他讲起话来跟布茨先生差不多，样子也跟他差不多，脸色发暗，没有血色。”布茨先生是一度寄居在赖因霍尔德家的大学生，谈论的话题总是围绕着犹太瘟疫的蔓延，培育纯粹种族，德意志复兴，领袖即将出现，死亡、战斗、危难与困苦将锻炼出一个崭新的种族等种族主义话题，其恶毒的反犹主张，连身为雅利安人的赖因霍尔德都觉得可恶。忽然有一天，布茨自杀了，留下的遗书中说：“我是犹太人。我曾极其相信我那年轻的心灵能够得到净化，因为我从儿时起惟一的渴望就是成为一个德意志人。我愿意脱离黑暗走向光明，在雅利安的光明神话中我曾误以为找到了心灵的家园，然而我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它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内心的城堡。一个犹太人无法净化自己，因为他没有灵魂，违背上帝是他的本源。我是我所鄙视的一条寄生虫。正如拉加德所说，人们不能驯服旋毛虫，而是要尽快地使它不再成为祸害。在我不得不认识到所有我的渴望之钟的鸣响都不能为我带来帮助之后，我就如此对待自己。……我愿作为榜样先行，一切如我一样的可诅咒之类应该跟随我，为了保护雅利安人，为了拯救世界。”[54]布茨的心理与行为当然是一种病变，但并非不可能理解。尽管纳粹主义的核心是反犹主义，但是1933年之前，就有263名犹太人加入纳粹党。鉴于他们对纳粹的贡献，希特勒后来特批他们“雅利安化”。[55]确实有不少犹太人认为自己比德意志人还德意志。所谓德国犹太人，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同化的犹太人，他们生活在德国文化之中；另一种是后来流入的东方的犹太人。“东方的犹太人说意第绪语，穿戴着不同寻常的犹太人社区的衣着，形成一个排外的集团，从而在许多德国人的心目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包括被德国同化了的犹太人——形成一种印象，这个疏远社会的群体成为国中之国嵌入了德国社会当中。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当这些东方的犹太人在维也纳和柏林街头匆匆而过，忙于商务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景观。瓦尔特·拉特瑙自己是一个被德国同化了的犹太人，他十分真诚地认为：犹太人正成为‘在德国人民身上的外国微生物’，正如马克思在他之前所表现的那样，他对存在于自身当中的犹太人遗产持有深层的模棱两可的态度。”[56]一些同化的犹太人不但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德国人，其中的右翼甚至要求纳粹在他们这些“民族德意志犹太人”与未得到承认的“异类犹太人”之间划清界限。所以在50万德国犹太人中间，充满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化立场，对犹太民族的自我认识、对纳粹反犹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赖因霍尔德所说的这个布茨，显然就是这种自我憎恨、自我毁灭的犹太人。布茨在遗书中所说的“拉加德”，是德国19世纪的恶毒的反犹文人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他在写于1878年的名文《德意志作品》中猛烈攻击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指控物质扼杀了精神，宗教沦为空洞的拜物教，创造性让位给平庸，生活的快乐转成为不满、无聊和厌烦，认为只有暴力、战争才能使德国摆脱这个噩梦和文化顽疾，战争是一个民族获得活力、生机和献身精神的唯一途径。拉加德的观念并不孤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文明批判”的作者中，多有持此观点的人。一个犹太人认同反犹主义，显属精神错乱；而对于赖因霍尔德来说，一个与病态的犹太学生持同样思想和语言的德国元首，怎么会让他信仰和崇拜呢？

“再造新人”是纳粹的理想，“自我更新”也是青年自己的期待。改造自己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思想，捕捉自己的思想变化。在这一点上，纳粹的造人计划与青年人的自我设计是统一的，因为这里有自我的因素，所以结果就不一定符合纳粹的要求。以写日记为例。

赖因霍尔德的朋友汉诺告诉他：“书写就是进行战争。就是要转向内心深处，看里边的情形怎样变化。只要你在写就不会死。一个人要打赢这场对忧郁思想进行的战争，他就得耳听内心的各种声音，以不停地书写去对付它。”“写日记会帮助你把思想想透彻并去正确地运用，写日记是自我监视，也是自我辨析。”[57]赖因霍尔德照办不误。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儿子，他在日记中抒发了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不满：“一个不是作为工厂老板、军官或者法院院长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年轻人遭到社会的歧视、蔑视，谁来粉碎这样的社交成规，谁来创立那种对人按照他的真正价值来评判的社会！”[58]这种打破旧的规范的青春冲动推动他参与纳粹的革命行动，但纳粹却不是按照人的真正价值评判别人的，所以这一思想也包含着反纳粹的种子。特别是赖因霍尔德不断看到犹太邻居们被打被抓被杀，到处是暴力行为。他的同学沙德被打伤致死，化学老师曾狂热地教他们世界观课，后来却因同性恋而被捕而自杀。

赖因霍尔德的日记充满害怕、恐怖、杂乱无章的思绪。德国女人安娜·里茨·基希贡斯因为与波兰人恋爱，被党卫队绑在卡车上游街，赖因霍尔德也被安排去观看，回来后他却在日记中写道：那姑娘的心怦怦跳着的声音还响在我耳朵里。轰鸣的鼓声、火把、遮住半个脸的风帽、鬼火和刽子手的眼睛。我感到这史前期的景象是对现实的比喻，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感觉。“我抓住那女人，我高高地牢牢地抱起她，牵住她灵魂的手同她小心翼翼地离开广场，不让她再遭受骚动着的人群的侮辱和惊扰——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把本来只藏在内心里的话都试着用笔给写出来了！”[59]这是一切暴政的困境：为了恐吓普遍民众，从心理摧毁不满或反抗的意志，必须有暴行的展示，但公开暴行的分寸极难掌握，稍一不慎或过火，则其效果就会适得其反：当民众感到真实的恐怖时，他们离觉醒也就不远了。

跨出这一步的关键是汉诺的警示。汉诺是富豪子弟，父亲是党卫军高级军官，自己却幻想做一个诗人，因此有较强的自省意识，成为赖因霍尔德伙伴中率先从纳粹迷狂中清醒过来的先驱。高级中学毕业后，汉诺作为优秀少年，被父亲送到培养将领和领袖的“德意志教团城堡”。那里以信念、服从和斗争为原则，学习的内容是让他人死亡或自己迎接死亡，目的是要让年轻人成为让全世界害怕的人。圣诞节回家，汉诺告诉赖因霍尔德：

在教团那里他们要把人的良知改变让其为残酷行为服务，比如说让你练习把小老鼠的眼睛给扎出来，通过这样的反复实践来学习残酷。你必须从一切人道的、科学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从被因为相信良心和道德的神话幻想所产生的自我折磨中解放出来。……党卫军就是一个教团，他的宗旨不是要铲除人间的不平等，正相反，他是要扩大它，并且把它变成一种用不可克服的围栏所保护的法律。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灵魂变成一个无我的容器，好让高级的幽灵能在里边安家落户。他们竟然还这样说过！[60]

这就是改造思想的秘密：让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思想，为的是让独裁者的思想进入每个人的脑袋和心灵。一旦空无被这样的思想充满，一个新人就诞生了。如果你拒绝这样的思想，还充满痛苦地渴望着上帝，那么你就可能牺牲掉。汉诺明白这一点，他在悬崖的边缘上挣扎：“你不知道，夜里是多么可怕，在似睡非睡之时你眼前会出现一些场景和声音，让你醒也不得睡也不能。肮脏的妖魔袭击你，处在夹缝中的你无法自已，被夹在什么中间动弹不了。等你磨练得不再害怕了时你便进入了谁也超过不了你所忍受的孤独境地，一旦你到了这种地步谁也不能把你拉上来。这孤独不是我的故乡，朋友，它是我生命的结束。我没有救了。”[61]“教团城堡”的规矩是谁将城堡的秘密泄露出去，谁就要被除掉。汉诺没有摆脱死亡的厄运，而且赖因霍尔德在为汉诺守灵时发现他的一只手断了。第二天。他和汉诺的共同朋友加布里尔·埃勒贝克自杀了。加上此前的沙德、汉诺，“你们仨都是为同一个理由死的，也许我是第四个”。从此，赖因霍尔德逐步认清了纳粹真相。

纳粹德国有三种主要的精英学校：希特勒青年团指导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纳粹党主办的“全国政治教育学院”和“骑士团城堡”。其中“骑士团城堡”是纳粹党最精英的学校，只有最狂热的25—30岁之间的纳粹分子才能膺选入学，是从前两类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挑选的。当时一共有四个城堡，学生要到逐个城堡受训。相对而言，全国政治教育学院是唯一成功的纳粹学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植根于德国的军事教育传统。而“骑士团城堡”却因其过分的恐怖而走向反面。这里就有一个正常人性对抗纳粹教化的斗争。

赖因霍尔德生活在黑白混杂的世界。狂嚣而冷漠的纳粹就是人间的暗夜，赖因霍尔德的姨父一贯见风使舵、邪恶横行，是典型的“黑夜”里的人物。体现“白日”的是赖因霍尔德的母亲玛格达，她始终以母性的温柔光辉笼罩和庇护被狂热气氛熏染的孩子，以自己劳作的双手默默对抗蔓延到家庭里的诱惑者的谎言。她说：“我们的上帝是惟一的上帝，我们应该只为他服务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她告诉迷茫着的儿子：“不要忘记上帝。”在赖因霍尔德的觉醒过程中，“抵抗之歌”小组，特别是其中的牧师则是一缕光芒。在更深人静的教堂，他参加了小组的活动。他们朗读海涅的诗，“每逢夜里想起德国，我就难以安眠”；他们揭露纳粹的屠犹暴行，讨论反基督的魔鬼是怎样在我们中间落户的。赖因霍尔德第一次听到迫害犹太人的情况，第一次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他慢慢觉悟过来：你的神圣的山是垃圾堆，上面坐着的不是将要指导战役的将军，而是卖破烂的商贩，用他们的破烂商品在统治你的人民，给你的人民戴上面具，堵住嘴，绑住腿，挡住他们的视线。他的理想是做个诗人，用古代高雅的语言写作，并为自己创造出新的语言，“通过写作我要重新燃起希望之火，表达出我心中的渴望”。在欢送毕业班的同学入伍的仪式上，赖因霍尔德拒绝朗诵荷尔德林的诗《为祖国而死》：

啊，接受我，将我纳入队列，

别让我有朝一日死得毫无意义！

我不愿意没有价值地死去，

我愿意血染战袍，战死疆场。

为祖国情愿去流血，

为祖国—— 这时刻就要到来！我来了，

忠实的朋友！到你们中间来，你们

教给我怎样生活，怎样献身！

胜利的使者降临了：我们

胜利了！啊，祖国万岁，

别去数死亡的人数！为了你，

亲爱的！没有一个人的死是多余的。[62]

赖因霍尔德喜欢荷尔德林、里尔克，但他不能容忍纳粹对他们的使用：“要我朗诵他的战斗诗篇，要我站在同学面前，用那美妙的诗句让他们为流血牺牲作思想准备。这我无法做到。……当然，我不怀疑那位伟大诗人对他的诗完全是另一种理解，同当今这里的理解根本不同。但是我对他、对我及对这个世界已无法真正理解了。”[63]纳粹宣传的重要方式是大量使用文艺，不但创作了一批宣传作品，而且改写了民歌，比如最著名的童话《睡美人》——“许多德意志性，想象得不错，感觉得也很好，但是被颠倒和扭曲了，由光明变成了黑暗。”[64]

但在无边的黑暗中，几个清醒者不过是“吓唬鸟的稻草人”。1941年3月，赖因霍尔德成了一名预备军官。在执行屠杀犹太人任务时，他开了小差，逃进了俄罗斯森林，与一位犹太姑娘相识并相爱。当他是一个粗野的森林人时，他对父亲说：他们答应给我们光明，可是现在笼罩大地的却是黑暗，它张开大口吞噬着，吞噬着上帝和他的世界。德军溃败时，他随后撤的队伍目睹和饱尝了饥饿、寒冷、炎热、炮火、废墟、死亡等之后，终于明白：“元首，一个骗人的魔术师！”当他重新回到家乡时，他想起了母亲曾经告诉他的箴言：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我们应该只为他服务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纳粹崩溃了，这位既是罪人又是受害者的年轻人，站在满目凄凉的废墟上，面对家破人亡的惨景，在心中一遍遍地问：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呢？汉诺的父母和姐弟服毒自杀，热情的博士小姐用煤气自杀，音乐老师从市政厅塔楼上跳了下去。而活下来的人也并非都是一梦醒来。当时少年队的伙伴梅希蒂尔德发问：“为什么？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一场战争打败了，失去了这么多！过去的一切都受到怀疑：高举彩旗、高歌行进、沉默的森林、夜里明亮的星空。还给我们剩下了什么呢，我问自己。”[65]赖因霍尔德的父亲始终不能从泯灭的民族神话中悔悟过来，仍然乘着酒兴声称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把我们每一个人从那狭窄的生活圈子里召唤出来，因为它让我们从事的工作能使我们超越自己。没有错，这个一生不如意的小人物，在纳粹运动中获得了新生：他成了小希特勒，在家中行使着绝对权威。

正如小说中的牧师说的：现在几百人的信仰头破血流地埋在那些伟大神话的瓦砾之中，偶然被推翻了，他的位置空了。然而我们德国人民还会继续着了魔似的遵循他那做出牺牲的渴望，所以现在必须向人民那变得真空了的生存中输入新的意义，避免再出现那种制造阴谋诡计的黑巢。后纳粹德国首要任务是消毒，但用什么来充实这种空虚了的胸膛呢？如果不能建立可以与纳粹抗衡的真正的理想和价值，如果否定了纳粹之后只是与世浮沉、追名逐利，那么我们就容易重新沦为纳粹式的青年，我们就不会怀疑下面这个广为流传的实验和电影的真实性。

1964年4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琼斯（Ron Jones），为了让学生理解纳粹而进行了一场实验：向学生们灌输纪律性和集体精神。他在五天之内就成功地培育了一个微型的纳粹社会，而学生们则乐此不疲，共中一些人甚至难以自拔。1981年，史特拉塞（Todd Strasser）将此事写成小说《浪潮》（The Wave），并由美国广播公司制作成了同名系列短片，在ABC电视台以连续剧的方式播出。2008年，导演丹尼斯·甘塞尔（Dennis Gansel）又将之搬上银幕：在二战后的一所德国中学里，赖讷·文格尔（Rainer Wenger）老师主讲独裁政治课。他在课堂上模拟纳粹德国的统治环境，并以纳粹方式教育学生。独裁政治要有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大家选举赖讷老师做领袖；对领袖不能直呼其名，赖讷要求学生们称呼他“文格尔先生”；独裁政治要有纪律，赖讷也要求学生们遵守纪律；独裁政治需要团结，赖讷重新安排座位以打破学生中间原有的小团体；要团结就要有一个敌人，赖讷告诉学生，无政府课就在他们楼下，他让学生们起立一起踏步：“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的灰去吧！”赖讷让学生们思考，他们这个集体如何区别于另一个集体？学生们想到了很多方面：要有一个醒目的名称——“浪潮”，要有一套制服——白衬衫和牛仔裤，要有口号——“团结铸造力量！纪律铸造力量！行动铸造力量！”，要有属于自己的标志——一个浪花，要有一个特别的手势——一个像浪花一样的手势。集体荣誉、行为组织化、唯我独尊、暴力行为等使这个班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集体。相互之间的不平等感消失了，人人都在沙滩晚会之类的集体活动中找到了价值感和意义感。性情软弱、被人欺负、被称为“软脚虾”的蒂姆（Tim）在“浪潮”中获得了力量，没有家的马尔科在组织中拥有了温暖，土耳其裔的锡南觉得生活有了理想。学生们对几天生活的体会是：“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从前我四处惹是生非，仔细想想，我从前的所作所为真是混账，‘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这是多么的阳光和健康！但不是每个人都从中得到满足。卡罗因为不喜欢穿白衬衣，就像“麻风病人”一样受到排斥。一些激进分子到处推广他们的价值观，对异己分子越来越显露出排外的敌意，并出现了暴力和恐怖行径，就连文格尔也沉浸在一种操控别人、享受崇拜的快感中。第六天，文格尔几乎像希特勒当年那样发表演讲：“德国近年来每况愈下，我们是全球化的输家，但政府却告诉我们，努力干活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那些政治家根本就是经济动物的傀儡。失业率必须下降，我们还是出口大国，但实际上，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恐怖活动是现今最大的威胁，而恐怖活动正是我们自己，通过散布不公正而一手造成的，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浪潮’是改变这一切的唯一途径！团结一心，其利断金！我们今天，此时此地，我们将创造历史！从这里开始，‘浪潮’将席卷整个德国，谁要是阻止我们，‘浪潮’将把他吞噬！”然后煽动学生把持有异议的马尔科揪上主席台：“你们要杀了他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我们就是纳粹。”此话一出，马上就有人真的要行动，文格尔赶紧宣布解散“浪潮”，但忠诚于运动的蒂姆大骂文格尔“欺骗了我们”，“浪潮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他拔出气枪要求文格尔收回命令，随后击伤同学。

独裁者改造人性只需要六天，或者说，世界离独裁政治只有六天。人性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信任！当然，这只是给定条件下的试验，不能算作真实的历史。在日常生活中，朋友的交往、母亲的关爱、伟大的文学、本能的胆怯等等，都是对抗思想改造、精神控制的资源，正如赖因霍尔德的故事所表明的。不过“浪潮”的实验也至少说明，人性结构中潜伏着服从权威而作恶的基因，它可以随时被独裁者所唤醒、所利用。纳粹时代早已终结，但纳粹运动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矛盾和空洞，似乎还远远没有克服。

[1] 古一多·克洛卜：《希特勒的追随者》，第41页。戈培尔是纳粹宣传主管，这句话充分说明纳粹意识形态的目的就是控制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青年。

[2] 古一多·克洛卜：《希特勒的追随者》，第63页。

[3]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126页。

[4] 维克托·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郑永慧等译，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5] 迪克·吉尔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王文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6]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第353页。

[7] 托尔斯腾·克尔讷：《纳粹德国的兴亡》，第91—92页。

[8]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18页。

[9]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22—24页。

[10]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25—28页。

[11]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134页。

[12]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31页。

[13]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25页。

[14]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77页。

[15] 萧公权：《施行宪政之准备》（1937），《宪政与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6]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53—54、73页。

[17] 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具有双重历史的国家》（1941），杨成绪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02页。

[18]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3页。

[19]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70页。

[20]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74页。

[21]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王涛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22] 阿伦·布洛克：《希特勒与斯大林》（上册），钟宜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64页。

[23] 威廉·夏伊勒：《噩梦年代》，第166页。

[24]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第53页。

[25] 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第140页。

[26]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440页。

[27]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1993），傅勇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8] 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第375页。

[29] 英格·肖尔：《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译，左岸文化（台湾）2003年版，第41页。

[30]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1976），姜丽译，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1]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3页。

[32]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75页。

[33]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123页。

[34]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2页。

[35]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199页。

[36]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16—17页。

[37]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50—51页。

[38]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52页。

[39]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127页。

[40]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129页。

[41]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133页。

[42]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149页。

[43]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207页。

[44]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177—178页。

[45]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138—139页。

[46]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第249页。

[47]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221页。

[48] 约翰·托兰：《希特勒》（下册），第1029页。

[49] 斯·尼·斯拉温：《第三帝国的秘密武器》（1999），崔寿智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50]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95、166页。

[51]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226页。

[52] 约阿希姆·费希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第87页。

[53]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1992），马文韬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54]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第33—34页。

[55] 参见威廉·D.鲁宾斯坦：《援救的神话》，第36页。

[56]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第38页。

[57]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第56、57页。

[58]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第94页。

[59]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第143页。

[60]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第95、97页。

[61]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第98页。

[62]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第178—179页。

[63]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第177页。

[64]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第179页。

[65] 乌拉·贝尔凯维奇：《黑白天使》，第284页。

七、希特勒无所不在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荷尔德林[1]

以研究纳粹德国普通纳粹知名的美国记者迈耶指出：“德国人的共同体——除了那100万左右操控着整架纳粹主义机器的人外，7000万德国人中其余的人除了不能介入外，在其他方面也是无所事事；除了他们持续做的事情——纳税、阅读当地报纸和收听广播——之外，绝对不能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2]这里所说的任何事情，当然是指积极支持或坚决反对纳粹之类的大事。即使在纳粹时代，至少是在战前，7000万德国人中的绝大部分都还是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国家权力、政治变化仍然处于他们的世界之外，至少在战前是如此，这与其他时代、其他国家并无不同。然而，在承认这个事实之后，我们也要看到，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特点却在于它的政治化。纳粹主义垄断了现代政治的全部统治手段，不但政治组织、社会团体、舆论工具、艺术创作、历史编纂等都渗透着纳粹教义，普通人所看的报纸、所听的广播，就是纳粹的宣传机器的一部分。纳粹德国至少在发展趋势上，有点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那样，社会生活和人类行为的一切都在一个有形和无形的“老大哥”的全面严密控制之下。纳粹工人协会领导人罗伯特·莱伊就自豪地说：“在德国，只有睡着的人仍然是一个有隐私的人。”[3]因此，在纳粹德国，日常生活并不是独立的，它也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性质，希特勒无处不在。

1. 在语言运用中

哲学家黑格尔夸赞德语能冥契道妙，是真正的哲学语言。例证之一便是“Aufheben”（“扬弃”）能于一字而融会相反两意。钱钟书不以为然，指出汉语一字常能包举多义。如典籍中所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伦”有四义：伦者，次也；伦者，理也；伦者，纶也；伦者，轮也。“王”有五义：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如此等等，字例甚多。[4]这是一个涉及中德语言/文化比较的大问题，此处不能展开。重要的是，钱先生此论无意也没有否定德语所特具的思辨性。实际上，德语不但是哲学的语言，也是诗的语言。比如歌德的小诗《流浪者之夜歌》：

ber allen Gipeln　　一切的峰顶

Ist Ruh’，　　无声，

In allen Wipfeln　　一切的树尖

Spürest Du　　全不见

Kaum einen Hauch；　　丝儿风影。

Die Vö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　　小鸟们在林间梦深。

Warte nur！Balde　　少待呵，俄顷

Ruhest du auch.　　你快也安静。

这就是伟大、优美的德语。中国诗人冯至先生在谈到自己的翻译体会时说：“原诗不遵守固定的格律，但语气自然，音调和谐，使用的词汇里a，au，u，ü等元音比较丰富，适合于从字音上形容夜色。这种音乐的特点很难用另一种语言移译过来，我翻译这首诗，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流线行诗的节奏，用韵脚来补偿译诗里难以表达的原诗人音调。我用以韵母i收尾的字表示寂静和休息，以韵母ong收尾的字表示高处，诗里有两行提到‘你’，实际上是诗人自己，这两行则押ao韵。”[5]德语的微妙、精美于此可见。

但是，自夸继承了德国传统的纳粹，却在其语言实践中败坏了、毁灭了德语。1954年，A.戈斯（Albrecht Goes）在《燃烧的祭品》（Burnt Offering）中说：“作为这样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只要我活着，就不能不感到战栗——想到由亨德里希、依奇曼等等这些我身边的人发出的处决命令，用的竟然是我每天用来思索、述说、付诸笔墨和梦中的语言！”[6]一位幼年时代在纳粹德国生活过的幸存者回忆：“我是在美妙的德国文化——德国的语文、音乐、食物、衣着和家具（在1933年时，我父母仍然可以带着家具同行）中成长的。但是，我也记得我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了希特勒的声音，他用那种我家人非常喜爱的语言吼叫，家人全听得吓呆了。”[7]

语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根据美国学者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观点，纳粹的“功德”之一，是彻底摧毁了德语。斯坦纳认为现代德国形成之前，德语最有活力。1871年德国建立之后，德语文学大师们没有卷入，他们或者没有受到民族情绪的感染，或者干脆在德国之外写作，如卡夫卡在布拉格。俾斯麦时代笨拙枯燥的官方语文中已经有消亡的迹象。1914年，德语随士兵进入战场，当他们在4年后回来时，语词没有回来：它成为巨大的谎言，在德意志精神与现实之间建起了一堵神秘的墙。在《空洞的奇迹》等文章中，斯坦纳将纳粹对德语的败坏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德语被用来表达野蛮。这就是希特勒、戈培尔等人的语言。“纳粹主义恰恰在德语中找到为其野蛮所需的表达。希特勒在母语中听到了潜藏的歇斯底里、混乱以及催眠、发呆。……对于他的怒吼，德国人没有带着恶心与怀疑走开，而是高声呼应。上百万的民众扯着嗓子跺着脚应和。”[8]其二，德语被感染了极端的非人道：

纳粹时期特别的恐怖之一就是，一切发生的事都被记录下来、分类、编年、归档；德语被用来表达任何人都不应该开口、任何人都不应用纸写下的东西。回想那时所做的东西，所说的东西，都让人觉得恶心，无法忍受，但我们必须面对。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速记员（通常为女性）认真记录下因扭伤、灼烧、鞭打而发出的恐惧与痛苦的种种人声。贝尔森和马特豪森集中营中的酷刑和实验都有准确记录。达豪集中营里规定的鞭刑时具体的抽打次数也记录在册。当波兰的犹太拉比被迫用手和嘴清扫公共厕所时，旁边有德国官员做记录、照相，还给相片加上标签。纳粹的精英卫队在死亡集中营门口将母子分开时，他们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们用欢呼声宣布即将到来的恐怖时刻：“好，好，把犹太人扔进烟囱！”[9]

斯坦纳认为：“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要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存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10]其三，德语被用来执行无数的谎言。战争开始时，德语被用来说服民众相信战争是正义的、必要的，德军无往不胜。战争行将失败时，德语开始颠倒黑白。纳粹死了，德语也随之死掉了。“翻开日报、杂志，翻开对新近上市的各种畅销书和学术专著的评论，去看一场新的德剧，或者听一听收音机里或联邦议院里说的话语，你会发现，这不再是歌德、海涅还有尼采他们使用的德语，甚至不是托马斯·曼的语言。德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德语成了噪音。人们仍在用德语交流，但却创造不出交流的意义。”[11]

诗人、作家们的语言如何呢？在克劳斯·曼的笔下，名作家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是这样表达他与新现实的妥协的：

希特勒……毕竟……我亲爱的朋友们！……不是硬心肠的人！……让我们试着……不，如果你高兴，请允许我……客观……我能再倒杯酒吗？这种香槟……非常好，真的——我是说希特勒这个人……当然，香槟也很好……最巨大的进步……德国的年轻人……大约七百万张投票……正如我经常对我的犹太朋友们说……这些德国人啊……摸不透的民族……真的很神秘……无边的冲动……歌德……《尼伯龙根之歌》……希特勒，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正如我尽力向我的犹太朋友们解释……动态的趋势……基本的，不可阻挡的……[12]

豪普特曼是德国剧作家、诗人，其名作《织工》（1892）被认为是德国戏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12年，由于“他在戏剧艺术领域中丰硕、多样而又出色的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在上述语无伦次、词不达意的话语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杰出作者的影子吗？豪普特曼的立场是，无论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放弃其荣誉。1937年11月，为了庆贺豪普特曼的75岁大寿，德国剧院演出了他的多部剧作。当时的文学青年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在观看《主教山的少女们》首映时，亲眼看到豪普特曼与戈林坐在贵宾包厢里，当演出结束后暴风雨般的掌声响起时，两位要人也表示感谢致意。“当然，我看得非常清楚：这位年迈的豪普特曼毫无顾虑地举起他的手来行希特勒礼。”[13]

斯坦纳研究德语的演变时，还不知道早在1946年德国犹太学者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就指出：“第三帝国的语言一贫如洗。它的贫瘠是根本性的；就仿佛它立下过一个贫困的誓言。”[14]语言贫瘠的原因或表现有多种形式。

第三帝国语言具有的一致性。在形式上，这种一致性表现为它覆盖着第三帝国的全部语言领域。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语言先是变成一个集团的语言，然后又变为整个国家的语言。在此过程中，希特勒的语言与军队的语言相互渗透、相互腐蚀。一个严密的权力组织也是一个严密的语言控制机构，所有的报刊只允许发表一个中心站交给他们的东西，至多只能对文本做极为谨慎的微调，而这个微调也只限于更换一下陈词滥调。每周五，即《帝国》周报出版的前一天晚上，柏林电台都要播送戈培尔最新的《帝国》周报文章，以确定所有报刊下一周应该写些什么。全国只有一种语言，即“希特勒—戈培尔”语言。“第三帝国的语言带有一种十分可怕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出自它所有的生存表述和遗物，出自它豪华建筑无度的夸耀及其废墟，出自它的战士类型，那些被他们作为理想的形象定格在总是不同的、又总是相同的广告牌上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士兵，出自它的高速公路和群葬合墓。”[15]在文学史著中，每一个作家、每一个流派、每一部作品不是“民族性的”（volkhaft）和“有特性的”（arthaft），就是相反的。主宰第三帝国的是一种渗透到每个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的语言。纳粹主义使用简单粗暴的语言，抽离其中的内容，让这种语言变成了一种极度贫瘠乏味的宣传口号，但是这种宣传极力宣扬着领袖与第三帝国的神圣意味，让希特勒成为一个宗教领袖的符号。从政治到宗教的跨越隐含着一个独裁统治者的狂热逻辑：用疯狂摧毁这个世界，我们能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语言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理念融为一体。

第三帝国的语言没有个性。在内容上，这种一致性表现为它取消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国家化。本来，“第一种得以自由行为的语言，服务于一切人性的需求，服务于感情，也服务于理性，它是告知和谈话，自语和祈祷，请求，命令和起誓。第三帝国的语言唯有服务于起誓。无论这个主题是属于什么领域——私人或者公共的——不，错了，对第三帝国的语言来说，没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就像它对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不加区分一样——一切都是演讲，一切都是公共的”。

第三帝国的语言完全是针对个人的，扼杀个体的本质，麻木其作为个人的尊严，致使他成为一大群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动物中的一只，任人驱赶着涌向某一个规定的方向，令他变成一块滚动着的巨石的原子。第三帝国的语言是群体狂热主义的语言。当它转而面向个人的时候，不仅仅面向他的意志，而且也面向他的思维，当它在教导人的时候，它便是在传授狂热的方式和教唆群众的方法。[16]

这种针对个人的语言，其目的却是消灭个人。“每一个知识人的内心都藏有一个民众心灵层次，我所有的关于上当受骗的知识、我所有的对类似时刻的批评性审视，都于我毫无助益：随便一个什么时间，印刷出来的谎言将征服我，只要它从各个方面朝我逼近，只要在我周围仅有很少的人、越来越少的人、到最后不再有人对其提出质疑。”[17]实际上，第三帝国语言行为的目的，就是把个体融化到整体之中，这个整体就是“人民”：

你什么也不是，你的人民才是一切。

“人民”（Volk）在现今的讲话和行文中使用得如此频繁，就像吃饭时用盐一样，给所有的东西都捏上一撮人民：人世的节日，人民的同志，人民团体，接近人民，背离人民，来自人民……[18]

另外还有“贴近人民”（volksnah）、“人民的害虫”（Volksschadling）、“人民的总理”（Volkskanzler）、“心系人民”（volksfremd）等，仿佛纳粹德国真是一个什么人民国家。什么是“人民”呢？1934年7月戈林说得明白：“我们所有的人，从普通的冲锋队员到州长都是属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由阿道夫·希特勒而来。”[19]个人属于“人民”，“人民”属于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是一个新的基督、是德国人民的拯救者，他是神而不是人。

第三帝国的语言“无意志”。纳粹主义的语言是一种信仰的语言，这种信仰有着某种宗教的形式却没有真实的内容，它习惯用无数次的重复来强化意识形态的钳制，就如同任谎言重复千万遍也会变成真理一样，纳粹主义的语言充满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暴戾之气。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淹没在整齐划一的领袖统治世界的计划里。包括希特勒的语言，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个人意志。“希特勒说起话来，更应该说是叫喊起来，总是很痉挛的样子。……他的声音里从来没有平和，从来没有乐感，在他的句子的律动里，永远都只有一种粗鲁的、对别人和对他自己的剧烈的鼓动和激荡。……我始终都没有弄懂，凭着他那毫无韵律和过度嘶吼的声音，凭着他那粗暴、常常非德语结构的句子，凭着他讲话的完全对抗性的辩辞，他怎么就能赢得大众、抓住大众、奴役大众呢，并且持续之久，令人心悸。”[20]空洞无物之外，纳粹却又赋予大量语言以新的含意。这一点，诗人贝恩（Gottfried Benn）当时就有指出：“在1943年12月，俄国人把我们逼退1500公里，并且还突破了我们前线十几个点，当时，有一名身材小如蜂鸟、温柔如小狗一样的中尉说道：‘最重要的是猪还没有突破防线。’‘突破’、‘击退’、‘清除’、‘灵动的战线’——这些词有很强的正反意义，可以唬人，也可以掩盖事实。斯大林格勒战役——偶然的悲剧。U潜艇被击沉——只是不经意地被英国人发现了技术上的小问题。蒙哥马利将隆美尔从阿拉曼一直追赶到那不勒斯，长达4000公里——因为巴多格里奥集团的背叛。”[21]

第三帝国的语言是机械化的语言。机械化就是不把人当人。“它在这方面最具性格特征的、也是最早的创造叫作‘同一化’（gleichschalten）。这个词让人们看见按钮、听见按钮的声音，它将人，不是机构，不是非个人的政府部门，置入均匀的自动化的状态和运动中：不同学校的老师，不同组合的法律和税收部门的职员，战斗部队和冲锋队队员等等等等，几乎在不变的形式下同一化了。”[22]机械化就是技术化。19世纪以来，所有文明的语言都在经历着“技术性专业表达的增长”：“这是技术的全面渗透及其对于日常生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个因素必须排除。这里观察的更多的是技术方面的语汇跨越到非技术的范围，并在那里发生作用，使事物机械化。”[23]技术化就是“物化”（reification），马克思当年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用这个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把人的属性、关系和行动转化为人所生产的物的属性、关系和行动的作用（或作用的后果），而物却变得对人独立（而且被想象为原来独立）并支配他的生活。在克莱普勒看来，存在着两种物化。其中一种是类似于“人材料”（Menschenmaterial）这样的职业性概念。如一个军人或医生在谈论人时，不会关心具体人的心灵状态，而只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和物理方面。同样，在监狱行政语言中，作为一个管理对象，囚犯没有名字而只是表格上的号码。这种职业性对个人（Person）的忽略，是抽象的用法，战士、病人、囚犯在此并没有被物化。但当一个集中营女看守说，她一天要和16“只”（Stuck）犯人打交道时，那就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作物。在纳粹语言系统中，犹太人从来不被当作人，而是当作必须清理的物来看待的。早期他们还说有多少人被“干掉了”（niedergemacht），后来则说多少人被“结清了”（liquidiert），这也是不同的用法。前者虽然凶狠残暴，对手毕竟还是被当作痛恨的敌人。后者则是一种冷漠的商业用语，处死犹太人就只是像结清一项账目或处理一堆东西。

技术化本应加强语言的准确性，但第三帝国的语言并无准确性。党的语言毁灭性地钻进了军队的语言，明确地消除了数字界限。战争中经常使用“不可想象的”和“无以计数”这样的字眼就是一例，开始只是新闻报道不惮使用着这些极端的词，然后出现在希特勒的致辞和召唤中，最后国防军的官方报道也这样用。“最高级可以称为第三帝国的语言里使用得最多的语言形式，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最高级是演说者和鼓动者施加影响的最方便的方法，它根本就是广告之形式。”[24]为了垄断最高级语言，纳粹禁止商业广告使用它。“大型集会”、“伟大的战斗日”、“大举反攻”、“全世界都在聆听”、“千年帝国”、“永恒的守护”……1944年5月7日，戈培尔在《帝国》周报上说：“德国人民所担心的，与其说是敌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毋宁说是这种进犯不会到来……如果敌人真的试图轻举妄动，孤注一掷，那么我们就祝他晚安！”[25]

纳粹时期的德语当然不只是希特勒、戈培尔的德语，还有诗人、文学家、哲学家的德语，还有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德语，但所有这些德语都被纳粹污染了。比如：“经过十二年的时间，‘英雄的’（Herorisches）这个概念和这一类词汇，越来越大量地、日益狭隘地转为战争的勇气，转为任何一场战斗行动中的鲁莽的、蔑视死亡的态度。‘战斗的’（kämpferisch）原本是新浪漫主义美学家们使用的一个新形容词，很是稀见；纳粹主义的语言使其广泛地投入使用，变成他们最宠爱的词条之一，这背后是有用意的。‘好战的’这个词过于狭隘，让他只想到战争，而且大概也过于直白，暴露了好斗之性和攻占之欲。‘战斗的’则正相反！它表现了一般意义上的紧张状态和在任何生活境遇中都决不放弃，而是进行抵抗和攻击、树立自我的意志。对‘战斗的’一词的糟蹋，与对‘英雄主义’（Heroismus）的滥用和谬解是相辅相成的。”[26]

第三帝国的语言同样为它的反对者所使用。一个女学者不但千方百计地拯救犹太典籍，也要求孩子像读《圣经》一样读歌德，以成为狂热的德国人，因为只有狂热的德意志属性才能洗掉现在的非德意志属性。纳粹是否体现了“德意志属性”姑且不论，但“德意志属性”却是纳粹意识形态的要义之一。类似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动辄宣称他的“民族利益”（völkische）；一个商人接受并不断使用着“犹太民族”（das Volk der Juden）这个概念，仿佛还有这样一个民族存在，就像德意志民族一样；一个牙医对英国情有独钟，而说到德国人则认为他们“品性低劣”（charakterlich minderwertig）；一个医生在称呼他的犹太人小组成员时，从来不会忘记在名字前加上“犹太人”三个字。小组的其他成员始则取笑，后则习以为常。这个小组一谈到犹太人的处境，组长就会引用流行的希特勒语录，把犹太人与马克思主义、把犹太人与肮脏的交易联系在一起。这些人都是纳粹的反对者和受害者，但“在使用第三帝国语言的问题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他们咒骂纳粹主义，用的却是它的讲话形式”[27]。希特勒垄断了第三帝国的语言，这是胜利的语言。语言在繁殖，但真正繁殖的却是潜藏于语言之下的思维模式。

一切都会被遗忘，包括希特勒和大屠杀，但语言不会，因为我们天天要用它。当语言受到暴政和谎言的污染，只有真实、真诚、真理才能清洗语言。

2. 在新问候礼中

20世纪极权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权力控制与意识形态无所不在。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一切都可能与政治、与国家密切相关，就是到处都有“领袖像”、时时都在喊“万岁”。纳粹德国初期有一则笑话是：希特勒视察一个疯人院，病人们向他行纳粹礼。忽然有一个人跳着舞从队列中走出来，希特勒大怒并训斥道：“您为什么不和他们一样行礼？”那人答道：“元首，我是这里的护理，我没疯！”[28]

这个男人没有疯，设计和规定纳粹礼的领导人也没有疯。问候语固然微不足道，因为人们相互问候，经常是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上。但这一行为在问候者与被问候者之间产生了相互往来的义务，它意味着问候者开始关注对方，同时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向对方敞开大门。从问候开始，人们走出私人行为空间，摆脱了“陌生”、“匿名”的困囿，获得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上的共性，也获得了彼此之间的亲近。问候是人类最基本的交往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开始建构社会的起点。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现代一些极权体制也要渗透、利用这一行为，以实现其完美的社会控制和思想改造。1933年7月13日，“希特勒问候语”（“Heil Hitler！”，意即“希特勒万岁”）—— 一句不完整的套话加上一个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的动作——成为公务场所的官方问候语，并覆盖德国社交文化的全部。服从“希特勒问候语”的规定，被视作对纳粹体制的认同；拒绝行礼的人将遭到逮捕并被投入集中营。对普通民众来说，改用“希特勒问候语”其实也不需要理解和认同，只是简单地照着做就行了。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传统问候语，如“日安”、“你好”、“再见”等迅速销声匿迹，所有面向个人的祝愿和祈盼被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暴虐地掠取，所有私人情感交流的途径都被某种宣誓生硬截断。“希特勒问候”也在德国搭建起语言迷宫：“希特勒万岁——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的服务用语结束后，售货员与顾客开始进行商业活动；在起立并喊“希特勒万岁”后，学生才上下课；认真写完“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才能够在工资单、银行汇款单上签名；在“希特勒万岁”中，情侣和夫妻们拥抱接吻。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志的形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孩子们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希特勒把人们的问候没收了，也剥夺了表达人类交往基础的一种方式。

问候行为表达的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相互关系，它受到历史传统的社会规则的约束。“万岁”之声在文明社会经久不息，但以之为问候语，却并不多见，因此其文化/政治含义与效果就值得认真研究。2005年，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提尔曼·阿勒特（Tilman Allert）《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一书，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即“把问候行为当作一种对相遇的编导，当作一种向他人敞开交往通道的实践来对待，并观察其前提和后果”。在作者看来，“希特勒问候语”有三个意义/功能层次。

“希特勒问候语”与其说是问候语还不如说是一种乔装的誓言。

在话语分析的意义上，“希特勒问候语”是一种神化希特勒的语言行为。一般地说，在一个符合逻辑意义、稳固的问候行为中，问候者只能对在场的真实人物，而无法对想象中的第三人进行祝福。在像“早晨好”这样的问候行动中，问候者与被问候者都是现场的具体人。但在“希特勒问候语”中，一个不在场的“希特勒”却进入了问候行为所营造的交流空间。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把“希特勒”当作第三格，问候者当着被问候者的面祝福希特勒：希特勒，我们祝你平安。这一解释的矛盾在于，除非问候者事先加入了以希特勒形象为代表的共同体，否则问候语与问候所开启的交往在内容上是脱节的；而且问候双方是在向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表达祝福，否定了自己的当下性。如此，则问候就成为一种提示，强调了以希特勒为标志的归宿。二是把“希特勒”当作第四格，问候者送上祝福，让希特勒成为祝福的见证人：希特勒祝你平安。但包括希特勒这样的尘世凡人，不可能具有神的功能，当然就没有能力在人与人之间构筑并开启交往关系。“因此，只有当希特勒的名讳能够造就一种超越历史的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价值体系的适用摆脱了尘世规律的束缚，成为神圣空间中的不破规则时，‘希特勒’才能在问候语中发挥保护作用。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尘世间的凡人完成了神圣化的蜕变，获得了神的特质。”[29]两种解释都内含矛盾，要使“希特勒问候语”在语用学上说得通，一方面是问候双方都归属于一个以希特勒为标志的集体，另一方面赋予希特勒神授的能力，在颠覆现行人际交往的规定性标准的同时直接造就和构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样，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消失了，现实与神灵的界限模糊了。一个政治领袖成了交往的保护神，一个本极普通的日常行为变成为一种表明成员归属的誓言。“借助这种方式，充满神授魅力的希特勒形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世界里的一道富有意义的存在，完完全全地充当着人际交往的基准布景……最后，在每个问候行为中都显露出每一次纳粹的宣传攻势必备的核心：让阿道夫·希特勒无处不在。”[30]

希特勒行纳粹礼

在体态分析的意义上，“希特勒问候语”是一种把民间生活纳入军事范畴的规训行为。在使用“希特勒问候语”时，人们必须展开手掌，伸出、抬高右臂，手臂成为强调语言表达的一种方式。在德意志文化传统中，右臂代表着忠信可靠；而举至眉梢、相互伸展的手臂又很好地阻止了对方转身离去，这样在双方距离拉近的同时，强化了用问候消除陌生感，构筑交流的意义。进而，问候者伸出的右臂不是指向被问候者，而是指向人的头顶上方，确切地说，是指向一个孤独的虚空，一个双臂可能相交的虚拟空间。而实际上，相互触碰永远无法实现，双方的心理远隔千里。另外，这一身体姿势具有一种紧张感和伸展性，近似于一种军礼，其特质在于身体的所有动作都集中反映出一种高度的专注。这意味着“民事存在也已被纳入军事范畴，不对称的命令等级概念在民事领域同样获得了广泛的适用，民事性共同体的成员开始分化为命令者和被命令者两类不同的人群，甚至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相遇，也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随着这种‘类士兵化’的转变，不禁使问候语充满着男性化的色彩”。

在平安祝福的日常情境中，“希特勒问候语”出现了一个虽在不在场，却可以在道德上掌控问候双方的神样人物，将以希特勒为符号的共同体的成员义务强加于对方，而问候者在非军事性的问候场合却须表现忠心待命的姿态，使民众对纳粹的义务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且渗透到民事的、公共场合的交往之中。“希特勒问候语”对内构成了对成员义务的强化，对外表现为一种示威性姿态，它似乎是具有问候行为的抽象形式，实际上却是一种介于军事性礼节和某种独一无二的誓言之间的仪式，是一种升级了的自我约束形式。“无论从哪方面看，希特勒问候都不是一种问候——充其量，它只在具体的问候场景中，有一些问候行为的影子而已——相反，它在日常生活情景中重塑了一种相互间的呼吁，要求对方做好准备，在即将出现的斗争的危机时刻全力以赴。……通过宣誓，人们给自己承担的义务套上了神圣的光环，从此再也不用在具体的场合检验自己行为意图的合理性，更不用重提这种合理性了。”通过这种强制性问候，把传统问候语中给予—接受—回报的三段式转变为呼吁—宣告—信奉的三段式，使得效忠纳粹的誓言像一个关联符号一样，偷偷潜入了人际交往当中，与问候行为的结构原则融合在一起，成为自我拆解的行为。这里重要的不只是塑造了充满神授魅力的希特勒形象，而且它把这种形象笼罩在全部日常生活之上，使整个德国生活高度意识形态化。

“希特勒问候语”非但不能开启正常的人际交往，而且动摇并扭曲了人际交往的根本基础。

问候之所以是人际交往的开端与基础，在于它蕴含着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馈赠：当下性与可交流性。“希特勒问候语”使人际交往的当下性价值消失，并最终导致公共交际文化的变异。如果说“希特勒问候语”是一种以希特勒为对象的、用以表明成员政治归属和政治立场的誓言，那么它也不是一般的誓言，因为誓言是一次性表达忠诚的行为。誓言的不断重复导致誓言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丧失了誓言约束的延续性。这便产生一种假象，似乎过去从未有过誓言，或者即使有过受约束的愿望，现在也非得重提不可。对问候的双方来说，持续不断地重复“希特勒问候语”不但使誓言悬空，也使问候行为成为位于时间性以外的一种表达，成为持续不断的自我约束。每一次的重复，都在否认着自己的历史性，使自己存在于一个虚空的历史空间中。一种否认了自我承诺的誓言，其结果也就适得其反：在誓言中提到的行为因此变得不可期待。于是纳粹治下的人们，在私人交往中，除了“希特勒问候语”外，还会采用“正常”的问候方式，或者在行完“希特勒问候语”之后，继续用正常的礼节打招呼。

同时，以希特勒为宣誓对象，回避了问候行为的传统规则，人与人的相遇不再标志着共同行为实践的开始，相反意味着相互疏远。“被机械的一致性规定覆盖的交际领域，构成了一个容易感染不信任的空间。其原因在于：个体的自我表现机会，还有依据个人和具体环境对相遇的构建做出个人选择的机会均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由于这种自我设防，以及同希特勒之间建立的含义关联，即把希特勒当作相遇的保护者的意念，使问候不仅成为克服距离的手段，同时又成为保持距离的宣言。在这种通过问候强加于人的信仰表白中自始存在的自相矛盾，不断扩大着人的自我否定。”[31]一方面是对他人的不信任，一方面是对建立在一个臆想中的、对神圣化的当下性的脆弱信任，两者相互制约，全面瓦解了克服不安全感的机制，使冷漠和不信任成为普遍的生活准则。这样，人们在参与交际的同时却被排除在交际之外，人与人相遇在一起却又互相远离。人成为一个“尘世间神”的“工具”和“器皿”，信任、友好、规则、传统与一切神圣被埋葬，猜忌、冷漠、反常与排斥丛生密布，血腥气在德国上空开始蔓延。

“希特勒问候语”把一个原本属于一个集团内因某种信念结合在一起的小集团内部的秩序原则，肆意扩大并强加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渗透到其他社会机构中，实际上也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公共联系强制性地规定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导致人际交往丧失其原有的公共保护的过程。“在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领域内，随着元首意志成为构筑社会关系的一般秩序，随着民族共同体成为社会联系的统一原则，社会机构愈发丧失其抵御能力，其固有的自我秩序逐步丧失了适用空间。结果是，公共机构所持有的关于文化和人际交往的固有标准逐渐湮没了。”[32]这一过程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他们沉浸在“罕见的前现代仪式所营造的幸福当中”，使人们陷入了一种丧失感知和漠不关心的文化当中。接受“希特勒问候”，又是因为人们无法分辨、拒绝承认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换言之，抵制社会秩序的多元化和机构分工的多样化的冲动与“希特勒问候”的不谋而合，使人在面临伦理缺失时没有了道德上的修正能力，使神授予的统治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持久的认同。

不过，“希特勒问候语”虽不符合一般问候的规则，却也表达了纳粹时代德国人的乌托邦幻想。

“希特勒问候语”作为一种问候语，当然是十分荒唐且充满内在矛盾的，但作为一种政治设计，它是纳粹国家机械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必要的、具有特殊效果的环节。“希特勒问候语”的含义结构体现了纳粹交往制度的核心元素，是党/国权力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一种途径。纳粹副元首赫斯专门为“希特勒问候语”做过阐释：“当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标志已经遍布全球，共济会主义的标志和秘密符号也已经深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深入每一个种族的成员中。因此，以民族为纽带联合在一起的斗争者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会形成相互之间的共性，在反抗共同的世界敌人时，他们一定会通过共同的问候方式建立起内在的斗争联系。”[33]提尔曼·阿勒特总结为三点：它通过等级制度把自我表现的军事化同过度的自我塑造结合起来；它包含着对拯救的期待；它充满了对道德进行普遍重塑的观念。极权主义喜欢掌握群众，纳粹在掌握群众方面尤其拥有丰富经验和巨大成效，“希特勒问候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要求民众在完成问候行为的同时，不但体验着纳粹的政治文化，而且也在片刻之间达到行为和身体的一致，这种一致不但是思想与意志一致的表达，也为统一思想与意志提供了约束性形式。

问题不是纳粹在掌握群众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和巨大成效，而在于为什么德国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放弃一种沿袭了千百年、人人都可以脱口而出的问候，而改行“希特勒问候语”？在指出具有某种特定的交往形式和固有传统的社会机构未能表现出抵抗纳粹威胁时，提尔曼·阿勒特认为，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连接个人—公共美德的纽带发生了断裂。宗教共同体失败了，因为宗教旨在使人摆脱“当下”，赋予未来或过去以“创造意义”的特权，“正因为人们把当下看作对个人的当世行为、对‘未来性’以及对‘可在未来验证的善报’所产生的影响的总结，因此便产生了一个荒诞的结果，即对当下的漠然成为最典型的现实感知方式”。[34]这一态度造成了对异境的向往和当下视野的虚无，最后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系和相互关联，使人际联系基础的道德准则最终失效。当人们重新找回宗教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俗世内的共同体，借助这种宗教，人们完成了自我行为的神圣化。军队的自主权也逐步丧失。希特勒上台后，军队向希特勒宣誓；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失败后，三军统帅部要求将“希特勒问候”规定为军队内部的问候方式，从而将军队的自我放弃推向万劫不复之地。家庭也不能，因为在现代过程中，家庭协作观念导致道德上的自我封闭，人们退化到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长幼统一体中，退化为一种造成混乱感觉的归宿中，年轻人因此产生一种愿望，即在构筑自己生活时，用集体行为代替个人责任，将自我责任转移给具有相同观念的人构成的共同体，理所当然地在其自我表达中不断提到希特勒。总之，包括宗教、军队和家庭的社会机构不再也不能继续坚持传统行为规范，“希特勒问候语”是德国社会文化面对现代挑战时的一种选择，它连接着人们对一种无条件忠诚和可靠的共同关系的回忆，当公共空间令人难以忍受时，这种回忆起到了维系稳定和安全的作用；它也连接着一种愿望，使人们放弃了自主构筑行为结构的努力；它还打破了所有非直观获得的直接性，使人们能够最直接地直面世界，将主观设定的、人为形成的传统彻底抛开。“放弃社会性的努力、拒绝对来自他人的馈赠给予足够的关注，意味着默许了社会秩序的潜在崩塌，陷入了文明的退化。”[35]

这说明，德国人自觉自愿地接受“希特勒问候语”并不只是因为害怕或消极地服从，而源自一种深切的愿望：“它同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和《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并由此造成的民族自我意识危机有着本质上的因果关系，希特勒问候语成为了克服这种危机的力量源泉。”民众渴望民族强大，当这一渴望一再受挫时，他们把这种愿望寄托于一个强悍的统治者、独裁式的暴君身上，这个缺乏良性制度和民主教育的民族最终成了这个独裁者任意蹂躏践踏的玩物，民众的信仰逐渐滑向了最后的恐惧。“希特勒问候语”强调了无条件的服从，也把这种无条件的服从内化到日常生活之中。在“民族强盛”、“国家强大”的名义下，独裁者无所顾忌地借助这个邪恶的“问候”扩张党/国的权力，规训民众，把德国民众改造成供其役使的工具。德意志问候就好比是宣告民族复兴的使者，它包含着象征和平的手势，同时又告诉人们，我们绝不放弃自卫。“在‘希特勒万岁’中，希特勒不过是一种投影用的套筒，里面装的是千万人内心里的一座乌托邦。而德意志问候无异于一种表明放弃最原始的人际关联的誓言。”

在这三层意义上，“希特勒问候语”把效忠希特勒变成一种自我的内在义务，使日常问候成为以希特勒为核心的纳粹德国的一种象征、一种构建方式。这种对人与人交往的细微之处的控制和主宰，最典型地表现了改造社会、改造文化的现代极权主义特征。提尔曼·阿勒特认为，这种举国一体、万众欢呼的现象，并非简单的对权威的屈服；而造成民族生存心态发生改变的元凶，也非集体道德的异常（如内在化的反犹主义、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其客观条件是：社会义务的合理性，以及在各种交际和归属的空间内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变得令人不堪忍受；社会被各种共同体所取代，共同体被人为地神圣化，承担社会义务变成了一种英雄行为。如此，恶魔并非冲着德国人而来，德国人之所以依附于神授的圣人也与其民族气质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仅将目光投向希特勒问候的含义结构，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是人与行为规则之间的关系，对于适应社会秩序的灵活程度，抑或对于社会秩序的野蛮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情况是这样的：

造成民族生存心态发生改变的元凶，既不是集体的道德异常，也不是一个民族内在化的反犹主义，更不是具有历史惟一性色彩的被追踪妄想或家长制统治。相反，自我联系的断裂和随之而来的预期能力的丧失使人陷入了周而复始、不断对自己产生刺激的自我能动当中，这种自我能动严重阻碍了同他人的交流，使人陷于仪式化了的、被扭曲了的直接性中，因而对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漠不关心。[36]

因此，分析“希特勒问候语”的形式、意义、功能和社会起源，不只是微观社会学的一次尝试，也是为了反思纳粹留下的深创教训。现代国家在对付个人方面拥有巨量的资源、完美的技术和合理的借口，现代独裁者也善于利用国家、民族的整体要求来肆无忌惮地剥夺民众的权利，操纵民众的思想，以实现其欲望、野心和狂想幻念。所以社会理论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重新诠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尔曼·阿勒特强调，个人只有同他人相联系，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有“私人”的存在，才有“公共”可言。“‘私人’并不意味着放弃他人，并不意味着退化到一个只具有原始共同性的、根据财富和教育程度的不同或高雅或粗俗地孤芳自赏的社会。反之，‘私人’意味着为公共空间塑造一个充满生机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的生存离不开个人的自主性，同样地，没有行之有效的‘私人’层面，公共空间的自主性也无从谈起。而产生和构筑‘私人’的最基本场所正是家庭、在争吵与和解中建立起来的长幼关系共同体以及父母同子女的交谈。”[37]无论以什么理由，民族、国家、集体这些总体性的机制和力量都不能完全侵占私人空间、取消个人存在。

历史一再证明，文明人类甚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变得聪明起来。如果说“希特勒问候语”的广泛接受源自大众急切期盼社会治愈和走出《凡尔赛和约》的阴影，或者因纳粹在暴力胁迫下的强硬推行，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在纳粹政权消失后，许多个喉咙仍然发出“希特勒万岁”的音节，许多只胳膊依然直挥起至眉梢，以至于不得不出台严厉的律法来加以限制清除。直到今天，德国政治家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挥手动作，还会在不经意间让人回忆起直挺挺伸向上方的手臂，“Heil Hitler”的缩写还无声地出现在车牌上，代表第八个字母“H”的8的连写88印刷赫然出现在T恤衫图案上，如此等等。作为政治/军事组织和力量的纳粹早已灰飞烟灭，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纳粹也已被绝大多数德国人所否定，但作为身体/语言姿态的纳粹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段灾难性姿势的历史包围着我们”，德国人还没有走出“希特勒问候的长长阴影”。问题不只在德国，因为个人与国家这个古老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清晰的理解，而且与时俱进，不断有新问题出现。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即使在当年，德国人也曾对这种问候礼有所嘲笑。柏林流行过一个笑话：“‘希特勒万岁！’是德国的问候词/人人一定要说，/但是总有一天崩溃会来到，/那时我们又将要说‘您好！’”[38]因而，我们下面就要听听笑话中的希特勒。

3. 在日常笑话中

德意志民族以严肃刻板著称，这是一个哲学与音乐的民族，幽默、谐趣、机智、娱乐之类，从来不是德国人的擅长。不过，《希特勒万岁，猪死了》一书却告诉我们，纳粹德国也有许多政治笑话和幽默语言。作者赫尔佐克（Rudolph Herzog）按照从崛起到覆亡的历史，将第三帝国的政治笑话、幽默喜剧、漫画等等分类有序地加以叙述。政治笑话大多是利用幽默的方式以夸大和诙谐的方式批评政治现实及当权者。“希特勒时期的大部分政治玩笑实质上没有批判精神，它们针对的主要是当权者的人性方面的缺点，而不是他们的罪行。”[39]但作为一种情绪性发泄，笑话毕竟游离于政治主流之外，它的流行表明，纳粹德国并没有达到纳粹所期待并实施的“一体化”，它同样具有多样性。

笑声是人类的声音，但笑声多种多样。鲁迅说过，专制使人冷嘲。赫尔佐克也认为：“政治幽默是涉及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的具有政治纬度的幽默，它盛行于专制统治下，而在开放的社会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民间笑话，政治幽默的存在相对没有那么重要。”[40]纳粹时代的幽默与政治形势俱变。1933年纳粹掌权后，多数群众是支持、欢迎纳粹上台的。尽管德国人并不像每周电影新闻中所渲染的那么欢欣鼓舞，但是，多数德国人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外交方面看起来取得了那么多成就是满意的。转折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后，从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和盟军对德国城市的第一轮轰炸起，政治笑话已经带了苦涩的味道，笑话中的幼稚性转变为尖刻的讽刺。幽默这一轻松的语言行为与战争、迫害、杀戮这些血淋淋的暴力行径联系在一起，使德国的幽默也带上沉重的特征。“直到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前，人们对当局的批评基本上都不包括希特勒，现在却大不相同了。他对于这次惨败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41]

从内容和意义上看，纳粹德国的笑话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与当时的大气候一致的笑话，它们参与了纳粹主流意识形态，这主要产生于纳粹初期。希特勒采取强制措施，既剥夺了人权也使经济复苏，普通德国人陶醉于“民族的崛起”。公众也与之一起嘲笑“腐朽的”魏玛民主制。比如在希特勒青少年组织的晚会上，几个孩子表演议会开会：“几个年轻人打扮成议会议员的样子。其中一个一直睡在那里，突然闹钟响了，观众们兴奋得尖叫起来；另一个表演有语病的议员；还有一个喘着气。总之，人们拿整个已腐朽的民主制逗笑。”[42]一些幽默笑话和漫画也参与了反犹大合唱，一些民间喜剧艺人歌颂党的政策。比如慕尼黑的民间演员和歌手魏斯·费德歌颂纳粹“一体化”：“哪个男人不忠于老伴，/在外面找个二房。/他的妻子可以理直气壮，/警告丈夫别忘了达豪的牢房。/‘二十个春秋，你享受我的美貌，/一切应该照旧，直到白头偕老/。’一切都已一体化，一体化。”大战爆发后，笑话中有的表达了德国的自我吹嘘和狂妄自大，歌颂祖国、歌颂领袖，有的还表达了德国必胜的信心。比如有一则笑话是：“1939年7月，三个瑞士人谈论度假计划。他们想认识德国，一个想去慕尼黑，另一个想去柏林。第三个人说：‘我想去华沙！’‘可是华沙并不在德国呀’，其他人反驳说。‘我10月份才去度假！’”[43]

如此等等，但这些笑话的政治结果并不确定。“虽然当时很少举行声援犹太人的集会，但是，纳粹抵制犹太人的做法，不但没有使民众反对犹太人，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人们非常同情这些受害者。”[44]这就是说，纳粹的政策即使在开始也没有受到德国人无条件的服从。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有针对纳粹人物与政策的笑话出现。比如国会纵火案后，有一则笑话：“2月27日晚，戈林的副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戈林的办公室，喊道：‘部长先生，国会大厦着火啦！’戈林看了一下表，吃惊地摇了摇头，说：‘这么早？’”“‘昨天我看见戈林在莱比锡大街了。’‘是吗？那里什么地方着火啦？’”戈林是纳粹阵营中较有人情味、较具人性弱点的一位，因此很多笑话与他有关。针对各个阵营的人都跑到纳粹里去的“三月份改换门庭”的现象，有这样一个笑话：“（德国工人协会负责人）莱博士参观一个工厂，随后他向工厂经理了解工人的状况。‘您的工厂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吗？’经理回答：‘有，80%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接着问：‘有中央党的人吗？’经理说：‘那肯定，20%。’这位负责人说：‘那么，您的工厂里根本没有国社党的党员了？’经理：‘有啊，现在工人们全是国社党的党员。”[45]对当时正在实施的政治一体化，也有嘲讽的反映：

第一条　谁要是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将受到惩罚

第二条　惩罚的尺度取决于人民的意志

第三条　人民的意志由地区领导规定

虽然这也涉及任意专断的纳粹体制，但德国人是谨慎的。这里批评的只是地方领导人。“由于害怕、漠不关心或者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相信，人们并没有对章鱼般向四面伸爪的党卫队国家发牢骚。”[46]战争开始后，纳粹一路获胜，但希特勒没有记取教训，仍要两面开战，德国逐步走向深渊。此时的笑话，与纳粹德国的两大主题有关，一是大屠杀，二是战争。有关大屠杀的笑话，有些是与此有关的德国人编造的，更多的是犹太人编的：“他们想通过极端的，异常激烈的，面临死亡痛苦万分的幽默来互相鼓励，增加勇气。因为即便是最最没有希望的境况，如果人们还能对此进行嘲讽的话，也会失去一部分惊骇。”[47]比如：

犹太人都面临着盖世太保们的枪杀。这时执行此任务的党卫军指挥官突然来了兴致。他朝一个犹太人走去，对他说：“喂！你看起来真有点像我们雅利安人。我想给你一个机会。听着，我的一只眼睛是玻璃做的假眼珠，然而它做得很逼真，不是那么容易被看出来。如果你一下子就能猜出我的哪个眼睛是假眼，我马上就放了你！”那个犹太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左眼！”“你怎么认出来的？”“很简单，因为那个眼睛显得特别温柔。”[48]

如果说这还有点乐观情调的话，那么还有恐怖的：“阿斯谢尔教授和科恩教授（犹太人协会的两位领导人，人们谴责他们把自己变成了纳粹的帮凶）被叫到纳粹头子那儿。纳粹头子通知他们说，犹太人将被送进毒气室毒死。教授听说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你们提供煤气，还是由我们来办？”[49]

在反犹问题上，纳粹宣传部组织了无数标语口号和文艺作品，丑化犹太人，同时期也流传着不少关于犹太人贪婪的笑话，甚至有以暴力威吓犹太人的笑话。但也有讽刺性的笑话。当时德国约有50万犹太人，主要居住在城市和南部，北方一些地区根本就没有犹太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笑话：“抵制犹太商店的代言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收到一封从北方小城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立即派遣犹太人来，否则无法进行抵制！’”[50]

德国人一向过于拘谨，德国不是盛产喜剧、笑话的国度。物以稀为贵，不但普通人，甚至纳粹领导人是喜欢幽默，也想听到笑声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喜欢在娱乐场所抛头露面；甚至在战争的后期，杂耍剧场也仍然开放，最受他们喜爱的艺术家和杂技演员由于有希特勒亲手制定的‘元首名单’而免于服兵役。为了使‘元首’高兴，忙碌的宣传部长举办盛大的私人演出，提供漂亮的舞女和纳粹的喜剧作品。”[51]20世纪30年代末，电影完全国有化，不再拍摄演技高超的滑稽戏，而集中拍摄那些贫乏低劣的喜剧电影。“第三帝国生产的百分之九十的电影是极其肤浅的小喜剧，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日常的褐色恐怖以及后来的战争中引开。在这种喜剧片中，从来没有看见希特勒式的敬礼，也没有一个地方飘扬纳粹的旗子，现实被有步骤地隐去。通常，情节局限于纷乱复杂的爱情故事，由军人举止的雅利安人推动，最后难免以大团圆结局”。[52]纳粹的宠儿是慕尼黑的民间演员和歌手魏斯·费德，他在1939年拍摄的《笑大夫》很受希特勒喜欢；而魏玛时代就已成名的喜剧明星海因茨·吕曼则以一种矛盾的、消极的方式与纳粹合作，他的《煤气抄表员》传达了生活在专制国家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谁不俯首帖耳，谁就要受惩罚，但也带着一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到前线鼓动宣传。

纳粹也喜欢利用喜剧来宣传其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但喜剧有它的两面性。当时流行的滑稽剧《特朗与赫勒》，说的是秃子特朗喜欢看犹太作家的书，坚定的党员赫勒对他进行耐心细致而严厉的思想教育，试图使他改正错误归到正道上来。但事实上，“宣传部的密探向戈培尔报告说，人们喜欢看这部连续片，是因为他们对老犯错误的特朗有好感，戈培尔立即下令停止播映这部滑稽剧。经过这次后果适得其反的事件后，纳粹再也不敢创作政治滑稽剧”。[53]

因此，纳粹对待幽默语言和喜剧艺术有一定的弹性。直到战争后期，与严肃地发表失败主义的言论相比，讲失败主义的笑话更多地被当作小事来处理，除非当局要以此为借口，要将某些人从社会上除掉。维也纳演员弗里茨·穆利亚是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在征召入伍后为部队编排“文艺晚会”，在讲笑话时非常大胆，甚至用清晰的语言说：“戈培尔是淫棍，希特勒是罪犯，这场战争肯定会失败。”由于这类失败主义的言论和削弱军队士气的笑话，穆利亚被关进监狱。但在战地法庭上，法官认定：发表这些言论不是因为政治信仰，而是由于年轻人胡闹，只判了4个月监禁。后来几经周折，又判了5年监禁。穆利亚的命运是喜剧性的，而柏林郊区的绘图员玛利安娜·埃莉泽·卡就却因为下面的一则笑话而被处死：“希特勒和戈林站在柏林的广播塔上。希特勒说：他很愿意给柏林人带来快乐。戈林对希特勒说：‘那么，你就从这个塔上跳下去！’”[54]电影明星罗伯特·多尔塞也因一则讽刺性笑话而被告密、被处死。同样的笑话，如何处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违法行为”本身，而是当局根据被告发的讲笑话的人对国家社会主义总的态度形成的看法。在这时，这个人平时的政治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同时，同一笑话在不同时期也可能面临不同的处理。比如：“学校里挂着国民总理希特勒和部长戈林的画像。在两幅画的中间还有一些空位。教师问：‘空位可以做什么用？’一位孩子站起来回答：‘我们可以在当中挂耶稣的像，因为他从前也是被吊在两个罪犯当中的。’”[55]1933年，讲这个笑话被当作小事处理，但在战争后期则可以被处死。

笑是人类的天性，无论是狱中的囚犯还是集中营的党卫军，都想要笑声。奥地利滑稽演员弗利茨·格林鲍姆从纳粹进入奥地利后就被关进集中营，他的奇特外貌成了党卫队发泄仇犹心态的主要对象。在达豪集中营，为了让难友们高兴，他在极少的空闲时间内表演一些拿手好戏，难友们则用一些小礼物来感谢他。后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看管们认出了他，从此就一刻不得安宁。按照集中营当局的命令，他必须让党卫队员开怀大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挨打。1941年1月14日，他在演唱后昏迷在地，不久死亡。

战后，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我们受骗，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赫尔佐克的结论却是，“受骗”云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事实证明，被撕下皇帝姿态的‘可笑的元首’绝对不是战后的发明，这样的漫画在纳粹时代早期就广为传播。在那些漫画里，希特勒被揭露为小个子的、大喊大叫的狂徒，以及小尺码的独裁者等。很多流传甚广的有关对第三帝国领导层不敬的笑话让人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德国人绝不是宣传机器的任人摆布的牺牲品。广大阶层其实那时就已看穿了戈培尔及其同伙对他们玩弄的鬼花招，然而这还是无法改变一个事实——他们的国家在很短几年里就被卷入一个充满罪行的漩涡里去了。”[56]

4. 在柏林生活中

即使像纳粹这样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人们也要吃喝玩乐，尽管受到限制，却仍然顽强存在。就像德国作家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说的：“显然，历史进程并不是那么迅速的。历史必须尊重生活中的上下班、购物、烹调和三餐，历史必须尊重事实。官方途径、体育活动、与亲友们的见面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完成的。也许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是一样。七月十四日当人们冲击巴士底狱却不去上班，于是大家就必须在七月十五日补上鞋匠铺或者裁缝铺拉下的活儿。在早晨看过断头台之后，中午又回到针线旁。人们一整天待在被冲破的巴士底狱里面能干吗？在打开的柏林墙旁边又能干吗？”[57]政治与国家、权力与战争也并非历史的全部，对普通的德国人来说，它们甚至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正如哲学家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指出的，大多数人所说的“人类史”其实只是政治权力史。而严格地说，“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政治权力史只是其中之一。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只是一部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的历史，并且把有些最大的罪犯颂扬为历史的英雄。[58]确实，那么多彪炳史册的英雄、伟人、救星有多少是良善之辈？英国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笔下的一个人物甚至极端地说：“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们，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有点圣洁之情。”历史书写不可能把伟人、政治、军事摒除在外，但像日常生活也应当成为史学的重心之一，它们可以给人类历史提供更丰富、更完整的解释。

纳粹是凭借其解决魏玛共和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的许诺而赢得相当大的一部分选民的同意而掌权的，纳粹兴起的过程，也就是纳粹掌握普通群众的过程。希特勒为他的“成就”自豪。1932年1月，他志得意满地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当我回想起我与其他六个无名之士共同成立这个社团的时候，当时我向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人讲话；当我回想起一年之后我如何为运动争取到六十四个成员的时候，我必须承认，今天数百万人加入我们运动所造成的情况，在德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搞了七十年。有哪个组织在七十年中完成了我们在仅仅十二年中完成的事业？”[59]希特勒没有满足，他欲壑难填。从1939年入侵波兰开始，不惜两面作战，向英法苏美四个强国宣战，不但最终把纳粹运动引向终结，而且把德意志民族带入深渊。法国学者让·马哈比尼（Jean Marabini）在《希特勒时代的柏林》中，以大量细节的叙述，说明遍布柏林的鲜花、雄鹰和旗帜其实只是粉饰的假象，刻意营造的祥和气氛难掩弥漫城市的恐慌和窒息。权贵富豪洋洋得意、神采飞扬，而底层民众却充满怨声、无法安生。当然，日常生活史也不可能记录和研究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全部生活，在时过境迁之后要复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疑面临材料和证据稀缺的困难。正像波普尔说的：“如果存在着什么具体的人类历史的话，那也必然是全人类的历史，它将必然是全体人类希望、斗争和受苦的历史。因为没有一个人比他人更重要。很显然，这种具体的历史是写不出来的。而我们必须有所抽象、省略和选择。”[60]从而，史学的真正问题就是如何“抽象”、怎样“省略”、何以“选择”，这既取决于书写时的文化气氛、史料情况，也受制于史家个人的兴趣。纳粹时代的柏林，没有客观的新闻；纳粹之后柏林已成一片废墟，甚至大量青壮年男子也在硝烟中葬身，要如实记下柏林人痛不欲生的日日夜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希特勒时代的柏林》当作希特勒时代柏林日常生活的完整历史看待，但作者确实抓住了希特勒时代日常生活的典型特征。

作为现代极权主义的典型，希特勒和纳粹的宣传以及党卫队、秘密警察、集中营构成的控制体系在动员、操纵民众方面是拥有合法的手段和完美的技术。纳粹垄断了现代政治的全部统治手段，成立了众多组织，党、党卫队、冲锋队之外，还有少年团、青年团、少女联盟、女子联盟以及各行各业的准官方团体；创造性地使用各种传媒，由戈培尔的宣传部直接掌握广播电影、报纸和出版物、学校与教会等等；设计了无数独特的仪式，包括游行集会、行军方阵、群众集会、对旗帜和制服的崇拜、公共纪念会、野营、篝火晚会以及无处不在的纳粹式敬礼等等，总之是要把个人从家庭、社区、教会等纽带中分离出来组织到国家生活之中，用“种族国家”的“大我”来吞没“小我”，瓦解社会结构，摧毁私人空间，破坏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看，纳粹德国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真正的日常生活。1938年法国的一位摄影师就指出：“要想在柏林市中心照一张没有卐形红旗、鹰、各种缩写词或是军人制服的照片，比登天还难。”[61]人或者石头，房屋或广场，都镀上了一层民族社会主义的铁红色。所以，柏林的日常生活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俗世界，它本身就是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形塑的产物，芸芸众生的家长里短、男欢女爱等都与无数的罪恶、恐怖紧密相连。一方面纳粹权力中心也有其日常生活，从总理府的决策到宣传部的豪言，从党卫队的屠犹计划到反叛分子的密谋，从希特勒的遛狗到陆军将领的反战，也都是柏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政治形势、战争状况等等也在不断重塑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城市改造、人口结构、物品供应、语言风格、文化娱乐等等统统不是由普通人自己所能决定的。比如，纳粹查禁报刊和出版物，到1938年，仅仅5年时间，柏林人就经历了从思想的独立自由到强制遵守成规的转变。严格地说，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度，我们不能仅仅在与政治事件、意识形态、精英意识等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日常生活，在政治权力与市民生活之间，也没有截然分开的界限。

这就是日常柏林的奇特景观——它包含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却又无法分开。1939年4月20日是希特勒50岁生日，在一个经营服饰用品的犹太家庭中，妻子正准备为在阳台上挂一面纳粹旗，盖世太保突然闯进来抓走丈夫时，她从屋顶跳了下来。一个家庭毁灭了，但柏林巨大的喜悦却没有因此而稍减。9点半，希特勒出现在总理府宽大的瞭望台，10点整，纳粹掌权以来最盛大、最壮观的阅兵式开始，这支钢铁队伍将一直展示到下午5点。死亡与庆典，构成了柏林人这一天的生活。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开始三个月进展神速。以南方集团军群为例，他们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俘虏了66万苏军，打开了通向莫斯科的道路。但由于希特勒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高加索3个目标之间的游离，德军丧失了机遇。等到10月初再向莫斯科进军时，绵绵秋雨和冬季严寒延滞了德军的进攻势头。11月初，苏军反击，中央集团军群几近溃散，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在没有攻下罗斯托夫后下令后撤80公里。当希特勒要他“再前进一点，就胜利了”时，元帅反驳说：“再坚持就要疯了，如果不马上投降，就会被敌人全歼。”月底，伦德斯特停止对高加索的南进，当希特勒不予批准时，他就辞职并获照准。1942年1月1日，一位少女在记事本上写道：“我们跳了整整一夜的舞，心里想着前线获胜的士兵，他们不久就可以回来度假。”这一晚，柏林灯红酒绿，全城都被圣诞树勾勒得分外妖娆，而几千里外的东线战场，却在冰天雪地中酝酿着严重危机。“冰天雪地里，有轨电车行驶着，车灯发出柔和的光线。所有的夜总会、剧院都人满为患，每家歌声、笑声不断，甚至街上巡逻的警察也收到精致的小礼物。伦特斯泰德是惟一一个阴沉着脸的人，他离开柏林，因为反感这儿所有的一切。他还是喜欢和战士们一起在冰冷的木棚里吃年夜饭。”[62]欢乐与沉郁，都是柏林圣诞夜的情绪。

在纳粹统治的12年中，德国大多数民众是支持纳粹、拥护希特勒的。甚至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后，“希特勒的建筑师”施佩尔在农村也发现，多数农民对元首的信仰依然是强烈的；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之后，希特勒也不难找到拥护者。但这绝不是说，纳粹德国没有反对希特勒暴政的人。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宗教反对者、学者、共产主义者、保守分子和军队将领在内的各界人物，都有反纳粹的人士。其中著名的是具有共产党背景的“红色小乐队”、慕尼黑大学的“红玫瑰”以及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为代表的军方反对派。所有这些人都属于德国的精英，那么“群众”如何呢？马哈比尼告诉我们的一些细节可以提供若干信息。1938年希特勒决定出兵捷克，为了判断民众的反应，9月27日，希特勒让机械化第二师沿德捷国界行走，从东西轴线上穿过威廉大街和总理府。他想象群众会像往常一样以鲜花和掌声欢呼不已，“姑娘们搂着年轻士兵们的脖子不放”。希特勒站在总理府的阳台上，发表揭露“捷克帝国主义”的讲演。但出乎元首意料的是，总理府前竟不到200人。一位美国记者的报道是：“这一小批人完全不发出声音，柏林人都一窝蜂涌入地铁进出口处，这是我一生中看到过的最惊人的反战示威。”希特勒明显很生气，还没有等装甲车第三师的队伍游行完毕，就离开了阳台。另一位美国人也据此判断说：“一旦重新谈起战争，德国民众的恐惧、失望、绝望难以想象。”[63]希特勒之所以登上权力高峰，并不是因为民众真诚地接受他那套关于种族纯洁和征服世界的邪恶思想；更多的是因为弥漫全国的绝望、迷惘和恐惧，德国人接受纳粹有一定的被动性。因此，尽管希特勒的演说确具煽动性，纳粹政权也确在1938年前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炫目的成绩，但希特勒也没有能如其所愿有效控制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众并不都是狂热分子，即使狂热分子也不可能永远狂热，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全部接受官方所宣传的一切。施佩尔回忆说：“对法国的战争迅速获胜以后，我坚信希特勒已经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尽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我认为，公众的态度仍然是冷漠的，这使我颇感惊讶。”[64]无论如何，统治者总是与人民处于对立之中，统治者借助暴力、恐怖和谎言欺骗人民，而人民即使不能公开反抗，至少可以保持沉默或消极抵抗。乌尔苏拉的父亲，一位从1933年起再没说过一次“民族主义者”这个词的老人，伴着地窖里昏暗的蜡烛，坐在一张皮扶手椅子里读着福楼拜，旁边一架手风琴放在摆拖把的小地毯上。他不听广播，对日夜轰鸣的警报声也充耳不闻。附近的人都来指责他：我们的街区一周发生了1700起火灾，你就不能做点有用的事？他微笑着：“得试着理解一切。”如果说这还是一种严肃的态度，那么另一些人则选择了一种嘲讽。汉堡的一位商人就对别人说过：“我告诉我那位娘们，如果我死了，不要把这消息登报，因为没有人会相信。”[65]很多德国人干脆不再看报、不收听收音机。这固然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戈培尔讲的那一套，也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内心免遭纳粹宣传的狂轰滥炸。真实的情形仍然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之《永恒真理》一篇中说的：“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思想控制有效，然而有限。无论如何，强权只能堵住人民的嘴，而不能真正统一思想，洗脑不可能真正成功。所以，柏林的日常生活实际呈现为一种尖锐的对立结构：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公开场合与私下交往都不一致，谎言与欺骗弥漫开来。1944年4月19日，是希特勒的生日，少女乌尔苏拉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我站在威廉姆广场上，人们闭着嘴，一声不吭，捉摸不透。一位邮务员放声痛哭。意大利大使阿多里哥从总理府的边门出来，脸色苍白，没办成什么令人满意的事。一名男子独自一人在黑夜里叫喊着：‘议会民主！’S.S（党卫队）想找出这个人，但是枉然。”[66]残酷的极权主义激活了人民对民主的渴望，纳粹暴政从反面推动着长期“反西方”的德国在告别纳粹之后走向“西方”。事实上，到1944年年底，希特勒身边的铁杆纳粹戈培尔、戈林、希姆莱等人都萌生了与西方接触的念头，甚至准备与西方谈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德国史家费舍尔说的：“在1939年，德国法律只有三种死刑，到1942年数目上升到46个。在这个国家，被判处死刑的人从1940年的926人增加到1942年的3002人。那些依然认为在纳粹的暴政下没有真正反抗的人必须解释为什么有100多万德国人被囚禁在集中营里。”[67]

1938年，人群欢呼庆祝德国吞并奥地利

旗帜招展、手臂如林的生活是令人激动的，动员出这一切的独裁者从中体验到的是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快感，而普通人则只能在激动之后跌入幻灭，忍受更为灰暗的生活。在一个邪恶政权的统治之下，日常生活是脆弱的，普通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不过，权威人格、极权体制、封闭社会等等都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它可以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完全改变普通人的基本需要和生活欲望。在长时段的意义上，塑造人类社会的仍然是芸芸众生的生存、劳作和追求。据戈培尔日记，1943年9月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在流露出悲观心情的同时，也沉思着和平的味道该是多么甜蜜：他说他将很高兴再一次同艺术界人士进行接触，晚上去看看戏，去访问艺术家俱乐部。[68]如果连这样一个身份高度已到如此的人物也想有一点日常文化生活，那么足可见政治主导、权力横行的世界，一定是非人性的。

[1]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2] 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第57页。

[3]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and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339.

[4]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5] 冯至：《一首素朴的小诗》（1984），《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6] 参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530页。

[7] 丹·巴旺：《恐惧与希望——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子孙》（1992），张嘤嘤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2页。

[8] 乔治·斯坦纳：《空洞的奇迹》（1959），《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9] 乔治·斯坦纳：《空洞的奇迹》，《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114页。

[10] 乔治·斯坦纳：《K》（1963），《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140页。

[11] 乔治·斯坦纳：《空洞的奇迹》，《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110页。

[12] 乔治·斯坦纳：《空洞的奇迹》，《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119页。

[13]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我的一生》（1999），余匡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14]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12页。

[15]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代序》，第2页。

[16]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16页。

[17]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221页。

[18]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16、25页。

[19]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110页。

[20]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48—49页。

[21] 乔治·斯坦纳：《空洞的奇迹》，《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115页。

[22]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152页。

[23]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49页。

[24]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217页。

[25]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220页。

[26]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代序》，第5页。

[27]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282页。

[28]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2006），卞德清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29]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2005），孟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4页。

[30]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第66页。

[31]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第90页。

[32]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第98页。

[33]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第80页。

[34]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第104页。

[35]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第136页。

[36]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第135页。

[37]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第127页。

[38] 戈登·A.克雷格：《德国人》，第382页。

[39]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5页。

[40]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210页。

[41]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424页。

[42]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34页。

[43]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23页。

[44]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83页。

[45]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36—37页。

[46]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29页。

[47]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75页。

[48]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76页。

[49]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81页。

[50]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84页。

[51]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04页。

[52]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07页。

[53]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45页。

[54]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49—151页。

[55]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56—157页。

[56]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203页。

[57] 本哈德·施林克：《回归》（2006），吴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58]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1945），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407页。

[59]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62页。

[60]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407页。

[61] 让·马哈比尼：《希特勒时代的柏林》（1985），沈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62] 让·马哈比尼：《希特勒时代的柏林》，第117页。

[63] 让·马哈比尼：《希特勒时代的柏林》，第57、58页。

[64]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167页。

[65]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新秩序》，第100页。

[66] 让·马哈比尼：《希特勒时代的柏林》，第156页。

[67]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716页。

[68]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下），第1384页。

八、希特勒与陆军的斗争

即使所有人都退缩了……我也绝不！

——《马太福音》

源于普鲁士陆军的纳粹德国国防军，既是希特勒实现其野心的强大力量，又是希特勒的强硬对手和反纳粹的灵魂。1945年4月30日下午两点，希特勒在用完最后一餐后与地堡内的总理府工作人员做最后告别时，对他的专机机长汉斯·鲍尔（Hans Baur）说，他的墓碑上要写上这样的话：他是“他的将军们的牺牲品”。[1]这里的“将军们”，指的是陆军军官团。临死前的希特勒表扬海军（所以他安排海军元帅邓尼茨接班）、原谅了空军（由其亲信戈林组建），却诅咒曾被他誉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在希特勒执政的12年中，他与陆军既相互利用又矛盾不断，从近代德国史来看，“希特勒确实是能够摆脱德国军国主义传奇般魔力的少数德国人之一”，[2]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 合作与冲突的变奏

普鲁士陆军举世闻名，其核心总参谋部不但在德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巨大，也为全球不同的军事体制所仿效。从文化—政治上说，总参谋部的军官团基本属于19世纪初的改革派。德国思想家韦伯（Max Weber）曾说：“真正的‘普鲁士精神’乃是德国民族性最优秀的表现之一，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博恩、毛奇等人写下的每一行文字都浸透着这种精神，那些杰出的普鲁士改革派官员的言论和业绩同样如此。”[3]但是，普鲁士陆军也是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专制政权的主要支柱，在19世纪中叶以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这支军队是阻止德意志民主化的重要障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陆军军官团总体上是保守主义的、君主主义的。“如果可以这样争辩说，现代的德国历史无非是保守势力与自由势力之间长期进行立宪斗争，那么很清楚，在那个过程中的紧要关头，正是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在每一个场合里投入力量，举足轻重地反对人民统治权。”[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支军队改编为国防军，在渡过危机后又成为“国中之国”，它效忠的对象既非当时的政府也非共和国，而是军官们认为的“永恒德国”的利益和价值准则。这就是国防部武装局局长，即国防军司令泽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的名言：“军队为国家服务，也只为国家服务，因为国家就是国家。”这些人员中最好的也只能是“理智的共和派”——他们认识到，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可能恢复旧制度，为新的国家制度效劳乃是一个爱国者的责任，因此尽管感情上不能接受，行动上却能称职，如先后任国防部部长的格斯勒（Otto Karl Geβler）和格勒纳，但更多的军方将领等则与共和国保持距离，如果不是主动地瓦解共和国，那么当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对立时，他们一般会同情前者。古德里安大将评论说：“这些军官们虽然并不赞成共和国政体中的一切改变，但是却还是准备为魏玛共和国服务。他们牺牲了许多的特权，和许多可爱的传统，其目的只是为了爱国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侵入德国。魏玛共和国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这种临时的结合，变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与军官团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种互相信任的真正感情。”[5]1920年“卡普政变”时，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uttwitz）将军领导的部分陆军公开予以支持，泽克特将军虽与之意见不同，但也拒绝用他的军队支持合法政府。直到1923年共和国危机加深时，泽克特将军才在11月4日公开表示：拯救德国不能靠一种激烈手段或者其他极端措施，既不能通过外国的帮助也不能通过革命——不管是右派或者左派的革命。只能靠埋头苦干，我们才能生存下去。这只能依靠合法的宪法来完成。有此态度，政府于1923年9月26日授予国防军以紧急权力，以维护共和国宪法的不可侵犯的责任。在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打算向柏林进军时，陆军是站在政府方面的。[6]此举表明，是国防军拯救了国家，但其结果是，政府更依赖于军队。“军队在魏玛共和国的影响力和地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巩固，这一点远远超出了德国政界或西方盟国的预期。军队和魏玛共和国为了政治利益结成了联盟，但是没有哪一方是真心实意的。魏玛共和国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她的合作伙伴，只是出于害怕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利后果才答应与之结盟。而军队也只是敷衍了事，他们正在等待一个更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出现。”[7]悲剧在于，魏玛共和国似乎一直处于危机之中。1930年9月14日国会选举后，纳粹和共产党分别成为第二、三大党；1932年7月和11月的选举中，纳粹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仍居第三，但得到国会的支持，拥有89个席位。双方斗争激烈，社会动荡，有“红衣主教”之称的施莱谢尔将军多次召集军官讨论同左右两个激进党进行斗争的可能性。1932年11月，当巴本总理决定解散这两个党时，国防军认为不可能同时控制这两个党而避免内战，因此转而支持纳粹以反对共产党。因此，在纳粹上台前，国防军已经与纳粹相互配合。而且，纳粹的势力也已渗透到军队。1932年1月29日，国防部部长格勒纳颁布了新的招募新兵的指令，应征入伍的只限于那些“被证明为以非法手段参与力图改变德国宪法现状的人”，但“各社团……个别领导人的越轨行为不能成为不接受这些社团所有成员参军的理由”。对此，历史学家艾克（Erich Eyck）评论说：如果一名民社党人找不到一条跨越这一障碍的办法，那他一定笨拙透顶。格勒纳是支持共和国的将军，一般认为，这一指令是部长办公厅主任施莱谢尔颁布的。[8]

纳粹崛起得益于魏玛共和国的自杀。国防军对希特勒的支持源自其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双方都有改变现状的需要。希特勒是由前德军统帅兴登堡任命的，希特勒也承诺要修改《凡尔赛和约》，恢复德国的军事力量。将军们认为，他们想要的政治家终于出现了，他们可以通过希特勒的政治地位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要做的就是遏制希特勒的更大野心。他们坚信，希特勒会是他们的人——一个言听计从、由他们任意摆布的傀儡。”[9]纳粹执政初期与希特勒合作顺利的勃洛姆堡元帅在纽伦堡法庭交代：

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几年，他强调他要坚持历史传统……在这几年，我们军人没有理由抱怨希特勒，他实现了我们大家都珍视的希望。如果将军们不记得这一点，那显然是有意健忘。任何有头脑的军人都不会看不到这样的事实：一九三三年后，要重整军备，达到同德国这个大国相称的水平，只有在希特勒的帮助下才能实现……德国人民是赞成那个时候的希特勒的，人民大众在社会正义、劳工市场方面，尤其是在德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日益重要方面，得到了明显的好处。我们这些不断和人民大众来往的军人，怎么会有另外的想法！如果现在有谁说情况不是这样，那表明他健忘……直到希特勒开始采取侵略政策的时候，不管人们是从一九三八年算起还是从一九三九年算起，德国人民没有明确的理由反对希特勒，我们军人则是最不反对希特勒的。他不仅使我们恢复了在德国人民生活中受尊敬的地位，把所有德国人从我们认为是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中解放出来，而且通过只有希特勒能够实现的德国重整军备，他使军人得到提升，扩大了影响，更加受到人们的尊重。

当时没有一个将军提出异议，或者表示反对。那时，如果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大家都会认为是很可笑的，甚至现在不这样想的人，当时也会是这样认为的。年轻军官比年纪大的军官的赞成程度很可能更强烈，更令人信服，但是，回顾起来，一些将军们现在认为是拒绝接受希特勒的作法，我相信那只不过是拒绝接受新生事物的一种传统态度。

……总之，我可以说，在至少持续到一九三八年的第一个时期中，希特勒力求赢得我们军人的信任，他完全成功了……

……人们不应否定他们以前基本上赞成的人。事实证明，希特勒对德国人民来说是灾难，但是，最初几年，我们相信，在积极的意义上，他是决定德国命运的人。[10]

基本目标一致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方面的相似。海军总司令、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邓尼茨后来这样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一方面，军人的思维与作风习惯于黑白分明、干净利索，而民主制的原则却是争论和协商，软弱的魏玛民主尤以优柔寡断出名。“我的工作范围使我与国会及其所属的委员会有所接触。对于许多党派之间的分裂、在国会决议中经常明目张胆地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以及在全体会议上为选举而进行无休止的辩论等现象，我感到很厌烦。在国会中如何策略性地处理一些军事问题，这倒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简单扼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符合军人的习惯。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军人希望“简单扼要”，纳粹满足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纳粹的政治主张也符合军人胃口：“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集会上，希特勒要求结束阶级斗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联合一切力量以消灭失业，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生活在外交政策上毫无自由、经济萧条、内政分裂的德国的每一个爱国公民都会拥护这些要求。希特勒提出的这些目标，与军人的本质以及平时在履行这方面的职责和义务方面对军人所进行的教育是一致的。我认为德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11]邓尼茨是亲纳粹的军方将领，但此论确实代表了绝大多数国防军的思想倾向。因此，在攸关德国命运的政治对立中，国防军没有严守中立而是支持了希特勒。1933年希特勒掌权，特别是1934年希特勒成为德军最高统帅之后，国防军又对希特勒的要求步步退让，直到完全屈服。尽管国防军内积聚着若干反希特勒的力量并有具体的行动，但总体上说，高级将领们对希特勒是尊重的、服从的。

纳粹取得政权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它没有非法推翻政府，没有发动武装暴动。除了数百万冲锋队，纳粹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武装部队。因此“纳粹革命没有像俄国革命一样产生一支革命的人民军队。希特勒的成功之处在于将警察纳粹化了，并且控制了国家的主要官员，但是他显然没有将军队、国家的科层机构、法院和学校系统纳粹化”[12]。这对纳粹来说，是有得有失：得的是和平地得到了政权，失的是没有自己的党军，而有着普鲁士传统的陆军不但没有像警察系统那样纳粹化，而且与建制较小的海军、主要由纳粹组建的空军相比，它与纳粹的关系也较疏远。希特勒明白，陆军的缄默支持是其取得政权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实现其扩张野心的主要力量。因此，在掌权的早期阶段，他所取的态度是充分的尊重和一定程度的迁就。成为总理后的第4天，希特勒在陆军总司令哈默斯泰因（Kurt von Hammerstein）中将的住处会见高级将领。在这次私下畅谈中，他发誓要重振德国军事力量。此后的第5天，即2月8日，希特勒将其全面重新武装的计划告知内阁：“根本的原则必须是：一切为了武装部队。”[13]在他的主导下，德国1933年3月实施大规模征兵，1933年5月组建空军，1935年6月，开始发展相当于英国35%的海军。魏玛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军官团感到寸步难行，重整军备的消息发布之后，军官团就像是经过了15年的窒息后，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空气。扬眉吐气的高级将领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本来就与纳粹亲近的勃洛姆堡当然支持希特勒，与纳粹没有什么关系的总司令弗里契（Fritsch Werner von Fritsch，1934年1月任职）、总参谋长贝克（Ludwig Beck，1933年10月任职）也都是重建国防军的干将。1933年9月23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党代会上专门强调：“今天，我们应该特别记得我国陆军所起的作用，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要不是陆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我们可以向陆军保证，我们将永远不会忘掉这一点，我们认为，他们是我们军队光荣而历史悠久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将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地来支持陆军这一精神。”[14]希特勒不允许党插手军队，不允许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保安处从事针对国防军的特务活动，不允许冲锋队继续其挑战甚至取代陆军的行为。当希特勒继兴登堡兼任德国总统后，作为对希特勒镇压冲锋队的回报，武装部队总司令勃洛姆堡安排全体官兵向希特勒个人宣誓：

我上帝面前庄严宣誓，将毫无保留地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帝国元首、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命令，并以一个英勇军人的名义信守誓言，乃到牺牲也是所不惜。

新誓言将原誓言中对“人民和祖国”的忠诚改变为对希特勒的效忠，使国防军将领受到这一以军人的荣誉所做的誓言的约束，军方将领沦为道德上的俘虏，国防军实际上变成了希特勒的私人军队。1944年“七二〇”事件后，伦德斯特元帅就认为刺杀希特勒是一种叛逆行为，因为“作为一个军人，要受宣誓效忠的约束”。他奉希特勒之命担任了“德国荣誉军人法庭”的主席，负责审理反抗希特勒的案件。伦德斯特的言行代表了陆军将领中的大部分。

不过，德国陆军没有彻底党化，具有传统思想的军官团和集权国家的矛盾并未消除。也就在1934—1944的十年间，希特勒与陆军的矛盾渐次明朗并日益尖锐。纳粹德国的不幸在于，希特勒与陆军双方都知道自己与对方的距离，却无法克服，终于酝酿成纳粹德国的基本矛盾之一，并对纳粹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

希特勒与陆军早就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合作。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就向自己发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军人的誓言了！他们迟早会自食其言。”[15]偏执而复仇心极强的希特勒从来没有忘记这一誓言。在希特勒看来，陆军总司令部的问题，一是思想倾向有问题。出身于总参谋部的陆军将领固守其传统观念、体制和军人荣誉观，不愿意接受“党的思想”。二是行动上迟疑不决。对于重整军备，将军们总是以刺激西方为由加以阻挠。希特勒认为，他在外交上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与将军们斗争的结果。占领莱茵兰时，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听说法国实行了局部动员，就在未通知陆军总司令部的情况下让希特勒撤回莱茵左岸。正当希特勒准备这样做时，外交部部长牛赖特提醒希特勒此时保持冷静，由此挽回局面。希特勒对此怀恨在心。在苏台德危机中，希特勒面对陆军总司令部的犹豫不决而采取断然措施，结果证明希特勒是正确的，这让他更看不起陆军了。入侵波兰时，陆军总参谋部也担心一旦开战，德国将不可避免地陷于两线或多线作战，届时德国将无法应付。波兰战局结束后，陆军总司令部没有及时拿出西线的作战计划，最后被排除在战争总体指导的行列之外。曼施泰因元帅认为：“不管事情真相如何，陆军总司令部把军事决断权拱手让与了希特勒。他们还屈从于希特勒的意志，下达了违心的作战命令。这样，它作为陆战指导的关键机构，实际上已丧失了其应有的职能。”[16]

在纳粹“一体化”进程中，陆军是一个例外。从国王的军队变为帝国陆军再变为希特勒的武装部队，陆军依然保持着旧传统。除了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无法渗透到军队这一外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陆军的非党派传统。一战以后，为了保护德军不受共产主义感染，军队禁止党派中的活跃分子加入，志愿参军就得放弃其党员身份。这种“不关心政治”的传统也使德国军队免受纳粹的传染。陆军将领们对纳粹主义既无热情也无兴趣。“……诞生于沙恩霍斯特那个自由主义时代，现作为最高指挥顾问的总参谋部，与一个集权政体在统治和权力欲望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因为这个政体的领导人并不具有责任心和冷静判断势态的能力，相反却希望下属盲目地崇信命令……”[17]这就是陆军将领对希特勒的最大不满。1941年秋天，部队接到命令以“希特勒万岁”代替传统军事礼仪，很多军官传达完此项命令后，仍以传统的军礼作为宣布命令的结束。在这个传统中，不但是军人，很多平民也把军队看作是德国精英人士的大本营，相信军队不但是国家的军事力量，也是民族的保卫者。即使在纳粹运动甚嚣尘上之时，军队中的许多人也仍然坚持更古老、更具骑士品质的“民族精神”，在分享纳粹领导下领土扩张的狂热的同时，对第三帝国的一些过火行为也非常厌恶。政治理念之外，多为普鲁士贵族出身的将军们也一直持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希特勒是暴发户，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多有傲慢之态。比如，据希特勒的副官贝洛观察：“贝克对希特勒并无好感，在他眼里希特勒仅仅是‘波希米亚二等兵’，贝克不喜欢希特勒蛊惑人心的做法，因而拒绝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他憎恶‘小人物’和‘普通一兵’起来夺权。贝克是军官，早在1918年就拥护君主制，那时他的思想就不易转变，到了1933年也就更不会变了。他憧憬着普鲁士王国‘大总参谋部’的做法，即总参谋部在皇帝和国王直接领导下尽义务和享用权利，它是皇帝和国王的一切军事问题上唯一的首席顾问。贝克并没有学会同独裁者打交道，不善于这一套。”[18]进而，陆军与希特勒还有权力上的纷争。基于其在普鲁士和威廉帝国的经验和传统，陆军总参谋部一直不承认空军是独立的武装，贝克等人认为，战时应由陆军总司令兼任三军总司令，其他两个兵种只能担当辅助角色。这固然是由于他们还囿于陆军主导战争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是因为他们不甘心游离于希特勒重大决策之外。希特勒则认为，“元首”原则将在各方面发挥作用，总参谋部只是元首的助手。到1938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基础已经坚实，希特勒无需再像1933、1934年那样，要满足陆军的条件而赢得他们的支持了，而且在熟悉了将领们之后也减少了对他们的尊敬，他以最高统帅的身份组建“国防军统帅部”掌握全国武装力量。“严格说来，1938年2月有4个总参谋部同时并存：国防军统帅部及其指挥局；陆军总参谋部；空军总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战时改称海战总部）。此外还有一个副官处，配备多名对希特勒俯首听命的年轻军官。”[19]意识形态、文化差异与权力之争，决定了陆军与希特勒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1937—1938年之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希特勒一定要打仗的决定，他对军事系统，特别是陆军指挥机构的改组，他亲自执掌军权的行为，他对陆军总司令弗里契的卑劣处理，贝克总参谋长因为坚决反对希特勒发动战争而辞职，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陆军将领开始警觉到希特勒对德国的危险。

希特勒对陆军的不信任可以在他与赖歇瑙将军（F.-M Walter von Richenau）的关系上看出。陆军总司令弗里契被诬下台后，赖歇瑙是继任人选之一。但因他与党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有“纳粹军官”之称，因此陆军将领几乎一致反对他。其实他曾代表武装部队参与镇压冲锋队，并使勃洛姆堡和希特勒相信有必要制止冲锋队在陆军中的扩张。1938年底，他对副官说：“你们将会看到，在军事方面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影响正在扩大，不要多久将军们就丝毫没有发言权了。1934年，布洛姆贝格和我尚能挫败冲锋队的势力，因为当时我们对希特勒比那些纳粹党人更有影响，因此人们错误地把我称为纳粹将军。现在关键在陆军问题上，将党卫队和党对希特勒的日益增长的影响，扼杀在萌芽之中。只有这点成功了，弗里契才能真正恢复名誉。但是这些新的先生们不了解党及其领袖，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打交道。”[20]此论应当是真实的。据古德里安回忆：波兰战役后的11月，纳粹党为了加强对国防的政治领导，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等领导人多次向军官团发表讲话。其重点是：空军将领们，在戈林同志领导之下，是绝对可靠的；海军将领也可以信任，但是党对于陆军的将领却不敢这样信任。陆军将领都认为这是对陆军的侮辱。古德里安、曼施泰因、伦德斯特等人均表示愤慨，但不愿采取进一步行动，甚至不敢当面向希特勒提出抗议。古德里安最后去看赖歇瑙上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希特勒及国社党（纳粹党）一向是处得很好的。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赖歇瑙却告诉我他和希特勒早已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所以要他去见希特勒当然是不可能的”。古德里安自己去见希特勒，在得知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不信任后，建议可以换一个人。“他问道：‘你推荐什么人？’我脑子里有一张名单，在那个名单上的人我认为个个都有资格担任这个困难的职务。我首先就提出赖歇瑙上将。希特勒当即表示拒绝，‘那不在考虑之列。’他说话的时候，表情是那样的不愉快，我才相信赖歇瑙在我面前并没有撒谎。”[21]如果说连“纳粹军官”也并不与希特勒高度一致，其他的将领就更与纳粹离心离德了。

希特勒始终没理顺他与陆军的关系，陆军军官团与希特勒、纳粹党及其党卫队也保持一定距离。1943年在贝格霍夫山庄，希特勒对秘书特劳德尔说：“让这帮无能的将军上场打仗，还能有什么希望。我早该学斯大林了。他清洗军队就是毫不留情。”[22]实际上，希特勒不是斯大林，1942年东线陷于危机之后，他一再解除高级将领的职务，但没有处决他们，而且事隔不久一部分人还会再受重用。尽管如此，希特勒确实对陆军军官团不抱多大希望了。1943年8月20日，希特勒任命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兼任内政部部长，默认他在国内的权威要靠警察而不是他的个人威望来维持。同年12月，下令设立国家社会主义者领导干事，在武装部队中灌输纳粹精神。

历史地说，陆军欢迎、赞成、支持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建立军事强国的计划，但对其日益公开的扩张战略却不赞成，对可能出现的两线作战更是深感恐怖，他们总是想遏制希特勒更大的野心。希特勒既离不开陆军又不信任陆军，陆军既反希特勒又要服从希特勒，双方都处在重重矛盾之中，直到发生1944年发生陆军将领刺杀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战国，甚至在整个战争史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最高统帅与军队核心之间，存在着像希特勒与德国陆军这样深刻的矛盾。而且，希特勒居然有效地挥着这支军队，维持了六年的战争。这是世界史上的奇观。

希特勒至死没有原谅陆军。1945年1月18日，希特勒在地堡里对古德里安大将说：“我实在忍受不了，不能听任那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的长官跟着他们的意见走。可是这就是所谓参谋本部制度的传统精神，我一定要把这种制度打成粉碎。”[23]在最后的日子里，希特勒一再说他的军事计划之所以受挫，是因为军官们的背叛。“军队已经叛变了，将军们什么都干不成。没人执行我的命令。末日来了。纳粹主义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复燃！”[24]他说，今后在他的墓碑上一定要刻上这样一句话：“他是自己将军们的牺牲品。”[25]1945年4月29日清晨，希特勒口授了他的“政治遗嘱”，没有忘记讽刺一下陆军军官团：“但愿在将来某个时候，德国陆军军官像我们的海军已经做到的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是荣誉准则的一部分，指挥官们必须至死也要忠实地恪尽职责，作出光辉的榜样，勇往直前。”[26]他还有封给凯特尔将军的信：“在整个战争期间，不忠和背叛破坏了抵抗，这使我无法领导人民取得胜利。陆军参谋总部同第一次大战时的参谋总部无法相比，它的功绩远远比不上前线将士的功绩。”[27]这固然是为了推卸战败的责任，却也部分地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真实。

2. 陆军失败

勃洛姆堡像

在纳粹德国所有反对力量中，军队是唯一能推翻纳粹统治而又能维持秩序，并提供一个替代政府的机构，所以一些高级将领或参谋能够接近希特勒。因此，他们也成了德国内部反抗力量的主要希望。陆军与希特勒之间的冲突，是一个间歇性爆发的过程，它与德军在战争中的处境相联系，起伏跌宕。

在希特勒与陆军的关系中，1936年是重要的转折之年。这一年3月，希特勒派遣德国派军队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撕毁了维持战后西欧和平的《洛迦诺公约》。此时德国的军事力量还远不能与英法相比，希特勒本人也是提心吊胆的，他已经做好准备，只要法国出兵，他就撤回德军。他甚至也意识到，如果德国撤退了，他的统治也就崩溃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陆军将领都建议撤回军队，但希特勒以其“钢铁意志”坚持到底，终因英美的默许和法国的软弱而冒险成功。此事的结果，在国际上是英法两国放弃了最后一次遏制德国的机会，在国内是希特勒与纳粹第一次满足了德国人的强国梦。就希特勒与军方的关系来说，这一成功使他在心理上压倒了陆军将领：希特勒不但比所有军方将领都更了解英法心理，也比所有的军方将领都更加“坚定”。从此他对将军们的态度由厚爱转为蔑视。

1938年春的“勃洛姆堡—弗里契危机”标志着希特勒在组织上压倒了陆军。希特勒上台后任命勃洛姆堡大将为帝国军事部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由此引起陆军总司令弗里契大将与总参谋长贝克上将的不满，他们反对勃洛姆堡及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直接插手陆军，同时也认为勃洛姆堡太亲近希特勒。1936年2月，希特勒意欲违反《凡尔赛和约》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化地区时，陆军将领们担心力量更为强大的西方列强特别是法国的反应，连勃洛姆堡也认为这是一次冒险的行动。希特勒也并不理直气壮，他派了少数象征性的部队作为试探，只是由于英美的默许和法国的软弱，德国才于3月7日成功地占领了莱茵兰。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希特勒想出兵援助佛朗哥，因为军方将领的反对，最后只好限制其所提供的援助。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将陆海空三军首脑召集到总理府，向他们阐述扩大“生存空间”的计划，勃洛姆堡、弗里契、贝克等陆军将领当即表示：德国陆军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去打一场世界大战。希特勒对陆军严重不满。比如对勃洛姆堡，“我觉得他太软弱。我不能用他来执行我的其他计划”。[28]1938年初，警察偶然发现勃洛姆堡的新婚夫人原来是妓女。在舆论压力和上层阴谋的共同作用下，勃洛姆堡不得不辞职。差不多同时，也有人告发弗里奇受到一个男童妓的敲诈，陆军总司令被迫辞职。为弗里契提供辩护服务的律师冯·德·戈尔茨经过长时间调查取证，终于证实搞同性恋的是一个名叫冯·弗里施（Frisch，与弗里奇Fritsch一字之差）的骑兵上尉，1938年3月18日，军事法庭恢复了他的名誉，但不能复职。“尽管这场危机无法预见，也不是人为的，但是它促成了希特勒和非纳粹的精英——国防军之间关系的重要改变。当希特勒的冒险行为该引起国防军注意的时候，国防军却表现出了软弱，毫不反抗地接受了希特勒的控制。希特勒看到了这一软弱，更加轻视那些军官们了。他不仅把自己看作国家元首，更把自己视为军队的领袖。”[29]希特勒确实胜利了，但此事带来两个后果。其一是纳粹党和陆军之间的矛盾加剧。血洗罗姆之后党与陆军之间的缓和关系又因勃洛姆堡、弗里契事件而加剧。陆军将领之所以没有为勃洛姆堡说话，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勃洛姆堡是希特勒的宠儿，所以这种顺从本身就含有不满。军事法庭正式裁决弗里契无罪，使秘密警察声誉扫地，希姆莱与海德里希一度非常紧张害怕。戈林原来是站在秘密警察一边的，但发现证据可疑之后也与希姆莱保持距离，在担任军事法庭主席坚持按原则审讯。所以，尽管陆军没有就勃洛姆堡、弗里契事件做出激烈反应，但他们与秘密警察以及纳粹党的冲突却更加尖锐了。其二是指挥系统的紊乱。希特勒担任最高统帅后，组建了最高统帅部，由凯特尔（Wilhelm Keitel）将军任最高统帅长官，实即国防军总参谋长，而陆军总参谋长则由国家元首的首席军事顾问降为一个只尽服从义务的下级指挥官的地位。此后，一方面是“两个参谋部”之间引起一系列纠纷和冲突，另一方面，“两个参谋部”一个也没有真正的权力，陆军总参谋部不用说，凯特尔元帅实际上也不过是希特勒“办公室主任”。这一点，连外行人施佩尔也深感不安。他后来说：“实践的结果是，陆军总司令部只负责东线战场，因此严禁总参谋部对其他战场施加影响。国防军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的总司令，在总体作战的问题上又没有发言权，甚至连武装力量的部署都不知道。……空军和海军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经常各自为政，独立作战。此外，国防军和党（大区领袖是帝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之间也矛盾不断。大家都眼睁睁看着这样的混乱局面，希特勒也曾试图施加影响，但这种权限混乱是符合他偏爱的混乱原则的，这个混乱原则可以确保最后由他一个人说了算。”[30]

弗里契像

1938年也是国防军对希特勒发生警觉的一年。希特勒接任武装部最高统帅后，勃劳希契任陆军总司令。1938年5月，希特勒决定压迫捷克“归还”苏台德地区，贝克担心此举会导致西方国家的介入，引发一场两线战争。5月29日、6月3日，他提出两份备忘录，坚信如果引起与英法的战争，德国必败。1938年8月4日，贝克向陆军全体军长提出一份备忘录：“为了未来在历史学家们面前澄清我们的立场，为了保持陆军总司令部声誉的纯洁，我作为总参谋长特此声明：我拒绝批准纳粹的任何战争冒险。”[31]8月18日贝克辞职并与一小撮密谋分子讨论一旦希特勒下令进攻就用暴力将他逮捕并交人民法庭审讯的可能性，但他们没有能使勃劳希契与贝克的继任者哈尔德（Franz Halder）上将相信，一旦捷克斯洛伐克遭受进攻，必然会发生一场世界大战。尽管困难重重，这一密谋已基本成形，总参谋长哈尔德、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维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将军等高级军官均有参与。八九月间，他们派出三批使者到英国，向英国阐明国内形势以及希特勒的计划，希望英法能够坚定地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但由于英法的绥靖政策，希特勒不战而胜。“领袖又成功了”的欢呼声响彻全国。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回忆当时的观感说：“许多人不知道，希特勒准备对捷使用武力。只有一个人知道底细，可是当宣布战争动员的准备工作中止时，他却泄了气。此人便是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这几天恩格尔介绍情况说，当有关慕尼黑会谈消息公布时，他发现哈尔德精神崩溃，趴在桌上。此事我真不可理解，因为不是别人而是哈尔德本人，曾一再阻挠向陆军发布动员令。哈尔德的态度是个谜，一直到战后公布了关于抵抗运动活动的材料后真相才大白，慕尼黑协定使他们失去了活动的基础。”[32]“苏台德危机”结束后，陆军总司令部的地位受到打击。第二集团军司令伦德斯上将呈请辞职。将帅们之所以反对希特勒，主要动机是防止战争，因此当《慕尼黑协定》似乎一度与战争计划疏远时，这些颠覆尝试也就在萌芽状态停滞了。

1939年9月，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是希特勒与陆军矛盾升级的开始。因为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这一次战争没有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响应。“德意志民族以严肃沉重的心情对待战争的爆发。这次丝毫没有像1914年那样十分明显的兴高采烈的情绪。适龄服役的男子默默地服从动员令，到兵站报到。仿佛全国的男男女女，军人和平民都意识到现在开始的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33]全民都是如此预感，首当其冲的陆军更是十分紧张。古德里安统率的装甲兵是入侵波兰的先锋，他当时就感到陆军方面的态度是“非常的沉痛”。“我们对于战争从来就不会抱着轻佻的态度，天下没有一个将军，他的内心不是主张和平的。那些年纪较大的军官和数以万计的士兵，他们都是亲自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们知道假使这个战祸若不是仅仅限于波兰一个地区，则将来的祸患就不堪设想。而且自波希米亚保护国成立之后，英国人就曾向波兰提出保障它领土完整的诺言，所以全面大战似乎是颇难避免。”[34]波兰战役胜利后，希特勒又计划在西方扩大战争，他起草了备忘录而于10月10日的军事会议上宣读。勃劳希契与哈尔德等陆军将领都认为这是一场不负责任的赌博。一些将领开始了密谋活动，以为如果除掉了希特勒，就可能与西方达成一种解决办法，以使德国免于再遭1918年那样的灾难。哈尔德提出三种可能：进攻、等待以及“根本性的改变”。这第三个可能是指发动一场政变的可能性，政变的目的是推翻希特勒。考虑到希特勒决定1939年11月12日发动攻击，哈尔德设想在11月底发动政变，他们决定在11月5日勃劳希契与希特勒会见后做出最后决定。两人会见的时间不长，当勃劳希契说攻击西方的准备工作还不充分，硬要实施只能带来灾难性影响后，希特勒勃然大怒，不准他继续报告下去，并明确对他说：他知道什么是佐森精神（Zossen是陆军总参谋部的驻地），他会摧毁它。哈尔德得知后，以为希特勒已经知道了颠覆他的计划，因此就命令销毁所有相关文件。11月7日，由于天气预报不利，进攻被推迟。11月23日晚，希特勒召见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威胁要铲除“佐森精神”以及摧毁来自总参谋部的反抗，将军们只能利用天气恶劣为借口，把发动攻势的时间大大推迟，一直拖到1940年以后。西线战争时，赖歇瑙也在一气之下将战争计划告诉了反纳粹分子、前市长弗里茨·埃尔萨斯。[35]

1941年3月3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对陆军将领发表谈话，进行对苏战争动员，遭到陆军将领的强烈反对。此前一直得到希特勒信任的古德里安在第一次得知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时，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个我一向认为不可能成真的梦，现在真的会变成一个事实吗？希特勒曾经痛骂过1914年决定德国政策的领袖人物们，说他们没有能够避免两面作战。可是今天当对英的战争尚未结束之际，为什么他居然又出尔反尔的，突然想起来对苏联开辟第二战场呢？所有的军人们都曾经一再地劝告他不要重犯这个错误，而他自己对这个意见也一向表示同意。”[36]反对希特勒的卡纳里斯一直希望阻止对苏作战。在其情报局召开的一次有关“巴巴罗萨”计划的会议上，他说：“德国军队将要在俄国冰冷的原野上流血死去，两年之后，连一个士兵也不会剩下。”[37]当时哈尔德在日记中说：“国防军被击败了，国家瓦解了。”对苏战争期间，希特勒与陆军将领的关系有几度曲折。开始前后，将军们反对这场战争，认为两线作战不能取胜也不能坚持下去；战争打响后的7月下旬，将军们又反对希特勒以列宁格勒（布尔什维主义策源地）和乌克兰（重要的经济地区）为重点的战略目标，主张迅速占领莫斯科，消灭苏联的武装力量。8月21日，希特勒拒绝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不以莫斯科为主要目标。“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执消耗了他的精力。……争论结果是两败俱伤，既没有攻下莫斯科，也没有实现希特勒的计划。宝贵的时间浪费掉了。”[38]对苏战争按照希特勒的构思进行，初期非常顺利。“在1941年这一年，希特勒的威望无疑已达到其顶峰，反抗活动随之销声匿迹。在希特勒看来，自上一年老总参谋部在对法国军队及其马其诺防线作用的判断上失误之后，总参谋部的威望早已丧失殆尽。虽然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以十分谨慎和得体的方式，对希特勒提出的许多外行要求进行批评和拖延，但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部那些呆板、固执的先生们的不信任感却与日俱增。”[39]但1941年冬季，德军在苏联陷入困境，希特勒与陆军再次发生矛盾，他一再抱怨将军们在他的伟大目标面前总是迟疑不决。1942年秋，东线进展不利，希特勒与将军们的分歧加剧。8月24日与哈尔德争吵，9月5日，与约德尔大将争吵。当天晚上，他对副官施蒙特（Rudolf Schmundt）说：“我要是能脱下这身军装并把它踩在脚下才高兴。”[40]警卫米施记得1942年的激烈争吵。“将军们刚一离开，希特勒的办公室里便立即传出悦耳的音乐。我朝窗户里看了一眼，希特勒正倒在一张椅子上，完全沉浸在留声机播放的旋律和歌声中。他显得筋疲力尽，黯然神伤。”[41]9月9日、9月24日，希特勒分别解除了南方集团军群A集团军总司令李斯特（Wilhelm List）元帅和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职务，“从此以后希特勒完全回避将领们，与他们隔绝了。他不再同他们一起去军官食堂，中午独自在他的工作室里用餐。”“希特勒指示鲍曼对军事会议做速记。由于他不再相信将军们，他要记录下会上讲的每一句话。”他把自己的侍从副官施蒙特提升为陆军人事处长。[42]

就是在对苏战争期间，希特勒摧毁了有着悠久传统的普鲁士—德意志陆军总参谋部，彻底控制了陆军权力。1941年12月14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鉴于东线的危机局势，紧急飞往前线与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包克元帅会商，做出西撤180公里的决定。但希特勒反对西撤，废除了14日的命令。19日，勃劳希契辞职，希特勒自己接任陆军总司令和东线总指挥。次年9月24日，总参谋长哈尔德去职，希特勒终于掌握了陆军指挥权。伊恩·克肖评论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元首如此直接地参与到战争事务的细节中去，即使是斯大林……可笑的是，希特勒却在进一步给自己增加负荷。众目睽睽之下，希特勒直接拿过兵权，他再也找不到将来可以充当军事灾难替罪羊的人了。”[43]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解除了李斯特元帅的兵权后，希特勒自己临时接管了A集团军的指挥权（后由冯·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大将接任）。此时，希特勒是纳粹之首、德国总统、政府总理，还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武装部队一个分支的总司令、这个分支中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对于陆军总参谋长来说，陆军总司令一职由希特勒担任意味着共同负责的传统已遭扼杀，普鲁士的自愿服从被对命令的屈从所替代。当时的关系十分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谋部是自由时期的产物，与集权主义国家以及要求对元首的迷信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冲突。”[44]在解除哈尔德的职务时，希特勒对他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热情，不是职业才干。这些我并不想在你这样一个老式军官身上得到。”[45]陆军总参谋长的后继者蔡茨勒（1942年9月—1944年6月9日）、豪辛格（1944年6月10日—7月21日）、古德里安（1944年7月21日—1945年3月28日）、克雷布斯（1945年3月28日）都不具有传统的总参谋部思想；权力也大大缩小，按希特勒兼任陆军总司令后的分工：陆军总参谋部作为他自己的参谋部，管辖东线作战；以约德尔大将为首的最高统帅部指挥参谋部管辖其他战线的陆军。其他的陆军，如武装党卫队和空降师、空军陆战师等均不受两个总参谋部的指挥；至于海空军，则分别由邓尼茨和戈林指挥。陆军总参谋部再也不能控制全国武装力量了。在战后的最后阶段，陆军总参谋部与国防军统帅部合二为一，有100多年历史的陆军总参谋部就此消失了。在对苏战争期间，17个元帅中有10人被撤职，只有一人熬过战争并保住了权位；36个上将中18人被撤职，只有3人保住权位并度过战争。

1944年7月20日，陆军部分将领实施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7月22日，希特勒召集了一次小型会议，自鸣得意地说：“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近几年来我在俄国的一切重大计划不得不遭受失败。完全是由于叛变！如果没有这些卖国贼，我们早已胜利了！我在历史面前是没有过失的。……当年，我反对国防军实行一元化领导时，有谁相信我呢？要是国防军掌握在一个人手里，那就是一种威胁！难道诸位仍然以为我征募这么多师党卫队是偶然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顾一切反对，下令搞这么多党卫军。……设装甲兵总监，这都是为了分割陆军。”[46]因为这次事件，包括1个元帅、4个上将在内的大批高级将领（其中有豪辛格等17名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被处决，包括2个元帅、1个大将、2个上将在内的将领自杀，哈尔德等人被捕；卡纳里斯上将的军事情报局被解散，所属人员合并在党卫队保安处。在被杀的人中，有非常优秀的将领。在“七二〇”事件后，希特勒大肆屠杀陆军将领。其中有些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如曼施泰因元帅就回忆过，1942年11月在他就任“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时，军需官是总参谋部上校芬克，“他不仅人品优秀，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后勤方面的组织者。后来，集团军群遇到的所有后勤上的困难都被一一化解。……在我于1944年4月被免职之后，芬克上校被提升为西线总司令的军需长，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将那里的后勤组织整顿得井然有序，以至于在苏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都能实施补给。由于他被卷入谋杀希特勒的行动，遂于1944年7月20日后被处决”[47]。摧毁了陆军的强大地位之后，纳粹党权全面高涨。戈培尔7月23日的日记中说：

元首对将军们非常气愤，特别是总参谋部的将军们。他已经完全下定决心，要用鲜血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并铲除总是和我们作对，随时等待机会在危急时给我们背后一刀的那一群人。现在我们将要实施的惩罚将会载入史册。元首已经下决心彻底铲除反对我们的将军团，以便推倒他们竖立在军队里的那堵假想的墙。墙这边是党，墙那边是群众。[48]

党权高涨的受益者是希姆莱、戈培尔和鲍曼三个党官。希姆莱本已大权在握——党卫队领袖、内政部部长、警察总监，现在又接收了军事情报局和武装部队的外国情报处。事件刚发生，希特勒就交给他两个任务：铲除阴谋集团、重整军队组织。据此，希特勒任命他为后备军总司令，下令所有部队均须经过希姆莱的整训方能上阵。希姆莱筹组了20个新的人民步兵师，还接管了所有战俘营的管理权，抢过了空军制造V-2火箭的权力。从1944年8月到1945年3月，希姆莱是德国的“最强者”。戈培尔在此次事件中确有“功劳”：大德意志警卫营营长雷曼（Otto Maj. Remer）少校原是奉密谋者之命封锁政府各部及党卫队保安处总部的，却被后者说服转而抓捕密谋者。7月22日，希特勒任命戈培尔负责“全民战争”（“总体战”）的动员，在三个月内就紧缩国家经济，挤出100万新兵；同时下达一系列法令，其中包括德国妇女必须“为胜利而助攻”，戈培尔的妻子也去了无线电通信设备厂工作。在擅长的宣传领域，戈培尔更是屡出新招。一是蛊惑民众，虚构出一种能使德国反败为胜的“秘密武器”，营造出“阿尔卑斯山据点”的神话，编排并未实施的“狼人计划”，即组织武装游击队在敌人后方活动。二是恐吓民众，反复说战败意味着“我们德国人沦为牛马，被全世界奴役”；俄国军队会使欧洲“繁荣的都市化作泥屋小村，宽敞大道转眼成乡间小路”；美国同样冷酷无情，英军要让德国变成“土豆田”；等等。1945年1月30日，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守护者”，还在时隔五年之后第一次到戈培尔家里来喝茶，令玛格达激动不已。作为希特勒的秘书，鲍曼控制着所有接近元首的途径；作为党务总管，他控制着纳粹党的所有组织机构。“七二〇”事件之后，他奉命强化党对军队的渗透，在所有大的军队司令部都安插了政治官员，提升了党的大区领袖的权力。鲍曼还对希特勒原来的亲信下手。军备部部长施佩尔，不得不将武器生产权交给各大区领袖，戈林担心鲍曼的暗杀而不得不在其住处布置了一个伞兵师的警卫。鲍曼设计让希姆莱出任集团军群司令，借此把后者赶出权力中心并让他在并不擅长的军事岗位上出丑，以至于1945年3月，希姆莱便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49]总之，“七二〇”事件之后，正如戈培尔在1944年8月3日纳粹党的地方领袖会议上说的：

政府和军队是元首的心病，“这样的局面就要结束了，党将全面接管权力”。[50]

针对他不信任的国防军，希特勒一方面根据马丁·鲍曼的建议，把年轻的、狂热的党员提升为军官，并把他们分配到部队去，以便监视军事军官；另一方面任命希姆莱为国内驻防军司令，对国内驻防军进行全面重组；同时批准组建党卫军集团军，成立武装党卫军总司令部。早在1933年3月，党卫军就有了自己的武装。1938年，党国领导与陆军将领的分歧公开化了，8月17日，在意识到陆军已不是第三帝国的可靠支柱之后，希特勒密令规定党卫队后备部队既不属于武装部队也不属于警察。1939年7月，希姆莱补充了一个炮兵团的“警戒部队”（即武装党卫军的起源）。1939年9月，党卫队后备部队正式改组为“武装党卫军”。此后不断发展，但因顾忌国防军的反对，武装党卫军的发展一直受到制约。“七二〇”事件后，希特勒命令希姆莱新建15个师，并在新建的部队中加强政治委员的权力，其番号也体现了其革命军的特点，如“人民特种炮兵师”、“人民炮兵军”等等。《人民观察家报》声称：“党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内在结合，今天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51]武装党卫军迅速发展到39个师约100万人。党卫军在军事行动中服从军方领导，但其行政、组织自成一体，由党卫队领袖希姆莱控制。战争后期，希特勒越来越依靠武装党卫队，装备优良、征兵优先、奖励最多。1944年底在西线发动阿登战役时，应召来开会的指挥官们：“他们的武器和公事包被搜去并被赶上一辆大客车，随后在两排党卫队部队的夹持下被带进一座深深的地堡。……他发表了一通冗长的、漫无边际的讲话，历时两个钟头；其间党卫队的警卫站在每一张椅子后面，监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52]当然，这个事情另有一说。据曼陀菲尔将军回忆：“除了陆军将领外，还有一些党卫队将军和党卫队装甲师指挥官也被召见了。由于座位不够，党卫队将军客气地把椅子让给陆军高级同僚，而他们自己则站着。这给某些陆军将军造成的印象是，在每位陆军军官的椅子后面都布置了一名党卫队军官。”[53]1945年1月，希姆莱被任命为新的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直接指挥野战军。也就在此时，由于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明确提出“战争已经打输了”的观点，希特勒在1月24日的局势讨论会上表示：今后谁再讲任何这类失败主义的话，将会受到严厉惩处。参加会议的施佩尔记得：“从那时起，一位新增加的客人经常出现在局势讨论会上。他总是坐在最后面。但是，单有他在场，就有非常的效果。此人就是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秘密警察头子。”[54]现在，希特勒是靠秘密警察来监视将军们了。

然而，党卫军的发展内含矛盾。大量扩充党卫军，必然面临着志愿入伍数额不足的问题，于是也就与陆军一样改用强迫征召，如此则党卫队也就丧失了它们的政治性质而实际上成为一般军队。党卫军是如此的庞大，其内部也就不再是真空。古德里安大将指挥过武装党卫军，事后回忆说：“我可以说党卫军的一般纪律、精神和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以算是上乘，他们和陆军中的装甲兵常常是并肩作战，在战场上几乎分不出来谁是党卫军，谁是陆军。”[55]既然与陆军并肩作战，党卫军当然也会感受到陆军所处的困境，也会分享陆军的政治观念，包括反希特勒的空气。1945年3月，战况危急，希姆莱因失守波默恩而被撤职，党卫军中也出现擅自退却的现象，希特勒下令取消武装党卫军四个精锐师“阿道夫·希特勒师”、“帝国师”、“骷髅师”和“霍恩斯道芬师”的卫队袖章，他在主观上当然是以此表明他与党卫队的距离，客观上也表明，希特勒再也没有值得信任的部队了。1945年4月21日，困在地堡里的希特勒，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党卫军副总指挥斯坦因纳（Felix Steiner）上将身上，命令他立即率其残部以“斯坦因纳集团军”的名义南下，收复柏林东南已被摧毁的防御阵地，解救已被苏军围困的柏林。但直到次日下午，斯坦因纳也没有任何动静，因为他很清楚：以1 万士兵进攻10万苏军，那是发疯的事。即使希特勒派出最高统帅部的元帅、大将、总参谋长去督战也不为所动。27日，绝望的希特勒下令撤销斯坦因纳的职务，但斯坦因纳再次拒绝希特勒的命令，他说服继任者让他继续指挥。所以，对希特勒来说，不但陆军背叛了他，党卫军也背叛了他。

其实，无论是1938年前后的政变企图还是战争后期的刺杀行为，只是一小部分人所为。在更多的时候、在更多的陆军将领中，支持、服从是主要的。源自普鲁士时代的陆军总参谋部日益萎缩直至消失，但其服从上级、不问政治的精神传统仍然支持着将军和元帅们。这里有几种情形。一种是以李勃元帅、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为代表，他们在政治上是反纳粹的，但在行动上仍然以一名老式军官的忠诚为纳粹德国效劳。在德国屡次战败之后，他们鼓起勇气反对希特勒并因此受到严厉惩罚或处决。军中的反叛分子大多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是政治上支持希特勒，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有不同意见。赖歇瑙元帅是亲纳粹的，当他于1942年1月15日因中风死于南方集团军群大本营后，继任者包克元帅在其遗物中发现了一份准备给希特勒的备忘录，要求对占领区的政策，如公正对待居民、组建俄国志愿部队以对付布尔什维主义、考虑少数民族的愿望等，加以全面改革。[56]克鲁格元帅向古德里安大将提议双方合作，以共同限制希特勒的统帅权。第三种是矢志不渝地效忠希特勒。纳粹德国后期，长期是希特勒亲信的军备部部长施佩尔接到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决定，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抗命不遵。1945年4月23日，施佩尔到柏林总理府地下室最后一次与希特勒告别，然后到汉堡附近拜访了布施（Ernst von Buseh）元帅的大本营，劝说他放弃炸毁船坞和港口设施的毫无意义的计划。但预料不到的是，布施元帅对施佩尔违抗命令感到生气，而此时偶然进来的曼施泰坦因元帅也对此表示反对。当施佩尔坚持自己的主张，指出了百姓因此遭受的痛苦，最后谈到马上面临的战争的结局时，两人的反应是：

这时他们两人异口同声地重复说：“真的？！真的要违抗元首的命令？！”同时，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仿佛相互不认识似的，仿佛世界马上就要在他们的面前崩溃似的。……布施一次又一次目瞪口呆地摇着脑袋说：“这么简单，根据您的判断，您和考夫曼就决定这么干了……”后来，他考虑了良久，最后说：“这样做是没有好结果的，施佩尔！”[57]

两名军功卓著的元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高级将领在战争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在地堡里准备自杀的时候，仍然不敢、不想为了民族利益而违背希特勒的命令。这究竟是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威力还是元帅们的自私和残忍？因此，陆军不但成为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而且也部分地参与屠杀犹太人的“肮脏行为”。1995年到1999年，汉堡社会学研究所在德国很多城市举办的“德国防军罪行展”，展出了国防军参与战争罪行和犹太人灭绝行动的文献资料。“从那时起，国防军清白的神话就永远被打破了。”[58]在希特勒和陆军之间，希特勒是胜利者。

3. 上校登场

在纳粹德国，反抗希特勒几无成功的希望。在国内，抵抗者缺少民众的支持。“因为希特勒至少在其执政的头几年里成功获得了相对广泛的国民支持，所以这种抵抗无法指望自发的同情，并为自己招致了出卖民族利益的仇恨和憎恶。因此它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59]在国外，当时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盟军对推翻希特勒的任何努力均无兴趣。他们当然希望控制一个完全战败、没有合法政治中间人的德国，而不是同一个希望和谈并由一些反抗纳粹的领导控制的德国打交道。内部的反叛者不可能得到盟国的同情和支持。当英美政府首脑在卡萨布兰卡发出的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声明传到柏林后，希特勒的翻译施密特当时就感到：“我真万分沮丧。我马上意识到这将极大地增强希特勒在国内外的地位，削弱许许多多反对希特勒政策的力量。”施密特常听到希特勒对其亲信们说：“敌人现在用无条件投降威胁我们，德国人就会以更坚定的信念追随我去夺取最后胜利。”[60]

伦德斯特像

在主观方面，首先是由于元帅们软弱。这一点，希特勒倒是说对了。高级将领长期浸淫于普鲁士传统，无法摆脱职业传统的规范和压力，深植于服从与忠诚，成为他们的思想障碍。以“七二〇”事件为例，贝克将军的精于思考而不善于行动，维茨勒本元帅缺乏履行职责的热情，霍普纳将军威信不够，奥布里希特将军既无实际的指挥权也犹豫不决。更重要的是，“密谋者没有对政变的反对者‘斩立决’，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讲，他们值得赞扬。但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一些军官锁在办公室里，他们就会保持中立。此种想法无疑是单纯的。很显然，密谋者的敌人并不打算用如此客气的手段对待他们”[61]。传统之外，还因为元帅们遭遇伦理困境。从个人道德来说，他们都向希特勒立下誓言。伦德斯特元帅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中将说得明白：“誓言就是誓言，而且它将一直是誓言，特别是在‘不可能’或‘绝望’的局势面前，这种时候最需要誓言……用自己的生命而战斗的士兵有起码的权力指望他们的指挥官是忠诚的，甚至当情况已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时也是如此。”[62]从政治责任来说，希特勒及其政府，至少在程序上是正当的、合法的，在表面上也是极其成功的。希特勒是合法的国家元首、最高统帅，对他的任何不忠或违抗都可以合理地被解释为对国家的挑战。在战争期间还要批评政府和元首，甚至还要推翻它，那当然是对国家的犯罪。同时，德国不关心政治的传统也会导致一种消极的心理。一位陆军元帅认为，他之所以拒绝加入密谋组织，是因为使用武力反对当局“完全是对德军传统的颠覆”。伦德斯特元帅就对密谋者们说：“如果你们愿意改变的话，可以下命令嘛。可是，如果我要为政变去动用我的权威的话，这权威就会像纸糊的房子一样一吹就倒。”[63]

曼施泰因像

伦德斯特元帅的话不是虚伪或推托。最高统帅下面的元帅起来推翻希特勒，不但从当时的政治和伦理来讲有困难，就个人来说，也有心理障碍。以哈尔德上将为例，他的总参谋部在战争前夕是谋反者的总指挥部，但他制订了东西线作战计划并努力付诸实施，其总参谋部又是希特勒的主要指挥机构之一。曼施泰因元帅认为：“哈尔德最后失败在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上。当他刚刚接任贝克之职时，他就宣称他是希特勒的敌人。……据报道，他曾多次计划推翻希特勒，尽管都没有付诸实施。但另一方面，他是德军的总参谋长，当后来希特勒执掌军队大权之后，也就成了希特勒的总参谋长。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同时扮演负责的顾问和阴谋策划者双重角色也许是可能的；但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却不适宜。尤其是根据德国的传统，总参谋长对其总司令满腹狐疑，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由于希特勒的行为，使总参谋长有可能在和平时期制定一个推翻国家首脑和国防军总司令的计划；但在战时，密谋者和总参谋长的双重身份必将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作为总参谋长，哈尔德的职责是竭尽全力共同指导陆军赢得胜利，也就是说，协助其总司令取得军事行动的成功。但是，他的第二个角色却使他不希望取得这种胜利。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哈尔德需要在履行其军事职责时对这种双重任务进行艰苦抉择；需要付出其全部精力为在这种艰难斗争中的陆军服务。另一方面，他的第二种角色又要求他无论如何要保住眼下的职位，他希望终有一天能利用这一职位推翻希特勒。为此目的，他还必须屈从于希德勒的军事决断，尽管他并不同意。他之所以要坚持在这个岗位上，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当希特勒采取错误军事决断时，他能以总参谋长的身份使陆军免遭殃及。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违心地执行希特勒的指令。这种双重身份必将使他心力交瘁，最终垮台。”[64]1944年“七二〇”事件后，哈尔德被捕，1945年4月28日，纳粹将他与前纳粹政府经济部部长、银行总裁沙赫特，奥地利、法国、匈牙利等国的前领导人，密谋者及其家庭等160人一起押往蒂洛尔南部的山区，在那里决定将他们全部射杀。但党卫军的一个守卫说漏了嘴，于是其中的一个囚犯成功地联系到当地的陆军指挥官阿尔文斯莱本（Wichard von Alvensleben），使全部在押人员获救。

原德国陆军总司令，后被纳粹以“同性恋”的罪名逼其下台的弗里契上将说过：“无论是在最美好的日子里，也无论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希特勒始终代表着德国的命运，而这个命运将如此继续存在下去。要是希特勒掉进万丈深渊，我们大家将无一幸免，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65]也就是在类似观念的主导下，陆军将领虽然看到了希特勒的危险，却没有真正起来反抗。在德军胜利前进期间，德国军队并没有反抗或反对。后来积极参加“七二〇”事件的将军和政治领袖中，当时也没有在希特勒向他们提出征服世界的庞大计划时敢于同他对抗。只是在形势对德国不利、德国失败的前途并非不可能时，军队内部舆论的整个调子才开始转变。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失败时，批评希特勒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哈尔德写道：“最迟到一九四三年年底时，人们已经明白无误地看出，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了……凭着牺牲德国人的鲜血，并且将本土暴露在敌方空军威力下作为代价，战争还能够再打一些时候。但是用这种方法取得的结果，值得作那样的牺牲吗？”[66]到1944年夏，纳粹德国的高级人物都明白，战争已经失败，再打下去已毫无意义。除希特勒之外的所有纳粹领袖，戈林、希姆莱、戈培尔、里宾特洛甫都曾有过与西方或苏联讲和的想法和程度不同的试探，所有这些都被希特勒拒绝；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应当做战术退却，或者放弃早期占领的地盘和撤回急需的部队，以确保对前线要害地区的支持，所有这些也都被希特勒拒绝。

相对而言，原总参谋长贝克的思想和境界便高远得多。一方面，贝克明确提出：一个军人，除了服从命令外，还应当有更高的忠诚。这就是当知识、责任和良心不允许执行某种命令时，对上级的服从就有了限度。另一方面，在希特勒推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时，贝克不但多次上书条陈，坚持反对，而且向陆军总司令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将领应采取一致行动，即全体辞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领导军队了。”[67]贝克确实辞职了，但没有人跟随。贝克认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会使英法参战，从而酿成世界大战的判断也没有成为现实。“贝克是一个有学识、有历史眼光的欧洲人，他料不到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硬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他懂得历史，然而却不懂得当代政治。而希特勒却懂得。他相当时期以来就已经感到越来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也不肯参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也不会履行对布拉格的条约义务。”[68]这样，尽管贝克的判断从长远看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是希特勒成功了。

希特勒终于走上了战争的道路。战争越打越大，德国越来越危险。一批年轻的上校上场了。1943年8月，格斯多夫劝说曼施泰因元帅采取行动，元帅大怒说：“普鲁士的陆军元帅绝不当叛徒。”他的话印证了格斯多夫早些时候说过的话：“既然元帅们直到现在还是无所作为，那就只能由上校们挺身而出了。”[69]上校不是元帅。哈尔德等人早期的反叛计划，限于推翻希特勒和纳粹党，但在希特勒与国家处于对立状态，希特勒是继续战争的唯一核心动力、不把德国拖垮不罢休的情况下，上校们意识到，要结束战争就要杀死希特勒。1942年底，施陶芬伯格在回答应如何处置希特勒时说：“杀了他！”

上校们反希特勒的中心，一是军事情报局，二是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部，三是国内驻防军司令部。

首先是军事情报局的奥斯特（Hans Oster）上校。在德国防军内部，军事情报局是反希特勒的中心。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究竟是否反纳粹人士，还有争论。多数论者倾向于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是反纳粹的。尽管卡纳里斯赞同希特勒的反共原则，拥护希特勒的扩张政策和重新武装军队的政策，以及回归过去辉煌的计划；但是他又非常厌倦党卫军不羁于法，道德沦丧，军心涣散。更重要的是，他反对希特勒的冒险政策，也下决心搞掉希特勒以避免战争。在得知希特勒入侵波兰的决定后，他激动地说过一句话：“德国这一下算完了。”[70]尽管战争初期德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卡纳里斯的判断似无根据。但就整个战争进程而言，这一预言却是精准的。贝克、哈尔德等陆军将领早期的担忧也是如此。奥斯特的反抗立场形成于1934年“血洗冲锋队”之后，他得知两位将军也在其中被杀，他由此认识到此次清洗将使党卫队凌驾于陆军之上，因此开始密谋反对纳粹。他的行动非常大胆，有的人甚至非常粗心大意。1938年春夏之间，许多抵抗组织的密使在西方国家首都活动，他们向英法发出警告，希德勒要发动战争，只有英法两国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才能阻止希特勒。这些密使多由奥斯特派出，包括波美拉尼亚地区的地主、实业家、外交官，还有历史学家等。与此同时，他与国内的其他反对派如贝克、哈尔德、沙赫特、维茨勒本等人联系。贝克与哈尔德是“反战派”，想方设法使德国避免灾难性的战争，沙赫特与维茨勒本是“政变派”，他们的目的是除掉希特勒。奥斯特对自己的评价是：“人家可以把我视为叛徒，而我其实不是这样的人。我认为自己比那些跟在希特勒屁股后面跪的德国人都好。我的目的和责任就是使德国和世界摆脱这一祸害。”[71]1938年夏天，他们拟出计划：一旦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下达军事动员令，就发动一场政变。并据此为部队进行了安排。但在希特勒节节胜利的背景下，政变不可能提起。一位密谋者说过：“当人们仍旧为希特勒唱诵赞歌之际，任何行动都毫无意义。只有当人们都高喊着要把希特勒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行动才有意义。”但在纳粹十多年的教育下，要德国“都高喊着要把希特勒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可能的。奥斯特的行动属于战争爆发前后反希特勒计划的一部分。

然后是东线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部。1939年8月，到英国警告英国人警惕希特勒的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就是中央集团军群密谋群体的一员。正是通过他，奥斯特与施拉布伦多夫的堂弟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上校有过联系。特雷斯科是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包克元帅的侄子，也是在震惊于血洗冲锋队的暴行之后走上反叛之路的。在成为集团军群总参谋部高级参谋后，他曾动员过元帅。包克本人不是纳粹，对党卫军的暴行也很忧虑，他赞同密谋者的计划，但不愿参与行动。特雷斯科战前就反对希特勒，面对希特勒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他认识到只有叛国才是解决德国国内困境的唯一方法。“希特勒是一个疯子，必须把他杀死。”战争开始后，特雷斯科认为只有军事上受挫，才能为政变提供有利条件。在驻扎在白俄罗斯期间，特雷斯科和他的堂兄也是他的副官施拉布伦多夫一起，在中央集团军群总参谋部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誓死抵抗的团体，大约有15名核心成员。刺激他们行动的，是在东线目睹的党卫军实施的种族屠杀。特雷斯科深感震惊地说：“几百年后，种族屠杀的影响仍将存在。不只是希特勒，你、我、我们的妻子、孩子、街上的女人和踢球的少年都将受到责备。”[72]这个团体的成员之一勃泽拉格（Philipp von Boeselager）后来回忆1943年初的情形时说：“在东线交战之初，面对俄国人，德国军官感到自己是一种文明的化身，是在跟一个野蛮民族进行搏斗。……但最近几个月，我们已经知道，俄罗斯人不是野蛮的垄断者：党卫军及其后备力量同样禽兽不如，而且漫无目标的残杀甚至发生在正规部队的士兵身上。”[73]上校们显然较少元帅的顾虑，但他们也对刺杀行动的正义性犹豫过：

起初我们花费太多时间考虑我们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刺杀的理由——因为，即使是针对一名暴君，袭击行动仍然是一种谋杀行为。[74]

在得知1941年8月4日希特勒要来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部视察时，他们制定了行动计划，后因警卫严密、当天离开等原因而未能成功。“特雷斯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两难境地：若寄希望于希特勒在战事上受挫，他将坐失拯救德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良机；若鲁莽行动，则将惨遭失败并将被处死。他需要与德国民间抵抗力量取得联系。特雷斯科意识到，希特勒被捕或者遭到暗杀将引起一场夺取政权、推翻纳粹统治的翻天覆地改变。”[75]在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后，特雷斯科视之为德国毁灭的开始，下决心除掉希特勒。他与其同志在希特勒专机上放定时炸弹，也设计过“人体炸弹”，但均未成功。特雷斯科对施陶芬伯格说：

暗杀计划必须进行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在柏林遭到失败。我们不是为了达到实际目标，而是要向世界和历史证明，德国反抗者最终尝试过政变。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无关紧要。[76]

在得知行动失败后，特雷斯科与他的副官诀别：“现在整个世界都会攻击我们、咒骂我们。但我依然坚信我们做得对。我不仅视希特勒为德国的死敌，而且也认为他是世界的死敌。如果我几小时后将走上上帝的审判台，就我的行为和我的疏忽接受调查，我相信，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坚持我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所做的一切。既然上帝曾经向亚伯拉罕保证，他不会毁掉所多玛，哪怕里面只有10个正义者，因此我希望，上帝为了我们也不会消灭德国。我们谁死都不可以抱怨。谁加入了我们的圈子，就是穿上了内萨斯衬衫（Nessushemd）。一个人的道德价值始于他准备为他的信仰献出他的生命。”[77]

刺杀希特勒的接力棒就交到国内驻防军参谋长施陶芬伯格上校手中。德军在东线一再失利的导火索，最迟在俄罗斯战役的第二个冬天，施陶芬伯格就认识到，最高统帅部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在将数十万德国军人无意义地送进死亡。1943年1月18日，他曾试图说服曼施泰因元帅与之合作，后者鄙夷地说：他想让我相信，战争已经输了。鉴于元帅、将军们的不作为，施陶芬伯格认为，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除掉希特勒。

党卫军在东线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另一个诱因。1942年10月，党卫军支持下的乌克兰民兵在杜布诺犹太人聚居区有计划地屠杀了5000名犹太人。目击证人之一是第九精锐步兵团的中尉军官布舍（Axel von Bussche）。据他回忆：“那个美丽晴朗的秋日，男人，女人，儿童，婴儿——排列成了1英里左右的队伍——他们都是赤身裸体的……他们全是犹太人，正在等待躺到那些巨大的洞坑里去——他们自己被迫挖掘好的坟墓——然后就被党卫军一个一个枪杀。”[78]从布舍这里，施陶芬伯格知道了杜布诺大屠杀的情况。国防军不是党卫队，大多数将领对党卫军也多有批评，但“这并非表明德国国防军更为清白，不受党卫军野蛮行径的影响。事实并非如此。……东线和其他地方战争的本质导致了道德的败坏，这种败坏在军队各个层面蔓延开来。许多暴行——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卫军引起的——事实上是由正规部队包括预备役军人执行的。一份材料齐备的案例显示，在被占领的波兰土地上发生的一次大屠杀，就是由来自汉堡中产阶级聚集区的一支警察预备役大队执行的。很明显，党卫军不是也不可能单独行动。德国国防军参与了大屠杀的每一个方面，包括从计划到执行。他们的合作——或者至少是默许——对整个残暴计划的执行无疑至关重要。尽管有大量事例能够证明德国国防军对大屠杀视而不见，甚至还为虎作伥地加入到了屠杀平民的行列，但仍有大量相反的例子表明，至少在军官队伍当中，一种荣誉感还未完全泯灭。正是这种道德层面上的义愤，驱使像布舍一样的许多人积极反抗纳粹政权”。[79]施陶芬伯格当然也是如此。1944年7月1日施陶芬伯格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参谋长，这使他有了接触希特勒的机会。

但上校们也面临着元帅们的困难。首先是他们的行为不可能得到人民的理解。直到战争结束，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崇拜希特勒，刺杀行动即使成功，也很难得到全民响应，国家分裂至少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战后的很多德国人也没有把7月20日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纪念日，20世纪60年代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同意用施陶芬伯格的名字命名任何一所学校或街道，还有人把施陶芬伯格等视为“叛国者”。其次，即使到1944年，国内、军内数量不大的反希特勒力量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反战力量。当时的反抗者主要有三个中心，一是保守主义集团，以前莱比锡市长戈台勒与前总参谋长贝克为首，包括前经济部部长沙赫特等人。二是“克莱骚集团”（Kreisau Circle），是由著名毛奇元帅的侄曾孙赫尔莫特·冯·毛奇（Helmuth James von Moltek）伯爵组成的反抗集团，成员多为有理想的青年贵族。再一个就是总参谋部（包括军事谍报局及东线战场）的年轻军官，只有他们，才真正将谋杀希特勒的计划付诸实施。但所有这些反抗者，都没有能力制订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再次，反抗行动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的帮助。在希特勒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奥斯特上校、哈尔德将军都曾派密使与英国方面联系，希望西方能以强硬行动迫使希特勒放弃侵略计划，也说明德国陆军准备在最后下进攻令时起事反对希特勒。但所有这些动议都未得西方响应，盟国政治家们似乎认为，德国抵抗战士与纳粹分子没有多大区别，所谓德国内部的反抗者，不是令人不满的纳粹分子，就是反革命的保守主义分子。1942年在作出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后，盟国对德国内部的反抗者就更无兴趣了。最后，德国陆军没有谋反的传统，年轻的上校们没有造反的经验。1944年7月20日下午，在多次刺杀未遂后，施陶芬伯格再次行动，但功亏一篑，谋杀最终失败。戈培尔放肆地嘲笑密谋者：“他们要是没有那么蠢就好了！他们有许多机会。真是笨蛋！真是幼稚！当时我想，要是我，我会怎么干呢？他们为什么不占领广播电台，广播最荒唐的谣言呢？他们在我的门前布了岗，但是他们让我安详地同元首通电话，动员一切力量！他们没有切断我的电话线。他们掌握这么多的王牌，全白扔了——真是没有经验哪！”[80]戈培尔的丑恶令人切齿，但他所说的话却是真实的。

失败似乎是必然的，但刺杀行动却是必要的。普鲁士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如果服从带来不了荣誉，那就选择反抗。”18世纪的诗人席勒说过：“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民族是两回事。德意志的崇高与威严从不停留在他的王侯们头上。与政治分离，德意志创造了一种自己的价值。即使帝国覆灭，德意志的尊严依然不可侵犯。这是一种道德的伟大，建立在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性格之上，与他的政治命运无关。”[81]掌握国家全部权力、以德国人民的代表自居的希特勒，是德国及其人民的真正敌人。如果政变者成功了，至少战争可以提前结束，这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从1944年7月到1945年5月，德军死亡人数超过前四年的总和；如果希特勒死于1944年7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将会减半。事实上，意大利将独裁者墨索里尼赶下台，得以避免陷入更深的泥淖中。德国没有相当于意大利法西斯最高议会这样的机构，除去希特勒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当然，一个更谨慎更实际的分析是，即使政变成功，但密谋者得到的民众支持和国际支持都非常少，他们要对付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还有无数受效忠希特勒的誓言所束缚的普通民众，因此政变的结果也可能是一场艰苦而血腥的内战。“七二〇”事件的参与者都是爱国者，他们并不反对德意志的国家复兴和军事复兴，但坚持道德上的正确。面对德国的危机，他们意欲通过刺杀希特勒而结束战争、挽救德国，即使失败，也可以向全世界证明：虽然有希特勒和他的罪恶帝国，一个正直的德国还是存在的。不是元帅们，而是上校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使得纳粹德国、德国国防军不只是希特勒的天下，不只是一片黑暗。从根本上说，“七二〇”事件是一次道德起义、良知起义。

《刺杀希特勒》电影剧照

刺杀希特勒事件公布之后，希特勒身边的所有人都强调继续支持希特勒，他在德国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上升了，而密谋者和刺杀者收获的则是很大程度上的拒绝和愤怒。德国还将在希特勒的捆绑下忍受灾难。

4. 职责之上的良知

在纽伦堡法庭，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霍斯（Rudolf Hoss）在回答“犹太人罪该处死”的问题时说：“我们都受到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的训练，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违背命令……我从不在对还是错上费心思，似乎这样做就是一种必需。”[82]这种情况发生在纳粹统治的大多数时间内，尤其是那些小人物、底层人物、正派的人，特别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命令。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大难不死，随即对来访的墨索里尼说：“我站在桌子边，炸弹就在我的脚步面前爆炸。在房间角落边的同事都受了重伤，站在我面前的那位军官，一点不假，被炸出窗外，摔倒在地，伤势极重。瞧我的衣服！瞧我烧伤的模样！当我想到这一切，我要说，这对我显然毫无作用。不用说，这是我的命大。命运要我继续干下去，要我继续去完成我的任务。这不是我第一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样的情况就有过好几次，然后在我从政期间，也有过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脱身。今天出现的是高潮！既然我能从如此非常的情况下死里逃生，我就更加相信我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必然会渡过目前的难关，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83]

然而，这只是旧梦重温。接下来，希特勒不但遭遇了一个比一个更大的难关，而且日益失去了他曾经享有的巨大威望和无限崇拜。在战争后期，忠诚让位给不忠，一些高级领导人或明或暗地违背希特勒的命令，戈林想取而代之并准备向西方投降，希姆莱通过瑞典人与西方讨价还价，他们不愿像希特勒一样带着德国走向毁灭，不但想活下去还想保持自己的权位。比较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军备部部长施佩尔和大巴黎城防司令肖尔铁茨，前者破坏了希特勒在德国实行焦土的计划，后者拒绝了希特勒要将巴黎付之一炬的命令。

纳粹德国上将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Dietrich von Choltitz）出身于普鲁士军人世家，毕业于纪律严明的萨克森军官学校。在其29年的军事生涯中，他一向以无条件服从命令、坚决执行任务著称。在纳粹军事系统中，上下都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一个铁石心肠的硬汉、一个从来不问命令是多么严格而只是力求完成的军官。1940年5月，他第一个率部进攻荷兰，用炮火炸死了718人、炸伤78000人，毁掉了鹿特丹市中心。有人问他：进攻一个德国对它没有宣战的国家时有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他的回答是：“为什么？”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德国军人尤甚，肖尔铁茨根本想都没想过要怀疑上级的命令。在东线血腥的塞瓦斯托波战役之后，他奉命率一个师掩护德军撤退，途中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焦土政策。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一路长驱直入，先锋已抵巴黎城下。希特勒很清楚，巴黎和塞纳河是德国的“天然屏障”，法兰西战役在所难免。如果巴黎打败了，那么就剩下一个战役让他打了，那就是德意志战役。所以“谁能守住巴黎谁就能守住法国！”巴黎需要一个忠诚和能力无懈可击的人，一个能够以铁腕手段恢复巴黎秩序的人，一个知道如何毫不迟疑地扑灭人民暴动的人，一个知道如何为巴黎进行希特勒肯定会要求的那种拼死防守的人。8月初，希特勒召见肖尔铁茨，他任命后者为大巴黎城防司令兼他的个人命令执行者，要他把巴黎当作一个被围困的要塞来指挥，与巴黎共存亡。随后，肖尔铁茨被擢升为步兵上将。8月23日，希特勒发出命令：“巴黎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保卫，务使该城防务固若金汤。……炸毁该市塞纳河上所有桥梁的工作应立即准备就绪。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一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84]他派出爆破专家，让他们准备炸毁城中的45座桥梁以及重要的工厂、公用设施、政府办公楼等，卢浮宫等名胜也在被毁之列。随后几天，希特勒不断催问“焦土计划”的执行情况，要求在最后时刻将巴黎付之一炬。

来自希特勒的命令一个比一个疯狂，前来实行无情惩罚的德军增援部队即将开赴巴黎，巴黎危在旦夕。但是，肖尔铁茨没有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巴黎没有被毁灭。

原因首先在于希特勒的溃败。肖尔铁茨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接受命令、完成任务，他不喜欢做重大决定。“直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牢固地附属于德国的非人格化的军事机器。他的决定，除了次要的战术决定以外，都是别人给他做好让他去执行的。”[85]到巴黎后，肖尔铁茨生平第一次在命令面前犹豫了。美军很快就会从城南和城北跨过塞纳河，巴黎没有军事上的价值。他后来说：当时就感到我所受命要做的是怎样一种野蛮行径？一个在文明社会中长大的人又怎么能将这样的计划付诸实施？其实，肖尔铁茨在荷兰、乌克兰的行为不就是野蛮行径吗？但那时他没有犹豫。这一变化基于他对纳粹信仰的丧失。当肖尔铁茨奉命去见希特勒领受命令时，他像一个为了重新确立信仰去朝圣的香客，希望希特勒能够给他信心，使他再次确信德国能够打胜这一仗，但他面对的却是一个面容憔悴，精神委顿，双肩下垂、上气不接下气、“嘴角喷着唾液、额上露出汗珠”、不断发出一阵痉挛性喊叫然后又颓然无力的“老人”。这个他曾经盲目效忠的人已经疯了，德国的命运怎么能寄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肖尔铁茨“没有找到信心，却滋生了怀疑。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个八月上午他所经历的幻想破灭”。[86]他明白希特勒创造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有胆量以各种借口拖延爆破计划，没有认真执行希特勒一再下达的毁灭巴黎的命令。从不自觉到自觉，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像他过去毁灭乌克兰乡间交叉路口上的一个村庄那样毁灭巴黎，不能让巴黎为希特勒陪葬。

原因也在于巴黎的美丽和伟大。同样是毁灭，同样是犯罪，但任何一个文明人都知道，毁灭乌克兰乡间交叉路口上的一个村庄与毁灭巴黎，毕竟不一样。在希特勒召见之后赴巴黎就任的列车上，肖尔铁茨就有一种忧虑：如果德国采取这样的做法，那就是回到中世纪去了。当然，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违抗命令。但在他到达巴黎的第一天晚上，他的前任就告诫他“不要做任何会给巴黎带来不可挽救的破坏的事”；前任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泰丁格在德军巴黎战区司令官肖尔铁茨的面前，看到了这位普鲁士军人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坚定决心。趁着肖尔铁茨说得太激动而气喘咳嗽的当儿，他建议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面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美丽城市，泰丁格向那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一次最后的陈词：“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87]肖尔铁茨也感受到巴黎儿童欢快的笑声、穿着花布衣裙的漂亮的姑娘，正午的阳光，夏日的微风，绿色的草坪等等，“我喜欢这些漂亮的巴黎女人，把她们杀掉，毁灭她们的城市，会是一场悲剧”。[88]在这个意义上，是巴黎自己拯救了自己。

在关系巴黎命运的紧张时刻，肖尔铁茨面临的一个重大压力不只是希特勒统帅部的一个比一个紧迫的“巴黎烧了吗”的追问，也不是来自德军西线总司令部的督促，而是巴黎人民的起义。此前的8月3日，波兰人民举行起义，近在咫尺的苏联红军违诺裹足不前，直到10月初起义被镇压为止。华沙一片火海，20万波兰人丧生。消息震惊了巴黎，抵抗组织决定发动起义以配合盟军解放巴黎。抵抗运动中势力最大、组织最严的派别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力量，它不仅掌握了工会势力，而且在巴黎警察总署里也有地下组织。为了确立自己对未来法国的领导权，不想让戴高乐抢先上台，他们不顾盟军要求暂缓起义的命令，率先在街头筑起街垒，举行起义，并准备付出惨重代价：“不论代价如何，共产党人都要发动他们的起义，即使后果是使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城市毁灭。”“巴黎值得死掉二十万人。”“巴黎宁可像华沙一样被毁灭掉也比偷生下来再经历一次1940年好。”[89]他们也相信，在德军铁蹄下生活了四年的爱国的法国人，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但是他们缺少弹药，需要盟军迅速支援。另一方面戴高乐派要在巴黎解放上抢头功，以便确立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自由法国作为法国合法政府的地位和戴高乐本人的国家领袖身份。为此目的，戴高乐不同盟军有关方面联系，就径自搭乘其专机，从他暂时流亡的阿尔及尔，悄悄地飞到法国北部盟军前沿司令部，要求艾森豪威尔同意由自由法国部队率先解放和开入巴黎，甚至在艾森豪威尔还没有最后同意之前，他部下的一个师就已趁夜整装出发了。在获知起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们也随之起事。华沙悲剧在前，起义能否成功取决于盟军能否迅速进入巴黎。

有两个原因，盟军计划暂不解放巴黎。第一，德国人会为巴黎决一死战，盟军不愿进行像斯大林格勒那样的巷战；第二，攻占巴黎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完成这一义务所需要的资源相当于维持八个作战师。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坚持法国是军事区，巴黎的政治需要必须服从盟军的战略要求。“不能让巴黎发生的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巴顿将军说得明白：他的任务是“歼灭德军，而不是收复巴黎”。一边是弱小的起义力量，一边是强大的纳粹军队，肖尔铁茨受命对起义部队实施空中和地面的打击，他的周围更不乏法西斯死硬分子，战斗一触即发。1944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肖尔铁茨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心灵搏斗：“在服从命令的本能与这些命令可能把他引向什么惨祸之间，他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怕境地。历史决不会宽恕毁灭巴黎的人。这对冯·肖尔铁茨来说，是个极有说服力的论点。而这样做的那个人可能在巴黎的灰烬上被绞死，则更加具有说服力。冯·肖尔铁茨准备在巴黎作为军人去死，但是却不准备当作罪犯去死。”[90]他没有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一项命令，他冒着“叛国者”的风险竭力避免与起义者交火，并尽一切可能约束部下的冲动，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三天后，街垒巷战再次爆发，局势即将失去控制，他本人也面临再不执行爆破命令就要被解职的危急关头，肖尔铁茨又以间接的方式把巴黎的情况通告盟军，提醒他们再不出兵，他只能执行命令实施镇压和破坏，巴黎就会毁于一旦。“既然已给了盟军警告，如果他们不及时采取行动，那么，他想，要对历史承担后果的将是他们，而不是他自己。”[91]肖尔铁茨拖延了极为宝贵的两天时间。在戴高乐将军和巴黎抵抗力量的努力下，艾森豪威尔改变战略。1944年8月24日晚，法国的一支装甲小分队未遇任何抵抗到达巴黎市政厅，次日早晨，美军第四步兵师和法国第二装甲师沿着肖尔铁茨拒绝炸毁的桥梁到达巴黎。巴黎解放了。

当希特勒命令肖尔铁茨“无情地摧毁起义中心”时，希特勒的副官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对自己说：“巴黎就要像华沙一样了。”但巴黎没有像华沙一样。1944年，当苏军穿过维斯瓦河进入波兰时，波兰的抵抗战士发动了起义，他们希望苏军能够帮助他们从德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在抵抗战士与纳粹殊死战斗时，近在咫尺的苏军却裹足不前，因为斯大林恰恰要借德国人之手消除可能对共产党人控制的卢布林政府的潜在威胁。尽管丘吉尔和罗斯福发出痛苦的呼吁支持华沙起义，但当德国镇压华沙起义时，斯大林却要他的军队向后退，党卫军终于将华沙夷为平地。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敌对双方达成了共识。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不能因为巴黎人不听劝阻举行起义而心安理得任由其承担后果，一个古老城市和这个城市200万居民的安全重于已拟定的战略计划。而当历史把肖尔铁茨推到一个关键的位置时，他抓住了拯救巴黎，也是拯救自我的机会。原德国总参谋长贝克上将1938年7月16日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如果国防军高级指挥官们不以其专业知识和国家政治的知识及良心行事，那么历史将让他们承担血债。军人的服从是有界限的，这就是当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允许去执行某一命令时……”[92]1944年8月，巴黎见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良知和道义改变了一个铁石心肠的纳粹将军，也改变了统率百万雄兵的艾森豪威尔。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常有，但只要有一次，总是使我们对人类怀有信心。只要有一个人被拯救，这个被拯救的人就不会把整个世界看作是邪恶的。

战争毁灭了人性，但并不完全。巴黎起义期间，南泰尔的肉铺老板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将两个正在饭馆喝白兰地的德军缴械，然后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向那两人脸上吐唾沫的愤怒同胞，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他点头说：“谢谢。”数小时后，起义失败，贝尔蒂和20名同样遭到镇压的同志被押到纳伊的德军指挥所，排成一圈。一个德国兵在他们面前挨个走过，显然，他是奉命来指认俘虏他的人。此人正是贝尔蒂俘获过的两个德国兵之一，当他绕着圈走近时，贝尔蒂吓得全身发软。那个德国兵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做了一个姿势，一个似乎是“把脸颊上的唾沫抹掉”的姿势，然后，他没有露出丝毫认识的迹象，就走向下一个人。

1944年8月28日，德国西线军队总司令莫德尔（Walter Model）元帅给希特勒发电，认为肖尔铁茨“未能尽到派他担任保卫巴黎的将领该尽的责任”，要求帝国法庭对他提出违反纪律的刑事诉讼。肖尔铁茨被指控为叛国罪，对其实行缺席审判。由于军界朋友们的努力，审判延期了，直到纳粹垮台，审判还未进行。作为一个对比，实际上与他采取同样行为的施佩尔虽不再获希特勒信任，却没有人指控他是“叛国者”，原因很简单，施佩尔保护的是德国，肖尔铁茨保护的是巴黎。但这次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反抗希特勒、促使德国战败，才是德国的国家利益所在。这一点，有的德国人是明白的。纳粹军事情报局特工鲍比·本德对盟军的联络人一一指出了通向巴黎各条道路上德军的每一个设防工事。这位一度风度优雅的花花公子——甩着他发白双鬓的头发，咽下最后一口威士忌，对面前的年轻人说：“如果说我刚才透露的一些情况使你感到惊异，那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93]

正如在老一辈的贝克和年轻一代的特雷斯科那里一样，我们在肖尔铁茨的身上，也看到了德意志文化优秀的一面。机械地服从、僵化的军人作风等，曾经是德意志—普鲁士文化的特征之一。绝大多数德国人不是凶手，但他们服从了希特勒及其党徒，或在战场上厮杀，或在集中营屠杀。追根溯源，这种服从的文化是一个方面。然而，从希特勒与陆军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七二〇”事件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德意志—普鲁士的另一个伟大传统。18世纪，弗里德里希大帝要求司法部部长冯·明希豪森推翻了此前已经做出的决定，部长的答复是：“我的头颅可以随时为陛下效劳，但是我的良心却不能。”1898年，普鲁士作家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说道：“效忠就是一切——勇敢只不过是在说大话，而这恰恰是我们最为缺乏的东西——真正应当做的决不是顺从当权者的意志，而是服从对责任和义务的感觉。”[94]回顾“七二〇”事件中的牺牲者，我们当然赞成德国史家登霍夫的说法：

德意志的荣耀已经不复存在，再也无法挽回了——希特勒时代带来的耻辱太巨大了。但是这些人在普鲁士的坟墓上树立起来的十字架却照亮了那个年代的莽莽黑幕。[95]

[1]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第123页。

[2]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419页。

[3] 马克斯·韦伯：《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1917），彼得·拉斯曼等编《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97—98页。

[4] 戈登·A.克雷格：《德国人》，第329页。

[5]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400页。

[6]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89页。

[7] 罗杰·穆尔豪斯：《刺杀希特勒》（2006），王宏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页。

[8] 参见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下卷），第333—335页。

[9] 罗杰·穆尔豪斯：《刺杀希特勒》，第73页。

[10]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上），第410—411页。

[11]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67、268页。

[12]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363页。

[13]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帝国的扩张》，孙逊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14]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第205页。

[15] 弗朗索瓦·凯尔索迪：《希特勒》（2011），董晨耕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61页。

[16]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70页。

[17] 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1950），戴耀先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18]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112页。

[19] 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第298页。

[20]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144页。

[21]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67—69页。

[22]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77页。

[23]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345页。

[24] 特劳德尔·容格、梅丽莎·米勒：《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第125页。

[25] 泰奥·索梅尔：《1945——大转折的一年》，第77页。

[26]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834页。

[27]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837—838页。

[28]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第42页。

[29]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49页。1939年9月22日，降职为团长的弗里奇在华沙阵亡。“希特勒听到噩耗后显得很惊愕，心情沉痛。”（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217页。）

[30] 约阿希姆·费斯特：《无法回答的问题：希特勒小圈子里的秘密》，第110—111页。

[31] 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第302页。

[32]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130页。

[33] 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评论：决定命运的一年（1939—1940）》，维尔纳·克赖佩等《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第9页。

[34]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50页。

[35] 海因茨·赫内：《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第280页。

[36]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115页。

[37] 海因茨·赫内：《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第361页。

[38]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307页。

[39] 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第353页。

[40]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409页。

[41] 罗胡斯·米施：《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第102页。

[42]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第118、119页。

[43]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350页。

[44] 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第365页。

[45] 约翰·托兰：《希特勒》（下册），第995页。

[46]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425—426页。

[47]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72页。

[48]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秘密德国——刺杀希特勒》，第184页。

[49] 参见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噩梦沉沦》，第134—145页。

[50]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548页。

[51]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636—637页。

[52]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796页。

[53] 哈索·冯·曼陀菲尔：《阿登战役》，维尔纳·克赖佩等《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第259页。

[54]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464—465页。

[55]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388页。

[56] 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第366页。

[57] 约阿希姆·费斯特：《无法回答的问题：希特勒小圈子里的秘密》，第177—178页。

[58] 斯恩克·耐茨尔、海拉德·威尔则：《撒旦篇章——二战德军窃听实录》（2003），刘景姝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99页。

[59] 汉斯·莫姆森：《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2010），赵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60] 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第255、256页。

[61]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秘密德国——刺杀希特勒》，第214页。

[62]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489页。

[63] 海因茨·赫内：《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第292页。

[64]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9—60页。

[65] 海因茨·赫内：《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第191页。

[66]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下册），第747—748页。

[67]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第615页。

[68]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第525页。

[69] 罗杰·穆尔豪斯：《刺杀希特勒》，第233—234页。另据记载，施陶芬伯格1943年对其叔父说过：“将军们至今什么都没有做到，现在必须上校们出面了。”（汉斯·莫姆森：《希特勒与20世纪德国》，第226页。）

[70]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第828页。

[71] 海因茨·赫内：《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第315页。

[72] 罗杰·穆尔豪斯：《刺杀希特勒》，第218—219页。

[73] 菲利普·弗赖海尔·冯·勃泽拉格：《刺杀希特勒——1944年7月20日刺杀行动的最后见证人》（2008），袁粮钢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

[74] 菲利普·弗赖海尔·冯·勃泽拉格：《刺杀希特勒——1944年7月20日刺杀行动的最后见证人》，第88页。

[75] 罗杰·穆尔豪斯：《刺杀希特勒》，第221页。

[76]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秘密德国——刺杀希特勒》，第87页。

[77] 托比亚斯·克尼布：《刺杀希特勒》（2009），朱刘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167页。

[78] 罗杰·穆尔豪斯：《刺杀希特勒》，第212页。

[79] 罗杰·穆尔豪斯：《刺杀希特勒》，第214页。

[80]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423页。

[81] 席勒：《德意志的伟大》，张玉书选编《席勒文集》（第1卷），钱春绮、朱雁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82] 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刘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323页。

[83] 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第271页。

[84]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1965），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85]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第137页。

[86]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第33页。

[87]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第94—95页。

[88]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第135页。

[89]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第23、44、187页。

[90]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第190页。

[91]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第204页。

[92] 瓦尔特·戈利茨：《德军总参谋部》，第302页。

[93]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第206页。

[94] 参见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欧洲人眼中的普鲁士》，载《资本主义文明化？》，第176—177页。

[95] 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欧洲人眼中的普鲁士》，载《资本主义文明化？》，第178页。

九、希特勒该不该杀？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少数人来说，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意味着德国的终结，这从1933年起是可能的，而从1939年起则是确定无疑的。Finis Germaniae（德国的末日）：人们悄悄地互相传告着这句话，不管希特勒德国是胜还是败（在1941年秋我们已断定它将失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有一个德国了。

——卡尔·雅斯贝斯[1]

1945年初，在总理府的地下室内，希特勒的副官长布格多夫将军（Wilhelm Burgdorf）与希特勒的秘书鲍曼争吵起来，他说：自己因无条件地献身纳粹事业而招致同僚的鄙视，不得不忍气吞声。现在，他意识到那些指责他是“叛徒”的同僚是对的，而自己的“理想主义是错误的”。他指着鲍曼说：“几百万无辜的人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你们，党的领导，你们却在搜刮着民脂民膏，发着横财。你们挥霍浪费，聚敛钱财，将贵族地产占为己有，到处建造宫殿，纵情享乐，欺骗和压迫百姓。你们践踏了我们的理想、道德、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灵魂。人只是你们的工具，是实现你们贪婪的政治野心的工具。”而且：

你们消灭了我们几百年的文化和德意志民族。[2]

然而，希特勒及其党徒不会这样看。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与民族党结盟赢得大选。两天后，希特勒解散国民议会，在重新选举的间隔期，纳粹政府利用“国会纵火案”使总统兴登堡以“保卫国家与人民”的名义宣布紧急状态，终止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授权希特勒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以镇压政治反对派。3月，新议会通过《授权法》，将立法权转移给帝国政府，纳粹党成为国家党。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死后，希特勒依据宪法的规定，集帝国总统与总理于一身。从此，“希特勒=纳粹党=德国”，元首意志成为国家制度。纳粹领导人公开宣称：“国家的法律与元首的意志是一致的。”“我们的宪法也就是元首的意志。”希特勒及其党徒具有充分的自信：一个拥有党政军全权的元首，一个完全排除了合法反对派的政党，当然是德国的代表。正是这一点，使得刺杀希特勒的合理性变得可疑起来。

1. 隆美尔：没必要杀

照一般军事史家的看法，纳粹德国的高级将领中，以“德国装甲兵之父”而闻名的古德里安大将、因“曼施泰因计划”而不朽的曼施泰因元帅、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元帅最为杰出。三人之中，又以隆美尔最为幸运，他不但战功赫赫，官运亨通，数年之中从上校跃升至元帅，而且在战后还被普遍认为是反希特勒的军人。

但英国学者欧文认为，在大量有关隆美尔的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神话，一是对其作战能力的神话，二是对其反纳粹的神话。

隆美尔当然是卓越的战场指挥官，但他之所以成为传奇人物，也与他自己、纳粹文宣系统乃至盟军对他的刻意宣传有关。隆美尔善于战术宣传，懂得这种宣传对部下、对敌人所产生的心理效果。一位将军发现：“没有一群私人摄影师尾随其后，他就很少到什么地方去。”[3]所以隆美尔留下大量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照片。1940年2月，没有任何装甲背景的隆美尔任第七装甲师师长，因在西线战役中的战绩而成为法国占领区第一个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指挥官。纳粹宣传系统说：“他像《启示录》中的一名骑兵”，他的装甲师“就像一支魔鬼之师”。除了一本夸张性宣传其战绩的《魔鬼之师》的书外，戈培尔还组织拍摄了一部《西线的胜利》的电影，其中隆美尔是主角之一。从此，纳粹就有意识地制造隆美尔神话。陆军有许多“隆美尔营”，海军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战舰，德国有“隆美尔大街”。英国史家哈特也认为：“希特勒知道，战时的德国公众渴望出现极富魅力的军事偶像，因此他决定挑选两位军人来塑造（名额有限，仅此两个），把他们顺利地打造成人们爱戴的英雄。一位是烈日炎炎下的英雄，一位是鹅毛大雪中的英雄。在非洲作战的隆美尔将成为太阳英雄，在芬兰作战的迪特尔（Eduard Dietl）将成为风雪英雄。”[4]英雄的名字在德国家喻户晓。1944年3月，在荷兰视察西线防御工程时，还有这样的记录：“在一个凉爽的日子，我们离开海滩驱车回到这座海滨城镇狭窄的街道，要穿过地雷场和防坦克壕，只有唯一的一条狭窄通道。市场街的废墟在淡黄的阳光下犹如幽灵的幻影，一群群的人四处闲站着，好奇地打量我们这两辆小车。一个人突然叫道：‘C'est Rommel’（这是隆美尔），你不由得顿时感到人们一下子流露出的兴奋表情。‘C'est Rommel’（这是隆美尔），我们经过的每一座城镇都能听到这样的欢呼。”[5]

隆美尔像

1941年2月，隆美尔出任德军驻利比亚总司令，开始了非洲战场的壮烈生涯。5月攻下图卜鲁格要塞，俘虏2.5万多英军。两天后，希特勒将他晋升为陆军元帅，达到了一个军人所能达到的顶峰。在6月的三个星期中，他跨过埃及边境，威胁到同盟国在整个中东的阵地，直到在离开罗只有70英里的阿拉曼（El Alamein）才停止前进，使西方国家陷于恐慌之中。9月2日，隆美尔在与蒙哥马利的交锋中失败，希特勒虽有不满但仍予理解：“让一个人长久地承担一项重大的职责，这种做法是愚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必要让他从这种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6]隆美尔回国后，受到盛大欢迎。9月30日下午6点，“隆美尔成了柏林运动场群众集会的上宾，新闻纪录片摄下了他走过党和军队要员密密麻麻的行列来到主席台前受到希特勒迎接的情景。他摆动着元帅杖，接着就用一种近似挥手和行纳粹礼的姿势扬起手臂。所有帝国广播电台都播送了希特勒赞扬隆美尔的演说”[7]。也就是在此前后，希特勒考虑让他担任陆军总司令。1941年6月，49岁的隆美尔就任“隆美尔装甲兵团”司令，晋升上将。“对最近的这次晋升，我所应该感谢的只有元首……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做这一切的方式得到了元首的认可，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梦想。”[8]这是应该的，在两年的时间中，隆美尔依靠两个装甲师和为数不多的步兵，在遥远的、恶劣的环境中，在没有制空权、兵力与装备均处劣势的情况下，多次干净利落地战胜对手，顶住了整个英国的巨大压力。隆美尔的充沛精力、诡计多端，让英国人心有余悸，英国人对他的极高评价，使他暴得大名。开始是出于与其交锋失利的辩护，然后是把他想象成一个神一样的人物、一个宽厚的纳粹分子。当他病倒时，他的名字依然留在战场上继续战斗；当明确知道他不在战场时，又疑虑重重地猜测这只狐狸眼下究竟会在哪里。当隆美尔两次接受最高奖赏时，盟军都曾派人暗杀他。盟军对隆美尔的神话是如此着迷，以至于一位英国将军在1942年3月这样警告他的部下：“对我们的士兵来说，真正的危险是我们的朋友隆美尔将变成一个怪物，因为我们对此谈论得太多了。他不是一个超人，尽管精力旺盛，富有才干；即便是个超人，也丝毫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士兵把他看成是个具有超越自然力量的人物。”[9]战争结束后，美国拍了一部电影《沙漠之狐》，使隆美尔的形象广为流传。

隆美尔也有正派的方面，对纳粹的反犹政策不表同情。1942年6月9日，最高统帅部给他发来密电：有一些报告表明，“大批德国犹太人”站在自由法国一边战斗。“元首曾命令，对那些持极端偏见的人，应该统统加以清除，在战斗中要毫不怜惜地将他们消灭，如果没有在战场上肃清，也必须事后立即将他们就地枪决。就最直接的德国军官的命令而言，出于理智，不允许有丝毫的延误。传达这一命令时禁止有任何书面文字，指挥官们应该给予口头的简单命令。”[10]隆美尔档案里没有这份电文的抄本，他的部下都不记得有过这一命令，因此，隆美尔应当是销毁了这份电文。这在当时，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然而，隆美尔与希特勒的关系总体上是友好的。还在希特勒注意到他之前，隆美尔就领导着希特勒的警卫部队；波兰战争期间，他是元首司令部的少将指挥官。他告诉妻子：“现在我们每天都和他同桌进两次餐，昨天晚上我被允许坐在他的旁边，军人又重新有了自己的价值。”他对希特勒大刀阔斧的领导才干和军事上的“天才”表示钦佩，到1938年底，希特勒已经成为隆美尔心目中最完美的人物了。1939年11月，陆军总参谋部有意拖延进攻西方的计划，希特勒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对将军们多有责骂。隆美尔却心情愉快：“昨天我亲眼目睹了元首向军事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们发表重要演说的情景，元首的言辞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味道，在我看来，这些话极为必要，因为我在和自己同行的将军们谈话时发现，难得有谁是忠心耿耿地支持他的。”[11]显然，隆美尔毫不怀疑希特勒的正确性，并真诚地表达着自己的耿耿忠心。相比其他的将领，隆美尔的纳粹情结更重一些。

隆美尔与希特勒的分歧始于北非大撤退。1942年11月29日，隆美尔部队从埃及阿拉曼撤退。此时希特勒担心的是，抛弃北非将导致墨索里尼的垮台，一个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将对德国产生严重后果。隆美尔面见希特勒时，两人有一段对话：

当隆美尔开始详尽地汇报他的军队所处的困境和新防线的不利，以及意大利人的后勤组织如何无能时，希特勒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你手头还有多少人？”他问。

隆美尔说：“大约六七万。”

“英军进攻时你有多少人？”

“82，000人。”

“看起来，”希特勒指出，“你并没有遭到什么损失。”

隆美尔固执地说：“可我们的武器几乎都丧失了。成千上万的士兵甚至连支步枪都没有。”

希特勒扯开嗓门叫道：“那是因为他们把枪都扔掉了。”

隆美尔也大声嚷嚷道：“非洲已无法固守，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尽量把德军撤出非洲。”

重新提出敦刻尔克式的撤退犹如火花飞进了炸药桶。希特勒尖声叫道：“你提出的建议和我的那些将军们去冬所干的完全是一码事。他们要求退到德国边境，我拒绝这样搞，事实证明我做对了。我不允许这样的戏在非洲重演……”[12]

当天晚上，隆美尔遵命返回罗马。在搭乘戈林的专列时，他与妻子露西有一段重要谈话。据妻子后来的回忆：“我丈夫完全垮了。他说：他不可能，也不愿看到危险，但危险正大步地朝我们走来。这危险就是——失败。”[13]隆美尔在非洲的最后一个奇迹是：他在蒙哥马利7000辆坦克即将大举进攻的12月10日夜，将部队全部撤出卜雷加防线，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此后隆美尔负责“大西洋壁垒”的防御工事，统率法国海岸上的所有部队，尽职尽力，而且发明了各种新的防御技术。他的说法是“只要能把敌人进攻推迟哪怕一个星期，你要我做什么都行”。隆美尔坐镇法国后，在德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乐观主义的气氛，人们把这看作是扭转乾坤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隆美尔在盟军进攻的确切地点问题上再次与希特勒发生分歧。希特勒的判断是诺曼底海岸，或许还有布列塔尼，而瑟堡港则是其战略目标；隆美尔则认为是靠近英国海峡的第十五集团军的防地，他的根据是敌军要选择更短的距离到这德国要害之地的鲁尔。后来的事实证明，正确的是希特勒。

从隆美尔遗留下来的文件中，找不到他和“七二〇”事件的关系，一般认为这是他事先把相关文件销毁了，以免牵连自己或是旁人。但欧文在传记中强调，隆美尔与密谋者无关。1944年2月下旬，斯图加特市长卡尔·施特罗林来访，隆美尔与妻儿以及副官一起接待了他，施特罗林提供了纳粹的种种犯罪行为，谈到党卫队对犹太人及东方其他民族的杀害，谈到隆美尔有必要亲自参加“拯救德国”的伟业，但这些话对隆美尔没有产生影响。“从所有的证据来看，尽管隆美尔有时说过一些顶撞的话，但事实上他根本不认为希特勒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几天后，在与反纳粹的法肯豪森将军见面时，他还说：一旦盟军向海滩发动进攻，他将给他们以重创。他还声言，那些把军人的荣誉都押在即使到来的胜利上的陆军元帅，不可能让他们的名字与任何变革的字眼连在一起。[14]“七二〇”事件后，希特勒的副官施蒙德草拟了一封给希特勒的效忠信，隆美尔以及伦德斯特、克莱斯特、布施、曼施泰因、魏克斯（Maximilian Baron von Weichs）等元帅都签了名。3月19日，他和其他元帅一起参加了在希特勒贝格霍夫别墅举行的仪式，伦德斯特元帅宣读了这份效忠信。遵照希特勒的指示，这封信除了在报纸上发表外，还向西线的每一个师、要塞宣读，期在让陆军元帅的忠诚人人皆知。

1944年4月，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应隆美尔之请，总参谋部派汉斯·斯派达尔（Hans Speidel）来担任他的参谋长。这是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就参与了反纳粹阵营的军官，总参谋部的密谋分子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派他来到隆美尔身边的。报到的前一天，他还和卡尔·施特罗林讨论过如何引导隆美尔的问题。据传记作者欧文说，自从斯派达尔来到隆美尔身边后，元帅的调子就变了，并受到斯派达尔漫不经心的习气的感染。5月12日，陆军军需主任爱德华·瓦格纳将军来访，其真实动机是与斯派达尔商量推翻希特勒的计划。因为斯派达尔等人的破坏，大战来临之际的驻法德军指挥机构，却是一片混乱。当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时，隆美尔已告假回德国去了，而在盟军已经把“大西洋堡垒”撕开20英里长的口子时，隆美尔还受到斯派达尔以及反纳粹分子有意编造的情报的误导，怀疑这是欺骗行为，不排除敌人在其他地方发动重点进攻。不过，斯派达尔非常谨慎，直到6月11日，他才与隆美尔谈过一些设想，但隆美尔并未响应。6月17日，希特勒来西线听取汇报时，隆美尔一方面受到希特勒的感染，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忧虑，对希特勒说：“现在，政治应该起到它应起的作用了，否则西线的局势很快将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15]6月28日，隆美尔带着“现在应该是停止战争的时候了”的观点到贝格霍夫别墅参加会议，但在次日的会上，他三次提出“讨论政治局势”的要求，但都被希特勒打断。回到法国之后，虽然他还是坚决服从希特勒的意志，但已经至少在一条战线上达成停战协议，他主张与西方取得谅解。7月9日，斯派达尔安排另一个密谋分子封·霍法克中校与隆美尔见面，同样没有任何效果。这次谈话的相关材料已不可见，第二手材料表明，隆美尔当时曾说：“我不久就去晋见元首，请求他允许我和蒙哥马利陆军元帅会面。我相信蒙哥马利元帅不会因我俩是老对手而不接见我。然而我要劝告他在英国进行鼓动宣传，让他们和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俄国。”[16]在7月12日，他与他的上司、西线总司令克鲁格元帅达成共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必须先于苏联人到达柏林。他们将这份报告送给了希特勒。此后数日，隆美尔与多位部下讨论过停战事宜，其中包括第一党卫军军长迪特里希，得到他们的认同。不幸的是，7月17日，隆美尔的座驾被炸，接着发生了“七二〇”事件：

对于施道芬堡的行为，隆美尔从没有表示过宽恕，甚至和他最亲密的朋友谈起此事时，他总是谴责施道芬堡。……克鲁格曾一连几个晚上来看望隆美尔，隆美尔只是一个劲地说：“疯狂！真是不可思议，竟然对元首下毒手！谁也不会同意这样干！”当隆美尔可以口授书信时，他告诉露西：“远比我的祸事更严重的是，有人居然妄图谋害元首，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感谢上帝，一切总算平安无事。”[17]

隆美尔对希特勒是忠诚的，但他还是坚持西线媾和、东线坚守的主张，休养期间还想见到希特勒面陈此事。但此时希特勒已经收到秘密警察提供的封·霍法克与克鲁格、隆美尔谈话的材料及其他材料，接下来是克鲁格自杀，斯派达尔被捕。希特勒此时对隆美尔的评价是：“一个大胆聪明而又不同凡响的指挥官，但我并不认为他是个能够持之以恒的军人。”隆美尔最后的说法是：“阿道夫·希特勒是最高指挥官，作为一个军人，我的职责只能是服从，但我已经把心里话开诚布公地告诉过他了。”至于他的政治选择，是他对儿子说的：“希特勒死去比活着具有更大的危险，我所需要的是能够在西线独立行动，并且达成停战协议。”[18]这就是隆美尔，对希特勒绝对忠诚，同时又坚持自己的观点。

隆美尔确实不知道有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存在，而且即使他事先知道了，也一定会竭力反对。除了军人服从、个人的崇拜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在遇害前几天，他曾对他的儿子说：谋刺希特勒实在毫无意义。我们害怕的不是这个人的行为，而是他个人在德国人民眼中所显现出来的偶像地位。事变不应该在柏林发动，而应该在西线上发动。假使能够如此，则我们希望获得下述的成就：空袭马上停止；盟军在无抵抗的情况之下占领德国；拒绝苏军进入德国的领土。至于对希特勒个人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去面临一个既成的事实。[19]

这段话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希特勒与战争的关系，二是东西两线战争的不同性质。

关于第一个方面。据隆美尔之子曼弗雷德说，其父是坚持反对希特勒继续战争的决策的。1943年3月，疲惫不堪的隆美尔从意大利返回德国后，与希特勒有过谈话和其他交流。6月17日，他当面告诉希特勒，战况不容乐观，德军在东西两线都守不住。希特勒听出其真实的意思后，就对隆美尔说：他也知道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但西方国家不会与他谈判——现在所有西方的敌人都没有这个资格，而那些准备与他和谈的人目前还没有权力。他本不想与西方作战，但西方既然硬要挑起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打好了。隆美尔从此判断：希特勒在1943年就知道战争非败不可，也知道他不可能与西方和谈。隆美尔7月15日又给希特勒写信：“部队在任何地方都已经尽到英勇战斗的职责，但是这种不平等的战斗已经到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以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有责任把这些话坦白说出来。”[20]7月底，他当面与希特勒讨论结束战争问题。希特勒的回应是：“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因为优秀的分子一定都死光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死得轰轰烈烈——这是历史的要求。”[21]当前的战况与希特勒的态度，使隆美尔明白了眼前的形势和危机：一方面是希特勒顽固地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拉着整个民族跳进火坑；另一方面是德意志8000万人。从这时开始，隆美尔形成了一种战略思路，这就是在盟军登陆之后，再发动推翻希特勒的政变。具体理由是：

（1）在盟军尚未侵入前，德军唯一的战线就是在东战场方面。若是此时发动政变，则东线可能会随之崩溃。于是苏联人会像洪水一样流入中欧，而没有英美的力量来阻止他们。

（2）在1944年的春天里，构成一个军事政变的心理条件还不存在，因为在法国境内的部队和大多数的军官都相信英美联军的登陆必然会被击败，德军利用他们的新型武器（喷气战斗机、新型战车和其他武器），最后也一定可以阻止苏联人。

（3）事实上，假使德军能击败盟军的侵入，则英美两国因为害怕苏联人会单独占领整个欧洲，或者德国人又再度攻入苏联，他们就可能会放弃“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是德国最后的机会，绝不可轻易放过。[22]

这也就是隆美尔反对或至少不赞成“七二〇”事件的理由。客观地说，第一个理由可以成立，第三个理由也可以设想，第二个理由则是片面的——隆美尔所谈论的只是驻法德军的心理状态，而在东线战场上，至少在高级军官中已没有或只有极少数人还相信可以击败苏军。

隆美尔之所以只关注法国与西线，不但因为他此时担任西线B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大西洋防线，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他与大多数德国将领一样，主张西和东战——因为德国毕竟属于西方，而苏联所体现的是一种野蛮。当隆美尔确信在法国境内的德军防线几周内一定会崩溃时，他决定与西方国家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并说服了其他一些高级将领，包括他的上司克鲁格元帅，甚至海军总司令邓尼茨也记得：“1944年，一些身居要职的将军如隆美尔，曾积极主张我们可与西方缔结和约，以集中德国的全部军事力量来对付东方，但当时外部的政治条件尚不具备……”[23]但7月17日，隆美尔遭遇敌机袭击，受了重伤。养伤期间，隆美尔对其子说：“战争对于参加作战的人，通常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一旦战争发生了，我们作战的目的就是使战争赶紧结束。既然知道没有什么收获，就应该立即停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不过只有东线方面的战争是一个例外，绝不可以向这种敌人投降。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所以情形又不同。我们今天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不让苏联人进入我们的国界。”因此，当他听到希特勒把东线的部队向西线调动的时候，他简直气炸了，大声喊叫着说：“这一班蠢材！他们只知道‘火烧眉毛顾眼前’。最多拖几个月，又有什么意思？东线一定会崩溃的，苏军下一波攻击就可以进入德国领土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24]

鉴于隆美尔参与了“七二〇”事件的传闻，隆美尔的妻子1945年9月9日发表声明：“为了使隆美尔的名字洁白无瑕，为了维护这位陆军元帅作为符腾堡之子的声誉，我要把此事的真相公之于众。我丈夫没有参与7月20日的阴谋，无论是它的准备工作还是刺杀行动。我丈夫一向直言不讳，他曾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见解、意愿和计划向最高当局陈述过，虽然他们并不喜欢他这样做。”[25]据欧文看来，“密谋分子隆美尔”是战后斯派达尔等人编造的神话，从此隆美尔成了永垂不朽的神话，而斯派达尔则在其光荣的回光返照下从战俘变成联邦德国陆军总司令，继而又成为北约组织的高级将领。

2. 古德里安：不应该杀

古德里安大将

有“德国装甲兵之父”之称的古德里安大将，不但是纳粹德国的名将，也被众多军事史家视为军事史上的天才。而希特勒，正是发现这位天才的伯乐。1925年，古德里安陪国防部部长格斯纳将军参观军事演习，当他建议将来可以把摩托化部队由勤务兵种转变为战斗兵种时，部长粗鲁地回答说：“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古德里安的创新思想只有在新一代领导人的支持下才能付诸实践，他的幸运在于，还在上台之前的一年，希特勒就提出了他的闪电战理论，而古德里安则为这一战争理论提供了坚实的装甲理论基础。1933年，在一次现代兵器展示会上，古德里安精心安排了半小时的小型装甲部队的演示，上台不久的希特勒对部队敏捷的动作十分满意，一再说：“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1938年9月9日，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总参谋长哈尔德谈话，他“再次提出理由，说明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坦克集团军，用它来深入敌方，占领地域。由于政治原因，德国必须速战速决取得胜利。争论持续了五个多小时，一直拖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将军们挨到严厉的批评，最后接受的命令是，按希特勒的设想去准备战争”。[26]在希特勒的有力支持下，古德里安主导的德国装甲兵得到迅猛发展。在波兰，在西线，在苏联，古德里安统率装甲兵团大展神威，成为希特勒闪电战的物资支撑，帮助希特勒改写了世界历史。这是完全属于希特勒个人的一个“成就”：“面对军事专家的绝对多数，他决定建立综合性的独立作战的坦克师团与坦克军团。这种新型陆军阵营在1938年只有德军有。在‘二战’第一、二年中被证实为战场决定性兵种，后来被其他国家军队模仿。”[27]附带地说，与坦克在德军中的充分利用相媲美的，是英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的作用。多少个世纪以来，英国都主要是用海上霸权来保卫领土的，但丘吉尔等人率先认识到，在20世纪，空中力量已经具有了决定性。德国空军未能在空中打败英国，标志着希特勒在获得多次辉煌胜利后出现了一次转折。

然而，古德里安也始终未能尽展怀抱。1940年5月9日，西线战争打响，古德里安率第十九装甲军越过卢森堡边境，出人意料地通过阿登山地，渡过马斯河，迅速推进到了索姆河口，一直推进到英吉利海峡岸边，完全可以将北法平原的几十万英法联军合围，但胜利在望的5月24日时，希特勒突然下令停止前进。命令上说：敦刻尔克完全留给空军去对付，若是加来的占领也感到困难的话，也可以交给空军去处置。26日，希特勒又同意古德里安所部继续向敦刻尔克进军，但已经迟了——英法联军正在实现“敦刻尔克大撤退”，30万英法联军退到英国。对于这一命令有三种解释：一是说希特德想保住装甲部队的实力以用于法国战局的第一阶段；二是说戈林向希特勒保证，单靠空军的力量足以阻止英国人的撤退；三是说希特勒故意将英国人赶走，以有利于将来与英国达成和解。无论什么原因，这道命令都为英国架起了一座跨越海峡的桥梁。古德里安评论说：“假使当初最高统帅部没有突然制止第十九军的前进，那么敦刻尔克早就已经攻克，而且胜利的成果也非现在的所可比拟；假使当时我们能够俘虏到英国远征军的全部兵力，那么未来的战局发展恐怕也就很难预言了。……不幸得很，这个大好机会却给希特勒个人的神经质弄糟掉。他以后所发表的理由，说因为看到佛兰德平原地区河川纵横，所以才命令我的装甲军不要冒险前进——这实在是不成其为理由。”[28]1941年6月22日，古德里安率第二装甲兵团（属中央集团军）进攻苏联，当时对于如何使用装甲部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古德里安等新人的观点，以最快的速度长驱直入，至少要到达第聂伯河才向内旋转，而把包围红军的任务主要留给步兵。另一种是老派的主张，反对冒险深入，要求以大包围的方式在决定性的会战中消灭苏军有生力量，因此装甲兵团与步兵合作，不断从两侧向内旋转，构成钳形。前一种想法在1940年的对法战争中已经证明是有效的，但希特勒没有支持这一主张。一个重要原因是，希特勒有一个幻想——对于用大包围的方式围捕大量红军的景象感到非常有趣。在装甲兵团进展迅速的大好形势下，8月23日，希特勒决定中央集团军不再直接进攻莫斯科，命令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的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兵团回过头来参与基辅会战，理由是乌克兰的原料和农产品对后续战争的重要性，克里米尔是苏联用来轰炸罗马尼亚油田的空军基地，必须摧毁。对于古德里安提出的攻占莫斯科的重要性，希特勒回应说：“我的将军对于战争的经济方面都是一无所知的。”

希特勒是古德里安的伯乐，也是古德里安的“紧箍咒”，双方保持着一种相对诚实的工作关系。1941年12月20日，希特勒命令部队在莫斯科附近死守，而古德里安却主张部队后撤以免伤亡过大，战略之外，争论中还涉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希特勒说：“……你难道以为腓特烈大帝的掷弹兵都是自己想死么？他们当然也想偷生，但是国家却有权要求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也相信，我有权要求任何德国的军人牺牲他的生命。”古德里安认为：“所有的德国军人都知道，在战时他们是应该为国捐躯的，而且截至目前为止，事实上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士兵是真能视死如归的。但是假使要求他们效死，那么必须使他们不是白白地牺牲，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照现在这样的办法，只不过是使他们冤送了性命罢了。”[29]12月24日，古德里安率领的第二装甲兵团在苏军进攻下丢失了利夫内，在与上司克鲁格元帅争吵后于26日被撤职。“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在大多数陆军将领都失去了希特勒信任的情况下，古德里安大将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在关键的时刻支持希特勒。但到1945年1月，古德里安也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场战争究竟有什么意义？它正断送德国青年甚至孩子，把德国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使数百万难民由一个避难地逃到另一个避难地，并且和刚被赶出住地的一批又一批居民一起奔逃，最后被俄国人的坦克和强击机所屠杀。”[30]古德里安请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寻求政治出路，并小心翼翼地向希姆莱暗示利用他的国外关系，但所有这一切都枉费心机，因为希特勒根本不考虑向西方投降的问题，即使以德国的彻底毁灭为代价；而对古德里安来说，必须避免德国的毁灭，即使以投降为代价。当古德里安的这一思想状况被希特勒知道后，严重争吵的结果是希特勒指控古德里安犯了“叛国罪”，再次被撤职。

综上所述，古德里安既不认为希特勒一贯正确不能反对，也不像刺杀希特勒的上校们那样志在必除。对于“七二〇”事件，他更关心的是其后果，并以此为据反对暗杀。

1943年2月，赋闲在家的古德里安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装甲兵总监。不久，反希特勒的政治家戈台勒（Goerdeler）来访，提出了停止希特勒职权、改组政府的方案，要求古德里安征求其他高级将领的意见。古德里安的想法是：

希特勒的个人错误和纳粹党的弱点，即令照我看来，也觉得应该加以推翻的。不过自从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接着我们的敌国也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一切的行为就不可以不特别谨慎，否则很可能会招致大祸。我认为哥尔德内（即戈台勒——引按）的计划绝对是有损无益，而且根本上不可能成为事实，所以我拒绝参加。和陆军中其他的将领一样，我还是效忠于我的誓词……[31]

这就是说，不是希特勒与纳粹党应当不应当推翻的问题，而是这个时候能否推翻，推翻了以后会怎样？在古德里安看来，此时的希特勒已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是后来的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古德里安是反对刺杀行动的。

其实，此时已经有军方将领也背着希特勒与西方联系。1944年7月18日，古德里安大将在军队的朋友向他透露：他的老上司、新任西线总司令克鲁格元帅准备与西方缔结停战协定，目前已经在接触中。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古德里安是想争取他的参与。古德里安当时有些犹豫：如果这个消息不可靠而又报告给希特勒，那就可能对元帅做了一次严重的中伤；“假使我把这个消息完全秘而不宣，而结果真就发生了，那么我对于祖国就未免罪孽深重了”[32]。两天后，古德里安事前一无所知的“七二〇”事件发生，在几乎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希特勒任命古德里安为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将自己接任总参谋长解释为军人的服从与爱国：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简单，军人是应该服从命令的。尤其是当时东线战场的情形，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挽救数百万德国军民的厄运，我也非跳这个火坑不可。假使此时我拒绝受命，坐视东线的德军和我的故乡东德沦陷，那么我在道义上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了。虽然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会感到痛心和遗恨的。[33]

古德里安没有解释，在那么多将领都没有打赢东线的情况下，为什么他就能收拾这一残局呢？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与希特勒打交道的经验，他的计划还能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吗？

古德里安不只是接受了希特勒的任命，而且一再表达了效忠。7月23日，古德里安谴责谋反分子不过是“很少数的军官，其中有一些是已经退休了的。这些人丧失了一切勇气。他们由于怯懦和软弱，宁愿走耻辱的道路，而不走一个高尚军人应该走的唯一道路——尽职和荣誉的道路”。7月24日，古德里安强令军队一律行纳粹礼，以“作为陆军对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效忠和陆军与纳粹党之间最紧密的团结的象征”。7月29日，他对总参谋部的军官训话：

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必须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军官领袖……这不仅要表现在他对政治问题的模范态度上，而且表现在根据元首的主义对年轻指挥官进行政治教育的积极合作上……

上级军官在评定和遴选参谋总部军官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性格和精神的特征，其次才是才智。一个坏蛋也许永远是非常狡猾的，但在患难时期，他就经不起考验，因为他是坏蛋。

我希望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马上表示他自己已接受我的看法，并且当众宣布。凡是办不到这一点的人，应该申请辞去参谋总部的职务。[34]

当古德里安做上述表态时，希特勒早已不是战前或战争初期的那样算无遗策、战无不胜的伟大统帅，包括古德里安在内的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已经领教了他的偏执和不负责任。当然，上述言论都是公开性的，或许就是说给希特勒听的。在其回忆录中，古德里安也表达了自己不赞成反希特勒的阴谋，也反对“七二〇”事件的理由。其一，要改组德国政府，就必须将纳粹党的重要头目一网打尽，但当炸弹爆炸时，希姆莱、戈林、戈培尔等人一个也不在现场。所以密谋者即使暗杀成功，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没有把握。其二，即使密谋者夺取了政权，却没有一批有实力的军队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密谋者手中没有可供调遣的一连兵。“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地告诉这些官兵。”其三，阴谋者与敌国政府的联系十分不可靠，敌国的政治领袖中没有一个人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35]所以反希特勒的政变不可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不会对德国更有利。

政治而外，从道德上说，古德里安也是反对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认为若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死了，将使德国丧失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脑，从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36]基于宗教的理由反对暗杀，这是古德里安的权利；认定这一政变因种种原因而不可能成功，也是古德里安的个人判断。但以为大部分德国人还相信希特勒，却是纳粹控制的结果。1944年4月16日，为美国人工作的德国外交部官员科尔贝（Fritz Kolbe）告诉美国人：“80%的德国人反对纳粹，正在等待着纳粹主义被放弃的那一天。然而暂时还不能期待出现积极的革命行动。希姆莱通过他的间谍和恐怖分子控制着每一个警察组织以及武装部队的关键岗位。他的控制如此彻底，以至于就连警察中存在的反对力量也不愿意冒险谋划行动。”[37]科尔贝的观点过于乐观，“大部分人民相信”反倒是事实，但这不是道义上的理由。在古德里安的心目中，无论如何，希特勒总还是国家的代表。独裁者的最大优势在于，他可以合法地盗用国家之名，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更重要的，政变成功之后的结果当然无法回答，但古德里安已经看到的是，因为刺杀和政变不成功，希特勒将会给德国和欧洲制造更大的灾难。

希特勒已经使战局不可收拾。战争进入1943年，东部前线的德军数量虽然减少，但将帅们仍有信心打败敌人或至少打个平手，前提是希特勒能够允许他们有一定自主权。但“不幸的是，那些能够用来阻挠苏军的战术和策略，比如说，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撤退，削短战线，放弃一些脆弱的无为之地，尽量避免被包围等等，恰恰是希特勒注定不允许的”。希特勒如此牢固地控制着军队的一举一动，以至于“军营的指挥官们都不敢擅自调遣一个哨兵的位置”。[38]负责的将帅均一再要求“自主调遣部队的权力”，也一再遭到希特勒的拒绝，而每次稍微成功一点的撤退，都是违抗希特勒的命令而实施的。曼施泰因元帅因此而被撤职，接替他的莫德尔元帅也无法停止退却。东线逐步溃败。隆美尔元帅已经发现：战争已经进入可怕的流血惨剧阶段，他不管走到哪里，碰到的都是死伤数字。“最糟的是，这种牺牲既无目的，也无意义。我们现在一样事情也不能做，只在无意义地消耗。我们每放一枪，就使本身多受一份损失，因为敌人必然会以百倍以上的力量来向我们报复。这种悲剧越早结束越好。”“我们已经完了，而那些身居高位的诸公，其中大多数都心里明白，只是不肯承认而已。”[39]希特勒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者。从1944年7月20日到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近一年的战争给德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灾难。尤其是，在德国失败已成定局的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发出“尼罗指令”（即《关于在帝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在德国境内实行“焦土政策”：“必须破坏帝国领土上一切军用的交通、通信、工业和后勤补给设施以及其他重要设施，因为敌人可能马上或在不久以后会利用这些设施来继续进行战斗。”[40]按此命令，德国将变成一片荒原。此前一天，当施佩尔表示反对时，希特勒说：“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41]也是在这一天的军事会议上，将领们向希特勒报告，德国西部的居民已不允许德军进入村庄。狂怒的希特勒立即下达元首第一号指令——命令德国西部的所有居民立刻进行迁徙。在场的军官们无不惊讶。当一位将军力劝希特勒放弃这种做法，因为铁路运输早已瘫痪时，希特勒的回答是：“那就让他们步行！”当这位将军说徒步迁徙根本得不到安全保障，也没有任何食物可供应时，希特勒的回答是：“我们不能再花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居民了。”所以，不是支持希特勒，而是反对希特勒，才真正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和古德里安故乡人民的利益。

但古德里安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刺杀希特勒，就个人来说，是不负责任；就战争进程、国家利益来说，也是灾难性的。这里有两个重要观点。

一个是关于反抗者的评论。古德里安说：“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不’字，或是和他公开的辩论呢？……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地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做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当时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42]显然，这段话是一个被指应为希特勒暴政负责的人对那些“反抗者”所做的一种情绪激烈的反击，其间涉及问题太多。符合事实的是，确实在每一次暴政之后，总会有一些人自称是反抗者，而在当时却默不作声。古德里安对这些人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尽合理的是，战前确实已有人看出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和德国的灾难，有些也已经当面向希特勒提出，贝克大将的辞职就与此相关，所以不能说此前没有人“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当然，他们没有告诉“德国人民”，因为那是希特勒不许可的。实际上，在希特勒暴政之下，要求每个反抗者都公开自己的态度，那是残忍的。古德里安也认为希特勒后期的统治已“退回到中世纪”，那怎么能要求反抗者一切都公开化而不是密谋呢？

另一个是关于希特勒的。在古德里安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约束希特勒，整个国家的命运就系于他一人之手，不但其个人的抱负、偏见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甚至他的性格、情绪、身体状况也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如此，保护他的身体、顺着他的情绪也是国家大事。

1941年底，因东线战场的失利，希特勒与众多将领发生冲突，北方、中央、南方三大集团军主帅李勃元帅、包克元帅、伦德斯特元帅和一批高级将领均辞职或被免职。希特勒在把其中的霍普纳尔上将免职的同时，还剥夺他穿着制服和佩戴勋章的权利，取消他的年俸恤金，不准他使用原来的宿舍。霍普纳尔拒绝承认这个命令，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司法人员也反对希特勒的这一决定，指出若要使之接受这一命令，需要经过正式的审判，而这种审判对霍普纳尔显然是有利的。古德里安认为：

霍普纳尔之所以得罪希特勒，是因为他在和他的顶头上司，克卢格元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刺耳的名词，那就是“非军人的领导”。克卢格认为他是有意讥讽希特勒，马上就把这个情形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了之后，当然不免会大发脾气。这些恶感的累积，结果遂使希特勒更一意孤行，1942年4月26日，德国国会又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希特勒可以完全不必经过国会的讨论，而用命令改变一切的法律，从此希特勒的独裁权就真正到了毫无限制的程度。从此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这些法案的通过，军人们并无责任，不过他们却饱尝了这些恶果的滋味。[43]

在霍普纳尔与希特勒之间，当然是前者是对的，但他用了一个刺耳的名词恶化了希特勒的心情，结果是恶化了自己的处境；司法人员想用法律制度来帮助霍普纳尔，结果却是希特勒一意孤行，改变了法律制度。

一个名词尚且对希特勒造成如此大的刺激，对他的刺杀行为当然会造成他更大的报复。在此之前，大权总揽的希特勒工作极度紧张，身体也受到严重伤害。斯大林格勒失败14个月后，古德里安注意到：“他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右手发抖，他的腰弯曲了，他的眼光已经有呆木之感，同时双颊上也出现了病态的红斑。他要比从前更容易冲动，一发脾气之后，他就丧失了一切的自制力，他所言所行更叫人有不可捉摸的感想。……在‘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情形就更坏，他不仅左手发抖，连整个身体的左半边也都发抖了。坐着的时候，他总是把右手放在左手的上面，把右腿放在左腿的上面，以使旁人不容易看出它们正在抖颤的情形。……他的心灵仍然还很活跃，不过这种活跃却是不健全的，因为它的主动力就是对于人类的不信任，以及想要设法隐瞒他在生理上、精神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情况。所以他一直是使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实际上他对于事实的真相却是一目了然的。因为他总是幻想着，能够发生一个奇迹，以挽救他的危亡，所以他那个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现在就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那就是‘绝不放弃，绝不投降！’”[44]在“七二〇”事件中，希特勒没有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就变成了受洋罪了。

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45]

强烈的报复心之外，还有天降大任的救世主幻想。依然活着的希特勒更加相信自己受到上天的指引和眷顾。他坚定地认为，他有神灵保护，大难不死意味着他必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他对秘书们说：“那些想害死我的罪人根本就不知道在德国人民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他们不知道敌人的计划，他们想消灭德国，使它永世不得翻身。西方列强认为，他们不需要德国就可以杜绝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这是在自欺欺人。我会努力让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和消灭我。我是唯一认识到这个危险，并能阻止它的人。”[46]据古德里安的推理，希特勒最后几个月的疯狂，部分要归之于暗杀者。这是极权体制下国家和人民的悲哀：整个国家民族都得老老实实地顺着独裁者，把他当神一样供奉。因为如果你使他身体上受伤、精神是受刺激，他会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受苦的还是国家和民族。费斯特就指出：

7月20日的事件再次强烈刺激了纳粹政权。要说纳粹政权着手实施过极权统治这个抽象概念，那就是在最后的几个月里，这种统治对国家造成的破坏比战前那些年全加起来的还要多。[47]

3. 邓尼茨：当杀而不该杀

与隆美尔、古德里安并称为纳粹德国三大杰出将领的曼施泰因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对希特勒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多有分析评论，但对“七二〇”事件只有短短的几句评论：“作为一名负责的前线指挥官不允许在战争中有发动政变的思想，因为它将导致前线的崩溃，并引发国内的混乱。此外，它还完全忽略了入伍誓词问题，以及出于政治原因谋杀能否成功的问题了。……高级指挥官年复一年地要求其士兵为胜利而捐躯，因此他决不会用自己的手制造失败。此外，当时已经看得很清楚，即使政变成功也无法更改同盟国对德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我认为，在我担任一名指挥官的当时，我们还没有到必须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地步。”[48]战争期间不能政变、誓词的约束力、刺杀不一定成功、成功了也不能改变德国命运，等等，这也是古德里安以及邓尼茨等人反“七二〇”事件的基本理由。曼施泰因没有细说的，他在任职时（1944年4月以前）没有用这种方式的必要，那么何时需要这种方式呢？真实的情况是，1944年7月以后，德国的形势如江河日下，德国已失去了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最后希望，失去了从德国内部改变政权结构的最后可能，第三帝国只能走向彻底毁灭。

曼施泰因是比较亲纳粹的将领。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苏联法官在列举国防军的犯罪行为时，一例是赖歇瑙将军，其对士兵的训话是：“在东部地区的士兵不仅是熟谙军事艺术规律的战士，而且也是铁面无私的民族思想的支柱……”“因此士兵必须完全理解对犹太劣等人种进行严厉而公正的赎罪的必要性。”赖歇瑙亲近纳粹是公认的，另一个就是曼施泰因，因为他也号召“不单单按照欧洲战争惯例的旧有形式……”来进行“这场战争”。[49]在赖歇瑙和曼施泰因这类将领中，只有邓尼茨元帅对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得知“七二〇”事件之后，邓尼茨回忆说：“我觉得好像难以理解，军官们在战争期间竟会做出这种事。”为什么不能理解呢？在邓尼茨看来，前线正在与敌殊死搏斗，内部的斗争会妨碍对外作战甚至导致失败；谋刺成功意味着内战——抵抗者要掌握政权，纳粹的权力工具和各级组织会反对新政府，结果是内部混乱。所以他立场鲜明，坚决执行希特勒的指令，及时清理海军中的动摇分子：“作为一个军种的总司令，我在1944年7月20日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必须尽快并果断地逮捕海军中每一个动摇者。对付外来之敌是军人的惟一任务；为进行这场战斗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我的责任。决不能由于这个内部动乱的事件而使我手下的军人变得不可靠。因此我在7月20日晚对海军的广播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谋刺行动。”[50]在重大的问题上，邓尼茨旗帜鲜明地与希特勒一致，这是他成为希特勒接班人的原因之一。时隔十多年后，邓尼茨的态度冷静了下来，形成了一种“一分为二”的判断：

在考察7月20日的事件时必须分清，从人性和道德观念出发，这种行为是否应受到批判，还是从政治上看它是否正确。另外明确地分清界线也是必要的，即这种行为哪些地方有点过分，而从人性和道德上来讲又是合理的。[51]

邓尼茨像

谋刺者在道义上是合理的。一方面，陆军的情况与海军不同。在陆军，由于希特勒的直接领导因此在他与陆军总参谋部之间形成对立，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海军。希特勒对海上战争既陌生又厌烦，因此他没有干扰海军的事情。另一方面，东线陆军对党卫军的暴行有所了解，而海军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经常在海上和岸边活动的海军与党的接触也要比本土的陆军少（海军只有两人与“七二〇”事件有关）。基于这两方面原因，邓尼茨对“七二〇”事件表示一定程度的、迟到的理解：“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在经过心灵深处的激烈斗争之后确信，走这条谋反的道路可以拯救面临没落的民族，那么我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做法是合乎道义的，尤其是当他们知道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罪行时。”[52]现在知道的是哪些罪行呢？1945年5月7日，邓尼茨从美国士兵的报纸上看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报道，“我……大吃一惊。我们过去总认为这种情况决不可能！……我们不能不责问自己，对发生在德国中部的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毫无觉察？”[53]邓尼茨坦承，即使当时知道了这些情况，也不会支持刺杀行为。“我承认谋刺者的动机是合乎道义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希特勒政府灭绝人性的行径达到了何等地步，这样一来，就必然要使我们扪心自问：假如我当时也知道了这些犯罪行为，我又会怎样对待呢。可以肯定，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罪行的。用什么方式表示反对呢，我不好说。但是不管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要考虑到我是担任要职的军人，我们正处在战争时期。对诸如此类的有关问题再提出各种猜测和看法是不必要的，也是多余的。”[54]

谋刺者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首先是外交政策的错误，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没有改变，杀死希特勒不会中止流血战争，谋刺成功会导致更大的分歧、崩溃和灾难等。“当时我认为，7月20日谋刺者所寄托的期望是错误的，也无法抵挡最后的失败。与1945年5月的失败相比，这种失败是什么样子，是不言而喻的。”邓尼茨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做了8天的德国总统，在他看来，谋刺成功以后的失败无论如何要比“1945年5月的失败”更加严重。这句话含有肯定自己“8天总统”的功劳的意味，表明即使他当时就知道了集中营，也不会采取“七二〇”事件那样的行动。接着下面的一句，却像古德里安所说的受了伤害的希特勒把“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出来”，同样令人震惊：

很可能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只是谋刺者的背叛行为才导致了崩溃，如果希特勒还活着的话，战争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我认为，这种看法肯定会在德国人民中造成分裂，这种分裂甚至要比7月20日事件造成的意见分歧还要大。[55]

在长期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希特勒在大多数德国人心中都是一尊神，谋刺者才是“人民公敌”，因此邓尼茨的担忧不是全无道理的。

结合上述，邓尼茨对“七二〇”事件提出了三句话的结论：

我今天认为，谴责那些内心经过激烈斗争、认为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拯救祖国、从而决定走叛逆和谋刺道路的人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已做好为此而献身的准备，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的话。

谴责那些忠于誓言、满怀信心、在他们的岗位上坚持战斗直到最后时刻的那些人也是错误的。

最后，把这种或那种行为夸大得神乎其神的做法也是错误的。[56]

刺杀希特勒的人是对的，战斗到底的人也是对的，没有人是错的。这种判断包含很多问题。对反对者，特别加上“做好为此而献身的准备”一句，其潜台词，不只是说希特勒是杀人魔王，谁反对他谁就会死，而且也是说：你要反对希特勒，你就得准备死。对于那些坚守岗位的人，加了“忠于誓言、满怀信心”的定语，却没有说明一下：这些军人忠于的是什么誓言？也没有具体证实一下，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不要说普通一兵，邓尼茨本人是否真的“满怀信心”？所以尽管邓尼茨从道义上肯定了谋刺者，但即使在第三帝国消失之后，在政治上否定了纳粹和希特勒之后，他在政治上也没有肯定“七二〇”事件。

其实，邓尼茨之所以在“道义上”肯定谋杀者，正是基于其政治态度的变化。首先是如何评价纳粹德国：“以纯洁的民族和社会这个词的含义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德国人民的内部团结曾使我受到鼓舞。我觉得是希特勒把德意志各种族联合成了一个共同的帝国，从而实现了德意志自古以来的梦想。我国所以会四分五裂，其根源是战胜国在为结束30年战争而缔结的威斯特法伦和约中所做出的裁决。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敌对民族在近代史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他们希望我们衰弱，几百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统一。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成功地克服了种种阻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现阶段我终于看清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从而也使我改变了对它所创立的国体的看法。”[57]其次是如何评价希特勒。“希特勒曾提倡和宣传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迎合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社会安定的强烈渴望。……希特勒具有魅力的个性及其所产生的诱惑力无疑对他的上台起了促进作用。……我自己对这些影响力也常有感觉，每当我在大本营呆了两天之后往往就会感到，为了摆脱希特勒的这种诱惑，我得再次溜走。后来他在我心目中不仅成了我唯命是从的合法合理的掌握实权的国家元首、面向军人的政治家，而且我还把他看做一位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人。对他魔鬼的本性我看透得太晚了。”[58]所以，刺杀希特勒、改变纳粹政体的谋刺者在道义上是正确的。

但在政治上否定希特勒、否定纳粹体制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就要肯定谋杀者。这里涉及的是军人的政治选择问题。邓尼茨受到希特勒的催眠，但并非全无自己的看法。纳粹向西方国家开战后，邓尼茨看到了危险的前景，与许多军官一样心情沉重。他在理智上并不认同希特勒，却没有做其他选择：“我在战争中的责任是，尽一切力量，在想一切办法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对一个军事指挥官来说，如果除了应在战争中指挥一切对付外来之敌的责任重大的艰苦斗争外，还要为内部的一些问题操劳，甚至还要与政治领导作斗争，那么对他的要求就太苛刻了。”邓尼茨强调：

作为军人我在战争中惟一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力以赴地抗击外敌，这个态度我始终没有变。

每个民族都要求其军人具有这种态度，并通过最隆重的宣誓来强制他们无条件地履行这种义务。即使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时候，也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一个国家如果在军事形势不利或没有希望的时候，允许它的军人不再把全部力量投入战斗，甚至让每一个军人自己去判断情况是否如此，那么就会动摇这个国家自身存在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必去打听在什么时候要与谁打仗的问题。这是政治领导的事情，政治领导在这方面比军人享有优先权。同样，结束战争也是政治家的事情。[59]

所以，即使面对德国越来越严峻的形势，邓尼茨放弃了自己的思考，把一切都交给希特勒。他无法回答：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在把国家拖向深渊，武装力量是不是还要跟着他？其实，国防军也并不外在于德国政治。德国军队当然首先被认为是武装冲突中的一种进攻性或防御性的武装力量，但它同时也是专制政府的助手和支柱。俾斯麦时代的总参谋长罗恩（Albrecht von Roon）就说过：“一支能干的军队是独一无二的反对红色幽灵和黑色幽灵（这里分别指社会主义运动和天主教势力）的最好的保障。如果他们（议会）毁灭了军队，那么我们的末日就到来了。”[60]这种考虑日益在军方将领中发酵。1916年8月，兴登堡、鲁登道夫接掌总参谋部后，通过“兴登堡计划”和“爱国服务法”，把全国都置于军事控制之下，“最高军事统帅”皇帝退居幕后，一切重大决策均由总参谋部制定，宰相以下的文职官员一律要向身着军装的“半人半神”敬礼，德国一度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兴登堡、鲁登道夫基本掌握了国家的命运，他们可以迫使国王让宰相辞职。在泽克特的主导下，魏玛时期的陆军形成了一种“不关心政治”、不受党派影响的态度，其后果是一般军官特别是后来总参谋部的军官，缺少良好的政治教育，最终也易受纳粹感染。1938年8月，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应总参谋长贝克之请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反对发动针对捷克的战争，同时要求将军们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当场的一位将军指出：军人不应当去干预政治决定。贝克有力地为总参谋部职能的传统见解辩护，认为所有训练有素的参谋官都应当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作出正确的判断。[61]所以政治上不闻不问，即使是一名合格的军人，却不是国家的保卫者。

而且，完全不问政治的结果，对政治领导也是不好的。战争后期，形势对德军越来越不利，但邓尼茨从不消极。“我经常向希特勒阐述，我对我们的这场海战是如何充满希望的。但我从没有对他讲过（特别是1943年夏潜艇战失败之后）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而必须谋求和平之类的话。我认为敌人是不会同意和平谈判的，因此我觉得讲这样的话纯属多余。”[62]报喜不报忧，当然强化了希特勒孤注一掷、对抗到底的决心。严格地说，这不但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不负责，也不是对希特勒的负责。但德国军队有的是忠诚和服从的传统，而不是质疑命令、怀疑上级的传统；而且希特勒要的就是下级的无限忠诚和坚决服从，于是，邓尼茨成为第三帝国的模范将领，希特勒临终前，邓尼茨被指定为接班人。这是希特勒对其忠诚的回报，当然也是历史要记下的邓尼茨的罪责。仅就军事战争而言，服从命令、争取胜利是第一位的，但就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前途而言，加速纳粹的失败，才是第一位的。

邓尼茨指出谋刺成功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其中包括：“俄国对我尚在遥远东部的百万陆军的监禁、俄国人并吞东德以及东德人民的抵抗等等。”[63]邓尼茨等人支持希特勒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在东部继续抵抗苏联。“七二〇”事件失败后，希特勒仍然活着并以更疯狂的意志把战争继续下去，德国的危机更加严重。“他运用了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德国任何其他人——陆军、政府和人民中间——都缺少的意志力量，几乎是匹马单枪地把这个痛苦的战争拖延了差不多一年之久。”[64]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德国利益，制止战争才是根本之处。但邓尼茨认为，战争不应结束。他接任总统只有8天，其政府纲领的基础就是尽可能多地把东部地区的德国人从苏联人手中拯救出来，其关键是避免全面投降，因为这意味着把东线德军交给苏联人当俘虏。“……按照同盟国的意思，德国除了无条件投降外，根本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途径来结束战争。对于德国军队来说，这意味着，随着投降书的签署他们应停止任何活动。他们必须就地放下武器，乖乖地当俘虏。如果我们在1944年冬季的几个月内投降，那么距离英美战场尚远的东线将有350万德国军人成为俄国的俘虏，对俄国人来说，即便能发善心，但要有组织地接收、供给及安置他们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在严寒的天气里露宿野外，死亡人数无疑是很大的。甚至当西线德军在季节上比较有利的5月份投降时，也发生了英美人无法满足德国战俘给养、以致造成大批战俘死亡的一系列事件。这说明要给大批战俘提供足够的给养是多么困难。事实很清楚，如果按照同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1944年冬结束战争，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东线有几百万老百姓和军人死亡。当时国防军中没有一个要人同意采取这一步骤，没有一个来自东部的可怜的逃亡者甘愿被移交到俄国人那里，没有一个德国军人愿意被俄国人俘虏。军人一定不会服从‘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这样的命令。他们也会像老百姓一样到西部来逃生。因此每一个领导人都会懂得这样做他将失去人们的信任，懂得这样做将会使东部大量德国人的命运听凭敌人摆布和宰割，因此没有一个领导人会在这种时候签订投降协定，对这样一种决定是无人敢于承担责任的。”[65]

支持希特勒反苏反共，几乎是德国武装部队的一贯信念。西线投降，东线战斗，这是一个两难选择：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迫切希望早日停战，对西部德国人民来说，多一天战争就多一天灾难。但邓尼茨认为，从整个德国的命运来看，继续战斗，虽然对西部的军人和人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但还是要比过早地放弃东部战场损失来得小。所以，他不主张接受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只打算在西部尽快向英美军队投降。“为了尽可能多地把我东线战场的军人和后面的难民救民救到德国西部的英美占领区去，我还得继续进行东线的战争。”[66]这固然是响应希特勒继续战斗下去的命令，同时也反映了德国人对苏联的惧怕。德国作为“西方”内部的他者，虽然与英法等国在历史传统、价值观上有相当大的分歧，但它仍然是“西方”的一员，在关键时候，它还是认同西方，相信民主的西方会优待俘虏，宽待德国。一战后期，尽管战败使德国灾难惨重，但还是能保存帝国及德军实力，邓尼茨一直幻想重演这一结局，他希望通过向西方提出部分无条件投降以免在所有战线上无条件投降，这样可以在西方支持下保持德国，并与西方强权一道形成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共同战线。1945年5月4日，邓尼茨授权新任海军司令弗里德堡（Hans von Friedeburg）与盟军接洽投降事宜，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元帅同意局部投降，但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拒绝，坚持德国必须在5月7日深夜签署全面投降条约，5月9日零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邓尼茨只得照办，5月8日又在苏军司令部签署了投降条约。从5月7日到9日，东线德军尽可能地涌向西方，有的逃到英美占领区而获救，有的落到苏联人手中，命运各不相同；从1月23日到5月8日，有200多万公民通过海上运输从波罗的海沿岸运送到芬兰、瑞典和丹麦（因苏军击沉了几艘援救船而导致1万多人丧生）。战争最后时期的分阶段逐步投降，使180万德国士兵向西方盟国投降。

这也许是邓尼茨所做的一件好事。1945年1月苏军突入德境，开始了血腥的复仇。朱可夫元帅命令：“伟大的钟声敲响了，斩尽杀绝每一个敌人的时刻到来了……同德国法西斯流氓算账的时刻到来了，我们的仇恨是伟大的，我们的仇恨在燃烧！我们没有忘记希特勒的野蛮人给我们的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被烧杀掳掠的城市和乡村，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被德国人折磨致死的兄弟姐妹、母亲和父亲、妻子和孩子。我们要为所有在焚尸炉中被烧死的人们报仇，我们要为所有在毒气室中被窒息而死的人们报仇，要为被枪杀、被折磨致死的人们报仇，我们要为一切进行严厉的报复。”有罪的和无罪的统统遭到报复，先是东普鲁士，后是西普鲁士，约有1400万德国人为逃离苏军和东部民众的复仇而离乡背井，潮水般地涌向西部，

到处是车辆、马匹、人群。叫喊声四起：“快跑，苏军距离这里只有三公里了！”寒风凌厉，冰天雪地。冰冻的马路上到处是痛苦和混乱。留下不走的人遭到残暴行为的消息不时传来：一丝不挂的妇女呈“大”字状，被钉在仓房的大门上；十二岁的姑娘遭到强奸；被打死的人衣服被撕烂，躺在大路上，肥料堆上。[67]

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而不是向苏联投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在“日耳曼民族”的至高利益和荣誉的驱动下，一大批优秀的德国将领与敌人斗智斗勇，在艰苦卓绝中战功卓著。仅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过人的军事素质、出色的指挥艺术，对人类军事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获得后人的尊重。而且相对而言，与那些制造屠杀的纳粹德国政客和党卫军首脑相比，大部分国防军将领也还算清白，他们虽在希特勒的战争中策划指挥，却不赞同纳粹的屠杀和灭绝政策，更没有参与屠杀暴行。但是，正是邓尼茨、古德里安等人的纵横征战，才使希特勒建立了庞大的恐怖帝国，使无数生灵涂炭，使一个个国家、城市、村庄遭到践踏。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们绝对是助纣为虐的法西斯帮凶，参与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是希特勒祸害天下的杀手。

[1] 卡尔·雅斯贝斯：《雅斯贝斯哲学自传》（1957），第77—78页。

[2]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第45页。

[3]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8页。

[4] 利德尔·哈特：《山那边1939—1945——第三帝国败军之将的沉浮与战争叙述》，第49页。

[5]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371页。

[6]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234—235页。

[7]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238页。

[8]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122页。

[9]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7页。

[10]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198—199页。

[11]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44、46页。

[12]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272—273页。

[13]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274页。

[14]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362页。

[15]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424页。

[16]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446页。

[17]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463页。

[18]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468、470、469页。

[19] B.H.李德哈特编著：《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87页。

[20] B.H.李德哈特编著：《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88页。

[21] B.H.李德哈特编著：《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37页。

[22] B.H.李德哈特编著：《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86页。

[23]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73页。

[24] B.H.李德哈特编著：《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97页。

[25] 戴维·欧文：《隆美尔》，第485—486页。

[26]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120页。

[27] 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第65页。

[28]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95页。

[29]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232页。

[30] 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680页。

[31]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261页。

[32]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293页。

[33]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294页。

[34]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下），第1479—1480页。

[35]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298页。

[36]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300—301页。

[37] 卢卡·德拉特：《世界头号间谍——第三帝国心脏里的弗里茨·科尔贝》（2003），王立群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168页。

[38]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燃烧的土地》（1990），卜祥丽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39] B.H.李德哈特编著：《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96页。

[40] 希特勒：《关于在帝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1945年3月19日），瓦尔特·胡巴奇编《希特勒战争密令全集（1939~1945）》（1983），张元林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

[41]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下），第1507—1508页。

[42]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301—302页。

[43]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239页。

[44]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384页。

[45]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296、297—298页。

[46]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秘密德国——刺杀希特勒》，第190—191页。

[47] 乔西姆·费斯特：《希特勒传》，第328页。

[48]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65页。

[49] I.T.尼基钦科：《国际军事法庭苏联法官的不同意见》（1946年10月1日），何勤华等《纽伦堡审判》，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400页。

[50]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57、358页。

[51]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57页。

[52]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59页。

[53]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15页。

[54]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59页。

[55]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60页。

[56]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60页。

[57]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16页。

[58]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24—425页。

[59]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72页。

[60]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973），邢来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61] 阿伦·布洛克：《希特勒与斯大林》，第582页。

[62]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72页。

[63]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60页。

[64]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下），第1481—1482页。

[65] 卡尔·邓尼茨：《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85页。

[66] B.H.李德哈特编著：《隆美尔战时文件》，第395页。

[67] 泰奥·索梅尔：《1945——大转折的一年》，第34页。朱可夫的命令引自该书第39页。

十、反希特勒的三种间谍

布尔什维克只在一个领域比我们优秀——间谍！

——希特勒[1]

希特勒是狂热的民族/种族主义者，他一直声称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只承认苏联在情报领域比德国优秀。其实，纳粹德国的两个机构——军事情报局与党卫队保安处，都有“卓越”的领导人和“杰出”的情报人员，但主要有两个原因，使德国的情报机构无法发挥作用。一个基本的评估是：“纳粹各个情报部门在互相竞争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激起各个机构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希特勒控制、经营他的极权国家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满足希特勒的偏执狂，而且削弱了各个权力集团的力量发展，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猜疑和恐惧，进而忽视了他们最先考虑的事情应当是与第三帝国的外部敌人进行斗争。在情报战中，就德国情报机构而言，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卡纳里斯领导的德国军情局与孟席斯领导的英国军情五处和国家情报局之间的激战，而是德国军情局与党卫军安全局、盖世太保的权力斗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彼此间的敌视情绪更加强烈，进而发展到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和德国国防军之间的激烈斗争——争夺德国未来的掌控权。1944年，党卫军安全局在和卡纳里斯的军事情报局的斗争中获胜，但这种胜利却以毁坏整个德国情报机器为代价。”[2]另一个原因是，希特勒刚愎自用，不愿意承认与自己观点、主张不同的情报。还在德苏战争初期的1941年8月11日，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就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已经越发清楚，我们不仅低估了俄国巨人的经济力量和运输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最初计算敌人大约有二百个师，现在已经查明番号的有三百六十个师。一有十几个师被消灭，俄国人就又投入十几个师。”[3]这里面当然有情报方面的原因，但不是情报人员的失误，而是希特勒的选择。古德里安大将认为，希特勒的“巴巴罗萨”的最大弱点，就是对敌人估计得过低。“我们驻莫斯科的武官崔希（Gen. Kostring）将军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才，对于这个庞大敌国的军事实力，早已有所报告。希特勒对于这些报告却一点都不重视，同样地关于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苏联政治制度的安定性，他也一样地漠不关心。反言之，希特勒却有方法使他在军事方面的亲信僚属，也都传染了他这种毫无根据的乐观病。”[4]

还可以找到第三个原因，这就是希特勒招致的敌人太多了。最大的对手苏联之外，还有西方的和东欧的情报人员，还有反纳粹的德国人。

1. 左尔格的悲情：不合上意

二战期间最伟大的间谍是为苏联服务的德国人左尔格（Richard Sorge），其对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的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而载入史册，但他的另一重典型意义却是杰出间谍所面临的悲剧命运。

1932年下半年，左尔格在莫斯科接受卧底东京的使命。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别尔津将军就说过：“日本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心腹之患。日本如果同德国合作，将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为此，必须搞清楚日本的计划，日本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进攻苏联的问题。要完成这项任务，只能去日本。”[5]左尔格到了东京，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之所以如此，得益于他的身份：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荣膺二级铁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是卓有成就的《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是在东京德国人中享有声望的名人。欧战爆发以来，1933年底，德国新任驻日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Herbert von Dirksen）到东京上任。在此之前，左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在德国颇受重视，大使在柏林曾仔细地阅读过。这位记者的博学多才，他的文章材料之翔实、见解之深邃、论述之深刻无不给大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获悉，德国外交部并非完全根据大使馆的例行报告来对日本的政治状况做出判断，更多的倒是根据无所不晓，分析透彻精辟的左尔格所写的文章。于是大使便决定，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左尔格交换资料和意见。

不合上意的间谍左尔格

在东京街头，左尔格巧遇旧友赫尔玛，并与其夫欧根·奥特（Eugen Otto）一见如故。奥特此时正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驻在名古屋，1934年升任驻日使馆武官，1938年升为德国驻日本大使。在奥特一路升迁的过程中，左尔格提供的有关日本军事方面的情报和有关日本形势的分析，极有利于奥特获得柏林的赏识。正因此，凡是奥特能到的地方，左尔格都能涉足。此后，左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现在，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办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1940年，左尔格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在此之前，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他的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塑成。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明的危机在第一战世界大战中达到顶点，一代知识分子因此迅速“左”转，左尔格即是其中的典型之一。他曾经坦白说：“他们在战场上拼搏，却没有哪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了。”[6]在绝望与思想混乱之中，他逐步认识和接受了共产主义。1918年左尔格退伍后到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不久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1923年后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1924年10月，左尔格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前往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部四局（情报局）局长别尔津将军亲自到卢克斯饭店造访。很快，他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据苏联方面披露，从拉姆扎启动的1936年1月至被破获的1941年10月，他们向莫斯科发回总共806份情报，其中363份是直接发给总参四局和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其间，左尔格通过信使还上报了大量资料和图片。另据与左尔格熟悉并有工作上配合关系的陈翰笙说，拉姆扎在八年间向莫斯科发了2.3万多份情报。

左尔格的情报就其内涵的意义而言，足以改写历史。1940年11月18日、12月28日，左尔格两次电告莫斯科：德国开始准备对苏作战。1941年5月1日，左尔格电告莫斯科：“希特勒决心对苏开战并摧毁它……希特勒将在5月敲定开战时间……”5月30日，左尔格又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半月发动对苏联的进攻。”[7]左尔格的谍报是准确的，他应当为此感到自豪。但他没有理由高兴，因为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没有得到斯大林的重视。对间谍来说，获得情报就是最大的成功，但如何使用情报却是高层领导的事，因此情报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却不是间谍所能左右的。在收到左尔格的情报后，1941年6月14日，苏联塔斯社受权发表辟谣声明：“根据苏联得到的消息，德国仍然始终不渝地恪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也是如此。因此，根据苏方人士的意见，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开始进攻苏联这类谣言是无稽之谈。最近派往巴尔干地区休整的德军开到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应被看作是与苏、德关系根本无关的其他动机。”[8]1941年6月16日，当“德国进攻苏联准备就绪只待时日”的著名情报放在斯大林的面前时，斯大林对此作了以下批注：

让呈送这份情报的谍报员见鬼去吧，这不是情报员，而是假情报制造者。[9]

斯大林不相信左尔格的真情报，却相信一些假情报，以为德国不会冒险与苏联开战。苏德战争前夕，斯大林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朕即国家”。一个对自己的同志都不相信的人当然不会真的因为与德国的一纸契约就相信希特勒，但苏联的备战计划要到1942年底才完成，所以斯大林总是幻想推迟战争。支持这一想法的大约有几种理由。第一，德国的欺骗战使他相信希特勒在把目标东转之前首先要吃掉英国，这对德军来说显然是一个最合乎逻辑的安排。第二，来自柏林的一些迹象表明，如果斯大林准备在政治和领土上让步，希特勒就会重新就苏德关系进行谈判并维持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斯大林相信有关“巴巴罗萨行动”的警告是英国的阴谋，目的是挑起苏德战争，哪怕这些警告是来自苏联情报机关。第四，斯大林也许以为，即使德国突然袭击，也不会带来真正严重的后果。[10]因此斯大林拒绝相信左尔格，没有采取必要的备战措施。在个人崇拜的政治环境中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所有的人都必须用斯大林一个人的脑袋去思考，并为他所左右。他的意见是衡量一个人的决定因素，哪怕他本来持有不同看法。从1938年开始统筹苏联情报机构的克格勃首脑贝利亚就向斯大林报告说：“我们的情报员报告说：希特勒正在策划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是我们相信您的远见卓识，战争不会爆发。”苏联空军司令雷恰戈夫、空军总监察长斯姆什凯维奇和国家防空司令施杰尔恩只是因为“听信德国将进攻苏联的传闻”就遭到镇压。

不只是左尔格小组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情报，苏联的情报人员、军方将领、外交官等，英国政府掌握的“ULTRA”间谍网，以及美国、中国也从各自的渠道准确地得知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也都通知了苏联政府。比如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已重新部署，准备进攻苏联。后来又有几次电报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甚至德国的反纳粹人士、抵抗组织的间谍网“红色乐队”等，也都以各种方式告诉了苏方。1940年，反纳粹运动的领导之一戈台勒曾在“皇宫饭店”与莫洛托夫谈过话，告诉希特勒次年进攻苏联的计划，但莫洛托夫并未认真对待他们的谈话。[11]1941年5月5日，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伯爵（Count Friedrich Werner von der Schulenburg，希特勒的反对者）也提醒过苏联驻德大使。但斯大林对所有这些情报都采取一种根本不相信的态度，反之对苏德条约则继续保持信任。战争前夕，他不顾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的坚决要求，断然禁止西部军区组织防线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害怕“挑动”德国的心理简直到了失常地步。不唯如此，随着德国进攻的迫近，斯大林还格外努力去姑息、讨好柏林，不但在政治、外交方面不断向德国示好（5月初驱逐了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的外交代表，承认亲纳粹的伊拉克政府等等），而且严格遵守击败波兰后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按期向德国提供了150万吨谷物（黑麦、燕麦和小麦）和棉花、100万吨矿物油、2700公斤白金以及大量具有战略意义的锰和铬等矿石。仅在1941年4月，就提供了20万吨粮食和9万吨石油，列宁格勒在为德国建造巨型巡洋舰。而德国却迟迟不肯回报，直到入侵苏联，仍然欠苏联2.39亿德国马克。对于苏德关系的恶化，斯大林归咎于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笨拙的外交手腕。1941年6月14日，塔斯社奉命发表声明，驳斥有关“苏德两国之间的战争临近”的“谣言”。据朱可夫后来说：“我们向斯大林报告德军可疑行动后，斯大林说的一段话我还记忆犹新：‘希特勒及其将领们不是这样的傻瓜，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希特勒是不会去冒这个险的。’”[12]斯大林还把他与希特勒的通信给朱可夫看，朱可夫发现，塔斯社的声明就是希特勒回信一字不差的复述。

战争日益逼近，警告也源源不断到来，但苏联方面无人理睬。6月21日，苏联驻德大使杰卡诺夫告诉贝利亚：德国的攻击将在次日开始。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应当召回这位大使，要他解释何以不断传递假消息。同日，贝利亚在一份来自军事情报机构的情报上批复：“我的人民和我坚决牢记您的预言，希特勒绝不会在1941年攻击我们。”斯大林也许比贝利亚多一点心眼。6月21日晚，基辅特别军区报告说他们收到情报，德军将于当晚进攻苏联。斯大林林召集军方将领与政治局会议讨论，铁木辛哥元帅提议“应该立即训令各边境军区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总参谋长朱可夫草拟的训令强调必须根据打退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但斯大林打断朱可夫抢着说：“现在下达这样的训令还太早。也许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应该下达一个简短的训令，指出进攻可能从德国的挑衅行动开始，边境各军区的部队决不要上挑衅的当，以免引起麻烦。”最后下达的训令是：“1941年6月22—23日，德国有可能偷袭列宁格勒前线、西部前线、基辅前线和敖德萨军区前线。我们部队的任务就是不要向任何可能导致事态恶化的挑衅让步，同时部队应当进入最高战略状态以对付德国及其仆从国的突然袭击。”[13]斯大林与政治局委员们于22日凌晨2点多散去，前线指挥官收到这一命令时已经太晚了，不可能立即准备。更重要的是，收到命令的指挥官也无法从这份命令中明白，当德军进攻时，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办。22日凌晨4点，斯大林被叫醒：德军已经入侵。此时，装载各种按照经济协定必须提供的补给物质的苏联列车，还在开向德国。

斯大林的判断原则上没有错，希特勒也不愿意两面作战。德国将领之所以反对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原因也是鉴于两面开战的教训。但战争的一般原理并不能完全解释具体的、特殊的战争。从1940年5月开始，纳粹德军横扫西欧，到1941年，只有英国还在苟延残喘。希特勒对英国不但了解而且尊重：“……他曾经采取非常特殊的步骤以求避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但他却相信英国人具有现实感，所以当他看到英国人居然对于其前途的无望完全无动于衷时，也就感到大惑不解。同时他也认为在那样的环境之中，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实在是异常的宽大，因此英国人的拒绝也实出其意料之外。在这种困惑之中，他对于所应该采取的下一步行动也就感到犹豫不决了，于是也就终于像拿破仑一样转向另一方向——想先征服苏联来作为最后解决英国的准备。”而苏联的行为又使希特勒相信斯大林可能要发动战争：先是1940年6月占领波罗的海3个小国，然后是6月26日要求罗马尼亚割让北布科维纳（Northern Bukovina，此地靠近罗马尼亚的油田），9月中旬又传来苏联进行反德宣传的消息。“于是他开始感觉到他已经不能再等待——也就是说不能等到完成和巩固其在西方的胜利之后再来对付苏联。他的畏惧、野心和偏见互相发生作用，促使他改变其思路。在这样的心理状况之下，他的疑心也就极易于激发。当他对于英国人的不认输感到大惑不解时，于是也就向苏联方面去寻求解释。在这个阶段中，他曾经一再地向约德尔等人说，英国人一定在希望苏联人的介入，否则他们早就应该投降了。他们之间可能早已有了秘密协定的存在。……所以德国必须马上动手，否则就不免要两面受敌了。希特勒似乎不曾想到苏联人也同样可能是在害怕他的侵略。”[14]面对来自将军们对两面作战的担忧，希特勒强调：除非英国的抵抗已经崩溃，否则就不可能希望苏联永远按兵不动，所以攻击苏联势在必行。

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希特勒已准备就绪，斯大林一切如常，真正焦急的是东京的左尔格小组。“我们每小时都在等待着情报得到证实，盼望苏联政府在外交、军事上作出反应。我们全都明白这个情报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什么答复也没有得到。战争真的爆发后，理查德（左尔格）悻悻然，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斯大林为什么毫无反应呢？”[15]名作《希特勒传》的作者费斯特的解释是：“这位苏联统治者之所以如此轻信希特勒，是因为他非常钦佩希特勒，希特勒和他一样，从社会下层打拼到能在历史上留名的地位。他认为希特勒是这个时代唯一能够和他匹敌的人，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感受。”[16]这种说法当然只是一种猜测，斯大林不是会轻易相信对手的人。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评论说：“斯大林就像是尘世间的上帝，只有他一个人说‘战争不会马上爆发……’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所受的蒙蔽，与他早期残酷地压制自己所反感的言论不无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原本不该发生的也许就不会发生。”[17]

斯大林错误估计形势的代价是：德军进攻苏联的3周内，苏军伤亡75万人，损失坦克1万余辆、飞机400架。在3个月的时间内，德军占领基辅，对列宁格勒形成合围之势，并做好了进攻莫斯科的准备，包克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已看到“反射着夕阳之光的克里姆林宫的群塔”了。夏秋之交，苏联濒临崩溃：明斯克战役损兵41万，斯摩棱斯克战役损兵76万，基辅战役损兵70万，维亚兹马战役损兵66万，一线部队几乎打光了，预备队供应不上了，莫斯科几乎门户洞开，到1941年底，苏军损失200个师，死亡、失踪和被俘人数达430万。要不是因为希特勒在乌克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三个目标之间游离而耽误了时间，苏联早在1941年秋就被踢出战局了。而德军之所以未能进入莫斯科，又与左尔格的另一份情报有关。

苏联危如累卵，斯大林最担心的是腹背受敌：既要抵御西线德军的进攻，又担心已经与德国结盟的日本在远东地区的进攻，所以一直不敢动用西伯利亚的驻军。1941年6月26日，左尔格收到指示：“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对我国和对德苏战争作出的决定，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我边界移动的情况。中心内容是明了的：日本是否打算趁机从远东打击苏联后方。”7月30日，左尔格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和对各种情况的分析电告莫斯科：日本仍决定恪守中立。8月初则明确说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应是向南，而不是向北。10月4日，左尔格发出最后一份与此相关的电报：“1941年9月15日以后，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18]获得左尔格的确切情报，得知日本将“南进”而不“北进”、不会威胁西伯利亚后，斯大林将14个西伯利亚师（25万人）、1.7万辆坦克、1500架飞机调到莫斯科，并于11月4—5日投入反击，在“最后一分钟”守住了莫斯科。

但莫斯科并不感谢左尔格。早在左尔格到东京之前，苏共内部就对他有怀疑。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苏军总参谋部近一半的高级军官被处决或逮捕，包括总参四部的创始人别尔津大将及其后任乌里茨基将军。内务部也对左尔格提出指控，如“托洛茨基分子”、“无定见者”、“左尔格无疑是德国的间谍，说不定还是个日本的间谍”。因为左尔格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是布哈林的下级，因此布哈林被处决后，他也被认为是“布哈林的追随者”。总参谋部四部有人认为左尔格的间谍小组不可信，“既然拉姆扎向敌人的德国提供情报，那么就利用它输送假情报”。1937年总参四部代部长根津向斯大林报告：“左尔格无疑是双重间谍。他作为情报来源是根本不可信的。”斯大林完全同意：“请今后不要再给我送来如报告中所提到的此类德国假情报。”[19]左尔格死后24年，都不予平反甄别。1930年到1933年，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与他打过交道的李德（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以及他的战友都发现，他时而流露出一种伤感情绪。

这就是左尔格忘我而冒险地为苏联工作的背景。在日本，拉姆扎的活动经费大大削减，总参四部每月只给他1000美元。1933年别尔津派他到日本时就严禁他与日本共产党接触，严禁与苏联驻日使领馆来往，而要完全独立地开展工作。但1939年以后，总参把接头地点由上海改为东京，拉姆扎开始与苏联驻日使馆接触，传递情报并收受经费。“应当说，这是总参四部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它实际上是一种出卖行为，非但完全违背了他们自己早年定下的不许与苏联使馆接触、必须独立开展工作的指示，而且也违背了地下情报工作的通常游戏规则。这也是拉姆扎最后被破获的根本原因之一。”[20]

左尔格于1941年10月14日被捕，从此直到1944年11月7日被绞死，苏联方面没有任何营救措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其特工身份。各种情况表明只要莫斯科设法营救，左尔格是有生还机会的，因为苏联关押着五六万诺门坎战役的日军俘虏，完全能够用他们赎回左尔格。事实上日本方面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多次推迟对左尔格的死刑执行期，并3次通过苏联驻日本使馆向苏方建议用左尔格赎回日本俘虏，可是每次得到的都是同一句话：“我们对理查德·左尔格此人毫不知情。”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后的左尔格在生死关头被他的组织毫不留情地抛弃。在莫斯科，“人们宁愿理查德·左尔格被处决，也不愿战后又多背上这么一个见证人。……这就是左尔格同别尔津将军交好的代价。自从别尔津被清洗以后，左尔格就被怀疑，而且是个‘托派’。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连左尔格发回的密码电报都没有译出来。……左尔格的被捕，对他们来说就像扔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21]除了历史问题，还有现实考虑：他的回来，对斯大林极为不利，因为正是最高当局无视他提供的情报，战争初期苏联才承受了本来可以部分避免的惨重损失。如果左尔格不是被日本处决，那么他的下场也不会更好。1942年，他的苏联妻子卡嘉在莫斯科以“德国间谍”的罪名被判5年徒刑而于次年死于西伯利亚；他的战友特雷帕，也曾提前获得苏德战争的情报，但当他于1945年1月回到莫斯科时，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卢比扬卡监狱，因为他抱怨莫斯科没有重视他的情报。从这个意义上说，左尔格及其情报小姐拉姆扎被日本特高课破获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毕竟，他死于日本人之手，所以还有后来的正名：196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公告，追授左尔格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死于敌人之手是间谍的宿命，被自己人误伤的现象也很常见。左尔格的悲情不在于他被日本人处死，而在于他没有得到上级的真正信任，在于他的卓越才智所获取的情报没有发挥现实效果。其实，还在左尔格行动之前的1932年，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就预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反苏战争不可避免，日本因为陷入与中国的战争而不会对苏联构成真正的威胁。[22]正如左尔格的情报一样，托洛茨基的正确判断及合理的政策建议没有被斯大林听取。比左尔格更糟糕的是，托洛茨基的脑袋后来也被斯大林派去的间谍砍下了。并非讽刺的是，这个间谍在左尔格之前（1960年）就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正像希特勒不是德国一样，斯大林也不是苏联。20世纪70年代，伟大的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说：“自然，我厌恶法西斯主义，不过不仅是德国法西斯，任何法西斯都令人厌恶。如今人们喜欢把战前回忆成田园诗式的时期，说什么在希特勒打扰我们之前，一切都美好。希特勒是个罪犯，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斯大林也是。我为被希特勒杀害的人们悲痛难消，但是我同样为在斯大林命令下被杀害的人感到悲痛。我为每一个被折磨、被枪决或者饿死的人感到痛苦。在抗击希特勒的战争开始之前，在我们的国家里，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计。”[23]幸运的是，斯大林的缺点希特勒也有。“对于情报的态度，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只是听一听，并利用情报去证实自己的看法和偏见。”[24]假如希特勒在情报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二战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2. 克里斯蒂娜的悲凉：不堪平庸

克里斯蒂娜像

二战期间为英国服务的盟军间谍奥莱斯特·平托（Oreste Pinto）概括间谍工作时说：“选择间谍生涯的人，不论是男人或女人，总是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有些人追求冒险；有些人追求金钱；还有一些人……由于贫困和饥饿才不得不充当间谍；更多的人则纯粹出于爱国主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在生命攸关的时候，都会竭尽全部力量和智慧挣扎奋斗，就像捕器鼠中老鼠那样。”[25]世界总是有这样一种人，仿佛是上天赐予他们以一种神奇力量，他某件事，不是为了什么主义或信仰，也不是为了什么利益和功利，更不是因为某种职业或压力，而纯粹是因为喜欢、因为热爱，所以他们能投入百分百的热情。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时，克里斯蒂娜（Krystyna Sharbek）正作为外交官的夫人（其夫乔治·吉齐基是波兰驻亚的斯亚贝巴的领事）生活在非洲内罗毕。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她立即回到欧洲，在伦敦参加了英国情报组织。克里斯蒂娜的行动计划，是到布达佩斯制作传单鼓舞人民斗志、搜集情报、组织战俘逃到联盟国家等。最重要的是，是1939年在匈牙利期间，她向英国政府通报了纳粹坦克在苏联边境大规模部署的情况，使英国首相丘吉尔预言德军将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很难分析是什么动机促使克里斯蒂娜选择英国作为她开始特工生涯的跳板和后台。她本人具有欧洲背景，接受了欧洲文化，能说一口完美流利的法语，对高卢人道德逻辑的鉴赏能力很强。然而，起初的时候，关于不列颠和不列颠人却有某种可靠的东西，这给她那狂野的心灵提供了安定感。虽然克里斯蒂娜勇敢无畏，爱国心强，就像所有的波兰人一样对自己的祖国满怀深情，但她还是羡慕不列颠人的沉着镇定，准备同这个民族……并肩战斗。”[26]克里斯蒂娜一旦下决心参与反纳粹运动，就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而对所有的障碍都视而不见，与她接触过的人都感受到她那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英国驻布达佩斯领事欧文说：“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无畏的人，唯一一位对危险有留恋的女性。除了不能吞吃炸药以外，她可以随意处理炸药。”[27]

这位女间谍长得漂亮，却没有那种带有侵略性和攻击性的妖艳，看起来很像一个搞艺术的学生，似乎天生就是要做间谍的。克里斯蒂娜于1939年12月抵达布达佩斯，因为波兰曾帮助匈牙利从土耳其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所以匈牙利对波兰非常友好，战争期间成为波兰人活动的主要基地，波兰流亡政府在此建立了正式而公开的组织。德国入侵波兰时，英法两国没有及时救援，波兰人对此非常痛恨。克里斯蒂娜的第一项工作是恢复波兰人对英国的信任。她要向波兰人解释，英国不应该为突然降临在波兰人身上的灾难受到谴责，英法两国不会坐视波兰亡国，一定会战斗到底。在布达佩斯波兰领事家中，克里斯蒂娜巧遇童年玩伴安德鲁，两人坠入情网。安德鲁虽然一条腿残废了，却已是波兰抵抗组织的一名军官，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波兰被俘士兵逃往法国，回归波兰军队。克里斯蒂娜也将此作为自己的任务，她多次冒险回到华沙，与波兰秘密组织联系，或宣传英国政策，或帮助英国战俘脱离纳粹魔掌，还与安德鲁一起搜集、筛选、传送了很多情报。在一次偷渡时，克里斯蒂娜被斯洛伐克的边境警卫抓住了，她急中生智把身上的信交给同伴，由同伴扔到河里漂走，然后当警卫发现她背包里的1000美金时，克里斯蒂娜对他们说：“要是你们告发我们，这些钱你们也必须要上交。而且，你们会惹大麻烦，因为你们没能迅速阻止我朋友扔掉信封。信封里也许装着、也许没装着有问题的文件。为什么不放我们走呢？你们可以把钱收起来，再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28]克里斯蒂娜成功逃脱。

间谍生涯与危险同在。1940年11月底，克里斯蒂娜与安德鲁同时被捕，但在一位同情波兰的匈牙利少校的帮助下，他们得以逃出魔掌。他们历尽千难万险，从布达佩斯经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波兰华沙，保加利亚索菲亚辗转来到中东地区，继续为英国的情报机构工作。在巴勒斯坦边境，安德鲁说：“看到英国国旗时，我们激动得无法形容，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战争的恐惧之中，那面国旗意味着自由、安全和友谊。”[29]但热情没有得到回报。在中东，他们受到波兰政府派出机构的怀疑和诬蔑。1939年，波兰流亡政府在法国成立，领导波兰人民的抵抗斗争。这个政府由疯狂排斥其他组织的波兰人所组成，他们在抵抗德国的同时也清除其他波兰人组织。克里斯蒂娜在布达佩斯时，与华沙的波兰地下组织多有联系，而那些组织却不属于波兰流亡政府。在流亡政府看来，克里斯蒂娜是为英国工作，而且在没有波兰政府的支持下却干得如此出色，所以尽管波兰流亡政府与英国属于同一阵营，而克里斯蒂娜又是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却不为波兰流亡政府所欢迎，其情报机构“二局”对克里斯蒂娜一直没有好感，在布达佩斯时就发起了一场带有恶意和忌妒性质的阴谋活动，到中东后，“二局”甚至诽谤他们是德国间谍。这里当然也有英国人的问题。英国人的镇定沉着固是一种美德，但也有另一面。克里斯蒂娜冒险获得的情报，“看到英国当局接到这些信息时漫不经心的样子，克里斯蒂娜内心有些动摇了。即使法国的沦陷似乎也没使英国当局摆脱那种自鸣得意”[30]。专程到中东来调解双方矛盾的英国人彼得·威尔森也受“二局”影响，根本不听克里斯蒂娜的解释，只是明白地说：“我们目前不需要你们工作了。”英国特种行动执委会帕特里克·豪沃思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波兰人“没有正确看待克里斯蒂娜对英国所做出的贡献。克里斯蒂娜的确在许多波兰组织中工作过，但是她对英国始终有种特殊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一直激励着她去完成自己的每一项任务。同时，她比大多数波兰人都胸襟广阔，因为大多数波兰人有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此外，她与安德鲁在工作上的配合使她通常对繁文缛节的官方手续不屑一顾，而且做事我行我素、雷厉风行”。[31]这就是克里斯蒂娜受到怀疑的全部原因。为波兰人工作，就像在剧院工作一样，不知道要上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

所幸的是，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在开罗时，得到英国特种行动执委会帕特里克·豪沃思的信任，接受特种行动执委会的任务。1944年7月8日清晨，克里斯蒂娜到达法国游击队活动的韦科尔地区，任务是在已与纳粹德国反目的意大利部队中，担任一种称为“招募官”的工作。她成功地说服了拉尔什山口堡垒驻防军队中的波兰籍士兵离开了德军，转而加入了抵抗部队。两次被德军抓住都成功逃脱，第三次，克里斯蒂娜正带领一支意大利游击队，赶往离他们最近的马基游击队。途中一支德国边境巡逻队追上了她，他们命令克里斯蒂娜把双手放在头上，她照做了，但是，她两只手都握着一个拔了引线的手榴弹，然后用流利的德语告诉他们：除非他们让她和她的同伴们走，否则，就和他们同归于尽。德军见此情形，很不情愿地走开了。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是他的战友“罗杰”被捕了。克里斯蒂娜先是去见地方管辖区和盖世太保之间的联络官申克，明白告诉他：“上校，盖世太保抓了三名十分重要的盟军特工，我丈夫‘罗杰’也在其中。我是一名英国特工，菲尔德·马歇尔·蒙哥马利陆军元帅是我的舅舅。盟军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已经登陆，很快就会到达这里，你应该早就听说了吧。那时，杀害我丈夫和他朋友的人的日子可就不会好过喽。你完全明白，即使我们的人不杀你，而那些杀到这里的马基游击队的人也会杀了你，因为你们的手上沾满了他们战友的鲜血，他们一定会对你们进行报复。”然后又去见盖世太保的翻译马克斯·韦姆，同样单刀直入。“假如我是你，”克里斯蒂娜说道，“我就会仔细考虑我给你提出的条件。正如我对申克上校所说的，假如我丈夫或是他朋友有任何不测的话，你们就会很快遭到恐怖的报复。因为这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你和申克上校在当地的口碑很差。”最后她用200万法郎赎回“罗杰”和他同伴们的性命。[32]

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灾难，却给间谍们带来机会。那些具有智慧、勇气的间谍们都希望己方尽快结束战争，而当战争真的结束了，他们却很难在生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在战争期间，克里斯蒂娜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她也适应了战时的间谍生活，以至于当战争结束时，她不无伤感地感到，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行将结束。她孤独地离开了法国来到伦敦，与以往不同，“那天晚上却非常漫长，她独自一人漫步在伦敦的大街上，身无分文。这座城市正舔抚着战争带来的创伤，一副灰白而又阴森的景象。这漫长的一夜是一次令人心碎的经历。因为就在那时，克里斯蒂娜对她即将面对的未来开始感到害怕了”[33]。死亡枕藉的战争结束了，全欧洲人都在欢呼，为结束战争做过贡献的间谍何以会有如此不祥的预感呢？

克里斯蒂娜仿佛就是为战争、动乱、风险而来，她就是波兰悲苦命运的凝聚。“波兰历史就记载了在外来统治下，人民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爱国起义。不管代价如何，波兰人总会誓死捍卫祖国。波兰是个幸存者的国度，在数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没有什么世俗权力可以摧毁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34]从花花公子式的父亲那里，克里斯蒂娜继承了深深的种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强烈爱恋，也形成了喜欢户外活动的生活方式和随心所欲的处事风格，危险是她生活中的主要刺激。情报人员的特点之一，是在没有了解诸如血统、家庭和过去经历等背景情况下，必须相互接纳对方，通常所使用的礼节和谈话技巧等都被省略了。在动荡而冒险的生活中，克里斯蒂娜有过好几个男性伴侣。“克里斯蒂娜享受生活的每一方面，而危险是她的主要刺激。侠义的传说、先祖为了波兰战死疆场的故事滋育了她，挑战、危险还有斗智斗勇就在克里斯蒂娜的潜意识中深深扎下了根。危险让她情感变得深厚，能力得到锻炼，结果许多‘一夜风流’取得了短暂的重要性。随着危机退去，这男女之情也就随之消失了。克里斯蒂娜能把自己的肉体需要和精神需要分割开来，但正是通过肉体接触，她才找到了从迫在眉睫的危险当中得以释放的途径。”[35]她向往和习惯的是危险而充满活力的生活。还在去法国之前，她就说她无法想象和平时间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克里斯蒂娜无法静下心来从事普普通通的工作，哪怕在很多人眼中这是梦寐以求的向往。正像每个人在评判克里斯蒂娜的时候，都不忘记赞扬她的勇气。是的，一个为了冒险而生的人，怎么会受得了为了掩饰她的错误而无声地受到贬低，还不如让她去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赴死来得痛快和干脆。很难理解克里斯蒂娜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胆量，从头到尾我们都看到，当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无坚不摧的勇气时，她体内迸发的热量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克里斯蒂娜勇敢的内心、与众不同的魄力、引人注目却极其孤独的个性，让她可以行走在任何危险的边缘，却从不背叛她对盟军的忠心和对自己信仰的追求。但是，她对组织并不信任，她对波兰政府没有好感，对英国的态度是既揶揄又褒扬，对一切形式的自大作风和虚伪行为都深恶痛绝。战争期间，组织可以因其冒险工作而容忍她，一旦进入正常生活，这个为危险而生的女人也就不再有什么价值。克里斯蒂娜天生是战士和间谍，而不是和平时代称职的主妇。战争结束意味着，“她很快就要失去那种有男性保护的战友关系了，而这种关系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她也将失去那种作为组织一部分的安全感。虽然组织可能要她奉献生命，但组织也会照料她。当她属于组织时，组织肯定会为她提供住处、衣着、饮食，还会给她提供足够的交通和通信工具。因此，在战场上，她从来用不着担心日常生活中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36]不是每个英雄都适应平凡生活的。

克里斯蒂娜害怕和平。1945年1月1日，克里斯蒂娜获得了英国的“乔治勋章”和法国的“战斗银星十字勋章”。但在1945年5月11日，克里斯蒂娜放弃了在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工作拿到100英镑退役金后，英国政府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英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之一，它对克里斯蒂娜的冷落，还是让我们感到岛国人的自私。至于狭隘的波兰政府，根本就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来表彰她的英雄女儿。就英国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不正常，但克里斯蒂娜却感到深深的悲凉。“在战争年代，英国表现得宽宏大度，及至和平岁月，却轻易掉头反对自己最伟大的仆人，排斥温斯顿·丘吉尔，以及后来不露声色地排斥克里斯蒂娜本人，这对克里斯蒂娜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她终生未能从中恢复过来。”[37]更让她难堪的是，在英国，哪怕是寻找最卑微的工作上，克里斯蒂娜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她先到帕丁顿一家宾馆被服室，修补一大堆一大堆的毛巾、被单、枕套，这样的事令她很沮丧。1947年，克里斯蒂娜拿到英国护照，她相信这肯定标志着一个前途更加光明的时期的开始，但在日内瓦面试时，未来的雇主仔细检查了她的护照后却说：“你不是英国人，你只是一个拿到了英国护照的外籍人员。”这件事情带来的打击使克里斯蒂娜再也承受不住了，她想离开欧洲。1951年5月，克里斯蒂娜找到了一份在“劳海因”号客轮上做女乘务员的工作。她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因为这不仅解决了她的生计，又满足了她想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航行的愿望。

不幸也就从此开始。克里斯蒂娜有教养的举止、沉默寡言的性格和乘客对她的一致好评，也引起了一些女服务员的嫉妒。这时，41岁的浴室服务员马尔唐尼出现了，他处处照顾克里斯蒂娜，同时疯狂地爱上了她。克里斯蒂娜感激马尔唐尼对他的保护，和他成了朋友。她不知道的是，个头矮小、其貌不扬的马尔唐尼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他对克里斯蒂娜的爱越来越变态，克里斯蒂娜走到哪里，他就跟踪到哪里，成了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克里斯蒂娜实在受不了了，下决心离开此人。在结束了又一次航行后，克里斯蒂娜回到了伦敦。一天晚上她在宾馆的楼梯口惊讶地又发现了马尔唐尼，几句话后，马尔唐尼向她猛扑过去，把一把长刀深深地捅进了她的胸部。等救护人员赶到时，她已经离开了人世。凶手没有逃跑，他站在那里，凝视着克里斯蒂娜的尸体，反复说道：“我杀她，是因为我爱她。”1952年9月30日，马尔唐尼被处以绞刑。在上绞刑架前，他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是：“杀了她才能最终占有她。”

再伟大的间谍也会死亡，但一个小丑式的人物杀了一个杰出的间谍，却令人不堪。奥莱斯特·平托介绍了两个间谍之死。一个是被误杀的。敦刻尔克战役结束后，平托在英国负责向荷兰空投特务。1942年底，一个叫简·李贝克的青年，主动要求回荷兰为盟国做特工，并自觉整容，把自己的堂堂仪表变得面目怪诞可憎。1943年回荷兰乌德勒支后，工作极有成效。但此时区警察局的官员找上门来，原来李贝克流亡伦敦时，曾与一名女招待交往，后来杀害了这名女子。平托当然不可能把李贝克交给警察，他告诉对方：“你知道我们在荷兰遭到了惨败，而我们的间谍网才刚刚开始工作。”最近几周内派去的每一个间谍，对我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李贝克，他目前的工作至关重要。如果他是无辜的，当然更好；如果他是凶手，那么，他正在将功赎罪。即使李贝克真是凶手，让他为盟国工作也比把他关在牢里等待判决要好得多。1944年夏，李贝克忽然无声无息了。战后平托与荷兰抵抗组织的一位负责人聊天时，对方告诉他：他们的抵抗组织在清除叛徒——“中等个子，鼻子扁塌，嘴边有个疤”——时，误把李贝克杀死了，因为整容医生把李贝克变成了与希尔维瑟姆小组中的叛徒相像的人。[38]李贝克不得善终，但他的遭遇我们不会伤感，因为他曾经是凶手，而克里斯蒂娜却不是。

另一个是“蓝衣少女”的故事。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第二厅的特工亨利在一个小镇休假，在餐厅里遇到一名年轻美貌的姑娘，说自己家在巴黎附近的小镇，自己是巴黎一商行的秘书，也是来此游玩。交谈之中，双方都有好感。下午就租了一条船在河中划船，晚上回到旅馆后，两人脱了衣服拥抱在一起，姑娘高兴地喊了一声：“Ah，ich，Liebe，dich！”亨利立即作出反映：“听到这句话，我仿佛感到血在血管里一下子凝固了，我像抱住一具死尸一样感到恶心。特工人员的本能和多年的训练使我的心翻腾起来。难道我听错了吗？不，没有听错。这位洛林地区的令人倾倒的美人儿——她自己说在巴黎工作——在极度兴奋时竟讲德语！”但亨利没有做什么表示，只是告诉姑娘：“我出去买烟，半小时后回来，如果那时你还在旅馆，我只好逮捕你。我在为第二厅工作。”亨利走到河边。“河边静悄悄的，几小时前，这里还是个销魂的地方。……玛丽是个德国间谍，这是不容怀疑的。……玛丽使我这一天增加了不少情趣，她一片真情，毫无恶意。她只看到我穿着便衣，没想到我是军人。我们谈话中没有什么会使她产生从我身上捞取情报的念头。她也许和我一样，只是想在休假中不要虚度，根本没有什么预谋。她是一名间谍，作为一名忠实的特工人员，我理应立即逮捕她，但是，我是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人。爱国主义有时也会在血和肉面前却步。”亨利希望自己的推断是错误的，希望回到旅馆后还能看到玛丽。但事实是，房间空荡荡的。亨利又在此地停了数日，但在河边、旅馆到处都能看到玛丽的影子，心情很是郁闷。“我诅咒自己脱下了军衣而没有脱去多疑的怪癖是多么愚蠢。如果我把怀疑藏在心里，在假期里和玛丽厮混，有什么不好？她不会拒绝我，也不会搞到什么情报。假期结束时，我可以告诉她，我什么都清楚，可以劝她洗手不干。可是，现在呢？她在哪儿？白白失去了和一个在不到一天时间就使我神魂颠倒的女人在一起的幸福机会。”两天后，几个士兵把在附近的村子里抓到一个女特务带到亨利面前，这就是玛丽。两人都很惊讶，玛丽说：“这是战争！”次日被处决。她至死都昂首挺胸，毫不胆怯。[39]玛丽之死与情无关，但她的智商显然太低：明知亨利是法国第二厅的人却还在附近活动，难道她相信亨利会记着当日下午的美好而保护她？但玛丽毕竟是在“战争”之中死于敌人之手，对她所服务的国家而言，她是烈士。而无论克里斯蒂娜为英国做了多少贡献，她都不能算是烈士。

令我们感到到悲凉的是，克里斯蒂娜式的遗憾还是太多。1941年，当纳粹铁蹄入侵苏联，屠杀和囚禁了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后，生活在白俄罗斯的犹太人比尔斯基兄弟（Tuvia，Zusia，and Asael Bielski）组织了纳粹占领的土地上最大的一支游击队，消灭了381名敌军，并在密林深处建立了一个包括一条主街、一座犹太教堂、面包店、杂货店、医院以及一份报纸和一间学校的“比尔斯基王国”，为每一位来到丛林营地的犹太人提供避难场所。1944年7月，游击队解散时，共有1140名成员。这是二战期间营救犹太人的武装运动中最伟大的胜利。然而，三兄弟的英勇行为却从来没有在他们一生中为自己赢得任何方式的肯定或认可。大哥也就是威风凛凛的游击队领袖图维埃·比尔斯基战后在苏联工作，在发现自己可能被捕后，他逃到以色列，以做卡车司机而艰难度日；1955年到美国治病后留在纽约，继续当卡车司机。“当图维埃坐在卡车的方向盘后面默默地将塑料物品运到皇后大街和布鲁克林的公司时，他的心被刺痛了。除了丛林中的这些幸存者和他们的孩子，外面的世界从来没有给予他那份他所需要的尊重和敬意。”[40]1987年离开人世时，图维埃几乎身无分文。

谁之过？

3. 科尔贝的悲愤：不被理解

在谋求反对魏玛共和国时，希特勒就说过：“国家权威作为终极目的本身是不存在的，否则世界上任何暴君就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果一个种族实体正在被政府权力导向这个种族的毁灭，那么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的背叛就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希特勒没有料到，1945年2月，德国电气工业的发言人弗利德里希·吕歇恩也会以《我的奋斗》中的这句话提醒施佩尔，希望他起来制止暴政。[41]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暴政之下的反抗方法。施佩尔拒绝了希特勒几乎要毁灭德国的“尼禄指令”（即《关于在帝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保全了德国的基础设施；他也考虑过毒死此时躲在地堡里的希特勒。施佩尔的行为发生在1945年，此时的纳粹已到了崩溃的最后关头。实际上，1942年底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失败后，敏感的德国人已经意识到德国会在希特勒手中走向毁灭，所以各方反对派都在1943年活跃起来。这说明希特勒上面一段话并非没有道理。

强大的、得到人民拥护的纳粹政治是不可能从内部推翻的，因此德国内部的抵抗组织、密谋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与外部世界联系。但这一行为如何与“卖国”划清界限，特别是使普通的、依然相信纳粹的德国人接受，却令每个既是真正的爱国者，又在战争中帮助敌国的人极难解决。1943年8月19日午夜，纳粹德国外交部“领事秘书”弗里茨·科尔贝悄悄走进美国驻瑞士使馆，送给美国人一大批情报。在接受了种种调查和考验之后，他最终赢得了美国人的信任，成为美国潜伏在德国的最重要的间谍。此后，他多次惊险而成功地躲过盖世太保的搜查，将1600份有关德国各方面重要情况的绝密情报提供给美国，推动二战胜利提早到来，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这一对德国、对世界都有贡献的行动却为德国舆论所难容，致使科尔贝饱受挫折。

从事间谍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左格尔是意识形态的，克里斯蒂娜是性格的，科尔贝则是政治的：他对各种形式的专横跋扈和权力炫耀的敌视，也是出于一个公民的正义道德和良知：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我不需要任何报酬，除了可能报销一些适当的费用。

与这样的政府进行斗争不仅是一个人的权利，而且是他的义务……我的愿望是缩短战争。而战争结束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极权国家的所有其他什么主义都应该寿终正寝。[42]

科尔贝从未要过美国人的一分钱，任何奖励对他来说都只是羞耻和侮辱。但因为世间的俗人太多了，高尚反而难以为人理解。对美军情报部门来说，科尔贝的行为殊难理解。这并非美国人看重利益。英国人就喜欢领取薪水的特工，因为接受工资意味着这些特工是可塑的，而不用付薪水的特工容易独立行事，成为讨厌的麻烦人物。纳粹德国国家保安总局国外政治情报处处长舒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的经验就是：“凡是提出付款就交情报的，似乎都有相当的安全性。”[43]此论是针对为德国工作的土耳其人伊·巴兹纳（代号“西塞罗”）说的。巴兹纳原是南斯拉夫驻安卡拉外交官的侍仆，1943年失业后，他在安卡拉宫喝咖啡，望着四周的豪华，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间谍呢？我为什么不能成为所有间谍中最大的间谍，以比谁都高的价钱来出售我的活动呢？”[44]他应聘成为英国使馆的司机后，从英国驻土耳其使馆中偷拍了大量机密文件，以25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德国，过上了奢华的生活。

科尔贝像

当然，美国人的怀疑也有其他方面的根据。首先，科尔贝是一名德国官员，他为什么要反对纳粹政权、为盟军服务？美国人包括在瑞士负责搜集德国情报工作的艾伦·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怀疑科尔贝的真实身份及其情报的真实价值。在与美国人联系之前，科尔贝想把情报送给英国使馆的，接待他的是一名英国上校。那文件太惊人了，以至于上校把他当成骗子赶出了大门。杜勒斯的间谍观念比较灵活，但巧合的是，德国情报部门也有一个与他同名的人，此人通过中间人向安插在德国的盟军控制委员会传递错误情报。这自然也给美国人的判断产生了影响：他会不会是德国人的内线？其次，在瑞士从事情报活动还有一个特殊困难。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看来，瑞士只是个间谍出没、提供有偏向的情报和进行和平试探的地方，提供不了详细情况。所以科尔贝提供的情报在一段时间并不受战略情报局的重视，直到1944年1月，美国人依然怀疑科尔贝是德国人安排的内线，其情报可能有诈。比如1943年夏季以后，匈牙利政府想摆脱与柏林结盟的枷锁，开始与盟军联络。科尔贝的情报表明，纳粹已经掌握了这些情况。但美国人没有重视，却在1944年3月16日空降了两名间谍到匈牙利，意在逆转匈牙利与德国联盟。两名间谍被捕、受审讯后，希特勒非常愤怒，于3月19日入侵匈牙利，建立了傀儡政府和残酷的镇压制度，把反对者和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如果美国人早一点重视科尔贝的情报，无数匈牙利人原是可以免除一死的。

相对幸运的是，1944年4月16日，科尔贝终于得到杜勒斯的信任，后者还多次批评战略情报局总部的失察。对于不领报酬，杜勒斯认为：“一个人要成为特工，至少需要有一些其他动机，如憎恨、热情或报仇。”“强烈忠诚度比高度的智慧更重要。道德力量是这个世界上能够做成大事的惟一力量。”最理想的是在特工与他的“案件官”之间有共同的兴趣。相反，惟利是图的特工会背叛任何人。杜勒斯进而认为，存在着两类德国人，一类好的一类坏的，世界大战的挑战实际上是一次征服德国人灵魂的斗争。[45]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中，科尔贝以亲手交递和外交邮件的形式，为盟国提供了巨量秘密文件，上至德国军队作战方案、日本海军的作战部署，下至纳粹大屠杀真相等价值不可估量的情报，他还帮助英国人发现了纳粹间谍“西塞罗”。美国国务院在解密这些情报时评价说，科尔贝提供的这些情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提前结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日本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他是二战中真正的头号间谍。出于保密方面的原因，在二战结束后的50余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过一个如此伟大的间谍。2000年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务院解密当年的1600份绝密情报档案后，科尔贝才浮出水面。德国《明镜》周刊立即做了报道。随后，法国记者卢卡·德拉特（Lucas Delattre）开始对科尔贝进行详细的调查，最终完成《世界头号间谍——第三帝国心脏里的弗里茨·科尔贝》一书。

以德国人而成为美国人的间谍，科尔贝既为美国人也为德国人做出了贡献。战后一段时间，他受雇于美国驻德国军政府办公室，为美国人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随后的命运，却是他在两个国家都难以立足。

美国人开朗大方，与科尔贝的合作也很成功。但美国对纳粹德国的政策，却极不利于德国内部的反抗者。1944年12月1日，有人提出：“我们应该向被我们征用并且忠诚地为我们工作的德国人提供坚强的保护，并在停火后向他们提供特权。特权将包括准许他们在战后进入美国，把他们的收入存入美国银行等等。”罗斯福总统拒绝了这一请求。“我认为实施任何这样的保证都是困难的并且在美国及海外会引起广泛误解。我们可以预见到，急于在最后关头通过投靠联合国来保全性命和财产的德国人数量将迅速增长。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因犯下战争罪而应受到公正的审判，而有些人则因积极参与纳粹活动而至少应该被逮捕。”[46]在美国政府看来，德国的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不应采取任何行动鼓励在德国内部进行任何可能存在的抵抗运动。这一决策当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完全忽视了德国内部反抗者的重大意义：德国拥有对抗纳粹的精神与力量资源。1946年，科尔贝计划移居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但在美国移民局看来，德国人是值得怀疑的。杜勒斯在纠纷中提交了一份宣誓书，证明科尔贝的忠实可靠：“科尔贝完全是为了意识形态而工作，他拒绝任何物质奖励。战争结束后，科尔贝主动要求继续为我们进行艰苦危险的工作。……科尔贝是个勇敢的人、具有高风亮节的人，他相信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正义。他理应得到我们的爱护。”[47]杜勒斯还表示不管科尔贝遇到什么困难都将向他提供资金资助。1949年3月6日，科尔贝终于获准前往美国。但国务院没有位置给他，杜勒斯联系了几家大学图书管理之类的工作也没有成功，科尔贝自己办了一个卖石棉的小公司，合伙人却把他的钱骗走了。三个月后，他怏怏返回德国。

回到德国更不顺利。科尔贝多次申请回外交部门工作。既然英国军管方面要求以后的德国外交官必须是“在政治上清清楚楚”，那么一直不是纳粹党员、与美国保持联系、属于“另一类德国人”的科尔贝当然应当被录用。但他未能如愿，因为德国人不愿意承认他1942年以来的政治行动，因为“纳粹时期的关系网恢复了对外交部的控制，并且想方设法把这个‘叛徒’赶走”。[48]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联邦德国外交部9个司57名负责人当中，有46人是前纳粹党员，46人是纳粹时期外交部的官员，其中政治司的10名负责人全是纳粹党员加纳粹外交官；20世纪60年代早期有60多名联邦德国大使和外交官都曾是纳粹时代的显赫人物。所谓“叛徒”一说，直接起因是1945年4月，美国人派他作为使者去说服德国驻伯尔尼的公使奥托·克歇尔停止销毁文件。克歇尔发现过去的下属是投靠美国的叛国者，非常气愤，毫不客气地把他赶出门去。第二天晚上，科尔贝又来敲门了——这次是应瑞士警方之请，想从克歇尔这里弄清纳粹黄金的下落，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代表瑞士当局警告克歇尔不要挪用资金否则以后将要被起诉，就又被赶出门。战后克歇尔在牢房中自杀，由此引起的谣言是：克歇尔被一个为美国人工作的“叛国者”出卖了，有人指责他是“祖国的叛徒”“盟国的走狗”。1954年4月，可能是得到杜勒斯的帮助，科尔贝担任美国康州一家小公司驻瑞士的欧洲销售代表。1971年去世时，虽然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送来的花圈，但参加葬礼的，只有十多个人。

科尔贝的行为基于政治信念，他本来就不需要任何回报。但在战后的德国，他的同胞们不但不认为他是反纳粹的一员，不承认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且认为他是一个告密者、一个叛徒，许多德国人甚至至今仍认定他是一个叛国贼。科尔贝的命运，不同于左尔格，也不同于克里斯蒂娜，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反对（纳粹）德国。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德国人不能原谅他。

第一，也是最直接的方面，科尔贝之所以遭到谴责，可能是因为他提供的情报使数百名德国人命丧黄泉。1944年7月初，科尔贝提供了一系列关于V-1和未来V-2的生产企业及这些企业的详细位置，帮助美国人找到了所有德国先进行业的后备支撑地区：图林吉亚和它深藏于地下的掩体。虽然他知道美国人的轰炸将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但他还是向美国人指示了工业和军事目标。

第二，科尔贝不是烈士。1961年德国纪念反抗希特勒的外交官时，没有提到科尔贝的名字。“如果他在1945年就被处死了，那么他的名字或许会被加入官方的‘正义者’名单之中。”1965年1月，科尔贝在一封信中说：

每年7月20日，人们都会纪念那些纳粹统治的抵抗者。但是，一名抵抗者只有在死了之后，才会被承认。……我的目标仅仅是帮助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早一点结束战争，让人民在集中营的苦难早一点结束。现在，我不知道这个目标是否实现了。但是，我当初的确努力想让美国人看到，在德国有一群反抗纳粹政权的人，他们的反抗不求任何回报。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出于信念。任何人都无权表彰我在战争期间的行为，任何人都不能撤销我的荣誉，而本来就属于我的荣誉也不需要任何人授予。[49]

第三，最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公民有没有“反抗独裁者的权利”？在纳粹德国，人民没有权利公开发表反对独裁者或独裁统治集团的言论，更无权质疑独裁者或独裁统治集团的合法性，纳粹和希特勒可以不受约束地镇压人民的反抗。1968年联邦德国在修改《基本法》时，才把反抗独裁者的权利正式写进基本法，规定公民享有“抵抗权”（Rechtzum Widerstand），承认公民“对废除宪法秩序的任何人或人们”的抵抗权，即公民对于违反宪政程序的权力行为，在别无其他救济途径下，可以予以抵抗。而在此之前，这一权利一直是不明确的。

无论如何高压和恐怖，独裁体制下的公民都可能产生“反抗独裁者”要求，既然在此体制下公民没有“反抗独裁者的权利”，那么所有的反抗就只能转入地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德国人秘密地为西方服务。平托解释这种现象时说：“德皇和容克们（军队中的贵族军官）在全国不得人心。容克们大部分是普鲁士人，他们骄傲得令人不能忍受，而西部的德国人却保留着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古老传统，其中一些人不愿俯首逢迎那些头戴尖盔、蓄着神气的唇髭、身着军服、极力模仿弗里德里希大帝、来自德国东部的威风凛凛的容克们。”[50]如果以国家与人民的“代表”自居的政府、党派及其领导人“不得人心”，那么就难保人民不会“叛国”、“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的战争暴行和大屠杀行径，不但举世震惊，在德国内部也激起反抗。像科尔贝这样大量供给盟军情报的人固然只是个别，但以各种方式向西方透露情报、希望与西方国家取得联系以拯救德国的军政人员却并不罕见。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上将都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而以各种方式向英国传递消息和情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纳粹的精英团体、实施大屠杀的主要工具——党卫队中，也有人在反对希特勒。党卫队的研究专家赫内分析说：“许多党卫队领袖对反映魏玛民主及其外表混乱的讽刺画历历在目，他们梦幻中的乌托邦是一个民族运动的有秩序的国家，这个国家由一个天才的、征服本世纪的领袖领导，依靠不凭感情用事和‘实事求是’（这是他们最喜爱用的字眼之一）的政治技术家阶层，实现安邦治国的要求。极权主义国家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希望极权主义的国家能带来大家企求的秩序，以及同样为千百万不问政治的德国人所渴望的民族纪律。可是在同执政者们的深入接触中，一些党卫队领袖清醒过来了。他们很快发现：取代民主政治党派之争的并不是领袖专政的统一意志，而是纳粹特权阶层一大批人物追逐权位，希特勒为了确保自己的独裁统治听任群雄角逐。……党卫队领袖们特别气愤的是，事实证明独裁者并不是保安处知识分子们曾经希望看到的那种现实主义的和卓越的国家缔造者。他们看到，处在国家顶峰的不是清醒的理性，不是保安处绝对强调的‘实事求是’，而是一种残忍的征服欲，一种再也无法控制的权欲，它们同19世纪赤裸裸的生物学民族主义和殖民地主义主宰民族狂一脉相承，这种主宰民族狂甚至突破了党卫领袖们本身给民族主义理论所规定的界限。”[51]因此在党卫队，特别是它的核心保安处中，也产生了希特勒的离心派或反对派。据赫内的分析，战争后期在有关德国命运的问题上，党卫队领袖分别有五种不同的观点及相应的派别：

以中央刑事警察处处长奈比（Arthur Nebe）为中心的一派，他们多年来就与国内的抵抗运动合作，其中有的人是“七二〇”事件的真正参与者。

武装党卫军的一些将领，以斯坦因纳上将为代表，他们反对谋杀希特勒，但愿意联合武装部队解除希特勒的作战指挥权，与西方盟国签订停战协定。

以保安处处长舒伦堡为中心的一派，希望暂时得到希姆莱的同意和盟国单独媾和，并愿意必要时把希特勒交给予盟国。

以贝斯特（Werner Best）、奥仑道夫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级领袖，反对任何在战争中用暴力改变政权的做法，但相信可以在战后进行改革。

以保安总局局长卡尔登布鲁纳和秘密警察处缪勒（Heinrich Muller）为中心的一派，到最后也是执迷不悟，对批评现政权的任何言论，都要进行疯狂的迫害。

分布在立即推翻希特勒到誓死保卫希特勒之间的五派中，第二种、第三种甚至第四种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对派，但他们都想矫正希特勒的极端政策以挽救德国，因此属于党卫队中的理性派。真正的反对派是奈比等人，他们的反希特勒行动可以追溯到1938年，那时以总参谋长哈尔德为首的陆军将领，曾计划在希特勒入侵苏台德时发动军事政变并除掉希特勒。时任刑事警察头子的奈比参与了一些活动，此后又为一再计划、也一再停止执行的每一次政变方案准备一个刑事警察分队，以便将参与政变的陆军部队悄悄地引入柏林政府各部。在奈比周围，有一批党卫队高级领导人参与了反希特勒的活动。[52]“七二〇”事件后，奈比是唯一被处死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

奈比是纳粹德国最值得研究的人物之一。他是党卫队的高级领导，是纳粹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他反对希特勒。也许在他看来，是希特勒破坏了纳粹主义事业，把德国导向灾难。如果仅仅这样，奈比也就是一个纳粹原教旨主义或理想主义。问题是，奈比还是一个屠犹刽子手。1941年4月，海德里希在组织特遣队，以便随德军进入苏联境内从事大屠杀时，只有奈比一个人主动报名请战。到1942年底，奈比所率领的B支队共屠杀了4.5万犹太人。这种行动发生在一个反希特勒的密谋者身上，是很奇怪的：

在这些特别行动队长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出于自愿的，每个人各有各自的理由才听从海德里希命令：国内保安处长奥托·奥仑道夫由于爱发牢骚，被认为是脾气乖戾的“民族社会主义圣杯派骑士”，不讨希姆莱的喜欢，曾两次不肯去东方执行任务，这一次只是为了不致再被骂成胆小鬼，才服从海德里希的命令的。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塔勒克（Walter Stahlecker）是海德里希的对头，已改调外交部工作，他指望当上特别行动队长能重返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党卫队旅队长、两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奥托·拉斯（Otto Rasch），也是由于在东普鲁士保安处栽了跟头，感到有个机会通过积极去东方工作，从而在柏林中央部门捞个领导职位。

但是，讽刺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奈比和奥仑道夫这两个唯独反常的德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处长，在东方真正干了屠杀犹太人的勾当。他们的同事们都懂得多少有所收敛。[53]

这里所说的奥仑道夫，也是党卫队内部的一个清醒者。作为党内的批判者，奥仑道夫早就预感到国家社会主义存在着致命的危险，看到纳粹主义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集体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不受规范与制度约束的独裁政治）两种逆流的影响，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劳工阵线主席罗伯特·莱伊和农民理论家、党卫队副总指挥瓦尔特·达里（Richard Walther Darre），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抱着这种正统的纳粹思想，奥仑道夫目光所及，到处都是渎职、愚蠢和堕落，它们毁灭了他想象中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图景。”[54]

但是，他与奈比一样，在屠杀犹太人方面并不落后，在同一时间段内，他领导的D支队共屠杀9.2万犹太人。与奈比不同，贝斯特没有积极参加反抗运动或密谋，但在驻哥本哈根总督任上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犹太人。

党卫队内部的反希特勒行动有两个意义。第一，反希特勒的合理性。既然连希特勒的亲兵都想除掉希特勒，科尔贝的行为又有什么不能理解呢？第二，反希特勒的含混性。在“反希特勒”的名义下，可以有多种动机和立场。科尔贝是为德国除害，奈比可能是为纳粹除害。所以反希特勒、反纳粹与反德国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

当然，要求每一个德国公民都理解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群众的愚昧”。无论是科尔贝还是奈比等人，都属于纳粹德国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教养、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视野、他们的价值观都使他们能够看清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引向深渊这一趋势，因此都能把希特勒与纳粹主义（党卫队的一些人忠于纳粹而不忠于希特勒）、希特勒与德国区分开来，愿意为了纳粹、为了德国而反对希特勒。历史证明，在专制国家或极权体制下，率先清醒的往往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党卫军国外情报处负责人舒伦堡，他从1941年6月担任此职起，就对德国取得全胜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从这一年秋天起，他就小心地但尚未毅然地试探与西方国家单独媾和的可能性。此后又直接推动希姆莱与西方的接触。但对于当时的大多数群众而言，他们长期受纳粹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和熏陶，相信元首说的每一句话，相信上面所宣传的一切，不知道希特勒是把德国当人质的真相，不了解战争的实际进程，不明白领导人、政党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分，因此即使在希特勒与纳粹的罪行公开之后，仍然认为科尔贝之类的人物是叛国者。这些可悲的群众正是希特勒上台并统治德国12年的社会基础，他们受到的创伤最深却又最“爱国”。

2005年6月9日，德国政府举办专门仪式，来表彰曾经被认定是“叛国者”的科尔贝的功绩。这是对60年前科尔贝在伯尔尼对克歇尔所说的话的回应：你必须在希特勒与德国之间做出选择。全世界都在看着你。

反抗纳粹，结束战争，就是德国的最高利益，一切与此相反的行动，都与爱国无关。在纳粹德国，爱国表现为反对德国。

[1] 克里斯特·约尔根森：《希特勒的间谍机器》（2004），张卫东等译，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希特勒承认德国在情报方面的不足，但他没有看到这正是独裁体制的必然结果。

[2] 克里斯特·约尔根森：《希特勒的间谍机器》，第225—226页。

[3]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下），第1176页。

[4]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第124页。

[5] 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6] 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第5页。

[7] 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第100—104页。

[8] 列夫·别泽缅斯基：《交战前夕的希特勒和斯大林》（2000），文和、李酉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页。

[9] 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第105—106页。

[10] 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第34—35页。

[11] 尼·冯·贝洛：《希特勒副官的回忆》，第297页。

[12] 列夫·别泽缅斯基：《交战前夕的希特勒和斯大林》，第356页。

[13] 参见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二卷），第151—162页；邓肯·安德森等《闪击战：巴巴罗萨》，第67页。

[14]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卷），第196、199页。

[15] 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第126页。

[16] 乔西姆·费斯特：《希特勒传》，第280页。

[17] 威尔·福勒：《“巴巴罗萨”行动》（2004），张国良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18] 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第107、115、117—118页。

[19] 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第120页。

[20] 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第123页。

[21] 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第176页。

[22]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施用勤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23] 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24] 克里斯特·约尔根森：《希特勒的间谍机器》，第240页。

[25] 奥莱斯特·平托：《我的反间谍生涯》，姚越秀等译，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26]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1975），刘略昌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27]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77页。

[28]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89页。

[29]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130—131页。

[30]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96页。

[31]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145页。

[32]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218、219页。

[33]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227页。

[34]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31页。

[35]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86页。

[36]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227页。

[37] 玛德琳·马森：《双面的克里斯蒂娜》，第57页。

[38] 奥莱斯特·平托：《我的反间谍生涯》，第169—180页。

[39] 奥莱斯特·平托：《我的反间谍生涯》，第315—323页。

[40] 彼得·杜非：《比尔斯基兄弟》（2003），俞圆译，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41] 詹姆斯·P.奥唐奈：《希特勒暗堡》，第60—61页。

[42] 卢卡·德拉特：《世界头号间谍——第三帝国心脏里的弗里茨·科尔贝》，第98页。

[43] 华特·舒伦堡：《谍海搏杀——舒伦堡回忆录 》，第300页。

[44] 伊·巴兹纳：《一个德国间谍的供词》（1962），殷汶祖译，群众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

[45] 卢卡·德拉特：《世界头号间谍——第三帝国心脏里的弗里茨·科尔贝》，第112页。

[46] 卢卡·德拉特：《世界头号间谍——第三帝国心脏里的弗里茨·科尔贝》，第199—200页。

[47] 卢卡·德拉特：《世界头号间谍——第三帝国心脏里的弗里茨·科尔贝》，第223页。

[48] 卢卡·德拉特：《世界头号间谍——第三帝国心脏里的弗里茨·科尔贝》，第227页。

[49] 卢卡·德拉特：《世界头号间谍——第三帝国心脏里的弗里茨·科尔贝》，第239页。

[50] 奥莱斯特·平托：《我的反间谍生涯》，第14页。

[51]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578页。

[52]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602—604页。

[53]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16页。

[54]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277、495页。

第三篇　希特勒与知识精英

十一、昨天与今天：施特劳斯的悲剧

直到十八世纪，作曲家还是幸运的。他们要么为上帝的荣耀写作，要么为雇佣他们的王公贵族而写作。人们很清楚，何种音乐可以取悦虔诚的教徒和宫廷中的宾客，虽然不时有些权威进来聆听，但他们对审美的事情几乎不予校正、不加劝诫。

——施图肯什密特[1]

现代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控制全部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因此也被政治机器所绑架。当然这里有两个层次的议题。一个是文化艺术作为人类的活动之一，本来就不外在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对康德以来艺术自律、审美独立的观念的攻击。艺术当然不能超越于社会人生，审美也并非纯粹的心理活动。在艺术与审美中发现社会功利内容及其与经济、政治的复杂关联，原是文化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之一。另一个是政治权力强制性地把文化艺术作为工具，限制甚至否定文化艺术的自由创造性，那就不但是扼杀文化的生机，实际也是取消了公民的文化权利。如果说作为一种理论的文化政治论可以拓展文化空间、增进文化理解的话，那么作为实践的文化政治化则通常沦为文化专制或极权文化。但即使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也要看到，艺术、审美确实有其相对独立性，也确实为人类提供了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歌德有一首小诗《憧憬》：“是什么迷住我？/引我去外边？是什么缠住我，/要离开家园？/瞧那边的白云/绕山岩飘浮？/我心想去那边，/我真想前去。”这一“憧憬”使歌德在逼仄庸俗的生活中创造出一个理想的境界。对于那些有着文化艺术传统的人来说，没有了相对独立的文化艺术，人生是多么的难挨！德国人是善于逃避的，科学、哲学与文艺，是他们经常用以摆脱日常环境影响的方式。作为一种心理体验，在艺术与审美的境界中摆脱实际生活中的困扰，无疑是真实的。但艺术的逃避需要条件，在政治尚未完全主导生活的18、19世纪，可以产生歌德，而在政治权力可以严密控制社会生活时，艺术的逃避就有一定限度。艺术和审美的价值部分地存在于它们与现实的对立。但真正强有力的，仍然是现实的规范和强制。在纳粹德国，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艺术对现实的无奈。

1. 投机、顺从还是无奈？

作曲家、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之一。1888年，施特劳斯的名字随交响诗剧《唐·璜》而传遍世界，此后更以《莎乐美》《玫瑰骑士》《厄勒克特拉》等征服了歌剧舞台，是“纯德意志血统音乐家的伟大后裔中最后一位”。施特劳斯也是伟大的指挥家：在柏林皇家歌剧院首席指挥席上，他以其高雅的、几乎超人的指挥风格指挥了大量作品。仅1898年的第一个音乐节，他就指挥了25部不同的歌剧共71场演出。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在世的音乐家能够在音乐活动的强度与活力方面与他相比，而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施特劳斯也是个真正的“成功人士”。音乐史家理查德·A.列奥纳多指出：“这个音乐家首先是个在现实世界中生活的人：有教养，对自己的社会声望充满信心，为自己的艺术感到骄傲。此外，他也很富有，因为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很快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版税。施特劳斯与过去许多作曲家的差别确实令人吃惊。巴赫是一个可怜的教堂领唱者，海顿和莫扎特的社会地位仅仅相当于仆人或穿号衣的侍从，贝多芬和舒伯特都只能住在维也纳贫穷的公寓里，如果他们看到富足的施特劳斯能与他们时代中任何贵族相媲美，他们肯定会惊诧不已的。在欧洲战前的伟大时代，他与大多数最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并驾齐驱，而且，整个德意志民族都为他感到骄傲。音乐界的人物终于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一切。”[2]施特劳斯是幸运的，他属于了“欧洲战前的伟大时代”。

但施特劳斯也是不幸的，他的后半生遭遇了纳粹。

对于意在对德国社会文化生活实施总体性控制的纳粹来说，施特劳斯的显赫地位和巨大声望是必须拉拢、俘获并为之所用的。1933年11月15日，纳粹在宣传部的下面设置了一个官方机构“帝国音乐协会”。戈培尔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未与施特劳斯本人协商的情况下，任命他为协会主席［指挥家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为副主席］；1934年6月11日，施特劳斯70岁大寿，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拍了贺电：向伟大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表示诚挚的敬意。投桃报李。1933年初，原计划出任柏林管弦乐队指挥的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受到威胁，未能指挥，施特劳斯前往指挥；1933年6月，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拒绝到拜洛伊特指挥瓦格纳以表示政治抗议，施特劳斯知难而上，在拜洛伊特指挥瓦格纳的《帕西发尔》和《纽伦堡的名歌手》，表明自己对新生的纳粹政权的支持；1936年8月1日，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开幕，施特劳斯身着白衣，指挥一个由3000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了德国国歌、纳粹党歌后，最后演唱专门为奥运会创作的《奥林匹克颂歌》以迎接柏林奥运会，希特勒对作曲家的这一合作深表满意；1938年创作的歌剧《和平日》获得最高国家元首奖。施特劳斯的合作者、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就此说道：“当时不但最优秀的作家们，而且那些最著名的音乐家们都愤怒地对纳粹分子嗤之以鼻。那些与纳粹分子沆瀣一气或投奔纳粹的少数人，在那些最广泛的艺术家圈子里不过是无名小卒。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它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3]这话或许过头了：并不是所有优秀的作家、音乐家都对纳粹分子“嗤之以鼻”，施特劳斯的行为并不孤立。

理查·施特劳斯指挥交响乐团演奏

然而，也就在1933—1936年期间，施特劳斯已与纳粹发生冲突。他之所以与纳粹往来，既非基于意识形态的认同亦非出于追逐私利的需要，而仅仅是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权宜之策，他毕竟是音乐家，对纳粹的种族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相信的。纳粹上台后，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排除犹太人的法律。首先是将其排除出法官、律师、教师和行政机构的岗位，接下来是排除出评估员、陪审员、商业法官、专利律师、与国家保险机构相关的医生、科研人员、大学教师、公证人等专业岗位，最后是排除出艺术、文学、戏剧、电影、新闻、出版等文化娱乐领域。这种排除一方面剥夺了犹太人的权利和生存机会，另一方面也对相关专业领域带来了巨大损失。施特劳斯与纳粹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他与犹太作家茨威格的关系上。施特劳斯对合作者要求甚苛，在当时的欧洲作家中，只有两个人能够写出与施特劳斯的音乐理想及个人趣味相匹配的歌词，这就是诗人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和茨威格。当前者于1929年去世后，施特劳斯竟感要与歌剧告别了。是茨威格的出现，是他与茨威格合作成功的《沉默的女人》，使之重新成为歌剧作曲家。但茨威格完成脚本后两天，希特勒走进了德国总理府，反犹浪潮滚滚而来。施特劳斯的剧作者（霍夫曼斯塔尔、茨威格）、出版商、儿媳妇与孙子都是犹太人，他当然不能接受反犹政策。1935年6月《沉默的女人》演出前，施特劳斯住在旅馆，突然想到要看看海报清样。当看到上面删除了茨威格的名字时，他非常愤慨，当即拿起笔，加进了茨威格的名字（原来底稿上有茨威格的名字，后来被盖世太保偷偷删掉了）。他声称，除非贴出去的海报重新把茨威格的名字印上，否则他不会参加首次公演。纳粹当局在开了一连串会议后，做了妥协，破例允许歌剧上演，但希特勒和戈培尔都不出席首场公演，同意加上茨威格名字的剧院负责人不久也被解除了职务。

茨威格认为，把从不过问政治的施特劳斯与纳粹联系起来的根本原因，还是艺术。希特勒还在维也纳流浪时，就看过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在希特勒贝希加登的贝格霍夫山庄的节日晚会上，除了瓦格纳，就是施特劳斯。希特勒尊敬他，他也没有必要拒绝希特勒。“……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之时，我们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钢琴总谱已全部完成。可是几个星期后，当局下令，严厉禁止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一个犹太人以某种形式参与的那些作品……我以为理查德·施特劳斯自然会放弃和我继续合作而和别人另搞一部作品。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相反，倒是他提醒我，说我应该为他的下一部歌剧准备歌词，因为他当时正在为第一部歌剧配乐。……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但对我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他接近权贵，常常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晤面，当富尔特温格勒还在公开对抗希特勒的时候，他竟接受了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的任命。”再就是家庭生活上的考虑，他的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女子，他害怕他最喜欢的孙子被学校赶出来，他原来的合作者霍夫曼斯塔尔是非雅利安人，他的出版商也是犹太人，“他觉得，给自己找一个靠山是越来越迫切了，于是坚决地迈出了那一步”。[4]茨威格是对人类行为特别是杰出人物的心理有极准确的把握的作家，以他对施特劳斯理解之深，此论当是最有权威的。

如果不考虑施特劳斯保护家人的“自私考虑”，茨威格此论的重要性在于，他指出了一个纯粹艺术家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对他任何时候都真诚、执着信奉艺术唯我主义来说，哪一个政权对他都一样。”[5]施特劳斯只是一个音乐家，对世俗政治毫不关心。他可以为德国皇帝服务，也担任过维也纳宫廷乐队指挥，还是魏玛共和国最受欢迎的音乐家，当然也就不会怀疑第三帝国会没有自己的音乐。因此，施特劳斯不认为自己在纳粹德国指挥了几场音乐就是投身政治。1935年6月17日，施特劳斯致信茨威格，说明自己的动机：

你觉得我历来所为是由我是个“日耳曼人”的思想指导的吗？你认为莫扎特是作为“雅利安人”作曲的？我只知道两种人：有天分的人和没有天分的人。人们只有成为观众的那一刻在我看来才算是存在。至于他们是中国人、巴伐利亚人、新西兰人还是柏林人我则漠不关心。……谁告诉你我投身于政治了？就因为我取代布鲁诺·瓦尔特指挥了一场音乐会？我是看在管弦乐队的份儿上才干的。因为我替代了托斯卡尼尼？那是我看在拜鲁伊特的份儿上才干的。这些与政治无关。街头报纸怎么解释我的所作所为跟我没关系，也跟你没关系。因为我就任“帝国音乐协会”主席？我是出于好意才当的，为避免更大的灾难才当的！[6]

这封信被盖世太保截获并呈送希特勒，因此茨威格并未看到这封信。从施特劳斯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行为看，他的解释是真诚的。施特劳斯的一切言行，都是围绕着艺术这一中心。1933年到达拜洛伊特的当天，他说道：“完全生活在艺术之中，完全听不到关于政治的事情，真是太好了。”他在任内拒绝支持禁止日耳曼人听门德尔松音乐的活动；在他的努力下，戈培尔同意施特劳斯一直争取而在魏玛时期未能实现的愿望，即把版权保护期从作曲家死后的30年延长到50年；而《和平日》的主题是对手之间的宽容与和解，而非纳粹主义。严格地说，施特劳斯为茨威格的辩护也不一定具有政治意义，他只是觉得茨威格是一个最佳的合作伙伴、是一名艺术家罢了。施特劳斯后来与纳粹发生冲突，也是基于他良好的艺术家的感觉：他受不了纳粹官僚的无礼。1935年7月6日施特劳斯奉命辞去帝国音乐协会主席一职后，于7月10日写下备忘录：“我并不知晓‘帝国音乐协会’主席的我竟在州警察的直接监视之下。我，一生创作不朽作品‘得到整个世界承认’之后，连‘好日耳曼人’都称不上。接着发生的事闻所未闻：戈培尔部长先生连我对那封被没收的信的解释都不听就打发了我。”[7]此前的7月3日，在《〈沉默的夫人〉小史》一文中，施特劳斯也有类似的抱怨：“可悲啊，我这样档次的艺术家得向部长小心请示什么可以谱曲，什么可以演出。我也属于‘仆人与侍者’的国家。”[8]艺术家服从政党政治，不只表现为以音乐配合其政治行动，也包含着接受党的领导，哪怕是一个对艺术完全无知的人，只要他是领导，再大的艺术家也得服从，而这是施特劳斯受不了的。辞职后的施特劳斯也没有离开艺术。他上书希特勒，希望能够允许他继续登台指挥，但从未得到答复。此后大抵相安无事：施特劳斯1936年为奥运会谱写颂歌、1940年为日本皇室谱写“日本欢乐”；纳粹对他也有良好的照顾。战争期间，施特劳斯的儿子弗兰茨与他的妻子艾丽丝曾经短暂地被捕，有个妹妹死于奥斯维辛，他共有26名亲属死于纳粹之手。但最令施特劳斯绝望的，是1945年2月13日盟军飞机对德累斯顿的轰炸。施特劳斯15部歌剧中的9部是在这里首演的，他为此感到绝望：“世界上最神圣的寓所歌德故居被炸毁了，我的美丽的德累斯顿、魏玛和慕尼黑都不复存在了！”大教堂、歌剧院的毁灭当然是令人无限痛心的，但纳粹统治12年，遭到破坏的又岂止是艺术？

作为一个不问政治的“唯艺术主义者”，施特劳斯与纳粹合作是为了艺术，与纳粹冲突也是为了艺术。在他的音乐中，施特劳斯也处理过英雄的主题。1898年，他创作了一部交响诗《英雄的一生》，这里的英雄不是任何真实的或虚构的特定英雄人物，而是一种更加普遍、更自由的关于伟大而有男子气的英雄主义的理想。诗中有所有音乐中最庞大的战斗场面，勇敢的、高贵的、敏感的英雄胜利了，卑鄙的、邪恶的敌手失败了。“与自己的敌手进行了另一次短暂战斗后，英雄达到了自己隐遁的时刻。他的死是宁静的，想到自己的情人，他变得温柔了，但是，最后则出现了闪烁着光芒、辉煌灿烂的管弦乐队的庞大场面。”[9]显然，这个英雄的血液中，很少有现实性。艺术史家吉廉（Bryan Gilliam）在其施特劳斯的传记中这样说：“……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在那严酷的十二年间，施特劳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勇敢的反抗精神。尤其是在纳粹当政的前三年里，他作出了妥协，与当局进行了合作——其实，他以前和政治权威们（大公、皇帝、总统、总理）打交道时也是如此。但他既不是纳粹的支持者，也不赞同他们的反犹太主义。在1933年以前，施特劳斯一直是一个置身于政治外的作曲家。可是，当新政府在1933年上台后，他以前的那种策略——一方面远离政治；另一方面为了艺术的利益又对政治进行利用——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10]纳粹时期，施特劳斯备受精神折磨。战后，81岁高龄的施特劳斯受审于慕尼黑特别法庭，没有判刑，但在生命最后的4年中痛苦不堪，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竟再度一贫如洗，他的财产或毁于战火，或被没收和冻结。1947年，他被非正式地部分恢复了名誉。1948年，经允许回到德国。1949年，以85岁高龄去世。

2. 昨天、今天与自由的丧失

施特劳斯始终坚信精神的价值和力量。1945年4月29日，美军军官M.克拉默（Major Kramer）带人准备征用施特劳斯的家，但施特劳斯对他说：“我是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与《莎乐美》的作者！”克拉默恰巧是个音乐爱好者，他下车向施特劳斯敬礼，随后关照士兵们要尊重面前这位伟大的作曲家，临走前还在他的门口挂上“不加限制”的牌子。施特劳斯高兴地说：“这是精神对物质的完全胜利。”

艺术是永恒的，精神是超越的，但在某种形势下，艺术、精神不但不能改变现实世界，甚至可能与丑陋的现实世界相遇而安。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雷彭尼斯（Wolf Lepenies）也认为，德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日耳曼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灾难性的习惯：重文化而轻政治；甚至于以文化代替政治——以文化的态度对待政治问题，雷彭尼斯称之为“德国人的政治冷漠灵魂”（the apolitical German soul）。德意志文化界一直有超越政治的传统。一个私人品德甚为高尚的人，很可能在公共事务中、在政治活动中袖手旁观，甚至成为邪恶势力、专制极权的帮凶，有相当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参与纳粹罪恶，双手沾满无辜平民的鲜血，却并不认为道德上有亏。他们可以在公共领域之外求得道德上的完全，实际上是让个人满足于个体修养而放弃对公共领域的责任，最终把国家政治交给一些流氓政客。当纳粹建立起集权政权时，许多文化人认为，公开反对新的政权这一行为本身，就已表明降低到肮脏的政治活动中去了，而公开支持或暗中默认却被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不问政治和保持客观。作曲家普菲茨纳（Hans Pfitaner）的座右铭是：“艺术遗世独立，不受人类存在的困惑和鲜血沾染。”他因此能愉快地与纳粹合作，并在施特劳斯辞职之后取代其位置。在崇尚的“德意志精神高于一切”的信念支配下，一些艺术家能够心安理得地与纳粹合作，甘心情愿地为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加以利用。纳粹不只是一般的政治集团、专制集权，而是整个文明传统的谋杀者，是有计划、有目的地使用现代管理和技术手段大规模屠杀平民的恐怖组织，正是在此一意义上，即使是自视高尚的德国人也应对希特勒暴政负有一定责任。关键不是像施特劳斯这些一流的音乐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了多大错误，而在于这种坚持艺术与政治分离的理念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现实政治的介入，使得纳粹乘虚而入，捕获了德意志心灵。

艺术的纯粹性和相对独立地位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建构。施特劳斯是19世纪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激动人心的不平凡经历。他一生都在不间断地创作音乐：夏天到乡间避暑别墅，在安静的环境中完成作品的主要部分，冬季回到柏林，做些轻松的配器和润色工作。德国文化传统中，艺术高于政治的观念是绝大多数艺术家的共识。施特劳斯的音乐世界是由莫扎特、贝多芬和瓦格纳塑造的，这里没有战争、没有群众、没有政治，有的只是艺术独立、人性塑造（Bildung）、精神生活。他坚持尼采的观点，基督教与民主思想与个性是矛盾的，它们把个人思想降低到庸众的水平。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是短暂的，音乐却是不朽的；政治是党派的，音乐却是普遍的。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指挥家索尔蒂（Georg Solti）与施特劳斯之孙子交谈：“我们坐在一个朋友家的花园中，他告诉我，他祖父对战后德国歌剧院的前途很悲观，大部分歌剧院毁坏了，幸存下来的歌剧院在艺术上和管理上一片混乱。施特劳斯认为这是末日，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么回事，因为在以后的十年间，古老的德国抒情戏剧传统丧失殆尽。”[11]施特劳斯属于19世纪，他始终未能理解20世纪。这是两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音乐上说，就是浪漫主义时代的结束。

在迟暮之年，他经历了一种忧郁的情感：眼睁睁地看着曾是现代音乐中杰出荣耀的那些东西缓慢地崩溃了。在20世纪开始时，他是音乐艺术中的超人。他的交响诗是新奇一时的事物，稍后，他的两部歌剧成了到那时为止抒情戏剧舞台上最有刺激性的作品。对施特劳斯来说很不幸的是，他生活的时代已经步入了一个新时期，时间几乎把他创造的一切都抛在后面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他所有的音乐都已被人们忘却……但是，任何人都不再对施特劳斯的音乐感到敬畏，甚至感到困惑了。非常明显，这是德国音乐浪漫主义运动中一个纪元的终结而不是任何崭新时代的开始。[12]

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观念受到严峻挑战。这一过程始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1808年约见歌德时说过：政治就是命运。这一预言迅即为19世纪以降的欧洲历史所证实。这是欧洲连续发生革命、政治日益强劲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时代，但毕竟刚刚开始，所以艺术家、诗人还可能有所抗拒。比如在其与席勒携手合作的“伟大十年”（1795—1805）及此后的岁月中，歌德就总是虽费尽心思，却也大体可以避开纷纭的政治以保持诗心宁静。在“老歌德”的生活中，政治基本上没有位置。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魏玛后，歌德一见爱克曼就说：“你对这次伟大事件是怎么想的？火山终于爆发啦，一切都在燃烧，从此再不会有关着门谈判的情况啦！”[13]爱克曼理所当然地以为他说的是七月革命。难道还有什么事件可以和这席卷欧洲的革命相提并论？然而，歌德所说的却是指两个解剖学家在法国科学院一次会议上的争论。在他看来，一场学术争论比一场政治革命有意义得多。歌德始终认为，政治与艺术是对立的，诗人不应卷入政治生活。

我们现在最好赞成拿破仑的话：“政治就是命运”，但是不应赞同最近某些文人所说的政治就是诗，认为政治是诗人的恰当题材。……一个诗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加入一个政党；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见解告别，把褊狭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14]

这种超然静观的人文立场在政治扩张、党派嚣张、国家至上的19世纪当然是不讨好的，歌德生前即有寂寞之感；1805年席勒去世以后，他感到几乎无人可以说话；他在1813—l814年解放战争中的冷淡和对拿破仑的尊敬，又特别引来愤怒和仇恨。以至于1830年3月14日他痛苦地对爱克曼说：“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个德国的殉道者啊！”歌德逝世后，德国史上的“艺术时期”——“即在老歌德的影响下，艺术被赋予一种超脱于社会政治斗争之上的、完全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那个时期”——随之结束。[15]政治包括政党、民族、阶级之间的斗争广泛进入文化生活。

然而，19世纪只是过渡，近代以来建立的文化自律仍在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19世纪的政治，还不是20世纪的政治，1935年7月3日，施特劳斯在一份手稿上写道：“我几乎羡慕起我的朋友斯蒂芬·茨威格了。他因自己的种族而受到迫害，现在公开或私下里都拒绝同我合作，因为他说不愿在‘第三帝国’有任何‘特权’。说实话，我不理解这种犹太式的团结精神，很遗憾‘艺术家’茨威格无法超脱‘政治风尚’。假如我们自己不保护艺术自由，怎么能指望从酒吧里的拙劣演说者那里得到自由呢？”[16]施特劳斯不明白，德国纳粹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风尚”，而是随时可以置任何艺术家于死地、可以把整个民族推向战争深渊、可以在欧洲倒海翻江的强大力量。在如此野蛮的暴政体制下，艺术家如何能超脱？保护艺术自由当然是艺术家的责任，但在暴力政治可以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碾磨死艺术家的情境下，还有什么艺术自由可言？这一点，茨威格有深情而悲伤的叙述。

1914年7月上旬，茨威格是在奥地利东部的小城巴登度过的，他计划在此避暑并完成其名作《三大师》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子。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世界显得亮丽而又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庄稼。“当我今天一说起夏天这个词，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我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度过的七月天。”[17]就是这个夏天，世界进入了另一个时代。6月28日，奥地利斐迪南王储在波斯尼亚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刺杀，因此引发7月28日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欧洲文明的一次颠覆性转折点。流行于19世纪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乐观主义都在这个夏天被葬入深渊，这就有了“昨天”和“今天”之分。“昨天”，每个人都以单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都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只有一种小小的焦虑和令人觉察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是同一座住宅里。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仅仅是在报纸上，从未降临到他们的面前。“今天”，人们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秘而不宣的战争，集中营，种族清洗，恐怖统治，政治流亡。这是一个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将近1000年，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了超越以往几百万年的业绩的世纪，个人永远与时代、与国家休戚相关，发生在1000海里以外的事，很快会印成图片展现在我们面前；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要求，把自己当作最愚蠢的牺牲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人们攫住，并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所以，“20世纪”不只是编年史的概念，也意味着一种与此前任何时代不同的生存经验。茨威格对19世纪或许洒落了过多的深情，因为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世纪各种矛盾的聚合裂变；但他对20世纪的拒绝却刻下了这个世纪的本质，这就是限制人的行动自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个人再不可能拥有他曾经有过的自由。这并非是抽象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可以触摸感知的日常经验。茨威格以一个欧洲人的眼光看，1914年以前世界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根本用不着护照，或者根本就没有护照这一说。但高涨的民族主义使得世界失常，个人不再享有信任和尊重，出国得填一百多张表格，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性手段，现在都用到每一个旅客身上：他要交出侧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得看得见耳朵，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要拇指，后来是所有指头，此外还要有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赋税证明、外汇证明、推荐信、出国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等等，一大堆表格只要丢失了一张，就等于丢失了自己。从自由的“昨天”过来的茨威格正是在这些现在已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的手续中发现，人的尊严在这个世纪失掉了多少。每个人得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官方规定，而不是去阅读文学或聆听音乐；到了一个新的国家，第一站不是去博物馆或风景区，而是去领事馆或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朋友们在一起不是谈论波德莱尔的诗，而是交流自己出境的过程，打听是申请旅游签证还是长期签证；以致认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在领事馆排队时间的女办事员要比认识一个像托斯卡尼尼那样的音乐家或像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那样的作家更为重要。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如果说从前的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那么如今还得有一个护照，否则，他就不能像人一样受到对待。在原子弹和集中营的阴影下，这当然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但正是这些细小的症状，记录着这个精神失常的核武器世纪。

在1914年以前那个“黄金时代”，那个“光辉灿烂的世界”中体验过生活的甜美的茨威格，实在无法忍受这“漫长的黑夜”，1942年他焦急地先他人而去。此前两年他写成自传《昨日的世界》，把1914年那最后的夏天永远地烙印在文明的记忆中——那是最典型的夏天，巴登的一位种葡萄的老农仿佛有一种终结感：“像今年这样的好夏天，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过了。如果天气一直这样好下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葡萄收成将会比任何时候都好。人们将来还会想到今年的夏天。”[18]

20世纪的政治是什么政治呢？在纳粹德国，就是极权政治。这是一种普遍的控制和操纵，权力、意识形态如水银泻地般地进入个人生活世界。显然，施特劳斯在纳粹时代的行为，是其利用政治的一种惯用伎俩。他也许以为像以前那样配合一下、应付一下就可保住自己的音乐和地位，但1935年，他突然发现，对于这个与此前都不同的政府，自己完全无能为力。正像戈培尔对他说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你在加米施和书房里看到的那个样子。”对于艺术与政治上的复杂变化，施特劳斯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仍然生活在虚构的“昨日的世界”。纳粹时期，茨威格在给施特劳斯的信中说：

政治是过眼云烟，艺术则会永存，所以我们该为永恒的东西奋斗，把宣传留给那些于此感到成就与满足的人。历史告诉我们，艺术家最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是在动荡的岁月。

希望目前这股狂野的政治激情能消退，艺术能再度成为他人和我们的主宰。[19]

政治确实是过眼云烟，而施特劳斯的音乐、茨威格的小说却光景常新。然而，就是这过眼云烟般的政治，不但迫使施特劳斯屈服，迫使茨威格自杀，而且挪用了艺术。1945年2月13日夜，盟军飞机轰炸有“施普雷河上的雅典”之称的德国名城德累斯顿，当时纳粹空军的战斗机已在斯特拉斯堡上空盘旋，希望从地面收到飞往准确目的地的命令，但命令始终没有来。突然，地面侦察站转播了电台的一个节目，即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飞机上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便认为他们明白了的目的地是维也纳，因为《玫瑰骑士》的背景就是维也纳。他们越飞越远，疑虑也越来越深：维也纳是否真的为盟军的轰炸目标？机枪手想起来了，德累斯顿才是目的地，因为1911年1月26日，《玫瑰骑士》首次在此公演。当他们飞回德累斯顿时，盟军的轰炸已经结束。[20]音乐与战争、诗歌与政治、精神与暴力已经难分难解，这就是20世纪的政治和音乐，这就是施特劳斯音乐的另一重价值。

音乐家屈从于世俗权威并不意味着他的音乐就毫无价值，如果文明世界不会因为毁灭文明的希特勒激赏瓦格纳就摒弃瓦格纳，那么同样也不能因为政治上的过失就取消施特劳斯作为音乐家的权利。问题的实质不是施特劳斯在多大程度上受纳粹蛊惑甚至参与了纳粹文化活动，而是在现代极权体制下，艺术家根本无法超脱，艺术根本无法自由。

3. 自觉逃避与不自觉的介入

“昨天”是甜美的。在这里，艺术表达着人类的自由感和希望，它理所当然地具有否定现实、批判社会的内在冲动。但因为这种自由感和希望是在一个想象的、虚拟的时空结构中呈现的，因此它同时也可能与现实社会中的邪恶和恐怖并行不悖，成为现实的肯定性力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指出：“在德国，长时期的安分守己训练，已使人们对自由和理性的要求内向化了。新教的决定性功能之一，就是让人们的主张和要求由外部世界转向到他们的内心生活，从而使解放了的个人接受新建立的社会制度。路德确立了基督教的自由，他把这种自由看作是不依赖于一切外在条件而实现的一种内在价值。就人的真正本质而言，社会现实已变得无关紧要了，人学会了转向其自身要求自身潜力的满足，从‘自身中’而不是从外部世界中寻求人生的实现。德国文化的起源同新教是分不开的。在新教中，出现了美、自由和道德的王国，它不为外在的现实和斗争所动摇；它超然于悲惨的社会世界之外，停泊于个人的‘灵魂’之中。……由于‘受过教育的阶级’脱离了实际事务，因此，他们自己就没法运用理性来重建社会，而只是在科学、艺术、哲学和宗教领域实现自身。对于他们来说，那些领域成了超越现存社会悲惨状况的‘真正现实’；同样，也成了真、善、美和幸福的避难所，而最为重要的是，成了一种不能付诸社会实践的、批判精神的避难所。”[21]在德意志文化传统中，艺术的功能之一是：人可以在根本没有幸福、没有自由的时候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自由的。

因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中也感到不自由的话，那么他的正确选择就是从艺术回到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与暴政抗争。在当代作家萨冈（Francoise Sagan）的《淡彩之血》中，1937年，好莱坞导演、时年42岁的德国人康斯坦丁·冯·梅克以接拍德国宇宙电影公司的《美狄亚》为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此人既才华横溢、倨傲自负又不受束缚、生活放荡，人们怀疑他不但酗酒、吸毒，而且是沉迷于男欢女爱的双性恋者。从自由世界回到希特勒帝国，真实原因是康斯坦丁的个人挫折：他有意识地拍摄了一部与好莱坞风格背道而驰的电影，当然不被接受。导致事业受阻、身无分文、妻子离弃。“当时我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包括对我自己。美国新闻界对我尤其粗暴，我被我的妻子离弃了……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我从天堂直接掉到了地狱，这一切只是因为我想拍一部有点抱负的电影！”[22]这时，德国宇宙电影公司的电报来了，拍摄预算由他确定，薪俸也根据他的提议拨付。对他来说，德国这个国家并没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敌视他的未来；对纳粹来说，一个伟大的导演回到德国这一举动“已经被理解为是对第三帝国敌人的侵略政策的不予苟同，也是对我国人民的支持”。

世界上有这样两全其美的事吗？

康斯坦丁在不自觉中为纳粹所用。本是政治教养缺乏、公民意识淡漠的艺术家，对纳粹主义当然也毫无兴趣。回到德国后，他有意识地与主流文化保持距离，只导演一些消遣性的影片，尽可能地回避政治主题。当纳粹希望他拍摄反犹主义电影《犹太女人》时，他公开拒绝并当面对戈培尔说：“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富裕到可以让我改变想法……也没有一样刑具残酷到足以做到这点。”他之所以没有被送到集中营，一方面是因为戈培尔爱看他的电影，另一方面他还可以再回到美国。戈培尔意识到：“您的离去将表明第三帝国是一个令艺术家不能接受、无法容忍的国家；这将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23]因此戈培尔对他有一定迁就。这个位高权重的宣传部长的保护，是康斯坦丁在德国的通行证。

康斯坦丁是个简单的人。他从小就肯定人是善良的，他总是信任人，这既是本能也是成见。当生活向他显示了这种态度的危险性时，当朋友嘲笑他的轻信时，他总是傲慢地回答：“与其不信任别人，我宁愿被骗。”他觉得不信任比信任更累人。当然，他更愿意被艺术欺骗，而艺术也是最大的骗子。“我从一个布景到另一个布景，从一部小说到另一部小说，从一次导演到另一次导演，我试着这里那里地帮助一些人，然后我活下来了……当你不是一个十足的纳粹时，这不容易。”[24]康斯坦丁把自己封在虚幻的境界中，对自己、对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概念，什么也没有。几段回忆，几个拍摄计划，几点感受，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他的想象力从来都围绕着工作而运转。正如布勒芒将军说的：“生活在混凝纸搭成的布景中，被幻想包围着，不用看见生活和它的可怕之处。”[25]在法国期间，他的剧组一直租用人布哈冈斯夫人的家中，因为在这位夫人的沙龙里，禁止出现任何令人联想到战争的东西。在这里，“人们想到海涅，音乐柔化了习俗，诗歌超越了国界，在最美好的小世界里，一切臻于完美”。靠着电影，康斯坦丁把自己从危险而残酷的现实中隔离出来。这就是法国作家萨冈小说的名字：“我的血管里没有血，或者说我的血是兑过水、用水稀释过的：我有的是水彩画般轻淡的血液。”[26]

英雄主义、责任感、路见不平一声吼等不是康斯坦丁的品性。他从不愿意正视现实，不愿意挖掘表象背后的阴暗。他“决心要用尽全部怯懦和妥协的力量”寻找自己的幸福感。假如是在和平的时代或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中，像他这样的艺术家当然不难保持这种淡然和无动于衷，然而，纳粹德国的现实似乎不允许康斯坦丁生活在艺术世界之中，他终于在现实事件的刺激下参与到对这一可怕国度的对抗之中。走出电影世界参与现实政治，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如果说康斯坦丁还有一点政治意识的话，那就是主张对犹太人宽容。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纳粹暴行进入了他的艺术世界。为他工作的犹太布景师魏尔和电工施沃布被盖世太保抓捕了。康斯坦丁早就知道这两个人的真实身份，却毫不犹豫地为他们弄了假证件。为了救出这两人，他亲自找到布勒芒将军说情，将军含含糊糊地说：“我也帮不了您的朋友什么。好吧，我可以！……去问我的副官吧。”康斯坦丁相信了：“首先因为那是他的愿望，而他的愿望极少落空；其次是因为即使他不相信自己的名头及明星导演的影响力，他还是相信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他满意地走了，当晚还愉快地喝醉了酒。但第二天，他在报上看到的却是这两人都将被处死刑。他再次去找将军，回答是：“根据您的要求，我的副官非常好心地连夜把您的朋友转移到了另一所监狱，正好今天早上在那所监狱里随机抓了几个平民——而您的朋友在里边。”“在这方面已经无能为力了。”[27]其实当天早上这两人已被枪决了。康斯坦丁绝望地走出将军办公室，却在一个阳台上看到一个血淋淋的尸体从上面阳台上翻滚下来，他先是本能地后退，然后是一阵尖锐的耳鸣，最后迅速地回到办公室，抓起布勒芒的衣领，把他扔到对面的墙上，狠揍了几下。小说的第一部就此结束。第二部所要说的是康斯坦丁如何走出艺术世界。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小说第一部就出场的罗马诺。作为一个茨冈人，罗马诺战前的生命是与苦难捉迷藏，战争期间则是与死亡捉迷藏，因为茨冈人也是纳粹要灭绝的种族之一。康斯坦丁把罗马诺乔装成德国人，给他准备了足以应付检查的证件，使之成为工作的助手和同性恋对象。但罗马诺却是康斯坦丁的政治启蒙老师：“目前在你的国家里，有杀人者和放纵杀人者，就这两种。”在罗马诺的影响下，康斯坦丁有所醒悟：

他隐约地知道真相就在这里……他拒绝判断他的祖国，尤其是像这样一个无法为之辩护的祖国。至少他用力地这样对自己说。但是不时地，这样一种想法会掠过他的脑海，那就是这种高尚的拒绝是相当有用的，尽管这只能证明他的盲目。[28]

为了拍摄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的《巴马修道院》，康斯坦丁的前妻婉坦扮演女主角，此时美国已经参战，身为美国公民的婉坦为什么不顾战争规则、公众舆论和爱国精神，来到敌对国家拍电影？婉坦的解释是这是她迷恋了20年的角色，康斯坦丁相信她是“为了辉煌与不名誉调情”。由于男主角不善骑术，罗马诺代替了他，因此为剧组瞩目。康斯坦丁警告他不要引人注意，因为剧组也散布着一些密探。确实，宇宙电影公司负责制片的波佩斯库就是密探，他已经告发过魏尔和施沃布，现在他又盯上了罗马诺：康斯坦丁说他是自己的亲戚，却好像不重视他们的亲戚关系。当波佩斯库的报告到达布勒芒将军手中时，将军像雷击了一下，原来他在康斯坦丁第一次向他说情时，花了2万法郎与罗马诺做过一次同性欢爱。

康斯坦丁当然不知道，婉坦是在为英国秘密组织工作，此行的使命是要把一个制造原子弹的物理学家接到英国；他的男同志罗马诺是法国武装力量的成员，砍死暴虐的民兵上尉科尔贝尔，炸毁德军列车。两位间谍在取得联系后商定：罗马诺把这位物理学家带到拍摄地，第二天3人再加上康斯坦丁一起乘英国派来的飞机离开。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康斯坦丁会放弃他的电影吗？

其实，婉坦参加剧组后就秘密地成为康斯坦丁的启蒙者，她追问：你怎么看这个国家？你认为它是怎样的？你在这里做什么？康斯坦丁逐步意识到目前的这种幸福，这种宁静，是个时空错误。当布哈冈斯夫人说“必须懂得将现实抽象化。无谓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一种极致的优雅”[29]时，他没有像过去一样做出反应。因为他已在无意之中看到了他不应当看到，也一贯拒绝看到的东西——一打被纳粹杀害的平民尸体。在暴政面前，康斯坦丁终于坦白自己像其他德国人一样是有罪的，应该有人仇恨自己。这不但因他穿过他们的军服，而且因为：

我拒绝看到他们被伤害。我拒绝看到，我撒谎，我总是在撒谎。我总是在假装，我总是听之任之。我从来就不应该沉默，婉妲。我本应该喊叫，应该拒绝，应该被杀。我是我的祖国的同谋，这一回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婉坦：人死得太多了……[30]

思想变化后的康斯坦丁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婉坦的安排，放弃《巴马修道院》，放弃电影，放弃欧洲，放弃所有组成他4年来生活的东西。在计划实施的最后时刻，被波佩斯库严严地盯着的罗马诺为了争取飞机着陆并飞走的时间，决定拖住密探和党卫军的注意力。在飞机旁，康斯坦丁因为罗马诺没有来，坚决不肯上飞机。回到住处后，他看到了重伤的罗马诺：

罗马诺抬起头，在这张难以表述的脸上，康斯坦丁看到了罗马诺因疼痛而变得模糊迟钝的眼睛，它们定在康斯坦丁的身上，认出了他。康斯坦丁相信自己在罗马诺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光芒重新燃起，看到了爱的表露，那是一种强烈的爱，一种不可磨灭的爱。罗马诺的目光中混杂着恳求和感激，权威和温情，闪烁着某种东西，那是康斯坦丁一生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在某个人的眼里看到的东西。他垂下武器，对准罗马诺的脖子，这个如此年轻、光滑的褐色的脖子。就在昨天晚上，他还愉悦地、信赖地与他交颈而眠。[31]

康斯坦丁先打死罗马诺，然后打死自己。一位杰出的电影艺术家死了。为了政治和道德的原则而抛弃正在拍摄的电影，放弃司汤达，康斯坦丁也是有过犹豫的。这里出现了政治与艺术的另一种对立：对于一个签了约的导演来说，只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那就是拍摄这部杰作，并尽可能尽善尽美。这难道有什么错吗？作为一个著名导演，将剧组和正在拍摄的电影而且是一部名作扔下，是一件名誉扫地的事。无视纳粹暴政而逃向艺术，固非志士，但参与抵抗就一定能产生良好结果吗？比如罗马诺砍死了暴虐的民兵上尉科尔贝尔，纳粹就报复性地杀了许多人质，其中包括康斯坦丁试图营救的魏尔和施沃布。在这种情况下，是以淡彩之血从事艺术，还是以一腔热血介入政治，就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回答，而只能是艺术家个人的选择。

问题是无论如何选择，都只能以牺牲一方面为代价。文化所具有否定与肯定的双重属性，是其于现实世界的不自由。文明进步的内涵之一，就在于使人不仅在艺术中“感到”这种幸福，而且要在现实世界中享受这种幸福。只有在拥有现实自由的前提下，艺术才能是自由的。1973年，德国作家格拉斯在讲话中说得好：“艺术的自由只存在于重视全社会和个人的人权的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艺术的相对自由或者艺术家的特权地位是通过使自己摆脱潜在弊端的社会状况来换取，那么，艺术家就会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就会满足于游戏场的自由，倘若他们的艺术以迷惑和遮掩的方式美化束缚自由的关系，那么，这个艺术家就是更迭的政权的婊子。”[32]艺术和艺术家是不自由的，假如没有政治自由的话。

[1] 汉斯·海因茨·施图肯什密特：《二十世纪音乐》（1977），汤亚汀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2] 理查德·A.列奥纳多：《音乐之流》（1943），文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93—494页。

[3]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1944），舒昌善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13页。

[4]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412—413、414页。

[5]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413页。

[6] 《秘密的事情——理查·施特劳斯与斯蒂芬·茨威格来往书信（1931—1935）》，潘小松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27页。

[7] 《秘密的事情——理查·施特劳斯与斯蒂芬·茨威格来往书信（1931—1935）》，第125页注。

[8] 理查·施特劳斯：《〈沉默的夫人〉小史》，《秘密的事情——理查·施特劳斯与斯蒂芬·茨威格来往书信（1931—1935）》，第140页。

[9] 理查德·A.列奥纳多：《音乐之流》，第492页。

[10] 布赖恩·吉廉：《理查·施特劳斯传》（1999），黄建松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11] 乔治·索尔蒂：《索尔蒂回忆录》（1997），卜大伟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12] 理查德·A.列奥纳多：《音乐之流》，第481—482页。

[13]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1—222页。

[14]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258—259页。

[15] 卢卡契：《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利德里希·恩格斯》，汪建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另参卢卡契：《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范大灿译，范大灿编选《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6] 理查·施特劳斯：《〈沉默的夫人〉小史》，《秘密的事情——理查·施特劳斯与斯蒂芬·茨威格来往书信（1931—1935）》，第140—141页。

[17]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241页。

[18]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246页。

[19] 《秘密的事情——理查·施特劳斯与斯蒂芬·茨威格来往书信（1931—1935）》，第45、48页。

[20] 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2006），刘春芳、高新华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导言第2页。

[21] 赫伯特·马库塞：《理性与革命》（1941），张燕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54页。

[22] 弗朗索瓦兹·萨冈：《淡彩之血》（1987），黄小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23] 弗朗索瓦兹·萨冈：《淡彩之血》，第81、82页。

[24] 弗朗索瓦兹·萨冈：《淡彩之血》，第172页。

[25] 弗朗索瓦兹·萨冈：《淡彩之血》，第68页。

[26] 弗朗索瓦兹·萨冈：《淡彩之血》，第173页。

[27] 弗朗索瓦兹·萨冈：《淡彩之血》，第72、73、128、129页。

[28] 弗朗索瓦兹·萨冈：《淡彩之血》，第120页。

[29] 弗朗索瓦兹·萨冈：《淡彩之血》，第255页。

[30] 弗朗索瓦兹·萨冈：《淡彩之血》，第264页。

[31] 弗朗索瓦兹·萨冈：《淡彩之血》，第285—286页。

[32] 格拉斯：《我们社会艺术家的言论自由——在欧洲委员会举行的佛罗伦萨学术交流会上的讲话》（1973年6月），《和乌托邦赛跑》，第124页。

十二、指挥贝多芬的权利：富特文格勒的分辨

文化和国家——在这点上人们不自欺——是敌对者：“文化—国家”仅仅是个现代观念。一方以另一方为生，一方靠另一方的支出生长。文化的所有伟大时代是政治的没落时代：文化意义上的伟大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

——尼采[1]

1948年，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拟邀请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威廉·富特文格勒担任指挥，此举引起众多音乐家的反对。在抗议的传单上，印着与富特文格勒旗鼓相当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话：

只要在纳粹德国演奏过的人，就无权指挥贝多芬！

抗议者的动机并不只是维护贝多芬或音乐上的政治正确。战争前后有许多欧洲音乐家流亡美国，相互之间存在着职业上的竞争。有一位抗议者就说过：“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如果我们不采取某些行动以保护自己，所有那些欧洲艺术家就全部要来到我们这里了。”[2]当时就有人发现富特文格勒成了一些妒忌成性的竞争对手的牺牲品。利益考虑当然不便公开提出，只有政治的、艺术的理由，才能有效阻止富特文格勒。而且这里有义正词严的托斯卡尼尼——1937年在萨尔茨堡时，他就对富特文格勒说过：“在今天的世界里，一个在受奴役国家里指挥的音乐家是不能在一个自由国家里指挥的。如果你在拜罗伊特指挥了，你就不能在萨尔茨堡指挥。”“凡在第三帝国当指挥的人就是纳粹分子！”[3]战后，当奥地利政府邀请他担任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指挥时，他又说：“谢谢，我不来。我不想和富尔特文格勒及冯·卡拉扬接触，他们无疑是伟大的音乐家，但他们曾为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效劳。”[4]

压力之下，芝加哥方面要求富特文格勒辞职。当代文化思想也从此多了一个话题：指挥贝多芬的权利。

1. “艺术只有好坏之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气勃勃的魏玛文化在共和国充满危机的政治背景下繁荣生长。当纳粹的魔爪开始攫获德意志民族时，一大批无愧于巴赫─贝多芬传统、享有世界声誉的音乐家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抉择：或拒不与纳粹合作并因此流亡异域，以人格和艺术来抗议极权政治；或接受纳粹的笼络，终于被纳粹污损。野蛮的民族主义要求音乐家在政治上站队划线，虽然有时并不那么清晰。

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最有权利指挥贝多芬的当然是托斯卡尼尼。这不只因为他简洁的手法、符合原作者意图的方式和绝对严谨的艺术风格，也与其鲜明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立场有关。1929年拒绝了墨索里尼要其入党的请求后，他就与法西斯主义处于直接对立之中。1931年5月，他在博洛尼亚市立剧院演出时，拒绝当地法西斯领导人演奏《国王进行曲》《青年进行曲》的要求。当晚，托斯卡尼尼就在剧院门口遭到暴徒的打骂，演出只得取消。当他乘车回米兰时，法西斯分子又在街道上组织群众游行，高呼谩骂口号。从此，托斯卡尼尼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电话被监听，还遭到当局安排的报纸的围攻。他没有屈服，但知道自己无法继续留在祖国。在警察局的录音中，有一段他的电话记录：“我盼着赶快离开这儿，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情愿抛弃一切，包括家庭在内。我要自由地呼吸。在这儿他们会掐死你的！你的想法必须跟那家伙（指墨索里尼——引注）一致！……我可永远也不会和他想到一块儿去……永远也不会！”[5]托斯卡尼尼也曾直接反对德国纳粹。1932年在瓦格纳音乐节上，他指挥的《汤豪舍》和《帕西发尔》获得巨大成功，瓦格纳的女儿亲自向他致谢并赠送礼物。而当纳粹反犹气氛日益严重时，他再也不愿到德国去了，并和另外12名指挥家联名发电抗议希特勒的排犹。托斯卡尼尼对“音乐王国”奥地利深怀好感，对其音乐节评价极高，但在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他再也没有去指挥过演出。在托斯卡尼尼的词典中，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妥协”。凛然的政治品格配上严肃的指挥，使得托斯卡尼尼成为现代指挥家中无可挑剔的典范。

富特文格勒像

富特文格勒与托斯卡尼尼齐名。他们分别是瓦格纳和门德尔松（Jacob Ludwig Felix Mendelssohn）两大指挥传统的当代传人，前者是主观的、浪漫的、充满激情的酒神式指挥家，后者是客观准确、简洁严肃的日神式指挥家。富特文格勒从20世纪20年代崭露头角，先后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及拜洛伊特和萨尔茨堡音乐节的音乐指导，逐步登上艺术峰巅。从1918年发表《论贝多芬的音乐》开始，诠释和指挥贝多芬是其辉煌艺术成就的核心部分。在他看来，20世纪的音乐家，无论是作曲家还是演奏家，都离他心目中的贝多芬越走越远。这差异表现为现代人在技术上的杂乱，而贝多芬则严守着规律、秩序和形式。富特文格勒深信，虽然有人怀疑，但听众在心底里面，在他们的最终信念上，他们是深深地需要贝多芬的。对20世纪的许多听众来说，“他就是贝多芬”。

伟大的艺术家不一定有很好的个性。富特文格勒傲慢自负，欢呼令他愉快，批评使他不快。与他齐名的托斯卡尼尼，比他年轻的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都是他满怀妒意的对象。20世纪40年代末，匈牙利指挥家索尔蒂在萨尔茨堡看过他的指挥后对他说：他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比前一天卡拉扬指挥这支乐团的演出要好得多。他听后喜形于色。索尔蒂后来回忆说：“我的观点并不具权威，但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使我看出他对卡拉扬的反感有多强烈。”[6]有评论家认为，除去在指挥的时刻，富特文格勒不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人。每当想到在晚上七点半或八点有人在某处指挥演出而他却没有，他就会感到不自在。他绝对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正确无误，以致将任何人的其他作为都看成是十足错误。无疑，这是艺术家的个性，我们可能不喜欢，但可以理解。1932年，他写的一篇论拜洛伊特音乐节前景的文章引起希特勒的注意。两人见面时，希特勒不希望他因与瓦格纳夫人在艺术见解上的不同而辞去音乐节指挥之职；富特文格勒对这名冉冉上升的纳粹领袖并不盲从，他以为希特勒缺乏艺术准则，见解陈旧，没有太把希特勒当回事。纳粹掌权后，文化艺术界的犹太人纷纷逃离德国。富特文格勒不在此列，但对纳粹排犹导致大批音乐家离开德国很为不满。1933年在巴黎拜访流亡作曲家勋伯格时，他表示要替后者向德国当局交涉，并叫喊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勋伯格回答说：“你应该留下，指挥好的音乐。”[7]富特文格勒留下了，并自以为可以从政权的内部作出反抗，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1933年7月，富特文格勒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顾问，同年晚些时候在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又被任命为宣传部下属的“帝国音乐协会”副主席（主席是施特劳斯）。他接受了这两个位置，从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政府官员。战后他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当时曾经希望有了所谓官方地位，可以比私人身份多做一些事。当时许多人认为，只有当所有正派人都逃避了他们的责任以后，纳粹分子才能得手。”次年，富特文格勒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指挥《纽伦堡的名歌手》。

许多留在德国的文化人都有类似的托词，如哲学家海德格尔、物理学家海森伯等等，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叫“内心流亡”（Die Innere Emigration）的习惯说法。不过，富特文格勒确实在德国境内为维护音乐艺术而进行了真诚的努力。1933年4月11日，在纳粹大规模排犹运动开始之时，富特文格勒公开致信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重申他的一贯信念：

我只承认一种最终的差别，即好的艺术与坏的艺术之间的差别。但是，当一条分界线画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即便这些犹太人的政治行为无可指摘——而且又是那样毫不容情时，另一条重要而明确的分界线，即好坏艺术之间的分界就会完全遭到忽视。……艺术不能像对面包和马铃薯那样搞配额。音乐厅里如果没有什么值得听的东西，公众就不会留在这里。因为这个原因，音乐的质量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它关系到音乐的生存。如果反犹的战斗集中到那些无根的、破坏性的艺术家身上……那么这场战斗是合理的。但这种攻击也被用来反对真正的艺术家，这是不符合我们的文化利益的。真正的艺术家是很少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拒绝他们的服务而对其文化造成巨大的伤害。显然，像瓦尔特、克来门和莱因哈特及其他人应当能够在德国创造他们的艺术。[8]

富特文格勒当然不会想到，这一德国传统的艺术理念在纳粹时代不再有效。纳粹在掌握了国家政权后还要掌握文化艺术的领导权。戈培尔对他的回答是：艺术不能只有好坏之分，它还有种族条件，许多德国音乐家在过去的14年因为有犹太对手而被迫沉默。

以艺术家自居，并从艺术的角度去看待世间万物，这些是您最起码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发生在德国的总体现象，您能站在一个非政治的立场上去看待。政治本身也是一门艺术，甚至还是有史以来最高雅、最恢弘的一门艺术。我们这些给德国现代政治赋形的人，以为自己也是艺术家，肩负一个崇高的责任，那就是将蛮荒的民众，打造成民族的强壮而饱满的形象。艺术和艺术家的使命并不仅仅是聚合，还要走得更远。创造、赋形、祛除病害的、扶持健康的，这便是艺术和艺术家的责任。故而，作为一个德国的政治人物，我不能只承认你认为存在的这条分界线：这条将高品质艺术与低品质艺术区分开来的分界线。艺术不仅应该是高质量的，还应该出自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一种整个具有民族性（volkstum）的艺术才可能最终是高品质的，才可能对其所服务的民族有某种意义。[9]

一边是艺术独立和美学标准，一边是种族主义和政治立场，这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1934年，纳粹禁演“音乐界的布尔什维克”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歌剧《画家马蒂斯》，并开动宣传机器全面讨伐欣德米特。富特文格勒看不下去了，他公开发表《欣德米特事件》一文，谴责权力对音乐的粗暴干涉：“在使德国音乐取得世界认可方面，新一代作曲家无人能胜过保罗·欣德米特。此外，目前还难以预言欣德米特的作品有朝一日将起到何种重要作用，但这不是现在要争论的问题。这远不是只涉及欣德米特的一项特殊案件，而事关我们处理事务的普遍原则……我们必须十分清楚：由于真正杰出的音乐家普遍奇缺，我们简直不能没有欣德米特这样一个人。”[10]当戈培尔操纵舆论猛烈攻击富特文特勒、希特勒拒绝做任何妥协时，富特文格勒于12月5日致函纳粹二号人物戈林，辞去一切公职（包括柏林爱乐乐团总监），把“欣德米特事件”转化为“富特文格勒事件”。纳粹对他施加了很大压力，甚至收走他的护照。富特文格勒沉默了，数月之久未指挥演奏。他曾考虑过逃往西方，但其责任感、他所接受的传统和他的文化教养终于使他决定留在德国，但仅作曲、只在国外担任指挥。只是在朋友的催促下，他才表示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在德国重新执指挥棒。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他才与戈培尔达成和解：回到柏林爱乐乐团，不担任公职。此后的富特文格勒在两个方面都很引人注目。

在纳粹反文化的环境中，富特文格勒尽可能地坚持人道原则，维护艺术理想。1935年4月，在重返柏林爱乐乐团指挥的冬赈义演会上，当所有的人用右手向希特勒行纳粹礼时，只有他一人右手执指挥棒，并在多年后的许多音乐会场合，拒绝指挥纳粹党歌《霍尔斯特·维塞尔之歌》，使柏林人知道他没有投降；在维也纳的一次音乐会上，他坚持在取下“卐”旗后才能演出；1939年以后，他拒绝“随着坦克”到被占领的国家去演出、拒绝希特勒赠送给他的一套附有防空设施的郊外别墅，他还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援救因种族问题和其他原因遭受迫害的音乐家包括犹太音乐家。因此，一些流亡在外的音乐家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如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对朋友说：“你回到柏林时请代我问候富特文格勒，并告诉他，他留在德国是对的。”而纳粹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却认定：“不管某个犹太人有多么坏，富特文格勒都要帮他一把。”[11]1944年底，富特文格勒一度面临被捕的危险。在12月中旬柏林乐团所举行的当年最后一次音乐会结束后，他邀请当时的军备部部长施佩尔到他的房间里去。据施佩尔回忆，富特文格勒“不谙世故，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们是否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当我回答说这场战争行将结束时，富特文格勒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答复正是他所期待的。我认为他处境危险，因为鲍曼、戈培尔以及希姆莱都不曾忘记他的许多坦率的评论，以及他曾替被列入黑名单的作曲家欣德米特辩护。因此，我劝他过不多久去瑞士访问演出后就别回来了。他叹息着说，‘那我的乐队该怎么办呢？我要替它负责的呀！’我答应在今后几个月内照料这些音乐家们。”[12]纳粹末日将至，而戈培尔等人还没有忘记他的正义行动，说明富特文格勒一直没有让纳粹放心。直到自己面临危险的时候，富特文格勒还在想着自己的同事，说明他总是把音乐置于个人安危之上。总体而言，富特文格勒的表现比另一位音乐大师理查·施特劳斯要好一些，他没有完全屈服于纳粹。

但只要留在德国，就有办法让你配合。极权与暴政是不会让音乐家保持清白的，敏感而复杂的富特文格勒当然也不是掌握大权、简单粗暴的纳粹的对手。战争期间，他也没有与纳粹切断关系。1942年，为希特勒的生日庆典指挥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人类相亲相爱的至善理想装点此时已暴露无遗的疯狂嗜血的恶魔。纳粹有理由向世界宣称：当一个像富特文格勒这样的人留在德国时，我们能够那样坏吗？不难想象，那些饱受纳粹伤害、被迫流浪天涯的人，对富特文格勒的行为是多么的痛心。1937年夏季在萨尔茨堡，托斯卡尼尼就对富特文格勒说：“我不愿看到你。……不管你有没有党证。在伦敦你和犹太人进餐、拉关系，以保住你在西方的地位。在德国你为希特勒工作。”[13]从此，富特文格勒的名字已很难与纳粹分开。Sam Shirakawa甚至以其经历写成《恶魔的音乐大师》（The Devil's Music Master）一书。

第三帝国的梦想破灭之后，占领军法庭在审讯富特文格勒时，因为证据不足而裁决“无罪”。1950年，富特文格勒担任柏林交响音团指挥，继续指挥贝多芬。1955年，伦敦爱乐乐团指挥托马斯·比彻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说：“他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而为人也很诚实。在德国糟糕的日子里，他保护过弱者，帮助过无依无靠者。我的颂词是为一个具有非凡素质的人而讲的，今天我们已经很少见到这样的人了。”[14]

2. “我不后悔留下来”

纳粹强权刻意摧毁西方理性文明的传统价值，强行剥夺一部分人类的生存权利，自觉地把自己和文明道德，也和审美艺术对立起来。事后看来，纳粹时代的音乐如果是值得向往的，那么就必然是反纳粹、反政治的，所以在道义的、最后的意义上，音乐家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是非爱憎。勋伯格、欣德米特、瓦尔特、马勒（Gustav Mahler）等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犹豫，做出了合乎理性和良知的选择；而富特文格勒却不那么磊落、不那么正气浩然。他不是纳粹分子，也尽其所能与纳粹抗争以维护艺术与人权；但他也确实因与纳粹有妥协、有让步，被指责为纳粹的合作者并非毫无根据，他的名声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弗丽德琳·瓦格纳（Friedelind Wagner）说得好：富特文格勒的悲剧，“始终在于他在国内被看做是一名反纳粹分子而受歧视，而在国外则被谴责为纳粹分子。如果要我们对他做出评断，那就让我们或者原谅或者指责他的软弱性格吧。他生平以来从来没有做出一项决定后贯彻始终的”[15]。这种在国内、国外都不讨好的困境，是暴政体制下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

富特文格勒的两难反映了德意志知识分子的两难——要坚持政治正确和道义价值，那么无论是留下来还是逃出去，都会面临严重困难：留下来，可以直接反抗纳粹、保护德国文化，但很容易被指责为与狼共舞；逃出去，可以公开地与纳粹决裂，保持自己的原则，但在外面的人也就把德国文化领域放手交给纳粹。1945年9月7日，伟大作家托马斯·曼在一封致德国友人的信中说：“在我看来，1933年至1945年能在德国印刷的图书毫无价值，更不值得去看。这些书都带着血腥气和耻辱味，全都应当捣成纸浆。”留在德国的作家蒂斯（Frank Theodor Thiess）提出了“内心流亡”的概念：“我认为，在这里保持自己的人格，要比从那边向德国人民播送消息更为困难，至于这些消息嘛，人民中的聋子反正听不见，而我们这些晓事者在此之前早就知道了。”[16]由此形成了关于“内心流亡”的争论。“内心流亡”是一个分析性概念，其意是指既不是刻意迎合或俯首帖耳，也不是积极反抗，而是一种中间状态：回避公共活动和政治活动，在行动准则和知识获取采取自给自足的形式，不公开挑战纳粹政权，尽可能远离纳粹。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回顾自己当年的心思时说：“尽管我想拯救自己在德国的学术前途，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在政治上做太大的让步，以至于失去在国内外流亡的朋友们的信任。”[17]事实上，纳粹对一般的日耳曼学者有一定的宽容性。比如伽达默尔就没有入党，而是参加了有“政治改造”性质的“讲师学会”，此后即在纳粹体制下平安度过其哲学生涯。至于其学术论著中，特别是《柏拉图与诗人》（1934）、《赫尔德思想中的民族与国家》（1941）与纳粹反启蒙思想的隐秘关系，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当然，是留下来还是逃出去，前提是能出得去。1936年，托斯卡尼尼不赞成富特文格勒再去拜洛伊特，就推荐他担任纽约爱乐乐团指挥，让他离开德国。但纽约犹太人社团发出抗议，富特文格勒致电乐团：“本人并非政治家，我只代表德国音乐，而德国音乐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和政治无涉。为了乐团的利益，我建议推迟我的访问演出，直到公众理解音乐与政治完全无关。”[18]这一推迟变成持久性的，他从此再未去美国。数月后在巴黎指挥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时，托斯卡尼尼严厉责备他放弃美国之行。次年夏季在萨尔茨堡，托斯卡尼尼再次认为他不去美国就是其与纳粹合作的证明。此后传出托斯卡尼尼的一句名言：“在作为音乐家的富尔特文格勒面前，我愿意脱帽致敬。但是在作为普通人的富尔特文格勒面前，我要戴上两顶帽子。”[19]

极权体制下的音乐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指挥家W.门格尔贝格（Willem Mengelberg）曾统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达50年之久，并在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内使之主导欧洲音乐潮流，但因其曾受纳粹之邀赴德国指挥，并且表现出对纳粹政权的好感，战后即被取消指挥资格，在瑞士孤独地辞世；最伟大的女高音歌唱家之一、“歌剧女皇”E.舒瓦茨科普夫（Elisabeth Schwarzkopf）虽然辩称当年申请入党只是为了能在德国登台，但她一直没有得到公众的完全谅解。二战快结束时，舒瓦茨科普夫移居英国，直到20世纪末也未完全得到英国人的认同。与富特文格勒最相近的是卡拉扬。为了个人在艺术上的前途，早在希特勒刚上台的1933年4月8日，卡拉扬就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参加了主张吞并奥地利的纳粹党，1935年又在亚琛入党。他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我即将被任命为亚琛的音乐总监时，一位地区的党领导人来到我这里，并且说：‘好的，您可以成为总监，但您得成为党员。’”“入党是我在亚琛成为音乐总监的条件。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代价。”[20]卡拉扬由于没有富特文格勒显赫的地位，“解放”也就比较容易，1954年接替富特文格勒任柏林交响乐团指挥，从此扶摇直上，直至成为世界第一指挥。但音乐界、知识界并没有忘记他的过去。事情过后数十年，卡拉扬赴美演出时，音乐厅外还聚集着许多强烈抗议的犹太人。

对于像富特文格勒这样的艺术家来说，如果不是遭遇纳粹和希特勒，那就什么事也没有；如果他逃离纳粹德国，也不会有什么政治上的麻烦。托斯卡尼尼坚定地走出法西斯主义的祖国，他的行为是英勇的，也是简捷的，但这只是可以选择甚至也应当选择的一种方式。富特文格勒在德国是纳粹刻意拉拢的大师，一开始没有受到打击，他有理由认为自己可以留在德国继续从事音乐。战后，富特文格勒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是：“所有成为移民的人或是要求大家应该移民的人都在帮助希特勒证明一件事，即他自命为德意志民族真正代表的主张。这些人认为人人都该离开纳粹德国，然而这正是错误所在。德国绝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而只是被纳粹分子统治的德国……为德意志民族精神而斗争只能在这里进行。人们在外面只能口头抗议——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21]这一辩护是有道理的。

要求所有的音乐家都离开纳粹德国，是没有道理的，要求音乐家事先就能够洞察纳粹体制的全部邪恶，是不合理的。纳粹体制有一个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如果把时间切断在1933年，有多少人能预言纳粹将把德国带入世界大战和种族屠杀中呢？大约2500名自愿或被迫离开德国的文化人中，大多有犹太背景。尽管纳粹运动一开始就有暴行，就具有野蛮性，就对文化艺术表现出粗俗态度，但许多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还是给纳粹政权以正式祝福。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看来，纳粹仍然一个德国政府，它所取代的魏玛共和也是一个德国人不习惯、不喜欢且被实践证明不能带领德国走向新生的政制。而纳粹在1933—1938年之间取得的政治、经济、军事成就也足以赢得民心：德国走出了大萧条，在国内外恢复了国家的形象和威望。甚至在战争期间，德国人也比大部分欧洲人生活得更好，他们有充足的食物、原材料、工业品和奴隶。虽然这建立无情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残酷剥削被占领区的基础上，但一般德国人并不完全知情。像作家托马斯·曼那样很早就认识到纳粹危险性的是极少数。在“许多德国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非但没有离开德国，而且在纳粹的统治下获得了不凡的成果”的背景下，[22]我们不能以事先之明责备富特文格勒留在德国。

要求一个音乐家在政治强权的压力下拒不合作甚至以死相争，是不近人情的。在道义上，公民与暴政做殊死斗争是必要的，不如此不足以显示人间正义的存在。但在个人无力改变大局的情况下，那些并不直接承担变革现实社会秩序责任的艺术家，通过一定的妥协而在野蛮的环境中保护艺术，也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这是因为希特勒及其纳粹不是德国的全部，音乐家留在德国并不一定就是帮助纳粹、支持纳粹。1946年，富特文格勒在盟军法庭上最后陈述时说：我对纳粹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且总是反对他们的过激行为。“我知道德国处于重大危机之中；我感到对德国负有责任，尽力挽救这一危机是我的任务。人们关心我的艺术会被误作宣传之用，但更应该关心的是德国的音乐，由自己的音乐家将音乐演奏给德国人民。这些人民，巴赫和贝多芬、莫扎特与舒伯特的同胞们，在陷入总体战的这一政权的控制下仍旧要继续生存下去。没有在那些日子里生活于此的人难以判断真相。托马斯·曼是否真正相信，在‘希特勒的德国’是不允许人们演奏贝多芬音乐的？他怎么能不理解，在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下的人们最需要、最渴望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听到他的自由和人类爱的呼声？我不后悔留下来和他们待在一起。”[23]在以其经历摄制的电影《抉择》（Taking Sides）中，富特文格勒说：“我如同行走在一条紧绷的绳索上，一端是流放，另一端是绞刑架。”在1946年的法庭上，艺术界证人提供的证词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富特文格勒是人们认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之一……既然还能听到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我们就不至于全盘绝望。”[24]

富特文格勒是贝多芬最权威的阐释者。对于许多音乐听众来说，他就是贝多芬。纳粹德国这位“贝多芬”有两层意义：一是与纳粹、希特勒一起，渲染恶魔政治的堂皇壮丽；二是至少使那些黑暗时代中的人们，在纳粹叫嚣之外还能聆听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在文化政治化、政治暴行化的社会环境中，富特文格勒不能回避其中任何一种。我们可以批评他，因为他以贝多芬装饰了邪恶的纳粹；我们也可以赞扬他，因为他以贝多芬平衡了邪恶的纳粹。艺术既美化着也对抗着野蛮力量，这种两歧性的功能反映了现代极权政治对社会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也反映着艺术家的困境。在纳粹体制下飞黄腾达的戏剧演员格林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不足34岁就被戈林任命为柏林国家剧院的总监，1936年又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务委员，不但以其杰出的表演艺术而成为《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而且为暴政控制下的柏林人提供了一种美的艺术生活。当时在柏林生活的犹太青年赖希-拉尼茨基就认为：“格林德根斯把宪兵市场旁的国家剧院变成了一个孤岛，为此，我们必须非常感谢他。在那些暴政的岁月里，这家剧院为最优秀的舞台艺术家提供了栖身庇护的场所，特别是给那些纳粹政权不信任（大多并非没有缘由）的舞台艺术家。……支配着柏林具领导地位的剧院的，依旧是20年代的文化精神。”格林德根斯的经历当时就成为小说家克劳斯·曼（Klaus Mann）的原型之一，在小说中他是一个投机者。但赖希-拉尼茨基认为：

毫无疑问，他为此，为希特勒的国家作出了贡献。但他也同时（这同样毫无疑问）为那些在纳粹分子统治下受着难、在“第三帝国”里找寻精神救助和安慰的人作出了贡献。他们在剧院里，特别是在经典作家那里找到了安慰和精神支柱。[25]

如果我们承认这种两歧性的真实性，那么，关键就不是艺术家的政治态度问题，而是有一种政治逼着艺术和艺术家作出选择。卡拉扬在自己的回忆中，就声明自己曾“有意与那些他认为将音乐用于其他目的的指挥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确有理由把责任推给环境：“自然，我们现在所说的时代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时代。……对这一切无法想象的一代人今天成长起来了。他们喜欢作出判断，特别是对自己从未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在“政治性很强”的环境中，艺术与政治不可分割，但艺术仍然不是艺术：“我不想强调说，政治没有渗透到音乐生活中去。这是错误的，有许多文件可以驳斥这种说法。说我们音乐家当时总想着政治，也是错误的。当时我们这些音乐家、艺术家也讨论音乐和艺术问题。自然，当时并非音乐生活中的每一个策略都是一种政治行为。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形式的政府管辖下，音乐家和艺术家多半都能体验到这种策略。”[26]卡拉扬此论的合理性在于，艺术有超善恶的性质，艺术家提供给公众的是美，原则上他可以不承担政治责任，但有一种力量在强迫他参与政治。卡拉扬此论的错误是，纳粹不同于“任何一个形式的政府管辖”，而是一种特别形式的政府管辖：它不允许艺术有任何独立，它要把艺术全部纳入党的需要之中，它是现代极权政治的代表之一。正如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20世纪末说的那样：今天“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27]。这种“政治性很强的时代”，必然是一个理智面临极大挑战、良心付出极大代价、忠于自己的思想需要极大勇气的时代，也必然是艺术和艺术家遭殃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富特文格勒应该后悔留下来——不是因为他的软弱、妥协而犯下“政治错误”，而是因为他本可能远离这一是非之地的。

3. “音乐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化逐渐确立艺术独立与审美自律的理想，艺术和美的创造常常被置于一个相对自主的空间中，有时甚至被有意识地用来与世俗政治保持距离。托斯卡尼尼就说过：“音乐并非感官的激动，而是由旋律、节奏、和声诸要素确定的准确的音响织体。”显然，这一“音响织体”本身与现实政治行为并无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有人反对瓦格纳，但他依然在1916年的音乐会上指挥了瓦格纳的两首乐曲，理由是“政治不应干扰艺术，像理查德·瓦格纳这样的人物是超越国界的”。[28]托斯卡尼尼从未怀疑富特文格勒是伟大的音乐家，在专业上他有充分的权利指挥贝多芬。但显然是基于其对纳粹的深恶痛绝，所以他反对富特文格勒在德国指挥贝多芬。托斯卡尼尼是热爱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一位激烈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富特文格勒却天真而可悲地不关心政治，他总是强调艺术与权力政治、战争、各国之间的敌意所促发的一切无关。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关心政治的托斯卡尼尼因为政治正确而更加伟大，不关心政治的富特文格勒却因其与纳粹的关系而损害了自己的艺术声望。

妥协，还是抵抗，不但是政治勇气问题，也是对艺术和政治关系的认知问题。托斯卡尼尼的世界是黑白分明的世界：凡是在第三帝国当指挥的人就是纳粹分子。但富特文格勒不这样认为。1937年夏季他在萨尔茨堡与托斯卡尼尼对话说：

我和6个月以前的我是同样的一个人，那时你埋怨过我没有应你的邀请去纽约。……在瓦格纳和贝多芬的音乐演奏之处，人们都是自由的，如果人们最初不自由，但他们听了这些作品后就会自由的。音乐将他们带到盖世太保不能加害他们的领域。

如果我在一个碰巧由希特勒当权的国家里指挥伟大的音乐，我就必定会代表他吗？反过来说，伟大的音乐岂不是令我成为他的一个对抗者了吗？伟大的音乐难道不是与纳粹主义的无情十足对立的？……如果是纳粹政府当权，作为指挥家的我就成了纳粹分子；在民主党人治下，我就成了民主党人……不，一千个不！音乐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与偶然的政治事件无关！[29]

这是经历过现代极权体制的艺术家的哀鸣。“我和6个月以前的我是同样的一个人”。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本身不是纳粹文化。在纳粹之前、纳粹之后，他都曾因指挥贝多芬而受到欢迎。最好的情况是，富特文格勒拒绝为纳粹演奏，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贝多芬就是纳粹的意识形态。一个近似的情况是，当我们看到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的风景画——作为画家被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折磨得发疯，想爱一个妓女都不可能的痛苦见证——挂在一个富翁的客厅时，很难不恶心和难受，但这是凡·高的过错吗？挂在富翁客厅的凡·高仍然是凡·高而不是富翁，富特文格勒为纳粹演奏的贝多芬也仍然是贝多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为纳粹欣赏，他的错误在于他为纳粹分子—— 一群完全违背了贝多芬博爱理想的刽子手——提供了艺术服务，他本人和他指挥的贝多芬并没有发生变化。政治可以利用艺术，但这绝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一切文化活动都是纳粹主义，因为政治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因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指挥贝多芬的是同一个富特文格勒，是同一只手。政治制度可以有根本的差异，同一个人、同一只手的指挥艺术却不会因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有根本变化。他无可奈何地屈从了纳粹的某些要求、被纳粹利用是事实，但他没有歌颂纳粹的光明，没有把自己的音乐献给纳粹党、献给领袖，没有创作集权主义艺术。富特文格勒的贝多芬不是纳粹艺术。

音乐是不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音乐是不是与政治选择无关，这是一个永远也难下定论的复杂问题。以瓦格纳为例，作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的作品代表了西方歌剧的巅峰。但他却是凶狠的反犹主义者，其《论音乐中的犹太特性》历来受人诟病。问题是，在指挥瓦格纳作品的著名指挥家中，犹太人很多；研究瓦格纳的学者中，犹太人也很多。1958年在华沙，已经是知名评论家的赖希-拉尼茨基，与作曲家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有过一次谈话。艾斯勒大骂瓦格纳：一个完完全全的江湖骗子，那种最拙劣的文人，极无聊的自吹自擂者。

我让艾斯勒讲，我根本没有反驳他，为什么要反驳他呢？不过我很有把握，我将轻而易举地赢得这场愉快的谈话的胜利，因为我预备了一个名字，我把这个名字当作扑克牌中决定最后胜利的一张王牌。我只要拿出这张王牌，这位光辉闪亮的音乐家艾斯勒便会立刻举手投降。

终于到了那个时刻，他的谩骂已达到了顶峰，我是我说道：“不错，不错，艾斯勒先生，您说的一切可能是对的，我已经表示同意，但是这位讨厌的瓦格纳却……”现在我取出了王牌，“却写出了《特里斯坦》。”艾斯勒此时沉默不语了。室内一片静寂，非常静。然后他轻声说道：“这完全是两回事。这是音乐。”四年之后，1962年，我那时早已居住德国。我翻着报纸，读到了艾斯勒去世的消息，并且还读到：他，这位大音乐家、犹太人汉斯·艾斯勒在他临终时的床笫上还让人递给他《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总谱。[30]

瓦格纳的反犹主义当然必须批判，瓦格纳的音乐依然有人喜爱，包括那些在政治文化上反对他的犹太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只能在音乐与政治之间作出必要的区分。当然，在富特文格勒这里，政治与音乐的关系其实更为复杂。以1942年他在柏林指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为例，“作为人类精神最崇高表现之一的《第九交响曲》在一个犯下20世纪种种最残酷暴行的国家中响起。富特文格勒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矛盾，这的确促成了1942年演出中的激情表现。它充满痛苦和愤怒，一种斗争意识使它超出1937年《第九交响曲》的范围之外而表现得更加感人、更加深刻。第一和第二乐章中的重音是粗粝的（brutai），但在慢乐章中却有更大的宁静（它是富特文格勒唱片中表现得最为深刻的）。然而，在末乐章中却有几近孤注一掷的强力冲击，仿佛富特文格勒在试图通过音乐来转变或推翻他面临的种种现实。”[31]

把音乐与政治捆绑在一起，人类的命运一定更为悲哀。古往今来，清明的政治、为公民真心认同的权力，总是难以企及的理想。部分地因为政治主导下的人类生活不能避免种种罪恶、肮脏、非理性，人类才不断创造出文化艺术来表达自己的理想，从中人们获得了一个政治控制之外的自由空间。戈培尔确实在1933年宣布文化与政治从此成了同义词，20世纪的一些极权领袖也反复统一文化与政治，但这只是政治人的企图和欲望，既不是真实关系的表达，也没有真正成为现实。在任何一种极权体制下，都有文化艺术在抵抗、反对政治压迫。所以，应该在艺术与政治之间做适当区分。当1946年2月美军驻德情报管理处禁止富特文格勒在西方占领区指挥演出时，梅纽因（Yehudi Menuhin）立即致电美军：“我不认为一个人留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足以招来指责，尤其是他从事的职业的性质近似神圣的红十字会或牧师布道。从另一方面来说，您作为一位军人也会知道，留在岗位上经常比离职需要更大的勇气。他挽救了德国文化最优秀和幸存的部分，对此我们受惠匪浅。至于……‘替纳粹党粉饰门面’……我们同盟国岂不应该更加内疚，我们曾经甘愿承认牛鬼蛇神，和他们缔约，直到最后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拖进，欠体面地被推入这场斗争。”“我认为让富特文格勒来替我们受过，显然不公平而太胆怯……如果这个患了病的民族要求不断成长，成为各民族大家庭中自尊的一员，那还得依靠像富特文格勒这样一类人的努力，他表明自己在战争期间能至少拯救了人们的部分心灵。”[32]令我们欣慰的是，富特文格勒指挥贝多芬的权利并没有终止。从1947年到1954年，即从解除对他因政治而被禁止演出的禁令到他过早去世这段期间，富特文格勒指挥的音乐作品中，贝多芬的明显占了大多数。现存的录音中，继1942年富特文格勒指挥的《第九交响曲》在柏林演出实况之后，他又分别于1953年拜洛伊特音乐节开幕式、1954年卢塞恩音乐节指挥《第九交响曲》，都获得最佳效果。

大师是人中之杰，人们有理由对他们有更高的期待和更严的要求。当人们把富特文格勒与贝多芬联系甚至等同起来时，也不允许他身上有任何污点，这一期望也是合理的。富特文格勒确立了诠释贝多芬的典范，客观上也确立了最高的文化标准和人格标准。富特文格勒的政治问题不在他指挥的贝多芬，而在他作为一个人在政治上的软弱与妥协。这虽然不是不可能理解的，但公众对他们进行政治审查是合理的，他们个人进行反省和忏悔是必要的。非纳粹化不是抽象的，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否则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后人又能从中学到什么？托斯卡尼尼的话永远应当警钟长鸣：如果我们对其所作所为表示宽容和谅解，那是因为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是承认每个人都免不了有歌德所说的“迷途”。应当说，把音乐家置于政治/道德的层面进行灵魂的诘问、拷打等等本来就是特殊境况中的非常之事，是音乐家所受到的最高审判。说到究竟，也许大多数艺术家都经不起这一审判。托斯卡尼尼无疑是音乐家的典范，他有权利要求音乐家都像他那样完美无缺，但如果富特文格勒甚至多数人在政治上不能像他那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我们也不能否定其指挥贝多芬的权利。对此，我们固然有些遗憾、有些不满足，却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人不是神。富特文格勒的夫人伊丽莎白说过：“他为德国和德国的所作所为深感羞耻。他很能承受苦难，但却感到疲倦了。”[33]对于生活在政治性很强环境中的音乐家，我们又能要求他们怎么样呢？

[1] 尼采：《偶像的黄昏》，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2]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原名The Furtwängler Record，1994），申元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3]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36—37、37页。

[4] 朱塞佩·塔罗齐：《音乐是不会死亡的——托斯卡尼尼的生平和指挥活动》（1977），袁华清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5] 朱塞佩·塔罗齐：《音乐是不会死亡的——托斯卡尼尼的生平和指挥活动》，第130页。

[6] 乔治·索尔蒂：《索尔蒂回忆录》，第83页。

[7]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43页。

[8] Matthew Boyden, Richard Straus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92.

[9] 菲利普·拉古-拉巴特：《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1987），刘汉全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10]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46—47页。

[11]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51页。

[12]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511页。

[13]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36页。

[14]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65页。

[15]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49—50页。

[16] 韩耀成：《德国文学史》（第4卷），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372页。

[17]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1977），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7页。

[18]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48页。

[19] 朱塞佩·塔罗齐：《音乐是不会死亡的——托斯卡尼尼的生平和指挥活动》，第133页。

[20] 赫·冯·卡拉扬口述、弗·恩特勒记录：《卡拉扬自传》（1988），许昌菊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21]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42页。

[22]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468页。

[23]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54页。

[24]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54页。

[25]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我的一生》，第77、87页。

[26] 赫·冯·卡拉扬口述、恩特勒记录：《卡拉扬自传》，第33、38页。

[27]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1994），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页。

[28] 朱塞佩·塔罗齐：《音乐是不会死亡的——托斯卡尼尼的生平和指挥活动》，第139、90—91页。

[29]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37页。

[30] 赖希-拉尼茨基：《我的一生》，第92页。

[31]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146页。

[32]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53—54页。

[33] 约翰·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第65页。

十三、里芬施塔尔电影的“纳粹性”

希特勒特别喜欢谈论艺术的繁荣，他说艺术的繁荣要在我们的统治下实现，或者说已经开始实现。

希特勒曾经认为，伟大的艺术始终只能反映一个民族及其领袖人物的政治上的伟大。在谈到他致力于研究的“艺术繁荣”的时候，他总是说，他的政权及其创造的一切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明。

——施佩尔[1]

把著名电影艺术家莱妮·里芬施塔尔与纳粹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两部纪录片：记录纽伦堡纳粹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1935）和记录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奥林匹亚》（Olympia）（1938）。两片均为电影名作，《意志的胜利》获德国“国家电影奖”（1935）、威尼斯金奖（1935）和巴黎世界博览会金奖（1937）；《奥林匹亚》获得国际奥委会的金质奖章，至今还被认为是电影史上拍得最好的经典纪录片之一。两部作品是宣传又不是“简单的宣传”，里芬施塔尔把纳粹意识形态、政治行动与视觉创新、电影美学前所未有地统一了起来，赋予邪恶的纳粹党/国以一种崇高的气势与壮美的风格效果。它们不但在当时就发挥了比纳粹党的教化宣传更好的传播效果，而且在文化史上创新了糅合艺术与权力的方式，理所当然地成为里芬施塔尔效忠第三帝国宣传机器的“终生罪状”。

1. 相互利用

希特勒与里芬施塔尔（前排右一）

如果不是遭遇希特勒和纳粹运动，里芬施塔尔很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从1926年开始，她主演了《圣山》（属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盛行一时的高山电影［Bergfilm］）等9部电影，1932年开始又执导了《蓝光》等6部电影，成为集主演、导演、编剧、制片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电影艺术家。当这颗电影巨星冉冉上升时，一个“邪恶的天才”也在掳获德国群众，里芬施塔尔与希特勒差不多是同时取得“成功”。

政治家与艺术家相互需要。希特勒不只善于在群众集会上演讲、在酒吧一角从事阴谋和颠覆，而且对艺术特别是对建筑、绘画与瓦格纳有着真正的“爱好”和相当的“鉴赏力”，他特别喜欢《蓝光》中的群众场面，称赞“里芬施塔尔自己从村子里找群众演员，这一点他做得很对”。[2]登上权力宝座后，希特勒也一直在谋求控制与使用艺术。相应地，里芬施塔尔1932年2月底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时，便有一种轰然洞开的感觉。她后来回忆：“希特勒开始讲话：‘市民同志们——’很奇怪，在同一时刻我好像有一种无法忘记的不祥的幻觉，我似乎觉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个圆球在慢慢地伸展开来，它中间突然断裂开，一股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喷射出来，喷射的强度足以使水流直冲上天，并使地球受震动。我的精神完全麻木了……”[3]同年5月18日，里芬施塔尔写信给希特勒，希望“同您认识一下”。正在考虑如何让这位有才能的艺术家为纳粹服务的希特勒，接信后马上安排时间接见。初次见面，里芬施塔尔感觉他“完全像一个普通的人，根本不像个未来的独裁者，更像是个很谦虚的人”。希特勒当面提出请求：“如果我们上台的话，到时您一定要帮我拍电影啊。”当天晚上在海边散步，希特勒“停住脚步站在那儿，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慢慢用双臂搂着我，朝他的怀里拉去。我当时有些惊慌失措，因为这一举动是我始料未及的，他有些激动地看着我。当他发现我不是很情愿的时候，他马上就松了手，侧着身子对着我，举起了双手，向我发誓说：‘在我完成我的事业之前，我是不允许爱上女性的”[4]。1933年在总理府，里芬施塔尔当面拒绝了希特勒要其担任艺术与电影方面的领导艺术工作的要求，也拒绝了拍摄一部纳粹思想教育运动方面的电影的请求。希特勒略有失望。她的朋友、高山电影的创始者范克（Arnold Fanck）导演建议将他送的《费希特全集》第一版送给希特勒以缓和关系。所以在希特勒的藏书中，有一套珍稀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全集初版本，书的献辞是：“献给我最敬爱的元首。里芬施塔尔。”希特勒几次主动约她，还到她的家里喝茶、到医院探视她的病情。相互之间的交流有真诚的、私人的性质，希特勒主要是以艺术家和朋友的身份来聊天，对她的态度亲切友好。1934年在英国，她向英国记者这样描述希特勒：

对我来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他真是完美无缺，如此单纯却又充满了如此强烈的男性力量。他很美，他很聪明，他光芒四射。德国所有伟大的人——弗里德利希、尼采、俾斯麦——都是有缺点的。希特勒的追随者们也不是完美无瑕的，但只有他是纯净完美的。[5]

1936年《自由的节日》首映时，里芬施塔尔迟到了，希特勒送给她的圣诞礼物是一只带有闹铃的瓷器钟。里芬施塔尔于1944年3月21日结婚后，希特勒邀请新婚夫妇到他在贝希加登的贝格霍夫山庄做客，见面时希特勒的情绪相当激动，但保持节制。最后“他和我们告别，并一直陪我们走到一条长长的通道上。当我们走到通道尽头时，我转身发现希特勒仍站在原处，在目送我们离去”。[6]

据希特勒的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说，里芬施塔尔是希特勒崇拜的四个女性之一［另三位是纳粹妇女运动领袖萧尔茨-克林克夫人（Gertrud Scholtz-Klink）、瓦格纳的儿媳温妮弗雷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建筑师特罗斯特（Paul Ludwig Trost）夫人］。这四人中，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和里芬施塔尔都曾被人怀疑是希特勒的情妇。真实的情况或许是：里芬施塔尔巧妙地运用别人对她与希特勒的关系的看法来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地位。她最信任的合作人之一、电影摄影师也是战争期间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瓦尔特·弗兰茨这样说：“她并非希特勒的情妇或者恋人，但她的精明足以让别人误以为是那样。她表现得跟真的一样，因为这样她便获得了她在电影界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引用这段话的传记作者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同时也为大多数评论家所赞同的是，莱妮既不可能也确实没有引诱过希特勒，同样也没有让自己（在肉体上）被他引诱。考虑到她的性格对此种关系毫不排斥，那排斥这种肉体诱惑的显然是他。希特勒有一种强制性的冲动，使他注重个人隐私……我们所能得到的最确定的答案是莱妮在八十岁追忆流年时随口说的一句话。她对一位朋友说：‘我想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就会成为他的情妇。只要他要求，那是不可避免的。很高兴的是，他没有。’”[7]里芬施塔尔不一定是希特勒的情妇，但她与希特勒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友好的，也是有利用企图的。希特勒的警卫米施记得，1943年底，“我陪同女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来到总理府的走道，她此行的目的是想与希特勒会谈，她的三位合作伙伴不知疲倦地拍摄着总理府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最隐蔽的地方。到访那天，她穿着一件淡灰褐色外套和一条裙子，没有戴帽子。我将她带到副官侧楼，来到绍布办公室。绍布用浓厚的巴伐利亚口音对她说：‘啊！你又来要钱了！’她只是笑了笑”。[8]此事如果当真，可见里芬施塔尔与希特勒交往较为随意，且有过经济上的要求。

正如任何艺术家都不会无条件地接受现实一样，里芬施塔尔也没有认同纳粹的一切作为，特别是其反犹政策。1939年9月8日，她作为电影记者到达波兰，其时发生了波兰平民残杀1名军官和4名士兵的事，尽管德国军官声称“并不想以牙还牙”，但德国士兵还是疯狂地践踏波兰人。里芬施塔尔回忆当时的情形：“我被激怒了，我朝他们吼道：‘难道你们没听到军官刚才说的话吗？你们还配做德国军人吗？’现在那群激愤的士兵便将威胁的矛头对准了我，其中有人吼：‘给她一个嘴巴子！让他妈的滚蛋！’又有人大嚷：‘崩了这婊子！’接着黑洞洞的枪口就对准了我。我惊恐地望着这群士兵。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用相机把我照了下来。”[9]这张照片后来成为里芬施塔尔与德军暴行保持距离的证明。关于这一经历，当时在波兰战役中担任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曼施泰因也有回忆：

一天，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位著名的电影女演员和一位女导演，随行的还有一个摄制组。这位演员声称，她是“追随着元首的足迹”，受希特勒之托来前线拍电影的……

一个很能干又很滑稽的巴伐利亚军官受命接待她们，但他没有按照我的吩咐，阻止她们到前线去。……最后我们的情报处将这些不速之客送到了冯·赖歇瑙将军那里，因为赖歇瑙将军认识她们，这几位女士也算找到了可靠的保护人。于是，她们及其随行人员驱车前往第10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科斯基。然而，没多久她们又回来了。原来在科斯基发生了激烈枪战，当地的居民也参加了战斗。当时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而且不知因为什么引起一阵骚乱，当我们的一位高炮军官到达那里时，因精神过度紧张，便命令胡乱向群众开起了枪，造成多人伤亡。摄制组目睹了这一令人遗憾的场面，我们的那些女客人们吓得浑身发抖，立即逃离那里。那位高炮军官因此立即被冯·赖歇瑙将军授命组成的军事法庭剥夺了军衔，并以故意枪杀罪处数年监禁。这件事表明，对于此种事件，陆军指挥机构会立即采取措施予以严惩。[10]

曼施泰因元帅是有教养的高级军官而非顽固的纳粹党人，但他对这件事的叙述，显然太过顾及国防军的面子而显得轻描淡写，一个造成“多人伤亡”的军官只被判处“数年监禁”，当然不属于“严惩”。所以，在这件事上，里芬施塔尔的回忆当更为可信。

战争期间，有关部门曾建议里芬施塔尔拍一部有关德国西部“齐格菲防线”的片子，被她拒绝；而她自己想拍的《低地》却没有得到支持。此后再也没有为纳粹拍片。战争开始后，与希特勒见面也不多。1945年里芬施塔尔被美军逮捕，审讯记录中有一段话：“她说，就像世界各国的媒体一样，她也将奥运会视为青春、力量和美的象征。她指出，纳粹当局事先并没有向她下达什么指示，剧组成员是由她自己选定的，影片一直都没有受过审查，也没有突出表现某个种族或国家。美国黑人运动员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影片介绍中还特别夸赞了著名美国黑人短跑选手杰西·欧文。报告最后总结道：‘即使她的陈述符合事实，但她以前没有，现在也还是没有认识到，她的艺术替一个残暴的政权做了宣传，帮助美化了这一政权。”[11]1945年6月3日，美军第七集团军经过审查宣布无罪释放。1948年12月1日，巴登州非纳粹化政治清洗国家委员会经过一天的审讯，认为她没有政治问题。但由于法国军政府的抗议，这个委员会又将她定为纳粹的同情者。1952年，西柏林法庭做出终审判决，认定里芬施塔尔没有从事任何支持纳粹政权因而理应受到惩罚的政治活动，是“非纳粹分子”。

然而，作为纳粹德国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她在希特勒时代的作用一直是公众关注的问题。战后15年，她经历了3年牢狱之灾、4个月的疯人院生活、没收私人财产、肃清纳粹影响，接着是审讯以及其影艺生涯的终结。她的所有电影计划——《红色魔鬼》《黑色货物》和二次拍摄《蓝光》都受阻失败。当95岁的里芬施塔尔在汉堡举行摄影展时，“纳粹展览！”“不许兜售法西斯美学”之类抗议声仍然尖锐。她愤愤地说道：“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7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1993年，一部由德国与比利时合作拍摄的名为《莱妮·里芬施塔尔：壮丽而恐怖的一生》（The Wonderful and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的长达3小时的片子，记录了这位非凡女性戏剧性的一生。

在精英云集的德国文化界，很多大师级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与狼共舞。这并不难理解，希特勒是德国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政府总理，纳粹政府在长时期内是德意志民族的合法政府，其民族主义的蛊惑抓住了德意志人敏感的神经，其在振兴国家方面的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德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艺术家也不例外。纳粹之后，德国社会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通过追悔罪责和行善积德来消除纳粹的影响，摆脱历史阴影。当代德国文学，凡是与那个罪恶的纳粹时代相关联的、真正有价值、得到认可的文学，都贯穿着一条反纳粹的红线。从托马斯·曼、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到伯尔（Heinrich Boll）、格拉斯，他们全都是反对纳粹、清算纳粹的作家和诗人。格拉斯不以其丰厚的文学作品和坚定的反战立场逐渐成为德国的一座“道德丰碑”，他借助自己的声望涉足政坛，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伸张正义，在德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中享有“民族的良心”、“德国文学的丰碑”、“德国形象的杰出代表”的美誉。2000年，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之际，格拉斯在德国《时代周报》、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著文指责德国政治家忘本：家丑一洗了之，人们很快变得清清白白。造假者忙于赶制新的说辞，并大力传播。无条件的投降变成了“崩溃”；德国人的集体罪行，则被表述为某个独夫“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所犯的不义之举”；更多当年助纣为虐的国社党党员，则摇身一变，继续在政界、商界和学术教育界呼风唤雨。但即使一些在战后被视为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道德家和民主的捍卫者，当年也参加过纳粹党组织及其活动。在2006年问世的回忆录《剥洋葱》中，迟暮之年的格拉斯就承认年轻时参加过实施大屠杀的武装党卫军：“虽然在那年秋天和冬天，我没有听说过那些后来才曝光的战争罪行，但是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我的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12]格拉斯都难逃纳粹的网罗，为什么偏要指责里芬施塔尔？法国、英国、奥地利人、意大利政府当年不都曾一再迎合纳粹？而里芬施塔尔的电影出来之后，法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不都为她的电影疯狂？当纳粹占领奥地利后，奥地利的乡村居民不也是那么狂热地迎接德军的到来？东欧地区不也有若干国家和无数居民加入了这场魔鬼的盛宴？这些人都没有罪，为什么要指控里芬施塔尔是邪恶的？

但里芬施塔尔确有特殊性。她对希特勒确有人格与政治上的好感。在晚年回忆中，她没有单纯地批判希特勒。“我不止一次地被问及对希特勒的印象如何，特别是在我被盟军审讯时这个问题一度成为焦点。要描述我当年对希特勒的感觉并不是一件易事。一方面我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是他在戈培尔及其他与我为敌者面前保护了我，而且还把我作为艺术家寄予很大的器重。然而，当我在1942年秋从多洛米滕归来后在慕尼黑第一次看到犹太人被强迫佩戴黄星时，我对他的行为感到愤慨和羞愧。”[13]1945年在美军战俘营，她听到了有关集中营的情况。“我觉得像这样事关重大的命令几乎根本不可能完全瞒着希特勒而执行的，但这种残忍行径又怎能与战争刚打响时我在措波特所听到的相吻合呢？当时他是多么恼怒地说：‘只要华沙还有妇女和儿童，就不得射击。’还有，战争爆发前几天他在阿尔贝特·施佩尔办公室里还当着我的面感叹：‘上帝保佑，让我不要被迫发动战争。’”

这一切又是怎么与那一幕幕灭绝人性的集中营惨案扯在一起呢？我完全被搞糊涂了。也许，我想，是战争改变了希特勒吧，很可能受战争开始时孤立处境的影响。从那一刻起他与禁区外的所有人都没有任何联系了。他前些日子颁布的命令都渗入了很多他身边欢呼人群的感情，他成了一个媒介。因此他受到了积极的感情影响，他心中阴暗的一面就暂时压下去了。他希望得到尊敬和爱戴，但在他后来自己选择的孤立状态中却不再有人情关系了，他成了一个寂寞和冷血的人，并在感到胜利已经无望后彻底丧失了所有的人情味。我想这样去解释他极端两面性的心理。[14]

她说的是1939年9月在波兰的一次午宴上，她坐在希特勒的左边。当希特勒接到陆军总部催促他下令进攻波兰时，希特勒激动地说：“我们要求波兰政府不战放弃华沙——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只要城里还有妇女和儿童，我就不想看到它遭受轰炸。我希望，我们能够再给他们一次投降的机会，并竭尽全力让他们认识到抵抗是多么的不理智和愚蠢，要知道只有疯子才会把妇女和儿童推向枪口和炮火！”[15]这一场景的真实性待考。不能排除希特勒会在公开场合有这样人道的表白，当然也可能是里芬施塔尔的自我辩护。

当然，对当时和后来的观众来说，重要的不是里芬施塔尔与希特勒的个人交往，也不是她1932年后执导的6部影片中有4部是为纳粹政府拍摄并由政府资助的，而是其电影在什么意义上属于纳粹意识形态。对此，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一语中的：“不管里芬施塔尔是否应该坐牢，关键的问题不是她与纳粹领袖的‘相识’，而是她作为第三帝国主要的宣传家所从事的活动，这才是争论所在。”[16]

2. 并不客观

1933年，里芬施塔尔为纽伦堡党代会拍摄取了《信仰的凯旋》，这是次年《意志的胜利》的预习之作。1934年完成《意志的胜利》后，因为没有国防军的镜头，1936年又为国防军演习拍摄了《自由之日》，然后就是《奥林匹亚》。要在里芬施塔尔的电影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寻找共同点，是一点也不困难的。

《意志的胜利》是“受元首委托制作”的。希特勒是政治家，也是艺术家，他明确指出：“我不希望把党代会拍成一部索然无味的影片，也不是纯粹的电影新闻，而是一部富有艺术性的纪录片。”[17]此片以纳粹党第六届代表大会为主题，以大会口号“意志的胜利”为标题。开头是苍茫无尽的天空，一架银白色的飞机飞翔在如山如浪的云海中。在镜头推移中，地面上纽伦堡的塔楼和三角建筑慢慢地浮现出来，然后是一只用泛光灯照明的雄鹰、引颈期待的人群，特别是一张张年轻而期待的脸庞。这时出现一串字幕：

世界大战爆发后的20年。

德国遭受苦难后的16年。

德国复兴开始后19个月。

阿道夫·希特勒再次飞到纽伦堡检阅他忠诚的追随者。

这几句话就是20世纪前期德意志的历史：以德国为主要参战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失败后德国所遭受的耻辱、纳粹党上台19个月以来德国的复兴。这是一个从绝望走向希望的过程，所以接着的画面上，云层逐渐向两边分开，天空日益明朗，在气韵沉雄的瓦格纳音乐声中，飞机下降，希特勒像天神一样从天而降。在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如林的举手礼和迎风招展的国旗、军旗掩映中，希特勒乘敞篷汽车检阅群众：挺拔的士兵，漂亮的少女，健美的青年团员，身着民族服装的农民等。然后是两个重要场景。一是当天晚上在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前举行的集会与游行，二是希特勒青年团员第二天清晨起床的细部写真：洗漱、刮脸、集体就餐，象征一个清新的、整齐的德国在兴起。再下来是以党代会为中心的各种各样的会议和检阅。在党代会的开幕式上，副元首赫斯首先登台宣布开幕，他向希特勒振臂高呼：“你就是德意志！”、“你就是胜利的保证，你就是和平的保证！”纳粹德国各领域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上台，颂领袖，表忠心，介绍自己所主管的领域的重大成就。接下来几天是希特勒检阅劳工阵线（Deusche Arbeitsfront）服务队、青年团、冲锋队和党卫军并发表演讲的镜头，最后是盛大的阅兵仪式。在闭幕式上，赫斯再次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编导没有一句解说，但希特勒的多次演说足以代替任何解说。《意志的胜利》无情节可言，却有显赫的主人公：元首、国家、纪律和秩序。里芬施塔尔竭力调动一切电影手段——推拉摇移、近拍远摄、俯瞰与仰角——来展现万字旗海洋中党代会的盛况。行军队列的不断流动、党卫军与冲锋队的威武、制服的不断变化、军旗的行进、数十万群众热烈欢呼……里芬施塔尔打破了完整构图原则，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希特勒的头部在画面中被切去三分之一，而其背影却占据了整个银幕的一大半，而群众游行队伍则显得很渺小，而且仿佛是从希特勒举起的手臂下面鱼贯而过，仿佛《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在率领他的子民克服艰难险阻前往流淌着蜜与奶的地方。电影艺术的视觉效果与这个民族的“救世主”的神秘感和神圣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向全世界显示：在不屈不挠的元首的领导下，德意志正在走向复兴。在影片的首映式上，观众席上掌声不断。里芬施塔尔记得：“当希特勒要向我表示感谢，将一束丁香花递给我时，我突然感到全身乏力，一下子昏厥了过去。”[18]

党代会是纳粹党的自我表彰，当然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质和宣传功能。但即使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也是纳粹德国的一次重大政治行动。1931年，由于德国奥委会的努力，德国获得第11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希特勒最初认为“奥运会是犹太人支配的丑恶集会”而不予支持，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向世界宣扬纳粹体制的舞台，是最好的“形象工程”，2月19日突然同意出任大会总裁。1933年10月10日，希特勒要求通过奥运会来展示德国的“文化成果与实力”。因此举国一体，以前所未有的组织工作和不惜成本的气派筹备。在不久之后开幕的第4届冬季奥运会前夕，他就曾密令奥运会官员，务必通过运动会证明“第三帝国是世界的绿洲，是一个正直、有崇高目标的国家”。[19]政府暂时收敛了反犹狂热和暴行，撤走了“犹太人，滚开”之类的标语。另外，希特勒也想通过举办奥运会之机，通过政府工程解决当时德国最严重的失业问题。柏林到处都在兴建楼房、粉刷墙壁、整修旧屋和重新装修，修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纳粹政府共投资2500万美元，兴建9个运动场，其中包括可容纳10万人的主运动场和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修建了比美国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更豪华的奥运村，还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筑了一座高达70米的希特勒钟塔。这些工程解决了数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应当说，纳粹达到了预想的目的。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希特勒宣布开幕。会场上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运动员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柏林奥运会有两个与宣传有关的第一：第一次引入了火炬接力这一形式，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盛况。开幕式上，德国最伟大的音乐家理查·施特劳斯一身白衣，指挥一个由3000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国歌、党歌和施特劳斯为奥运会特别创作的《奥林匹克颂歌》。整个奥运会以50种语言向世界各地传送，约400万观众现场观看比赛。全世界人都看到了希特勒的德国。奥运期间，德国不惜血本，以举国之力向来访的贵宾显示其国家繁荣及德国人的好客，戈林、戈培尔、里宾特洛甫等党国领导人举办各种宴会、歌舞晚会，招待各国政要和嘉宾。仅戈培尔夫妇就在哈弗尔湖孔雀岛上招待了3000多宾客，富丽堂皇，气派高雅。有人感叹说：“除了在路易十四时代，再没有见过如此美妙绝伦的景观了。”马上有人说：“我觉得至少是自尼禄（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古罗马皇帝，以残酷、淫乐著称——引按）皇帝以来……”在这次运动会上，德国获得金牌数第一，共33枚，纳粹的“种族优越”感和“雅利安人至上”论得到了“实际证明”。德累斯顿的一位犹太裔哲学家当时就认为这次奥运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活动……德国人以及那些外国游客被反复灌输这样一种观念：这是一个重新崛起的德国；是一个繁荣、稳定、团结的德国；是一个满怀激昂斗志的德国；是一个愿意拥抱世界的爱好和平的德国”。[20]而在现场担任译员的施密特也感叹地说：“我发现，纳粹领袖们真是匠心独具的天才舞台监督，他们制造的着实蔚为壮观的场面，使无论在包厢里还是在游廊上的外宾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扣人心弦。只是到后来，我以及这些着了迷的观众才认识到，原来舞台活动家和政治家根本是两码事。”[21]

《奥林匹亚》分为《民族的祭典》与《美的祭典》两集。第一集以“序曲”开始，在展示了古希腊竞技者优美的雕像之后，是奥运圣火由希腊传递到柏林的过程，最后是盛大的开幕式与最初的赛事；第二集则展现奥运村运动员的生活与他们赛前的准备活动，各项赛事的高潮迭起与闭幕式盛况，全面展示了运动员的美、意志力和忍耐力。里芬施塔尔对男性强健躯体的写真以及对运动和竞争的渲染，与纳粹的斗争哲学完全一致，对力与速度的赞美也与纳粹崇尚的“超人”有关。戈培尔在日记中说：“……看了《奥林匹亚》的片断，好得难以形容。摄影和制作很吸引人。一个相当伟大的成就。有些地方非常感人。这个莱妮还真了不起。我算服了她了。”“晚上……我向元首介绍了莱妮·里芬施塔尔拍的奥运会片。这件事办得这么成功，他很高兴。我们准备给这个莱妮一个小小的荣誉。这是她应得的。干了这么长时间，她在这方面一直都没有提过什么要求。”[22]1938年4月20日在柏林首映时，里芬施塔尔将其作为庆祝希特勒49岁生日的一份献礼，希特勒称之为“您完成了一部杰作，世界人民将会感谢您”。一向反对她的戈培尔也把她拉到一边：“我以元首的名义向您转达，由于您出色的贡献，您有什么意愿尽管可以提出来。”[23]1938年11月里芬施塔尔出访美国为《奥林匹亚》做宣传，虽然被人骂作“希特勒的情妇”，好莱坞公开的欢迎词是“好莱坞没有莱妮·里芬施塔尔的立足之地”，但仍然有不少好莱坞人在黑暗中到影院观看。当时的《洛杉矶时报》写道：“这部影片是摄影机的胜利，是荧幕的史诗。”此后《奥林匹亚》几乎成了所有体育纪录片的圣经。

无论是里芬施塔尔本人，还是她在先锋电影业内的辩护人士，都一再声称，里芬施塔尔一向关注的是美而不是政治。她没有解释，可能也没有理解的是，正是因为她对美的追求，使她的电影不只是记录，而且是创造；正是美，把她的电影与政治联系起来。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纪录片的客观性问题。里芬施塔尔的特殊性在于：她拍摄的是“纪录片”。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她都强调：在自己的电影中，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掺假。没有任何倾向性解说词。原因很简单，根本就没有解说词，它是历史——纯粹的历史。按照这种说法，即使希特勒和纳粹是邪恶的，但对纳粹党代会的电影记录却不一定就是邪恶的。“历史”不完全是政治，体育就更是如此。在《奥林匹亚》的原版中，希特勒的镜头在205分钟的片长中仅占15秒。该片的主题是对人体的赞美，其中包括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夺冠的镜头，以至于戈培尔要求尽量少一些黑人镜头。然而，正如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所说：“凡是能震撼人心的纪录片，其成功原因部分便在于观众深信现场拍摄的影片是不能弄虚作假的。不，它们显然是能弄虚作假的。即便一部影片确实是一部毫未作假的纪录片，其中并没有为特定目的而搬凑的场面，而只是按照它该做的那样，局限于再现纯粹的和朴素的现实（可是观众却没有办法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花冤枉钱），然而，它却可能为了描绘某一特定对象的某一方面而牺牲其他方面，从而影响我们对它的态度。实际看到的镜头必然是从可能拍下的镜头中选择出来的。”[24]1939年之前，里芬施塔尔当然不会知道纳粹暴行是西方文明的一次终结、一次畸变和一次灾难，希特勒和纳粹党要为大屠杀和反人类的战争罪负责，因此要她当时就拒绝纳粹、反对纳粹是荒唐的。问题在于，两部影片是不是就是纯客观的呢？她当时就告诉一位采访者：“元首与人民之间的纽带是最为重要的，展现这一点，表达这一点，是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之一。”[25]在这个任务之外，可以明显感觉到的还有希特勒与德国过去的关系、希特勒与德国未来的关系等，都是影片刻意突出的。完全可以说，里芬施塔尔为自己设置的任务就是颂歌：展示希特勒的“伟大”及其与人民的“血肉相连”，展示纳粹运动的“宏大气势”和“坚强意志”。《意志的胜利》是记录又不只是记录，深谙艺术的戈培尔说得明白：

无论是谁，只要他看到或感受过《意志的胜利》中元首的面孔，就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张面孔会不分白天黑夜地萦绕在他的脑海或睡梦中，而且会像无声的火焰一样，在他的灵魂中静静地燃烧。[26]

其次是审美的政治性问题。里芬施塔尔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一再说：一切美的东西对我都有一种自发的吸引力。美、和谐。也许对结构的关注、对形式的向往实质就是非常德国的东西。我对这些东西没有确切了解。它来自无意识。任何纯粹现实的、生活片断的东西，那种普通、日常的东西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喜欢美丽的、强大的、健康的、有活力的东西。我追求和谐。如此等等。近代以来，存在着一个相对纯粹、无涉于其他事务的艺术领域，是西方美学的信条之一。除非如后现代理论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一切知识都是权力，否则，就得承认艺术自律，审美独立，因此，不能简单地拿政治的标准来判断艺术行为。里芬施塔尔对美的追求是狂热的。凡是与其审美理想相冲突的事物，不管作为影片的内容来说有多重要，都被毫不留情地排除在外。在《意志的胜利》中，所有画面都是在最美的光线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确的曝光与拍摄角度加以拍摄。比如，由于首次参加党代会的国防军出场时恰遇阴天，有的是在下雨的时候拍的，她就删除这部分，影片中出现的只是冲锋队、劳动队、空军和党卫军等等。为此还得罪了赖歇瑙将军。作为补救，里芬施塔尔不久又拍了一部关于国防军的短片《自由之日》。对于党政高级官员的上镜问题，她也无视正式的排名顺序，而是根据美的标准有选择地拍摄，因此引起一些高官的不满。德国妇女协会也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她只把一部分漂亮的夫人拍进画面，而许多上了年纪的较丑的首长夫人就失去了出镜的机会。当纳粹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向她提出这一点时，她有恃无恐地讽刺说：“要是那些大人物们跟长得再美一些的人结婚就好了。”显然，《意志的胜利》不是纯客观的真实再现，不只单纯的机械记录，而是有标准、有选择的创造。电影中呈现的纳粹党代会是经过里芬施塔尔心灵过滤、重组后的艺术品。

同样，为了表现美、力度和速度，里芬施塔尔在《奥林匹亚》中首创了许多拍摄技法，比如为了表现百米短跑的真实速度，她创造了自动前行的摄影机，运行速率和运动员的速度相当；为了拍摄跳远的效果，她在沙坑边挖了一个洞，以此达到仰拍跳远的效果；为了拍全景，她甚至想用热气球把六个打开的摄影机送上天。如同纳粹开创了现代群众政治的新时代一样，里芬施塔尔的摄影理念和技巧也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里芬施塔尔明白，只拍那100项比赛的场景肯定是枯燥无味的，她需要的是一部反映奥林匹克精神的电影。苦思之中，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了这么一个轮廓：“我看到，古老的奥林匹克运动场的废墟慢慢地从成团的云雾中隐现出来，然后一路途经希腊神庙和许多立体雕像，如阿喀琉斯、阿芙罗狄蒂、美杜莎、宙斯、阿波罗和帕里斯，然后画面上出现了掷铁饼者的塑像。我梦想他如何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先是慢动作，然后开始挥起铁饼，接着所有的塑像都在古希腊神庙中翩翩起舞，马上她们又化为奥林匹克圣火。火炬点燃了圣火之后，从宙斯神庙传送到了1936年的现代化都市柏林——一座从古代到现代的桥梁。”[27]于是，通过开头时的古希腊奥运会赛场废墟、几个裸体男女手持各种运动器械的镜头和“掷铁饼者”等著名雕塑，柏林与雅典被联系起来，不但以其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而使观众叹为观止，也以其古希腊背景而使观众感受到纳粹是西方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甚至，电影中人、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就像神话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里芬施塔尔的电影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再现，更是为了制造记录而制造了现实，并最终以记录取代了现实。

所以，尽管里芬施塔尔宣称她对政治没有兴趣，希特勒也向她表示“党绝对不会干涉您的工作”，[28]但这两部纪录片确实创造了美，而这种美在政治上并不是清白的。纳粹党的节日是一种秩序与服从的美，奥运会展示的是人体与力量的美。通过这种炫目的美，表达了德意志民族团结一致、阔步崛起、雄视天下的高傲，也表达了德意志重新崛起的理想。对于里芬施塔尔的辩护，可以用当代德国导演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的话来说：“真实电影将事实与真相混淆在一起……而且，事实有时候会具有一种奇特和怪异的力量，它令它们内在的真相看上去变得令人难以相信。”[29]里芬施塔尔拍摄了事实，但呈现的并非真相。

在客观性与主观性、美与政治之间，关系是复杂的。里芬施塔尔的电影肯定有客观的、美的属性、特质和追求，但它们与一个邪恶的政党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美是有毒的。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纳粹暴行的大规模暴露是从战争开始的，里芬施塔尔拍电影时，还不了解以后发生的事，更不知道集中营。“如果她没有制作这些电影，这些地点发生的事件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呢？这是不可能揣测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莱妮运用她这个世纪最强大有力的艺术形式创作并宣传了一部影片，这部影片为一个她所深深着迷但事实上却杀人如麻的独裁者和一个她认为激动人心、可以为她个人带来不少好处但实质却是恶贯满盈的政体铺平了道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里芬施塔尔声称她当时不知道后来的事的这个声明是合理的，而且“在一个不愿意将希特勒看做是救世主的文化背景中她也不可能强行赋予他这种性质。她凭借的是如一个知名历史学家所言的‘不可能被虚构的普遍情绪和近似宗教崇拜的擎爱’”。这就是说，里芬施塔尔是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凭借当时德国人的普遍情绪来制作电影的，而她的影片又强化、渲染了这一文化与情绪。“有一点很重要：她制作了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它无论对我们的视觉具有多大的冲击力，里面都充满了蛊惑人心的形象，而这不会随着时间而流逝。虽然它们所归属的纳粹已灰尽烟灭，但作为其遗产的一部分，它们会一直存在下去。”[30]

3. 美化权力

在《意志的胜利》中，戈培尔公开声明：“用步枪夺得权力也许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更好的方式是记得人民的心。”20世纪是群众的世纪，群众的力量足以改天换地，但群众需要领袖、需要导向，20世纪政治的最大成就，就是发明了掌握和操纵群众的技术，而希特勒是第一个也是最成功地对群众进行催眠的政治家。天使赞美上帝，魔鬼却洞察人性。希特勒懂得，感染、控制群众的有效方式是感情上的转变而不是头脑的转变，要将群众卷入到热情的疯狂爆发之中，卷入到集体的、几乎是宗教性的对一个人的崇拜之中。希特勒以善于演讲著称：“他尽可能地在晚上演讲，他觉得，他在白天无法与他的听众建立必要的纽带。制造悬念也是他的一种技巧，他会让他的听众等待，有时候要等上几个小时。当他最终出现在讲坛上时，他会稍微停顿一会儿，等人群安静下来，只有当他控制了晚会的情绪时，他才开始滔滔不绝，把那些狂喜的听众一步一步地引向激情的高潮，直到他最后讲完时才让他们松弛下来。每次他演进结束时，他的衬衣都会被汗水湿透，他整个人也会变得筋疲力尽。当人群欢呼时，他就退出讲台，回到旅馆房间，然后静静地、不停地喝着蔬菜汤。”[31]任何一个参加过纽伦堡集会、被响彻云霄的“万岁”震撼过的人，都会感到强烈的情绪气氛和身心冲击。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回忆1937年第一次访问纽伦堡时说：“那种感觉既庄严又美妙，好像身处一座冰雪的大教堂之中……战争爆发前我曾在圣彼得堡居住了六年，那时候正是俄国芭蕾的黄金时期，但是与我现在看到的壮美景象相比，俄国芭蕾大为失色。”[32]

这就是政治审美化的一种形态。宣传是纳粹“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掌权不久，戈培尔就对利用广播进行宣传提出具体要求：“无线电广播属于我们，而不是其他人，我们对这一事实毫不怀疑。我们将使无线电服务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其他意识形态不会在这里找到表达的机会……无线电广播必须服从于国家革命政府确定的目标。政府将下达必不可少的指令……我认为无线电广播是现存的影响群众的最现代、最重要的工具。我认为——不应该大声说出来——无线电广播最终将取代报业……首先，原则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让人生厌。我认为这一点首当其冲……所以，不要认为你们承担着引导正确看法、沉湎于爱国主义、摧毁军乐和朗诵爱国诗的任务——不，是新趋势所包括的内容。更确切地说，你们必须创造一种体现民族主义的艺术与文化，要与现代生活的步伐和时代的情绪真正合拍。你们必须表达正确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令人厌烦。所以，你们完全有责任不让人感到厌烦。你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基于坚定的根基，用尽各种手段和方法把新观念讲给群众听，让他们通过当今现代化工具听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没有说教式的感觉。无线电广播一定不要染上众所周知的疾病——这种疾病目的明确，就是让你们分心。我把一个重要任务交到你们手上，因为你们掌握着迄今为止影响群众的最现代化的工具。有了这个工具，你们就成为舆论的制造者。如果你们做得好，我们就能够把人民争取过来；如果你们最后搞砸了，人民将再次抛弃我们……”[33]

在现代政治史上，纳粹是第一个把宣传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并取得了重大“成效”的运动和政党。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制造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上台不久，大大小心的希特勒画像就出现在邮票、明信片、广告牌、绘画和教科书上，被悬挂在大街、办公室、商店和起居室里。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回荡在所有公共场所，也通过广播进入千家万户。这位元首不但用他的眼睛盯着所有的人和事，用他的指示号召着所有的德国人，而且还在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上，直接面向人民发表讲话。戈培尔固是宣传大师，希特勒则又在戈培尔之上。他是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对群众进行催眠的政治家。天使赞美上帝，魔鬼却洞察人性。希特勒懂得，感染、控制群众的有效方式是感情上的转变而不是头脑的转变，要将群众卷入到热情的疯狂爆发之中，卷入到集体的、几乎是宗教性的对一个人的崇拜之中。希特勒以善于演讲著称：“他尽可能地在晚上演讲，他觉得，他在白天无法与他的听众建立必要的纽带。制造悬念也是他的一种技巧，他会让他的听众等待，有时候要等上几个小时。当他最终出现在讲台上时，他会稍微停顿一会儿，等人群安静下来，只有当他控制了晚会的情绪时，他才开始滔滔不绝，把那些狂喜的听众一步一步地引向激情的高潮，直到他最后讲完才让他们松弛下来。每次他演讲结束时，他的衬衣都会被汗水湿透，他整个人也会累得筋疲力尽。当人群欢呼时，他就退出讲台，回到旅馆房间，然后静静地，不停地喝着蔬菜汤。”[34]

希特勒精于演讲，纳粹需要动员广大群众，所以纳粹的一个重大发明，是周期性地、不停顿地组织各类大规模集会以宣传纳粹主义、制造个人迷信。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在体育宫发表他就任总理后的第一次演讲，戈培尔在现场做广播报道：我要求你们用你们的想象力尽力想象吧：这个位于巨大的体育场下面的庞大建筑，它的前厅、走廊、楼厅包厢、上层楼厅，到处都挤满了人。你不能分辨出个人，你只能看见人群、人群、庞大的人群。你可以听见人们在呼喊“德国站起来了”，听见人们向运动的领袖、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致意的“万岁”声在大厅中回荡。冲锋队队长现在示意旗帜入场，从体育宫的入口，四面代表柏林的旗帜在缓缓行进，紧随其后的是上百面柏林党的旗帜……在国歌声中，旗帜通过了宽敞的大厅。全体人员狂热地唱着德国国歌……体育宫内所展现的是一幅美妙、壮观的群众场面。人们站立着、高兴双手，边唱边等待着，你看到的只有人、人、人。大厅四周插满了卐字旗，人们的紧张心情加剧了，期待伴随着紧张……现在每一分钟帝国总理都可能到达……希特勒到了。[35]

《意志的胜利》中所呈现的纽伦堡集会现场

在纳粹德国所有集会中，每年9月举行的为期8天的党代表大会最为重要。里芬施塔尔的《意志的胜利》记录的是1934年的党代会。如果说纳粹宣传的主题是希特勒无所不在，那么，党代会则在此基础上更强调希特勒是一切的中心：

处于中心位置的总是元首以及对他的颂扬。浮华的检阅场和圆柱大厅为展示和塑造他的全权提供了一个相应的舞台。希特勒像一位牧师那样对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集合起来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妇女组织成员、帝国义务劳动军成员以及排列成行的国防军将士发表讲话。所有人的目光一直投向他，而他的目光也似乎完全盯着他们。数十万人排成一个方阵，由希特勒慢慢地检阅。……这种热闹场面向党和人民表达的信号是清楚的：元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立定！看齐！跟随元首前进！德国将再度强大起来！

人们当时难道没有表达过他们的怀疑吗？他们难道满足于国家对他们感情的操纵吗？他们难道不担心希特勒的整个纲领会导致战争、毁灭和种族大屠杀吗？首先，在1933—1939年间，纳粹主义似乎满足了绝大多数德意志人的希望和向往。在魏玛共和国里，许多人忍受不了政治观点的多样化。这个民族似乎被撕碎、分裂了。谁还分得清这许许多多的政治观点和政党呢？人们能相信哪些许诺呢？谁能强大到足以克服那些未来重要的困难呢？纳粹用元首一个人的声音压住了这些混乱不堪、各种各样的声音。当只有一个人在说话时，人们也就肯定再也听不到不同声音了。当人们只按一个纲领指引的方向前进时，也就不用在许多立场之间游移不定了。这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井然有序、一目了然的感觉。纳粹主义宣传关心的就是让一切看起来统一化和简单化。那就是只有一个德意志民族，一个德意志帝国，一个政党和一个元首：阿道夫·希特勒。[36]

任何一个参加过纽伦堡集会、被响彻云霄的“万岁”震撼过的人，都会感到强烈的情绪气氛和身心冲击。英国大使尼克拉·亨德森回忆1937年第一次访问纽伦堡时说：“那种感觉既庄严又美妙，好像身处一座冰雪的大教堂之中……战争爆发前我曾在圣彼得堡居住了六年，那时候正是俄国芭蕾的黄金时期，但是与我现在看到的壮美景象相比，俄国芭蕾大为失色。”[37]

政治审美化的后果之一，是艺术的政治化。桑塔格认为，法西斯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不是艺术从属于政治，而是政治盗用了艺术的辞令。法西斯主义不但有自己的艺术理想，并且这一运动本身就具有美学性质。墨索里尼有一句名言：“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Qui dit fascisme dit avant tout beauté.）用超逻辑理性的情感、直觉、气氛和艺术来操纵人心，是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因此如文森特（A. Vincent）所说：“将法西斯主义看做是反理智主义的学说并不令人吃惊。其哲学前提包含了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潜意识的最深处——意志、创造性的情感、本能、直觉、生命力、血气等等——才真正显示出人性的特征。这与肤浅的‘智性的’表象是相对立的。这种态度使得法西斯主义对许多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前两种群体产生了巨大吸引力。”[38]

深入地考察，艺术的政治性不但不只是艺术家与政治家的交互需要，也不只是艺术作品的政治主题，而在于艺术与一种政治文化的内在契合。

首先是整齐一律。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化多为一，通过以一个领袖来代表人民、以伟大的集体来执行一个人的意志来实现全国的步调一致。在《意志的胜利》中，飘扬的旗帜、纽伦堡巨型体育馆里游行队伍和冲锋队的镜头相互重叠，尤其是数十万人排队整齐的方队，迈着划一的操练步伐通过主席台接受检阅，而希特勒却如雕像般屹然不动，面对的是一片旗帜和手臂的海洋，如同一个大祭司在举行精心安排的盛大典礼之上。司法部部长弗兰克以德国最高司法长官的名义宣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典，最高领袖就是最高的法官！”在圣明的领袖、伟大的集体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在现场的美国记者夏伊勒就发现，当希特勒出现在旅馆阳台上时，“妇女们看着他就像看着救世主（Messiah），其面部表情几乎是非人类的。如果希特勒在视野中再待一会儿，我想许多妇女就会兴奋得昏过去”[39]。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认为，希特勒的魅力无法展示在电视上。但斯坦纳却认为：“希特勒最终将会控制电视——你只要看看在里芬施塔尔拍摄的集会电影中，他是怎样主导每一个形象、每一个姿势就行了。”[40]作为对近代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对抗，法西斯主义强调意志、非理性、主观性、直觉或者无意识在人类生活中的支配作用，而在利用这一切培育了人类心理对文明社会的野蛮攻击后，它又要求通过对更高的情感、想象和意志的服从，以实现领袖的意志。

其次是全民武化。法西斯美学的特征不是残忍与恐怖，而是用一种崇高的理想抑制生命力：行动受到限制、控制、克制。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席拉赫写道：“齐步走——你不可走得像你想走的那样快；齐步走——你不可走得像你想走的那样慢；齐步走——你必须与整体看齐；齐步走——你不可独自想到你自己；齐步走——你与队伍不分离；齐步走——你们将不可战胜！”[41]在《意志的胜利》中，希特勒青年团、劳工阵线、冲锋队、党卫军等并非军事组织的成员也都统一制服，步调整齐。5.2万名劳动服务队队员宣誓：“我们站在这里，时刻准备着，带领德国进入新纪元！”其中的一位代表则说：“我们不站在战壕中，也不在手榴弹的弹幕之下，但是我们仍然是士兵！”希特勒在闭幕式上说：人类中总有少数人，“他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发誓‘我相信’，而是更坚决地说‘我要战斗’！”“战斗”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之一。希特勒的讲演一再表达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光着上身、手持铁锹、动作整齐的劳动服务队在影片中出现的时间最长。这种强迫性的“一致”并不依赖于超验的精神实体，而是赤裸裸的权力对自身公正性的辩解。所以，桑塔格说：“法西斯主义美学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并为之辩护）；它们赞同两种看似相反的状态，即自大狂和屈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的大量聚集；将人变成物；物的倍增或复制；人群/物群集中在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具有无限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或力量周围。……法西斯主义艺术歌颂服从、赞扬盲目、美化死亡。”[42]在现代政治实践中，“舆论一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并不只为纳粹所专有。从领袖来说，只有当群众服从他一个人时才能体验到权威和秩序；从艺术来说，有了这个“一”才有壮观的场面和巨大的力量。但对于数百万生活在集权主义控制下的民众来说，他们只能服从这种“规范的”的生活方式，而没有选择和个人自由的可能性。

再次是身体规训。根据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不仅应体现在智力或脑力上，更应表现在身体上、形象上、力量上。在纳粹德国，“体育”是国家事务，是全体公民的事务。希特勒多次批评德国的教育制度只注意于知识方面而忽略了对于人格的养成及责任心、意志力和果断力的激励，他提出国家的责任是把青年锻炼成一副有用的工具，必须将体育运动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效率与广度。他规定，学校教育不能仅限于在拥挤的课堂里进行，最好的方式是在各级青年团体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他说军队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场所，并且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整个纳粹国家都应“以德国陆军为榜样”，军队是“最高和最后的国民教育”，服军役是青年教育的终结阶段。[43]全民皆兵意味着纳粹冲锋队、党卫军的列队前进就是全民身体运动的典范。语文学家克莱普勒观察道：“那帮人用腿踢脚，靴子的尖头似乎越过了鼻尖，整齐划一犹如唯一之举，犹如唯一之腿。所有这些人的身体摆出的姿势，不，这是唯一的身体摆出的姿势，充满着一种痉挛的紧绷，令那动作显得十分僵硬，如同那些已经僵固了的面孔，让整个队伍给人以极端反差的印象：既是生息已尽，又是生命力极其旺盛。”[44]

在整齐一律、全民武化、身体规训之外，还有一个对原始和野蛮的美化。在里芬施塔尔与纳粹发生关系之前的“高山片”中，就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意识和壮阔美感。这些经验成为她美学理想的起源：“我不喜欢文明社会。我喜欢大自然，那里纯洁而未被污染。”[45]在“高山片”中，是强壮的少年、运动员般的少女与阿尔卑斯山一争高下，展示的是意志的力量、身体的美感，这些在《意志的胜利》《奥林比亚》中都存在。甚至在构图上，也存在着连续性。在《意志的胜利》中，里芬施塔尔根据以往的经验，保留了大场面、多角度的技法，只不过“高山片”中的花岗岩悬崖和白云被一片黑压压的纳粹党党员代替了。

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出现，里芬施塔尔可能会把自己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粗粝而狂野的大自然寻找生命的体验和艺术的灵感。不幸的是一种偶然的遭遇：个人的审美理想与纳粹的非理性运动重叠，使得她把这种狂热的生命激情献身到了人类的强蛮之中，并从这“力”之中发现其中的“美”。个体趣味与时代潮流的吻合，审美与政治的遭遇，是里芬施塔尔成功的原因，也是她受到非议的原因。可以说，只有在纳粹德国的时代，也只有里芬施塔尔才能拍出这样的影片。背着纳粹时代的政治包袱，里芬施塔尔战后长期受到欧美电影界的抵制，筹划过去11部电影的拍摄，都因无法筹措资金而流产。但不知疲倦、一身活力的里芬施塔尔没有接受命运的安排，花甲之年还从欧洲大陆来到非洲内陆的苏丹，在努巴族黑人世界里寻找灵感。1972年，她出版了摄影集《努巴人》。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人注意到，这种对健美人体的膜拜与《意志的胜利》中青年纳粹的强壮、《奥林匹亚》对运动员健美体魄的颂扬是一致的，因此认为她是故伎重演，美化野蛮。桑塔格就详尽地回顾了里芬施塔尔艺术生涯与法西斯精神的内在关联，有力地论证了里芬施塔尔的作品中一贯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和美的不可分割性。从早期主演的《圣山》中的“原始纳粹情感”、首次执导的《蓝光》中“与一种破坏力量有着独特联系的原始人”，到其受委托而制作的纳粹电影，再到《最后的努巴人》，都是对身体和团体的再生的礼赞，这一再生的获得均有赖于对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崇拜。其核心是对野蛮人的颂扬：攀登阿尔卑斯山的小说叙述的是对顶峰的向往、向粗犷和原始发起挑战并忍受其折磨的故事，它们涉及面对以山岳的雄伟壮丽为象征的权力所产生的眩晕感；纳粹电影是描述业已建立的共同体的“史诗”，其中，日常的现实通过狂喜的“自豪”与“谦卑”而被超越，它们讲述的是权力的胜利；《最后的努巴人》是一首关于原始人行将灭绝的美和神秘权力的颂歌，努巴人不是雅利安人，但里芬施塔尔对他们所作的肖像却使人联想到纳粹意识形态的主题，即清洁的与含有杂质的、不受腐蚀的与被玷污的、灵与肉的、快乐与苛刻之间的对照。“高贵的野蛮人”尽管没有具体的法西斯主义内容，但同样宣传了法西斯主义的美学观念。所以，桑塔格认为：“里芬施塔尔赞扬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身体技巧和勇气的展示、强者战胜弱者等等，在她看来，是共同体社会文化一个统一的标志——在这样的文化中，摔跤成功是‘男人一生的主要目标’，里芬施塔尔好像几乎没有改变其纳粹电影中所宣扬的观点。她的努巴人肖像比她的电影更进一步，描绘出法西斯主义理想的一个层面：在一个社会里，妇女只是生儿育女者和帮手，她们没有任何仪式上的用处，而且代表着对男人的品格和力量的一种威胁。”[46]

最后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秩序、服从、自然，特别是强健的肉体是否就是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意志的胜利》中威武整齐的人群、《奥林普亚》中完美的人体，是不是也同时反映美更为普遍的人类理想？桑塔格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的艺术并非局限于标为法西斯主义者的作品，也不仅仅包括法西斯政府控制下制作的艺术品。”[47]里芬施塔尔的不幸在于，她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追求与纳粹意识形态内在相通，并在纳粹时代把自己的影片制作成为秩序与臣服、命令与服从、军官与士兵的世界，也理所当然地为纳粹所用，成为极权主义艺术的一个标本。不过，历史的教训在于政治不能审美化，但审美却自有其价值。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纳粹权贵戈林说过“我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我喜爱富丽堂皇”就否定文艺复兴时期富丽堂皇的艺术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希特勒的欣赏就否定里芬施塔尔电影中的审美风格。重看里芬施塔尔的合理性在于：第一，在与这种“美”相依相伴的极权主义已被彻底否定之后，观众可以从中获得历史的认知；第二，里芬施塔尔为了表现纳粹运动的壮观而首创的特技、语言和方法，在当代电影中已不再拥有像当年那样的冲击力和感染力，观众已经有足够的免疫力。比如现在各国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就可以借镜里芬施塔尔。所以，尽管要从其纪录片中分离出意识形态与个人理想，是不可能的，但这些壮观场景及其摄制技巧，也可以另作他用的。1940年，卓别林用《意志的胜利》中的片段创作了《大独裁者》，毫不留情地模仿片中希特勒走路与说话的方式，借以揭穿了把希特勒塑造成神的荒谬，进而讽刺纪录片中那些纳粹军人机械般的动作。政治是短暂的，艺术是长久的；内容是具体的，形式是抽象的。里芬施塔尔电影的艺术方面并不只属于纳粹。

[1] 约阿希姆·费斯特：《无法回答的问题：希特勒小圈子里的秘密》，第23页。希特勒以艺术家和艺术保护者自居，也要求艺术颂扬其独裁政权。

[2]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88页。

[3]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79页。

[4]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84、85、86页。

[5] 斯蒂文·巴赫：《极权制造——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2007），程淑娟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

[6]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261页。

[7] 斯蒂文·巴赫：《极权制造——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第113—114页。

[8] 罗胡斯·米施：《我曾是希特勒的保镖》，第115页。

[9]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214页。

[10] 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1—32页。

[11]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94—95页。

[12] 君特·格拉斯：《剥洋葱》，第106页。

[13]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260页。

[14]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283—284页。

[15]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216页。

[16] 苏珊·桑塔格：《迷人的法西斯主义》（1974），《在土星的标志下》，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17]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124页。

[18]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132页。

[19] 颜绍泸、周西宽：《体育运动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58页。

[20]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7页。

[21] 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第40页。

[22]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第92页。

[23]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177页。

[24]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1961），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25] 斯蒂文·巴赫：《极权制造——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第164页。

[26] 斯蒂文·巴赫：《极权制造——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第177页。

[27]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137—138页。

[28]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第124页。

[29] 赫尔佐格：《明尼苏达宣言纪录片中的真相与事实》（1999），保罗·克罗宁编《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钟轶南等译，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

[30] 斯蒂文·巴赫：《极权制造——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第180页。

[31]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权力风云》，第138页。

[32] 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第42页。

[33] 唐纳德·卡根、史蒂文·奥兹门特、弗兰克·M.特纳：《西方的遗产》，袁永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6页。

[34]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权力风云》，第138页。

[35] 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第355页。

[36] 托尔斯腾·克尔讷：《纳粹德国的兴亡》，第64、67页。

[37] 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第42页。

[38] 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1995），袁久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39] 威廉·L.夏伊勒：《柏林日记》，第15页。

[40] George Steiner, Singling out the Jewish “Invention of Conscience”, in Ron Rosenbaum, Explaining Hitler,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His Evil, London: Macmillan, 1998, p.303.

[41] 托尔斯腾·克尔讷：《纳粹德国的兴亡》，第101页。

[42] 苏珊·桑塔格：《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在土星的标志下》，第90页。

[43]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44]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第105页。

[45] 斯蒂文·巴赫：《极权制造——莱妮·瑞芬斯塔尔的一生》，第73页。

[46] 苏珊·桑塔格：《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在土星的标志下》，第88—89页。

[47] 苏珊·桑塔格：《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在土星的标志下》，第90页。

十四、1941年秋夜的海森伯

我曾相信，科学不仅是获得自然知识、取得更好物质生活的手段，而且是一条通往智慧、辨别理智和荒谬之路；由于大多数的邪恶行为都是建立在荒谬和无理性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所以我曾经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不能干出卑鄙的勾当的。

——马克斯·玻恩（Max Born）[1]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但研究成果的使用却是社会行为并具有政治目的。在纳粹时代的德国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因其参与原子弹研制而成为有关科学与政治关系讨论的议题之一。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以《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在这个剧中，海森伯一出场就说：“关于我，世人只记得两件事情，一件是测不准原理，另一件就是我于1941年在哥本哈根对尼尔斯·玻尔的神秘访问。”海森伯于1927年提出的“测不准原理”（或称“不确定性原理”）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他因此而于193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认为，他是继爱因斯坦、玻尔之后20世纪最有影响的物理学家。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913年提出半经典原子模型，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和类氢原子的结构和性质；1921年阐释了元素周期表的形成，预言了周期表中第72号元素的性质（铪元素于1922年被发现）；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27年提出了“互补性”。玻尔和以他为中心的“哥本哈根学派”（海森伯是其成员之一）在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1年秋海森伯与玻尔在哥本哈根有过一次会面，因为相关人物的回忆相互矛盾，所以两个科学家在那个秋夜究竟说了些什么，一直众说纷纭。《哥本哈根》一剧试图重现当时的场景，但其目的却不是再现历史真实，而是要说明，回忆是靠不住的。这不只是因为从心理学上说，回忆不只是重复过去，它同时包含着选择和创造，且这一过程本身也受制于回忆时的气氛和条件，也更是因为海森伯与玻尔的见面发生在纳粹时代、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以它涉及了科学家与纳粹、科学成果与战争的关系问题。

1. 说不清的当年事

那是现代物理学的黄金时代。1922年，玻尔应邀到德国哥廷根大学讲学，认识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海森伯，对这位青年才俊非常欣赏，邀其到哥本哈根去工作，并为他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一起形成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1924—1927年，他们有了量子力学，有了不确定性，有了互补性，有了整个哥本哈根解释。两位科学家联手创造了现代物理学的辉煌。

但纳粹上台了，由此而来的科学政治化以及战争给科学，也给科学家带来巨大压力。1941年9月15日，海森伯到德军占领的哥本哈根的“德意志文化研究所”发表演讲，其非正式的意向却是与玻尔见面。9月16日晚，海森伯到玻尔家，两人有过十分钟的散步交谈。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无法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因为分属于战胜国与被占领国，海森伯的一切言行都有人监控。谈话的结果是：两人之间近20年的深切友谊因此一晚而一去不返。事后双方对此都有回忆，但分歧很大，以至于两位科学家在这个秋夜究竟谈了些什么，成为一个历史悬案。科学家谈论的当然是科学，但在1941年的战争背景下，他们之间的谈话似乎也不可能与政治无关。如果说“测不准原理”是科学事件，那么海森伯1941年的哥本哈根之行则可能是政治事件，它与纳粹、原子弹有关。研究过程充满变数且存在各种可能，但科学有其客观性和确定性；政治是公众的事，却因为形势的变化与当事人的立场而难得真解。以至于在《哥本哈根》一剧中，海森伯感叹：“每人都懂得测不准原理，或者自以为懂得。但没人理解我的哥本哈根之行。……我越解释，不确定性就越深刻。”[2]

纳粹的种族政策迫使大批犹太科学家逃亡。海森伯在哥廷根的老师玻恩和弗兰克（James Franck）不得不移居国外，他的助手和学生等都无法在德国大学保留原职。据他的夫人说，当海森伯去柏林找前辈学者普朗克（Max Planck）商量此事时，后者对他说：“你们坚持下去，直到一切过去之后，你们建立一些‘生存之岛’，用以挽救有价值的东西，使之渡过这场灾难。”[3]海森伯不认为留在德国就是帮助纳粹，而是为了减少纳粹对德国科学文化的破坏。1935年秋季，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但是我必须满足于在小的科学领域中珍视对未来必将是重要的那些价值。在这种普遍的纷乱中，那就是留下来让我做的唯一清楚的事情。领域外面的世界确实是丑恶的，但工作是美好的。”1945年秋他在被监禁中写道：“我决定留下来，是因为有这种感觉，如果不能从内部清除纳粹的荒唐和罪恶面貌而获得成功，那么德国的命运就无可挽回。我认为，至少在物理学方面有这样做的责任。”[4]1939年访问美国时，他一再向邀请他留在美国的科学家声称：“不，我不能，因为德国需要我。”1947年，海森伯在一篇《积极和消极反抗》的手稿中，为自己留在德国辩护说：第三帝国成立之初，那些公开反抗的人要么惨死要么更糟，另一种选择是消极反抗，即尽可能性摆脱与纳粹的关系；第三种选择是留在权力位置上，在小的方面与纳粹妥协，以获得做些真正好事的机会。

考虑纳粹暴政前所未有的“创新性”，我们可以把海森伯的选择理解为在猝然而来的集权体制面前科学家的失措。这一点，传记作家卡西第（David C. Cassidy）有过一段说明：

很幸运地不曾生活在像希特勒的独裁那样的独裁制度下的人们是很难想像纳粹德国的生活的。纳粹的控制不仅横向地扩展到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机构，而且纵向地从职业的和地区的层次一直扩展到个体公民的日常生活。……在我们这种后纳粹时代和后斯大林时代的人们看来，这样一个社会将导致什么结局是容易认识到的。但是对那些作为第一次遇到这种后来在死亡营的具体化邪恶中达于极致的东西的现代西方人之一部分的人们来说，那种无限的煽动和人格诽谤的潜势在那个体制的最初几年中是无法想像的。[5]

正如当时许多德国人，特别是文化界、军界的上层人物一样，海森伯怀有强烈的民族、国家自豪感，希望德国强大和胜利。1941年，他们相信德国的胜利指日可待。但是，这群文化、军事精英想让德国赢得这场战争，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希特勒和纳粹赢得这场战争，也不意味着他们赞成纳粹的种种暴行。这些人知道他们必须做出妥协、付出代价，但他们坚持对民族的忠诚，相信自己可以维护德国科学与文化。“他们不是纳粹分子，而是骄傲、正直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看在民族的份上顺从地支持希特勒政府，同时抱着天真的想法，以为希特勒和他的‘流氓’一旦为‘真正的德国’（德国文化）赢得这场战争，他们就会被取而代之。当这个国家的命运随着战争的进程逆转的时候，这些人开始反对希特勒和他的政府，并在1944年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暗杀活动，以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知道，在纳粹德国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德国存在。”[6]尽管海森伯没有参与具体的反希特勒行动，但他的政治态度大体也属于这一种。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框架，可以包括消极的无奈与服从，也包括逐步积极地参与两极。海森伯究竟居于何处，并不清晰。

要求一个科学家完全拒绝本国“合法政府”是不合理的，要求一直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科学家在前所未有的极权体制下永远保持政治正确也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纳粹暴政在许多方面有其原创性，它几乎是空前绝后地突破了近代西方文明的规范，大体是在19世纪式的知识气氛中生活的人们无法清醒地估计它。这一点，海森伯夫人说得对：“我们那个时候的困难，在于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没有经验，不知道可能发生的可怕罪行是哪些，也不知道这些人将会在犯罪道路上走得多远。……我们在学校里，有时候也在我们自己父母家里学到，我们是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而我们也乐意相信它！这时我们就缺乏这种想象力，它足以使我们描绘出我们的人会做出哪些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要看出这一点，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幻想力，我们的意识拒绝我们把时代的特征指向那里。”[7]不但是德国科学家，就是大量受害的犹太人，开始时也想不到一个举世闻名的民族，会成为大屠杀的实施者。所以，海耳布朗在评价普朗克的行为时所提出的思考，也可能用来说明海森伯的遭遇：“这里存在有两难中的两难。几乎没有什么行动是受命于无条件地要履行的责任。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实践中由派生于社会经验的行为准则所指导，按其近期和远期的后果来判断。应该怎样以及在何时做出评判？留在职位上，并尽其最大努力保持纯净的良心和善良的愿望，普朗克是否选取了与纳粹打交道的最佳方式？他的世界观是使他更崇高还是把他引入了歧途？”[8]当然，与海森伯相比，普朗克毕竟没有参与纳粹重大科研计划。

纳粹初期，海森伯不相信纳粹政策的坏的方面会持续很长时间，仍对自己的国家的前途和纳粹执政抱有幻想，所以不但留在德国从事自己的物理学事业，而且和普朗克、冯·劳厄（M.T.F. Von Laue）等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一起，试图劝说其他科学家留在德国，并以不同的方式保护他们。在此过程中，他也不得不和普朗克等人一样，对纳粹政府有所妥协，尽量把自己的生活圈定在科研、教学、音乐等非政治活动之中。1937年，当勒纳德（Philipp Lenard）、斯塔克（Johnnes Stark）等实验物理学家把纳粹的意识形态直接转化到物理学领域，提出“德意志（或‘雅利安’）物理学”和“犹太物理学”的分野，把当时蓬勃发展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称为“犹太物理学”时，正在研究和讲授这两门课程的海森伯所当然地反对这些“雅利安物理学家们”的荒谬观点，为此他受到物理学界纳粹分子的攻击，被称为“白色犹太人”、“骨子里的犹太人”。由于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家普兰特尔（Ludwig Prandtl）的说情，也由于海森伯母亲和党卫队领袖希姆莱母亲的友好关系，希姆莱亲自出面证明他没有背叛纳粹政府。在党卫军的支持下，海森伯挡住了“德意志物理学”，不但保住了莱比锡大学的教授职位，而且可以讲授他的物理学（包括相对论），可以在纳粹统治的科学刊物上公开发表自己的物理学论文。

到1941年秋，海森伯不但已经解决了必须留在德国的妥协问题，而且在纳粹组织的核研究计划中获得重要位置。1942年4月底，海森伯出任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同时在柏林大学担任理论物理学教授。卡西第就此写道：“当德国的领导者们在海森伯和任何别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准备他们向人道的最后进攻时——1942年1月在柏林万湖会议作出的‘最后决议’（即对犹太人的系统灭绝），海森伯及其理论物理学却受到了辉煌的复兴和得到了同样那些领导人们的充分承认的美好前景的温暖。”[9]领导核武器研制计划外，海森伯在纳粹时期还多次到国外旅行讲演，充当德国、德国科学和纳粹主义的“亲善大使”。1941、1942年访问匈牙利，1942、1944年访问瑞士，1943年访问荷兰，1943年访问波兰，1944年访问丹麦，1944年访问东普鲁士柯尼斯堡。1941年秋天的哥本哈根之行，也属于此类活动。

丹麦原是纳粹德国的“盟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4月，纳粹德国以欺骗和突袭的手段占领了丹麦。尽管国王和政府没有认真抵抗，但随着占领者的行为因战争形势的恶化而一年比一年变本加厉的时候，丹麦抵抗运动诞生了。玻尔有一半犹太血统，憎恨纳粹的排犹行为，与抵抗运动也有联系。只是因为守着他的研究所而没有流亡，但始终不与占领者当局发生任何关系。对于海森伯的来访，玻尔甚感为难：他是一位朋友；他是一个德国人，一个所有的犹太人都丢掉了工作而他仍然在莱比锡当教授的德国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在德国从事原子武器研究。这样，构成1941年的秋夜背景的至少有这几个方面：一、两个敌对国家的科学家；二、事关原子弹这样几乎可以决定战争前途的大事；三、两个对对方的近况并不十分了解的老朋友，特别是海森伯一方，他对纳粹的态度、对德国的态度、对原子弹研究状态的估计、他的被控程度等，都不很清晰。

海森伯（左）与玻尔（右）

这个秋夜一定是朦胧阴暗的。早在1947年，海森伯就回到哥本哈根，意在与玻尔一起找出有关这一问题的共同基础，但没有成功，以至于海森伯回忆说：我们终于觉得还是不要再去打搅过去的精灵。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位当事人不想弄清真相。

1957年，借着给写作《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一书的罗伯特·容克（Robert Jungk）提供“备忘录”的机会，海森伯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我暗示说……物理学家们或许应该问问他们自己，他们究竟是否应该在这一领域中从事工作……一种巨大的技术努力是需要的。现在，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恰恰因为它给了物理学家决定是否应该制造原子弹的一种可能性。他们可以或是建议他们的政府说，原子弹可能出现得太晚，无法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使用，从而关于它们的工作将减弱战争的努力；或是建议说，通过最大的努力，正好可以把他们带入战争中。这两种观点可以在相同的信心下被提出……”[10]容克接受了海森伯的说法，在书中认为德国科学家们出于良知而设法避免制造核武器。但学界对容克此书评价不高，容克后来改变了看法，将德国科学家“消极抵抗”的说法称为“神话”。[11]

这一观点也为海森伯夫人1980年的回忆录所重复。哥本哈根之行的真相是：“海森伯在他面前看到了原子弹这个幽灵，想通知玻尔，德国不会制造原子弹，也没有能力制造它。这是其心中的主旨。如果玻尔能把它告诉美国人——他希望这样，那么他们或许也会放弃这个非常昂贵和花费浩大的研制工作。确实，他暗地里也希望，用他这个消息也许能防止将来有朝一日原子弹会投掷在德国土地上。这个想象一直在折磨着他。至于原子弹不会对同盟国取得胜利起决定作用，这一点他几乎深信不疑——事实上情况的发展也证明了他是对的。”[12]但玻尔只听到一句话，便明白德国人已经知道了原子弹是可以制造的，这句话使他大吃一惊，以至于他已听不到下面的其他话了。

海森伯的解释引起了争论，一方面有人批评。如史学家罗斯（Paul Lawrence Rose）就始终把海森伯作为德国文化失败的一个象征。在《海森伯和纳粹原子弹计划：德国文化的一次研究》（1998）一书中，他认为海森伯是纳粹的帮凶，德国没有制造出原子弹主要是海森伯等人没有掌握制造方法和技术，哥本哈根之行负有间谍使命，想从玻尔这里了解盟国是否在制造原子弹。海森伯在道德上是“丑陋的德国人”，在科学上是选择了错误的技术路线的失败者。另一方面也有人捍卫。如记者鲍尔斯（Thomas Powers）的《海森伯的战争》（1993）就为海森伯做出了最重要的辩护，其中心观点是：同盟国的原子弹计划成功了，因为参加计划的科学家，特别是那些亲历了纳粹主义的科学家怀有无限的热心；而德国计划失败了，因为留在德国的科学家不愿意用原子弹来武装希特勒。海森伯不但撒手不管，站在旁边看着计划死去，并且他杀了它。[13]

美国科学史家卡西第在其1992年的海森伯传记中，首先否认了海森伯自己的说法，即此行的目的是问玻尔：作为物理学家，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上的权力去为原子能的实际应用而工作？卡西第认为，战后海森伯在一封信中，似乎暗示他当时是在试图阻止一个关于核研究的盟方应急计划。“不论这样一个目的可以显得多么难以相信和幼稚可笑（如果这确实是他信中的含意的话），它却不能被关于两年以前海森伯的战前美国之行的考虑所排除，而且特别是不能被围绕着他对丹麦的访问的那些情况所排除。”证据有二：一是1939年海森伯访美时，曾与费密（Enrico Fermi）讨论过核爆炸物的可能性，双方都表达了为各自政府进行裂变研究的自愿性。二是海森伯夫人说的，战争期间，海森伯总是受一个想法的折磨：得到较好供应的盟方可能发展并应用原子弹来对付德国。因此，卡西第提出了一种不太确定的看法：“也许……海森伯是想通过玻尔让盟方知道，德国人（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相信自己正走在盟方的前头）离建造一种爆炸物还很遥远，来阻止一个盟方的应急计划和对德国的最后核打击。”[14]

历史的模糊之处正是文艺的用武之地。在玻尔和海森伯的相关档案尚未公开之前的1998年，迈克尔·弗雷恩根据“1941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到被德军占领的哥本哈根发表演讲，并与他的老师和朋友玻尔见面，最后不欢而散”的史实，创作了一出只有两幕、三个人物——海森伯、尼尔斯·玻尔和妻子玛格丽特——的话剧《哥本哈根》。在作者看来，“说书人和史学家所面对的巨大挑战，同样都是要进入人们的头脑内部，要站在他们当时所站的地方，并像他们当时那样地去看世界，要对他们的动机和意向作出某种有根据的估计——而这恰巧就是已经记录了的和可能被记录的历史所不能达到的。即使当一切外在证据都已被掌握，进入角色之头脑的唯一途径也是要通过想像。这确实就是戏剧的实质了。”[15]1998年5月，该剧在伦敦西区剧院首演后即引起轰动，各国竞相上演，2000年连获普利策、托尼两项大奖；2002年又被拍成电视片。2002年，这部话剧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搬上中国舞台。

2. “测不准”的戏剧化

其实，不但是谈话内容，甚至双方谈话的时间与地点都有不同记忆。可以肯定的只是，会谈很不成功，以至玻尔激动而气愤，海森伯失望而沮丧。事情真像玻尔夫人在剧中说的：海森伯解释了又解释，他每解释一次，问题就变得更不清楚。

《哥本哈根》一剧倾向于海森伯自己的解释。在两幕剧中，弗雷恩以拼贴式的方法设计了海森伯三次到玻尔家叫门的场景，为其哥本哈根之行的目的做了三种可能的回答。

（1）建议共同阻止核计划。海森伯想告诉玻尔：假使我们能建成一个反应堆，我们就能制成原子弹。但他既不想帮助纳粹制造原子弹，又不能停止试验。顾虑有二。第一，除了他负责的研究计划外，纳粹德国军械局那里还有一个与之竞争的计划。如果海森伯不干，军械局那边就会接管这个计划继续研制原子弹。因此，可行的办法是继续掌握研制原子弹的权力，同时向纳粹说明，研制原子弹是一项巨大的技术努力，它将消耗大量的资源，这会导致纳粹放弃这一计划。但如此一来就有第二个顾虑：德国停止了，盟国却还在继续。海森伯认为玻尔与美国人有接触，他想从玻尔那里知道盟国核计划的“某种暗示，某种线索”。但海森伯不是间谍，他关心的是：如果同盟国正在制造原子弹，我应该为我的国家选择什么呢？这里有一大段抒情之言：

你说过，如果一个人的国家很小而且没有自卫能力，那就比较容易想像他对国家可能具有较少的爱。是的，另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设想一个人不太爱他的国家，因为他的国家属于错误的一方。德国是我出生的地方。德国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德国有我童年时的所有熟人的面孔，所有当我跌倒时扶我起来的手，所有鼓励过和指引过我的声音，所有对我的心说过话的心。德国有我寡居的母亲和我那不可能的弟兄。德国有我的妻子。德国有我们的女儿。我必须知道如何为他们作出决定。这是另一场败仗吗？是像我和它一起长大的那场噩梦一样的另一场噩梦吗？玻尔，我那在慕尼黑的童年是以在一场无政府主义的内战中结束的。还要有更多的儿童要像我们那样挨饿吗？他们还要像我那样度过那些冬夜吗？当时我是一个中学生，用双手和双膝爬过敌方的封锁线，在夜色的掩护下爬过雪地去为我的全家寻找食物。他们还要像我那样彻夜坐着，看守着吓坏了的犯人，在深更半夜时和他谈了又谈，因为他天明时就要被处决吗？

因此，海森伯想建议双方都停下来：“我在1941年告诉你的那些话！就是说，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中的！在我手中，在奥本海默手中！”“要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一起阻止它。”[16]

（2）说明自己的抵抗方式。针对海森伯的问题，玻尔夫人玛格丽特认为他是来炫耀的：“当他在1924年第一次来时，他是从一个受辱的国家来的一个地位低下的助理讲师，为了得到一个工作而感恩戴德。现在你又回来了，胜利归来了—— 一个国家的首席科学家，那个国家已经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你的前来是要向我们显示你生活得多好。”“他非常急切地要让我们知道他正负责某件关系重大的秘密研究，而且即使如此他仍然保持了一种高尚的道德独立性。他保持得如此著名，以致他受到了盖世太保的监视。保持得如此成功，以致他现在也要面对一种奇妙而重要的道德两难。”海森伯则为自己留在德国辩护：

我从来不曾自称为英雄。

你们认为我应该参加反对希特勒的密谋并使我自己像别人那样被绞死。……那有什么用呢？

留在船上打捞更好一些。继续活着并扔下救生圈更好一些。[17]

这当然不是说说而已。当玻尔夫人认为海森伯不理解一个反应堆和一个原子弹之间的关键区别，玻尔把临界质量算错了以至于超过20倍，总之当玻尔夫妇批评海森伯的若干错误时，海森伯明确说：“因为我没有试图制造一个原子弹。”这就是他对纳粹的抵抗。

（3）期待老师理解自己的工作。海森伯意识到原子弹的效果，“事实上，它根本不是那么困难”。面对这个非常不同而可怕的新世界，他要向老师提问：作为物理学家，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上的权力去为原子能的实际应用而工作？玻尔夫人认为：“那就是海森伯对他和你的友谊的一种最后和最大的要求，当他不能理解自己时他要求被理解。那是你作为回报而做出的对海森伯来说的最后和最大的友情行为。让他被误解。”[18]海森伯期待理解却被误解。玻尔后来参加了同盟国的原子计划，却没有受到任何指责；海森伯“没有对任何一个人的死做过贡献”，却受到非议。

《哥本哈根》的本意不在寻求事实真相，而强调的是确定海森伯的动机何其之难。弗雷恩判断海森伯的科学与生活的平行性，即由海森伯发现的“不确定性”不仅是物理状态，也是人事状态，因此1941年的哥本哈根之行也永远不能被确切地定位或定义。“在战后，海森伯是处于一些矛盾的压力之下的，这就使他特别难以说明他曾经力图做到的是什么。他想要使自己远离纳粹，但他不愿意使别人觉得他曾经是一个卖国贼。他不愿意向他周围那些德国人声称他曾经故意使他们输掉那场战争，但他同样不愿意表示他曾经使他们打败只因他力不从心。……当他构思他后来无法解释的那些行动时，他至少处于同样多的矛盾压力之下，从而测不准也将是存在的，对我们和他来说都存在，即使他曾经像人类所可能的那样开放、诚实和有帮助。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的动机和意向所说的话，即使他们不曾遭遇海森伯所曾遭遇到的困境，也是根据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而定的——这同样也依据别人是如何看待他的。思想和意向，即使是一个人的，也许一个人的思想和意向尤其如此，永远是变动的和流动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单独的一个思想或意向是可以准确确定的。”[19]

“测不准原理”是海森伯对量子力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根据量子物理学的理论原则，每种物理体系，都应视为一种电子与质子（das Proton）的体系，甚至一切物理的状态也只能根据质点的位置与速度而确定。海森柏的研究发现，所谓质点的位置与速度的精确量度，已不再具有实际的可能性：假如我们要精确计算质点的位置，则必须将其空间坐标加以精细的观察，因此就妨碍了它的速度的准确；反之我们如将质点的速度加以精确的计量，则又将在时间坐标的观察中影响到它的位置的准确。“测不准原理”认为物理体系所包含的不准确性，实际上就是质点的位置与速度在同时的精确度量中的不相容性；同时这个不相容性就是海森伯所说的那样：“就是质点的位置的精确程度愈甚，则它的速度的不精确性愈增。假如我们对于质点的位置与速度欲同时准确的确定，则结果其中之一——位置或速度——都无法确定了。”[20]《哥本哈根》的主题是，海森伯思想、性格和遭遇的“不确定性”，即一种在极端矛盾的压力下的个人行为选择的象征。不确定性体现在科学中是量子物理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体现在历史中就是1941年访问玻尔的动机缺乏证据明确的答案。

海森伯的处境是复杂的，人的行动处于多种矛盾的压力之下，思想与意向永远处于变动和流动之中。所有这些当然都有道理，话剧集中呈现了人类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是有价值的。问题在于，虽然是多年父子般的朋友，但毕竟此时生活于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国家，海森伯在哥本哈根专门要与玻尔谈话，这其中一定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动机或意向。这个动机是什么？

卡西第在讨论《哥本哈根》剧本时提到，海森伯曾多次到被占领国家做“亲善大使”的情况，在这些对外学术活动中，海森伯宣扬“德意志文化”，动员当地的知识分子和占领力量“合作”。比如1943年10月访问荷兰时，他的主要使命就是要表明：“民主制度不能发挥足够的能量来管理欧洲，因此只有两种可能：德国和俄国。那么，一个在德国领导之下的欧洲或许更不邪恶一些。”没有明显证据表明，1941年的哥本哈根之行，会有不同的话。卡西第认为，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来考量，海森伯此行也是想说服玻尔接受这一观点：“毕竟，德国看起来不可避免的胜利对欧洲来讲也并不算坏。就像海森伯对他惊恐万分的荷兰同事们讲的那样，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让整个欧洲处于俄国的统治下。因为，他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海森伯就已经目睹过使巴伐利亚地区创伤累累的苏联革命，他总是认为俄国的统治会比纳粹的统治还要糟糕。很明显，他想让玻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阻止同盟国的科学家，让这些比德国落后得多的科学家不要再努力地制造可能用来对付德国的原子弹。”[21]这当然是海森伯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与外界隔离的玻尔对交战双方的核研究进展状况并不太了解，且盟国的科学家也不一定会接受来自德国科学家的一种抵制建议。

《哥本哈根》的中译者戈革引用一则苏联的史料，以说明海森伯此行的“可能的谜底”。玻尔于1962年逝世以后，美国的《物理今日》和苏联的《物理科学的成就》都出了纪念专刊。苏联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塔姆在为专刊写的《前言》中，举出了玻尔1961年访问苏联时对他讲过的一段话。其大意是，在1941年，有一位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来到了丹麦。他对玻尔说，希特勒在全世界取胜已成定局，因此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都应该有所表现，证明自己对将来的新体制有用，以便在新体制中为自己取得一个容身之地。在翻译了玻尔1961年的信后，戈革明确地说：海森伯来访的“目的”或“动机”——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事，一言以蔽之，就是“劝降”，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招降纳叛”，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寻求“合作”。[22]戈革在另一处指出，战后海森伯一次也不曾承认自己在纳粹时期办过什么错事，甚至在一位犹太科学家的面前公然宣称应该让希特勒统治“五十年”，那时他就会变得“好”起来。[23]

玻尔的记忆可以做进一步补充。他在读到容克1957年的书后，非常不满，他写信给海森伯表达意见并陈述自己的观点，此信从未寄出，世人也并不知晓。《哥本哈根》演出后，玻尔家族于2002年2月提前公布了本应于2012年才发表的档案，其中包括这封信及相关的文稿笔记。在信的第一稿中，一向温文尔雅的玻尔情绪激动、语气尖锐：“……我记得咱们那次交谈的每一个字……你和外才克尔，表示了你们的确定的信念，认为德国必将得胜，从而在我们这方面，再保持对战争不同结果的希望并对德国的合作建议不予理睬就是十分愚蠢的了。我也十分清楚地记得我们在研究所中我的房间里的谈话；在那里，你用一些含糊的言语用那样一种方式谈了话，那只能给我一种牢固的印象，就是说，在你的领导下，在德国正在进行着一切工作来发展原子武器，而且你说，没必要讨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它们，而且已经或多或少地用了过去整整两年来进行这样的准备。”在更晚一些的信稿中，玻尔说：“在你那一方面，并没有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们正在作出努力来阻止原子科学的这样一种应用。”[24]

玻尔档案公开后，海森伯家族也于2002年11月公布了海森伯当年写的一封信。此信证实海森伯分别在1941年9月16、17、20日三次到玻尔家。弗雷恩在看到玻尔的信后，仍然不认为需要修改他在剧本中的处理。他认为，当事者们在回忆中将不同场合混为一体应该是造成多年以后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而且，据这封信来看，两人之间友谊突然决裂的说法似乎也变得像别的一切那样云遮雾罩，因为从信中的记述来看，三次会面基本上是愉快的，最后一次玻尔还朗诵了某篇作品，海森伯则弹奏了莫扎特。海森伯档案馆主任认为，可能是海森伯及其学生外才克尔（Carl von Weizsacker）在告别聚会上敦促玻尔与德国使馆保持联系这一点，引起了两人的分歧。如果是这样，那么玻尔的怒气就会使他对早些交谈的回忆平添主观色彩。换言之，历史并不是它发生时的本来面目，而是人们在回顾它时所感受到的往事。

因此，即使玻尔档案公开，也不大可能呈现1941年秋夜的真相。“测不准原理”看来也发生在两位科学的交往当中。但是，科学不能解决生活中的全部问题。玻尔与海森伯有长达20年的、几乎是父子般的亲密友谊。1941年秋夜短短的谈话，使得玻尔如此的激动，从常识与人情的角度看，只能是因为海森伯说了一些特别使他痛心的话，这就是玻尔不能接受海森伯对纳粹的态度的原因。他们不但感情很深，而且相当熟悉对方的语言方式，因此玻尔的反应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海森伯心事曲折、语言含蓄等所致。这样看来，1941年的哥本哈根的秋夜，对于玻尔来说并不神秘、并不难解，即使在当时的特定时空环境中对海森伯的动机有误会或不能完全理解海森伯那些含蓄、绕弯子的话，但其对海森伯此行的基本判断应当是不错的。“不确定性”发生在海森伯这一边。对他来说，哥本哈根之夜发生在“我们的坦克几乎已到莫斯科，什么东西能阻挡你们呢”的1941年，而等到他要“回忆”时，已是纳粹灰飞烟灭之时，已是海森伯“受审”之时，当然需要另有说法。给他提供帮助的是：他们谈话的情境是不正常的，因而也是导致误解的；而且考虑到若干因素，玻尔没有及时公布自己的记忆。于是，“不确定性”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如果这样的理解可以成立，那么所谓海森伯哥本哈根之行的“不确定性”，只能是指纳粹权力对两个科学家之间交往的扭曲，是海森伯自己在变化了的政治形势下对自己动机的改写。严格地说，“不确定性”是外部力量的干扰和海森伯事后为自己开脱的托词，而不是两个科学家当时谈话的真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哥本哈根》的结束语也即主题“那一事件将永远不能被确切地定位或定义”，看似深刻，很有形上意味，其实混淆自然与人事，没有什么道理。

那么，海森伯的生活与“不确定性”无关吗？又不尽然。1941年的秋夜之所以被认为是“不确定”，与海森伯的核研究计划紧密相关。虽然德国科学家们一直坚信德国的科学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虽然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德国将率先造出核武器，直到海森伯等人被俘时还表示愿意把铀裂变的秘密告诉美国，以至于他们听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消息后，震惊之余还认为那是虚假的宣传。真实的情况是，直到战争结束，德国连“原子锅炉”（即“反应堆”）都未造成，因为海森伯主持的“铀俱乐部”在规模、人力等等方面根本无法和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相比。盟军在解放欧洲后发现，德国的原子弹计划仅仅停留在初始阶段。没有操作中的核反应堆，没有大量分离出来的铀235，更谈不上有可靠的原子弹设计。“铀俱乐部”的没有成功，成为海森伯、海森伯夫人特别是他的学生外才克尔为其辩护的根据：如果德国科学家真想制造原子弹的话，是完全能够造出来的，但德国科学家不愿意纳粹拥有原子弹，他们以制造原子弹困难和费用浩大为借口实际上使纳粹放弃了核计划。“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打动政府中负责人员去着手认真考虑原子弹的制造问题——如果他要这样做无疑也是能够做到的。”[25]海森伯等人只不过从政府获得资金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他们的动力只是科学的好奇心。总之，德国人没有造出原子弹，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此论被容克、鲍尔斯等人所取，却在《哥本哈根》中为玻尔夫人所拒绝：“因为你怕如果纳粹拨给你大量的物资，而你又不能交出原子弹时的后果。请千万不要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反纳粹的英雄。”[26]那么，德国人没有率先造出原子弹，这究竟是因为海森伯有意地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从而迫使纳粹德国放弃了这一计划，还是由于他错误地计算了临界质量，从而导致德国根本就不可能造出原子弹？真实似乎也不好确定。沃克尔的研究说：“我们也从一份临时的德国军需报告中得知，当年德国铀计划所估算的临界质量约10公斤到100公斤，与同期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所使用的值相当。也许最重要的是海森伯向他的受众传达了两个信息：拥有‘不可思议’效果的核武器是可能被造出来的，但这项工作非常困难，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战争结束，海森伯和进行铀计划的其他科学家，仍在疯狂地工作，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成果。这可以由下列因素加以部分解释：他们深信在核裂变研究和开发竞赛上，他们走在美国对手的前面。”“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海森伯及其同事对为纳粹分子制造可以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景并不热心。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以周旋、拖延或者隐瞒等手法反抗希特勒。”[27]这是什么态度呢？

海森伯等人没有造出原子弹，不代表德国没有造出原子弹。2005年，德国学者赖纳·卡尔施（Rainer Karlsch）、海科·彼得曼（Heiko Petermann）做了广泛调研。他们在得到俄罗斯档案佐证的基础上认为，纳粹德国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反应堆研究群体，一个是海森伯领导的属于主流的柏林和莱比锡小组，另一个是迪布纳（Kurt Diebner）领导的属于陆军军械局的戈托夫（Gottow）小组。后一个“非主流研究群体”的反应堆测试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刻并且触发了链式反应。因此，纳粹德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进展远远超过了此前人们所知的程度：它已经在战争结束时造出了原子弹。从俄罗斯获得的材料证明，1944年晚秋和1945年早春，德国军方科学家小组曾进行过核反应堆试验和某种接近实战部署级别核装置的测试，包括在北方波罗的海沿岸的吕根岛和中东部图林根地的奥尔德鲁夫，先后进行过两次原子弹秘密试爆，后者曾导致数百名作为试验品的集中营囚犯的死亡。[28]无论这一观点是否成立，海森伯等人没有成功进行核试验这一点都不会因此改变。

海森伯的原子计划又与一个更大的问题紧密相连：海森伯对纳粹的态度。1942年11月间，海森伯开始参加柏林社交界精英俱乐部“星期三学会”的活动。包括原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在内的28名会员的名单表明：“星期三学会在第三帝国时期也起了许多普鲁士保守派人中的希特勒的军事的和职业的反对者的聚会场所的作用，而且成了1944年7月20日那次失败了的军事政变的不幸阴谋的温床。会员的选择是根据他们对一些非纳粹的德国的和普鲁士的文化精神的观点的同情；那些精英虽然是爱国的和抱有国家主义思想的，但却坚持道德上的正直。”[29]“七二〇”事件后，“星期三学会”的多数会员被搜捕和处决，但海森伯安然无恙。他不是纳粹分子，但在理性上，他总是认为与苏联相比，纳粹体制“更不邪恶一些”；在感情上，他希望德国能免于战败，能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悲惨境遇，因此对纳粹的邪恶也就缺少敏感。这后一方面，《哥本哈根》一剧中多有表现。卡西第的《海森伯传》的基本判断是，海森伯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驱使，很早就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因此在纳粹时期的行为无论正确还是错误，无论伟大还是渺小，都是不由自主的、情有可原的，所以其海森伯传的原名就是《不确定性——海森伯的生平与科学》。由其对纳粹态度的不确定性，又引申出评价的不确定性。要求纳粹治下的科学家都来当烈士，当然是苛求，海森伯的选择有其合理性：在一种独裁制度下，积极的反抗只能由那些假装和体制合作的人们来实行。任何公开声言反对制度的人将因此而剥夺了自己实行积极反抗的一切机会。[30]但这样的观点也容易被用来当作与纳粹同流合污的挡箭牌，爱因斯坦就在给劳厄的信中说：“我不同意您认为科学家们应对政治问题、也就是广义的人性问题保持沉默的看法……这样的克制难道不是意味着缺乏责任心吗？假若吉奥纳多·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等人都这样想和这样做，我们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呢？”[31]这里又有两个不确定性：海森伯对纳粹的态度，他人或后人对这种态度的评价，都不可能有确定之论。

值得注意的是，玻尔档案公开后，海森伯家族也于2002年11月公布了海森伯当年写的一封信。此信证实海森伯分别在1941年9月16、17、20日三次到玻尔家。弗雷恩在看到玻尔的信后，仍然不认为需要修改他在剧本中的处理。他认为，当事者们在回忆中将不同场合混为一体应该是造成多年以后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而且，据这封信来看，两人之间友谊突然决裂的说法似乎也变得像别的一切那样云遮雾罩，因为从信中的记述来看，三次会面基本上是愉快的，最后一次玻尔还朗诵了某篇作品，海森伯则弹奏了莫扎特。海森伯档案馆主任认为：可能是海森伯与外才克尔在告别的聚会上敦促玻尔与德国使馆保持联系这一点，引起了两人的分歧。如果是这样，那么玻尔的怒气就会使他对早些交谈的回忆蒙上色彩。换言之，历史并不是它发生时的本来面目，而是人们在回顾它时所感受到的往事。

这就是“不确定性”的确定的文化含义。在并非讨论海森伯的物理学及其与纳粹的关系时，德国史家费舍尔这样分析“不确定性”的效果：

从知识的角度看，1920年代的代表性特征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两个理论假定了一个变动不居的宇宙，并且告诉我们所有的“事实”只是对不同的可能性的一种短暂的认知而已。真理现在似乎成为一种主观认知的功能，道德只是个人或集团的选择而已。因此客观的真理让位给文化相对主义，真理存在于个体的观察者眼中。[32]

相对主义也好，测不准原理也好，涉及主观对客观的认知，即事实、真理之类都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主观认知的一种功能、一种效果。我们不能离开主观来谈论它们。但是，这并不能取消事实、真理的客观性。以1941年秋夜的事来说，我们即使同意话剧《哥本哈根》的结论，认为它是说不清的，但也要划清回忆的主观性与基于其他理由刻意掩饰真相之间的界限。认知和判断有相对性，但文明人类需要在交往中逐步达成共识，否则，生活共同体就无法建构。同样，确实没有绝对的道德，但这也绝不意味着道德只是相对的。因为个人或集体在选择道德时并非随心所欲、毫无理由，而且对这种选择本身，是可以进行分析并予以评论的。海森伯可能选择反抗或效忠纳粹，但第一，他须提出理由，哪怕只是为了说服自己。第二，无论是在纳粹风头正劲的1941年还是纳粹彻底失败之后，对海森伯的选择总是可以讨论的。

3. 分不开的物理学与政治

如果海森伯与玻尔本人的文献都无法使“哥本哈根之谜”清晰起来，那么这个谜极有可能永远是个谜：“有些问题当有关的人死后很久仍然存在。他们幽灵似地游荡着，寻求着在世时未找到的答案。”[33]不过，人们之所以寻找答案，更重要的指向在于：科学家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道义观念在研制杀伤性武器上应做出何种选择？

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家的伦理、社会/政治责任等等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哥本哈根》一剧中，三个人物都承认了这一点：

玻：这是物理学。

马：也是政治。

海：很可惜，这两者有时特别难以分开。[34]

在海森伯这里，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科学家的两难选择。首先，科学家能不能与一个专制的、极权的，或一种邪恶的政权合作？科学是人类理智的最高成就之一，但从古希腊到现代，科学越来越由纯个人兴趣转向为社会需要，越来越由追求真理转向实用服务，其组织形式也越来越集体化、国家化。尤其是在20世纪，政治需要科学，战争离不开科学，科学已经由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转为国家计划和权力系统的一部分，科学家因此也就无法逃逸出权力体制之外。比如在纳粹德国，理论物理学因为被视为“犹太人”而受到打压，任命大学校长、教职人员、学生干部以及公布学位和课时设置方面的最高权力就是得到赫斯、希姆莱等人支持的国家教育部。政治、政府与科学、科学家的关系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代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已经被国家所组织，都在为国家服务。一旦承认这个事实，那么，与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合作、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服务的问题，也就不是科学家个人所能选择的问题了。20世纪的政府无论怎样与人类的卑劣、恶毒的权力欲、控制欲有关，却无不冠冕堂皇地打着国家、民族、文明、人民的招牌。纳粹的所作所为，经常是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作出的。海森伯对赤裸裸的暴政可能会有敏感，但当这种暴政以“祖国”、“民族”、“人民”的面目出现时，要求他摆脱民族感情、爱国心理来明辨是非，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海森伯是一个文化英雄，是一个先知先觉者，能够在当时就洞察一切并勇敢地起来反抗纳粹，当然值得我们敬佩。但真实的情况是，伟大科学家海森伯也是一个普通人，当纳粹以国家的名义要求他从事原子武器研究，如果他拒绝可能会面临身家性命的危险时，他的妥协与合作也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不能因为海森伯曾为纳粹政府服务就认定他是纳粹帮凶。二战以后，科学家为政府服务已不鲜见：“任何地方的科学家，不论他们对寻求真理和普遍理解是多么的心无二用，都将为他们的政府做些有价值的或令人厌恶的工作，而且许多人还将通过制造战争和破坏的武器来为他们的政府服务。”[35]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但海森伯所热爱的德国，已经被纳粹所攫获；他所担忧的同胞，已经是纳粹的人质。纳粹极权体制使得如何爱国成为一个难题：如果梅森伯等人率先制造出原子弹，德国因此而获胜，那么，结局肯定是，奥斯维辛的死亡工厂将继续“生产”下去，战争还会毁灭无数的母亲和儿童的生命。如果德国没有成功，而盟军率先有了原子弹，那遭难的将是德国。《哥本哈根》一剧中多有这样的叙述。两种可能都不是海森伯的愿景。暴政体制下科学家的困境在于，他们既不可能拒绝国家的要求，也不能避免科学研究的灾难性后果。所以，有关海森伯的讨论，真正有意义的是两个。其一，在战后的形势下，一个正直的科学家应当为自己在纳粹时代的所为进行反省。虽然作为一个国民，为政府服务有其合理性，但在历史已经证明那是一个邪恶的政权、一个给世界和本国造成灾难的政府时，参与者当然有必要做出负责的检讨，而不是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涂粉。其二，政治权力全面介入科学，政府直接主导科学研究，可能会促进科学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也可能剥夺科学应有的自主性，破坏了科学体系的运行机制，从而有可能使科学家成为权力的奴仆，降低科学家的道德水准。这就是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指出的：“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36]

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科学家应不应该研制大规模杀人武器？一般意义上的为本国政府服务，既无可避免，也无可厚非。但海森伯之为政府服务，就是为纳粹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应当这样做，这是科学家在20世纪遭遇的重大问题，也是话剧《哥本哈根》聚焦之处。科学的可怕之处首先在于它以为科学而科学为最高原则，追新逐异，而根本不会从人类存在、文明命运的角度追问科学的目的。唯其如此，战场总是最新科学成果的展演之地，科学家和将军们一样在杀戮中显示成就。就二战和大屠杀而言，集中营设计、毒气制造、绝育试验、人体冰冻试验、细菌战等，无不代表了当时科学研究的前沿状况。如果没有这些科学成就，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战争也是不可想象的。理论上讲，科学的应用有其伦理限制，科学家应当拒绝研制原子武器，比如爱因斯坦晚年就号召各国政府放弃核武器。但面对纳粹开始研制原子武器的现实，“抢在敌人前面造出来”就成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正义要求。玻尔于1943年逃离丹麦之后，也参与了盟方原子弹的研制。就像爱因斯坦当年也主张美国尽快研制原子弹一样，玻尔的动机只是尽快战胜法西斯，其实际选择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他预见到原子弹会带来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国际问题，并多次向盟方高级人士进言，包括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建议在原子弹尚未制成时就通知斯大林共同商讨战后的世界和平问题。他的意见未被接受。二战后，玻尔积极参加了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运动，1950年又发表了致联合国的公开信，建议成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呼吁实行原子军备的国际监督。虽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这一建议未被接纳，但意义深远。就海森伯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他当然不会对纳粹暴政毫无了解，也不会对原子研究的后果毫无所知，但他一方面抱有希望德国胜利的所谓“爱国”情怀，另一方面是日益强烈的道德犹豫：科学家是否有权利研制原子武器？应当说，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即使在今天，许多国家不也是以最大的投入、用最优秀的科学家，在从事武器研究吗？也许，说到最后，科学家的选择只有一个：要么为政府服务，要么拒绝政府。这是现代社会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独立于政府的问题，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在现代科学需要大规模投入和大规模组织的时候，独立于政府的个人是否还能从事科学研究，甚至是否还能成为科学家呢？

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权力或政府机构如何对待科学研究的问题。控制科学和科学家是其权力运作的一部分，而现代科学研究也需要政府所提供的经费、资源、组织和其他条件。权力运作有其目的，政府供给不是免费的。从权力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至少要符合两条标准。

一是实用的标准。科学发展的动力一是科学家也即人的求知欲，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般地说，这都不是政府及其代表人物所关心的，政府关心的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是否具有实际的用途。海森伯等人研究原子武器时，正是二战的关键时期，对纳粹德国来说，判断科学研究价值的标准是其是否有利于德国在战争中获胜。据当时的装备部部长施佩尔后来回忆，1942年5月前后，他和三军将领听取了关于德国原子研究现状的介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森伯所做的《原子裂变以及轴机器和回旋加速器的发展》的报告。施佩尔记得：“海森伯抱怨教育部忽视核研究和缺乏研究经费和材料，并指出由于科学研究辅助人员被抽调到三军中，致使德国科学在这一领域落后了，而几年以前，德国在这一方面占着优势。他说，美国技术刊物的有关材料说明，美国把大量技术力量和财力物力用于核子研究。因此，美国可能已取得重大进展，这在具有变革意义的核裂变可能性方面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37]这段话表明，当海森伯在哥本哈根与玻尔相见时，他已经意识到德国原子研究的落后。因此，在1941年那神秘的秋夜，他不大可能向玻尔请教道德问题。因为他已经明白，德国在原子研究方面已落后于美国。重要的是如何赶上，而不是是否应当。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掌握着德国军备生产大权的施佩尔的态度。关键有二。第一，在施佩尔看来，海森伯未能就原子研究的效果作出明确的回答。“我问海森伯，如何才能把核子物理应用于原子弹的制造。他的回答丝毫不是令人鼓舞的。他宣称，科学上的解决方法肯定已经找到，而且理论上也没有任何事物阻碍着这一颗炸弹的制造。相反，原子弹的生产技术至少得过两年时间才能具备，而且必须从现在起得到最大的支持。”[38]第二，在施佩尔看来，海森伯等人的研究似乎还未见端倪。在听取汇报后，施佩尔要求海森伯将所需要的各种措施、资金和物资的数量报上来，几周后，海森伯等人提出了几十万马克的经费和少量其他材料的申请。在施佩尔看来，“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却只提出这么点要求，我感到迷惑不解，便把经费增至一至二百万马克，并答应供给更多的物资。……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原子弹对于可以预见的战争进程不再会有什么意义了”[39]。这等于判了海森伯等人的研究的死刑：你们还可以搞，但政府已经不指望你了。在《哥本哈根》中，海森伯其实是故意这样做的：“我要求得很少，以致他不再认真考虑我们的计划了。”“他给了我们一点点钱，足够维持反应堆计划不致停下来，而这就是德国原子弹的终结。”[40]无论是海森伯故意不想为纳粹制造原子弹，还是施佩尔发现海森伯等人的研究还远远谈不上有用，总之，纳粹政府是放弃了原子弹的研制计划。到了“1942年秋，我再度询问核子物理学家们发展原子弹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告诉我说，在三四年内没有指望。而等到那时候，这场战争的胜负早已决定了。于是，在这些物理学家的建议下，我们放弃了发展原子弹的计划”[41]。

以实用为标准，有一个谁来下判断的问题。在纳粹德国，只有希特勒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判断一切的最高权威。据施佩尔介绍：

希特勒有时和我谈到一颗原子弹可能发挥的威力，但是要作这样的想象，他的智力显然是不够的。这也说明他没有能力理解核子物理的革命性质。在记录在案的我同希特勒历次谈话的2200个要点中，关于核裂变问题只谈过一次，而且谈得非常简短。虽然希特勒努力想象核裂变带来的前景，但我告诉他的关于我和科学家们会谈的情况，却加深了他的看法，认为这件事不必花大力气。事实上，海森伯教授对于我的问题一直没有作出最后的答复；我曾问他，一次成功的核裂变究竟能不能有把握地加以控制，还是可能作为一种连锁反应而继续裂变下去。希特勒显然不会醉心于那种可能性，即把他统治下的地球变成一个炽热的星球。可是他有时开玩笑说，天真地渴望揭露天下一切秘密的科学家们，可能有一天会把地球变成一片火海，但距离那一天无疑还要过很长时间，他肯定不会亲身经历的。[42]

施佩尔与希特勒对原子弹都不抱希望，海森伯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当然也就无所作为。

实用之外，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标准。这一点，施佩尔也有说明。在1945年使用原子弹也许是可能的，如果纳粹德国及早准备技术设备、人员和资金，大致投入相当于发展火箭计划的力量，搞成原子弹的前提条件是会具备的。“我们的‘总体战争’之所以没有跨进原子领域，也与意识形态的原因有关。希特勒很重视上面提到过的物理学家勒纳德。此人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奖金，又是科学界中很早就追随希特勒的少数人之一。勒纳德曾告诫希特勒，就犹太人研究核子物理和相对论，是企图以此腐蚀人心。希特勒在和他一起进餐的人面前，有时引用莱纳德的名言，把核子物理学称为‘犹太人物理学’。这个名词不仅后来被罗森贝格所采用，而且还使教育部长疑虑重重，不敢支持核研究。”[43]在德国，实验物理学被认为是高于理论物理学的学科，德国科学家多在实验物理学上用功，而受到一定限制的犹太科学家主要集中在理论物理学领域。在反犹主义者看来，理论物理学差不多就是犹太人物理学。有关德国原子弹研究的最新论著也认为：“希特勒极少谈及物理学。对于一种很大程度上完全是通过犹太人在德意志国家塑造的科学体系，他的蔑视态度是人尽皆知的。历史学家从这个角度切入最终得出了结论：希特勒对这门为犹太人‘垄断’的学科所抱有的成见，甚至已经使他毅然决然地在‘铀俱乐部’研究工作的发展路径上设置了障碍。”[44]

纳粹德国科学政治化的特点是，科学不但为权力所用，而且被意识形态化：它必须成为“民族的”、“德意志的”和“雅利安的”科学。在以种族主义的理由排斥、迫害、驱逐犹太科学家之后，纳粹首先是在科学中进行政治划线。勒纳德和1919年获诺贝尔奖的斯塔克等从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病态的嫉妒心出发，把纳粹的政治纲领贯彻到科学之中。他们认为，人类的创造，比如科学，是一些个人贡献的总和，而这些贡献又是每一个人的种族根源和人种根源的表现。1936年到1937年，勒纳德发表了四卷本著作《德意志物理学》，把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注入物理学中，和“犹太人物理学”对抗；1922年6月，斯塔克出版《德国物理学的危机》一书，书中攻击相对论和“玻尔—索未菲量子理论”有害于德国的实验工作，他们或按雅利安模式重写物理史或借助于纳粹之手而控制整个德国物理界。应当说，勒纳德和斯塔克并不能代表德国科学家的大多数。当爱因斯坦、弗兰克与玻尔等毫不犹豫地流亡之后，日耳曼民族的科学家大多在纳粹期间政治上持中立态度，少数人也对政治侵入科学保持警惕，企求专业研究中的独立。如普朗克与冯·劳厄等人，他们留在德国更多是为了科学，前者为科学而妥协，在政治与科学之间斡旋；后者则是独立精神的象征，“憎恨纳粹所以必须靠近他们”，要“留下来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后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国文化”。对于这种人，纳粹采取的方式是诱使他们为其战争机器服务，其代表就是海森伯参加纳粹的原子武器研制计划。

但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实用标准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随着纳粹政权的日益巩固及战争的需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控制和政治进取的机器的功能衰退了，当局不再把现代物理学的斗争看成是忠于与不忠于纳粹的两个阵营的冲突，而是把它看成了是体制内部两个中心的派系之争，它们不过是代表对科研的两种看法而已。卡西第的研究指出：“如果物理学家们把海森伯的任命看成是现代物理学或‘犹太物理学’得到承认的重大胜利，体制当局却只把它看成接受了一种有争论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有希望给战争努力带来较大有实际利益。”所以，“在1937年，一个理论物家可能仅仅因为讲授现代物理学而被送进集中营，而在1942年，则几乎德国权力中心的一切有影响的首脑都一致赞许理论物理学”。[45]一般地说，卡西第的这个观察是准确的，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纳粹当然不会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教义上，它同样注重实用和有效，至少像施佩尔这样的纳粹领导人，是不会相信什么“雅利安物理学”、“犹太物理学”之类的胡扯的。但希特勒的情况又是例外，相对施佩尔的业务专家，希特勒的反犹立场更为强烈，对现代科学的了解更为肤浅，当勒纳德等人时不时地在他耳边鼓吹科学的种族性时，希特勒至少是听得入耳的，至少他不会对海森伯等人的研究有特别兴趣。在这个意义上，纳粹放弃原子弹研究的原因确与意识形态有关。

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纳粹德国落后于美国。1945年，美军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普天同庆。剧中的海森伯感到悲愤的是，他把纳粹的原子计划拖下来了，但美国科学家却没有停止。更使他不堪的是，1949年去美国时，许多物理学家竟不肯和他握手，许多实际上制造了原子弹的人竟不肯碰他的手。海森伯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比他们还要高尚：

海　因为他们正制造的原子弹是要用在我们身上的。在轰炸广岛的头天晚上，奥本海默说他很遗憾，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制造原子弹来用在德国人头上。

玻　他在事后折磨了自己。

海　事后，是的。至少我们在事前稍微折磨了自己。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曾经稍微想讨论一下他们在干什么吗？……

玻　亲爱的，好海森伯。我们并不是向希特勒提供原子弹！

海　你们也不是向希特勒原子弹。你们是向所能找到的任何人投掷……[46]

那些实际制造了原子弹的人是不是有罪？在战争中为正义一方工作的科学家是否比非正义国家的科学家更为高尚？没有人能够圆满地回答这两点，因为我们无法完整地评价现代科学，它极大地造福于人类，也拥有毁灭人类的可怕效果。所以，1941年的秋夜是神秘的：在一个充满对抗和较量的世界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只能听命于权力和暴政，他们不能掌握科学研究的命运，不能掌握其成果的用途，甚至不能理清自己的“意识流”。

[1] 马克斯·玻恩：《我的一生——马克斯·玻恩自述》，陆浩等译，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67页。

[2] 迈克尔·弗雷恩：《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戈革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出本由胡开奇译，胡译本收入《迈克·弗雷恩戏剧集》，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3] 伊丽莎白·海森伯：《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1983），王福山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4] 伊丽莎白·海森伯：《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第34—35页。

[5] 大卫·C.卡西第：《海森伯传》（下册）（1992），戈革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04页。

[6] 戴维·卡西第：《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哥本哈根〉》，《迈克·弗雷恩戏剧集》，第188页。

[7] 伊丽莎白·海森伯：《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第40—41页。

[8] J.L.海耳布朗：《正直者的困境——作为德国科学发言人的马克斯·普朗克》（1986），刘兵译，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86页。

[9] 大卫·C.卡西第：《海森伯传》（下册），第572页。

[10] 迈克尔·弗雷恩：《后记补遗》，《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148—149页。

[11] 戈革：《丹京夜话：海森伯暮夜访玻尔，弗雷恩编剧演奇闻——20世纪物理学史中的一段公案及其有关的新资料》，《万象》2007年第12期。参见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1957），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版。

[12] 伊丽莎白·海森伯：《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第73页。

[13] 迈克尔·弗雷恩：《后记》，《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109、114页。并参见鲍尔斯：《海森堡的战争》（1993），王晓伯译，牛顿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95年版。

[14] 大卫·C.卡西第：《海森伯传》（下册），第561、562—563页。

[15] 迈克尔·弗雷恩：《后记》，《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97—98页。

[16] 迈克尔·弗雷恩：《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41、43页。引文中“德国有我寡居的母亲和我那不可能的弟兄”颇为费解，胡开奇译本为“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弟兄”。

[17] 迈克尔·弗雷恩：《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76页。

[18] 迈克尔·弗雷恩：《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89页。

[19] 迈克尔·弗雷恩：《后记》，《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99—100页。

[20]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3页。

[21] 戴维·卡西第：《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哥本哈根〉》，《迈克·弗雷恩戏剧集》，第187、193页。

[22] 戈革：《丹京夜话：海森伯暮夜访玻尔，弗雷恩编剧演奇闻——20世纪物理学史中的一段公案及其有关的新资料》，《万象》2007年第12期。

[23] 大卫·C.卡西第：《海森伯传》（下册），第608页译注。

[24] 迈克尔·弗雷恩：《后记补遗》，《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145、148页。

[25] 伊丽莎白·海森伯：《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回忆维尔纳·海森伯》，第68—69页。

[26] 迈克尔·弗雷恩：《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76页。

[27] 沃克尔：《海森伯与纳粹》，方在庆编著《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0页。

[28] 参见赖纳·卡尔施、海科·彼得曼：《希特勒的“原子弹”——纳粹德国核武器密档》（2005），闻立欣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29] 大卫·C.卡西第：《海森伯传》（下册），第589页。

[30] 迈克尔·弗雷恩：《后记》，《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113页。

[31] 大卫·C.卡西第：《海森伯传》（下册），第389页。

[32]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第239页。

[33] 迈克尔·弗雷恩：《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1页。

[34] 迈克尔·弗雷恩：《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17页。

[35] 大卫·C.卡西第：《海森伯传》（下册），第670页。

[36] 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1954），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9—160页。

[37]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230—231页。

[38]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231页。

[39]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231页。

[40] 迈克尔·弗雷恩：《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48页。

[41]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233页。

[42]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232页。

[43]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第234页。

[44] 赖纳·卡尔施、海科·彼得曼：《希特勒的“原子弹”——纳粹德国核武器密档》，第196页。

[45] 大卫·卡西第：《海森伯传》（下册），第584、583页。

[46] 迈克尔·弗雷恩：《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第42页。

十五、海德格尔的错误与他的学生

只有当全人类的体面的生活条件的建立与维护被作为一项全人类和所有国家的共同义务加以认可和接受的时候，我们才有一定理由谈论有教养的（civilized）人类。

——爱因斯坦[1]

现代德国哲学、文化思想的主题之一，是现代性批判。早在欧洲一片承平的19世纪，歌德、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等人就预感到文明行将衰落的恐怖。在尼采猛烈抨击民主、道德、宗教，宣称虚无主义时代降临之后，德国/欧洲衰败和毁灭的意识迅速泛滥，由此推进的德国“文明批评”渗透着浓郁的反西方、反现代、反文化的情绪。当代文化思想史家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指出：“追随着尼采、斯宾格勒和云格尔先驱者的足迹，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欧洲传统已经极其腐朽，似乎只有同平庸而腐败的中产阶级世界一刀两断，才能开辟出一条合法的新路。”[2]作为一个“文明批评家”（zivilisations kritiker），一个检讨现代文明失败和衰微的批评家，海德格尔充分利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范畴：命运、历史性、文明、人民、代、挑选英雄等等，以“告别理性”、“全面批判”的方式，内在化了19世纪对整个传统价值的消极定论，也正当化了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加速拯救腐朽的历史现实：“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纲领性文献《超越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使用了一套救世主式的花哨行话，哀叹‘世界的崩溃’、‘地球的荒芜’，感叹造物弄人：‘劳动动物’——‘人’——‘被其产品搞得眼花缭乱，以至于自身碰得粉身碎骨，化为空洞的虚无’。海德格尔对这些发展的哲学回应通常陷入了神秘主义，比如他后来对‘四重性’即‘上帝和人、人世和天堂’的暗示就是如此。他的言论也在苦恼的人世间激起了深刻共鸣，欧洲民众相信所有的政治解决都将必败无疑。”[3]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相关研究极多，本章把这个话题置于海德格尔与其学生的关系之中，申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1. 老师抱负本无限

海德格尔像

纳粹是毁灭文明的元凶，而海德格尔的哲学却是20世纪的重要创获。为了不放弃这份思想成果，辩护者们大多主张不揪辫子，承认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特殊时期难免有过失，然后将其在纳粹时期的角色轻描淡写：为时甚短（一年时间），且与其哲学没有关系；或者强调人、文分开，不要因其与纳粹的牵连就对其哲学说三道四。尽管这两种做法都合乎人之常情，且目前很多论著也都是这样写的，但这种宽容的谅解与相反的那种深揭猛批的态度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把海德格尔置于被动的状态，是纳粹污染了这位大哲，哲学家是政治的受害者。

无疑，《凡尔赛和约》、经济危机、高失业率、不负责任的党派之争、政治体系的无能为力等等，是大多数德国人接受、认同纳粹的现实原因，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并不孤立。但作为一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政治介入有其哲学根据。海德格尔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绝非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其思想在特定情境中延伸出来的一种主动选择，他相信自己所确立的人类“解放”之路将把德国导向复兴。他的判断是：“我们处在夹击之中，我们的民族是拥有最多邻人的民族而且是最受损害的民族而且在所有一切情况中，它是个形而上的民族。但是，只有当这一民族从其自身产生出一种对上述境遇的反响，产生出这样一种反响的可能性，并且创造性地理解其传统，那么，这个民族才能从这一我们已经确知的境遇出发赋予自身以一种命运。所有这一切归结为，这个民族要作为历史性的民族将自身以及将西方历史从其将来的历程的中心拽回到生发在之威力的源头处。如果关于欧洲的大事判决并不是要落入毁灭的道路，那么，这种判决就只能从中心处扩展开新的历史性的精神力量。”[4]唤醒德国的命运感，就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使命。所以，即使后期海德格尔对现实中的纳粹运动的看法发生改变并与之决裂，却对自己所信奉的一系列主张仍然忠贞不渝。从传记作家萨弗兰斯基（Rudiger Safranski）的《海德格尔传》提供的材料看，不只是纳粹利用了海德格尔的声望和思想，海德格尔也想利用纳粹实现自己的高教革命。在此过程中，海德格尔有两个特点，一是他比普通纳粹分子更为“革命”，二是其政治介入始终与其“文明批判”的思想紧密相连。

纳粹掌权后迅速摧毁了此前四分五裂、被德国人视为“西方”的“魏玛体系”，这一行动代表了也体现了一种革命情绪。海德格尔1933年就认识到这场运动的“革命”性：“并非纯粹地夺取政权，如同别的政党当前在国家中所作的那样——一个有充分人数的政党就可以这样做。”纳粹所完成的是一场革命——不仅是政治上，也是存在史上的革命——“我们德国人的人生此在发生了彻底的翻转。”纳粹掌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海德格尔以黑格尔把拿破仑比作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把拿破仑当作节庆的王侯为先例，来形容自己对希特勒的思想认同。海德格尔不是政治家，而且其存在哲学中也没有政治思想，因为政治已被他打入“常人”和“闲谈”的“非本真”领域，它是对真正的生活、家庭生活、思想精神、忠诚和情绪的背叛。但现在，历史迎面向他走来，辉煌的前景在眼前展现：“我们必须介入”，“我们现在无需坐而论道，这是干的问题”。在1933—1934年大学校长任内，海德格尔的多篇演说中都充满忠诚、牺牲、责任、决断、为了元首等内容。他后来对《明镜》周刊的记者说：“我当时的判断是：就我所能判断的事物范围看，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使那些还确有生气的建设性人物拧成一股绳，一起尝试掌握未来的发展局势。”[5]他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哲学应当驾驭自己的时代，海德格尔应当走在大学革命的前面。从1919年夏季学期开设“大学和学术研究的本质”的课程开始，海德格尔就一再公开表达对当时的大学及各种大学改革设想的不满。1922年他就对学生说：洪堡（Friedrich Wilhelm von Humboldt）式的大学属于市民时代，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了。在他看来，按人文主义化的、基督教式的建立的传统的大学已经死亡。在1929年的教授就职演讲中，他明确指出：“我们的亲在——在研究人员，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中——是由科学规定着的。既然科学成了我们的热忱之所在，那么在我们的亲在深处究竟发生什么本质情况呢？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6]海德格尔对教育界的新旧两派均相当不满。“旧人”以“专业”化自居，让课程变得有用（即实用），将每一种对科学本质基础的反思都视为抽象加以拒绝，或将它只是作为外部的点缀，并不真的认为它属于大学；“新人”热衷于“政治的科学”，以政治代替科学，那完全是一个建立在伪造真理基础上的概念。为了对付这两方面的反对，海德格尔必须给知识、给科学正名，必须牢牢地奠定它作为大学本质的地位。

1933年，海德格尔似乎看到“教育整个国家”的机会来临了，他可以也必须利用纳粹掌权的机会对德国大学进行革命性改造，把大学“搞个底朝天”。当然他明白，这个任务太重要了，不能交给“党内同志”去处理，而只能希望“有教养的人”来投身政治。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他在校长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称颂纳粹革命为“伟大庄严的破晓”，后来也说过“任何学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原则。元首本人并只有元首本人才是当今乃至未来德国的现实以及现实的法则”之类的谀词颂曲，但海德格尔不只是颂扬纳粹，同时也把自己想象成国家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精神领袖”。在他的构想中，“新大学”与传统大学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不只是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授，而是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通过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破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异。这一大学理念的根本特征，是反对近代西方文明。在演说的后半部分，“海德格尔对把握了德意志此在的‘伟大的觉醒’，作了一个理想化的说明。在这里，对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直接导向了对一系列新的英雄价值观的吁求。……与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域截然不同，民族的精神世界根本不是空洞的‘上层建筑’；相反，它就存在于‘作为其此在最内在的激动和最强烈的震撼的那种土壤与血液之力中’。……他毫不怀疑在未来，学生们将迈向军事化的节奏。‘大吹大擂的“学术自由”’（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是‘否定性的’，因而也就是‘非本真的’），在未来将被一系列新的‘义务’和‘服务’所取代，即‘劳动服务’，‘军役服务’，以及（最终是）‘知识服务’。……海德格尔这篇演讲的政治意图是清晰的，那就是资产阶级生活的浅薄——这在以下事实中非常明显，比如知识已被剥夺了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性联系——只有通过在总动员的社会里通过生活的完全整合才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资产阶级社会各种零散化和分工——从政党、阶级、学科到相互竞争的各种价值要求的零散化和分工——只能求助于总体国家（total state）才能得到解决”[7]。海德格尔满怀循柏拉图“哲学王”而来的以精神服务政治的抱负：“德国大学是这样的高校，它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的领袖和保卫者。”此即以“劳动服务、军役服务和知识服务”作为新大学与国家关系的渠道。简言之，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33年秋，海德格尔为纳粹党培养“世界观上无任何缺陷”的科学后备队伍的“讲师科学院”拟定建议时，提出这个机构既非科学院，亦非教师同仁俱乐部，而是教育培训的生活团体。在此，教师应与学生共同生活在一起，科学工作、休息、静思活动、战斗训练、体力劳动、行军、体育、庆祝活动等将组成其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在1933年11月25日“德国学生是劳动者”的演讲中，他又谴责受过教育的人的狂妄自大，认为学生不应该致力于精神财富的收集，不应当以知识作为个人发迹的工具，而应当用自己的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校长任上，海德格尔以“领袖原则”而使评议会丧失权力，并以纳粹学生的代表身份与老牌教授相抗衡，鼓励学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参与校务管理；同时要求学生在周边地区帮助秋收、改良土壤。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向600名工人发表演说。萨弗兰斯基评论说：“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获得战争经验的海德格尔，对于在大学贯彻军事原则想法一事如痴如醉。”[8]

海德格尔当然不是简单的投机。他要借纳粹的力量达到革新大学、革命科学的目的，使科学的基础回到哲学思想的肃穆上来，并进而使哲学通过自我克服回归到沉思的、艺术的地基上来，从根本上消解欧洲历史在源头上的虚无主义宿命。海德格尔坚持以科学（哲学）作为德意志民族在危机中的指南，将精神与科学置于一切（包括政治）之上。因此所谓大学改革不是在技术组织和机构上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从大学的本质基础，也就是科学的本质基础，即从真理本质来更新大学。这就是恢复发问者和认识者原始的、鲜活的统一。这不仅仅是知识的统一，更是知识与存在的统一，知识与生命的统一。这种与存在和生命统一的知识，就是哲学，只有哲学才既是存在的知识，又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思想境界固然高远，但在实际运用中却近乎荒唐，与1967年德国学生运动提出的差不多，与中国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教育革命”也大同小异。经历过种种教育革命的荒唐剧的中国读者看到海德格尔这一番努力或许会付诸一笑，但海德格尔是相当认真的。由他任命的法学系主任埃里克·沃尔夫（Erik Wolf）是其教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为军体活动和劳动锻炼腾出了更多时间，理所当然为保守的教授们所反对，精疲力竭之后，他只好提出辞呈。海德格尔不愿看到这样的干部受委屈，1934年的圣诞节向不驯服的教授们提出警告：“自我上任的第一天起，决定性的根据以及要逐步实现的目的就是，通过纳粹主义国家的力量和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科学教育……与至今还没有动静，只想掩盖和保护迄今为止的东西的同事们的首肯相比，由于真正的大学改革的共同意愿而引起的斗争和对立，对我来说更具有本质性。我对使高校整体进步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努力都表示由衷感谢。在对各科系和具体教师工作的评估中，我只启用一个标准：是否明显地、成功地参与了实现未来事业的工作。我们对当下为之奋斗的未来的意义有坚定的信心，有百折不回的毅力将其坚持到底。”[9]“评估”的标准不是科研、教学的能力，而是参与改革的态度。对那些不配合的人，海德格尔可以向党的机关告密，解除职务，甚至拘禁。

显然，海德格尔改造德国大学的设想与其对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的批判紧密相连。纳粹的意识形态以对现代主义的拒绝和对保守的价值观的肯定为中心。这些价值观被假定存在于农村的封建意识形态之中。“无论纳粹思想还是《存在与时间》的本体人类学都十分强调人在世界中的具体作用，强调手和身体的原初神圣性。同时，二者也都推崇一种实存的纯朴状态中劳动者与工具之间的神秘关系（不过，这里必须清除掉抽象思想为这种纯朴状态所蒙上的一层矫饰和幻觉）。接下来是对如下几个思想的强调：植根状态、血统关系以及对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生息的本真人类的记忆。此外，海德格尔关于‘在家状态’的思想，他关于生者与新近作古的前辈之间密切关系的讨论，可以毫不费力地适合于纳粹对于‘血液和大地’的崇拜。同时，希特勒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城市流氓和寄居在社会外表上无家可归的知识分子的抨击，与海德格尔对‘普通人’、技术的现代性和非本真性的动荡不安的状态的批评也是一致的。”[10]这种反智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其高教改革的原则。海德格尔喜欢农民浪漫主义，喜欢把自己的工作与农民的劳作相提并论：“我的全部工作……是由这座山和这里的农民所肩负、所实行的。很长时间以来，山上的工作被山下的商谈、旅行、报告、谈话、教学活动所中断。只要我重新回到山上，在小木屋里的人生此在的头一个小时里，以前问题的整个世界便会迎面而来，而且以我离开它们时的那个老样子出现在我之前。我将直接进入我的工作的自振中去。我根本不能驾驭这种自振的隐蔽的规律。”[11]“把事物嵌入到语言中的努力好比是高耸的冷杉对抗着暴风雨的侵凌……这种哲学工作的过程并不像那些追求奇异思想的学科所进行的浮皮潦草的研究。它属于这里，处身于农民工作之中。当年轻的农民拖着沉重的雪橇爬上山坡，并且驾着它，满载着山毛榉树原木，然后小心翼翼地下坡回到家里时，当放牧者心神迷茫、步履维艰地驱赶他的牛群上山时，当农夫在他的小屋前用无数的鹅卵石准备修葺他的屋顶时，我的工作也恰如这样的工作。它首先植根于农民的生活并且与之相关……我本人在黑森林的工作和一个世纪前来到这里的人民有着内在的关联，并且深深地植根于阿勒曼尼人-士瓦本人的土地里。”[12]海德格尔的祖父是鞋匠，父亲是业余铜匠，母亲是农妇，他本人终其一生都与乡村生活保持息息相关的联系并对城市抱有厌恶之情。包括海德格尔对凡·高《农鞋》的解释，也体现了一种原始主义。海德格尔喜欢上着翻领衬衫、下穿短裤，还扎着绑腿，以与那些穿西装礼服的人相对抗。洛维特称之为“农民式的狡猾”约纳斯称其老师为“野蛮人”；批判理论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称之为“乡下佬主义”；阿伦特称之为“精英与贱民的联盟”。究其实，是与专制相互配合的反智主义。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auieu）早就发现：“……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志。”“在专制的国家里……只是把恐惧置于人们的心里，把一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的知识置于人们的精神里而已。在那里，知识招致危险，竞争足以惹祸……因此，在这种国家里，教育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等于零的。它不能不先剥夺人们的一切，然后再给人们一点点的东西；不能不先由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13]

海德格尔的高校改革基于其一贯的反现代文明思想，因此其行动具有“百折不挠”的特点。但书生理想却与当权者的务实行动有距离。在与纳粹合作时期，海德格尔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为革命运动的纯洁性而斗争，他要把一种真正的革命精神与革命理想灌输到革命运动之中。但随着纳粹对国家控制的逐步稳定，它实际上堕落成一个维护现状的官僚机器。革命成功之后，自然就不再是革命党，但海德格尔却是一个永远的革命分子。哲学理想与现实政治在多方面发生冲突。比如海德格尔尖锐地批判天主教，因为在那里上帝被乔装打扮成安逸和怯懦，变成了生活的保险公司，所以是德国人生此在的变革中的阻力。海德格尔支持由地方党的组织出面，禁止天主教学生团体“里普阿里亚”的活动，“科学营”的主要进攻对象之一也是天主教。但纳粹政权一开始不希望与势力很大的天主教对立，希特勒与罗马教廷签订了协议。海德格尔强烈的革命追求未能在党内获得支持。

不但如此，纳粹革命队伍中还充斥着投机分子，这些人意欲通过参加革命为自己捞好处。海德格尔不能容忍革命过程中泥沙俱下的现象。他的学生鲍姆加登（Eduard Baumgarden）是一个有实用主义色彩的美国研究专家，1933年与纳粹接近，愿意加入纳粹党的冲锋队和纳粹教师团体。海德格尔却认为他不能通过政治审查。他不徇私情地揭发说：“从思想来源和其他关系来看，鲍姆嘎登博士显然属于马克斯·韦伯周围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圈子。就他在德国的现实表现看，他无论如何不是纳粹主义者。……我认为，现在接受他参加纳粹冲锋队以及教师团体均不合适。”[14]海德格尔提醒纳粹党的领导人，不要为那些表面上服从党的路线的人所欺骗。但党的领导人没有理会海德格尔的一番苦心，鲍姆加登照样升迁，直到成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的主任。这也许因为党组织对鲍姆加登有与海德格尔不同的评价，但更主要还是革命理想与权力现实的冲突。1933年，海德格尔着手调查化学家施陶丁格（Hermann Staudinger）的政治表现，发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表过和平主义的文章，在德国最危险的时候申请加入瑞士籍，并有向敌方提供军事上十分重要的化学知识之嫌。1933年9月30日，《职业状态重建法》实施，海德格尔建议“应予开除公职，而不是令其退休”。党组织的领导同样没理会海德格尔，施陶丁格被获准保留原职。当施陶丁格发表文章，证明化学对于新德国的重要意义时，党的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纳粹可以没有海德格尔的哲学，却不能没有实用科学。所以当1938年海德格尔发表以批判近代科学的技术主义为主题的报告《通过形而上学而建立近代世界观》后，纳粹党人的机关报却以他为例说明提出，与专业科学在事实上的重要工作相反，哲学毫无用处，它只能叫人以虚无，没有人能懂得它。同一张报纸上有一份施陶丁格的报告广告：“四年计划与化学”。这不是恩将仇报，事实上，为纳粹极权政府做出真正贡献的，不是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和革命理想，而是“不问”政治甚至是投机分子的科学家。

对于海德格尔的教育革命，保守的教授们反感他用军体活动和劳动锻炼冲击正式的教学活动，而纳粹的权力中心对这种政治化的浪漫主义革命也不欢迎。1933年慕尼黑大学拟招聘海德格尔，但在一些强硬的意识形态专家看来，海德格尔缺少对纳粹世界的承诺。有一份鉴定中说：他善于让“陈词滥调披上有重大意义的外衣”；他“整个是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革命停止了，海德格尔就可能“不再站在我们这一边”，又会“改变颜色”。在海德格尔意欲执掌讲师科学院时，同一个鉴定者又写道：“如果为我们不久的将来的精神思想生活着想，在一个重要位置上任用我们大学里的糊涂虫和怪人，那么我们就是在与健康的理性抗衡。……如果把一个思想糊涂、暧昧、分裂甚至已经部分地表现为精神分裂的思想的人，任命为我们科学后继队伍的最高教育者，教育就会对学生造成十分严重破坏性影响。”一个事实是，1934年德国大学纳粹化完成之后，党的领导机关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恢复大学正常的教学秩序。海德格尔这种用政治冲击业务的做法不能适应纳粹的需要。1936年，纳粹党种族政策办公室负责人瓦尔特·格罗斯（Walter Gross）得出结论：“这位专业方面有充分的人类理解力、在种族和政治上没有问题的科学家身上……几乎……不包含对纳粹主义有用的任何因素。”他的高等学校的“政治设施”，在现在完全是无意义的。最好是让科学加强它们在科学技术上的作用。格罗斯建议大学“非政治化”，以结束现任教授们的“表演纳粹主义”的“尴尬的努力”。[15]文化部还提醒他在“整个德国人生此在的变革”的革命主义大学里走得太远了。

海德格尔的满腔热情遭遇一盆冷水。他本来也没有期待纳粹可以达成革命新大学与科学的目的，但他自信可以对他们进行教育。几个月的事实告诉他，掌握着全部权力的纳粹根本就不理睬他的抱负。从1933年11月开始，哲学家与纳粹的关系就极其麻烦。原因很简单，纳粹许诺了一场革命，但掌权后的纳粹已不需要革命。海德格尔一再抱怨：“德国大学的教育革命不仅没有结束，它甚至根本还没有开始。”“校长致辞被当作耳旁风。校长就职庆典后，它便被丢到脑后……人们继续在科学指导的旧舞台上运动，几十年来，它已经被踏破了。”[16]想继续革命的不只是海德格尔，还有以罗姆为代表的冲锋队。1933年6月，罗姆发表文章宣称冲锋队要继续“德意志革命”，以反对保守主义、反革命、机会主义者削弱和驯服冲锋队的企图。“冲锋队和党卫军将不允许德意志革命陷入沉睡或遭到懦夫的中途背叛。”“我们将继续斗争。”[17]问题是，希特勒已经掌握政权，他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革命必须结束，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而且当时的德国社会也都厌倦了无休止的革命和剧变。1934年6月17日，保守分子的代表、副总理巴本在马堡大学的讲演中宣称：“不言而喻，革命方针的支持者将首先占据权力位置。但是革命一旦完成，那么政府只能代表国家全体……”“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容忍来自下面的永久反叛，如果这个民族要在历史上存在下去的话。到一定的时候，运动一定得停下来，而坚固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出现……德国没有已知的目标就不能进行冒险，因为谁也不知道它在何处停止。历史有自己的时钟。它不需要不断地拨动。”[18]在希特勒看来，宣布革命结束是纳粹的事，他不能容忍巴本的说三道四，但巴本的背后是总统兴登堡和国防军，希特勒不敢得罪；希特勒要巩固到手的政权，戈林、希姆莱等人要争夺罗姆的权力，他们联手于1934年6月30日血洗冲锋队，枪杀罗姆。希特勒以镇压冲锋队而取得国防军的支持，然后一路凯歌于8月成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于是他也认为革命应该结束了。在9月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宣布：“正像世界不能靠战争过活一样，各民族也不能靠革命过活……革命在德国一贯是罕见的。十九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一千年中，德国将没有其他革命。”[19]包括萨弗兰斯基在内的学者认为，在海德格尔的政治活动中有一个想建立一种理想的纳粹主义的企图，这种理想的纳粹主义或许要比实际存在的式样更纯粹、更严格，也更激进。于是，海德格尔的辞职也就能够解释通了，它是海德格尔的一种反应：对纳粹党未能认识到纳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还不是足够彻底的纳粹的一种反应。[20]

德国学者维克托·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认为，在纳粹党内，海德格尔属于冲锋队长罗姆一系。这是有根据的。海德格尔不但当时就在信中说过“大学革命的目标就是成为冲锋队式的学生”，晚年还在给儿子的遗书中说：“自1934年春，我对辞去校长职务之后可能发生的事就几乎不抱什么幻想了，同年6月30日以后（费迪耶指出，此即‘长剑之夜’，希特勒对冲锋队及其头目恩斯特·罗姆等人实行了肉体清除），我就根本不再抱有幻想了。”[21]6月30日是希特勒镇压冲锋队的日子。海德格尔没有明白地说出：是这场屠杀使他看清了纳粹的本质，还是冲锋的失势使他对“运动”的可能失望呢？无论如何，对纳粹“不再抱有幻想”的海德格尔，依然继续支持纳粹事业。1944年底到1945年上半年，他多次表达这样的观点：德国崩溃不等于死亡，在崩溃中隐藏着再征服的可能。[22]

2. 学生的为难

纳粹革命结束了，哲学家没有能掌握他的时代。海德格尔终于发现，纳粹党的政治还不够革命，还不能造成存在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想到此时海德格尔一定有“竖子不能与谋”的失望。沃尔夫下台后的第三天，海德格尔宣布辞职——他正式卷入纳粹运动只有几个月。就历史评价来说，这说明海德格尔在希特勒全面建立独裁政权之前就与纳粹保持距离，他所参加的纳粹党至少在表面上还不是实施种族大屠杀、发动侵略战争的纳粹党，而是至少在表面上受到德国欢迎、承诺着一个美好前景的新生力量。但就海德格尔本人来说，他还没有来得及过过“革命瘾”，因此还不想放弃革命理想。“海德格尔辞职原因不是为了同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一致行动，而是因为纳粹党的政治在他看来还不够革命。海德格尔目的并不是他自己后来说的，为了保护欧洲大学即university的精神，他的目的是用革命去反对知识分子保守主义，反对只对大学的科学和技术的实用价值感兴趣的市民的现实政治。”[23]证据有二。

其一，理念上没有否定纳粹。1935年在《形而上学导论》的课堂上，海德格尔还称纳粹是“内在的真理与高尚”，因此是反现代的反抗力量。但随着他对纳粹革命性的失望，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纳粹不是与现代性的决裂，而是现代性的特别彻底的表达，他在纳粹主义那里看到了现代的愤怒咆哮、技术的狂奔、统治和组织、总动员的非本真性。这就是说，纳粹革命的起点是好的，但后来的行动偏离了正道，使得自己无法在其中发挥作用。美国学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认为：“海德格尔最终断定，纳粹亲手摧毁了国家社会主义‘内在的真理与伟大’，由于没有遵循海德格尔的道路，他们使德国人偏离了与命运的聚合点。”他曾对人说过：如果希特勒能被带来向他道歉，他就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24]在海德格尔看来，纳粹运动内在的“真理”是伟大，但被纳粹分子弄糟了。他在1934年与之分手的是纳粹组织而非纳粹“真理”。

其二，身份上没有摆脱纳粹。洛维特对老师的失望始于1936年4月在罗马接待海德格尔时。其时海德格尔来罗马讲学，他在胸前别着纳粹的徽章，而他的妻子则戴着纳粹袖章在公开场合露面。在交谈中，老师没有说过一句与纳粹保持距离的话。“……我认为，他之所以选择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原因是深植于他的哲学本质之内的。海德格尔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意，并且对我解释，他的‘历史性’的概念正是他‘投身’于政治的基础。他也表示他对希特勒的信仰是不容怀疑的；他只低估了两件事：一个是基督教教会展现的生命力，另一个是兼并奥地利所遭遇的阻碍。他跟从前一样确信，国家社会主义对德国来说是通往未来的道路，只是我们‘坚持’的时间必须要够久。他唯一忧虑的只是，那些过度的组织与动员是在消耗活生生的力量。可是对这整个运动所具有的毁灭性激进姿态，以及所有那些‘乐力会’的狭隘中产市民性格，他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激进的狭隘中产市民。”[25]这说明，海德格尔战后所说的，他在1933年底就对纳粹失望的话是当不得真的。

从根本上说，海德格尔的纳粹情结源自其哲学。他有一本名著叫《林中路》，这是森林中没有人走过的路，因此可能迷途失路。在他看来，技术工业世界是迷途，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他对技术世界的深刻批判也可能走上迷路。海德格尔的科学革命基于其对欧洲虚无主义的反思，纳粹崛起也是基于虚无主义。海德格尔认为，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它在精神上陷入了虚无主义，问题是欧洲能否找到内在的解毒剂来对抗可见的衰败。在追求这个目标时，他赋予“德国人”或“德国人民”（这里不应在种族意义上来理解这两个词）一个关键的作用。主要根据是，由于德国在欧洲中心的位置；她自己助成了近代虚无主义和发展了“权力意志”；德国文化与希腊文化间有一种亲和性。德国人，或者说日耳曼民族对于欧洲乃至西方文化的这种使命感，从荷尔德林就开始了，只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德国知识分子中更流行了。海德格尔在这个问题上并非首倡者。他的特殊之处在于将这种对危机的回答与解决完全归结为哲学的、精神的问题。即使是在他与政治靠得最近的时候，即1930—1933年，海德格尔事实上也没有离开这一思路。他的关注点仍然是在精神层面，而不是在现实的政治问题层面。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及民主制一样，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只不过他认为可以通过它引起一种“精神的变化”，而将它变为欧洲文化复兴的工具。被人诟病最多的“校长就职演说”那独特的思路和言辞，恰好证明了海德格尔对待现实政治的特殊态度。从表面上看，海德格尔也挪用了一些纳粹意识形态的流行术语，但实际上根本是在说他自己的思想，而非鼓吹纳粹意识形态。不少西方学者都已指出这点。海德格尔挪用“Karnpf”（斗争）、“Arbeit”（工作）、“Gemcinschaft”（共同体）、“Volk”（人民）、“Entsc-heidung”（决定）、“Arfbruch”（觉醒）、“Fueherschaft”（领导）这些流行的纳粹意识形态术语进他的哲学，是为了重新下定义和改变它们的意义。在“校长就职演说”开始不久，海德格尔就讲到“再次把我们自己置于我们精神——历史此在的开端的力量之下：这个开端就是希腊哲学的觉醒”。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此时关心的并不是纳粹那套陈词滥调，而是要回到西方传统或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他认为：“这个开端仍然存在。它并不在我们后面作为很久以前的东西，而是在我们前面。作为最伟大的东西，这开端已经提前超出一切将来的东西，因此也超出我们。这开端已侵入我们的将来。它在那里等我们，是一个遥远的命令，吩咐我们赶上它的伟大。”正是这份对现实危机的关怀，使他一度接近纳粹，对纳粹抱有希望，并与纳粹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或放弃哲学，进入政治领域。即使在那时，他也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看待现实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哲学与纳粹主义并不对立，即使在他离开政治生活之后。

留给学生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说明老师的思想与纳粹的相通。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认为，1933年之前，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表达任何政治同情，但已流露出某种血统—地缘的观念。他很强调他的黑森林背景，热衷于滑雪。“他有点山林崇拜的意思，比如他的穿着。他自己刻意渲染传统的、乡土气息的服饰，很看重这种着装方式，似乎它代表了某种很严重的东西。他穿着打裹腿的裤子，上面穿个坎肩，我一直相信这是一种阿拉曼人的派头，半是他的别出心裁，半是黑森林农民确实十分看重要的装扮，他在上课时也是穿着这身行头。对此人们也没有往多想，最终证明……这与海德格尔的个性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扎根在他的思想和学说的东西。”后来，“他在希特勒那里，在国家社会主义那里、在大众暴动那里、在意志中看到了一个新的帝国，甚至是什么千年不朽的帝国，他看到了某种值得他欢迎的东西，这种东西无论怎么说都与他自己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东西合拍，他要寻找一个本真的开始，从越来越远离哲学原本的轨道上挣脱出来，并把它重新引回到它的本真道路上去，使人们在本真之处有个新起点”[26]。

另一个学生、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家马尔库塞也指出，海德格尔的一些重要哲学范畴，如无聊的谈话、好奇心、模糊性、堕落和自弃、关切、向死之在、焦虑、恐惧、厌倦等等，“描述了这样一幅图画，在压抑的社会中，男女们受着恐惧和失败的煎熬——一个毫无乐趣的存在：死亡和焦虑如影随形般地跟随左右；这是独裁主义人格的真实写照”。[27]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关注“向死之在”，“是为了证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把牺牲强调为自在目标的正当性”。它使人想起纳粹冲锋队的呼号：Eviva la muerte。

海德格尔最聪明的学生几乎都是犹太人，全都是支持、赞赏老师的哲学革命并从中直接受益。如马尔库塞所说：“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海德格尔的著作显出新开局的气象：他的书（还有他的课，我们有他上课的笔记）终于让我们经历到一种具体的哲学：这种哲学谈及生存，我们的生存，谈及怕，谈及忧患，谈及贫乏无聊等等。”[28]海德格尔应当感谢“上苍”，这些学生对老师在哲学上的创造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即使在战后，在面对如何把他们青年时期的哲学效忠与1933年海德格尔思想的“极权主义转向”协调起来的难题时，虽有不同的政治取向和思想解释，但大都抱有爱恨交加的感情，即在承认其政治错误与其哲学的性质和品质有关时，又试图说明可以从其政治选择拯救出其哲学，说明其政治行为实际上表明他背叛了自己的哲学：哲学家海德格尔站在生命、自由与真理一边，而常人海德格尔则站在这些理念的血腥对立面一边。这些学生都各有杰出的成就，就其对老师的态度而言，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学生基本肯定老师的思想，对其人的批评他比较缓和。他们从不怀疑海德格尔是他们所遇到的最伟大的导师和思想家，尽管他们对其师与纳粹的关联颇为沮丧。他们竭力以哲学化的海德格尔来对抗政治化的海德格尔，借此挽救那些能够被挽救的东西。洛维特对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海德格尔没有怀疑，只是对海德格尔把那种伟大用到的地方表示异议。他也与老师一样在“工具理性”的标志下理解现代性，全盘否认普世道德的进步。阿伦特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在其思想成熟期，她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老师的思想。在她看来，根本不存在完善真理的柏拉图之光，也不存在海德格尔所谓从“实存向更多存在的上升”之类的东西，有的只是对共同世界的不同观点的看法，以及处理这种多元性的不同的能力。针对海德格尔关于社会公众性的闲谈的禁令，她在1959年宣称：“如果世界不是由人不断加以谈论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一直是非人的世界。”使世界具有开放性的不是什么本真本己性，而是“同他人一起商谈的高超技艺”。针对老师与纳粹的关系，她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天生下贱”的现象，同精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然而，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又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把德国的灾难解释为一种欧洲现象，即现代大众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典型的德国现象，似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与德国内在的“有机”发展没有多少联系，而是本质上同外来的腐朽的现代大众实践和意识形态的侵入具有较多的联系。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阿伦特不但时时以日耳曼人的骄傲自大而对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无动于衷，而且把受害者与行刑者不相称地等同起来，反复暗示，假如没有犹太人理事会官员拒绝与纳粹合作，更多的犹太人将会存活下来，判定在毁灭自己人民的过程中，犹太领导人的这种角色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他们并不比纳粹分子好到哪里去。进而认为像艾希曼这样的刽子手仅仅是庞大的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由于罪恶在这个机器上已变成规范，所以艾希曼的罪恶是“平庸之恶”——日常生活中貌似本分、规矩的人在极权主义的机器中发挥螺丝钉的作用，丧失判断善恶的思维，会犯下巨大的罪过。因此艾希曼不过是弱智儿童做错事那样的“平凡性”和“浅薄性”。应当说，阿伦特所提出的这两个观点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为大屠杀负责的难道是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社区领袖或被迫顺从的受害者吗？所以沃林指出，阿伦特的铁石心肠和冷漠无情的思想根源是她像其他功能主义者一样，假定了民主与暴政之间的联系，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纳粹的罪恶不是德国人特有的罪恶，而是普遍的现代性的政治通病，即屠杀过程是按照现代官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行刑者并不知道他们做错了什么，现代屠夫的典型是“坐在桌椅上的屠夫”，他们是国际性的大众社会的典型代表，并不是只有德国暴民才会干这些事情。这样的解释对分析大屠杀的“现代性”自有其价值，但作为一个事实判断，它无视奥斯维辛的鲜明特征不在于官僚化管理，而在于以现代官僚化的方法服务于一个狂热而全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事情很清楚，如果我们不通过思考德国历史与德国国民性来讨论大屠杀，那实际上就豁免了德意志民族、德意志文化甚至希特勒在大屠杀上的责任。[29]

另一类学生持更严峻的批判态度。马尔库塞认为老师背叛了他的哲学。对海德格尔持决绝态度的是约纳斯，他不但在老师的哲学之外开辟出身体与自然两个论域，而且对老师的政治错误提出了最严厉的指控：

有些事是人们无论怎样都无法原谅的，这些事还不只是从人性方面看无法原谅，它还是一种哲学的破产。一个哲学家怎么可以染指纳粹这种事。他不可以这样做。作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居然可以在求索真理的事业中忽视人性，忽视人性品格在生命历程中的提升作用，在趋近真理和求索真理中不是使人性的悲悯心也得到张扬，这已经超出了我个人有多失望的问题，这简直就是哲学的彻底失败。人们常常认为，那些思想最为深刻的人，在人性方面以及对同类的理解方面也一定有更高的水平，这个理解的前提在他那里完全失灵。这让人们对哲学的力量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认为哲学家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也有做得好的哲学，这捍卫了哲学的声誉，人们在与雅斯贝尔斯的相遇中就见识了这种哲学，人们在他那里能看到一种哲学的高贵，做出高贵哲学的人也一定是更为人性的人。[30]

但即使是第二类的学生，也没有完全拒绝老师的哲学。马尔库塞痛惜老师的政治行动背离了自己的哲学，却没有看清使其贸然投入纳粹怀抱的那些思想线索。20世纪50年代的马尔库塞早已在政治上与老师分道扬镳，但其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与海德格尔对“日常性”的批判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性，其以席勒的“游戏冲动”来重建理想社会的构想也与海德格尔后期对诗的偏好相似。约纳斯也重复着老师的现代性批判：“现代性也许是一个必须加以纠正的错误？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个人自由的增进结合起来是一条正确道路吗？在某些方面，现时代是不应当追求的一条错误道路吗？”[31]在他看来，现代虚无主义源自科学革命。

受到各种迫害的犹太学生们不能原谅老师的政治错误，却又想维护甚至继续老师的哲学，这里首先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海德格尔对何谓“犹太人”有自己的理解。1933年，胡塞尔就谴责有着浓厚的反犹主义思想的海德格尔为什么招收了如此多极具天分的犹太弟子，而海德格尔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之一，就是自己关照过犹太学生。其实，海德格尔不认为这些学生是犹太人，因为他从来没有赞成过生物学意义上的反犹太主义，相反，他是在传统文化秩序上、在精神上讨厌犹太人，这种姿态被有教养的犹太人所接受。在这里，“犹太人”通常与市民、民主、贪婪、理性的国际主义等概念相联系，与现代虚无主义的文明（civilization）相联系。另一方面，海德格尔的这些犹太学生也都自认为是同化了的日耳曼人而非犹太人，比如阿伦特就认为自己优越于东欧犹太人定居点中的犹太人，而属于更优秀、更崇高的德意志精神传统，她从未就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进行认真的反省。确实，希特勒崛起前的半个世纪是德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他们成功地融入德国社会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中的12万人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以1.2万人的牺牲证明自己对德国的忠诚；魏玛共和时代，他们以其在科学文化上的巨大贡献增加了德国的光辉。但是“德国主流社会接受犹太人的明确前提在于犹太人必须抛弃其犹太性。因此，在许多情形下，认同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优点等于承认放弃传统的犹太人身份。实际上，就德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说，许多犹太人变得比德国人更像是德国人”[32]。正如历史学家们观察到的，欧洲犹太人的动荡历史中最为灾难深重的时期总是紧随着或产生于他们的最伟大的解放、文化适应与文化同化时期，纳粹的“最终解决”再次证明，在日耳曼人的心目中，同化的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是“国内的敌人”。阿伦特等人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仍然不能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与海德格尔分享了同样的德国文化传统，受到了同一个时期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学生可以反对老师学说的“具体特征”，却认同老师既保守又革命的“时代诊断”，即在具有永恒价值的事实被建立起来以前，全面的摧毁是必要的。

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学生全都是海德格尔的崇拜者。海德格尔在罗马的行为，令洛维特心寒，但当他1953年回到海德堡大学任教时，书房里始终挂着老师的头像，他的所有著作都是阐释老师的思想。这不只是如阿伦特说的，作为大师的学生，如果自己拿不出像样的东西，那就干脆以研究老师为业。更重要的是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Heinrich Blucher）所说的：“但这位大师让他的学生们特别是犹太学生们抄了近路走了捷径，他们都不自知，还以为这是常规的路，这就把一切都毒化了。那很自然，余下的就只有漫无边际的怀疑的疲惫，而且还要在海德格尔的概念中来行使怀疑的疲惫，这就是勒维特的遭遇。如果没有出现如此可悲的境况，那反倒会是一桩非常滑稽的事。”[33]这些人中，马尔库塞对老师的批判性较强，1932年就脱离海德格尔走向马克思。但即使马尔库塞，终生也没有完全脱离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的影响。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辨明。把大屠杀与现代性（包括政治民主与大众文化等等）紧密联系起来，虽然有其相当的解释力，但它不能回答这样一个基本的差异：“为什么有些大众社会向着极权主义的方向发展了，而另一些大众社会没有向着极权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这里，文明的自由主义和议会传统的力量似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参数。”[34]而不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19世纪以来德国“文明批评”传统对西方现代性普遍叙述的厌恶、对自由民主体制的拒绝、对公共理性的灰心。直到20世纪80年代，约纳斯也仍然驳斥政治自由主义的美德而公开地、严肃地赞美政治独裁制度，并悲观地暗示，现代性也许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分享了德国“文明批评”传统的海德格尔的学生们，并没有从老师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没有认识到德国式的“文明批评”可能导致更大的文明悲剧。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与老师同流合污，但在哲学思想上仍然保持了对老师的崇拜，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对老师的政治的批判。这既说明政治与哲学并非同一，也反映出哲学与政治的复杂关联——毕竟，自19世纪以来，德国对“西方文明”的批评是普鲁士—德国的一种政治选择。

阿伦特等人是犹太人，至少承认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并能够对之做出一定反省。而海德格尔的另一些德国学生，则不认为海德格尔有什么错误。比如伽达默尔指出：“想必人们自问过，难道他就对希特勒夺取政权后造成的可怕后果……这一永远抹不去的耻辱不感到负有责任？回答是非常明确的：没有。那是一种变质的革命，而不是他所梦想的民族精神和品质力量的伟大革新，他盼望这种民族精神和品质力量的伟大革新能准备出一种新的人类宗教。”[35]对于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也许用得着阿伦特的一句话：如果人人都有罪，那就没有人有罪。

3. 要不要“说清楚”？

纳粹时代，卷入纳粹运动的德国哲学家并不少见，最伟大的哲学家与最大的邪恶之间的结合却符合激起人们兴趣的规律：高尚和低贱的结合、寻根的哲人与实用的流氓的结合。无论如何，海德格尔总算是一个有革命抱负的书生，而纳粹极权主义却没有真正的内在理性。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分析现代极权主义时指出：“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举一个简单明显的例子，在1939年9月以前，每一个德国人必须以恐惧和厌恶的态度来看待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但在此之后他又必须以钦佩和亲爱的态度来看待它。如果俄德开战，这在几年内是很可能的，那么又要发生另一次同样激烈的变化了。德国人的感情生活，他们的爱和恨，必要时就得在一夜之间倒转过来。……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情况都表明，极权主义要求其追随者在感情上作出突然改变，从心理学上来说是办不到的。”[36]任何一个在极权体制下生活过的人，都可能体会到今天歌颂这个人，明天就批判这个人的闹剧。这就毫不奇怪，以思想的彻底性和寻根的坚定性著称的海德格尔，不可能与纳粹长期相处。

不过，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联，主要不在于政治行动方面，而在于思想观念方面。从德国“文明批判”的传统来看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合作，首先有一个如何把握其反现代性思想的问题？在现代德国思想中，一直有一条顽强的反现代性传统。据美国学者赫弗（Jeffrey Herf）的分析，这里有两个概念，一是反现代性（anti-modernity），二是反动的现代性（reactionary modernity）。两者的区别在于，反现代主义者从头到尾拒绝现代技术世界，希望将社会退回到前现代的状态，而反动的现代主义者尽管同样对后工业技术的文化结果抱有敌意，但另一方面又将反现代主义者的理想视为虚妄的浪漫主义。他们以自己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而自豪，他们指出技术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徒劳无功地重返前现代社会，而是在肯定现代主义的同时，重新赋予其意义，利用一些传统的、民族社会的魔力使之重新充满魅力。由此，德国的反动的现代主义者寻求以一种——用他们的话来说——“德国的”方式来将现代技术的成果窃为己用。对多数人而言，这使得他们卷入了以国家社会主义政体来替代民主制的运动当中，他们称之为介于丧失灵魂的资本主义和没有上帝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他们试图用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来取代锱铢必较的、自我中心的理性主义和丧失灵魂的物质主义精神。他们希冀未来的德国是被一群体现着古代的自律精神和男性英雄主义美德的德国精英分子所把持。反动的现代主义者首先寻求通过民族主义的两种美德，即团结和高贵——这两种美德是通过高于个人私利的原因的同一性而统一在一起的——来重新赋予世界以意义。显然，无论是纳粹还是海德格尔，他们所持的是一种反动的现代性立场，即要给祛魔的世界中重新着魔。[37]虽然在海德格尔从技术的意义上认定纳粹、美苏一样，但其反理性的立场表明，这种反现代性的方案强化了现代性的灾难。

显然，海德格尔承德国“文明批判”传统而来，在揭发现代性的种种弊端方面是深刻的，但直接转而参政，则是荒唐的。一代大哲海德格尔在政治上并不高明，他把对历史的神秘直觉误当作政治思维，当然会陷自己于难堪。1933年6月25日，在夏至节的篝火前，海德格尔向陶醉的人们高呼：

逝者如斯，人生苦短，但我们冲破未来黑暗的勇气在倍增。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在战斗中变为瞎子。火炬指引着我们，照耀着我们，给我们指出前进的道路。在那里只能前进，没有倒退。点燃火炬吧。让我们的热血沸腾吧！……[38]

这是中学生冬令营的诗朗诵。以这样的方式参政，不能不说是幼稚至极。海德格尔对纳粹也有不满。纳粹种族理论家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为人猥亵邪恶，其魅力全来自其淫秽。海德格尔也承认其所主编的《冲锋队员》杂志淫猥粗鄙跟色情杂志差不多，但他仍然跟此人同桌共餐。1936年在罗马时，洛维特问他何以能跟这样的人并列时，他先是沉默以对，然后说：要不是至少有几个了解状况的人进场关心的话，一切还会“更为糟糕”。他对“有教养的人”感到愤怒：“假如这些先生没有自觉优雅以至于不肯投入的话，情况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可是实际上却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孤军奋战。”[39]这就是说，海德格尔完全不可能在纳粹那里得到实现其思想抱负的机会和助力。

1945年以后，围绕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学术思想界有过众多讨论和争论，以至于有人称之为“海德格尔战争”。本来，纳粹时代与纳粹合作的知名人士甚多，但像海德格尔这样一再为人关注的毕竟不多。原因首先在于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人们需要审查其哲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不容否定的是，海德格尔的政治介入之所以为人所津津乐道，也与他本人在事后从不为自己做“辩护”也就是检讨有关。所以，美国人文学者斯坦纳认为：

真正对我们理解力形成挑战的，不是海德格尔在1933年到1934年间费解而诱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其1945年以后的沉默。[40]

海德格尔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1959年，海德格尔筹备其70周年纪念文集时，应他的要求，出版商曾要求诗人，也是海德格尔崇拜者之一的策兰及青年诗人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各提交一首诗，巴赫曼明确拒绝了，策兰在矛盾之中也没有写。[41]显然，这两位大屠杀的幸存者的诗如果也出现在纪念文集中，海德格尔的政治形象要好得多：幸存者都原谅了他。在与《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中，他也特意提到：“前不久我在法国的普罗封斯与雷内·夏尔长谈过一次，你知道的，他是诗人和抵抗战士。”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观点与抵抗战士的观点是一致的。海德格尔也不是毫无反应。他本人对此的解释，一是战后初期与马尔库塞的通信，二是1966年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

师生间的通信当然是私人性的，但考虑到马尔库塞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之间的通信又不是完全私密的。1945年后海德格尔被停止教职后，生活困难。1947年，时在美国的马尔库塞到托特瑙黑森林小屋看望老师，双方的谈话“根本谈不上愉快”。回美之后的8月28日，马尔库塞顶着朋友们的反对，坚持给海德格尔邮寄了一些德国稀缺的生活物品。他的朋友说他敌友不分，居然寄包裹给一个认同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政权的人。马尔库塞为自己的勉强行为找到一个借口，即他是在给一个他曾向其求学的老师寄包裹。他当然知道这个借口站不住脚，因为这个老师正是那个同纳粹合作之人。也是借这个机会，马尔库塞怀着对老师的爱护心理郑重地提出了“悔罪”不“悔罪”的问题：“你从未公开谴责那个政权的任何行为或意识形态。因为这些情况，你今天仍然被看成认同纳粹政权。我们中的许多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等待着你的一个声明，一个将清楚而最终地把你从这类鉴定中解放出来的声明，一个诚实地表达你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当前态度的声明。但是你从未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至少它从未在私人领域出现。我——和许多其他人，尊敬作为哲学家的你，也从你那里受益良多。但我们区分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和作为人的海德格尔，因为这与你的哲学是矛盾的。一个哲学家会被某些政治事务所蒙蔽；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公开承认他的错误。但他不能被一个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遭到屠杀）的政权所蒙蔽，这个政权使恐怖气息遍布于日常现象之中，把精神、自由和真理的理念统统抛诸脑后，代之以血腥的对立面。”“再一次：如果你做出一个你改变观点的公开声明，你（和我们）才能防止把你这个人和你同纳粹的合作认定等同的做法（从而避免你的哲学的解体）。”学生希望老师通过自我检讨而重新赢得世人的尊敬。但老师不这样认为，在次年1月20日的回信中，海德格尔认为不能“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来判断其开端”，因为纳粹运动的开端是正确的：“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期待是生活完整性的一种精神更新、社会对抗的一种和解和西方此在免于共产主义危险的一种解救。”至于大屠杀，海德格尔辩护说：“我只能增加一句，如果你把‘犹太人’换写成‘东德人’（即，东部领土上的德国人），那么同样的指控也适用于一个盟国，区别在于1945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众所周知，而纳粹的血腥恐怖事实上一直被当作不让德国人民知道的秘密。”这就是说，纳粹运动有其积极的方面，当初参与其中也怀抱很好的理想，至于大屠杀，并非只是纳粹的罪恶。海德格尔认为马尔库塞对纳粹的指控与一种“虚假的宣传”有关。因此，拒不认错其实是一种正确立场：“一份1945年以后的声明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的：纳粹的支持者以最令人厌恶的方式宣布他们效忠的变化；然而，我与他们相去天壤。”

对于这种海德格尔本人未做明确陈述的“相去天壤”，只能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他不是纳粹的支持者。但这不可能，因为同一封信中，他已承认“在1934年，我认识到我的政治错误并辞去校长一职以示对国家和党的抗议”。第二种是说，他不想宣布其“效忠的变化”，由此只能推论，海德格尔仍保持着原来的立场。如此，学生也难以进一步劝告。马尔库塞迟疑了近四个月后回信，因为他不希望“我的沉默会被解释为同谋关系”。他在信中提出两点：一是“开端已经包含着结果”，二是指出纳粹暴行与盟军对东德人的处置有原则性区别：“从当代立场上看，纳粹集中营和战后年代的放逐与扣留之间的差异中有着人性同非人性的昼夜之别。”[42]其实，海德格尔所说的不能用结果来追究开端，正显示出他的自我检查的必要。不错，纳粹后来的确罪恶滔天，但这并不等于对早期纳粹的支持同样在支持着它后来的罪恶。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期待是生活完整性的一种精神更新、社会对抗的一种和解和西方此在免于共产主义危险的一种解救。而且既然他已认识到纳粹运动的结果是罪恶，为什么没有一字来批判呢？

私人之外，海德格尔还有一次正式的、公开的解释。1966年2月7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海德格尔，世界黑夜中的午夜》一文，揭发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错误，其中有不实之处。他的朋友凯斯特纳（Erhart Kastner）写信劝告海德格尔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敦促你起来自卫对我来说更紧急的事了。您根本不知道，您对这种攻击的鄙夷（而不还击），给您的朋友们带来的痛苦有多大。最强有力的根据之一……就是，如果对谣言不进行公开的反击，它就会变成事实。”[43]在《明镜》周刊的配合下，沉默了几十年的海德格尔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答问，基本观点是为自己辩护。一是说明他不是投机。1934年就任校长的动机，早在1929年就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讲到了，那就是改造大学进而改造科学。这种思想此后也一直未变，因此就任校长及校长就职演说与纳粹无关。二是选择纳粹在当时是必要的。在魏玛民主政制下，32个政党各执己见，公共舆论乱成一团，所以他当时确实认为纳粹掌权是德国历史上的“庄严破晓”。三是他在校长任内的言行具有妥协性质。在校长任上，他十分清楚，不妥协将一事无成。这个妥协就包括“校长演讲”。他当时相信，与纳粹“交换”意见是一条新路，是大学改革的唯一可能的路。四是他也有过抵抗行为。校长只当了10个月，任内没有清理犹太作者的书籍，保护了个别犹太学生。五是受到纳粹的限制，比如派人来听课，战争后期受罚去挖战壕等等。六是认为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的技术时代，主要问题是如何为技术时代摸索出一套政治制度。[44]

在这两次解释中，海德格尔都没有为其政治错误做出认真的交代。在一些事实问题上，海德格尔的辩解违背了事实。至于说纳粹之所为，正是现代性的所为；而从存在论上看，布尔什维主义、美国主义同纳粹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当代技术形式结出的恶果，所以以美国主义为标准来批判纳粹主义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里面有一个对现代性的评估问题，容有不同意见。但尽管如此，海德格尔的基本观点却是错误的，这就是从技术本质的角度把现代农业同集中营焚尸炉以及核武器相提并论，认为“当今农业是机械化食品工业，其本质同焚尸炉与集中营中的尸体制造一样，同国家封锁与饥饿一样，同原子弹的制造一样”。抽象地说，农业是技术上的，大屠杀也是技术上的，但这在政治上根本是两回事，就像拿刀切菜与拿刀杀人一样。这当然有采访者的问题。斯坦纳就这次采访指出：“那些郑重其事的记者们没有提出如下问题：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是否有任何地方曾对纳粹主义进行否定？从1945年到他去世，海德格尔是否对奥斯威辛世界的实际状况和哲学意味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这是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但其答案将不得不是一个大写的no（否）。”[45]其实，记者的问题是采访前就与海德格尔商量好的，所以关键还是海德格尔不想回答。这种态度得到同样支持纳粹、战后受到审讯的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呼应。施米特的自我辩护也包括这三个方面：一是自认为高于希特勒，试图影响国家社会主义；二是大屠杀并非只有纳粹，“基督教到了最后也是杀人无数的”；三是没有忏悔的必要：“哪一种行为更无耻，是在1932年与希特勒合作，还是在1945年唾弃他？”[46]

海德格尔为什么不对自己的政治错误有一个明确的交代呢？斯坦纳给出两点：

如果说，在某种明显的意义上，海德格尔是一个伟人和导师……那么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人。他将自己的生存纳入到一个倍受崇拜的小圈子之中，尤其是在晚年，他更是深居于受人奉承的藩篱之后，他几乎从不抛头露面，即使有这种机会，也要经过周密的安排。这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正视他过去的政治生涯以及德国为什么会接受野蛮统治的问题。……在对这个人的一生加以品评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人的主要特点就是狡猾：一种“农民式的精明”。……从各种事实和他在这些事实中所扮演的角色出发，海德格尔似乎直觉到，无论对任何问题，即使是对世界政治和苏美的物质主义这些最适合于他谈论的问题来说，拒绝作出任何评论恐怕也是一种最为有效的姿态。公正地说，我们还应补充这样一种可能性：海德格尔或许像其他许多作家和思想家那样认为：对于那场巨大浩劫以及它在西方精神中所保留出来的影响来说，任何理智的评论都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他至少能够谈论这段历史，他对策兰诗歌的兴趣表明他对这一选择完全清楚。[47]

从马尔库塞这样的学生到斯坦纳这样的学者，都认为海德格尔有必要对那段历史有一个交代、有一种谈论。一个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对20世纪德国最严重的灾难没有任何言说，一个自我意识极为清晰的人对自己的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但思想史的复杂性在于，确实有人认为海德格尔的沉默是对的。从不认为老师有什么过错的学生伽达默尔在为其辩护时指出：“德国的青年一代也将很难想象当时我们在德国承受的现实，随波逐流的浪潮、无端的压力、意识形态的教化、反复无常的制裁，等等。换成今天的人就会问：你们为什么不呼吁？之所以这样问，大概首先还是人们低估了随大流这一人类普遍的天性，这种天性总能找到自我欺骗的新方法和新道路。”[48]这就是说，海德格尔卷入政治并无微言大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也没有拒绝“随大流”这一普通人的天性，伽达默尔此论至少说明在政治上，海德格尔并不比普通人高明。从而，也就有权利要求“说清楚”。但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也没有公开检讨的必要。在评论法里亚斯的著作时，伽达默尔带有情绪性地指出：“因为他在这些年对没有任何思想信念可言的魏玛共和国已不抱任何希望，也因为在他自己参与的政治事务中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从此以后他就小心翼翼，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势，他都与之保持一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自己看到，在千年（哲学）帝国终结之后，技术时代充分证实了他的‘遗忘存在’的幻影。还要让他怎么样？是不是要让他在德国大学里当着三万大学生的面悔罪？”[49]我们或许可以同样情绪性地说：即使在德国大学里当着三万大学生的面悔罪，也没有委屈海德格尔。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假定，海德格尔对1933年的行为不仅说了：我干了一件很大的蠢事，而且还说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绝对是一种恐怖，我从根本上就强烈地谴责它。……那又能怎么样？他也许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宽恕。人们对海德格尔一案，对他的思想与所谓纳粹事件的关系也已了结了。”“我相信，如果他被唆使着说了什么，我们在直接的道德反应意义上说一些批评的话，或者表示出对他的惊恐不安，或者表达出对他的不原谅，总归是表示一种姿态，并非从他的思想性工作中发自内心地说出来，不是从他深思熟虑的思想高度上说出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必须做的工作很可能就不存在了，我们可能会感到更轻松地摆脱了我们的义务。因为这一工作是绕不过去的，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没有海德格尔可怕的沉默，我们就无法觉察到这种责任意识是一种命令，就无法感觉到如此这般地解读海德格尔的必要性，这是海德格尔自己也没有做到的解读方式。”[50]不说比说好，海德格尔的沉默提示我们去阅读他。对此可以开一个恶意的玩笑：一桩杀人案不破比破好，因为不破可以刺激我们去追捕凶手。

当然，即使海德格尔说了些什么，也不能改变历史，但至少可以为他自己赢得一个更好的形象。斯坦纳同情地指出：“在20世纪中叶，每一位严肃思考的人……都力图理解大屠杀和集中营等一系列现象，力图理解那时人们在困境中的生活日程遭到粗暴侵犯的原因。……对一个哲学家、一个德国的见证人、一个至少卷入了部分有关事件并且尚在思考和感受着的人来说，如果他对这一切竟不置一词，那就无异于是这些事件的同谋。”海德格尔自己的沉默之外，还有他那些追随者所持的冷冰冰的沉默和可鄙的遁词，“其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他的那些犹太信徒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51]。这似乎是指阿伦特等人？

[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一本黑书而写的未发表的序言》（1945），《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庆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251页。

[2]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2001），张国清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3] 理查德·沃林：《中文版作者序》，《海德格尔的弟子》，第9页。

[4]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1935），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9页。

[5] 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陈春文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6]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1928），王炜编《熊译海德格尔》，熊伟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7] 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1990），周宪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2—114页。

[8]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1994），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3页。

[9]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第365页。

[10] 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1991），李河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184页。

[11]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第374—375页。

[12] 朱利安·扬：《海德格尔 哲学 纳粹主义》（1997），陆丁、周濂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1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1748），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页。

[14]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第367—368页。

[15]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第362—363页。

[16]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第337页。

[17] 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第391页。

[18]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295页。1934年6月30日，即“罗姆清洗”之后，巴本被党卫队逮捕，两名助手被杀，其中之一是帮助他起草马堡大学讲演的助手。希特勒插手后，巴本被释放，后做了德国驻奥地利等国的大使。

[19]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303、307页。

[20] 参见杰夫·科林斯：《海德格尔与纳粹》（2000），赵成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1] 菲利普·拉古-拉巴特：《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第25页。

[22] 维克多·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第268页。

[23]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第366页。

[24] 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2001），邓晓菁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25] 卡尔·洛维特：《一九三三—— 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第95—96页。

[26] 汉斯·约纳斯：《海德格尔的坚毅与果敢》，理查德·沃林《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第192页。

[27]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第172页。

[28]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2006），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6页。

[29]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第57—62页。

[30]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354—355页。

[31]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第137页。

[32]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第20页。

[33]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351—352页。

[34]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第65页。

[35] 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第122页。

[36] 奥威尔：《文学和极权主义》（1941年6月19日），董乐山编《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37页。

[37] Jeffrey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ty: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8]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第361页。

[39] 卡尔·洛维特：《一九三三—— 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第96页。

[40] 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第21页。

[41]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2006），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42] Heidegger and Marcuse: A Dialogue in Letters, in Herbert Marcuse,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 Edited By Douglas Kelln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263—266.

[43]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第558页。

[44] 参见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第55—79页。

[45] 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第182页。

[46] 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第48—49页。

[47] 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第186—187页。

[48]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浅薄与无知——评维克托·法里亚斯的著作》，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第120页。

[49]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浅薄与无知——评维克托·法里亚斯的著作》，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第122页。

[50] 德里达：《海德格尔的沉默》，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第127—128页。

[51] 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第185、188页。

十六、阿伦特的爱与思

我可以确定，在知识分子中，与纳粹当权者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当时可以说是通例……说谁谁谁与纳粹保持一致了，那是因为他不得不为他的太太和孩子们担心，这在当时已是见怪不怪的事，非常普遍。这倒不算什么，糟糕的是，这些人后来居然真的相信了纳粹！……有些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信了。然而这个转变意味着：希特勒让他们产生了幻想，他们幻想着远远超出常规水平的那些飘忽不定的东西！这才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今天我要说，他们是追随着自己的幻想坠入深渊的。

——汉娜·阿伦特[1]

马丁·海德格尔与其学生的关系中的一个事件，是他与其犹太学生汉娜·阿伦特的爱情。深谙爱情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说：“真正伟大的爱情就像文学杰作一样不同寻常。”现代思想的两个卓越人物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婚外恋、师生恋不一定是伟大的，但确实对双方的思想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成熟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对少女阿伦特的爱有其自私的一面，且确实有人认为他有“始乱终弃”的行迹，但阿伦特始终爱着她的老师和第一位情人，即使她成为了著名的思想家并且有了心心相印、宽容大度的丈夫之后，她仍然主动上门再续友情，并且不顾政治立场上的根本性差异而为他辩护。无论我们怎样想象爱情的力量和思想家的宽容，都可能会为阿伦特的“丢份”和“屈辱”黯然神伤且愤愤不平。对于他们的传奇故事，我们无法用谈论“男女绯闻”的常人思路和语言来叙述他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情感遭遇与他们的思想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1. 不平等的爱

开头是美好的。1924年晚秋，在德国马堡大学海德格尔副教授的班上，出现了一位短头发、大眼睛的犹太少女阿伦特，她选了海德格尔开的有关柏拉图《智者》《菲力布》课。后来也是哲学家的约纳斯描述阿伦特参加海德格尔研究班的情景：“对这个奇特的新来者我记得太清楚了！腼腆，持重，美貌出众，一双眼睛左顾右盼。她一眼看上去就很特别，与众不同，令人琢磨不透。到这种场合来的人都有才华，这并不稀奇，但在她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她内心有主见，本能地追求品质，探究事物的本质，有深入事物内部的方法，这些在她周围形成一种神奇的气氛。大家都觉得她立志独立，意志顽强，能抗衡她的脆弱的一面。她的老师们也有这种感觉，先是海德格尔，后是雅斯贝尔斯，他们后来都成了她的终身朋友。”[2]

这一年，女学生18岁，男老师35岁。他后来告诉她：从在教室里见到她的最初一刻，他就爱上了她。

他怎能不爱她。花季的少女，因为经常穿一身精美雅致的绿色服装而被同学们称为“一片绿”（“绿人儿”）。她仪容中的异国情调和眼睛里诱人的力量，使面对她的人担心被这股力量所淹没而再也浮不上来；自幼受到的良好教养使她周身都散发出一种混合着自知、自信和羞怯的“魔力”。她的朋友约纳斯说她“有强度，有坚定的目标感，对质量和品味有眼力，渴望寻觅本真性的东西，对深邃有感觉，这种种品质使她让人觉得魅力无穷”[3]。当然也更让穷乡僻壤长大的“粗鲁的”“土包子”海德格尔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

汉娜·阿伦特像

她无法拒绝他。他是大学世界里冉冉上升的明星，是一位站在时代的巨轮指挥塔上的舰队司令，在指挥着随时面临冰山威胁的巨型船队；是一位思想的“秘密王国”的国王，正要领导一场哲学的革命。而且，海德格尔讲课有其特殊的效果。当年的学生们回忆：“在他做到了聚精会神之后，他的声音开始大起来，越来越大，常常是一种尖厉冷峻的语调，语带讥讽得意的味道……听众被抓住了。从这位34岁的人的嗓音里，发出的是一种沙哑声音的魅力，一种深沉浑厚的吸引力。这种魅力和吸引力不只是一位真正创造型哲学家带来的刺激，它也是20年代的一位伟大的人所产生的伟大的魅力。”“海德格尔讲课的方式是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方式。他教我们思想，在回味中思想。并不在乎说我们是否理解了许多东西甚或他讲的所有东西。因此之故，对我们来说，他的讲课一开始就如同重重迷雾。”[4]联想到希特勒的演讲也有某种神采灼人的魔力，我们也许会对海德格尔的这种讲课方式怀有疑虑，但对当时的学生而言，海德格尔是成功的。他知道自己作为男性和大师的魅力，因此有意识地与青年男女们保持距离，其结果是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性和令人敬畏的力量。

1924年11月，阿伦特在海德格尔约谈日名单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她来到海德格尔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阴沉的雨天，她进来了，脱下雨衣，取下深深遮住面孔的帽子，流露出的是与往常不同的羞怯和腼腆，连嗓音也不那么明亮清脆。海德格尔就哲学、宗教、家庭、社会、兴趣、爱好等问题，和她进行了提问式的交谈。她似乎是靠着呼吸才飘出几乎听不到的“是”与“不是”。老师发现了她的美貌和极高的精神素质，她也直接面对着老师那不可抗拒的巫师般的魔力。

1925年2月10日，海德格尔以“亲爱的阿伦特小姐”抬头，写下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体书信，意在“赢得您的芳心”。她对此回报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敏感。四天以后，在收到了以“亲爱的汉娜”抬头的第二封信后，她做出了心灵的回应。很快，位于大学附近一座阁楼上的阿伦特寝室里，这对师生开始让爱欲悄悄地然而又热烈地释放。1925年5月13日，老师给学生写的信中，有一段话：“这一回，我无话可说了。我只能哭泣，还是哭泣。‘为什么’也没有答案——在徒劳的等待中，消失在感激与信义中。你胜利了，你成了一位女神，你把自己彻底地展现出来。在你的生命所忍受的一种赎罪的内心力量的推动下，你面庞的轮廓浮现出来。我的孩子，你是怎样做到的呢？带着这样的尊敬，这样的神性。生命开始接受尊敬，并使之显得伟大。”[5]

声望冉冉上升的海德格尔看重已有的家庭和事业，看重同事和学生对他的恭维与颂扬，他也不想开罪于小城的保守习俗和泡沫人物的流言蜚语。在这一突破了师生关系并违背世俗伦理的行动中，他始终在拉近距离和保持距离之间摇摆不定。“我们彼此都想把对方作为上苍的恩赐珍藏于内心，不要被不切实际的想法扭曲了我们纯洁交往的活力，如此我们才可以交往下去；这就是说，我们不愿幻想保持心灵的友谊一类的东西，在人类中间，从来就没有这类东西。”[6]既要纯洁交往，又不只是心灵的友谊，分寸极难把握。总的来说，海德格尔一直掌握着相互关系的主动权。他以不断变化的方法和手段控制着阿伦特，他送诗写信、山盟海誓、出谋划策、关切保护，与此同时混合着爱意细腻的感情与精神导师的优越。他为他们的交往制订了详细的规则：频繁的书信是用密码写成的；幽会的时间按分来计算；暗号更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开几下灯为无人，开几下灯为有人；敞开的窗表示有机会，打开的门表示有危险。有一年之久，阿伦特心甘情愿地、随叫随到地做他的红颜知己，完全听从他的安排，没有抱怨，没有要求。他是她的一切：情人、朋友、兄弟、父亲。她只有使出浑身的解数听从他、配合他、帮助他，为的是“使我对你的爱不至给你带来比现在更多的困难”。

这是一段令双方在思想上都受益的爱情。洋溢的爱情使海德格尔在思想上变得强大，而学生在猝然而至的爱情中所表现出来的慌乱，又反过来帮助他在思想上更加清晰。20年后，老师告诉学生：在自己写作《存在与时间》的那些年中，是阿伦特给了他写作的灵感，给了他激情思想的动力。[7]在阿伦特，海德格尔教会她思想并让她领略了爱情，他的思想在她许多重要著作中留下了烙印。在海德格尔看来，他与阿伦特身体的结合，帮助阿伦特实现了数代德国犹太人的梦想，这就是犹太人融入德国生活的梦想。由身体而心智，这也与两人的性格有关。双方都不是性保守主义者。海德格尔在与年轻女性打交道时从来都是开放的。在阿伦特之前，他已与另一个犹太少女布洛赫曼（Elisbeth Blochmann）交好，1952年后阿伦特多年没有去看他，他又与慕尼黑的女画家波德维尔斯伯爵夫人（Sophie-Dorothee Grafin Podewils）发生了一段爱情。他的妻子艾尔弗丽德（Elfride Petri）为他的性出轨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尽管如此，她知道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她闹起来也不见得更好，知道她丈夫需要性方面的交流，这对推动他思想很有好处，能忍也就忍了。”[8]最后，这位早年参加过妇女运动的妻子放弃了做女人的独立性，全心全意地操持家务，为不忠实却伟大的丈夫做出了牺牲。阿伦特在美国时，也与活跃在这里的流亡者古里安（Waldemar Gurian）、作家布洛赫（Hermann Broch）保持很好的感情关系，尤其是对后者，她从内心深处由衷地尊敬他，一定也觉得他很迷人，无论在心智方面还是在性方面都对他倾心不已。[9]

到1925年夏，阿伦特已经意识到，无论他们之间实际上联系多么紧密，爱得多么深，他在自己面前都表现得好像全然不知，他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写了一篇小说《阴影》送给他，委曲细致地表达了自己摇摆不定、艰难沉重的心理状态，而文中反复出现的“恐惧”一词，则又与她在这一时期偶尔产生的轻生念头相符合。这篇小说是一种表示告别的方式。大概是在1925年底，阿伦特写信告诉海德格尔：她决定离开马堡，因为她的印象是，他想忘掉她。阿伦特自己一方面是顾虑与他在一起无法写出博士论文，另一方面也是顾虑秘密的爱情的败露会妨碍两人的安全，所以1925—1926冬季学期结束后，她结束了在马堡的生活，到弗赖堡大学听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课，后又经海德格尔的介绍到海德堡大学师从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以取得博士学位。

阿伦特离开了马堡，但她并未摆脱海德格尔。在海德堡期间有1927年，阿伦特先后与同学勒文松（Erwin Loewenson）、维泽（Benno Georg Leopold von Wiese）发生爱情，两人都对文学和德国文化情有独钟，都是唯美主义者，“但是，在阿伦特的心中，只有自己牵挂的海德格尔才是德国文化的化身。在海德堡大学，一直到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和1929年迁居到柏林之前，在这期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海德格尔写信建议两人见面，她都会放下手上的工作，离开朋友，不顾责任与道义地欣然前往”[10]。1928年，她与好友到纽伦堡去玩，旅途中收到他的一封召她赴约的，她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抛下同伴，向海德格尔走去。她当然不知道，海德格尔此时已与阿伦特之前的另一位女友布洛赫曼发生着联系。这种复杂的关系把她搞得筋疲力尽，在受到伤害的同时仍然以自己能够给老师以灵感这一点而骄傲。而海德格尔依然拒绝私人之间承担责任，他把阿伦特看作是忠诚的情侣和其著作聪慧的叹服者。三年后的1928年6月，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弗赖堡大学聘请他为正教授，他不会把阿伦特的爱置于哲学和和名望之上，更不愿因“作风问题”而贻误似锦的前程。海德格尔曾把《存在与时间》的写作归功于阿伦特的激情，而这本书带来的成功也终结了他与阿伦特的恋情。当海德格尔以一封信打发了阿伦特时，她只能在如潮的激动中咀嚼苦果。“我爱你，一如当初，这你知道，这爱始终不曾消失，就在这次重逢前也依旧如此，我心里也一直很清楚。你指给我的这条路，比我想的要漫长得多，艰难得多。这条路要走过一个漫长的人生。……如果我失去了对你的爱，我也就一同失却活下去的权利，但如果我回避了爱赋予我的使命，我也就失去了这份爱。‘如果上帝有眼，我最好还是在来世爱你。’”[11]德国文化历来有失恋而后写作的传统，歌德、海涅许多水晶般的诗句都是“痛苦断念”的结晶。阿伦特不是诗人，她不能把一腔幽情倾吐出来，她的理性也使她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不是通常的男欢女爱，而是精神上的血脉相连。阿伦特坚信，除了她本人以外，海德格尔不可能与任何人共享精神生活，哪怕他本人否认这一点。

实际上，虽然阿伦特在1929年与本雅明的堂兄、海德格尔的学生斯特恩（Gunther Stern）结婚，1936年又与布吕歇尔相识相爱，但甚至布吕歇尔的清风般的爱也没有使她完全恢复自信。“……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的确确是为爱而生，正因为如此，我着实害怕自己的迷离。于是，我产生了依附的心理。当我邂逅爱情，而被对方视为冷漠时，我总在想：你们知道这种事情该有多么危险，尤其对我。这时，我遇到了你，这种恐惧才终于消失。我惊恐得有些幼稚，可反被自己视为成熟。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怎么会同时得到两样东西——‘伟大的爱情’和本来的我。……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幸福。”[12]但在海德格尔一方，对此似乎甚是恼怒，以至于两次见到阿伦特时，却装着没看见。她向他抱怨，却没有得到一个回答。

简单地总结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不义，原因之一是他的自私。这自私不只表现他顾虑他的婚姻外情可能会影响他的声誉与前途，也表现在很多方面。海德格尔的思想缺少“他人”，他个人也很难与他人交流。阿伦特和其他一些学生都盛赞其讲课的艺术，但洛维特的评论似乎不同：“海德格尔的面容是很难描述的，因为他从来不能面对面地注视一个人，他的目光总不坦然；若对人看，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对他的相貌神情，可以有这样的自然描述：费劲紧绷的额头，低垂的脸，半闭的眼睛，但偶尔抬起头张望一下，以确定四周的状况。如果对话中有人一定要他正面地四目相接，那他的表情就会通缩而不确定——因为要与人坦然往来，是他办不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他自然流露出的表情则是谨慎、狡狯且猜疑的。他讲课的时候会一边看着稿子接连不断地说话，没有手势辅助，也没有空洞浮夸的言词。……我们看见这额头在工作，而且只为了自己，完全不考虑听众——事实上他的演讲与其说是对听众发表，还不如说是要他们坐立难安。”[13]海德格尔不是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而是在对一批信众布道，他留给学生的印象也是如此的自私，怎么可能期待他对情人有所牺牲呢？

在世俗社会中成就一名伟大的学者，合理的自私可能是必要条件之一。一个在思想上走得很远的人，势必会远离日常世界。阿伦特离开马堡之前，海德格尔在给她的信中说明自己为什么不理睬她：“是，我把你忘掉了，这不是说你可有可无，不是对你无所谓，不是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外在状况，而是因为我不能不忘记你，我常常是全力以赴地工作，当我全身心工作时，我就时常常忘记了一切。这不是几小时几天的事，而是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的进程，需要漫长的准备，然后才能松弛下来。走上这条路，那是要把一切人之为人的东西推向极致，断去一切关指，从创造的角度说，这是我在人所能及的经验中识别出的最壮丽的东西，从具体的境遇看，也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无杂念的东西。这确实让一个人全心全意去呕心沥血，心无旁骛。”[14]

离开海德格尔后的阿伦特走上了自己的路。1928年夏，她在海德堡大学雅斯贝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和雅斯贝斯建立了终生的友谊。1931年，当斯特恩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求职未能如意（与阿多诺竞争一个岗位）后，阿伦特决定放弃进入大学的打算，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社会中生存。

在纳粹掌握德国政权前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分属不同的两极。当海德格尔于1933年成为大学校长并一度与纳粹合作期在将其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契机时，阿伦特却因其犹太人的身份而失却一切：与海德格尔的爱情终结了，学术生涯终结了，在德国的生活也终结了。阿伦特不是被纳粹驱赶着离开德国的，基于她的政治敏感，纳粹上台一个月后，她就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我可以举1933年2月27日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以及与此相关的当夜发生的非法拘捕案的事实为证，也就是所谓的保护性软禁。……这些人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牢房或者集中营。然后发生了令人发指的事情。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直接的震惊，从这一刻起我意识到，我必须对自己负起责任。这就是说，对人们普遍采用的观望的观点，我已经不再同意了。在有些事情上我开始设法帮助一些人，反正我已经做好了流亡的准备。我马上就判断出：犹太人不可能再在这个国家待下去。[15]

“责任”与“判断”从此成为阿伦特思考的中心问题之一，她的学生曾把她在这个问题的思考编为《责任与判断》一书出版。于是命运又一次显示对比。1933年4月21日当上大学校长的海德格尔，半年之后就感到有必要从政治中撤退了。而正是在这个时期，阿伦特却以“必须作为犹太人来自卫”的激情发誓不再涉足学术，积极投身政治实践。1933年3月流亡法国后，加入了世界犹太复国组织，帮助犹太难民，组织抵制德货。1940年5月10日，德国攻入法国后，阿伦特夫妇分别被关进法国南部的集中营，一个多月后参加集体大逃亡，先到里斯本，然后是去美国。在自由的环境中，在打击希特勒高于一切的目标下，阿伦特批判纳粹并探讨纳粹极权国家起源，成为当代重要的政治思想家，进入了思想成熟、著作丰富的高峰期，其中多有丈夫布吕歇尔的贡献，而海德格尔则退入其思想的背景。

2. 阴影下的爱

当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再次发生思想与个人联系时，一场残酷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为了向美国人解释他们如此追捧的“存在哲学”究竟是什么，阿伦特于1946年发表《什么是存在哲学》一文，她在其中第一次认真阐释，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批判海德格尔思想。就其思想而言，海德格尔是一个个人本位的思想家，顺着“向死存在”的诊断逃回到自然主义的（民间的）迷信中，意在让这个分崩离析的向死展开的“此在”的世界能够重新聚集起来：“在这之后，海德格尔在课堂上试图将他的这个孤立出来的本位的自己偷偷地移植到民间、大地这样一些神化的非学术概念中去。事情很明显，这种偷移方案只能游离到哲学之外，并逃进随便什么自然主义的迷思迷信中去。如果这种迷思迷信不属于人类在概念上所能理解的东西，他就用与之相类通的东西去覆盖，说些人同在大地上栖居之类的话，如果实在不行，他就把这个割裂出来的自己，机械地和解到一个根本就与他的概念不同的根基上去。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个我行我素的自我组织到超我的解释，从而把这个基于决心而来的罪恶通过任何办法转换到实践中去。”[16]同一时期在与雅斯贝斯的通信中，阿伦特分析了海德格尔在校长任内禁止胡塞尔到大学来一事。雅斯贝斯说是教育部而不是海德格尔的决定时，阿伦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始终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海德格尔也可以不执行这份文件，这是他能办到的。……他心里完全清楚，如果他让别人签署这份文件的话，对胡塞尔来说，这份文件或多或少都是无所谓的事，并不会感到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您当然可以辩护说，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对此我也许会回答说，真正必将发生的事件往往都佯装成偶发的事件，有时以很不起眼的方式沿着不易察觉的路线，这很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自以为很有把握，觉得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这种悄悄发生的东西无形中就在人们当中构成壁垒，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知道，这封信以及他在这封信上的签字对胡塞尔来说几乎等于被杀掉了，我只能把海德格尔理解为潜在的杀人犯，我实在做不出别的解释。”同一封信中，阿伦特还将战争期间海德格尔有关德法关系的言论称之为“病态的人的一种病态的胡扯”。[17]

这是阿伦特一生对海德格尔做的最严厉的批判。这固然是由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政治行为的愤恨，也因为她曾希望这位当年的恋人，能够在战后做些自我批评。当这一期待没有得到回应时，阿伦特绝望了。1949年9月29日，在给雅斯贝斯的信中，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那种在托特瑙堡的生活，咒骂文明，独处并写作，的的确确只是一个他退隐其中的老鼠洞，因为他有权利相信，他在那里需要观看的只不过是那些心中对他充满景仰前来朝圣的人们。”[18]

岁月无情，政治无情，但人有情。1949年12月初，阿伦特以“犹太文化重建”组织代表的身份，在16年的流亡生涯之后第一次回到欧洲。破碎的德国，集体性的麻木不仁，令她感慨万千。是否去见已陷于“落水狗一样的处境”的海德格尔，是她反复犹豫的事情。1950年1月3日给丈夫的信中说：“是否去拜访海德格尔，我目前尚未决定……我看过他写给雅斯佩尔斯的信，真实和谎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懦弱，一如既往地交织在一起。”2月5日，阿伦特的信中说：“最近听说了海德格尔在海德堡编造的那些与雅斯佩尔斯作对的故事，令人作呕，可另一方面，他又试着利用一切手段和雅斯佩尔斯修好。我星期一有要事必须到弗莱堡，但是我还没有兴趣去再见那个人。”[19]然而，阿伦特还是不想让政治来毁掉她与海德格尔的感情。2月7日，她像受到磁石吸引一般来到弗赖堡，当天晚上，海德格尔应约来到旅馆大厅。阿伦特仍然激动，海德格尔呢，应当是羞愧。德国学者格鲁嫩贝格指出：

当海德格尔重新见到汉娜时，他心中做何感受？汉娜，这个在他写作《存在与时间》时极大地调动了他写作激情的人；汉娜，这个因被驱赶而流亡的女学生；汉娜，这个现在成了来自美国的著名的犹太人公众人物；汉娜，这个令自己羞愧难当的人物，她的到来本身就是对自己应当羞愧的一种提醒。[20]

见面后的第二天，阿伦特给海德格尔，一方面说明她的感受，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后来的关系定了基调：“当服务生说到你的名字时……好像时间突然一下子凝滞了……心跳的加速让我知道，不承认对你的感情，这是我唯一真正的不可原谅的不诚实……但有一点你应该清楚（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多地坦露心迹），如果我随心所欲地做了什么的话，那是基于我内心的自豪，纯粹是出于我太过疯狂的愚蠢，而不是出于什么理由。”[21]哲学家阿伦特也有疯狂与愚蠢，她知道海德格尔的错误和自私，但她仍然忍不住要与他重温旧情；但哲学家毕竟是哲学家，激情没有毁灭她的理智。她告诉他：这种行为没有理由。

阿伦特没有变，无论16年间发生了多么大的事件和创伤，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仍然是1928年她在信中说的：失去了这份爱她就活不下去，但她不会因此就回避爱所迫使她去履行的使命。在事后就这次重逢写给丈夫和朋友们的信中阿伦特的态度是多样的，有愤怒也有爱，有如释重负也有心灵的分裂，总的基调是爱护中有矛盾。

时间也许真的凝滞了——战争与屠杀，逃亡与痛苦，对于他们曾有的恋情，对于他们的爱，统统是没有力量的，她对他仍然毫无保留。因为那段“政治失节”，海德格尔差不多是坐在忏悔席上向阿伦特叙说自己内心的委屈、苦恼，阿伦特终于得到了她需要的东西：海德格尔对她的需要。从这一天起，阿伦特再次为了他没有什么不愿意做，而海德格尔仍然自私霸道。流亡中的阿伦特理所当然地把投靠纳粹的人，包括海德格尔列入对她加以迫害的行列中，她也曾努力使自己对海德格尔进行清算，但一旦面对这个具体的人，政治和思想上的对立就不再有效了。阿伦特的爱超越了对他的恨，她的强烈感情消融了这块巨大的冰砖，她的心智世界包容了这个政治敌人。1950年之后，阿伦特仍然视海德格尔为智慧与灵感的化身，几乎宽宥了他的一切行径，包括收回1946年《什么是存在哲学》一文对海德格尔的评价。1956年10月，她拒绝了她尊敬的老师雅斯贝斯要她与海德格尔断绝关系的要求；1958年，她对是否应邀在雅斯贝斯的《原子弹和人类的未来》一书的获奖仪式上发表祝词有些犹豫，原因之一，是她担心海德格尔会把她的祝词理解成对他的侮辱和对雅斯贝斯的奉承，最后是布吕歇尔打消了她的顾虑——“德意志宠儿”海德格尔应该得到教训，他应该明白：世界不是围着他一个人转，他不是我们的救世主。1960年10月28日，阿伦特告诉海德格尔，已将其新著《人的境况》的德文版《论积极生活》寄给他：“你将会看到，这本书没有献词。如果说在你我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指的是你我之间，既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么我要问你，我是否可以把这本书题献给你。它直截产生于马堡的那段日子，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都归因于你。”已经写好而没有寄出的献词是：“Re Vita Activa/这本书的献词空着。/我该怎样题献给你/给我信赖的人，/给我忠诚于他/却没有挽留住的人，/而两者都充满爱意。”[22]海德格尔对此没有反应，此后他们中断了真正意义上的书信来往和思想交流。但阿伦特始终保持着对海德格尔的忠诚，没有改变对他的刻骨深情，一直到死，她都忍不住一种要见海德格尔的强烈冲动。

时光又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阿伦特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爱推动了海德格尔进入智慧高峰完成《存在与时间》的话，那么1950年后她的爱则帮助他走出了政治阴影，重新进入思考和写作的状态；如果说早期的爱主要出自一位少女对一位大师的崇拜的话，那么50年代她的爱则更多出于对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大师的帮助。尽管阿伦持不再批评海德格尔，但对他纳粹时期的行为的不信任仍然挥之不去。阿伦特相信，自己是海德格尔的保护人，相信他与自己单独在一起，他身上平时那些不好的一面就会减少。她担心自己不在他附近出现，他就会重新跌落到沮丧之中。阿伦特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多的心血、忍受艾尔弗丽德的嫉妒来帮助海德格尔，是因为她意识到他对世界的价值，她意识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不应被政治错误所压垮，应该在错误面前重新挺立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从1952年到1975年逝世，阿伦特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好的海德格尔”的守护天使，她向整个世界修复海德格尔自己所玷污的形象，她推动雅斯贝斯与他和好，她为出版他著作的美国版四处奔波，她到耶鲁大学讲授他的哲学思想；她帮助他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阿伦特其实一直处于摇摆与冲突之中。1950年，正在倒霉的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主动关怀深为感动，但对她在战争期间遭遇的巨大不幸也只是在3月19日的信中说了一句空话：“汉娜，当这座城市暴虐地将你的心撕碎时，想想白雪皑皑的群山上那些参天的松树吧，它们屹立在午后高山上弥漫着的稀薄的空气里呢。”也是在这封信中，他一再要求她与其妻子建立和谐关系。“我需要她的爱，这些年来，她的爱情经受了一切，却仍然能够滋长。我需要你的爱，它仍然神奇地保留在萌芽阶段，从土壤深处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还在心中藏着一份对你丈夫——在痛苦的岁月里成为你伴侣的那个人——的秘密友情。”[23]1955年，海德格尔的“麻烦”已经过去，他又恢复了往日的权威，他不再需要阿伦特来听他的倾诉，替他开脱了，于是傲慢本性又上来了。“有些证据表明，有时海德格尔以及他的朋友圈子甚至对她采取拒绝的态度。”[24]1959年9月，阿伦特获得汉堡颁给她的“莱辛奖”时，他没有做任何祝贺的表示。1961年1月，阿伦特从以色列来到弗赖堡，在她告知海德格尔后，他没有任何反应。多年以来，海德格尔从未留意声望日隆的阿伦特所写的任何东西，包括那些思想意义比他的著作更为重要的作品，更没有想到会从她那里学到什么。在他的心目中，阿伦特是永远离不开他的小学生，他需要的是阿伦特对他的依赖，而且不能比她18岁时差上毫厘。阿伦特对此清楚得很，为了保全海德格尔对她的爱，她不得不假装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学生，不准备承认自己的思想与成就。1955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震动了整个欧洲，阿伦特却惴惴不安，她害怕他受不了这一事实——一个在学问上永远离不开他的女人却成了德国的名人。1960年10月28日，阿伦特在沉寂了六年后第一次写信给海德格尔，告诉他已将《人的境况》寄给他，但海德格尔对阿伦特没有把书题赠给他看作是傲慢和责难，要对她的独立思索和独立行动实施惩戒。1961年6月，阿伦特在欧洲写信给他，要求与他见面，他不但拒不回信，还在背后唆使另一位哲学家拒绝与阿伦特见面。阿伦特幽幽地抱怨：“我知道，我的作品的出版，我的名字见报等等，都让他受不了。我一直瞒着他，假装书呀，名声呀等等都不存在。而且，这么说吧，我还假装什么都不会，连三都数不到，除非事关他的作品的翻译。这时，如果我能数到三甚至数到四了，他是会很高兴的。但是，突然，我懒得再编谎话了，于是挨了他当头一棒。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觉愤愤，但现在已经好了。不但不生气，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觉得这是咎由自取——为了我曾经瞒着他，也为了将这场游戏突然中断。”[25]

这是不平等的爱。如果说，阿伦特的宽容和委屈还可以理解的话——毕竟他是个不世出的天才，那么，阿伦特因此而卷入海德格尔夫妻的矛盾之中，却使人有不堪之感。1950年2月战后重逢的第二天，海德格尔把阿伦特介绍给自己的妻子艾尔弗丽德，并说阿伦特是自己一生热恋的人，以给予自己的工作以创造性灵感的人。艾尔弗丽德当即发狠：“啊，啊，她完全是个傻瓜！”[26]阿伦特随即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希望对方把她与海德格尔的重新交往看作是政治上的讨论：“我对马丁也说过，我随时都愿意对这些事就事论事地在政治上加以讨论；我很愿意说出我知道的，我确实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事，但前提是，不要牵涉私人的——人性方面。总是从性的方面来推测什么，会毁掉任何理解的可能，因为这样会把那些人所不能自主的东西拉扯进来。”[27]艾尔弗丽德对此信的具体反应不得而知。此次见面后，阿伦特在给丈夫的信中，这样评论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和从前一样，只要条件成熟，他会在任何地方撒谎。……他对过去二十五年中的所为没有任何的悔过之意，撒谎似乎就是他的一个嗜好。”[28]1952年5月18日，阿伦特第二次到弗赖堡，不但两次看望海德格尔，还与他一起工作，旁听了他的“何谓思”这门课。这种亲密的交往自然引起艾尔弗丽德的严重嫉妒，以至于海德格尔让阿伦特不要来了。事后，阿伦特写信告诉丈夫：“嫉妒几乎让这个女人变成了白痴。多年来，她一直希望他能把我忘掉。岁月的流逝非但没有熄灭她的妒火，反而使它越烧越旺。她这种近乎反犹主义的表现在我的面前发挥到了极致，当然这些都发生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她的政治理念尤其说明她是一个毫无经验可言、为人心无城府的蠢货……谁都明白，她这种做法对她的丈夫有百弊而无一益。”[29]阿伦特和海德格尔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之间所有的激情、痛苦、失望至少都还是在一个高水平上进行的，但阿伦特与艾尔弗丽德的冲突，却与一个普通的市民妇女没有什么不同。[30]阿伦特似乎意识到自己过分热情了，她不想把游戏再玩下去了。1952年后，她就没有去看他，不过频繁的信件联系一直持续到1954年。而在阿伦特的书房里，与她的母亲、丈夫照片并列挂着的，是海德格尔的照片。

幸好有一个和谐的晚年。1966年，沉默很久的海德格尔给她写了一封信，60岁的阿伦特深感快乐，次年就去看海德格尔，第二次见面后还在一起工作，讨论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除1970年布吕歇尔去世外，阿伦特每年都来看望他，这使海德格尔越来越真切地感激她的理解和关怀。1970年以后，风烛残年的海德格尔终于在他的书信中流露出一丝情人间应有的温情和体贴。1975年12月，阿伦特逝世；5个月后，海德格尔逝世。终其一生，阿伦特有时也确实为自己无法抵御海德格尔的魅力而沮丧，但在她的心目中，他们共同拥有的过去始终没有消失。使我们欣慰的也许是，后期的相爱对双方的写作都是有益的，20世纪的思想星空因之而更为深邃阔大。

阿丽斯贝特·爱丁格（Elzbieta Ettinger）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一书，几乎把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情爱写成了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这当然有事实依据。出乎一般意料的是，一代大哲确实有非常小气的一面。与其思想家的重要地位相映成趣的是，海德格尔习惯背后搞小动作，逞霸弄权，对他的老师胡塞尔、朋友雅斯贝斯、学生鲍姆加登等都有过不近人情的伤害，对阿伦特以及另一位女友布洛赫曼也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绅士风度。本性难移，经历了沧桑的阿伦特仍然能够理解，谁叫她是他的崇拜者呢？1966年，雅斯贝斯对阿伦特谈到海德格尔对《明镜》周刊记者发表谈话一事，阿伦特认为“不应该去打扰他”，雅斯贝斯反对这一点，因为他是每一个想要为自己的纳粹历史寻找借口的人都想去靠的一棵大树，同时也说出了一次海德格尔对雅斯贝斯夫人哲楚德的“无礼”：“什么海德格尔因为哲楚德是犹太人而和我们断绝了来往这种说法是不确的……哲楚德是犹太人这一点，肯定不是原因。但在1933年5月最后一次来访时，他对她的态度是难以容忍地失礼。他离开的时候，居然没有向她道别。个中原因是，哲楚德以她历来的方式，明确而公开地表述了她的想法，而我在想说什么的时候，则往往是谨小慎微、转弯抹角、对人则极其不信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那种景况下对哲楚德所表现出的无礼……我认为他1945年之后说他当时羞于〔到我家〕的解释，不过一个托辞而已。”[31]

问题不在于海德格尔的小气、自私，而在于为什么阿伦特，当代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会像一个痴情女一样终生割舍不了对海德格尔的爱？她的丈夫布吕歇尔说过：“我很难想象，如果让汉娜去无条件地服从另外一个人，那对她将意味着什么？”是的，我们很难想象高度理性、独立坚强的阿伦特无条件服从海德格尔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每一个热爱阿伦特文字的人都不难为她在私情上的愚蠢怯懦而拍案。阿伦特是对责任、罪恶之类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但在揭发极权体制、拯救犹太遗产的同时，阿伦特却始终护卫着海德格尔，不是一般的基于人情的宽宥，也不是相信天才在政治上有豁免权，而是无视事实地为之辩护，宽大无边地为之呵护，忘我无私地推动传播他的哲学。我们除了佩服海德格尔有魅力让这么一个优秀的女性爱得如此昏天黑地、失去理智外，不得不悬想：在多大程度上，爱可以包容与爱相反的性格与行为？

3. 反政治的爱

阿伦特是犹太人，但又是异化了的犹太人。至少在文化身份上，阿伦特认同的是德意志而不是犹太，这也是她一再与犹太人复国运动及后来的以色列麻烦不断的原因。1967年，阿伦特获得“德国言语、诗歌文艺学院”颁发的“1967年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奖”，阿伦特因奖状中提到的她的德文散文优美而特别高兴，她对学院的教务长说：“您也知道，34年前我不得不离开德国。每个人的母语，是从她的故国获得的所有一切。我尽最大努力使这仅有的一个不能替代的东西完全不失去活力。”[32]在颁奖仪式上，阿伦特表现出来的完全是正宗德国式的礼仪，同事们也真实地感受到她身上留有很多“德国人”特征。1950年与海德格尔重逢后，她曾对一个朋友描述过她对他的态度和认识：“我有专门的义务（在弗莱堡），与海德格尔在我的旅馆中会面。像往常一样，通过他那非常优美的德国语言，我接受了他。因为，他的语言简直就像诗歌一样动听。男人的语言是男人的心声，他做了他能做的事情。”[33]阿伦特勒与海德格尔历劫不变的感情，基于他们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浸入骨髓的情爱；而1933年之后双方都明白的分裂感，则源自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一分裂贯穿了他们此后的岁月，使阿伦特感到她是爱情的失败者：她不但不能完全把握他的心理，而且也怀疑他们的爱是否真的有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阿伦特把爱与政治区分开来。阿伦特认为，爱在政治上不是有效的范畴，不比怜悯或同情更有效，而她曾谴责过同情在革命特性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阿伦特强调：“我一生从未‘爱’过任何民族、任何集体，不爱德国人民，不爱法国人民，不爱美国人民，也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诸如此类的任何东西。我‘只’爱我的朋友，我唯一想感受的并且可以信赖的爱，是对个人的爱。”这就再清楚不过了：爱属于私生活的范畴，是两人之间的融合，它把世界缩成一个微观的小宇宙，从而消除了世界。爱和政治相反，它对世界毫不关心，而政治只是在面对众人——也就是说，至少三人，三人为众——时才会发生。[34]因此，爱一个人与这个人在政治上的立场无关，爱是反政治的：

虽然爱是人类生活中极少发生的事情，却的确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揭示力量以及彰显“谁”的无比清晰力量，因为它不在乎所爱的人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品质和缺点，也不在乎他的得失过错，就此而言，爱是彻底无世界的。……爱在本质上是无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它的少见，它才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还是反政治的，也许是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种。[35]

阿伦特是在讨论“宽恕”时提出她的爱情观的。“宽恕”（Forgive）不是阿伦特思想的核心范畴，却是反映她与海德格尔思想差异的重要概念。《存在与时间》的主题之一就是“决断”（Entschliessen）。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是个人性的，所以生命的真实性包含着确认死亡是生命的基本前提，并且面对它。这无疑是令人恐惧的，逃避这一恐惧是人的自然本能。在充满危机感的时代，海德格尔意欲重新唤醒生命中不屈不挠的力量，他无情地揭露了现代人没有勇气面对空虚的种种逃避方式。在他看来，社会的公众性使一切都昏暗不清，人生此在被“众人”所统治，丧失了原始的纯粹性。结果人人是人，却无人是他自己。海德格尔的发现有其真理性，但摒弃了“众人”和社会性，真实的存在就只剩下孤独的自我。海德格尔的犹太学生约纳斯认为，“决断”论是海德格尔走向纳粹的一个起点：“当时钟指向1933年1月那一刻时，历史赐予了一个做出决定的良机……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对整个海德格尔观点的重大怀疑日益清晰起来。尽管他谴责了某种唯心论哲学——它声称要研究思想形式和范畴，世界是按照那些思想形式和范畴排列的，因而每一事物都多少超越了（世界）——但是，人们仍然可以谴责他远比这更为严重的一件事情：海德格尔决定论的绝对形式主义，在那里，决定本身变成了最崇高的美德。”[36]阿伦特扭转了海德格尔以个体性与社会公众性对抗的观点，质疑“向死而生”的生存论，进而从一个新新的视角，思考公共空间：联系、分享、行动。她认为，人不是一个孤独的神，而是与自己的同类生活在一个大家的世界上，“人生在世”意味着：我们在世界中存在，我们与许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共享这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人类能够共同塑造的世界。只有严肃认真地对待这种多元性经验的人，才可能生活在世，多元性是“人的境况”。如果我们想在一个世界中相遇，甚至想取得一致时，我们就会从经验中感到，我们是从不同的开端开始，并在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终点结束。民主就是承认起点的不一致性，又愿意讨论如何重新开始我们共处一起的生活问题。重新开始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宽恕”。原因很简单，我们在行为、活动、商谈时，我们就启动了一个我们无法负责的过程，我们置入世界之中的事物，总是有过失的，这是不可回逆的不可预见的。要医治这种不可回逆性，人就要有能力宽恕。通过宽恕，可以把人类从某种过失——在无知情况下所做的某种过失——中解脱出来，使生命的延续成为可能。只有不断地从其所作所为的束缚中互相解脱，人们才能保留自己的自由；也只有通过乐意转变其思想并重新开始，人们才配获得开创新的生活的权利。“如果不是宽恕让我们摆脱我们所做事情的后果，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被束缚在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补救的单个行动为上，我们就永远是其后果的牺牲品……”[37]阿伦特指出，我们宽恕的是人，而不是行为本身。我们不能宽恕凶杀或者偷窃，只能宽恕杀人犯或是偷窃者。宽恕的对象是人而不是事。蓄意犯罪和自愿作恶者毕竟是少数，更多有“罪人”或有过者则是耶稣所说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干的事。”宽恕是解放者，而能够宽恕的就是爱。研究者指出，需要注意的是，阿伦特的“宽恕”不是无边的。第一，她没有否认“不要宽恕性”，因为确实存在着一些“极其丑恶的行为”，我们对之既不能惩罚，也不能宽恕，它超越了人类事物的范畴和人类能力的潜质，而且对这两个方面处处从根本上加以摧毁。第二，她对“宽恕”用了限定：我们宽恕的是人，而不是行为本身。宽恕被视为一种充满感情的行为。公正要求人人平等，并要求我们审视这些行为，而宽恕则强调不平等以及评价行为者。[38]

很难说《人的境况》就是阿伦特对自己情感的说明，也很难说阿伦特是基于民主的某种理想来建立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但如果承认阿伦特情理兼容的性格，而“情”的那一面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我们就只能从她陈述的“理”的这一方面来理解她对海德格尔的爱—一种无原则的“宽恕”，尽管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宽恕”有着理智的成分，所以阿伦特既能在爱情中失去自我，又能拥有真正的自我。少女时代告别海德格尔之后，她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情感世界；卓然成家之后，她仍然能延续青春时的激情，强烈而且深刻。她有心胸来包容一个人的巨大过失，她有力量来宽恕海德格尔的极度自私和愚蠢行为。

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爱/政治的关系中，一般有两种认识。一种是谴责性的：海德格尔错误严重，阿伦特不但在战后恢复与他的联系还积极推动他的著作在英语世界的出版，因此是他的辩护士，至少她的判断力是成问题的。一种是原谅性的，海德格尔是伟大的哲学家，他的错误类似柏拉图，后者专门跑到叙拉古，以期把暴君变成哲学王，结果是无功而返且狼狈不堪。阿伦特对他在哲学上的尊重可以理解，但阿伦特有自己的解释。

一个解释是在战后初期完成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做出的，这就是暴政对精英的诱惑。阿伦特指出：“在痛苦的失望中，在对时代的一般经验的陌生感中，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代言人通常忽视的氛围是，其中一切传统价值与定则都化为乌有（19世纪以后，各种意识形态相互排斥，耗尽了它们最重要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它更容易接受明显荒诞的定则，而不易接受成为虔诚的陈腔滥调所代表的旧日真理，这恰恰是因为无法期待任何人认真对待的荒诞现象。粗俗而玩世不恭地抛弃体面的标准和已接受的理论，坦率地承认最坏的标准，以及无视一切的态度，都很容易被误认为勇气或是新的生活方式。在日益流行的暴民态度和信念中——这些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清除虚伪之后的态度和信念——那些按传统方式仇恨资产阶级、自愿离开体面社会的人，看到的只是缺少虚伪和体面，而不是内容本身。”[39]阿伦特认识到，前工业化时代的人性淳朴、日耳曼人的顽强和种族纯洁等纳粹观念，对海德格尔这样一些思想上彻底、政治上幼稚的人具有诱惑力。当海德格尔在像他在勇猛粗鲁、无所畏惧的冲锋队，在身穿制服、脚踏以靴的党卫队身上看到一种“反传统的”、“积极的”东西时，他受到迷惑，把这些文明的毁灭者当成了科学革命的推动力和参与者。这种政治上的结合甚至也体现在海德格尔的家庭生活中。战后重返德国的头两次，阿伦特都将自己对海德格尔妻子的印象告诉丈夫。她在1950年2月8日的信中说：“今天早晨我和他的妻子也有过交锋。二十五年来，或者说自从她以某种手段得到他以来，便开始为他建造着人间的地狱。……我真担心，在我的有生之年可能亲眼看到所有的犹太人会溺死在这个女人的手中。不过，我还要尽我所能帮助海德格尔。”[40]1952年6月与海德格尔再次见面并与艾尔弗丽德争吵后，阿伦特一方面愤慨于海德格尔的说谎、人格分裂，另一方面也痛惜于他的恶劣环境。在给丈夫的信中，阿伦特报告说：“弗莱堡之行以和那位女士新一轮的争吵而宣告结束，我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做。我的讲座又一次获得成功，尽管他（海德格尔）根本心不在焉。……原来他在担心儿子们会从家里搬出去。有迹象表明，他们的确已萌生去意。虽然他在家中只是位居第二，但他却因此获得了一份安静。如果儿子们不在了，他的妻子就会因为失去惟一的生活内容而破坏这份安静。这段故事实在是一场悲剧，一边是她的无所事事，飞扬跋扈；另一边是堆积在迈斯凯什资料馆里尚未打字的五万页稿纸。她本该在过去的岁月里踏踏实实地为他打字的！……他惟一的知己是他的弟弟。这位女士的藏书也让我感触颇多。我仔细看过，在大约一百本书中有一套完整的格特鲁德·鲍摩尔全集，其余的便是一堆垃圾。……一想到他被迫所处的状况，而导致其创造力衰退时，我不禁一阵晕眩！”[41]格特鲁德·鲍摩尔（Gertrud Baumer）是德国女权主义者、作家，受到纳粹的特别信任。阿伦特悲哀地认为，艾尔弗丽德与海德格尔的婚姻，就是暴民与精英结合的古典类型。

海德格尔夫妇

另一个解释是1969年，阿伦特以一篇《马丁·海德格尔80岁了》的文章为老师祝寿，在充满敬意之中也谈到他的政治错误：“海德格尔也曾想步柏拉图的后尘，改变一下他的‘居所’，也想在人类事务中‘插一杠子’——如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在这个世界里碰到的运气要比柏拉图糟多了，因为暴君和牺牲者不是隔海相望，而是都在同一个自己的国家。就他自己这方面来说，我认为并没有多么严重。他还非常年轻，短暂而又疲于奔命的十个月并没有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他还有足够的时间从这种误打误撞的打击中走出来，早在1935年之前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居所中去，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学会在自己的思想中安居，这一经验也有助于他安居在自己的思想中。”更重要的不是德德格尔错误历时甚短，而在于这种错误源于思想史上的一个传统——从柏拉图开始，伟大的思想家总是与暴君发生关系：

我们，这些想对思想家们表示敬意的我们，即便居所处在世俗中，也会对柏拉图和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在介入人类事务时试图得到暴君和领袖的庇护感到异乎寻常，甚至也许是恼火，这是难免的。这不仅因为当时的时代状况，更与一个人天生的性情少有关系，宁可说是法国人称为职业扭曲的结果；因为从理论上说，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有成为君主的倾向（康德是一个伟大的例外）。如果说在他们的行迹中看不出有这种倾向，这只是说明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越出“对单纯物产生惊讶的能力”，把“这种惊讶接受为居所”。

对这些少数能越出的人来说，他们世纪的暴风雨最终把他们驱使到哪里都是无所谓的事。因为如同柏拉图的著作在千年之后仍向我们劲吹不息一样，海德格尔的思想掀起的风暴也并非起因于某个世纪，它来自远古，臻于完成，此一完成如同所有的完成一样，又归于远古。[42]

综合阿伦特的意思，一是错误没有那么严重，可以原谅；二是说这是伟大思想家的通病，没有必要揪住海德格尔不放。

在晚年的未竟之作《心智生命》中，阿伦特结合自己在战后与海德格尔的交流，认为海德格尔本人已有所反省。阿伦特在此书中着重考察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的思想转向（kehre），这主要表现在1936到1940年完成的两卷本的《尼采》一书中对“意志”的重新思考。海德格尔思路复杂，阿伦特的概括是：尼采论述意志强调其创造性，而海德格尔却关注它的毁灭性。“这种对尼采的极端诠释，将意志的本质描述为是有毁灭性的。而海德格尔最初的转向，就在于反对这毁灭性。依照这种诠释，科技的天性是在立意的意志，也就是使整个世界臣服于它的势力与统治之下。它最自然的结局就是只可能是全然的毁灭。统治之外的另一路径，是‘由它去’（letting-be），这由它去的活动，是依从着存有号召的思考，在由它去的思想中弥漫着的气氛，完全不同于行使意志力时充满目的性的气氛：海德格尔在后来对‘转向’的再诠释中，称此为‘Gelassenheit’，也就是应对着由它去的平静，可‘预备好我们’以从事‘一种不是行使意志力的思考’。这种思考‘位在主动与被动的分界线以外’。因为它在‘意志的范畴’之外，也就在因果范畴之外。”[43]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转向”，与其反省自己的错误直接相关：

海德格尔的转向最初所要反对的，主要是那种权力意志的概念。在他的了解里，统驭与压制他人的意愿是一种原罪。在企图圆解自己与纳粹运动牵连时，他发现自己亦有此原罪。[44]

于是，海德格尔进入了“由它去”的思想状态，放弃了有意志的人们聚集并行动于其中的现实世界，退回到他的“思想居所”之中。

这就说到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评价。这一评价的基本思路是把海德格尔与柏拉图相提并论。这一方面是宽容性地承认伟大的思想家总是与暴君相似，同时也包含着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也是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在纯粹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做了清晰划分。在她看来，西方政治哲学从柏拉图起就给人一种系统的关于政治的本质与可能性的误导印象。哲学起于对世界现象的“惊异”，而政治哲学则始终是哲学的“非亲生子”，从未得到过哲学的青睐。从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时起，政治哲学就不是建立在真正的政治经验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哲学的思考上。哲学家孤独地思考，当他从反思中走出来时，却不得不和他并不了解的世界打交道。这意味着，政治哲学是从哲学家的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行动者的观点来看政治的。这一误导产生了很多不幸的后果。首先，政治的地位被降低，失去了它的尊严。在哲学家看来，政治无论如何只能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本身就是善的东西。另一方面，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就致力于寻找一个单一的、永恒的真理。这样，一个统治者，而不是众多政治行动者的观念，自然更合哲学家的口味。从政治上说，这种观点的一个大缺点是它隐含了可能失去对人类多样性的理解，看不到是“许多人”而不是人类（Man）在地球上生活这一事实。哲学家们不太关心行动自由，他们自以为掌握真理，不是寻求去说服公众，而是用种种方法来迫使他们就范。进而，他们把关键的自由概念解释成一种私人或内在状况，而不是在公共世界中的行动自由，这就使得真正理解政治根本不可能。虽然海德格尔是这一传统最深刻，最彻底和最有力的批判者，但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他仍未摆脱这一传统。在1946年发表的《什么是生存哲学》这篇批判海德格尔最力的文章中，阿伦特把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雅斯贝斯的哲学做了比较，认为前者是“自我主义”（egoism），而后者则强调交往和对他人开放。所以，雅斯贝斯的哲学不仅更有人情味，在哲学上也比海德格尔哲学更先进。至于在政治上就更不用说，雅斯贝斯始终是纳粹的反对者。这个对比意味着在阿伦特看来，哲学和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和行动应该是和谐的，而且也曾经有过和谐，那就是在苏格拉底死前的雅典时代。阿伦特指出，希腊政治是通过逻各斯来的。逻各斯的意思是言谈和思想。通过逻各斯进行政治，就是在公民无尽的交谈中，行动揭示思想，而思想本身又使相互说服的公民的行动充满活力。在这种建立在言谈和思想与行动统一基础上的政治中，人的多样性和自由得到了充分发挥。相反，一旦行动和思想相互分手，每一个都容易退化为否定多样性和自由的强迫。行动会退化为无言的暴力，思想则退化为一种单行道的逻辑推理，它同样对人类多样性和自发性抱有敌意。[45]

在后期的一些论著中，阿伦特一再说明哲学与政治不可避免地产生紧张，知识分子一般难以清晰地思考政治等。在她看来，“政治自由最不同哲学自由的所在，就是它明显的我能、而非我愿的特质。又因为它只能被公民、而不是一般人所拥有，它就只能在团体中显现。在团体中众人共同生活，在言行上相互交流，所依恃的是各样不同的rapports——法律、习俗、习惯等等。换句话说，政治自由只能在人类复数的领域中发生，假设这领域并不仅是我与自我这二元延伸而成的复数‘我们’（we），在行动里，‘我们’（we）所从事的，永远是如何改变我们共有的世界，而在思考中那却是我与自我的对话，所以行动是站在与孤独的思考事业最相对的另一极端”[46]。也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哲学追求形而上学而忘却“实践”（praxis）、忽视轻视公共领域多元性及与他者对话的重要性。海德格尔哲学错误所在：继承了柏拉图的传统，把政治与艺术混同起来、把国家作为造型艺术作品，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是真理的表现，民族国家是这种艺术品的最高创造者。阿伦特强调人类多元性及与他者对话的关键是出自个人各自意志的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却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存在”中忽视的。所以海德格尔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但不具备政治责任能力。

严格地说，这样的认识并不只是在后期完成的。1929年完成博士论文后，阿伦特开始阅读朋友向她推荐的19世纪德国最杰出的女性拉赫尔（Rahel Levin）的书信集，她从拉赫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进而搜集了拉赫尔的全部作品，因爱生文，写出了《拉赫尔·瓦伦—一位德国犹太妇女的故事》传记著作，从中寄托了自我拯救的追求：认识痛苦，并鼓起勇气超越它。阿伦特注意到这位女性在一直在寻找一位朋友，希望他能使自己她感到作为一个个体人的实在性，但她失败了。“由于阿伦特对瓦恩哈根感同身受，她不希望在一个半世纪之后重犯下她的传主所犯的错误，也不希望自己在寻求友谊和后来她所说的‘政治友谊’的过程中失败，她有时候仅仅寻求‘尊重’，寻求与同样渴望分享世界的他人建立联系，即使他们对分享世界的方式各持己见。”在阿伦特看来，拉赫尔和那些与她有过关系的男人都具有浪漫派的缺点，那就是“逃离自我”，这里的“自我”是处于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独特的艺术品，以内省的思考代替经验与世界，因而进入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这样一来，灵魂的力量与自主性得到保证。必须承认，这是以牺牲真理为代价的，因为没有与他人共享的现实，真理便丧失了全部意义。”[47]十多年后，阿伦特在《什么是存在哲学》中说：

海德格尔事实上（但愿吧）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仿如无比天才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或亚当·米勒一样，责任感的完全缺失造成玩火的后果，这部分得因于天才的狂想，部分得因于他们的绝望。[48]

阿伦特后来否定了这篇文章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但从她后来的文章看，她不会收回“海德格尔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的判断。但是，与雅斯贝斯不同，阿伦特从来没有直接问过海德格尔的政治问题，她关心的只是他的哲学，也许她认为根本就不应同一个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人谈论政治。里拉指出：“她爱他的知性激情，但也对他无力区分显然的真理与显然的假相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她知道海德格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但认为助燃了这种危险性的正是启发了他的哲学思考的激情。海德格尔的问题正是一切伟大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必须培育和保护他们的思想不受世俗的干扰，但也必须让他们远离世俗的政治事务，这种事务是其他人（公民、政治家、行动者）的事。”[49]

有必要提及的是，尽管阿伦特看到了海德格尔在政治上的盲点，但她后来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仍然借用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比如在引起巨大争议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阿伦特认为，像艾希曼这样的大屠杀刽子手，其实是一个资质平庸的“无目标的人”，他“完全没有动机”，也“从未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他之所以犯罪，只是因为他接受了命令。这个激活无数讨论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概念，显然源自海德格尔有关“常人”（缺失本真性、匿名的大众）的论述。这一思想的挪用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阿伦特为什么在政治上否定了海德格尔之后，还要在思想、人性上“爱”着海德格尔。

是阿伦特的爱，是她的勇敢接受，在前期激活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写作的灵感；也是阿伦特的爱，她的宽宏大量，在后期拯救了海德格尔这个人，所以阿伦特所奉献的一切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精明狡狯的海德格尔除了“骗取”阿伦特的芳心之外，却没有从她的著作中学到可以帮助他重新认识民主的东西，尽管这并不妨碍他在哲学上的成就。阿伦特接受并且宽恕了这一巨大的不平等的爱，这是她的命运，但她掌握了并且塑造了这个命运。于是，在这场发生在“贫乏时代”的非凡爱情中，阿伦特是丰饶的，海德格尔却是贫乏的。

[1]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172页。

[2] 转引自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黑暗时期三女哲：施泰因，阿伦特，韦伊评传》（1997），高毅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3]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92页。

[4]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84页。

[5]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汉娜·阿伦特》（1999），刘成富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

[6]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93页。

[7] 参见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1982），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8]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321页。

[9]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244页。

[10]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第76页。

[11] 阿丽斯贝特·爱丁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1995），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12] 罗·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1936—1968》，孙爱玲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13] 卡尔·洛维特：《一九三三—— 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第75—76页。

[14]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105页。

[15]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173页。

[16]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277、276页。

[17]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274—275页。

[18] 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焦洱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19] 罗·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1936—1968》，第152、168页。

[20]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319页。

[21]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323页。

[22] 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186—187页。

[23]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汉娜·阿伦特》，第16—17页。

[24]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368页。

[25] 阿丽斯贝特·爱丁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第114页。

[26]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第271页。

[27]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322页。

[28] 罗·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1936—1968》，第170页。

[29] 罗·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1936—1968》，第239页。

[30] 1999年法国作家卡特琳·克莱芒就此写了一本小说：《马丁与汉娜——海德格尔和他的妻子及情人》，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31] 阿丽斯贝特·爱丁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第116页。

[32]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第448页。

[33]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第77页。

[34] 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黑暗时期三女哲：施泰因，阿伦特，韦伊评传》第87页。

[35]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958），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36]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第140页。

[37]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184页。

[38] 参见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汉娜·阿伦特》，第227页。

[39]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林骧华译，左岸文化（台湾）2009年版，第360页。

[40] 罗·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1936—1968》，第170页。

[41] 罗·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1936—1968》，第248页。

[42] 汉娜·阿伦特：《马丁·海德格尔80岁了》，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第207—208页。

[43] 汉娜·阿伦特：《心智生命——思想、判断与行动的关联》，苏友贞译，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2007年版，第534页。

[44] 汉娜·阿伦特：《心智生命——思想、判断与行动的关联》，第528页。

[45] 此评论，主要吸收了张汝伦《海德格尔:在哲学和政治之间》一文的观点，张文见《开放时代》1998年第6期。

[46] 汉娜·阿伦特：《心智生命——思想、判断与行动的关联》，第561—562页。

[47]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2006），刘北成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1、21页。

[48]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第276页。

[49] 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第39页。

第四篇　溯源大屠杀

十七、大屠杀是一种文化

我们的后代不必再进行这些屠杀。

——海德里希1942年视察奥斯维辛时的谈话[1]

纳粹暴政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大屠杀。纳粹大屠杀的对象并不限于犹太人，还有吉卜赛人、波兰人、斯拉夫人等等，还有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苏联红军政治委员等等。但最集中的群体显然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具体死亡数字很难精确。纽伦堡法庭估计为585万，包括战前波兰的300万，苏联的200万，以及其他国家的100万。对犹太人的屠杀由来已久，一部欧洲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排犹史，但只有在纳粹体制下，对犹太人的屠杀才成为种族灭绝。这一行为似乎具有偶然性，比如有学者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在通往‘最终解决方案’的道路上，希特勒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和不可缺少的。如果他没有在1933年上台，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保守党政府，或另一个军事独裁政府，歧视犹太人的法律很有可能也还会在德国出现。但没有希特勒和以他为首的独一无二的纳粹政权，制订并实施一个从肉体上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是不可想象的。”[2]但更多的研究都关注纳粹大屠杀与传统反犹主义的关联。研究大屠杀的权威史家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不但把希特勒的战争称之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而且认为大屠杀是欧洲排犹思想的极端体现。在有关大屠杀的研究中，这几乎是主流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1. 反犹文化的后果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各类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一些大学甚至设置了大屠杀（holocaust）专题课。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据其博士论文写成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于1996年出版后，不但风行美国，跻身十大畅销书，被英美学界认为是“称得上里程碑的畅销不衰的著作”，而且德国的《时代》和《明镜》等著名媒体也很快推介此书，德语版销量达十多万册，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畅销书，并引发了“历史学家争论”。次年，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维帕曼（Wolfeang Wippermann）还专门推出分析戈德哈根论争的综述性著作《谁之罪》（Wessen Schuld, Berlin: Elefanten Press, 1997）。戈德哈根的主题是“普通的德国人是如何陷入种族的排犹主义而变成心甘情愿的大屠杀刽子手的”。他紧紧抓住大屠杀执行者的“志愿”特征来反思纳粹大屠杀，确认反犹主义是德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纳粹反犹主义是普通德国人信仰的主要部分。当纳粹实施大屠杀政策时，普通德国人充当了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就是说，大屠杀不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犯罪，而是一种国家计划、一种文化的结果。

戈德哈根的文化解释有三个层次——

首先，作者认为灭绝种族的意识形态是德国对犹太人的认识模式。早在纳粹掌权以前，“德国流行的政治思想的基本概念是Volk（人民），它把犹太人作为它的对立面。‘人民’的概念中贬低了犹太人，后者体现的是负面品质。德国政治存在的观念基础和道德基础包括了犹太人的恶劣品质。这使排犹主义的文化观念模式具有了更大的持久力和政治威力”[3]。在德国社会生活中，“人民”不包括那些长期定居在德国、在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犹太人。在德国“人民”看来，犹太人是恶毒的、邪恶的、异己的，是颠覆分子、破坏分子。德国的民间传说、学术论著、报章杂志、政治性的小册子等等，都刻画了关于犹太人的恶毒形象，“这构成德国文化的核心部分”。以至于1921年，爱因斯坦在目睹了德国犹太人的悲惨境遇之后，便断言自己“将在十年内被迫离开德国”。1920年纳粹发布25条政纲，此后一直没有修改；同年希特勒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气势汹汹地说：“……我们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彻底铲除犹太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使同魔鬼携手合作，也在所不惜。”他甚至说，“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和战争期间，把腐化人民的12000名或15000名犹太人放到毒气室杀死的话”，几百万“真正的德国人”就可以免于一死。[4]纳粹党的党纲和希特勒的言论都是公开的，但德国人民仍然在1933年把希特勒选为总理。所以无论德国人民对纳粹有什么看法，也无论他们多么憎恨纳粹主义的某些方面，但纳粹的排犹主义却是德国社会的共识。反犹主义的主力是冲锋队，其队员多达200万人，约占德国成年男子的10%；而且无数的非党员、非冲锋队员在羞辱、欺侮、殴打犹太人时也并不犹豫，甚至教会领袖也支持对犹太人的屠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纳粹化’了。”[5]纳粹的所为，只是把有计划的犹太人迫害行动变成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其次，排犹主义是纳粹持之以恒的目标，并得到德国人的认同。尽可能彻底地、最终地消灭犹太人的力量和影响是纳粹的基本政策，在其执政之后，虽然有1936、1937两年的相对平静，但从一开始，纳粹就有计划地把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排除出去。1933年4月1日对犹太人商店的抵制；通过《恢复职业公务员法》把种族作为雇佣公务员的条件；1935年9月的纽伦堡法律及随后的立法区分“人民”与犹太人；最严重的1938年11月9日砸毁了约7500家犹太商店的玻璃橱窗，很多犹太人被押进集中营。通过口头和文字的攻击、肉体的袭击、法律和行政上的种种限制、建立犹太人聚居区以及迫使他们流亡等办法，到1939年，德国已成功地使犹太人“在社会上死亡”。1939年进攻波兰之后，纳粹进一步加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占领区强迫建立犹太人聚居区，规定犹太人在公开场合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标志，并开始屠杀一些犹太人。1941年底，盖世太保领导人海德里希（Reinhart Heydrich）受命提纳粹出在欧洲范围内“最终解决犹太人方案”。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之后，在波兰建立了若干“死亡集中营”，最著名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通过大规模的枪杀，特别是毒气室的集体屠杀等手段，数百万犹太人死于非命。从希特勒到中低级的官员，所有参与种族大屠杀的人都公开地为他们的行动而自豪。20世纪30年代，在得到人民普遍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宣布并执行了大屠杀。大屠杀不是希特勒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一心想要消灭犹太人的全部力量这一“理想”的产物，而这一“理想”在德国得到广泛的认同。行刑者不是出于服从命令、环境压力或者为个人利益着想，而是主体自觉自愿的行为。

最后，也就是该书的核心观点，大屠杀的行刑者是自愿的凶手，他们都是普通的德国人，不是受过意识形态灌输、受着组织约束的纳粹恶魔。毒气室和焚尸炉，希特勒、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海德里希和艾希曼（Karl Adolf Eichmann）固是杀人魔王，但还有更多的机构和人员参与了大屠杀，这些人加上军队的共谋者，计有几百万之众。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纳粹建立的一万多个集中营中，大量普通德国人为集中营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源，他们同纳粹党、党卫军等纳粹机构并无特殊的联系。他们同党卫军和纳粹党中的其他普通德国人一起，折磨着、屠杀着集中营的犯人。在这些普通德国人中，戈德哈根选择了第101刑警营（Orpo）作为分析的对象。特遣队最初有500名刑警，进攻苏联后增加到550名，其中大部分是年龄较大、不能再进入武装部队的男性。戈德哈根之所以选择刑警营，一方面是因为刑警营直接参加了大屠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刑警营的德国人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出于他们在军事或意识形态上的合格，而是被偶然选中的。他们在军事技术、思想灌输甚至武器、后勤和程序方面的训练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是纳粹机构，其人员并没有纳粹化，有些人被认为是不适于服兵役的，有的人是为了逃避兵役才当警察的。他们只接受了两个月的特殊培训，就被派到苏联，居然很快就适应了凶残的杀人者角色。在详细评论了刑警营配合党卫队的特遣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之后，作者根据1945年后一次德国起诉调查所获得的完整记录，以第101刑警营为中心，集中分析这些由普通德国人组成的行刑者的志愿特征。

如何分析这些行刑者的文化心理呢？

从其人员构成上说，他们来自德国社会的各个等级、各种行业。他们像水珠一样存在于德国的大街小巷中。他们是商人、学生、老师、工人，甚至还有在公司当过秘书的美丽少女。在其550名成员中，只有179人是纳粹党党员、21名党卫队队员，纳粹化程度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预备役人员，他们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军事机构或安全机构，实际上并不具有军人素质。“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观点通常使德国人彼此有差异，但在屠杀犹太人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彼此没有什么不同。”[6]第101刑警营的成员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是职业军人，更不是杀人狂，而只是普通德国人，他们广泛地代表了德国社会。

从其行为方式上看，他们绝不是被迫完成任务的违心的杀人者。根据有关证词，希姆莱曾下命令，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成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1942年6月，第101刑警营被第三次派往波兰实施大屠杀，当他们明白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时，没有人表示出不理解和惊讶，没有人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营长特拉普是正直之人，在他的领导下，执行屠杀犹太人的任务是自愿的，并没有强迫成分。布赫曼中尉不去杀犹太人，因为他没有被强迫去杀人；其他人去杀，是因为他们自愿这样做。当特拉普询问是否有人不愿意干这件事，结果只有十来个人表示不适宜去完成这个任务，那些不愿意屠杀的人安排了另外工作。没有一人因此而被处决或监禁，所以每次组织行刑队，总是有足够多的志愿人员，第一连连长还把这次行动称为“非常有趣的任务”。1942年7月13日拂晓，该营在乔泽福夫（Jozefow）附近处决了大约1500人，平均每人杀死5—10个犹太人，其中多为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非常“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屠杀本身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面对着犹太人的喊叫、女人的哭声、儿童的抽泣，德国人必须有一颗冷酷的心才行。由于距离太近，受害者的鲜血往往溅在德国人身上。尽管如此可怕、令人不安，但是，这些德国人依旧回去再搜索一批犹太人，在林中找块新地方处决他们。有一个刽子手生动地回忆说：

根据斯泰因麦茨军士的指示，这些犹太人被带进了森林里。我们跟着他们。走了220码以后，斯泰因麦茨命令说，这些犹太人必须并排地躺在地上。我要指出的是，当时只有妇女和儿童。那些孩子们大约12岁。我要枪杀的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那位老妇人对我说，让她死个痛快吧。……我旁边是科赫刑警。……他的对象是一个12岁左右的孩子。上级明确指示我们，枪口同后脑勺的距离是8英寸。科赫显然没有这么办。因为离开行刑现场的时候，其他战友都笑我，孩子的脑袋的碎骨和碎肉溅到我的手臂上，粘在那里。我问他们为什么笑，科赫指着我身上的血肉说，“那是我那个孩子的”。他露出得意洋洋的样子。[7]

参加这次屠杀的一个警察事后回忆：“我没有看见过我的任何一位战友表示不愿意参加。”在洛马齐，他们屠杀了1700名犹太人。除这些集中屠杀外，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只要发现有犹太人，他们也不放过。经常性的小规模屠杀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有人回忆：“今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们刚走到地堡跟前，一个5岁的犹太男孩子爬出来。刑警立即抓住他，把他带到一旁，用手枪对准他的脖子，打死了他。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警察，他在我们那里当卫生员。”积极主动之外，还有杀人取乐的：“在贝克迈尔的指挥下，我们把一批犹太人运往某地。他让这些犹太人钻水沟，一面钻，一面唱歌。当一个老人再也爬不动时，他朝老人的嘴开了一枪。”[8]行刑者不只是完成任务，而是经常富有“创造性”地杀人，有时没有上级的命令也积极主动地杀人，即使是血肉横飞、脑浆溅满行刑者的衣服、受刑者极端痛苦的号叫等如此可怖的情形也没有使他们却步。在此过程中，他们还恣意蹂躏犹太人，从对他们的侮辱和虐待中取乐。行刑者从来没有考虑过把屠杀的真相隐匿起来，不但经常相互之间经常兴奋地交流杀人的经验，也喜欢让他们的妻子、女友、子女了解、观看他们的灭绝种族行为。连长沃劳夫新婚的妻子就在营房里度过其蜜月，她多次目睹屠杀行动，还亲自参加了一次大屠杀。当行刑者污辱或戏弄犹太人时，围观的德国人往往以此为乐，这说明这些旁观者也是支持这一行为的。行刑者不但清楚，而且宣传自己的杀人业绩。“德国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屠杀场面）拍了大量照片，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是十分满意的。”[9]。

从其屠杀对象来说，他们的行为有选择性，即优先杀害犹太人。戈德哈根发现，德国人热衷于消灭犹太人，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宁可推迟对付给他们造成真正威胁的游击队，也要先去捕杀犹太人。1942年9月25日，一名德国军士被波兰人打死，上级要特拉普营长报复性地杀死200名波兰人，但他只在集中起来的300人中挑选了78名加以杀害，而且行动之后，这位营长十分忧郁，甚至哭了。作为进一步报复的措施，他们走了5英里到另一个村杀害了180名犹太人。“特拉普在过去的两个半月中领导他的人马参与杀害了大约2万名犹太人，毫不心软；却为杀掉不到100名波兰人而流泪。他的一些官兵也希望以后不要再屠杀波兰平民。当第101刑警营杀害那78名波兰人时，特拉普派他的人去安慰暂时软禁在学校里的这些被枪杀的波兰人的妻子。”[10]屠杀波兰人虽有必要，但行刑者感到遗憾，而在屠杀犹太人时，他们却没有任何顾虑。

从其行刑环境来说，他们是在德国社会、文化空间中行刑的。行刑的地点虽然不在德国，但“事实上，德国在波兰精心塑造的文化生活成为刑警营生存的天地，刑警营的官兵们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以后，又回到比较正常的德国文化生活中。他们的文化活动包括：警察俱乐部、娱乐中心、酒吧、运动场、剧院、影院、教堂、谈情说爱的地方、讨论伦理道德之所”[11]。第101刑警营有自己的保龄球馆。第25刑警团在1942年10月18日举行秋季田径运动会、11月3日和4日观看警察系统的柏林青年剧团的演出，这个团长有时批评其部下的浪费行为——大量包装材料、矿泉水瓶和其他的瓶子乱扔乱放，有时批评其部下在观看演出时“高声喧哗”、“扰乱秩序”，强调要“遵守公德”。这些行刑者还在屠杀的同时谈情说爱，大屠杀的阴影并没有妨碍他们正常的文化生活，这类娱乐活动的通知有时是与屠杀犹太人的任务一起放在同一个通告中下达的。与行刑者们生活在德国文化环境中相对，他们的残忍行为也往往具有毁灭一种文化的性质：他们侮辱和折磨犹太人，割掉犹太人的络腮胡子，选择长胡子的犹太人毒打，把犹太人赶到犹太教堂里烧死，如此等等，

戈德哈根进一步指出，第101刑警营只是一个缩影。许多德国人甚至完全自发地、主动地去杀害犹太人。总共有4500多人的9个刑警营的德国人确实知道，是否参加大屠杀，其实可以自己决定，但他们结果几乎都愿意参与大屠杀。第25刑警团的军官们把屠杀犹太人作为“英雄业绩”。第61刑警营第一连特地在酒吧门口竖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该连枪杀犹太人的数目，他们习惯了在进行一次大屠杀后，便举行一次“庆祝胜利大会”。第105刑警营的一个成员1941年8月7日在给妻子的信中讲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写道：“亲爱的，别为此而睡不着觉。这是必须做的事情。”空军中士哈贝马尔茨说：“我们多次盘旋在这个城市（华沙）的上空，我们非常满意地证实了犹太人聚居区已被彻底消灭。我们的人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所有的房屋都被夷为平地。”[12]所有这一切表明：在当时德国人的心灵中，屠犹已成为一种内在需要，他们不认为屠犹违背他们的道德准则和人道观念。一个德国人解释说：“刑警杀犹太人并不需要得到这样的命令才行刑，他们往往是自觉执行的。许多刑警以杀犹太人为乐。为什么高兴？为什么自觉自愿？很显然，因为这些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有看法，认为他们不是人。”波兰的一位观察家认为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仇恨之深。这种仇恨不仅来源于党的纲领，用于政治目的，而且是一种感情上的仇恨、心理上的仇恨，认为仇恨的对象在身体上不干净，像麻风病患者一样”[13]。史家们观察到，纳粹政权对波兰人、苏俄人、同性恋者、吉卜赛人都施行了种族灭绝，但这些努力都未达到目的，因为这些行动缺少支持分子、狂热分子，甚至“精神的”的热情，而在对付犹太人时，这一切应有尽有。

由此可见，从文化上解释大屠杀，确有所据。戈德哈根总结说：“德国文化中普遍长期存在的恶毒的、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为大屠杀准备了启动条件；持有种族大屠杀意识形态的罪恶政权对此加以利用；受到大多数德国人崇拜的领袖希特勒把这种残忍的种族灭绝的纲领付诸实施。在纳粹时期，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成为德国领导阶层和普遍德国人杀戮犹太人的动力源泉。”[14]作者也注意到，排犹主义是若干欧洲国家的传统，仅仅排犹主义本身并不能导致大屠杀，德国的特殊性在于：“只有在德国，一个直言不讳的、丧心病狂的排犹主义运动上台执政，而且是通过选举上了台的，这个运动一心要把排犹主义狂热变成由国家组织的种族大屠杀。”“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排犹主义都没有像德国的排犹太主义那样广泛，以致变成一种文化模式，那样深深地同种族主义相结合，以至于把犹太人视为德国人民的死敌，那样恶毒地公开号召要消灭犹太人。”[15]如此，则“大屠杀=反犹文化+纳粹运动（及其所掌握国家机器）”。

2. 文化分析的不足

这是对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控诉。戈德哈根确认，德国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以来就有反犹传统，希特勒只是将其推到了极致。简言之，反犹是一种“德国病”。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充满仇恨。这种仇恨不仅来自党的要求和上级的指示，而且是一种感情上的敌视、心理上的仇恨：犹太人是卑鄙的；犹太人是骗子、坏蛋；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他们危及了德国的生存；犹太人是撒旦……纳粹之所以能够在大街小巷以残酷的手段迫害、杀害犹太人，说明一般人民支持排犹、屠犹、灭犹政策。全身长满虱子的东方旧货商和靠剥削为生的华尔街老板是纳粹时代多数国民对犹太人的印象，“不解决犹太人问题，人类就没法拯救”是德国上下的共识。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家家户户，包括宗教领袖都在喊“犹太人给我们造成不幸”，“犹太人必须死”。[16]自1938年“水晶之夜”到战争结束止，在德国只能找到支持排犹政策而找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而在此期间，德国社会曾经对国家的许多其他政策提出过反对意见。德国灭犹、排犹的行为既带有传统的反犹太的宗教因素，又具有极其狭隘的种族主义性质，它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将纳粹政权与带有浓厚排犹意识的人民加以区分的传统办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德国文化传统把犹太人完全排除在保护非犹太社会成员的那种“道德规范”的视野之外，由此获得肆无忌惮地施虐于犹太人的道德、心理支持。使普通的德国人都变成了刽子手有组织地、毁灭性地屠杀一个无辜民族，绝不只是少数政治家、军队、刽子手的罪恶行径，而是德国历史文化的一种特质。在纳粹德国，不管是否直接参与屠杀，德国人都理解并接受屠犹行为。纳粹执政12年，除了普通的警察，还有许多知识精英——医生、科学家乃至多数的历史学家，以及普通德国人都积极支持这个政权及其政策。通过对大量的史实材料、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是借助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德国人之手进行的，而这些德国人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大屠杀是德国反犹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种族灭绝”是“德国人的目的”。因此戈德哈根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纳粹的本质，这就是使普通德国人可以理所当然地、“合法”地屠杀另一个民族。

对纳粹德国来说，反犹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利益。1941年11月，奥斯特兰德的德国专员询问：“是否把东方的所有犹太人一律消灭，不管年龄大小，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不管军工生产是否需要？”东方事务部回答：“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根本不应考虑经济方面的需要。”对“工作营”的考察表明，反犹主义强烈到不惜牺牲物质利益。战争后期，德国劳动力奇缺，不得不使用700万外国劳工，消灭犹太人的策略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戈德哈根认为：“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把消灭犹太人放在首要地位，也就摧毁了既无法代替、又迫切需要的犹太人的劳动力，从而进一步危及他们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前景。”至于行刑者个人，杀人只有心理的满足而无实际利益。“刑警营的大部分成员，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多的行刑者，他们从事这种勾当并不是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因为他们都是老兵，很快就会复员回家，过自己的中产阶级生活或低于中产阶级的生活以及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很少有人能够发财致富。”[17]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意念来杀人的。意识形态所唤醒的“毁灭意志”是造成20世纪无数灾难的根源。为了维持意识形态的坚定性和纯洁性，倡导者和坚持者可以将物质需要、经济利益等放在第二位，政治决定经济，意志强于装备，最终以国民的牺牲换取统治者的妄想和追求。这不但是德国，也是20世纪许多威权国家的政治实践。但这并不是真正纯洁的精神信念，而是与民族清洗、阶级斗争、政治杀戮互为因果的。戈德哈根的著作提示我们要重新反思20世纪许多激进的政治实验中精神鸦片的力量：教义和信条在社会体制和人性生活中究竟具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一种主义论说可以令千百万人头落地？

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重新出现了修正主义史学。有人提出第三帝国“近代化”的“相对进步论”。有人提出“要正确对待那时代的老一辈”，他们证明希特勒政权“在许多领域为了‘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实施以机会均等为目标的进步的社会政策”。极端的新右翼甚至认为，要改变国民的负罪感这一“精神状态”、实施“国民意识的复兴”就必须克服纳粹的过去，“免除其历史责任”，甚至把纳粹政权称为一个制造了“经济奇迹”的、解决了失业问题的“官僚化、专门化、社会福利法制化”的“社会国家”。这个社会提高了妇女地位、加强了教育、促进了社会流动。戈德哈根刻画出了德国大屠杀的独特性，正在于他强调了犯罪者自己个人的责任。“在本书中，我将把种族灭绝的研究重点，从研究非人格的制度、抽象的构造转到研究犯罪者自己——犯罪的个人以及产生这些男女的社会方面去。”

戈德哈根鲜明地提出了大屠杀的独特性问题，对理解大屠杀有两个重要意义。其一，大屠杀的刽子手，事后几乎都一再强调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种种犯罪行为是由完全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更高”力量所左右。他们喜欢说“我只是做我的工作”、“我是在执行指示”、“我不能违背命令，否则就会被杀死”等。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指挥官弗兰兹·斯坦格尔（Franz Stangl）甚至说：“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上面还有人，我只是执行命令，从未伤害过一个人。”[18]他们都将责任朝希特勒身上推，自动卸除了责任。戈德哈根强调行刑者的“志愿”，也就把大屠杀的责任落实到每个参与者身上。其二，在当代思想界，盛行一种把大屠杀普遍化的倾向。一是把大屠杀与现代性联系起来的后现代主张，这一点，本书下一章会详细讨论，另一种是把大屠杀解释为西方文明的一种后果。比如1951年，德国流亡学者埃里希·卡勒尔（Erich Kahler）在美国讲授德国文化史，特别强调：“纳粹主义有多种根源，这些根源又互相牵连，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最后阶段。它在欧洲的历史上并不是孤立的插曲，而是一种处在衰落和崩溃的最后阶段的文明的体现。我们从纳粹主义中看到了一种社会制度的逻辑结局，这种社会制度建立在认为国家、个人和经济企业只服从竞争规律而不受其他任何约束的假定之上。这种假定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初露端倪。尔后又转入经济领域，成为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的基础。所以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被达尔文和斯宾塞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所吸引并不只是巧合，——顺便说一句，这种进化论是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经济学的基础。我们不应该对纳粹运动感到过于惊讶。纳粹运动的异常之处只不过是公开崇拜强权。它把基督教教义的或人道主义原则的一切掩饰都置之不顾，甚至连一切公平竞赛的掩饰也抛弃了，把欧洲政治中盛行达五个世纪之久的残酷无情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纳粹主义不仅暴露了德意志国家的而且暴露了西方文明的整个秩序中固有的罪恶。民族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只不过是旧有的东西被推到极端罢了。”[19]大屠杀是西方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结果之一，纳粹不过将之推向极端。两种普遍论，客观上都淡化了大屠杀作为一个“德国事件”的特殊性，该书强调反犹传统与大屠杀的关系，对矫正此论极有意义。

文化是重要的，对以“文化民族”自居的德国人来说，尤其如此。党卫军将军巴赫-扎莱夫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说过：“我倾向于这样的观念，若是数年、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斯拉夫种族是劣等种族，犹太人根本就算不上是人，那大屠杀就是不可避免的。”[20]然而，文化解释并不全面。

第一，它需要进一步语境化。英国学者吉尔里（Dick Geary）在分析纳粹崛起时指出：任何社会只要缺乏民主和保护自由抗争的机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激发起来的民族仇恨通过“累积激进化”的过程就会导致纳粹主义。如果认为德国纳粹的历史和希特勒的崛起只是“德国人的某种独特性，那是十分危险的”[21]。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纳粹式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还在1946年，德国犹太学者就指出，主要是反时代性、反现代性和种族性三个因素，使纳粹把反犹主义变成了某种独特和全新的东西。“其一，瘟疫之火燃烧起来，熊熊之势前所未有，而且是在一个它作为真正的瘟疫似乎早已过去、并且将永远过去的时代。”1933年之前欧洲当然会出现反犹冲突，正如不时会有瘟疫一样；但正如人们确信文明世界不会有中世纪那样的瘟疫一样，像中世纪那样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和伤害犹太人的身心是不可能的。其二，这种倒行逆施绝对没有披上一件历史的外衣，它以最现代的姿态上场，具有高度的组织化和技术的完备化。“第三个最本质的新特点在于其仇犹的基础，即将仇犹情绪建立在种族思想上。在所有过去的年代里，对犹太人的敌意全都只存在于没有基督教信仰及基督教社会之外的人们中间；区域信仰和习俗的实行起到了平衡和（起码是对于下一代人）模糊对立性的作用。种族思想却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区别注入血液，同时以此让每一个平衡成为不可能，将分离永久化，使之作为上帝的意愿合法化。”[22]这说明，在遍及全欧的反犹主义与纳粹基于种族主义的灭绝性大屠杀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

德国的反犹主义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论域。一些史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提出“希特勒是德国历史的必然后果”的解释模式，认为大屠杀代表了德国人民心灵深处的意愿。戈德哈根即属此类。但也有很多史家认为直到纳粹上台之前，恐犹症无论是在普鲁士德国还是魏玛德国都不是文化主流，法国、奥地利的反犹主义都比德国更为普遍、更为强烈；且德国的反犹主义与其他国家也有差别，其对犹太人的反对程度也须仔细区分。除了纳粹，魏玛时期，没有哪一个以反犹主义作为其政纲的政党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选票，而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主义党派。直到1928年，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也只得到3%的选票，因此反犹主义对纳粹的崛起是否起到决定性作用，是难以确定的；而且把票投给纳粹，也不一定就是支持其反犹主义。在纳粹与德国之间，反犹主义并不是唯一的连接物。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並不根深蒂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一战期间，俄国沙皇下令驱逐50万犹太人，他不相信犹太人对俄国的忠诚。而占领白俄罗斯的德军却缓和得多，他们废除了反犹太人的法令，对犹太人表示友好。二战期间成为反法西斯游击队领导人的图维尔·比尔斯基（Tuvia Bielski）当年还不到10岁，和附近的德国兵成为朋友，他们还给他的父亲送香烟，如此交往持续了2年，以至于图维尔可讲纯正的德语。[23]

第二，它需要分析由文化而行动的具体过程。大屠杀是德意志民族灵魂中一片浓黑的污迹，它不仅是德国的问题与耻辱，它本身就是德意志的一部分。这是肯定的，但大屠杀并非只与文化传统有关，把这种传统激活、由观念走向行动，这不是文化自身的效果，而是纳粹集权体制使然。大屠杀的幸存者马克斯·斯托恩（Maximillan Stern）1921年生于维也纳，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1月12日，纳粹德国强行“合并”奥地利。“我觉得似乎在德国纳粹入侵的当天就出现了迫害犹太人的倾向。奥地利人同它的犹太邻居共同和谐生活了几十年，但一夜之间全都变了，他们一旦成为纳粹分子马上变得那样狰狞可怖，对犹太人甚至比德国人更残酷。”[24]这里当然有文化传统的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希特勒的入侵使屠犹合法化，奥地利即使出现反犹太人主义，也不会导致大屠杀。东欧地区反犹太人主义并不亚于德国，“但没有一个国家鼓吹或赞同德国要歼灭所有犹太人人的极端冷血的行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最终解决方案’保持距离，而且当战争的态势变得对同盟国有利时，他们决定不再毁掉通往西部的桥梁，并顶住纳粹的压力不再驱逐犹太人。”[25]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罗马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苏联，都有反犹传统，不少当地人只是在纳粹的支持和组织下才积极参与到大屠杀当中。

所以从文化到行动，中间还有许多环节。反犹文化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大屠杀。战争期间，英美两国秘密监听了德国战俘的对话。2001年，德国学者斯恩克·耐茨尔等人对15万份监听实录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论之一是：“很多人确实抱有反犹主义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等同于‘纳粹’，而且这和他们的杀戮行为也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人憎恶‘犹太人’，但他们也对犹太人遭到屠杀而感到愤然不公。”[26]全部问题在于，对他人（异族、别国）的敌意、迫害狂，甚至杀人欲等等，与真正的杀人行为是不同的。想杀人与真杀人，是有严格界限的。前者是文化心理，后者是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功能，仇恨本身不能解释参与集体屠杀的行刑者和杀人行为。没有纳粹德国领导核心的直接命令、为此而动员的国家机器及相应的程序与方法，普通德国人不可能完成大屠杀。英国学者吉尔里特别强调纳粹机构在促使德国走向浩劫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纳粹政权的独裁本性上看，它缺乏清晰的权力划分，再加上希特勒本人处理事务的随意行为，造成了“每一个组织争着在希特勒面前表现自己，力图在实现对元首的承诺和执行他的意志方面比其他组织做得更好（即使他们没有从上面得到任何指示），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被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on）称为‘累积激进化’的过程”[27]。就连希姆莱也承认大规模屠杀是为了伟大成就而付出的代价：“这是伟大的根源，只有踩着死者的尸首才能建立新的生活。但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生活，我们必须净化土壤，否则不会结出果实。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负担……”[28]这说明仅仅靠反犹主义并不能完成大屠杀。屠犹需要这样一种权力机制：一个人可以决定所有其他人生与死并能借助一套国家官僚机器将其付诸实施。

第三，它需要进一步的精确化。德国史家克劳斯·费舍尔（K.P. Fischer）指出：“仇恨本身，不论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或其他的什么，都不足以解释进行集团屠杀的杀人犯的行为，许多人都是对受害人进行毫无缘由的屠杀，这和意识形态甚至虐待狂毫无干系。”[29]他认为，不可能准确地回答到底有多少德国人赞同希特勒这种反犹、屠犹偏见，因为憎恨、非理性、谬见和类似的内心状态都无法被精确地衡量，我们无法绝对客观地断定人们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求助于探究至犹太人憎恨者思想深处的智力手段，分析不同的文化传统，甚至关注一个民族的思想状况和性格习性，所有这些做法对于让问题清楚地显示出来都有着重要意义，但并不能解决它。就戈德哈根的著作而言，可以讨论之处在于，反犹主义是否即是德国文化的核心？大屠杀是否只是源自一种文化？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作者对人类行为和历史变化的真正复杂性缺少辨别力。德国学者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in）因此认为：“它在本质上是非历史性的。非历史性表现在，用一段（被过分简单化地加以描写的）历史扭曲——德国的反犹主义——来解释那些被作者剥离了其特有的历史背景的过程；非历史性还表现在它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一些具有‘无可置疑的’确定性的假定。”“也许许多德国人心中会有一定程度的反犹主义，但是他们并没有戈德哈根归之于纳粹主义的杀人动机。坦率地讲：对戈德哈根来说，就如同对于纳粹分子来说一样，希特勒就是德国。”[30]

在具体分析中，戈德哈根也有大而化之的毛病。其一，入侵苏联后专门执行“最后解决”任务的主要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共有3000多人，分为A、B、C、D四个支队，成员主要由挑选出的德国党卫队员和警察构成，其中党卫队员43%，盖世太保9%，保安处人员3.5%，刑警4.1%，治安警察13.4%，外国辅助警察6.8%等。一般地说，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是党卫队，但戈德哈根却以第101刑警营的官兵大都是秉其反犹主义参加大屠杀为据，推断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是反犹主义的结论，但是否普通的德国人都像第101刑警营的成员那样？即使是第101刑警营的官兵，他们之所以参加屠杀，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如服从命令、企望升级或害怕被认为是“软弱”等等，这是同样研究过第101刑警营的另一位学者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提出过的原因。比如，一些党卫军士兵就一再承认：“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我们这些党卫军士兵是不能思考这些事情的：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受的就是服从命令的训练，根本不动脑筋；我们谁都不会想到不执行命令。反正，我要不干别人也会干。”所以“如果有命令，他会开枪射杀自己的兄弟”[31]。戈德哈根的材料使用是有选择的。据布朗宁在《普通人》一书中提供的材料，第101刑警营营长特拉普不但对屠杀波兰人感到痛苦，对自己的屠犹行为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1942年在执行乔泽福夫的屠杀使命时，特拉普的情绪非常狂乱，当时曾悲伤地说：“噢，上帝，为什么是我接到了这样的命令？”虽然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说“命令就是命令”，却又对司机说：“如果这次犹太事件终将遭到报应，那就宽恕我们德国人吧！”这不是为刽子手说情，而是表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不足以解释具体的屠杀行为。其二，“毁灭的愿望”源自反犹主义传统，但其真正实现，却需一个新的环境。行刑者固然生活在德国文化环境中，但所处的位置却是异域的。研究者们一再指出，入侵苏联向德国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一直缺乏的机会：遥远的地域、军队的掩护、地方合作者和毁灭的强烈愿望。在东欧地区，辽阔的地域、不利的天气再加上巨大的文化差异，使纳粹仿佛置身于一个迥异而充满敌意的世界。

最后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传统的反犹在纳粹运动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3. 纳粹反犹的新义

上文说到解释大屠杀的两种普遍论：它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它是西方文明的内容之一。同样，特殊论也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之与德国反犹传统联系起来，以说明大屠杀的“德国性”。另一条思路，是将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形势联系起来，以说明大屠杀的“时代性”。当代研究表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可能还不及法国人；东欧的反犹情绪远比德国激烈，东欧地区的许多非德意志民族都参加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活动。即使在大屠杀过程中，公众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变成积极的力量。两种观点皆有事实依据，也都揭露了历史的一些真相。进入21世纪后，德国学者拉尔夫·乔治·劳埃特（Ralf Georg Reuth，一译罗伊特），出版《希特勒传》（2003）和《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2009）两书，深入研究了1914年到1923年德国革命这一充满戏剧性转折的历史过程，认为希特勒和大屠杀并非德国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而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应。在劳埃特看来，戈德哈根没有用历史的眼光而是孤立地看待这一过程。[32]

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19世纪末在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犹太人得到了很大的解放，社会地位显著提高，有许多犹太人融入了德国社会和主流文化。当然，小市民阶层对此不满，但这不过是社会变化的发酵。这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不过是一个著例。但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说的，19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包括反犹主义，都不带有那种可怕的仇恨之心，这种仇恨之心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才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中的。茨威格回忆19世纪末的维也纳生活时，特别提到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卢埃格尔（Karl Lueger），此人于1897—1910年任维也纳市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随心所欲地利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可见的敌人，同时却又悄悄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和封建华贵的仇恨。但是这两个人物又有所不同，这也正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彻底的庸俗和野蛮，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可怕的倒退。卡尔·卢埃格尔留着金黄色的柔软的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在维也纳老百姓中间被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不愧为在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上的学。他擅长言词，性格爽气而诙谐，即使是在最激烈的演说中——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被人视为是激烈的演说——也从未失去过应有的风度，他虽拥有一反刮刀——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的切削刀——但他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他对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某种君子的雅量，他的私生活是简朴和无可争辩的，他的排犹主义的政治立场从未妨碍他一如既往地对自己从前的犹太朋友怀有善意和多加关照。当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了维也纳市议会和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以后，他一直秉公处事，政绩是无可指摘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主义政党取得胜利以前一度胆战心惊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得像从前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受到尊重。”因此，茨威格回忆说：“我个人必须坦白承认，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33]所以，“反犹主义”是一个复数概念，欧洲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反犹主义，它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大屠杀。

劳埃特利用大量当时的图文资料，对希特勒早年思想状况和政治活动做了细致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第一，不同于《我的奋斗》中的自述，他指出，希特勒早年并非反犹分子。在维也纳时期，希特勒确实开始思考犹太人问题，但他只是把犹太人看作一个独特的民族，他更多惊讶于犹太人在文化上的成就，肯定犹太人所创办的慈善机构。在其境遇一落千丈的潦倒日子里，他还和流浪之家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手工业者、犹太商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慕尼黑时期的希特勒也不是反犹分子，那里以犹太人居多的左翼艺术家云集，以艺术家自居的希特勒当然不会持反犹立场。一战期间的希特勒只有民族主义立场而无政治兴趣，当年的战友都没有预料他后来会如此仇恨犹太人。他的铁十字勋章就是由犹太陆军中尉授予的。由于他所在团里的犹太士兵都很英勇，希特勒对他们是有好感的。在他作为帝国总理时，还帮助了一个因“雅利安条款”而失去法官职务的犹太连长。“希特勒对那位军官还记忆犹新，他下令允许这位军官将钱汇往国外。‘他是一个勇敢的军官，请让他得到自己的钱。’希特勒简短地说。”[34]直到一战结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劳埃特断定，《我的奋斗》中描述的青年时代的反犹太主义是希特勒后来建构出来的，并不是真相。

第二，不同于《我的奋斗》中的自述，劳埃特认为，在1918年11月到1919年5月这一“停战期的天堂”或混乱的日子里，希特勒属于政治上的左翼。正如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一战后犹太人成为为德国灾难埋单的人，全德都掀起反犹太浪潮。苏俄主导的“十一月革命”则使反犹主义不断升级，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相似性，布尔什维主义与犹太人、共产主义与犹太教的关系，成为反犹主义津津乐道的话题，并深入人心。大多数德国人都在问：德国会走俄国人的路吗？连中左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Friedrich Ebert）也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和平的坟墓，是自由的坟墓，是社会主义的坟墓。在这样一个混乱形势下，回到慕尼黑的希特勒，在政治上是接近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在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犹太人埃斯纳（Kurk Eisner）被刺身亡后，他还参加了他的葬礼。甚至，在希特勒成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魁的时候，还与多数社会民主党保持着联系。这并不奇怪，参加过大战的军人仍然记着“堑壕社会主义”——在前线共同战斗的士兵中没有阶级——的经验，他们寄希望于多数社会民主党能够打破社会分层，提高参战军人的社会地位。希特勒所在的步兵第二团都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都参加过左翼政党和组织的示威活动。1919年4月，由苏俄主导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个政权被右翼称为“犹太政权”，但希特勒却以第二高票当选为“慕尼黑驻军苏维埃”成员之一，为时14天。这个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就被政府军镇压，希特勒因此没有做出什么贡献。1930年以后，改变了政治立场的希特勒还多次称赞社会民主党人的勤奋、纪律、廉洁，肯定他们推翻霍亨索伦王朝的功绩。

第三，不同于《我的奋斗》中的自述，劳埃特认为，希特勒政治立场的改变始于1919年5月。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主导的德国“十一月革命”有关：

实际上在十一月革命爆发之后，大多数德国人无论其政治立场为何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德国会追随俄国的道路吗？《日耳曼》报在1918年11月中道出关键：“两股潮流席卷世界，相互角力。那就是民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西方国家的自由理念和俄国的平等理念。”[35]

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共产主义政权在慕尼黑的建立与瓦解。二是《凡尔赛和约》的签订。1919年5月2日共和国瓦解后一周，曾经是“士兵苏维埃”成员的希特勒，一转而为专门审查那些受“布尔什维克病毒”感染的士兵的“审查和释放委员会”一员，成为国防军干部。5月7日，《凡尔赛和约》公布，谈判过程不公正，和约提出了苛刻的赔偿。德国人不但受到民族感情上的巨大创伤，而且还认为这个无视来自东边威胁的和约，实际上把德国划为了革命的区域。这一方面加剧了德国与西方的对立，南非总理史穆兹认为“和约带来的这个和平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大的恶果”；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认为和约会给欧洲带来“十年冲突”。[36]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德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当时有关苏俄、巴伐利亚共和国“犹太苏维埃革命者”的血腥报道遍及全德，造成了苏俄即将在德国发动革命的恐怖气氛。在反革命、反布尔什维克连带着反犹太的高潮中，一无所有的希特勒把周围的反犹情绪内化，为其失败感和愤怒找到了投射的对象。1919年6月初，希特勒调任新成立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部，加剧了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化。9月的一份自述表明，此时的希特勒不仅仇恨犹太人，而且坚信布尔什维克与犹太人是同源的。也就是在此时，希特勒以其演讲天赋而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崭露头角，其演讲的主题就是反布尔什维主义、反犹主义。不过，劳埃特指出：“从希特勒之后的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反布尔什维主义’要先于反犹。例如1933年5月……希特勒说：‘对于犹太人本身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不过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而共产主义是我的敌人，是我斗争的对象。’”[37]劳埃特继而认为：

反布尔什维主义和反犹主义在1919年初的慕尼黑慢慢发酵，不断膨大。《凡尔赛和约》的公布让它一下子抓住了社会各个阶层。阿道夫·希特勒一下子从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士兵转为狂热的反犹分子。社会中原来有一个群体总是觉得不满，认为自己和犹太人相比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同，因此对犹太人不满。而这种情绪又在世界大战期间更加严重。但是此时的反犹主义其实跟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面对具体的威胁，一个新的、激进的反犹主义取代了德国早期的反犹主义。[38]

将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等同，是新反犹主义的核心内容。当1941年闪电进攻苏联失败后，希特勒开始了对犹太人的系统灭绝。

“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犹太资本主义”。作为一战后穷困潦倒的一员，希特勒和德国多数中下层民众一样，害怕经济剥削使社会变得冷酷无情，个体生命变得无足轻重。希特勒早年追随社会民主党，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至少不反感，这种态度就反映了他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实际上包括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在内的北方纳粹，就多持有社会主义立场，戈培尔本人就持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立场。早在战前，就有论者把犹太人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如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11年出版的《犹太人与经济秩序》一书就认为犹太人便是为资本家这个角色而生的。最早让希特勒认识到所谓犹太人的国际“金融借贷资本”的，是自称经济理论家的戈特弗里德·菲德尔（Gettfied Feder）。1919年6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大学听过他的报告，后来又在《我的奋斗》中专门讲述此人对自己的影响。菲德尔不但从“拜金主义”的角度指控犹太人的借贷金融，而且把《凡尔赛和约》看成是犹太国际金融寡头统治战败德国的象征。希特勒将菲德尔的经济理论写入1919—1920年之交确立的德国工人党25点纲领中，包括取消不劳而获的利息、地租和地产投机、私有企业国有化、大企业盈利分摊，增加养老投入等。最重要的是，菲德尔为德国工人党提出了政治构想：实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解是德国再次崛起的前提。在希特勒看来，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国际化的犹太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在形成反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立场的同时，希特勒又接受了种族主义。菲德尔的经济观点得到反犹主义者迪特里希·埃卡特的热烈响应，后者是个不成功的作家，却是希特勒政治上的启蒙者。埃卡特之于希特勒的意义是，他帮助希特勒厘清了所谓种族的实质，将种族间无休止的斗争与现实中犹太人的威胁、“阴谋”相联系。埃卡特临死前说起他对希特勒世界观的影响时说：“不要怪我，我对德国历史的影响将比其他任何一个德国人都大。”[39]

劳埃特认为，极端的反犹情绪在1919年逐渐升至沸点，希特勒种族主义世界观就是在这种情绪中开始形成的。就是在慕尼黑苏维埃统治垮台和《凡尔赛和约》签字之后的特别时期，出现了确有证据的希特勒最早的攻击性反犹言论。劳埃特特别提到的是，美国大企业家、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Henry Ford）1921年出版的《国际化的犹太人》也提出了“犹太世界阴谋”、“犹太人恨德国人”、犹太人要创建一个“核心金融帝国”、“布尔什维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不过反对的只是非犹太资本”、“犹太金融资本主义”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等观点。1921—1934年间印刷了31次，不少人读了些书后便成为反犹主义者的。希特勒非常推崇福特：“犹太人控制了美国证券界”，“美国1.2亿人中，每年都有更多的工业界人士加入他们的行列。只有一个伟大的美国人例外，他就是福特。虽然犹太人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但是福特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40]反犹主张外，福特还向早期的纳粹党提供过资助。先祖是美国人、后来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的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就总是声称，他的反犹主义源自美国，当他17岁时读过福特的《国际化的犹太人》一书后，他就立志做一个反犹主义者。

事后看来，所谓“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犹太资本主义”、“犹太人的世界阴谋”等，统统没有根据。劳埃特强调的是，当时许多德国人真的相信了这些，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

劳埃特的观点与“修正主义史学”有关。1980年7月24日，史学家诺尔特（Ernst Nolte）将此前的一篇演讲稿公开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其核心观点是：“奥斯维辛的产生并非首先因为传统的排犹主义，它的本质也并不仅仅是‘种族屠杀’，而首先是对发生在苏联革命期间的灭绝行动心有余悸的反应。德国的‘翻版’对‘原版’更加非理性（因为在当时的德国流行着一种荒唐的想法，那就是认为‘犹太人’打算消灭德国资产阶级乃至德意志民族）；但它也很难被归结为一次道德败坏。它比‘原版’更恐怖，因为这是用一种准工业化的方法来毁灭人类。它比‘原版’更可恶，因为它完全基于一种假想，且与其假想敌之间并无巨大的仇恨，毕竟在恐怖中还有可以理解的和可以和解的因素存在。所有这一切都为其独特性奠定了基础，但是却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即所谓的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是一种反应或变形的‘翻版’，而不是史无前例的行为或者‘原版’。”[41]六年后，诺尔特又发表《不愿过去的过去》一文，重提此前的观点：一是纳粹大屠杀并非独一无二，它完全可以与20世纪的其他大屠杀相比较；二是纳粹大屠杀是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翻版”，在古拉格集中营与纳粹集中营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布尔什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同源性：

国家社会主义者或希特勒所犯下的这一桩“亚洲式”的罪行，难道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以及自己的同伙很可能就是“亚洲式”行径的潜在或真实的受害者吗？“古拉格群岛”难道不是奥斯维辛的原型吗？布尔什维克的“阶级屠杀”难道不是纳粹分子“种族屠杀”在逻辑和事实上的先导吗？希特勒最不可告人的罪行难道不能从他无法忘记“鼠笼”而得以解释吗？奥斯维辛难道不可能最初源于一个不愿过去的过去吗？[42]

诺尔特的文章发表后，《法兰克福汇报》的出版人、希特勒传记的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和作家瓦尔泽（Martin Walser）等又响应诺尔特。后者1998年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发表获奖演说时说：“一次大战后严厉的‘凡尔赛和平协定’直接促使德国纳粹和希特勒上台，另外一种对待败者的方式也许会牢固民主。二次大战已经过去50年，不应一直纠缠过去不放，难道还让我们年轻无辜的后代一直为前人的过失背着黑锅，抬不起头来？奥斯维辛不应该被工具化，好比道德魔窟，阻碍自由灵魂思考。”此论引起犹太人的抗议。而在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史学家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等人看来，这种“修正主义史学”是用斯大林等人来把希特勒相对化，并试图取消德国的罪责。温克勒质问道，将希特勒与斯大林、波尔布特等人进行比较，有什么意义呢？“德国在文化上是一个西方国家，参与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并有悠久的法治国家传统。而俄国与柬埔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原谅斯大林和红色高棉的罪行。只不过，希特勒及其帮凶们的行为需要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德国发起的大规模种族大屠杀，包括对犹太人、辛蒂人和罗曼人的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罪行，也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罪行。”[43]

“修正主义史学”对希特勒的宽容和理解，在历史上会使纳粹大屠杀淡化为普通历史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是为纳粹暴行做辩护，但劳埃特的研究至少告诉我们，纳粹反犹不同于历史上的或其他国家的反犹，它与20世纪的欧洲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有其新的内容。只有在这一背景下，希特勒等人才形成这样的观点：“世界生了病、种族受到了毒害、为了‘拯救地球’，要进行彻底的屠杀和血液的更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东西，它超越了所有迄今为止被称为帝国主义贪婪性的单纯的东西：一个种族的乌托邦，它将开创一个世界的新纪元。这一理想的社会，有待于数百万有着种族觉悟的、团结起来了的人们通过斗争去获得和实现，他们应坚定不移地遵从历史的使命，去占领广泛的区域，灭绝所有的‘劣等民族’。”[44]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大屠杀的种种复杂性。比如战争爆发后首先要被杀害的是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的精神病人以及波兰的社会精英，其中有些精神病人本身就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遇害的波兰人中也有反犹主义者。

至于说希特勒的战争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战争一结束，就有人认为，希特勒意图的积极性在于反布尔什维主义、保卫欧洲和德国，以至于1946年，德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感到有必要驳斥这种说法。“希特勒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征服的说教，乃是他自己的征服意志的假面具。这并不排除他自己在主观上也投身于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情绪之中。但是他的灵魂的力量乃是权力欲和征服意志。”“在最后阶段，尽管他常常承认自己同情于英国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但那只是机会主义的盘算，而归根到底他对西欧民主主义的憎恨更有甚于他之对布尔什维克主义。”[45]

所以，大屠杀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任何一种简单的解说都是不够的。

[1]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2002），朱刘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具体实施者，海德里希的邪恶意愿是彻底灭绝犹太民族。

[2] 伊恩·克肖：《希特勒》（1998）（下卷），赖兴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3]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1996），贾宗宜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4]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11、25页。

[5]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13页。

[6]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109页。

[7]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64页。

[8]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74、75页。

[9]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82页。

[10]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79页。

[11]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97—98页。

[12]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260、261页。

[13]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259页。

[14]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240页。

[15]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240页。

[16]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248页。

[17]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35、213页。

[18] 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5页。

[19] 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1974），黄正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6页。

[20] 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274页。

[21] 迪克·吉尔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王文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22]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1946），印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0—131页。

[23] 参见彼得·杜菲：《比尔斯基兄弟》（2003），俞圆译，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4] 马克斯·斯托恩：《我的邮票生涯：集中营　大屠杀　集邮》（2002），高山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5] 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64、466页。

[26] 斯恩克·耐茨尔、海拉德·威尔则：《撒旦篇章——二战德国窃听实录》（2003），刘景姝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7、8页。

[27] 迪克·吉尔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第77页。

[28]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23页。

[29] 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46页。

[30] 弗里茨·斯特恩：《被扭曲的历史：戈德哈根争论》，《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1999），方在庆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294页。

[31] 转引自约翰·托兰：《希特勒》（下），郭伟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062页。

[32]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2009），陈艳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33]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1939—1940），舒昌善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9—70、28页。

[34]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第15—16页。

[35]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第34页。

[36]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第66— 72页。

[37]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第93页。

[38]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第96页。

[39]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第142页。

[40]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第160页。

[41] 恩斯特·诺尔特：《历史传奇和修正主义之间——从1980年的视角看第三帝国》（1980年7月24日），哈贝马斯等《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逢之等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页。

[42] 恩斯特·诺尔特：《不愿过去的过去——一个可写就却无法发表的演说》（1986年6月6日），哈贝马斯等《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第35—36页。

[43]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1986年11月14日），《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丁君君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7—158页。

[44]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2002），陈晓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2—43页。

[45]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1946），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38、139页。

十八、大屠杀是现代事件

我觉得自己在政治方面就是罗伯特·科赫，他发现了杆状细菌，为医学界开创了新道路。我发现了犹太人就是杆状细菌，是分解社会的酵母菌。

——希特勒[1]

纳粹大屠杀不是原始时代人命如草的部落残杀，不是金戈铁马的战阵厮杀，而是党国权力和工业化组织的紧密合作，特别讲究科学和效率的现代作品。对希特勒来说，这是政治上的“科学行动”。对于希特勒以下的执行者来说，这是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1942年7月28日，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在一封密信中说：“被占领的东方领土正在清除所有的犹太人。元首将完成这一艰巨使命的任务交给了我。”[2]希姆莱将此任务向下传达。党卫队大队长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上交代：“只要希特勒一发表演讲——他总是会触及犹太人问题——党政机构的每一个部门就会感觉到是让他们做事的时候了。接着希姆莱将命令传达给安全警察的头子海德里希，海德里希传达给米勒，然后再传达到我这里。”[3]没有这五个人，纳粹大屠杀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只有这五个人是灭绝六百万犹太人的凶手。他们不但身处纳粹德国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也只有凭借这两种机器及相应的技术手段，他们才能完成屠犹任务。

1. 作为必要条件的现代性

希特勒坚持认为，要建立他为德意志设计的“理想社会”，生活在这块土地以及纳粹所占领的地区的一些人必须消失，让他们消失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屠杀。如果说民族主义、极权政治、一党专制、策动战争等等，不考虑其规模巨大、为害惨烈，那么它并不仅仅见之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源头也不在德国。从魏玛德国到纳粹德国，有许多偶然的、并非不可避免的环节，以至于如果像艾伯特、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等共和国的关键人物稍微长寿一点的话，纳粹或许也不会成功掌权。[4]纳粹德国的特殊性在于以奥斯维辛（Auschwitz）为代表的国家化的、工业化的种族灭绝行为。几百万无辜平民的文明悲剧，对德国问题透彻解释不能离开集中营。这是一桩拒绝消逝的往事，是德意志民族灵魂中一片浓黑的污迹。

德国战败后，德国知识界就有人开始追溯纳粹的前史。1946年秋，哥廷根史学家大会的主题就是：“从德国历史中出来，进入欧洲历史。”明智的德国人意识到，认识纳粹，有必要认识德国“错误发展道路”的过程。但也是在同一年，伟大的德国史学家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中指出，纳粹主义主要不是德国现象，而是欧洲现象，它源于19世纪的两大浪潮，即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两股浪潮的融合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要通过一种极权主义的、集中的、不受任何一种国会性质约束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控制而赋予这种融合以顽强性和坚固性”，从而使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及古老的基督教的理想世界陷入了黑暗。梅尼克认为，自菲德列·威廉一世和弗利德里希大帝以来，普鲁士国家里就存在着两重心灵，一种长于文化，一种反文化，这两种心灵的分裂，一直贯穿于19世纪并延伸到20世纪。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兴起是反文化的心灵对长于文化的心灵的一场胜利，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则使军国主义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俾斯麦是一个临界点：他还保持着文化与权力的综合，此后的重心就转到权力上来。“这种邪恶的普鲁士主义和军国主义，就像压在俾斯麦的事业上的一桩沉重的抵押品，并变本加厉地由他的混血儿后继者（指希特勒）承继了下来。”[5]梅尼克是德国古典文化的守护者，他坚决否认纳粹主义同德国古典文化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此论除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外，还有现实的考虑：梅尼克把古典文化的复兴视为德国的新生之路，大声疾呼重建歌德时代的德意志。

纳粹之后的德国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梅尼克的观点能够满足这一需要：希特勒与大屠杀已经从德国史中挪了出来，否定纳粹不能否定德国，特别是它的文化。在纽伦堡法庭上，不少纳粹要人都对大屠杀感到震惊却又否认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责任。1969年，纳粹的核心人物之一施佩尔（Albert Speer）在其回忆录中分析说：“在那个可诅咒的时期内，除了人的腐化堕落以外，第一次有一个因素已经进入历史，这个因素使得我们的暴政有别于历史上所有的先例，并且在未来它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愈益重要。”“希特勒的独裁，是这个现代技术时代里一个工业国家的第一次独裁，是完全彻底地利用了技术工具去统治其本国人民的独裁……依靠诸如无线电和有线广播之类的技术工具，可以使八千万人民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使之有可能把最高当局的命令直接传达到最低一级机构去，而由于这些命令高度的权威性，就在那里就被不加鉴别地执行了。于是许多政府机构和军队班组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接到他们的罪恶的命令。技术工具使之有可能密切监视全体公民，并且使犯罪的行动计划得到高度的保密。对局外人来说，这个国家机器看起来像是一个电话局里表面上错综复杂的线路；但就是这样一个电话局，它可以由一个唯一的意志来使用和控制。从前的独裁者，都需要在下级领导层中有能力强的助手，即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而技术时代的极权主义制度没有这类人也能行得通。单就通讯工具就使它能够让下级领导机械地进行工作。结果就产生了这类不加鉴别地接受命令的人。”[6]没有现代技术，大屠杀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拥有现代技术的不止是德国，何以大屠杀只出现于德国？施佩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的解释过于简单，而且有回避责任的动机。

阿登纳像

对于后纳粹时期重建德国的政治家来说，也需要把纳粹与德国区分开来。1965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回顾当年时指出：“如果不是现代文明的某些趋势和发展为镇压群众准备了基础，极权主义的各种制度是决不可能——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取得对千百万人的统治权的。现代人甚至已不再能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自尊心，他不再为自己选择世界观，而是贪图方便，接受集体主义提供给他的现成框框。”[7]战后阿登纳领导德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使德国进入民主时代，并加入北约成为西方世界一员，摆脱了战败国的地位，功绩巨大。但包括阿登纳在内，德国主流社会始终以维护德国历史形象和现实地位为基点，总是把纳粹视为德意志历史中的例外和另类。在阿登纳时代，除少数知识精英外，德国社会对纳粹时期的罪恶未加以深切的反省和自我批判。

从梅尼克到施佩尔、阿登纳，他们都提出了理解纳粹与大屠杀的一个思路，其观点本身并不错，但过于简单，未能关照到大屠杀的各个方面。就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言，较为完备的解释是由英国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齐格蒙·鲍曼（Zygumnt Bauman）所论证的。这一解释系统概念众多，程序复杂，论述细密，其核心是：

现代大屠杀在双重意义具有独特性。之所以在其他的历史屠杀中它是独特的，是因为它是现代的。之所以它较之现代社会的普遍性是独特的，是因为它使得一些通常被分离的现代性的普通因素结合了起来。在第二种意义上的独特性中，异常和罕见的只是这些因素的结合，而非被结合的这些因素。个别而言，这些因素都是普遍而正常的。只有知道了硝石、硫黄或者木炭如果混合起来就能变成黑色炸药，才可以说对它们三者完全了解。[8]

纳粹大屠杀的第一个独特性是，与历史上的其他大屠杀相比，它是现代工程。大屠杀并不只为纳粹专属。仅在20世纪，从世纪初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到1990年代的卢旺达种族屠杀，各类屠杀从未远离人类。纳粹大屠杀是有目的的种族灭绝，它与现代科学、现代技术和现代国家形式是紧密联系的。大屠杀不但是现代文明的失败，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现代性意味着宏大的社会设计和人为的秩序建构。“对于现代种族灭绝的发起人和管理者而言，社会是制订计划和有意识设计的对象。……人们能够并且应当为自己设计更远大更激进的目标：人们能够并且应该改造社会，强制它服膺于全面的、科学构想的计划。人们可以创造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客观上要优于那个‘仅仅存在着的’社会——不受有意识的干预而存在着。始终不变的是，对这个计划总有一个审美尺度：行将建立的理想社会必须符合更高层次的美的标准。……这是一个园丁的幻想，被投射在了世界般大小的银幕之上。……一些园丁憎恨那些破坏他们设计的杂草——那些混在美丽中间的丑恶，混在安定秩序中间的杂乱；另外一些园丁却泰然处之：这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份额外的工作而已。不过对杂草而言，这没有什么区别：两个园丁都要消灭它们。如果被要求或被给予一个机会停下来进行思考，两个园丁一致同意：杂草之所以必须被除掉，与其说是因为它们是杂草，倒不如说因为这是美丽的而井然有序的花园所要求的。”[9]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这是鲍曼现代性研究的基本观点。所谓大屠杀与现代科学有关，不在于它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某些成果，而在于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改造世界。这意味着，现代性与美丽、洁净和秩序有关，其抱负是追求美丽、洁净和秩序。为此就要消灭丑陋、肮脏和无序。现代国家是一种造园国（gardening state），其姿态也是造园姿态：“它使全体民众当下的（即野性的、未开化的）状态去合法化，拆除了那些尚存的繁衍和自身平衡机制，并代之以精心建立的机制，旨在使变迁朝向理性的设计。”这就是将偶然性转化为确定性，将模棱两可转化为毫不含糊，将随意性转化为规整性，总之是将原始木变成一个精心规划的花园，把混沌变为秩序。“现代国家意味着共同体自治权的剥夺以及地方或组织的自身永存机制的废止；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国家削弱了共同体和社团传统及生活方式的社会基础，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自身再生产要么变得不可能，要么至少遭遇了强大的阻碍。”[10]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遵循着以牺牲其他所有模式为代价来使一种模式合法化的“同化”逻辑，它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创造一种共同文化，为了维持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和凝聚力。因此，消灭犹太人、制造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疆域就是一项现代工程。这一工程的科学基础是园艺学和医学。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证据。

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希姆莱是农艺学家，他喜欢用其专业术语对大屠杀进行了解释：“园丁的工作，就是去芜除杂，保证纯正品种的传承，这和我们工作的性质不谋而合。我们需要选择优良人种，而把那些不能为我所用的人去除掉……身高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五英尺八英寸，这是我个人对党卫队队员的身高要求，因为一定的身高是优质血统的显性特征。”[11]

纳粹德国的农业部部长达里（Richard Walther Darré）：社会是一个花园，里面容易长出杂草，所以在培养之外，园丁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除掉那些可能危及全体品种的那些异类：“把花园里的植物放在那里任其自生自灭的那个人不久将会吃惊地发现，花园里已经杂草丛生，以至于那些植物的基本特征都改变了。因此如果花园要保留为植物生长的土地的话……那么园丁的意志是必要的，他……会冷酷地除掉那些杂草。”[12]

德国生物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植物与动物的自然法则也应该适用于人类，灭绝和拯救是种族培植的两极。希特勒的反犹言论中充斥着疾病、传染病、感染、腐烂、瘟疫的比喻，犹太人是细菌、分解病菌、病毒或害虫，消灭犹太人是康复、自我净化、清洗。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理论家贝斯特（Werner Best）就用生物学比喻来表达对其组织的自我认识：这是“一个机构，它关怀备至地监督德意志民族躯体的政治健康状况、及时识别每一种病症，确定破坏的萌芽——哪怕它是通过自我解体形成或预先中毒由外部传入——使用一切合适的手段将它根除。这是我们当代民族主义领袖国家里政治警察的思想和伦理”[13]。贝斯特认定，纳粹民族躯体上的病症之源就是犹太人、共产党人、共济会成员和教会，为了德国的健康，必须不顾一切地予以清除。德国东方学者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把犹太人比作昆虫：“……与旋毛虫和杆状菌之类的害人虫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他们是不可救药的，把他们消灭得越快、越彻底，就越好。”[14]拉加德的学生门格尔，后来就是做这个工作。医学实验伴随着大屠杀。

园丁要清除杂草，医生要清除病菌，大屠杀是一个造园工程、一个卫生工程。造园与卫生的目的是有序、整齐、清洁，而这也正是德国人留给世界的印象。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esz Imre）在《无命运的人生》中，说到当年与许多犹太人一起被抓捕时，身边的人在议论：“关于德国人，我也马上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经验的老人都承认，不管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观点如何，德国人——众所周知——本质上是清洁的、诚实的，喜欢秩序、准确性和工作的人……”[15]

当然，园丁和医生的工作相对简单，而对通过种族灭绝来实现种族卫生的理想，却不是光有意识形态就够的。所以纳粹大屠杀的第二个独特性是：它把现代性中一些分离的因素结合了起来。这些因素包括种族主义的、灭绝性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成为一个集权国家的实际政策，这个国家支配着一个庞大而有效的官僚机器，一种不同寻常的战争环境等。鲍曼重点分析的，是现代的官僚—技术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行为模式生产和再生产的心态。

这一分析的基础是，现代性没有消灭暴力而是对暴力进行重新使用和重新分配。现代暴力不是野蛮激情的工具而是政治理性的工具。西方人道主义、理性、进步、科学、客观性等是人类主宰自然的暴力，西方通过突出自己在时间上的优越性以使其在空间上的霸权得以合法化。所以，现代性没有清除暴力。比如现代文明提出了人体神圣和自主的假设，不允许侵入私人空间，但这是因为它发展出有效的自我控制机制。这就是说，在个体经验的意义上，暴力是看不到了，普通社会成员也接近不了暴力，因为它被驱逐到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禁区的“模糊领域”，或被转移到与日常生活世界无关的遥远地区。所以暴力从日常生活中消失，是因为它被现代权力集中和垄断了。没有竞争的国家军事化与先进技术、官僚体制的集合，又进一步扩大了集中的效果。在这一方面，鲍曼使用了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德国社会理论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研究成果，进而又强调，大屠杀的特征不在于它采用了无数强制的手段，而在于这些手段的使用都从属于纯粹官僚的、技术的考虑，暴力因此变成了技术而与目的的道德评价相脱节。

这一分析有几个层次。首先，现代劳动分工使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与参与行动的大多数人之间产生了距离，这样官僚体系中的大多数公务员是在没有了解其指令的情况下发出了命令，比如制造炸弹的人不用考虑炸弹的恐怖性后果。“劳动在功能上的划分，使得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在原则上都是有多个结局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被合并和整合成多种意义决定的总体。就其本身而言，功能是缺乏意义的，而最终要被赋予在功能上的意义也不是由功能执行者的行动事先带有的。”[16]因此，个体所要承担的是技术责任而不是道德责任，这种技术责任使人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之外的目的的一种手段。其次，官僚体系的对象是非人化的。这一过程的起点是，官僚机构的对象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量度。比如纳粹负责大屠杀的部门是党卫队管理与经济厅（The Section of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y），集中营囚犯在党卫队看来根本不是人而只是一个号码，这就是官僚机构内在趋势的极端表现形式。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官僚体系的对象被废止了作为道德需求的潜在对象，执行任务的公务员带着一种道德冷漠来看待它的对象，因为它的对象不是人。对象（如集中营囚犯）如果抵抗或不合作，这种道德冷漠就会转变为非难和指责，对象的难以管束使得公务员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一种需要勇气、自我牺牲的奉献。“不是官僚体制行为的对象，而是行为的主体在遭受痛苦，值得同情并应受到道德的赞扬。……对象的非人化与积极的道德自我评价两者互相强化。公务员可以在忠实地履行职责的同时保持他们自己的道德良知不受任何伤害。”[17]再次，官僚体系不只是一个工具。尽管它可能为恶也可能为善，但它有自己的逻辑和动力，可以在第一推动力已经停止的地方依然轻易地运行下去，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所有这些，大体也就是韦伯对官僚制的分析，如层级化、非人格化等。于是，当纳粹决定实施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后解决”的方案时，官僚体系就开始起作用了。首先是对对象进行精确定义（为犹太人建立档案），然后是将档案上的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来，最后是将他们驱逐到指定地区。“诚然，官僚体系的确没有孵化种族污染的恐惧和种族卫生的成见。要孵化恐惧和成见它还需要空想家，因为官僚体系是在空想家止步之处继续下去的。但官僚体系制造了大屠杀，以它自己的形象制造了它。”[18]这就是说，空想家希特勒设计了一个种族单一的社会秩序，官僚体系以自己的推动力保持屠杀机器的运转。集中营配备着只有最先进的科学可以提供的武器，其屠杀程序也由管理有序的组织所设计，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一类的解决方案有可能成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而且显得格外“合理”，并为基于希特勒的种族卫生幻想的大屠杀铺平了道路。

重新设计的理想社会秩序、理性而高效的官僚体系，都是现代社会普遍而丰富的创造，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在于，它们相遇了，并且发生在社会瘫痪之时。

现代国家要求其成员同意或被迫放弃使用暴力，这意味着现代公民在大规模强制性力量面前无力自卫、无力阻止。因为我们信任深嵌于文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防卫措施，所以由国家来垄断暴力的使用并不使我们无法忍受。问题是，在大屠杀发生的时期，各种防卫措施都失败了。科学破产了，它成为不道德力量手中温驯的工具。进而，由于科学侵蚀权威、质疑规范，最终突破了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力：因为价值和规范被宣布为具有内在而不可替代的主观性能，于是工具就成为剩下来的唯一可以追求卓越的领域。这样，就消极方面而言，科学以其狂热和放任拆除了所有阻止大屠杀的障碍；就积极方面而言，科学帮助大屠杀的实施。作为对纳粹政府支持科学研究的回报，德国科学家登上了纳粹机车拉动的列车。面对有组织的非人道行为，科学家沉默了，教会也沉默了，文明无法保证它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文明对非人道的厌恶在旁观者中被证明还不够强烈，而无法促成对非人道的积极反抗行为”[19]。

作为对鲍曼论点的一个证明，我们可以引用一个材料。“赖因哈特计划”——用毒气系统灭绝波兰“大政府”辖区和被割让地区约120万犹太人——的负责人奥第诺·格罗伯尼克当着希特勒的面说，纳粹帝国应该光明正大地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不赞同为了掩盖屠杀行为而对尸体进行火化，他说：“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埋下铜匾，声明正是我们才有勇气实施了这一巨大的工程。”[20]此为现代社会瘫痪的一个最佳证明。

鲍曼把大屠杀的内在机制分解为：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无阻”的信号。三种因素都内在于现代性之中，所以大屠杀深深根植于现代性之中，它并非德国特有的事件。但三种因素的相遇则只发生在纳粹德国，所以大屠杀又是独特的。鲍曼此论，有三个要点。

第一，也是相对简单的，反犹主义不能解释大屠杀。反犹主义历史漫长且遍及全欧，纳粹大屠杀只发生在现代德国。笼统地把独特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不但无力，而且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种族灭绝主要不是与极权主义，而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理性的”官僚体制、劳动分工相联系的现代现象。

第二，现代性并不必然导致大屠杀。尽管大屠杀不是人类现代化之前的野蛮和非理性习俗遗传，也不是现代性的异常现象或功能失调，而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但我们也不能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画等号。“现代社会的驱力趋向于完好设计的、完全控制的世界，一旦它失去控制并如野马脱缰，就会产生像大屠杀这样的副产品。大多数时候，现代性是不被允许这样做的。它的勃勃野心与人类社会的多元化相冲突；这些野心之所以没有达成目的是因为缺乏绝对的力量和垄断的能动性，其绝对和垄断的程度还不能忽略、漠视或压倒一切自治性的、并因而是抵消和缓冲的力量。”纳粹大屠杀只是表明：“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21]准确地说，大屠杀是“德国现代性”的结果——因为只有在德国，现代性的三种因素才灾难性地结合在一起：

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22]

第三，大屠杀提出的不只是德国问题、犹太问题，而是现代性问题。大屠杀是现代文明脆弱性的证明，也是现代文明令人生畏的潜能的例证。“实际上，经由现代力量的奇观，‘人类’看起来是如此的无所不能，而其个体成员又是如此的‘不完善’、无能和柔顺，还需要太多的进步，以至于可以将人们视为需要修整（如果有必要，可以根除）的植物或需要饲养的家禽，这看起来似乎一点儿也不稀奇古怪或在道德上令人厌恶。”[23]

鲍曼不只是为大屠杀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而且意在提出一种新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本书下面将会介绍一些囚犯，他们在集中营并未感到特别痛苦，有的还觉得很滋润。这至少部分是因为，构成集中营的一些因素，也存在于集中营之外，一些囚犯可以很快适应集中营。更重要的是，鲍曼认为，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1941年致使大屠杀发生的某些事物，我们无法肯定它们已从那时起就被消除了。所以，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社会中，生活在一个并不包含任何可以阻止大屠杀发生的东西的社会中。

鲍曼的这些观点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下面我们将结合纳粹大屠杀的一些具体情况，稍作申论。

2. 技术/组织的理性化

纳粹反犹主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大屠杀是最后一个阶段。伴随着大屠杀的，是规模化、技术化和理性化。

1933—1939年，对犹太人的处置手段主要是合法排斥和强迫移民两种。直到1940年5月27日，希姆莱向希特勒提交的《关于处置东方异己民族的一些想法》中还指出，作为一种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肉体灭绝是非德国式的。当时的设想是将犹太人驱逐到法属马达加斯加岛，并为此进行了动员和准备。由于战胜英国的计划未能实现，马达加斯加的计划也被放弃。战争爆发后，对犹太人的政策转变为在强迫集中居住的基础上以集体枪杀和集中营灭绝为主。一般所说的“大屠杀”，是指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实施的种族灭绝，主要包括党卫军在东欧和苏联地区的大规模枪杀和主要在波兰实施的集中营灭绝。纳粹大屠杀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屠杀，在其以理性化、组织化的高效率，在其种族灭绝的性质。

大屠杀的序幕或原型是“安乐死计划”。1939年10月，希特勒授权实施屠杀残疾人的计划：“帝国领导布勒和医学博士布兰特（Karl Brandt）在此被授权，负责增加一些具体指派的医生的权限；这样，一些根据人道的判断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24]根据这一授权，纳粹组建了一个被称为“T4”的组织（因其总部设在柏林的Tiergarten Strasse大街4号而得名）负责此一计划。从此，德国人首次发明了毒气室和用毒气来谋杀受害者的程序和方法。1939年与1940年之交，在勃兰登堡一个被改装的监狱中，“T4”组织进行了首次毒气攻击实验：当赤身裸体的受害者被带进伪装的沐浴室后，将一氧化碳注入水管代替真正的水，毒气通过水管上的小孔在沐浴室里弥漫。受害者被毒死后，尸体被拖出来，最后再做进一步处理。“T4”计划共有六个毒气室，纳粹医生们大规模协作使用毒气和注射处死了七万多名“无可救药”的残疾人、癫痫患者、聋哑人、慢性酒精中毒者、躁狂抑郁症患者、智障患者等，先是婴儿后来包括成人。由于德国社会各界的抗议，希特勒于1941年8月24日下令终止“安乐死计划”，但对“不值得存活生命”的灭绝行动仍在进行，只是更加隐秘而已。这一计划已经包含了大屠杀的诸多要素：将谋杀振振有词地说成救治的伪科学种族意识形态、经过特殊培训的刽子手、实行屠杀的毒气设备以及类似“安乐死”的委婉用语，从而使杀人凶手在心理上做到无情地对待受害者，并在公众面前隐瞒屠杀的犯罪性质。大屠杀的研究者发现：“安乐死屠杀政策的成功实施使得纳粹的领导层相信，大规模的屠杀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们愿意参加屠杀大批无辜的人的行动，德国的政府机构也愿意与纳粹合作，参与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25]

集中营毒气室

大屠杀从集体屠杀苏联犹太人开始，然后又升级为屠杀所有德国控制下的犹太人。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党卫军组织了A、B、C、D四支特遣队（Einsatzgruppen）共三千多人随武装部队之后，纳粹从波罗的海各省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所有被征服地区，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其典型的方式是将一个地区的犹太人赶到沟渠或防坦克的战壕旁一字排开，然后枪杀，这样可以就地掩埋。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得到了当地人特别是乌克兰民兵的协助。基辅郊外的巴比亚尔沟（Babi Yar）是雨水冲刷出来的深沟，1941年9月27—28日，特别行动队与当地的乌克兰警察在此枪杀了33771名犹太人。东欧地区较大规模的屠杀还包括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的波纳利（8万人）、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附近的伦布拉森林（3.8万人）、立陶宛第二大城市考纳斯的第九堡垒（约3万人）。在两年的占领时间内，纳粹在这些地区屠杀了大约150万人。根据现存档案统计，四支特遣队的杀人数字如下：

A支队（1941年冬至1942年）：249421人；

B支队（至1942年12月15日）：134298人；

C支队（至1941年12月初）：90000人；

D支队（至1942年4月8日）：91768人。

此外还有党卫军、警察、其他各种身份的德国人和通敌者组成的屠杀单位。受害者总和达928698人。[26]

枪杀的局限性非常明显。一方面，在东方前线，当然可以借着战争的机会血洗一个又一个城镇，但在波兰西部的城市地区，在没有战争的地区，大量的枪杀会使纳粹的暴行暴露，而无论纳粹政权是如何的邪恶，它毕竟不会公开自己种族屠杀的行动。另一方面，枪杀速度慢，秩序乱，效率低下，达不上“种族灭绝”的要求。希特勒的秘书鲍曼（Martin Bormann）注意到，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中，无组织的暴徒杀死的犹太人的数量是100人。据此计算，杀死600万犹太人需要近200年时间。希姆莱1941年发现，即使按当时最高效的屠杀方式，要杀死欧洲的1100万犹太人，也需要10年时间。“在这些情况下，如何维持杀戮的步伐，甚至扩大正在计划中的杀戮规模以消灭依然存活的犹太人的问题出现了。迄今为止，杀戮依然是散漫的和涉及个人的；它们是凌乱的，而且杀人的勇气是容易受损的。”[27]这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用什么工具杀人，二是在什么地方杀人？在这两个方面，“T4”计划都提供了经验、示范和“人才”。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是使用毒气。对纳粹来说，用毒气杀人并不新鲜。早在写于1924年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说过：“如果在战争初期和发展过程中，有1.2万或1.5万希伯来腐蚀者屈服于毒气，那来自各个阶层和岗位的工人的努力就没有白费。这样可以稳妥地消灭上百万的犹太人，那德国人民的未来就保住了。”[28]当然，希特勒只是说说而已，当时他还没有权力和资源来付诸实践。希姆莱视察明斯克之后不久，主要用以对付犹太人的毒气车才出现。党卫军把大卡车改造一下，内部密封起来，然后向内注入有毒的一氧化碳废气。1941年秋，每支特遣队都配有这种移动式杀人装置。D支队队长奥托·奥仑道夫（Otto Ohlendorf）在纽伦堡法庭供认：“当德军侵入苏联时……南方战区的D行动组……干掉了大约90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支部队进入一个村庄或城市后，就命令当地有名望的犹太公民把全部犹太人召集起来，准备迁居，并要求他们交出他们的贵重物品……而在处决前不久，还要他们交出外衣。男人、妇女和儿童都被押到处决的刑场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刑场是在一道挖出的较深的防坦克壕的旁边。然后，他们或跪着，或站着被枪决，尸体随即抛入沟中……1942年春天，我们从柏林的秘密警察头子和党卫队情报局官员那儿获得毒气车……我们接到命令，要用这种毒气车来杀害妇女和儿童。一个部队什么时候抓到足够的受害者，就会给它派一辆毒气车来消灭他们。”[29]不过，这种毒气车还有两个局限，一是当地居民们很快知道，登上一辆这样的汽车意味着什么，所以不久就称呼它们是“死亡车”。以至于司机和特遣队员不久就发牢骚说，他们得了严重的头痛病，因为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打开车门时吸进了大量毒气，且又不得不把那些缩成一团的、弄脏了的尸体拉出来。看来这是他们所不愿意干的事情。二是这种毒气车容积有限，平均一辆毒气车才容纳不到50人，显然不符合东欧正在开展的大屠杀的要求。

其实，也就在这个时候，如何使用毒气的方法也在改进提高之中。1941年8月底“T4”计划结束后，100多个主管与毒气专家来到东部接受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开始用毒气杀人。把“安乐死”与集中营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有两个人。德国学者赫内（Heinz Höhne）在《党卫队》一书中认为，奥斯特兰区长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阿图尔·格赖泽尔（Arthur Greiser）是最早提出用毒气杀人的。1941年秋，在他的要求下，“T4”计划中发明了移动毒气室的“朗格突击队”（Lange Commando）的队长赫伯特·朗格（Herbert Lange）上尉，在利茨曼恩（Litzmannstadt）西北60公里的海乌姆诺（Chelmno）森林的一座古堡里，建立了第一座杀人工厂。1941年12月，朗格分队用三辆毒气车开始灭绝工作。犹太人被运来后，被命令脱光衣服登上闷罐子卡车，当车门关好后，一根橡皮管将一氧化碳毒气排进车厢。被杀死的犹太人由另一批已组织好的犹太人搬进大尸坑。这种固定毒气车不像东部前线那样零散，每天大约处置1000人。但仍然有麻烦，比如排气时会出现故障，有时打开车门还有人活着，而且有时要几个小时才能解决问题。比较起来，“T4”计划的另一个人提供了更有效的屠杀方案。1941年夏，希姆莱询问党卫队主任医师、德国红十字会会长格拉维茨（Ernst-Robert Grawitz），有什么办法能以最快的速度消灭波兰几百万犹太人，后者在提议使用毒气时还推荐了“T4”计划中在勃兰登堡进行首次毒气攻击实验的克里斯蒂安·维尔特（Christian Wirth）。1941年12月7日晚，也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一天，700多名犹太人被带到海乌姆诺。次日清晨，当他们被分批送上运输车后，行刑者源源不断地将车的尾气注入车厢里，司机们慢慢开往2.5英里外的森林埋葬场，车上人因车厢里的浓烟窒息而死。他们的尸体被抛下，由其他人烧掉或埋掉。然后运输车再回去装下一批人。维尔特的毒气车一天可以跑十二三趟，处理掉1000人左右。

毒气的好处是杀人者无须直接面对受害者。所以希姆莱后来说：“用毒气来完成，因为通过枪杀来处理大批的犹太人是不可能的。枪杀对执行这一任务党卫队队员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因为妇女和儿童也在受害者之列。”[30]不过，无论是朗格还是维尔特，他们的毒气在技术和组织上仍有改进的必要，这就引发了一批专家的竞争。

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办法是把不固定的屠场改为固定的灭绝营。大屠杀理性化的核心是提高效率以达到种族灭绝的目标。从移动的毒气车到集中营的毒气室，虽然只有一步之遥，但前者只是大规模屠杀，后者才是种族灭绝。

正像极权主义的实质是通过现代技术实施国家对个体与公共行为的完全控制一样，大屠杀的惊人特点是根据技术路线和理性手段组织屠杀，其典型表现，就是“灭绝营”。党卫军意识到，像“T4”计划那样，直接把受害者送进一个集中的屠杀机构会提高效率。如海乌姆诺这样的杀人中心是移动式的杀人工厂，规模较小，效率不高。1941年9月，安乐死的几位专家到达卢布林，开始在集中营安装毒气室。1942年初，维尔特到卢布林附近的贝乌热茨（Belzec）设计第一个死亡集中营时，把他那些关于流水线式杀人的想法付诸实施。为了尽可能地使其杀人系统自给自足，维尔特在毒气室背后，安排了一辆伪装起来的装甲车，车内的一台250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便是含毒的一氧化碳之源。3月17日，维尔特设计的灭绝工厂正式开工，它装有6个毒气室，每天最多可杀害1.5万人；维尔特再接再厉，同年4月又设计完成了靠近乌克兰德国专区界的索比堡（Sobibor）集中营，每天最多可杀2万人；7月开工的特雷布林卡营是维尔特设计的最大一所灭绝营，有13间毒气室，每天可处死2.5万人；维尔特设计的最后一座灭绝营是马伊达内克（Majdanek）。技术开发是无止境的。维尔特的速度仍然不是最理想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技术的“创新”持续地进行：

他们不断采用新方法，下决心要把毒气专家维尔特从他的创纪录宝座上拉下来，奥斯维辛监护营营长、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卡尔·弗里奇（Karl Fritsch）成功地击败了特雷布林卡的对手。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杀人毒品，这是屠犹思想家们认为最好的一种：德格奇公司（德国杀虫剂有限公司）推销的一种杀虫药氢氰酸齐克隆B，齐克隆B比维尔特的毒气优越：只要戴上防毒面具，打开圆形装的齐克隆B，倒出药剂——过几分钟受害者就一命呜呼了。[31]

这是1941年9月初的事。齐克隆B（Zyklon-B）是蓝色小球，戴面具的操作者只要通过一个小洞把小球丢进屋子里，它就可以变成致命的毒气，在二三十分钟内杀死屋子里的人。1942年8月，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库特·格斯泰因（Kurt Gerstein）评估两种灭绝方法的效果，发现维尔特的方法过于费时，齐克隆B只需要一氧化碳毒气的一半时间。杀虫剂比废气更有效，更“理性”，也更人道——对作案人来说。奥斯维辛的司令鲁道夫·霍斯（Rudolf Hoss）回顾这一竞争过程时说：1941年6月，“我参观了特雷布林卡。……该灭绝营长官告诉我，他主要负责消灭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全部犹太人，在半年当中已消灭了八万人。他用的是一氧化碳毒气，我认为他的方法不很有效。所以我在奥斯维辛用的是‘齐克隆B’，那是投到死亡室去的一种结晶氢氰酸。视气候条件而定，杀死死亡室内的人约需三分钟到十五分钟。我们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他们一死就不再叫唤了。我们一般等待半个小时再打开门把尸体搬走。尸体搬走之后，我们的特遣队就摘下死尸手上的戒指和挖出假牙上的金子。还有一点我们也比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有所改进，就是我们建造的毒气室一次可以容纳两千人……”[32]霍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把药粉放进去，就听里面有人喊‘毒气’！接着就听到一阵怒吼，这群陷入罗网的犯人便用身子猛撞两座大门，但是门关得紧紧的……这情景使我感到不舒服，不免战栗起来，用毒气毒死犯人的情景比我曾经想象过的还要悲惨……当时杀害这些俄国战俘，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忧虑，因为上级有命令，我不得不执行。我甚至必须承认，这种用毒气杀人的方法使我感到心安理得。因为大规模灭绝犹太人不久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有了毒气，而且我们也建立了一套程序。”[33]

纳粹使用过的毒气罐

霍斯对奥斯维辛的贡献是建立了一套程序。在毒气室之前，第一批到的犹太人是穿着衣服被毒死的，他们的衣服上沾满粪便、尿液或经血，没有一件可以留下来供以后再用。所以后来就强迫囚犯在进入毒气室之前脱光衣服。但在露天里脱光衣服使人感到羞愧和恐惧，霍斯认为脱衣必须在尽可能平静的气氛中进行，就让这些人在旁边的军营里脱衣服。特雷布林卡的被害人往往事先就知道自己将被杀害，因此不会很配合地进入毒气室。奥斯维辛则设法欺骗被害人，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去消灭身上的虱子。而且为了使整个过程在尽可能安静的气氛中完成，霍斯组建了一支女囚弦乐队，让她们穿上白衬衣和蓝裙子，在满载受害者的火车到达车站时，演奏着《风流寡妇》《舟子曲》等欢快的曲子。

在毒死受害者之后，还有一个处理尸体的问题。大坑掩埋的方法肯定是不够的，I.A.托普夫父子公司（Topf and sons company）应邀在奥斯维辛修建了一座将毒气室和固定式焚尸炉设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工厂。1943年秋，奥斯维辛在其中的一个焚尸场进行实验。制造和安装焚尸炉的技术人员发现，最佳最配置的焚尸组合应该包括一名营养好、燃烧得快的成人，一个孩子和一个已经被折磨得皮包骨的瘦弱不堪的成人。这种组合一旦着火，会持续地燃烧下去，而不需要消耗更多珍贵的焦炭。另一个重要实验是，让劳工在新建的焚尸坑挖出呈斜坡状的排流系统，使从燃烧着的尸体中流淌出来的脂肪可以顺着排流管道流下来，收集在预先准备好的锅里，然后，把这些脂肪重新浇洒在火上，使火烧得更快。[34]

仅仅技术是不够的。有研究者强调：“大规模屠杀需要组织。反复的杀戮并不只是一桩行为，一次单独的活动，而是具备了所有显著工作特征的行动：它是一项有系统的方法、按照计划进行、花费时间、遵循目标并讲求官僚式效率与规范的任务。”[35]从一开始，纳粹大屠杀就是有组织地进行的，而1942年1月2日海德里希在柏林郊外主持召开的万湖会议（Conferrenza di Wannsee），则是对清除欧洲犹太人的全面规划和组织。会议的意义不是发动“最终解决”（这在两年前就已开始了）而在于它标志着在希特勒与党卫队之外，德国党政系统对“最终解决”的认可，在于它对大屠杀做出了相应的制度、技术与人员安排。此后在实践中，这一体系得到不断完善。

领导管理系统。大屠杀工程涉及2000多万人的驱逐、遴选、奴役与灭绝。奴役与屠杀这些人的集中营在规模和数量上也是惊人的：最主要的是战争期间建立的23个集中营，然后是数以千计的各类小集中营，再次是东欧地区500个犹太人“隔离区”（Ghetto）和900个强制劳动营。加在一起，专家估计，在德国控制区内共有10006个集中营。[36]大屠杀涉及军队、司法、外交、医疗机构等无数机构和官僚，东部各被占国、各盟国的党、政、军、警、民和地方当局。大屠杀需要的不只是现场的刽子手，也包括没有直接杀人的成千上万的外交官、律师、医生、会计师、银行家、铁路工人、企业家、研究人员、各类工程技术专家。为了把相关机构和部门整合成具有单一屠杀功能的机器并实施流水线式的灭绝，需要一个权威的组织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希特勒决策，希姆莱、海德里希掌管的党卫队具体负责，各机构与部门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科学性的工业化灭绝系统。

组织运输系统。自1942年3月26日艾希曼组织的首列装满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火车到达奥斯维辛之后，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欧洲各地来到纳粹灭绝营的站台上。对犹太人，这是毁灭之旅；对党卫军，这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把大量犹太人驱逐出自己的家园，需要采取一系列欺骗和暴力行为来剥夺他们的各项权利，同时也需要与当地政府的协调，因为有些国家和地区会设置种种障碍。犹太人被驱逐出来之后，一般是先集中在聚居区，然后再运往各集中营。运输过程面临着恶劣的天气、盟军飞机的轰炸，还有前线武装部队的急需等困难。艾希曼等人以顽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能力，将犹太人像动物一样集中起来运往东部各个集中营。列车的客户是党卫队盖世太保，乘客是犹太人，由党卫队支付的费用是以三等车厢票价、按行驶里程计算的，单程票、儿童票可以打折。党卫队没有这笔预算，也没有向财政部申请专项的前例，所以就将它转嫁到受害者头上，要剥夺犹太人财产的有关机构或犹太人社区“自我付费”，党卫队将这笔钱存在特殊账户“W”里，定期支付给铁路当局。但“尽管绝大多数运输都很容易获得帝国安全总局从受害者财产中拿出的资金拨款，但是有时要么是没有现成的款项可供使用，要么就是列车穿越多个货币区域，增加了结算问题的难度”[37]。这些问题，都需要专门机构中的一些专业人员来协调和解决。

灭绝焚烧系统。焚烧尸体之所以必要，在于它是销毁大屠杀罪证的必要环节。希姆莱1942年7月17日访问奥斯维辛之后指示：“挖开所有大型坟场，焚烧尸体。另外，要把骨灰处理掉，处理的方式要确保将来不可能通过它来计算被焚烧尸体的数量。”[38]在奥斯维辛，屠杀程序犹如“流水作业”。犹太人下车后，一个军官挥挥手就将来人分列在两队：右边是被挑选来做苦役的，左边是被判处死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通常是在左边，这些人被勒令脱光衣服，女性要剪光头发。受害者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先到脱衣室，后进毒气室。“通过门的窥视孔人们可以发现，站在离通气孔最近的人立刻被杀死，剩下的人都摇摇晃晃，开始尖叫，拼命地呼吸空气。但是，尖叫很快就变成了死亡的呻吟声。20分钟后，再也看不到任何动静。”[39]此时，专门负责焚尸的特遣队将尸体拖出，拔除受害者的金牙后送上焚尸炉。整个过程要不了三小时就可以完成。这是经过许多技术人员精心研究、反复实验后的成果：多长时间能烧毁一具尸体，向焚尸炉中送风多少时间等等，不仅事先都经过精确的计算，而且现场有人监督，严格执行时间管理。

司炉工将集中营囚犯送入焚尸炉

经济剥夺系统。集中营中有许多专业人员，如理发师、金子收集人员、裁缝、木匠、补鞋匠等等。当受害者被运到集中营之后，他们的所有财物便被剥夺。货币和有价值的物品，包括牙齿上的镶金，都要送到德国中央银行；其他物件卖给或免费送给德国血统的人、党卫军士兵及其家属。比如在布勒斯劳集中营，一大批女工的任务就是把来自集中营的衣服分类：较新的和质料较好的衣服被装船运往德国，破旧的衣服被送到犹太区的鞋厂，在那里，衣服被拆开，外衣被裁开用于制作木底鞋。[40]妇女在进毒气室之前被要求剪掉头发（仅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就向德国发送了25车的头发，头发可以制成油毛毡或织成拖鞋衬料，供潜水官兵使用）。至于那些尚有压榨价值的劳动力留下从事苦役的受害者，等于从此生活在人间地狱。像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有水泥厂、煤矿、钢铁厂、鞋厂和橡胶厂等，集中营的目的就是让囚犯们劳累致死、饿病致死。

这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分解计算，确定最佳组合方案。这架屠杀机器一旦形成，就成为一个准自动化的过程。每一个系统都体现了德国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以大屠杀的主要实施组织党卫队为例。直到1941年夏天——这被认为是希特勒做出“最终解决”犹太人决定的时间——以前，没有任何一份党卫队文件提到要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党卫队的方案是把犹太人驱逐出去。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他们定会砸掉反犹宣传的，因为他们认为，根本关键是用一种冷静的“合理方法”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民族社会主义反犹狂的某些作品被他们用红铅笔删掉了。党卫队以极高的效率组织实施了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其机关报甚至说：“我们希望怀着国家的善意为他们送别。”当时还是三级小队长的艾希曼显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在精心调查研究后，他拿出成套的驱犹方案，大刀阔斧地改革移民体制，形成一条生产线：先是验证书，然后检查其他证件，最后是签发护照。整个操作程序就像一条传送带：在一头放入最初的申请表和所需的剩余文件，另一头就送出护照。仅在奥地利的一年半时间，他就办理了15万犹太移民。为此他还拜犹太拉比为师，下苦功学习希伯来语，甚至还抵制了党内反犹过激派的破坏。然而，一俟希特勒决意灭绝犹太人，党卫队又彻底执行了这个疯狂命令，艾希曼本人则很快就在执行秘密警察的对犹政策方面“脱颖而出”，“一马当先”，成为闻名于世的屠犹杀手。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原则”，600万犹太人命丧黄泉。直到1944年末，希姆莱想办法为自己留下与西方谈判的后路，下达终止“最终解决”的命令后，艾希曼才停止屠杀。驱逐犹太人也好，屠杀犹太人也好，艾希曼关心的是如何采用“冷静的合理方式”，用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快速完成任务。一句话，他不问目的，只问手段。

这是一部拥有巨大权力和效能的恐怖机器，几乎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除海乌姆诺在其存在的时间里杀死了152000人外，五大灭绝营平均每天可以消灭2万人。从1942年初到1944年秋，它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贝乌热茨60万，索比堡25万，特雷布林卡90万，卢布林—马伊达内克60万，奥斯维辛超过100万（从1940年5月开放集中营到1945年1月被苏联红军解放，有130万人被运到这里，其中只有20万人活着离开，其中12.5万人在第三帝国幸存；在这些俘虏中，110万人是犹太人，80%是在刚一抵达或者随后不久就死了）。[41]东欧地区的大部分犹太人都已被灭绝。

当然，即使在灭绝营有效地大规模杀人的同时，德国人也没有放弃用枪杀、饥饿和迫害等方式大规模地进行屠杀、现代性和原始性相互配合实施种族灭绝。

3. 行为的非人格化

早期大屠杀的另一个问题是心理的：直接面对被杀者当然会造成行刑者的心理负担，一些人不免成为“人的软弱性”的俘虏，甚至有刽子手自尽。要使行刑者坦然地杀人以提高效率，就需要发明更有效的、较少个人色彩的杀戮方式。大屠杀之所以是理性化的，就在于纳粹用官僚体制和技术手段成功地压抑了任何道德禁忌，把屠犹变成杀戮能力的技术问题，以减轻行刑者的心理负担。

虽然反犹主义是纳粹提倡、普通德国人认同的意识形态，虽然纳粹把长期以来的欧洲反犹传统加以提炼，宣称犹太人不是人，他们不守道德、鲜廉寡耻、自私自利、贪得无厌，是“虱子”、“癌症”，杀死犹太人不是杀人，犹太人不属于让普通德国人产生同类义务与责任的范围，而且执行屠杀任务的刽子手具有奉命行事、完成任务的性质等等，但思想上、心理上的反犹与实际的杀人行为总还是有差距，持续不断地杀人、让鲜血和脑浆不停地溅到身上，毕竟不是愉快的事。在派往东部执行屠杀任务的特遣队中，有人受制于虐待狂似的冲动，乐于享受每次处决和拍照，从中获得怪异的快感；有人痛洒热泪、过度酗酒或精神崩溃；有人疾病缠身，不能执行枪击任务；有人自杀身亡。一名刽子手在营房中陷入癫狂状态，举枪击毙了多名同伙。许多人出现阳痿症状。到1941年11月，至少已有一家精神病院专门收治“因杀死妇孺而精神崩溃”的党卫军士兵。[42]原本干劲十足的党卫队高级领袖巴赫-扎莱夫斯基不但非常同情这些刽子手——“看看他们的眼睛，他们浑身都在战栗！这些人的后半生算是完了。我们在这里将培育出怎样的接班人？要么是精神病患者要么就是原始的野蛮人”[43]，而且他自己也患了神经分裂症和肠绞痛，被自己的罪孽缠身。

这就需要一种心理技术来阻止人类本能中的同情和怜悯，减轻行刑者的心理负担。在大屠杀实践中，党卫军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原则和方法，其中有四点非常重要。

首先，提供具体理由。反犹主义作为一种传统和“国家卫生”的要求只是一个大原则，在直接杀人时，还需要有具体的理由。当年参与东线4A特遣队屠杀的党卫军冲锋队队长奥古斯特·黑夫纳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陈述他因枪杀孩子而与上司发生的争执：“他命令我枪杀孩子们。我问他：‘由谁开枪？’他回答：‘武装党卫军。’我反对：‘他们可都是年轻人，要他们枪杀小孩子，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他听后说道：‘那您就派您的人去。’这时我说：‘他们怎么做得出种事，他们也都是孩子呀。’争执持续了10分钟左右……我建议，让野战指挥部的乌克兰民兵去枪杀孩子们。对这个建议无人提出异议。”[44]这特别表现在苏联前线的枪杀过程中。大屠杀专家劳尔·希尔伯格研究了特遣队队员的心理：“心理学上的辩护构成了屠杀活动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如果第一次行将采取的行动找不到辩护的理由，那是不会付诸实施的。”理由主要有二：预防疾病传染危险，防止犹太人与敌人进行合作。在波罗的海地区，犹太人是因为“袭击”武装部队而被悉数消灭，在新乌克兰卡是因为犹太人几次进行“骚扰”，在基辅是因为犹太人“放火”，在另一些城市是因为犹太人的“敌对思想”。[45]当特遣队员逐步习惯了杀人之后，就不再需要给出一个理由了。

其次，强化心理锻炼。屠杀是一件可怕的事。“每个德国士兵必须穿行于森林之中，端着枪，瞄准犹太人的后脑勺，扣动扳机，看着一个人（有时是一个小女孩子）倒在地上，抽动一下，便不再动了。面对着犹太人的喊叫、女人的哭声、儿童的抽泣，德国人必须有一颗冷酷的心才行。由于距离太近，受害者的鲜血往往溅在德国人的身上。有一个人回忆说，‘枪打得太猛，整个后脑勺都被掀掉，血、肉和碎骨头全都溅在射手的身上。’”[46]负责屠杀犹太人的特遣队领导担心士兵不愿执行大批枪杀犹太人的命令，他们先让当地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或乌克兰人去杀人，以便使士兵从这些“正义”的复仇行动中获得勇气。这些地区民族冲突严重，反犹传统强烈，党卫军只负责封锁，而倾向于借“外民族助手”干屠杀这“肮脏的活儿”。当然，特遣队不能永远袖手旁观，但也有一个过程：“特遣队的军官们先让他们的士兵屠杀青壮年的犹太男子，习惯以后再让他们去屠杀犹太人中的老弱妇孺。”[47]这一程序使得士兵们有一个慢慢适应、不断坚强起来的过程。奥托·奥仑道在组织乌克兰的大屠杀时，不允许单人执行枪决，而是命令多人同时枪杀一个受害人，这不但免除个人的责任，也是为了鼓励执行者的勇气。在许多屠杀中，党卫军把一个完整的事务切分成连续性的环节，由忠于职守的普通人来贯穿不同环节，既让“杀手”远离“对象”，也使每个队员都成为集体犯的一员，恐怖活动人人有份。在集中营，大屠杀根据官僚体制的程序化，比如毒气室的卫生官只要从屋顶的孔隙往里倒入满袋的“消毒化学剂”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完全隔离了受害者，使大屠杀的执行者不会产生道德内疚、良心不安，他们的道德完整性并没有受到损害。德国战后在清理纳粹罪行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办公桌旁的杀人犯”，就是指那些为数众多，没有直接参与党卫军一点暴行，甚至根本没有去过任何集中营的所谓管理官员。他们制定规章，起草执行办法，签署信件，打电话，参加各种会议，他们并没有真正看到枪杀或毒气杀人，他们只是在一个庞大的组织里做着专业工作，因此很少会看到自己工作的直接后果——堆积的尸体和白骨。“为效率而效率”成为党卫队的座右铭，驱使其集团成员全力以赴投入一场原始人式的角逐竞争，把一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基本价值和准则置之度外，他们用不着离开办公桌，却能够灭绝一个种族。工具理性使党卫队可以把出于所谓国家政治需要而犯下的滔天罪行，解释为只是“人类工艺学效率”的对象，这样，谁不关心自己为什么而斗争而只是关心怎样进行斗争，谁就会特别积极地为犯罪的目的“英勇”地进行战斗。

再次，赋予法律框架。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刽子手个人的事，甚至可以说与个人无关。个人完全可以在参与集体罪恶的同时保持个人的道德，这就需要有一种减轻个人责任的屠杀秩序。希姆莱是明白这一点的，他非但不要求个人对其残杀负责，还意图约束党卫队员的残酷折磨行为：“我严格禁止任何党卫队成员擅自对犹太人采取任何个人行动。”他重视的是“规矩地”杀人，是形式上的正确。1935年他还规定集中营的看守员每三个月必须在一份声明书上签名保证自己不虐待囚徒。在大屠杀的高峰期间，党卫队最高法庭宣称：“在势必消灭我国人民的死敌的斗争中，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是德国人民所不取的。”[48]这个法庭还真的惩治了不少虐待狂和腐败分子，内部整肃加快了杀人机器的运转，队风纯洁了，杀人也更多了；个体越道德，总体就越野蛮。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服从命令。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SHA，“盖世太保”即是其中之一部）局长海德里希就是无条件服从的典型：没有什么不人道的事是做不到的。一切都可以做到，包括屠杀数百万人。对于艾希曼及整个党卫队来说，犹太人问题纯属国家安全范畴，这个问题的界线和内容都是由政治领导、领袖所决定的，他们只知道服从、执行命令，个人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只是如何更快、更好地执行上级指示。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上就一再咬定：他并不恨犹太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都是为了完成上司交付的任务。“像我这样的卑微的人，谁会费脑筋去想那些事？我从上级那里接到命令，不会左顾右盼……渐渐地，我们被教会了一切。我们融入其中，所知道的就是遵守命令。我们被我们的誓言锁住了。”[49]事实上，艾希曼的第一个女友就是一个犹太姑娘。当初他之所以参加党卫队，并不是基于什么政治信仰，纯粹是因为他已失业很久，需要有份工作。加入党卫队后，艾希曼一度因为想退出党卫队，加入正被希特勒查处的共济会而差点被送进集中营。艾希曼还说，在参加党卫军之前，他一直实践康德哲学的最高诫命，而一旦他决定参与“最终解决”方案，就不再遵循康德的最高法则，转而以希特勒的原则为原则。总之，他只是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尽管事实证明他在执行命令时发挥了特别强的主观能动性，但其行为基本上是奉命而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指挥官弗兰兹·斯坦格尔是一个忠诚的天主教教徒，天性中没有魔鬼的成分。在他看来，犹太人是非人性的“货物”——“我很少把他们看作是单个单个的人。他们总是一大群一大堆地运来。”他声称他很自豪地监视着几万、几十万的人被毁灭，尽管他每晚要喝白兰地才能入睡，但“那是我的职业，我很喜欢。它让我感到充实”[50]。相反，党卫队最腐化的干部之一、白卢西尼亚专员威廉·库贝（Wilhelm Kube）是个酒鬼和登徒子，却多次把犹太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作为个人，他显然比霍斯糟糕得多，但他拯救了若干犹太人。“对于个人来说，毫无反抗地和勤奋不倦地适应现实的非理性，是比理性更加理性的。”[51]德国人素重道德，他们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自由主义会导致道德松弛，但他们的道德主要指私德和修养。当社会政治领域难以建立普遍规范和公共道德时，道德的努力便主要在私德方面，这就是古典人文主义者孜孜以求的“人性的完善”，德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美德如勤勉、忠诚、节俭等等都属于私德。唯心主义传统教会德国人即使在残酷而不义的现实处境中，作为一个道德的人，至少在其私人生活中，他也能保持人的尊严和自由。歌德曾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每当我想起德国人，内心常常感到十分痛苦。作为个体，他们十分令人尊重，但是作为整体，却令人感到十分讨厌。”[52]德国人在私人修养与公共道德方面的分裂，得到了现代工具理性的支持。目的和手段分离之后，个人只对手段负责，只要这种手段能够有效地达到目的，行为者就万事大吉了，一切与个人品质无关。这就是罗素所说的：“‘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和准确的含义。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53]目的是由集体、上级定下的，个人无须也不可能过问，除了完成任务外，他所能做的只是维持个人修养，完善个人道德。

最后，营造日常情景。希姆莱1941年12月12日的命令这样要求：“高级领导和指挥员的神圣义务是亲自负责，不让必须完成这一艰难义务的我们的人员中有谁变得粗野或性情和性格受到伤害。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执行任务时要纪律严明，完成了这么一桩困难任务的那天晚上要举行战友聚会。但战友聚会绝不可以滥用酒精结束。这天晚上应是这样的，在这个晚上——视情况而定——最具有德国家庭特点地围坐在一起吃饭，这天晚上几个小时应该充满音乐、报告，将我们的人员带进德意志的精神和内心生活的优美地带。”[54]党卫军有意识地将其成员的家庭生活安排在集中营营区或附近，想通过保证凶手们在犯罪现场过一种表面寻常的家庭生活，赋予这种“职业行为”以正常化的假象。霍斯甚至要求他的人员在外表上也要无可指摘：“我提醒注意，党卫军和警察的所有男性，尤其是在家乡的男人，刮胡子属于工作仪容。任何上司不可以容忍不修边幅的外表。”[55]相当多的刽子手不但在大肆屠杀时依然保持其正常生活，而且在事后也以“服从命令”一语把自己解脱出来。大量材料证明，这些屠犹罪犯并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奥斯维辛的囚犯医生林根斯-赖纳（Ella lingens-Reine）回忆：“在我所认识的党卫队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数，真正具有病态主动犯罪的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情。”[56]另一名幸存者则回忆，奥斯维辛“有这么一位党卫军成员，他是众人中最好的。他从没打过我们。有时他还给我们一支香烟，有时我们给他一支。我们交谈，我们一起笑……他确实是我们在那里认识的最好的党卫军成员。一个真正的高尚的家伙。可是当他们送来病人时，这经常是200名或300名，要将他们枪杀——那么对于他来说，走进地下室，拉开枪栓打死他们就是一种享受”[57]。不能说这类党卫军没有道德，但他能摆脱日常道德的规范自觉地犯罪。当集中营使这种“正常人”犯罪成为纳粹德国的“正常”现象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在此没有什么用场：刽子手们原没有什么精神病，也不是天生的杀人狂。杀人之外，他们都有自己的正常生活。有一批科学家在集中营利用囚犯进行科学研究，如人体冰冻试验、绝望与阉割试验、基因研究等等。奥斯维辛医生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博士是研究饥饿问题的专家，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搜集样品，给心脏注射致命的苯酚，摘取各种器官进行分析。他一方面杀人，一方面维持着正常的生活方式：

清晨三时在现场观看特别行动。在我看来，但丁的《地狱篇》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情节若与这种行动相比，简直成了喜剧了。

今天上午从我的律师那儿得到一个极为令人愉快的消息……这个月的初一，我获准与我的妻子离婚了。后来，我又以医生的身份到现场观看对八名犯人的体罚和用小口径步枪执行的枪决。得到一些肥皂片和两条肥皂……晚上的特别行动又在场。

下午，在明媚的阳光下，听了一场由犯人乐队演奏的音乐会。指挥是华沙歌剧院的指挥，乐师共八十名。午餐喝葡萄酒，晚餐有烤鲤鱼。

昨夜，第六次与第七次特别行动均在场……晚八点与集中营副长官波尔共进晚餐……一顿名符其实的晚宴。烤狗鱼很多，管够，还有上等咖啡，优质淡啤酒和面包圈。

今天，我们摘取人的肝、脾、胰等新鲜的内脏。

到现场观看了第九次特别行动（对付一些外国人和憔悴不堪的妇女）。

星期天上午在现场观看第十一次特别行动（对付荷兰人）。天气潮湿、寒冷。三名妇女向我们哀求饶命，情景极为凄惨。

应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沃思的邀请，到长官俱乐部玩了个痛快，品尝了保加利亚葡萄酒和克罗地亚烈酒。

从一名非常虚弱的十八岁的犹太犯人身上取出肝、脾、胰等新鲜内脏。事前给他照了一张相片。[58]

另一个党卫军医生门内克（Friedrich Mennecke）博士，1941年11月19日从拉文斯布吕克女集中营写信告诉他的妈妈：当天他填写了有关被杀的犹太人的95份表格，然后用了晚餐——三种香肠、黄油、面包和啤酒，最后睡了一个完美的好觉。[59]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门格尔（Joseph Mengele）医生有几次对怀孕的妇女关怀备至，对生育作了全面的安排。“其中包括接生时的灭菌环境。他极为小心地剪断了脐带。”但30分钟后，母亲和婴儿都被送进了毒气室。他为这一行为的解释是：“当一个犹太孩子出世时，或者当一名妇女来集中营时已怀孕，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孩子。我不能给予孩子自由，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再自由地生活下去。我不能让孩子留在集中营，因为这里没有能够使孩子正常成长的便利条件。把孩子送进焚尸炉，而让母亲在一旁亲眼目睹孩子的死亡，是不人道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母亲和孩子一同送进焚尸炉的原因。”[60]一个冷血杀手与一个好医生、好父亲可以根据需要分别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将自我双重化、一分为二的分裂是成为一名合格刽子手的条件。

杀戮行为在上述四个方面的理性化，是就直接从事屠杀的党卫队士兵而言的，但他们只是纳粹大屠杀工程中的一部分。这个工程的现代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就受害者而言，他们也不是传统意义的敌人。文明与暴力相连，历史充满屠杀。但从迦太基毁灭到20世纪波尔布特的大屠杀，对象都是利益上或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而把犹太人作为德意志的敌人，则是明显的臆测或谎言。在纳粹德国，犹太人并不是社会冲突的一个因素，他们也不构成任何政治和宗教的力量。“他们并不像米诺斯人威胁雅典城邦，异教徒威胁基督教徒，新教徒威胁神权国家，吉伦特派威胁大革命，或俄国富农威胁社会主义的建立，他们没有威胁到德国。”[61]实际上，不但一些同化的犹太人早已以德国人自居，非同化的犹太人也以作为德国公民而自豪。

就执行者而言，他们并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刽子手。美国作家刘易斯（C.S. Lewis）认为：“我生活在管理时代，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世界。最大的邪恶不是在狄更斯喜爱描写的‘罪窝’里，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我们在这些地方看到了罪恶的终极下场。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提案、附议、通过、完美条文），却是在窗明几净、地毯铺地，温暖舒适、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参与的人都是谦谦君子，他们衣领清洁，指甲整洁，不留胡须，不提高嗓门说话。所以，我笔下地狱的象征是警察局或写字间的官僚主义，是恶心透顶的企业办公室。”[62]对于这种“办公室罪恶”和“办公桌凶手”美国学者艾赅博（Guy B. Adams）和百里枫（Danny L. Balfour）称之为“行政之恶”。这是指源于技术理性和专业主义的现代公司行政组织，在技术上是完善的，在道德上却是贫乏的：它冲击了规范判断，使组织中的个人越来越强调纪律与服从，追求效率、服从政治官员，从而名正言顺地作恶。以纳粹大屠杀为例，就存在着服从的铁律（执行者也会以执行命令为由来为自己的邪恶开脱）、为邪恶去名（把灭绝犹太人称为“特别对待”或“最终解决”）、道德错位（指将邪恶的或破坏性的事务重新定义为善的有价值的事务）等手段和方法。两位作者指出：

历史情有可原地关注希特勒及其亲信，关注党卫军、盖世太保及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中医生与看守的暴行，却极少有人注意到其中数以千计的公共行政官员，如财政部里充公犹太财产的官员，组织了强迫劳动的武器视察官员，帮助创立并维持德国及东欧犹太区与死亡营的市政官员，以及利用了奴隶劳动的公司企业。从程序上看，清洗犹太人与其他任何现代组织过程已难以分辨，人所关心的是界定精确、规制详细、服从法律以及保持纪录，也就是说，现代的公共服务技术理性法则在每个方面都得到了贯彻。[63]

就屠杀方式而言，大屠杀的方式不是军事的、警察的，而是工业的。法国学者菲利普·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指出：“从消灭犹太人的‘最终’形式来看，这种消灭不再带有任何经典的或现代的系统镇压的特征。甚至所有那些为了逼人招供、迫人悔改、恐怖惩戒而发明的‘机器’，都不再用得着。犹太人就像处理工业废料，处理寄生虫一样被处理了。……这就是为什么为此目的而使用或‘改造’的那些机器（并不是人们所发明的铁处女、车轮刑、断头台一类的机器），是我们工业领域中十分平常的机器。”[64]在此工业系统中，组织者的任务是更好地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改进方法和工艺程序，以确保执行者能够把本来具有一些属人的感情，乃至动物性的怜悯抽象掉，在完成杀人任务时无须产生良心颤动和道德的不安。执行者面对的也不是一个与他们一样有生存权利、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生命，而是一件件产品原料，一堆有待处理的垃圾。对他们来说，是杀人还是生产冰箱没有根本差别，他们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完成分配的任务。事实上，集中营的报告都是以冰箱生产者和病虫害消灭者的语言写成的。杀人而不感其杀人，无动于衷的行为者和无知无情的机器一起，在奥斯维辛吞噬了100万以上的生命。没有古战场的慷慨悲剧，没有扣人心弦的善恶较量，有的只是一条条生产流水线，一群认真而勤勉地完成生产指令的工人！

4. 理性之外的德国性

然而，仅仅现代性，不足以解释大屠杀；行政机构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办公桌上的并非只是罪犯。大屠杀之于纳粹的意义，根据弗里德兰德尔的概括，至少有二。第一，对于一个依赖持续动员的政权来说，犹太人正好被用来作为这种持续动员的神话。反犹文化虽植根于传统的基督教反犹主义，但更多是因为纳粹政权目标的激进化和战争的扩大化，反犹行动才更加极端。纳粹需要找出一个敌人才能把德意志民族凝聚起来以实现纳粹的目标，越是困难越是需要。比如1940年，因为德国在战场上的一系列胜利，处于喜悦中的希特勒在演说中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犹太人问题。但从1941年秋开始，因为在东线速战速决的计划已经失败，因此有必要动员全民力量以应付危机。希特勒不停地把犹太人说成是“世界的敌人”，明确提到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第二，纳粹意识形态赋予希特勒以一种准天意的权威，希特勒的控制力有三个救赎纲领——最大限度的种族纯洁性、最大限度地粉碎布尔什维主义和富豪统治、最终的千年救赎，与此相应，在每一条中犹太人都是恶的代表和体现。1941年12月31日，希特勒在电台中说：“如果我们所有人一起忠诚地完成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命运将会像神意安排的那样实现。那些为他们民族的生命、为每天的面包、为民族的未来而战斗的人终将会取得胜利！但是那些心怀仇恨并试图在这场战争中灭绝欧洲各个民族的犹太人将会被抛弃！”[65]把一项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与国家建构说成是“神意”，表明这种现代性是被扭曲的现代性。

严格地说，在纳粹德国得到空前发展的只是现代性的一条路线。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Georg Lukacs）判定，自从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在所有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法国革命、解放战争、“七月革命”、“三月革命”、俾斯麦统一、一战以及纳粹统治等，德国人民都对历史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了错误的、非民主的回答。当伟大的欧洲人民在近代开始就组成民族国家时，德意志走向纯粹的封建割据；当欧洲资产阶级开始其“英雄”的大革命时，德意志只能在哲学、文学领域进行“云端中的战斗”；当一再推迟的民族统一终于在1871年完成时，依靠的却是普鲁士的刺刀。总之，从16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走的是一条非自由民主的道路。德国的工业化时代是从弗里德利希二世引进英国蒸汽机开始的，1815年以后经济精神逐步渗透到德意志民族意识之中。作为新教伦理的故乡，德国的发展速度为欧洲之冠：统一后不到30年时间，就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总体实力超过英法而仅次于美国。在此过程中，外国的技术发明、投资，商业和工业组织范例以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在德国产生了作用。但是，德国人是用一种典型的德国式的彻底精神和系统利用的态度来研究和发展这些外国范例的，比如首先在德国涌现的企业联合体“卡特尔”（cartel）就与德意志根深蒂固的总体意识、服从性格相联系。“其组织之完密，其保障之周备”，“最或然之一解释即为国民服从性之由来久远，而为之领袖者易收提纲挈领之效也”。[66]拒绝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人道理想的德国在接受现代科技和组织手段方面并不犹豫，现代性的技术、效率之维的片面发展是德国可能制造空前暴行的条件之一。

现代性是抽象的理想类型，它的具体实现和展开是与历史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英法美等现代国家就没有出现奥斯维辛。有关纳粹德国的史学研究一再表明，近代以来的德国反理性、反自由的政治文化如果不是直接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野蛮化作了心理、情绪甚至话语的准备，那么至少也使德国人在纳粹崛起时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和意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没有唤起德意志民族的自我反省。俾斯麦以来的强盛信念在失败的刺激下以一种被压抑的亢奋和更加非理性的方式喷涌而出，受到严重挫伤的民族心灵涌动着报复和雪耻的冲动。魏玛民主政府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安抚协约国并平息国内的愤怒舆论，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而重建国家、发展民主则是它的自我期待。但是，无论是多数国民还是少数政治家，无论是党派组织还是利益集团，均对民主建国、民主文化毫无经验。1919年，“当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时，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67]。多数德国人把魏玛共和国当作“胜利者的制度”而加以反对，用“意外的共和国”、“一项权宜之计”、“一种窘境”来修饰共和国。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力量因此陷入久久未能弥合的分裂之中，党派林立，政见纷争。其中占国民人口大多数的是老式反动思想的传统保守派（如高级公务员、法官、教授、企业家、容克地主、普鲁士军官团等）和激进右翼纳粹分子，他们公然以共和国的敌人为荣，成为民族情绪的鼓动者和得益者。与此极端对抗的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少数激进左派，它们把苦难现状归因于民族专制传统，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在一系列政治尝试失败之后，它们认为魏玛民主没有建立在工农委员会的基础上，更没有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理想，是社会民主党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产物。左右两派虽相互攻击势如水火，却又一致攻击共和国。怨恨和破坏充斥共和国，形成了普遍的仇毒、暴力的气氛。即使在相对稳定平和、“一天天好起来”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共和国也未能唤起国民的忠诚和信赖。满怀怨恨的退役军人、浪漫的民族主义者、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恐惧共产主义的大企业家和大地主、现存体制下的失意者、愤懑的失业者、暴力嗜好者以及想干一番事业的青年，都在恐惧和非理性思想的主导下，渴望一种精神的蜕变和民族精神振兴的希望，并寄望于救世主的出现。1925年10月，法国总理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洛迦诺对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说，他虽然相信绝大部分德国人真诚地希望和平，“但是你们在自己的政策中总有我所称之为德国神秘主义政策的东西，这就是在你们那里有人不愿意在当前有这样一项和平条约，因为他们相信什么时候总会出现奇迹。如果您去问他们会有什么奇迹，那么他们对您也讲不出究竟是什么；但是希望能出现奇迹的这一想法使他们面对茫然的前景，以此为依据而根本不再去擦亮眼睛正视现实”[68]。

理智的衰退与世纪之交西方文化精神的转移有关，这就是广义上的浪漫主义对19世纪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的反叛。习惯于随大流的国民对理性主义不能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紧张和冲突感到失望，而对非理性和由隐秘的冲动所决定的人类行为的认识促使他们怀疑理性是否在主宰着人类行为。从强调情感、直觉、美开始，浪漫主义进而赞扬无情、武力和暴力，无节制地崇拜力量的美，排斥理智、友爱和对弱者的同情。而一战的毁灭性后果似乎也证明那个有序、和平、理性的世界已经衰败，先锋派艺术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种族神秘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都在攻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性原则，对理性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对自由主义的个人原则、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并使越来越多的人都感染上强烈的焦虑和恐怖，为战争、暴力和法西斯主义辩护。云格尔（Ernst Jünger）、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凡·登·布鲁克（Arthue Moeller van den Bruck）、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等知识精英都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的仪式的信仰者，他们相信商业、实利主义、安全、立宪制度、理性主义和宽容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已经腐朽，需要给它致命一击。只有在意志、权力、斗争和天命这些准尼采主义的概念基础上，一系列新的价值观才会出现。[69]这一时期知识界经常使用的概念“Volk（人民）”、“Führer（领袖）”、“Organismus（有机体）”、“Reich（帝国）”、“Entscheidung（统治）”、“Gemeinschaft（社群）”等等，都表达了一种对寻根和组织团体的需求，伴随而来的是对理性的排斥，并指向直接行动或投向“卡里斯马”型强权人物的冲动。1933年1月，当希特勒用公元6世纪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击败罗马后的庆典仪式来纪念纳粹党权时，当他在魏玛的废墟上、在一片欢呼声中向其党徒和群众挥手致意时，许多德国人认为这是在经过多年被迫适应民主、法治和“西方的”价值观之后，德意志终于回归了自我。

当代学者赫弗（Jeffrey Herf）1984年在《反动的现代主义：技术、文化、魏玛和第三帝国时期的文化与政治》一书中，用“反动的现代主义”（Reactionary modernism）来概括纳粹主义既向前又向后的双重特点。此论的前提是不承认有一般的现代性，而只有各民族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形成的现代社会；其重点分析的是德国知识分子和纳粹主义既拒绝启蒙理性又拥抱现代技术、既追求现代又神化过去的矛盾性格。所谓“反动的现代主义”，不是拒绝现代、希望返回前现代的“反现代主义”（anti-modernism）或浪漫主义，而是试图驾驭、扭转现代主义的一种努力。根据尼古拉斯的研究，纳粹的现代主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技术进步的热爱，二是其文艺作品中对现代体验的叙述——创造精神的解放、意志对理性的胜利、超越界限、对暴力和恐怖的痴迷、对真实自我的颂扬等等。尤其重要的是，纳粹渴求的“技术”不只是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动员技术、社会控制技术。它们之所以是反动的，在其“以过去为将来”。纳粹肯定现代主义，特别是其技术创新，但不满其社会文化后果，因此要发掘民族传统中的价值观、制度和符号来赋予现代技术以新的意义。1941年6月，希特勒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说明了这一点：“在不远的将来，德国将采取最伟大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将建立起雅利安种族永恒的世界统治。随着世界霸权争夺战中‘优胜者流动奖杯原则’的失效，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将成为过去。因为借助整个欧洲的工业潜力，结合东方的劳动力，我们将重建起古罗马式的庙堂、温泉浴场和宫殿，我们将永远逃出一个复杂化的，对个体来说已经不能认识的世界，并因此而放弃对一个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克服的追求，也无需再回到欧洲传统秩序设想的框架内去追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了。历史，自1500年以来已经中断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重新返回过去。”[70]

“过去”是何时？没有古典传统的德意志只能回到中世纪：“因为纳粹党在中世纪世界里看到了统一的社会秩序的基础，看到了现代世界中所缺乏的一切。在这里，关键是要试图激发封建观念中的忠诚和荣誉，以之为自然政治单位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领袖原则是封建社会的荣誉和忠诚的原则在20世纪的改写。同样，纳粹党关于‘血液和土地’的教条是基于对罗马法私有财产权的蔑视，它所需要的是更封建的财产概念。这种财产是以获得用益权和继承权作为服务共同体的回报为基础的。因为这些原因，纳粹党抵制有关权威和服从有理性结构但无个性特征的国家权威的现代概念，并用个人忠诚的纽带取代他们，这种忠诚不仅仅是对于元首，并且是对通过宣誓忠诚被授予以采邑的一系列‘小元首’的忠诚。”[71]对纳粹来说，中世纪是他们用以对抗现代性的资源：以统一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来控制现代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以自我奉献的英雄主义来取代现代的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以乡村平衡城市，以民众共同体平衡现代企业。封建理想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就是纳粹的“反动的现代主义”。因此，现代化之于纳粹，不但不包括民主化、法制化这类“西方现代性”的主导内容，也不意指一往无前的进步性，而仅仅是工具论意义上的现代性。纳粹确实要突破现存秩序，也确实以“革命”的面貌出现，但却是以过去为将来。这就是希特勒说的，纳粹主义将“废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观念，而代之以扎根于土壤之中的、用共同血缘凝结在一起的种族社会的观念”[72]。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理性化的扩张把一切都纳入手段─目的的工具性结构，因而导致社会生活中的“祛魅”——社会生活摆脱传统控制，转向运用理性的方法来理解和征服世界，一切古老的规范、自然的诗意、人性的尊严都逐步化为乌有。韦伯预见到，理性和效率（官僚体系/科层制）如果运用不当的话，将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这恰恰就是德国的情况：随着实际事务中合理性的增长，精神文化、社会政治领域的“魅力”却并未清除。从路德到俾斯麦，都企图在现代性挑战面前顽强地保护德意志传统，所谓“普鲁士道路”不但适合德国国情，还被鼓吹为一条优越于英吉利、法兰西的近代化道路。在民族主义的鼓噪下，传统的荣光、领袖的权威、尚武精神、血液和土地等都被有意识地神化、魔化，现代性不是导致这些“魅力”的消解，而是转而屈服于它。在经济技术高度发展的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王国的势力，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容克仍然牢牢占据着德国的统治地位，它既不发展英国式的强有力的立宪政体，也不仿效作为法国特征的民主和平等。引进技术、发展工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德国强权，否则，德国就会变成“一个人口减少，资金微薄、势力范围狭窄、文化下降的国家，它就会被从强国的行列中抹掉”[73]。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大多数德国人对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农村传统，接受了民族主义的宣传，“合理性”、技术只被解释为一种手段，一种可以加强德国势力的有效手段，而现代性有可能导向的现代行政系统、议会民主、个人主义却被认为是有害的。把德国引向一次大战的威廉二世，“心里有两个灵魂”，一个是浪漫派、封建主义者，一个是新工业、新技术的热心者，但前一方面有压倒性的优势，因而尽管在他的时代新工业、新技术发展惊人，但受到社会最大尊敬的仍然是贵族、军人等传统上层。希姆莱在编练党卫队时，曾要求将“纯正的军人传统、德意志贵族的高尚思想、风度和教养，以及以种族精华作为基础的工业家的创造性活力，连同时代的社会要求”[74]集于一身。党卫队的世界观是一种“英雄现实主义”，即浪漫主义（英雄）加工具理性（现实主义）。现代技术是“用”、是工具、是手段，传统理想才是“体”、是灵魂、是目的，现代性不但屈从于而且强化了德国的专制权威和野蛮化了的浪漫理想。正如梅尼克所说：“近代职业生活的形式，使得生活都被打上了机械性的烙印，生活目标都被规格化了，而灵魂生活的内在的自发性却式微了。”[75]所以阿伦特才说，大屠杀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实际上是由无数个像艾希曼这样普通的、“平庸”的人共同参与而造成的。

鲍曼在研究大屠杀时强调了德国官僚体系的巨大作用。现代官僚制的特征是专业分工和命令体系，前者意味着每一个行动者都从事着专门的工作，发挥着有限的功能，绝大部分人都不与终端产品见面，从而使他们很难知晓或不关心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后者则意味着下属要服从上司的命令，不应对其命令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也就是说，他不应去判断上司的行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他只是官僚体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无论大屠杀的实现需要多少其他条件，但如果没有现代官僚体系的配合，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相反是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大屠杀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人所为。党卫队来自德国社会的各阶层，特遣队员中多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锋队”的粗俗蛮横不同，党卫队体现了保守主义原则，是纳粹党的精英分子，当时的那些“文人雅士”都喜欢加入党卫队。弗赖堡天主教大主教格勒贝尔（Konrad Grober）博士1946年还承认，党卫队“在我们弗赖堡被认为是党的最正派的一个组织”。党卫队的著名间谍舒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回忆当年参加党卫队时说：“党卫军被认为是当时一个最精锐的组织。希特勒特别是警卫队的黑色制服，穿起来威武美观……在党卫军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典型的人物’；参加了这项工作，就可以获得崇高的荣誉和社会上的利益，完全不像在冲锋队中那样的喧嚷嘈杂。”[76]当然，党卫队的人员成分是有变化的，早期要求很严，甚至有人因为镶了牙而被拒之门外，但到了1934年，希姆莱明白，数量比质量更重要。从此党卫队敞开大门接受志愿参加者，而参加党卫队也成为一种时尚。尽管如此，党卫队还是有比较严格的纪律。这些从事大屠杀的党卫队员，都有妻室儿女，有正常人的生活，下班回家照样是称职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照样聆听舒伯特的小夜曲，并且在每天屠杀过后还自以为忠于法律，是循规蹈矩的体面公民，从未想到会因此而偏离个人道德。像小说《索菲的选择》描绘的奥斯维辛司令鲁道夫·霍斯，在日常生活中还不乏严肃和正直。所以赫内指出：“决定大规模灭绝的速度和性质的，不是博格尔和卡杜克之流的虐待狂，而是像鲁道夫·霍斯这样的人：有妻子儿女的勤恳汉子，在反犹主义的除害灭病斗争的思想中长大，坚持一种不从个人考虑，而讲究军人—工业式规范性的机械主义，这种机械主义将个人对别人应负的任何责任置若罔闻之度外。”[77]

大屠杀确与现代性有内在关系。所以，尽管希特勒自杀、纳粹体制崩溃、纽伦堡审判之后，文明人类并未完全走出大屠杀的阴影；然而，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这种关系，主要在于现代性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可以使刽子手在心理上摆脱责任。必须强调的是，仅仅现代性，还不足以解释纳粹的屠犹行动。狂热的民族主义、封建主义的生活习惯，浪漫主义的日耳曼崇拜、无条件服从的权威心理与现代技术效率、冷酷无情的权术相辅相成地融合在一起。1897年，德国最重要的企业家、政治家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一封信中说：“用什么样的文化标准来判断这样的事实：德国正在被一种比几乎所有（其他）的文明国家都更专制的方式统治着，并且跟大多数天主教国家相比，宗教的影响更深。……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处于分离状态。”[78]德国有现代性，却没有“祛魅”。“虽然我们见证了在广岛和长崎发生过的可怕事情，古拉格的耻辱，无谓而血腥的越南战争，柬埔寨自我灭绝的屠杀，导致许多人失踪的阿根廷战争，以及所有残忍而愚蠢的战争，纳粹的集中营体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性质上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类生命在清晰地透着技术智慧、狂热盲信和残暴的手段下于那么短的时间内逝去……”[79]德国有技术理性，却被非理性的疯狂所吞噬，德国特色的现代性最终在奥斯维辛完成了自己。奥斯维辛不只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传统的一种结果。全面反省大屠杀，需要充分认识德意志现代性的特殊性，即德意志文化的野蛮性。

原因很简单，无论现代组织技术为大屠杀设计了多么“合理”的理由和手段，大规模杀人毕竟是滔天大恶，刽子手们也不会不知道自己的罪恶。海德里希作为大屠杀的直接领导者，冷漠生硬，坚定顽强。但也有证据表明，海德里希痛恨他的角色而不是为之骄傲。他身边的党卫队员讲述过一件事：一天晚上，海德里希喝得酩酊大醉后踉跄着走进灯火通明的浴室，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掏出手枪对着镜子连开两枪，咆哮道：“我终于抓住你了，你这个人渣。”[80]海德里希手下的刽子手也很难完全摆脱杀人的阴影。比如率先提出用毒气杀人的党卫队主任医生格拉维茨在盟军进入柏林前夕，就用两颗手雷将自己和全家杀死。这说明，现代性并不能真正使刽子手坦然地执行屠犹命令，没有某种原始的、野蛮的力量的支持，大屠杀不可能实施。

[1] 希特勒1941年7月10日的谈话。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22页。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德国医学家。说犹太人是德国躯体上的病菌，反映的是纳粹大屠杀是如何盗用了现代科学的某些理念。

[2] 转引自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400页。

[3]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10页。

[4] 参见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和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等。

[5]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第9、21页。

[6] 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1969），邓蜀生等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80—581页。

[7]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1965），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68页。

[8]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9]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23页。

[10]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矛盾》（1991），杨渝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158页。

[11] 克里斯·麦克纳布：《二战数据Ⅲ： 党卫队》（2009），张书坤等译，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12] 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袁柏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147页。

[13] 米歇尔·斯托勒、卡斯滕·达姆斯：《盖世太保——第三帝国的统治和暴政》（2009），朱刘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14]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1985），张小雪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15]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1975），许衍艺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16]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34页。

[17]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38页。

[18]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40页。

[19]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47页。

[20]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1990），张显奎等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5页。

[21]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26、151页。

[22]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8页。

[23]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49—150页。

[24] 转引自亨利·弗莱德兰德：《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1995），赵永前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25] 亨利·弗莱德兰德：《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第394页。

[26] 参见姜·埃·瓦洛里：《犹太人的大灾难》（2006），罗晋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27]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下册）（1998），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67页。

[28]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175页。

[29] 转引自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36—37页。

[30]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667页。

[31]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1967），江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9页。

[32] 转引自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1962），朱立人等译，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730页。

[33] 转引自奥托·克劳乌斯、艾利希·库尔卡：《死亡工厂》，白林等编译，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6页。

[34] 参见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78、193页。

[35] 艾赅博、百里枫：《揭开行政之恶》（1998），白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36] 参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273页。

[37] 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灭绝的年代》（2007），卢彦名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406页。

[38] 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灭绝的年代》，第338页。

[39]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676页。

[40] 参见囚号135633：《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吴禾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41] 参见亨利·弗莱德兰德：《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第397—398页；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灭绝的年代》，第420页。

[42] 参见迈克尔·伯利：《第三帝国》（2011），李广才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05—306页。

[43]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20页。

[44]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42—143页。

[45]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28页。

[46]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63页。

[47]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第30页。

[48]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46—447页。

[49]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34页。

[50]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40页。

[51]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52] 转引自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杨成绪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7页。

[53] 伯特兰·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肖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54]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89页。

[55]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205页。

[56] 转引自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45页。

[57]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206页。

[58]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30—31页。

[59] 参见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灭绝的年代》，第245页。

[60]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79、81—82页。

[61] 菲利普·拉古-拉巴特：《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1987），刘汉全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62] C.S. Lewis, The Screwta pe Letters, New York: Macmillan, 1943, p.x.

[63] 艾赅博、百里枫：《揭开行政之恶》，第71页。

[64] 菲利普·拉古-拉巴特：《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第42页。

[65] 转引自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灭绝的年代》，第232页。

[66] 潘光旦：《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1930），《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67] 彼得·盖伊：《魏玛文化》（1968），刘森尧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68] 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下卷）（1956），王步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5页。

[69] 参见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周宪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56页。

[70] 转引自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370页。1939年4月，戈培尔在《德国的技术》一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的时代。我们这个世纪的高速发展影响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没有一种努力可以逃脱它的强大影响。因此无疑的，现代技术将导致人类失去灵魂的危险已经到来。国家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拒绝或反对过技术。相反，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强化技术的传统，使之内在地与灵魂契合，规范它并使之服务于我们的人民和文化。以前，国家社会主义的公开文件总是强调我们这个世纪钢铁般的浪漫主义特性。今天，这个词获得了它的全部涵义。我们的时代既浪漫又钢铁，这是一个没有丧失其感性深度的时代。现代发明和技术产生了一种新的浪漫主义。资产阶级对技术的反应即使不是彻底的反对，至少也是不理解，而当代的怀疑主义者以为，技术是欧洲文化崩溃的最深层的原因，国家社会主义懂得如何采纳这种无情的组织，且使之充满我们时代的节奏和脉搏。”（Jeffrey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96.）

[71] 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第116页。

[72] 转引自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1988），胡万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10页。

[73]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3卷）（1978），张载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84页。

[74]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157页。

[75]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第60页。

[76] 舒伦堡：《谍海搏杀——舒伦堡回忆录》，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77]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51页。

[78] 转引自弗里茨·斯特恩：《拉特瑙与现代社会图景》，《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第175页。

[79] 普里莫·莱维：《遇难者和幸存者，奥斯维辛后的四十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转引自让-雅克·库尔第纳：《身体的历史·卷三·目光的转变：20世纪》，孙圣英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80]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262页。

十九、大屠杀是原始行为

我们德国人还是过去时代的人。我们固然已受过一个世纪的正当的文化教养，但是还要再过几个世纪，我们德国人才会有足够多和足够普遍的精神和高度文化，使得我们能像希腊人一样欣赏美，能受到一首好歌的感发兴起，那时人们才可以说，德国人早已不是野蛮人了。

——歌德[1]

围绕着纳粹及其大屠杀是德国历史的必然发展还是偶然例外的问题，学术思想界有过深入讨论。对于纳粹大屠杀，有两种解释思路：一种是功能主义的思路，即将之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大屠杀是西方现代文明破坏性体制和技术能力的产物；另一种是文化主义的思路，它重在剖析大屠杀与德国独特传统的联系，大屠杀被证明是德意志民族的原罪。这两种思路重心不同、解释各异而各有价值。重要的是，任何一种单一的原因都不足以透彻解释纳粹大屠杀。希特勒取得政权后宣称：“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就是野蛮人！这是个值得尊敬的称号，我们将使世界为之改观。”[2]在希特勒看来，野蛮是文明的根基，是取代濒死的文明的唯一力量，就像古日耳曼人用战斧消灭衰弱的罗马帝国一样，它也能消灭堕落的西方现代文明。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波兰作家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在描写集中营生活时就写道：“看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多么原始的世界：你能在全欧洲找到几个没有杀过人的；能免于被他人谋杀的，你又找得到几个？”[3]在一些热衷于把大屠杀归于现代性的学术环境中，这些言论提示我们正视大屠杀的原始性和野蛮性。

1. 东部犹太人

以为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使大屠杀变得可行是正确的，但如果进而得出结论——现代性本身导致了大屠杀，那就过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大屠杀之于纳粹并非是一件合理有效的行动。战争之前，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主要局限于伴随着驱逐的“种族隔离”；战争开始后，却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进行“种族灭绝”。那么，什么样的合理性可以解释纳粹将希腊罗德岛上的2200名犹太人运到3200公里外的奥斯维辛，而不是将更为紧迫的军事运输放在首位？在盟军完成诺曼底登陆、东线红军步步进逼，德国即将战败之时，是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理由使得1944年纳粹抓捕50万匈牙利犹太人到奥斯维辛？齐格蒙·鲍曼是谨慎的，他并没有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画等号。他的结论是：“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理性化的世界使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4]那么，“充分条件”是什么？

并非德国才有“大屠杀”。《明镜》周刊记者泰奥·索梅尔说：“如果说纳粹政权及其执行者在奥斯维辛的道德沦丧，在惊愕的愤怒的世人面前昭然若揭，那么，苏军在占领东普鲁士时所干的恐怖行为证明，对单个人的野蛮、残暴和蔑视人权不只是德国的专利——专制者和而后的战胜者的非人性难分伯仲。非人性不只是民族性的问题，而是因意识形态的扭曲而产生的兽性化问题：以种族灭绝为荣或崇尚宗教狂热。文明的一层薄薄面纱一旦被撕去，仇恨和复仇欲望就会成为实行非人性的动机。”[5]并非现代才有大屠杀。罗马人灭迦太基，蒙古骑兵护送大汗灵柩回草原所过之城皆屠，20世纪初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斯大林时代几百万人遭到大清洗、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等等在规模上与纳粹大屠杀也不分上下。把从古到今的大屠杀联系起来的，是大屠杀主体的野蛮性。

这是人向非人、向动物般状态的回归或倒退。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曾负责“安乐死计划”并直接参与集中营设计，据他的下属回忆：“维尔特异常残忍和暴虐。我认为，他的残忍和暴虐不是政治思想影响的结果，而是他的本性。他喜欢咆哮，尖叫，时常威吓我们，集中营看守也经常被他打耳光。整个贝乌热茨灭绝营里，除了奥伯豪尔，没有人不怕他。”[6]开创了集中营体制的艾克（Theodor Eicke），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以残暴和癫狂著称。1934年血洗冲锋队时，他亲手处决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Ernst Roehm）。1939年，他制定了恐怖、残忍的营地管理制度和纪律，成为集中营的主要创始者。史学家评论：“在艾克看来，如果党卫队是德国人中的精英，那么骷髅总队的队员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他的自信，源于他们监狱里关押的那些重犯，他认为这是元首给予的最重大使命。对待手下人，艾克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制定了无情的纪律制度，推行纳粹式的精英主义，灌输残酷无情的管理思想。”[7]维尔特和艾克都是大屠杀的刽子手。前者性格残忍，但其对大屠杀的贡献却在其对现代技术的使用；后者不但残忍而且精于现代管理。这就是说，使大屠杀得以完成的，是野蛮的主体与现代组织/技术的接合。工程师设计出火葬场，管理者设计出高效运转的官僚制度体系，等等，但这些工业化、官僚化、技术化要素都受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都需要一大批执行人、操作者无情地任由残酷的领袖煽动他们卷入这场种族灭绝的集体计划。在生于波兰的美国犹太作家泽西·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的笔下，“我”也设想过：“难道改变人们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不比建造巨大的焚尸炉，然后把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抓来放进炉中烧掉更容易一些吗？”[8]纳粹还没有发明出改变人种的技术，所以只能以原始屠杀来解决其犹太人问题。

因此，大屠杀至少有三个构成要件：传统的反犹主义锁定目标，现代性提供理由和组织、技术手段，原始的破坏力、愚昧、残忍和暴虐生产施暴者的内在动力。没有后者，反犹主义只是意识形态，官僚体系只是机器而没有行刑者。既反传统又反现代性的纳粹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中，将愚昧的认知和野蛮的力量收集、整理起来，在国家的控制下集中起来指向犹太人和其他被害者，实施大屠杀。1932—1934年，在与劳斯宁（Hermann Rauschning）谈到犹太人问题时，希特勒认为真正的政治问题就是未来的种族问题：“就算我们成功地将他们驱赶出德国，他们仍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敌人。”当劳斯宁问这是否意味着要将犹太人完全灭绝时，希特勒回答说：“不，这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就不得不虚构出他们。人们需要看得见的敌人，而非无形的存在。”“犹太人人总是蜷伏在我们内部，但和他们这些有形的敌人作战总比与无形的恶魔作战来得容易。”[9]劳斯宁的回忆后来被认为是伪造的，但确实符合希特勒与纳粹的思想习惯。种族主义本身就是野蛮时代的残留。使大屠杀特别残忍的是，这种野蛮思想却又认为落后的东方是野蛮的，所以无论是战争还是屠杀，东线总是比西线残酷得多。

先看战争。二战期间，80%的战斗都发生在东线，而且东线的战事特别残酷，这与纳粹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偏见、反亚洲人的种族偏见紧密相连。希特勒之外，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将领，大多不是纳粹分子，却都狂热地支持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反犹太和反斯拉夫民族的观念。而且，苏联没有在《海牙公约》上签字，德军在东线的行动不再受到约束。1941年11月，第17集团军司令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将军发布的《东线德国士兵行为准则》中说：“我们从未如此坚信，德国是一个优秀的种族，成就非凡，欧洲的统治权将因此而转到德国人手中，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的任务是把欧洲文明从亚洲的野蛮进程中解救出来。我们知道现在必须抗击被激怒的、顽强的对手。这场斗争只能以你死我活的方式结束，没有任何和解的余地……苏联不是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一个亚洲国家。每向这块被奴役的寒冷土地深入一步，我们都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差别。欧洲，尤其是德国，必须永远从这种压迫下解放出来，必须永远摆脱破坏性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威胁。”[10]

希特勒以及他的将军们希望在几周内赢得对苏战争，而且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战争。这种乐观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一种政治评估，他们认为苏联内部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希特勒说：“你只要踢开大门，整个摇摇欲坠的建筑就会彻底倒塌。”但尽管德军在立陶宛、乌克兰等地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在俄罗斯却遭遇顽强抵抗。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士兵日记中有这样的话：“苏联人不是人，他们是某种钢铁铸成的怪物；他们从不感到疲劳，也根本不害怕炮火……”“每个士兵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被宣布死刑的人，惟一的希望是受伤，然后被送到后方……”“我们不能休息……每个人都很沮丧。斯大林格勒已经把我们变成没有知觉的生命。我们太累了、太疲乏了、太痛苦了！”[11]德军将领们不明白，处于暴政和初次打击下、损失惨重的俄国人，为什么没有像法国和其他情况都比俄国好的国家那样土崩瓦解。古德里安大将在奥廖尔遇到的一名沙皇时代的将军对他说：“假使你们早二十年来到这里，我们一定会热忱地欢迎你们，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现在我们一切刚步上常轨，而你们来到了，要把我们逼迫着再后退二十年，于是我们一切又要从头来过。现在我们是为了俄罗斯而战，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才会联合一致的。”[12]当然，在苏军一方，不但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反抗入侵者的政治和心理优势，还有严厉无比的战场纪律。在1941年8月16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的第270号命令中，逃跑与投降的官兵不但本人会被就地枪决，而且“他们的家庭成员将作为违背誓言者、叛徒和逃兵的家属而被逮捕”[13]。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就有1.35万名士兵因退却和临阵脱逃而被处决。这是一片充满仇恨的土地。1941年7月，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发表诗歌《杀死他》：

……

如果你不想背叛你的祖国，

杀死德国人，见到就要杀死他！

……

杀死德国人，倒台下的不是你而是他；

杀死他，哭泣的不是你的，而是他的家人；

让他的房屋被烧毁，而不是你的房屋；

让他的妻子成为寡妇，而不是你的妻子；

让他的母亲悲伤哭泣，而不是你的母亲；

让他的家人枉然等待，而不是你的家人；

杀死他，杀死德国人！

1942年8月13日，著名记者伊里亚·爱伦堡发表《杀死德国人》一文：“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瘟疫、饥饿甚至死亡，但决不能忍受德国人！……今天，只有一个念头：杀死德国人！杀死所有德国人并将他们深深埋葬。……我们需要生活，为了生活水平，我们必须杀死德国人。”[14]与德军在西线的战争相比较，德、苏之间确是生死之争。激战之外，还有饥饿、寒冷与疾病。德国在东线的损失占整个战争中损失的90%以上，600个师被苏军歼灭，1000万人伤亡、失踪或被俘。即使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在东线作战的德军仍是西线的两倍。对苏战争开始时的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Gunther Blumentritt）将军后来说：

东方人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东方人更能吃苦，这种忍耐能力使他们对于生与死处之泰然。在东方不像西方那样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东方人几乎是满不在乎地忍受重大的损失。他们没有多少主动性，惯于接受命令，受人指挥。

他们的生活方式简单，按我们的标准来看甚至是原始的，条件很差。……

……东方战场成了真正考验我们部队的地方。这是一所严峻的学校，一个同俄国这个敌人打过仗，在俄国的气候中活下来的人，关于战争就没有多少东西可学了。

俄国进行过的所有战争都是野蛮的、血腥的。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学会了重视俄国士兵的素质。拿破仑认为鲍罗季诺战役是他打过的最残酷的一仗。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本世纪初的俄日战争一样也是激烈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东线的伤亡比西线要大，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但很少有人知道的事实。[15]

此前的战争如此，当前的战争更是如此。在1940年的不列颠战役中，英国空军少校道格拉斯·巴德被德军俘虏。巴德在战前就失去双腿，硬是靠着顽强的毅力成为一名王牌飞行员，他的飞机被击落时，他的铝制假腿也摔碎了。德国空军加兰上校招待他吃饭，他说，不知道是否有办法把他在英国备用的假腿弄来。经过层层报告后，德国人使用国际紧急波长发了一份无线电报，不到48小时，少校的假腿就随着降落伞送到。[16]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出现在东线战场上。1944年末，在莱茵地区守卫家乡的希特勒青年团少将师长黑克（Alfons Heck）亲身感受到：“我们在西线面对的敌人特别是美国人有人道得多的名声，我们不曾蹂躏他们的国家，也没有宣布他们是‘劣等民族’。不像苏联人，他们遵守他们签过字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西线双方偶尔也有暴行发生，但每个人都可以指望活下来，只要他们已向美国人投降。毫无疑问，这削弱了我们拼死战斗的意志，特别当人们普遍明白战争注定要失败后更是这样。”[17]

再看犹太人的遭遇。在西方国家，犹太人的处境稍好一些。虽然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Ⅻ，1939—1958年在位）在阻止几百万天主教徒被害方面无所作为，但在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King Chrisaian）佩戴着“大卫之星”骑马走上大街，300多万丹麦犹太人得以逃生。在法国，德军司令施图尔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ulpnagel）将军极少有兴趣支持灭犹计划，包括听命于柏林的法国维希政府也抵制“最终解决”方案，只有8%的犹太人丧生。在荷兰，虽然大多数犹太人被迫害致死，但他们进行了抵抗。在比利时，前魏玛德国驻华军事顾问、比利时及法国北部辖区总督法肯豪森（Alexande von Falkenhausen）将军直到1944年7月自己被捕为止，始终成功地顶住了保安警察的干预，灭犹的速度首次在比利时开始慢下来。在意大利，军人不同意反犹，在其占领的希腊和克罗地亚都禁止反犹行动，由于意大利军人的人道主义，30万法国犹太人中80%没有落入死亡工厂。直到1943年夏意大利投降，法国犹太人才失却了他们的靠山。[18]因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无反犹主义意识形态，所以犹太人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南斯拉夫的意大利占领区、在法西斯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相对安全。墨索里尼的女儿每次与希特勒谈话，总要提出一些政治问题，其中包括犹太人问题。她明确对希特勒说：“你不能因为这个人的祖母是犹太人就惩罚他。”她还建议希特勒对待犹太人要人道些。希特勒容忍这样的批评。[19]一些西方人，如瑞士外交官瓦伦贝格（Ralph Wallenberg）还在匈牙利组织了许多犹太人逃亡。

犹太人是纳粹要灭绝的对象，但对于东西欧的犹太人，纳粹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都是有区别的。那些来自西欧国家的犹太人，他们在前往集中营的路上一直受到蒙骗。为了防止恐慌和逃跑，艾希曼与其手下散布谣言，说这些被驱逐者的目的地是东部的劳动营或农场，而且允许他们随身携带自己的财物。一些火车上挂的还是普通旅客车厢而不是货车车厢，好像确实是一次前往“东部移居地”的和平之旅。在这样的火车上看不到警察的身影。有时，列车员还会叫这些被逐出家乡的犹太人买票，而且会定时来查票撕票，用一副尽职的模样维护这种假象。“不像西欧的受害者们经常可以乘坐到相对较为舒适的客车车厢，波兰的这些被驱逐者是被残忍地塞进关紧的货车车厢里走向死亡的。”“成千上万的被驱逐者在前往集中营的路途上就死去了。”“对于来自西欧的犹太人，德国人伪装成一副假象，让他们觉得前往新家是一次和平之旅。……对于来自波兰聚居区的犹太人，德国人准备了一种不同的接待方式。没有必要使用多少骗术，因为这些犹太人在聚居区和火车上就已经受到了恐吓。”[20]东欧地区是纳粹屠杀的集中地，仅波兰就有300万犹太人死亡。这固然是由于这一地区犹太人基数大，同时也由于这一地区民族仇恨更深。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中间都有强烈的反犹主义，他们不但杀犹太人人，也基于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相互杀害。在波兰东北部小镇杰德瓦布尼（Jedwahne），犹太人与波兰人关系一直很好，每个人都是以直呼其名的方式打交道的。但1941年的一个夏日，这里的波兰人将1600名犹太人全部杀死。美国学者高斯（Jan T. Gross）调查研究后，把这个事件写成《邻居们》（Neighbors）一书。[21]小镇杰德瓦布尼的政府并不反犹，不愿将犹太人交给纳粹，但其军队和警察出于自身的利益屠杀了几十万犹太人。德国人杀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也杀犹太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杀波兰人。在波兰布恰奇（Buczacz）的科罗别茨教区（Koropiec），东正教的讲坛上回荡着号召人们关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通婚的呼吁：“母亲，你正在哺乳一个敌人，掐死他吧！”[22]当然，要他们大规模地组织屠杀，还要等德国的特遣队到来。在德国人的煽动组织下，不少当地人都参与了屠杀。在波兰境内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利沃夫，有近100万犹太人是从波兰德占区逃到这里的，但此地又于1939年9月落入苏联人之手，这些犹太人中的大部分被放逐到边远地区。1941年6月30日德军占领之前，苏联人处决了大约4000名政治犯和乌克兰知识分子。德军占领后用广播通知人们来监狱认领尸体。“玛丽·塞尼娃的丈夫此前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她从尸体堆中穿过，寻找丈夫的踪迹。‘我停下来，凝视着一具白布盖着的尸体。我掀起白布，认出那正是他！他的整个脸庞血肉模糊，没有了眼睛，一只都没有，也没有了鼻子。’当时，所有在利沃夫监狱目睹过、闻到过这些死尸的德军人员无不惊骇于这种惨烈的场面。在7月份第二周，德国人在一篇旨在鼓舞士气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这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邪恶。我们曾经多次质疑：在被敌军俘虏后，我们的士兵将会面临何种命运？我们应当以何种方式对待布尔什维克？究竟是谁‘丧失了人性’？”[23]纳粹宣传机构将受害者的照片张贴出来，注明是“犹太人的杀戮”。德军与乌克兰人联合起来对利沃夫的犹太人实施大屠杀。这是一片似乎远离了文明的世界：“这个空间似乎是无限的，真是一望无涯。景色的单调，森林、沼泽、平原的广大都使我们在心理上感到压迫。良好的大路极少，到处都是恶劣的小径，一场大雨就把地面迅速地变成了泥潭。村落是既穷又丑，所看到的尽是木屋草棚。天然环境的艰苦也使人类变得麻木不仁——他们对于气候、饥渴，甚至于生死、天灾、人祸都同样地没有感应。苏联人民是坚强的，苏联军人则更坚强，他们似乎有无限的服从性和忍耐力。”[24]

东方为什么比西方残酷，因为这里更落后、更野蛮。1944年1月，奥斯维辛两个试图逃跑的囚徒被抓住了，党卫军强迫其他囚徒都来观看他们的绞刑。两个囚徒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还记得我们学校历史课本的第3页吗？那是展示农奴暴动和绞刑的照片。”

“当然，我记得。”

“时代没怎么变，是吗？”

其实，他错了。尽管当时我们两人都不知道。时代正在变化，死亡正在机械化，焚尸场在比克瑙（Birkenau）之外还在增加。大规模的毁灭正在进行。[25]

纳粹大屠杀的起源，至少一部分就是古代的农奴制。那些在无数集中营从事苦役的囚犯，就是现代的农奴。一本不太著名的小说，可以提供一条理解线索。

2. 一个村庄的嗜杀

这是与纳粹大屠杀同时的乡村野蛮故事。泽西·科辛斯基的小说《被涂污的鸟》表明，丑陋、肮脏、混乱的乡村也充满着强暴和屠杀。这是一部详尽写实地披露暴力、虐待、强奸、阉割等人间恶行的书，据作者起誓：小说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

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东欧一个大城市的小孩，6岁时被父母送往一个遥远的村庄避难，受托照顾他的人很快就死了，小男孩从此便孑然一身，开始了在中欧乡村的流浪，好像是一次地狱历险，检阅所有人类暴行。这一事件的真实背景是：1940年5月，纳粹大屠杀的主要领导人希姆莱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对于在东欧的外国人的对待问题及其想法》，提出必须把原来拥有多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戈拉人、莱姆克人和卡舒布人）的波兰“分解为尽可能多的部分和碎片”，以防止他们获得任何民族意识。同时要采取特别手段选出其中有价值的种族成分，将其融入新形式的雅利安精英，使他们德国化。对于没有被选中的非雅利安人，应当有计划地使之变成愚民，使之只是为了向雅利安人提供服务而存在。例如，对于波兰儿童，不得开办程度高于四年级的国民小学，教学宗旨仅仅是教会他们500以下的简单计数，书写自己的名字，教育他们服从德意志人，要诚实、勤劳和可信。根据这一计划，约有5万名“长相接近雅利安人”的波兰儿童被纳粹强行带走，送回德国由德国家庭收养。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后来被以不能德国化为由遭到收养家庭的排斥，被转送到儿童集中营，不少孩子死于那里。

这是被文明世界遗忘了的村庄。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大部分河流没有鱼虾，且经常泛滥成灾，把大片草原和耕地变成沼泽，而那些幽暗的森林则历来是强梁大盗的栖身之地。这里远离城镇，没有学校或医院，也很少有大路和桥梁，还没有电。人们稀稀疏疏地居住在那片土地上，像他们的远祖们一样过着几乎是原始的生活。居民的屋子大多用原木搭成，墙的两面都涂有用与土与麦秸和成的灰泥，墙壁深深地陷在地里，茅草屋顶很低矮，上面是用柳条和黏土做成的烟囱。只有少数农夫家有牲口棚和谷仓，而且它们常常是一间挨一间共用墙壁修建的，为的是节省一堵墙。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他们实行族内通婚，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均一无所知。这里唯一有效的法律，就是自古而然的“强者为王，富者为尊”。村与村之间为河流、森林和湖泊的主权长期争斗不休，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两大派长期冲突不已。唯一能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是他们的极端迷信以及同时威胁人和动物的数不清的疾病。

没有同情、尊严和爱，弥漫于这些村庄的，是贫困、愚昧与迷信。人们在黑色的世界中苟延残喘，他们没有任何道德观念，没有希望，生活污秽无比。比如一个铁匠患有周期性肚痛病，其妻就这样给他配药：一只杯子中，放入12只巨大的虱子，捣成面糊状，加入少量人尿和马尿、大量粪肥、一只死蜘蛛和一点猫尿。铁匠喝了“药”后就会呕吐，然后再服食蜂蜜，喝杯温水。如果病还没有好，妻子就会给他另一服药：把马骨研成粉末，将之和一杯臭虫与蚂蚁混在一起，臭虫与蚂蚁在杯中厮杀时，再打入几个鸡蛋，加一点煤油。铁匠一口吞下这些东西后，能得到一杯伏特加和一根香肠。一个叫马卡尔的人有一子一女和一些动物，他们的人兽乱交被“我”看到了：先是一只公羊被牵进来，使它激动，然后让女儿钻到公羊底下，像跟男人一样与之交欢；接着兄妹俩做，然后马卡尔和女儿做。在另一个村庄，一个老巫婆这样为“我”治病：把“我”“种”在地里，只露出脑袋，乌鸦成群飞来啄他，“我”只能用大声叫喊驱赶，叫声显然毫无威力，最后被啄得满头血污。如此等等，仿佛地狱。

“我”所经历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暴虐世界。同类相残、恃强凌弱成了生存的手段，举目都是血腥肮脏。人性已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吸血鬼、食尸魔的可怕远远比不上人。一户人家为漂亮的女儿举行婚礼。农夫们穿着星期天做礼拜时穿的最好的衣服到其院子里跳舞，院子早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点缀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但“我”却在黑暗的角落里看见了一次谋杀。两个男人都是最富有的农夫，每人都有几头牛、一群马和几块土地：

那两个男人在桌子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慢吞吞地谈起话来。桌子上还堆放着食物。他们都拿起食物递给对方，而且按照习俗，他们谁都不看对方的眼睛、神色都很严肃。然后其中一个男人慢慢地把手伸进口袋，他用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香肠，同时偷偷地用另一只手掏出一把刀刃又尖又长的刀子。接着，他用尽全力把刀子捅进了他那毫无戒心的伙伴的背部。他头都没回一下就离开了房子，同时津津有味地大嚼着他的那根香肠。[26]

没有人去追查凶手，因为人们相信死者的血迹会把凶手引向现场自首伏法。一个巫婆用这具尸体为一个患甲状腺肿大症的人治病，死者的家属可从中收一点医疗费；杀人犯还经常到他行凶的那间房子里狼吞虎咽为他准备的食物。

在另一个村子里，一个磨坊主怀疑妻子与一个外来帮工的年轻人通奸，就把这个年轻人请到家里，一边吃肉喝酒，一边观看公猫与母猫的交欢。磨坊主吃喝完了，就操起铁汤匙，凑近那个小伙子，把他推到墙边，用一只手臂压住他的喉咙、一个膝盖顶着他的肚子，小伙子无法动弹，然后：

磨坊主……以飞快的速度把铁餐匙插进小伙子的一只眼中并顺势一剜，就像妇女们刮土豆皮时挖腐坏的霉点那样利索。那只眼珠像从被打破的蛋中冒出的蛋黄一样从他眼眶里一鼓而出，顺着磨坊主的手落到了地板上。小伙子发出撕肝裂肺的尖叫，但磨坊主仍然把他顶在墙上。紧接着那沾满血的铁餐匙插进了另一只眼睛里，这只眼珠以更快的速度涌了出来。有这么一刹那，那只眼珠停留在小伙子的颊上，好像拿不准下一步该做什么似的，但是后来还是沿着他的衣衫滚到了地板上。[27]

屠杀是寻常事，只要有一点点原因，一个生命就可能消失。一个村子里有一位“傻娘儿鲁德米娜”，以其美色和放荡勾引村里的男子。嫉妒的妇女们把她按倒在草地上，用耙子打她，用指甲抓她的皮肤，扯掉她的头发，往她脸上吐唾沫。

“傻娘儿鲁德米娜”躺在地上流血，饱受折磨的身体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大声地呻吟着，弓着背，颤抖着，徒劳地想摆脱对她的折磨。妇女们中的一个走上前去，手里拿着一个装着深褐色肥料的用塞子塞住的瓶子。在其他人的喧闹沙哑的笑声和鼓励声中，她在鲁德米娜的双腿中间跪下，把那整个瓶子硬塞进鲁德米娜腿间那饱受凌辱和强暴的裂缝之中，与此同时鲁德米娜呻吟着嚎叫着像一头野兽。其他的女人平静地观看着。突然，其中一个女人用尽全力朝那从鲁德米娜的腿间露出来的瓶底狠狠地踢过去。立刻传来玻璃瓶在里面破碎的沉闷的声音。接着所有的女人开始踢鲁德米娜，血溅到了她的鞋子和小腿上。最后一个女人踢够之后，鲁德米娜已经死了。[28]

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人，该是何等的悲哀和绝望？“我”为此感到奇怪：“德国佬们使我迷惑了。简直是一片荒凉。这样一个赤贫的、残酷的世界也值得统治吗？”[29]我看到网上一位中国读者对这部小说有如此评论：“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才被惩罚作一个人？”

弱肉强食之外，政治分歧也在加剧着杀戮行为。德军的占领加深了这片蛮荒的土地后，居民们既要把原来就不够吃的粮食大部分交给占领军，还得向当地的游击队纳粮。反抗前者等于找死，拒绝纳粮意味着村庄将受到洗劫。侵略者和反抗者都在祸害着当地村民。灾难性的是，游击队又分裂成两部分，白色游击队既想打德国人又想打俄国人，红色游击队则想帮助苏联红军。双方经常火并，受难的总是村民：

两支对立的游击队来村里活动时有时会就地交火，这时整个村子就会变成一个战场。机关枪哒哒扫射，手榴弹爆炸，农舍着火，被遗弃的牛和马吼叫，半裸的孩子大声哭嚎，农夫们抱着他们那正在祈祷的老婆躲进地窖里，半瞎、耳聋、牙齿脱尽的老妇则一边喃喃祈祷，用患关节炎的手在胸口划十字，一边径直走进机关枪的火光中，诅咒那些大开杀戒的人，呼吁上帝给他们应有的报应。

仗打完之后村子又会慢慢地恢复生机。不过，农夫们和孩子们接着会为争夺游击队遗弃的武器、制服和鞋子互相斗打，还会为在哪儿埋葬死者以及该由谁去挖墓穴争执不休。一天天时光在争吵中逝去，同时一具具尸体腐烂，白天被狗嗅闻，晚上被老鼠咀嚼。[30]

这些居民可怜可悲又可恶可恨。他们是纳粹的受害者，又是纳粹种族观念的同情者、认同者。因为一些农民被临时雇去修建集中营，所以这些村子里的居民知道有关集中营毒气室和焚尸炉的情况，知道许多犹太人被毒气杀死之后没有被烧掉而是简简单单地被埋在坑里的情况。他们不是感到恐惧而是觉得快意。“农夫们思绪万千地听着这些故事。他们说上帝的惩罚终于降临到犹太人头上了。从绞死基督的那时候起，犹太人早就该受此报应了。……现在上帝正把德国人用作伸张正义的工具。犹太人将被剥夺自然死亡的殊荣。他们必须在火中死亡，在地球上遭受地狱的熬煎。由于他们的祖先的可耻罪孽，由于拒绝接受唯一正确的信仰，由于残酷地杀害基督的孩子们并喝了他们的血，犹太人正在受到公正的惩罚。”[31]每当装载犹太人的列车经过这里，村民们就自动排成两行观看，他们欢快地向火车司机、司炉工人和为数不多的押车士兵招手。车内的犹太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时不时有些人扳开车厢板，以为只要强行穿过地板上的小洞就有活路，哪怕撞着碎石路基、铁轨或者拉紧的信号灯电缆也不怕。结果车轮从他们身上压过，他们被碾断的躯干滚下路堤，落进茂密的草丛里。接下来的情形是：在沿铁路两边游荡的村民发现他们的遗骸后，很快剥掉他们的衣服和鞋子，然后撕开衣服的衬里寻找贵重物品，并常常为这些战利品争执和打斗。列车里的人有时候会把他们幼小的孩子扔出车窗，希望孩子能免于一死。有时被扔出的孩子没有被摔死，等待他们的是另一种死法：

一个5岁的男孩被扔下列车后，受伤趴在草丛中，村民们听说了，都围了上去……一个妇女爬上前去，她抓住男孩脚上的那双旧鞋子，用力一扯把它们脱了下来。那男孩动了动，呻吟了一下，咳出了更多的血。他睁开双眼，看见了那些农民，他们正一边惊慌地在胸口划十字，一边拔腿往他视野之外跑。他再一次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两个男人走上去抓住他的双腿并把他翻了过来。他已经死了。他们脱掉他的夹克、衬衫和短裤并把他拉到了铁轨之间。[32]

这些居民皮肤白皙，长着金色头发和蓝色或灰色的眼睛，而“我”却长着橄榄色皮肤、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所以就认定“我”是一个离群流浪的吉卜赛人或犹太人，因此想方法设法迫害“我”。他们反复说：“你这吉卜赛-犹太佬，你也会被烧死的，兔崽子，会的。”在流浪中，“我”几乎没有遇上一个好人，从一开始就被人猜忌、打骂，一次次死里逃生。一个叫卡波斯的鳏夫，是一个有虐待狂的人，常常偷偷溜到“我”身后突然用鞭子抽“我”的双腿，半夜里溜进“我”的房间，在“我”的耳边突然大喊大叫。“我”身上柳条抽打形成的伤口，流出黄黄的脓血。卡波斯还牵着大狼狗将“我”逼到墙上，狗嘴里喷出的热气把“我”的脸都弄湿了。狗的口水粘在“我”身上，长出一个个水疮，一个巫师用烧红的火钳将水疮烙掉。后来，“我”又被关在一间小屋里，两手抓着天花板上挂下的皮带悬空吊着，让狼狗在地下守着，只要“我”的脚一伸直，狼狗就会猛扑过来咬“我”，“我”就这样一吊几个小时。一次“我”去教堂，因为拿不动祈祷书而摔倒，被当地人作为吉卜赛吸血鬼扔进了深深的粪坑，试图淹死“我”。“我”逃出来后，发现自己已不会说话，成了哑巴。不久“我”又被一群男孩扔进冰窟，差点没命。一些牧童甚至把“我”拖到火边按上帝的意愿烧“我”的脚后跟。

制造仇恨的人也被仇恨之火吞噬。一个村子常常遭闪电袭击，一对收留“我”的木匠夫妇相信“我”的黑头发会招来闪电，一旦天气变坏，就要把“我”锁在野外。要命的是，有一次雷雨，因为木匠生病没能送“我”去野外，“我”躲进谷仓，谷仓就被雷电击中，燃起熊熊大火。“我”只好逃了出去，发现一个洞窟里有无数老鼠。“我”鬼使神差又逃回了原来的村子，木匠痛揍了“我”，并准备一只袋子，想把“我”活埋或扔进水里，“我”灵机一动，把木匠骗到那个老鼠洞窟边，并出其不意将木匠拉了下去。老鼠迅速分食，木匠的身子一会儿浮到上面，一会儿沉到血污翻滚的鼠海下，最后一次浮上来时，只剩木匠的骷髅。在一次与孩子们的冲突中，“我”用大石头把一个高大男孩的头砸裂，当人们浩浩荡荡到收留“我”的农夫家里逮“我”时，“我”引爆了三个地雷，将那户农夫家炸毁，不知道炸死了多少人。地雷是战时从森林里捡来的。

种族仇恨当然与无知和愚昧有关，但也不只是跟传统的血缘观有关。在“我”流浪的村庄附近，有一些卡尔梅克人（Kalmuck），他们是高加索东北部和新疆北部的蒙古族人，后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1943年12月底，斯大林要求卡尔梅茨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迁离自己居住的土地。战争期间一部分卡尔梅克人与德军合作，后者允许他们按自己的作战习惯和男子汉传统进行奸淫掳掠。有一次，正好被“我”遇上了。这些人来到村子后，“所有的屋子里都传来被强奸的女人的尖叫声”。有一些卡尔梅克兵先是彼此鸡奸，然后攀比着用离奇的方式强奸妇女，两个或三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几个男人快速地进行轮奸。那些更年轻、更有吸引力的女子差不多被扯成几块了，士兵们为了争夺她们发生了争吵。女人们抽泣着，大声祈祷着。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儿子和兄弟———现在被锁在屋子里———听出了她们的声音，随即发出痛苦的尖叫。在一座房子的门口，几个半裸的骑兵在和一个强壮有力的农夫打斗，士兵们最后把农夫制服了，然后他们抓着一个被吓傻了的妇女的头发把她拉出了屋子。三个骑兵坐在那个农夫身上，其他的人则在折磨和强奸他妻子。“然后他们当着他的妻子和女儿们的面阉割了他。他那因痛苦和愤怒变得疯狂的妻子冲上去保护他，对仇敌又是抓又是咬。卡尔梅克骑兵们一边大声狂笑，一边牢牢地抓住她，野蛮地扳开她的口，把割下的血淋淋的肉块硬塞到了她的喉咙里面。”[33]

我带着强烈的兴趣看着那些骑兵。他们都长着黑色的头发，头发在阳光中放着油光。他们的头发几乎是深黑色的，甚至比我的更黑，他们的眼睛和黝黑的皮肤也比我的颜色更黑。他们长有粗大的白牙齿、高高的颧骨和看起来像有点肿的宽脸。看着他们的时候，我一时间感到巨大的自豪与满足。毕竟这些值得夸耀的骑兵都长着黑头发、黑眼睛和黑皮肤。他们和村里的人的区别就像黑夜和白天的区别一样。

……

我爬到了灌木丛的更深处，被恐惧和厌恶压倒了，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明白了为什么上帝不愿听我的祈祷，为什么我被吊在那两个钩子上，为什么卡波斯要打我，为什么我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因为我是黑色的。我的头发和眼睛和这些卡尔梅克人的一样黑。显然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和他们属于同一类型。对我这种类型的人慈悲是不存在的。某个可怕的魔鬼已对我做了判决，让我长出黑头发和黑眼睛，和这一帮残暴的卡尔梅克野蛮人一样。[34]

“我”所看到的那些居民固然凶恶残忍，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大体与那个磨坊主差不多，受害者的命运也基本上属于“傻娘儿鲁德米娜”一类，所以不属于现代性事件。它与纳粹大屠杀发生在同一时期内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对“非我族类”的公开迫害与杀戮，与现代性无关。而纳粹大屠杀之所以是现代性事件，在于它在传统的野蛮之外，还加上了现代组织、技术和意识形态。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大屠杀仅仅归结为现代性，至少在屠杀的动机方面，更应当溯源到传统的野蛮。下面是一个例子：

在某犹太人隔离区，有一个大约4岁的小孩，她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孩子，甚至纳粹分子也愿意和她说话。一天她自己在路上走着，一个纳粹分子问她想不想吃块糖，“闭上你的眼睛张开嘴巴”！然后他就朝她的嘴里开了枪。[35]

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集中营，强弱是唯一的区分逻辑，暴力是唯一的行为准则。向弱者释放无缘无故的仇恨，视屠杀为无所顾忌的行为，这样的人间实在比地狱更黑暗更加残酷。《被涂污的鸟》有一段写到那个洞窟中的老鼠：“它们爬到同类身上，疯狂地撕下一片皮肤，咬下一块肌肉。我看见它们在互相谋杀和吞噬。溅涌出来的血诱使更多的老鼠投身于嗜血的厮杀。每一只老鼠都企图爬出这个互相倾轧的群体，它们为冲到上层而竞争，为爬到墙上而搏斗，为一块撕下的肉而拼命。”[36]这种动物性的野蛮，并没有在现代社会绝迹。无论是追求美丽、洁净和秩序的纳粹德国，还是丑陋、肮脏和混乱的东欧前现代乡村，都有这类“老鼠”。当人的行为与动物行为一样时，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野蛮的世界。

在解释大屠杀时，德国流亡学者埃里希·卡勒尔认为这是西方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结局，这个结局就是犯罪被提升为国家乃至国际生活中的最高法律。在他看来，“希特勒注定要成为德国爱国者、德国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战后德国的失业者的种种怨恨情绪的体现者。一个深谙时务，负有责任感，并且懂得德国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的人，根本不可能扮演希特勒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因为人民决不会支持他。德国人民需要简单地回答和简单地解决问题。希特勒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如果说希特勒有什么天才的话，那就是他能够毫无保留地拥抱罪恶，把普通罪犯仍然保留的最后一点道德痕迹都置之度外。希特勒一生中的与众不同之处不是他犯了无法形容的反人类罪行——在他这前很多人干过——而是他把犯罪提升到国家行为和国际行为准则的高度。他能够推翻整个国家的道德，他建立的非法的政府，能够得到其它国家的外交承认，这样的事实表明，国际社会完全准备容忍在它中间的犯罪政府的犯罪行径，不仅容忍它们，而且还缔结条约和协定向它们致敬。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主要意义。它标志着历史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犯罪已成为德国生活和西方世界生活中的最高法律。”[37]人类本性是丑恶的，杀戮欲与人类俱生，犯罪始终存在于人间，所以没有根据对人类达到的完美境界抱有幻想。然而，在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间，礼义和法律总是在日益强大地发挥作用，随意杀人就是犯罪，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卡勒尔关于“犯罪已成为德国生活和西方世界生活中的最高法律”的判断是过火了，因为在同时代的英美以及中国，犯罪就没有成为法律。德国诚然有高度的文明，但它未能制止杀人犯罪。因此，对于纳粹大屠杀，重要的不是指出它是原始的野蛮还是现代理念和技术，而是要分析在这类屠杀行为中，原始野蛮与现代技术是如何结合起来的。

3. 党卫军的文明？

虽然大屠杀并不专属于某一时代、某一传统，虽然纳粹现代性大屠杀使历史上任何种族灭绝都相形见绌，但它并非不受社会限制。纳粹德国与东欧乡村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没有得到尊重、没有受到法律保障。而其根本原因，则是德国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上的一系列落后。

政治落后，其核心是民族国家建构的迟滞。

德意志的政治落后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公元前后，德意志没有像其他西方主要国家那样被罗马化，政治文明相对落后；中世纪，德意志封建主义发展相对迟缓，封建关系不完善，国王无法约束诸侯，遂成王权衰落、诸侯强大之势。[38]当17、18世纪西方各主要民族纷纷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时，德意志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在哪儿。直到18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只有统一的语言，而没有统一的国家。“德意志”只是地理与文化的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18世纪诗人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悲哀地设问：在德国至多只能提“边境地区的、萨克森的、巴伐利亚的、符腾堡的、汉堡的、纽伦堡的法兰克福的爱国者”，“但是，德意志的爱国者在哪儿呢？谁指给我们看了？他们做了些什么？还能期待他们做什么”？[39]1802年，黑格尔《德意志宪法》一文则以“德意志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开头。无国就要建国，问题是没有国家的德意志却有若干个大大小小的专制君主。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这一无情的事实：“在德国，政治集中所需要的一切经济条件都不具备，怎么能谈到政治集中呢？由于每一个生活领域都软弱无力（这里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而顶多只能谈已属过去的等级和尚未形成的阶级），因此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获得绝对的统治。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德国以最畸形、半家长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君主专制的时代里，由于分工而取得了对公共利益的管理权的特殊领域，获得了异乎寻常在现代官僚政治中更为加强的独立性，国家就构成一种貌似独立的力量，而这种在其他国家曾是暂时现象（过渡阶段）的情况，在德国一直保存到现在。”[40]1871年普鲁士按照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方案”，摧毁了封建体制和小邦主义，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但普鲁士的主导地位表明这次统一其实是德意志的“普鲁士化”；1933年以后纳粹化普鲁士为德意志，摧毁了作为政治实体的普鲁士，但国家权力集中于希特勒一人之手并随着纳粹的毁灭而瓦解；直到1990年，德意志才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

德意志国家建构的迟滞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负担。“Reich”虽通译为“帝国”，而其涵义实与“帝国”的意义不尽相同。萨克森国王奥托（Otto）962年攻克罗马后，教皇封之为罗马皇帝，并于1157年承认以奥托为帝的德意志各邦为“神圣罗马帝国”。但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非“罗马”，更不“帝国”。如中国学者钱端升说：“所谓帝国者，必皇帝有统治全国的威权，然自奥托迄法兰茨二世，自962至1806年，八九百年中皇帝更易四十余人之多，而无一人真能统治所谓帝国之全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下半期中，皇帝必由奥大利的大公充任，等于世袭，然大公的所以得为皇帝仍根据于各邦君主互推之仪式，所谓皇帝不过是一种尊号；实权和其他君主相伯仲。各邦受治于各该邦的君主，皇帝也仅能顾问本邦的事，而不能干涉它邦的事。所谓‘帝国议会’在法兰克福不过是各邦代表一个外交会议的集合，完全和近代国会不一样；它既不时常集会更不能发布命令或是制定法律。”[41]所以说“神圣罗马帝国”一开始就不能当作一个国家看，末期更是有名无实。“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之于德意志是有喜有忧的。喜的是承继了帝国的荣光——德意志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和罗马文明的传播者；忧的是在“帝国”的名义下，它实际上只是一片破碎的大地。分裂的忧伤固然提示着统一的艰难，“帝国”的优越感其实也使他们疏忽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言，“神圣罗马帝国”实在是德意志民族的沉重负担。

二是“三十年战争”的创伤。宗教改革同时造成了德国的分裂。当代学者刘新利认为：“与其他西欧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同，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没有得到国家统治者的支持。德意志宗教改革的支持者是分裂割据的封建诸侯。因此，除开其他历史影响不谈，马丁·路德掀起的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将德意志民族引向了绝壁。”[42]中世纪的德意志原无固定的版图，当路德教、卡尔文教等新教势力迅速发展且与天主教严重对立后，德意志在17世纪初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诸侯集团，即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两大集团各借外援以德意志为主战场浴血厮杀，是为“三十年战争”（1618—1648）。恩格斯评论说：“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掠、鞭打、强奸和屠杀。有些地方，除大军之外，还有小股的义勇兵，或者干脆把他们叫做土匪，他们甘冒风险，为所欲为，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最多，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上，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43]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重新划定了欧洲各国的边界，形成了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留给德意志的却是近300个独立的大小不同的诸侯领地和1000多个独立的骑士领地，德意志从此成为政治上的侏儒，有200年不见于政治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虽然是1789年以来民族国家运动的一部分，但其独特性在于：它“是不通过联合民主力量反对旧势力自下而上地建立自己国家的，而是在对抗民主力量的情况下从旧势力手中‘感恩戴德地接管了’国家的。……在诸侯和自由城市的这种联盟中，普鲁士式的国家、普鲁士王室的权力和威望、兼任帝国首相的普鲁士首相所享有的地位、普鲁士邦议会及其下院的三级选举制、封建势力占优势的上院以及官僚机构、学校、路德新教的国教，尤其是在专制因素直接控制下的军队，这一切都是保证保守势力占有优于新兴的民主自由派——后来优于社会民主党——的优势的因素”[44]。如果把1871年的统一理解为“革命”，那也是由原来的统治精英自上而下地完成的，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统治结构和权力基础的剧烈变化。统一的德意志，在政治上仍然是落后的。

经济落后，其核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扭曲。

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德国主要是农业国。在英国于18世纪后半期、法国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产业革命后，德国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才艰难地开始其工业化进程。1834年组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和李斯特推动的铁路建设，是工业化的强大动力。1848年革命失败后，“由于自由主义者失利于政治领导权的战场，遂致力发展他们的社会经济力量，为扩大未来政治权力作好准备”[45]。德国工业化发展迅速，并于德国统一前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德国经济已经超过英法而仅次于美国。如此说来，德国工业革命起步虽晚而发展迅速，何来“落后”之说？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进入现代世界的门槛，1640年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性瞬间，而德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马克思、恩格斯一再用“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一切都进行得太晚的德国”、“德国资产阶级出世得太迟了”之类的话概括德国资产阶级的现代命运：软弱的资产阶级无力领导革命而只能接受由专制君主和封建势力主导国家的现实。恩格斯指出：“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强大，它们已经把贵族打倒并上升为本国的统治阶级，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力量。虽然它对各邦政府也有某些影响，可是只要双方的利益一发生冲突；在贵族地主的影响面前，它这种影响就要退避三舍。法国和英国是城市统治着乡村，而德国则是乡村统治着城市，农业统治着商业和工业。……这种情况是因为德国在文明方面比西方各国落后。在西方各国，人民群众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商业和工业，而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则是农业。”[46]这样，无论是特定危机下政治权力更迭和政治关系重建意义上的革命，还是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意义上的革命，都没有在19世纪的德国出现。更严重的是，普鲁士—德意志资产阶级不但未能在18、19世纪的革命浪潮中从君主与贵族手中夺取政治领导权，而且在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兴起之后迅速转向反动。这就是说，当德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时，一方面是旧势力在让步，另一方面是新兴社会运动——主要是社会主义运动——在逼进，他们满足于这种中间地位并与旧势力妥协，而没有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坚决地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在法国，资产阶级只是在清除了阻碍本阶级进行统治的一切障碍之后，才以反革命的首领的面貌出现。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作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在法国，资产阶级以暴君的面貌出现，并实行了自己的反革命。而在德国，资产阶级则以奴婢的身份出现，并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在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是为了制服人民。而在德国，资产阶级为了不让人民胜利而自己甘愿受人摆布。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47]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或许批判性太强，但德国资产阶级因落后而软弱的状况确实是现代德国的一个特征。这一方面是指德国的经济转型没有与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的渐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步，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没有伴之以民主政制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是指德国经济多由一些受到国家支持的大企业所垄断，压制了自由主义所必需的分散经济和社会力量。尤其是在1870年代，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不但未能主导德国社会生活，却目眩于俾斯麦成功的光芒，其标志就是1867年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的成立。比较客观的研究指出，这一时期建立了文明社会的核心部分，“如一个越来越工业化和经济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套调节文明社会基本成分的较为完善的法制制度；民权、私法和体面的家庭生活；正常的公众舆论；众多的协会和人民团体；一套充满生机的教育和科研体制；相互竞争的党派和一套宪政制度。旧势力，如贵族、官僚和军队，仍然掌有大量的权力和文化影响；日常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具有社会军国主义和官僚主义色彩；民族主义逐步滋长，日趋嚣张，转向右倾并与不断高涨的非自由主义气氛和运动紧密结合。至少在国家一级，自由主义力量大为削弱；政体的改革停滞不前”[48]。直到20世纪初，德国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但其政治文化依然是非民主的，当它与狂热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时，因发展而来的国家能力就可能被用于毁灭性战争。德国的资本主义是扭曲的，它的经济成就没有价值正当性的基础；德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没有取得政治领导权；德国的现代化是跛足的，它没有制止国家野蛮化的力量。

文明落后，其核心是独特文化中的野蛮性。

早在塔西佗等人的笔下，德意志就是罗马帝国之外的蛮荒之地。1871年德国统一后，普鲁士学派的伟大史家特赖齐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写作《19世纪德意志史》，以生动华美之笔和强烈的情感颂扬普鲁士—德意志的美德和使命。法国学者基扬（Antoine Guilland）在谈到此书时说：“特赖齐克关于德意志人的理想典型接近于塔西佗的描述：森林中的居民，具有不可屈服的勇气，粗糙而坚韧，品行纯洁，不追求优雅和精致，但纯真朴实，唯一的缺点就是嗜酒。”[49]从塔西佗到特赖齐克，时隔近两千多年，但德意志人的形象与性格却依然如故。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18、19世纪的德意志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其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古典音乐等都是西方文明的高峰。考虑到这一点，所谓文化落后，一是指德意志文化繁荣期后于其他西方国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鼎盛于14世纪，英国的文艺复兴完美于16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兴盛于17世纪。而在德意志，则要到18世纪末才进入文化的繁荣期。二是指德意志文化的精英性格。创造了文化杰作的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大多没有得到德意志王公贵族和民众的理解、支持，他们的伟大思想和精美艺术也没有渗透到德意志社会生活之中，文化精英与其社会之间有深刻的隔阂。歌德甚至伤怀地叹息：“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个德国殉道者啊！”德意志可以拥有杰出甚至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和音乐家，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在文化上仍可能是落后的。

德意志文明落后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高度发展后仍然保持着毁灭的冲动。19世纪伟大的诗人歌德一再批判德国文明的落后和野蛮，直到1934年，诗人海涅还在提醒法国人，不要像法国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那样只看到德意志人的怀古热情和纯正道德，还要留心浪漫派文学中潜伏着的恐怖、暴力和死亡的冲动，警惕德意志的野蛮可能危及欧洲文明：“……在古代德意志人中间常见的斗争意欲……不是为了破坏，也不是为了胜利，而仅仅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基督教——这是它的最美妙的功绩——曾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野蛮的、日耳曼的斗争意欲，然而并没有能够摧毁它，当以后这个起着驯服作用的护身符、十字架一旦破碎时，古代战士的野性，以及为北方诗人歌唱和传诵如此之多的非同寻常的帕则喀（传说中的北欧勇士——引按）的愤怒，必将重新发出嘎嘎声。那张护身符已经腐朽了，它悲惨地崩溃的日子终将来到。然后那古代石制的诸神就会从被人遗忘的废墟中站立起来，擦掉眼中的千年尘土，而托尔（北欧神话中的雷神——引按）终于拿起巨人的铁锤跳起来，打碎那些哥特式教堂。”[50]从纳粹德国的作为来看，海涅的恐怖预言也是准确的。德国与东欧地区的许多犹太人之所以没有及时逃走而落入纳粹集中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相信文明的德国不会做出野蛮的事。1939年，德国与苏联瓜分波兰后，苏占区的犹太人大都移居到纳粹占领的地区。因为“与俄国人相比，他们认为德国是文明的。他们相信歌德和席勒的民族是有高度文化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在没有教养的纳粹的狂热统治之下也不会过于非人地对待它的牺牲品”[51]。当波兰小城洛姆扎（Lomza）的犹太人被抓走时，他们相互安慰说：“德国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在这个世纪不会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不再有野蛮的行为了。他们只是让我们去干重活。不是杀死我们。”倒是一个德国军官提醒了他们：“犹太人，你们要到哪儿去？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要杀死你们吗？”[52]在捷克摩拉维亚省的一个小镇，罗特（Rott）先生对邻居们说起纳粹屠犹的事，听者的反应是：“您疯了吧，罗特先生？”[53]类似的情况出现在许多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中。20世纪是文明的世纪，德国是欧洲文明之冠，纳粹大屠杀也是“文明”的——严密的组织、崇高的理念、严密的组织和高效的技术，但它仍然是野蛮的，因为它屠杀无辜平民，因为它没有尊重人的价值。

在政治落后、经济落后、文明落后的背景下，德意志虽有自己的启蒙运动和民主传统，却未能走上与西方其他国家平行的民主化道路。

应当承认，“落后”云云，不是用以评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恰当概念，尤其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先进、落后之分总是相对的、有倾向的。更重要的是，“落后”只是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而不是“特殊”。事实上，在“反西方”、“反启蒙”的文化气氛中，德意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不但被认为是不同于“西方”并适合德意志国情的发展道路，而且被认为是比“西方”更优越的道路。此即卢卡奇总结的：“由于德国经济与政治之间已经存在的这种充满矛盾的关系并没有妨碍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在这里恰恰很容易被理解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因此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思想上为德国的这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作辩护，认为它是比民主西方更高级的一个阶段，具有更好的发展可能性。”[54]这种右翼优越论在纳粹时期进入高潮，也随纳粹毁灭而消失。“特殊道路”论作为解释德意志现代化的一种范式，主要源自社会主义与左翼批判思潮。马克思主义的“落后”论，韦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意志资本主义发育不良、资产阶级封建化的批判等等，都是在德国与西方的对比中提出的，稍一改变即可转化为“特殊道路”论。这一批判性论点的正式提出，始于1933年纳粹上台。此论“试图通过与英、法、美或所谓‘西方’的或明或暗的比较，找出德国历史上虽不是直接导致纳粹主义，但长期阻碍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乃至使法西斯上台的特殊性结构、经历、过程或重大的决策”[55]。在此思路下，民族国家建构的迟滞、民族主义的右倾好斗、分散的党派制度、文化中的非自由主义、容克和官僚的巨大权势、军官团的政治影响、工业化以前的传统习俗、资产阶级的封建化、“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等等，都被认为是德意志的特殊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帝国时期有效的工业资本主义与前现代的政治机构、统治秩序及生活方式结合，其内在矛盾导致了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总之，左右两翼均承认德意志的“独特道路”，区别只在于：前者认为这是反动，后者认为这是优越。如果这不能解释大屠杀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希特勒狂热的种族主义。纳粹德国之所以是野蛮的，至少有三点可以说明。

首先，纳粹德国并非规范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一位幸存者记得他父亲当时说过的话：“我为什么要移民？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如想象的那么恐怖。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会有什么命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是一个曾在前线打过仗的老兵，我为祖国在西线打过四年的仗，我是荣获过铁十字勋章的士官。”[56]这位父亲留下了，当然也被杀害了。在纳粹德国，杀人无罪是党卫军的特权，哪还有什么法治？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可以“合法地”在未经判决的情况下采取三种强制措施——警告、监护、把人关进集中营，此外他们还劫持、谋杀和制造不幸事故。1942年6月，前司法部部长、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因党内纷争，在德国法学院及慕尼黑大学发表演讲，强调指出德国必须恢复法律的秩序。文明国家不允许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专横地拘捕与不经应有程序地监禁人。弗兰克告诫道：“法律要么存在，要么丧失，没有司法制度的地方，国家就会沦为黑暗、恐怖的深渊。”[57]他作了三个相同的讲演，其中一个是在他的母校，给狂热欢呼的法律系学生作的。在受到希特勒的警告后，弗兰克从此绝口不提关于法制的事。纳粹德国的“人民法庭”设立于1934年4月24日，同年7月14日起独立于帝国国法院（Reichsgericht）之外，成为审理政治刑事案件（包括颠覆罪、叛乱罪和其他政治罪）的最高司法机构。“人民法庭”的法官（2名职业法官和5名纳粹党、党卫军及武装部队军官）由希特勒任命，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约束，法官席背后放置的不是国徽和国旗，而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和希特勒的半身像及纳粹党党旗。辩护律师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纳粹党员。纳粹时期，该法庭以德意志民族之名、以秘密审讯的方式，宣判并执行了五千多人的死刑。著名的“白玫瑰小组”［朔尔兄妹（Sophie Scholl、Hans Scholl）的反纳粹案件］和1944年7月20日陆军军官谋刺希特勒案件，都由“人民法庭”审判。1942年后担任“人民法庭”庭长的罗兰·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是纳粹德国恐怖的人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纽伦堡审判的罗伯特·杰克逊法官强调：起诉纳粹分子，不是因为他们杀害了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杀了人。审判不能仅仅视为一场复仇。[58]

其次，纳粹德国也是道德严重匮乏的国家。英国学者迪克·吉尔里的观点更为合适：任何社会只要缺乏民主和保护自由抗争的机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激发起来的民族仇恨通过“累积激进化”过程就会导致纳粹主义。[59]1937年4月19日，纳粹逮捕了德国犹太人领袖莱奥·贝克（Leo Baeck）要求他放弃数百万的财产给纳粹政府。贝克拒绝了，但仍然相信犹太人会逃过屠杀。他对朋友说：“希特勒和他的党羽不可能倒退历史。我们犹太人遭受苦难，一些人会因此牺牲，但我们一定能挺过来。犹太人的眼光是深远的。”[60]这样的认识和言论，从反面说明纳粹所为是历史的倒退。当褐衫冲锋队满脸得意、充满改变现状的坚定神色高唱“杀死犹太人”、“犹太人的血从刀刃旁迸出，美好的日子就会到来”时，集中营便成了道德沦丧之地、跨越文明边界之地。它致力于通过暴力、饥饿和苦役的方式，系统性地残杀人类。看守和警卫们被要求给囚犯制造最大程度的痛苦和凌辱，他们的行为面临着压力，但也有赞扬、额外补贴、晋升和奖品等酬劳。他们杀害的人越多、手段越残忍，他们的名声就越大。“纳粹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王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在那里，温柔、善良、同情、尊重法律和尊重自由的思想统统不再是道德行为，而是不可弥补的罪过。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只能卑躬屈膝地服从，听命去杀人，如果他不懂得去附和多数人的意见，那么他甚至就会默默地死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以杀人为乐趣并把杀人犯视为英雄。”[61]这不就是在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os）笔下“既不善耕作，也不善航行，也不利用牲畜。他们只关心一件事，一种技艺，就是不断战斗和打倒一切抵抗”[62]的古日耳曼人吗？

最后，参与大屠杀的德国人，特别是纳粹党卫队中的骨干分子确实具有野蛮性。纵览党卫队的历史，一个几乎是常识性的问题会提出：那些具有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德国青年，怎么会变成丧心病狂的极权工具，怎么会变成一种反常的忠诚和荣誉概念的奴仆？德国学者海因茨·赫内指出了一个普遍性现象：

他们加入佩戴党卫军标志的集团，因为这个集团满足了德国人的两种古老的渴望：参加一个军事团体，可望得到荣誉、保障以及尚武的光彩，并且成为一种秘密中坚、万能的秘密集会的一部分。的确，就许多德国人来说，他们对政治和政府的想象，除了视为神秘力量、秘密团体和灰衣主教的统治外，别无其他。黑色集团满足了这种白日梦想，谁加入党卫队，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为民族的主人，成为肩负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担的、菁萃贵人的教派成员。[63]

纳粹党卫军

奥斯维辛等灭绝营当然是现代性的屠杀机器，但现代性不足以解释大屠杀。对英国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齐格蒙·鲍曼关于大屠杀乃现代性产物的解释模型，有学者批评说，它“忽视了一大堆前现代偏见、情绪和仇恨的连续性，纳粹世界观只不过是为它们提供了最新的伪科学门面。再者，纳粹屠犹，在其某些组织方面和技术方面确实‘现代’，但同时也有许多‘古代’特征，包括其原始的杀戮方式。其实，许多犹太人死于奥斯维辛工厂化毁灭的同时，东线的许多犹太人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坑中被枪杀了”[64]。1939年占领波兰后，党卫军在华沙恣意凌辱、殴打、伤害当地的犹太人。后来成为德国文学批评家的赖希-拉尼茨基当时就在华沙，据他的回忆：“每个穿了制服端着武器的德国人可以在华沙对一个犹太人做他任何愿意做的事。他可以强迫他唱歌、跳舞，可以叫他屁滚尿流，可以叫他在面前跪下乞求饶命，可以突然把他枪毙，可以慢慢地充满痛苦地把他弄死。他可以命令一个女犹太人脱掉衣服，命她用内裤去擦干净马路上的柏油路面，然后叫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小便。”[65]如果说这种下流的做法并不普遍的话，那么1941年后党卫军在东部占领区的捕杀行动，就极其原始而野蛮，这些行动包括活埋、枪杀；40%的遇害者是在隔离区死于营养不良、饥饿、疾病、苦役等等。奥斯维辛的一名幸存者回忆1944年5月的生活感受时说：“我们的头被剃光，看起来不男不女，我们很久没来月经了，我们有腹泻，不，不是腹泻，是伤寒。我们在冬天和夏天穿同一种衣服，那是‘破布’，每一寸都有破洞。我们双肩裸露，雨水淋在我们干瘦的身体上，虱子在我们的腋窝狂欢，那是它们最爱的地方。它们的吸血、刺激、频繁的跑动给我们带来温暖的幻觉，当我们身体发抖时，至少腋窝下是热的。”[66]如果仅仅是“洁净”国家、消灭犹太人，那并不需要折磨这些受害者。不是什么惊人的工业化标准，而是原始的野蛮成为屠杀的特色之一。

人是一种动物。在文明社会，人的反文明冲动是在地下进行的，而且受到习俗、道德规范、法律和所有其他文明标准的约束。如果拥有至高的权力或受到最高权力的鼓励，人就可能抑制不住可怕的冲动。索比堡的戈梅斯基（Hubert Gomerski）在押送犹太人来营的途中，用铁水壶将病号的天灵盖砸破，把小孩往棚房墙壁上掼，让小脑袋开花以求“工余闲暇的消遣”。[67]索比堡副监长瓦格纳（Gustav Wagner）嗜杀成性，有“人中之兽”之称。幸存者回忆说：“瓦格纳一天不杀人就吃不下饭。用斧子、锹甚至双手杀人。他必须要见血。”对他而言，折磨和屠杀是一种快乐，他会从父母怀中夺过婴儿并用手将其撕碎。[68]在波兰罗兹聚居区的一家医院，党卫军比赛似地把小婴儿们从窗户向停放在街道边的卡车车厢里扔，一名士兵在得到上司同意之后“卷起拿枪的那只手的袖子，用刺刀接住了刚好下一个掉落的婴儿。婴儿的鲜血顺着刺刀一直流到凶手的手臂上，然后流进他的袖子里。他再次试了一下自己的才能，并再次取得成功，还在哭叫的孩子落在了他那把锋利的刺刀上。他又试了第三次，但这次没有接住，于是他放弃了整个游戏，还抱怨说已经太‘脏乱’了”[69]。所有这些，与《被涂污的鸟》中的凶犯并无不同。不只是党卫军，就是德国武装部队也如此。1941年夏季，德军焚烧村庄、处决居民司空见惯。1941年9月，国防军颁布一道命令，规定只要游击队在进攻中打死一名德国人，德军就要杀死50—100名“共产党员”。[70]这与原始的复仇没有任何区别。野蛮的又何止是党卫军？在德国，有几百万人知道大屠杀的一些实情，但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在其他场所，仍有数以千计的德国人积极参加大屠杀。对于这些人，我们能说他们是文明的德国人吗？

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

纳粹德国战败后，一些罪犯被关押在英国的施道潘监狱等候判决。原海军总司令、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邓尼茨（Karl Doenitz）、原纳粹党副元首赫斯（Rudolf Hess）、原军备部部长施佩尔等人在一起议论：著名的地毯式轰炸与特莱西恩斯塔集中营、德累斯顿和奥拉多尔究竟有什么区别。施佩尔出狱后也对来访的费斯特说过：“难道就因为摧毁城市、轰炸百姓是‘我的’或者‘我们的’战争，盟军就可以按照德国人的样子进行战争吗？把战争的目标明确对准平民百姓的人无论如何没有资格充当好汉，无权要求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德。我们德国人无疑罪孽深重，也已经开始认罪了，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经常声明，他们要把世界从罪恶中解放出来，可他们非但没有把世界从罪恶中解放出来，反而肆无忌惮地造恶于世界。”当然，施佩尔承认：“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们当时的敌人最后有权说了算。”[71]邓尼茨是潜艇战术的专家，赫斯毕业于慕尼黑大学，施佩尔是卓越的建筑师，但在他们心中，只有弱肉强食的逻辑。这些文化程度很高的人，其实不能算是文明人。

还在纳粹暴行展露之前，流亡中的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就敏锐地指出了纳粹的原始性和野蛮性。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预言：纳粹主义的兴起，中世纪的阴影开始笼罩欧洲；希特勒如果获胜，他不仅会保留资本主义，而且会把它拉到野蛮时期。希特勒所否定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有达尔文主义。纳粹主义将从经济唯物主义转向动物唯物主义，唤醒并结合了在文明化表皮下躁动着的全部野蛮力量。所谓纳粹主义，就是“社会在其正常发展（也即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下，一定会将之作为粪便……而摒弃的一切全都通过它的嘴排泄出来；未及消化的野蛮撕裂着资本主义的文明，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理学”[72]。在大屠杀之前就准确地预见到纳粹后来的行动，托洛茨基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之人。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都没有人认真听取托洛茨基的观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集中营的真实场景。

[1] 歌德：《歌德谈话录》（1827年5月3日），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

[2]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扭曲的梦想》，洪钧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3]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4]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8页。

[5] 泰奥·索梅尔：《1945——大转折的一年》（2005），任翔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页。

[6] 克里斯·麦克纳布：《二战数据III：党卫队》，第135页。

[7] 克里斯·麦克纳布：《二战数据III：党卫队》，第137页。

[8]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1965），莫雅平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9]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247页。

[10] 转引自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2002），隋俊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2页。

[11] 转引自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第109页。

[12] 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钮先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13] 转引自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第205页。

[14] 转引自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第67—68、69页。

[15] 京特·布卢门特里特：《莫斯科战役》，维尔纳·克赖佩等《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申庚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43页。

[16] 参见维尔纳·克赖佩：《不列颠战役》，维尔纳·克赖佩等《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第20页。

[17]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王涛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18] 参见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59—461页。

[19] 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译员》（1951），刘同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7页。

[20]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23、125、126页。

[21] 参见拉塞尔·雅各比：《杀戮欲》（2011），姚建彬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页。

[22] 转引自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下卷），郭方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5页。

[23] 威尔·福勒：《“巴巴罗萨”行动》（2004），张国良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35页。

[24]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卷）（1970），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25] Rudolf Vrba, I Escaped From Auschwitz, London: Robson Books, 2002, p.210.

[26]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第92页。

[27]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第43—44页。

[28]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第61页。

[29]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第99页。

[30]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第75页。

[31]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第105页。

[32]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第107页。

[33]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第192页。

[34]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第188—190页。

[35]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1996），梁骏等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36] 泽西·科辛斯基：《被涂污的鸟》，第67页。

[37] 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第310—311页。

[38] 详见侯树栋：《德意志中古史——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章。

[39] 转引自莱奥·巴莱特、埃·格哈德：《德国启蒙运动期间的文化》（1935），王昭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3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18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2—215页。

[41]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42] 刘新利：《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7页。

[43] 恩格斯：《马尔克》（18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6页。

[44] 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上册），何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页。

[45] 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46] 恩格斯：《德国制宪问题》（18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页。

[47] 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1848年11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0—541页。

[48] 于尔根·科卡：《走向文明社会的曲折道路——德国近现代社会史概述》，《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49] 安托万·基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1899），黄艳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50]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章国锋等编《海涅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51]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2000），高中甫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52]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94页。

[53] 凯伦·莱温：《汉娜的手提箱》（2001），林达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54]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1954），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55] 于尔根·科卡：《“德国独特道路”的终结》，《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202页。

[56]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307页。

[57] 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刘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58] 参见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第27页。

[59] 参见迪克·吉尔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

[60]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321页。

[61] 雅克·德拉律：《盖世太保史》（1964），黄林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页。

[62] 转引自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史》（1881—18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83页。

[63]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686页。

[64] 罗伯特·S.威斯屈奇：《现代性和纳粹之种族灭绝》，梁民政译，《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65]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我的一生》（1999），余匡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66] 多里斯：《“最终解决”》，杨运平译，《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第56页。

[67]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43页。

[68] 参见罗伯特·S.威斯屈奇：《现代性和纳粹之种族灭绝》，梁民政译，《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第181页。

[69]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21—122页。

[70] 参见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第33页。

[71] 约阿希姆·费斯特：《无法回答的问题：希特勒小圈子里的秘密》，任翔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10页。

[72] 参见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施用勤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8页。

第五篇　集中营世界

二十、为什么是奥斯维辛

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证据，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他们会说这是盟军的夸大宣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党卫军言论[1]

“集中营世界”（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是希特勒的千年帝国灰飞烟灭之后出现的概念。1945年，美军第四装甲师解放了哥达（Gotha）附近的奥尔德鲁夫（Ohrdruf）集中营，他们召来市长夫妇一道游览集中营。在承诺隔天与所有的成年居民重返集中营后，由于无法再次面对事实真相，市长夫妇双双自杀了。也是在这个集中营，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Swright D. Eisenhower）对陪同他的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等人说：“我希望不在前线作战的每一支美国部队都来看看这个地方。我听说美国士兵不知为何而战，现在他们至少应该知道是对谁作战。”[2]在纳粹集中营系统中，奥尔德鲁夫集中营因其规模不大、杀人效率不高而没有受到关注，但即使如此，其真相也能令市长夫妇自杀，这就是集中营的恐怖。这也是后人一直关注集中营的原因。

1. 集中营、灭绝营与奥斯维辛

1933年3月20日，纳粹掌权后不久就在德国达豪（Dachau）建立了第一座集中营，从此直到1945年，在其控制的欧洲原野上，纳粹建立了一万个以上的集中营，关押着数以百万计的各类受害者。德国境内以黑森州最多，至少有606个，境外则以波兰最多，共有各种集中营5877个。集中营是警察和司法机构的监狱系统之外囚禁拘留人员的食宿地，集非法迫害、奴役劳动、剥削榨取和种族灭绝为一体，与纳粹体制紧密相连，也是纳粹社会政治生活的缩影。

早期集中营。从1933年到二战开始，纳粹在德国境内建立了59个集中营，用于关押政治犯、犹太人等。从1934年4月7日的《恢复职业公务员法》到1935颁布的《纽伦堡法》（包括《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德国公民权法》《德国人民遗传健康保护法》），纳粹把人群定义成“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遗传基因”，剥夺了“非雅利安人”的公民权。截至战争开始前，德国政府讨论和通过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法律、条例、规定、实施细则和公告等达1500余项。德国犹太人受到有组织、有预谋的清理，被驱赶到不同性质的集中营。同时，根据《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和1937年7月14日颁布的《预防后裔患有遗传疾病授权法》，种族法也适用于“质量低劣的”雅利安人，如遗传病患者、对社会有敌意者、对社会无用者和对社会不满者等。其中“遗传病患者”相对明确，他们不但被关进集中营，有的还被禁止通婚、强迫绝育。“对社会有敌意者”包括妓女、酒徒、游民和吉卜赛人。“对社会无用者”包括乞丐、流浪汉、懒惰者、同性恋者、发牢骚者、打架者、交通违章者、心理变态者和精神病患者等。希姆莱对男性懒惰者是这样解释的：“懒惰者系指在有劳动能力的年龄内经官方医生检查已认定或可以确定在近期内有从事工作能力的男子，在这两种情况下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接受工作任务，或虽然已经接受了工作任务者，但在短时间工作后，没有充分理由又放弃此工作的人。”至于女性懒惰者，是指“不善料理家务、无所顾忌、既没有意识和计划作家务，又没有能力照料和教育孩子。总之，她们是德国人民中剔出来的品行不端的人，也就是说，她们是虚度时光的人”[3]。概括地说，早期集中营的目标人群包括四个群体：政治对手（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左翼政党及其成员，纳粹党内部的反对派等）、次等民族的成员（犹太人、吉卜赛人和“亚洲的次等人”等）、罪犯（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和反社会分子（不能适应“民族共同体”的人，如对社会有敌意者、对社会无用者和对社会不满者）。

纳粹军官视察达豪集中营

波兰及东方的集中营。德军入侵前，波兰约有347万名犹太人，其中231万生活在德占区。德军占领后，纳粹立即在波兰推行“德国秩序”，即实行反犹太和反斯拉夫种族主义的种族立法。1939年11月，波兰犹太人被迫佩戴犹太人识别标志。1940年6月6日发布《关于对东部地区波兰人和犹太人实行刑事看管》的特别刑法，它适用于“有犯罪行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按照海德里希的要求，纳粹有计划地驱逐犹太居民，几千个犹太居民点在几个月内就从波兰土地上消失，60%的波兰犹太人被集中到223个隔离区从事强制劳动。这些犹太隔离区或是开放的，被称为犹太人居住区；或者是封闭的，被称为犹太人隔离营。从1940年春天开始，居住区、隔离营的犹太人就面临两种命运：通过筛选，有劳动能力的送入劳动营，没有劳动能力的送入灭绝营。战争结束后，波兰犹太人已不足10万人，另有30万生活在苏联，总共有300万波兰犹太人死于纳粹。东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也大多死于波兰集中营。

德军入侵苏联后，先是四支特遣队跟随在陆军背后大批枪杀当地犹太人，然后是建立大批犹太人隔离区，比如立陶宛就有15个隔离区，拉脱维亚有3个，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更多。这些隔离区的犹太人或被毒气车毒死或被枪杀，在当地的犹太人被屠杀后，多数隔离区又改做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流放地。1943年6月21日，希姆莱命令，将所有东部国家和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人全部集中到集中营，大部分犹太人被杀害。1941年春，德国占领的苏联地区的犹太人居民总数为400万，在德军占领的22个月中，大约有300万人被害。

在德国、波兰、苏联和其他国家，纳粹迫害犹太人都包括三个阶段：实施“合法化”的种族歧视和移民，强迫性把犹太人送进隔离营，最后转入其他集中营，或强迫劳动或灭绝。因此，纳粹庞大的集中营系统，主要可分为四类。

（1）隔离营（Ghetto，亦译“集中居住区”、“隔离区”），是安置从附近地区驱赶来的犹太人的特定区域。隔离营的意味着：犹太人不允许与非犹太人接触，居住受限制，行动被监视，必须佩戴辨认标志，这里有纳粹强行建立的犹太人管理机构。

（2）劳动营（Arbeitslager），关押着大量劳工并不只限于犹太人，也包括战俘、政治犯、刑事犯等，囚犯们被迫从事苦力劳动。

（3）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亦译“死亡营”），是主要用来系统屠杀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囚犯的集中营。

（4）囚禁营，名称和功能均多种多样。如“劳动教育营”、波兰的“儿童日耳曼化营”、“捷匈边境匈牙利犹太人奥地利地区特别营”、“国防军拘留营和战俘营”、“青年教育营”、“外国民工营”、“警方拘留营”、“婴儿营与幼儿营”、“保安营”、“特别营”等。有的干脆就叫“营地”、“收容所”、“集结营”、“人质营”、“犹太人营”、“犹太人中转营”等。五花八门，各有其责。3.8万名波兰儿童随其父母迫迁后，那些经过种族挑选的种族高贵的儿童，被送到德国进行日耳曼化教育，因此有波兰的“儿童日耳曼化营”。从波兰、苏联和其他国家抓到德国强迫劳动的女工分娩后，她们又被送回到原来的劳动岗位，她们的孩子则留在这里，或被强行夺走，或被饿死。这就是“婴儿营与幼儿营”的由来。“青年教育营”是关押“道德败坏”的青年人的地方，所谓“道德败坏”包括跳摇摆舞者、闹事者等，对于他们“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必须送进集中营，让他们在那儿首先领教一顿棍棒，然后再用最严厉的方式对其训练并继续让他们做工”[4]。

在集中营系统中，隔离营人数最多，劳动营数量最多，各类囚禁营关押的囚犯种类最多。灭绝营只是集中营之一种类型，它数量不多，但效率极高，是大屠杀的中心。纳粹集中营之所以出名，主要在于它的灭绝营。

纳粹大屠杀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在德国、奥地利和东欧被占地区的谋杀机构，如德国的“安乐死计划”、毒杀病员的医院等。二是波兰和苏联等地的枪杀。三是机动汽车毒气室，比如在苏联就有15辆毒气车。四是灭绝营。纳粹大屠杀之独特，主要在于它的灭绝营。

所以，无论就纳粹集中营而言，还是就纳粹大屠杀而言，灭绝营都是典型代表。理解大屠杀，主要就是理解灭绝营。纳粹一共有六个灭绝营，全都建在波兰。

最早的是海乌姆诺灭绝营。它位于波兰罗兹附近，兴建于1941年12月，首次使用毒气车对波兰南部和罗兹省的犹太人进行谋杀。到1943年4月，共杀害30余万人。

还有属于“赖因哈特计划”的三个灭绝营。1942年6月，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赖因哈特·海德里希被袭身亡。根据他的遗愿，党卫军拟定了“赖因哈特计划”，即用毒气系统灭绝波兰“大政府”辖区和被割让地区的约120万犹太人。建在波兰的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三个灭绝营完成了一次功能升级。它们是，也只是杀人中心：“这3个集中营都以极其恐怖的手段采用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原理，其惟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快地、尽可能高效率地杀人。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人，用火车成批地运来犹太男人、女人和孩子，然后把他们送上一种所谓的‘传送带’，衣服全剥光，送进毒气室里，最后再把尸体拖走，以便埋葬或烧毁——从到达集中营的时间算起，这整个过程一般要不了3小时就可完成。这3个集中营一天总共可以产出25000多具死尸。”[5]受希姆莱之命负责“赖因哈特计划”的是卢布林地区党卫队长奥第诺·格罗波尼克，他手下的有100个毒气专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此人是参加过并负责过“安乐死计划”、罗兹附近的海乌姆诺村“毒气车”的屠犹老手。1942年春，维尔特在贝乌热茨设计集中营时，将其此前已经形成的流水线式杀人机器付诸实施：被围起来的162英亩地，毒气中心楼，楼内三个“淋浴室”，中心后面的装甲车（其250匹马力的柴油机动机排出含毒的一氧化碳）……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大屠杀集中在1942年。从3月16日开始，88个波兰隔离营的囚犯被驱赶到贝乌热茨。5月开始，23个波兰隔离营的囚犯被驱赶到索比堡集中营。8月，119个波兰隔离营的囚犯被驱赶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不但是波兰辖区内的犹太人，包括北起挪威，绕过西欧直到罗马尼亚的庞大地区内的犹太人，大多送到那里杀死。

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遗址纪念碑

再就是马伊达内克灭绝营。这是卢布林地区第四个集中营，1941年春为关押战俘而建，1943年4月9日改建为灭绝营，先后囚禁过26个国家的50万名公民，包括苏联战俘，死难者达36万。

马伊达内克灭绝营骷髅堆积如山

最后是著名的奥斯维辛—比克瑙灭绝营。

死于灭绝营的不只是犹太人但以犹太人的死亡人数最多。死亡之旅有五个阶段。

第一步是驱逐。党卫军在所属范围内全面搜捕犹太人，集中起来之后，对西方的犹太人，一般骗他们说把他们重新安置到巴伐利亚的德国劳动营；在波兰，则欺骗他们说，要把他们移居到乌克兰的劳动营。在华沙，早期有许多犹太人是自愿走上火车的。约2万名犹太人是因为经不起3千克面包和1千克果酱的诱惑，而更多的犹太人则是不顾一切地挤上火车。这些自纳粹占领以来就生活在“隔离区”的犹太人，早已对那种被严格控制和残酷虐待的生活感到绝望，所以相信了纳粹的宣传。但后来，大量犹太人则是被纳粹党卫军用枪逼着踏上了死亡之旅的。

第二步是运送。党卫军把被驱逐、抓捕的犹太人被塞进货车车厢。火车上没有水和食品，门窗严锁以防逃跑。密封的车厢内充满人体的气味、粪便的臭虫味和洒在地板上用以消毒的生石灰的气味。经常性的延误，加剧了车厢内人们的痛苦。因窒息和缺水，许多人就死在车上。通常一天有200节车厢把2.5万名犹太人运到集中营。

第三步是分类。到达集中营后，党卫军就对犹太人进行甄别和分类，区分出“有劳动能力”与“没有劳动能力”的两类，前者被送到苦工营，后者被立即送到毒气室。分类结束后是致欢迎辞。为了安抚从聚居区出来后一直饱受残酷待遇的被驱逐者，鬼话连篇的欢迎辞再次欺骗他们说，这是一个过渡性的营地，他们将接受洗浴，杀毒消毒，以预防疾病蔓延，然后就送往乌克兰工作。在贝乌热茨集中营运营后的初期，维尔特亲自致欢迎辞。索比堡的致辞人通常是该集中营副指挥、党卫队军士赫尔曼·米切尔来做。他经常穿着一件白色外衣，给人以他是一名医生的印象。因其声音悦耳，言辞华丽，米切尔被犹太人称作“布道牧师”。索比堡集中营一位名叫阿达·里希特曼的幸存者回忆说，米切尔的举止和言论非常动人心弦，他可以使那些被俘的听众“自发地鼓起掌来，有时甚至跳起舞、唱起歌来”[6]。

第四步是毒杀。党卫军把选出来的囚徒一群群地赶进营房，命令他们脱下衣服，把鞋拴在一起以免弄错，把钱、戒指、手表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留下。在索比堡，如时间允许的话，还发号牌充当收条，假装为领取贵重物品时所用。妇女和女孩被要求剪掉头发，她们被告知这是为了防止头上长虱子。在这三个集中营里，工作人员们把通往毒气室的过道称作“管道”，或者带点黑色幽默的味道，称作“天堂之路”。在特雷布林卡，这条“天堂之路”约15英尺宽，两边是7英尺高的铁丝网，铁丝网与树丛枝丫缠在一起，这样，里里外外都让人看不见。赤身裸体的受害者们排成5列，由一名党卫队士兵在前面领着，被强迫跑步通过那段110码长的过道，这期间，卫兵们不断用鞭子、棍棒，甚至刺刀催促他们快点。男人们先进去，因为现场监视者害怕男人们看到女人们的遭遇会奋起反抗。每处集中营的浴室开始时有三个小的毒气室，但是不久，这些就不够用了。到1942年初秋时，新增或新建的设施已经翻了一倍多。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有4码长、9码宽，能紧密地塞进400多名受害人。它的入口处两边摆放着盆栽的天竺葵花和其他鲜花。一块硕大的“大卫之星”装饰着前面的三角墙，入口处挂着一块深黑色的帘布。这是从一座犹太教堂里拿来的，上面还有用希伯来文写的一行字“正义者将由此门进入”。犹太人进入过道后，被残忍地挤进铺了地砖的毒气室，头上的淋浴喷嘴是假的。然后，信号发出，柴油发动机启动，开始向毒气室里注入一氧化碳。“伊万，放水！”含毒的烟气涌入毒气室。开始时还有哭叫声和呻吟声，然后一切渐渐平息。在贝乌热茨，开门时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

毒气室里的犹太人密密麻麻地重叠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尸体不是躺在地板上而是呈不同方向混乱地重叠在一起的原因；有些人由于死亡的时候身边有点空间，所以是跪着的姿势。我能看到嘴唇和鼻尖都是乌色的。有些人的眼睛闭着，另一些人的眼睛是翻卷着的。

人们仍然像石柱一样站立着，因为没有空间可以倒下或倾斜。即使死了，你也能够辨别出哪些是一家人，他们都相互拉着手。在为下一轮清理毒气室时，很难把他们分开。你可以发现，扔出来的尸体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还是湿的，这是汗水和尿液所致，大腿上还有肮脏的粪便和经血。二十几个工人在忙着用铁钩撬开嘴巴进行检查。牙医们用铁锤敲下金牙齿、假齿桥和假齿冠。[7]

第五步是埋葬或焚烧。纳粹把部分身强力壮的犹太人组织成“死亡大队”，他们把同胞的尸体拖到事先挖好的巨大墓坑中。因为死人太多，或来不及处理而暴尸于外，或草草埋葬而遇热腐烂，恶臭难闻。最后采用大规模露天火化，残留的骨头，先用碎骨机压碎，然后再把骨灰和碎片埋进坑里。索比堡1942年秋就开始烧毁尸体，特雷布林卡于次年春采用火化。贝乌热茨在1942年底关闭之后又把已经埋下的60万具尸体挖出来烧毁。“特雷布林卡的火化行动进行得最为繁忙，规模最大，目睹者的反应也最好。大约70万具尸体需要挖掘出来火化。而与此同时，不断还有新的尸体从毒气室运来，准备接受处置。跟其他集中营一样，这里也采用机械挖掘机挖出尸体，每次用大钩吊起6—8具尸体，堆放在地面上，然后，成群的犹太囚犯用担架把尸体转运到巨大的钢制网格里。这种被德国称作‘烘烤箱’的钢制网格可以装下多达3000具堆塞在一起的尸体，有100英尺宽，由6根铁轨构成，停放在3排28英寸高的钢筋水泥柱上。砍下的树枝放在网格下用作引火物。有时候，会在尸体上浇些汽油。但不久，党卫队士兵们有了一个发现。他们发现女尸比男尸烧得要快些，因为女人的皮下脂肪更多。如果把女人的尸体合理地安排在底层，即使没有汽油，火照样燃得很好。从女尸到男尸，从旧的尸体到新的尸体，火焰不分昼夜地从火堆上冒出，每天要烧毁7000具尸体。”[8]

杀人无数的焚尸炉

希姆莱曾要求在1942年底之前把波兰“大政府”辖区内的所有犹太人消灭干净，这一目标基本实现。贝乌热茨关闭了它的毒气室，只是因为要处置从荷兰、巴尔干半岛及波兰并吞区比亚利斯托克运来的犹太人，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集中营还在运转，但放慢了速度。在特雷布林卡于1943年8月、索比堡集中营1943年11月发生的犹太囚犯起义被镇压后，这两个集中营也关闭了，“赖因哈特计划”结束。这一行动在19个月的时间内共屠杀了约170万犹太人。只有82名囚犯幸免于难。大屠杀并不只发生在集中营，在东线战场，在德军占领区，野蛮的个体与集体枪决的行为经常发生。但只有集中营的屠杀，才最具纳粹德国的特色和风格：严密的组织分工、合理的工艺流程、高效的技术手段。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绝大部分是在集中营完成的。1942年3月，第一次遣送大潮从斯洛伐克开始；6月，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被运往集中营，华沙犹太人聚居区开始大疏散。1943年3月，希腊紧跟随其后；1943年10月16日，罗马犹太人已为德军所控制，受到冲击。1944年4、5月间，匈牙利犹太人命运逆转；最后是意大利犹太人。上述三个集中营都是死亡工厂，但正如后来的研究者发现的：“这三处地方几乎没有人提起，因为到过那里的囚犯无一生还，所以没有人能够作为证人接受我们的采访、向我们讲述那里发生的事情。”[9]在上述三个集中营关闭后，新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便开始灭绝其他地区犹太人。

奥斯维辛（德语“奥斯威辛”）市属于波兰上西里西亚省，距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30多公里。“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于1940年6月开始运行，当时规模不大，主要用于关押波兰政治犯。1941年夏，海德里希召来党卫队上尉霍斯，要求他把奥斯维辛扩建成屠杀犹太人的主要中心。曾在达豪等集中营工作过的霍斯，是一个有经验的集中营管理者、集体屠杀的组织者，他以高度的负责精神和创造性的思维，赋予奥斯维辛以严密的程序与极高效率，成为纳粹灭绝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亚洲劣等人”的主要场所。到1942年中期，奥斯维辛集中营拥有了三个大区。一号区为主营，有管理机构、盖世太保中心，为德军服务的企业都位于这里。二号区为比克瑙灭绝营，可以容纳20万名受害者，主要用于进行大规模屠杀，也包括布达农业营、加梅泽家禽营、赖斯科蔬菜营以及一些化学实验室。三号区在莫诺维茨，是一个工业中心。奥斯维辛不是一个集中营，而是一个集中营系统，它包括33个集中营，有自己的足球场、图书馆、照相馆、交响乐队，还有一支拥有60多名医生和300多名护士的医务队、一间大型面包店、一座制革厂、一座造锡厂等，是一个野蛮的城市。

与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不同，奥斯维辛集中营虽也设有毒气室，也大量杀人，但在其若干分营中，大多是劳动营，其囚犯至少还有因为苦役而活下来的可能性。距奥斯维辛主营三公里的比克瑙二号营，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灭绝营、纳粹大屠杀的中心，有110—150万名犹太人死于这里。纳粹医生门格尔轻松地说过：“他们来到这里时还是个犹太人，但走时却化作一股青烟从烟囱里去了。”[10]纳粹医生Heinz Thilo把奥斯维辛称为“Anus Mundi”（“世界的肛门”）：把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全面清除出去，以维护日耳曼世界的洁净纯粹。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房及隔离电网架

劳动营与灭绝营差异很大。一个例证是，为了找到两个人都有可能活下来的地方，17岁的马丁·博恩斯坦离开了他的父亲——一个正躺在比克瑙集中营顶层床铺上无法行动的人。马丁被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对新环境的感觉是：“这儿的感觉有点像是天堂。我头一次有了一个床铺，一条毯子和一点食物。”[11]另一个例证是，匈牙利犹太人埃利·维赛尔（Elie Wiesel）一家先被运到比克瑙，然后被押到奥斯维辛，他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比比克瑙好。集中营入口处有音乐，双层水泥建筑代替了木板工棚，宿舍区有一些小花坛，可以洗热水澡、治病。一个波兰人告诉他们：“现在你们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前面是一条用痛苦铺成的漫长道路。但是，别灰心，那关最要命，已经过去了。”[12]因为有大量的劳动营，所以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不少幸存者，他们的回忆和讲述，使得后人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了解得更多。

比如，一个爱情悲剧就可以在不同人的回忆中重复出现。在波兰人基拉尔（Wieslaw Kielar）的回忆中，多次讲到他在比克瑙与另一个囚犯管理者埃德克的友谊，他们曾合作进行逃亡的准备工作。埃德克的女友玛拉是集中营的主任翻译，结伴逃走后又被抓回来处死。在党卫队绞死埃德克时，基拉尔就在现场：“埃德克勇敢地登上了绞刑台，立即踏上了放在绞刑架下的凳子，绞索碰到了他的头。……不一会儿，从岗哨一侧的党卫队队伍中站出一人，手执一纸，开始用德语宣读判决书。就在此刻，立在凳子上了的埃德克，用头寻找绞索圈套上了的颈脖，猛一蹬脚吊了起来。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他决不活着把自己交给刽子手。”[13]对于玛拉的死，基拉尔只是听说：完全和埃德克一样，玛拉也坚决不让党卫队来执行判决。当她站在绞刑架上，判决尚在宣读时，她就用一枚预先准备好的刀片分割开了自己的动脉。

埃德克和玛拉逃跑又被抓回来的故事，在另一个波兰青年尤莱克的回忆中又一次得到叙述。他们的教训，给尤莱克和他的女友希拉的逃跑提供了借鉴。[14]而且，法国犹太人范妮娅的回忆还可以补充上玛拉临死时的情形：“玛拉独自一人站在广场的中央，她衣不遮体，浑身是血……她自豪地昂着头，微笑地看着我们。……那个党卫军打了她一个耳光，打断了她的话。我站在离玛拉大约30英尺的地方，我看到她手里有件发亮的东西——是一个刀片，她用刀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那个党卫军冲向前，把她摔倒在地，粗暴地给她绑上止血带，他们想让她活着。他们把她的双手背到背后捆了起来，把她拖走了。她跌倒了，又自己站了起来……”[15]范妮娅对埃德克不太了解，所知的只是：他长得漂亮，是波兰抵抗组织中的一个小伙子。他们两个能够组织会议，因为他们的职务允许他们外出，他是个行政上的助手。

不同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基拉尔因为埃德克的关系，见过玛拉几次。他的回忆是：“由于她容貌出众，尽管她是个犹太人，德国人待她还不错。”她与同伴相处能宽以待人，热情平等，因此她得到了普遍的好感。范妮娅则对玛拉有较多了解：玛拉一到比克瑙就被挑选出来准备送进毒气室，只是因为那天晚上人太多，剩下她和五位朋友被锁在25区，她们从通气管中爬了出来，跑到集中营司令霍斯的住所。因为她会讲德语，霍斯就让她当了翻译，很快就因为办事效率高而赢得德国的尊重，她利用自己的权力尽量帮助犹太人。“她生活中只有两种爱：爱自由，爱埃德克。他们有时在我们区见面，而每次见面都是个不同寻常的时刻。每次都是她先进来，过几分钟他才进来。他们相互看着，但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距离却好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彼此互不接触也互不讲话，而他们周围的空气却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互相看着，他们的爱点燃了周围的一切。此刻他们的爱情为我们所在的世界夺回了最美好的东西。”[16]基拉尔与范妮娅的回忆恰好使这一故事完整起来，而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则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要是真的发生了，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记录。

所以不能把作为整体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称为“灭绝营”。只是因为奥斯维辛规模最大、杀人最多，只是因为那里生还的人最多，后人对它的了解也最多，所以它成为恐怖集中营以及纳粹大屠杀的代名词。必须强调的是，纳粹大屠杀并不只是在奥斯维辛进行的。

2. “死亡工厂”的关键词

当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到达奥斯维辛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大铁门上“Arbeit Macht Frei”（“劳动获得自由”）的标语。党卫军在站台上对刚下火车的犹太人进行区分：那些身强力壮的男女——人数在15%左右——被带到集中营劳动，剩下的老弱病残以及带孩子的妇女都立即被带进毒气室消灭。至少23万名儿童死于比克瑙，大部分人都在到达一小时后被处死。第一批被选出来的男子可以活半年到一年，妇女则只能活四个月。

区分之后是一系列的剥夺：暂时没有死的人被剥夺了全部东西，赤身裸体地被剃光身上所有毛发，然后领到一套囚服。不同于其他集中营时，奥斯维辛还在到来的囚犯身上文上数字，以期更加有效地管理。从此，囚犯们所拥有的就只有一个数字。这就是列维所说的：“我们一无所有，他们抢走了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鞋子，甚至夺走了我们的毛发……他们还要剥夺我们的名字。如果想记住自己的名字，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足够的力量去记住这个名字背后的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某种东西。”“现在我们设想一个人不但失去了他所热爱的人，而且还失去了他的家、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衣服，最后彻底失去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此时，他只是一副空空的躯壳，唯有痛苦与贫困相伴左右。他失去了一切判断能力，毫无尊严可言。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时，迷失自我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决定他的生死，根本不用从人的角度考虑他是否是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人。”[17]

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植被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压碎或被掩盖，根部也不例外。在冬季和过渡的季节里，这些地方就成为覆盖着白雪和暴露在外的垃圾堆。白雪会灼伤眼睛，致使眼睛暂时性失明或终生失明。夏天，光秃秃的地面干燥无比，尘土飞扬，加上肮脏的寄生虫、虱子、疥癣、臭虫和蚊子，集中营几乎所有的犯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种皮肤疾病的影响。囚犯们穿着木鞋，不时陷入泥泞的淤泥中，耗尽他们最后的一点体力。住的陋室拥挤不堪，饥饿是常态，卫生状况极差。巴黎来的范妮娅印象最深的是女厕所：

它是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大约40英尺深，坑边用石头胡乱围起来，茅厕周围有木板墙。上边有个木板房顶。这个漏斗形的大坑周围搭上了一圈大木棍。茅厕门一开，姑娘们就冲向木棍，露出臀部，坐在上面。有些没抢到地方的拉痢的姑娘，就站着拉开了大便。这不免要挨茅厕看守的辱骂和毒打。茅厕里面臭气熏天，看到这种可怕的，又腥又臭的厕所使我目瞪口呆，我永远也忘不了。大约50个姑娘坐在那里，像一群病菌母鸡一样紧紧地挤在满是屎尿的木棍上，个个瘦骨嶙峋，冻得浑身发抖。腿长的人，脚尖能挨着地，但是像我这样个小的人脚就挨不着地，只好用双手拼命抓住屁股下边的木棍，如果掉进屎坑里，那惨死的景象会让人不寒而栗的。[18]

既然是囚犯，当然也就没有正常人的权利，他们随时可能遭遇针对自己身体与心理的暴力。霍斯任命军士长奥托·莫尔担任所有焚尸场的监工。此人残忍成性，吹嘘说他愿意烧死自己的妻子和七岁的孩子，如果元首下命令的话。他喜欢把活着的婴儿扔进焚尸炉里，用裸体的年轻女人进行打靶练习。[19]在这里，人均存活时间为三个月。斯洛伐克的弗尔巴（Rudolf Vrba）刚进奥斯维辛时，两个老资格的波兰囚犯对他说：“1000个人来到这儿，只剩下4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我像你一样是个犹太人……我就会跑向那边的带刺铁丝网，他们很快就会把你击毙的。听我的，朋友，今天就死吧！”[20]

奥斯维辛集中营包括三个大区。一号区为主营，管理机构、盖世太保中心，为德军服务的企业都位于这里。二号区比克瑙灭绝营，主要是进行大规模屠杀，也包括布达农业营、加梅泽家禽营、赖斯科的蔬菜营以及一些化学实验室。三号区的主体建在莫诺维茨，因有一家生产橡胶代用品“布纳”的工厂而被称为“布纳营”，另有几个小营负责挖煤与生产水泥。

关于奥斯维辛，已有大量文献，这里只拟以几个重要名词为线索，略予介绍。

布纳营

布纳营即奥斯维辛三号营，主体建在莫诺维茨，因有一家生产橡胶代用品“布纳”的工厂而得名。这里有德国最大的石化公司伊格·法尔本公司、最大军火制造商克虏伯、最大的电器制造商西门子的工厂，还有党卫军自己开办的“德国国防工厂”，如水泥厂、沙石厂和木器厂等。奥斯维辛既是种族灭绝的中心，也是纳粹德国的战争经济、军备生产的一部分。除集中营和焚尸场的日常所需外，囚犯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劳动。他们为克虏伯公司生产炮弹的引火绳，为西门子公司生产飞机和潜水艇的精密部件，为规模最大的法尔本的石化联合企业生产燃料和一种由煤炭炼制的、称作“布纳”的合成橡胶。法尔本以及其他私人企业按每个技术工人每天6个帝国马克（1.50美元）的高报酬付给党卫队，但集中营只给出不到10美分的少量钱来维持一个劳工的生存。工人的午饭是一碗清汤，晚饭是一盎司面包，也许再加一点点黄油。他们忍受着最原始简陋的卫生设施，几乎得不到任何药品，尽管伤寒病及其他流行病肆虐各个营地。清晨，他们便踏着囚犯乐队演奏的音乐走出去劳动，晚上回来时，他们往往得搀扶着因饥饿、劳累过度或遭到监工们残酷毒打而瘫倒的同伴。党卫队招聘的许多监工原来就是一些德国的职业罪犯。[21]奥斯维辛普通囚犯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非人的生活环境与超人的劳动强度。

加拿大营

加拿大营是奥斯维辛最大的财物仓库。“加拿大”意指物品丰富、财富无尽，因此也是集中营“百货商店”。这里有堆积如山的食品、日用品。各种货币、黄金、珠宝、首饰等经过整理后被送到柏林。这些不仅仅可以支持德意志帝国的经济，而且可以通过瑞士银行来操纵外汇，从而使得同盟国的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同时也支持了纳粹在国内的统治，“例如柏林的婴儿需要鞋子，希特勒就在奥斯维辛找到鞋子。妈妈会给俄国前线的爸爸写信，赞扬这个长着一点儿黑胡子的救世主”[22]。加拿大营的财物第一种来源是来自囚犯们。当犹太人被押进奥斯维辛时，他们把能够带得了的好东西都带上了：最保暖的东西，最新的东西。有钱人还带着行李，行李里装着皮衣、珠宝、钻石、黄金、钱。每周有数千个装满无数财宝的箱子送往那里。尼斯利医生对此很明白：“他们在关押前夕流着眼泪搜集、准备了那么多途中食品，然而在火车上，他们却忍饥挨饿，几乎什么也舍不得吃，为了把仅有的那点东西省下来，留给老人和孩子，留给往后更艰难的日子——然而这‘往后的日子’并没有到来，他们的食物被原封不动地放进了焚尸场的货柜。”[23]另一种是源源不断从外面寄来的财物，主要来自德国人和波兰人。但“即便你的包裹真的邮到了，里面的食品也要送到党卫军食品部，分给那些享有特权的拘留犯、‘黑三角’、妓女、盗窃犯和其他罪犯，总之是那些‘社会精华’。最卑鄙的是当我们其中的人已经不在了的时候，他们也根本不通知我们的家里人，以至我们的家里人继续节衣缩食，为我们节省，寄上一点儿他们从黑市上买的黄油，寄上老奶奶用的配给的那一点儿糖做的一小罐儿果酱，一点儿香肠，一点儿兔肉馅饼，寄上一些脆饼干，好让她的小宝贝们继续节食，免得发胖。父亲母亲们就这样不断地往这里寄东西……”[24]党卫队之外，集中营中的“贵族”或有机会的人，就可能享有这些物品。而在这里工作的人，也经常偷偷带一些商品出来进行交易，只要有钱便可以买到一切。波兰人基拉尔记得匈牙利犹太人来时的情景：“大批的匈牙利犹太人运到奥斯维辛。运这样多的人来，这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过的。列车一辆接一辆驶进月台。车厢里拥出一群群人来，男的、女的、老的和少的。他们带来了所有财产。一堆堆家产从车厢内卸出，垒成了大垛，淹没了一排挨一排站着的人……”“集中营里又开始了物资过剩的时期。厨房里用鹅油煮着吃面包的汤。还有罐头、水果、鞋、衣服、漂亮的床单枕套、鸭绒被、南斯拉夫的白兰地酒……喔，还有首饰。焚尸炉在冒烟也罢，在填满被煤气毒死的人的沟坑中，人的油脂在火焰中咝咝作响也罢，这都毫无关系。集中营里有了足够的食物，集中营松了口气。……集中营的黑市交易受到很大震动。”[25]因为集中营的“贵族”经常在此相会聊天，因此它也就成了集中营的信息中心。

吉卜赛人营

根据纳粹的种族主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被分为八类，各自享受不同的待遇。德国（犯）人是第一类，北欧各国人属于第二类，法国人属于第三类，巴尔干各国人属于第四类，俄罗斯人属于第五类，吉卜赛人属于第六类，犹太人属于第七类。1943年9月以后，纳粹当局又把背叛了自己的意大利人列为第八类。这一分类意味着，吉卜赛人的命运要好于犹太人。吉卜赛人营位于比克瑙杀人中心“白桦林”的B2区，1943年2月26日建立，很快就达到能容纳一万人的规模。在开始的一年半里，吉卜赛人可以一家人住在一起，很少有人被迫在他们自己这个营地之外的地方劳动。甚至还有一个操场、一个乐队，吉卜赛人的孩子有时候摆着姿势让德国摄影师拍照。但因为宣传的需要，或者因为医学实验的需要，这些吉卜赛人都免于一死。1944年，匈牙利医生尼斯利进集中营后成为医生，据他的观察：“他们约有4500人，他们不需要劳动，但却负有看管隔壁的犹太人的任务。这些人的残忍程度是正常人的头脑所无法想象的。”[26]在1943年2月26日至1944年7月21日期间，送进吉卜赛人营的女囚犯编号10489人，男囚犯编号10094人，但到1944年8月2日该营解散时，已有16638人丧生。在进行筛选后，918名男性、490名女性被作为有劳动能力者转到其他集中营从事奴隶劳动，留下来的2897名吉卜赛人被送进毒气室，成为死于纳粹魔掌的25万名吉卜赛人中的一部分。

家庭营

在吉卜赛人营旁边，纳粹还建了一个家庭营。它最早由大约5000名捷克犹太人组成，他们像吉卜赛人一样以家庭为单位住在一起。纳粹允许这里的囚犯接受家人寄来的包裹，鼓励他们给朋友和亲戚写明信片。这里还有自己的乐队，可以免除强制性劳动，家庭营营地的居民一般可以多活六个月的时间。他们中的第一批是于1943年9月从布拉格附近的特莱津转来的，那个地方被纳粹分子当作一个示范隔离区，虽然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个伪装起来的中转营，但条件还是比其他集中营好些。特莱津的大部分犹太人一到奥斯维辛就被送进毒气室，但也有一小部分被安排到家庭营。希姆莱借此欺世盗名，向世人显示奥斯维辛只是一个良好的集中营还不是杀人中心，他还专门安排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些代表前去参观家庭营地。[27]家庭营的另一个功能是关押供医生们试验用的人，如门格尔需要的孪生子。

快乐营

希姆莱同意为党卫队队员们开设一所妓院，它主要满足党卫队的需要，同时也向那些非犹太人的工头们开放。刚进奥斯维辛的波兰少女丹妮拉不明白党卫军何以要在她的胸上烙上标记，一个黑眼睛女孩告诉她：“它的意思是，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德国政府的财产了。我的双亲在战前是做马匹生意的。战争爆发前两天，波兰政府官员找到了我们并且为马匹打上了印记：‘收归政府’。我们再也不能使用它们了。现在也一样。他们为我们打上印记，说明我们属于德国政府。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能碰我们了。我们要为德国人工作，作为交换，他们要喂养我们。……在这里和在犹太人区的情况不一样了，那时，我们是公共财产，那时任何一个与德国人有点关系的人，都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而现在，情况不同了。”[28]快乐营既是“卫生与科学研究院”，又是妓院。作为前者，这里对年轻的女性实施各种实验。一种是人工授精、双胞胎受精、流产、早产接生以及各种阉割和绝育的实验；另一种是外科实验，从女性体内摘除器官，换上人工器官，还有毒药试验等。丹妮拉进来后就被施行了绝育手术：

她赤身裸体地躺着，叉开的双腿依旧被捆在桌子两边的铁棍上。……

斯洛伐克医生……粗鲁地解开捆着丹妮拉的胳膊和吊着双膝的皮带，从她白色紧身外衣的胸袋里掏出一个验血针管，恼恨地戳入丹妮拉的胳膊并且咆哮道：“怎么？在劳动营还不够受的，嗯，你是非来这儿不可！好吧，到这儿来士兵会教训你的。”

针头后面的玻璃管里升起殷红的鲜血。她的血！她看着它，排出的鲜血突然间变得如此接近。在她看来他们现在似乎是在提取她生命中最亲密、最致命的因素！在她身体最深处，她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现在正在被输入玻璃管内。他们是要准备将她变成一个血红的动物！

……

大滴大滴的汗珠从她赤裸着的身上滚下来，她是刚才意识到这些汗水的。……她的脊柱下部时不时地发作起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就像火舌又从已经平息的火苗中蹿起。这种疼痛一直向上冲到她紧闭着的牙关，向下冲到悬挂着的脚的每个趾头尖上。慢慢地，一次剧痛与下一次剧痛之间时间稍长了些，但她体内，那倍遭摧残的生命却依然能感到每次剧痛的来临。[29]

做完绝育手术后，丹妮拉就来到快乐营玫瑰色的营房。这里没有饥饿，没有鞭笞，有的是新的服装和干净的内衣。在这里，每天两点，德国士兵在开赴俄国的途中，从附近的中转兵站赶来用这些姑娘娱乐自己。“姑娘们不得不将全部身心奉献给这一工作，以便她们的客人得到最大的满足。假如有的客人不满足于自己的‘娱乐’，在离开时，他有义务到护士间去报告，指出那个女孩子胸前的号码。经过三次这样的报告，这位姑娘就会销声匿迹：她不配享受赐予她的巨大的荣耀，她轻视了一个德国勇士的荣誉。”[30]

点名

德国人精细严格，每天劳动归营都要点名。点名时间持续一小时，如人数不符，就要拖到两三个小时。要是怀疑有人逃跑，甚至会延续到24小时。如果是雨天、雪天或隆冬季节，点名就成了一种痛苦。有一个囚犯回忆说：

1943年2月5日，宣布要进行全体点名。清晨3点半，所有犯人都被带到营场后面的一块空地上，而平常点名是在营内进行的。在那里，我们踩着深雪，一直站到下午5点。后来，命令我们鱼贯进入集中营的大门。一阵拳打脚踢落在我们的背上，我们不得不跑起来。那些跑不动的老弱病人就被抓走，送进了25号囚舍。我们组的10名法国妇女遭到了这样的命运。接着，我们就被带进营内，编成了一个新的犯人队，其中也有我。我们这一队又被重新带到营外的空地上，空地活像一个战场，到处都是尸体。我们被迫将这些尸体拖到25号囚舍的院子里。

25号囚舍是死亡之口。我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因为我就生活在26号囚舍的院子。院子里垛着死人堆，还不时能看到有头和手在微微颤动：这是试图从这些死人堆中爬出来的活人。[31]

“淘汰”（“挑选”）

“淘汰”即让囚犯们接受挑选。囚犯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可以劳动，一旦身体状况不好，党卫队就要把他们送进毒气室。为此集中营定期进行“淘汰”。匈牙利犹太人埃利·维赛尔回忆布纳集中营“淘汰”时说，一个同情囚犯的楼长告诉他们：“你们必须脱光衣服，然后，一个接一个从党卫军医生面前走过。……进旁边那间屋子前，要尽量活动四肢，让身体有点血色。不要慢走，要跑，就像魔鬼追你似的跑！不要看党卫军。使劲跑，一直朝前跑。”[32]那些因病、饿、打而身体虚弱的人，在集中营内被称为“穆斯林人”，他们都是要被“淘汰”的。7号楼是囚犯医院，但实际上却是从囚犯中挑选出的“特别处理”对象的中转站。凡去就诊的病人，一去就被分成两大类：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重新从事劳动者，编入一组，医生对之进行正常的医治。凡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治疗方可痊愈者或难以治愈者，编入另一组，送到20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治疗”。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楼，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刑注射室。

“清理”

囚犯源源不断地运来，由于原有的安置点无法安排，除定期进行“淘汰”外，有时还要整营整营地清理。门格尔医生主持了清除C营区的行动：

每天晚上，大批不幸的无辜者被送往焚尸场。每次大约4000人，分乘50辆卡车。每当这支车队亮着大灯隆隆地开进焚尸场时，车上的“乘客”都要像发疯一样地大呼小叫，鬼哭狼嚎。

卡车把这些早已赤身裸体的人卸在通往毒气室的台阶前，随即，她们被野蛮地推进这间地下室里。

尽管这些人都知道她们走进的是通往死亡之路的毒气室，然而，4个月的囚禁、毁灭性的身心折磨以及神经系统的崩溃已使她们失却了应有的敏感和表达自己意志的能力。——她们显得温顺而可怜，谁也没有一丝抵抗的意思。她们疲惫不堪地弯着腰、低着头默无声息地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精神和肉体同时遭受超负荷的痛苦折磨的日子总算结束了！对眼前这个世界，她们再也没有什么留恋的。几个月来，她们一直生活在噩梦之中，深重的灾难一下子全部降临到她们的头上：她们安谧、温暖的家庭被洗劫一空，她们跟她们的丈夫，拖带着孩子和老人，被无端地遣送到郊外荒野中的砖瓦场，在连日阴雨形成的满目荒凉的沼泽地里度过了不堪忍受的几个星期。在那里，她们被分期分批地带进专门设有各种器械的拷问室中，无缘无故地被各种刑具折磨得皮开肉绽。她们必须供出把贵重物品藏在什么地方或交给了什么人，有些人因此而被整治得奄奄一息或当场毙命，活下来的人当她们被带上运牲畜的火车时似乎才松了一口气，全没想到更悲惨的命运正在前方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她们。

经过四五天的颠簸劳顿，她们来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她们离开了丈夫和亲人，被挑选到右边的队列里，最后来到了C营区。

C营区的木棚里是一个虱子的世界，邋遢得令人作呕，传染病横行，每天都要有几十个人被拉进焚尸炉。——到此为止，她们仅剩下来的一点人类的尊严也被剥夺了。

一双双粗暴的手剪去了她们的长辫和秀发，只留下她们最后一件掩身的衣服。洗过澡后，人们发给她们一些连天下最下流的乞丐也注定不屑一顾的破衣烂衫，同时也就接受了第三帝国对她们第一次慷慨大度的馈赠——虱子。

从此以后，她们便在铁丝网围墙里过上了非人的生活。

她们的伙食比平常人家的洗碗水还要清淡，显然不至于让人饿死，但也谈不上让你活下去。食物中没有一点蛋白质，她们的双腿变得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由于吃不到任何肉类，她们全身浮肿，月经中止；她们一个个焦躁不安或歇斯底里。神经质、偏头痛和鼻出血始终折磨着她们。由于缺乏维生素C，她们整天昏昏欲睡、无精打采；部分人记忆早已丧失，以至于记不起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的门牌号码及其街名。尽管她们的眼珠也仍间或一轮，然而其中却不见激情和智慧的光芒，所有的人只是一层痛苦而漠然的雾翳。

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并不认为已经对她们过于苛刻。她们每天必须拖着孱弱的身子去承受持续几个小时的“点名”和人数检查。

当她们在“点名”时晕倒以后，一盆凉水当头浇下又使她们苏醒过来，第一眼见到的永远是笼罩在集中营上空的浓烟及从焚尸炉的大烟囱里冒出的火团。——浓烟和火团两个信号每时每刻都在告诉她们一个严酷的事实：这里离另一个世界实在不远了。

C营区的居民们在焚尸场的门前生活了4个月，而把她们全部推进门里只花了10天的时间！今天，C营区终于沉浸在寂静之中了，她们的骨灰在维斯瓦河的波涛中是不会再体会到人世间的残酷了。[33]

“贵族”

集中营生活着数十万人，形成一个畸形的社会，也存在着劳动分工和劳动管理。有些属于室内的劳动，有些工种可以获得多一点食物，各种专业人员、手艺人等也被挑选出来承担相应的工作，他们都享有一定的便利。在此之上，还有囚舍长、领班、卡保（kapo，即各类监工）等，他们对普通囚犯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与纳粹党卫军一起参与了集体屠杀的各个环节。逃出奥斯维辛的弗尔巴曾在党卫军储藏室、加拿大营工作，工作与生活都比较愉快。据他介绍：“这些囚犯头是集中营里的贵族。在每个营房里他们都有自己的屋子。在那里他们用香喷喷的食物来款待自己的朋友。他们用炉子烤牛排、薯条，而香气透过薄薄的隔板飘荡到饥肠辘辘的囚犯们的鼻孔里。他们偶尔也边喝着从毒气室受害者那里偷来的梅子白兰地酒，边吞咽着食物。”[34]法国上尉查尔斯·根勒克是有权势的14区区长，是把20美金当卫生纸的富翁，他所有衣服都来自华沙最好的裁缝的精心裁剪。大量的行贿使他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弗尔巴亲眼看到了两个党卫军小队长谦卑地敲门后的一幕：

“进来！”查尔斯吼道，他们跟着他进了房间。他扑通一下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拍了一下巴掌。一个仆人囚犯立即出现在眼前，主人点了饭菜。

雪白的桌布铺在一张桌子上。5分钟之内我们就坐了下来享受一顿丰盛的冷鸡晚餐，喝着南斯拉夫的雷司令酒。晚饭结束后，根勒克走到他的壁橱前拿了一把美元，他把100美元扔给了库尔帕尼克，另外100美元给了邦特罗克。[35]

集中营“贵族”们的奢侈生活是惊人的，他们的能量也是惊人的。奥地利人弗朗茨因为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所以被送到奥斯维辛，成了一名囚犯头。他残忍、野蛮、能干而又有人道精神，弗尔巴从未见到他打过一个囚犯。在储藏室干活的时候，他偷了一瓶果酱送给一些来自斯洛伐克的女孩子。他敢于下手的原因是：共有一千瓶果酱，党卫军茨温利清点的次数通常是三遍。因此在第三次后，弗朗茨拿了一瓶果酱放在手上高高举起。走到门口时，他反双手高举过头，并说：“快点检查，我还有事做。”哨兵们搜了他的口袋、摸了他的裤腿，然后放行。然而，这次弗朗茨没算准，茨温利数完第三次后又清点了第四次了。弗朗茨的行为被发现了，被判处五十下“九手鞭”、在暗室站两周、在处罚营接受“无期徒刑”。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致命。这时，弗朗茨平日以柠檬、火腿、香肠、果酱等建立的关系发挥作用了。很多人死于“九手鞭”，但轮到弗朗茨时，一个囚犯头告诉抽鞭的囚犯：“少用点劲，装得像真的就行了。”然后，轮到暗室罚站。它的痛苦在于：在密封的狭小空间中，五个囚犯的鞋子被拿走，他们只能站在冰冷的石头上，而且一次只有一个人可以坐下，他们因此会为这个优先权而相互厮杀。但弗朗茨进去后，却发现囚犯头没有安排其他人与其一同受罚，执行人也没有拿走他的鞋子，地上还有块毛毯。最后，处罚营也是令人绝望的，其任务是在集中营周围挖掘5码深、6码宽的壕沟，受罚者没有任何工具，只能用手挖土，用帽子运土，故而死者甚众。而弗朗茨在每处都受到欢迎，没有人为难他。[36]此人战后在维也纳开了一个旅店，以弗朗茨果酱而著名。

奥斯维辛的一个囚犯头后来坦白：“我惭愧地承认，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也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集中营的那段时间里我变得更坏，我的行为像一只野兽。但我也必须指出，那就是我能够生存的原因。……在集中营里，我与我们的敌人为伍，并与他们合作，我觉得我别无选择。我是一个囚犯头，为了生存我必须这样做。最后，通过大量的诡计，我被提升到了集中营里一个有突出影响的位置，这使我比其他犹太人吃得相对好一点，日子也好过一些。我对自己的行为及对待犹太同胞的方式感到内疚，我也相信我学到了人性的知识。”[37]

奥斯维辛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杀人工厂，其中最重要的是“白桦林”与特遣队，它们是集体屠杀的核心。

3. “杀人机器”的结构与流程

比克瑙二号营的杀人机器主要就是“毒气室—焚尸炉”系统，因其周围密集的白桦树而得名“白桦林”。在奥斯维辛，这个美丽的名字意指4个焚尸场，共6间毒气室和14个焚尸炉，一天可焚烧8000多具尸体。一列列装满犹太人的火车从欧洲各地来到奥斯维辛车站，党卫队医生在火车站台仔细检查每位到来者，接着大拇指向左一挥，示意把人送去毒气室。接下来的过程，匈牙利犹太医生米克洛什·尼斯利介绍得最细致。

集中营里的尸体搬运过程

坐上有红十字会标志的卡车的左边一队的老弱病残者，排成5路纵队进入焚尸场，院子里的水龙头给了他们很大的惊喜——一路上他们很少能喝到水。喝够以后，他们重新排好队沿着一条煤渣路继续前行100米，再沿着铁扶手走下12级水泥台阶，来到一个用多种语言写着的“浴室和消毒间”。大家又兴奋了：洗澡总是愉快的。这是一个总长约200米的房间，沿着墙壁的是组成“口”字形的长凳，上面均匀地排列着编了号的衣帽钩，还有文字提醒每个人注意把自己的衣服和鞋子拴在一起，以免洗完后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一些喜欢赞扬德国人的人不禁脱口而出：“这才是德国人的作风！”但听到10分钟内脱光衣服的严厉命令时，已有人产生不祥预感，但毫无办法。当他们把衣服挂上、鞋子拴在一起，并牢牢记住衣钩上的号码后，一个党卫队队员便打开房间底部的双扉橡皮大门，此时人群开始流向一个与更衣间差不多大小的明亮大厅。不同的是，大厅中央每隔30米左右就有一个柱子从水泥地面一直通向天花板，柱身是铁皮管道，四面穿凿了密密麻麻的小孔，像筛子一样。所有人进来后，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一个声音：“党卫队队员和特工队员离开大厅。”随即大门关上，灯光熄灭。与此同时，一个党卫军军官和一名卫生组织的士官坐车准时来到这个大厅的上方，也就是地面草坪上，那里每间隔30米就有一截短短的烟囱。士官戴上防毒面具，手里拿着4个绿色的铁皮盒子，他在打开烟囱盖的同时也打开手中的铁皮盒子，把一种淡紫色的粉粒状物质倒入烟囱。这种被倒入烟囱的物质就是齐克隆B或氢氯化物，它一旦和空气接触就会产生剧毒气体。毒气沿着穿凿了小孔的铁皮管溢出，很快弥漫地下大厅，在5分钟时间内毒死大厅里的3000人。而地面上的投毒者没有立即离开，他们又等了5分钟，在确信下面没有一个人活着后，他们才从容地开着车离去。

在关上大门20分钟后，大厅的电动排风机响了，毒气排放后，大门也打开了。汽车停在门口，下来的特遣队队员先把衣服和鞋子装上汽车运走消毒，然后再运到需要的地方去。鉴于总会有些毒气留在死人堆和毒气室的缝隙中，因此第一批进入毒气室的队员总是戴着防毒面具。毒气室的灯亮了：

尸体并不是乱七八糟地平躺在地上而是簇成一团，堆成塔状，一直垒到房子的顶部。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只能是毒气首先从大厅的底部蔓延开来，继而逐渐上升、扩散到天花板，因此，这些不幸的人们就被迫互相践踏，向上蹿起，一些人踩在另一些人的身上往上爬，爬得高一点，毒气就晚到一会儿，——这是人们本能的求生欲望使然。……尸体的底部是一些婴儿、小孩、妇女和老人，而顶部则是一些体格最强壮的男人，他们的身体一般都是紧紧地抱在一起的，身上、脸上和胳膊上布满了搏斗时留下来的斑斑血印，鼻子里和嘴里流着污血，脸部肿大、变形，脸色铁青死灰。……[38]

特遣队队员穿着高筒胶靴，用自来水冲洗堆成小山的尸体。这个程序之所以需要，是考虑到生命的最后一个行为是无意识地向体外排便。冲洗之后特遣队队员把紧紧抱着的尸体分离开来，再把皮带系在死者的手腕上，一个个拖到隔壁房间（更衣间）的电梯旁。四部电梯同时工作，每部一次只能装20—25具尸体，特遣队队员的速度刚好与电梯的运转力相当。

电梯在焚尸场的大厅停下。大厅约有150米长，明亮整洁，水泥地面石灰墙，15个红砖砌成的炉膛在一字形排列。负责牵引尸体的特遣队队员等候在电梯门口，把尸体顺着特制的滑道卸到焚尸炉前。这时需要做两件事。一是尸体分类，老人、青年和孩子分别排列成行。因为不断的移动，尸体不时会有血水向外流出，而炉前水泥地面上的沟槽恰好为此提供了通道。二是尸体开发。死者的头发需要留下，因为头发具有实用价值，特别是可用于定时炸弹。八个特遣队队员接着还要敲下尸者的金牙，他们一手拿着撬棒，一手拿着拔牙钳。前者用来撬开死者紧咬在一起的双颔，后者用来拔出金牙、金牙托或其他的镶牙金饰品。金牙被拴起来放在装有硫酸的桶里，以便烧掉附着在上面的骨渣和碎肉。死者身上其他的贵重物品，如项链、珍珠环和戒指之类的则被装进一个箱子里，箱子是密封的，仅有的一条窄缝可以保证特遣队队员只能放入而不能取出。每个特遣队队员每天可以收集8—10千克金子。所有这些黄金等物品都被送到三个金银匠人那里，他们先对之进行消毒，然后进行熔化提纯，最后出来的是每块0.14千克的金块。各个焚尸炉加起来每天可得15—17.5千克的纯金。一个特别残忍的事实是，第三帝国的最高奖章——橡树叶和钻石饰骑士十字勋章——就是由5个犹太珠宝匠用受害者的珠宝打造成功的。

人死了，尸体也开发完了，这就到了最后一步——焚烧。清理好的尸体被放在一块类似手推车的钢板上，每次放三具。沉重的大门自动打开，载着尸体的钢板被平稳地送进加热到白炽程度的炉膛内。20分钟后，尸体变成了灰烬。这些灰烬开始被放到院子里，后来停在那里的汽车就把它们运到两公里外的维瓦斯河边，倾倒在浑浊的波涛之中。[39]

在屠杀—焚烧过程中，奥斯维辛的特遣队承担着最主要的任务。在比克瑙，负责筛选的是德国人，放毒气的也是德国人，但执行火化前后所有任务的却是这种特遣队。他们在新到的、将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们中维持秩序，把紧张、骚动、可疑的“麻烦者”领到火葬场的后面由党卫军枪杀；他们帮助老人脱衣服，把他们领到或推进毒气室；他们负责剃掉女性的毛发；在党卫军放毒气时，他们把囚犯的行李、贵重财物、食物和衣服分类，搜寻衣服衬里内的珠宝；他们把纳粹不需要的东西，如相册、书本、文件、摩西五经经卷、祷告披肩和玩具等统统烧掉；他们从毒气室中运出尸体，拔掉戒指和金牙；把尸体送进焚尸炉，监视炉体的运转，提取和清理骨灰。通常情况下，在一间毒气室内，10个党卫军加20个特遣队队员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内杀死2000名犹太人。比克瑙一共有6间24小时运转的毒气室。

特遣队队员是特殊的人，他们享受着特殊的生活。作为特遣队的医生，匈牙利人尼斯利记得：“这里的书籍应有尽有。这是一个勤学好读的民族，每一个被押送来的犯人都带来了与各自的文化修养比较相当的书籍，拥有书籍和阅读是特遣队队员的特权。在营房里，看书的人一旦被发现是要受到惩罚的。……我们用餐的桌子上铺着很厚的锦缎台布，上面摆着精致高贵的名牌瓷碟和五花八门的银制餐具，——所有这些也许在几天前还是属于被流放的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被流放的人由于前途未卜，出发前总想尽量多带些食物。所以在我们的餐桌上，各种各样的罐头、肉、香肠、果酱、糕点和巧克力，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我喝着朗姆酒……我们抽着道地的匈牙利产的高级香烟……在集中营里，一支香烟的价值和一份面包相当，而在这里，数百盒高级香烟胡乱地堆在桌上。”[40]这些消费品来自死难者。进入集中营的囚犯被搜刮一空，但搜刮行动的执行者各有私心，因此搜刮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漏洞。那些在脱衣室里搜集到的金子，部分地落入负责此事的特遣队队员手中；拔牙的医生没有将全部金子都放进硫酸溶液的桶里，他们也请金银匠熔化提纯，使之成为0.14千克的金条，然后换成各种商品。其情形是：

一个特遣队队员把金条放在口袋里，一直走到焚尸场的大门边，在那里，他稍停一会儿，然后便走到岗亭前的党卫队士兵面前，同他嘀咕一句什么，党卫队士兵旋即转过身子，离开岗位向别的什么地方走去。这时，在焚尸场门前的铁路上，有一队20到25名波兰人正在劳动，他们的队长在这名特遣队队员的示意下夹着一只皮包朝这边走过来，他迅速地把皮包交给特遣队队员，同时也接过特遣队队员递给他的一纸包金条。特遣队队员转身，带着皮包越过大门，径直来到焚尸场内。特遣队队员走进大门边上的警卫室里，他从皮包里取出百把支香烟和瓶酒，党卫队士兵随即踅进室内，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烟和酒悄悄地揣进衣袋里。须知，党卫队队员每天只能得到配给的两支香烟，至于酒则根本没有……[41]

特遣队、加拿大营以及囚犯们冒险藏起来的财物，是集中营“贵族”间有金子流通和各种交易的三个源头。

奥斯维辛前后共有12支特遣队，总人数在700—1000人之间，每支都在几个月内维持有效运作，然后被屠杀，他们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四个月，每支特遣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焚烧他们的前任。特遣队基本上由犹太人组成，这基于纳粹一个险恶的考虑：“必须让犹太人把犹太人放进焚尸炉；必须表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哪怕是灭绝他们自己。”[42]就特遣队队员自己来说，除了死，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也尽可能地为囚犯提供食物，他们有时会在尸体中认出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有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妻子拖进焚尸炉，然后若无其事地坐下来和同事们一起吃饭，有一个特遣队队员陪自己的母亲走进毒气室后留在那里被毒死。[43]

1944年最后几个月里，特遣队队员知道对于纳粹来说，他们的利用价值已经失去了，因此被迫采取行动。“根据战后发现的埋在地下的日记记载，他们计划举行起义，闹得集中营鸡犬不宁，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剪断通电的铁丝网。在接下来的混乱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能够逃出生天。”[44]1944年10月7日，特遣队把4号焚尸炉炸毁了，他们用不多的几支手枪袭击了党卫兵，剪断铁丝网。打死了四名党卫军后，几百人逃进了树林。但党卫军很快掌握了形势，逃出去的人都被抓回来就地处决。整个事件中，共有853名特遣队队员和70名党卫队队员死亡，3号焚尸场变成废墟，4 号焚尸场受到破坏而无法使用。

来到奥斯维辛后暂时活下来的大约为15%，这些人生活在生不如死的环境中，而且确实时刻面临着被送往毒气室的危险。这里又有几种情况。

奥斯维辛的大屠杀主要是在毒气室完成的，但比克瑙杀人中心也还有比较原始的枪杀与焚尸坑。据尼斯利医生说，在4号焚尸场600米外桦树林的后面，在集中营带电的铁丝网之外，有一幢黄色墙的茅屋。那里没有水龙头供临死者最后解渴，没有欺骗性的告示以解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更没有称作消毒室的毒气室。受害者300—400人一批走出脱衣房，刚脱下衣服就被赶出房间的后门。在两排党卫军的队伍中间，有一条115米长的弯曲小道，尽头就是长50米、宽6米、深3米的焚尸坑。坑沿上，每5米就有一个党卫队队员，手持小口径的枪。当受害者走到距离坑口15—20米的地方时，他立即被两名特遣队队员拖到党卫军面前，“享受”一枪，随即被推进烈火熊熊的焚尸坑中。[45]两个焚尸坑每天吞没5000—6000人，杀人规模超过一个焚尸场。焚尸坑持续上升的黑烟柱，成了奥斯维辛的标志：所有刚走下奥斯维辛火车站的人，首先看到的就是它。

大规模集体屠杀以外，也还有各种小规模的屠杀。党卫队队员每天晚上会挑出70名失去劳动能力的女囚，命令她们逐个脱衣走进诊室进行“体检”。她们刚一走进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向她们的后脑射击，一枪即可毙命。被这种方法杀害的妇女足有数万人。奥斯维辛的医生克雷默在日记本记着：“清晨三时在现场观看特别行动。在我看来，但丁的《地狱篇》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情节与这种行动相比，简直成了喜剧了。奥斯维辛不是平白无故地被称为‘灭绝营’的。”[46]他所说的应当就是这类行为。对于被抓回来的逃跑者或犯有大错的囚犯，党卫军采取的是枪决和绞刑。

各种屠杀之外，还有各种虐待。一个小女孩想悄悄钻过岗哨，看守喊她站住，然后慢条斯理地摘下肩上的枪。小女孩子抱着他的皮靴请求饶命。看守笑着说：“不要你的命，只让你再也不能悄悄地钻了。”他对准女孩的腿上就是一枪，女孩不得不被截去大腿。情报队队长、二级小队长奥斯瓦尔德·卡杜克（Oswald Kaduk），晚上把50名囚犯赶进淋浴室，命令他们脱光身子，跃过一根离地面50厘米高的手杖。跳不过的就到左边站着，等待处决。如果大多数人都跳过了，卡杜克便会殴打他们，直到他们卧地而死。此人还有一个癖好，如果在囚犯身上查出有一只虱子，他就将一根抬饭桶用的杠棒架在囚犯的脖子上，然后使劲下压杠棒两头，直到把这个囚犯弄死。二级小队长威廉·博格尔（Wilhelm Boger）发明了一种刑罚：两张桌子并排摆着，相隔一米。受害者被强令坐在地上，收紧大腿双手抱膝，然后给他戴上手铐，用一根棍子从胳膊和膝盖间穿过，棍子两头架在两张桌沿上。这样他便脑袋朝下悬空倒挂在桌子之间。接着再用牛鞭抽打他的屁股和脚后跟。疼痛使得受害者几乎要将身子翻转过来。每当屁股撅得很高时，就要狠挨一棍。如果号叫声过于刺耳，就要给他戴上一只防毒面具。大约15分钟后，受害者在痛苦的抽搐中已经不省人事了，再也说不出话，裤子变成紫红色，鲜血淋漓。脑袋木然下垂，昏厥过去。施害者若无共事，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装有刺鼻气味的液体的小瓶，伸到受害者的鼻孔边。几分钟后受害者又恢复了知觉。[47]

各种虐待之外，还有饥饿、劳累、风吹日晒、医学实验、猩红热、白喉、伤寒、斑疹伤寒、肺结核、自杀等多种致伤、致命原因。

这里要说明的是，奥斯维辛充满暴行，但并不是所有的党卫队队员都是虐待狂、变态狂，仿佛这里所有的德国人都是毫无人性的畜生。研究党卫队的德国学者赫内强调：“消灭犹太人的真正骇人听闻、确实令人震惊之处在于，成千上万正直的有妻室儿女的人也参加了这种公开屠杀的勾当，并且在每天屠杀过后还俨然自以为是忠于法律、循规蹈矩的公民，从未想到过有一步偏离个人道德的道路。虐待狂仅仅只是大规模灭绝的一个方面，而且甚至算不上党卫队领导机关所希望的方面。相反，希姆莱坚持一个根本思想，即大规模灭绝要干得认真、干净，党卫队员在执行国家的屠杀令中必须保持‘体面’。……‘我严格禁止任何党卫队成员擅自对犹太人采取任何个人行动。’他在1935年8月的一项命令中指出，当时的集中营看守人员，必须每三个月在一份声明书上签名保证自己不虐待囚徒。”[48]这就是说，在管理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中，大部分是“遵纪守法”、没有虐待行为的人，但即使在这些人的监管下，囚犯也会慢性死亡。严酷的劳动，毫无营养的食物，可怕的卫生条件，永无止境的囚禁等，都在摧残着生命。除少数最强壮的人能坚持下来，绝大多数人都在经受着心理和生理持续恶化的过程。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 Frankl）描绘了这一过程：

当最后一层皮下脂肪消失净尽，我们便活像是披上皮肤和破衣的骷髅，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萎缩下去。身体消耗着体内的蛋白质，肌肉渐渐消失，而后身体便毫无抵抗力。茅舍内的难友，一个个相继死去。每个人都能精确地算出下一次会轮到谁，自己又将在什么时候撒手西归。多次的观察，我们已可以洞烛先机、铁口直断。“他差不多了”，或“下回轮到他”——我们常这样子交头接耳。晚上捉虱子时，我们看着自己赤裸的身躯，心里同样想着：“我这个身子其实已经是一具僵尸了。我变成了什么？我不过是挤在铁丝网后寥寥几间破屋里的一大堆人当中的一小部分罢了。这一大堆人体每天总会有一部分开始腐烂，因为它已经死气沉沉了。”[49]

在20世纪中叶，在文明欧洲的心脏区域，在奥斯维辛，发生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去，但世界对此无语。在离集中营不到两英公里的平静小镇上，范妮娅注意到：

人们奔忙于自己的事情……当我们从一些人的身边走过时，没有一个人抬头或回头看看我们：既没有好奇，也没有敌意，好像我们并不存在似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让人当回事呢？

人们从家里走出，走进，做着日常的事情；女人们怀里抱着孩子到商店里去买东西，那些孩子个个都长着红扑扑的苹果似的脸蛋。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代表着生活？我们看到他们那样自由的生活是多羡慕呀？为什么他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呢？他们不会没看到我们，他们不会不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吧？我们穿着带条纹的外衣，光头上裹着头巾，瘦得不像人样——这都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人。他们外出散步时，常常从比克瑙集中营旁边走过，没人阻止他们。集中营的狰狞的外貌清楚地告诉他们它的机能。他们会认为那5个高高的、冒着令人呕吐的浓烟的烟囱是供人取暖的锅炉房的烟囱吗？这个小镇的5600名居民是在德国获胜后定居在这个小镇的德国人。我能让他们起来造反，去解放那个集中营吗？他们会感到他们对我们是有责任的吗？我突然心潮澎湃，气血奔涌：他们是有责任的，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任何对我们的冷漠都无异于宣判我们的死刑。

……我肯定战争结束后，这些人会对人们说，关于集中营的事他们什么也不知道。[50]

纳粹当然知道这是空前的犯罪行为，所以对外是严格保密的。生活在波兰东部的犹太人希拉曾被抓入奥斯维辛，其逃脱后回忆说：“我是否在犹太人区听到了有关奥斯维辛的事情呢？根本不知道。我们虽然听到一些阴森可怕的消息，是关于在特雷布林卡和其他集中营发生的事情。一些年轻一点的男人有时能幸运地逃出来，他们说出在那儿亲眼目睹的一切。……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对奥斯维辛一无所知。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波兰的东北部，与奥斯维辛离得相当远有关。但我们根本不相信这类消息，它们是那样的可怕。我不能相信，在20世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一切太夸张了。”[51]

1944年11月2日，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停开，杀人机器开始关闭，奥斯维辛的最后一次点名是在1945年1月17日。1月下旬，党卫队炸毁了集中营的主要建筑。此后约5.8万人被押往西部，途中约有1.5万名囚犯死于饥饿、冰冻或枪杀，最后约4.3万名囚犯到达西部集中营，是为“死亡之旅”。当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维辛时，他们看到的是7000名奄奄一息的囚犯。

奥斯维辛是人间地狱。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33篇有云：“在那里哭泣本身不容他们哭泣；/而且忧愁在眼睛上遇到障碍/就转向内心以增加痛苦。”[52]有人活了下来，所以世界知道了奥斯维辛。1993年，大屠杀研究者哈斯（A. Hass）访问奥斯维辛纪念馆，该馆副馆长告诉哈斯：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与他联系，希望死后葬在比克瑙。[53]

[1] 转引自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1984），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页。党卫军之所以无所顾忌地实施大屠杀，就在于他们早就计划毁灭一切证据以逃脱历史惩罚。

[2]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88—489页。

[3] 古德龙·施瓦茨：《纳粹集中营》（1990），樊哲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4] 古德龙·施瓦茨：《纳粹集中营》，第86页。

[5]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14页。

[6]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29页。

[7]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32—133页。

[8]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36页。

[9] 安奈特·维奥尔卡：《给我的孩子讲奥斯维辛集中营》（1999），王大智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10]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2—3页。

[11] 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23页。

[12] 埃利·维赛尔：《夜》（1958），王晓秦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13]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中译本改名为《死亡的回忆———奥斯维辛五年》，1972），李平、裘明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14] 参见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131—133、137页。

[15] 范妮娅·芬伦：《魔掌中的女子乐队》（1977），刘元林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16]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253页。范妮娅·芬伦：《魔掌中的女子乐队》，第182页。

[17] 转引自安奈特·维奥尔卡：《给我的孩子讲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1—12页。

[18] 范妮娅·芬伦：《魔掌中的女子乐队》，第27页。

[19] 参见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93页。

[20]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2002），李丹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21] 参见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83—184页。

[22]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117页。

[23]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1946），许家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3页。

[24] 范妮娅·芬伦：《魔掌中的女子乐队》，第71页。

[25]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321—322页。

[26]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17页。

[27] 参见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91页。

[28] 囚号135633：《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第102页。

[29] 囚号135633：《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第125、128页。

[30] 囚号135633：《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第130页。

[31] 奥托·克劳乌斯、艾利希·库尔卡：《死亡工厂》，第48—49页。

[32] 埃利·维赛尔：《夜》第107页。

[33]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149—152页。

[34]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81页。

[35]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187页。

[36] 参见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85—91页。

[37]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96页。

[38]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41—42页。

[39] 参见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39—46页。

[40]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32—33页。

[41]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70—71页。

[42]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第39页。

[43] 参见安德鲁·罗伯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李广才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44] 安·科什那：《莎拉的礼物——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2006），杨晋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45]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82—84页。

[46]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30页。

[47] 三则材料均引自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44—445页。

[48]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46页。

[49] 维克多·弗兰克：《活出意义来》（1959），赵可式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5页。

[50] 范妮娅·芬伦：《魔掌中的女子乐队》，第83—84页。

[51]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93—94页。

[52] 但丁：《神曲·地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页。

[53]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3页。

二十一、罪犯的抱负：种族乌托邦

……如果有人问道：“你们认为在这屈指可数的几年内，在西欧的基督教文明和文化昌盛的国家中，居然有那么一个国家，把成百万的老人和儿童，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是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赶进毒气室去，这难道是可能的吗？”任何人都会说，绝不可能……因为有两个原因。首先，人们想象不出任何人有任何理由要这么干。否则，他们将会因此而招致全世界人们一代之久的憎恨。如果他们在和平时期这么干，他们马上就会陷入战争，因为人人都将起来制止他们。如果他们在战争状态下这么干，那么他们又能以什么理由来为他们的这种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罪名辩解……其次，我们会说：“你们要让人民那么干是办不到的。”一支征募而来的军队毕竟是由来自千家万户，来自各个工厂的人们所组成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你能想象，你能让自己有儿有女的人们去把数以万计的儿童赶进毒气室吗？如果有人说或者提出建议……把人当作试验物，并在他们有意识时，在他们自己的眼前割去他们的生殖器作试验……我们会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加德纳（Lord Gardiner）[1]

“绝对不可能”的大屠杀发生了，大屠杀的意识形态是由希特勒给出的，灭绝犹太人的指令也是希特勒发出的。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讲话中说：“在我的一生中，我经常扮演预言家的角色，但通常都遭到别人的嘲笑。在我为权力而奋斗时，我预言说我总有一天会领导整个国家和德国的全体人民，然后，除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外，还要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我首先就遭到了犹太人的嘲笑。我相信德国犹太人空洞的笑声现在早已经卡在喉咙里了。今天，我想再做一次预言家：如果欧洲内外的国际金融界的犹太人成功地将各国置入世界大战，那么结果不会是全球布尔什维克化，犹太人也不会因此胜利，结果只能是犹太这个种族在欧洲彻底灭绝！”[2]他在这里使用了“灭绝”（vernichtung）一词。1942年11月8日在纪念慕尼黑“十一月政变”的演说中，希特勒再次谈当年2月已经使用的毒气屠杀的“最终解决”。“你们还记得在那次国会会议上，我曾宣布：假如犹太人以为一场世界大战将导致欧洲种族灭绝的话，那么，结果绝非如此，而是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掌声）。你们总笑话我是预言家。那时笑过我的人当中有许多已经不再笑了（个别的笑声，掌声）。现在还在笑的不久以后也许不再笑了（大笑，热烈的掌声）。这一浪潮将要越过欧洲而席卷全世界。”[3]希特勒公开发出的只是号召，在希特勒之下，是希姆莱等人以坚定的意志和有效的行动把这种种族乌托邦付诸实践。

1. 希姆莱的迷狂

希姆莱像

主持大屠杀的希姆莱至少在开始时有一定的被动性。1977年，希特勒的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是1941年的一天，仿佛是初春时节……当时希姆莱和希特勒从会议室里走出来，我永远忘不了希姆莱的神情。在他的眼镜下的脸拉得很长，他沉重地坐在我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掩面，肘部搁在桌面上。‘上帝，上帝，’他说，‘我该怎么办呢？’很晚以后，当弄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后，我确信就在那一天，希特勒对他说犹太人必须被杀掉。”[4]1941年11月11日，希姆莱的医生费利克斯·克尔斯滕（Felix Kersten）在日记中写道，希姆莱今天心情特别沉重。他告诉医生：“我是根本不打算消灭犹太人的。我原来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可是整个事情都坏在戈培尔这个人手里。”[5]其实，戈培尔虽然确实主张消灭犹太人，但如他在日记多次提到的，他的计划是在纳粹“最后胜利”之后进行，因而与希特勒有一定分歧。纳粹德国早期的反犹政策无论多么残暴，但直到战争爆发时为止，都还没有在肉体上全部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就希姆莱而言，他的主张是犹太人必须离开德国，但一旦希特勒决心已下，他也就坚决服从并“创造性”地予以发挥。

希姆莱生于正常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天资聪颖、学习勤奋且颇具同情心，与父母的关系也非常好，其父乃高级中学老师，思想虽然保守却绝非反犹主义者。他少年时代的唯一缺憾就是体弱多病，因此而形成一种自卑情绪。中学毕业后，希姆莱怀着将来做一个农场主的愿望进入慕尼黑大学学农。此时正是1918年的失败使德国社会弥漫着悲观绝望情绪的时期，对希姆莱来说，其良好的家庭出身带给他的社会保障也因此失去了。在绝望的心境中，他接受了种族主义的强烈影响，并日益成为政治上的极端分子。在纳粹要人中，希姆莱的起步并不早，直到纳粹掌权前夕，他还只是纳粹权力等级中的二流人物，但凭借其党卫队全国领袖的身份、对希特勒的无限忠诚和不择手段的权谋，他迅速掌握了德国的警察系统。1943年后，他兼任德国内政部部长，手中不但有庞大的警察，还有近百万武装党卫军，成为希特勒之下的二、三号人物。种族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希姆莱又是纳粹领袖集团中最狂热的种族主义者。而使之与其他纳粹领导人区分开来的，是希姆莱的宗教迷信。“希姆莱出身于天主教世家，教门内的种种细微的规矩，他都了如指掌。对他的精神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其一，北欧神话中的人物和世界，他在北欧神话中找到了值得党卫队膜拜的力量和英雄楷模。其二，他着迷于耶稣会，特别是信众对信仰的奉献精神。其三，他完全相信纳粹的种族理论。……膜拜北欧神话中的偶像，运用天主教的仪式，贩卖纳粹理论——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特的信仰系统看作是希姆莱的宗教。”[6]

（1）迷信北欧神话

还在大学期间，好读书的希姆莱就在寻找德国人的理想。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中，他发现了古日耳曼的英雄形象。塔西佗判断：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净的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种族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因此，虽然他们人数极多，而体格则完全一样：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他们只有突然冲动的勇猛而不耐心于操劳和艰苦的工作，也决不习惯于忍受燥渴和炎热，由于气候和土壤的缘故，他们对于寒冷和饥饿倒能安之若素。

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7]

希姆莱对这幅祖先图像感叹不已：“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高大、道德纯洁和高贵啊。”“我们应该重新成为这样的民族。”[8]他没有看到古日耳曼的落后和野蛮，更不会注意到塔西佗此论是要给娇生惯养的罗马青年树立一个榜样。希姆莱将北欧神话作为雅利安人的祖先，兴味盎然地挖掘传统以建立党卫队的精神家园。1935年，希姆莱建立了“祖先遗产协会”，专门研究“北欧人种的印度日耳曼人的空间、精神、行为和遗产”，其目的是反对那些威胁德意志传统的力量。他所控制的党卫队充满北欧神话气息。每个新队员要把手放在圣物上以示忠诚，党卫队各机构的徽章、勋章都取自北欧字母和符号，党卫军的徽章来自北欧神话。用以嘉奖党卫队成员的银色指环上，除希姆莱的亲笔签名外，还有骷髅头、呈现闪电状的“SS”标志以及由北欧字母写成的“Heil”等北欧传统符号。在党卫队的冬至庆典中，会出现这样的话语：

希姆莱：我们对祖先怀有敬畏之情。他们的血作为任务和义务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

在场众人：您的光芒照耀着我们。

希姆莱：宗族用保持遗产的义务束缚男人。生存的意义是弘扬遗产结出果实。

在场众人：您的光芒照耀着我们。

希姆莱：我们自己有一天将成为祖先。我们的孩子将见证我们的养育之恩和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子孙将宣告我们的伟大。

在场众人：您的光芒照耀着我们。[9]

希姆莱为党卫队建立了两个圣地。1936年7月2日是萨克森国王亨利一世千年忌日，希姆莱在奎德林堡（Quedlinburg）大教堂亨利一世的墓地主持纪念活动。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的党卫军成员们默默地守卫着，德国橡树的绿色花环装饰着教堂地下室，烛光使这一幕笼罩在神秘的微光中，而按考古发现物仿制的古日耳曼柳尔号（一种S形大铜号）则奏出“崇高”的曲调。希姆莱宣誓要继续并完成萨克森王朝的东方事业：“于是我们列队，根据不可更改的法律，作为北欧人的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军人教派，作为对其宗族忠心耿耿的组织，踏上通向遥远未来的道路。”[10]次年，他又将亨利一世的尸骨送进大教堂，尽管战后发现那些遗骸根本不是什么国王的骨头。此后，每年国王忌日，希姆莱都要专程来到大教堂阴森森的地下室，静候午夜12点的钟声。“希姆莱不放弃任何机会，把自己同这个威名显赫的死人联系起来。他吹嘘自己有用咒语召鬼神并定期与鬼神会晤的本领……希姆莱说，每当他睡意蒙眬之时，已故的亨利国王就会来找他，给他出谋划策。……他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太热衷了，渐渐地竟把自己看成是亨利国王的化身。”[11]这种对过去的迷恋，当然是为了给党卫队集团灌输一种奉天承运的精神，赋予其一种历史注定的依据，借以证明所有党卫队成员都是日耳曼贵族连绵不断的链条上新铸就的环节。党卫队的另一个圣地是威斯特伐利亚的维威尔斯堡（Wewelsburg），经过希姆莱的改造，城堡大厅的一切布置都复制了亚瑟王（King Arthur）和“圆桌骑士”的传说，希姆莱当然就是“亚瑟王”，党卫军的12名副总指挥则充当“希姆莱王”的骑士。党卫军的高级将领死后都埋在圣殿正厅的地下，火化仪式也在这里举行。此外，希姆莱还派人在黑森林里检查岩石的排列以判断它们是否为史前防御工事，安排专家去古城堡的废墟里搜索圣杯，命令到东部地区屠杀犹太人的D特遣队在杀人之余搜寻古哥特人的洞穴遗迹，还派考古学家到中国西藏发掘原始雅利安人的线索。

（2）迷信耶稣会

希姆莱没有满足于传说和古董，他还借助宗教仪式的语言与活动来强化党卫队的政治信念。他对古印度的武士阶层、日本的武士和古罗马的角斗士充满景仰，相信只有一个精英阶层才能拯救德国，而党卫队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在希姆莱取资、模仿的传统中，耶稣会占有主导地位。作为一种世俗意识形态，纳粹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与传统宗教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它对耶稣会（Societas Jesus, S.J.）却十分崇拜。这是成立于1535年8月15日的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修会，其创始人是西班牙的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纳粹看重耶稣会的原因，主要在其组织特点。一是中央集权制，总会长为终身制，对各地会士拥有绝对统治权，故有“黑衣教皇”之称。会内实行层层控制，会士之间相互监督，并强调绝对服从长上。二是仿效军队编制，制服统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故又称“耶稣连队”。在耶稣会这里，希姆莱找到了他认为是构成一个集团心理状态的核心因素：服从上级、崇拜组织。按照耶稣教会原则重建的党卫队，被称为“黑色骑士团”，在其中“宗派狂热主义、封建主义生活习惯和浪漫主义的日耳曼崇拜，同现代政治经济手腕和最冷酷无情的权术奇特地混合在一起”[12]。希姆莱规定，每年11月9日晚上10点为追思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的“神圣时刻”，届时武装党卫队的新兵聚集在一起，在火炬与宗教般的语言所营造的庄严而又极具煽动性的环境下，新兵们立誓为纳粹事业奉献一切，直到生命终止。他还组织党卫队为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举行命名仪式。其做法是在圣堂中央设置一座装饰着十字架的祭坛，上面悬挂着一幅希特勒的画像作为“新基督”。三名党卫军成员身穿战斗制服守卫在祭坛后面，两边是烛光和常青树。当孩子直接躺在希特勒祭坛前进行仪式时，参加的客人们会齐声朗诵希特勒《我的奋斗》里的章节。有一段时间，希姆莱还试图创造一个党卫队的“圣诞节”——仲夏节，企图用欢快的花车游行和烛光活动吸引群众。只是因为这一“圣诞节”终敌不过12月25日的传统惯性，而最终放弃。

（3）迷信种族主义

希姆莱无条件接受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并有所创新。他根据自己养鸡的经验，把优生学作为党卫队的思想基础；又根据从事农艺的经验，把犹太人当作有害的杂草。凭借其掌握的秘密警察、集中营和党卫军的巨大权力，希姆莱把种族主义乌托邦付诸实验，诸如绝育、安乐死、药物实验、“次等人种”的灭绝等。他将科学实验与种族主义宗教、个人迷信与党/国政策混为一体，成为纳粹德国最恐怖的人物。施佩尔形容他是“一半是学校的校长，一半是疯子”。

集中表达希姆莱大屠杀思想的，是他1943年10月4日在波兹南（Poznan）党卫军分队长会议上的讲话：

我一点都不关心俄罗斯人或是捷克人的命运。我们将掠夺其他民族的种，赋予他们我们的血统。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将从他们中挑选一些儿童，用我们的方法培养他们。其他民族的人是否活得富足，抑或是他们是否正承受饥饿的折磨，我对此感兴趣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需要他们成为我们这个种族所创造的文明的奴隶；除此之外，我对此无丝毫兴趣。

如果一万名俄罗斯妇女在挖反坦克沟时由于疲惫倒下，那么我所感兴趣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为我们德国修造的这个反坦克沟已经挖到什么程度了。显然，我们永远不会变得残酷和毫无人道，因为这没有必要。我们德国人是唯一的善待动物的人，所以我们会善待这些形同动物的人类。但如果我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形成这样一种要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更难对付他们的理想的话，这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种族的犯罪。……

……

……在这场战争中，有一件事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那就是尽可能地让俄罗斯人死掉，而不是我们德国人死掉。……

我还想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之间可以十分坦率地谈及此事，但是绝对不可以公开地谈论及此……我指的是遣散犹太人和消灭犹太民族的问题。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将犹太民族斩草除根”，我们党内的每个人都这么说，“这完全能够理解，而且已经写入了我们的党纲。将犹太人斩草除根，将他们完全消灭，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于是，他们就来了——8000万诚实的德国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认为正派的犹太人。当然，所有其他那些犹太人都是猪，但上述说的那些犹太人是优等的犹太人。如果有人这么说，那么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或经历过这种情况。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100具躺在一起的尸体、或者500具，或者1000具是什么样子。除了一些个别展现出人类弱点的情况外，我们要将此坚持到底，同时我们仍是正派的人——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得到了锻炼。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我们拥有道德权，面对我们的民族，我们有义务消灭这个民族，因为这个民族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无权将哪怕一件大衣、一个钟表、一枚邮票、一支香烟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据为己有……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出于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热爱，我们完成了最严峻的任务。而这对于我们的内在本质、对于我们的心灵、对于我们的品性没有丝毫损害。[13]

这段话是希姆莱的大屠杀的动员令。

第一，狂热的种族主义偏见。犹太人、苏联人等都是该死的，杀死他们是德国生存的前提。希姆莱的目标不是为恐怖而恐怖，而是要建立一个种族国家。当然，这不是他的创意，而是对希特勒的重复。

希姆莱（左）与恩斯特·罗姆（右）

第二，实施屠犹必须克服心理、生理上的恐怖感。蔑视死亡、在尸体面前坦然自信，不但是党卫队的责任，也是拯救德国的必要，所以要热爱死亡。其实，希姆莱自己也不能在大量尸体面前保持镇静。1941年8月，希姆莱在明斯克参观屠杀演示：100名俘虏被带到一个开阔的墓坑，命令他们一次跳进去几个，脸朝下躺着，然后从上面依次朝他们开枪。希姆莱为了看得更清楚，走到墓边看枪杀。“当希姆莱朝墓坑里看时，脑浆溅洒在他的衣服上，我想也一定溅洒到他的脸上。他的脸色发青、变白。他并不是病了，但他喘着粗气，转过身后身体在发抖。”后来希姆莱对他的指挥官们说：要发明一种少一点精神折磨的杀人方法，用以取代枪杀。[14]

第三，屠犹是国家行为，从事大屠杀的个人只是完成任务。“如果说希特勒有什么天才的话，那就是他能够毫无保留地拥抱罪恶，把普通罪犯仍然保留的最后一点道德痕迹都置之度外。希特勒一生中的与众不同之处不是他犯了无法形容的反人类的罪行——在他之前的很多人干过——而是他把犯罪提升到国家行为和国际行为的准则的高度。”[15]希特勒如此，希姆莱也是如此。正因此，希姆莱特别重视党卫队的“道德纯洁”。1933年，鉴于党卫队在数量上的激增，希姆莱决定不再吸收新人，并在此后的两年中，清除出六万多名队员，包括机会主义者、酒鬼、同性恋者、血统可疑者，甚至没有真实可信的理由而调换工作满三次的人。

在神话、宗教和种族三位一体的思想操纵下，党卫队不仅是一个秘密警察、屠犹刽子手和军事部队，也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精神传统的现代骑士和教士，至少希姆莱是这样期待的。他一方面在办公桌旁保持清醒、高效，另一方面又沉迷于非理性的、浪漫怪诞的念头。克尔斯滕医生多年来为希姆莱提供医疗服务，据他的判断：“希姆莱的思想不属于20世纪。他的性格是中世纪的、封建的，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邪恶的。”[16]在中世纪的信念、邪恶的行为、种族的狂热的共同驱使下，希姆莱策划了若干残忍而又有“创造性”的工程。

其一是以传说辩护暴行。1944年“七二〇”事件后，希姆莱主持了对密谋者的处理。1944年8月3日，他在党卫队区队长会议上说：“你们只需要再读一读日耳曼传说。如果他们要剥夺一个家庭的公权，宣布将它放逐，或者，如果一个家庭内部发生残酷报复，就会毫不留情。如果这个家庭遭到放逐，被剥夺了公权，他们就说，这人进行过出卖，他的血是坏的，里面有出卖者的血，必须将他根除掉。在残酷报复时会将整个家族斩草除根。施陶芬贝格家庭将被一个不剩地彻底消灭。”[17]正是在这一原则下，密谋者的数百名家庭成员都被关进了集中营。1944年9月25日，希姆莱接掌“人民冲锋队”的军事指挥权，这是一支由未成年人和未被征入伍的老人组成的军队，其任务是“保卫家乡”。在“人民冲锋队”成立四天前，希姆莱在向军官们讲话时，借用了一个古老的传说来宣传一个所谓“海上日耳曼”的传统：“当他们坐着船漂洋过海时，整个民族都在海上，当他们受到攻击，船漏水了，必须减少船上的重负，这时就会叫喊：男孩子离船！于是那些没有战斗能力的男孩子们就必须跳下船被淹死。这完全是从种族的角度来考虑的！妇女和女孩是民族的母亲，必须得到救援。战斗力必须保存。”因此，德国必须做好准备，“将15岁的孩子们送到前线，保住民族”。[18]

其二是以科学文饰暴行。在党卫军内部，没有孩子的成员会被扣除部分军饷，结婚五年而没有孩子的成员会被要求离婚。“我给自己下了这个实用的任务，要通过对外表形象的挑选、通过不断加压、通过无情的、残酷的挑选和通过消灭弱者和无用者，培养一个新的日耳曼部落。”[19]据鲍曼之子说，希姆莱与鲍曼一起代表了这样一种思想：应该允许人种上重要的德国男人娶第二个女人或组建多重婚姻，以便让民族可怕的失血迅速补上新鲜血液。希姆莱严厉迫害同性恋者，因为他们不能增强民族力量，他组织“生育生命”俱乐部，接受那些符合其人种标准的单身女性的秘密分娩（到1945年，这个俱乐部共生下1.2万个孩子）；他组织党卫军在被占领的东欧地区抓捕那些“可以德国化”的孩子运往德国。他明确地说：“世界上所有的优秀血统，所有的日耳曼血统，凡不在德国一边的，有可能会毁坏我们。因此每个我们送来德国、培养成一名具有德意志意识的有着优良血统的日耳曼人，是我们的一名战士，而敌方就少了一名战士。只要我能够，我真的打算将全世界所有的日耳曼血统搜集来、抢来和偷来。”[20]在没有通过他们父母的情况下，党卫军从东欧地区抢走了数十万孩子。

意识形态迷狂必然带来伪科学。比如希姆莱主导下的“祖先遗产协会”，实际上发展成古怪的伪科学、残忍的人体试验以及种种民俗学研究的聚集地。一位奥匈军队的前军官卡尔·马利亚·威利古特自称有一种“遗产回忆”的本事，能召回早已消逝的一代的知识。他的回忆证明：《圣经》原是在德国写成的，日耳曼古史可以追溯到22.8万年前，其时天空有三个太阳，地上活着巨人和侏儒。这样一个荒唐的人物竟获得希姆莱的信任，被任命为“人种和移民指挥部”的部门负责人。1938年11月，威利古特的妻子告诉希姆莱秘书：她丈夫曾威胁要杀死她，后被送进一家封闭的精神病院。得知此事的希姆莱无动于衷。直到有一天，这个精神病人向党卫队一位“帝国领袖”的妻子说：希姆莱希望他与她生育后代！希姆莱这才要求他退出党卫军，因为他根本没有向这位“先知”颁布过生育命令。

在纳粹德国的最后时期，希姆莱已变得理性一些了。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党卫军特工头目、保安总局国外政治情报处处长舒伦堡。基于“只要德国还有作战的力量，就有进行谈判的权力”这一考虑，舒伦堡早在1942年8月就竭力争取希姆莱，希望采取行动以结束战争。他分别与俄国、美国、瑞士、瑞典建立了某种关系，促成希姆莱与瑞士前总统缪塞两次见面；他帮助集中营盟军囚犯逃跑，主张以犹太人作为人质来与西方谈判；等等。据舒伦堡回忆：

我不断提醒希姆莱当前的局势是如何绝望，警告他：如果他优柔寡断，历史总有一天要他为此负责。他回答说：党卫军组织是按照忠诚原则建立的，他不能够违反这条原则。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会动摇他自己地位的基础。我告诉他：和整个民族的存亡相比，党卫军只不过代表了一小部分人，德国民族在经过长期苦难以后，希望能够从他们的困苦中解脱出来。他们把希望放在希姆莱身上，因为他不是一个从国社党政权中谋取私利的人。对于这一类谈话，他的答复往往只是：“所以，你打算把元首除掉是不是？”他就是这样一种易变化的性格，以致有许多天，我不得不冒着极大危险回答他说：“是的。”……希姆莱对我说……他该怎么办呢？他不能开枪打死希特勒；他不能毒死他：他也不能在帝国总理府把他逮捕，因为那样一来，全部军事机器就要突然停顿。……我们的谈话继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是希姆莱仍然不能作出决定。[21]

舒伦堡在做希姆莱工作时，内部得到克尔斯滕医生的协助。这位医生“不但用神奇的双手解除了希姆莱肠胃痉挛的痛苦，还用人道主义的关怀打动了党卫队领袖的良心”[22]。外部得到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国王之侄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von Bernadotte）支持。战争末期，希姆莱也开始与西方接触，并因此而在最后的几个月下令停止屠杀，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盟军战俘幸免于难。1945年4月22日，希特勒宣布他将留在柏林后，希姆莱松了一口气。次日，他即与贝纳多特在领事馆会面，以希特勒之后的德国领导人身份，授权后者通过瑞典政府向英美两国传达他的意图：德国一面投降，一面继续与俄国作战，直到西方盟军赶到。“与贝纳多特谈完之后，接下来的几天里，希姆莱都在认真考虑日后掌权的种种细枝末节。他仔细琢磨战后自己用来统治德国的政党应该取个什么名字，还为面见盟国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时该鞠躬还是握手讨论了一番。4月27日星期五，秉烛会谈论天后，贝纳多特通过舒伦堡传来毁灭性的消息：西方不接受如此不彻底的投降。他的幻想破灭了。”[23]和谈失败了，希特勒死后的新政府里也没有他的位置。“首先他想当战后的德国领袖，继而又渴望靠紧希特勒的继任人卡尔·邓尼茨当第二号人物，并逃往邓尼茨在弗伦斯堡的司令部。末了他愿意只当个警察头子也就算了。最后他感到坐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邦政府总理的交椅也还合适。”[24]1945年5月23日，化装逃跑途中的希姆莱被英军抓获，当英国人向他出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尸体和幸存者的照片时，他的反应是：“我是否要为我的过分服从负责呢？”[25]这是希姆莱有关大屠杀的唯一有记录的评论。

一个人喜欢掉书袋、迷信、有古怪心理等等，在现代多元社会都不是问题。如果这样的人恰好有审美的创造力，还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家。德国的悲剧是，在动荡的时代中，他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可以将他的古怪思想付诸实践。

2. 海德里希的工艺

关于大屠杀，有三份材料比较重要。一份是本章开头所引希特勒的公开讲话，一份是上引希姆莱的讲话，第三份是标志着系统化灭绝犹太人开始的文件：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纪要》。

根据《万湖会议纪要》，纳粹党的二号人物戈林（Hermann Göring）是大屠杀的提议者。党卫队的二号人物海德里希是会议的组织者。根据会议纪要，“会议开始时，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处长党卫军上将海德里希宣布，帝国元帅任命他全权负责彻底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筹备工作。他指出，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就在于阐明原则性问题。元帅希望他能够提交一份有关为彻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在组织、物资技术和财政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的方案，并要求所有与此直接相关的中央机关应预先一起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形成一致的战略部署。无论地理疆界如何，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全部责任由党卫军首领和德国警察局长（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处长）负责。”[26]

所谓“帝国元帅任命他全权负责……工作”，是指戈林于1941年7月31日，应海德里希的请求签署的一份文件：

为了扩大我1939年1月24日命令委派给你的尽快在最方便的时候通过移民或转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兹指示你在组织后勤和物质方面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全面解决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

有些涉及政府其他部门权限的地方，要与之商量。

我还指示你尽快给我提交一份关于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而要进行的组织上、后勤上和物质上准备的全面设想的报告。[27]

1938年11月以后，纳粹的政策是把犹太人从大德意志赶出去，戈林于1939年1月以“四年计划全权代表”的身份让海德里希负责此事。到1940年，随着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纳粹治下的犹太人多达300多万，海德里希建议通过陆路把犹太人向东运出欧洲，而不是运往海外的马达加斯加。入侵苏联后，东运的通道出现了，戈林签署了这份委托书。英国学者欧文（David Irving）认为：“戈林没有理由认为他签署了一份什么了不起的文件，而只是一份把海德里希目前的权力扩大到新近被占的东部领土的日常的行政指令。”[28]戈林在大屠杀问题上的责任，不是这里所要关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委托书显然是应海德里希的要求签署的。

海德里希在推动、组织大屠杀方面的重要性不亚于希姆莱。得到戈林的命令后，海德里希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项专项计划——“赖因哈特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原来主要用于劳役和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现在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到1941年9月，特雷布林卡、海乌姆诺、索比堡、贝乌热茨、奥斯维辛—比克瑙等灭绝中心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屠杀的能力。如何实施协调大屠杀工程因此被提上了日程。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郊区的万湖（Wannsee），海德里希主持召开了由纳粹党和国家主要机关负责人出席的会议，统一“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会议明确提出由海德里希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负责彻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无论地理疆界如何，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全部责任由党卫队首领和德国警察局长（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处长）负责。”万湖会议的决定是：

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时，在适当监管的情况下，东方的犹太人应该被作为劳动力予以合理利用。

具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将被男女分开，编成劳工队，转移他们去建造公路，当然，其间他们的大多数都由于自然选择的原因而死掉了。

这里要说的是存活下来的那部分犹太人，毫无疑问，他们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对待他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因为，这一部分人是由犹太人种中最优良的分子组成的，如果被放归自由，他们将成为导致复活新的犹太种族的萌芽（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

在切实实施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过程中，欧洲应该从西向东彻底梳理一遍。[29]

海德里希当然不会在会议文件上公开写出“屠杀”二字，以至于后来为纳粹辩护的人声称：《万湖会议纪要》只是制订了强制劳动的方案，并没有制订大屠杀计划。其实，万湖会议所说的“移民”、“疏散”不过是驱逐出境或杀戮的委婉用词，而“彻底解决”与“最终解决”意义相同，就是清除欧洲的犹太人。根据这次会议，在大德意志帝国控制范围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将被赶进各地犹太人“隔离区”然后再运往劳动营和灭绝营。

海德里希1931年参加党卫队，1942年5月被刺身死，在短短的11年中，他心思缜密，手段高强，为纳粹和希特勒做了许多重要的事情：诬陷陆军总司令弗里契（Fritsch Werner von Fritsch）上将有同性恋行为，为希特勒清洗陆军提供契机；制造谣言、伪证和假情报促使希特勒血洗冲锋队；在德军入侵波兰前夕制造波兰攻击德国的假象，欺骗世界舆论；制造了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总参谋部联系的材料，诱使斯大林处决图哈切夫斯基等一大批杰出将领，使苏军在战争前期蒙受重大损失。然而，真正决定海德里希在纳粹党和国家的位置并使之成为历史人物的，却是关于盖世太保和大屠杀的两件事。对外部世界来说，海德里希既是警察、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头子，更是一大堆暴行的组织者，是大屠杀文化的主要代表者。海德里希的手下大将舒伦堡对他的总体评价是：

海德里希具有一种观察他人的品德、性格，以及政治上职业上的超人而锐敏之能力；并有在整个形势中控制政治发展的才能。他那非凡的智力，只有猛兽机警的天性才可比拟；他经常警觉危机的到来，并予以迅速而果决的反击；不论怎样，凡是他天赋本能所感到有用的东西，他都善于采取运用；假若必要的话，他也能用同样的手法消灭他们。对于任何大小威胁或不便利，都能迅速予以扫除。

他好像是在一群狞恶的狐狸当中，野心勃勃。他必须经常以事实来证明他是最强大的一个，并保持他的领导权。在任何场合中，他不择一切手段，运用欺骗、收买、暴力等方法，以求达到占尽上风的目的。他毫不受良心苛责的撼动，而全凭冷酷的智与力；他可能做不义不公的事情，以及极度残忍的举动。对于他的部属同僚，甚至党的领袖们，例如希特勒的助理赫斯，马丁·鲍曼等之间的相处，都是本着所谓“分化与控制”的原则。这种做法，甚至运用在他和希特勒以及希姆莱的关系上。凡是与他本身有关的重大事件，他总是比旁人知道得多。而且他了解其他所有人员的一切活动；譬如，不论是政治的职业的，或者私生活方面的秘密资料，他都能洞悉无遗，于是他便利用这些情报与他人的弱点，从最高级到最低层，彻底地控制这些人，使这些人依附在他的权力之下；从而他便能隐身幕后，对这个充满私人利害冲突与仇恨阴谋错综复杂的环境，有效地掌握与操纵着势力的均衡。他是利用甲方打击乙方的幕后策划者。在极端秘密而严格的誓言下，他会给敌对的一方打击对方所必需要的一切资料；相对的，他又获得更多足以打击另一方的情报。虽然他的手段高强，但事实上，海德里希不过是第三帝国一个傀儡而已。

他一方面使得希特勒必须依赖他去执行所有疯狂的计划，以构成他不可动摇的地位；一方面他向希姆莱提供若干独具卓见的建议。所以他能参与希特勒、赫斯、鲍曼以及参谋首长等出席的会议。他小心翼翼而巧妙地周旋于高级领袖之间；因此希特勒从未怀疑过他的建议并非出自他自己的设计。

海德里希唯一的缺点，就是他那不能自制的性欲要求。在这方面，他几乎毫无抑制与警觉地沉溺于女色之中，那些在处理其他事务时所具有的适度自制力，一到这种场合，就完全消失无存。[30]

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像

几乎在一切方面，海德里希都与希姆莱紧密相连。纳粹史专家赫内通过比较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与圣茹斯特（Antoine Louis de Saint-Just）的关系，评论这两个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在罪行方面，党卫队保安处头子比他的法国楷模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善于摒弃空论家和革命狂热主义者圣茹斯特那种令人厌恶的理想主义。在希姆莱与海德里希身上，集中了两种二十世纪的、诚然打上了过激主义烙印的典型因素：观念论者和工艺学家。尽管他们一向乞灵于历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歪曲历史——但希姆莱与海德里希始终是逆历史而行的人物，无根无源，是传统和一切伦理—人道准则的激进否定者。”[31]如果说希姆莱有神秘主义、复古主义的非理性热情的话，那么，海德里希则是更为理性、更为功利的政治工艺学家。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较之希姆莱，海德里希是艺术上的内行。他的父亲是歌剧作家。海德里希的妻子说：“按他的天资和才华，莱因哈德始终是位艺术家。他能将感情转化成乐曲，假如世界当时不是这样支离破碎的话，我今天就不会是一位战犯的妻子，而肯定是一位小提琴天才的妻子。”[32]希姆莱当然不只是神秘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他也是理性、冷血和残酷的权术大师，但在海德里希的身上，基本上没有神秘主义、意识形态、非理性等东西，他的上帝就是权力、无限的权力。党卫队保安处精英们最喜欢的字眼之一是“实事求是”。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海德里希与主管建筑和军火生产的施佩尔都是第三帝国最杰出的技术官僚。施佩尔曾是希特勒的建筑师，1942年初接任装备部部长后，他在德国濒临战败、盟军飞机的轰炸中将德国的军火生产提高到最高产量。海德里希是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灵魂，在其主管的六年中，他将盖世太保发展成一台结构完整、组织严密、运转高效、令人恐惧的专政机器。作为大屠杀的实际主持者，海德里希并不厌恶犹太人，他只是把犹太人看成是其有计划的技术行动的对象，是由纳粹德国主要领导人所决定的“清洗行动”中毫无灵魂的众生。作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纳粹德国官员，海德里希并无意识形态上的仇视而只有个人的怨愤，他还因个人原因（他是击剑、骑师、飞行、滑雪和现代五项全能运动选手）帮助、保护过犹太运动员。作为希特勒的大将，海德里希并非毫无批判地信仰希特勒，他完全可以设想出一个没有希特勒但不能没有海德里希的德国。他的那些亲近的同事相信，他如果不是早死的话，在1944年7月20日很可能站在叛乱分子一边。有两名击剑运动员记得他1941年说过的话：他将是第一个除掉希特勒这个祸害的人，如果“老家伙瞎干的话”；作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代理总督，海德里希以其皮鞭加面包的“弹性政策”而收到“良好”效果，以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下决心要除掉他。海德里希的“理性”、冷静、功利是落实希姆莱种族狂想的最佳人选，大屠杀的完成，端赖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的结合。这两个人相互需要：“希姆莱是纳粹特权阶级中地位牢固的党卫队头子，没有他，功名心切的海德里希就不可能有往上爬的途径；而没有海德里希那种神速的敏感和活力，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希姆莱就无法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者的蜘蛛网中贯彻自己的意愿。”[33]所以戈林说“希姆莱的大脑叫海德里希”。两人共同制造了20世纪最野蛮的暴行：

希姆莱的人种清洗妄想和海德里希对可行性的冷酷理念构成了一种灾难性的结合。每当希姆莱又一次沉湎于他的日耳曼高贵人种帝国的美梦时，他经常用这句话向海德里希认输道：“哎呀，您的该死的逻辑啊！我建议的一切您都用逻辑完成。”[34]

希姆莱为党卫队灌输了纳粹主义的信仰，海德里希为党卫队设计了严密高效的组织。1931年海德里希加入党卫队时，希姆莱给他的任务是筹组“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他迅速把党卫队的间谍和密探集中起来，侦查党内的反党分子与敌对党派的活动，整理、建立了大量档案和卡片。此时党和冲锋队也负有监视党的敌对者的责任，他们是保安处在党内的竞争者，保安处并非党的唯一情报机构。海德里希第一个意识到，保安处不但要成为党的情报机关，还要成为国家的情报机关；党卫队不但是党和希特勒的卫队，还要成为国家的控制者。根据这个设想，党卫队及其保安处就要从隐蔽的状态中走出来，成为第三帝国的警察权力。海德里希设计了一个缜密的监视系统蓝图，其创新在于：一，警察的监视范围是无限的，包括国民生活中的一切领域；二，警察必须在还没有产生反对思想和敌对行动之前就侦破对手。传统警察是防范性机构，新的警察是进攻性机构。为了确保党和希特勒的绝对统治，海德里希的警察拥有无限权力。海德里希同时拟订了建立这支警察队伍的流程：“保安处必须掌握新的政治警察中的要职，这支特别警察必须摆脱同内政部门的全部关系，最终使整个警察和党卫队合并成一个国家保卫团。这个计划已经包含着一个远为深入的、更加革新的方案的胚芽，即建立党卫队自己的行政胚芽，把警察、党卫队和国家官僚政治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总体。”[35]这个设想的完成有两个步骤。

第一步：建立统一的秘密警察。1933年1月纳粹掌权后，海德里希在希姆莱的支持下，在巴伐利亚建立了一支独立于行政部门和警察局的政治警察队伍，这个队伍上下连贯，只服从一个中央机构的领导——政治警察司令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可以命令普通警察充当执行工具，并干预司法特权，辖制集中营。从巴伐利亚开始，希姆莱以党卫队全国领袖的身份向全国下手，当1934年4月戈林将普鲁士邦的秘密警察交给希姆莱后，希姆莱、海德里希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由于保安处人数太少，根本不可能搭起一个新的警察队伍和架子，海德里希于此显示出不拘一格的创新思维，他以业务能力而不是政治信仰为主要标准，广泛招揽人才扩大盖世太保队伍。新人中的第一批是原巴伐利亚和柏林的刑事警察，像缪勒（Heinrich Muller）、胡贝尔（Franz Josef Huber）、迈辛格（Josef Meisinger）、奈比（Arthur Nebe）等原来反对纳粹、反对现政权崛起的能干警察纷纷成为盖世太保的骨干分子。另一批是德国各地的公务人员和法学家，如贝斯特（Werner Best）等人。这些新人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但毕竟不是正统纳粹出身，他们或拘泥于公务员作风，或保留着一点规范化的法学思想，因此一直未克服对保安处的厌恶，始终妨碍着将秘密警察变为保安处的地盘。基本队伍建立起来之后，经过海德里希的谋划与一系党内斗争，希姆莱于1936年6月17日以党卫队全国领袖的身份兼任德国警察总监。总监下设两个主管部门：一个是统一管理治安警察、宪兵和地方警察的“风纪警察总处”；另一个是由海德里希任处长的统一领导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的“保安警察总处”，该处同时也是中央内政部的一个机构。海德里希既是国家官员（秘密警察领导）又是党的干部（保安处隶属党卫队），掌握着全德警察系统的绝大部分权力。在他的领导下，“一种巨大的势力集结起来了，它力图控制越来越多的国家生活领域，逐渐发展成一个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任何其他国家机关和法律权威都无法插手干预的区域”[36]。

第二步：合并党卫队与警察，使之成为党中之党，国中之国。党卫队保安处是党的领导能够使用的唯一由中央指挥的组织。1934年6月9日，党的领袖代表就已经确认：党卫队保安处是党的唯一情报机构。在纳粹党权前后几年，保安处吸引了一批1900—1912年出生的受过教育的理想主义分子，他们把反犹主义与国家理性结合在一起，以统治，即权力本身为新的伦理准则，坚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不应违反人的智慧的基本准则，个人专政应该体现为合乎情理。“然而，纳粹青年知识分子们实际上看到的，却往往是最原始的权势欲，是达官显贵和夤缘时会的冒险家们奢谈世界观，是许多党阀们的狂妄自大。他们没有想到第三帝国竟会是这个模样。突然，他们听说党卫队内有一个以揭露国家弊端和匡正错误倾向为己任的组织。……对于许多不满分子来说，保安处提供了一线希望，一个救星。”[37]纳粹掌权前后，保安处一直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海德里希的兴趣也主要在秘密警察，他甚至说过：“现在我们再也不需要党了。……现在应该是党卫队打入警察，并和警察建立一个新组织。”[38]秘密警察固然权力大，但毕竟人数太少；秘密警察中的前刑事警察或前公务员又有拘泥于条文法规的习惯，他们逐步露出维护旧公务员体制的面目。比如贝斯特的座右铭“实事求是地工作终将无敌于天下”，就不怎么合海德里希的心意。[39]他又想起了由他领导的保安处。海德里希设想用一种革命的力量来取代一个专业公务人员体制，也使自己免受秘密警察及其公务员精神的限制。1935年，他将保安处一分为二：作为党的机构的保安处和作为情报机构的保安处。重点发展第二个保安处，意在使之成为国家情报局。一批年轻的、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奥仑道夫、西克斯（Franz Six）、克诺亨（Helmut Knochen）、舒伦堡等进入了保安处情报机构。到1937年这个机构已拥有三千名总处一级的工作人员，一支五万名看不见的情报员队伍随时待命而动。保安处发展起来了，但它与秘密警察之间的钩心斗角也出现了。1938年春，当秘密警察因“勃洛姆堡—弗里契事件”而名誉扫地，保安处亦面临信任危机时，海德里希考虑将他的这两个统治机器合并成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早在1936年海德里希就任“保安警察总处”处长时便已被编入党卫队，现在希姆莱又要求风纪警察也加入普通党卫队，并在组织人事上把党卫队和警察紧紧箍在一起。1939年9月27日，海德里希就任由秘密警察、刑事警察、保安处等统一组成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该局同时隶属于国家内政部和党卫队最高领导。其第一处（行政和法律）属国家机关，第二处（世界观研究）属党的机关，第三处（德国生活领域或国内保安）属于党的机构，第四处（镇压反对者）属国家机关，第五处（打击犯罪活动）属国家机关，第六处（国外情报或国外保安）属党的机关。尽管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架构并未能解决原来秘密警察与保安处的各种矛盾，党/国隶属关系也不清晰，把保安处变成国家机关以消除其对党的依赖并享受公务人员待遇的初衷也未实现，但一个统一的党卫队王国终于形成。正是靠着这个组织，海德里希在纳粹德国大显身手。舒伦堡甚至认为海德里希是“整个纳粹政权幕后的核心枢轴”。[40]

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后来以“盖世太保”闻名，它凌驾于制度与法律之上，实际上是党的部门而非国家机构。在其鼎盛时期，盖世太保是纳粹政权的唯一执行工具，也是这个政权最可怕的机构。它在国内有57个分局，在国外有25个分局，共有4.5万—5万人为之服务。根据海德里希的规定，盖世太保的中心任务一是监控国内各种身份的人，二是收集国内外的各种情况。在德国甚至德军控制的区域内，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逃过盖世太保的眼睛，每个人都可能受到监视，间谍活动无孔不入。纽伦堡法庭起诉书中说：“他们通晓每个纳粹支部或每个镇的内部秘密。调整收音机上的波段，不信任的面部表情，神父和忏悔者之间的不可侵犯的秘密，父子之间那种古老的信任关系，甚至婚姻的神圣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业务范围。了解本身就是他们的业务。”在海德里希的精心设计和组织下，盖世太保成为使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颤抖多年的恐怖机构。研究它的学者感叹：“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几乎不曾有过这么庞大和完整的组织。它拥有的权力和给人民造成的可怕而恐惧的影响，竟会达到如此‘完美无缺’的境界。”[41]

也是在纽伦堡法庭上，空军元帅艾哈德·米尔契（Erhard Milch）供认，德国人不怕党卫队，但是怕盖世太保：“……大家都确信，人人都处在不断监视之中。不管我们的官阶如何，全无例外，也许人人会在那里有一份案卷，以后，许多人也就是根据这些案卷受到起诉的。由此引起的麻烦不仅落到这些人或者其他人或者我的头上，而且甚至已经步步晋升为德国元帅的那些人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42]米尔契这里所说的“案卷”，就是海德里希十分擅长的卡片档案。1931年刚到党卫队，海德里希就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整理对手的各种档案。在拥有一个独立办公室后，他增加了大量用来装索引卡片的盒子。“不但有越来越多的卡片，而且有越来越多可能是敌人和腐败的分类，贵族、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政治上活跃的犹太人、共济会员，以及受贫困、巨额债务或隐藏的丑闻所折磨的纳粹党人，而且这些人的互相联系需要重点监视。比如说，犹太共产主义者，或者身为共济会员的社会主义者，就被归于一个特殊的‘有毒’类档案。这项工作只是被1931年12月海德里希与其妻子的婚礼简短打断过。”接管盖世太保后，海德里希的卡片库更为丰富。比如在A这个索引下，列着国家的危险敌人，卡片左边的彩色标志显示一个人是在战争动员之前就立刻逮捕（红色），还是宣布战争动员令后逮捕（蓝色），还是仅仅是严密监视（绿色）。右边同样的标志显示的是敌人的等级：共产党（暗红色）、马克思主义者（淡红色）、暗杀者（褐色）、抱怨者（蓝紫色）。[43]对于这些人的政治活动、职业活动、家庭、朋友、住房和可能去的避难所、秘密的社会关系、个人弱点和爱好等，也都有记录。依据这些记录和档案，只要盖世太保认为有必要，它可以在未经判决的情况下采取三种强制性措施：警告、监护、抓进集中营。此外，它也经常使用劫持、谋杀和伪装成不幸事故或自杀的谋杀等方法。也可以说，盖世太保是凭借这些卡片在控制着一个国家。

海德里希参与组织大屠杀有一个曲折过程。就其本意来说，海德里希不喜欢没有计划地迫害犹太人。对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海德里希认为那是一桩“巨大的猪猡行为”，是醉醺醺的冲锋队乌合之众的街头抢掠殴打，是自1934年以来对国家和党的最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不但不喜欢粗俗的反犹主义施特莱歇尔及其污秽的《冲锋队员》，也对希姆莱的滔滔不绝的大话、空话非常恼火，总是抱怨他的种族主义的狂热幻想干扰党卫队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44]海德里希追求的是一种彻底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强迫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在他的领导下，艾希曼以极高的效率把德国犹太人赶出德国，想出去的人八天之内就可以拿到全部证件，代价是一大笔钱。从1938年的4万人到1939年的7.8万人，移民数量迅速上升，德国乘机剥夺了这些犹太人的财产。海德里希解嘲地说：“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45]1939年占领波兰后，他又盯上波兰的300万犹太人，在鼓励大量枪杀的同时，他制订了庞大的驱逐计划：首先把犹太人赶出波兰西部地区，集中到其他交通方便的“犹太人居民点”（即集中居住区、隔都），直到能够实行严格保密的“已计划的总措施”。但是，1941年4月，在入侵苏联的计划进入决定性阶段时，海德里希将保安局的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要求完成一项“艰苦的任务”。除了“盖世太保穆勒”，“没有一位党卫军领导主动承担这项残酷的特殊任务。直到海德里希施压后，大屠杀的领导班子才组成了。为突击队招兵的难度不比这小”[46]。海德里希用金钱和强制手段创建了四支突击队（特遣队），分别随入侵苏联的北方军团、中央军团和南方军团进入苏联，在被占领区搜寻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敌人，杀死他们。1941年，当入侵苏联看来即将全面胜利的情况下，海德里希让艾希曼起草《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公文，并由戈林于7月31日签署。1941年夏，他召见霍斯，面授有关建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机宜。1942年1月20日，他主持万湖会议，部署“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直到他死后，后继者根据他的遗愿实施“赖因哈特计划”，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三个集中营中屠杀了一百多万犹太人。在所有这些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中，海德里希都是主谋者、组织者和创造者。

从移民到灭绝，海德里希的转变过程也发生在党卫队保安处的思路上。党卫队所主张的犹太政策是一种多少有别于纳粹党的庸俗反犹主义的对犹政策，保安处的年轻知识分子不满党内低级的反犹主义宣传，厌恶党的机关所主张的砸烂犹太人店铺的粗野方案，希姆莱、海德里希都反对戈培尔策划的“水晶之夜”。在希特勒作出决定前，没有任何一个党卫队组织的文件提到要从肉体上消灭欧洲犹太人。希姆莱在1940年5月曾写过一份《处理东方异族人的几点想法》的文件，其中无论有多少种族歧视，也无论有多么野蛮残酷，但它毕竟拒绝“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因为这是非日耳曼式的和不可能的”[47]。党卫队的犹太政策与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相同，即只有移民巴勒斯坦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而纳粹反犹主义可能而且将会促进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党卫队应予协助。1935年夏天，后来任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队长的米尔登施泰因（Leopold von Mildenstein）提出了党卫队自己的犹太人政策：唯一可以确保合理和长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措施，是把所有犹太人移民出境。因此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保安处勾结犹太复国主义者，共同对付外交部和党内的激进派，同时也对付英国：英国在巴勒斯坦海岸加强了舰队巡弋，缉捕每一条非法的移民船只入境。”“英国当局反应愈是强硬，海德里希的移民总处愈是提供方便。”[48]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保安处独立自主的对犹政策不复存在。关于这一点，再也没有一个事实更能说明问题了，即从此以后，犹太人问题为秘密警察一手操纵；对于政治问题，秘密警察比保安处更惯于只是用警察政治思想的粗糙准则来衡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完全变成了任凭国家政权鱼肉的对象。赫伯特·哈根这一类的保安处知识分子，至少还尽力对犹太人问题加以区别对待，并找到一种使民族社会主义教义和某种程度的世俗人情相一致的解决法办。而秘密警察分子由于是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改造教育学校出身的、惟命是从的官员，他们是领袖崇拜的信徒，不少人工作干劲有余而对民族社会主义虔诚不足，对他们来说，犹太人问题纯属国家安全范畴，这个问题的界线和内容都是由政治领导所决定的。[49]

海德里希系统有两种人：秘密警察一系多是原来的刑事警察和法律专家，优点在于专业能力和公务员精神，缺点在于政治觉悟不高、革命精神不强；保安处一系多为年轻知识分子，长处是有一定的纳粹原教旨主义，敢于揭露党内的腐败风气，凡事有独立于党的官僚系统的主张。前者以“盖世太保缪勒”为代表，后者以“民族社会主义圣杯派骑士”奥仑道夫为代表。原来由保安处主导的犹太人政策是移民出境，当这一条路走不通时，秘密警察以无条件服从命令的公务员精神来贯彻希特勒的新决定。保安处与秘密警察是海德里希的左膀右臂，因此无论如何处置犹太人，海德里希都得心应手。这里有两个环节必须区分。

其一，海德里希本人并不赞成种族灭绝，因此在其执行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勉强和为难的。海德里希当然明白他在做什么。他冷漠生硬，坚定顽强，但并非毫无所动。自以为是的海德里希的工具艾希曼后来回忆，1941年夏他到柏林见到海德里希后，发现上司显得特别不安，海德里希吞吞吐吐地说：“元首，就是说，移民……元首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他似乎有些害怕。海德里希的妻子战后回忆说，犹太人对于赖因哈特的妨碍既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社会性的。他们出现在她和海德里希的心里，心灵感到难以忍受。海德里希夜里无法安宁，“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她曾再三请丈夫放弃他的职业，但海德里希说“他必须始终不渝地完成所有任务”。“我必须做这件事，只有我能做这件事。其他人做不了。”[50]根据一些人的转述与回忆，海德里希还有下列言论：

反犹主义不是政治，而是一种“医学问题”。奇怪的是，他完全清楚他的屠夫工作，甚至能为它做有利的辩护。他认为他的工作是某种必须伟大地牺牲个人的行为，为了这桩事业他必须完成它。万一元首的千秋事业失败了，万一我们毁灭了，那么一切就会暴露出来，那就不会有欢庆胜利，残酷的狂欢，和它们相比，希特勒的严厉将显得很适度。我不得不做，其他人谁都会为自己牟取私利，或滥用这一国家机器。[51]

其二，海德里希从来不是人道主义者，一旦他接受了希特勒、戈林或希姆莱的指令，执行起来也并不含糊。在布置到苏联执行大屠杀任务的特遣队时，除一个人外，没有一名党卫军的主要领导主动承担这种残酷的特殊任务。四支队伍是在海德里希的高压下组成的。第三特遣队队长卡尔·耶格尔（Karl Jager）回忆：“我只记得海德里希在一次谈话中解释过，如果同俄罗斯开战，必须将东部的犹太人全部枪杀。我还记得，一位盖世太保领导听后一字一句地问：要我们枪杀犹太人吗？海德里希回答的大体意思是，这是理所当然的。”[52]

一方面是心灵的不安，另一方面是坚决落实大屠杀。德国学者哈义斯（Hellmut G. Haasis）概括说：“海德里希应该是一个被撕裂的人。他从来找不到平静，不相信任何人；他没有一个朋友，他只能看到自己被告密者和敌人包围着。他既没有私人空间上的安全感，也没有政治上的安全感。受迫害的幻想总是鞭策着他不断去制定新的迫害战略，而坚持这种战略又推动他继续向前。他的生命充满着由阴谋、密谋和斗争等内容组成的杂乱无章的东西。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专制的党卫队国家，这个国家只能由最好的人来统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社会角落里都有着无所不知的秘密警察。”[53]在所有关于海德里希的评论中，瑞士人布克哈特（Carl J. Burckhardt）的记述最有意思。这位前国际联盟专员惊奇地发现，海德里希的脸庞是由迥然相异的两个半边面孔拼凑起来的：“我心里想，同时有两个人在打量着我。”有党卫队员告诉布克哈特，海德里希有一天喝醉了，步履踉跄地走进浴室，对着自己在大壁镜里的镜像，霍地拔出手枪，开了两枪，并叫道：“我叫你完蛋，流氓！”布克哈特认为，海德里希“枪击的是另外一个人，他这个两面人，击中了他另外半边面孔的那个人，但在破裂的镜子里，他并没有因此摆脱他，并注定要最后与他同归于尽”[54]。

1941年9月29日，海德里希出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代理总督。他一到布拉格，就发起了一场雷厉风行的行动。他以铁腕手段在两周内消灭了绝大部分的抵抗组织，然后宣布结束政治逮捕，恢复正常的军事法庭，频频与捷克人交换意见，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并着意安抚工人和农民，甚至把疗养胜地的豪华饭店辟为工人度假住所，如此等等，短期内就消除了居民对纳粹的恐惧，稳定了局势。此举为希特勒所欣赏，却为流亡伦敦的捷克政府所不安：如果海德里希治下的捷克风平浪静，流亡者反纳粹的事业也就陷于瘫痪。1941年12月，捷克流亡政府决定，在海德里希使整个捷克民族沦为纳粹同盟者之前刺杀海德里希，次年5月成功实施。此举引发了纳粹疯狂的报复，一万多名捷克人被捕，一千多人被杀。恐怖行为反过来又引起更多人进行抵抗。伟大的捷克抵抗运动，是党卫军因海德里希之死而采取的报复行动的直接产物。

海德里希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具有奉献精神的纳粹分子，更没有时间去高谈阔论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他只是一门心思向上：首先是取代希姆莱，成为党卫军的全国领袖；然后是接希特勒的班，成为德国的最高领导。在其权力生涯的巅峰期，海德里希住在布拉格的王宫，每天有一个空中信使和一条秘密电报线把他与柏林直接联系起来，两架飞机随时准备起飞，如果有必要，他可以在两小时内赶到柏林。更不用说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特殊电话网和无线电通信网了。此时的海德里希，已经是纳粹德国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如果说此前希姆莱只是时不时地限制一下海德里希（如一再拒绝把集中营交给海德里希等）的话，那么现在的海德里希则已经是需要希姆莱认真对付的竞争对手了。有人认为，临死之前的海德里希已经不再得到希特勒的信任了，而这种不信任又被解释为是希姆莱等人所为。海德里希他曾经告诉舒伦堡，他最后一次见希特勒，是奉命去报告保护国的经济问题：

他在希特勒的寝室外面等了很久，希特勒突然地由鲍曼陪同着走出来。海德里希用最高的礼节向希特勒致敬，然后等候希特勒向他发问以便报告。希特勒瞪视他一会儿，然后脸上出现一种厌恶的神情。鲍曼好像领会到希特勒的意思，带着轻松的姿态，扶着希特勒的手臂回到寝室里去了！海德里希等待着，但希特勒没有再出来。[55]

正如舒伦堡所说，海德里希只是“第三帝国一个傀儡”。只要希特勒“厌恶”他，他再能干，贡献再大，也无济于事。“希姆莱身后至少留下一批当年的同事，他们直到今天还不能不称道他们的全国领袖生前对人体贴，和蔼可亲。而被希特勒称之为‘铁石心肠’的海德里希，死后从未有人说过他的好话。”警卫旗卫队司令塞普·狄特里希（Josef Dietrich）在听到海德里希死去时大声嚷道：“谢天谢地，现在这只畜生死了。”[56]在这个意义上，死于捷克人之手是他的幸运，毕竟他还是纳粹的烈士。

3. 门格尔的实验

希特勒、希姆莱与海德里希之外，与纳粹大屠杀紧密相连的名字，还有艾希曼、霍斯与门格尔。艾希曼的任务是从欧洲各地抓捕犹太人并配送到各集中营，霍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司令，门格尔的出名则是因为他在奥斯维辛所从事的“医学实验”。

相对于希姆来和海德里希，门格尔是个小人物——党卫队主任医生。但在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回忆中，他却是一个经常被提的人物。这个无数生命的毁灭者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在位于斯图加特与慕尼黑之间的京茨堡市，门格尔家族是首屈一指的家族。门格尔医学博士毕业后在法兰克福大学遗传与优生研究所任助理医生。1942年夏天，身为武装党卫军的门格尔在进攻罗斯托夫时负伤，伤愈后自愿到奥斯维辛担任医生。他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且英俊漂亮，制服笔挺，浑身散发出芳菲气味。在法国犹太人范妮娅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主任外科大夫门格尔进来了，天啊，他长得真叫漂亮，姑娘们万分惊奇，都下意识地做起了已忘记的另一个世界的动作：舔一舔手指，捋一捋眉，使眉光亮；咬着嘴唇，努一努嘴；拉一拉裙子，摸一摸扣子。在这个人的注视下，我们感到自己又变成了女人。”[57]范妮娅本人似乎也受到了诱惑，生前她与人说到当年去门格尔处为他演唱的情景，听者的印象是：她是在谈论一位她过去的“情人”。[58]门格尔对女性的吸引力甚至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当他责骂一些女犯人无耻时，一个女人还说：“要是我能和漂亮的约瑟夫睡一觉该有多好！”[59]

门格尔当然不是“白马王子”，而是“死亡天使”，是奥斯维辛恐怖的凶手。一位无名犯人留下的一首诗道出了他的真相：

我从黑夜的深渊中涌现了出来，

就像一个万能的恶魔。

我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

能够带来无穷无尽的死亡。[60]

1943年5月30日来到奥斯维辛后，门格尔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站台上对囚犯进行“筛选”。他在“满脸和气”中一挥手，就决定着无数人的生与死。集中营有22个医生，但门格尔特别“积极”，执行这一任务达74次，很可能还在铁路侧线上也多次干过此事，而那里的人早已死去。同事们的印象是，门格尔在执行任务上不分昼夜、不知疲倦。他一边指示着向左（死）向右（活），一边哼着瓦格纳咏叹调。对于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有很多记述。一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囚犯回忆：“他们把我们卸下火车，于是那个有名的门格尔医生就说：‘向左，向右，向左，向右。’一拨拨犹太人商量着该怎么办，可我们都被弄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母亲们追随着孩子，孩子们又跟随着父母。我跟在我父母的后面，门格尔用德语说：‘你留下，肥猪！你可以去干活，你还年轻！’我一辈子忘不了这个情景。我曾三次跑回父母身边，他又三次把我拉了回来。我的姐姐和我在一起，但是他们把她的孩子弄走了。”[61]来自意大利的犹太人瓦赫斯伯格，后来成了门格尔的翻译，在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被灭绝之后，他们之间有这一段对话：

“我的妻子年轻力壮，她是能够干活的。”

“不过她的孩子被杀死了，当妈妈知道孩子们死了，她们是不会好好干活的。”

瓦赫斯伯格向门格尔问到那三百名要搭车走的身体健壮的年轻人的下落，他曾促使他们走上通向毒气室的道路。

“翻译先生，任何人坐了五天火车以后，走不了十公里路，他也就干不了在我们这里必须要干的活儿。”[62]

门格尔也讲“人道”。针对集中营出生的孩子，他这样说：“当一个犹太孩子问世时，或者当一位妇女来集中营时已怀孕，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孩子。我不能给予孩子以自由，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再自由地生活下去。我不能让孩子留在集中营，因为这里没有能够使孩子正常成长的便利条件。把孩子送进焚尸炉，而不让母亲在一旁亲眼目睹孩子的死亡，是不人道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母亲和孩子一同送到焚尸炉的原因。”[63]因为没有正常成长的条件，集中营的孩子就必须死；因为要讲人道，就必须让母亲和孩子一起看着孩子死。这就是门格尔的逻辑。

门格尔很有女人缘，似乎并不主动引诱异性。一位幸存者记得：

为了给我们剃头，他们让我们先冲洗。当我从奥斯维辛浴室中走出来时，有一些纳粹军官正在看着我们。一个狱友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有一个德国人正在远处招手让我过去，后来我才知道那家伙是门格尔。我不知所措，即使在我父亲面前，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过。然而在这里，德国军官和我谈话时，我居然一丝不挂！

我走过去，他把手中的鞭子放在我的下巴上，让我抬头。我听到门格尔问：“为什么你在这里？”“因为我是犹太人。”他又问：“你父母呢？”“他们也是犹太人。”“你的祖父母呢？”我说道：“也是犹太人。”后来，我看见与我一起的女孩子们正在排队剃头，就赶紧跑过去，因为我不愿被留在后面。我从未谈起过这段经历，因为无法表达出那种耻辱感。我永远无法解释我的感觉。如果那时在集中营里我透过铁丝网看见我父亲，我该怎么办？[64]

门格尔注重卫生，而囚犯们却时常因卫生状况而发病。1943年夏，门格尔也染上过伤寒或斑疹伤寒，恢复之后，他为了消灭病源，把女营中的750—1500名犯人全部送进毒气室，然后把空营房密封起来进行消毒。

讲究人道，不诱异性，重视消毒等，都不能说是坏品质，但所有这些品性在门格尔都变了质，实际上成为他迫害、杀戮囚犯的一种理由。在有关门格尔的记述，也还有些略微正面的东西。比如偶尔他会有有些人情味。匈牙利医生尼斯利进入集中营后，被门格尔选作其助手，相互之间合作良好。尼斯利的妻子、女儿被关在女营的C区，他想去看望一下。在尼斯利请示完后，有了下面一幕：

门格尔博士坐下来，低着头，好像在认真地思考。我站在他背后。

“我给你一张特别通行证，你去找他们，但是……”

他把食指放到唇边，用威胁的神色看着我。

“我明白，司令官先生，我很感激您。”我激动得有点结巴和语无伦次。[65]

尼斯利找到了分别三个月的妻子、女儿，并在接下来的三周内，给她们送去了大量他作为门格尔助手所能得到的生活物品。当纳粹计划继清除捷克营和吉卜赛人营之后清除C营区时，他又以门格尔的名义再加上100根香烟，设法让妻女由C营转到D营，并随D营的3000多人离开了奥斯维辛。另外，门格尔对自己的实验是认真的。当事人记得，他在抽血时，比所有的护士都更耐心。吉卜赛人营最后4500人被“最终解决”时，门格尔留下了12对双胞胎的尸体。他看到尼斯利医生在其整理的档案材料的封面上留下了一点污渍，立即就说：

你怎么能这样漫不经心地对待这些材料呢？这是我倾注了多少心血才整理出来的啊！它凝聚着我的爱！[66]

在与门格尔所进行的学术讨论中，尼斯利有时据理力争，甚至进行了尖锐的反驳，仿佛是在平等地坐在一起进行讨论。门格尔也能容忍对他的尖锐，“这位连党卫队员们见了都要瑟瑟发抖的门格尔博士在我讲话激烈时居然递给我一支烟，并在临走时还跟我彬彬有礼地道别”[67]。

门格尔的“创造连体婴”实验

门格尔的另一项工作是做医学实验。在其博士论文《四个种族的下颚种族形态学研究》（Racial Morph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Lower Jaw Section of Four Racial Groups）中，门格尔认为，一个人的种族可以由下巴的形状识别。自此他就着迷于各种人体实验。大量的尸体和可以随心摆弄它们的事实，为其研究工作展开了广阔的前景。他来到奥斯维辛，得到德国科学界极有势力的大人物的支持，他也希望能在遗传学上取得重要成就，成为教授、成为跻身于学术界和科学界的上层人物。所以他勤勤恳恳、废寝忘食地工作。屋外虽是焚尸炉烟囱里冒出的臭气，但门格尔却安静地在显微镜下进行实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匈牙利医生尼斯利1944年被抓进奥斯维辛后，参加了门格尔的研究，为其解剖了大量尸体。据他介绍，门格尔在吉卜赛人营区有一个实验室，实验分为三组：一组研究双胞胎妊娠，二组研究侏儒症和巨人症的病理及生理原因，三组研究人体脸部干性坏疽的病因与治疗。[68]

门格尔对孪生现象极有兴趣，认为这是揭开遗传和种族秘密的关键。这一实验的直接目的是要显示双胞胎遗传的相似性和差异，以及测试人体能否被非自然的方式受控制，而其“崇高目的”则是让每个雅利安母亲都能生出双胞胎，加速德意志种族的繁衍。当门格尔在铁路沿线走来走去进行挑选时，他总是在寻找他所要的孪生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在“筛选”上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数十名孪生兄弟或姐妹的生死取决于门格尔的一念之间，他尽可能地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然后杀死双胞胎中的一个或两个以便做尸体解剖研究。门格尔的实验享有世界科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条件：一对双胞胎不仅同时死去，而且也能同时解剖他们的尸体。1943—1944年，门格尔使用近1500对双胞胎进行研究，大约有200对存活。他往往控制着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人，用另一人来做实验，并认真地用拉丁文和德文把数据记录下来。他抽取血液，注射化学物质，让实验品暴露在放射物面前，施行实验性的外科手术。一对孪生姐妹回忆：

在第二次灭绝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之前，从里面挑选出10对双生子。

给我们照了相，并拍了X光片。门格尔博士研究了我们的血液、身高、体重和指纹。还看了一些人的牙齿。考查的结果送到了柏林。

他还将一些单卵双生子的血液输给别的双生子。因而，给我们注射了一对男双生子的350毫升的血液。对此，我们的反应是剧烈的头痛和发高烧。

门格尔博士还准备搞让男女双生子强行结合的实验，来观察他们的孩子是否也是双生子。我们没有被送到德国去做工，而是为我们找来了一对适当的男双生子。对我们的一切抗议，门格尔回答说，我们只不过是囚犯，必须服从。[69]

也许因为门格尔意欲改良蓝眼睛的雅利安人种，所以对色素沉积非常着迷。一名囚犯医生回忆：“1943年6月，我来到吉普赛—比克瑙营，我看见一张桌上满是人的眼睛。每只眼睛都标着一个号码和一个字母。眼睛的颜色从深黄、宝石蓝、紫罗蓝到绿色和灰色，无所不有。”[70]曾经被用来做实验的双胞胎之一维拉·克里格尔后来描述说，她在五岁时看到门格尔的实验室墙上展示的标本后，感到十分震惊——几十双人的眼睛“像蝴蝶一样贴在墙上”。维拉和她的妹妹奥尔佳是从研究实验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不到200对双胞胎中的其中一对。维拉回忆说，门格尔饶了她们母亲的命，因为“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是棕色的，而我们母亲的却是蓝色的”[71]。

为了证明一般人所说的犹太人基因退化的问题，门格尔挑选了一些身体有缺陷的人，命令处决他们，然后把他们的肉煮化，这样他便可以对头骨进行研究。在一批即将送进毒气室的人群中，门格尔发现了一对父子：50岁的父亲是驼背，15岁左右的儿子英俊高大，但右脚是残废的。他下令尼斯利对父子俩进行临床检查、人体测量，说明造成生理缺陷的原因。检查之后，父子俩立即被枪杀。门格尔又要求尼斯利医生将其骨骼制成标本，送到柏林。清洗骨骼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在漂白粉液里浸泡两周，再用汽油洗干净；二是用水煮，直到能够把肉的部分轻易地从骨头上分离，然后再用汽油洗。门格尔下令用最快的方法，于是父子俩的尸体就被下锅煮了。清理好的骨骼被门格尔兴奋地摆弄了一番之后，又被包在盖有“国防急件”印章的纸袋里寄往柏林人类学博物馆。[72]在一群吉卜赛人中间，门格尔发现了一个十口之家竟有七人是侏儒。他在他们身上进行痛苦的实验，然后强迫他们当着一群党卫队士兵的面表演裸体动作。正如一名囚犯所说，他们成了门格尔的“私人动物园”。一位名叫奥尔佳·伦吉尔的囚犯医生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不是一名学者专家，他是一个收集癖。”[73]

门格尔的研究只是奥斯维辛医学实验的一部分。希姆莱的兴趣之一，也是进行各类人体医学实验。除具体的科学—医学目的外，希姆莱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他希望找到一种限制劣等种族繁殖的手段，同时加速和扩大所谓纯北方人种的繁殖。根据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的规定，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可以由全国纳粹医务工作者共享。因此，奥斯维辛集中营同时也是“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实验站”。医生们只要向集中营当局支付6—15马克，即可任意支配一名健康的男女囚犯的生死。这样，一批党卫军或大学、研究所的医生或科研人员出现在集中营中，他们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和各种器官进行名目繁多的残酷实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绝育研究，希姆莱责成奥斯维辛医生克劳贝格找出一种绝育方法，使其成为消灭其他“低等民族”的生物武器。他的秘书这样致信克劳贝格：

尊敬的教授先生：

党卫军首脑委托我向您转达他的希望，您在和党卫军副总指挥波尔和集中营的主任医师商讨问题之后将赴拉文斯布鲁克和奥斯维辛，并在那里从事对犹太妇女的绝育工作。

首脑特别提醒您，在开始您的实验之前能通知他，为了给数千名妇女绝育您需要多少时间。首脑认为，绝育工作应该进行得使妇女们无所猜疑。您可托词在进行普通的妇科检查时，作必要的注射。

应对实行绝育的结果加以认真的研究。绝育后经过一定时期，应拍X光片，以便弄清体内发生了何种变化。还需进行这样的实验：绝育后过一段时间，您可安排女人和男人同房。要将结果报我们知悉，请您对此信作出答复，以便我能向首脑报告。

党卫军中尉　勃兰特

1943年6月7日[74]

与此同时，克劳贝格还与法本公司的制药和化学企业合作，利用法本公司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局买来的大量女犯人进行各种药物和试剂的试验，是典型的既与权力又与企业合作的纳粹科学家。

惨无人道的医学实验

无需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大量可供实验的人体和生命，是奥斯维辛吸引纳粹医生和科学家的原因之一。1941年5月15日，在达豪集中营工作的党卫队西格蒙德·拉舍尔（Sigmund Rascher）医生写信给希姆莱，要求提供两三个罪犯或弱智者给他进行“高空飞行”极限人体实验。结果，他得到了200名达豪集中营的犯人，主要是神职人员、波兰人和德国犹太人。拉舍尔在减压舱内对他们进行实验，意在测试人在骤然升高至高空和从高空骤降的过程中的生存能力。这一实验导致70人死亡。拉舍尔给希姆莱的报告中说：“这次进行的是12公里高空的持续缺氧实验，实验对象是一名37岁、身体状况良好的犹太人。4分钟后，实验对象开始出汗；5分钟后，出现痉挛现象……30分钟时，呼吸停止。每隔5分钟测一次心电图。随后，大约在呼吸停止半小时后，尸体被解剖。”拉舍尔最感兴趣的是，尸体被解剖后，心脏还跳动了相当长时间。希姆莱询问：是否可以把这些人救活？这似乎是一种人道的考虑，但其后果却是更野蛮的折腾。拉舍尔于1942年4月5日报告说：“最近的一个实验对象瓦格纳呼吸停止后，我又把他救活了。不过这个对象是用来做极限实验的……我又做了一次实验，这次他没能活过来。”[75]拉舍尔另一个研究项目是“海上紧急情况”的冷冻实验，目的是检验“超低温状态对温血动物产生的影响”以及被冻僵者能否被救活。1943年2月17日，他在给希姆莱的信中要求到奥斯维辛来进行实验：

我在寄给您的附件中，简要报告了我对冻僵的人进行回暖处理实验的结果。

现在，我正在用人作实验。通过这种实验，我想证明，在严寒中受冻的人，可以像在冰水中受冻的人那样，情况良好地回暖。我让30名脱光衣服的人在零下27—29度的气温下站9—14小时。然后，将他们放在冷水盆里。在一个小时内，他们完全缓过气来了，虽然一些人的手脚冻得发白。第二天，我的许多病员都疲惫不堪，体温上升。

您曾建议我进行加温试验。但我直到目前都未能实现，因为在12月和1月对于进行这样的试验气候太暖和。目前，营里伤寒猖獗，极为妨碍我的工作。但是，我已经给自己打了几次防疫针，现在我正承担风险径直在营内进行试验。最为合理的是，尽可能将我和我的侄子转到奥斯维辛去，在那里我可以大规模地进行我的试验，第一，因为那里气候比较寒冷；第二，因为这是一个大集中营。在那里，我能给试验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我的病员冻得受不了时，有时会喊叫）。

如果您，首脑先生，认为我的实验对军队有意义的话，请您命令将我转到奥斯维辛、卢布森或东方的任何一个集中营，以便我能利用冬天的最后几个月。[76]

这个残忍的医生没有得到好下场，而其原因又与种族主义迷信有关。拉舍尔于1941年娶了慕尼黑的歌手卡洛琳·迪尔，熟悉双方的希姆莱原不同意这场婚姻：48岁的女方比男方大16岁，显然无法生孩子。但这对夫妇似乎在创造奇迹：迪尔一年之内就生了两个男孩。夫妇因此获得希姆莱的祝福并成为希姆莱家的客人。当迪尔第三次生产后，丈夫怀疑了：她真有这么强的生育能力吗？为什么孩子都不像他？不久，迪尔声称自己又有喜了。1944年3月20日，迪尔自编自演了一次戏剧性的分娩场面，情景之逼真足以打消任何疑虑。这时，被拐、被偷孩子的家长们向警察告发，慕尼黑所有报纸都登出了紧急启事。骗局败露，这一对夫妇被捕。[77]迪尔最后因攻击看守员而被绞死。拉舍尔成为他曾工作过的达豪集中营的特殊囚犯。1945年4月26日，因拉舍尔知道太多的秘密而被处决。

门格尔的研究得到威廉皇帝学会的人类学、人类遗传和优生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支持，其中特别是种族人类学家菲舍尔（Eugen Fischer）和费许尔男爵（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前者的论著是希特勒反犹思想的来源之一，后者则是门格尔的老师。费许尔于1943年发起对孪生现象的研究，他在法兰克福的前助手门格尔作为合作者，利用从奥斯维辛不同种族的双胞胎那里取得的血样来研究特殊的血清蛋白。这一研究看来是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给出新的种族血清诊断。显然，正常情况下要进行这一研究非常困难，几乎没有父母同意把孩子带来，而一些研究问题只能通过解剖内部器官才能解决，这就需要得到同时去世的双胞胎尸体。尽管医学生物学研究能够依靠从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军那里得到的大量尸体，但其中的双胞胎还是太少了。门格尔帮助费许尔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对奥斯维辛200多名双胞胎受害者进行了人体组织研究，从他们身上得到血清。这是“科学与政治的互惠互利”的一个恶劣典型。

这类科学家的信念正如门格尔所说的：“德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有智慧的民族，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个民族中究竟由哪一个民族来统治世界。”对于大量的活人实验，门格尔也许会说：“在这里，我有机会进行研究。这些对象，这些人反正已经注定要死的。他们无论如何总要被毒气杀死的，而我用他们作试验也许能发明出一些药剂，能够在将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而这些药剂只能用人而不能用动物来进行试验。”[78]在门格尔的试验中，被杀害的有20—40万人，被他亲手注射化学试剂致死的有12人，门格尔的一位波兰助手后来说：“我发现门格尔只能被描述为一个疯子。他在自己的大脑中发现了真理。……他认为获得对整个种族进行绝对的控制是可能的……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他野心勃勃地成为了一个灭绝人性的人。他对遗传控制充满狂热。我相信，当他认为犹太民族已经终结的时候，他就会处理波兰民族；当他认为波兰民族已经终结的时候，他就会处理其他民族。总之，我相信他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这样做的。最后，我相信他会杀害自己的母亲，假如这样做对他有所帮助的话。”[79]

在如此狂热的种族主义迷信支配下，门格尔不可能在医学、科学上取得什么成就。他的全部作为，就是像对待小动物一样对待奥斯维辛的囚犯。当他不把人当人的时候，他自己其实也就不是人了。

[1] 转引自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119—120页。

[2] 伊恩·克肖：《希特勒》（下卷），第123页。

[3] 罗尔夫·霍赫胡特：《〈戈培尔日记〉前言》（1977），《戈培尔日记》，晏晓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4] 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03页。

[5] 转引自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379页。

[6] 克里斯·麦克纳布：《二战数据III：党卫队》，第174页。

[7]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62—63页。

[8]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61页。

[9]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77—78页。

[10]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74—76页。

[11]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183页。

[12]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176页。

[13] 《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在波兹南党卫军分队长会议上的讲话》，B.格拉乔夫等《纳粹猎人——全球追捕纳粹战犯纪实》，张晓丹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41—243页。

[14]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84—85页。

[15] 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第310页。

[16]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56页。

[17]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01页。

[18]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01—102页。

[19]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71页。

[20]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96页。

[21] 舒伦堡：《谍海搏杀——舒伦堡回忆录》，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338—339页。

[22]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噩梦沉沦》，第160页。

[23]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噩梦沉沦》，第162页。

[24]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683页。

[25] 威廉·D.鲁宾斯坦：《援救的神话》（1997），张峰等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

[26] 《万湖会议纪要》，B.格拉乔夫等《纳粹猎人——全球追捕纳粹战犯纪实》，第253—254页。

[27] 戴维·欧文：《戈林传》（1990），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翻译部译，上海人民出社1992年版，第279—280页。

[28] 戴维·欧文：《戈林传》，第280页。

[29] 《万湖会议纪要》，B.格拉乔夫等《纳粹猎人——全球追捕纳粹战犯纪实》，第254、257页。

[30] 舒伦堡：《谍海搏杀——舒伦堡回忆录》，第14—15页。

[31]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196页。

[32]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13页。

[33]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200页。

[34]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14页。

[35]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208页。

[36]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236页。

[37]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251—252页。

[38]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212页。

[39]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254页。

[40] 舒伦堡：《谍海搏杀——舒伦堡回忆录》，第13页。

[41] 雅克·德拉律：《盖世太保史》（1987），黄林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42] 雅克·德拉律：《盖世太保史》，第102、110页。

[43] 参见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党卫队》（1990），孙逊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6、81页。

[44]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197页。

[45]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29页。

[46]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35页。

[47]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380页。

[48]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06、407页。

[49]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08页。

[50]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24、149、147页。

[51]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25、112、122、148页。

[52]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139页。

[53] 赫尔穆特·G.哈义斯：《刺杀纳粹头子海德里希行动内幕》（2002），慕峰涛译，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54]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195页。

[55] 舒伦堡：《谍海搏杀——舒伦堡回忆录》，第266—267页。

[56]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199页。

[57] 范妮娅·芬伦：《魔掌中的女子乐队》，第178—179页。

[58]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76页。

[59]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3页。

[60]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4页。

[61]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54页。

[62]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59页。

[63]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81页。

[64]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48页。

[65]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136页。

[66]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130页。

[67]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134页。

[68]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17—18页。

[69] 奥托·克劳乌斯、艾利希·库尔卡：《死亡工厂》，第56—57页。

[70]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95页。

[71]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88页。

[72] 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第178—183页。

[73]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88页。

[74] 奥托·克劳乌斯、艾利希·库尔卡：《死亡工厂》，第54—55页。

[75]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纳粹女人》（1998），班玮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76] 奥托·克劳乌斯、艾利希·库尔卡：《死亡工厂》，第59—60页。

[77] 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94页。

[78] 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130、135页。

[79]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第685、85页。

二十二、囚犯的信念：只要活下去

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的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口无言。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

在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看来，犹太人不是人，而是动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这当然是种族主义的狂言乱语。如果这种说法有真实的内容，那就是犹太人在纳粹及其他反犹主义政府的压迫和掠夺下，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条件，降落到动物般的状态。比如战前的波兰政府对本国犹太人采取歧视政策，已经使他们当中的三分之一沦为赤贫。贫困使他们失去人的身份和人的性格，以至于戈培尔在参观了罗兹犹太人聚居区后写道：“无法形容。这些人不再是人类，而是动物。因此不存在人道主义，而只有外科手术的任务。我们必须在此动手术，而且是彻底的手术。”[2]当这些犹太人被驱赶到集中营时，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动物般的生存环境和奴隶般的劳动强度，就“人”这个概念的严格意义来说，集中营的犹太人可能真的名不副实了。但使犹太人不成其为人的，是纳粹。而犹太人中，至少有一部分，还没有失去人的尊严和希望。

1. 不信上帝

战争结束后，许多德国人并不知道纳粹集中营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许多人只是以成王败寇的观点看待纳粹政权的溃败。有历史学家认为，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是在诺曼底登陆，而是在发现奥斯维辛大屠杀暴行的那一刻。揭露奥斯维辛真相是一个伟大的、痛苦的过程，其中幸存者的回忆极为重要。埃利·维赛尔的自传《夜》是有代表性的。在众多幸存者作品中，这个自传对奥斯维辛的揭露涉及伦理与宗教等西方文明的核心议题。

纳粹对匈牙利犹太人的捕杀发生在战争后期。本来，在东欧国家中匈牙利是最不反犹的。虽然1935、1938、1939年也模仿德国的纽伦堡种族法通过了三部反犹立法，但总体上仍然相对温和，比如不需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因为1940年11月与纳粹德国结盟，匈牙利因此未被德军占领。从1942年春开始，波兰、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受迫害的犹太人都逃到匈牙利避难。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1943年春，匈牙利领袖霍尔蒂上将（Admiral Nicholas Horthy）看到德国将败，默许总理卡拉伊（Miklos Kallay）向西方发出和平信号，对犹太人的处罚也稍微改善了一些。然而，1944年3月19日，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首都和主要城市，建立了亲德内阁。次日，纳粹党卫军负责大屠杀的艾希曼来到匈牙利，制定向奥斯维辛集中营遣送近80万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匈牙利警察随即在德国党卫军的指挥下，把42万匈牙利犹太人，包括特兰西瓦尼亚的赛加特镇的犹太人，赶进了奥斯维辛等六个死亡营。1944年7月，在德国驱逐犹太人七个星期后，霍尔蒂阻止了这一行径，以保护布达佩斯由一些商业人士和专业人士组成的犹太人社区。8月29日，霍尔蒂换掉亲德内阁，与西方恢复秘密联系，并打算与苏联讲和。10月15日，在电台宣布接受苏联和平条约四小时之前，纳粹突击队绑架了霍尔蒂的儿子，次日抓获霍尔蒂，在匈牙利组织了一个傀儡政府，匈牙利犹太人重新遭受屠杀，直到战争结束。

骨瘦如柴的集中营囚犯

因此，对匈牙利犹太人来说，这是一场猝然降临的屠杀。由于匈牙利犹太人的处境一直相对较好，犹太政策又在反复，他们没有对已经发生的纳粹屠杀保持警惕。而且，埃利所在的特兰西瓦尼亚的赛加特镇的犹太人原是有逃生机会的。镇上有一个助理牧师毛什，对犹太秘教的启示和奥义极有体会，一双梦幻似的大眼睛经常注视着远方。1942年，当外籍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境时，毛什也不例外，但几个月后他回来了，告诉镇上的人，他们那批外籍犹太人刚进入波兰就被盖世太保扣住，然后被运到加利西亚森林加以杀害。毛什腿上挨了一枪，倒在死人堆里。“我回赛加特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死过一回，要大家抓紧时间，准备逃命。”日复一日，毛什挨家挨户向犹太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没人相信他的话：“他们都以为我疯了。”[3]这些目光短浅的小镇犹太人，哪里会知道布达佩斯与柏林之间的交易在决定着他们的生死？他们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失去了逃走的机会。

1944年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三天后，德军车出现在赛加特的街头。种族灭绝步步逼近：先是命令三天内严禁犹太人擅自离开住所，违令者杀无赦，接着是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然后是犹太人不再有权利去饭店或咖啡馆，不能乘电车旅行，不得去教堂，傍晚六点后不得上街等等，再后来是把犹太人圈禁在隔离区，最后是用运载牲口的火车把他们送到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埃利一家就在其中，他注意到，即使在步步走向死亡边缘，这些人也没有想到种族灭绝：他们并未感到恐惧。“我们感觉不错，我们毕竟与自己人在一起，一个小小的犹太共和国……人们认为这是好事。”“我们不必再看那些充满敌意的面孔，不必在别人仇视的目光下忍气吞声，不再担惊受怕，不再痛苦。我们犹太人像兄弟一样住在一起……”被转移到一个小犹太区时，他们也没有感到可怕，有人甚至认为：“押解出境不过是一场闹剧。别笑！他们是想偷咱们的贵重物品和珠宝。他们知道咱们把东西埋起来了，要想得到它们，就得自己动手挖。让主人们外出度假，动起手来才比较便利……”[4]

这些人大多是正常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来理解纳粹的。但是，对纳粹的行为，正常人是理解不了的。在押往集中营的火车上，不是正常人，而是精神错乱的沙什特太太，提前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一路上她多次发出尖厉的叫声：“火！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火了！”当时的火车外确实没有火，所以人们觉得她着了魔，几个年轻人将她捆住，塞住她的嘴，还打她。满车的正常人没有想到，恰恰是这个不正常的女人，预言了这批犹太人的命运。到了比克瑙集中营，“我们凝望着黑暗中的火焰，一股恶臭味弥漫在空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灼烧皮肉的气味”——这是焚尸炉在工作。埃利看到：“距我们不远，火焰，熊熊火焰，从阴沟里蒸腾而起——沟里在烧什么东西。一辆卡车驶过来，卸下一堆东西：一车小孩，婴儿！”[5]

也许，直到此时，赛加特镇的犹太人才会想到毛什的话：“我警告过你们！”但已经晚了。到了奥斯维辛的比克瑙，党卫军只说了一句话：“男人去左边！女人去右边！”埃利的母亲、妹妹就被送进毒气室，亲人从此永别。门格尔医生挥手之间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是活下来从事苦役，还是立即进毒气室。一个老囚徒告诉赛加特镇人：

奥斯维辛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吗？不知道？1944年了还不知道？那边，你看见那边的烟囱了吗？看见了吗？还有火焰，看见了吗？那边，他们就要把你们带到那边，那边就是你们的坟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群混蛋，什么都不懂？你们会被烧死的，烧成残渣和灰烬。[6]

而党卫军军官则说：“你们是在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不是疗养院，而是集中营。既然来了，就得干活。你们要是不干，就得到烟囱里去，到焚尸炉里去。干活还是进焚尸炉，你们自己挑。”[7]

这是使信徒们丧失信仰的屠杀。在集中营的第一个夜晚，埃利就永远记住了那些已化青烟的孩子的脸，记住了焚尸炉的火焰。他知道，赛加特镇的犹太人只有两种结局：或是在干活中累死，或是被送入焚尸炉。他懂得，唯一有真实意义的字眼是“烟囱”。不可信的事情发生，可信的事情也就不再可信。在欧洲文明中，最可信的当然是上帝。罗马晚期开始流行于欧洲并在中世纪牢牢植根于欧洲心灵之中的对上帝的信仰，是整个生命存在的基础。既然生命可以被随意杀戮，上帝也就不再可信。有人会被活活烧死这一事实，戕杀了埃利心中的上帝，把他的信念、梦想变成了灰烬。所以，当父亲在赞美和圣化上帝时，他完全不以为然。

战前欧洲犹太人大多严守宗教戒律，即使是世俗化了的犹太人，也不会背叛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对虔诚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相信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特殊关系：他们和上帝订立盟约，为他的至高无上作证，他们会受到他神圣的保护。但集中营的一切却摧毁着这种信仰。一种解释是，上帝给予人选择的自由，自由的代价是罪恶的存在。很多受害者相信，大屠杀是人在犯罪而不是上帝。劫难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人对人的伤害。在埃利身边，就有人面对死亡而依然保持坚定的信仰。阿吉巴·杜马说：“上帝在考验我们。他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战胜卑贱的本性，能不能杀死心中的撒旦。我们没有权力自暴自弃。他要是无情地惩罚我们，那意味着更爱我们……”[8]一个幸存者记得这样一次经历：

一天，德国兵对三个蓄有胡子的虔诚的犹太人说，带上经文护符匣去干活。他让三个人跪下，头戴经文护符匣，祈祷上帝来帮助他们。德国兵一边打他们，一边嘲笑他们。几天后，我看见他们并问他们：“这就是他们对你们所做的事情，难道你们还相信主吗？他们抓走了我的孩子和你们的孩子，并把他们放进了毒气室里。”他们对我说：“是的，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罪的，真正的犹太教徒变得越来越少，现在很多犹太教徒都和异教徒结了婚，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处罚我们。”“但是，他们干吗要杀害那些无辜的孩子呢？”“那正是对我们最大的惩罚呀。”[9]

无论身处集中营的囚徒是否信仰上帝，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上帝都忘记了奥斯维辛的时候，等待着他们的只有死亡。死亡不只是生命的终结和肉体的消失，也包括人性的丧失。上帝既不存在，人间的一切秩序、伦理、亲情也就无法维持，人的存在只有生物学的意义。在集中营中，“没人提起分离的亲人——谁知道她们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不再考虑她们的命运。我们没有能力去思考。我们的感官麻木了，一切都迷雾似的漫漶不清。我们什么寄托都没有了！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防御的本能和骄傲感，全都荡然无存。我刹那间清醒过来，清醒得可怕。……我们是一群坠入地狱的魂灵，徜徉在虚无之中；我们是一群遭到诅咒的魂灵，在无涯无际的太空和时间中飘荡……”[10]没有理由谴责这些濒死的人，在极端的恐惧和随时降临的死亡面前，人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生存。因此，奥斯维辛的困境在于，党卫军的毒打、枪杀之外，囚徒之间的生存竞争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形式，生存的欲望磨去了人性中最后一点羞耻感，人们只好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对上帝的质问来自集中营人性丧失。奥斯维辛3号营（亦称布纳集中营）是纳粹德国负责建筑和生产人造橡胶、汽油的大型企业，同时还负责在几座较小的集中营从事挖煤和水泥生产。对于埃利来说：“当时最重要的莫过于每天能喝上一碗汤，吃到味道陈腐的面包，甚至面包渣。面包和汤——这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只不过是一具躯壳而已，甚至连躯壳都不如，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胃。”[11]当生活就是劳动、生命就是吃喝时，所有人的情感、理性、信念也随之而去。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有人告诉他：

在这个地方，人人只能为自己着想，顾不了别人，甚至顾不了亲生父亲。这里没有父亲、兄弟、朋友之类的东西。每个人都孤零零地活着，孤零零地死去。我奉劝你，别再把你那份面包和汤给你的老父亲了，你帮不上他什么忙，只会损害你自己。实际上，你应当吃掉他那份东西……[12]

这是一幅怎样的人性丧失的情景啊！在从布纳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路上，拉比埃利亚胡与他的儿子走散了，父亲到处找儿子，但“我”清楚地记得：儿子看见他走路不稳，渐渐落后，但依然走在前面，任其距离拉大。显然他是想甩掉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的存在只使他存活的希望越来越小。在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路上，有人从外面往牲口车厢里投进一块面包，里面的犯人便开始相互争抢。一位老人抢到了一小块面包，刚想放进嘴里，就有人向他扑来，一面打他，一面抢那块面包。老人叫喊道：“麦尔，我的小麦尔！不认识我了？你要杀死你爹吗？我给留了……一份面包……给你留了……”性急的儿子从父亲手里夺去了面包，父亲瘫倒在地。就在儿子开始吞食面包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向他扑来，之后别的人又再扑过来。这样，当人群散开时，地上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13]在布纳集中营中，一个少年“跟班”——跟在头领后来为之服务的人——只有13岁，却因为他的父亲没有整理好床铺而动手打父亲。老人在哭泣，儿子却在大喊：“你要是再哭，我就不再给你面包。明白吗？”[14]在最后的“死亡之旅”中，埃利的同伴查尔曼倒在地上，被接踵而至的几千个囚徒踩死了，“我很快忘了他，开始想自己的事”[15]。不过他还是警告自己不要背叛自己的父亲，但他也没有把这一点人性保持到最后。

埃利也没有逃避集中营的非人化进程。他父亲肚子痛，想问一下厕所在什么地方，却遭到了吉卜赛人的一个嘴巴。有人当面殴打自己的父亲，但埃利丝毫没有想到要帮助他。“我默默地看着，一声不吭。要是在昨天，我恨不得掐住这个罪犯，把指甲嵌到他的肉中。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变得这么快？”父亲被工头用铁棍暴打时，埃利却在生父亲的气：“我看着父亲挨打，一动都没动。我一声不吭。实际上，我当时非常想悄悄地溜掉，以免挨打。尤其是，我当时很生气，不是生囚头的气，而是生父亲的气。他为什么躲着埃戴克，为什么要惹他发火？集中营的生活让我是非颠倒……”[16]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埃利要真的帮助父亲，结果只能更糟。但在父亲挨打时，完全无动于衷，则反映了其心理的变化。比克瑙的毒气杀人于1944年11月1日停止，但谋杀与死亡却一直持续到战后。当苏军逼近集中营时，党卫军想尽一切办法销毁大屠杀的证据。1945年1月17日，党卫军开始将剩下的5.8万名囚犯疏散到德国内地的集中营，除少数囚犯被货车运走外，大多数人被押着跋涉在冰天雪地的西里西亚公路上，不断遭受凌辱和杀害。1.5万人丧命，4.3万人幸免于难。在旅途中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父亲病了，埃利明知道没有自己父亲就活不了，但警报响后，自己却先跑开了。“我知道他没有力气，死亡近在咫尺，但我抛弃了他。”在回去找他时，“一个念头在我脑际一闪而过：但愿找不到他！但愿我能摆脱这份责任。我要集中剩余的全部力气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关照自己……”父亲死了，“我没有流泪，我悲哀得无法流泪。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如果我能在内心深处，在软弱的潜意识中搜寻，就会搜寻出这个意念：终于解脱了”！[17]埃利在最沉重的时候反倒觉得轻松了。

埃利气愤了，他不明白凭什么要感谢对这一切缄默的上帝：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祝福他？我身上的每根纤维都要造反。因为他让数千孩子在他创造的巨大坟场里烧成灰烬？因为他让六座焚尸炉没日没夜地燃烧，包括安息日和神圣日？因为他法力无边，创造了奥斯维辛、伯肯诺、布纳以及大量死亡工厂？我怎能对你说，感谢你，万能的主，宇宙的主宰，你在所有民族中挑中了我们，没日没夜地折磨我们，让我们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在焚尸炉里了却一生？我们赞美你的名字，因为你选中我们任人宰割，做了你祭台上的牺牲？

……

我是控诉者，应当遭到谴责的是上帝。[18]

人性与上帝彼此确认。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的，如果人已经彻底地非人化，那么上帝也就在生活中缺席。埃利亲眼目睹了一个少年的死。他是囚犯们公认的唯一的好“跟班”，但纳粹怀疑他破坏了电源，就把他绞死了。埃利特别形容了他的形象——“一个满目忧伤的天使”：

我听到身后的那个人问：“上帝呀！上帝在哪里？”

在我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回答：“上帝在哪里？就在那儿——吊在绞架上……”[19]

这就不再是对上帝的责问，而是一种说明：人性与上帝同在。人之死与上帝之死其实是同一个过程。因而，随之而来的结论是：如果人性复苏了，上帝也就显现了。

问题的核心正如一些神学家提出的：把犹太人的毁灭解释为上帝不存在的证据，这等于承认希特勒对犹太人死后的彻底的胜利。在剥夺掉三分之二欧洲犹太人的生命之后，他将成功地扭曲残存下来的人的信仰。[20]因此，奥斯维辛之后继续保持信仰，也是反抗希特勒的一种实践。有幸存者说：“大屠杀以前，我是一个单纯的遵守教规的犹太人，如今我是一个遵守教规的复杂的犹太人，不再单纯。正由于这场浩劫，现在可以说，我所保持的每一个宗教习惯都是在我经历和目击那些可怕的年代之后养成的。尤其是因为这场大屠杀，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理由和非常强烈的动机来实践犹太教——无论以前是多么地不清晰。无论如何，这是我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报复。我的方式是用我的满腔热情和积极性来实践我的信仰，为上帝和犹太人服务，继承父辈及祖先们的传统。”[21]

但一个在集中营做过囚犯头、与德国人为伍的幸存者则回忆说：“在那些年里，我经常希望自己能活下来，然后做一个正派的人，过上好日子，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一些弥补。但是，作为一个有严格信仰或虔诚的犹太人，我有抵触情绪。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有些做事的想法，但我决不会做我们犹太人所做的那些傻事。我所指的是宗教仪式，我永远不会做那些事情，那是毫无意义的、荒唐的。或许经历了集中营的生活后，还存在着有严格信仰的犹太人，但我是例外，因为我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集中营的生活使我相信，所有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善良活动都是无价值的。人类不会改变，不会变得更好，上帝似乎也并不在意，这就是我在集中营中所学到的一切。”[22]

在恐怖和暴力成为常态、死亡随时可至的集中营，囚徒们会发问：上帝在哪里？他为什么允许罪恶的存在？其实，在绝望的时刻，话题也可以转换一下：在一个存在着集中营的世界上，怎么会有上帝的存在？当然，上帝存在过，但是正如犹太哲学家说的：“（在创造行为中）上帝已经把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形成中的世界，他已经没有更多的东西要贡献出来：要奉献给他的便是人类的现状。”[23]可以说，对奥斯维辛及大屠杀的记忆是人类的一种道德义务。

2. “我不绝望”

在赤裸裸的死亡面前，集中营世界基本上没有人性可言。所以埃利的经验与认知为许多囚徒所共有。1945年4月22日，纳粹把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的囚犯撤往汉堡。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斯·斯托恩发现：“任何一个身体特别虚弱的人，都可以走出队列，跪在路边，然后头上就会被打上一枪。我曾亲眼看见过最为恐怖的一幕：一个囚犯走出队列，跪在路边。党卫军朝他头顶上开了一枪，打掉了一半脑袋。也许是临死前人本能的反应，虽然只剩下一半脑袋了，可他站起来就跑。这令人发指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们都失去了除动物般的求生本能以外的其他感觉。当时的我们已经不再是人了！”[24]

人性有共性，但不同的人承受恶劣环境的能力却有差异。当埃利与斯托恩深感“我们已经不再是人”的同时，也是来自捷克（后属匈牙利）的姑娘拉海尔（Rachl Brnhim-Friedman）却没有绝望。拉海尔1922年生于穆卡切沃（今属乌克兰），这是捷克喀尔巴阡的中心城市，以多样和美丽而著称，夏季的园子里的黑莓树和桑葚树结满了果实，市场上满是五颜六色、口味各异的樱桃。在拉海尔生日的6月，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樱桃便宜得很，不但可以吃个饱，还可以挂在耳朵上，就像耳环。那种美味终生难忘。但美丽遭遇了野蛮。二战期间捷克的命运是：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协定》把西北部的苏台德地区划归德国，把喀尔巴阡地区划给匈牙利。匈牙利的法西斯在残忍方面甚于德国纳粹，穆卡切沃全城37000人中有17000名犹太人，他们都被关在隔离区。1944年3月20日，江河日下的纳粹德国直接进占穆卡切沃，艾希曼亲自组织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运往奥斯维辛。

拉海尔在奥斯维辛失去了母亲和小妹妹，其情景与埃利遭遇的一样。穆卡切沃的犹太人深夜到达奥斯维辛，拉海尔与她的母亲、两个妹妹还没有从长途乘车的劳顿中清醒过来，就面临着党卫军的分类：先是男女分别站队，然后是年轻的和年长的分别站队。“我们年轻的女孩站到一边，我突然感到母亲被人从我的手中拉走。在那之前我们都紧紧地拉住她，但现在我看不见她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我们甚至来不及向母亲道别。……消息传播得非常快，几分钟后我就知道我再也看不见母亲了，因为她那个队伍所有的人都被送到了火葬场的焚尸炉。”拉海尔后悔的是，母亲本来可以不死的。她长得漂亮，看上去比其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但父亲去世后，她一直戴着头巾，这使她看上去显得老一些。“我被负罪感折磨着。为什么我没有摘下她的头巾？如果不是头巾，我们或许还能拉住她的手。”[25]

生死只是一念之差，集中营的幸存者有太多的后悔。然而如果他们知道奥斯维辛就是地狱，逃过一次不一定能逃过下一次，也就没有什么后悔了。比如，拉海尔的妹妹虽没有被直接送进毒气室，却也没有逃过1944年冬天的一次“挑选”。那时的情形是：“营地里到处是乱跑的人，惊声尖叫着，当然还有紧张的期待。咆哮声提高八度，残酷的命令伴随着诅咒声、棍棒声，枪托的殴打把几千个女人和女孩子赶进了一间屋子。在拥挤中我和阿达列拉着的手被冲开了，我回头去找她，突然头上挨了几下。再回过头时，阿达列丢了。”[26]没有预告，没有原因，妹妹就随母亲去了。瞬息之间，阴阳两隔。犹太人的生死早已由不得当事者后悔还是不后悔了。

拉海尔的遭遇与埃利完全相同，但她没有失去信心和信仰。进入奥斯维辛的流程是：那些没有被送进毒气室而是进劳动营的人，首先是“保持卫生”，囚犯们要脱光衣服、剃光全身的毛发，然后是在胳膊上刺上号码，再换上囚服，最后被赶进1000多人共住的大屋子，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此，囚徒们不再拥有自己的名字，由一个人变成一个囚徒。稀少的食品定量，高强度的劳动，每天只能上两趟厕所，随时可至的毒打，到处可见的死亡，无边的孤独，肮脏的环境，严密的监控等等就是这些人的生活内容。就在检查卫生的第一步，拉海尔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们的洁癖只是为了一件事：摧毁我们的灵魂。”[27]她发誓绝不投降。到达奥斯维辛的当天晚上，她就和身边的犹太人一起高唱犹太人复国主义者颂歌《希望之歌》，尽管遭到党卫军的毒打，但还是唱到最后。理想信念之外，她灵魂之所以没有被摧毁，也是因为她在这里还能感受到人的关爱和帮助，这是她与埃利的区别。

母亲和小妹妹死后，活下来的是拉海尔和大妹妹哈娅。麻烦的是，哈娅患胆结石，每天吃着石头样的面包，受着剧痛的折磨。一个可以在营区之间自由走动的做水管工的老犯人，给她送来了一块白面包做的三明治，姐妹俩仿佛看到了救星。但此人送了三天后就没了影子。拉海尔担心这位好心人会遇上危险，担心他因帮助哈娅而受罚。偶然有一天，她看见他正在把一块三明治给一名年轻的女孩。

他一看到我，脸色立刻变得苍白。……然后，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了。”他知道他使我们受了罪，那三明治对我妹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我的行为无情无义，但你应该理解我，我还年轻，在这儿关了几年了，离家离老婆都很远，我想女人想疯了。这姑娘看见我给你们三明治，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交换它。”……我看着他的眼睛，低声问他：“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呢？你知道我会为我的妹妹付出一切。”他尴尬地低下头，回答说：“我很了解你……知道你……不会的……”[28]

哈娅的病情持续恶化，被送到病号区。不久传来消息，病号区的所有女人第二天都要被送进焚尸炉。拉海尔当然以为妹妹死了，但机智的哈娅逃脱了死亡。原来她躺在床上时听到消息，立即扯了一块被单裹在头上，拿了一个水壶走出病号区。哨兵斥责她：“你不知道这个房间不允许进出吗？”哈娅扬起手中水壶：“我不过是给朋友送点吃的。”她成功地逃到另一个房间。哨兵之所以放她出去，一个重要原因是正在发烧的哈娅脸色绯红，掩饰了她实际上的虚弱。这个新房间里都是年轻健壮的女人，第二天就通过甄别到了附近的军工厂劳动。这个工厂生活待遇较好，哈娅因此活着走出了奥斯维辛。

与埃利所见的奥斯维辛不同，拉海尔亲眼目睹了见义勇为的犹太人。一批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来到邻近的营地，已经在那里的人都在围观：

突然，一个站在我边上的女人看见她的儿子刚刚来到新的营地。她看着看着，忽然大叫道：“儿子，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就向他跑去。她张开的双臂碰到了电网——守卫看见她，听到她的话，在她碰到铁丝网前的刹那合上了电闸。另一个试图上前救她的女人碰到她的裙子，也被电死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三个女人身上，她没法见死不救。第四个女人也上前碰运气，直到后来一排女人都躺在地上。[29]

这是一个标志，每个人都知道那是逃离地狱的出路；这也是一种启示。在非人的情境中还是有人的感情。这些女人们都倒下了，但她们的行为至少鼓舞了拉海尔的生活勇气。她们以自己的身体之死，激活了其他人的灵魂之生。

健康的拉海尔被强迫去挖战壕，稍想喘口气，训练有素的狼狗就会冲过来，而干完活能在干草地上睡一觉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一次，党卫军晚上不让她们睡觉而是将其带到马厩里毒打，一个姑娘当场被打死。听着姑娘们的哭声和恐怖的喊叫声：“我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听不下去了，一切都好像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一样。我恐怕有点神经失常，觉得让该来的折磨早点来，也许还好过这样痛苦地等待。只要能不再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哭叫，我根本不在乎我自己是否能活得下去，我觉得自己再多听一点就要崩溃了。”[30]于是，她走到队列的前面插队，争取先挨打的机会。在挨了25鞭之后，她被扔到雪地里，靠着“他们的残忍是因为绝望”——纳粹就要覆灭——的安慰，拉海尔才恢复过来。关键是，数十年后的拉海尔在讲完这次挨打的事情之后，忽然谈到另一个善良的故事。在“死亡行军”——纳粹因苏联红军的逼近而强迫集中营的囚徒向德国本土撤退——中，一个驾车经过的年长农民，给每人拿来几个跟核桃差不多大的马铃薯，“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美味佳肴啊。我们很慢很慢地咀嚼着，尽可能长时间地享受这样的美食”。当地农民如此，而党卫军也有另一面。一个年长的农民给了她们几个马铃薯，看管她们的党卫军启发她们逃跑：“你知道我们要带你们去哪里吗？……你为什么不逃走呢？我保证，如果你逃跑的话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离开。即使我不得不开枪，我也会等你走远了以后冲天上放两枪。”[31]拉海尔与两位同伴真的逃离了“死亡行军”，紧接着的遭遇是她们想象不到的：在一个德国村庄，她们谎称是匈牙利的法西斯，受到热情欢迎和照顾，她们所居住的小屋里堆满了居民送来的礼物。拉海尔在这里还遇到多情的德国兵麦克斯，他谴责希特勒和战争，喜欢音乐和诗歌，与拉海尔一见钟情，频频约会，临走时约定了战后和她重聚并且结婚的地方。

也是在这个村庄，拉海尔的思想有了变化。还在少年时代，她就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参加有关组织的活动。德国的反犹暴行，强化了这一思想。当这个村庄所住的德国人逃走了之后，拉海尔等三个逃亡者成了主人，热情地接待滚滚而来的苏联红军，成为“好客之家”。使她震惊的是，她从中知道苏联也是反犹的。一对四五十岁的德国夫妇，自信有共产党员的证件，因此在苏联人到来之前没有随村民们一起逃走。但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俄国人对证件毫无兴趣，在愤怒的情绪之中，杀死了其遇到的每一个德国人。纳粹党卫军灭绝犹太人，红军中也有滥杀无辜的。而且，苏联也反犹。一个俄国军官告诉拉海尔，自己因犹太人而在军队里受到歧视。“他说一次偶然，他救下了两个必死无疑的犹太姐妹。当时他看到一个俄国士兵一边举枪向她们瞄准，一边骂道：‘你们这些犹太贱货，能把身子给德国人，就不能把身子给我？’这时士兵看到了军官，不得不放下枪，她们这才得救。”[32]这位军官建议拉海尔，不要对苏联人说自己是犹太人，而要说是捷克人。有一伙快乐的苏联士兵来到“好客之家”，酒足饭饱之后与拉海尔的两个女伴“销魂”去了；第二天又是如此，但这一次，两个与拉海尔生死相依的姐妹一去不回，拉海尔从此再也未看到她们，不知道她们发生了什么事。“我童年以来就一直梦想着的世界突然倾覆了。我曾经多么向往它，信任它，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信仰上帝。可现在，这一切似乎都已消失在空气中，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33]从此，拉海尔坚定了犹太复国主义信念，抵制了哥哥什洛莫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诱惑，克服了重重困难以极大的毅力来到以色列，在一个新国家里重建了自己的生活，坚定了“德国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所以我们必须健康”的意识。

纳粹的毁灭没有使拉海尔丧失希望。1944年春天的早晨，拉海尔的母亲来到地窖，把所有的珠宝和纸币塞进一根管子，还把她那做工精细、三叶草状的耳环摘下来。“母亲用一把铲子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我们每个人也都往下挖了一点，直到洞看起来够深了。母亲拿起管子，用布把它包了一层又一层，放进洞里。我们又一起把它埋好。……母亲紧紧地拥抱我们每一个人，含着泪说：‘这样，你们，我亲爱的女儿们，回来以后就可以用这些开始新生活了。’”[34]拉海尔是幸运的，劫后余生的她终于回到家乡——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仅仅一年的时间，却仿佛经历了两个世界。最后，拉海尔来到巴勒斯坦——“我来以色列是为说我们自己的语言”。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也是奥斯维辛故事的讲述者。在他看来，幸存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因其不适应非人化的环境而死去，“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35]。这一点，不但为众多幸存者的回忆所证实，也可以从人性上获得解释。有位幸存者就这样解释：“在集中营，先死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想得太多，人性怎会如此？……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而我则埋着头，从不思考这样的大问题。我想青少年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我还不够成熟，不太考虑后果，不去考虑更为深远的事情……但是我父亲，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前，心已经死了……他总是不停地问：‘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也很害怕，但我的精神并没有崩溃。那么多的成年人丧失了求生的欲望……有时我在心里筑起一道无形的墙，使自己对正在发生的事视而不见……就像真的没有发生一样。我父亲确实看透了四周的处境，而正是这一点毁了他。”[36]

无论如何，奥斯维辛是一个扭曲的集中营世界。在恐怖与绝望的环境中，拉海尔看到的人间悲剧并不比埃利少，她的幸运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真正普遍的是另一种人，即集中营的上层囚徒。

3. 苟且偷生

这是波兰青年维斯拉夫·基拉尔与死神搏斗而终于成功的故事。1940年6月，基拉尔因从事抵抗活动被捕，经历了奥斯维辛的好几个营区，较之埃利、拉海尔，基拉尔的囚徒生涯要长得多，但他活了下来。这一奇迹的原因在于他的身份，他进营时就只从事相对简单的劳动——运砖头、拔草、扫地……然后很快就升为助理护理员、护理员、运尸工、文书乃至囚舍长，达到了一个囚徒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别，属于“整天不愁饭吃的囚犯”，是集中营的权贵阶层，能享受营中较好的生活待遇与自由活动的空间，因此逃脱了一次次死亡的命运。在此过程中，出众的机智、顽强的求生愿望，还有一定程度的麻木和适应力等，都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似乎还是苟且偷生的生活艺术：

人们在营里苟且偷安，活一天是一天。为了能活到第二天，人们需要经受许多艰难困苦，要有勇气，也需要运气。……能够活下来的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且是老资格的囚犯，他们习惯了营内的环境，熟悉了营内的生活，因此能苟全性命。最糟糕的是新进来的囚犯，他们中间较幸运的是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及时找到熟人、朋友或者亲戚的人。……这确实是一门艺术……除非，一个人交了红运。

混得最好的是那些玩世不恭的人，这样的人很快升迁发迹，获得权力。在损害别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的时候，他们毫不手软，他们考虑的只是使上司满意，以这种方式保住自己的位子，用偷来的食物填饱帮手们的肚子。

感谢上帝，上帝安排我到了一个幸运儿呆的小组。这个小组在室内工作，不挨饿，不受冻，不会伤害别人，而且这正是每个为生存而斗争的囚犯的奋斗目标。[37]

刚进集中营，基拉尔就体会到，口令必须迅速执行，怠慢者肯定要倒霉。对卡保说话必须立正、脱帽，恭恭敬敬地报出自己的狱号，出点小岔子就会挨打。要学会如何搞到吃的。基拉尔装着帮忙提饭桶，以便第一个吃到饭，有时还可以添一些；他把饭桶搜集起来，在桶边上刮出满满一碗杂烩汤料；利用搬运尸体的机会，把面包和食物藏在尸体下面带出，并积极劳动争取奖赏。党卫军枪杀囚犯时，他在一旁准备运尸体：“这具尸体的内脏都溢出来了。我们用手匆忙地把它们塞进去，这些鲜血淋漓的东西热乎乎的，冒着热气，瘆人瘆得慌，当我们上坡的时候，血顺着担架涌出来。”“耳在鸣叫，心在狂跳，甜腻的恶心的血腥味使我窒息，手和脚都不听使唤了，人累得差点晕了过去。究竟抬了多少？”因为工作效率高，基拉尔得到一份额外的报酬。[38]另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干活要卖力、要认真，还不能把自己累垮了，因为那就意味着死亡的日子到了。这里就有一个技巧的问题：

——搬运尸体。基拉尔原来属于把尸体从禁闭室拖出来的第一组，但禁闭室阴森可怕，死尸形象狰狞，而且“尸体沉重的头撞击在楼梯上，已经变软的四肢不时勾住楼梯和门槛，这给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过了一阵，上面的新鲜空气开始吸引我，而且在我看来，扒衣服的工作要轻松些……当我再拖上一具尸体的时候，乘人不注意一头钻进扒衣服的队伍。但事实表明从已经软绵绵的而且膨胀起来的尸体上扒下衣服并不比运尸轻松，只是空气新鲜一点，凉爽一点罢了”[39]。在集中营不能太老实，要学会投机取巧。尽管不是拖尸体就是剥尸体上的衣服，可选择的余地很小，但毕竟还是后者好一点。搬尸体也要动脑筋省力气。在另外的劳动中，“尸体已经腐烂，我们以这样的方法来减轻自己的工作：用皮带缚住死者的手臂、脚或脖子，不必用手抓它们，然后把这些黏黏糊糊的、肿胀起来的尸体放在水泥地上拖，一直把他们拖到平板车旁的地上。接着再用新试验成功的方法，将尸体来一个摆动，随着摆势扔上平板车。”[40]

——给俄国战俘的屁股消毒。这里也有提高效率的问题：“一个囚犯起劲地将他的没有肉的屁股伸过来，我赶紧向他的屁股喷洒药水，直到下一个屁股伸过来。”但认真洒药水太费时间，“我们干脆将喷雾器放在一边，用一块布沾了沾‘库普雷克斯’溶液，朝他们的腋窝和两腿之间的下身擦去。啪嗒！啪嗒！……下一个。现在速度快多了，但没有达到消毒的目的”[41]。而没有达到目的已不是基拉尔的事了。

奥斯维辛最多时有16万人，名副其实的一个小社会。纳粹党卫队人并不多，日常管理主要依靠各种囚犯——德国刑事犯、波兰人，也有少数犹太人。这些担任日常服务和管理工作的人，不同程度地享有一些便利、掌握着一定权力，其中最高的囚舍长几乎掌握着一个囚犯的生杀大权。这些上层囚犯偷情、走私、酗酒、争斗，相互之间拉帮结派、吹牛拍马、大鱼吃小鱼，他们之间甚至也有善恶之分、好坏之别。要活下来，与这些不同程度地握有权力的人搞好关系、相互利用是非常重要的。当基拉尔忽然被调到布纳集中营18号囚舍时，听说那里囚舍长很凶恶，基拉尔很担心，但他的熟人、高级卡保普雷森立即给了他关照，得到了一个较好的岗位。基拉尔得斑疹伤寒时，朋友们送来问候和水果。当基拉尔因病在“淘汰”中被揪出，就要被送往比克瑙毒气室时，与他相熟的德林博士把他救了下来。听说哈孟湖集中营远离奥斯维辛主营，囚犯们可以捕鱼养家畜，基拉尔就想去，而他利用关系也真的成功调往那里了。关系是如此的重要，需要自己去经营、建立和维持。在哈孟湖营区，一对男女卡保相互调情时，旁边的女囚们为争夺桶底的残羹而发生争执，女卡保过去干涉。她刚一扬起棍子，犹太妇女就跑了。女卡保气昏了头摔倒了，跌破了膝盖。男卡保扶她起来，趁机又摸摸她，并要基拉尔去帮忙。此时的基拉尔显示了过人的敏感：女卡保“膝盖出血了，我用冷水把它洗了洗……女卡保撩起衣服，从内衣上撕下几块布条，权当绷带。我就用这应急的绷带替她把膝盖包扎起来。包扎的时候，这女卡保叉开双腿，以便让我顺手些。她还把盖过膝盖的外衣高高撩起，以至于她那丰满的大腿完全裸露，我那卡保被她那大腿挑逗得心里痒痒的，因此一时间忘乎所以，一把捏住了她的乳房。我吃准我的所谓护理能使这德国女人舒服些，我的卡保也可以享受一番，因为他可以趁机抚摸那个受了一点轻伤的女同事。于是我就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延长手头的工作。此举当然赢得了双方的感激，这对我确实十分重要”[42]。事毕，男卡保不但接受了基拉尔在此建立一个小药房的建议，而且立即提拔他为分队护理员，并多给一份面包。

有此一套生活艺术，基拉尔在集中营几乎如鱼得水，多数时间都轻松自如。即使在比克瑙杀人工厂，基拉尔也比较自由：“我是老资格囚犯，这是我整天无所事事，或者几乎不干活的充足理由。我躲在我可以躲的地方，这是我三年集中营生活学到的艺术。而营区长汉斯还认为我在医院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我很友好。”[43]在这里，不用出营门，基拉尔就可搞到烟、酒、食品、巧克力、日用品，甚至黄金、首饰。他经常和他的朋友、同事喝酒取乐，居然还组织了一次圣诞节庆典：“场面颇为壮观，宴席上有肉、禽、火腿、各式香肠和烧酒，席间的气氛好像我们根本就不是身陷囹圄的人。酒酣饭饱，增加了大家的乐观情绪。……我相信，这些天中，因为食物充裕，我们已失去了对残酷现状的知觉：焚尸炉场未停止冒烟，仍在吞噬着一堆堆尸体；除了被枪杀、被注射毒物致死和被‘淘汰’的人之外，每天还有数十人‘正常死亡’。”[44]这不是自我麻醉，而是无可奈何。不吃不喝，也不能阻止大屠杀，结果都得死，包括这些吃喝的权贵们，由生而死也是瞬息之事。就像基拉尔的一个伙伴说的：“我们像鬣狗一样以吃尸体为生……当我们像烟雾一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候，至少不是一个饿死鬼。”[45]基拉尔也想逃出集中营，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总体上，他逃跑的意愿不够坚强。这固然是因为逃跑的危险，如他的朋友埃德克和他的女友逃出后又被抓回来处死，同时也可能与他在集中营的日子并不难过有关。

在比克瑙女营，基拉尔的工作是木匠。这里的权贵人物都有自己的女友，有的还止一个。基拉尔先后也有过几个。其中之一是纯洁无瑕、对未来命运毫无预感的西尔维娅。两人在一起，“只要有空闲，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和她厮守在一起，两个谈呀，说呀，这也许天真了些……我们谈玫瑰色的童年、家庭、远足、锻炼、电影、初次约会……我们手拉着手，眼睛看着眼睛，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忘掉了困苦、饥饿、寒冷、肮脏、寄生虫、注射化学药剂、进毒气室、‘淘汰’和大屠杀，忘掉了我们的死亡。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一起品尝这一个纯洁的柏拉图式的爱情给我们带来的幸福”[46]。一个华沙来的“年轻貌美妖媚多情”的女管理员万达迷上了基拉尔，他们在一个空的棚屋紧紧拥抱，激情亲吻，刚想往铺板上一倒之时，却看到“有个临死的女人，正张大浑浊的眼睛看着我。这一双眼珠确确实实已鼓出了眼眶，硕大无比，充满了惊恐，从她肺部发出一阵呼噜噜的响声，这女人快死了”[47]。

这里时时发生着死亡。有的默默无声，有的惊心动魄。党卫军计划将几十个捷克犹太人杀掉。“其中有一个犹太人，腰肥体胖，身体很棒，他还活着，尽管他是卡保和党卫军们攻击的主要目标。他顽强地干着活，努力不让他们找到岔子，似乎他当真相信离他做工地点几步远的营区大门上方的一行字‘劳动自由’。他一直推着满载石块的沉重的手推车……”尽管一路不断地被打、推、踢，他还是拼命地干着，为自己的生命斗争到最后一刻，但他的动作越来越慢，越来越不协调，最后掉进为他准备好的深坑。此时他浑身是汗，鲜血淋漓，但还是努力向上爬，可脚下的沙子向下流，他又滑到坑底。如是者，几次三番。一会儿后，“只听见坑内传出棍棒声和被折磨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犹太人跪着，蜷缩着身子，保护着自己的头”。但在专业打手面前，这些努力是无效的，他终于惨叫一声，再也不动了。

忽然一个卡保向他俯下身子。

“他还活着！”他面对围观者露出惊讶的神色。“什么？”营区看守暴跳如雷，大叫一声。他的话就是命令。卡保用一根木棍横在死者的粗壮脖子上，然后一边站一个，像跷跷板似的晃动了一会儿，直到棍子发出吱吱咯咯的声。这一下再也没人怀疑他还有气了。

基拉尔评说此事时说：“三天才把一个囚犯整死，这既不是刽子手无能，也不是这个犹太人由特殊材料所组成。”[48]基拉尔没有说什么原因，究其实无非是刽子手想在其中找乐子吧。

奥斯维辛不只在毒气室杀人，在惩罚队的地下禁闭室也毒杀过病人和苏联战俘。基拉尔就有一次去禁闭室运尸体。“下面既闷又热，尸体发出阵阵腐臭味，所有囚房门都敞开着，里面的尸体都还站着扭成一团。病号住的地方稍空一些，有几具尸体就躺在门口，一个叠一个，我们就从他们开始动手。要想把扭曲的尸体分开并非易事。越朝里走，尸体就越难朝外拖，里面阴森可怕极了。……在一间小囚房里，尸体扭在一起，似乎还保持着两天前站立的姿势，它们脸呈黄色，带点紫黑，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爆出来。嘴巴张开，舌头拖出长长的一截，龇牙咧嘴的样子甚为恐怖。……赤裸裸的尸体拖上楼梯，再拖到院子里，这当中还要进行一次特别处理。牙医当着党卫军的面检查每一个死者的嘴巴，如发现金牙套、金牙齿或者金颌骨，就用钳子把它们弄出来。……一个囚舍长正使劲地摆弄一个大个子尸体的手，想把那手指上的一只很阔的结婚戒指拿下来。这个德国佬喝醉了，半天也没有把戒指取下。……忽然他看到墙边有一把铲子……这对他太有用了。他用铲子一剁，五个手指全被砍了下来，戒指自由了……”[49]

研究大屠杀的学者一直奇怪：人们怎么可以对飞溅在他们衣服上的孩子们的脑浆无动于衷？人们怎么能对一位母亲苦苦哀求放自己的孩子一命的情景置之不理？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主要是直接杀人的党卫队，就基拉尔这样的杀人辅助者来说，回答起来并不难：你有动于衷又能怎样？残暴需要的是道德感的丧失和已经成为日常惯例的残暴本身，奥斯维辛的存在以及这些小人物的活着，就是以杀人为目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屠杀和死亡，已经使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意外的不幸和极限的来临，而是一个日常现象和基本事实。在一个只生产死尸的工厂中，人很快就会变得麻木。如果说文明社会的规范和理想、意识与情感，都是基于生的价值和活的存在而有意义的话，那么在奥斯维辛，“反正都是焚尸场”，一切人性、人道，包括恐怖感、羞耻感，甚至残忍、冷漠等等已经失去了主体与对象。党卫队以杀人为使命，但上层囚犯也以他人的死来维护自己的生，而我们却很难说他们是精神变态或生性残忍。

死亡是非常之事，但如果死亡成为日常，它也就不可怕了。死亡锻炼着活人的神经。进营第三天，基拉尔就亲见一个小老头缓慢的死亡。想要活下来，就得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我常去太平间聊天，盖内克·奥博伊斯基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土豆。地下室里有一个小焦炭炉。我们坐在“棺材”上围着火炉，煎土豆饼。油饼的香味刺激着鼻子，冲淡了喷在尸体上的氯气恶臭味。我们极其信任这些尸体，相信它决不会找我们的麻烦。我时而吹吹口琴，时而唱唱歌。这里笼罩着一种和谐的气氛，就像在童子军的营火旁……[50]

基拉尔去野外搬运尸体时，竟能够欣赏美：“空地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树，尸体就放在树荫下。柳树叶在轻轻地歌唱，云雀在天空中哼着小曲。花蝴蝶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飞舞，青翠欲滴的小草发出令人心醉的芳香……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美啊，我完全陶醉了！”[51]

抱着婴儿和另外三个孩子走向毒气室的妇女

基拉尔在集中营相对愉快的生活，得益于许多方面。他的父母经常给他寄来食物和物品，他的权力使他因提供帮助而得到财物，他再以此财物去进行交易，就获得更多。同时，基拉尔也经常遇到好人。在布纳橡胶厂劳动时，他多次得到当地农民的帮助，素不相识的姑娘把装有肥肉的包裹放在树下供他取食，佐梅尔太太让他的肚子一直饱饱的。他还爱上当地一个姑娘，因此特别注意自己的仪表，为此还引起卡保和党卫军的玩笑。有一次，他们俩坐在地下室里，他正打算吻她时，有人来了。[52]不但是周围的农民、营中的囚犯，而且看守他们的党卫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布纳橡胶厂劳动时，几个党卫队员都比较通融，执行任务不免打些折扣。负责看管他们的三级小队长为人特别正派，办事讲究效率。在比克瑙，基拉尔与党卫队员成了老相识，“他们对我像对待老顾客一样，也不那么凶了”[53]。他的一个伙伴生日时举办了狗肉宴，两个德国看守也跑来一起吃喝，喝得醉醺醺的。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有的党卫队员一点也不凶恶。基拉尔在哈孟湖集中营感觉不好，就设法转回奥斯维辛。在乘马车回来的路上，同行的是一个知道自己要被投进毒气室的囚犯和一个党卫军哨兵。当马车行驶到一个开阔地带时，一个绝好的逃跑机会出现了。此时那个哨兵正努力点燃他的香烟：

“真该死！”他骂道，并随手把卡宾枪靠在马车栏杆旁，马车在这高低不平的乡间小路上来回晃动着。这个党卫队员的思想完全集中在点香烟上了，可火柴像是着了魔似的老是熄灭。这个时候，卡宾枪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同伴那儿滑过去，直到他的两只膝盖最终夹住了枪管。这个囚犯似乎一下子从沉思中苏醒了过来……火柴终于点着了。哨兵吸了两口，快活地吐了口烟。他那空着的手下意识地去摸他刚才放卡宾枪的地方。这一刻他才发现，囚犯已经把枪拿在手里。党卫队员完全呆住了，坐在那里像使过催眠术的人。他那半张着的嘴上粘着香烟在慢慢地燃烧着，囚犯还把枪端在颤抖的手里，他似乎还没有决定：是开枪，还是用枪托打对方的两眼，或者干脆把枪还给这个德国人。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晨雾中，比克瑙的岗楼已隐约现出轮廓，党卫队员脸色苍白，嘴唇上叼着的烟头也烧完了。……党卫队员忽然很随便地微笑起来，把烟蒂从嘴上拿掉，还有点香烟纸粘在嘴唇上，他又把它扯下。他掏掏口袋，拿出一个罐头盒，然后把罐头盒伸向端着卡宾枪的囚犯，请他抽烟，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这个动作设计得不错，哨兵很清楚囚犯已经错过了大好时机，岗哨的临近增加了他的安全感。他用一个简单的、自然的动作缓和了这紧张的空气。囚犯一只手拿了一支烟，另一只手把卡宾枪还给了哨兵，就像哨兵给他香烟一样。接着，哨兵又给囚犯火柴，火柴没点着，他又将香烟头递给他。烟头还未熄灭，可以用它来点燃香烟。[54]

这个囚犯不坚决，但这个党卫队员也比较守规矩，他拿回枪后没有任何报复。囚犯到达奥斯维辛后被枪杀。

集中营就是一个小世界，基拉尔式的上层囚犯以权谋私，生活并不困难。当一批法国犹太人到来时，他应一个年轻人的请求帮助送一名老者进医院，因此得到一块金表。他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渐渐腐蚀了某些人的品格，首先中邪的是那些没有多少生活阅历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55]基拉尔没有细说自己的霸道行为，但他的良心也是大大地坏了。在比克瑙，基拉尔因为穿了两件绒衣而被关进禁闭室，里面已经有了三个囚犯，“他们三个挤在这个小空间还算凑合，可现在我又偏偏被安排到这里，这只能怨天尤人了！现在只有一条出路，但愿那个濒临死亡的囚犯尽快咽气，那我们就剩下三个人了，这样起码可以换换站立的姿势，动动手脚，伸伸胳膊”[56]。更丑恶的是，他们都明白，进毒气室的人越多，值钱的东西流到营里也就越多，黑市交易市场也就越繁荣。基拉尔式的人物就多次参与交易并从中获益。甚至营里的普通囚犯们也因此受益：党卫队的贪婪可以给他们制造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生命也许可以延长几天哪怕是几小时，而那些新来的囚犯带来的食品也会使厨房供应的汤稍许浓一些。

这就是死亡的力量。基拉尔式的人物都知道，他们的命运掌握在纳粹手中，他们随时可以被送进毒气室。逃过今天还有明天，他们所能自慰的是尽量延长性命。但这也是虚幻的，除了利用权力搞点吃喝和物品，他们也只能束手待毙。正是这一随时而至的死亡，摧毁了正常人拥有的理性和情感，使正常状态下的观念模式和行为规范失效，使人自动麻木，不以死亡为意，不以生命为念。更重要的是，在奥斯维辛，杀人到了这样的地步：死亡已构成一种生活环境，甚至杀人成为另一些人活着的前提。到了这个时候，活人就可以无视死亡。死亡不再可怕，死亡不再是一个问题。从而死亡世界中的活人反倒与正常人差不多，他们其实并不特别冷漠或残忍，他们仍然是人。

在囚牢中，在死亡面前，人可以靠很多东西活着。主义使人觉得值得付出生命，音乐使人忘恩负义，甚至普遍的死亡也可以使人忘却死亡。生命既已轻如鸿毛，死亡如此随意，又有何可怕？在这个意义上说，纳粹颠覆了生命的全部尊严和文明的基本价值，它使一些人在死亡的世界中有滋有味地活着，而我们却不能以常态中的道德否定他们。

4. 因为爱情

在奥斯维辛的囚徒生涯中，基拉尔与一名叫埃德克的波兰囚犯关系很好，他们相互帮助，还在一起喝酒取乐。埃德克与基拉尔一起策划逃跑，因为当时集中营内有谣言说，党卫队不久就要集中消灭所有的犹太人，深陷于爱情之中的埃德克提议带上女朋友玛拉一起跑。基拉尔对此甚有顾虑：“带一个女人，而且又是玛拉这样弱不禁风的、患着疟疾，我们就会跑不远，而实际却必须快速地走至少三十公里的路哩。再说，如果人家认出她是犹太人，你还能指望外面的人提供帮助么？而且，她不出警戒线就会被被人认出是女的。”在最后时刻，基拉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星期六由埃德克带玛拉先走，如果他们一切顺利，我与约泽克便于星期一行动。……这一方案非常简易……当然是对我而言的。打头阵当试验品的是埃德克和玛拉，他们要担风险，而我只需轻松地躲在他们背后。我退缩了，这很清楚！因为有女人参加，这应当说只是一个借口。是的！我希望他们先走，我不能让埃德克对我的胆怯有所察觉。”[57]三人结局是：13天后的1944年7月13日，埃德克和玛拉被抓回处死，基拉尔平安无事，活着走出了集中营。

作为一种个人选择，胆小的基拉尔是成功了，但我们仍然欣赏埃德克的勇气。至少就犹太人而言，在集中营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逃出去才是唯一希望。当胆小谨慎的基拉尔不敢与埃德克一起逃走时，另一名波兰青年尤莱克却和他的女友希拉准备重走埃德克的路：

玛拉和埃德克的被捕对尤莱克来说像是“一阵休克”。有两三天他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在16A营房的木板上彻夜不眠。他一再地问自己，如果他们，希拉和他，有可能被抓住的话，他是否有权利把希拉拖入这种危险之中，但他决不放弃他的计划。

他在考虑，或许希拉和他会因此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德国人现在肯定在想，这两个逃跑的人被抓住后不久，还有人敢用类似的方法逃跑吗？

可另外一种的变数却是想象得到的：很可能因为这次大胆的，因而对德国人来说也是难堪的逃走会加强门卫的检查。这可能对他俩是一种灾难。[58]

尤莱克与希拉所代表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幸存者。尤莱克的经历与基拉尔大体相同：波兰被占后，尤莱克逃往国外参加波兰抵抗组织，中途被捕关入奥斯维辛。希拉是波兰东部的犹太人，因为年轻还有可供榨取的价值，因此他们都在奥斯维辛主营从事“奴仆性的生产劳动”。尽管集中营惨无人道，但至少不会立即将其处死，他们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尤莱克是1940年6月30日第一批到达奥斯维辛的波兰“保护性犯人”，开始时是在奥斯维辛主营做苦役。他所在的犯人小组的卡保是一个安静的、讲求实际的人，没有过多为难犯人。聪明的尤莱克很快就意识到在这座地狱中，机智与良好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集中营里也有舒适的工作，如木工、厨工、管理处和食品供应部门，甚至推双轮车也可以减轻劳动。正是这些条件，增强了其活下去的信心并使其敢于追求爱情。尤莱克在集中营的“良好”际遇有四次转折。

第一次，良好的德语知识使他获得了在集中营外面的磨坊工作的机会。到奥斯维辛后，尤莱克干过建筑工、运尸工，受苦挨打外，也还有一些好时日，比如圣诞节那天吃得就不错。1941年3月，当听说磨坊需要技术工的消息后，他谎称自己是优秀的技工而被选上。在磨坊不但工作轻松，犯人之间关系也友好。更重要的是，小队长麦斯纳是个“有人性的党卫军”，整个工作像是“家庭工厂”。在附近的波兰人的帮助下，他们通过走私和偷运获得了各种食物，菜汤里有油和肉丸子，还可以买来黄油、糖、果酱、香烟和药品等。这种“体面”的工作因磨坊内部的管理问题而没有持续下去，尤莱克等人被派到沙石场干重活的劳动队。

第二次，得到党卫军的帮助而成为粮库的管理员。从磨坊回来后，尤莱克在沙石场劳动。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刚到奥斯维辛时的领导——卡保赫尔曼，他设法使领导记起自己，并在后者的帮助下成了一个由20名犯人组成的小队的头头，任务是割掉铁丝网周围的草。工作是轻松的，但靠近比克瑙焚尸炉，尤莱克想换工种。下面的故事令人难以相信：一个年轻的犯人正用他的镰刀劳动，这时一个喝醉了的德国人骑马奔驰并把这个犯人撞倒在地。这个无辜的犯人由于摔伤，伤口直冒血。“一个蠢人，怎么用镰刀割伤了自己？”这个德国人骂道并命令，“立刻把他带到医疗室去！”一段时间后，尤莱克来到一个修理摩托车的小组工作。有一次帮助一个德国人修好了自行车。

不知怎的，他总觉得这个德国人面熟。这个德国人也有类似的感觉。

“你不是去割草劳动队了吗？”他问。

尤莱克一下子想起来了：“您是那个骑马的人？”

这个党卫军显得难过地说：“你还记得那个年轻的犯人，就是我撞倒的那个人吧。他用镰刀把自己划伤了。”

“是的，我记得。”尤莱克在车轮旁修理着。

“他怎么样了？”

“他挺过来了。他在医疗室里住了几个星期，但他的伤已经愈合了。今天他在土豆仓库劳动。他很好。”

尤莱克相信在这个党卫军脸上看到了一种轻松的表情。“转告这个年轻人，我对这次意外事件十分抱歉。我当时也许喝醉了。”

车胎补好了。试骑了一小会儿，这个德国人回去了。他说：“告诉我，你想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吗？”[59]

两天后，尤莱克得到一份通知书，到粮仓劳动队劳动。他再一次过上食品丰富、服装整齐、同事和谐的生活，工头脾气暴躁但心地不错。

第三次，得到希拉的爱情使尤莱克增加了活下去并逃出去的勇气。在粮仓劳动队，尤莱克以其认真和能干赢得了欣赏，还当上了卡保。1943年1月19日，犹太人希拉一家也被运送到奥斯维辛，双亲和两个弟弟死于集中营。在经历了建筑队的沉重劳动之后，希拉因“年轻、健康和漂亮”而进入缝纫部劳动，任务是把扯碎了的面粉袋缝好，而这份工作恰好在尤莱克的监管范围之内。他们认识并相爱了：

尤莱克希望能逃出集中营，他的这个希望坚定不移，他是一个“老犯人”，在集中营里有好多关系。他的健康情况不错，他知道纳粹帝国正在破碎。可希拉会怎么样的念头他却越来越无法排解开来。他早就想到了战后的时代，想到他俩的爱情，想到劫后的生活，想到结婚，或许也想到孩子。然而他知道，希拉是一个犹太女人，她早就被判了死刑。[60]

战场形势在好转，屠杀却依然没有尽头。朋友们得知他还爱着那个“来自洛姆扎的小姑娘”，都希望这不是一件认真的事：“你知道，这是多么可笑呀。”在集中营，严肃认真的爱情确实是可笑的。基拉尔有过女友，但没有爱情；埃德克与玛拉有爱情，但双双死于纳粹的绞架。“夜里尤莱克一直醒着，浑身被汗水湿透了。他做了一个噩梦，脑子里是一幅令人惊恐的图画，他无法把它摆脱开来：希拉在一群妇女当中，被带进毒气室。随之她消失不见了。之后，他再也无法入睡了。”[61]尤莱克决定，利用粮库里相对便利的条件，把希拉“从这儿弄出去”。

第四次，得到包括党卫军在内的许多人的帮助逃出集中营。为了逃出集中营，尤莱克需要党卫军制服，他的老朋友塔杜施·斯罗基在服装部做制服分发工作，他冒险搞到了一套制服、衬衣、鞋袜。他需要钱，朋友波格丹给他搞来四千帝国马克。他需要通行证，塔杜施·斯罗基在为一个党卫军班长补旧衣服时，将其口袋里的通行证留下了，班长告到小队长那里，小队长与斯罗基关系很好，一句“一个犯人要一张通行证有什么用”打发了班长。更巧的是，通行证上面的人名是用铅笔写的，因此改起来很容易。尤莱克把这些东西都藏到粮库的顶楼上面。这时发生了埃德克与玛拉逃跑被抓回的事，尤莱克对逃跑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一次又一次地把逃跑的过程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搜寻那些可能疏忽的事，最后得出结论：一切都已考虑妥当，这次行动肯定能成功。1944年7月21日下午三点十分，尤莱克先来到粮库的阁楼上，里面热得难受，他的心像锤子一样敲个不停。“他用颤抖的手去打开他藏好的东西，可怎么也解不开纽扣，最后他干脆神经质地把绞在一起的绳结扯断。……随后他脱下囚服。尤莱克大汗淋漓。他拿起绿制服，迅速地套上裤子和衬衣，穿上上装，系上领带，把一切弄得规规整整的。他抹去额头上的汗水，深深地呼吸，使自己平静下来。他谛听，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声音。他系上腰带，摆正手枪皮套。他把两个重螺丝和一个齿轮塞进皮套里，这样里面虽然没有武器也不会引起人们注意……随后他把手枪皮套往前推了推，德国人都是这样做的，以便能更快地抽出手枪来。他又松了松皮带，好让衣兜不那么别别扭扭的……他又检查了一次，看是否留下什么可疑的踪迹。最后他戴上墨镜，朝镜子里投去审视的目光。”[62]然后，尤莱克来到希拉劳动的洗衣间，以带犯人审讯的名义，把希拉带走。然后，他遇上他认识的一名卡保，但后者只是问了一下时间，而没有认出他来。然后，尤莱克与希拉通过了岗哨，顺利得他几乎不相信：“尤莱克两只腿在打颤，跟断了似的，可他还在走。越走越远。”[63]终于走出了集中营。

尤莱克与希拉逃亡成功了，但并无奥秘。他们先是走到一个芦苇丛中藏起来，等到夜里再走。次日黎明时分，他们又在麦地里躺下来睡觉。第三天傍晚他们到达布纳附近时，下起了大雨，他们夜里遇上三个德国兵和当地的民兵，纠缠之中尤莱克拉上希拉就走，冲进公路边的草丛后，后面传来了枪声，没有打中。他们在细雨中继续向前走，最后在一棵树下沉睡过去。此时的希拉筋疲力尽。“对我来说反正都是一样，不管他们抓住还不抓不住我，我只想休息，只要简单地躺在地上。”[64]五天之后，他们来到一个牧场，遇到在那里劳动的一对波兰夫妇，这对波兰人不但提供了饭食，还给他们安排了向导，把他们顺利带出边界。其中一个老妇人最为高尚，当尤莱克要把五百帝国马克送给她时，她说：“我要是拿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人的钱的话，那我就会万劫不复的。”[65]这就是说，她知道自己所帮助的是集中营的逃犯。所以真要说他们的成功逃跑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不怕累地一直往前走，一旦发现所遇之人不对劲就立即离开，且得到了几个波兰人的帮助。而所有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凑合起来，似乎也只能说是运气。

尤莱克与希拉是逃出去了，与希拉一起工作的十多个女孩呢？奥斯维辛那么多的犹太人呢？我们为逃出去的人而欢呼，但一想到其他犹太人，我们又怎能兴奋起来？而且，纳粹德国之外，反犹的还大有人在。希拉的家乡洛姆扎位于波兰东部，纳粹入侵波兰后，根据希特勒与斯大林事前达成的协议，这一地区归苏联所有。德军在退出这一地区之前，对这里的犹太人进行过屠杀。所以当地犹太人像欢迎解放者一样欢迎红军，但乌克兰人、苏联人不但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犹太人。希拉的老乡们或被危害，或被放逐。1940年5月，不知德苏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希拉一家和当地的一些犹太人可以选择是留在苏占区还是移居到德占区。“与俄国人相比，他们认为德国人是文明的。他们相信歌德和席勒的民族是有高度文化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在没有教养的纳粹的狂热统治之下也不会过于非人地对待它的牺牲品。”因此，这些人都排着队等着去德占区，他们没有明白一个德国军官对他们说的话：“犹太人，你们要到哪儿去？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会杀死你们吗？”[66]

苏联人反犹，尤莱克的母亲也像大多数波兰人一样不喜欢犹太人。回到家乡后，尤莱克的母亲希望希拉离开这个家。他们只好来到地处偏僻的叔叔莱昂·巴那斯扎克家。考虑到他们还被通缉中，尤莱克决定与希拉暂时分手：他去参加游击队，她藏到附近经常帮助犹太人的农民季诺维法·斯切尔尼克家中。尤莱克后来回忆说：“做出将我们分开的决定后，希拉绝望了。这个可怜的人哭泣着。她抽泣不止，她不要单独留下来，她不能离开我，人们不能强求把我们分开。她说，既然到现在一切都很顺利，那以后也会无事的；我们会共同得到解放并最终得到真正的自由。但巴那斯扎克和我母亲的理由占了上风。我向希拉起誓，我在战后来接她；而她向我保证，她会等我。”[67]后来的情况是，尤莱克写给希拉的信一直没有回信，而希拉也没有尤莱克的任何消息，季诺维法·斯切尔尼克一再告诉她：尤莱克战死了。希拉深感绝望，前往故乡洛姆扎寻找活下来的亲戚。不久与犹太人大卫·扎哈洛维茨结婚，战后移居到美国布鲁克林。而尤莱克从季诺维法·斯切尔尼克得到的消息是希拉死了，后来他到了诺沃塔格，结婚后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1983年，当希拉和家中的女仆谈起年轻时的经历以及在集中营发生的爱情时，女仆想到很久以前在波兰看到的电视报导，一位先生回忆当年逃出奥斯维辛并救出一名犹太少女的经过。希拉几乎陷入瘫痪状态：“这一定是尤莱克，他看来还活着。”希拉回到克拉科夫，尤莱克拿着39枝红玫瑰——离开奥斯维辛后每年一枝——在迎接她。他们一同回到格鲁斯佐夫村，探望年迈的季诺维法·斯切尔尼克。“姑妈，你为什么要骗我们？”这位老女人除了泪流满面却什么也不说，而尤莱克的母亲则向儿子道歉——当时是为了他着想。这是一个母亲的愿望，这是一个怀有种族偏见的母亲的愿望。她不会想到，这种种族偏见的恶化，不但会毁灭孩子的爱情，也会酝酿出一个种族的毁灭。奥斯维辛惨绝人寰的悲剧，始于纳粹反犹主义。作为集中营的奥斯维辛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奥斯维辛文化起源的种族主义，却并未绝迹，至今仍在吞噬着生命。文明人类要真正实现自由平等的发展，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5. 全是偶然

基拉尔、尤莱克不是纳粹首先要灭绝的犹太人，这是他活下来的原因之一。奥斯维辛最大的受难群体是犹太人。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哈斯采访了一些生活在美国的犹太幸存者。在被问及“如何幸存下来”时，大多数幸存者的回答是“运气”。他们都承认，许多更健壮或更足智多谋的人都未能幸免于难，而他们自己的确都经历了九死一生，目睹其他不幸者的死亡，他们只能根据少得可怜的信息而作出瞬间的决定，终于活了下来。[68]活下来需要经验、勇气和机遇。

捷克囚犯鲁道夫·弗尔巴具备所有这些条件。还在进集中营之前，他已经在抓捕与逃跑之间积累了经验。弗尔巴出生在斯洛伐克小镇特尔纳瓦，在政府计划把犹太人遣送到波兰（奥斯维辛）时，他于1942年3月初离家出逃，计划是经匈牙利到南斯拉夫。到布达佩斯后，当地的地下社会主义者才告诉他：应当返回斯洛伐克，会有人向他提供一张伪造的雅利安人证件。在匈、斯边境上，他先被匈牙利士兵抓捕，花了一点钱得以脱身。然后被斯洛伐克卫兵抓获，关进诺瓦基军营。在得知自己所在的只是临时营（最终要被遣送到波兰）时，他想方设法调到劳改营（为斯洛伐克政府服役），并在劳动营中逃出。不幸的是，他在途中被宪兵抓捕了并送回诺瓦基军营，然后被送上开往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火车：

当我第一眼看到集中营时……我并不为自己担心，因为我决心要活着，决心要逃跑。

别人也许会死，那是真的。但我会活着。[69]

在马伊达内克，一个斯洛伐克囚犯头对他颇为关照，让他在厨房搬土豆，这本是生存下来的最好机会，但弗尔巴只想着离开这里，因此听信了另一个囚犯头的动员，到一个农场去，因为那里可以逃跑。实际上，他和另外400人被运到了奥斯维辛。至此，弗尔巴已经具备了两个逃跑的要件：坚定的信念和生存的技术。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奥斯维辛与我以前所见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以前也见过许多党卫军，但和这些迥异。他们列队站在右边的路上，相互间相隔几码远。他们的身材雕塑般庄严、优美，左手拉着阿尔萨斯狗的皮带，右手拿着机关枪或来复枪。他们表情冷酷。他们岿然不动、高大矗立的身躯流溢出冷淡、无情而又高效。”[70]

因为身体健康而又会说德语，弗尔巴一进奥斯维辛，就被一个正派的囚犯头弗朗茨所欣赏，从专门挖尸体的劳动队调到党卫军食品储藏室，这里是集中营的天堂：“我们的眼睛所见之处都是食物，堆积如山的食物。火腿、牛肉、果酱、蔬菜、水果罐头堆积成一道道坚固的墙壁。一瓶瓶的矿泉水，整齐地堆积成长排……几英里的食物和奢侈品，它们来自世界各地，然后被堆积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地狱之洞里。”[71]弗尔巴的工作是为党卫军搬运、整理这些食品，不但吃得好穿得好，还可以保持干净整洁。好景不长，他的囚犯头弗朗茨因偷果酱给斯洛伐克女孩子被发现受惩罚后，弗尔巴失去保护伞，被调到布纳营。这里劳动强度很大，食品极少，因此每天都有熟悉的面孔永远地消失而被新面孔取代，弗尔巴是靠着此前在储藏室积累的脂肪才坚持下来的。回到比克瑙后，他借助同胞的关系，被调到加拿大营——当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后，他们的所有财物行李以及从他们尸体上取下的金牙等，都被送到这里进行清理、分类、处理。弗尔巴先是整理行李，后来是搬运行李，即把装满衣服的毯子搬到负责分类的女孩子那里。无论监视是如何严格，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手总能从财物堆中偷出一些东西，吃饭更是不成问题。“这儿有一个领导阶层过着贵族般的生活；这儿有一个可以攀登的社会阶梯；这儿仇恨在积累、引燃、最终爆发；这儿恋爱欣欣向荣、走向完满，最终灰飞烟灭。其实加拿大团的生活在很多方面和其他地方很相像，重要的不是你是什么，而是你认识谁。”[72]弗尔巴善于钻空子、拉关系。男囚犯头布鲁诺是德国人，爱上了美丽的女囚犯头埃尔米奥娜，一个20岁的维也纳女孩，两人还在分类间筑了一个爱巢。弗尔巴为他们传递各种贵重的物品。女方不断提出要求：她没有花露水了，她要巧克力，她想吃凤尾鱼，等等，弗尔巴欲罢不能。当他应布鲁诺之命在毛毯中夹带科隆香水、香奈儿、罐装鸡、法兰克福香肠以送给埃尔米奥娜时，被党卫军发现了。一个普通的男孩子当然不会偷窃这些奢侈品，它们只能来源于布鲁诺，但布鲁诺装得若无其事，党卫军只有毒打弗尔巴，逼他说出背后的人。弗尔巴坚持不说，被打得昏迷不醒。第二天在自己的铺位上醒来时，布鲁诺正低头看着他：

“你昨天做得很好，”他说，“47下，我的上帝啊。那个家伙知道如何殴打。你闭口不语时，他都难以置信。他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你不知道，我认为他最后有点儿佩服你。”

……

我对他说：“我不能起床，我不能工作。”

他明白我的意思。那些无法干活的人只能是死路一条。

“别担心。”他说，“我有朋友在医院里，他们会照顾你的。昨天的毒打会让你的屁股得蜂窝组织炎症的。你的屁股会肿胀得像个皮球。他们需要给你动手术。但不用担心，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食物和最好的照料。”[73]

布鲁诺的组织能力是惊人的，他安排了弗尔巴的手术，派了一个勤务兵来照顾他。当弗尔巴还没有痊愈、党卫军又来进行“淘汰”时，这个勤务兵又帮弗尔巴逃过一劫。出院的病人一般会重新安排，弗尔巴被分到布纳营，而不是他那些有权势的朋友所在的第4区。此时，布鲁诺已经对他厌烦了，但弗尔巴没有放弃。他对医院的记录员说，“那里的囚犯头是我的好朋友”，布鲁诺神奇的名字起了作用。记录员犹豫之后，居然把去第4区的卡给了弗尔巴。布鲁诺当然不敢再把他安排在身边，上次发现他夹带私货的党卫军还在，就让弗尔巴去“斜坡”——一个巨大的平台——卸货。犹太人从火车上下来之后，就在那里被分类：右面的去劳动营，左边的被送进毒气室。弗尔巴在那里工作了8个月，看见300列火车开过来。

我的想法是很自私的。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么活下去。是的，我看到大量的人被拣选分类，听到卡车急速将货物运往焚尸炉，但我的主要任务是避开那些乱开枪而又无处不在的党卫军，从散发出恶臭的车上卸下行李，并趁着未被发现之际偷盗食物。

实际上，我很快就变了一个老手，一上火车我就能挑出有食物的箱子。我可以一边扛着两袋食物奔跑，一边嚼一大块香肠，并把它抛给一两码以外的另外一个犯人而不被卫兵发现。我们都学会了辨认装着不同食物的火车。来自希腊的火车意味着一顿无花果和橄榄盛宴；来自法国的火车可能意味着沙丁鱼；来自斯洛伐克的火车是香肠和漂亮的自制黑面包。我们在火车地板上找到了罐头起子，学会了在几秒钟内开启罐头并把它们吞下去的技能。

当数千人被驱赶着走向死亡的时候，我们却在吃东西，这看起来很无情，几乎是惨无人道。但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我们被一个更加严格的潜规则辖制着，打破它就意味着在车厢后面的某个地方即刻死去。[74]

弗尔巴又一次患上斑疹伤寒，也又一次绝处逢生。当一个波兰人给他检查时，他谎说是胃痛，波兰人检查后给了他一张卡。弗尔巴很高兴。

那天过了很久我才明白：他签了我的死亡授权书。我偶尔得知这个真相，而且知道的正是时候。

晚上干完活儿后，我经过流动站，想去谢谢他先前的好意。我真的以为他在帮我，但他嘲弄地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这让我再次迷惑不解。

然后他突然说道：“小子，听着，你得了斑疹伤寒。你不会得到任何卡的。我写下你的名字是为了让你去医院注射苯酚。”

我盯着他，不敢相信他所说的话。我经受住了这一切的考验，然后又把自己放弃了！这一切好像都不是真的。

“现在你听着，”他说，“我可以帮你一个忙。我可以把你的号码从我的单子上去掉。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来过这儿，否则我就会被注射苯酚。”[75]

在朋友的帮助下，弗尔巴逃到加拿大营藏在大堆衣服上面，身体好了以后，负责向奥斯维辛开往德国的火车上装东西。在此期间，他与集中营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直至因会说多种语言而受到地下组织的高度重视，以一个普通囚犯的身份经常与囚犯头们一起吃饭，其在集中营中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成了一名助理记录员。“只要我腋下夹着一个账本，皱着眉头，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就几乎可以到集中营内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我也多多少少和官方有些接触，和主记录员的本子有所接触，这极大地增加了我的集中营文件里的信息。从服装上来说，我几乎成了伦敦萨维尔大街的一员。我不再穿着斑马裤，而是换上了马裤——一个波兰囚犯给我精心缝制的。我的马靴几乎可以和一个骑兵军官的相媲美。尽管还不允许扔掉条纹外衣，但我也要确保它被裁剪得很好。”[76]

弗尔巴个人的处境是好了，但此时正是奥斯维辛大屠杀的高峰期。根据各种情况，弗尔巴与他的朋友们分析，纳粹下一步将是从匈牙利犹太人下手。他决定逃跑。这固然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了向世界报告奥斯维辛发生的一切。“这不再是报告一个罪行，而是阻止一个罪行的问题。是要警告匈牙利人，唤醒他们，要他们建立一个100万人的强壮队伍——这个队伍愿意战斗而不是屈膝投降走向死亡的问题。”[77]

逃跑的事在奥斯维辛时有发生，但成功的不多。囚犯费罗·朗格尔在党卫军里发现他的老同学多布罗沃尔尼，后者帮他办过一些事，因此他就计划利用这个渠道和另外四个人一起逃走。方法是以10万英镑买通多布罗沃尔尼，为他们获得囚犯到营外劳动的许可证，并准备好一辆卡车停在集中营三四英里的地方，费罗等人出去后坐上卡车开往斯洛伐克。弗尔巴警告说德国人不可信，费罗不听。当天晚上，已被打死的费罗等人被运回集中营。原来是他的老同学将他们出卖了。法国上尉查尔斯·根勒克是极有权势和财力的14区区长，收买了一个党卫军司机后，他设计了一个逃跑方案：司机把装木头的卡车开到隔离区，他和弗尔巴跳进驾驶室后面的工具箱。门口的警卫一般会搜查卡车并看一眼工具箱，司机可以借口说钥匙忘带了，这样就可以从门口通过。时间定在1944年1月25日，当晚点名后，弗尔巴在约好的地方等待，但直到七点一刻还不见踪影，他就回去喝汤，等到他再回去后，卡车已经走了，根勒克也不见了。但到了八点钟，被打死的根勒克被拖回来了，示众48小时后被抬走。真相是：那个党卫军将卡车开到停车场，打开工具箱后，对着根勒克的心脏开枪，打死了他，然后私吞了他的财宝，并报告说他阻止了一个逃犯。德国人不可信，但又不是绝对的。一个叫佩泰克的党卫军军官愿意帮助人逃走，方法很简单：囚犯穿上党卫军军官制服，与佩泰克一起走出门口，然后坐上去布拉格的火车。对于心里始终有着费罗与查尔斯的阴影的弗尔巴来说，这当然不可信，他劝阻了几个蠢蠢欲动的囚犯。然而，佩泰克确实成功地把一个叫莱得雷尔的捷克人带出了集中营，这使弗尔巴后悔不及。

最终，还得自己来。弗尔巴做了认真的准备。第一，仔细研究了周围的地形。集中营分为工作的外营和睡觉的内营。比克瑙内营被一个有水的壕沟护卫着，挨着它的是两排铁丝栅栏，弧形灯整晚照着内营。瞭望塔分布在四十英里长的外营周围，党卫军从中监视着里面。如果囚犯在内营消失，外营就会配置兵力搜查周围地区，三天内如果还没有抓到，囚犯就会被认为已经逃出集中营之外，卫兵就会被解散。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内营外隐藏三天三夜，他就有机会逃走。第二，他准备了衣服、食物和各种用品。特别是集中营的一个苏联军官告诉他若干逃跑的注意事项，比如用在汽油里浸泡且晒干的俄国烟叶来避过警犬，等等。

弗尔巴确实有勇气：“也许是因为我年轻又健壮，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幸福哲学：我相信自己周围的人可能会被杀掉，但自己会幸免于难。……甚至当我看见一次又一次的逃跑都以失败和让人羞辱的死亡而告终时，也没有放弃这个信念。”[78]但是，他之所以真正能逃出奥斯维辛，还在于他的运气。

第一次，他的逃跑计划几乎被暴露。集中营有新建计划，堆积了一批木板。四个搬运尸体的囚犯准备逃走，他们贿赂了囚犯头，在木板堆中留下了一个可以藏身的洞。这些板子在外营，晚上没人把守，因为几乎没有囚犯会到高压线和内营的瞭望塔后面去。所以如果哨兵进入戒备状态，那个地方被搜查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躲避三天的话，他们就可能逃跑。四个人请弗尔巴帮忙，在他们躲进去后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他们。这几个人虽然逃出去了，但一周后又被抓回来了，因为他们在外面遇上军事巡逻。按惯例，逃犯要被绞死。弗尔巴不止一次看到过绞死逃犯的场面。这一次，绞刑架已经推出来了，但奇怪的是，他们被押往处罚区：

他们暂时被赦免了死罪。但是为什么呢？为了使他们受更多的折磨？这是不是意味着党卫军还不知道他们如何逃跑的，但决定要找出来呢？……

几天后，让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再次出现在集中营里。的确，他们去了处罚区，但他们仍然活着。[79]

活着的逃犯告诉弗尔巴，木板堆里的洞没有被发现，所以仍然可以用。

第二次，他成功地躲进木板堆的洞中而没有被发现。1944年4月3日下午两点，弗尔巴和弗雷德来到木板堆，在两个波兰人的帮助下，躲进洞中。晚上警报器响了，有人来检查木板堆，靴子就踩在两个人的头顶上，细沙和灰尘落下来，他们要捂住鼻子以防打喷嚏。整个晚上来来回回，就是没有打开木板堆。但第三天危险出现了：

那天下午大约两点，我们听到两个德国囚犯在外面谈话。一个人说：“他们不可能已经逃走了，肯定还在集中营。”

他们交换了关于我们藏身之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然后第二个囚犯说：“奥托……他们会不会在这堆木板里？你认为他们有可能藏在下面吗？也许他们在那里面给自己建了一个小凹室之类的。”

“狗已经到过好多次了，”奥托说，“它们已经闻过了……当然，除非他们有办法去除味道。”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听到奥托慢慢地说：“这么做风险很大……但是值得一试，来吧！”

听到他们爬上了木堆，我们拔出刀子。他们把一块木板扔到一边，然后是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现在仅仅只有6英寸的木板把我们和敌人分割开，我们保持镇静，不敢呼吸。

突然从集中营的另一边传来了一阵喧哗声。我们能够听到兴奋的喊声和快速的脚步声。我们上面这两个德国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奥托说：“抓到他们了！走吧……快点！”[80]

这次的幸运，不仅在于奥托等人因外面的喧哗而放弃了检查，还因为他们移开了上面的四块木板，弗尔巴晚上才没有被困在下面。当天晚上，仅仅推动一块木板，他们两人都费了很大的劲。

第三次，他终于逃出了奥斯维辛。夜里他们逃到一大片灌木丛里，睡了一觉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专供党卫军及其家人使用的公园——真是逃出狼窟又进了虎穴。

一些人牵着狗，它们到处乱嗅乱跳，这让我们很担心，以至于忘了更加危险的动物——孩子。他们跳着、笑着、尖叫着从我们的藏身之所经过，但我们忽视了他们。最后，令我们恐惧的是，我们看到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直接朝我们走来。他们后面15步左右跟着一个穿着制服的党卫军二级小队长，腰上别着手枪。

我们屏住了呼吸。孩子们像萤火虫一样来回飞舞着，靠近我们的灌木丛，走开又回来，残酷地捉弄着我们的神经。终于，糟糕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看到了两双圆圆的蓝色的雅利安人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我们也看到两张嘴巴张成两个惊奇的圆圈，然后就是哭声。

“爸爸……爸爸……过来……灌木丛里有人……古怪的人。”

弗雷德和我现在拿出了刀子。我们看到他们父亲的头扬起来，皱纹在他那本来带着宽容的微笑的脸上展开。他朝灌木丛走来，低头盯着我们看了足足十秒钟。我们也看着他，准备冲出来。然后我们看到他眼睛里的惊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酷的理解。他很快把“小鸡”藏在自己的翅膀下迅速带走了。[81]

党卫军的小队长发现弗尔巴，他当然也知道这是逃出来的囚犯，却没有把他抓起来重新送回奥斯维辛。除了幸运，不可能有任何解释。

弗尔巴安全地在灌木丛中躺了一天，晚上才继续赶路。在得到两个波兰农民的帮助后，最后回到斯洛伐克。不到两周，他就与人合写了《奥斯维辛记录》，在报道了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情况后，特别指出此营从1944年1月开始为匈牙利犹太人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意在提醒匈牙利犹太人。这篇报道译成匈牙利文后被送到犹太领导人、教会以及一些潜在的同情犹太人的官员手中。这篇报道7月在瑞士出版、11月在美国出版。遗憾的是，这份报道并未引起匈牙利犹太领导的重视，他们仍然幻想用让步和屈服来换取安全。最后，超过50万匈牙利犹太人被杀。

[1] 转引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1994），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2] 转引自迈克尔·伯利：《第三帝国》，第288页。

[3] 埃利·维赛尔：《夜》，第26页。

[4] 埃利·维赛尔：《夜》，第33、45页。

[5] 埃利·维赛尔：《夜》，第50、64页。

[6] 埃利·维赛尔：《夜》，第57页。

[7] 埃利·维赛尔：《夜》，第67页。

[8] 埃利·维赛尔：《夜》，第75页。

[9] 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83页。

[10] 埃利·维赛尔：《夜》，第64页。

[11] 埃利·维赛尔：《夜》，第84页。

[12] 埃利·维赛尔：《夜》，第154—155页。

[13] 埃利·维赛尔：《夜》，第144页。

[14] 埃利·维赛尔：《夜》，第98页。

[15] 埃利·维赛尔：《夜》，第126页。

[16] 埃利·维赛尔：《夜》，第68、87页。

[17] 埃利·维赛尔：《夜》，第149、156页。

[18] 埃利·维赛尔：《夜》，第102—103页。

[19] 埃利·维赛尔：《夜》，第100页。

[20] 参见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2001），张国清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21] 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92页。

[22] 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96—197页。

[23]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第139页。

[24] 马克斯·斯托恩：《我的邮票生涯：集中营大屠杀集邮》，第52页。

[25]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孟振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8—89页。

[26]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106页。

[27]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90页。

[28]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103—104页。

[29]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95—96页。

[30]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117页。

[31]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121、125页。

[32]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157页。

[33]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157页。

[34]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77—78页。

[35]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第82页。

[36]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20—121页。

[37]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100—101页。

[38]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77—78页。

[39]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93页。

[40]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96页。

[41]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103页。

[42]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172页。

[43]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243—244页。

[44]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293页。

[45]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70页。

[46]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200页。

[47]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369页。

[48]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84—86页。

[49]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93—94页。

[50]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65—66页。

[51]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81页。

[52]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149页。

[53]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221页。

[54]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184—185页。

[55]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55页。

[56]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213—214页。

[57]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327、338页。

[58]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138页。

[59]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106、107页。

[60]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121页。

[61]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122页。

[62]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147—148页。

[63]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152页。

[64]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160页。

[65]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167页。

[66]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44页。

[67] 蒂洛·蒂尔克：《奥斯威辛的爱情》，第175页。

[68]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5页。

[69]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50、53页。

[70]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63页。

[71]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79页。

[72]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117页。

[73]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123页。

[74]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131页。

[75]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137页。

[76]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156页。

[77]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177页。

[78]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194页。

[79]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200页。

[80]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207—208页。

[81]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213页。

二十三、囚犯经验的多样性

可惜没有将一切斩尽杀绝，进行得太温柔了。

——党卫队队员罗伯特·舒尔茨[1]

纳粹集中营是一个庞大的苦役—灭绝系统。奥斯维辛之外，还有其他的灭绝营、劳动营、隔离区；集中营之外，还有严格意义上的监狱，它们各有使命，但在所有这些地方，纳粹分子都不同程度地通过暴力、饥饿和苦役在残杀着囚犯，而囚犯们的劳动条件、生活状态等都大同小异。一个外国囚犯对集中营的记忆是：“我把我灵魂的/褴褛衣衫/留在德国，/留在北方林中空地，/那里撒满枕藉的尸骨，/撒满面无表情、/软弱的人类，/他们四处游荡，/等待末日。”[2]本章我们介绍一下其他几个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与记述。

1. 达豪之歌

慕尼黑西北12英里处的山城达豪，19世纪因聚集了一批艺术家而著名，20世纪又因纳粹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而闻名。一个废弃面粉加工厂的20幢旧楼，成为达豪集中营的基础。1933年3月22日开营时，希姆莱为了让所有德国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还特意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安静点，否则你将去达豪！”这句话很快变成一句经常被使用的俗语。[3]达豪的情况如何呢？开营不久，党卫队指挥官就对他的队员说：“纳粹党卫军的同志们！你们已经知道领袖号召我们做什么。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像对待人一样地对待这些猪。在我们的眼里，他们当然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二等人。数年来他们一直进行其犯罪策划。但现在我们掌握了权力。如果让这些猪得势，那我们的头颅此刻定在泥地里打滚。因此我们不可以怜悯。站在我们行列里的任何人要是见不得血的话就不属于这里，他必须离开。我们杀死的杂种越多，我们要饲养的就越少。”[4]尽管达豪集中营主要是苦役中心而不是灭绝营，但在先后关押过的21万人中，还是有3万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被枪杀，1945年4月29日解放后，3万多在押囚犯获得自由。

达豪集中营的囚犯

1938年5月30日，维也纳的作曲家齐佩尔（Herbert Zipper）被押往达豪，音乐也随之进入集中营。在押运途中的第一个目的地，党卫军要求这批囚犯唱歌。齐佩尔回忆：“当轮到我时，《欢乐颂》映入我的脑海，于是我便开始唱：‘欢乐啊，极乐世界的仙姑。’当唱到‘全人类皆兄弟’一节时，党卫队看守狂暴地打断了我：‘你在唱什么？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犹太猪？’听到此我一跃而起，并以军人和德式姿势喊道：‘禀报长官，席勒词，贝多芬曲。’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未受干扰。”[5]在13个小时不停赶路的途中，有的人神经错乱，有的人企图逃跑被当场枪杀，而齐佩尔却用贝多芬的音乐支撑着自己。

达豪是一个恐怖的世界。齐佩尔到达的次日，老囚徒就告诉他：这个营区有245个犹太人，2人被释放，180人死，那些在头两个星期没有死掉的人一般可能活得长久些。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统计数字，但也表明：只要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和恐惧，就可以活下来。1938年，纳粹当局还没有做出“最终解决”的决策，尽管这里多的是折磨、污辱和死亡，但达豪的犹太人理论上是可以存活的。齐佩尔是音乐家，他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他相信可以活着出去，而且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胆小、恐惧或郁郁寡欢而使纳粹分子感到快乐。也就是初到达豪的第二或第三个晚上，在一份少得可怜的晚饭之后，齐佩尔与另一个囚犯开始背诵诗歌，那是《浮士德》的第一幕：“请相信我，千百年来……”他们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背着，试图超越那包围着他们的肮脏和愚昧，以满足他们对某种使人振作起来的东西的渴求。歌德的诗在夜空回响：“你置身于永恒的光明之中/却把我们抛入无边无际的黑暗，/而你们也只配得到白昼与黑夜的轮换。”囚犯们聚拢过来了，浑浊的眼睛开始发光。“那出现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情绪上的戏剧性变化，我们依然记忆犹新。在以后的晚上，不断增加的听众鼓励我们继续背诵，我们便把所能记得起来的最好的德国诗歌奉献出来。诗歌完成了其预期的使命。”[6]此后一连几晚，听众越来越多。齐佩尔与他的朋友相互提示，这一行为不但帮他熬过了艰难的白天，也给这些被剃去了头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包括姓名的人一种希望感和尊严感。

齐佩尔明确地认识到，对囚犯的最大折磨，不是外在的迫害和痛苦，而是生命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是无数分分秒秒的连续被拿走。“看着一个人的身体抽缩枯萎，是颇为可怕的。但是更为可怕的折磨是，使一个人不仅仅是正在失去他的生命时光，而且使这时光放慢速度缓缓流逝，因而这个人所能做的只是在失去生命时光的同时，还要凝视着这种确实进行着的失去。在这悲惨的境遇中，在一种真真切切的感觉中，不得不忍受并且眼看着时钟一秒一分地慢慢溜走，这比肉体的折磨和侮辱还要可怕。”[7]在有关集中营的大量记述中，这种对生命的侵蚀常常是被忽略的。齐佩尔是对生命的有限性有极强意识的音乐家，因此能感受到纳粹这种在精神上打垮囚徒的计策，他想为这些已经或即将在残暴、饥饿、恐怖、羞辱之中，在焦虑、苦闷、单调、疲劳之中失去了记忆和想象，不再知道“我是谁”的囚徒们做点什么。

大约是1938年6月，齐佩尔在营中遇到几位第一流的音乐家，也得知可以搞到一两把小提琴和吉他之后，于是萌生了组织音乐会的念头。凑巧的是，他在木工房内又找到两位技术很不错的乐器制造师，安排他们用偷来的木料悄悄地做起乐器来。7月初，“齐佩尔乐队”凑集了14位持有各种特制的、五花八门的乐器的演奏员，排练了几次后，他们选择了一个星期天下午（这个时候哨兵一般不会来）开始第一场音乐会，时间为15分钟。地点是在一个为集中营的扩大而修建的、尚可使用的、可以容纳20—30人的厕所。“没有人讲话，在短暂的音乐会过程中，他们在一种心领神会、彼此默契的气氛中坐着，保持着绝对的安静。同样也有振奋、激动和对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的重新肯定，以及某种自由的感受。至少这里有一处纳粹没有完全控制住的呼吸空间。这种努力的严肃性重新唤起了人的尊严感，一种没有沦为纳粹企图把他们践踏成渣滓的自豪感。”[8]接下来，齐佩尔以自愿打扫厕所的名义待在厕所里，深夜中为下一周写下新的音乐作品。这些人白天是麻木的苦力，夜晚则在音乐中恢复生气、记忆力和生命的价值。“在达豪，其他的一切都是阴郁颓丧的，但至少一个星期有15分钟，一个人可以重新肯定其自身。”[9]“达豪音乐会”一直持续到9月底。齐佩尔在工作中得到启示：艺术具有激活生命和拯救生命的功能。他明白了，第一，艺术不可能使人逃生。如果不是齐佩尔的父亲在伦敦为他办好了出国手续，而纳粹那时还没有计划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决策，那么，无论齐佩尔个人以及他的听众从音乐里获得多少精神力量，他们最终都难逃一死。第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艺术当然可以表达他们的希望和理想，丰富他们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行为。第三，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在集中营，艺术可以使囚犯们部分地获得自我意识和生命尊严，具有拯救生命的意义。“当然，艺术确实有将人的注意力从其不幸转移到某些别的东西上的特性。但对于齐佩尔来说，艺术却有着更重大的作用，它不仅能使一个人忘掉痛苦，而且能使他对其无遮掩的、赤裸裸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具有更清楚的认识。”[10]

1928年9月初，齐佩尔与他过去的朋友、作家索耶弗（Jura Soyfer）在回营的路上讨论音乐时，偶然看到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劳动创造自由。齐佩尔对索耶弗说，这能写一首好歌。几天以后，索耶弗写出了《达豪之歌》，齐佩尔为它谱了曲。9月中旬，达豪的所有囚犯都学会了唱这首歌。《达豪之歌》共五段，每段两节，第一节是对现实情景的描绘，第二节是不断重复的副歌。比如第一段：

充满了死亡，高压线

在我们的天地周围绕上了一圈锁链。

无情的天空降下了炎炎之火、

刺骨的冰雪和大雨滂沱。

当我们默默地去做苦工

几千人行进在破晓的曙光中。

生的欲望、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城镇

离我们那么遥远朦胧。

与主歌悲沉的控诉不同，副歌则充满希望和信念：“但是我们都懂得了达豪的训箴/变得坚硬如同石头一般/达豪的兄弟，保持仁爱/达豪的兄弟，做一个男子汉/尽力劳动，达豪的兄弟/通向自由的唯有劳动。”[11]

劳动创造自由，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席勒的《大钟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都一再表达过这一真理。但在“没有一只鸟儿飞翔栖息”、只想把人变成动物的集中营，“劳动”只能是通向死亡而不是自由。然而，如果《达豪之歌》因此就把劳动等同于死亡，那就从心理上彻底毁灭了囚犯们的生命意义，齐佩尔只能把这一事实接受下来，并以此为起点，把达豪兄弟从遗忘和麻木的苦役中唤醒，颠覆了纳粹通过苦役摧残囚犯的企图：劳动是被迫的，但歌声使我们在劳动中创造着自由。《达豪之歌》保持、维护了囚犯们的生命意识，即使是通向死亡之路，囚犯也可以保持人的尊严。这是对野蛮的反抗和对人真正的赞美，是音乐对生活的改写，是精神对环境的胜利。齐佩尔的音乐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把那条写在达豪集中营入口处的纳粹口号“劳动创造自由”变成了他自己的工作准则。劳动使他得到解脱，或者说是相对地从悲痛、沮丧和绝望中得到解脱。

在达豪，齐佩尔不但拯救了别人的生命，而且还重铸了自己的灵魂，自己也完全变了一个人。1938年9月23日，齐佩尔被押往德意志古典文化中心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这个比达豪更悲惨的环境中，他被安排在“屎尿小队”——整天清除粪便。这里关押着一万名囚犯，四个露天大坑就是公共厕所。粪坑没有供抓扶用的壁架式把手，也没有什么可以倚靠。有时，精疲力竭的囚犯们，往往是老年囚犯，会栽到粪坑中去窒息而死；有时，党卫军也会在囚犯们大小便时把他们扔下去。粪坑的地面很滑，夜晚来清理的囚犯们有时也会摔下去，而党卫军又不许把落坑者拉上来，当粪坑清好时，抬上来的是他们的尸体。党卫军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羞辱和贬低囚犯们，禁止这些不幸的人产生同情和相互帮助的行为，以摧毁囚犯们的灵魂、尊严和人性。在这样的环境中，齐佩尔不能再开他的音乐会了，但他的艺术能力仍然使他懂得了如何依靠他自己内心的生命力，去发掘那些人类拥有的力量。比如，1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党卫军把一万名囚犯集中起来，从下午五点一直站到次日中午十二点，动一动就遭到一顿毒打，一些年老的囚犯一头栽倒在地上死去。“这天晚上，他开始全神贯注于周身的血液流动，去感知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每一部分，通过纯粹的意念和意志力去保持血液循环流动。他还集中注意力使他身体的每一部分做些轻微的活动，以一种让那些走来走去用棍棒打人的看守发现不了的方式，保持脚趾、手指和每一块肌肉的正常运动。就是以这种方式，他经受住了折磨，活了下来，并且没有受伤。”[12]1939年2月齐佩尔被家人营救。此后，他把《达豪之歌》带到菲律宾和美国，战后又带到奥地利。

齐佩尔生于维也纳的艺术之家，是在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音乐世界中长大的。维也纳有一座鼠疫幸存者雕像，还有一个“可爱的奥古斯廷”的传说。在鼠疫流行的高峰期，一个名叫奥古斯廷的街头音乐家有天夜里喝醉了酒，在街头睡着了，街头收尸者把他当作死尸扔进了露天的鼠疫死人坑。第二天早上，冻得发抖的奥古斯廷发觉了自己的危境，却无法从深坑中爬出来，便拿出系在腰上的风笛拼命吹起来，终于被人发现，使他脱离了险境。传说，此后奥古斯廷继续走街串巷，唱歌演奏，振奋人心，而且没有染上那可怕的鼠疫。奥古斯廷是齐佩尔心目中的英雄，或许也是齐佩尔在达豪时潜意识中的楷模。因此，齐佩尔有理由对艺术、对文化抱有高度的尊重和期待。艺术表达希望、拯救人性，所以，囚犯的生活也需要艺术。捷克姑娘拉海尔被关进奥斯维辛，也曾从歌声中获取力量：“那是我在集中营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周围尽是那些挤在上中下铺上的女孩子和女人。我从她们的眼里看见了悲伤，但更多的是恐怖。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要帮助她们，当然也有我自己，振作起精神。……我们满怀热情地唱起了《安息之歌》。……我们放声歌唱，充满激情。突然，门开了，一个党卫军双眼喷火地走了进来，用尽全身力气，左一鞭子右一鞭子抽打着我们，我们却还站在那儿继续歌唱，直到最后一个人被他抽倒在地上。”[13]

达豪集中营一名女囚犯逃跑触电而死

艺术有吸引人为之献身的力量，艺术也有拯救人性的力量。但艺术不能制止暴政，不能挽救生命。达豪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其主要任务不是灭绝而是迫害和苦役。齐佩尔“处于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他饱尝了达豪集中营的耗蚀、痛苦与折磨，但是他经历这一切是在纳粹首先关心的是以侮辱、不人道和丧尽天良来确立对犹太人和其他囚犯管制的时候，他们尚未决定处死囚犯。这样，齐佩尔就成了观察这种独一无二的实验室的少数人中的一个，看到了人在这种条件下会怎样活动。他所观察到的是，这种极度绝望的处境使人的行为差距幅度被强行地拉开了，人们要么升华到意想不到的崇高境界，要么正相反，陷入堕落的极度消沉和胆小懦弱”。这是客观因素，还有主观条件。齐佩尔明白，即使在寻求最微小的生存企图的过程中，仍需要做出选择。他对集中营的看守、德国人当然是仇恨的，但他意识到这种情绪不但无济于事而且是危险的；他明白生存下去需要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他也有维也纳人的自我克制和讲究条理的偏好。“他知道，他必须小心在意地控制住自己，并且帮助其他囚犯也如此行事。他也懂得了即使在这样悲惨的地方，艺术仍然可以存在。”[14]这是20世纪音乐史的独特华章。“在希特勒出现和兴起之前，齐佩尔把艺术视为人追求希望的最高表达形式，代表着一种对他很愿意与之沟通相连的过去的继续。希特勒上台之后，他又把艺术视为不光是最高理想的表达形式，而且是抗议对人的精神加以凌辱的现实手段。然而在达豪，他懂得了艺术不仅仅是重要的理想或政治义愤的表达方式，艺术是真正生命存在的基础，没有艺术，人的精神将会枯萎死亡。”[15]一方面是纳粹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是囚犯们努力争取活下去，达豪的歌声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中响起来的。脱离这样的环境，歌声就只是歌声，而不会像《达豪之歌》这样悲情激越，振奋人心。进而言之，音乐和其他艺术有安慰心灵、提振精神的作用，但振奋精神后如何，却不是音乐所能决定的。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记得：“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组织像希特勒青年团那样唱那么多的歌，它使我们为德国而团结起来，又是我们休息的一种形式。”[16]在集中营，音乐是刽子手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在肯定音乐的积极意义时，不能把音乐神圣化：作为一种艺术，音乐本身并不一定使人向善。音乐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和使用它的人们。

第三帝国没有留下伟大的艺术，但对其暴政与恐怖的记录与反抗，却一直激活着创作。赫伯特·齐佩尔的《达豪之歌》和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安妮日记》、埃利·维赛尔的小说《夜》等，都是受害者作品中的名作。这表明，纳粹制造的仇恨毁灭了自身及其信徒，而仇恨的受害者、人类世界的创造性精神却取得了胜利。

2. 华沙谎言

纳粹德国1939年入侵波兰后，于1940年10月至11月16日之间在其占领的波兰境内成立华沙犹太聚居区（Warsaw Ghetto），将超过40万的犹太人限制在3.4平方公里（1.3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华沙犹太聚居区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1941年，德国军方的一份报道描述说：“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饿死的尸体，死亡率自2月份以来已经增长了3倍。每周分给犹太人的食物仅为1.5磅面包。犹太理事会先期付过款的几百万磅马铃薯，还没有运到。犹太理事会组建的福利机构也无法抵制此种悲惨境况，犹太人区已发展成为社会丑闻积聚的地方，一个疾病和非道德行为滋生的地方。”同一时期一位波兰访问者的记载更为可怕：“人们如同生活在噩梦中，过着非人的、极度贫乏的生活。看到他们异于常人的面庞，无法不为之动容：悲惨的生活，营养和维生素异常缺乏，没有新鲜空气，无法锻炼身体，无尽的焦虑，对生活无望的期待，不幸的遭遇和疾病，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脸上的皮肤紧紧地包在面骨上，如同一个骷髅。他们眼窝深陷，面色蜡黄，皮肤松弛而下垂，瘦弱憔悴得难以形容。其凄惨而惶恐的神情就如同被捕获的猎物……”[17]

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下来？这是一个问题。音乐是美好的，它可以帮助人在非人的环境中活下来。说谎是不道德的，但在非常情境中，谎言也可拯救生命。如果把一个行为分为动机、手段和效果三个环节，那么，确实有一种谎言，在动机和效果上都是善良的。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雅各布·海姆因为晚上八点后还逗留在马路上，所以被要求到警察局接受惩罚。就是在警察局听候发落时，他从桌上的收音机中听到一条新闻:“在一场激烈的防御战中，我们的英勇战斗的部队成功地把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抵御在贝察尼卡前二十公里的地方。”雅各布刚好对这个地方略有了解，知道只有400公里的距离。苏联红军的逼近，意味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意味着被德国人剥夺了自由的犹太人即将解放。所以，雅各布听后兴奋不已：“你们高兴吧，兄弟们，要是告诉你们，俄国人被抵挡在贝察尼卡前二十公里的地方，你们高兴得发疯吧！”[18]

当然这只是雅各布在警察局听到消息时的一时兴奋。他只是一个普通市民，虽然没有打算把消息告诉他人，却也很难做到把消息只留给自己。第二天，他无意中来到火车站，忍不住将此消息告诉了与他一起在火车站搬货的伙伴米沙。从警察局出来的雅各布怕别人说自己是暗探，没有说明这条消息的真实来源，但又要使米沙相信新闻的真实性，只好谎说：“我有台收音机。”他知道传播这类消息，特别是拥有一台收音机的危险性，于是又提醒米沙：“要尽量克制自己……尤其要保守秘密。你知道，在犹太人居住区，有台收音机意味着什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19]消息是真实的，雅各布只是在消息来源上撒了谎。问题是米沙当然不会独享这提示着希望的消息，所以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在车站劳动的所有人都知道了。雅各布的老朋友科瓦尔斯基来了，一再追问：“有什么新闻吗？”“我们不是老朋友吗？”“整个世界都知道了。”雅各布虽然为米沙失约而生气，但也知道：“把米沙拉到一边纠正自己的说法突然没这个必要了，而且完全是多余的了，火力已无法再被阻挡得住了。……甚至是，他即使千方百计地，即使怀着极大的耐心，向他们每个人解释把这个好消息传到犹太人居住区，传到他们耳朵里来的那个令人讨厌的途径，他们除了不相信他之外，还会做什么呢？”[20]真正的意外发生在第二天，闷闷不乐的雅各布发现，与昨天不一样，不但所有的人都奇怪地看着他，众人的目光中似乎有一个什么秘密，而且大家都争着、抢着和他一起干活。“一切都在围着他转，无论是巨人还是矮子，每个人都想和他，和这个同亲爱的上帝有直线联系的人一起干活。……最公平合理的做法是，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跟雅各布一起干活。”大家都像一个小孩子，乱哄哄地围着他，雅各布感到不解：“在正常时期，人们希望有这样一种拥挤，雅各布的店除了安息日每天开门，全年如此，而且柜台后面非常醒目地摆着一台收音机，谁想听什么就可以听什么。但是你们很少听，一定要把你们每个当成国王一样招待，不然的话，你们就走开了，再也不来了；而现在你们把一个人视为国王，不肯走开，而且来了又来，对付你们现在真需要有个贴身警卫。”[21]就是在这种期待和压力下，雅各布开始了他四阶段的说谎。

第一阶段是无意地说谎。雅各布认为，是米沙的多嘴，让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他决定不再和米沙一起抬箱子了。但老朋友科瓦尔斯基又来了，雅各布以为他是来打探消息的，故意不理他。绕了半天弯子，接近中午时，科瓦尔斯基冷不防地问：“怎么样？”“有什么新闻吗？”科瓦尔斯基不相信，战争年代一整天都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吗？

“一整天过去了，雅各布。长长的二十四个小时。他们至少向前推进了几公里吧？”

“根据最新报道，前进了三公里。”

“那你为什么这样无动于衷呢？每米都要计算，我告诉你，每一米都要计算！”

“三公里算什么。”雅各布说。

“你想得倒简单！对你来说三公里也许不多，你每天都能听到新消息。不过，三公里就是三公里！”[22]

这一次是真正的撒谎，是在即兴的、话赶话的情境中无意识地撒谎。这是一个重要的刹那：他说出了第一个谎言，也许根本算不上是谎言，只有“三公里”，太微不足道了。但就是这个微不足道的谎言，启动了雅各布的所有谎言。

俄国人在贝察尼卡以外二十公里的地方！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喜悦在高墙之中悄悄传播，俄国人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希望不可无，否则他们就无法幸存下来。那些在犹太人聚居区里受煎熬的人们开始在心里回归正常生活：“旧的债务开始发挥作用，人们不好意思地提醒说债务已经到期。女儿们要当新娘，据说元旦前的一个礼拜要举行婚礼。人们高兴得疯了，自杀事件的数字降到了零。”[23]有个年轻人还幻想等俄国人一到，就炸掉警察局、活捉盖世太保。雅各布自己也在想象，俄国人会沿着所有马路开来，受人诅咒的黄色“大卫之星”将从门上被拿掉，小食店的地板要重漆一遍，还要添几张桌子。至于他收养的小女孩琳娜，也要给她安排一个房间，但愿不要从什么地方冒出个什么亲戚，把她领走。

也有人表示了担心。米沙第一天晚上就把消息告诉了女朋友的父母，其母在想象着“时间不长了，一切都会再像过去那个样子，你就又可以在一个像样的舞台上演戏了。我们的戏院肯定会重新开张”；其父却感到气愤：“这个雅各布·海姆简直是个白痴。……他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这很好，可这是他的事儿。一个好消息，甚至是个绝妙的好消息，那他就高兴呗，他不该把大家都搞得发疯似的。”——他担心德国人知道了会来搜查，而他们家恰恰真的藏了一台收音机，为了避祸，他干脆把它拆毁了。[24]也有人认为，要是俄国人来，他们自然就到这儿来了，人们是无法喋喋不休地把他们说来的，特别是不要再谈这个可能让千万人丧生的收音机，人们今天就应该把这台收音机毁掉，不要再等到明天。比如赫舍尔·施塔穆，虽然他是远离雅各布和传递消息的人，但并不能避免他的双耳，像兔子似的在沾满汗水的皮帽下尖尖地竖立起来。不过他担心德国人的耳目也听到这个消息，所以他设法切断了电源。

反应是多样的，真正麻烦的是雅各布。谎言之所以是谎言，在于它总是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盖。谎言必须自我生产，否则即被戳穿。雅各布只是一个小市民，根本缺乏战况谎言所必须配备的政治、军事知识，无法天天编造足够多的新闻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所以断电是好事。他现在至少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了，又可以成为许多人中的一员了，谁也不会再强迫他比大家知道更多消息。以至当科瓦尔斯基焦急地问他断电可能持续多久时，他说“但愿二十年”。但他的周围却是充满焦虑的脸。人们早已习惯了听令人高兴的消息，每天早上对挺进几公里高兴得发狂，而且，全天都有人们盼望和值得议论的消息。现在却平静得叫人伤心，人们大清早第一步是迈向电灯开关，有的人甚至深更半夜起来开灯，有人迫不及待地建议雅各布把收音机移到有电的路上去……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对比：除了关注俄国人和女友琳娜的健康，雅各布所希望的不是别的，正是希望没有电。不过，雅各布只是一个人，而聚居区的多数人都希望有电。

第二阶段是自觉地说谎。断电事故只给了雅各布短短几天的喘息时间，人们在期待着雅各布带来的好消息。电来了意味着他没有理由推托。雅各布其实没有消息来源，只好躺在床上绞尽脑汁地准备次日的谎话。一个德国人上厕所时，口袋里插着一份报纸。“报纸与我们有何相关呢，我们有雅各布。只有雅各布看见了，只有他对报纸关心。他双眼里的放大镜丝毫不放开铁路职员口袋里的那份宝物，那张载有真实的或捏造的报道的报纸，上面写的可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不管怎么说，那比一台里面什么也没有收音机要宝贵千万倍呢。”[25]但雅各布明白报纸的价值，他始终盯着厕所，他明白如果此人不浪费，报纸一定会剩下一部分：“我们的报纸一份多半为八版，就是说有四张纸；我们设想一下，他的报纸也有四张，这是通常情况。一张纸撕一下，然后叠起来再撕一下，然后叠起来再撕第三下，这样，每张纸有，等一下，八小块。他也可以把它撕四下，那样的话，纸块儿就更小了。因此，我们估计还是撕三下，即使这样，他也有足够的纸了。四张纸，对，四乘八，那就是三十二张纸，一个健康的人无论如何用不了这么多。”所以关键是要溜进厕所，获得那些留下来的报纸，从中“偷几克消息，然后从中变幻出一吨的希望”。但这个用木头搭建的厕所是专供给德国人用的，犹太人进去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雅各布终于进去了，而且还真的猎获了剩余的报纸。可是他刚想出来，却有个德国士兵来推门进来，因为雅各布用展开的报纸挡住自己的脸，所以士兵没有看清他的脸，也没有发现犹太人的那双破旧的鞋，裤子也根本没有脱下来。“请快一点，战友，我拉肚子呢。”士兵焦急地等在外面，雅各布随时可能暴露。拯救的办法是把这个德国人引开，但雅各布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千钧一发之际，科瓦尔斯基把箱子山推倒了，德国兵冲过去痛打科瓦尔斯基，雅各布趁机逃出厕所。[26]

科瓦尔斯基为雅各布挨了打，雅各布却不能告诉他自己去厕所的真实原因，因为那将暴露他没有收音机，所有的消息都是编造的真相。“今后，科瓦尔斯基，要是这儿的事情经受过去了，要是咱们两人静静地坐在什么地方喝杯酒，要是平底锅里又噼里啪啦地煎起土豆饼，那时，我会把一切都讲给你听。……那时，我们都会笑起来，都会摇摇头，回想当年是怎样一个疯狂年代。你会问我为什么不立即告诉别人，起码告诉你，我最好的朋友，我会回答说，我不能那样做，因为你会把事情讲给大家听，而其他人就会认为我是千百个说谎者和谣言传播者中的一分子，这样一下，他们大家就又毫无希望了。”[27]说谎不但有技术上的困难，还有强大的心理压力。就恶意的说谎而言，受骗者一旦发现自己被欺骗了，他们就可能不再信任说谎者；就善意的说谎而言，说谎者一旦被识破、受骗者一旦清醒过来，生活就更加难以忍受。雅各布也担心，一旦其他人认为他是一个说谎者，希望也就消失，他得费尽心机，不断地用新的谎言，去弥补旧的谎言；而他每说一次谎，又使后面的谎言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必需，这都增加了他被识破的危险。

令雅各布沮丧的是，拼凑起来的报纸并没有实际内容，从中很难整理出合理的消息。一个幽默画中有“多佛在燃烧”几个字。雅各布想，多佛在燃烧，这就是说，多佛被击中了，若是没有搞错的话，多佛在英国；如果德国袭击英国，英国肯定也会袭击德国，这一点是非常可能的。明天一早，其他人肯定要对他说，太好了，英国在进行抵抗。但英国离这儿很远，他们会怎样呢，前线在哪儿，有多少条前线呢？失败必须用一个个细节加以证明，他一个细节也不知道。雅各布想来想去，只有推说收音机坏了。于是有人说上帝不公，有人向上帝祈祷，还有人自我安慰说收音机与俄国人是两回事。雅各布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他宁可让他们忍受痛苦，也不能把实情告诉他们。”但赫舍尔冒险走到停在车站的火车旁，告诉里面正在被押往集中营的人：“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时间要不了多久，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俄国人已经冲过了贝察尼卡！”[28]

第三阶段是必须说谎。德国人开枪打死赫舍尔后，雅各布顿生责任感，正式地、理直气壮地开始说谎，为的是让隔离区的犹太人的期望之火不再熄灭。为了编好“鲁特纳战役”的故事，他一夜未睡，最后决定让“俄国人向前大大跨了一步”。只编好故事还不够，“在这方面，抱克制态度和怀有错误的羞耻心是不恰当的。你必须充分发掘自己之所能。你的脸上必须表现出具有坚定信念的样子，你必须给他们做出示范，表明有一个已经知道消息的人该有何表现，他们在下一时刻才能从你的那儿获得你已知道的消息。你必须举出大量数字、姓名和数据进行说明”[29]。当焦急的科瓦尔斯基找来修理收音机的技工时，雅各布告诉他们：收音机已经好了。好消息再次传播，大家的情绪都比昨天好了。

面对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雅各布继续说谎：根据最新报道，前进了三公里。一个善意的谎言，成为维系犹太人唯一希望的脆弱绳索。当医生吉施鲍穆警告雅各布传播消息会使大家冒很大的风险，而且说谎也不好时，雅各布理直气壮地说:“您看过没有，他们大家是用什么样的眼神请求我告诉他们有什么消息的？……您知道他们多么需要一条新的消息吗？……如果我试图利用最后一个机会，阻止他们很快躺倒死去，而且用话语。您明白吗？我用话语设法阻止他们，这难道就不行？！”“当然我本人知道俄国人也不会这么快就来，即使我说一千遍，他们的路还是同一段路。但我想提醒您注意另外一件小事儿。自从在犹太人居住区流传这些消息以来，我还不知道有某个人自杀的事情。”[30]

最后，不善说谎的雅各布撑不住了，他拒绝继续说谎。雅各布传播的消息不是没有人怀疑。米沙的女友罗莎就疑问：雅各布为什么现在才传播消息，他在犹太人居住区可是已经住了三年呀；他要是藏着收音机，那他一开始就能收听新闻。米沙的解释是：“至今为止的整个时间里，德国人显然是在节节前进。难道要他讲述一天比一天糟糕的消息吗？”当德国不断把居住区的犹太人运走时，罗莎感到困惑：雅各布每天讲的都是叫人高兴的事，可大街上的房子却空了，一件事怎么和另一件事对得起来呢？也许雅各布传播的消息与收音机里听到的不一样。雅各布意识到了罗莎的不相信。此时雅各布的收音机告诉大家：俄国人已经到了距离此146公里的普里城下了。当科瓦尔斯基与人争论红军是已经穿过普里还是正在向普里进军时，雅各布终于精疲力竭，不想再进行善意的撒谎了：

“你认为怎样，科瓦尔斯基，一个人能忍受多少事情呢？”雅各布终于问道。

“倘若你如此问我的话，”科瓦尔斯基说，“许多。多得不得了。”

“但有限度。”

“那当然……”

“很遗憾，”雅各布说，“现在，我这儿已经到了限度。”[31]

雅各布把真相透露给科瓦尔斯基，后者一时呆若木鸡，然后又装作不相信雅各布的话。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自缢于窗框上。现在雅各布明白过来，他不能放弃说谎者这个角色。小说作者为雅各布设计了两个结局：一个是虚拟的，雅各布想逃离居住区，在铁丝网下被打死了。人们感到奇怪：他为什么要逃跑呢？他肯定是疯了。他完全知道俄国人就要来。他可是有台收音机……另一个是实际发生的，雅各布和全体犹太人一起被押往集中营。

善行要通过谎言才能实行，这不但是非常环境中人的困境，也说明并非只有诚实才是美德。人类世界是复杂的，个体承担着不止一种的基本义务。诚实是我们的基本义务，提供希望、保护生命也是我们的基本义务。当这些义务发生冲突时，就有一个轻重利弊的权衡问题。从被动说谎到自觉说谎、必须说谎，我们对说谎者雅各布关注，不是这谎言本身，而是这谎言后面的善意及其保护生命的效果。这种说谎并不会对诚实原则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并不会使原则的普遍性失效。在康德的意义上，说谎还违反了人是目的的原则，说谎者是把他人仅仅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但雅各布没有以人为工具，而是把他人当作目的。

是否以人道、爱、善意为动机和目的，是说谎是否道德的标准。1940年8月25日，英国飞机首次轰炸柏林，因为战争开始时，戈林曾向德国人保证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所以英国一轰炸，柏林人震惊了。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下令报纸尽量淡化此事。8月28日晚英国飞机再次轰炸柏林，10人死亡，29人受伤。戈培尔却下令德国报纸大肆渲染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至于德军对伦敦的狂轰滥炸，“这位小个子博士让报纸向人民灌输，德国飞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而这些‘英国海盗’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只攻击非军事性目标”。这当然是谎言，但德国人相信了。8月31日，在柏林的美国记者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因流感到医院，有护士问他：“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立马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用夏伊勒的话来说，这位普通柏林妇女“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当宣传部不许公民了解真相，整个国家充满谎言时，真诚便面临着最大的考验。夏伊勒也记下了另一件事。1940年1月，一名潜艇军官的父母接到儿子死讯后为儿子安排了葬礼。在举行葬礼的那天早晨，一些朋友告诉他们：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中没有他们的儿子。如何取消葬礼又不让当局得知这个家庭的一些密友收听敌台呢？如果这对父母不告发的话，他们自己就可能被捕。为此他们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最后决定葬礼照常举行。结束后，吊唁者们聚集在这对父母的房间里，不知情者才被告知事情真相，于是所有人都痛饮香槟进行庆祝。[32]如果这对父母不说谎，那么就会有人被捕。

诚实包括信守承诺和始终如一的行动，但诚实者有时会感到失望或受到欺骗。在诚实之上，文明人类还设立了一个更高的主导原则——正义。如果真话将会从根本上伤害他者的幸福，那么谎言就有正当性。当代基督教境遇伦理学的主张者约瑟夫·弗雷彻（Joseph Fletcher）认为，一切事物的正当与否，完全由境况来决定。为了判断某一行动的伦理属性，必须将有关的情况详细地排列出来。而一般化的、原则化的问题，却不值得认真回答。对于诸如“说谎好不好”之类的问题，我们只能回答：不知道、也许是、请举一个实在的例子、请叙述一个真正的境况。“如果不是出于爱而说谎，那就是不好，就是坏事；如果是出于爱而说谎，那就是好事，就是正当的。康德的守法主义产生了一种‘全称命题’——说谎总是不对的。……境况论者认为，在一定境况中的最仁爱的事情就是正当的、好的事情。”[33]雅各布的动机和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但我们只能对雅各布的说谎感到悲哀和痛苦——这是必需的说谎，但仍然是件坏事。我们必须承担它，但也只能停留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中，它绝不应该被扩大。这儿的居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他们不可拥有贵重物品，不可种植花草树木，不可饲养家畜，晚上八点过后不可出门；他们住在阴暗、狭窄的房间里，领取少得可怜的配额食品，但必须干重体力活，稍有违抗不是被处死，就是被送往集中营。在一个靠说谎为善的世界中，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善呢？如果说希望有时候比生命本身更重要，那么，我们也可能说，谎言有时比真话更重要。

3. 米斯堡的生活小品

中国读者对集中营的了解，一般只限于奥斯维辛等几个大的集中营。汉堡附近的诺伊恩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不算著名，但这个集中营有一个知名的幸存者，而且他又写了一本书，把这个集中营的情况告诉了后人。说起来，这里也仍然是苦役、迫害和死亡，但法国人的幽默，使我们在阅读这个集中营的故事时会莞尔一笑。

集中营是地狱、杀人工厂、死亡机器，都没有错，但对幸存者来说，集中营也是他们曾经生活和劳动的世界。人性在这里被扭曲、被扼杀，但集中营也有人性的光辉，也有人性的机智、幽默。与大多数幸存者悲怆的回忆不同，法国犹太人勒努阿尔（Jean-Pierre Renouard）有关集中营的回忆，虽然也有悲伤、哀怜、揭露和愤怒，但却多了一重冷静、客观与幽默。在其速写式的简约叙事中，一个个场景、人物和故事，固然是对纳粹惨无人道的记录，同时也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平静叙述。

尽管死亡随时可至，但集中营的囚犯们并非时时都处在痛苦和恐怖之中。有的囚犯可以享受片刻的愉快，有的囚犯可能产生美感经验。奥斯维辛的囚犯弗兰克事后回忆说：“一个人即使身在集中营里，也可能叫身旁正在劳动的难友抬头观赏落日余晖中的巴伐利亚森林。在该处森林中，我们兴建了一座巨大而隐蔽的军需工厂。有天傍晚，我们已经捧着汤碗，疲累万分地坐在茅舍内的地板上休息，一个难友冲进屋里，叫大家跑到集合场上看夕阳。大伙儿于是都站到屋外，看到西边一片酡红，朵朵云彩不断变幻其形状与颜色，整个天空真是绚烂之极，生动万分。相形之下，灰黑的破茅舍显出强烈的对比；泥泞的集合场上，大大小小的坑洼则映出灿烂夺目的晓天。大伙儿屏息良久，一个俘虏才慨然一叹：‘这世界怎么会这么美啊！’”[34]在是死还是活都由党卫军决定的集中营，囚犯们的美感经验多少有些奇怪。但在死亡的威胁早已过去、幸存者已经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之后，再来回忆当年的经验，那些痛苦而恐怖的情景也可能转为一个个可供欣赏的画面和往事。在解释艺术现象时，尼采提出：“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神话恰好要使我们相信，甚至丑与不和谐也是意志在其永远洋溢的快乐中借以自娱的一种审美游戏。”中国学者朱光潜先生由此引申说，苦闷的呼号变成庄严灿烂的意象，霎时间使人脱开现实的重压而游魂于幻境，此即尼采所说的“从形相得解脱”（redemption through appearance）。[35]

1944年6月，勒努阿尔与120个法国人被运到诺伊恩加默集中营，7月被转到米斯堡（Misburg）二级集中营。次年3月，在苏联军队的隆隆炮声中，他又被押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他的集中营经验主要是在米斯堡形成的。这里有数万人口，来自德国人占领下的不同欧洲国家。有苏联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还有波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希腊人、挪威人等等，其中包括了各种职业、各种性格、各种政治立场。勒努阿尔将集中营内的阶层按神话的方式分成三类。第一类“诸神”是纳粹党卫军，第二类“半神”是担负具体管理工作的德国犯人，第三类“贱民”是普通囚犯。三个等级层次分明。“贱民”对“诸神”说话，要站在三步以外，立正、脱帽、目光垂地。“贱民”人数最多，地位平等，在一起生活、劳动、受苦。但无论是什么等级、什么国家的人，是人就有共同性。比如对音乐的爱好。一个年轻的党卫军就整天用口哨吹着巴赫的曲子，这恰好也是勒努阿尔喜欢的，因此他在心里说：“他有所不知的是，我们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36]

民族差异并不导致你死我活的冲突。不必说，米斯堡的犹太人处境是苦役和死亡。有些法国犯人也在米斯堡炼油厂劳动，但他们是在巴黎签了劳动合同，拿了纳粹付给外国工人的津贴，来到德国的，所以处境较好。犯人的差别还体现在唱歌上。圣诞夜到了，党卫军要犯人按民族分组唱歌，结果德国人（包括营长、片长、厨师和工头）唱得很快活，俄国人唱得凄切，法国人唱得最差。在这样一个人命如草的环境中，德国人的干净仍然能表现出来。德国刑事犯赫尔曼是第二棚的棚长，凶残而公正。他对犯人的教训之一是：“就算没有肥皂，只有一点水，一点时间，你都要每天尽量把自己洗干净。”“要是难友挤你，你到不了水龙头跟前，就拿沙子洗脸、洗手。要是水龙头冻了，就拿雪洗。没有毛巾，就拿衬衫衣擦。”[37]勒努阿尔真实地记下了各种德国人。炼油厂师傅海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使集中营的犯人轻松一些。一些犯人在星期天帮海泽修理被炸坏的房子后，海泽邀请这些犯人到他家，品尝他妻子做的兔肉面，抽烟，与他的小女儿玩。“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似乎又重新属于人类。但看守不耐烦了。我们向主人道谢出来，排成队向集中营进发。”[38]勒努阿尔劳动时手被划破了，围观的一个德国村民故意把手套扔过来。也有不好的德国人。清晨走向工厂劳动时，勒努阿尔想上厕所，但旁边的看守不同意。于是：

粪便很响地排在衬裤里，顺着大腿流下裤子，每走一步，便溅在鞋上。我机器人似的继续走路，脸上毫无表情，手指紧贴着裤缝，但看守刚才听见了声响，现在也闻到了气味。他用夹杂着轻蔑和恶心的表情看着我，发表了这个深刻的见解：“这些法国人啊！真是一群猪！我纳闷他们是怎么教养长大的。”[39]

这个看守把处于囚犯不得已的行为看成是法国人毛病。当勒努阿尔说这个看守“发表了深刻见解”时，他的语气并不只是嘲讽，也确有幽默的一面。

政治分野也可能成为调侃的机缘。炼油厂需要用风镐在混凝土墙上打洞，勒努阿尔未能成功而苏联人成功了，苏联人得意地说：“我跟你一样吃饭，一样睡觉，一样活着，那告诉我为啥我能干这活，你就不成。”“你是蜕化的资产阶级，而我是社会主义者，这就是原因。”[40]共产党人在苏联养成的优越感一直保持到集中营。苏联海军中尉弗拉基米尔请勒努阿尔一起抽烟，“我像我的共产党朋友所说的那样，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情绪。‘啊不，弗拉基米尔，你就这一支，还是你自己抽吧。’弗拉基米尔摇摇头。‘我们是同志，是难友，你要是不抽，我也不抽。’他把烟扔在地上，用脚后跟踩灭了”[41]。这个中尉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囚徒困境下也保持着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平等作风。共产党人并不都是高尚的，但即使他们做了下作的事情，也可以愉快地结束。一次晚餐时，勒努阿尔与一个俄国人坐在一起，忽然发现自己的勺不见了，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俄国同志，我的勺在哪儿？”

他睁眼盯着我：“我他妈不知道。”

“刚才还在桌上。”

“我他妈没看见。”

根据经验，我知道怎么让他说实话：“我们彼此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说话，你没偷我的勺？”

“法国傻×，叫唤什么。你要勺，这儿有。”

他把我的勺扔在桌上，说：“法国傻×，你在这待得有日子了，早该晓得东西谁捡就归谁。”

“俄国傻×，我操你妈。”

“法国傻×，凭你现在呆的地方，你操不了我妈，也操不了别人。”

我们俩满意地走开了。[42]

一个囚犯偷另一个囚犯的勺子，这种行为在集中营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而一个俄国共产党人偷同样是囚犯的勺子，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但勒努阿尔却将之叙述成一件具有喜剧性的事。首先，他将此事与对方的共产党人身份联系起来，使之具有一种滑稽感。而这个俄国人也真的因为其共产党人的身份，交出了勺子。其次，他们用了许多脏字，使这样一件可能引起冲突的事成为对骂，嘻嘻哈哈地结束了。双方不但没有因此而严重冲突，还能享受片刻的轻松心情。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当他们下次再接触时，可能会成为朋友。

与奥斯维辛相比，囚犯们在米斯堡的生存机会显然大得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到炼油厂做工，因此也就有些日常生活的内容。与女孩子调笑，说无聊话，为一点小事争吵打闹，贪小便宜，搞走私等，都经常发生。劳动期间，有的犯人把珍贵的汤、面包、烟等藏起来到自由市场去卖。比如，炼油厂到处都是汽油，几个俄国看守就用犯人喝人造咖啡的罐子装上汽油，定期与来炼油厂送补给的卡车司机做交易。他们把这种行为叫做“组织”。一个科西嘉的犯人甚至“组织”了一只大肥鹅，烤熟后与大家分享。还有更快乐的事。一所房子被炸起火了，看守派“我”和另一个人去救火。“我走进房子里，穿过走廊，径直到了厨房，打开冰箱，取出一瓶啤酒。我借门上的锁打开瓶盖，便很快地对嘴喝起来，瓶底朝上，啤酒流到我的下巴和衣服上。火在四处呼啸，连厨房的天花板也着了，但我还在喝。啤酒喝光了，我在烟雾中向前摸索，找到一扇门，从后面出来，呛得直咳嗽。……很长时间里我都想到这瓶啤酒。我一生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像它那样让我喝得如此开心。”[43]劳动条件是恶劣的，但既然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毕竟有些成功的经验和喜悦。比如大家都没有像样的鞋子，有一次从诺伊恩加默得到200双鞋，但无法满足500个人的需要。第二棚屋的棚屋长赫尔曼公正地把鞋子发给最需要的人。于是接下来的几个夜晚，棚屋里出现了破鞋大偷盗。“我把鞋枕在头下，鞋带绕在脖子上，以便稍微有点偷窃的动静时让鞋带扼住我的咽喉，我就会醒来。”这本来是一桩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勒努阿尔却把它写成一件成功地保住自己鞋子的事。而且“打那后，我一直喜欢稍硬些的枕头”[44]。保护破鞋需要智慧，偷懒也需要智慧。犯人们晚上要小便，为了避免他们夜里在营里走来走去，赫尔曼在棚屋门口放了一个有两耳的金属小桶，犯人一个接一个小心地把尿撒在里面。小桶由一个乌克兰人看管，当小桶差不多满了的时候，他就打发最后两个小便的人抬到外面的厕所里倒掉。显然，谁都不想做这件差事。“想要小便时，我们就先听尿落在小桶里的声音，响声低沉时桶几乎是空的，声音尖利时就快满了。这样做是为了不被抓去倒尿桶。”不过也有实在憋不下去的时候。勒努阿尔有一次就是这样，他赤脚走在雪地上去倒尿桶，四周是围墙的探照灯所照耀的广场，胳膊下是沉重的尿桶，头上是满天星斗。他想的是：“啊，要是我父亲看见我现在这副样子，该是什么心情呢！”[45]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勒努阿尔当然是心情抑郁的，却似乎也并不那么沉痛和绝望。

当然，无论如何，米斯堡当然都是关押、迫害、致死囚犯的地方，运到这里的人已不再是一个正常的、享有法权的公民。第二棚屋的棚屋长赫尔曼告诉勒努阿尔等人：“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它不存在，它死了。你没有名字，只有号码。我叫你就叫你的号码。你也没有未来。你只有现在，你要把全副精力集中在现在。你要一分钟一分钟，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一天一天尽量把现在管好。这是你活命的唯一办法。你是人下人，是囚犯，是集中营的犯人，其他什么都不是。你要尽量做个好犯人。这是你唯一可以做的事。”[46]做一个“好犯人”，就要遵守集中营的规矩和制度，反抗是死路一条。任何逃亡的人被抓回来都要被处死，两个俄国人因为从遭轰炸的房屋中偷了一点食物，就被绞死，甚至一个躲进大便槽的人也被绞死。然而，正如一切非人环境一样，严格按规矩办事也就与等死无异。这里就有一个度的问题：既要守规矩，也要有越轨行为。勒努阿尔是有教训的。初到诺伊恩加默时，勒努阿尔就得了腹泻病，为了不成为弟弟雅克的负担，他利用机会调换了棚屋。不久，雅克从诺伊恩加默去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勒努阿尔到米斯堡。次年1月，勒努阿尔接到了雅克的死讯：他得了结核性脑膜炎，死前发烧说胡话，没有痛苦地被送进了焚尸炉。“雅克，才二十岁，没生过病，那么结实，那么健壮，那么精明的雅克，我有意离开他，以免成为他负担的雅克，他怎么能在我活着的时候死去？”[47]我们不能不佩服勒努阿尔的机智，他既然能想到不以病重之躯成为弟弟的负担，也就有办法在集中营夺路而逃。雅克虽然身体强壮精明异常，但在对付恶劣环境方面显然不如哥哥。病重的哥哥活下来了，强壮的弟弟死了。这个残酷的玩笑，对勒努阿尔的警戒和启发是深刻的。要想方设法活下来，就得有非常手段。1945年1月初，勒努阿尔在卫生所休息，与来自法国东部的小伙子吉尔贝住在一起。吉尔贝结实严肃，他们是老朋友，“我非常喜欢他”。但这没有妨碍他把吉尔贝一只盛满面包片的饭盒顺手藏到衬衣里，然后下了肚子。吉尔贝从厕所回来后伤心地对他说：“……我拉肚子，喝不了汤，所以把汤换成面包，我吃那点东西只够我不致饿死。我有满满一饭盒面包片，我犯傻把它藏在门后，去拉屎，现在面包没了！”勒努阿尔默不做声，什么也没说。“几天后他死了，我常常想起他，尤其是他从现在所待的地方一准知道谁偷了他的面包。”[48]勒努阿尔在此没有就此做出检讨和反思，但在几十年后如实写下，或许有忏悔之意。或许，他认为，在充满死亡的集中营，偷几片面包又怎么能算是过错呢？

勒努阿尔后来被转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是一个比米斯堡要严厉得多的集中营，能够活下来需要冷漠。刚刚到达这里的勒努阿尔去找厕所，“里面装满了裸露的尸体，像木柴一样一直堆到顶棚……我一边解手，一边看着面前这些曾经是人，曾经笑过，奔跑过，有过爱的人。垛子里有一双眼睛不像别的死尸那样呆滞，那是皮包骨中的一个，在看我。他上面是其他人，他在那里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但还没有死去……”厕所外面也是一样，到处是尸体，有两个人过于虚弱不能站立，只能四肢着地慢慢爬行，一边向对方说上一句话。“我走开了，去看营里有没有分发食品的地方。”[49]厕所里还没有死的人看着勒努阿尔，他没有反应；看到厕所外面的濒死者，勒努阿尔只想着去找食品。正是这种冷漠，使他在死亡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对死亡的无动于衷，是集中营生存智慧的第一条。有一次抬尸体：

党卫军想在同盟军到来之前处理尸体，地点不限于妇女营，还有男人营，但我们没有手推车。他们一大早就让我们和苏联人一起集合。我们一次抬一个死人，尸体脚朝前，头朝后，四人一组，一人拽一条胳膊或大腿。就这样，一个幻影似的长队在营区中央道路上连绵不断，从第一棚屋到万人坑，这样持续到晚上。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任务的规模过于庞大了，需要几周才能完成。有一趟，我拽右腿，一个俄国人拽左腿，落在后面，我有些激烈地责备他。他看着我，倒下去就死了。只一刹那间。[50]

搬运尸体当然是可怕的，叙述者完全可以描写死者的形象、气味，抒发自己的感受甚至加以评论，把它写得很恐怖。但于天天处于死亡和血腥之中的勒努阿尔来说，搬运尸体早就是日常工作之一，他想到的只是如何做得更快些。同样，身边同伴猝然死去，本来是件令人震惊的事，但身处尸体包围之中的人，怎么会为再加一具尸体而不安？当勒努阿尔平静地、把死亡写得像穿衣吃饭一样寻常的时候，集中营的恐怖似乎也就不恐怖了：死亡就这样发生着，集中营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如此，恐怖与死亡也就不再可怕了，他可以在死亡的环境中像正常一样生活。甚至可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有一次勒努阿尔在烤土豆：

一个家伙蹲在火边，看着我的土豆。他对我说：“你有土豆，我有肉，我们一起吃。”我同意了。他去找肉，回来放在火上烤。时间过去，我突然明白了。

“你从哪里搞来这些肉？”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这只可能是人肉。我不想吃。你自己留着。我留着我的土豆。”

他火了，变得很凶：

“你同意了的，你不能反悔，就算你不要我的肉，我也要吃你的一半土豆。”

集中营的逻辑。我从火里操起一块木板，朝他劈面打去。他尖叫着跑开了。[51]

贝尔根-贝尔森是一个远比米斯堡更为可怕的地方。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发现约6万具尸体，死难者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勒努阿尔的记述补充了它的细节。

勒努阿尔在集中营的时间只有一年不到，但很奇怪，他很快就把集中营的经验内化到生活之中，所以他不但冷静如常地叙述当年的历险，而且长期患有集中营后遗症。在瑞士旅店，他把烟头戳在墙上灭掉，然后扔在地上。因为他在集中营时就是如此。在巴黎，他要屋子冰冷，让窗户开着。因为集中营就是如此。在德国的火车上，他对占了他预订座位的德国人说：“滚开，小子！”因为这是集中营上等囚犯对他曾说过的话。女朋友帮他包扎伤口时，他突然放开嗓门用德语对她叫起来。这是他不自觉地模仿赫尔曼当年的语气。直到1975年，勒努阿尔在美国德克萨斯，看到牛仔们驱赶牲畜时，他还想着他们当年被赫尔曼鞭打着、咒骂着去劳动时的场景。在巴西圣保罗机场，他看到一个高个男子，身子笔挺，头发很短时，想到的也是：“他的目光是党卫军的，没有丝毫人类的感情。他的步伐和举止也是党卫军的，但他的衣着显示他住在巴西。……无论如何，南美有很多纳粹分子。”[52]

4. 地窖里的上帝之光

在纳粹德国，集中营不是监狱。在集中营之外，纳粹还另有一套隶属于党卫军保安部和盖世太保的监狱系统，用于关押刑事犯罪分子、政治犯，甚至收听敌台等的“国家的敌人”。罪犯一旦被抓捕，就会进入司法程序并对其进行折磨、监禁和处决，罪犯的一切人权都被忽略。著名神学家、反纳粹人士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就在是在党卫军的监狱中度过一生最后的时光。

朋霍费尔像

尽管希特勒名义上是天主教徒，但从根本上说，他和他的纳粹党是反天主教的。狂热的种族主义者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在为“国家总教会”拟定的纲领的第18、19条写道：“国家总教会将从它的供坛上清除一切耶稣受难像、圣经和圣徒像。在供坛上，除了《我的奋斗》（对德国民族来说，因而也是对上帝来说，这是一本最神圣的书），不得有别的东西，在供坛左边则放着一把剑。”[53]纳粹党的领导人马丁·鲍曼公开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调和的”。如果可能，纳粹将最终摧毁德国的基督教，代之以古日耳曼部落神祇的旧异教和纳粹主义的新异教。希特勒上台半年左右，德国政府就采取了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逮捕天主教教士、修女和知名人士，禁止天主教刊物等一系列野蛮行为，使那些曾经欢迎过纳粹也希望与新政府和谐相处的教会与教士们深深失望。与此同时，继承了马丁·路德的反犹主义并曾在历史上成为专制主义工具的德国新教，则出现了两个政治色彩鲜明的教派：一个是亲纳粹的“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由希特勒的随军牧师穆勒（Ludwig Muller）领导；另一个是反对纳粹化的“明认信仰教会”，由曾经欢迎过纳粹、后来幻想破灭的马丁·尼默勒（Martin Niemoller）主导。1933年7月，纳粹主要依靠“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的力量，主导成立了统一的“全国教会”，穆勒又被安排为“帝国主教”。在“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教会”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运动中，多数新教徒向纳粹屈服，“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借上帝之名颂扬民族和国家，福音教会接受了领袖原则、残暴措施和种族歧视，神学成为控制机关和现实的工具。柏林总教职工区牧师O.迪贝利乌斯（Otto Dibelius）声称：“即使国家公权力变得粗暴无情，也不可以加以反对。”莱茵区牧师P.胡布尔格（Paul Humburg）则诗兴大发：“着手工作！年轻德国勇于更新！/德国，在患难与死亡的旷野中哀嚎。/领袖一喊，大家就欢呼：忠诚，更忠诚！/那一天就在我们面前了！上帝是我们的堡垒。”[54]在1937年7月尼默勒和“明认信仰教会”的近千名反纳粹的牧师和教徒纷纷被捕后，绝大多数新教牧师都宣誓效忠希特勒，教徒们和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高喊：“领袖命令，我们遵循！”——他们把希特勒当成了新的上帝。

举国迷狂，清醒者稀。朋霍费尔是在纳粹执政之前就认识到其野蛮性的极少数人之一，也是最坚定地反对教会向纳粹投降的牧师之一。1923—1925在图杜根学习神学之后，朋霍费尔就认为，教会必须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同时也要在这个世界里并为世界负起责任。1931年开始其神学教职与牧师职位时，他首先打破教会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设想并实践一种非教会化、非宗教化方式的宗教生活方式，即只要有人彼此团结地生活在一起，就是教会。进而又打破福音与政治的界限。还在纳粹上台之前的1932年，他就呼吁：“你们要努力尽一切该尽的责任！因为今天要决定很多事情：基督徒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向世界证明，我们不是爱做白日梦或踩在云端的人。对于世上的一切，我们不能放任自流，我们的信仰不是片鸦片（让我们在不义的世界里感到满足）。反之，正因为我们努力尽世上所有的责任，我们才会目标更确切地坚持提出抗议。”[55]当纳粹干预教会选举，强迫各教会合并加入德国福音会、成立统一的“帝国教会”时，他和尼默勒在内的很多路德会牧师联合起来抵抗纳粹，并于1934年5月参与神学教授卡尔·巴特召集的巴门会议（Barmen Synod），组建了与“帝国教会”对立的持不同政见者团体——“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这是一个与世不容、带有反抗意识、做教会该做的事的教会。朋霍费尔拒绝希特勒的安抚，公开发表反纳粹演讲：教会没有权力将国家的力量据为己有，但当国家把基本人权置于法律之外时，教会也不可能置身于政治之外，教会当尽世上的责任。他还列出三种可能与国家对立的教会行为：“第一，向国家质询问题时，要针对其行为是否合乎法定的国家性质，也就是人民委负于国家的责任；第二，对于为国牺牲者绝对怀有责任，即使他们不属于基督教团契，也要一视同仁；第三，不只与陷在轮下的牺牲者团结，而且要力阻狂风轮……”[56]朋霍费尔认为，信仰不是鸦片，而是要尽世上的所有责任；做一个有信仰的人，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关闭在圣礼的范围内做一个虔信徒，也不意味着要培养某种形式的禁欲主义，而是意味着要做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参与上帝的受难。也只有这样一种人，才可能将神那无限的爱彰显在世界上，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见证基督的美德。基督徒的美德是参与尘世、改造现实，“此世性”是一个人或一个基督徒的应有品格：“苏格拉底掌握了死亡的艺术；基督教战胜了作为最后敌人的死亡。这两件事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区别。一件是在人的能力之内，另一件事意味着复活。我们不需要死亡的艺术，但需要基督的复活以便振奋和净化今天的世界。”[57]所以要打破教会与社会、福音与政治的界限，一面加强内部的凝聚力，一面服务于外界，抗议现实的暴虐，为受难者说话。团契生活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可以高唱圣歌。”[58]

朋霍费尔没有停留在为犹太人呼喊。经由他姐夫汉斯·封·杜南义的关系，他直接参加了军事谍报局反希特勒的密谋活动。从1940年到1943年期间，朋霍费尔多次将德国抵抗运动的目标和秘密计划传达给西方各国，两次承担过军方委托的任务。1942年底，他为自己及其国防军的同谋写了一份告白书：“我们是丑恶事迹的沉默证人，我们饱经世故，我们是装腔作势的高手，并且懂得含义模糊的话。由于过往的经验，我们变得对人猜疑，并且必须隐瞒真相、对实情有所保留；我们由于那些难以承受的冲突变得懦弱，或者甚至可能玩世不恭，我们还有用吗？”[59]朋霍费尔以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们”是有用的。当然，以牧师身份而参与现实政治行动，甚至是暴力行为，是需要从理论上回答的。

在此时开始写作却没有完成的著作《伦理学》中，朋霍费尔试图回答一个疑问：摆脱政治上的冲突，是否比直接介入罪恶更大？在一个充满不义与暴力的世界中，积极介入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暴力，这就意味着参与现实世界的罪恶。他从不怀疑暴力是罪恶，无论是谁、为了什么而使用暴力，然而，朋霍费尔同时也坚持，基督徒出于对左邻右舍的爱，必须承受这个罪责。耶稣的追随者，也可能出于博爱而犯罪：“……对于耶稣而言，重要的不是宣布和实现新的伦理理想，不是他自己的善，而惟独是对真实人的爱，所以他会进入他们罪的团契，让自己承担他们的罪。……耶稣不想牺牲人而自己被看成是惟一的完善者，不想作为惟一无罪者藐视因其罪而毁灭的人类，不想在因其罪而失败的人类的废墟上让一位新人的某一思想高奏凯歌。耶稣不想证明自己并无那种罪，而人正是由于犯了这种罪而死亡。作为在人的历史存在中负责任的行动者，耶稣成为有罪者。使耶稣成为有罪者的——务必注意这一点——惟独是他的爱。耶稣出于他舍己的爱，从他的无罪状，进入人的罪，承担罪。无罪与承担罪，在他这里不可分地同属一体。”[60]在姑息希特勒专制或者消灭它之间，朋霍费尔断定：凡是不准备谋杀希特勒的人，不管他愿意与否，都将与大屠杀有关。针对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发生后而“认信教会”没有抗议一事，朋霍费尔两年后写道：

教会承认，它眼看肆无忌惮地使用血腥暴力，无数无辜的人身心受苦，压迫、仇恨以及谋杀，却没有为无辜的人说话，也找不到途径赶紧去救助他们。教会因此对耶稣基督的最软弱和最无自卫能力的兄弟之死负有罪责。[61]

朋霍费尔承受起这个罪责，为别人背起十字架，以殉道来证实自己的信仰。他既是教会的殉道者，也是政治反对派。1943年4月5日，朋霍费尔被捕，先是被关在提格军事调查监狱。1944年7月20日，陆军军官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朋霍费尔在密谋分子中的活动与作用随之也被侦悉，他于10月8日被押进帝国安全总局的地窖。1945年2月3日，帝国安全总局及司法机构被炸，朋霍费尔被押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佛罗森堡集中营。4月8日，他与他的同案犯、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上将、奥斯特上校等一同被处死。

在提格监狱，朋霍费尔要接受的不但是单调寂寞，而且是无休止的审讯。在提格监狱初期，朋霍费尔被关在单人房，12天之久没人与他讲话：

与人、与工作、与过去、与未来、与婚姻、与神隔离……焦躁……思念……无聊……生病——深沉的寂寞……想自杀，并非因为罪恶感，而是因为我从根本上看来已经死亡，画上句号……在祷告中得胜。[62]

朋霍费尔承认，自己害怕审讯，担心自己在折磨面前坚持不住，所以自杀是最后仅存的一线自由。这是他对抗纳粹审讯时背后的支持力量：不但是为了保护其他人，也关系到密谋活动能否继续进行。因为朋霍费尔在被捕前后混淆了所有线索，纳粹未能掌握他从事密谋活动的证据，因此取消了对他的接触禁令。朋霍费尔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不断向外传递信息，与同时被捕的同伴订立攻守同盟，另一方面尝试与过去对话，阅读19世纪的书籍和文章，始终在思考暴政之中的神学问题，写作大量文稿（此即后来出版的《狱中书简》）。他相信狱中生活是一种有益的必要的体验，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生。“星期天晚上6点钟左右，监狱小教堂的钟声开始敲响……于是，许多联想围绕着这种钟声涌现出来。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满、忘恩负义以及自我追求都消散得无影无踪，一时间只有愉快的回忆像些善良的精灵围绕着我们盘旋翱翔。”[63]他要求照顾病人和难友，给那些处于忧伤和焦虑中的人以极大的安慰。在柏林遭到轰炸时，爆炸声和囚犯的哀号声交织在一起，犯人们捶打紧锁的牢门，哭喊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堡去。朋霍费尔却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人们面前，这一行动感动了看守，他们帮忙将他的文稿带到狱外。他安慰挂念他的家人：“必须像我一样，等待事情的自然发展，不要想象我会焦躁不安或灰心丧气”；“我一直是精神饱满，内心相当地满足”；“我从来没有片刻的无聊，尽管现在我已在此呆了五个多月了”；“我深深感到，我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秋天的几枝花，狱中窗口望出去的景色，院中半小时的活动，在院子里，栗树和酸橙都显得很可爱”。

狱中世界不是朋霍费尔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宗教团契，而是普通人的世界。他发现，那些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受过市民教育的人，也表现出深思熟虑、乐于助人且聪明过人的品格，而在自己的教会内，他却必须不断地与机会主义、与适应环境的企图而斗争。这就颠覆了朋霍费尔原来的精英观念，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思想：“我们迎向一个没有宗教的时代。人们可以这样，如同他们现在这样，不再忠于宗教……那么现在上帝还拥有什么空间呢？”“神就在尘世生活当中。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就是那位与我们分离的神。”上帝已死，没有人的生活和行动，上帝就无法被看见。“我希望上帝……不在人的软弱上，而是在人的力量上，不在人的死亡和罪恶上，而是在生命和慈善上被论及。”[64]

在党卫军地窖中，朋霍费尔的处境更加恶劣而危险，他一方面清楚认识到纳粹的残暴，另一方面也猜想在第三帝国的全面崩溃中，不会举行一次审判，因此他必须做好活着与死亡两种准备。面对这个巨大的生死考验，朋霍费尔心地坦然——“这种人因为已经真正学会活着，所以可以死去，而且这种人因为已经接受自己的死亡，所以可以活着。”[65]他生活在生死之上，能够像肯定生命一样肯定死亡。1945年新年，朋霍费尔写下如下的诗句：

有永远支持我指引我的力量同在，

我超越了一切恐惧，得到鼓舞与慰安，

我将度过这些时日，有你在思想中比肩并排，

并与你一起，步入新的一年。

……

今天，让蜡烛放出它们光明的祝福，

看哪，在这黑暗之上，它们不就是你的亮光？

你的光正引导我们，走向我们渴求的团聚——

即使是最黑暗的夜，你也能把它照亮。

此刻，由于我们的倾听，静穆正在加深，

请让我们听见你的儿女们的声音，

它们从我们周围漆黑不见的世界中上升，

那是他们的普世颂歌，是对你的赞颂。

所有善的力量都在帮助和关照我们，

不管未来如何，面对它我们都会勇敢。

上帝将扶持我们，不论拂晓黄昏，

这一点毫无疑义，在每个新年的开端！[66]

当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时，写下了《自由路上的驿站》一诗：“来吧，参加在永恒自由道路上最隆重的宴筵——/死亡，并砸碎那使人卑躬屈膝的镣铐，冲破那禁锢我们的短暂生命/和黑暗中苟延残喘的灵魂的狱墙，/使我们最后看到目力不及的景观。/自由，我们长期以来在戒律、行动和苦难中寻求你。/现在我们就要死去，在上帝面前，我们将会与你相遇。”[67]

当然，朋霍费尔有关罪责的观点是可以讨论的。与他共同创建“认信教会”的尼默勒也有一段名言：“当他们拘捕共产党员时，我保持沉默，反正我不是共产党员。当他们捉拿工会会员时，我没有抗议，因为我也不是工会会员。当我自己也成为被缉捕的一员时，也就再也没有可以为我抗议的人了。”[68]这段话的含意是：公民必须反抗暴政，不管他是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作为一种政治/道义原则，这当然是对的，是一个真正的人的勇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不能要求每一个脆弱的个体都起来反抗暴政。英国主教G.莱布霍兹说：“在现代专制统治下，到处都是秘密侦探，各种镇压工具一应俱全，反抗就意味着所有参与反抗的人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在现代暴君统治下，笼统地谴责一个民族不反抗，犹如谴责一个罪犯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不越狱逃跑一样。同样，在所有国家中，多数人并不是英雄。因此，不能要求许多人都像朋霍费尔等人那样做。现代社会的未来，更依赖极少数被上帝的灵所感动者的文静的英雄主义。这极少数人将将因上帝的鼓舞感到快乐，并时刻准备维护人的尊严和真正的自由，遵守上帝的律法，即使是殉难也在所不辞。这极少数人奉行律法，因为他们不是‘看那看得见的东西，而是看那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69]那么，大多数人就只能静候暴政的自我毁灭了？

5. 悲歌同性恋

在纳粹集中营，所有的囚犯都有标记。犹太人是黄色六角星，刑事犯是绿色三角形，不适应社会生活者是黑色三角形，“耶和华见证人”（Temoins de Jehovah，1874年成立的宗教团体）是紫色三角形，流亡者是蓝色三角形，吉卜赛人先是棕色后改黑色三角形，同性恋者是粉红色三角形。奥斯维辛的犯人回忆：“某些初到集中营业员的同性恋囚犯，必须在屁股上围一块黄颜色的布，上面要缝一个大写字母‘A‘字。它的原文是‘Arschficher’，译过来是‘喜欢吻屁股的人’。”[70]在集中营，思想和政治上的反对者，尽管他们被党卫军残酷迫害，他们仍然是集中营社会的重要成分。人们迫害他们，但也有点怕他们。然而，对不适应社会生活者和同性恋者这些次等人群，人们从不进行真正的打击，而认为他们是非正常的人、害群之马、多余人、社会渣滓，人们包括囚犯可以正常地表示对他们的仇恨。对这些人，赐给他们嘲笑、蔑视和死亡率就可以了。奥地利前同性恋囚犯海因茨·黑格尔（Heinz Heger）记得：“1942年，为了减少犯人的数量，经常采用的办法是，每个集中营在不同时间，送规定数量的囚犯到最后解决集中营去，在那儿囚犯或被赶入毒气室或被注射毒针。对被遣送的挑选权，由集中营囚犯秘书处负责……当这位头头是一位政治犯时，人们就会看到绝大多数被送往最后解决集中营的人，都是佩戴粉红色三角标记的囚犯。”战后，黑格尔遇到了一位曾担任此职的老政治犯，他解释，当时是要把那些最没有价值、体能也不很好的囚犯送走，还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说明，在集中营所有的被囚禁的犯人中，我们被认为是最低等的。他们是我们的同伴，虽然与我们同在一条苦役船上，却仍也把我们送去处死。”[71]一个有点女人气的男青年，被迫在党卫军面前跳舞，跳完舞后便把他吊死。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霍斯就明白说过：“同性恋者应该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活，他们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72]送到苦役劳动营干最艰苦、最危险工作的人，男同性恋者所占比例要大得多。与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不同，同性恋囚犯从未被当成有步骤的消灭对象，比如送往真正的死亡工厂，但是他们在集中营中存活的百分比，远远低于上述两个种族团体之外的其他种类犯人。这一是因为他们在无休无止的苦役中死亡了，二是因为他们更多地被用作医学试验并最后死亡。由于同性恋者的唯一共同点就是被打上粉红三角的记号，而在政治立场、宗教信仰、职业、国籍、社会地位等方面都不一样，所以无法形成团结一致、共同抗争的觉悟和力量，只能屈辱地等待死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不完整的记录表明，从1940年春到1942年，就有约400名同性恋者死亡。此后，这里的同性恋囚犯被遣送到一个特别惩罚班从事制砖工作，仅1942年7月，就有79人被故意杀害，平均每天3—4人；到1942年9月12日，遇害者超过200人。研究表明，在纳粹集中营，戴粉红三角的犯人的死亡率为60%。[73]

在有关德国人的评论中，很少注意到的一点是：同性恋也是德国文化中的一个要素。“同性恋”这一概念出现于1896年，但作为现代城市的一种生活风格，同性恋早在18世纪初就已逐步形成。在柏林，有胖子俱乐部、秃子俱乐部、光棍俱乐部，当然也有专门为仇视女人的人提供相聚场所的俱乐部。到1933年，仅柏林就有130家同性恋酒吧，30多种同性恋报刊，每年出版200种左右的同性恋图书。在1930年代初相对宽松的社会气氛中，大量同性恋者生活在一起，通宵达旦地纵情声色，享受娱乐。他们过得轻松愉快：“我1930年起，就生活在柏林。我们有自己的夜总会，我们可以约会，可以跳舞。也有另外一些场所，远离喧闹的人群，更为高雅，更加清净。我同一个男孩子生活在一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21岁。靠他母亲的关系，我们常常参加一些豪华的大型化装舞会……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打开大门，面向马路上值勤的警察，让他们看见我们的所作所为。那时很宽松，彼此相安无事。”[74]20世纪30年代的柏林，与伦敦、巴黎并列为欧洲同性恋的三大首府。

纳粹集中营里的同性恋者

正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同性恋在德国也被视为粗鄙下流的行为而受到期严厉惩罚。1871年，德国《国家刑事法典》第175条特别规定：“任何一个男性，对另外一个男性或动物做出猥亵行为，或同意参加这类性质的活动，将被判刑。”[75]该法典没有对女同性恋做出规定。这一条款从未改变，对它的抗议和修改的呼声也一直未断。魏玛民主共和国是民主政制，对个人生活方式极少干预，因此在执行这一条款时不如威廉帝国时期那样严厉，因此同性恋者享有了一定的自由。丰富的同性恋文化是生气勃勃的魏玛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随着魏玛的崩溃而结束。纳粹掌权之前，党报就宣称：“你们可以想象，假如我们掌了权，我们一天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法律。同牲口性交，同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同自己一样性别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一切变态都是从犹太人的灵魂中产生的。他们冒犯了神圣造物主的本意，将会受到应有惩罚：上绞架或驱逐出境。”[76]纳粹主义不但要掌握国家政权，而且要重塑社会生活，要按照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改造人的思想和世界观。就其对同性恋行为的严厉态度而言，固然是想争取保守势力的支持，也更是基于其种族主义幻念——德国人应大量生孩子，以建立雅利安人统治的千年帝国。正如纳粹报刊所说的：“……我们德国人必须活着。我们活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战斗。要战斗就要有国人刚强气概。要保持刚强气概就需要严格的纪律，特别是在做爱这件事情上。自由爱情和畸形心态都是同纪律相违背的……因此，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淫乱，尤其是同性恋……”[77]“为元首多生孩子”是纳粹对女人的要求之一。1933年1月，柏林文化丧钟敲响之后，同性恋者也面临灭顶之灾。在纳粹所列的“血统玷污者”的名单中，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吉卜赛人、“莱茵兰的私生子”、精神病患者和同性恋者。1934年，在德国《血统与荣誉》的法律范围内，修改了“175条款”，加强了对同性恋的打击：在对男人与男人之间和人与牲畜之间进行违反本性的性行为判罚监禁的同时，也要宣布剥夺其公民权，徒刑从5年到10年不等。1934年1月28日，突然又规定：男人的相互拥抱、接吻，甚至做同性恋爱的性幻想，都在打击范围之内。随后的解释扩大了范围：从鸡奸到明显身体挤压，从同性恋分子到同性恋倾向，均属非法。根据这项条款，在1933—1944年间，被判刑的同性恋者达48082人。[78]

在一个深厚广泛的同性恋气氛中对同性恋实施严厉惩戒，纳粹政治因此与同性恋发生了若干奇特的纠缠。

借政治事件镇压同性恋者。1933年2月27日夜的国会纵火案，为帝国总统颁布剥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第一道法令提供了借口。被纳粹认定为纵火犯的荷兰人冯·德尔·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是同性恋者，因此大量的舆论都围绕其同性恋者身份而展开，如说他是仇视自由的同性恋者，在德国煽动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与纳粹头头的同性恋关系，使他听命于要他放火的意志，等等。而纳粹则借机掀起一轮镇压同性恋者的浪潮。

借同性恋者之名丑化政敌。冲锋队队长罗姆既是优秀的战士、杰出的组织家，也是一个铤而走险、喜欢激烈战斗的痞子，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军营、乱糟糟的会堂和喧闹的啤酒馆，在同性恋的圈子中如鱼得水。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冲锋队曾是希特勒主要依靠的力量，他当然不会去过多地干涉同性恋行为。因希特勒并未认真对待这一条款，罗姆更是积极为同性恋者说话。1934年4月16日，他成功地阻止了内政部部长瓦格纳（Adolf Wagner）根据“175条款”对冲锋队内部的同性恋者进行惩治的法律决定；此前几个月，他又与纳粹反同性恋的主要发言人和执行人、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会谈，想阻止后者全面清洗同性恋的计划。当罗姆于1934年被任命为内阁大臣后，双性恋者、西里西亚总督布卢克纳（Helmuth Bruckner）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不但以一种权威而明显的方式确认了最高法院就相互手淫问题反复重申的观点，还清楚地认可了这种行为，甚至通过公开赏识罗姆而取缔了种种限制。”[79]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为了结束革命的浪漫之梦，与保守力量，特别是传统军事-工业体结成同盟以控制并管理国家的实际事务，无情血洗了要求继续革命的冲锋队。第二天，戈培尔在新闻招待会上说，冲锋队“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野心，尤其是自己的反常性爱，放在首要地位。……他们的行为，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引起人们对全党领袖的怀疑，怀疑他们有可耻和令人恶心的反常性行为”。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在讲话中暗指罗姆的同性恋：“最恶劣的是，由于某种共同的嗜好，在冲锋队内部形成一个邪恶团体，他们成了阴谋的核心，而且也威胁着国家的安全。”[80]

以同性恋为罪名排斥异己。1938年2月4日，陆军总司令弗里契上将随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元帅一起被清洗出局，原因是他被指控为同性恋。这为希特勒直接掌握国防军、实施战争计划扫除了障碍。弗里契随后被指控为鸡奸罪而辞职，希特勒的战争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以种族身份覆盖性别身份。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是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新高峰。几百所犹太教堂被付之一炬，数千所犹太人的商店和办公室被捣毁，他们的住所也被焚烧，几十人被杀，2万—3万人被捕，更多的人受到攻击。此一暴行是对两天前犹太青年赫尔彻尔·格林兹本（Herschel Grynszpan）在巴黎枪杀德国驻法使馆一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Ernst von Rath）的报复。11月12日下午，戈培尔宣布：“犹太人格林兹本是犹太人人的代表，德国人冯·拉特是德国人民的代表。”[81]但最后，对凶手的审讯流产了，因为格林兹本声称：他与冯·拉特有同性恋关系——他利用他的同性恋者身份，阻止了纳粹利用他的犹太人身份。

在纳粹领袖中，对同性恋问题最为关心的是纳粹党副元首赫斯和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罗姆被清洗之后，希特勒开始支持对同性恋的严厉处置。1937年2月18日，希姆莱发表了一次有关同性恋问题的谈话：

我们1933年夺得政权时，发现有一些同性恋协会组织。会员大约有200万。负责这方面的官员甚至估计说，德国有400万同性恋者。我个人认为人数没有那么多。我的估计是100万到200万。这意味着7%到10%的男人是同性恋者。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意味着我们的人民将被这种传染病毁灭。从长远看，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不能抗拒其生活中和性平衡中的这样一种错乱。

……

在同性恋者中，有人采纳以下观点：“我所做的事同别人无关，这是我的私生活。”但这绝不是私生活，因为性领域的问题材关系到我们人民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们的世界支配权，关系到我们的重要性是否会降低到瑞士一样的水平。

……

同性恋者是一些理想的压迫对象。他们早就应该受到惩罚，已经有人顺从并承认错误了。他们最终软了下来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意志。你们看到，在大部分时间里，那些被抓住的人，他们会“完全自愿”地供出他们所知道的全部名单。因此，同性恋者随心所欲地招认一切，无疑是为了挽救他们自己的生命。在男人和男人的爱情中，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尽管他们曾经许诺过彼此相爱。

……

我们是一个国人的国家，不管这个制度有多少错误，我们还是要坚决同它连在一起。在为它的体制是最好的。我痛心地看到一些妇女协会和妇女团体，它们专干一些毁坏妇女魅力、尊严和才干的事情。女人的男性化倾向十分危险，长此以往，性别的差异将会消失。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日耳曼人特别是德国人都是由男人统治的。但是这个男人国家，因同性恋问题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

问题是我们的青年参加了一个已经非常男性化的运动。生活在一起的都是一群一群的男人，没有可能遇到姑娘。我认为，说我们走的是同性恋道路，一点也不应觉得奇怪。我请你们注意，在夏天的节日里，要你们的男人们去同女孩子跳舞。我也认为有必要让你们15—16岁的青年去同女孩子约会。假如一个男孩子有青春期爱情或露水似的爱情，他就得救了，他就远离了危险。我再明确地重复一遍，他们就再也不会去与他的同志们一起搞集体手淫了，也不会再去同男人或年轻男孩发生性交性质的友谊了。

……

时至今日，在我们党卫军队伍中，每个月都有一件同性恋事件发生。现在我郑重宣布如下决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人要正式降级，清除出党卫军队伍并移送法庭审理。他们还将根据我的命令送进集中营，如果有人企图逃跑，杀无赦。

……

我的目的是保护我们一贯追求的德国人的高贵血统和人种纯洁的事业。[82]

从纳粹主义的立场来看，同性恋的危险在于，它会导致性别失衡，妨碍血统纯洁。所以，性取向不但不是人性、本能方面的问题，也不属于生活方式或公民权利的范畴，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希姆莱建立了中央登记处，将所有的已知同性恋者登记在册，许多人被送进集中营。但仅仅抓起来是不够的。希姆莱很快发现：“我们上当了，把同性恋者送上法庭并让人把他们关起来，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当他们从监狱中出来后，依然故我，又成了同以前一样的同性恋者。”因此“应该把他们除掉，就好像我们拔除毒草一样，拔起来堆积在一起，点火烧掉。这不是一种报复。这样的人就应该从人间消失”[83]。德国的同性恋者是民族的叛徒，应该把他们消灭掉；对于被征服的民族，同性恋会加快其衰落以至最后死亡。所以，在德国毫不留情地杜绝同性恋，以保障高贵种族的纯洁性，而对被征服民族的同性恋者，则应予以宽容，以磨损他们的“锐气”。1941年11月5日，希姆莱推动制定了新条例——要求对警察部门和党卫军中的同性恋犯罪判处死刑，并要求所有党卫军成员签署一份声明：“我已被告之，元首在1941年11月5日下令，为了让党卫军和警察免遭同性恋本性的一切毒害，党卫军成员和警察如果与另一男子发生下流行为，或听凭自己被他下流地猥亵，将被处死，无论年龄大小。”[84]保安总局局长卡尔登布鲁纳要求帝国司法部颁布一项特别法令来强行阉割所有同性恋者。此一要求虽被拒绝，但确有一批又一批的同性恋者被阉割，1941年大约实施了2100例阉割，还用腌在瓶中的被割下的睾丸来奚落被阉割者，更多的同性恋者被抓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

由于纳粹主义将同性恋者视为民族的叛徒，因此，它对不同民族的同性恋者的态度是不同的。美国学者普兰特（Richard Plant）研究认为：“根据希姆莱的设想，被征服民族的同性恋会加速他们的衰落以至最后消亡，这是第三帝国迫害政策的重要成果。德国人中，同性恋应该毫不留情地杜绝，以保障高贵种族的纯洁性。至于被帝国征服的劣等民族的同性恋，则应予以宽容，这是磨损他们‘锐气’的策略。……为此，非德意志人的同性恋者，不应受到德国同性恋者一样的惩罚。”[85]这就意味着，德国人必须为同性恋付出更大的代价。有人回忆：“1943年，我在柏林遇见一个小伙子，他是从俄国前线回来休假的。他女人气十足，警察在车站把他抓起来投入监狱。此人从此消失了。我还记得两个替秘密机关工作的党卫队分子，他俩共同住在一个寡妇家里。一天，寡妇发现两个小伙子之间有问题，她将此事告诉了来到她家的另外两名党卫队员，两个小伙子被抓走并被杀害了。”[86]这说明在关系到纳粹千秋大业的问题上，希姆莱是坚持原则、毫不留情的。他的一个侄子是同性恋者，送到惩戒营后积习不改，他下令枪毙。只是因为希特勒的干预，才撤销了死刑令。纳粹把同性恋的危险看得如此之重，甚至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

然而，德国原是同性恋的大本营之一，同性恋行为却又是基于一部分人的内在需要，有其深刻的人性、心理基础。纳粹运动也不能自绝于同性恋气氛之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希特勒及其纳粹势力代表了德国社会的边缘和底层，不但其普通成员多是在街头四处寻找工作的绝望的男人，其领导核心中也多有吸毒者、心理变态者、说谎者、精神错乱症患者、忧郁症患者、酒鬼、自大狂、精神错乱者以及性变态者等。反同性恋的纳粹本身也无法与同性恋划清界限。专门监视柏林同性恋的特别警察局的领导人约瑟夫·迈辛格尔就是一个做过阉割术的同性恋者。因而，无论希姆莱如何讲政治，都始终未能让同性恋在德国，甚至在灭绝营中灭绝。其二，希特勒需要“信徒”狂热的爱慕与崇拜：“我一直说，我是从年轻冲锋队队员闪闪发亮的眼睛中汲取力量来继续我的工作的。”他认为，只要不堕落为性接触，两个男子之间，特别是成年男子和青少年之间的拥抚行为是有益的。[87]这种宽容可能导致同性之间的亲密接触，培育同性恋倾向。其三，纳粹运动原为清一色男性的、准军事化的世界，其中易于滋生同性之间的情欲。纳粹的千年帝国需要造就一代青年。在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信念的“希特勒青年团”中，大量青年周末都要参与集体活动，进行集体训练。男人集中的地方无疑是同性恋倾向滋长的土壤。青年团员、冲锋队队员、党卫队队员都可能是同性恋者，国防军也不例外。

即使如此，同性恋也不能被根除。惩罚同性恋者的集中营同时也是同性恋行为活跃的空间。若干男性集中在一个拥挤而幽闭的空间内，增加了同性恋的威胁。粉红色三角标志出现后，这一威胁更加严重，即使严惩也收效甚微。究竟是把他们集中起来还是分散开来，监管者大为头疼。每个营区都选择特殊的监督方法。比如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大约有200名同性恋者，灯火通宵燃烧，看守要求他们把双手放在被子上面。对囚犯可以这样要求，但如果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各管区的“领导”以及囚犯中选出的头头、监工等等知法犯法，凭借权力要求犯人提供性服务，那就无法控制了。这些人或原来就是同性恋者，或是在集中营特殊环境中滋生了同性恋倾向。在萨克森豪森，一个负责看管同性恋隔离营的党卫军，自己后来也被指控为同性恋，最终被送进同一隔离营，不但被党卫军军官，也被一大群犯人暴打一顿。[88]在林茨（Linz）集中营，各分营的头头们除粗野和野蛮地对待囚犯外，还有鸡奸这一匪夷所思的嗜好；在斯特鲁多弗集中营，一个当厨子的监工挑了两个15岁的俄国男孩为他服务，另一个当伙夫的监工则有一个比利时男孩陪伴。一些囚犯为了活下来，不得不向各类“领导”提供性服务，特别是苏联和波兰的男青年，他们在其主人面前表现得特别乖巧柔媚，以获得一些特殊赠品和特别关照，如一碗汤之类。纳粹越是禁止同性恋，掌权者的享受同性恋的欲望就越强，冠冕堂皇的政策无法制止，甚至怂恿隐秘的放纵。因此集中营的同性恋者也分成两类：有权力与无权力的：“集中营里那些被党卫军从囚犯中挑选出来干杂活或监工的卡保们，几乎个个都是粉红色三角的佩戴者，他们对手下犯人简直有生杀大权，他们是囚区中的绝对权威，他们淫乱无度，相互间明争暗斗。”[89]当同性恋作为一种被禁止的行为时，它同时也就成了以权谋私的机会，一些被虐待的同性恋者就需要做出选择。海因茨·黑格尔回忆说：“我除了寻求一位头头或卡保保护外，别无他法。他把其他前来要求我提供性服务的人拒之门外。他保障我更多的食品和保护我的岗位。作为回报，我必须成为他的‘朋友’，在他有性要求时，上他的床。”[90]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因为不存在双方分享的快乐，而是完全的屈就和顺从。自我内在的欲望被禁止了，却要被动地迎合各级“领导”的性虐待。为了实现被纳粹禁止的欲望而利用纳粹赋予的权力，这些同性恋者是可鄙的；为了活下去而接受同性的纵欲，这是可悲的；真情的同性恋被禁止、真诚相爱的同性恋者被迫害，这是集中营最丑陋的一页。

纳粹迫害同性恋者的历史再一次表明，真正使这种性取向“变态”的是极权体制对公民生活的扭曲。同性恋倾向是无法根绝的，但同性恋者却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同性恋者在集中营中的表现不比其他群体逊色，但解放后，却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出来对这种压迫现象施以援手，他们作为被迫害者的身份一直不被承认，没有享受法律方面的自由，依然在不同国家接受继续惩治同性恋的法律。史学家吉勒德·科斯科维奇（Gerard Koskovich）指出：“证据表明，同盟占领军把被关押的同性恋按照传统的惩戒制度对待，视他们为性犯罪，认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解放后，他们应继续服刑。”[91]令人浩叹的是，某些同性恋者还要回到监狱去，接受根据“175条款”的判决，且其刑期还不能扣除他们在集中营待的那些年月。在暴政之下，同性恋者比其他人付出更多；暴政结束之后，他们仍然保持沉默。

野火烧不尽。2001年4月26日，专为纪念被纳粹迫害的同性恋者大会在巴黎召开。会前，法国总理在一次会上宣布：“……我们国家完全承认，在被德国占领期间发生过对某些少数群体、西班牙的难民、茨冈人和同性恋者残酷迫害的事实。”会议期间，巴黎市长致函表示支持：“我明确地再次强调，纪念会是为所有曾经被囚人员举行的，无一例外，他们都应受到尊重。”[92]这次会议不仅正式认可同性恋群体作为纳粹受害者的身份，而且也表明经过长期斗争之后，文明人类逐步告别专制及与专制俱来的褊狭、歧视和凌辱，开始理解并尊重同性恋者。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这不只是宽容，而且还因为他们面对禁令而勇敢地公开自己的身份，以自己的牺牲为人类争得了一种公民权利。

[1]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50页。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无人性的一句话。如果不是德国战败，犹太人肯定会在欧洲绝迹。

[2]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1993），傅勇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3] 参见托尔斯腾·克尔讷：《纳粹德国的兴亡》，第54页。

[4]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272页。

[5] 保罗·弗·卡明斯：《达豪的歌——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的传奇人生》（1990），常涛等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6] 保罗·弗·卡明斯：《达豪的歌——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的传奇人生》，第118页。

[7] 保罗·弗·卡明斯：《达豪的歌——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的传奇人生》，第116页。

[8] 保罗·弗·卡明斯：《达豪的歌——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的传奇人生》，第121页。

[9] 保罗·弗·卡明斯：《达豪的歌——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的传奇人生》，第122页。

[10] 保罗·弗·卡明斯：《达豪的歌——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的传奇人生》，第120页。

[11] 保罗·弗·卡明斯：《达豪的歌——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的传奇人生》，第126页。

[12] 保罗·弗·卡明斯：《达豪的歌——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的传奇人生》，第139页。

[13]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93—94页。

[14] 保罗·弗·卡明斯：《达豪的歌——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的传奇人生》，第116、117页。

[15] 保罗·弗·卡明斯：《达豪的歌——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的传奇人生》，第119页。

[16] 阿尔方斯·黑克：《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第109页。

[17]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383—384页。

[18]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1968），米尚志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9]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21页。

[20]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28页。

[21]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50页。

[22]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53页。

[23]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60页。

[24]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40—41页。

[25]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75页。

[26]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78—79页。

[27]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81页。

[28]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103页。

[29]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113页。

[30]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147—148页。

[31] 尤雷克·贝克尔：《说谎者雅各布》，第193—194页。

[32] 威廉·夏伊勒：《柏林日记》，张若涵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371、222—223页。

[33] 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7页。

[34] 维克多·弗兰克：《活出意义来》，第33—34页。

[35] 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1943），《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36]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10页。

[37]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13页。

[38]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46页。

[39]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55页。

[40]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22页。

[41]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25页。

[42]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14—15页。

[43]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40—41页。

[44]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45页。

[45]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53—54页。

[46]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13—14页。

[47]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62页。

[48]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61页。

[49]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69页。

[50]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77—78页。

[51]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82页。

[52]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109页。

[53]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1960），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341页。

[54] 蕾娜特·温德：《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1990），陈惠雅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55] 蕾娜特·温德：《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第75页。

[56] 蕾娜特·温德：《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第80页。

[57]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120页。

[58] 蕾娜特·温德：《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第133页。

[59] 蕾娜特·温德：《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第167页。

[60] 朋霍费尔：《伦理学》（1943），胡其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61]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08页。

[62] 蕾娜特·温德：《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第180页。

[63] 蕾娜特·温德：《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第37页。

[64] 蕾娜特·温德：《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第192、193页。

[65] 蕾娜特·温德：《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第203页。

[66]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第200—201页。

[67] 转引自G.莱布霍兹：《朋霍费尔牧师传略》，朋霍费尔《作门徒的代价》，安希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68] 蕾娜特·温德：《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第141页。

[69] G.莱布霍兹：《朋霍费尔牧师传略》，朋霍费尔《作门徒的代价》，第22—23页。

[70]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2002），邵济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71]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88页。

[72]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84页。

[73] 参见杰弗里·吉勒斯：《干吗为同性恋操心？纳粹德国的同性恋恐惧和性政治》，童嵩译，载《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237页。

[74]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15页。

[75]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19页。

[76]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26页。

[77]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25页。

[78]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36页。

[79] 转引自杰弗里·吉勒斯：《干吗为同性恋操心？纳粹德国的同性恋恐惧和性政治》，童嵩译，载《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第244页。

[80] 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2006），卞德清等译，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81]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53页。

[82]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32—33、34、35、53、96、97、99页。

[83]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37页。

[84] 转引自杰弗里·吉勒斯：《干吗为同性恋操心？纳粹德国的同性恋恐惧和性政治》，童嵩译，载《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第246页。

[85]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99页。

[86]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39页。

[87] 参见杰弗里·吉勒斯：《干吗为同性恋操心？纳粹德国的同性恋恐惧和性政治》，童嵩译，载《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第236—237页。

[88] 参见杰弗里·吉勒斯：《干吗为同性恋操心？纳粹德国的同性恋恐惧和性政治》，童嵩译，载《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第235—236页。

[89]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91页。

[90]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91页。

[91]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151页。

[92] 让·勒比图：《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第268、269页。

二十四、囚犯艺术的多歧性

为什么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在我最能意识到，对，恰恰就在我最能意识到一度脍炙人口的一切“美和崇高”的全部微妙之处的时刻，我却偏偏意识不到，而作出了那种不体面的行为，那种……是的，总而言之，是那种似乎大家都在做，可是却偏偏是我最清楚地意识到完全不该做的那种事？我对善良和一切“美和崇高”理解得越深，我在我的泥潭里便陷得越深，而且越来越沉沦其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1]

艺术是自由的形式，艺术是解放的象喻，艺术是幸福的承诺……作为对野蛮的对抗，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不断发现种种精神力量，使人在死亡、类似于死亡或接近于死亡的境况中，依然活得像正常人一样。以美丽对抗丑陋，以艺术驯化野蛮，是文明人类的理想和实践之一。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叙述过监狱里的一次戏剧演出，让读者永远记下了那些卑微的罪犯们，是如何通过艺术获得幸福并可爱起来的。“请想想看，平素是监狱、脚镣、囚禁、永无终期的悲惨岁月，像阴雨连绵的秋天一样单调而乏味的生活——突然间，这些受压抑、被监禁的囚徒可以松一口气痛快一阵了，他们忘掉了沉痛的噩梦，组织起一个剧团……”“在那布满皱纹、打着烙印的前额和双颊上，在那时而闪射着可怕的火焰的眼睛里，在那直到此时都一直郁郁不乐的人们的目光中，闪耀着一种孩童般的愉快、高兴和欣喜若狂的奇异光芒。”“散场时囚犯们一个个都喜笑颜开，高高兴兴，称赞演员，感谢值日官。听不到争吵声。大家似乎都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感到很幸福，晚上睡得也特别香甜，大家几乎都是怀着平静的心情入睡的……这些可怜的人仅仅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意志过一小会儿人类的快乐生活；哪怕只让他们过一小时非监狱的生活，哪怕只有几分钟，人在精神上也会有所变化。”[2]据说，俄国沙皇也曾被这部小说感动得落泪。

艺术使人美好，审美能改善人的行为。但艺术没有使人立地成佛的力量，也没有制止罪恶与暴行的效果，有时甚至可能与邪恶相伴，成为残酷与恐怖的一个方面。这不是重复柏拉图、卢梭和托尔斯泰对艺术的攻击，而是纳粹德国的启示。

1. 涵养人性

纳粹处置东欧犹太人的一般程序，是先在当地颁布一系列禁令，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和人权，然后把他们驱赶到便于集中控制和迁移的隔离区，最后再分别运到其他劳动营或灭绝营。作为大屠杀的“等候室”，隔离区只存在于东欧，西欧类似于隔离区功能的设施一般叫“犹太人中转营”或“犹太人集结营地”等，属于广义的集中营。在一般情况下，“犹太人区肮脏零乱，疾病蔓延，人们受着饥饿的驱使，为了生存，什么侮辱人格的事都做得出来”。“这些状况反过来又使得纳粹可以以应对疾病和流行病为由，光明正大地灭除居住区里的居民。”[3]

风景秀丽的捷克小镇特莱津（Terezin），原是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于1780年以其母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9）之名建成的要塞。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捷克，6月宣布一系列反犹太人法规；1941年10月，党卫队保安局局长、大屠杀的主要领导人海德里希看中了特莱津的封闭性和现成的旧军营，将其改建成犹太人的隔离区，并易名为“特莱西恩斯塔特”（Theresienstadt）。先后有10万左右的捷克犹太人被关押在原来只能容纳6000人的旧军营中。环境恶劣、资源贫乏加上严密控制、残酷迫害，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中，共有超过3.3万名囚徒死在这里，有时仅斑疹、伤寒和饥饿一天就要夺走上百条生命。1943年11月17日，纳粹冲锋队发现有人逃亡，就将4万多犹太人押解到空地上点名，从清晨到深夜，没吃没喝还不准上厕所，当场死亡300多人。尤其是自1942年1月第一列满载犹太人囚徒的列车从这里开往东方的奥斯维辛后，特莱津就真正成为死亡集中营的中转站。这一点，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影片《送往天堂》中得到反映。

特莱津集中营的“死亡之门”

在纳粹众多的隔都和集中营中，特莱津这个孤立的社群以文化繁荣而著称。关押在这里的一大批捷克犹太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和教授）无视死亡和恐怖，利用有限的条件，坚持从事教学、表演、音乐和绘画等创造活动，他们留下来的作品，成为集中营文艺的代表。

特莱津关押着1.5万名儿童，他们被迫和父母分开，被编了号，挤在到处是臭虫、虱子和跳蚤的房间里，与饥饿、寒冷、生病为伴。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关押在这里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保护民族的未来是自己的责任。他们白天干活，晚上轮流给孩子上课，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艺术家坚持教孩子画画、唱歌、演戏，诗人坚持教孩子写诗，甚至还出了一种叫《先锋》（1942年12月18日—1944年7月30日）的杂志。一位盲人艺术家用捡来的废铁丝，为孩子们精心制作了几个人物与动物造型。原奥地利儿童教育家、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放弃了出逃的机会，坚持在特莱津教孩子们画画，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美不是自然的模仿，不是它的一个肖像；它是在变化和多样性中的一个表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完全固定的美。”[4]特莱津的孩子们留下了4500张画和近800页《先锋》杂志。

在不正常的环境中维护孩子的正常发展，保护民族的未来，这是特莱津艺术的根本性质。弗利德认为，在充满饥饿、羞辱、暴力和丑恶的畸形环境中，孩子们的心灵会失去常态，因此重要的是“引导孩子们保留一双正常的眼睛，仍然能够看到和理解什么是美；引导他们保留爱的能力，把这样的种子播入孩子们的心田，期待它慢慢地萌芽和生长”[5]。在失去自由的特莱津，艺术滋养着孩子们的感知、体验和希冀，培育着孩子们正常的人性。

这里有孩子们的生存感。死亡随时可至，环境无比暗淡，孩子们从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想象中寻找正义和尊严，通过“我从何处来，我向何处去”来塑造正常的感情和生活状态。小画家们的习作洋溢着美的热爱、对生的渴望，这里有家乡的景致、传统的犹太节日场景和亲切的家庭聚餐。一个孩子画了犹太人在奉献日点亮的九支烛台，她当然无法过奉献日了，但画中不熄的烛火，却延续了两千年犹太历史，在恐怖中发光并流传下来。在《特莱津的房子》中，画面上呈现的是空旷安详的民居，小画家把特莱津画成了自己的家乡，正像一个孩子的诗中说的：“我在瞭望，瞭望着/进入那宽广的世界，/进入宽广的世界、遥远的世界。/我瞭望着东南方，/我望着，望着我的家乡。”[6]有过去才有未来。一位小诗人写道：“我要独自离去，去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不一样，他们更为善良，/那个地方很远，谁也不知道在哪儿，/在那里，一个人不杀死另一个人。”这个孩子在另一首诗《给奥尔加》表达了“我们一定要扬帆/去一个未知的港湾”的意愿。在另一个孩子的《人在船上》的画中得到表现。在身体被囚禁的时候，孩子们抒发着自由的渴望：“终有一天，我要高高地飞翔。/从我身体的重负中解脱，/自由地在广阔中飞翔，自由地飞出很远很远，/和我在一起的，是我自由的村庄。”[7]

这里有孩子们的审美感。在囚禁的岁月中，孩子们抒发着他们的自由想象；在隆冬的严酷中，孩子们坚守着心灵中的春天。他们的诗画表现着广阔的世界、丰富的色彩和多样的声音。金色秋叶轻轻落下的花园，自由飞舞的鸟、蝴蝶和蜜蜂，太阳在笑、星星在舞、鸢尾花在傲然生长，河里走着大船小船、天上飞着飞机、地上跑着火车，也有宁静的落日、清朗的夜空和望着窗外的女孩……一个孩子在《有着架子床的房间》的画中，把自己在特莱津拥挤的住房画得很宽松，旁边还有一瓶花和一盘水果。他们在哀伤的困境中表现着健全的正常的生活，用幼稚的画笔宣告他们绝不放弃活着的权利。“当露水在青草上闪光/大地飘浮着晨光，/一只黑色的鸟儿在枝头歌唱/在夜晚之后，向黎明问候。/于是我知道，活着是多么美好。”在以《画》为题的诗中，一个孩子描述“特莱津的画家们”在冻饿交加之中仍然“要把窗户敞开”，“要挣脱那通向深渊的轨道，/要活着，在黑暗中，仍然创造”！“……我想飞翔，可是能去哪儿，又能飞多高？/假如我也挂在枝头，既然树能开花/为什么我就不能？我不想就这样凋谢！”[8]一个个被囚禁的孩子，写下了、画下了他们再也看不到的世界，同时也把美好的生活场景和人性情感带到了封闭的世界。

这里有孩子们的是非感。在《黑屋子的星光》的画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片黑：黑色的屋子，黑色的塔楼，黑色的植物，星光也是黑色的。孩子们害怕黑暗，但没有被黑暗完全笼罩。弗利德告诉孩子们：“你要用光明来定义黑暗，用黑暗来定义光明。”[9]小画家的笔下有冷酷的党卫军、拿棍子的警察、黑色的囚房、暗夜中遣送犹太人去奥斯维辛的火车。小诗人在抗议他们遭受的苦难。一个小诗人写道：“我在这里住了七个星期，/被囚禁在这个集中营。/……蒲公英在招呼着我/还有院子里开着白花的栗树枝条。/只是，我再也没见到另一只蝴蝶。……/蝴蝶不住在这里，/不住在集中营。”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特莱津，生活就像地狱。/可什么时候能回家，我至今也不知道。”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孩子写道：“一切都倾斜了，像一个蹒跚、佝偻的老妇人。/每个人目光闪闪，都盯着唯一的期待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屋子更挤了，气味的身子挨着身子，有着亮光的阁楼在尖叫着，经久不息。”但他们依然为自己的民族骄傲，画上有犹太大叔的图像，诗作中有“我是一个犹太人，永远不会改变，纵然我要死于饥饿，我也不会屈服”的信念。[10]

在特莱津，画画、集会等都是不被允许的，纸张及其他的画画工具也是不允许拥有的，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们在弗利德和其他大人的带领下，仍然展示了顽强的求生意志、健全的审美感和道德感，而这些艺术行为培育了孩子们对追求真善美的能力，使这些小囚徒拥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和行为。一个孩子给父亲写信说：“您答应了给我带书的/因为，真的，我没有书可读。/所以请求您，明天就来，就在日落之前。/我肯定会很开心。”[11]另一个孩子在《先锋》上写道：“当世界上别的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房间，我们只有30厘米×70厘米的一个床位；别的孩子有自由，我们却生活得像是被锁链拴住的狗；当他们的衣柜里塞满了玩具的时候，我们在争取让自己的床头有一小块遮蔽的空间；你要知道，我们只是孩子，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或许，我们更成熟一些（这要感谢特莱津），可是，我们也是一样平常的孩子。”[12]1944年6月11日，管理L417一号房的艾辛格（Valtr Eisinger）教授结婚了，孩子们背着老师，请每天去墙外干活的大人偷偷带进一些花朵，省下每日口粮请食堂师傅做了一个“蛋糕”，还找到一支钢笔，他们用这些礼物来祝福这对新婚夫妇。新娘回忆说，这是她经历的最感动的一刻。暴政和邪恶可以限制人的活动，剥夺人的权利，毁灭人的肉体，但永远无法占领孩子们的心灵。1986年的春天，特莱津的幸存者们，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为名，出版了介绍《先锋》杂志的书。

一面是纳粹灭绝人性的恐怖暴行，一面是孩子们坚忍追求善美的信仰；一面是毒气室和焚尸炉，一面是孩子们的歌声和画作——因为有了艺术，特莱津才不仅仅是肮脏封闭、阴森恐怖的囚牢，这里的生活才不仅仅是黯淡无光的苦役和时刻萦绕的死亡。人性的光辉，艺术的自由，对美的创造和智慧的思考都在这里凝聚起来。一个幸存者回忆说，大家都要把他们关进盒子里去，只有弗利德在把他们领出来。我们永远难释怀的是，1500多名儿童中，只有100多人活了下来，只有几个人后来圆了艺术家的梦想。“小男孩，甜甜的小男孩子，/就像盛开的花朵。/花儿再次开放，/小男孩却不见了。”[13]显然，我们今天面对这些图画与诗作时，拥有的不是愉悦的欣赏之情，而是永难释怀的难受和悲怆。

艺术在奥斯维辛的效果也是复杂的。弗兰克专门分析过这一现象：“集中营里，也会有艺术这种东西么？这倒要看你所谓的艺术究竟是指什么东西而定。营中不时举行一些业余节目。每逢其时，有幢茅舍便会暂时腾出来，排上几条木凳，还有人负责草拟一张节目单。……节目中有歌唱、诵诗、讲笑话等等，有的还暗暗讽刺营中的人、事、物。这一切，全是刻意要帮助我们忘忧的——也的确有所帮助。……在工地的半个钟头午餐时间里，我们可以分汤时聚集到一间未完工的机房内。进门时，每人都得到一勺稀汤。大伙儿正啜得起劲，有个俘虏爬到一个桶子上，唱起意大利抒情曲来。我们欣赏了他的歌，他则获得双份‘直接由桶底捞上来’的汤——这表示汤里有豌豆！”

当然，营中的一切艺术活动，一般说来都显得有些怪异。我愿意说，一切与艺术有关的活动所给人的真实印象，恰恰都源于活动本身与荒凉的营中的生活之间不协调的对比。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在奥斯维辛过的第二夜，由疲惫已极的熟睡中被一阵音乐吵醒的情景。原来茅舍中那个资深舍监正在他的房中举行一种庆典。……他酒醉了的嗓子，嚎叫出陈腐的曲调。突然间，一切归于寂静。就在万籁俱寂的夜里，一支小提琴幽幽地唱出一首凄怨欲绝的探戈——一首百听不厌、久奏不腻的仙曲。弦弦掩抑声声思，我也跟着小提琴掩泣起来……[14]

这种经验是充满歧义的。在其他集中营也是如此。1944年底，埃利·维赛尔从奥斯维辛被押解到布痕瓦尔德，在黑夜里，死人与活人杂陈的地方，他听到了朱利克在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片段。“黑暗严锁了我们，我只能听见琴声。朱利克的灵魂仿佛成了一张琴弓，他正在演奏他自己的生命。他的全部生命都在琴弦上滑动——那些没有实现的希冀，那些被烧成灰烬的经历，那些湮灭的未来。他正在演奏永远不可能再演奏的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朱利克。我怎能忘记这场为死人和行将就木的人举行的音乐会？直到今天，每当我听见贝多芬的这段乐曲，就会闭上眼睛，一张苍白、忧郁的面孔在黑暗中悄然浮起……”[15]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因为其中一些是匈牙利犹太艺术家，因此艺术生活较为丰富。晚上熄灯后，有人演唱。现场的听者感到：“夜深之际，那些绝望、饥饿的人群中响起天籁般的歌声，唱着作曲家威尔第与瓦格纳的歌曲……他唱了10分钟、15分钟，那简直太美了。”[16]优美的音乐反衬着集中营的残酷，囚犯不可能从中得到解脱和舒缓。然而，尽管充满无奈和忧伤，囚犯们毕竟因音乐而拥有了片刻的美好，感到人生可能拥有的另一种经验，所有这些都丰富了音乐的传统功能，使得囚禁中的生活也有了一些人性的光辉和尊严。

2. 记录真相

“模仿论”是西方文化史上最古老的艺术理论之一，近代以来它演变为写实论、再现论和反映论。此论原则上要求模仿（反映、再现）者与被模仿（反映、再现）者之间的相似甚至相同，以至于它与原物虽不是同一个东西，但又能创造出一种幻觉，使艺术品看上去与原物一样。在理想的意义上，一件文艺作品应当看上去不是一件艺术作品（不是它自己），而是某种客观现实，判断作品的标准不是作品自身而是被模仿（反映、再现）的现实。当然，完全客观的模仿（反映、再现）是一种神话。在模仿（反映、再现）世界时，人的心灵活动——综合、组织、选择、统一等至少与感官从现实接受的被动印象一样重要，而且每一个社会集团和文化系统都对“现实”有自己的理解，任何写实行为、现实主义都是相对的，随文化环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从根本上说艺术与现实不是复制关系，而是从一种特定的人类观点、立场和角度及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对现实做出的再现与解释。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本质上是一种想象性建构，它经过了主体的解释和变换。

无疑的，艺术的模仿（反映、再现）性质在绘画中最为鲜明：画一个对象，意味着绘画作品“像”一个对象。在先锋艺术诞生这前，西方美术的主流是模仿、写实，这使得美术作品有其严格的对象制约和客观限制，而画家的任务则是如何完成模仿。像所有艺术一样，绘画也以美为标准。从而，绘画就有两种功能：或美化现实，或真实反映。在特莱津，小画家之外还有大画家，前者是自由的表达，后者却是遵命之作。当国际红十字会的几个瑞士人来检查时，拉姆把他们引到了画室。看着像天使一样的孩子，瑞士人满意了：特莱津“确实可爱”。

美国作家格林（Gerald Green）的小说《大屠杀》（1978年出版，作者后将其改编为长达九个半小时的电视片，创下了欧洲收视率最高纪录）集中了大屠杀的全部要素：犹太人的自我欺骗、逆来顺受及最后关头的反抗，从“安乐死”计划到“最终解决”的种族政策演变，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恩斯特·卡尔登布鲁纳、艾希曼等大屠杀策划者各自的动机和行动，犹太自治会的无奈和软弱，正直的、怀有偏见的、自觉半自觉地参与罪恶的各类德国人，基辅郊区巴比耶尔的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等等。在这些丰富的材料中，也涉及特莱津的绘画活动，并聚焦于“绘画有什么用”这一核心问题。

柏林犹太人青年卡尔·魏斯于1938年11月14日被关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先在画室给党卫军军官画像。1942年1月又与其他囚犯一起被送往特莱津，党卫军看过他的履历，点名要他到画室工作。这里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第一流的画家，其任务是制作“犹太人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幸福生活”的图画。对于这些新来者，拉姆再三强调：这是元首给他们的一座城，是专为犹太人预备的城。他们应该使它保持整洁，应该遵守法律，应该和当局合作。特莱西恩施塔特会把人们所传播的关于德国人如何虐待犹太人的谎言全部驳倒。[17]特莱津画室的任务是配合纳粹的宣传，向外展示集中营的正常和美好。利用艺术进行欺骗性宣传，这种伎俩在现代社会中并不鲜见。

在布痕瓦尔德时，魏斯就领教过纳粹集中营的全部残忍和恐怖，他理所当然知道特莱津画室所作全是谎言。但画室的主任埃米尔·弗赖却告诉他：“我们这儿是一群折衷画派，你们看见陈列着的画是一种风格，也许可算是浪漫主义的，但是如果你们要，我们搞的也有现实主义的，对社会批判的画。”[18]浪漫主义就是无视现实环境，制作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现实主义则是严肃地面对现实，把特莱津的真相再现出来。两种绘画、两种工作，画家们完成了纳粹的任务，同时也进行着严肃的创作。在画室的窗台板下，画家们藏着他们自己的画作《死刑犯》（三具尸体挂在绞刑架下，几个党卫队队员瞪着眼睛站在周围）和《最后旅程》（一卡车的棺材，每个棺材都标出一个大卫之星）。魏斯明白了这些画家的动机，带着全部精力和技巧投入工作。白天，他们按照纳粹的要求歌颂光明，美化现实，扮演着纳粹合作者的角色，画着《工作，服从，感谢》这样的招贴画——工作的犹太人有着快乐的面容。晚上，他们恢复了艺术家的本来面目，拉下百叶窗，埋头创作着描绘集中营骇人状况和德国人惨无人道的画：《犹太人的面容》（一大群挨着饿、眼眶深陷的孩子，伸出拿着盘子的手，乞讨食物）、《等候末日的来临》（一群悲苦的犹太老人）、《主宰民族》（画面上是粗具人形，更类似猪的人物）、《点名》（可怕的人海，天上笼罩着乌云，党卫队在清点人数）。卡尔的《输送到东方》已经暗示了从特莱津通向奥斯维辛的死亡之路——一队犹太人，衣服上都标有黄色星号，一个个垂头丧气，伛偻着身体，正准备登上一列火车。魏斯和他的同事们都知道《元首送给犹太人一座城市》这部电影，但他们不愿看到真实被掩盖，不愿世人对纳粹的宣传信以为真，于是他们用自己的画去驳斥那些谎言，为集中营留下一份真实记录。这是艺术的两面，也是艺术家的两面，区别在于是否真正面对现实，表现真实。从画家们的本性来说，他们追求的是现实主义的绘画，这也符合他们作为囚犯的身份。但画家也可以为邪恶和暴政服务，被迫闭上眼睛为政治服务。何去何从，取决于力量对比。

画家懂的道理，高度重视宣传工作的纳粹当然也明白。画家菲舍尔用五幅画和一个他认为是正派的捷克警察换了几根香烟、一罐果酱，以至于这五幅画最后落到纳粹党卫军高级领导人卡尔登布鲁纳手中，此时纳粹高层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接着，多尔夫少校奉命去处理此事。1943年4月，多尔夫与艾希曼、拉姆一起，要求画家们交出他们自己的创作。艾希曼恶狠狠地说：“像这样十恶不赦的画还有多少，藏在什么地方，外边是谁和你们联系，帮你们把这些画偷运出去！”画家们各自承认了自己所作的画，但坚决不承认还有别的画。他们的对话涉及了对艺术功用的不同理解：

艾希曼……问道：“你倒说说看，艺术的功用是什么？”

“艺术的功用吗？”魏斯反问了一句。“贝伦森说，艺术的功能在于充实生活。”

艾希曼脸上有了光彩。“说得好！说得妙！充实生活！”他指了指那几张画。“你叫这些东西是充实生活的吗？这些垃圾，这些破烂？你怎么可以这样歪曲事实，还敢称它们为艺术？”

“它们反映的是事实。”魏斯说。

“那么，告诉我，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检查了十多次这个集中营，怎么会没发现这些情况。”“他们被瞒过了。”魏斯说。[19]

艺术要充实人的生活，美当然是生活的要求之一。艾希曼的意思是，绘画中的一切都应是美的，丑恶的、残酷的现实场景不应在画面上呈现。但魏斯则认为，绘画的标准是真实，是像生活本身一样的真实。毫无疑问，双方的分歧不是对艺术理想的不同理解，而是对绘画要不要尊重事实，画家有没有权利画出眼中世界的不同见解。强权和暴力压迫着艺术家，魏斯等人被严刑拷打了四天，魏斯的手指全部被打碎，但他们都没有招供，纳粹分子无从获得消息。在暴政之下，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行为，真正使事情变得复杂的是，强权和暴力居然是以美和艺术的名义做出的。

美与真的关系，艺术的价值在于美还是在于真，这是西方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柏拉图认为，模仿的艺术，包括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都只模仿事物的外观，因此是不真的。进而，柏拉图还认为，模仿的艺术（特别是诗与音乐）不但是虚假的，而且还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腐蚀公民，所以在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城邦中，没有模仿艺术的位置。把柏拉图攻击艺术的观点从其理念论语境中剥离出来，我们就不难发现，他牢牢地抓住了模仿艺术一个重大缺陷：既然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那么，它的性质和价值就不为艺术作品所具有，而是它所模仿的事物的寄生物，模仿论的艺术观实际上取消了艺术的独立性。而一旦艺术没有独立品格，那么艺术家模仿那些人人都知道的事物的形状，提供这些我们早已熟悉的东西的复制品，又有什么作用？如果模仿取决于原物，我们对艺术品的反应和评价就无异于我们对那些不属于艺术的原物的反应和评价，这样，凡是对人的性格和心灵发展有不良影响的事物，如柏拉图说的那些，一旦出现在艺术中，就会对人的性格和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相反，如果艺术模仿的是好人好事，那么它就会对人的性格和心灵产生好的影响。模仿论总是把我们对艺术问题的讨论引向对它模仿的原物的讨论，而忽略了艺术自身。所以，柏拉图虽然极端，但他对模仿艺术的攻击和对模仿论的分析无疑是准确的。就艾希曼和魏斯的“艺术争论”来说，双方看重的都不是艺术本身，而是艺术的功用。艾希曼要求艺术的美，因为这美的艺术再现的是特莱津生活的美好和幸福，歌颂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亲善。魏斯坚持艺术的真，因为这真的艺术可以如实反映特莱津的现实，揭露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不用说，特莱津犹太人的生活状况与美无关，要求在这种情境中生产的艺术是美的，就是要求艺术家在真实面前闭上眼睛，用艺术的“瞒和骗”为纳粹服务。

就美和真的关系来说，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尽管美学史上的多数理论都要求美与真统一或既真且美，但在实际上，确实有许多伟大的艺术美而不真或真而不美。比如德国浪漫派就认为，现实生活是平庸乏味甚至丑陋邪恶的，是需要用诗来否定和克服的东西，诗人的目的就是用一种想象的、理想的东西造成生活的诗化。因此，诗是绝对名副其实的实在，越是富有诗意，也就越是真实。德国浪漫派以诗美为真实，实际上是取消了真实的价值。当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恶”为美的时候，真实又成为美的标准。从总的趋势看，西方艺术的发展就是艺术摆脱美的过程。首先是把美看作审美价值的一种。18世纪末，“崇高”和“丑”的出现，已经表明美不是艺术的唯一价值。甚至像《俄狄浦斯王》《李尔王》这样的古典作品，尽可以说它们是有力的、庄严的、有吸引力的等等，但绝不能说它们是美的，于是人们用“审美价值”、“表现力”等指称它们的意义。其次是把审美价值看作是艺术价值的一种。在谢林、黑格尔这些古典美学家看来，艺术还是以审美为轴心的，崇高、丑虽不是美，但是在艺术中具有审美价值。但20世纪却更重在艺术的新奇、抽象、变形等，美和审美已经从艺术中被清除出去。艺术的目的不但不是表现美，也不是表现审美价值。最后“艺术”这个概念也受到质疑。艺术作为美学或艺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也不那么可靠，向“美”宣战的先锋艺术最后也没有放过“艺术”，现代主义所创造的新形式就不再是美的形式，而可能是变形的、夸张的、丑陋的、破碎的、怪诞的。不止是先锋派的挑战，全球文化的交流也滋养了相对主义的艺术观。当我们面对一座黑人雕塑、一个波利尼西亚拜物的物神，一扇罗曼斯风格的彩色玻璃窗，我们应该按什么标准对它们下判断呢？无论如何都不是美。美的地位的衰落和艺术的解体，是20世纪敏感心灵对人类处境的回应。在这个世纪，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充满了矛盾，几乎过去的每一点设想，每一点诚意都受到怀疑。暴力、战争、集中营、种族清洗、核武器等充斥于生活世界，异化、无力、恐惧、焦虑、绝望等成为现代人的主导经验。法国外交家塔列朗（Talleyrand-Péigord）说过，只有生活在1789年以前的人，才能品尝一切生活的甜蜜；1930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补充了一句：“而一个多世纪后的我们，则又把19世纪初期看作平静美好的时光的继续。”19世纪70年代，一位德国史学家写道：“当我们今天读歌德时代那些信件和日记时，那就仿佛我们和它隔离了不只是几十年，而是有几百年。”[20]1944年，流亡中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退而把1914年作为光明和黑暗的分界线。顺着这个逻辑，特莱津的艺术家已不是向前寻找，而是把集中营之外的世界看作是“光明”的世界了。在囚犯饱受迫害并随时可能被送到奥斯维辛处死的特莱津，艺术中除了艾希曼所说的“垃圾”、“破烂”，还能有什么呢？当然，从古到今，即使在恐怖绝望的时代，也都有艺术家创造出美的艺术以表达人的希望、安慰苦难的心灵，都有艺术坚持美而无关于真，但所有这类努力是就摆脱当下环境、放飞梦想、寄托希望而言的，而不是美化丑恶、痛苦和恐怖的现实。20世纪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魏斯等人对此有最真切的感受和表现。

当纳粹拷打魏斯等人时，魏斯的妻子英加和另一位画家玛丽亚·卡洛佳把所有的画都埋藏了起来。为了几幅画而冒着生命危险，这是否值得？两位画家之间也展开了对艺术功用的讨论。英加对此持有怀疑：

“哦，玛丽亚，”她说，“值得这样做吗？让他们为了这些画吃这么大的苦？咱们为什么不干脆把它们交给党卫队呢？”

“卡尔相信这些画的价值，英加。它们画的是全世界必须知道的真实情况。”“我想是如此吧。但是，老实对你说，我倒真想冲进司令办公室，说：‘喏，它们都在这里，把丈夫还给我吧。’”

“他和弗赖都宁愿像现在这样。我知道。”

“但愿如此。哦，但愿如此吧。”[21]

英加此论，说明保护生命比保持真相更为重要。画画只是画画，哪怕它是真实的记录，也没有必要让画家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玛丽亚当然明白，仅仅一些画本身，并不比画家们的生命更重要。但问题在于，在世界还不明了集中营的真相，纳粹还在竭力掩盖其罪恶的时候，保护这些绘画，就是保存一段历史，就是对纳粹暴行的记录和抗议，因此其价值超过画家们的个体生命。这是集中营艺术家的难题，也是暴政之下一切艺术家面临的困境：是要以艺术家的良知和勇气来表现真实，还是放弃艺术的理想保护自己的生命？两说各有其理，生命是一切价值之源。魏斯、玛利亚等人的光辉在于，他们是自觉自愿地为揭露纳粹暴行而做出牺牲。对这些画家，我们应当怀有最大的尊敬。但这种行为有其具体的情景性，不能要求每个处于这种境遇中的艺术家都像他们这样做。正如艾希曼要求画家画什么、怎么画一样，他人也没有理由要求画家们为保存真相而牺牲自己。

集中营囚犯们的艺术面临双重压力：内在良知与外在权力。内在要求就是自主地决定画什么和怎么画，外在要求就是艺术必须服务于某一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恶的。一般地说，多数艺术家能够辨别善恶，因此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只要条件许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良知以对抗权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古往今来，有无数艺术家自觉不自觉地在实践着这一点，艺术史也因此成为真善美的作品的集合。但是，外在的权力不会轻易放手，一般性的强制和压迫之外，权力可能直接威胁生命，此时艺术家也就面临着最后的选择——艺术，还是生命。生命诚可贵，艺术价更高。这只是理想，真到那时候，大多数艺术家会屈从于权力。这不是艺术或艺术家的悲哀，而是人类的悲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权力的牢笼？

3. 粉饰暴行

艺术作为一种想象性的表现形式，具有摆脱现实环境限制的超越性功能。当现实呈现为非人性、非理性的邪恶与暴力时，艺术可以使人逃避这个现实世界而在想象中与一个合乎人性与理性的环境相融合。所以德国诗人歌德说：“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东西。”[22]如果说特莱津孩子们的艺术行为使他们保持了正常的人性生活环境和意识，那么特莱津文化生活的另一件大事，儿童歌剧《布伦迪巴》的演出则表明艺术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帮助人逃避丑恶的现实。歌剧的作者汉斯·克拉萨（Hans Krasa）是捷克著名的音乐家，其歌剧作品1933年就获得过国家奖。1942年8月10日，克拉萨被送入特莱津，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为儿童歌剧《布伦迪巴》重新配乐，并由特莱津的儿童们演出了55场。1944年10月16日晚，克拉萨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死在那里的毒气室中。加拿大作家凯西·凯赛（Kathy Kacer）根据幸存者记忆而复原的小说《克拉拉的战争》重点讲述了《布伦迪巴》的演出故事。

13岁的克拉拉来自布拉格。在特莱津，她不仅与汉娜、雅各布等孩子成为朋友，也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音乐把克拉拉带到更远的舒展心境之中。在这时，她忘记了雅各布，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床上的虫子。这是特莱津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前一刻，你还在愤怒和害怕。在下一刻，你却在期待着什么。难道这真是可能的吗，你在同时痛恨和喜欢一个地方？”因为她的爱好和才能，克拉拉获得了在《布伦迪巴》中扮演小麻雀的资格。这是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两个孩子进城为生病的母亲寻找牛奶，他们没有钱，只好在大街上卖唱筹钱。但邪恶的风琴手布伦迪巴不允许他们在自己地盘上收钱，到处追赶两个孩子。他们只好躲进一个小巷子里。晚上，猫、狗、麻雀三只小动物来到这里，商量如何帮助他们。小动物们从村里招来很多孩子，保护他们在镇中心的广场上唱歌，市民们慷慨地给予报酬。布伦迪巴再次干预，还想偷走孩子们的钱。但在场的孩子们一起上去把他抓住。孩子们唱着胜利之歌而结束了歌剧：“他的日子不会长了。我们不再怕他了。我们是打不垮的。”歌剧鼓舞着特莱津囚徒们的勇气和信念。首演之夜，“克拉拉好像飞了起来，什么也不能打消她的热情。她知道这个歌剧的演出正是她需要的，一种可以让她摆脱集中居住区惨状的东西”[23]。观看的囚徒们也以雷鸣般的掌声表示了他们的感动。“这部歌剧用他们从没有梦想到的方式提升了他们的灵魂。它使得他们感觉正常，感觉到生命，感觉有价值。”[24]即使明天就被送进死亡营，留在他们记忆中的也是《布伦巴迪》中有关善良与邪恶的动人故事。

在权利与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从文化行为中获得自由感是囚徒们的唯一选择。中国学者朱光潜先生在谈到艺术时说：“美感活动是人在有限中所挣扎得来的无限，在奴属中所挣扎得来的自由。……多受些美感教育，就是多学会如何从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由奴隶变成上帝，充分地感觉人的尊严。”[25]这不是现实的存在，却是真实的体验。集权体制下的艺术一再证实了这一点。在诺伊恩加默集中营，法国人勒努阿尔偷偷读了一本英国战俘送给他的《至高无上》，小说写的是—个英国人几经周折终于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我一下子不在米斯堡了。我逃脱了。书念完，我又恢复了我卑贱的身份，回到我的痛苦和饥饿之中。我把书扔在了厕所里。”[26]对自由、美和人类尊严的追求，是纳粹、也是过去和未来的任何邪恶势力都试图摧毁，却永远无法摧毁的力量。

但允许这些知识分子从事文化创造，又与纳粹政策有关。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德国没有迫害犹太人，纳粹需要营造几个条件相对好一点的犹太人“自治小镇”，以此作形象工程或“模范居住区”，用来接待中立国家红十字会观察员。1941年11月，纳粹就将波兰择尔斯恩斯泰得的波希米亚人小镇装饰成样板居住区，以掩饰他们对犹太人无所不在的迫害。当国际社会和国外批评者指出有关犹太人的问题时，他们就拿这个虚假的犹太人居住区作为示范。[27]特莱津就属于这种模范集中营。有声望、有财产的犹太人，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德高望重的老人，杰出的艺术家和学者，战功卓著的犹太老军人，享有特权的荷兰和丹麦犹太人，都争先恐后设法被遣送到这个“犹太乐园”。在纳粹的新闻报道和宣传图片中，这些幸运的犹太人佩戴着黄星标志，安闲地坐在小咖啡馆里，出席演讲会和音乐会，在工厂或商店里快乐地工作，在鲜花盛开的公园里漫步，排练一出歌剧或是话剧，看一场当地的足球比赛，或者在一个设备齐全的犹太会堂里做礼拜，甚至还在拥挤的小夜总会里跳舞。1944年，纳粹还组织这里的艺术家摄制了一部电影《元首送给犹太人一座城市》，把特莱津描绘成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一个人人都适合的疗养院。当时统治特莱津的党卫军上校卡尔·拉姆（Karl Rahm）就是一个喜爱艺术、热衷宣传的人，允许艺术活动的存在，是其“美化运动”的一个环节。

宣传有效，造假有效。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表现自由感，也可能成为不自由的粉饰。1944年6月，纳粹为了防止屠杀犹太人的消息传开，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犹太人集中营。特莱津被选作接待单位。拉姆当然不会放过这一自我展示的机会，街道打扫干净了，房屋刷上颜色，厨房冒烟了，草地、花苑、音乐亭、剧院、足球场和咖啡馆等设施都在特莱津赶造出来，饮食也不是寡味的清汤和土豆，而是蔬菜和面包，还有人给孩子们添加衣服和切片面包，而这只是为了让他们在参观者面前对可憎的军官说一句：“噢，拉姆叔叔，又是沙丁鱼啊。”好像沙丁鱼已经喂腻了他们的喉咙似的。6月23日，参观团来了：

带领参观团的是卡尔·拉姆，他是统治特莱津的纳粹军官。……当访问团人员走近的时候，一群孩子围拢过来。他们完全按照记住了的队形走动。“拉姆叔叔，今天请和我们一起玩好吗？”孩子们一齐向纳粹指挥官喊道。纳粹预先教好了他们这样喊。他笑容满面地回答：“不行，孩子们。今天我有客人，很忙。不过明天我可能来参加一起玩。”[28]

这是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作为接待项目，《布伦迪巴》的演出也是精彩的。台上的克拉拉看到，有一个纳粹军官俯身在其中一个红十字会男子的耳边说着什么。他们一起大笑起来，然后笑着转身看着舞台。他们显然很欣赏这个演出。造假奏效了，参观团对特莱津印象良好，对这里还有文艺生活、对《布伦迪巴》的演出更是印象深刻。考察的结论是，由于剧烈的战争，欧洲的情况是困难的，但特莱津的条件是不错的，犹太人居住在一个可爱的整洁的小镇里，“屠杀传闻没有依据”。

这一判断严重妨碍了国际社会清醒地知悉纳粹的屠犹政策。事实上，代表团的探视活动受到了严密的监控。党卫军军官一路陪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与那里的犹太人进行交谈。本来，要对集中营的生活状况作出准确判断并不困难，但纳粹这一小小的伎俩居然成功地误导了这些考察大员，这固然说明考察、检查之类的形式主义和权势者的颟顸无知，同时也与《布伦迪巴》的演出所表现出来的孩子们的欢乐相、自由感有关。对此，孩子们是有认识的，当集中营当局决定演出《布伦迪巴》来接待参观团时，小剧团里发出兴奋的叫声，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荣誉。但当克拉拉谢幕时，她看到了雅各布表现出来的愤怒，看上去就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被逼到死角里无处可逃的野兽。演出结束后，他们对导演鲁迪说：

“鲁迪”，当鲁迪示意要大家安静下来的时候，雅各布开口说话了。“我们几个人不喜欢这儿发生的事情。我是指我们现在得到的好食物，这些清洁工作，正在进行的油漆和打扫。我们都知道这正在做的一切都是谎言。红十字会的人一走，我们肯定又要回到我们以往的恶劣条件中去。”

“雅各布说得对，鲁迪，”克拉拉接茬说，“我们不想让全世界错以为这儿一切都好。同意演出《布伦迪巴》就是同意帮着圆谎。我们要让红十字会访问团知道这儿的真实情况。”

“克拉拉，”鲁迪说，“我们并没有被最近几个星期发生在特莱津的事情所耍弄。我们并没有相信纳粹是好心地要善待我们，好像他们是突然对以前做的事情感到抱歉似的。不。他们只是想把集中居住区伪装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同时《布伦迪巴》却是真正的。《布伦迪巴》是了不起的。我们的表演从来也不是伪装出来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敬业。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骄傲，为了我们在这儿所取得的成就。”[29]

很难说这里有一个是非、善恶分明的界限。铁网高墙，挡不住孩子们的生活热情，他们在艺术中找到生活的希望和力量，使得特莱津的生活可以忍受。鲁迪的话没有错。孩子们的艺术没有伪装，他们应当为此而骄傲。但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对特莱津的良好评价，也确实证明《布伦迪巴》具有遮蔽残酷现实的后果。台上的孩子、台下的囚徒在演出的那一刻确实体验了自由和正义的力量，但这只具有心理的、感觉的、想象的意义，他们不可能因为艺术而真实地由奴隶变成主人。大屠杀的暴力机制在有意识地使用艺术中的解放感和自由感，使审美行为成为控制机制的一种生产方式。“文化的含义与其说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不如说是一个高贵的世界：这个高贵世界的出现，并不需要推翻物质生活秩序，只要借助个体灵魂的活动就行了。……文化即使在个体没有摆脱他实际上的卑微处境之条件下，也能让他欢呼雀跃。”[30]这是艺术的特效，也是艺术的无奈。在强权、暴政和兽行面前，艺术不但是无能的，而且转而美化暴政、遮蔽罪恶，实际上在帮助着刽子手。在纳粹宣传影片中，《布伦迪巴》的演出是纳粹治下犹太人生活的一个“典型”事件。个体不但无法通过艺术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且当剥夺自由的权力需要他们表现出某种自由感时，艺术和审美的自由感已经成为生产、传播不自由的一个环节，被使用的自由不是真自由。

集中营里的儿童

那么，克拉拉是否应当拒绝参加儿童剧的演出？显然，如果特莱津没有文艺生活，克拉拉和她的伙伴们只能在无望中等待死亡。在纳粹种族灭绝的政策下，普通的犹太平民如果不想坐等屠杀，就只有逃亡。一种是雅各布式的。他明白，在特莱津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地逃出了特莱津。但因为他们的出逃，党卫军把集中居住区的集中起来清点人数，致使数百人当场死亡。因此不能说这种争取现现实自由的方式就一定是可取的。另一种是克拉拉式的。“在这个犹太人集中居住区，这个歌剧代表了一种逃亡。不是雅各布所想的那种逃亡，但是却同样重要。克拉拉不能真的离开特莱津，但是在她的心里却能逃离这个地方。为了在心里感到自由，惟一能做的事情是做一些能够投入的事情。这就是这个歌剧对她的意义。”[31]克拉拉没有逃出去，面临着随时被遣送到奥斯维辛的命运，她不可能像《布伦迪巴》中的孩子们一样战胜邪恶。说到究竟，只要暴政依然存在，个体就不可能拥有正常的生活。在承认无法逃避的情况下，也许在艺术中拥有片刻的自由体验，仍然是一种没有办法中的最好办法。所以战后没有人指责剧作家克拉萨在帮助纳粹，而是对他深怀敬意。

克拉拉和雅各布都是幸运的。战后回到布拉格，克拉拉在犹太会堂的墙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一个警察回到布拉格，正在寻找一只小麻雀。

4. 配合恐怖

卡尔·拉姆经常说自己“非常荣幸”地对音乐很有品位，但在签发运往奥斯维辛的名单时，他连眼睛也不眨一下。1944年，德国最著名的喜剧电影艺术家、乌发影业公司导演库尔特·格隆（Kurt Gerron）被押送到特莱津，拉姆先是要他组织一个“旋转木马”的小剧团，为囚犯与党卫军演出，不久又命令他执导《元首送给犹太人一座城市》。电影还未完成，这些在摄影机前努力制造完美假象的演员们，就不断被押往奥斯维辛。1944年10月28日，轮到了格隆。据当时的见证人回忆，格隆自豪而平静地接受了对他的死亡判决，而另一些证人却说，列车开动之前，格隆跪在纳粹长官面前恳求饶他一命。[32]无论如何，格隆一到奥斯维辛，就被送进毒气室。一代笑星的命运令人浩叹。

然而，死去的格隆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活下来的艺人并不比死去更好。当年在特莱津演过戏的特奥·石泰纳在余生反复思考的是：“欧洲中部的犹太人民众，经过最终清洗，幸存下来的约占15%。100万男人和女人，靠什么奇迹活着走出那座地狱……实际上全仗他们异乎寻常的忍耐力，以及他们异乎寻常的求生愿望，也亏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同样异乎寻常的运气——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大多数都是异乎寻常的人。”[33]石泰纳的“异乎寻常”，在于他善于演戏，并遇到一个喜欢看戏的纳粹。在特莱津，他先是演了一场酒吧剧《长命生活》，大获成功后又参加《李尔王》的演出。1944年10月16日，集中营要将1500人遣送到奥斯维辛，清点人数的突击队军士告诉石泰纳，他全家都在遣送名单之中。石泰纳的父母都是出色的音乐家，只是这位军士对音乐兴趣不大，他的兴趣在于戏剧：“我喜爱戏剧，戏剧给了我极大的快乐。例如，那天晚上，尽管那场戏导演得很一般，你扮演的那个埃德加角色——我的话是经过掂量的——从所有方面看，都非常出色。”这位军士还想看石泰纳的戏，因此给了他一支金笔，让他画掉自己的名字。“那军官审查下几趟列车遣送人员的一摞名单，看完了又抬起眼睛，对我说下周要给指挥官过生日。他递给我一本德国诗选，又补充了一句：节目随便，你看着办吧。”[34]当石泰纳留在特莱津准备指挥官生日的剧目时，他的父母被送到奥斯维辛毒气室。生死就是这一笔之间决定了。

欣赏艺术是文明人类的积习，喜欢戏剧而不喜欢音乐是个人的偏好，但把艺术与暴行联系起来，因个人的偏好而决定一个人生死，这只有在纳粹德国、在集中营才频繁出现。艺术之外，著称于世的德国人对卫生整洁的嗜好，也可能与囚犯们的生死相关。一个叫魏克斯的党卫军分队长，其人甚好打交道，但如果他发现没有系好的衣扣或叠歪了的被子，他的癫狂症就要发作。有一回，两个刑事犯为讨好魏克斯而欺负一个小个子的犹太政治犯，双方打了起来，犹太人把两个刑事犯打赢了，哨兵立即上来准备狠揍这个犹太人，但魏克斯阻止了：“那个犹太人赢了，对的总是对的！”他不但当场把半截烟扔给这个犹太人，一度也不再像对一头牲畜一样对待这个犹太人了，他把这个犹太人列到与刑事犯平等的级别上。魏克斯当然不会同情犹太人，他只是觉得在打架这件事上，应当公平地对待犹太人。然而，下一次集合的时候，这个犹太人穿着满是灰尘的鞋就来了，魏克斯一见，便气不打一处来：

所有的人都惊恐地看到魏克斯在那个犹太人面前站住了，脸色越来越苍白，嘴角在抽搐，这显然标志着，他发火了。“这是什么？”他问道，极力地克制着自己。那个犹太人低头去看他的鞋。“灰尘，分队长先生！我刚刚倒完垃圾。”人们看到，魏克斯大口地喘着气。“我问你倒过什么了吗？啊！”他吼了起来。“回答，你这个该死的犹太人！”——“没有，”犹太人恐惧地轻声说……“那好！”魏克斯喘息着。他拉平他的军服，声音沙哑地接着说：“每个人都知道，集合时靴子要干净，你也知道。尽管如此，你的靴子还是脏的。……快，把鞋脱下来！”那个犹太人惊慌失措地解开鞋带，把靴子从脚下脱了下来。随后，魏克斯招手让另一个囚犯过来，命令他，把这双“平足破鞋”，他就是这么说的，“挂到厕所里一会儿，然后再拿回来。”“我要教教你什么是秩序！”他大口地喘息着。看得出，他现在完全进入状态了。“马上你就可以显示一下你的本领了。我给你两分钟时间，然后，你就得用舌头把你的靴子舔得干干净净，像猴屁股一样闪光发亮了，明白吗？”那个犹太人脸色苍白，却十分镇定地接受了命令。“为了让你练习一下，你可以例外地从我的靴子先开始。”魏克斯伸出右脚，往下指了指，“开始吧！”但那个犹太人一动也没有动。最初，魏克斯感到茫然失措。……“趴下！”魏克斯命令道，声音因激动而嘶哑，“趴下，否则我就打死你！”他用手把佩剑拔出来。当他看到，那个犹太人仍然紧闭着嘴唇，带着自杀式的反抗精神笔直地站着时，他就抡起了剑。他把佩剑沉重的剑柄举到了那个犹太人的头顶，只听到沉闷的喀嚓一声，那个犹太人躺在了地上。魏克斯俯身站在他旁边，恼怒地朝他打去。“你——你——我要教教你——你！”他咆哮着。那个犹太人早就死了，可他还是朝那个粉碎的脑壳上打了一下。[35]

魏克斯不是最坏的党卫军，对这个犹太人也无特别的反感，全部原因只是因为这个犹太人鞋子上的灰尘。从他极度气愤的状况来看，他确实认为不整洁、不卫生是一宗大罪。在魏克斯看来，整洁、卫生比生命重要。这就是德国人。“谁要是不经常擦玻璃，天天给五斗橱掸掸灰尘，那他就可怜了。在这个国家里，他就已经算是半个国家的敌人了。世界上的饥饿和痛苦、残酷和不人道——这一切都是第二位的。重要的是，街道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教堂的钟声要准时敲响。”[36]按照这种价值观，艺术高于生命，秩序高于自由。因为喜欢戏剧，可以让一个犹太人暂时活下来；因为喜欢整洁，可以让一个犹太人立即死去。艺术是美好的，但如果把艺术置于生命之上，这种艺术就是反人道的；卫生是重要的，但如果为了卫生而草菅人命，这种卫生就是肮脏的。德国人的美德蕴含着大屠杀逻辑：我讲整洁和卫生，你也必须这样，否则你就不能存在；为了德意志民族的纯洁，就必须清除犹太人。

会演戏的石泰纳活下来了，不会演戏的父母和更多的犹太人死去了。这不是石泰纳的罪过。把他的父母送到毒气室是刽子手的决定，把他留下来也是刽子手的决定，无论是死是活，他们一家三口都满足了刽子手的需要！“从那之后，一想起来就要发疯。”石泰纳为自己与纳粹的合作而痛苦不堪。在他看来，纳粹之所以能恣意行凶，与像他自己这样的普通人配合直接相关。纳粹暴行中，有受害者的一份。“野蛮的思想与顺从的思想，作恶的思想与迁就恶行的思想，令人头晕目眩的思想，想到这种疯狂的实施，而我们还与之合作，最后却导致我们自身的毁灭。每一天，就可以说是个见证人，数万犹太人排列整齐，走向自己的坟墓。就在我们成列火车的人惨遭死于非命的时候，多数的欧洲人对发生在眼前的屠杀却视而不见，还塞住耳朵，不听处决的密集枪声，也堵住鼻孔，不闻集中营焚尸炉恶臭的烟气。”[37]大屠杀是现代工程，其高效运作得益于多方因素。一部分德国人对大屠杀视而不见，固然在道德上有罪，但犹太人似乎也并不全部清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严厉指责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责任问题，但她说的是犹太人聚居区负责日常事务管理的“犹太理事会”成员。这些犹太精英根据纳粹的要求，选择将要被送进死亡营的犹太人。阿伦特认为这是犹太人毁灭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判断是否合理，已有许多争论。这些犹太精英为了更多犹太人的活命而配合纳粹，他们既拯救了也毁灭了犹太人，所以还不宜全盘否定。而在石泰纳这里，就是普通的受害的犹太人，也以一种特殊方式参与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这是受害者无法面对的，是受害者心灵中最黑暗的一角。

像所有被纳粹控制的犹太人一样，石泰纳别无选择。事后他想忘记，但总是无法忘记。“命运出于善意，赋予每人以遗忘性。假如生活带来的折磨、失望和伤痛始终占据我们的头脑，那么我们个人还怎么生活呢？对于人民也一样，能够忘却是一种运气。”[38]在特莱津，石泰纳的演艺日益精进，战后更成为一位著名演员，红遍了德语国家，尤以演李尔王著称。但痛苦不可能在忘却中消失。1971年，他在维也纳国民剧院连演四场《李尔王》后，他的化妆室来了一位拄着拐杖的白发老人：“我来向您表示我特别赞赏您的演出，您的表演全场轰动。请您赏光，给我的节目单签个名。”想都不用想，石泰纳认出了这个老人就是1944年放他一条生路的突击队军士——“那声音逃脱了岁月的灭顶之灾，完好无损”。他签了名，前军士还把签名的金笔送给他：“是家父给我的30岁生日礼物。……甚至1944年到特莱津，也随身带着。”瞬息之间，历史又回来了。石泰纳当年就是用这支笔画掉了自己的名字。“我呆立许久，凝视着我右手拿的金笔，极力咽下已到唇边的荒谬而苍白的感谢。”[39]

老纳粹的出现，激活了石泰纳撕心裂肺的痛苦记忆。对他来说，特莱津把他这个受害者变成恐怖的执行者：“那个老人，当年那个老纳粹军官，曾逼我画上一笔，同意牺牲掉我的父母，从而把我变成纳粹的执行者。……那天晚上，我看见了观众，以人民的形象出现的观众，以刽子手的形象出现的人民；懦弱的观众，为自己的熟视无睹辩解，不过也披上模糊的罪恶感的方便外衣。公众之间也有真正的罪犯，他们却矢口否认犯罪，说那是一丝不苟的尽责。我看到这种令人作呕的懦弱，看到这种趾高气扬的卑劣，这种无耻而臭味相投的乌合之众，我看到这群爱手淫的人纷纷鼓掌。于是，我完成了25年前就本当应有之举；当年在特莱津，是怕丢了性命，才没有做出来。”[40]第五场演出时，人们没有看到他。因为就是在一天晚上，他离开剧院，踏遍了老欧洲的山山水水。在第一千天的傍晚，他看中了法国乡村莫尔旺，以之为最终的栖息地。

石泰纳是法国当代作家恩佐·高尔曼（Enzo Cormann）的戏剧《风雨依旧》中的虚构人物。1996年一个风雨之夜，维也纳国民剧院的导演高金纳来到莫尔旺，想邀请石泰纳在其重排的《李尔王》中主演李尔王。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这条路由疯狂铺成。”在与高金纳的对话中，他一再谴责表演与纳粹暴行的内在联系，拒不同意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的战后声明：“德国人民绝大多数谴责对犹太人犯下的罪恶行，而且，他们并没有参与。”

艺术使人向善，剧院是道德学校，这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特别是德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信念。我们想想狄德罗和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那些华章高论，谁能说戏剧不在教育公众、启迪人生？1932年，在纳粹暴力日益迫近之时，德国学者库尔修（Ernst Robert Curtius）开始写作《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意在建构欧洲文学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连续性传统，对抗纳粹。“我们处理的是文学——即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的西方文化的伟大思想与精神传统，它包含有不会磨灭的美、伟大和信念。通过这一精神能量的储蓄所，我们能够品尝我们今天的生活并高尚起来。”[41]但纳粹有能力颠倒这一切。从希特勒到这个纳粹军士，在真诚热爱艺术的同时又在毁灭生命。当这个军士在忘我地欣赏舞台上的李尔王时，心理的专注和轻松，有益于他第二天再把一批犹太人送到地狱。读过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再也不会有狄德罗、莱辛、库尔修式的信心和期待了。纳粹在颠覆了西方文明准则的同时也把艺术与邪恶捆绑起来。石泰纳生长在艺术之家，父亲是音乐家，母亲是歌剧演员，但他从小就对表演反感。“凡是与演出有关系的我都憎恨，那个时候在我看来，演戏，就意味着别了、丧失与孤寂。”他喜欢的是画画和建筑。但在特莱津，他却不得不走上舞台，因为纳粹需要表演艺术：“戏剧被当作看门狗的理想的帮凶。”“戏剧不过是一种诡计，不过是孩子的走了样的小伎俩：在黑夜里打口哨给自己壮胆——在虚无的岸边，几个小丑比比画画，大喊大叫。”石泰纳与高金纳都同意里尔克的诗句：“美感无非是恐惧的开始。”为了拒绝生活中的恐怖，就要拒绝艺术。伟大的艺术往往与伟大的权力相关，而伟大的权力也往往伴随着伟大的暴行与恐惧。与此相关的是两则真实的故事。

据当代德国文学批评的权威赖希-拉尼茨基回忆，1940年，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还允许举办音乐会，有一场是演奏莫扎特G小调交响曲，演奏到第四章时两个穿着制服的德国人走进了大厅，台上台下都非常紧张，但还是继续演奏。结束时，“这两三个穿制服的德国人，他们没有吼叫，他们没有开枪，他们鼓了掌，而且甚至友好地招了手，然后他们离开了，没有碰任何一个人。这是些德国人，他们的举止的确像文明一样了”。1942年9月，纳粹命令把隔离区的犹太人押往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有的人还带了乐器——一把小提琴，一支单簧管，一把小号，甚至还带了一把大提琴。这些人是交响乐队的演奏员。在被问到他们为何要带上乐器时，他们的答复是同样的：“德国人喜欢音乐，说不定有一天要你为他们演奏什么；那就可以不被送进毒气室。”但是，运到特雷布林卡的演奏员，没有一个能够重新回来。[42]

在电影《钢琴师》中，躲藏在废墟中的华沙钢琴师什皮尔曼（Wladyslaw Szpilman）出来觅食，遭遇了德国军官维尔姆·霍森菲尔德上尉。这一意外见证了音乐的力量：在为他弹奏了一曲肖邦的升C小梦幻曲之后，上尉放过了什皮尔曼并在以后几天中给他提供了帮助。钢琴曲救了钢琴师？真实的情形是，霍森菲尔德上尉原来就是纳粹的反对者。在他留下的书信中，充满了对纳粹的揭露和对自我的批判：“到处是公开表达的恐怖和恐惧，到处都在使用暴力，到处都在拘捕人。每天都有人被带走枪决。人的生命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更不用说个人自由了，可是热爱自由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的天性，不可能长期都被压制。”（1942年7月23日）“我们是什么样的胆小鬼啊，认为自己超凡脱俗，可还是听任这一切发生。我们也将为此受到惩罚。我们无辜的孩子也会受到惩罚，因为我们听任这些罪行发生，成了罪犯的同谋者。”（1942年8月13日）[43]所以，不是音乐改变了上尉，而是上尉本来就不是纳粹。

但如果因此而完全否定艺术的教育、感染功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艺术没有使人向善，当然也没有使人为恶。艺术是超善恶的，它可以使善良的人获得心理自由，也可以使邪恶的人获得心理平衡。从而重要的不是争取艺术自由，而是争取政治自由，是如何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利、表达权利等等。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艺术才能维护生命的尊严，增进人类的幸福。艺术自由以政治自由为前提。对于一个真正追求自由的人来说，仅仅在艺术中逃避现实是不够的。

[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1864），顾柏林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赌徒》，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页。

[2]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1860—1862），曾宪溥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196、208页。

[3] 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382、383页。

[4]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8页。

[5]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第96页。

[6]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第91页。

[7]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第141、164、169—170页。

[8]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第185、207、111页。

[9]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第156页。

[10]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第129—130、81、84—85、156页。

[11]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第124页。

[12]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第43页。

[13]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第194页。

[14] 维克多·弗兰克：《活出意义来》，第35—36页。

[15] 埃利·维赛尔：《夜》，第137页。

[16]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2008），范宸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17] 杰拉德·格林：《大屠杀》，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00页。

[18] 杰拉德·格林：《大屠杀》，第304页。

[19] 杰拉德·格林：《大屠杀》，第372—373页。

[20]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第97页。

[21] 杰拉德·格林：《大屠杀》，第381页。

[22] 歌德：《格言和感想集》，程代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

[23] 凯西·凯赛：《克拉拉的战争》（2001），林达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24] 凯西·凯赛：《克拉拉的战争》，第111页。

[25] 朱光潜：《谈修养》，《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151页。

[26] 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带条纹的地狱囚服》，第60页。

[27] 参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381页。

[28] 凯西·凯赛：《克拉拉的战争》，第107页。

[29] 凯西·凯赛：《克拉拉的战争》，第102—103页。

[30] 赫伯特·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质》（1937），《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页。

[31] 凯西·凯赛：《克拉拉的战争》，第63—64页。

[32] 参见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第185—189页。

[33] 恩佐·高尔曼：《风雨依旧》（1997），李玉民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2页。

[34] 恩佐·高尔曼：《风雨依旧》，第88—91页。

[35]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70—171页。

[36]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68页。

[37] 恩佐·高尔曼：《风雨依旧》，第126—127页。

[38] 恩佐·高尔曼：《风雨依旧》，第113页。

[39] 恩佐·高尔曼：《风雨依旧》，第122—124页。

[40] 恩佐·高尔曼：《风雨依旧》，第127—128页。

[41]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Latin Middle Ag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3, Foreword x.

[42]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我的一生》，第168、191页。

[43] 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钢琴师：二战期间华沙幸存记》（1946），刘士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157页。

二十五、恶时代的善

希姆莱给我的印象很淡，我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他在场时总是很客气。他给人一种友善、可爱的印象。

——马丁·鲍曼之子[1]

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纳粹集中营毁灭了数百万欧洲犹太人，这不但是巨大的人道—政治悲剧，也是文化悲剧。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之一弗兰克说：“一般说来，只有经过多年辗转迁徙，为挣扎生存已毫无顾忌，并且能够不择手段，或偷或抢，甚至出卖朋友以自保的俘虏，才有可能活下来。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2]另一个幸存者意大利人莱维也认为，幸存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因其不适应非人化的环境而死去，“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规律”[3]。如果幸存者都面临着道德的困惑与为难，那么，另外一些想在一个邪恶的世界做好事，至少不做坏事的人，就更是为难了。

1. 辛德勒不只是善人

古往今来，人类在一代又一代地讲述着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这是不是因为邪恶实在太多太强大了？《辛德勒名单》是这一老故事的新版。这是一场可精确计算的胜利：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Oscar Schindler）以其德国珐琅器工厂拯救了一千多名犹太工人。他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善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他以德国人的身份殚精竭虑地把拯救犹太人作为自己的志业。

然而，辛德勒其人却不太像传统的善人。在世俗的标准看来，他身上毛病太多了：

——他是一个商业大亨和风流公子。辛德勒不是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他挥金如土、纵欲无度，兼好美食与女色，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在同时与三个女人保持固定关系的同时，还忙里偷闲和其他女人春风一度。那些被他拯救的“辛德勒犹太人”感到纳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因为奥斯卡是个赌徒，是个感情用事的性情中人，他热爱那种存在于善行义举中的坦率单纯特性；因为奥斯卡具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气质，他喜好嘲弄权威体制；因为他那放纵享乐的花花公子外表下，隐藏着一种不容侵犯的高贵人性情操，使他深深为人类的残酷作为所激怒，使他必须不计代价地去抵抗所有暴行，并且绝不向困难重重的逆境低头。”[4]

——他是一个特殊情势下的投机商人。辛德勒一直在运用一个腐败体系的野蛮力量来进行他的工作。1939年11月，他随着德军之后来到波兰克拉科夫，原本是从事情报工作，但他的兴趣很快就转移到工商业上，决心要在这个位于铁路交会点的城市成为一名商业大亨。辛德勒的德国珐琅器工厂的前身是犹太人的瑞克尔德克公司，它在克拉科夫被占后破产，大部分机器被政府没收，辛德勒把它接管过来，并在一场非正式的拍卖会中取得这项产业的所有权。由于德国占领者剥夺了所有犹太存款客户运用资金与投资的权利，有些投资者已被赶出家门。许多犹太人认为，可以携带的财富钻石、黄金、商品，包括厨房用具等都比现金安全得多，因此辛德勒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募集资金。他的工厂生产军队伙食器皿与战地炊事用具，他是有军方背景的德国人，因此可以雇用犹太工人，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军方订单，直接为战争服务。1942年，正是克拉科夫犹太人面临公开屠杀的恐怖时期，也是辛德勒顺利发展的时期。如果辛德勒不是德国人，他就不可能接管、经营这个工厂。辛德勒没有为难犹太人，但同样得遵守占领当局的规定，无条件地使用犹太劳工，他的庞大财富是犹太人创造的。从1940年3月9日开始，占领当局取消了犹太人的工资，当地的犹太人只能靠微薄的配给维持苟延残喘的贫困生活。如果说辛德勒感天动地的义举是基于一个邪恶的背景，这绝不是对辛德勒的不敬，因为他确实依赖并借助于纳粹体制和战争情境，只是这笔“战争财”除了满足他的奢华享受外，还被他用来拯救犹太人；而他之所以能够救出这批犹太人，也是因为他的背后有那些收受他巨额贿赂的党卫队官僚们。善心义举要靠金钱来实现，钱从哪里来？不需要复杂的思维就可以判断，是辛德勒名单上的犹太人用自己创造的价值拯救了自己。辛德勒之所以能部分地获得成功，源自一个简单的原因：“没有任何政权——根据以往的历史来评估——会轻易放弃一股丰沛的免费劳工资源。只有那些虚弱、受伤，以及感染痢疾的囚犯才会被送上通往奥斯维辛的列车。”[5]就是在战争的阴影下，辛德勒得到了各种机缘的支持，迅速飞黄腾达。1945年以后，他先后在阿根廷经营畜牧场、在法兰克福经营水泥厂，却均因不善经营而失败。他的妻子以一种深刻的洞察力指出：“奥斯卡在战前从未展现出任何惊人之举，战后也只是毫无作为的平凡人物，因此，他相当幸运地在1939至1945年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中，遇到了激发潜在才华的一群人。”[6]除了在战争期间，除了在其犹太人工厂，辛德勒没有在战前的和平时代获得过财富和地位。

——他的成功与善举总是与行贿难分难解。辛德勒在一年之内将一个破产的工厂建设成了一个广受政府官员青睐的重要公司，他一方面要招收更多的犹太工人，另一方面要突破许多纳粹的政策限制，唯一的办法就是持续不断地行贿。他不断地送给官员们一些稀有的昂贵礼物——上等白兰地、高级地毯、珠宝家具与精致食品，不断地向官员们讨好献媚。他相信善人可以跟魔鬼做交易，相信美酒佳肴、财货珠宝可以减轻恶人的犯罪行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工厂迁到辛德勒的家乡兹维陶后，当地的民事和党部官员不断骚扰他，当地的司令官一再控告他的非法交易、违反种税法令等严重罪行，但辛德勒却可以让上级官员压下这些信件，并以一场宴会告诉对方：如果他们向远方的官员指控辛德勒的不当作为，那么这些抱怨信件很可能会落在辛德勒的某位酒友手上，写信者也会因此而陷入危险的处境。他的工厂从来没有制造过一个合格的产品，连一个弹壳都做不出来，辛德勒的托词是“成立期的种种困难”，万不得已时就买些接近完成的半成品充数。他一再为其失败的产品，为军方和其他生产机构的愤怒而欢欣鼓舞。官员们、督察团以工程师来检查了，辛德勤拿出丰盛的酒宴，火腿和上等白兰地来缓和他们的情绪。“他总是认为，除了贿赂之外，解决官僚政策难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和他们一起痛痛快快地饮酒作乐。”“在当时战斗连绵的德国地区，人们并没有什么机会享受到如此精致丰富的佳肴美酒。……囚犯们将会在日后描述当时那些穿着整齐制服的视察官员们酩酊大醉地在工厂中踉跄引起的荒唐景象。”[7]辛德勒最后不得不买其他制造商的弹壳冒充自己的产品通过检查，这些骗术保全了工厂，也保全了辛德勒犹太人的生存权。作为策略和权宜之计，这类行为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就这些行为本身而论，却有更为复杂的含义。

——他的善举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大屠杀期间，特别是在其后期，确有一些纳粹分子通过讨好犹太人而为自己留后路。1963年，以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命名的马丁·布伯协会收到一个辛德勒工厂的囚犯的申诉信，信中说辛德勒曾保证他将拯救在依马利亚劳工营中所有人的生命，囚犯们为了报答他，以自己的劳动为辛德勒赚了大笔财富，但某些囚犯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辛德勒名单中。[8]尽管事实是辛德勒对此毫不知情，但这封信至少说明，当时就有人对辛德勒不满。2005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埃隆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是华盛顿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的克罗（David M. Crowe）在《奥斯卡·辛德勒：不为人知的生活，战时的活动和名单背后的真相》一书中指出，辛德勒和那份犹太人幸存者名单没有任何关系，当时辛德勒正因行贿党卫军军官而蹲在大牢里。“辛德勒名单”部分是来自战后辛德勒本人对自己英雄事迹的渲染，他希望借此使其企业在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获得赔款，另一部分则出自他善待过的部分犹太工人。为了在战后保护辛德勒，这些工人夸大了他救人的事实。克罗还介绍，辛德勒曾经为德国人服务，在捷克斯洛伐克从事侦察活动，并且还参与策划和帮助了德国纳粹入侵波兰的行动。克罗的新书出版后，又有新的历史证据浮出水面。其中有一份捷克秘密警察的档案记录，披露了辛德勒曾为德国的军事反间谍组织工作过。当然，克罗承认战争爆发后，辛德勒的确曾良心发现，将他手下数百名犹太工人从波兰转运到相对不那么危险的捷克斯洛伐克，并尽其所能地照料他们，是大屠杀期间最正义的非犹太人。问题的关键是，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动机是什么？克罗认为，辛德勒可能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希望能在战后保住自己的生意。不过，他也觉得可能是因为辛德勒对自己所看到的景象感到厌恶和愤慨，因此其行为可能与高尚的美德无关。克罗的观点并不是不可讨论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辛德勒并非一个无可挑剔的善人。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否认，辛德勒做出了一件感天动地的壮举：他拯救了他所能拯救的犹太人。“如果辛德勒是一位完美的圣人，那么他的公寓就不会像现在这般的豪华精致，而年轻貌美的英格丽也不会在卧室外中等待他的归来。”[9]如果辛德勒是一位完美的圣人，在当时的环境中他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在特定的情境中，正义之士之只能与凶手、骗子合作。

辛德勒是商人，但不是一般的德国商人。没有商人的参与，就没有第三帝国。纳粹上台前得到了德国大企业家的资助，纳粹上台后维护了德国企业的利益。在纳粹大屠杀中，德国企业家绝不是清白的。在建造死亡营的焚尸炉时，德国制造业都在为政府合同而竞争，法本公司（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参与了奥斯维辛的建造，还为之提供了齐克隆B，它在1941年就是极少几家获准使用集中营犯人的私营企业之一，仅修建其厂房就夺去了2.5万条人命。克虏伯公司（Thyssen Krupp AG）不仅使用了无数集中营的奴隶劳工，比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有600名犹太妇女为克虏伯劳动，而且还在奥斯维辛的灭绝营里建造了一个大型雷管工厂。为毒气室提供氢氰酸的是戴格池公司，犹太人和战俘在这个工厂里劳动到筋疲力尽以后，就用毒气将其处死，而劳工则在体力耗尽的时候被丢弃或遣送回国。奥斯维辛3号营建在莫诺维茨，法本、克虏伯和西门子等著名企业都在这一地区开办工厂，充分利用廉价的犹太人劳工。集中营管理部门拥有向企业出售其奴隶劳动力的独有权力。这些公司每天要为每个工人向党卫队支付6马克，而党卫队用于维持犯人生活的费用每天只有30芬尼（1马克=100芬尼）。1942年5月，在希特勒邀约的宴会上，克虏伯等大企业主动请希特勒提高企业里苏联战俘的数量。[10]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是一个正派商人和企业家也要被拖入罪恶的世界。

辛德勒是一个有军方背景的商人，所以有能力救助犹太人。他是捷克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还在纳粹德国吞并苏台德之前，他就参加了当地纳粹组织康拉德·汉莱因（Konrad Henlein）的“苏台德意志祖国阵线”，但他的兴趣不在政治，参加纳粹组织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拿到更多的订单而不是出于什么种族主义。1938年德国军队进入苏台德地区后，辛德勒看到新政权掠夺捷克人财产，对纳粹主义迅速失望。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德国军事谍报局国外部工作。这不只是一个巧合，谍报局作为纳粹德军的主要情报机构，却又有反纳粹的特点。其局长卡纳里斯（Admiral Wilhelm Canaris）上将就是反希特勒战争政策的重要人物，他代表了纳粹德国的一股清流。辛德勒“和他的军情处的同事们都将自己视为高贵的基督徒精英分子，虽然宗教信仰并不会阻止他们进行入侵波兰的军事计划，但却使他们对残暴专制的希姆莱与党卫军心存鄙视，因此，他们将党卫军视为和他们一起争夺德国灵魂统治权的可恶对手”[11]。在其为军事谍报局服务期间，辛德勒利用其经商期间对波兰的熟悉，为其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资料。也就是在此期间，他爱上了克拉科夫并脱离谍报局从事工商业，但他始终与军方保持密切关系，他的工厂生产的是军方用品，他送出的美酒和各种昂贵消费品，也有一部分落到军方高层的手里。借助军方的保护，辛德勒不但可以摆脱党卫军的约束，两次被捕后也都因军方的说情而平安出来。

辛德勒是德国人，他的义举源自犹太人的提醒。在他刚刚接手管理，一个犹太人就告诉他一句犹太教经文：拯救了一个人的性命，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1939年12月3日，在得知纳粹特遣队次日就要入侵克拉科夫最古老的犹太聚居区时，辛德勒带着酒意告诉一个犹太人：明天他们就会开展行动。他曾经希望：“在雷厉风行的下马威之后，新政权会逐渐平静下来，给予人民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人们能以事先泄露消息的方式来减轻党卫军在未来数个月中的搜捕与劫掠暴行，那么，或许到了明年春天的时候，政府当局就会停止残暴的疯狂恶行，恢复清明的心智。奥斯卡与犹太人心中仍存有一线希望，不论如何，德国人仍是个文明开化的民族。”[12]这一愿望当然是虚幻的。

1940年初，辛德勒在了解党卫军的暴力政策之后，就极力提倡一种信念：工厂主应当与其工人建立亲近的合作关系，犹太工人不应当在上班途中遭到暴力行为的威胁。1940年3月3日，纳粹占领当局决定在克拉科夫成立犹太人聚居区（即隔离营）。1941年4月，辛德勒来到犹太人聚居区，亲眼目睹了这里恶劣的生存状况。在此期间，辛德勒在其工厂中为犹太工人提供了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第二次被捕的原因，就是他不但给工人分发生日礼物，而且当众吻了一个犹太女孩。

1941年底，辛德勒看到一个消息，官方邀请企业家对集中营的焚化炉进行投标，他明白了这一工程的意义。“远在大多数人还不敢去猜测所谓的‘特殊处理’的真正含意时，奥斯卡就了解到它所代表的就是在贝尔契克、索比伯、特瑞柏林卡，以及奥斯维辛等地那些堆积如山的犹太人尸体。”[13]1942年6月，辛德勒在目睹党卫军在犹太人聚居区的搜捕和屠杀后意识到：“他们会明目张胆地进行屠杀，允许目击证人的存在……那是因为他们深信所有的目击证人也将会被完全消灭。”[14]回到工厂办公室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过了许久之后，这位爱好享乐的辛德勒先生，克拉科夫最受欢迎的宴会宾客，萨布拉西（辛德勒工厂所在地——引按）挥金如土的浪荡子，发现在他那花花公子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位毫不容情的严厉法官。辛德勒日后会把这一天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经过这一天之后，”他将如此表示，“所有头脑清楚的人都能看出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残酷事件，而我在当时下定决心，今后我将要运用我所有的力量来击败这个体制。”[15]

辛德勒不可能击败纳粹体制，但他确实保护了他的犹太人。在从党卫军友人、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克拉科夫大屠杀的真相后，辛德勒决心将纳粹暴行告诉世界。1942年秋天，他告诉匈牙利犹太复国运动拯救行动的密使：处于艰苦战争年代的纳粹德国，竟然会贡献出几千人的力量，珍贵的铁路资源，巨大的运货容积，昂贵的科技工程，国家研发部科学家们的一切心力，庞大的官僚组织，以及所有的自动武器与军火库，来达到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或经济意义，而只是基于某种偏执心理因素的消灭政策。辛德勒还亲自到布达佩斯，向匈牙利犹太组织揭露大屠杀真相，预言犹太人聚居区即将关闭，犹太人将遭到灭绝的命运。所有这一切，发生在辛德勒正在享受纳粹带来给他的巨大利益之时：“辛德勒日渐扩张的工厂以党卫军的低廉租金价格雇用了550名犹太人，而军方督察团可以使辛德勒这样的企业家获得源源不断的赚钱合约；党卫军向他保证犹太工人一天的工资不会超过七块半德国马克，因此他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劳工奴隶。”[16]如果只是为了经济效益，辛德勒完全可以不管犹太人的生死；如果只满足于自己不迫害犹太人，辛德勒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操心经营管理之外的事，但辛德勒主动承担起了保护犹太人并向世界揭露真相的道义责任。“大部分的普拉佐囚犯和依马利亚的所有人口开始以一种近似于宗教的虔诚信念，将辛德勒视为赐予他们奇迹拯救的伟大救世主。”[17]辛德勒神话从此诞生。

1943年3月13日，克拉科夫普拉佐劳工营司令阿蒙·哥德（Amon Goeth）组织了清洗犹太人聚居区的行动，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七个世纪的犹太人被清除一空，全部犹太人囚禁于普拉佐劳工营（此后即源源不断地送往附近的奥斯维辛死亡营），四千多个隐藏者一夜之间全被枪杀。哥德以此自豪：“肃清行动以暴风般的速度横扫整个犹太聚居区的时候，他将会感到一种巨大的满足与对于醇酒的强烈渴望。即使是面对着晦暗阴郁的浓厚云层，他也可以感觉到这个阴冷的日子将会成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当他步入老年，而卑下的犹太种族已完全消失之后，年轻人将会带着充满敬意的眼光好奇地询问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8]在普拉佐，哥德更以蹂躏、杀害犹太人为乐事，他喜欢在阳台上对所看到的任何一个犹太人开枪，整个劳工营都可以听到处决行动的枪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辛德勒以设备复杂等原因拒绝将工厂迁入劳工营，并花费巨款在依马利亚把工厂改建为普拉佐的附属营，以保证厂里的犹太人有一定的安全。在这里，没有凌辱囚犯的司令官，没有永久性的巡逻警卫，没有凶猛的恶犬，囚犯们不会遭到无情的毒打。这里的面包和汤要丰富得多，没有任何人因为工作过度、鞭打酷刑或是饥饿而丧失性命，一对新婚夫妇还在这里举行了婚礼。辛德勒或用贿赂行为，或借军方合约的理由，多次虎口夺人，营救他的工人。在其崇高的拯救行动中，辛德勒使用了许多非法手段和不同寻常的方法。当布达佩斯犹太组织的拯救计划代表希德拉赛克到来时：

辛德勒告诉希德拉赛克，他认为阿蒙·哥德之所以会表现得如此残酷野蛮，或许是因为他喝的酒太糟糕了，他常常喝下几加仑的劣质白兰地，而这些根本不配称为白兰地的劣酒严重损坏了他原本已十分脆弱的理智，使他完全想不到自己残酷作风所可能导致的恐怖后果。希德拉赛克这次又带了一笔钱交给辛德勒作为拯救基金，而辛德勒认为他们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购买一整箱上等白兰地……应该将这箱酒送给哥德，然后在谈话中暗示哥德战争随时会结束，而那时新政权将严厉调查每个人在战争中的所有不当行为。……辛德勒相信人们可以与魔鬼一同饮酒作乐，然后借着一小杯白兰地的作用来减轻邪恶的毁灭性力量。[19]

为了让刽子手少杀人，就要让他喝好酒，而这个方法还真的收到成效。普拉佐集中营是残酷的，但是，“相较于以歼灭为唯一目的的奥斯维辛或是贝尔契克终结营，仅遭受到饥饿与零星杀戮的普拉佐还算是较为理想的环境，因此辛德勒十分愿意与辛德勒将军（一名与奥斯卡同名的纳粹将军——引按）的军方督察团的采购员与工程师们进行协商，为普拉佐争取重要的合约。……延长普拉佐奴隶劳工营的生命，也就是延长了那些可怜奴隶的生命”[20]。所以，当一些生活较差的党卫军看到哥德的豪华别墅时会燃起一种毁灭性的妒意，当正直的督察团成员对普拉佐的经营情况感到不满时，辛德勒和这些奴隶却要为哥德说好话。一个经常被哥德毒打的劳工罗曼·金特，曾请辛德勒为普拉佐工厂供应必要的原料，因为没有这些大量的废铁原料，金属工厂中的所有劳工全都会被送入奥斯维辛。

1944年7月，辛德勒接到命令：关闭附属营，遣送囚犯回普拉佐，等待重新安置的命令。这意味着，辛德勒工厂里的犹太人将不再拥有任何安全的避难所。辛德勒再次以生产军方所需要的防坦克武器弹壳为名，提出把他的工厂迁到偏远的摩拉维亚地区的计划。这既要残暴的哥德同意他带走工厂的囚犯，又要军方最高指挥部疏散委员会官员同意他迁出工厂，还要摩拉维亚地区行政长官同意他迁入，中间还有无数环节和关卡。为了打通这些关节，辛德勒在柏林和克拉科夫黑市上，以惊人的高价赎买了咖啡、钻石、美酒、茶叶、皮鞋、地毯、罐头等礼品，到处打点官员，使其移居布瑞恩利兹的计划终于成功。以工厂正常运转所“必须”为由，辛德勒令官方允许1100名囚犯随工厂迁移。当运送其女囚的火车错开到奥斯维辛，囚犯随时可能死于毒气室时，辛德勒下决心要把她们救出来。在礼品、女色之类的“辛德勒式”手段都未能奏效时，他又亲自出马到奥斯维辛，再度开始他的演说：“这些全都是无法替换的军火技术工人，我辛辛苦苦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成功地训练出她们精湛的技艺。”党卫军军官问：“我看到名单上有9岁、11岁的小孩，难道他们也是军火技术工人吗？”辛德勒回答：“她们负责打磨45厘米的弹壳，我是看中她们的纤细修长的手指才选择她们做我的劳工，她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手指伸进弹壳内部，大部分成年人无法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辛德勒的工厂从未制造出一件合格产品，连一个弹壳也做不出来，辛德勒是花钱交差的。当上级领导来检查时，辛德勒以丰盛的酒宴招待他们，用弄虚作假的方式蒙混过关。在最后的日子里，辛德勒确实建造了一个独立的军火库，但他的目的，却是为了给他的犹太人提供自卫武器，以防止党卫军撤退时的疯狂屠杀。

即使在纳粹时代，也绝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恶人。比如辛德勒的父亲，就是一个思想上的反纳粹人士，他从未相信希特勒可能成功；而党卫军的艾瑞克·蓝上校也一直怀有深沉的绝望和道德的复杂心态；在虚矫暴虐的纳粹官场中，也有一股清流，甚至党卫军也以侵吞公款、黑市交易、苛刻作风等罪名处理了阿蒙·哥德。但是，只有辛德勒，从大屠杀的机器中救出了犹太人。历史铭记和道义表彰之外，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此显示出来的善恶关系。辛德勒处在一个邪恶的环境中，要想行善，要有救人的能力和机会，他就不能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善人”。如果辛德勒没有发战争财，如果辛德勒是一个不搞行贿的规矩商人，那么“辛德勒名单”就是废纸一张。善离不开恶。善的目的不可能通过善的手段来达到，显示的是善对恶的屈从，说明人类世界没有为善的实现开辟康庄大道，即使在民主之“善”战胜纳粹之“恶”后，“恶”仍在狞笑：辛德勒在战后不断受到德国人的羞辱而一些刽子手却受到出奇的宽大。根据辩证法，善恶从来都相伴相生，但哲学家的宏论总是不能平息我们面对具体生活中恶比善优越时所产生的愤懑和冲动。迄今为止，善在历史上好像还从来没有像恶那样趾高气扬、势不可当，20世纪仍然充满古往今来令人们感叹不已的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无所不能和“无法无天”，另一方面是多数人的软弱无力和孤立无援。

《辛德勒的名单》电影剧照

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Michael Keneally）的《辛德勒名单》部分地表现了当代道德的含混性和困境，但仍然不够。在这部小说被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Allan Spielberg）拍成电影后，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评论说：“我认为，斯皮尔伯格这部黑白电影中最有问题的地方，是在影片末尾以彩色出现的胜利的人群。电影中那些没有涉及奥斯维辛深远影响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描写，我也认为是一种拙劣，因为根据它所表现的伦理道德，作为关键性的人——及人文的理想——此时此刻竟然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维辛。倘若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就没必要再谈论什么种族屠杀了，或者至多当成是一个遥远历史的记忆，就像说及阿拉曼战役一样。这也是一种拙劣，如果他没有能力——或者是根本不愿意——理解我们文明化和个体化的畸形生活同种族屠杀向可能性转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还有一种拙劣，就是忽视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和心理的自然图景，把奥斯维辛只局限在直接受害者的范围内，而不将其视为世界的一个客观存在，因而把奥斯维辛降低为单单是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问题，降低为两个群体间某种宿命的不相容性。”[21]从小说到电影，《辛德勒名单》唱出了善的颂歌，但它似乎还没有真正触及奥斯维辛的历史/伦理后果。

2. “施梅尔特组织”的及犹太领袖的双重性

在普遍恶的环境中，对抗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辛德勒式的，另一种是犹太聚居区的警长、德裔波兰人奥斯华·伯斯柯式的。后者是坚持原则的理想主义者，在发现自己不能继续在合法的岗位上营救犹太人后，他成为森林中的地下抗暴分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辛德勒用来贿赂体制的金钱，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两人不同的天性和想法。“正是因为奥斯卡这种非法的手段，才使得某些人得以保全性命。就是因为奥斯卡这种不当的交易，那个古怪的依马利劳工营才能安然无恙地矗立在利波瓦街，并使居住在其中的一千名囚犯在大多数的日子中免于遭受被拘捕的恐惧，远离党卫军残酷手段的威胁。……虽然伯斯柯将他的制服留在波德果尔办公室的衣架上，明白地传达出他对于纳粹政策的不满与唾弃，而奥斯卡却戴着他的大纳粹十字徽章，架着豪华轿车来到普拉佐劳工营，将上等白兰地送给疯狂暴君哥特，但若是以伯斯柯与辛德勒两人的天性来作为审断标准，事实上这两个党员对于纳粹体制的道德厌恶感可就是毫无轩轾的。”[22]我们当然礼赞伯斯柯式以暴抗恶的正义行为，但对辛德勒式的曲线行善也应高度尊敬。20世纪的大是大非、善恶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是：是否参与了杀人。除此之外都是次要的。

如果说辛德勒的行为都有一种含混性的话，那么在纳粹控制的环境中，还有更为灰暗的区域。那就是一些人一方面参与、帮助了纳粹的屠犹暴行和战争机器，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延长甚至保护了犹太人的生命。

辛德勒的工厂属于纳粹德国“施梅尔特组织”（Organization Schmelt）。1939年，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后，波兰被一分为三：靠近德国的西部被德国兼并，东部地区为苏联所有，其余部分成立为由德国人控制的“波兰总督辖区”（General Government）。由于被德国兼并的地区大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对德国战争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因此，与总督辖区设立重兵看守且严厉监管的犹太人隔离区不同，纳粹在兼并区并没有设立犹太人隔离区，而是把犹太人集中到城市，组织他们为德国生产。1940年10月，希姆莱任命党卫军准将施梅尔特（Albrecht Schmelt）为“帝国党卫军元首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外国劳动力雇用之特别代表”，要求他建立若干劳工营，组织犹太劳工为德国生产。所有这些劳工营被统称为“施梅尔特组织”，其总部设在德波边境地区的小城索斯诺维克（Sosnowiec）。凭借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工的优势，“施梅尔特组织”在周边地区迅速吸引了大量德国企业家，巨型建筑项目顺利进行，军工厂和纺织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德国战争经济的重要支撑。从根本上说，“施梅尔特组织”是一个奴隶贸易组织。

位于德国的杰帕斯多夫劳工营最早使用犹太劳工。这里的劳动是艰苦的，男性每天所去的附近高速公路的建筑工地的情形是：“伴随着铁器敲击的哐当声的是警犬不停的狂吠以及它们德国主人的大叫，这些人站在那儿，手里拿着粗粗的棍棒，如果劳工们干活的节奏稍慢了下来，这些棍棒就会落在他们的头上和肩膀上。下雨天的时候，劳工们站在没过脚踝甚至更深的水里达数小时，铲着沉重的泥浆。他们的鞋子和衣服很快就又破又烂了。整天在冰冷的土里或渗着水的泥浆里挖着，赤手拖着很重的铁制支座，而胃里只有一杯微温的、褐色的、冷的、加太多水的萝卜汤或者晚上偶尔的一块面包——无怪乎他们中许多人在晚上点名的时候看上去虚弱得都站不稳了。病了的人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23]女性稍好一点，她们一般被留在营地从事清洁和厨房工作。尽管严格地说，“施梅尔特组织”中的犹太人也是囚徒，他们要从事超长时间的劳动却只有极少的甚至是没有报酬。但是，只要在这里工作，就基本上没有生命之忧；他们的生活条件与工作环境都极为恶劣，但没有毒气室、没有焚尸炉；他们没有公民权利，但身上没有被刺上号，也可以与外部联系（1943年夏后，通信停止了）。所以这里的犹太人要比总督辖区中的犹太人幸运得多。

“施梅尔特组织”中条件更好的是索斯诺维克等地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厂房和车间大多是从犹太业主手中没收得来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因为在这些企业的犹太人是为纳粹工作，所以只要在这里有一份工作，就可以免于被驱逐被征到外地的劳动营去。这些企业之一是罗斯纳（Alfred Rossner）经营的威尔玛奇特（Wehrmacht）制服和鞋厂，工人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比之劳工营，这类工厂对犹太人的吸引力最大，人们纷纷进行贿赂以求获得“罗斯纳身份卡”。随着劳动营需求量的增加，索斯诺维克的犹太人也日益紧张，他们都希望能够在当地工作，以至于“罗斯纳身份卡”的价格已经涨到一万马克。

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纳粹的集中营政策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按最初的规定，集中营的任务是惩罚和灭绝所谓国家和种族的敌人。1942年，希姆莱决定由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处”（WVHA）负责管理集中营，集中营的目的只是为党卫队的经济企业提供奴隶大军，这样集中营就要从过去单一的政治形式过渡为适应经济任务的组织，必须不停顿地驱使囚犯们劳动，而不是残酷地虐待他们。希姆莱命令：可以通过合理的，必要时额外改善伙食和衣着的办法来提高囚犯的生产效率。从犹太奴隶劳动中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经济管理总处，因此就与海德里希的中央保安总局发生冲突，前者要尽可能地保存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后者要尽可能斩尽杀绝所有犹太人，双方在波兰上演了争夺犹太人的斗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第三帝国末日，总的趋势是海德里希的保安总局占了上风，大多数犹太人被杀害，但纳粹毕竟不能完全无视犹太人作为劳动力的价值。直到1944年底，经济管理总处仍然有60万名囚犯在其各类企业中劳动。[24]“施梅尔特组织”，以其巨大的利润和生产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其最大规模时，它在波兰德占区、德国和捷克共有177个劳动营，成为一个庞大的劳工体系。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明确了“最终解决”的灭绝政策之后，有巨大经济效益的“施梅尔特组织”就面临着是否关闭的问题。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施梅尔特组织”言辞激烈地反对打断大型的建筑项目或生产线，理由是它提供了基本战争物质，如军需品、飞机、坦克、无线电管和毒气等，一些私人企业也持相同观点。鉴于可用的工人数目的减少，“施梅尔特犹太人”越发显得不可或缺。争论的结果是达成妥协：为了军事目的，一些犹太劳力还是允许的。这一“缓刑令”的发布，一方面是因为得到相对理性的军备部部长施佩尔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一组织有宣传价值。奥斯维辛全力毒杀犹太人的消息传出之后，国际上不断有死亡集中营的报道。有了“施梅尔特组织”，可以为纳粹的犹太政策做部分粉饰。当然，经济利益、宣传需要终于未能抵挡住种族纯净的梦想。1941年10月，海德里希指出，存在着一种危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很多人要求将犹太人作为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加以保留，而谁也不去设法寻求其他劳动力来代替犹太人”[25]。1943年春天，希姆莱命令艾希曼关闭“施梅尔特组织”以与清除犹太人的计划相协调。由此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把“施梅尔特组织”的场地正式划作集中营，二是把索斯诺维克的剩余犹太人驱赶到犹太隔离区。3月10日，索斯诺维克所有的犹太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到纳粹划定的隔离区居住，不断地被党卫军抓捕。最后的清洗始于8月1日，600多党卫军包围了索斯诺维克的犹太区，把8500多人送到奥斯维辛；然后是8月9日，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又上了开往那里的火车。除400多人躲避到了早已挖掘而成的掩体外，索斯诺维克的犹太人就算是“解决”了。

随着索斯诺维克和周边地区犹太人的“解决”，“施梅尔特组织”也宣告结束，施梅尔特本人被解除职务退休，一些重要的工厂失去了劳力。消息灵通的辛德勒赶在希姆莱下令之前，把他的工厂从波兰转到捷克斯洛伐克，那里还有17个“施梅尔特组织”的劳动营。

这就是“施梅尔特组织”之于犹太人的特殊价值。无论是条件较好的索斯诺维克的企业，还是其他恶劣的劳工营，它们都至少延长了这一地区犹太人的生命。以索斯诺维克的约瑟夫·冈卡兹一家为例。二女儿莎拉1940年10月28日到达杰帕斯多夫劳动营，她先在劳动营办公室做文秘工作，后来做裁缝。冰冷拥挤的营房，硬而窄的双层床，少得可怜的食物，粗陋的厕所，还有与家人的分离等，这些当然是令人痛苦的，但莎拉原是平民出身，能够忍受恶劣环境。在此期间，莎拉还能与姐姐通信，在营中也有好友关照，甚至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所以这里的劳动不是不可忍受的。特别是1941年的春天，莎拉被安排到一户德国人家里，以使用其多余的缝纫机。女主人帕其塔夫人及其女儿艾尔芙丽德热情地接待她，工余时请她吃点心。在得知莎拉的母亲有病时，她们还专门去信问候并附了一些钱。帕其塔先生回来后，对莎拉同样友好。彬彬有礼的谈话，有营养的食物，母女俩陪同的乡村漫游，都让莎拉感受到德国家庭的关爱。当劳动营有了缝纫机后，莎拉无法再去了，但帕其塔一家还到劳动营来看她，即使在铁丝网围起来后，他们还是请守卫把装着食物和衣服的包裹送给莎拉。[26]一年后，莎拉还享有一次休假的机会，仿佛她就是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工人。

作为最初的杰帕斯多夫人，她发现她有一些优势。那些最早到来的人在劳动营规模还很小时就已经适应了环境。在1940年秋天来到劳动营的一小群工人、守卫和军官里，她有很多朋友。她的德语现在已经很流利了。她的裁缝技术为她赢得了一些尊敬和特权。她和帕其塔一家在一起的几个月让她在身体上和情感上都坚强了很多。或许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至少能为她在随机转移到另一个劳动营里提供了一些保护。[27]

公路修好之后，沿线的劳动营陆续被关闭或合并。莎拉此后被派到德国的格罗斯萨恩（Gross Sarne）、布兰德（Brande），波兰的罗拉哈特（Laurahutte）、格罗斯帕尼欧（Gross Painow）、布莱克海默（Blechhammer），捷克斯洛伐克的萨茨拉（Schatzlar）等劳动营。在格罗斯帕尼欧劳工营，“糟糕的卫生条件和遭污染的食物导致了1942年9月伤寒病的爆发。劳动营头目担心他没法找到死去的犹太工人的替代者，于是下令进行6个星期的隔离期。为了保持工人的体力，同时也是为了限制可能已被感染的犹太人与党卫军卫兵的接触，他宣布工作暂时停止”[28]。1943年春希姆莱下令关闭“施梅尔特组织”后，劳工营转为正式集中营，但萨茨拉位于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大山之中，是好几家纺织企业的所在地，因此实际的情形并没有多大改变，况且监工并不严厉，因此莎拉的日子相对好过。1945年3月，她们开始挖战壕；5月7日，被苏联红军解放，莎拉从此开始了新生。

莎拉的姐姐瑞泽尔也没有死。按德国人的要求，索斯诺维克的所有犹太人1942年8月12日早上七点在体育馆集中，他们被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有有效工作证、没有老人小孩拖累的人，盖好章后即可离开。第二组是没有合适的身份证明而又健康的人，他们被赶到另一个区域等候驱逐到一个劳动营。第三组是因身体虚弱或家庭原因而需要再经过一次选择的，留在体育场。第四组是大家庭和不能工作的人，他们将被送往奥斯维辛。莎拉的父母与其余约8000人被直接送往奥斯维辛，姐姐瑞泽尔则被送往纽萨尔兹劳动营，处境和妹妹差不多。当纽萨尔兹集中营于1945年1月17日奉命疏散时，瑞泽尔与其他囚徒一起西撤，3月下旬到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4月15日被英国人解放。

莎拉的好朋友艾拉，原来也在杰帕斯多夫劳动营，后来回到索斯诺维克，先是在一家企业做监工，后来成了犹太长老会的工作人员，还曾努力让莎拉也能回到索斯诺维克。直到最后一次清洗索诺维克之前，她的工作都是令人羡慕的，也帮助了很多人。但1943年8月初，她被送往奥斯维辛，并因参与特遣队10月7日的起义而被害。可以设想，她如果与莎拉一样，始终在劳动营，是完全可以活下来的。当然，所有这些工人都没有生命保障，纳粹随时可以将他们送进更严酷的劳动营或死亡营。就如有人说的：“犹太区就像装满种子的口袋。德国人时不时把手伸进口袋，然后抓走一把。那些从他指缝里漏掉的人得到暂时的解脱……”[29]

“施梅尔特组织”只有20个官员，它之所以能有效管理着日益庞大的劳动营网络，主要是依靠犹太社会的精英人物的配合。在索斯诺维克，这样的人物主要就是摩西·梅林（Moshe Mering）。这个37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原是小官员，离婚、嗜赌、投机、放贷，人品与名声都不大好。当纳粹成立犹太人议会和犹太居民委员会以取代战前犹太社区的自治组织时，梅林以其有过与纳粹打交道的经历而被任命为首领。梅林精明强干，上任后立即进行了严格的人口普查，然后把名单上的人与施梅尔特的劳动要求对号入座。他提出“工作以拯救”的策略，给纳粹的行动披上一层犹太人的外衣。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不久就被提升为上西里西亚东部所有地区犹太人长老会的最高长官，控制了45个城镇共13万犹太人。为此，梅林与其260人的管理团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网络，覆盖了劳动、社会、福利、财政、法律、住房、教育、统计和医疗等方面，有效地进行着社会管理。其邮政制度是全波兰最可靠的，以至于当华沙起义的领导们需要与巴勒斯坦联系时，他们派人到梅林的某个邮局，从那里把信寄出去。梅林为他的王国感到自豪：在上西里西亚，犹太人有孤儿院、学校和工厂，他的福利部管着28个公共厨房，卫生部经营着1家医院、19个诊所、10个口腔诊所。他的犹太人能够收发信件，也没有被限制在犹太隔离区。相比之下，在华沙，50万人口中有许多人无家可归；在罗兹，16.4万人被塞进1.5平方英里的地方。

梅林只是纳粹的工具。德国企业找施梅尔特要劳动力，施梅尔特再找梅林。梅林的主要任务是为“施梅尔特组织”提供劳力。企业支付工人的费用、每天几便士的食物和每四十个犹太人一个守卫的费用。“施梅尔特组织”在其巨大财富中根据劳动力的数目而付给梅林一笔象征性费用，梅林获得的钱除用于长老会的运行外，也零星地给劳动力家庭一些钱。莎拉家里就拿过一点钱。因为梅林是“施梅尔特组织”的必要中介，所以他有一张可以通行于波兰和德国的特别通行证，他手下的警察和职员也没有被驱逐的危险。他为此很自豪，只有他能直接与纳粹对话，只有他能通过谈判和贿赂削减了被驱逐的犹太人数目；他以牺牲一些人以拯救大多数人为安慰。组织劳工起初还比较容易，梅林许诺去劳动营的人只是做一段短期的、有报酬的工作。当这一许诺成为泡影后，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去劳动营了。为了满足德国人所需要的劳动力，梅林提高了免于劳役的人头税，对那些没有报到的家庭实施严厉的处罚。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驱赶到劳动营，可提供的人越来越少。犹太警察也由维持秩序而变为抓捕劳工。他们拿着梅林手下不断更新的花名册，到具体的目标人家中把人带到临时劳动营，必要时还会使用棍棒和野蛮的暴力。他们之凶狠毒辣仅略逊于党卫军，能执行长老会下达的任何制裁，从没收配给卡和财物，把人们从公寓楼里驱逐出来，到在被怀疑窝藏逃犯的家庭里绑架人质。最后，梅林指挥警察包围整栋公寓，父母如未在指定场所工作的，以及有不止两个孩子的，就会被带走“重新安置”。1942年5月12日，包括1500名索斯诺维克男女和儿童在内的一批犹太人被运抵奥斯维辛，直接送进1号毒气室毒死。1942年8月12日，索斯诺维克又有8000人被直接送往奥斯维辛。梅林似乎没有认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他还自我庆祝地说：“作为一个将军，我已赢得了异常伟大的胜利，我本来要失去一切，现在只失去百分之二十五，谁还能要求比这更好的结果吗？”[30]然而，随着犹太同胞的急剧减少，他也悲伤地说：

我站在一个笼子里，面前是一只饥饿而且发怒的老虎，我用肉——用我那些兄弟姐妹们的肉塞住他的嘴巴，是为了让它待在笼子里，以免它挣脱出来，把我们大家都撕成碎片。[31]

1943年 6月19日，梅林与他的亲密助手费妮·兹阿那（Mrs. Fani Czarna）夫人被带到盖世太保总部，然后直接上了去奥斯维辛的火车。

梅林的成就感来自索斯诺维克与罗兹（Lodz）的比较。其实，罗兹也有一个梅林式的人物。纳粹占领波兰后，将罗兹改名为利茨曼恩。1940年在罗兹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为了管理生活在这里的16万犹太人，伊姆·兰科斯基（Mordechi Chaim Rumowski）被任命为隔离区主席。此人原是一个失败的企业家，此时虽已60岁但依然精力充沛、粗暴专横。在四年的主席任上，兰科斯基凭其权力欲、顽强的生命力、真正的外交和组织才能建立了他的独裁地位。到1943年，罗兹隔离区已经建起了十几家工厂、仓库和企业，有85%的成年人参加工作。兰科斯基还组建了一个艺术团，发行印有他头像的邮票。他经常乘着一辆由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的四轮马车巡视他的微型王国。他让他的宫廷诗人谱写对他的颂歌，要求孩子们歌颂他是“我们敬爱的和天佑的主宰”。他还建立了一支600人的警察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并模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风格，对他的臣民发表演讲。在纳粹眼中，他是可以任意宰割的可笑人物，但在他的臣民眼中，他是无所不能、拥有权杖和宝座的君主。但兰科斯基不只是一个可悲复可笑的小丑。在他的心里，他觉得自己就是其臣民的大救星、弥赛亚。当德国人没有警告便抓走其议员时，他勇敢地保护他们；当德国人日益增多地从罗兹榨取布料，并越来越多地从罗兹带走“没有价值”的人口时，他机智地与德国人讨价还价。他确实通过严厉的镇压来消灭反抗的念头和行为，但这不是因为他对德国人的屈服，而是因为他把这些反抗视为叛逆。1944年9月，纳粹开始清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犹太人被送到奥斯维辛，兰科斯基的结局不太清晰，估计被送进了奥斯维辛毒气室。就兰科斯基在罗兹的所为而言，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多有令人切齿之处，但罗兹犹太人隔离确实比其他犹太人区更久地维持了下来。

梅林和兰科斯基都与纳粹合作，都牺牲了许多犹太人，但他们确也为犹太人争取到了一点有利的东西，从他们的故事中，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得出的结论是：“在典型情况下，政治压迫几乎必将催生一个难以界定的灰色区域——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在每个至高无上的宝座脚下，都会聚集着像兰科斯基这样的人，争夺着自己那部分小小的权力。”就其在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所为而言，无论是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兰科斯基都不可赦免。“但是，的确存在情有可原的环境因素——像纳粹这样的恶魔主义具有可怕的腐蚀力量，让人们难以在它面前独善其身。它降低受害者的人格，同化他们，因为它需要大大小小的同谋者。必须具备真正坚强的道德盔甲，才能抗拒它的腐蚀。而对于一个罗兹商人，查伊姆·兰科斯基，以及当时的整整一代人，所具备的道德盔甲是脆弱的。”[32]这个灰色区域提出了重大的政治、伦理问题：是否应当让犹太人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与纳粹对抗？是否该想办法活下去尽可能地减少牺牲？这些灰色人物是纳粹的帮凶，还是犹太人的保护者？

在这个广大的灰色区域中，梅林和兰科斯基无疑是偏黑的，当然还有偏白的。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的规模为欧洲之最，化学工程师亚当·车尔尼亚可夫（Adam Czerniakow）是犹太委员会的主席，他一方面负责管理犹太区的所有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在德国官方机构面前代表犹太人。他把坚守岗位看作是自己的义务，拒绝了意大利人提供的逃出波兰的机会，每天尽心尽力，努力减轻犹太人的痛苦，但仍然为人所厌恶和仇恨。车尔尼亚可夫爱好排场，喜欢热情的演讲、庄严的开幕以及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还有一辆专为其使用并象征其权力和尊严的破烂汽车。儿童游戏场开幕的当天，他身着闪亮的白色西装、头戴一顶草帽，手上戴着白手套，与犹太区的环境格格不入。车尔尼亚可夫慷慨地资助艺术，协助建立了隔离区的交响乐队，多次举办音乐会，使得那些饥饿的、担惊受怕的犹太人得到了片刻的心灵护佑和安慰。1942年7月22日，纳粹要将华沙犹太人驱逐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车尔尼亚可夫需要在波兰文的布告上签名。一般情况下的签名是“华沙犹太人委员会主席——大学工程师车尔尼亚可夫”，但这一次，他却代之以“华沙犹太人委员会”，因为他不愿一个人承担布告牌上宣布的死亡判决的责任。7月23日下午，两个执行“赖因哈特计划”的纳粹军官，要求车尔尼亚可夫第二天把驱逐的犹太人数量提高到一万名，然后是每天七千人。这一数字是根据运输能力而确定的。两个党卫军军官离开后，车尔尼亚可夫服用氯化钾自杀了。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他们要求我，亲手杀死我的人民的孩子们。我除了死，已别无选择。”留给华沙犹太人委员会的遗书是：“我决定退职卸任。请不要把它看作是逃避和胆怯。我是无能的。我的心为悲哀和怜悯所粉碎，我无法再这样忍受下去。我的行动可以让人看到所有的事实真相，也许它会使大家走上正确的行动之路……”[33]但华沙犹太人最终没有“走上正确的行动之路”，车尔尼亚可夫的死，说明华沙犹太人已经没有生路了，他们大部分死于特雷布林卡死亡营。车尔尼亚可夫不是英雄，但却是一个有原则的殉道者。

无论人品、能力如何，犹太人领袖们都无法选择。德国占领匈牙利的第二天，艾希曼的两个官员着手组织了犹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把德国人的命令传达给犹太人，并确保犹太人严格执行命令。委员会之所以会服从德国人的命令，一是担心如果拒绝，德国人会做出残忍的事情；二是他们希望妥协能够避免德国人的屠杀；三是他们不相信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命运会出现在匈牙利这样的文明国家。对委员会的严厉指控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警告犹太人，没有把放逐的真正目的地告诉犹太人，使犹太人误以为自己很安全，只是去匈牙利边境工作而已。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能说不知道，因为奥斯维辛的两个逃犯，弗尔巴和弗雷德1944年逃出后写的《奥斯维辛记录》，被译成匈牙利文送到了犹太领导人、教会高层和一些同情犹太人的政客手中。因此，犹太人委员会没理由不知道。问题是，即使他们发出了警告，也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抵抗与逃亡。犹太人或内部分裂，或麻木不仁，既无法进行战斗，也无地方可逃。

老虎钳一旦合上，一切都不再可能。对于像梅林、兰科斯基以及那些与“施梅尔特组织”有关的犹太领袖来说，一旦进入这种绝境，不管他们怀有什么样的动机，也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有罪。问题只是在于，这种罪是无法避免的。

3. 与凶手做交易？

大屠杀是纳粹德国的国家意志，其中当然有特别残酷、特别邪恶的人，但大屠杀得以发生的关键，不是人性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此不能说所有德国人都是凶手。在劳动营中，莎拉就得到过一家德国人的关心。但是，这家德国人只能帮助莎拉个人，包括他的儿子在内，他们可以减轻劳动，但不能从根本上拯救莎拉。因为要拯救这样的犹太人，就要与纳粹机构打交道，而与魔鬼打交通的人，不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善人。他们的复杂性，是一个未得到充分认识的问题。

犹太领袖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多有争议。针对梅林式的人物，把这个问题提得最严重的是汉娜·阿伦特。在其关于艾希曼审判的研究中，她特意指出：“对犹太人来说，犹太领袖们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全部黑暗故事中，最为黑暗的一章。……关于协助德国人，中欧及西欧高度同化的犹太人社会和东欧意第绪语的群体之间没有什么差别。阿姆斯特丹也好，华沙也好，柏林也好，布达佩斯也好，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人员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了征收强制遣送和灭绝的费用，为逮捕犹太人、押送上列车提供警力协助，还有作为最后的好表现姿态，最终没收并把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来取得对方的信赖。”[34]梅林、兰科斯基当然就是阿伦特所说的“犹太领袖”，但她说得最多的却是匈牙利的犹太领袖卡斯特纳（Rudolf Kastner）。

1943年11月，在布达佩斯的一家酒店里，辛德勒会见了匈牙利犹太组织的领导人卡斯特纳和斯普林曼，提供了纳粹集中营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信息。

卡斯特纳1906年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科罗日瓦，16岁时就从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0年特兰西瓦尼亚被匈牙利吞并，卡斯特纳也来到布达佩斯继续其社会政治活动。在与辛德勒会见时，卡斯特纳是一个非正式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救济与营救委员会”（希伯来语“瓦达”）的副主席和核心人物。这个组织原是为了处理1942年春从波兰、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拥进来的犹太难民问题而成立的，但辛德勒来访后，“瓦达”就有了从纳粹手中拯救犹太人的想法。“面对大屠杀，‘瓦达’来不及思考与纳粹进行交易是否道德，他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因为很多生命正等着挽救。事实上，一旦奥托·加莫里（瓦达主席）向那些冷漠、无能并且怀有敌意的匈牙利权贵们请求帮助无果，与纳粹交易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可笑的是那些可恶的德国人一下子又成了犹太人最后的、唯一的希望。”[35]卡斯特纳之所以成为营救活动的中心人物，与其个性和能力有关。被他拯救出来的犹太人，在其为卡斯特纳写的著作中概括说，人们普遍认为，卡斯特纳是一个雄心勃勃、不可一世、奸诈狡猾的人，但又思维敏锐、外交技巧高超、勇气可嘉。正常条件下，这些特点并不令人钦佩，但在危险而动荡的年代，这些特点正是与德国建立关系所必需的。“如果卡斯特纳只运用礼貌、诚实的手段，根本就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功。”“一个敢于深入虎穴并能与纳粹官员保持联系的人一定具有一些非凡的特质，尤其当他两手空空，根本无法提供拯救犹太人的筹码时。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个人不仅要拥有钢铁般的勇气与意志，还必须具备其他更加阴暗的特质，比如狡猾和撒谎不眨眼的能力。这些特质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性格，但在地狱般的布达佩斯，这些特质极其重要。”[36]在“瓦达”内部，卡斯特纳与布兰德（Joel Brand）既是同志也是对手，卡斯特纳还与后者的妻子偷情。但布兰德后来在回忆录中列举了卡斯特纳的种种缺点之后，依然认为：“当他将精力集中到某件事情上的时候，他能够完成一些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危急时刻，他显示了他不可思议的勇气。”[37]

卡斯特纳与辛德勒见面后不久的1944年3月19日，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22日建立傀儡政府。艾希曼带着他不到200人的行动小组随德军来到布达佩斯，指导匈牙利宪兵陆续将所有的犹太人关进隔离区，并在几周内就把45万犹太人押往奥斯维辛，其中33万人一到就被送往毒气室。在德国占领期间，共有50万名以上的匈牙利犹太人被害，25.5万人幸存下来，其中一半在布达佩斯，一半在集中营。不过这个过程有点曲折。原定7月隔离，8月放逐，但匈牙利国王霍尔蒂迫于国外压力，搁置了这一计划。7月12日他下令将开往奥斯维辛的载有1500人的火车开了回来。但10月中旬纳粹命令霍尔蒂辞职后，新的傀儡政府积极配合艾希曼的大屠杀。卡斯特纳与布兰德的营救活动随即拉开序幕。这是发生在1944年布达佩斯的一个非常曲折、涉及许多人物的过程。

4月5日，卡斯特纳、布兰德与德国反间谍机构的探员约瑟夫·温宁格、艾希曼的副官狄尔特·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会面，谈妥以200万美元为条件，换取10万名犹太人移民。为使卡斯特纳等人在此过程中不受反犹太法规的约束，艾希曼为他们提供了“豁免通行证”，他们不用佩戴黄色的六角星，不受宵禁的限制，可以使用汽车和电话等。但最后此事几经反复无果。

4月25日、5月8日、5月14日，艾希曼三次传唤卡斯特纳和布兰德，提出“商品换血肉”的计划，即用一万辆军用卡车换一百万人，卡车必须是新的并有冬季装备。他强调这些卡车专门用于东部前线，绝不会用于西方。5月15日，艾希曼又传唤布兰德，说明驱逐犹太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如果“瓦达”能有肯定的答复，这些人将被送到西班牙边境，否则就将送往奥斯维辛。布兰德到伊斯坦布尔游说犹太复国组织的代表失败后去了巴勒斯坦，从此卡斯特纳成为“瓦达”的主要代表，开始了其惊心动魄的“与魔鬼的交易”。

艾希曼之所以与卡斯特纳谈判，是因为他高估了卡斯特纳及其“瓦达”的重要性，相信了他们代表着美国犹太联合救援委员会的谎言。而卡斯特纳之所以能取得部分的成功，则又因为他所拥有的顽强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意志、开空头支票，即使在内心充满恐惧、挫折、厌恶，表面上也能保持冷静与自信是分不开的。每一方都试图恐吓、欺骗、剥削另一方，卡斯特纳甚至与另一个谈判对手、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队长库尔特·比彻（Kurt Becher，一译库尔特·贝歇尔）建立了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比彻负责党卫队本部装备部并为武装党卫军提供物资，他在布达佩斯认识了当地最大的工业康采恩曼弗雷德-魏斯公司（Manfred Weiss）的股东，经过一段友好合作后，比彻与魏斯公司签订了一项人道与勒索相结合的协定：党卫军接管魏斯工厂的部分股份，魏斯家属中的48人（其中38人是犹太人）去葡萄牙。基于这一经验，比彻与卡斯特纳等有力地推动了犹太人以金钱赎性命的计划，他因此而与艾希曼成为对立面。由于比彻是希姆莱的代表，权力比艾希曼大，因此艾希曼无法阻止。希姆莱之所以同意进行谈判，在于他想通过匈牙利的犹太人复国主义者与西方盟国进行对话。当然，无论如何，纳粹是主动的一方，他们会提醒卡斯特纳：他仍然在纳粹的魔掌之中。事实上，营救过程中卡斯特纳几次被不同的纳粹系统绑架。

6月3日，艾希曼召见卡斯特纳，经过艰难的谈判，艾希曼答应交出科罗日瓦东犹太隔离区1.8名犹太人中的388人。“瓦达”内部经过激烈讨论而对被营救的犹太人拟出的标准是：对犹太公共生活有价值的人、为犹太社区服务过或为犹太社会事务做过牺牲的人、奴工留下的寡妇和孤儿。选出的名单后来又被科罗日瓦隔离区修改了，有人被当地犹太人领导人代替，有人通过贿赂德国和匈牙利官员而挤了进来，所以战争结束后还有人指责其中的裙带关系。6月10日，388名犹太人来到布达佩斯。与此同时，卡斯特纳还与艾希曼谈判，要求以500万瑞士法郎换取1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安全，最后艾希曼同意运送1300人，每人1000美元。名单拟定后又有另外两拨人被加入到名单之中。6月30日，大约有1700人上了离开布达佩斯的火车。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关了5个月后，这批人先后到达瑞士，计有1685人获救。

7月5日，“瓦达”收到一份“临时协议”，勃兰德等三人称是犹太事务处的代表，承诺只要暂停驱逐，他们每月向德国人支付100万瑞士法郎；每运送1000人到巴勒斯坦，他们就支付40万美元；每运送1000人到其他国家，他们就支付100万美元。卡斯特纳用这份假文件取得了艾希曼的信任，与艾希曼、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队长库尔特·比彻等人进行了多次艰难的谈判。8月份，美国犹太联合救援委员会代表梅耶等人也加入到卡斯特纳的行动中，他们一起促成了若干拯救行动。

8月21日，他和梅耶等人一起与比彻谈判，促成纳粹停止驱逐布达佩斯的犹太人。

11月5日，他与美国战争难民委员会的代表罗斯维尔·麦克里兰一起，与比彻谈判，使16岁以下50岁以上的男人、15岁以下40岁以上的女人及重病患者可以免于布达佩斯隔离区的驱逐。

11月8日，他与比彻谈判，促使艾希曼同意布达佩斯犹太儿童与老人免于“死亡行军”（将东方的犹太人向西驱逐）。

12月8日，他与比彻谈判，阻止了掌权的匈牙利箭十字党人灭绝布达佩斯隔离区8万—10万犹太人的计划。当然，这一事件的可信性不高。

1945年3月，他与比彻谈判，使藏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68名犹太人获得自由。

3月29日，他与比彻谈判，使希姆莱下令将集中营和平移交给盟国。其实，希姆莱是在多方力量的干预下作出此决定的。但卡斯特纳与比彻具体安排了贝尔根-贝尔森和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投降。

另外，据比彻说，是他促使希姆莱下达停止所有灭绝行动的命令的。在纽伦堡法庭上，他把这个命令会背了出来：“即日起，我禁止消灭任何犹太人，相反命令对体弱和患病的人给予关照。”如果不是直接，那也是间接地与卡斯特纳和比彻的多次谈判是有关系的。

除贝尔根-贝尔森群体的释放无疑属于卡斯特纳的功劳之外，其他的各项成果都有一定的争议，至少不只是卡斯特纳与比彻谈判的结果。相对于数百万的受害者，1685并不是大数字，但也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德国的投降意味着营救活动的停止。不再紧张冒险的卡斯特纳变得平凡、无聊起来，不但神情萎靡，思想也锈迹斑斑，以至观察者觉得不管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他都只有战前的影子。卡斯特纳于1947年12月携妻女移民到巴勒斯坦，初期甚为顺利，还担任政府高官。其时以色列矛盾复杂尖锐、领导集团中的矛盾和斗争、中欧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隔阂、参与拯救活动的要人之间的争功等，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卡斯特纳。一些当年就存在的分歧和争议现在被一些个人、意识形态敌人、大屠杀幸存者，甚至还有贝尔根-贝尔森群体的某些成员重新提出，并发展为有政治倾向的指摘和攻击。鉴于原匈牙利犹太人马尔凯尔·格鲁恩沃德对卡斯特纳的恶毒攻击，与卡斯特纳同一阵营的工党政府首席检察官兼司法部部长决定以谩骂政府要员的罪名起诉格鲁恩沃德，几经延宕后，审判于1954年2月18日正式开庭。法庭辩论和调查的结果，非常不利于卡斯特纳，一审判决是认定卡斯特纳与纳粹有勾结。媒体大量报道，卡斯特纳被这场灾难性误判所印在身上的“耻辱的标志”深深地伤害，于是他提出上诉；1958年1月5日的最后判决勉强恢复了他的名誉。但是他已听不到了。1957年3月3日，卡斯特纳乘车回家下车时，被不明身份的人枪杀。妻女生活陷于绝望，他自己的名字很快就在公共生活中消失。

在以色列，“卡斯特纳审判”与“艾希曼审判”同样知名。当1961年以色列审判艾希曼时，他当年的谈判对手卡斯特纳也再度为舆论所关注。杰出的政治思想家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也把卡斯特纳作为犹太人委员会合谋参与大屠杀的例证之一加以抨击。由于与国外具有联系的“瓦达”对纳粹更为重要，因而享有很多特权。艾希曼允许几千人移民，前提是卡斯特纳要保证集中营数十万将要被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必须保持安静和有序。这就是卡斯特纳可以在没有任何身份文件显示他是犹太人的情况下，得以在德国任意穿行的原因。阿伦特认为，卡斯特纳和纳粹一样，认为“有名的犹太人比普通人更有权利活下去”[38]。阿伦特所说的话是对的，但她对卡斯特纳的判断却是错误的。如果说在好人与恶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的话，那么梅林式的人物是灰中偏暗的，但也还有另一类犹太领袖，属于灰中偏亮型，有的是可以与辛德勒相提并论的。

那么，卡斯特纳何以被误解甚至被暗杀？除外在原因外，主要原因是与魔鬼打交道而造成的各种复杂情况。

一个是所谓背叛三个志愿兵问题。1944年6月9日，三名犹太志愿兵在空降南斯拉夫后来到布达佩斯，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当地犹太人自卫和反抗。其中一人被捕，两人找到卡斯特纳。卡斯特纳意识到，三人的到来将会被纳粹认为他与“营救委员会的间谍活动有关”，如此将妨碍他的整个计划。鉴于德国人已经发现这两位，卡斯特纳就劝说他们投降，在他们被捕后，“瓦达”也曾与艾希曼协商放出两人，但没有成功。10月14日，匈牙利战争部部长的秘书命令下属释放这三个空降兵。但15日，霍尔蒂被纳粹推翻，情况发生变化：一人被处决，两人被驱逐。十年后重逢，卡斯特纳被指控出卖了这三名空降兵。其实，这里涉及的是在危急情境中轻重缓急的矛盾，三名志愿兵已经被发现，如果不出来可能会影响整体的拯救行动。

再一个是上当受骗问题。1944年6月14日，艾希曼告诉卡斯特纳，要将还没有被驱逐的3万名匈牙利南部和东部的犹太人搁置在奥地利以示诚意。实际上纳粹是将这些人留在维也纳附近修工事的，而艾希曼却欺骗卡斯特纳，让后者为每人支付了100美元。实际上不管付不付钱，艾希曼都不得不那么做。最后的结果是：从布达佩斯挑了1.5万人，从其他各省挑了1.5万人，他们一起被送到斯特拉斯霍夫集中营，最终大约1.2万人被苏联人解救。卡斯特纳确实受骗了，但与魔鬼打交道，谁能保证不上当？充其量是错误而不是罪过。

第三是获救者名单的挑选问题。当时极端的言论说卡斯特纳“仅仅救出了他的52名亲戚”、“解救了工党的成员”以及“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们”，并在这个过程中牟取暴利。挑选被营救的人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道德难题：谁比谁更应该活下去？卡斯特纳对此非常谨慎，还在解救斯特拉斯霍夫群体时，他就说过：“又一次，我们必须面对进退两难的问题：我们是要进行随机的挑选，还是主观地去影响挑选结果？”“脆弱的人手将不认识的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由此而决定人的生与死，这的确需要真正圣洁的原则给予支持与指导。”[39]他将这个难题交给“瓦达”的一个委员会，决定挑选出一生都在为犹太社区做出贡献的男人、丈夫，在劳役集中营中的女人以及儿童，尤其是孤儿作为营救对象。在此问题上，卡斯特纳没有责任。

第四个是经济问题。贝尔根-贝尔森群体中的一些人要他交出精确的账单，甚至返还他们所交的赎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像卡斯特纳这样的人从来不是一个耐心的管理者和记账人。“考虑到当时那笔赎金不得不极其匆忙地从那些惊吓的犹太人手中筹集并送到多疑的匈牙利人背后那些贪得无厌的纳粹手中，到处都充斥着逮捕、拷打、驱逐和死亡，要卡斯特纳交出精确的记录简直就是荒谬的要求。”[40]这种荒谬的要求反映了人性的黑暗：当初为了活命，要什么给什么；事后却又想起那笔钱财。所以不但恶时代的善行有阴暗面，恶时代的受害者也并不总是光明正大的。

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是与纳粹合作问题。犹太人掌握在纳粹手中，要营救就得与纳粹打交道，但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基于一笔邪恶的合约而与纳粹勾结”，其主要理由就是卡斯特纳向那些受害者隐瞒了大屠杀的可怕真相。从奥斯维辛逃出来的囚徒、因送出第一份《奥斯维辛记录》而著名的弗尔巴，就在1961年著文指责卡斯特纳：“这一小帮内奸明知道在希特勒毒气室中他的同胞正在遭受什么折磨，他们却以沉默为代价换取自己的生命。”他还把艾希曼释放1800名富有或有良好社会关系的犹太人的行动，描述为是对卡斯特纳“隐瞒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发生的暴行的一种奖励”。卡斯特纳在战后的一些过头行为也被对手用作更具杀伤力的武器。战后，一些与卡斯特纳谈判、参与当年营救活动的纳粹分子受到调查或审判时，卡斯特纳为他们作证。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比彻，1947年8月14日，他为比彻写的宣誓书中声称：“毫无疑问，比彻是一名少有的有勇气反对灭绝工程、试图拯救生命的纳粹军官……比彻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竭尽所能从那些血腥的纳粹领导人手中拯救无辜的生命。所以，虽然我们的谈判形式与基础或许令人不快，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比彻善意的动机。在我看来，当同盟国或者德国当局审判他的时候，他应该获得充分的体谅。”[41]这类言论，使人们认为他倾向于那些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进而怀疑他在战时就与纳粹合作，把灵魂卖给了撒旦，是“杀人凶手”。应当说，卡斯特纳对比彻的评价确实过高，这有很多原因，如他觉得有义务帮助那些在他绝望的时刻为他提供帮助的少数敌人，他也希望他们逮捕更大的凶手艾希曼，追回匈牙利的人财产。他的战友布兰德甚至认为，这与他在以色列的“失落”感有关。当年他不仅承担沉甸甸的责任，还掌握着成千人的生与死。当他不再需要集中精力对付最邪恶的屠夫时，他是多么泄气。如果他为了克服这种反差而参与新的营救（比彻等人）计划，也有可理解的一面。布兰德说：“在纽伦堡，他又恢复了有权力的感觉：拿起电话，几句好话，介入，书面陈述……这就足够救人了。”[42]无论什么原因，卡斯特纳在此问题或许有错，但没有罪。

人不是上帝。对于在险恶的环境中从事大规模营救活动的卡斯特纳，不能用正常时期的标准去衡量。恶时代的善行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从事善行的人。实际上，不但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英国当然是反纳粹的中坚力量之一，但在拯救犹太人方面，英国人所为极差。当年布兰德到伊斯坦布尔后提出艾希曼“商品换血肉”的计划时，竟遭到同盟国的否决。主要理由是他们坚持德国无条件投降，任何谈判都违背这个原则。如果说这个原则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开罗的一名英国政客的话就很残忍了：“我要怎么处理这100万个犹太人？我要把他们放到哪里呢？”在犹太人遭受大屠杀，世界舆论都有所知悉后，英美两国都不准备放宽配额，特别是英国人担心的只是大量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后的麻烦。更荒唐的是，布兰德到伊斯坦布尔后，需与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处的摩西·舍托克见面，而后者又无法获得土耳其的签证，因此决定在土耳其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阿勒额（属叙利亚）见面。6月7日，布兰德刚进叙利亚，就被英国人扣留下来。当舍托克告诉他英国人要把他当作战俘带到埃及时，布兰德绝望了：“你还没有意识你在做什么吗？这是谋杀！屠杀！要是我不回去，我们的人就会被屠杀……我是100万个被判处死刑的犹太人的代表，他们的生命取决于我是否回去。”布兰德被英国人带到开罗，接受了三个多月的审讯。恢复自由后，他去了巴勒斯坦。如果他回匈牙利，很可能立即被艾希曼杀死。[43]

一个大国尚且如此，又何能要求一个人无可指摘呢？重要的是，卡斯特纳确实救出了若干匈牙利犹太人。他的悲剧，不仅反映了黑暗时代英雄的困境，也反映了人性的隐秘曲折。或可告慰卡斯特纳的是，20世纪80年代，卡斯特纳的名誉得以恢复。一个学者指出：“那时，人们很难理解卡斯特纳的所作所为多么英勇与无畏。不过一代人以后，一个更加成熟、自信的公众就能够理解为了救人而进行的谈判并非可耻的事情。”[44]

这是纳粹控制下犹太人的悲剧。理论上说，犹太人没有理由相信会有大屠杀。那些分散在中东欧各地的犹太人有理由乐观：消灭整个民族？这个民族分散在那么多国家里！几百万人！用什么手段？这可是20世纪中期呀！这句话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人们不相信纳粹要消灭整个民族。反犹主义是欧洲的传统，但在整个欧洲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或政治集团，真正实施过种族灭绝。第二，20世纪是文明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近代欧洲积累起来的理性、民主、个人权利、生命尊严等等不只是话语，它们确实成为政治实践，人们不但征服自然，也一再控制着野蛮。1939年10月1日，根据《慕尼黑协定》，斯洛伐克南部地区划归匈牙利。1944年3月20日，德国军队占领南部小镇穆卡切沃。这里的人们曾经听说过发生在波兰的反犹事件。“但似乎非常遥远，我们宁愿忽略它。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也会在我们身上发生。”一个从送往集中营的列车上逃出的波兰犹太人逃到这里，面对当地人的漠然，一再警告他们：“这次听我的，我不是吓唬你们，但你们必须离开。忘掉一切现在忙着的东西，立刻离开吧！也许你们还来得及逃命……”在德军占领前，这里的人便听说过邻国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家园的事：“据说犹太人被人从家里驱逐了出去，但没人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有说城里的男人都去当兵了，工作没人做，农村里更是如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可能被送到其他城市去工作。”[45]因为有这种信心，犹太人不想逃走。而且，事实上也逃不掉，纳粹控制着大半欧洲，普通的犹太人不但没有必要的移民费，也不知道可以逃到哪里，他们实际上也别无选择。逃无可逃，不与凶手做交易又能如何？

战争和大屠杀颠倒了日常伦理标准。像真善美与假丑恶这类似乎能截然分清的观念与行为，在具体情境中也经常呈现出混合、交叉的现象。艾希曼与比彻同为纳粹党卫队，但他们的行为却有不同的效果。纳粹专家赫内在介绍这一事件时就指出了他们的分歧：“艾希曼认为，库特·贝歇尔的行动证实了他的怀疑，即面对纳粹政权的日益衰落，全国领袖在犹太人问题上‘软了下来’。艾希曼深恶痛绝的东西，在他看来也体现在贝歇尔身上：‘戴细软羊皮手套的党卫队领袖’。尽管身穿制服和担负任务，小资产阶级的艾希曼也不会忘记自己仍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他对商人的儿子贝歇尔的架势忍受不了：一个传统的汉堡社会的子弟、一个党卫队骑师和封建阶层人士的朋友，而且现在通过魏斯协定变成了匈牙利犹太人社会的最后希望。”[46]类似比彻的行为还有很多。在南京大屠杀中，德国侨民、纳粹党员拉贝救济保护了二十多万中国难民，使十多万人幸免屠杀。在“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官王替夫在德国政府要求停止签证后仍然为一万多名犹太人签署了过境签证，而馆内监督其行为的日本人也不干涉。[47]在立陶宛，日本驻考纳斯的副领事杉原千亩，为从波兰出逃的犹太人签发了五千到一万份日本的过境签证。政治与人道、国家与个人在此表现为异常复杂的关系。

[1] 转引自吉多·克诺普等：《党卫军档案》，第55页。

[2] 维克多·弗兰克：《活出意义来》，第3页。

[3]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第82页。

[4]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原名《辛德勒方舟》，1982），肖友岚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5]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24页。

[6]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532页。

[7]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68、457页。

[8]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389页。

[9]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76页。

[10] 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第112页。

[11]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37页。

[12]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597页。

[13]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23页。

[14]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157页。

[15]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162页。

[16]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182页。

[17]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217页。

[18]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216—217页。

[19]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278页。

[20]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287页。

[21] 凯尔泰斯·伊姆雷：《谁的奥斯维辛？》，李震译，《文汇报》2002年10月31日。

[22]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第279—280页。

[23] 安·科什那：《莎拉的礼物——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第43—44页。

[24] 参见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53—456页。

[25]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441页。

[26] 参见安·科什那：《莎拉的礼物——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第80—87页。

[27] 安·科什那：《莎拉的礼物——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第108页。

[28] 安·科什那：《莎拉的礼物——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第148页。

[29] 囚号135633：《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第54页。

[30] 安·科什那：《莎拉的礼物——母亲经历过的大屠杀岁月》，第158页。

[31]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19页。

[32]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第59—61页。

[33]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我的一生》，第185页。

[34]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5, pp.117—118.

[35]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第43页。

[36]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第60页。

[37]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第58—59页。

[38]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5, p.199.

[39]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第76页。

[40]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第232页。

[41]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第194页。

[42]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第230页。

[43]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第54—56页。

[44]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第240页。

[45]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第49、69页。

[46] 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第666页。

[47] 王替夫口述、杨明生执笔：《见过希特勒与救过犹太人的伪满外交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5页。另参陈明：《一个伪满外交官的人生告白》，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185—190页。

第六篇　奥斯维辛之后

二十六、党卫军本性难移

你不应当追随一群人去行恶。

——《圣经》

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始于希特勒在欢呼声中上台那天，它也不会因为希特勒在战败的废墟中自杀而消失。1944年“七二〇”事件后，德国人民因为“天意”拯救了希特勒而欢呼。1944年冬天，国防军以高昂的热情投入了阿登战役。1945年4月下旬，在柏林已被包围、抵抗已毫无意义时，德国人仍然在战斗，直到5月9日才停止射击。战争结束了，德国因此也就没有纳粹了。“人们都在排挤着他们政治上的过去，极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没有为纳粹而战斗，而是为祖国而战斗。没有人为了希德勒而坐在坦克里，在潜水艇里进攻舰队，在敌国上空扔炸弹。没有人为了希特勒拧开手榴弹，开火车，筑工事，杀570万犹太人，强征数百万俄国人、波兰人和西欧人入伍，击毙他们，打死他们，饿死他们。不，他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只是履行他们的义务，只是执行命令，准确而可靠地执行。他们都是正派人，他们付出了最大努力，因为他们所求的是最好的——为了帝国，为了德国，为了永远的和平和所有人的自由。”[1]这当然是谎言。希特勒死了，纳粹德国消失了，但纳粹分子人还在，有的还心不死。

1. 继续随大流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侦察之后，以色列特工于1960年在阿根廷抓捕了在纳粹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艾希曼。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纳粹反犹的受害者、以《极权主义的起源》闻名于世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记者的身份在现场报道了审判全程，这些报道最后以《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为题结集出版。艾希曼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以服从为天职，以对希特勒的忠诚作为屠杀犹太人的法律，他只是执行了作为行政职务的任务，根据计划并完成它。阿伦特断定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他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只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了“平庸之恶”的重要论断——平庸之恶是指极权主义下或者说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个体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即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而变成了官僚行政体系中一只被驱动的齿轮。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极权主义下或者说官僚体制中的个人为什么会丧失思考的能力？这一论断以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争论。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

但“平庸之恶”仍是个有用的概念。德国作家埃德加·希尔森拉特（Edgar Hilsenrath）是当年逃离德国的犹太人，但他的小说《纳粹与理发师》的主题一不是痛述犹太人的苦难和悲哀，二不是仅仅指控纳粹大屠杀的罪行，而是对党卫军和受害者的双重讽刺，但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也是一部表达“平庸之恶”的作品。

这个主题集中表现在主人公舒尔茨的身份转换上。马克斯·舒尔茨的出生问题就不清不楚。他的母亲明娜是一个皮毛商人家的女佣，在五个可能性的父亲中，他无法确实谁是他的亲生父亲。因为这五个人在他出生后依然每晚排队来找她母亲，主人把他母亲赶出了大门。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时，母亲改嫁了一个无耻的理发师、童奸犯安东·斯拉维茨基。舒尔茨与邻家犹太男孩伊茨希·芬克尔施坦同时出生，后者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犹太理发师，拥有一家“一世之主”的理发沙龙，生意极好。舒尔茨与伊茨希一起玩，上学时是同班同学，中学毕业后一起在“一世之主”当学徒。他们形影不离，互相关照，舒尔茨还学会了希伯来文，还和伊茨希聊起耶路撒冷。使后来的故事成为可能的是，“纯种雅利安人”舒尔茨看起来更像是犹太人，而且是青蛙眼、弯钩鼻、鼓嘴唇，一口破牙；犹太人伊茨希却是金发蓝眼。在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运动中，舒尔茨随大流献身于魔鬼，用靴子和制服把自己拴在历史的车轮上，加入了纳粹党并成为党卫军，他的梦想是借反犹之机占有“一世之主”理发沙龙：“我看见一个模糊的牌子，上面写着：新业主……马克斯·舒尔茨……雅利安人产业……有家谱为证……”[2]在“水晶之夜”中，他一把火烧了芬克尔施坦的理发店。战争期间，舒尔茨参加的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特别行动组B组，先在波兰，后在苏联，最后来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自己也记不清究竟枪毙、打死或绞死了多少犹太人：“有时候，我们让犯人站着死……站在狭长的集体墓坑前面……站成一排……他们看着狭长的墓坑，我们从背后开枪。有时候，他们也看着我们，我们从前面开枪。有时候，还让他们自己跳到墓坑里，命令他们自己躺好，我们从上面开枪。这是我的强项。从上往下射。从墓坑边上，一个死了，下一个就自己躺上去。不过得快点儿。一个接一个。”[3]舒尔茨少年时代的朋友伊茨希，1942年夏被运到布痕瓦尔德。9月7日，伊茨希的父母认出了舒尔茨，双双下跪求他：舒尔茨，你做过学徒！我们待你不薄啊！当身边的党卫军哈哈大笑时，舒尔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枪杀了这一对老人。此后他得知伊茨希在集中营厨房工作，就常去看他，还跟他聊天，但当其他党卫军提醒他不要跟犹太人说话时，他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又从后面把他杀了。

亲爱的伊茨希，你还不知道，当年在布痕瓦尔德，是谁朝你开的枪。你没有看见“他”。因为“他”想给你个惊喜。因为他不想让你看见。还因为“他”站在你身后，你身后两步远。

他还枪毙了你爸爸，那个哈伊姆·芬克尔施坦。还有你妈妈，那个萨拉·芬克尔施坦。他把你们全都干掉了。

……

亲爱的伊茨希，据说，人们总是憎恨他们想要否认的东西。我，伊茨希·芬克尔施坦，当时还是马克斯·舒尔茨，长得一直像个犹太人……尽管我根本不是犹太人。可人人都这么说。是啊，人人都说：这家伙长得像个犹太人。

想想吧，伊茨希！单凭这一点，我早就该恨你们了。为了否认根本不属于我的东西……

哎呀，你明白了。我也明白了。尽管如此，我并不恨你们。太离谱了，是不是？可这却是事实。……

你说什么？我为什么杀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能理解我吗？没有命令，我可不敢做我一直不敢做的事。我信不过我自己。因为我，伊茨希·芬克尔施坦，当时还是马克斯·舒尔茨，只是一条小鱼，一条胆怯的、蹦来跳去的小鱼，只有在被允许的情况下，我才把棍子抡起来，

……不过，伊茨希啊，相信我吧，我不是反犹主义者，从来就不是。我只不过是一个随大流的。[4]

马克斯·舒尔茨怎么变成伊茨希·芬克尔施坦的？《纳粹与理发师》的真正故事从这个地方开始。

德军在东线溃败时，舒尔茨带着从死去的犹太人口中拔出来的一箱金牙夺路而逃，在走出了波兰风雪和森林巫婆的魔掌后，回到德国瓦特瑙。在躲避新政权通缉期间，他考虑着自己的出路：“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潜伏下来才最好……我想得越多，就越爱对自己说：‘马克斯·舒尔茨！要是让你再活一次，那就做犹太人吧。’最终……我们输掉了战争，犹太人赢了。而我，马克斯·舒尔茨，向来是个理想主义者；不过，是个特殊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会见风使舵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知道，站在胜利者一边比站在失败者一边好。”[5]舒尔茨决定，要做一个不用继续逃亡的人，要做一个赢得胜利的犹太人。在柏林，舒尔茨洗去党卫军的文身，刻上奥斯维辛囚徒的编号，施行了犹太教的割礼，再配上他天生的犹太人般的青蛙眼，最终改名换姓，借用伊茨希·芬克尔施坦的姓名和履历，成为战后幸存的犹太人。身体恢复后，舒尔茨靠卖金牙起家，成为了富有的、体面的黑市商人和伯爵夫人的情夫。在此期间，他学习犹太历史文化，关注巴勒斯坦形势和犹太复国运动，也坦然地阅读有关大屠杀的报道、正在通缉的罪犯名字（其中偶尔会有“马克斯·舒尔茨”）。但最后投资失败，一贫如洗，不得不住进寒酸的“祖国旅店”中。

就是在“祖国旅店”中，舒尔茨体会到了一个犹太人所受到的尊敬，明白新的时代精神是“亲犹主义”。在新结识的犹太人的鼓动下，他也相信了真正有犹太精神的人，是不会去什么美国找叔叔大爷的，而只会回到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度。怀着这样的信念，舒尔茨与若干犹太难民一起，踏上了回归“故乡”的旅程。当驶向中东的“出埃及号”在地中海航行时，舒尔茨享受着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所受到的关怀和尊重。他拿出载有劳布瓦尔德集中营的简报给同行的犹太人罗森费尔德看：

我用手指着马克斯·舒尔茨的名字。

“画上了！”罗森费尔德说。

“这个名字我经常画出来！”我说。

“为什么？”

“他杀了我父母。”

“您怎么知道的，那里还有别的党卫军呢！”

“就是他，”我说，“肯定是他。”

……

人们对我说：“您别再想那件事了！您会垮掉的！想想未来吧。芬克尔施坦先生……别想过去了。”

然后，我跟他们说：“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未来！亲爱的伊茨希……因此我才这么乐意站在甲板上，把目光投向应许之地。

……

（大卫·沙皮罗）别着把左轮手枪在甲板上来回溜达：两把在左，两把在右……都在他的膝盖上晃来晃去……都上了膛……震慑着船务人员。

有一次，他对我说：“芬克尔施坦先生，如果马克斯·舒尔茨落到我手上，我亲手把他剁了！我把他凌迟了，剁成上千块儿……喂胡狼吃！”

我问他：“那里有胡狼吗？”

“当然有！”大卫·沙皮罗说。

“那还要那些大树干什么？或者那棵最高大的树？耶路撒冷的？那棵本应吊死马克斯·舒尔茨的树……我的意思是……如果您之前已经亲手把他剁了？”

“那么就让那棵大树见鬼去吧！”大卫·沙皮罗说。

这就是大卫·沙皮罗。他跟我还挺推心置腹的。[6]

舒尔茨杀死了伊茨希并盗用了他的名字，又以伊茨希的身份尽情抒发幸存者的复仇之情。这个随大流的人也是个出色的演员。不，不是表演，而是本能：他本来对犹太人并不特别憎恨，对纳粹事业赤胆忠心。既然已经成了“伊茨希”，“舒尔茨”也就不存在了。这里没有背叛，当然也就没有表演和伪装。只要环境需要，平庸的舒尔茨可以成为任何人。回到以色列后，舒尔茨像真正的犹太人一样，满怀爱国激情参与了以色列的国家建构：

他参加了与英国人的游击战、以色列建国后的内战，以当年党卫军的献身精神成为以色列解放战士和建国英雄，立功受奖。

他加入了犹太恐怖组织，炸桥梁、翻火车、抢银行、袭军营……

他娶了犹太死难者的女儿米拉为妻，从不为当年米拉全家“全家都被我们枪毙了”而费心思。

他买下了一个理发沙龙，就像幼时伊茨希·芬克尔施坦家的沙龙一样，这个沙龙也位于街角，也取名“一世之主”。

他当上了本地动物保护协会的主席。1932年，他参加纳粹运动时，就是维斯哈勒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他们的口号是“阿道夫·希特勒热爱小动物”。

他当了上本地反赔偿联盟主席。当德国政府提出给犹太人赔偿时，他说：“作为一个自豪的犹太人，我不能接受这笔钱。”

他热情接待从波兰和美国来的伊茨希的堂兄们。“我堂兄弗罗伊克说：‘你妈妈给我们写过一封信……很多年以前……当她说，你是金发蓝眼！还说你有一个挺拔的鼻子！’我说：‘哎呀，亲爱的弗罗伊克，岁月不饶人哪！鼻子一挨打，就变形了——当年在集中营啊——头发也随时间变白喽，即使从前是金色的……亲爱的弗罗伊克，要是别人也以看看我见过的东西，那么他的蓝眼睛也会变成鱼眼睛了。’我又风趣地加上一句：‘或者，成了青蛙眼！’这个，我堂兄也看出来了。”[7]

他向犹太人介绍大屠杀，热情宣讲爱国主义，甚至说“犹太主义会统治世界”，其真诚和质朴，令听者为之动容：

如果一个犹太人对我说，他不适应这里，我马上义愤填膺。我就这脾气！有的人我是理解的：他们以前住过集中营嘛。他们中有的可以重新生活，而有的这辈子都无法康复。我们当初真该把他们解决掉，一了百了。我们杀死了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指望的？重获生机？胡扯！

好多人带着死去的灵魂来到我的理发沙龙。我很关心这些人，跟他们讲历史，讲我们的使命，讲犹太民族的伟大建设。我告诉他们：“我们这里需要每一只手，每一条臂膀，每一个头脑。”告诉他们：“谁若是回了欧洲，谁就是叛徒！”告诉他们：“谁若去投奔他美国的姑姑大爷，谁就是混蛋！”[8]

如果没有纳粹、没有战争，马克斯·舒尔茨可能会带着从他儿时玩伴犹太人伊茨希·芬克尔施坦的父亲那里学来的手艺，把他继父的破理发店整理成一个像“一世之主”那样的理发沙龙，做一个循规蹈矩的良民。因为纳粹，因为战争，马克斯·舒尔茨成为了集体屠杀犯之一。因为德国战败，马克斯·舒尔茨又奇迹般地成为理发师。他既是纳粹，又是理发师，只是经历了人生不同的阶段，其核心是凶犯与受害者的身份替换：

从一个无辜的婴儿，那个曾经叫做马克斯·舒尔茨的婴儿，就成了一个抓老鼠的小捕手，从老鼠捕手到一个有学问的年轻先生，从有学问的年轻先生……到一个理发师，从理发师到党卫军，从党卫军到一个集体屠杀犯，从集体屠杀犯……到黑市犹太小贩伊茨希·芬克尔施坦。而现在呢：从黑市犹太小贩……变成了一个先锋，一个返乡者，一个解放战士。[9]

这个人是谁？马克斯·舒尔茨，还是伊茨希·芬克尔施坦？是劳布瓦尔德的集体屠杀犯，还是犹太人的建国先锋？舒尔茨改换身份的故事似乎荒诞，却也有其真实性。在纳粹统治德国，尤其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些年，成千上万个正派的德国市民经历了与主人公相似的变形——他们从1933年起变成打劫者、诽谤者、杀人者，到了1945年又摇身一变，做回普通市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舒尔茨的故事可以找到现实模型。1948年10月8日，《犹太回声》有一篇报道叫《假扮犹太人的盖世太保军官》，记述了一位名叫埃里希·霍恩的纳粹军官的经历：战争结束后，他改名为尤利乌斯·以色列·霍尔姆，后来又差点当上德国班贝格市纳粹幸存者协会副主席。暴露了真实身份后，霍恩的职务当然被取消，但这事背后的逻辑，却没有得到认真清理。

实际上也无法清理。当年与舒尔茨同船离开欧洲的地方法院理事沃尔夫冈·里希特，对“舒尔茨—伊茨希”一案特别有兴趣，一直想追查“神不知鬼不觉消失了”的舒尔茨。具有讽刺性的是，当享受晚年幸福生活又受到心理折磨的舒尔茨告诉里希特“我就是马克斯·舒尔茨”的真相时，后者却认为他疯了。两人一起模拟了一场审判，舒尔茨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承认自己的罪行，但是他“并不忏悔”，而是想要为自己辩护。

假定舒尔茨杀了一万个人，那么判决是吊死一万次。但舒尔茨只有一个脖子，所以只能吊死一次。而死在他手里的人不会满意，这对他们没有好处——“我害死的人，死在我手里的人，他们想要回他们的命。……他们只想要回他们的命。没别的。可是沃尔夫冈，这个我办不到。沃尔夫冈，这个，我，马克斯·舒尔茨，还不了他们。……对我而言，任何惩罚都换不来死者对我的原谅。”[10]

舒尔茨来到纪念六百万死难者的六百万森林中，把自己的故事说给树听，树说他会被抓住，绞死。但这也不可能——“大部分集体屠杀犯都逍遥法外。有些人待在国外，大部分又回到故乡。……他们过得可好了，那些集体屠杀犯！他们当了理发师，或者干了别的。许多人有自己的营生；许多人开了工厂，成了工业家；许多人又从政了，坐在政府的办公室里。他们有地位，有声望，还有家庭。”“没错，在他们眼里，就连‘公正’二字都显得荒唐可笑！”[11]

所以，我们不能给当年的罪犯一个惩罚，一个能让那些死去的人满意的惩罚。现实人间不能审判他，上帝呢？舒尔茨褪去了奥斯维辛文身，卸下了拉比的心脏，犹太人又变回了德国人，在上帝那里接受现实无法审判的审判。然而，当舒尔茨质问至高无上的永生者“当一切罪行发生的时候，你在哪儿时”，却有了下面的对话：

至高无上的永生者说：“我在观望。”

“你在观望，只是在观望？”

“对。我只是在观望！”

“那么，你的罪责比我的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做不了我的法官。”

“说得没错，”至高无上的永生者说，“我不能做你的法官。”

……

我又问道：“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是个问题！”

至高无上的永生者说：“是啊，这是个问题！”

高无上的永生者从法官席上下来，站到我身边。——我们俩就这么等着！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可是，由谁来判呢？[12]

这不是舒尔茨的自我辩护，而是作者的观点：超乎人伦极限的罪行，能否通过审判得到公正的惩罚，从而在凶犯和受害者之间达成和解？这个问题早在二战结束之初就被许多学者提出来，但至今没有答案。一再有人提出，德国人对纳粹的反省不彻底，那么何谓彻底？要把每一个在纳粹时代都犯有罪行的人全部审理一遍，技术上是不可行的；要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坦白、忏悔，也是不可能的，确实有人只是服从命令、完成岗位责任，他能忏悔什么？

舒尔茨不是天生的纳粹。这个集体杀人犯即便在纳粹风行之时也并非反犹主义者，他甚至并不相信什么理论、学说或宗教信仰，他的生存观不过是：纳粹来时，站到强者的队伍里，打着净化血统的旗号，跟风屠杀犹太人；纳粹战败时，转向道义胜利者一边，在犹太复国的旗帜下跟风去杀戮、驱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有清醒的自我认识：

这小子不想做下等人。可是，他也不想做人上人啊！……没别的要求。芸芸众生之中的一个普通人。不想做一只被踩在脚下的黑羊，也不想做一只高高在上的黑羊。

随大流！我只是随大流！其他也随了！这在当时是合法的！[13]

由此，身份的转换既不源于人生观的转变，也不会带来人生观的改变，这就更值得我们去反思：只要恃强凌弱的生存逻辑仍然存在，大屠杀的恐怖就会再度发生。舒尔茨的故事提示了这一点，但我们仍不感到满足，因为在可见的时间内，文明世界还不可能告别恃强凌弱的生存逻辑，恐怖确实还会发生。在纽伦堡广泛接触纳粹战犯的美国心理医生凯利（Douglas M. Kelley）认为，尽管纳粹战犯犯下了累累恶行并允许罪行发生，但他们身上的精神特质并非独有。纳粹上台有民族历史文化的因素，但他们并非独一无二的民族。1946年秋，凯利对美国发表讲演时说：“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存在这样的人。这些纳粹战犯的人格特征相当清晰。他们的独特驱动力在于对权力的渴望。你可能说我们这儿没有这样的人，但我要告诉你们，即使在美国，我敢肯定至少有二分之一的美国人愿意踩着其余同胞的尸体坐上权力的宝座，那近半数的胜利者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纳粹，他们用民主权力大肆干着反民主的勾当。”[14]如此，则纳粹、舒尔茨也不过是遵循了现阶段的文明逻辑而已，他们都没有罪了？！

2. 还是听朗读

舒尔茨逃脱了，但也有一些著名的罪犯被绳之以法了。随着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大屠杀终于吸引了全球的注意。也是在那个年代，学生抗议运动席卷欧洲，年轻的一代反对上一代保守和独裁的价值观念，追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和国际和平。在德国，反对正统派的年轻一代尖锐地提出了反省德国历史的问题，对第三帝国的参与者进行质问。“他们的父辈在第三帝国时期没有做他们理应做的事，使得年轻一代大失所望。……在第三帝国期间，以至帝国垮台之后，父辈们根本无所作为。父辈们或者直接犯下纳粹罪行，或者对罪行袖手旁观，或者是碰到犯罪就视而不见，要不就是在1945年后还容忍犯罪、接受罪犯。试问，这样的父辈还能够对子女们说什么呢？另外一个方面，有些子女觉得无法谴责父辈，或者不愿意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如何对待纳粹历史就不能再说是代沟造成的了，它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正因为这一切，我们同负有深重责任的父辈较量起来，就特别劲头十足。”[15]1969年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次年12月7日，他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成为德国悔过自新的经典象征。1979年，联邦德国各州地方电视台连续四个晚上转播了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电视片中一个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家庭的悲惨命运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据统计，当时共有两千万人收看了该节目。

《朗读者》电影海报

在回答编辑采访时，德国作家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说明了创作《朗读者》的动机：“通过汉娜和米夏，我想表现的是，第三帝国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上烙印，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责感。”[16]这是一个少年通过一个成熟女人而成长的老故事。15岁的少年米夏偶然认识并爱上了36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他们相互给对方提供满足和享受。米夏原来体弱多病，羞涩内向，汉娜所扮演的情人与母亲的双重角色使他迅速成长：“汉娜带给我这么多自信，我自己也惊奇万分。我在学校的成绩叫老师刮目相看，他们的尊重也成就了我的信心。还有那些我接触的女孩子们，她们都留意到，我在她们面前已经不再缩头缩脑了，她们也喜欢我这样。我感到浑身舒畅无比。”[17]在共同生活中，汉娜有一个奇怪的嗜好：喜欢听米夏朗读。他们的相会常常是从朗读文学作品开始。诵读、淋浴、做爱与并卧，是他们相会的固定程式。忽然有一天，汉娜离开了这座城市。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期间，他们意外地在法庭上相遇。

此时米夏是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参与记录法庭审判纳粹集中营的罪行，“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诉罪行”是他的信念；汉娜是接受审判的前纳粹集中营的五个女看守之一。汉娜比较诚实，“当她觉得冤枉了她，她就反驳；如果她的观点受到谴责，别人强调时倒也并没有歪曲她，她也坦然认错。她反驳得犟头犟脑，她认错认得心服口服。仿佛是要以心服口服的认错态度，来换取犟头犟脑的反驳的权利。要不，她就是通过反驳来承担一项责任，去承认那些光明正大之下无法反驳的东西。但是她却没有注意到，她的固执激怒了审判长。她对于前因后果，她对于游戏规则，一概毫无感觉；她对于自己或别人的表达方式也漫不经心。她根本不晓得，正是以这种或那种表达方式作为依据，决定着有罪或无罪，判刑或释放”[18]。另外四个人都把责任推到她身上。

法庭重点调查汉娜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她是否把一些犹太妇女遣送到奥斯维辛？1944年，汉娜所在的集中营每月要选出不能再继续做工的60名妇女送到奥斯维辛，同样数量的妇女被补充进去。汉娜说，全体当班的看守一起决定谁应该被送出，但其他被告完全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并能说出自己当时正在干着某事。如此，汉娜至少要负主要责任。审判长与汉娜之间有一段对话：

“您是否知道，你们把犯人送往死亡？”

“当然晓得。但是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

“那么，就因为要给新人腾出地方，您就命令说你，你，还有你，你们必须被送回去杀掉吗？”

汉娜一时茫然，不知道审判长想询问什么。她只好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我曾……我以为……那么，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19]

审判长肯定是无法回答的。一个公职人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错吗？谁又能在知道自己作出某一个选择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汉娜应该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她总是因工作表现好而获得晋升的机会，而她也总是因此逃离。当年的幸存者在法庭上揭露：汉娜在集中营时总是挑选那些年轻、纤弱和细嫩的女孩到自己的住处过夜，开始还怀疑她是找什么乐子，但据其中的一个女孩说，汉娜叫她们去，只是要她们给她读书，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地读书。这种读书生活当然要比干活好不知道多少倍了。幸存者说完后，出现了如下一幕：

汉娜转过头来，向我看着。她的目光立刻就找到了我。我明白了，她始终都知道，我就在这儿。她仅仅看着我，她的面部没有要求什么，乞求什么，也没有对我设想什么，给我许诺什么。那张面孔就是呈现在那儿，如此而已。[20]

显然，这是因为米夏也曾是汉娜的朗读者。

第二个问题：她是否把一些犹太妇女关在教堂里致使她们被烧死？在逃出集中营后，有几百名妇女被部队和看守们囚禁在一座乡间教堂里。当炸弹落下时，看守们没有将教堂大门打开，致使三百多人被活活烧死，只有一对犹太母女幸存。据从党卫军档案中发现的一份报告，炸弹爆炸后，除安排伤员送医院外，还留下女看守们，以便阻止火势蔓延和有人在大火掩盖之下逃走，但报告没有列出女看守们的名字。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留下的看守们眼睁睁地看着教堂燃烧，里面有人，门已上锁。那么为什么不开门？

在法庭上，其他几名女看守或说自己受了伤，或说自己被吓住了，或说自己正忙着等，所以没有注意到教堂失火，她们都否认报告所写的事实，认为报告写错了，女看守们纷纷为自己辩护：

轮到那个咯咯叫着的肥母鸡、尖酸刻薄的舌头说话了，她知道！只见她把手一扬。

“问那个娘儿们！”她指着汉娜，接着说，“报告就是她写的！就是她有罪，就她一个人有罪，这全是她一个人干的，她还想利用这份报告来掩盖自己，把我们大家都拖下水呢。”[21]

这几名被告一致把责任推给汉娜，法官也如此认定：“您为什么没有打开门锁？”汉娜回答：

我们压根儿就不晓得该做什么。那一切都来得那么快……人啊车啊什么的来了又去了。来去也就一分来钟时间。……

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的责任……我是说，我们一直在看守她们，不让她们跑掉。这也就是我们懵了，不知道怎么办的原因。

要是您的话，您咋办？[22]

一切都是履行职责、服从命令。这一点，几乎是大屠杀参与者在战后的共同说法。其中当然有真凶恶人借此推托责任，但汉娜却是真诚的：她当年就只是在做自己的岗位工作。她没有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加码，没有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当然也没有把个人的利益参与其中。这在法庭表现中可以得到证实：

“报告是您写的吗？”

“我们大家合计过该写些什么。我们寻思着，也不能把什么事都推到那些走了的人身上。不过，我们也不想招致批评，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事。”

“那么，您说你们一起讨论过。是谁执笔写的？”

还没等汉娜回答，其他被告一齐指向汉娜。“是你！”

“没有！我没有写。是谁写的真的那么重要吗？”

（一名检察官提议作笔迹检验）。汉娜一听，就急切地问道：“我的笔迹？您是说要我的笔迹？……”

（检察官们讨论笔迹问题），汉娜倾听着，几次要讲什么话，或者问什么话，愈来愈坐立不安。最后，她说：

“你们不用请什么笔迹专家了，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23]

汉娜居然承认了不是自己个人的罪行。何以至此？米夏终于发现，汉娜既不会读，也不写，她根本就不识字，而且一直在掩饰这一点。一旦知道这一点，汉娜各种令人诧异的举动和反应都有了解释。这就是相爱期间，她让他诵读；两人出游期间，什么事情都由他处理；在旅馆里发现他写的字条勃然大怒。在法庭上，汉娜没有对自己为什么要在得到晋升机会时，离开西门子公司应聘集中营看守岗位做辩解，不仅承认是自己主动去的，也承认自己参加了对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俘虏的筛选工作。这是因为汉娜是文盲，她无法看懂那些法律文书，也无法回避或者使用语言的技巧，她只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当时的实际回答法官的质问。再如，教堂大火中幸存的母女，后来写了一本书，其中有一些对汉娜有利的材料，但她也没有加以使用，因为她看不懂。

我懂了，她对于自己不会读写很难为情，宁愿离我而去，也不肯有所暴露。……但是，难道汉娜对身为文盲的羞耻感如此深重，值得她在审判法庭和集中营这样表现吗？难道，做文盲比当罪犯更加丢脸吗？泄露自己是文盲比坦白自己是罪犯更加可怕吗？

……当罪犯的真相极其可怕，而做文盲的真相根本无害。她为什么宁愿舍无害而取可怕呢？要么她就是深信自己逃得过这一劫，把真相一直隐瞒下去吗？她这样做，是不是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愚昧无知呢？她是不是堕落虚荣、身陷邪恶而不能自拔，以至于为了不暴露真相就宁愿去承认犯罪呢？

……不！汉娜不是宁愿犯罪而做出人生的种种抉择的，她是因为拒绝西门子的提升，而陷入当看守的泥潭的。不！她并不是因为那些温柔而虚弱的姑娘曾经给她朗读，而把她们派到奥斯维辛的。不！她选了她们来朗读，是因为她们注定要去奥斯维辛，而她想在这最后一个月里，把她们安排得好点儿。不！在法庭上，汉娜根本没有时间来权衡，泄露是文盲或暴露是罪犯究竟孰轻孰重。……她其实根本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她是在为自己的真理和正义而战。她老是想掩饰点什么，所以不能永远襟怀坦白，也不能完全成为自己。这是多么可悲的真理，多么微不足道的正义！但是，这毕竟是她的真理和正义，她的战斗也只能是她的战斗。[24]

法庭审判时，米夏想阻止这场错误的判决，告诉审判长汉娜不识字，所以不可能是主谋和主犯。在与父亲商讨时，后者认为，对大人来说，他绝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代替别人做决定，而推翻那人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做法。最后的决定应当由其本人作出，其他人必须向其说明利害，而且直接与其本人谈，而不是与背后的某人讲。这涉及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问题。米夏选择了沉默，没有为了让汉娜获得自由或减少判决而说出真相。

汉娜被终身监禁，其他人则判有期徒刑。就她的罪行而论，判决显然太重甚至是冤枉；就判决与其谎言的关系而论，她显然为自己的尊严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不识字是汉娜最大的羞耻，她不想为了说出真相而泄露这个秘密。她对自己的形象视为珍宝，这绝不是几年监狱生活所能置换的。汉娜执意隐瞒自己的文盲身份，她的大半生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上，相比之下，她一度成为集中营看守不过是个小秘密，而且这段插曲也是她为维持这个谎言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的一部分。最后，汉娜带着一种睥睨万物、深受伤害、彻底绝望而无限疲惫的目光扬长走向监狱。

这一切，是因为她要守住自己的秘密。汉娜的诚实，是否因为她是个文盲？审判期间，米夏感到汉娜看不到对她有利、可以给她提供辩护理由的绝好空子，有时固执己见言辞激烈，激怒了审判长；有时又心甘情愿地低头就犯，这又激怒了其他被告，使大家一起把责任推给她。在法庭上，另四个被告像没事人似的，把一切罪责都推给汉娜，落井下石，夸大其辞。诚实的汉娜受刑最重，而真正的首恶却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抵赖不认罪者获得了轻判，而良心未泯者却受到了严惩。米夏感到：“每当我极力去理解时，我就有一种感觉，仿佛原本应该谴责的罪行，却变得不那么应该谴责了；每当我努力去谴责时，我又有另外的感觉，好像本来可以理解的罪行，却变得不那么可以理解了。”[25]

不但历史的真相难以理解，我们也很难摆脱历史。米夏是清白的，但他爱过犯过罪的汉娜，所以“实事求是地说，我必须指责汉娜；但是如果指责，等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爱过她，我不仅爱过她，还选择了她！不是这样吗？……我尽力为自己开脱，说自己没有罪恶，说自己当时的状况其实同儿女爱父母一样。但是，天下只有儿女爱父母才是惟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我的爱是这样的吗”[26]？是爱把米夏卷入到汉娜的罪责之中。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很多学生与父母划清了界限，并以此炫耀而自大。米夏反感这一切。

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我，比起其他人来，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更难战胜这种气数。[27]

米夏摆脱不了汉娜。结婚后总是把妻子与汉娜相比，离婚后所寻寻觅觅的女人也总是有点像汉娜。汉娜还在他的生活中。干脆，他又开始在录音机上给汉娜诵读，先是读文学作品，然后是读自己的作品。当交流进行到第四年，他收到汉娜狱中寄来的问候：“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汉娜在狱中学会认字写字了。此后，汉娜不时有问候寄来，米夏也不断给她朗读，但从未写过信，直到汉娜出狱前一周，米夏才去探监，汉娜已是一个白发萧萧、皱纹纵横、体臭难闻的老人。就在汉娜出狱的当天早上，她自杀了。

汉娜的故事再一次提出了如何惩罚大屠杀凶手的难题。从大的方面讲，发动和实施大屠杀的重要过程和关键细节并不清晰。“希特勒肯定是通过给希姆莱下达明确而不含糊的命令而发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或许是在1941年上半年。然而，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大屠杀开始后希特勒是如何同希姆莱和希特勒身边的小圈子协商的。”“所有这些事情，显然是在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一两个人之间的秘密的、面对面的会议上讨论过的。关于这些会议没有形成任何正式文本，或存留下书面证据。然而，显然除了希姆莱和元首的高级随从人员如戈培尔，希特勒是不会和任何人讨论这件事或直接参与灭绝过程的，这不同于战争期间在战场上他和除高级将领之外的普通校官讨论军事行动。这方面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证据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中校）在一生中会见过或同希特勒说过话；艾希曼显然只见过希姆莱三次。完全可以想象，尽管——用不着说——希特勒是惟一要对命令大屠杀负责任的人，但他却想尽可能地同直接参与大屠杀这样的野蛮事情保持距离。”[28]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想与大屠杀保持距离，艾希曼以下的执行者做不到，但事后他们同样各有理由：艾希曼是服从上级，汉娜也是服从上级。他们的行为是有罪的，但却很难追究其个人责任。而更重要的是，在法庭上，那些真正要为犹太人负责的女看守们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原来没有多少责任的汉娜却被判了刑，只是因为她是老实的，因为她不好意思说自己不识字而承认了自己没有做过的事。

这是最令人悲愤的事。汉娜的个性过于偏执，似乎不会读书写字的羞耻比认罪服刑还要严重。但逃走的舒尔茨成了英雄，无罪的汉娜终被判刑。面对像舒尔茨这样没有得到应有审判的罪犯，我们会说清理纳粹的工作不彻底；面对只是执行命令的汉娜，我们会感到法庭的粗疏——不是法庭的粗疏，而是文明社会法制的粗疏。在经历了纳粹浩劫之后，无论如何清理反省，严格意义上的公正都不会来到人间。

3. 由暴力而金钱

舒尔茨改名换姓成为国家英雄，汉娜诚实认罪最后在狱中死去。两种不同的命运已经表明，我们的文明和法制还不足以建立真正公正的惩罚机制。还有更令人愤慨的，那就是不需要改名换姓、不需要逃亡，就可以成为战后德国重建的功臣，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甚至更上层楼，比纳粹时代更为风光。如果说舒尔茨的故事令人无奈，汉娜的命运使人叹息，那么这后一种人的变化却使人感到生活和世界的可怕。

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库尔特·比彻。本书第二十五章讲过匈牙利犹太复国领袖卡斯特纳与艾希曼谈判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代表、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队长库尔特·比彻也参与了这场交易，他表现得比艾希曼更为灵活、更好说话，对卡斯特纳的拯救行动确有帮助。比彻曾在东线参与大屠杀，1944年以参谋主任的身份来到匈牙利，直接受命于希姆莱。不同于艾希曼主要负责驱逐、屠杀犹太人，比彻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在经济上剥削、勒索犹太人，为纳粹也为自己敛财，他计划利用自己掌握的财富和物资，战后在德国建立大型工业生产企业。纳粹失败前，比彻便考虑如何掩盖他的罪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与卡斯特纳的交易，这成为他后来营救犹太人的主要功绩。卡斯特纳的伙伴摩西·舒威格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毛特毫森集中营，比彻在美国占领集中营前一天把他放出。舒威格在纳粹德国投降的那一天，出于比彻的压力，给盟军占领当局写信盛赞比彻挽救犹太人生命和财产的义举。在纽伦堡第四去纳粹化法庭上，比彻得到50份来自他的商业伙伴、前纳粹同事的旨在美化他的历史证词，试图把自己打扮成犹太人的保护者。卡斯特纳也为他写了夸大的、溢美性的证词，使美国撤销了对比彻的起诉，并于三年后予以释放。随后，他成为了德国最有钱的商人之一。不用说，这些钱主要来自于战时对犹太人的掠夺。一些较为客观的评论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强调他救了人：“比彻或许是个杀手，或许是个凶手，或许是个强盗，而且还肯定他是个勒索者，但他也是成千上万犹太人的救星。”另一种是强调他动机不纯：“虽然艾希曼绝不是一个可信的证人，但他宣称比彻曾催促他加快驱逐的速度，以制造紧张的气氛而使自己能够‘更加自然、更加快速’地掠夺犹太人，这或许是事实，比彻的确救了许多犹太人，但其动机绝不可能高尚。”[29]至少在目前的政治—法律—伦理框架内，我们还没有对比彻这样的人进行公正评价的标准和语言。

在德国作家尼克·巴科夫（Nick Barkow）的小说《忧郁星期天》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比彻。没有材料证明巴科夫写的就是比彻，但小说中的纳粹分子魏克无论就经历、使命、行动、效果而言，都与比彻一致。

《忧郁星期天》（Gloomy Sunday）是匈牙利作曲家赖热·谢赖什（Rezso Seress）1933年谱写的钢琴曲。据说，这是作曲家失恋之后，由一句“多么忧郁的星期天呀”的感叹所触发的乐思结晶。此曲之出名，在其摄人心魄的绝望情绪使100多人受到感染而自杀，以至于被称为“匈牙利自杀歌”、“魔鬼的邀请书”而被禁播。1968年，作曲家本人也跳楼身亡。1988年，巴科夫以此曲为引线写成小说，半真半假地叙述了此曲的由来和效果。1936年，在布达佩斯14区的一家餐馆，犹太老板查波雇用了一名钢琴师在餐馆演奏。“有一天，当餐馆‘半满’——悲观的人也许会说‘半空’的时候，他突然心血来潮，让手指在琴键上随意滑动，这时他脑中突然响起了一段旋律，就是后来的《忧郁星期天》。尽管那一天是星期三。”[30]在一旁的查波觉得这曲子触动人心，非常动人，就建议为它取名“忧郁星期天”，还帮着作曲家把这首曲子卖给维也纳的唱片公司。唱片出来时，恰值炎炎夏日，人们没有心情体验“忧郁”，所以未引人注意。但查波没有失望，他劝作曲家耐心等待。秋天到了，燕子南飞，大雾弥漫，忧郁果然攫获了人心，唱片销售量直线上升，而查波的餐馆也人满为患。慢慢地，有人觉得不对劲了，因为一些自杀的人死前都听过这首乐曲。议论纷纷之际，纳粹操纵的布达佩斯内政部约钢琴师面谈，作出决定：“您可以继续在那家餐馆演奏那首曲子，但只限于前来用餐的客人要求时，但是，万一您在演奏那首曲子时，有客人当场举枪自尽，那我们就要关闭餐馆并且禁止您的演奏。”[31]前来餐馆听曲的人仍然不少，但钢琴师不久后自杀，查波为其治丧。

钢琴师死了，曲子还在流传，且魔力依旧。作家尼克·巴科夫将这首曲嵌入到纳粹入侵匈牙利的历史背景中，借此来叙述一种现代人的“忧郁”。

纳粹党卫队“生产队长”魏克来到布达佩斯后，成为查波餐馆的美食和“忧郁星期天”的热情消费者。他好吃做工精细、味道鲜美的肉卷，其做法是：拍打切得很薄的里脊肉，让肉吃起来更加柔软，肉用奶油和蒜头稍稍煎熟，取出，再轻轻拍打一遍，涂抹些柠檬汁，铺上切细的火腿和奶酪，再卷成肉卷放到油锅里炸一下。然后加上鲜奶油酱洒上椒粉，或者配上去皮切成两半的西红柿，再撒上大量葱花和少量柠檬汁，一点盐，外层再涂上一层鲜奶油——当然也可以配色拉，如果配一点裹上面粉炸的胡萝卜，滋味就更好了。搭配腌渍的酸南瓜丝也相当不错。吃饱喝足之后，魏克把身子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静听《忧郁星期天》，让感觉随着旋律起伏，进入曲境的深幽之处。他自豪地说：“查波，你不了解音乐，音乐能直接打动人心，触动感情。我们德国人有感情，这是别的民族没有的，这是我们独特的民族性，超越所有其他民族，我们来自北方，不是从南方偷偷摸摸进来的。查波，你懂吗？我们德国人毫不保留地投入生活，只因为我们有感情。我们喜欢音乐，音乐让人心情愉快，我们喜欢举起酒杯高声欢唱。”[32]

作为贝多芬与大屠杀同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一个例证，喜欢美食和音乐的魏克，也是残忍而狡猾的德国人典型。他在布达佩斯的使命，是掠夺匈牙利犹太人的财富。但他不是一般地贪财，而是自觉其是肩负民族使命、目光远大的人。他早就意识到重要的不是在战争中打胜，而是在战争后打赢。前者靠武力，后者靠财力。为此，他与纳粹工商、金融、党卫军的头面人物一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开会，探讨抢劫布达佩斯犹太人的财产，并将之分散保存到欧洲各大金融机构的办法，其目的不只为纳粹德国提供战争资源，也是为战后德国积累资金。魏克不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项任务，而且还极有先见之明地预料到德国可能战败，因此他刻意把自己塑造成辛德勒式的义人。魏克对查波说，现在时局很坏，他可以救查波的同胞，让他们逃到其他地方，但“这得花点钱，否则只是死路一条”。查波为他找到若干想出去也付得起价钱的人，一条命的最低价格值1000美元的珠宝首饰或外汇。魏克帮查波和那些花钱买命的犹太人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题：“我可以告诉你1942年初的事，那时候我们被安全总部派到那里，运载着移动式的毒气室，那是局部的军事行动。我负责的是那些运输工具。我们把人送进密闭的房间，然后把管子装上，把整厢的人送进一个坑里20—30分钟之后，所有的人都被毒死了。我自己就是执行队的队长。有些人着实可以逃出这可怕的命运，只要他们肯放弃他们的金银珠宝。”[33]在财宝和生命之间，若干犹太人选择了后者，魏克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但并未完全信守诺言。在要查波找人时，他许诺要把查波的名字从死亡册上去掉，但当查波为其找到1603个犹太人、他也获得价值160万美元的金银珠宝后，却还是把查波做“特殊处理”。

纳粹党卫军的残忍狡猾与“忧郁星期天”有什么关系？查波告诉钢琴师：“……音乐就和美食一样可以直入人心，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可以从锅子里闻出未来。但是您可以从旋律中听出即将到来的世界，您是艺术家，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也是。”这个以奉献美食为职业操守的厨师，以味觉判断是非善恶，甚至预测未来的世界。当然，在遭遇纳粹之前，查波对未来世界并无清晰图像，他只是一个善良的小业主。当魏克告诉他德国党卫军屠杀犹太人的情形后，查波才真的听懂了《忧郁星期天》：“人类将面临一个道德和传统礼节逐渐沦丧的境况，还不如在这之前，自己先和这世界诀别，不要等到受尽一切凌辱，不要忍气吞声让人一桶又一桶地把粪肥往身上倒，而且还得不断说服自己：这是命，生不逢时，世上还有比从天而降的粪肥更糟的事，只要甩掉一身臭气，日子还是过得下去。……当他们预知一个人人没有尊严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宁可先走，带着他们珍惜的东西先走，也就是尊严。这就是《忧郁星期天》那首曲子的讯息。”[34]在小说中，不但钢琴师自杀了，听了曲子自杀的也多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处在绝望的状况之中。

仅仅如此，小说也不过是给《忧郁星期天》一曲填上实在的生活内容而已。但巴科夫另有深意要表达。在他看来，纳粹时代当然没有人的尊严，纳粹之后同样没有人的尊严，因为当年的刽子手战后又成了双重意义上的英雄。

首先，不折不扣的刽子手魏克成了犹太人的救星。在布达佩斯劫夺犹太财产时，他就要求他的“委托人”签名证明他冒着生命危险帮他们逃出魔掌。当一个女人把一箱珠宝交给他作为换取自由的代价时，魏克不但安慰她，还大方地把那一克拉的钻戒和一沓钞票还给她：

她感激地跪在他脚下抱住他光亮的靴子，他真想用马鞭抽她的背的，但他手边没有马鞭，他只说：请站起来，不要激动。

她抱着马靴不放，她亲吻了擦得雪亮的皮革。

然后他说，如果您真的感激我，那么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站在军事法庭面前受审，您可以说是谁救了您。

他记住了那个女人逃到瑞士，也记住了她的名字，他还记住布达佩斯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席是她舅舅。他马上叫他来问话，他说目前为止他拯救了超过1600名的犹太人，如果将来有一天需要他的证词，他是否会义不容辞出面，犹太委员会的主席保证他一定会出面证明生产队长的高尚勇气。[35]

魏克成功了。战后在盟军法庭上，他的许多“委托人”都出面证明：在大屠杀的险境中，是魏克拯救了他们。魏克自己的陈述也极有风度：“……我曾同流合污。事实上我有狼的形体，但是我只不过披着狼的形体，在狼群中只有这样才不会引起其他狼的注意，救出一小部分猎物。总不能要求我一个人独立公开抗拒恶势力，这只会破坏我的工作。”[36]他不否认纳粹的暴行和罪恶，也坚决地予以谴责。但他个人乃至德国绝大多数人都与大屠杀无关。“我的看法是，造成这场灾难的关键罪人是希特勒，再来是戈林，还有戈培尔，他到底是不是雅利安人还是个问题呢，当然还是希姆莱，鲍曼，上级部队指挥官……这些人全死了？他们当然该死，我们应该庆幸，那些人是疯子，我告诉您，这些人精神上都有毛病，简直莫名其妙。……为什么我把罪过全推到死去的人身上？因为这是事实，这就是整个事实。”[37]归根到底，要为屠杀几百万犹太人负责的只是少数几个人，而且这几个人也不代表德国；至于其他人，不过是服从命令、尽义务；至于屠犹暴行，则属于战争中难免会发生的遗憾事。魏克的智慧在于，他不仅像其他纳粹分子那样推卸罪责，而且在屠杀的同时就准备好了自己的“功劳簿”。

其次，曾攫取大量资财的魏克成了重建德国经济的英雄。1948年，魏克用抢劫来的财物中的一小部分买下第一家公司，此后他以商人的身份活跃于德国和欧洲。没有人关心他的过去，没有人问他的资金来源，包括被他剥夺和迫害的匈牙利人和以色列人。魏克很自信：“一个以色列的生意人绝不会跟我讨论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以及终结项目的事件。我们关心的是美元汇率、付款方式、交货条件、结算期限，如何调度产品，譬如说日本的菠萝，如何让伊朗的原油卖到伊拉克，或是相反，让伊拉克的原油卖到伊朗。”“真正的国际化发生在贸易营业所里，在那里人类为人权而战。真正的世界语言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钱，所有想得到的尊荣都归属于懂得这个语言的人。”[38]正像当年在纳粹体制下飞黄腾达一样，魏克在商场上也是如鱼得水，他的公司发展成德国最大的贸易公司，其商业帝国遍及全欧，还拥有八个美国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等无数社会荣誉，是真正的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是总统颁发的最高国家奖的获得者，享有全球声誉。而当年和他一起在布达佩斯从事经济掠夺的另一个刽子手卡尔-奥古斯特-许聂弗克，也成为政府的经济部部长。历史没有因战争结束而得到清算，无论是暴力横行的世界还是金钱主宰的世界，魏克之流总是春风得意的成功者。

所以，毫不奇怪，在魏克经历的世界中，只有权力和金钱，没有公平和正义。小说设置了一个想象的结局：多年后，魏克旧地重游，恍惚遇见同样垂垂老矣的查波。恶人既然更加神气，善良人当然只有穷困潦倒。查波理所当然地认为时光没有改变人世，社会没有进步，现在甚至还不如过去：“只是现在的人对此感到满意。过去那些受害者还会出声呐喊，他们还会反抗，至少在精神上，他们认为犯罪者终有一天会遭报应。然而报应还没有来临，犯罪者依然如故，而且更上层楼。”查波只能发发今不如昔的牢骚，而总是恰逢风云际会的魏克，却新见迭出：“我们比以前进步太多太多了。”“我们从错误中学到教训。抛开元首的原则，种族、党卫队司令、盖世太保，想到就令人作呕。我们再也不需要用闪电战去征服市场。很简单！我们只需把市场买下来。我们的资本可比几万支的大炮、比几千枚的飞弹威力还要强。我们不需要列队前进，不需要火炬，不需要塑料棍棒。”[39]确实，人类没有告别弱肉强食的原则，世界依然掌握在权势者之中，但奴役的方式和手段难道不是在进步吗？在魏克所阐释的这种更为“文明化”的控制体系中，无需直接的暴力，也不用直接杀人，但主人/奴隶的结构却更为稳定、有效。“没有奴隶就没有文化。要造就伟大的文化需要奴隶。如果我们的奴隶不听话，就会被辞退。哈！他们不会被逼退到墙角然后被扫地出门。那是过去。现在我们让我们的奴隶活生生腐烂，让他们从社会网络的洞里滑落出去，然后无声毁灭，我们就再也没有问题，我们的万人冢不留任何痕迹。”不会有反抗吗？不会的，魏克自信地说。所有的媒体都在魏克们的手中，它就像魏克们养的一只不怎么听话的狗，有时候他们得丢根骨头给它，它就会摇尾听话，为魏克们辩护了。“那些贫民窟的穷人如果不安分，如果他们看着自己，发觉自己像块烂抹布，被利用、被压榨，我们就让我们的狗赶紧放一系列有关人类梦想领域的感动画面，那些成年人的眼光就会被吸引到那块玻璃片上。”[40]巴科夫在此尽兴嘲讽了现代民主体制及其传媒体系，表达了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深刻反省。

人类关系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控制人类的技术。英国学者布衣（Ian Buruma，一译伊恩·布鲁玛）指出：“占领当局最初作出的使德国‘非纳粹化’的努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也即冷战开始、有了更重要的事情之后，就云消雾散了。但它留下了至少一代德国作家和艺术家，以及他们心中磨灭不掉的结论：一个善忘的、繁荣的、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或多或少地生存在隐藏着的希特勒帝国的延续中。”[41]相当多的纳粹分子在后纳粹时代重又粉墨登场，依然是人上人。当年参与过奥斯维辛计划的工商巨头很快就又成为最富有的人，前外交官库尔特·乔治·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ger）1966年还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不过，魏克所体现的，不只是纳粹分子人还在、心不死，因为这只是一个方面。毕竟，战后德国在政治文化上已经告别了纳粹主义。20世纪60年代后又在思想文化上清算了纳粹暴行，因此，在当代德国，魏克式的邪恶分子不具备“典型性”，他所体现的，是凶恶的民族主义与贪婪的资本主义的结合，是权力和资本对人类社会，包括精神文化的操纵。因为即使在极权体制已为文明世界在道义上所唾弃，保障个人权利已经写进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并在不同程度成为制度实践的今天，权力和资本联手剥夺公民自由、限制个体权利，使得公道和正义无以伸张的现象、事件和过程，也是随处可见的社会顽症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忧郁星期天”之所忧，不只存在于充斥着集体屠杀、酷刑折磨和毒气室的纳粹时期，也隐藏在当今这个似乎风花雪月、安乐腻味、热闹空洞，实则权势和金钱仍然嚣张、个体依然无力的世界中。《忧郁星期天》永远令人沉郁难解，但我们今天聆听它，不是想要自杀，而是牢记钢琴师和查波曾经的苦难，努力使魏克之流的人物不再那么风光坦然，让我们的生活少一些忧郁。

4. 由纳粹而后现代

德国史史家费舍尔认为，典型的纳粹分子不属于任何一个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出于信仰的追随者代表着纳粹运动最坚实的核心。他们几乎都是男性。这证实了纳粹党的一句大话：国家社会主义是男人的事业。这一核心主要由桀骜不驯的复员士兵组成，他们不能将天生的军国主义与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信仰结合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社会主义诞生于前线的生活，也只有了解前线生活，一个人才能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假如说存在着‘纳粹党人’或‘法西斯分子’的原型，那么他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一个在社会无依无靠的，认同反革命的、种族的意识形态的局外人。尽管他来自中产阶级背景，但并不真正认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价值观是颓废的和惟利是图的。同时，他也厌恶普通的大众和他们对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赞同。原型的纳粹党人视自己为介于中产阶级保守主义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力量。辩证地说，他企图通过消除以上两者最为推崇的对立思想——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两者加以综合。法西斯主义是以上两种思想的混血儿，它的德国变种按照希特勒自己的内心冲突和妄想得到了明确的界定。”[42]照这个分析来看，舒尔茨、汉娜，包括魏克，都不属于“纳粹分子”的原型，因为他们其实都没有坚定的信仰。但20多年的纳粹运动、12年的执政权力也有自己的成功之处，以至于即使在纳粹主义破灭之后，仍有人在以新的语言重述纳粹主义。

战争结束后，一些党卫队凶手像艾希曼、门格尔等逃到国外，大多数逃往南美。比如集中营管理员和普里兹索（Przemysl）犹太人隔离区的统治者施瓦姆伯格（Josef Schwammberger）就在1945年后逃往阿根廷，成为养蜂人。直到1992年80岁时才被搜出带回德国，在斯图加特国家法庭上，他被控至少应对3000名犹太人死于非命负责，法庭最后判决他终身监禁。但也有些知识型的纳粹分子，摇身一变，成了学者专家。这就说到本哈德·施林克的另一部小说《回归》。小说主人公德鲍尔跟母亲生活，但记忆深刻的却是在瑞士的祖父母那里度过的假期生活。种种良好生活环境和各种儿童年乐趣之外，他还读到祖父母编辑的《通俗小说》杂志。他们原来是把杂志的样刊给他当练习纸用，但他却在其中读到了一部返乡士兵小说的片断：德国士兵卡尔从苏联战场逃回故乡，敲开家门，妻子怀中抱着孩子，旁边却站着另一个男人。这一故事令德鲍尔始终念念不忘，在追索卡尔后来的命运、调查卡尔原型的过程中，他发现这就是他家里的故事，小说的作者正是他的父亲。

德鲍尔的母亲从来不与他谈论他的父亲，而祖父母则告诉他，父亲死于战争。后来了解到的真相是，父亲福尔克·冯兰德曾经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学生，1942年与母亲结婚。1944年秋，纳粹党布雷斯劳大区领袖卡尔·汉克（Karl Hanke）任命冯兰德为战地记者，算是纳粹的一个小笔杆子。汉克原为国民教育和宣传部国务秘书，是戈培尔的副手，曾卷入戈培尔夫妇的矛盾。1941年4月任下西里西亚大区领袖，1944年8月在风景如画的布雷斯劳修建了一个庞大的防御圈，1945年1月组织了为期77天的防御战，在付出了2.86万人的死亡后于5月6日投降。汉克的表现令希特勒很满意，1945年3月28日，还将他作为国防军失败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表彰。4月29日，临死前的希特勒在地堡里指令汉克接任希姆莱的党卫军帝国领袖的职务。5月1日，邓尼茨的新政府任命他为内政部部长。对于这些任命，困在布雷斯劳的汉克一无所知。关于汉克最后的结局，有人说他在布雷斯劳被杀，有人说他在办公室自杀，也有人说他在逃亡中被捷克游击队所杀，不定期有人说他活到战后躲藏了起来。相比于汉克，冯兰德的目标要小得多。1946年秋，他辗转找到已迁离布雷斯劳的妻子，提出一笔交易：妻子证实丈夫死了，丈夫把遗产给妻子。在妻子同意下，他在家里住了两三个月，伪造证件的同时写了那篇通俗小说。然后逃亡美国，当数十年后德鲍尔找到他时，当年的冯兰德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翰·德堡”，其法学思想属于解构主义一系，著有《和卢梭去歌剧院》《法律奥德赛》等书。

冯兰德当年的老师保罗·德曼是比利时人，20世纪50年代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苏黎世大学任教。在耶鲁大学法语及比较文学系任教时，成为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对当代文化批评影响很大。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了他在二战期间所写的200多篇文章中的一篇带有鲜明的反犹主义色彩。1941年3月，比利时通过了反犹法案，将犹太人排除在法律、教育、政府服务、新闻职业之外，德曼著文对放逐犹太人以及剥夺犹太人选举权持有毫无异议的接受态度。这一发现，不但使人质疑德曼的政治身份，而且影响到日后对解构主义的评价。一个经常被人提起的事实是：尼采、海德格尔这些解构主义的先驱，或被纳粹借用，或为纳粹的支持者。有理由认为，施林克是认同解构主义与纳粹的思想关联的，甚至可以说，德曼就是冯兰德或德堡的原型。

德鲍尔化名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加入其父的讨论课。在“约翰·德堡”不知情的情况下，父子之间就一些重要问题发生争论。德曼的基本观点是，“阅读”就是“阐释”。任何阅读都是误读，因为阅读要用语言，而语言总是一种修辞，即说法，从而不可能有唯一的解读，而是有各种不同读法。因此任何阅读所获得的洞见同时也是盲点，因为它总是从某种预设出发，从而必然忽略了其他视点。这种观点确实指出了文学阅读的创造性和排他性，对理解文学作品的丰富意义当然有用。但即使在文学批评范畴中，此论如不加限制地使用，也会导致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而这恰恰也是德堡的核心观点之一。

在德堡家的自助晚餐上，师生们围绕着“米尔格兰姆实验”发生了分歧。例如，罪恶是天生的，普通人都可能做可怕的事情；不相信百分之三十到六十五的人都只知服从等。当有人说“人不能拿人来做实验”时，父子之间展开了争执：

“不可以吗？”德堡听到了这番话。“米尔格兰姆的实验对象，他们可不是这样说的。对他们来说，实验室让他们自己丰富了经历，给了他们机会认清自己，”他略微停顿了一下，“也给了他们机会学会恐惧。”

“如果这一切都是积极的话，这个机会给自我经历提供的一切都是积极的话，那么这世界上就只有积极的东西了。”我还是一直很恼怒。

德堡又转了过来，“难道这样不好吗，这又有什么错呢？”

“坏事并不因为人们从中学到了一课而变好。”

……

“这事情的意义不外乎是我们给的定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中获得智慧，那些一开始看起来是坏事的，其实是好事呢？”

“但是这个实验并不好，它蒙蔽了人们，利用了人们，让他们去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难道您愿意人们这么对您吗？”

他举起双臂，又放下，笑着说：“我必须要愿意做这些事情吗？难道我准备好鼓励自己去做这些事还不够吗，出于科学和进步的需要？”

“我准备好做让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可以因此让别人也遭受痛苦吗？对您来说是不是黄金法则太软弱了？您是否需要一个更强硬的钢铁法则？”如果我不是那么激动的话，我原本不应该把它说出来。

“钢铁法则？我想不起来了，在哪个情况下……”[43]

这一段对话相当重要。其中一个方面是对解构主义意义理论的质疑。解构主义千条万条，根本的一条就是把世界和历史文本化。首先是区分文本与文本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然后分析读者是如何对文本解构的。读者面对的只是文本而不是事实，而文本的意义又是读者“读”出来的。所谓解构，实际上就是否定历史的客观性，把一切文本化，最后解构，也就是取消历史事实。这一看法包含着两个问题。

第一，意义、事实有没有客观性。对于父亲的这种观点，德鲍尔提出疑问：如果文本中的内容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由读者发现的，作者当然无须对文本负责，该负责的是读者。如果现实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文本中的世界、我们读到的和为它而写的世界，那么就不是那些事实上的谋杀者或受害者要负责任，既然他们都已经死了，那应该是那些同时代的人，那些谴责谋杀并惩处谋杀行为的人负责任。[44]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解构理论，至少在德堡这里，是为了否认纳粹时代的罪恶。德鲍尔为了激怒父亲，故意在他面前谈到阿伦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就是否定事实的。但德堡却没有被激怒，他反转过来承认自己是极权思想家：

但今天的我们都是极权主义思想家，今天的思想界就是极权的。……那些极权政府鼓吹的弥天大谎——它们是不是在事实面前失败了？政府是不是要消灭更多的证据，处决更多的见证人，伪造更多的档案？不！它们在思想上失败了，我们拒绝去思考那些人们让我们思考的内容，包括那些事实让我们思考的东西。[45]

第二，意义是如此不确定，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个世界。解构主义从海德格尔那里借来“决断”一说：我们的真相是我们在存在的极端特殊的情况下获得的，也是它们能让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决定的正确性和我们为实现决定而承担的责任，将在实施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在德鲍尔看来，这就是责任在“钢铁法则”中的定义。

德鲍尔两次提及“钢铁法则”而德堡始终不作正面回答是有原因的。在赴美之前，德鲍尔已经查到了德堡——当年的冯兰德在纳粹报纸上写的文章，其中一篇就叫《钢铁法则》，宣传一种以战争、死亡为中心的世界观。文章认为，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认识了自然法则、强权法则、战争法则和胜利法则，要求消灭弱者、异族和敌人；第二个时代始于罗马帝国的崩溃，以犹太教——基督教爱的信条为基础；第三个时代又回到第一时代的法则，现在才刚刚开始。“钢铁法则……这是一条滋生权威和领袖的法则。领袖要求自己操劳，于是他也有权力要求手下人也跟着操劳，实际上手下人也已经准备好了；正因为他对自己和对他人要求严格，他们才认他做领袖。”“既然我对死亡有所准备，那我也有权利去杀人。我认为战斗至关生死，因此我对死亡有所准备……犹太人没有攻击我们？他们想要安分地经营他们的生意，他们的买卖和高利贷？斯拉夫人只想要他们小小的耕地，烤他们的面包，烧他们织物上的毛绒头？这些并不能保护他们。德意志帝国要与他们进行生死之战。”[46]这种粗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纳粹世界观的要件之一，理论上、实践上均无新意。文章发表时已是战争末期，冯兰德还在为垂死的纳粹打气，表明他是死硬的纳粹，在最后一刻仍然立场坚定，还要继续杀人。

“德堡”其实没有放弃“冯兰德”的钢铁法则，但无论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再用当年的“钢铁法则”是太不合时宜了，所以德堡没有也不会直接回答德鲍尔的问题，但当他肯定“米尔格兰姆实验”、主张“学会恐惧”时，实际上还是“钢铁法则”。

“钢铁法则”是纳粹扫荡现存世界、实现“千年帝国”梦想的法则，但到1945年，这一梦想已经破灭。2月4日，针对有的德国人变得软弱、丧失信仰的现状，冯兰德需要“帮助”这些人。他发表《不可摧毁》一文，意在以纳粹的“光辉历史”来唤起德国的使命感：“我们是一个被分裂的国家，穷人对抗富人，工人对抗工厂主，联邦州对抗城市，市民对抗贵族，金钱对抗灵魂。这种对抗在过去的12年中得到了缓和。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曾经是一个疾病缠身的国家——文化堕落，社会犹太化，遗产丧失。在过去的12年里，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受到损害，我们被排斥被淘汰。现在我们痊愈了。我们曾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国家，我们追寻怎样的未来，我们走上怎样的道路，我们与谁为友，我们以谁为敌都无关紧要。在过去的12年里，们有了一项历史使命。在我们心里为这千年帝国做好了准备。我们第一次站在了这个世界的开端，一场千年战争的开端。”[47]把战争失败说成是“千年战争”的开端，对他人是欺骗，对自己是盲目。而在德国已经为战争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他还要德国人继续牺牲千年，实际上也是鼓励德国人自我毁灭。希特勒临终之际还在说：“我们注定是要打仗的。”[48]“钢铁法则”只是希特勒的法则而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任何人的法则。

或许，德堡知道“钢铁法则”、“不可摧毁”云云是一厢情愿的胡说，也知道仅仅靠精神、意志无法扭转局势，所以他转而寻求“运气”。德鲍尔在寻找父亲当年行为的过程中，发现了汉克在战争后期的一篇文章和一篇演讲稿。此时德国败局已定，汉克不是像戈培尔那样大谈“神奇武器”以鼓舞士气，不谈未来的运气，而是谈过去的好运：

早在12年前，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已经准备好吞并亚洲帝国。那时它尝试使用所有政治手段去达成目标，现在则试图通过征集它最后的军事储备，征服亚洲和欧洲。我们应该感谢命运赠给了我们这12年，使我们今天能有机会手持武器与敌人作战。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在12年前就入侵德意志帝国的话，那些能够幸存的人就会把今天的情况和可能性当成是上苍的恩惠。

我们领袖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表明，他祖母的名字叫做胡特勒（德语意为小农），来自多瑙河边的复杂地形区，就像我们的山区一样，我们的领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他的父亲是一个穷困的贫农的儿子。希特勒和胡特勒在当地语言里就和德语里的贫农是一个意思。当我们敬礼时说“希特勒万岁”，其实我们就是在向我们自己致意，因为我们也是从山区小村庄的小茅屋里走出来的。希特勒旗帜是一面小农和贫农的旗帜，因此当敌方的宣传说，这场战争是希特勒的战争，我们就应该明白，这实际上是一场为了小农和贫农而展开的战争。

理由就是，我们抛开了所有那些我们至今在我们的生命里的负担，那些我们认为是虚假的文化的累赘，和那些仅仅是廉价的文明的负累。我们以前经常坚信，我们毁灭了我们世俗生活的这些外壳，也就毁灭了我们自己。这不是事实。在布雷斯劳碉堡里的上万名男人和女人知道，他们已经和所有那些他们视为个人存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诀别——他们的房子，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聚会，数以千计他们挂念的小事——而他们却不曾为之心碎。

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全面战争”，意思是我们要全面地进行战争。我们现在知道，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意味着什么。[49]

德鲍尔认为，汉克的文章和讲稿与父亲的文章在内容与语气上都很吻合，因此他怀疑父亲是汉克的写手。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

冯兰德毕竟是受到过列奥·施特劳斯教育过的大学生。施特劳斯是犹太人，是保守的政治思想家，其重要观点之一就是反启蒙。据德鲍尔查到的材料，1940年，刚中学毕业的父亲与一位同行者在路上有这样谈话：

“我们是迷茫的一代。十年前在瑞士也有过一次精神的爆发，一种危机意识，对群体的关心，准备好从一个启蒙主义的、理性的、机械的世界，过渡到一个热情的、有生命的、创造性的世界，以集体的方式去克服难以管束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架起联系社会对立面的桥梁，在权力欲望的民主体制之上，建筑起一个成就至上的等级制度，以及建立一个新的精神王国，后代们的王国。”他如痴如醉地谈论着……尤利乌斯·施密特豪瑟、奥斯马·斯潘、卡尔·施密特……[50]

卡尔·施米特像

这其中的卡尔·施米特是德国的法理学家和思想家，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参与了纳粹德国的一些法律起草工作，是希特勒的法学家。德堡言论中蕴含的“决断”（Entschliessen），原意是“解开”、“打开”，这个通俗词汇通过施米特与哲学家海德格尔、文学家云格尔等人的阐释，获得了深奥的涵义。在海德格尔看，“常人”忘记了存在自身，他在与他人的“共在”中，好奇、闲扯、模棱两可。“此在”如果要脱离这种沉沦（verfallen）的状态，就必须严肃地面对个体的死亡，接受“在世”的短暂命运，而走向“本真”，此即“决断”。对施密特而言，常人是忘记了政治自身的人，他沉迷于行政事务，并在琐屑的民主制度的议会辩论中沉沦着。政治的根本是“敌我划分”，就是自我与异己力量的区分，真正相关于政治的，不是道德、价值和艺术，而是“决断”。只有在“决断”中，政治才会回到它自身所属的精神领域，而不被常人和日常的技术所代表的物质世界所占领。这一观念和主张不同程度地与纳粹主义相关。

比如施米特的主张之一是决断主义（Dezisionismus）——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状态是由其人民（Nation）全体所做出的政治性决断，“决断”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秩序，它是“绝对的宪法”（Verfassung）而非相对的“宪法法”（Verfassungsgesetz，一译“宪律”）。

再如海德格尔的“决断”论，在他的学生约纳斯（Hans Jonas）看来，就是他走向希特勒的关键。这个概念的特点是不满足性，它在道德上空洞而茫然，不能提供任何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合乎道德的。为了给“决断”提供方向和意义，一个人既要受当前历史情势的支配，又无力抵抗历史保护自己。这样，“当时钟指向1933年1月的那一刻时，历史赐予了一个做出决定的良机……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对整个海德格尔观点的重大怀疑日益清晰起来。尽管他谴责了某种唯心论哲学——它声称要研究思想形式和范畴，世界是按照那些思想形式和范畴排列的，因而每一事物都多少超越了（世界）——但是，人们仍然可以谴责他远比这更为严重的一件事：海德格尔决定论的绝对形式主义，在那里，决定本身变成了最崇高的道德”[51]。

至于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思想，历来备受推崇。但阿多诺（Theodore Adorno）1974年在《抒情诗与社会》中指出：“现在霍克海默给海德格尔热情的女信徒的答复和以前一样是有效的。她说海德格尔至少最终再一次把人置于死亡面前。霍克海默回答道，鲁登道夫对死亡关心备至，其程度大大超过海德格尔。”[52]

战后德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桑巴特1951年在海德堡大学时，见识过施米特的顽固与拒绝认罪。在后者去世后40年编辑的日记《词汇：1947—1951年的笔记》中，仍然表现出对立和战斗的激烈情绪，仍然坚持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政治原则，自由主义、犹太人等“敌人”在其中占了最多数量。在他看来，希特勒实现了19世纪以来在纯粹现实中自我实现者的梦想——施蒂纳的“个体”、尼采的“超人”——“这是人类对信仰的必然结果，锻造出他自己的命运，并超越了自己。”桑巴特总结说，希特勒是无神论人文主义的产物，“真正的罪犯”是德国的知识公民，希特勒只是“一头巨大的替罪羊”，说得明白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本书还带有解构主义的风格，比如“防御的人比攻击的人更恶毒。在防御时，他觉得自己有理，这让他邪恶起来”[53]。

桑巴特是一个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在他看来，这个似乎深刻的“决断”论，似乎还有其庸常的意义。既然施米特的作品“始终都在阐明性关系、男女的对立及人类的性欲”，那么，桑巴特就可以用一种并非调侃的语气说施米特的“决断”论：“一种所谓的抉择政治理论，正如字意所言，是强化男性抵抗女性的防御策略，不用说，这里指的是德国男人。德国男人在性上面无药可救、局促拘谨，却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雄风，展现自己未被女性克制及吞没——这一切都表现在一种过度紧张、有违自然、禁欲、敌视身体、英雄般视死如归的男性姿态中。”[54]无须以希特勒声嘶力竭的演讲、党卫军僵硬冷酷的行为风格、纳粹士兵毫无条件的服从等进行判断，只要读读冯兰德在战争末期完全无根据的狂妄，便不难看出这种“决断”与做作、矫饰的男性化特征。

海德格尔与施米特都是思想巨人，政治上的错误不妨碍其学术思想上的独树一帜。冯兰德只是他们的低级模仿者。战争早已结束，纳粹暴政也已大白于天下，当年的纳粹宣传员，现在是解构主义法学家，以新的语言重述当年的思想。冯兰德—德堡的一如既往，提出了一个问题：纳粹主义有什么样的魔力，竟能有如此的生命力？

[1]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52页。

[2]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1971），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3]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99页。

[4]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209—211页。

[5]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151页。

[6]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225—226、233页。

[7]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372页。

[8]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365页。

[9]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263页。

[10]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399页。

[11]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402页。

[12]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410—411页。

[13]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纳粹与理发师》，第216、397页。

[14] 杰克·艾尔-海：《纳粹的精神解析》（2011），刘苗苗译，西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

[15]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1995），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16]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4页。

[17]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40页。

[18]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106页。

[19]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108页。

[20]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113页。

[21]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121页。

[22]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122—123页。

[23]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124页。

[24]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127、128页。

[25]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150页。

[26]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162页。

[27]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第163页。

[28] 威廉·D.鲁宾斯坦：《援救的神话》，第120—121页。

[29] 拉斯洛·勒布：《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第196、203页。

[30]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1988），林敏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31]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141页。

[32]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26页。

[33]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168—169页。

[34]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169—170页。

[35]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172页。

[36]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174页。

[37]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186页。

[38]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202页。

[39]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245—246、247页。

[40] 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247、246页。

[41]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1994），戴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42]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上册），第332—333页。

[43] 本哈德·施林克：《回归》（2006），吴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244页。

[44] 本哈德·施林克：《回归》，第217—218页。

[45] 本哈德·施林克：《回归》，第248—249页。

[46] 本哈德·施林克：《回归》，第137—138页。

[47] 本哈德·施林克：《回归》，第146页。

[48] 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第87页。

[49] 本哈德·施林克：《回归》，第152—153页。

[50] 本哈德·施林克：《回归》，第201—202页。

[51]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第140页。

[52] 马丁·杰：《阿多诺》（1984），瞿铁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是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同事，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是一战时期的德国名将。

[53] 尼古劳斯·桑巴特：《海德堡岁月》（2000），刘兴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159页

[54] 尼古劳斯·桑巴特：《海德堡岁月》，第152页。

二十七、幸存者依然不幸

他们从炉子里出来，但是炉子继续在他们体内燃烧。

——马斯提昂斯[1]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说过，地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对死亡的体验。纳粹监狱或集中营就是无数人走向死亡或体验死亡的地狱。幸存者的经历是千差万别的，当大批犹太人被押往集中营时，有人四处躲藏，有人用伪造的非犹太人证件艰难地生存着，还有人走进了丛林游击队。即使在集中营，也有不同的情形。在普里兹索犹太人隔离区，当纳斯勃姆（Nussbaum）被押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时，因为需要有人从外边给这列运牲畜的闷罐子车上栓，他被人从车上拉下来，因此活了下来。1945年4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们西撤汉堡时，囚犯马克斯·斯托恩因为虚弱和饥饿而躺倒在地，实在不想站起来，准备让党卫队毙了算了。但一个伙伴架住他的胳膊说：“你的精神要振作起来，再坚持一天。”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并不比他好，因此他听了伙伴的话，挣扎着站起来，最终走出了死亡。“这就是精神的力量，有时候，一个人的精神可以击败很多厄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不是活在物质里，而是活在自己的精神里。如果精神垮了，没人能救得了你，上帝也不能。在生活中，当死神逼来的时候，给人以关爱是一种崇高的人性，这种人性就是谁离死神近，谁就是被关爱的焦点。”[2]

幸存者活下来了，但集中营没有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记忆不能改变过去，但记忆使我们知道人类曾经发生过非人的行径，有助于召唤某种社会政治和人的行为的变革。

1. 集中营没有过去

在种族灭绝的集中营高效运转时，它对德国内外都是保密的。1944年秋天，纳粹炸毁了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战争结束前夕又销毁了有关档案，以至于后人不但对这个秘密的世界知之不多，甚至对它是否大规模地、系统地灭绝犹太人及其他民族的囚徒也有怀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直接的材料就是那些幸存者们。但记者和研究者们一再发现，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不约而同地遵守“缄默的密约”，许多幸存者以“亲眼看到周围的人都死去，唯独自己活下来”的负罪感投入新的生活，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灵不受伤害，他们不愿让他们的后代知道那段惨痛的历史，由此形成一种“沉默的壁垒”。部分幸存者陆续说出了自己的经历，但人们不愿听。美国学者阿伦·哈斯采访过许多幸存者，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都埋葬掉”[3]。但也有幸存者把为集中营见证视为义务和责任。德国诗人汉斯·萨尔非常担心世人忘记大屠杀这回事，他曾几乎是恳求地说：“我们是仅存的证人了，尽可能多地向我们提问吧，我们就是为此而活着……”[4]

在我们熟悉的《苏菲的选择》中，男主角内森追问苏菲：“告诉我你可爱的脑袋里有什么诡计和战略，使你得以活下来呼吸清新的波兰空气，而奥斯维辛的其他人却都被送到瓦斯室里去等死？”“你编造了多少方便的遁词拯救你的这副皮囊，而其他人却都到煤气室去？你有没有欺骗、共谋、陪德国人上床？”[5]使人类丧失记忆没有消灭人的身体那么容易。大屠杀的幸存者无法回避对集中营的记忆。这是幸还是不幸？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

幸存者依然不幸。他们无法诉说自己的创伤。不是走出集中营的幸存者都能一吐而快的。1945年欧洲幸存的犹太人中，25%的人（10万）移居到美国，55%的人（35万）前往巴勒斯坦，10%的人留在欧洲，10%的人分散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阿根廷。根据哈斯的研究，集中营的经历使他们在美国和以色列都不受欢迎。在美国，当地犹太人不久就表示，不愿意听集中营中发生的事：不要用你们的恐怖来打扰我们，我们也有需要忍受的贫困。这些人还责问：当时你们为什么不跑？为什么不反击？除了这种不近人情的心态，美国人赞美的是成功和享乐，全心全意逃避失败和悲观，幸存者需要将过去置于脑后，被迫隐藏他们的过去和悲痛。在以色列，当地出生的犹太人没有人关心幸存者曾经的遭遇，他们嘲笑幸存者的软弱，指责他们没有起来反抗。“人们有一种普遍一致的看法，认为那些大屠杀的死难者是没有价值的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纳粹的观点：犹太人是下等人……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玩笑：难道我们不是在让自己的600万同胞接受审判吗？”[6]一些年轻的以色列人把幸存者取名为“肥皂”——纳粹曾用被害者的人体做肥皂。一些人认为犹太种族可以一分为二——优等的和劣等的，战后回来的幸存者当然属于后者。1949年，戴维·本-古里安把幸存者归类为“令人沮丧的材料”，对他们要以“国家纪律”重新进行教育和约束。几年后，外交部部长莫舍·沙雷宣称幸存者是“不受欢迎的人”。从而，即使在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幸存者也被迫免开尊口。这一状况直到1960年艾希曼审判才开始变化，以色列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最新获得的对共同命运的认识是增进国家认同、提高海外地位的重要财富。总的来看，“大多数幸存者一直到战后30年的时候，才比较多地谈论他们的经历。而在过去30年里，他们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奋力向前，远离惨痛的记忆。对幸存者来说，他们经历的每种感觉，无论是负疚感，还是耻辱感和无助感，都会对回忆过程产生抑制作用。如果幸存者硬要回忆过去的经历，当初经历危险生活的那种紧张感也会一并发掘出来，这是他们不情愿的”[7]。

幸存者依然不幸。他们无法摆脱过去的恐惧。一项针对挪威和以色列幸存者的调查表明：“集中营生活导致的最主要的后果，似乎就是人格的巨大改变。它使人精神脆弱，从而影响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对理智的影响，尤其是对情感生活的和意志生活的影响，这一切导致他们很难适应现实生活，使受害者的生活极为复杂。慢性焦虑症、经常被噩梦惊醒或彻夜难眠、白天被联想或记忆所困扰、严重的慢性抑郁、不能享受任何东西、不能与他人一起欢笑、不能建立新的适应的人际关系、不能愉快地工作或融入社会角色。总之，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些都是最有代表性的症状。”[8]这些症状，源自集中营的经验，

第一，这是为什么？大屠杀毁灭了欧洲犹太人，40%的西欧犹太人和90%的东欧犹太人惨遭杀害。这不但是学者们研究的课题，更是幸存者也想追问的问题。那些走出集中营的幸存者，想起自己受到的伤害、想起亲眼目睹的惨遇，就会情不自已：“他们凭什么如此对待我们？”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伊斯雷尔·梅厄·劳（Israel Meir Lau）当年就提问：

在整个战争期间，“Lachago”（为什么）这个波兰单词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进进出出。我们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让你们如此践踏我们的灵魂？我们究竟犯下何等滔天的罪行，让我们遭受如此的惩罚？我找不到任何答案。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我们是犹太人，而他们是纳粹党人，他们认为我们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9]

集中营的生活毕竟不允许受害者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幸存之后，这个问题以更大的紧迫性出现了。一些幸存者说：“人怎样才能理解这种恐惧？……多少次我不得不赤身裸体地站在纳粹党卫国面前，成为他们的模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身上的任何瑕疵都可能判你有罪！我们在大屠杀中不是生活了5年，而是在毫无人性、羞辱和折磨中生活了1000年。”“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相同的：恐惧、恐惧、恐惧。10倍数的恐惧。如何幸存？如何不挨饿？如何不挨打？我还不得不总是保持干净。我每天都问我的姐妹：‘我看起来干净吗？’如果你不干净，就会完蛋。”“我是人，为什么德国人来的时候我要让开人行道？他们怎能这样对待我？简直荒唐。”[10]所以，对于少数幸存者来说，文明社会必须对大屠杀及德国纳粹进行认真的清算。仅仅自己活下来是不够的：

我们珍视生命，那时西贝尔生了个孩子，可是德国人把孩子带走杀掉了，我们是什么，超人？对此置之不理并且对世界说：“感谢你们解放了我们？”我们把手洗干净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和平……也许其他的幸存者能够，我不知道。如果你问我，我就回答，我不能。然而，我要生活，要创造，要贡献，要工作，能够呆在一个给予我自由的国度里我感到快乐……但这不是结果，有更重要的结果。即使是被给予了一些补偿，也不能将心底下伤痛抹去。……[11]

第二，为什么他们活了下来？大多数幸存者把自己幸存下来的原因归结为“运气”，他们都承认，更多更健壮、更有智慧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出来。既然自己的生存依赖于运气，那么他们就不会相信正义，就会生活在焦虑和恐怖之中。仅仅无能为力还相对简单，问题在只剩下求生本能的时候，人们只能把自己降到动物水平，只想活下去，哪怕是父母、兄弟、姐妹也顾不上了，于是幸存者会有深深的负疚感。“我所采访的大多数幸存者，都因孩子惨遭杀害，他们却又无力改变儿女的命运而深感痛苦，他们因无能为力和失去子女而备受折磨。”[12]一个叫维克托的人，他在集中营中得到一份好的工作，而他的弟弟却被送到另一个除了尸体之外谁都不想去的集中营。究竟是与弟弟一起走，还是留下来争取多活几天？“我把他留在那里，而我却活了下来。我什么都可以忘记，惟独这件事无法忘记。……能够体会我那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苦和内心受到的折磨吗？”[13]每一个幸存者都可能剥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机会，这只是假设，却藏在许多幸存者的心中。那么，为什么他们活了下来？“为什么是我活下来而不是我的父亲或兄弟？他们都比我能干。我出生在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我是家里惟一的反叛者，我却活了下来，而他们没有。”[14]那些虔诚的人、正直的人把自己交给命运，这令幸存者蒙上了心理暗影。“在失去了那么多人以后，你没有权力快乐。”[15]这种总是萦绕在幸存者心头脑际的负罪感（Überlebensschuld-Syndrom，surrivor guilt）是大屠杀留下的后遗症。

第三，他们还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吗？幸存者说，“德国人把我们变成了魔鬼”。集中营对囚犯的严重摧残，使幸存者丧失了正常人所拥有功能，即使是那些囚犯中的贵族，因为始终面临着不确定的死亡，其性格是扭曲的、变态的。一个生活在以色列的幸存者说：“我总是很厉害，因为在学校时老师告诉我，犹太人是劣等的，所以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经历了集中营生活以后，我的行为有些改变。我可以很厉害，但过后我又为一些行为感到羞愧。……这些年来，我对家人太粗暴、太独裁了……我采用了在集中营学到的那种行为方式……我主要是对与我关系密切的人太粗暴了，而不是对陌生人。”[16]幸存者摆脱不了的死亡阴影：有人患上妄想症，总是想到死；有人过于敏感，过分保护自己的孩子；因为怕饿，有人一次总是买两个面包，甚至总是在餐馆外徘徊；有人泯灭了对生活和个性的追求，埋头工作以忘却过去；有人会产生联想，一个幸存者的生意在地震中毁灭了，他想到的是：“为什么不幸又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甚至有人看见起重机就想起大屠杀，看到电影院门口的队伍就想起毒气室前面的长队，看到牙医在给自己的牙钻空就想起焚烧骨头的味道，看到街上的苹果想起集中营时因为捡到一个苹果而被囚犯头打，看到公共汽车喷出的废气就想起毒气室的毒气……他们过上正常生活是多么的困难。研究者指出：“当幸存者描绘他们在解放后的条件时，他们经常说：‘我获得了新生。’这当然意味着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准备重新开始。但是，幸存者使用这个句子也有隐晦的意义。其意思是说，对于大屠杀后幸存下来的人，不仅在世界上失去了过去那种生活，而且生命的根系——母亲、父亲、丈夫、妻子、孩子和财产——也完全被一笔勾销了，‘仿佛我哪儿的人也不是’。”[17]

第四，他们还能信仰上帝吗？有人问一个幸存者：“人类从大屠杀中学到了什么？”回答是：“人类从大屠杀中所学到的是，有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涂炭，但却没有一个人关心。”[18]德国的民众不关心，东欧的居民不关心，英美盟国不关心，那么上帝会关心吗？似乎也没有。幸存者还能信仰上帝吗？有人说：

上帝在哪里？我不得不有某种信仰。如果你没有信仰，你就是一个动物。

由于我的家庭背景，我恰好是一名信徒。但是，我所目睹的是，在集中营时虔诚的信徒也会问上帝在哪里。……我相信有至高无上的存在者，我相信既然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也就应该有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但是，当特别是正统和虔诚的信徒被送进焚尸炉，焚烧尸体的青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从根本上讲，我相信上帝。如果我们不相信，文明早就结束了。如果我没有亲眼目睹那些暴行的话，我的信仰会更坚定一些。一个婴儿究竟做错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把他的脑袋撞在墙上？当时上帝在哪里？[19]

大屠杀之后，所有西方宗教统统面临挑战。尽管在战前就是犹太教信徒的幸存者中，一半人放弃了信仰，但另一半仍然保持信仰，不过坚定性受到了动摇，也被赋予了新内涵。有人说：“大屠杀之前，我是一个单纯的遵循教规的犹太人。如今我是一个遵守教规的复杂的犹太人，不再单纯。正是由于这场浩劫，现在可以说，我所保持的每一个宗教习惯都是在我经历和目击那些可怕年代之后养成的。尤其是因为这场大屠杀，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理由和非常强烈的动机来实践犹太教——无论此前是多么的不清晰。无论如何，这是我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报复。我的方式是用我的满腔热情和积极性来实践我的信仰，为上帝和犹太人服务，继承父辈及祖先们的传统。”[20]

第五，大屠杀还会再发生吗？这是一个普遍的担心：“我不相信人类。……如今，人们失业了，希特勒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他们找一个替罪羊，我相信犹太人又要遭殃了。”[21]据哈斯的调查，“绝大多数幸存者相信大屠杀会再次发生。对于我们当中没有经历过灾难的人来说，大屠杀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对于幸存者而言，大屠杀则更多地显示出正在进行中的犹太人的历史，被其他种族憎恶的历史。的确，幸存者坚持不能把大屠杀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这里有相关联系。人们在几乎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否认犹太人最基本的信仰；对于很多复杂的问题，人类巧妙地找到简单的答案：人们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一只替罪羊，通过打击别人来缓解自己的焦虑，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比其他种族更优越”[22]。这个问题涉及历史解释：通向大屠杀的道路是必然还是偶然？争论很多，我们认为，纳粹与大屠杀是德国历史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必然结果。历史有连续性，纳粹不是德意志历史上的偶然、断裂或例外。但是，历史的连续性不只一条，通向1933年是一种连续性，通向1990年也是一种连续性。德意志历史并非只能通向纳粹，但其中确实有一种力量和传统将德国带到世界大战与大屠杀，使之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野蛮行动的集中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虽然在政治方面有严重缺陷，但在社会的许多方面仍属“正常”。“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希特勒。没有战争的体验、失败后遭到的污辱和革命的风起云涌，这个失意的艺术家和社会的遗弃者就不会进入政坛，并成一个宣传家和啤酒屋煽动者。没有战争、失败和革命的冲击及其导致的德国社会的激进化，希特勒沙哑的、充满仇恨的煽动就不会有听众。战争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条件，使希特勒的道路与德国人的道路交汇。没有战争，曾由俾斯麦占据的宝座上坐着的希特勒是不可想象的。”[23]离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大气候与德国的小气候，无法解释纳粹的崛起，也无法解释大屠杀。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不会重演。

幸存者依然不幸。但他们大多努力适应环境，开创新的生活。集中营经验积极的一面是，幸存者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就能在任何情况下活下来。“我总是感到必须赚回自己的生命。”[24]那些在集中营中得到过别人帮助和情感上支持的人，更容易摆脱集中营的暗影，从而保持了对人类的信任。在布痕瓦尔德，伊斯雷尔·梅厄·劳幸运地得到几个好心人的帮助。一个看守提醒他“如果到了8号区就没事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医生冒着危险把规定的剂量减少一半以免他当场死亡。囚犯费奥多是来自罗斯托夫的苏联军官，他常常偷一些土豆给劳做汤。费奥多还用一件旧毛衣的线给人织了一副护耳而自己的耳朵却暴露在寒风中。美国解放集中营时，子弹乱飞，费奥多“紧紧地抱着我，用他的身体掩护我”。“费奥多是我童年时代的英雄，在这样一个剥夺人权的地狱里，他却散发出人性中诚实可靠的光辉。”[25]这一光辉照耀着伊斯雷尔·梅厄·劳后来的日子，直到参加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典礼时，他还在诵念着《诗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救我命，免了死亡……”

2. “我不要活下去”

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有一句名言：一切物化都是忘却。但要幸存者记忆大屠杀，却是一桩残忍的事。一位帮助过犹太人的柏林人说过：“恐怖如此难以置信，想象力拒绝接受现实。有些事实就是不能被理解。有些结论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倘若知道我们的母亲、兄弟、朋友、情人经受着难以想象的苦难直至被折磨死，我们还能活下去么？……是内心的怯懦让我们这样去想？或许真的是！但此种怯懦属于人类的原始本能。……这样的漠不关心使继续生存成为可能。对这些有着清醒的意识只能是痛苦不堪而无比屈辱的。……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够为数十万被杀害的亚美尼亚人的痛苦复仇？谁挺身抗议过宗教裁判所的酷刑了？屠杀犹太人的新闻传遍了世界，有哪一个人为之难以咽下口中之食？又有谁活不下去，只是因为受难者的悲惨境遇使他们震惊，撕裂了他们的良心？”[26]

确有人活不下去。这是法国作家塔季雅娜·德·罗斯奈（Tatiana de Rosnay）的小说《莎拉的钥匙》叙述的故事。它的主题，就是“幸存者的内疚”：幸存者把压抑的愤怒转向自身而无法自拔，甚至形成“活着就是有罪”的意识。

莎拉故事的背景是：1942年的7月，维希政府的巴黎警察奉命拘捕了上万犹太人，其中数千名是儿童。这些人先被集中在冬季自行车竞赛体育馆，然后分批送往集中营，最终大多死于毒气室。此一事件史称“冬赛馆事件”。

故事的主人公莎拉就是被逮捕的儿童之一。寂静的深夜，当警察命令她和母亲收拾东西跟他们走时，10岁的莎拉并不知道大难将至，因为这些警察是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4岁的弟弟不想跟她们走，他要去他们家的“秘密基地”——房间墙壁后又长又深的橱柜，里面有手电筒、几个垫子、一些玩具、一瓶水和几本书，这是姐弟俩和父母捉迷藏的地方。莎拉以为不多久就能回家把弟弟放出来，于是“关上了橱柜门，男孩苍白的小脸消失在门后，她转动钥匙把门锁上，然后将钥匙塞进口袋。锁隐藏在一个貌似电灯开关的旋转装置下面，墙上镶着一块块的板子，根本看不出那里还有一个壁橱”。莎拉走时嘴贴着门说：“过一会儿我就回来找你。我保证。”[27]

但是，莎拉和她的父母回不去了。清晨，在第一站修理厂，当爸爸告诉她“我们回不了家了”时，莎拉没有哭，但“她感到万分恐惧，吞噬一切的恐惧。如同巨大的吸尘气，把她其他的感情都吸走了”[28]。从此她脑子里只有弟弟，藏在橱柜里等着她回去的弟弟。第二站就是冬赛馆，一个敏捷的男孩提议和莎拉一起逃走，胆小的莎拉没有答应，她看着那个男孩走出了冬赛馆。第二天早上，父亲拿着钥匙找警察，要求回家把男孩带来，没有成功。莎拉估算着弟弟还能坚持多久，想到他在黑暗中等她，莎拉心如刀绞，下决心要回去救他。但她走不出去，极度的痛苦使她迟钝、麻木，她不知道在冬赛馆待了多久。当警察又要把这些犹太人带上火车转送到远离巴黎的临时安置点时，莎拉责备爸爸的软弱，责备自己的过错：要不是她，弟弟本可以和一家人在一起：

她也明白了一个事实——她不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十岁小女孩了。她长大了许多，一切都变了，难以恢复到以前那样了，对她而言，对她家而言，对她弟弟而言，都是如此。

她再次爆发，疯狂地扯着父亲的胳膊，她还是第一次这个样子。

“他会死的！他会死的！”

“我们都有危险，”他终于回答道，“你和我，你母亲，你弟弟，还有伊娃和她的孩子们，这里的所有人，这里的每一个人。我就在这里陪着你们。我们和你弟弟在一起，我们心里为他祈祷。”[29]

在驶向法国集中营——去奥斯维辛的中转站——的火车上，每离巴黎远一步，莎拉的心就往下沉一分。到了伯恩-拉-罗兰德集中营后，男女分开，莎拉看着父亲被一群人推搡着走了，与她在一起的母亲几乎像死去一样。莎拉手里紧握着钥匙，想到橱柜里的弟弟，晚上她会颤抖着醒来。“也许他已经死了，或者渴死了。从他们被抓的那个黑色星期四到现在，已经过去多少天了？她努力计算着。一个星期？十天？她不知道。她糊涂了，脑子里一片茫然。恐惧、饥饿和死亡走马灯似的在她脑子里旋转。”[30]当她知道这里的所有父母都要被送到东部去劳动，孩子们以后再过去时，莎拉一下子坚强起来，比她母亲还坚强。在这里莎拉与父母永远地分离了，父母被送进了东部集中营，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在等待下一步的安排时，莎拉得到一位此前认识的、有同情心的警察的帮助，和另一个女孩蕾切尔一起爬过铁丝网逃离了安置点。深夜，她们得到好心的朱尔斯、吉纳维茨老夫妇的收留，安顿之后，绝望如潮水般向她涌来，她只想着如何回巴黎：

其实她知道，已经太晚了，她等待了太长时间。他没能挺过来，没能等到她回来。他死在那儿了，孤零零地，死在了黑暗之中。……他只有4岁，但是他死了，都是她的缘故。……是她的错，都是她的错。

但我还是要回去。我一定要弄清楚。或许有人像你们帮我一样帮助了他！或许他还在等我。我必须弄清楚。我一定要知道结果。[31]

在朱尔斯老夫妇的陪伴和帮助下，莎拉登上了从奥尔良到巴黎的列车，回到了圣通日大街上她曾经的家。这时是1942年8月。她一口气跑上了楼，不顾新主人的阻拦：

莎拉一把掏出口袋里的钥匙，用手摁了一下墙上的机关，隐藏的锁孔露了出来。

快点，她得加快动作了。她嘴里一遍遍念着“迈克，迈克，迈克，是我，瑟卡”。她手指颤抖得非常厉害，钥匙都掉在了地上。

……

她太紧张，太心急了。好一会才插进去。锁芯里终于咔嗒一声响，她使劲推开了密室门。

一阵腐臭拳头般袭来，她闪到了旁边。……莎拉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莎拉说不出话，浑身抖个不停。她用手捂住眼睛和鼻子，不想闻那种气味。

朱尔斯走到她身边，双手揽住了她的肩膀。他往壁橱里望了望，然后把莎拉揽在怀里，想带她离开。

……她使出全身力气挣扎，手抓脚踢，像只疯狂的野兽。她跌跌撞撞地又回到了开着的壁橱门前。

在壁橱深处，她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身躯蜷曲着一动不动。接着，她看到那张可爱的小脸蛋已经发黑了，认不出来了。

她再次跪倒在地，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喊妈妈，喊爸爸，喊迈克。[32]

没有人能受得了这样的伤痛。朱尔斯老夫妇收养了她，把她藏起来不让人发现，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疼她。但莎拉变得沉默不语，她从来不提她的家庭和弟弟。她偶尔会和朱尔斯的孙子一起去教堂，“但我们说‘上帝’时她的嘴唇从未动过，她从不祈祷，也没领过圣餐。她只坐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表情僵僵的……”[33]在1946年9月8日的一封信中，收养她的吉纳维茨老太太介绍说：“我知道她每周都去墓地看她弟弟，有的时候还不止一个星期一次。她要求一个人去，不让我陪她去。有时候我会跟在后面，害怕她会出什么意外。她坐在那块小小的墓碑前，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手里攥着那把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黄铜钥匙，那个她弟弟死于其中的壁橱的钥匙。回家后，她的脸色木然，冰冷，说话都很困难，也不愿和我交流。……她从未谈起过她在伯恩-拉-罗兰德集中营的经历，但只要我们的车一驶进那个村庄，她的脸就变得煞白。她把头扭向一边，闭上眼睛。”[34]1952年，莎拉执意离开巴黎去了纽约，她要去没有像法国那样受到大屠杀直接影响的地方，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到美国后，莎拉写过几封信，一年后告诉朱尔斯老人，她与一位美国人结婚了，1955年后再也没有消息了。莎拉消失了。

五十年后，一位对莎拉的命运感兴趣的记者，在美国找到了莎拉的丈夫兰斯福德，得知莎拉已于1972年在美国罗克斯伯里死去。那是寒冷的冬天，在新奥尔良结冰的公路上，她开车撞向树干。那一年，她40岁。此前对此一无所知的儿子威廉，从记者那里得知母亲悲怆的过去后，从意大利飞回美国老家，找到母亲留下的一个文件袋。里面有一把黄铜钥匙和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写着一大段话：

你在哪里，我的小迈克？我漂亮的迈克。

你现在在哪里？

你还记得我吗？

迈克。

我，莎拉，你的姐姐。

……

岁月流逝，但我仍然保留着那把钥匙，

打开我们的秘密之所的钥匙。

……

没有哪一天我不想你，

不想圣通日街26号。

我背负着你死亡的重负，

自孩童，至命终。

有时候，我想去死，

我无法承受你的死。

……

有了孩子以后，我依然忘不了过去。

我爱他，我的儿子。

我丈夫不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我的过去，

但我无法忘却。

来这里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我以为会有所改变，

我以为可以把一切抛诸脑后，

但是，我做不到。

他们去了奥斯维辛，被杀害了。

我的弟弟，死在了壁橱里。

我，一无所有。

我以为还有，但我错了。

孩子和丈夫，不够。

他们一无所知，

不知道我是谁，

永远也不会知道。

……

这样的生活我已无法忍受，

全赖那把钥匙，对你和过去的思念，

对战前轻松惬意生活的回忆，

支撑着我活下去。

我现在知道，我的伤疤再也无法愈合。[35]

这是纳粹大屠杀最残暴、最恶毒的方面。首先是德国人，特别是其中的纳粹党卫队对犹太人的屠杀，千夫所指，令人发指，但至少凶手与受害者之间界限是清晰的，责任也是明确的。然而，还有一种屠杀，就像莎拉时时承受着“害死弟弟”的罪责一样，纳粹让受害者也成为“刽子手”。这不是说德国人在犹太人中寻找帮凶，而是说在大屠杀的情境中，猝然而来的迫害、逮捕、关押和屠杀会造成一种变形与扭曲，使原来行之有效的秩序、规则、生活技术、人际关系等统统失效，受害者之间或无法互相帮助，或动机与效果适得其反，或面临他们无法选择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局面，最终使幸存者产生“活着就是有罪”的负疚感。在莎拉的故事中，先是纳粹逮捕造成恐怖气氛，慌乱之中莎拉把弟弟关在壁橱里，然后是莎拉受到纳粹的控制无法回家，弟弟死去。有一百个理由可以相信，即使弟弟当时和全家一起被捕，即使莎拉在冬赛馆逃出，即使第二天警察同意她回家，她的弟弟也活不下来。但对莎拉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是她让弟弟进壁橱的。就是这样一个平时很正常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弟弟的死。这让她如何能原谅自己？有一种力量和邪恶，使还是孩子的莎拉落下了害死弟弟的心理感觉。莎拉生前从来没有忘记弟弟，当然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行为。纳粹不但害死了她的弟弟，还让似乎活下来的莎拉终生受到折磨。

莎拉的儿子威廉20岁时离开母亲去世的地方到了意大利。在知道了母亲的身世之后，他的生活也被破坏了：“我意识到我无法独自承受这些。我感到孤独、无助。我的妻子不理解我所处的困境，我又无法解释，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36]他们离婚了。一直在调查追踪此事，使得莎拉的故事大白于世的记者，婚姻也解体了。善良的人们承受不了恶，但恶总是挥之不去地纠缠着人们。这种恶的根本，就是纳粹控制的国家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它不但有权决定谁应当生活在地球上，谁应当从地球上消失，而且有权决定，谁可以生殖繁衍，谁不能怀孕生育。因此，经历了大屠杀，能否活下去是一个问题，活下来要不要孩子，也是一个问题。

3. “我不要孩子”

1944年11月，7岁的伊斯雷尔·梅厄·劳和他的母亲、18岁的哥哥被驱赶到车站，党卫军把男女分别引到不同车厢。“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母亲意识到这次分离意味着什么。她立即做出决定：因为下一秒钟我就会随着她进入车厢了。由于我肩上的枕头把我们分开了，母亲双手抓住我的后背，将我推向了男人那边。……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我母亲。母性的本能在那几秒钟内发挥到了极致，她知道妇女和小孩活下来的机会更小。”[37]

1941年3月，在捷克摩拉维亚省的一个小镇诺弗·麦斯托（Nove Mesto），汉娜的妈妈次日凌晨就要被纳粹抓走。当天夜里，当母亲把汉娜放到床上的时候，汉娜紧紧地抱着母亲。母亲细长的手指捋过汉娜的头发，就像在汉娜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做的那样。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汉娜最喜欢的摇篮曲。汉娜紧紧地搂着母亲不肯松手，她以为这样就可以留住母亲。第二天早晨，当汉娜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这一走就是死亡。[38]

另一个幸存者记得：“当我到达奥斯维辛时，一位母亲正抱着她的孩子。人们告诉她，如果她把她的孩子交给她的妈妈，她就可以活命。外祖母想把孩子抱过来，但是母亲不肯……当她们争执时，一个纳粹党卫军冲过来，抢过婴儿，朝墙上扔去，就在母亲眼前，孩子脑浆迸裂。”[39]

一个母亲救了孩子，一个母亲目睹了孩子的死。但在纳粹集中营，活下来是偶然的，死去是必然的。大屠杀之后，我们要不要孩子就成了一个问题。据调查，“一般幸存者要做出要孩子的决定，都要经历一系列的矛盾和犹豫。一方面，他们害怕要孩子，因为他们担心下一代会面临与他们自己同样的命运。很多人承认，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给孩子取了一个非犹太人的名字。的确，许多幸存者对在这个社会里建立一个新家庭缺乏信心，因为这个世界表现出对犹太人的憎恶，而且他们的仇恨在继续增长。因此，他们给孩子准备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40]。

当经历了大屠杀的莎拉无法活下去时，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似乎更进一步：大屠杀之后无法要孩子。这位逃过了大屠杀的作家，却摆脱不了大屠杀的阴影。在《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中，主人公尝试着告诉朋友，“在一个容许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世界中”，他不能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这不但因为大屠杀已经发生，还因为大屠杀仍有机会发生。尽管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拒绝生育的冷峻浸透着作家本人郁积的失意——不成功的文学生涯、失败的婚姻、他前妻的家庭及孩子们——而他也曾经能够有这样的孩子，但在叙事文本中，根本的原因却在于，犹太人曾经不能正常地生活，那种对这个世界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种族灭绝可能再度发生的惊惧，是生命里无法排遣的宿命。

“不要孩子”，因为他们无法走出奥斯维辛。在一个晚间聚会上，“有人突然冒出了一个令人伤心的念头，让每个人都说出自己曾在哪儿呆过，于是，一个个地名便开始像纤弱、零星的雨从一块飘过的浮云中洒落下来：毛特豪森、顿波根、雷斯克、西伯利亚、总合监狱、拉文斯布吕克、弗乌特卡、安德拉斯乌特，接着还有作为流放地的村庄的名字，1956年后的监狱，布痕瓦尔德、基斯塔克萨。当时我真害怕该轮到自己开口了，幸好有人抢在了我前面：‘奥斯维辛’——一个谦逊却极为自信的胜利者的声音响起，大家都点头服输。‘没人比得过了’，主人的语气虽然半嗔半妒，不过到头来还是一脸赞许的微笑”[41]。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与大屠杀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地名成了闲谈的话题，成为值得炫耀的非凡经历，而是说，他们待过的地方竟然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集中营，恐怖是如此的普遍而司空见惯，生存还有什么价值和必要？在驶向奥斯维辛的列车上，“我”一面忍受饥饿，一面还在怀有希望：

但眼下看来，在没有口粮的情况下，这种机会转眼间一下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那位“老师”的幸存机会——我非常冷静地给自己分析——则因为有了我的定量而正好增加了一倍。我想，原本我这段干粮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然而，几分钟后我看见了谁？那“老师”一边呼喊，一边手足无措地东张西望，跌跌撞撞地朝我这边跑来，手里拿的正是我那份冰凉的干粮。当他发现躺在担架上的我时，便赶快把干粮放在我肚子上；我想说点什么，显然，当然我肯定是一脸无法掩饰的惊诧，因为——虽然他已经往回赶了，但还是在清点人数时被发现没在原位，结果被打死了——因为他带着那张视死如归的小脸上明显流露出的愠怒说：“你以为我是那种人吗？”[42]

集中营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使人下降到病理萎缩的状态，人的思想和行为只受自我保存的支配。“老师”曾经得到双倍的幸存机会，但他扔掉了这一机会，毁掉了他还可能拥有的唯一生存机会。“老师”是理性的，在他看来，没有理性的人就根本活不下去，然而，与手中干粮所包含的理性相比（它有助于使人避免被最终解决掉），他的理性又是不理性的。集中营是一个价值颠倒的世界，它使一切关于理性、理想的说法统统不再有效。对凯尔泰斯来说，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经历永远是其衡量和看待一切事物和人物的尺度。作为幸存者他逃过了葬身集中营的劫难。可在劫后余生中，无法忘却的过去和压抑的现实所带来的精神苦闷，让他常常有如堕深渊的感觉，仿佛再次面临着生死的抉择。

“不要孩子”，因为主人公“把我的生存视为你的生存之可能”。“我的生存”就是奥斯维辛。在那个生不如死的境遇中，犹太人的“存在”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孩子当然不愿意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界。“比方说，想象孩子的叫喊，是我们自己孩子的、你的叫喊；比方说，孩子听到了什么话，于是正扯开嗓子大叫；比方说，孩子叫道：‘我不要做犹太人！’我说，孩子不愿做犹太人，这完全是可以想象而且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那样的话我便会因为无言以对而陷入窘境。是啊，我们怎能逼迫一个生命去做犹太人呢？”[43]一旦把“我”的生存视为你的生存，那么你的不存在也就可以视为对“我”的存在的残酷而必要的消灭：

将我的生存视为你的存在之可能，便会在并排罗列的认识之光中和流逝的时间阴影里发生以下一劳永逸的变化：将你的不存在视为对我的存在之残酷且必要的消灭。因为只有这样，所发生的、我所做的和所遭受的一切才有意义，只有这样我这毫无意义的生命才有意义，而且我正在继续进行的、已经开始了的也就是生存与写作，其实是一回事，两者都包括在内，才有意义。

“不要孩子”，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犹太人身份是“我”深感悲哀和绝望的心结。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异样感和压力体现在一个情节中：“一天早晨当我无忧无虑地跨进卧室时，立刻被吓得虽然没喊出声但却内心惊叫着退了出来。因为眼前的情景让人不寒而栗就像突然撞见了一个不堪入目的淫荡场面。对此，单凭自己这小小的年纪我就不可能有心理准备；镜子前坐着一个身穿红睡裙的光头女人，过了好一阵子我被吓晕的脑袋才反应过来，此人便是我的姑妈。”[44]光着脑袋戴假发本来是波兰妇女的一种习俗，“我”将此定格为脑海里一幅挥之不去的画面，以此来寓意一个人的犹太身份一旦暴露，他就如同被钉在耻辱柱上一样，打下了终生的烙印。本来，在童年的“我”看来，匈牙利的犹太人已经不是犹太人了，什么城里的犹太人、布达佩斯城佩斯区的犹太人，其实都是非犹太的犹太人。“真的犹太人”做晨祷、做晚祷、在赎罪日封斋。可突然有一天，犹太人的身份竟重要起来，仅此因素就可以招致杀身之祸。集中营解放了，解放者的军队取代了看守者的军队，但集中营还是集中营。“我”走出了集中营，洗手池旁的德国士兵微笑着请“我”洗手。“这就是说，世界秩序变了；这就是说，世界秩序一点也没变；这就是说，世界秩序变了那么一点：这种变化只是在昨天我还是个囚犯而今天囚犯就成了他这一点上还不能完全忽视。……它让我觉得，自己虽然活着，但心里头总感到，德国人随时会卷土重来，所以自己活着也不踏实。”[45]

“不要孩子”，因为反本能战胜了本能。保持自己的生存而且延续生存，不但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个体的义务。主人公也有对孩子的渴望，他甚至想象：“你会不会是个黑眼睛的女孩，小鼻子周围撒满了星星点点的浅色雀斑？或者是个顽皮的男孩，长着一双活泼而硬朗的眼睛，恰似灰蓝色的鹅卵石？”[46]这是本能。本能是强大的，但文明社会始终在驯化着本能；20世纪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更是以暴力为依托，强有力地改造着本能。奥斯维辛的功效之一，就在于它在受害者身上培养了一种条件反射：犹太人该死。在一些记述大屠杀的文献中，“孩子”的形象特别凄切动人。一个经常被使用的材料，是德国工程师赫尔曼·弗里德利希·格里伯记录的东部地区的一场集体屠杀：

莫尼克和我直接走到大坑前面。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们听到土堆后面急速的步枪射击声。那些从汽车上下来的男女老幼根据手执皮鞭的党卫队员的命令脱光了衣服。他们把衣服放在规定的地方……我看见800双到1000双鞋子堆在一起，还有一大堆内衣和外衣。没有尖叫和哭泣，这些人默默地脱下了衣服，一家一家地站在一起，相互吻别，等待最后的命运……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妇女紧紧抱住一个1岁大的孩子，唱歌给他听，逗弄着他。孩子发出快乐的声音。一对夫妇含着眼泪相互注视着。一位父亲抓住大约10岁孩子的手，向他轻声低语，而孩子强忍着眼泪。这位父亲手指着天空，抚摩着孩子的头，似乎在向他解释着什么。就在这时，一个站在大坑边的党卫队员向他的同伙大喊。后者清点出了大约20个人，叫他们走到土堆后面。刚才我提到的一家就在其中。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长着黑发的女孩，当她从我身边走过时，她指着自己说道“23”，绕过土堆，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穴，只能看到各自的头部。血从他们的头部流到肩膀。其中一些受到枪击的人仍然能够活动……我看见一个正在射击的人。他是一个党卫队队员，坐在大坑狭窄的一端，两只脚在大坑里晃来晃去。他将冲锋枪放在膝盖上，正抽着香烟。人们赤裸着身体往坑下走去，爬到躺在那里的人的头上……然后，我听到一阵射击声。我往大坑里看去，看到一些身体正在抽搐……血从他们脖子上流了下来。[47]

如果我们见识过这一场景，我们还敢要孩子吗？这种条件反射与本能针锋相对，但它已经成为“我”的本能。“我”心中已经没有了爱，生育的本能也随之泯灭。在这个意义上，要不要孩子，是两种本能的斗争：“因为这时我们的本能与本能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几乎不是本能倒是反本能占了上风，甚至已将本能取而代之，久而久之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48]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纳粹的强大力量，它可以改变受害者的本能。

“不要孩子”，即使在幸存者中，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也不在少数。因为这是大屠杀恐怖的继续，甚至也是大屠杀的完成。大屠杀的根本目的是种族灭绝，如果犹太人都不再生育了，这个民族当然也就消亡了。纳粹掌权后的所有有关犹太人的政策，都是不同程度的限制、迫害、灭绝犹太民族。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包括《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德国公民权法》《德国人民遗传健康保护法》）在重新界定公民权时，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有婚姻和性的关系，而犹太人、波兰人等如果与德国女性发生关系，会被当作“种族污染”罪绞死。限制婚姻当然也就是限制生育。1937年7月14日颁布的《预防后裔患有遗传疾病授权法》，规定犯有下列疾病的人可能被绝育：天生低能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引发的精神错乱、遗传癫痫症、哈廷顿舞蹈病、天生盲眼、虚弱、严重的生理变形、慢性酒精中毒。这一法律不但意味着绝育的合法，也为安乐死打开了通道：有疾病的儿童要处死，有疾病的成人也要处死。“安乐死计划”代号“T40”，从1939年夏天开始实施。1941年8月，希特勒下令终止“安乐死计划”。与犹太人相关的是，“安乐死计划”中的毒气杀人法在后来的大屠杀中得到广泛应用。而且，纳粹还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实施强制绝育。在奥斯维辛第十区，生育专家卡尔·克劳伯博士主持了一个集体绝育与阉割计划。几百个被试囚犯大多是妇女，他们被注射了各种各样腐蚀性物质。另一个专家用类似组装线的方法给数百人绝育：囚犯被要求在一张柜台上填写表格，一个隐蔽的X射线机对他们发送射线。这样的方法一天可以给三四千人绝育。

纳粹德国在有步骤地消灭犹太人的同时，也在不择手段地繁荣、壮大自己的民族。德国是欧洲大国，德国忠实勤奋，德国军队英勇顽强，但处在东西方两大压力之下，德国最大的弱项就是资源太少，这个资源，首先就是土地和人口。尤其麻烦的是，在大量青年男子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男女青年的结婚率又因大萧条的经济困难而大大降低。1935年，德国的出生率只相当于1919年的一半。纳粹合并奥地利、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分解波兰等地的企图之一，就是借此扩大德国的领土，使这些国家的德意志族人回归德国。党卫队的“德意志人联络处”最终使1200万德国侨民置于纳粹德国控制之下。在扩大德意志人口的计划中，有两个与孩子有关的计划。

一是鼓励生育，即“种族改良”计划。纳粹主义的观点是，妇女最崇高的职责就是生育，以使这个优等种族延续和壮大。《纽伦堡法》的内容之一，是禁止用人工方法阻止德国人自然繁殖。由此引申出一些荒唐的政策：一个女性可以有私生子，且由国家负责抚养。非法怀孕成了荣誉的标志。希姆莱宣布党卫军中的每一个男子至少必须生四个孩子。1939年，他直白地命令党卫队男子要让他们的妻子怀孕，“并且在可能的时候，向那些30岁或年龄更大些的没有孩子的妇女提供‘怀孕帮助’”。[49]1935年12月，希姆莱成立党卫队产妇家园网络“生命之源”（lebensborn），用以“接纳和照看在种族上和遗传上有价值的孕妇——党卫队男子的妻子或女朋友”。1936年第一个“生命之源”家园在慕尼黑附近运营，然后在德国和德军占领的其他地区开张。母亲们可以在这些家园里生下孩子，或者把孩子交给经党卫队批准的家庭收养，费用由党卫队负责。据说，“生命之源”还专门挑选血统纯粹、身体强健、金发碧眼的雅利安女性与党卫队队员发生关系，为新德国创造优秀人种。因此这些家园也被嘲讽为妓院或是“人类种马场”。2007年，法国作家尼古拉斯·德·埃斯蒂安·德·奥维斯以此故事写了《第三帝国的孤儿》[50]一书。

二是进口孩子，即“干草行动”。无论德国人如何生育，毕竟还是不能满足纳粹的需要。战争开始后，希姆莱的眼睛盯到了国外。入侵波兰后，党卫队派出种族调查员在各地搜查父母种族不同、远祖是德国人，或者具有北欧人外表的年幼孩子，然后把他们绑架到“生命之源”，给这些孩子重新起名并安排忠诚的党卫队夫妇抚养他们。“生命之源”很快就在波兰开办了休养院，掳掠那些被认为具有良好特征的波兰儿童。谁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德意志化，谁就要受到严厉惩罚。依靠这种方法，有20万波兰孩子在战争中成为德国人。[51]如果德国胜利了或者战争还在继续，那么完全可以相信，党卫队还会从欧洲其他地方抢来更多的孩子。

生育还是不生育，这属于个人权利范围内的选择问题。在现代西方世界，只有纳粹不择手段地命令本民族成员多生孩子，禁止其他民族成员生孩子。这种倒行逆施的残酷行为，使得生育与不生育成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生孩子，会不会重复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命运？不生孩子，不也正是纳粹的希望吗？大屠杀的后遗症，不但存在于幸存者身上，也影响着幸存者的下一代。在《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中，纳粹的暴行甚至决定着“我”不要孩子。早已告别历史舞台的纳粹，似乎依然影响着犹太人的命运。历时12年的浩劫需要不止一代人来偿还，这是文明世界的无力与悲哀。

[1] 丹·巴旺：《恐惧与希望：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后代子孙》（1992），张嘤嘤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马斯提昂斯（Jan Bastiaans），荷兰精神病医生。

[2] 马克斯·斯托恩：《我的邮票生涯：集中营　大屠杀　集邮》，第55页。

[3]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6页。

[4] 转引自宋健飞：《幸存者的呐喊》，凯尔泰斯·伊姆雷《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5] 威廉·斯泰隆：《苏菲的选择》（1979），谢瑶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6]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34页。

[7]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68页。

[8]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2页。

[9] 伊斯雷尔·梅厄·劳拉比：《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手：劳拉比回忆录》，（2005），田在玮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0]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25页。

[11]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11页。

[12]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41页。

[13]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44页。

[14]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48页。

[15]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02页。

[16]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77页。

[17]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13—114页。

[18]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91页。

[19]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89页。

[20]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93页。

[21]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80页。

[22]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241页。

[23] 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第61页。

[24]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51页。

[25] 伊斯雷尔·梅厄·劳拉比：《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手：劳拉比回忆录》，第40页。

[26] 转引自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93—494页。

[27]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莎拉的钥匙》（2007），章于红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9—10页。

[28]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莎拉的钥匙》，第25页。

[29]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莎拉的钥匙》，第64页。

[30]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莎拉的钥匙》，第78页。

[31]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莎拉的钥匙》，第134、136页。

[32]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莎拉的钥匙》，第182—183页。

[33]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莎拉的钥匙》，第215页。

[34]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莎拉的钥匙》，第222页。

[35]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莎拉的钥匙》，第297—300页。

[36] 塔季雅娜·德·罗斯奈：《莎拉的钥匙》，第328页。

[37] 伊斯雷尔·梅厄·劳拉比：《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手：劳拉比回忆录》，第11—12页。

[38] 凯伦·莱温：《汉娜的手提箱》，第33页。

[39]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78页。

[40]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59页。

[41] 凯尔泰斯·伊姆雷：《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第32页。

[42] 凯尔泰斯·伊姆雷：《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第42页。

[43] 凯尔泰斯·伊姆雷：《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第85页。

[44] 凯尔泰斯·伊姆雷：《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第20页。

[45] 凯尔泰斯·伊姆雷：《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第56—57页。

[46] 凯尔泰斯·伊姆雷：《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第13页。

[47]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665—666页。

[48] 凯尔泰斯·伊姆雷：《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第13页。

[49]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党卫队》，第117页。

[50] 尼古拉斯·德·埃斯蒂安·德·奥维斯：《第三帝国的孤儿》，徐晓雁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1]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党卫队》，第140页。

二十八、文学奥斯维辛

描写奥斯维辛的小说，要么它不能算是真小说，要么它写的就不是奥斯维辛。

——埃利·维赛尔[1]

幸存者的各种自述和回忆既是大屠杀的铁证，也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心灵活动的记录，需要一种与非人环境和恐怖记忆相应的语言风格，这是纳粹对语言文字的一个“贡献”。但记者和研究者们一再发现，也有许多幸存者不约而同地遵守“缄默的密约”，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灵不受伤害，他们不愿让他们的后代知道那段惨痛的历史，由此形成一种“沉默的壁垒”。部分幸存者陆续说出了自己的经历，但人们不愿听。美国学者阿伦·哈斯采访过许多幸存者，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都埋葬掉”。[2]而且，每个幸存者都只能记述自己所见所感的那一部分，因此都是有局限的。当一部分作家（有些就是幸存者本人）创作集中营文学时，不但20世纪的文学多了一种类型，集中营世界也得到更清晰、更富创造性的表现。

1. 把人“集中营化”的奥斯维辛

波兰诗人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几乎是一走出奥斯维辛就写作奥斯维辛的作家：1947年的《告别玛丽亚》和《某一个士兵》、1948年的《石头世界》留下了他对奥斯维辛的真切记录。此时作家刚刚走出集中营，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向世人呈现集中营的生活，因此这些作品具有高度的写实性。以短篇小说《施林克尔的死》为例，“我”所依据的是特遣队领班的叙述：中士施林克尔是比克瑙D劳动区的主管，他从不收受贿赂，一贯奉行铁腕政策。一个周日他在焚尸炉子院子里，看到一长排被赶往毒气室的囚徒中有一个有着古典美的女人，他走到她的身边，牵起她的手。但这个女人突然弯下身，抓起一把沙扔在他脸上。施林克尔痛得直叫，左轮手枪掉在地上。女人捡起手枪，对他的肚子连开数枪。临死前施林克尔还咬牙切齿地哼着：“哦，上帝啊，我的上帝，我究竟做了什么，要遭这样的罪？”[3]这件事的真实版本是：1943年10月23日，1700多名波兰犹太人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运来，他们多次遭到德国人的欺骗，当一半人被送进毒气室时，剩下的那些还在换衣间的犹太人怀疑起来，他们拒绝脱衣服。党卫军冲进去用棍棒一顿乱打。但两名党卫军突然停了下来，他们被一位长得特别漂亮、有着一头黑发的女人吸引住了。这位正在脱右鞋的女人看见两人色迷迷地看着她，立即做出一副挑逗和引诱的脱衣舞动作。她脱下衬衣，戴着乳罩站在两个好色的观众面前。然后，她在一根水泥柱上用左手臂支撑着身子，右脚稍微抬起，弯着腰去脱鞋。当两名党卫军惊喜地站在那里看时，这位妇女猛然举起鞋后跟朝其中一个家伙头上砸去，此人痛得跪下身去，她随即夺过他的枪，朝另一个党卫队军士长约瑟夫·施林克尔开枪，后者立即瘫倒在地。在接下来的混乱中，这位妇女还打伤了另一个党卫军的大腿，其他妇女也空手与德国人搏斗，换衣间顿时一片黑暗。很快，党卫军平息了这一事端，后来查明，这位妇女叫霍洛维茨，是华沙的前舞蹈演员。[4]小说的创造性不在于细节上的出入，而在于施林克尔最后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这句话，小说只是转述了一件事，而有了这句话，施林克尔就成了一个人，一个至死都以为自己是正派的人。

小说最后接着施林克尔的话又说到另一件事：“是的，命运多么奇怪地讽刺啊。就在集中营快要疏散撤离的时候，由于预料到最后的杀戮，这支特遣队在焚尸炉制造了一次暴动。……几名党卫军看守掉转枪头，瞄准他们，干掉了每个人——一个也没放过。”另一篇小说也以平静的语气顺便说道：“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还有焚尸暴乱：一支特遣队越狱，最终以所有人被捕并处死收场。”[5]这里所说的事情是1944年10月7日发生在4号焚尸场的事，那些专门负责焚烧尸体的特遣队队员奋起反抗，杀死3名党卫军，一座焚尸场被毁，但出逃的人又被抓了回来，最后约有450名囚徒在暴动后死去。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上一件独一无二的大事”。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两件事都属于大事。但那些不在场的普通囚犯，一般不会知道。“我”之所以知道，因为“我”有特殊的身份。一般的囚徒，在苦役之外几乎只有等死的份。一些低级的兼职囚徒，如清洁员、洗壶人、值班人、床铺管理员、虱子疥癣检查员、通信员、翻译、助手等，他们和普通囚徒一样，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唯一的好处是能多得半升汤。一些高级的管理者，如工头、囚舍长、办事员等，是拥有某种权力、可以得到便利的人，他们可以拥有好得多的生活条件。博罗夫斯基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搬运工、扳道工、卫生员之类集中营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有吃有喝有穿，可以听集中营音乐会、进图书室、参加体育赛事，还可以逛集中营的妓院，当然也可以随意了解集中营世界的各种人、事、物，从而给读者传达出一幅集中营的全景，同时也使得这部小说更具有纪实性。

博罗夫斯基的作品只限于叙述集中营，其中心是奥斯维辛的囚徒已经失了人的特征而沦为“集中营化的人”。

什么是集中营生活？《在我们奥斯维辛》以“我”写给女朋友的书信方式，叙述了集中营的一切。“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熟悉了这种无法解释、几近变态的生活。学会了如何与焚尸炉、疥疮以及肺结核和谐共处；真正理解了风、雨、阳光、面包、萝卜汤、为了生存而干活、奴役和权力的真正内涵。可以这么说，已经习惯了每天与禽兽一起用餐。”[6]从我们熟悉的生活世界来到集中营，需要经历一个被动了解、适应的过程，慢慢地，他的火气消了，因为他知道这样只会徒然增加痛苦；他的心态好了，因为他对他人生命变得冷漠；他的生存能力提高了，因为他学会了做一个“集中营人”。“集中营人”的定义就是适应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父亲可以把儿子吊死：“在波兹南的时候，我亲手把我的另一个儿子吊起来，不是吊着胳膊，而是吊脖子。因为他偷了面包。”[7]母亲可以不认自己的女儿：“她走得很快，但极力表现得从容。身后追着一个小女孩……哭喊着：妈妈！妈妈！‘那个女的，带上你的小孩！’‘这不是我孩子，长官，不是我的！’她歇斯底里地号着，双手捂着自己的脸，脚步没有停下来。她想藏起来，她想躲到那不用被送上卡车的人堆里去；这些人会步行到集中营，这些人还有存活的机会。她还年轻，身体健康，面容姣好，最重要的是她想活下去。”[8]儿子可以欺骗父亲。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莫伊斯是集中营中的特遣队队员，他告诉他的熟人，他把他的父亲送进了毒气室。“他跟一批人一起送过来，看到我站在毒气室前面。我当时正在给大家排队。他上来搂住我，亲吻我，问我下面怎么办。他告诉我他很饿，因为他们已经坐了两天两夜的车，却粒米未进。但不远处的军官叫我别傻站着，赶紧回去工作。我该怎么办？‘快点，父亲，’我说，‘你先到澡堂里洗一个澡，然后我们再聊。你没有看见我正忙着吗？’于是我父亲继续往前走，进了毒气室。”显然，在党卫军的监督下，莫伊斯不可能对走向死亡的父亲有任何帮助。这不难理解，但当他的父亲进了毒气室之后，他居然能这样平静地说：“后来我从他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这几张照片。现在你告诉我，我拿这些照片对我有什么好处？”[9]莫伊斯其实没有错。他无法救下父亲，说句谎话让他好受些有何不可？死者已矣，生者还在挣扎。留下的照片能给儿子带来实际的帮助，就是父亲为儿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对亲人的感情被挤压到最低限度甚至于无，对死者的纪念更是迂腐可笑。

个体如此，群体也是这样。当近一万人的劳动队和其他人列队返回营区时，他们被要求停在门口，因为有几辆卡车从妇女营开过来。那些赤裸的妇女向他们哀求：“救救我们！我们就要被送进毒气室了！救救我们！”但这一万多男人没有一个人动一下，更没有一个人伸出手。[10]

所有这些人，儿子、父亲和母亲，原来都不是如此冷漠如此无情的。但他们要不是如此，迎来的将是自己的死亡。开始是痛苦不堪、无可奈何，然后是习以为常、无动于衷，最后甚至能在这样的生活中寻找到快乐：

为了自己能活下去，人可以犯下任何罪行。而且，在此之后，他还会继续犯罪，并编织一系列越来越站不住脚的理由；于是，首先是为了生存，接着就是习惯，最后就是喜好了。[11]

仅仅被动地接受集中营是不够的，还要喜好为了生存而犯罪的行为，经过多次这样的“感情训练”才完成了集中营化的过程。在个体，这是最被迫、最可怖的事；在纳粹，大屠杀的成功，端赖这些人的配合。这些集中营化的人的心态和行为，在《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中得到呈现。奥斯维辛毒气室是灭绝生命的地方，是恐怖之地，但“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一句话却用礼貌的语言突出了恐怖气氛。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具有客观的真实性。荷兰学者德累斯顿（Sem Dresden）指出：“虽然党卫军官不可能说出口‘女士们，先生们’，但他们有时确实是彬彬有礼的。让刚刚运到的囚徒下车后不明真相，安安静静，尽可能拖长这一幕，直到最后那一刻，这对党卫军当然有利。所以，一位党卫军军官和和气气地把掉在地上的婴儿抱起来，放到下车时不知所措的母亲的怀里，那样的事情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此，博罗夫斯基在书名里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可以这样归纳：用一句从来没有人说过的简短的话，他抓住了毒气室杀人和彬彬有礼的外表，用标准的表现手法把截然相反的意思捆绑在一起。”[12]另一方面，它具有主观的真实性。毒气室与咖啡店、餐厅，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在奥斯维辛，进毒气室也就和外面的人进咖啡店、餐厅差不多。所谓“集中营化”，首要的一点就是麻木：“我们就像树木、石头一样麻木不仁。我们就像被砍倒的树、被砸碎的石头一样麻木不仁。”[13]

但，人的真的可以像树、像石头一样麻木不仁吗？不会的，至少对于像“我”这样在集中营活得像模像样的人来说是不会。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麻木中求快乐。到站台上搬运一车车拉来的犹太人的行李和物品，劳累之极，刚在树阴下休息一会儿，又一列火车到了，他们愤怒地一把拉开车门，粗鲁地从他们手中扯下箱子，不耐烦地剥掉他们的外套，“快，快，马上就结束了”。这些囚犯们只想更快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一再把自己的愤怒释放到比他们更弱的群众身上，以从中求得身心平衡。集中营中最弱的是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有一个特遣队队员热情地告诉“我”，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烧人方法：抓住四个小孩，把他们的头发揪起来，然后四个绑在一起，再把头发点燃，剩下的部分就会自己烧完。不要一会儿，整个过程全部搞定。对于这件残忍的事，这个特遣队队员解释道：

在奥斯维辛，我们尽可能地找法子寻开心。要不然，谁受得了？[14]

孩子反正要死，他们已不是人了。如果他们还有用的话，那也就是作为特遣队队员寻开心的一种道具。正像莫伊斯父亲的照片一样。

“我”在奥斯维辛曾经是一个搬运工，就是从车站将一车又一车犹太人随身带来的财物搬运回营的人。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顺手牵羊地扣下一些物品，因此“我们”的生活中有又松又脆的面包、熏肉、洋葱、炼乳，还有各种“我们”需要的东西。这种舒服的生活建立在他人的痛苦和死难之上。理论上说，来的人越多，“我们”能搞到各种东西的机会就越多，因此“我们”实际上有这样一种心理：除非“我们”走出集中营，否则还是天天有人来送死，这样至少“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财物食品。“我们”在一起相互交换、馈赠。有这样一段对话：

“听我说，我的朋友，下次我们再上站台，要给你们弄点货真价实的香槟。你们还没有试过香槟的味道吧，是不是？”

“没喝过。但你永远不可能把香槟偷偷带到集中营里来的，别勾引我们啦。你还不如试着给我整两双鞋子呢——就是那种带排队汗孔、双层鞋底的。对了，上次你答应我的衬衣呢？都这么久啦？”，

“不着急，不着急。再有犯人运过来，我保证给你都搞定。马上又要上站台啦！”

“要是以后没有那种进毒气室的犯人了怎么办？……”

“别瞎说。……他们可不能没人运来，否则我们会在这个鬼地方饿死的。我们全都靠他们带来的过日子呢。”[15]

站台上物品堆积如山。一次搬运就可以维持接下来几天中相对富足的生活，他们理所当然地希望这样的转运持续下去。“加拿大人的兜里塞满了面包、果酱和砂糖，身上则透着一股香水和新鲜亚麻布的味道，他们列好队准备回营。在接下来的许多天里，整个集中营都得靠这一次转运的收成过活；在接下来的许多天里，整个集中营都会谈起索斯诺维茨—贝德金。索斯诺维茨—贝德金真是一次不错、油水很大的转运。……焚尸炉那边升起的浓浓烟柱汇合成一条巨大的黑色河流……索斯诺维茨—贝德金的犯人已经焚烧完毕。”[16]

集中营中有一个妓院，纳粹党卫军将之作为表现良好、勤劳工作的奖励。一群有头有脸的犯人围着，一个“朱丽叶”至少有一千个“罗密欧”追求，因此这里的人络绎不绝，更少不了争风吃醋。“集中营里的每个男人吃饱睡足之后讨论的都是女人。集中营里的每个男人都梦想着女人。集中营里每一个男人都想抓一个女人在怀里。……对女人的痴迷在集中营里蔓延开来。难怪男人们都把妓院里的女子当做正常女孩一样，谈情说爱、谈婚论嫁，难怪男人们都渴望去比克瑙妇女营。”[17]以M为例，他的嫖妓过程是：

他的办法就是到办公室候着，办公室文员会喊那些“选中”的犯人的编号，被叫到的来领去妓院的通行证。如果碰上被喊到的人没出现的情况，他就会大叫一声“在这里”，然后一把抓起通行证，冲向老鸨。他会往老鸨手里塞上几包烟，接受一些出于卫生考虑的处理之后，浑身上下洒遍消毒药水，雄赳赳大步跃上楼。“朱丽叶”们游走在狭窄的走廊上，松垮的袍子随意在裹在身上。……接着犯人M走向8号房间。进门之前，他必须阅读门上的通知，上面写明了这样那样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有如此这般的行为是允许的（后面有详情单列出），但只能在规定时间内。他看到了墙上的监视孔，长吁了一口气……他在桌上丢了一包烟，然后……哦，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化妆台上有两包英国香烟。他做完自己来做的事情就离开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两包英国香烟塞进自己的口袋。他又接受了一道灭菌处理。晚些时候，他带着极大的满足，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跟我们讲述他的艳遇。[18]

妓院下面是音乐厅。指挥是厨房工头，乐队成员白天的工作是削土豆皮和推小车，他们演奏水平之高，就是放在华沙也不逊色。里面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仿佛真的是听音乐会。另外还有令人热血沸腾、心满意足的拳击赛。奥斯维辛并不缺少娱乐，尽管几公里外的比克瑙烟囱一直在冒着烟。

另一种是麻木中仍有痛苦和绝望的感觉。人心早已麻木，问题是这毕竟是个活人，他的心可能无动于衷，但他身体却承受不了巨大的残酷。在站台上，“人流涌动，一波接一波，卡车像疯狗一样放肆地咆哮。我紧紧地闭上眼睛，但残酷的场景一幕又一幕地浮现：从火车上拽下来的尸体、踩扁的婴儿和那些堆在死人堆上的残疾人……货运卡车开进来，衣服、手提箱和打包的行李越堆越高；人们从车里爬出来，望两眼烈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讨口水喝、被塞进卡车、运往集中营。画面不断重演，卡车一波接一波，人一批接一批……这些场景在我脑海中被杂糅在一起，我分不清究竟是真真切切发生着还是只是我的梦境。脑子里嗡嗡作响，我觉得我要吐了”。一对男女被从火车上拉下来，他们紧紧地最后一次抱住对方，男人的手指深深地扣进女人的肉里，牙齿咬着她的衣服。女人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咒骂着、哭喊着，直到一只德国人的大靴子死死地踩住她的喉咙，也才不出声了，然后这一对男女像牲口一样被扯开，然后被拽上卡车。“我们”的任务包括卸下火车上的尸体。“我”“抓住了一具尸体的手，他的手指紧紧抓住我的手。我尖叫着把手抽了回来，跌跌撞撞地走开。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好似要蹦出嗓子眼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恶心，就在车厢里弯下身子呕吐。随后整个人像喝醉了一般，倒在铁垛旁边”[19]。这是本能的反应，是身体的反抗。本来，集中营化意味着抛弃恐惧、厌恶和自负，但只要人还活着，这些感觉和冲动就会出现。所以说，这些人是靠本能活着的。

恐惧和痛苦的主要来源当然是自己的死。无论是不断运来的犹太人，还是这些搬运工或其他集中营中“有头有脸”的人，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党卫军手中。“我们向小树林那边返回的党卫军们脱帽致敬，如果被叫到名字，我们就乖乖地跟着他们走向死亡，然后……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忍饥挨饿、淋雨挨冻、被迫和家人分离。其中的秘密究竟何在呢？就是这种一个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奇怪权力？这种无法克服的消极被动？我们唯一的力量就是我们巨大的编号——毒气室容不下我们所有人。”[20]所以“我们”才能活了下来，当然明天可能就轮到“我”。这确实是个问题。纳粹为什么可以将这么多人关起来并随时处死？因为他们有权力，在他们的身后，是一度主宰着欧洲的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囚犯们为什么不反抗？因为他们想活着：

你是否真的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希望——美好的世界可能存在、人权终将恢复——我们在集中营里哪怕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吗？正是这种希望让人们一声不吭地走进毒气室、让他们不冒险反抗、将他们变成了行尸走肉。正是这种希望让人们六亲不认、让母亲抛弃孩子、让妻子为了面包出卖身体、让丈夫去杀戮。正是这种希望迫使人撑过一天又一天，因为明天可能就是解放之日。啊，甚至不是对一个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渴望，而仅是对活着、对安稳地活着的渴望。……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放弃希望，所以我们今天才在毒气室走向死亡。[21]

因为有希望，所以他们才屈辱地活着并走向死亡。然而，如果他们没有希望就一定会反抗吗？当然也不会，什么希望都没有，那就等死。在奥斯维辛的世界中，希望也好，绝望也好，其实都不能免除死亡。

人的“集中营化”是在集中营中完成的。如果幸运地离开了集中营，这些人也可能会继续“集中营化”。普里莫·莱维以自身的经验指出：“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如果在正常生活中，相同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22]在博罗夫斯基的小说中，奥斯维辛唯一允许的慈善行为就是不到最后，不告诉那些将死的人真相；生活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唯一追求就是活下去。在这种境遇中，囚犯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因此，不需要深入揭发，不需要呼天抢地，不需要悲天悯人，只需要细细地记述、描写、介绍就足以震撼人心。博罗夫斯基从不着重描写某一个人物，而是把囚徒当作一个整体；他表现人物，只限于描写人物的反应、行为、外貌、特殊栖息地，而不深入其内心世界。这种描写虽然枯燥，却常常令人不寒而栗。我们为这些“集中营化”的人而悲哀，但是冷漠、无情的又何止是集中营。战后，当有人问一位幸存者“人类从大屠杀中学到了什么”时，回答是：“人类从大屠杀中学到的就是：可以杀死六百万犹太人而无人过问。”[23]

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荣获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在获奖感言中说：“我全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写出，皆因我对博罗夫斯基的散文作品着魔迷醉。”这句话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博罗夫斯基作品的价值，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有着同一遭遇的两个作家，在表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不同方式。

2. 把奥斯维辛“正常化”的小说

奥斯维辛是劳动营和杀人工厂，但并不是每一个囚犯都活得很糟糕，有少数人甚至还很舒服快乐。本书介绍过的弗尔巴、基拉尔都是著例。弗尔巴在集中营14区做记录员，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我穿着裁剪得体的马裤、闪亮的靴子和漂亮缝制的束腰外衣，修剪过的头上戴着一顶优雅的帽子。”“实际上我生活在比克瑙这个地方是相当令人愉快的。”[24]这不是讽刺而是真实。弗尔巴属于奥斯维辛的“贵族”，确实享有各种机会和特权。

然而，对于奥斯维辛的普通囚犯来说，集中营生活留下的却只有痛苦的记忆，大屠杀文学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毒气室、焚尸炉、苦役、饥饿、疾病等一连串的恐怖联系在一起，以至于集中营的真实，灭绝人类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脱离人们所能想象的范畴。这不是虚构，但并不完整。在题为《奥斯维辛属于谁？》的文章中，凯尔泰斯认为，这种大屠杀的感伤主义，这种带有禁忌体系的所谓正规的大屠杀经典，及与之相应的仪典般的语言世界，有时甚至是在教导那些幸存者应当如何去思考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对于这种思考是否符合他们真实的经历，则完全不予考虑。把大屠杀作为一种廉价的商品，使之制度化，或者围绕大屠杀设立一个道德－政治的仪式，凯尔泰斯对于所有这些偷盗的形式都予以了激烈的抨击。他的主张是，应该从个体的视角，用亲历者自己的语言，把那些牺牲者的经历与体验表述出来。对于凯尔泰斯来说，牺牲者无法想象的痛苦与悲哀具有一种价值，一种值得尊重与接受的价值。“像奥斯维辛这样一种现象，毫无疑问，借助逻辑是无法作出更多的解释的：理智在这里显然无所作为。”在《无命运的人生》中，凯尔泰斯通过16岁的犹太少年哲尔吉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蔡茨的经历，表现了另一种在集中营生活的经验。

奥斯维辛集中营囚房内部

哲尔吉是一个服从规矩、诚实听话、能够委屈自己的孩子。小说始于哲尔吉父亲被匈牙利政府强征服役、即将离家的前一天，继母希望他有得体的表现，尽管他还不明白此事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但还是请假回家陪父亲。回家的路上，他原想将衣扣解开，但转而想到，轻风会把外套的前襟吹得翻转过去，盖住他作为犹太人标记的黄星，“那样是不符合规定的。如今在有些事情上，我得考虑得更周全些了”。面包店的老板少给了些面包，理由是他不喜欢犹太人。哲尔吉立即就理解了这一行为的合理性：如果只是少给，老板会有一种欺骗人的不舒服的感觉。但以买者是犹太人的原因，他就是在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其行动便有一种指导思想。哲尔吉不但有愚钝的感受和模糊的个性，还有漫不经心、无动于衷的习惯。“我想他明天就要走了，而且今后也许很长时间我都见不到他了；但是一段时间过后，这种想法让我疲劳了，这时，由于又不能为爸爸做任何别的事情，我开始感到无聊。”饭桌上，饿极了的哲尔吉原想饱餐，但看到周围的人都不想吃，于是也推开面前的盘子，说没胃口，这让父亲感到安慰。亲友们来与父亲告别，顺便也聊聊形势，哲尔吉注意的却是这些人的形象、衣服、言谈举止。洛约什要带他去为父亲祈祷，但他既不会希伯来语也不懂对上帝说的那些话，最终留在他记忆里的“只有两片湿润而肉感的嘴唇上下牵动的景象以及一种外语的无意义的杂音”。最后一刻父亲拥抱了他。“他的拥抱令我感到很突然，对此我毫无准备，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是因此而流下来的，还是仅仅由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或者是因为自从我后妈早上的第一个提醒以来，我一直做着准备，在这个特定时刻，它无论如何要流下来。”[25]哲尔吉是个孩子，他没有太多的生活经验，但他明白，人在群体中生活，总得遵守一定的生活规范，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比如生活在纳粹德国，就得服从一些规矩，哪怕这些规矩对自己是不利的。哲尔吉对纳粹反犹主义并不十分厌恶。他对一个深感反犹压力的犹太女孩解释：“他们憎恨的并不是她，或者说不是她这个人——因为他们压根儿不认识她——而仅是那个观念，即‘犹太人！’”犹太人与其他人的区别不是他们自身带来的，其身上佩戴的黄星才是根本原因。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乞丐与一个王子互换了命运，最后乞丐变成了真正的王子，王子变成了真正的乞丐。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犹太女孩与另一个非犹太女孩互换了，人还是原来的人，命运却完全变了。一切都是偶然，人的本性并没有在其中起作用，所以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哲尔吉原是以此安慰女孩，但由此也明确了他的态度：犹太身份只是社会强加的，与个人无关。实际上，就哲尔吉自己的认知来说，他的命运还真是偶然的。讨论此事后的第二天，哲尔吉和其他一些孩子在上班的路上突然被警察拦下，这些孩子与警察当时谁也没有把这当回事。警察拦下汽车要一些人下车，难道有什么奇怪吗？哲尔吉下车后，看到了他在壳牌炼油厂的同伴们，“原来他们是从前面几辆公共汽车上被警察拦截下来的。看到我也来了，他们一阵大笑，连警察也微微笑了一笑，就像是有点儿疏远地，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入到了欢乐的队列之中；我立即看出他对我们没有什么意见——自然也不可能有”。而且，这个警察居然是个童心未泯的家伙，等了一阵子上面还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他就和这些孩子一起玩游戏以消磨时光。一些被拦下来的大人责问这个警察，他一点也不生气，因为这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他只是接到了一份命令，他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并不比哲尔吉他们知道得更多。接下来，七八十个从汽车上拦下的犹太人被带到“海关办事处”，在长时间的等待中，哲尔吉感到无聊，警察也很不耐烦。另一个警察来了，两人在房间里谈了很久。“分别的时候，两人在门口还紧紧地、长久地握着手。他们没有说话，但他们点着头，相互对望着，那样子让我回想起从前在我爸爸的办公室里，商人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起时世艰难、市场不景气时的情形。”[26]再下来，这些人被带到一所军营，宪兵决定当晚把他们关进马厩以便明天检查。此时是各种喧闹声和咆哮声，“一时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该转向哪里，只记得在此期间我有点想笑，一方面由于惊奇和混乱，感觉自己冷不丁掉进了一幕荒诞剧中，我并不清楚自己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次日，他们被赶到多瑙河对岸的一个砖厂，有人向他们宣布，有兴趣的人可以报名去工作，而且是在德国工作。哲尔吉立即认为这是好主意，因为不管迟早，砖厂总之会被送到德国，早去的说不定能去好点的地方。“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经验的人也都承认：不管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观点如何，德国人——众所周知——本质上是清洁、诚实的，喜欢秩序、准确性和工作的人，如果别人也具有这些特点的话，同样会得到他们的尊重。总的来说，这也与我对他们的了解基本相符，我想，我在中学里还学习了一点他们的语言，将来在他们那里也一定派得上用场。最主要的是通过工作，我终于可以盼到井然有序、有事可做的生活和新的印象，说来有点可笑，总体上，它将是一种比这里更有意义、更合我意的生活方式，他们总是这样承诺的，我们这些男孩也是这样想的，相当自然。此外，我还想到，这样一来我还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27]当然，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但最后还是一起报名了，他们就此踏上通向集中营的路程。以后每逢有人问到他何以到集中营，哲尔吉的回答都是：有人把他从公共汽车上叫了下来。这一点也没有错，至于纳粹德国的屠杀计划，这些普通人哪里知道，他们也没有必要知道。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固然决定着哲尔吉们的命运，但至少在表面上，却与他们相距甚远。

通向奥斯维辛的火车其实是运牲口的火车，不具备旅客所必需的条件。但尽管有很多烦恼和困难，哲尔吉想的却是，火车毕竟还可站起来走几步，总比待在砖厂等待要好些；路上虽然难受，但毕竟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匈牙利宪兵要所有的人都交出钱和值钱的东西，他们的理由也是合理的；彼此都是匈牙利人，何必最后被德国人统统拿走呢？车厢里的人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大家顺从了。旅途艰难，条件很差，一个老妇人死于干渴。“但我们也知道，她有病而且年纪也大了，因此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28]如果身体好，不就没事儿了吗？火车到达奥斯维辛，党卫队要他们下车后留下行李，先去洗澡。哲尔吉很高兴：“的确应该洗澡了，我也这么认为。”下了车，呈现在眼前的是广袤的低平地，人流滚滚，拥挤嘈杂，只有干净利落的党卫军给哲尔吉以镇定、平静的感觉：

我马上听到了我们之中许多成年人的提醒，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赶紧听从人家的指挥，让问询和告别简短一些，我们要以理智的形象，而不是以这种乌合之众的样子出现在德国人面前。在周围这些德国军人身上，我看不到丝毫慌乱或惊恐。我还记得国内这种时候的恐慌，这种蔑视一切的镇定、这种不可侵犯的样子一下子让我准确地理解了国内人谈到德国人时那种普遍的敬意。他们领子上两道闪电样的图案现在才映入我的眼帘。于是我断定，他们是著名的党卫军的人……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他们是危险人物：他们在悠闲地在一长溜柱子之间来回巡逻，回答着人们的问题，点着头，还亲切地拍拍个别人的后背或肩膀。[29]

首先是脱衣检查。这当然没有错，对来自外地的长途旅行者，进行身体检查正是负责任的态度。而且这里的医生整洁而有教养。哲尔吉挺直了身体，他的行为立刻使医生产生了信任感，甚至有点喜欢他。在去浴室的路上，草地、足球场、小菜园，看到的一切都令哲尔吉喜欢，尽管他没有看到活动、生活的痕迹，但“这可能是自然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居民们工作的时间。浴室大厅里有军人，皮包旁放着一根白色的皮鞭，我不得不承认，它非常漂亮”。军人要求他们把一切值钱的东西交出来，因为集中营禁止各种买卖活动、禁止保留和携带各种贵重物品。来的人开始是沉默，后来全都照办了，哲尔吉在他们脸上看到了相同的表情，有些惭愧、有些庄重，但总的来说似乎又变得轻松了的表情。犯人理发师的任务是剃掉新来者全身的毛发：

他一把抓住我最敏感的那个器官，用剃须刀把那儿的整个冠形、每一根毛、我作为男性仅有的一点骄傲全都刮掉了，而那却是不久前刚长出来的，也许，这并没有什么道理，但失去它比失去头发更令我心痛。我感到吃惊，也有些气恼——但我想，纠缠于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是可笑的。况且，我也看到，其他所有的人，包括男孩们，也都和我差不多。我们马上就问：“嘿，现在姑娘们怎么办？”[30]

是的，男孩可以剃掉，女孩呢？一种玩笑的想法立刻冲淡了当时的惊讶。他们去洗澡了。温凉舒适的水冲下来了，那是经过几天拥挤闷热后欢乐无忧的一刻，这些男孩子都互相取笑对方的光头。当一个男孩刚刚打上肥皂时，水又突然停止了，他们也理解并顺从了上面的安排。水管断水，有什么奇怪？他们分到了囚服，就在这样一种似乎并无特别之感的心态中，哲尔吉开始了集中营生活。

哲尔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只待了三天。这样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时间久了，哲尔吉就不会对奥斯维辛的恐怖狰狞毫无所感。三天的时间表明，他只是一个客人。当有热汤喝的消息传出时，大家都很兴奋。但两人合用一套搪瓷盘子和小勺子。哲尔吉并不习惯，虽然他明白必要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还是把他那一份倒掉了。不过，这只是一个适应的问题，第二天他喝掉了那份汤，第三天他甚至盼望那份汤了。对于这里两个最恐怖的事情，哲尔吉也有自己的理解。

一个是焚尸炉。这是奥斯维辛作为杀人工厂的标志。哲尔吉看到巨大的烟囱，先以为是皮鞋厂的，后来知道是焚尸炉的烟囱。这与他无关，与身边的人无关，因此可以把烟囱当作一个东西来评说：“我又仔细地端详了它一番：一个矮墩墩的、棱柱状的广口烟囱，那顶端仿佛被人猛砍了一刀似的，可以说，除了某些敬意——还有那味道，自然，我们简直已经陷了进去，就像陷在稠糊中、沼泽中——之外，我就感觉不到别的什么了。……也许有些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看到远处那一片矮小的丛林后面正在向上冒起的一团团烟雾，他们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传染病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以至于死这么多人？”[31]哲尔吉身边的人谈论的是他们的未来的前景、可能性和希望，而不是烟囱，有时它压根儿就不存在。而他们之所以意识到它，完全是因为风向。晚上看到左半边天的烟火时，许多人喃喃自语，不断重复着“焚尸炉……”，仿佛只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惊叹。

二是毒气室。到达奥斯维辛的当天，哲尔吉知道，焚尸炉里烧的是他在火车上的那些旅伴，那些请求上汽车的人，那些年老或其他医生认为不合格的人，那些小孩、和小孩在一起的妈妈以及怀孕的人。他们被赶进浴室后就被毒死了。这就与哲尔吉有关系了，但这也没有什么恐惧的，因为它并非什么人的刻意设计：

在此期间——我听说——那里的人自始至终对他们很好，他们一直处于关爱、照料之中，孩子们玩着球、唱着歌，那个让他们窒息的地方非常美丽，坐落在草坪、树林和花床之中；因此这一切最终使我产生了一种玩笑般的、学生装式的恶作剧似的感觉。而且，从根本上说——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这事也不大可能有什么大不一样的方式。说到底，在这儿他们也是坐成一圈，可以说：他们很可能把头凑在一处……是一些长官，穿着气派的服装，吸着雪茄，戴着勋章，估计全都是司令，是那些此时此刻不能被人打扰的人——我就是这么想的。后来他们中的一个想到了煤气：另一位马上就想起了浴室，第三个想到肥皂，第四个又补充了鲜花。以此类推。有些主意可能被长时间地讨论过、修改过，而另一些主意却立刻让他们感到高兴，他们跳了起来，相互击掌……[32]

不用说，毒气室是纳粹大屠杀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提高其效率是一个科学、工艺问题。但在孩子的心中，这很可能也就是几个人凑在一起议论的产物。如果我们不是关注它的后果，而是分析它的由来，哲尔吉的看法不也是符合实际的吗？上面要求党卫军大规模杀死犹太人，那党卫军应该如何落实？好。大家七嘴八舌，终于议定了用毒气室的方式。这和其他方面的情况并无二致。

当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有一种特别的、冷冰冰的感觉，人们会用恐怖来形容，但对于哲尔吉来说，这并非能够真正用来形容奥斯维辛的那个词。这里确实是度日如年，但恐怖（比如知道了焚尸炉、看见了死人等）并不能消磨他无所事事的整整一天。“由此我也发现，即使在奥斯维辛，也会感到无聊……我们等待着，等着——如果想一想的话，我们等的其实正是什么也不要发生，这种无聊，加上这种奇怪的等待：我想，大约就是这种印象。是的，这实际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奥斯维辛——当然是在我眼中。”[33]对一个孩子来说，无聊感可比恐怖更直接、更强烈。而无聊感不是无处不在吗？

下一站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是位于山峦中的劳动营，周边风景秀美，空气清新，四周有丰富多彩的景观、郁郁葱葱的层林，还有山谷里的农舍红瓦顶，一切都那么令人赏心悦目，哲尔吉没有理由不感到满意。这里有一个小动物园，喝水不受限制，只有一个仅处理死人的焚尸炉，因为此营的本质、灵魂和意义不是灭绝。更重要的是，这里靠近文化名城魏玛，据说营区里的一棵树是歌德亲手种下的。“可以说，我也很快喜欢上了布痕瓦尔德。”哲尔吉的劳动营是位于图林根山区的蔡茨集中营，这是布痕瓦尔德下面的二级集中营，偏远寒酸，哲尔吉甚至略有失望：“浴室，甚至连焚尸炉——看来，这些东西只有在比较重要的集中营里才会配备——我都没有找到。”[34]刚到这里的哲尔吉挨了一记耳光，但当他表达自己的愤怒时，打人者的目光变得柔和了，甚至有为自己开脱的神情，哲尔吉自然也就释怀了。挨耳光难道只发生在集中营？

囚禁中也有日常生活，虽然是乏味的。蔡茨的人劳动、吃饭、睡觉，一小时晚饭期间，他们处理各种杂事、开玩笑或发牢骚，走访，谈事情，谈生意以及交流信息。这里有人在一个文字游戏、一个玩笑中寻找快乐；有人升为工头了，马上是一片祝贺和肃然起敬，与其他地方并无不同。蔡茨的囚犯们特别好谈论自由，这也很自然。哲尔吉的态度是：“不管怎么说，最初接触到一个新事物时，无论在哪里，即使是在一个集中营里，我们都是带着良好的意愿的——至少我本人的体会是这样的，暂时当一个好囚犯就足够了，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大体上就是我的观点。……我在其他人那里看到的情形也并不多都是这样。”因此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自暴自弃，要学会盥洗。因为不够吃，所以要学会平均分配口粮（要留一些面包到第二天早上），领汤的时候要往后排（这样可能分得一些锅底儿）。因为经常有人挨打，所以排队时最好站在中间。第二是服从规矩。“一定的生活准则、一定的规范，可以说美德，在哪儿都不如在囚禁中那么重要。”[35]在文明社会生活，就是服从规则，即便集中营的规则更严厉些，也没有什么奇怪。掌握了规律就可以获得些许自由。比如干事卖力会少挨打，排队整齐、人数到齐可以少费时间，哪儿还不都是如此？有一次卸砾石，哲尔吉和他的同伴们说：“让这帮人看看咱佩斯人的本事！”是啊，佩斯人就比其他地方的人差吗？

尽管我也是第一次握铁叉，但我们的看守……看上去似乎也相当满意，这只会更加激发我们的干劲。然而，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的手心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此时我们的看守要求我“干活，快点”，那么自然，我本人的兴趣也就转移到别的方向上去了。打这以后我只看一点：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如何能勉强偷偷休息上一小会儿，怎样才能尽量给铁铲、铁锹、铁叉上少放一点儿东西，可以说，我后来在耍弄这一类花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36]

投机取巧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守秩序。内务长负责分汤，好以拳头或棍子说话，因为这样能给他带来某种享受。但另一方面，如果囚犯们不知道如何把盆子准确地放到锅沿的某个指定位置，这样耽误了他的工作，不但他自己要挨打，也会耽误了“我们”这些排队的人，一个人的罪责要由其他人承担。在哲尔吉看来，所有这些人都想做个好囚犯。这是环境的要求，也是生活的使然。生活就要有秩序，哪里都一样。文明就是秩序，就是限制、规范本能。绝对的自由哪儿也没有。

哲尔吉是个少年，他对集中营之外的世界了解不多。集中营是他成长的空间，没有比较，没有差异，所以他不会觉得集中营的要求有何特别之处。既然集中营的秩序、纪律不是像他这样的人制订的，那就服从好了，没有必要与它抗争。文明人类总是生活在一个无从选择、无力抗拒、无法改变命运的世界里。在家里，哲尔吉不也要服从继母的要求吗？因此他认定，在具备了一些必要的生活准则和运气的情况下，蔡茨也像其他地方一样，是一个可以忍受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难以忍受的饥饿和同样无法忍受的气愤。对于没有被送进毒气室的哲尔吉来说，这才是集中营的特别之处。

饥饿之所以没有让哲尔吉感到自然，是因为他在家里从未挨过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囚犯们学会了逃避。据哲尔吉的观察，逃避的方法有几种。一是放松。人总是自由的，“我们”有一种任何时候他人也剥夺不了的能力，可以在囚禁中保持着自由，如节约体力、自由想象、回忆过去的家庭生活等，当然不能让心绪把自己带得过远以至于忘了双手，因为旁边有党卫军或其他工头在监视。“我们”也可以躲藏起来以避免劳动，如藏在某个缝隙、拐弯、凹处、床箱下面等避免检查，有人就这样逃避了劳役。二是逃跑，但这是危险的。三个拉脱维亚人逃出后，又被抓了回来。三是自杀。有人实在忍不住了选择自我了断，但这不是普遍的选择，绝大多数人还苟且活着。活着就挡不住饥饿，长久的饥饿，加上根本没法宽余的衣服，不平的木鞋，无处不在的挨打，哲尔吉也感到一切变得更加沉重，感觉自己也变成了自己的负担。后来，他忽然发现一些看守、长官变得特别好看了，比较之后才明白原来是自己变了，一个少年变成了小老头儿，以至于当初的同伴都认不出他了。有一家父子三人本来是手拉手一起走的，但父亲渐渐落在后面，以后就不见了。然后是小的落在后面，一段时间后也不见了。最后是大的也不见了。这当然是集中营非人化的揭露，如此哲尔吉应该绝望了吧，但是没有。环境如此，个人的努力变得不重要了：“可以说，经过了那么多努力、那么多徒劳的尝试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本也找到了平静、安宁和轻松。”[37]一些此前看得很重的事情，现在却毫不重要。点名的时候朝地上一坐，不管地上是什么；饥饿感消失了，只是机械地往嘴里塞进一切能吃的东西。劳动的时候也不装样子了，最多挨一顿打，而被打也感觉不到疼了，因为他已经睡着了。饥饿问题就这样以无法解决的方式解决了。

与此同时，另一种感觉似乎无法回避，反而会变得更为强烈的，那就是愤怒。哲尔吉可以对任何不合他意的人和事发怒，久而久之，同伴们都躲着他，他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倒霉鬼、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自我伤害，而集中营不会管这些。愤怒久了，也就无所谓愤怒。饥饿加上愤怒，哲尔吉生病了，他被送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治疗。当闻到萝卜汤那熟悉的香味时，他“干枯的双眼”出现了几滴热泪，一句“为自身的荒唐而害羞的，然而却又越来越执拗的悄悄话”出现在他内心：“我想在这个美丽的集中营里再多活一阵子。”在这里，哲尔吉得到护理、照料，尽管是粗糙的、恶劣的，但毕竟有人在关照，但就是不给他东西吃。如果愿意，他们还可观察，人是怎么饿死的。重病的人被关进焚尸炉，肚子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哲尔吉等到了走出集中营的那一天。

我们该如何评说哲尔吉的集中营经验？有两点是肯定的。

一是逆来顺受、绝不反抗。这是在严格监督下劳动、永远饥饿、经常可见毒打、时时时面临死亡等的世界。但适者生存，无论在哪里，人总要生活下去；而为了生存，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的核心，就是逆来顺受、服从一切。在实际上不存在其他可能的情况下，对抗就意味着死亡。在非理性的环境里，暂时的顺从反而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可以为自己争取到生存的机会。进而，哲尔吉还以服从为道德。即使在监禁状态下，道德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像其他许多囚犯那样，他也遵守着这些规矩，从一开始就准备努力做一个好囚犯。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身体的衰弱和疾病的加重，类似于囚犯“义务”那些东西失去了意义。不但是消极的适应，还有积极的努力。据他的观察，他的同伴们也有这样的愿望。事实也是如此。波兰人基拉尔被抓进奥斯维辛，其劳动任务之一是打扫卫生。有一次，他的前任囚舍长彼得调走了，新的囚舍长骂他懒，罚他用牙刷刷地板，基拉尔一边抓紧干活，一边在心里骂他。基拉尔自己想到的是：“然而我私下里也承认他有点道理，因为自彼得走后，我是变懒了，因此招致野心勃勃的接班人发了疯。”[38]

二是理智地把集中营的一切理解为正常、自然。生活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集中营就更要守规则，如果每个人都严格按照纳粹的要求，至少可以避免被打。哲尔吉一步一步地感受着集中营内残酷与灰暗的生活，直至习以为常。没有伤感，也没有自怜，这不过是一种生活罢了。即使是正常的生活，人们也需要不断适应，那么适应集中营的生活、做一个好囚犯，又有什么不应该呢？谁能在“正常”与“非常”之间划出一个确定的界限？这就是作家格拉斯后来说：“在适应了每天出现的恐怖之后，人们开始以它为邻。”[39]哲尔吉是个不谙世事的弱者少年，出于一种正当的人的求生本能，不仅把集中营的生活视为正常的生活，去适应它，并从中感受到一些乐趣。比如布痕瓦尔德劳役营有一个组织起来的小乐队，在皎洁的月色下进行演出，不是很美好吗？“这也是自然”，“可以理解”，这是哲尔吉在面对集中营时经常在心里想的话，因为自然、因为可理解，他并不觉得集中营有什么特别。

对哲尔吉来说，集中营只是他生活中的一段经历。这一段生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集中营之外的生活就不见得比集中营好。走出集中营之后，人人都向他说那是可怕的事情，当年的亲友们、邻居们要他忘掉那些恐怖的事以便自由地生活：“背着这么沉重的负荷，我们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但在哲尔吉看来，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切都是时间的流逝，有其必然性、不可改变性：“比如说，在海关办事处无所事事甚或毒气室一样，都具有某种必然性。只不过，不管我们向后看，还是向前看，这两种角度都是错误的——我认为，毕竟二十分钟在有的时候且从其本身来说，都是不短的一段时间，每一分钟都要先开始，持续，然后结束，直到下一分钟开始。现在——我说——我们只是来推断一下，每一个这样的一分钟实际上都可能带来某种新的东西，事实上没有带来，自然——但我们得承认，原本有可能带来，说到底，在每一分钟里，原本也可能发生的别的事情，就像发生那些碰巧发生了事情一样，在奥斯维辛的情况正是如此，就像，比方说，在家里，我们送别我爸爸时一样。”[40]

生活在继续，背负着苦难是无法生活的。浩劫过后，人们希望忘却，但哲尔吉不这样认为。人是无法开始新生活的，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继续旧的生活。人无法命令记忆停止思考。忘却，从经历者失去生活价值的意义上说，无异于一种剥夺，所有的正直与昔日所有的步伐都会失去它们的意义。哲尔吉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一种命运，不是他的命运，而是别人给予的、被经历的“一种错误”、“一个事故”、“一种失足”，或者根本就是不应该存在的。相对于同时代人所经历的生活，为什么他的生活就不如别人有价值呢？所以他认为：

没有什么荒谬是我们不能够自然地生活于其中的。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已经知道，幸福，如同某种绕不开的陷阱似的正窥视着我，因为即使在那里，在那些烟囱旁边，于痛苦的间隙中也有过某种与幸福相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只问不幸，问那些“恐怖的事情”：然而对于我来说，或许这种体验才是最难以忘怀的。是的，下次，我应该给他们讲讲这一点，讲讲集中营的幸福，如果别人再问起我的话。[41]

这绝不是反话正说或是刻意反讽，而是真实的经验。人类世界千差万别，个体生活多种多样，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幸福”标准和指数。实际上，历史、人类学、文学名著早已向我们呈现了无数“荒谬”。当然，集中营是不是正常、是不是自然，还有另外的理解。解放后他回到匈牙利，一个记者就这样质询他：

“对一切说‘自然’，而且总是对那些根本不是这样的事情说自然呢？！”我说在集中营里，这是自然的。“是的，是的，”他说，“在那里是的，但……”说到这里，他卡壳了，有些语塞，“但……但集中营本身就不是自然的！”……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我慢慢地开始洞见到：有些事情看来我们是永远无法和陌生人、无知者、某种意义上的小孩子们争论的。[42]

《无命运的人》是用一种“非揭露性”、“非控诉性”的态度和语言来写的。这种几乎不带感情色彩的描写，在把集中营残酷的事实以日常谈话口吻表达出来的同时，实际上提出了集中营是不是人类社会的“例外”的问题。在哲尔吉眼中，它并不例外。这里生活就像单调乏味而又真实的日常生活一样，有苦痛、有无聊，有时还会有幸福，这里的所有人都尊奉着日常生活中和人际关系里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法则。毫无疑问，集中营的法则比正常社会要严酷得多，但并不游离于我们生活之外。

当然，这只是哲尔吉的理解，还有其他的理解和感受。比如波兰少妇索菲就持有另一种看法。

3. 记忆如何可能

囚犯们一旦被集中营化，那么集中营的一切如果不能被接受，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也是可以叙述的。不过集中营化正如一切改造人的工程一样，不会完全成功。在美国作家斯泰隆（William Styron）的小说《索菲的选择》中，索菲却在拼命忘却：她不敢记忆，因为她经历过那里的黑暗和罪恶。索菲近乎疯狂的表象，正表明她还没有被集中营化。

1947年，在纽约布鲁克林犹太区的公寓里，计划以写作为生的文学青年斯丁沟为楼上先是疯狂交欢、然后是激动的争吵和打闹声所吸引，制造这一切的是内森和索菲。小说从此开始叙述了这三个人之间有关大屠杀及其后遗症的故事。

美丽的索菲留给斯丁沟的第一印象是“一种绝望的表情和临近死亡的阴影”，他们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在成为朋友后，斯丁沟费尽心思地唤起她那充满虚假、空白、省略、扭曲的记忆。索菲的故事不是有关奥斯维辛的叙事，而是关于如何记忆奥斯维辛的探索。

第一次是对认识不久的青年作家斯丁沟讲的。她生于波兰克拉科夫，有一个当法学教授的父亲和精于厨艺的母亲，还有一个深爱着她的丈夫卡兹克。那是一个幸福的时代：“我常认为没有人拥有比我更好的父母亲、更好的生活了。”[43]波兰有着强烈的反犹传统，但并不是所有的波兰人都是那样，比如她的父亲就在哥萨克的屠刀下救出了三家犹太人。正如她父亲在1932年就担心的，那不可能延续太久，一定还会有战争，命运不允许波兰享有很久的快乐。1939年9月，德国人来了。11月，索菲从教堂回来，父亲与丈夫已被抓走。后来得知他们被送到奥斯维辛，并于次年元旦被处决。战后，索菲经瑞典来到美国。想到与父亲、丈夫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而且在最后一个晚上还与丈夫大闹了一场，索菲感到自己是有罪的：“只有硬心肠、抛弃我们的上帝，才会允许我所爱的亲人遭受杀害，而让我带着这种罪孽活下来。他们这样可怕地死去，使我这种罪孽更加不能忍受。人们能忍受苦难，但你只能遭受这么多苦难……”[44]只是因为音乐，才使她感到世界上还有值得为其活着的东西，感到还有一线希望。虽然有时她也无法忍受音乐那种抽象而无与伦比的美跟自己可以触摸到的巨大痛苦绝望之间的强烈对比。这一次，索菲没有讲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经历。“集中营”三个字已经在她的词汇中删除。“她知道，一旦它侵入记忆，她就有失去，或者说抛弃生命的危险。”[45]

第二次是在得到纳山的帮助后不久对纳山讲的。1943年4月，因为购买被占领军当局禁止的火腿肉给母亲补养身体，索菲被关入奥斯维辛劳动。母亲不久后死去，她在集中营劳动了20个月，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她懂德语，有段时间得到了较轻松的差事，生活得好一些，有力量活下来。“我后来得知，她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地方。她并没有真正撒谎，也没有编造或歪曲任何重要的情节。……那天晚上的疲倦，毫无疑问。而长远地来说可能还有许多因素，但‘罪过’这个词，那个夏天我一发现，是她语汇中最突出的一个词。现在我清楚她所被迫作的对她过去的评价总是主要被一种可怕的负罪感控制。同时我逐渐看到她用一种自我憎恶的透镜看待她自己最近的历史——很明显这在那些经历过灾难的人当中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46]索菲有什么“罪过”？仅仅是因为没有与父亲、丈夫告别及与丈夫的争吵？

第三次是索菲与纳山分手后，她对斯丁沟讲的。这是一段“令人心寒的华沙记事”：她的父亲是个顽固残忍的反犹分子，她本人则是父亲的帮凶。

在奥斯维辛，索菲到达不久后就被一名女卫兵强奸，在为集中营司令霍斯当速记员时又受到女管家威廉明尼的同性强暴。为了走出集中营，她向霍斯颂扬纳粹的屠犹政策。但是，把反犹只看成是政治任务的霍斯却提出疑问：“我对你的激情感到奇怪。对你的怒火感到奇怪。是什么促使你带着这么……这么强烈的感情憎恨犹太人？”索菲拿出其父的反犹文章，这是她夹在靴子中带进来的：“犹太人的性放荡是某种著名的……我父亲为这一点成了尤里斯·斯特莱彻先生的崇拜者。……我有一个妹妹……遭到一个犹太人的性攻击。”[47]前一点是真实的，后一点是虚构的，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一家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忠诚，但霍斯却完全不同意：“斯特莱彻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狗屁。……犹太人是许多形式的巨大邪恶的罪魁祸首，但不是强奸犯。”针对索菲父亲的反犹小册子，霍斯说：“这个文献对我一文不值。即使你能使人信服地证明你恨犹太人。这对我算不上什么稀奇，只觉得它是一种普通的情绪。……而且你忘了你是一个波兰人，因而是帝国的敌人。”[48]政治观念上无法接近，索菲转而以色相引诱霍斯，“无耻”地向他“卖弄风情”，几乎快要成功了。但就在霍斯激动地压向她时，副官的敲门阻止了这一切。霍斯对她说：“我真想跟你性交。与你性交将能使我迷失自我……但我不能也不想这么干，这冒太大的风险了。这将导致灾难。”看一眼自己的孩子，想让孩子活下去——纳粹有一个“利波斯波恩”（“生命之泉”）计划，即将占领区的种族“适合”的儿童运到德国，在无毒的国家社会主义环境中抚养成人。索菲意欲借霍斯的权威把自己“有着高加索雀斑和矢车菊蓝眼睛，具有一个羽毛渐丰的德国空军飞行员雕凿的轮廓，可爱的金发波兰男孩”从儿童营转移到德国境内。“她不必知道孩子的目的地；她甚至愿意放弃知道他的去向和将来，只要他确信他在帝国心脏的某个地方安然无恙，而不是留在奥斯维辛，留在这里他必死无疑。”[49]霍斯虽然一再答应，并以德国军官的荣誉保证，却没有让索菲见到儿子，也没有将他送出集中营。这里涉及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父亲毕叶冈斯基教授。他既是家中的暴君也是凶猛的反犹主义者，丈夫（不是第一次所说的爱人）卡兹克则是其父的“男仆”。毕叶冈斯基是德国文化和希特勒崇拜者，是波兰种族隔离潮流中的一个主要活动家，曾被政府派往马达加斯加考察犹太人迁居的可能性。1938年冬天，他向索菲口授了《波兰的犹太问题：国家社会主义能否有答案》的小册子，其中一再出现的词汇是“Vernichtung”（“灭绝”）：这些犹太人应当全部被谋杀。德军占领后，毕叶冈斯基与卡兹克多次求见德国人，兜售其决策建议。第一次不成功，是因为他在思想与感情上属于过去的一个世纪，与纳粹格格不入。他“一点也没意识到多么不可能穿着古老衣装在那不锈钢、锃亮的马靴、巨大的现代威力、第一个专制官僚国度中取悦于人。不知道在这具有自动存档系统和分类秩序，机械化的数据处理以及直通柏林的热线的运转迅速的机构中，不会有他这个手握一札证件，胸插麝香石竹红花，头飘雪花般的皮屑，辉闪着一对二尖齿，足裹两只呆笨的皮绑腿的无名波兰教师的地位”[50]。第二次是因为他自己就属于纳粹清除的对象。纳粹占领波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波兰政治、文化领域的精英，包括医生、律师、教授、牧师和地主。据史学家统计，在德国人统治的最初几个月中，杀害的人数为几万人。最终的统计是，在600万死亡人数（波兰总人口的22%）中，包括45%的医生、57%的律师、40%的教授、2600多名牧师和几乎全部新闻记者。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海德里希在1939年9月27日宣称：“被占领地区内留下来的波兰领导人物至多还有百分之三。”尽管毕叶冈斯基在种族思想上与德国人高度一致，但其自身却是德国人蔑视的“波佬”，因此他不但“没有获得一刻的正视，没有争取到一只官僚的耳朵”，而且遭遇了与其他教师一样的命运。这样，德国人无意中关押与处死了一个后来完全可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主要预言家的人——怪癖的斯拉夫哲学家，此人的“最终解决”的主意先于希特勒和他的同伙。

另一个是波兰地下抵抗者汪娜。在被送往集中营之前，索菲在华沙有一个情人约瑟夫，他与其同父异母姐姐汪娜都是抵抗组织“家乡军”的成员，汪娜还对她产生过两次同性恋情。约瑟夫死后，索菲与汪娜被关进奥斯维辛，汪娜要索菲利用色相取得霍斯的信任以获得情报，并告诉她纳粹“利波斯波恩”计划和霍斯的好色心理。责任和风险压垮了她，使她未能完成任务。“这是她向我忏悔的最黑暗的部分。”

第四次是在与斯丁沟南下旅途中讲的。纳山最后一次出走后，爱上索菲的斯丁沟想与她到南方的家乡结婚。在酒精和性的刺激下，索菲又讲了两件事。一是她和她的两个孩子被押到奥斯维辛的当天，在站台上，纳粹医生要索菲在两个孩子中作出选择：一个将立即被处死，一个可以苟活在集中营中。“她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切。她简直不能相信，她此时跪在坚硬、粗糙的水泥地上，拼命地把孩子往身上搂，以至于她感到他们的肉体似乎要嫁接到她的身上。”

“不要让我选择，”她听见自己喃喃地恳求，“我不能选择。”

“那么他们两人都送到那边去，”医生对助手说，“向左”。

“妈妈！”她从水泥地上跌撞着站起来一把把孩子推出去时，听见伊娃凄惨的叫声。“拿走这孩子！”她喊道。“拿走我这女孩！”

这时，助手带着一种索菲难以忘记的温柔拉着伊娃的手，把她带到了注定要灭亡的那一群人中去了。她将永远忘不了那模糊的印象：孩子不断地回头望着，乞求着。但她的双眼被泪水蒙住，因而幸运地没有看到伊娃脸上的表情。她最后瞥了一下逐渐消失的细小人影时，几乎疯了。[51]

这就是索菲的选择。没有自由的人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被强加的罪恶并不是真的罪恶。纳粹党卫军诱使、强迫众多的公民随之一道犯罪，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人质，以至于像索菲这样的受害者也不会有洁白无瑕的记忆：“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敢想这件事和不敢说这些话，不管用什么语言。”她承认自己参与了犯罪：“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犹太人身上发生的事使人非常感兴趣。……这就是：只要纳粹集中力量对付犹太人，消灭犹太人，——我就安全。不，并不真正安全，而是稍微安全一些。”为了救杰恩，她没有按汪娜的要求去偷霍斯家的收音机，没有告诉汪娜她知道的情报。“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一切写下来呢？我为什么不告诉人们我是一个胆小鬼，一个肮脏的同谋，为了救自己而干的那一切呢？”[52]索菲无法承受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活着就是有罪”，她只能在令人寒心的往事与放荡的玩乐中转换。小说中反复叙述她强烈的情欲——这与她本身良好的自然生物激情有关，但同时也出于她想通过沉湎肉体，逃避记忆和悲伤的企图。这种强烈的肉欲是美国犹太人纳山激活的，他帮助索菲恢复了健康，解放了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有的强烈肉欲，给了她新生活。但作为一个犹太人，纳山把自己看成是悲伤和痛苦的权威，他无法排除大屠杀的恐怖，成为吸毒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对波兰人的反犹行为耿耿于怀，一再责问：是否波兰的反犹主义庇护她渡过难关，因而在成百万人死去的时候，她成为一小撮幸存者当中的一个？她创造出了什么样的诡计，使其免受皮肉之苦而其他人变成烟雾飞上天空？他愤怒地要索菲令人信服地说明她如何幸免于奥斯维辛的屠杀，而其他人却死去。索菲不能对纳山讲她与霍斯的关系，讲她的父亲、她的孩子。“的确，她是一个受害者，但既是受害者又是一个帮凶，参与了——不管这一参与是多么间接，多么不确定和不经意——大屠杀，这一大屠杀的云雾状残渣从伯克诺的烟囱里徐徐升入空中，不管什么时候索菲从她的俘获者霍斯家阁楼的窗户穿过焦黄的秋天草地望去，都能看见这一令人恶心的景象。而这就是她负罪感的根源……她摆脱不了她一生中曾有段时间扮演了犯罪的同谋这一观念。”[53]“令人心寒的华沙记事，接着是这一放荡的玩乐。”[54]

从死亡中走出来的人有权利要求新生，屈辱和内疚不应当与生命永在，但索菲做不到。如果记忆唤起她的是“一个胆小鬼，一个肮脏的同谋”的意识，她只能反抗记忆：“不要让我这么受罪，不要让我记起过去！”斯丁沟发现，即使在索菲回忆他们最初幸福的日子时，也总是被意识中某种烦恼、痛楚和不祥的东西所笼罩。纳山逼着她说出真相，说出自己的罪恶。因而他们的爱扭曲无奈，充满妥协怨怼：“首先他这么兴奋，充满欢乐；随后他情绪跌落下来，而他的情绪跌落下来之后，总是说我不忠诚，然后想离开我。”离开后又总是回来，回来后再吵。索菲不能说出集中营的真相，纳山也无法承受集中营的阴影，这样一个圣贤般极重感情的人也是恐怖的制造者，每次发病，他都要以粗口脏话责骂索菲，对她施以暴力，甚至把尿撒在她嘴里。他一再说：“我们必须死。”死亡是一种必需。“你没……看到……索菲……我们……正在……死去吗？”纳山身上这种不时像毒雾一样显露出来的狂暴，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他自己的黑暗面，另一个是索菲的经历——“它像一缕就是从奥斯维辛烟囱里冒出来的残烟，一缕不绝的痛苦，混乱，自欺，以及最主要的负罪的残烟，缭绕在索菲周围。”[55]

纳山无法明白集中营的复杂性。索菲告诉他，在集中营里，有人愿意失去自己的性命而使其他人活下来，有人由于要得到一点食物而杀害另外的囚犯。“人在集中营里行为非常不同，一些行为胆小或自私，一些勇敢和光辉——这没有定准。没有。但像奥斯维这样可怕的地方，斯丁沟，可怕得超出人的理智，你不能按外面世界的标准说这个人应该这样做，那个人不应当那样做。……纳粹是刽子手，而当他们不杀人的时候他们把人变成了病态的动物……”在求霍斯的时候，她抱着霍斯的靴子、用舌头舔着冰凉的靴子来恳求：“如果霍斯给我一把刀或一支枪，要我去杀一个人，一个波兰人或犹太人，这都无所谓，我会毫不考虑地去做，甚至带着高兴的心情，如果这意味着我能看到我的小儿子一分钟，用我的胳膊把他抱在怀里。”[56]所以索菲一再对纳山说：“你知道什么集中营，根本不知道！你这样太原始了。”在索菲看来，集中营世界不止有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两种人。她无法辨明自己的身份，更无法找到摆脱过去出路。在经历了一夜肉欲狂欢之后，索菲离开旅馆又回到布鲁克林，与纳山一起服毒自杀。

这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这也是波兰人的命运。在充满悲情的波兰历史中，波兰人的反犹主义也很强烈。波兰对邻国也不友好。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波兰始终与德国步调一致，坚持特青地区的波兰人应当享有同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一样的权利。虽然它没有将这个要求提到慕尼黑会议，但当1938年9月30日，波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立即撤出特青，布拉格政府答应了。第二天，当纳粹占领苏台德地区时，波兰部队也进驻了特青地区。而且，波兰军政府对其他民族也不友好。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时，波兰逮捕了一万多德意志人，把他们强行驱逐到东部地区。一路上，德意志人稍有落后，就会遭到鞭打，许多精疲力竭而放弃前行的人被射杀。约有2006人死于这次驱逐行为。在中北部城市布朗柏格，德意志人起来武装反抗波兰驻军，有近300人被愤怒的波兰人杀死。这些行为，被纳粹宣传家戈培尔用来证明入侵波兰的理由。[57]

纳山是个杰出的生物学家，对美国历史和文学非常熟悉，对斯丁沟的写作帮助很大。斯丁沟的介入，不仅因为索菲只能向他回忆自己与纳粹的“同谋”，而且还提示着罪恶的普遍性。斯丁沟是弗吉尼亚州潮水县人，其父一直看不惯北方的纽约，希望他回南方生活。索菲讲的波兰更唤起了他的南方形象，不但是自然景观，还有两者都在战败的命运中滋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在波兰和南方，种族同时造成了残忍和同情，偏见和理解，敌视和友爱，剥削和牺牲，刻骨的仇恨和疯狂的爱恋。”[58]纳山就一直指控黑奴在南方的遭遇与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遭遇一样。联系到索菲刚到美国时在公共汽车里遭遇的性侵犯，在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斯丁沟的故事意在回答英国学者斯坦纳就大屠杀提出的问题：“就在梅林教授和兰格纳被迫害致死的那一刻，绝大多数人，无论是近在两英里之地的波兰村庄，还是远在五千英里之遥的纽约，都在吃饭、睡觉、看电影、做爱，或忙着看牙医。这正是我想象不下去的地方。相同的时间，却有两套不同的经历，无法调和达成任何共同的人类价值准则；它们的共存是可怕的悖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存在，既是因为有些人建造了它，也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任由它存在——以至于我对时间感到迷惑。难道真的如科幻小说和神秘主义所暗示，在同一世界上，有不同的时间体系，既有‘美好时代’，也有层层包裹的野蛮时代，在其中，人类落入活受罪的魔掌？”[59]1943年，索菲踏上奥斯维辛火车站台，斯丁沟在北卡罗来纳首府接受海军陆战队的体检；1943年10月3日，索菲在霍斯的办公室里企图引诱霍斯，斯丁沟在写生日贺信。“没有人能理解奥斯维辛。……将来总有一天我将写索菲的生与死，由此展示绝对的邪恶是怎样没有和决不可能在世界上消失。”[60]

记忆是现在向过去的回溯，一切都回来了，个体因此被过去所掌握；但恢复过去意味着与死亡为伍，在被残酷地蹂躏之后，幸存者只有通过忘却才能重新唤起生之希望。在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的女儿说：“我不愿意忍受两次苦：经受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意识为人的创伤性经验制作了种种文饰机制。也许，这只是极而言之的说法。茨威格可以一往情深地回忆昨日的世界，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可以沉醉于逝水年华的追忆，但奥斯维辛之后，记忆已不再美好、不再完整。无论文明创造了什么，只要它不能禁绝屠杀，它就永远负载着不可救赎的罪恶。以史为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历史的经验早就显示：尽管我们有过无数的记忆，甚至有过多次的忏悔，人类似乎并没有从中获得完善，历史的经验并没有教会人们什么。从集中营的骷髅中走出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留下了他们的记忆。但1945年以后，集中营以及类似集中营的机构仍然遍布世界，而且被赋予了更为神圣、更为堂皇的理由和名称，而且屠杀（或变相屠杀）的绝对人数更多。直到20世纪末，种族灭绝的行为也依然存在。记忆没有遏止背叛和继续屠杀，说到底，对苦难的记忆（包括忏悔）只是一种个体的心意状态，它无法开出太平盛世却总是悲思萦绕，使个体惴惴于生存就是罪恶。正像批判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即使最终出现了自由，那些痛苦地死去的人也不能再生了，正是对于这些人的回忆和人类对牺牲者长期所怀的负罪感，使一种无压抑的文明的前景黯淡下来了。

4. 在孩子的眼中

如果像索菲的经验所显示的，奥斯维辛的经历难以完整记忆，那么有关奥斯维辛的写作又如何可能？凯尔泰斯实现了一次创新：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看去，集中营其实是正常的。但这也只是一个孩子，其他的孩子可能另有看法。所以即使过去了七十年，作家们还是可以再写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医生门格尔的经历，被德国作家施耐德（Peter Schneider）写入了名为《爸爸》（Vati）的小说。2007年，爱尔兰青年作家伯恩（John Boyne）虚构有关奥斯维辛司令之子的小说《穿条纹衣服的男孩》问世后，即被评为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及英国、法国、德国等十大畅销书；囊括诺贝尔奖之外的欧美所有文学奖，已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俄语等28种语言；更难得的是，该书销量跃居榜首后，在爱尔兰畅销书榜上持续了57周。是什么原因，使这部小说获得如此大的反应？

这里确有一种新的表现方式。1943年夏天，9岁的德国男孩布鲁诺，随父亲工作调动从舒适的柏林来到一个新地方。为了排解单调生活中的寂寞，他在铁丝网的这一边结识了里面的男孩希姆尔。一年之后，他要回柏林了。为了最后能在一起玩一次，他化装混进了铁丝那边，从此再也没有走出来。这一故事的真实情节是，布鲁诺的父亲是纳粹要人，希特勒亲自委派他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布鲁诺一家住在集中营外面，铁丝网里面就是集中营，希姆尔就是关在集中营的犹太小孩。当布鲁诺成功地进入集中营找希姆尔玩的那一天，正赶上纳粹把囚犯们转移到毒气室杀害。布鲁诺与一批犹太人一起被杀害了。

这部小说没有直接写奥斯维辛，一切都通过一个小孩的视角展现。在《索菲的选择》中，作者也写了集中营司令霍斯的女儿：当索菲按照集中营地下组织的要求想偷走霍斯家的收音机时，霍斯11岁的女儿爱米发现了，不但严词斥责，而且破口大骂：“你是肮脏的波佬……你身上臭！”但当受到羞辱的索菲昏厥倒下时，爱米却设法把她救醒了：

“你昏倒了，”她说，“不要动。把你的头保持一分钟水平位置，让它得到供血。深呼吸。这种空气将帮助你恢复。同时保持不动。”索菲觉得她像剧城的演员：难道不是她在一分钟前还像恶劣的冲锋队员，气汹汹地朝她吼吗？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她突然的倒下，在这女孩心中唤起了如果不是天使般的同情，也是护士般的关怀？这一问题到了立即的回答。当索菲呻吟时，身子动了一下，“你不能动，”爱米命令她，“我有救护证书——低年级第一班，按照我的做，懂吗？”……

“你为什么哭？”爱米盘问道。

“我不知道。”索菲回答。……（窗外传来一阵臭味）爱米走到窗前去关窗。……窗户被用力关上了。“那是犹太人烧焦的气味，”爱米说，转身面对着她。“我猜你知道这事，在这个房子里是禁止谈论它的，但你——你只是一个犯人。犹太人是我们人民的主要敌人。……”[61]

爱米似乎是不太好理解的。她对索菲当然没有丝毫的同情，但还是把索菲救醒了。这就是纳粹时代的德国人：病人应当帮助，犹太人却必须死去，因为他们不是人。这种分裂的行为也出现在纳粹要人中。副元首赫斯多次表示要对希特勒无限崇拜和无条件服从，但他也认为教育不能伤害孩子的个性和自尊心。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希姆莱把恐怖主义发展到包括种族灭绝这样的残酷程度，却曾因为一个党卫军士兵几个星期没有给母亲写信而严厉责备了他。[62]爱米只比布鲁诺大两岁，但她懂得多得多，肯定是不会随任何一个犹太人被送入毒气室的。那么，布鲁诺为什么要进入集中营？

客观原因是搬家。9岁的布鲁诺原来生活在柏林一幢五层楼的大宅子里，可以从小阁楼上的窗户看到整个柏林，可以顺着楼梯扶手从顶层一直滑到底层，还有三个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卡尔、丹尼尔和马丁。但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他们全家都离开了柏林，搬到一个光秃秃破破烂烂的荒地上，没有街道，没有商场，也没有学校，根本就没有柏林那么热闹和有趣；而且新家不知为何没有窗户，家人还警告他不要访问一些被称作“篱笆”的地方。布鲁诺感到气愤和不解：“曾经，他对一切都非常满意，在家玩耍，有三个挚友，在楼梯扶手上玩滑滑梯，试着踮起脚来看柏林。但现在，他被关在这个又冷又阴森的房子里，只有三个低声说话的女佣，一个气呼呼的侍者，这里再也不会有快乐的人。”[63]他怀疑父亲做错了什么事情，被罚到这个地方来。为了发现一点有趣的东西，布鲁诺在新房顶楼的天花板上找到了一个窗户，他希望从中发现他曾熟悉的东西：房子、街道、街边的桌椅、桌椅上喝着泡沫饮料说笑的人们。但初次看到的只是窗下的大花园，花丛外边的路，再远处的小树木。对布鲁诺来说，这是个“探险”的好去处。首先是观察和猜测。20英尺之外，有一道铁丝网把房子与世隔绝，铁丝网的顶部有带刺的铁丝球，铁丝网的里面是一些小屋和四方建筑，远处还有两三个烟囱。大约在50英尺之外的铁丝网中，“到处都是人……有的站得非常整齐，一个挨一个，努力地高高地昂起头，队列前面站着士兵，大嘴一张一合，似乎在对着那些人喊叫。有的人排成了一行。推着手推车，从营地的一边推到另一边，最后消失在视野中。……另外一些人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被几个士兵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64]。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都穿着一身条纹睡衣和一顶条纹帽子。这是什么地方？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布鲁诺无法回答，而问父亲时，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根本就不是人”。但孩子有自己的考虑：

那里就完全像另外一个城市，所有的人都挨着，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他们真的有那么不同么？所有住帐篷的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带条纹的衣服和布帽子；而进出他家的那些人（除了母亲、格蕾特尔和他自己）都穿着各种质地、装饰和帽子的制服，佩戴钢盔和显眼的红黑色臂章，背着枪，他们看起来就像木头人一样，好像每个人都肩负着重任，责无旁贷。

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布鲁诺一直在思考。是谁来决定哪些人穿带条纹的衣服，哪些人穿制服呢？

当然有的时候，这两类人会混合起来。他经常看到他家房子这边的人出现在铁丝网的那一边，他看得出来他们掌握着大权。每当士兵们走向穿条纹衣服的人时，这些人会马上立正站好，有时候，这些人会倒在地上，有时甚至起不来了，只得由其他人抬走。[65]

主观原因是探险。布鲁诺家在柏林的房子非常大，他在那里住了九年，但还是可以不断发现新的角落和神秘的小洞，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探险家。新家无险可探，他不能停留在过去探险的记忆中，他想走出去：“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我曾热衷于探险。在柏林的时候，我清楚每一个角落，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在这里我从来没有探险过。可能是时候了。”他沿着铁丝网走出好几英里后，看到铁丝里面也过来了一个小孩：“布鲁诺这一辈子还从没有见到过比他更悲伤、更瘦骨嶙峋的小男孩子，他觉得应该与他聊聊。”[66]这是希姆尔，一个与布鲁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波兰犹太孩子。隔着铁丝网，两个孩子在交谈中成为朋友。不同的生活世界，不同的社会身份，两个不太懂事的孩子有太多的话要说，尤其是布鲁诺，对希姆尔感到特别好奇，第一次谈话想去“看看你的朋友”，“我可以从底下爬过去”，甚至还想把这份喜悦告诉父母和姐姐，只是因为担心“他们不会再让我出来”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每天下课后，他都沿着铁丝网走上很长一段路，然后坐下来隔着铁丝网与希姆尔聊聊天，从此他不再是没有说话的人了，也不再想念在柏林的快乐时光了。在希姆尔遭到毒打后，他把手伸过铁丝网，第一次与希姆尔握了手。但他们仍感到不满足，总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一起玩”。布鲁诺竟然对姐姐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不能过去玩？”[67]当母亲因为两个孩子头上长了虱子准备带着他和姐姐回柏林，父亲也意识“这里不是小孩呆的地方”时，布鲁诺想在回柏林前进行一次历险，到铁丝网那边看看。布鲁诺去看希姆尔，却连续两天没有见到，第三天见面时，希姆尔告诉他：他找不到爸爸了。就是在这一次，布鲁诺表示：

“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玩一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布鲁诺说，“就一次，让我们永远记住。”

“我也是。”希姆尔说。

“我们在一起聊天已经一年多了，但却没有在一起玩过一次。”[68]

在两个孩子相聚处的铁丝网底部，恰好可以抬起一条缝，使布鲁诺瘦小的身子能够从下面爬进去。“这将是一次伟大的历险。我们的终结历险。我终于可以探险了。……这似乎是个不错的计划，也是一个不错的告别方式。”[69]布鲁诺相信，这样还可以帮助希姆尔找到他的爸爸。

主客观原因外，使这一历险得以成功的，还有两个偶然因素。一是因为布鲁诺头上长了虱子，父亲把他的头发剃光了——“当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布鲁诺禁不住想到他现在这个样子多么像希姆尔啊，他想，铁丝网那边的人是不是都长了虱子，所以头发才被剃光了呢。”[70]因此，只要有一件条纹衣服，布鲁诺就可以装扮成“那边”的孩子，进去四处走走，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二是演戏。布鲁诺的祖母是歌唱家，每逢节日和生日晚会，她总要安排一个家庭小话剧，布鲁诺在其中扮演王子或斗士，他从小就有演戏的才能。穿上希姆尔从“那边”带来的衣服，布鲁诺想起与祖母一起演的话剧：“合适的装扮会让你很快进入角色，她总是这么跟我说。我想这正是我现在做的，不是吗？扮成铁丝那边的人。”[71]

布鲁诺终于成功了，但进去后却没有找到希姆尔的爸爸。天黑了，好像又要下雨，他想回去。正在这时候，口哨声响起了，一些士兵包围了营地的一个区域，布鲁诺不明白怎么回事，被动地跟着队列走。此时天下着雨：

“够了，”他对希姆尔说。“我这样会感冒的。我得回家了。”

正说着，他的脚步已经把他带上了几级台阶，他继续往前走，感觉没有雨了，原来他们全被推进了一个长长的房间，里面惊人地温暖，而且这间屋子造得很严实，因为没有半滴雨进来。其实应该说，这里简直就是完全密封的。

“嗯，现在好点了，”他说，他为至少能少淋几分钟雨而高兴。“我想我们可能要在这里等到雨停，然后我就可以回家了。”

希姆尔紧贴着布鲁诺，惊恐地看着他。

“很抱歉，我们没能找你的爸爸。”布鲁诺说。

“没关系。”希姆尔说。

“而且很抱歉，我们没能真正地在一起玩，但是等你来柏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

……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希姆尔，”他说，“我的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希姆尔应该张嘴回应了他，但是布鲁诺却再也听不到了，因为这个时候，前面的门突然关上了，房间里所有的列队行进者发出了大声的喘息，而屋外则传来了刺耳的金属铃声。

布鲁诺扬起眉毛，对这一切都不甚理解，但是他想，这可能是为了防雨，以免让人们感冒。

然后房间骤然变得黑暗起来，尽管接下来一片混乱，但是布鲁诺发现他还是紧紧地握着希姆尔的手……[72]

两个身份完全不同的孩子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当然略有不同：希姆尔对命运似有预感，而布鲁诺正怀着在柏林一起玩的想象。布鲁诺因为爱而死。一年后，布鲁诺的司令官父亲再次来到当初找到儿子衣物的地方，发现了铁丝网下的缝隙，他突然明白了儿子的去向和已经遭遇的厄运。当他跌坐在地上的一刹那，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满心悲恸和懊悔的父亲。集中营的暴虐与残酷，让凶手们也害怕起来。

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传统反犹主义、现代种族思想与优生学的大杂烩。希特勒一再宣称：“我们在世界上所赞美的一切——科学、艺术、工艺和发明，——不过是少数民族的创造品，推究它的根源，或许出之于某一种族全部的文化，而其文化完全靠着这少数民族而存在。要是他们沦于灭亡，那么，地球上的一切灿烂文物，自必也同归于尽。假如，我们把人类分为文化的创造者、保持者和破坏者三种，那么，惟有雅利安人种，方能有资格做第一种代表。”“犹太人本身，绝无什么文化可言，所以他们精神活动的基础，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给的。”[73]希特勒当然不是在讨论文化问题，他是要借此说明，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应当在肉体和精神上加以消灭，其他的斯拉夫人，如捷克、波兰和俄罗斯人也只配为雅利安人伐木、提水、做苦役。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给犹太人起了若干个绰号：“恶魔的化身”、“雅利安血统的污染者”、“腐生菌的酵素”、“吸血鬼和吸血生物”、“娼妓和梅毒传播者”、“雅利安妇女的强奸者”、“有害真菌”、“蛆”、“投毒者”、“瘟疫”、“罗圈腿的私生子”、“发出恶臭的生物”、“寄生虫”、“真菌”、“股券交易控制者”、“说谎大师”、“异族成员”、“傀儡的操纵者”等等。纳粹的另一个领导人施特莱歇尔警告德国人：犹太人既非人也非动物，他们是魔鬼创造出来的。根据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评价标准，大屠杀就不奇怪了：

这些谋杀还在深深地震动着我们，将使人的良心百年不能平静，但是纳粹党人并没有把它们看作是谋杀。谁会想到屠宰场那个上班准时的工作人员只不过是因为杀死了一头牛或者切割了几只羊的喉管而被控告犯了谋杀罪呢？一个名副其实的纳粹党人则认为，“劣种”的成员或者“祖国的敌人”、“人类的渣滓”比牛羊还不如，他们不该博得同情，消灭他们是一种有益的工作。[74]

一些纳粹领导人在保护动物方面细心周到，而在屠杀犹太人方面却毫不手软。布鲁诺的父亲既是称职的父亲，也是称职的刽子手，他遵循的就是纳粹逻辑。但布鲁诺是孩子，在他的眼中和心中，希姆尔和他一样，集中营里面的人除了服饰不同外，并不是什么恶魔，所以布鲁诺愿意跟希姆尔一起玩。在安徒生童话中，只有孩子才能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不是因为孩子聪明，而是因为孩子不懂说假话。在纳粹党卫队中，只有布鲁诺才能说希姆尔与他一样。这不是因为布鲁诺聪明，而是因为他不会说谎。

当然，布鲁诺只是孩子，他不明白当时德国发生的事，也不知道奥斯维辛，他把新家叫做“一起出去”（“Out－With”，“Auschwitz”的误读）。他把集中营的门牌看作是长椅，把上面的文字读成“‘一起出去’营地”“落成于1940年6月”。他也不知道集中营的里边和外边，只知道“那边”和“这边”。他不能理解希姆尔生活中发生的一切。所以仅仅这双单纯幼稚的眼睛是不能呈现奥斯维辛的。但同时，布鲁诺又隐隐约约地知道他们之间的不同。布鲁诺的祖母是反纳粹的，她曾对儿子说“看着你穿着这身军装，我都想把自己的双眼挖出来”，直到临终也没有与儿子和解；布鲁诺在秋千架上摔伤了，在他家帮工的集中营囚犯帕维埃友善地为他清理了伤口，而这个善良的人却遭到集中营军官科特勒中尉的责骂；父亲生日时，科特勒把希姆尔带到家中帮忙，布鲁诺给了他三片鸡肉，回营后的希姆尔遭到科特勒的毒打；布鲁诺父亲“禁止入内，无一例外”的办公室；母亲不想去奥斯维辛，而父亲则说“……那样的话，我会被带走，被看作是……”[75]；母亲想把孩子们带走，父亲却担心“他们会怀疑我对这里工作的认同度”；保姆以及比他稍懂一点事的姐姐格蕾特尔告诉他“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相反的人”，“那铁丝网不是阻止我们过去，而是阻止他们过来”；希特勒给他的直接印象是“多么可怕的人”；父亲为他在奥斯维辛找的家庭教师里茨先生，不但第二天向布鲁诺灌输“家族传统、祖国”，而且“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愤怒，好像随时要爆发一样”；等等。

最重要的，还有布鲁诺与希姆尔的交往。像所有犹太人一样，希姆尔本来有正常的生活，但他们被要求集中居住并佩戴犹太人的大卫之星，财物被抢走了。然后被塞进火车送到铁丝网中，接着爸爸失踪。两个孩子最初的对话，已经展示了两个既不同又相似的世界：希姆尔戴着作为犹太人身份标志的臂章，布鲁诺的父亲也带着一个“卐”，“但是两个标志完全不一样”。希姆尔被迫从波兰搬到这里，布鲁诺高兴地说：“我也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希姆尔与另一家共11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布鲁诺不理解地问：“你们怎么可能就这样住在一个房间里？”另一家小孩经常打希姆尔，布鲁诺也说他姐姐“有时也打我”。希姆尔全家被装上火车送到这里时，“车厢里挤满了人，几乎不能呼吸，气味恶心极了”。布鲁诺解释说：

“那是因为你们都挤在一辆列车上，我们来这里时，在月台的另一侧还停着一列火车，但是好像没人看见，就是我们乘坐的那一列。你们应该也坐那一列的。”

“我想他们是肯定不会允许的，”希姆尔摇摇头，“我们不能离我们的车厢。”

“车厢最后面才是门。”布鲁诺解释。

“根本没有门。”希姆尔说。

“当然有门，”布鲁诺叹了一口气说，“在最后面，”他重复说，“过了餐车就是。”

“没有门，”希姆尔坚持说，“如果有的话，我们早就下去了。”

……希姆尔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看起来十分哀伤，布鲁诺不知道为什么，这并不像是个悲惨的经历，毕竟，布鲁诺也经历了相同的事情。

“那边有很多男孩吗？”布鲁诺问。

“几百个。”希姆尔说。

布鲁诺瞪大了眼睛。“几百个？”他感到惊讶万分。“那实在不公平了。这边却连一个能够一起玩的人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

希姆尔……本来不想再问问题了，不过胃痛让他不得不开口：

“你带吃的来了吗？”他问。

“恐怕没有，”布鲁诺说。“我想带巧克力来着，可是忘了。”

“巧克力，”希姆尔慢慢地说，他的舌头都从牙齿后面舔了出来，“我只吃过一次巧克力。”

“只吃过一次？我爱巧克力，但是我也不能吃到很多，因为母亲说我的牙齿会坏掉的。”[76]

布鲁诺无法理解，为什么希姆尔会与他不一样？在“那一边”，他看到两类人：穿军装的、高兴的、说笑的、喊叫的士兵和穿条纹衣服的、不高兴的、哭泣的人。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理解成人世界的邪恶。面对铁网、毒气室和焚尸炉，他感到的只是孤零、荒凉、阴森、窒息，是生活的刻板单调。

人种有差异，这是自然事实，但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却并无科学根据。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纳粹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谁是犹太人？怎样确定某人是犹太人？实践证明，不但种族分类法和体形长相的标准极为模糊和不可靠，通过肢体语言和心理特征来鉴别犹太人的方法也毫无科学根据，而且从宗教信仰和文化仪式出发挖掘划分标准也很混乱，法学、生物学和医学界的许多专家都无法提供一个公认的标准。1935年的《公民法》将一个有三个犹太祖父母的人定义为“完全犹太人”，将那些含有微量犹太特性的人定义为混血人种，这种生物学的谬见其实是种族优越性和种族污染的意识形态，是重新排列人类社会的迷信，属于希特勒所说的“生物政治学”或赫斯所说“应用种族科学”。这既是传统反犹主义的恶性膨胀，也是夺权和掌权的现实需要，还是偏见和幻觉的投射。党卫队全国领袖、纳粹屠犹的最大刽子手希姆莱明确指出：“如果攸关我们兴衰的这个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血统不能依靠这个优秀血统得以扩展，我们就统治不了地球。”[77]所有的极权主义都宣称为创造新的同质的人类，但纳粹意义上的新人类不是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甚至也不是政治洗脑的产物，而是生物学方面的培育，是种族的标准化。这些民族/种族幻想家本人就是纯粹的人种吗？纳粹德国的种族“理论”认为，凡是种族混合体均属劣等，德国的希望就在于避免出现这种混合体，并提高北欧日耳曼血统的纯洁性。然而，患有强烈“恐犹症”的希特勒就被怀疑有犹太血统。希姆莱在选拔党卫队时规定：队员的身高要不低于5.8英尺，雅利血统至少要追溯到1800年，军官血统须追溯至1750年。然而，希姆莱本人就不具有雅利安健美修长的体形和外表，其体型如蒙古人一般，且缺乏肌肉力量。这使他长期感到焦虑和不安。[78]大屠杀的另一名组织者海德里希，也一再被怀疑有犹太血统。所以，在从文化到血统都发生了广泛交流的现代，仍然以种族、血统这样自然的、原始的分类方式作为国家政策的基础，无疑是一种倒退。正如“皇帝的新衣”实乃裸体的真理是由孩子说出的一样，当集中营司令官正忙着屠杀犹太人时，他的孩子却道出了一个常识：雅利安人与犹太人首先都是人，然后才有民族之分。

[1] 转引自钟志清：《重建民族历史与民族记忆过程中的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载《新史学（第8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第124页。

[2]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6页。

[3]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施林克尔的死》，《在我们奥斯维辛》，第170页。

[4] 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第181—182页。

[5]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施林克尔的死》《这条路，那条路》，《在我们奥斯维辛》，第170、162页。

[6]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第97页。

[7]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哈门茨的一天》，《在我们奥斯维辛》，第8页。

[8]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在我们奥斯维辛》，第68页。

[9]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第119—120页。

[10]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第103页。

[11]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一月反攻》，《在我们奥斯维辛》，第200—201页。

[12] 塞姆·德累斯顿：《迫害、灭绝与文学》（1991），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13]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第133页。

[14]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第138页。

[15]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在我们奥斯维辛》，第50—51页。

[16]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在我们奥斯维辛》，第76—77页。

[17]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第94页。

[18]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第92—93页。

[19]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在我们奥斯维辛》，第65、75页。

[20]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第99页。

[21]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第111页。

[22]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第72页。

[23]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页。

[24] 鲁道夫·弗尔巴：《逃离奥斯维辛》，第162、155页。

[25]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2、5、18页。

[26]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25、30、39页。

[27]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42、47页。

[28]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55页。

[29]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59、62页。

[30]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71页。

[31]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81页。

[32]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83页。

[33]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89页。

[34]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96页。

[35]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103、105页。

[36]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110页。

[37]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131页。

[38]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第119页。

[39] 君特·格拉斯：《反对适应》（1972年3月），《与乌托邦赛跑》，第100页。

[40]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203页。

[41]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207页。

[42] 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第195页。

[43]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1979），谭雄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44]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109页。

[45]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117页。

[46]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180页。

[47]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339—340页。

[48]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340—341页。

[49]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346、371页。

[50]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307页。

[51]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574页。

[52]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560—561、547页。

[53]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271页。

[54]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440页。

[55]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232页。

[56]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351页。

[57] 理查德·J.埃文斯：《揭秘第三帝国》（2008），蒋莉华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58]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304页。

[59] 乔治·斯坦纳：《后记》（1966），《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179页。

[60]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602页。

[61]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478—881页。

[62] 参见武尔夫·施瓦茨韦勒：《希特勒副手赫斯的一生》（1987），李世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63]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2007），龙婧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64]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36—37页。

[65]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94页。

[66]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99页。

[67]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172页。

[68]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187页。

[69]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188页。

[70]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176页。

[71]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194页。

[72]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200—201页。

[73] 希特勒：《我的奋斗》（1924），陈式编译，文国书局（香港）2004年版，第108、111页。

[74] 雅克·德拉律：《盖世太保史》，第304—305页。

[75]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116页。

[76] 约翰·伯恩：《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第118—124页。

[77] 引自海因茨·赫内：《党卫队——佩骷髅标志集团》，第382页。

[78] 参见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260页。

二十九、政治化的代沟

既然我们是过去世代的结果，我们也就是他们迷乱、情欲和错误乃至罪行的结果；完全摆脱这个链条，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我们宣判那种迷乱，认为我们摆脱了它们，也没有抹杀我们是从它们起源的事实。

——尼采[1]

黯淡了千年帝国的辉煌梦想，远去了响彻全欧的冲锋呐喊，连集中营、焚尸炉也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和教科书的铅印字。经过几十年的重建，德国已旧貌变新颜。1986年柏林电影节期间，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大屠杀》上演后，一些德国的年轻人来找朗兹曼，说：“怎么可能呢？我的父母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些？这怎么是我们国家最大的秘密？”这没有什么不可能。从整体上说，德国人对自己的罪恶的反省并不自觉。战后第二代德国人在学校里很少听到大屠杀，“德国历史课似乎到1933年就结束了”[2]。到1968年为止，当年的刽子手都一直在装聋作哑。“他们一张嘴，就总是说那老一套。他们之所以和你说话，只是为了炫耀他们当年的风光。他们先是毁了祖国，然后又把它重新建设了起来，他们自称当时还是有理想，还是坚定而无所求的。这样讲来，好像他们一辈子都在奋斗似的，倒是为了让我们年轻人活得更好。希特勒？不，他们可不愿对此负责。他们当时都还太年轻了。他们自称对犹太人和集中营一无所知。另外，他们认为很多事也都太夸张了。无论如何，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情形决不会像现在这样，不会有堕落的年轻人、失业者、犯法的、吸毒的和无政府主义者——这在现在可司空见惯。那时一切都井然有序，谁不听话，就会挨打。那时候，还是有权威存在的。”[3]

但年轻的一代不是在真空中成长，他们对历史也不是完全一无所知，父辈的沉默反而激活了他们寻找历史的欲望，纳粹魔影不但日益公开在阳光下，也把年轻的一代卷入其中。

1. 女儿质疑：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

战后德国一片废墟。占领德国的同盟国开始“非纳粹化”，恶贯满盈的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审判，纳粹官员被驱逐出政府机关，美占区还以表格登记审查的方式进行了“非纳粹化”措施。然而，对占领者来说，“非纳粹化”如果要严格地按照雅尔塔和波茨坦宣言中的原则和目标来进行，那将涉及千百万人民（700万党员，连同家属几近2500万），这项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大量的审判工作不得不交由德国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别法院处理，而地方法院当然敷衍了事，让无数纳粹分子过关。而且德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强烈，当1951年6月最后一批纳粹罪犯被处死的时候，德方还提出了强烈抗议。“非纳粹化”运动因此半途而废。对于联邦德国政府来说，重要的是重建德国，尽快恢复其国家主权。为了使一个混乱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恢复到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特别需要那些有能力、有技能的人，而在纳粹德国，反纳粹的技术人员不是流亡国外、死于集中营，就是由于多年闲散和迫害而丧失工作能力，因此他们主张向前看，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缓和非纳粹化压力，大量雇用前纳粹分子担任重要职务。1951年9月，阿登纳发表声明：“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1949年12月联邦众议院便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1951年，又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职位的法律。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也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联邦德国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联邦德国政府提前释放了前纳粹高级将领。在阿登纳时期，大批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如五六十年代之交，联邦德国政府的17个部长当中，有8人曾在纳粹德国国家机关中担任过领导职务，或者担任过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负责人；20世纪50年代末，联邦德国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9000余人。对德国人来说，曾经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活着。德国被瓜分后，联邦德国忙于建设经济强国，民主德国则认为纳粹分子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总之德国人都蒙起眼睛过日子，没有想到要从浩劫中学到什么。当全世界都想看到德国人“洗心革面”、表现出道德忏悔时，来到德国的各类人士都悲哀地宣称，他们没有看到。[4]

到了20世纪60年代，事情终于有了转机。遍及欧美的激进学生运动反对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联邦德国，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残余势力是联邦德国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年轻一代向父辈提出了诉讼，使得许多闻所未闻的极端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66年12月，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选举前纳粹分子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1966—1969年在任）继任总理职位，一个交了12年纳粹党费的人担任了联邦共和国总理，激起了许多人的义愤。作家君特·格拉斯写信给基辛格：“如果你在总理的职位上仍然不肯丢弃过去的沉重负担，那么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将如何才能反对那个在20年前死去、现在又以新民主党的形式复活的政党呢？”[5]1968年11月7日，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Beate Klarsfield）以年轻一代的名义，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了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当女记者被判刑后，作家伯尔（Heinrich Boll）专门赶到监狱向她送上玫瑰以示支持。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Karl Heinrich Lübke）因其于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工作受到舆论的攻击而匆匆下台。当父辈们翻来覆去地说“我们那时什么也不知道”时，年轻一代不但审问父亲，而且承担了罪责。1985年奥地利记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Peter Sichrovsky）采访了15名纳粹分子的后代，提出了“死人拖住活人”的问题。

往事不堪回首。回顾历史，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为数众多忠实而体面的政府官员——警察、官员、市长、铁路雇员、教师等等，润滑了纳粹专制的车轮，参与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尘埃落定后数十年，当年的纳粹分子及其追随者几乎都保持沉默，并力图隐瞒过去。年轻一代从未亲眼看到父辈在纳粹时代的荣耀和酷刑，他们在童年期看到的父母是战后仓皇逃窜、战战兢兢的狼狈相，是小心翼翼地回护过去的可怜相。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父亲。

一位女性说：“母亲哪怕只有一次告诉我，她曾是参与者，她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也会与她和解。”[6]在西施罗夫斯基采访的14人中，没有一个人的父母是承认罪恶、努力反省的，没有一个父亲愿承担起“回忆的责任”。

安娜的父亲是集中营守卫队的头目，他们家里从来不谈犹太人的事情，这是个不存在的字眼。当少年的安娜提出“你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时，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母亲便出来干涉，要她不要麻烦父亲，他在战争中已经受够了，再也不愿谈论了。当安娜坚持提出集中营的暴行时，“他们怒气冲冲地站在我面前，一声高似一声，骂我诋毁自己的父母，骂学校煽动学生目无尊长，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牺牲和痛苦、他们经历的艰难岁月、他们给予我的爱抚所应得到的报答吗”？工作以后，安娜周日回去看望父母，一家人亲切和谐。“有时，我试图把话题引到战争和父亲的作用上。但这毫无意义。简直就像对牛弹琴。我说的每句话都被敷衍过去，岁月没有改变他们，他们依然世故、冷漠。”[7]

维尔纳的父亲是纳粹积极分子，清洗冲锋队、逮捕政治犯、反犹太人、东部前线作战等都有他的份，但维尔纳的爷爷却在一个军需厂时加入了一个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些天主教徒组成的抵抗组织，任务是散发传单。父亲回家休假时发现了这些反纳粹的传单，当时什么话也没说。第二天，爷爷被捕了。战争结束很久以后，父亲对维尔纳承认是他告发了爷爷。维尔纳是从爷爷处得知这一历史的，而父亲却什么也不说。

西比勒的父亲当年是党卫军，在家里也实行法西斯统治，打孩子是家常便饭。战后依然顽固不化，理直气壮地为纳粹暴行辩护，相信集中营的人都是该死的下等人。他给西比勒起的名字，首字母是“S”，加上教名的首字母也是“S”，结果就是“SS”（党卫军的代号）。这个父亲还没完没了地对子女进行说教，否认大屠杀。“我父亲至死是个法西斯分子。其实，他在战时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你难以想象我的三个哥哥挨打的情形。有一次，我的一个哥哥背诗，稍一结巴，父亲就打他，我至今仍能听到他的叫声。”[8]

莫妮卡的父亲总是否定一切，一直都说没有大屠杀，没有灭绝营。谈及犹太人总是老一套：他们就是杀人犯，是不想劳动的懒鬼。凡是有关第三帝国的纪录片、晚间新闻的评论等，都令他大发雷霆：“一派胡言。”格哈尔特的父亲也是如此，每逢谈到纳粹时代的事，讲到死难的人，他总是愤愤不平：“他们总想把一切推到我们身上”，“他们只会丑化我们，没有一点儿好”。[9]

斯特凡妮的外祖母仍然是个纳粹狂，她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如果再有一个希特勒，结局肯定不会像上一次一样，下一个希特勒不会让别人把他打倒。她相信以后会有第二个希特勒。[10]

顽固的父辈可以留恋昔日、保护过去，但对新生的一代来说，无条件的爱是他们负担不起的纵容迁就，灾难的历史决定了他们成为父辈既往行为在道义上的法官。但父辈们的敷衍、欺骗，使家庭中徘徊的法西斯情绪，成为儿女们生活的基调。英格博格出于“和解和赔偿”的动机嫁给了犹太人；身为“有罪者的儿子和无罪者的父亲”的维尔纳决心把一切讲出来，传下去，成为连接有罪和无罪者的中介；约翰内斯大肆挥霍以致挪用公款被判刑；雷内拿嬉皮士的生活风格使父亲难堪；西比勒对做过纳粹市长的父亲居然生孩子而困惑；怀有最大宽容的心理医生莫妮卡离家出走；斯特凡妮的姐姐“助人为乐”，几乎成了自虐狂：“有人吐她一口，她得赶紧递杯水。怕人口干了，人家把一杯啤酒扔她脸上，她还装成是下雨了。”[11]鲁道夫选择了另一种做法，他以同性恋来与父亲决裂。“我不要孩子。家庭的这一脉应当到此为止。我该怎样向我的孩子讲起爷爷？我同父母生活的时间太长，谁知道我继承了他们什么样的罪恶秉性？这一切再不能传承下去。该结束了，我们引为自豪的高贵血统。”[12]

更复杂的情况是，由此造成了代际分裂。莫妮卡反感父亲的顽固，但在长大成人离家出走后，却发现自己不可能与父母决裂。严厉的家教使她很少有独立感。“每当我生气，母亲总是很失望，然后很快就原谅我。她说她不会把我表现得这么不好放在心上。双重折磨。得知父亲的历史，感到受骗，认识到他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好人，这些也影响到我的独立感。我变了，变得胆小，容易焦虑。我还经常哭泣。每次哭时，我就到地下室去，坐在一个板条椅上，穿上父亲的旧军装，一直呆到泪痕消失。我现在仍然感到很难坚持自我，很难说清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身上有许多和父母一样的东西。”[13]。

苏珊娜的父亲承认自己是纳粹分子，从没说过书报上揭露的东西不真实，从不为自己辩解，还带她去奥斯维辛。但就罪责而言，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不过是环境的牺牲品。但她的儿子迪特尔有一天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告诉我，外公战争时期到底做了些什么？”于是，苏珊娜向迪特尔讲述了那个年月的事情，而她知道的过去，完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她试图解释、描绘、转述、说明一个旧日的世界，而它与现实完全无关。儿子埋头听“我”说了一会儿，突然跳起来，扔掉了听“我”讲话时一直用来敲打桌面的刀叉，愤怒地望着“我”，喊道：“你撒谎。他是个杀人犯！你撒谎，你撒谎！外公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1941年，科莱格一家从这里被带走，1944年，他们死于奥斯维辛。他们被带走后的第二天，你亲爱的父亲就同你亲爱的母亲乔迁此外。”苏珊娜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两难境地：必须在儿子和父亲之间作出选择。这种由父辈造成的担心和怀疑把儿女们永远拉回了那早该逝去的往事之中。

直到20世纪80年代，部分纳粹分子的子女们还如此沉湎过去，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是被父辈毁掉的一代。所以，难怪“许多人表示，父母的死亡使他们最终如释重负。他们感到不必再去捍卫自己的父母，为他们辩护，使自己能够摆脱他们，而无须直接面对他们”[14]。当他们的父母还保存着过去时，年轻一代就不可能知道过去。这里会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与父辈一样的犬儒态度，无视过去，得过且过。“审父”基于对历史的回应。首先得承认纳粹德国的暴行，然后才有父辈的责任问题。西施罗夫斯基在采访中也发现，仍有一些人为父罪抗辩，“甚至面对一些确凿的证据，一些被访者仍然情绪激烈，声称他们不会诋毁他们的父辈。一些人试图淡化他们父辈的行为，说他们是些小人物，他们供职的时代并不曾有过任何集中营存在。另一些人说他们的父母是些极普通的人，所作所为，并不比其他人的父母更糟糕，而且，从未虐待过他们，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疏远他们，或者评判他们。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父母如何对待他们，而不是父母往日的所为”[15]。这当然是犬儒思想。

另一种是放弃过去的悲观甚至绝望的态度。这就是安娜说的：

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16]

当然不可能。重要的不只是父辈的僵化，而是当代的辩护和“理解”。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埃贡的父亲是拿集中营囚徒做实验的党卫军医生，作为一个有政治信仰的纳粹分子，他做党卫军不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而是为了民族和国家。所以他总爱说：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区别在有的行为是正义的，有的不是。比如一个士兵和一个杀人犯，两个人同样在杀人，但一个是光荣的，另一个则被处死。“在他的眼中，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整体，作为医生有责任捍卫这个整体，使它免遭疾病和灾难，去除有病的部位，并进行研究，使这一有机体对未来有所准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深深的信仰，而不是嗜杀成性。他不是一个堕落者，而是一个政治动物，无意间发现自己站错了队。”[17]埃贡很认同父亲的观点，每当有人对纳粹不加区分地攻击，他就要起来反驳：

我不想站在这里做一个背弃父亲的人。相反，我为他感到自豪。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新的精英。我确信时代将会改变，过去的某些方面必将重返。情况将会有所不同，但也不是目前这样。人们没有信条和领袖就不能生活，至少从长远看不能。新的领袖将是完全不同的。目标不是战争，也不是毁灭他人，而是不用战争来保有的权力。生存绝不是预示着他人的死亡。要有统治权，但没有受害者，而是通过征服、积极的征服。[18]

理想主义之外，还有美。斯特凡妮的奶奶一直在为丈夫辩护：他不是罪犯，他是英雄！“他是个英俊的男人，高大，傲慢，穿上军装后，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抗拒他的诱惑。”她过去和现在都为他自豪，虽然丈夫被处决了，但她还是永远爱他。斯特凡妮本人虽然也抱怨“他们毁了自己，还要把我也捎带上”，但还是对爷爷敬佩：“我从照片上见过他，看上去真威风。黑制服，长筒靴，帅极了！瞧那头发，那双眼睛。我敢保证，人人都怕他。……不管你说纳粹什么，他们确实伟大。至少是那些男人。……那年月一定很带劲儿。”“我要能有他们当时那份儿自豪感就好了，高昂着头，对未来充满信心，即使一切都完了，但他们做的事一定很了不起。我真想也有这种美妙的感觉。”[19]

父亲如此顽固，儿女当然无法通过“审父”而获得历史的理解和清算，纳粹的遗毒当然还会贻害人间。西施罗夫斯基担忧地说：“我所采访的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对其父母的态度如何，都相信纳粹时代发生的事可能卷土重来。”[20]

所以，彻底揭露纳粹种族灭绝的罪行，使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重演，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弑父”，而是迟到的历史清算。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死亡集中营纳粹头目的原型阿蒙·哥德生于维也纳，17岁参加纳粹青年团，22岁加入奥地利纳粹党，后因涉嫌参与一起炸弹袭击事件，只身逃往德国，参加了纳粹的地方民兵组织。因为反犹意志坚定，手段狠毒，他很快就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当上党卫军的小头目。1940年4月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建立，旁边还建起了另一个死亡集中营，即两年后哥德接管的普拉斯沃犹太强制劳改营。为了更好地监督犹太人在这个劳改营为纳粹效力，哥德主动将私人住所建在这个劳改营里。每天早晨起来，哥德穿着大短裤和白背心，嘴里叼着香烟，肩上扛着一杆步枪，踱到卧室的阳台上，看着犹太人干活，随后他会随心所欲地瞄准其中几个犹太人放上几枪。听到犹太人的惨叫声之后，他才心满意足地回屋里。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当天，哥德竟然命令手下把50个犹太人带到他面前射杀。据不完全统计，哥德以这种方式射杀的犹太人不少于500人——对这样的人，谁能期望他认罪忏悔呢。就在哥德恣意杀人时，他的儿子在一次外出时遭人枪杀；1983年，他的妻子在接受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后不堪承受丈夫的罪恶而饮弹自杀。200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时候，哥德的女儿莫妮卡勇敢地站出来悲愤控诉她的父亲：“在我爸爸的眼里，犹太人的命还不如一个小动物。因为他的残忍，别人都叫他‘恶魔撒旦’！”为了替父亲赎罪，莫妮卡开始投入到“寻求犹太人宽恕”的行动中，她勇敢地喊出了有良知的纳粹后辈的心声：“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犹太教的信徒，我们终究会得到这个伟大的民族的宽恕和谅解！”

纽伦堡审判现场

在纽伦堡法庭上，有“波兰屠夫”之称的汉斯·弗兰克说过一句明白的话：“千年易逝，德国的罪孽难消。”奥斯维辛之后，“怎么可能发生这些事情”是缠绕着整个文明世界的问题，也是时刻萦绕在子女心中的梦魇。无论在历史罪责的意义上，还是在代际传承的意义上，讲清往事，承担罪责，都是父辈不容回避的，这样才能给自己画上句号，使儿女回到光明世界。而行凶者的沉默所造成的时间的坟墓，在亲情的意义上是失去儿女，把儿女拉进罪恶；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不能消化过去，把往事向未来延伸。

2. 母亲无悔：我还是原来的我

暴政之后，总有一些狂热的战士、坚定的执行者拒不认罪。大屠杀刽子手、党卫军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战后逃到阿根廷南部并匿藏在那里。1960年被捕前，他写了长篇回忆录，还接受过一名纳粹同情者的长篇采访。他不是承认、忏悔自己犯下的罪恶，而是为自己能够参与“为了我的血液和我的人民”去消灭犹太人“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而自豪，为“总体灭绝的想法未能全部实现”而遗憾。当年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女看守“嗜血手布里吉塔”（Bloody Brigitta）就曾对采访者说：“所有那些囚犯都抱怨不停，好像对他们怎么着了。当然，集中营里没什么乐子可言，但有一点你必须明白，要是给这些人一点甜头，他们就会得寸进尺。”[21]挖掘和表现这些人的心理，是大屠杀文学的一个任务。德国作家施奈德（Helga Schneider）的《我的母亲是纳粹》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历史档案所写的，无论在真实性还是主题上都可视为上述西施罗夫斯基采访的续篇。

1941年的柏林，4岁的赫尔加看着妈妈坚决离去的身影号啕大哭，从此一别30年。1971年，在意大利生活的赫尔加赶到维也纳养老院看望母亲。这是一个还念念不忘集中营岁月的老纳粹：她夸奖以前的同事，标榜她与那个犯下滔天罪行的鲁道夫·霍斯一家的亲切关系；她要女儿穿上她当年党卫军的制服；她想把当年从犹太人囚徒那里得来的首饰送给女儿……她洋洋自得，丝毫不感到后悔。所有这一切，都令女儿震惊和痛苦：

我找到了。我和儿子一起匆匆赶赴维也纳，向你张开怀抱。可是，看到外孙，你却是那么冷漠。这个男孩用如此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你，你却不愿给他哪怕一丁点儿外祖母的慈爱，正如当年，你最终使我完全失去了母爱一样。因为你根本就不愿成为妈妈。从我和弟弟彼得出生时开始，你总是把我们交给别人照看。可是就连第三帝国，尤其是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都在大肆宣扬母爱亲情。

妈妈啊，就连你的上级，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坚称，党卫军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对血缘相同的人忠心不二。难道你的子女和你拥有的不是同样的血缘吗？

不，你根本不想成为妈妈；权力才是你更渴望获得的东西。站在一群犹太犯人面前，你就会感到自己拥有无比的权威。一个看管犹太人的警卫，守着一群被剃了光头的犯人，他们个个目光茫然，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孤苦绝望——妈妈啊，这是多么卑鄙无耻的权威！[22]

理所当然地，此次见面后，女儿明白地表示，她不要这样的妈妈。此后，女儿力图把对母亲的回忆埋进心底，她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母语，以便斩断维系着她与母亲之间的纽带。但“毕竟你是我的妈妈”。27年后，母亲的一位挚友写信给她，说她母亲已年近九旬且体弱多病，赫尔加怀着自幼累积的满腹疑问及复杂的怨怼情绪前去探望，她想知道，经过这么多年，母亲是否体会到她对子女们造成了多大的创伤？

这不只是个人的或家庭的创伤。第二次见面之前，女儿在维森塔尔中心（一个专门调查大屠杀的机构）查看了母亲的档案。她当年积极参加纳粹活动，先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接着到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然后调往奥斯维辛-比克瑙灭绝营。在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参与了对囚犯身体进行的实验，然后接受训练，为进入灭绝营做准备。当时，只有最强壮、最凶残的人才被挑选出来送往比克瑙。所以，女儿再见母亲的动机，固然是希望年高的母亲对那些往事的认识有所变化，年岁的增高或许可以软化她的心灵；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她也想了解母亲当年的所作所为。

母亲没有忘记过去。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赫尔加，她母亲在养老院里喜欢谈论过去，总是觉得集中营岁月是一段最值得纪念的岁月。“当她谈到这些的时候，思路就会变得异常清晰准确，不过到第二天又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了。”[23]所以毫不奇怪，见面后，母亲依然一往情深地怀念当年的人和事：她大骂纳粹军备部部长施佩尔，因为他居然想把元首和地堡里的人统统闷死；她依然相信“最终解决”的正确性，因为被烧死的犹太人等所谓“劣等民族”都不过是些“人渣”，理应“全部消灭”，包括那些孩子，因为“一个犹太小崽子将来就是一个犹太人”，而德意志必须完全清除这个令人厌恶的种族。有些人，包括被她轻蔑地称之为“小杂种”的孩子们，未被毒死就和其他尸体一起被扔进焚尸炉，她说起这样的事，居然还发出几声讥笑，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

难道事过几十年还不明白自己的罪恶？当然不是，在谈到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时，女儿与母亲有一段对话：

“我敢肯定，在拉文斯布吕克他们交给你的一定是最艰难的任务，因为只有最优秀、最强壮和最有效率的警卫才能胜任那样的工作。”

……

“我的工作是辅助医生的工作。”她迫不及待地回答，不过到底还算有些节制。

我不给她时间改变主意，立即追问：“那医生都做些什么？”

“他们为囚犯看病。”她含糊其辞。

“那么你的任务呢？”我捉住她的目光，不让她有闪躲的机会。

“我得……给他们量体温。”她在说谎，可能是出于某种潜藏的本能，不过我继续追击。

（女儿以不再来看她来威胁她）

她咽了口水，接着露出一个古怪的笑容，咯咯地笑着回答说：“我得把犯人绑在桌子上。”

“绑起来做什么？”

……

“难道你对那些接受试验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同情吗？”

……她抬起目光，带着一种愚钝的傲慢说：“不，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再说我没有权力表示同情，我的全部职责只是服从命令。忠诚和服从，这便是一切。”[24]

纳粹医生们不是看病，他们是在用囚徒的身体做各种医学实验，而母亲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囚徒捆绑起来供医生使用，这种工作比操刀的医生更需要无情和冷血。就母亲对此总是躲躲闪闪、从不直接回答来看，她是知道其岗位的工作性质的；而且她一再用“服从”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似乎也在表明她在做无力的辩护。

然而，这只是一面。母亲当年和现在均是纳粹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当年，为了纳粹，母亲抛弃了反对她参与政治、不愿她“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丈夫，与讨厌纳粹和希特勒的父母决裂；在投奔党卫军后又自动报名去集中营供职，表现出少有的政治狂热。现在，她还是为当年的“成就”而骄傲：

“我们什么都不缺，”她夸口炫耀，“同志们为我们保证了一切需求：真正的咖啡，意大利香肠，黄油，波兰伏特加，香烟，香皂。我们还有丝袜穿，有真正的香槟喝……”

“比如说，我极爱看书……我可不像某些人，比如那些同事，只知道读报纸。不，我读的可是严肃的东西，你知道吗？阅读可以帮助我睡前放松。毕竟，我也是人啊，是吧？”

我无法使自己保持平静：“你明明知道就在几码之外，成千上万的尸体正在被焚烧，怎还能睡得着？”

“在比克瑙我从未失眠过。……再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我可不能允许自己……”

“被烧死的人都不过是些人渣，”她轻蔑地宣布，“德意志必须把这个低贱的种族全部消灭，一个也不留。”

……

“我相信‘最终解决’的正确性，因此我总是虔诚而投入地执行任务，结果却被当作囚犯来对待。可是就连我在被监禁的时候，也始终为自己属于伟大元首的德意志而感到骄傲，感到有价值……你知道我在比克瑙读过康德的书吗？”[25]

母亲比多数纳粹分子更为坦率、真诚、坚定。这种信念的坚定性也是锻炼出来的。她原先的一个同志，后来转向抵抗派，盖世太保将其送到母亲的管辖区，由她发落。她把这名女犯送往一个营区的妓院。不久，女犯得性病身亡。刚听到这个消息，她有些难过但又迅即克服了。她从这件事吸取了教训：“我不能允许自己产生这样的感情——我是指对于本来就该关进集中营的人产生的同情和惋惜。我是武装党卫队的成员，我的确是的。所以我不能允许自己像一般人那样容易被触动。”[26]这是一个钢铁怎样炼成的故事，母亲已经克服了“小我”而汇入到纳粹暴政的“大我”之中，实现了她追求的“政治上的成就”。

这种成就的核心，其实就是女儿1971年便发现的“权力”和“权威”。母亲以其强壮、凶残而成为比克瑙灭绝营的一名出色的警官，飞扬跋扈、凶残成性而又滥施淫威。她自豪地告诉女儿，她对集中营里的被管辖者都是“很严厉”的，她强迫犯人不停地干活，让他们累得半死，或将他们打得吐血。多少年后，女儿在参加一个与纳粹德国有关的学术活动时，一位当年的囚徒还对她说：“她有一头金发，对囚犯下手狠毒，我的门牙就是被她用警棍打掉的。就是她，对吧？金色头发，高高的个头儿，孔武有力……”[27]母亲身上集中体现了党卫军的双重道德标准：表面上是极度严酷的“自我克制”和强烈的“自尊”，实际上却是极端暴力、政治狂信和自负以及对权力无止境的渴望。她自豪地说：

我让他们都对我毕恭毕敬。这你绝对可以相信！我让他们把队排得直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28]

理想信念没有变，但母亲毕竟是老妇人了，也有脆弱的时候。这种脆弱，一方面源自在政治上的不被理解。她一再哀叹，“如今再也没有人能理解了”。另一方面也还是源自母亲的天性：“如果我告诉你真相，你会叫我妈妈吗？”[29]为了满足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她也愿意坦白当年的一切。

在女儿一方，看到老母的孤独生活，也曾一度要在冲动中原谅母亲：“我无比惊讶地发现……我已经原谅了她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对她的丈夫、对她的子女们……不过至于她犯下的其他罪行，却只有那些受害者们才有权判罪或者原谅。”[30]

因为双方都不想在根本上改变立场，所以最后并没有和解。母亲也承认：“如果你希望我能够改变想法，我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我还是原来的我。”而女儿也不顾母亲的纠缠和“千万别把我一个丢下”的哀求，从心底里说出：“让我走吧，妈妈。”[31]

女儿提的问题是：谁有权利宽恕刽子手？大屠杀的幸存者威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以其亲历的经验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在集中营，一个垂死的、感到内疚的党卫军凶手卡尔，对他讲述了自己在第聂伯罗夫斯克参与大屠杀的过程，最后提出请求：“我知道我讲你听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得到他的宽恕。”“我知道我请求你宽恕是一个过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32]威森塔尔一言不发走了出去，他没有宽恕这个凶手。“我在这位濒死的纳粹身边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冲击着我的心灵，也一样会冲击着各位读者的良心。有人理解我的窘境，赞成我的态度，也有人会谴责我，会认为一名凶手如果真的悔改了，那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应该还不让他轻松。”[33]对于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威森塔尔没有把握，他身边的两位囚犯肯定了他的做法：

要是你宽恕了他，到那时会怎么样呢？在第聂伯罗夫斯克死去的人会过来问你：谁给了你宽恕凶手的权利？

要是我们能在集中营里活下去——我不相信我们能活下去——要是世界又恢复正常了，互相能把人当人看了，到那时候有足够的时间讨论宽恕问题，到那时候可以投票赞成或反对，到那时或许会有人因为你没有原谅他而不原谅你……我们要是在这里争论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在滥用一项奢侈品，处于我们这样的位置，我们肯定是享用不起这项奢侈品的。[34]

威森塔尔从集中营活下来了，他把他的经历写成书后，有44位知名人士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绝大多数不赞成在这种情况下宽恕：

你没有宽恕，这自然是你的权利，假如你受某种感情的驱使说了宽恕的话，那也完全是合法的。

谁也不能赦免一个人对他人犯下的罪过。没有一颗心能承载他人的重负。

毕竟，希特勒就谴责犹太人在历史上深受良心问题的影响。给予宽恕会是纳粹主义的最后胜利。

宽恕一个要把孩子扔进火中，锁上门要把他们烧成灰烬的纳粹，无异于是自身变成一名纳粹。

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宽恕卡尔，或应该不应该宽恕卡尔，而在于我们敢这样做吗？

西蒙是否有权利以全体犹太人的名义宽恕卡尔。在我看来，这问题是毫不相干的。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没有要求他以全体犹太人的名义说话。因为他的悔悟与请求宽恕并不是针对全体犹太人的伤害而发的，而是针对他所做的事情而发的。当时的环境气氛纯粹是个人对个人。……在西蒙所处的困境下我会做什么？我会宽恕他。

西蒙或许可以对卡尔这么说：“我没有办法宽恕你，因为我不能，也不敢以遇害的犹太人的名义说话。但是你相信上帝，我也相信上帝。上帝是无限仁慈的，他只需要我们对我们的罪感到后悔。如果你是真心地后悔了，我也相信你是真心地后悔了，既然你不可以补赎罪过，那就让你自己去接受上帝的宽恕吧。”

不管谁为了什么事请求宽恕，我都会宽恕，因为上帝会宽恕。如果我曾受过这么多苦难，宽恕起来可能要困难得多，但我希望我还会宽恕。

这位纳粹人士又一次把犹太人当作工具来使用，一点也意识不到他的请求会给这名囚犯带来的危险和惊吓；他的行为，从深层来讲，完全是利己主义的，人们会发现，这不过是在把一个人的痛苦推卸给另一个人。

即使这名囚犯口头上宽恕了这名士兵，这也并不是说他的污点就自动洗去了。只有当犯了罪的人承担起他所犯罪行的后果，并以随后的行动证明他已经回到了他没有犯这桩丑恶罪行的“地方”，他才可能得到这种补偿。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想，我们所能学到的就是，在把握伦理问题时，无情的理性和无理性的同情都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有同情，就会使威森塔尔许之以空洞的宽恕，而事实上，这种宽恕不仅不合适，而且在实际上不可能兑现。如果只有理性，就会认为这名党卫队员所受的折磨是应得的，就会使威森塔尔不人道地对待他。理性使得同情不致成为滥情，同情保证未加限制的理性不至于采取不人道的行动。

我会宽恕这士兵。为什么？因为总觉得士兵们是被卷进去的。

集中营的哨兵，和他们的上级一样，都认为自己无罪。从这个角度看，那名党卫队员就有些不同了。假如强调这种例外，他是应该受到不同对待的。[35]

这些言论中，即使不同意宽恕凶手的，理由也各不相同。即使更多人来回答，也不可能求得一致。这是道德、宗教和政治上的永恒难题。从人情上说，我们都不愿宽恕凶手。马尔库塞对此事的评说是：“我想我会和你一样那么去做。就是说，去拒绝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请求。如果一个死刑执行者请求受害者宽恕，在我看来，这种事是缺乏人性的，是对正义的嘲弄。一个人不能，也不该到处快乐地杀人，折磨人。然后，时限一到，就简单地请求别人的宽恕，接受别人的宽恕。在我看来，这样做还是犯罪。”[36]

那么，《我的母亲是纳粹》中的女儿是否应当从母亲身边走开呢？无论如何卡尔在临死前还是有忏悔之意的，而且似乎是真诚的，但赫尔加母亲却一直没有悔改之意，所以女儿更不应当原谅母亲，女儿所为是应该的。但在威森塔尔与卡尔之间，除了被迫害的犹太人与迫害犹太人的刽子手之间，没有其他关系，而女儿与母亲之间却是骨肉相连，这样在是否原谅凶手的同时，还有一个女儿是否原谅母亲的问题。这是一个更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大屠杀，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极端难题、人性结构中一些潜伏着的矛盾都被呈现出来了。我们不能回答这类问题，却可以借此而更多样地理解人性。

3. 父亲理智：你应当走出去

走出去又会怎么样呢？法国作家皮埃尔·贝茹（Pierre Peju）的《妖魔的狂笑》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故事开始的1963年，法国少年保罗为进修德语并练习画画来到科勒斯泰因，这是巴伐利亚山区的一个小城，风光如画而密林幽深，但“那时的德国，灾难留下的痕迹可怕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可是谁也不说出来，硬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在到处可见的暴力遗痕与废墟的周围，战祸的阴影无时不在表面的安详之上游荡。忌讳的面纱使人们的和蔼可亲变得模糊起来，同时扰乱了事物显露出来的无辜与率真”[37]。在那里，保罗认识并爱上了少女克拉拉，并从那时起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和惊心动魄的未来。

那是在战争期间的俄罗斯原野上。在克拉拉父亲的日记中，他记下了作为一个德国军医所感受到的恐怖：

随着我们向俄罗斯内地不断推进，大家似乎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与其说是我们在深入那广袤的大地，还不如说是那无垠的空间在向我们反扑。俄罗斯的辽阔使我们胆怯。那原野，起源于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在地平线的那一边。我觉得，它会消磨我们的热情，肢解我们的幻想，使我们旗帜上的红与黑褪色。要知道，向我们反扑过来的空间，可不是一阵风，它不会把任何东西扫出去，也不会抽打我们的身躯，它只是使我们的东西、我们身躯变得渺小。在这个地方，辽阔本身就是妖魔的窃笑。[38]

也是在这片广袤的原野上，纳粹1941年在乌克兰的克拉玛涅茨克组织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刽子手主要是党卫军和乌克兰民兵，来自科勒斯泰因的中尉军官莫里茨和军医拉封丹都认为枪杀犹太人是“肮脏的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抵制。在大规模枪决犹太人已持续进行了八天之后，最后剩下的是一批妇女与孩子。莫里茨与拉封丹联合进行了最后的抗争：莫里茨希望他的士兵不参与枪杀行动，拉封丹请求保护妇女与孩子。最后的结果是，上级同意将12岁以下的孩子与妇女分开，由拉封丹组织他们另行集结。在经过初步治疗后，由莫里茨另派卡车把他们接到指定的地方。他们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这个环节了，他们都成为不自觉的大屠杀参与者。

拉封丹有一个翻译克拉拉，其身世之悲苦催人泪下。其父是做小买卖的德国犹太人，后来突然死在克拉玛涅茨克，克拉拉嫁给一位俄罗斯小老头，小老头死后克拉拉成了众人的老婆，经历了乌克兰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农民们最后一粒麦子都被抱走了，带枪的人、革命委员和共青团员到处搜寻暗藏的粮食。有人在衣服里藏了三粒粮食就要被枪决。听着克拉拉平静的叙述，拉封丹在日记里说：“面对肆无忌惮的恶行，我们表达情感的能力为什么竟然麻痹了呢？正如我们的良心不在意过于细小的感受，当恶行被推向极致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想象它是个什么样子……想象是残缺的！想象已经死亡！我们可真够恶心的。残酷会浓缩成数字；死多少，伤多少；然后便是日期，何年何月……”拉封丹随德军进入乌克兰后，克拉拉成了他的翻译，配合很好。当党卫队同意把12岁以下的儿童与妇女分开以为孩子们提供相对卫生的环境时，拉封丹成了手握生杀大权的人：“要区分开哪些是不到12岁的女孩，哪些是超过年龄限制、被认为是已经成年的妇女……需要透过表面，当机立断，裁定哪一个是孩子，哪一个不是。……仅仅根据目测，看上一眼那消瘦的脸，那细小的腰肢，就要把母亲和女儿分开，就要让两姐妹生离死别：把一个归到小孩一边，把另一个推到要被宰杀的女人队伍当中。……拉封丹的目光，完全是纯诊断性的，冰冷的；情况紧急，气氛中弥漫着恐惧。有的母亲死死抓住孩子，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就是不松手。他必须一个手指又一个手指地搬开母亲的手，撕断母女间最后的亲密联系，拆毁他们之间最后的接触。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军令如山，责任在身。当随行的一名乌克兰女人凶狠地抓住这位母亲，把她抬起来送走的时候，拉封丹竟松了一口气：从母亲怀里夺下来的孩子毕竟被留住了。”[39]这些孩子是拉封丹从党卫军特遣队手中抢救下来的，那些刽子手正虎视眈眈，巴不得找到什么碴子再抢回这些猎物。拉封丹必须严格按规定办事，不能使人发现留下的孩子中有超过12岁的，这样才能挽救这些孩子。但就在这时，拉封丹惊讶地发现，已经40多岁，矮小瘦弱的克拉拉竟然藏在孩子们中间。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人家会觉察出来的！那帮人会认为，是我这个当医生的故意隐瞒、藏匿一个犹太女人，这个女人还当过我的翻译！”他逼着克拉拉站起来，把她拎下楼塞进走向死亡的女人们中间。事后，拉封丹感到自己“这双手怎么那么沉，那么重？就是这双手抓住了克拉拉，把她提起来。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自己的手不但沉重，而且变了形。可不，就是一位名不符实的医生的这双肮脏的手，一把抓住那个吓得半死、一点分量都没有的小鸡的腋窝，扔到房间外面，逼着她和那队女人一起，向死亡走去。是的，正是拉封丹这双手，间接地完成了刽子手的杀人行动”[40]。从此这双手成为一个问题：手的记忆力太强，总能使自己回忆起犯下的罪恶。为此他要给这双有记忆的手找出哪怕是细小的营生来做。拉封丹不停地工作着，没日没夜地抢救伤员。

莫里茨也在重复着拉封丹的命运。他一再向他的国防军士兵抱怨：党卫队无法无天、他手下的人绝不能掺和到这种事情里、国防军的士兵不能干种事、最高指挥部肯定不知道，等等。莫里茨的任务是把那些由拉封丹挑选出来的孩子用卡车接走。拉封丹事后回忆起来，在把这些孩子装上卡车时，莫里茨的神情似乎有些异样，眼睛总是躲避他的目光。后来的过程是，莫里茨奉命把车开到城外，但树林里的路太窄，卡车无法通行。莫里茨犹豫了一下，也曾想过把孩子们带回去，但他不敢违抗军令，终于做出决定：“原地不动！把儿童都弄下来：步行赶路，直到林中空地！”在森林中，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走过来，“小男孩拉住莫里茨的左手，小女孩拉住他的右手，抓得紧紧的，就像是跟着自己的亲爹，走在科勒斯泰因近郊，或者是爷儿仨一块儿到林子里去捡木头。……他拉着孩子又走了几步，到了离刽子手们只有几米的地方才松开手，又很有分寸地推了几把，最后看了一眼两人细嫩的脖子，还有上面柔软的茸毛。两个孩子前头走，其他的孩子便跟了上来，一直走到壕沟边上，听话地蹲了下来”。当莫里茨带着战士离开空地后，乌克兰民兵的枪声响了，一个个孩子倒下了。战士们也低下头，没有问犹太孩子怎么样了。部队离开克拉玛涅茨克后，莫里茨“急于杀人，以便忘掉那些孩子的死”[41]。他在此后的战斗中发挥了超常的毅力，屡建奇功。

在这场生死战争中，拉封丹与莫里茨都与死神擦肩而过，居然幸运地活着回到家乡。莫里茨娶妻生子，似乎过上了平常的生活。一个夏日的星期天，小城里的人都到山上的黑湖中游泳玩耍。莫里茨就像当年在克拉玛涅茨克一样，一手拉着一个孩子，拐进了森林中阴暗的小路。人们久等不见，等到去寻找时，他们看到的是：“瓦尔特就坐在那棵树下，眼睛睁得很大，目光无神，咧着大嘴似笑非笑。他用胳膊搂着孩子们的脖子，一边一个，左臂弯里是儿子，右臂弯里是女儿。孩子们紧紧贴在爸爸身上，像是睡着了。他们的身子蜷曲着，像是受了黑夜的惊吓。当然，孩子们不是睡觉，他们已经死了！大家立刻看到了出来：是莫里茨掐死了他们；要不就是搂得太紧，把孩子活活闷死了。”[42]疯了的莫里茨后来也自杀身亡。拉封丹没有疯狂，但也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他还是像在军中一样没日没夜地为病人操劳，他不能让自己的双手停下。只要有病人，无须相请，他便主动到病人家里探视，用心费力，直到病人痊愈，赢得了居民迷信般的信任。在与一见钟情、因全家人在轰炸中死去而精神失常的慕尼黑姑娘玛格达结婚后，为生下的女儿取名“克拉拉”。拉封丹终日在外奔走，玛格达整天在家弹琴，没人管的克拉拉在不上学的日子里跟随父亲出诊，12岁就看遍人的生生死死。父亲、白雪与死亡，就是她的童话故事。终于有一天，克拉拉长大了，拉封丹要她离开家乡：

我出发的前夜，他非要陪我出去散散步。散步中，他第一次谈到他自己，说他是个有病之人，而他指的并不仅仅是战争期间受过重伤。他还说起他的朋友莫里茨。……父亲把他在俄罗斯碰上的事都告诉了我。……突然，我父亲叫了声“克拉拉”，我起先还以为是叫我，可他的话语非常模糊，让我摸不着头脑。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他说的是另一个女孩，名字也叫克拉拉，早已不在人世。……我父亲又嘟嘟囔囔地念叨了好几回“克拉拉”，似乎他已忘记，是他的女儿克拉拉在倾听他的叙说……对我说：“你走吧，克拉拉。你年轻，正当年。今后也还要多出去转转。到别处去；哪儿都可以去。去发现，去学习，去理解，不要呆在科勒斯泰因了。这里，死水一潭。你应当走出去。”[43]

那是1964年的事。克拉拉来到巴黎，重逢在科勒斯泰因认识的保罗。在卢森堡公园，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在塞纳河畔，两个年轻人谈论各自的家史，探索生活的奥秘，他们共同去听热衷于讨论灵魂、罪恶、爱、人道这类问题而又行动果断的哲学老师孔兹的演讲。忽然有一天，克拉拉告诉保罗她要离开法国，从此杳无音信。1968年“五月风暴”后期，保罗与克拉拉再次相见，克拉拉告诉他：她爱上了孔兹，但正如她与保罗的关系一样，她既不愿依赖阅历丰富的孔兹，也不能跟任何人一起生活。正如当年在科勒斯泰因的黑湖岸边的木屋中一样，两人激情过后又分开了。保罗与快乐简单的护士让娜结婚，在幸福的生活中成为了著名雕刻家。四年后的1972年，克拉拉突然要保罗去见她。在一个普通民房里，保罗把正设法堕胎的克拉拉送进了医院，但第二天克拉拉就突然失踪。十年后，保罗在杂志上看到克拉拉的摄影作品。在一次展览上，保罗遇到孔兹，后者把克拉拉十年的空白时间补齐了：从医院逃出的克拉拉找到孔兹，告诉他这是他们之间的孩子，在孔兹的精心照顾下，克拉拉生下了女儿。然后她远离巴黎：“我该走了。不能再呆下去了。你们在一起过，挺好。我不行，喘不上气来。……我必须从这里走出去，摆脱这一切。”[44]克拉拉浪迹天涯，连孔兹也只是断断续续地收到她的消息，只好和女儿一起俯身在地图上一边找地方，一边谈论克拉拉，追随着她的轨迹。克拉拉从小就喜欢摄影，“我喜欢透过这块水晶石观察事物、观察人，穿透死气沉沉的皮肉、外表，看到里面去”[45]。在其浪迹生涯中，她以摄影机来见证邪恶，揭露真相。在美国，她结识了一些越战老兵，通过摄影机从他们身上捕捉战争的恐怖。就是在这期间，克拉拉冒险走向杀人现场——“她在一张张须眉毕现的面孔上，窥伺恐惧与残暴的迹象。她追捕荒谬，捕捉恶所流露出来的怪模样。她用镜头瞄准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嘴脸。”“大人头的脸部都越出了照片的边框。肌肉松弛绵软，布满皱纹，眼皮下闭合起来，似乎是为了尽量挡住眼中痛苦的画面，不让它们流淌出来。在下面一张照片上，还是刚才的那个年轻人，眼睛瞪得不能再大，瞳孔放大，血管怒张。双眼张合之间，残忍的力量来往于目光之间，一直刺到眼底的骨头，便目光无神，把眼光变成一架直升飞机布满灰尘的窗眼；这回直升机落入原始丛林之中，大火熊熊。”[46]在克拉拉的照片中，人的皮肉已经变得透明，从中可以依稀辨别出战争的真情实况，以及这些老兵亲身经历的梦魇。

1987年，克拉拉又出现了。15年后两人再聚首。克拉拉对保罗说：

我觉得，咱们俩年轻的时候，都有过痛苦的经历。我们的心都破碎了。不过时到今日，要搞明白，恐怕非常困难了……可又有什么办法？

我想搞明白的，不是单个人如何作恶——这是容易弄清楚的——而是一群人怎么能够一块儿作恶，一块儿做出那么多的恶行来，以至于从某一个时刻起，任何人都无法制止恶行继续做下去，而与此同时，恐惧就像黑色的泡沫，不断地增生与扩散。

我到过好几次战争的现场。见过受害者，也见过杀人的凶手。不过，请你相信，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最恶劣的东西，是任何摄像胶片都显现不出来的。[47]

使保罗惊讶的是，克拉拉居然在事隔多年后告诉他父亲的死因。保罗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其父在德占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解放后则被人杀死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在无法查明凶手的情况下他接受了警察所谓流窜作案者一说。但克拉拉第一次知道此事就说：“我认为，过去的事情一定会得到澄清，目前暂时还是个谜。但是，解谜的钥匙还在。你父亲不是那种轻易就能让一个流窜犯杀害的人。一定另有隐情……”[48]就是在那个时期，克拉拉发现了保罗父亲之死的线索。经过她的提示，保罗终于查清，杀死他父亲的是他的舅舅爱德华。原来，爱德华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与侵略者合作，抢劫犹太人的金银财宝。但因为他的妹妹爱上了保罗的父亲，所以在后者被捕后全力疏通，成全了一对有情人。光复后，他们的位置倒了过来，是保罗的父亲看在妻子的份上，帮助爱德华过了“清洗”过关，但爱德华感到保罗之父的威胁，所以下了毒手。爱德华明确地对已经知道了真相的保罗说：

往事并不遥远，然而恍如隔世！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我回忆往事。我不时想起，我曾是个罪犯。当年那些当机立断的时刻，仍记忆犹新：别人要骗你了，你就得先行一步，把他给算计了……人生在世，并没有真朋友，讲的都是力量对比，看有没有势力，有势力在手就要享用……因为在这一切里边，有着极大的快感……只有最强大、最狡猾的人才能过了一关又一关，方能存活下来。人与人之间，都是你争我斗呀。……那些你认为是犯罪的事情，我是干过，不假；然而，绝对不会影响我鉴赏珍品，品尝好酒好烟、观览佳作。……最后，我可怜的保罗，你还要知道，有不少正直的人，把我当成善人、慈善家。可不，我经常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只要对方心存感激，微笑一下就行了。我捐助过、赠送过、救援过。恶，它也不是铁板一块，总会有缝隙。反过来说，善也是一样呀！说到底，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背着抱着一边儿沉嘛！[49]

克拉拉的痛苦来自父辈。但她没有沉湎于痛苦，她想理解这一切，明知非常困难也不放弃，这似乎成了她的宿命。最后，她在巴以冲突的战场上死于流弹，也许她始终没有弄明白“最恶劣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爱德华的话或许是有道理的：善恶都不是铁板一块。拉封丹、莫里茨都有善良的意愿，也都曾作恶。无论我们如何发掘、研究，恐怕都不能从他们身上找出恶的真意。当然，那些积极从事大屠杀的纳粹党卫军和乌克兰民兵是恶人，但是他们也可能是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也能欣赏艺术，也可能对身边人做过一些好事。那么，恶在何处？是在俄罗斯原野上？是在纳粹体制中？还是在希特勒处？要这样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克拉拉如果像保罗那样，不去顽强地探索恶、揭露恶，那么她也会像保罗那样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下去。但她始终抓住恶不放，而恶恰恰是难以理解的。对于这些纳粹后人来说，要真正走向新生，也许只能忘记，把过去埋葬起来。严格地说，清算过去是不可能的，它已经发生了。

[1]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页。

[2]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227页。

[3]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2页。

[4] 参见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册），第22章。

[5]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上）（2005），林骧华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379页。

[6]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1985），贾辉丰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XVⅢ页。

[7]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7、9页。

[8]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69页。

[9]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60—61页。

[10]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112页。

[11]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17页。

[12]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27页。

[13]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79页。

[14]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136页。

[15]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XVI页。

[16]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11页。

[17]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94、100页。

[18]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97、99页。

[19]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14、13、18页。在德国作家巴科夫的小说《忧郁星期天》中，一个当年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战后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希特勒的党卫军队长说：“罪过全在那个希特勒……为什么全国人民热泪高呼万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些人似乎着了魔，女人对他欢呼，是的，他的支持者主要是女人，女人都把票投给他。”见尼克·巴科夫：《忧郁星期天》，第184页。

[20]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第XVⅡ页。

[21]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第155页。

[22] 赫尔加·施奈德：《我的母亲是纳粹》（2001），姚霂也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3] 赫尔加·施奈德：《我的母亲是纳粹》，第27—28页。

[24] 赫尔加·施奈德：《我的母亲是纳粹》，第81—85页。

[25] 赫尔加·施奈德：《我的母亲是纳粹》，第94—95、181页。

[26] 赫尔加·施奈德：《我的母亲是纳粹》，第88页。

[27] 赫尔加·施奈德：《我的母亲是纳粹》，第22页。

[28] 赫尔加·施奈德：《我的母亲是纳粹》，第70页。

[29] 赫尔加·施奈德：《我的母亲是纳粹》，第72、105页。

[30] 赫尔加·施奈德：《我的母亲是纳粹》，第62页。

[31] 赫尔加·施奈德：《我的母亲是纳粹》，第181、185页。

[32] 西蒙·威森塔尔：《宽恕：当今世界44位名人的回答》（1969），陈德中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33] 西蒙·威森塔尔：《宽恕：当今世界44位名人的回答》，第78页。

[34] 西蒙·威森塔尔：《宽恕：当今世界44位名人的回答》，第51、59页。

[35] 西蒙·威森塔尔：《宽恕：当今世界44位名人的回答》，第86、88、96、98、100、111、115、136、154、157、166、188、216页。

[36] 西蒙·威森塔尔：《宽恕：当今世界44位名人的回答》，第168页。

[37]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2005），郭安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38]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29页。

[39]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82—83页。

[40]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81、85、103页。

[41]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107—108、104页。

[42]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70页。

[43]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174—175页。

[44]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272页。

[45]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181页。

[46]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268、260—261页。

[47]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291页。

[48]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173页。

[49] 皮埃尔·贝茹：《妖魔的狂笑》，第307页。

三十、新生三部曲

我预计这个政权会支撑10年，但它激起的邪恶可能会延续150年之久。

——恩斯特·卡西尔[1]

对纳粹德国的深刻反省是战后德国的一个伟大成就。这是一个遗忘与回归的曲折过程。面对战后的一片荒芜，只有忘却过去，仿佛过去已经真的死去并被埋葬，德国的复苏与重建才是可能的。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活下去意味着团结起来向前看，意味着德国人的集体失忆或许是必要的。但是，过去拒绝忘却，忘却只能通过压抑，而压抑不可能永远下去，于是无数被抛诸脑后的往事终归会以各种不愉快的方式再度被记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经济上已经站起来的德意志民族，开始认真进行了一次集体反思，其真诚坦率不但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也为德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1. 40年代：孤独的自我反省

有一幅著名的照片：一个小男孩走在贝尔森-贝尔根集中营旁边的路上，他把头转向右边，避而不看左边摆放着的受害者的尸体。

小男孩避而不看受害者的尸体

这就是战后初期一般德国人对待纳粹大屠杀的态度。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德国被一分为四。占领国以各种方式部分地公开了大屠杀的暴行，英美两国都着力进行过“去纳粹化”的工作。西方国家占领区填写了1600万份调查表，列出了数百万人作为可以起诉的案件。解雇纳粹分子，整顿图书馆，控制新闻报纸，规定每个平民都必须观看关于纳粹暴行的纪录片，许多的市镇和乡村都贴着海报“你是罪人”，但所有这一切成效甚微。首先，绝大多数德国人并不知道希特勒究竟做了些什么，更不认为自己有罪，他们只知道德国战败了，而他们自己则是受害者，所有“去纳粹化”的努力都是战胜国对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国家的报复。尽管一般德国人都被动地接受了“德国有罪”论，但他们并不认为此事与自己有关。尽管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毒气室的死亡烟雾中，从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已被破坏的刑场里，走出了一批形容枯槁的精灵，他们断断续续地向世人揭开了纳粹德国的罪恶，但仍然有很多德国人对之将信将疑。其次，当时的德国已是满目疮痍：它的城市充满尸体与污水，它的教堂变成断垣残壁，它的桥梁倒塌在河床上，它的有着10年历史的高速成公路被坦克履带碾碎，它的儿童在学校中死于营养不良，它的前领导人隐姓埋名，它的贵族不得不乞求获得胜利的敌军大厨给他一份洗碟子的工作，它的人民穿着战前生产的、到处都是破洞的羊毛衣服，它的工人穿着没有鞋底的靴子和裂开了的短皮裤辛勤地工作，它的少女从事皮肉生意只是为了得到几根香烟或一盒子谷物……这个国家几乎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2]在“如何活下去”成为主要焦点的时代，德国人不想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直面刚刚结束的历史，西方占领当局的“再教育”工作收效甚微。多年以后一个作家回忆说，当时要求德国人在领到配给证之前，先去看一个关于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纪录片。“在放映机忽明忽暗的光亮下，我看到电影从一开始放映，大多数人就将脸背过去，就那样直到放映结束。如今我在想，这些转过去的脸就是当时千百万人的态度……不幸的人们——我也在其中——既伤感又麻木。”[3]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反思国家与个人的责任。

例外总是有的。比如1946年，两个伟大的德国人，就分别对纳粹德国作出了重要研究。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罪责问题》尖锐地提出了德国人（而不只是纳粹分子或刽子手）在大屠杀罪行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历史学家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中分析了纳粹与希特勒的来龙去脉，等等。也有普通的德国士兵在战争一结束就开始了自己的反思。这是《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一书所说的故事。作者霍斯特·布尔格（Horst Burger）在书中以答问的方式记录了瓦尔特·尹得里希在纳粹时代的经历，表明了并不是每个参加纳粹活动甚至在战场上冒险厮杀的人都是死硬的纳粹分子，除绝大部分是随大流外，也确有少数人在纳粹时期就意识到德国的错误和个人的责任。

这并不是有人先知先觉的问题。尽管希特勒及其政府在垄断权力、稳定社会、解决就业、武装德国等物质和军备方面取得了令绝大多数德国人满意的成就，尽管纳粹主义建构了一套有传统根基、有强国抱负且充满激情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控制体系，但希特勒与纳粹的权力毕竟是建立在谎言与暴力的基础上的，随之而来的种种非法治、反人道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不得人心的，一个心态正常——即还没有完全被洗脑——的人，不可能真正接受纳粹。瓦尔特·尹得里希，他的父母都认为希特勒是使人摆脱苦难的救星，身边的人也都是纳粹的拥护者，他自幼即受到纳粹教育，战争末期也参加了“拯救祖国”的行动，但从头到尾，他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属于战后最早进行自我批判的德国人之一。综观他的思想历程，有两个重要方面。

从客观方面看，瓦尔特一直对纳粹的谎言与暴力保持着敏感和质疑。

童年期的本能反感。正如许多德国人一样，瓦尔特的本性中也有残忍的因素。1934年，还只5岁的瓦尔特在一种无意识的冲动中，把与他们一起玩的犹太男孩盖哈特·万德勒司推下水淹死。当他万分恐慌地承认“是我把他推下水的”之后，同学的父亲却要他不承认：“盖哈特是自己跌到水里去的，没有人推他，记住这个！他就是太不小心了，弯腰弯得太往前了。如果警察问你，别说是你把他推下去的，因为这不是真话。一个人要说真话，你明白了吗？”[4]大人叫小孩说假话，像说真话一样说假话，这已经令瓦尔特不解了，而下来的一个党卫队员更把这件事说成是勇敢的行为：“一个德国男孩是不哭的，我认识你父亲。我们对他很满意，现在回家吧，别怕，我们会把这件事办妥的。”[5]因为父亲是亲纳粹的，因为受害者是犹太人，所以大人和党卫队员都在帮助瓦尔特，瓦尔特不但未受惩罚，而且从良心危机中解放出来成了“德国男孩”。这两个人似乎帮助了瓦尔特，却让瓦尔特的童心受到伤害：“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令人异常压抑的预感。难道人们之所以让他走，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整件事并不严重吗？因为盖哈特·万德勒司是犹太人？”[6]事实之外，还有明确的提醒。瓦尔特的德语课教师瓦尔娜小姐，在课堂上大讲德意志的辉煌历史：古代的赫尔曼，伟大的歌德，屈辱的《凡尔赛和约》，元首的出现，等等。瓦尔娜要求严格，态度严厉，不能容忍学生们说错英雄的名字，抽耳光的事经常发生。但是，瓦尔娜却不赞成反犹暴力：“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要这样对待他们？他们没有犯任何过失。他们完全和我们一样做着他们的工作，尽着他们的义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战争中都是勇敢的战士。他们没有背叛过德国，相反倒是为这个国家战斗过，和其他人一样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坚信希特勒不知道反犹行动：“我们的元首不是为此而奋斗的。他不是为此而将德国从屈辱中解救出来，使它摆脱一切束缚的。他不是为此而给人们工作和面包，让他们现在去以这种方式玷污他的伟业的。如果元首知道这些事的话——他不会让他们这样做的……”[7]老师的话得到多数同学的认同，但瓦尔特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想起了被他推下水的盖哈德·万德勒司。不久，他又在校园里看到此前要他做“德国男孩”的党卫队队员在地下室虐待犹太人，他和那些受折磨的人一样痛苦，当场流下了眼泪。暴力事件还没有结束，校长又叫他说谎了：“现在你答应我，你不会向任何人讲你看到的事情。”“别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不要做个饶舌的人，而要做一个男人。”“你是德意志人，不能乱说。”[8]自己的作恶没有受到惩罚，看到他人作恶又不让说，瓦尔特从心里厌恶纳粹主义。参加少年队后，仍然反对纳粹的反犹宣传，认为当时的反犹电影“夸大其辞，好让人们接受他们的观点”。因为在一个文明世界里，怎么能提出“犹太人是否是人”这样的问题呢？当他无意中说起万德勒司一家是犹太人，导致他的同学们用石头砸坏了万德勒司的玻璃后，万德勒司太太胆怯的姿势和悲哀的眼神令他一夜无法入眠。当他第二天赶到万德勒司家时，准备用自己的零钱作出赔偿并向受害者表示不会再容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时，党卫军正把这一家人送往集中营。所有这些，都在这个少年的心目中种下了反纳粹的种子。

青年期的日益自觉。1939年战争开始，瓦尔特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兴奋起来，他穿上军装冲进厨房告诉他母亲“开战啦”，刚想喊一句“乌拉”，却挨了他母亲一记耳光。瓦尔特不明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母亲，无论怎么崇拜希特勒，也不会想到希特勒会把德国带入战争。在学校里，瓦尔娜小姐支持战争：“战争是可怕的。但战争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元首说，我们是被迫卷入这场战争的，他不想要战争。这一点，大众是知道的，所以大家就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站在他身后。”“在战争中，在共同的战斗中，一个民族才会真正民为一个民族。”歌颂战争是德国文化的传统之一，但即使如此，瓦尔娜也认为：“一个民族是不能像一连士兵一样接受整齐划一的管理的。‘希特勒万岁’喊得最响的人远远不是元首的一个忠实追随者、一个好的德国人。”[9]正是这后一个观点，使瓦尔特受到了触动。那么战争的后果究竟如何呢？在防空隐蔽所躲避飞机轰炸的间隙中，瓦尔特爱上了少女玛丽亚娜·波克，还没有来得及接吻，她与她的母亲就被炸死了。人们告诉与瓦尔特：“这就是战争！”是的，这就是战争，在战争期间，平均每天有2500名德国人阵亡或受伤。瓦尔特一方面因玛丽亚娜之死而对一切复仇和仇恨的口号充耳不闻，另一方面也想为玛丽亚娜报仇而痛击敌人。他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分队的活动，但不是想从中获得鼓舞，而是借此来规避孤独和恐怖感：“他喜欢列队从街上走过，和别人肩并肩齐步走——个人不再孤独，还有一种安全感，感觉自己就在朋友中间，在集体之中。”[10]但是，这种为女孩玛利亚娜一家复仇的愿望很快就被一次事件打破了。一架英国飞机被击毁后，拿着棍棒和锄头的村民包围了跳伞的飞行员，但他们不敢上，因为飞行员手中有枪。瓦尔特和他的同伴赶来了，说服飞行员放下武器投降。飞行员一放下手中的枪，村民们就把他打死了，赶来的警察也并不制止。这使瓦尔特感到愤怒：“这一切都糟透了。我再也受不了了。这些胆小鬼！这些流氓！我想，正派人只有前线还有了。”[11]随即，瓦尔特进入了人生的第三阶段。

战场上的失望。1944年秋，德军败象已无法隐瞒。瓦尔特和他的同学们终于走上战场，先是筑工事、挖战壕，然后成为溃散大军中的一员。在不断的抵抗、撤退中，他看到的只有混乱、饥饿、死亡与恐怖。少尉排长贝克是个正直的军人，他的口头禅是“我不是纳粹”、“我就是军人”、“我是普鲁士人”——“在我们那儿，让儿子成为军官只是一种家庭传统。”[12]但就是这个一再表示宁死也不向敌人投降的人，最后也没有把最后的子弹射向自己而是当了俘虏。瓦尔特自己想到的只有“活命”：“不是英雄，这很糟吗？一个人能带着这一认识活下去吗？活着——是的，这是最重要的！”他并且自责起来：“他怎么能那么盼望参加这场战斗呢？这场该死的战争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过最贫穷的生活也比必须死去要好，即便是作为英雄死去。他们是多么傻啊，竟自愿加入到这种疯狂的谋杀般的冒险中来！如果他们完了，对谁有好处？祖国？人民？——这个问题没有答案。”[13]烈火没有把瓦尔特炼成钢铁，他就此退出英雄行列，为自己选择了生。与其他无数士兵一样，瓦尔特抱着拯救德国的动机走上战场，但在逃避法军追击的过程中，沿途的居民连一片面包也不肯给他们，因为法国人会枪毙帮助德军的人。“我们保护的就是这样的人！”瓦尔特最后在一个农家主妇的帮助下逃出了法军之手。“我简直无法理解，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怎么能接受这一切而不会发疯，不会把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打烂。”[14]

瓦尔特的经历表明，大多数德国人，并不是死硬的纳粹分子，他们怀疑过甚至反抗过。但纳粹政治的强大威力在于，它网罗一切，除非你顽抗到底直至牺牲，否则就会被卷入暴政和战争的机器。正如瓦尔特后来对儿子说，当时反抗的人有很多，如逃避希特勒青年团，躲开所有与武器、战争有关的东西，拒绝自愿参军等。但所有这些人都不从整体上改变现状，颠覆纳粹。他后来明白：“其实，只有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错误，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犯的，它就是，我们让希特勒上了台。”[15]一旦掌握了国家机器，希特勒和纳粹就可以以国家的名义要求人们作出奉献和牺牲。希特勒解决了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成了使德国摆脱苦难的大救星，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证明他是正确的吗？人们常说“民族共同体”、“公共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这有什么可以反驳的呢？精神抖擞的列队游行、阅兵式和通告，毕竟国家带来了生机吧？希特勒重新建立了秩序，让每个德国人都为重新在世界上获得承认的德国感到骄傲，并证明德意志人是最有价值的民族，难道还有什么可疑的吗？为理想而战、为挽救祖国而战，难道有什么错误吗？没有，没有。显然，像瓦尔特这样依然保持着良知和常识的人，能够走向战场，其内在动力不是纳粹党的信念，而是对祖国的献身：“人们都告诉我们，在危难时期，为祖国献身是每一个公民最高贵的义务。……共同战斗是辉煌的事。虚荣心也起了作用。只有当上兵，准确地说，是当上军官时，人才开始成为人。”[16]就是在一个个“民族”、“祖国”的号召中，纳粹俘虏了德意志，并以德国为人质，牺牲了9500万德国人。

从主观上看，瓦尔特幸运地认识了一位集中营的幸存者，获得了反省纳粹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

战争结束时，瓦尔特才16岁，除了不满和害怕，他的思想还很不清晰、连贯。转折发生在回乡的路上，他偶然遇到了从达豪集中营出来的有思想的犹太人拉德曼。两人一见如故，一路走一路谈，就有关纳粹德国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整个过程中，拉德曼是瓦尔特的启蒙者。

第一，如何评论纳粹德国？瓦尔特认为，希特勒的愿望是“好”的，解决失业、修建高速公路、引进青年义务劳动军、发展大众福利、武装德国等。这一观点看来简单，却也代表了几乎所有独裁国家在遭遇了灾难之后对独裁的评价。但拉德曼却认为，如果军队没有这么强大，他们就会有5年的和平而不是战争；至于大众福利之类，“这一切都是希特勒为了劳动大众而做的吗？根本不是。这一切都是在为他的战争做准备。这场战争的作用是，将法西斯主义扩大到整个欧洲”。不止是战争，纳粹的策略是，在取得政权前，用民族主义吸引社会上层；在取得政权后，用“福利”收买社会下层，最后所有的权力归纳粹所有，工人在政治上残废了：

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工作，但我们工人在斗争中所争取到的很多东西都被剥夺了：自我组织的自由，比如工会组织、罢工的权利，还有以言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可能性。最有能力的工人领袖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只剩下一个统一的工会，也就是德国劳动阵线。再也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讨论，只有命令和服从。早晨是企业号召，晚上是政治培训。[17]

第二，如果纳粹德国一是场错误，这一错误始于何时？瓦尔特的一家都是纳粹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不可能一下子转变：“现在突然一切都错了？”拉德曼认为，不是因为希特勒打了一场败仗，一切才是错误的。即使他赢了，也是错误的。“至于你和你的朋友——都被他们俘虏了。他们用旗帜挡住了你们向前看的视线，用军乐把你们弄得飘飘乎乎。军事主义、英雄主义、服从和纪律——我们德国人总是容易接受这些东西。民族社会主义根本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站住脚。整个德国在短短的几年里就成了一个独特的军营，在这里说了算的是党和工业里的官员。”[18]纳粹的暴行、希特勒的罪恶，是因德国战败才暴露出来的，这就容易产生这一种观点：纳粹之所以是错误，是因为它打了败仗。正是这一认知，德国民众在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认为纳粹有什么罪恶、参与纳粹运动有什么错误。这就颠倒了因果关系：是纳粹把德国引向战争的道路。如果打赢了，结果只能是欧洲的纳粹化。

第三，必须对纳粹进行历史的反思和清理。战争结束了，取代死亡恐惧的是许多小恐惧：从哪里弄吃的？什么时候才有工作？世界失去了控制，行为失去了意义，人们越来越沉默了。纳粹似乎消失在沉默中。几年后，经济好转了，人们有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想着如何富裕起来。安定团结，发展优先，人们把过去的一切都塞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再也不想让人们提起它。“旧日的价值观再获新生，人们疏远了希特勒——肯定的。但人们是德国人，曾经勇敢地为祖国战斗，为这个再次遭到背叛、成为希特勒的军事‘错误’的牺牲品的祖国战斗。对战争犯罪，这谁也不了解，人们把它推到纳粹身上——主要是那些渺小的追随者，他们都无法反抗，都执行了那些部分已重新坐在领导位置上的人的命令。”真应了拉德曼的预言：“也许那些大有影响的纳粹分子很快又上去了，我们这些人就该为自己进过集中营感到羞耻了。”[19]羞耻也许不必，但拉德曼的主要时间却是在小酒馆打发掉的。几年后，瓦尔特重逢拉德曼，他们去观看共产党人组织的一部俄国音乐片，却遭到右翼分子“宪法保卫者”的骚扰和殴打。当天夜里，拉德曼绝望自杀，而次日的报纸报道却是：“市民反抗共产党宣传。”结束了纳粹恐怖的德国，依然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犹太人和反纳粹人士依然看不到希望。

第四，后纳粹时代如何重建国家？显然，靠老人再也建不起国家了——至少不是一个崭新的国家。问题是，“责任感”正是纳粹一再利用过的德国传统，经历了纳粹，人们还需要责任感吗？瓦尔特与拉德曼重逢时，后者认为：“在真正的民主里，每个人都必须为整体献出微薄的力量，所有人都必须有责任感。”

现在一切都在发展，人们还都往手里吐唾沫，他们紧紧抓住一根绳索，也不多问要拉起来的是什么，反正目标就是富裕……终有一天，他们会再次醒来，最晚是在一切不再真正向上发展的时候，在人们拉得累了，再也无计可施的时候，在他们逃避自己的责任，说“让马去思想吧，它们的头更大一些！”这种话的时候，就到头了。然后那些脑袋大些的——有头有脸的人——就会扩展他们的权力，再弄个新的法西斯主义当走狗，也许它会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不同的名字。[20]

拉德曼的遭遇表明，狼烟散去，但可怕的欺骗并未随硝烟散尽而终止，人们必须时刻警醒，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民主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如果你不去关心，就会有那些早就躲在墙角里的极左极右分子跳出来掌权。所以瓦尔特也告诫儿子：时刻留心和承担义务。战后德国的状况使儿子想起了恺撒的霸权：“当人们对富裕生活比言论自由更重视时，这种霸权很快就会出现。此后，其他的自由也就会迅速消失。”[21]后极权国家习惯于用富裕的生活来重建其合法性，而在战争和混乱期间受够了贫乏、痛苦的国人，也以满意的生活为补偿。“时刻留心和承担义务”变得不合时宜了。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联。纳粹利用了“勇敢、献身精神和履行义务”的德国传统，一方面赋予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以神圣性，以至于在学校里，学生从早到晚接受的就是民族和祖国、元首和德国，甚至以战争、破坏为荣耀。另一方面又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在希特勒青年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固定的位置，上下级别界限分明，谁都得服从他的上级，同时也可以对下级发号施令。“命令和服从，便是这套体系的根本。其中最主要的一句话便是：如果两个穿军服的人在街上走，那么其中一个便是另一个的上级。”[22]战争结束之后，还是这些人又退回自我、家庭和日常生活，并以之为告别纳粹时代的标志。其实，这两种文化都是错误的。瓦尔特的儿子从父亲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勇敢、献身精神和履行义务，你们蔑视这一切，因为你们把它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但我不能一下子就抛弃这些传统美德，接受一种庸俗的福利思想。根据这种思想，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必尽义务，只要考虑自己的好处就行了。你们把这叫作个人主义。有时我觉得，这只是非人道在另一种旗号下的继续。”[23]无论任何时代，如果我们不想袖手旁观的话，就必须和某些东西抗争。纳粹垮台了，但阴魂不散，纳粹暴政的一些原理仍在现代政治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拒绝和抵抗一切纳粹式的行为和观念。“当人们对富裕生活比对言论自由更重视时，这种霸权很快就会出现。”[24]

拉德曼是纳粹的受害者，瓦尔特是纳粹的受骗者，他们的交往、他们的议论，在战后初期是孤独的，并没有成为德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当代人文学者斯坦纳将战后德国对纳粹的认识过程概括为：

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三年，许多德国人试图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希特勒统治的时代。在战争废墟和经济萧条的阴影笼罩下，他们认为纳粹主义纵容邪恶在他们身上和整个世界肆虐。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伍，走过死亡营的白骨堆。……

转折点似乎是在1948年。随着新德国马克的确立，德国开始了奇迹般的经济飞跃。整个国家都在努力建设。在这些年里，人们半个晚上都花在重建的工厂里，因为他们的家还不能独立生存。伴随着物质力量的飞跃，一个新的神话开始诞生。上百万的德国人开始对自己和容易轻信别人的外国人说，过去那段历史其实根本没有发生，那些恐惧是同盟国的宣传和喜欢编造轰动事件的记者恶意夸大。不错，确实存在着集中营，据说是许多犹太人和其他一些不幸儿被灭绝。“但不是六百万，亲爱的朋友们，根本没有死那么多人。你知道，那都是传媒的宣传。”无疑，党卫军和纳粹冲锋队在外国的土地上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暴行。这的确令人遗憾。“但是这些家伙只是到处流浪的疯狗，一群来自底层的流氓。正规军从来没有那么干。他们为我们光荣的德军抹黑。”……

各行各业的德国人开始宣称，他们对纳粹政权的暴行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关于达豪、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我们怎么会发现这一切？不要责怪我们。”……

……

事实上，无论在哪里，老面孔都会回来。在法庭上，曾用希特勒血腥的法律量刑的法官仍然坐在审判席。在教授席位上，仍然是那些学者，当他们犹太籍或支持社会主义的老师被处死后，他们最先得到提升。……“让我们遗忘”成了新时代德国的祈祷文。即使有些人无法遗忘，他们也力劝他人遗忘。[25]

一般舆论都认为，与纳粹德国的东方盟友日本在战后一再掩饰战争罪行相比，德国人对战争罪责的反省是比较彻底的。这一判断如果不错的话，那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战后初期，确有人对此有所认识，但那是属于拉德曼和瓦尔特个人的事，作为一个整体的德意志民族，还没来得及，或者说还不愿意进行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意识的自我更新。

2. 50年代：同时代人的馈赠

20世纪50年代是德国特别是联邦德国的重建时代。这个时代在经济上是辉煌的，但在政治上是沉闷的。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认为，要德国人面对纳粹罪行，只会引起民族主义情绪而不是悔罪之心，在这个问题上的明智之举是鼓励沉默。他在联邦德国国会第一次正式演讲中表示：“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信许多人愿意为并不重的罪行赎罪，所以决定，凡是可以这样做的，都应该将过去忘掉。”[26]直到1960年，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版，在英语世界广受好评；但一年后德文版出版时，却受到了德国学者的围攻和谩骂。阿登纳访美期间，对此书多有指责，甚至认为：“这本书对德美关系非常有害。它正在美国挑动人们憎恨德国人。夏伊勒先生是个与德国为敌的人，一个誓与德国为敌的人！”[27]阿登纳的政策，有其积极意义。一个意志消沉的民族是不可能恢复正常生活的，所以只有让希特勒及其党徒为纳粹德国的反人类罪负责，而让普遍的德国公民“脱罪化”，才能使之解除心理负担。但这一政策也中断了“去纳粹化”的进程。到1949年，联邦德国已全部结束了对公务员和军官过去行为的调查，大多数纳粹分子并没有经过严格审讯和处理就重返国家生活，一些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很快从狱中释放，不少当年的纳粹分子毫无悔悟地摇身一变成为联邦德国的要人，排犹主义的社会歧视没有绝迹。1946年10月纽伦堡审判结束时，只有6%的德国人认为审判是不公正的，但四年后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持这种观点。阿登纳的立场和政策可能与其个人经验有关：他的反纳粹经历是有污点的，“直到1932年，他还在认为希特勒值得信赖，幸亏他在1933年被纳粹当作怀疑对象（当时他被剥夺了科隆市长一职），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作为政治敌人而被短期囚禁。如果没有些记录的话，不知道西方盟国是否还会扶持他一路青云”[28]。重要的是，阿登纳的行为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支持。冷战开始，联邦德国被纳入西方阵营，西方希望德国迅速恢复活力，在欧洲防务上发挥作用。民主德国的反纳粹运动又被用作与联邦德国对抗的工具，因而双方都不可能认真清洗纳粹遗毒。1959年，批判理论家阿多诺发表《完成过去的工作意义何在》一文，认为过去只有当其诱因在现在被完全克服时，才可能被征服。阿多诺认为，德国人还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他们仍然和未能加以控制的过去这一定时炸弹生活在一起，而压制了过去意味着背叛了未来。阿多诺所论，就是对20世纪50年代德国政治文化的揭露和批判。

然而，重建时代毕竟不是纳粹时代，联邦德国社会毕竟还有许多境界高远的精英人物，他们已经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未来。

这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时刻。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Heinrich Waldemar Schmidt）回忆战后的感觉时说：“我们十分庆幸自己活下来了。同时我们开始认识罪行以及我们被迷惑和我们的耻辱的严重程度。当时，我们正在地下室外和临时搭起的小屋中挨冻受饿，然而同时感到的对精神和道德引导的饥渴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大，也比此后半个世纪的任何时候都强烈。”[29]噩梦醒来，被纳粹精心毒化的德国社会一片荒芜。需要重建的不只是政治秩序、经济体制，也包括心理结构与道德感情。施密特深情地表达了“对我职业生涯和政治生涯产生过影响的人”的感激之情，说明其作为政治家的道德勇气和正义原则，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一些高尚、有责任感的朋友们的私人交往：

我们这些在纳粹新闻独裁下成长起来的、在战争中被遣送回家的青年人缺乏政治教育和经济学教育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缺乏思想教育的基础。我们当时的境况同今天所谓新联邦州的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相似，他们从1933年到现在的不间断的新闻和教育专制之后，虽然知道或感到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欺骗和犯罪，然而现在他们才学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真理和什么是在道德上必须做的。

在我长大成人、2/3的时间是作为士兵度过的纳粹时期，虽然我意识到自己是反对这一政权的，但是我不知道应当拥护什么，不知道希望由什么来取代第三帝国和纳粹。我对民主立宪国家没有概念，更不用说对如何建立这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概念了。虽然我认识到社会不公正的事实，并对此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如何和用什么手段能克服这种状况却无任何概念。[30]

纳粹的暴行公开了自己的罪恶，它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但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有对一个毒化的社会进行彻底的解毒，才能真正埋葬极权主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灯标和灯塔、路牌和路标，以便能找到通往公正的更光明的未来道路”。施密特在介绍他的“同路人”时，特别强调他们前纳粹的政治/文化背景，这些东西不但使他们“获得了明确的政治和道德尺度”，不为纳粹的炫惑所动，抗拒洗脑和改造，而且在战后成为德国社会生活中的解毒剂。

纳粹主义摧毁了传统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信念，包括它的伟大和局限。纳粹之后，人们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制度，也有少数人知道什么是好的制度，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坏的废墟上建立好的制度。无论是对施密特个人还是对联邦德国的国民来说，重建民主都是一个政治学习的过程。他们跳过了纳粹时期，从前纳粹的德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学习。“在纳粹时期和战争结束时，甚至8年以后我被选入联邦议院从而以专职的身份步入政坛时，我几乎尚未读过关于国家哲学的世界名著，而且对其存在一无所知。”[31]从政日深，施密特对国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对乌托邦和专政的批判性分析，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对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区分，都形塑了施密特的政治性格。而在“同时代人”中，里夏德·勒文塔尔（保罗·泽林）和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Karl Dietrich Bracher）则是最重要的两位学者。勒文塔尔1908年出生，经历了从共产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演变，他于194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彼岸》一书，批判了左右两种极权主义，介绍了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美国的经验，为德国人开启了通往国际文献的大门。对于战后一代人来说，“是一颗长时间悬在夜空中的照明弹”，它指出了德国可以走的道路和能够运用的方法。施密特与勒文塔尔相识之后，即成为政治思想上的同志。在社会民主党内，他们一起反对艾哈德（Ludwig Erhard）和勃兰特（Willy Brandt），反对以吓跑多数持批评态度的青年为代价而照顾少数年轻人，对社民党离开了持中间态度的选民而忧虑；在公共生活中，他既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又反对60年代的政治浪漫主义。他虽然在心理上对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表示理解，却总是对左派的言行感到不安。布拉赫尔没有参与党派政治，但他在1955年出版的《魏玛共和国的解体》一书，根据大量充分调查的事实详细而准确地阐明了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哪些人的活动、由于谁的失职和谁的弱点，使德国的第一次民主尝试在十几年后即告失败、希特勒的纳粹即能夺权。这是德国思想界较早分析德国第一个民主政权的灭亡，清理纳粹的著作。对施密特来说，这本书还为直接推动联邦德国1955、1956年《基本法》的修订做了补充。根据布拉赫尔的研究，魏玛宪法规定国防军命令权和指挥权属于总统，但1920年8月11日，魏玛共和国陆军总司令汉斯·封·泽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颁布了调整帝国陆军命令权限的规定，命令权划归国防部部长，指挥权划归陆军司令，这种结构既导致国防部部长被架空，又使国防军脱离上议会的监督，削弱了民主制的基础。有鉴于此，在施密特的提议下，补充后的《基本法》第65条规定：国防部部长在和平时期拥有对武装力量的命令权和指挥权。“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各执政党的议员们一反阿登纳的意志，同意界定即限制联邦国防军的宪法性法律的地位。”[32]

赫尔穆特·施密特像

学者之外是道德楷模。在寻找政治榜样的过程中，施密特特别看重道德导师的作用。正如瓦尔特的经验所表明的，纳粹专制建立在谎言与暴力的基础上，其后果是极大地败坏了个人品德与社会道德。政治不是道德，但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一定是野蛮的政治。当纳粹玷污了“政治”以至于人们不再信任“政治”时，道德成为阻止社会崩溃的唯一防线。意识到这一点，施密特特别注意政治的道德基础。战后德国政治界，可以与阿登纳并驾齐驱的是社会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与阿登纳不同，舒马赫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早在1932年2月23日纳粹还没有上台时，他就说过，纳粹主义是“不断地诱惑着人类内心的蠢猪”，在德国历史上只有它才成功地“不断鼓动人类愚蠢的一面”。1933年7月被捕后，他在集中营中度过了纳粹时代的大部分日子。“然而，身形瘦弱、身体佝偻的舒马赫却显示出他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在战后，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德国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行，这不仅表现为他是社会党的天然领袖，更展示出他是战后德国唯一一位能向德国同胞提供道德天平的政治家。”[33]施密特并不赞成舒马赫的政治观点，不认为他是自己的政治榜样，但十分敬重他的个人魅力和与感召力，认为“这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了不起的人物”。在促使施密特成为成熟政治家的过程中，他最爱戴的，还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比如“卡尔洛·施密德是一位彻底的人道主义者，还是一位诗人与文学家”，“赫伯特·魏纳也是严格的道德主义者”，“阿道夫·阿恩特是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从这些人身上，施密特为其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在比利时的英国战俘营，施密特从汉斯·博南坎普那里知道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国家。加入社民党之初，他从1933年前就是党员的卡尔·托门处获得了对党的认识。在50年代从事党的工作时，主张靠拢西方的现实主义对外政策和富有建设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等人成为施密特的榜样。进入联邦议会后，施密特开始时束手无策，只是在认识了一些有议会经验的老党员之后，才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海因里希·戴斯特帮助他抛弃了“社会浪漫主义”，两位女士提醒他尊重妇女和保护消费。最重要的人物是1933年就有了自己的政治世界观、在监狱和苦役中仍保持了内心政治基础的弗里茨·埃勒，他推动了1955、1956年的《基本法》修改，为现代先进的军事立法、为武装力量的“内部领导”和民主教育以及为将武装力量牢牢地纳入宪法体系奠定了宪法法基础，排除了由一个军人掌握最高指挥权的可能；他是欧洲一体与罗马条约的坚定捍卫者，如此等等，“我在许多方面需要感谢弗里茨·埃勒”。还有一个具有道德和修养权威的卡尔洛·施密德，我们提了100个问题，卡尔洛就给我们100个回答，好像他只需抖抖衣袖，回答就出来了。施密特何幸，在其政治生涯的每一个阶段，他都遇到了第一流的政治家，虽然他们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但他们都从纳粹时代走来，都坚持着民主的理想并在政治活动中贯彻它。他们都明白，不应将民主过分理想化了，但是必须时刻记住从前在德国试验过的许多其他恶劣得多的统治形式。施密特和他的同路人一起把历史的灾难转化为有益的教训。[34]

纳粹主义扭曲甚至颠覆了文明演进中积累起来的社会秩序和公共规范，摧毁了国民的个体价值和自我尊严，整个民族的理智、政治素质急剧下降。正像中国诗人北岛所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重建时代所缺少的不只是面对错误和罪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缺少克服荡涤错误和罪恶的内在力量和精神资源。这就要从德国社会各界寻找支持和帮助，施密特的“同路人”很多是民间人士、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有坚强的性格和乐观的信念，拥有自由思想的底色和真诚正直的做人底线。比如莉莉·帕尔默（Lili Palmer）“虽不宽恕一切，总带着嘲讽的语气讲话，但不伤害人；虽非乐观主义者，但却开朗”。所有这些人都积极参与了文化消毒和民主普及的工作：把剧场办成道德教育场所的汉堡剧院的经理伊达·艾雷，纳粹时代准备好自杀的民族电视之母英格·沃尔泽，曾为电影明星的画家莉莉·帕尔默，坚信“音乐是接近其他的最佳途径之一”的指挥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成功地将娱乐、正派的新闻评论和某些政治内容结合起来的《明星》主编亨利·南宁，尊重观点的多样性又强调自己的观点必须是理性的、有根据的、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女记者玛丽蓉·登霍夫（Marion Donhoff），以“希望原理”著称的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被外国人认为是德国良知化身的作家海因利希·伯尔……他们没有原谅纳粹时代，却也没有停留于悲伤、仇恨和谴责，而是以各自的文化行为清洗纳粹毒素、打开通向精神自由的大门，帮助德国人以及所有被遣返回家的人从集中营、从防空洞、从战争、从战俘营出来后找到他们的道路。正是他们充当了黑暗之后走向光明的路标和灯塔，表现了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在精神枯竭、人性堕落时代不可缺少的向导作用。

以《时代》周刊发行人玛丽蓉·登霍夫为例。“幸运的是，她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前即已成年，并由家庭、由富裕的东普鲁士社会，也可能通过巴塞尔大学，获得了明确的政治和道德尺度、登霍夫家族、勒恩多夫家族以及普鲁士其他贵族在1933年就已看清：希特勒意味着战争。他们也早就预见到苏联的胜利和东部省份的丢失。”战争后期，登霍夫参与了陆军刺杀希特勒的密谋，长时间为密谋者充当到东普鲁士的信使。战后，她凭借来自老普鲁士的谦虚、来自欧洲的教育和来自经验的常识，以其宽容、理性而活跃在德国政治与道德生活中。登霍夫反对复仇。她家乡哥尼斯堡在战后属于苏联，但“我也不相信，憎恨那些接管了自己家乡的人们……必然证明热爱家乡。当我回想起东普鲁士的森林、湖泊，它那宽广的牧场和古老的林荫道时，我确信，它们仍像我原先住在那里时一样无比可爱。也许最好的爱便是没有任何占有的爱”。登霍夫对意识形态、末世论和乌托邦思想是免疫的，她不相信政治问题有最终的解决办法，不相信社会有一个最终状态。她喜欢说：“我们要不断地写和宣讲，重要的不是预告幸福的目标，而是赖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和道路。”施密特分析回顾了登霍夫的言行及其对自己的启发，概括指出：“她一直很清楚，无人占有最终的真理，人类的命运总是只能逐步改善，因此想确定光辉的最终目标是不恰当的；相反，每一个单独的步骤都必须是合理的。实际上，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是我们德国人必须从我们在纳粹‘千年帝国’统治下的经历中得出的最重要的哲学和政治结论。”[35]极权体制的理由是，独裁者掌握着绝对真理，可以率领德意志民族走上“千年帝国”，因此重要的不是揭发希特勒把德国推向灾难，不是审判、谴责希特勒的帮凶和同谋，而是要重建一种政治文化，这就要坚持理性的、有根据的、在道德上无懈可击的政治原则，同时又充分尊重人性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差异性。如果紧接着思想专制的通常是虚无主义，那么是非观念上的严肃性便是重建时代的伦理底线；如果极权主义垄断真理和舆论，那么重建时代便应当以思想自由、文化民主为主题。这就是施密特“同路人”的行为准则，他们因其可怕的经历而在人道方面获得丰收，并通过其创造性的作品、热情的社会活动及其对政治家的影响而把生活的勇气注入这个几乎绝望的民族的血脉之中。

因为有了这些“同路人”，施密特的生活才不会寂寞，他的政治视野才不会狭窄，是同路人支持了施密特。而这些“同路人”之所以能给同代人以政治思想的启发和引导，又在于他们从德国传统中汲取了资源。德国文化传统中拥有克服纳粹的部分资源，在野蛮的德国之外，还有另一个德国。

还在纳粹垮台的次年，历史学家梅尼克就在他最后一部著作《德国的浩劫》中探讨如何“在人道的旗帜下为我们的灵魂生活净化和深化而努力”的重大问题。他的答案是：“俾斯麦时代的业绩已经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而被毁掉了。我们必须超过它那遗迹而追溯到歌德时代的道路。歌德时代的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里才华横溢的整个一代人的高峰，都只是由通过彼此的友情而结合成小圈子的许多个人攀登上去的。他们在追求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一种私人的、完全是个人的文化理想，但它同时又具有着普遍的人道意义的内容。”[36]回到歌德，就是用人道战胜野蛮，用文化对抗权力，用个人对抗国家。

梅尼克对俾斯麦还是有肯定的，认为俾斯麦是德国追求文化还是追求权力的临界点。但也有人在俾斯麦与希特勒之间发现了连续性。战后活跃于德国文化界与外交界的桑巴特1951年在海德堡大学时，认识了有“希特勒法学家”之称的卡尔·施米特。在初步了解了此人的纳粹过去且在战后仍顽固不化后，认识到自己必须逐渐离开所谓的“好德国”、回到1789年的原则。“依循‘西方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1789年，圣西门、本杰明·贡斯当及斯塔尔夫的观念。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德国洗心革面的唯一可行之路。我因此立于另一个德国的传统三月革命前，将德国百年的现实政治排挤到一旁，或可说令其声名狼藉的世界公民传统：我的参照人物是威廉·冯·洪堡和海涅。我们必须连结他们，好确认德国历史中未被铁血宰相帝国毁损的延续性——忘掉俾斯麦、特赖齐克及他们的同伙。”[37]这里所谓“三月革命前”指的是从1815年到1830年德国三月革命前的时期，圣西门、贡斯当（Benjamin Consant）等人，均为法国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家，洪堡是德国启蒙主义教育家，海涅是毕生批判德意志专制的诗人，特赖齐克是民族情绪狂热的普鲁士史学家，有“讲坛上的俾斯麦”之称。简言之，在桑巴特看来，德国走上歧路的起点在俾斯麦——“俾斯麦帝国的创建，在19世纪德国的民族命运所有可能想到的不同发展形态中，绝对是最差的一种。这里指的是在中欧定居的民族的发展，他们在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及经济结构变化的时代，还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及历史。”[38]因此，清理“德国问题”，从文化上说，就是依靠法国自由主义和德国启蒙思想，来对抗俾斯麦以来的德国专制传统。

施密特的历史反省与政治学习过程表明，德国新生的道路不但可以回到歌德、回到“三月革命前”，还可以回到纳粹前。雅斯贝斯说：“在过去的12年里，我们似乎受到了整体改造，形象地说：魔鬼袭击了我们，他们把我们掳走并一起卷入一场混乱，我们耳聋眼瞎……我们的经历类似于中世纪晚期对女巫的疯狂迫害。”[39]德意志民族相对幸运的是，魔鬼只袭击了12年。无论纳粹如何革命，12年的时间也不足以真正改造一代人。1945年之后，活跃在德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许多人在纳粹的污染与毒化之前就已确立了自己的道德、政治标准和辨别能力，20世纪50年代德国政治生活的活力之一，就是前纳粹文化的回潮。施密特是聪明的政治家，他珍惜这些“同路人”的友谊和贡献，在处理恐怖组织“红军派”的同情者劫持飞机的紧张时刻，还和一批左翼作家在总理府讨论恐怖主义。观点不尽相同，争论时有发生，但他确实从中学到许多，并认识到“作家、诗人或所有的艺术家都有某种权利作出片面的判断。假如他们的批评对各方面都要平衡，那就不会有年轻的席勒，也不会有布莱希特……因此，我赞成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人待人接物、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有时可以与众不同”[40]。因为吸收了这些贤人的智慧和勇气，施密特成了一个称职的总理。佐默尔在为他写的小传中说，在他就任总理时，他的一头黑发几乎还未曾花白，“但当他卸去联邦总理时，却已是满头银发”[41]。

当代德国学者温克勒在《通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中认为，德国不但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西方价值观的主要奠基者。他从历史中发现德国热爱自由民主的传统，并证明这种传统是德国传统固有的乃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德国由于一系列的偶然背离了西方，并最终发展为与西方价值观念进行对抗，这并非不可避免，纳粹不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忏悔、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上对西方无条件的开放就不再是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主动向真我的回归；不是一个被胜利者改造和强加的过程，而是对自身历史资源的重新发现。原来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德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而只是德国文化中反西方那部分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对抗。从而德国人的自我批判，不是抛弃自我而是重新发现另一个自我。这另一个自我，可以是歌德，可以是“三月革命前”，也可以是施密特那些的“同时代人”，还可以是德国历史文化中任何有助于维护人道与自由的知识传统、思想理念与道德准则。

3. 60年代：告别纳粹和后纳粹文化

德国的一个不幸是，战后的德国一分为二，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如何处理希特勒与纳粹主义的遗产，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总的来说，联邦德国没有完全消除纳粹主义，民主德国虽然宣称自己是唯一继承了“优秀的”德国传统——反纳粹、进步的——的一方，且以真诚的反纳粹而自豪，但是，因为民主德国认为纳粹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实行社会经济转型是清除纳粹主义的有效道路，因此对纳粹的种族主义及其种族灭绝的后果几乎不加注意，一面抓捕商人和知识分子，一面对几百万纳粹党员提供了保护。总之，无论是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纳粹大屠杀暴行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和心理之中，仿佛那段历史没有发生。如果提及，也与东西德之间的政治对抗有关。

这一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改变。在经济社会的迅速繁荣之后，战后一代青年也成长起来了，他们反叛父辈所代表的一切如物质财富、民族自豪感、西方民主、和平稳定等。1961年以色列举行的艾希曼审判，1963—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终于迟到地将纳粹暴行带入了公众视线。不但一批生于1927—1928年的作家、艺术家都集中关注纳粹主义以及德国人对它的回避，而且一代激进青年——“奥斯维辛一代”，也向父辈——“希特勒青年”提出了质疑。他们指责波恩的联邦德国政府掩盖共和国建国一代人所犯下的罪行，大屠杀的罪恶被带到了阳光之下。审问父亲，也包括如何对待当年的凶手。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哈斯向大屠杀的幸存者提问：“在1945年的时候，如果你是法官或陪审员，你会怎样惩罚德国人呢？”回答是：

扔一颗原子弹，把他们斩尽杀绝。

他们怎么对付犹太人，就怎么对付他们。

让他们在地上爬，也让他们吃50年的陈面包，喝50年的脏水。

一位好几次目睹战犯审判的幸存者说：“在1945年，我一直坚持必须杀死所有的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不论他是一个官僚，还是纳粹党卫军或是一个小职员。此外，我觉得还应该让德国人受50年的惩罚，马歇尔计划是错误的。我确信，在德国废除死刑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严格地说。它救了那些纳粹分子，树立了坏榜样！如果那些人逃脱了杀人犯应受的惩罚，就会鼓励其他人犯罪。为了死去的父母，我怎么能忍受这种判决呢？这是同盟国的错误……我认为，即使让他们的后人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用他们的劳动果实赔偿给世界上遭受其迫害的所有人也是没有意义的，罪犯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42]

让德国人受到惩罚，让杀人者为其行为付出代价，理所当然。然而，报复和对抗无助于民族和解与国家重建。在如何对待纳粹遗产的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具有矛盾的性质；他们推动了对纳粹罪恶及德国人罪责的批判，激活了德意志民族的集体性反思，但当一些参与者在1968年诉之于恐怖主义时，德国人开始警觉并采取报复行动，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反对巴德尔-迈因霍夫（Baader-Meinhof）的红色恐怖主义，对其攻击行为感到震惊。这使得人们惊讶地看到，思想褊狭、行动极端的人和法西斯主义分子仍然活跃在德国社会中。这就是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的背景。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在呈现联邦德国20世纪60年代的复杂场景和心态时，通过一个青年放弃复仇的故事，探索了如何真正告别纳粹的问题。

1968年，柏林的一个大学生从收音机里听到前纳粹法官雷泽（“R”）被宣布无罪释放的消息后，脑中立即跳出一个念头：“必须有人站出来，去杀死这个杀人犯，而这个人就是你！”[43]因为这个法官曾经宣判他的好朋友阿克塞尔的父亲乔治·格罗斯库特医生的死刑。他现在要为这位好友复仇。格罗斯库特医生是没有出场的主角。这位普通德国农民的儿子、后来的反纳粹勇士——从小就见不得血。“谁要是见不得血，他就会看到更多的世界，同时也具有比别人更为敏感的神经。”[44]三个方面的经历使他对政治产生兴趣。一是1923年通货膨胀期间他看到工人的苦难、阴险与残暴，由此认识到技术使人堕落，从此成了社会主义者。二是在意大利期间，亲身感受到法西斯主义治下的贫困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三是大学中反犹主义的刺激。他常说，反犹主义应该处以极刑。这一鲜明的政治立场加上学生时代就表现出来的谋略和伪装技巧，使他成为真正的反抗分子。他坚信纳粹只不过是穿了制服的坏蛋，相信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他组织了一个地下抵抗小组“欧洲联盟”，利用了他与他的病人、纳粹副元首赫斯的良好关系，小组的活动包括以各种方式帮助犹太人、让应征入伍的人通不过体检、传递情报等。1941年，赫斯莫名其妙地飞往英国随即被关押，格罗斯库特失去了保护伞。1944年，盖世太保破获了这个小组，由党的领导组成的人民法庭“以德国人民的名义”，以“悲观主义”、“共产主义”、“恬不知耻”、“臭知识分子”等意识形态概念，判处格罗斯库特等大部分成员死刑。

战后，格罗斯库特夫人理所当然地为丈夫的昭雪而奔波呐喊，但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东西德的对立：“希特勒的两个对手现在变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敌人，他们制定了新的规则，好坏的标准由他们来裁定。善恶的界限进行了新的划分，它现在位于东西之间，甚至穿行在柏林城内。”[45]不再是历史的真相与政治上的是非，而是现实的政治需要在重新处理着历史。谁要是在东边没有站对路线，谁就会倒霉；谁要是在西边站错了队，同样没有好果子吃。格罗斯库特当年的战友哈费曼是唯一的幸存者，因为他曾经是共产党人，所以东边的人颂扬他，西边的人则把他妖魔化，甚至把格罗斯库特的夫人也说成是共产党人，真相就此歪曲。

因此，可以说纳粹政权虽然消失了，但纳粹的极端实用主义、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残酷逻辑依然存在，后纳粹时代的德国仍然沿袭着纳粹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

政治总是无情的，但极权政治的特点却又在于把全部社会生活政治化，要求所有人站队划线，致使无数实际上与政治无关的普通人也丧失了判断能力和道义勇气。与此相关的有两个事实。其一是当初的反纳粹本来只是表达一个公民的良知，但在战后政治化的气氛中，当年的行为又被用来为现实服务。格罗斯库特夫人感慨地说：“几乎人人都在谈抵抗运动，实际上事情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什么伟大的业绩，也没有什么英雄的行为。我们当时只是想怎么去帮助别人，或者凭良心做点好事。”[46]在罪恶的极权体制下，恪守良知、精神正常、性格坚强就足以使一个人站在正义的一边。这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超越政治的人道行为。对此进行一种政治化的解释和使用，反而扭曲了历史真相。其二，格罗斯库特夫人痛苦地发现：战后的人比纳粹时期的人还要胆小。格罗斯库特当年还能引起周围人的同情和理解，而他的夫人在战后的和平时代，不但难以澄清自己的冤案，而且不能从身边的世界得到理解和帮助，举头四望，满目荒凉。联邦德国的社会状况是否确是如此很难说，但小说是这样设计的，而正是这一点，小说接触到了德国人的历史创伤：在经济腾飞之后，他们在政治上却没有真正站立起来，甚至还不如纳粹时代。这既是对联邦德国社会的尖锐批判，其实也是对纳粹时代的深入揭发：纳粹时代的普通人还坚守着一些基本人伦标准和政治判断，而在纳粹时代成长起来的后纳粹时代市民，却变得无操守、无原则。

首先是在英占区，格罗斯库特夫人以“法西斯受害人”的身份在区卫生局担任主治医生，良好的医术与医德使她成为传奇般的人物。她不喜欢政治，一切与政治有关的，她都可以放弃。“她生活在条件好的西方，看到在少数安分人中间有很多纳粹还逍遥法外，她却更为青睐应该看成是敌人的东方，因为那里至少还在追逐纳粹罪犯，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却过于僵硬了。”[47]格罗斯库特夫人始终记着丈夫的声音：坚持原则，永远不要战争，永远不要纳粹。但在西柏林，追查纳粹实际上是不被允许的，夫人因此被打上女巫的烙印达20年之久。与之相对的是，东边把自己打扮成和平之友和反法西斯的力量，并支持在西边为全德组织的民意测验：你要和平吗？你主张德国统一吗？你反对重新武装老纳粹吗？西方则坚决反对这一测验。格罗斯库特夫人被动地当选为民意测验委员会副主席，又被动地同意在其诊所的候诊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因为这些，她在1951年5月8日被开除医生公职，还不断收到电话威胁。一夜之间，这位40岁的医生成了罪人、敌人、贱人、穷人。东边将此事作为宣传材料，但她不敢去东边，因为那里没有民主制度，且经常有人“失踪”。格罗斯库特夫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迫害一个被迫害者呢？为什么要惩罚一个被纳粹处罚过的人呢？她相信总会有公正的法庭、自由和法衣上没有纳粹十字的法庭为她做主。为此她反复向劳动法庭控告对她的诽谤和解雇，希望获得公正的对待。

官司还没有结果，格罗斯库特夫人却成了公众人物，是公众人物就有利用价值。很快，格罗斯库特当年的战友、现在受东方党控制的罗伯特找上门来了，他请格罗斯库特夫人参加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调查一次“法西斯骚动”：在1950年法西斯受害者纪念日上，当年反希特勒的犹太人和共产党人遭到血腥镇压。罗伯特对她说：“我们需要一个象征，一个主导形象，一个传统，一个反法西斯的楷模，所以我想请你同意以乔治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委员会。……还有你，西柏林新法西斯主义的最著名的受害者，当然不能置身于这个委员会之外。”[48]只是为了“乔治”，格罗斯库特夫人勉强地答应了，在一份由罗伯特带来的、将以她的名义发表的呼吁书上签了字。罗伯特策划的委员会举行受害者和见证人听证会，大获成功，罗伯特因此受到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赞扬。而被利用的格罗斯库特夫人却在联邦德国遭到报复：她的申诉被劳动法庭驳回，并承担诉讼费——这一判决用的也是人民的名义！判决宣布的第二天，市政委员会以书信的方式通知格罗斯库特夫人：因为她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违反了民主制度，所以撤销其政治受害者未亡人的身份。与此同时，主要由前纳粹分子组成的公共卫生协会取消了她的会员资格。联邦德国没有清算纳粹，却在冷战格局中营造了浓厚的政治气氛，以至于邻居们不让孩子与格罗斯库特夫人的儿子一道玩，她的私人患者也越来越少。困顿之际，她再次提出申诉，1952年5月，中级劳动法院驳回其申诉：解雇是合法的。一周后，市政委员会驳回其申诉：因为她是共产党，她和乔治的抵抗活动不算数，取消她和孩子的补贴。在法院追缴诉讼费时，她家的地毯也被拿去凑数。

迫害似乎没完没了，罪名还在增加。当年为了掩护抵抗活动，格罗斯库特夫人参加了纳粹妇女协会。市政委员就此认定她是女纳粹！1955年她要去瑞士参加会议，警察局拒发护照；1956年，东柏林的M博士因批评现实而遭到安全部门的威胁，最后逃到西边，西边的总检察院认为她是告密者，提请莫亚比特法院对她进行审讯。格罗斯库特夫人需要在三条战线上自卫：“在行政法庭上争取自己的护照权利，在中级法院为取得补偿权利而战，可这两条战线与同莫亚比特可能导致入狱的审判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啊！”[49]一个不问政治，却又被政治拉下泥淖的女人，怎么能应付得了这么多的迫害？

东方，东方，生活在西方的格罗斯库特夫人每次总是被联系到东方。朋友劝她：“入党吧，让党去为你去斗争！”但她抵挡住了这一诱惑，总是由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在东西方出现任何政治行为都被升级到政治对抗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格罗斯库特夫人顽强地拒绝不是白就是黑的划分原则。“在这边，我就是个女共产党员，可在那边，对共产党呢？我却是个殉道者，他们最想把我说成是圣女。但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有良知的人太少，能够正常交往的朋友就更少。我所希望的是，既不要把我打入地狱，也不要把我捧上天堂。”[50]坚持这一点，格罗斯库特夫人不把东西方视为对立的两极，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待东西方：她接受了东边的勋章，因为这是对丈夫参加抵抗运动的承认；她没有放弃在一个法治国家争取权利的探险；在一次又一次的申诉被驳回的艰难日子里，她区分政治与医疗，从不在私人诊所中表现出任何对法官、律师和官府的愤怒。幸运的是，民主政制下还是有名实相符的法官的，僵硬的政治在慢慢松动。1957年6月，莫亚比特法院宣判她无罪。1960年3月，柏林高等法院认可她是纳粹的受害者，但仍判决她批评西边重新武装是反对自由民主制的错误立场。1972年政府表示和解：她不能得到补偿，却可以得到遗孀抚恤金和孩子们的孤儿抚恤金。格罗斯库特夫人把这笔巨款捐赠给这个折磨了她十多年的国家。

夫人战后的遭遇只是因为丈夫当年反抗过纳粹。如果格罗斯库特只是一个顺民，他就不会死；格罗斯库特夫人也不会受到后纳粹政权的迫害；如果格罗斯库特不是死于纳粹，“我”也不会想到去杀人。“我”对来自伦敦的朋友说：

……欧洲地图上这块最蒙羞的土地，这是一块深深陷入无人以挽救的过去的土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被拖到深渊中去，纳粹的沼泽中去，没有人能够一尘不染，没有人能够回避，我们被赶进工作，我甚至被造就成为杀人犯。[51]

青年一代的绝望之音源自已经结束的纳粹时代，并在一个战胜了纳粹，却没有摆脱纳粹时代政治思维的时代中放大。一再有人责问“我”：为什么不学艺术史，偏要揪住纳粹呢？为什么不学意大利文或天文学，而要研究冷战呢？为什么非要去做一个正义的复仇者和出于信仰的杀人犯呢？回答当然是简明的：揪住纳粹是因为纳粹阴魂还没有消散，研究冷战是因为冷战在败坏着每个人的道德和生活，杀人是因为目标原来就是当杀人犯。纳粹的遗产之一是德国分裂，东西方之分被置于纳粹与非纳粹之上，政治高压之下，年轻一代终于在1968年奋起，激进的学生运动因东/西、纳粹/反纳粹的现实和历史而走向极端。这是一个游行、罢工和暴力争论的红色岁月，连遥远的越南和毛泽东，都进入了德国学生的生活。“政治、警察和新闻反对大学生，大多数大学生也反对教授、政治、警察和新闻。少数有暴力倾向的大学生反对大多数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两股潮流一起又反对少数不关心政治的大学生。教授反对警察，记者反对政客以及反过来，教授反对教授，政客反对政客，以此类推，到处都是战场。”[52]到处都在分裂，暴力成为时尚，街头场景似乎又回到纳粹夺取权力的年代。

可以把此一现象与德国能否真正告别纳粹这一重大问题联系起来，比如抛弃这种极端的思维和行动，放弃街头暴力和复仇之类的行动。但正如格罗斯库特夫人的经历所表明的，绝大多数人不能简单地用纳粹/非纳粹来界定。以一些纳粹分子在战后又受到重用为例，这个问题也是复杂的。“在纳粹主义之前、之中和之后，这些人在该部门是高官、速记员还是信使；抑或他们中有多少人（如果有的话）加入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反纳粹主义，缓和非人道政策的执行；甚或是从内部参加期望中（或只是梦想中）的反叛。”[53]在纳粹时代，一些人出于好的、坏的理由，甚至没有理由加入了纳粹，也有一些人出于好的、坏的理由，甚至没有理由而没有加入纳粹，所以是否加入纳粹党，并非有罪无罪的标准。以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acker）为例。1934年，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将他由驻瑞士公使提拔为外交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签署了成千上万名犹太人遭受奴役和死亡的文件，他当然是一名纳粹。但在对他的审判过程中，各个盟国的外交官都证明他痛恨纳粹主义，德国所有幸存下来的抵抗运动领导人都证实得到过他的支持和鼓励，盟国的一些教士、学者和科学家、国际红十字会的管理人，都证明他曾不屈不挠地努力减轻纳粹造成的伤害或规避纳粹的指令，有人明确说他不是纳粹分子，而是反纳粹分子。[54]一个人尚且如此，何况一个民族、一种文化？

所以，街头暴力不能开出德国的新生之路，个人的复仇也不能清理历史。在格罗斯库特夫人的感召下，“我”接受了阿克塞尔的话：“现在一切都用暴力说话，这样，一切最后都会被毁掉。”

不要过于依附父辈们，你无法改变他们，你也改变不了野蛮的德国历史，你永远也无法用怪异的谋杀纠正它。……正因为现在到处是暴力，所以你要去杀R.的行为，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对R.采取的暴力，而不是一个反对R.的正义行动。所有会对此感到激动的人们，记者、政客、法律界、大学生，将把你的行动仅仅看成是焚烧百货商店、泰格勒大街的巷战的继续而已，这只是一种玩滑板者的游戏……[55]

复仇不能改变历史，而是重复历史。新生的路不一定以清算过去为前提。在这方面，“我”的同居女友卡特琳是个示范。她是摄影师，最后她想学习洪堡的旅行，用照相机考察一个墨西哥。在她的面前，“有关对R.的计划，我觉得很老式，狭隘、落后，而实际上也是如此。……你之所以要做这些，只不过是为了证明你自己在道义上比别人强！而且还要从道义上获取自己的私利”[56]。其实，卡特琳的行为也只是无奈的选择：浩劫之后，我们已经无法向过去要求正义，只有忘记一切向前看。得不到清算的历史，或许会向前延伸，但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清算历史？这是无奈的，也是可以安慰的。“我”放弃了复仇计划后不久，R.死于心脏病。这其中一个令人感叹的事实是：“为格罗斯库特夫人起草呈文并取得还算是幸运结局的三位律师中的一个，最后成为这个行业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还有一点我不想回避，他也曾为法官R.进行过辩护，并促使法庭在圣尼古拉节那天宣判他无罪释放。”[57]

这位律师就是告别历史的典范。在他的心目中，反纳粹的格罗斯库特夫人和为纳粹服务的R.，都是他需要根据法律来为之辩护的委托方。在法律面前，没有政治。《杀心萌动的那一年》说的是放弃复仇的故事，表达的却是对政治的重新认识：它不能笼罩生活。只有超越政治的对抗、对抗的政治，才能走出历史的循环，才能真正告别纳粹以及一切纳粹式的政治文化。

1970年11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下跪。此举作为德国人的历史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标志而赢得全球赞誉。应当说，德国人对纳粹主义的清理确实是比较彻底而认真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能坦然面对那段历史。1989年，美国学者阿伦·哈斯应邀到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讲授“大屠杀的心理历史”课程，他发现这一课程对德国学生来说仍然是全新的，这说明即使到此刻，德国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依然不了解那段历史。根据原来的计划，哈斯还将在1990年春天继续讲授这一课程。“然而，在此期间，作为惩罚纳粹象征的柏林墙突然被推翻了。当我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时，歌德大学突然表示出对此课程缺乏兴趣，借口是财政困难。重新统一为德国人提供了深远的动力，要求对那段历史缄口不言。”[58]

[1] Toni Cassirer, Mein Leben mit Ernst Cassirer, Hildesheim: Gestenberg, 1981, p.190.

[2] 关于战后德国的生活状况，参见威廉·曼彻斯特：《克虏伯的军火——德国军工巨鳄的兴衰》（下），姜明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793页。

[3]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上），第42页。

[4]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1页。

[5]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3页。

[6]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3页。

[7]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21页。

[8]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28—29页。

[9]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49—50、72页。

[10]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69页。

[11]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83页。

[12]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72—73、140页。

[13]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21页。

[14]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39页。

[15]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87页。

[16]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85页。

[17]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60页。

[18]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62页。

[19]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77、165页。

[20]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80页。

[21]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93页。

[22]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42页。

[23]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54页。

[24] 霍斯特·布尔格：《父亲，请你回答——一位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德国人的自白》，第193页。

[25] 乔治·斯坦纳：《空洞的奇迹》（1959），《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121—123页。

[26]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上），第45页。

[27] 威廉·夏伊勒：《旅人迟归》（1992），卢欣渝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页。

[28]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第236页。

[29] 赫尔穆特·施密特：《同路人：施密特回忆录》（1996），潘海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0] 赫尔穆特·施密特：《同路人：施密特回忆录》，第98、339页。

[31] 赫尔穆特·施密特：《同路人：施密特回忆录》，第94页。

[32] 赫尔穆特·施密特：《同路人：施密特回忆录》，第103页。

[33]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上），第237页。

[34] 赫尔穆特·施密特：《同路人：施密特回忆录》，第页。

[35] 赫尔穆特·施密特：《同路人：施密特回忆录》，第206、207页。

[36]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第201页。

[37] 尼古劳斯·桑巴特：《海德堡岁月》，第146页。

[38] 尼古劳斯·桑巴特：《海德堡岁月》，第164页。

[39] 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页。

[40] 赫尔穆特·施密特：《同路人——施密特回忆录》，第93页。

[41] 威廉·冯·施特恩堡主编：《从俾斯麦到科尔——德国政府首脑列传》（1994），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页。

[42]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222—223页。

[43]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2004），王泰智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44]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96页。

[45]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124页。

[46]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71页。

[47]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124页。

[48]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161页。

[49]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235页。

[50]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74页。

[51]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131—132页。

[52]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166页。

[53] 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王岽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6页。

[54] 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第86—87页。

[55]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170页。

[56]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292页。

[57]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杀心萌动的那一年》，第298页。

[58]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9页。

三十一、“奥斯维辛之后”的诗

哦，烟囱

在设计十分巧妙的死亡寓所上面

犹太人的肉体被分解成烟雾抽到

空气之中——

一颗星星作为清扫烟囱的工人接收了它

它变成黑色

或者，这是一束阳光？

哦，烟囱！

耶利亚和约伯的尘埃所走的自由之路——

是谁设计并一砖一瓦地建造了你们

这些烟雾逃亡者用的路？

——莱莉·萨克斯[1]

这首描写集中营焚尸炉的诗作《在死亡寓所里》，出自战后德语女诗人萨克斯（Nilly Sachs），是文学史家公认的“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歌代表之一。1957—1960年之间，萨克斯与另一位德语诗人策兰（Paul Celan，原名Paul Antschel）交往密切，相互鼓励，共同探索“奥斯维辛之后”的写诗问题。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批判理论家阿多诺提出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著名论断，其中涉及许多重大的文化、伦理、政治议题，至今仍为中外论者津津乐道。本章试对此作一简单述评。

1. 阿多诺的判断

阿多诺像

一场由国家组织的、以工业化的方式实施的种族灭绝发生在生命的价值已得到承认的20世纪中叶，发生在欧洲文化的核心发源地。这一行为即使在过去370年后，也还在向我们的理解力和表现力提出挑战。如果地震毁灭了一切测量工具，我们又如何测量它的震级？如果大屠杀摧毁了传统的分析范畴和解释框架，我们又如何言说奥斯维辛？理解与表达大屠杀，需要有新的价值标准和语言方式。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这是德国哲学家阿多诺1949年在《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名言。这段话的全文是：“社会越是成为总体，心灵就越是物化，而心灵摆脱这种物化的努力就越是悖谬，有关厄运的极端意识也有蜕变为空谈的危险。文化批判正面临着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也是对这样一种认识的侵蚀：今日写诗何以是不可能的。绝对的物化曾经把思想进步作为它的一个要素，而现在却正准备把心灵完全吸收掉。只要批判精神停留在自己满足的静观状态，它就不能赢得这一挑战。”[2]此文收入其1955年出版的文化批评文集《棱镜》。关于这一判断，有多种解释。

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是最早思考大屠杀的学者之一，他大体认同阿多诺的观点，同时又特别重视大屠杀与人文艺术，特别是与德语的关系。他的理解是：“诗人是该言说还是沉默，语言能否满足他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的文明带来了非人道，宽恕了非人道，我们与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狼狈为奸；这样的文明是否会丧失对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这一必不可少的文明奢侈品的拥有权？不是永远丧失，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会丧失，只是在此时此地丧失，就像一座被围攻的城市，丧失了对城墙之外自由的清风和清凉的夜晚的权利。”[3]既然西方文明带来大屠杀，它怎么还能再拥有文学？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1990年在一次演讲中分析说：“根据阿多诺简短的言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允许的。人们对比的回答同样简短而莽撞，就像是有人号召敌人进行反击似的：这种禁令是残酷的，对人的要求过于苛刻，实际上是没有人性的；人们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毕竟还要生活下去。”“我觉得，阿多诺的告诫恰恰是违反自然的；似乎总有人自以为可以像圣父那样发号施令，禁止群鸟鸣唱。”格拉斯此论有一点无奈的意思。经历了奥斯维辛，我们本来应该对一切美的、艺术的东西抱有警觉，不过人性没有这么坚强和理性，生活不能没有诗和美。所以“这些严厉的律令成为拦路石，挡住了渴望觉醒的、犹如未受伤害的未来信仰，它像任何断然的命令那样令人难受，像任何禁令牌那样，向人们发出抽象化的严厉禁止，但人们又可以轻易地绕开它”。不过，格拉斯并不与阿多诺对立，他同样认为，奥斯维辛是德国的耻辱，我们无法忘却、无法克服甚至也无法理解它。所以格拉斯又充分承认阿多诺主张的意义：“假如未来已预先规定了日期并且被统计上的可怕数字所占据，文学到哪儿才能找到自由活动的场所？假如人类以各种方式毁灭了自己和其他所有生命的能力每天都能得到证实或者有计划地受到训练，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叙述呢？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生的自我毁灭与奥斯维辛存在某种关系，它把最终解决扩大到全球范围。”[4]既然人类在自我毁灭，那文学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叙述。

英国学者布衣解释这句名言时说：“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诗，混杂着‘私人的自鸣得意的思索’，是无法找到语句表达奥斯维辛那机械化了的，没有灵魂的，大工业方式的残忍的。此外，诗歌是欢娱和美的产物。因此，集体屠杀无法以诗歌表现。”布衣还以策兰的《死亡赋格》为例，提问：“这首诗是不是有点太感情，有点太悦耳了？在结尾处，他究竟是把恐怖甜蜜化了，还是直抒其事？”[5]用美的诗歌来表达残忍和恐怖，当然就是野蛮。

上述三种解释不但各有其理而且并不矛盾。首先要说的是，阿多诺的判断不是一个经验上的禁令，而是在一个更高远的层次上讨论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这一主题，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1944年合著的《启蒙的辩证》一书中就有深入阐释（关于此书，本书将在第三十二章中讨论）。在纳粹集中营，艺术承认了残忍，美感装饰了暴力，诗歌成为魔鬼的工具等已经是普遍事实。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有男子、女子两个管弦乐队，其任务不但是为党卫军服务，也为囚犯们“服务”：他们出工前，咚咚的鼓声配上喧闹的镲钹声能催人前进，音乐在加速他们死去。女子乐队的指挥、法国人范妮娅战后回忆当时的一场演出：

音乐会要在A区和B区两个集中营的铁丝网之间一个小广场，实际上是在一个较宽的通道上进行。演出台周围摆放了一排排椅子，大家忙忙碌碌得像过节一样。党卫军穿戴得特别整齐，皮鞭夹在腋下，皮靴闪闪发亮。……

由于有独奏节目，这次音乐会显得正式些。这次还来了许多女党卫军……一些护士和秘书也来了。今天天气好极了，她们都出来了。……

在这处铁丝网后面有许多囚犯……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更瘦弱、更悲惨。我们离电网非常近。突然我看到一个妇女冲向电网，抓住金属丝。强大的电流使她猛烈颤抖，身体扭动，最后她就挂在了那里，四肢不停地抽搐；在阳光照耀下她像一个大蜘蛛，在网上挣扎。她的一个朋友冲了过去，想把她从电网上拉下来，结果电流使她们的胳膊连在了一起，她也全身抽搐起来。这里没有人动一动，音乐会继续进行；党卫军听着音乐，互相谈论着。又有一个姑娘跑过去，想用一个凳子腿把那两个翻腾的躯体从电网上弄下来。没有一个人帮她的忙，我们继续演奏。党卫军互相拍着背，笑着；格拉夫摇一摇头，扶一扶眼镜，看一看电网上的那两个妇女，脸上略显出一些不满的样子。在耀眼的阳光陪衬下，两个弯曲的身体开成了一个奇怪的卐字形。终于那个姑娘把她们两个从电网上弄了下来，她们跌落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已经死了。党卫军笑着，站起身，高兴地评论着。这是他们对演出表示满意的最后表示。[6]

范妮娅当时就感到：“在比克瑙，音乐是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坏的东西。说它最好是因为它填充了时间，像一种药品，使我们麻木；说它最坏是因为听众中有杀人的人和要被杀的人，而我们也好像是刽子手。”[7]这一切具体的经验，为阿多诺的观点作了一个精准的注释。

也是意识到这一点，奥斯维辛的另一个幸存者、波兰作家博罗夫斯基理所当然地对文明的结晶，如祖国、哲学、诗歌和美等，提出了抗议：“我们钻到地底下干活，也在地面上干活，有时在屋内，有时在雨中，拿着铁锹、镐和铁撬棍。我们搬运大袋的水泥、铺砖、安放铁轨、铺撒碎石、蹂躏大地……我们正为一新兴的文明打下地基。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古代文明的建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埃及金字塔、神庙和希腊雕塑——背后全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古罗马的道路、壁垒和城墙上究竟洒了多少人鲜血。”

你知道我过去多么喜欢柏拉图。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是一个骗子。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并非理想的折射，而是人类汗水、鲜血和操劳的产物。是我们建造了金字塔，是我们开采出神殿所用的大理石和帝国大道所用的石头，是我们齐心划桨开动大船，是我们拖着木犁开垦土地，而他们书写对话和戏剧，打着祖国的幌子，将阴谋变得堂而皇之；他们越过国界、践踏民主、发动战争。我们一身污秽，化作白骨，而他们满口追求“审美”。继续那险恶的论调。

牺牲人类正义为代价换来的美绝不是美，对错误、不公不置一词的历史绝不是真相，而饶恕不公更不是美德。

我们会被历史遗忘，淹没在诗人、法学家、哲学家和教士的声音中。他们会创造美、美德和真相，但只属于他们。[8]

文化史并不如此简单，拒绝真善美也过于粗暴，但从集中营走出来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却完全可以理解。阿多诺对奥斯维辛的思考，并不限于这种劳动者对拥有者的愤怒。如果音乐、诗歌这些文明的精华与大屠杀的野蛮行为之间有存在着辩证关系，那么“奥斯维辛之后”我们依旧在那里低吟浅唱、写景抒情，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只能是欺骗、虚伪和野蛮。阿多诺第一次提出：在发生了有组织的、公开的、凭借现代技术手段和工艺流程的灭绝性大屠杀之后，必须重新认识包括诗歌在内的传统文化，我们只有在摆脱了传统语言形式与美感标准之后才能继续写诗。简单地分析，阿多诺的判断至少有三个要义。

第一，奥斯维辛代表着西方文明的结果。纳粹大屠杀不是西方文明的中断和变异，而是它的一种发展和结果；大屠杀不是西方文明的必然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之一。在雅典与奥斯维辛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哲学的目标是“主客体的同一”，包括伟大的辩证哲学家黑格尔，他虽然承认了、肯定了否定，但最终还是要回到肯定上去。即使实在没有肯定，也要通过否定之否定来达到；即使个别不能达到肯定，也要通过总体来达到肯定。阿多诺所说的“同一性”大体有四个含义。一是个体意识的同一性，即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的“思”之主体，它假设个体在其所有经验中都是同样的。二是由此同一性引申出的逻辑普遍性，同一的个体意识生出同一的普遍性。三是思想对象的自我同一与稳定性，即“A=A”的逻辑原则。四是主客体的同一。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是虚假的、虚构的，没有任何哲学手段可以达到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总体的绝对同一，否定之否定结果仍然是否定。所以“同一性”及与之相连的“总体性”、集体性等都是虚假的、抽象的概念的影子。“同一性”也是统治的、压抑的。尤其是阿多诺着力批判的第四种同一性，它实质上是主体吞没、取消客体。这种同一性在近代社会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形式，其社会内容就是消灭所有的异质存在，对无法一致的个体强制统一化，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实施表面上的调和，使个体消极接受并盲目认可统治的现状。比如黑格尔对普遍性的维护就隐含着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内容，他的普遍性绝没有与个性的本质同一，而是以对立的方式实现对个性的普遍施暴。阿多诺确认，“纯粹同一性”哲学的原理就是死亡：在中世纪是以万能的圣灵之名屠杀无数生命，在近代是黑格尔式的无视个性差别的“理性”，在当代则是纳粹以“最终解决”犹太人为手段的种族纯洁。没有“同一性”原则就不会有纳粹的“一体化”，就不会有实施种族灭绝的奥斯维辛。“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被毁灭——或用德国军队的说法，‘被干掉’——直到他们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9]如果种族灭绝的哲学就是同一性、一体化，那么在奥斯维辛之后，真正的辩证法不可能是黑格尔式的对绝对精神的膜拜，而只能是指向差异之物的“非同一性”，辩证法总是指向差异之物。与黑格尔说“总体是真实”的论断相对立，阿多诺则坚信“总体是虚假的”，他的“否定辩证法”、“非同一性”等都反对那种虚假的总体性的压制，维护个体的差异性与独特性，揭示出个体拒绝、反抗总体的潜能，揭示出社会历史中永恒的否定性、分裂和瓦解。辩证法永远是否定的，“非同一性”是虚妄的客观环境中的自我意识，通过其揭露物化生活的无情的否定性，最终可能解放意识。在“非同一性”哲学中，我们听到了受苦受难的人们的惨叫和呼号：

如果否定的辩证法要求思维进行自我反思，那么这明显意味着，如果思维想成为真实的、特别是在今天成为真实的，它就必须也是一种反对自身的思维。如果思想不是想用那种躲避概念的极端性来衡量的，那么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种音乐伴奏的性质。党卫队就喜欢用这种音乐伴奏来压倒它的受害者的惨叫声。[10]

第二，奥斯维辛意味着传统艺术的终结。文明是对野蛮的克服，如果文明不是克服野蛮而是与野蛮同流合污，那就是它的失败。在纳粹德国，荷尔德林、席勒的伟大诗作被大量派送到战场以鼓励士兵的意志和勇气；尼采的哲学、瓦格纳的音乐也成为官方文化被广泛使用。在集中营，暴徒们欣赏艺术，刽子手们有不俗的美学标准，大屠杀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人海德里希演奏小提琴时会感动得泪流满面；1941年随德国进入苏联执行“安全任务”的特遣队领导之一的瓦尔德马·克林格尔赫弗（WaldenmarKlingelhofer）是歌剧演唱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霍斯的住宅常常传出巴赫的赋格曲；“死亡医生”门格尔爱好音乐，崇拜但丁；掌握东欧“最终解决”大权的汉斯·弗兰克不但在心里苦闷时与钢琴为伴，弹奏肖邦和贝多芬，1943年后还开始写一本叫《哥伦布的船舱伙计》的小说。“死亡工厂”里有频繁的音乐活动，每个集中营都有一个小型乐队，特雷布林卡乐队最为出色，当刽子手折磨、处决犹太人时，他们就命令犹太人用一种新的歌词来演奏探戈，以和谐完美的音乐来缓解死者惨叫的恐怖。在贝乌热茨集中营，周末还举行工作人员与犹太人的足球赛。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回忆，在奥斯维辛站下车的惊慌之际，“突然，我们听到了乐曲声，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施特劳斯的一支圆舞曲！乐曲声在早晨灰蒙蒙的空气中欢快而有节奏地飘荡着，使人镇静，给人安慰……欢快的曲调向我们诉说着我们熟悉的那种生活，它给前途带来了希望”[11]。音乐回荡在他们走向焚尸炉的路上。所有这些，都表明艺术价值的暧昧性。奥斯维辛代表了西方文化的失败。“文化憎恶恶臭，因为它发出恶臭——正如布莱希特用华丽的词句所说的那样，因为它的大厦是用狗粪建造的。在写出这几句话几年后，奥斯维辛集中营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12]失败也就是终结：伟大的传统在奥斯维辛终结了，西方艺术必须完成自我改变，包括向自己开刀。所以阿多诺后来在《美学理论》劈头就说，自不待言，今日没有什么与艺术相关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更非不思而晓的。所有关涉艺术的东西，诸如艺术的内在生命、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艺术的存在权利等等，均已成了问题。阿多诺这样描述今日的艺术，不只是对现代艺术与社会关的探讨，同时也指出了现代艺术的命运——奥斯维辛之后，艺术再也不能以过去的存在方式存在下去了：“倘若艺术依然忠实于其概念的话，那它肯定会演化为反艺术，或者说，它肯定会促发一种自我怀疑，这感觉源于艺术的继续存在与人类各种灾难之间的道德鸿沟，以及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道德鸿沟。”“艺术不可能依然如故。即使艺术会在未来全新的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那它的实体与功能都将会有别于过去。”[13]传统艺术以美为典范，它是文明的，也是“野蛮的”；或者说，它会容忍、配合甚至支持着野蛮。在研究贝多芬的笔记中，阿多诺说过：“希特勒与第九交响乐：我们拥抱吧，亿万生民。”关于这句话的意思，译者彭淮栋引用了《美学理论》中的一段话来说明：“第九交响乐这样的作品能有哄诱力（Suggestion）：它们结构上的力量跃变为左右人的影响。在贝多芬之后的发展里，作品的哄诱力，当初是从社会借来的，弹回社会里，成为鼓动性的、意识形态的东西。”[14]阿多诺对勋伯格著名的合唱曲《华沙中的生存》也作过这样的批评：“通过美的形式化以及通过合唱的严肃祈祷，描绘了毫无想象的命运所具有的意义。除去令人可怕的一部分，它就被神圣化。这已经是对牺牲者的侵犯。”1962年，针对一些诗人不赞成“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最严厉的判断”，阿多诺在《介入》（Engagement）一文中声明：“我不会修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命题。”“通过风格化的审美原则……一个无法想象的命运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它被变形了，一些恐怖的东西被删除了。”[15]所以，赓续传统就是接受野蛮，艺术如果还要生存，这就必须是非传统、反传统的。阿多诺回应了黑格尔关于艺术衰亡的论题：如果过去的艺术是一种与它的概念相一致的美的形象，那么在当代，艺术中丑的、残忍的形象以及美在文化工业中转化为压抑性因素等，都使艺术成为美的反题，走向自身的反面，从一种个性的体现蜕变为统治的意识形态。艺术只有自觉地毁灭才能拯救艺术，它坚持自己是艺术，反对把自己变成意识形态或商品，为此把自己变成反艺术——艺术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灭亡。“反艺术”不是“取消艺术”，而是放弃艺术的外观美，放弃艺术的传统规范，它以弃绝自身的方式寻找艺术的新生，并对产生了伪艺术的异化现实提出抗议。按照这个逻辑，奥斯维辛的野蛮不只是指它的种族灭绝，也包括它所利用的艺术。“奥斯维辛之后”可以写“诗”——但这种“诗”已不再是传统的风格化的、甜美的、圣洁的诗。实际上，阿多诺认为奥斯维辛不只是终结了传统的诗，也终结了传统的神学：“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种变化。”[16]

第三，奥斯维辛标志着生存方式的转变。西方创造的伟大文明最终导致大屠杀，这是人类对自我的谋杀。阿多诺的基本判断是：奥斯维辛之后，除非接受一种非人的冷漠，否则人们无法生存。《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在提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判断时，其直接含义应当是，当心灵“物化”的时候，它的反抗也就无法摆脱它摒弃的物化现象。在后来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更明确地提出了大屠杀之后能否生活的问题：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地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应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他的继续存在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就是那种被赦免的人的莫大罪过。通过赎罪，他将受到梦的折磨，梦到他不再生存了，在1944年就被送进毒气炉里了，他的整个存在是想象中的，是一个20年前就被杀掉的人的不正常愿望的散射物。[17]

个体（特别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必须放弃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放弃对世界与他人的关爱，才能继续活下去。这一点，有无数的经验证明。对一些幸存者来说，经历了奥斯维辛之后，一切享乐都是要遭到报应的，快乐暗含着对受害者的背叛，快乐是对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扭曲。一些幸存者说：

我羡慕那些能暂时从他们的痛苦中摆脱出来的人……他们还能笑，能够快乐。任何一个处在我这种情况的人，都不可能再发自内心地笑出来，只有浅薄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些事情总是隐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怎么能快乐得起来呢？如果你不能活着并享受快乐的话，那几乎就是对你失去的亲人的一种犯罪。

我总是觉得这种内疚渗透了我的整个生活，这是一种我无法克服的感觉，这种内疚是针对享受快乐的内疚。我感觉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在我们家里有许多庆典，但大家从未真正开心过。我非常羡慕那些感觉自由的人，如果允许，我愿意去死。[18]

快乐是不可能，发自内心的笑是不可能的。人性是温暖的，经历了长期的非人性生活的幸存者已经丧失了热情。快乐的工作，美满的家庭、可爱的孩子等，统统也是不可能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就在《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中明确地提出，“不要孩子”。大屠杀或许已经过去，但它所公开的人性的残忍、国家的暴力、道德的脆弱、社会的野蛮和个体的无助等并未过去，我们必须在传统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追求之外，重新寻找生存的可能性条件，这就是麻木、不在意、无所谓等各种冷漠。大屠杀的幸存者、德语诗人策兰死后，他曾经的女友、诗人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在其长篇小说《马利纳》手稿中加了一句：“我的生命已经到达尽头，因为他已经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我自己的生命。”这里的“强迫运送”是指纳粹党卫军把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以实施“最终解决”的行为。在巴赫曼看来，策兰的自杀是纳粹大屠杀的继续，集中营没有过去。从阿多诺的观点看，策兰的自杀，是因为他缺少“冷漠”，所以受不了继续存在着的集中营。这就是策兰与阿多诺的差别：策兰没有这种冷漠，所以他获得了某种洞察力，它们表现在他的诗中。[19]

一种并无根据的说法是，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判断是针对策兰的《死亡赋格》所说的。其实，阿多诺发表此论时，可能根本没有读过策兰的诗。即使在他读过策兰的诗以后，他也不会认为策兰的行为是野蛮的。1966年，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就对此有所修正：“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20]应当说，阿多诺的“修正”只是就写诗这一具体的行为而言，他并没有放弃美与艺术参与了大屠杀这一基本判断。

作为一个哲学/美学判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指涉的是文化与野蛮的纠缠。这句话或许有些生硬，但它实际上是许多人的共同经验。希特勒的传记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在回忆录《“我不干！”——德国童年回忆录》（Not I: Memoirs of a German Childhood）中，回忆了他的父亲——一位有教养的市民（Bildungsbrger，Bildungsbrgertum）——在战后曾告诉他，像他父亲这样的人对“理性、歌德、康德、莫扎特和整个文化传统”太过信任，以至于他们从来不敢相信“一个希勒特那样的野蛮混混”居然能在如此有文化的国家掌权。正因此，他父亲对刚刚过去的一切保持沉默，这倒不是因为他有负罪感，而是因为他对无力阻止希特勒的暴行而感到羞耻。儿子问他为何心知肚明，却从没有在家提过犹太大屠杀的事儿，他回答：“我当时不想说，现在也不想说！因为这提醒了我，我的那些知识根本没有用处。说了有何用！”[21]文明价值的不堪一击使曾经醉心于文化，特别是高雅艺术的文明人哑口无言。这也就是阿多诺想说的意思。

2. 策兰的探索

上面已几次说到的策兰，是奥斯维辛之后最重要的德语犹太诗人。策兰苦难的一生并不复杂：1920年生于切尔诺维兹（Czernowitz，此地原为奥匈帝国，后归罗马尼亚，1940年6月又为苏军占领，1941年7月被德军占领，建有集中营，现在乌克兰境内），1942年被关进集中营，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1945年4月后，策兰在布加勒斯特住了将近两年，从事翻译和写作。1948年6月后，策兰定居巴黎，以犹太人的身份写作德语诗歌，出版《罂粟与回忆》《从门槛到门槛》《言说栏杆》《无人的玫瑰》等诗集。

作为“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人，策兰最著名的诗作当是1945年4月完成、1947年5月正式发表的《死亡赋格》（Deathfugue）：

早年的黑乳汁我们在晚上将它喝

我们在正午和清晨将它喝我们在深夜里将它喝

我们喝啊喝

我们扬锹在空中掘出一道墓穴躺在那里不拥挤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他玩蛇他写信

夜色降临时他写信回德国你的金发玛格丽特

他写信他踱到屋前星星在闪烁他吹哨唤来他的狼狗

他吹哨唤出他的犹太人让他们扬锹在地上掘出一道坟墓

他命令我们奏起音乐现在就跳起舞

早年的黑乳汁我们在深夜里将你喝

我们在清晨和正午将你喝

我们喝啊喝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他玩蛇他写信

夜色降临时他写信回德国你的金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发书拉密特我们扬锹在空中掘出一道墓穴躺在那里不拥挤

他叫嚷着往地里挖得更深些你们这些人你们那些人唱起来奏起来

他拿腰间的铁家伙他挥舞着他的眼睛湛蓝

把你们的锹挖得更深你们这些人你们那些人继续奏起音乐跳起舞

早年的黑乳汁我们在深夜里将你喝

我们在清晨和正午将你喝我们在晚上将你喝

我们喝啊喝

一个男子在屋里你的金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发书拉密特他玩着蛇

他叫嚷着将死亡奏得更甜蜜些死亡是一位大师来自德国

他叫嚷着将提琴拉得更低沉些然后你们就化着烟升上天空

然后你们就有了一道云里的墓穴躺在那里不拥挤

早年的黑乳汁我们在深夜里将你喝

我们在正午将你喝死亡是一位大师来自德国

我们在清晨和晚上将你喝我们喝啊喝

死亡是一位大师来自德国他的眼睛湛蓝

他用铅质的子弹击中了你他击中你精确非凡

一位男子住在屋里你的金发玛格丽特

他驱着他的狼狗扑向我们他送我们一个空中的墓穴

他玩着蛇做着梦死亡是一位大师来自德国

你的金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发书拉密特[22]

这首诗写于1945年，原题为“死亡探戈”（Death Tango）。此诗在1947被译为罗马尼亚文发表时，策兰将题目改成“死亡赋格”（Todesfuge）。“fugue”是一种在中世纪开始形成而在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那里臻于完美的音乐形式，它以数学般精确的对位法为基础，其呈示部或主题与模仿呈示部而发展的“插曲”相互呼应，循环往复。诗题的改动，不仅把纳粹集中营里的屠杀与赋格音乐联系起来，而且把它与赋格艺术的大师、德国文化的象征巴赫联系起来（“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据说，在奥斯维辛司令官的住宅常传出巴赫的赋格曲，一些集中营也演奏巴赫，巴赫的音乐成了死亡和种族灭绝的“甜蜜”的伴奏。策兰的整首诗没有标点符号，他采用“对位法”，以赋格曲的形式展来全诗。

保罗·策兰像

关于这首诗，王家新等中国诗人和学者多有诠释。综合诸家之论，首先一点是，这首诗具有高度的写实性。在罗马尼亚文版中，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我们在此发表的这首诗源于事实。在卢布林（Lublin）和其他一些纳粹集中营里，当一部分被审判者挖掘坟墓时，另一部分被审判者强制奏乐。”策兰在1961年的一封信中也说：“众所周知，在这首诗里，‘空中的坟墓’，既非借用，亦非隐喻。”[23]在美国学者费尔斯坦纳（John Felstiner）的《策兰——诗人，幸存者，犹太人》的第30页上，就有一幅离策兰家乡不远的Janowska集中营演奏“死亡探戈”的照片。就其叙事来看，这首诗写的是集中营中的一个日常景观：一队犹太人在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另一队犹太人在被迫给这些即将被屠杀的挖掘者演奏音乐。集中营的党卫军吹口哨唆使狼狗扑向犹太人，他挥舞皮鞭并玩着蟒蛇。这个军官之所值得写进诗里，在于他一面指挥着屠杀“灰发书拉密特”（犹太人），一面给德国的女友“金发玛格丽特”写情书。其次，理解此诗有几个关键语词。一是“黑乳汁”（schwarze Milch der Fruhe）。此处“Fruhe”有“清晨”、“远古”或“早期”二意。中译取后意，是因为它可以使读者联想到犹太人代代相传的漂泊和被杀戮的命运。“乳汁”变成“黑色”的，固然是集中营生活的写实，也意指着文明与野蛮的联结。二是金发/灰发的对位。正如巴赫的赋格音乐最主要的技法是对位法，《死亡赋格》中最重要的对位即是“你的金发玛格丽特”与“你的灰发书拉密特”。玛格丽特是歌德《浮士德》中悲剧女主人公的名字，而“金发”（goldeness Haar）则与海涅的名作《罗累莱》中罗累莱在夜幕降临时“梳理着她的头发”有关。书拉密特是《旧约》中犹太王所罗门的新妇，泛指犹太人。策兰在此不是用“灰色”（grau）来形容书拉密特的头发，而是用“aschen”（灰、灰烬、遗骸），显然与集中营浓烟滚滚的焚尸炉相连。诗的重点在于玛格丽特与书拉密特的“头发”，“金色头发”与“灰色头发”的对位是两个种族的象征。三是“他”和“我们”的对位。“夜色降临时他写信”，这里的“他”是集中营里的纳粹，“他”拥有一双可怕的蓝眼睛和一个种族迫害狂的全部邪恶本性，在对“金色头发”的咏叹里，是种族的自我膜拜。而“你的灰发书拉密特我们扬锹在空中掘出一道墓穴躺在那里不拥挤”，这里的主体变成了“我们”，被迫喝着致命的黑色牛奶，被迫自己为自己掘墓，承受着暴虐和戏耍而为自身命运心酸、悲痛的“我们”。从这里开始的“对位”一下子拓展了诗的空间，呈现了诗的主题，使两种头发即两种命运，德国人与犹太人的理想典范无法共存。再次，音乐与死亡的关系是此诗的主题。“死亡是一位大师来自德国”这句话是诗过半时才出现的，接连重复了四次。德国音乐中多有死亡的主题，就如舒伯特的《死神和少女》、瓦格纳的《爱之死》、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马勒的《死亡之歌》所体现的。策兰颠覆了这个传统，集中营的音乐“人性化”了党卫军、振奋了即将被处死的囚犯、暂时豁免了演奏者，但这个世界仍然是对一切价值的否定。诗中“将死亡奏得更甜蜜些”（spielt süβer den Tod）几乎重复了巴赫的咏叹调“来吧，甜蜜的死亡”（Komm süβer Tod），显示的是屠杀、死亡与音乐、艺术的关联。

作为一名幸存者，策兰无法不写诗，即使他是犹太人，即使他使用的是德语，他一直在努力“把我们这些人经历的事情传达出来”。1948年他在一封信中说：“有些人必须要在欧洲把犹太精神的命运活到终点，也许我就是这样做的最后一批人之一。”[24]策兰不同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判断，连带着，对阿多诺其人也不抱好感。1959年7月，策兰携妻、子到瑞士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个村庄旅行，目的之一是与阿多诺会面，但他却提前回到巴黎。一个月后，策兰写了一篇散文体小说《山中会话》。在其单行本的题词中，策兰提到山中的那个村庄，说：“在这里，我本当与阿多诺教授阁下见面的，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位犹太人。”说这句奚落的话时，策兰想的是，阿多诺把父亲一方的犹太名“Theodor Wiesengrund”改掉了，换成信天主教的母亲的名字“Adorno”。[25]在一首写于1965年1月31日的无题诗中，策兰有这样几句：

他们把你

写在刀口下，

文采尽扬，左派的尼柏龙根笔调，用

毡毛

彩笔，写在柚木桌上，反

复辟，合

礼仪，笔法

精确，以新的和分平

分配的

非人道名义，

大师的，德语的，

人类而又人类的，并非

深不可测，而是

浅草般的，

他们，这些

“再来人”，把你

写在

刀口

下。

根据中译者孟明的注释，这首诗是对德国评论家鲍姆加登《描写非人道：文学中的世界大战与法西斯主义》一文的反应。鲍姆加登文中引用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指责策兰《死亡赋格》等诗在艺术上对野蛮行为“津津乐道”。策兰诗中的“浅草般的”，是影射阿多诺。后者姓名中“Wiesengrund”在德语中意为“浅草滩”，策兰认为鲍姆加登用阿多诺的话，向战后揭露纳粹罪行的人发难。“再来人”影射那些当年曾是纳粹的共谋犯，战后又改头换面的文人。[26]

然而，策兰的观点与实践并不与阿多诺对立。1960年，原党卫军阿洛瓦·哈尔斯但克因其在1942年7月奉命“解决掉”400名犹太囚徒而受审，鉴于他只是执行命令，最后只受到三年监禁的轻刑。这一时期，正是德国新纳粹主义浪潮涌动的时候。策兰对此极其气愤，他剪下报上的审判报道，写信给友人说：“卑鄙的事情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这里，还有多少手段要拿来对付我们犹太人？”接着他写道：

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会写诗。这些人，他们写诗！所有人都不会写的东西，他们写，这些撒谎的东西！[27]

新纳粹分子也在写诗，这种行为不是野蛮又是什么？甚至，《死亡赋格》这首诗，在表达大屠杀方面，也有歧义。有人认为这首诗固然是杰作，但其中的隐喻“遮蔽了对于实际发生的一切所抱的可怕的犬儒主义态度”，“这首诗听起来又残酷野蛮又流畅悦耳”。[28]实际上，阿多诺对大屠杀的沉痛反思，也促使策兰重新思考《死亡赋格》的意义和效果。当这首诗在德语世界被广泛接受和消费（它被上演，被谱曲，被选入中学课本和各种诗选，在电台和电视台朗诵等）后，策兰拒绝人们再把《死亡赋格》收入各种诗选。在其诗集《换气》（一译《呼吸间歇》）书页的空白处，他写过一段话：

奥斯维辛后不再有诗（阿多诺语）。在这里，怎样理解“诗”这一概念？是一种狂妄，一种敢于从夜莺或乌鸫的视角来观察或叙述一个臆断推理式的奥斯维辛的狂妄。[29]

策兰拒绝了两种写诗态度。一种是像晚期浪漫主义的伤感诗人一样继续写诗，好像世界不曾有过奥斯维辛之类的集中营。实际上，策兰早期诗作就带有浪漫情调和美文风格，如他一再写到的“星”。但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奥斯维辛之后再用那一套“美的”、“诗的”语言，不仅虚伪，而且等于给焚尸炉系上缎带。另一种是相信现有的德语可以“观察或叙述”有关奥斯维辛的一切，似乎凶手的语言也可以呈现凶手们的大屠杀。1942年的秋末，策兰得到了父亲惨死的消息，不久后母亲被枪杀的噩耗传来。在得知一些父母因得到年轻力壮的儿子们的帮助而活下来的情况后，策兰不但始终怀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而且也感到他喜爱的母语同时也是凶手的语言。早在1944年的《墓畔》一诗中，策兰就悲苦地说道：

妈妈，你是否还和从前在家时一样，

能忍受这轻柔的、德语的，痛苦的诗韵？[30]

所以策兰一方面要拒绝传统“美”的诗，另一方面要拒绝用刽子手的德语来言说大屠杀。这就是他的另一首诗《你也说》的主题：

你也说，

跟在后面说，

道出你的说法。

说——

但不要将是与否截然分离。

也赋予你的说法以意义：

赋予它们以阴影。

……

向四下里看看：

看，周围多么生动——

死亡之中！生动

谁说出阴影，谁就说出真实。[31]

“阴影”与死亡、痛苦、哀悼相联系。1958年是策兰语言自觉的一年，他反复强调，“奥斯维辛之后”，只有创新德语才能写出真实。首先，德语诗歌必须摆脱传统的语言习惯才能面对“记忆的疤痕”，继续写诗必须有新的语言形式：“我认为，德国诗歌走的是与法国诗歌不一样的路。面对记忆里的疤痕，面对四周令人生疑的情况，德国诗歌尽管需要与传统结合，但不应当表述一些习惯了的耳朵仍在期待的语言。”[32]传统德语诗歌美丽的抑扬顿挫、动人的音调、“梦幻般的”意象等，早已成了陈词滥调，变成了“意义的灰烬”。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策兰并不认为德语的潜能已经耗尽。在不莱梅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他谈到他对语言的认识：“语言这东西，剩下来了，没有消失，避开了其他东西的命运。可是，语言也得经历它自身的无解，经历可怕的无语，经历引发死亡的言语带来的无数黑暗的时刻。语言经历了这一切，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却再说不出什么来了。然而，它毕竟经历了这一切的发生。它经历了这一切，可以重新走出黑暗，并因发生的一切而‘受益匪浅’。”[33]策兰反复探索，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显示奥斯维辛？他没有以对苦难的渲染来吸引人们的同情，而是以对语言内核的抵达，以对个人内在声音的深入挖掘，开始了更艰巨、也更不易被人理解的艺术历程。最后，这一探索的成果就是以“灰色的”语言来表达“真实的”经验。世界本来就是“灰色的”而不是“斑斓的”，诗歌的精确在于它真实地显示现实而不是“神化”、“美化”、“诗化”现实。策兰说：“它（德语诗）被记忆中最幽暗的部分，被最可疑之物环绕。回想自己所置身的传统，虽还有人对它有所期盼，然而这些倾听的耳朵所期望的语言它却无法重新拾起。它的语言变得平实而客观，它不再相信‘美’，它试图能够真。目睹着这个虚幻现实中的斑斓，如果能允许我从视觉领域寻找一个词，那么，这应该是一种‘灰色的’语言，这语言也希望将自己的‘音乐性’寄于某处，不过这里所说的不是‘优美的音韵’，不是那身临最可怖之境还多少有些不管不顾流淌而出的‘优美的音韵’。虽然表达的多面性是必要的，但这语言要求的是精确性。它不神化，不‘诗化’，它只道出名字，列于纸面，它尝试对现存和可能的领域进行测定，这里所说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本身，也不是作品中的语言，而只是在某一自身存在的特定倾角中进行着言说的‘我’，对这个‘我’而言，这是一种轮廓和方向。真实并不存在，真实需要被寻找与被获得。”[34]我们完全可以把策兰此处所说的“不神化”、“不诗化”与阿多诺的观点联系起来。在1960年毕希纳奖受奖词《子午线》中，他讨论了“纯艺术”与反人类罪行之间可怕的一步之遥。而在《图宾根，一月》一诗中，策兰清楚地谈到，面对如此“深渊”经历，诗歌表现出了怎样的不可能性。

无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否针对《死亡赋格》而发，阿多诺与策兰在大屠杀向传统文明、诗歌提出了挑战这一根本方面，是一致的。在阿多诺一方，后来也明确肯定了策兰的尝试：“艺术作品与经验现实的完全隔绝问题已被提到有关遁世诗歌的特别议程上来了。这类诗歌的最佳产品——比如像保罗·策兰的有些诗作——引发出它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世隔绝的疑问。”在一个充满了“沟通或交际”的“虚假性”的社会里，“艺术只有拒绝与沟通或交际随波逐流才能保持自己的完整性”。“（马拉美以来）遁世诗歌曾是一种艺术宗教，它试图让自个确信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或一个完美的句子。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在保罗·策兰这位当代德国遁世诗歌最伟大的倡导者那里，遁世者的体验内容已经非同昔比。他的诗歌作品充满着一种愧疚感，这种感受源自艺术既不能经历也无法升华苦难煎熬的这一实情。策兰的诗作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了难以言表的恐惧感，从而将其真理内容转化为一种否定特质。这些作品竭力效仿一种潜藏在人类无能为力的唠叨中（甚至潜藏在有机生命层次之下）的语言。这是一种死物质的语言，是一种石头和星球的语言。在抛开有机生命的最后残余之际，策兰完成了波德莱尔的那项任务。按照本雅明的说法，那就是写诗无需一种韵味。策兰采取了过激的方式，斟字酌句，不断推敲，这便是他成为一名伟大诗人的原因。无生物的语言在一个死亡失去所有意义的世界上是唯一的慰藉形式。这种向无机物过渡的现象不仅在策兰的诗歌主题里得到佐证，而且在这些诗歌的遁世结构中得到证实，从中可以重构出从恐怖到沉默的轨道。同卡夫卡对待表现派绘画的方式相比，策兰把景物所遇到的情况转译成语言学术语，因为这些景物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像无机物。”[35]“遁世诗歌”是拒绝与现实交流的诗歌，“无生物的语言”对应的是充满死亡、失去意义的世界。正是通过这两点，策兰不但呈现了大屠杀的恐怖经验，也完成了对德语的改造。阿多诺当然认为，这样的诗歌，就是“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歌。

实际上，越到后期，策兰重新铸造诗歌语言的自觉性也越高。他不仅从诗句的流畅和音乐性中转开，也坚决地从人们已经用滥了的传统“诗意”语言中转开。一个简要的概括是：“出于对传统语言能力的彻底怀疑，策兰在挑战通常语言的表达极限上踽踽独行，表现为称号化倾向有增无减，蔚然成风，发展成一个充满悬念、隐晦、暗喻、象征的符号世界。别出心裁的词语断裂，别具一格的意象排列，超常强度的凝练、内敛、聚合，注重使用名词（有的诗句只是一个单字），打破词类界限，减少对独立动词的使用而以动词第二分词取而代之，这些方式和手法，造就出内涵与外延的大小无间、浑然一体的丰富性，彻底突破了有限诗篇的表现极限，使得策兰的诗歌更具神秘、朦胧、隐喻、超现实、非逻辑、暗码化的审美特点，闪烁着思路独特、语言陌生、多义性的光泽。”[36]策兰的探索是艰难的，其成就也是卓越的，但尽管如此，策兰还是感到，他依然不能用诗歌来把握奥斯维辛。因为纳粹大屠杀是超越人类经验的语言，几乎是无法表现的，策兰的诗歌写作也不能使他从大屠杀的阴影中走出。1990年，德国作家格拉斯分析说：“为什么保罗·策兰在五十年代末文字越来越少，语言和生存都陷入困境呢？我不知道。今天我认为清楚了，他，这位幸存者几乎无法承受奥斯维辛之后的余生，最后再也挺不住了。”[37]1970年，策兰不堪大屠杀的重负而自杀。在奥斯维辛面前，无论怎样的语言，也无论怎样的创新，诗人也只能是一个失败者。策兰至死也没有摆脱大屠杀。

3. 策兰、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及政治

策兰与阿多诺同是纳粹的受害者和揭发者，同样认为诗歌艺术不能回避大屠杀。所以，从政治文化上说，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就策兰如此呕心沥血地探索诗歌语言来说，他在原则上是会同意“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判断的。然而，精神生活的特殊性在于，策兰不但不认同“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判断，而且也认为阿多诺与纳粹是有牵连的。他曾对后来成为海德格尔专家的珀格勒（Otto Pöggeler）说过，阿多诺曾对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席拉赫诗歌音乐写过一篇赞赏性的评论，说在这些音乐中发现了戈培尔要求的德国艺术所应具有的“浪漫的现实主义”。[38]此事属实。阿多诺此文发表于纳粹“全国青年指导委员会”的机关杂志《音乐》1934年6月号，文章称赞门采尔（Herbert Müntzel）为席拉赫创作的题为《被压迫者的旗帜》（Die Fahne der Verfolgten）所谱的曲。席拉赫喜欢写诗，其诗集《被压迫者的旗帜》是“呈献给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集子中有反犹主义的内容。阿多诺在文章中指出门采尔音乐的特征是“源自古代的、多声部的德国民歌，特别是16世纪的德国民歌”。“门采尔选中了席拉赫诗集《被压迫者的旗帜》，不仅是表现了自觉地遵循民族社会主义精神，也是追求新浪漫主义的表达方式的革新，也许就是戈培尔提倡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的典范。”这篇文章 1963年被激进学生所揭发。《法兰克福学生联合会报》重新发表了这篇评论，同时刊出一个学生的一封公开信，直接质问阿多诺：“众所周知，战后你总是谴责那些在1933年以后犯过罪的人（比如你对海德格尔的评论），但为什么，迄今为止，你对这篇写于1934年6月的文章保持沉默？”阿多诺就此作了一个简短的回应，他说他从未有意讨好纳粹统治者，他为那些被纳粹诬蔑为“堕落的”音乐所作的辩护，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承认自己是那篇评论文章的作者，并且说为自己当年写这种文章而感到惭愧，为自己用戈培尔的那个用词感到痛心。但他强调，“在1934年那时代自己写这样文章是一种愚蠢的战术，是想为新形式的音乐呐喊”，“是出于好心的追随”。“人们都知道1933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杂志并不是纳粹组织的机关刊物。而自己1934年以后不再做这种事情了。”“那本（席拉赫）诗集自己并没有读过，至少自己没有读过它的记忆。”“我的真正错误是对形势的误判，相信纳粹政权长不了，认为必须尽自己所能挽救可以挽回的东西。相信读者会根据自己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和之后所有的言行——整个哲学观念之下的言行，来公正地判断这被作为罪恶证据的文章是否是我的人生重大的失误。”“注意到我人生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的人，总会把我与海德格尔进行比较，而他的哲学的核心的最深的部分是法西斯的。”阿多诺最后发问：“难道就因为我犯了一个愚蠢的过失，就要我一生保持沉默——接受这样的惩罚？”[39]

应当说，纳粹上台初期，还没有表现出发动战争、组织大屠杀的意图，像阿多诺这样热爱德国文化的同化犹太人，对形势和纳粹发生误判，不是不可以原谅的。这同样包括策兰与阿伦特等人所说阿多诺在1934年流亡之前，删去父姓而用母姓来掩盖自己的犹太身份的行为，这不是反抗者的方法，但也还不能说是多么严重的罪行。纳粹上台后，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后以“法兰克福学派”著称）先迁日内瓦后迁纽约，同时也在巴黎设立分部，以表明其与欧洲的联系没有中断。包括阿多诺在内的许多合作者也尽可能地留在欧洲，他们幼稚地以为纳粹是转瞬即逝的现象，因此仍有保持住在德国的职业的希望。但据阿多诺的同事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说：改名正是他积极进取精神的表现。[40]比较起来，海德格尔当然要严重得多。当策兰把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相提并论的时候，确实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

沉默的策兰没有接受阿多诺，却与另一个哲学家海德格尔心有灵犀。这本来是没有可能的。当策兰以奥斯维辛的“黑乳汁”果腹之时，海德格尔虽已辞去了弗赖堡大学校长的职务，却仍保留着纳粹党籍。当策兰在巴黎一边研究奥斯维辛，一边写作大屠杀诗歌，并对联邦德国的纳粹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时，海德格尔却拒绝对当年的政治错误有任何言说。然而，即使在确认“奥斯维辛还没有终结”的情况下，策兰依然对纳粹的支持者海德格尔怀有极大的兴趣并真诚地与之进行虚拟的对话。据策兰与海德格尔的中间人珀格勒说，1967年在他与策兰的一次谈话中，为了替海德格尔辩护，策兰还猛烈攻击阿多诺三年前出版的批判海德格尔哲学的专著《本真的行话》。[41]这种超越了民族、政治与文化背景的思想呼应，展示了精神文化领域的复杂和诡秘。策兰不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精神性交往中，深切地认同海德格尔的哲学、诗学、语言理论，而且与海德格尔有过三次见面。这是一个奇特的精神现象。海德格尔一度参与过纳粹，战后也从不反省自己的错误，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却吸引了许多犹太人和反纳粹分子。策兰接触海德格尔的媒介之一，是法国诗人勒内·夏尔（Rene Char），此人既是法国抵抗战士，又是热情的海德格尔主义者。

当然，策兰与海德格尔之间的“诗/思”对话，并没有外在于历史与政治。策兰也知道海德格尔当年的政治错误，对一些前纳粹分子在战后依然控制着联邦德国文化机构也极其反感。他也曾拒绝过海德格尔。1948年，奥地利女诗人英格褒·巴赫曼就把海德格尔的著作介绍给策兰，但直到1952年，策兰才认真阅读海德格尔。一面是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持续欣赏，一面是对海德格尔政治行为和态度不断增长的怀疑，策兰终生徘徊于对海德格尔的拒斥与吸纳之间，不时在自责与谴责的情绪深处、愧疚与怀疑的情感交织中将自身陷于无法言说的窘境。

这是诗人与哲学家之间充满不舍、关切而又充满憎恶和矛盾的交往。1951年10月12日，策兰初步阅读了海德格尔的短文《田间路》。1952年认真阅读《存在与时间》并留下大量笔记，同年阅读的《歧路》对他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在其中，他发现海德格尔陈述说，真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投入到一种相似的工程中，那就是对存在进行表达，同时，他们对语言的很多方面的关注也是相似的。总的来说，海德格尔后期的全部著作，具体来说，又特别是这一部著作，照亮了这位诗人。这标志着策兰由一个勉强而怀疑的学习者变成了一个热情的读者，尽管这种毫无节制的热情几年后又消退了。”[42]在读过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后，策兰在诗中对“语言是存在之屋”、“作为摆渡人的诗人”多有表现。1954年下半年，策兰读了《形而上学导论》《何谓思想》等，留下三十多页的笔记，还草拟了三封对海德格尔的想象性问候，态度谦卑。不过，在阅读《形而上学导论》时，策兰在海德格尔称颂纳粹运动“内在的真理与伟大”一段旁用两个感叹号表示了自己的情绪；而洛维特的《海德格尔：贫乏时代的思想家》一书则动摇了他对海德格尔的兴趣。到1955年，策兰对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已经了解很多，他从未写下对此事的感受，但策兰已经把海德格尔看作是彻底的、永不回头的纳粹分子。这一点，因策兰此时对德国纳粹主义的复活的敏感而加强。1956年6月，策兰读了海德格尔新作《面向存在的问题》，并与海德格尔发生初次联系，可能是他先寄了一本诗集给海德格尔，后者回赠他一本最新著作。1957年，阅读《根据律》。1958年，重读《歧路》并于11月24日给海德格尔写了一封信。

在策兰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史上，1959年是重要的一年。在错过了与阿多诺见面的8月，策兰阅读了海德格尔的《同一与差异》《演讲与论文集》两书，逐渐形成自己的诗学。因为波恩反犹事件的刺激，策兰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一场反对海德格尔的演讲活动，他也拒绝给海德格尔70岁生日的纪念文集投稿，原因似乎主要与该文集的策划者内斯克（Gunther Neske）有关。策兰就此写信告诉巴赫曼：“在一年前，我就告诉他，他要先告诉我专辑里有些别的什么作者，如果他信守了诺言，我再决定是否写文章。然而，他没有那样做，相反，我的名字却出现在名单上……”他对专辑中出现的一些“专利的反法西斯分子”（如信中提到的作家伯尔）也很不屑，“你知道，我绝对是最后一个可以对他（海德格尔）的弗赖堡大学校长就职演说及别的行为忽略不计的人。但是，我也对自己说……那些被自己所犯错误卡住、却不掩饰自己的污点，也不表现得好像自己从来都没有过错的人，实在比那些当初就具有好名声（实际上，我有理由质问，所谓好名声的方方面面是什么？）、并在这上面建立起最舒服最有利地位的人要更好”。在再次致巴赫曼的回信中他又强调：“我是不能与这些人为伍的。”[43]在给内斯克的信中，策兰一方面说“海德格尔需要严肃和反思”，所以不能在短期内答复，另一方面也说他愿意投稿。[44]策兰对海德格尔始终怀有两种感情：一方面是大屠杀和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强烈意识，另一方面也没有改变或转移对海德格尔的强烈兴趣。也是在这一年，策兰认识了正在巴黎从事哲学研究、与海德格尔有密切联系的珀格勒。在接触过程中，策兰一方面对海德格尔的著作高度评价，一方面要求海德格尔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他指责犹太思想家布伯（Martin Buber）公开会见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会见传达出一种和解的意义，实际上是向这位前纳粹分子发放“漂白证”（Persilschein）。策兰甚至考虑与海德格尔见面，要求他忏悔或陈述自己的罪过。因为有了珀格勒这个中间人，策兰和海德格尔有了更私密的接触，互赠著作。

1959—1960年，策兰撰写了以《子午线》为题的大量笔记，以期超越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的诗学/美学，建立自己的诗学理论。其中不但有许多观点与海德格尔相近，而且还回应、暗示、模仿了海德格尔的句子、言辞、语气、结构。与此同时，这些笔记又有策兰自己的独立立场，或远离、或修正、或挑战海德格尔的观点。对海德格尔来说，诗歌是独白：“语言的神秘：在孤独中自言自语。”而在策兰，诗歌是对话：作为最纯粹的语言形式，它存在于“一场相遇的神秘中”。他认为：

（诗歌）成为了一场对话——通常是一场让人绝望的对话。所有被说出的一切，在这场对话的空间中建构起了自己，聚集在那个言说它，为它命名的“我”的周围。但是，所有被说出的一切现在变成了一个“你”，并且，通过命名，就像自己被命名一样，将自己的他者性（异在，Anderssein）带入到这种呈现中。[45]

1960年9月，策兰与布伯在巴黎见面，认定后者促成犹太人与德国人和解的努力是对犹太人的背叛，也认定后者没有正视海德格尔的过去。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海德格尔依然进入了他的生活。在收到海德格尔所寄的两卷本《尼采》后，策兰回赠了诗集《语言格子》。海德格尔还阅读了《子午线》并做了笔记。此后的六年，他们没有联系。1967年6月，策兰应邀到弗赖堡大学朗诵诗作之前，向邀请者表达了想会见海德格尔的愿望，后者接受了邀请，并在策兰到来之前请弗赖堡书店将策兰的诗集摆在橱窗最醒目的位置。7月24日，朗诵会的大厅，就是34年前海德格尔发表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演讲《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地方。朗诵前，策兰与海德格尔在宾馆大厅里首先见面，当场有人提议合影，但策兰却唐突地说，他不想和海德格尔一起照相。离开一会儿后，策兰又说他不反对与海德格尔照相，但已没有人敢为他们照相了。朗诵会上，海德格尔坐在最前排聆听，策兰朗诵的诗中有《剥蚀》一首，该诗的最后是：“等待，一阵呼吸的结晶/你的不可取消的/见证。”这里的“见证”一词，对海德格尔来说显然有刺激性，但他仍然邀请策兰次日来访问他在托特瑙堡（Todtnauberg）山上的小木屋。策兰当面同意，但随后又对邀请者说，他感到与一个自己无法忘记他的过去的人会面很难。然而，第二天上午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去了，两人有过三到三个半小时的单独谈话。在小木屋的留言簿上，策兰写下：“在小屋留言簿上，伴着井上的星形物，期望着来自心里的话。”回到巴黎后，策兰又写下了意义隐晦的《托特瑙山》一诗，并请印刷厂制作了一份收藏版本，共印50本，将编号为1的那本寄给海德格尔，后者回了一封充满感谢的信。在策兰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对海德格尔的态度仍然动荡不安。与他接触的人指出：“他继续保持着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但又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个距离又允许接近，而这种接近又让这种距离能够被看到。”[46]1970年4月去世之前，策兰与海德格尔又在弗赖堡会面两次。

综上所述，策兰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有三个特点。其一，策兰是敏感的诗人，他对海德格尔的认知、态度充满矛盾和分裂，且麻烦不断，我们几乎不可能总结出他对海德格尔的定论。大体上说，策兰欣赏、认同并部分接受了后者的思想观点，对其政治历史问题则持反感和批判的态度，尤其不满后者的沉默。其二，策兰对海德格尔的接受不是单向度的。实际上，早在1947年的《梦中之梦》中，策兰对时间、原始语言等根本性问题的关注，就有一种明显的海德格尔式语调。可以说，“在策兰逐渐成长为一名诗人的过程中，在没有阅读海德格尔的情况下，他已经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海德格尔了”[47]。后来，策兰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现了共同的兴趣和主题，严格地说，这不是海德格尔对策兰的影响，而是策兰对海德格尔的发现和取资。其三，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虽然拒绝忏悔自己的纳粹经历，但在与策兰的精神交往中，他也对大屠杀表示关注。据珀格勒说，海德格尔从他那里知道了策兰的父母死在集中营后，还向他了解他们死亡的细节。[48]

从1952年第一次认真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开始，策兰对海德格尔的关注就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真理、死亡、语言。最重要的是语言问题。海德格尔几乎是唯一创造了许多新词的哲学家。仅其1925—1929年的著作中，就有200多个新词，还不包括他对传统词语的新解和歪曲。实际上，海德格尔不但是显赫的哲学家，也是名副其实的诗人。对语言极其敏感的斯坦纳就认为：“海德格尔在语言史与文学史上的地位，亦如他的存在论、现象学认识论或美学（或许还有更多）上的地位。”[49]把策兰与海德格尔联系在一起的，是对“诗性语言”（poetic language）、“原始语言”的追求，双方都是自觉的，但受益的主要是策兰。斯坦纳在另一本书中说：“海德格尔的著作和术语在策兰的诗歌和散文中处于核心地位……策兰的很多词语组合、按照句法省略或者多动元音的行为，在海德格尔的语言才能中，在他那极端化的德语中，都有直接的对应点。”[50]当然相似不一定就是借鉴。这不但是因为策兰是一个独创性诗人，也因为他在政治上与海德格尔是对立的。

海德格尔确实志在清除当代语言的腐朽而使之回到原始语言，并拯救那些在当代滥用中成为牺牲品的语言，但在他看来，语言危机主要是技术思维正在将语言变成一种交流工具：“相应地，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人类语言的表现越来越占上风。因为确定语言首先是信息，便为建造思维机器和大型计算主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策兰也认同这一点，他也认为：“我们可以……放弃值得思考的东西，而倾心于那独一无二的控制论思想的狂热及其巨大的成功吗？或者，我们是否必须找到一条路，让思想能够与值得思考的东西相呼应，而不是受控制论思维的迷惑，冷漠地忽视值得思考的东西？”[51]在《子午线》几百条笔记中，策兰有好几十条都提到控制论。但是，他的语言探索，更多是针对大屠杀。1960年他在毕希纳奖获奖致辞中，以毕希纳的小说《棱茨》开头的一句话“1月20日这天，棱茨走在山中……”引出话题：

也许，我们可以说，每一首诗都是在“1月20日”写下？也许是今日所写诗歌的新意在此：这里很清楚地尝试着这样的日期？[52]

“1月20日”是什么日子？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郊区的万湖，纳粹德国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主持召开由纳粹党和国家主要机关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制订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策兰把诗歌与“1月20日”联系起来，如果不能提醒那些否定历史的人，至少也是强调自己的观点：他是从他的“1月20日”下笔的。而海德格尔，却从来不愿意谈到“1月20日”。当他1966年唯一一次谈到集中营时，却是将之与卫星照片、美国农业联系起来，视为现代技术文明的后果来谈的。

同时，与海德格尔竭力推崇德语不同，策兰对德语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德语是他的母语，也是凶手的语言。作为一个不得不用德语写作的诗人，策兰感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1946年他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说：“一个犹太人用德语写诗是多么的沉重。我的诗发表后，也许会传到德国——允许我跟您讲这样一件可怕的事情——那只打开我的书的手，也许曾经与杀害我母亲的刽子手握过手（……）但我的命运已经注定：用德语写诗。”[53]策兰一面批判德语，删减德语中的纳粹残留，一面把德语陌生化，意在激活、再造一种新的陈述语言。在与犹太经验深入交流之后，策兰锻造的语言能够进入大屠杀经验的中心，部分地解决了用语言来概括和理解奥斯维辛的难题，通过突破语言的限制来突破无法经验大屠杀的限制。所以有人说：“有了策兰，德语变成了它自己裂变的工具，在他的手中，这门语言越来越多的部分直接从烟雾中升起来了。”[54]当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使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策兰有时似乎也有壮志未酬之感，以至于他有时觉得“来自沉默的见证”才更合适：“这化作沉闷的词。/逆着其他那些，那些/与屠夫的耳朵勾勾搭搭，/那些很快也要攀上时间与纪元的词，/它终将挺身作证。”[55]如果德语不过是与“屠夫的耳朵勾勾搭搭”的词，那还不如沉默好。

策兰对海德格尔矫饰风格的陈腐语言也有敏感。1959年在阅读《物》时，他就讽刺海德格尔像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一样，把古高的德语头韵引入德语。策兰要拯救的是被纳粹污染、损害的语言。实际上，巴黎索邦大学的德语教授曼代尔（Robert Minder）就在195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很简单，他的语言与纳粹德国省长的语言是一致的”，“海德格尔对戈培尔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喊出的那些语言表示赞同”。[56]策兰参加了这次演讲并强烈赞同这一观点。

语言与政治相关，它可以是表现人性的，也可以是反人道的。斯坦纳认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哲学术语与纳粹行话之间存在相似性：“二者虽然处在明显不同的层次上，为了启迪这个黑暗的时代，二者都使德国人的天才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这种天才即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赋予（通常是空洞的或半成熟的）抽象概念以具体的实在性和力量。海德格尔假定，它本身就是隐喻式的和神秘性的，只要说出语言富于意义，那么说出这些语言的就不是人，而是‘在人之中的语言本身’。这种假定是一个不祥的暗示，它暗示着希特勒的灵感观念，暗示着纳粹的这样一种看法：人类的声音只是一只由巨大的神秘力量吹奏的喇叭，正常人类的意志和判断在这种神秘力量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这种非人化的主题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海德格尔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接近纳粹主义的：这时，它将人看作是一种从存在和意义中心排挤出来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的纯粹本体论用语中之所以充斥着反人道的用语，其源盖出于此。”[57]与策兰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启发，深化了语言不同，格拉斯也在探索语言的创新。“格拉斯知道，大屠杀后的德国作家不能对德语信以为真。它曾是地狱的语言。于是，格拉斯开始撕裂或融合语词。他把语词、方言、习语、陈词、标语、双关和引语统统倒进熔炉，生产出火热的熔浆。格拉斯小说中有一种滂沱的黏液力量，充满了瓦砾和刺鼻的碎片。它把大地弄得鼻青眼肿、伤痕累累，成为生动的奇形怪状。通常，语言就是他遍体鳞伤的想象的主角。”“格拉斯就像捏住了德语字典的喉咙，想把德语旧词中的谎言和假话统统掐死，想用笑声和谐谑来清洗它们，使它们焕然一新。因此，他那毫无节制的啰唆，他那冗长得可怕的句子和大得惊人的词汇，往往并没能体现他对德语这门工具的信心；相反，它们传达出愤怒和厌恶，就像一个石匠在开采一块暗藏着沙砾的阴险石头。”[58]

格拉斯也是诗人，但他的文学形式主要是长篇小说，因此他的语言探索不同于策兰，也因此不同于海德格尔。格拉斯认为，海德格尔的语言恰恰是对德语的伤害。在其小说《狗年月》中，格拉斯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术语进行了讽刺性模仿，他借此表明，高傲晦涩的德语对德国思维和言说能力伤害很大。《狗年月》把这位大哲称之为“绒球帽”——“狗哇，他仔细听着：他出生于梅思基希（Messkirch）。该地位于美因（Inn）河畔的布劳瑙附近。这个人和那个人在同一个绒球帽年剪的脐带。这个人和那个人相互对立。这个人和那个人总有一天会站在同一个纪念碑的基座上。”[59]这里所说的“这个人和那个人”是指胡塞尔和他的学生海德格尔，他们分别生于1859、1889年，“9”字形犹如绒球帽，故有“这个人和那个人在同一个绒球帽年剪的脐带”之说，但这种戏谑的语言主要是针对海德格尔。比如：“这种狗的存在，这种存在——此乃事实——在我看来，意味着实存的狗被抛进它的此在；更确切地说，这样一来，它在此世的存在就是狗的此在；如今，此在无论是木工作坊大院还是元首大本营，甚至于离开所有不文明的时代，都无关紧要，因为未来狗的存在不会晚于昔日狗的此在，这种此在不会早于插手这种狗的现在。”“开门，绒球帽！马特恩在这儿，是忧虑的呼唤在显现。开门！”[60]这里的“存在”、“此在”、“忧虑”等都是《存在与时间》的关键概念。格拉斯也熟悉海德格尔思想的变化。如：“阿雷曼人的帽子在托特瑙与弗赖堡之间有尖角。从此以后，‘存在’这个词中的‘i’就写成了‘y’。”“我曾经大声地念过，给冲锋队朗富尔第八十四中队念过这部作品。他们趴在酒馆的柜台式桌子上，还在《存在与时间》中怪声大叫。他现在写‘存在’一词就只用‘y’了。”[61]这是在暗示海德格尔后期不再使用前期的“存在”（Sein）概念，而用“Seyn”或“Sein”上打叉的做法来赋予他特有的“存在”概念以新意。格拉斯也提到海德格尔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就职讲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他们在布赖斯高地区的弗赖堡下车，来到弗赖堡大学。虽然整个环境还回荡着他在33年说的那番大话：‘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自己！’可是，没有一间阶梯形教室里挂着绒球帽。‘此人再也不能呆在这儿，因为他……’”后面还有一处更是洋溢着荒诞派的气息：“柏拉图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不是他呢？在这个人这里成为锡拉库萨的东西，在另一个人那里却会变成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62]格拉斯还明确把海德格尔与纳粹联系起来。例如，“这是一个男孩，一个少年，一个穿上制服的中学生，这个人崇拜元首，崇拜乌尔里希·封·胡腾，崇拜隆美尔将军，崇拜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封·特赖奇克，有很长一段时间崇拜拿破仑，崇拜气喘吁吁的演员海因里希·格奥尔格，曾经崇拜过萨沃纳洛娜，后来又崇拜路德，一段时期以来崇拜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凭借这些榜样的帮助，他得以把中世纪的比喻杂糅进一座实际存在的、由人骨堆积而成的山丘。他在自己日记中提到这座白骨山时将它称之为祭坛”[63]。这里所说的“白骨山”，当然是指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尸体堆积。格拉斯的意思是，这些西方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者、战争狂人要为奥斯维辛负责。总之，在《狗年月》中，海德格尔其人其言都可笑而残忍。在另一位作家，也是海德格尔的好友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astner）看来，格拉斯的这番暗示和讽刺是对海德格尔的攻击，他说服海德格尔进行“公开的反击”，最终促成了1966年海德格尔与《明镜》周刊之间进行的那场著名的访谈。

语言是20世纪德国文化的中心问题之一，海德格尔、策兰和格拉斯固然基于各自的需要创新了德语，反对海德格尔的阿多诺，同样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德语；甚至希特勒，也利用奥地利德语区的习语创造了他自己独有的句子，其演讲所造成的狂热效果，就与他的德语有关。

策兰与阿多诺、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诗学的纠缠，是20世纪文化思想史上最为含混且充满悖论的一章。这涉及纳粹受害者策兰与同情者海德格尔之间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相互吸收，而同是反纳粹的策兰与阿多诺何以无法真正对话等政治文化问题。进而，策兰、格拉斯两位志在革新德语以表现大屠杀的一流诗人作家，却对海德格尔的语言革新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论。所以这些，都揭示了“奥斯维辛”的多重后果及大屠杀之后精神生活的复杂性。要提供一个完整的、精确的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原来的诗歌是野蛮的，因为它无视大屠杀的存在。但“奥斯维辛之后”仍然有诗歌，这是一种新的诗歌、新的语言。

[1] 莱莉·萨克斯：《在死亡的寓所里》，转引自贝恩特·巴尔泽等《联邦德国文学史》，范大灿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169页。

[2] Theodor Adorno, Prism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Samuel and ShierryWeber,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1.p.34.

[3] 乔治·斯坦纳：《沉默与诗人》（1966），《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64页。

[4] 君特·格拉斯：《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法兰克福诗学演讲》（1990年2月），《与乌托邦赛跑》，第350、349、368页。

[5]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第85页。

[6] 范妮娅·芬伦：《魔掌中的女子乐队》，第215—217页。

[7] 范妮娅·芬伦：《魔掌中的女子乐队》，第141页。

[8]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在我们奥斯维辛》，第124—126页。

[9]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10]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65页。

[11] 转引自杰拉尔德·阿斯特：《“最后一个”纳粹分子——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第54页。

[12]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67—368页。

[13]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569页。

[14] 阿多诺：《贝多芬——阿多诺的音乐哲学》，彭淮栋译，联经出版公司（台湾）2009年版，第147页。

[15] 参见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1995），李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16]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68页。

[17]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63页。

[18] 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第102页。

[19] 参见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1999），梁晶晶译，倾向出版社（台湾）2009年版，第199—200页。

[20]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363页。

[21] 伊恩·布鲁玛：《歌德和莫扎特也无法阻止人类陷入野蛮》，《东方早报》2014年9月14日。

[22] 保罗·策兰《死亡赋格》这首诗有多种中译，本书采用的是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中的翻译，详见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第48—49页。

[23] 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第50页。

[24] 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第63页。

[25] 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第166页。

[26] 《保罗·策兰诗选》，孟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536页。

[27] 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第182页。

[28] 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第264、39页。

[29] 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第148页。

[30] 保罗·策兰：《墓畔》，《保罗·策兰诗选》，第29页。

[31] 策兰：《你也说》（1954），转引自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第105页。另参《保罗·策兰诗选》，第120—121页。

[32] 转引自李昌珂：《德国文学史》（第5卷），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33] 策兰：《不莱梅文学获奖致辞》（1958年1月26日），转引自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一个背负奥斯维辛寻找耶路撒冷的诗人》，第134页。

[34] 引自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第106页。

[35] 阿多诺：《美学理论》，第541页。

[36] 李昌珂：《德国文学史》（第5卷），第98页。

[37] 君特·格拉斯：《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法兰克福诗学演讲》，《与乌托邦赛跑》，第361页。

[38]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2006），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页。

[39] 孙传钊：《阿多诺的“硬伤”》，《博览群书》2006年第5期。另参Stefan Muller-Doohm, Adorno, A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p.184—186.

[40] 参见马丁·杰：《阿多诺》（1984），瞿铁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41]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109页。

[42]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27页。

[43] 保罗·策兰、英格褒·巴赫曼：《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芮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278、284页。

[44]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113页。

[45]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158页。

[46]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227页。

[47]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4页。

[48]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112页。

[49] 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1991），李河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50] 转引自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235页。

[51]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89页。

[52] 保罗·策兰：《子午圈——毕希纳奖获奖致辞》（1960年10月22日），《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53] 孟明：《译者弁言》，《保罗·策兰诗选》，第14页。

[54] 转引自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229页。

[55] 参见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第65页。

[56]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第104页。

[57] 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第183—184页。

[58] 乔治·斯坦纳：《君特·格拉斯札记一则》，《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131、132页。

[59] 君特·格拉斯：《狗年月》（1963），刁承俊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这里的“Inn”应译为“因河”，而非“美因河”。

[60] 君特·格拉斯：《狗年月》，第387、489页。

[61] 君特·格拉斯：《狗年月》，第487—488、488页。

[62] 君特·格拉斯：《狗年月》，第489页。

[63] 君特·格拉斯：《狗年月》，第385页。这里的“元首”指希特勒。乌尔里希·封·胡腾（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德国诗人和人文学者，鼓吹日耳曼爱国精神，支持宗教改革运动。隆美尔（Erwin Rommel），纳粹德国的名将。海因里希·封·特赖奇克，19世纪普鲁士史学家，以强烈的民族主义著称。海因里希·格奥尔格，不详。萨沃纳洛娜（Fra 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以严厉的布道、反对世俗生活著称。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

三十二、“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化理论

那个残暴的苏拉在听人讲述不是他本人干的坏事时，也曾掩面哭泣过。费赫的那位暴君在剧院里曾躲在一个角落里看戏，因为他怕被人家看见他同安德洛马克和普立安一起抽泣，而他对每天被他下令处死的许许多多无辜的人的哀号却无动于衷。……只要对舞台上表演的情节流几滴眼泪，我们就尽到了我们的仁爱之心，就不必真的要有所作为，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不幸的人们，要求的是对他们给予帮助、安慰和办实事，这就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苦难伸出援手，而不能袖手旁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人的心就会关上大门，以免心肠一软，真的去做什么善事，使自己受到损失。事实的确如此：一个人到剧院去，是为了看戏中的精彩表演的，在他已经为戏中人物的不幸遭遇流了眼泪之后，我们还能要求他什么呢？他对他本人不是已经很满意了吗？他不是对他有一颗美好的心灵深感庆幸了吗？他对戏中表演的美好德行已经大加称赞了一番，这不就已经表明他是很赞赏美德吗？人们还能要求他做更多的事情吗？硬要他本人去实践美德吗？

——卢梭[1]

1945年11月29日下午，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法庭为在押的纳粹战犯放映了一年前英美联军解放集中营时拍摄的一段纪录片。焚尸炉，成堆的尸体，骷髅，万人坑，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幽灵般的面孔……“这些画面对出席法庭的大多数人来说闻所未闻，他们被集中营的惨状吓得胆战心惊。……戈林紧张得连连咳嗽，靠在被告席的扶手上，用右臂扫住自己的脸。赫斯不知所措地盯着银幕，面无表情。丰克和弗里切忍不住哭了，看到他们流泪的人觉得他们是在为自己伤心，为自己生死未卜的命运流泪。沙赫特被俘之前在纳粹集中营呆过，他把头扭向一边，不敢盯着银幕。里宾特洛甫用手捂住眼睛，但他会透过手指的缝隙偷偷看几眼。罗森堡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身体，不时偷偷瞄向自己的纳粹同僚。邓尼茨时而将目光移开，时而面向银幕，摘下太阳镜，过会儿又戴上。所有的纳粹犯人中，只有施特莱歇尔看得全神贯注。”影片放映结束，被告们僵坐在那里，仿佛变成了石头，直到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法官们陆续退出，他们才缓缓起身，全身瘫软的弗兰克甚至要人搀扶才能离开。戈林、赫斯等人不相信这是事实，只有弗兰克说：“别相信任何人说他们自己并不知情的鬼话，谁都知道出了大岔子……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细节。他们只是不愿去了解。”[2]这些要为大屠杀承担不同程度责任的纳粹要人，在他们被迫放下屠刀、恢复了某些自然人性后，也会对自己的作为深感震惊。大屠杀是如此的骇人听闻、前所未有，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千古难遇的题材和话题。

1. 启蒙倒退为野蛮

无论是反思大屠杀还是探索当代文化，以犹太知识分子为主体、纳粹上台后被迫流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都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固然是由于它在战争尚未结束、纳粹的暴行还没被广为人知的20世纪4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对纳粹进行广泛研究，同时也是因为它选择的研究视角、提出的基本议题、收获的重要见解等，至今仍没有过时。面对大屠杀的血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中追问：为什么人类不是在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类状态，而是在堕入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这一提问把大屠杀置于西方文明/启蒙的历史进程之中，把德国悲剧拓展为一个文明悲剧：现代性被用以灭绝人性，启蒙堕入神话，工具理性与人类驾驭能力的增长并不与实际自由的扩大相等，理性和启蒙可能趋向更加严酷的控制和野蛮。

现时代是理性的时代，但对理性的反省也一直伴随着现时代。17世纪的帕斯卡尔揭露理性的内在矛盾及其界限，18世纪的卢梭呈现被理性压抑了的感情，19世纪的尼采认定理性是基于非理性的逻辑等，都是反理性的著例。更严密的分析处理是20世纪的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以“目标”和“手段”的区分把有意义的人类行动分为四类：

（1）工具理性的（zweckrational），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

（2）价值理性的（wertrational），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

（3）情绪的（尤其是情感的），它决定于行动者的具体情感和情绪状态；

（4）传统的，它取决于根深蒂固的习惯。[3]

霍克海默像

由感情冲动和感情状态而引起的“情绪行为”和由习惯而引起的“传统行为”都不是合理的行动。工具理性的和价值理性的行动不但是“合理的”行动，也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前者把外界对象以及他人行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以最为有效的手段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因而可以对之进行科学的考察；后者基于某种绝对价值或自觉信仰（真善美），因而并不考虑有无现实的成效。在韦伯的用法中，“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也就是“实质合理性”（materiale Rationalitaet）/“形式合理性”（formale Rationalitaet）。前一组概念主要针对个体的社会行动而言，后一组概念主要针对社会领域的宏观分析而言。必须说明的是，第一，四种行动只是韦伯基于其“理想型”的方法而作的一种区分。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的行动意义交叉渗透，相互之间并不能截然区分。尽管在韦伯看来，一个真正“合理的”行动，一个真正“合理化”的社会，必须始终承诺和实现着价值与目的的双重合理性。但作为一个趋势，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发展主要是“工具理性”的扩张。现代性就是合理性，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在理性的活动中，变成了与此目的背道而驰的工具，手段统治了目的，理性化导向非常不合理的结果，此即现代性的两难格局，也就是从浪漫派到法兰克福学派一代又一代德国思想家们揭发的现代社会“异化”的根源之一。

正像大屠杀震惊了纳粹要人一样，遭受迫害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也对大屠杀感到震惊，解释大屠杀及其后果一直是他们的理论使命与动力之一。霍克海默的秘书曾这样介绍：“可以这么说，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这一共同信念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大家都感到我们有一个使命，包括所有的秘书，所有参加研究所并在那里工作的人，这个使命感确实使我们产生了忠诚和一体的感情。”[4]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都是德国犹太人，都在纳粹的压力下流亡到美国。阿多诺的传记作者这样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含义事实上几乎使他着迷。他在一条广为人们引证的评论中断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死亡营的恐怖确实为他进一步论证了布莱希特满怀沉痛地得出的论点的真理性，即文化大厦是建筑在狗粪堆上的。”[5]法兰克福学派对纳粹德国的研究，遍及经济、法律、政治、文化艺术和社会心理诸方面，就其对大屠杀的哲学/历史解释而言，又以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和霍克海默、阿多诺1944年完成的《启蒙的辩证》最为犀利，且至今仍保持巨大影响。

《启蒙的辩证》开篇就重申韦伯的观点：“启蒙的纲领在于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破除神话，以知识代替幻想。”[6]霍克海默、阿多诺进一步发展并扭转了这一思路：理性化是一个有倒退、有曲折的辩证过程，启蒙并不只是一往无前的直线，它也可能倒退为神话。正如韦伯的“理性化”概念一样，他们的“启蒙”概念不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是整个西方文明史的主题：“就最广义的前卫思考而言，‘启蒙’旨在祛除人类的恐怖，令其成为主宰。然而，完全启蒙了的地球，却满溢着得意忘形的灾难。”[7]这里的“启蒙”就是“从荷马到现代”的“统治精神”。在两位作者看来，在西方历史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作用的启蒙，其实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将人类从迷信和愚昧中解放出来，并一劳永逸地使人获得主体自由的进步历程，而是内在地具有启智和蒙蔽、主体化和异化两个方向：一方面，启蒙除魅神话并用知识来代替想象和幻觉，这一过程唤醒了世界也建构了人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力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与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同步增长，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活的安逸，而统治也以更沉稳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自然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而人类也不断落入更加严厉的统治形式之中，这就是促使启蒙转向神话的另一个过程，此即“启蒙的辩证”。大体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启蒙的辩证”。

第一，统治自然与人性：（韦伯意义上的）启蒙就是神话。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都是广义上的“进步”论者，即认为西方社会将进步到一个理想社会或理性化社会。这个过程会有曲折或变形，但大的历史进程是不可逆的。身当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斯大林主义灾难性地改写了社会主义实验的黑暗时刻，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不再持有进步理念。1940年，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绝笔之作《历史哲学论纲》中写道，“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人在支配自然方面取得的进步，则没有看到社会的退步”。[8]1940年9月5日，绝望的本雅明在法西边境自杀，此前他已指定阿多诺为其文献执行人。在得到这一手稿后，阿多诺写信告诉霍克海默：“本雅明所有著作中，这一部与我们的意图最为接近，这首先涉及它将历史视为永恒灾难的那种观念，涉及对进步与掌控自然的批判，以及对文化之地位的批判。”霍克海默读后也认为：“这些论题能让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忙上一阵，他也会一直同我们在一起。顺便说一句……野蛮和文化的同一性是……我最后和他进行的那几次交谈的主题之一。……将阶级斗争视为普遍之压抑的观念，揭露历史编纂是对统治者的同情的观点，都是一些洞见，我们必须把这些洞见当成我们的理论公理。”[9]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以格言体写成，多是一些结论的判断。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展开“历史是永恒灾难”、“野蛮与文化的同一性”时，引入了德国的思想家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的一些观点。克拉格斯从人与自然或和谐、或敌对的关系来解释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批判现代性对自然的支配。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原始社会是纯粹的自然，甚至人类自身也是自然的。当人类开始思考时，他就迈出了决定的一步，思想意味着在某一点上打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区分开来。从此，人类的思想通过削弱内外自然这两个方面而在自然面前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这就“开始了一个拒斥自然、毁伤自然的进程，走向了幸福的许诺和自然至高无上的反面。它不仅拒斥和毁伤了人类内部自然的虔诚体验能力，而且拒斥和毁伤了外部自然的各种诱惑力；不仅拒斥和毁伤了人类内部自然的恐怖感，也拒斥和毁伤了外部自然恐怖感。对欲望和恐怖的这种消解旨在使人能够以一贯的镇静去为了主体而榨取自然，可以冷漠地看待自然，或将自然视为敌人”[10]。对霍克海默、阿多诺来说，启蒙（也就是进步）就是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在其工具和主观的意义上，启蒙理性就是维持这种统治的理性。

理性的启蒙就是世界的“除魅”，就是主体的建立。两位作者认为：主体作为启蒙了的人类，与神一样，都掌握着统治存在的权力。“主体的觉醒的代价，即是承认权力为所有关系的原理。面对此种理性的统一性，神与人的差别变得无关宏旨。……就其宰制自然而言，创世的神和使役自然的人类心灵没有什么不同。人类和神的相似性在于对存在的统治权，无论是神的俯视或人类的役使。”[11]启蒙的主体是非自然的、否定自然的。一方面，它统治外部自然：“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另一方面，它统治内部自然。人类对自身的支配是自我的基础，但这种为了主体的缘故而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却是在消灭主体，因为人是通过压抑他们的内在自然而学会把握外在自然的，自我为了统治外在自然，就必须牺牲人性里的自然。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为了不受女妖塞壬歌声的诱惑，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而水手们则用蜡块塞住耳朵。这种策略所体现的，就是理性的主体建立在对自然人性的否定之上。所以：

（文明的道路）是服从和劳动的道路……在奥德修斯的想法里，对于他自己的死亡和幸福同样有敌意，他必定知道这点。他只知道两种逃脱的可能性。他对同伴指示了其中一种。他要他们用蜡块塞住耳朵，并且拼命摇桨。想要活命的，就不可以聆听那无法抵挡的歌声诱惑，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听不见。……奥德修斯把另一个可能性留给自己，他是个地主，有别人为他工作。他听见了，但是被绑在桅杆上而无法动弹，诱惑越强烈，他就让自己绑得越紧。就像后来的中产阶级，幸福的诱惑力量越强大，他们就越固执地拒绝它。……他用以把自己绑在实践方面而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使塞壬女妖远离实践：她们的诱惑被中性化为单纯的沉思对象，也就是艺术。受缚者去参加一场音乐会，像后来的听众一样动也不动地聆听，而在他挣脱后的兴奋呼喊，却被当作掌声而没有人注意听。于是，艺术和手工艺从脱离原始时代时就分道扬镳了。史诗里已经包含正确的理论。文化产物与被役使的劳动之间有个明确的关系，两者都奠基于对自然的社会性宰制的必然冲动。[12]

文明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统治与牺牲（内外自然）的故事。塞壬的歌声是原始自然的危险诱惑，它诱使人们重回母体，使人回忆起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时光。奥德修斯压抑自己的自然激情，而奴隶们连压抑自己的权利都没有，只能拼命摇桨。这表明自我的建立需要付出代价，即必须避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制力。这个故事是启蒙辩证法的隐喻：启蒙的同一性不但要求客体的同一，也要求主体的同一。启蒙没有克服牺牲，而是牺牲的内化。一旦启蒙的主体发现自己必须与牺牲打交道时，曾经用牺牲智取神话的自我就重新被神话命运所征服：“始终同一的自我源自征服献祭，但是自我本身却是僵化的献祭仪式的产物，人们在仪式里把自然关系和自己的意识对立起来而歌颂自己。”[13]这是一个贯穿西方文明史的主题：

从奥林帕斯的宗教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中产阶级的无神论，对于那不受控制的、有威胁性的自然的恐惧（如此的恐惧是自然被物质化和对象化的结果），被贬谪为泛神论的迷信，而对于内在或外在自然的宰制，则成为绝对的生命目的。[14]

在本雅明—阿多诺的解释中，灾难就是神话统治。启蒙导致灾难，也就是启蒙变成了神话。概括地说，启蒙与神话的关系包括三点。其一，神话就是启蒙。神话是摆脱自然的第一步，虽然它是不成功的，但这也成为启蒙灾变的第一步。尽管霍克海默、阿多诺没有引用马克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著名观点，但他们对神话的理解却与马克思相通。如果神话就是对自然的征服和支配，那么科学当然也就是神话的一种形式。其二，启蒙就是神话。人类的启蒙意味着他不断远离始源，但他没有摆脱神话的力量，合理化的世界只是表面上实现了去神秘化，人类只有在对自然的对立中才能建立自我认同，神话的诅咒还是萦绕不已。“神话开始了启蒙的无穷审判，于其中，每个确定的理论观点都必然要蒙受毁灭性的批评，说那只是个信念而已。即使是各种概念，如精神、真理，甚至启蒙，也都变成了泛灵论的巫术。如宿命般的必然性原理，使许多神话英雄殒殁，并且从神论里推论出逻辑结论，甚至淬炼成有说服力的形式逻辑，它不只宰制着西方哲学的每个理性主义体系，更主导了许多体系的推演，它们始自诸神的层级，在偶像崇拜的恒久黄昏里，传承了同一个内容：即对于实证不足的愤怒。正如神话里已经蕴含了启蒙，启蒙的每一步都只会更深地陷于神话学当中。启蒙为了破除神话，而接收所有的神话材料，作为审判者的它，却落入神话的魔咒。”[15]其三，启蒙过渡为神话。“神话过渡为启蒙，自然则过渡为单纯的客体性。人类权力的扩张，其代价即为被宰制的事物的异化（Entfremdung）。启蒙和事物的关系，正如独裁者之于百姓。他对百姓的认知，仅止于他能宰制他们，拥有知识的人对事物的认知，也仅止于他能制造它们。如是，它们的‘在己之在’（An sich）仅成‘为他的’（Fur ihn）。在事物的转变当中，事物的本质总是被揭露为同质的东西，亦即统治的底层。这个同一性（Identitat）构成自然的统一性。”[16]从进步的意义上说，过渡就是倒退。当然，这不是返回到古老的顺从自然的神话，而是一种非神话的顺从自然的方式。“从前泛神论到巫术，从母权文化到父权文化，从蓄奴者的多神论到天主教的品位，仍然有新的（虽然是启蒙了的）神话取代旧神话，战神取代大地之母，羔羊的崇拜取代图腾，在启蒙理性的阳光下，那以前被认为客观且实事求是的一切信仰奉献，都被消融为神话。”[17]所谓“启蒙的辩证”，是指启蒙同时具有解放和奴役的双重性格。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犀利在于，在启蒙的解放与奴役之间，不是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关系，而是同一过程的双重性。

第二，取消特殊与差异：（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就是神话。

虽然荷马史诗中已经包含了启蒙的辩证，但霍克海默、阿多诺面对的毕竟是现代启蒙后的世界，他们没有停留在重复、深化文明与自然的二律悖反，而是深入到现代启蒙思想的核心，把康德哲学特别是其认识论作为理解启蒙辩证的钥匙。如果说韦伯的（工具）“理性”重在主体对客体，也就是自然与自我的支配及控制的话，那么康德的（纯粹）“理性”则重在以“普遍规律”取消特殊与差异，因此显示了启蒙的另一种意义：“启蒙则让关系、意义和生命完全撤回到主体性里，而主体性也只有借着如此的撤回才真正建立起来。对启蒙而言，理性是化学药品，吸收事物的真正实体，自身也挥发为理性的单纯自律性。为了摆脱对自然的迷信恐惧，启蒙把一切客观作用的事物和形态都揭露为混沌物质的外壳，并且把物质对于人类行为者的影响斥为奴役，直到主体依据理念完全变成唯一的、无限制的、空洞的权威。”[18]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认识的“哥白尼革命”：不是知识应当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我们的知识。这不是说，心灵创造对象或心灵拥有“天赋观念”，而是说，我们的心灵总是把某种特定的思想方式带给对象，并以此来统一我们的经验。这有两个阶段。首先是以时间和空间两种直观形式对各种各样处于“感性杂多”中的经验施加影响，换言之，我们必然将事物知觉为时空中的事物。其次是以各种思想范畴来综合我们的经验，此即我们通过固定的概念形式如量、质、关系和模态来对经验杂多加以判断，形成一个统一世界。康德认为，是心灵把给予我们感官的未经加工整理的材料变成一个密切相关的要素集合。经验的统一必定暗示着自我的统一，因为除非在心灵的诸活动之间存在着一个统一，否则就不可能有经验；要想拥有这样的知识，就需要处于多种关联中的感性、想象、记忆以及直观综合的能力。所有这些活动必定发生在一个单一的主体之中，否则就不存在知识，因为一个主体只拥有感性，另一个主体只拥有记忆之类，感性杂多就不能统一。那么，这个主体是什么？康德称之为“统觉的先验的统一”，即“自我”。它之所以是“先验”的，是因为即使这样一个统一或自我通过我们的实际经验得到了暗示，我们也不能直接经验它，所以这个“自我”只能是先天的，是我们拥有关于统一的自然界的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正是在统一经验所有要素这个活动中，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统一，于是我们对于一个统一的经验世界的意识，与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就同时发生了。[19]康德的“纯粹理性”，就是“从一般性中推演出特殊性的能力”。霍克海默、阿多诺把理性的这种统一性，与韦伯—卢卡奇所说的工具理性的计算性联系起来，判定它蕴含着主体之于对象、普遍之于特殊的极权：

理性概念里的困难，起因于那承载同一个理性的众多主体彼此其实是对立的，在西方世界的启蒙里，那些困难潜藏在其判断显著的明晰性里头。可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它们就表现在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的模糊关系以及其他无法调解的矛盾里。康德的概念是有歧义的。理性作为先验且超越个体的自我，蕴含了一个人类自由的共同存在的理念。在其中，他们组成普遍的主体，并且在全体有意识的凝聚里扬弃了纯粹理性与经验理性的冲突。全体则表现了真正普遍性的理念，也就是乌托邦。然而，理性同时也是思维的计算机制，它为了自我保存的目的而调整世界，其功能仅仅是把对象整治成感觉材料，好让它成为奴役的材料。图式从外部去调整共相与殊相，概念与个别事物，其真正本性最终在当时的科学里证明为工业社会的需求。存有被放在加工和管理的层面上去审视。一切都变成了可以重复且替代的程序，仅仅是系统的概念的个例。人类尚且如此，动物就更不用说了。当下的种种环境则预防在管理且物化的科学或公众的精神与个体的经验之间的冲突。感官在有知觉以前，已经被概念机器给予规定。中产阶级把世界先天地看成质料，而他们就是以该质料建构自身的。[20]

由康德的“先验主体”所体现出来的现代主/客体关系，是主体把世界变成统治的对象。理性是统治存在的工具，而启蒙则是摆脱命运力量的又一次失败的努力。这里有两个要点。

启蒙是解放的，也是极权的。这里的极权是在主体—对象的意义上使用的。启蒙试图把人类从世界上神秘感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它只是简单地声称神秘的和无形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然后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把所有“质”抽象为一个共同的“度”，把所有事物的本质揭露为同质的东西，把一切感知的现象结合成一个普遍联系的网络。这种无视甚至否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使万事万物都转化为数学式的抽象观念的思维方式，就是现代科学所说的自然的同一性（Identitát），与神话思维的总体化是一样的。两位作者认为，现代科学是启蒙原理的典型体现：“世界的除魅是要消除泛灵论（Animimus）。……在现代科学的发展里，人类放弃了意义。他们以公式代替概念，以规则性和或然律取代因果。……凡不符合可预期性和实用性的标准者，启蒙皆认为可疑。”[21]科学世界建立在排斥的基础上，凡不符合科学规律和数学公式的存在，就是非存在。所有现代科学的规律、哲学的逻各斯（Logos）、统一的形式逻辑、近代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us）等，都以启蒙理性的统一性、普遍性来控制、计算自然：“启蒙自始便把完全数学化的世界等同为真理，认为如此便保证不回到神秘事物。启蒙让思考等于数学。于是数学仿佛被释放，摇身变成绝对的主管机关。”[22]还是福柯之前，两位作者就把培根的“知识即力量”发挥为知识即权力：“那战胜了迷信的知性，是要去宰制被除魅的自然，知识即权力，它没有任何限制……”[23]科学即权力，掌握了现代科学的人，取代神成为自然的主宰。启蒙是主体性的建立也是主体性的异化。启蒙过程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工具的方式控制，并同时控制主体内部的冲动。哈贝马斯解释说：“合理克服外在自然力量的压力把主体引上了教化的过程，而教化过程为了强烈的自我持存把生产力提升了绝对的高度，却使超越了纯粹自我持存的和解力量急剧萎缩。启蒙的永恒标志是对客观化的外在自然和遭到压抑的内在自然的统治。”[24]

启蒙是极权的，也是空洞的。以主体理性为统一世界的尺度，又不是简单地否定外部世界，实际上它以承认外部世界的现状为归宿。对现代科学而言：

事实总是对的，知识自限于事实的重复，而思维只是同语反复。于是启蒙往回摆荡到神话而不知如何挣脱。因为实存者的本质，循环、命运以及世界的统治的真理，神话皆以各种形态去反映它们且放弃任何希望。精确的神话形象和清晰的科学公式证明了事实的永恒性，存有者被表现为被它阻断的意义。[25]

事实总是正确的，则理性主体就是空洞的。霍克海默、阿多诺把康德的观点进一步引申：“在以方法学废除了自我所有被视为神话的自然轨迹以后，自我就不再被认为是身体、血液、灵魂甚或自然的‘我’（Ich），而被升华为先验的（transzendental）或逻辑的主体，成为理性的一个参考点，行为的立法机关。”[26]这种理性的、先验的“自我”，其实就是空洞的主体：“对自然的世界宰制转向思考的主体自身，对于主体而言，什么也没有了，除了永远同一的‘我思’，它必须能够伴随我的所有表象；主体与客体都变成虚无。唯有抽象的自我才得以去记录和体系化，它所面对的，只有抽象的物质，那样的物质并不占有任何性质，而只是一个基底（Substrat）。精神和世界终于同一，不过那是因为它们彼此抵消了。”[27]有康德阐释和论证的启蒙理性一方面是独裁者，另一方面是空空如也，因此也是一种神话。

第三，启蒙与纳粹大屠杀。

批判理论把启蒙、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解为手段/目的合理性的支配力的前所未有的增长，进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用社会理性来确立统治模式并日益强劲地朝向理性化或行政操纵化的特征。仔细体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片断的、晦涩的论述，可以将启蒙的辩证简明地总结为两点。一是工具理性与交换原则密切相关。据交换原则，每一事物在普遍交换中被归之于与另外的事物抽象地等值，因此质的不同，或非同一性不得不进入量的同一性的坟墓，直接受害者是独特的个人。此为“个人的死亡”。二是工具理性对自然的支配。就自然界已被降落到可替换的实体，对客体的控制也铺平了对主体内在自我控制的道路，此为“自然的死亡”。因此“启蒙瓦解了旧时不平等的不义，也就是直接的奴隶制度，却在联系每个存在者的普遍中介里永久保存它……启蒙总是同情社会控制。被宰制的集体群众的统一性，在于否定个体，并且嘲讽那些能够鼓舞人们成为个体的社会”[28]。启蒙作为隐形或变形的统治，在现代社会达到顶峰。

大屠杀是启蒙“同一性原则”的后果。这一点，本书已在上一章有所介绍。

大屠杀是自然对工具理性的野蛮反抗。在附录《朱丽叶，或启蒙与道德》中，霍克海默考察了被扭曲的“回归”自然，这是潜藏在启蒙主流之下的暗流——理性压抑自然的结果，是野蛮化的自然的报复：“要把那可憎却沛然莫可卸的回归自然的诱惑完全根除，那其实是源自失败的文明的残暴，那是野蛮的心态，也是文化的另一面。……毁灭的意志是极权主义的，而极权主义则正是源自那毁灭的意志。”[29]在与《启蒙的辩证》同一时期写作的《自然的造反》一文中，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人被抑制的神话般的早已消逝的过去的回归，同时也是被统治的自然的报复。“自然人对理性反抗的增长……就其在人类中落后一层的意义上——实际上促使了理性的形式化，并促成禁锢而非解放自然。据此，我们可以把法西斯主义描述为自然和理性的恶魔般的结合——这恰恰与哲学总是在梦想的两极统一相对立。”[30]集中营里惨无人道的羞辱和监禁，以及现代刽子手毫无理由的凌虐致死，使“进步”走向了它的反面：更加残忍的、完全野蛮的状态。霍克海默进而讨论了“模仿”这一重要概念。模仿是童年期的主要学习手段，但此后的社会化过程又要儿童忘记模仿以有利于合理的、有直接目的的行为。这种个体成长的模式也是群体进步的模式。西方文明以模仿始，但逐步代之以自觉的适应和最终的统治，科学进步即其表征：公式代替了形象、计算代替了仪式。但西方文明又没有完全克服模仿。霍克海默警告，如果模仿的冲动最后被否定，它“并不导向实现人的潜力，这个冲动将永远是在等待之中，并作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随时爆发。这就是说，如果在社会现状之外没有其他规范，如果理性所提供的所有幸福的希望都不过是维持现状，甚至是增强其压力，那么模仿冲动就永远不会被真正克服，人会以倒退的或扭曲的形式重新回到它的怀抱中”[31]。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形成于现代记忆中最黑暗的时刻：德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确实是崩溃了，但随之而起的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与纳粹独裁制度在世界史上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马克思预言的实现，而是重新焕发了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没有消失，但其斯大林主义版本却让西方左派深感失望。为了理解这一切，批判理论特别关注权威与统治的文化/意识形态形成。在承认国家、文化、各种社会制度以及个人的相对自主性的同时，批判理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解为手段与目的合理性的支配力前所未有的增长，进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用社会理性来确立统治模式并日益强劲地朝向理性化或行政操纵化的特征。在他们看来，启蒙的辩证以一种更为精巧的方式完成了。比如，当代的经济系统是一种神话：“启蒙的本质在于它有许多选项，而选择本身却是不可避免的，即宰制的必然性。人类总是必须选择臣服于自然或是让自然臣服于自我。随着中产阶级商品经济的扩展，计算的理性太阳照亮了神话的黑暗的地平线，在其冰冷的阳光下，新的野蛮的种子正在成长。在宰制的强制下，人们的劳动脱离了神话，而在同样的宰制下，却一再落到神话的诅咒里。”[32]商品经济中等价交换原则的前提，就是把一切对象（包括人）抽象“中介”为一般等价物，从而更有利于统治和支配被纳入交换关系的对象。再如，当代的管理系统成就是“被管理的世界”。启蒙的辩证导致启蒙的工具理性从征服自然界扩张到奴役社会和进行统治的实践，在管理体制的流水线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材料、都是同质的部件。对于统治者来说，人变成了资料；正如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界变成了资料。因此，启蒙的异化并非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对启蒙理性的误用，而是源于启蒙精神的理性观念本身。这就是说，理性的目的在于控制和操纵自然和社会的进程，它的蒙蔽性、具体化、对自然的忘却已经植入概念性思考本身之中，通过理性和科学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努力仅仅产生了操纵（如工业上的泰罗制），进步变成了统治的进步：对自我的统治，然后扩张到对别人的统治，最后借助于“文化产业”扩张到对“内在自然”领域的统治。其内在机制是：以摧毁神话为目的的启蒙通过科学理性、管理体制和抽象量化的“同一性”过程，抹平了自然、人和文化的一切差异，剥夺了个体自由，使启蒙了的人类陷入以理性之名所建构的、新的统治和奴役之中。“极权资本主义的反理性以及它满足需求的技术，以其被对象化的、被支配规定的形态，阻碍了需要的满足，甚至会灭绝人类。这个反理性的原型便表现在英雄身上，他牺牲自己，因而逃避了献祭。文明的历史即献祭内省的历史，也就是厌离（Entsagung）的历史。”[33]

“启蒙的辩证”这一论题表明，两位作者只是想揭露启蒙的内在含混与矛盾，而不是全盘否定启蒙。《启蒙的辩证》于1944年初版，1947年又加写了最后一节。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是：“曾经征服自己而成为强权的启蒙，它本身就可打破启蒙的各种限制。”[34]这表明，两位作者没有抛弃启蒙。魏格豪斯认为，《启蒙的辩证》一书“包含着两种启蒙概念。就第一种概念而言，这种启蒙的目标一直要确立人类的统治权……另一种概念意义下的启蒙，其目标是弱化统治权的要求，启蒙世界是通过消解权力来实现的。这两种启蒙概念似乎被强硬地塞进了《启蒙的辩证》，给人造成的第一印象是，启蒙无法自救，只能自我毁灭。再读之后，人们却可以在这背后发现一个主张——但却是未被肯定表达的主张——错误的启蒙阻止真正的启蒙的胜利，而只有真正的启蒙才能消除错误的启蒙造成的种种致命的后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想维护一种道德观念，认为正是启蒙本身导致了这些灾难，但他们同时也没有放弃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是有某种别的力量，即支配性力量已经使真正的启蒙偏离了它的轨道，或者正在阻碍着启蒙的道路。他们想谴责给启蒙带来的灾难，但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说启蒙陷入了支配之中，或与支配相勾连来解释那种灾难。在经过这样的解译之后，‘启蒙的自我毁灭’这一表述作为一种道德立场就很容易引起歧义。他们所说的灾难是：迄今为止的一切启蒙都还不是真正的启蒙，而只是自命为真正的启蒙罢了”[35]。1946年10月，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主题是如何拯救启蒙、如何发展正当理性的概念。[36]当然，他们没有完成这一工作，但其思路实际上为后来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重建理性、拯救启蒙的理性工程提供了启示。

2. 文明与暴政共生

美国作家斯泰隆在名作《索菲的选择》中说：“所有谈论纳粹集中营的作者中，很少有人像乔治·斯坦纳一样写得那么深刻和富于激情。”[37]斯泰隆说的是斯坦纳文集《语言与沉默》中的《后记》一文，这是斯坦纳为两部记述纳粹屠犹暴行的出版物所写的读后感。斯坦纳相信真理总是在疆域之外，他不是一个提供了完整体系的理论家，且与当代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的主流有许多冲突。剑桥大学是斯坦纳进行学术研究的固定地点，但因为斯坦纳是在欧洲长大的犹太人，其在英国的学术生涯一直深受同僚们的排挤。斯坦纳分析西方文化的中心理论，是其他早期研究大屠杀所得出的观点，这就进一步恶化了他与那些对大屠杀不感兴趣的同事之间的关系，斯坦纳也渐渐与他们分道扬镳。斯坦纳声称自己独立于学术界之外：“我是一个提示者，负责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大屠杀。我的工作的中心是从文化的角度、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大屠杀的文学意义：在某个地方有着大量的阴影、鬼魂、废墟……应该会有一些跟随现实发展的脚步的犹太人留在欧洲巨大的阴暗世界中，他们至少记得在这里的文明。”[38]

斯坦纳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强调大屠杀之于文学/文化的重要性，而是努力阐明：在纳粹大屠杀之后，必须重新定义西方文化，必须重新理解欧洲传统文明。斯坦纳1929年生于巴黎，因为其父的远见（他在1924年离开维也纳到巴黎时就预见到德国反犹主义的可能后果），全家于1940年1月离开法国到美国，因此躲过了大屠杀。在欧洲犹太人遭遇围捕、苦役和灭绝的年代里，斯坦纳与他的家人住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在美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战后在耶鲁、芝加哥和哈佛等名校学习。这种巨大的反差，使斯坦纳长期怀有愧疚感，所以尽管没有被关进集中营，但他仍然自视为“一种幸存者”：“欧洲发生的黑色神话与我的身份密不可分，因为我当时不在那里，因为一桩偶然的好运将我的名字从纳粹的花名册上抹去。”[39]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学校里犹太学生只幸存下来两个，我就是那两个中的一个。我的身边总会出现一些关于我不应该幸存下来的传言，总是病态地歪曲我的可怕的命运，总是会问‘我做得怎么样’、‘我的恐惧多么的不幸’之类的问题。我从一生下来就感觉自己存在缺陷，肩负着使命。我负责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为了将历史流传下去而努力记住这种感觉，否则，那种使命感将会化为灰烬。”[40]20世纪50年代，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出版物很少，斯坦纳凭借其精通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优势，能接触到如阿多诺、阿伦特以及大屠杀幸存者弗兰克、策兰、维赛尔、莱维等有关大屠杀的最早作品。斯坦纳说自己是“一个幸存者”有两层意思：他既是一个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也是被大屠杀摧毁的中欧犹太社会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斯坦纳声称自己独立于现代犹太社会之外。

乔治·斯坦纳像

斯坦纳对大屠杀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如大屠杀对语言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中欧犹太人文传统的毁灭，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漠不关心等，但西方高雅文化与纳粹暴行之间的亲和性，则是其最重要的主题。1967年出版的《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一书中，有两段话几乎概括了斯坦纳文化理论的基础：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知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平了道路？

任何对文学及其社会地位的思考，都得从这毁灭出发。根本上说，文学持续关注的是人的现象，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的方式与动机。无论是作为批评家还是只作为理性的人，我们行动的时候都无法再假装，就好像我们对人类可能性的看法没有深刻变化，就好像在1914年到1945年间大约七千万男人、女人、儿童在欧洲和俄罗斯因饥馑和暴力而灭绝之后，我们意识的质地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不能假装贝尔森集中营与负责任的虚构没有关联。

……我们不得不追问，人们想起和谈起最优秀的知识，是否真的如阿诺德所言，丰富并提升了人类的精神资源。我们不得不思考，利维斯博士所称的“人文主义核心”是否教育了人类行为，或者，在文学研究中培养出的道德智慧思路和在社会政治选择中所要求的思路之间，是否有巨大的鸿沟和对立？

……文学和文化对于个体和社会的道德认知具有价值，这对于约翰逊、柯勒律治、阿诺德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假定。现在，这假定遭到质疑。[41]

在斯坦纳看来，经历了大屠杀之后，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接受这种传统的权威观念：文学与文化的价值在于促进个人和社会的道德观念。1971年，斯坦纳在肯特大学演讲的基础上出版《蓝胡子城堡：有关文化再定义的讨论》一书，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大约有七千万欧洲和俄罗斯人在战争、饥饿和屠杀中失去生命。分析当下环境的文化理论，不将这些死亡的恐惧列为重点考虑范畴，其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42]这里所说的文化理论，是指英国诗人、伟大的现代诗歌作品《荒原》的作者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有关文化再定义的札记》中的理论。在斯坦纳来，这本写于1945—1946年、出版于1948年战争的文化理论著作，居然不提刚刚结束的大屠杀，是难以理解的。斯坦纳问道：“这个事件发生的三年后，全世界范围内都对事实出版了书目和图片，真正地改变了我们对人们行为的局限认识，他怎么在一本关于文化的书中没有提及文化方面的问题？”[43]有鉴于此，斯坦纳将大屠杀的文化方面作为其学术思想的主题之一，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理解欧洲反犹主义的文化起源？

艾略特的基本论点是可取的，这主要是他“坚持真正的文明的宗教特征”，以及他的“每一个文化概念和宗教概念处于正确的上下文环境或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时的意义”。但是，必须把大屠杀放置在宗教心理学的框架中研究，“对这一框架的理解对于解决文化方面的争论至关重要”。斯坦纳在肯特大学讲演时对英国基督教徒听众提出，屠杀欧洲犹太人反映了“基督教的本质及它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存在问题”，“艾略特怎么能在发生了大屠杀后详细描述基督教并呼吁建立基督教的秩序”？[44]斯坦纳相当谨慎地提出，艾略特之所以会明显地对欧洲犹太人缺乏关注与他以犹太人主题的诗歌和思想模棱两可有关。

大屠杀既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病态行为或是少数几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神经症表现，也不是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骇人听闻的偶然事件。大屠杀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屠杀都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本能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化的框架中都存在某些关键性的不稳定因素。在斯坦纳看来，大屠杀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一种自然的感官意识，反映了人们对多神论和万物有灵论的本能需要。犹太人凭借一个上帝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完美人性理想，不懈地要求人性具有道德，因此犹太教之于西方是一种“超越的威胁”。摩西的一神论通过一个无比强大的、无所不知的、审判的、苛刻的、已脱离人类日常生活的至高无上的神取代了多神论，切断了可能跨越人神之间鸿沟的一切可能，建立了毫不妥协的道德规范，迫使人类放弃他们的自然欲望。而从历史的角度看，绝对一神论的要求几乎是人们无法容忍的。基督教继续用理想的要求去胁迫人类实行一种利他主义，它要求完全的爱，包括受害者去爱屠杀者，这是一个可怕荒谬的提议。凡夫俗子如何能达成？马克思主义把对非正义行为先知的愤怒转变为毁灭资产阶级的罪恶之都和为人们创造一个新的干净之城的社会主义构想。为了在“这个世界”实现社会正义，人们必须放弃利益和自私，以宗教殉道般的精神为世俗中的他人而死，将个人生存融入到社会团体当中——乌托邦的神是忌邪的神，弥赛亚的早晨是红色的。这些趋近完美的理想持续挑战着西方的个人生活、社会系统，道德需求和人类缺陷间互不退让的辩证法使得西方文化的纽带彻底失衡，也使得西方人问心有愧，觉得犹太人威胁了他们的人性。后来在其自传《勘误表》中，斯坦纳总结说：

犹太教三度让西方文明面对理想的勒索讹诈。还有什么更严重的冒犯？三次，就像是疯狂的守夜者，唤醒普通人充分发挥人性，放弃自我、天生的嗜欲、偏好放纵与多重选择：以“无可言说的”西奈上帝之名，以对敌人无限制的爱之名，依社会正义与经济平等的需求。依照其追求完美的主张，这些是无法拒绝的要求。……我相信这种压力令人憎恶。贬黜的冲动从闷烧郁积，然后燃烧成焰——犹太人必须被放逐，他的声音必须被限制——进而全面毁灭。[45]

犹太教之于西方文化，是一种“超越的讹诈”（blackmail of transcendence）：“超越你自己。超越心灵不透明的障碍以达到纯粹的抽象。失去你的生命以便获得它。放弃财产、社会地位和现世的安逸。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不，要更多，因为自爱有罪。做出任何牺牲，忍受任何攻击，甚至自我谴责，那样正义才可能取胜。”[46]把一种完美的理想置于本能的、混乱的、世俗的、自我中心的生活和行为之上，并不断地要求人性符合它的要求，就是“超越的讹诈”。希特勒所说的“良知是犹太人的发明物”，正提示了这一点。杀掉这些提示者、代言人，就可以消除道德上的债务。这种持久的敌意不但可以解释纳粹大屠杀，也可以解释被很多人感觉到的西方人对犹太人受难的冷漠。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试图杀害那些不止谋杀上帝，而且还第一个创造了上帝的人，这是一种反抗道德压力、回归自然人基本本能的行为，反映的是西方文明的自杀冲动：反犹太主义源自千年来西方文化内部运动，大屠杀是反犹主义的结果，是基督教徒报复犹太人的一场广泛的行动，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发明了上帝，也扼杀了上帝。

第二，如何把握大屠杀的文化后果？

斯坦纳进而探索这种从文明退出、回归自然本能的起源，并且将之定位在1815—1915年欧洲长久的兴旺期，这段时间资产阶级高雅文化的达到顶峰并建立了直到最近的西方文化标准。以《地狱季节》为题，他在演讲开头这样说道：“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大屠杀，我试着去解释和表达发生大屠杀的原因和目的。可以从我写的内容里清楚地体会到我的个人情感。但是，我坚信分析相关概念和文化概念需要最大可能地理解在1936年至1945年期间欧洲发生的大屠杀，这次大屠杀范围从西班牙南部到俄罗斯的亚洲边界，我认为需要对大屠杀这一现象进行哲学研究。”理由很充分：

确切地讲，如果我们不认真考虑1918年后欧洲中心生活遭到破坏、人们思想发生巨变，就不能准确地理解西方文化危机、欧洲核心地带极权主义的形式和起源，以及世界战争复发等问题。智力、神经恢复能力、政治才能的重要储备，被清除。在布莱希特（Brecht）和乔治·格罗兹（Georges Grosz）的作品中，有关小孩被杀害是因为他未出世的这种嘲讽的幻想，有其特定的意义。精神和身体潜能，杂交和变异的聚合形式实在是太丰富多样了，但是都没能为西方人和西方机构的进一步演化提供保障。在生物学意义上，我们正处于退步文化或后文化。[47]

大屠杀标志着西方传统价值结构与文明规范的瓦解。斯坦纳认为，大屠杀之后的西方文明的内在破坏在三个方面是“难以修复”的。

一是地理社会学中心地位的丧失。西方文化的自我假设是，它是全部文化样式中“所言、所思的最好之物”，是文明世界的中心。这种自信从犹太—希腊古老文明一直维持到期20世纪，但野蛮不是来自西方之外而确实来源于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因此：

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是：“文明的罪恶”涉及的不仅仅是殖民主义和帝国的贪婪，而且还涉及伟大的艺术、思想的诞生与暴力政权、专制秩序之间关系的本质问题。总之，这个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白人在非洲和印度的统治秩序，还包括像美第奇宫廷（Medicean court）、凡尔赛（Versailles）的拉辛（Racine）和当代俄罗斯的文学天才在属于他们的时代都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何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对于曼德尔斯塔姆（Mandelstam），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呢？[48]

与马克斯·韦伯相似，斯坦纳也强调西方的独特性。一方面，柏拉图的世界不同于巫师们的世界，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人类现实，莫扎特的音乐远远超过打击乐和爪哇的钟鸣，西方文明必然因这些伟人后继者的继承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心理上，如此可怕可怖的事情变得如此习以为常，也是西方的独特现象。斯坦纳强调的是，西方曾经拥有的主导地位确是事实，但自启蒙运动以来，一方面，正规宗教的缺席造成了人们生活的空虚感和人生意义、目的的丧失，因此有了各种试图填充的世俗仿造品。在1974年的演讲《怀旧绝对》（Nostalgia for the Absolute）中，斯坦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的人类学都是犹太人试图“取代一个正在死去的基督教”，是一种“替代的教义”，在他看来，它们也都是不成功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心的空虚，特别是西方的失败感，导致“自信的戏剧性危机”，西方人开始质疑此前的道德优越感和文化自负，有的人开始转向亚洲、非洲和美国本土文化。这些斯坦纳称为“恐惧和补偿西方受损的情感的反映”的发展，也是被理解为不断尝试调和西方文化中宗教严重缺席的一部分。

二是对历史进步论的舍弃或更激进的要求。暗含于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中的种种预测已不再可信，在发达国家过着奢靡浮华的生活的同时，地球上仍有大部分群体在忍饥挨饿，由医疗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活改善和个人生活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口过剩和饥饿的现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供给和分配被看作是能有效制止饥饿和贫困，但是贪婪与政治的惯性却阻挠了这些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沉浸在西方技术所创造的梦幻世界中，但我们也总是以一种矛盾和带有嘲讽的态度去看待技术进步的教条：

文化理论的可行性涉及的全部问题是缺乏教条或对社会发展和完善的一种迫切性要求，这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但丁关键性的洞见在于他对地狱切实情况的预言：

因此，你听，那全死了

我们的知识从这一点来说，

未来应关上了门。

“关闭未来之门”，即放弃人类历史进步的本体论原则，“全部知识”的概念变得无效。[49]

三是对西方人文价值的质疑。18世纪的启蒙、19世纪的人文主义都认为，个体从情感和智力的培养到理性和善意的行为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学校教育和公众启蒙类别的一个转换。伏尔泰（Voltaire）和阿诺德都认同“培育”、“文化”和社会改良或完善等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它们的意思在通常情况下甚至可以互换，但斯坦纳认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准确建构，以及致使它们之间从一方面到另一方面变化的手段，仍将有待考察。他发现，那些执行屠杀方案和控制死亡集中营的人都是有教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

有很大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和欧洲文明机构以不同程度的欢迎态度来对待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在紧邻达豪集中营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影响慕尼黑贝多芬室内乐冬季巡回演出活动。当屠夫们手拿博物院指南，虔敬地缓缓经过时，墙上的油画也不会掉落下来。

我们现在意识到，极端的集体歇斯底里和野蛮，与高雅文化的机构、官僚和专业规范的保存和发展是并行不悖的。换言之，人文艺术与科学赖以传播的图书室、博物馆、剧院、大学、研究中心等等，都是集中营合适的邻居，文化活动的差别性和独特性使之恰好可以忍受周围暴力和严密控制的压迫，它们的痛苦是很小的。人文学问中的感受性（特别是表演艺术家的感受性）、智力、顾虑等等，都被放到一个中立的区域。我们也知道，——除了那些目前还无法被吸纳到一个合理心灵中的知识之外，现在的知识完全文献化了——文学教养、审美感情等可以与野蛮的政治施虐行为并存于一个人身上。像掌握东欧“最后解决”大权的汉斯·弗兰克，就是一个狂热的艺术鉴赏家，有时还是巴赫和贝多芬的演奏家。我们知道，一些掌管拷问和焚尸炉职责的人，也十分熟悉歌德、热爱里尔克。我们不能轻易地以“这样的人并不真正懂得他们所读的诗歌和所知的音乐，只是看起来好像可以玩弄得很好”为借口来回避事实。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会比其他任何人对这些人道主义天才，对这些伟大的文学艺术洋溢的道德能量迟钝。我们对哲学语言和荷尔德林诗歌读物的部分重点研究工作便是在附近的死亡集中营中完成的。海格德尔不会停止写作，也不会停止思考。[50]

欣赏艺术能否制止作恶？刽子手是否真的具有文化修养？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就与斯坦纳不同，他认为：“有时候，人们说到或写到德国死亡营的头子喜爱并理解巴赫或莫扎特，等等。还说他们听舒伯特音乐时流下泪来。这些话我不相信。这是谎话，是记者的撒谎。从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真正理解艺术的刽子手。”[51]就肖斯塔科维奇的经验来看，暴君是又卑鄙又聪明又狡猾的人，他知道装出一副风雅饱学的模样比露出无知粗野的腔调好得多。暴君手下有一套庞大的机器为之服务，他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专家、艺术家。如果领袖没有写过书，光会宰割人民，那他成了什么人呢？而且所有的走卒爪牙、谄媚之徒和卑鄙小人都希望他们的领袖成为无可争议的思想巨人和大文豪。

从斯坦纳的观点看，肖斯塔科维奇的说法是不对的。一个研究莎士比亚并在其中获得乐趣的人，是否真的就少些能力管理集中营？纳粹德国的经验表明，人文艺术并不具有人性化的力量，它们在黑暗来临之前都失败了。全面地看，对西方文明的反省不只需要其与非西方文明的关系中进行，还应该内在化：古典欧洲文明自身内部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成就——文学、艺术、哲学——都与专制主义，极度的社会不公甚至疯狂暴力盛行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有许多灿烂的文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Periclean Athens），梅第奇时代的佛罗伦萨（Florence of the Medicis），16世纪的英国，大世纪时代的凡尔赛和莫扎特时期的维也纳——这些灿烂辉煌的文明都与政治专制主义、森严的等级体系以及周围依附性的民众息息相关，能说这是一种偶然吗？伟大的艺术，音乐和诗歌，培根（Bacon）和拉普拉斯（Laplace）的科学都几乎是在极权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实现了繁荣。这可能是危险的事情吗？政治权利和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是起着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呢（这种关系开始于教学的过程中）？文化的概念不正是精英主义的同义反复吗？还有多少主要的能量去供养这样的暴力，被规范约束却又在传统社会内部清晰可见的暴力？[52]

因此第三，如何分析文明为什么不能制止暴政反而还支持暴政？

这也就是说，大屠杀为什么会出现在文明的德国？斯坦纳没有给出答案：“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表明，没有足够的答案去回答文化的弱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各种事后之见，将之解释为文化与政治间之间相关性的缺乏，魏玛的遗产和布痕瓦尔德的现实之间并不远。但是事后诊断，充其量只是一个肤浅片面的理解。就我所知，许多令人苦恼的难题依然存在。”[53]萦绕于斯坦纳整个学术生涯的，就是“为什么人性没有人性化”的问题，他承认“我不知道答案”。不过，在一些论著中，他还是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回答。

其一，对精神世界的专注会妨碍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人文世界需要我们的投入，伟大的人文杰作尤其具有移情的力量。一个长期浸淫于虚构世界中的人，当然会忽略现实世界。所以斯坦纳说：

与阿诺德和利维斯不同，我发现自己难以自信断言，人文学科具有人性化的力量。事实上，我甚至会说：至少可以设想，当注意力集中于书写文本（书写文本是我们训练和追求的材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反应的敏锐性会下降。因为我们受到训练，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要相信虚构的东西，相信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相信我们从诗歌中获得的精神状况，结果我们也许会发现，更难与现实世界认同，更难入心（to heart）体会现实经验世界——“入心”这个说法很有启迪。任何身上的虚构的反思能力都很有限，它能被虚构作品迅速吸收。因此，诗歌中的呼喊也许比街头的呼喊声音更大、更急迫、更真实。小说中的死亡也许比隔壁邻居的死亡更震撼。或许，在美学反应的培养和个人非人化的潜力之间，存在着秘密的间离关系。

至少有可能，我们投入书写词语的情感，投入遥远文本细节的情感，投入逝去已久诗人生活中的情感，钝化了我们对真正现实和需要的感觉。[54]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肯定的文化”。这一概念是霍克海默1936年首次提出而由马尔库塞在次年的《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深入讨论的。其基本观点是，“文化”的概念代表的是“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包括观念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其表现便是知识和实践的统一，借助知识获得的真理可以统领日常生活实践。但是，古代的观念论表明，这个统一体因社会矛盾而分裂了：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其底部是为日常生活之需而发挥作用的知识，而其最高点是哲学知识的等级系统；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低级和高级，前者享受感性快乐（受货币的部分），后者爱理性。从此最崇高的真理、最高的德行、最悦人的愉快，这些构成人类真正内涵的东西，在根本上就与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完全分割开来了，它们遂成为一种“奢侈品”。古代的观念论体现了劳动分工与社会划分的历史形式，观念再生产领域（“文化”）与物质再生产领域（“文明”）区分开来，“文化”也就区别于“文明”而摆脱了社会进程。在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性、审美王国与必然王国相分离的背后，不仅存在着对低级的生存形式的否定，还存在着开释这种罪孽的可能：人们逐渐习惯于把物质领域看作是布满贫困、简陋和不公正的场所，也习惯于放弃或压制任何对它的不满的要求。这种特定形式的“文化”在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肯定的文化”：“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史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在这个阶段，把作为独立价值王国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这个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隔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根本上不同于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实然世界，然而又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通过每个个体的‘内心’而得以实现。只有在这种文化中，文化的活动和对象才获得那种使它超越出日常范围的价值。接受它们，便会带来欢快和幸福的行动。”[55]“肯定的文化”是理想主义的，对孤立个体的需要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文化的王国是灵魂的王国，理想是一种内在状态，实现理想不需要改变现实世界而是需要提高个人的教养。即使在个体没有摆脱其实际上的卑微处境之条件下，文化也能让人欢呼雀跃。文化谈论着“人”的尊严，但不关心对人类来说更加具体的尊严地位，它肯定着、隐匿着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以精神的修养来取代面包的缺乏。比如人在诗歌中，可超越所有社会的孤独和距离，谈及任何东西。这些文学作品用崇高而优美的词语，战胜了现实中的孤寂，它们甚至可以把孤寂表现为一种形而上的美。这就赦免了外部条件对人的处境所应负的责任，使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稳固了下来。“肯定文化的重要社会任务，是以恶劣生存难以忍受的变幻莫测，与需要幸福以便使这种生存成为可以忍耐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为基础的。在这种生存中，矛盾的解决只可能是幻象的。”[56]“肯定的文化”把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储蓄在文化之中，使个体即使在苦难中也可以在内心体验到幸福与快乐的世界，而不需要改变现存的一切。“那些已获得四百多年自由的个体，之所以能够大踏步轻易通过集权制国家的柱廊，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肯定文化。”[57]当然，“肯定”只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马尔库塞同时认为，以理想主义为特征的“肯定的文化”不只是意识形态，也蕴含着对现实的批判。

其二，暴政对文化精英的诱惑。知识精英企求理想的境界而在现实生活中落入暴政与乌合之众的操纵，已由柏拉图率先示范。斯坦纳对参与过错误运动的海德格尔做过研究，提出了一个与阿伦特所说的“精英与暴民的结合”相似的观点：

赤裸裸的暴力可能会催眠学院绅士们的情感（最典型的例子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墨索里尼而倾倒，而在斯大林神龛面前拜倒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又何止千万）。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显然将自己视为特别的德意志民族的导师，一个将直接参与塑造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领袖。成为当世柏拉图的机遇近在眼前——这不仅是那个主张哲人之治的柏拉图，而且是那个直接为西西里僭主服务的柏拉图。其实，哲学家以不智的方式卷入政治事务无疑构成了思想史上一个很长的章节。伏尔泰的仇犹情结到了偏执的地步。弗雷格的种族主义成为其生命中最黑暗的色彩。萨特不仅刻意回避“古拉格世界”问题，甚至还试图为其开脱。此外他还蓄意美化他所知道的中国“文革”的非理性暴行。这里透露出一个保守得不太好的秘密，即充满暴力色彩的政治方案往往会对那些皓首穷经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们产生极大的诱惑——尤其当这种暴力没有直接触及他们个人的时候。这种倾向可能根源于那些个人魅力型导师和哲学绝对论者们的感受力和世界观，而不仅仅来源于那种变形的施虐狂意识。[58]

何以至此？这与上述第一点相关。知识精英因其脱离社会政治实践，实际上不具有正确的政治判断。在巨大的压力或时代的潮流推动下，他们一旦离开书斋与虚拟的世界，就很容易在现实世界迷失方向。这里至少有三种心理机制。一是自私。知识精英的文化创造需要支持、需要保护，民主体制下权力不大能给他们以直接的满足，而暴政和暴君却可能为它所认可的文化艺术提供各类支持。而且暴政和暴君的独裁性格、文化与知识精英的自是、自尊也是内在吻合的。二是负疚。知识精英长期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虽自命不凡却也容易有无功于社会现实的负疚感，因此难免会被暴政和暴君的规模、气势、粗糙、狂热所吸引。1933年5月，海德格尔最后一次看望雅斯贝斯时，后者问他：“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怎么能治理德国？”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教养是无所谓的……您只须仔细看他那双神奇的手！”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海德格尔抱怨说：“这么多的哲学教授，简直是在胡闹。在德国，只需要留下两三个哲学教授就够了。”[59]知识精英往往会在原始质朴与野蛮强力之中发现自己生活中所缺少的一面，他们以为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是报复。知识精英的抱负与理想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对现状满意，一旦发现另一种选择，就会视为实现理想的契机而趋之若鹜，并会在发现疑问后自我圆谎。海德格尔拒不认错就是一例。

其三，事关“德国命运”（Schickung）或德国的“天命”。这是德国“特殊性”的另一种解释，卓越的文明成就与反人道的恐怖、破坏性的野蛮相伴相生，它们看似对立实则互为转化。其根源在于，德国精英自视甚高，无所顾忌，凡事不甘平庸，对世界与经验都要进行系统性、彻底性的探索，下地狱的勇气与上天堂的雄心俱生。在他们攀登文明巅峰的同时，也已做好了撕毁文明的尝试：

（海德格尔）坚信德意志以及在他看来唯一可与古希腊语比肩的德国语言，既注定要“被召唤”，去见证和去体验由德国哲学，德语世界的音乐和荷尔德林的诗所代表的人类最高成果，又注定要去见证、去体验那真正的地狱。

德国在哲学和音乐这两个人所能及的最高领域中所具有的优势，是德国思想与自我意识的一个经常性主题。从巴赫到韦伯恩，从康德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似乎只有在德意志这个国度，人类的天才才能达到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的境界。考虑到这种天命或者说这种“被注定的优越性”，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正是在德意志世界出现了大量极端的反人道主义，出现了人类对其自身的破坏潜力的最后实验。在此，我们将获得一种意识，它可能会因为人们的不快而遭到抵制，但却会导致这样一种分析性的和切合实际的解释：即使在巴赫、贝多芬、康德和歌德那里，也像在瓦格纳和尼采那里一样，都蕴涵着灾难的机缘。由于在其辩证极端性的全部范围内，“人和超人”或者人类同一性的现象获得了具体含义。因此，德国及其历史便肩负起自我毁灭和否定使命。[60]

德国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富悲剧性的文化。这不但因为现代以来丰富的悲剧作品和悲剧理论，更是因为德国历史、社会和人性中充满了悲剧性冲突，歌德的《浮士德》不过是其中一个代表。美国记者夏伊勒在纳粹德国生活过几年，他是这样总结自己的收获的：“更重要的是，纳粹让我对人类和人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这里我见识了残忍、暴力、诡计、压迫、虚伪、谎言、偏执与愚昧。我在书本上学不到这些，它们来自我的经验与体会。当然我也看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他们勇敢、坚毅，与别人相处的时候正直、诚实、友善、充满包容。我想，我在这里获得了大多数西方人没有的东西：生命的悲剧感。”[61]

这种为其他西方文化所没有的悲剧感，就是斯坦纳所说的“德国命运”或德国的“特殊性”。斯坦纳含蓄地提问：如果文化起不到阻止社会暴力的作用，如果存在其中的是些模棱两可的东西，有时甚至是野蛮粗暴，我们为什么要去精心阐释和传播它呢？如果文化是人类卓越的、优势的知识的媒介物，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否也太高了？这个问题涉及对文化、对伟大艺术的评价问题。伴随着文明史的主流观点认为，文化艺术是人类所有正面的、积极的价值的凝聚。除非我们同意尼采所说的伟大的艺术“超善恶”，否则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

高雅文化与政治恐怖、人道主义与野蛮主义之间的关系深深吸引着斯坦纳，他发现了欧洲文化深刻而持久的矛盾，但这并未导致他断然地拒绝西方文化，相反，他对欧洲文化依然保持虔诚，并始终在思考是否还有一些价值残留下来。斯坦纳是当代人文学者中最为博学、最有见识的一位，也是对大屠杀的长期执着并作了独特阐述的一位。他提出的问题，几乎颠覆了我们对文化、文明与伟大艺术的习惯性认知。如果要对他进行批评的话，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斯坦纳除了在他的《空洞的奇迹》这篇论文中提到德语的纳粹化趋势以外，再也没分析过德国。斯坦纳的批判作品的内容涉及教会、上层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在大屠杀中起到的作用，但基本忽略了德国人、德国的文化以及德国的历史。

3. 意义的文化建构

斯坦纳对德国的疏忽至少表明了，他对大屠杀的分析重在历史追溯和宏观分析。这也是阿多诺的特点。不过，文化理论并不局限于宏大叙事，它的当代形式也关注更具体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记忆、如何叙述大屠杀？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叙述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没有统一完整的大屠杀，只有各种各样的大屠杀，因为人们对大屠杀的记忆是在重构中实现的。没有任何记忆可以原封不动地保持过去，留下来的东西只能是每个时代的社会在其当代的参照框架中能够重构的东西。比如在以色列，根据不同阶段的国家建设，大屠杀记忆也经历了几次转变。丹尼尔·加特温（Daniel Gutwein）的研究指出，以色列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记忆。

分裂性记忆时期：从恐怖的初次揭露开始到艾希曼审判结束。其特征是一分为二：对受害者表示情感的认同，又对他们的过分懦弱提出批评，因此在“以色列人”与“犹太人”之间存在着冲突。此时的大屠杀记忆是争取国家独立、巩固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工具，受害者的痛苦被用来服务于犹太建国权力和斗争。

民族化记忆时期：从艾希曼审判到1982年第一黎巴嫩战争。以色列政府将华沙犹太街区的起义定为国家大屠杀纪念日，“以色列人”与“犹太人”成为互补性概念，而“下不为例”的教训成为以色列独立的基石。这种记忆在“六月战争”后加剧，并形成一种“整个世界都与我们作对”的观念，使以色列强硬政权合法化。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屠杀记忆也被低调处理，以免影响与德国的关系。

私人化记忆时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以色列经历的私有制革命后意识形态上的产物，也受到第一次黎巴嫩战争和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所遭遇的政治、道德困境的影响。这种记忆与作为受害人的、被迁移的人、幸存者或“第二代”的每个犹太人的命运相关，以私人化的纪念取代作为大屠杀忘记焦点的带有国家—集体信息的记忆，把犹太复国主义从犹太人苦难史上剔除出去。《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这首诗就是此一时期的概括。加特温认为：“大屠杀忘记的私人化在以色列公众和学术话语中重新定义了‘大屠杀’的概念。大屠杀已从一个对犹太民族遭受纳粹残害经历的历史描述，转变为一个更加全面的概念，涵盖的内容包含了无数的承载着情感和道德分歧的主题，这些主题更多地集中在大屠杀对以色列社会、政治和文化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对以色列人和个体的影响上。”[62]

以色列的大屠杀记忆表明，大屠杀记忆是出于为国家政策辩护的目的而被塑造的，因此只要政策发生变化，就会带来大屠杀忘记内容的转变。历史记忆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的意义如此紧密地与国家政策相连，这既与战后大批受难者迁入以色列有关，也与以色列特殊的国家建构过程有关，这是一种“以色列特色”的大屠杀记忆，并不重现于其他国家。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在哪个国家，有关大屠杀的记忆都不只是客观的历史回顾，不同的国家与世界形势、不同的文化气氛、不同的解释模式，都在深刻影响着大屠杀记忆。大屠杀是被社会所建构的文化事实，其意义也只有在一定的解释框架中才能呈现。美国学者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解读性网络，有关精神创伤如何在感情上、认知上以及道德上进行斡旋的全部‘事实’都在这个网络中被解读。这个网络是超个人的、文化的网络；它的结构是符号化的，是由社会决定的。”[63]作为当代社会理论中“强文化范式”的代表，亚历山大坚持文化的自主性和文化结构的客观性，阐明文化在塑造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例证之一，就是大屠杀作为一个文化事实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以及这个文化事实对社会—道德生活的影响。这一研究不但整理了叙述大屠杀的几种框架，也为文化如何影响社会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分析典范。

大屠杀的“文化建构”包括编码、评价、叙事三个阶段。编码所涉及的是如何呈现、表征大屠杀的问题。大屠杀是一种“恶”，但“恶”是一个认识论概念而不是本体性概念。“一个创伤性事件要取得恶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变成恶的过程。”[64]这关系到“恶”如何被认知、被编码的过程。“变成恶”是一个如何呈现、如何表征的问题，它可以是本体性的恶，也可能是一种偶然的、相对的、能够克服的恶。因此，“恶”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人为建构的，是文化与社会性工作的产物。进而，谁来建构，或者说谁来讲故事、如何讲故事，就有一个文化权力问题，谁控制着符号生产方式。在纳粹德国，大屠杀的物理和文化政策是由纳粹控制的，因此不可能有其他的框架来限定大屠杀。1945年，美军在物理意义上终结了屠杀行为，引导人们对大屠杀作出回应。如果盟军没有赢得战争，大屠杀就永远不会被发现；如果不是苏联军队解放了集中营，那么对集中营的描绘可能与现在的知识大为不同。对大屠杀的编码确认为大屠杀的精神创伤与恶之间的联系。评价是对“恶到什么程度”的判断，它涉及责任、惩罚、补偿措施以及未来行动等问题。叙事就是界定它的意义：这个恶，即“精神创伤”究竟是什么，谁要为它负责，受害者是谁，后果是什么等。这就是说，即使盟军在物理意义上发现了集中营，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仍然要加以编码、评价和叙事才能获得自身的性质，而且这种文化建构必须立即完成：它要求给予一定的表征方式，并且总会有一些表征方式出现。“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典型的、甚至是可预测的、某种已知事物或者范畴的一个例证。即使是很不熟悉的事物，也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变得熟悉。历史背景不仅对于精神创伤事件的第一‘观感’至关重要，随着‘历史’的改变，对后来的观点也同样很重要。再次重申，这些变化着的文化建构注定要受到权力和参与社会行动者心理认同的影响，也注定要受到符号控制竞争以及作为竞争条件的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的影响。”[65]

大屠杀的“背景建构”主要是指欧洲和美国在一战与二战期间如何编码、评价和叙述社会的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普遍存在着幻灭感和厌世情绪，对恶的传统编码方式失去了合法性，善与恶的区分相对模糊。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种族主义与革命（法西斯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欧美民主人士从表征领域退出，形成了英美孤立主义政治政策的文化框架。但在纳粹主义的侵略战争面前，善恶表征体系日益有力而自信，这种体系把自由民主的普救论编码为纯粹的善，而反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偏见编码为恶。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最终成为主导的反法西斯叙事，它将纳粹主义编码、评价、叙述为“我们时代根本的恶”。在这种表征体系中，大屠杀只是简单地被解读为纳粹非人道行为中又一个案例。这就是1945年4月3日，纳粹集中营的“新闻”首次向美国观众公布时西方社会的“善与恶”的具体结构。以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为例，大多数美国报纸都大幅头条报道，千夫所指的是纳粹是恶、希特勒是独裁者，却没有人关注受害人的犹太身份。“尽管当时在美国人将纳粹主义等同于恶的符号化过程中纳粹反犹暴力至关重要，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时间点，非犹裔美国人仍然对认同犹太人角色存有一丝勉强。犹太人的身份被加以强调只是为了充当纳粹主义的恶的重要表征：他们的命运只有在其与威胁到美欧民主文明的德国恐怖相联系时才能够得到理解。”[66]这种心理认同一直持续到1945年，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屠杀的第一种叙事“进步叙事”。

在“进步叙事”中，大屠杀是一个“救赎的诺言”。纳粹主义被编码为社会的恶，与之相对的是盟军士兵所代表的进步，恶所带来的精神创伤终将被克服，纳粹主义将被击败并从世界上消失，精神创伤将被最终限制在一个创伤性的过去，而它的黑暗在新时代强大的社会之光的照耀下终将悄然隐去。这种叙事框架之所以是“进步的”，在于它将纳粹主义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与特定的事件、特定的组织和其中的行动者、与好战并有暴力倾向的失范国家有关，因此是代表“时代之外的时代”的过渡性创伤，至少在原则上是暂时的，可以通过一场正义的战争或宽容的和平而抹除。因此，这种将纳粹主义编码、加权、叙述为非人道的绝对恶的叙事框架，一方面把纳粹的恶理解为“正常”（原有的对恶的分类）中的“不正常”（特定性和暂时性），是世界历史总体进步中的一场灾难。另一方面又把这种“不正常”“正常化”：大屠杀不是独一无二的恶，而是纳粹主义及其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中的一个，战争的胜利意味着纳粹主义后果的缓解与恶的排除，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世界秩序可以对纳粹受害者进行弥补。因此，受害者的精神创伤并不是美国观众的精神创伤，美国人与受害者是分离的，他们对之既无身份认同更无心理认同。这种叙事预防了把绝对恶的表征泛化，防止它的文化以任何方式、方法和形式与善的力量相提并论，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对称性，这种对纳粹主义失范的历史状态的坚持，注定了这种叙事框架最终失败。因为大屠杀发生在战争末期，它代表着对纳粹暴行最令人发指的阐述，所以大屠杀不仅被视为进步叙事所要克服的毒瘤，而且也被视为恶的纹理和一种图标式的表征。因此大屠杀的恶被泛化了。其标志就是普遍使用一个用以界定试图毁灭整个民族的罪行术语——“种族灭绝”，纽伦堡法庭的审判已不只是纳粹领导人发动战争的罪行，也包括他们在大屠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由此产生了大屠杀的“悲剧叙事”。这种文化结构保留了对大屠杀作为恶的编码，但给“恶”以高得多的权重。因为这种是“不断加深的恶”，大屠杀才真正成为独特的事件。“犹太大屠杀的符号化过程经历了普遍化和神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对犹太人所犯下的恶行也从纳粹本身的世俗性当中分离出来。犹太大屠杀没有作为一个‘典型’而变成纳粹主义，或别的什么社会运动、政治改革、历史阶段的恶的象征，它没有成为任何事情的典型。犹太人屠杀最终被理解为一个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一种邪恶之程度前所未有的穷凶极恶。”[67]如此则大屠杀是不可理解的。本来，作为纳粹发动战争、图谋控制世界的一部分，大屠杀是邪恶的，但不是不可能理解的，而作为从普遍恶中区分出来的圣恶，它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这样，不但大屠杀，而且“种族灭绝”这个术语，都把这个精神创伤纳入了正常的范围，也都是陈词滥调。表征大屠杀需要另一个术语，这就是“浩劫”：

相形之下，虽然“Holocaust”（犹太种族浩劫）这个词在英语中原来也有固定的意思——根据《牛津英语辞典》，这儿的意思是“被火灼烧的灰烬”——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已经不再被使用了。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一个恰当词，而不是常见词，人们又开始在英语中使用这个词。一直到纳粹大屠杀发生几十年以后，以色列人才开始使用希伯来语shoah（浩劫），在《摩西五经》中这个词被用来指上帝每隔一段时间委任给犹太人的不同寻常的苦难。……随着进步叙事的衰落，“Holocaust”（犹太种族浩劫）作为当代英语中代表着那个无以名状之物的一个象征而成为了当代语言的一部分。[68]

“悲剧叙事”对恶的符号化有一种黑暗性，它所表征的是受难、宣泄与认同感。如果说“进步叙事”是一种“上升的叙事”——人间有正道，明天会更好，那“悲剧叙事”便是“下降的叙事”——进步的中断、对善的背叛。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这些事件向人类提出了疑问，即我们是否能预设自己是有人性的，是“人类大家庭”，我们怀疑进步、文化和教育是否只是表象？这里涉及的是恶在历史叙事中的位置：对苦难的表征和权重。亚历山大借用亚里士多德来阐明悲剧叙事的特质。如果说悲剧有头、有身、有尾的话，那么进步叙事中的大屠杀是“开头”：与纳粹恐怖有关的创伤是一个出生创伤（birth trauma），编年史上一个分叉口，最终会回到正道。悲剧叙事中的大屠杀则是“结尾”：一个事件的终点而且是起点，一个死亡创伤（death trauma）。受难不是进步，而是叙事所指向的终极目的；大屠杀不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而是一个脱离于时间之外的原型性事件：“在这个原型中，由恶所激起的精神创伤比任何宗教、种族、阶级、地区，和任何我们所能想到的社会学或历史学概念所能界定的都要更加深刻，这种独立于特定时空的超验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格为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感奠定了基础。……悲剧叙事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事态的逆转和改善（即我们这里的说的进步），而是罪恶的性质，它的直接后果以及导致罪恶发生的动机和关系。”[69]如果说进步叙事中的未来信念、大团圆性还蕴含着我们还可以有所作为的话，那么悲剧叙事则与之相反，它不能借助于进步来加以弥补，我们只能向它回归而不能“跨越”。因为加之于受害者头上的非人类力量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所以受害者的无助感能够激发人们的同情，这种对受害者命运感同身受的心理认同感，使大屠杀悲剧最终具有道德意义。“永恒回归”是保证这个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的唯一途径，因此大屠杀取得了一种神话般的性质，成了我们时代神圣之恶的原型。“作为一个主要神话，犹太种族浩劫的悲剧向我们曾给予现代性的伦理认同和自负感（即‘现代化进程’得以继续存在的那种自信）发出了挑战。因为回归到犹太种族浩劫的精神创伤戏剧，并一次又一次认同受害者的苦难和无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令那个摧毁信心的事件在当代生活中得以延续，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它可能再次发生。”[70]人们一次一次地讲述大屠杀，这不仅是情感上的需要，还是一种道德志趣。因此，与进步叙事的非泛化不同，对大屠杀的重新命名、戏剧化、神圣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带来了西方道德的重建，它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每个人、每个社会，都存在着恶，我们既是受害者，又是行凶者，没有一个观众可以把自己从集体苦难的受害者和行凶者当中抽离出来。这种心理认同和道德含义，在符号意义上向没有直接卷入其中的人们进行了扩展，激发了一种新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泛化——泛化的过程取决于人们通过符号关联，以一种感情上代理的方式参与到大屠杀的精神创伤戏剧中去。

亚历山大进一步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过程使悲剧性叙事具有吸引力。在进步叙事中，反“反犹主义”，是对那些反纳粹战争牺牲者所作的弥补的载体之一，它不要求非犹美国人对犹太人产生心理认同。但悲剧性叙事却必须依靠这种认同感的建立。这种心理认同的过程基于对大屠杀道德性质的理解，它不是对这个事件本身的自然反映，而是对其戏剧化——使之成为一场悲剧。因此，亚历山大接着重点讨论了这种新的“精神创伤剧”的生产，这种新的思维强调受难、无助性和一种黑暗的不可逃脱性，它们把大屠杀重构成了西方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事件，并把它所引发的问题从某个特定的民族、宗教、国家、时空中分离出来。这一“泛化”过程有三个路标。

（1）精神创伤及其受害者的人格化：通过人格化的方式，还原大屠杀的精神创伤以及受害者的形象，他把精神创伤戏剧“带回了家”，受害者成了每个人。《安妮日记》是这种人格化的典型，无论是日记还是据此改编的剧本，无论是监督此事的安妮父亲还是其他的改编者、翻译者，都强调日记中对个人的关注，如内心骚动、监禁中的人际关系等，意在推动更普遍的心理认同和道德延伸。

（2）行凶者范围的扩大：行凶者被去除了特殊性，变成一种普遍意义的形象，从而使各种不同的群体都能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而不是移情。1960年艾希曼受审后，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论断，一个平凡的恶人，可能是“每个人”。把观众与反面人物联系起来，加剧了这个精神创伤的悲剧效果。同一时期的“米尔格兰姆实验”也表明，受过教育的大学生也会因服从命令而威胁无辜者的生命安全，这就把纳粹表现出来的根本恶泛化到整个美国社会。1912年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普通人：纳粹德国警察第101预备队及波兰最终方案》，分析了执行大屠杀任务的普通德国人的行为与动机。1996年，戈德哈根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实际上认为所有德国人都是凶手。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lberg）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则从另一个方面对行凶者进行了去特殊化：德国人也可能是好人。

（3）失去对符号生产方式的控制：除了戏剧的个人化使心理认同扩展到犹太受害者和使道德负罪感扩展到纳粹本身之外，美国政府及其权威话语失去了对犹太种族屠杀讲述方式的控制。1945年，美军及其盟军打败德军并获得大屠杀的证据后，就从纳粹手中夺取了对表征的控制权，确保了大屠杀以一种反纳粹的形象出现。但1960年后，西方国家被迫让出了占主导地位的叙述者地位。美国政治、军事和道德声望的下降，特别是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和军队由一个救赎性的善的符号变成了一个启示录式的恶的符号，一些人用原来只是专门为纳粹行凶者保留的眼光打量美国，美国变成了“德国式的美国”。这一符号逆转的过程进一步促进了大屠杀的泛化，原来基于对大屠杀的叙事而产生的道德准则的运用范围超出了某一特定的国家，降低了特殊化的程度。美国失去大屠杀故事控制权的后果之一，是它在弥补性叙事框架中的角色受到了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后，修正主义史家认为英美反犹主义思想造成了他们没有阻止大屠杀。因为他们早在1942年6月，就获得了大屠杀的可靠消息。盟军与行凶者的类比很快被广泛接受为历史事实，各类与大屠杀相关的博物馆都呈现了这方面的一些事实：法国当年也与反民主、反犹太政体有勾结，奥地利也不只是受害者，瑞士政府曾为纳粹洗钱，等等。所有这些解放者、抵抗者、受害者、中立者的形象都受到符号逆转的污染。

有关大屠杀的第三种叙事是“纽带隐喻叙事”。犹太大屠杀所引发的道德问题泛化，结果是一种“恶的肿胀”，即因符号延伸和感情认同而带来的“精神创伤戏剧”的观众及其社会关联的大规模扩大。为什么“恶”会因泛化而“肿胀”？亚历山大区分了有关“恶”的两个概念：一是康德所说的哲学概念“根本恶”，它暗示恶的道德内容能够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被界定和被谈论；二是杜克海姆所说的社会学概念“神圣恶”，它意味着界定和使用恶的概念须涉及动机、关系及制度。“如果要给某种被禁止的社会行动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持，那么这个恶的象征就必须肿胀。肿胀的恶满溢着不正确。恶变成了不稳定的液体状态；经滴落、渗漏，毁掉它所碰触到的一切东西。在悲剧叙事的示意下，犹太种族浩劫成了肿胀的恶，它渗漏污染了与之相关的一切。”[71]这种“渗漏污染”有几种方式。

（1）转喻：转喻意义上的罪基于接触性污染。在原来的意义上，种族大屠杀是直接而狭义的法律意义上的罪。随着犹太大屠杀的恶肿胀，凡是在符号学术语上来看与法律上的罪具有转喻关联意义上的简单接近关系都是有罪的。这种罪是道德上的，是一个污染性即由事实关联所产生的，所以一个人不能用开脱性的情境和没有直接参与来为自己在道德上的罪进行辩护。恶的肿胀强制当时的人们向那个源发性的精神创伤戏剧回归，并重新判断每一个曾经或可能曾经间接参与其中的个人或集体，许多似乎无罪的人的声誉因此受到污染，很多人被重新揪了出来。解决道德罪的方法不是证明自己清白，而是通过一种仪式化的清洗来净化，这时需要的不是认知式的、推理式的论述而是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去做公正的事情，做正义的人。这种实际行动上的净化是通过向过去回归、在符号意义上进入悲剧，并形成一种与原型角色及罪恶之间的新型关系来达成的。”[72]

（2）类比：这是一种比转喻更典型、更深刻的纽带隐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类比的纽带推动了对历史上美国内部各少数民族待遇的重新理解，人们将白人扩张过程中的受害者与大屠杀受害者进行类比。20世纪80年代，通过类比，肿胀的犹太大屠杀符号已经与反核力量、核试验，并在更一般意义上与生态环境运动产生了关联，出现了“核浩劫”的说法。对奥斯维辛图标式的表征，迅速成为用来表达疯狂的暴力、可怜的人类受难以及“没有意义”的死亡的一个普遍媒介。20世纪90年代，从肿胀隐喻中渗透出来的恶为理解巴尔干地区的事件提供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类比框架。推动美国对塞尔维亚民族暴力进行干预的，正是那个肿胀了的大屠杀符号。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埃利·维赛尔到阿尔巴尼亚难民营考察了三天后，用原初的精神创伤戏剧中产生的后种族灭绝道德说：“当恶冒头时，你不能等待，不能让它积聚力量。你必须插手。”而《纽约时报》则重申幸存者的信心：大屠杀没有白白发生，这场精神创伤戏剧屹立在它的灰烬之上，并深刻地改变了西方世界。亚历山大总结说：“在20世纪40年代，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被认为是纳粹战争机器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这种看法造成了大屠杀的启示非常有限。五十年后，犹太大屠杀自身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情境。它本身成了恶的最高象征，而以后发生的令人悲哀的大规模伤亡，都得根据这个象征来进行分类。”[73]

（3）合法性：犹太大屠杀精神创伤戏剧的泛化，产生了“普遍人权”这个新概念。纽伦堡审判中把某些凶恶的行为定性为“反人类罪”，此后又逐渐形成了一套越来越丰富的“习惯法”，以对在主权国家系统性地违反人权时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借用犹太大屠杀来衡量一个非犹太大屠杀事件的恶的程度，或多或少是在使用一个强有力的纽带隐喻来为社会寻找意义。纽带隐喻的困境是：犹太大屠杀是独一无二，所以能承担起原型悲剧的隐喻作用。由此，犹太种族浩劫变成了一个准则，而基于这个准则产生的一系列隐喻、类比以及法律上的评估方法，却又使大屠杀的精神创伤变得泛化和去特殊化。所以，“纽带弥合的过程对于在后犹太大屠杀的世界中推广关键道德判断来说，起着核心作用，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攻击为剥夺了犹太大屠杀的重要性，从这一点来看无疑颇具讽刺意味”[74]。

这种“特殊性的困境”引出最后一个问题：“忘却还是纪念？”随着大屠杀作为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这一认识的日益明确、其道德含义悖论式地得到泛化，当悲剧性的精神创伤越来越成为纪念主题，博物馆、纪念碑、纪念日、研究中心，专题课程纷纷出现，原发性精神创伤戏剧经历了一个常规化过程。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使大屠杀走向工具化和商业化，而其道德感情却被转移了，最终导致忽视和忘却。但亚历山大认为，这类常规化过程即使呈现出货币化、商业化的形式，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隐喻性的纽带符号意义和观众的注意力从原发性精神创伤转移到了一系列此后发生的与之存在着类比关联的精神创伤之上，这并不意味着最初的精神创伤的意义遭到了无情的抹杀或者逆转。……不是商业化，而是‘喜剧化’——一种文化建构方式的转变，而不是经济状况的转变——意味着忽视和忘却”[75]。如果说韦伯意义上的常规化意味着凡俗化，那么杜克海姆意义上的常规化则意味着制度化。神圣之善与神圣之恶在最初形成时是液态的和易变的，对象化的过程能够使神圣的善恶所带来的价值体系，甚至它们所指代的经历获得更稳定的具象体现。“从这个角度看，纪念犹太大屠杀的那股越来越强的势头说明大屠杀的道德教训得到了步步深化的制度化，则大屠杀这面戏剧性经历则继续为人们所记忆。”[76]比如大屠杀博物馆的设计都相当写实，参观者无法从叙事中摆脱出来，能够培养心理认同，为那些距离原初场景距离如此遥远的当代提供了一些重访过去的机会，并为构建当代多元主义和社会公正作出贡献。

因此，对于这种对一度以液态存在的、易变的集体感情进行制度化的常规化，我们必须从文化的而非自然的观点来看这一过程的结果，它所形成的不是“意义”，而是特定的意义。在“进步叙事”向“悲剧叙事”转变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犹太大屠杀文学和纪念方式。这就是幸存者的“证词”，它们所创造的不是英雄而是反英雄，它们所提示的是一场悲剧而不是胜利。正是大屠杀内在的“无意义性”（“无法补偿、无法救赎的苦难”）和这些证词的去个人化操作，保持了它的有效性：

我们讲述胜利的故事，也讲悲剧的故事。我们总认为故事之间是相似的，然而真正真实而不变的其实不是我们所描述的那些事实材料，而是用来描述这些故事的道德框架本身。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往往对同一个时间的不同叙事框架互相竞争，最终随着历史的发展相互替代。[77]

事实材料也许是同样的，但它的意义却因不同的叙事框架而不同；事实材料也许是客观的，但它的意义却是主观的。所谓“主观”，不是个人，而是一定群体的共同实践。因此，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特定的事件早已过去，但它的意义，还需要文明人类的继续生产。

[1] 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1758），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9—50页。

[2] 杰克·艾尔-海：《纳粹的精神解析》，第120页。戈林，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赫斯，纳粹副元首。丰克（Walther Funk）1938年起任帝国经济部部长，次年兼任帝国银行总裁。弗里切（Hans Fritzsche）是主持政治时事节目的广播评论员，纳粹党宣传部广播司司长。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曾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经济部部长和不管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是外交部部长。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是纳粹的意识形态专家，苏联东部占领区的帝国部部长，著有反犹主义的《20世纪的神话》。邓尼茨是海军总司令、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施特莱歇尔是纳粹元老，反犹报纸《冲锋报》主编，以收藏色情书籍出名。汉斯·弗兰克1934年起任德国政府不管部部长、波兰总督，对波兰犹太人之死负直接责任。

[3]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4]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1973），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5] 马丁·杰：《阿多诺》（1984），瞿铁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6]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1947），林宏涛译，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2008年版，第26页。

[7]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26页。

[8]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1940），张耀平译，陈永国等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29页。

[9]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3—414页。

[10]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第441—442页。

[11]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32页。

[12]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59—60页。

[13]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80页。

[14]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57页。

[15]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35页。

[16]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32页。

[17]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122页。

[18]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119页。

[19] 关于康德的知识论，参见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第七版），丁三东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2—433页。

[20]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112—113页。

[21]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28—29页。

[22]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32、49页。

[23]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27页。

[24]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4），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25]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51—52页。

[26]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54页。

[27]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51页。

[28]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36页。

[29]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144页。

[30] Max Horkheimer, The Revolt of Nature, In Eclipse of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83.

[31] Max Horkheimer, The Revolt of Nature, In Eclipse of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79.

[32]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57页。

[33]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81页。

[34]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奥多·阿多诺：《启蒙的辩证——哲学的片简》，第257页。

[35]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第440—441页。

[36] 参见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和政治影响》，第431页。

[37]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第266页。

[38] Catherine D. Chatterley, Disenchantment: George Steiner and the Meaning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fter Auschwitz,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60.

[39] 乔治·斯坦纳：《一种幸存者——献给埃利·维塞尔》（1965），《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160页。

[40] Catherine D. Chatterley, Disenchantment: George Steiner and the Meaning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fter Auschwitz,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8.

[41]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序言》，第3—4页；《人文素养》（1963），《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10—12页。这里所说的阿诺德（Matthew Arnold ）是19世纪英国诗人、批评家，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是20世纪英国批评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是18世纪英国作家、批评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19世纪英国诗人、批评家，他们都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和道德效果。

[42] George Steiner，In Bluebeard's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rber & Faber，1978，pp.31—33。

[43] Catherine D. Chatterley, Disenchantment: George Steiner and the Meaning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fter Auschwitz,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66.

[44] Catherine D. Chatterley, Disenchantment: George Steiner and the Meaning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fter Auschwitz,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66—67.

[45] 乔治·史坦纳：《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1997），李根芳译，行人出版社（台湾）2007年版，第73页。

[46] George Steiner, In Bluebeard's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rber ＆ Faber, 1978, pp.41—42.

[47] George Steiner, In Bluebeard's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rber ＆ Faber, 1978, p.33.

[48] George Steiner, In Bluebeard's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rber ＆ Faber, 1978, p.54.

[49] George Steiner, In Bluebeard's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rber ＆ Faber, 1978, p.60.

[50] George Steiner, In Bluebeard's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rber ＆ Faber, 1978, pp.54、63.

[51] 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52] George Steiner, In Bluebeard's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rber ＆ Faber, 1978, pp.68—69.

[53] George Steiner，In Bluebeard's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rber ＆ Faber, 1978, p.69.

[54] 乔治·斯坦纳：《教化我们的绅士》（1965），《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第72—73、77页。

[55] 赫伯特·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质》（1937），《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页。

[56] 赫伯特·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质》，《审美之维》，第30页。

[57] 赫伯特·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质》，《审美之维》，第37页。

[58] 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第26页。

[59]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1994），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6、314页。

[60] 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第29、187页。

[61] 威廉·夏伊勒：《噩梦年代》，第598页。

[62] 丹尼尔·加特温：《大屠杀的私人化：记忆、编史与政治》，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63]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2003），周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64]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29页。

[65]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31页。

[66]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35页。

[67]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48页。

[68]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50页。

[69]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51页。

[70]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53页。

[71]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66页。

[72]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67页。

[73]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71页。

[74]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73页。

[75]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76页。

[76]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76页。

[77]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第83页。

推荐书目

有关纳粹德国的文献档案、研究成果及各类著述，早已汗牛充栋，即使是专门研究者，也不可能一网打尽。本书写作中阅读、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已随文注出。这里只就我认为是较重要也易找的书籍作一推荐。

关于纳粹德国，通论性著作仍以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1960，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和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的《纳粹德国》（1998，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为佳，两书不但全面完整而且可读性甚强。较新的成果是英国学者迈克尔·伯利的《第三帝国》（2000，李广才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理查德·J.埃文斯的《揭秘第三帝国》（2008，蒋莉华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后者原名The Third Reich at War（Penguin UK，2009），是作者的纳粹三部曲之一。另两部是The Third Reich in Power，1933—1939（Penguin UK，2006）和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Penguin UK，2007），国内外文书店多有销售。

关于希特勒，《我的奋斗》（1925，香港文国书局2004年版）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本。其次是Hitler's Second Book: The Unpublished Sequel to Mein Kampf（trans. Krista Smith, New York: Enigma Kooks, 2003），主要论及对外政策。希特勒后期的秘书马丁·鲍曼组织记录的Hitler's Table Talk 1941— 1944（trans. Norman Cameron and R.H.Stevens，Phoenix Press，2003），内容极为丰富。希特勒的副官奥托·京舍（Otto Gunsche）和管家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被苏军俘虏后，接受了苏联内务部四年时间的详细审讯，所整理出来的材料由德国学者亨·埃伯利和马·乌尔编为《希特勒档案》（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希特勒身边人回忆中最丰富的一种。纳粹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第三帝国内幕》（1966，邓蜀生等译，胡其鼎校，三联书店1982年版）是中文书籍中唯一的纳粹高层要员的回忆，不但披露内幕，而且有所评论。学者们写的希特勒传记，以本书序言中所说的四种最为重要。Ron Rosenbaum编的Explaining Hitler: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His Evil（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1998）是编者与若干一流学者的访谈，代表了当代学者对希特勒的独创性评论。

关于大屠杀和奥斯维辛，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的《德国反犹史》（1998，钱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概观。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的《灭绝的年代：1939—1945》（2007，卢彦名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则详细展开了大屠杀若干重要方面，此书同时从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角度进行叙述，特别注意使用原始性、个体性材料。Saul S. Friedman编的Holocaust Literature: A Handbook of Critical，Historical，and Literary Writings（London: Greenwood Press，1993）是有关大屠杀的文献概览，可作为深入研究的指南。意大利幸存者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1984，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一书对理解囚犯们的心理与行为十分重要。另外，德国学者海因茨·赫内的《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1967，江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编辑的《杀人机器》（1990，张显奎等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英国学者克里斯·麦克纳布整理的《二战数据Ⅲ：党卫队》（1990，张书坤等译，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2011年版）、德国学者吉多·克诺普等编著的《党卫军档案》（2002，朱刘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都有大量资料。

关于纳粹与大屠杀的理论反思，较老的如卡尔·雅斯贝斯的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Capricorn Books Edition，1961）、汉娜·阿伦特的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New York：Viking Press，1965）、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林宏涛译，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1966，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In Bluebeard's Castle，Some 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London：Farber & Faber，1978）、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各有所见，且影响深远。较新的论著，有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Remnants of Auschwitz: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此书审查了奥斯维辛幸存者的有关文献，也对这些证言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进行了研究。维也纳史学家Doron Rabinovici的Eichmann's Jews: The Jewish Administration of Holocaust Vienna，1938—1945（Polity, 2011）分析了维也纳犹太委员会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展示了犹太领袖在合作或死亡之间的艰难选择以及最终失败的过程。

不应遗漏的还有几部小说。老一点的有美国作家威廉·斯泰隆的《索菲的选择》（1979，谭雄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仍可一读。新一点的有美国作家乔纳森·利特尔的《复仇女神》（2006，余中先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它以一个党卫军高级官员的语气叙述了其所经历的大屠杀。另外，还有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林中城堡》（2007，金绍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魔鬼，故事围绕着希特勒父母的关系及希特勒的出身过程展开，结论是：希特勒是恶魔转世。

后记：从五十周年到七十周年

开始是偶然。1990年初的一个盛夏，我到广州小巷深处的一个朋友家里做客，身边的人在高谈阔论，我和他们不是太熟，主人便给我一本书打发寂寞，我刚好也看进去了，因为它颠覆了我此前对纳粹德国的一些初步印象。比如这本书告诉读者，纳粹德国并非极权主义国家，而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幅讽刺画。希特勒固然是最高领袖，但他并不召开内阁会议，其决策往往是心血来潮的产物，既不以命令形式公之于众，也未达及国家的各个领域，所以纳粹德国并非希特勒或中央政府全面动员、集中掌握的国家。而且，希特勒的领导艺术特点，是在其亲密战友之间经常变换权力中心。他不允许出现任何可能限制其行动自由的体系、制度、机构和法律，所以纳粹德国又是核心人物持续变化的多中心专制体制。即使以党卫队这最令人生畏的严密组织来说，它也不是铁板一块。不但内部充满斗争和对立，而且也不是人人都效忠希特勒，甚至还有人参与了反希特勒的种种密谋。所有这些都似乎表明，即便是希特勒和纳粹，也难以在西方世界建立真正的极权体制。我当年读到这本书，就是德国学者海因茨·赫内的《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的。

“文革”结束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多有“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提法，这或许是我最早对纳粹产生兴趣的原因。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我对纳粹的最初了解，来自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此书中译本问世时，正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时刻。但直到读完《党卫队》一书后，我才萌生了这方面的写作冲动。1995年，国内有不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言论与活动。那时我已经有“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的研究计划，正力图收集、阅读德国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著作。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德国或纳粹史方面的专家，但尽可能多地认识、理解德国文化以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之借镜，却是可能的。也就在这一年，我发表了《奥斯威辛的追问——从传统向现代转进中的德国悲剧》一文，其中较多地使用了《党卫队》一书中有关大屠杀的材料。在此前后，我还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南方周末》等写了若干有关纳粹的书介、书品、书评类文字。前一文已收入《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后面的文章就是本书的缘起。当时的想法是积累了一定数量之后，以读书笔记的形式整理出版。2008年上半年，稍有时间，遂翻出积稿，根据我当时所认识到的若干重要问题，边整理边补充，形成了本书的初稿。次年，我转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文化理论、文化产业研究成了我的重点，此书则被搁下。2010年底《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出版后，本书又提上了日程。在2011年的酷暑中，再次加写有关篇目，并将本书扩展为“希特勒”与“大屠杀”两部分。2014年上半年，《文化大转型：解释与批判——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研究》初稿完成，于是从暑假开始，我根据2011年暑假的计划，补充、修改、完善成现在的样子，希望能赶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文化大转型：解释与批判——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研究》以及本书，是我所写的全部论著中篇幅最大的三种，每本均在100万字上下，我不敢说写得多好，但确实费力费时甚多，也确实想在其中表达一种时代经验和个人体会。

从五十周年到七十周年，此书写作持续二十年。在此期间，关于德国、纳粹，关于希特勒、大屠杀，我们有太多的书籍可以阅读，一个非专业的中国作者，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本书就是我在阅读中的若干读书笔记。基于我的专业关系，本书主要是一种文化的阅读。所谓文化的阅读，就是我比较关心希特勒与大屠杀的文化方面。这不只是说，本书涉及纳粹德国的一些文化人物和文化行动，也是指本书留心的是与希特勒、大屠杀相关的行为风格与思维方式。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在谈到“文化”意义时，区分了这个概念的a、b、c三个意义，其中“文化a仅仅是一组共享的行为习惯，一组能够使单个人类共同体的成员和睦相处并和周遭环境和睦相处的行为习惯。在该术语的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兵营、学术部门、监狱、寺院、农村、科学实验室、集中营、街市和商社都有它自己的文化”[1]。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文化”、“大屠杀文化”、“集中营文化”等，也是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当然课题。

本书之所以取文化的视角，也是基于对德国文化思想史的一些认识。在德意志现代观念中，“文化”是德国人内在的精神，“文明”是西方人外在的装饰；“文化”是精英的教养，“文明”是平民的粗俗。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西方“文明”，“文化”是反西方、反民主的。从1813年的解放到1871年的统一，普鲁士—德意志的崛起满足了德意志的民族优越感和复仇欲，“文化”一面转向政治民族主义，一面与普鲁士军国主义结合，把文化与强权结合起来，强化了普鲁士—德意志是最纯洁的、最具精神性的文化国家，注定要“拯救西方”的幻想和使命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一批精英分子提出了以“1914年观念”对抗法国大革命的“1789年思想”，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国家权力及其扩张主义正当化。辉煌的精神文化堕落为权力工具，德意志文化与德意志强权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以至于尼采在《偶像的黄昏》等论著中一再批判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意味着政治权力压倒哲学与诗；而后来担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而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杀害的拉特瑙1918年干脆提议在德语中删除“文化”一词。[2]在这个思想传统下，当代德国学者桑巴特指出：“区分‘文化’与‘文明’……是在面对‘1789年思想’的泛滥而表达的德国精神之一种的‘种族基本教义’，一种由德意志民族上升至种族主义的自我认识，并僵化成在第二及第三帝国主导内政及外交政策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个学科被列入‘1914年思想’的神圣行列中。只要是德意志的就是‘文化’，不是德意志的便成了‘文明’，亦指革命的法国、自由主义的英国、人权和民主的美国，概括而言，就是‘世界性犹太教’。德国在对抗整个世界，对抗世界文明。”[3]希特勒与大屠杀本身就是德意志“文化”的结局之一。

纳粹要员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的绞架下面，说了一句名言：“千年易逝，纳粹罪孽难消。”生活在全球化、消费化、网络化和娱乐化的当代，重温这一历史的黑暗时刻，当然有吸取历史教训、分析“文化”功过的考虑。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波旁王朝复辟，一个自由派贵族在1815年维也纳舞会上，对那些翩翩起舞的权贵们喝道：“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每当我阅读纳粹德国时，这句话总时时回荡在我的耳边。忘却过去就是背叛，但记住了过去就能克服过去吗？历史一再表明：人类似乎很少从过去的灾难中学得聪明一些。比如种族屠杀以及其他类型的屠杀就没有随纳粹远去。纳粹当然代表着历史的“黑暗”，却不是历史中的“唯一”。但如果说希特勒与大屠杀都是“正常的”，显然又违背了我们的常识。究竟如何看待七十年前的纳粹德国，我并没有确定的看法。因此也希望以此书与读者们一道继续思考。

但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我们确实应当在另一种意义上把“文化”与“文明”做一区分。“文明”与自然、野蛮相对，是人类摆脱动物状态（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甚至也不可能完成）后的理性、规范和教养，“文化”则是文明的载体与样式。这又是桑巴特的观点：“在地球上有无数分散各处的文化，有存活的，也有消失的，有文明进程略过的，也有文明进程以不同程度渗透而入的，并成了文明进程的载体。文化构成了自己基础的社会结构，但在文化的结构中，文明进程也起了共同作用。文化植根在自己的过去，在其自我认知中，基本上和过去脱不了关系，传统、血缘、土地、起源、基础。而文明进程相对而言，总是未来取向的。如果未来的概念不是末世论的话，在此便找到其务实的意义。文明进程是种发展现象，其终结目标是制造‘一个世界’，并将人类想法落实在将不同物种聚成一个全球公社上。因此，文明的进程是普遍的及全球性的。”[4]

七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它足以使作为一种“文化”的希特勒与大屠杀成为过去，仿佛已很遥远。纳粹罪孽千年难消，我们需要面对、需要应付的问题太多了；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希特勒及其制造的灾难，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教训的事件太多了。但除了专业学者或对这段历史特别有兴趣的读者，大多数人都不会开口“希特勒”闭口“大屠杀”。今后我或许还会再写作此类文字，但已经不为了纪念多少周年，而只是一种个人兴趣了。

以“黑暗时刻”作为书名，本意是指这里所述的人、事、物只发生于纳粹德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之中。这当然不错，但也包含了一些陷阱：似乎暴政和邪恶只是个别的、非正常的，似乎可以把人类的历史一分为二地切割为“黑暗”和“光明”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似乎人类已经把这样的事件有效地阻挡于眼前的时间与空间之外，似乎人类已经走出了黑暗进入光明，等等。所有这些“似乎”其实都不可能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纳粹时代确实是历史中的黑暗时刻，希特勒与大屠杀有其独特性。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不可能通体光明，但希特勒和他所主导的大屠杀确实不大可能重演。这是值得庆幸的，人类“文明”已越来越多地融化、渗透到各种“文化”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黑暗时刻”已经过去，各种文化都在日益文明化。

2014年11月1日

校后补记：1995年开始写作本书时，我在广州受到几位记者朋友的鼓励，还曾与其中一位深入交流过，情景仿佛就在昨天。2009年我离开广东时，本书已大体成形，虽然后来有过较大篇幅的修改和补充，但我一直将之看作是广东岁月的产品。2015年春节前夕，我为本书出版而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卢家明、倪腊松、余小华、陈娟、梁茵、钱丰等新老朋友欢聚，肖风华副社长、古海阳编辑为此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响必应之与同声，道固从至于同类。”我为本书在广东出版而高兴。感谢朋友们多年来的高情厚谊，祝愿广东人民出版社兴旺发达。

单世联　2015年春雨夜在上海

[1] 理查德·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2] 参见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2006），刘春芳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3] 尼古劳斯·桑巴特：《海德堡岁月》，第12页。

[4] 尼古劳斯·桑巴特：《海德堡岁月》，第12页。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版权页

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第一篇 希特勒其人

一、希特勒五章

1. 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2. 崛起：魏玛民主政制及其瘫痪

3. 壮岁：军事家？艺术家？

4. 自杀：失败抑或成功

5. 遗产：理想主义还是虚无主义

二、希特勒的选择

1. 政治取向：左右之外

2. 军事战略：从闪击战到总体战

3. 冷战预言：西方对东方

三、希特勒身边的大人物

1. 沙赫特利用希特勒？

2. 爱动物与反人类的戈林

3. 希特勒后面的鲍曼

4. 施佩尔的暧昧

5. 把一切献给希特勒的戈培尔

四、希特勒身边的小人物

1. 他们知道他

2. 他们不知道他

3. 他们被他催眠了

第二篇 希特勒在德国

五、希特勒的群众

1. 革命后的两种人

2. 有动机与无动机

3. 乡村警察的制服与灵魂

六、希特勒的新人

1. 重新造人

2. 成功的典型

3. 不成功的原因

七、希特勒无所不在

1. 在语言运用中

2. 在新问候礼中

3. 在日常笑话中

4. 在柏林生活中

八、希特勒与陆军的斗争

1. 合作与冲突的变奏

2. 陆军失败

3. 上校登场

4. 职责之上的良知

九、希特勒该不该杀？

1. 隆美尔：没必要杀

2. 古德里安：不应该杀

3. 邓尼茨：当杀而不该杀

十、反希特勒的三种间谍

1. 左尔格的悲情：不合上意

2. 克里斯蒂娜的悲凉：不堪平庸

3. 科尔贝的悲愤：不被理解

第三篇 希特勒与知识精英

十一、昨天与今天：施特劳斯的悲剧

1. 投机、顺从还是无奈？

2. 昨天、今天与自由的丧失

3. 自觉逃避与不自觉的介入

十二、指挥贝多芬的权利：富特文格勒的分辨

1. “艺术只有好坏之分”

2. “我不后悔留下来”

3. “音乐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十三、里芬施塔尔电影的“纳粹性”

1. 相互利用

2. 并不客观

3. 美化权力

十四、1941年秋夜的海森伯

1. 说不清的当年事

2. “测不准”的戏剧化

3. 分不开的物理学与政治

十五、海德格尔的错误与他的学生

1. 老师抱负本无限

2. 学生的为难

3. 要不要“说清楚”？

十六、阿伦特的爱与思

1. 不平等的爱

2. 阴影下的爱

3. 反政治的爱

第四篇 溯源大屠杀

十七、大屠杀是一种文化

1. 反犹文化的后果

2. 文化分析的不足

3. 纳粹反犹的新义

十八、大屠杀是现代事件

1. 作为必要条件的现代性

2. 技术/组织的理性化

3. 行为的非人格化

4. 理性之外的德国性

十九、大屠杀是原始行为

1. 东部犹太人

2. 一个村庄的嗜杀

3. 党卫军的文明？

第五篇 集中营世界

二十、为什么是奥斯维辛

1. 集中营、灭绝营与奥斯维辛

2. “死亡工厂”的关键词

3. “杀人机器”的结构与流程

二十一、罪犯的抱负：种族乌托邦

1. 希姆莱的迷狂

2. 海德里希的工艺

3. 门格尔的实验

二十二、囚犯的信念：只要活下去

1. 不信上帝

2. “我不绝望”

3. 苟且偷生

4. 因为爱情

5. 全是偶然

二十三、囚犯经验的多样性

1. 达豪之歌

2. 华沙谎言

3. 米斯堡的生活小品

4. 地窖里的上帝之光

5. 悲歌同性恋

二十四、囚犯艺术的多歧性

1. 涵养人性

2. 记录真相

3. 粉饰暴行

4. 配合恐怖

二十五、恶时代的善

1. 辛德勒不只是善人

2. “施梅尔特组织”的及犹太领袖的双重性

3. 与凶手做交易？

第六篇 奥斯维辛之后

二十六、党卫军本性难移

1. 继续随大流

2. 还是听朗读

3. 由暴力而金钱

4. 由纳粹而后现代

二十七、幸存者依然不幸

1. 集中营没有过去

2. “我不要活下去”

3. “我不要孩子”

二十八、文学奥斯维辛

1. 把人“集中营化”的奥斯维辛

2. 把奥斯维辛“正常化”的小说

3. 记忆如何可能

4. 在孩子的眼中

二十九、政治化的代沟

1. 女儿质疑：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

2. 母亲无悔：我还是原来的我

3. 父亲理智：你应当走出去

三十、新生三部曲

1. 40年代：孤独的自我反省

2. 50年代：同时代人的馈赠

3. 60年代：告别纳粹和后纳粹文化

三十一、“奥斯维辛之后”的诗

1. 阿多诺的判断

2. 策兰的探索

3. 策兰、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及政治

三十二、“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化理论

1. 启蒙倒退为野蛮

2. 文明与暴政共生

3. 意义的文化建构

推荐书目

后记：从五十周年到七十周年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版权页

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第一篇 希特勒其人

一、希特勒五章

1. 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2. 崛起：魏玛民主政制及其瘫痪

3. 壮岁：军事家？艺术家？

4. 自杀：失败抑或成功

5. 遗产：理想主义还是虚无主义

二、希特勒的选择

1. 政治取向：左右之外

2. 军事战略：从闪击战到总体战

3. 冷战预言：西方对东方

三、希特勒身边的大人物

1. 沙赫特利用希特勒？

2. 爱动物与反人类的戈林

3. 希特勒后面的鲍曼

4. 施佩尔的暧昧

5. 把一切献给希特勒的戈培尔

四、希特勒身边的小人物

1. 他们知道他

2. 他们不知道他

3. 他们被他催眠了

第二篇 希特勒在德国

五、希特勒的群众

1. 革命后的两种人

2. 有动机与无动机

3. 乡村警察的制服与灵魂

六、希特勒的新人

1. 重新造人

2. 成功的典型

3. 不成功的原因

七、希特勒无所不在

1. 在语言运用中

2. 在新问候礼中

3. 在日常笑话中

4. 在柏林生活中

八、希特勒与陆军的斗争

1. 合作与冲突的变奏

2. 陆军失败

3. 上校登场

4. 职责之上的良知

九、希特勒该不该杀？

1. 隆美尔：没必要杀

2. 古德里安：不应该杀

3. 邓尼茨：当杀而不该杀

十、反希特勒的三种间谍

1. 左尔格的悲情：不合上意

2. 克里斯蒂娜的悲凉：不堪平庸

3. 科尔贝的悲愤：不被理解

第三篇 希特勒与知识精英

十一、昨天与今天：施特劳斯的悲剧

1. 投机、顺从还是无奈？

2. 昨天、今天与自由的丧失

3. 自觉逃避与不自觉的介入

十二、指挥贝多芬的权利：富特文格勒的分辨

1. “艺术只有好坏之分”

2. “我不后悔留下来”

3. “音乐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十三、里芬施塔尔电影的“纳粹性”

1. 相互利用

2. 并不客观

3. 美化权力

十四、1941年秋夜的海森伯

1. 说不清的当年事

2. “测不准”的戏剧化

3. 分不开的物理学与政治

十五、海德格尔的错误与他的学生

1. 老师抱负本无限

2. 学生的为难

3. 要不要“说清楚”？

十六、阿伦特的爱与思

1. 不平等的爱

2. 阴影下的爱

3. 反政治的爱

第四篇 溯源大屠杀

十七、大屠杀是一种文化

1. 反犹文化的后果

2. 文化分析的不足

3. 纳粹反犹的新义

十八、大屠杀是现代事件

1. 作为必要条件的现代性

2. 技术/组织的理性化

3. 行为的非人格化

4. 理性之外的德国性

十九、大屠杀是原始行为

1. 东部犹太人

2. 一个村庄的嗜杀

3. 党卫军的文明？

第五篇 集中营世界

二十、为什么是奥斯维辛

1. 集中营、灭绝营与奥斯维辛

2. “死亡工厂”的关键词

3. “杀人机器”的结构与流程

二十一、罪犯的抱负：种族乌托邦

1. 希姆莱的迷狂

2. 海德里希的工艺

3. 门格尔的实验

二十二、囚犯的信念：只要活下去

1. 不信上帝

2. “我不绝望”

3. 苟且偷生

4. 因为爱情

5. 全是偶然

二十三、囚犯经验的多样性

1. 达豪之歌

2. 华沙谎言

3. 米斯堡的生活小品

4. 地窖里的上帝之光

5. 悲歌同性恋

二十四、囚犯艺术的多歧性

1. 涵养人性

2. 记录真相

3. 粉饰暴行

4. 配合恐怖

二十五、恶时代的善

1. 辛德勒不只是善人

2. “施梅尔特组织”的及犹太领袖的双重性

3. 与凶手做交易？

第六篇 奥斯维辛之后

二十六、党卫军本性难移

1. 继续随大流

2. 还是听朗读

3. 由暴力而金钱

4. 由纳粹而后现代

二十七、幸存者依然不幸

1. 集中营没有过去

2. “我不要活下去”

3. “我不要孩子”

二十八、文学奥斯维辛

1. 把人“集中营化”的奥斯维辛

2. 把奥斯维辛“正常化”的小说

3. 记忆如何可能

4. 在孩子的眼中

二十九、政治化的代沟

1. 女儿质疑：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

2. 母亲无悔：我还是原来的我

3. 父亲理智：你应当走出去

三十、新生三部曲

1. 40年代：孤独的自我反省

2. 50年代：同时代人的馈赠

3. 60年代：告别纳粹和后纳粹文化

三十一、“奥斯维辛之后”的诗

1. 阿多诺的判断

2. 策兰的探索

3. 策兰、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及政治

三十二、“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化理论

1. 启蒙倒退为野蛮

2. 文明与暴政共生

3. 意义的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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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从五十周年到七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