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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三十章

剥开表皮露出红瓤

当远征军在缅甸热带丛林中跋涉的时候，在中国北方河北省的东部，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带领一个视察团从唐山出发向北抵达了迁安。原田熊吉外出视察原因有二：一是他刚由第三十五师团调任第二十七师团，需要尽快熟悉部队；二是第二十七师团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执行对东起滦河、西至潮白河、南迄北宁铁路、北达长城的八路军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任务，目前已经把冀东抗日根据地四面包围，战斗进行了数月之久，他有必要上前线安抚一下他的士兵。

视察团成员除了他的随从参谋福间之外，还有步兵团长铃木少将和他的随员炭江副官，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少将，第一联队联队长田浦大佐和他的随员田岛大尉，随军顾问鹰羽大佐等。护卫部队由一个步兵中队、一个重机枪分队和一个火炮分队以及伪军一个营组成。

自迁安向南，沿着野鸡坨到沙河驿的土路已被破坏得无法行车。视察团的汽车开进路边栽满低矮桑苗的田地里试图继续前行时，突然，前方一百米处升起两颗信号弹，步兵团团长铃木少将立即跳下车，准备上前査看情况。就在这时，数百名八路军官兵已经冲到眼前，护卫部队的前卫和后卫都发生了激战。铃木的副官炭江带着几名士兵跑向桑苗林一侧的小土包，手榴弹随之下雨一样地飞来，他们被夹在了对射的弹雨中。往回爬的时候，一颗手榴弹砸在炭江的肩上，但手榴弹没有爆炸。伪军们开始逃跑，田岛大尉前去制止，可没有任何效果。八路军官兵一度冲到原田熊吉的跟前，福间参谋拔出战刀拼死护卫他的长官。桑苗地四周回响着喊杀声、白刃战的咒骂声以及受伤人员的呻吟声。为了尽力阻止护卫队的士兵后退，军官们四处奔跑大喊大叫，因此成为八路军攻击的主要目标。随军顾问鹰羽大佐、护卫中队的冢田湲中尉、山本庄五郎曹长、今井升兵长、田中广吉伍长和机枪中队的铃木正一伍长等都被打死了。战斗持续到下午，发动攻击的八路军突然撤离，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视察团的汽车终于开出了地狱般的桑苗地，抵达沙河驿时已经夕阳西下。——“暗红色的云层笼罩着西方天际的山岭。视察团受到第三联队长小野大佐的迎接，并在该地宿营。当晚将战死者尸体火化。次日清晨，视察团携带骨灰返回唐山。”[1]原田熊吉的参谋们判断，攻击他们的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李运昌的部队。

一九四二年，处于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和抗日民众武装，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自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军开始在敌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后，经过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和“梳篱清剿”，抗日根据地遭受巨大打击，八路军官兵伤亡严重，抗日民众被大量屠杀，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财政供给空前困难。到一九四二年初，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面积比前一年缩小了六分之一以上。在华北，八路军控制的人口仅占四分之，约二千二百多万人；而日军占领区内的人口多达六千余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八路军虽然占据着乡村一半以上的区域，但在华北的四百三十七座县城中，八路军占据的不足十座。且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偏僻贫穷地区，相对而言日军占领区内物产富足、人口稠密。一九四二年初，华北日军总兵力约为三十二万五千人，伪军约十一万七千人，八路军总兵力约为二十六万五千人，双方兵力对比悬殊，且八路军武器装备极其落后，战斗力的外在对比依旧敌强我弱。

从中国抗战的全局上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能够把数十万日军拖在其占领区并不断地消耗，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敌后抗日武装的存在和作战，不但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极大地牵制着日军的兵力，更主要的是，八路军官兵的决死作战不但向日本而且向全世界证明：日本侵略者可以用武力占据中国的部分国土，但是他们从来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占领，他们占据的每一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都犹如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愤怒的复仇火焰随时可能猛烈地喷发，日本侵略者彻底征服中国的企图只是一厢情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防止部分兵力调走导致中国军队发动反击，特别是为防止八路军趁机扩大作战区域并壮大抗日力量，决定先发制人。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内容，其要点是出动相当规模的兵力，首先把八路军的平原根据地冀东和冀中彻底铲平，然后向八路军的核心根据地太行山北部发动全面进攻。——“在本年度内，务期将河北省大部、山东和山西各省以及蒙疆的主要地域都变成治安区。”[2]

根据这一计划，从四月开始，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从河北东部、第十二军和第一一〇师团一部从河北南部、第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主力从河北西部，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以上的“扫荡”是更大规模作战前的一系列牵制作战，日军的最终目标是五月开始的对冀东和冀中作战以及对晋冀豫边区作战。

日军想重复中条山作战的前例。在中条山作战中，日军基本肃清了在敌后作战的国民党军主力。但是，连日军也明白，接下来的作战会异常艰难，因为共产党武装力量是中国抗日军队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太行山绝不是中条山。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一九四二年二月连续发出反“扫荡”指示，对八路军官兵提出了克服“三种情绪”的要求：不要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产生麻痹轻敌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不要因为日军的残酷烧杀和亲人的不幸遇难而产生拼命蛮干的情绪；不要因为敌情的严重和根据地遭受损失而产生悲观失望和惊慌失措的情绪。面对残酷的斗争，领导机关须尽量精干，干部要适当分散到基层和前线去指导对敌斗争。反对部队拖着机关跑“扫荡”的现象、等“扫荡”之后再作善后处理的消极现象以及依据狭隘的经验钻固定的沟渠和窑洞的现象。要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组织民兵力量，加强军民团结。总之，发扬不怕一切困难的精神，保证党的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战斗力——“必须使一切党及政府群众团体的机构在战争环境中仍能工作，仍能更紧张的进行工作”。[3]

“更紧张的进行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敌后顽强战斗下去，直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河北东部的那片桑苗地里遭遇八路军的伏击后，受到惊吓的原田熊吉立即命令在这一带进行紧急“讨伐”。但是，日军寻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八路军的任何踪迹——“估计是跑到长城北面去了”。于是，命令部队返回驻地。就在返回的途中，第一、第七中队的七十多名日军和队伪军走到干河草庄附近时，路边的高粱地里突然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开始时，治安军（伪军）护卫队曾积极射击，但很快就纷纷向白云山逃去。第一小队长中泽见习士官在小队展开时脸部中弹，无法指挥。小川第七中队指望数百名治安军迎战，当即冲进干河草庄村，占据了有利地形，但因治安军逃跑，以致部队完全陷入约两千名敌人的包围中。激战数小时，终于耗尽了全部子弹。在这次战斗中，第七中队的小川平少尉、永井正雄准尉、田利胜伍长等四十六人，第二机枪中队的秋山武之助见习士官、根岸文治军曹等十二人战死。护卫卡车的一个分队摆脱敌人的攻击，随卡车一起回到了沙河驿。第二机枪中队的昭和上等兵等二人，不顾受伤，把枪埋在土中，于次日清晨挣扎走到榛子镇第七中队本部，报告了小川第七中队覆灭的消息。传令兵新井周治一等兵经过殊死的努力，背负中泽小队长直到深夜才挣扎走到沙河驿。”[4]

尽管根据地受到日军的多次“扫荡”，八路军冀东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依旧努力作战。为了严防八路军的突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开始修筑大量的碉堡和岗楼，强迫自然村中的中国百姓迁移，建立起“无人区”和“隔离区”，企图把八路军与抗日民众分割开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统计是：“构筑了隔断壕二百四十五公里、其他封锁线工事七十四公里，共计三百一十九公里；棚舍一百三十二个、碉堡三个、城寨十八个、关卡二个，共计一百五十五个。此项工事共用五十二天，作业人员达到一百九十五万七千人次。并新架电话线二百五十八公里，维修一百五十三公里，共计四百一十一公里；新建汽车公路八十三公里，修补三百九十二公里，共计四百七十五公里。长城无人区包括七十六个村、一千二百三十五户、六千四百五十四人；暂时无人村二十八个、二千三百四十二户、一万二千零三十六人。”[5]

但是，八路军仍然没有被消灭的迹象。

日军中国驻屯军第三联队第二大队获悉，迁安以东的东牛山附近出现了八路军部队。第二大队主力立即出发，同时命令浅叶中尉指挥一个步兵小队、三枝少尉指挥一个机枪分队先行出发。第二大队主力走了一夜，拂晓时分听见前方传来激烈的枪声，大队主力立即跑步前进。但是，转眼间，“最初响起的激烈枪声”又听不到了。第二大队担心走在前面的浅叶小队遭遇不幸，开始了不顾一切的紧急奔袭，“并努力与浅叶小队取得联系”，但是“为时已晚”。——“在高地北侧斜坡下流过的小河河滩一带，发现小队长以下全体官兵已战死，突击的痕迹历历在目。大队长等第二大队官兵悲愤交加，泣不成声。第八中队的浅叶少尉等三十六人、第二机枪中队的三枝少尉等十二人战死。”[6]

步兵团团长铃木启久对共产党武装十分无奈，他认为日军对占领区的所有作为只能造成一种表皮似的假象，而八路军才是潜藏在这种表皮下的真正的“红瓤”：

铁厂镇周围地形复杂，故搜索敌人颇为困难。而且共军斗志旺盛，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后卫部队，以至战斗到全体战死为止，或者巧妙地利用洞窟（在鲁家峪附近经过改造的燧石采掘场旧址，可隐藏很多人）进行抵抗。由于我军进行讨伐，到五月底治安状况曾一度平稳下来；但至六月底前后，又出现破坏道路、切断电线及埋设地雷等情况。中共方面的地下组织扎根于行政机关、学校和居民之中，形成了所谓“剥开表皮露出红瓤”的情况。[7]

日军不顾一切地要把“红瓤”挖出来，将“表皮”下的一切危险因素彻底消除。

一九四二年四月底，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策划下，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汉、津浦、北宁、德石四条铁路的中间，拥有安国、任丘、河间、雄县等三十多个县。这里是华北大平原，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以盛产粮食著称，有北方粮仓之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策动下，一九三八年五月，由人民自卫军和冀中河北游击军合编，组建了第十八集团军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王平，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对应的是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支队以及独立第一支队。第三纵队带领冀中抗日军民以极强的战斗力直接威胁着日军占领的北平和天津等大城市的安全。到了一九四二年初，随着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共下辖五个军分区、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教导团。日军曾多次使用残酷手段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讨伐”，令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根据地内只剩下三千多个村庄，约二百八十万人口。除了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和束鹿等中心地区外，日军在其余各县的主要村镇都修筑了据点，还在主要交通线上修筑起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隔断壕，隔断壕沿线的碉堡工事达到一千多座。为了割断冀中根据地与太行山根据地的联系，日军在平汉路以西的太行山下还修筑起一道高两米、厚一米的石头墙，配合碉堡，形成了长达数百公里的封锁线。冈村宁次上任华北后，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日军的威胁和诱骗下，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投敌变节，致使傀儡政权组建起伪军和自卫团等汉奸武装为虎作伥，冀中抗日军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

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和副参谋长有末精三，首先破译了八路军的电报密码，然后经过周密的实地侦察，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制订出一个庞大详尽的作战计划——为对付八路军的一个局部军区，日军准备出动三个师团以及大量的特种部队，其规模不小于正面战场上发动的一场全面攻势:

一、方针

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产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二、参加作战部队与配合作战部队

直接参加作战的部队：

第四十一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中将）的主力（步兵六个大队为基干），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的步兵约两个大队，第一一〇师团白泷部队（第一一〇步兵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直接指挥的步兵第四大队为基干），配属第二十六师团的圾本支队（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指挥的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骑兵第十三联队（联队长山崎武四大佐），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小川部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二十九大队长小川雪松大佐），共计步兵十八个大队为基干。

配合作战部队：

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饭沼守中将），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中将），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河北省特务机关（设在保定，机关长铃木繁二少将），石门特务机关（机关长石田丰藏大佐）。

……

三、作战指导要点

作战第一期（自五月一日开始约十天）

白泷部队在滹沱河北岸地区，小川部队在河间、肃宁地区，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在石德路南侧地区进行扫荡战，要估计到大规模作战会有困难，同时要将敌人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阻止敌人从该地区逃出。在此期间，第四十一师团利用铁路运输从山西向邯郸、顺德地区进行佯动，然后在石德路沿线地区展开。

作战第二期（自五月十一日开始约五天）

第四十一师团（配属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从石德路沿线向北挺进，白泷部队从滹沱河北岸地区向南进发，小州部队则从河间、肃宁向饶阳推进，分别发起突然袭击，将敌人包围在三角地带予以歼灭。

作战第三期（自五月十六日前后开始约二十五天）前一阶段（约十天）划出作战地区，分赴进行扫荡，以消灭敌人及其根据地设施。

后一阶段（约十五天）继续剿灭敌人残余势力，同时大力推进各项建设工作。第四十一师团则转入新作战地区的警备态势，进而正式开展治安肃正工作。[8]

在制订一九四一年度作战计划时，日军曾就作战目标应是共产党八路军还是重庆军的国民党军发生过争论；而在制订一九四二年度作战计划时，“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就战争全局来讲，中国的正面战场处于沉闷的对峙状态，无论从战场现状还是情报显示上看，国民党军没有主动发动攻势的企图，也没有打破对峙局面的意愿，只要保持着一定的军事压力，正面战场上便会无仗可打。而真正对日军形成威胁的，是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全面展开军事攻势的角度看，，保持中国境内占领区的稳定，具有政治、军事、经济等诸方面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日军发动大规模作战的目标只能是八路军。八路军在敌后创建了多个抗日根据地，攻击其中的哪一个为最为迫切呢？——日军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横山幸雄认为:“冀中地区是河北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多成效。”[9]——日军选定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面对日军即将发动的攻势，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总结了之前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指出：“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10]冀中军区决定，在日军大兵力合围而来时，大量精减党政军机关人员，将这些人员分散到群众中去，和抗日民众以及留下来的部分官兵一起与日军纠缠，牵制并吸引日军的主力，而冀中军区的主力部队则突围转移到外线、山区和敌人的后方。同时调擅长坚守阵地的第七军分区十七团归吕正操直接指挥，负责掩护军区、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人员转移。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避免过大损失的转移作战计划。

尽管如此，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损失还是远远超出了预想。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冈村宁次召开华北方面军高级将领会议，下达了“五一大扫荡”作战命令。此前，为了达到一举剿灭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冈村宁次分别在平汉路、津浦路和德石路方向，对杨成武的八路军第一军分区和宋任穷的八路军冀南军区发动了佯攻突袭，以隐蔽对冀中军区的作战意图，并分散八路军的作战力量。

五月一日，日军的“扫荡”作战开始。

日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采取反复“扫荡”、建立据点、逐步推进的方式，企图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施合围。其中的五万多日军是封锁部队，力求形成所谓的“铁环阵”；剩下的日军是“扫荡”部队，在战机和坦克等优势武器的支援下，在河北大平原上进行逐村“清剿”，哪里响起枪声就向哪里快速合围。一日，日军在冀中根据地外围的各个方向发起攻势，八路军与日军进行作战之际，冀中根据地的核心部位深县、饶阳和束鹿等地却异常平静。这种平静是冈村宁次有意所为，目的是通过周边的多处战事，将冀中八路军主力引诱到他预定的围歼地域里。果然，发起攻势的各路日军稍作战斗后，便迅速奔赴指定的“扫荡”地域：第二十六师团的坂本联队和第一一〇师团白泷旅团分别推进到沙河、潴龙河以南以及滹沱河以北的走廊地带；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小川部队抵达肃宁以及滹沱河北岸的饶阳、献县地区，并在滏阳河上筑起水坝以抬高水位封锁滏阳河北段；驻守衡水的山崎部队的骑兵第十三联队沿着滏阳河北进，企图控制滏阳河中段。至此，四路日军形成了合围态势，企图把冀中军区连机关带部队压缩在滹沱河以南、滏阳河和德石路以北的三角地带加以歼灭。

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冀中军区在驻地饶阳县张保村召开纪念大会，会场设在一片枣树林里。吕正操司令员在大会上发表了节日讲话。晚上是庆祝晚会，军区文工团演出的剧目是曹禺的《日出》。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汽灯通明，来自贫苦乡村的八路军战士饶有兴味地观看着剧目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尽管他们并不十分理解剧中发生在距离他们十分遥远的繁华都市里的爱恨情仇。话剧半夜才散场，汽灯一灭，吕正操的转移命令同时下达：各部队立即分头突围。吕正操和冀中军区党政机关两千多人，在第七军分区十七团的掩护下，于二日下午离开饶阳县张保村，向西行军三十里后突然南下，快速穿越沧石公路封锁线，又以急行军走出一百三十里，四日抵达深县、武强和武邑交界处的朱家庄。六日，队伍继续转移，一直走到了日军包围圈的东南边缘。

日军扑空了。

五月四日，冈村宁次抵达石家庄亲自指挥作战。至于八路军冀中军区机关和部队到底上哪去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原田熊吉的判断是：他们跑到子牙河、任丘与河间一带了。因此建议把清水规矩的第四十一师团用火车运至天津，由北向南张开大网捕捉冀中的八路军。但是，老谋深算的冈村宁次认定，安平、深县和饶阳是冀中根据地的核心地带，也是晋察冀边区的补给基地，八路军在此努力经营多年，地下战斗工事修建完整，且当地的百姓都愿和八路军生死与共，所以八路军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地区，即使走也不会走出去多远。于是决定坚持原定作战方案，只作出局部修订：第二十七师团增援小川部队，扼守滹沱河和滏阳河的各个渡口；骑兵第十三联队集结在束鹿，控制滏阳河一线；第四十一师团从石家庄开赴邯郸并展开。为了指挥的统一，冈村宁次命令所有参战部队暂归第四十一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指挥。同时，为了把包围圈收得更紧，冈村宁次还要求第一一〇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对平汉、津浦和北宁铁路线实行严密封锁。

身负重任的清水规矩精心拟订了在华北大平原上对付八路军的战术:

一、撒网战法：师团在山地剿共战和对重庆军战斗方面，过去已有丰富经验。但是，在大平原上对共军作战，尚无此等经验。因此，研究了以“撒网”方式作为接触敌人的基本队形，并进行了训练。

这种方式的队形是，各步兵中队将一列纵队的分队按五百米的间隔散开，大队再将各中队并列起来遮挡住整个所担任的正面，以搜索那里的敌人，并将他们赶入网内。这种队形的问题是必须保持指挥联络和集中战斗力。为此，应预先安排好第二线部队或预备兵力，同时尤应重视并训练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和指挥的敏捷。

二、部队的机动力：每个大队均编有二十名左右的自行车队、骑兵小队。必要时也可将这些小队分属于中队，用以指挥联络、搜索敌情及切断敌军的后路（方面军从天津征用自行车，然后分配给各兵团，马匹主要是利用各部队缴获的马）。

三、特务工作队：此种工作队是从山西时期为了进行民众工作，特别在联队中设置的。在冀中地区，则在当地各兵团中配备了与宪兵队和中国方面紧密联系的政治工作班。[11]

尽管冈村宁次的判断基本正确，但各路日军出动后还是没有捕捉到冀中军区的首脑机关。在吕正操的带领下，冀中党政军机关与日军在根据地里推磨一样地周旋，不断地在日军合围的缝隙处来回穿梭。六月一日夜，冀中党政军机关在景县龙华车站以西潜过石德路，然后向西南急行军七十里，绕到枣强县西南靠近冀县边界的侯琢村。第二天夜晚，向西移动，进入冀县东南的辛庄。三日夜晚，又返回向东南移动，潜入枣强县的柳庄。四日夜晚，队伍从柳庄出发，向南移动，进入枣强县东南边界处的张秀屯村。六日傍晚，张秀屯村的东面突然响起枪声，侦察后才得知是伪军出动抢粮呢。深夜，吕正操率领队伍离开张秀屯村，向北走出五十里，进入冀县东北边界处的赵祥屯。由于赵祥屯的群众基础并不牢固，七日夜，队伍顺着冀县北部边界一路向西北方向而去，跨过平大公路，进入冀县西北边的窑洼村。八日晚，队伍再次出发，西渡滏阳河，到了冀县与束鹿交界处的东西堤北村。九日夜晚，突然“转弯南下四十里”，转移到冀县与新河县交界处的南顾城村。十日下午，负责掩护的十七团发现了日军的踪影，吕正操率队紧急南渡滏阳河，再次越过平大公路，进入冀县南部的吴吕村。——吕正操后来回忆说：“至此，我们整整围绕着冀县东、北、西、南四面转了二三百里的大圈子。”[12]

就在吕正操带领冀中军区机关与敌人周旋时，同村宁次的第三期作战开始了。这是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拉网般的残酷“清剿”，日伪军所到之处，搜捕八路军和抗日干部，残忍地杀害抗日民众，对根据地里的每一个村庄都进行了彻底破坏。

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史：

……由于进行了彻底的“精密扫荡”，除了努力搜捕和歼灭便装分散潜伏的或游动的敌武装力量外，并摧毁敌军军事设施，搜查隐藏的武器，严格甄别匪民，检举、逮捕敌军指挥官和党的干部，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沙河、木道河沿岸一带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都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中共方面似乎预料到日军要进行此次作战。在作战开始之前，我方即已破译过吕正操司令部命令警戒的电报。另外，于四月二十六日午夜，共军约二千余人趁我军准备冀西作战警备兵力减少之机，向高阳东南渡河点蠡县、博野、安国各县城进行了袭击。此外，在此次作战开始之后，驻冀西的聂荣臻即命令所属各部队进行反击，第一分区（杨成武）在易县西南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军事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第一一〇师团除加强了对冀中和冀西的封锁外，同时在情报和补给方面协助进行作战。[13]

坚持在根据地内的八路军部队和当地抗日民众一起，与进行大规模残酷“扫荡”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华北大平原的抗日村落，利用地道战、地雷战和伏击战，给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日伪军以杀伤。为掩护党政军机关突围和群众安全转移，八路军官兵往往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作战，残酷的阻击战每每以持续的肉搏战结束。五月三十日，八路军的部分官兵以及抗日民兵数十人，被日伪军包围在深县白庄村，在副营长张子明的带领下，八路军和民兵利用村庄里的地道和街巷进行顽强灵活的防御战，毙伤日军联队长晋藤以下四百余人，自己仅伤亡二十多人。六月九日，日军坂本部队包围了深泽县宋庄，日军认为他们这次捕捉到了八路军主力，而实际上宋庄里只有在突围行动中临时组成的一支八路军小部队，由第七军分区二十二团从无极县突围而出的两个连、团长左叶带领的一个连以及两个民兵游击小队等官兵组成，由左团长统一指挥。早晨七时，日军开始攻击宋庄，立即遭到猛烈的火力还击，日军暂时退了下去。很快，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兵力在两千人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八路军和民兵利用村庄的围墙和房屋构成临时防御工事，沉着作战，日军直到下午才突进村庄的南部，八路军和民兵转移到村庄北面。此时，八路军和民兵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喝水了，弹药也所剩无几，还有不少伤员在呻吟。左团长决定坚持到天黑才能转移。日军向宋庄发起了总攻，双方很快形成了残酷的巷战，每一个院落都进行着白刃战。天快黑的时候，战斗白热化了：

敌人的主攻方向在一连。我第一、第二道工事经敌人的猛烈炮火轰击，大都坍塌，便转移到第三道工事，继续坚守。敌人接受了多次冲击失败的教训，不敢再端着刺刀、呼喊着挺身直冲，而改变成了匍匐前进。但敌人的连续三次进攻都被我们打垮了。敌人在连连遭到惨败后，采取了更加恶毒的手段：第四次进攻前，先打出了毒气弹，毒气弥漫之处，人们眼里流着泪水，嗓子热辣辣地发痒，并不住地打着喷嚏。敌人利用毒气弹的效力，又匍匐爬行到了墙根，有的已经爬上了墙头。战士们看到这种情况，强忍着眼睛、嗓子的极度难受，从工事里跃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朝敌人猛刺，只听得敌人惨叫着，掉了下去。一个日军士兵从围墙的缺口处跳过来，直向我七班长身边扑去。七班长手疾眼快，一刀刺进了敌人的胸膛。那个日军士兵惨叫一声，不动了……十七时许，一股敌人冲进了东街口，眼看敌人就要占据房子。在这紧急关头，一连吴连长带着预备队向敌人冲击，他们用机枪扫射，手榴弹轰击，一鼓作气把敌人打了回去……敌军除了又在街头丢下一批尸体外，别的什么也没得到，此时，已经是十八点左右了。[14]

天黑了，八路军和民兵开始突围。他们疾速而勇猛地直冲日军包围圈的一侧，手榴弹密集地投掷，刺刀在夜色中发出寒光，决死的呐喊中日军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个口子。突然，天降大雨。八路军和民兵在雷鸣电闪的暗夜里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亮之后，日军再次从炮击开始，然后步兵发起攻击。他们认为昨夜突围出去的只是八路军的少数官兵。但是，当日军冲进宋庄后才发现，整个村里空空荡荡的。

宋庄一战持续十六个小时，八路军和民兵以伤亡七十三人的代价突围而出。而日军最后投入的兵力达三千五百人以上，尽管使用了火炮和毒气，伤亡仍高达四百多人。按照正面战场上中日两军作战的经验，他们无法想象与他们作战的八路军加上民兵总数不足三百人。

冀中军区直属骑兵二团团长马仁兴，河南上蔡人，自幼家贫，被迫从军。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在晋南制造摩擦向八路军进攻，时为第九十七军直属骑兵二十八团团长的马仁兴，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毅然率部起义加入了八路军。军长朱怀冰曾以高官劝诱他，不成后又把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扣押起来，马仁兴不但没有动摇，还让他在兰州上学的儿子马乘风也参加了八路军。八路军骑兵团在马团长的率领下，在反“扫荡”中担负着掩护部队转移的重任。五月二十日，他的儿子马乘风在与日军作战中不幸阵亡。为了减少伤亡，骑兵团决定分散开来，以便更加灵活机动地与日军周旋：马仁兴团长带领一连、特务连和侦察连；政委汪乃荣带领二连；副团长宋辅廷带领三连；参谋长卜云龙和政治处主任杨经国带领四连。在随后的作战中，政委汪乃荣和党总支书记高尚勇相继牺牲，不久又传来了政治处主任杨经国阵亡的消息。杨经国是抗战初期中共北方局派到根据地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阵亡时年仅二十多岁。八年以后，作家孙犁在冀中大平原上听到老百姓还在讲骑兵团和杨经国的故事，根据老百姓的讲述他创作了小说《小胜儿》：“在五月麦黄的日子，冀中平原上，打得天昏地暗，打得树木脱枝落叶，道沟里鲜血滴滴。杨主任在这一仗牺牲了，炮弹炸翻的泥土，埋葬了他的马匹。”[15]

冀中第八军分区虽然在日军的“扫荡”中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灵活的战术，但兵力强大的日军的合围突击还是让八路军官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突围过程中，三十团团政委汪威指挥警卫连与日军激战，为掩护大部队全连伤亡殆尽，汪威负伤后为避免被俘自杀。副团长肖治国和总支书记沈笑天也在转战中阵亡。二十三团团长谭斌和他带领的三营的干部在突围中全部阵亡，最终仅团政委姚国民带领少数官兵成功突围。二十三团一营被围，官兵与三千多日军苦战一天，杀敌五百余人，副团长赵振亚和团政治部主任孟庆武阵亡。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带领的二十三团二营在突围中被优势日军包围，营长邱福和和侦察股长杨克夫等干部相继阵亡。常德善司令员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亲自操机枪掩护官兵撤退，最后被日军乱弹击中牺牲；政委王远音身负重伤，为了不被日军俘虏，以手枪自杀殉国。战后，当地群众在埋葬常德善司令员时，发现他身中二十七弹，其中的三弹都打在了太阳穴。常德善是山东人，家庭贫苦，两岁时父母双亡。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给著名的红军将领关向应当警卫员，后因在战斗中十分勇敢而在警卫团当排长、连长和团长。贺龙曾说，红二军团在湘鄂西转战时，身中三弹的常德善竟然在战火中先把他背出来，然后又把余秋里也扛了出来——“没有常德善，就没有余秋里和我贺龙。”[16]

日方对冀中军区“大扫荡”的战果统计是：双方交战二百八十六次，交战兵力五万八千三百三十八人，八路军伤亡九千零九十八人，被俘五千一百七十七人。[17]

八路军方面的统计是：作战二百七十二次，击毙日伪军联队长以下官兵三千九百八十一名，击伤日伪军七千五百二十一名，我伤亡指战员四千六百七十一名。抗日根据地内的民兵和百姓损失更严重，“区县游击队损失五千三百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十六万人，使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18]

冈村宁次在对冀中根据地发起攻击前，首先对冀南根据地进行了“扫荡”，指定由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负责作战，其主要参战部队是：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吉田峰太郎指挥的五个步兵大队；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铃木贞次指挥的三个步兵大队；第三十二师团的惠藤第四郎指挥的步兵第二一二联队以及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重田德松直接指挥的北川、佐久间两个旅团。由于“扫荡”发动的时间选在日本天皇生日的那天，因此被称为“四二九大扫荡”。八路军冀南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一个旅、六个新编旅以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第二纵队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此前，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过反复围攻，根据地的面积已被压缩得非常狭窄。年初，新编第八旅二十二团遭遇两千日军的合围，副团长徐国夫被俘，两个连的官兵在掩护团主力突围中伤亡殆尽。三月，到邱县接收新兵的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的两个连被日军包围，与装备了重炮和坦克的日军战斗五个小时后，八路军官兵全部阵亡。四月二十九日拂晓，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攻势，目标直指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临清。冀南军区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指挥新编第七旅二十一团以及军区特务团、骑兵团等部队，合力抗击日军独立混成第七、第八两个旅团的进攻。战至下午，党政军机关大部分撤离，小部分机关人员和部队官兵被日军骑兵冲散。与此同时，驻扎在邱县的第四军分区和新编第四旅遭到铃木旅团的包围，新编第四旅主力七七一团在旅长徐深吉的指挥下与日军拼力死战，掩护大部分官兵突出重围，但第四军分区在突围中遭遇日军伏击，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等在指挥作战中相继阵亡。日军随后对冀南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抉剔清剿”，抓捕和杀害抗日民众，强迫地主组织维持会，冀南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八路军正规军由两万余人锐减到一万余人，地方抗日游击队损失百分之八十以上，根据地内的半数以上党组织遭到破坏，党政军干部损失了近五千人，党员由四万余人减少到两万一千人。

在日军发动进攻的时候，冀南抗日根据地里还驻有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部队。该部在日军的猛烈追歼下，死亡四千一百一十二人，被俘二千三百五十人，受伤官兵多达九千人，高树勋率领残部退往安徽。从此，在中国敌后战场上，陇海铁路以北地区再无国民党军队。

由于日军第十二军部分主力部队调往长江以南，日军对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八路军第二纵队的进攻推迟到了九月。当时，冀鲁豫军区仍坚持在根据地里对日伪军发动秋季攻势和反蚕食作战。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将参战部队编成三个突击方向：以第三十二师团的步兵五个大队和装甲车一个中队，编成由步兵团团长石田保忠少将指挥的石田支队，集结在巨野和郓城地区；以骑兵第四旅团的两个中队、装甲车一个中队和骑兵炮兵混成的一个中队，编成由骑兵第二十五联队联队长高原孝大佐指挥的高原支队，集结于濮阳地区；以第五十九师团的五个步兵大队和装甲车一个中队，编成由步兵第五十三旅团旅团长大熊真雄少将指挥的大熊支队，集结于聊城、莘县地区。部队集结完毕后，九月二十七日，三个支队的日军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再加上当地的伪军，五万余兵力分成八路，同时向冀鲁豫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实施“铁壁合围”。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军区主力部队迅速转移到外线，党政军领导机关也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但抗日军政大学校部、陆军中学、《挺进报》社等大量非战斗人员和少量部队，被日军围在方圆不足三十里的范县甘草垌堆附近。在日军的不断压缩和飞机轰炸下，附近的老百姓也纷纷向内靠拢，而被包围的人员中军事指挥员仅有教导第三旅政治委员曾思玉和八团参谋长王晓波。在曾思玉和王晓波的指挥下，战斗部队官兵拼死冲击打开缺口，掩护机关人员和民众冲出包围圈。尽管冀鲁豫军区八路军主力和党政军机关大部突围而出，但地方武装和部分机关人员还是遭受巨大损失。日方的统计是：掩埋共产党抗日军民尸体一千二百五十二具，俘虏一千二百五十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间，日军对八路军太行、太岳根据地开始了最大规模的“扫荡”，目标是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以及第一二九师等八路军军政首脑机关。

作战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不幸阵亡。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太岳根据地，始终是冈村宁次图谋彻底摧毁的目标。正值日军席卷太平洋战场之际，准备进一步冒险的日军大本营急需巩固战略后方，同时还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补充，而对其后方威胁最大的八路军，自战争爆发以来不但没能剿灭，且已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从战略上讲，只有把八路军的首脑部位彻底清除，才可能达到稳定后方的目的。因此，自一九四二年二月起，日军对八路军太行、太岳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扫荡”，企图把共产党敌后抗日武装的核心枢纽一网打尽。

二月三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四、第一旅团等部队，共一万两千多兵力，分别向晋东南的长治、襄垣、武乡、辽县等地出动，奔袭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二、第三、第四分区驻地和八路军总部驻地。同时，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和第三十六师团一部，也分别从驻地出发配合作战。由于八路军主力及时转移，日军的合围未能成功，于是便在根据地内进行“辗转清剿”，抓捕抗日民众，抢劫粮食牲畜。在此期间，日军不断地受到八路军和抗日民兵的袭击，日军三次合围八路军总部，五次合围八路军主力，均未得逞。八路军太行、太岳部队转移到了日军侧后，袭击日军据点，炸毁桥梁，切断铁路，使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被迫停止军事行动。经过暂时的休整后，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再次出动，但立即遭到八路军的迎头痛击，其先头部队百余人被八路军新编第一旅二团歼灭。三月二日，毫无所获的日军在撤退时再次遭到八路军的伏击，伤亡达四百多人。八路军官兵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了长治、潞城和壶关之间的敌占区，捣毁了日伪据点和汉奸维持会，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春季“扫荡”。

日军原计划对八路军太行、太岳根据地实行两个月的“扫荡”，但只进行到第三十一天便草草收兵。

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认为，二月的进攻之所以失败，是用兵过于分散，没有突出重点。经过研究，冈村宁次决定采取全新的战法:以小部队的秘密行动为轴心，大部队进行局部配合，以求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实施严密合围；然后在飞机侦察和轰炸的配合下，地面部队逐渐向心压缩，做到对每一寸土地的彻底“清剿”。

岩松义雄的“小部队”，实际上是两支担负特殊任务的突击队：从第三十六师团的两个联队中分别挑选出百名士兵，组成两支精干的突击队，分别由益子重雄中尉和大川桃吉中尉担任队长，自带干粮雨衣行囊，执行任务中不许生火做饭，不得住宿村庄，一律穿便衣或八路军军装，不许穿日军军服，在完成任务前绝对不许暴露身份。这两支突击队被命名为“挺进特别杀人队”，对外称“挺身队”，其任务是：对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指挥机关实行“捕捉奇袭”。具体分工是：益子重雄负责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等八路军首长；大川桃吉负责袭击第一二九师师部，捕杀刘伯承和邓小平。

五月中旬，岩松义雄从太原抵达长治，在设立指挥部的同时，大量印制了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照片，发给各部队指挥官、“挺进特别杀人队”队员以及随队特工。

自日军对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全面“扫荡”以来，八路军总部战事繁忙，昼夜处在高速运转中。从各根据地传来的敌情消息非常复杂，有的明显是日军在造声势，故意用部队的佯动来混淆视听。至于日军是否会再次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攻势，八路军总部颇费思量。副总参谋长左权担心的不是日军的进攻，而是根据地内军民的警惕松懈和盲目乐观。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地的指战员普遍出现乐观情绪，对敌后战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认为日军的兵力已十分有限，不可能在几个地区同时作战，且日军已在“扫荡”太行山根据地时受到了打击，即使真的再次来攻，充其量也是为配合冀中、冀南和冀鲁豫地区作战的一种佯动。

五月十四日，传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和第六十九师团一部共七千多兵力，向太岳军区南部地区发动攻击的消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军区机关及时转移到了外线，其第三八六旅十六团和七七二团一部坚持在内线与日军周旋。然而，这是日军在声东击西。

十八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悄然撤回，其中一部于十九日夜秘密开往辽县，另一部开往潞城和襄垣等处；毛利末广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则乘汽车从太原赶至和顺及辽县一带。同时，津田美武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和吉田峰太郎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分别由正太线和平汉线的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等据点出动，企图合击测鱼镇和黄北坪。二十一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部沿武安至涉县的公路西进，进犯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西线的第三十六师团一部也由潞城和襄垣等据点出动，向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进犯。

二十二日，左权得到警卫团的报告：在桐略西北的山林里发现一支来路不明、身穿便服、携带电台的武装队伍，很快就又去向不明了。通过审问当地的一名伪村长才得知，这是专门负责捕捉八路军总部的“益子挺身队”。日军的特工队竟然到了八路军总部的眼皮底下！左权当即命令警卫团提高警惕，并迅速向彭德怀作了报告。彭德怀眼睛瞪得很大，说那老子就等着他们。左权知道，不到最后一刻，彭德怀是不会转移的。

接着，各方情报又到了：北线的日军会合后迅速南下，合击了将军墓和浆水镇，有占领太行制高点的企图；从长治出动的日军三千余人也急促推进，企图与襄垣方向的日军合击东田，在此驻扎的第三八五旅主力已提前跳出了合围圈。日军大规模进攻的态势已经明了。彭德怀和左权意识到，日军此次进攻的规模和手段虽然有些出乎预料，但日军的补给线很长，太行山区地形复杂，根据地里群众基础好，八路军完全有能力粉碎日军的进攻。彭德怀和左权当即制订了作战计划：第三八五旅主力在漳河两岸阻击日军；刘伯承率第二九师师部转移到邯郸至长治公路以南，指挥新编第一旅和太行军区第四、第五军分区部队作战；彭德怀和左权率领总部、北方局机关和直属队在太北地区回旋。

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

八路军主力部队大多已在外线，八路军总部机关庞大，战斗人员很少，就目前态势看，北方局机关、八路军总部机关、野战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和北方局党校等单位，已经处在了日军大的合围圈中。彭德怀和左权果断决策，第二天一早就带领机关向东转移。左权对机关转移需要准备和注意的问题一一作了督促和检查，并要求总部警卫部队掩护机关的转移，总部特务团主动出击迎敌，绝不能让日军打到家门口。

万籁寂静中，意识到一场殊死战斗即将到来的左权毫无睡意。桌子上放着他和妻子刘志兰新婚后不久拍的一张照片。百团大战前夕，刘志兰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左太北去了延安中央研究院学习，夫妻一别已经二十一个月。此时此刻，左权坐下来写了一封信。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安之便，再带给几个字。

乔迁同志那批过路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经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妤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正常，唯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裸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与斗牛。志林很爱玩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扑克。他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得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生活在一块的话，真是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说了，祝你好！

叔仁

五月二十二日晚[19]

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开始紧急打点行装。左权接到第一二九师电报:第三八五旅十四团在转移途中，由于不明敌情，在王家峪附近停留了两小时，再度出发后遭到日军伏击，部队损失严重。电报同时催促总部赶快转移。接着，特务团报告说，他们和“益子挺身队”接了火，但日军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因此没能把这股日军完全歼灭，“益子挺身队”正向麻田方向流窜。

这之前，北方局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等，已经分路向麻田以东带转移了，准备当日军接近预定合围圈时，从其缝隙处分散突围而出。彭德怀说，这是八路军于敌后成功脱险的经验，关键在于掌握“利害转换线”——“即掌握敌人在运动中进至最有利于我突围的位置。敌人分进合击，我突围行动过早，转不到敌后；突围迟了，敌空隙小，突不出去。突围成功的保证，则在于八路军情报的及时准确，指挥员的沉着决断，和队伍成员的勇敢坚定。”[20]然而，这一次，日军伪装成八路军，作战命令不准见诸电报或文字，一律通过口头传达，导致八路军在根据地内外广泛的群众耳目“一时失灵”。

八路军总部机关必须马上走了。

晚上，彭德怀和左权率领总部机关人员三百余人，牵着四十多头骡马，撤离了驻地武军寺村。

彻夜行军至第二天清晨，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一直跟踪八路军总部电台信号的“益子挺身队”，突然袭击了正在转移的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军工部、新华日报社和参谋处第三科等单位，第三科科长海凤阁牺牲。接着，侦察情报显示：日军已经尾随彭德怀和左权一行追了上来。左权立即留下来指挥警卫连进行阻击，掩护彭德怀和总部机关人员迅速撤离。彭德怀一行由于目标太大，被日军飞机发现并受到袭击，所幸伤亡不大。但是，当左权率领警卫连追上队伍时，彭德怀和左权发现他们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了。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彭德怀和左权面临的情势是：各路日军已在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形成合围，只在合围圈东面的拐儿镇与偏城之间还有大约三五公里左右的间隙。彭德怀和左权决定，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冀西突围。但是，偏城以东地势较高，地形复杂，而青塔、黑龙洞以东是难以通过的险峻山路，必须先向北经过南艾铺，再绕道窑门口，才有可能前往冀西。问题是，这条路他们都很陌生，派出去的侦察参谋既没有回来也没有消息。事不宜迟，左权亲自率领参谋人员先行探路。山路狭窄，路线陌生，半路上又遇到其他突围部队，队伍因为庞大行动十分迟缓，一夜只走出二十多里，抵达南艾铺时已经天亮。

南艾铺村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此前反“扫荡”期间八路军总部曾多次驻扎。村边有一条大山沟，直通山西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十字岭。尽管八路军一部提前到达这里并开辟了阻击阵地，但二十五日拂晓，这个小山村里却一下子挤进来包括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野战政治部、后勤部等各路转移队伍，这些大多由非战斗人员组成的队伍多达二千余人，还有八百多头骡马和两百多副担子。相对于庞大的机关来讲，身边的战斗部队除了七六九团的一个营外，仅有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和后勤部的三个警卫连，且后勤部警卫连的主要任务还不是作战而是看守重要资金和物资。至于八路军总部为什么没有部队保护，这与共产党人自创建武装力量以来的传统有关。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共产党中央和军事首脑机关从来没有使用过多的兵力进行警卫，共产党领导人和军事将领们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能够在残酷的环境下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中枢机关自身的战斗化很强。但是，聚集在南艾铺村的八路军总部各单位的非战斗队伍，在日军强大兵力的合围面前还是显得战斗力太弱了。

果然，五月二十五日，最危急的局面发生了。

八路总部机关的转移情况，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掌握得十分清楚，因为在八路军转移队伍的头顶上，日军的侦察飞机飞得很低，而岩松义雄派出的作战参谋就在飞机上直接指挥合围作战。在日军飞行员的引导下，第三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部沿着清漳河和武涉公路形成的大合围圈逐渐压缩。为防止八路军突围，外围的日军也正在快速合拢，形成了两层严密的堵截线。

二十五日清晨，转移队伍出发没多久，就遭到日军战机的轰炸。由于队伍过于庞大，又没有防空武器，只好停下来等待黄昏。但是，传来的情报显示，日军的合围圈正越来越紧。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和杨立三等人紧急磋商，最后决定立即分散突围。具体方案是：总司令部、北方局由左权率领，沿着清漳河东侧向北突围；野战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东南方向突围；后勤部由杨立三率领向东北方向突围。在命令阻击部队必须顶住敌人后，各路突围开始了。

彭德怀和左权率领的突围队伍，很快就遭到日军战机的追击轰炸和俯冲扫射。缺乏战斗经验的机关人员跑来跑去地躲避，大量的骡马被炸倒，物资被丢弃得漫山遍野。下午二时，日军“益子挺身队”穿着八路军的军装，突然横着插过来。左权立即命令总部警卫连抢占山头，然后命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和两个参谋与彭德怀先行突围，由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带领一个排负责掩护。彭德怀坚持要和机关一起突围，左权表情十分严肃：你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员，你的安全就是胜利，你必须安全出去！这里由我指挥阻击！彭德怀上马后回头望了左权一眼——他并不知道，此刻竟是二人的诀别。

十字岭是向北突围的必经之路。山坡上，八路军总部的转移队伍在日军的轰炸和扫射下散成小股失去了控制。左权冷静地指挥阻击作战，同时照顾着几名年仅十几岁的女译电员和体弱的干部，一面又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去寻找带有机密文件的挑夫。他对坚守十字岭阻击阵地的七九六团一营教导员说：很多人还在山下，如果这个山头丢了，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坚持到底！只要还有一名同志没出来，就不许撤退！

此时，十字岭西北的山垭口变成了一条生死线：只要冲过垭口，就能跳出日军的火力封锁，进入北艾铺的山沟。但是，这些由年轻的译电员、党校的学员和教员组成的队伍行进缓慢。左权似乎看出了大家的顾虑，他大声喊道：不要害怕！冲过去，翻过山梁就没事了！

一架日军的战机突然俯冲扫射，几名年轻的译电员忙往核桃树下跑，左权又大声喊：小鬼，不要怕飞机，要冲过山口！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

时年三十七岁的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一九〇五年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丧父，在叔父的资助下入学读书。十九岁那年，他和几位同乡赴广州，考取了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学校后并入黄埔军校，左权被编为黄埔第一期第六队。在第三队同学陈赓的引见下，他结识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参加了两次北伐军的东征战役。一九二五年，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一九三〇年，他和刘伯承等人一同回国，中央派他到闽赣革命根据地工作，他给家人写信道：“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之一。在他亲自策动的宁都起义成功后，出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在率部进行反“围剿”作战中屡立奇功。红军长征前，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他出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作为长征的前驱部队，始终战斗在最前线，直到长征的最后一战直罗镇战役，显示出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抗战爆发后，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他受到八路军官兵的敬重。在八路军发动的一系列对敌作战中，由于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身在重庆，左权在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可谓殚精竭虑。著名作家刘白羽回忆道：

记得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我认识了左权同志。他是一个十分有风度的军人，在他微黑的脸上有两只锐利的眼睛。他很沉默，他沉默地闭着嘴巴是他那坚定性格的特征。他身体是结实的，战争以及一切繁忙，仿佛是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影响他的。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永远挺得直直的。走起路来，迈着沉着、严正的步伐。讲话时，用沉着而果敢的音调……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的确确是最繁忙的人。[21]

北方局党校学员李锡周目睹了左权牺牲的那一刻：

……轰、轰、轰几发炮弹呼啸着飞来，在山梁上爆炸，一股股黑烟恶魔一样升起。随着硝烟散去，左权将军的身影在我们眼前消逝……我和党校同班同学山西新军决死队四纵队团参谋长李克林被惊呆了，在我周围的几名同志也呆呆地望着山梁停止了脚步。我们意识到将会发生不幸，便不顾一切地奔向山岗……[22]

头部中弹的左权躺在山路边，鲜血染红了身边的荒草。他的右手还在腰间的手枪上——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的战利品。

这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

突围人员把左权的挂包、手枪、怀表、钢笔等遗物交给作战科负责人，然后把他的遗体移到十字岭东坡的一个隐蔽处用树枝覆盖起来。

随后，警卫连官兵在附近乡村买了一口棺材，再返回到左权牺牲处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

晚上，彭德怀抵达距十字岭十五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他得到了左权牺牲的消息。很久以后，彭德怀对左权的女儿左太北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发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23]

左权牺牲的消息震惊全国。延安和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八路军总部长期所在地辽县被命名为左权县，一首当地百姓写的歌自此流传开来：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七年，

他为国家他为民族费尽心血。

狼吃日本五月扫荡咱路东，

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

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

咱们辽县老百姓为他报仇恨。[24]

一心要为八路军报仇的百姓很快送来一个消息：日军的“益子挺身队”准备在祁县县城里大摆庆功宴。得到消息后，彭德怀命令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三十一名官兵，由参谋处参谋刘满河带领，化装成各色人等，每个人都身藏匕首，混进了庆功宴所在的大德兴饭庄。当鬼子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一声暗号，匕首纷飞，“益子挺身队”队员当场全被刺死，头颅被——砍下来装满了一口袋。第二天，日军占领下的祁县、长治和太原城内，到处挂起了这些日本人的人头。

在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大规模进攻时，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行动。可以设想，如果在日军调动兵力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时，正面战场发动配合作战，哪怕是在某个局部战场发动攻势，也势必造成侵华日军的极大被动。理由很充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华日军总兵力已捉襟见肘，而共产党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几乎遍布敌占区，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不但牵制的日军兵力数量惊人，而且令日本侵略者在他们所谓的占领区内度日如年，如坐针毡。

但是，这也只能是设想。

在华中地区，重新组建的新四军迅速恢复根据地，兵力也达到了近十万之众。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宣告：“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军部，现在军部又恢复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指战员牺牲，但今天我们还有九万人的强大力量。”[25]因此，日军在华中的二十六万余总兵力中，用于对新四军作战的兵力至少在十一万左右，而华中的十五万伪军则被全部用于与共产党抗日武装作战。

一九四一年二月，国民党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领六个纵队约一万兵力投敌，立即被汪精卫任命为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是华中敌后第一个公开投敌的高级将领，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发布《讨伐李逆长江命令》，表示为顺应民心、坚持抗战，任命粟裕为讨逆指挥部总指挥、叶飞为讨逆指挥部副总指挥，对李长江部进行坚决的打击。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从海安以西出动，沿着海安至泰州的公路向西横扫而去，相继攻克姜堰、泰州城，俘虏李长江部官兵五千人，并争取了两个支队战场反正。

盐城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日军出动了第十五师团、第十七师团各一部，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全部以及伪军第一、第二集团军，试图对盐城形成包围之势。新四军以第三师第七、第八旅和第一师第二旅组成反“扫荡”部队，用部分兵力以“阻击、袭击、伏击等手段与敌周旋”，而主力则迅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移动至“敌之侧后”对其发起突然打击。为了打破日伪军对盐城地区的“扫荡”，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在苏中地区发动佯攻，攻克蒋垛、古溪、孤山等多个据点，并收复黄桥。当新四军官兵对姜堰和泰兴发起攻击时，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生怕自己的巢穴被端，立即从盐城方向撤兵回援泰兴。之后，日军将“扫荡”盐城的兵力南调苏中，对新四军苏中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围剿”。在师长粟裕的指挥下，新四军第一师以少量兵力展开分散游击，主力不断地跳到外线适机歼敌。就在日军集中苏中之际，新四军第师和第一师第二旅乘机发动反击，收复阜宁，逼近盐城外围地区。这使得日军被迫结束对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命令部队北返盐城地区。

新四军第一师扼守的苏中抗日根据地位于长江下游的北侧，隔江与南京、上海相望，是日军企守的重要地区之一。而新四军军部赋予第一师的任务是：“坚决粉碎日伪顽（顽固派）的联合进攻，占据广大乡村，始终坚持苏中根据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强大的地方武装。”[26]为了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分割和封锁，第一师派出部队深入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不断开辟新的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开始在苏中加紧修筑公路，以减少据点守兵，增强作战与增援的机动能力。第一师遂发动民兵对敌人的公路进行破坏，主力则采取突袭的动作“猛扑一路或攻其一点”，仅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第一师作战一百六十余次，攻克日军据点二十余处。

一九四二年，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存在，标志着中国依然葆有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在日本侵略者残忍的屠杀面前，这种存在需要极强的爱国勇气和坚韧的战斗意志支撑，这种支撑比具体的歼敌数字更具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不应讳言的是，虽然敌后抗日军民以凛然的牺牲昭示着民族的不屈风骨，但又确有国人在此抗战的艰苦时期向侵略者妥协乃至投降。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鲁西行署主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在鲁西南的定陶、曹县地区，率第六十九军、新编第十三旅和特务旅共二万五千余人投敌。与他一起投敌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有：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瀚、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处长孙玉田等。投敌队伍被汪精卫一并编为“和平建国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为总司令。

更无法想象的是，在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日军第六十九师团和第三十六师团一部分兵南北夹击八路军第八六旅时，在日军的进攻行列中竟然有一支国民党军的部队在配合作战——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出他的精锐部队梁培璜的第六十一军的四个团，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配合日军联合攻击了八路军的四十里岭阵地。虽然阎锡山的部队遭到顽强阻击后撤退，但此事的发生还是令人匪夷所思。阎锡山和日本人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签订了相互妥协的《汾阳协定》后，为了让日方早日履行给钱给枪的承诺，阎锡山的代表多次与日军进行了拉锯式的讨价还价。日方的条件是阎锡山必须先发表脱离重庆政府的“独立通电”，阎锡山则坚持日方按照《汾阳协定》的承诺给钱给枪后再说其他。阎锡山的盘算是：贸然发表通电后，别说华北，连山西他也保不住，他对付不了蒋介石的掣肘，更对付不了八路军的进攻。而日本人要的所谓“独立通电”，说白了就是让他公开宣布投敌。作为国民政府的要员和抗战中国一个战区的司令长官，阎锡山很清楚一旦发表这份通电，对他的政治前途来讲将有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必须审慎地权衡做这笔买卖是否合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一直与阎锡山联系的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调往南洋作战，他的位置由日本贵族出身的花谷正少将接任。花谷坚持要求阎锡山首先宣布脱离重庆政府，然后才可在年内提供给他枪支六万支、军费一千二百万元，且承诺以后每月给八百万元，花谷强调这是日方的最后立场。但阎锡山还是坚持日方先给钱给枪再说。

此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与阎锡山“合作”心情迫切，他主动会见阎锡山的代表，表示阎锡山是辛亥革命期间的“华北第一人物”，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敦促阎锡山不要失去与日本合作的时机，因为这对阎锡山有大大的好处。

为了给政治谈判施加军事压力，日军开始向阎锡山进攻，在阎锡山所在地的黄河渡口修建浮桥并派飞机轰炸。当日军逼近的时候，阎锡山万分恐惧，向共产党人发出救援呼吁，毛泽东于三月二十四日指示彭德怀：“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之抗战。”[27]

其实，无论是日本人还是阎锡山，都怕“合作”就此中断，于是双方加紧了讨价还价。花谷正的态度十分强硬，认为阎锡山多年来就是靠对中国人和日本人行骗活着的，因此坚决要与阎锡山当面谈判。他对阎锡山的代表赵承绶说：“你能代表阎锡山吗？我看你代表不了他。阎锡山诡诈多端，把中国人骗遍了，还想骗我们日本人吗？我看你还是回去的好，叫阎锡山亲自来吧，我们非和他亲自谈不可。”[28]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阎锡山与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兼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在一个名叫安平的小山村见面了。这是双方约定的一个微妙的地点：阎锡山不敢也不便去太原或汾阳，让日本人到他所在的吉县来也不合适，于是选定了距离双方对峙防线各十五公里的一个小山村。小山村原名为“南坪”，阎锡山认为与日军会面十分危险，“南”和“难”谐音不吉利，于是临时给小山村取了“安平”这个村名——有了“安平”的村名，加上村庄在吉县境内，阎锡山认为就可“吉庆平安”了。双方的会见阵容强大：阎锡山带着他的主要军事将领以及秘书长等幕僚，岩松义雄带着他的参谋长花谷正、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日军驻临汾师团长清水中将以及大量的参谋人员。

这是一个怪异的时刻：中国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和日军山西派遣军的司令官竟然握手言欢了。而就在此时，日军已经开始了对八路军总部的合围“扫荡”行动。作为同在一个战区的抗日友军，阎锡山非但没有去援助八路军，反而与日军将领欢宴一堂。

会谈正式开始。阎锡山首先发言，他长篇大论的核心主题是“中日相互需要”，“亚洲同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亚洲人愿意推举日本当‘盟主’”，他本人“也拥护日本人做‘盟主’”。但日本人必须领导亚洲人做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当好‘盟主’”。至于什么是“亚洲人愿意做的事情”，阎锡山含糊不清，岩松义雄更是一头雾水。阎锡山的发言很长，加上翻译的时间，弄得日本人不胜其烦。岩松义雄打断了他，抢过来发言，他直截了当地让阎锡山认清日本的“大东亚圣战”的必胜前景，要求阎锡山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到“大东亚共荣圈”里。而如果阎锡山答应这一条件，他马上就可以付现款三百万元以及一万支步枪。阎锡山还是那句话：先给钱给枪再说。理由是只有先装备起来，才能应付共产武装。花谷正显得极不耐烦，说日本人都把美国打垮了，蒋介石和共产党更不在话下，阎锡山的观望没什么好处。花谷正最后要求阎锡山和他们一起回太原，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宣言”强迫阎锡山签字。

阎锡山心惊肉跳，认为这是日本人要把他拘禁起来。这时，有人悄悄向他报告说，在日本人来的路上发现了很多骡马，很可能是日军的炮兵上来了。阎锡山的警卫队长也提醒他赶快走，说房子后面有一条小道可以迅速撤离。阎锡山借口会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在警卫和侍从们的护卫下跑了。等到岩松义雄发现阎锡山不知所终后，大怒，说阎锡山只知“贪物质之大欲”，日本人一定要惩罚他。

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与日军的妥协会谈，虽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阎锡山设立在太原、汾阳和临汾日军占领区内的办事处仍旧存在，并继续与日方保持着联系，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伴随着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伴随着国内日益猖獗的妥协投敌势力对抗日力量的消损，在苦难的一九四二年里，中国华北地区还遭遇了罕见的大旱。自一九四一年夏秋始，本应是雨水丰沛的季节，中国北方却雨水稀少，河南境内甚至一滴雨也没下。骄阳下土地龟裂，农田里颗粒无收。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民的灾难降临了。为了不挨饿，农民们变卖掉所有的家产，包括牲畜和农具；吃掉了能吃到的所有东西，包括树叶和草根。当树皮和草根也被吃光的时候，灾民们开始贫血、浮肿、衰弱，接着就是疟疾、回归热、夜盲症等疾病的大面积流行。报刊上出现了灾区发生人吃人现象的报道，刚开始还是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的报道出现了。

在灾荒最严重的时候，美国记者白修德抵达了河南：

……出洛阳不到一小时，就看见第一具躺在雪地里的女尸，死了才一两天，脑袋上的皮肤已经皱缩，她一定很年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面，她躺在那里，没有人会去掩埋她，最后由飞鹰或野狗把她啃剩几根骨头了事。沿途有不少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我们边走，边可以看到人们在用小刀、镰刀和菜刀剥树皮。他们从爱好种树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上剥下树皮，因为榆树皮磨成粉可以充饥。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那时人们就会把它们砍下来当柴烧，也许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把树木砍伐殆尽的……我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也从未尝过人肉的味道。但是人吃人似乎确有其事。通常都有人辩解说，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我在这方面报道的每一件事都免不了这种辩解。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发现一个母亲正在煮食她两岁孩子的肉吃；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父亲被控为了吃自己两个孩子的肉而把他们勒死。他辩解说，这两个孩子已经死了。另一个村子里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案件：军队硬要农民收容弃儿，他们把一个八岁的男孩交给一户农民，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过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发现了他的骨头，问题仅仅是，那个孩子究竟是死后被吃掉的，还是活活地被杀死吃掉的？[29]

数量惊人的饥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骇人的饥民潮。

这股潮水以河南为中心向四周扩散。

饥民的尸体遍布在每一条乡间道路、公路和铁路线上。

战争是灾荒的助推剂。

日军入侵中国后，中原是其疯狂掠夺和杀戮的主要地区之一。一九三八年的花园口决堤御敌，使得长达四百多公里的良田变成了无法耕种的沙滩河汊，仅存的耕地即使种上庄稼也会被往复不断的战火毁坏。军队打仗需要兵员和粮食，中国军队沿用数千年的传统，军事补给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官兵的口粮和军马的消耗，全部就地征用，这使中原地区的税赋达到了令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这个政府正在同日本打仗，为了战争，它横征暴敛。

可是它又不相信自己的货币，战场上的军队奉命可以征收粮食和实物来维持给养。一个军官对我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军队在河南干的勾当就是大量征收军粮，数额超过了土地的产量……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相当于全年的收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要高些——只要所征收的军粮高于收成，农民就不得不卖掉牲口、农具、家具，以现款去补差额……此外，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每个地方官员，无论其家庭人口多少，每天得到四磅半粮食的配给赡养全家。部队士兵按规定应当每天有两磅粮食。在兵员不足的部队，军库里囤满余粮，军官们用以倒卖中饱私囊，而传教士和好心肠的地方官员又把这些粮食从黑市上买回来，给挨饿的灾民吃。[30]

战争向民间的索取，使得民间抵抗灾害的能力降为零。

一九四二年十月，在中外记者的大量报道下，国民政府终于对中原的灾荒有所认识，决定豁免河南省当年的粮食赋税。但不知重庆方面是否故意为之，因为此时的河南省府已将一九四二年的秋季粮税征收完毕。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对日战争是他的第一使命，而他对河南一带从没抱过什么幻想，认为那是一片最易被日军占领的国土。因此，对于河南省，只能在那里索取，不能向那里救济，因为救济无异于资敌。国民政府对灾区的新闻报道实行了严格审查，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一系列灾情报道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白修德甚至还直接见到蒋介石当面陈情。不得已，重庆开始了对灾民的救济工作。只是，数量远远不够的赈灾款项和粮食，被地方官吏层层贪污后所剩无几。即便如此，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仍从河南全省征收军粮三亿四千多万斤，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河南人民深明大义，倾其所有，贡献国家”的消息。问题是，在生死线挣扎的饥民心里什么是“国家”？——有资料统计，在一九四二年中国北方的大灾荒中，饿死的百姓多达三百多万。

灾荒暴露了社会的严重贫富不公。“在洛阳街头，街旁的沟中，到处躺着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与此同时饭店仍然开展营业，如果你有钱的话仍然能够尽情吃喝。由于粮食的缺乏和昂贵，许多贫穷的市民开始像农民一样挨饿，但国民党的官员和职员却在整个饥荒时期享受政府充分的小麦供应。许多腐败的官员甚至利用政府的小麦大发其财……和传统的情况一样，囤积者们囤积小麦，等着饥馑促使小麦价格飞涨，然后他们利用获得的暴利低价购买土地、儿童和那些快要饿死的人的其他财产。”[31]

灾荒暴露出的社会不公也体现在正面战场的军队中。“当一些受国民党中央歧视的地方军队口粮短缺时，嫡系的中央部队——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却总是吃得饱饱的以‘维持社会秩序’”。[32]随着战争进程的持久，中国军队的数量逐渐庞大，不少部队，特别是地方部队军粮匮乏，官兵饿着肚子打仗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是，尚未听说中央军嫡系部队饿肚子的。相反，不少中央军嫡系部队竟还存在着浪费的现象。由此，尽管这个国家的北方遍野饥馑，位于重庆的蒋介石仍需指出“现在军队里面最大的毛病就是浪费”：

现在一个士兵每天发二十六两面粉，大家还说吃不饱，这个话我想实在说不过去。现在无论哪一个军队的食粮，都没有达到这个分量，所以不在于粮食够不够，而在我们团长连长经理得法不得法！从前我在敌国日本联队实习的时候，每天所吃的不但没有二十四两米，恐怕连二十两米都不足，像今天中午聚餐所用的饭碗，规定每人每餐只须吃一碗，一片咸萝卜或一块咸鱼而已……我们中国人患病，多半是由于饮食没有节制，吃得太饱的缘故，外国人吃饭，都是说要吃够，没有听说要吃饱。[33]

抗战初起，国民政府按照八路军四万五千人的兵员数，每月发给生活费三十万元、战务费二十万元、补助费五万元、医疗费一万元、米津贴补助费和兵站补助费七万元，总计六十三万元。以后虽然做过调整，但从来没有超过七十万元。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物价飞涨，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创建，八路军兵员激增到了四十多万，尽管敌后作战异常残酷，但国民政府给与八路军的军饷却从未增加。一九三八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了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小米一斤半，每月每人肉、油、盐各三两。从总司令朱德开始到师旅级干部每月津贴费为五元，团营级四元、连级三元、排级二元、士兵一元。后来，随着供给的严重不足，津贴费改成了从总司令到士兵每人每月均一元。即便如此，国民政府自一九四〇年起停发了八路军数量极其有限的军饷；在强烈的质询下勉强又发了四个月，但很快就永远地停发了。

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政治、军事和生活的三重严峻考验。毛泽东不由得向全党全军提出了一个诘问：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然后他自问自答道：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自一九四一年起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大生产运动”，这是共产党人最壮观的集体行为之一：“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体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34]

在与日本入侵者艰苦作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以及根据地的全体百姓，一起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劳作。在陕甘宁边区，一九三九年开荒近三万亩；一九四〇年开荒二十万亩；到了一九四二年，整个边区开荒近四十万亩，可增产粮食七万余石。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里，军民们还种棉花，纺线织布，开设了大量的手工、半手工的工厂，凡是关乎吃穿用的所有东西都由自己生产。受聘执教北平燕京大学的英国人林迈可，曾于一九四四年春到达延安，他被请到王家坪与朱德共进午餐，同桌的还有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饭后他参观了朱德开垦的菜园——“延安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每个人都试图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听说毛泽东学会了纺线，而朱德是一位优秀的种菜者。叶将军告诉我，朱将军在延安种的莴苣是最好的，甚至比边区政府试验农场的还好。”[35]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不仅仅是生存问题，还是关乎中国命运的政治问题。

在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责任田。一九四二年六月，斯大林派飞机给毛泽东送来了一些物资和食品，毛泽东回赠的礼物是一小袋红辣椒，那是他自己开荒种的。美国记者去延安，问给他们端上来的可口的鲜奶是从哪里来的，朱德总司令说他自己养了几只奶羊。在抗日根据地里，彻夜响着纺车的嗡嗡声，因为冬天到来之前必须把厚实的棉衣缝制完毕。田地里，官兵像农民一样春种秋收，他们对土地和庄稼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感；但集合的号声一响，他们拿起枪就去与日军作战，同样是打仗的行家里手。

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是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群特殊的人和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坚信，只要精神不垮，人世间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希望在前、光明在前、重任在前。

在艰苦的一九四二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用不怕牺牲和绝不屈服的精神，向全中国人民证明毛泽东所说的那片“光明”已在历史的最黑暗处闪烁。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在广泛的敌后战场上，只要共产党人存在，永远便是“剥开表皮露出红瓤”——日军可以在占领区换上他们的旗帜，但是他们改变不了脚下这片土地的颜色——这是中国的土地，永远有着中国的颜色。

第三十一章

杜利特尔轰炸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一个突发事件使得无论是中国的抗战还是太平洋战争的亚洲战场情形更加扑朔迷离：美军轰炸机飞临日本本土，向日本首都东京扔下了炸弹。

这条瞬间便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头条的新闻，看上去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从军事常识上讲，美军在太平洋上并没有一个能够用来袭击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即使动用美军最大的远程轰炸机，其续航能力也无法从夏威夷直抵日本本土。如果用舰载飞机执行轰炸任务，由于作战半径太小，美军的航母必须驶近日本海岸才行，不然轰炸机执行任务后就飞不回来了。那么，不要说日本人不可能让美军接近其本土，即使是美军强行闯入，由于处在日军陆上战机的作战半径内，美军的航母很快就会被蜂拥而至的日军攻击机炸成一堆烂铁——美国已经在太平洋上损失了不少舰船，剩下的航母可谓美国海军的作战支柱，美国人绝不会冒着失去整个太平洋战场的风险去丢下几颗泄愤的炸弹。但是，空袭真的发生了，炸弹确实落在了日本人头上。

那么，美军的轰炸机是从哪里来的，又飞回到了哪里呢？

有记者就此事提问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神秘地说这是来自“香格里拉”的空袭。

“香格里拉”源自英国作家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是一处虚构的世外桃源。

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源于美国人超凡的想象力。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一直想对日本进行一次报复。罗斯福总统一再敦促军方尽早制订出轰炸日本本土的方案，以打击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嚣张气焰。就在美军将领们陷入空袭的技术困境时，一个名叫弗兰西斯·劳的海军上校提出了一个既可以空袭日本本土，又可以使航母尽量保持在日本陆上战机的作战半径之外的方案：海军的航母载上陆军的中远程轰炸机，尽可能地靠近日本海岸，待轰炸机从舰上起飞后，航空母舰迅速返航。而陆军的轰炸机完成任务后，可以降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某个仍在中国军队手中的机场上。美军的高级将领们一开始觉得，这个把海、陆军混在一起的大杂烩方案有点异想天开，但是犹豫了几天后，在没有其他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决定冒一次险。

首先要做的是选一个领头人，鉴于这件事实在有点超越军事常规，因此要求这个人必须有超人的心理素质和丰富的飞行经验，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斗精神。很快，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身边的一名中校参谋被选中了。

参谋名叫詹姆斯·杜利特尔。

四十六岁的杜利特尔中校，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市一位木匠的儿子。由于身高不到一米七，在美国陆军学习飞行的时候，从机舱的一侧向外观察都很困难，可他还是迅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二十六岁那年，他驾驶着一架DH-4B型飞机，用了二十一个小时零十九分，从美国东海岸不间断地飞到西海岸，创下了一天之内飞越美国本土的记录。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系统学习了航空理论，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放弃任职壳牌公司的优厚待遇，重新加入陆军服役，目前正指挥着一支B-26中型轰炸机部队。

杜利特尔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训练队伍和改装飞机。面对必须在五百英尺的短距离内起飞、起飞跑道宽度不超过七十五英尺、载弹两千镑以及连续飞行两千英里的苛刻要求，他选择的机型是B-25。这是一种中型轰炸机，全长十六点四八米，翼展两点零六米，总重量为十三吨，时速五百零七公里，续航能力约为两千一百七十公里——如果精密地计算好油量，它将从航母上起飞直抵日本本土，扔下炸弹后勉强地飞回中国机场。

杜利特尔挑选了十六名飞行员，这些飞行员不但都飞过B-25，且个个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极佳。但是，当飞行员们抵达训练基地时，还是对杜利特尔改装后的B-25十分惊讶：不但机舱里装满了炸弹，连副油箱里也塞满了炸弹，而飞机腹部的炮塔被改装成了副油箱，机身上还装着很多防止在寒冷天气中结冰的除冰器。飞机上的防卫武器只剩下两挺机枪，其中一挺还是单管的，其余的全都被卸了下去。杜利特尔对十六名飞行员说，这将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很大可能是有去无还。参加行动完全自愿，不敢去的现在可以退出，没有人笑话你。十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提出退出。飞行员们开始了类似“特技”表演式的训练：在一块平地上划出航母上起飞跑道的宽度和长度，然后驾驶着满载炸弹的轰炸机一次次地起飞和降落。很快，十六人就都能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自由起降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在重巡洋舰“维森斯”号和轻巡洋舰“纳希维尔”号的护卫下，驶离美国的旧金山港前往太平洋。航行中，舰长米切尔将军打开写有“绝密”字样的信封，然后宣布：舰队驶向日本本土，轰炸机将在东京上空投弹。顿时，全舰欢声雷动：美国人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位于夏威夷的航空母舰“企业”号奉命护航。“企业”号上的水手们不知道“大黄蜂”号要去执行什么任务，看见它的甲板上那些只有陆军才有的体形臃肿的陆基轰炸机感到茫然不解：这种轰炸机既不能在航母上起飞，也不能在航母上降落。那么，陆军的轰炸机跑到大海上来干什么？唯一的可能是给陆上基地去送飞机，但太平洋上哪里还有美国陆军的基地？

负责此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官，是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司令哈尔西中将。哈尔西的打算是：在他的航母编队被日本人发现前悄然抵达预定海域，然后将陆军的轰炸机放出去，航母编队掉头就跑。但是，他很快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份日本海军的电报，竟然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命令海空军立即迎战哈尔西一一四月十八日，在东京以东海面警戒执勤的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发现了正向日本本土驶来的美国舰队。被日本人如此之早地发现，令哈尔西沮丧地面临着两难。如果舰队继续朝预定海域前进，势必遭到日本海军和从日本本土起飞的陆基攻击机的围攻。他的舰队现在代表着美国海军百分之五十的作战力量，他无权用美国海军的一半家当作赌注。而如果在距离预定海域还有一百五十海里的地方让杜利特尔的轰炸群起飞，虽然航母编队能够立即返回脱离危险，但这意味着非常严酷的现实：因为航程加长，飞行员们生还的可能性进一步变小；因为失去了突然性，需要被迫在白天实施轰炸，飞行员们飞抵日本本土的途中或是在东京上空，被防空火力击落的可能性剧增；更为危险的是，因为油料有限，他们飞回中国东南沿海机场的机会将十分渺茫。

哈尔西征求杜利特尔的意见后，下达了起飞命令。

哈尔西对杜利特尔说“祝你们好运”。

飞行员们在甲板上列队完毕。杜利特尔说：咱们要提前起飞了。现在有替补队员，愿意出一百美元，替换不敢去的家伙。

飞行员们沉默了一下，然后乱七八糟地喊：“中校，咱们一块去揍那些无赖吧！”

八时十五分，“大黄蜂”号在太平洋的狂涛中起伏，杜利特尔驾驶的第一架载着两吨炸弹的B-25，在舰首被海浪托起的瞬间摇摇晃晃地起飞了。九时二十分，十六架轰炸机全部升空，编队朝着日本本土方向飞去。包括杜利特尔在内，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许丢下炸弹的同时他们将与这个世界永别。

这些美国军人知道，太平洋上的麦克阿瑟已经把他的座机改名为“巴丹”号，为的是记住美国陆军弟兄们遭受的苦难。十天前，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一万两千多名美国陆军和六万五千多名菲律宾人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投降，然后统统被日本人押解到一百一十公里之外的奥德内尔集中营。在行进途中，战俘们受到非人的虐待。炎炎烈日，道路泥泞，蚊虫飞舞，疾病流行。走得慢的、掉队的、跌倒的，甚至因听不懂日语回应缓慢的，都被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死或用战刀砍下了脑袋。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密林小路上布满了数万具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的尸体。

只要能让那些侥幸在“巴丹死亡行军”中存活下来的弟兄尽早听到美国炸弹落在东京的消息，此次行动就值得去干！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山本五十六此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美国特混舰队上，他无法想象竟然有美国陆军的轰炸机不但从航母上起飞了且正向日本本土飞来。当杜利特尔的机群低空飞抵日本海岸时，海上的日本渔民甚至向他们招手致意——渔民们错把美国陆军老式徽章上的红球看成了日军飞机的标志。就在杜利特尔的机群快要抵达东京上空时，迎头飞来一架日本飞机——事后查明，这居然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座机，东条英机正在视察航空学校的途中——双方一掠而过，一枪未发。不过，东条首相的秘书西浦大佐觉得迎面飞来的机群样子怪怪的，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清楚地看到了飞行员的面孔：这是美军的飞机！

但是，已经晚了。

杜利特尔的机群飞到了东京上空，一枚枚五百磅的炸弹呼啸着落下，那些炸弹上写着：“我们不想燃烧世界，只想燃烧东京。”

东京的发电站、造船厂、钢铁厂等目标一片硝烟和火光。

日本方面基于常识，认为敌方除了使用续航能力很小的舰载飞机实施空袭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办法威胁日本本土，因此毫无准备。——“敌B-25轰炸机从十八日下午一时前后开始，在五十分钟之内经房总方向相继飞来，轰炸了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之后，就像过路妖魔似的飞走了。警报器在炸弹开始落下后才发出报警，起飞的截击战斗机正在提升高度的时候，超低空的敌机已从容不迫地轰炸了目标。”[36]

这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空袭。

被反复告知自己的国家是“一片美丽幽静的开满鲜花的土地”的日本民众惊慌万分，日本军方也十分尴尬，认为这是美国对大日本帝国的一次巨大的羞辱。虽然轰炸造成的损失不算大，但对日本军心民心的打击不可估量，因为这等于向全世界宣告：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做到想做的任何事情，敢于挑战美国尊严的日本人不但会被轰炸，而且最终会输掉整个战争。

为了安抚民心，日军大本营马上发表公告，声称美国空袭日本“成效甚微”，证据之一是指挥这次行动的美军指挥官杜利特尔（Doolittle）的名字，与英文“成效甚微”（do little）的发音完全相同。

杜利特尔中校从没想到过他的名字如此不合时宜。

杜利特尔率领的十六架B-25轰炸机机组，加上领航员、机械师和投弹手等，共有八十人。执行完轰炸任务后，一架飞机迫降到苏联的海参崴，机上的五名机组人员被苏联政府扣留，一年后释放；另一架飞机上一人跳伞时牺牲，二人失踪，八人随机迫降后被日军俘虏，其中三人被日军枪决，一人死于狱中，四人战后生还。其余的六十四名机组人员，驾驶飞机勉强飞到了中国浙江衢州机场上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安全降落——为了保密，美国人预定十九日午夜十二时左右通知中国方面，让衢州机场打开通讯系统和跑道灯。但是，杜利特尔的机群十点钟就抵达中国浙江省上空了，此时中国军队掌控的衢州机场勤务人员并不知道要有美国飞机在这里降落——筋疲力尽的美军飞行员在陌生的空域转来转去，直到油料彻底耗尽后纷纷掉了下来，飞行员们在浙江西部的大山上空跳伞逃生。

杜利特尔跳伞后，只找到了四名还活着的同伴，他心情凄凉地对他们说，十六架飞机全毁了，多数飞行员不知下落，他很可能要被遣送回国，然后送到以军法严酷闻名的利文沃思军营去服苦役。

但是，杜利特尔中校回国后，得到的是一枚国会勋章和被破格提升为准将的任命。不久，他出任驻英国第八航空队司令，军衔升为中将。

“杜利特尔”绝不是“成效甚微”。

杜利特尔的此次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成为二战历史进程中阶段转折的一个标志。

一九四二年五月，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处于艰苦的拉锯阶段。

美国轰炸东京不久后，美日两国航母编队在南太平洋上进行了一场海空战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航母大战，双方的水面舰只一炮未发，只有各自的舰载机往来拼杀。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向的一片海域，因珊瑚结构发达被称为“珊瑚海”，这里是日军攻占澳大利亚的必经之路。尽管日本海军和陆军对是否攻占澳大利亚分歧很大，但在切断美军与澳大利亚的交通联络上意见一致。东京遭到美军空袭使计划中的珊瑚海作战被提到日程上，特别是在日军攻占南太平洋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后，夺取美军在新几内亚岛上的莫尔兹比港军事基地以及孤立澳大利亚成为当务之急。日本方面派出由日本海军井上成美中将指挥的第四舰队为主战舰队，另派高木武雄海军中将率领第五航母战队和第五巡洋舰战队前往助战，参战部队共有航空母舰三艘，轻、重巡洋舰十三艘，舰载机一百四十六架^美国派出了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八艘巡洋舰和十三艘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舰载机一百四十三架，以对日本海军实施拦截和打击。五月四日，美国“约克城”号航母上的舰载机对日本海军舰队发动袭击，击沉驱逐舰一艘。七日，日本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上的舰载机，击沉了美国的油船和驱逐舰各一艘，日本的轻型航母“祥凤”号被击沉。八日上午，双方再次交战，美国航母“列克星敦”号被击沉，“约克城”号被击伤，日军航母“翔鹤”号被击伤。此战，美军舰船的损失较日军大，特别是美国水兵珍爱的“列克星敦”号沉入了大海，“约克城”号的甲板也被重磅炸弹打穿引起大火。不过，美军在舰载机格斗上占据了上风，以损失约七十架战机的代价击落了日军战机八十多架。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的首次受挫，令其夺取莫尔兹比港的计划被迫推迟。

美日海空大战进行的同时，苏军与德军在顿河与北顿涅茨河之间的哈尔科夫附近爆发了大战。苏联西南方面军奉命向德军发起攻击，苏军突破了德军防线，向哈尔科夫以北推进了十八至二十五公里，向南推进了二十五至五十公里。但是，苏军没能及时投入快速兵团扩大战果，参战兵团筋疲力尽后无力继续向前推进。而德军在苏军迟疑之际建立起强大的突击集团，总兵力比当面苏军第九集团军多了一半，炮兵多了一倍，坦克多了近六倍。在德军随后发动的反击中，苏军被德军优势兵力包围，后路被切断，最后突围而出的苏军仅两万余人。哈尔科夫战役，苏军的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遭到重大损失，丧失了北顿涅茨河的重要战役登陆场，苏德战场上的僵持局面依旧在持续。

在中国抗战的正面战场，自北方进行了中条山会战，长江流域进行了两次长沙会战后，中日之间再也没有大的交战，战场处于沉闷的对峙僵持中。这种僵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由于人力和物力的局限，只能尽量保持中国正面战场的现状；二是担任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自战争爆发以来，除了为配合长沙作战发动对宜昌的围攻外，再也没有发动过任何一次主动攻势，所有大的作战都是日军发动攻势后的被动应对，这是国民政府所秉承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所致。

但是，尽管轰炸东京的美军飞机在中国大陆上摔得支离破碎，但无疑还是给沉闷的中国战场带来了一丝兴奋。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从这次行动中意识到：美军在太平洋上进行的对日作战，由于地理关系，绝对不能离开中国大陆的支撑。美军作战飞机必须依靠中国机场，这个现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战场已经成为盟军在亚洲战场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中国和美国结成的军事同盟关系，在美国炸弹落在东京之后进一步密切起来。

中国空军在美国的援助下逐渐恢复战力。一九四二年初，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已有七个大队，还有两个大队和一个中队在训练中，共有各种飞机三百六十四架。从三月开始，中国空军作战人员在美国或印度受训后，接收国民政府从美国购买的新型战机并陆续飞抵国内战场。一九四二年，中国一共接收了美国制造的B-29轰炸机十九架、P-40驱逐机二十七架、P-43驱逐机四十一架，以及P-66驱逐机八十二架。中国战场上的作战飞机，平均为二百七十架，最多的时候曾达到三百七十架。美国人陈纳德组建的志愿航空队，也被美军纳入现役，改称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这使得中、美两国空军能够并肩作战。尽管中国战机数量上仍远远少于日军，但已能够与日军进行相当规模的空战。特别是，中、美空军曾两次飞赴越南轰炸日军机场，开启了从中国大陆起飞直接参与太平洋作战的先例。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损耗，日本的空中力量不断被削弱，而中、美空军联合开辟的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不但使中国有了一条从西方获得战略物资的空战通道，也使得中国空军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合作，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中国人，对美、英等国的历史敌意已经浸透在民族血液里。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充满了刻骨的不信任。英国人以前向中国出售鸦片，把近代中国弄得积贫积弱，而在中国与日本作战时，竟然和日本人站在一起封闭滇缅公路，这让中国人感到愤怒已极。而美国人在日本入侵中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在向日本出售武器，日军在上海、武汉和重庆等地扔下的炸弹，弹片上的“USA”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噩梦。因此，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当日军在南太平洋把美军和英军打得狼狈不堪时，普通的中国人要不就是漠不关心，要不就是聚集在一起亢奋地议论，这使得在华的外国人明显地感觉出，中国人为如此糟糕的事情终于落在了曾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洋人身上颇有点幸灾乐祸。美国记者在长途汽车上遇到两位国民党军的空军军官——“这两位空军军官似乎是在跑买卖，因为他们带着几箱女士们用的衣物，这些衣物都是上海制造的，上面贴有日本人的印花税。”美国记者听见中国空军军官在聊天中谈到了美国人，说美国人根本不能打仗，世界上能打仗的只有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美国人只有金钱没有勇气，只会跳舞、喝酒和赚钱，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享乐。中国空军军官还谈到了美国人在菲律宾的战败，他们分析的原因是：日本人把当地的奶牛都炸死了，而美国大兵只要有一天吃不上冰淇淋就拒绝作战。至于为什么美国不派军队到中国参加抗战，中国空军军官认为：“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士兵留在家里，而雇用我们——勇敢的中国人——去替他们打仗和受罪。”[37]

在重庆，生活的窘迫、日军的轰炸，还有难民——最近又来了南洋、香港和缅甸的难民——的大量涌入困扰着这座城市里的市民。重庆市民对美国人很不客气，出租给他们的房屋不但租金很高而且必须预付，房主说他们不希望租房子的美国人在尚未付清房租的情况下被炸死。这种情况到了一九四二年的某一天，突然得到了改变。——那天，重庆市民目睹了美国空军在重庆上空与日军的作战。机头上画着露着牙齿的大鲨鱼图案的美军飞机，在把日军战机击落和赶跑后，还在城市上空表演似的上下翻飞了好几分钟，以接受站满屋顶观战的重庆市民的狂热欢呼。于是，重庆市民开始对美国人尊重起来。一九四二年的重庆，受到中国富人追捧的美国汽车成为纷乱市景的一部分：

在那些没有被新建房屋挡住的断墙残壁上，涂满了五光十色的广告，内容有香烟、影剧、占卜、当铺、化妆品和专治花柳病的特效药等。在这些广告的掩盖下，隐约可见抗战初期的标语：“一滴汽油一滴血”；“战士为国捐躯，国民毁家纾难”等等。新的娱乐场所不断开放，电影院、大鼓书院、茶园、咖啡馆、冷饮店、旱冰场等等。市区也出现了更多的乞丐，因为官员们在城郊修建了许多私人防空洞，原来在那里栖身的乞丐无处容身，只得流浪到市区中来。但总的来说，拥挤的街道给人一种富裕而又无忧无虑的印象。暴发户和官僚垄断者们坐着崭新的美国轿车——其中有些是刚从仰光进口的美国最新型号的——身穿西服和上海式旗袍，到处驱车游乐。[38]

国民政府与美国人的关系则是另外一个样子。

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政府的大员们认为，在中国遭受日本入侵后，列强一直袖手旁观，甚至助纣为虐。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列强始终冷眼旁观。中国的抗战迄今为止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让贫弱的中国为抗击日本的侵略付出了惨重代价。鉴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蒋介石对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支援存有巨大戒心。他指望的是美国，但美国人的绥靖政策令他愤怒却又无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理应立即改变对华态度，全力支援中国抗战。尽管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华《租借法案》，可是在国民政府看来，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远远不够。以美国向反法西斯同盟国输出的飞机数量为例：从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中国得到的美国飞机分配总数为三百九十二架，其中二百六十六架为战斗机，其余均是教练机，且这些飞机还有一部分被扣留在印度没能运往中国。相比之下，其他盟国接受的美国飞机数量是：英国两千二百零三架、苏联一千二百零二架、加拿大一千零二十七架，连地处非洲大陆的埃及都得到了八百五十七架。这使得美、英、苏三国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间维持在一线作战的飞机达到一万架以上，甚至可以一次出动一千架战机空袭德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那么，饱受日军战机轰炸的中国难道不是盟军的战场？中国难道不是同盟国中的重要一员？

这一年六月的一天，史迪威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决定把原先配备给中国、现在停在印度的重型轰炸机和其他运输机，统统调往埃及。也就是说，不但飞机不给了，从印度运往中国的其他物资也会相应减少。蒋介石的心情极其恶劣：隆美尔冲到了亚历山大港，英国人在埃及的处境危险了，可为什么不从其本土数以千计的飞机中调出一些应付地中海战局，却非要减少中国屈指可数的飞机配额呢？

……蒋介石要求美国立即派遣三个师到缅甸前线，向他提供五百架飞机及零配件，自八月份起美国保持每月经驼峰航线向他提供五千吨物资。这一最后通牒连同中国退出同盟国的威吓一起送交了美国方面。在一九四二年这个令人悲哀的夏天，美国把美军作战供给中能够抽出来的物资都送给了在开罗设防的英国人和在斯大林格勒鏖战的苏联人。空运三个美国师是不可能的。飞机生产还未走上正轨，适合于在驼峰可怕的高度飞行的运输机尚未设计出来，破旧不堪的C-47运输机每月勉勉强强向中国运送一百吨的物资。美国政府迫不得已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精干的特使从华盛顿飞到中国，对蒋介石加以安抚，但美国政府却没有能向中国战区提供战争所需要的物资，中印缅战区的优先权排列在加勒比地区之后。[39]

除了飞机以外的其他物资也是如此。美国提供给苏联的军事援助，在三月份达到一千零二十五万吨，总价值十八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每月只有几千吨，其中还要被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拿走一大半。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美国军火分配委员会正在考虑，从七月份起，将每月的援华物资从三千五百吨降至四百吨以下，美国军方甚至打算停止对中国的武器援助，理由是很多分配给中国战区的物资堆积在印度的仓库里无法运出——美国人由此认为蒋介石并没有把美国的军援真正用在对日作战上。

蒋介石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政府发出不满的信号：同盟国到底想不想维持中国战区？美国人是不是想与日本单独媾和而出卖中国？或者，美国人是不是想逼迫中国向日本妥协屈服？

美国再次将总统远东事务助理柯里派往中国以消除误会。蒋介石强烈地抱怨同盟国将中国排挤在太平洋军事会议和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外，而且中国从《租借法案》所得到的物资远少于其他盟国。柯里终于说出了美国人的理由：美国对运到中国来的援助物资所产生的效能感到失望，“中国的浪费、低效率和贪渎之程度惊人”，许多美国人不相信中国能对赢得战争作出重要贡献，他们认为蒋介石的政府“只想从美国取得足够的作战物资来保住自己的权位”，[40]或者是用来对付共产党武装。关于最后一点，确是中国抗战战场上无法回避的事实：蒋介石数量惊人的中央军被部署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用以围困共产党中枢所在地陕甘宁边区。

面对美国人的指责，蒋介石说他的军队之所以驻扎西北，是为了防止日本人进攻西安继而威胁重庆；说这样的谣言应该是共产党方面散布的，因为只有共产党才希望中央军离开西北。他对柯里信誓旦旦地表示：“美方所传中国将领囤积军备、保全实力等种种传言，深愿阁下能亲自调查，证其虚实。予敢断言，此皆谰言，为阴谋家故意造作流播以破坏中国者。”[41]柯里并没有去中国的西北调查，因为事实人人皆知——作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嫡系，胡宗南那些装备着美式精良武器的部队，长期驻扎在共产党中枢延安的四周，除了初期在淞沪战场上以及之后在潼关战场上曾与日军一战外，无论中国的其他地域发生何等规模何等程度的战事，胡宗南的精锐部队都不曾被调动过。

柯里在重庆十二天，回国后向美国政府写出四十三页的调查报告。他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根源在于“两国先前皆存在对另一方的幻觉”：中国幻想美国认识到中国战场之于整个亚洲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从而倾尽全力支援中国乃至直接派兵参战；而美国幻想在提供了必要的武器装备及战略物资后，蒋介石的政府和军队能够支撑起拖住日军主力乃至不断地消耗、歼灭他们的重任。至于对蒋介石本人，柯里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忠告是：“和委员长打交道时，应该非常小心，不要伤害他的骄傲……中国的老派作风于他真的很重要。我们在远东若要建议任何动作，先和他咨商对我们会有很大帮助。”另外，柯里格外提到了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认为这是他在重庆期间“必须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假如说天底下有哪两个人最不宜在一起工作，恐怕非蒋介石和史迪威莫属。其实，两个人相似之处不少。从体格上来讲，都是瘦子，都很机灵，都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从脾气上来讲，都暴躁易怒，气量狭窄。两人都信服高尚但很累人的行为准则，不能容忍偏差，也不太向现实退让。换句话说，这是要求两个意识形态不能兼容的大顽固派一起合作。”[42]柯里最终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应该尽早地撤换史迪威。

蒋介石认为，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处境如同在与一帮恶霸相处：

近日与柯里谈话，更觉西人皆轻视我中华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如其可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之。美国所谓以道义与平等为号，实则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为。不过期人民精神与自由思想，或较英国为进步耳。[43]

无论如何，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美两国还是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在这份协定中，关于美国对华援助，只有“美国应以大量军用品供给中国”这样一句空泛的表述，以及附件中规定的美国将提供中国空、海军换装与培训战斗人员，并逐渐增加从印度运往中国的物资空运吨位。而协定正文的八条条款，都是美国人开列的各种条件和限制。

不过，当重庆街头出现了美军之后，中美关系似乎发生了微妙的改善——或许这是美国陆军介入中国抗战的一个先兆。美军军官和士兵对中国的一切都很好奇，特别是中国的食物。军医曾警告他们在中国的饭馆里吃东西很可能致命，但是在重庆，美军军官和士兵吃了饭馆里的食物，不但没有死，反而认为这些煮熟的落着苍蝇的中国食物还不错。他们对中国的观感是：

在我们到这里之前，我们听到的全都是被封锁的中国人如何可怜，如何穷得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到了这里以后发现是怎么一回事呢？噢，这里的商店里首饰、打字机、剃刀、冰箱、丝袜等等应有尽有，这些东西现在你在美国都买不到。你只要有现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中国人为什么还要求得到那么多枪？为什么他们不把已经有的那些用起来？为什么他们不自己造枪？看看这城里到处都是逛来逛去的便衣，他们佩戴着最好的德国造和捷克造的左轮手枪……你再看看商店里出售的黄铜水烟筒，这些水烟筒真是手艺高超的金属制品，任何能做出这样精巧活计的家伙都能制造步枪，他们为什么不制造枪呢？[44]

美援虽然依旧不多但确实加强了。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美国需要中国大陆为美军提供作战基地，没有这块基地，美军要彻底把东京炸烂或者将来攻占日本本土，就连出发的地方都没有了。

“杜利特尔轰炸”使得日本人彻底看清了美国利用中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的企图。于是，日军很快就在中国的浙江省发动了一场攻势作战，作战目标直接是可以为美军提供飞机起降的机场。

这场作战史称“浙赣会战”。

侵华日军原本策划的作战目标，是对南京以南地区实施“清剿”，作战开始时间定在四月二十五日。当一切准备完毕的时候——东京受到轰炸的第三天——大本营突然命令中止原定作战计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向参谋本部提出请求：作战准备完毕，令其中止困难，希望能按照计划实施。但是，此请求遭到参谋总长杉山元断然拒绝：“根据全面形势，必须立即摧毁浙江机场群。为此，立即中止第十三军的十九号作战，迅速转入摧毁机场群的作战。”[45]

二十四日，东京被轰炸后的第六天，东京大本营派出参谋本部第二课对华作战负责人高山信武，携带着大本营拟订的浙江作战计划抵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京。这份作战计划的基本内容是：以驻扎在上海的第十三军主力和从华北方面军以及第十一军抽调的部分部队，组成大约四十个步兵大队的骨干作战集团，击溃绍兴、诸暨、金华、兰溪方面以及杭州、富阳方面的中国军队，占领金华、玉山和丽水，彻底破坏衢州、丽水和玉山的飞行基地。如有必要，进一步向西攻克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上饶。——“攻克上述地区后，在必要的期间内（约定约一个月），予以固守。如形势允许，可将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及主要交通线彻底破坏，然后再恢复原有态势。”[46]

派遣军的将领们对大本营如此匆忙且没有回旋余地的指定作战感到十分突兀，而派来传达作战计划的参谋不仅是个中佐，且还咄咄逼人——畑俊六认为，这是东京大本营对他的侮辱：

参谋本部高山中佐为研究浙江省敌飞行基地歼灭作战来宁，并带来颇为详细的方案，诚属对我等之轻侮。此次中央对此项作战之所以卖劲，是由于总长平时一向向天皇夸耀国土防卫万无一失，而如今却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不得不设法采取措施的缘故，实在是件麻烦事情。[47]

尽管认为“是件麻烦事情”，畑俊六还是迅速根据大本营的意图制订了作战计划，但他的计划与大本营的不太一样。大本营的意图很简单，就是把位于中国浙江省内的几个机场完全摧毁，以杜绝美军利用这些机场威胁日本本土的行为。而畑俊六认为，兴师动众地出击，仅为了这一简单的目的，实在没有什么意思，要打就打个大仗——畑俊六和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都认为，大本营的作战计划实在有些低级：击溃了中国军队，破坏了机场，“然后再恢复原有态势”，难道中国人和美国人就不会修复那些机场吗？畑俊六最后决定：增加兵力以扩大作战规模，破坏机场是次要的或者是附带的，主要目的是歼灭中国第三战区的有生力量。第十三军从杭州方向动用五十八个步兵大队，向中国第三战区发起攻击；南昌方向的第十一军出动二十七个步兵大队，同时对中国第三战区实施东西对攻。日军准备投入多达八十多个步兵大队，共约十四万兵力，这比大本营规定的要多出一倍。而且，作战区域不仅限于浙江省，还要包括江西省，因此作战名称不能叫作大本营所称的“浙江作战”，必须改名为“浙赣作战”。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初，曾从侵华日军中调走了大量部队，使得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作战能力明显下降，这让包括畑俊六在内的侵华日军将领耿耿于怀。但是，由于诱逼蒋介石妥协的一系列谋略相继失败，特别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遭受很大的损失，东京大本营终于意识到必须在中国战场上保持相当的兵力才行。因此，日军在完成了南进第一阶段任务后，从南方军抽调了第三飞行集团加强给侵华日军，并为中国战场组建了七个新的师团，即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八、第七十和第七十一师团。尽管这些新组建的师团，是以原来在中国战场上的独立混成旅团为基础再加上从国内征来的三个新兵大队组成，每个师团为两个旅团编制，旅团下属部队仅有四个独立步兵大队，没有联队一级的作战单位，其战斗力与老牌师团不能同日而语，但终究是兵力得到了加强。

四月三十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六二一号”，作战指示还是强调了对机场的破坏，但同时也默许了畑俊六的主张：

一、预定以地面兵力攻占的敌主要航空基地，主要有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敌机场群及其各种设施，对于其他机场群，则根据我空军部队等情况，及时进行控制或破坏。

二、攻占上述丽水、衙州、玉山附近的敌机场群后，在一定时期予以确保。在形势不允许继续确保时，可将机场及其他各种军事设施和主要交通线等予以彻底破坏后，返回原驻地。[48]

畑俊六决定动用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联合出击，其作战部队庞大到令大本营十分吃惊：第十三军指挥的第十五、第二十二、第三十二、第七十和第一一六师团，再加上河野毅、小薗江邦雄和原田次郎指挥的三个混成旅团，还有奈良正彦指挥的由第四十一师团的两个步兵大队组成的支队以及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铁道部队、第一飞行团等部队，集结于奉化、绍兴、萧山、余杭一线，进攻方向是浙赣铁路的东段；第十一军指挥的第三、第三十四师团，再加上由竹原三郎、今井龟次郎、平野仪一、井手笃太郎指挥的四个支队，还有独立工兵、独立飞行等部队，集结于南昌附近赣江的右岸，进攻方向是浙赣铁路的西段。

五月十一日，日军第十三军发布“第六十二号”作战命令：

一、我军决定于五月×日对正面之敌开始发起进攻，首先为了捕捉并歼灭安华街、义乌和长乐附近之敌，约在×+三日傍晚向诸暨、嵊县西南方地区前进。

二、第一一六师团、第十五师团和河野混成旅团必须在五月×+一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向建德、诸暨南方地区和陈蔡市北方地区前进。

三、第二十二师团必须于五月×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主要通过沿曹娥江地区向长乐北方地区前进。

四、第七十师团必须于五月×-—日日落后开始行动，从奉化方面向新昌南方地区前进。

五、第三十二师团必须于五月×+一日以后，以部分兵力通过富春江右岸地区，主力则通过左岸地区，基本上沿第一一六师团的后方前进。[49]

第二天，日军第十三军明确，“×”日，为五月十五日。

日军第十三军各师团遵照命令，截至十三日，第七十师团在宁波、奉化，第二十二师团在上虞、绍兴，河野旅团在绍兴，第十五师团在萧山，第十六师团在余杭，从华北方面军调来的第三十二师团在杭州——攻击部队在余杭至奉化间约一百五十公里的正面全部展开，准备发起攻势作战。

在沉寂已久的抗战正面战场上，中国第三战区部队不得不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场大战。

顾祝同指挥的中国的第三战区，辖苏南、皖南、浙东和浙闽，处于长江南岸、浙闽沿海的重要战略区域。但是，自一九三七年冬京沪失守后，中日两军的交战重点转向华中，第三战区实际上已处于日军的后方，几年之内与日军没有大的交锋，顾祝同部的战斗力已显疲软。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利用东南沿海口岸大肆走私中饱私囊，导致军心涣散，戒备松懈。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指挥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在第三战区辖区内曾发动过一次浙东战役，结果除了个别部队稍事抵抗外，其他守军无不望风而逃，使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宁波、台州、温州、福州等口岸。虽然后来日军从温州等地撤退，只继续占据着宁波和福州，但中国东南海岸基本被日军封锁，大量的战略物资遭到野蛮掠夺。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扣押了第一〇〇军军长陈琪，枪决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宁绍行政专员邢震南，令东南沿海的走私之风稍有收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东南沿海无论对于中国军队还是美军，其战略位置凸现重要。国民政府着眼于长远，也为防止日军夺取浙赣铁路和沿海口岸，除了严厉整饬第三战区的军纪外，还特地增调部队加强了第三战区的军力。

在日军发动浙赣作战前，第三战区的部署概要如下：

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指挥配属的何绍周的第八十八军，担任钱塘江南岸诸暨、萧山、绍兴等地的警备，重点面向杭州的日军；冯圣法的暂编第九军驻防浙东武义、永康、丽水一带，针对浙东和浙南的日军。

浙江保安处处长兼金兰警备司令宣铁吾，指挥浙江保安团队，负责曹娥江南岸、宁波、温州等处的江防和海防。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指挥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和莫与硕的第八十六军之第七十九师、刘广济的第一〇〇军之第六十三师，控制在金华、兰溪和富春江南岸一带。

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张文清的第二十五军和陶广的第二十八军，警备苏南宁芜铁路和浙西地区。

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指挥刘雨卿的第二十一军和范子英的第五十军，担任皖南和赣东长江南岸防务。

莫与硕的第八十六军之第十六、第六十七师，驻守在衢州和龙游地区。

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控制在龙游以南至遂昌一带。

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控制在浙赣交界处的江山、玉山一带。

刘广济的第一〇〇军的两个师和预备第五师，担任抚河东岸和临川的防务，面向驻扎在南昌的日军。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江西上饶。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赋予第三战区的总任务是：加紧袭击日军，力保浙赣间的诸机场，诱使日军在该战区投入主力，以减轻确保四川安全的湖南、陕西等省的军事压力。

总的来说，蒋介石并没有让第三战区积极进攻的意图。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蒋介石的战略是层层抵抗，节节退守。他已经成功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至少从目前来讲，他并没有让中国军队求胜的计划。蒋介石对胜利的定义，就是在不妥协不屈服的前提下生存下去。这一策略建立在美国必定要被卷入战争的判断上。美国一旦被卷入战争，牵制着百万日军的中国军队只要在持久力上与日军消耗时间，这就是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卷入战争骤然成真，蒋介石更愿坐观事态的发展，之前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极少主动向日军发起攻势作战，现在就更没有必要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第三战区的作战能力令人担忧。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深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获悉轰炸东京的美军轰炸机将在浙江降落，他立即命令各部队全力搜寻跳伞的美军飞行员。紧接着，第三战区发现当面日军开始了频繁调动。顾祝同在命令各部队做好作战准备的同时，迅速制订出一个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方案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先把日军引进来，然后在金华地区实施侧击与合围。

蒋介石致电顾祝同，认为他的部署存在“颇多缺点”：

……对于阵地内守备兵力太多，而据点工事以外策应活用之兵力太少，殊为不安，总须阵地工事之内兵力节省至最少限度，尽量抽出兵力控制于阵地附近之相当距离处，设法隐蔽，以备相机策应阵地战之出击敌军侧背之用，若不能抽出每守备部队三分二之兵力，亦必须抽二分一之兵力，控制于其外翼，以备策应。如此万一阵地守兵薄弱，被敌攻陷几处已无甚紧要，惟衢州阵地守备队，须特别强固，预定八十六军之两师不必再抽应，衢州预备决战之总预备队甚多，不必再由其各部抽调策应部队也。务希将第四十九第二十六第七十四之三个军，皆调集于衢州附近以备决战，总须敌军到衢州兵力有三个师团以上之预计，故我军非有精强之三个军，不足以应战也。[50]

军事委员会不同意第三战区将中央军主力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置于金华地区与日军决战，认为在衢州以东的所有部队须逐次抵抗，消耗、迟滞日军，将日军引入位于千里岗与仙霞岭之间的衢州地区后，才能动用精锐部队与之决战。

急，顾长官：务将王铁汉、王耀武、丁治磐军三个军皆集结于衢县附近，切勿控置于金兰一带，被敌逐次消粍，我军方针决在衢县决战.不得变更此作战方针。希即照此部署。勿延。中正手启。[51]

第三战区重新制订了保卫衢州的作战方案。方案具体分配了各集团军的作战地域和任务，将整个会战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逐次消耗日军，诱敌深入阶段；二是在金华、兰溪附近严重打击日军阶段；三是在衢州的决战阶段；四是追击作战阶段。方案制订的会战方针是：

战区为击灭进犯敌人，确保衢州，以利尔后总反攻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逐次在长乐、安华、桐庐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既设阵地，极力迟滞、消粍敌人，坚守金、兰及切断敌后，猛烈围击敌寇，严重打击敌人。尔后再诱致敌人于衢州要点前，配合伏击、截击、尾击部队，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敌如逃窜时，应勇猛追击，压迫敌于金华江南岸而聚歼之，一举恢复钱（钱塘江）南失地。[52]

顾祝同所制订的具体战法，完全照搬了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的整个流程。中国军队的统帅部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长沙会战的战法是被实战成功检验过的，日本人面对这种战法毫无办法，因此只要把衢州城复制成长沙城就可以了。

但是，衢州不是长沙，顾祝同也不是薛岳。

五月十四日，日军第十三军三路并行向西推进，目标直指金华。

左翼部队由内田孝行指挥的第七十师团和大城户三治指挥的第二十二师团组成。第七十师团十四日夜从奉化出发，沿着大堰河谷推进，突破当面中国守军的抵抗，十六日下午在大堰镇附近接受了加强给该师团的一个步兵大队，然后翻越天台山，于十七日抵达大市聚；第二十二师团十五日清晨出发，沿着曹娥江与第七十师团并行推进。两个师团的日军企图在嵊县和新昌地区围歼中国军队冯圣法的暂编第九军。暂编第九军稍作抵抗后快速撤退，使得日军的围歼态势没能形成。日军第二十二师团继续西进，在长乐附近突破暂编第九军的阵地后，十九日推进到金华以东的东阳附近。日军第七十师团则在第二十二师团的外侧，力图寻找冯圣法的暂编第九军并切断其退路。但是，因为进入了险峻的山区，下雨路滑，道路崎岖，驮马和步兵行动迟缓，虽然中国军队的阻击并不猛烈，第二十二师团仍然没能捕捉到暂编第九军，反而被陌生的大山折磨得痛苦不堪——“在这一段时间里，与其说是和敌人战斗，还莫如说是同地形战斗。”[53]

中路部队由酒井直次指挥的第十五师团、小薗江邦雄指挥的第二十六旅团以及河野毅指挥的第十七旅团组成，十五日夜分别从萧山和绍兴出发，沿途没有遭遇大的阻击，于十七日晚进入诸暨附近。接着，第十五师团突破安华街附近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军的阻击，十九日推进到义乌附近。河野旅团也突破了当面中国守军暂编第二十二师的阻击，进入到东阳西南地区。

右翼部队由武内俊二郎指挥的第一一六师团、井出铁藏指挥的第十二师团以及原田次郎指挥的第四十旅团组成，五月十六日起从富阳地区出动，沿着富春江右岸推进。两个师团在天目山崇山峻岭中的狭窄河谷内挤成一团，仅有的一条小路上车马只能单线行进，导致首尾衔接长达数公里。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第二十八军的不断侧击，直到十八日晚才推进到桐庐附近。

在中国南方的梅雨季节中被淋得浑身湿透的日军官兵突然得知了个令他们十分吃惊的消息：第十三军司令部先遣队乘坐的大型舟艇，在距离义桥不远的浦阳江下游触雷沉没了。——中国海军虽然没有水面舰艇能与日军对阵，但在江南水网河道中大量布设水雷的工作从未停止过。日军第十三军司令部成员被当场炸死十一人，其余的人不同程度地负伤——大战尚未开始，泽田茂的司令部就残缺了。

泽田茂本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他没有跟随先遣队的参谋们起出发，而是滞留在杭州接待大本营派来的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泽田茂对田边盛武的话感到有些意外：“在此次作战中，中央最为期待的物资是萤石和铁路器材。”[54]

萤石，一种可提炼冶金助熔剂的矿石。

此次作战地区内有远东储量最丰富、品质最优良的萤石矿。

至于铁路器材，只有全面控制了浙赣铁路全线才能获取。

更令泽田茂感到意外的是，大本营的作战初衷是破坏机场，而田边盛武次长对此却一个字也没提。

泽田茂很难把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与一种矿石联系在一起，但既然作战已经发动他还是必须赶往前线。二十一日，他从杭州赶到了诸暨，在那里看到了因触雷死亡的军司令部人员名单，心情顿时黯然——“这是由于我急于前进而带来的后果。”[55]令泽田茂心情不佳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沿海方向传来的消息：为配合金华方向的攻势，日本海军出动了二十多艘舰船和百余名陆战队队员，在汪精卫的伪军部队协助下，于闽江口的川石岛和平潭海面实施登陆作战，可非但没有成功，还死伤了不少陆战队队员，看来别指望海军能帮上什么忙了。

抵达诸暨前线的泽田茂对于各师团的进展很不满意，认为河野旅团的推进“缺乏生气”，第一一六师团的前进“仍然迟缓”。十八日黄昏时分，泽田茂调整部署，旨在尽快对金华形成包围：

一、第十五、第七十师团及河野旅团迅速进入金华东方地区。

二、第二十二师团进至武义东北方，切断从南方逃往金华附近的敌军退路。

三、第一一六师团尽可能多的兵力迅速进至建德西方。[56]

对于第一一六师团的缓慢，泽田茂的幕僚们也不满意。军参谋长唐川安夫一再建议，让第一一六师团靠边，把拥挤不堪的富春江公路让给第三十二师团，以便迅速突破建德附近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对于这个建议，泽田茂有点犹豫。他认为这样一来，不但第一一六师团无路可走，等于把他们丢给了中国军队于不顾，而且会严重损害师团长武内俊二郎的个人名誉及师团全体官兵的士气。况且，即使让第三十二师团上去，快速推进也非易事。最后决定，还是让第三十二师团继续跟在第一一六师团的后面，同时督促第一一六师团加紧进攻。

在富春江边阻击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中国军队是预备第五师，师长曾戛初。

浙赣会战开始前，预备第五师奉命在富春江北岸构筑工事，阵地的边与陶广的第二十八军阵地衔接，另一边就是富春江江面。日军开始进攻后，这一线的其他中国军队逐渐后撤，预备第五师被留下来单独作战，任务是阻击日军并掩护附近各县人力物力、仓库粮弹、伤病官兵撤离。第三战区给曾戛初师长的命令是：死守阵地三天。

预备第五师的兵力部署是：师工兵营配属给十四团，防守建德城和外围防线；十团阵地在乌龙山和通城大道上；十五团阵地在大坞，十团为预备队。阵地刚刚部署完毕，前沿的地雷就被进攻的日军踏响了。日军在战机和火炮的支援下，向中国守军阵地猛攻不止。这时顾祝同发来电报，重申预备第五师必须死守三天，并说现在战区司令长官部在转移中，三天之内无法联络，预备第五师须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自觉作战。曾戛初师长颁布了擅自撤退杀无赦的军令后，日军的攻击又开始了。日军采取的战法是坦克开路、飞机掩护、步兵跟进，一波被击退第二波接着冲上来，轮番往复，整日未停，预备第五师各团阵地都发生了惨烈战斗。十四团团长吴幼元对这场江边阻击战记忆犹新：

敌机和大炮疯狂地向我阵地倾泻炸弹、炮弹，阵地成为一片焦土，被炸倒的树木枝丫到处都是，官兵伤亡增多。九时许，一个中队的敌人冲到山腰边阵地，情况十分紧急，我命团附指挥战斗，自己亲率特务排和预备一营的一个连从侧面出击，与二营配合，形成钳形攻势，将山腰之敌击退。三营正面之敌，企图夺取通山道口，猛烈进攻，我团当即将全团十二门迫击炮集中，向该敌射击，计击毁敌战车两辆，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进入我阵地前沿之敌被全部歼灭。敌见正面进攻失败，乃调集汽艇十余艘，拖带木船，满载部队，沿富春江逆水而上，从乌龙山背后围攻建德城。我守建德城的工兵营，俟敌汽艇进入我火力圈后，枪声齐发，顿时将汽艇、木船打翻、打沉，没有被打死的敌人，齐向江对岸奔逃。[57]

预备第五师坚持到第三天，顾祝同发来电报让他们放弃建德城后撤。但是，阵地上的战斗已经处于白热化，大量的日军正冲向十五团的阵地。日军施放毒气弹，导致中国守军中毒。曾师长与十五团联系中断，紧急命令预备队十三团抽出两个营前往阻截，自己也亲率两个营向日军实施逆袭。中国官兵决死冲杀，打死打伤日军百余人，还捉了十三名俘虏，最终把日军再次赶下阵地。

晚上，预备第五师在夜色中撤出战场。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吃尽苦头后重新向前推进。

蒋介石知道日军针对的是衢州等地的机场，因此认为有必要再次提醒一下美国人：如果继续漠视中国战场，导致中国的抗战力量被削弱，美国人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他给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发电报，让其把电报内容尽快转告给美国人：

敌军最近集中六个师团以上兵力，加以二百架以上空军协助进攻我衢州、丽水、玉山各飞机场所在地，其志在必得，我军虽有准备，但空军绝无，重武器缺乏，其势甚危，自缅战失败以来，全国心理有鉴于同盟国对远东战局毫不在意，对中国战场尤甚漠视，故军心民心皆形动摇，势甚危急。此不得不实告美国军部。如果中国抗战根本动摇，窃恐将来虽欲挽救，以击溃日本，当更非易矣。[58]

无论美国人是何反应，已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二十二日，日军各师团分别抵达金华、兰溪外围，对金华地区形成了三面包围。为避免遭到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都已后退转移。尽管第三战区命令新编第三十师和暂编第三十五师分别侧击和尾击靠近金华的日军，但是为时已晚。

二十四日，还是大雨。

包围金华的日军听到金华西面响起巨大的爆炸声，然后金华城内燃起了大火。日军的估计是：中国军队正在炸毁铁路桥，他们根本没有死守金华的意图，而设在金华的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应该早已撤离了。泽田茂决定分兵三路，两路分别攻击金华和兰溪，一路绕过金华向衢州方向追击：

一、综合各种情报，金华附近之敌有退却之迹象。

二、军决定立即向衢县方向追击。

三、第三十二师团一面随时击溃敌军，一面向衢县西方地区追击。

四、第一一六师团一面随时击溃敌军，一面向衢县西北地区追击。

五、第十五师团应迅速开始行动，派部分兵力监视兰溪之敌，主力向衢县西侧地区追击。

六、第七十师团应立即攻克金华和兰溪，然后在该地附近集结兵力。

七、河野旅团立即开始行动，向衢县追击。

八、第二十二师团立即开始行动，向衢县南方地区追击。[59]

至此，顾祝同作战计划中的“逐次在长乐、安华、桐庐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既设阵地，极力迟滞、消耗敌人，坚守金、兰及切断敌后，猛烈围击敌寇，严重打击敌人”的设想似乎都没有实施。——与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相比，这时第三战区应通过层层阻击把日军消耗得筋疲力尽了。可事实是，日军没有受到太大损失，且已兵临金华城下。

中国军队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判断日军将分兵绕过金华靠近衢州，当即命令暂编第九军在东阳、永康、金华公路两侧牵制日军；命令第四十师迅速开往龙游、湖镇一线归暂编第十三师指挥，在汤溪、龙游一带占领阵地；第八十八军派出部队立即占领金华江北岸，掩护金华和兰溪的后方防线。此时，第七十九、第六十三两师已归第八十八军指挥，军长何绍周抵达金华北山指挥所，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部也移至龙游的三叠岩。

但是，第十集团军的部署还是有些迟了。

二十六日，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逼近汤溪，与中国守军第四十师和暂编第十三师展开激战；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攻占寿昌后，与第三十二师团并列向西推进，其先头部队抵达了衢江北岸的航埠附近；而跟进的小薗江邦雄旅团则插到了金华南面的武义。在日军的猛烈攻击面前，龙游一线中国守军第四十师和暂编第十三师虽奋力苦战，但龙游还是很快陷落了。龙游位于金华以西、衢州以东，龙游的失守，令金华和兰溪的中国守军退往衢州的后路被日军封堵。

后路断绝的中国守军只能与攻城的日军拼死抗争。

主攻金华的日军第七十师团，与守卫金华的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师在瓢泼大雨中来回拉锯，双方官兵的血混在雨水中到处流淌。二十五日，第七十师团得到第二十二师团以及河野旅团各一部的支援后，向金华外围阵地发起猛攻，并以一部迂回到中国守军的侧背。第七十九师不可能指望有增援部队抵达，因为他们知道后路都已没有了，此时的金华犹如一座孤城，只是他们仍然不愿放弃。二十六日，交战两军全天激战，数十架日军的战机轮番轰炸第七十九师的阵地，日军步兵在攻击中又一次使用了毒气弹。黄昏时分，金华外围阵地全部失守，第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和挺进第一纵队官兵被迫向金华西北阵地转移。二十七日，战况更加激烈，日军疯狂地轰炸金华城，中国守军的核心城防工事全被摧毁。即便如此，第七十九师竟然还能组织起官兵对日军实施反击。二十八日，日军终于突进金华城，与中国守军展开了巷战。巷战持续四个小时，第七十九师伤亡惨重。天黑以后，部分幸存官兵突围而出，金华城陷落。日军进攻金华的部队多达一个师团，而金华中国守军仅有个师，在没有援军、战机和火炮的情况下，连日军都没想到这支中国军队能与他们血拼三天。——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四月间从原来隶属的第八十六军改隶第八十八军序列，始终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该师的装备在中央军中不算上乘，但官兵的作战精神堪称顽强。

就在第七十九师于金华血战的同时，兰溪城内的中国守军第六十三师也在苦战中。五月十八日，蒋介石致电师长赵锡田，严令他死守城池：

兰溪得失，党国存亡之所系。弟部守卫兰城，责任重大，必须重申连坐法，督励所部上下一致，誓与兰城共存亡，决心牺牲以报党国。守城准备，昼夜增强，不厌其详，城内外两方部队通信设备与各种辅助通信方法，更应预备切实，务使确实勿忽。实现主义，是所为盼。[60]

二十四日，日军第十五师团接近兰溪后，根本没有把兰溪中国守军放在眼里，攻击之前竟然在距中国守军阵地咫尺之遥的村庄里杀猪宰牛大吃大喝。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二营营长韩正礼，命令迫击炮连把八门迫击炮推到阵地前沿，给每门炮配发了二百发炮弹，炮手精确瞄准后突然开炮，吃喝中的日军顿时被淹没在密集的弹雨里。炮击停止后，日军在战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前来收尸，据村庄里的百姓说，村里的草席和门板都被用尽，被拉走的日军尸体有几百具之多。

兰溪外围战开始后，一八八团仍处在第一线。激战中，一营的大坞阵地出现危机，一连连长陈锁才和机枪连连长均负重伤，在三营偷袭日军后方后，大坞阵地危机才得以缓和。二营石廓山阵地前沿的鹿砦、机枪掩蔽部和营指挥所均被日军战机摧毁，日军的火炮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然后步兵从破损的鹿砦间冲进来，但却被阻挡在第二道鹿砦前，受到二营机枪火力的杀伤。日军转而把攻击重点放在了一八七团的阵地方向。经过两天的激战，日军攻占了大云山制高点和山麓的一所中学，居高临下地向兰溪城内射击。兰溪守军伤亡很大，核心阵地岌岌可危。第六十三师的预备队是一八九团，该团在团长陶绍唐的指挥下，夜袭大云山中学得手；又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收复了大云山制高点。

屡次进攻受挫后，日军被彻底激怒了。大量的战机和火炮集中火力将小小的兰溪城轰成一片废墟。日军步兵再次施放毒气弹后，分成数路向中国守军阵地猛扑，他们对地雷、鹿砦和铁丝网完全不顾，如同疯魔一般冲上阵地上展开肉搏。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一半以上，日军出现的严重伤亡也前所未有。造成日军伤亡的原因，除了中国守军的拼死作战外，还有一点是连日军也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中国守军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地雷不是什么现代武器，中国军队可以大量制造。日军战史记载道：“对付地雷也曾煞费苦心。敌军在金华、兰溪附近的阵地及阵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上，埋设了无数地雷，以阻止我军行动，我军因此受到严重损失。”[61]

在兰溪城下，令日军第十五师团官兵万分惊恐的是，他们的战场最高指挥官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竟然也被中国军队埋下的地雷炸死了。

兰溪中国守军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二营官兵，在金华火车站受到日机轰炸的时候，发现阵地边的金兰铁路支线上开来一列躲避轰炸的火车，火车上满载着上千枚地雷。本来，二营的石廓山阵地前已经埋设了大量的地雷，但二营官兵认为还是多多益善。二营的连排长中有几人是军校工兵科毕业生，对地雷的使用很是内行，经过交涉，这批地雷就归了二营。这批地雷为四号甲雷，这是一种伏击雷，有轻压即爆、重压引爆、绳索拉爆和电发引爆四种引爆方式。二营官兵把这四种引爆方式全都用上了，在阵地前的路上、山上、树上和房屋里到处埋设了地雷。

五月二十八日——兰溪城攻防战最残酷的时候——由于前方不断传来步兵被地雷炸死的消息，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命令工兵小队长率队前去清除地雷，并亲自率部跟进到前线视察。一行人抵达石廓山下时，被二营前一晚派出的潜伏班战士发现了。潜伏班的战士认为这是日军探路的前哨，于是突然开了火。酒井直次一行有人被当场打死，其余的惊慌之中四散躲避。酒井直次本人在幕僚的簇拥下躲避时，进入了中国守军预设的地雷区——当酒井直次走进郑姓墓地里的一根华表石柱下时，脚下的地雷突然爆炸了。

同在现场的第十五师团参谋长川久保镇马有如下回忆：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师团战斗司令部命令工兵小队长指挥一个分队，搜索并清除去兰溪途中的地雷。乘马前进的顺序是卫兵骑兵、步兵尖兵、间潮参谋、古谷金次郎参谋（总司令部第四课参谋，此时作为联系参谋同行）、酒井师团长、专属副官……十时四十五分，行至兰溪北方一千五百米的三叉路口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沙石俱下，地雷爆炸了。师团长从马上坠落，马被血染红，倒在地下。我立即跳下马，赶至阁下身边，阁下坐在地上，腿伸着，左腿皮肉已被炸掉，脚心粉碎。立即命人止血，并派人去找军医。但军医都分散在野战医院的各包扎所，迟迟不来。过了半晌，军医部长细谷大佐才赶到，进行了急救。当我向军医部长了解阁下的伤情时，据说就目前情况看，心脏无明显变化，生命可能无危险，我才稍稍安下心来。阁下命令：“参谋长，你代我指挥师团。”并说：“给大家添麻烦了，对不起。”脸色虽然苍白，但精神尚好。暂用担架移至前方约二百米处的一栋房屋里，又命人将马掩埋，然后动身前进。霎时，后面又有地雷爆炸。宫下兵器部长、佐野兽医部长、兽医部员佐山中尉负伤。两位部长是轻伤，佐山中尉伤势较重（后阵亡），命人处理，继续前进，进入上述房屋内。我正在屋外审阅吉村参谋起草的追击命令时，阁下的传令兵跑来，我预感伤情有变，急忙赶至阁下身边，虽大声呼唤，也毫无反应，军医部长注射数针，并做人工呼吸，也毫无效果。虽有输血设备，也未及进行……阁下静静地长眠了。军医部长默默地将军用水壶递给我。在进入兰溪县城后，经军医部长同意，将遗体火化。[62]

“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63]

酒井直次，日本东京人，一九——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步兵科，一九二〇年进入陆军大学第三十二期，一九三五年任日本通讯兵学校教育部部长和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四联队联队长。一九三八年晋升为陆军少将，任第十九旅团旅团长。一九四一年晋升为陆军中将，任第十五师团师团长。作为侵华日军主力师团的指挥官，上任伊始便指挥部队对华东地区进行了手段残酷的“扫荡”作战，曾在溧阳地区合围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导致该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等二百七十多名官兵牺牲。虽然是侵华日军中的强硬派，但不久前他在给天皇的一份奏折中，陈述了中国军民顽强的抗战意志，认为日本绝不可忽视中国人的“国魂”，要谨慎地对待目前仍在进行的对中国的战争。

酒井直次死亡的当天，兰溪城陷落。

二十九日，日军第七十师团留守金华和兰溪，第十三军其他各师团分别推进至龙游一线，准备进攻衢州。

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军指挥的第七十九、第六十三、新编第二十一师和挺进第一纵队都撤退到了预定地点，准备继续伏击和侧击日军，策应衢州方向的决战。中国第三战区各部队也按照决战部署移动完毕。

蒋介石让熊式辉转告美国人不应漠视中国战场的电报，至今不见回音。现在，衢州决战在即，蒋介石以日军在进攻中使用毒气为说辞给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发电，令其再次转告美国人：

敌军此次进攻浙东之建德与金华西北，皆施用毒瓦斯炮弹，在建德上空且施用飞机投掷毒弹，以致我军中毒伤亡者甚多。又自去年十月间敌军在宜昌施用糜烂性毒瓦斯，中外医师皆在我伤兵身上证明甚确，此次又在浙东施用毒气，若不由国际严斥声援，恐其以后更放肆无忌，请与美政府切商声援于斥责之道，例如上次英国首相对德之斥责，若德对俄施用毒气，则英亦必还报之意，且辞句亦十分严正为盼。[64]

显然，蒋介石的意图是再次提醒美国人，此次日军进攻浙江是美国人轰炸东京引发的，中国机场是支持太平洋战场的重要基地，如果美国人再没有任何声援举动就不可理喻了。

美国方面终于有了回音。罗斯福套用了丘吉尔的那句话：如果日本人继续在中国扔毒气弹，美国就将把毒气弹扔在日本人头上。——至于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为了美军使用的机场在浙江作战，罗斯福一字未提。

预定的衢州决战已近在眼前。

就在第八十八军等部在金华和兰溪一带顽强阻击日军的时候，第三战区各主力部队按照由一个军固守衢州、四个军在衢州外围对日军实施南北夹击的决战计划，进行着位置调整：莫与硕的第八十六军与归其指挥的方日英第四十师固守衢州城及以南的大洲镇；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位于衢州东南面的溪口、湖山、湖南地区；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位于衢州西面的招贤、航埠地区；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位于衢州西北面的峡口、芳村地区，？张文清的第二十五军位于衢州北面的大同、上方地区。以上各部队在五月底前均已抵达预定作战位置。

日军发现衢州附近的中国军队摆开了决战架势，也调整了部署：第十五师团转至衢州南面，保持重点在左翼，于衢州两侧地区分别突破和分割中国军队的合围阵形；将小薗江邦雄旅团原定进攻丽水的时间推迟，命该旅团移至龙游附近专门对付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第七十四军；第七十师团担任攻占衢州部队的后方警备。根据以上调动，五月三十日，泽田茂下达了“甲字第一〇三号”作战命令：

第三十二师团应于六月一日开始行动，黄昏以前进入上源（衢州以北十四公里）、泰山埠（上源东南四公里）一线，从六月三日拂晓开始攻击当面的敌阵地，尤应以一部沿大源岭（衢州西北二十二公里）、芳村市（大源岭西南十二公里）地区，向常山方向前进，以断敌军退路。

第一一六师团应于六月一日黄昏前进入天震岗（衢州北九公里）、大慷（衢州东北五公里）一线，从六月三日拂晓开始向正面敌军阵地发起攻击。

河野旅团应于六月一日开始行动，黄昏以前进入下山溪左岸高地，从六月三日拂晓开始向正面之敌军阵地发起攻击。因第十五师团转进，须在五月三十一日十二时以后，将龙游连接曹家（龙游以南三公里）一线（包括线上）以东的道路打开。

第十五师团应速向龙游南方地区转进，六月一日由雨丼、树底附近出发，黄昏以前进入下山溪左岸高地，自六月三日拂晓开始向正面阵地发起攻击。

第二十二师团应于六月一日开始行动，黄昏以前进入灰山（大洲镇东北四公里）、白西坑（大洲镇以东五公里）一线从六月三日拂晓开始对正面敌阵地发起攻击。

小薗江旅团于六月三日十二时前，派步兵一个大队赴汤溪，其余主力在龙游集结，特别对遂昌、宣平方向应加强警戒。

我现在金华。六月一日清晨从当地出发，当日傍晚抵达龙游。[65]

第二天，还在下雨。

泽田茂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第二十二师团于龙游附近发现了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一名副官的尸体，尸体上有一份详细标注目前中国军队各部队位置的文件，这使得泽田茂确切地掌握了当面中国军队的具体部署；坏消息是，先于司令部出发的第十三军通信队半路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伤亡很大。

六月一日早晨，泽田茂率领军指挥所的幕僚们从金华出发向龙游移动。天依旧阴着，泽田茂担心恶劣的天气会影响作战：

敌梦想再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场面，妄图死守衢州，从南北两侧向我军发动侧击。但我有小薗江旅团位于第二线，无须担心。针对敌军的上述意图，首要的是出色地突破衢州。我根据这一原则采取行动，两侧不必担心。唯一担心的是天气，尤其是位于我主攻方向的乌溪江，水深流急，一旦涨水，则无法徒涉，或许有可能被迫将原定三日发起攻击的时间推迟。我暗自祈祷上天，但愿一二日两天，天气晴朗。[66]

六月三日，日军第三十二、第一一六师团在衢江以北，河野旅团和第十五、第二十二师团在衢江以南，以南北对攻的态势向衢州城发起了全面攻击。奉命死守衢州城的莫与硕的第八十六军属中央军嫡系部队，是中国第三战区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其营以上军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该军下辖第十六、第六十七、第七十九师。第八十六军向衢州调动时，顾祝同曾在上饶战区司令长官部宴请该军师长以上将领，格外强调了守备衢州的重要性：“衢州是扼守浙、赣、闽、皖四省交通要枢，居战略上极为重要地位。委员长决定在衢州扩建一个为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使用的飞机场，供美国空军任何型号飞机的降落和起飞。”[67]此时，第八十六军的兵力部署是：第六十七师配属第十六师四十六团、独立炮兵团和高射炮连，防守衢州城东南的樟树潭、西伯陇飞机场等阵地；第十六师主力配属一个山炮营，防守衢州城西北的茂坞、九里山一线阵地；第十六师四十六团二营防守城防核心阵地；第八十六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位于衢州城内。

衢州外围战斗在五月二十七日打响，占领龙游的日军以一个联队的兵力向第十六师阵地发动了猛攻。激战至二十九日晚上，第十六师的阵地多数被日军攻占，师长曹振铎、副师长顾宏扬和参谋长朱恺仁带着少数随从退守衢州城内。然而，日军对第十六师的攻击仅仅是试探而已，可在城外指挥所里的第八十六军副军长兼第六十七师师长陈颐鼎却接到了军长莫与硕从城里打来的电话，莫军长说他要出城去收容第十六师被打散的官兵。——这就意味着，在守城作战还没开始的时候，莫军长就离开了衢州城。“莫与硕一走，军部直属部队相继离去，给人造成衢州不守的错觉。”城里的炮兵慌乱地准备车马，各种车辆争夺通向城门的道路，守城部队为了尽快逃走在街道上挤成一团，这种混乱的局面直到陈副军长从城外指挥所赶到现场后才被控制住。

这是大战来临前一个令人不解的事件：作为中央军嫡系部队的堂堂一名军长，胆子再小也终究打过不少仗，应该不至于明目张胆地临阵脱逃，可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莫与硕逃离衢州的消息，直到第二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才知道，顾祝同与莫与硕取得了联系，严令他立即返回衢州。但由于第十六师外围阵地的丢失，不但回城的路不通了，且日军利用突破口加紧了对衢州城的压缩作战。防守樟树潭和西伯陇阵地的第六十七师苦战不休，官兵伤亡巨大，衢州城外已经布满了日军，莫与硕就是想回也回不去了。蒋介石闻之大怒，不但把作战不力的第十六师师长曹振铎撤了职，还特别下令把军长莫与硕和军参谋长胡炎押解到重庆军法审判，最终两人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六月二日，日军各部队全面逼近衢州城。

三日晚，中国第三战区认为，虽然守衢州的第八十六军士气受到严重影响，但衢州仍在我军手中，原定的衢州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下达了决战命令：

第二十五集团军，除原有任务外，暂三十二师即日开始行动，切断东阳江的水道并牵制敌人；暂九军主力应努力向汤溪、龙游敌后挺进，切断龙游以东敌水陆交通。

第十集团军，应严令第八十八军切断敌后方联络，督饬衢州守军死守阵地，并即推进第七十四军，预定以衢州阵地为轴，由大洲镇及其以西地区转移攻势，压迫敌于衢江南岸歼灭之。为策衢州阵地南翼之安全，应以第四十九军的第二十六师主力占领岭底背亘西山之线，而后迅以第七十四军派队接替，使该师归还为战区预备队。

第三十二集团军，应严令富春江左岸各部队努力切断敌后联络，巩固淳安、寿昌要点，并确实掌握石梁市。以第二十六军分由石梁市、外宅村、杜泽、峡口市、叶村市、后徐镇等处出击，置重点于石梁市一带地区，攻击敌侧背，压迫敌于衢江北岸而歼灭之。由杜泽以东进出之部队，应先期出击，使重点方面之决战容易奏功。

第四十九军（欠暂十三师）除第一〇五师之一个团应固守常山港北岸、柘溪村之石梁市（不含）之线外，该师主力迅速进入常山港，集结航埠以北地区；第二十六师主力暂归第十集团军指挥，占领岭底背亘西山之线，俟交防第七十四军后，仍归还该军，控置后溪街及江山港以北地区，保持机动。又，该军对江山港、常山港与衢江合流处以西地区应负责警戒，保障衢州阵地西侧之安全。[68]

尽管第三战区决心对日军发动全面决战攻势的勇气可嘉，但不知顾祝同或蒋介石是否意识到，包围衢州的日军与长沙会战时兵临长沙城下的疲惫不堪、大量伤亡且补给困难的日军完全不同，此时战场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西面的南昌方向，日军第十一军于五月三十一日晚渡过抚河，向第三战区位于战场西侧的第一〇〇军阵地发动了进攻。六月三日，日军第十一军攻击部队占领进贤并逼近临川。——显然，日军第十一军不单是为了策应第十三军的衢州作战，而是要沿着浙赣铁路与第十三军东西对进，形成夹击中国军队的态势。

六月四日，天降暴雨。

在衢江以南，由于乌溪江水猛涨，日军第十五、第二十二师团被阻于江边不得过，部分官兵冒险徒涉，或乘坐橡皮艇强渡，在中国守军第六十七师的顽强阻击下大部被歼。衢江以北的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傍晚时分才进至衢州西南九公里处的东镇，第一一六师团尚在衢江北岸附近缓慢地移动。

中国第三战区各部队按照命令已开始对日军实施全面包围。

就在这一时刻，突然，蒋介石发来一道命令：放弃衢州决战。

蒋介石的理由是：为了保存实力和机动打击敌人。

这道命令让箭已离弦的第三战区有点猝不及防。

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在向北推进途中，与南下的日军第十五师团发生了激战，接到“避免决战”的命令后，撤向黄坛口以南的山地；张文清的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师也在日军的攻击下撤到了江山港北岸；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的第一〇五师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刚刚接战便撤到了常山港南岸的招贤。

电闪雷鸣，乌云压顶。

雨雾弥漫的战场上顿时显得诡秘异常。

衢州决战开始之际，蒋介石为何突然放弃决战，史家对此众说纷纭。

国民党方面的一般解释是：军事委员会判定日军旨在破坏机场，为了避免我主力部队作不必要的损耗，决定停止决战行动，以便积蓄力量，待捕捉合适战机再行重创敌人。——这一解释无论如何有些勉强：日军破坏机场的作战目的，中国方面早有明确判断，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正是根据这一判断作出的。中国官兵根据预定作战计划和命令，在诱使日军进入决战战场的作战中节节阻击，付出了巨大牺牲，无不是为了给决战造成有利态势；如果知道日后并非需要决战，那么仗就应该是另一个打法，血流了之后再说为避免不必要的损耗，令人无语。

还有分析说，此时的蒋介石认为，日军已经从缅甸攻进了云南，那里的局面比浙江机场周围更为严重，而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是无法调来浙江参战的。综合考虑之下，金华和衢州的得失并不关联整个抗日战局的胜败，那么中国军队就不值得拖入中央军多个主力军去与日军拼杀。——这一说法也值得斟酌：缅甸战局的失败于四月中旬，而日军发动的浙江作战是在五月中旬，把缅甸作战的失败当成放弃衢州决战的理由，依旧令人无语。

还是蒋介石放弃决战命令中的那句表述更真实：为了保存实力。

保存什么实力？

中国军队与日军长期周旋下去的实力。

进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九四二年以来，日军大本营对于中国战场所秉承的最基本的战争原则，就是在太平洋战争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掣肘下，尽量保持在华占领区的现状，没有特殊需要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日军对浙江的进攻，是美军轰炸东京引起的，日军必须摧毁美军可以利用的机场，因此中国军队的作战实际上等于在为美国人承担后果。为美国人承担后果的目的，必是要更多地获得美国的援助，使得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盟军中的一员。顾祝同战前向第八十六军将领传达的蒋介石计划要在衢州为美国人扩建机场的话，前提是坚信美国人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为了浙江机场打起来的时候，将会改变态度转而全力支援中国的抗战。但是，无论重庆方面怎样提醒，浙江作战从开始到结束，美国人漠视中国战场的态度依旧。那么，凭什么要为美国人使用的几个机场而去大量消耗中国陆军的主力？重庆方面的战争原则是与日本人耗时间，主力损失殆尽后拿什么资本与日本人继续耗下去？再说，中国空军没有多少飞行员，也没有足够支持长期作战的飞机数量，大后方的机场虽然有限，但装下中国空军的飞机绰绰有余，东南沿海几个机场的得失与中国军队的大局利益有什么重大关系？

思来想去，还是不打了。

不打了不等于全面溃退，衢州城还是要守一下的。

六月五日，雨停了。

日军围城部队发起猛攻，在炮火轰击和战机轰炸的同时，步兵突破了中国守军的外围阵地，逼近衢州机场。负责守城的第八十六军第十六师奉命留下四十六团守城，其他部队二千多人向城外突围。突围部队遭到日军袭击，伤亡惨重，最后仅剩下千余人。

六月六日，大雨又至。

日军攻占了机场和衢州的各个城门，由于少量中国守军拼死抵抗，日军未能突进城里。七日，守军伤亡巨大，弹药告罄。一名勇敢的百姓潜入城中，带来了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命令四十六团设法突围的命令。四十六团决定由二营掩护，忍痛丢弃重伤员、重武器以及骡马车辆，利用雨夜突出重围。在二营官兵的决死阻击下，日军始终没能突进城内，也没能阻止守军的突围行动。此时的衢州城周围一片汪洋，连日大雨使得各条河流洪水泛滥，凶猛的洪水甚至把衢州机场上的几架飞机都冲走了。一片汪洋中，七日拂晓，四十六团的大部官兵突围成功，但二营营长宋汉武在战斗中阵亡，该营残部百余人在团长谢士炎的率领下，从东门杀开了一条血路。

衢州陷落。

战局急转直下。

日军第十五师团攻城的同时，第三十二、第二十二师团超越衢州，

沿着浙赣铁路向西，朝着江山、常山方向攻击前进。六月九日常山陷落，十一日江山陷落，玉山机场被日军占领。在上饶以东的广丰附近，中国守军暂编第十三师阻敌数日，歼灭日军一个联队，但该师伤亡惨重，前沿的一个营仅活下来七个人。十五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上饶落入日军之手。

此时，从南昌向东进攻的日军第十一军虽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但仍旧沿着浙赣铁路逐步突破向东推进，十六日攻占鹰潭、贵溪，七月一日在横峰与从上饶向西出击的第十三军部队会师，自此浙赣铁路被日军完全打通。

就在第十三军主力全力向西攻击的时候，小薗江邦雄旅团分左、右两路由龙游出发，向东南方向的丽水推进。右路部队受到险要山路的影响进展缓慢，但受到的抵抗十分微弱，于二十四日占领丽水。左路部队一段时间里消息全无，旅团指挥部以为他们遭到了中国军队的伏击，后来才知该路官兵半路进入一个小镇时，发现了大批的鸡、鸭和油，于是大吃炸鸡，结果炸鸡的油是桐油，吃后全体中毒，失去了行动能力，三十六个小时后才勉强恢复知觉。在旅团派出部队的接应下，二十五日抵达丽水与旅团主力会合。小薗江邦雄旅团占领丽水后，奉命向温州前进，目的是摧毁美国潜艇的辅助设施，并破坏囤积在那里的军用物资。该旅团沿着瓯江迅速推进，九日占领青田，十一日占领温州。日本海军陆战队同时在温州湾登陆，十三日占领瑞安。

至此，日军攻占和破坏浙江的衢州、玉山、丽水等机场的任务已经完成。按照原定计划，应在七月中旬撤军以恢复战前态势。但是，基于大本营赋予的掠夺萤石和铁路器材的任务，第十三军决定延期撤退，开始大肆掠夺物资，并利用浙赣铁路加紧转运。

中国军队开始了局部反击，并相继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各个要点。在与中国军队反复争夺要点的过程中，鉴于占领地区太大，日军深感兵力不足。七月二十八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停止浙赣作战，开始收缩部队，但要求必须固守金华附近。——固守这个地区，一方面可以就近监视各机场，如果发现机场被修复，可即刻再次实施攻击；另一方面，这一地区萤石矿储量达三百五十万吨以上，仅金华附近武义一地的储量就占百分之九十。八月十二日，日军正式下达了撤退命令。

日军在撤退前实施了大规模反击，成功地隐蔽了其撤退企图。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主力继续向西移动。直到八月十九日晚中国方面才发现日军的撤退迹象，下达追击的命令。可是，第三战区部队并未采取积极行动，仅派出小部队与日军保持接触，致使日军顺利撤回到原来的防线上。

二十九日，日军第十三军主力抵达金华附近，第十一军部队也陆续返回了南昌。

中国第三战区判断日军第十三军要完全撤回原防，于是命令部队向金华、兰溪、诸暨、萧山和绍兴方向攻击前进。攻击前进的部队发现日军第二十二师团留在金华附近不走了，重庆的军事委员会遂下令停止攻击行动。

浙赣会战到此结束。

日军认为，此次会战中国军队“十分消极”，已经丧失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顽强反攻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出现了三大问题：

一、随着作战的长期化和进攻的深度、广度的发展扩大，消耗以至丧失了士气和战斗力。

二、由于人力、物力的消耗，以及战略态势的混乱，造成统帅方面的破绽。

三、由于浙赣要地失守，民众逃亡，屋子流失损耗，从而导致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抗战体制的混乱和破坏，其中尤其是秘密运输线和生产机构更遭到了致命打击。[69]

会战中，日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一名师团长被击毙。据日方统计，浙赣会战战死一千二百八十四人，负伤两千七百六十七人，生病减员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人。但日军基本上达到了作战目的。

中国第三战区不但没有实现在衢州附近与日军决战的目的，也没有像长沙会战时那样给予日军重创，反而在人员和物资方面损失巨大。作战区域里的中国村镇十室九空，日军所至，残酷屠杀，肆意抢掠，百姓死亡人数竟然高达二十万人。日军为了弥补国内资源与物资的严重匮乏，什么都抢，特别是车辆、粮食、石油、木材，以及重工业需要的铜、铝和萤石等战略物资，遭到了毁灭性的掠夺。

此次作战，中国军队伤亡尤为惨重，官兵阵亡四万以上，被俘者也在万人以上。

毫无疑问，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出现的作战意志衰退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心理上的失落。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原以为中国抗战的苦难终于熬到头了，中国军队可以不再孤军奋战，中国将成为盟军全力投入的重要战场，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从蒋介石到普通士兵，失望、悲观和愤怒的情绪与中国人特有的敏感的民族情绪混杂在一起，笼罩在一九四二年沉闷的中国战场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世界列强之所以不愿把中国军队纳入盟军的范围之内，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尚不具备与盟军比肩的基本素质。

浙赣会战中，中国军队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士兵的逃亡——或许这才是被日军俘虏了上万人的主要原因。

浙赣会战前后，蒋介石发表过一系列讲话，再次强调如何提高军队素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军队的致命弱点，除了军事装备、战略战术、指挥艺术、训练水准和战场协同诸方面的明显落后外，依旧是积习难改的旧军队的习气。他列举的这些习气是：赌博、走私、吸食和贩运鸦片、扰民、军队经营商业、军队加入黑帮、谎报军情、贪污腐化、虐待士兵等等。在诸多问题中，逃兵问题尤为突出，往往战斗尚未开始，部队已经缺额了。有人说这是国民政府的兵役法有缺陷，蒋介石则认为“即使诸葛亮复生于今日，也无法要求他来解决今日前方逃兵问题”，而逃兵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本责任在于前方将领。

士兵为什么要逃跑？

蒋介石列举了八种原因：

一、冒名顶替，冀图渔利，故要逃跑。

二、新兵想念家庭，不惯军营孤寂，故要逃跑。

三、军队官长虐待士兵，动辄打骂，致新兵对官长对军队发生厌恶，故要逃跑。

四、新兵入营，生活痛苦，食衣住行，形同乞丐，吃不饱穿不暖，住处潮湿黑暗，污秽肮脏，整天操课束缚，干燥无味，更兼官长老兵任意欺凌，视同路人，甚至视同囚犯一样的将他捆绑起来，实为迫使新兵逃跑最大的原因。

五、新兵胆小怕死，故要逃跑。

六、部队官长擅自拿捕，以致各邻接部队发生对流作用，故有逃兵。

七、兵贩子充当新兵，出入军队，并引诱士兵逃跑，此为逃兵问题中最严重的现象。

八、自由补兵。不仅团长营长如此，连长亦是如此，因可自由补兵，就任意强拉起附近壮丁民众，甚至沿途拦劫公差夫役或正式部队告假回家的士兵，败坏军纪，莫此为甚。[70]

一九四二年的中国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国家。

就在中国军队在浙江战场流血牺牲的时候，世界大战终于到了转折的关口。

六月三日——日军对衢州发起攻击的当日——日军和美军在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展开了激战。珊瑚海交战后，为了歼灭美军的太平洋舰队，日军联合舰队策划了夺取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作战。为此，日本统帅部几乎动用了海军的全部兵力，在山本五十六大将的统一指挥下，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重型航母四艘、战列舰二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十二艘，组成航母突击编队；由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率领轻型航母一艘、水上飞机母舰二艘、战列舰二艘、巡洋舰十艘、驱逐舰二十一艘以及载有五千登陆部队的运输船十五艘，组成登陆编队，联合担任主攻。同时，由细萱戊子郎海军中将率领轻型航母二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十二艘、潜艇六艘以及载有二千四百五十名登陆兵的运输船四艘，组成北方编队，作为副攻，负责夺取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美军方面则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的统一指挥下，由弗莱彻海军少将率领重型航母三艘、重巡洋舰八艘和驱逐舰十四艘，组成两个特混舰队迎战。从兵力上看，美国的水面大型舰船不如日军多，但是，岛屿攻防战中大型舰船不起主要作用。美军不但有舰载飞机二百三十三架，更重要的是中途岛上的一百二十架陆基作战飞机已经准备完毕，中途岛海岸和附近水域布设了大量的水雷，岛上的高射炮和野战炮也火力强大。

六月三日，日军向阿留申群岛的美国海军基地发动突击。在日军助攻方向的基斯卡岛和阿图岛，日军登陆顺利，分别登岛一千二百五十人和一千二百人。但是，日军在中途岛的作战却严重不利。海空对攻战中，美军航空兵逐渐占据优势。从航空母舰和岛上基地起飞的美军飞行员，在日本海军舰队上空轮番俯冲投弹，日军战机在空战中无论飞机性能还是数量都处于劣势，结果日军损失惨重，被迫在五日那天取消了中途岛登陆作战计划，命令所有的舰队撤退。中途岛海战，日军被击伤战列舰一艘、重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三艘和运输船一艘；被击沉重型航空母舰四艘、重巡洋舰一艘；战机被击落四十二架，还有二百八十架战机随着航母一起沉入了大海。美军损失重型航空母舰一艘、驱逐舰一艘、战机一百五十架。

中途岛海战表明航空兵在海战中作用重大。

此次海战初步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日美兵力对比——日本海军只剩下重型航母一艘和轻型航母四艘，而美国的重型航母还有三艘。

中途岛一战成为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

接着，七月，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展开了大规模会战。为了夺取斯大林格勒，希特勒专门派出保卢斯上将指挥的第六集团军负责主攻。该集团军最初为战役准备了十三个步兵师约二十七万兵力，各种火炮三千门、坦克五百辆以及作战飞机一千二百架。苏联统帅部则组建起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五百二十公里宽的正面上试图阻止德军的推进。会战七月十七日开始后，双方立即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在互有攻防的激战中，双方不断地增加兵力和火力。至九月，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兵力已经达到了八十多个步兵师。但是，会战持续到了十一月，德军死伤官兵已达七十多万人，损失火炮两千余门、坦克一千多辆、战机一千四百架。希特勒终于发现，不但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计划无法实现，而且有情报显示，苏军在顿河岸边和萨尔帕群湖地带集结了大量的突击部队，斯大林似乎做好了大规模反攻的准备。——入侵苏联的德军一往无前的态势终于结束了。

与此同时，英美联军在北非成功登陆，盟军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从大西洋向印度洋进行海上战略运输，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战场被沟通。接着，十月间，蒙哥马利击败了隆美尔，取得了北非阿拉曼战役的胜利。这场胜利使得德军狼狈地撤出了埃及，自战争开始就不断撤退和溃败的英军终于扬眉吐气了。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在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军方面已经渡过了艰难的时期，开始转守为攻了。

相对于盟军具有转折意义的作战来讲，同期发生在中国战场的浙赣会战却没有显示出任何扭转战局的迹象。

作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仍处在战争的艰难时刻。

正是鉴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战斗力的衰退，浙赣会战刚刚结束不久，日军的一个更为庞大的作战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进攻中国四川。

“除了督战巴丹进攻，干涉‘杜利特尔飞机’案之外，天皇还与缅甸和中国进行的作战行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仍然相信这些地方将成为主要战线。一九四二年中，二月九日、三月十九日和五月二十九日，裕仁至少三次敦促杉山研究对重庆进行最终攻击的可能性——‘你不能想个什么方法了结支那事变吗？’”[71]

日本人面临的局面显而易见：如果再在中国战场上拖下去，在太平洋战争中将会更加被动。以往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都没有令中国国民政府屈服，现在只能采取最后的毅然决然的办法：“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借以摧毁敌抗战根据地，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72]

日军大本营将从西安和武汉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四川的作战命名为“五号作战”。

这是个孤注一掷的巨大规模的作战。且不说日军要跨越秦岭、大巴山等巨大的山脉，一路突破“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仅就必须投入的兵力而言，大本营简单地估算了一下就将参谋本部吓了一跳：

当时地面兵员有二百一十八万人，但为了实施五号作战，兵力增至二百二十七万。此外，还有航空兵兵力十万人，船舶四万人，共达二百四十一万人。

一、满洲从目前的七十万人减至四十九万人，其中，十八万人调至中国，三万人调回日本国内。

二、中国从目前的六十一万人增至九十七万人。从日本内抽调十二万人，从南方抽调六万人，从满洲和朝鲜抽调十八万人。

三、日本国内从目前的三十四万人减至二十八万人。

四、南方从目前的三十四万人减至二十八万人。

五、在总兵力二百四十一万人中，士兵为一百九十五万人。[73]

这些数字意味着，日军如果进攻四川，至少要投入十五个师团。

无法想象，如果日军真的发动此次作战，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将会是怎样的。所能设想的可能是：一、日军胜利，中国国民政府迁至西昌或云南，甚至是宁夏或青海；二、日军失利且损失巨大，中国军队乘势反击，抗战大后方得以完全巩固，甚至还可以收复部分失地。

只是，无论哪一种结局，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日本企图使用巨大武力令中国屈服的目的仍然不可能达到。坚决抗战的中国，无论战争的进程如何艰难困苦，无论官兵如何血流成河，无论百姓如何饱受战争的蹂躏，决不会向日本侵略者低头。

一九四二年底，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第十七军及第二师团发动的针对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反攻终以失败告终。——“统帅部完全被一片阴暗的气氛所笼罩。”[74]

日军大本营终于意识到，以巨大规模进攻四川“是不可能的”。

参谋总长杉山元最终上奏天皇：

原来曾考虑中国派遣军在全面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为了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发动四川进攻作战是有利的，从而制定了有关的各项计划，加强了部分设施等，进行了必要的作战准备。但鉴于目前帝国内外的形势，尤其是苏德战局的发展，南太平洋方面的战况，以及国力，特别是船舶等情况，看来昭和十八年实行此项作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从作战的见地来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75]

日本人还是无法从中国战场上脱身。

杉山元无法明确告知天皇的是，日军仍然没有方法“了结支那事变”。

历史在这一刻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在盟军阵营内中国被严重地边缘化，但中国的抗日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已经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离开同盟国的全面胜利，中国不可能单独胜利；中国尚未胜利之时，同盟国的胜利也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有理由相信，从下一个年度——一九四三年——开始，中国战场或许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让战局出现转折的可能。

第三十二章

把我等的血肉英名涂写在岩石上

一九四三年一开年，便发生了一件怪事：汪精卫宣布他的“国民政府”向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宣战。

自此，重庆和南京，一真一伪的两个国民政府，分别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和轴心国对立阵营的行列。

且不说一个投降于侵略者的傀儡政权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宣战”是多么的荒谬，仅就汪精卫在他的日本主子已显露出颓势之际突然跳出来向世界叫嚣的这一举动，便着实有些怪异。而日本人同意汪精卫“宣战”的目的很明确，即通过伪国民政府在中国掠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支撑战场遍及整个南太平洋的大规模战争——“国府参战之实质”在于“大东亚战力的培养”，当然不可能要求汪精卫“派兵到第一线去，前线的武力战争依然不能不成为日本的单独战争，而如果没有大东亚战力的培养，则长期的武力将发生困难，这种大的使命应由国民政府负担起来”。[76]

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后，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连续召开三次联席会议，紧急磋商对策。日本人的估计是：美英将密切合作，加强对日攻势作战，这种攻势作战将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达到高潮。鉴于同盟国在战场态势上逐渐好转，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将更“确信美、英会获得最后胜利”，因此决不会“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77]同时，由于得到同盟国的援助，中国的抗战力量会进一步加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将更加困难。

如何从“永无尽期”的中国战场上解脱出来，这是一个仍未解决却愈发迫切的老问题。东京大本营想到了“民心”二字——争取中国民心的支持以达到中日两国“通力合作”的目的——对于这一想法，侵华日军的将领们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对占领区实情和国民政府实体全然没有认识的空谈泛论”。[78]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重光葵的看法是，日本在中国根本无从谈论民心问题：“日本怎么能一方面把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当作殖民地对待，一方面却号召结束殖民主义？”[79]于是，东京的联席会议把“中国的民心”圈定出一个范围，那就是“当今的国民政府”，即汪精卫伪政府的“民心”——“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地依存于美英，决心进行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落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了。”[80]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联席会议决定：进步扶持汪精卫政权。具体措施是：加强汪精卫政权的财政权，让其自行筹措更多的战争物资；调整汪精卫与地方政权的关系，消除他们之间的摩擦，对省府以下人事安排不再更多地干涉；将日方“管理”的各地租界以及北京使馆区交还汪精卫，撤销治外法权并对中国的“敌产”尽量做“友好处置”。——日本人的意图是：中国不是天天要求日本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吗？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做不到，汪精卫的南京政权做到了，这样一来汪精卫不就赢得了民心吗？汪精卫政权不就更像个“政府”了吗？

汪精卫对日本人终于重视他十分感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汪精卫和周佛海、梅思平等幕僚以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的名义抵达东京。汪精卫与东条英机进行会谈并觐见了日本天皇。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汪精卫表示：“日华合作，目标一致，为完成战争而携手并进。”汪精卫的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说得更为直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国民政府决心本着同甘共苦之精神与友邦协力前进，誓以同生共死。”[81]

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汪精卫就希望日本人允许他的“国民政府”对美英宣战，可日本人为了不激化中国战场上的冲突从而影响日本的南进战略，没有答应汪精卫的要求。现在，与重庆国民政府的敌对还是没有化解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局面不断恶化，因此可以让汪精卫公开“宣战”以壮声势了，至于效果如何且顾不及。而汪精卫何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周佛海的解释是：绝对不能以为不宣战，就可以获得重庆方面的原谅而为将来留有余地。不成功便成仁，如果日本战败，我们没有任何颜面乞求苟全。汪精卫也认为，宣战可以标榜他的“政府”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让他的“政府”步入世界舞台，争得一定的国际地位。——在人人都能判断出日本在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为零的时候，汪精卫对日本方面再下一笔大赌注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唯一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傀儡政府，他已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作最后的孤注一掷。

汪精卫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在日本天皇召集的御前会议上，日本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案》：

第一、方针

一、帝国以国民政府参战为打开日华间当前局面的一大转机，根据日华提携之根本方针专心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战的口实，与新生中国成为一体，真正为完成战争向前迈进。

二、注视世界战局之演变，要在美英方面反攻最高潮到来之前，基于前项方针，力图使对华各项政策获得成功。

第二、要领

一、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

甲、帝国对国民政府尽力避免干涉，极力促其自发活动。

乙、尽力调整占领区内的地方特殊性，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

丙、对于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及其他各种特殊事态，要本着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的精神力图尽快撤销乃至调整。关于九龙租借地的处理，与香港一并另行规定之。

丁、应使国民政府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在各方面讲究自强之策，博取民心，尤其为完成战争要力图确实实现增加必要的生产，普及官民对战争目的的认识，加强维持治安，无保留地协助战争。

戊、帝国根据将来国民政府的充实加强及其对日合作的具体实现，考虑在适当时机对《日华基本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加以必要的修改。

二、经济政策。

甲、当前对华经济政策主要着眼于进一步获取为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此要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并要积极获取敌方物资。

乙、在实行经济政策时要尽可能防止日本方面垄断，要灵活地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心及其创造性，使其切实实现积极的对日合作。

三、对重庆政策。

甲、帝国对重庆不进行任何和平工作。由于形势变化需要进行和平工作时，另行决定之。

乙、要使国民政府顺应帝国上述态度。

四、战略方案。

帝国对华战略方策按既定方针实行。[82]

如果把这一“根本方案”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政策有了巨大转变，而这种转变便是日本走向颓势的明证。

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认为：“尽管中央方面知道国府无力，但舍此无其他良策可寻，因此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在军政两方面都寄希望于国府，只是尝试性地孤注一掷。这一点我已早有预见。”[83]

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和汪精卫的伪政府都要孤注一掷了。

就在这时候，从令日本人万分头疼的中国战场上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在前往南京开会的途中，座机飞经中国安徽西部太湖县上空时，被驻守在大别山南部的中国军队击落，冢田攻以及第十一军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十一人身亡。

击落冢田攻座机的，是中国军队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的高射炮营。

这是继被地雷炸死的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后，又一名日军高级将领丧命中国战场。

日军第十一军立即派出部队，紧急进入大别山进行搜索，找到十一具尸骸后，对大别山区进行了报复性“扫荡”。

日本人认为，这件事意味着开年不利。

一九四二年的春节将近了。

中国百姓尽管日子很苦，仍在竭尽全力准备年夜饭，无论这顿饭是多么的简陋。

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是横山勇中将，继任高级参谋是岛贯武治，他们两人对部队现状颇有同感，认为士气已经低到岌岌可危的地步。横山勇决定无论如何要打上一仗，不然在中国南方阴冷的冬云下龟缩在军营里无所事事，那些盼着回家的士兵定会精神崩溃。

既然是为了振作士气，仗就必须要打胜。

于是须找一个有宿怨的对手，痛痛快快地出口恶气。

日军第十一军选中了中国军队第一二八师。

中国陆军第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

王劲哉在中国抗日军队中，是个极具个性的传奇人物。他从小性格暴烈，从军后成为西北军的一名桿将，在军阀混战中作战凶猛，素有“王老虎”之称。一九三五年，他作为杨虎城的旅长，曾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拼死作战；但他又是“西安事变”的参与者之一，始终与蒋介石离心离德。他的部队曾被编进汤恩伯的中央军系列，可他不但把蒋介石安插在他手下的军官杀了，连友邻部队派来的联络参谋也被他活埋了，他说自己宁可投靠李宗仁也不愿依附蒋介石。只是，作为中国军队的一名指挥官，在抗日立场上他从没有含糊过，惩处汉奸心狠手硬，与日寇作战异常顽强，率部在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中条山会战等战役中不断血拼，弄得与他隔阂甚深的蒋介石不得不给他颁发勋章。

此刻，王劲哉的第一二八师驻扎在洪湖与东荆河之间的水网中。长江与汉水间的沔阳、潜江、监利和洪湖四个县，处于武汉、岳州（今岳阳）、沙市中间的三角地带。这是一片平坦肥沃、湖泊密布、盛产稻米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一带有中国军队存在，日军占领宜昌后，武汉至宜昌的长江水道从来就没有通航过，日军军用物资的运输始终受阻，这令驻守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非常不舒服。

令日军更不舒服的是，孤零零地驻扎在距武汉不远处的王劲哉，自从率部进入这一地区后大肆扩张实力，用火并的方式吞并了这里的游击别动军和其他武装，建立起类似独立政权的系统，不但私自征收税赋和征兵，还开设了自己的兵工厂，占据着好几个县，兵力扩展到两万多人，以至于他的第一二八师在江汉平原上犹如一座坚固的大碉堡。日军多次想拔掉这个钉子，但在与第一二八师的几次小规模作战中，都没做到彻底消除这一心腹之患，甚至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间的沔阳作战中还被第一二八师打败了——虽然日军声称是因浙赣会战在即而主动停止了进攻，可王劲哉说这是他杀鬼子的一次大捷，闹得全中国都知道王师长把鬼子杀了个血流成河——日军第十一军的参谋们认为，不把王劲哉灭了不足以平息愤怒。

岛贯武治认为：“要充分集结兵力，采取牛刀杀鸡的方式，使部队体验一下必胜的作战实践，以此来振奋目前业已消沉下去的士气。”[84]

果然是“牛刀杀鸡”。

为了对付中国军队的一个师，日军第十一军动用了四个师团，决定利用中国春节战备松懈之机，采取突然袭击、穿插分割以及彻底包围的战术，先把第一二八师附近零星的中国军队打跑，然后将第一二八师包围起来彻底消灭，生擒王劲哉。之前，日军费尽心机地派出第五十八师团的一名参谋和随军翻译，“经中国军前少将刘某的介绍，一月初与早就对王师长不满的该师属下一个旅长成功地进行了间接性接触”。这位准备叛离王劲哉的旅长，与日军秘密接触后达成密约：“一、向师团详细报告第一二八师的兵力、配置、行动等情况；二、迅速提供王师长的照片及体貌特征；三、提供日军作战时该旅出动的方向、集结地点和时机等行动概要。有关细节在师团作战行动开始后在张家沟（仙桃镇西南十五公里）战斗司令部进行联系；四、对协定事项严守秘密，决不泄漏。”[85]

日军拿到王劲哉的照片后复制了一千多张，连同对王劲哉体貌特征的说明文字一起，分发给了参战部队中队长以上的军官。

王劲哉师长凶多吉少。

日军把其作战分成三个阶段：第十三、第四十师团担任主攻，分别从长江南北两岸对进，首先捕捉和歼灭长江南岸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一三八师和挺进纵队，为下一步的进攻打开通道；由第三十四师团担任长沙方向的佯攻，以牵制中国军队可能的增援；然后加入第五十八师团，全力攻击王劲哉部，将其彻底歼灭后，抽调一部分兵力占领江南要地，巩固战果并为将来的作战进行准备。

日军士兵得知要朝着令他们垂涎的中国年夜饭出动时十分兴奋。——长江与汉江间水网地带的中国百姓过年有制作年糕的习俗，由此，日军士兵把这次出击叫作“吃年糕作战”。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三日——中国的正月初九——日军第四十师团分成两路北渡长江：右纵队以师团司令部、步兵第四联队、山炮兵第四十联队为基干，从临湘渡江；左纵队以步兵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二三六联队、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师团骑兵队为基干，从道人矶渡江。军司令部的要求是：午夜时分必须全部渡江完毕——想必刚刚上岸的日军士兵定会闻到中国浓郁的年糕的香气——正月初十凌晨，第四十师团左纵队突袭了聂家河一带的村镇，这一带中国百姓的年糕让日军士兵吃得很满意，他们捎带把在这一带过年的中国第六战区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四四五团打跑了。第二天，日军未经战斗占领监利。右纵队的日军渡江后，受到中国军队挺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的抵抗，整整打了一天也没进展，直到晚上发现当面中国军队放弃了阵地，才得以推进。与此同时，北面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由沙市以南开始了进攻：由步兵旅团司令部、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山炮兵一个大队组成的一路，向郝穴、新厂进攻；由师团司令部、步兵第一〇四联队、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的两个中队和山炮兵一个大队组成的一路，向普济观进攻。而在战场的西面，第十三师团的藤仓大队开始向沙岗进攻。

二月十七日，日军第四十、第十三师团从南北两面向新厂做向心突击。中国军队第一一八师和挺进军部队两面阻击，激战数小时后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第一一八师和挺进军部队渡江西退。

日军的两个师团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峰口方向攻击前进。

王劲哉的第一二八师就在洪湖以北的峰口附近。

为了不让王劲哉跑掉，日军第四十师团从东面和南面、第十三师团从西面包围而来，而第五十八师团负责封堵北面。此前中日两军交战，日军向来是根据一个师团对阵中国军队十个师的比例实施作战，这次竟然动用了三个师团攻打中国军队的一个师。从二十一日开始，各路日军逐渐压缩包围圈，而包围圈里那个准备反叛的旅长也与日军特工人员开始了里应外合。

第一二八师官兵死顶着日军，其在水网地带修筑的大碉堡更令日军头疼。这些碉堡步兵火力无法穿透，日军只能强攻上去，往碉堡的射击孔里塞手榴弹或者点燃的稻草，这导致强攻的日军伤亡很大。

大队于二十二日早晨遇到罗家桥敌人狙击，第一中队长大井义隆中尉以下四人战死。随后大队于十点左右攻击易家集堡垒。这个堡垒没有覆盖席子，最初由第一中队担任攻击，见习士兵官以下七人战死，攻击未成功。接着从各中队选拔士兵，从十五点开始攻击，持续一个小时也不成功。[86]

由于第一二八师的顽强抵抗，还由于在迷宫般的水网中常常失去方向，日军三个师团压缩包围圈的行动持续了整整四个昼夜。二十五日凌晨，日军先头部队终于占领了峰口镇，却发现第一二八师的人马已经不见了。在浓重的湖沼雾气中继续搜索时，日军搜索队与第一二八师一部接战，残酷的白刃战平息后，日军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根手杖，上面刻有王劲哉的名字。

第四十师团命令骑兵队立即追击。骑兵队追上了第一二八师的另一部，双方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厮杀。中国官兵血流干、人殆尽后，日军在遍地的遗体中发现了一具穿着军官斗篷的尸体，由于脸部已经被打烂无法辨认身份，仔细查看时发现这具尸体的嘴里没有金牙，最终认定不是王劲哉。日军捉住了两名当地百姓，在地上用树枝写了一个大大的“王”字，然后比比画画地审问。在百姓惊恐而零碎的话语中，骑兵队队长安艺武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立即沿着村落前面沿河的那条路一溜烟似的追去。跑了三四百米时，果真那样，在朦朦胧胧中发现前面百米左右有一个黑东西在轜动。我快步追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当地居民普通便服的男人，全身都被水浸湿了，正在拼命地往前爬。我端着刺刀抢上前去，觉得这个男人的服装及颜面不对，不像行动开始前骑兵队全体成员传阅的王师长的照片。我大喝一声：“是王劲哉吗？”这个男人笑了一笑，连说：“我的王师长，我的王师长。”笑的时候，口里露出了金牙。我心里忽地一下，骤然间感到全身极度紧张。等平静下来时，想起在传阅的照片背面还写着这样一段文字：“右手腕有北伐时被枪弹打穿的伤疤。”掰过来一看，明显地有那样的伤疤，在他那头发斑白的头部，还有军人特有的一条晒黑的痕迹。因此，和小队长商量的结果，都认为也许错不了，于是飞速向部队长报告：“安藤小队捕获一个人，像是敌将王劲哉。”我警戒着据说有二十来个敌人把守的据点，想要尽快把敌将押解到部队本部。当拉他的手时，他“哎哟，哎哟”地直叫，一直喊痛。一看是右脚脖子被枪弹打穿。可是事不容迟，不得已只好把他扛在右肩向前飞跑。右肩上的敌将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动很厉害，他连连地说：“谢谢！谢谢！”[87]

如果王劲哉没有负伤，日军根本捉不到这个打鬼子的老手。王师长被日军关押在汉口，在日军的威逼利诱面前誓死不降。一九四四年他又被押解到南京，一直被关押到日本投降。中国抗战胜利后，王劲哉回到陕西老家，曾被胡宗南扣押，但他越狱而出抵达延安，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任陕西自卫军纵队司令员。一九四八年，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他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任陕西省政协第二、第三届常委和省参事室参事。一九六八年春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此战，出动大批兵力的日军第十一军，除了把中国百姓过年的年糕吃了，并把中国军队的一个师打散了之外，没有其他的战果。

尽管侵华日军还能在局部投入大兵力，但从战争全局上看其在中国的兵力日显单薄。日军被迫放弃进攻四川的作战后，由于太平洋战场急需增兵挽回颓势，而日本国内无法征召到更多步兵，大本营只好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当时大本营认为，东南方面战线战局一旦恶化，除了从中国派遣军抽出兵力和资材，别无他路。”[88]大本营召集由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和南方军参谋长参加的军事会议，经过协商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五个甲种野战步兵师团，即第十五、第二十七、第十七、第十六和第三十二师团。除了第二十七师团被编入关东军序列之外，其余的四个师团全部投入到太平洋战场。

鉴于兵力十分紧缺，二月二十七日，东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七五七号”，明确了在中国战场必须保持的占领区——尽管已经尽力压缩，但似乎哪里都舍不得丢，需要占领的区域仍很广阔——同时明确：在确保占领区的同时，尽量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一、大本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以确立帝国在大东亚自强必胜态势并尽速解决中国事变为宗旨。

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要按下列要求努力粉碎敌人继续抗战企图，并扼制敌驻华空军活动。

1、确保警备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以及金华、宁波附近要地，特别是要首先力争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北部各要地，以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迅速安定。

2、要努力确保岳州以下的长江交通，粉碎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基地的敌之抗战力量。

3、确保警备广东附近、汕头附近、海南岛北部及雷州半岛各要地，力图安定之，并且对广州湾法国租借地的防卫予以协助。广东附近的作战地区大致在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

4、当确保警备上述地区并使之安定时，特别要促进中国方面自发活动。

5、要严格监视敌在华之航空势力，并适时将其击溃，尽力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

6、越过上述地区的地面作战，要依据另外下达的命令。

7、努力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培养我军战力。

8、努力实行对敌封锁。

9、在上述各项作战中，有关沿海及水域作战，航空作战，必要时要与南方军总司令及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协同。

10、为促进抗日势力衰亡，要开展对华谋略工作。

11、在作战需要的情况下，可派遣一部分部队临时进入接近满华国境的热河省内地区，部分航空部队可进入印度支那北部。

三、参谋总长可以将其隶属下的船舶部队中必要的部分,临时划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

四、有关细则，由参谋总长指示之。[89]

日军变得小心翼冀了，其战争企图已降低到只求维持现有的占领区，而且还要格外提防从中国起飞的战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

可是，令东京大本营沮丧之事还是接踵而至：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死了。

毫无疑问，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受挫与补给艰难，对海军的士气影响极大。一九四三年二月，为了解救三万多“处在濒于饿死状态”下的日军，为了避免这些已如死尸般的士兵被美澳联军歼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指挥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撤退——“不得不实行对日军来说从未有过的海上退却”。之后，他把自己的旗舰移到了设备更先进的战列舰“武藏”号上。山本五十六与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横山勇一样，也认为必须用一场作战的胜利来重振士气。他决定向南太平洋的美军发动一次猛烈反击，计划动用第三舰队的舰载飞机和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岸基飞机，以三百多架战机的规模打击自所罗门群岛至新几内亚岛一带的美军舰队以及航空基地。为此，他决定到拉包尔前线亲自指挥——山本五十六本不情愿到拉包尔去，他认为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核心力量摆放到美军面前是不恰当的，可是，为了重振士气，他只能如此。

因为知道跑到美军眼皮底下的危险，动身前山本五十六给情人河合千代子写了一封信。他说他的血压正常，手指麻木的症状也得到了改善。随信件寄去的还有他的一束头发。

抵达拉包尔的第二天，是山本五十六五十九岁生日。

在随后的战斗中，日美双方展开了激烈空战，作战范围超过二百五十海里。日军战机起飞的时候，山本五十六在机场上为飞行员送行；战机返航的时候，他依旧站在跑道边向飞行员挥动他的军帽。连续四天的大规模袭击，飞行员不断地向他报告各种“战果”，总的说来已将美军的战舰和舰载机基本上全歼了——山本五十六并不知道，战斗中美军的舰只损失微小，而日军战机的损失却是美军的一倍以上——或许日军飞行员明白，他们的司令官所关心的只是士气问题。

袭击作战的最后一天，受到鼓舞的山本五十六决定：到靠近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前沿岛屿基地去视察，以重振那里官兵们的士气。特别是，他要亲自向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经历苦战而幸存下来的官兵表示感激。

山本五十六要去的是所罗门群岛。

从位于所罗门群岛与新几内亚岛之间的拉包尔起飞，向西南航行三百公里是布干维尔岛，岛的南端是日军的布因基地。从布因基地再向南飞行几分钟，就能抵达肖特兰岛了，越过该岛东面小小的巴拉尔岛，便是美军占据的瓜达尔卡纳尔岛。

几乎所有的幕僚都反对山本五十六前往——那片空域在美军的严密监视下，美军的战机随时可能铺天盖地而来。

但是，山本五十六坚持要去。

四月十三日，山本五十六下令，把他的视察行程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各海军基地、航空部队以及岛屿守备队。

驻守肖特兰岛的第十一航空队司令城岛高次接到电报后十分吃惊，认为将司令官的详细行程用电报拍发是一件愚蠢的事，因为这很可能泄密。——“司令长官简直发疯了。这哪里是电报，分明是发给敌人的一份请柬。”[90]城岛高次亲自飞到拉包尔，当面劝说山本五十六放弃这次视察，被山本五十六拒绝了。

山本五十六视察行程的电报，由他的副官渡边中佐拟定，电报内容涉及什么时间启程、乘坐什么飞机、飞往什么地方、将于几时几分降落。谨慎的渡边副官曾要求派人地面送达，但通讯军官坚持要用无线电拍发，理由是现在使用的密码是四月一日新启用的，而且是极难破译的五位乱码，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破译。

美军设在阿留申群岛荷兰港的监听站截获了这封电报，电报被立即送往夏威夷海军基地的太平洋舰队无线分队。美军的破译专家在地下室干了一个通宵，十四日凌晨，他们把密码电报全文译成了明码：

GF长官将于四月十八日前往视察巴拉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如下：06：00乘中型轰炸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出发，08：00到达巴拉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08：40抵达肖特兰；14：00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15：40返回拉包尔。若遇天气不好，本次视察日程往后顺延一天。[91]

电报被送到海军上将尼米兹手里，尼米兹决定把这个日本海军大将扔到海里去喂鲨鱼。“他是他们的人中出类拔萃的，”美国海军情报官莱顿中校对尼米兹说，“山本是日本少壮派军官以及士兵崇拜的偶像。日本人的心理状态你是清楚的，这将使整个日本大吃一惊。”[92]

当尼米兹请示华盛顿时，罗斯福犹豫了一下。尽管在世界战争中对敌方首脑或将领的暗杀行动层出不穷，但美国人还是认为暗杀交战国军队统帅“是一个极不光彩的行动”。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提醒罗斯福，山本五十六要去的地方是前线，是作战区域，所以这不能算是暗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也认为，干掉日本海军难以对付的核心将领，将可以减少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损失。于是，在空中劫杀山本五十六的计划被罗斯福批准了。

任务由所罗门群岛航空部队司令马克·米切尔海军少将负责。他选择了各种性能都比日军的零式战斗机优越、被称为“双身恶魔”的P-38“闪电”式战斗机，并挑选了由约翰·米歇尔少校指挥的十八名优秀的飞行员。攻击行动分成两个小组实施：米歇尔指挥十二人为掩护组，在高空牵制日军的护航战斗机；由托马斯·兰菲尔少尉率领六人组成攻击组，从低空不惜一切代价攻击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

南太平洋上晴空万里。

为了延长航程，十八架P-38加装了副油箱，载弹量也装到了极限，由于起飞重量太大，两架飞机发生故障没飞起来，其余的战机顺利起飞后，为躲避日军的雷达，编队贴着海面以仅十米的高度低空飞行，并保持着无线电沉默。

早晨，拉包尔基地上一切准备完毕，山本五十六和幕僚们分乘两架三菱陆基双发轰炸机起飞了，与山本五十六同乘编号为一号机的人员是：联合舰队军医长高田六郎海军少将、秘书福崎升海军中佐和航空参谋樋端久利雄海军中佐，驾驶员是王牌飞行员小谷武男曹长和他的机组。山本五十六戴着白手套，身穿草绿色陆军大将制服——他听从了幕僚们的最后劝说，为躲开美军谍报部门的耳目临时换下了显眼的白色海军上将军服。登机前，山本五十六交给拉包尔基地海军司令草鹿任一中将两个卷轴，里面是他精心书写的明治天皇的诗。

山本五十六一行在六架零式战斗机的簇拥下向南飞去。

一个半小时后，当小谷武男已经看见了布干维尔岛上碧绿的热带森林时，突然发现一架担任护航任务的零式战机猛地脱离了航线并剧烈地摆动机翼。沿着那架战机飞行员手指的方向，小谷武男惊讶地看见在右侧后五百米高处，八架美军的战机正朝他扑过来。护航的六架零式战机迅速爬升，对高处的美军机群展开了拦截。就在这时，兰菲尔小组径直朝着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冲来。小谷武男迅速降低高度，试图以超低空飞行摆脱攻击；高处的零式战机也发现上了当，迅速向山本五十六的座机靠近，但为时已晚。

宇垣缠参谋长在他乘坐的二号机里看见了可怕的一幕：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变成一团火球，坠入布干维尔岛的茂密丛林中，接着丛林深处升起一股浓重的黑烟。就在这股黑烟向着高空翻滚之际，二号机也被击中了，机尾和机翼都被打断，一头栽进了大海。

仅仅三分钟，日军的两架三菱重型轰炸机全部被击落。

美军战机迅速返航。

除了身负重伤的宇垣缠等三人获救外，其余人员全部丧生。

经过长时间的搜索，日方最终在丛林深处找到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残骸。

山本五十六，一八八四年生于日本长闪市，自一九〇一年起先后进入江田岛海军学校、海军炮兵学校、海军大学学习。期间曾以见习少尉官的身份参加日俄战争。一九一九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后出任海军大学教官。一九二五年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一九二八年归国后出任巡洋舰舰长、航空母舰舰长、第一航空队司令官、航空本部部长等职，一手打造出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强大战力。就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一职后，策划了偷袭珍珠港的行动，并指挥了日本海军在南太平洋上的一系列两栖登陆作战以及著名的大海战。

山本五十六被击毙，给日本朝野和军队造成“难以承受的打击”。

天皇悲痛地对参谋总长杉山元说：“将来，你一定要事前有成功的把握才能发起行动。”[93]

此刻对于日本来说，已经不存在将来了。

就在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击落之际，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到处演讲，以争取美国加大对华援助。宋美龄以优雅的风度、流利的英语和充满激情的言辞，赞美了美国参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同时她还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与侵略者作战的意志和决心，中国不缺人，缺的是钱和军火，美国不应对中国正在遭受的战争苦难和中国人民正在承担的残酷战斗袖手旁观，中美两国需要携手并肩让世界正义获得胜利，并为重建战后的国际和平尽到大国的责任。

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已无法回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鉴于日本政府为扶持汪精卫政权而宣布放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和权益，美英两国也迅速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废除近代以来不平等条约的“新约”。在美英两国的带动下，在华享有特权的挪威、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国纷纷效仿，也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约”，以废除曾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的心头之痛。为了庆祝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重庆宣布工厂放假一天，学校放假三天。共产党人的陕甘宁边区也举行了庆祝活动，毛泽东和朱德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庆祝大会。边区政府宣布机关民众团体放假一周，学校放假半个月。

从某种意义上讲，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在中国土上的种种特权被废除，比一场战争的胜利更具历史意义。而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和持久抗战，没有中国以坚决、持久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的重要地位，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一九四三年初夏，宋美龄回国了。她带回美国政府的大批军援项目以及美国人民为中国抗战捐献的数以千万计的美元。

而就在这时，侵华日军又发动了攻势作战。

日方把这次作战称为“江南作战”，中方则称为“鄂西会战”。

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直指中国第六战区的宜昌方向。

在太平洋上开始举步维艰的日本人，难道非要把国民政府赶出重庆而后快吗？

中国的四川省地理奇特，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都要越过险峻的山脉和湍急的大河。因此，从军事上讲，要想进入“天府之国”，必须投入巨大的兵力并拥有雄厚的补给支援能力。就日本目前的国力、军力和财力看，似乎已不具备实施如此大规模作战的条件。尽管这次日军是朝着宜昌而来，但确实没有攻占重庆的企图，其作战的主要目的竟然是去宜昌抢东西——日本人想抢的东西是船。

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敌方潜艇的破坏，船舶损失累累增多，而且随着太平洋方面战势激化，输送兵员、军需品以及为国内生产军需品运输原料的船舶需求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分配给中国战场方面的船舶似乎已经不多，特别是供中国内河航运需要的船舶在逐年减少，并且不能如愿以偿地得到补充。可是另一方面，在宜昌附近扬子江水面上却有十一艘内河航运轮船停泊在那里，总共有一万数千吨（最大的船有二千吨或三千吨）。由于宜昌到岳州一段扬子江右岸（西南）地区大部分为敌人所占据，所以不能向下游通航。派遣军很早就想到，要使上述船舶下航，用于军事运输，则是弥补眼下船舶不足的最佳手段。为此，必须歼灭宜昌至岳州间扬子江右岸的敌军野战部队，以打通扬子江航道。[94]

中国的长江流域河网纵横，没有充足的船舶，日军的补给运输无法得到保证。原来日军拥有的有限的内河船舶，在长久的作战中被中国军队布下的水雷炸沉了不少，而大本营连太平洋作战的船舶都供应不及，哪里顾得上给侵华日军补充内河船舶？日军侦察机拍回来的航空照片显示，中国方面有意挑衅般在宜昌附近的长江江面上停泊着十几艘大船。日本人看着眼馋，但要把船弄到手，除了拼死去抢别无他法。同时，长江航道始终被中国军队切断，占领宜昌的日军孤零零地悬在那里，宽阔的长江水路无法利用，陆路运输艰难而危险，那么，在抢船的同时把长江航道打通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但是，依旧很难设想，日军会不顾付出生命代价深入中国第六战区重兵把守的纵深地域，仅仅为了去抢几艘船。东京大本营不是明确规定尽量不再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了吗？日军第十一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对此阐释道：

第十一军真正的作战目的在于歼灭江南地区的敌军野战部队。但是，由于大本营对于进攻作战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而第十一军意识到仅仅以歼灭敌军野战部队为作战目的，很难获得总司令乃至大本营的批准。所以表面上说，目的在于获取船舶，同时歼灭敌野战军。[95]

第十一军的作战请求获得了大本营的批准。

毋庸置疑的是，对于东京的大本营来说，有一个不便明言的严重不安：随着太平洋战争进程的演变，日本方面的航空力量逐渐削弱；而在中国战场上，由于中美联合空军作战能力的加强，侵华日军占据绝对优势的制空权也有丧失的危险。为了维持中国战场上的制空权，特别是防止中美联合空军空袭日本本土，在战机数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大本营将关东军的一个飞行团抽调到了关内。既然制空权有丧失的危险，那么打通和保持水路畅通成为当务之急。就水路而言，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航道都不能打通，纵然占搪着武汉和宜昌又有什么意义？——不能不打，不得不打，无论是大本营还是第十一军，在中国发动攻势作战的心境已与以往大不相同。

日军第十一军计划动用的兵力多达十万，但却是一盘大杂烩：

第三师团，代号“幸”，司令部设在湖北应山，由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指挥，辖步兵第六（缺第二大队）、第三十四（缺第三大队）、第六十八（缺第三大队）联队，骑兵第三联队，野炮兵第三联队、工兵第三联队，辎重兵第三联队，并配属从第六十八师团抽调的独立步兵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大队，独立山炮兵第五十一、第五十二大队，以及工兵中队一个、辎重兵中队一个。

第十三师团，代号“镜”，司令部设在湖北沙市，由师团长赤鹿理中将指挥，辖步兵第六十五、第一〇四（缺第三大队）、第一一六（缺第一大队）联队，师团骑兵队，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工兵第十三联队，辎重兵第十三联队。

第三十九师团，代号“藤”，司令部设在湖北当阳，由师团长澄田赉四郎中将指挥，辖步兵第二三二、第二三三联队，工兵第三十九联队。

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代号“峰”，司令部设在湖南岳州，由旅团长高品彪少将指挥，辖独立步兵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和第九十一大队，旅团炮兵、工兵和通讯队。

野沟支队，从第五师团抽调，代号“广”，司令部设在湖北应城，由支队长、步兵第五十一旅团旅团长野沟式彦少将指挥，辖独立步兵第九十四、第一〇八大队。

野地支队，由支队长、第三十九步兵团团长野地嘉平指挥，辖步兵第六十八（缺第三大队）、第二三一联队；

长野部队，代号“椿”，司令部设在江西南昌，由部队长、步兵第二一七联队联队长长野荣二大佐指挥，辖步兵第二一七（缺第二、第三大队）联队、第二一八联队的一个大队、山炮兵一个大队和独立步兵第九十六大队。

小柴支队，从第四十师团抽调，代号“鲸”，司令部设在湖北咸宁，由支队长、步兵第二三六联队联队长小柴俊男大佐指挥，辖步兵第二三六（缺第一、第三大队）联队、第二三四联队的第三大队、独立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工兵第四十（缺第三中队）联队。

户田支队，从第四十师团抽调，由支队长、步兵第二三四联队联队长户田义直大佐指挥，辖步兵第二三四联队（缺第三大队）、工兵中队—个。

针谷支队，从第三十四师团抽调，由支队长、步兵第二一八联队联队长针谷逸郎指挥，辖步兵第二一八联队、第二一六联队第三大队和工兵中队一个。

军直辖和配属部队，从第六十八师团抽调的独立步兵第六十三、第一一五大队，野战重炮兵榴弹炮第十四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加农炮第十五联队。

与以往的作战不同的是，日军决定采取逐次蚕食的战术，分别对安乡、公安、枝江和宜昌以西的三个地区实施四期作战，作战的基本步骤是从长江北岸渡江，沿江逐渐向宜昌方向推进：第一期从南县地区下手；第二期南北夹击公安至枝江间的中国军队；第三期在宜昌以西作战；第四期留一部分兵力维持长江航道的通畅，主力部队撤回后恢复战前态势。

四月十六日日军各参战部队开始集结。

五月三日，日军第十一军战斗司令部推进到沙市。

此时的中国第六战区，辖第二十九、第十和第三十三集团军，加上长江上游江防军和其他警备部队，共有十一个军（三十个师）、三个挺进纵队和两个独立旅。由重庆军事委员会直辖的第三十二军也在战区范围内。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鄂西南的恩施，司令长官陈诚三月调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后，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被调到第六战区代行司令长官职务。

日军自“吃年糕作战”后，占据了华容、石首、弥陀寺等江南滩头阵地。由此，遵照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第六战区重新调整了部署：东起洞庭湖西面的万林河口，沿着长江南岸一直向西北，延伸到宜昌以北的石牌要塞附近，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由南津关、横店至宜城附近的冯水，依托洞庭湖和汉水间的大片湖沼地带，依托长江天险和荆山山系的险峻地形，以石牌要塞为顶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V字形防御线，与日军第十一军对峙。

关于第六战区的兵力如何配备，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颇有争论。不少人认为，鄂西山地崎岖难行，三峡天险又在其中，还有石牌和庙河两个要塞，日军沿着长江向西进攻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日军要进攻，也只能从战区的两翼推进。因此，主张保持兵力重点于两翼，不必重兵把守江防。陈诚则不这样认为，理由是：日军在太平洋作战中越是失利，在中国战场上越有可能铤而走险，攻击重庆便是日军孤注一掷的目标。如果江防守军兵力薄弱，日军一旦发起进攻便能长驱直入。中国持久抗战多年重庆都没丢，到这个时候再把重庆丢了，岂不前功尽弃？因此，必须以确保重庆为防御核心，重兵配置在以石牌要塞为轴心的江防方向。退一步讲，即使日军从两翼攻击，我军尚有补救的余地，不至于导致重庆陷落而动摇国本。

日军第十一军正是要沿着长江向西攻打宜昌。

这也是“吃年糕作战”后，日军顽强地保持着江南滩头阵地而不退回原防地的重要原因。

陈诚的预测是准确的。

中国第六战区防守长江南岸的部队第二十九、第十集团军以及长江上游江防军，三支部队沿着长江一线排开：第二十九集团军防守万林河口到茅草街一线，第十集团军防守茅草街经公安、松滋、枝江到宜都线，长江上游江防军防守宜都以西到石牌要塞一线。

日军开始集结，其江南滩头阵地的兵力显著增加，中国方面已对日军的攻击企图有了大致判断，但对日军要不顾一切地攻击宜昌认识不足，以为日军渡江后很可能要进攻湖南的澧县和常德，因为那里盛产大米——中国方面想到了日军缺大米却没想到日军缺船——第六战区制订了相应部署：

一、第二十九集团军应着第一线守备部队固守现阵地；其后方控置兵团，除以一部固守津市、澧县外，其余应适时进出澧水南岸，联系第十集团军部队，击灭窜入该方面之敌。

二、第十集团军对松滋、宜都间之敌，应以有力之一部，依江岸既设阵地拒止外，尽量抽调兵力适时向澧水以北地区进出，联系第二十九集团军，对窜入该方面之敌击灭之。

三、江防军应抽出一部，适时向聂家河（宜都西南）方面进出，实施机动作战。

四、第二十六集团军以主力向龙泉铺（宜昌东北约七公里）、双莲寺（当阳西南约六公里），第三十三集团军以四个师之兵力向当阳攻击，以策应江南方面主力之作战。[96]

尽管对日军主攻方向的判断存在误差，但中国方面沿长江的整体防御部署还是缜密的。

五月五日凌晨，日军第一期作战开始。第三师团在石首附近渡过长江，向中国守军新编第二十三师的百弓嘴阵地发起攻击；与第三师团并行攻击的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由藕池口向中国守军第十五师的茅草街阵地发起攻击；户田支队由华容附近向当面中国守军暂编第五师的三汊河阵地发起攻击；小柴支队由石首向中国守军第十五师的团山寺阵地发起攻击；针谷支队也从湖南方向进入洞庭湖向西航行，准备实施登陆作战。各路日军的进攻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尽管前沿阵地先后被日军突破，但中国官兵让日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第二天，中国军队组织反击，与日军在梅田湖、芝麻坪、黄石嘴和八股头一线展开激战，双方反复争夺阵地，中国守军第十五师四十五团团长陈涉藩和营长李亚安殉国，第十五师和协同反击的第七十七师伤亡过半，各路日军逼近了安乡和南县。

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按照预定计划，命令第二十九、第十集团军坚守阵地并继续阻击，命令江防军抽调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七师以及第十八军的两个团策应作战。就在中国军队调动增援部队准备再次反击的时候，六日晚上九时左右，蒋介石的电报到达：“一、查三峡要塞扼四川门户，为国军作战之枢轴，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应以充分兵力坚固守备。二、江防军不得向宜都下游使用。三、南县、津市、公安、松滋方面，应以现有兵力与敌周旋，并掩护产米区。四、特须注意保持重点于左翼松滋、宜都方面，以获得机动之自由。”[97]蒋介石的电令等于让中国军队放弃南县和安乡地区，这违背了战前拟订的将日军的攻势瓦解在长江沿岸的计划。孙连仲只得急电江防军，撤销他的原有命令。

洞庭湖以西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只能在没有其他部队的策应和增援的情况下独自与日军苦战了。不仅如此，孙连仲还要落实蒋介石的“掩护产米区”的指示，他不得不从有限的部队中分兵去安乡和南县一带抢运大米。日军主力趁势齐头并进，中国守军拼死阻击作战，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步兵第九十大队大队长舛尾芳治在攻击黄石嘴的战斗中被击毙，而“在梅田湖及荷花市的战斗过程中，步兵第四联队第三大队（坂田大队）所属的各中队长，全部战死或负伤”。[98]

七日晚，日军第三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攻占安乡，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部队与集团军和战区都失去了联系。第六战区试图组织第二十九、第十集团军反击，反击部署尚未到位，日军便向南县猛扑过来。中国守军暂编第五师在多路日军的夹击下苦战一天，伤亡极大，八日晚向沅江方向突围，九日南县陷落。日军继续向南面的三仙湖进攻，中国军队全面退守洞庭湖南岸。

日军第一期作战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一万三千零六十七具”，被俘“一千二百八十四人”。日军“战死一百六十八人，其中军官十三人；负伤六百三十八人，其中军官三十二人”。[99]

南县和安乡地区地势平坦，便于机械化部队机动，对中国守军的防御作战不利。日军采取集中主力多路突击的合围战术，攻击意识极强，推进速度极快，而中国军队在指挥上朝令夕改，部队作战意图含糊，兵力调动消极保守，虽然兵力数量占据着优势，但没能在任何一点对日军构成实质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官兵的拼死作战，在日军的凌厉攻势面前，不能粉碎或迟滞日军的攻势，只能是徒增伤亡。日军仅用三天便攻占了盛产大米的南县和安乡地区，实现了其第一期作战企图。

第一期作战结束后，日军在安乡和南县地区留下一部分兵力，并向澧县和常德方向实施佯攻，牵制中国第二十九集团军不能向北运动，同时命令主力集结准备第二期作战，其攻击目标是松滋和枝江地区的中国军队第八十七军和第九十四军。

九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命令：第三师团十二日黄昏后开始行动，主力从东港出发向新河市发起攻击，另派一部从牛浪湖西侧向公安方向出击；第十三师团十二日晚上开始行动，在董市西南渡过长江，沿着枝江到西斋的公路突击，切断松滋河西岸中国军队的退路，然后迅速推进到闸口附近，策应第三师团的作战；野沟支队和第十三师团一起渡江，然后向新河市方向前进，策应第三师团作战；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留一部兵力警戒津市方向，主力则于十三日向北面的公安方向推进；针谷支队十三日后也向公安方向推进；户田支队和小柴支队在三仙湖和安乡地区继续“扫荡”；原来由第十一军直辖的松本幸次郎指挥的松本支队从弥陀寺向公安推进，划归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指挥。

十二日，日军第三师团按照作战计划，在东港附近发动了攻击。同时，第十三师团和野沟支队开始横渡长江，长江天险竟然没有中国军队防守，整整一夜，日军第十三师团和野沟支队主力顺利渡江。十三日，日军第三师团突破当面中国守军阵地，推进到杉木铺至孟溪寺一线，主力猛烈围攻了中国军队的右冀第八十七军，导致该军伤亡惨重，尤其是第一一八师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日军第十三师团和野沟支队渡江后，兵分多路向观音寺方向猛烈突进，中国军队左翼的第九十四军支撑不住向后退却。十四日，第八十七军第四十三师放弃了公安。十五日，中国守军各部撤退到了刘家场和茶园寺以西地区。十八日拂晓，松滋落入日军第三师团之手。

日军的第二期作战用了六天时间。在此期间，中国军队除了逐次抵抗外没有别的作为，而其败退速度之快却令日军追赶不及，日军由此对第二期作战战果很不满意。日方的作战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三千四百二十六具”；被俘“一千一百三十八人”。日军“战死八十一人，其中军官五人；负伤二百七十九人，其中军官十七人”。——“第二期作战与第一期作战相比，战果虽小，但俘敌数二者相等，这都是西斋附近的包围歼灭战的结果。”[100]

日军从南向北逐次攻击，已经沿着长江接近了宜昌地区。

一旦日军突破宜昌防线，重庆将处于日军的刀锋之下。

就在这时候，陈诚回来了。

已经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的陈诚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暂时返回第六战区指挥作战。在与蒋介石交换意见后，两人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让日军突破宜昌防线，沿着长江向西中国军队无险可守。长江上游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是石牌要塞，要汲取一九三八年马当要塞失守的教训，必须死拼死守，决不能让日军突破宜昌。

十九日，陈诚抵达湖北恩施战区司令长官部。

中国第六战区下达的作战命令是：第十集团军现地作战，确保聂家河、仁和坪、子良坪一线，坚决阻击日军第三师团北上，重点保持在左翼；江防军的左翼与第十集团军连接，确保石牌要塞；为加强江防军的兵力，第六十七师脱离第十集团军指挥，回归江防军第八十六军原建制；第七十九军和第七十四军增援常德，确保战场侧翼的安全。

陈诚抵达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当天，日军第十一军也确定了作战部署：二十一日凌晨第三师团从茶园寺附近发起攻击，经聂家河和磨市进入长阳地区，然后继续北进；第十三师团进入全福冲和渔阳关后继续北；野沟支队二十二日凌晨从四得桥附近开始攻击，进入宜都西侧地区；第三十九师团二十一日夜从云池附近渡过长江，攻击长阳方向并北进。

十九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兵分两路从暖水街和刘家场出发，向皮家冲和三溪口的中国守军第四十三师和第一二一师阵地发动攻击，迅速突破后，二十日进至子良坪和仁和坪一线；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从公安出发，突破王家厂中国守军新编第二十三师的阵地后，向常德方向发起佯攻，掩护进攻部队的侧翼。二十一日，日军第三师团向当面中国守军暂编第三十五师、第一二一师和第一一八师阵地发动攻击，双方激战至二十二日晚，日军渡过渔洋河占领聂家河、磨市一线。茶园寺方向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与第五十八师团一部一起，夹击中国江防军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七师。晚上，日军在聂家河附近强渡渔洋河，第六十七师官兵奋力阻击，但阵地最终被突破。日军野沟支队在汪精卫的伪第二十九师的协同下攻占宜都。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渡过长江，进至汪家棚地区。日军另一部在宜都附近的红花套强渡时，受到中国军队第十三师的猛烈拦截，深入受阻。二十二日，渔洋关失守。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向中国守军第十三师阵地猛攻，激战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双方伤亡惨重，长岭岗的中国守军誓死不退，直至打完最后的子弹全部阵亡。晚上，中国军队第八十六军部队退守枇杷树、磨市、仙人桥一线，遭遇日军发生激战后，又退守到马鞍山、板桥铺一线，但左翼的乌龟山阵地未动。

二十二日中午，蒋介石的电令到达：命令江防军以第一线的两个师坚守现阵地，如果日军再突破深入，增加一个师在长阳一线，必须做到持久抵抗，最后的死守线是资丘、木桥溪、曹家畈和石牌要塞；命令第十集团军在清江以南继续持久抵抗，如果阵地再被日军突破，部队主力留在渔洋关附近打游击；石牌要塞要指定一个师拼死据守。

二十三日，除了野沟支队和伪军第二十九师原地未动外，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集中主力，向中国军队第十集团军和江防军的正面阵地发起全面攻势。日军的各路攻击都须横渡数条河流，因为船只短缺导致攻击屡屡受阻。同时，这一带山路崎岖，行进困难，运输给养的驮马队跟不上步兵推进的速度，导致“粮秣短缺，官兵一边啃食生甘薯一边前进”[101]。中国守军在日军大兵力联合突击下，尽管利用险峻地形进行着顽强阻击，但最终无法击退日军的攻势。刘家棚附近的日军向花桥、罗冢坪、纱帽山中国守军阵地猛攻，第六十七师的野战工事被炮火完全摧毁，官兵伤亡过半，师长也已负伤，不得已向后转移。日军紧追不舍，第六十七师将所剩无几的兵力投入反击，在中国官兵决死的阻击下日军攻势受挫。

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根据战况调整了部署：命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守备沿清江北岸的资丘、马连、都镇湾一线，同时派出部队向龙潭坪、松杨坪方向警戒，并与第九十四、第八十六军密切联系；命令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七师一部在原地继续阻敌，主力脱离敌人向都镇湾以南地区集结，然后开到汪家棚，与第十三师右翼和第一三九师联系，控制长阳，阻敌渡江，左翼与第十八军密切联系；命令第十八军固守长岭岗到小平善坝一线。

二十四日，日军各部队抵达了清江南北两岸地区，控制在宜昌地区的野地支队也由宜昌长江南岸的桥头堡开始向西进攻，试图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此时，日军已全面逼近石牌要塞，尽管第六战区调集的第七十九军抵达了常德，第七十四军抵达了桃源，第三十军的先头部队抵达了榔树店，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战场的作战中心聚集在清江和石牌地区，成为作战焦点的中国江防军承受着巨大压力。

这一天，吴奇伟得到的战况是：宜昌以西，日军第三十四、第三十九师团联合向江防军阵地猛攻不止；宜昌以南，位于渔洋关和聂家河的日军主力正在全力北上，日军首先攻击的是由第十三师防守的偏岩；上午，日军向驻守清江南岸的第一三九师发起两面对攻，晚上该师撤退到清江北岸；日军正在清江各个渡口做强渡准备，并从南岸制高点向北岸猛烈炮击；一部日军与第六十七师的后卫部队发生激战，该师主力北渡清江到达天坑坪附近；下午，第十三师阵地失守，日军攻占长阳；在弹子垭附近，日军攻击受挫；在五龙口、石榴河方向，日军第三十四、第三十九师团开始联合攻击第十八师的阵地，该师右翼阵地守军伤亡殆尽，日军已经全面迫近石牌要塞核心阵地。

位于长江三峡口右岸的石牌要塞，是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要塞属于宜昌、巴东要塞区第一总台管辖，第一总台总部设在石牌西北的柳林沱。第一炮台设防于石牌，第二炮台设防于庙河。在石牌炮台上，还设有烟幕队、鱼雷队、观察所和无线电台。炮台配备了六门大炮，用以封锁长江航道。一九四〇年宜昌失守后，距离宜昌不到二十公里的石牌要塞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前沿。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蒋介石曾派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亲赴石牌要塞部署兵力。一九四一年，日军向宜昌西部发动攻势时，中国守军利用石牌要塞坚决阻击，海军在长江航道上布设了大量水雷，日军虽然攻占了宜昌至石牌间的平善坝，但石牌要塞扼守着长江航道，日军仍是无法利用长江航运，或者是沿长江向西威胁重庆。之后，日军派出战机轰炸石牌要塞炮台，但因这一带地形险峻，轰炸效果不佳。

这次，日方决定用地面进攻的方式，拔除石牌要塞。

尽管没有继续向西攻击重庆的计划，但只要占领了石牌要塞，无疑是威胁重庆的一个重要筹码。

中国方面无论如何不能失去石牌要塞。

石牌要塞的战场位置，相当于武汉会战时的马当要塞，而马当要塞的失守是导致武汉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奇伟的长江上游江防军，是为了固守宜昌附近的长江防线而单独列编的部队，要务即为拱卫重庆。这样一支重要的部队，其组成却十分复杂：池峰城的第三十军是由西北军发展而来，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的前身是晋军商震部，方日英的第八十六军是以湘军为基础的半嫡系部队，只有方天的第十八军属于中央军系统。无疑，江防军中最具实力的部队是第十八军。第十八军下辖罗广文的第十八师、吴啸亚的暂编第三十四师和胡琏的第十一师。吴奇伟知道，江防军即将面对六万日军的进攻，如果守不住石牌附近的外围阵地而导致要塞失守，不但他的脑袋绝对保不住，即便死了也要身背历史罪名。

但是，前线的危机很快就出现了：在宜昌的西南方向，中国守军第十三师与日军激战多日，伤亡惨重，于二十五日上午向偏岩撤退。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吴奇伟，命令第十三师不能再退，必须死守偏岩。可此时的第十三师弹药殆尽，伤员累累，部队完全失去了控制。吴奇伟急令第三十二军第五师师长刘云瀚迅速上前补缺。第五师和暂编第三十四师把继续突进的日军迎面拦住，在偏岩、雨台山、月亮岩一线陷入了苦战。在炮兵还没上来的情况下，发起强攻的日军死伤严重——“在攻击雨台山一带阵地过程中，有服部少尉以下数人战死，十几人负伤。”[102]由于中国守军持续作战能力不强，阵地最终还是被日军相继突破，日军从一线阵地出现的缺口蜂拥而入，而第五师和暂编第三十四师的两翼部队不但不增援反而后撤了，招致刘云瀚师长大骂不止，说这些胆小鬼不被日本人打死也要被委员长砍了脑壳。

二十六日，吴奇伟命令第五师、第十八师和第十一师守备馒头嘴、峡当口和石牌一线。日军从偏岩向馒头嘴和峡当口突进时，必须沿着一条小河进入一片狭长的开阔地，第五师占领了开阔地两侧的阵地后，等于张开了一个口袋，吴奇伟命令第十八师与第五师一起，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实施截击。江防军部队刚刚部署完毕，日军便毫无顾忌地冲了过来，由于兵力过于密集，狭长的开阔地里满是日军的钢盔。当日军接近中国守军的阵地后，突然遭到两侧火力的猛烈打击，顿时死伤狼藉。进退两难的日军为了摆脱危机，调集战机对中国守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甚至空投了伞兵，但伞兵刚一落地就被第五师官兵歼灭殆尽。

横山勇亲临前线，下达了在石牌、木桥溪一带围歼中国江防军的作战指令：第三师团经牵牛岭西麓，向抱桐树附近追击；第十三师团向木桥溪方向追击；第三十九师团并指挥野地支队向大朱家坪附近追击。同时，所有部队在宜昌附近抢到船舶后立即开走。

同一天，重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下达了“拱卫陪都作战计划”，其方针是：

国军以拒止敌人之目的，始终确保三峡为作战枢轴，凭依三峡南北连山地带，并用正面抵抗及节节侧背尾击，遮断敌人补给线，歼灭进犯之敌于三峡南北连山地带。预期在常德、石门、五峰、资丘、木桥溪、曹家畈、石牌、远安、宜城之线以东山地，必要时则依托三峡要塞，在常德、石门、青岩沟、庙河、雾渡河、南漳、襄樊之线，与敌决战，求主决战于清江两岸亘长江间地区。[103]

而陈诚认为，目前决战的条件没有成熟，只能采取不断纠缠的战法，把日军逐渐引进山岳纵深，待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池峰城的第三十军抵达中心战场后，才能对日军实施反击决战：“战区决心确保石牌要塞，俟第三十、第七十四军到达后，即以第三十军、第七十四军各军主力及第七十九军全部，在清江两岸对向我江防军攻击之敌，行南北夹击而歼灭之。”决战时间“预定为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间”。[104]陈诚命令胡琏的第十一师“死守石牌要塞，并预做孤军作战准备”；命令江防军“以石牌为轴，固守三斗坪、石牌之线”；命令第十集团军各部于日军北进的正面“逐次抵抗，迟滞敌军前进”。[105]

实现上述计划的关键，在于守住石牌要塞。

陈诚寄希望于中央军嫡系部队第十八军，他命令罗广文的第十八师负责外围掩护，而把固守石牌核心阵地的任务，交给了他认为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胡琏的第十一师。

石牌要塞的防守已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因为这关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安全。

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注定要因此战成为新闻人物。

陈诚亲自打电话询问胡琏是否有把握守住石牌，深知没有任何退路的胡琏回答得很干脆：“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106]

逼近石牌要塞的各路日军开始了全面进攻。

二十七日，日军一部由津洋口向两河口攻击，另一部向中国守军第五师阵地猛攻，遭到第五师的迎头痛击。日军在增加兵力后，向长儿坪、杨花子坡阵地继续攻击，同时向土地垭、刘家坝方向迂回，试图攻击第五师的侧背。晚上，日军由鸡冠岩、赵家莲向防守沙坦丘、胡家店、鲁家坝、柳林子的第十八军阵地攻击，两军短兵相接，随即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日军的攻击进展受阻。

与此同时，日军在宜昌附近抢到了大小船舶五十三艘，在一个名叫里见金二的海军大佐的带领下，船队向长江下游开去。里见金二大佐很有成就感，因为这天是日本海军的纪念日。船队当天航行到沙市，第二天继续下航开到了汉口。——如此庞大的侵华日军，竟然兴师动众地抢了几十条内河船只，这一行为多少有些怪异。

二十八日，日军逼近高昌堰。高昌堰控制着三斗坪、宜昌、津洋口、渔洋关、贺家坪进出的狭长咽喉要道，是拱卫石牌要塞的要地，日军与中国守军在此激战到天黑，战场呈现胶着态势。而在战场的西侧，沿着曹家畈至宜昌大道进攻的日军，与中国守军第十八师激烈交战后，逼近了石牌要塞。

石牌要塞外围的中国军队发起反击，二十九日第八十七军部队夺回渔洋关，断绝了日军的后退之路。

日军几乎可以看见石牌要塞了。

石牌要塞里原有不少军马，打仗派不上用场，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派兽医官崔焕之把这些军马护送到湖北秭归。胡琏顺便交给崔焕之几封遗书，托其代为寄出。遗书共有五封，分别写给其父、其兄、其妻和好友，内容大致相同，就是此次作战成仁的可能性很大，而为国效忠是军人的本分；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荣耀所在。崔焕之捧着遗书大哭不止。崔焕之走后，胡琏率师部人员进行了祭天仪式，愿苍天护佑将士们守住国土。

胡琏，一九〇七年出生于陕西华县的贫寒农家。一九二六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随即投入北伐战场，开始了职业军人生涯。他最早投靠南京警卫二团团长关麟征，在其手下当连长，关麟征部并入陈诚的第十一师后，他成为陈诚手下的干将。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他为第十一师六十六团团长，在淞沪会战中死守罗店立下战功，随即被提升为第六十七师第一九九旅旅长。之后率部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一九四一年升任第十一师师长。

第十一师拼命的时候到了。

十八日黎明，日军在战机和火炮的助战下，向第十一师阵地发动进攻。该师三十一团在团长尹钟岳的指挥下，各营沉着应战，在要塞火炮的全力支援下击退日军的多次攻势。天黑后，三十一团侧后的彭家坡阵地被日军突破，致使该团腹背受敌，阵地的一角陷落。深夜，陈诚打来电话，胡琏嗓音沙哑地表示，第十一师士气旺盛，日军要突破石牌进入西陵峡口，必须踩着第十一师全体官兵的尸体通过，否则他们绝对见不到巫峰。

十九日，第五师仍旧与日军苦战于香花岭附近，该师利用沿河阵地的险要地形顽强阻击，致使这路日军拥挤在狭窄的通道里无法前进。而在第十八师方向，由于官兵伤亡过大，八斗冲阵地丢失，石牌要塞面临着最危急的时刻。

从天亮开始，成群的日军战机将密集的炸弹倾泻在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上，地面上的步兵潮水般地涌上来，把外围三十一团的阵地分割成几块。胡琏命令尹钟岳组织反击，尹团长毫不犹豫，立即下达了命令。冲锋号凄厉地响起，官兵们跃出掩体向日军迎头冲去。没有防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溃退下去。就在三十一团官兵乘胜追击时，黄烟弥漫，日军施放了毒气。双方僵持到天黑，三十一团转移到核心阵地。十二团和三十三团阵地也竟日血战，负责南面要隘的三十三团游国桢营长身负重伤，他裹伤指挥，鼓励士兵决死作战，最终死在阵地上。

三十一团刚刚退守核心阵地，防守侧翼阵地的数百溃兵涌了过来，后面紧跟着大批日军。紧急之下，胡琏命令三十二团副团长李树兰率部把日军压下去。李树兰迅速带领部队冲过去，并把友军的溃兵也组织起来，向日军发动了突然反击，日军的攻击被遏制。

军长方天打来电话，转达蒋介石的指示：石牌要塞乃国运所托，离此一步便无死所。胡琏把师部移到了石牌要塞四面都是岩石的最高点，然后和各团长官通话，希望各位尽其职守，战斗到最后一人，把敌人的枯骨和我等的血肉英名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

日军的攻势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三十日，第六战区的增援部队陆续抵达战场。日军虽仍集中主力向石牌要塞和曹家畈一线猛攻，并试图从天柱山向木桥溪方向迂回，但防御石牌的第十一师阵地岿然不动。日军突破曹家畈阵地右翼后，受到中国守军的夹击，迂回木桥溪的部队也被死死地阻击在那里。

此时的战局开始对日军不利：石牌要塞攻占无望，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已在石门集结完毕，第七十九军的先头部队也已进入战场，第十集团军开始向渔洋关和天柱山方向迂回——中国军队大规模反击决战的条件趋于成熟。

横山勇显然认识到了危险，认为第十一军打击中国军队以及抢船并打通长江航道的作战目的都已达到，如不及时撤离战场很可能陷于被动，于是决定全线撤退。

三十日晚，在石牌外围苦战多日的第五师副师长邱行湘陪同师长刘云瀚在夜色中观察日军动态。他们登高远望，只见长江沿岸山坡上的灯火连绵不绝：

这时我们与江防军总部、第十八军和第十一师通讯网已断。午夜十二时，十三团前哨步队和师侦察队忽报我当面之敌有撤退模样，我和刘师长立即令十三团准备出击，并令侦察部队一分钟也不能脱离与敌接触。拂晓前敌人发起佯攻，我们判断，敌人是在掩护退却。稍顷，我搜索部队报告，敌主力已狼狈回窜。师立命十三团跟踪追击。至此，敌人妄图占领木桥溪以后，西犯贺家坪、东窜三斗坪、席卷我石牌要塞的迷梦彻底破灭……我们祝捷的同时，江防军的通讯网恢复了，首先是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打电话给我，向第五师官兵殷切慰问，并祝贺我们的胜利。[107]

石牌保卫战，第五师在外围苦战一周，阵亡营长以下官兵五百零八人，负伤官兵三百余人。

这一天是防守石牌要塞核心阵地的第十一师师长胡琏难忘的日子。战斗进行到极端残酷之时，他曾给军参谋长赵秀昆发出一封电报，以“十一师为辞公（陈诚）根基，这样牺牲了可惜”为借口，希望把第十一师调出石牌核心阵地。但是，电报发出后不久，胡琏突然发现当面日军不但停止了攻势，而且好像在战场上迅速消失了。——只是，这并没有影响国内报刊在宣扬胜利时把胡琏称为“中国的崔可夫”。

至少在宜昌上游石牌要塞方向上，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日军没能再向西深入中土一寸。

日军对第三期作战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九千零一十七具”，被俘“一千二百二十四人”。[108]

中国第六战区发现日军撤退后，立即部署追击。日军久战疲惫，加上以往中国军队转入追击后动作迟缓，因此在撤退之初疏于警戒。待发现中国军队全面扑来后，后卫部队顿陷混乱。

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〇四联队、第一一六联队各一个大队以及第六十五联队一部，共三千多人，受到中国军队新编第二十三师、第五十五师的追击，中国军队第九十八师和第一师各一部超越日军实施包抄，将这股日军包围在磨市附近；日军第十三师团司令部和主力部队以及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一部，也被中国军队第一二一、第十一、第一九四师和第九十八师主力围困在宜都城郊的狭窄区域内。由于船只被炸毁，日军无法渡江，遭遇围困后受到猛烈打击，负责收容溃兵的第二大队大队长皆冢义昌被击毙。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第六十八联队，第三十四师团第二一六、第二一七工兵联队等部队以及汪精卫的伪军第二十四师和伪九江保安队，分别在红花套至宜昌之间渡江撤退。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先后收复安乡、新安、王家厂、暖水街。日军第四十师团千余人和伪军第十一师三千余人，分别向石首、藕池口、公安方向撤逃。

横山勇得知第十三师团等部队被围后，决定立即停止撤退全力反击，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奉命从公安出发反击追击而来的中国军队，第十三师团已经渡过长江的部队也被全部调回向磨市方向攻击前进。被包围在宜都和磨市附近的日军，因为没有渡江船只，只得冒险从中国军队第一九四师和第九十八师的正面突围，以求另寻渡江地点。第一九四师因后续部队尚未抵达，寡不敌众，阵地被日军突破。松滋附近的日军也回头攻击中国军队第一一八师的侧背，该师退守余家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在攻击途中遭遇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致使该旅团受到重创，独立步兵第八十八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第八十七大队大队长浅沼吉太郎先后被击毙。

七日，日军施放毒气后，被围部队突击而出，在聂家河与接应的部队会合。两路日军继续向东撤退，但是，当晚，第十三师团师团部遭到中国军队暂编第六师的夜袭——“师团长赤鹿理失踪”。[109]

至六月十二日，日军各部队先后回到原来的出发地，中国第六战区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双方重又恢复到战前态势。

鄂西会战结束。

历时月余的鄂西会战，中国第六战区以十个军的兵力，抗击了日军约五个师团的进攻，凭借长江和山地的有利地形，守住了最后的石牌要塞阵地，并在转为追击时给予日军一定的打击。

就日军的作战企图而言，虽然没有达到歼灭中国第六战区主力的目的，但还是对这一地区的多支中国军队造成重创，并实现了打通宜昌附近长江河道的目的。整个会战行动都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日军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因此可以说基本上达成了预想目标。

日军战后的统计为：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三万零七百六十六具”，被俘“四千二百七十九人”；日军“战死七百七十一人，负伤两千七百四十六人”。[110]

中国第六战区陈诚的报告则称：“是役敌伤亡约三万，死尸累累可数，我官兵伤亡自滨湖作战至鄂西会战约四万余人，但我战线各县人民生命物资遭敌兵之烧杀损失，则不可计数。”[111]在中国军队损失的统计上，双方大致不差，但陈诚对日军的损失却有夸大之嫌。陈诚虽然夸大了歼敌数字，但他坚持说这一战果是有“死尸累累可数”的，理由竟然是：以往友邦和友军看不起中国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军队的将领每战都虚报战功，这一次他要用有“真确之凭据”的战果，让世界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一个“真确之估计”。

我屡次胜利如台儿庄、长沙等役，每次宣传过甚，反使友邦怀疑。现在第六战区战事，美军部及史迪威等根本不信敌有进攻陪都之企图，以为敌决不致远道轻入深山狭谷，冒第五、第九两战区夹击之险，违反兵法原则，且中国士兵营养不足，军械窳陋，决无歼灭多数敌人之可能性。基于以上情形，我方为增高信誉起见，此次作战应有切实真确之凭据，供给总统及其左右之友华派，俾彼等对我作战能力，有真确之估计。[112]

蒋介石确实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方面转达了中国军队在“鄂西大捷”中的战果，但之后并未看到中国军队的声誉因此有了“增高”，更未见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真确之估计”。

数十年后，国民党当局才修正了鄂西会战的统计数字：“第六战区战死两万三千五百五十人，负伤一万八千二百九十五人，失踪七千二百七十人；日军死伤三千五百余人。”并且说“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战力”。[113]

尽管中国军队奋力作战，石牌保卫战也可圈可点，但把鄂西会战称为一次“大捷”着实勉强。

在战后的总结中，蒋介石列举了此次作战中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固守精神，轻弃阵地。

二、缺乏横的联系，不能协同一致，互助增援。

三、不知利用地形，减少伤亡。

四、浪费兵力，不能控制最后预备队。

五、虚报伤亡，不能掌握部队。

六、不知施行袭击与逆袭，达成防守战的任务。

七、特技部队训练不够，故不能因地制宜，克敌制胜。

八、通讯联络不确实。

九、下级官兵缺乏独立作战的精神与能力。

十、高级将领不能切实负责，维持纪律。

十一、官兵不能贯彻命令，达成任务。[114]

以上讲评显然避重就轻。

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国民政府统帅部以及军队高级将领战争指导思想的消极被动。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所秉承的“持久消耗战略”是符合国情的，但这并不等于坐等日军自行消耗。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出大量兵力，留在中国战场的部队作战意志严重减退。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依旧采取只要日军不进攻就保持原状的策略，作战基本上是日军大规模进攻后撤退时实施追击的单一战法。仅就鄂西会战而言，日军在此前的“吃年糕作战”中占领了华容、石首、藕池口等地，明显是为下一步进攻宜昌方向的作战开辟出发地，但中国第六战区竟然容忍了日军开辟桥头堡的行为，导致鄂西会战一开始中国军队便处于被动。鄂西会战开始后，日军改变了战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内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突击，而中国方面依旧行动迟缓，作战呈一再退守状态，防御阵地被日军各个击破。

尽管如此，鄂西会战的结局还是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美英两国的通讯社都发表了评论，认为“日军最近在华所遭受显著而可耻之失败，乃中国于第六年对日作战期间一有意义之新页之开始”。而美英舆论的评论重点则在于“华军获得空军配合作战，可谓以此第一次”，“日军之败退，中美空军亦有一部分功绩”。[115]

如果说鄂西会战使日军产生了挫败感，那也更多地源于空中而不是地面。

鄂西会战期间，中美联合空军以前所未有的攻击令日军大为吃惊。

五月十九日，日军围攻宜昌和宜都之间的中国守军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出动八架P-40E、四架P-43型战机、猛烈轰炸了长江中的日军军舰；二十五日，中国空军由四川巴县起飞的十五架P-40E战机，分两批轰炸和扫射了长阳、宜昌一带的日军阵地。在日军与中国江防军激战时，中国空军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持续攻击了日军的交通线和后方补给线。二十九日，中美联合空军轰炸了日军占领的宜昌。三十日，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飞临岳州至沙市之间的长江上空，轰炸和扫射了日军的舰只，同时炸毁了停在沙市的日军的一列火车。傍晚，中美联合空军再次飞临宜昌，猛烈轰炸了日军的卡车车队，把宜昌附近日军的三个大储油罐炸毁，还在宜昌南部日军的重炮阵地上扔下了二十四枚五百公斤的炸弹，令日军的重炮阵地基本瘫痪。三十一日，中美联合空军轰炸了日军位于荆州和宜昌的机场，击落日机二十三架，击伤八架。六月一日，中国空军第一大队的三架SB-3型战机、第二大队的五架A-29型战机，轰炸了日军的梁山机场。同日，美国空军的十架P-40型战机飞赴前线，轰炸了铁路干线以及日军的火车和仓库。二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长阳至宜都之间寻找撤退的日军，击沉了日军渡江用的木船、汽艇和小火轮，扫射了正在行军中的日军。同时，美军飞机在宜都上空数次与日军的零式战机进行空战，日军战机被击落数架，美军损失轻微。三日，美军战机在长阳东部发现正在撤退的日军，随即俯冲轰炸扫射，日军损失惨重。两小时后，中国空军的战机飞来，日军的撤退队伍再次大乱。六日，中国空军的十三架战机由第四大队大队长李向阳带领，向聂家河附近的日军实施攻击，给日军以重创后返航，降落加油时十余架日机偷袭而来，第四大队中队长周志开刚刚加完油，在尚未安装保险伞的情况下果断起飞迎敌，连续击落三架日军轰炸机，创造了抗战期间中国空军个人一次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

至鄂西会战正式结束的六月十二日，中美联合空军先后出动战斗机三百二十六架次、轰炸机八十架次，击落日机四十一架，炸毁敌机六架，破坏机场五处，摧毁日军阵地六处，炸毁日军舰船二十三艘。鄂西战场上日军步兵的头顶上每时都有中美战机的轰鸣声，尽管日军的零式战机有时前来格斗，但日军步兵眼看着自己的战机纷纷坠落，悲惨的场景令他们目瞪口呆。

中国空军已经恢复了元气。

在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援助下，中国飞行员已初步具备与日军飞行员长空决斗的能力。

接着，又一名日军高级将领的座机在中国上空被击落：指挥对中国各大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的日本陆军航空兵中将中菌盛孝，从台北飞往广州的途中，受到美国空军四架P-38战机的拦截，座机中弹后栽落在广东的流溪河岸，中菌盛孝连同他的随从一起当场毙命。

日本方面发现，中国战场上的“空中优势或许可以说在作战末期开始出现了我与敌之间易位的征兆”。[116]

鄂西会战刚刚结束，传来欧洲战局发生骤变的消息：作为德意日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在盟军的打击和国内危机的迫使下发生政变，墨索里尼被扣押，意大利宣布向盟军投降。

此时正是日本政府和汪精卫伪政权签订所谓《日华同盟条约》的时刻。汪精卫发表长篇声明，说中国依赖日本比依赖英美更好，并再次对重庆方面实施诱降。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无暇听汪精卫说什么了。他已经接到去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的正式邀请，而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盟国如何联合对日作战。

在中国战场上，初步感受到了空中优势发生“易位”的日本人，此时或许也能隐约意识到，中国战场上最重要的“易位”，是中国的对日作战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日本的战争对手不仅仅是中国了。

意大利投降后，只剩下日本和德国在与整个世界抗衡。

一九四三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国抗战的重要历史时刻来临了。

第三十三章

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继续打下去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见胜利的曙光。

在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令苏联人渡过了战争最黑暗的阶段。德军的第六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第四集团军以及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被苏军歼灭殆尽。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总兵力减少到五百二十余万，而苏军的总兵力增加到六百四十余万，飞机和坦克的数量也超过了德军。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场态势，希特勒策划了代号为“堡垒”的战役，准备投入一万门火炮和迫击炮、两千七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两千零五十架作战飞机以及将近九十万的陆军兵力。其中五十个最有战斗力的师配属许多独立的作战部队担任主攻，组成由克卢格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和由曼施坦因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另外还有二十个师在战场侧翼配合攻击。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局部防御后发动大规模的反攻作战，投入的部队是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指挥的中央方面军、瓦图京上将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马利诺夫斯基大将指挥的西南方面军、波波夫上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科涅夫上将指挥的大本营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共计一百三十余万兵力，同时投入两万门火炮和迫击炮，三千四百四十四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两千一百七十二架作战飞机。

七月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库尔斯克会战——骤然爆发。会战开始后的第一天，德军就投入了全部基本兵力，但在苏军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中伤亡惨重。双方随即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坦克、步兵以及战机的混战。战斗到第七天，苏军在尚未动用战略预备队的情况下，基本上扼制住了德军的攻势，德军付出巨大伤亡后仅楔入苏军防御阵地十至十二公里。为了拿下库尔斯克，德军集中兵力突击一点，苏军也在这一点上集中兵力反击。十二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坦克遭遇战爆发，交战双方的两千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参加了战斗，然而德军第一天就损失了四百多辆坦克，一万余名官兵被击毙。接着，苏军开始了全面反攻，各集团军群迅猛突击，在斯摩棱斯克、顿巴斯、基辅和克烈缅楚格方向，沿着长达一千五百公里的战线对德军实施猛烈攻击。经过奥廖尔战役、顿巴斯战役、第聂伯河战役等一系列大战后，苏军重创德国陆军一百二十八个作战师，相当于德军在苏德战场上陆军总兵力的一半，把战线向西推进了三百至六百公里，收复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和北高加索，并开始向第聂伯河右岸和白俄罗斯地区挺进——德军被赶出苏联国土的日子不远了。

在地中海战场，盟军占领北非之后，意大利完全暴露在攻击之下。七月十日，盟军发动了对西西里岛的进攻战役，该岛上驻有意大利军队九个师以及德军的两个师。而盟军第十五集团军，辖蒙哥马利上将指挥的英军第八集团军和巴顿上将指挥的美军第七集团军，共十三个师近五十万兵力，作战飞机四千余架，舰艇三千二百余艘。战役发起后，盟军顶着狂风巨浪登陆西西里岛海岸，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军队土崩瓦解，德意军死伤三万三千人，被俘十三万二千人，还有十万人逃回意大利本土。八月十八日盟军攻占西西里全岛，从此掌握了地中海控制权。

接着，英军第八集团军强渡墨西拿海峡向意大利本土突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意大利内部发生混乱，墨索里尼被扣押。九月二十九日，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在《意大利投降书》上签字，意大利宣布从此倒向盟军一方。

在太平洋战场上，自一九四三年五月起，盟军先后在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对日军发动了全面反攻。已经初步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盟军，采取越岛作战的方式，向后方日军防守薄弱的岛屿连续攻击，使得前方岛屿上的日军逐渐失去支撑，战争的主动权随之完全落在盟军手中。八月，日军不得不撤离阿留申群岛，将北太平洋防线收缩至千岛群岛。在南太平洋上，日军企图坚守的所罗门群岛、新乔治亚群岛以及新几内亚岛的东南部相继被盟军攻克，日军仅在所罗门群岛战役和新几内亚战役中，就损失了十三万官兵、七十多艘舰船以及八千多架作战飞机。在西南太平洋上，新不列颠岛上日军的主要战略支撑点拉包尔，已完全处于盟军海空军的控制下。中太平洋上日军的战略要地特鲁克群岛也失去了屏障。——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作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反攻菲律宾的通道已经打开。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世界形势”以及“战略方策”：

在战略上，美国在太平洋方面反攻的速度和规模，远比我方预料的迅速而且强大得多。因此，我方企图扩大初期作战战果的各个战役——中途岛作战、瓜岛作战以及东南太平洋方面的岛屿作战等——均归失败，并且严重地消耗了准备用于对英国施加压力的日军力量。另一方面，在政略上，以德意军由北非撤退为转折点，导致意大利脱离三国轴心的不利局面，以至日德意三国协同作战的基本设想也宣告崩溃。[117]

二十五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召开联席会议，最终拟订出《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并于意大利宣布投降后第二天——九月三十日——提交天皇召集的御前会议予以确定。《指导大纲》决定：日本须从东南太平洋的“激烈消耗战中撤出来”，“抓紧时间”建立起一个“绝对国防圈”，并以此为最后的防线，其间“迅速充实以航空兵为中心的陆海军战斗力”，“坚决以独自的力量”与英美决一死战。

方针

一、帝国以在今年内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攻势企图，迅速确立必胜之战略态势，急速增强决胜战力，尤其航空战力，主动遂行对美英决战。

二、帝国密切与德国合作，向完成共同战争迈进，并进而谋求对苏关系好转。

三、迅速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并加强大东亚团结。

要领

一、排除万难，以一九四四年中期为目标，确立战略态势，应付美英进攻，随时摧毁敌军反攻。在帝国战争遂行上，于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所应绝对确保之要域，兹定为包括千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西部新几内亚、巽他海峡以及缅甸等在内之圈域（绝对国防圈）。

在战争之始终期内，确保圈内之海上交通。

二、对于苏联，极力防止惹起日苏战争，进而改善日苏邦交并相机斡旋德苏和平。

三、对于中国，继续实施压迫，尤须抑制自中国大陆对帝国本土之空袭及海上交通之妨害，相机迅谋解决中国问题。

四、对于德国，须用尽手段，图谋紧密合作，但不得因之惹起对苏战争。

五、对于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须把握民心，确保对帝国协力战争加以指导。

六、统帅与国务的联系，须更加紧密。战争指导，须更加灵活。

七、为迅速集结发挥国内总战力，须断行决战施策，增大决战战力，尤其航空战力，并发挥举国赴难之高昂士气。

八、在一贯方针之下，加强对敌之宣传谋略，其重点为：宣传轴心国之道义，彻底施行大东亚政策，使主敌美国丧失战意，离间美、英、中、苏，以及促进印度独立等等。[118]

从军事上讲，日本人的战略企图已经无法实现。

在东南太平洋上，日军付出巨大死伤代价保持下来的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北部和新几内亚的东部，都已濒于崩溃。面对盟军在海空战力上远胜于日军的战场态势，日军即使再投入兵力也难有把握长期确保这些占领地。因此，不得不将“绝对国防圈”收缩至从新几内亚的马当，越过俾斯麦海，直到拉包尔、布干维尔岛一线。日本人决心死守该线。——可是“这样一来，今后东南方面的作战性质将转变为全面的持久战，以拉包尔为中心的该方面的我三十多万占领部队，不得不逐步陷于孤立的状态”。[119]

日本的军力开始捉襟见肘。受到重创的海军和海军航空兵已失去与盟军抗衡的能力，陆军也因国内预备兵源的枯竭而无法得到补充。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陆军约七十个师团中，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以及东南亚占领区的扩大，只有五个师团被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其中大部分驻扎在南太平洋或西南太平洋的散落岛屿上。由于海空军力量被削弱，岛屿部队补给困难，装备短缺，岛上的日军直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刻依旧严重地依赖白刃作战的武器——刺刀。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也面临困境。日本政府颁布了《军需企业法》，将与飞机、船舶生产有关的金属矿业、煤炭、瓦斯、电力等行业公司强行列为军需企业。尽管暂时刺激了军火生产，但很快就因本土资源的严重匮乏难以为继。加之受到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颓势的影响，日本从中国和南洋各国掠夺的工业原料遽然减少。维持战争的成本不断暴涨，令日本平民陷入巨大的痛苦中：农村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导致粮食连年减产，每人每天配给的三两多大米变成了带稻壳的糙米；民用棉织品生产供应量也严重萎缩，平民按照配给每年买到的棉布，连做一件婴儿的衣服都不够。日本政府开始动员民众增产粮食，衣着简化，同时确定了“战时动员学生体制纲要”，即动员学生参军服役。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军火工业所达到的举世罕见的生产能力令德国人和日本人目瞪口呆。具有强大工业制造能力、技术能力和资本能力的美国，其军火生产一旦开闸，生产线犹如钢铁洪流一般席卷而来，美国制造的飞机、舰船、坦克、火炮，源源不断地被运往盟军的各个战场，金元帝国迅速变成世界上最壮观的军火工厂，美国所迸发的巨大的国家能力成为德意日法西斯的一场世纪噩梦。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美国国内所有与军工生产相关的企业，无不在开足马力进行军火生产。通用汽车公司在接到生产坦克的指令后，不到一个月便把装备着V8发动机的坦克开下了生产线；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数千架四引擎B-24轰炸机、数万台飞机发动机、数十万辆坦克迅速出现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自这一年的二月交付了第一架R4D-1型战机后，以空前绝后的生产能力两年之内交付给美国军方的战机高达三万架。一九四二年，美国坦克产量达到三万辆，远远超过了德国和苏联，因此英国人在北非战场上根本无需考虑坦克的损失，只需与德军拼死作战就可以了。在阿拉曼战役中，英军损失坦克五百多辆，德军损失四百多辆，损失几乎相等，但是德国人的坦克拼光了，英军手里还有六百多辆崭新的美国坦克尚未启用。一九四二年底，美国生产各类飞机四万七千多架，而德国生产了一万五千多架，日本生产了八千多架。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生产飞机二十多万架，日本仅生产了七万多架。——日军与盟军空中优势的易位，首先是战机数量的易位。更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是美国的舰船生产能力。在美国本土的工厂中，平均每个月就有三艘航母下水，一九四一年以后，美国总共下水了航空母舰一百三十一艘、战列舰十艘、巡洋舰四十八艘、驱逐舰和护卫舰八百多艘、潜艇二百多艘。同期日本仅仅制造了航空母舰十七艘、战列舰二十二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六十三艘和潜艇一百多艘。——日本的水面舰船数量只是美国的零头，太平洋上的战争胜负早已没有悬念。

巨大的军工生产能力造就了强大的美国军队。此时美军的兵力总数已过千万，单位火力密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在盟军为反攻欧洲大陆实施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时，盟军的上万架飞机几乎遮盖了诺曼底海岸的天空，而德军的迎战飞机只有四百架。在太平洋战场上，在美军铺天盖地的航空炸弹的打击下，无论日本陆军和海军如何顽强也只能是集体“玉碎”——日本所剩无几的海军舰船和飞机，最终都龟缩到日本本土附近保卫天皇去了。

军火生产高昂的利润强烈刺激了美国经济发展。自一九四一年起，美国工业生产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二，工业生产比值和外贸出口成倍地增加，这使得掌握着全世界三分之二黄金储备的美国，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强国。

不知在这种情景下日本人坚持把美国定为“主敌”，决心将美国打得“失去战意”，是不是精神已经错乱了。

尽管盟军的作战重点依旧在欧洲，但中国战场对于盟军，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愈发重要。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只要看一眼亚洲地图，就会意识到太平洋岸边的中国大陆对于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而言，将是一个怎样广袤的陆基基地。且不说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大部分的军事力量，仅就太平洋战场的侧翼而言，一旦失去了中国的巨大依托，美国再强大也难以奢谈打到日本本土去。——美国人什么都不吝惜，就怕美国人死得太多。

美国前所未有地和中国亲密了起来。

此时，在中国战场上的美军，除了军事顾问团成员、援助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军事教官外，作战部队主要是第十四航空队，这支部队驻扎在中国广西的桂林。

奇峰碧水环绕下的桂林城，自古便是中国的山水胜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小城呈现出五色纷杂的奇异情趣：这里是中国各方抗战力量的聚集地，国民党党政机构、共产党的办事处、民主党派和民间团体总部比邻而设；这里也是战时中国言论最为自由的地区，各类宣传抗战的文艺队伍五花八门，编辑印刷的各类出版物风行全国。这里混杂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官吏、富商、伤兵、逃兵、难民以及流浪文人，他们大多为躲避战火而来。在难民中，香港难民最为显眼，他们开设取名为“蓝鸟”或者“绿蒂”的咖啡馆，寄卖出售他们从香港带出来的电烤箱、英式台灯、咖啡壶、网球拍等。这些有钱的香港人根本不像难民：

每当傍晚时分，这些人常常穿着他们那“仅此一套”的漂亮衣服，拥塞在城内那条南北走向的主要大街上，闲逛聊天，调情说笑，传播流言蜚语，或对其他人评头论足。姑娘们穿戴入时，她们有的穿着中式服装，有的穿着西式服装，偶尔穿着裙子或懒散衣，小伙子们一派西式打扮，穿着带披肩的热带服装或色彩鲜艳的运动衣。战时的内地，只有桂林这个城市不顾“新生活运动”禁止播放流行音乐的命令。在电影院、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中，收音机和留声机高声播放着刺耳的中国戏曲、上海爵士音乐，甚至美国的旧情歌。在古老中国的心脏地带，竟然看到这样的场面，听到这样的音乐，不免使人产生一种稀奇古怪的感觉。[120]

但是，桂林最奇异的风景，是随处可见的美军。这里的空军基地驻扎着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还存不少美军经过这里周转行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被桂林附近奇形怪状的葱郁小山惊呆了，美军官兵认为：可以把这些小山装上轮子，待日军飞机袭击的时候，就把这些小山推来推去当作屏障。美国人把桂林称为“东方的巴黎”，“他们都决心享乐一番：有的一本正经地选购纪念品，有的把囊中钱财吃喝一空，有的像孩子似的在街道上大放鞭炮，有的在小巷中追逐咯咯发笑的女郎”。桂林当地产的一种中国酒香醇可口，许多美国人嗜此如命，“致使酒价猛涨而酒味猛跌”。[121]

但是，美军终究不是来旅游的，他们要打仗。

美国空军以桂林为基地四面出击。滇缅作战时，他们飞越沉睡的中国村庄，轰炸了缅甸萨尔温江岸边的日军；他们从空中轰炸突击中国军队阵地的日军，炸毁日军的仓库、车队和船舶，同日军的零式战机疯狂地格斗。一九四三年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去轰炸台湾的日军机场，指挥官说只要完成任务，返航后罐头火鸡、蔓越橘和上好的威士忌可以尽情吃喝。二十多岁的指挥官文森特上校提出抗议，要求起飞前提前开宴。吃了火鸡、喝了威士忌的飞行员升空了，他们都知道携带的油料仅够扔完炸弹后勉强飞回桂林，只要稍有意外就回不来了。他们飞越中国沿海的山脉，然后贴着海面低飞，螺旋桨把带着咸味的浪花吸进了机舱。在台湾新竹机场上空，他们一声呼啸发动了突然攻击，日军的战机四分五裂，燃起冲天大火。在炸毁了五十多架日机后，他们向他们喜爱的“东方的巴黎”方向返航。尽管牧师自他们起飞就站在跑道边真诚地祷告，但仍旧有美国青年没能活着回来。

“这种精神是难以描述的，”美国记者白瑞德说，“因为任何一个美国军人都不会大声地承认他热爱自己的国家，那是政客们干的事情。”他们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糟糕的军营伙食、苛刻的军士长，嘲讽陈纳德、史迪威以及他们的总统罗斯福。但是，当罗斯福逝世的时候，他们却“像孩子一样哭泣”。美军没有豪言壮语的军歌，他们唱的都是流行歌曲，一九四二年唱的是《你是我唯一的阳光》，一九四三年唱的是《皮斯特尔·帕金妈妈》，来到桂林后歌就唱杂了，包括德国人的《莉莉·玛琳》、英国人的《一艘部队运输船就要离开孟买》以及澳洲人的《翩翩起舞的马蒂·尔达》。——美军的战斗精神“产生于过去一百年的情感素质，悄悄的然而却是强有力的”。[122]

令美军飞行员付出巨大牺牲的航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驼峰航线”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飞越野人山、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横断山等，这些山脉平均海拔都在四千米以上，最高的可达七千六百米；雪山峡谷之间，萨尔温江、湄公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穿流而过。自一九四二年起，美军飞行员迎着厚厚的喜马拉雅云层，以飞行高度的极限飞越险峻的山口。在这条人类飞行史中最危险的航线上，哪怕风向稍有变化就有可能导致机毁人亡。为了爬升得更高一些，他们甚至使用了尚未经过试飞的新出厂的C-46型运输机。他们在凭借肉眼观察划出的航线上，一次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自“驼峰航线”开辟以来，美国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来。最初运到中国的物资每月几百吨，后来增加到上千吨，最多的时候一个月竟达七万多吨。直到战争结束的一九四五年，经“驼峰航线”运往中国的抗战物资累计达六十五万吨，运送战斗人员累计达三万多人。在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巨大的空中运输中，美军于“驼峰航线”的飞行中共损失飞机一千五百架以上，还有三千多名美军官兵付出了生命代价。——在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美国人民付出的鲜血和生命令中国永远铭记。

当然，美国人的牺牲必须是为了美国利益。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艰难时刻后，美国觉得有必要向全世界表明，盟军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互相依靠的同盟关系，这种关系符合美国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美国人决定把蒋介石从中国请出来，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与美、英首脑会晤，并让这次会晤成为世界舆论的头条。

美国人把召开英、美、中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通报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要求长期住在美国盯着盟军军备配额的宋子文转告蒋介石。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让他和仍在美国的宋美龄商量后回复罗斯福：

对于罗总统拟丘（丘吉尔）、史（斯大林）与余四人会谈，并愿先与余畅谈之提议，甚所感纫。惟余觉在苏联与日本尚未公开决裂以前，余之参加会谈，是否将使史大林感觉不便。若果有此顾虑，而目前为商讨战略，英、美、苏有提先会谈之必要时，似不可因待四人会谈而延迟。故余意或请美、英、苏三国领袖可先行会谈。至余个人甚愿与罗总统把晤倾谈，若届时有机会，请总统赐约，随时可趋教也。惟如罗总统以为此次会谈余有参加之必要，而无如以上所述之顾虑，则中亦不敢坚辞。请照此意面见总统密为切商，并请以此意先商三妹（宋美龄），然后再达罗总统可也。[123]

除了对苏联始终存在的戒心之外，蒋介石认为有必要事先与罗斯福单独会面——蒋介石想在首脑会议前，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战和战后前景的某种承诺，不然无法确定在首脑会议上他将处于何种位置。七月四日，罗斯福回电，称单独会面十分重要，建议在重庆或华盛顿间选个地点。蒋介石八日回电同意罗斯福的建议。

罗斯福于七月中旬再电蒋介石，提出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召开三国首脑会议。二十一日，依旧对苏联心存戒备的蒋介石回电，认为如果在阿拉斯加开会，他就必须经过苏联的西伯利亚，到了苏联国土上而不与斯大林见面不合适，因此建议改个地方。至于中美首脑单独见面的地点，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在他动身之前到华盛顿来。但这一建议被宋子文以“钧座军政羁身，似难以远行，除非此行有解决太平洋战事之把握”为由拒绝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正式邀请，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将在埃及海岸的某个地方举行。罗斯福说，现在还没有得到斯大林是否出席会议的答复，但无论怎样，他和丘吉尔都将在埃及与蒋介石会面，届时罗斯福将率领美国最高级别的陆海空军官前往，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将得到圆满的解决。十一月一日和九日，罗斯福又两度来电，承诺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可以与蒋介石单独会晤。蒋介石回电罗斯福，表示他将准时参加会议：

余当如最后尊电之所约，届时前来与阁下及丘吉尔相晤，此间一切当严守秘密。此次四国宣言之签订，全由阁下坚持正义团结之精神所感召，实为一伟大之成功。此举对于未来世界之和平与安全，必有莫大之贡献，殊堪庆幸，余兹请阁下接受余热烈之感忱……[124]

会议最后确定的地点是埃及的开罗。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史称“开罗会议。

为了准备三国首脑会议，国民政府各部门立即陷入忙乱之中。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提案和草案，在这个几乎包罗所有可能涉及中国前途的应对方案中，最主要的是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接受原则和条件、战后处置的重要问题以及应对英美可能提出的问题。尽管这一准备潦草而残缺，但在要求日本必须归还近代以来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个问题上，立场十分坚定。因为涉及中国将要面对的战后利益问题，因此值得在此抄录中国政府当时的基本立场：

（一）对日反攻战略设备及讨论关于远东各问题之机构（由军事当局准备提案）。

（二）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之条款。

关于此问题似应询问意国已接受或应接受之政治、经济及财政条款（军事条款业经公布），以及莫斯科会议商议德国投降时所应接受之条款。日前签呈关于日本之条款共二十五条，兹将其主要原则开列于左，以备酌量提出商讨：

关于军事者：

一、日本一切军舰与商船、飞机、军器以及作战物质应即听候联合国处置，其中一部分应交与中国。

二、日本应自其在九一八起所占领之中国及其他联合国之地区撤退，其全部陆、海、空军部队在未撤退以前，日本应负责保存其占领区内一切公私财产（包括交通运输制度在内），并不得加以毁坏。

三、联合国指定日本若干地点派兵驻扎，以保证本文件及和约各条款之切实施行。

四、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

关于政治者：

五、日本应依照联合国指定之名单，将其战事犯及各地伪组织官吏交付联合国听候审判。

六、日本应将以下所列归还中国：

甲、旅顺、大连（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

乙、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

丙、台湾及澎湖列岛（两处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

丁、琉球群岛（或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

七、承认朝鲜独立。

八、日本应解散其国内一切从事侵略之团体，并取缔一切侵略主义之思想与教育。

关于经济及其他者：

九、日本应将其文武人员，或私人所运走之一切金银货钞、有价证券、重要书籍、公文及其他有历史性之物品，分别归还联合国。

十、日本应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损失。

十一、联合国应设立一监督委员会，以保证日本切实履行本文件所列各条款。

（三）战后重要问题：

一、维持世界和平：战事结束后现有之联合国团体仍应继续存在，而以中、美、英、苏为主席团，担负维持世界和平之责，至普遍集体安全制度成立时为止。

二、国际经济合作：在原则上可予赞同，并表示欢迎外资。

美方可能提出之问题：

一、关于二万万美圆黄金运用之办法（由财政当局准备简明答案

二、关于我国战时经济状况，例如物价、通货、预算等问题（由财政当局及其他有关机构准备简明答案）。

三、中共问题：似可将中国共产党之妨害抗战及政府一贯宽大政策略为说明。

英方可能提出之问题：

一、西藏问题：本年八月间，宋部长与英外相艾登曾在伦敦谈及此问题，双方意见相去甚远，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

二、九龙、香港问题：九龙为租借地，归还中国固属毫无疑义，惟在英方视之，九龙与香港属一问题，而香港为割让地，其法律上地位与九龙不同，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

英、美双方可能提出之问题：

一、国际金融平准基金问题；

二、国际银行问题；

三、国际民用空航问题。

以上三问题在原则上可予赞同，惟详细办法似应保留从长计议。[125]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率中国代表团分两批离开重庆，经印度飞往开罗。临行前，蒋介石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淡泊自得、无求于人”，秉承中国人好面子的传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知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126]

历史证明，无论中国人如何遵从“以礼待人”的传统处理外交事务，非但从来没有得到西方世界的“知”和“敬”，吃亏和受辱的却总是中国人。——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抗战中国终于站在了世界舞台上。

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一行抵达开罗。

中国代表团基本阵容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外交部参事郭斌佳、侍卫长俞济时、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蔡文治、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总干事黄仁霖、侍从室组长陈希曾、侍从武官陈平阶、侍从秘书俞国华、随从医生左维明以及宋美龄英文秘书陈纯廉等。

英、美、苏代表团成员都是政治、经济、军事专家，因为会议期间需要就讨论的各种问题进行随时磋商，于是有外国记者认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非常不专业，他们注意到连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都没有参加——“规模很小的中国代表团主要由委员长的家人和私人组成，”记者评论说，“有些对于开罗会议必不可少的人，却没有包括在代表团中，因为这些人对委员长不完全俯首听命。”[127]

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这个古老而独特的东方国度。

或许只有带着大批侍从赴会的蒋介石心里明白，战争进行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世界大战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而他主政的中国仍是个混乱不堪的国度。

依据东京大本营制订的一九四三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侵华日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占领区，并继续增派部队用于太平洋战场。可是，鄂西会战后，侵华日军总数依旧有二十四个师团、十二个独立混成旅团和十三个航空中队，总兵力约六十万。身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深知，诱降重庆并隔断其与英美的关系，除了诉诸武力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的局面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已经越来越迫切。畑俊六虽然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他坚持认为：“杀出一条血路是能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唯一重要方策。”

所谓的“血路”，就是攻入重庆国民政府所在地四川。

为此，鄂西会战一结束，他就派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去东京，直接向大本营请求批准他彻底“消灭重庆政权”的作战计划。天野正一向大本营提出的建议是：“总司令官已胸有成竹，仅仅指望以政略的成果来解决中国方面问题是困难的。希望能决心在本年十一月后至来年月进攻四川。”

东京大本营否决了畑俊六的建议。

理由是：“不能对派遣军增派兵力，新组建部队更为困难。”

作战计划被否决的当天，畑俊六写下日记：“如此只能一直成为美英反攻对象，终将处于守势。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打算，重庆屈服的时机是不会到来的，实乃可叹！”[128]

八月二十八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订了《昭和十八年秋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大纲》依旧体现出畑俊六强烈的进攻意识：

作战方针

派遣军努力确保和平定现有占领区。特别是华北方面，本年秋季以有组织地歼灭共产党为目标。同时在本年秋季以第十一军及第十三军主力分别进行常德作战和广德作战。来年春季，以华北方面军及第十一军进行打通京汉线作战。

另外，除在全面加强防空并以第三飞行师团配合地面作战之外，尚须迅速恢复和提高战力，以灵活的战术粉碎敌航空能力。

作战指导要领

一、华北扫共作战

华北方面军在本年秋季须进行长期作战，有组织地摧毁共产党军根据地。

二、常德作战

进攻常德附近，搜索并歼灭中央军，摧毁第六战区根据地，以削弱敌继续抗战的企图，同时为派遣军在减少兵力之后能顺利完成任务创造条件，并且牵制可能调往云南的重庆军机动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129]

畑俊六知道蒋介石的军队不会主动发动攻势。尽管双方的对峙线很宽大，但日军仍有能力实施短促突击，打击以中央军为首的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长期的作战令畑俊六对蒋介石的军队了如指掌。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拥有的军队兵力多达五百三十多万，遍及九个战区以及昆明行营、远征军部队。但是，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区域却越来越小，财政极度困难，物资供应紧张，政府无法遏制内部的腐败，军政官吏与商人勾结起来囤积居奇，再加上军官普遍克扣军饷，导致士兵逃亡现象严重，几乎每支部队都缺额，单位战斗力迅速下降。如果说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军队对付日军常设师团的一个联队要动用一个师的话，现在几乎要动用一个军了。畑俊六对中国战场的最大忧患是，战争到了一九四三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越来越强大了。

日本人认为：“中国问题的重点有三，即粮食、物价、共产党。”[130]蒋介石同样以共产党的壮大为患。出发去开罗之前，他精心策划了一件大事：要求国民政府统辖区域内的所有人，必须“切实研讨”一本名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此书是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代笔，再以蒋介石的名义由重庆中正书局公开出版的。

《中国之命运》刚一出版，就被中国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是国民党发动新一轮反共高潮的动员令和宣言书。

在日本明显大势已去的时刻，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真正做到了党政军大权独自在握。特别是美英为了确保中国抗战，宣布中国是世界四强之后，与美、英、苏等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感觉令蒋介石更加自信。有了美英的支持，日本人已不在话下，沦为亡国奴的话题没有意义了，而另一种“亡党亡国”的担忧开始令蒋介石坐卧不宁。蒋介石认为，有必要为消灭共产党做强大的舆论准备了。

《中国之命运》全书二百一十三页，论及抗战的篇幅只有十二页半，其主要内容是系统地讲述蒋氏风格的专制独裁主义，同时猛烈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体系。

蒋介石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样式；封建时代以血统和家族为纽带形成的家族、保甲、乡社制度，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是立国的基础。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属于违反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帝国主义立场”范畴——就在社会舆论普遍对蒋氏家族的政权独裁颇有微词的时候，蒋介石公然吹捧封建宗法家族式的政治统治结构，其毫不遮掩令人惊讶。

《中国之命运》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大肆捧颂蒋氏“三民主义”的至高无上。蒋介石否定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指责共产党人挑拨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对立，并把全面抗战以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成是共产党人搞的“军阀割据。蒋介石攻击共产主义思想可以视为政见不同所致，但把共产党人的敌后抗战说成是封建军阀行为，以此要求共产党人放弃“武力割据”——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和“扫荡”，无不是为了铲除共产党人的“武力割据”——“铲除”之语出自被称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之口，着实匪夷所思。基于这样的理论，蒋介石宣称：“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蒋介石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国民政府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武力讨伐了。

至于讨伐的时间，蒋介石认为“不出这二年中”。[131]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宣布解散，这一消息令国民党人兴奋异常，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了命运尽头。军统头目戴笠制订出一个“对中共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在军事上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把敌后根据地政权和军权交出来；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和军队干部到共产党区域去接管工作；派中央通讯社到延安去开拓消息的采集渠道——“在宣传工作方面强调第三国际之解散，中共再无独立组织之必要，以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132]

仅凭戴笠策划的这个“方案”，便可见国民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依旧十分肤浅。早在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就与第三国际失去了联系，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共产党人早就试图摆脱苏共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有独立思考能力且决心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拯救中国的政治精英，哪里会因为早已过气的第三国际的解散而土崩瓦解？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针对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国共产党将解除对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在它存在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目前“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133]

果然，第三国际的解散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任何影响

一九四三年秋，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聚在了陕西的一个县城里，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商定进攻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会后，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具体作战计划：各路部队从各个方向向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地带压缩；动用第八战区的部队，加上特地调来的部队，共五个集团军近五十万兵力，分成九路闪击延安，一举荡平共产党中枢。

日军尚在国土上横行，哪有自己打自己的道理？

针对《中国之命运》一书，延安的《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同时对胡宗南即将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展开了猛烈的舆论战。毛泽东写出《质问国民党》一文，指出在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于西北的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集团军，其中的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集团军用于防守宜川至潼关的黄河沿岸。这一事实，全国皆知。近日防守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军开到了彬县、淳化、洛川一带，为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而置黄河河防空虚于不顾。那么，国民党人叫嚣共产党人“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吗？毛泽东质问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按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国民党是如何的“民族至上”，而共产党则是如何的“破坏抗战”，那么“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134]

七月六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国民党人：

万万火急。重庆蒋委员长、参谋部何总长、军令部徐部长（徐永昌）钩鉴：自五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职部进迫，职部均一再退避，所有经过情形，均经呈报，并电胡副长官宗南制止在案。自六月十八日胡副长官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慨自抗战以来，职军奉命改编，驰赴战场作战，六年于兹，虽毫无补给，而未尝稍懈。味甘宁边区为职军唯一之后方，少数留守部队，亦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讵意近日形势突变，南线友军已作发动内战之积极准备……河防阵地调动增加之兵力不下六七个师，声言大举进攻，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边区军民闻此意外事变，莫不奔走相告，骇异莫名。窃思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135]

胡宗南的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的消息，遭到了全国舆论的激烈抨击。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盟军方面对此也反应激烈，美国人明确表示绝对不允许因为发生内战而削弱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的力度。

在国内外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七月十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并回电朱德声称胡宗南部“无进攻意”。十二日，胡宗南命令围攻陕甘宁边区最前沿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退回黄河河防。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重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奉命对共产党军队的现有编制、兵员、枪支和火炮数量进行详细的调查统计，得出的统计数字或许可以令即将前往开罗的蒋介石感到些许安慰：那些关于共产党武装兵力已达百万以上的传说似乎不那么靠谱。

百团大战后，经过日军长达两年的残酷“扫荡”，华北大平原上的抗日根据地丧失殆尽，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的面积也严重缩小。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日军的“围剿”下伤亡巨大，兵力曾一度下降到三十万左右，加上位于江南的新四军，总兵力尚不足四十万人，还不及国民党军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共产党方面要求国民政府颁给五个军的番号始终不允，苏联和美国援助中国的武器装备也没有给共产党武装一枪一弹。由此，军令部第二厅的报表显示，一九四三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仍不足四十万，枪支数量是兵力总数的一半，除了八路军的三个正规师有几门迫击炮外，各军区部队和地方纵队在火炮拥有数量一栏上全都是空白。

为数不多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作战的严酷环境中频频出击，伤亡巨大，武器简陋，补给困难，根本没有扩大军队规模的条件。

要说拥有百万之众，应该指的是遍布在广大乡村中的民兵，是那些具有抗战热情和勇敢精神并认同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同盟者。或许，正是敌后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共产党武装一起与日本占领军顽强作战的浩大声势，才使得国民党人产生了到处都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错觉。

造成国民党人错觉的另一个因素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过两年多“治安强化运动”的日军承认他们在华北已经“一蹶不振”，而在华中的“清乡工作”也“陷入了分裂瓦解的结局”——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逐渐转入了主动进攻的阶段。

八路军晋绥军区主动进攻的作战次数，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占到了作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九月，晋绥八路军已经把日军挤到了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新任师团长三浦忠次郎中将，指挥第五十九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等部队，再次对晋绥根据地发动“扫荡”，企图一举围歼八路军晋绥军区机关。二十七日，日军虽然攻占了兴县县城，但晋绥军区机关已安全转移。鉴于日军孤军深入，交通断绝，加之新兵很多，战斗力大不如前，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士第率领的指挥部决定，集中十七、二十一、二十六、三十六和二十九团主力以及特务团和警卫营等部队，采用沿途伏击和分段围歼的战法，集中主力吃掉日军一部。十月五日拂晓，日军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遭到袭击后，发现自己已经被八路军包围了。尽管日军迅速派来战机助战，但八路军各团已如铁桶一般将其围困。附近山头上民兵和民众的喊杀声此起彼伏，日军无论朝哪个方向突围，都会踩响八路军和民兵在山路上埋设的地雷。战斗持续到十日，日军的数次突围都被击垮，伤亡惨重，逐渐缩小的包围圈里只剩下三百多人还能坚持作战。十日下午，日军开始焚烧尸体，由于已不可能将伤员运走，只好将尉官以下的伤员一起焚烧，伤员的哀嚎之声和焚烧尸体的臭味数里之外都可听闻。黄昏时分，八路军发动了最后的围歼战，残剩的日军官兵在黑暗中仓皇四逃，八路军和民兵如同围猎一样到处搜捕，战斗在十一日凌晨基本结束，七百多具日军的尸体横陈在秋风瑟瑟的山林中。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气急败坏，调集第一军主力两万多人出动寻找八路军主力。日军采取了一种每天前进二十公里后再后退五公里的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企图不断地挤压八路军，使之在黄河岸边背水决战。东京大本营对冈村宁次的这次作战寄予厚望，专门派来了一百二十人的“皇军军官战地参观团”。此时，正是胡宗南企图闪击延安之际，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一个主力团已奉命调回延安，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八六旅十六团主动出击打击来犯的日军。十六团是一支以红军官兵为骨干组成的部队，满员二千五百余人，团长程悦长、政委常祥考、参谋长林克夫。在第三八六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的率领下，该团不断地辗转迂回，跳出冈村宁次的包围圈后，秘密插到了日军的侧后，进入临汾至屯留公路边一个名叫韩略村的村庄。然后在当地民兵和民众的帮助下，在村南的一条山沟附近开设了伏击阵地。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八时，日军来了，卡车车队进入伏击圈后，十六团一声号令，六连先下手，击毁最后面的卡车，班长赵振玉带领全班从陡壁上猛扑下来。九连在车队的最前面死顶，与日军混战成一团。发现被包围的日军疯狂地向公路两边突围，双方瞬间进入肉搏战状态。八路军战士发现日本士兵试图保护一群身挎指挥刀的军官，于是奋不顾身地集中朝那里冲击，五连指导员郑光南在冲锋中牺牲。随着日军一名指挥官剖腹自杀，日军士兵大乱，残兵跑进公路边的土窑洞中顽抗。在劝降未果后，赶来参战的民兵在窑洞口点燃了柴草，然后八路军的手榴弹雨点般扔进窑洞，很快窑洞里便无声无息了。战斗接近结束的时候，冈村宁次派来六架战机低空盘旋寻找被围部队的踪迹，但除了烟火和黄尘在秋风中漫卷之外，日军飞行员没有发现一个还活着的日军官兵——连同那个“皇军军官战地参观团”的所有成员在内，被伏击的日军只漏网三人，其余全部葬身于韩略村南的那道土沟里。

除了与日军作战之外，八路军还要对付伪军。

一九四三年五月间，华北出现了最大的一股伪军，即庞炳勋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四万余人叛国投敌。。

第二十四集团军，辖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孙殿英的新编第五军、刘进的第二十七军和侯如墉、杜淑等游杂部队，总兵力近八万人，是中条山会战国民党军在黄河以北留下的唯一部队。

日军早就盯上了这支国民党军队。

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出动三万余兵力，向太行山麓实施进攻。与日军事先约好的孙殿英在河南林县宣布投降。而刘进的第二十七军被日军截断退路后，一名师长率部逃亡，另一名师长率部投降——这个师后来成为汪精卫的警卫师。孙殿英陪同日本人与刘进军长商谈投降条件，刘进要价太高日方没有答应，刘军长本人趁乱跑了。马法五的第四十军，除了被他带走千余人外，其余全部被日军缴械。藏在林县彭城镇附近山洞里的庞炳勋，因为实在耐不住鸦片烟瘾，让他的副官扮成老百姓出来买烟土和食品，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庞炳勋立即宣布投降，通电表示脱离重庆政府，拥护汪精卫“和平反共建国”。他到了南京，被汪精卫委任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庞炳勋率部投敌后，着手部署围困八路军的作战。不打击投敌者，不足以警示世人，八路军决心彻底收拾庞炳勋部。八路军总部以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部队发起卫南战役，七月三十日毙伤伪军二百多人，俘虏伪团长以下八百余人；三十一日袭击了伪军第四十六师师部所在地，全歼守敌；八月二日再袭伪军一个旅，毙伤六十余人，俘虏千余人，活捉伪军旅长；十九日，向伪军杜淑部发起攻击，歼灭伪军五千五百六十余人，并在伪军盘踞的卫南、滨河、滑县等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八路军又以太行、冀南两军区主力协同冀中警备旅发起林南战役。八月十八日，李达、黄镇指挥的六个主力团开始了猛烈的穿插分割，攻入林县县城，庞炳勋的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前敌指挥官刘月亭只身逃脱，其余伪军全部被歼。同时，陈再道、宋任穷指挥的冀南军区六个主力团，将伪新五军的暂编第四师师部、十团以及独立旅全歼。日军出安阳城试图救援，但被八路军打了回去。林南战役，八路军歼灭伪军七千余人，拔除伪军据点八十余处，林南和辉北地区全部为八路军所控制。九月，太行军区在太南组建了第七、第八军分区。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太南抗日根据地面积已达八千平方公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均已建立。

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作战的绝对主力。一九四三年，抗战中国的敌后战场抵抗的日伪军，占侵华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日军华北方面军公布：“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五千五百二十四次之多，其兵力达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之众。”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136]

在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人们被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弄得人心惶惶，陪都重庆的百姓确实产生了某些不祥的预感：与共产党在某地发生武装摩擦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警察在《新华日报》报馆四周拉起了警戒线，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突然离开了……令民心更不安的是大后方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日本间谍——如果中美联合空军决定要去轰炸日军的某个机场，飞机还没起飞，中美飞行员就能在耳机里听到日本人向他们问候早安并祝他们今天好运气。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的间谍活动，竟然得到了某些国民党政府高官的帮助：

日本人精心策划的这种间谍活动的成功，说明这种活动得到了非常有权势的人——国民党官员或军官的帮助……如果不是来自国民党官方或军方的无线电系统，那就是来自国民党的银行和垄断企业系统……所有审查日本代理人或嫌疑犯的美国人都发现，顺着案件的线索摸过去，必定通向最高层的圈子。这时他们不得不中断调查，以免使盟友难堪。例如，当破获日本人在遂川的无线电导向台时，就发现江西省省长的侄子卷了进去。[137]

混乱的政治生态下，中国百姓对任何事情的发生都见怪不怪。春节的时候，昆明城里举行了舞龙表演，表演队伍由中国官兵组成。两支舞龙队伍——一支是中央军官兵，另一支是云南地方军官兵——碰到了一起，巨龙疯狂地舞动，“就像插上了翅膀的蜥蜴，要从这个城市飞快地腾升到星光闪耀的夜空中去”。疯狂的结果是互不相让，然后就开枪了：

舞龙头的人都企图使自己的龙头压在对方上面，杆子不够长，他们就叫自己的伙伴搭成人塔，他们爬到人塔上来斗对方的龙头。双方其他人则破门而入，冲入街旁的饭馆，把里面的桌椅板凳拖出来搭成塔状。本来这场斗争可能以一方摔倒而大家哄堂大笑结束，但这时附近云南地方部队驻地的一些高级军官闻声赶来，为自己的士兵撑腰。他们拔出手枪对着国民党的龙，命令它退回去。一个国民党军官也拔出了手枪，并开火射击。两条龙立刻被扔在街面上，双方士兵奔进街旁的门洞，开始了一场枪战。[138]

中国民众对政府官吏的贪污丑闻、军队将领的胡作非为以及物价飞涨和黑市猖獗十分不满。不法商人和官员勾结在一起，甚至把投机倒把和操纵物价的把戏闹到了美军头上，使得美军在华采购人员怨声载道：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有无限的财富，而美军后勤部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这种观点。因为对于他的任务来说，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机场必须迅速建成，花多少钱都没关系……美国人进入中国，就好像一个健康血旺的人被扔进了一间久无人住的房子里，而房子里到处都是饥饿的蚊子、水蛭和吸血的蝙蝠。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庆最高层的人物把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安排给官方机构……官方的兑换率完全是虚假的……美军后勤部队不得不超额多付四倍的资金，这些钱全都被国民党银行榨取……政府既然采取这种态度，私商们也就无所顾忌地谋取暴利……一家公司已经和美军供应处签订合同，向美军出售四十个汽车蓄电池，每个四百五十美元，五天内交货，但两个星期后，这家公司说，电池已经出售给一家银行了。后来这些蓄电池以每个七百五十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军供应处……一家一直以合理价格向美军后勤部队出售汽车零件的公司，突然把它的价格提高了三倍，这样美国人不得不准备和另一家公司打交道，那家公司仍然以合理价格出售这些零件。但是，几天之后，这第二家公司通知美军供应处，由于“当地的压力”迫使他从市场上撤回了他的存货……我们曾要求政府帮助我们购买某些东西，但结果这些杂种们却利用我们提供的信息反过来敲诈我们。在中国最大的骗子就是孔祥熙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的中国银行……[139]

更讳莫如深的话题，当属曾是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这是让重庆国民党人最难堪的。好像故意与蒋介石对抗，在蒋介石飞往开罗的同时，汪精卫飞往日本东京，参加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召集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会”。会后，汪精卫发表讲话宣称，要和日本人齐心合力，赢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他向日本人作出了“肃正思想”“确保治安”和“增加生产”三项保证，决心和日本人“同甘共苦，同生共死”。[140]

此时的中国是一个被战争的残酷折磨得痛苦不安的国家。

就在东京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会”召开之际，侵华日军派出代表前往蒋介石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祭奠了蒋家祖坟——日本人做梦都想让蒋介石替代汪精卫成为“共荣圈”里的一员。

但这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了。

此刻，蒋介石已入住开罗西南十五公里处尼罗河西岸的米纳饭店号别墅。

英国驻埃及大使前来通报，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抵达开罗，并准备前来拜访蒋介石。本来是准备与罗斯福先见面的，但罗斯福尚未抵达，丘吉尔却先来了，经过考虑之后，蒋介石决定主动去拜访丘吉尔。在米纳饭店十八号别墅里，蒋介石和丘吉尔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丘吉尔说，他之所以能够由地中海乘坐英国军舰到亚历山大港，然后换成飞机来开罗，完全是盟军掌握了地中海控制权的结果，而在几个月以前这是不可能的。在简短的寒暄之后，丘吉尔涉及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否希望苏联加入远东战场的对日作战，蒋介石的回答十分干脆：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各方代表就太平洋作战、缅甸对日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进行了磋商。中国代表提及美国为什么不向中国战场派遣陆军的问题，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的解释是：派遣美国陆军到中国对日作战，本不是一个问题，只是近来美国运输舰船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损失很大，加上苏联战场急需大规模的军火供应，土耳其也即将参战，因此也存在船舶运输问题。目前，连急需增援的麦克阿瑟将军也只得到了几个美国陆军师，他现在主要依靠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部队维持作战。马歇尔的言下之意是：相比而言，中国自身有那么多的军队，应该不必叫苦。不过，如果中国要的不是人，而是别的东西的话，比如飞机，要多少美国就给多少，“惟希望中国加强机场等设备”。

这天，丘吉尔登门回访了蒋介石。当蒋介石表示中英两国要充分合作，有必要坐下来就各种问题认真商谈时，丘吉尔回答说，他带来的各种专家足有四百多人，无论谈什么都可以。丘吉尔告诉蒋介石，他的意愿是，战后须有一个维持世界和平的总机构，总机构下再有欧洲分机构、远东分机构等等，以让世界各国都可以参加进来。

接着传来消息：美国总统罗斯福到了。

罗斯福根据事先商定的程序，把与蒋介石的会谈放在了与丘吉尔会谈之前。在短暂的会谈中，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应作为四大国成员之一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战后国际组织，并保证在这一点上美国将坚定地支持国民政府的中国。

二十三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开始就会议宣言展开进一步磋商。对于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日本必须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关于这一点，在中、美、英三方工作人员共同草拟宣言的时候，曾发生了措辞上的争执。还是英国人对中国发难。英方代表提出，在宣言草案里，其他被占领地区都没有说明必须归还何国，唯独把日本占领的“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明确写上“归还中国”，这样的表述将会引起英国国会议员的质问，建议把“当然应归还中国”这句话，改成“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英国人的质疑立即遭到中国代表王宠惠的激烈反对：日本放弃侵占中国的领土后，那些土地到底归属哪里？如果不明确写明，中国艰苦进行的持久抗战是为了什么？这样含糊不清的言辞出现在宣言里，不但中国人民会困惑，整个世界也会不理解，会议宣言将变得价值全失。美国代表明确支持中国代表的意见，认为言辞含糊的后果将使世界对盟国阵营严重地不信任。

于是，原草案叙述得以维持。

这天上午十一时，中、美、英三国首脑以及宋美龄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由于政治问题私下里已经商讨，会议主要就军事问题展开讨论。涉及中国的讨论重点是向缅甸实施反攻的军事计划。

晚上，罗斯福举行晚宴。

宴会后，蒋介石与罗斯福进行的会谈持续到午夜。蒋介石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政治主张，包括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过渡时期的国际安全问题、德国投降问题以及远东安全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蒋介石按照事先草拟的原则与罗斯福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就诸项政治问题与罗斯福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而罗斯福向蒋介石询问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日本战败后，日本的天皇制是否应该废除？显然，罗斯福以为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会坚决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并认同永久性地废除天皇制度。蒋介石的表态令罗斯福有些意外：

此次日本战争的祸首，为其若干军阀。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让其预闻日本政治以外，至于它的国体如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同盟国在此大战中，总不要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141]

罗斯福总统又问：“此一问题明日会议应否提出讨论？”

蒋介石的回答是：“最好不作正式讨论。”

“罗斯福总统深以为然。”[142]

“不要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这是否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三国首脑会议一直持续到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下午，在拜会了埃及国王和王后后，蒋介石飞返中国。罗斯福和丘吉尔带着会议宣言一起飞到德黑兰，与从苏联飞来的斯大林会商，斯大林对宣言草稿表示完全赞同。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罗斯福总统、蒋委员长、丘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完毕。特发表宣言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军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囯目标相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的战争，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143]

蒋介石的评价是：“开罗会议虽仅仅四天，但将中国自甲午以后被日本侵据的领土主权，一举收复。”[144]

《开罗宣言》为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提供了国际法上的法律依据。

罗斯福总统谈及《开罗宣言》时说：

丘吉尔首相及余与蒋委员长在开罗共处四日。余得机会与蒋委员长当面讨论复杂之远东问题，尚属首次。吾人不仅解决具体军事计划，且曾商讨影响远大之原则。此等原则皆甚简单而基本，其中包括被劫财产归还应得之主人；承认远东亿万人民有树立其本身的政府方式之权利；承认日本永远不得成为侵略之潜在势力，乃太平洋及世界其他部分和平与安全之必要条件。[145]

罗斯福在赴开罗之前曾公开表示：“远东问题的关键是中国。”[146]罗斯福的出发点很明确：在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需要中国战场的支撑和协助；而在战后的政治格局中，让中国成为具有和英、苏、美三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有利于美国在未来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制衡英国特别是制衡苏联，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维护其在亚洲的权益。

就尚未结束的太平洋战争而言，正在与日本人苦战的美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持住中国的抗日战场。对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说得很明确：“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147]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战场支撑不住了，或者国民政府向日本屈服了——当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形成时，美国人是否能在亚洲站住脚就很难说了。美国人、英国人乃至苏联人都知道，如果不给予一个令中国人朝思暮想的巨大利益，中国必须和盟国生死攸关地捆绑在一起的理由就不那么扎实。而这个巨大的利益只能是：让日本把过去侵吞中国的所有东西都吐出来交还中国，并把日本人再次抢劫中国的可能性完全杜绝。

尽管《开罗宣言》的行文确实简单得略显简陋，但是，把被日本人抢劫的财产“归还应得之主人”以及让“日本永远不得成为侵略之潜在势力”的基本原则，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且这个意义一直延续到今日。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

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能力继续打下去？

美国记者在昆明的大街上看到了一名流浪的中国军队士兵，这名二十几岁的士兵看上去已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手里拿着一只乞讨的碗，身上破烂的军装几乎无法遮蔽身体了——“身体肮脏，瘦骨嶙峋，甚至能看见腿骨和骨盆，他的生殖器萎缩得像一段黑绳打的小结。”

这名士兵被军官乘坐的小汽车撞到了沟里——

我走下沟，想问问他的情况。但他不愿意说话，也许是已经不能说话了，随着费力的呼吸，他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口水从嘴角淌了出来，目光茫然地向上凝视，显出死亡的预兆。我看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帮助他逃脱死亡，就按照美国的民间传统在他手里放了些钱，然后继续赶我的路。两个小时以后，当我从机场回来时，他已经完全死了，手里的钱已被人拿走。他的两眼无神地瞪着蓝色的天空，天空中美军飞机在轰鸣着。[148]

美国记者在与美军官兵们聊天时，谈到了回国时要从中国带点纪念品回去，一位美国军官竟然说，他要弄一个“穿红裤子的中国农村小姑娘——我要把她全身洗干净，放在一个笼子里带回佛罗里达”。这位美国军官的解释是，他的几位军中伙伴凑齐了五十美元，从一位父亲那里买了一个中国小女孩，“他们把她关在村外地里的一间小房子里。他们告诉我，在一段时间的忧伤以后，她就开始学习她应该干的事了”。[149]——这是一件等同于买卖人口的事，那些刚刚来到中国的美军官兵听后缄默不语，但是很快他们就知道了“中国人的生活是多么的悲惨”。

不要说这样的中国能否“打下去”，开罗会议的召开也并不证明中国已经有了坚定不移的盟友——在中国漫长的外交史上，尚没有过真正“盟友”的出现，能不能“打下去”，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

尚在归国的飞机上，蒋介石已经“寸衷惟有忧惧”了：如果中国不发奋图强，继续衰败下去，《开罗宣言》很可能是一纸空文——

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在已经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皆在国民革命之主要目标与期望，而今竟能发表于开罗宣言之中，实在空前未有之外交成功也。将来和平会议中，关于我国最艰难之问题，最主要之目的，皆于开罗会议数日中，一举而解决矣……以罗斯福总统此次言行，及其国民一般之言论，确有协助我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今后我国若不能发奋图强，则一纸空文，仍不足以为凭。故必须国人共同努力奋勉，方能确保外交胜利之成果。[150]

就中国的命运而言，不需要美国人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也必须打下去。

只有打下去，中国人才可能摆脱与那个倒卧在路边的枯瘦士兵和那个被关在笼子里的穿红裤子的小姑娘一样的命运；只有打下去并且在苦斗中强大起来，民族的自尊、领土的完整以及民众的安康幸福才可能真正获得。

中国人正在打下去。

就在开罗会议进行的时候，抗战中国正进行着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血战发生地在湖南省一个名叫常德的小城四周。

常德，中国腹地著名的鱼米之乡。

第三十四章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就国力与军力遭到严重消耗以及太平洋战局的严重危机而言，日军基本失去了在某一区域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的能力，包括在中国战场上。这也是日军大本营明确规定“中国派遣军不得进行任何攻势作战”的根本缘由。刚刚结束的鄂西会战，也印证了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守势局面已不可逆转。于是，开罗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侵华日军不顾兵力不足、物资匮乏之现状，于中国正面战场再次发动被日方称为“常德歼灭战”、被中方称为“常德会战”的大规模攻势作战，其动机和目的都令人费解。

侵华日军第十一军为常德作战开列了若干理由：

首先，可以用一场空前的“胜利”，削弱中国在开罗会议上的地位和声誉，败坏会议气氛，当然最好能破坏中、美、英、苏的结盟。——且不说大规模的进攻能否取得胜利，即便全胜又怎么可能通过一场局部作战扭转世界大战已可预期的胜负结局，特别是开罗会议的主旨恰恰是要以坚韧而长期的战争获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其次，为了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从而削弱中国的抗战意志。——关于这一点，自战争爆发起，每一次作战前日军都必提及，现在恐怕连大本营都难以确信这一作战目标能够达成。打击中国军队并给予相当的消耗，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作战也势必造成自己的伤亡消耗。日军国内兵源枯竭，死一个少一个。尽管中国军队在一次次作战中损失严重，可兵力还是越打越多，现在仅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军队已达五百万，即便都是手持汉阳造的部队，如此庞大的数量也足以与日军继续对峙下去。——日本人早已明白一个现实：中国从来不缺人。

再次，攻占常德和常德以西地区可以直接威胁重庆。——这是日军“杀出一条血路”以“解决中国事变”的立场的延续。把对峙前沿推向重庆，甚至直接打进四川，是侵华日军一直以来的梦想。——“常德是湖南省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与东部的长沙相对，为重庆军补给命脉所在。我军若将该地区占领，东南可监视长沙、衡阳，西方可顾及四川东部，成为足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冲。”[151]但是，从一九四二年起，大本营就不再允许侵华日军扩大占领区，侵华日军的数次作战都是打了之后即返回原出发地，这说明日军已经非常清楚他们没有能力侵占新的地区了。况且，在第十一军呈送给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上，明确写着“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恢复原来态势”。所以，这条理由也不成立。

但是，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军大本营还是批准了第十一军发动“常德歼灭战”的请求。原因是第十一军提出的另外一个理由：此次作战可以牵制中国军队主力向缅甸方向投入，以配合南方军。基于盟军与日军在缅甸方向的最后决战已进入一触即发的状态，日军大本营确实担心中国军队会从云南方向大规模地突入缅甸。只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参谋们认为，这一理由实在勉强，动用几个师团发动一次攻势作战，并不能遏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的企图，能够造成中国军队向缅甸的调动有些迟疑就不错了，何况前提是日军必须能够打到常德以西，并且长期占领该地区，从那里以强大的攻击态势向重庆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明知道占领常德地区不可能，肯定还是打了就要回来，所谓的“牵制”能有几分效力？——“大本营方面只希望这种牵制能做到使昆明的重庆军可动兵力不至于用到缅甸方面，哪怕是暂时限制一下也好”。如果“连仅有的一次对常德的进攻作战都不答应，那将给部队士气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又有牵制敌人从缅甸反攻这一正当理由，也就无妨同意了”。[152]

如果探究日军第十一军的作战目的，日军战史中这样的叙述可能有些道理：“第十一军是在受到敌人一百多个师严重包围，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自存自卫自活，并且为了完成包括四川作战在内的各项任务而进行作战的，作战意图就是尽可能地歼灭周围之敌。”[153]——“自存自卫自活”，这是侵华日军的真实境况。

最有效的防御手段就是主动进攻。

拼死作战总比就地等死强。

要想活下去就要主动寻求作战。

说到底，侵华日军策划的常德作战，还是一次战场地域有限的、打完就撤回来的局部攻势。

大本营批准作战的第二天，日军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十一军司令官于十一月上旬发起此次作战，进攻常德附近，摧毁敌人的战力。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恢复原来态势。关于其时机，另行下令。

第三飞行师团长有侦察部队主力配合前项作战。

一、作战方针

进攻敌人政略、战略要冲常德附近，追索敌中央军，予以痛击，以促使敌之继续抗战企图逐步衰亡；同时牵制敌人向缅甸方面调动兵力，以策应南方军作战。

二、作战要领

（一）第十一军主力（加上由其他方面转用来的部队共三十五个步兵大队）由董市及石首附近向前推进，击败各地之敌，攻占常德附近。

（二）继而追索常德方面猬集反攻之敌，予以歼灭。

（三）作战目的一经实现，即视当时敌在缅甸反攻等形势，适时开始返还，剿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154]

接到命令，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立刻拟订了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计划动用澄田赉四郎中将指挥的第三十九师团、赤鹿理中将指挥的第十三师团、山本三男中将指挥的第三师团、岩永汪中将指挥的第一一六师团以及佐久间为人中将指挥的第六十八师团，共五个师团；再加上由第三十四师团调来的佐佐木支队、由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调来的宫胁支队和由第六十五师团调来的柄田支队，总计约十万兵力，分成数路实施三期作战，以常德为轴心进行同步突击：

第一期

（一）第六十八师团（包括配属的户田部队）从鲇鱼须附近九都大河一线发起攻击，消灭南县、安乡、三仙湖市附近之敌。

（二）第十三师团从沙市西南地区发起攻击，先歼灭暖水街附近之敌，继之扫荡该地以西之敌。

（三）第三师团从公安以东地区发起攻击，先歼灭王家厂附近之敌，接着扫荡该地区西南地区之敌。

（四）第六师团从杨林市附近地区发起攻击，歼灭红庙（津市东南七公里）附近之敌。最初以一部兵力保障第六十八师团顺利向安乡突进。

（五）佐佐木支队从公安东北地区继第三师团之后发起攻击，大致在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的中间地带向前推进，进入王家厂西南地区。

（六）为保密计，禁止地面部队向澧水南岸地区行动。

第二期

（一）第六十八师团从鱼口附近渡过洞庭湖，攻占汉寿（龙阳），继之在军主力于常德附近战斗斯间，师团在常德南方地区歼灭南逃之敌，或歼灭来自长沙方面增援之敌军部队。

（二）第十三师团在新门寺附近发起攻击，歼灭所在之敌，经慈利附近进入黄石市附近；以后在军主力于常德附近战斗期间，追索漆家河周边地区之敌，予以歼灭，掩护军主力右（西）侧背。

（三）第三师团从王家厂南方地区发起攻击，歼灭所在之敌，经新安、石门附近进入漆家河、田家河附近，以后，再经桃源附近进入常德南方地区，追索南逃之敌或南方来援之敌，捕捉歼灭之。

（四）第一一六师团，在澧县附近发起攻击，歼灭所在之敌，并且经临澧附近进入陬市、河湫附近，继而攻占常德。

（五）佐佐木支队（在王家厂附近配属给宫胁支队一个大队）经慈利附近进入龙潭河附近，在军主力于常德附近作战时，掩护其右侧。

第三期

根据另项命令行之。大致从常德、漆家河之间地区开始返还，经石门、澧县之间地区，恢复原态势。

在作战全过程中：

（一）第三十九师团（配属古贺支队）确保宜都西南地区要线，宫胁支队确保暖水街附近要线，以掩护军主力的右侧背，并保障军主力顺利返还。

（二）关于柄田支队，根据其到达战场时机，再另行决定。

兵站：主要道路已经全部破坏。鉴于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即使设立了兵站，由于需要修补道路，也不能适应作战发展需要。加之本次作战地区是产粮区，易于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由于这些理由，可以不设立兵站。惟弹药一项须在澧水一线及常德补充。

军战斗指挥所于十月末推进至观音寺（沙市南十公里处）。[155]

汪精卫的伪军第五、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师也加入了日军的攻击行列。

横山勇拟定的作战发起时间是十一月一日。

鄂西会战后，交战双方在这一地域再次形成对峙：与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对峙的日军是第四十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第六十八师团和第三十四师团，与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对峙的日军是第五十八师团、第三十九师团和第六师团，与中国第六战区部队对峙的日军是第三十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和第四十师团一部。

日军策划的常德作战，主要位于中国第六战区防区内。

中国第六战区共有十二个军、三十五个步兵师，总兵力在二十万以上。至一九四三年十月末，该战区的防御配置是：

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负责防御转斗湾至大水岭一线阵地，司令部设在南漳。下辖：刘振三的第五十九军，以暂编第五十三师和第三十八师配备在防御第一线，军司令部设在李塚城；何基沣的第七十七军，以第一七九师和第三十七师配备在防御第一线，军司令部设在南漳以南。第五十九军的第一八〇师和第七十七军的第一三二师为二线部队，集结于安家集、报信坡等地。炮兵团在李家冈整训待命。

周碧的第二十六集团军负责防御鄂西江北阵地，司令部设在水田坝。下辖：柳际明的第七十五军，以第六师和预备第四师在大水岭至柏水坪一线与日军对峙，第十六师在水田坝附近整训，军司令部设在马良坪；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以第一四一师、暂编第三十四师和第一三九师分别驻扎在铁佛寺、牌界垭、贺家湾附近，军司令部设在牌界垭。

吴奇伟的长江上游江防军负责防御长江正面，司令部设在秭归。下辖：池峰城的第三十军，以第三十一师守卫石牌要塞，第三十师守卫宜都至石牌一线阵地，与日军隔江对峙，第二十七师驻扎在龙凤山；军司令部设在黄陵庙；罗广文的第十八军，以第十八师、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五师，分别驻扎在陈家沱、荣家店、玉山附近整训，军司令部设在太平溪；朱鼎卿的第八十六军，以第六十七师、暂编第三十二师和第十三师分别在头湾和窑湾溪附近整训。

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负责防守鄂西江南阵地，司令部设在太平街。下辖：方靖的第六十六军，以第一八五师在宜都至松滋一线阵地与日军隔江对峙；第一九九师主力在刘家场，一个团守备渔阳关；军司令部设在三溪口。王甲本的第七十九军，以暂编第六师和第九十八师在新江口、申津渡、甘家场一线与日军对峙，第一九四师在王家厂附近整训，军司令部设在边山河。

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负责防御湘西方向，司令部设在桃源。下辖：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以第一五〇师和第一六二师在甘家场、官垲、梅田湖至南县一线与日军对峙，第一六一师守备津市、澧县和澧水南岸，军司令部设在红庙；汪之斌的第七十三军，以暂编第五师、第七十七师和第十五师驻守新关、新安、慈利附近，军司令部设在石门。

战区直辖部队，李士林的第四十三师、盛逢尧的新编第二十三师和王严的第一一八师，控制在秀山、黔江、彭水和来凤地区；李则芬的第五师、戴之奇的第一二一师和劳冠英的暂编第三十五师，在建始附近整训。

由重庆军事委员会直辖的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归第六战区暂时指挥，所辖第五十一、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在常德和桃源地区整训待命。

由重庆军事委员会直辖的施中诚的第一〇〇军，为第六战区预备兵团，所辖第六十三师和第十九师驻扎浏阳。

中国第六战区的布防，自湘鄂交界处的监利附近起，向西北方向延伸至宜昌北面的石牌，然后再向东折往汉水，呈巨大的V字形。面对正面宽约二百七十公里的防御线，战区兵力显得十分薄弱。特别是由于鄂西会战时没能收复长江边上的华容和石首等地，令日军不但占据着良好的西进桥头阵地，也使防守长江南岸的部队失去了对长江天险的利用机会，只能靠松滋河以东由南向北的一系列河汊建立起防御阵地。另外，作为一个战区，仅有一个军的预备兵团，显然无法应付复杂局面；而中央军精锐部队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名义上归战区指挥，实际上的指挥权仍在蒋介石手里。

从一九四三年十月下旬开始，中国第六战区当面日军频繁调动的情报纷至沓来，调动涉及的番号几乎囊括了当面日军所有的师团。情报还显示，在长江监利至沙市间的江面上，聚集了日军各类船舶三十多艘，滨湖河汊聚集的日军汽艇和征集来的民船也有上千艘，沙洋至当阳、宜昌间的公路上停靠着日军四百多辆汽车。——所有的征兆都显示，日军即将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重庆军事委员会对敌情的判断是：日军将向长江与洞庭湖之间的角地带实施攻击，目的是消耗中国军队兵力，同时掠夺粮食和其他战略物资。其步骤是先压迫中国守军于暖水街以西山地，然后向左旋转，向澧水岸边的石门和澧县推进，如战况顺利，则南渡澧水攻击常德。基于这一判断，重庆军事委员会拟订的作战计划是：使用一线防御部队节节阻击，不断地消耗日军，待日军突击到暖水街向左旋转时，力求在石门、澧县之间配合预备兵团将其歼灭。如果石门一线失守，日军南下攻击常德，就在常德附近与日军决战。

十月二十八日，重庆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五、第六和第九战区：

一、第六战区以第二十九集团军与第十集团军之各一部，于滨湖地带阻止敌人，各集团军主力，利用澧水及暖水街之山地，侧击进攻之敌。

二、第七十四军之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军主力（第五十一与第五十八两师）位置于太浮山附近，做机动准备。

三、第一〇〇军为预备兵团（原驻浏阳），逐步推进至益阳。

四、策应兵团

甲、第六战区之第二十六与第三十三两集团军，各以二至三个师兵力，向其当面敌之弱点深入攻击。

乙、第九战区以两个师兵力，向岳州以东地区敌之弱点深入攻击。

丙、第五战区以二个师兵力，向京山、皂市攻击。

丁、各策应兵团，应于十一月四日以前移于第一线附近，待命开始攻击。

戊、中美空军即向监利、华容、石首、沙市之敌及岳州、沙市间敌机轰炸。[156]

在即将发生大战的地域内，长江、清江、澧水、沅江等数条河流横贯其中，湖泊星罗棋布，水道交错，港汊密布，特别是松滋、澧县和常德以东的洞庭湖湖滨地区，湖沼错落，水田如织，除了湖岸田埂上的茅草之外，树木十分稀少，不但机械化部队在湖沼中运动困难，大部队行动由于没有隐蔽物也容易暴露。在这片战场区域内，还有数座险峻的大山，巫山、荆山、武陵山、雪峰山等山脉，层峦叠嶂，崎岖陡峭，成为遮蔽四川的天然屏障。

常德位于湖南西北部的沅江下游。其东面是洞庭湖，西面是武陵山脉，南面是雪峰山脉，北面是驀立着太阳山和太浮山的澧水平原。作为湖南著名的水陆交通要地，湘黔公路于常德东通长沙，西通川贵，北通荆州；从常德放射出去的水路更是四通八达，逆沅江而上可抵桃源，木船可达贵州的铜仁，顺江而下的大小船舶入洞庭湖出长江均可重载远航。常德还是中国著名的鱼米谷仓，是抗战中国军粮的主要供应地。

按照重庆军事委员会的设想，决战区域最好限定在常德以北的澧水两岸，这样中国军队可以利用连绵的山地和横贯的河流与日军周旋，打不赢就往山里退。至于常德城的攻防战，除非万不得已而为之。——重庆方面称之为“在常德附近决战”。从军事学的基本常识看，如果日军突破中国守军自东往西、自北往南的一道道防线直趋常德城下，所称的“决战”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中国军队围绕着一座城池在狭窄的战场上大军云集，这正是日军所期望的；在以往的历次作战中，最令日军头疼的事，莫过于还没形成围歼局面中国军队主力早就跑了。

但是，谁也没想到，战局很快就演变成对常德城的攻防血战。

日军各参战师团十月中旬开始向出发地集结。第三师团先头部队十四日出动，二十四日抵达郝穴附近，并对周边进行了“扫荡”；师团主力则昼伏夜出，经过秘密的铁路运输和徒步行军，三十一日清晨分别抵达朱家嘴、吴达河和周家场附近的出击地。第十三师团二十七日出动，在船舶部队的协助下，于太平口附近南渡长江，在弥陀寺附近集结完毕。第三十九师团二十七日出动，由于不断遇到游击队的袭扰，只好边“扫荡”边前进，在限定日期三十一日的最后时刻，终于推进到指定地域涴市附近。第六十八师团从九江乘船到武昌，换乘火车到达岳州，然后徒步行进，于三十一日抵达监利附近集结。第一一六师团从安庆出发，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抵达汉口后，一部分官兵乘船去岳州，主力则徒步行军三百多公里，经汉川、仙桃、峰口和监利抵达新口附近，然后渡过长江，在杨林子周围集结。其余各支队也分别按照限定时间抵达了攻击出发地。

十一月二日，沿着长江从北向南，日军以第三十九、第十三、第三、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的顺序一线排开，自涴市、弥陀寺、黄金口、闸口、藕池口、石首和华容同时西进，向中国一线守军第十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防御的新江口、米积台、蒲田嘴、章田市、百弓嘴、梅田湖，一直延伸到洞庭湖西北岸的滥泥沟一线，发起了全面进攻，中国守军第一八五师、暂编第六师、第九十八师、第一五〇师和第一六二师官兵依托既设阵地开始阻敌。

三日早晨，第一八五师当面日军逼近松滋河，暂编第六师和第九十八师当面日军推进到张家台、公安和甘家厂一线。同时，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和第六十八师团分别突破了中国守军第一五〇师和第一六二师的阵地，两师被迫先退肖家嘴、哑巴渡一线，再退虎渡东河一线。第一五〇师师长许国璋在虎渡河边观察了日军的动向后，决定搞一次伏击。当日军的一个小队乘坐汽艇渡河探路时，第一五〇师官兵突然开火，日军十一人被当场打死，三十多人负伤仓皇后撤，汽艇连同三挺机枪被中国官兵缴获。在缴获的物品中，还有一张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图上明确标示着日军的主攻方向是常德，助攻方向是桃源。这张地图被立即送往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

三日晚，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向重庆发电，请求把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明确划归战区指挥，并要求第七十四军主力立即向太浮山西南的桃源、漆家河、鹿田坪、羊毛滩之间集结，而该军的第五十七师进入常德准备守城。

孙连仲向战区部队下达了命令：

一、第二十九与第十集团军之第一线兵团，应依既设阵地逐次坚强抵抗，予敌以重大打击，尽可能确保安乡，主力退守大鲸口、东港、张家厂、街河市、斯家场、洋溪之线坚强抵抗。

二、第二十九集团军应指定第四十四军以第一六一师固守津市、澧县；第七十三军以一个师固守石门，主力在石门西北新关、永盛桥间集结。

三、江防军应固守江防及沿江要塞，第二十六、第三十三两集团军应即准备策应江防军之作战。[157]

重庆军事委员会同时电令第五、第九战区发动牵制性进攻，策应第六战区作战。

但是，属于第九战区指挥的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此时已经把洞庭湖东岸的一线阵地丢了，致使当面日军一鼓作气攻占了与常德隔洞庭湖湖沼咫尺相望的南县。

在日军开始攻击的两天内，中国守军的一线阵地全被突破。四日，在第十集团军防御方向，日军突破松滋河继续向西攻击，紧随第三师团的佐佐木支队也加入了作战，当天日军攻占公安。六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攻占茶园寺和佘家桥，然后继续向肖家岩、高桥和朱羊桥推进，其古贺支队抵近安子岭，中国守军节节抵抗，但仍扭转不了溃败的局面，安子岭守军由于伤亡过大放弃了阵地。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面猛攻中国守军暂编第六师的阵地，一面派部队迂回前进，当晚突进到暖水街的东端，中国守军退向暖水街西南，日军紧追不舍，在如注的大雨中攻势丝毫未减，暂编第六师陷入彻夜的激战。为保住暖水街主阵地，第七十九、第六十六军部队七日拂晓发动逆袭，但未见成效。第九十八师从游家山、第一九四师从方石坪向红土坡、古源头的日军发起逆袭时，虽然日军出现了较大伤亡，但仍不顾一切地推进，第九十八师的一个连孤军奋战，坚守张家厂阵地整整四天，给攻击该阵地的日军佐佐木支队很大的杀伤。暂编第六师的彻夜激战一直打到七日上午，日军抵近红土坡附近，坚守阵地的中国守军一个营伤亡惨重，只剩下六十多名官兵，被迫退守佑圣宫阵地。

在暖水街以南，中国守军和日军的阵地交错在一起，持续的混战令中国军队各部队之间联络中断，日军第十三师团也与其第六十五联队失去了联系。日军第十三师团派出一名参谋骑马去找部队，不久就发现这个名叫樱井的参谋不见了踪影：

十一月七日当师团战斗司令部逬入暖水街的时候，为与估计已经进入闸口的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伊藤部队）建立联系，樱井参谋带着两名传令骑兵向该地行进。另外，与海福部队同行从暖水街向西南前进的古桥参谋，由于中途折返师团战斗司令部，向火岭铺方向东进，发现了樱井参谋的坐骑，随即将它带回司令部。我立即感觉到樱井参谋遭遇到了不幸，情况太严重了！这不仅因为樱井参谋业已身亡，而且还由于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大图囊，里面装着满满的文件，其中包括有当时预定本师团调往马里亚纳群岛的有关机密文件。樱井参谋是一位很认真的人，即使作战期间也研究马里亚纳群岛方面的情况，因而随身携带着它。于是立即派人搜寻，结果在杨家坪（火岭铺西南一公里）附近发现了三具尸体，幸好樱井参谋携带的文件原封未动，因而也就放心了。[158]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突破百弓嘴中国守军的防线后，在三汊垴附近南渡澧水时，遭到第四十四军部队的顽强阻击。中国官兵在河对岸十公里的正面设置了一系列火力点，又将民船全部毁坏，只把两个门桥和两条船留在了火力点下。于是，为了渡河，日军“除了夺取这些船只外没有别的办法”。

……联队迫不得已，把所有的配置山炮和迫击炮等武器，布置在两公里的正面，以有组织的火力一举压制了敌人。在这些炮火的掩护下，联队副官铃木义雄中尉以下十九名游泳能手泅水夺舟成功。日落时部队强行渡河，击退了敌人。十九名泅水者，有八人战死。另外，七日午后在于家台（三汊垴西南四公里）附近，军旗乘舟渡河时遭到敌机袭击，在躲避中翻船，旗手砂押磊少尉及一名护旗兵没有浮上来，牺牲了。过一会儿，只有军旗在其翻倒后漂浮上来。[159]

鉴于日军的长驱直入，中国第六战区命令第十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在正面抗击日军；而在战场的侧背，命令江防军抽调兵力在洋津口附近集结，以策应第十集团军作战；命令第十八军推进到木桥溪、高昌堰和白果坪一带集结，以形成外线的攻击态势。

七日下午，孙连仲打电报给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查暖水街、马踏溪、干溪滩三角地带为战区战略要地，得失关系重大，该军如能在该地固守三日，着重奖赏。”[160]王敬久当即命令暂编第六师固守暖水街西南现有阵地，不得后退；第九十八师确保暖水街西侧的干溪滩、马踏溪一线；第一九四师主力控置在暖水街西北方向的马踏溪附近，以备机动。限八日拂晓前部队调整完毕。

八日拂晓，当日军第十三师团绕过暖水街，猛攻马踏溪和干溪滩时，第九十八师没能守住阵地，下午退守蒋家坪，晚上再退芭蕉坪；而第一九四师仅留一个团坚守古源头，主力放弃暖水街以南的闸口和王家厂主阵地，西退到河口一带。

暖水街被日军孤立了。

蒋介石严令第六战区不得再退，必须实施反击。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孙连仲下令战区所属部队向日军发动全面反击：

一、战区遵奉蒋委员长七日酉时电令，即转移攻势。

二、第二十九集团军即以第四十四军之一个加强师攻击青泥潭、大堰埵之敌，相机进出张家厂、石齐之线；第七十三军以第七十七师进出七里岗（大堰裆西南方），第十五师击破王家厂、方石坪之敌，进出敖家咀、笔架山之线。

三、第十集团军固守暖水街部队，务坚守至最后一人，其在闸口、马踏溪间部队，应各向敌侧背竭力击破之，另以两个团由刘家境以南地区出击，并挺进至阿弥桥、分水岭截击敌后方。

四、第二十九集团军与第十集团军之作战地境为和尚洞迄笔架山之线。线上属右。

五、攻击开始时间为九日五时。[161]

显然，日军向西发起全线攻击后，已经突破了中国军队的第三道防线，即暖水街南北一线。按照日军第十一军的作战计划，其各师团将在此左旋，直接南下澧水，进攻常德。因此，这是中国军队利用澧水两岸的有利地形发动反击的最后时机。但是，中国军队行动迟缓，反击尚未发动之际，日军的进攻又开始了。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向中国守军第一八五师的和尚岩、邓家畈、王家畈阵地猛攻；古贺支队则突破了第一九九师位于暖水街以北的两河口阵地，突进到三王坡、关王坡和十三条岭一线；第十三师团继续从暖水街侧后的马踏溪、干溪滩向西突进。中国军队第一九四师主力在河口移动时，与突进的日军遭遇，日军在攻击中施放了毒气，中国守军伤亡严重。特别是该师滞留在古源头担任掩护任务的一个团，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只得拼死突围。此时，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不但无法遵照命令发动反击，且除了暂编第六师主力还在暖水街西北与日军苦战外，其余部队都已西退到了子良坪、河口、陵坡和马溪沟一线。为了避免暂编第六师被围歼，九日夜，第十集团军命令该师向子良坪方向突围。该师在突围中遭到日军层层截击，损失巨大，残部刚刚转移到子良坪附近，又遭遇从暖水街南面西进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的攻击，暂编第六师残部只有向南撤退至扁担湾。此时，第七十九军司令部也撤到了扁担湾。

十日，中美联合空军先后出动战机五十四架次，分别从重庆和恩施机场起飞，轰炸了慈利、石门、澧县、津市、华容、石首、暖水街、江陵等地的日军，击沉了日军大小船舶百余艘。空战中，中美联合空军的一架战机被击落，另有两架负伤迫降在湘潭附近。十一日，中美联合空军再次出动战机百余架次，对战场上日军的重要地点实施了轰炸。十二日，中美联合空军出动战机八十余架次，对突进到暖水街西北方向子良坪附近的日军实施了轰炸。

日军不顾空中打击，继续猛攻子良坪，中国守军各部都处于分头突围的状态。吴奇伟的江防军和第三十三、第二十六集团军以及第九战区的第三十、第二十七集团军，虽然都在战场外围向日军发动了牵制性进攻，但对缓解澧水以北战场的危局没起多大作用。

十二日——日军发动攻势作战的第十一天——日军的作战意图已经明确：尽可能歼灭澧水以北的中国守军，将其残部压缩到战场西侧的子良坪附近的山地，同时滞留一部在暖水街一带继续牵制中国军队第十集团军，并掩护攻击常德部队的后方安全；然后，集中第十三、第三师团以及佐佐木支队等主力，迅速向南旋转，突破澧水北岸中国军队的防线，南渡澧水后直逼常德城。

日军第十一军第二期作战的主要内容是：

一、第十三师团

十一月十三日从新门寺附近出发，攻占慈利，进入黄石市附近，追索常德西方地区之敌，予以歼灭之。

二、第三师团

十一月十三日从元岭附近出发，首先在澧水以北地区急袭，并歼灭进入新安、石门附近以北的敌七十三军主力；其次，经漆家河、田家河附近进入常德西南方地区，寻敌歼灭之。

三、佐佐木支队。

十一月十三日从新堰附近出发，抽出一个大队配属给第师团。同时以主力与第三师团共同歼灭石门北方地区敌人；接着经慈利附近到达龙潭河（黄石市西八公里），确保该地附近要点，掩护军主力右侧.

四、第一一六师团

十一月十五日师团主力从澧县北方地区出发，一部兵力从合丸台附近出发，经临澧附近向陬市附近突进，歼灭该地附近之敌，准备攻击常德。

五、第六十八师团

一月十六日黄昏后，师团主力从鱼口附近出发，渡过洞庭湖，歼灭汉寿（龙阳）附近之敌，然后进入常德东南方地区，追索并歼灭南逃或增援之敌。

六、柄田支队（十一月上旬末到达战场）

确保新安附近要线，掩护军之右侧背。[162]

对于日军主力向南旋转，企图攻击澧水北岸的石门，围歼汪之斌的第七十三军部队，然后南下攻取常德的计划，中国方面基本掌握。重庆军事委员会认为，石门位于湘西山地的边缘，不但是控制洞庭湖西侧盆地的要点，更是西进四川的必经之地，因此，石门将是本次会战两军争夺的战略要点。一旦石门被日军突破，南面的常德将危如累卵。可是，目前石门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经过鄂西会战后战斗力尚未恢复，而现在就把战场上的精锐部队第七十四军投入石门作战，又显得过于早了，更重要的是第七十四军已经布防在常德附近乃至常德城内。——游移不定之中，重庆军事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令人困惑不解：

一、石门为战略要地，可藉以打破敌之若干攻击力量，故不可放弃，又如敌在石门附近攻击顿挫时，彼或将转用兵力于他处，即或不然，亦可迟滞敌之行动，以待常德方面增援兵团到达。

二、石门以东第四十四军兵力单薄，正面广大，似不易沿澧水固守其阵地，则常德因之可虑。

三、第七十四军除以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外，仅有两师兵力，如加入石门附近之战斗，则亦不能达成决战之成果。

四、如以第七十四军在常德、慈利间，待第一〇〇军之到达，则可得四师之精锐兵力，举全力在常德附近与敌决战，较为适宜。因此，决先以第七十三军于石门附近占领阵地，拒止敌人，而后再以第七十四军与第一〇〇军于常德、慈利间与敌决战。[163]

这个决定的内容相互矛盾。首先认为石门的战略位置重要，不但直接关系到常德的安危，且守住石门防线还可迫使日军就此撤退，以结束会战。同时又意识到第二十九集团军前期作战伤亡严重，其第四十四军兵力单薄，防线正面太大；特别是防守石门要地的第七十三军，鄂西会战后还没恢复就又投入到此次会战，以致石门和澧水防线漏洞明显。基于这两点，中国方面本应调集主力，死守石门和澧水一线。可最终的决定却是，将精锐主力部队第七十四军放在石门以南，让残破的第七十三军去面对优势日军，这无异于提前放弃了石门和澧水防线。——在日军从北向南逼近常德的时候，只有澧水是可以利用的天险；一旦日军突破澧水南下常德，便再无险要地形可以利用了，指望已经与日军苦战数天的几个师，在澧水一线把数量庞大的日军顶住，如何可能？

果然，已趁夜色悄然南下的日军第三师团主力，于罗家坪、燕子坪之间，协同由天门圩南下的第十三师团主力，于十三日拂晓向中国守军第七十七师和第十五师阵地发动了猛攻。石门位于澧水北岸，对于日军来讲没有前进的河流障碍，但对于第七十三军的官兵来讲，前面是日军猛烈的炮火和大兵团攻击，身后则是没有退路的澧水。日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将第七十三军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分割包围，然后派出小部队突过澧水，从南面封堵了第七十三军的退路。日军的攻击一开始，第七十三军便陷入混乱。日军第十三师团左翼部队突破了第十五师的阵地，第十五师官兵被迫向后转移；而第七十七师的阵地在日军第三师团和佐佐木支队的猛攻下，迅速陷落，苐七十七师官兵向南撤退。

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十三日这天，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出动了十架中型轰炸机和二十四架战斗机，在日军后方的补给基地和运输线上投下了一万二千磅的航空炸弹；下午美军飞行员再次出动，投下了八千多磅的炸弹，给日军后方造成很大的混乱。

鉴于一线部队在日军的攻击面前很快就垮了，十四日，中国第六战区下令石门一线的守军向澧水南岸转移，以确保常德以北的太浮山防御线。同时命令第十集团军全线出击，扰乱日军的侧后；命令江防军向宜昌西岸的日军实施攻击，以策应澧水战场。

但是，第六战区的调整令到达部队时，日军已攻占石门以东的新安，并从那里强渡澧水，向石门的侧后迂回，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陷入激战。十四日晚，日军突入石门。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命令第七十三军留下暂编第五师掩护，军主力向西突围。突围中，第七十三军遭到日军的尾随追击和超越攻击，第十五师官兵奋力苦战掩护军主力，连排长几乎都在带伤作战，部队伤亡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留在石门附近掩护主力突围的暂编第五师，在师长彭士量的率领下，独自坚守阵地死战不退。一天一夜之后，除少量官兵南渡澧水侥幸突围外，全师其余官兵全部阵亡，包括师长彭士量。

彭士量，号秋湖，湖南浏阳人，黄埔第四期毕业后，在陆军第十师服役，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入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了几乎所有的会战，包括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晋升为预备第四师副师长。武汉会战中，因指挥有方，重创日军，得到宋庆龄赠予的一床毛毯、一架德制望远镜和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一九四二年升任暂编第五师师长，率部转战在华容一带。两天前，接到固守石门阵地的任务时，彭士量自知凶多吉少，留下两封遗书，希望全师官兵在他阵亡后服从副师长的指挥，奋勇歼灭倭寇保我神圣国土；而在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自己多年来廉洁自守，未置家产，希望妻子刻苦自持，节俭生活，侍奉老人，抚育儿女，希望儿女长大努力报效国家。

彭师长阵亡时年仅三十九岁。

十六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再次出动轰炸机和战斗机，在石门上空对南渡澧水的日军骑兵和步兵进行轰炸和扫射，还对石门至津市之间澧水水面上的日军船只实施了攻击，击沉日军船只五十多艘，其中包括一艘乘坐着百名日军士兵的平底船。

石门附近的日军冒着美军战机的轰炸和扫射突破了澧水。

而在石门战场的东南面，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攻陷位于松滋河岸边的安乡后，大肆抢夺民船准备横渡洞庭湖。十六日晚，日军开始横渡时，狂风大作，船只翻覆，恰好这时后方运送粮食和弹药的大型汽艇抵达，于是第六十八师团利用这些汽艇再次尝试横渡。而中国守军“麻痹大意，以为恶劣天气日军不能够渡湖进攻”，以致日军“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登陆成功”。[164]——渡过洞庭湖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从东面逼近了常德城。

在石门战场的东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企图由津市和澧县渡过遭水。中国军队第四十四军在澧县、石龟山等地与日军展开阵地战，部队伤亡很大。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命令担任澧水河防的第一五〇师派出两个营，坚守津市和澧县；第一六一师留少量部队掩护主力撤守太阳山；第一六二师留下一个营作掩护，主力撤向太阳山西北。被留在澧水北岸的部队与日军血战整整七天，最终寡不敌众，津市和澧县相继丢失。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扫清津市和澧县的中国守军后，改变攻击路线，向西转至合口附近强渡澧水，然后直扑常德以北的临澧。

常德已有被围之势。

蒋介石声称要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十六日，已经抵达常德战场的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发出电报，恳求蒋介石不必费神前来：

渝。军委会机要室毛主任庆祥兄，请呈委员长蒋：缄密。

（一）钧座国家元首，日理万机，恳乞仍坐镇陪都，如认为有加强指挥机构之必要时，恳以总长何到恩施，孙代长官到桃源为宜，未审当否。

（二）我军捡获敌之文件、日记本与其地图标示，敌有进攻常德企图。

（三）无论友军努力与否，职当谨遵钧座向日（十三日）训示，鼓励士气，痛歼顽敌。

（四）已严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其余除派出搜索警戒部队外，约铣（十六日）晚均可到达慈利东南白鹤山、燕子桥、黄石市间地区。[165]

实际上，再过一天，蒋介石就要飞赴埃及了。

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抵达慈利以南的羊角山、落马城、白鹤山一线，并派出一部兵力进至慈利以北的赤松山占领前哨阵地。十七日，日军第十三师团连同佐佐木支队，分三路向慈利发动攻击，防守前哨阵地的第五十八师的一个营坚守不退，顶了日军整整一天，入夜后该营官兵全部阵亡。日军接近第七十四军的主阵地后，在第五十八师的东岳观、猫儿峪阵地，第五十一师的夏家港、观国山阵地，双方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一角冲入慈利城，第五十八师的防御线岌岌可危。战至十八日上午，慈利城陷落。——慈利是澧水上除了石门和澧县之外，第三个最为重要的渡河点，也是掩护常德左侧背的战略要点。慈利一丢，从这个方向直下常德沿途无险可守。无论王耀武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如何信誓旦旦，慈利的轻易丢失令战局迅速恶化。

十八日，飞赴开罗途中的蒋介石对常德战局深感不安，他知道此战发生在他将以一个大国首脑身份出现在世界面前的时刻，胜败关乎声誉，其焦虑之情流露在连续发出的电报中。

十八日电：

即刻到。恩施孙代长官、桃源王总司令缵绪、慈利王副总司令耀武：密。（一）该区当面渡犯之敌，将因补给困难，攻势挫减。王副总司令耀武，指挥第七十四、第一〇〇两军，务于太浮山、慈利一带，将敌击破，期收决战之胜利。（二）对一〇〇军之使用，务俟该军全力到达战场后，选定有利时机，向最痛苦方面予以有效之打击。（三）第四十四军，除以一部于澧、津以南地区与敌周旋外，务集中主力，协力第七十四军太浮山以北地区之作战为要。[166]

十九日再电：

限即到。恩施孙代长官、桃源王总司令缵绪、慈利王副总司令耀武、常德盘龙王军长泽波、常德五十七师余师长、速转一〇〇军施军长中诚：密。（一）当面敌人补给困难日增。（二）我第十集团军正向敌之右侧背奋力压迫中。（三）我第七十四军、第四十四军、第一〇〇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决战，保卫常德，而与之共存亡。功过赏罚，绝不姑息。希饬属奋勉为要。[167]

实际上，此时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不但因为前期作战伤亡巨大而战力减弱，且该军发动的策应反击即刻就被留守侧后的日军所压制，部队已经被远远地隔离于常德战场之外；而向常德推进的日军也没有因为补给困难而减弱攻势，各路日军正在对当面的中国守军猛攻不止。

十九日，归王耀武指挥的第一〇〇军先头部队第十九师抵达慈利以南、常德以西的漆家河，主力开始向常德西南方向的桃源推进。王耀武命令第十九师占领漆家河、五峰山等阵地，掩护主力部队移动；命令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留守德山，归第五十七师指挥，掩护常德城的西南方向。但此时日军佐佐木支队已经越过慈利，第三师团也已抵达慈利与常德之间的太浮山一线。夏家港中国守军第五十一师被日军紧紧包围，一部日军分兵越过夏家港，直接攻击了第一六一师守卫的羊毛滩阵地。

本来指望第七十三军等部队在澧水一线迟滞日军的重庆军事委员会，当日军全线逼近常德时才发现常德附近守军兵力太弱，于是紧急电令方先觉的第十军立即由衡山向常德以南推进，并命令何绍周的第八军向澧县和津市发起攻击，以威胁南下日军的后方。但是，日军不顾一切地猛烈分割中国守军，第一六一师血战一夜突围而出，退到漆家河东北方向的黄龙观附近，但全师突出来的部队仅有四个营，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

二十一日，日军十六架战机轰炸桃源后，空投了六十多名伞兵，伞兵绕过南下的第三师团一部，直扑常德西面的陬市和桃源。桃源中国守军不足一个营，城池即刻被日军攻陷。当时，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师部在陬市，师长许国璋身边只有收容的两个步兵连和师直属部队一一四九九团抢占太浮山去了，四八八团和四五〇团也避开日军的攻击正在向太浮山附近集结——许师长决定利用现有阵地阻击日军。他明知仅凭身边的这点部队，根本无法阻挡日军第三师团的进攻，但他对官兵们说了这样一番话，表明他不愿意再退，决定死在这里了：

我们为国家尽力的时候到了，守陬市等于协同常德守军作战，我们多打死一个日本兵，就等于给常德守军增加了一份力量，尽到了军人的天职。我们已三面被围，背后是深不可测的沅水，既无渡船，天气又冷，与其当俘虏或落水淹死，不如战死光荣得多。为了保卫国家民族，每个人都要勇敢杀敌，与敌决一死战，不愧做中国的军人。[168]

许国璋，字宪廷，四川成都人，一八九八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时，许弃文从戎入川军第二师服役。他勇猛过人，屡建战功，不断晋升，一九三八年川军出川抗日时，他任第六十七军第一六一师第四八三旅旅长。武汉会战中率部顽强阻击日军西进，武汉失守后又率部扼守大洪山。一九四二年升任第一五〇师师长。常德会战开始后，第一五〇师是最先接战的部队，在澧水两岸抵抗日军已达半个月。

日军向陬市中国守军的阻击阵地蜂拥而上。战斗中，许师长亲赴前沿，手持步枪与官兵一起作战，不幸中弹负伤，陷入昏迷。官兵们误认为师长阵亡，准备将其运到沅江南岸去。这时许师长醒来，得知日军已经占领陬市，他拒绝被抬走，表示军人应该死在战场上，抬他过江等于是害了他。他从阵亡在他身边的卫士腰间摸到手枪，然后举枪自戕，时年四十五岁。

陬市和桃源失守后，常德城的西南面已经敞开。

在常德的西北方向，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指挥着周志道的第五十一师和张灵甫的第五十八师，顽强阻击着日军第十三师团，羊角山和落马城阵地一度失守，但又被第七十四军重新夺回。日军第十三师团的先头部队伊藤联队，不顾伤亡彻夜冲锋，终在二十日凌晨五时突到了燕子桥，但继续攻击时再次遇到顽强阻击。第十三师团赤鹿理师团长亲自来到该联队指挥所，严令天黑之前必须突破中国守军的阻击向前推进。伊藤联队与第七十四军的苦战，成为日军官兵的一场噩梦：

敌人占据着标高三百余米的高地，斜面险峻，处处是断崖峭壁。第一线部队甚为艰苦，从十四日夜以来，连日通宵不眠。然而为军之全局着想，不得不挥泪激励部下继续攻击。十八点再次攻击。敌防备坚固，我仅仅占领敌阵一角。联队本部继第三大队之后突进。预备队为了掩护山炮及马匹留在后方，准备于明日天亮后掩护山炮及马匹追及大队。此时夜幕漆黑，联队长在前进中只能借着无线报话机了解各大队状况。但由于山岳地带一场混战，二十一点联队本部便与各部队失掉了联系。联队本部孤军前进，夜半时分行至余儿垭北侧高地，受到敌军包围，敌众我寡我军顽强奋战。二十一日，敌人的攻击逐渐加剧，此时本部依然没有与部队恢复联系。十三点三十分，敌人一枚手榴弹在军旗下爆炸，联队长和旗手（立元义则少尉）负伤，卫兵三人死亡。右腿被弹片炸伤的联队长，无畏地亲自护持着军旗，激励周围的士兵，指挥战斗。然而死伤者递增，危机迫在眉睫。幸好在十六点左右第三大队（大队长，大场新平少佐）一部赶到，联队本部才摆脱了危机，十八点进入二方坪。[169]

虽然正面阵地没有被日军突破，但右翼受到迂回而来的日军佐佐木支队第二一六联队的威胁。为了避免陷入包围，王耀武命令部队向常德以西的漆家河西南方向撤退。

中美联合空军二十日再次出动战机三十六架次，协助澧水两岸地区中国军队的地面作战。二十一日，日军出动战机三十九架次，轰炸了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恩施，中国空军起飞迎战，击落日机四架，中国空军也损失了四架战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随即起飞战机二十八架次，在安乡、澧县和常德以北地区轰炸和扫射南下的日军。只是，由于这一带地面多为山地，中美空军对山地作战的协助效果不甚明显。

二十一日，当蒋介石在开罗机场走下飞机时，常德北面除了太阳山和太浮山两个要点尚在中国军队第一六二、第一五〇师手中之外，其余各要点均被日军控制。

二十二日，中国军队第六十六军，在澧水以北向王家厂、仁和坪地区的日军发动攻击，以牵制南下常德的日军；第七十九军由石门渡过澧水，向慈利方向攻击日军的侧背。而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在常德西北与慈利以南间，与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激战不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以及古贺支队、宫胁支队主力留在石门以北地区，负责阻击中国军队第十八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七十九军等部队对常德的增援。

常德已经被日军三面包围。

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日军实施三面反包围，在常德城下与进攻的日军展开决战：调集第六战区主力和第九战区一部，以第十、第一〇〇、第七十四、第七十三、第九十九、第四十四、第七十九军为一线兵团，以第十八军为二线兵团，在沅水南北地区，由南、西、北三面向日军实施包围反击。同时命令中国第九、第五战区在更广阔的外围地域向日军发起进攻，以策应常德决战。而常德城内的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接到的命令是：“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170]

中国军队第五十七师死守的常德小城，后来被中国国内舆论普遍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实事求是地说，常德守城战在战役规模上远不能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比，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格勒守住了而常德没守住。但是，常德守城战又是淞沪会战以来中国军队最为顽强的一次城池防御战，奉命守城的第五十七师官兵几乎全部战死，其不屈的精神与惨烈的牺牲令日军肝胆俱寒。

第五十七师隶属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作战素质，第七十四军在中国陆军中堪为首屈一指。第五十七师与中央军嫡系出身的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八师不同，该师原来隶属于第六十九军，是由皖军改编而来的部队，第六十九军在淞沪会战中伤亡严重，难以补充恢复，遂被蒋介石撤销番号，而其第五十七师则被划归为第七十四军建制。

十一月二十二日，日军分五路扑向常德外围的德山、牛鼻滩、新民桥、七里桥、黄土山和河袱山，第五十七师的外围阵地开始接敌。

早上七时，在常德的西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二〇联队步兵和骑兵二千余人，在十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向防守河袱山的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二营阵地发起猛攻，激烈的交战中阵地易手十余次。下午，日军增加兵力，阵地又是易手七次，一个营的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天黑时残部放弃前沿阵地退守核心阵地。在常德的北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一部向防守黄土山的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一七〇团阵地发起进攻，残酷的拉锯战持续到黄昏，一七〇团官兵向南撤退到杨家桥、竹根潭阵地。在常德的东南方向，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在新民桥和黄木关方向猛攻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阵地，激战整日，阵地依然在一六九团手中。

正当第五十七师浴血苦战的时刻，负责防守常德外围重要据点德山的第一〇〇军一八八团团长邓光锋，在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第二三四联队进攻到阵地前时，竟然携带家眷跑了，导致全团官兵跟着他仓皇撤退。国民党军战史对这一严重临阵脱逃行为的叙述讳莫如深，仅说“通讯中断，而后该团情况不明”。[171]中国陆军第一〇〇军，前身是地方军阀万选才、孙殿英、万殿遵各一部，可谓杂牌中的杂牌。——德山，位于常德东南方向，俯瞰沅水，主峰高耸。常德在沅江的环绕下如在囊中，而德山正处于囊口。尽管那位临阵脱逃的邓团长很快被抓住，并押往第六战区驻黔江的军法部执行枪决，但是，德山就这样轻易丢失了，令从桃源北上的日军第三师团很快便通过这一缺口强渡沅水，闯入常德城南的码头附近。

二十三日，西面，守卫河袱山的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二营的阵地再次受到日军的猛攻。日军的炮火把中国守军阵地轰成一片焦土，二营官兵与日军肉搏十余次，最后全营仅剩下七十多人，奉命向东收缩至南湖铺、黑家挡一线。东面，在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方向，日军攻击兵力增加到四千以上，在向黄木关阵地进攻时，日军施放了大量的毒气弹。日军突入阵地时，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亲率一个连向日军发动逆袭，在阵地前往复拼杀，双方完全陷入混战之中。晚上，日军推进到七星桥、新堤一线。北面，在第五十七师一七〇团守卫的竹根潭一线，日军第六师团第一〇九联队推进艰难。中国守军异常顽强，在炮火将阵地工事全部摧毁、官兵死伤惨烈的情况下，尽管寡不敌众，依然拼死抵抗。黄昏时分，日军联队长布上照一召集大队长开会，要求一个小时后突破当面中国军队的阵地。然而，话音未落，在众目睽睽下，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直接命中了联队长的乘马”。[172]——日军在收拾布上照一联队长的尸体时，第一大队大队长铃木兼雄宣布，由他接替指挥第一〇九联队作战。

日军在常德城外围的受挫，完全出乎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的预料。当得知常德守军只有中国军队一个师时，原以为仅仅靠第一一六师团就可完成攻城任务。谁知，包括担任主攻的第一〇九联队联队长的死亡在内，第一一六师团伤亡严重，横山勇由此判断常德中国守军极其顽强。于是，第十一军改变计划，将第三、第六十八师团也加入到攻击常德的序列里。二十三日晚，横山勇命令：“第一一六师团从北、西方攻击，第三师团以一个联队由南方攻击，第六十八师团以一个大队由东方攻击。常德城之攻击开始，预定二十五日夜。”[173]

二十四日拂晓，日军开始对常德实施狂轰滥炸，城门街市房屋多被炸毁，北门外更是烈焰冲天，浓烟滚滚，一架日军轰炸机被中国守军地面炮火击落，残骸坠落到城外的小湖中。接着，围城日军从三面发起猛攻，日军集中了所有的火炮助战，在炮火集中的落路口、卓安桥、七里桥等处，日军步兵以密集的队形反复冲锋，中国军队一七〇团数次反击，活捉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三三联队的上等兵松江三郎和石川正一，并在日军的尸体中发现了被打死的大队长中村中雄。一部日军在城垣的东南角水星楼附近强行登城，直接突入城内的沅清街附近。一七一团团长杜鼎指挥反击，营长张照普率领手榴弹班与日军拼死巷战，终于把突入的这股日军赶了出去，并活捉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一等兵铃木秀夫、藏木富治、村尾义一以及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三三联队的军曹山本正一。

常德炮火连天之际，正是蒋介石在开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的时刻，能够想象急于靠一场完胜支撑门面的蒋介石，心情该是如何的志忑不安。他在万里之外发来训令，直接指挥常德作战，强调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常德都要坚决地守下去：

限二小时到。恩施孙代长官、长沙薛长官：密。训令：（一）进犯常德之敌，三旬以来，经我迭次痛击，伤亡惨重，疲惫已极。其补给断绝，后方空虚，必将溃退。（二）无论常德状况有无变化，决以第六、第九战区协力包围敌人于沅江江畔而歼灭之。（三）第九战区：（甲）第十军（即改隶第九战区）、第九十九军、暂五十四师，归李副总司令玉堂指挥，速进攻洞庭湖南岸亘沅江右岸之敌。特须以重点指向德山方面，支援常德第五十七师之作战。（乙）杨森、王陵基两集团，应加强出击兵力，积极攻袭敌人。（四）第六战区：（甲）王耀武挥一〇〇军、第七十四军，以一部扫荡桃源之敌以主力进出陬市，攻击犯常德敌之右侧背。但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乙）王敬久集团并指挥第十八军及一八五师，以一部扫荡子良坪、仁和坪一带残敌，另一部进出公安、津市、澧县，确实遮断敌后方，以主力渡过澧水，向羊毛滩、临澧方向，求敌侧背而攻击之。（丙）王缵绪集团之第四十四军，应仍在太浮山、太阳山一带攻袭犯常德敌之后方，七十三军速夺回慈利。（五）各线指挥官应掌握主力，迅速求敌而攻击之。切忌脱离掌握，或以广大一线专守防御，逸失战机，贻误全局。（六）第九、第六战区之作战地境，改为沅江之线，各集团军作战地境，由战区规定之。（七）中美空军继续轰炸湖内敌船，并任常德制空。（八）仰速将部署具报。[174]

应该说，常德战局发展到这时，尽管日军已推进到常德城下，但双方战力相差不大，也都显出疲惫状态，特别是日军受到中美联合空军的持续轰炸，距常德战场最近的洞庭湖运输线几乎被炸断，支撑日军庞大兵力的弹药补给将很快发生危机。如果第五十七师能够坚守城池，外围的第六、第九战区各部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积极进取，攻城受阻的日军将会被中国军队反包围，中国军队不是没有在常德城下打一场战果可观的歼灭战的可能。

在日军准备全面攻城的时候，守城的第五十七师也迅速调整了部署：一六九团为右地区队，占领岩凸、牌路边、新堤、七里桥、夏家港（不含）之线阵地；一七〇团（欠第三营）为左地区队，占领夏家港、沙港、半铺市、白马庙、长安桥、落路口之线阵地；一七一团（欠第三营）为城垣守备队；一七〇团三营为师预备队，位于城内。——第五十七师兵力明显不足：原在河袱山阻击日军的一七一团的一个营，阵地丢失后已转移至南湖铺、黑家挡附近，官兵所剩无几；而原来指望能够助第五十七师臂之力的第一〇〇军的一八八团，放弃德山后已远远地跑到了桃源西南约三十公里处的泥窝潭。

二十四日晚八时，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接到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报：“常德存亡，关系全局，着激励官兵坚守待援，发扬革命军人牺牲之精神，努力战斗为要。”余师长当即回电：“职师四面血战已达七昼夜，虽伤亡惨重，但士气尚旺，我全体官兵谨遵钧座意旨，咸抱与常德城共存亡之决心。现八二迫炮弹、七六二山炮弹告馨，并饬外线友军挺进。”[175]

余程万师长知道，常德城是守不住的。

在外围作战的几天里，第五十七师官兵虽然顽强血战，但依旧无法抵挡日军的疯狂围攻。此刻，第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八师，仍在更大的外围圈内与日军纠缠，根本腾不出兵力支援他的第五十七师。至于整个战场上的其他友军，余程万心里清楚：指望他们舍命靠近常德来增援自己，国民党军就没有这个传统！

时年四十一岁的余程万是广东台山人，先后毕业于番禺师范学校、广东铁路专门学校、黄埔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中山大学政治系以及陆军大学研究院，学历之高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十分少见。基本上算是知识分子的他，早年在军内从事政治工作，一九四〇年才出任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师长，但其从军资历比军长王耀武还要老。战前，他带领第五十七师驻扎常德半年，当地百姓对他的印象不错：第五十七师官兵没有强买强卖的，也没有滋扰生事的，帮助百姓收稻谷时还自带干粮。战前动员常德百姓疏散，官兵们主动帮助老幼病残转移财物，不取报酬。余师长本人也不像其他军官一样耀武扬威，他对下级从不摆架子，总是和和气气的。常德的百姓认为，余师长是“国民党军将领中比较好的一个”。[176]

以前没有经历过真正血战的余师长和他的第五十七师官兵，很快就要尝到孤军苦战的滋味了。

中国陆军第五十七师主要军官如下：师长余程万，副师长李琰、邱维达，参谋长陈嘘云；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一七〇团团长孙进贤，一七一团团长杜鼎；步兵指挥官周义重，炮兵营营长孔溢虞，工兵营营长高玉琢，辎重营营长杜少兰；特务连连长杨筠，骑兵连连长薛家富，通讯连连长刘扩襄，输送连连长曹宝贵。

配属该师的部队：第七十四军炮兵团，团长金定洲（指挥山炮一营）；军直属炮兵三营，营长何曾佩；战炮营，营长蓝健民；高射炮连，副连长瞿国桢；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团长邓光锋（已逃遁）。

二十五日拂晓，日军在二十多架战机的支援下全面围攻常德。在卓安桥、渔父中学、兴隆桥、船码头、七里桥、三里港、岩凸等阵地前，日军倾尽全力以数路密集队形连续猛冲，与中国守军多次进入白刃格斗状态，第五十七师一七O团的邓鸿钧营长和一六九团的郭嘉章营长在战斗中阵亡。中美联合空军先后出动二十多架战机飞临常德上空，对攻城的日军实施猛烈的轰炸和扫射，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中畑护一被炸死。然而，该联队依旧强渡沅水，第三大队第十中队作为先头突击队，遭到中国守军炮火的拦截，日军救护队拼死往返渡江抢运伤员。强渡后，这股日军接近常德城墙，城墙外的民房被中国守军浇上汽油点燃，烈火熊熊，加上机枪的猛烈射击，日军在彻夜攻击中再次出现大量伤亡，第十中队中队长武藤被打死。——“直到二十六日黎明，东门附近的城墙上才接连出现了三面日本旗。”[177]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二〇联队绕过黑家垲中国守军阵地，迂回到长安桥附近；在夏家港受阻的第一〇九联队，也迂回到城东，进抵三里港和北门的外街。鉴于日军全面逼近城垣，余程万师长决定缩小正面，把主力移动到核心阵地上，命令一六九团由东门和北门入城，负责防守东门城垣；一七〇团由北门和小西门入城，防守南门；一七一团负责防守北门至大西门城垣；一六九团三营作为师预备队，控制在师指挥所附近的文昌庙。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电告余师长，增援部队第十军最晚可于明天抵达常德。这一消息大大鼓舞了第五十七师的士气，余师长给各位团长打电话，要求全体官兵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光大本军之辉煌，奋勇杀敌，固守城池，直至援军到来。

但是，余师长不知道，所谓的增援部队距离他还很远。在日军动用半数兵力阻挠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第七十九、第六十六、第十八军尚在澧水以北；第七十军的另外两个师以及第一〇〇军被日军阻挡在岩泊渡、龙潜河、盘龙山以西；而孙连仲声称明天即可抵达常德的第十军，目前尚在百公里之外的资水以南。

二十六日，城西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二〇联队，趁中国守军一七〇团退入城内之机逼近城垣。日军集中起十余门火炮，在十二架战机的协助下，首先施放毒气，，然后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激战到下午，日军从渔父中学侧攻一七〇团阵地。渔父中学阵地上的守军伤亡巨大，最后仅剩一名排长和数名士兵，几个人坚守不退，直至弹尽之时全部阵亡。

城北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联队攻击北门外的贾家巷阵地，中国守军一七一团的一个排冒着炮火顽强死守。战至下午，贾家巷阵地全被摧毁，排长殷惠仁和仅剩的几名士兵，在最后时刻用手榴弹与蜂拥而上的日军同归于尽。日军第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战死。天黑之后，日军不顾守军迫击炮的杀伤，试图攀登城墙，连续数次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守军“毫无动摇之意，猛烈喷射火力”，令攀城的日军“死伤严重”。[178]

在城东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部队和第一一六师团第一〇九联队数次攻城无效，从第四十师团借调来的护田义直的第二三四联队奉命增援。第二三四联队从德山方向靠近常德，渡沅江时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且中国军队在沿途埋设了大量地雷，道路两边的民房上也有中国军队的狙击手，因此行进缓慢。抵达东门附近后，他们的面前不但有块开阔地，城门附近还有坚固的碉堡，日军反复发动进攻都没有成功。在阻击日军的战斗中，一六九团一营营附董庆霞阵亡，士兵伤亡严重，但阵地依旧在一六九团之手。

余程万师长不断给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发电，诉说常德守军弹药告罄，伤亡惨重，恳请援军务必按照计划在二十六日晚抵达，否则他的第五十七师将难以支撑。孙连仲回电说，常德以北的援军已经过了盘龙桥和潘家河，常德以南的援军二十七日可以抵达城南。

二十七日，围攻常德的日军又增加了七千多兵力，战机和火炮对城垣的轰击更加猛烈，步兵在毒气弹的配合下轮番攻城，各个城门处都发生了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出现严重伤亡——“第三大队大队长葛野旷大尉壮烈战死。该大队所属中队军官至此全部战死或负伤。”[179]中国守军第五十七师也伤亡巨大，余程万不得不把所有的运输兵和担架兵编为战斗部队，把三百多名炮兵编入步兵作战行列，师部军官们也都被补充到了第一线。

黄昏，增援的第十军依旧没有抵达。第十军在常德南面的德山附近被日军阻击；而第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一、第五十八师以及第一〇〇军的第十九师，还在常德以西从陬市和河袱山向常德靠近。

这一天，蒋介石和宋美龄乘专机离开开罗回国。

二十八日拂晓，日军新一轮的攻城开始后，常德东门首先出现危机。日军集中了百余门火炮轰击东门附近的城垣，一股日军从城垣缺口冲到了城内的海月庵附近。中国守军一六九团团附高子白率领四十多名非战斗人员以手榴弹和刺刀反击日军，尽管官兵牺牲殆尽也没能阻挡住日军的深入。余师长命令一六九团退守永安商会、万花街街巷继续抵抗。在北门，城门和城垣工事全部坍塌，余师长命令一七一团退守敬惜堂、玛瑙巷和体育场一带的街巷，巷战中日军第一三三联队代理大队长饭代英太郎、第四中队中队长北田一男以下官兵多人被击毙。东门出现危机后，南门的中国守军被迫两面作战。尽管中美联合空军向城内空投了两万发子弹和炮弹，但是第五十七师的战斗人员消耗殆尽，各级指挥官伤亡达百分之九十五，重武器损失达百分之九十，所剩无几的官兵非伤即病。余师长再次把所有非战斗人员，包括杂役、政工人员和师部所有的勤杂士兵，连同滞留在城内的一个监护班和常德县警察队的四十多名警察集中起来，编成一支战斗部队投入作战，官兵们奋力修筑工事，坚守常德城的东南角。

余师长不断地发出求援电报，呼吁外围部队迅速向常德靠拢。

回国途中的蒋介石，致电第六、第九战区以及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第七十四军军长王罐武和第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常德如失陷，应由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第七十九军负完全责任。”[180]

而此时的余程万师长，根本无暇顾及常德城失守该由谁负责任，他和他的残余官兵完全陷入了惨烈的混战中。

二十九日，日军向常德城内施放了大量的毒气弹和燃烧弹，并分成小股突击部队四处放火。东门附近孙祖庙、三板桥、局北街和后街的巷战一直持续到天黑，所有的房屋全部成为灰烬，第五十七师官兵退到大庆街和高山巷一带抵抗。南门的日军猛轰水星楼，然后反复攀登，一七〇团的彭幼成营长率部在此拼死抵抗，死伤惨重。西门，一七一团官兵与冲锋的日军混战不止，杜鼎团长坚持在城垣上指挥作战，一直到晚上城垣阵地仍在，但团附卢孔文阵亡。这天，中国空军表现英勇。上午，第四大队在日军头上投下了六千三百发炸弹后，又在常德城上空与二十三架日军战机展开空战，击落了四架，第四大队没有伤亡。下午，第四大队再次飞临常德上空轰炸和扫射日军，并空投下大量的药品、食品以及中国民众为血战孤城的第五十七师官兵捐赠的各种慰劳品。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下令烧毁常德城。

各路日军大肆纵火，常德城的所有街巷一片火海。

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主力在常德以北、以西地区，把试图增援常德的各路中国军队挡在了距离常德很远的地方。此时，只有第四十四军的第一六二师离常德北门稍近，第一〇〇军的第十九师和第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一师已经推进到了河洑，而第十军和阻击他们的日军仍僵持在常德以南的牛鼻滩、德山和苏家渡附近。

各路日军把位于中央银行的第五十七师指挥部包围了。

师长余程万重新部署了各团防守的街区后，发出了一封情绪悲壮的电报：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领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七十四军万岁，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181]

三十日，日军的攻击重点放在了大西门和小西门，因为第五十七师指挥部所在的中央银行，距离大西门只有二百五十米，距离小西门仅有二百米。日军疯狂地向中央银行实施炮击，并施放毒气，大批日军轮番向银行四周中国守军阵地发起冲锋。一七一团的一个营，仅剩下的三十多名官兵死守不退，守卫小西门的一个排全部阵亡。日军攻破距离中央银行仅一百米的文昌庙后，第五十七师师部集中起所有的勤杂人等拼命堵击，各团尚未阵亡的团长和营长都参加了搏斗，余师长本人率领特务连的一个排也上了前沿。接近午夜，日军攻势稍缓。

几个小时之后，十二月一日拂晓，日军开始在中央银行四周的墙壁凿洞，逐屋进攻，第五十七师师部官兵凭借残壁死撑。日军调来大量的平射炮，对着银行四周的碉堡和民房逐次轰击，在警察局、关帝庙、后街、法院街等阵地固守的第五十七师官兵全部被炮火埋葬。上午十一时，佘师长似乎看到了些许希望，因为军长王耀武来电称：战区严令第七十九军的一个师必须三十日抵达常德；第六十三师于三十日晚上攻占了常德西南方向的桃源；第五十一师的一个加强团已经抵达长岭岗附近；第十军正在常德东南对日军实施攻击。余师长立刻派副师长陈嘘云带领几名士兵冒死出城，到长岭岗和第五十一师取得联络。但是，直到晚上，各路援军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也未见第五十一师到来。只是，第十军第三师的一名参谋，带着师长周庆祥的一封信出现在了余师长面前，信中说第三师已经攻到德山，要求赶快通报常德城里的情况。余师长又派步兵指挥官周义重带领几名士兵冒死出城，到德山方向去接应第三师。

但是，第三师七团好不容易进抵距常德南站仅三公里处，遭到日军阻击后又退回德山了。

十二月二日拂晓，第五十七师师部的最后阵地已被压缩在不到三百米的狭窄范围内。此时，第五十七师伤亡殆尽，每个团所剩部队不到二三个班，全师能够作战的官兵不足三百人，可以射击的步枪仅剩四十多支。

上午，第五十一师敢死队的便衣摸进了城，他们向余师长报告说，第五十一师仍在长岭岗被日军所阻，据悉第十军今晚也无法进城。

余师长彻底绝望了。

自己所在的第七十四军的两个师，尚且解救不了同属一个军的第五十七师，还能指望第九战区薛岳麾下的第十军吗？

其实，为突进常德城，第十军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中国陆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辖孙明瑾的预备第十师、周庆祥的第三师和朱岳的第一九〇师，是第九战区的机动部队，归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直接指挥。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第十军奉命在衡山整训，各师兵力不足六千人，加上军直属队，全军不到两万人马。接到驰援常德的命令后，十一月二十八日，第十军从衡山附近出发，紧急行军三百多公里，在常德城内的第五十七师处于最后时刻的十二月二日，抵达德山附近。方先觉认为，如果让前来阻击的日军抢占德山高地，第十军就无法突击到常德城下，于是决定：第三师为右翼，立即抢占德山；预备第十师则向德山以及常德南站前进；第一九〇师为军预备队。

第三师立即前往德山，发现德山已被日军占领。为了夺回德山，第三师与日军展开激战，虽然突破了日军的阵地一角，但部队伤亡很大。同时，预备第十师也被日军阻击，陷于苦战。方先觉军长命令作为预备队的第一九〇师增援，但朱岳师长说，他已经接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令，让他协助右侧的暂编第四十五师作战，因此他无法执行军长的命令。方先觉因为朱师长不听指挥而破口大骂，同时也埋怨薛岳不应直接指挥他的部队。没有增援的第三师先头部队攻到常德南站附近，就再也无法向前推进了。更严重的是，预备第十师遭遇了不测。作为第十军的左翼，师长孙明瑾得知常德城岌岌可危，于是比原定计划提前了数小时，于三日凌晨三时向德山发起突击，进攻序列是：二十八团为先头部队；师部和直属部队在二十八团之后；二十九团在二十八团的左侧；三十团在师部的后侧。师部选择的行军路线是道路狭窄的丛林地带，警戒和搜索都很困难，天亮时突遇日军的伏击——事后得知，日军根据侦察机的报告，得知了中国军队的行踪，随即派出一支部队进入丛林，任务就是伏击预备第十师的首脑机关——预备第十师师部和直属部队顿时大乱，狭窄的丛林小路上无法展开部队，在日军猛烈的火力打击下官兵非死即伤，参谋长何竹本负伤被俘，参谋处长陈飞龙阵亡。日军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具中国高级军官的尸体：

从服装上看可能是敌人高级军官。尸体一半泡在水里。让俘虏会计大尉（已负伤，曾予以治疗）骑马跟随去验尸。当尸体捞上来进行查验时，该大尉最初说不是师长，但是在这其间突然哇的一声抚摸尸体痛哭起来，确认是师长。据该大尉说，该师长为人廉洁，为部下所敬慕。我方为师长竖立木牌，郑重安葬。[182]

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江苏宿迁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陆军大学第十四期毕业，一九四〇年入预备第十师任参谋长。一九四一年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该师在行军时遭到日军伏击，损失惨重。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该师死守长沙城，顽强抵抗，迫使日军撤退，战后孙明瑾升任预备第十师师长。孙师长性格谦和沉稳，简朴自守，酷爱文学和外语，阵亡时年仅三十八岁。

师部遭到伏击时，先头部队二十八团也与日军遭遇，激战数小时后团长葛先才负重伤，部队被冲散。左翼的二十九团遭到日军侧击，没能及时展开的部队发生混乱。跟在师部后面的三十团，得知师长阵亡后随即撤退。

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的严令下，常德城外围各个方向上的中国军队不敢违抗军令，都在尽力作战以求向常德靠拢。第七十九军强渡澧水攻占羊毛滩等阵地；第七十三军攻入慈利，给日军的侧后造成威胁；第十八军在汉洋河附近与日军苦战不止，令日军的后方线出现危机；第四十四军第一六二师从太阳山阵地南下，攻占了黄土山等阵地；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突入石门与日军展开了巷战；第六十六军第一九九师和第八十六军第十三师，合力包围了仁和坪附近的日军；第三十军第三十师攻占了宜都；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在河袱以北与日军激战；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攻到了漆家河，第五十八师对黄石市的攻击取得局部成功。

但是，所有的外围行动始终无法获得实质性的突进。

远距离的策应根本无法减轻常德城内守军的巨大压力，更何况最远的策应作战居然发生在距常德三百公里外的宜都。

中国军队的各路援军都不可能冲入常德城了。

三日凌晨二时，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决定突围。

余师长把残余官兵留给了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命令其在城内牵制日军，自己则带着其余官兵，换上便衣，越过城南城垣，乘小船渡过沅水，突出重围。

留在城内的第五十七师残余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肉搏，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包括奉命掩护师长突围的一六九团团长柴意新。

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团长无数，而这个最后时刻依旧与官兵一起搏杀的柴意新团长，当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柴团长比师长余程万大四岁，黄埔军校三期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深造，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七十四军任职。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和鄂西会战。一九四三年任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团长。常德会战开始后，他率领千余官兵在常德城外城内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苦战不休，不顾生死，身先士卒，始终是官兵坚守阵地的主心骨。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常德失守了。

为了攻取常德城，日军先后投入三万兵力，而守城的中国军队只有一个师，兵力不足万人。攻城作战令日军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联队长死了两名，大队长死了四名，大量下级官佐和士兵死于常德城内外。中国军队第五十七师坚守常德半月有余，付出的代价是战后全师仅存数十人。

刚刚返回国内的蒋介石，与常德守军第五十七师联系不上了，但他在常德附近与日军决战的计划仍未改变：

即到。长沙薛长官、恩施孙代长官：密。训令：（一）犯常德之敌，大部已退却，常德余师本日状况不明。（二）无论常德状况有无变化，决依既定计划围攻敌人。（三）第九战区，速肃清玩江南岸之敌，并准备以有力部队进出沉江北岸，策应第六战区之作战。（四）第六战区之第七十四、第七十九军，应以必要一部，肃清各当面之敌，以主力围攻常德附近之敌。以上各军，暂由王副总司令耀武指挥。第十八军应继续南下截击敌人。（五）其余由战区另行部署，并具报。[183]

此时，常德城周围中国军队的位置是：第十集团军因损耗过大，主力退守在湘鄂交界处的仁和坪以西；第十八军在澧水以北；第六十六军第一八五师在澧水岸边的石门以北；第七十九军暂编第六师在临澧以西，军主力在五通市以西；第二十九集团军的第四十四军第一六一师在兴化港，第一六二、第一五〇师残部仍在常德以北的太阳山和太浮山；第七十三军在热水坑以西；第七十四军主力在漆家河、河袱山以西；第一〇〇军在桃源。

中国军队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从十二月五日开始加紧对常德附近的日军发起进攻。双方混战数日，各有进退。第十军第三师在德山与日军的战斗格外惨烈，在日军的猛攻下，第三师九团的阵地全被摧毁，营长周志清和全营官兵阵亡，团长张惠民率领特务排、防毒排、卫生队和团部士兵冲上去接着搏斗，也全部阵亡。六日德山被日军攻占。

为了加强常德附近中国军队的兵力，第九战区临时调集第五十八军和第七十二军各三个团以及暂编第二军的暂编第七师，组成了欧震兵团，向常德以南推进，在德山丢失的当天，与第十军左翼部队配合又收复了德山。

九日，欧震兵团发现日军开始向北撤退，立即向常德靠近。当他们进抵已成一片废墟的常德城时，城门四面大开，城内空空如也，日军踪影全无。

日军第十一军按照原定作战计划，攻占常德后立即撤退，恢复了战前的对峙状态。

在“我军收复常德”的胜利消息传来的同时，中国方面发现，按照一般规律，阵前撤离应该迅速而果断，但是撤离常德的日军似乎走得迟疑不定。——日军第十一军攻占常德后，东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突然命令第十一军长期占领常德，这让军司令官横山勇感到很意外。计划的突然改变，源自十一月二十五日驻华美军对台湾新竹日军机场的轰炸。大本营认为，对新竹机场的轰炸，表明美国已具有利用中国机场对日作战的能力，美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不仅是一种宣传，已经进入了实际性的实施阶段。受到这一严酷现实的打击，加上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船舶损失严重，大本营认为必须摧毁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同时为构成大陆走廊，必须从北向南打通中国的铁路交通线，以维持日军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战场的作战能力。因此，需要第十一军抽调部队占领常德，理由是：一旦进行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的作战，最强大的对手将是部暑在粤汉铁路线上的中国第九战区，而位于洞庭湖西侧的第六战区部队，会对打击第九战区的作战构成严重的威胁或牵制。而如果日军能够保持住对常德的占领，未来在这一地域作战时，常德将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出发地。为了说服横山勇占领常德，东京大本营甚至表示，如果第十一军需要，就把原准备调往南方军的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留下来。

但是，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认为，即使把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留下来，他的兵力还是不够，加上其他复杂的原因，第十一军没有能力长期占领常德，希望批准按照原计划从常德撤退。

鉴于横山勇的态度，畑俊六不得不决定放弃常德，命令第十一军按时撤退。

九日，横山勇下达撤退命令，要求各部队十二日前撤至石门、合口和澧水南岸附近。常德附近的日军的撤退路线是：第三师团由马头山、河袱附近撤向新安、合口；第一一六师团由太阳山南麓的石板滩、渣口市附近撤向澧县；第十三师团由五通市、热水坑、羊毛滩一线撤向石门、新安；第六十八师团由缸市附近撤向津市附近的澧水南岸。

就在日军开始撤退的十二月九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六、第九战区部队对撤退中的日军实施追击围捕作战。

中国两战区部队虽然执行了命令，但行动迟缓，日军在没有受到猛烈追击的情况下，于十二日抵达了各自的撤退线。

眼看就要渡过澧水回到原来的出发地，结束这场残酷的作战了，日军第十一军突然接到了大本营和派遣军的命令，让他们立即返回重新攻占常德。

横山勇火了，并由此爆发了日本陆军史上少有的抗命不遵的激烈冲突。

由于全面战局的不利，焦躁不安的大本营、中国派遣军和第十一军的将领们，都处于心情恶劣的时刻。畑俊六在勉强同意第十一军撤退的同时，依旧在制订打通南北铁路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并把详细作战方案用电报的形式发给了东京大本营。令畑俊六没有想到的是，他随即受到了大本营的训斥，说打通中国南北交通的作战影响巨大，如此简单的作战计划以及用电报的形式报告过于草率。畑俊六回电大本营，表示接受训斥。第二天，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四十五分，畑俊六向大本营报告了第十一军撤退的情况。晚上八时二十分，他接到了大本营必须确保常德的命令——显然，东京大本营发电时，尚未收到第十一军已开始撤退的报告——“经过研究认为”，将来进行作战时，“确保常德附近对我方是有利的”。[184]

撤退中的日军第十一军停在了澧水一线。

重庆军事委员会鉴于各部队追击迟缓，再次下达了追击命令。中国军队向停在澧水附近的日军发起攻击，但由于攻击力度不大，各部队之间缺乏协同，在日军短促的抗击和反击下，双方很快形成了对峙。

横山勇的恼火，不仅因为上司的反复无常，随意改变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线指挥官他深感作战的艰难和凶险。目前，第十一军正按照原定计划撤退，沿途所有的补给兵站都已提前撤走，各部队在这次作战中损伤严重，如果重新部署作战，不但要花费时间把补给系统再次建立起来，而且官兵疲惫不堪，战斗力如何很难预料。更何况，重新回头再攻常德，对伤亡累累的部队又该怎样解释？

横山勇拒不执行重新攻占常德的命令，这让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强烈地意识到：第十一军已不具备作战积极性了。——明确表示不愿再战，对于日军而言，这是中日爆发全面战争以来的第一次。

焦灼万分的大本营派出第一部（作战部）部长贞田禳一郎前往中国。贞田禳一郎当天就飞到了南京。在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幕僚们交谈时，幕僚们的意见都倾向于第十一军，而且话说得一反常态地直截了当：大本营关于确保常德的命令，完全没有顾及战场实际。第十军在攻占常德的作战中死伤五千多人，一线部队装备和粮弹的携带量严重不足，补给线又不能得到保障，如果无视第十一军的意见而坚持重新攻占常德，是很不妥当的。

为了不使派遣军与第十一军的关系恶化，畑俊六又派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亲自前往位于汉口观音寺的第十一军司令部，以求当面听取横山勇的意见。第十一军的意见是：

一、各部队尽管没有人发怨言，但战力已经显著下降，包括部队护送患者、接受新兵等，减员达百分之十八，急需整顿。

二、即使有可能确保澧水附近以北要地，但为此至少需要三个师团，并且要在正面不断地和敌人发生小规模战斗，恢复战力并非轻而易举，特别是现在不能利用水路的情况下，由于新设陆路兵站，筹集弹药粮秣和越冬准备等庞大的后方业务，积极的作战准备还将往后延迟。

三、此外，澧水以北一线，作为将来攻势的据点并不认为有多大的价值。而为了从常德附近开始攻占长沙附近，感到这个包围圈过大过长，而且为了出于敌之所料，这样做也未必适当。[185]

当松井太久郎提醒，这样是不是对大本营或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种反抗”时，没等横山勇回答，第十一军的高级参谋们表示：“对于命令，即使全军覆没也在所不辞，一定勇敢执行，只是详细报告了现状。”

十八日，松井太久郎返回南京，向畑俊六报告了第十一军的现状，畑俊六终于决定让第十一军全面撤退。

显然，畑俊六的心情十分不佳，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经过前往观音寺第十一军战斗司令所的松井总参谋长归任后的汇报，此次常德作战敌防备坚固，我方损失甚多。参战总兵力五万余众，而因伤亡、患病、接收新兵等，减员一万，需要恢复战力。而且前后方补给线也只不过一条，凡属一切计划均以十二月末之前恢复旧态势为前提制订的。其状况令人同情。该军也充分理解总军的立场，并不存在所谓厌恶返还的气氛。从该军之实际情况出发，同时通过目前与第一部长的联络明确了中央意图，故命令该军按既定计划恢复原态势。[186]

十八日，常德以北直至澧水附近大雪纷飞。

十九日夜，停留在澧水附近的日军再次开始全面撤退。

中国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各部队在苦寒中跟踪追击，与日军第十一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发生局部战斗。

在作战受到重大伤亡后，又在冻饿以及中国军队的追击中饱受困苦的日军，把邪恶之气发泄在沿途遇到的中国百姓身上。追击日军第三师团的中国军队第十八军第十八师五十三团三营营长马千毅，目睹了日军一路奸杀抢掠造成的惨状：

澧县西山区的一个小镇合口，镇上只有七八个老太婆未逃走，都被日军轮奸致死，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幼女也未幸免。敌从龙凤垭溃逃时，在一农妇家牵出一条黄牛，用刀在后大腿割下一大块肉煮食。牛痛极狂叫，农妇见状不忍，欲用刀将牛放血速死，敌人不准。农妇骂，敌人发怒，取刀在农妇腿部割下一块肉，听着人叫牛叫，狂笑鼓掌。当晚我军收复龙凤垭时，农妇还活着。新安江上有死尸从上游漂来，大多为赤裸妇女。青泥潭附近路边大树上，倒挂着数具尸体。村中人诉说，日军扬言，如有一个日军被打死，将杀十个中国人抵命。这是发生在十一月的事。日军进村后，叫喊：“花姑娘有的？”适有一家妻子病重，未能躲藏，丈夫只得陪侍。一日军见病妇欲行奸污，丈夫见状愤怒已极，拿柴刀将敌砍死。另两名日军来寻同伙，见到尸体，便将丈夫倒挂，活活吊死。病妇拼命抵抗，咬伤日兵脸部，日本兵凶相毕露，将病妇拖出，全身捆绑，用军刀砍断路旁一小松树，留出地面一尺多，上端削尖，从病妇下部插入肚腹至死。日本兵仍不肯罢休，另觅几个老百姓，用粗铁丝穿透脚踝，倒挂树上吊死。[187]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一军部队全部撤到战前地域。

常德会战至此结束。

客观地说，中国第六战区根据拱卫陪都重庆的任务，战前制订的逐步消耗敌人，并在坚守常德的同时，于澧水和沅江之间调集主力与敌决战的计划，是符合实际的。如果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能够与长沙会战一样，把澧水附近变成“天炉”，日军第十一军的损失将会更大。固守常德的第五十七师，尽到了誓死血战的职责，一个师死守孤城达十多天，尽可能地吸引了日军主力于常德城内外，官兵用命，可歌可泣。因此，无论常德会战是否可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提并论，会战的整个过程表明，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能力在不断提升，而日军正走向不可逆转的颓势。

但是，尽管第五十七师拼死固守，同一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日军长驱而入，虽然损失了近万人，但达到预定作战目的后又扬长而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根据战后不完全统计，有三名师长、三名团长和团附、二十八名营长阵亡，普通军官和士兵伤亡高达四万人以上。中国方面的决战计划未能得到贯彻执行的原因，不外乎被一系列固有的老毛病掣肘：高级军官没有现代指挥理念，作战时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大多数都违反了“师长距第一线三至五公里，军长八至九公里，总司令十二至二十公里”的严格规定，远远地躲在后方，无法确保及时掌控一线战情，无法保证会战指导的落实。会战开始时，澧水北岸的作战部队一触即溃，没有达到预期的大量消耗日军的效果，日军仅用五天时间就突破了澧水防线。待常德城攻防战开始后，滞留在澧水北岸的中国军队主力不少，也都接到了断绝日军后方补给线的任务，但整个作战期间，日军仅有的一条后方补给线始终畅通无阻。同时，第五、第九战区的策应作战也不甚积极主动，对日军围攻常德的作战没有起到任何牵制作用。由于第五十七师的苦守，中国方面曾出现过围歼日军的钳形态势，但各部队协同不力，动作缓慢，未能在局部形成优势打击力量，反而被日军各个击破，等第九十九军和欧震兵团抵达战场的时候，会战已经接近尾声，决战局面早已丧失。

战后，蒋介石曾对常德会战进行了一次讲评。他称常德会战是一次值得全体军人荣光的战斗，是已死将士用血肉换来的胜利。在详细计算了各增援部队每天推进的速度和距离的同时，蒋介石愤怒地指责了梁汉明的第九十九军、施中诚的第一〇〇军、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等部队。蒋介石的愤怒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军纪败坏和擅自脱逃。

……这一次常德会战，我们根据各地绅耆民众的报告，一半部队的军风纪都不很好。据报：第十军的第一九〇师师长朱岳，见到前方战况不利，他就潜伏在益阳三塘街逗留不前，并命令一般团长菅长等，回到桃花江一带去打游击。以致当时附属该师的炮兵第一团第四连，因为没有步兵的掩护，损失了卜福式山炮二门……又第三师退出德山经过朱家站时，因当地民众逃散，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怪他不办招待，其连长就火焚民房，这件事不知你们军长师长知道不知道？一定要彻底查究，切实呈报处治勿忽。这次第十军的军风纪，为什么会败坏到这种地步呢？实在痛惜之至！尤其德山方面，此次遗弃伤兵二百余人，后来都遭敌人杀害，此其责任究竟何在？亦要查明究办。还有军部卫生第十三大队，此次转运伤兵，沿途遗弃葚多，已经抢救下来的伤兵，亦往往两三天不替他们换药，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188]

在说到擅自脱逃的痼疾时，蒋介石没再提因弃阵逃走而被枪毙的第一〇〇军一八八团团长邓光锋，反而对死守常德城的余程万师长痛加训斥：

第五十七师在常德作战的经过大家都知道：一般中下级官兵——尤其是已经牺牲了的将士——可以说已经尽到了他们守土卫国的责任，无愧为总理的信徒。不过后来到了最后五分钟，余程万师长竟敢不奉命令，悄然退却，以致全师的战绩与荣誉完全为之丧失……余程万此次率领全师，守卫常德，抗战十余昼夜，使国军的荣誉为之声价十倍。这种战绩当然值得记取。但他在守城时候的表现有二点最不好的地方，第一是他在守常德的时间，几乎天天叫慌，总是说弹尽粮绝，要求赶快增援。不仅打无线电报给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甚至连番不断地打电报给各方面。须知这种无线电报，一定是要被敌人偷译的，敌人偷译了这种电报，知道我们守城主官这种慌乱的情形，就可以断定你决不能死守到底，所以他们毫无忌惮地更要积极地进攻，不肯罢手了……以后任何部队，如果奉命守城，就要立定决心，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本身，援军如果能够适时赶到，这只能算是意外之事！须知天下绝没有上官坐视部下危亡不去救援的道理。事实上，援军能来，就一定会来，根本用不着你向上官求救……第二，这次第五十七师守卫常德，阵亡官兵已经证明有五千多人。我们一师人守城半月之久，一般官兵为了师长的精神和他的人格所感召，因为要贯彻师长的命令，达成师长所授予他们的任务，所以不惜牺牲一切，亦不怕伤亡如此惨重。而到了最后，我们作师长的，竟不能实践其与阵地共存亡的教训，卒致决心动摇，单独潜逃，这已经不对了，何况后来新十一师进城的时候，在城内还发现我们伤兵三百余人？这是被敌人入城以后残杀所余的数目，可知当时遗留在城内的伤兵之数必多过几倍是可断言。你看师长为了他个人的生命，不顾他所弃留的几百几千的呻吟待救的部下，我认为这是最不道德的一个军官……总之，这次余程万不奉命令擅自撤退，和遗弃伤病单独潜逃，是我们革命军人精神上最大的污点，丧失了我们革命军人的人格，是我们这次常德会战最痛心的事……[189]

在蒋介石“余程万师长必交军法审判”的严令下，余师长被判处死刑，后经军长王耀武求情得免，改判两年，坐牢十个月后获释复出，任第七十四军副军长，抗战后的一九四八年升任第二十六军军长。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攻入云南时，他既不愿和卢汉一起宣布起义，也深知跑到台湾依附蒋介石没有好日子过，于是逃到香港隐居起来，不久就在乱世中于种菜养鸡时遭匪徒抢劫身亡。

如今，常德城外矗立着纪念碑，永久地纪念那些在一九四三年血肉横飞的冬日里死战不退的中国将士。

常德废墟上的余烟未尽，一九四四年到来了。

这是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七个年头。

谁也没想到的是，一场空前的大混战又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开始了。

第三十五章

挫师失地，罪戾难辞

在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国第一战区从未打过一场好仗。

爆发于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的豫中会战，是抗战期间中原战场上规模最大、交战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会战。

这场作战，深刻地暴露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正在全面恶化——国民政府麾下的党政部门的大员、地方各级官吏以及隶属于不同派系的军队将领，抗战初期的爱国热情和作战意志都已被漫长而残酷的战争、内部复杂的私利角逐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贪污腐败消磨殆尽。而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军队，其一战即溃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战场上呈现出的一种全局乱象。包括国民党内部高层人物在内，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意识到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性：领导全面抗战的重庆国民党政权，很可能在日本人尚未被赶出中国时自己首先崩溃，这种崩溃不是来自于日本侵略的军事压力，而是一种无法逆转的自我销蚀与自我毁灭。

“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然而追怀过去，冀策将来，此一段血的教训，深足警觉，确有坦白地检讨之价值”。[190]第一战区在战后检讨报告里这样写道。

这场被称为“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的会战是从黄河岸边开始的。

第一战区的防区，北抵北平附近的大清河，西至陕西门户潼关，东到津浦铁路，南至平汉路上的许昌以南，是抗战中国防区面积最大的一个战区，区域内平原千里，黄河横贯，中条山、太行山、伏牛山耸立其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于平汉线战败，黄河以北国土尽失；翌年徐州会战再败，掘开黄河大堤后乃保住半壁中原。卫立煌主持战区时，国共团结抗战，华北敌后战场活跃，但中条山守军疏于防范，与日军交战中损失惨重，中条山遂被日军攻占，加之庞炳勋等将领先后投敌，除了共产党敌后武装仍在这一地区与日军艰苦周旋外，国民政府统辖的军队从此全部退到黄河以南。第一战区的西面，是负责封锁共产党中枢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的第八战区，东面与鲁苏战区连接，南面则是担任湘西地区防务的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三个战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与日军对峙的广阔而漫长的中原对峙线。

第一战区划分为由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分别指挥的两个部分。

司令长官蒋鼎文的长官部设在洛阳，指挥的部队是：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下辖：第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其第十七师，师长申及智；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孔从周。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其第一七七师，师长李振西；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陈子坚。以上两个军都是由西北军杨虎城的旧部改编而来。第四集团军防区右接汤恩伯部阵地，担任着枣树沟、汜水、巩县、偃师、孟津一带的黄河河防。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实际所辖部队只有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其第一〇四师，师长杨显明；第一七八师，师长李家英。该军为川军，担任孟津以西新安、渑池一线的黄河河防。另外，在该集团军的序列表上，还有张际鹏的第十四军，其第八十三师，师长沈向奎；第八十五师，师长王连庆；第九十四师，师长张士光。第十四军为中央军嫡系部队，实际上由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直接指挥，驻扎在洛阳吕家庙附近。

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实际所辖部队只有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其新编第六师，师长马润昌；暂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尹瀛洲。该军由河北民军改编而成，因此还指挥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约一个师。该军的防区西面与胡宗南的第八战区接壤，负责渑池、观音堂一线的黄河河防。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实际所辖部队只有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其第六十四师，师长刘献捷；第六十五师，师长李纪云。该军前身为豫西地区的镇嵩军，驻扎在洛阳附近。

刘戡兵团，总司令刘戡。下辖：第九军，军长韩锡侯，其第五十四师，师长史松泉；新编第二十四师，师长宋子英。该军基本部队由浙军和奉军混编而成。暂编第四军，军长谢辅三，其第四十七师，师长杨蔚；暂编第四师，师长马雄飞。该军在战前由第九军第四十七师扩编而来。兵团部驻扎在洛阳附近。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司令长官部设在叶县，指挥的部队是：

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下辖：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其第二十三师，师长张文心；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预备第十一师，师长赵琳。该军为中央嫡系部队，担任郑州以北花园口至广武的黄河河防。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其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萧劲。该军由河北抗日义勇军改编而成，担任花园口、中牟一线的黄河河防。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其新编第一师，师长黄永瓒；第二十师，师长赵桂森。该军前身为西北军宋哲元部，驻扎在密县和新郑一带。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下辖：第十二军，军长贺粹之，其第二十二师，师长谭乃大；第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第五十五师，师长李守正。该军前身是西北军韩复榘旧部。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其第四师，师长蔡剑鸣；第八十九师，师长金式；第一一七师，师长刘漫天。该军为中央嫡系部队。第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其第九十一师，师长全英；第一九三师，师长郭文烁；暂编第十六师，师长吴求剑。该军是一九四一年由新编第二军改编而成。第三十一集团军部队驻扎在临汝、登封、叶县、郏县和襄城地区。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下辖：骑兵第二军，军长廖运泽，其骑兵第三师，师长徐长熙；暂编第十四师，师长李鸿慈；骑兵第八师，师长马步康。第七十八军，军长赖汝雄，其新编第四十二师，师长彭赍良；新编第四十三师，师长黄国书；新编第四十四师，师长姚秉勋。还有陈又新的泛东挺进军，驻扎在沈丘一带。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下辖暂编第九军，军长霍守义，其第一一一师，师长孙焕彩；第一一二师，师长王秉钺；暂编第三十师，师长洪显成。该军以东北军部队为主，一九四三年底由暂编第八军番号改编而来，驻扎在安徽阜阳一带。

以上八个集团军，十七个军，共四十多万人，部署在汜水、广武、郑州、中牟、尉氏一线的黄河河防，许昌至遂平之间的平汉铁路沿线以及密县、临汝、襄城和洛阳的纵深地带。

自一九四一年中条山会战溃败，第一战区部队基本上没再打仗。国民党方面普遍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作战。因此，蒋鼎文和汤恩伯自一九四二年主持第一战区后，两个人很清楚蒋介石赋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绝对不要主动对当面日军发动攻击，在求得长期对峙局面的同时，寻机与共产党抗日武装发生冲突，以遏制共产党敌后武装的壮大趋势。

蒋鼎文，字铭三，浙江诸暨人，时年四十九岁，是国民党军将领中与蒋介石关系甚为密切的人。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十六岁的他加入学生军，后入绍兴大通陆军中学堂和浙江讲武学堂，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他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谋部中校副官。他是黄埔军校的首批学员，为学员队的区队长，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在东征战役中他身负重伤，伤愈后升任团长，成为北伐军中干将。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高度一致，曾率部镇压了第十九路军于福建的倒戈。使他声名大噪并与蒋介石关系更为牢固的，是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事变中，他和蒋介石一起被张学良扣押，为营救蒋介石，他充当了西安与南京之间斡旋的中间人，是促成蒋介石安全脱身的核心人物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他被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对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实施围困。在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任上，他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积累了惊人的财富，生活极其糜烂，在黄河北岸一带到处可见日本人张贴的他一手抱着美人、一手提着钞票的宣传画。一九四一年底，他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开始和蒋介石的另一个心腹汤恩伯共事。

一九四〇年冬，汤恩伯率部进入河南，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一九四一年初豫南会战结束后，汤恩伯就再没向日军发射过一炮一弹。除了奉蒋介石之令对付共产党抗日武装外，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横征暴敛和扩充实力上。他以他的基本部队为核心，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势力达到最高峰时竟拥有四十多万人马。他之所以把司令长官部设在叶县，是因为叶县是汉武帝的发祥地，也是曹操设在中原的巢穴，为此他自称“中原王”。为了靠近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他用暴敛来的金钱财富大肆行贿，蒋介石身边的大小权贵几乎都收到过他的重贿；他还把用大价钱从日战区搞到的贵重物资，动用专车专船辗转千里运往重庆。他的金钱财富全部来自对百姓的残酷盘剥。中原大旱，蝗灾又起，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十室九空，兵匪喧嚣，流民盈野，河南百姓从此有“水”“旱”“蝗”“汤”四灾并重之说。

蒋鼎文与汤恩伯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蒋鼎文在汤恩伯面前摆老资格，汤恩伯不但不以为然，且有意与蒋鼎文分庭抗礼。蒋鼎文为了制服乃至孤立汤恩伯，拉拢北方部队和川军头目，但汤恩伯针锋相对，在叶县延揽招待各色人等，馈赠厚礼，巩固自己权位的同时，还把蒋鼎文身边的不少人拉到了他的集团中。两人在同一战区分任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本应在一个指挥部里同心协力，但他们各自统帅着自己的部队，盘踞在相互分割的区域里，闹矛盾的时候相互拆台，暂时平静的时候便井水不犯河水。难以想象，如此一个战区内，一旦发生大战将会出现什么局面。

所幸这里长期未战。

日军之所以在这一地域长时间没有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除了日本国力军力财力的衰退、太平洋作战导致兵力不够等原因外，最为重要的是日军认为，与共产党敌后抗日武装的战斗才是这一地域日本占领军的主要作战内容。

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

中国东部的重要部分，已落入日军手中，重庆军被迫撤到黄河以南的山岳地带，只能苟延残喘。与此相反，中共军却乘日军抽调部队、兵力减少之机，在华北、华中的广阔地带，建成牢固的根据地，站稳了脚跟。

日军还发现，这一地域的国民党政权显露出不稳定的倾向：

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及其一派（国民党）现在很孤立。各民主党派是所谓不满分子，很有可能使国民党陷入孤立。此外，南京现政权和华北政权所掌握的与日本合作的新军，由于中共军的活动而发生动摇，其战斗力颇有被粉碎、吸收之虞。

日本方面认为，共产党之所以是大敌，是因为它与国民党的区别极大：

如不了解中共军的传统和特性，尤其是忽视了其基干部队人人都是优秀战士的特点，而谈论中共军，就等于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他们的领导人员，由于多年来一直在逆境之中，排除万难，冲破艰险，因而其坚强意志和狡诈智谋，决非一般人所能比。[191]

作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自上任起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与共产党抗日武装的作战上，但无论“治安作战”“剔除作战”，或是“大扫荡”，结局却是共产党抗日武装越来越强盛。后方不稳便无法在正面战场上作战，越“扫荡”共产党抗日武装越活跃，于是更不敢在正面战线上发动攻势了。——日军的这种两难使得中国第一战区内三年来一片平静。

只是，这种平静就要被打破了。

中原战场上将发生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

促使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的起因，还是常德会战期间美军战机从中国基地起飞对台湾新竹日军机场的轰炸，这次轰炸令日本方面再次强烈意识到本土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同时，进入一九四四年二月以来，太平洋战局越发对日本不利了：美军突破日军的马绍尔防线，已经压到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特鲁克。美军随即对特鲁克展开了大规模空袭，同时用强大的舰炮火力轰击岛上的日军。接着，美军在布拉翁环礁成功登陆，直冲马里亚纳群岛。在东南海域，二月底，日军连续丢失了重要岛屿上的支撑点，战略前沿拉包尔陷于孤立，美军突破了丹皮尔海峡，威胁到新几内亚岛的北岸。——日军在太平洋上连续的失败，导致了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下台。被天皇任命兼任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的首相东条英机认为，在欧洲战场上，美英会很快开辟第二战场，盟军将向欧洲大陆纵深挺进；在苏德战场上，苏联已经渡过了危机，战场优势将继续扩大；而在亚洲战场上，美军将在太平洋上继续与日军拼死争夺诸岛，以逐渐向日本本土压缩；英军也将从印度洋方向，试图夺回缅甸南部、安达曼群岛以及苏门答腊北部。从全局上看，日本只有全面采取守势，而这种守势能否保持相对的主动，将取决于对中国战场的控制程度。——“因为在太平洋受到美军的压制，所以无论如何也必须确保西面的中国大陆和南方的联络。在海上正面万一发生问题，对南方的五十万军队不能坐视不救。”[192]

所谓的“确保西面的中国大陆和南方的联络”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尽管中日全面开战已经第七年，但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交通平汉线、粤汉线和湘桂线，日军依旧没能完全控制。日军虽然占据了中国东南部的大片国土，可仅就交通线而言，南北交通大动脉却被中国军队阻断了。在平汉线上，中国第一战区部队卡在许昌附近；而粤汉铁路线在长沙附近被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占据着；湘桂铁路也处于被切断的状态。也就是说，从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往南，进入华北平原、中原地带、两湖地区，直到广东和广西，再到日军占领的中南半岛上的缅甸，陆地上的南北交通是不通的。此时，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几乎被美军摧毁殆尽，孤悬于印尼和新马地区的数十万日本陆军，一旦危机降临，除了往中国境内撤退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逃生之路。因此，中国大陆的南北交通线必须打通。

日军大本营认为，日本与美英盟军、与中国军队决战的那一天迟早要到来，估计这一时刻应该在一九四六年。为了最后的决战，现在就应该准备，即在太平洋各个岛屿上尽力阻击美军的同时，还要打通并保持住中国大陆从南到北的交通，以保证未来的进退能够有机动的空间。——“打通华北、华中、华南分割的中国战线，并连接法属印度支那，虽是极大的作战，但考虑到该地区存在美空军基地的现状，无论如何必须在一九四四年内实现以上措施。”[193]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大本营上奏天皇，对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阐述了理由：

摧毁中国西南要地的敌各飞机场，以保本土及中国东海的防护安全为其第一目的。打通大陆后，即使在海上与南方的交通被切断，也可经大陆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其第二目的。这样，估计今后大战的形势将会好转。同时，作为附带的收获，可以取得攻占地区的钨矿等重要资源。[194]

天皇批准了这次作战。

大本营当天便下达了作战纲要，并把此次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

这是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作战计划。其要领是：首先在平汉路南部，动用第十二军以及第一、第十一、第十三军各一部，约六个师团的兵力，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发动攻势；然后，动用第十一军以及第二十三、第十三军各一部，约十三个师团，对湖南境内的长沙和衡阳、广西境内的桂林和柳州以及湘粤赣边区，发动三个阶段的攻势作战；大约在一九四五年初攻占南宁，与南方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第二十一师团会师于越南的谅山。日本方面的设想是：完全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将中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贯通，以便让从“满洲国”始发的列车，南下数千公里，开到越南境内，一路没有任何阻拦，从而把中国战场与南方战场完全连接起来。

为了完成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作战，日军大本营再次进行了国内动员，征集新兵，相继编组了十四个独立步兵旅团，并即刻派往中国战场；又成立了八个野战补充队跟随作战，以作为伤亡补充。同时，把原准备调往南方作战的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二师团仍留在中国战场上。为了加强空战力量，把第三飞行师团扩编为第五航空军，并从关东军调来七个飞行战队。——尽管东京大本营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可是与中美联合空军相比，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空中力量依旧处于劣势。

日军在平汉路南部的作战发动于河南境内：

方针

一、于四月下旬，以华北方面军由黄河岸京汉沿线地区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尤其是第一战区的部队，将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冲占领并确保之。

二、命第十一军及第十三军各一部分，策应支援华北方面军的作战。

三、主要作战期限预定约一个半月。

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团如下：

华北方面军

第十二军（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0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骑兵第四旅团）。

第一军一部分。

第十一军（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之主力）。

第十三军（第六十五师团长指挥之第六十五、第六十四师团各四个大队）。

第五航空军一部分。

指挥要领

一、华北方面军大致应于上旬以前，进行新建部队的组织及警备交替，命作战所需兵团在驻地附近集结，进行训练。

二、华北方面军应在四月上旬以前，修复霸王城附近黄河铁桥。

三、华北方面军大致应在四月中旬，命第十二军主力集中于新乡南方地区，一部分集中于开封西面黄河左岸地区，完成作战准备。第十二军向前方开动时，命第五十九师团长一并指挥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独立步兵第一、第四旅团等部，由方面军直辖，负责山东省警备任务。

四、第十二军大致应于四月下旬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后，进入郾城附近，做好向洛阳方面作战的准备，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信阳方面，配合第十一军的部队打通通往武汉地区之陆路联络线。

五、第十二军主力，以后应迅速由郾城附近向右迂回，突入洛阳方面，击溃敌第一战区部队。

六、华北方面军在发动本次作战前，命第一军向西方佯动，并于作战开始后，命第一军一部及时由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切断陇海路，支援第十二军主力作战。

七、第十一军大致于五月上旬，以一部兵力，由信阳附近向确山附近采取攻势，支援华北方面军作战。

八、第十三军于四月底前后，以一部兵力在阜阳附近作战，牵制敌人，使华北方面军作战顺利进行。

九、由关东军调用的第二十七师团，先在黄河左岸待命，随着本作战的进展，经陆路向武汉地区推进。

十、作战完成后，华北方面军应即派遣第三十七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的各约半数，经陆路开往武汉地区，划归第十一军指挥。

十一、作战完成后，华北方面军大致将洛阳、临汝、舞阳及泌阳东方一线，作为对敌第一线，确保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

十二、用于确保新占领区的兵力，预定大致如下：第六十二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缺少一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

十三、华北方面军随着作战的进展，应抓住时机在郑州、洛阳、郾城附近建设飞机场，同时迅速修复京汉铁路南段。[195]

但是，“按照一号作战的提议，虽然在华北打通京汉线作战势在必行，但方面军以黄河的险阻为理由，对之不感兴趣”。冈村宁次的解释是，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应为中共抗日武装。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幕僚们经过研究，商定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牺牲我占区的治安，从而可在属下各军最大限度地抽出兵力”，以执行大本营赋予的作战任务。冈村宁次对此次作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目标为汤恩伯军。作战时如果猛攻密县，汤军主力当来应战，应考虑对其进行大举包围以歼灭之；二、本作战期间绝对杜绝三恶（不烧、不抢、不杀）。”[196]

担任主攻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下辖三个师团又六个旅团，其中的三个旅团还是刚组建的部队。为了加强其力量，日军大本营下达了第十二军新的战斗序列，使得其兵力大大得到了扩充。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下辖长野祐一郎的第三十七师团、本乡义夫的第六十二师团、林芳太郎的第一一〇师团、竹下义晴的第二十七师团、野副昌德的第六十三师团、山路秀南的坦克第三师团，以及多贺哲四郎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长岭喜一的独立步兵第九旅团、藤田茂的骑兵第四旅团。军直属部队：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独立野战炮兵第十一大队、独立山炮兵第一大队、野战高炮兵第七十四大队，以及独立工兵第三十八、第四十联队和第五十九、第六十大队以上参战部队，加上策应第十二军的部队，日军总兵力至少在十六万人以上。

但第十二军的军官们还是不放心，对峙线两边多年不战，令他们无法彻底掌握中国第一战区的底细。因此，他们对派遣军总司令部让他们从正面突破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十分不满，认为黄河铁桥和霸王城以南的中国守军必定力量强大、布防严密，正面攻击会带来很大的伤亡。经过研究，他们认为可从郑州东面的中牟地区渡过黄河，进攻郑州、新郑和密县，直接威胁黄河铁桥附近中国守军的侧后，形成前后夹击的局面，这样一来中国守军的防线必定全面崩溃。根据这一设想，第十二军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一 方针

军于四月二十日左右，以主力自黄河河畔平汉路沿线地区，以一部自开封西南方正面发动攻击，击溃第一战区为主的敌人后，占领平汉路南段沿线之要地。

二 指导要领

―、军以第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集结于开封及其东方地区；第一一〇、第六十二师团，集结于黄河郑州铁桥北岸两侧地区；独立步兵第九旅团集结于汲县附近；为欺骗敌人，第二十七师团集结于新乡以西之博爱、沁阳地区；坦克第三师团在汲县及其以北地区集结；骑兵第四旅团在商丘现警备地区进行战备。

二、作战开始前，第二十七师团在黄河以北之孟津，骑兵第四旅团主力在霸王城与开封间之黄河北岸，分别进行牵制性佯动，并适时推进军主力，准备对霸王城及中牟正面敌阵地实施攻击。

三、第三十七师团指挥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于四月十八日拂晓，在中牟正面渡过新黄河，向郑州及其以南地区突进；军主力第六十二、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突破霸王城正面敌军阵地，迅速向以南之郑州、汜水、密县、郭店、新郑等要地推进，将敌军捕歼于郑州平原。为使霸王城正面敌军阵地能在作战一开始时就遭到沉重打击及被突破，坦克第三师团应以一部协同。军主力预定四月二十日拂晓开始进攻。进攻开始前先占领鸿沟以西汉王城附近高地。

四、军主力到达郑州附近时，坦克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即应迅速向黄河以南开进；军主力继续击溃所在地区之敌，直趋郾城，准备向西回旋，同时以一部迅速向信阳方向推进，与第十一军之部队会合，打通平汉路。而后随平汉路之打通，将预定使用于湘桂作战之第二十七师团向武汉地区前进。

五、军主力到郾城后，应以极迅速之突然行动向右回旋，向洛阳地区突进，以寻歼第一战区主力部队。

六、第五航空军除以一部支援此次作战外，必要时应以有力之战斗、轰炸部队进行直接支援。

七、作战开始后，第一军将于山西之蒲州、第十三军将于安徽之阜阳地区进行牵制。

八、此次主要作战结束之时间，大致在五月下旬。[197]

内山英太郎制订的计划，是一个三路闪击的计划：先由左翼的第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由中牟附近南渡黄河，强占新郑，然后接应中央一路的部队夺取郑州和密县；右翼的第二十七师团在黄河北岸摆出攻击洛阳的态势，牵制蒋鼎文的四个集团军，使之不能增援汤恩伯的防区；中央一路部队由第六十二、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坦克第三师团组成，从黄河铁桥渡河后，攻击霸王城要塞，夺取荥阳和广武，把中国军队第三十一集团军压缩到密县以西。然后第十二军主力沿着平汉路南下，寻歼中国军队第二十八集团军，夺取许昌、禹县和襄城等要地，预定在郾城或许昌附近突然向西回旋，包围汤恩伯部主力于登封地区，予以歼灭后直逼洛阳城下。从日军的作战计划看，其作战规模、作战决心和作战目的坚定而明确，中国第一战区在养尊处优三年之久后，即将面临一场吉凶未卜的恶战。

最早判断出日军要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作战的是美国人。蒋介石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便向蒋介石提出报告，认为日军鉴于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必定要以确保其通往南洋各地的交通线为目的，在中国的南北铁路大动脉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为了避免中国军队被日军各个击破，史迪威建议中国北方部队主动向日军发动攻势，以瓦解日军的作战企图。史迪威甚至提出了各路中国军队同时行动的具体进攻计划：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沿着平绥铁路东进，孤立包头的日军；邓宝珊指挥第二十二军配合傅作义，在包头至归化之间打击日军；阎锡山的部队全线袭击同蒲路；汤恩伯部主力向东移动，渡过黄河威胁开封和新乡；朱德指挥第十八集团军进入五台地区，袭击平汉路。但是，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的装备太差，进行如此规模的反攻作战，美国必须给中国装备十五个美械军才行，史迪威的建议就此被搁置了。

进入一九四四年，来自第一战区的情报显示，日军已经开始修复黄河铁桥，并有兵力频繁调动的迹象。重庆方面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日军南下的前奏，于是对第一战区的兵力配置和防御阵地进行了重新部署，并于三月四日下达了较为详细的以全面防守、局部出击为原则的作战指导要领。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指导要领，第一战区于十天后下达了一个在嵩山附近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扶沟、汜水间河泛防部队，应力阻敌人渡犯及突围。

二、如敌渡犯突围成功时，河泛防部队应凭藉许昌、洧川、长葛、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据点，疲惫敌人。

三、同时汤兵团及第四集团军应以其控制部队，于登（登封）、密（密县）北侧山地，迄汜水间构成守势地带，于襄城、叶县、临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如敌向我守势地带进犯时，守势地带之部队，应坚强抵抗；攻势地带之部队，应向左旋回，侧击敌人。如敌主力向我攻势地带进犯时，攻势地带之部队应与敌即行决战；守势地带之部队，即转移攻势，向右旋回，侧击敌人。

四、汤兵团以第十二军、第十三军、第七十八军、新一师、第二十师，隐密配置于登封、临汝、禹县、襄城、叶县攻势地带，并抽集一个师固守许昌。临泉附近部队，应有西移参加平汉路以西作战之准备。

五、第四集团军除固守原河防外，应以一个军固守老饭沟迄金沟主阵地，并以一部占领张庄、铁山、高山寨前进阵地，并确保虎牢关据点。[198]

三月十六日，重庆军事委员会连续两次致电第一战区修改作战计划，特别强调了对许昌等重要据点的固守，并认为汤恩伯上报的作战计划并不符合军事委员会的意图。第一战区于三十一日重新修改了计划并再次上报，把决战地域改在了襄城、禹县和许昌附近地区。

汤恩伯上报的作战计划，不但把日军将要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作战称为“突围”——仿佛他多年来一直在包围着日军似的——而且煞有介事地声称自己要与企图“突围”的日军进行“决战”。有史料表明，汤恩伯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一个主动进攻的建议，说他要在中原麦收季节里“先发制人”，命令暂编第十五军袭击开封和中牟，第十三军袭击新乡，第八十五军夺取霸王城，第二十九军作为预备队。——明知蒋介石不会同意所谓的“主动攻势”，汤恩伯兴师动众的表态除了冒充勇猛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他提出“主动进攻”的时间，是在军事委员会下达作战指导之后，如果他真的想要“主动进攻”，不要说他的部队与日军沉闷地对峙了三年，就是按照史迪威的建议于几个月前积极动作，也不会致使日军发动攻势后第一战区一败涂地。

最能体现汤恩伯在军事上不作为的，莫过于对黄河岸边霸王城附近的邙山据点的丢弃。早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为了策应第十一军作战，曾以第三十五师团强渡黄河，第一战区由十二万大军构成的黄河河防当日便被日军突破，郑州城在两天之内丢失。日军华北方面军完成策应作战回撤时，除了留下一部兵力驻守中牟县城之外，还在第一战区一线阵地的要点霸王城修筑起桥头堡阵地。这个阵地孤悬于黄河南岸，日军驻守兵力仅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而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第一战区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对一个嵌入自己前沿的至关重要的据点尚且不管不问，凭什么还能说出自己要“主动进攻”？

仅从第一战区最后确定的防御部署上看，也无法理解蒋鼎文和汤恩伯在军事上何以如此低能——中条山会战失利后，黄河沿线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第一线，日军随时可能强渡黄河发动攻势，而就在日军进攻企图已经相当明了的时刻，第一战区的部队依旧是一线排开、散乱不堪的态势：陈大庆的第十九集团军在皖西和豫南，主要任务是应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何柱国的第十五集团军在汜东和淮北，主要任务是应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灵宝至垣曲之间担任河防任务的，是在华北地区与共产党抗日武装摩擦失败的杂牌军高树勋部；李家钰的第三十六集团军在新安；刘戡实际指挥的兵力仅有三个师，散布在伊阳和伊川一带；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在汜水与偃师之间。第一线本来就漏洞百出，而作为战区主力的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和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却被散布在郑州、荥阳一直到许昌平汉路沿线以及黄泛区以西地带。——第一战区的整个防线，既没有梯次配备，也没有控制主力于后方，完全是被动挨打的部署，一旦前沿的任何一点被日军突破，整个防线便再也没有一个位置可以支撑反击。——中国第一战区官兵，在这样两位长官的指挥下，面对即将降临的空前规模进攻在劫难逃。

会战是从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于中牟附近偷渡黄河开始的。

四月十七日黄昏，长野祐一郎召集第三十七师团各部队军官，在中牟县城的警备队里下达了攻击命令。此时，第三十七师团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中牟一带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掠过河面的风轻轻吹动河边的草。右翼队利用黄昏，占领了重庆军阵地前面五百米的沙丘要地。左右两翼队于二十三时分别由准备进攻的位置出发。右翼队由中牟西南方，左翼队从中牟东方和南方，在军旗下肃静地向重庆军阵地逼近。零时过后，右翼队正面的重庆军可能发觉我军的进攻，突然向我军猛烈射击，立即枪声四起，整个中牟正面乱成一片。我第一线部队保持沉默，继续匍匐前进，逼近重庆军阵地。阵地前方杂草丛生，音响很大，已难隐蔽，于是满怀强烈斗志发起了猛攻。[199]

黄河中牟一带的河防阵地，是刘昌义的暂编第十五军的防区。

暂编第十五军是一支刚组建的部队，本来只下辖一个师，即萧劲的暂编第二十七师。进驻中牟河防阵地后，吕公良的新编第二十九师被划归该军指挥。军长刘昌义，河北人，行伍出身，性格耿直暴烈，但他接纳的大都是有军校毕业文凭的军官。因此，尽管全军新兵很多，战斗力很弱，可军官们个个来历不含糊：副军长李强是黄埔一期的老资格，参谋长赵蕴奇进过陆军大学干训班，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萧劲是赴德留学生，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毕业于黄埔六期。两个师的团长们，无一不是黄埔或陆大的，最低也是讲武堂出来的。至于营连级军官也都个个有学历，排级军官里的军校生占到了三分之一。

四月初，第二十八集团军调整部署时，把暂编第十五军的两个师拆开，其部署相隔很远：暂编第二十七师负责中牟河防，新编第二十九师防守许昌城。关于这样的部署，不少人议论纷纷，认为把武器最差、战斗力最弱的暂编第二十七师放在了最前沿，而把武器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新编第二十九师放在了后方许昌，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是，刘军长还是认真执行了这个部署。他把暂编第二十七师的七十九团和八十团部署在黄河岸边的一线阵地上，八十一团留在师部所在地滹沱张庄附近当预备队，他的军部设在距离前沿不远的新郑西南的大高庄，军直属部队离他两公里，他住的大房子里只有一名副官、一名侍从参谋和八名卫士。

十八日凌晨二时，前沿一线阵地发生战斗的消息传到军部，刘军长立即决定副军长、参谋长留在军部，他带着侍从参谋由特务连跟随出发上前线。侍从参谋提醒他是否带着军官队，说这些军官尽管打起仗来很难说有什么用处，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传令兵吧。刘军长表示，如果带部队，就从新郑附近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八十六团调一个营来。

上前沿的刘军长走出不远，就碰上了暂编第二十七师运送伤病员和军官家眷的三十多辆大车正在浩浩荡荡地向后撤退。刘军长对伤病员们说，路上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扰民，否则统统枪毙。

下午，刘军长在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见到萧劲师长，他立即意识到了局面的严重。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正在暂编第二十七师正面阵地前强渡。日军在中牟县城东面的邢庄、荣庄、傅庄以及县城西面的三王庄，开辟了四个强渡突击点。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和多点突击，仅凭暂编第二十七师阻击显然十分单薄——在与日军对峙的黄河天险第一线，中国军队的河防薄弱得令人吃惊——暂编第二十七师只有几门迫击炮，三个团加起来才有五挺机枪，官兵们只能用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日军战斗。在付出很大伤亡代价后，河防全线都处在边打边撤的状态。天亮时分，日军扩大了渡河面，后续部队不断地涌上南岸，守军的小李庄、小辛庄、桃村庄、大潘庄和洞上村等阵地均被日军突破。后退中的暂编第二十七师官兵，利用村落、沟渠、树林和沙丘节节抗击，很大程度上迟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该敌利用原有和新筑阵地对我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斗志也很旺盛。阵地似有斜射、侧射的设备标识，效果也颇可观”。[200]暂编第二十七师的下级官兵，基本上都来自河北抗日义勇军，是有抗日热情的河北农民，他们没有经过正规军的军事训练，打起仗来也不懂那么多的战术，凭借的只是一股死拼到底的精神——回顾整个豫中会战，首先接战的暂编第二十七师虽然最终没能守住阵地，但官兵们的战斗精神令人刮目相看。

到了十八日晚上，中牟一线的河防阵地已全部丢失，日军打到了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滹沱张庄附近。师部给刘军长准备了晚饭，可刘军长却举箸难咽。萧劲师长认为，连预备队都派上去了，各团还是不断地后退，黄河天险和坚固的阵地工事尚且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日军已经突入纵深，我军再想依靠沙丘平地把日军打回去，基本上没有可能。但刘军长固执地命令必须组织部队实施反攻，并表示他要亲自率领他带来的那个作战营和特务连，再加上戴眼镜的军官队参加反击，非要把日本鬼子赶回黄河以北去。

十九日凌晨二时，刘军长率队出击了——在国民党军部队中，军长带着部队打冲锋的情景极其罕见，或许这就是行伍出身的刘昌义的血性所在——在黑夜中迎着日军向北搜索时，作战营的先头连在黑牛张村附近被日军发现，当即展开了战斗。刘军长命令另外两个连左右迂回，命令特务连和军官队跟在先头连后面正面强攻。各路官兵杀声震天地冲进了黑牛张村，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后向北退去，战斗中刘军长的突击队伤亡五十多人。与此同时，暂编第二十七师的八十一团和七十九团也分别发动反击，收复了两个村庄。天亮之后，刘军长的突击队和暂编第二十七师部队把当面的日军向北逼退到刘巧村附近。——形势似乎有了好转的趋向，如果此时中国军队的后续部队上来的话。

但是，暂编第二十七师的周围没有任何增援部队。

十九日天亮之后，日军骑兵在炮火的助战下，向中国守军发动冲锋，暂编第二十七师抵挡不住，一直撤到昨天反击开始的位置，全师已经伤亡上千人，双方胶着在树头村附近的沙丘地带。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祐一郎有些不安，赶到前沿亲自督战，他看到中国守军虽然已没有固定阵地，但“利用附近村庄的围墙、树木等为掩体，抵抗相当顽强”。他们投出“很多手榴弹，爆炸声在树林中猛烈回响”。几门简陋的迫击炮尽管对冲锋的日军没有很大威胁，可还是对日军“后方集结部队造成若干损失”。[201]

刘昌义直接指挥暂编第二十七师作战，令师长萧劲认为军长的越级指挥扰乱了他的作战计划，两人之间产生了冲突。更令刘军长烦闷的是，昨晚他亲自指挥的反击取得了成效，而现在的反胜为败却让他很难接受。——刘军长不知道，就在他闷闷不乐时，日军的一支突击部队已绕到了他的身后。

就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突破暂编第二十七师河防阵地的同时，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佐藤正混，率领“先遣挺进队”的三百名官兵偷偷渡过了黄河。这三百日军一律轻装，没有马匹和行李，除了随身携带的轻武器外，全队只携带着四挺机枪。为了行动更加隐蔽，三百人的脚下全穿着日本人称为“足袋”的布袜子。“先遣挺进队”的任务是不顾一切直扑郑州城。他们十八日晚上八时出发，遇到中国守军以及可能惊动狗吠的村庄便绕过去，走过田野，蹚过河流，置体力不支者于不顾，始终以每小时八公里的速度猛跑。他们利用通往郑州的被废弃的铁路路基作为直线行军的路标，一些士兵累倒掉队，没倒下的边跑边往嘴里塞饭团，竟然于十九日凌晨跑到了郑州火车站的城墙附近，而一路上中国守军没有丝毫察觉。在城墙下，佐藤正混命令第一中队立即攀城。日军利用黎明前的暗夜和晨雾，用绳索爬上了城墙，然后在微明的天色中摇晃太阳旗——“由于出其不意，敌人毫无斗志，从城墙上开始后退，中队即以两个小队向北门猛扑。城里到处是被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吓得惊慌的老百姓。冲进一处像是司令部的房屋里，重庆军刚刚逃跑的迹象历历在目。”[202]

位于中国第一战区纵深、城防坚固的郑州城，竟在会战开始的第二天便被日军攻占了城池一角，而突袭郑州城的日军仅为缺少一个中队的大队，实施攻城的日军仅仅是一个中队，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于中牟附近发起攻击的同时，第二十七师团也开始向洛阳方向实施佯攻。在黄河边，日军工兵架设浮桥，调动船只，步兵在河岸边侦察边测量——“伪装成和真的渡河一样。”趁着中国守军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中牟方向和洛阳一线黄河对面的时候，中央一路的日军悄悄经过黄河铁桥，潜伏到黄河南岸那个被日军占据已久的邙山头桥头堡附近——在长达三年的对峙期间，中国守军竟然看着日军在眼皮底下对黄河铁桥进行修复。修复黄河铁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说实施步兵攻击，就是用炮火干扰也定会迫使日军停止修复。但是，日军竟然把桥修好了，现在又堂而皇之地从桥上过来了，这也是咄咄怪事。——十九日晨，太阳刚刚升起，日军向中国守军第八十五军预备第十一师的阵地开始了猛烈炮击。与此同时，在洛阳以东，日军第四十四、第十六飞行战队起飞战机二百多架次，轮番向中国守军黄河前沿阵地狂轰滥炸。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六三联队第二大队向邙山头高地发动了冲锋。预备第十一师的一个营在营长王鑫昌的率领下奋力抵抗，激战到中午时分，王营长和全营三百多名官兵全部阵亡。接着，在邙山头阵地以西，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九联队第三中队，在中队长涩谷幸雄的带领下，向黄河前沿阵地摩旗岭发动攻击。日军集中重炮、野炮和山炮一起轰击，第一三九联队也集中了所有的重武器支援作战，中国守军利用工事障碍顽强阻击，但阻击阵地很快就在日军的炮火中被毁，日落时分摩旗岭主阵地丟失。第八十五军当即命令预备第十一师动用预备队三十三团对日军实施反击，军工兵营和特务营也紧急增援前沿。但日军已经从中国守军的防御线上撕开了口子，后续部队从缺口处蜂拥而至，三十三团多次冲击未果，团长佘子培身负重伤。霸王城东西两侧的邙山头和摩旗岭高地相继失守后，日军消除了黄河河防正面最前沿的障碍，中国守军的炮兵也由于失去了前沿观察点而无法准确射击。二十日，吴绍周的第八十五军全线向塔山、万山地区撤退。

日军第六十二师团渡过黄河后，向荥阳县城猛扑过去。中国守军第八十五军的数百名官兵依城防守，二十日傍晚时分城墙被日军攻破，荥阳失守。

从霸王城撤退的吴绍周的第八十五军，潮水般地向南面的郑州涌去，与抢先占据郑州城墙一角的日军“先遣挺进队”撞到了一起，第八十五军立即对这股突进到纵深的日军小分队展开了围攻。混战中，中国官兵缴获山炮一门，日军“先遣挺进队”伤亡惨重，被打死十六人，十五人身负重伤。就在这支日军小分队几乎绝望之时，第六十二师团的第六十三旅团赶到了郑州城下。第六十三旅团是第六十二师团的左翼，任务就是攻击郑州城。该军一路南下郑州时，不断地向撤退中的第八十五军部队实施追击，追上的基本上都是行李大车队，因为不需要停下来作战，所以推进的速度很快，二十日下午二时其先头部队第十二大队就看到了郑州的城墙。大队长贺谷当即决定与那支惊魂未定的“先遣挺进队”联合攻击郑州城。日军第十二大队从已被占据的城墙一角向城内突击，中国守军在日军的攻击下很快溃退，郑州全城随即陷落。

郑州失守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汤恩伯把第一战区部队编成了南北两个集团，进行了紧急调整部署：南集团由李仙洲为司令，统一指挥贺粹之的第十二军的三个师、马励武的第二十九军的三个师、赖汝雄的第七十八军的三个师、刘昌义的暂编第十五军的两个师以及陈又新的泛东挺进军的两个旅，在平汉路及其以西的临颍、许昌、禹县、郏县、宝丰、叶县和襄城等地，阻击消耗南下的日军；北集团由第十三军和第八十五军组成，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为指挥，集结在南集团西面的登封、临汝一带的山区里养精蓄锐，等沿着平汉路南下的日军与沿途节节阻击的中国军队拼得精疲力竭，开始向黄河以北撤退时，汤恩伯将亲自督率藏在山区里的那两个军，快速出击拦截，围歼日军。

以上部署完全是汤恩伯的一厢情愿：让精锐的中央军部队躲在山区里不与日军接触，把至关重要的平汉路沿线防御，全都交给只掺进一支中央军的众多杂牌军，在明知道如此部署平汉路必丢无疑的情况下，却煞有介事地说要等日军力竭向北撤退时出击围歼。——日军发动此次攻势作战，就为占领平汉路且巩固之，根本没有打完就撤的计划，汤恩伯对日军将会精疲力竭以至北撤的判断凭据何在？自台儿庄作战起，徐州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及至这次豫中会战，日军每一次的作战目标都有寻歼汤恩伯部主力之意，而汤恩伯硬是每一次都能令日军根本见不到他的主力。他那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总是早早地、远远地躲到核心战场以外，理由永远都是待机出动。汤恩伯就这样为蒋介石保全着精锐部队，而让台儿庄战场上的池峰城、枣宜战场上的张自忠孤军抗敌。

部署完毕之后，汤恩伯致电蒋介石：“军决以有力之钳形态势，包围由中牟及邙山头方面进犯之敌于许昌、襄城、禹县、密县之间地区而歼灭之。”[203]

二十日下午，日军第十二军发布作战命令，其要点是：攻占密县附近一带，摧毁中国军队的支撑要点，主力向新郑推进，准备围歼汤恩伯部主力。

按照作战命令，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除派遣一支小部队向密县方向突击外，主力部队沿着平汉铁路迅速南下直趋新郑。平汉铁路两边的道路已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艰难推进。下午，日军与中国军队第七十八军新编第四十二师以及从中牟撤下来的暂编第二十七师遭遇。中国守军凭借既有阵地工事、地堡和壕沟展开猛烈的阻击，但在日军的强大攻击下，新编第四十二师伤亡惨烈，两名营长和六位连长阵亡，士兵死伤过半。当身后的新郑县城已被日军攻占的消息传来时，中国守军只有继续撤退。一一二十一日凌晨三时，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突击到了新编第四十二师和暂编第二十七师身后的新郑城下，拂晓时分向城垣发动攻击，守城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和新编第四十二师的两个团，不敌日军的猛烈攻势，纷纷溃退。上午八时，平汉路上的重要据点新郑城落入日军之手。

在新郑城以北阻击日军的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从中牟一路退下来却心有不甘。二十一日，他指挥暂编第二十七师官兵阻击了日军第三十七师团整整一天，日落后，阵地侧翼一个名叫绪张村的阵地丢失，导致师部失去了掩护屏障。师长萧劲认为没有再阻击的必要了，建议继续后退，但刘军长坚持死守不退。两人僵持不下，萧师长带着暂编第二十七师甩下军长走了。性格倔强的刘军长带着特务连、作战营还有军官队集中在绪张村西面几百米外的小树林里。此时，特务连加上军官队仅剩下一百三十多名官兵，作战营加上配属该营的迫击炮排也仅剩下四百余人。刘军长说，郑州和新郑都已陷落，我们是在敌后孤军作战，但汤长官命令我们在此阻敌，我们哪怕牵制住一部分日军，也能给相邻友军减少一点压力，因此必须与当面日军拼上一场。侍从参谋陈正风把这五百来人分成两支冲锋队，一支由陈参谋带领，从绪张村的西口往里冲；一支由八十六团二营营长胡光耀带领，从村北往里冲；军官队同时在村南佯攻，军长带着特务连当预备队。但是，刘军长坚持要亲自带领部队冲锋，并要求军官队带头冲锋，一方面给士兵做出榜样，一方面让当面日军认为冲锋的是暂编第二十七师的主力。

晚上九时，冲锋队出发的时候，迫击炮排开炮掩护，但只听见五声炮响就再没了声息，原来没有炮弹了。绪张村里的一百多名日军认为中国军队已经垮了，不可能回过头来打仗，加上行军疲惫正在睡觉，刘军长率领官兵冲进来时，村子里顿时一片混乱。这是一场惨烈的白刃战，百余名日军不是被手榴弹炸死，就是被刺刀捅死。战斗刚刚结束，村庄的四周突然升起了无数日军发射的信号弹，刘军长立即命令部队向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所在地八岗村转移。但是，等他们跑到八岗村，却发现暂编第二十七师已经走了，师部里空无一人。刘军长命令特务连去找，结果在村东街口和一股日军撞上了。这是包围而来的大股日军，刘军长的数百人被围困在村庄狭窄的街道上无处躲藏，当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突围而出的时候，很多弟兄没能跟上来，那些不得不遗弃在八岗村里的重伤员全部被日军杀戮。

刘军长带着残部向许昌方向撤退，官兵们一路看见的都是悲惨的景象：

黎明时分，部队从东门进入薛店。此时的薛店较之四天前我们经过时已是面目全非，一片凄凉。镇内镇外看不到一个行人，绝大多数老百姓为躲避战火已远走他乡，少数未来得及逃走的全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所有的院门、屋门都被推倒或砸坏，粮食、财物和家禽家畜被洗劫一空。我随刘军长走进一座小院，看见一位老汉倒在血泊中，屋内的床上躺着一具披头散发的裸体女尸。我们又来到大街上，见路当中有几十堆麦秸，周围布满了洋马蹄印和许多炮车留下的车辙。[204]

日军发起会战五天后，郑州、新郑、尉氏、洧川、荥阳、广武、汜水、塔山、万山都已接连失守。二十二日，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第二二五联队，分别从东面和北面联合攻击密县。中国守军蔡剑鸣的第四师和廖运周的第一一〇师对日军展开了阻击战，张文心的第二十三师适时对日军实施了反击。此时天降大雨，战场上一片泥泞，战壕里的雨水齐腰深。二十三日，日军第二二五联队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攻入密县。同时，第一一〇师团绕过密县，向撤退的中国军队展开猛烈追击。第一三九联队的第十中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向密县北面中国守军的高地发起攻击，日军官兵的作战状态几近疯狂——“中队全体成员不顾疲劳和饥饿，敬诵五条圣谕（明治天皇发布的五条规范），欣然冲破黑夜，蹚着暴雨后没膝的泥水向前挺进。中队长中岛献夫中尉虽身负重伤，仍坚持不下反复发起冲锋，终于占领五二八高地的一角。然而中岛中尉于二十三日在五二八高地东侧常家附近战死。”[205]

密县丢失后，日军对廖运周的第一一〇师紧追不舍，已丧失战斗能力的第一一〇师遭到毁灭性打击：

登封附近为高山道路，两旁地形十分险峻。联队当夜将广田中尉指挥的一个小队派到卢店附近。该小队搜索到溃败的敌军，以刺刀刺杀约一百五十人。挺进队命第一大队占领孙家店东西一线阵地，截击南逃的敌军，命三大队占领卢店阵地，切断向西南溃逃的重庆军七百人的退路，歼灭其中三百人，少将代理师长被俘。[206]

二十四日，中国第一战区第四集团军部队全部退守到荥阳以西的虎牢关、马驹岭一线。

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认为，他已经把黄河河防一线的中国守军打残，令其退守到密县以西的山地中，至少在这个方向上中国军队短期内无法发动反攻作战。于是，他留下第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步兵第九旅团固守虎牢关一线，命令第三十七、第六十二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在坦克第三师团的配合下，沿着平汉路线继续南下，发起对许昌和禹县的作战，完成打通平汉路的作战目标。

此时，李仙洲指挥的南集团部队，在连续丢失各个要点后，为了确保重镇许昌和禹县，急忙部署阻击作战：新编第二十九师等部固守许昌；第二十九军固守禹县；第八十一师守卫郏县；第二十二师守叶县，其中一个团守襄城；暂编第五十五师守宝丰。

此时，豫中战局处在一个微妙的时刻：对于日军而言，各师团连续攻击数日，加之中原连降大雨，官兵疲惫，战力下降。二线兵团第二十七师团奉命紧急南下，然而因为暴雨，部队行军艰苦，这个从关东军调来的师团，竟然因为天气阴寒，数十人被冻死，两千多人被迫滞留在后方医院治疗。由此可见日军已出现大纵深作战的困难。为了弥补战力的不足和下降，坦克第三师团的加入至关重要，而此刻坦克第三师团尚在向南运动途中。对于中国方面来讲，尽管连续丢城失地，但沿着平汉路南下的日军过于深入，且人困马乏，如果在日军坦克第三师团抵达作战区域前，除了在许昌以北的正面顽强阻击，甚至适时发动反击作战之外，密县以西的汤恩伯部主力如能迅猛出击，侧击进犯密县之敌，甚至直逼郑州，势必会令日军忙于应对南北两端，不但南攻许昌的计划将受到干扰，也将被迫辗转于郑州以南的狭窄战场中，虽然是否能够扭转战局尚未可知，但至少可以令战场局面大为改观。

可是，汤恩伯部迟迟未动，“良好战机稍纵即逝”。[207]

第一战区曾给汤恩伯下过“以第二十九军全部以第十三军两师击灭密县之敌”的命令，汤恩伯也曾命令第十三军暂编第十六师由禹县向密县实施反击，但是，汤恩伯的敷衍仅仅使日军第一一〇师团采取了守势而已，于日军第十二军对许昌的围攻作战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二十三日晚，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突然袭击了和尚桥，二十四日凌晨攻占新郑与许昌之间的长葛县城。

二十六日，日军第十二军召开将领会议，认为第一阶段作战已达到目标：突破了黄河防线，占领了战略要点，各部队已推进到预定地域，伤亡也不算大，仅仅阵亡一百四十一人，负伤三十八人，却打死重庆军二千四百七十七人、俘虏五百零三人。从整体上看，作战进展顺利。但是，内山英太郎提醒他的将领们，不要认为中国军队总是一触即溃，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军队的优缺点，以利今后作战：

一、敌军斗志一般旺盛，我军发起冲锋以前，坚持抵抗，并且屡次进行反攻。在正面战斗时抵抗尤其顽强，但受到侧后方攻击时则易崩溃。

二、高级指挥官的部署极为迅速，各部队的行动大致能按命令执行，部队彼此之间也能保持良好的联系，但初期受到我军突然袭击，似乎发生了混乱。

三、敌军撤退，特别是将重武器逐渐后撤阻止我军追击的方法，均极巧妙，在撤退时一定要进行反攻或炮击。

四、大量使用手榴弹，使用地雷则较预料为少。[208]

会议决定了攻击许昌的作战方案：以第三十七师团担任许昌的正面攻击；第六十二师团在许昌西北的颍桥附近，负责阻击从禹县增援许昌的中国军队；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在许昌至临汝的公路以东，负责阻击从襄城方向增援的中国军队；骑兵第四旅团推进到许昌以南，负责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并准备转向西北方向进至宝丰和临汝；第二十七师团在许昌东面，与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一起，防止许昌守城部队向东面和东南面突围而出，并须在攻占许昌后沿着平汉线继续南下，与第十一军北上部队会合，彻底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归属第十一军序列；坦克第三师团负责突击许昌南门。预定攻击时间为三十日清晨。

二十九日夜，日军第六十二师团首先行动，任务是攻占颍河两岸，以掩护其他攻城部队进入攻击位置。

在颍河指挥阻击作战的，还是刘昌义军长。

刘军长指挥的暂编第十五军，于中牟县的黄河边首先接敌，部队一路向南边打边撤，现在又奉命固守许昌。他的暂编第二十七师基本上打完了，守城任务由新编第二十九师承担。刘军长虽曾决心将日军赶回黄河北岸，但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渡过黄河的日军已占领九座县城，其中的八座在第二十八集团军的防区内。现在的许昌成为平汉路上最北端的阵地，也是暂编第十五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根据战前制订的作战计划，许昌附近乃第一战区与日军的决战地域，可汤恩伯只让新编第二十九师一个师守许昌，着实有点令人费解。可是，既然领受了任务，只能与许昌城共存亡。二十九日，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下达命令，命令新编第二十九师守许昌，命令刘昌义同时指挥第七十八军的新编第四十二师和第八十九军的第二十师即刻开赴许昌外围颍桥阵地，阻击日军向许昌靠近。刘军长有点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部队，在与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告别后，才带队出城。——刘昌义军长不知道，这是他与吕公良师长的永别。

刘军长带着几百人在漆黑的夜里去寻找新编第四十二师。他本来以为新编第四十二师在灵井镇，到了那里才发现，在这个许昌外围的重要据点上竟然没有任何中国守军，新编第四十二师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三十日凌晨时分，刘军长才遇到了新编第四十二师的补充团。在向颍桥方向行军时，突然听见猛烈的枪炮声，刘军长判断这是从灵井镇方向南下的日军，是去攻击许昌城的。刘军长立即率部迎敌，在颍桥附近，他终于见到了归他指挥的第二十师的五十八团，该团是从叶县向颍河开来的。刘军长来到五十八团团部，七十九团的一名下级军官跑进来报告，说该团在颍桥以北的余张村阻击日军，团长刘耀军阵亡，全团现在只剩下几十个人了。此时汤恩伯打来电话，命令刘军长撤退，倔强的刘军长说他要与日军在颍桥拼一下，否则就是没有尽到军人的天职。

刘昌义指挥第二十师的五十八团和六十团在颍桥一线的阻击，算得上是整个豫中会战中少有的像样的作战。迎面而来的是日军第六十三、第六十四两个步兵旅团。颍桥是一个古老的镇子，许昌到南阳的公路穿镇而过，镇子四周有很高的寨墙，寨墙外颍河环绕，河水虽不深但两岸是数米高的土崖，地形有利于防守。下午二时，日军开始炮击，中国守军都上了寨墙，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日军。刘军长所在的指挥部被炮火炸塌了半边，他向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请求增援，李仙洲说已命令第二十师师长赵桂森火速赶往颍桥。这一消息令刘军长信心大增。黄昏时分，逐渐接近寨墙的日军开始冲锋，集中兵力向西寨门涌来，中国守军在日军冲到寨墙下时，数百枚手榴弹雨点般地砸下去。日军几次进攻未果后，集中炮火反复轰击寨墙，导致寨墙多处坍塌，中国守军冒着炮火用麻袋堵塞缺口。天黑后，日军攻占了东南面的营庄，颍河东岸的日军也强渡成功，颍桥镇已处在四面受敌的状态。夜里十一时，颍桥镇东南寨墙首先被攻破，刘军长带来的暂编第十五军的特务连与突入的日军展开肉搏战。至五月一日凌晨，颍桥镇已被日军攻占了大半。退守一角的刘军长不甘心，因为李仙洲说过增援部队已经派出。可是，随着阵地被逐渐压缩，官兵们相继倒下，援军仍旧不见踪影。最后时刻，刘军长下令五十八团向寨西、他带着特务连向寨东分别突围。

这个名叫颍桥的小镇，恐怕是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南下以来遇到的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田村大队当日伤亡四十一人，金木队伤亡六人。田村大队派战斗救护班，在开店设立了包扎所，直到二十四时许，才将伤员收容包扎完毕。战死者有：第二中队中队长杉山岩中尉、第四中队中队长崛武中尉、步兵炮小队小队长泷泽彦作少尉；负伤的有机枪中队中队长横江义一中尉、步兵炮小队长笠井英雄少尉。”[209]

冲出颍桥镇，刘军长一行人跑在漆黑的田野上，最前面的特务连突然接了火，打了一会儿才知道，是李仙洲派来的第二十师的部队。不甘心的刘军长立即组织反击，日军第六十三旅团正在集结准备攻击许昌，结果被打得措手不及：

旅团长中岛少将命令福井部队和旅团直辖各队迎击。工兵队以及卫兵、传令、防疫、供水、宣传各班也均投入了战斗。工兵队和卫兵在敌我相距不足五十米处展开手榴弹战。重庆军一面连续增加兵力，一面向陈庄方面推进。工兵队自六时四十分许逼近陈庄以北攻击敌军，因队长金木大尉负伤，攻击一度受挫。[210]

随着第六十二师团后续部队的加入，刘军长的队伍除了赶快撤退外别无他路。

行伍出身的刘昌义和他带领的官兵，虽然武器简陋，训练不足，但自中牟前沿的河防作战开始，在日军的凶猛打击和追击下，他们虽然在不断后退，但绝不是望风而逃，且只要一有机会便主动歼敌。——战后，刘昌义军长得到奖励是：一枚三等云麾勋章和一尊蒋介石的半身塑像。

颍桥一线失守后，日军直抵许昌城下。

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祐一郎，下达了三十日拂晓开始攻城的命令。

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汤恩伯表示他将率部与日军在禹县附近决战，以牵制攻击许昌的日军。

五月二日，汤恩伯下达了作战部署：李仙洲南集团的第十二军在郏县和宝丰集结，第七十八军推进到襄城，第八十九军在漯河和郾城集结，第二十九军固守禹县，第十二军第二十二师在颍桥附近阻击日军，暂编第十五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固守许昌；王仲廉的北集团第十三军一部守临汝，一部监视密县，主力在白沙附近集结，第八十五军在登封集结。这还是一个散点式的防御部署，既没有防御重点也没有战场协同，无法得知汤恩伯部署的依据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唯一明确的是这一部署并没有显露出他向蒋介石保证的要与日军决战的态势。汤恩伯的命令刚刚下达，五月二日，许昌外围颍桥一线的守军便撤了，更为离奇的是紧接着许昌陷落了。

许昌城的陷落没有悬念。

只是城池陷落得太快，中国守军付出的代价太大。

三十日拂晓，日军的攻城战开始。第十一炮兵联队的几十门野炮以及第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步兵炮一起，猛烈轰击许昌城垣和各个城门，大批的日军战机飞临上空，对城内投下了大量的航空炸弹。许昌城墙上的防御工事大多被摧毁，城内到处燃起大火。接着，日军从四面向中国守军发起了冲锋。

新编第二十九师，原为第三十一集团军直辖部队，一九四三年整编时改隶暂编第十五军，属于中央军半嫡系部队。主要军官的姓名是：师长吕公良，浙江人；八十五团团长杨尚武，湖南人；八十六团团长姚俊明，陕西人；八十七团团长李培芹，山东人；辎重团团长傅中枢，江苏人。

此时的许昌城孤悬于平汉路上。

在许昌以南、以西的中国军队，均被日军阻击不得前进，新编第二十九师只有与孤城共毁灭之唯一一途。

三十日整日激战，双方死伤严重。黄昏时分，南门先破。日军坦克第三师团冒着弹雨，数次攻击，最终将镶嵌在城墙中的南城门撞开。大批的坦克随之涌入城内，搭乘的步兵跳下坦克与中国守军展开白刃战。与此同时，十二架日军战机再次飞临许昌上空，配合地面炮兵集中火力轰炸和轰击西门，之后，大批的日军步兵对西门阵地发起决死冲锋——“小川决死队二十七人毅然冒着炮火，跳进河沟，游过了六十米宽的水面，利用炮弹、炸弹的硝烟掩护，逼近城下。随即赤身进行冲锋，打退了在城墙上三间房屋中据守的重庆军，并将其占领。十七时三十分，踏上了攻占许昌的第一步。”[211]接着，在北门因为地雷太多而推进缓慢的日军，也于午夜冲入城内。天亮的时候，新编第二十九师已经伤亡数千官兵，师长吕公良率领残部从城东北角突围，在城外被日军布置的封锁线阻挡，战斗中吕公良师长和随行的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战死。

许昌被攻占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在日记中写道：

五月一日许昌城内的作战于上午结束。今晨攻占东北角后，由该处逃出的部分部队，六时二十分许在于庄附近被工兵第二十七联队小野部队围歼。由缴获名片中，得悉该部为包括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中将在内的司令部。因战时匆忙，未能郑重掩埋敌将遗体，并竖立标志，身为武士，不胜惭愧。[212]

吕公良师长，黄埔六期毕业，从陆军第八十九师当见习排长开始其戎马生涯。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部参加过百灵庙战役、居庸关战役、台儿庄战役、赣北战役、随枣战役等。一九三九年任第十三军参谋长，一九四一年任第三十一集团军高级参谋，其后还担任过华中抗日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安徽界首警备司令和河南因江警备司令，一九四三年春始任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阵亡时年仅四十一岁。

日军攻占许昌后，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的第二二七联队，在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竹下义晴中将的指挥下，由许昌沿着平汉铁路迅速南下，攻击平汉路上的郾城时，遭遇中国军队第八十九军新编第一师的阻击，日军第二二七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建部正中尉被打死。攻击漯河时，中国守军于正面阵地顽强固守，日军打了一天一夜才攻进漯河。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主力超越第二二七联队，向漯河以南攻击占领了遂平和确山。与此同时，占据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派出第十一旅团由信阳出发，沿着平汉铁路一路北上，防守确山的中国第五战区第六十八军部队不战而退，致使南下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和北上的日军第十一旅团在确山会合。自此，平汉铁路南段被日军打通。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发生了极大的混乱。这个混乱不是源自中国军队的阻击，而是因为豫中地区的狂风暴雨。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前身为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是挑起卢沟桥事变的部队。扩编为第二十七师团后，归属第十一军序列，参战武汉会战，也是针对八路军发动“冀东大扫荡”的主力部队。一九四三年，该师团调归关东军序列，开赴锦州地区。当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作战时，才又将其调入关内，任务是沿着平汉铁路南下，打通铁路线后回归第十一军作战序列。第二十七师团一路走到黄河边时，因为连降阴雨冻伤了二千多人。从许昌继续南下后，又因为天气骤然炎热而令官兵大量生病。从确山继续往南前往信阳的途中，部队先是因为渡河秩序发生混乱，接着天又下雨了，刚刚还为炎热痛苦的官兵立刻又被风寒袭倒：

日落前后，阴云密布，劲风吹来，白天的闷热突然变成了冷雨，气温约为摄氏十度，风速约达十米。霎时间天昏地暗，大雨倾盆，田野间的汽车路立即被水淹没，道路两旁的沟渠变成激流，中途有两处桥梁被冲断，马车不能通行。行军部队只得在黑暗中伫立，雨越下越大，部队不能点灯，只靠同前后的人取得联系。为了抵住寒气，用大声呼喊，等待前进。至二十三时许，各队终于决定放弃迟迟不前的行军，设法避雨。各队长开始分头寻找避雨的村庄和房屋，但因夜间黑暗，雨水又大，看不清道路，未能找到避雨的村庄。纵然发现村庄，道路也极难走，人掉在沟里，马陷于泥中，尤其是车辆部队，虽然有的返回原宿营地，但大部分留在途中，其困难极为严重。至后半夜，发现有的士兵倚在炮车上昏迷过去；有的在辎重车下避雨，竟然爬不起来了……派遣军使该师团不丧失战斗力到达武汉地区的设想未能实现，尽管方面军做了周密的安排和指导，仍然遭受重大损失方到达信阳……于是，不得不使一千五百名伤病员留在信阳、汉口、武昌的医院。师团长竹下中将的病症疑为伤寒，于五月二十六日住进了武昌陆军医院。[213]

多年转战中国战场的日军师团，如今变成这等弱不禁风，这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印证了侵华日军的衰落。

日军攻占许昌之后，认为新的战机随之到来。

在日军看来，中国第一战区的核心兵团，即是汤恩伯的第十三军，而中国军队的一大特点是，一旦核心兵团垮了，全盘就会迅速崩溃。因此，打垮汤恩伯部势在必行。此时，中国军队第十三军正在密县附近反击第一一〇师团。于是，内山英太郎认为，这正是围歼汤恩伯部的好时机。冈村宁次随后也发来电报，命令第十二军立即咬住汤恩伯部。

由此，日军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后，主力部队开始猛烈地左旋，以求对平汉路西侧的汤恩伯部展开捕捉和围歼：长野祐一郎的第三十七师团、本乡义夫的第六十二师团、滕田茂的骑兵第四旅团以及多贺哲四郎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以坦克第三师团为先导，主力分别沿着许昌一襄城一临汝和禹县一郏县一临汝两条路线，向临汝平原实施向心突击；另有一部日军超越主力向伊河河谷开进，以断绝汤恩伯部第十三军的退路。而在密县和虎牢关一带的林芳太郎的第一一〇师团，则向密县以西的登封攻击前进；另有一部向登封北面的山地迂回，以夺取郭店，切断汤恩伯部向洛阳方向的退路。

信誓旦旦地声称要与日军决战，却躲在平汉路以西看着其他部队与日军血战的汤恩伯，这下灾难降临到他自己头上了。

“第十二军消灭汤恩伯军的努力，是从第六十二师团企图消灭禹县附近的重庆军开始的。”禹县附近的中国守军，是马励武的第二十九军。尽管第二十九军接敌后进行了阻击，但禹县外围阵地还是一夜之间全垮了。五月三日，日军开始攻城，当天禹县陷落。禹县的丢失，令位于平汉路以西的汤恩伯部，彻底失去了向西进日军发动反攻的支撑点。与此同时，日军坦克第三师团抵达了郏县城外，用坦克撞开城门后，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步兵未受到激烈抵抗就占领了该城。在北面的密县方向，第一一〇师团向登封实施攻击时，中国守军还在部署之中，没等部署完毕，日军就突进到登封西北十六公里处，切断了登封与偃师之间的交通，令蒋鼎文指挥的中国军队第四集团军在巩县以东的阵地侧背完全暴露。三日，中美联合空军对日军实施了猛烈轰炸，从密县出发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司令部遭到毁灭性打击，师团长林芳太郎仅因提前离开司令部三十分钟而幸免。

四日，奉汤恩伯之命增援临汝的第八十五军，没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拂晓时分临汝失守，第八十五军往南退去。日军坦克第三师团继续西进，当晚在伊川附近西渡伊河，切断了汤恩伯部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后方联络线，中国军队第九军与第十三军被日军分割。五日，第九军在突围中遭到日军的层层截击，损失巨大，残部退往嵩县东北地区；第十三军在白沙附近试图摆脱日军的攻击，但在日军坦克的冲击下伤亡惨重。由于第九军和第十三军的溃败，导致第四集团军的阵地侧翼全失，第四集团军部队随即向洛阳西北地区撤退。

此时，在战场的北面，汜水、登封一线已落入日军之手；在战场的南面，宝丰、鲁山也相继陷落。更为惊人的是，跟随坦克第三师团一起推进的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在坦克第十三联队一部的配合下，竟然出现在洛阳南面的龙门附近，封锁了伊河渡口。——从日军主力自许昌附近出发，短短的五天之内，日军在汤恩伯的防区内迅猛推进了五百余里。号称中央军嫡系精锐的汤恩伯部主力部队，不但作战意志和作战能力与平汉路上的杂牌军相差甚远，简直就如同一群乌合之众一触即溃。要不是日军步兵跟不上坦克的推进速度，让汤恩伯部得以丢盔卸甲地逃进了豫陕边界处的山区，该部在日军精心布置的包围圈内被歼灭几乎没有悬念。

汤恩伯部在日军的追击下一路溃撤，保卫豫西的任务就落在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头上。而日军如此迅速地突破了汤恩伯部四个集团军的防守，一路向西打到了他的面前，这对蒋鼎文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

日军主力突然转向豫西，有攻占洛阳进而逼近潼关的态势，这令蒋介石万分焦灼。他分别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以及所有副师长以上的将领发电，令其必须固守阵地不得后退，否则中原的战局将不堪收拾。

五日电：

兄部阵地为此次中原战场之轴心，关系全盘作战之成败与国家之存亡，务希督饬全体忠勇将士，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发挥我国民革命军之战斗精神，奋勇歼敌，达成使命，庶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与本党之战士。此次作战，兄部能遵令屹立不移，指挥若定，至用慰念，至系激励所部，始终保持阵地，完成任务，是所厚望。[214]

六日电：

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我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正我全体官兵杀敌报国成功成仁完成革命之职责，用慰我国父及阵亡先烈在天之灵。凡我忠勇将士，务须抱定必胜信念，死守阵地，发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决心，上下一致，共生同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重申连坐法，如有怕死后退伤害我全军之荣誉者，必斩无赦！望我各级官长尤应身先士卒，严督勤教，完成此重大之使命。我军荣辱，主义成败，国家存亡，民族盛衰，全在此一举，希共奋勉，争取胜利，勿使长沙与常德战绩独美于前也。[215]

然而，蒋介石电报发出的时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已于五日拂晓率长官部离开洛阳，撤向了陕西方向。

日军大本营认为，一旦攻占洛阳，不但可以防止中国军队向平汉路反击以保障平汉路的畅通，更重要的是太平洋战局正在急剧恶化，攻占洛阳或许是一针振作士气的强心剂：“近来，我对英美的整个战局非常恶化，情况紧迫，极为凄惨。五月六日发表古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殉职的消息（山本五十六死后，出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古贺峰一大将，一九四四年三月底在飞往棉兰老岛途中，飞机遇难身亡）。美军在新几内亚登陆。九日下令由确保新几内亚西部的重要战线后退。另方面，在缅甸自本月上旬以来，英帕尔战线的苦战更加困难。在欧洲意大利战线失利，传说卡西诺已撤退，据报道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线的登陆也迫在眉睫。”为此，冈村宁次急切地敦促第十二军：“东条首相鉴于形势需要，希望迅速攻克洛阳。第十二军准备何时攻占洛阳？”[216]

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内山英太郎对上一阶段围歼汤恩伯部的作战耿耿于怀，认为由于坦克第三师团过于快速的急袭，反而致使汤恩伯部即刻丧失了决战意志，而中国军队的特点是一旦撤退，瞬间就能从战场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当前第十二军的主要任务应是继续猛烈追击向西逃跑的汤恩伯部，攻击洛阳周围的蒋鼎文部是次要任务。他向冈村宁次建议：对洛阳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留下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第一一〇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各一部，对洛阳保持围攻态势；同时集中第十二军主力，趁汤恩伯和蒋鼎文两军阵势混乱之际，沿着洛河河谷以及嵩县通往卢氏的山路穷追不舍，务必使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彻底丧失作战能力。然后再折返与包围洛阳的部队合力拿下洛阳。最后，在豫陕交界处的灵宝附近，与中国第八战区中央军精锐部队胡宗南的援军决战。——直到一九四四年，日本人仍旧认为，在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中，死硬抗战的都是黄埔出身的中央军部队，只要把这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一打垮，中国战场上的战事就能迅速了结。在日本人看来，汤恩伯部和胡宗南部，都是中央军绝对的嫡系主力部队。

因为寻歼汤恩伯部也一直是冈村宁次的愿望，因此他立即同意了内山英太郎的建议。为策应第十二军的追击作战，日军再次向中原战场增派了兵力：第一军派第六十九师团师团长三浦忠次郎，率领第五十九旅团的五个步兵大队以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三个大队，九日夜由垣曲南渡黄河攻击渑池，以阻断中国第八战区胡宗南部向东增援的企图，并和第十二军沿着洛河河谷并肩追击；由警备北平的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率领第六十七旅团以及三个独立步兵大队赴郑州，并指挥独立步兵第九旅团以及第一野战补充队，突破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在洛阳以东布设的阵地，抵达洛阳并围困该城。待第十二军主力完成追击作战后，加入到联合进攻洛阳的作战序列。

五月十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发布作战指导大纲：武庭麟的第十五军以及从第十四军中加强给第十五军的张士光的第九十四师，固守洛阳城；第四集团军部队和刘戡兵团的第九军，迅速向伊川以西的宜阳方向增援汤恩伯部；汤恩伯兵团以主力固守汝阳、宜阳和洛宁一线，待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增援部队抵达后转入攻势；刘戡兵团集结在洛阳西南约十七公里的磁涧，侧击由渑池向洛宁或洛阳进攻的日军，策应李家钰的第三十六集团军作战；第三十六集团军以一部守河防，主力攻击渑池方向的日军；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阻击南渡增援的日军。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战区必须控制汝阳、宜阳、洛宁和嵩县各据点，然后实施反攻。鉴于蒋鼎文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撤离洛阳，军事委员会同意其转移到洛宁附近，向刘茂恩的第十四集团军总部靠拢。

尽管上述作战指导仍属于纯粹的防御计划，但如果得以落实执行，至少可以遏制日军的攻势。可是，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下达的当日就已如同一张废纸。日军第十二军主力绕过洛阳向西的猛烈追击，令汤恩伯部和蒋鼎文部同时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五月十二日，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第二二五联队，击溃了中国守军第十二军第八十一师后占领嵩县。天降大雨，追击的日军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行进，有的士兵因为极度疲劳而累死在雨中，沿途到处可见掉队的官兵，以致行军队伍长达二十公里。即便如此，中国军队仍是没能组织起真正的阻击作战，只顾一路向西狂撤。已经与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系的汤恩伯，不断地向重庆发出捏造的战报，说他的主力兵团已抵达攻击前线。导致蒋介石十三日向蒋鼎文通报说，汤恩伯兵团已经抵达宜阳和韩城，命令蒋鼎文指挥的刘戡兵团和张耀明的第三十八军，配合汤恩伯部向进击洛阳的日军实施反攻。而实际上，汤恩伯部抵达韩城附近以及洛河对岸沙坡头的第十三军部队，只有四个营。结果，刘戡遵照命令向洛阳外围发起了反攻，遭到日军坦克第三师团的猛烈打击；而汤恩伯的“兵团主力”，那四个营，早已被追击而至的日军击溃。十四日，据守宜阳的中国守军第一〇六师的两个团，遭到日军第六十二师团的攻击。宜阳城不但有涨满雨水的护城河，还有高达十米的城墙，但在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的攻击下，仅仅两小时城墙防御阵地就被突破。大雨中的巷战又持续了两小时，下午五时宜阳失守。

鉴于战局的危急，蒋鼎文紧急命令第三十八军占领韩城附近阵地，第九十六军占领温村附近阵地，努力阻击迅速推进的日军，掩护刘戡兵团以及第三十六、第三十九两个集团军部队向西撤退。但是，当第三十八军抵达韩城附近时，由于宜阳已经丟失，数千日军步兵在坦克的配合下已冲到了洛河岸边，第三十八军还没来得及部署就被日军冲散了。此时，刘戡兵团撤到了洛宁附近的程村，蒋鼎文命令他们占领长水镇以西的高地，力争把阵地与第三十六、第三十九集团军的阵地连接起来，形成一道防线以稳住阵脚。可面对潮水般追上来的日军，中国军队新的防线根本无法形成。蒋鼎文随即又命令部队后退到长水镇至观音堂线，建立起阻击日军的阵地，掩护第四集团军部队在长水镇西北地区集结。但是，刘戡兵团立足未稳，日军已越过三乡和洛宁逼近了长水镇。守卫长水镇的预备第八师无心抵抗，一触即溃。日军突破长水镇后，其前锋部队于十七日抵进中山镇。中国军队各部队为避免被日军追上，纷纷离开公路跑进了洛宁西北的山地，指挥部与部队之间的联络完全断绝，导致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向西直逼豫陕交界处的卢氏。

十八日，蒋鼎文终于与汤恩伯联系上了。汤恩伯言辞肯定地表示，他已经命令第二十九军第九十一师开往卢氏，部队可以归蒋鼎文直接指挥。蒋鼎文立即命令第九十一师和预备第八师一起，在通往卢氏的十八盘隘路阻击日军。但是，蒋鼎文很快便接到了预备第八师师长林伟宏打来的电话，说他在十八盘阵地根本没见到第九十一师的影子。——后来才得知，第九十一师并没有向十八盘开进。卢氏是中国军队退往陕南的唯一通路，狭窄的山路上到处可见丢弃的武器和装备——“村庄的入口、出口或岔路上，写有很多重庆军的师、团等撤退地址，可见其撤退情况何等混乱。”[217]预备第八师抵挡不住日军的冲击，十八盘阵地很快被突破，日军的一支特遣队冲进了卢氏县城。

卢氏的陷落，令蒋鼎文部队的退路被截断，各部队只有进入崤山山区，通过狭窄的山路拐向憧关，去与第八战区胡宗南的部队会合。但是，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已经占领了长水镇的隘路，导致在长水镇以西的刘戡兵团以及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李家钰的第三十六集团军部队，受到北面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坦克第三师团和第六十九师团的截击，东面和南面又有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的围攻。结果部队各自为战，陷入困境，濒临崩溃。

日军在向豫西追击中国军队期间，除了恶劣的天气带来的困难外，最大的威胁依旧是中美联合空军对他们的打击。美方空军记录：“第七、第八两中队开始此四日毫不怜悯之役，实起自五月十八日上午，合并总数十三架之机起飞掩护第四大队P-40十二架，俯冲轰炸长水镇敌部队及车辆。此任务起始不佳，俯冲轰炸机各机仅炸中目标区二处，担任掩护之十三架乃低飞扫射自长水镇至洛宁道路。据第七中队估计，此一任务中毁坏彼等卡车十辆，创损卡车及装甲车辆二十余辆，击毙敌骑兵约三百名。第八中队自鸣得意：‘吾等深感自傲’，算来‘至少占了五十辆的光，损坏坦克八辆，毙马二十匹及敌兵七十五名。’此实该两中队之过低估计，事后华方报告敌骑兵整个一团实际被歼，中国人不胜欢腾。”[218]

但是，即使有空军的大力支持，第一战区部队的颓势已无法挽回。

在相邻部队不断溃散的时候，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指挥的部队，仅剩下第四十七军的四个步兵团。在渑池以南与追击而至的日军苦战多时后，部队伤亡巨大，李家钰决定突围。五月二十一日，部队刚刚撤至陕县，数千日军骑兵分三路包围上来，当日军逼近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姚店时，李家钰亲率特务营反击试图突围，他身穿黄呢军服，脚蹬长筒马靴，在突围的队伍里很是醒目。在日军机枪的射击下，李家钰身中数弹当即阵亡。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和特务营营长指挥官兵拼死上前，终于抢回了李家钰的遗体——“李满身都是枪眼，但形态面貌可辨。随同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谋处长萧某、上校副官周鼎铭等均牺牲……我部因李家钰阵亡，停火后立即做通宵转移。军长李宗昉在前，李家钰的尸首用麻袋装着跟后，杨显明师长（第一〇四师）护后。”[219]

李家钰是四川蒲江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一五年跟随护国军开始了从军生涯。因战功卓著，他从见习官一路升任排长、连长、营长，直至川军第一师师长。抗战初起，川军出川抗日，在山西长治一战中，率第一〇四师抗击日军第十八师团的进攻，表现英勇，战后升任第四十七军军长。一九三九年，因在山西南部指挥部队不断打退进犯的日军，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他有一颗爱国之心，与共产党将领朱德和刘伯承交往甚密，配合八路军打了不少胜仗。当豫中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陷入混乱之际，他曾召集各部队将领开过一次会。他对将领们说，别人害怕逃跑，我不怕，我愿意殿后。咱们吃了河南百姓四年的饭，见了日本鬼子就跑对不起百姓。

决心对得起老百姓供养的李家钰，是阵亡于豫中会战中级别最高的中国军队将领，死时五十二岁。

那些同样吃着百姓饭的第一战区部队，连同他们的司令长官蒋鼎文一起逃到了豫陕边界处，而汤恩伯的部队逃进了伏牛山。

为了挽回局面，中国第五、第十战区部队曾发动反击，一度收复遂平、鲁山和嵩县，并逼近宝丰，迫使日军不敢再向西追击，放弃卢氏而退守洛宁，但是战场大局已无法转变。

此时的洛阳城，已是暴露在日军围攻下的一座孤城。

洛阳东有虎牢、崤函之险，北有黄河、南有洛河和伊河之阻，地势极为险要。作为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多年来中国军队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城防工事，形成了看似难以攻破的城市要塞。

守卫洛阳的主力，是武庭麟的第十五军和从第十四军加强给第十五军的第九十四师。中国陆军第十五军是一支性质特别的地方部队，由辛亥革命期间嵩山绿林组成的强悍民间武装改编而成。全军的主要军官大都为豫西本地人，个人财产以及父老家眷都在洛阳地区，因此他们与日军血拼起来万分勇猛。

围困洛阳的日军发动攻城作战后，曾三次攻入洛阳城关，但都被守城部队击退。日军曾委托白马寺的和尚向城内送过劝降书，但城内守军不为所动。五月二十三日，守城部队全部退入城垣后，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完成追击任务后折返至洛阳城下。这天一大早，日军的高音喇叭便抵近城垣，广播了内山英太郎致武庭麟的劝降书：

武庭麟将军：皇军自入中国以来，所向无敌，攻城没有超过一周而不下者。今将军守洛阳，十有余日，尽到了守土之责，也显示了你的军事才能。现在洛阳外围，百里内外，已无中国军队，援军无望，坐以待毙，实属不智。为将军计，以停战归顺为上策。如果从命，自将军以下各级官佐一律不动，薪饷照发，今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如不从命，皇军已准备就绪，攻城旦夕可破，到那时玉石倶焚，悔之晚矣。[220]

洛阳城内中国守军没有答复。

二十四日拂晓，日军第十二军集中重炮向洛阳城内猛烈轰击，坦克第三师团配合步兵从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同时发起攻击。中国守军借助城垣、城壕和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首先登上城垣的是步兵鹈川中队：

天田小队和配属的工兵一起战斗在中队的最前面。天田准尉的过壕腹案，原拟将工兵的铁梯子扔下壕去，将绳子绑在坦克上，士兵顺着绳子下到壕内，然后将铁梯子搭在对岸，再杀奔城墙。但是，坦克遭到敌军的猛烈射击，地形也不适宜。不得已，改由士兵互相拉着绳子滑到壕底去，但这时开始出现伤亡。滑到壕底的工兵虽将铁梯子搭上对岸，不料壕太深，只能到达半腰，然而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天田准尉命令冲进，亲自率领以相原军曹等五人的尖刀班冲了上去。天田准尉在壕底遭到机枪扫射，被子弹打穿了右肘关节造成骨折，登上铁梯子时又被手榴弹片炸进左大腿，但仍想尽了办法靠近城墙。相原军曹也想靠近城墙，一颗手榴弹在头上爆炸而战死。天田准尉率领井上兵长等四名士兵，一起登上城墙，冲进了重庆军阵地，时间是十三时十分。[221]

随着洛阳城西北角和西关的失守，数小时后，城东北角和东关也相继被日军突破。黄昏时分，日军的各路坦克部队和步兵全部涌入城内，与中国守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二十五日午夜，率部抵抗到最后时刻的武庭麟军长，下令所剩官兵从城的东南角突围。中国守军突围时，受到日军布设在外围的骑兵第四旅团的伏击，伤亡惨重。

直到二十七日，洛阳城内的抵抗才彻底结束。

洛阳，这座中国的历史名城，落入日军之手。

按照日军的预定计划，攻占洛阳后会战结束。但是，二十七日这天，蒋介石向胡宗南下达了夺回失地大举反攻的命令。此时，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已经向南延伸，内山英太郎奉命抽调第十二军部队准备南下。面对中国第八战区的突然反击，冈村宁次决定在南下之前先打击胡宗南的部队，巩固豫中占领区。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也为保护自己的陕西地盘，胡宗南拿出了他的主力部队四个军，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东出潼关向日军发动攻势。李延年一开始的攻击，令日军有点措手不及。在日军抢占的险山庙阵地，李延年部经过数天的反复肉搏，攻占了数处外围据点，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战场上最终打成僵持。奉命配合李延年的刘戡兵团，被日军阻击不得前进。到了六月四日，李延年部攻势减弱，而日军重炮第六联队的五十多门大口径火炮上来了，坦克第三师团的数百辆坦克也冲来了，李延年部被迫后撤——胡宗南的反攻很快就演变成了防止日军攻入陕西的阻击战。

李延年部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顽强阻击日军西进达数天。为了尽快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绕过秦岭，攻击潼关中国守军的侧背，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阻击。阻击日军的是李家钰阵亡前指挥的那支川军，总司令的死令官兵们很是痛苦，此时的川军官兵头缠白布，赤膊上阵，发誓要为他们的总司令报仇。川军顽强地与日军血拼数日，日军第五十九旅团木村千代太旅团长被地雷炸死，第六十九师团部被围困在断密涧一带。天气闷热，粮弹匮乏，被困在山岭重叠涧谷纵横的绝地之中，日军疾病流行，军心开始动摇。

这又是一个微妙的时刻：尽管日军坦克部队攻势顺利，增援部队也逐渐抵达，但鉴于地形的险要以及时间的不允许，日军还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如果此时中国第一、第五和第八战区部队能联合一致，一鼓作气地持续保持攻击态势，已经作战一个多月的日军第十二军未必能够抵挡得住。——在战场的东部再次截断平汉路，甚至收复郑州；在战场的西侧把日军推回到洛阳，甚至收复洛阳城，都存在着可能的战机。但是，胡宗南的部队也同时撤退了。

撤退是从位于灵宝前线的第一军开始的。十日上午，当灵宝外围阵地被日军突破后，第一军提出了撤退请求。第一军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灵宝前线要垮的消息一经传开，引起后方的一片混乱。陕西省政府强行扣押了陇海线上的火车以及通往宝鸡的汽车，要把官员们的家眷和财物紧急运往汉中，甚至宣布陕西省政府也要迁往汉中。结果，西安的军政要员和富商们纷纷向重庆、成都和兰州搬家，导致西安火车站内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蒋介石听闻后下令查询是谁命令省政府迁移的，但是查无结果，没人知道消息到底是从哪里传出的。蒋介石还严令灵宝前线的部队不准撤退，可胡宗南的第一军还是潮水般地溃退了。为了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致使胡宗南部如此仓皇西撤——已有明确情报表明，日军已开始东撤，准备结束在河南的会战了，根本没有进攻西安的意图——蒋介石命令中美联合空军前去查看并在空中拍照，看看到底是哪支部队在哪个将领的带领下在逃离战场。结果，美军飞行员看到，在没有任何敌情的情况下，胡宗南的部队正沿着公路混乱地滚滚向西。美军飞行员愤怒异常，驾驶飞机俯冲扫射，试图阻止地面部队的溃退，但是这却加剧了中国军队的相互推搡，任凭枪弹横飞，他们根本没有停住脚的迹象。

事后，蒋介石根据空中照片斥责胡宗南，说美军飞行员报告灵宝一带守军撤退时，是整师整军沿着公路混乱后撤的，并不是由于伤亡惨重不能固守阵地而撤退，应据实查明未奉命令而擅自撤退的将领，予以严惩。胡宗南在回复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他的基本部队第一军，而是说擅自撤退的是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第一六七师四九九团团长贺一迟、第一〇九师三二五团团长刘明等人。蒋介石随即下令统统枪毙。

枪毙傅维藩师长，是由第八战区执行的：

上峰打来电话，说胡宗南传见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急忙赶到西安小雁塔胡宗南的副长官司令部。当即被软禁在一间小屋里，一连等了好几天，胡宗南也没有传见他。一天，傅维藩在陆大同学、当时任副长官部参谋长的罗泽闾请傅吃饭。进餐时，罗问傅：“你对妻子有什么话要说吗？”傅不解其意，随口答道：“没有。”饭后，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罗让傅上汽车去躲空袭。汽车开到武家坡附近停下，车上的卫兵说：“到了。”傅一下车，几个警卫就架住了他。一名执刑军官宣读了胡宗南处决傅维藩的命令。事出意外，傅维藩当即抗议说：“没有经过军法审判就要杀我，不行！我要见副长官，有话说。”可是不由他抗辩，枪就响了。[222]

社会舆论对傅师长被枪决颇有争议。

豫中会战，日军达到了作战目的。

战后，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

关于第一战区失败的原因，除了部队布防不合理、会战指导不符合实际、战场没有任何协同以及战斗能力和作战意志低下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令人诧异，那就是：在日军进攻的同时，战区内的河南百姓居然趁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也许就是汤恩伯在河南数年横征暴敛的结果。

会战后，在国民参议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一百多名参议员联名提出了一个《请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要求国民政府严办丧师辱国的汤恩伯。汤恩伯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之一是：这次豫中会战失败，“不是败于日军，而是败于河南民众”，因为河南民众被共产党利用起来反对他，使他“不能按预定计划同日军作战”。[223]——汤恩伯很清楚，无论什么事，只要把罪责推到共产党身上，蒋介石就会相信。果然，蒋介石声称，要惩办汤恩伯就先惩办他。——汤恩伯的这条理由，荒诞到了连国民党内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相信的程度。谁都知道，在日军发动豫中会战期间，共产党抗日武装也在拼死作战，只是汤恩伯受到河南百姓的攻击倒有真凭实据。第一战区的战后检讨中对此开列了一系列事实，说河南百姓袭击国军，坚壁清野，给国军造成的损失比与日军作战损失还大，但战区的检讨并没有说这与共产党有关，倒是承认这是国民党的“政治”出了问题：

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阎，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时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又敌在行政下级干部阶层及各乡镇、各警所，多已隐伏汉奸分子，淆惑民众，阻扰国军，无不用其极。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开伪保甲长会议，当时民众竟尔持旗欢迎。当时宜阳县地方团队奉令破坏洛宜段、新、洛、潰公路，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倭军为辞，持械抵抗，入夜又潜将破坏处修复。以上不过举其一例，政治如此，更安所望于军民配合之原则耶？[224]

陈诚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在西安召集军事将领会议，分析豫中会战失败的原因。陈诚发现的问题有：一、军队内部的腐败。战区司令长官部内竟然有一个“抢购委员会”，用军车到黄河北岸的日军占领区抢购物资用以买卖走私。结果，打仗的时候部队需要补给，兵站的运输车辆竟然没有了。同时，部队征用民间很多交通工具，多数是为军官运输私人货物或走私物品。战区的各仓库，平时把作战用的军粮用髙利贷的形式放贷给当地民众，坐收利息，甚至还有盗卖军粮的事情发生，以致部队没有粮食吃，士兵只能自己弄来小麦自己磨面，有的部队直接去民间找饭吃，军民关系极度恶化。二、部队战斗意志衰退，在日军少量突击部队的攻击面前，不战自溃。当日军占领大片地域后，防务空虚，往往一个主战场周围多达六七个军的部队，却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三、蒋鼎文与汤恩伯勾心斗角，一个战区内两个长官部，两边的部队互不往来，各自行动，一旦崩溃，不可收拾。尤其是汤恩伯排斥异己，使得战区内的杂牌军与中央军离心离德。四、战区长官部在会战中几乎瘫痪，日军一旦发动进攻，长官部首先仓皇撤退，二十多名电报员全跑了，连电报密码本都丢了，导致无线电台与各部队的波长和呼号都发生了错乱，根本无法进行作战指挥。五、战区上上下下都在经商赚钱。蒋鼎文的长官部在洛阳开设了面粉厂，并利用陇海线运煤图利；汤恩伯的买卖更多，开有卷烟厂、酒精厂、造纸厂、纺织厂和煤矿。长官如此，下级军官纷纷效尤，部队中的军官都成了腰缠万贯、穷奢极欲的不法商人。部队军官普遍吃空饷，把吃空饷得来的军粮拿到市场上贩卖以饱私囊，洛阳城内出售的粮食一半都是由部队军官出售的。六、军纪废弛。河南民间有“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之说，第一战区部队对百姓的残酷盘剥，导致第八十五军、第十三军和第四十军惨遭民众洗劫，连军司令部都被百姓抢得“鸡犬不留”。七、军队的政治工作有名无实。各部队的政治部，平时不能宣传鼓动，战时望风而逃，只热衷于干涉地方行政，假名营私。——“由检讨而知的缺失尚不止此，此不过其荦荦大者而已。这样的部队，还希望它能够打胜仗，岂不是做梦？”[225]

蒋介石也在重庆官邸召开了以整军为主题的会议，要求与会将领们把会议开成一个“彻底反省，雪耻图强”的会议。蒋介石首先说到了现在国民党军队在中国社会舆论乃至世界舆论中的地位问题：

你们要知道，现在外国人对我们中国军人的心理，要知道他们对于我们中国军人的地位、人格是一种什么看法？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长此下去，眼前就要亡国！长此因循下去，再不力求振作，不要说我们的力量不能消灭日本，就是日本失败而灭亡了，也绝不是我们的胜利。[226]

蒋介石认为，豫中会战就是令世界各国看不起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例证：

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撤下来，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样的军队，当然只得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而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能做人？[227]

陈诚专门提到了郭沫若轰动一时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把一九四四年和三百年前的一六四四年相比，认为明朝败亡的现象已经复见于今日。陈诚认为，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这篇文章虽然“别有用心”，但其“对时局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在陈诚看来，当前最可怕的莫过于“国民精神”的崩溃以及人人都不肯和不敢讲真话：

最可怕的现象，就是一般国民精神的崩溃，悲观、消极、怨愤的气氛到处弥漫。反映在生活方面，就是可以享乐的人，无不尽情享乐，以“今朝有酒今朝醉”为准则；而无力享乐的人，则以怨天尤人的方式，过“活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毫无自力更生的打算。这种人人觉得没前途的心情和行动，表现在部队上的，就是士气更消沉，纪律更败坏，战志更低落。豫中会战就是这一背景产生出来的标准范例……还有人认为国家最大的危机，是没有人能讲有用的话。其所以如此者，一因有官做的人不必讲真话；二因想做官的人不敢讲真话；三因知道不能讲且讲了无用的人不肯讲话，于是人人缄口不言，伪装一种天下太平景象。[228]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到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地步，到了人人都不愿讲真话也不敢讲真话的地步，这是极度危险的。

“就是日本失败而灭亡了，也绝不是我们的胜利。”蒋介石的这句话出自肺腑。

在日本侵略者尚未被赶出国土之时，国民党政权就已经岌岌可危了，这样的政权领导之下的军队是无法彻底战胜侵略者的，哪天日本真的战败了，也绝不是被国民党军队彻底打败的。——历史证明，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果然很快就垮台了。

但是，对于正处在战争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就算蒋介石认识到了国民党的政治危机，实际上他既无法顾及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危机，因为此刻日军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作战正在迅猛地向南延伸。

日军遇到的下一个对手，既不是胡宗南，也不是蒋鼎文，更不是汤恩伯，而是中国的抗日悍将薛岳。

第三十六章

血腥之月

一九四四年六月，注定是一个血腥之月。

豫中会战结束后，日军立即向湖南方向集结，其兵力之庞大令人震惊。

侵占华中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结束常德作战进入对峙状态后，便再没有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计划，原因是常德会战期间他已接到命令，他的部队将被调出中国战场：第三师团去澳大利亚北部改隶第二军；第十三师团调往西太平洋的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划归海军第四舰队作战序列。两个师团派出的先遣设营小组已经从汉口出发了。同时，第三十九师团也将调出，作为日军大本营的战略预备队。为弥补兵力的巨大缺口，第十一军从其余各部队抽调人马，在当地编成了独立步兵第五、第七旅团，分别接替荆州和南昌方向被调走师团的防区。就横山勇而言，他有限的兵力能守住现有防区就不错了。但是，转入一九四四年，大本营决定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后，第十一军奉命承担粤汉铁路沿线的作战任务。

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目的，日军在发动豫中会战前就已明确，只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这一规模庞大的作战变得更加急不可待了。就日本方面来说，沿着中国南北交通线发动的作战，已不仅涉及未来东南亚兵败之后数十万陆军如何转退的问题，更是出于对盟军利用中国大陆向日本本土实施攻击的日益加剧的恐惧：“鉴于目前战局的形势，来自中国大陆的美空军必将对帝国本土进行轰炸。因此，制止驻华美空军的频繁活动，实为当务之急，希望坚决以摧毁敌空军基地作为重点。”“桂林是摧毁敌机场的最重要的目标，必须下决心一举攻下长沙、衡阳、桂林。”[229]

在日军大本营的作战策划中，竟然还有一个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纵贯大东亚铁路的计划：“从釜山（朝鲜南半岛南端）出发，经奉天、北京、汉口、衡阳、进入桂湘铁路，复经桂林、柳州、谅山（越南北部），从法属印度支那抵达泰国曼谷，纵贯马来半岛，直至新加坡，长达七千九百四十四公里（如绕行泰国、柬埔寨的金边时，为九千一百六十四公里）。在这约达八千公里的长距离之中，设想需要新铺设的地段为京汉线南段（黄河南岸——长台关间为二百九十八点七公里）、南宁——谅山间（约二百公里）、安义省东部——公博哇丕间（约四百公里），总计约九百公里。”[230]——很难说日本当权者的思维还是正常的，这一疯狂的臆想只能出于肆无忌惮的狂妄。

眼下，仅仅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日军就必须在河南作战后立即开始沿粤汉路、湘桂路的作战。在这个被称为“一号作战”的预案上，日军所动用的兵力数量令人难以置信：调集第三、第六、第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四十、第五十八、第一一六共计九个师团，再加上半个坦克师团、五个独立炮兵联队、两个独立工兵联队、两个飞行团、一个独立骑兵联队，共同担任进攻任务；另以第三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五、第七、第十一、第十二旅团，再加上第一、第二、第五、第九、第十野战补充队，用来补充伤亡并警备后方。以上兵力共计三十六万二千余人，并配有六万七千匹战马、九千四百五十辆汽车、一千二百八十二门火炮以及二百八十架作战飞机。如果加上豫中会战时已经使用的兵力，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投入总兵力高达五十一万人，马匹约十万，炮一千五百门，汽车一万五千辆。——“这对于日本陆军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派遣军自中国事变爆发以来，虽然在华北进攻作战、徐州会战、攻占武汉等大规模野战中取得不少经验，但也不能和‘一号作战’相比。其规模和兵力相当于一九四二年只有计划而未实现的‘五号作战’（重庆攻略战）。”[231]而日军大本营之所以还能调集如此众多的部队，与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苏日中立协定》有关。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关东军，长期屯兵中国东北中苏边境线。《苏日中立协定》签订后，近八十万的关东军可以调入关内了。

日军大本营在其战争颓势已无法逆转之日，不惜动用除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以外的众多兵力来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这一癫狂之举至今仍令史家不解：在国力和军力都已捉襟见肘的境况下，孤注一掷地投入如此大的财力、物力和兵力，于整个战争来讲军事战略上的可靠依据是什么？即使此次贯穿作战全盘胜利，中国大陆的交通线打通了，甚至那条长达九千公里的铁路线也通车了，难道就能将日本从战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况且，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结束以后，日军将要投入多少兵力和物力才能守住这条交通大动脉？在沿途全部是敌对力量的环境中，日军怎样才能确保如此漫长的交通线的任何一处不被截断或是不被破坏？

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实达一千五百公里。如细分一下作战距离：黄河、信阳间约为四百公里，岳州、衡山间约为四百公里，衡阳、广东间约为六百公里。在这中间，要击败超我数倍的蒋介石所属全部野战军的半数，进行贯穿作战。同时，还要克服在敌方制空权下的许多艰难。而且这一作战，又是为了日本整个战局的要求断然进行的，不要说增加兵力，就连重要装备的补充，都必须大大压缩。此外，随着太平洋及西南方面战况的进展，过去熟悉对华作战的优秀士兵，大部分相继被抽调出去，不得不增添许多训练期短、缺乏实战经验而又装备不良的新编兵团参加这一作战。[232]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日本人认为中国是他们的永久占领区，如果在盟军的打击下失去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未来日军与盟军决战的战场决不是在日本本土而是在中国。可实际上，关于在中国大陆与日军决战这一点，精明务实的美国人认为是非常不合算的，因为美国并没有侵占中国的意图，也没有在中国获取权益的打算。美国人的最终目的是把日本打败，然后在太平洋地区独享其长久权益。因此，从海上直接攻击四面都是大海的日本本土岂不是最合理的途径？日本人把中国当成日本的一部分，这种感觉经过了七年的战争，在败局已经日渐明显的时刻依旧如此，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实在令人费解。只是，也有尚存冷静的日本人：“这是一场具有消极目的的作战。”[233]——“消极”二字，指的是被动的、被迫的、缺乏积极目的的状态。那么，倾巢出动进行一场目的消极的作战，这只能意味着日军知道末日已近，只不过希图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进入六月，日本海军和陆军的悲惨呼号，飘荡在硝烟弥漫的太平洋海面上以及烈焰熊熊的岛屿丛林上空。美军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的指挥下，对小泽治三郎指挥的日本海军第一机动舰队和角田觉治指挥的第一航空舰队以及驻扎在太平洋诸岛上由小畑英良指挥的陆军第三十一军，发动了名为“征粮者”的毫不留情的凶猛攻势。美军要彻底歼灭日本驻守在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硫磺岛上的陆军，重创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舰队以及航空兵集团。

“征粮者”战役集结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众多兵力。第五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指挥由海军中将米切尔率领的第五十八特混编队，共拥有航母十五艘、舰载机九百零一架、战列舰七艘、巡洋舰二十一艘、驱逐舰六十九艘。登陆部队则由两栖作战舰队司令海军中将特纳指挥，分成南北两个登陆集团。北集团拥有战列舰七艘、航母护卫舰十一艘、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六十九艘和辅助舰船二百八十二艘，载有准备在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登陆的步兵七万一千人；南集团拥有战列舰三艘、航母护卫舰六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十艘和辅助舰船二百六十七艘，载有准备在关岛登陆的步兵五万五千人。同时参战的还有二十八艘潜艇、太平洋中部的预备兵团以及海军和陆军航空兵的八百七十多架战机。日军除了第一航空舰队的一千六百四十四架战机外，第一机动舰队拥有航母九艘、舰载机四百四十架、战列舰五艘、巡洋舰十三艘、驱逐舰三十四艘。而在大洋中守备各个岛屿的日本陆军是第三十一军的五万五千人，其中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驻守塞班岛，四千余人驻守提尼安岛。

六月初，美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先后对加罗林群岛、硫磺岛和关岛列岛上的日军基地实施了连续轰炸，令日军第一航空舰队的基本兵力一周之内损失大半。接着，美军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首战，血腥惨烈的塞班岛登陆战开始了。——“马里亚纳基地对于日本本土来说，等于是太平洋上的一道防波堤。”[234]十五日，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十艘航母、七艘战列舰、十四艘巡洋舰、四十六艘驱逐舰和四百七十多艘两栖登陆船，在两千架作战飞机的支援下，配合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师以及一个步兵师，向塞班岛发起了猛烈突击，塞班岛登陆战自这一刻起成为人间地狱。日军密集的海岸封锁火力，令滩头上美军伤兵的呻吟声与炮弹引发的浓烟烈焰裹杂在一起，美军要想不被全歼在海滩上，只有不顾一切地保持进攻。午后，美军突破日军的防线，占据了一个宽约四公里、纵深为数百米的桥头堡。美军的一支突击队进至塞班岛南部，于十七日晚占领了阿斯利特机场。日军开始利用岛上密布的雨林和洞穴进行顽固抵抗，几乎每一棵树下和每一个洞穴里都发生过殊死搏斗，那些宁可战死也不放下武器的日军赤身裸体，没有食物后嚼食草根树皮，打光子弹后用自己的牙齿与美军肉搏。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二十多天，直到七月九日，美军才宣布塞班岛上的日军没有一个人还活着。此战，三千四百名美军官兵阵亡在这座大洋中的小岛上，负伤官兵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一万三千人。就在美军即将攻占全岛之际，塞班岛上的日本海军中部太平洋方面舰队司令南云忠一中将以及第四十三师团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自杀身亡，其理由是“以此来为最后冲锋的将士壮行”。——日本军人信守的武士道令美国人精神恍惚，难道太平洋上每一个被日军盘踞的岛屿都将是美军官兵血流成河之地？

塞班岛上的血战正在进行时，在马里亚纳群岛以西、菲律宾海以东的海面上，日军的九艘航母、五艘战列舰、十三艘巡洋舰、二十八艘驱逐舰以及一百七十三架战机，与美军的十五艘航母、七艘战列舰、二十一艘巡洋舰、六十九艘驱逐舰、二十八艘潜艇以及九百五十六架战机，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海战。十九日晨，日军三百余架舰载机首先对美军舰队实施远距离突击，但立刻遭到美军强大舰载机群的拦截。日军飞行员回忆道：“在冲破美军的堵截中经历了空前的苦战。”[235]与此同时，日军旗舰“大凤”号航空母舰遭到美军潜艇的鱼雷攻击，六个小时后弹药库发生大爆炸沉没；继“大凤”之后，“翔鹤”号航空母舰同样被美军潜艇的鱼雷击中，六百多名官兵在熊熊烈火中随舰沉没。此战，美军损失舰载机一百三十架，只有四艘军舰受到轻伤；而日军损失了战列舰两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三艘，还有两艘航空母舰遭遇重创，三百六十架舰载机仅保全下来二十五架。海战结束后，菲律宾海面上漂浮着绵延数十海里的油污、战舰和战机的残片以及人的尸体。——“实际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估计，这次海战将是日本海军的航空和水面部队全力以赴的最后决战。决战开始时曾以‘皇国兴废在此一战’训谕全军。可是，尽管联合舰队下了如此的决心……日军终被美军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所压倒，吃了败仗。”[236]

六月六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登陆战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海岸开始了。盟军方面动用了隶属远征军第二十一军群的美军第一集团军、英军第二集团军、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共三十二个师、十二个独立旅，还有一万一千架作战飞机、六千九百三十九艘各类战舰、运输船以及登陆舰，加上第二波次的登陆部队，投入总兵力为二百八十七万六千人，其中美军一百五十三万三千人。五日，在空军强大机群的掩护下，盟军在卡朗坦以北空降了两个美国师，在卡昂东北空降了一个英国师；同时，庞大的登陆舰群冒着肆虐的风雨开始横渡英吉利海峡。由于盟军战前成功地进行了战略佯动，部署在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海岸的两个德军集团军群的大部分兵力，被配置在了法国最北端的加莱海岸，而在盟军真正的登陆地诺曼底沿岸仅有三个德军师。但是，当盟军的登陆部队抵达法国海岸后，虽有强大的舰炮和战机连续突击，登陆部队还是遇到了猛烈抵抗，并随之出现巨大伤亡。盟军官兵只有前赴后继，顽强地爬上海滩，在登陆开始后充满死亡气息的十七个小时内，涌上法国海岸的美军已达十三万，而英军在海岸上卸下了六千件各种兵器、九百辆坦克、六百门火炮以及四千三百吨的装备和弹药。情报的错误使得德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一线部队遭到毁灭性歼灭。法国海岸上的流血持续一周后，盟军的胜利已经没有悬念。诺曼底登陆的第二十九天，冲入法国境内的盟军已达百万，德军统帅部仓促投入了包括四个坦克师在内的十二个师，可除了充当盟军的追杀目标外没有其他用途。诺曼底登陆战为盟军开辟出欧洲第二战场，随着盟军向法国国土纵深的迅猛推进，战火将很快烧到德国边境，德国法西斯的末日已近在眼前。

在苏德战场上，进入一九四四年六月以来，苏军连续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作战令德国人惊慌失措：二十三日，发动维捷布斯克-奥尔沙战役，苏军攻入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进而攻入波兰境内，并逼近普鲁士边境，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完全崩溃；二十四日发动博布鲁伊斯克战役，全歼德军六个师，为彻底解放苏联全境奠定了基础；二十九日发动明斯克战役和波洛茨克战役，全歼德军第四、第九集团军群十万余人，夺回波洛茨克市，把前线向前推进了数百公里。——一九四四年六月间，苏军完全掌握了苏德战争的主动权，德军庞大的精锐部队土崩瓦解，斯大林已经把德国本土确定为攻击目标，开始着手制订进攻柏林的最后决战方案。

德国和日本的最后崩溃，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间已成定局。

这便是日本执意要在中国战场上发动空前规模的攻势作战令人困惑的原因。

日军大本营承认，此次作战有一个“不公开的原因”，即“鉴于战局的现状，切望籍此鼓舞国内外的士气，大本营极端期待此次将成为今年最出色的作战”。[237]

“敌积愤数年，耻深三败，且以世界局势威逼，不能不倾国力以图苟延，屡进屡退，长围血污。”[238]——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如是说。

以不断的死伤提升士气，此时的日本人已经无法理喻。

薛岳的慨叹是：“侵略者伤死固不足惜，而我以一军之众，力御数倍强寇，搏战十余昼夜，竟使我忠烈将士与名城倶殉，可哀也。”[239]

日本人所称的“湘桂会战”，在湖南境内的作战被中国方面称为“长衡会战”，由日军第十一军实施攻击，第十三军、第二十三军以及第五航空军策应作战。第十一军计划以五个师团为一线攻击兵团，分三路于湘江两岸南下，进攻长沙和衡阳：中路兵力为两个师团，沿岳州至衡阳的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南进；东路为两个师团，沿平江、浏阳、萍乡、茶陵山区进行左翼迂回；西路为一个师团，由湘北的南县渡过洞庭湖，沿湘江以西的沅江、益阳、湘乡南进，进行右翼迂回。一线攻击部队抵达长沙、浏阳、宁乡一线后，二线的两个师团投入战场。

其作战计划的要点是：

一、最初将兵团分成二线。第一线五个师团并列在华容、岳州南部、崇阳一线。在湘江以西以一个师团（第四十师团），湘江以东以四个师团（第一一六、第六十八、第三、第十三师团），分别展开（预料重庆军将集中兵力向我进攻，故在外侧部署优秀兵团第二线师团中，以两个师团部署在监利（第五十八师团）及蒲圻西南方附近（第三十四师团），另一个师团（第二十七师团）正在集中途中，调到崇阳附近。

二、第十一军于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开始发动攻势，围歼沅江、益阳附近及新墙河、汨水间的重庆军。为了对付第六战区，以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五旅团的各一部及步兵第一〇九联队（第一一六师团），掩护第十一军右侧。为此，进占松滋河一线以牵制重庆军。第二线师团除用于决战外，并负责扫荡背后残兵及修补道路。

三、如攻破汨水附近的重庆军，即可向捞刀河一线追击，并准备进攻重庆军主要防线的宁乡、长沙、浏阳。为了攻取长沙，必须攻占其西方的岳麓山。为此，派遣有力兵团（第十四师团）在湘江左岸进攻该山，与直接担任进攻长沙的兵团（第五十八师团）相互策应。预料重庆军将从浏阳方面进行侧击，对此，以第三师团从西北方、第十三师团从东南方予以围歼。又，在湘江西岸攻取益阳、宁乡，尤须设法切断由第六战区前来增援的重庆军。

四、如将浏阳河一线的重庆军击溃，即以部分兵团急袭突进占领衡阳。此时，第十一军主力则搜索围歼从东方、西方和南方汇集而来的重庆军。攻取衡阳时，须特别重视作战速度。根据需要命炮兵、坦克、铁道部队等急速推进，以配合进攻时的急袭或强攻。[240]

此时，同样是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中国军队主力大部已开往印缅战场。薛岳的第九战区因久战疲惫，每个军都有一个师在后方整训，因此整个战区兵力部署十分薄弱。

赣北方面：卢汉第一集团军的江西保安第九团、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十二师、第一八三师以及第一挺进纵队附属江西保安第四团，担任梁家渡、市汊街跨赣江至松湖街、高安、奉新、靖安之线防守；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师和江西保安第三团驻扎在樟树和清江；新编第十一师在分宜整训。鄂南方面：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的第七十二军第三十四师、江西警察第十四大队、第三挺进纵队一部以及新编第十三师，担任大港、武宁、九宫山、塘口、通城、麦市、九岭、保定关之线的防守，新编第十五师在修水附近整训。湘北方面：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四挺进纵队、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一个团以及新编第二十师，担任黄岸市、杨林街、新墙、八仙渡、鹿角一线的防守，第一三三师在长乐街附近整训。湘西方面：梁汉明的第九十九军担任营田、湘阴、芦林潭、沅江、南咀、小港、汉寿一线的防守。战区直辖部队：罗奇的第三十七军一部担任汨罗江防守，主力集结于瓮江铺、浯口地区整训；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担任长沙守备；沈发藻的暂编第二军在株洲、渌口整训；方先觉的第十军在衡山、衡阳之间整训。[241]

重庆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在河南境内打通平汉线后，必会向粤汉铁路沿线发动攻势，因此不断要求第九战区准备作战。

五月二十八日电：

一、战区以现有兵力（六战区抽调一师增于益阳），准备长沙附近与南犯之敌决战。

二、第四十四军守浏阳，第四军固守长沙及岳麓山。

三、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三集团军（欠第四军），在现阵地迟滞消耗敌人后，以主力向平江、浏阳附近地区转移。

四、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江沿岸迟滞消耗敌人后，向浏阳、永安市地区转移。

五、孙渡兵团（欠第五十八军）应以持久战掩护战区之右翼，以五十八军即向浏阳以南地区转进。

六、第六战区应于第二十四集团军抽一师，即开益阳，归第九十九军梁军长指挥，拒止渡湖来犯之敌，掩护岳麓侧背。[242]

五月二十九日电：

第十军（附暂编五十四师主力）固守衡阳，但以一师主力开易俗河，掩护湘潭、衡阳交通线。暂编第二军以主力在渌口、朱亭间，掩护湘江右岸通衡阳之交通线，以一团位置于醴陵，掩护醴陵至攸县之交通线，均归薛长官指挥。但无命令，不得参加长沙决战。[243]

无论幕僚们如何提醒，薛岳认为日军不会一次次地反复进攻长沙，因为从军事上讲这等于在做无用功却要平添伤亡和损耗。薛岳的轻敌令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很是担心。第九战区原参谋长是吴逸志。一九四三年秋，吴逸志私下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去一份关于盟军应加强亚洲战场作战的报告，报告得到了美国军方的重视。吴逸志把这件事电告蒋介石期望得到嘉许，谁知蒋介石回了个“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的电报。随后，在薛岳的举荐下，参谋处长赵子立接任战区参谋长一职。尽管得到了晋升，赵子立和薛岳之间因为作战观点相左，矛盾时有发生。此刻，薛岳固执地认为日军已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攻势作战，无奈的赵子立只能托人直接向蒋介石陈述第九战区即将面临大战的态势。——当日军频繁调动的情报得到证实，战区必须制订作战方案的时候，中国军队内部再次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

作战的第一个预案，是白崇禧受蒋介石指派到达桂林行营后制订的。桂林行营主任为李济深，白崇禧的职责是在那里统一指导第四、第六、第七、第九战区作战。这首先就让薛岳很不以为然，蒋介石莫名其妙的指挥已经很令人厌烦了，现在战区上面又多了一个白崇禧。果然，白崇禧不主张在长沙附近决战，建议将决战地域放在广西境内。薛岳一听就火了：“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244]——把决战地域放在湘桂边境或是广西境内，可以使日军的战线拉得很长，一定会造成日军的严重消耗和补给困难，所以说白崇禧的预案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对攻者来说，像橡皮带子一样，拉得越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它就要绷断。”[245]但是，薛岳因为对白崇禧心怀不满而坚决反对。

作战的第二个预案是薛岳提出的，即根据前三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在长沙城下再次复制“天炉”战法。薛岳的方案，受到包括赵子立在内的战区幕僚们的反对，理由是日军再次上当的可能性很小。赵子立认为：敌人在江南江北到处抓夫，水陆运输极其繁忙，其形势与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显然不同。日军兵力很大，仍在长沙照老样子决战，到时候敌人有打内线的，有打外线的，还有预备的，我们难以取胜。可薛岳坚持自己的意见，强调日军东拼西凑凑不来多大的兵力，在长沙城下复制以往的胜利是完全可行的。

作战的第三个预案是赵子立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针对日军兵力强大的特点，把他们放进更远的纵深地带，在衡阳附近与之决战相对合理。因为从日军发动攻势的起点新墙河算起，一路南进至衡阳约五百里，日军深入至此补给线必定拉长，便于我军予以切断；同时日军的攻势受到我军节节阻击，抵近衡阳的时间大约需要一个月，这就给我军调集部队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衡阳是交通中心，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九战区以及军事委员会的直辖部队，都便于集中至此，衡阳周边的地形也有利于决战。——从纯军事的角度看，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的方案合理性最大。

但是，蒋介石最后同意的却是薛岳的方案，这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给第九战区下达的作战指导中便可窥见一斑——无论是重庆方面还是薛岳，所确定的作战计划完全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翻版：在湘江东岸的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渌水之间，以及湘江西岸的资水、沩水、涟水之间，节节阻击，消耗日军，待日军兵临长沙城下，钻入中国军队布置的“口袋”里时，部署在浏阳、平江、江西铜鼓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以长沙为轴向左旋转发起自东向西的侧击，将日军压迫在湘江东岸加以围歼，并在日军撤退时全力追击，最后把日军赶回出发地。

薛岳信心满满。

为了实施这一方案，除了从赣北调来鲁道源的第五十八军和傅翼的第七十二军外，薛岳还呈请军事委员会从第三战区调来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从第六战区调来彭位仁的第七十三军、施中诚的第七十四军、王甲本的第七十九军和李天霞的第一〇〇军，从第四战区调来黎行恕的第四十六军，从第七战区调来黄涛的第六十二军。手里有了这么多的部队，薛岳认为横山勇必在长沙城下重蹈其前任冈村宁次和阿南惟几的覆辙。

薛岳忽视了两个前提：一是日军的兵力不同以往，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中国军队阻击的各个方向，都会出现日军的主力师团；二是他低估了对手的智商，横山勇绝不会愚蠢到按部就班地重复冈村宁次和阿南惟几的失败。恰恰相反，横山勇吸取了孤军深入坚城之下、大军遭受侧翼围攻的教训，部署了强大的作战兵团于主攻方向，务使长沙城在巨大的冲击下无法成为久攻不下之地；同时还专门部署了第十一军中最强悍的第三、第十三师团于左翼，担负击溃从湘江以东发起侧击的中国军队的任务。另外，横山勇还制订了牵制中国各战区增援部队的详尽的作战方案。——日军于战前不但已经看见了薛岳部署的“口袋”在哪里，而且还看到了这个“口袋”的底部和边缘布满了漏洞。

长衡之战，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

五月二十三日，横山勇和幕僚们从汉口乘火车南下，前往设在蒲圻的战斗指挥所。——“水稻刚插过秧，幼苗约十五厘米尚未扎根，在掠过水面的微风里，软弱无力地摇摆着。”“第十一军战斗司令所以作战室为中心，分散设在山谷间坡道上间隔五十到一百米的农民家里”。“此处十分寂静，只有双方搜索和联络用的单引擎飞机不太强烈的轰鸣声，会打破初夏芳香的空气”。[246]

横山勇的战斗指挥所向战场推进时，各路日军蜿蜒在湘赣、湘鄂交界处河湖密布的水网地带。二十五日，日军全部抵达攻击出发地：一线部队的西路，第四十师团抵达石首与华容间，步兵第一〇九联队抵达石首以北的藕池口，由独立步兵第五旅团为基干组成的野地支队抵达弥陀寺与闸口之间，由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组成的峰支队抵达藕池口以北的杨林市附近；一线部队的中路，第一一六师团抵达岳州东南的新开塘地区，第六十八师团抵达岳州东北的临湘地区，步兵第二一八联队抵达岳州东北十公里处的城陵矶；一线部队的东路，第三师团抵达崇阳地区，第十三师团抵达崇阳东北的白霓桥地区。二线部队，第五十八师团抵达石首东北的监利与沙市东南的郝穴之间；第三十四师团抵达蒲圻西南的白石铺地区；第二十七师团在武汉集结完毕后改编为驮马装备，将于二十六日车运至蒲圻东北的咸宁地区。

二十六日，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上奏天皇，除了报告前一阶段河南作战的战果外，对即将发动的湖南作战进行了特别阐述：

随着我军作战准备的进展，敌方估计我将对岳州、常德、宜昌以及浙赣地区，也发动进攻，因而试图加强各个阵地。但其原有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认真采取对策。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他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据现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作出准确判断。

此外，可以判断：本作战与正在进行的缅甸方面的决战是密切相关的，依靠本作战将摧毁敌方在衡阳、桂林、遂川附近的主要空军基地，加以缅甸北部作战挫败敌方开辟印度支那联络线的企图，从而得以钳制驻华美空军的活动，以保卫皇国疆土的安全。另一方面，对敌方，特别是对重庆政权和美国将使之大为动摇和焦虑。总之，中国派遣军于翌二十七日发动的湘桂作战，虽然预料将是历时很久的作战，其间将有许多变化，但确信在我皇威之下，必能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247]

五月二十七日五时，东路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向中国守军第七十二军的阵地发起进攻；晚上八时，第二一八联队搭乘海军船艇由岳州南入洞庭湖；一个小时后，中路日军第六师团（欠第一〇九联队）和第六十八师团强渡新墙河，向中国守军第二十军阵地发起进攻；三个小时后，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第一〇九联队、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的两个步兵大队以及独立步兵第五旅团的野地支队，向松滋河东岸的中国守军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阵地发起攻击。

面对日军大规模的兵力投入，中国一线守军纷纷告急。

西路日军突破第九十二师的阻击，于三十一日抵近天心湖，然后乘汽艇在大通湖登陆，与从赤山岛北侧登陆的日军会合后攻占赤山岛。战斗中第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团长邹鹏奇因负伤被俘。当日军逼近第九十九军军部所在地益阳时，军直属部队抵挡不住，向东南面的沧水铺、箐华铺、宁乡方向撤退，军部与在湘江东岸担任营田和湘阴防御的第九十九师失去了联系。

中路日军强渡新墙河时，中国守军第二十军在新墙河两岸的姑姑桥、铜鼓岭、七里山和三江口等防御阵地进行了顽强抵抗，一部退守黄岸市、杨林街、龙凤桥一线后继续阻敌，主力则奉命增援东路阻击日军。日军连续突破第二十军的防御阵地，三十日抵近汨罗江北岸的长乐街、大荆街、黄谷市一线，负责防守汨罗江的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军与日军接战。由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一部乘坐汽艇沿湘江迂回至青泥湾，当晚攻占位于汨罗江南岸的归义，汨罗江中国守军的防线被日军撕开。第十七军留下一部与日军纠缠，主力南撤至上杉市。而第二十军也从新墙河一路退至汨罗江南岸。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在战斗中出现了伤亡，第一三三联队是该师团最强的部队，由联队长黑濑大佐指挥，在攻击汨罗江北岸中国守军阵地时，第三中队中队长塚本助夫等数人战死。在接下来强渡汨罗江的战斗中，日军遇到的阻击更加顽强，第七中队中队长吉川五郎等四名军官、七名下士和三名士兵被打死。六月二日，第一三三联队等炮兵上来后继续强渡，但中国守军是军官学校的学生队，“抵抗极为顽强，尤其是迫击炮射击技术巧妙，战况因此无进展”。其间，联队的几名中队长非死即伤：“第九中队长福原贞行少尉等二十二人战死，第十中队长长谷川勇次中尉等多人负伤。截止本日的战斗，结果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一各中队的小队长职务均早由下士官代理。从三十一日以来，在连续两天的激战中，联队虽已突破汨水河畔重庆军的主要阵地，但从开始作战以来不到十天，竟然损失这样多的官兵，联队长黑濑大佐感到异常痛心。”[248]

东路日军突破中国守军新编第十三、新编第十五师的防线，二十八日抵近通城外围，六月一日抵近团山铺和长寿街。在日军连续攻占通城、麦市、龙门驿和平江后，新编第十三师绕过日军的攻击线，向北退至幕阜山区，第二十军部队则撤至平江以南的祖师岩一带。第九战区命令第五十八军和新编第三军第一八三师，火速开赴醴陵一带布防以阻截日军。六月一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司令部进入长寿街，司令部参谋在战地日记中记述道：“该地为汨水河谷的要冲，市街正在划区整顿，沿路看不到村民的影子，抗日意识极为强烈。”[249]

二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命令：第四十师团攻占沅江后，以一部向南突击乔口、靖港、白沙洲一线，切断湘江以东中国守军向西的退路，主力于五日开始攻击益阳、宁乡；第一一六师团四日拂晓突破长乐街以南中国守军的防线，向捞刀河以南的黄花市攻击前进；第六十八师团四日拂晓从瓮江附近出发，一部向南攻击金井，然后经上杉市推进到长沙东北方向的春华山附近；第十三师团限七日晚抵达浏阳东北的永和市和蒋埠市，准备向浏阳东南攻击前进；第二线部队第三十四、第五十八师团立即投入作战：第三十四师团第二一八联队负责歼灭中国军队渡江部队以及湘江两侧的部队；第五十八师团须于七日突击到金井西南的福临铺东西之线。

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部队必须固守长沙、浏阳和衡阳要地：

饬薛长官转各总司令，各军、师长，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并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250]

根据蒋介石的电令，薛岳报呈了第九战区准备固守的四个要点：第九十二师固守沅江，第九十九师固守湘阴，第七十七师固守益阳，第一六二师固守三姐桥。——薛岳把防御重点移向了战场的西面，重庆军事委员会随即命令第六战区第二十四集团军全部归第九战区指挥。

但是，湘江东面的浏阳方向首先告急了。

此时，在浏阳以北，守卫汨罗江一线的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军，在进行了轻微抵抗后已撤至浏阳以东的山区，导致湘江东面的战场上已没有能够阻挡日军推进的中国军队了。尽管西面的苐九十九军仍在日军侧后方的青山、乔口、湘阴、营田等阵地顽强抵抗，可对于日军兵力庞大的多路攻势来讲无法形成任何牵制作用。薛岳命令新编第三军第一八三师六日前抵达浏阳东南三十公里处的桐木，命令从第三战区调来的第二十六军星夜兼程赶往萍乡。八日，东路日军逼近浏阳。中路日军突破汨罗江防线后，抵近捞刀河北岸以及春华山地区，中国守军第九十九师撤入三姐桥附近的山区；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突破新开市阵地，抵达捞刀河北岸的桥头；第五十八师团主力推进到汨罗江以南的栗山港，其步兵第五十二旅团攻占湘阴。西路日军攻占沅江后，再占茈湖口，逼近白马寺，中国守军撤守宁乡以南的沩水南岸。

连日倾盆大雨，战场道路泥泞，日军的步兵和车辆在浑浊的积水中行动艰难。特别是负责战场供应的车队为泥水所困，作战物资的接济只能依靠湘江水运。但海军的舰船开辟湘江水道同样艰难，因为中国军队在航道上布设了大量的水雷，海军告诉陆军要将水雷完全清除至少还要十五天。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中美联合空军的空袭，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后方野战医院和辎重部队在轰炸中几乎损失殆尽，而在水路航道上日军投入了一百二十艘护卫船，到八日那天只剩下三十多艘了。

尽管如此，长沙已经近在咫尺。

横山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攻占宁乡和浏阳再进攻长沙。

鉴于前三次的作战失利，横山勇对攻击长沙十分谨慎。他选定的攻城部队是第五十八师团，其官兵大多来自日本九州南部，以性格强悍著称于日本陆军；而他选定攻击岳麓山的部队是第三十四师团，该师团战前特别进行了各兵种协同的山地作战训练。为了粉碎薛岳的“天炉”阵型，他命令西路的第四十师团攻占宁乡，命令东路的第三、第十三师团攻占浏阳。——浏阳和宁乡，于东西两边夹长沙而立，一旦长沙的两翼被日军占领，薛岳的“天炉”就等于失去了炉壁。而中路的第一一六师团和第六十八师团，将避开中国守军的正面阵地向浏阳河畔攻击推进，为攻城的第五十八师团扫清侧翼障碍。这样一来，薛岳的“天炉”就只剩下一个单薄的“炉底”——长沙城了。

被蒋介石放在战场西面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是王耀武指挥的机动精锐部队，蒋介石原指望能在长沙城的西部保持住中国军队主力进出的通道。第二十四集团军九日开赴战场，日军第四十师团正在围攻益阳，王耀武急令第一〇〇军驰援。十二日，当第一〇〇军抵达益阳附近时，守军第七十七师因伤亡过大连夜突围。第一〇〇军官兵在不知守军撤退的情况下开始攻击益阳外围的日军，因日军主力都已南下宁乡，第一〇〇军一鼓作气收复了益阳。在把城防交还给第七十七师后，第一〇〇军开始尾随日军主力南下。

宁乡守军是配属第七十三军的第五十八师。日军十五日突入宁乡城内，第五十八师抵抗之顽强出乎了日军的预料，激烈的巷战持续四天四夜后，第五十八师仅剩下二百多人，而日军仍旧不能完全控制该城。十九日凌晨，日军主力绕过宁乡继续南下湘乡，尾随日军的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官兵乘机突入城垣，与第五十八师所剩不多的官兵会合了。——在长沙城的西面，尽管宁乡始终没被日军攻占，但日军第四十师团长驱直入，基本掌握了湘江以西战场上的主动。

在长沙的东面，日军第三师团由西面和北面、第十三师团从东面开始进攻浏阳，其中一部日军甚至悄悄绕到了浏阳城南。薛岳命令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统一指挥第二十军一部、第一六二师、第九十五师和第一八三师，向日军第十三师团实施反击，两军在浏阳至萍乡之间展开了混战。日军第十三师团不断出现伤亡：第六十五联队第三大队队长永井博大尉被击毙，师团工兵队在中美联合空军的袭击中被炸死二十多人、炸伤三十多人。在强渡蒋埠江时，伊藤联队第二大队遭到中国守军的猛烈袭击，出现严重伤亡后被迫停止强渡，直到第三大队迂回到中国守军的侧背，第二大队官兵才再次跳入蒋埠江内。可中国军队的机枪子弹依旧密集地射来，被击中的日军在因暴雨而猛涨的河水中沉没。中国军队的伤亡也很大，第五十八军派往第一八三师的督战官张天举阵亡，第一八三师师长余建勋负伤。中国官兵苦战到十四日，固守浏阳的第一六二师被迫突围，浏阳城随之陷落。

中路日军的第一一六、第六十八师团在春华山附近强渡捞刀河，中国守军暂编第七师因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退守渌水南岸。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则渡过湘江抵近岳麓山的东面和北面；第五十八师团在向长沙以东推进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军队迫击炮的袭击，师团长毛利末广被弹片击中负伤。这时候，在长沙城背后的湘潭，突然出现了一支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黑濑联队，竟然单枪匹马向长沙以南秘密突击。而携带着火炮的这支日军，竟然在中国守军的眼皮底下渡过了湘江。抵达湘潭附近后，发现这里的中国守军已经撤退，黑濑联队未经流血占领湘潭城，甚至还修复了湘潭机场。更不可思议的是，黑濑联队继续向前，占领了石潭城。石潭城瀕临涟水，水面上密集地排列着从长沙和湘潭开来的满载着难民和物资的船只，对于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日军，难民们目瞪口呆。而黑濑大佐听见北面响起了隆隆炮声，他判断第十一军主力已经开始进攻长沙城了，于是很为自己的行动感到飘飘然：“联想到联队冲进石潭市的重要意义，甚为高兴；同时对湘潭附近的三个师（中国守军）轻易退却，竟放弃长沙背后的防守，致使我抬着火炮步履艰难的联队，一举冲入距易家湾五十公里的石潭市，此实令人不解。”[251]

长沙已被日军四面围城。

薛岳照搬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样式而设计的那个“天炉”，早已破败不堪。——以长沙为核心，日军在东西两面都部署着重兵，阵形散乱的中国军队于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可能发动侧击或夹击，长沙成了铁桶般重围之下的孤城。

或许，此时萦绕在日本人脑海中的，已不再是薛岳津津乐道的“天炉”，而是发生在日军南下作战期间的一件事：美国空军六十八架B-29和B-24轰炸机，从距离八幡市三千二百英里的中国成都机场起飞，于五月十五日深夜猛烈轰炸了日本九州八幡炼钢厂。东京大本营电告日军中国派遣军：“美第二十空军部队（以B-29为主的轰炸部队，司令沃尔福中将驻在中国）是在联合军参谋总部管辖下，由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直接指挥作战的。它不仅对一方面的战场，而且由于续航能力增强，更可广泛用于各方面的战略目标的攻击。这次空袭北九州，是为了全面破坏我工业资源的战略性轰炸的开端。”[252]既然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的目的之一，便是摧毁中国大陆上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美国人此举就如同在催促日本人作战一样。——得知本土落下了美国炸弹的日军第十一军，其攻占长沙的急切已经无法抑制了。

守卫长沙城的中国军队，是隶属第九战区的第四军。该军前身是粤军第一师，一九二〇年由孙中山亲手创建，中国军队中的粤系将领大多出自该部，因此这支部队有“粤军之母”之称。一九二五年，广州国民政府改编军队时，粤军第一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首任军长李济深。该军在北伐战争中参加攻克武昌之役，因战功卓著被国民誉为“铁军”。目前，第四军下辖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一〇二师。因为是粤系将领薛岳的嫡系部队，因此团长以上人选均由薛岳亲自任命。在三个步兵师中，第五十九师和第九十师是粤军的老底子，第一〇二师则是由黔军第二十五军演化来的，论战斗力第五十九师最强，其次是第九十师和第一〇二师。每个师配置三个步兵团，加上配属的炮兵第三旅以及军直属的特务、工兵、炮兵、通信和辎重营，全军共约三万余人。时任军长张德能，副军长柏辉章，军参谋长罗涛溪，第五十九师师长林贤。二师师长陈伟光。

对于薛岳来讲，他并不情愿让自己的老部队第四军固守长沙城。但是，第四军一直驻守在长沙和湘潭一线，日军兵临城下之际让第四军撤下去换上别的部队，薛岳实在说不出口。于是用“第四军善于攻不善于守”为由，启发参谋长赵子立把撤换第四军的话说出来，可赵参谋长就是不开口。赵子立的用意是：长沙城眼看着要面临苦战，这时候把第四军换下去，薛岳保存实力的做法过于明显，将严重影响战区部队的士气。更重要的是，当初制订作战计划时，自己主张在衡阳与日军决战的建议被薛岳否决，现在如果让第四军坚守长沙，一旦危急时刻来临，再向薛岳提出放弃长沙改在衡阳决战，薛岳为了保全自己的基本部队定会立即同意。

薛岳已经意识到了，这次作战与前三次长沙会战完全不同，至少当面日军的师团和旅团番号就有八九个之多，他并不确信第四军能够守住长沙，更何况长沙的东西两翼都已失去遮蔽。薛岳产生了让战区指挥部撤离长沙的念头，但在撤往哪里的问题上他与赵参谋长再次产生矛盾。赵子立认为将来的战事将向西南发展，战区指挥部应该移动到湘西去；可薛岳坚持要去湘东，理由是“我不去给重庆守大门”！[253]——薛岳因为白崇禧之故，表示“不去给广西看大门”；现在又因为蒋介石之故，表示“不去给重庆守大门”。那么，作为抗战中国的一个战区司令长官，他到底要给谁守大门？

粤系将领薛岳很明白，无论他打多少大仗胜仗，他都不是蒋委员长的黄埔嫡系。

薛岳走了，去了耒阳。

留下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在长沙岳麓山指挥所。

赵参谋长很快就发现，他根本没有指挥权。

第四军的部署是：两个师在城里，一个师在岳麓山。赵子立认为，岳麓山守不住，长沙自然就守不住，因为岳麓山可以俯瞰整个长沙城，所以主张将第四军的主力调到岳麓山来。可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说，薛岳走时有交代，第四军仍归他直接指挥，参谋长要想改变部署，得先经过司令长官的同意。赵子立立即给薛岳打电话，问自己是否可以指挥第四军，薛岳明确表示“你不要指挥它”。赵子立立马火了，问那留他这个参谋长在前线有什么用，薛岳的回答是“你在那里联络”。[254]

既然司令长官已经无心守长沙，赵子立索性只留下一个通信班、一个警卫排以及少量随从，命令其他与打仗无关的人全撤到耒阳去。高级参谋马良骥不愿意走，因为他与赵参谋长是陆军大学第十四期的同学，上校参谋陈驭远也不愿意这个时候离开，还有司令长官部的陈副官，结果他们和赵子立一起留在了岳麓山指挥所。

大战未始，军心惶惶。

更严重的是，关于长沙的防御部署仍在争吵不休。

五月十七日，为协调防御部署，战区参谋长赵子立、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和炮兵指挥部三方开了个紧急会议。多数与会者认为，这次日军兵力强大，主攻长沙的就有两个师团，日军必会吸取前几次失利的教训，把攻击重点放在岳麓山。岳麓山与长沙城隔着湘江两岸对望，但岳麓山的地势高于长沙城，如果守住岳麓山，纵使日军攻进城里，也不算占领了长沙，因为我军火力依旧可以隔江覆盖城内日军；而一旦岳麓山先失守，日军便可居高临下实施攻击，那时的长沙城也就无险可守了。但是，张德能军长坚持他只听薛岳的：“长官叫我以主力守长沙，我只好以主力守长沙。”[255]争论的结果是：步兵依照张军长的意见把两个师放在城里，炮兵依照赵参谋长的意见把重炮集中部署在岳麓山。

长沙守城战最后形成的防御部署是：第一〇二师守长沙北半部，第五十九师守长沙南半部，两个师的防御分界线自小吴门起向西延伸到湘江边，线上属于第五十九师的防御范围，张德能的军部在第五十九师的防区内。岳麓山由第九十师防御，二六八团守岳麓山，二七〇团守船形山，二六九团为预备队配置在两山之间的山口。第九十师师部在湖南大学里，指挥所设在岳麓山山顶。由此，长沙城中国守军的指挥机构分成了两个部分：赵子立参谋长和炮兵指挥部在岳麓山，张德能军长留在长沙城里，两个指挥部中间隔着一条湘江，一开始便是各顾各的局面。

薛岳没有给第四军下达必须死守多少天的指令。

但是，谁也没想到长沙城竟然丢失得如此之快。

就在赵参谋长和张军长还在争执的时候，日军对长沙城的攻击已经开始了。

由于等待海军扫雷部队扫清湘江航道，以便把野战重炮第十四联队运上来，还要等待第六十八师团和第一一六师团扫清长沙外围，所以直到十六日傍晚，横山勇才命令第三十四师团对岳麓山、第五十八师团对长沙城发起进攻。当夜，在飞机和重炮的支援下，第五十八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师的一线防御，第五十九师撤守妙高峰和天心阁核心阵地。而第三十四师团攻占了岳麓山东西两侧的虎形山和牛形山。十七日清晨，日军新一轮的攻击开始。第五十八师团猛攻天心阁桃花山阵地，天上是成群的战机助战，地面上毒气弥漫，第五十九师拼死抵抗，部队伤亡严重。同时，攻击岳麓山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得到第六十八师团第五十八旅团的增援，中国守军第九十师的阵地遭到左右迂回包抄，守卫燕子山阵地的二六八团官兵死伤过半，岳麓山岌岌可危。

部署在岳麓山上的中国军队重炮群，自战斗一开始就昼夜不停地发射，给攻城日军造成极大的杀伤。日军的重炮部队在向长沙移动途中，不但受到湘江航道里水雷的困扰，更在中美联合空军的空袭中损失巨大，其独立野战重炮第一联队奉命对岳麓山上的中国重炮实施压制，但其炮兵阵地受到十几架美军战机波浪式的轰炸，炮兵死伤惨重，四门大口径加农炮被炸毁，刚刚运上来的堆积如山的炮弹被击中，爆炸声传及数里。日军的重炮部队不顾伤亡，重新开辟阵地后，继续向岳麓山上的中国重炮群开火，双方的炮战令岳麓山陷入一片火海中。

张德能军长这时候才看出来，如果岳麓山丢了长沙城也就完了，于是决定守城的第一〇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各留一个团继续坚守城内阵地，其余主力全部渡过湘江去增援岳麓山。——且不论张军长的醒悟是否已经太晚了，在日军开始向城内涌入的时刻，部队离开现有作战工事进行大规模移动，谈何容易？

中国长沙守军第四军的混乱始于十七日夜晚。

岳麓山上的赵参谋长知道这种移动的危险，紧急命令长沙城两侧的中国军队侧击攻城日军，以缓解城内日军的攻击力度，但此时长沙城两侧的中国军队根本无力攻击。于是，在日军一波接一波的攻击中，第四军的军官们跑到湘江边临时征集船只，在混乱的江边只找到两艘小火轮和十几条满载货物的民船。夜色中，大批中国官兵已涌到江边，人多船少，互相争抢，头顶上是日军战机的轮番轰炸和扫射，不少官兵失足落水，船只更是因为严重超载而倾覆——“当时情况危急，渡河未及，船舶、渡口、部队时间均未十分计划，渡河后之集中地点、指挥人员亦未指派，以致秩序混乱，无法掌握，坠江溺毙者，不下千余。”[256]

就在湘江这边一片混乱时，岳麓山上的第九十师已经支撑不住了。十八日凌晨，日军突破岳麓山船形山的山口阵地，攻上岳麓山山顶。第九十师师长陈侃带着几名卫兵进入密林中，全师剩余官兵则潮水般地向湘乡方向退却，退却中遭遇日军堵截，部队伤亡极重，部分官兵被俘。

渡江而来的第四军主力看见岳麓山已经丢失，便开始自寻出路。第一〇二师在下游找到一些船，除了三〇四团团附张克俭率领的掩护部队未能冲出日军的包围圈外，大部分官兵跑到了湘江西岸。第五十九师一七五团渡过湘江的官兵只有一千余人；一七六团向浏阳方向突围，最后归队的官兵不足一千；一七七团的残部突围至长沙南面的黑石铺，也仅剩下千余人。

午夜二时，军长张德能带领几名卫兵乘一艘小船渡过湘江，到湖南大学的时候已是四时。他疲劳至极，倒头便睡，天明后被人叫醒，报告说部队已经溃退了。——“张闻讯大怒，匆忙跑出湖南大学转弯的公路上，大叫：‘统统回来，不回来，我枪毙你们！’”[257]但是，已经没有人听他指挥、听他叫喊了。

赵子立与岳麓山指挥所的人一起从城南突围而出。

至于被滞留在城里的少量部队，因无法抵挡蜂拥而入的日军，纷纷四处突围逃生。

这是十八日清晨，距日军发动攻城战仅一天两夜。

国民党方面的有关文件对长沙城这一刻的记述是：“十八日晨，增援部队始得渡江，斯时敌已突破竹山，冲至岳麓山，袭击我炮兵阵地。未及布置，桃花山亦告失守。适于战斗指挥所，尚未预备，增援部队渡河未毕之际，岳麓山核心阵地已失，四面受敌包围，无法支持战斗，乃被迫退出岳麓山。其后复被尾击，队伍星散，无人掌握，直溃退至邵阳，始得收容位数不及四千。而残留长沙之四个团，于是有一部分千余，由北门冲出东山，沿途与敌战斗，退至茶陵归二十七集团军欧副总部收容、指挥。”[258]

长沙城沦陷了。

日军从开始攻城直至全部占领仅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

第四军在守城期间伤亡三千余官兵，渡江时淹死一千多官兵，残留在城里的部队最后突围而出的仅千余人。岳麓山上中国守军的重炮四十余门、野战炮九门、美式山炮十二门全部损失。全军步枪损失了百分之七十，轻机枪损失了百分之八十，重机枪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所有的迫击炮、通信、防毒和工兵器材全部损失。

有“粤军之母”和“铁军”之称的第四军几乎全军覆灭。

二十日，日军第十一军对长沙作战的战果进行了初步统计：中国军队战死三万五千四百人，被俘多达十一万一千三百人。日军战死一千五百零三人，其中军官一百零一人；负伤三千六百六十二人，其中军官二百二十五人。[259]

第四军战后总结的“失败主因和责任问题”如下：

一、教育方面：

A军自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中旬驻防长沙以来，因修筑工事，部队教育无暇顾及。

B平时教练偏重基本教练，战斗动作生疏。

C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不精。

D师各级主官忙于应酬，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

二、军纪方面：

A平时管教疏忽，虚图表面，实则官兵骄傲任情，对上级阳奉阴违。

B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致使部队精神不能团结。

三、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B军部副官处负责控制船只，该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将攫取之财物，用五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晚，渡河困难，贻误不少。

C城防团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与警备部官兵，以强迫疏散为名，大肆发洋财。

D红山头守备部队，当敌攻击时，尚在掩护部中赌牌，以致失守，影响全线战斗。

四、战术方面：

A兵力薄弱，并无控置预备队。阵地、据点被敌突破后，无兵增援，重点无法形成。

B固守防御，并无逆袭计划。当敌由竹山口突入，冲上云麓宫时，无法歼灭，致使敌得以少数兵力，直捣我司令部核心，击破我指挥所。

C步、炮协同不良，以致炮弹时落我第一线阵地中。

D无空军助战，一任敌昼夜摧毁我炮兵阵地。

五、责任问题：

A军参谋长罗涛溪，未能辅助主官（张军长决心渡河时，并未拟定渡河计划，即饬迥日拂晓进袭），战斗间未派员视察阵地，获得紧急情况，又不指示部下办理。

B九十师长陈侃，十时许失守岳麓山阵地，部队溃散。

C军部副官处长潘孔昭，派赴交涉船舶失职、舞弊，以致是夜渡河困难、迟滞。[260]

以上报告显然避重就轻。

且不说严重轻敌、部署不当、协同混乱、战力薄弱、斗志销蚀，仅就一支军队而言，军官忙于“营商应酬”，部队只顾“虚图表面”，危急时刻甚至能够勒索百姓“以饱私囊”，官兵皆无心作战却“骄傲任情，对上级阳奉阴违”，这样的状态和境况怎么可能不打败仗？！

可是，白崇禧还是亲自向蒋介石为张德能军长说情：“窃查张军长在四军服务多年，向以勇敢著称，过去北伐……此次抗日，无役不从；尤以第三次长沙会战，协同友军侧击攻城之敌，因而获得胜利，厥功尤伟。此次守备长沙，因有种种原因，未能尽持久防御之责，恳请钧座体念前劳，从轻议处，无任感祷。”[261]

但是，蒋介石还是把张德能军长枪决了。

同时被枪决的第四军军官还有：第五十九师一七七团团长杨继震、军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军军务处处长刘瑞卿、军副官处中校股长陈继虞、长沙船舶管理所所长夏德达。

关于第四军的三个师长，薛岳呈报的意见是：“九十师师长陈侃于岳麓山作战不力，指挥无方，遗弃部队，个人逃生，拟请先行撤职，发交军法处执行监部讯办。又五十九师师长林贤察、一〇二师师长陈伟光，于长沙渡河至岳麓山时，均未掌握部队，致不能战斗，拟请各记大过两次。”蒋介石的批复是：“此三师长皆应革职交军法审判，以重军纪为要。”[262]于是，第四军的三个师长都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长沙城失守后，按照前三次长沙会战的先例，日军应该向北回撤，恢复原来的对峙状态。此时中国第九战区主力，大多位于长沙两侧的山区里，按照薛岳的战前计划，当日军回撤时中国军队应对撤退中的日军发动侧击或尾击，以恢复原来的阵地。但是，攻占长沙的日军不但没有转身回返，还在保持占领地的同时大举南下了。

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衡阳。

攻占衡阳是战前日军第十一军的预定目标，因此在第三十四师团和第五十八师团攻击长沙城时，横山勇已命令其他部队迅速向衡阳突进：中路的第六十八师团和第一一六师团渡浏阳河南下，抵达株洲及其以东的清江铺地区，然后沿湘江两岸快速推进直趋衡阳；东路的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占领浏阳后，经过醴陵大距离地南下，向衡阳以东、以南的攸县、安仁、耒阳方向推进；西路的第四十师团攻占宁乡后南下湘乡，向衡阳以北、以西的永丰、渣江方向推进。横山勇认为，衡阳一战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击退中国第三、第六战区的援军。他知道在攻占长沙的作战中，薛岳的野战部队并未被完全歼灭，目前大部还在湘赣边界的山区里，显然在等援军抵达后再次对日军发起攻击。为此，横山勇特别强调必须保持东西两翼的攻击力度。

二十日下午四时，横山勇下达命令：

第一一六师团应以主力经易俗河、白果市、两路口（衡阳西北二十九公里）附近，向衡阳西南地区挺进，就地歼灭敌军，占领衡阳。

第六十八师团应继续执行以前任务，歼灭所在之敌，迅速占领粵汉铁路及衡阳机场，攻取衡阳。

第二一八联队应溯航湘江，协同第六十八师团，力谋完整占领涞水、耒水及衡阳东侧铁道桥，并应协助第六十八师团渡河。

第十三师团应继续执行以前的任务，以主力围歼萍乡附近之敌，另以一支有力部队向攸县方面挺进，根据情况，再以主力向攸县方面挺进。

第四十师团一经占领湘乡附近，即行扫荡附近残敌，并做好在益阳及永丰方面作战的准备。在长白湖南侧地区及朱良桥附近部署部分兵力，以加强湘江的运输。

第三十四师团应以主力迅速渡过湘江，扫荡湘江以东的翎坑一永安市以北和永安市一金丼一愛江市以西一带残敌，并摧毁达摩山周围敌军据点。

第五十八师团应迅速协助在长沙及湘潭附近设立机场。此外，应直接掩护从渌口到湘江下游的运输，并应确保长沙岳麓山及湘潭附近一带。

第三师团应以主力经上栗市附近，搜索并围歼萍乡以南地区之敌，随后在萍乡南部地区集结，以部分兵力仍留驻浏阳附近，与第二十七师团的先遣队相策应，围歼浏阳北侧地区之敌。第二十七师团应继续执行以前的任务，以松井大佐指挥的部队与第三师团的一部相策应，围歼浏阳北侧地区之敌。[263]

同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向第九战区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国军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

二、王副长官（王陵基）指挥七十二军、五十八军、二十六军，速击破醴陵东北地区之敌，攻击敌主力之左侧背。

三、杨副长官（杨森）指挥二十军、四十四军，先击破醴陵以北地区之敌，而后转移于王副长官所部之左翼，协力向西攻击敌人。

四、欧副总司令（欧震）指挥三十七军、暂编第二军及第三师，在渌口、衡山间坚强持久抵抗，阻敌之深入。

五、王总司令耀武指挥七十三军、七十九军、九十九军、一〇〇军及第四军之残部，向湘江左岸之敌攻击，但以一部守备湘乡。

六、李副总司令玉堂指挥十军、暂编五十四师，固守衡阳。

七、第七战区开来之六十二军，仍归本会直辖，控置于衡阳西南地区待机。[264]

中国方面采取的是当面阻击、东西夹击的战法。

横山勇结合空中和地面传来的情报，对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图作出了正确判断，随即令东西两路日军迅速推进，加强醴陵和宁乡的两面作战，以掩护中路日军向衡阳逼近。

东路日军第十三师团二十日攻占醴陵后，一部分兵力继续南下，主力则向东攻击准备实施夹击的中国军队，并迫使第五十八军和第七十二军向东退却。二十二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占领萍乡。第三师团渡过浏阳河后，在刘公庙附近重创中国守军第二十六军，并在萍乡以西击溃中国守军第五十八军。第十三师团参谋部判断的战果是：对萍乡周围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军、第五十八军的打击，“都达到了歼灭的程度”。[265]十九日，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攻占宁乡后，击退中国守军第七十三、第七十四军的阻击，于二十二日占领湘乡。中路日军主力第一一六师团十九日由株洲附近渡过湘江，然后兵分两路，沿着湘江西岸以及易俗河向衡阳急进；第六十八师团在第一一六师团的东侧渡过渌水，突破中国守军暂编第二军的防御阵地，沿着湘江东岸扑向衡阳。

此时，沿湘江东西两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均被击溃或陷于被动，重庆军事委员会试图两面夹击日军的作战计划已无法实现。

日军逼近了衡阳。

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衡阳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

你第十军常德之役，伤亡过半，装备兵员迄未补充，现又赋予衡阳核心守备战之重任。此战，关系我抗战大局至巨，盼你第十军全军官兵，再次国难当前，人人奋发自勉，个个肩此重任，不负我对第十军期望之殷。我希望你第十军能固守衡阳两个星期，但守期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我规定密码二字，若战至力不从心时，将密码发出，我四十八小时解你衡阳之围，你是否有此信心？[266]

方先觉向蒋介石表示，第十军将“不惜任何牺牲”，一直战斗到死而后已，誓与攻城日军决一死战。

二十三日凌晨，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抵近衡阳市郊。

按照第十军的预定计划，军工兵营营长陆伯皋按下了炸桥的电钮一花费巨资修建而成，位于衡阳市郊的湘江大桥，事先已被中国工兵安放了价值上百万元的炸药。一声巨响之后，大桥断成数截。

中国抗战史上异常惨烈的衡阳保卫战自此开始了。

第一九〇师五六八团一营负责据守耒水的新码头据点。当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的先头部队南渡耒水时，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日军，按照预定防御方案，一营本可稍作抵抗后退至身后暂编第五十四师的阵地上，但营长杨济和认为，初次接敌不战而退，会灭自己的威风长敌人的士气，决心强硬地打一下。微明的天色下，日军的数十艘木船和橡皮艇满载着步兵开始强渡。一营官兵在日军半渡之时突然开火，六门战防炮和二十多挺轻重机枪打得日军猝不及防，人仰船翻，未死伤的日军狼狈不堪地退了回去。整整一上午，日军多次发起强渡，但均被击退。战斗中，包括战防炮连副连长王惠民在内，一营军官伤亡七人，士兵伤亡五十余人，但日军的伤亡远大于此。下午，日军开始实施左右迂回，一营因腹背受敌被迫后撤。

十四日，日军战机疯狂轰炸了衡阳机场和市区。拂晓，渡过耒水的日军开始攻击外围的五马归槽阵地，第一九〇师五七〇团奉命紧急增援。五马归槽阵地被日军的炮火覆盖，城内的中国守军炮兵开炮还击，炮弹在湘江江面上密集交错，呼啸声、爆炸声震耳欲聋。双方在五马归槽阵地上反复冲杀，五七〇团团长贺光耀身负重伤，团附冯正之接替指挥。鏖战至二十五日正午时分，中国守军转移到范家坪、橡皮塘、莲花塘和冯家冲阵地。日军一部由东阳附近渡江西进，五六八团的阵地被突破，日军遂攻入衡阳机场。第十军搜索营一连组成机动部队，出城渡过湘江增援机场，晚上该连对当面日军发动攻击，恢复了一个小高地。不料午夜时分，日军前来偷袭，砍伤了站岗的两名中国士兵。排长杜有才大怒，认为日军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很不地道，他跑到山脚下的民房里，找来数支湖南山民用来打野猪的标枪，带上五名精壮的士兵，手持标枪，腰插手榴弹，决心摸上日军的阵地实施报复。——“约一小时后，忽听敌阵一阵大乱，呐喊声、大叫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凝成一团，接着又是一片沉寂。约三十分钟后，杜排长及随行士兵均安然返回，每人军服湿透，满身泥浆。杜排长兴奋地将标枪插在地上，枪杆摇摆不停，他开始向我报告说：‘报告连长，我们赚啦，鬼子摸哨砍伤了我们兄弟两名，我们连刺带炸，最少也杀死了他五六名。’”[267]

二十六日，日军炮兵在衡阳城的西面和南面开设了阵地，然后向城内中国守军阵地实施猛烈轰击，步兵同时向城垣附近的警戒阵地发起冲锋。日军把攻击重点放在了预备第十师据守的丘陵地带，三十团据守的江西会馆、五桂岭以及二十九团据守的虎形巢阵地战斗最为激烈。日军数次突至阵地前沿的障碍物附近，均被中国守军的火力击退。三十团枫树山和张家山阵地南侧的停兵山和高岭据点，是整个阵地的战略支撑，团长陈德垡专门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七连据守。七连连长张德山率主力守停兵山，排长李建功率一排守高岭。两个据点四周环绕着地雷、铁丝网和深壕，据点内还囤积着大量的手榴弹。日军贸然突入被击退后，又连续数次强攻，并传唤战机和炮火支援，但激战到黄昏中国守军阵地仍在。七连虽然伤亡过半，但日军横陈在据点前的尸体也有百具以上。湘江东岸的第一九〇师五六九团，对突入衡阳机场的日军实施了反击，双方均伤亡很大，但中国官兵最终未能夺回机场。

此时，湘江两岸的外围主阵地都处在日军的猛攻下。军长方先觉对战况进行了判断：湘江东岸的第一九〇师和临时归第十军指挥的暂编第五十四师的一个营，加起来兵力已不足两千，隔着湘江陷于日军的轮番围攻，有被全歼的危险；而沿着整个衡阳以东城郊，与日军苦战的部队不足五个团，防区过于宽大，不易集中兵力。方先觉决定将湘江以东的部队全部撤回衡阳城内。

二十七日，李建功排长防守的高岭阵地上枪声停止，一排官兵已经全部阵亡。三十团在江西会馆、五桂岭、一四一高地和枫树山阵地上依旧苦战不休。双方战机飞临阵地上空助战，一架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被日军地面炮火击中，迫降在高岭与停兵山之间的水田里。停兵山上的七连连长张德山派排长王三禄带领六名士兵冒死冲下山去营救飞行员。冲击的过程中，王排长和三名士兵被日军拦截的子弹射中阵亡，但迫降负伤的中国飞行员陈祥荣最终被另三名士兵抢了回来。——预备第十师三十团于衡阳城外围苦战不休，无惧生死，重庆军事委员会当日宣布颁发陈德垡团长忠勇勋章一枚。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和第六十八师团已从三面包围了衡阳城。两个师团所属部队的攻击位置是：第六十八师团独立步兵第六十四、第一一六大队位于湘江以东的衡阳机场附近；第五十八旅团位于湘江以西的衡阳南郊；第一〇九、第一二〇联队以及炮兵第一二二联队位于衡阳城西南；第五十七旅团位于衡阳西北的小西门、体育场和蒸水桥。

衡阳位于湘江中游西岸，既能倚靠湘江水路，又为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会点，是中国第九战区的战略基地之一。抗战爆发后，从上海和汉口等地迁移至此的工厂，围绕着城区于湘江岸边密集林立。由于这里是通往西南数省的通道，一旦丢失，日军便可继续向广西南宁推进，切断黔桂铁路和公路，封堵通往川、滇、黔的通道，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将面临物资供应的枯竭。

日军逼近衡阳时，城内居民已被命令出城避战，如今偌大的城区内只有方先觉的第十军官兵。中国陆军第十军组建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参加了第一、第二次长沙会战，在常德会战中伤亡惨重，长衡会战爆发前仍处在整补中。此时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〇师和预备第十师，主要军官是：军长方先觉，参谋长孙鸣玉，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方先觉的守城部署是：第三师守衡阳西北部，预备第十师守衡阳西郊，第一九〇师守衡阳南郊，临时归属第十军指挥的暂编第五十四师守衡阳北郊。

相比守卫长沙城的第四军，第十军的兵力少了一半：第一九〇师是后调入的部队，全师仅五七〇团是完整的，其余两个团仅有军官没有士兵；第三师的一个团尚在衡山附近；临时配属的暂编第五十四师也只有个团。炮兵更是由第四十八师的一个战防炮营、第四十六军的一个山炮连和第七十四军的一个野炮连临时拼凑而成，全军加起来兵力约两万左右。

军直属炮兵营营长张作祥是条血性汉子。战前他奉命率领全营去昆明领取新装备的美式山炮并接受训练，训练结束后带着六门新式火炮往衡阳赶，谁知走到桂林时被炮兵第一旅截留了，全营都被编入该旅序列。参战心切的张营长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下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终于获得立即归队参战的批准。在距衡阳还有三十多里时，张营长碰上了第十军的老军长、现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的李玉堂，因为此时的衡阳已面临日军重兵压境，李玉堂怕在入城过程中新式火炮被日军抢了去，于是令他们留下来归他指挥。张营长不愿意，非要冒险进城，要与自己的部队生死在一起。为了说服副总司令，张营长把三位连长召集来说明他的主张，三位连长当即指天发誓，同样愿与全军官兵共存亡，人存炮存人亡炮毁，决不反悔。李玉堂无奈只有批准。炮兵营官兵冒死往衡阳城里冲，三十多里的路途遇到多次遭遇战，最后竟连人带炮全部冲进了衡阳城里。——明知九死一生而固执如此，第十军的军心和意志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日军对衡阳城的总攻开始。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认为，同样是动用两个师团联合发起攻击，而守城的中国军队依旧是一个军，且从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讲，衡阳城内方先觉的第十军远不如长沙城内张德能的第四军，因此攻城过程必如长沙一样绝不会超过两天。

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大大出乎了横山勇的预料。

衡阳不是长沙。

衡阳之战将以血流成河般的惨烈载入中国抗战史。

日军的攻击一开始，便有一举拿下衡阳城的气势，各路部队对中国守军实施无休止的轮番冲锋，衡阳城三面都陷入了昏天黑地的搏杀中。日军采取的是先战机轰炸和火炮轰击，然后施放毒气，等中国守军阵地呈现出半瘫痪的状态时，步兵便发起潮水般攻击的方式。而中国守军则在日军轰炸和炮击时蛰伏在散兵坑或掩体中，忍受着爆炸的地动山摇以及毒气在阵地上弥漫飘散，等日军的炮火延伸时他们才纷纷爬出来，向涌上来的日军猛烈开火，在阵地前沿与日军展开刺刀战和肉搏战，然后高举着成捆的手榴弹实施反击。这样的反复，一轮接一轮，昼夜不停，直杀得所有的阵地上尸横累累。

第三师七团据守的城西阵地地形平坦，日军的平射炮可直接瞄准守军的地堡，加之日军战机的轰炸，地堡内的守军已伤亡过半。二十九日，日军突入庙前街，一营营长许学启率队反击，与日军展开巷战，许营长战死后，营附穆鸿才接任指挥。七月一日晚，日军突破三营据守的瓦子坪阵地，团长方人杰指挥二营数度发起反击未能收复。师长周庆祥大怒，当即将三营营长李桂禄就地枪决，将团长方人杰撤职查办。三营仅剩的一百三十名官兵集合在一起，表情悲愤，要求仍用三营的番号在新任营长王金鼎的带领下与日军决死一拼。

第三师九团一营的阵地依托蒸水，不利于日军攻击，二连的辖神渡据点遂成为日军选择的突破口。二连在日军攻击的当天拼命阻击，令日军遗尸百具未能得逞。二十九日午夜，二连连长苏毓刚阵亡，排长黄宗周指挥仅剩的二十余名官兵，一直血战到七月二日全部殉国。在蒸水岸边的来雁塔和望城坳据点坚守的是三营，官兵背水而战，誓死不退，给当面日军极大的杀伤。二十八日正午，九连连长许健和两名排长先后阵亡，望城坳阵地被日军突破，营长孙虎斌和七连连长周炳生率队反击，反击中周连长阵亡，排长张志贞接替指挥。同日，八连据守的来雁塔阵地也被日军突破，团长萧圭田严令孙营长反击，孙营长派工兵冒着日军的弹雨炸毁了蒸水水面上的石桥，日军的冲锋受阻。

二十八团为预备第十师预备队，团长曾京，一营营长赵国民，二营营长余龙，三营营长李若栋。日军全面攻城开始后，二十八团官兵向师长葛先才要求上前沿，理由是：“我二十八团在此役中应该死些人，这样才心安理得。”二十八团上去了！在江西会馆外新街与五桂岭南段阵地，三营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据守阵地整整两天，阵地一角被日军突入后，李若栋营长率队逆袭，至少把二百多名日军打死在阵地前。李营长左腿负伤后送，二营营附翟玉岗接任。三十日，日军再次对据守五桂岭的七连阵地发起进攻。翟营长用电话与七连联系，无人应答，随即派预备队冲上阵地，阵地上的情景令人心惊：七连除了当时不在阵地的特务长和三名炊事兵外，全连包括连长朱中平在内的八十余名官兵全部中毒身亡。——日军罔顾国际法，屡屡在作战中使用毒气，中国军队虽有防范，但数量不多的防毒面具不敷分配。军长方先觉把所有的防毒面具集中起来送往一线，但也仅可供机枪手和作战班长使用，大部分士兵在毒气袭来时只能用浸湿的毛巾掩住口鼻，但这一方法在浓度极高的毒气面前没有效果。那些中毒者往往浑身水疱大如银元，四肢麻痹，不能直立，陷入昏迷后很快死于窒息。

日军要为他们的疯狂和残忍付出代价！

二十八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在望远镜中发现正南方八百米处，有一群日军军官正在指指点点，当即命令全连的八门迫击炮集中射击。第一波射击命中目标，敌群大乱；接下来的两波射击，日军军官全部被炮火覆盖。——事后査明，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正在召集部队长开会，在二十八团的炮火下，佐久间为人师团长、原田贞三郎参谋长、松浦觉参谋以及数名部队长均被炸倒在地。——在总攻衡阳的第一天，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的指挥系统就瘫痪了，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不得不命令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岩永汪统一指挥攻城部队。

二十九团阵地前有丘陵断崖，易守难攻。三营的范家庄阵地前是片开阔的水田，侧面有峭壁，日军在水田中跃进的时候，因受到猛烈的火力打击而伤亡惨重，好不容易蹿到峭壁下，头顶上又落下雨点般的手榴弹，范家庄阵地数日内无恙。但是，在同样地形的虎形巢阵地前，日军却不顾一切地昼夜猛攻不止。虎形巢阵地是一座孤立的山包，正面的水田约有二百多米宽，阵地前设置了大量的障碍物，峭壁下则是手榴弹的投掷区。这里的守军是一营三连，连长梁耀辉。由于是打开突破口的必经之地，日军连续数日进攻失败后，一度因伤亡严重而停顿，但很快就在增强了炮火打击力度后再次发起连续不断的冲击。日军每次冲击均是百人以上的规模，三连官兵打红了眼一样就是不让日军前进一步，虎形巢阵地峭壁下尸首重叠。三十日夜，天降暴雨，一股日军于障碍区缺口处潜入并跳进外壕，搭人梯攀登峭壁，突入中国守军阵地一角，占据了三座碉堡。梁连长立即率领官兵反击，双方在雨夜里混战成一团。在日军后续部队冲上来之际，营长劳耀民率部赶到，他一面阻击日军的后续部队，一面派出战斗小组对突入的日军进行清剿。闯入阵地的日军大部被击毙，仅剩的日军死守两座碉堡顽抗。梁耀辉连长率领官兵发起最后的突击，梁连长中弹阵亡后，一营的官兵轮番向两座碉堡攻击，将碉堡里的日军全部打死。天亮后，日军发动报复性攻击，兵力达到数日以来的最大规模。一营官兵在硝烟火海中苦战竟日，伤亡过半，弹药不济，入夜后阵地大部被日军攻占，但营长劳耀民依旧指挥部队坚持在阵地的东北角。凌晨三时许，二营营长李振武率部增援，由东向西对日军实施反击，黎明时将阵地大部分收复，日军留下数百具尸体溃退，而此时一营幸存兵官不足百人。

就预备第十师的防区而言，三十团的阵地受到的攻击最烈。该团防守阵地位于湘桂铁路修械厂附近，枫树山和张家山是两个最坚固的据点。特别是张家山，由于部位突出成为整个防御线的支撑点，日军不攻占张家山便无法接近预备第十师的核心阵地。二十八日，日军攻击张家山阵地的前沿支撑点停兵山。自张德山连长指挥七连防守以来，该阵地始终处于日军的连续攻击下，多层障碍物被摧毁，工事坍塌，弹药告罄。当日军再次攻上来时，七连只剩下包括张连长在内的四人。最后时刻，师长葛先才命令他撤回主阵地，张连长在电话里向师长报告了战况，然后表示自己要与日军拼到死。葛师长再次命令他后撤，张连长的一番话令葛师长热泪滚滚：

师长！不必了！我之死，一则以报国，一则以报师长这些年来爱护栽培之恩。自认如此结束此生，公私咸宜。我母早故，老父有二胞弟赡养，我应去阴曹地府侍奉母亲。再则，只因敌人太多，我弹无虚发，杀个痛快。我宁愿被敌人刺刀插入胸膛，而不愿意在撤回途中被敌弹由背后射入。就算能撤回主阵地，还是要与敌拼个偕亡。两个方式一个结果，那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师长！本连官兵之死不会无代价的，敌人必须付出数倍于我之死亡。刻下，我只有一个愿望，我这支木壳枪还有六十发子弹，希望能全数射出而后死！哦！师长！敌人快冲上来了，官兵枪支已上好刺刀，正在投掷手榴弹，我要去参加战斗！师长保重！[268]

电话中断后不久，停兵山阵地上的枪声停止。

中国军中的一条好汉，让敌人横尸在他的面前后，到另一个世界侍奉母亲去了。

张家山阵地由三个小高地组成，东南面是二二七点七高地，西北面是二一一高地。两个高地分别被日军称为“X”高地和“三三”高地。张家山主阵地在中央后方一百五十米处。日军在总攻开始后，向张家山阵地发动了数十次进攻，伤亡很大却未能攻占。为了拿下张家山，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投入了最强悍的第一三三联队——黑濑联队。在停兵山阵地丢失后，防守张家山的二营伤亡已达百分之七十，营长徐声先阵亡，团附甘握接替营长指挥作战。三十日夜，日军再次猛扑上来，两军在暗夜中混战，陈德垫团长亲率一营预备队和团直属队赶来增援，最终把日军赶了下去。黑濑联队夜袭失败后，七月一日凌晨，把全联队的二十四挺机枪和数十门火炮集中起来，对张家山阵地实施猛烈轰击和扫射，之后联队的步兵倾巢而出：

第一大队在火力支援下，奋力进击。右第一线的第四中队（中队长米井高雄中尉于拂晓准备进攻时战死，现有小队长田中清准尉等三十余名）和左第一线的第三中队（小山长四郎中尉等约三十名），各带竹梯，在阵地展开肉搏……然而，第四中队预先接到从阵地右面突出角附近冲入的指示，可能是为了避开来自突出角以东高地方面的侧射，而迫近阵地中央凹角（突出角西北）的崖下，竟遭到从该凹角堡垒背后和右后方的灌木丛中集中投来的手榴弹攻击，瞬间中队完全被硝烟所笼覃。从硝烟的间隙，可以看到上边灌木丛中连续投弹的重庆兵。由于双方过于接近，不能进行炮击……左面的第三中队也在悬崖山上架起梯子，小山中尉正要登上梯子的一刹那间，又遭到从上边阵地集中投来的手榴弹攻击，整个中队立刻被白烟所包围。转瞬间，这两个离眼前最近的中队，从联队长的视野中消失了。至此已无计可施，联队长和炮兵队长只有默祷部下的平安。稍时，爆炸停止，白烟渐渐扩散。第四中队全体伏卧不动，想是全部战死了……第一次的冲锋因重庆军手榴弹兵的攻击而受到挫折，深感痛心……这时大陆正值盛夏，火般的太阳冉冉上升。联队长看到敌前附近焦土上倒卧的死伤士兵，心如刀绞。[269]

天黑后，黑濑联队发动夜袭，岂料失败得更惨：“参加夜袭的干部，屡经战斗，差不多全部战死，幸存者一大部负伤。”仅阵亡的军官就有第一大队队长大须贺大尉、第五中队小队长山下芳信少尉、第二机枪中队小队长鹫野升少尉；而负伤的有第二大队队长足立大尉、第五中队代理队长石松三男少尉、第七中队代理队长高山成雄少尉和第一大队代理副官安藤旭准尉。

七月二日上午，日军向张家山中国守军阵地施放了毒气，然后黑濑联队向张家山前面的两个高地进行最后突击。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的指挥所距离第一线前沿不足七百米，距离三十团团部不足三百米。葛师长知道陈德垡团长手里的预备队所剩无几，因此他指派工兵连和搜索连向张家山增援，自己则率领参谋人员向三十团团部靠近。两个高地上中毒昏迷的中国官兵，在日军冲上来时做了最后的搏斗：一营营长萧维、营附赵毓松负伤，二连连长刘铎铮、三连连长应志成阵亡，全营排长仅活下来一人。增援的工兵连连长黄仁化负伤后，拉响手榴弹和日军同归于尽；搜索连排长王振亚与日军滚在一起肉搏时阵亡。

就在中路日军猛攻衡阳时，东路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连续攻占攸县、安仁，进抵耒阳；西路日军第四十师团攻占了衡阳西北三十五公里的渣江。衡阳城的四面都已被日军围死。

只是，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对衡阳的总攻已经进行整整五天，除攻占了张家山前面的两个小高地外，各部队仅仅向前推进了不足千米，却付出了伤亡数千人的代价，且弹药已近消耗殆尽。烈日之下，战场上尸臭冲天，不得不每隔两天焚烧一次，战况的惨烈和胶着令横山勇不知所措。看来，必须要重新审视眼前的这座中国城市以及守城的这支中国军队了。

七月二日，横山勇下令暂停进攻。

横山勇向东京大本营强调了由于他的部队推进过快从而导致补给跟不上等客观原因，对于攻击衡阳城失利的具体原因他列举了以下三点：一、地形（各处有无数池沼）和坚固阵地（侧射火力猛烈、敌军抵抗顽强）；二、缺乏弹药；三、敌空军处于优势。——“在此情况下，如再继续进攻，损失恐将更大。”[270]

横山勇将再次发起攻击的时间，定为九天后的七月十一日。

在张德能的第四军仓皇丢掉长沙后，方先觉的第十军在日军同样的重兵围攻下，不但守住了衡阳城，且给日军以极大杀伤，全国舆论不禁惊喜若狂。蒋介石发表通电，嘉勉第十军的作战精神并奖励有功人员。重庆的《大公报》特刊登消息：

据军事委员会七月七日发表战讯：在保卫衡阳恶劣战斗中，我某师师长葛先才将军亲率所部，亲冒毒气，恢复张家山阵地有功，政府特颁给青天白日勋章，并记大功一次。其关于参加该役作战之各连长、各排长、各班长亦各颁忠勇勋章一枚，并各记功一次；并对守城之忠勇奋斗卓著勋劳全体官兵，亦奖励有加。[271]

这份《大公报》被空投到衡阳城内。

无法得知历经五天五夜残酷血战的第十军官兵看后心情如何。

蒋介石接下来的电令是：第十军“务必再奋神勇，固守两星期，配合外围友军，内外夹击，以完成歼灭敌人，造成空前湘中大胜利”。[272]

战前，蒋介石赋予第十军的任务就是固守两个星期，为此第十军准备了半个月的粮弹。从六月二十三日衡阳外围战开始，直到日军第一次攻城战暂停的七月十日，战斗已经进行了半个月以上，第十军的步枪子弹消耗了百分之六十，手榴弹消耗了三分之二，迫击炮弹消耗了百分之八十，山炮弹已消耗殆尽。然而在这半个月期间，不见外围有任何解围动作，更不见任何一支援军到达，第十军孤军伴孤城如何能再“固守两星期”？更严重的是，由于日军连续的轰炸，衡阳城在燃烧的大火中已成一片废墟，第十军的给养极为匮乏，只能用米仓里烧焦的大米充饥。虽然曾经得到过空投，但市区和城郊阵地面积狭窄，大多数空投物品不是飘到了日军阵地上就是落到了湘江里，且空投的物资除刊登嘉奖令的报纸外，大多是毛巾、肥皂、香烟和万金油之类的东西，没有急需的弹药、药品和食物。城内一个酱菜园里的酱菜，已成为第十军官兵唯一的佐餐食品，但大酱缸在日军的轰炸中破裂，酱菜满地，群蝇乱舞，蛆虫蠕动，食之腹泻不止，不少官兵因此身亡。更为悲惨的是遍地的伤兵，日机轰炸时无法隐蔽，眼看着炸弹落下来后血肉横飞，仅第十军野战医院里被炸死的伤兵已达七百多人。还有更多来不及转运医院的伤兵，在残垣断壁下、在炸弹坑中、在少量的防空洞和临时构筑的隐蔽部里呼号呻吟。没有药品也没有卫生材料，医护人员只能每日用盐水为伤兵擦洗伤口。在江南夏季的酷热天气里，伤口往往迅速溃烂化脓，伤兵们除了等死别无出路。

对于日军第十一军来讲，最大的困难也是弹药的接济。通往衡阳前线所有的大路都已被中国军队破坏，连日的大雨使得残破的土路难以通行，况且各个方向上都有中国军队在骚扰，依靠陆路补给希望渺茫。湘江航道虽然被打开，可水道上中国军队布置的水雷不计其数，触雷的情况频繁发生，加上中美联合空军持续不断的轰炸，水运的速度也极其缓慢。根据这一现实，第十一军的高级参谋岛贯武治向横山勇提议，在等待弹药补给、整理部队、增加兵力期间，可以制造日军要从衡阳撤退的假象，这样一举两得：一是不要让中国方面破罐子破摔放弃衡阳，给他们点守住衡阳并收复失地的希望，从而把中国军队主力吸引在衡阳附近，以便将其围歼后向桂林挺进，完成整体作战计划；二是当衡阳城里的第十军误以为日军已经撤退时，必会向城外出击，日军便能一举歼灭之。

实际上，衡阳城里的第十军已无力向城外出击，方先觉军长自然没有上当。但事后证明，重庆方面却被日军停止进攻的假象所迷惑。从军事常识上讲，日军在攻击衡阳失利后，粮弹匮乏，伤亡累累，士气动摇，这本是中国军队主力大举反击的最佳时机，但重庆方面却寄希望于等待日军撤退时再实施追击，因此丧失了解围衡阳并重创日军的战机。——至此可以看出，重庆方面对日军策划的庞大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尚不甚明了。

七月十日，后方运来的火炮和弹药抵达衡阳前线。

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新任师团长堤三树男到任。

日军航空部队准备完毕。

十一日，日军对衡阳城的第二次攻击开始。

在城西，第三师七团一营据守庙前街，二营据守青山街和县立中学，中国守军的阵地连日遭到日军猛烈的轰炸和炮击，日军地面部队再次施放大量的毒气，二营营长谢英阵亡，该团团附侯树德接任。接着，二连连长储壁畲阵亡，继任连长戴楚威率领部队反击。日军战机投下大量的燃烧弹，戴连长和众多士兵极端痛苦地阵亡于熊熊燃烧的烈焰中。

日军终于攻占了张家山，但张家山一线主阵地有很长的纵深，日军突破的仅仅是防线的一角而已。因此，第二次攻击开始后，日军把进攻重点由城南正面向西稍移，仍旧主攻预备第十师的防御阵地。在二十八团方向，日军彻夜猛攻后，九连据守江西会馆的一个排的官兵全部阵亡，九连主力与据守五桂岭南段的八连陷于苦战。当五桂岭阵地上弥漫起毒气的时候，八连连长林可贤阵亡，全连官兵伤亡惨重。情势危急之时，第三师八团四连前来增援，于十六日天明后巩固了阵地。在一四高地防守的一营，击退了日军的多次攻击，营长赵国民和一连连长李炳山先后负伤，得到搜索二连的增援后阵地转危为安。二营据守的枫树山阵地由于峭壁地形，日军多次攻击受挫，随即从一四一高地西侧迂，竟然潜入了二十八团的指挥部，混战中二营营长余龙负伤，四连连长李浚阵亡，葛先才师长亲率特务连和搜索三连前来增援，团长曾京指挥直属队配合反击，最终把突入的日军赶尽杀绝。十五日，日军突入外新街南端，守军官兵伤亡殆尽，只剩下一名班长和两名士兵坚守着西北角的一座碉堡。营长翟玉岗率部和军部搜索一连一起发动反击。军部搜索一连是支剽悍的部队，他们甚至在战斗最残酷时夜渡湘江，袭击了日军的炮兵阵地，给攻城日军以极大的震撼。外新街一带民房都为木造，盛夏烈日，气候干燥，连长臧肖侠决定用火攻。他命令四班班长王嘉祥挑选五名精壮士兵，携带煤油、酒精和棉花，冒死冲进外新街引火焚屋。在日军阻击的弹雨中，王班长和他带领的五名士兵先后中弹倒下，但外新街上的大火已经点燃，日军被烈焰所阻后退，中国守军反击部队奋力追击。一排杜排长是河南南阳人，行伍出身，战斗凶猛，为人讲义气重情义，颇受官兵的爱戴。此刻他身先士卒，连续刺杀数名日军士兵，自己全身也多处被刺刀刺伤，最后在与一名日军肉搏时被手榴弹炸倒。官兵们把他抬下来，遍体鳞伤的杜排长已不能说话，手却依旧指向日军的方向。杜排长的阵亡令官兵们大为悲痛，呐喊着冲向当面日军，日军死伤狼藉，遗尸累累，而搜索一连也伤亡过半，清点人数后仅余五十多名官兵。

二十九团方向争夺的重点依旧是虎形巢。日军事先进行了长时间的炮击，工兵也抵近阵地前沿实施爆破作业，随后日军以百人梯队的阵形轮番进攻。二营营长李振武率部奋勇阻击，战斗中日军第一二〇联队联队长被击毙。但是，日军不顾生死猛攻不止，二营伤亡超过三分之二，阵地一角被日军突破，李振武营长在激战中阵亡。团长朱光基命令一营营长劳耀民率部实施反击，一营经过连日苦战，全营残存官兵不足百人，再次彻夜激战，以伤亡过半的代价巩固了阵地。为了加强一营的兵力，团部直属人员拼凑了七十多人归劳营长指挥。但是，日军在毒气弹的掩护下再次冲锋，劳营长率领的百余人中毒昏迷，蜂拥而上的日军甚至爬到了营指挥所的地堡顶上。苏醒过来的劳营长带着两名士兵冲出去，用手榴弹把地堡顶上的日军赶了下去。在手榴弹即将告罄之际，朱光基团长指挥第三师九团三营营长孙虎斌率领八连和九连加入反击，双方再次陷入混战，战壕被尸体塞满，惨烈的叫喊声不绝于耳。三营营长孙虎斌、战炮连连长陈以居以及八連、九连的连长先后阵亡，劳耀民营长负伤。与此同时，防守范家庄的二十九团三营阵地也出现了危机。三营官兵发动两次反击，阵亡了两名连长、五名排长和百名士兵，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排长章振宏带领数名士兵坚守着三座碉堡。由于虎形巢和范家庄阵地突出前沿，守军伤亡过大，军长方先觉命令二十九团退守西禅寺二线阵地。

十二日夜，日军渗透到三十团防守的张家山阵地前。在阵地的西侧高地之间，三营营长周国相率领全营拼死阻击。十三日，日军的攻击更加凶猛，几进几退后，日军冲入中国守军阵地，在双方展开的近距离争夺战中，三营营长周国相、九连连长王云卿、机枪三连连长何振洪相继阵亡。在张家山阵地的正面，日军百人为一梯队，在战机和火炮的掩护下，一波接一波地向前凸的两个小高地发起冲锋。十一日午夜时分，张家山阵地丢失。二营组织起一百三十名官兵拼死反击，天亮时将阵地夺回。可十二日午夜阵地再次失守，预备第十师的防毒连和三十团直属队联合反击，阵地再次收复。十四日天黑后，阵地又一次丢失。军工兵营营长陆伯皋指挥两个连发起反击，暗夜里阵地上伸手不见五指，双方的扭打常常被脚下的尸体绊倒，中国官兵用手摸对方的军装，棉衣者为自己人，卡其布者为日军，刺刀的相撞声和双方的咒骂声此起彼伏。天明后中国官兵刚收复阵地，日军新一轮的进攻又开始了，张家山前面的小高地就这样数次易手，致使伤亡枕藉，伏尸没胫，阵地上已无可插足之地。

进攻张家山的日军主攻部队，依旧是那支黑濑联队。在记述该联队进攻作战的日方战史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和悲伤感。十五日拂晓的冲锋中，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奥山“正要冲入‘三三’阵地的一刹间，身受重伤倒下，小队长松谷夏生少尉也阵亡”。第五中队在冲锋时遭到中国守军机枪子弹的猛烈拦截，“立即有数人伤亡，负伤人员倒在灼热的土地上，稍微一动，即引来射击，掀起烟尘”。“由于奥山中尉重伤和板谷少尉战死，使第五以至第八中队里再无一名军官，各中队由下士官负责指挥”。“十四时，接到大队长足立初男大尉战死的消息，联队长深感沮丧”。第三大队“除大队长迫八郎大尉和第十中队长加藤英一中尉均负重伤（伤后身死）外，十六日拂晓，第九中队代理队长池崎觉少尉也负重伤，第十中队小队长佐藤晃雄少尉（加藤中尉负伤后代理中队长）战死。此外，还有下士官三名、士兵三十三人战死，多人负伤”。[273]

战至十六日，中国守军的一线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

只是，日军由于连日攻击，伤亡极大，每个大队所余兵力都不足百人，且弹药再度消耗殆尽，因此攻势逐渐减弱。十九日，横山勇再次下令暂停进攻。

为缩小防御阵地的宽度，方先觉军长决定将残破的第一线阵地全部放弃，以第三师和预备第十师的残剩兵力合力防守二线阵地。

至七月二十日止，日军的初步统计为：战死三千八百六十人，负伤八千三百二十七人，因天气炎热和后勤供应困难而患病七千零九十九人，总计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人，其中军官七百九十八人。[274]

就在横山勇再次下令暂停进攻的十九日，蒋介石命令衡阳守军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向友军增援的方向出击，否则会让日军认为守城部队已无力作战，那样日军便不会自动撤退。——且不说日军根本就没有撤退的打算，就算有，筋疲力尽的第十军哪还有力量出击？而衡阳城外的增援友军又在哪里？

早在衡阳第一次受到攻击时，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王陵基指挥第第五十八、第二十六军，杨森指挥第二十、第四十四军，欧震指挥第三十七军和暂编第二军，王耀武指挥第七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九和第一〇〇军，分路夹击日军。之后，又数次命令以上各部队速解衡阳之围。各部队奉命与东、西两路的日军展开激战，双方都伤亡很大。日军第三师团第十八联队联队长大桥彦四郎大佐，被中国军队第二十军击毙；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佐治直影大佐，也被中国江防军部队打死。但是，尽管衡阳外围的中国军队努力作战，却始终未能进一步靠近衡阳城，甚至连现有阵地都难以保持，总体趋势仍是不断地向后退。特别是衡阳以东的中国军队，均散落在日军的侧后，距离衡阳城还很远。

由于湘江以西的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军较为靠近衡阳，蒋介石电令两军无论如何也要向东突击，争取与方先觉的第十军取得联系，并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进驻第六十二军军部直接督促作战。但是，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被日军情报部门截获，横山勇当即将中国军队的动向通报给各师团，并命令第四十师团占领衡阳西南、正西和西北约十至十五公里处的各要点，对自西向东增援衡阳的中国军队实施截击。

中国军队第六十二军努力向衡阳靠近，一度突进到衡阳火车西站附近。日军第四十师团第二三四联队拼死阻击，双方鏖战两昼夜，第六十二军官兵反复冲击都没能冲入衡阳城，最终因伤亡惨重无力攻击被迫后撤。

就在第六十二军奋力作战时，衡阳城内的第十军曾与第六十二军取得电台联系，方先觉军长随即命令军特务营选出一百五十名精壮官兵，编成五个突击排，由营长曹华亭率领，趁暗夜冲出衡阳，去寻找第六十二军。“天明以前，突击部队抵达西南部的五里亭，不意友军踪影已渺。历尽险阻，竟未能相会，遂于二十一日夜失望而回。”[275]——区区一百五十名官兵，不但能从日军的重围中冲出去，还能接着返回城内来，尽管伤亡过半，但也证明日军的围城并不十分严密。而第六十二军一个军的努力竟未达目的，不免令人扼腕。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七十九、第七十四军主力以及第一〇〇军第十九师，皆因受到日军的猛烈阻击不得前进。

此刻，衡阳城里的第十军面对的境况是：预备第十师的三个团及直属部队，伤亡达百分之九十；第三师的三个团伤亡达百分之七十，第一九〇师全师仅剩下不足四百人；军直属部队除辎重团尚存官兵五百人之外，其余的搜索、工兵、通信、特务和炮兵营兵力都已不足三分之一。其中步兵团所有干部非伤即亡，战斗中连续晋升军官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最高纪录产生于五桂岭阵地，半天之内先后晋升了五位营长，而这五名新晋营长也很快相继阵亡。第十军的弹药也已枯竭，手榴弹消耗了百分之八十多，步枪子弹所剩无几，官兵伤亡后大多人枪俱毁无法补充，多数官兵使用的是缴获的日式三八步枪，以至于三八步枪特有的射击声从中国阵地上传出时，日军官兵很是错愕。除了把最后几发炮弹埋在地下，做最后时刻的决死之用外，炮弹基本告罄。第十军的伤员数量已达六千人以上，在没有药品的情况下，伤员在烈日下的废墟中辗转悲号，绿色的苍蝇漫天飞舞，白色的蛆虫布满伤口，有因极度绝望而投湘江者。到处是腐烂的尸体、沾满脓血的绷带和纱布，城内瘟疫流行，因患病而奄奄一息者比比皆是。

守城的第十军官兵已不把生命当回事了。城西，交战双方士兵隔着一个大鱼塘对峙。几名中国士兵赤裸身体朝日军喊话，说想弄点鱼吃吃，不带武器，让他们不要射击，要打约定时间再打，然后就奔向鱼塘下水摸鱼。日军果然没有开枪，中国士兵渔获颇丰。但第二天准备了渔具拟再干一场时，日军开枪了。中国士兵火了，跑回来拿起几枚手榴弹，胆大的后面跟着，端着刺刀来了个集体冲锋，竟以负伤三人的代价把日军前沿的这个观察哨全窝端了。第一九〇师五六八团三连官兵发现与日军对峙的草地上有三头牛在吃草，一位班长思肉太甚，忍无可忍，无视日军的机枪封锁，翻下陡坡，越过百十米的开阔地，居然牵回来一头，不但全连大吃一顿，还给军长方先觉送去一条牛腿。更有甚者，第三师九团的几名士兵，请求越过日军防线离开衡阳城，到附近山里的一个小镇上去看一眼。按照战场纪律，任何人都不得脱离战场，一旦违反枪决无疑，但连长的态度是“你们敢去我就敢批准”。几名士兵每人携带三枚手榴弹、三个充气的汽车轮胎和一大笔钱，悄悄渡河，到了距衡阳城三十多里的集镇上。百姓听说他们是守衡阳城的第十军，纷纷拿出慰问品却分文不要。两天一夜后，几名士兵竟然每人背着数十斤的食品安全回来了。——当该连把部分食品送到军部的时候，军部要追究其脱离战场的责任，可全连的官兵们不服：他们身携巨款，如果想当逃兵的话，还回到这必死无疑的衡阳城里干什么？更何况他们出去的时候，为全连寄出了几十封家书，此刻还有什么比向父老妻儿通报自己还活着更重要的事？几名不要命的兄弟重情重义，忠勇可嘉，应该给他们颁发勋章才是。

七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亲自致电第十军军长方先觉：

方军长：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此时只有督率所部，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必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弟可体会此意。以后对于求援与艰危情形，非万不得已，不必发电详报，以免被敌军偷译，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接济勿念。中正手启。[276]

但是，方军长回电还是诉说了第十军面临的极端困苦：

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官兵忠勇用命，前赴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自开始构筑工事，迄今两月有余，我官兵披星戴月，寝食俱废，终日于烈日烘炙雨浸中，与敌奋战，均能视死如归，恪尽天职，然其各个本身之痛苦，与目前一般惨状，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

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偌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任何副食，因之官兵菅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见增加，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

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昨日三十日辰起，敌人猛攻不止，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277]

第二天，蒋介石回电，语气里有了一抹悲怆：

我守衡官兵之牺牲与艰难，以及如何迅速增援，早日解危围之策励，无不心力交痒，虽梦寐之间不敢或忽。唯非常事业之成功，必须经非常之锻炼，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为之阻碍，以试验其人之信心与决心之是否坚定与强固。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之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唯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以一死报国之决心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第二次各路增援部队，今晨皆已如期到达二塘、柘里渡、水口山、张家山、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也。[278]

蒋介石发电之日，第六十二军和第一〇〇军抵达三塘、两母山地区，第七十四军抵达佘田桥、新桥，第七十九军抵达望城坳附近，但各路增援部队都未能突破日军的阻击线。

日军在衡阳上空投下香烟、钞票、劝降的“归来证”以及传单：

能征善战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决不以敌对行为对待，皇军志在消灭美空军。[279]

焦灼的横山勇亲抵衡阳前线。

飞机刚刚降落在衡阳机场，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就飞了过来，炸死了他身边的二名卫兵，炸伤了随从军官。

为了最后攻占衡阳城，横山勇把第十三师团、第五十八师团和第四十师团全部投入到攻城作战中——方先觉残破的第十军，竟然要抵挡五个日军师团——横山勇不得不孤注一掷了。

即便如此，日军也到了筋疲力尽的时候，各部队实际能够参战的官兵数量大幅减少。黑濑联队把残余兵力集中起来，编成了三支突击队，人数最少的一支只有七十六人，最多的不过八十人，且三分之一是伤员，军官只有五人。第六十八师团的第五十八旅团，联队一级的军官已全部伤亡，残余部队也只能编成四支突击队，由幸存的两名大队长指挥。持续的苦战令日军官兵接近疯癫，饥肠辘辘的他们发现水田里的稻谷快要成熟了，就用钢盔捣米煮饭，阵地附近可以吃的绿叶也已被他们全部吃光。由于长期蹲守在前沿战壕里，那些被浮土掩埋的尸体逐渐腐烂，以致整个战场上臭气熏天，阵地踩上去扑哧扑哧地响——他们宁愿冲出去战死，也不愿在这如同地狱般的战壕里再忍受下去。

八月四日，横山勇下达了第三次攻击命令。

日军展开了最后的近乎自杀式的疯狂冲锋。

这是方先觉的第十军的最后时刻。

日军的火炮从各个方向向衡阳城内倾泻。据守城防阵地的第十军官兵不眠不食，与日军展开昼夜相接的搏斗，双方在反复的冲锋和反冲锋中浴血死战。

第三师八团的五桂岭阵地大半沦入敌手，三营营长蒋国柱负伤。张金祥团长命令二营营长苏琢率领仅存的六十余名官兵发动反击，午夜时分中国官兵闯入敌阵，苏营长阵亡。

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的阵地全在炮火中毁坏，官兵伤亡巨大，渐渐不支。团长曾京率部逆袭，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也命令师工兵连加入逆袭行列，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往复十次，三营营长翟玉岗和二营营长余龙均负伤。

第三师九团据守的天马山、西禅寺阵地以及一四一高地，被日军列于阵前百米之外的炮火直接瞄准轰击，守军无炮弹还击，只能在日军步兵冲上来时用手榴弹抗击。据守一四一高地的六连官兵全部阵亡，阵地失守，但西禅寺和天马山阵地依旧还在。

八月五日，日军继续猛攻，最前沿的第三师预备队只有一个营，官兵们奔跑在各个阵地上四处逆袭，但无法阻挡潮水般的日军。七团团长鞠震寰、九团团长萧圭田先后负伤。五桂岭阵地再度被日军突破。第一九〇师五七〇团拼凑起九十余名官兵发动反击，把日军赶下阵地。但二十八团阵地又被日军攻占了一角。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亲率一个班的卫士以及司令部的勤杂人员三十余人前往增援，二十八团的残剩官兵看到师长上来了，大声呐喊，最终把阵地夺了回来。可是，二十八团全团只剩下官兵七十多人，夺回的阵地岌岌可危。

六日凌晨，第一九〇师五六八团五连的阵地被突破，连长罗夫和阵地上二十多名官兵全部阵亡。接着，三营的阵地也出现危机，反击中团附李适和二连连长井启第阵亡。下午，烟尘笼罩的西禅寺阵地上，二十九团二连只剩下了一名士兵。这名士兵平时不善言辞，久而久之他的姓名被人忘却，大家都叫他傻子。傻子人缘好，有吃亏不计较的品性。他打枪不行，却是个投弹好手，他在阵地上来回奔跑，投出的手榴弹下雨一般。增援的二十多名士兵上来了，傻子大骂不止，说他们怕死，鬼子一上来都跑了。上来的排长告诉他，他的排，谁都没跑，人都阵亡了。傻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士兵们让他下去，他不肯，当日军再次冲锋时，他朝那位排长喊：“我什么也不要了！我战死后，若有可能，请排长把我的尸体和我们排阵亡的人埋在一起。如果不能抢回我的尸体，就让红头苍蝇子子孙孙吃掉吧！”说完，举着手榴弹向前冲，手榴弹在日军冲锋的人群中爆炸了。士兵们没有找回傻子的尸体。——“火线上，无论敌我，双方的战死者，皆无法抢回尸体，否则只有增加伤亡。日积月累，故尸积如丘。”[280]

傻子不傻，他知荣辱，但愿他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七日，军长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电报：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系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281]

冲入城内的日军逐渐向第十军军部逼近，二十八团团长曾京带人来掩护军长突围，被方军长拒绝。他让大家各自去寻生路，然后夺过卫士的手枪企图自杀，被卫士阻止。

就在这一时刻，战局突然发生陡转。

先是传来了一个消息：白马山九团残存官兵停止抵抗，并在阵地上竖起了一面白旗。

更令人错愕的是，方军长随即召集师长们开会，会议最后作出这样一个选择：放下武器，与日方取得联系。

晚上十时，方先觉的第十军与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接上了头。

日方指定方先觉军长八日拂晓出城，到五桂岭面谈，守军的全部武器集中到南门外马路两旁。

历史的档案残缺不全。

历史的真相模糊不清。

无法确切地知晓，刚刚给蒋介石发出“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的方军长，何以紧接着作出了放下武器的决定。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第十军的将领们是如何商议的？方军长的心灵深处又是怎样抉择的？

事实是：八日上午，方先觉一行抵达五桂岭，在一所学校里与日军进行谈判，谈判后方先觉在谈判书上签字画押。

中国衡阳守军第十军官兵阵亡万余人，最后放下武器的为一万三千余人，其中一万人左右为伤员。

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历时四十七天的衡阳血战结束。

方先觉签字画押之时，中国军队外围部队仍在试图靠近衡阳，而从第四战区调来的第四十六军已经抵近距衡阳仅八公里的二塘。

日军第十一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对这一天的记述令人无语：

上午八时攻克衡阳。力攻四十天，虽说时机已经成熟，却是一场竭尽全力的战斗。只晚了一天，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我方部队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摇。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的五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英帕尔”的结局。[282]

后人对方先觉此时的行为记述多使用“投降”二字。

从一般认知上讲，我们只能如此揣摩方先觉最后这一举动的真正因由：或许是城已破，人伤弹尽，再打下去只能是任日军杀戮；或许是满城皆是伤员痛苦的呼号，如果再打下去，等于断绝了他们生还的最后一点希望；或许是苦盼援军不至，心已绝望，最后时刻的责任已不再是去死，而是最大限度地保全残存官兵的生命。——如果说方先觉和他的第十军官兵贪生怕死，那么数十天的血战与牺牲又该作何解释？

日军第十一军发给东京大本营的电报说：“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军参谋长、第三师师长、预备第十师师长以及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均已投降。”而日军第十一军的战地记录是：“敌军第十军军长和参谋长，第三师师长、第一九〇师师长和参谋长、预备第十师师长、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已全部由我军收容。”[283]

方先觉本人对“投降”一说做了坚决否定。三十多年后，他向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回叙道：当时有一位自称是日军第十一军军使的名叫竹内的参谋前来接洽停战，他当即表示第十军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生存官兵的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是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竹内在对第十军的顽强作战表示钦佩之后，答应了这两个条件。——“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说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284]

“一个月后，方先觉在敌军的监视下，一行十余人，穿着日本军官制服，佩着日本指挥刀来到东洲，召集所有被俘官兵讲了一次话。大概的意思是：‘大家辛苦了。今后可以安下心来。现在我们已经改编为‘先和军’第一军了。今后的粮饷，都是由南京国民政府供给。南京国民政府是‘和平阵营’的领袖，正在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我们不久就可以开到南京去，大家安心吧。”[285]

可是，突然，方先觉和第十军的几名师长先后出现在了重庆——他们趁日军监视松懈逃了出来。蒋介石接见了方先觉，方军长和几名师长都得到了青天白日勋章和慰劳金，并被任命了新的军内职务。

往事如烟，百口百言。

根据日方的保守统计，从长沙之战到衡阳之战，日军伤亡高达五万人——“到下旬（八月）则约六万，扣除运送期间发生事故部分，也有四至五万人”。[286]

尽管中国第九战区在战后检讨中陈述了中国军队不能协同、缺乏机动性、纪律废弛以及装备低劣、部队严重缺额等痼疾，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军队的衡阳血战足以令侵华日军胆寒。

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铺展在地域广阔的中国战场上，当这条战线的中段衡阳血肉横飞之时，战线的末端缅甸战场则让日军陷入了岛贯武治所说的那个“英帕尔”的结局，处于纵贯作战中的日军其溃败之势在这一结局中暴露无遗。

第三十七章

我们是否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护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黄河济源西南面的渡口夜雾弥漫。

夜色朦胧中，八路军豫西抗日支队三团三连的官兵正在黄水滚滚的岸边找船。日伪军早已把黄河岸边的船只全部破坏，四条木船是黄河船工偷偷藏在河湾泥沙下的，现在他们把船挖了出来。八路军乘船向防守对岸渡口的日伪军发动攻击，日伪军凌乱的炮击把一条船炸坏，另外三条船在船工们的努力下终于靠上了岸。——日伪军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一带经过前一段日军的重兵“扫荡”，连国民党正规军都跑得没了踪影，八路军居然敢渡过黄河向他们进攻。当最后一船官兵渡过黄河后，指挥员皮定均发现，黄河岸边竟然站着一排恭恭敬敬地迎候他的伪军和地方士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皮定均对各位说，“这个地方我们要常来常往，今天先订个协定，落上我的名字！”[287]

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会战中，日军第十二军在一个月内击溃了中国第一战区的四十万人马，除了靠近陕西边界和豫东黄泛区的几个县外，日军占领了河南地域内的大部。之后，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南下参加长衡会战，而在中原占领区内仅留下一个师团。——日军如此忽视自己的后方，原因至少有二：一是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规模异常庞大，必须抽调大量部队，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在利用少量部队和部分伪军维持占领区的安全上心存侥幸；二是中国第一战区部队在数年沿黄河与日军的对峙中，其主要精力都用来与共产党抗日武装闹摩擦，而日军数年来也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扫荡”，以至于自一九四二年起敌后抗日根据地陷入了空前困难的处境，日军由此认为共产党抗日力量已被严重削弱，再也无力发动如同百团大战那样攻势的作战了。但是，就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开始向南延伸之际，共产党抗日武装立即从各个方向攻入日军兵力空虚的占领区，在日军作战的后方燃起了抵抗的熊熊火焰。

中国共产党人把他们的进攻称为“对日反攻作战”。

十七日，中共中央作出向中原进军的决定：由北方局从太行、太岳军区抽调部队，尽快向豫西地区发动攻击，冀鲁豫部队和新四军第五师一部积极策应作战；并且，同意华中局的建议，以新四军第四师一部进入宿县、萧县、夏邑和永城一带配合作战，力争打通东、西两个方向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并相机占领新黄河以东地区。

北方局抽调八路军太行军区三团、三十五团和豫西地方工作队，共同组成“豫西抗日支队”，以皮定均为司令员、徐子荣为政治委员，九月初自林县出发，二十一日抵达济源西南的黄河渡口，成功突破黄河天险后向南，由新安以西兼程向嵩山、箕山地区急进。沿途的日伪军对突然袭来的八路军进行拦截和阻击，在伊川东杨岭遭到八路军的伏击，伤亡数十人的日伪军被迫撤退。伊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对八路军的出现欣喜若狂。但是，这一带的百姓连年受到日军、伪军、国民党军和土匪的蹂躏，对任何一支军队都充满着不信任，村村有寨墙，庄庄有堡垒，组织起来持枪保卫自己。——这便是豫中会战时，日军追击汤恩伯的部队，老百姓也袭击汤恩伯的部队的原因。现在八路军来了，百姓的寨门照样紧闭，无论如何喊话，说八路军是来打鬼子的，吃饭付给现大洋，还是无人应答。八路军官兵忍饥挨饿，坚决不动百姓的庄稼，缩在村边抱着枪睡觉。上年纪的老人把食物装在筐里从寨墙上吊下来，官兵们拿了食物把现大洋放进筐里吊回去。部队出发前，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曾对官兵们说，河南过去是汤恩伯的天下，结果鬼子来了，四十万大军溃不成军，三十七天丢了三十八座县城，原因之一就是汤恩伯的部队欺负百姓，百姓没有一个帮助国民党军的，所以，你们要好好考虑过河之后怎么打的问题——“仗也是要打的，但一定要打得巧。仗不在大，打则必胜。豫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是瞧不起的。”[288]

中秋节的前两天，三团决定袭击日军正在建造的登封机场。这个机场一旦修成，将对正面战场上中美联合空军的作战十分不利。而眼下被日军抓去修建机场的中国苦工就有一万多人。团长钟廷生率领连、九连、机炮连和团部猛攻机场，六连袭击登封县城西关，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三团的枪声刚在夜色中响起，守备机场的日伪军顿时乱成一团。八路军官兵朝修机场的苦工们大喊：我们是从黄河北面过来的八路军！你们快跑回家去过八月十五吧！苦工们从剪开的铁丝网缺口处涌出，兴奋地大叫“八路军给咱们收工了”！八路军官兵猛攻日伪军的哨楼和碉堡，点燃了炸药库和器材库，还没建成的登封机场成为一片废墟。八路军端了鬼子机场的事，在豫西百姓中开始流传，各村纷纷为八路军打开了寨门。在日军占领的洛阳城附近的黑石关，八路军星夜奔袭摧毁了日伪军的数个据点，不但把被日军抓去修铁路的数千中国苦工救了出来，还让陇海铁路交通中断了十几天。在登封至密县的公路上，有一个名叫曹村岭的地方，八路军在这里伏击了二百多名日军和五百多名伪军，残酷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日伪军大部被歼。三十五团袭击一个日军据点时，日军的一个大队增援而来，八路军官兵只有与日军血拼，最终杀敌百余，但自身伤亡也很大。天冷了，倒在战场上的八路军官兵一身单衣，脚上是已经磨烂的草鞋，个个面容黝黑消瘦。

豫西抗日支队通过不断的作战，逐渐消除了日伪军的据点，创建起偃师、巩县、伊川、登封、荥阳、临汝等地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五年春，豫西抗日支队被编为第一支队。为了加强豫西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再派部队南下，不断地团结民众壮大抗日力量，创建扩展更多的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由韩钧任司令员、刘聚奎任政治委员的第二支队，从新安北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十一月底，由陕甘宁边区部队组成的第三、第四支队也从林县渡过黄河，抵达宜阳西南地区，而后分兵进入登封以东，并与活动在伊川附近的第一支队部队会合。一九四五年一月底，以太行军区部队为主组成的第六支队，由刘昌毅任司令员、张力雄任政治委员，由涉县南下渡过黄河，跨越陇海铁路，进入豫西渑池地区，与第二支队部队会合。一九四五年二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河南军区，由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整个豫西地区的抗日斗争。

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认为，豫西根据地的开辟，让八路军能够依托伏牛山，控制陇海、平汉线，牵制洛阳、郑州、许昌之敌，使华北的太行、太岳以及豫东、鄂豫皖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接起来。这样既能令日军难以向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又能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准备条件。在晋冀鲁豫八路军挺进中原的同时，位于华中地区的新四军也开始了反攻出击。由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以及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华中地区的侵华日军数量已由一九四三年底的十四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约二十一万人，减少到一九四四年的五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五个独立步兵旅团、五个野战补充队以及两个支队约十七万人。为了弥补兵力的严重不足，日军大力扶持汪伪政权的部队，使得华中地区的伪军数量从一九四三年的二十万人猛增到三十五万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抗日民众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到一九四四年已经拥有近十四万的兵力，所能调动的民兵武装多达五十五万人——久经磨难的新四军反攻的时机到了。

苏中军区连续在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州、如皋等地攻克日伪军的数十个据点。一九四四年三月初，粟裕率领第一师向淮安和宝应间一个名叫车桥的大镇发起攻击。车桥是日伪军控制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位于淮安东南方向，集镇坐落于涧河两岸，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一公里。粟裕认为，攻取车桥有三利：一是可扩大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二是车桥地区为“日军驻扬州的第六十四师团和驻徐州的第六十五师团结合部”，而接合部往往是作战协同配合的薄弱之处，新四军可充分利用这一点打胜仗；三是车桥得手后，日军会因为这里是防区的边沿而不会集中兵力前来“扫荡”，这样新四军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地区”。午夜一时，新四军官兵分成南北两路，绕过日伪军的外围据点，仅用二十五分钟就攻上了围墙碉堡，然后直插车桥镇内，分割包围了日伪军的各个营地。经过激烈的巷战，歼灭伪军四百八十三人，日军大佐以下官兵四百六十五人。而在车桥镇的西北方向，新四军第一师官兵在芦家滩和韩庄开始阻击增援而来的日军。日军进入伏击圈后，先是遭遇密集的地雷阵，接着就被新四军官兵分割成数段。激烈的白刃战后，日军大部被歼，剩余的逃回了据点。在第一师作战的同时，南通、海门、如皋等地的抗日民兵和民众破坏公路七百多公里，炸毁桥梁五十多座，配合新四军作战的人次达五万之众，令华中日军惶惶不可终日。苏中军区部队在日军进行长衡会战时，连续攻克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石庄港、新生港、张横港以及永安洲，使得日军的长江航运被迫中断。

新四军苏北军区第三师，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发起高杨战役。高沟和杨口是两个大集镇，被伪军第三十六师第七十二旅盘踞，而这里是淮海、盐阜两区之间的战略联络点。十九日，战斗打响，新四军官兵先打高沟，后打杨口，同时击退日伪军先后八次的增援。经过十六天的血战，攻克据点十四处，歼灭伪军一个旅又一个大队共两千余人，毙伤增援而来的日军百余人，令淮海、盐阜两区连成了一片。随着日军的不断调出，苏北军区的新四军连续出击，攻克连云港南面的重要港口陈家港以及陇海铁路南侧要地高流镇，甚至一度攻克了日军掠夺苏北盐棉资源的基地合德镇。淮海军区部队还袭击了运河边的林公渡，打通了苏北、淮北两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淮北军区、淮南军区的新四军第二、第四师，从一九四四年三月起，先后肃清了泗阳、灵璧、睢宁之间五十余处日伪军据点，攻占被日军占领六年之久的主要据点张楼。张楼分前楼和后楼，位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周围有四米多高的圩墙，沿墙有二十多座地堡，墙外还有十米宽、四米深的外壕，长期驻扎着伪军保安第六总队约四百人。六月，新四军第四师集中了四个团的兵力，加上泗宿总队的官兵，先一一拔除了张楼外围的日伪军据点，七月五日开始对张楼发起总攻。日伪军急调保安第二总队前来增援，新四军官兵经过七天的战斗，歼灭日伪军二百九十余人，俘虏伪军五百三十余人、日军五人。张楼的攻克，令整个泗北地区全部回到新四军的控制下。随着第四师挥师西进的数次作战，新四军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至商亳公路、北起陇海铁路、南至涡河岸边的广大地区，从日伪军盘踞地区解放人口达二百五十万，基本上恢复了原来豫皖苏边区的规模。

新四军第七师和浙东部队的反攻作战范围一直延伸到南京附近，控制了长达三百五十公里的长江江防，并形成对安庆和芜湖等大城市的包围态势。新四军第六师在苏浙边境的宜兴、长兴一带长达三十公里的战线上发动攻势，重创伪军一个团，迫使日伪军放弃了太湖边以及长兴西南的十二个据点，完全控制了太湖西岸。与此同时，第六师由王必成率领的第十六旅，歼灭伪军第七师的一个营，攻克南京市郊的六郎桥。接着，奉新四军军部“向东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第十六旅在溧阳西南发动周城战役，攻入溧水、溧阳两城，连克南渡、周城、社渚等据点，歼灭伪军七百余人，控制了溧阳以南的整个地区。位于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长期处在日伪军的夹击之中。在日军发动打通交通线的南下作战后，第五师在豫南地区连续攻克平汉路上的遂平、汝南等县，又在湘鄂交界对嘉鱼、岳州、华容和公安发起攻击，给正在南进的日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

就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猛烈出击的同时，各根据地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也在发动反攻作战。

晋冀鲁豫八路军经过艰苦的努力，兵力已恢复到百团大战前的水平。从一九四四年三月开始，由李达、黄镇指挥的太行部队连续征战，四月夺林县，五月占左权，七月入阳城，八月收和顺，十一月打进了元氏。在豫北发动的三次攻势中，拔除日伪军据点三十六处，收复国土五千平方公里，解放日军占领区百姓十余万人。由谢富治、王新亭指挥的太岳部队，二月攻入太谷，四月攻占沁水，控制了垣曲和济源地区。冀鲁豫八路军部队在杨得志、杨勇的指挥下发动濮阳战役，沉重打击了率部投降日军的孙良诚部，毙敌数百，俘敌三千有余，迫使孙良诚放弃防区向开封附近的日军靠拢，这样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地带的濮阳、濮县、范县和观城等地，与八路军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连成了一片。

冀南地区是驻邯郸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的防区，因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庞大兵力需求，日军不得不从冀南的清丰县城撤走，改由伪军驻守。而日军刚一离开，清丰县的伪县长就弃城逃跑了，县城遂被八路军县大队占领。清丰地处河南濮阳东北，交通畅达，盛产小麦。占据邯郸的日军联络部长加藤次郎不甘心失去清丰，组织起一支近五千人的“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日伪军突击而来重占清丰县城。加藤认为，收复清丰是“维持治安”的典型范例，于是通知附近十三个县的伪县长、伪警察所长和日军联络官前来清丰，参加推广“剿共经验”大会。同时决定，五月二十九日，在县城大摆筵席，搭台唱戏，举行“庆祝光复清丰县城盛典”。然而，就在“盛典”举行的那天，八路军突然打了回来。发动这次进攻的八路军，不仅仅是一个县大队了，而是众多兵力的四面围城。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治委员段君毅，集结了第八军分区七团以及军分区直属的特务连和炮连，再加上清丰、南乐、卫河、观城、昆吾、尚和等县大队，决定对清丰县城实施联合进攻。二十九日晚，二营五连突击队在营长项立志的带领下，首先攻占了城墙东北角；接着，一营在营长李广前的带领下从东南角登城，之后直打到城西门，横扫了西大街两侧的敌人。清丰伪县政府的围寨，四周有数米高的砖墙，四角有碉堡和炮楼，围寨内龟缩着伪县长、伪警察所长以及日军顾问。八路军官兵开炮了，九二步兵炮和八二迫击炮一起向围寨内轰击，五连的十八名战士组成了一支突击队，由排长朱怀泉率领对围寨实施突击。五班班长段玉生和战士张金祥率先抵近炮楼，踏着被打死的伪军尸体占领了炮楼底层，战士李宽和王金保接着登上了寨墙。寨墙内的伪军猛烈阻击，突击队队员江得华、李宽和王金保阵亡。四班长齐鸿臣随后跟进，冒着弹雨登上炮楼顶部，向炮楼里投进去成捆的手榴弹。激战中，突击队阵亡九人，负伤七人。围寨内的伪军在日军顾问的督战下数次发动反击，都被五连官兵打了回去。与此同时，在副连长陈景玉的指挥下，八路军官兵猛挖东屋的后墙，三排从挖开的墙洞冲进去，把东屋里的二十多名日伪军全部歼灭，随即攻占了南屋，日伪军退到西屋顽抗。混乱中，围寨里的残敌挖墙而出，八路军官兵从四面围歼，俘敌数百，逃出围歼的百余名日伪军也被包围在附近的一个村庄内全歼。此战，八路军击毙日伪军两千多人，俘虏伪军一千三百余人，俘虏日军旅团参事官以及肥乡县、成安县的日军顾问等三十多人。听说八路军收复了清丰县城，百姓们扛着镢头铁锨涌来拆城墙和碉堡，再用黄牛把缴获的日伪军汽车拉走。此战，被日军战史记述为一幕“悲剧”：

五月二十九日，爆发了清丰事件。这是日军改变警备时的一幕悲剧……当天夜里，全体人员逐渐就寝，突然遭到共军袭击。保安队在城墙上布防时，县城已全被包围，立即全面展开了激战。夜三时，共军突破东关拥入城内。顿时，由各县抽调来的保安队东奔西窜，混乱不堪，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名取大尉命令全体突围，但是突破两三重的包围是非常困难的……[289]

山东境内八路军的反攻作战，是从打伪军吴化文部开始的。驻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部队被调出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后，山东境内只留下了由独立混成第十旅团扩编的第五十九师团以及第五、第六两个编制不足的步兵旅团。而此时山东境内的伪军数量庞大，除了在卢沟桥事变后跟随日军进入山东的刘桂堂、赵保原、齐燮元的伪军部队外，多数是投降日军的原国民党军部队，其中吴化文、荣子恒、张步云等部有一定的战斗力。

吴化文的新编第四师兼山东保安第一师，于一九四三年一月投降日军，被扩编为“和平救国山东方面军”，一直盘踞在鲁中地区，配合日军对山东境内的八路军进行“扫荡”作战。日军部队被抽调走后，吴化文部因防区大，战线分散，成为八路军打击的首选目标。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从鲁中和滨海军区抽调出七个主力团，在驻防胶济铁路西段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南调、第五十九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延伸兵力尚未完成接防之际，于三月二十五日突然对吴化文部发动了围攻。吴化文部没有日军的支持，防线被割裂成数段，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一个月内损失七千多兵力，不久便撤出了山东境内。八路军接连攻克了四十个据点和十二处山寨，解放了一千多个村镇的三十万百姓，控制了鲁中山区大部，扩大了八路军部队的机动回旋区域。

重创吴化文部后，八路军连续作战，六月十一日又攻克朐南地区数个日伪军据点，切断了临朐到沂水的公路。接着转战蒙阴和费县，消灭伪军第三方面军的一个教导旅，打破了日伪军环绕蒙山布设的封锁线。随后攻击沂水城南，切断了沂水至临沂的公路，从北、南、西三面对沂水形成围攻之势。沂水是沂蒙山腹地重镇，这里连接着沂水—青州、沂水—临沂、沂水—博山、沂水—蒙阴、沂水—莒县的公路，东抵黄海之滨，西通沂蒙山崮，南达鲁南要地临沂，北连胶济铁路。一九三九年日军占领沂水后，在此修建起机场以及坚固的城防工事，日军的军事指挥机关和特务机关都驻扎在城内，这里是日军向鲁中抗日武装进行“扫荡”的根据地。为了攻下沂水，八路军鲁中军区调集了四个主力团、军区特务营和数支民兵武装：四团的一营和二营负责主攻炮楼和据点；三营负责歼灭城内的敌人；二团一部在蒙阴城外负责打援；特务营负责攻击城南；地方武装围攻城外的各个据点。

沂水城墙高而厚，八路军奇缺攻城必需的炸药。在日军控制的煤矿挖煤的工友们，冒死从矿井里为八路军向外偷送。他们把炸药藏在饭盒里或者身上，出井口时不少工友因被日伪军查出来而被残酷杀害，但他们宁死也要把这件事做到底，最后积少成多竟为八路军偷出了上千公斤炸药。炸药被分扎成数公斤的炸药包分配给爆破手后，抱着炸药包的八路军官兵表情肃穆，如同怀抱着工友们的魂灵。

八月十五日，四团攻击东南炮楼的爆炸声成为总攻的信号，各路八路军官兵向沂水城猛扑上去。四团一营突击组被炮楼前的壕沟阻挡，连一班在班长张克友的率领下架桥冲锋，爆破手李希增冒着弹雨把炸药包送了上去，一声巨响之后炮楼倒塌，一个中队的日军被全部炸死。负责攻击西南炮楼的二连班长彭长庚，在送炸药包的时候对身边的战士说，如果我牺牲了，你们接着上！在机枪的掩护下，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硝烟中。接着，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日军的残肢连同碎石腾空而起。在东北炮楼，日军施放了大量毒气，三十多名八路军官兵中毒昏迷。营长刘振江异常愤怒，率领四连官兵冒着毒气端着刺刀冲了上去，在炮楼内外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被歼灭后，中毒的战士被解救出来，而刘营长已在白刃战中阵亡。

城墙四角的炮楼基本肃清后，八路军官兵从各个城门冲入城内，经过激烈的巷战，城北日伪军大部被歼灭，残敌退守到一个坚固的小围子里。被俘的伪军在小围子外轮番喊话，劝里面的伪军投降，不久便有枪支扔了出来。午夜，沂水城内只剩下日军顽抗的中心炮楼了。八路军的突击队数次爆破都没成功，指挥攻击的连长范均庚负伤，排长梁兰清牺牲。关键时刻，副排长万保全挺身而出。他把五十公斤重的炸药包捆在长杆上，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一寸寸地接近炮楼，当他在炮楼下拉响炸药包的时候，他已无法规避，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勇敢的万保全和炮楼里的日军同归于尽。

十七日傍晚，持续了一天两夜的沂水攻城战结束，八路军毙伤日军八十三人，伪军八百余人。

鲁南最大的一股伪军，是“和平救国第十军”荣子恒部。荣子恒是伪河北省省长荣臻的儿子，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原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第四旅旅长，于一九四三年六月投敌。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远程奔袭，首先歼灭了荣子恒的伪第三师刘桂堂部，随后对盘踞在圍山的荣子恒本部进行打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歼灭荣子恒的第二师全部和另一个团，击毙荣子恒和第二师师长刘国桢，基本上控制了鲁南地区。

山东八路军的大规模反攻作战，令日伪军惊恐万分，只有纠集部队试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在“扫荡”滨海地区未果后，回撤的日伪军分成了两路：一路是伪军吴化文的第四十七师和一个独立旅，一路是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第四十三大队和伪警备队。吴化文部在八路军的伏击中伤亡大半，部队四处溃散，伪旅长陈三坎被击毙，最后逃回莒县城里的仅二百多人。日军的一路更为悲惨，被伏击时部队拥塞在公路上进退不得，在随后展开的肉搏战中，五十多名日军士兵被八路军刺死，其中包括第四十三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岗田健。日军第四十三大队大队长草野清，带着数百名日军东杀西拼，最后躲进一座娘娘庙里负隅顽抗。这座娘娘庙从前是附近百姓赶集的地方，日军占领这一地区后，娘娘庙就成了日军的杀人场，每逢赶集的日子日军就在庙会上公开杀害抗日军民。因此，得知鬼子在娘娘庙被八路军围了之后，附近的数千百姓挑着绿豆稀饭和白面煎饼前来慰问八路军。日军大队长草野清率队突围时，刚跑到沂河岸边，喊杀声突然四面响起，头顶是下雨般的手榴弹，眼前是一片明晃晃的刺刀，霎时间日军尸横遍野。侥幸逃出罗网钻进青纱帐的日军士兵，受到举着锄头的中国农民的来回搜捕，大多被砍死或被俘。草野清带着仅剩的几十名士兵爬上了一座孤立的山崮据守，绝望之际终于看到了由旅团长亲自率领、天上有十三架战机掩护的两千人的解救部队，心惊胆战的草野清由此侥幸活命。此战，三百多名日军被打死，三十一人被俘；伪军被击毙千人以上，被俘四百有余。八路军官兵和百姓们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包袱，都以为是日军抢来的金银细软，打开一看，竟然全是手指！——这是战争后期日军处理战死者的无奈办法：仓皇中割下其手指，以便送回国交还其亲属。

在八路军、新四军于敌后战场大举反攻时，处于敌后日军占领区内、立场游移不定的少量国民党军的心态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豫中会战后，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三九联队第三大队驻守豫西伊川一个名叫寨子街的地方，在八路军突然反攻豫西引起日军惊慌之时，当地的一群中国百姓找到日军要求成立“人民自卫团”——理由当然是对付八路军。日军立即同意并表示支持。八月二十五日，“人民自卫团”设宴庆贺正式成立，特邀日军头目参加。参加宴会的日军军官有：第一三九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大内义弘大尉，第十一中队中队长榊亲志中尉，机枪中队中队长甲斐治郎中尉，大队副官村濑信三少尉，军医和久嘉夫少尉，主计军官宇高兴三郎少尉，情报军官金泽宪一曹长等。菜上数道，酒过三巡，洽欢之际，端着菜走进来的人突然把菜盆向日军军官头上扣去，猛烈的枪声同时响起，几秒钟之内所有的日军军官全部倒在血泊中。——这场骗局的策划者，竟是在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的副官处处长郭绍绪。王军长是伊川人，老母写信要求接她去四川避战，王军长便派同是河南人的郭副官偷偷潜回家乡办这件事。郭副官看见残暴的日军心生仇恨，暗地串通了地方军队的军官，自编自演了这场“鸿门宴”。

接替第三大队大队长职务的平野林作大尉在日记中记述道：

自卫队本部位于寨子街东头，距离日本军的兵营只五百米左右，加之被招待者多达八人，而且是白昼，对方又是与日军协力的自卫团，当时的敌情又很平静，所以赴宴者没有带卫兵。午后三时，自卫队长洪绍致及其同事离席走出室外。感到奇怪的榊中尉，怕有情况而走出室外，但已完全被自卫团包围而当场被击毙。这时候，饭后送水果西瓜留在室内的仆人，用暗藏在身上的手枪从背后向谈笑中各个人一阵打枪，室内顿时变成地狱。待日本军跑来时，大队长等已完全死亡，有的人的头被砍掉，看样子主要是用手枪和棍棒杀死的。按主计宇高少尉的说法，估计酒宴时已经下了毒药。[290]

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等离奇事，日方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中原地区乃“古时建都之地，戏剧、歌曲盛行，且有任侠之风”；二是“中共军像‘尾随的狼’一般在背后扩大着自己的势力”。[291]

尽管共产党抗日武装的数量尚不足国民党军队的十分之一，但根据一九四四年中期的初步统计，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规军兵力已经达到了空前规模的五十余万人，根据地的抗日民兵已将近百万。[292]

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大举反攻，令日伪军惶恐不安，也令国民政府十分吃惊。日军在总结河南作战时才发现似乎大错已经铸成：“本作战虽然打击了在华北的重庆军，却因减少了确保占领区的兵力，削弱了日军对共产军的压力，因而影响了国共双方力量的对比。对此，看来有必要从更深远的观点出发去进行探讨。”[293]——此时的日本人应该是想到了未来。无论是出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还是出于对长久占领中国前景的担忧，日本人的这番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共产党抗日武装公开声称要“对日反击”，且共产党抗日武装对日作战的战报每天都雪片般地飞来，蒋介石终于意识到，共产党所拥有的武装力量已经非同小可，因为没有相当的实力岂敢主动向日军发动进攻？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但还是没有把共产党的家底查清楚——这次的情报说共产党军队已经有四十多万人了，下次的情报又说共产党已经拥有了二百万的大军。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都在为一个现实发愁：共产党人和中国的百姓几乎融合成了一体，要精确地计算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那么根据地的民兵算不算？拥护共产党的那些百姓——他们只要拿起枪瞬间就能是八路军——算不算？

突然，一件事令蒋介石的心情更加恶劣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派美军观察团去延安。——美国人拋开其坚定的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的产生与正在进行的战争，与未来世界的政治格局紧密相关。

从军事上讲，随着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以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逐步推进，美国人意识到：攻击日本本土将成为结束战争的最后步骤，而中国大陆将是美军攻击日本本土的重要军事基地。可是，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后，战场上呈现出的状况加剧了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素质低劣的担忧。然而，与国民党军一再溃退不同的是，共产党抗日武装对日作战频频取胜，其战斗意志和作战能力令美国人刮目相看。美国人有这样一个作战计划：美军将于适当时机在中国沿海登陆，以切断日军的侧翼，进一步孤立日本本土；同时在将来攻击日本本土时，以中国大陆作为美国陆军的出击地。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均被日军所控制，美军一旦发动登陆作战，必然需要中国方面的接应，如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需要法国抵抗组织接应一样，而美国人认为，作战能力低下的国民党军队不能担负此任，善于敌后作战且战力顽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完全有可能在那个历史时刻成为美军的盟友。另外，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也希望获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信息：如果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更好的武器，战斗力将能达到何等水平？又能产生什么样的作战前景？——在缅甸方面作战的美军军官并不在意政见分歧或是意识形态差异，只要美国能够彻底战胜日本，只要在这一过程中将美军的死伤降至最低。他们认为，如果共产党军队真的比国民党军队能打仗，美军将很乐意与他们一起分享美式野战干粮、咖啡罐头以及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

从政治上讲，美国人已经开始设想战后的亚洲格局。鉴于对苏联的警惕，美国人不希望苏联成为控制未来亚洲以及中国的主宰，而遏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美国人热望战后能够将延安和重庆都控制在手。——对于重庆的控制似乎已不成问题，但控制中国共产党人则需要美国人的主动和努力。现在，中国的全面抗战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密切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美国人也许能够从中获得长远利益。美国人的设想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是国民党舆论所宣称的一群游荡在边缘地带的“匪”，而是一个由信仰坚定、组织严密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以及无数意志超常坚忍的战斗员组合起来的强大的政治集团。这样一个政治集团必将在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就延安来说，加强与美国的联系，让美国人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九四三年六月，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戴维斯将他准备的一份备忘录递交史迪威，并把副本送达美国国务院。在备忘录中，戴维斯阐述了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团的理由，但是到了年底此事仍然没有回音。一九四四年一月，戴维斯又写了一份备忘录，再次强调派观察团去延安的理由，其中竟然有“可以遏制蒋企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一条。这份备忘录被转交到罗斯福那里，戴维斯认为只有总统才能促成这件事：

我们需要在尚受欢迎时，立即派遣一个军事和政治观察团去共产党中国以搜集敌人情报，帮助并准备从这个区域采取某些有限的军事行动，获得对共产党军队实力的准确估计，报告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行动，如果俄国进攻日本的话，并估计华北和满洲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中国国家的可能性——或者甚至于成为俄国的卫星国。蒋对于共产党的封锁和随之而来的隔绝迫使他们倾向于俄国。美国观察团将打破隔绝，减少依赖俄国的倾向，并同时可以遏制蒋企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大元帅（蒋介石）自会反对派遣美国观察团去共产党中国，不能通过寻常的外交和军事途径来获得他的许可。应由总统直接作出请求，他能运用我们充足的讨价还价的力量来克服任何初期的拒绝。[294]

罗斯福总统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立即指示马歇尔督办此事。二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他“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派到共产党地区，以增加关于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日军情报来源”，并希望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与合作。蒋介石在复电中表示，会尽量使美国人的愿望得以实现。但他附加的条件是：美国观察团的巡回路线，只能在重庆政府控制的区域，或是有重庆军队驻扎的地区中选择。蒋介石把延安排除在外的心理美国人很清楚，即极力阻止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中枢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三月九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说美国将在短时间内派出观察团，并通报说筹备观察团事宜的美国军官是戴维·包瑞德上校，行动代号为“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是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反叛各州的统称。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像猜谜似的猜来猜去，最后认为，美国人这一行动代号的真实含义是暗指延安。

蒋介石要求把“观察团”降格为“观察组”。

美国人才不在乎是“团”还是“组”。

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赋予延安观察组的任务是搜集如下情报：

日军陆军和空军的战斗序列；

汪精卫伪军的战斗序列；

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组织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和战斗力；

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领区中情报工作能力的利用和发展；

共产党官员的全部名单；

日军在中国北部机场、空防力量、情报目标、轰炸损失情况；

中国北部的气候、经济情况；

共产党军队和敌军的作战行动；

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的估价；

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情况（附带地图加以说明）；

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

海军情报；

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

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价。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延安迎来了第一批美军观察员：

—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小城延安的上空盘旋……在这之前，因为很少有飞机在这里降落，这个中国共产党中枢所在的偏僻小城没有可以称得上机场的设施。那个被称作“机场”的地方只能算是一片较为平坦的空地……但是，还是出事了。飞机轮子刚刚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左轮猛地撞上了一个看似松软但实际上很坚硬的黄土堆，飞机立即向左倾斜，瞬间变成了一团带着尖利叫声的巨大黄色烟尘，烟尘在接近那片空地尽头的时候戛然而止，机头戳在地上几乎竖立起来，左侧的机舱裂开了个大窟窿。显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的驾驶和乘坐飞机的数名美国军人惊魂未定地从飞机里爬了出来，他们立即感受到耀眼的阳光和浓烈的黄土气味……[295]

这些美国人是：戴维·D·包瑞德上校，美军观察组组长；约翰·S·谢伟思，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梅尔文·A·卡斯伯格少校，军医；雷·克罗姆林少校，美军航空兵；约翰·C·卡特尔上尉，美军航空兵；查尔斯·G·斯特尔上尉，美军信号兵；亨利·S·惠特尔西上尉，美军步兵；安东·H·雷米尼赫军士，美国空军参谋。

延安的《解放日报》刊登了名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不但称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社论标题上的“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朱德总司令用延安自产的面包款待了这些美国人。周恩来表示，这架美国军机是负伤的英雄，没有受伤的观察组成员也是英雄。晚上，延安军民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美军观察组带来的电影——汽油发电机轰轰作响，银幕上是一个鸭子一般走路的美国流浪汉，在落魄的流浪汉身后是那个距离延安异常遥远的国度里闪闪烁烁的摩登时代。

第二批美军观察员抵达后，美国人便开始了工作。

他们聆听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报告《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报告《新四军在华中七年的作战状况》，叶剑英关于敌后作战以及共产党抗日军队编制和装备的报告，聂荣臻和林彪向他们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美国人还在南泥湾观看了八路军训练和军事演习，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以及专门为日军战俘开设的工农学校。他们对共产党情报工作的缜密和完备感到吃惊，更令他们有些意外的是，他们可以共享来自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所有有价值的情报。美军观察组成员还分成若干小组，奔赴共产党人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了解情况，艰苦的行程长达数月之久。他们在危险的日占区之间穿行，前往晋察冀根据地的小组曾与日军遭遇，观察组成员惠特尔西上尉阵亡于中国山西的一个偏僻村庄附近。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总的印象也许会使人感到某种兴趣，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党的重要性在不断增长，而且毫无疑问，美国将来应付中国局势时是必须把这个党考虑在内的……所有这些人都有着明明白白的强烈的信念，比较软弱的人早已离开了他们，那些留下来的人都相信他们是在为某种值得的东西而奋斗。他们的真诚、忠贞和决心是显而易见的……与所有这些品质有关的，既然没有更恰当的词，就可描述为坚忍不拔。你会了解到，他们是有耐心的（他们在这方面经受了长期的、艰苦的磨炼）；他们会进行妥协，如果这是最符合党的长远利益的话；而在有需要时，他们将进行战斗；如有必要，他们会是强硬的、毫不留情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总的印象是：他们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他们是朝气蓬勃的、成熟的、讲求实际的，他们无私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具有胜任领导工作的巨大才能和坚强品质。这种印象——我想还有他们既往的经历——把他们置于高于当代中国别的任何群体的地位。

——约翰·S·谢伟思[296]

此次旅行中搜集到的给人印象最深的事实之一是军民的团结一致。越接近前线，这种团结越是牢固。每一次当我看到士兵和农民接触时，不论是个别的接触，还是许多人在一起，他们间的真诚的友谊都是显而易见的……村民们在供给士兵所需的物资时十分慷慨大方，而所有食品都是按价付钱的。清晨，战士们离开村子前清扫垃圾，把用作床铺的门板放好，把东西摆得丼井有条……地雷战成了民兵的有效武器，以致在许多地区日本人不敢冒险远离他们的碉堡，而在他们远离碉堡时，他们不得不离开道路走河床……当我在敌后八路军的一个下属地区时，我们这组人中的军人每天都能告诉我，我们周围敌人活动的准确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民兵组织那里得到的……当八路军攻打一个碉堡时，不仅知道碉堡内火器的确切数目和型号，日军和伪军的确切数目，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知道这些士兵的姓名……许多仗是在夜间打的，战场的地形又坎坷不平，因此有土生土长熟悉当地每一寸土地的人作向导使八路军战士大受其益……

——梅尔文·A·卡斯伯格[297]

向延安派遣观察组一事，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改变其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当时大多数住在重庆的美国人对国民党极端厌恶，他们认为国民党的状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于是，“在美军联络飞机开始飞往延安之后，所有能找到一个官方借口的人都希望去延安一次，这种旅行变得非常时髦。神秘和新奇使得刚刚被重新发现的共产党人变得很有魅力”。一时间，“共产党人的纸币、邮票、土布、地毯和挂毯，都成了热门货”。美国人开始“一厢情愿地假定共产党人都是些出色的好人”。[298]

“出色的好人”这句话，出自一名美军飞行员之口。在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不久，一位名叫吉姆的美军飞行员在空战中被击中，他跳伞逃生落在距日军据点不远处的农田里。共产党人的抗日游击队与据点里的日军拼死对抗，于混战中把他救起并藏了起来。护送吉姆去延安的路程，用了整整三个多月，其间多次从日军的碉堡旁穿过，他得到了八路军战士的精心照顾和保护。在延安养好伤后，吉姆又被送往重庆。重庆方面认为，这个美国大兵被共产党洗了脑，不让他接触任何人，但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共产党不再是忌讳的话题，于是吉姆便成记者们争相采访的对象。这个普通的美国青年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着装古怪：身上穿的是薪新的美军制服，脚下却是一双中国土布鞋，头上是一顶灰色的土布棉帽子，他说鞋子和帽子是救他命的那位游击队员送给他的。面对记者的追问，吉姆表示“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认为共产主义是胡说八道”；可是“共产党看来确实为农民做好事”，而他在中国见到的每一个共产党人，与他之前所受到的关于共产党的宣传，说的根本不是同一群人。离开延安的时候，他告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虽然你们自己还不知道，但你们“确实不是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是共产党人”，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像是一个出色的好人”。[299]

从延安回到重庆的美军观察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共已经深深地贏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使共产党不可能被消灭掉；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在将来的中国，中共必将占有一定的、重要的地位……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这样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以此证明，它有能力竞争领导人民的地位（国民党中至今没有一个人显示愿意或者有能力这样做的迹象），几年之内，中共将成为中国的支配性力量。”[300]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中枢的焦灼日见严重。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军在前方连续不断的作战失利，共产党抗日武装于敌后战场的连连得手以及共产党人国际声誉的骤然提升，更多不安来自重庆政府控制区内发生的种种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令战争中的苦难中国更加动荡不安。

抗战初期从内地迁往大后方的工业曾蓬勃发展，但此时大后方私营的民族工业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资本却只占全部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不足百分之十的官僚买办资本竟然占据了百分之四十。在官办企业统治市场的情况下，资源和运输等行业受到严重垄断，民族企业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势力单薄，难以为继。私营民族企业倒闭的主因是赋税太重。一九四三年，重庆的八百七十一家工厂中，停工和减产的达二百七十家；广西的多数矿山也倒闭了，原因是政府强行采购的价格只有成本的三分之一。

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体制，本是为了首先确保战争的需求，但这一体制很快便成为官僚资本中饱私囊的机遇。社会财富迅速向权力家族聚集，由蒋介石的姐夫、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控制的银行，战争期间存款增加了六倍，其中外币和黄金占百分之四十。而且，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贷款的百分之九十用于商业而不是工业，因为商业投机的利率极高且能迅速获利，这又使得愿意投资地方工业的民间私人银行被一一挤出市场。当时中国的报纸上直截了当地说，把经济危机归罪于私营商人是不公平的，官员们才是最大的罪犯。

大后方的农业生产也迅速萎缩，粮食产量锐减。土地高度集中和地主的残酷盘剥，使得大批农民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加上战争和灾荒，一九四四年鄂北的灾民数量达到二百万，陕西和河南三百万，而在陪都所在的四川，灾民和难民人数竟然高达三千万之巨。遍地流民的悲惨景象被各国记者传播出去，令世界为之震惊。

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支撑财政的美元汇率首先崩溃了。抗战开始时，法币和美元的汇率是三比一，一九四一年为二十比一，一九四四年变成了二百比一。但是，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坚决否认中国存在通货膨胀，他说中国人出大价钱买东西与通货膨胀无关，那是他们自愿的。

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飞赴重庆，飞机经停昆明时他看见机场上堆着无数的纸，不解地问随行人员：

“那是什么玩意儿？”

下属说：“报告将军，那是中国的钱。”

“你们要怎么处理它们？”

“我们要用飞机把它们运到重庆去。”

“有多少？”

“不清楚，总有两三百万或者四百万吧。”

“有谁需要签字吗？”

“没有，将军。”[301]

然后，下属告诉阿诺德，如果这些钱是一包香烟或是一辆汽车，早就不翼而飞了。

重庆的报纸上还刊登了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一件小事：一家为战争服务的兵工厂因为物价上涨买不起钢材和铜料，心急如焚地找到了他，孔祥熙的建议是——改为生产香烟吧，因为香烟的市场需求很旺盛。

有资料统计，截止到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官僚权贵在美国的私人存款已高达三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和巴西等地的存款，合计高达五亿美元。按照当时的货币价值，这笔款项足可以装备三百个机械化陆军师。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其弱点不仅是武器装备低劣，还有普通士兵生活困苦。国民党军队将领和军官的贪污，已是几乎泛滥到每一支部队的痼疾。兵役敲诈，克扣军饷，走私贩私，官长腰缠万贯和士兵挨饿受冻，仿佛天经地义一般。——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国民党军士兵会在战场上抢掠百姓。

参与到中国对日作战中的美军深受其害。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要扩建一个机场，中国军方的承包商以二千二百万法币的价格承包了该项工程。美国人以为，招投标之后就可以开工了。结果，这位承包商把工程转包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又转包给第三个人，最终这份扩建机场的工程被转手了六个人，转到最后一个人手里时只剩下六百万法币的建设款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得知此事后，把六个承包商都关进了监狱，同时宣布这是一项爱国工程，无论是谁都要无偿参加劳动，并命令当地军官和官吏们带头。军官和官吏们很快就花钱雇到了替身，最后干活的都是被保甲长驱赶来的贫苦农民。——愤怒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拖了美国的后腿：

一九四四年夏，美国领导人欢欣鼓舞地注视着地图上标明的美国装甲师越过法囯向德国进军、麦克阿瑟的部队在菲律宾进行调动、美国海军袭击日本沿岸海域、B-29轰炸机开始突袭日本城市等等的蓝色箭头，唯独地图上有关中国的部分令人沮丧：日本人渡过了黄河，又从长江向南推进，夺取了衡阳，并正在出动兵力，企图无情地摧毁华东地区那些花费了好几亿美元和很大精力才建成的美国空军基地。蒋介石要求经由喜马拉雅山，为他和陈纳德的飞虎队空运大批物资，这占去了美军很大一部分空运力量，以致当时在欧洲没有足够的空运能力去解决巴顿和蒙哥马利的争执；假如有充分的空运力量为他们双方提供军用物资，那么，他们或许就能在一九四四年秋结束对德战争。美国在支持蒋介石方面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然而蒋却不断地说：他正在受骗，华东的沦陷不是由于他的无能，而是由于美国的吝啬和史迪威的阴谋诡计。[302]

重庆国民政府对社会言论的控制极其严密，理由是“避免人民紧张不安”。为此，“他没有坦率及时地报道河南大溃败，反而虚构了一些我方反攻敌人伤亡惨重的消息，来冲淡溃败的消息。他把日本人这次攻势贬低为‘防御性的进攻’，并保证要进行全国性反攻。他把河南的溃败归罪于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没有在敌人后方打击日本人；也归罪于美国人，因为他们没有提供更多的空中支援。他并未警告中国南方民众，使他们认清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危险；也没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疏散和抵抗。他甚至连日本人业已占领北方全部的铁路线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事实，也不肯承认”。[303]

然而，一九四四年春，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对其的公开抨击了。国内舆论的不满，主要针对执政集团集体性的腐败。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黑市泛滥，各级官吏勾结，奸商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大发国难财，无论是中国的平民还是知识分子，生活都陷入空前困顿之中。一九四四年，民众生活的极端困顿被报纸发表的一篇报道强化了：孔祥熙大女儿的婚礼将在美国举行，婚礼所用的刺绣品全在重庆的“妇女工作部”里完成，一切严格保密，但向美国运送孔小姐嫁妆的飞机失事摔了下来，此事被暴露。报纸上刊登出一篇名为《在美国举行婚礼的花费》的文章：

自从×小姐从重庆启程之后，我们的财物专家计算了飞往美国和举行婚礼所需的费用。他估计即使租用一架飞机，其运输费用也足以使河南和广西成千上万的灾民吃饱肚子。妇女工作部为×小姐的嫁妆付出的劳动，足以缝制一团人的军装，或者为几个军医院中的伤兵提供绷带和床单。整个婚礼的费用足以办起一所大学。当然，我们知道，比起×小姐的高贵地位来，她的花费仍然太少。但是，现在正值民族存亡关头，难道不应该一切从简吗？[304]

“大多数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他们根本不值得为保卫这种生活而战，”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这样写道，“人们谈到这个国家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忍受的最后的极限状态，如果政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将不能幸存下去。”

即使是参政会的议员们，对政府批评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军政部长何应钦首当其冲。许多发言者描述了被征入伍士兵的悲惨处境。财政部长孔祥熙也是被抨击的目标，发言者们向会议详述了他贪污腐败的情况——大到诈骗几百万美元，小到珍妮特·孔（孔祥熙的女儿）一贯把她的美国唇膏和卫生纸都作为官方花费记在中国银行的账上……发言者讲到了在新近遭到日军入侵的省份中，由于政府弃难民于不顾，这些难民的遭遇极为悲惨……另外一些发言者指责说，当城市受到日军威胁时，跑得最快最远的正是那些官员们。政府所管理的铁路系统完全瘫痪，铁路沿线储备的煤炭被铁路官员们在黑市上出售。由于这种情况，在南方造成大批难民被日军俘虏。[305]

社会各阶层的抨击，对国民政府似乎没起什么作用，这使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有学识的人、诚实的人和正派的人不可能为国民政府服务，不然他们个人就得付出难以忍受的代价，或者沦于使他们感到厌恶的自我腐化。他们寻找和选择服务的对象——而唯一可供选择的对象就是共产党人。”[306]

中外记者们都想到共产党那里去看看。

中外记者们去延安的申请，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始终没有得到批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很是不满：“过去五年当中，政府不许有一个新闻记者到那里去，我们几次递交申请书，请求允许参观共产党的区域，结果总是并不干脆的拒绝。我们中间的一个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个是‘现在未便’，还有一个是‘情况未定’。”[307]—九四三年年底，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福尔曼再一次当面提出申请，中宣部部长梁寒操口头上表示可以，后来就再无下文了。一九四四年二月，又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国民党发言人否认胡宗南的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时，记者们趁机以“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理由再次提出申请。在中外记者的一再坚持之下，蒋介石终于同意组织一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国民党中宣部对参观团的外国记者人选无法控制，但严格选定了参加的中国记者，还指定了专门陪同人员，以便把中统和军统的人安插进去。最后确定的参观团成员为二十一人，其中九名中国记者分别来自《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新民报》、《商务日报》和中央社，六名外国记者来自世界主要通讯社和报纸：美联社、《曼彻斯特卫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武道，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以及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科马克·夏南汉神父。

参观团一行五月十七日乘坐一架DC-3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飞往宝鸡，然后换乘火车当天抵达西安。从西安一直向北有大道直通延安，但在西安滞留了几天后，记者们被带出西安城向东，先到临潼，再到潼关，然后渡过黄河进入了阎锡山的地盘山西——让记者们先到山西，是国民党中宣部的精心策划：一是避开胡宗南设在西安至延安的军事封锁线，以免让记者们发现那条对共产党的军事封锁线确实存在；二是从山西进入陕北要走一条陕甘宁腹地的偏僻路线，那里是中国有名的贫穷落后之地，延安的共产党人因为鞭长莫及必定来不及粉饰；三是用山西之行冲淡记者们的兴奋，先不说阎锡山那三寸不烂之舌和稀奇古怪的理论能把记者们搞得晕头转向，就是山西西北大山里的长途跋涉也能把记者们弄得筋疲力尽，兴致全无。

五月三十一日，记者们终于离开了阎锡山所在的吉县，在马背上颠簸一整天后再渡黄河，进入了陕北的凉水崖。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旅长兼延安警备区司令王震已经率部在这里等候他们，并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欢迎茶话会。尽管路途劳顿，但进入共产党区域的记者们还是很兴奋。《中央日报》和中央社的记者到处乱转时，很快就发现山沟里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苗。国民党中宣部多年说共产党在陕北种植鸦片，当他们追问当地农民这是什么苗时，不愿意搭理他们的农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两位记者认定是罂粟，拔了几棵回来让大家拍照，结果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连外国记者都一眼看出这是几棵普通的青菜幼苗。又骑了几天骡子，参观团抵达南泥湾。记者们参观了八路军自力更生的劳动成果，参观了八路军在前方缴获的日军武器展览。在参观八路军医院时，记者们对共产党军队缺少医药的状况很是吃惊，继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对日作战精神可嘉，当即给重庆国民政府打电报让他们把药品运过来。

六月九日，记者们终于抵达延安。他们在重庆看到的几乎全都是延安破衣烂衫的报道，可眼下仅在早餐他们就吃到了稀饭、馒头、鸡蛋、牛奶和面包。十日下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王家坪大礼堂为他们设宴，参加宴会的不但有延安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还有文化界人士以及劳动模范。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后，爱泼斯坦代表记者们发表讲话，他说在同盟国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方被关闭起来，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方不让作为世界眼睛的新闻记者进入。现在，延安的大门打开了，打开了就关不上了。记者们先后参观了边区政府、新华社、《解放日报》社、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光华农场、被服厂、造纸厂、皮革厂等等，与国统区对共产党的宣传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中国的西北竟然存在这样一个恍如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对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单独采访，在临行前被明令禁止。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都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记者们发现，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的高层人物更像和蔼可亲的学者与智者。

所有的人都露出一副愉快的笑容，即使现在，我也不认为这是装出来的。以朱德为例，他五十八岁，鼻子扁平，身体强壮……有一天我在他的司令部里谈了两个小时，他坚持要我留下吃午饭。我们就座时，他的参谋长叶剑英恰好来到，他刚结束了跟戴维斯的谈话，于是我们就一起共进午餐。我们就像在一次家庭聚会上那样自由自在，我们走到阳光普照的花园里做文字游戏，看谁能在一个句子里把“所谓”这个词用得最多。譬如说，“所谓蒋总统领导下的所谓重庆政府，正在设法从所谓前线救出所谓国民党军队”。我们谈笑风生，吃着冰凉的梨，休闲地喝着茶。[308]

毛泽东向记者们明确表示，为了打倒日本军阀和一切法西斯，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现在，赢得对日战争胜利的目的还缺一个，那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也是建设新中国必需的前提。叶剑英向记者们作了军事报告，全面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在华北、华南和华中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

共产党对一九四四年发生的事件了若指掌。他们对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困境，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清楚。国民党军队正在瓦解，日本人鲸吞了好几个省份；共产党人则在日本人向前推进以后组织反攻。他们认为，落入日本人手里的任何东西，他们都可以加以破坏和改组，而且组织工作进行得比共产党人所预期的还要快。蒋介石在六个月里丧失了二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而共产党的兵力却每周都在成倍地增加。他们已经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起至少十六个区域性的政治——军事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都被叫做“解放区”。他们控制的某些解放区，方圆一二百英里，日本人和国民党都不敢进去，那里只有他们成立的政府。他们所考虑的主要政治问题是怎样把所有这些解放区组织成一个“人民政府”，从而成为一个能控制他们所保护的九千万人民的真正的政府。[309]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美国记者谈到，共产党武装力量完全有能力配合美军在中国沿海的登陆行动：“假如美国人要在上海和山东半岛之间的任何地点登陆，并于事前及早通知，我们就能向你们保证立即提供一百万正规军队。”在美军登陆时，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系统，更是八路军和民兵的拿手好戏——一九四〇年的百团大战曾彻底破坏了侵华日军在华北的铁路交通，日本人用了三到六个月才将其修复，现在八路军完全能再次切断黄河以北的铁路交通——“要求拆掉多长铁路，就能拆多长。”[310]

不少记者要求去前线看看八路军如何打仗。参观团的领队国民党外事局和新闻局的官员坚决不同意，结果中国记者一个也没去，外国记者中除了那位坚决反共的神父之外全部去了晋南根据地。他们见到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说八路军官兵可以在距敌五六百米的距离有效地使用来复枪，但他们宁愿与敌人进行近战。一个月前，七百人的日军特遣队进入了八路军的防区，八路军一路观察他们，直到他们“走上一条山谷”，而八路军早在山谷两侧部署了兵力。八路军的来复枪和机枪开火了，日军用炮火回击，但他们看不见隐藏在山上的八路军。战斗持续一天，日军丢下九十具尸体撤退了，而八路军无一伤亡。刘伯承还得意地告诉记者，在河北西部的临城，妇女们通常穿颜色鲜艳的衣裤。几个游击队员就穿上这样的女装从村里向县城走去。结果有十几个鬼子开始追他们，“他们爬上了附近的一个河谷”，而那里的灌木丛中埋伏着八路军，等鬼子过来时，“他们所追赶的就不再是妇女了”。记者们对八路军的作战充满了好奇，一致要求亲眼看看，他们在距离汾阳城仅五公里的山头上，观看了八路军晋绥第八分区官兵袭击日军大营盘、火车站和飞机场的战斗，惊心动魄的实战搏斗令记者们热血沸腾。在观看八路军攻打日军的一个大据点时，记者们真切感受到了共产党军队和老百姓生死相依的关系：午夜时分，信号弹升上夜空，日军大据点的大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原来据点里做杂役的老百姓冒死与八路军里应外合。八路军官兵勇敢地冲进去，据点里的日伪军猝不及防，激烈的肉搏战后，八路军和民兵在日出时分押着大批日军俘虏回来了。乡亲们把八路军伤员抬进自己家里安顿妥当，妇女、孩子和老人则带着吃的和喝的把八路军官兵围住问长问短。记者们每个人都得到了礼物：除一支缴获的手枪外，还有日军的太阳旗、军服、肩章、护身符、子弹盒、饭包和烟酒罐头。《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为他额外获得了一把日军指挥刀而喜出望外：“到延安之前，我们听到西安某高级长官说，共产党已六年不抗战了。今天，这些话已被事实揭穿。我看到八路军在英勇作战，抓了一批日军俘虏，人民是真正热爱八路军的。”[311]

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战争的磨难中成长壮大，这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一九四四年，无论是战争形势还是国内政治，中国都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在中国执政——“我对蒋的政府性质表示不满”，“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312]至于为什么正在战争中的美国人对国民党执政下的中国政治制度是否符合“现代的民主”如此热心，甚至偏离了美国人一贯秉承的反共政治立场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呼吁，其动机令人疑惑。可以解释得通的，似乎也只有必须赢得对日战争最后胜利这条理由。——美国人越来越感到决战时刻的迫近，而中国盟友蒋介石政权的现状令美国人对决战前景感到了不安。史迪威一直坚持的主张具有某种代表性：指望腐败政治下的国民党军队来支撑中国战场不那么靠得住，为了打垮日本人，就必须把共产党的抗日军队彻底纳入战争的序列中来。

实际上，蒋介石在罗斯福提出这个建议前，曾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政治谈判，正是“第三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军队趁机向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施加军事压力的时候。蒋介石的邀请没有得到共产党方面的任何回应。进入一九四四年后，鉴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发展，为了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对日进行反攻，共产党方面决定和国民党就谈判问题取得联系，并很快得到了重庆方面的响应。

国民党内定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的基本原则是：中共军队要绝对服从重庆的军令；人事要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有关法规办理；军事参谋和政工人员应该由中央派遣；军队教育应该遵照中央颁发的教育大纲执行；八路军可以增为两个军的编制，但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或其他名目的部队；陕甘宁边区改名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改名为陕北行政行署，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行署主任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如果按照这些条件执行，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力量就等于被解散了。

五月二日，共产党谈判代表林伯渠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共产党方面提出了五点要求：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承认中共领导的一切抗日军队，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对各根据地的包围封锁。——上述第一点即遭到国民党代表的拒绝。于是双方避开这一问题，先就军事和边区问题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为了达成协定，共产党方面作出巨大让步。关于八路军的编制问题，林伯渠说，现在共产党的正规军已达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至少要编成四十七个师，但目前只要求先编六个军十八个师；关于边区问题，必须保持边区的辖区和民主制度不变。经过数次谈判，最后将历次会谈的不同意见整理成一个会谈记录，准备双方签字后，送达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

会谈记录整理了四大项共十七条：

甲、关于军事者

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军十二师之数；

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呈报请委；

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部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者

一、名称可改称陕北行政区；

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

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六、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

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交换意见；

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

丙、关于党的问题者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之军人家属。

丁、其他

一、中共表示继续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二、撤销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即先予便利；

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于抗战的原则去解决。[313]

但是，共产党一方在文件上签字后，国民党一方突然反悔不肯签字了。

谈判移到重庆继续进行，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无论共产党一方如何让步，国民党一方的立场始终没有松动的迹象。

关于国民党方面的企图，周恩来后来总结说：“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314]

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死结。

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政治僵局感到万分焦灼。

美国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曾问到有没有希望“解开这个结”，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结没有办法解开”。毛泽东认为，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因为“国民党希望美国人打败日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回师消灭这个共产党”。但是，毛泽东仍然表示，现在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决不会提出推翻国民政府的口号，也决不会去进攻国民党军队；如果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还是要抵抗一下的。至于美国人向国民党军队提供的现代化武器，毛泽东认为，这些美国武器将会被用于对付共产党。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对国共双方都不供应军需物资。——“如果美国一定要那样做，他就要求美国以国共双方对日抗战的贡献为比例，把军需物资分配给两方。”[315]

住在陕北窑洞中的毛泽东，此刻对是否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八路军和新四军最终能获得多少编制，重庆方面把陕甘宁这块地方称呼为什么，以及是否能够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地参与执政，仿佛并没有特别地在意或计较。在国共两党的代表争吵不休的时候，毛泽东给各根据地的领导人发去一封很长的电报，电报中开列了十个问题，要求各根据地领导人予以详细回答。这些问题并没有涉及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甚至没有涉及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在进行的反攻作战：

一、党内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是否产生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的现象是什么？

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些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即由于敌人挑拨所造成的根据地与沦陷区、接敌区群众之间的对立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否不致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做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进行这种转变？[316]

总之，毛泽东最想知道的是：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人的各项工作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共产党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以及怎样才能得到这种真心拥护？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在殚精竭虑地求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但是，依据共产党人的政治信念，能够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因素只有一个，即是否得到了本国最广大的人民的拥戴与支持。

人民的命运，就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或许，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根本分歧所在。

这也是美国人尚未意识到或许永远也不会意识到的。

到敌人后方去！

把敌人赶出境！

此刻，在遥远的国境线以外，中国军人正在与美国军人联合作战，战场上频频得胜的捷报不断传来。

共产党军队于敌后战场的大举反攻，国民党远征军在滇西和缅北的大举反攻，一北一南遥相呼应，使得一九四四年的纷乱世事中终于闪现出一道曙光。这道弥足珍贵的曙光五彩斑斓地光耀在国人的心头，令历尽战争苦难和沧桑的中国为之一振。

第三十八章

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

一九四二年缅甸失守后，尽管滇缅公路被切断了，抗战中国的国际援助只能依靠运量有限的“驼峰航线”支撑，但英国人还是认为他们的损失最大。日军占领缅甸全境，直接威胁着印度东部，而印度是大英帝国在海外最大的殖民地，也是其在亚洲的核心军事基地。丘吉尔担心如果中国战场崩溃，日军至少能够腾出十五至二十个师团进攻印度；一旦印度失守，日军便可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切断盟军的海上运输线，在军事上与德国相互呼应。到那时，英国人的末日也就来了。

对美国而言，缅甸的失守也干扰了美国“先欧后亚”的整体战略。在与日本争夺太平洋控制权的同时，美国人希望通往中国的运输补给线畅通无阻，以保持住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同时确保中国大陆未来作为攻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

因此，反攻缅甸的计划始终在酝酿之中。

中、美、英三国对于反攻缅甸没有分歧，但在如何反攻以及何时反攻等具体问题上，虽经反复磋商，始终争执不休，以致反攻缅甸的计划被拖延了将近两年。拖延的根本原因，还是各国从不同的利益出发，并持有不同的战略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局面结束，中国人对利用盟国的军事力量在亚洲结束战争寄予厚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发现美英秉承的“先欧后亚”的战略无法改变，对日作战始终被美英置于次要地位，中国战场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那里只是一个泄洪区——利用中国牵制并拖住日军，把日军这股浑浊的洪水拦蓄在中国战场上——因此，美英对中国的所有援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能让这个“泄洪区”的大坝垮了。对此，蒋介石的基本立场是：如果反攻缅甸，中、美、英须一起作战。中国军队在一九四二年第一次入缅时已有血的教训，决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美国人虽然对反攻缅甸态度积极，但基于“先欧后亚”的战略必须首先顾及欧洲战场，不可能派出足够的部队，特别是陆军主力参加缅甸作战，也不可能单独承担缅甸作战期间所需全部军事物资的供应。目前，美国人能做的是，派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同时督促英国人赶快行动。

英国人在“先欧后亚”的战略上与美国人一致，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有自己的小九九。英国人普遍持有的观点是：英国本土是战争的枢纽，确保本土安全最为重要，即使马来亚、印度，乃至亚洲所有的殖民地全部丢失，只要保住本土，战争就可以坚持下去。因此，虽然他们为缅甸失守感到痛心，为日军有可能攻击印度感到担忧，但仍秉持这样一种应对方略：只要日本不主动进攻印度，英国就不用急于反攻缅甸。等到美国对日本实施大反攻，甚至等到美国兵踏上日本本土的那一刻，日本人自然也没有力量守卫缅甸了，英国便可坐享其成地收复缅甸。所以，没什么理由让英军马上就与日军在缅甸拼命。同时，英国人始终不赞成把中国大陆当成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认为盟军完全可以从海上给予日本毁灭性的打击。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心知肚明，英国人最大的心结他们无法明确说出口，那就是防止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即使目的是为英属缅甸驱逐日本人。英国人的担心是：中国和缅甸是邻国，历史上往来密切，现在缅甸正在兴起反对殖民的独立运动，一旦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境内，很可能和缅甸人一起不仅打日本人也打英国人，那时候中国就可以取代英国成为缅甸殖民地的主人了。——英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有句俗语叫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由于第一次指挥入缅作战失败，史迪威重新夺回缅甸的决心钢铁一般坚定。他的反攻设想是：利用美国运至印度的装备，训练中国陆军的两个军，指挥他们由印度攻入缅甸；与此同时，保持在云南西部的中国军队大举入缅策应，东西两路夹击，一举打通中印公路。然后挥师向南打到仰光，把日本人赶下印度洋，收复缅甸全境。——“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史迪威致电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要求至少给他派一个陆军师来，“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地区派遣作战部队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317]

史迪威的全盘计划，被盟军方面称为“安纳吉姆计划”。计划之雄心勃勃令人吃惊，其作战目的甚至包括一举收复越南、泰国、中国的海南岛和广州城——此时的史迪威并不认为他仅是美国陆军部派到中国战场的一位普通军事将领，他自觉至少是与麦克阿瑟平起平坐的盟军方统帅。第一步，英国出三个师，美国出一个师，中国出两个师，由印度的阿萨姆向东入缅，分别经过加里瓦、达木、霍马林进攻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同时，中国再出十二个师由滇西向西攻击，占领缅甸东北部的腊戍和八莫后，与从印度入缅的中、美、英联军在曼德勒会师。第二步，入缅大军呈扇形展开南下，直趋缅甸南部和首都仰光，向印度洋海岸驱赶日军；而英国海军和空军借陆军进攻之机，重新确立孟加拉湾制海权，收复安达曼群岛，并派出强有力的部队从仰光登陆，南北夹击，水陆并用，一鼓作气，拿下仰光。第三步，在收复缅甸后，集结中、美、英联军主力挥师向东，收复泰国和越南，直达中国北部湾沿海；而此时中国军队再出动九个师，从滇越边境向越南出击，攻占河内和海防港，最终夺回海南岛、香港和广州。在这一反攻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将分成两路，向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以及西南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发动全面攻击，阻断日军的增援，彻底摧毁日军在台湾和菲律宾的海军能力。结局是：不仅在缅甸，包括整个东南亚以及南中国，日本人将被歼灭殆尽，盟军的旗帜高高飘扬。

……日本人在缅甸得手后不久，美国就开辟了一条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的空中航线，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冒着风险开始向中国西部空运物资。但驼峰航线仅仅是一项应急措施。众所周知，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开辟一条突破日本封锁的道路，使足够装备全军的物资从陆路或水上得以发运。缅甸看起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起始点，因此在史迪威的参谋部里，收复缅甸成为一个使人着迷的话题，一个发自内心又令人向往的目标。[318]

“安纳吉姆计划”正是中国人所期望的。

除了不能将兵力派往缅甸外，美国人没提出反对意见。

而英国人却被这一庞大的计划吓坏了。

史迪威就这一计划，与英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反复磋商。韦维尔表示，英国的海空军能否调来缅甸南部他说了不算，即使调来，能否控制孟加拉湾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也不可预知。虽然现在让英军收复仰光是难以做到的，但他坚决拒绝中国军队南下仰光，要求中国军队推进到缅北的胡康河谷（又译胡冈河谷）一带就必须止步。——“他们不想要中国人参与收复缅甸，韦维尔说得很明白，不欢迎中国人。没有地方，没有运输工具，没有供应，或其他东西。”[319]史迪威据理力争的结果是：由他指挥中国驻印军攻占缅北的密支那和八莫，以便利用密支那机场，与从云南边境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取得联络。

英国人的不合作，给了史迪威沉重打击。在向蒋介石汇报时，他不得不缩小“安纳吉姆计划”：使用印缅军六个师以及英军的一个师夺取密支那；中国滇西部队若干师同时出击夺取曼德勒。蒋介石表示，中国可以出动十个师的兵力，前提是英国人必须调来足够的海空军，夺取并掌握孟加拉湾以及缅甸全境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英国人还要负责阻击日军可能从新加坡等处对仰光的增援。蒋介石认为，如果英国人做得到，此战稳操胜券；如果英国人做不到，此战注定失败。而“中国军队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败”。

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如同一个大楔子向南插在西边的英属印度和东面的中国之间。要想将日军赶出缅甸的丛林地带，并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这就需要英国方面和中国方面的合作。史迪威的任务就是力劝、请求、威吓以至乞求中英双方——他对两者并没有真正的指挥权——组织战斗，立即收复缅甸北部，以打破日本的封锁……从理论上讲，中英双方都肯定实施缅甸战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双方又都不愿提供作战所需要的部队。[320]

史迪威缩小了的作战计划，经过中、美、英三国讨价还价，最终似乎取得了一致：一九四三年春天发动攻势，从印度的阿萨姆方向打开一条通道，与滇缅公路连接起来，以打通进入中国的外援补给线。中国的驻印军和滇西部队按计划实施作战，英军则负责从战场西部进攻策应作战。——这一磋商的结果，将作战限定在了缅北的狭窄区域内。至于英国人在仰光的两栖登陆，各方都回避了这一话题，既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彻底否定。

可是，没过多久，这一方案被英国人否定了。

韦维尔通知史迪威：英军将用三个师组成一条防线以保卫印度，对于反攻缅甸的作战不能给出任何承诺。

史迪威对英国人的愤怒无以复加。

他不知道英国人给他造成的磨难还在后面。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他们的高级军事幕僚，在北非摩洛哥举行讨论今后战争总体战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由于欧洲战场局面大好，对日作战便被列入会议议程，而反攻缅甸是需要讨论的重要事项。可是，讨论亚洲地区的对日作战问题，竟然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虽然话题总是围绕着中国。此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打得艰苦，与日军进行的残酷岛屿争夺战令美军伤亡严重。所以，美国人认为，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来对付日本是最有效的办法，中国战场的前景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前景是无法分割的。美国人坚决要求尽快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说：“在欧洲战场，从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方面来看，俄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对付德国；在太平洋，中国和日本有类似的关系。我们的基本政策应是为俄国和中国的人力资源提供必要的装备，使他们能够作战”。而反攻缅甸，打通中印陆上交通线，正是“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321]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更是强调，英军必须与中国军队联合进攻以牵制日军。如果英国人不这样做，不但是太平洋战场的灾难，也会断送欧洲第一的战略。同时他认为，反攻缅甸并打通进入中国的通道，便于日后集结空中力量打击日本本土，因为“从澳大利亚向北伸展的一系列岛屿来进攻日本，远比从中国为基地攻击日本困难得多”。[322]美国人敦促英国人发动缅甸战役的最终理由是：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不打谁来打？

英国人以无法提供在缅甸南部进行两栖作战的舰船以及怀疑同盟国能否提供足够的补给和医疗保障为由，拒绝任何承诺。甚至提出，如果必须由英军登陆仰光，就要减少英国在欧洲战场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任务。

面对英国人的讹诈，美国人发出了这样的威胁：除非英军实施反攻缅甸的作战，否则“美国不得不遗憾地取消对欧洲战场所承担的义务”。[323]

没有美国人，英国人恐怕连本土都难以保住。

英国决定实施缩小了的“安纳吉姆计划”，预定的战役发动时间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右。

美国人接着给了英国人一个台阶：“美国将帮助补足登陆舰艇和海军方面的缺乏，舰艇和海军将从太平洋抽调。”[324]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派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率领特别代表团飞赴中国，向蒋介石通报会议情况。代表团途经印度时，阿诺德和韦维尔、史迪威一起，就反攻缅甸计划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这份作战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的条件是：每个月经喜马拉雅航线运输一万吨的补给，至本年度十一月底支援中国五百架作战飞机。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美、英三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中方与会代表是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会议达成的最终作战计划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为作战期；英军三个师由加里瓦出击；中国驻印军向胡康河谷出击；滇西中国远征军向腊戍方向出击；英国海军封锁仰光海岸，并攻占缅甸西海岸的实兑和兰里岛，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前占领仰光。

这是“安纳吉姆计划”的最后定案。

可是，仅仅一个月后，英国人又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仍然是没有足够的舰船：目前北非战场几乎占用了英军的全部舰船，根本不可能在缅甸对仰光实施两栖登陆作战。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罗斯福、丘吉尔以及他们的高级军事幕僚在华盛顿举行“三叉戟会议”。这一次，不但邀请了中国代表宋子文出席，还特别邀请了韦维尔、史迪威和陈纳德列席。会议在讨论“安纳吉姆计划”时再次爆发激烈的争执：丘吉尔声称，让日本人在缅甸待着吧，盟军完全可以绕过缅甸，先“攻占苏门答腊的北端，作为进攻新加坡的第一步”；而中国方面态度强硬，表示如果英国人不但不出兵，还限制中国军队必须停止在曼德勒附近，反攻缅甸不但对中国战场没有任何帮助，还要让中国官兵付出巨大的牺牲，中国绝对不干。

至少美国人对丘吉尔如此固执的原因明白无误：“英国人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在战争结束时，取得日本曾经拥有的那种强大地位。如果中国居于强大的地位，英国的旗帜就不能长期在香港上空飘扬了。”——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言，列强对待中国的一个原则始终如一，那就是决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因为中国一旦强大，列强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权益就将受到质疑或者发生动摇。这一原则演变至今，便是列强世界流行的一个理论体系，叫作“中国威胁论”。

面对中国和英国的各不相让，美国人提出了一个以收复缅北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计划，即“茶碟计划”。这一计划将本已缩小的“安纳吉姆计划”再次缩小——主要是缩小了英国人在反攻缅甸作战中承担的义务，但却大大加重了中国军队的负担，使得在收复缅甸的作战中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成为主攻，英军只是助攻：“配合从云南出发的中国军队的进攻，采取强大的、进攻性的陆空军事行动，从阿萨姆经过利多和英帕尔向缅甸挺进，以期达到下列目的：尽可能牵制最多的日本部队，掩护去中国的空中路线以及作为打通滇缅公路的重要步骤。”[325]——“茶碟计划”中没有攻占仰光的内容，这就意味着，从仰光港北上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在一九四四年仍旧不通。

为了安抚恼怒的蒋介石，罗斯福给蒋介石颁发了一枚最高荣誉军团勋章。最高荣誉军团勋章由华盛顿设立，是美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蒋介石在勉强同意“荼碟计划”的同时依旧强调：尽管中国确实有优厚的人力资源，但中国人的命也是命，缅甸作战绝不是中国一家的事，美国应派遣强大的地面部队参战，而英军必须控制孟加拉湾以及缅甸全境的制空权。

“茶碟”在桌子上一放又是三个月。

一九四三年夏，美英首脑和高级军事幕僚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会议，中国没有被邀请。会议在达成“打败德国后十二个月内必须打败日本”以及“美国向太平洋吉尔伯特岛和马绍尔群岛进攻”的两项决定后，再次讨论了反攻缅甸问题。美国人敦促英国在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同时，与中美两国军队联合对日作战，以尽早收复缅甸。英国人在中国不在场的情况下对美国人实话实说了：中国并非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战后的强大很可能是大英帝国远东厄运的开始。印度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可印度人独立的愿望比缅甸人还强烈，如果让英军从印度反攻缅甸，参战的印军是否真心为英国打仗很难说。所以，如果非要实施反攻缅甸作战，英国人所能做的仅是为支持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冒险助攻一下而已。

美英首脑最终达成了妥协：以夺取密支那、实兑和兰里岛为作战目标，成立一个东南亚战区盟军统帅部，统帅部总司令是英国驻印度总督、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蒙巴顿勋爵，副总司令是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打仗以中国人为主，指挥权却被美英瓜分了。

为了说服蒋介石，蒙巴顿来到中国当面向蒋介石解释。蒋介石再次强调：反攻作战的胜败不仅仅在陆地，必须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才行，英国应该派遣强大的舰队控制缅甸南部海面，阻截日军的增援部队。总之，反攻缅甸只有南北夹击才有胜算。另外，要绝对保证对中国的空运始终维持在每月一万吨的水平。蒙巴顿承诺，英国海军的增援舰船不久就可抵达，盟军每月为中国空运一万吨的军用物资不成问题。可是，会见结束后，蒋介石私下嘱咐参谋总长何应钦，中国军队的出击要谨慎从事，英美不控制孟加拉湾，不从缅甸南部配合夹击，中国军队绝不出兵。

转眼又过了半年。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上，蒙巴顿报告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这位勋爵把他的计划取名为“锦标保持人”。“锦标保持人”含糊不清，仅规定了占领缅甸北部的孟拱、密支那和八莫，没有明确攻占上述三地后的行动，也没有提及英军在缅甸南部的两栖作战和水陆夹击，甚至连攻占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的行动都没有。蒋介石认为，这一计划满足不了中国打通滇缅公路的战略需求。美军的参谋长们对蒋介石表示了高度支持，由此，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决心支持中国。他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可以向英国提供登陆必需的舰船，督促英军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配合中国远征军对缅甸境内的日军实施南北夹击。为了鼓舞蒋介石的斗志，罗斯福还答应着手制订装备中国九十个陆军师以及向中国贷款十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

开罗会议结束，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去德黑兰会见斯大林时，丘吉尔得到了苏联在打败希特勒后发动对日作战的承诺，于是更加坚定了反对缅甸作战的理由。丘吉尔认为，只要苏联出兵，日本必定崩溃，那时候缅甸不战便可回到英国人手里。因此，无论美国准备提供多少登陆舰船，英国人不但自己不参加缅甸作战，更不准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南部。

斯大林对日作战的承诺，也改变了罗斯福的态度。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由于欧洲将有一场大战，美国不能供应足够的登陆舰船到孟加拉湾，反攻缅甸作战要么按照“茶碟计划”去打，要么推迟到一九四五年底再说。——罗斯福也知道，如果斯大林说话算话，到了一九四五年底，日本在苏联的打击下早就垮了，那时候也就没有缅甸作战这回事了。

可是，美国的军人们——包括史迪威在内——完全是从纯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关心的不是政客们的勾心斗角，而是如何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时为进攻日本本土进行富有成效的准备。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认为：“只要我们的空军力量打击了日本，日本就会向我们反扑，那时保护机场的任务就得依靠中国军队”，因此美国必须支持中国战场，而目前支持中国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这是要考虑的最严肃的问题”。即使“未来增强空军对日本的出击”，也“需要中国地面部队配合”，中国战场无论如何不能垮。如果不打通滇缅公路，仅仅依靠“驼峰航线”，很难说中国战场能撑到一九四五年底。[326]出于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利益的考虑，罗斯福的态度悄然发生了改变。他私下向蒋介石表示，如果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缅甸反攻随时可以开始，届时不管英国人的态度如何，美国当鼎力相助，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

在长达两年的争执中，蒋介石虽然态度强硬，但他明白在列强为自身利益争斗的夹缝中，中国除了隐忍负重之外别无选择。滇西和缅北之战早晚要实施，只有把滇西和缅北的日军打垮，才能确保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的畅通，抗战中国的后方才能稳固，大量的美援才能源源不断地运至重庆。更何况，美国人为了未来的对日决战，也有维持中国战场地位的愿望。最低限度，可将缅北的密支那机场夺回来，这样美国运输机就能避开危险的“驼峰航线”，更多的美国飞行员会因此活到战争结束。所以，无论在反攻缅甸的问题上如何争执，中国方面一直在进行着作战准备。

一九四二年中国远征军撤退时分成了两部分：远征军主力撤回到云南西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六百余人以及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四千余人撤退到印缅交界处的英帕尔，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军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四千五百余人撤退到印度东北部的迪布鲁加尔（今迪布鲁格尔）。由于日军从缅北突入中国云南边境，重庆军事委员会急调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填补云南边防。宋希濂的部队炸断怒江上的惠通桥后，中日两军隔着怒江天堑形成重兵对峙。这时候，蒋介石立即开始大规模地整编部队：撤回来的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二十九师番号被撤销，保留新编第二十八师番号，编入第七十一军序列，同时把第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改为独立师，归第十一集团军直接指挥。撤回来的第六军，取消其暂编第五十五师番号，余部编入第九十三师，在车里、佛海一带整训并守备国境线；第五十四军由昆明向边境开进，归宋希濂指挥。到一九四三年，在滇西方向，中国军队共计有第十一集团军的八个师和第二十集团军的四个师。

一九四三年二月，陈诚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以昆明为基地，开始了对集结在云南境内的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培训，计划参加培训的部队共计三十二个师，预计训练完成后编成二十四个新式攻击师、两个旧式攻击师和六个调整师，总兵力达四十一万。为提高军官的作战素质并掌握美式装备，蒋介石在昆明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并亲任团长，训练团先后举办了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和战术等训练班，训练对象主要是部队团以下的各级军官。至一九四四年，先后有一万多名军官接受了训练。而团以上军官，则被分批空运到印度，接受美式军事训练。

十月，陈诚因病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司令长官。此时滇西地区的中国军队经过整训，面貌一新。每个军辖二至三个师，每个师编制为一万三千余人，尽管仍然缺额，但基本各师都保持着八千兵力。军直属部队有炮兵团或炮兵营，还有辎重营、工兵营、通信营、战防炮营、特务营和搜索营。最为重要的是，美式武器使得作战火力明显加强：每个军拥有一个榴弹炮营，每个师拥有一个山炮营，每个步兵团拥有一个战防炮连，每个营拥有一个火箭筒排。士兵使用的单兵武器也全是美式步枪或卡宾枪，威力强劲但外形小巧的美式手雷得到了中国士兵的普遍喜爱。

真正全面接受美式军事训练的中国军队当属驻印军。

一九四二年，中国远征军部队退入印度后，史迪威向蒋介石呈送了一份《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史迪威表示，通往中国的运输线路已被日军切断，今后美国的武器装备很难运进中国，建议精选十万中国官兵分批空运到印度，让他们在那里接受美军教官的训练。训练规模应该能够组成两个军六个师，再加上一个步兵师和六个伞兵营的预备队以及若干的炮兵和坦克部队。在印度，还可以轮训空运来的中国军队军官，这些军官回国后将作为教官训练国内更多的士兵。史迪威的训练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蒋介石指示先空运五万官兵去印度接受训练，并任命史迪威和罗卓英为中国驻印军的正、副总指挥。

史迪威的计划显然符合蒋介石的愿望。蒋介石原本计划让撤退到印度的远征军部队经西藏返回国内，但如果能在印度接受训练并装备美式武器，显然比费时费力地回国要合算得多。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还承诺，在训练和装备驻印军的同时，另以美式武器全面装备国民党军的第二、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三、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七十一、第七十、第七十四、第七十九、第八十五、第九十四共计十三个军。在蒋介石看来，这不但能全面提升素质低下、武器简陋的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能力，而且一旦哪天需要与共产党一决胜负的时候，手中拥有十多个美械军一定会胜券在握。

史迪威的建议也符合美国陆军部“充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的初衷。美国不缺钱也不缺武器，就是缺人。因此，美国陆军部很快批准了史迪威的计划，表示中国军队的质量提升符合美国利益，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取得战果将是美国继续支持中国的唯一保证，美国愿意为中国军队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并派出最好的军事教官。

中国驻印军在印度的存在以及即将进行的反攻缅甸作战，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在为英国的殖民地作战，因此英国人必须做点什么。经过反复磋商，英国人终于同意把可以容纳数万官兵的兰姆伽兵营腾出来，供中国驻印军使用；同时为中国驻印军支付所有的生活费用，包括膳食费和官兵的薪金。

兰姆伽兵营的军事训练一开始，中国方面以每次数百人的规模向印度空运中国官兵。由于每个人都要经过美国军医的体检，而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良，导致按照美国的标准几乎都不合格，降低标准之后还是有不少人被淘汰，最终被空运至印度的中国官兵不足四万。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开始了特殊的生命历程。美军教官的训练方式与中国军队完全不同。美国人把训练场当工厂，把士兵当原料，分工细致，要求严格，用最简单的、最实用的方式将每个士兵迅速地加工成合格产品。队列、操枪等形式上的动作适可而止；长官检阅和升国旗时身体站直就可以了；因为有强大的炮兵、工兵和航空兵，美军不重视挖战壕、修掩体等土工作业，更不搞中国军队热衷的夜战，因为美国人晚上基本不打仗。美军教官只是在战术、武器使用和技术性很强的专业上进行强化教学。由于语言障碍，美军的教学基本上靠示范，而中国人善于模仿的天赋令美国人惊讶不已：“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乡下农民，一个星期就学会了使用手榴弹和机枪，并且兴致勃勃地学习操作战地电话和电台。后来的作战中，一些个人受到嘉奖，这是中国士兵第一次受到嘉奖。”[327]

驻印军官兵的生活待遇是国内无法想象的。军装由英国供给由美军转发，除了全套的夏装之外，还外加呢夹克和毛衣。主食以大米和面包为主，肉类、蛋奶和蔬菜供应充足。由于战时运输紧张，罐头食品占据很大比例，吃久了容易腻烦，但高质量、高热量的食品给中国官兵注入了充沛的体力。士兵每天都要服用预防疟疾的药品并配发防蚊油，以美军军医为主的野战医院设备先进，负伤或患病都有美军的小型飞机接送。令驻印军官兵感到与国内最为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腐败军官克扣他们的军饷和伙食。为了严防国民党军克扣军饷的恶习在驻印军中重演，美国人取消了将军饷交给长官发放的惯例，以公开点名的方式将每一份军饷发放给每一名士兵。美军“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的“追送补给制”，杜绝了国民党军队陈腐落后的供给漏洞。这里也没有国内普遍存在的逃兵现象。官兵们远离祖国，归家心切，但爱国热情始终高涨，“打回祖国去”是大家共同的口号。

毫无疑问，美军秉承的建军理念，在文化上对中国官兵影响极大。自觉守纪，遵守时间，讲求效率，忠于职守，热爱荣誉，爱护战友，勇于牺牲和渴望胜利等品质，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中国官兵的基本素质。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对中国人惯有的歧视，渐渐引发了双方的矛盾冲突。兵是中国兵，统帅却是美国人，史迪威在中国官兵心中是“皇上”派来的严酷的“监军”，而中国官兵憎恶的“皇上”就是总在中国人面前摆出“施主”姿态的美国人。

史迪威多年前曾任美国驻华武官，他对中国政府官员、中国军队将领以及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既了如指掌又深恶痛绝。在他的心目中，蒋介石政权对中国百姓的苦难无动于衷，充斥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是腐败、无能和失职；而中国军队的多数将领为了一己私利随时可以做出伤天害理之事：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作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们把他们宝贝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328]

“花生米”是史迪威私下给蒋介石起的绰号。

在政治上，史迪威无疑是美国的代言人，他的第一要务是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同时负责监督数额巨大的美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防止用美国纳税人的钱采购的物资和装备被中国军政权力阶层中饱私囊。一九四二年入缅作战的失败，令他决心用美国的装备和中国的人力打回去。他对掌握中国反攻缅甸军队的指挥权抱有极大的渴望，而这一点恰是把权力当成第一要务的蒋介石、视兵权为命根子的中国军队将领不能容忍的。——史迪威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间的矛盾，无不起源于他对中国人固有的看法、他倔强而固执的性格、他不顾一切反攻缅甸的强硬意志。

在史迪威看来，中国人将局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的习性，导致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一次次军事失利。比如侧翼部队每一次都不会竭尽全力援助正面受敌的友军。但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士兵吃苦耐劳，能够接受并忍受长时间的奔袭、作战以及饥饿、伤病，只要有好的将领，他们完全可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抗衡。所以，史迪威坚决要求驻印军“只要中国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高级将领”，主张营以上军官全部由美军担任。为此，专门从美国调来了三百多名军官。史迪威的这一主张，立即受到中国方面的强烈抵制。蒋介石虽然大为光火，但为了缓和关系，同意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出任总指挥。可这还不能令史迪威满足，他把调来的三百多名美军军官全部安排在驻印军各级指挥部里，名义上是联络员，实际上控制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只要美军联络员认为某个中国军官不好，不经过任何人就可以把这名军官撤职，直到这名军官上了回国的飞机，中国军队的将领们才会知道。史迪威的参谋长波德诺将军也是个中国通，还是个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相当严重的人。他坚持中国驻印军按照美军的惯例由参谋长直接指挥部队，中国的将领们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军队的惯例。由此，史迪威认为所有的中国将领无不碍手碍脚。他千方百计地压缩驻印军军级指挥部编制，以达到削弱军长职权的目的。按照他的规定，军部没有任何直属部队，能做的事仅是管理军容风纪。部队的指挥、训练、人事、财物等权力，全部集中在总指挥部。他还认为在他身边的中国军队将领无不心怀叵测，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鸣剑给国内军政部发了一封电报，因为电文没有经过史迪威审查，史迪威竟然不和重庆打招呼解除了温鸣剑的职务，然后指派兰姆伽兵营行政指挥官博金接替了副参谋长一职。此事在中国驻印军中引起大哗，严重激化了史迪威与中国军方的矛盾。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郑洞国致电重庆：

限本晚到。重庆。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何总长，商主任：六八二密。史迪威将军本日突然下令，调副参谋长温鸣剑为高参，委美人博金为副参谋长。查温自到职以来，努力整顿，遇事力持大体，成缋斐然，竟为宵小所陷，全军愤慨。假使必须更换，亦应报明中央明令处理，并仍以华人接替，方符中美合作之旨。自罗长官（罗卓英）奉调回国后，经半年之努力，中美关系已渐好转，今竟有此不幸事件，则人无保障，势必媚外图存，军队纪纲如何维持，国家体制其何以堪，职虽极端忍耐，实无法维系军心，更何以言战斗。谨电鉴核，伏候钩裁，职郑洞国。[329]

罗卓英在史迪威的一再要求下已被调回国内军政部。

蒋介石将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新编第二十二师合编为新一军，由郑洞国出任军长，但部队可以归史迪威直接指挥。

第一次入缅作战结束后，史迪威去重庆面见蒋介石，蒋介石曾询问罗卓英是否应留在印度，史迪威的回答是：“我两人合作无间，余甚喜其为人。”[330]根据杜聿明的说法，那时的罗卓英唯史迪威之命是从。而当罗卓英成为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后，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将他调离的理由是：他想染指兰姆伽训练营地的指挥权；他要求把四十五万卢比的津贴交给他分发；当空运中国官兵的运输机只能挤进三十五到四十个人且绝不能有一个胖子时，罗卓英的指令是：“把五十个人光着身子塞进一架飞机”，因为他们也就“挤三个小时嘛”。

这位中国指挥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既然这些士兵定能领到新军服，让他们把旧军服穿走就是愚蠢，是浪费。部队分成小队从昆明乘飞机，都穿着短裤，唯一的行李就是防止呕吐用的纸袋。好几个人被冻死了。兰姆伽的接应人员要求在飞机上放上棉衣，供每趟乘坐飞机的中国兵御寒，但是中国当局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人们到了印度下了飞机之后感到寒冷和晕机，但是坐在阳光下晒个把钟头，大都很快就恢复过来了。[331]

史迪威执拗地试图由他来完成对中国军队的改造，他不明白的是，“从根本上说，谁也不能违反统治者的意志来改造他的军队。不首先改造社会，就无法改造属于其产物的军队”。[332]

一九四四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已经曙光初现，中国西南边境线内外的对日作战必须实施了。然而，单靠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把日军赶出西南国境，也无法重新控制缅甸北部使国际交通线畅通。所以，中国人必须和美国人联合在一起，无论中国人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列强存有怎样的复杂心绪。

中国和美国在那段历史中的关系微妙而奇特。

只要下决心干的事，美国人的求真务实与坚持不懈令中国人十分惊讶。无论英国人为缅北作战设置多少障碍，史迪威反攻缅甸的决心始终毫不动摇。美国军方对史迪威提出的各种要求——除了不能派遣陆军部队参战外——几乎都是有求必应。史迪威认为，如果中国驻印军要从利多攻入缅甸，就必须修筑一条从印度边境穿越缅北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以及纵横交错的湍急河流直通密支那和八莫的公路，并同时铺设一条可供机械化装备使用的输油管线。英国人的第一反应是：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修出一条公路，其难度犹如架着梯子登天，史迪威不是异想天开就是精神错乱了。但美国陆军部认为，史迪威非常高瞻远瞩，这样一条公路对中、缅、印战场乃至整个东南亚战场只有好处。于是，立即派遣安鲁逊准将和皮克准将率领美国航空工程团和机械化工兵团，带着大批的施工机械浩浩荡荡地抵达了印度。史迪威把这六千多美军工兵与中国驻印军的工兵团合编成一支中美联合工兵部队，由中缅印战区美军后勤供应总司令惠勒少将统一指挥。美国人的雷厉风行让英国人十分尴尬，英国人不得不出钱为中美联合工兵部队招募了一些印度和尼泊尔劳工。

中美联合工兵部队进入野人山区，在闷热的丛林峡谷中砍伐树木，开凿山岭，不顾毒蛇猛兽和蚂蟥蚊虫的袭击，风雨无阻地艰苦作业。山体塌方和洪水暴发曾让工程数次返工，但工兵作业依旧保持着每天推进一英里的高速，甚至还在这条公路上修建起数座可以通行中型坦克的坚固桥梁。美军的筑路部队和油管铺设部队，官兵大多数是黑人，他们身强力壮，吃苦耐劳，一丝不苟，日夜劳作，毫无怨言，其极端的尽职尽责是中国官兵前所未见的，其作业能力超强的机械化程度同样令中国官兵大开眼界。美军黑人士兵操纵着重型筑路机械，在丛林峡谷中披荆斩棘，所到之处无难不克，无坚不摧。一九四三年二月，这条起始于印度利多的公路，总长已铺设了四十三英里，到达印度东北部边境，即将进入缅甸北部。筑路部队官兵在这里竖起一块路标，上面写着：“欢迎来缅甸，此路通向东京！”——中美联合工兵部队为反攻缅甸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筑路奇迹。

史迪威策划的缅北作战，似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能否取胜还是令人生疑：面对缅甸境内多达数个师团的日军，英军虽然号称有六个师，可没有主动作战的欲望，能参战的只有一支归史迪威指挥的特种部队；中国驻印军虽然士气高涨，可目前仅有两个师，按照每师满员一万二千人计，与英军加起来总兵力不过四万。史迪威原指望马歇尔给他派来两到三个陆军师，可马歇尔只给他派来一支番号为“美国陆军第五三〇七团”的小部队。即使是这支小部队，也不是美军的正规军，而是由三千多名志愿者组成的民间武装。美国兵厌恶地说，这个团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洛杉矶街道上的一个通讯处！这群志愿者将自己部队的战场代号定为“抢劫者”，从代号就能看出他们不过是一群追求人生冒险的狂热分子。史迪威一直期望有一支能够“解决问题”的美军，而“第五三〇七团”的三个营中，居然有大量驻扎在特立明达的第三十三师的步兵——第三十三师被认为是美国陆军中的垃圾场，专门放置种种不合格和智力低下的人。正如他们的一位军官所说，他们来参加‘抢劫者’突击队，只是从如下意义上说是志愿者，即‘这些人只要能离开特立明达，什么事都愿意干。’”[333]更令史迪威恼怒的是，就是这样一支部队，马歇尔还应英国人的请求，把它交给了指挥着由英军和山民共同组成的“钦迪克远程突击队”的英军准将温格特。

为了掌握反攻缅甸的指挥权，史迪威怂恿蒋介石派出一支“中国远程突击队”，他希望把中国远程突击队与英军特种部队合编成“中英联合突击兵团”，由他亲自指挥。为此，中、美、英三方又开始了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史迪威如果指挥“中英联合突击兵团”，就必须接受英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斯利姆的统一指挥，而美国“抢劫者”部队的指挥权还属于温格特——阴郁多疑的英国人就喜欢这种互相矛盾错综复杂的指挥关系，如同他们喜欢伦敦令所有事物都影影绰绰的浓雾一样——史迪威无奈地表示：只要英国人参加反攻缅甸，他就可以在名义上隶属斯利姆。为了给史迪威一个台阶下，马歇尔同意“抢劫者”部队可以不参加英军每天例行的《天佑吾王》合唱，但在英军唱歌的时候这些美国人还是应该起立。但是，同时，马歇尔致信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如果透过表面现象，你将会发现，他（史迪威）希望的只不过是办事毫不拖延……他对任何进攻建议和作战方案都会拿出极大的精力、勇气、智谋和无限的才能与想象力。他的头脑比我们所有的将领机敏得多，他所经受的锻炼和理解能力达到了一种不平常的高度。他的缺点是对保守和行动迟缓有急躁情绪——但是在这次非常任务中是个好样的。”[334]

更令反攻缅甸前景莫测的是，史迪威将反攻路线选在了印度东部重镇——英军军事基地英帕尔，因为从这里通向缅甸的地势相对平缓，有利于重型装备的开进。史迪威认为，中、美、英联军合力在这个方向东渡钦敦江，不但能迅速攻取孟拱和八莫等战略要点，还可以切断密支那铁路，断绝缅北日军的交通线，也有利于自身的后方补给和空中支援。如果作战进展顺利，驻印军在曼德勒附近与从中国云南西部出击的远征军会师后，就可直捣缅甸南部；如果这时英国人兑现在仰光登陆的承诺，收复缅甸全境应该胜券在握。但是，英国人坚决反对从英帕尔出击，理由还是那一条：中国军队不得涉足缅甸南部。——英国人把史迪威逼进了一条死胡同：中国驻印军只能从印度东北端的利多出发，进入被英国人称为“无法通过的谷地”的野人山中——胡康河谷，然后向南折往密支那，再从密支那以南的八莫附近打到滇缅公路上去。这条路易守难攻，将令日军处在“一人守隘，千人难过”的有利态势下。如果选择这条路线出击，对于中国驻印军来讲无异于背靠绝地而攻天险。

史迪威决心就从这条路打回缅甸去。

我们不得不通过一个耗子洞，还要一边前进一边继续打洞。这个耗子洞就是三个河谷地带：胡康谷地，其重点是叫做坚布本（坚布山）的山脊；第二条是通往南北铁路干线的孟拱谷地；第三条就是位于铁路另一侧、是缅甸中央走廊的开阔的伊洛瓦底江谷地。日军在最北面的重要驻军和空军基地密支那，就位于孟拱谷地以南四十英里，在铁路线和河流的一侧；从密支那有一条公路向南，连接着通往中国境内的旧滇缅公路。指定北部战区司令部所属各部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茂密的丛林小路，长满枝藤，有的时候一小时只能前进一英里。这条路的两边是连绵的山脉，由于大雨的冲刷，山坡方向多变，这里是世界上最难作战的地方。[335]

一九四三年十月，随着中美联合工兵部队即将向日军据守的新平洋推进，急需更大的掩护兵力。重庆军事委员会和盟军联合参谋部緩商后，决定中国驻印军于年底向缅甸发动反攻。

中国驻印军的反攻计划是：

第一，方针

（一）军以协同友军歼灭敌人之目的，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旬先向缅北进攻，夺取孟拱、密支那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前进，将敌压迫于曼德勒附近地区，包围而歼灭之。

第二，指导要领

（二）军应于攻势开始前集中于利多附近地区，俟利新（利多至新平洋）公路完成后，即向新平洋附近跃进。

（三）军集中时，应派有力部队占领新平洋以北各山路口，掩护集中及筑路。跃进时应增强掩护队兵力，推进至孟关东西之线，担任掩护及搜索敌情。

（四）军集中后，应分遣有力一部至葡萄附近，扫荡该地区以南及孙布拉蚌附近之敌，并与滇西兵团联络。

（五）军应先发动攻势，将敌兵力吸引于缅北方面，使友军由缅南登陆容易。

（六）军攻势作战应分期实施，第一目标位于孟拱、密支那之线，第二目标为卡萨、八莫之线，第三目标为曼德勒。

（七）军攻击前进时应与友军密切联系，并对通敌各溪流小径严防敌之渗入及扰乱，确保军侧背之安全。

（八）敌如以重兵来犯，军应利用地形极力拒止而抑留之，俟友军攻势得手再勇猛前进，期与友军包围敌人而歼灭之。

（九）敌如以少数兵力拒止我军或企图脱离战场时，军应迅速南下，做参加曼德勒会战之准备。

（十）要请美空军对缅北各要点尽量以轰炸摧毁，并配属有力空军协助本军作战。

（十一）军作战地域内之游击队应不断扰乱敌之后方，策应军之攻击。

第三，搜索及防空防毒

（十二）军航空队应搜索孟拱、密支那及卡萨、八莫方面之敌情，并妨害其行动。

（十三）高射炮营应沿东京路（由利多经新平洋至孟拱）逐次跃进，占领阵地，担任防空。

（十四）掩护队应努力搜索当面之敌情，并妨害其行动。

（十五）各部队前进间之防空自行处理，兵站及飞机场之防空由航空队长负责。

（十六）森林及隘路内之防毒由重迫击炮团（即化学兵团）担任之。

第四，兵团部署

（十七）左侧支队兵力约步兵两团、山炮兵一营，由利多

空运至葡萄，扫荡该地区以南及孙布拉蚌之敌后，即向密支那前进。

（十八）右纵队以步兵一团、山炮兵一营为基干，由打洛经隆京向孟拱西侧地区前进，并酌派一部掩护右侧背之安全。

（十九）左纵队（军主力）沿东京路由新平洋向孟拱前进。

（二十）军直属部队随左纵队前进。

第五，通讯

（二十一）交通以东京路为主干，其道路、桥梁之修绻由工兵团担任之。

（二十二）军与各部队间之通信以有线电为主，无线电及飞机补助之。

（二十三）军与最高统帅部及友军间通信联络以无线电为主，有线电及飞机补助之。

（二十四）军与航空队间之通信由航空队通信队任之。

第六，补给卫生

（二十五）利多为兵站主地，应储备粮株三个月份、弹药三十基数及必要卫生材料。

（二十六）东京路为主要兵站线，除在沿线设置仓库补给站及空运投掷场外，并须准备能逐渐向孟拱、卡萨方面推进。

（二十七）各部队补给除利用汽车、驮马及人力输送外，并用飞机投掷。

（二十八）东京路沿线，应利用森林、房屋，设置医院及医疗所收容伤病官兵。[336]

一九四三年五月，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前进到野人山中，接替了一一四团掩护筑路的任务。十月二十四日，根据既定作战计划，奉中国驻印军参谋长兼缅北前线指挥官波德诺将军的命令，作为驻印军反攻缅甸前锋的一一二团，从野人山中的唐家卡等地出发，向新平洋（今欣贝延）、大龙河和塔奈河一线攻击前进。

包括史迪威在内，美军指挥官们没有想到，他们一开始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那就是他们对当面日军的动向并未掌握。史迪威和波德诺都认为，缅北日军第十八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依旧在中国云南境内的腾冲、龙陵一带，一一二团当面的日军防御松散且兵力薄弱。而实际情况是：日军第十八师团已从中国云南境内调回缅甸，且几乎在驻印军反攻命令下达的同时，接到了攻击中国驻印军的作战命令——酝酿甚久的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作战，竟然在两军迎头对进的态势中拉开了序幕。

日军占领缅甸后，由于在太平洋岛屿作战中接连失利，其东南亚战略也随之由进攻转入防御。实际上，从一九四三年起，日军就一直在进行应对盟军反攻缅甸的准备。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确保缅北占领区，继续阻断中国的国际援助通道；其次是防止缅甸南部被盟军攻占；再其次是伺机攻击印度。为此，日军大本营专门成立了缅甸方面军，任命河边正三中将为方面军司令官，下辖第十五军、第五十五师团和方面军直属部队。第五十五师团负责缅甸西南沿海的防御，缅甸境内的防御则由第十五军承担。

日军第十五军的战斗序列是：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所辖田中新一中将指挥的第十八师团，担任缅甸北部的作战任务；柳田元三中将指挥的第三十三师团，担任缅甸中部的作战任务；松山祐三中将指挥的第五十六师团，担任中国境内云南西部占领区的防御任务。日军大本营十分清楚，仅凭第十五军的三个师团，要想抵挡盟军的反攻可谓势单力薄。为加强第十五军的兵力，日军在泰国曼谷临时编组了由佐藤幸德中将指挥的第三十一师团，命其尽快抵达缅甸北部，加入第十五军的作战序列；同时命令驻扎在中国南京的由山内正文中将指挥的第十五师团立即开赴缅甸，划归第十五军指挥。

日军缅甸作战计划的要点是：

作战指导方针

一、确保并稳定西南要地，迅速加强战备，主动地随时随地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企图，借以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

二、如果整个形势允许，抓住良机，对印度东北方面实施地面进攻作战C3

三、将作战及防卫重点放在缅甸方面与重要资源要地，把治安的重点放在菲律宾。

作战指导要领

―、确保西南方面现在占领地区。但缅甸方面需要确保要地，定为怒江以西、密支那、甘马因、加里瓦、甘高、若开一线

二、对下列地区的战备，尤须优先尽快加强之。

甲、补给线位于受敌机威胁的海面方面，如缅甸和班达（安达曼）海方面。

乙、巴邻旁及庞卡兰布兰丹地区。

三、预定：缅甸方面进行的主要作战及作战要领，大致确定如下。

甲、若开附近反击作战

（一）令以第五十五师团为基干的部队尽速击败进攻若开正面之敌，大致进到布齐敦、孟都一线。

（二）为便于确保若开，迅速修建陆上补给线道路；加强海上补给与掩护，增强城堡工事，整修航空基地。

乙、对敌人主要攻势的反击作战

以一部分精锐兵力确保国境线方面要线，主力大体集结于曼德勒——东吁（同古）公路周围，随时迅速对所需方面采取攻势，各个击破英印军和重庆军，尤其主要力求与英印军决战，将其歼灭在阿拉干山隘路口附近。为此，要注意整备和确保交通、城堡设施。此次作战的时间预计在本年雨季结束（十月）以后，可用于缅甸的总兵力预定为六至七个师团。[337]

牟田口廉也的防区从中国境内的怒江向西，经过缅北的密支那、甘马因（今加迈），直到缅甸中部的加里瓦和甘高，宽达一千多公里，在划归他指挥的第三十一、第十五师团尚未抵达时，现有的三个师团的兵力根本不够用。牟田口廉也曾是攻占新加坡时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该师团在日本陆军中虽有善战之名，但进入缅甸以来备尝艰辛困苦：“太平洋战局的不利，印度政治形势的发展等，加上中将敢作敢为的性格，使他的作战思想有了进一步的飞跃发展。”——牟田口廉也的“飞跃发展”，与其说是“敢作敢为”，不如说是破釜沉舟。他决定在盟军反攻前抢先动手，而这一设想迎合了日军高层因战局全面恶化而急需摆脱焦灼的心理需求：“这种积极主张，引起了缅甸方面军司令部和南方军司令部的关心，并引起了大本营的注意，于是又唤起了进攻印度东部的潜在的心愿。”[338]

日军大本营、南方军、缅甸方面军和第三航空集团军的高级幕僚们，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在仰光缅甸方面军司令部进行了一次图上模拟推演。推演结果是：为完成缅甸北部和中部的防御任务，必须急袭和摧毁盟军的反攻基地英帕尔，至少要把防线推到英帕尔以西的山区，但前提是确保怒江以西和缅甸北部的战线稳定。于是，日军制订了“乌号作战”计划，即在盟军不从海上攻击仰光的情况下，于一九四三年缅甸雨季过后进攻英帕尔。

此时的牟田口廉也并没有把中国驻印军放在眼里，他认为由几个美国人指挥的一群中国人对他的第十五军无法构成严重威胁，仅用一个师团的兵力足以把他们封堵在野人山里。

牟田口廉也将为他的判断失误付出代价。

根据“乌号作战”计划，日军第十五军第五十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一部，将首先在中国境内的怒江边向中国远征军前哨部队发动进攻，在占领前进据点后，第十八师团主力立即返回缅北的密支那和孟拱地区，而后向西北方向的胡康河谷推进，对掩护盟军筑路部队的中国驻印军发起攻击。

中国驻印军从印度东北部向缅甸实施反攻的路线，则是沿着野人山中的胡康河谷一直向东南方向打下去，攻占沿途日军占领的新平洋、于邦、打洛（今德罗）和孟关等一系列坚固据点，然后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直捣接近中国云南西部边境的重镇密支那。

胡康河谷——日军称之为“富昆溪谷”——位于那加山之南，坚布山之北，库芒山之西，三盘山之东，是缅甸北部东与中国、西与印度的接壤地带，也是印度通往缅北密支那乃至中国云南省的必经之地。胡康河谷由高山密林以及镶嵌茌密林峡谷中的打洛和新平洋两个小盆地组成，其间大龙河、塔宛河、塔奈河、打洛河以及无数条溪流纵横交错，树木遮天蔽日，地面泥泞潮湿，谷间瘴气弥漫，林中毒虫遍布。河谷的北端隘口，是印缅边境处缅甸一侧的克钦族小镇新平洋，大龙河从小镇东面的宁边、下老和于邦流过，然后与东南方向的塔奈河交汇。由此向北，是通往印度利多的一条蜿蜒于那加山悬崖峭壁之上的小径。——出击的中国驻印军，将沿着这条小径前行，向南穿过坚布山溢口和孟拱河谷，抵达甘马因以及位于滇缅公路上的重镇孟拱。

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欠迫击炮、战防炮、汽车、骡马部队）作为反攻缅甸的前锋，以占领打洛至大龙河与塔奈河的交汇点，掩护后续部队进入野人山为任务，分成三路向指定目标前进：三营为右纵队，目标拉家苏髙地；团部和一营为中纵队，直趋新平洋；二营为左纵队，目标是新平洋以东的下老和宁边。与此同时，日军第十八师团搜索部队和第五十六联队也从新平洋附近出发，在同一条小径上向北推进。两军在雨季刚刚结束后的湿漉漉的缅北密林中撞上了。

左纵队二营行至于邦附近的一个小高地时，突然发现密林里有一块长六百多米、宽一百多米的林间空地，营长顿生警觉，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同时命令五连向前搜索。

五连进入密林后枪声骤起。

原来日军早已埋伏在这里。

五连当即与日军短兵相接，厮杀持续一个小时后，日军全部横尸于密林中，五连连长江晓垣、排长刘治阵亡，活下来的士兵仅是几名重伤者。——两军首次交战，便是同归于尽。尽管伤亡了一个连，二营依旧果敢地向前推进，一直抵近距日军主阵地仅五十米的位置。当面日军的炮兵阵地设置在大龙河南岸，昼夜不停地向二营猛烈炮击以掩护步兵冲锋，机枪连连长吴瑾阵亡，但二营坚守的小高地岿然不动。

右纵队的三营经过一昼夜的猛攻，占领拉家苏高地后，立即派出小分队向打洛方向搜索和袭击，努力保持着与日军接触的战斗态势。中路的团部和一营攻克新平洋，继续南下接近于邦。

此时是中国驻印军扩大战果的绝佳时机，因为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尚未完全推进至此。史迪威的原定计划是在缅甸下一个雨季到来之前，把当面日军包围在胡康河谷内予以歼灭，然后迅速南下夺取孟拱和密支那。那么，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攻占新平洋后，如果中国驻印军迅速调集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新编第二十二师全部以及炮兵、坦克等特种部队，尽快对大龙河、塔奈河沿岸的日军实施猛烈突击，攻占大龙河与塔奈河的交汇地孟关，把日军压缩在胡康河谷南端予以围歼，便极有可能一举夺取孟拱和密支那。——这是史迪威制敌的预先设想，如果得到实施则胜算极大。

但是，此刻史迪威远在中国重庆，前线指挥权在驻印军参谋长波德诺手里。这个傲慢的美国人，战前认为胡康河谷地带没有日军主力，在前锋部队已经与日军接战的情况下，仍然轻信美军联络员的电报，认为大龙河和塔奈河沿岸不过分布着一些日军的据点，每个据点里只有一两个日军指挥着几十个缅甸兵以及当地土著。无论前线如何向他报告说“当面都是地道的日本人”，他就是不相信，坚决拒绝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主力和炮兵向前增援的请求，而在遥远的后方异想天开地下达了一一二团保持现阵地等待调整的命令。——中国驻印军向日军实施攻击的大好战机，就这样耽误了整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使得日军第十八师团有时间向胡康河谷大举增援，山炮兵第十八联队和独立重炮兵第二十一大队先后赶到，师团主力在大龙河附近全面展开后强渡大龙河，切断了中国驻印军一一二团的退路。——这时的一一二团反而被数倍于己的日军包围了。

三营营长陈耐寒指挥官兵奋力作战，拉家苏阵地前横陈着上百具日军的尸体，但陈营长和连长赵振华也先后阵亡。在临干方面，日军的一个大队向三营的一个连猛攻七昼夜，该连官兵火力凶猛，意志顽强，重机枪手叶先贵和余元亨把机枪掩体筑在被炮弹炸倒的大树边，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猛烈的机枪火力一次次把冲进鹿砦的日军打得掉头跑。战斗中，日军大队长田中胜、中队长原良和吉五先后被打死，日军付出近四百名士兵的生命后，仍旧没有攻陷该连守卫的阵地。

一一二团团部被包围时，负责护卫的只有一个特务排。阵地很快被日军突破，团长陈鸣人几经拼杀突围而出，但驻团部的美军中校联络员由于躲在掩体里不敢突围被日军俘虏。与团部一起行动的一营与日军激战多时，营长李克己率领的二连、机枪一连一部和迫击炮连的一个排，被日军包围在丛林中一个长七百多米、宽二百多米的狭窄范围内。不足一个营的中国官兵，身处险境却显示出惊人的沉着，他们利用从美国教官那里学到的热带丛林作战技能，迅速修筑了八个具有典型美军风格的野战据点：每个据点派一个班防守，各据点之间可以用火力相互支援，阵地周围设置了六道鹿砦，鹿砦边埋设了大量的触发式手榴弹，形成一个环形防御体系。主阵地北面有一棵直径足有三米多的巨树，粗壮的枝条覆盖了数十平方米的地面，官兵们在树上和树下都架起机枪，交叉火力可以控制三百六十度的方向，而四周伸展的枝条上则挂满了手榴弹。同时，哨兵在这棵巨树上观察敌情，日军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因为天气恶劣和地形限制，虽有空投但数量有限，中国官兵砍树藤解决饮水和做饭问题，还研究出一套节省弹药的办法：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躲在掩体里不出来，连警戒哨兵都不开枪，因为在热带丛林中超过五十米开枪就会被浓密的树枝阻挡而徒然浪费弹药。他们要等到日军冲到二三十米的距离触响鹿砦前的手榴弹时，树上树下的轻重武器才一起开火，手榴弹也投掷得相当准确，日军伤亡惨重，数次进攻都被击溃。营长李克己率领一营官兵，竟然在这个被日军围困的阵地上生存和战斗了近一个月。这块虽然狭窄却始终固若金汤的林中阵地，后来被称为“李家寨”——这一地名颇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占山为王的豪气。

日军战史记载道：

敌军细心地研究了我惯用的战术，预先在阵地前布置了大量的障碍物，当我军刚一接近突破该线时，猛然间重火器，特别是迫击炮一齐集中射击，使我军的每次突击都被粉碎。其迫击炮中更包括有多数八十六毫米的重迫击炮。热带森林内的战斗，原本是我军的特长，但在障碍物和猛烈的迫击炮火面前，则无法发挥威力。无论在哪一战场，都是由于敌人逐次渗透到侧背而被迫撤退。特别是敌机独占战场上空，发挥强大威力，冰雹般的枪炮弹的低空射击，经常出现战况扭转。[339]

十二月，史迪威回来了。

史迪威立即部署主力部队向前推进。

二十一日，史迪威和孙立人率领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行军抵达前线，一一二团的危局得以结束。史迪威当即命令一一四团三营为右翼，从康道附近强渡大龙河，沿着塔奈河左岸向于邦以南的太白家攻击；一一二团二营（欠第五连）为左翼，把下老的防御交给一一三团三营后，秘密渡过大龙河，沿着河左岸的密林向太白家靠近；一一四团主力则在于邦的正面实施攻击。史迪威决心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围歼位于于邦的日军。

二十四日，孙立人师长亲自指挥一一四团对于邦发起攻击。一个营从正面进攻，其余部队从左右两翼强渡大龙河，包抄日军的退路。火炮在怒号，新编第三十八师官兵跟随炮火的延伸连续冲锋，一波未成再上一波，直至冲进日军阵地上的堑壕内开始肉搏战。彭克立营长首先阵亡，接着连长许炳新也倒下了。连长湛茂棠带领一排攻击日军的一座地堡时，因官兵伤亡严重受挫，跟上去的二排也伤亡殆尽，湛连长带领三排最终将地堡攻占，但他自己却中弹倒下。一一四团攻击时，一一二团一营从“李家寨”冲出，切断了于邦两侧的日军交通，封锁了渡口，然后死死地把企图增援的日军挡在大龙河南岸。最后时刻，美军的飞机猛烈轰炸，新编第三十八师的火炮同时轰击，日军的核心阵地如同被挖掘机铲过一般崩塌，残存的日军无处躲藏，在密林和山谷里四处逃命时受到埋伏在外围的中国官兵的捕杀。

于邦一战，中国驻印军伤亡百余人，打死日军二百余人，俘虏十三人，日军第五十六联队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和大队长管尾少佐被击毙。

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控制了大龙河一线。

廖耀湘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也推进到新平洋。

于邦之战，不过是不足一师兵力的中国军队发动的一场局部阵地攻坚战，但这毕竟是中国驻印军主力在反攻缅甸后与日军强悍的第十八师团进行的第一次较量，中国官兵显示出的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作战能力令日军十分“愕然”：

到达战场交战后才搞清楚，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三十八师一支劲旅，和第十八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日军以一个营消灭中国军一个师乃是家常便饭，尤其是这个在九州编成的师团，在中国战场久经战斗，纵横驰骋，同中国军交战最有自信。然而，此次在富昆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训练，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五十六联队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敌军虽已遭到了将近九百名的损失，却仍顽强抵抗，坚守阵地，毫不退让。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340]

日军已经判断出，中美部队从缅甸北部发起的反攻，意在收复缅甸全境，可他们依旧把进攻印度东部的英帕尔，当成缅甸作战的主要任务，为此再次向缅甸境内调入第二、第五十三师团以厚兵力，且把第十八师团在缅北的防御任务仅仅规定为“保持持久态势”。——日军并不认为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能够制造多大的麻烦，理由很筒单，中国驻印军充其量只有两个师，尽管这两个师的作战能力一反常态地令人“愕然”。

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占于邦后，史迪威下达八号作战命令：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附工兵一个营为右纵队，向打洛方向攻击前进；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纵队，向太白家方向攻击前进。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和工兵营强渡塔奈河，在塔奈河左岸密林覆盖的崎岖山路上不断击溃日军小股部队的阻击，前卫一营于十四日推进到百贼河北岸，发现日军第五十五联队正在南岸集结。为了迅速攻占打洛，六十五团决定先把该敌包围歼灭。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六十五团在炮火支持下发动了攻击。数小时后，当面日军支持不住，退守核心阵地。六十五团从三面强攻，逐渐缩小包围圈，以惊人的勇敢抵近日军进行近距离拼杀。战至二十五日，日军伤亡惨重，少数幸存者向南溃逃，第五十五联队冈田大队的四百余名官兵全部横尸在百贼河边，无一生还。接着，六十五团乘胜前进，一路扫清残敌，于三十一日上午攻占打洛，日军沿着塔奈河右岸河谷仓皇败走。

新编第三十八师兵分三路向南推进：一一三团为左，一一四为右，一一二团为预备队并沿着大龙河牵制当面日军。一一四团为四团一月十二日渡过塔奈河，向日军纵深实施迅猛穿插，连续拔除了日军的一系列防御据点。为把日军主力吸引住，一一四团官兵在孟阳河附近借助层层工事拼死防守日军第五十五联队主力和第五十六联队一部，数日苦战中击毙日军大队长室禧大尉、中队长大森文一中尉等官兵三百余名，但一一四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近百分之六十的尉官伤亡。一一四团的纵深穿插和顽强作战，为一一三团迅速南下创造了有利战机。一月十一日， 一一三团在宁边附近成功偷渡大龙河，攻克数个日军的据点后向太白家逼近。三营沿着塔奈河东进，迂回至太白家左侧；一营则沿着茂密的森林小径边扫雷边前行，迂回至太白家右侧。三十日，一一三团部队均抵达指定位置后，向太白家日军守军第五十六联队第二大队发起攻击。日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复杂地形顽强抵抗，但最终无法抵挡中国官兵的冲击，太白家的日军被悉数全歼。在一一三团攻击太白家期间，中路的一一二团二营配属炮兵一个连，在密林中穿行至日军的背后，出其不意地重创了第五十六联队第三大队，于十六日攻占甘卡。

至此，在胡康河谷心脏部位孟关地区，中国驻印军部队全面控制了其外围重要据点，对孟关形成了合围态势。

孟关是从北向南通往缅甸内地的枢纽，从新平洋往南的大道经过孟关才能抵达孟拱或密支那，因此这里也是日军第十八师团阻止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的战略重点。师团长田中新一集中了七个步兵大队，并把师团司令部推进至此亲自指挥作战。在孟关的核心区域，日军依据险要地形修筑了大量工事，且配备了强大的防御火力体系，仅炮兵就有两个山炮大队、一个重炮大队和一个战防炮大队。

史迪威把驻印军司令部前推到刚刚攻占的太白家，他决定不等云南境内的中国远征军发起策应作战，也不指望英军从英帕尔方向出击以支援驻印军的许诺，他单独指挥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以及那个由美国志愿者组成的“第五三〇七团”，采取正面牵制、两翼迂回的战术，以钳形攻势拿下孟关，力争在雨季到来之前进攻到孟拱、密支那和八莫。史迪威下达了第九号作战命令：廖耀湘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右纵队，向孟关以南实施远距离迂回，攻击孟关南面的瓦鲁班地区，切断日军溃逃的退路；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纵队，向孟关以东远距离迂回，攻击孟关东南面的秦诺地区。

廖耀湘受命后，率领新编第二十二师由康道附近渡江，六十四团向东南直取拉征卡，六十五团攀登高达数千米的悬崖绝壁横越托克山，与六十六团会合后攻占了位于拉征卡西南方向的腰班卡。二十三日，中国官兵先后击溃驻守腰班卡的日军第五十六联队主力以及驻守拉征卡的第二大队，完全占领了这一地域。

孙立人率领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以一一二团在左，一一三团在右，开始向日军纵深迂回前进，中国官兵长驱直入九十多公里，一路上遇到日军据点就发起猛烈攻击，几乎每天都打下一个据点，被攻克的日军第五十五联队的据点竟有三十多个。三月四日，一一三团抵进至孟关南侧的瓦鲁班附近，孙立人亲率一一二团同时攻占孟关东南面的于卡，逼近了瓦鲁班以南的秦诺。

至此，孟关外围已全被中国驻印军占领，日军第十八师团各部退守孟关核心据点。

二月二十一日，史迪威下达第十号作战命令：新编第二十二师主力由腰班卡、拉征卡沿公路南下，从正面攻击孟关；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渡过塔宛河，从孟关的侧背协助攻击；坦克一营和新编第二十二师的一个步兵营攻击孟关东侧并占领大班，防止日军逃跑；美军“第五三〇七团”在新编第二十二师左翼前进，伺机攻击秦诺北面的瓦鲁班。

廖耀湘根据史迪威的命令对部队作了调整：六十六团附工兵一个排，在公路的西侧穿过森林迂回到敌后；六十四团主力沿公路一直向南对孟关进行压迫；六十五团附工兵和炮兵各一个连，自腰班卡向东南方向攻击，夺取般尼并切断该地通往孟关的道路。

三月一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各团开始行动。

担任正面攻击的六十四团，其先头部队二营遭到日军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的三面围攻，形势数度危急，但该营官兵顽强作战，不但顶住了日军的攻击，且令当面日军渐感不支，遗留七十多具尸体后向南溃逃。战斗中六连连长高世钦阵亡。二日，六十六团切断了孟关至般尼的公路，把增援孟关的日军包围在孟关以南。这股日军拼死突围，向二营阻击阵地发射了大量燃烧弹。二营官兵一边灭火，一边组织火力对日军实施拦截，将冲锋的日军大部歼灭在阵地前。日军遗留下一百三十多具尸体后，残部逃入密林。进入原始森林中迂回前进的六十五团曾一度迷路，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抵达般尼以北地区，协助六十六团围奸增援孟关的残敌。

至三月四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已从三面包围孟关，般尼的日军因被牵制无法增援。

五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对孟关发起攻击。

在炮火的掩护下，六十四团二营首先突入孟关北关，与日军展开巷战。接着，六十六团三营也在孟关的西南与日军展开了肉搏，并且最终突入西关，与六十四团二营在城内会合。晚上，守城日军丢下八百多具尸体弃城南逃，胡康河谷的核心据点孟关被中国驻印军攻克。

在新编第二十二师攻击孟关的同时，新编第三十八师向塔奈河、南比河右岸的日军发动了凌厉攻势，于三月二日攻占拉曼渣卡和瓦卡道一线，把塔宛河以北的日军全部肃清，有力支援了新编第二十二师攻击孟关的作战。

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已于中国驻印军攻入孟关的前一天晚上带领师团指挥部、第五十五联队和第五十六联队各一部，向孟关以南、秦诺以北的瓦鲁班撤退，而此时据守瓦鲁班的是美军“第五三〇七团”。这群美国志愿者不但没能对日军实施阻击，反而在日军的攻击下丢弃装备，仓皇溃退，结果被日军包围了。史迪威闻讯后，急令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火速派兵解救。孙立人派出的是一九四二年曾在仁安羌解救过英军的一一三团。一一三团急行军后抵达战场，一举击溃了日军，把那群惊慌失措的“美军”解救出来并转移到安全地带。

攻克孟关后，新编第二十二师南下追击残敌，坦克一营的坦克也沿着公路全速追击。三月七日，中国驻印军各部队对瓦鲁班形成合围之势。而此时，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二营已攻占秦诺，瓦鲁班日军退路断绝。

中国驻印军的坦克部队表现神勇。此刻，他们在一个步兵营的协同下，穿越原始森林，高速度实施超越攻击，先占领了日军一个来不及转移的补给基地，缴获一百多箱炮弹和大批子弹，以及可以供应新编第二十二师全师食用三天的粮食。然后，坦克轰隆隆地开到瓦鲁班西北侧，步兵们急忙在南比河上架设了简易桥梁，坦克过河后发现一群日军逃进路边的密林里。坦克营营长赵振宇当即命令全营攻击。日军官兵没料到中国驻印军的坦克能够通过崎岖的山路、茂密的森林和大片的沼泽，如此之快地追到这里，在猝不及防中顿时大乱。中国驻印军的坦克对着惊慌失措的日军横冲直撞，顷刻间，日军第十八师团作战课课长石川中佐、经理部部长木村大佐、第五十六联队联队长山崎大佐、第七中队中队长原良大尉等四百五十多名日军在钢铁履带和机枪火力之下丧命。中国驻印军的坦克还冲入了日军第十八师团指挥部，缴获司令部印章一枚、装甲车两辆和指挥车一辆，还有大量的重要文件。

瓦鲁班日军残敌土崩瓦解，遗尸七百七十五具后溃散。

师团长置司令部于南比河渡河点南岸附近，指挥战斗；但于五日晨受到在飞机掩护下的优势坦克攻击。坦克逐步侵入师团司令部和长久联队中间。师团长抓住敌人行动的瞬息间隙，勇敢突破，好不容易到达瓦鲁班。但敌坦克群似在尾追师团司令部，不久也出现在瓦鲁班，与长久联队一部及独立速射炮大队之间展开激战……敌逐渐缩小包围圈。我师团主力在南比河与瓦鲁班之间狭小地带内失去行动自由，各地陷入混战。师团长以长久部队压住敌人，企图在此时间内，将相田部队及其师团直辖部队转移到瓦鲁班南方，顺着大道向南方突破，但敌封锁了大道，未能成功。[341]

孟关和瓦鲁班之战，中国驻印军以仅两师兵力，击伤日军四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仅装满炮弹的仓库就有五个。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蒙巴顿勋爵在史迪威的陪同下，从印度飞抵孟关和瓦鲁班视察，在遍地被打坏的日军坦克、火炮、汽车以及堆积如山的战利品面前，蒙巴顿同样对中国官兵的作战能力感到“愕然”。

日军第十八师团损失巨大，每个步兵中队减员至不足六十人，且残部疲惫不堪，惊魂未定。自中国驻印军在胡康河谷开战以来，盟军方面发挥了高度机动作战的优势，不惧艰险，大胆穿插，日军的侧背常常受到出其不意的攻击。加之制空权完全被盟军掌握，缺乏空中侦察手段的日军只能盲目抵抗，处于极其被动的态势中，毫无还手之力。在瓦鲁班侥幸逃脱的师团长田中新一，退守坚布山后紧急收容残兵，并调来第四联队以及第二师团一部，集中起三十余门火炮，企图依靠坚布山天险阻滞中国驻印军的攻击，争取时间，等待增援。

坚布山是胡康河谷与孟拱河谷的分水岭。位于胡康河谷最南端的山中隘口全长十六公里，北起丁高沙坎，南至沙杜渣，隘路两侧悬崖陡，森林密布，易守难攻。史迪威决定一鼓作气拿下坚布山，把日军彻底赶出胡康河谷，然后冲入孟拱直捣密支那。

此时的英国人也在“助战”。

中国驻印军反攻作战开始后，为策应缅北作战，英军出动第十五军，在“喷火式”战斗机的支援下，沿着阿拉干海岸发起了一次攻击。

但是，英国人刚一出手，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立即实施了代号为“哈号作战”的反击，把英军第七师的三个旅和第五师的一个旅共计三千多人以及一百多辆坦克和一千多辆汽车包围了。英军以优势坦克和火炮组成环形防御圈，并得到优势空军的不间断补给，没有制空权的日军补给困难，火炮也很少，加上英军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官斯利姆急调三个步兵师增援，日军反又处在了英军包围中。最后日军弹药耗尽，伤亡增加，不得不把部队分成小股，在茂密的丛林中且战且退。

这是英军在亚洲战场上对日作战的首次胜利。

接着，英军远程突击队第七十七旅和第一一一旅，由美军的二百五十架运输机和滑翔机运载，突然出现在卡萨上空。突击队员乘坐的滑翔机首先在林间降落，随即开辟小型机场跑道以供运输机降落。此后的数天之内，英军和美军联合运抵了七千五百人的部队以及火炮、吉普车和一千三百多匹骡马。随后，这支远程突击队依靠空投补充给养，穿越四百公里的山地和丛林向缅北秘密推进。英军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接到相关情报时还不相信，严重低估了美国和英国现代化装备实力的日本人认为，在缅甸的密林中实施如此大规模空降是不可能的事，这只不过是英国人的那种“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于是，牟田口廉也派出了一支小部队去捉拿英军空降人员，并派出飞机轰炸英军的空降场。结果空降场上空空如也，英国人早就没影了，日军的轰炸机却遭到英军战斗机的拦截。两天之内，牟田口廉也损失了六十一架战机。等到英军空降的情报得到确证后，日军缅甸方面军才紧急调集部队前往清剿。

英军在缅北日军后方的空降，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和效应，但确实扰乱了日军的后方，对中国驻印军的反攻作战起到了协同作用。

中国驻印军的南进以及英军的远程空降，令日军醒悟到在缅甸战场上面对盟军的优势攻势，单纯防御无济于事。于是，断然开始了预先策划的“乌号作战”，预定发动攻势的时间在二月十一日——据说这是日本神武天皇即位之日——攻击目标是英帕尔附近的英军主力。

英国人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日军不但开始进攻英军，且有攻入印度的态势。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到达甘马因，会见了从前线赶来的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在了解了第十八师团的战况和处境后，河边正三叮嘱田中新一：第一，“太平洋战争全面战况不容乐观，将来令人感到悲运重重”；第二，第十五军的英帕尔作战已得到大本营认可，此战的利害得失还“不能立即作出判断”，只有尽全力争取一个好的战果；第三，由于第十五军主力将致力于英帕尔作战，与“第十八师团的作战地带已被隔绝”，因此缅北方向的作战只能是交给第十八师团了。[342]

一月十九日，日军发动了对英帕尔的进攻。第三十三师团突击部队很快将英军第十七师包围。英军第二十三师奋力增援，被包围的英军部队才得以突围。但是，日军第三十一师团渡过钦敦江后直趋科希马，并向英帕尔的北部和东部迅速迂回。科希马是距英帕尔八十公里的一个小镇，英军第十四集团军主力负责守卫英帕尔，防守科希马的只有三个营。日军第三十一师团切断科希马通往英帕尔的公路后，向科希马发起攻击，三个营的英军且战且退逃进了山里，并呼叫飞机尽快给他们空投给养。

科希马的丢失，使距科希马二十多公里的迪马普尔受到严重威胁。

迪马普尔是阿萨姆铁路的终点，不但是盟军在印度东北部的重要后勤补给基地，那里还储存着准备经过“驼峰航线”运向中国的大批军用物资。英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斯利姆不得不紧急调集援军：第二师动用铁路运输，第五师和第七师使用空运手段。总之，要争分夺秒地赶在日军冲进迪马普尔前，到达预设阵地。补给少了英国人就无法打仗，为给援军补充物资，英军从美军的“驼峰”空运队调来二十多架运输机，并向国内提出了再调七十架运输机的请求。丘吉尔只有亲自出马，把东南亚战区原准备调往地中海的七十九架运输机全部留下来支援英帕尔作战。只要陷入困境，英国人就会想到中国人。此刻，英国人将他们始终坚持的中国军队不得深入缅甸的原则忘得一干二净，迫切要求中国驻印军迅速夺取孟拱和密支那以威胁日军后方；同时希望集结在中国云南西部的远征军尽快入缅参战，从滇西方面打过来，以减轻英帕尔战场上英军的压力。

英军的危局对史迪威来讲是灾难性的。

如果数万英军垮了，导致日军攻进印度，不但通往中国唯一的运输通道“驼峰航线”很难确保，且中国驻印军也会因为后勤补给线被截断而陷于孤立。到那时，缅北反攻将功亏一篑，或许还要重蹈一九四二年缅甸作战失败的覆辙。

史迪威请求蒋介石尽快命令中国远征军出兵入缅。

英国人和史迪威的请求，得到了罗斯福和马歇尔的高度重视。

三月二十日，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赫恩将军把罗斯福以备忘录形式发来的电报转给蒋介石。备忘录除了赞扬中国驻印军的作战之外，特地把美军和英军发动胡康河谷作战的作用描述了一番，然后强调中国远征军如不出兵后果非常严重：

委员长钧鉴：谨转 罗斯福总统来电，呈候 钧鉴

缅北情况已达紧张阶段，此诚吾辈千载一时之机会，吾如不把握此良机，则或将陷于不利之逆境。贵国军队在利多路线重创日军，使敌之兵员阵地及声威均蒙重大损失，诚属伟大之成就，史迪威指挥美军有方；同时运用重大压力，加于敌第十八师团，使其趋于崩溃，可称一重要之胜利。英国军队在阿拉坎海岸，曾对企图切断英军交通线之敌军，予以重大之打击，其中最重要之作战，系以曾经特别训练而有组织之美国空军，输送受高度训练之英国远程挺进队，与美国工兵队，深入敌后约一百六七十英里之卡道（卡萨印道）附近着陆，并获得充分给养及大量高射炮、无线电侦察飞行器、交通工具、驱逐机队及轰炸机队之援助，故得稳固阵地，该飞行队在一日之内，曾击毁缅境敌机约百分之二十。该挺进队之出现，对于利多路线敌军（第十八师团）之补给线，予以意外之奇袭，并威胁云南方面敌军之补给线。

显而易见者，我奇袭敌之交通线，可使敌军感到不安。苟敌军前进，威胁伊姆法尔，及中、印空运之地面交通线，则形势颇严重，因此奇袭之结果，照目前之状况而言，可能使敌军就歼。史迪威将军报称中国在利多作战之军队，已进至坚布山，在最近数日内，可进至沙杜渣，并云，贵国军队富于战斗意志，在过去三个星期中，环境虽然困难，但仍能达成任务，被以为贵国在滇西境之军队，若能推进至腾冲或龙陵，则利多方面之军队，可乘机推进至密支那。

虽然史迪威将军深入丛林，并聚精会神于作战，对于目前良机认识之程度，不无可疑，但据余所得之情报，除非敌之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则第十八师团之残敌，定为我军所歼灭。敌之增援部队，可能将现在云南方面之第六十五师团中抽出一团赴援，盖因有力之部队，突现于卡道附近，使敌军不敢抽调对利多方面之任何后备队也。在阿拉坎及伊姆法尔两线之剧烈战斗，暨挺进队之向曼德勒及密支那间敌之交通线前进，可使敌军陷于纷乱之状态，并迫其退却，同时予我军以有利之机会。但我军如不采取攻势，则敌军势必死灰复燃。

兹将拙见详述电达阁下，望即令云南方面之指挥官，协力同心，共赴此良好机会为幸。

顺颂

勋祺

罗斯福

赫恩代呈[343]

为了督促中国方面出兵，史迪威飞赴重庆面见蒋介石。

他得到了蒋介石给他增援一个师的承诺，但蒋介石对从滇西出兵反应冷淡。

蒋介石早就预料到这一局面肯定会发生。

在过去两年反复商讨反攻缅甸的过程中，蒋介石曾多次警告罗斯福、丘吉尔和史迪威：反攻缅甸的作战，中国军趴必须和英美主力部队联合，特别是英国应派出有力部队在缅甸南部实施两栖登陆作战。不然的话，只要日军发动反击，缅甸战局将立即恶化。果然，尽管美国人在空军支援上很出力，但地面部队只派来了那个“抢劫者”；而英军根本没有发动两栖作战，英军于这一期间发动的攻击，与其说是在协助反攻缅甸，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补给线。所谓的反攻缅甸，实际上仍是中国军队在独立作战。现在，英国人要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解救其危机，说好听了是请求中国方面帮助，实际上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胁迫。

蒋介石复电罗斯福，阐述了中国远征军不能立即出兵的理由，其中一条竟然是国民政府要防备“布尔什维克”：

……七年的抗战，消耗了中国的物质和军事力量到了如此程度，如果坚持要她做超过她能力的事，势将招致灾难，其后果将不仅严重影响云南、四川，并且也将严重影响中国战区的整个局势。倘若此事发生，日军将侵入云南及四川，新疆的叛乱及共产党在山西的活动将出现新局面以推进他们布尔什维克化这个国家的计划，因而我们的政府在全球战争中将处于不能尽其本分的地位，而盟国在远东将会失去对抗日本的作战基地。由于这些原因，并念念不忘我们对盟国的义务及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我认为只要我们的防御线没有适当地加强，我们的主要兵力不可能从云南发动攻势。[344]

马歇尔回复的口气相当强硬：如果中国不从滇西出兵进入缅甸，美国将停止向中国输送租借法案物资，同时取消中国航空公司的空运租借法案合同，中国滇西部队每个月经由“驼峰航线”运送的七百三十四吨物资也将停止供应。

罗斯福给蒋介石的回电更是强硬：如果中国不出兵缅甸，将再也得不到美国的武器支援。

我不能想象你的获得美国装备的“X”部队（盟军方面把史迪威指挥的驻印军称之为“X”部队），不能前进以抗击现时实力已空虚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我看来，你的第七十一军的一部分不再延迟立即进军占领腾冲一龙陵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萨尔温江上与你对峙的只是一个装备不全的师。你向西进军必然成功。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在过去一年，我们曾经装备并训练你的“Y”部队（盟军方面把中国滇西远征军称之为“Y”部队）。如果不使用它们于共同事业，我们空运装备并提供教练人员的最勤奋最广泛的努力就没有道理了。[345]

蒋介石对美国人的威胁十分恼怒，说中国无法接受这样口气的电报。但是，有史料表明，尽管蒋介石态度强硬，可他早有一个预定计划，即只要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向密支那推进，他就立即命令位于滇西的远征军出击。而蒋介石之所以强硬地对待英、美的胁迫，与中国人无法接受列强傲慢指使和强词侮辱的心结有关。

中国驻印军对坚布山发起了攻击。

瓦鲁班作战结束后，史迪威下达了进攻坚布山的第十一号作战命令，要求中国驻印军冲进坚布山隘路，夺取两翼高地，以攻占坚布山隐口南端的沙杜渣。部署是：新编第二十二师配属坦克一营担任正面攻击；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配属炮兵连和工兵连，与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一部配合，向坚布山日军阵地侧后迂回，截断其退路；新编第三十八师主力则沿着塔奈河向纵深穿插。这一次，英军出动了一个旅，在中国驻印军右翼协同搜索前进。

三月十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带着一个炮兵营，一路上与阻击他们的日军连续发生战斗，但日军是从瓦鲁班退下来的残部，毫无斗志，六十四团很快就突进到丁高沙坎（今丁高瑟坎）。同时，六十六团也扫荡了丛林里的日军残兵，推进到丁高沙坎西侧。十五日，六十四团向丁高沙坎攻击，一经接战日军就仓皇撤退，六十四团占领了坚布山隘口的北端。接着，六十四团在隘路以东陡峭的山崖密林中开路前进，奋力向日军的侧背迂回；六十六团在炮兵营和坦克营的配合下，沿着隘路发动正面攻击。守卫隘路的日军至少有两个步兵大队，在山炮、重炮和速射炮的支持下，凭借险峻地形顽强抵抗。但复杂的地形令双方火力都得不到有效发挥，只能在隘路两侧的丛林里短兵相接。混战一直持续到十九日，当面日军开始动摇，而六十四团的迂回成功令日军的作战意志最后崩溃，残部开始向后溃逃。六十六团抓住战机猛烈追击，一举攻占整个坚布山隞路。此战，新编第二十二师伤亡一百九十一人，击毙日军七百人以上，仅在隘路上就清点出日军遗体四百多具。

负责迂回敌后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翻越高山峻岭，抵达西同附近，截断了日军后方的公路。该团在迂回的沿途数次击溃日军的阻截，锐不可当，仅缴获的日军各种单兵武器就有千余件、子弹近万发。他们还攻占了日军的一座仓库，打进去才发规里面存放着大量日军喜欢的味精、酱油、干菜和海带。一一二团截断的公路是日军补给的生命线，日军因此调集兵力向西同发动了轮番攻击，兵力从中队到大队，最后甚至出动了整个联队，循环往复夜以继日地实施攻击。残酷的敌后截击战令一一二团出现严重伤亡，连长和排长大多数或阵亡或负伤。但一一二团自开战以来就没丢过阵地，这次也不例外。上士班长陈应明独自守一块阵地。陈班长已经负伤，血流不止，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可他一个人用两挺重机枪顽强阻敌，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直到增援部队赶上来。由于伤势严重，陈班长最终死在野战医院的手术台上。

由于公路被中国官兵封堵，溃败下来的日军逃不出去，白天便藏在密林里，晚上三五成群地抱着木头从旁边的河里漂流逃命。中国官兵彻夜不眠地死盯着河面，只要发现河面上有漂浮物，就用轻重机枪扫射。连续数天，每天清晨都会发现河面漂着日军的尸体。

向敌后迂回的另一支部队，是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以及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他们以一营为前锋，团部和二、三营随后，一路保持无线电联络，在缺水少粮的情况下，在峭壁密林中跋涉十四天，迂回一百多公里，三月二十八日秘密渡过南高江，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后坚布山隘口南端重镇沙杜渣附近，并开始迂回攻击距沙杜渣以南仅六公里的拉班。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获悉后，大惊失色，急忙抽调部队反击，企图打开退路。在日军的反击面前，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一营支持不住向后撤退，中国驻印军一团以三营增援美军，一营固守拉班，二营则不顾一切地直接攻击沙杜渣。此时，北面的新编第二十二师正向沙杜渣推进，与新编第三十八师形成南北夹击态势。日军两面受敌，后路已断，军心大乱，丢弃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向南溃逃，坚布山天险遂被中国驻印军突破。

坚布山的占领，标志着胡康河谷作战结束。

通往孟拱河谷的大门已经敞开。

中国驻印军自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始进攻胡康河谷，半年内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从缅北新平洋向南推进了近二百公里，官兵们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取得了辉煌战果。此战令日军第十八师团伤亡高达一万二千多人，其中被击毙士兵四千一百余人，军官六十余人。日军第十八师团自卢沟桥事变入侵中国后，登陆杭州湾、攻占广州、进攻南宁。一九四〇年特意在越南进行丛林作战训练，随后参加了南太平洋各岛屿以及马来亚和缅甸作战，在缅甸战场上打棠吉、破腊戍，一直攻击到中国云南境内的惠通桥，在日本陆军中有“常胜师团”称号。而这一次，这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遭到歼灭性打击。此战，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战死一千零三十三人，负伤二千九百五十八人；新编第三十八师战死八百七十六人，负伤一千五百五十六人；坦克一营战死二十四人，负伤五十人。[346]

中国驻印军的迅猛推进，令缅甸日军的后方危机四伏，在英帕尔围攻英军的日军第三十一师团也逐渐显露出颓势：出发时携带的粮食和弹药消耗殆尽，制空权丧失后无法得到空中补给，地面运输中跟随师团推进的骡马已大部分死掉，长时间的丛林行军作战令官兵病饿交加。本来准备在雨季之前解决战斗，但是雨季就要来临，英军不但没有溃散的迹象，而且还发动了反击。四月，英军反攻科希马，日军死伤四千多人。五月，英军的增援部队已达一万五千人，被日军围困的英军四个师突破包围圈，与增援部队一起对日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大英帝国强大的工业能力尽显威力，大批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源源不断地抵达战场，日军被紧紧压缩在狭窄的山谷里，晒一件衣服就可能招致重炮轰击或飞机轰炸。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孤注一掷发动反击，结果苦战一个月也未能向英帕尔前进一步，反而战死了不少联队长和大队长，各部队的战斗力都下降到无法维持的地步。六月，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请求南方军司令部增援，可南方军此时正在太平洋上苦战，根本无暇顾及缅甸战场。粮食和弹药完全断绝的日军前线部队反复请求撤退，而牟田口廉也命令他们最后时刻用牙齿和灵魂作战。第三十一师团师团长佐藤幸德忍无可忍，擅自下令部队一直撤退到能得给养的地方为止。牟田口廉也闻讯大发雷霆，不但当即将佐藤幸德撤职，还连带把第十五师团师团长山内正文和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柳田元三的职务也一并撤了。——在一次战役中撤换所有的师团长，这在日本陆军史上尚属首次。由于日军第三十一师团的撤退，英军乘机全面突破日军的防线，上千辆坦克、数百门重炮和大批军用汽车沿着打开的公路涌入英帕尔战场，迫使牟田口廉也不得不宣布终止“乌号作战”，命令他的部队全面撤退。撤退中的日军溃不成军，许多人因伤病饥饿而倒毙或自杀。拥有十万余兵力的日军第十五军，此战一共损失五万多人，剩下的五万人一半以上是伤病员，且几乎将所有的武器都丢弃了。

日军用攻占英帕尔来挽救缅甸危局的企图破灭了。

此时传来了中国远征军即将出征的消息。

听说这个消息后，史迪威立即从坚布山前线飞往新德里会晤蒙巴顿，并从蒙巴顿的口中得到了英军无需中国驻印军的援助也能在英帕尔取胜的承诺。回到沙杜渣前线指挥部后，史迪威果断作出了“奇袭密支那，向甘马因、孟拱全速前进”的决策：新编第二十二师附坦克营和重炮团为右兵团，沿着公路向甘马因攻击前进；新编第三十八师为左兵团，沿着南高江东岸、库芒山西麓，向甘马因和孟拱以南迂回，切断日军的退路；同时梅里尔准将率领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以及刚刚加强到前线的中国新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第五十师一五〇团联合组成一支中美突击队，秘密穿越库芒山，远程奇袭密支那。

孟拱河谷是一个狭长的山间盆地，北起坚布山的出口沙杜渣，南至孟拱城，南北长约一百二十公里，东西宽仅十六公里，孟拱河纵贯其间蜿蜒注入伊洛瓦底江，顺流可直下八莫。雨季时，盆地里河水泛滥，一片汪洋，到处是没膝的泥泞。孟拱城位于河谷水陆交通中心，与东面的密支那和西面的甘马因互成犄角，乃军事战略要地，依据孟拱河屏障易守难攻。

被中国驻印军从胡康河谷赶出来的日军第十八师团残部面临的最大困境依旧是补给：“从去年十月末以来，接连五月连日同优势敌军殊死搏斗的第十八师团官兵的疲劳和损失简直惨极了。步兵中队的兵力只剩下了五十名左右。”[347]即使那些还活着的官兵，也是“上衣破烂，衬衣撕碎，露出脊背，裤子已不成形，大腿膝盖露在外面，拖着透底的皮鞋，满脚长着一层‘丛林疮’”。“本来计划尽量使伤病员留在战场上医治，早日恢复，但战场上缺乏卫生材料，连替代患者破旧军服的大衣、毛毯都不够，往后方输送的大卡车更不能指望。第一线中队的官兵，包括中队长在内，一般不足三十人，甚至只有军曹以下十数人者。即使这些人，几乎也都是半病员状态，可以说全都患有疟疾和脚气病”。[348]

为了让第十八师团支撑下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多次向该师团调兵补充。除了从滇西调来的第六师团第一四六联队和从缅甸西南调来的第二师团第四联队外，还把方面军预备部队第五十三师团以及原来驻守缅甸南部的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也调到了缅北地区。并于四月八日成立了以本多政材中将为司令官的第三十三军，统辖第十八、第五十三、第五十六师团，全面负责缅北作战。

日军防御孟拱河谷的部署是：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联队和第一一四联队第三大队，在孟拱河西岸沿公路进行纵深配置，以英开塘为主要据点阻击中国驻印军的正面攻击；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联队、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六联队和第一一四联队一部，在江东防御，以马诺塘、高利、瓦兰为主要据点；河谷中心地带的甘马因同时部署着重兵。

根据史迪威下达的第十二号作战命令，新编第二十二师将沿孟拱河西岸顺公路南下，向甘马因推进；新编第三十八师从甘马因以东的山地南下，向甘马因以南进行远程迂回，然后两师合力对甘马因实施夹击。

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欠一营）配属六十四团三营和六十六团一营，在坦克一营和美军航空队的支援下，于三月三十日开始沿着公路向前攻击。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攻击东、西丁克林，一一四团越过丁克林向南迂回，一一二团在左翼掩护。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和配属部队扫清沿途日军小股部队的阻击，于四月四日开始对日军主要据点瓦康实施攻击。瓦康日军据险防守，但抵挡不住中国驻印军猛烈的炮火轰击，纷纷溃退。瓦康一战，中国驻印军击毙日军三百九十四名，新编第二十二师付出了伤亡七百余名官兵的代价。左翼的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于四月三日攻占巴杜阳，然后继续向西南方向推进，连续攻克了丁克林一线日军的据点，沿公路防御的日军第五十六联队一部退守瓦拉渣，主力退守英开塘和沙逊山。孟拱河东岸的日军第五十五联队一部退守丁克林东南山地，主力则位于高利、瓦兰等地。日军的两个联队企图利用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阻击中国驻印军，并伺机反击。

中国驻印军调整了部署：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配属六十六团三营继续沿公路向前攻击，六十四团在公路以西向沙逊山前进，策应正面作战。四月二十日，六十五团二营越过瓦拉河，与六十六团三营的一个连一起，跟随坦克一营向南推进。二十五日，攻击部队击溃日军的层层阻击，推进到英开塘以北地带时，遭到日军的猛烈反扑，两军进行了近距离的手榴弹战和白刃战后形成对峙。二十七日，新编第二十二师的两个团联合再次向当面日军实施攻击，但进展缓慢。六十六团三营从各连抽出三十名精壮士兵编成突击队，由排长姜有霖带领，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强行冲锋，当面日军仍旧坚守不退。二十九日，六十五团二营五连和坦克营一起冲锋，天气阴沉，中美联合空军无法起飞助战，五连在日军的火力拦截下伤亡惨重，五连连长李纪元阵亡，攻击再度受挫。五月二日，六十五团在北、六十四团在西南、六十六团三营在东北，中国驻印军官兵向日军发起三面攻击，但仍旧久攻不下。

史迪威心情恶劣。

“另一个阴天。我们坐着，感到消沉。第二十二师有五十七个连级军官阵亡。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逼着第二十二师前进，也不能帮助他们。真是苦境。”史迪威怀疑廖耀湘和孙立人之所以攻击不力，是得到了蒋介石的让他们消极进攻的暗示，“孙和廖对军事行动的指挥只能以大元帅（指蒋介石）要他们放慢步伐的秘密命令来解释。”史迪威的猜疑，来自攻击孟拱河谷前蒋介石给他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孟拱河谷“便于攻，也便于守”，似乎在暗示不要不惜一切地进攻，至少要谨慎些为好。史迪威向马歇尔告状，说中国驻印军已拔除了日军的核心据点，最重要的是已把日军的士气打垮，目前只要稍微努力作战，便可以迅速拿下甘马因。史迪威把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找来，问他是否接到了蒋介石消极进攻的命令。廖耀湘表示蒋介石确实与他直接通过电报，但蒋介石要求他对史迪威要绝对服从，“即使史迪威是错误的”。史迪威还是不放心，通过副总指挥赫恩将军向宋美龄询问蒋介石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蒋介石直接给史迪威回了一封电报，其含糊其辞的措辞令史迪威的心情更加恶劣：“虽然我对现时缅甸战役的联合行动不负责任，我希望我们不至于引起我们朋友和部队的意外损失和失败。这是为什么我对萨尔温地区总的局势十分关心的原因。”[349]

无论如何，必须抓紧攻击，因为中美联合突击队已接近密支那了。

关系缅北反攻胜负的最后战机将稍纵即逝。

五月三日，天气终于晴朗，史迪威立即下令对英开塘的日军展开陆空联合进攻——只要空军的战机能起飞，日军的灾难就降临了——美军的三十六架轰炸机飞抵英开塘上空，轮番向日军阵地实施俯冲轰炸。日军缺少对空武器，更没有战机前来拦截，美军飞行员随意上下翻飞投下大量的重磅炸弹，或者超低空掠过日军官兵的头顶，机枪子弹骤雨般倾泻而下。地面上，中国驻印军的火炮集中向日军阵地前沿轰击，炮火延伸后，坦克一营的五十七辆坦克集团冲锋，步兵簇拥着坦克杀声震天。坦克和步兵突入日军阵地后，日军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孤注一掷地发动反冲锋，敌我犬牙交错，一片混战。但是，天上是美军的飞机来回俯冲，地上驻印军的大炮不停地轰击，中国官兵胆力倍增，越战越勇。

黄昏时刻，日军渐渐不支，开始趁着昏暗天色向南溃退。中国官兵猛烈追击，几乎将日军全歼。四日正午时分，中国驻印军完全控制了英开塘。

英开塘一战，中国陆军和美国空军首次实施了一次空地联合攻击作战，显示出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巨大威力，也令日军为之魂飞魄散。

只是，新编第二十二师又伤亡了七百余名官兵。

甘马因，孟拱河谷中的第二大城镇。日军第十八师团在此建立了庞大的后勤基地，修筑了坚固的大纵深防御工事。日军知道，甘马因一旦丢失，密支那必定不保。为此，除了集中第十八师团的三个步兵联队加强防卫外，还从孟拱调来了第二师团的第四联队以及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二八联队、第一五一联队各一部前来增援。

四月十一日，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开始了远程迂回。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行军，沿途全是深山密林和悬崖绝壁，配属的山炮连和运输给养的骡马因无法通行返回了，全团携带的粮食很快用尽，官兵们只能以野菜和芭蕉根充饥。二十日，一一二团抵达瓦兰西北地区后，三营向曼平推进，切断了由甘马因和曼平两地至瓦兰的交通线。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第一大队发起反击，三营苦战数天，击毙日军二百余人，阵地寸土未失。

突然，战场上传来向纵深穿插的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二营被日军包围的消息，率领该部的梅里尔准将紧急派联络参谋乘小型联络飞机赶到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部求救。孙立人师长立即派一一二团一营星夜驰援。一营官兵再次翻越绝壁密林，当他们突然出现在美国人面前时，被解救的美国人惊讶不已。梅里尔准将给孙师长发电说，增援的中国部队竟能通过地图上都没有标出的绝壁神速赶到，足见士气旺盛，精力超人，训练有素。他本人异常钦佩，能够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令他感到荣耀。

一一二团远程迂回解救美军的同时，一一四团三营越过一一三团阵地，向孟拱河谷东岸日军的一线抵抗阵地推进，于十七日与日军遭遇。三营以九连正面攻击，七连和八连两翼迂回。日军在炮火支援下猛烈反攻，双方混战在一起。二十三日，一一二团将二营投入战场，连续攻克了日军数个地势险要的据点，二营四连渗透到日军阵地侧后，日军残部仓皇逃窜。与此同时，一营则在密林中秘密奔袭，攻克拉吉和大龙阳，与奔袭至曼平附近的一一二团迂回部队取得了联络。

中国驻印军官兵决心不顾雨季恶劣的气候，继续分道南下向甘马因前进。

担任沿公路正面进攻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在英开塘以南的马拉高附近与日军陷入苦战。日军阵地前地形开阔，机枪火力极其凶猛。二营六连攻占日军阵地大部后，日军退守阵地一角顽强抵抗。一营在坦克的配合下加入了战斗，但无进展。三营上来接替一营，一营从山地向日军阵地侧后迂回，在悬崖上攀爬了两天，才抵达敌后的一个高地，并开始从侧后实施攻击，但即刻遭到日军的围攻。而此时正面进攻仍旧胶着，双方都伤亡惨重。

第二十二师自出战以来，伤亡严重且久战疲惫。师长廖耀湘增调刚刚抵达战场的第五十师一四九团前往助战，并采取迂回穿插、分割包围的战术再次发动猛攻，于五月二十日包围了马拉高地区的日军主力。在新编第二十二师坚持不懈的攻击下，日军阵地不断被压缩，终于在一个大雨倾盆之夜，日军意志崩溃，在放弃阵地逃窜时受到中国官兵的追击围歼。

日军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为挽救危局，开始向甘马因大量调集部队，企图再次与中国驻印军决一死战。

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仔细分析了当前战局：甘马因日军在外围作战中伤亡极大，其兵力都调到了第一线，后方肯定十分空虚；中美联合突击队已接近密支那近郊，急需配合作战；廖耀湘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仍在马拉高地区与日军激战。此时，如果能趁日军增援甘马因的部队尚未完全抵达，一举拿下甘马因并南下孟拱，将是一个难得的战机。为此，孙师长主动请缨：由他率领新编第三十八师向甘马因敌后穿插，切断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协同正面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对甘马因实施夹击。

史迪威立即批准了孙立人的作战计划。

先遣队还是那个总是在翻山越岭的一一二团。全团官兵每人携带四天的干粮和一个基数的弹药，不带炮兵和骡马，开始了又一次艰苦的远程迂回。他们翻过大山，穿过密林，在没有任何渡河器材的情况下于泛滥的洪水中强渡孟拱河，五月二十七日突然对西同的日军第十二辎重联队、野战重炮兵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和守护仓库的两个步兵中队发起了攻击。这里处于战线后方，正在用早餐的日军没有任何防备，枪声响起时还以为盟军要在这里空降，慌乱间竟然拉响了防空警报，但很快就发现攻击来自地面而不是天上。混战之后，七百多名日军被打死打伤。而缴获之丰厚令中国驻印军官兵感到惊喜：大口径榴弹炮四门、步枪四百余支、卡车四十五辆、小汽车两辆、马车一百多辆。中国驻印军官兵还占领了一座汽车修理所，以及十一座粮弹仓库。一一二团官兵沿着公路继续攻击前进，二十八日攻占公路上的制高点，切断了甘马因日军唯一的后援补给线。

侧背出现中国军队且后勤基地被毁，日军急忙派第二师团第四联队和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二八、第一五一联队各一部，携带重炮四门、山炮十六门和坦克五辆，前来对二团进行围剿。—一二团转为死守阵地，数日之内击退日军多次轮番进攻。六月二日，日军的进攻达到十四次，阵地北端的一营三连官兵与蜂拥而上的日军混战在一起，连长周有良阵亡，一排官兵和日军肉搏五小时后全部殉国，但一一二团的阵地岿然不动。

一一二团大胆迂回作战的意义在于：孟拱河谷里的日军从此再也得不到一粒米、一颗子弹的补充。日军溃败的命运已成定局。

在一一二团于敌后给日军造成极大恐慌的同时，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四团披荆斩棘，经过大班等杳无人烟的地区，不分昼夜地潜行，于六月一日出其不意地攻占了拉芒卡道，席卷了东、西瓦拉日军各据点，切断了卡南、纳昌康以北日军的交通线。然后沿着丹邦河继续向南追击逃敌，五日占丹邦卡，六日占大高和卡当，十五日前锋一营前出到孟拱与密支那之间的交通要冲。一一三团扫清了当面残敌向前推进，攻克纳昌康，八日晚直抵孟拱河边与甘马因一水之隔的日军重要据点支遵，毙敌二百余人后将其占领。甘马因近在眼前，一一三团官兵急不可耐，试图用竹筏强渡泛滥的孟拱河，河水凶猛，数次强渡均未成功。

此时，新编第二十二师和新编第三十八师都上来了，甘马因的日军已被紧紧包围。

六月十六日，中国驻印军对甘马因的总攻开始。一一三团领到了紧急运到的橡皮艇和山炮烟幕弹，三营在炮火和烟幕弹的掩护下强行渡河成功，随即攻占了可以俯瞰甘马因的六三七高地。日军已经完全乱了方寸，纷纷往城内撤退，三营紧追不舍，跟着撤退的日军冲进西南城区。到下午时分，中国官兵完全控制了甘马因，伤亡惨重的日军仓皇出逃，纷纷抱着原木跳进孟拱河，除了溺水而亡者外均被击毙。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率领少部分官兵向南落荒而逃。

甘马因一战，仅新编第二十二师就毙伤日军五千人以上，清点出的日军尸体达一千六百多具，同时还活捉了七十多名日军官兵——屡经补充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经过此战已基本被中国驻印军全歼。

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致电蒋介石报告甘马因战果，说两年前被日军赶进野人山遭受的苦难今天得以雪耻：

特急。重庆委员长蒋、总长何：甘马因（加迈）会战自六月一日突破马拉关敌坚固阵地，九号包围敌十八师团于湖沼地带，歼其主力。十六晚进克甘马因。赖友军协力，再将敌残部包围于卡马南以南山地及孟拱河间，其虽作困兽之斗，终因我官兵士气旺盛、用命所致，于二十九日完成扫荡，田中新一率领残卒约一千五百余，钻隙辟路，攀援雪邦山崖壁，向南逃窜。我俘大炮共四十门（内一五〇及一〇五重炮十二门、野炮六门、山炮两门、新式四七战防炮七门、三七平射炮七门、七〇榴弹炮两门、中迫击炮四门），高射机枪一挺，载重汽车一百六十七辆，田中新一以下乘车十二辆，轻重步枪、掷弹筒一千六百余支，仓库三十余所。生俘敌原藤大尉以下七十余名，重要文件、装具弹药等甚多，尚难统计。查此次敌重武器及军用车辆遗失之大，人员死伤疾病、转于沟壑者之众，狼狈溃散惨状，有甚于两年前国军野人山之转进。追昔睹今，因此痛雪前耻，官兵大奋。[350]

就在中国驻印军攻击甘马因之际，英国人又出了麻烦：英军第七十七旅参谋迪克少校突然出现在新编第三十八师指挥部，说他们被日军包围后伤亡惨重，现在仅剩下不足五百人，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英军第七十七旅即是在缅北空降的部队，他们认为甘马因受到中国驻印军的围攻，日军必定顾不上孟拱城，于是乘虚向孟拱城发动了进攻，谁知遇到从密支那增援而来的日军第一二八联队，英军第七十七旅被包围在距孟拱城仅三公里处。

守卫孟拱城的日军是个大杂烩：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二八联队主力、第一五一联队一部、第五十四师团第十四联队一部、第二师团第四联队一部、第五十三炮兵联队以及逃到此地的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残部。

孙立人的部队还在攻击甘马因，但迪克少校声称，如果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们得不到解救，就只能放弃对孟拱城的攻击而撤退到山里。孙立人师长认为，如果攻击孟拱城的英军溃败，将危及孟拱城前线整体战局。于是命令一一四团强渡孟拱河，向孟拱城急行军，一部解救英军，主力攻占孟拱城南的日军据点，切断铁路和公路后围攻孟拱，既不能让英军散了伙，更不能让日军跑了。

大雨如注，天地迷蒙，河水汹涌，道路泥泞。一一四团官兵一夜强行军来到孟拱河边，冒险乘坐橡皮艇渡过湍急的浊流，当夜便把包围英军的日军赶跑，然后开始攻击孟拱城外的日军阵地。孟拱城的日军没想到中国军队的行动如此迅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一一四团连续攻占孟拱城外的数个据点后，迫使日军全部退守孟拱城内。

六月二十四日，炮兵上来了，一一四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对孟拱城发动总攻。激战六小时攻入城区开始巷战，到黄昏时分已占领了大半个城区。入夜，残存的日军疯狂反击，双方在残垣断壁间用手榴弹和刺刀拼死搏斗。天亮了，仍有部分日军在城西北角顽抗。二十五日上午，残存日军坚持不住，纷纷跑出城外跳河逃生，大部溺水而亡或被击毙在河边。

孟拱之战击毙日军第五十三师团炮兵联队联队长高见量太郎大佐和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二八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钉本昌利少佐等以下官兵三千四百余人，俘虏日军官兵四百三十人。

孟拱城的攻占，标志着孟拱河谷作战结束。

中国驻印军自进入孟拱河谷以来，殊死作战四个月有余，由坚布山口南端的沙杜猹向南推进了百余公里，基本上全歼了日军第十八师团，重创日军第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六师团各一部。此战后，甘马因、孟拱至密支那的公路和铁路畅通无阻，缅北反攻作战彻底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

在缴获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的一份文件中，中国驻印军官兵看到这样一句话：“支那军归家心切，锐不可当。”[351]这句话令他们泪水湿润眼眶。身处异国他乡两年多，即使冲锋陷阵的时候，打回祖国去与妻儿老小团聚的梦想依旧萦绕心头。祖国越来越近，他们是那样焦灼地盼望着走进家门拥抱白发满头的母亲和喜泪涟涟的妻子的那一刻，如果在这一刻成为现实之前他们还活着的话。

中国驻印军官兵向世界展示出中国人的顽强不屈，他们英勇无畏的牺牲以鲜血和生命铸造了中国人的光荣。美国《皇冠》杂志刊登战地记者的评述：“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缅北之战“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352]而感受最深的，则是那些被史迪威安插在中国驻印军中的美军联络员。这些美国军官刚刚与身材瘦小的中国官兵接触时，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他们自认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上等人。但是，缅北残酷的战斗让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官兵肃然起敬。

美军上校布朗这样说道：

中国人是我看到的最勇敢的军队，我必须向他们脱帽致敬。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353]

缅甸的雨季来了。

在没完没了的苦雨的浇淋中，史迪威和中国驻印军官兵得到了一个令他们振奋的消息：中国远征军从滇西出击了。

中国远征军的反击炮声在一条大江的岸边隆隆响起。

那条大江的名字叫怒江。

第三十九章

山河震眩，声折江河

一九四四年五月，雨季中的怒江峡谷陡立在滇西的崇山之中。

中国远征军的便衣侦察队，在当地山民的引导下一直在秘密偷渡。——远征军官兵攀爬于江边陡坡考察地形，数千木匠和船工昼夜打造大型船筏，四千多名经过美军训练的中国工兵开辟出数个渡口，美军工兵带来的几百条橡皮艇已经运达，远征军各部队在澜沧江上的强渡训练业已完成。

中国抗战进行到第七年的时候，为保住大后方的国际援助通道，中国方面超乎寻常地将重兵倾斜于国土一隅，在云南西部集结了四十万之众的陆军主力，且这些部队无论武器装备还是作战能力都居抗战中国各战区之首。

与此相比，深入中国滇西境内的日军就显得势单力薄了：负责云南西部防御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九四二年四月攻到怒江边后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师团满编时兵力为两万多人。虽然之后日军陆续调来第十八、第二、第五十三师团部队，但一般都是联队的规模，以致在滇西防御的日军总兵力加起来只有六万八千余人。

历史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日军侵入中国国土时那种肆无忌惮的长驱直入已经不再，中国军队终于看到了日军陷于绝境的情景。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决定：以远征军一部进攻怒江以西的日军，策应正在反攻缅北的驻印军。

十七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发布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 方针

一、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由栗柴坝、双虹桥间渡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

二、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负怒江左（东）岸防守之责；另以该集团军之新编第三十九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三师各派一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二十集团军之作战。

三、攻击准备限四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开始时机，另命之。

第二 指导要领

甲、攻击准备

一、渡河攻击军准备如次：

（一）第一线兵团：依守备部队之掩护，径行展开于栗柴坝、勐古渡、双虹桥间地区，准备渡河攻击。

（二）第二线兵团：集结于漕涧地区，准备随第一线兵团之进展，参加作战。

（三）炮兵部队：抽调三个山炮菅及重迫击炮一个团（欠一营），先在攻击渡河地区进入阵地，准备掩护强渡。

（工兵、侦察、通信、交通、粮秣、弹药、兵站输力、兵站卫生等略）

乙、攻击实施

一、防守部队第一线师之游击营，最先开始渡河；其次新编第三十九师加强团，在惠仁桥开始强渡；再次第二军之加强团，向滚弄进攻；然后攻击军之第一线兵团，在预定之攻击正面，突然开始强渡。

二、第二军之加强团，于攻略滚弄我岸之敌桥头堡后，即行停止，但仍作佯渡以欺骗敌军。新编第三十九师之加强团，于惠仁桥强渡后，向橄榄寨挺进，以吸引腾冲附近之敌军。特别游击区之部队，于攻略拖角后，一部向西警戒，主力向茶山河（明光北方）、明光南进，威胁腾北敌军侧背，协助攻击军之攻击。

三、攻击军第一线兵团，于开始渡河前，务积力秘匿行动，以主力于栗柴坝、双虹桥间各渡口，实施强渡，并于占领桥头堡后，立即架设军桥，向马面关、江苴街之线攻击前进。另以一小部，由西郎渡（栗柴坝北方）附近渡河，驱逐当面之敌，迂回桥头堡之侧背。攻击军于第一线兵团攻略桥头街、江苴街各据点后，再以第二线兵团加入扩张战果，以一部向明光前进，以主力作旋回，向固东街、江苴街之线前进。此时须保持重点于左翼，占领固东街、江苴街后，整顿态势，准备进攻腾冲。

四、炮兵部队，于步兵部队强渡成功后，第六军山炮营归还建制，留置怒江我岸，其余随攻击军渡河前进。

（工兵、通讯、兵站等行动计划略）

八、敌如集中主力迎击我攻击军时，我攻击军应即与敌决战。此时防守军部队，第七十一军之预备队，第八十八师及第六军之新编第三十九师主力，应以全力加入，该师加强团由惠仁桥附近渡河，径向腾冲攻击前进，以包围歼灭敌人于腾北地区。敌如以主力由惠通桥、三江口或滚弄方面渡河攻击时，我防守部队应极力拒止，并牵制抑留之，使攻击军之作战容易。

九、攻击军渡河成功后，战术方式须多用渗透战术，并须先扫荡其据点外敌之野战部队，然后再对敌各个据点分别攻击。

（军队区分、兵团任务等略）[354]

通过无线电侦听获悉中国远征军即将大举反攻，日军立即意识到这将是关乎滇西乃至缅北日军生死的一场恶战。担任怒江前线防御任务的第五十六师团，自北向南加固了瓦甸、腾冲、松山、平戛等一系列防御支撑点的工事，使其达到可承受中等口径火炮直接命中的坚固程度，并在每一个据点内储存了至少能维持三个月战斗和生活的物资。为确保滇缅公路，日军在沿途主要渡河点预先架设起备用桥墩，储备了可供架设整座桥的材料。日军还扩展了龙陵一腾冲一瓦甸一线的公路，并对怒江各渡口以及高黎贡山麓的地形进行了详细侦察测量，使手中的作战地图得到补充和修订。

日军的防御部署是：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部驻芒市，第一一三联队附属炮兵一部分别据守腊勐、松山、大坝子、黄草坝一线，第一四八联队分别据守腾冲、桥头、马面关、瓦甸、江苴一线，师团搜索联队防守缅甸境内的滚弄，师团工兵联队据守龙陵及附近地区，第一四六联队第一大队防御平戛、象达一线，联队主力为师团反击预备兵力；第十八师团第一四联队第一大队据守片马、拖角、明光、固东一线；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第二大队和第五十三师团搜索联队等部队警戒遮放、畹町至缅甸境内腊戍之间的公路，同时充当师团机动预备队。

怒江从西藏进入云南后，流经海拔三千米的高原，于崇山之中穿开条深邃的江谷，江水自北向南湍急流淌。远征军官兵要想反攻滇西日军，必须先下到深谷，渡过奔腾的怒江后，攀登耸立在江岸的陡坡山崖，进入连绵起伏的高黎贡山，而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精锐部队正扼守着各个山顶据点。

五月十一日上午，集结在怒江东岸的两万多远征军官兵，沿着怒江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十二个渡口开始了大规模强渡。北面，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五九四团，首先在栗柴坝、孙足渡渡口利用船筏冲过激流，登上怒江西岸高黎贡山麓陡峭的岩坡，在预先埋伏在那里的预备第二师游击营的配合下，迅速攻占邦瓦寨，并向北斋公房方向警戒。接着，沿着怒江自北向南，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主力在勐古渡、水井渡，第三十六师并配属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三四六团由康郎渡、勐濑渡、缅戛渡、大沙坝渡、龙潭渡强渡怒江。由于准备周密，行动隐蔽，至十二日拂晓，远征军第一线兵团各部队均强渡成功。为策应第二十集团军的作战，第十一集团军新编第三十九师加强团在惠仁渡渡江后，迅速攻占红木树；第八十八师加强团于打黑渡、第七十六师和第九师联合加强团于罕拐渡强渡后，合力攻击平戛街。由于行动机密，攻击果断，日军仅留少量兵力固守平戛，大部收缩至西北方向的芒市。而在怒江下游接近缅甸边境附近，新编第三十三师加强团顺利渡江后，已开始向缅甸境内的滚弄攻击前进。——中国远征军部队分成多个“能在数日内独立自给战斗的战斗群”，运用高度的机动性，向分布于怒江以西，北起片马、南至滚弄的广阔地域里的日军防线进行着迅猛的纵深穿插。

五月十三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

闻近日尊体康复，无任欣慰。中国远征军已于昨日强渡萨尔温江（在此指中国云南境内的怒江，怒江流出国境进入缅甸后称为萨尔温江）完毕，现在向敌军猛烈进攻中，中国甚愿竭尽绵薄，能策应盟军在印缅之作战有所补益，以副阁下之殷望。惟中国本为贫弱之国，加以今日七年之抗战，其艰难困苦，甚于其他之盟邦，必为阁下所深悉。而且中国战场，一方面在其战场中心河南平原作战，正在大规模发展之时；而一方面又欲在萨尔温江作战同时进行，以中国疲弱之身，而当此两面作战之重任，其危艰之状，更倍于往昔，尚望阁下体谅此苦情是荷。蒋中正。[355]

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渡江后，连续攻克大寨和茶房，之后挡在官兵们面前的便是高黎贡山上的险要据点北斋公房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第二大队凭借坚固工事顽强防守，第一九八师攻击受挫。该师滞留少量部队监视正面，主力则绕过北斋公房，在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于十六日攻占北斋公房侧后的马面关和桥头，切断了北斋公房日军守军的退路。二十一日后，第一九八师多次对北斋公房发起攻击，由于屡攻不克，双方形成僵持之势。

第五十四军第三十六师和配属该师的第一一六师三四六团渡过怒江后，向大尖山、唐习山、鸡心山方向的日军发动攻击，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第三大队拼死防守，第三十六师官兵一度攻入大尖山，但又被日军反击回来。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时，第二十集团军命令第五十三军主力渡江接替攻击任务。

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是东北军旧部。该军兵强马壮时曾拥有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兵力达六万之众。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的番号下只剩下两个师。全面抗战爆发，第五十三军曾参加平汉路作战、武汉会战，并策应了薛岳指挥的两次长沙会战。一九四三年，全军编入远征军序列。现任军长为周福成，下辖赵镇藩的第一一六师和张玉廷的第一三〇师。

第五十三军渡过怒江后，第一一六师攻占唐习山、大坪子高地。第一三〇师攻击大塘子和马蹄山时，日军凭借险要山势以猛烈火力抵抗，第一三〇师官兵不断伤亡，攻击持续数天后却仍无进展。师长张玉廷增派三八九团加入攻击，于五月二十四日终于占领南面的马蹄山，但北面的大塘子仍处于苦战中。为策应第一三〇师的作战，第一一六师三四七团的一个营插入到日军的侧背。二十六日，第一三〇师终于攻下大塘子。

大塘子南面的南斋公房，是日军在高黎贡山主峰附近的险要据点，海拔四千多米。阴雨连绵，第五十三军从大塘子和唐习山向南斋公房推进，一路上都是险峻的陡坡，有的地段坡度达八十度以上。山势的陡峭使得粮秣弹药的补给成了问题。美军联络官想当然地认为，依靠强大的空投能力完全能够解决，但是高黎贡山上风雨交加，云雾缭绕，飞行员根本找不到在崖壁间攀爬的部队在哪里；即使看见了，空投下去的物资也大多坠入了深渊。而依靠当地马帮的有限运输根本无法满足部队的需求。

第五十三军以第一一六师三四六团为右翼，攻击南斋公房；以第一三〇师为左翼，攻击南斋公房以西的江苴街。在陡峭的山路上，三四六团无法展开火力，官兵们不断地发起仰攻，每次都在日军的火力压制下后退。就在正面部队一次次进攻的同时，三四六团的一支敢死队在绝壁间攀爬了两天，终于迂回到南斋公房的背后发起突袭。南斋公房的日军猝不及防，仓皇撤退。六月十一日，南斋公房被远征军官兵攻占。

此时，第一三〇师官兵已抵达南斋公房以西的江苴附近。这是一个很大的山寨，盘踞两年的日军把工事修筑得极为坚固。第一三〇师指挥官面对日军的严阵以待，不但怕打不下来，更怕日军一旦增援将会导致全师陷入绝境，加之在翻越高黎贡山时，很多官兵因冻饿交加而病倒，于是犹豫再三后决定撤退。周福成军长得知后，当即撤了张玉廷的师长职务，命令副师长王理寰接任师长指挥权，率领第一三〇师立即对江苴发起攻击，并派第一一六师前来增援。

第五十三军的两个师，第一一六师和第一三〇师，官兵随身携带的给养已消耗殆尽，高黎贡山间云雾迷漫，与企图空投的飞机联络不上，大山深处方圆百里杳无人迹，只能依靠采挖野菜和竹根为食。高黎贡山是中国西南垂直落差最大的山脉之一，山下怒江两岸夏季闷热，而山顶的气温却仅有几度，入夜甚至会降至零摄氏度。森林密布，冷雨飘摇，穿着单薄军服的官兵腹内空空，虽然每个人都发了美式雨衣，但冻饿还是会让他们面临死亡的威胁。更何况，头顶上是居高临下的日军火力阻击，脚下是湿滑陡峭的崖壁山路，部队每推进一步都要凭借极大的勇气和意志。日军第一四八联队主力从北向南，第一一三联队从南向北，夹击进攻江苴的第五十三军。第五十三军的两个师苦战至六月二十一日，终于攻下江亘。

在北斋公房方向，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依旧久攻不克。六月九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前来增援，马面关和桥头再次被日军占领。第五十四军命令第三十六师主力攻击桥头，协助第一九八师对北斋公房的再次进攻，第六军预备第二师也奉命前来增援。从怒江岸边陡立而上的峭壁间，山路两侧布满了日军的碉堡，远征军攻击部队一面艰苦地攀援，一面持续不断地消灭碉堡，官兵们装备的美式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发挥了作用，在火箭弹的轰击和火焰喷射器的烈焰中，日军被赶出地堡，在森林中四处逃命。接近位于山顶的北斋公房据点时，远征军官兵接到指令：撤离一千米，等着航空兵来收拾日军。官兵们撤到北斋公房北侧的丛林里，燃起篝火烤衣做饭，然后就听到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机呼啸而来：九架侦察机先在怒江上空盘旋，随之向北斋公房俯冲扫射，同时发射了指示目标的彩色曳光弹，接着轰炸机就来了，成吨的航空炸弹倾泻在日军盘踞的地堡上，剧烈的爆炸声震撼山峦，地堡的残片和日军的残肢高高地腾起，地面上的远征军官兵欢呼雀跃。

从据点逃出来的日军，只能利用山林树木和地堡废墟顽抗，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绝望处境。他们从遥远的日本被征召而来，从没想到会命丧中国西南部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罕至的高山之上。高山之上的景象令他们不寒而栗：云雾之中的高黎贡山峦，到处可见中国怒族、傈僳族、苗族、独龙族的妇女孩童为远征军官兵带路、运送物资和伤员；青年们则手持打猎的枪支、弩箭和铁叉，与手持美式武器的远征军官兵一起，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追杀。追杀持续了三天，中国军民清除了崎岖山路两侧所有地堡里的残敌——“留下的是遍地敌尸、死马，那人血、马血混合的血浆与大雨后山间小道上的泥土拌合着，结成一种臭不可闻的殷黑色的泥巴”。[356]

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展开全面攻击后，重庆军事委员会鉴于中国驻印军已经开始攻击密支那，缅北的日军难以调兵增援滇西，随即决定将远征军全部兵力投入滇西反攻。并于五月二十一日下达了远征军主力乘机渡江，猛烈扩张战果，向腾冲、龙陵和芒市全线攻击的命令。

二十二日，由防守军转为攻击军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发布作战计划：

第一 方针

集团军为攻略龙陵、芒市，决以主力由惠仁桥，迄七道河间地区各渡口，渡过怒江，重点置于右翼，向龙陵、芒市包围攻击。

第二 指导要领

一、各攻击部队，务于三十日以前，分别向攀枝花渡、军寨渡、葛蒲厂及平戛东侧（七道河）各附近地区集结完毕，准备攻击。

二、攻击开始时，先以有力之一部，协同惠通桥我岸炮兵，攻击腊勐、松山，吸引敌之注意力于该方面，然后以主力直趋龙陵、芒市，依飞机、炮兵之协力，包围而攻略之。

三、攻击奏效后，即以一部向畹町、九谷（以上两地均在芒市西南）挺进；主力暂集结于龙陵、芒市整顿待命。

第三 兵团区分及任务行动

一、第七十一军（欠搜索营）配属第五军之山炮营，为右翼攻击军。其现在平戛附近之第八十八师主力，俟第二军到达，将第二军地区内阵地交代后，即向大雪厂附近集结。军其余部队，俟将江防任务移交第八十二师及新编第三十九师之一一七团后，军主力即向攀枝花渡、军寨渡各渡口附近，一部向葛蒲厂附近地区集结，限五月三十日以前集结完毕（但应先派一部，在各渡口左（西）岸占领掩护阵地）。待渡江攻击命令颁发后，应即以一加强步兵团，依惠通桥我岸炮兵之协力，先攻击腊勐、松山，随即以主力直攻龙陵，但特须注意右侧之警戒，向右梯次配置。

二、第二军（欠新编第三十三师及第九师之一团）为左翼攻击军，应先派一部（接替第八十八师之加强团）协同现在平戛附近之第七十六师加强团，迅速扫荡平戛残敌，确实占领之。军主力应哿日（二十日）由现在集结地区出发，限五月三十日以前，到达平戛东南地区集结，待攻击命令颁发后，即向芒市攻击前进。但须注意破坏芒市、遮放间之交通，阻止敌之增援。

三、两攻击军之作战地境：为打黑渡、大雪厂、大水河、七河边、竹坝、放马桥、大定白相连之线，线上属右。

四、新编第三十九师（欠——七团）应在现阵地略加整顿，续向红木树之敌攻击，俟占领红木树后，再相机向腾冲攻击。新编第三十九师之一一七团，及配属之第七十一军搜索营，第六军山炮营之一连，即接替新编第二十八师，自来贡渡（含），经惠仁桥迄抛石渡以南无名河（不含）之一带江防，限定五月二十六日以前接替完毕。以上统归第六军黄杰军长指挥，该军军部应即移至蒲缥附近。

五、原卡瓦山游击支队张振武部，即改编为本部别动队，限五月三十日前，向于浩附近集结，待命渡江，由新城以南地区，向镇安街、腊勐、松山攻击。

六、新编第三十三师及第九师之一团，配属第二军山炮兵之一部，除以一部佯攻滚弄外，主力调整配备，固守既设阵地，特须置重点于四方井附近地区。

七、炮兵第十团（两营）及炮兵第七团之混合营，均归炮兵第十团胡团长指挥，即于惠通桥我岸，选定阵地准备对松山：腊勐各要点射击，限于五月三十日以前，进入阵地，准备完毕，待第七十一军所部之部队（第二十八师主力）向腊勐、松山攻击时，即向各要点射击，支援该部队之战斗。

八、集团军指挥所，定于五月二十九日由保山推进至白旺（白肚）。[357]

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当面日军，是以龙陵为防御核心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在通往龙陵的沿途有两大据点：北为滇缅公路上的松山，南为康芒公路上的平戛，其中以松山据点最为坚固。在松山与龙陵之间防御的日军第一四六联队主力，自一九四二年占领松山以后，驱使大量当地劳工，在第五十六师团工兵部队的支持下，围绕松山核心阵地修筑了一系列永久性防御工事，大型地堡均由粗木和重型钢板构成，上面覆盖的泥土厚达三米以上，可以抵御重炮的轰击和航空炸弹的轰炸。

按照第十一集团军的计划，自五月二十九日开始，第七十一军主力附第六军新编第三十九师，自北向南，分别由惠通桥、攀枝花、军寨渡、火石地、打黑渡、七道河等渡口大规模强渡怒江。至六月二日，所有部队均顺利登上怒江西岸。集团军司令部得知日军后方空虚，决定以一部攻击腊勐和松山，主力直指龙陵和芒市。

从第十一集团军的作战计划上看，宋希濂试图先以两个军的兵力攻占平戛、象达和镇安街，进而攻克龙陵和芒市。如果得手，北面的松山日军会因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撤退。因此，他在攻击松山的方向上，只投入了新编第二十八师的八十二、八十三团，而把该师的八十四团划归第八十八师打龙陵去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对龙陵还是松山的敌情判断，中国远征军都作了过低的估计。

新编第二十八师的两个团渡江时，两个美式榴弹炮团和一个山炮营的上百门火炮向江对岸猛烈轰击，天上还有九架美军的轰炸机助战，因此渡江时没有遇到日军的任何抵抗。过了江即是人马难行的陡峭山路，所幸在远征军猛烈炮火的打击下，一个中队的日军守军难以支撑，已从前沿竹子坡阵地撤退到腊勐，新编第二十八师八十二团官兵得以不战登上竹子坡。一上来他们便看见了矗立在眼前的阴登山，山上日军防御工事外的铁丝网在日落时分闪闪发光。

阴登山是一座形状如钟的小山，山顶处有一个约三十度左右的斜面，接下来便是六十度以上的陡坡。斜坡上的树木已被日军砍光，陡坡上依旧林木茂密。日军在山顶修筑的大量地堡，尽管数天来受到重炮的持续轰击和战机的猛烈轰炸，但看上去损坏得并不严重。

阴登山是松山日军的屏障。

松山附近几座山上的日军可从不同方向对阴登山进行火力支持。

六月四日，八十二团和八十三团在竹子坡修筑起临时工事，军直属山炮营也赶上来开设了阵地，准备第二天向阴登山发动进攻。可是，半夜时出了情况：大约二十三时左右，八十二团七连的李排长带队沿着前沿草丛中的小路巡逻，突然草丛里跃出一个黑影，刺刀瞬间便戳进了一名中国士兵的胸口。那名士兵大叫一声倒地的瞬间，李排长下意识地想把他扶起来，但感觉到一把刺刀正朝他刺来，他猛地一闪同时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对方的枪先响了，他一只手的两个手指被打断。李排长把冲锋枪的枪口直接戳向对方的胸膛，打出一串连发，然后指挥巡逻队一起开火。激烈的枪战后，日军丢下六具尸体消失在黑暗中。李排长专门查看了刺死中国士兵的那名日军的尸体，从肩章上辨认出是一名军曹。

这一情况令中国官兵意识到，天亮后的进攻必是一场血战。

五日，新编第二十八师的两个团，在重炮和轰炸机的助战下，分别向阴登山和山脚下的腊勐发起进攻。八十三团经过激战冲进腊勐街，日军后撤。八十三团击溃日军的数次反击，切断了通往大坝的公路。之后，八十二团在攻击阴登山时，遭遇日军猛烈的火力抵抗。先头部队三营冲到山脚下开始攀爬陡坡，陡坡上的密林中到处都是日军暗藏的射手，三营只有以全方位的密集扫射开路，不顾伤亡地前仆后继向上推进。推进到陡坡与缓坡交界处时，由于缓坡上的树木乃至茅草都被日军清除，光秃秃的山顶上日军的主阵地清晰可见。远征军的炮火轰击开始延伸，三营的两个连在机枪掩护下发起第一次冲锋，可士兵们刚刚跃出棱线，就遭到来自南、北、西三面交叉火网的拦截。缓坡上没有任何隐蔽物，几十名士兵瞬间便倒在光溜溜的坡面上。只是，日军的拦截暴露了中国军队事先没有发现的暗火力点，炮兵立即校正射击。除了山炮营之外，怒江对岸的榴弹炮群也加入了对阴登山的轰击，日军的阵地上一时间硝烟弥漫。炮火打击后，八十二团连续组织三次冲锋，包括机枪连连长在内伤亡了百余人，直到天黑攻击仍没取得进展。官兵们只能在距山顶很近的棱线上挖掘战壕，准备天亮后再战。

午夜里又出了情况：二十四时左右，日军潜行到八十二团棱线战壕的后方，刺死了两名中国哨兵，然后摸到机枪三连的阵地上。机枪三连班长聂正容正在给自己的机枪装填子弹，被日军从背后一刀刺死。他的惨叫声惊动了排长王保成，王排长正试图查看情况，富有战斗经验的副连长吴俊臣的枪响了。日军哇哇地叫喊着冲上来，机枪三连的六挺重机枪迅速扫射，密集的机枪子弹令日军无法招架。山顶上的日军冲下来企图接应，遭到中国官兵的火力拦截。待棱线上终于平静下来时，中国官兵立即抢救伤员，同时在战壕边清点出三十多具日军的尸体。

六日，八十二团使用了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数十挺轻重机枪掩护着步兵轮番冲锋。中国官兵曾一度冲上山顶，但很快就在日军的反击下再次退回到棱线上。这一天八十二团官兵伤亡数十人。

七日，八十二团再次以两个营的兵力对阴登山实施攻击，摧毁了日军的几个地堡后又一次冲上山顶，没想到再次被日军反击下来。如此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日军只要还有一口气便不放下武器，最后时刻用手榴弹与冲杀过来的中国士兵同归于尽，那些身边没有手榴弹的则用刺刀戳进自己的腹部自杀。向山顶冲击的远征军官兵还遇到一个令他们不知所措的情景：当一个地堡里的日军伤亡殆尽时，最后从地堡里冲出来的竟然是一群披头散发的女人——远征军官兵曾听说过日军阵地上有营妓——这些女人号叫着朝他们投掷手榴弹。中国官兵还吃惊地发现，日军修筑的地堡如此坚固，即使被大口径榴弹炮直接命中也可以毫发无损——一个地堡被轰炸机投掷的重磅炸弹将顶部炸开，露出里面被数条铁轨支撑着的直径达一米多的原木和厚达两厘米的钢板，地堡内部因此损毁不大，且生活设备齐全。

阴登山山顶阵地上有一段四五十米的交通壕，是日军躲避猛烈炮击时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也是中国官兵与日军肉搏最为集中的地方。这里已经躺着上百具两军官兵的尸体，交通壕内已被污血染成黑色。由于日军不断地反击，没有时间处理尸体，且尸体每天都在增加，天气炎热，尸体腐烂，交战两军只能站在尸体上和血潭中进行着没完没了的冲锋和反击。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半个月，直到阴登山阵地上的日军在如此的消耗中被歼灭。

新编第二十八师在阴登山血战的同时，王凌云的第二军攻占了平夏和象达；钟彬的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配属新编第二十八师八十四团开始向龙陵推进。八十四团越过象达，插到龙陵与芒市之间的华达岭，击溃日军两个中队的阻击，占领龙陵至芒市公路上的要点放马桥；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于六月十日抵近龙陵近郊后，对外围的日军阵地发起猛攻，其前锋逐渐逼近龙陵城下。

龙陵日军城垣之坚固、作战意志之顽强、储备物资之充足，皆出乎中国远征军的预料。龙陵城外那些尚未被攻克的据点，虽已孤立无援仍各自为战，死拼死打，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官兵反复攻击均未奏效。细雨绵绵，阴云密布，粮秣弹药消耗巨大而空投补充杯水车薪，从怒江边的渡口沿着狭窄山路的补给运输因异常艰难，所运物资难以支撑数万官兵的需求。由此，第七十一军对龙陵的攻击力度逐渐减弱。

为了确保滇缅公路上的要冲龙陵，日军从腾冲方向派出一千五百名官兵，沿着腾冲至龙陵的公路南下增援，其前锋已经越过龙川江。第八十七师奉命前往迎敌，两军激战后双方的伤亡都很严重。十五日，增援日军调集重炮再次向第八十七师的阻击阵地突击，二〇五团据守的二五五高地被突破。亲自督率作战的张绍勋师长，眼看着战局不断恶化，“诚恐无法挽回，乃愤自杀，弹由左乳左肋下出”。[358]张师长被送往后方由美军医生治疗，第八十七师副师长黄炎代理师长职务。与此同时，从芒市出发的六百余日军也向龙陵增援而来，新编第二十八师八十四团在龙陵以南的放马桥对其实施阻击，尽管八十四团的阻击阵地始终未丢，仍是让一部分日军突进了龙陵城。

集结在龙陵附近的日军，除了第五十六师团的第一一三、第一四六联队外，还得到了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一九联队和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的增援。日军开始向第七十一军发动反击。尽管得到第二军一个团的增援，第七十一军的作战形势依然严峻，既要扫除龙陵的外围据点，还要阻击增援而来的日军，结果导致战斗持续数日后不但没能对龙陵城发起攻击，反而在日军的冲击下节节后退。危急时刻，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动用了预备队第八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迅速推进，加入第七十军的作战，中日两军在龙陵城外围再次形成对峙。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认为，龙陵战事胶着的原因之一，即是腾冲方面的日军不断增援，而驻守腾冲的日军第一四八联队，由于兵力薄弱正在收缩防御线。于是，卫立煌决定先打腾冲。六月二十二日，卫立煌命令位于滇西战场北面的第二十集团军主力，迅速向西推进到固东至江苴一线，然后南下对腾冲实施攻击。

第二十集团军部署：

一、第五十四军（欠第一九八师），附预备第二师，及重迫击炮一营，于二日前到达顺江街及其以东地区，再沿顺江街、腾冲道，逐次驱逐敌之警戒部队，先攻占宝凤山、来凤山，再协同第五十三军，对腾冲实施包围攻击。在攻击前进时特应对西警戒，并与第五十三军切取联系。

二、第五十三军附重迫击炮一营，须立即派兵一部，占领杭猛山，向酒店以南一带高地进出；其余各部队，应于二十六日以前，在干榨山、打豆山、龙川江右岸地区发起攻击，沿打豆街、观音寺，向蜚凤山攻击；再以一个团，沿龙川江左岸南下，渡过龙川江后，随军主力之进展，向飞凤山攻击，攻略各该处据点后，再协同第五十四军，包围腾冲，攻击而占领之。攻击前进时特应对左侧注意警戒，右与第五十四军切取联络。

三、第一九八师，为集团军预备队，先在瓦店集结，俟第五十三军挺进后，再进至江苴街待命。[359]

腾冲，旧名腾越，位于高黎贡山西麓，东为龙川江，可通保山、大理，西为大盈江，可通密支那、八莫，北连片马、泸水，南临龙陵、芒市，锁钥滇缅，四通八达，是贯穿川滇、西出印缅的交通重镇。始建于明代的城墙，下部是巨石、上部是巨砖，高八米、厚四米，方圆周长四千米，蛇立五百年仍坚固无比。城池坐落于狭长的盆地中，飞凤山于城东，来凤山于城南，宝凤山于城西，高良山于城北，为天然环城屏障，诸山中以能俯瞰全城的来凤山最为险要。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日军进占腾冲。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城外高地地堡密布，城垣和街市处处设防，腾冲已变为一座具有纵深防御空间的坚固堡垒，而且是滇西日军最大最坚固的据点。守城的日军大部为从江苴、明光等处南撤下来的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主力，另外加之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残部，总兵力约二千余人，由第一四八联队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指挥。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拂晓，雨雾弥漫，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的两个军五个师，向腾冲外围日军据点发起进攻。左翼第五十三军先后攻克飞凤山和五八三〇高地，右翼第五十四军攻占蜚凤山和五一三八高地。战至七日，腾冲城外日军的据点基本被攻克，只有预备第二师攻击的来凤山仍处于两军激战中。

来凤山是高黎贡山余脉，由五座山峰相连呈笔架形，中间的山峰高出腾冲城墙一百多米。山峰由坚硬的岩石构成，陡坡直上直下，光秃秃的无林木。日军在五座山峰上都筑有坚固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山腰的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这里是日军外围防御的重点，若要攻下腾冲必先攻占此山。

预备第二师四团由团长吴心庄指挥，攻击西南面的两山；五团由团长李颐指挥，攻击西北面的两山；六团由团长方诚指挥为预备队，只待左右两团攻击成功后，一举拿下中间的主峰。攻击开始后，左右两山的日军火力凶猛，陡峭的山岩上没有任何遮蔽物可利用，主峰上的日军火力可向两翼支援射击，同时日军利用四通八达的堑壕不断实施短促出击，预备第二师的攻击屡屡受挫。

十六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召集军长和师长们开会，决定加大对来凤山的攻击力度，命令预备第二师和第三十六师，配属山炮和重迫击炮各一个营，继续对来凤山实施攻击；另派第一一六师和第一三〇师的两个团，配属山炮和重迫击炮各一个连，肃清来凤山东南部日军据点。连日大雨，美军的战机无法配合作战，远征军加强兵力后的攻击依旧没有进展。

二十六日，天晴了。

中午时分，美军的三十架轰炸机、二十七架战斗机，对来凤山和腾冲城实施了猛烈轰炸。第二十集团军也集中其一百多门火炮猛轰来凤山日军阵地，一天之内发射的炮弹多达五千余发。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来凤山上日军的堡垒一片火海。预备第二师官兵随即发起总攻，奋力向山上攀登，用冲锋枪、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扫荡残破工事里的日军。六团团长方诚亲率特务排冲到日军堡垒的射击死角，首先攻占了那条通往腾冲城内的隧道，然后把炸药包、爆破筒、火箭弹和手榴弹一股脑地塞进了主峰上的日军地堡里，六团官兵在随即响起的震天的爆炸声中蜂拥而上。主峰上日军的侧射火力威胁解除后，左右山峰的攻击部队连续肃清日军多个地堡，残余的日军开始向腾冲城收缩，来凤山被远征军官兵攻占。

腾冲已是一座孤城。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给腾冲守军指挥官藏重康美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到最后一个人。

二十七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下达攻击命令：第五十四军附重迫击炮一营，攻击腾冲城南门、西门和北门，预备第二师负责固守城南面的来凤山；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附迫击炮一营和军直属山炮营，攻击东门，第一三〇师担任外围警戒。

八月二日，远征军对腾冲城的攻击开始。

清晨，远征军的各种火炮向城内发射了三千多发炮弹，美军的六十多架战机同时对城垣实施了轮番轰炸。中午，第三十六师和第一九八师从南北两面同时发动冲击，官兵们先用炸药包破坏城墙，用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扫清城垣上的日军火力点，然后扛着竹梯强行登城。日军的火力极其凶猛，拼死封堵城垣突破口，首先登城的第三十六师一〇七团二营二连，因后续部队上不来而陷于苦战，连长刘恩宪阵亡。第一九八师在城垣东北角的攻击，在日军的火力压制下很难接近城垣，只能冲到距城垣二百米处构筑工事。第一一六师在东门的攻击也不顺利，连续攻克城垣边的四座地堡后，攻入东门外的帮办衙门。三四八团官兵利用美军战机在东南角炸开的一道十米宽的缺口冲上去，日军在反扑时施放了毒气弹，双方在狭窄的缺口处混战一夜，日军不断向缺口反击，三四八团誓死不退，同时用炸药再次扩大缺口，四日天亮时缺口已被扩大到五十米。

四日，美军战机的轰炸更加猛烈，把西南城垣也炸开一个缺口，第三十六师和第一九八师官兵乘势突入。一〇七团二营的数十名官兵组成敢死队与反击的日军死战，后续的两个连拼死增援，终于占据了缺口处日军的两处地堡，但日军的侧射火力十分猛烈，缺口处的中国官兵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

腾冲城垣之坚固，日军防御体系之完备，令远征军官兵激战两天终是没能攻破腾冲城垣。日军在城垣上构建了三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修筑一个碉堡或机枪掩体，城墙的中部和底部也开凿了无数射击孔。腾冲城垣的东、西、北三面地势开阔，攻击部队接近城垣十分困难。——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第五十四军军长方天的电报：“连日经数次肉搏攻击，大量伤亡，并未奏效，希空军配合攻击，将城墙炸出突破口以便突入。”[360]同时，方军长还要求空运两万枚手榴弹来。

来自天空的炸弹和地面的手榴弹是日军最怕的。

果然，八月五日晨，美军战机又一次飞临腾冲上空。十五架B-25轰炸机专门向城墙俯冲投弹，轰炸持续了整整一天，把腾冲城墙炸出十个大小不等的缺口。但是，向缺口冲锋的中国官兵在日军严密火力网的阻击下依旧伤亡惨重。

六日，美军一下子来了三十二架战机，继续对腾冲城垣实施不间断轰炸，这一次把南城楼炸塌了。第三十六师官兵不顾侧射火力带来的伤亡强行攻击，一〇七团一部在南城楼缺口处登城，一〇六团在西南缺口处登城，日军一次次地反击，最后骑兵连加入了战斗，终于巩固了突破口。

伤亡惨重的第三十六师被预备第二师替换下来。

腾冲城内的日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日军缅甸方面军从曼德勒机场起飞了四架运输机，在四架战斗机的护航下，试图给腾冲城内守军空投弹药和食品，但无论是缅北还是滇西，制空权已不在日军手里。日军的八架战机刚刚飞临腾冲上空，便遭到美军战机的拦截，两架战斗机首先被击中栽到来凤山上起火燃烧，运输机急忙把物资扔下来想逃走，结果不但大部分物资未能投在城里，四架运输机连同剩下的两架战斗机全部被美军击落。

至此，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对腾冲城的攻击已持续一月有余。

日军区区两千人，火炮和机枪数量有限，且粮弹供给中断，面对的是中国军队装备精良的两个军和美军航空兵的全力作战，无论从哪方面讲，腾冲日军覆灭的下场已定。但是，谁也没想到，在城垣已经残破，中国官兵占据着多处城垣缺口的情况下，从八月十日起，腾冲城内残存的日军竟仍固守城池达一个月。

十一日，城外的中国官兵开始向城内挖掘地道。

美军的运输机不断地运来弹药和给养。

十三日，腾冲城内的日军大祸临头了：二十四架美军战机对城内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数枚重磅航空炸弹直接命中了位于城东门的日军指挥部，指挥官藏重康美大佐等三十二人被当场炸死。

得知城里的日守军没有了指挥官，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下令再次总攻。

但是，直到十八日，中国官兵的攻击还是没有进展。

接替藏重康美指挥的是太田正人大尉。

十九日，第二十集团军发起第三次总攻：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第三十六师、预备第二师和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分别肃清城外残敌，同时从四面进攻城垣。当晚，第一九八师五九四团在南门外秘密设置了重机枪掩体，百余名官兵潜伏在事先埋好炸药的城垣下。攻击开始后，五九四团的二十挺重机枪一起开火，城垣下的官兵引爆了炸药，腾冲城南门附近被炸开了两个缺口，后续部队立即向缺口处冲锋。下午，第一九八师和预备第二师之间的城垣被攻占。二十日拂晓，第一一六师三四六团在城东门成功登城。预备第二师一部从城西城垣突入市区，先后攻占东岳庙、电报局和督办公署。接着，第一九八师五九三团和五九四团以及第三十六师也突入市区。接下来的巷战进行得异常残酷，日军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屋顶和每一处拐角都设置了交叉火力，中国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生命代价。

美军的战机已能从腾冲机场起降。

而在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三次攻击中，美军的战机已对腾冲城共计投下了一万五千枚炸弹。

第一一六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斌回忆：

我们和一九八师打进南门街，共同围攻秀峰山日军据点。这时满街全是正在着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还会“嗞嗞”作响。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苍蝇就成堆地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361]

腾冲日军进行的是决死之战，那些只剩一只眼、一只手、一只脚的伤兵仍心甘情愿地在战场上作战。太田正人向师团发去战报说，腾冲守军已经无所顾忌，唯独“渴望得到手榴弹”。

巷战进行了半个多月后，腾冲依旧还有半个市区在日军手里。而一个消息令人格外焦灼：日军第三十三军正在调集兵力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反扑。

蒋介石发来电报称：国军名誉沉浮即在今日。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三十日下令：“饬即迅速攻克腾城，兹特规定自明（三十一）日起，限五天内将各该军攻击区域内之敌肃清，并将每日进展情形具报。如有观望不前，或借故推倭，不能如限肃清，致使外敌增援，影响整个计划者，各该军长、师长应负贻误之责。”[362]

三十一日，巷战中的日军被逐步压缩。

但是，十天之后，城内的残留日军依旧在抵抗。

九月九日，蒋介石的电报又到了：“腾冲必须在九月十八日国耻日之前夺回。”[363]

十日，十架日军战机冒险飞来企图挽救危局，当即被美军战机击落了四架，其余仓皇而逃。

腾冲城内由太田正人指挥的日军只剩下七十人，收缩在东城一角面临着末日。——“市区的惨状远非野战，逐次被追到城内东北角的守备兵，在瓦砾中忍耐着城墙倒塌声和火焰喷射器的火焰，仍以超人的毅力继续死斗。”[364]

下午四时，第五十三军第一三〇师攻占东门城楼，推进到东门大街，第一一六师主力推进到东城垣内的文家巷和李家巷；第五十四军预备第二师攻克李家巷北面的龙王庙和南面的李家塘，第一九八师推进到距东城垣不足百余米处。

十一日，几十个日军由东城垣缺口处跑出，向城东的饮马河附近逃窜，当即被中国官兵阻截，未被打死的残敌又跑回城内。

十二晚，太田正人认为，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他向军司令官和师团长发出了诀别电报：“我等辜负军、师团长官期待，深感歉憾，现已焚毁军旗，准备全体一齐冲入敌阵。”[365]

第二天，太田正人大尉带领残部进行自杀式反扑，全部战死。

边陲名城腾冲，一九四二年被日军占领，两年后已成一片废墟。

而中国远征军对一座小城的收复战，竟然伤亡了上万名士兵和上千名军官。

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战后报告：

……于马（二十一日）晨开始向城内之敌攻击，我预二师、一九八师、三十六师、一一六师各主力奋勇直前，由南面城墙下城，突入市区，激烈巷战于马展关。惟城内人烟稠密，房屋连椽，大都坚实难破。且顽敌家家设防，街巷堡垒，星列棋布，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折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沿。嗣以各部损失惨重，而各级预备队既早用罄，又无援兵以济急难，不得已将原任南甸、腾龙桥阻敌增援之一三〇师调入腾城，聊增实力。苦战二十余昼夜，所赖将士忠勇，克敌致果，业于九月十四日将困守腾城之敌全部歼灭。青白之旗乃复飘扬边陲重镇，万民鼓舞，同声庆幸。综合自渡江起，至克服腾冲止，所历大小战役四十余次，共生俘敌军官四员，士兵六十余名，营妓十八名。毙敌少将指挥官及藏重康美大佐联队长以下军官一百余员，士兵六千余名。卤获野山炮七门，步兵炮六门，迫击炮十门，重机枪十九挺，轻机枪四十七挺，步、骑枪千余支，汽车十余辆，有、无线电机二十五部，及其它军用品无算，我亦伤亡官佐一千三百三十四员，士兵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五名。[366]

腾冲之战结束后，军民于城西南一公里处的来凤山北麓修建了一座国殇墓园，将战死在这片边陲之地的近万名将士遗骸安葬在这里。

年年岁岁，国殇墓园内花树繁茂。

一九四四年春，在缅甸北部，中国驻印军官兵也在争夺着一座小城，这就是缅北重镇密支那。

密支那是缅北日军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这座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的小城，是贯穿缅甸南北铁路干线的终点，自此放射出去的公路四通八达，这里还是缅北重要的行政中心、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小城四周被山地包裹，中间是一个灌木丛生的小平原，伊洛瓦底江环绕流经城东和城南，城西和城北各有一个小型机场。

密支那对于盟军来讲万分重要：如果将其占领，不但可以打通中印陆路交通，“驼峰航线”也能得以拓宽，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可降低飞行高度，从而增加安全系数。密支那也是缅北日军的生死之地：一旦丢失，入侵中国云南境内的第五十六师团将陷于孤立，伸向缅甸南部的主要交通线将暴露在盟军面前，日军在整个缅北和滇西将失去立足支撑点。

四月中旬，根据史迪威的命令，由中国新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第五十师一五〇团和美军“第五三〇七团”组成的中美混合突击队，已经开始秘密南下。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支中美联合作战部队：第一纵队，代号K纵队，由新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新编第二十二师山炮四连和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三营组成，指挥官是美军上校肯利生；第二纵队，代号H纵队，由第五十师一五〇团、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一营和山炮一个排组成，指挥官是美军上校亨利；第三纵队，代号M纵队，由美军“第五三〇七团”一部和三百多名缅甸克钦人组成，指挥官是美军上校马基。——美军“第五三〇七团”初到缅甸时有三千多人，经过不断的作战消耗，现实际兵力只有一千四百人左右，所以，所谓中美混合突击队，作战主力还是中国驻印军官兵。

中美混合突击队从塔奈河以东出发，在克钦人的带领下，穿越悬崖陡立、森林密布的库芒山，官兵们常常要在连羊肠小路都没有的绝壁上攀登，每天只能艰难地向南推进几公里。五月六日，K纵队抵达密支那日军前哨据点雷邦隘口，并对据守在这里的日军一加强中队发动进攻。隘口狭窄，日军居高临下，中美官兵采取两翼迂回的战术，激战三天将雷邦攻下。十二日，K纵队进抵丁克路高附近，美军一营与日军第一四联队第二大队遭遇，结果被日军包围。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赶到后，向包围美军的日军猛攻，十三日下午美军解困。留下八十八团三营在丁克路高掩护后，K纵队主力继续向密支那前行。十四日，H纵队抵达密支那外围的升尼；第五十师一五〇团一营切断孟拱至密支那的公路后，团主力于十六日零时全部抵达密支那西面的机场附近；K纵队也同时抵达了密支那以北十公里处的遮巴德。

十六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决定：H纵队向机场攻击；K纵队继续向密支那抵近；美军战机将开始轰炸密支那外围以及城区，美军的C-49运输机将在十七日为突击队空运来增援部队以及高射炮。十七日上午，H纵队在美军战机的支援下，向密支那西面机场发动袭击。防守机场的日军只有百余人，H纵队行动隐秘迅速，一五〇团的两个营攻到机场边日军才发觉，但为时已晚。三营和一营从日军的两翼夹击，营官兵率先攻入机场，日军向密支那城内溃退，三营一直追到伊洛瓦底江边。H纵队的指挥官亨利上校立即以约定暗语“威尼斯商人”向总指挥部发出占领机场的电报。没过多久，大批美军的C-49运输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降落，运输机运来的增援部队是新编第三十师八十九团的两个营。

中美混合突击队H纵队攻占密支那机场的消息，令史迪威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反攻缅甸作战成功的好兆头，但是这一消息令英国人很尴尬。丘吉尔来电问询蒙巴顿勋爵这是否是真的，要求蒙巴顿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当初，英国人坚决反对缅北作战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蒙巴顿曾向丘吉尔报告说，要占领孟拱和密支那至少需要五个步兵师、一个伞兵师，再加上一个突击旅，而且即使有这些部队，在一九四四年底之前发起反攻作战也十分困难。英国人的尴尬是：蒙巴顿不同意史迪威反攻密支那的计划，而史迪威根本没有理会名义上是他的上级的这位英国勋爵的反对，坚持向密支那方向派出了人数不多的中美突击部队。如果这支突击队被日军消灭，史迪威要承担擅自行动的责任；可现在突击队不但开始攻击密支那，而且还把机场抢先占领了，这让大英帝国的颜面往哪里放？丘吉尔向史迪威发出了一封祝贺电报，称夺取密支那机场是“将载入史册的功绩”，同时声称此次胜利很大程度上是英军在密支那以南切断了日军交通线所致。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在军事历史上大吹大擂。无论是撤退还是前进，赢还是输，胆小还是勇敢，极端愚蠢还是顽强不屈，统统都说得很体面，描绘得很光荣。每一次交战都是勇敢的，每一仗都是决定性的行动。最高一级中从来没有退缩的人，因而每一次战役都有人升为将军，或显示出将才被誉为战争中最杰出的人。每个人都是出色的，因而士兵是坚强的，指挥官是冷静的，战斗是漂亮的，无论败得多么惨重始终是沉着冷静的。错误、失败、愚蠢或引起灾难性后果的其他原因都神秘地消失了……其他国家也是想自尊的，但从未达到英国这样的程度。英国达到的这种程度的自尊不是凭借其威力，是依赖于英国百年以来左右世界的那种自我想象力。[367]

可能被轻易得手的胜利冲昏了头，中国驻印军指挥部负责空运的美军军官，竟然把留在丁克路高掩护主力前进的八十八团三营忘记了，连续十几天没给该营空投给养，导致五百多名官兵只能吃野菜和芭蕉根度日。而等他们被想起来的时候，接到的命令是向密支那攻击前进。

密支那城不像旷野中的机场那样可以轻易夺取。

密支那城日军总兵力不足千人，指挥官为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但是，如同滇西的腾冲城，日军在长达两年的占领期内，在密支那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弹药。城郊阵地均构建在丛林、沟壑和岩穴中，火力点隐蔽而密集。市区防御体系依托伊洛瓦底江为侧背屏障，利用城内建筑物修筑了密集的碉堡掩体，在每一处十字路口和房屋拐角处都配置了重武器，射界相互交叉，形成覆盖严密的火力网。由于能够得到八莫方面的增援和补给，丸山房安大佐自信最少可以守三个月以上，不得已时还可退守伊洛瓦底江对岸继续抵抗。然而，西郊机场的丢失，让丸山房安有些紧张。他一面请求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火速增援密支那，同时把所有的后勤人员甚至是伤员都调到了防御阵地上。

中美混合突击队虽然占领了机场，但无论是中国官兵还是美军官兵，经过连续的行军和作战都已筋疲力尽。由于长途奔袭不能携带重武器，官兵们不可能对坚固的密支那城防发起攻击，而所有的补给全靠空投和空运，后方负责这项工作的美军军官没把急需的重炮和食品空运过来，运来的竟是一个高射炮连——制空权在盟军手中，弄来高射炮去打谁？更重要的是梅里尔准将的指挥有点问题：面对日军不断向密支那增援，当务之急应是集中兵力，趁密支那日军兵力未厚之际，实施猛烈突击，一举拿下市区，然后迅速调动后续部队扩大战果。可梅里尔准将部署迟缓且分散使用兵力，结果在日军的顽强抵抗和不断增援面前战局逐渐胶着，令中美混合突击队对密支那的攻击从远程奔袭的突击战演变成了缅北反攻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多、打得最为艰苦的一次城市攻坚战。

向密支那外围日军据点的攻击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惨烈。五月十九日，H纵队的一五〇团打到南面的车站附近，在向日军坚固工事发动攻击时，三营营长郭文干阵亡，官兵们经过苦战才攻占车站。但日军发动持续反击，集中炮火猛烈轰击，一五〇团与指挥部的联络中断，驻团的美军联络官也不见了，结果部队无法得到战机和火炮的支援，车站得而复失。被困在车站附近狭窄地域里的一五〇团得不到补给，最终只能撤出来，日军趁机把丢失的前沿阵地全部夺了回去。

负责空运的美军军官这下清醒了，把中国军队第十四师四十二团空运到密支那。

五月二十三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参谋长波德诺以及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郑洞国、新编第三十师师长胡素、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等将领飞抵密支那前线商讨战事。史迪威决定解散中美混合突击队，各部队回到原编制序列中，中美两军将领分别指挥各自的部队，再由波德诺将军替换梅里尔准将统一指挥。同时下达作战命令：二十五日日拂晓，新编第三十师攻击密支那西郊之敌；第五十师一五〇团和第十四师四十二团三营在机场以南的跑马场一带构筑工事，固守阵地并负责牵制日军。

密支那的雨季来临了，战场变成了一片沼泽。

二十五日，新编第三十师八十八团和八十九团整整攻击一天，仅仅向前推进了不到三百米。二十七日，负责攻击北郊机场的八十八团得到美军两个营的增援，攻击仍然艰难。——“密支那战事像拉锯似的进行着。我军在长约十五公里的正面防线上成了一个弓形，伊洛瓦底江恰像弓弦，把密支那的敌军夹在大江和中美军弧形包围之间。战斗起初是自距城十里左右的小山头和村庄里进行，我军逐步推进，每天跟敌军争夺三十码、五十码的阵地，这样敌我都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二十几天后，敌人被迫放弃村落，改守距城六里的丛林山地。”[368]大雨倾盆，遍地泥浆，攻击中浑身泥水的驻印军官兵在日军的侧射火力和藏在树上的狙击手的射击中伤亡很大，攻击因此被迫停滞。几天后，第十四师四十二团加入战斗，又增加了美军的两个营，但因为没有足够的重型武器，日军的坚固堡垒还是难以突破。

此时，攻击密支那前沿阵地的中美部队，在兵力上远远大于日军。密支那守军被压缩在伊洛瓦底江与周边仅几公里的狭长地域内，但显示出的强硬作战意志令人心惊。

连日大雨，日军不断地向密支那增援。日军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命令第五十三师团部队向密支那推进；命令第五十六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军藏少将带领部队进入密支那，并担任密支那作战总指挥。密支那的日军得到了四门山炮、两门野战炮以及近两千兵力的增援。

大雨中，美军战机不顾恶劣天气，不断地向密支那前线运送炮兵并补充粮食弹药。前沿官兵也在努力向日军的防御阵地压缩，但每一次就为争夺几十米的空间也要付出沉重代价。到六月九日，驻印军仅从密支那战场撤出去的伤亡官兵已达一千八百六十七人。中国官兵开始在泥水中挖掘通向日军阵地的坑道，试图利用这些坑道拔除日军的据点，但坑道挖掘的速度非常缓慢。

战事胶着之际史迪威再次来到前线，他把前线指挥权从波德诺手中交给了一直跟随他训练中国驻印军的韦瑟尔斯准将。

战事又持续了一个月，战场上每一座民房、每一簇栗树林都能成为日军抵抗的据点，中国驻印军官兵面对的攻击形势险恶而残酷，交战双方在密支那周边仍进行着艰苦的拉锯战。新一军军长郑洞国认为，密支那战事长期僵持，对缅北战局十分不利。经过与将领们磋商，决定在七月七日——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对密支那发动全面进攻，力争一举拿下密支那。

七月七日十三时，中美围城部队在战机和炮火的支援下开始了全面攻击。激战到黄昏，右翼部队第五十师一五〇团只向前推进了一百三十多米；第十四师四十二团占领密支那西南面的火车修理厂，该团三营越过团主力迫近市区的八角亭据点；左翼部队与日军接战后，残酷的肉搏持续竟日，也仅向前推进了不足两百米。——即使这短短的距离，也是中美官兵一次次击退日军的逆袭用生命换来的。

为减少伤亡，各部队轮流抽出一个营，到前沿的后方进行短期攻击演练。同时，美军空运来了装备着一百五十五毫米榴弹炮的重炮连。十三日，中美联合部队在三十九架B-29轰炸机、大量的战斗机以及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再次发动攻击，连续激战三天，除攻占了外围的几个据点外，对密支那城的攻击再度受挫。——指挥部责怪部队进展缓慢，部队责怪指挥部指挥不力，部队上下皆急躁不安。

密支那的日军处境并不乐观。近两个月里，盟军成百上千吨的炸弹和炮弹不分昼夜地落在头顶上，防御工事虽然覆盖有钢板，但大部分还是被摧毁了，为避免在炸塌的掩体里被埋窒息，每名士兵都需携带以供维持呼吸的竹筒。直到七月中旬，密支那日军战死七百九十人，负伤一千一百八十人，“战斗力已经下降到了最低限度”。[369]

日军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正在制订一个在中国云南西部采取攻势，以巩固中缅交界处的战略要地八莫与南坎的作战计划。为此，必须尽一切可能坚守密支那，以阻止从胡康河谷南下的美中军与云南方面的远征军会合。由于密支那的门户孟拱已经失守，第三十三军司令部向密支那守军指挥官水上军藏发出了如下作战命令：

一、军企图向靠近龙陵方面之敌发起攻势，仍需要继续防卫八莫、南坎地区。

二、水上少将要死守密支那。[370]

第三十三军参谋野口省己少佐回忆：“这项命令是迁政信参谋起草的，迁参谋一边簌簌落泪一边起草，然后默默无言地把草稿放在我们这些参谋面前。”在场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了，电文中没说“水上部队”，说的是“水上少将”。水上军藏接到电报后的回复是：“谨领军命令。守军将誓死确保密支那。”——“接受这项命令的水上少将，当时恐怕比谁都强烈感受到命令的异常性。而且大概已经觉察到这项任务的含意：在最后时刻，以断送自己的性命，换取守军残兵得以逃生。”[371]

密支那城内能作战的日军只剩下不足一千五百人了。由于弹药已接近消耗殆尽，水上军藏不得不作出每门炮每天只能发射六发炮弹和每名士兵只能配发两颗手榴弹的限制。而伤员们则被提前放在木筏上用绳索固定，然后放入伊洛瓦底江中任其顺流而下。水上军藏企望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被下游八莫的日军捞上来。——所谓的竹筏，多为两个汽油桶捆绑在一起，上面再放上一块木板，虽有浮力但不能操控，木筏顺水而去，每到转弯处便会自然地接近江岸，于是木筏上的日军多被中国官兵击毙。

密支那的日军已别无出路。

二十日，中美联军经过艰苦作战，终于接近密支那市区的核心阵地。美军战机的轰炸更为猛烈，日军的防御工事已无一处完整，作战人员均因毫无掩护而暴露在炮火下。中美联军的援军不断抵达：第十四师四十一团、新编第三十师九十团、第五十师一四九团陆续被美军大型运输机运来了。从二十五日开始，中美联军再次展开全面攻击，各部队随着炮火的延伸相继攻入市区，然后展开逐街逐屋的清剿。战至三十一日，密支那大部分市区已在联军之手。

八月一日，水上军藏决定撤退。

晚上，司令部、护送军旗的官兵和尚可步行的轻伤员首先渡江。看着撤退的官兵和伤员远去，水上军藏给本多政材师团长发出了诀别电报：

一、卑职指挥无能，未能坚守密支那，形势已临最后关头，深深歉憾。

二、伤病员已排除万难登上木筏，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请在八莫附近予以营救。[372]

完成以上安排后，水上军藏独自走进岸旁密林，自尽。

二日，第五十师组成百人敢死队，潜入顽固守城的日军后方，切断了所有的通讯设施，然后向日军最后的指挥所发起攻击。密支那日军残余官兵在丸山房安大佐的带领下渡江逃跑。渡江时，浅井广中中尉指挥六十多名士兵用最后的几发炮弹掩护，之后这六十多人用手榴弹集体自杀。丸山房安渡江逃离战场后，在伊洛瓦底江东岸收容的残兵约八百余名。

八月六日，密支那市区被盟军控制。

从中美混合突击队出发，到最后攻占密支那城，整整用了一百天。以中国驻印军为主力的中美联军，先后投入三个师、七个团以上的兵力，击毙日军二千余人，俘虏六十九人，密支那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主力、工兵第十二联队，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主力以及机场守备队等后勤部队，基本被全歼。

为支援密支那作战，美军阵亡二百七十二人，负伤九百五十五人；盟军在密支那机场降落飞机达一万四千架次，运来各种器材和物资超过四万吨。而中国驻印军第十四师、新编第三十师和第五十师，伤亡达六千六百五十五人，其中阵亡二千四百一十四人，负伤四千二百四十一人。

滇西和缅北日军的后方因失去密支那而崩溃。日本人自己的评述是：“密支那失守，在云南和胡康谷地我军的西侧背，将被打进楔子，进而导致缅北一带的防御破产。”[373]

飞越“驼峰航线”的运输机终于可以避开险峻的雪山，向南选择宽阔、低平的航线。密支那战役结束后，运往中国的国际援助物资从五月的一万三千多吨、六月的一万八千多吨，增至七月的二万五千多吨。

史迪威在获悉密支那被攻克的那一刻感叹道：“谢天谢地，今天上午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蒋介石给史迪威发出贺电：

史迪威将军勋鉴：欣悉密支那城完全克复，敌军虽顽强抵抗，终于全部就歼，不胜欣慰。我盟军获此重大之成就，皆由麾下指挥有方，谋略悉当，我美英中盟军将士协同一致，忠勇效命，用能克服气候与地理之困难，歼灭敌人，造成此次光荣之战绩，中正对我部队能达成任务，同所嘉慰，特电驰贺阁下之成功与盟军之胜利，并请转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各将领暨各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及全体官兵代达余嘉勉之意为盼。蒋中正。[374]

腾冲城和密支那都被攻克了，但滇西战场上松山和龙陵的攻坚战依旧屡屡受挫。

位于怒江西岸的松山，与东南方向的龙陵以及西北方向的腾冲互为掎角之势，是从滇缅公路至滇西重镇保山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对于日军有着双重战略意义：对南面的缅北而言，为掩护侧背的重要据点；对北面的怒江正面而言，是抗击中国远征军的前沿支撑点。松山主峰海拔五千三百米，远眺可以俯瞰百里，主峰东南为阴登山，西北为黄土坡，后面是小松山，群山深谷层层叠叠犹如怒涛起伏，滇缅公路蜿蜒其间则如丝如带。

日军自一九四二年五月侵入滇西后，两年间以松山主峰为核心，在滚龙坡、大垭口、小松山、黄土坡等处修筑了四十多个坚固的堡垒群。每个堡垒群都由一个主堡和若干个子堡构成，无论是主堡还是子堡均以粗大原木和加厚钢板建成主体，上面覆盖着数米厚的泥土；堡垒里粮食库、弹药库、被服库和材料库一应倶全，至少可供半年使用；甚至还有发电、抽水和卫生设备。各堡垒群之间，都有坑道或战壕相连，既能相互支援也可独立作战，彼此之间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山上的炮兵阵地射界宽而深，可覆盖怒江两岸七十公里以上的范围。——松山已经成为一座中空的山体，里面遍布着各式永久性军事工事，整个山体犹如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军事堡垒。

松山日军守军以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一三联队为主，加上炮兵、工兵、辎重、通信、卫生和防疫等部队，总兵力约为一千五百余人。第一一三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带兵增援龙陵后，松山日军指挥官为野炮第五十六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

战前，中国远征军对松山日军的防御部署知之甚少，渡江后在攻击阴登山的过程中才发现松山之敌不可轻视。

由于新编第二十八师的八十二团和八十三团在攻占阴登山的战斗中伤亡过大，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亲率八十四团主力加入松山作战，并得到何绍周的第八军荣誉第一师二团三营的增援。但是，直到六月底，参战部队都已伤亡过半，对松山的攻击却没有显著进展。往往是一个营上去，在日军交叉火力的覆盖下，十几分钟后便伤亡殆尽。究其严重失利的原因，除日军的工事异常坚固、防守异常顽强外，中国远征军从将领到士兵谁都没有攻坚如此堡垒群的作战经验。为此，美军提供了似工艺流程般精细的作战方案：

一、于攻击前一日下午，用重炮猛射二小时，除予敌以损失外，并造成多数弹坑，夜间仍继续射击，使敌神经紧张不能休息，次日晨二时三十分停射。

二、于攻击前一日下午，以战防炮接近敌堡垒至六百码，用穿甲弹及爆炸弹，对准敌射孔，如能穿入敌射孔，当可杀伤垒内之敌兵，否则亦可将射孔打坏，入夜后即停止射击。

三、晨前三时，每一攻击分队之第一小队，即开始剪断敌之铁丝网，而第二、三、四、五小队，即匍匐跟进，特需利用弹坑跃进。此时堡垒内之敌，必用机枪向我扫射，须俟其停射始能前进。若敌不断扫射阻我前进，我第二小组即投掷一个爆炸瓶，命中敌射孔固好，如不能命中，但因该瓶燃烧而生火光照明敌射孔，我第三小队即用火箭瞄准敌射孔射击。假定进行顺利，则晨前三时第一小队开始剪铁丝网，四时可剪通。此时天尚未明，第四小队可迫近敌射孔，将爆炸竿之绑有黄色炸药及爆炸瓶之一部，伸入敌射孔，但是后须立即将竿端横撇于敌射孔内，使敌不能推出，又在伸入之瞬间，应立即点火，其方法即前持竿者将竿伸入射孔时，即喊后面点火人之名字，如此则不致与其他分队中之第四小队相混，可免发生错误。

四、经上述之攻击，堡垒内之敌人当已或死或伤，但因堡垒之下尚有地道，该地道内之敌人，必又进入堡垒，故我每一攻击分队之第五小队，必须乘堡查内敌人死伤之瞬间，用冲锋枪对准敌射孔内连续射击，并依状况以手榴弹投入而杀伤之。但堡垒仍未破坏，此时第四小队管理爆炸竿点火兵已无事，应将原已准备之大包黄色药迅速提起前进，而置敌堡垒之裂缝中，或埋于堡垒之下，并安置电气点火索，及导火索牵至后方（其距离以爆炸时，我兵不受损失为度）。

五、上述各项完成后，约为晨五时前，天已渐明，攻击队长应命令各小队齐后退至安全距离，由后面轻重机枪及战防炮监视敌人，使不能由堡垒内爬出，截断我炸药引线，我即点火炸毁全垒。

六、又敌每一堡垒群，除各小堡与大堡间有地道联络外，尚有一或二个出口，我仍细密侦察，预先将机枪排列出口之外，敌如开启铁门，我即向之射击。

以上实施，可免于我步兵直接攻击，减少伤亡，并可将敌人全部葬身于堡垒之内。[375]

美国人要求中国远征军攻击部队针对日军的每一堡垒群组成一个特攻队，然后再视堡垒群内的堡垒个数，在特攻队之下组成若干攻击分队，每个分队下再组小队。因日军的堡垒群多系一个大堡垒外环绕五个小堡垒，所以每一个特攻队共需六个分队。——美国人大工业流水线式的攻击样式，在日军坚固的堡垒与密集的火网面前有如儿戏。尽管美军的目的是减少远征军官兵的伤亡，但特攻队的百余名中国官兵几乎全部阵亡于松山的雾气之中。

六月二十五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蒋介石：

查松山、大垭口横亘惠通桥彼岸，我军能否早日攻下，对腾龙作战之关系甚大，刻虽业已分别攻至其核心阵地并包围之，但敌工事极为坚固，据钟军长报称，我军此次攻击前后已伤亡一千六百余人，虽重炮连续命中，而敌垒屹然不动。据我前线及美工作军官视察报告，松山敌垒之构成，系钢骨水泥及山洞工事并加钢板防护，凡一个大堡垄，盖以五个小堡垄编成，火网由地道彼此联系，有侧防，四周自外有屋顶形铁丝网三层，竹刺一层，屋顶有铁丝片两层（各高约三尺），共六层。大垭口敌核心堡垒，其坚固程度亦与此相同。据悉此一带工事系敌以一个工作团构筑八个月而成。刻敌守兵虽已残余不多，但我攻击仍极为困难，其最难解决者，实为技术问题，而非战术问题。我组工兵作业队一百二十人，用黄色炸药包及莫洛托夫炸药瓶近迫向炸，梗（二十三）敬（二十四）两日共死一百余人，仍无效果。刻拟集中火力轰击，如再无效，则惟有实施坑道作业或对壕作业……[376]

远征军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二十八师自渡江以来，共毙伤日军五百多人，但付出了伤亡近两千人的代价，其中士兵阵亡八百余人，负伤七百余人，各级军官阵亡五十人，负伤一百零八人。

新编第二十八师被换下去，第八军上来了。

第八军本是远征军的战略预备队，辖荣誉第一师、第八十二师和第一〇三师，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全军总兵力约五万。第一〇三师曾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一师，出征抗战以来战绩不俗，一九三九年奉命驻扎滇南，两个月前调赴滇西，现任师长熊绶春。第八十二师由贵州地方武装编成，战斗力稍弱，现任师长王伯勋。荣誉第一师十分特殊，全部由伤愈官兵组成，原师长杜聿明，曾在昆仑关战役中有上佳表现，现任师长汪波。第八军是美械装备的部队，军部驻有美军联络组，官兵均接受过美式训练。为加强第八军的攻坚能力，除军直属炮兵外，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还把炮兵七团、十团的各一个营以及第五军炮兵营、第七十一军炮兵二营都配属过来，军指挥部抵近前沿设在阴登山上，大有一举拿下松山的决心。

七月五日，第八军开始对松山实施第一次攻击。炮击之后，荣誉第一师三团由阴登山向松山主峰和北侧高地发起冲击，两小时后三团官兵就冲上了主峰。但是他们根本无法立足，日军各个方向的交叉火力十分凶猛，山顶上无以遮蔽，后续部队一再增援，只是令伤亡不断增加。最后，三团退到距主峰一百多米处构筑工事隐蔽，而那些因为负伤已经退不下来的士兵，只有躺在松山主峰上等着血流尽气断绝。

松山在当时就像一座血肉磨坊，纵然我方有美军飞机的帮助，也有比日军强劲很多的火炮支援，但因为敌人的工事全部是修建在山腹以内，因此，这些重火力的轰炸都成了无用功，反而使日军在工事里就能轻易射杀攻山的中国军队。[377]

七日，在吸收了攻击失利的教训后，第八军决定先攻击主峰两侧的滚龙坡和黄土坡。担任攻击滚龙坡任务的是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炮兵集中火力轰击滚龙坡后，二四六团先后攻占了两个小高地。接近滚龙坡顶时，由于已靠近核心地堡，日军的交叉火力全部指向攻击部队，并不时地发起小规模反击，二四六团坚持了一个晚上，终于支撑不住退下来，其先头营除五名伤员外，其余官兵全部阵亡。十二日，第八军发起第三次攻击，主攻部队换上了第一〇三师三〇七团，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和二四五团三营以及荣誉第一师三团策应。炮火整整轰击了两个小时，炮火延伸后，三〇七团主力向滚龙坡发动冲锋。官兵们在抵近日军主阵地约五十米时，突然受到日军侧射火力的袭击。天降骤雨，雨水混合着血水横流。面对日军的坚固堡垒，三〇七团爆破手只能抱着炸药包拼死向主碉堡接近，但一个接一个的爆破手都阵亡在日军的弹雨里。日军接连三次发动反击，三〇七团用光了弹药，部队伤亡过半。与此同时，策应作战的二四六团对滚龙坡北面的大垭口的攻击也严重受挫；而荣誉第一师三团在试图接近松山主峰时，遭遇凶狠的火力拦截，高地上遍布着中国官兵的尸体。主攻的三〇七团终于退下来，两名连长、四名排长以及一百五十多名士兵伤亡。

连续攻击三次，虽占据了周围的数个小高地，但对松山主峰的攻击依旧失利。第八军决定将炮兵阵地前移，对日军各高地上的据点以及侧射火力点逐个清除，而一线步兵则挖掘战壕准备冲击出发地。第八军决定于二十日开始炮击，二十二日发动第四次攻击。军长何绍周命令组织一个尖兵团，由师长任团长，团长任营长，各级军官都向下降一级，全部充实到前沿第一线。

二十日，第八军的炮击开始。

二十二日，阴雨连绵，雾气弥漫，攻击时间只好推迟。

二十三日，虽有湿雾，但是雨停了，第八军的第四次攻击开始。

中国军队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对于远征军官兵来讲，美军提供的火焰喷射器很新鲜。化学品和汽油混合液被压缩在钢瓶里，喷射时液体自枪口射出，遇到空气后剧烈燃烧，形成一条凶猛的火龙。如果喷射准确，便能引起堡垒内物体燃烧或爆炸，人员或窒息而死或烧死烧伤，堡垒内瞬间的高温也可阻挡救援部队进入。

火焰喷射器发挥了效力，日军的堡垒一个个被摧毁。

尽管如此，步兵的冲锋还是未获显著进展。右翼部队荣誉第一师二团三营受到主峰上日军火力的阻击；中央一路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攻占一个小高地后，日军连续发动了四次反击；左翼滚龙坡方向的第一〇三师三〇七团，官兵们在炮火延伸后攻占了丙、丁两个高地，随即继续向北面的乙和戊两高地攻击，受到日军堡垒的火力拦截以及两侧机枪的猛烈封锁，冲上己高地的官兵全部阵亡。自下午开始，日军不断地发动反击，滚龙坡各小高地上都发生了肉搏战。晚上，丁高地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最终丙、丁两高地被二〇七团占领。

第八军已对松山发起四次攻击，各攻击部队都已伤亡过半。何绍周军长认为，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火炮无法彻底摧毁日军的坚固堡垒。于是，命令重炮尽可能地向前推进，集中炮火直接轰击堡垒，以求彻底将其摧毁。同时命令步兵挖掘交通壕，一寸寸地向前推进。连日大雨，第八军官兵近乎疯狂地在雨中挖壕，炮兵的抵近射击始终未停，各部队组织的小规模袭击也在持续。三十日，第一〇三师三〇八团将戊、乙高地的大部拿下，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的战壕也挖到了距日军碉堡仅六十米处。

松山日军指挥官金光惠次郎给师团长发电：

一、感谢今天的空投。全体官兵对手榴弹合掌致意，在奋战中誓保每发必中。伤员约五百名（七月下旬），一只眼、一只手和一条腿的人也都在火线上奋战。

二、昨晚，由步炮各部队派出十组侦察兵潜入敌阵，炸毁敌炮四门、迫击炮三门，卤获重机枪两挺，七个组平安返回。

三、我军飞机进行勇敢的低空飞行，竟为敌炮火所伤，守军深感痛心，务请今后不必过于冒险。[378]

八月二日，第八军的第五次攻击开始。滚龙坡前雨水和血水使坡面泥泞不堪，双方官兵历经数天的残酷作战，都已进入一种无所谓生死的状态。在己高地上，残余日军拼死防守，二四六团官兵向炮兵呼喊不要管是否误伤只管猛烈开炮。最终，髙地上的残余日军全部死于炮火下。第一〇三师一部突击甲高地，在距高地顶端二十米处，官兵们将火焰喷射器集中在一起向堡垒大门喷射，数十名日军冲出熊熊燃烧的火焰，大部死于机枪的扫射中，残存者被压缩在高地的一角。很快，骤雨般的炮弹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甲高地上的日军大部被倒塌的堡垄活埋，或被火焰喷射器烧死，堡垒四周遍布着六十多具残缺不全的日军尸体。

滚龙坡被攻占后，北面就是松山主峰。

松山主峰四周是甲、乙、辛、未、辰、已、午、卯、子、丑、寅等高地。第八军的第六次攻击开始了。整整三天，炮兵持续轰击日军据守的各个高地。这似乎是松山的最后一战，可谁也没想到中国官兵的伤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惨重。七日晨，左翼三〇八团攻占辛高地，三〇七团也在中午攻占了壬高地，但荣誉第一师二团三营突入已高地时陷入肉搏战，厮杀进行了两小时，双方官兵的尸体填满了山顶战壕。最后，双方所剩无几的官兵相距仅十米对峙着，遍身血污的士兵们虽怒目对视但都已无搏斗的气力。伤亡最惨烈的当属二四六团，该团一营冲到距午高地顶端百米处，在日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下，营长谢梦熊中弹身亡，黄昏撤下来时全营只剩下八人；二营突上了未高地，与不断反击的日军苦战三小时，终因增援部队没能及时赶到而不得不撤下来，这时候二营活着的官兵仅剩下十人；三营攻击受挫后也于黄昏时后撤，清点人数后全营只剩下二十多人。——第八十二师二四六团伤亡殆尽了。

第八军六次攻击松山，基本扫清了主峰四周的各个小高地，但参加攻击的五个团的残余官兵，集合在一起人数已不足一个团。

久攻不下的松山卡在填缅公路的咽喉部位。

蒋介石严令：限第八军九月上旬必须拿下松山，逾期不克，军长、师长和团长均以贻误戎机论处。

军长何绍周把副军长李弥，参谋长梁筱斋，荣誉第一师师长汪波，第八十二师师长王伯勋、副师长王景渊，第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副师长郭惠苍等将领召集在一起，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各位将领会商后决定：用坑道作业的手段对松山主峰实施爆破，第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为左翼攻击指挥官，指挥本师和荣誉第一师三团攻击大垭口和长冈岭一线；第八十二师副师长王景渊为右翼攻击指挥官，指挥军部工兵营和第八十二师经过补充后的二四六团攻击松山主峰。

松山日军的主峰堡垒巨大而坚固。自远征军的攻击开始以来，主峰堡垒每天都承受着轰炸和攻击，但始终未被完全摧毁，且还能在阻击中发挥火力中心的作用。——这座地面上无法摧毁的堡垒开始受到来自于地下的威胁。

八月三日，在二四六团的掩护下，第八军工兵营由松山主峰下距主堡垒一百五十米处开始挖掘作业。同时挖掘的四条壕沟深一米八、宽一米，相互横向贯通，挖好的壕沟上加着遮盖物以防止日军向下投掷手榴弹。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工兵们轮班作业，昼夜不停，每条壕沟竟然可以每天向前推进十米。越接近主峰堡垒，日军越是疯狂地射击并不断发动反击，二四六团官兵拼死阻击，美军的战机和远征军的火炮进行着持续打击，第八军的其他部队也适时在四周实施攻击以保持对松山主峰的压力。工兵们在弹雨中不顾生死，拼命挖掘，挖到最后由于需要木粧支撑而速度稍缓，但依旧每昼夜向前推进五米。经过第八军美军顾问的测算，已经挖到主峰堡垒下方的时候，工兵们开始挖掘左右两个炸药室，然后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在右室内安放了炸药七十箱，在左室内安放了五十箱，每箱炸药二十五公斤，都是美军运来的高爆炸药——松山主峰日军堡垒下的炸药总计多达三吨。

十九日，爆破作业全部完成。

二十日拂晓，松山主峰一片寂静。

突然，荣誉第一师三团对主峰发起攻击，目的是吸引四周据点上的日军向主峰增援——远征军官兵盼望聚集在那三吨炸药上的日军越多越好。

九时，攻击部队回撤到安全地带。

九时十五分，沉闷的爆炸声仿佛自松山山体的深处传来，然后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宛如山崩地裂。

松山主峰三分之二的山顶消失了。

原主峰处变成了两个深约十五米的漏斗状巨坑：其中一个直径四十多米，另一个直径三十多米，两个巨坑相距十米。

盘踞在主峰上的日军，除了四名奄奄一息外，其余全部死亡。

松山主峰终于被攻克。

但是，驻防松山附近小高地的日军仍在顽抗。

残存的日军虽然人数极少，竟仍能向松山主峰实施夜袭。荣誉第一师三团三营自营长以下官兵，在与反击日军的混战中伤亡殆尽，三团其余官兵在主峰的反斜面上与日军展开肉搏，待第八十二师副师长王景渊带领增援部队赶到时，斜面上散落着六十二具日军的尸体，每一具尸体都与一同战死的中国士兵缠在一起。在一个掩体内，有十二名中国官兵还活着，他们四周堆积着二十多具日军的尸体。

二四五团攻击已高地和辰高地，被已高地反斜面以及午高地和未高地之间无名高地上的日军火力所阻，二四五团伤亡极大。三〇八团猛攻未高地并将其攻占，但残余日军躲藏在下层工事里，不断地用冷枪射杀中国官兵，经过几天的搜索，中国官兵才将其肃清，最后发现在下层工事里始终抵抗的日军只有五人，五人因数天没吃没喝，都已是骨瘦如柴。

为彻底肃清松山残敌，第八军各部队投入了所有兵力，而残剩在小据点里的日军拒不投降，对每一个小据点的肃清都会让中国官兵付出生命代价。在寅高地和五号高地的肃清战斗中，三〇九团三营包栝营长黄人伟在内伤亡二百余人，日军战死八十余人，双方官兵的伤亡均是肉搏战的刀伤所致。

最后的残敌集中在松山一系列据点以北的黄土坡附近。三〇九团在攻击的过程中，团长陈永思和代团长王光炜先后负伤，全团官兵最后只剩下数十人。荣誉第一师三团攻击一号和二号小高地，苦战数小时，待一号小高地被攻占时官兵只剩下十八人，而二号小高地被攻占时官兵只剩下六人。

松山日军残部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已把文件和徽章埋入地下，把军旗缠在了腰间。他命令炮兵队队长木下昌已中尉突出重围，去向军司令部报告战况。然后，给松山祐三师团长和本多政材军司令官发出了诀别电报：

一、自五月十日以来死守阵地已达一百二十余天，卒因卑职指挥不力，弹药罄尽，将士死伤殆尽，未能作到支撑全军的攻势，已达到最后时刻。为此焚烧军旗和密码，准备全体靖国。

二、承蒙军司令官、师团长阁下长期特别关怀，全体不胜感激，今后尚乞对阵亡官兵家属多加照顾。我们将在九泉之下，遥祝我军胜利。[379]

松山日军残部最后八十余人，全部死在中国西南边陲那座已经没有了山顶的大山上。

松山战役从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二十八师六月四日发动第一次攻击，到第八军九月七日全歼松山之敌，历时百余天，远征军参战部队达四个师以上，投入总兵力六万余人。

松山日军三千余人被全歼。

远征军伤亡七千余人，其中第八军伤亡高达五千零三十二人，军官阵亡一百零七人，负伤一百二十八人，士兵阵亡三千零三十八人，负伤一千七百四十一人——战死者人数远远超过负伤者。

此刻，被远征军包围的龙陵城还没有打下来。

龙陵攻坚战，从一开始就一波三折。

第七十一军自六月五日发起攻击后，第八十七师在龙陵以北、第八十八师在龙陵以东和以南，官兵冒着大雨连续强攻，迫使日军逐次放弃大部主阵地，“退至龙陵城外侧的复廓阵地”。在基本扫清日军的外围据点后，第七十一军已将龙陵城包围。但是，第十一集团军从防守军转为攻击军后，严重缺乏运输工具和能力，后方补给线从怒江渡口直到龙陵前线都是崎岖的山路，连日大雨无法空投，运上来的粮食和弹药难以满足部队需要。到了六月十三日，第七十一军前线各部队只剩下数十发炮弹，官兵的伙食先是由干饭改成稀饭，后来只能自己漫山遍野地挖山芋和芭蕉根。十四日，运输队终于抵达，运来了八百发山炮弹，依旧是一粒粮食也没有。

突然间，传来了龙陵已被攻克的消息。

这是一个传令兵向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熊新民报告的。很快，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的电话追过来了，问是否真的攻占了龙陵。熊副师长说，他刚吃了传令兵从龙陵带来的日本牛肉罐头，看来是占领了。——“攻克龙陵的消息连夜震动了国内，也传到了国外，但听说日本天皇却一口否认，说龙陵还在日军手中。”熊副师长带着部队向龙陵赶去，“刚开到城边，，就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果然，龙陵城还在日军手里。——“这是我一生在战斗中所发生的一大错误。前方没有一个连营长向我报告过占领龙陵的情况，只听传令兵说，便轻率地说是占领了，错误更大。”[380]——或许，这是中国军队久攻不下的焦灼所致？

距离怒江惠通桥七十七公里的龙陵，是坐落在一个小盆地里的交通重镇。这里是从云南保山到缅甸八莫和腊戍的必经之地。与腾冲一样，日军在占领期间修筑了坚固的外围阵地和城防工事。日军守军是第五十六师团工兵联队、第二炮兵大队、第一一三联队一部、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第二大队等，总兵力约为千人，由工兵联队联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统一指挥。

此时，无论是松山还是腾冲都尚在苦战中，但日军还是从这两个地方都对龙陵派出了增援部队。其中最大的一股，是日军第一一三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带来的——他把危如累卵的松山交给了金光惠次郎少佐，自己带着一千五百余人前来增援龙陵。六月十四日，增援松山的日军受到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军直属搜索营、第六军新编第三十九师等部队的阻击。这也正是第七十一军再次向龙陵城发动攻击的时刻，远征军官兵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步兵尽量避免过早地发起冲锋，而是依靠持续猛烈的炮火消耗日军。六月十五日，远征军的火炮和美军的轰炸机从天空和地上持续打击，日军“连野战医院里的军医和野战仓库的军属都用手榴弹参加了战斗”，最终大部分复廓阵地还是被第七十一军官兵攻占。

在美军战机的轰炸下，整个龙陵城已成一片废墟，日军在据点被炸坏后，只能连夜从街市上搬运烧剩的木材，以图在拂晓前将阵地修复完毕。第七十一军攻城部队冒雨冲锋，最后时刻几乎将龙陵全部占领，城内的日军据点只剩下几处，残敌也不足五百人。但是，松井秀治很快就突破了第八十七师二六〇团的阻击，于六月十六日抵近龙陵城。接着，从芒市方向增援来的七百余名日军也抵达龙陵城下。攻城部队拼死作战，想在增援日军进击城垣前拿下全城，可突破阻击的增援日军兵分两路突入城内，立刻与残余守城部队一起对第七十一军攻城部队展开凶猛反击，第七十一军部队苦战三天后被迫撤退。结果，不但攻城战功亏篑，且聚集在龙陵地区的日军增至近五千人。

龙陵战局转瞬间处在了极端不利的态势中。

第七十一军从龙陵撤出的消息，在盟军方面引起轩然大波。美军联络员问中国将领为什么撤退，得到的是令美国人一头雾水的“窘笑”：

尽管得到许多报告说（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正在集合增援部队准备反攻，第七十一军并未加强和集中其可供动用的部队……龙陵城内的日军猛烈反攻，六月十六日结束时，第八十七师从龙陵被迫后退三里……第二天，宋希濂将军下令，第八十八师放弃龙陵附近阵地，向东北撤退八里到第八十七师的阵线上。美国第七十一军的联络员一再试图弄清楚日军一支小守备队怎能击退中国的一个集团军，所得到的只是中国官员的窘笑……第十一集团军没有派遣增援部队以迎击日军的反攻。六月十四日第十一集团军在龙陵后方的二十一个营只有九个营参加战斗。日军因此能以一千五百人的进攻击退一万名精兵。[381]

包括史迪威在内，盟军方面怀疑蒋介石是在保存实力，撤退的命令似乎是他下达的。蒋介石听闻后，严厉质问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到底是谁下的撤退命令，卫立煌没作解释，只把宋希濂打给他的电报给蒋介石转了过去：

职部自巳阳（七日）围攻龙陵，各官兵连日浴血苦战，逐渐将包围圈缩小，先后攻克猛林坡、广林坡、老东坡、南东坡、封家坡、桅杆坡、文壁坡脚、文营营、赵家祠堂各据点，之敌不过二百人，仅凭西山坡、黄土坡、观音寺三据点负隅顽抗。龙陵收复，本已指顾可期，惟敌工事坚固，决非步兵兵器所能摧毁，乃因连日天雨，飞机既未能输送弹药，又不能协力轰炸。兵站输力薄弱，亦不能及时追送粮弹，以致迁延数日，未能将敌防御核心迅速扫荡。又因第二十集团军方面进展稍缓，未能同时进出腾冲附近，致腾敌抽出兵力二千余附大野山炮，用汽车输送南下增援。虽经我八十七师主力删日（十五日）在邦乃以南高地占领阵地，激战两日，我已伤亡甚大，铣日（十六日）黄昏被敌突破阵地左翼，冲入龙陵。各官兵目睹功败垂成，各个噓声叹气。现腾敌主力已南移龙陵，难免不豕突狼奔，企图向我第七十一军先行击破。为谋整顿态势，先事站稳脚步，即令第七十一军除以一部固守现有阵地外，主力暂转移镇安街以西坌田坝、赵家寨、五四五〇高地及红木树之线；第二军除以一部联系我第七十一军左翼，固守邦武山、象达各阵地外，主力暂位置于小黑山、大硝河各高地之线，一面向松山、平戛之敌严行肃清，然后再以第二十集团军协力围攻龙陵。惟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应饬先行进出龙陵以北地区，俾使敌不敢继续东犯，并恳加派得力部队及大批飞机，协攻松山，期将该敌迅速肃清，俾而后补给圆满，后顾无忧。[382]

如果这封电报属实，确是宋希濂决定暂时停止围攻龙陵。他的理由是：由于松山和腾冲方面作战不力，导致龙陵承受的压力过大。第十一集团军已筋疲力尽，如要拿下龙陵，须等腾冲和松山方面都打完了，再与第二十集团军部队一起攻打龙陵。同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给第十一集团军提供“圆满”的补给。

实际上，即使没能得到充足的补给，第十一集团军也没有停止作战，因为增援龙陵的日军对第七十一军的反击越来越猛。六月二十一日，日军沿着滇缅公路，在坦克的助战下，向第八十七师二五九团阵地发起猛攻，傍晚深沟阵地被日军突破，长岭岗阵地也岌岌可危。宋希濂命令第二军第七十六师二二七团增援第八十七师，日军也向长岭岗阵日军再次发动全线猛攻，第七十一军主力开始后撤。日军紧追，位于勐冒街附近的集团军总部指挥所遭到日军的炮击。宋希濂决心一拼，命令投入第七十一军的全部预备队，再从第二军第七十六师将二二六团调来。双方在黄草坝、周家寨、空树坡、香菰岭一线激战——阵地犬牙交错，战局极其险恶。最后时刻，宋希濂把刚配置给他的第八军荣誉第一师投入了作战，同时命令第二军主力猛攻日军的后方交通线。至二十七日，战局稍缓。二十八日，宋希濂亲抵第一线督战，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第二军的第七十六师，第八军的荣誉第一师分别在龙陵外围转入攻势，官兵们昼夜轮番抢攻以扭转战局。战至三十日，自增援龙陵一个月以来，日军已伤亡千人以上，武器弹药消耗很大，已经呈现出衰势。第十一集团军抓住时机顽强推进，终于再次逼近龙陵城区，恢复了包围态势。

此时，松山还没攻克，滇缅公路尚未通车，第十一集团军的补给依旧十分困难。后勤部门似乎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因运输物资的路线在险峻山峦中绕行，仅驮马就在崎岖的山路和连日大雨中倒毙了三千多匹，运上来的无论是食品还是弹药均不能满足作战的基本需求。

七月二十四日，天气出现好转迹象，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决定再对龙陵发动攻击。

这次攻击有了不小的进展，龙陵城外日军的数个据点被攻克，远征军大大压缩了对龙陵的包围圈。而在西北方向，随着松山战局的发展，日军已不能控制滇缅公路，运输物资的汽车可沿公路抵达腊勐，把物资卸下来后，人背马驮绕道二十公里，抵达滇缅公路的八百零一公里处，再从那里用汽车将物资运至黄草坝前线。第十一集团军官兵的供给因此得到极大改善，到了八月上旬，宋希濂认为补给已经绝对“圆满”，于是决定对龙陵发起第三次攻击。

八月十四日，炮兵对龙陵开始猛烈轰击，美军的十四架战斗机和二十四架轰炸机也前来助战。老东坡是龙陵外围日军最重要的堡垒群，坚固堡垒多达十九个，新编第二十八师在第八十八师一部的协助下苦战一周，终于把十九个堡垒全部攻占，毙敌四百余名，但新编第二十八师的主攻团伤亡惨重，全团千余官兵仅剩二百余名。二十四日，攻击部队突入龙陵市区，市区内的残余日军不足四百人，龟缩在西山坡、红土坡、伏龙寺等几个孤立据点内顽抗。

龙陵日军不可能支持太久了。

但是，眼看就可攻陷全城之际，战局再次发生逆转。

为挽救缅北和滇西危局，日军第三十军制订了代号为“断”的作战计划，其目的是：“军要将主力集结于芒市周围，在龙陵方面击灭云南远征军主力之后，前出到怒江一线，在援救腊勐（指松山）、滕越（指腾冲）守备部队的同时，并切断中印联络线。”[383]为此，第三十三军所有兵力开始向芒市集中：第五十六师团得到了从国内补充的二千多兵力，在芒市附近赶修据点式防御工事，并大量储备物资；由今冈宗四郎大佐指挥的第一四六联队也从缅北撤往芒市；第二师团由师团长冈崎清三郎亲率第十六联队全部、第四联队和第二十九联队各一部也转移到芒市附近；再加上芒市原来的守军，日军在芒市及其周边集结的兵力达到了万人以上。本多政材的军战斗指挥所也从缅北撤到了芒市。

从中国远征军攻入龙陵市区的八月二十四日开始，集结在芒市附近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和第二师团的七千多兵力，沿着芒市到龙陵的公路急速向北推进，企图以强大的攻击态势迫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退出龙陵。二十五日，日军先头部队在龙陵以南与第七十一军搜索营遭遇，一部日军直接冲进了岌岌可危的龙陵城。接着，日军在龙陵城下与新编第三十九师、新编第二十八师和第九师等部队展开大规模激战，日军孤注一掷的进攻令新编第二十八师八十二团的阵地三次得而复失。新编第三十九师与日军反复争夺南天门、张金山和双坡等阵地，最后全师竟然仅剩下百余官兵，师长洪行单人乘吉普车突围，中途翻车身亡。

战局极度危急之时，由昆明驰援而来的第五军第二〇〇师——中国陆军中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于九月六日抵达龙陵前线。接着，九月七日和十四日，中国远征军攻占松山和腾冲的消息传来——“断”作战的主要目的是解救松山、腾冲和龙陵，松山和腾冲的失守导致“断”作战立即失去了意义。同时，日军第三十三军集结在滇西和缅北的总兵力约为两万一千人，但目前“病、伤、亡的人数已达七千二百名”。[384]中国远征军攻占松山后，炮兵十团和七团立即赶到龙陵附近支援第十一集团军作战，第十一集团军部队乘势反击日军后续增援部队，日军因无心恋战掉头向芒市回撤收缩——撤退中被击毙者甚多，仅运进芒市的“重伤员就有一千二百多名”。

“断”作战停止了。

已是九月中旬，尽管龙陵城里的日军不多，但中国远征军依旧未将其攻占。

此时蒋介石与美国方面的矛盾再次加剧，导火索是中国境内的日军发动了新的攻势，蒋介石命令卫立煌把部队从龙陵撤到怒江以东以保卫昆明。

九月十五日，史迪威被蒋介石召到重庆。蒋介石的谈话令史迪威对他的反感达到了顶点——“一个半小时的废话和胡说八道。他想从龙陵撤退，这个疯狂的小杂种。”[385]史迪威立即给马歇尔发去电报，说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决定：“我们是为通向中国的一条公路而作战，只要龙陵在我们手中，我们就能整个控制这条公路。”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中国国内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连续溃败——“他害怕如果我们在龙陵打了败仗，日军就要进军昆明。”[386]

至于蒋介石为什么在攻坚龙陵的最后时刻提出终止作战，由于档案资料匮乏，一时难以窥其真相。仅从表面上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作战时，广西方向的对日作战局面正在极度恶化，日军大有冲进云南乃至四川的态势。

十九日，由于史迪威以及马歇尔的作用，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一封几乎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电报，且他要求这封电报须由史迪威面交蒋介石，以避免中国外交部对电文进行使其变得温和的修饰：

读了关于中国局势的最近报告之后，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我都深信，你于最近的将来将面临我所担心的灾难。你的Y（指中国远征军）部队渡过萨尔温江，奋勇作战，对缅北战役作出了有价值的支援。但我们认为，除非他们获得增援和你的全力支持，你就不能指望从他们的牺牲中有所收获，除非他们对打通滇缅公路继续作出协助，他们的牺牲就将毫无价值。再者，你中止渡过萨尔温江的进攻，或提议撤退部队，正是日军所企求的，他们之所以在华东发动攻势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军知道，如果你继续进攻以配合蒙巴顿即将发动的攻势，通向中国的陆路交通线就会在一九四五年初期打通，中国的继续抵抗和你的控制权的保持就将得到保证。反之，如果你不对你在缅北的师提供人力，如果你不向萨尔温江部队派遣增援，并撤退这些部队，我们就将失去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的一切机会，并立即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你自己必须准备接受其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

最近几个月来，我曾再三敦促你采取果断行动，以抵御愈来愈迫近中国和你的灾难。现在你仍然没有任命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的一切军队，我们将面临失去华东重要地区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日军占领桂林将使昆明空运终点站处于不断遭受袭击的威胁中，减少“驼峰”吨位，并可能切断这条航线。虽然我们正在世界各处迫使敌人败退，这在相当时期内对中国的局势也无所裨益。我们的部队通过太平洋迅速前进，但除非你现在采取有力行动，这个前进对中国来说也为时过晚了。只有你方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才能保全你多年来奋斗的成果以及我们为了支持你而作出的努力。否则，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都将因军事上的惨败而落空。

首相（指丘吉尔）和我在魁北克刚刚决定全力加紧军事行动以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线，这一决定是假定你将坚持不懈地从萨尔温江方面发动进攻而作出的。我确信你当前要阻止日军达到其在华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即增援你方在萨尔温江的部队并发动攻势；同时，让史迪威将军能够毫无约束地指挥你方的全部军队。我要求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有利于实现我们的上述决定，而且也可以使得美国建议继续维持和增加对你方的援助所做的努力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是在欧洲和横渡太平洋进行另外两个战役的时候这样做的。由于你的远见，在这次战争中你领导并鼓舞了你的人民，我相信你将意识到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这封信中，我十分坦率地表达了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这里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如果再事拖延，你和我们为了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387]

史迪威日记记载：“我把这包辣椒面递给了他，然后叹了一口气坐下来。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小东西的太阳神经丛，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但他没有脸色发青，丧失说话的能力，他的眼睛眨都没眨。”——蒋介石对史迪威说了句：“我知道了。”然后坐在那里，“轻轻地摇着一只脚”。[388]

史迪威回到他在重庆的住所，看到长江岸边的山城“灯火齐明”。

而蒋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帝使我耻辱与痛苦，何一至于此！”[389]

罗斯福的这封电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超出了外交文件应有的礼仪底线以及国与国之间应有的关系准则。更令蒋介石愤怒的是，他注意到罗斯福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九月十八日，这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国耻日，尽管不能断定罗斯福是有意要在中国人的伤口上撒盐，但蒋介石的苦闷无以复加。

蒋介石命令位于龙陵的第十一集团军就地休整补充。

此时，从保山到龙陵的公路畅通无阻，前线部队给养充足。龙陵城内的残余日军不足千人，芒市方面的日军因损失过大已没有增援和反击的能力，中国远征军攻占龙陵只需最后一击。但是，在龙陵周边，第十一集团军的休整补充时间长达一个多月。

蒋介石决心面对与美国决裂的最坏局面。

蒋介石与史迪威由来已久的面和心不和注定要公开化了。

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了撤换史迪威的要求。他告诉罗斯福，中国战场与同盟国其他战场有着“不同之特性”，在这一战区内作战的只有中国的军队和人民，战场本身也皆为“中国本国之土地”，因此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必须保持中国战场“独立自主之主权”。那么，战争期间的人事应由中国政府进行抉择，否则即会损害同盟国一贯主张的“尊重各国主权之精神”。具体到史迪威的问题，蒋介石认为他已多次拒绝执行自己的命令，这严重妨碍了中美两国“军事互助之宗旨”，要求美国另派能与中国合作的指挥官，且最重要的是“能诚意接受”作为中国战场统帅的他的命令。

蒋介石与史迪威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中国抗战期间中美外交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所折射出来的军事、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远远超出中美两国对一位军事将领在任命和使用上的矛盾。一般说来，矛盾可大致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兵权问题。史迪威有着坚定不移的指挥要求，在与蒋介石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进行了明争暗斗后，如今由美国总统直截了当地提出让史迪威指挥中国的一切军队，这让蒋介石忍无可忍。兵权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阀的命根子，不要说中国军队的兵权绝不能也没有任何道理交给一个外国人，从蒋介石维持其统治权的角度上讲，他也绝不会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出去。对史迪威而言，他的雄心是全面指挥中国抗日军队与日军作战，他坚信只要把那些腐败无能的军事将领剔除干净，最为吃苦耐劳的中国军队一定能打胜仗。为此，他运用代表美国监督对中国援助的权力不断向蒋介石施压。不愿意放弃哪怕局部兵权的蒋介石，一方面必须获得美援，一方面又要保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两难之中对史迪威的积怨逐渐堆积，已逼近爆发的临界点。

二是包括史迪威在内，抗战时期到达中国的美国人，无论是军事将领、新闻记者、政府顾问，乃至散布在中国军队里的教官和联络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美国的政治观念出发，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一个独裁专制的、与美式民主理念完全相反的政权。曾在中国任驻华武官的史迪威的看法更为透彻，而由于性格所致，他对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本人的抨击露骨而尖锐：“蒋介石是一党政府的头头”，“他现时组织了十万人的特务系统”；“他不会努力认真打仗。他想不费力气地结束战争，获得大量供应物资，从而使得他的体制可以永久存在”；“他对战争的重大损害应负责。南京、兰封。长沙和衡阳。桂林和柳州。对共产党人的封锁”。[390]几位美国记者对史迪威进行采访后，有过如下记述：他要我们知道，从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天起，“这个狗娘养的无耻之徒就从来不想打日本”——“这场战争中每次犯下的大错，都可以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找到根子”：蒋介石随意撤销史迪威发布的作战命令；蒋介石“以电话命令前方部队在他一无所知的边远地区进攻或撤退”；“蒋介石说谎，盗窃和囤积军用物资”以为“在未来的内战中打共产党”。[391]

三是共产党问题，这或许是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矛盾的最深症结。史迪威主张应该同时武装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提出把美国援华武器拨出一部分武装敌后战场；认为蒋介石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二十万精锐部队，对于正在对日作战的中国来说“是巨大的人力浪费”。——“中国所有政党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进一步说，这样一种由对共同敌人进行的共同战争所决定的团结，将会使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走向和平，使她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面对和驱逐一切外来敌人”。而且，一旦美军为进攻日本本土在中国华北登陆，“共产党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392]史迪威写信给马歇尔：“如果允许蒋介石及其一伙控制（租借法案）供应物资，你知道谁将得到供应，你也知道谁得不到供应。我们总得想办法将武器交给共产党，他们是要打仗的。”[393]史迪威说他仅凭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而在目前阶段只要对日作战就是美国的盟友。——将选择的天平向共产党倾斜，无论是出于朴素的看法还是出于政治胁迫，都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史迪威代表着美国政府。

二十五日，蒋介石复信罗斯福，口气揶揄且强硬，表示他和史迪威都可以单独指挥中国军队，但两个人实在无法共同指挥。既然他现在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首脑，那么美国人史迪威就必须离开。——“我看得很清楚，史迪威将军无意同我合作，而实际上是认为他在奉命指挥我。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我相信你会理解，日后史迪威将军将完全不听从我的指挥。我必须严肃地声明，我将根本不能企望史迪威将军会遵从我的指挥。假如不顾理智和经验，我竟然决定任命史迪威将军为最高司令官，我就会明知故犯地招致不可避免的灾难。”[394]

最后令罗斯福改变态度的是总统特使赫尔利。

赫尔利来华的重要使命有二：一是调和国共两党的关系，说服两党领袖能相互让步，以建立一个带有美国民主样式的联合政府；二是调和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并说服蒋介石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但是，赫尔利的两个基本立场意味着他无法完成使命，即一切为了美国利益以及坚决反共。

赫尔利认为战争时期，要维持抗战中国的战场，就必须维护蒋介石的政权。来华之前，他特地绕道苏联，在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后，来往于重庆与延安之间调和国共两党关系的他，显然倾向于支持国民党。关于史迪威的问题，蒋介石似乎早有准备，他把撤换史迪威的理由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都讲述得淋漓尽致，令赫尔利意识到事情已无任何斡旋的可能。蒋介石决意在三方面决不让步：一是中国信仰的三民主义，美国人别把美国式的民主和中国扯上关系；二是国家主权，美国人不要试图控制中国，包括军事指挥权；三是个人尊严，美国人必须为蛮横无理付出代价。宋子文明确地告诉赫尔利，为了上述三项原则，中国将不惜任何牺牲，否则，中国留在同盟国内赢得战争，还不如没有同盟国输掉战争。

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表示，既然美国的目的是为防止中国战场的崩溃，那么除了蒋介石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与美国有现在这种程度的合作。总统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作出选择——“您和蒋介石之间其实没有其他的歧见。蒋介石已经答应了每一个您的要求和建议，唯一的例外是史迪威的任命问题”——那么，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撤换史迪威：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假如我们让中国崩溃的话，假如我们无法使中国军队继续抗日的话，尽管上天所有的天使都认为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它也不能改变历史的定案，美国将在中国遭遇失败……因此，我恭请您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另派一名美国将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指挥所有在中国的陆空军部队。[395]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总司令的职务。

蒋介石要给史迪威颁发一枚青天白日特级大勋章。

史迪威没有接受。

二十一日，史迪威飞离重庆。他佩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一柄日本人的武士刀。阴雨中，宋子文前来送行，接着何应钦也赶来了，史迪威并没跟他寒暄，直接登上了飞机。

史迪威先飞昆明，在他战斗过的地方短暂停留——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保山、密支那——然后飞抵印度的新德里等地。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看见中缅印战区，因为这一战区自他离任时起，已被分割成由蒋介石指挥的中国战区和由索尔登指挥的缅印战区。史迪威于十一月二日飞回美国本土，在机场迎接的只有他的妻子。

撤换史迪威，被认为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开端。在以后的历史中，史迪威事件始终被当成一个政治事件，他被描绘成一个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人，说共产党人试图利用他搞垮蒋介石。但是，只要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抗战史的人，对此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种说法简直把事实歪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它把封建中国崩溃的责任强加在几个美国人头上，简直好像是宣称一所房子的倒塌是由于邻居打了一个喷嚏。其实这所房子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腐朽倾塌，而房子的主人还不断地挖自己房子的墙脚，这样房子难道不会倒塌吗？[396]

史迪烕则说：“蒋介石这个人想要用武力同一种思想作斗争。他不懂得那种思想，也不懂如何使用武力。”[397]

史迪威不是一名政客，只是一位军事将领而已。从军事上讲，他严格按照西点军校的准则行事，渴望打胜仗并获得军人的荣耀，为此既执着又强硬。从政治上讲，他幻想着即使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里，也能按照美国的样式有所建树。史迪威赋予自己的职责，是训练出一支能够作战的中国军队，配备美式装备后反攻缅甸，重新打通抗战中国的国际援助通道，然后带领这支经过作战洗礼的部队，参加盟军对日本本土的总攻。虽然这一职责是纯军事的，可自始至终无不关涉政治，甚至是中美两国的政治。史迪威没有明白的是，“战争在最高一级是受政治支配的”。——“一百年来无数的西方传教士、顾问、牧师始终想改造中国，其结果只是把这个国家弄得动荡不安，而史迪威可视为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位。”[398]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史迪威参加了在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五天以后，作为美军第十集团军司令，他主持了琉球群岛日军投降仪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赢得全部胜利后，史迪威提出想到胜利后的中国去看看，马歇尔没同意，蒋介石也不同意。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史迪威因胃癌在美国去世。

史迪威黯然离开中国的第四天——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耽搁一个多月的龙陵总攻令终于下达。

二十九日，第二〇〇师六〇〇团率先从右翼出击。接着，第八十七师和第三十六师从左翼出击，荣誉第一师直接攻城。十一月一日上午，荣誉第一师一团攻占城内海关和观音寺，三团攻占段家祠堂和段家公馆。晚上，龙陵日军残敌分成小股突围，中国官兵分路围追堵截。芒市方向的日军多次试图增援，因远征军部队切断了公路，炮兵在芒市以东制高点上开设了阵地，芒市已完全被置于火力打击下。十一月六日上午，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在龙陵城内举行了升旗仪式，宣告收复龙陵。

从六月五日第一次攻击龙陵开始到彻底结束战斗，历时五个月的龙陵城攻坚战其进程缓慢而蹉跎。参加攻坚战的中国远征军各部共伤亡和失踪二万八千三百八十四人，其中士兵阵亡九千六百三十三人，负伤一万四千六百零二人，失踪二千四百六十二人；军官阵亡五百二十五人，负伤一千一百零九人，失踪五十三人。龙陵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攻作战中毙敌最多的一战，共毙伤日军一万零三百六十四人，俘虏二百六十六人。[399]

得知腾冲和龙陵守军均被歼灭，日军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黯然感叹道：“活到现在还没有尝到过如此悲痛的滋味。”[400]

中国远征军拿下龙陵后，滇西战事的胜利已无悬念。

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乘胜全线进攻，十一月二十日攻克芒市，十二月一日攻克遮放。遮放战线崩溃后，日军在中缅边境组成新的防线：五十六师团约九千人在畹町附近；第四十九师团第一六八联队约一千二百人在新维附近；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联队约一千二百人和第二师团第四联队约一千人在南帕卡附近；第三十三军直属部队约三千人防守腊戍附近。

蒋介石督促卫立煌立即攻击中缅边境处的重镇畹町。

卫立煌因兵力不足和准备不够而要求推迟，但蒋介石认为中国驻印军已经攻占八莫，正向中缅边境的南坎推近，这是中国远征军彻底将日军赶出云南国境，与驻印军会师的大好时机，于是一再急电催促。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十二月二十五日，卫立煌下达了攻击畹町作战命令：第五十三军在右翼，推进到日岗、景坎和遮勒一线，阻击勐卯附近的日军增援畹町，然后转进畹町以南截断滇缅公路；第六军为中央军，第二军为左翼军，分别在帕赖至拱撒、谢连至猛古街之线向畹町实施猛攻，把日军包围在畹町盆地中加以歼灭；第七十一军为攻击总预备队。为了尽快攻克畹町，卫立煌还把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配属给了第二军。

十七日，攻击开始。

此时的日军已经无力反击。

畹町周围第五十六师团的阵地，按正面方圆十公里构筑，敌人兵力超过我守备部队兵力十余倍。由于敌人从阵地的间隙到处均能侵入，炮兵阵地终于受到攻击而陷入混战……敌我战线，自畹町至南坎纵深达三十公里，师团无一名预备兵力，为处置与日倶增的伤亡者，以及积聚在战线内，特别是在南坎的军需品，尤其是弹药的后送而苦恼……敌我兵力之比恰好是十五比一，与龙陵会战当时比较，虽无大的差别，但敌人现在已把全部兵力集中到一个战场，且占有东西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相反，我方全部兵力，因大范围地分散展开，已经没有采取任何计策之余地。预测军的命运也只有一周的时间了。[401]

鉴于日军随时可能撤退，第十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黄杰命令加速攻击（此时宋希濂奉军令部之命去陆军大学受训）。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第七十一军主攻畹町，畹町周边的日军据点相继被攻占，日军守军残部向西南方向溃败。与此同时，为堵住日军的后路，第五十三军在畹町以南截断了滇缅公路。

密支那战役结束后，奉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中国驻印军所属各师进行重新编组：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下辖新编第三十八、新编第三十师；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下辖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五十、第十四师。一九四四年十月，新编第一军沿着密支那至腊戍的公路进攻八莫；新编第六军则在密支那至曼德勒铁路线以东进攻瑞古，以在八莫以西切断日军的退路。战至十二月十五日，新一军攻占缅北水陆交通要地八莫。之后，大军急速南下，向缅北最东端靠近中缅边境的南坎发起攻击。驻印军指挥部向南坎战场配属了大量的战车和火炮。新编第三十师的两个团，在一个浓雾缭绕的早晨，一个团从背后一个团从侧面发起攻击。一月十五日，新编第三十师官兵攻占南坎——“战壕中到处都是被击毙的敌人的尸体和被毁的武器。”因为英国人不允许中国军队向南深入缅甸，于是中国驻印军转头向北，即向着国境线的畹町方向急速前进。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克滇缅公路上的日军残余据点，与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二四八团取得了联系。二十三日，新编第三十八师与第五十三军部队同时推进到畹町以南位于缅甸境内的芒友东南地区。二十七日，经过四天的激战，新编第三十八师攻克芒友。至此，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

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完全打通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芒友举行盛大的会师典礼。会场设在一座小山的下面，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政治部和工兵营的官兵，用丝质降落伞为主席台搭建起一个顶盖，还在台前铺设了一个巨大的表示胜利的红色英文字母“V”，并在通向祖国那边的路口悬挂起上书“欢迎驻印新一军凯旋回国”的横幅。上午九时，身穿黄色卡其布军装的中国驻印军官兵和身穿灰色军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从不同方向走进会场。中、美两军高级军事将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美国缅印军总司令索尔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走上主席台，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两国国旗冉冉升起，礼炮声在山谷中回荡。

驻印军和远征军的官兵们高呼着“打到东京去”的口号，不禁热泪横流。自一九四二年日军进攻缅甸直至中国滇西，迄今已经整整三年，驻印军官兵远离祖国，远征军官兵枕戈待旦，在之后发起的反攻缅北和滇西的作战中，他们吃尽人间苦楚，英勇无畏，顽强不屈，十三万官兵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其中数万忠骸长眠在缅北的崇山峻岭和密林河谷中。这些浸满鲜血的英灵，永远光耀着中国抗日战争史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

同一天，中印公路通车典礼在滇缅交通要冲畹町举行。

中印公路，就是中国驻印军官兵在前面作战，中美工兵部队在后面修筑的那条公路。公路从印度东北边界处的利多起始，穿越缅北和滇西抵达昆明，主线全长一千五百多公里，其间跨越了十三座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高山以及无数条贯穿中缅两国国土的江河，还有缅北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地带渺无人烟的原始山林。与这条公路一起铺设完成的，还有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长达一千八百多公里的输油管道。为了这条国际援助通道，无论是作战还是筑路，中美两军官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这条公路也被称为“华美路”。而盟军正是沿着这条路向缅北日军发起反攻的，所以这条公路还被称为“到东京之路”。

通车典礼会场设在中缅边境第三十七号界碑边，在公路上搭起来的巨大牌楼上，“ROAD TO TOKYO”（到东京之路）的标语十分醒目。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专程从重庆赶来主持典礼，美军第十航空队司令戴维斯、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和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以及美军缅印军的部分将领与官兵应邀参加。索尔登将军宣布“中印公路通车”之后，当他在致辞中说到“今天是同盟国最高兴的一天，是日本最不高兴的一天”时，几十架前来助兴的美军飞机从上空呼啸而过，典礼会场欢声雷动。而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欢呼声中驶入了中国国境——沿着中印公路开往中国的第一支运输车队，在美军工程兵少将、中印公路指挥官皮克的率领下，中美各一百二十名官兵驾驶着一百二十辆满载各类军火的卡车、牵引着各种火炮的拖曳车、配备着医药救护物资以及食品的特种车，还有八辆军用吉普车，于一月十二日从印度的利多出发，翻越野人山、穿过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在典礼气氛到达高潮时驶过了中缅边境处那座公路上的小桥。进入中国国内的畹町后，皮克的车队在三架美军战斗机的护送下，一路向北经过龙陵、保山、下关、楚雄到达昆明。皮克少将把首次运达的物资清单，交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龙云回赠的礼物是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四个大字：胜利之路。

这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了题为《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的广播演说：“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封锁。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这条公路命名，纪念他杰出的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作出的卓越贡献。”[402]——“史迪威公路”自此蜚声全世界。而远在美国的史迪威也在美国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他赞扬了为修筑这条公路而战斗的所有人，步兵、工程兵、医务人员、空军人员、汽车人员、劳工——唯独没有提到他自己，好像他没有到过那里一样”。[403]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会师后，掉头向南，与英印军第三十六师一起兵分三路直指腊戍。从二月底至三月初，东路的新一军官兵，翻越山岭，渡过南图河，一路猛战拿下日军的一百四十多个大小据点，最终力克腊戍以北的战略屏障新维；然后通过绵延的山地，渡过南育河，采取正面强攻、两翼包抄的战术，攻下缅甸东北部的战略要地、滇缅公路上的重要物资中转地腊戍。而位于战场西路的英印军第三十六师于伊洛瓦底江东岸不断清除日军的据点后向南推进，抵近曼德勒东北方向的乔梅（今皎梅）以北；位于战场中路归新一军指挥的第五十师攻占南渡后，沿着南渡通往曼德勒的公路清扫日军残敌，日军面临着最后的崩溃不守即退，第五十师官兵风卷残云一般一直打到曼德勒东北方向的乔梅，三月三十日与英印军三十六师会合。

至此，缅北的残余日军全部撤到缅甸南部去了。

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反攻作战结束。

日军缅甸方面军（陆军）共计出兵三十万三千五百零一人，战死十八万五千一百四十九人，其余全部撤出战场。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对日作战的胜利近在眼前。

但是，中国西南一隅传来的捷报，反而加剧了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国人在审视战局时的恍惚：在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赢得反攻胜利的同时，在中国国土的南部日军长驱直入冲进了广西。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就会意识到：重庆的后门安全了，但前门却岌岌可危了。

第四十章

“一号作战”到此停止

缅北和滇西反攻作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日军向中国广西方向实施的大规模进攻如入无人之境，在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日军向中国西南腹地推进七百多公里，而中国守军的不堪一击以及国土沦丧速度之快，不但令国内舆论大哗，也令盟军方面感到震惊。

日军进攻的是中国第四战区的防区。

第四战区已三年多无战事。

中国第四战区原辖广东和广西两省。一九四〇年初桂南会战结束后，蒋介石认为一个战区不便在两个正面作战，于是把广东省单独划出成立了第七战区，任命余汉谋为司令长官。由此，第四战区内仅剩下广西省，司令长官为张发奎。

广西是白崇禧的地盘，守军主力是桂系部队，将领们都听白崇禧的命令，凡涉及广西事务无论大小白崇禧也都一手包办，所以粤系将领张发奎很明智地采取忍为上的策略，一切由着白崇禧或是蒋介石操心。加之一九四〇年日军撤离广西后，广西境内没有敌情，张发奎在第四战区的日子过得很悠然。

如果说第四战区还有防务的话，便是需要警惕驻扎在雷州半岛和越南方向的日军。张发奎把战区主要防御兵力配置在南宁至钦州、防城港的沿海一线以及中越边境地带，至于广西与广东、湖南交界的桂东和桂北方向，他认为既然接壤第七、第九战区，有什么问题也是余汉谋和薛岳的事，第四战区没有必要在那里部署兵力。一九四四年夏，长沙和衡阳相继陷落，张发奎以为薛岳会将第九战区主力转移到湘西，以贵州和广西为大后方，这样第四战区依旧处于第九战区的护卫之下，日军不会威胁到他管辖的广西。但是，薛岳退守的是湘东南而不是湘西。

张发奎猛然意识到，桂北和桂东已经大门洞开，日军随时可能从湖南或广东冲进广西，于是紧急调动部队布防。由于多时无战事，临战之际张发奎才发现，号称拥有九个军二十一个师的第四战区，实际上因为长沙和衡阳作战，部队已被重庆军事委员会调得七零八落：第九十三军需要从四川綦江方向往回赶；参加长衡会战的第三十一军回撤后正在整训；第六十四军需要从广东往回抽调；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和第十七军等部队，目前还在湖南南部与日军周旋；第四十六军、第六十二军和第七十九军，须从湘江边的祁阳及其西南地区进入桂北。以上部队大多经过长衡会战，官兵筋疲力尽，人员与装备急需整补，能够支撑作战的兵力加起来不足十万。至于对雷州半岛和越南方向的警戒，只能让保安团和地方民团承担了。

日军准备进攻广西的兵力庞大：湖南方向日军第十一军的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四十、第五十八师团以及独立战车联队、第十四重炮队，广东方向日军第二十三军的第一〇四、第二十二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雷州半岛方向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以上共计十余万日军，将从东北、东、东南方向对广西分进合击，大有一举荡平中国第四战区的凶猛态势。

日军主力第十一军刚刚结束衡阳血战，便立即发动对广西的攻击，其连续作战的动机、决心与能力，用一般的军事常识已无法解释。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和七月，是日本和德国都遇到开战以来最大苦难的时刻。”[404]

在欧洲战场，盟军于诺曼底成功登陆后，德军统帅部再次爆发内部危机，七月间发生的一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事件，目的就是要立即中止战争。与此同时，盟军突破德军的“大西洋壁垒”，八月解放巴黎。在苏德战场上，苏军赢得列宁格勒战役的胜利，其间先后实施十次以上的大规模闪击，歼灭德军两百万人，将入侵者全部赶出了苏联国土。之后，苏军迅猛追击，攻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其前锋直逼德国本土。

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大势已去。麦克阿瑟制订了“雷诺”作战计划，决定以美军第七、第二十四、第九十六步兵师和第一骑兵师以及其他勤务部队共计二十万兵力，对日军第三十五军第十六、第十二师团仅三万人防守的莱特岛实施大规模登陆。为了挽救战局，日军大本营制订出“捷号作战”计划：由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上将负责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与美军进行地面决战；由第三十五军司令官铃木宗作中将负责菲律宾群岛中部和南部的防御；对地面作战实施空中掩护的是尚有千余架战机的第四航空军。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将集结起最后的全部力量，力求歼灭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日军的“捷号作战”计划，“带有决战的性质”，是大本营为确保本土防御圈进行的最后一搏。

菲律宾群岛中的莱特岛，东面是萨马岛，西面是宿务岛，南面是棉兰老岛，盟军一旦夺取该岛，等于把菲律宾一分为二。麦克阿瑟率领的登陆舰队十分庞大：二十艘航空母舰、十二艘战列舰、一百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搭载着近二十万名官兵，在上千架战机的护航下，铺天盖地地向莱特岛扑去。十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几乎遮蔽了天空的舰载机首先轰炸滩头，接着美军第一骑兵师、第二十四步兵师、第九十六步兵师、第七步兵师依次排开，开始了太平洋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抢滩登陆。日军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下很快失去抵抗能力，美军登陆部队潮水般地席卷了莱特岛东海岸。下午二时三十分，麦克阿瑟乘坐登陆艇靠近莱特岛，然后在大批战地记者的簇拥下，他踩着海水重新踏上了菲律宾国土。——“我回来了！”麦克阿瑟说了这句他早已准备好并确信会刊登在世界各大报纸头条标题位置的话。

与登陆战同时进行的是莱特湾大海战。

西南太平洋的一系列岛屿失守后，日本如果再失去菲律宾和台湾，运送战争物资和补给的海上运输线将被斩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决心吃掉美军太平洋舰队以及莱特岛登陆部队。他策划的海上决战，充满了绝境中破釜沉舟的意味：由小泽治三郎指挥北方舰队的四艘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从日本海南下直扑菲律宾，引诱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北上并与之决战；由栗田健男指挥中央舰队的三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十五艘驱逐舰以及日本海军最后的王牌“武藏”号和“大和”号巨型战列舰，从文莱启程秘密驶入莱特湾，歼灭失去了海面舰队掩护的美军登陆部队；由西村祥治指挥南方舰队前卫分队的两艘战列舰、一艘重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加上由志摩清英指挥的后卫分队的两艘重巡洋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从琉球群岛出发加入到对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合围中。

美军没有料到日本海军会倾巢而出。幸亏两艘执行巡逻任务的潜艇“海鲫”号和“鲦鱼”号在菲律宾群岛西面的巴拉望岛附近，从雷达屏幕上看见了可疑的回波，艇长麦克林托克中校和克拉杰特中校很快认定这不是雨云。靠近可疑目标并升起潜望镜，他们看到了不远处的海面上如高楼一般的巨舰——日本海军中央舰队的“武藏”号和“大和”号，是当时世界上吨位最大的战列舰，战舰全速前进时舰艏掀起的巨浪犹如小山。两位中校在向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报告敌情后，朝着日本海军中央舰队发射出六枚鱼雷。

这六枚鱼雷，开启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海战的序幕。

日本海军中央舰队旗舰“爱宕”号瞬间起火，之后沉没；接着，重巡洋舰“高雄”号受到重创，“摩耶”号被炸成两截沉没，“东方”号被鱼雷击中尾部。这是双方都陷入混乱的时刻：日军还没开始作战就已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本想隐蔽前进，现在因行踪暴露随时可能遭遇美军航母舰载机的打击；美军方面，哈尔西接到了栗田健男的舰队自西向东驶入锡布延海的报告，他立即命令第三舰队的航母战斗群前往攻击。颇具戏剧性的是：小泽治三郎的北方舰队本是作为诱饵，但其大张旗鼓地航行却没有被美军发现；而秘密前进的栗田健男的中央舰队反而提前暴露了。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美军舰载机升空了，直扑日本海军中央舰队的巨型战列舰“武藏”号。尽管为其护航的重巡洋舰“宫殿”号在猛烈的攻击中受到重创已退出战斗，但中了三枚鱼雷的“武藏”号只是摇晃了几下而已。直到七架美军舰载机利用云层掩护实施第五次攻击，两枚各重二百五十公斤的炸弹，分别穿透“武藏”号的前后甲板在舱内爆炸了。随着“武藏”号的起火，美军的鱼雷机蜂拥而至，数十架轰炸机轮番投弹，半个小时之内“武藏”号先后被十一枚鱼雷和十七枚航空炸弹命中。黄昏时分，这艘花费五年时间建造的巨型战列舰终于支撑不住了，二百六十三米长的巨大舰体翻转过来，与已经死亡的一千多名日本海军官兵一起沉入大海。与此同时，栗田健男的重巡洋舰“妙高”号受到重伤，战列舰“大和”号、“长门”号因中弹导致航速下降，驱逐舰“滨风”号、“清霜”号也因受伤返航。栗田健男不得不命令他的舰队立即转向，以迅速逃出美军航母的攻击圈。

而哈尔西留在战场东面圣贝纳迪诺海峡的特混舰队，此时开始受到日本海军北方舰队航母舰载机的攻击。尽管美军舰队火炮强大，但令官兵们震惊的是，日军战机不但不躲避对空炮火，而且迎着炮火径直朝军舰的甲板俯冲而下。一架日机撞到“普林斯顿”号航母的甲板上，引燃弹药库，伴随着爆炸的巨响，钢铁的残片和肢体的碎块腾空而起。“普林斯顿”号摇摇欲坠，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旁边的轻巡洋舰“伯明翰”号靠过来企图营救，结果“普林斯顿”号的又一次爆炸使得“伯明翰”号燃起大火。哈尔西决定立即北上，迎战小泽治三郎的航母舰队。哈尔西第一次出动一百三十架舰载机，近一个小时的轮番攻击后，北方舰队的重型航母“瑞鹤”号严重倾斜，另外两艘战列舰受损。第二次，哈尔西出动一百七十架舰载机，击沉了“千岁”号航母和“秋月”号驱逐舰，重创了“瑞凤”号和“千代田”号航母以及“多摩”号轻巡洋舰。

晚上，日本海军南方舰队驶入莱特岛南面的苏里高海峡，布防在那里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对其发起了攻击。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列舰搏斗。美军舰炮的精准度以及火力强度都占据绝对优势，虽然夜间舰载机无法战斗，但美军已向这一水域派出了大规模的鱼雷艇。——日本海军战列舰“扶桑”号被鱼雷击中发生爆炸，舰体断裂沉没，“山城”号被鱼雷击中发生爆炸，舰桥崩塌沉没。重巡洋舰“最上”号燃起大火，最终被美军击沉。驱逐舰“山云”号被鱼雷击中发生爆炸沉没，“朝云”号中弹后舰艏断裂沉没，“满城”号和“时雨”号被鱼雷击中受伤……日本海军南方舰队一夜之间便不复存在了，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只损失了一艘鱼雷艇。

就在第七舰队进行夜战的时候，受到重创的日本海军中央舰队又回来了。栗田健男认为，美军舰队主力正被南方舰队牵制，他杀个回马枪将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只是，由于没有收到小泽治三郎的电报，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位于哈尔西的第三舰队的背后。二十五日拂晓，在莱特湾以北的萨马岛海域，中央舰队的观察哨报告：发现了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实际上，日本人发现的是第七舰队的一支小部队——由斯普拉格少将指挥的只有六艘小型航母和四艘轻型驱逐舰的分遣舰队，其任务不是海战，而是对付潜艇以掩护陆军的登陆作战。——斯普拉格少将决心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把日本海军的中央舰队死死缠住。

一声巨响穿透清晨的雾气，从巨型战列舰“大和”号上发射的巨型炮弹朝着斯普拉格飞了过来。

巨弹未落之际，轻型航母上的舰载机紧急起飞了。

斯普拉格没有对付战列舰的大炮和穿甲弹，他只有鱼雷和普通炮弹。普通炮弹对日本海军的战列舰不起作用，但鱼雷却把栗田健男的重巡洋舰“熊野”号和“羽黑”号击伤了。战斗中，斯普拉格的轻型航母“甘比尔湾”号被日军舰炮击沉，旗舰“方肖湾”号航母受到重伤。接近中午的时候，斯普拉格支持不住了，栗田健男的中央舰队大有一举冲进莱特湾的态势。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也是太平洋战场上最莫名其妙的时刻：在栗田健男与麦克阿瑟之间，只有斯普拉格的这支小规模的分遣舰队。如果栗田健男冲入莱特湾，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只能任凭日本海军舰炮打击，美军也许会因为后路断绝而令莱特湾登陆战功亏一篑。但是，栗田健男突然命令舰队掉头向北，也就是说，中央舰队在有望攫取胜利之时突然撤出了战场。至今，仍有人为栗田健男的这一命令争论不休：或许是他得知哈尔西的主力舰队正在南下，准备与他决战；或许是他得知麦克阿瑟已在莱特湾成功登陆，并在那里设下一个巨大的陷阱等着他去自投罗网。总之，日本海军最后的战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失了。

哈尔西的主力舰队确实正向南驶来，因为他接到了紧急增援斯普拉格的命令。只是，等到哈尔西的舰队赶到时，栗田健男的中央舰队已经向北远遁了。

莱特湾海战，日本海军被击沉航母四艘、战列舰三艘、重巡洋舰六艘、轻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十一艘、潜艇一艘，其余参战舰只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日本海军还损失了五百余架各种战机，一万多名海军官兵和舰载机飞行员死亡。

日军大本营终于意识到，战争可能到了最后时刻，并开始思及日本战败的后果：“以作战挽回败局已经无望”，“今后将逐步陷入穷途末路。为尽快求得结束战争，不得不依靠政略来谋求战争的解决，此时的条件只有保持国体这一条”。[405]

绝境中的日军使用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攻击方式：自杀式攻击。

日军自杀式攻击队被称为“神风特攻队”。

成立于一九四四年十月的“神风特攻队”，其倡导者是日本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大西泷治郎中将。面对全线溃败的危局，十月一日，大西泷治郎召集航空队的飞行员开会，决定组织“驾机撞舰”特别攻击队——驾驶载有一千公斤烈性炸药的飞机追踪目标并与之同归于尽。“神风特攻队”队员均为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执行任务前可以与亲人或女人相处三个月。出击前写下绝命书，然后被关闭于机舱内；起飞时不带降落伞，起飞后供降落使用的起落架自行脱落——只要飞上天空，除了俯冲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可能。

日军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开始的自杀式攻击，极具象征意义，因为此时的大日本帝国除了“玉碎”之外，确实没有其他选择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势已去之时，尽管日军大本营以及中国占领军的将领们，谁都说不清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到底对行将崩溃的战局能够产生何种裨益，但日本人还是固执地要把这场大规模的野战继续进行下去。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绝对国防圈”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都已被美军突破；在中国战场上，远征军的反攻作战已将日军赶出滇西，共产党抗日武装正在华北发动反攻。为了防卫日本本土、西南诸岛、台湾、菲律宾一线，日军大本营决定“在中国方面按预定计划推行湘桂作战，由大陆交通来弥补不安全的海上交通，并实行对美（以空战为主）作战的准备”。[406]——日本人固执地认定，只要打通了纵贯中国大陆的铁路交通线，便可为保障日本本土安全建立起一条具有巨大回旋纵深的防线，让日本在战争危局中保有自如进退的通道和空间。

虽然从黄河岸边开始的作战已经打到湖南，而且还要接着向南打下去，但兵力补充以及物资供应的迟缓无法回避。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这条漫长战线的不断延伸，日军中国派遣军已无法切实指导即将深入中国西南腹地的湘桂作战。鉴于此，一九四四年八月，日军大本营决定在中国战场成立第六方面军，统一指挥位于华中的第十一军、位于华南第二十三军以及位于武汉地区的第三十四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改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我被免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而充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这种极其平常的人事变动，本无足怪。但其后仅隔三个月，又被转调他任，对于关系重大的方面军司令官职务变动如此频繁，使我感到诧异和不满。”[407]冈村宁次在第六方面军仅仅待了三个月，就被调去南京任侵华日军（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大本营这种混乱的人事变动，显露出日军核心军事机构已经乱了方寸。冈村宁次不由得想起年初一位日本和尚给他算过的命：“本年截然不同于前两三年，命运将有极大变化。”[408]——冈村宁次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否也就是日本的命运。

更令冈村宁次心情恶劣的，是他赴任路上的所见所闻。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部设在武汉，武汉会战期间他曾任第十一军司令官，而此时的武汉已经荒凉如废墟，全城“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到”。在专门招待日军飞行员的旅社里，“青年军官因频频出征，常有去而不回者”，招待员也是一脸凄凉的神态。由于日军完全丧失了制空权，以前“在汉口、九江之间，往来内地之大型运输船常达三四十只，如今连十吨左右的小汽船均被敌美空军炸光”。第六方面军的战斗指挥部设在湖南衡山，原本从武汉乘飞机到衡阳，然后再换汽车，半天便可抵达，现在至少需要三天，即使乘飞机也只能是小型侦察机，而且还须数架战斗机护送。而要想南下广州方向的第二十三军，则更是危险，必须绕飞台湾才可勉强抵达，不然冈村宁次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山本五十六。

由于此前在湖南境内的作战十分艰难，攻占衡阳的时间比“一号作战”计划规定的晚了一个多月，在九月中旬攻占广西的桂林和柳州已不现实，于是大本营对“一号作战”计划进行了修订：广东方向的第二十三军于九月上旬自西江两岸发动攻势，向西挺进，攻占广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梧州附近地区，十月下旬前完成攻击柳州的准备；湖南方向的第十一军于九月下旬从衡阳附近发动攻势，向西南方向挺进，攻占位于湖南与广西交界处的全州，在十月前完成攻击桂林的准备。十一月，第二十三、第十一军发动包围攻势，捕捉中国第四战区主力，攻占桂林和柳州，视情况向贵州境内实施追击。而后，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攻占广东韶关，彻底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同时，第十一军攻占南宁，打通通往法属印度支那的国际交通线。

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战场，蒋介石既要面对日军从中原一直打到西南的贯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还要面对中国军队深入缅北和滇西打通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的作战，东西两面危难的战局令重庆军事委员会处在了腹背皆需苦战的境地。

早在日军围攻衡阳时，白崇禧就曾提醒蒋介石，日军攻下衡阳后必向广西继续推进，以便在占领平汉路、长衡路控制粤汉铁路北段后，打通湘桂、粤桂二线控制粤汉铁路南段。白崇禧认为，桂林城石山环绕，有很多岩洞可以藏兵，以抵御日军的炮击或轰炸；且当年为防止长征中的红军进入广西，桂军在湖南与广西交界处修筑了不少坚固工事。所以，广西是可以守一下的。只是第四战区兵力不够，须第七、第九战区与之联合作战。蒋介石立即命令军事委员会拟订桂柳作战计划，同时命令第四战区迅速调动部队前往湘桂交界处的全州和黄沙河一线准备阻击日军。八月二十四日，桂柳作战计划颁布，至少从书面上看三个战区是联合行动的：

第一期（敌未突破衡阳以西我现设主阵地以前）

一、第九战区：

（一）湘江以东各军，就现态势续行攻夺要点，牵制消耗敌人，并相机击破之。

（二）湘江以西各军，调整如次：

1.李玉堂（归王耀武指挥）指挥第三十七军（该军主力刻在湘江东岸）、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第四十六军之新编第十九师及彭璧生部，以有力一部，于现阵地占领前进阵地与敌接触；其主力于茅洞桥、新桥之线占领主阵地；并抽调一部于鸡笼街附近，积极整备，构筑预备阵地。但第三十七军之主力，应暂控制于松柏西南地区，与主阵地之右翼联系。

2.王耀武直辖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

（1）第七十四军（欠第五十七师），以一部于现阵地占领前进阵地与敌接触，其主力于新桥以北蒸水西岸占领主阵地；并控置于金兰寺一带，积极整备，构筑预备阵地。第五十七师到达邵阳后，择要构筑工事，积极整补，准备作机动使用。

（2）第一〇〇军，以一部攻击永丰东南之敌，其主力控置于界岭一带（永丰、邵阳间），积极整备，构筑预备阵地。

（3）第七十三军，以原态势向敌攻击。

（三）第四十六军，先抽调控置部队一个师，集结于柳州，并担任柳州之防务，其余一个师（新编第十九师），仍在现地服行原任务，与敌保持接触。

（四）湖南作战各军，除服行原任务外，应以小部队为单位，附必要工兵及爆破器材，编成多数之游击队（每军抽调之兵力，不得超过二个团），采取避实击虚战法，轮番袭击敌之水陆交通，并与空军配合，使敌补给困难。

二、第四战区：

（一）第四十六军之一个师，调柳州后，将第三十一军（欠第一三五师）移至桂林，担任固守。

（二）第九十三军，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防守全州。

（三）南宁以南各部队，防守现阵地，继续加强工事。

（四）发动地方武力，积极予以组训，并分别酌设机构，俾收统一指挥之效。

（五）南宁、郁林（玉林）以南各公路及敌可利用之交通线，应继续发动民众彻底破坏之，并切实疏散各交通线之壮丁及粮食、物资，加强坚壁清野。

（六）扩修独山机场，俾我空军始能发挥威力，由航空委员会另拟办法呈核。

三、第七战区：

（一）以现态势防阻敌人（即在粤汉路南段者，以主力利用南北各山险及既设阵地，持久作战），以六个团兵力（必须以一个建制师为骨干），固守曲江。

（二）依状况先抽调两个师，秘密开赴连山、梧州构筑工事，并固守之。

第二期（敌突破衡阳西侧我现阵地后大举侵桂时）

一、第九战区：

（一）李玉堂所率第三十七军，转移湘江西岸，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及彭璧生部，转移湘桂路以南地区，而王耀武直属各军，则在湘桂路以北地区，并以邵阳为根据地（须以有力一部固守之），积极夹击，侧击西犯之敌。

（二）其他第九战区各部队，亦应于公路西侧攻击敌人，予以牵制消耗。

（三）游击部队，继续袭扰困疲敌人，并断其后方补给交通。

二、第四战区：

（一）第九十三军之任务，以一部占领黄沙河，以主力死

（二）敌如钻隙深入桂林附近，则适时抽调第四十六军及第七战区转用之两个师，协力守军包围而歼灭之。

（三）南宁以南各部队，采机动战法，但如可能，仍依既设坚固工事，极力拒止敌人，俾能确实掩护柳州以西我后方交通。

（四）越北敌如犯河田路，则以桂绥独立第三团（主力在龙州，一部在靖西），向田东逐次转进，阻击敌人。

（五）利用地方武力，配合正规军，积极打击敌人。

三、第七战区：

（一）准备以一军长率领两个师，适时参加桂林决战。

（二）梧州仍留一个师固守之，并另以西江两侧之挺进部队及地方团队，准备攻击沿江西进之敌。[409]

日军第十一军围攻衡阳时，蒋介石曾调集中国军队的五六个军驰援衡阳。衡阳之战结束后，日军为进一步攻击广西，其第三十七师团八月中旬从长沙向西南直扑邵阳；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则分别渡过湘江和舂陵水直扑常宁及其以西的白水；衡阳附近的第四十师团和第八师团则沿着湘桂铁路向西攻击——日军第十一军试图扫清聚集在衡阳外围的中国军队，把攻击前锋推至广西边境。重庆军事委员会立即命令王耀武的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一〇〇军，从湘江以西战场向湖南中西部的新化地区收缩，以守护川黔门户；命令湘江以西的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军沿着湘桂铁路逐渐西退，节节阻止西进的日军，为第四战区的战备赢得时间。

九月八日，第七十九军退到湘南与桂东北交界处的东安、冷水滩一线，试图迟滞日军第十三师团的推进。日军一部装扮成中国官兵，与便衣队一起迂回到第七十九军军部附近，军长王甲本命令第九十八师奋力抗击，同时率领军部人员迅速转移。九日拂晓，第七十九军军部和手枪排行进到红炉寺与东安之间的山口村时，突与日军遭遇。王军长走在警卫营的前面，后面的部队距他还有二三百米，当他看见前面出现了日军时，由于日军身穿中国军队的军装，王军长误认为是友军，继续前行，距离日军数十米才发觉情况不对，随即拔枪射击，当面日军的机枪子弹密集地飞来，手枪排官兵在激战中全部阵亡，王军长和副官多处负伤——“旋有敌兵三名，用刺刀和大刀将军长王甲本砍死。随即我后续部队赶到，将敌击退。”[410]

四十三岁的军长王甲本是云南人，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十四期炮兵科，加入滇军部队参加过北伐诸战役，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师任旅长、第九十八师任师长，其间毕业于陆军大学将官班。全面抗战爆发后，王甲本率部抗敌，屡建战功，曾率第九十八师与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安徽宣城联合痛击日军。连续三次参加长沙会战，第二次会战中率部阻击日军两天三夜，战后被誉为“硬战将军王甲本”，不久晋升为第七十九军军长。

十三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〇四联队推进到湘桂交界处的黄沙河附近——“重庆军抵抗微弱，第一线中队轻而易举冲入敌阵地。然而，阵地主体为以混凝土构筑并有带掩盖的火力点，联队长当时说‘真是精心构筑’，但又多少有些不解，重庆军似乎预先完全不知我军前进，而配备也未完成，络绎不绝由我占领阵地的后方部队到来，不断出现茫然呆立不抵抗的士兵。”[411]同一天，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野战炮兵第三联队，沿着潇水河岸和河岸以西的山地向南推进，虽然沿途遭到美军战机的反复轰炸，还是攻占了从湘南进入桂北的交通要冲——道县。

这一天，白崇禧对广西防御作出如下部署：第九十三军推进到湘桂交界处的全州布防，没有命令不得撤退；第六十二军和第七十九军继续在湘桂铁路沿线阻击日军；第二十、第二十六军速向道县前进，由南下日军的侧面止敌进犯，并准备参加桂柳决战；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集结在桂林以及附近地区，构筑工事，准备死守。同时，白崇禧要求广西全省动员，扬民风强悍之风，编出五万人的基干力量，并向蒋介石申请装备和军饷，为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各编出一个补充师，再另成立两个独立纵队。白崇禧的理由是：一旦增援部队不能如期抵达，“这些部队可以立即参加战斗”。鉴于广西岌岌可危的局面，蒋介石要求军事委员会按照白崇禧的要求如数交拨。

然而，白崇禧的部署尚未落实，就传来了全州失守的消息。

全州为防御桂林和柳州的前沿，陈牧农的第九十三军奉命利用国防工事固守三个月。但是，当日军第十三师团越过黄沙河后，第九十军的警戒部队稍事抵抗即行撤退。日军趁机向第九十三军防线的侧背迂回，陈牧农指挥部队打了一夜也后撤了。有史料显示，第九十三军的撤退令，是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下达的，理由是全州的侧背与后方联络线均受到了威胁。第九十三军沿着湘桂铁路，撤往桂林以北的大溶江。日军第十三师团的前锋，是第一〇四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该中队向前进行武力搜索时，发现中国军队布设的防御阵地十分坚固，以洞穴碉堡为中心纵深竟达四公里，阵地前还有数道铁丝网和一些坦克。但是，阵地四周一片寂静。中队长宫本学大尉判断：中国军队很可能已经退却，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设有圈套。于是潜入全州县城——“城内并无重庆军，只在路上见到不久前像是敌军本部的地方，内有凌乱桌椅等物。宫本大尉证实敌已退却，立即以无线电报告联队，并扫荡了城内。”[412]九月十四日，日军占领全州。

全州是进出湘桂两省的军事隘口和险要孔道，第九十三军的不战而退致使广西面向湖南的门户洞开。

之前，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曾电呈重庆军事委员会，详细报告了他的部队在全州构筑工事、周密设防的情况：

（一）全州附近情形，刻黄沙河已构筑之工事，职已亲赴各实地视察完毕。

（二）以固守全州附近，遵构四个团之工事，已于二十六日开始构筑。

（三）工事配备，自全县车站北方之金背岭，亘东南地区经白竹塘、蛇公坝、龙眼塘……蒋家、西瓜坪、雷公岭之线，构筑闭锁式子母堡之主阵地。在主阵地带前方三公里内，扼要构筑警戒阵地；在主阵地带内方及车站附近，沿城西南各高地至雷公岭四周，构筑核心工事……

（四）兵力部署拟以新八师全部固守主阵地带及核心，以第十师之四个营附战防炮一排，守黄沙河。该师主力将控制于全州车站以西地区为预备队，准备由铁路两侧阵地前方出击。

（五）粮弹集积已开始准备中。[413]

蒋介石立即批复：“发给军临时费洋五十万元，准该军实报实销可也。”[414]——事实是，第九十三军既没有严阵以待，更没有全力阻敌，陈牧农的报告随之成为一纸空文，国民政府拨出的经费也随即付诸东流。

蒋介石震怒，命令将陈牧农就地正法。

有人认为，陈牧农当时应向张发奎要一纸命令，以便事后证明第九十三军的撤退是奉命而为。可陈军长说，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怎么能对长官的命令索要证据呢？——陈牧农认为，张发奎必会出面向蒋介石解释，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必死无疑：

张发奎派一个军官带着宪兵乘坐吉普车向大溶江附近第九十三军军部驶去，说是要接陈牧农到柳州去开会。听说陈牧农的部下有人提醒他不要去，陈牧农认为他是按照长官的指示行动的，为什么怕去见长官呢？不去反而不好。可是吉普车并没有把他带去柳州见张发奎，而是到桂林后就送到桂林防守司令部交给韦云淞执行枪决。韦云淞叫总务处长韦士鸿去对陈牧农说明奉司令长官（张发奎）转委员长（蒋介石）的电令，因为他“擅自撤退”，由桂林防守司令枪毙他。“以昭炯戒”！并问他对部队有什么话要交代，对家属有遗嘱没有。陈牧农说：“张长官害了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他还能说什么呢？蒋介石不叫把陈牧农押解到重庆去交军法审判，张发奎也不把陈牧农带到柳州去交军法审判，而是交给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执行枪决，是因为交军法审判，蒋介石怕张发奎所玩弄的把戏就会被揭露出来。同时，杀一个陈牧农来警戒韦云淞及桂系防守桂林的部队，要桂系部队只能“死守”，不能逃跑。[415]

桂柳会战刚刚开战，中国军队就死了两位军长。

杀了军长就能挽回部队消弭的战志吗？

全州失守，导致桂林暴露在日军面前。

十七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炸毁了桂林机场的跑道以及其他航空设施，从桂林撤往昆明。

从湖南、广东以及雷州半岛三个方向侵入广西的日军，一路不停，昼夜猛进：日军第十一军占领全州后，主力集结在全州、道县地区准备进攻桂林。同时，为消除侧翼的威胁，在湖南南部，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在第一一六师团一部的策应下，击退中国军队第一〇〇军的阻击，二十七日攻入邵阳；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击退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而从广东向广西推进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其第一〇四、第二十二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沿着西江两岸平南地区攻击前进，另以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攻取平南南面的丹竹机场。第四战区在这一方向上兵力薄弱，仅有第六十四军的两个师。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兵分三路合围梧州：沿西江北岸推进的第一六一联队攻占德庆；第一三七联队占领梧州，该联队的第三大队击退中国军队第一三五师的阻击，二十八日攻取丹竹机场沿西江南岸推进的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二十四日攻占罗定，二十五日攻占郁从雷州半岛出发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二十二日攻占容县，二十八日攻占平南。——自此，广西东部所有的军事屏障全部失守，桂林和柳州均已处于日军的刀锋之下。

长期懈怠的中国第四战区，仍在忙于回防广西的军事调动：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的第二十军在道县附近与日军接触，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军正向湘桂边境的龙虎关、恭城靠近；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指挥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负责桂林外围和城内固守；第九十三军移至义宁附近，暂归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与第七十九军一起参加桂林保卫战；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指挥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集结在位于桂林东南、柳州东北的平乐附近，作为战区机动部队。——以上部队，大多刚从湖南进入广西，久战之后官兵疲惫，行动缓慢，士气不佳，因此均没能按时赶到预定位置，对日军向桂林和柳州的逼近没能起到阻挡作用。

十月九日，鉴于整个广西的危局，第四战区把能够指挥的部队编成四个兵团：桂林方面军，由夏威任总司令，指挥第四十六、第三十一、第九十三、第七十九军，其中一个军守桂林，两个军守桂林外围防线，一个军布防桂林以南；荔浦方面军，由杨森任总司令，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军以及湘桂地区游击部队，以一部袭击南下日军的侧后，一部在荔浦以南经二塘至柳州一线担任警戒，主力配备在平乐、荔浦以及新圩地区；西江方面军，由邓龙光任总司令，指挥三个师、一个团和两个纵队，配置在桂东南的桂平、大湟江口地区；战区直辖兵团，由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军组成，控制在柳州以及柳州至荔浦以北地区。——面对日军的三面合围，第四战区除了分兵把守之外，没有任何作为。

冈村宁次的部队尽管推进顺利，但官兵们普遍心情不佳。一是天气变得恶劣起来，秋雨比往年来得都早，连绵阴雨“已经超过两旬”，道路泥泞，人马不堪其苦，饥病交加，部队“必须走遍从未经历过的极端难行的道路”。二是太平洋战局恶化的消息不断传来，大本营甚至向冈村宁次提出警告，千万“避免重蹈英帕尔覆辙”，一定要确保后方补给的畅通到位。而冈村宁次反倒因此更加坚定了寻找挽救败局突破口的决心。

十月十一日，冈村宁次下达了攻击命令：

一、第十一军应于十一月三日大致从道县、全州一线出发攻占桂林，然后与第二十三军互相呼应，攻占柳州。攻柳州时无需注意夺取城市，应以军主力从柳州北方地区深入柳州西部地区，向敌背后挺进，与第二十三军相配合，围歼敌主力。

二、第二十三军十一月三日以后，大致从三江圩（柳州东南偏南一百一十公里）、桂平（柳州东南偏南一百四十公里）一线出发，以一支兵力攻打柳州，以主力向柳州西北地区挺进，策应第十一军围歼该方面敌军主力。在此期间派一支兵力做好攻占南宁的准备。[416]

冈村宁次下达作战命令的这天，从雷州半岛一路北进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强渡黔江，于十月十二日攻占桂平和蒙圩；从广东出发沿着西江一路西进的日军第一〇四师团一部，从丹竹机场出发逼近平南以西的大湟江口。——日军已经接近了桂柳战场的侧背。

面对日益紧迫的敌情，第四战区不得不改变策略，制订出一个反击计划，其核心是：集中主力歼灭从广东进犯的日军，以解除对柳州侧背的威胁，得手后再转进桂柳方向与日军决战：

一、战区以确保桂、柳，并掩护柳州空军基地之目的，决以有力兵团于荔浦、桂林各附近地区，拒止湘桂路及龙虎关方面之敌，以优势兵力集结于武宣东南附近地区，先击破进犯西江之敌，以利尔后作战。西江方面会战日期，预定十月二十日以后。

二、敌如以主力向西江方面进犯时，集结有力机动部队于武宣、来宾以南地区，乘敌进出浔江、郁江北岸，兵力分离与态势不利之际，即取攻势，一举而击破之。此时荔浦及桂林方面军，各拒止当面之敌，极力迟滞敌人，俾西江方面之作战顺利。但荔浦方面军应以有力一部，策应西江方面之作战。

三、敌如以主力向荔浦方面进犯时，应在平乐、荔浦、阳朔间地区，竭力拒止敌之进犯，并予迟滞消耗。不得已时，应确保修仁隘口。

四、敌如以主力向桂林方面进犯时，外围军应协力防守军，极力拒止敌之进犯。不得已时，以有力部队确保永福隘口。在敌采取上述二三项行动时，西江方面于集中完毕后，索敌而击破之。

五、如敌在西江、荔浦、桂林三方面同时进犯，并以有力一部由越南分向歡龙路进犯南宁及田靖路时，蒸浦及桂林两方面，极力拒止敌人之进犯，另集结并转用有力兵团，先击破西江方面之敌。靖西、南宁两指挥所，指挥地方团队，利用地形，极力拒止敌之进犯，依情况转用有力一部，击攘该方面之敌，确实掩护黔桂路，以策后方安全。

……[417]

第四战区的御敌方案，犹如典型的中国式官样文章：在一系列“如果”之后，皆为笼统的以“有力一部”拒敌进犯。——虽然难以落到实处，好处却是无论胜败部署都没错。可对于中国军队而言，“有力一部”到底是谁？前出到哪里拒敌是最佳位置？采用正面强攻还是两翼包抄？主攻是谁协同是谁策应又是谁？此时，冈村宁次的部队在攻击方向上没有先后主次之分，是明显的多路同步向心突击。即使如同第四战区的判断，广东方向的日军为突击先锋，那么把中国军队的主力集中于这一路，即使能打上一阵子，想必这边还在打的时候，那边的日军第十一军早已突到桂林城下了。第四战区的御敌方案等于什么也没说，只有“不得已时”，也就是无法拒敌进犯时，那些必须要守的“隘口”倒是说得很具体。所有的将领都很清楚，这实际上是在指示脱离战场时的路线或方向。

广西之战，是中日战争的一个典型缩影：中国方面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停留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简陋状态。只是，中国第四战区置湖南方向的日军第十一军于不顾，把局部反击对象选定为从雷州半岛过来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这既出乎了冈村宁次的预料，也令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有些措手不及。

位于广西东南部的桂平，处于黔江与郁江的合流处，是从南面屏障柳州的战略要地。该城的北、东、南三面环水，西面则是连绵的高地，而西南面的蒙圩则是卡在贵县（今贵港）到桂平公路上的交通要点。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占领桂平和蒙圩后，独立步兵第一二九大队（野野木大队）、第一二八大队（谷村大队）和第一三〇大队（竹之内大队）开始构筑阵地，准备参加北上攻击柳州的作战。他们没有预料到会遭遇攻击，因为根据情报显示，当面只有从桂平撤下来的中国军队第一三五师一部。

十月十九日，鉴于第六十四军主力已抵达反击战场，第四战区随即下达了作战命令：第六十四军和桂绥第一纵队附炮兵部队，反击桂平和蒙圩；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五师和桂绥第二纵队向平南和丹竹出击，迟滞日军第一〇四师团的推进；第四十六军（欠第一七〇师、新编第十九师和一个炮兵连）附第三十一军第一八八师向反击地域推进待命。

十九日，天刚蒙蒙亮，日军野野木大队的阵地正面突然落下密集的炸弹和炮弹，中美联合空军的多架战机以及第六十四军的火炮开始了火力突袭。蒙圩四周都是农田，日军依村庄修筑的据点“立即为猛烈的炮火硝烟所笼罩，一片农田瞬间化为黑色。在此之前，附近曾是一派翠绿的菜田。野野木大队虽在各个阵地奋力防御，但第一线当天即被突破”。[418]掌握着战场制空权的中美联合空军，给与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以严重杀伤，旅团指挥部与上下级之间的通讯联络被炸断，野野木文雄大队长被炸成重伤。“二十日夜，旅团长下河边宪二少将指挥竹之内大队主力（步兵两个中队）向蒙圩前进，二十一日拂晓到达该地东北端，但因敌机猛烈轰炸未能进入蒙圩，在山脚下隐蔽了一天”。晚上，第六十四军对蒙圩形成了包围态势，日军第一三〇大队大队长竹之内繁男组织反击，两军在桂平西侧的高地上混战一夜未分胜负。

二十二日，天色阴沉，第六十四军军长张弛决心不等空军助战，命令部队出击。在炮兵的掩护下，桂绥第一纵队攻占新德村一线，当面日军向后退守。第一五五师和第一五九师也击垮了当面日军。下午，天气转晴，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来了，但日军吸取教训把阵地设在隐蔽的山地中，致使来自空中的轰炸效果不佳。晚上，经过激战的双方形成对峙。

二十三日，第六十四军各部队逐渐向蒙圩压缩，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指挥部撤到数里之外，并开始动员勤杂官兵确保后方安全。第一三〇大队第一中队刚刚攻占桂平西南十公里处的新安山，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就来了，中国官兵急忙铺设对空标志，竹之内繁男立即命令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射烟幕弹，结果导致战机将炸弹扔在了中国官兵头上。一阵混乱后，中国官兵对新安山日军阵地发动了凶狠的袭击，第一三〇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被打死，全中队最后逃出阵地的官兵不足二十人。

因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对外联络的中断，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的反击一无所知，第二十三军的后续部队还在按预定计划向前推进。中国军队第一八八师的一个团和第六十四军的一个师奉命前去阻击，以掩护反击战场的侧翼。日军第二十二师团第八十五联队派出的先头部队，试图与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取得联络，但在桂平附近被中美联合空军发现，遭到轰炸后绕道前行，结果在蒙圩附近被卷入中国军队反击的旋涡。日军的这支先头部队没带任何工具，仓促中只能用饭盒挖掘掩体，但每隔半小时就有战机对其轰炸，日军很快坚持不住开始溃退。——第二十二师团这才知道，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正在遭受围攻。

从二十四日开始，中国军队继续对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实施压缩。被炸成重伤的野野木大队长被抬下战场，在一个山洞里继续指挥作战，但该大队的阵地还是相继失守，躺在担架上的野野木心情焦躁：旅团的对外联络中断，目前部队各自为战，官兵对中美战机的轰炸十分恐惧，当面中国军队重炮的射击精准度也令他们惊慌失措。二十六日，中国军队再次发动攻击，第六十四军一部冲入蒙圩，在残垣断壁中与残存的日军展开巷战。但是，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从第六十四军的右翼靠近了蒙圩，日军第一〇四师团也从黔江方向开始攻击中国军队第一五师和桂绥第二纵队。

二十八日，鉴于日军第一〇四师团的靠近，统一指挥反击作战的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决定停止攻击，命令第四十六军接替第六十四军继续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周旋，第六十四军则紧急向柳州以南、桂平以北的武宣方向移动以阻截日军。——战后资料表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最严重的是弹药告罄，迫使“旅团长以下，造竹枪准备突击，但中国军未能乘机予以歼灭”。[419]

天气恶劣，山洪暴发，道路一片汪洋，当第六十四军官兵冒雨抵达武宣时发现为时已晚。

日军第一〇四师团试图绕到中国军队的背后，但他们必须通过险要的大藤峡，中国官兵长途奔袭扼守要道令日军难以逾越。于是，第一〇四师团绕路大瑶山，穿越荒无人烟的山岭，沿途再次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日军“计战死者约八十名，负伤者约一百名。战死者中有第三大队大队长难波正六少佐。自本作战开始以来，该少佐在联队战斗中经常奋勇当先，积极作战，铃木师团长等对其战死甚为痛惜。此外，联队长上野源吉大佐、第一大队长高柳克已少佐亦负伤”。[420]十一月四日，日军第一〇四师团终于绕过中国军队，攻占了桂平以北的重要支撑点武宣。

暴怒的白崇禧下令把负责据守武宣的团长曹震枪毙了——如果枪毙个军长，需要向蒋介石打招呼，枪毙个团长他还是能独断的。

就在白崇禧枪毙曹团长的时候，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在付出了战死两名大队长的代价后，攻占了武宣南面的贵县。

武宣位于桂平和蒙圩的西北方向，贵县位于桂平和蒙圩西南方向，两地的失守令中国反击部队的左右两面侧背都有了日军。

此时，在战场的北面，横山勇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第五十八、第四十、第三十四、第十三、第三、第三十七师团，沿着湘桂线一路南下，已全面逼近桂林。

中国第四战区随即决定：放弃桂平和蒙圩的反击作战，调集部队保卫桂林和柳州。

中国第四战区对桂平和蒙圩的反击，虽在付出极大伤亡代价后重创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但从战场全局上看，反击作战顾此失彼，导致了广西战局的急转直下。

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第六方面军下达命令，决定采取正面佯攻、侧翼迂回的战术向桂林发动全面进攻。

桂林盆地，居越城、九岭、苍梧诸山间，民国后为广西省府，人口十余万。全面抗战爆发，随着难民的涌入，人口增至六十余万。桂林城区地势平坦，道路纵横，湘桂铁路和公路经此直达柳州。桂林城外石山林立，岩洞幽深，桂军利用这些天然岩洞修筑的环城堡垒，可以抵御一百毫米加农炮弹和五百磅航空炸弹的攻击，其中漓江东岸的七星岩堡垒更是坚固且强大，岩洞里储备的粮秣弹药可供半年使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桂林视察时，白崇禧曾向华莱士夸口说，桂林是“东方的凡尔登”，守上半年绝对没问题。

白崇禧任命桂系宿将、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防守总司令。他之所以向蒋介石推荐韦云淞，是因为一九三〇年桂军和滇军打仗时，韦云淞率三千桂军死守南宁三个月，守军把城里的存粮吃光后用黑豆充饥，直到白崇禧在柳州训练的部队前来反攻，最终才挫败三万滇军保住桂系的地盘。桂军一直以死守南宁为荣耀，把韦云淞的部队在南宁开始吃黑豆的那天，称为“黑豆节”。——白崇禧要求韦云淞发扬桂系的“黑豆精神”，死守桂林。

只是，桂系的将领们发现，蒋介石命令桂系死守桂林，命令粤系死守柳州，而那些中央军的部队却在贵州境内整训，大家都明白这是蒋介石有意在保存自己的实力。同时，桂系将领们还认为，现在与从前不一样，对手是异常凶狠的日军，而且是日军的六个主力师团，无论是桂林还是柳州，守住的可能性很小。韦云淞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防守司令部，却发现没人愿意跟着他一起守桂林，最后还是桂系老将陈济桓自告奋勇愿意出任——当年他曾是韦云淞守南宁时的副手。可重庆军事委员会认为，陈济桓的资历不能担任防守副司令，因为防守司令部指挥的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的两位军长都是中将，他们不会接受同是中将的陈济桓的指挥。同时认为，防守司令部的参谋长是少将级别，要求受过参谋教育且有学历，陈济桓不但已是中将，还没有什么学历，因此也不适合当参谋长。最后，韦云淞以桂林防守司令部的名义，向陈济桓颁发了一个“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

即使这样，韦云淞和陈济桓上任后，很快就感到又不对劲了。

第四战区原定的计划是：桂林城防任务由第三十一、第四十六、第九十三军担任，其中第三十一军守卫城区，第四十六、第九十三军配置在桂林外围西北方向，面对从大小溶江而来的日军，利用与桂林城防相衔接的“袋形”阵地，以东西两翼的迂回包抄歼灭企图攻取桂林的日军。

接下来，令谁都没想到的是，战前讨论桂林防守计划时，白崇禧坚持要以外线作战为主，也就是说留下一部分部队守城，另外的部队则须调到外围去。他一再强调，保住桂林不在于城防战，而在于外围与日军的决战。几乎所有的桂系将领都明白，不要说内外结合，就凭现在这点兵力，全力守城都成问题，那么，白崇禧坚持这一主张，里面肯定有他的小九九。果然，白崇禧下令把第四十六军军部、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以及第三十一军第一八八师调出，留下的守城部队是：第三十一军军部、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一师以及第四十六军第一七〇师。如此乱七八糟拆散建制的调动，引起桂系内部的舆论大哗，但将领们立即明白了白崇禧的小九九是什么：首先，白崇禧一直想把桂系中这两个最强的师扩编为两个军，以壮大实力，为此他连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都置办好了，藏在蒙山附近的山洞里；二是，第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而第一七五师师长甘成城是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的外甥，无论白崇禧还是夏威都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外甥死在桂林城里；三是，第四十六军军长黎行恕为了能离开桂林，利用与海竞强拜把子的关系以及曾在白崇禧身边当过幕僚的经历，临战之际使自己化险为夷，而被留在城里的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虽为桂系将领，但他不是广西人而是江西人。

有人提醒张发奎，说如果放任白崇禧这么干，桂林一旦失守，他作为战区司令长官难逃罪责。张发奎无奈地说：“反正是广西的事，广西的人，我何必得罪他们，即令桂林失守，究竟谁负责任，自有公论。”[421]

白崇禧把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第三十一军第一八八师以及第四十六军军部调走后，整个环绕桂林城的防御阵地，只能由两个师近两万人来防守了，而日军进犯桂林的兵力是三个师团。韦云淞不得不缩小防御圈，依据桂林的地形，东、南、北三面实在不能放弃，放弃就等于迎敌而入，于是只好把西面的主阵地向里收缩，修好的工事由于无兵防守统统炸毁。负责守城的第一七〇师和第一三一师，刚刚补充了大量新兵，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就连桂林防守司令部、第三十一军军部以及两个师的师部，所能控制的预备队也只有各自的一个营。这时候，连美国人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驻桂林防守司令部的美军陆空联络官坚持要离开桂林，他们的说法是：“死守在城里等敌人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422]

韦云淞命令第一三一师防守桂林城北及其附近要点，命令第一七〇师防守桂林城南及其附近要点。他还要求强迫疏散桂林全城居民，私自留在市内者以汉奸论处；他同时要求美军配合，将桂林以北的公路和桥梁悉数炸掉。然后，韦云淞苦心孤诣地制订出一个防御方案：

防守军以确保桂林之目的，以主力固守城北要点及杉湖、榕湖以北城区为核心阵地；以一部固守近郊各要点，掩护核心，采取持久防御，吸引胶着敌人于桂林近郊，俾与我外线兵团协力合击敌人而歼灭之……

敌无论从任何间隙突入，皆应以逆袭手段，消灭敌人于阵地内，非至万不得已绝不使敌达成缩小包围之目的。战况纵使惨烈至最高度，非但核心阵地内各要点，必须绝对固守；即近郊之独立支撑点，亦必以小部队固守不弃。于敌攻击准备或对峙期间，应相机派小部队出击敌人，以消耗敌之兵力，妨害敌准备，争取主动，但须讲求减少损害之法，勿使本身兵力做无益之消粍，期能持久。

若我外线兵团得手，除核心各要点留置必要之部队外，应以主力夹击敌人，以达成歼灭敌人，确保桂林之目的……[423]

韦云淞的作战计划充满了悲壮气氛。

可无论当时还是战后看，这一“持久防御”计划等同于一纸空文：此刻，外围部队大多被抽到桂平和蒙圩反击作战方向，桂林已成一座孤城，在日军巨大兵力的围攻下，城市防御战很快就将以惨烈的方式演变为城破人亡。

二十九日，日军以近三个师团的兵力开始攻击桂林外围。

蒋介石接到的战报中充斥着“反复肉搏”“愈趋惨烈”的描述。三十日夏威电：“……高上田以西敌增至六千，高上田东南铁坑方面敌增至二千余，遂于铁坑、桃子隘、大岩岭、五里亭、长冈岭等要点，发生壮烈无比之争夺战。我九十八师二九四团步兵两连及铁坑之新十九师两连，全部殉国，其他各部自营长以下伤亡亦重。五里亭九十八师指挥所及长冈岭纵队指挥所附近，均激战。七十九军工兵营迄直属队，亦加入战斗反复肉搏，拼死抗拒。该两三日大雨不停，山雾弥漫，我空军不能到前线助战，敌攻击更猛。”[424]

十一月一日张发奎电：“海洋圩附近四十四师当面之敌千五百余，炮六门，分向四六〇高地及亘字山一带阵地钳形猛攻，战斗愈趋惨烈。该线阵地曾数度失陷，经反复冲锋，终以夺回。是役我伤营长张秉乾，连长张思三、杨连云，排长史关文、任子康、阎中山、张连荣、杨维贤等八员。阵亡排长彭源生一员，伤士兵六十九名，阵亡五十名。”[425]

二日，抵达城北的日军已达万余人，伪军部队也出现在攻击前沿。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竟日轰炸扫射，但并没有令日军的攻击强度降低。晚上，桂林城垣四面都发生了激战，整座城市已被日军严密包围。由于桂林城的北面和西面均为山岭绝壁，日军数度猛攻没能得手。城南的斗鸡山以南虽为开阔地，但中国守军埋设了大量的地雷，日军只好驱赶着数百头耕牛踩踏雷区，然后跟在牛群后面发起集团冲锋。桂林东面的防线，孤悬在漓江对岸，成为日军的突破口。四日，日军发射了毒气弹，之后猛攻七星岩、星子岩阵地，“双方死亡枕藉”。而在象鼻山阵地前，日军使用的燃耗弹将守军堡垒燃成一片焦土。五日，桂林东面防线被日军突入。六日，大雨。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没能起飞，但日军的战机却飞来助战，向桂林城内投掷了大量炸弹。中国守军向星子岩反击失败，城东北的猫儿山守军被日军包围。在重炮的支援下，日军迂回到山后攀登至山顶，守军连长黄英波率部与日军肉搏，全连官兵阵亡，猫儿山陷落。日军趁势向七星岩一线猛扑，七星岩各岩洞里的中国守军凭险死守，日军用平射炮轰击岩洞口，再向岩洞里投掷手榴弹。七星岩守军试图从岩洞后面出口突围，被日军发现，大部阵亡在洞口处。最后，日军向岩洞内施放毒气，半个小时后岩洞内没了声息，死于洞内的中国官兵达八百余人。日军攻占七星岩后，连日以重炮轰击桂林市区，致使城内房屋“焚毁殆尽”。

七日上午九时，桂林城北，日军在重炮和坦克的支援下攻击城垣，平头山方向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城东屏风山守军伤亡惨重，黄昏时分阵地陷落；在屏风山以南，普陀山阵地陷入混战，天黑后守军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围城的数万日军全部聚集在桂林城下。

桂林陷落的结局已无法逆转。

更严重的是，日军第十一军一部竟然绕过桂林直奔柳州而去。

桂林城破在即，日军又向柳州杀来，中国第四战区紧急下达了“第三号作战命令”。——从内容上看，这一命令是在部署于桂林和柳州之间与日军决战，但实际上是迅速从桂林前线全面撤退的指令：

一、战区以确保桂、柳，并掩护黔桂路之目的，各以有力一部固守桂、柳，主力沿红水河及其以北地区占领阵地，吸引敌人于柳州近郊，转移攻势而击灭之。

二、第三十五集团军，指挥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及第十六集团军之桂绥第二纵队为右兵团，以有力一部沿红水河北岸、柳江西岸守备要点；并以一部于红水河南岸地区掩护通宜山要道，主力在良塘乡、穿山附近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并适时控置有力一部，准备策应各方面之作战。

三、第二十七集团军，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军及第一八八师为中央兵团，以主力固守柳州，非有命令不得撤退；以有力一部于柳州以东地区联系右兵团，及以北地区联系左兵团，拒止进犯之敌；必须确保柳江西岸要地，以掩护黔桂路及宜山之安全。

四、第十六集团军，指挥防守桂林之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一师、第一七〇师及第九十八师编并之一团）、第七十九军（欠第九十八师编并之一团）、第九十三军及新编第十九师为左兵团，以桂林防守军固守桂林，其余联系中央兵团在太平乡、三皇乡各附近地区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并以一部掩护百寿通长安镇之要道。

五、各兵团战斗地境（略）

六、第四十六军（欠第一八八师），控置于三都附近，以策应各方面之作战。

七、各兵团应于十一月十日前完成部署。[426]

上述命令下达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了柳州。

各部队接到命令尚未重新部署，便发现撤退的后路上已出现敌情：日军第十一军第三、第十三师团接近了柳州；第二十三军攻占象县（今象州）后，突破中国守军第六十二军的阵地占领来宾，现正向北推进逼近柳州。而柳州一线的中国军队，只有从桂林急行军赶来的第二十、第二十六军，以及经象县撤到柳州以南的第三十七军。

横山勇下达了对桂林实施总攻的命令。

日军的攻击从第四十师团强渡漓江开始。

一九日凌晨，日军第四十师团集中起所有的火炮，猛轰漓江对岸中国守军的江边阵地，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第四十师团炮兵组要猛射桂林城东江边的全部正面，第十一军炮兵的一百毫米和一百五十毫米加农炮也一齐开了炮。一百毫米加农炮部队（十二门）首先一分钟两发集中射击了三分钟，一百五十毫米加农炮（十六门）则各射击二十发。城内瞬间化为火海；老人山背面浓烟冲天。师团长宫川清三中将回忆说：‘十分钟的野战重炮射击非常壮烈，好似万雷轰鸣不稍间断的猛烈射击。我出身于炮兵学校，也未曾见如此情景。但在这时，桂江（漓江）西岸的重庆军一枪不发，坚持沉默，当射击停止时，真像死一般的寂静，不管是谁都会怀疑重庆兵的存在。”[427]

日军第二三六联队第一大队第十二中队乘坐三十艘登陆艇强渡到漓江对岸，刚刚发出登陆成功的信号弹——此时第十一中队乘坐的登陆艇正好渡到漓江中央——突然，对岸中国守军的炮火朝着登陆艇开始了猛烈轰击，“第十一中队虽然向大队呼叫要求掩护射击，但已无可能，该中队在江中好像是被拋弃的孤儿了。”中国守军乘机向登上西岸的日军大举反击，日军两个强渡中队的残存官兵编成临时战斗小组，但是“山本中队长在山脚下，全身被射进十多发机枪子弹而死。泷口曹长挥舞战刀鼓励第二小队与联络下士官一同向重庆军阵地冲锋，也战死。只剩下了坂本信男少尉代理中队长指挥”。天亮了，漓江岸边漂浮着日军官兵的尸体——“江水染红，说明昨夜凄惨的苦斗。”[428]

日军第四十师不断向渡口增援，登上岸的官兵突破中国守军的防御阵地，冲入桂林市区。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在炮兵、坦克和飞机的助战下，连续攻占城北面的虞山、凤凰山、扁崖山各据点。防守南城的中国守军第一七〇师动摇，开始向西南方向撤退，不幸与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遭遇，被俘千人，后面的部队又退回城内。与日军短兵相接的第一三一师，在城内核心阵地奋力苦战，但众寡悬殊，死伤累累，残部奉命突围。从外围撤入城内的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奉命防御湘桂铁路线西侧的西山据点，日军攻入桂林城后，西山据点上的二九四团依旧坚守阵地，最终被从城内向西突进的日军包围，两千多名官兵全部阵亡。

十日下午，桂林全城被日军占领。

桂林城破之际，韦云淞反复请示突围，张发奎先是不予明确答复，接着就说解救大军立刻便到。在向白崇禧和夏威发出请求突围的电报后，韦云淞没等回电便开始撤离。他用电话命令第三十一军军部以及第一七〇、第一三一师向南突围。在防守司令部里，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喝完一大杯酒后，说了句“来生再见”，参谋长陈济桓劝他不要这样想。阚师长回到师部，向下属们交代说“要坚决与桂林共存亡，假如我死了，由副师长、参谋长指挥”。说时呜咽，语不成声。然后“他到电话机房内即开枪自杀了”。[429]

接着传来了参谋长陈济桓自杀的消息。

韦云淞和幕僚们爬出桂林西面城墙，沿途遇见大量溃兵和伤兵。一行人不顾部队仓皇奔逃，在深夜的山路上跌跌撞撞，溃败中参谋长陈济桓因负伤不便行动，举枪自杀。——后来桂系向重庆军事委员会报请抚恤，因为陈济桓的参谋长一职是桂系任命的，重庆军事委员会只答复了八个字：本会无案，不予抚恤。

日军统计，桂林之战中国军队遗尸五千六百六十五具，被俘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一人。日军缴获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二门、一百毫米加农炮二门、野山炮十四门、高射炮二门、火箭炮二门、迫击炮八十六门、机关炮二十门、速射炮二十七门、自动炮三门、重机枪一百一十挺、轻机枪三百五十九挺、步枪二千七百三十七支、坦克一辆、炮弹三万发以上、步枪子弹一百万发。[430]

中国方面有关战史对桂林之战的记载十分简约，只是说除了阚维雍师长和陈济桓参谋长之外，阵亡的还有第三十一军参谋长、第一七〇师副师长以及三九二团团长等人：

当日，守军之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将军，率部喋血苦战，至午后目睹将士伤亡殆尽，无法挽回颓势，乃本其与守土共存亡之决心，从容举枪自狀靖国。

本战斗除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率领一部幕僚脱险外，其余殉职者尚有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中将、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第一七〇师副师长胡原基将军、第一三一师第三九二团团长吴展上校等。日军亦伤亡甚重。[431]

逃出来的韦云淞战后受到军法审判，但他没有被枪毙。

桂林丢失的当天传来了柳州失陷的消息。

中国方面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柳州的危机来得如此迅速。

当初，第四战区之所以策划桂平和蒙圩的反击作战，目的之一就是确保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柳州的安全。从地图上看，从湖南方向过来的日军第十一军，必先拿下桂林后才有可能靠近柳州；而对柳州构成直接威胁的，是从广东沿西江西进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以及从雷州半岛北上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在冈村宁次制订的作战计划中，确实明确了这一原则，即第十一军负责打桂林，第二十三军负责打柳州。但是，中国方面的反击作战，不经意间改变了战场态势，导致一个未曾预料的变数出现了：日军第十一军攻击桂林的同时，其最精锐的第三、第十三师团绕过桂林扑向了柳州。

十一月二日——日军第十一军已开始围攻桂林——在全州西南七公里处的军战斗指挥所里，横山勇的作战参谋井本雄男大佐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第十一军应该在攻击桂林的同时前去攻占柳州。理由是：情报显示当面中国军队的兵力非常薄弱，桂林城里顶多只有两个师甚至还不足两个师，而桂林外围的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军也只有残破的两个师。那么可以想见，无论是第五十八师团，还是第十三师团，其推进中遇到的抵抗可能微乎其微，在因地形限制也许会出现困难的第三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方向，当面的中国军队也没有什么积极动作。因此，井本雄男得出这样一个判断：“重庆军果真如此薄弱，即无需以军的全力认真对待桂林外围阵地。在桂林纵有若干抵抗，只要组织一定程度的战斗力，可无多大问题。在完成军的任务方面，敌情已微不足道。”[432]而在桂平和蒙圩方向，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受到中国军队的反击，由于通讯中断具体情况不得而知；第二十三军虽然只有两个师团，参加反击的中国军队多达几个师，但就战斗力来讲第二十三军完全可以对付。中国军队发动反击后唯一出现的问题是：按照第六方面军原定作战计划，第十一军攻占桂林，第二十三军攻占柳州，那时候第十一军将插到柳州西北地区截断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现在，第二十三军前进受阻，如果第十一军拿下桂林后，第二十三军无法按时进攻柳州，那么第十一军等还是不等？况且，情报显示，目前柳州城内只有中国军队的一两个师，对于日军来讲等同于一座空城。所以，“在此情况下，军继续攻占桂林自不待言，但应立即派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向柳州挺进，并将其占领”。显然,井本雄男也知道这是违反方面军预定计划的，但他给自己的大胆也找了个理由：“第十一军决定攻占柳州，既符合大本营摧毁美空军基地的期望，又可为在柳州外围捕捉击溃重庆野战军创造条件，虽与方面军要求直接围歼重庆军的意图有所不同，但在要地进行攻防战时，或可出现击溃重庆军的战机。”[433]

晚上，井本雄男向横山勇和军参谋长中山贞武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参谋长要求让他和司令官考虑十五分钟再答复。十五分钟后，横山勇让参谋们立刻草拟第三、第十三师团向柳州挺进的命令。

横山勇知道这一决定可能引起的后果。他没有改变作战计划的权力，如果擅自行动，不但可能引起战场混乱，更是严重违反了军纪。但是，抢先攻占柳州的荣耀像烈焰一样在他心中熊熊燃烧——“军司令官横山中将自言自语地叨念：‘这时天皇陛下不知怎样考虑。’又说：‘明天是明治节啦。’表现出无限感慨的神情，但随即明确作出决定说：‘军如今下此决心，也许违背方面军的意图，为了完成作战目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采取最妥善的行动。自己既下定决心，只要不接到停止的命令，就坚决干下去！’”[434]

横山勇下达了向柳州攻击前进的命令。

命令下达后，他试图向方面军请示报告，但因电话线路故障打不通，改为发电报，电报发出时已是第二天下午。

第三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接到命令后，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未出所料，正中下怀，官兵踊跃直取柳州。”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赤鹿理中将在日记里写道：“一举攻占柳州，堪称卓越统帅。”[435]

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随即改变部署，向柳州扑去。

因接连不断的阴雨天气导致持续低烧的冈村宁次，正在为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受到中国军队的反击而苦恼。接到横山勇的电报后，他异常愤怒：“这是越权，不能容许第十一军的独断。”[436]

横山勇收到了冈村宁次的训斥电报，但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表示第十一军无法执行等第二十三军攻占柳州时截断中国军队主力后路的任务，因为攻占柳州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出发的部队不可能改变路线。况且方面军并不了解柳州西北部山地的地貌，如果第十一军在第二十三军到达前攻占了柳州，那他的部队就不用去跋涉那些险峻的山岭了。冈村宁次再次提醒横山勇，中国军队势必要撤退到宜山（今宜州）去，作战要以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为主要目的，而不在于占领桂林或是柳州。冈村宁次再次要求横山勇遵守原定计划，并命令第十一军的部队抵达柳州外围后归第二十三军指挥。——“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冈村宁次给横山勇发去电报，特别强调了这句话。[437]

让第十一军的部队归第二十三军指挥，这显然令横山勇极度不满。什么叫“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至少目前横山勇无法理解，他决定一意孤行地干下去。

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很快接近了柳州，并与中国守军展开了外围作战。

柳州，四周群山耸立，柳江绕城而过，湘桂、黔桂两条铁路连接于此，乃广西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

在张发奎看来，北面的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绕过桂林迅速南下，南面的日军第一〇四师团正从武宣迅速北上，柳州已经无法固守。他在战区司令长官部撤离前，紧急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以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死守柳州。杨森随即命令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军以及第一八八师、炮兵十八团、第九十三军战防炮营、炮兵四十七团高射炮一连以急行军的方式抵达柳州。

杨森发布的防御部署命令是：

一、第三十七军（附象县自卫队、炮兵第十八团第八连）即以一部于象县以北，掩护第二十军在连江方面之渡河，主力联系穿山乡附近之第六十二军，积极阻敌进攻。

二、第二十六军（附柳州自卫队、炮兵第十八团第一营、战防炮一连、高射炮兵一排）固守柳州，非奉命令，不得撤退。

三、第一八八师（附柳城自卫队、山炮兵一连）即出长塘、东泉以东之线，阻敌西犯，以掩护柳州左侧背之安全，特须与第二十六军及左兵团切取联络。

四、第二十军（附战防炮一连、高射炮兵一排）迅速在柳州西火车站集结，连江西渡之部队即开新圩，准备柳城方面之作战。[438]

张发奎指望蒋介石能派援军来，但请求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答复。杨森的守城部队号称有三个军，实际总兵力不足两万，且就这三个军，到了临战关头，依然在谁守城池的问题上互相推楼。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是杨森的侄子，该军又是杨森的基本部队，杨森当然不愿意该军受损失，于是把该军安排在柳州外围。罗奇的第三十七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兵力根本不足以防卫柳州，且罗奇向来以中央军自居，不愿意接受川军将领杨森的指挥，此刻已擅自带领部队向桂西撤退了。于是，杨森只能指望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了。但丁军长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口口声声说誓与柳州共存亡，暗中却把主力移动到城外，城内只留下了一些炮兵，而他交代给炮兵的任务是：在日军接近柳州时开始开炮，以示第二十六军还在城里战斗。

八日，中国守军第二十、第二十六军部队刚刚部署完毕，日军就冲到了眼前：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师团一部推进到柳州以北六公里处以及柳江东岸，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先头部队第一六一联队抵达柳州西南约十八公里的四方塘。杨森急令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在柳江西岸担任河防。九日，日军分别从柳州以北、以东和以南三个方向发动攻击：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在东面的三门江附近强渡柳江，登上西岸；第十三师团的先头部队攻入柳州北部，中国守军第一八八师阵地丢失，官兵大部伤亡；南面的第一〇四师团先头部队抵达柳州机场附近。中国守军第二十六军在短促的外围战中伤亡惨重，尤其是防守柳江北岸的一二一团全部伤亡，军预备队也已使用殆尽。

十日，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和第一〇四师团第一六一联队联合攻占了柳州机场，第十三师团攻占了柳州西面的鹅山以及柳州北部。

下午三时，张发奎命令第二十六军放弃柳州。

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向西，取道宜山、河池，撤往贵州境内。

日军发起了总攻，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为前锋：

对面重庆军阵地的枪眼能看到的即在三十个以上，并已证实在马鞍山（柳州东南角）后方有一百毫米级以上的野战重炮。然而，九日重庆军似已企图放弃阵地，可以听见剧烈的爆炸声。从五时开始，各炮兵部队进行了三分钟的集中射击，停止五分钟后，又进行了三分钟的支援冲锋射击，步兵部队一齐开始冲锋。阵地前有螺旋状的蛇腹形铁丝网（美军制造），用绳将其拉倒。第八中队（中队长若竹秀三中尉）首先冲进，七时占领了蟠龙山顶。蟠龙山后侧的弹药库也爆炸了，据说当时在该山顶上曾望见从柳州南北车站开出被认为是最后撤走的重庆军列车。这样，联队由于第一、第三中队的奋战，完全占领了马鞍山（柳州市街南端），十三时第五、第七中队冲进了柳州市，第二中队占领了柳州南部西南三叉路的第四战区的司令部。[439]

没有巷战。

奉命掩护撤退的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四师一团三营官兵全部阵亡。

柳州就这样落入了日军之手。

横山勇有足够的信心认为，他不会因擅自越权受到大本营指责：“至此，重庆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曾豪言宣称可以防守一年的大战略要点，由于我军多谋善战，总攻开始仅仅十天，即归我所有。因此，由华北到华南纵贯大陆的作战已经完成大半，不仅将美国空军更加赶向内地，而其空军基地一变而为我之基地范围。”[440]

但是，冈村宁次依旧十分愤怒：虽然攻占了桂林和柳州，中国军队主力却向宜山方向迅速撤离了，一味地占领城镇而未令对手的作战力量受到重创或减损，这并不符合他的战略。他认为横山勇擅自攻占柳州的抢功行为，是导致中国军队主力逃出他的合围圈的主因。与中国军队作战多年的冈村宁次很清楚：中国军队什么都慢，就是在战场上能撤得飞快，致使日军每一次都难以对其进行大规模围秆。

冈村宁次下令对中国军队实施全面追击。

十三日，日军第十一军第四十师团向柳州西北方向的宜山急进；第十三师团突破中国军队布设于柳州以西三岔的阻击阵地，沿着铁路线直奔宜山；沿着公路前行的第三师团，先后攻取理苗和北山。日军第二十三军第一〇四师团和第二十二师团，分别由南北两面追击中国军队，先后攻占思练、忻城和拉烈，一直追到宜山以南的红水河边。中国军队继续西撤，十五日宜山陷落。——至此，日军第四十师团返回道县，第一〇四师团返回广东，其余部队继续追击。

十六日，占领宜山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攻击怀远，由于第二十六军没能按时赶到阻击阵地，张发奎只好临时拼凑部队实施阻击，独立工兵八团、炮兵十四团八连等部队以及战防炮教导总队一营的学员们一起战斗，与日军隔着龙江苦战两天。十八日，第二十六军赶到，但丁治磐的部队很快就放弃了正面阻击阵地，使日军第十三师团得以分路向宜山以西的金城江推进。

中国军队无法形成有效的阻击，为防止日军长驱直入云南或贵州进而威胁重庆，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何应钦坐镇贵阳，命令汤恩伯部的六个师进入黔南，协同张发奎部阻击日军深入。

二十日，张发奎作出如下部署：

一、右兵团在现地极力拒敌进攻，必要时向果德、隆安附近转进，掩护南宁通百色间大道。

二、中央兵团除以第二十六军归还第二十七集团军建制外，即于二十日晚在平保圩以西地区占领阵地拒敌。

三、左兵团于二十日晚，占领思恩附近要地，以掩护黎明关之安全。[441]

但是，日军第十三师团二十一日突入金城江，二十二日攻占河池，然后沿着黔桂路继续攻击前进；第三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的阻击攻占思恩后，经黎明关继续向贵州方向攻击前进。中国军队转战日久，兵力单薄，溃不成军，两路日军很快突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初，日军第十三师团攻占独山，第三师团攻入荔波后，翻越人迹罕至的苗岭山区，连续攻占三合、八寨，十二月三日攻占黔南重镇都匀。

在日军的猛烈追击下，黔桂公路上拥挤着成千上万的难民。

由于军队的溃败，普通百姓承受的苦难令人无法想象：

中国南方战役的最后阶段变成了一次大溃败，它真是现代的一场巨大灾难。在日本人入侵区域中的几百万城市居民几乎全部卷入了这次溃退。在日本人到达独山之前，有五十万以上的中国人在通往独山的险峻的铁路和公路两侧挣扎逃命，其余的人则分散进入自己家乡附近的山区。由于饥饿、疲劳、疾病和事故，死亡人数成千上万，无法统计。例如在桂林，一个惊慌失措的铁路员工开着一辆火车头通过难民群集的火车站，由于铁轨上到处是人，这个车头在几分钟内就轧死了几百人。我的一个中囯朋友乘坐从柳城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他告诉我，仅在他乘坐的那节车厢中，一天之内就死了七个人。这是一节货车车厢，为了多装一些人，内部临时搭成了二层，车厢内的难民只能躬身挤作一团，尚有几百人挤在车厢顶上和车厢下面。这天过隧洞时，有三个人被从车顶上刮了下去。另外有两个挂在车厢下的人掉在了车轮之下。[442]

逃避战火的难民想要搭上火车或汽车，还要遭受官吏和军官们的盘剥：

官员们和军官们使这一切变得更为残暴。铁路上给予国家财物的优先权，被转让给了非官方的个人，一些被军队征用的列车用来装运那些付了巨额车费的难民，但这列车从城市开到农村就停了下来，军队用枪口逼迫那些逃难者下车，然后列车又折返城市去装另一批出了高价的难民。许多家庭就是这样逃亡到钱财全部花光，最后全家跳河或卧轨自杀。[443]

逃到桂北的中国军民遭受苦难的时候，日军第二十三军从广西中部掉头向南，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二十二师团主力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占领南宁城。然后，第二十二师团沿着南宁通往越南的铁路线继续南下，十二月十日与从越南谅山一路北进的日军第二十一师团在南宁与镇南关之间的绥渌会师。

“日军所穿的夏服说明已经超出他的补给线的范围，第十一军究竟要打到哪里，任何人也无法断定”。为此，有消息说，由于重庆受到威胁，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昌——“在中国要人中间已有人就逃亡印度问题征求魏德迈的意见。”[444]

但是，日军第十一军追到独山后便停止了。

独山，黔桂铁路线的终点。

十二月三日，横山勇命令第三、第十三师团放弃独山和都匀，撤回广西境内。

日军为什么止步于湘黔边界处，除了部队推进太快导致后勤补绐线过长，独山四周以及独山的前面都是黔南最险峻的大山等原因外，此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攻势已全面迫近日本本土，日军大本营的战略方针已不再是如何打到重庆去，而是挽救迫在眉睫的本土危机。——此次规模巨大，由日军大本营策划以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就此停止。

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投入兵力五十余万，作战历时八个月，击退了中国第一、第九和第四战区的军队，占领了河南、湖南和广西的大片中国国土，攻取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七个中美联合空军基地，打通了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然而，面对如此漫长的交通线，日军既无力修复，更无力守卫，于是也就无从利用。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日军想牢固地保持一线畅通是不可能实现的迷梦，仅共产党的敌后抗日力量便足以让这条交通线瞬间阻断乃至彻底瘫痪。日军大本营希图改变南方军交通阻隔的目的，并没有因为在中国战场上的攻城略地而有所改变。湖南和广西境内的中美联合空军基地虽然遭到破坏，但四川等地的基地仍在使用，日本本土依旧在B-29轰炸机的飞行半径之内，日军大本营对本土受到攻击的恐惧依旧没有消除。而从根本上讲，侵华日军发动的大规模野战，使得已经处于战争颓势中的日军兵力更加窘迫、资源更加枯竭、战略态势更加被动。

日本军方对此的检讨是：

虽攻占了中国西南方面的桂、柳两个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法属印度支那连接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将如何？中国方面受到很大打击，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在策划“一号作战”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445]

至于中国军队为什么一溃再溃，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发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可窥一二。电报以第二十六军不执行命令擅自撤退为例，说明中国军队“颓风所播，战意潜销”，而将领们“疆界太严，风气太坏”——后一条显然是在告桂系的状：

查此次桂柳会战，以职指挥无方，日蹙百里，实属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至各将领中忠勤尽职者，固不乏人，而昧于大势，规避战争者，亦不鲜其例，颓风所播，战意潜销，试一检讨各军战绩，除确因转战过久，实力消粍无法达成任务者，尚堪原谅外，如四十六军则参战最晚，人员武器亦较他军优越数倍，最后宜山正面如再不使之坚强抵抗，不仅不以服苦战之袍泽，且无以对输械之盟友，及接触不及两日，损粍亦不严重，居然自相惊扰，避开正面，致宜山垂手陷贼。怀远、三江口防军未集，勉以工八团及本部特务团分别布置警戒，迟滞敌人，现敌已迫怀远，正隔河对峙中。二十六军虽已到，能否阻遏西犯，仍无把握。判断敌情，如我能在怀远坚强抵抗，桂柳会战或即至此而止。但一般战力消耗过巨，劲旅亦成疲师，倘敌因此扩张战果，迫近黔疆，亦非绝不可能。职戍桂五年，虽明知部队疆界太严，风气太坏，而仍委婉牵就，谓可终济时艰，不料诚信未孚，贻误滋大，深负钧座期许，亦职所不能已言者。现金城江重要物资山积，沿线难民死亡载途，目击疮痍，罪戾曷极，除遵谕竭尽智能，争取时间外，敬恳速定大计，指示机宜，无任迫切待命之至。[446]

蒋介石的答复是：“以全权整饬军纪，凡不从命令擅自撤退之主官，长官应就地正法为要，一切由中正名义行之可也。”[447]

“一切由中正名义行之可也”——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蒋介石几乎每仗下来都要亲令处决那些丧师失地的将领，现在，他已经把处决的权力下放给战区司令长官了，可是中国军队有多少将领够这样一次次枪毙的？

实际上，真正“风气太坏”的在军政上层。

在抵抗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溃败的速度和规模，特别是在作战指导和战略设计上仓促应对、保存实力和坐等观望的状态，令国内舆论和盟军方面颇感愤怒。仅就桂柳作战而言，第四战区无论在兵力还是态势上都处于劣势自不待言，但个中现象还是令人无法理解：日军从北向南长驱直入，战线之长、距离后方之远以及深入中国西南腹地之深，都超出了一般军事行动的范畴，以致日军在大举南下之际，河南、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的兵力极其薄弱且相当分散。中国战场上决非只有一个战区，张发奎的第四战区作战的时候，除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拼死出击外，其他的八个战区部队皆按兵不动——只要日军攻击的不是自己的防区，战事再危急也一概与己无关，犹如其他战区的军队不是中国军队，其他战区所处的战场不是中国战场一般。试想一下，如果日军全面南下时，其他战区的部队能够适时出击的话，日军何以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中国何以会再失如此大面积的国土？盟军何以会损失最为重要的空军基地？西南百姓何以会流离失所承受万般战争苦难？由于中国军队的溃败，在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正面战场损失兵力五十余万，损失的武器物资能装备四十个陆军师。仅在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中损失的弹药和武器，就超过了国民政府一个财政年度能够补充的数量。

一九四四年，在中国战场连续失利所导致的诸多损失中，有一个因为中国军队作战能力低下以及国民政府公信力和信誉度下降而导致的严重后果被国人忽视了。这一后果很快将在一个关系中国命运的国际会议上显现——这就是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造成巨大屈辱的雅尔塔会议。

第四十一章

退后一步不是中国好男儿

克里木半岛南端的雅尔塔风光綺旎。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以及他们的高级幕僚们，聚集在此讨论战后欧洲格局和对日作战问题。

尽管这个世界上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噩梦将在一九四五年最终结束，但主导着战争进程的政治家们已经判明一九四五年将是世界政治格局因为战争结束而发生重大改变的历史性年份。

德国和日本的覆灭近在眼前。

苏、美、英首脑聚集在一起，实际上是为战后利益的分配，进行一次讨价还价的事先约定。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一方，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开罗会议时，中国之所以被列入世界四大国之一，是因为那时需要中国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生命来支撑对日作战，现在臝得战争的胜利已无悬念，当讨论战后利益分配时中国就被排除在外了。在列强的眼里，中国除了忍受苦难、承担损失和付出牺牲，根本不具备划分世界利益的“大国”资格。

会议首先认同美、英、法、苏、中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确立了实质性问题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原则；会议决定战后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德国，不准许德国拥有军队，德国必须交付战争赔款；会议确定波兰东部边界大体以寇松线（即以布格河划分苏波边界）为准，同意波兰在东部和北部获得新的领土。美、英联合参谋部还确定了战争进程的最后时间表：打败德国的最早时间为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最晚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打败日本的时间，则在战胜德国后的第十八个月。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开始讨论太平洋战场问题。

由于日本在中国及其本土还拥有数量可观的陆军，而进攻日本本土是美国的既定目标，鉴于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低下，美国已不再指望中国军队能配合美军攻上日本本土。因此，马歇尔在罗斯福离开华盛顿前往雅尔塔时明确表示，要征服日本陆军，特别是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精锐的关东军，如果没有苏军的出兵，美国就要付出伤亡几十万人的代价。所以，美国必须把苏联拉入对日作战的阵营中。

英国人则认为，无论怎样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不能损失。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受到了美国人的掣肘。美国人认为：“剥削印度、缅甸、爪哇的资源，拿走那些国家的财富，但从不送还他们任何东西，例如教育、过得去的生活水平、最低限度的保健等等”，如此所作所为“否定了在和平开始以前为和平提供某种组织结构的价值”。罗斯福表示：“殖民制度就意味着战争”，建议殖民地暂时由联合国托管。丘吉尔异常愤怒，说罗斯福是在瓦解大英帝国：“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让四五十个国家胡闹地染指大英帝国的生存！只要我还当首相，我决不会把不列颠的世袭财产交出来，一丝一毫也不交！”[448]同时，英国人又提醒美国人，要万分警惕苏联可能提出过分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不但会涉及苏联与日本之间关于若干岛屿的归属问题，更麻烦的是苏联很可能向中国的领土伸手——近代以来沙俄对中国领土的窥视与攫取举世共知——这样会引起中国的不满从而引发新的国际争端。

苏联人的态度简单明确：如果不能满足苏联对日本、外蒙古、朝鲜半岛以及中国的特殊权益，哪怕美国在最后解决日本的过程中血流成河，苏联也很难公开对日本宣战。苏联的人口数量并不庞大，在与德国的作战中已经死伤两千多万人，苏联与日本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纠纷，如果对日本开战，就必须有向苏联人民说得过去的理由。

罗斯福绕着圈子引出话题，说华盛顿的参谋们认为，如果用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实施密集轰炸，美军不必登上日本本土也有可能让日本屈服。斯大林马上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想让苏联对日本宣战不妨直说，但必须说明交换的条件是什么。

于是，罗斯福和斯大林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日本归还日俄战争中占领的土地——萨哈林岛（厍页岛）南部、千岛群岛以及中国的旅顺和大连港；苏联必须重新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同时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权益。

罗斯福表示，苏联要取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没有问题。至于想在远东地区保持一个不冻港，是否可以从中国人那里租借大连港，或者把中国的大连港变成一个国际自由港？斯大林对这一主意不置可否，但再次强调必须拥有对中国东北地区铁路的控制权。罗斯福认为这个要求也不过分，建议让中国把东北铁路的经营权租给苏联，或者成立一个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经营管理。

罗斯福和斯大林的上述交易是背着丘吉尔商讨的。

等英国人拿到协定草稿时，外交大臣艾登当即表示，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幕后交易是“会议的不体面的副产品”。只是，丘吉尔没有提出抗议。——英国并不打算参加对日本的最后血战。再说，斯大林要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的东西。

罗斯福表示，涉及中国问题还需要告知蒋介石，但同时暗示要是让中国人提前知道了肯定会出乱子。——“与中国人打交道的麻烦之一是，不论对他们说什么，他们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会向全世界广播。”对此，斯大林的态度是：“暂时还没有必要同中国谈。”[449]

“苏联人等于受贿去做一件他们本来非常想做的事。一旦粉碎德国后，苏联进攻四面楚歌的日本根本不冒任何风险，也不用流多少血和花费多少物资。”[450]——斯大林最后作出让步：中国的大连可以变成国际社会控制下的自由港，但旅顺必须在苏联一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苏联要将其作为海军的远东基地。

雅尔塔会议结束了。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几个月，美国政府才通过赫尔利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了中国方面。

雅尔塔协定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在雅尔塔（Yalta）举行会议。会中斯大林提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条件，几经讨论，获得协定如次：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三强的领袖已经获得如下协议，即在德国投降、欧战结束后二或三个月内，苏联基于下列条件，站在盟国方面，参加对抗日本战争：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维持。

二、过去曾为苏联所有，而因日本一九〇四年的诡谲攻击而受到侵害的权益，应予恢复。此等权益如下：

（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的小岛，应归还苏联。

（二）大连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并仍许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

（三）以大连为出口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组的公司，合作经营。苏联在该路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中国仍应保有对东北的主权。

三、千岛列岛应由苏联接收。

以上有关外蒙古、各港口、各铁路的协定，应取得蒋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应由罗斯福总统采取行动，以获得蒋委员长的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此等要求，于日本失败后无疑应予实现。

苏联方面，已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协助中国及其武装部队，使中国脱离日本的羁绊。[451]

蒋介石对赫尔利表示：中国的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

可实际上，《雅尔塔协定》已经签署，中国如若公开反对，将面临失去美国的军事援助以及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的处境。

私下里，蒋介石愤怒不已：中国的独立统一、自由民主，竟然需要“友邦”劳心，“英俄同意”，殊为国家之耻辱。——“国不自立，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为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乎哉？”[452]

而苏联之所以提出强权要求，除了固有的称霸扩张逻辑之外，无法独立完成对日最后一击的美国必须把苏联拉入对日作战是最原始的初因。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中国和美国是盟国关系，但中国军队的战场表现令美国无法把中国军队视为能够并肩作战的盟军。——中国在经历了艰苦的抗战并将迎来胜利的时刻，不但无法保障乃至获得战胜国应有的利益，反而成为权益被侵占的对象，这无疑是令中国人难以容忍的耻辱。

一九四五年初，战争的前景在日本人看来已近绝望：

一、敌方今后将迅速地直接加重对日、满、华核心地区的军事压力，南方各地区及太平洋上残存的据点将完全陷于孤立。

二、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只能以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中期为限，此后作战方式及战争指导恐将不得不迅速转为游击战。国内形势只要仍按现状发展下去，必将暴露出战争指导上的各种缺陷。

三、从日本方面看来，估计德国能继续维持的时间，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大概也只能以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中期为限。但是，即使德国崩溃，敌方投入东亚的兵力，恐怕也不会很快有重大变化。

四、估计苏联肯定将废除日苏中立条约，但在对德作战结束（一九四五年中期左右）之前，绝不至于参加对日作战或向美国提供基地。

五、日本指望美、英、苏、重庆在目前的战争合作中发生裂痕，这在当前看来是不可能的。

六、为了保证使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协助日本作战，终归将需要用武力加以控制。综合以上看法，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现在想用外交手段来扭转世界形势，已经非常困难了。[453]

根据上述判断，日军大本营讨论了两种不同的战争指导方案：一是继续进行决战，把中国战场要塞化，直到战争对手放弃战斗意志；二是放弃决战，固守中国战场，准备打长期的持久战。日本人的两种方案，实为一种策略，即在中国战场上达成持久战。——要知道，日本发动战争入侵中国时，持久战曾是中国人民的抵抗策略。

最后，日军大本营决定执行第一方案，即继续进行决战。

但是，雅尔塔会议的情报很快传到东京，对于日本人来讲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原指望苏联受制于《日苏中立条约》，不会在远东方向对日宣战，现在的事实证明，俄国人不会忘记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不但要一雪前耻，还要把失去的权益全部夺回。那么，一旦苏联对日作战，日本将处于中、美、苏三方的夹击下，不要说已经枯竭的战争资源、损毁殆尽的武器装备、再也无法补充的兵员缺额，就是本土是否能保住都已是不敢回答的问题。

鉴于对日渐临近的绝境的想象，日军大本营陷入极度无措中：一九四五年，美军将毫无顾忌地登陆日本本土；苏军的坦克群和骑兵群将冲入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中国在得到同盟国越来越多的军事援助后，必将向日军实施大规模反攻——“特别是延安方面对我占领地区的活动将越来越加剧。”[454]如此这般，日军将失去付出巨大代价占领的中国所有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那个“满洲国”，剩余的军事力量只有全部退回本土为保卫日本而战。那么，近代以来大日本帝国拓展疆土的梦想将化为乌有，日本还会和从前一样在狭窄的海岛上维持着紧张拥挤贫瘠的生存状态。

日军大本营重新制订了战争指导方案，其核心内容是本土决战：

方针

帝国陆、海军以粉碎主敌美军的进攻为重点，击溃敌军战斗力，确保战争进行中吃紧的重要地区，以此挫伤敌人战斗意志，以期达到战争的目的。

大纲

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战略态势，击退敌军的进攻，迅速确立自主的态势。所谓自主的态势，是指洞察今后作战的变化，首先迅速在国土以及对保卫国土至关紧要的大陆重要地区，确立坚定的迎击态势。

二、在菲律宾方面，对来犯途中之美军主力进行顽强的战斗，尽力牵制美军兵力。

三、重视东中国海周围的作战，在二三月份以前，完成作战准备。并加强包括硫磺岛在内的小笠原群岛的防务。还要考虑到美军直接来进攻本土的情况，并为此做好准备。

四、对来犯的美军，统一发挥陆海军，特别是航空兵的战斗力，击溃敌军战斗力，粉碎其进攻企图。对于来攻美军的作战要领，首先是以空军兵力尽力在海上消灭之；然后对登陆的美军，切断其供应线，同时以地面部队消灭之。

五、中国大陆上的作战改为以美军为主敌的作战。以上海、中国南部重要地区作为作战准备重点。

六、防空以对帝国首都和本土的重要生产部门、交通港湾设施的防备为重点。

七、突破敌军封锁，运输南方燃料。确保大陆和本土之间的海上交通。

八、以奇袭、“特攻”的战法为主。[455]

就中国战场而言，日本人最为担心的是美军的登陆。

然而，日军大本营对形势的判断，与中国派遣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冈村宁次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一上任，就开始策划一个令大本营十分吃惊的作战计划：打进四川，攻占重庆。

冈村宁次认为，蒋介石对日屈服只差最后一击：重庆政府官吏腐败透顶，内部派系互相倾轧，经济金融濒于崩溃，与共产党的矛盾不可调和，共产党军政两手都很过硬，中国的中间派基本上都已向其倾斜，国民政府的执政基础显现出动摇之势。那么，日本应该就此给蒋介石“再紧上一扣”。正因为日本面临着战局危机，才更要在中国积极作战。——“大东亚战争取胜的途径，当今就在于青年人在太平洋方面的舍身精神和使重庆屈服。派遣军要排除万难坚决进行使重庆屈服的作战。”[456]

东京方面不知冈村宁次的勇气从何而来。

截至一九四五年初，冈村宁次指挥的侵华日军主力为二十五个师团，其中八个甲种师团：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二、第二十七、第三十九、第四十七、第一〇四和第一一六师团；四个乙种师团：第三十四、第四十、第六十一和第一一〇师团。另外，九个丙种师团为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和第七十师团。还有四个丁种师团为第一一四、第一一五、第一一七和第一一八师团。丙、丁两种师团多由新兵组成，特别是丁种师团，武器装备低劣，没有配属炮兵、工兵和辎重兵，野战基本派不上用场。[457]

冈村宁次为进攻四川向大本营进行了阐述：

一、即使美军要在中国大陆登陆，其目的也是夺取被日军占领的航

空基地，以为打击日本本土做准备，因此，其初期投入的兵力不会很大。面对中国战场上强大的日本陆军，美军的登陆必须依靠中国军队从内陆实施反攻来配合。所以，针对美军登陆的作战，主敌应该是中国军队而并非美军。如果在美军实施登陆前，迫使国民政府崩溃，就等于将美军的登陆计划粉碎了一半。

二、鉴于中国军队在日军的“一号作战”中损失巨大，虽然在美国的支援下其实力终会得到恢复，但短时间内实施大规模反攻的条件尚未成熟，配合美军登陆的作战，至少要到一九四五年中期才有可能发动。因此，这是日军在中国军队恢复元气前，彻底覆灭蒋介石政权和捣毁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良机——进攻四川越早对日军越有利。

三、蒋介石面临的各种政治难题，如今愈加尖锐化。蒋介石对美国是有抵触情绪的，对美国的歧视和胁迫心怀不满，同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也更加明显。那么，至少在对待美国和共产党的问题上，蒋介石的立场与日本方面存在着某些一致。因此，结合进攻四川的军事打击，再加上政治上的谋略活动，进一步离间蒋介石与美国人和共产党的关系，使中国的内部政局更加混乱动荡，瓦解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是可能的，甚至有必要考虑在攻取重庆之后进攻昆明。

四、中国军队的总兵力并没有多大增加，如果大本营不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中国派遣军以现有的力量完全能够达成进攻重庆的军事目的。至于后方补给问题，如果中国派遣军的官兵都能像太平洋岛屿上的官兵一样，在没有强大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顽强作战，那么进攻四川的作战任务就可以完成。

冈村宁次还向大本营描绘了进攻四川后的“美好前景”：遏制了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企图，粉碎了中国军队趁机反攻的计划；彻底摧毁中美航空基地，以解除美军对日本本土的威胁；迫使缅甸方面的中美联军回防，缅甸的日军就能脱离绝境；重庆失去了人力、物力的最大根据地，其军队兵员、弹药和物资补给全都失去了来源；国民政府的崩溃，令中国各地地方政权开始与日军合作；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的压力，将全部集中在共产党抗日武装身上，共产党会因无法承担的巨大压力而土崩瓦解。——“总之，当前是海洋正面已届终局，而在大陆日军面对美英中的联合战力，正要展开一场未曾经历过的内线作战。要正视大陆作战的形势，不可一味进行防守作战，而应捕捉住所剩无几的各个击破的良机，勇敢果断地对四川釆取攻势，使之有助于全局的战争指导，确信这是当务之急。”[458]

心急如焚的冈村宁次要求他的幕僚们在一九四五年的第一天，制订出第六方面军从贵州直接攻入四川的作战计划。

可是，东京大本营没有批准冈村宁次的计划。——“司令官关于进攻四川的作战设想虽不无道理，但鉴于帝国全盘战略态势及国力现状，在对付主敌美军关系上，同时实施两面作战，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派遣军能专心为对美作战而加强东南中国方面的战备。”[459]

其实，作为计划中进攻四川主力的第六方面军，对冈村宁次策划的作战也不认同，方面军作战参谋的言论极具代表性：

我认为向重庆进军，实在是毫无道理。前些日子走访第十一军时，看到了第十一军的战力表，它说明已不能与去年以前的师团相比。现在师团的战斗力，一线师团，只相当于一个联队的战斗力。与此相反，重庆军目前却正以美式装备不断地充实战斗力，在此基础上准备大的作战。对方面军来说，现在应该是可伸可缩的时刻了。不要说整个中国战局，仅就第六方面军正面而言，我战力已到最大限度，要应付预料中的激烈变化的形势是危险的。如果实施芷江作战，就必须放弃桂柳地区，而在湖南、湖北、广州固守，求得保存手下兵力。所谓打到重庆去，毫无道理。[460]

仅就正面战场而言，侵华日军在中国辽阔国土上的山西、内蒙古、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份，必须以众多的兵力保持与中国军队的对峙。仅从这一现实看，也很难理解一向老谋深算的冈村宁次，为什么固执地认为不必动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打进四川捣毁重庆；特别是在他发动对重庆的进攻时，还有多少兵力能够确保漫长的对峙线不会发生崩溃？冈村宁次自称深刻地了解中国，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基本准确的估计。但是，曾经长时间在华北指挥“剿共治安战”的他，难道此时没有把共产党已经拥有的上百万抗日力量估算在内？如果美军真的从中国沿海登陆，能够配合美军作战的很可能是共产党抗日武装。——早在一九四四年，美军方面已就此问题与延安多次沟通，并得到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坚定承诺。美国人压根儿没有特别指望重庆方面能对美军产生多大的作用。那么，在八路军活跃的山东沿海和新四军活跃的华中和东南沿海地区，冈村宁次又该如何应对战斗力顽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火力凶猛的美军的两面夹攻？进一步设想，一旦美军在中国沿海实施登陆，不但共产党武装会全力配合，重庆方面的军队也必会从各个战区参与反攻，那时冈村宁次的部队将多方受袭，他设想如同打桂林和柳州一样一举攻占重庆甚至是昆明，在军事上有什么令人信服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大本营在其作战指导中，明确地把美军视为“主敌”，并没把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经过了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和广西战场上的上百个师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减员至少在五十万以上。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完整省份越来越少，到一九四五年初，内地省份仅剩下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和甘肃。所辖地域面积的缩小，导致兵源大大减少，加上国民党军队有吃空饷的陋习，很多作战师实际兵力甚至不足一个团。因此，尽管国民政府正规军编制表上开列着四十个集团军、一百一十多个军、三百一十多个师、二十多个骑兵师，再加上空海军部队以及各战区的直辖部队，总兵力也就维持在四百多万。

只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开通后，美国援助国民政府装备起十一支美械部队，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三、第十八、第五十三、第七十一、第七十四、第九十四军以及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同时还为地方军装备起四个半的美械军，即第四十六、第五十二、第六十、第六十二军等。在中国军队的所有美械部队中，以新编第一、新编第六军和第五、第十八、第七十四军的装备最强，每个军除辖三个美械师外，还直辖榴弹炮团、骑兵团、工兵团、装甲团、汽车团、辎重团以及通信营、高射机枪营、战防炮营、平射炮营和特务营等，无论装备和编制都接近了美国陆军水平，是国民政府所掌握的绝对主力部队。

同时，桂柳会战后期，由于日军前锋已深入贵州境内，蒋介石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应号召的爱国知识青年从军后，迅速被编成九个青年师，以罗卓英为编训总监、蒋经国为政治部主任，青年师的人员和武器配备，甚至超过了一般的美械师，加之官兵普遍文化水平较高，这支嫡系中的嫡系部队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

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军为“一号作战”将其在华北和华中的大量部队调往豫、湘、桂战场时，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反攻。敌后战场的反攻，发展了游击战的规模，建立起众多新的抗日根据地，解放了位于敌后的大片国土。至一九四五年初，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其正规军已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九十五万平方公里，根据地内的总人口近一亿。由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军队的物资供应大大改善，尽管依旧无法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但武器装备的质量有所提高，青年农民参军抗战的热情不断高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今非昔比，对侵华日军已经构成致命的威胁。

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支持不了多久了。

热衷于继续进攻的冈村宁次，在策动打入四川被大本营否决后，立马盯上了中国的另一个方向。

冈村宁次发现，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还留下了一个小尾巴等待他来完成，即粤汉铁路南段还没有打通。

日军的原定计划是：打通湖南衡阳至广东广州间的粤汉铁路南段作战，由第十一、第二十三军于“九月中旬结束桂林柳州作战并做好必要准备后，十月从衡阳、零陵及广州以北地区开始进攻，消灭第七战区的军队及残余的敌军，占领并确保粤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461]但是，衡阳城的血战，严重耽误了时间，加上太平洋战局的恶化，大本营不得不将攻占粤汉铁路南段的时间后移。

由于湖南至广东的粤汉铁路南段被中国军队所控制，广东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与湖南的日军第十一军实际上是被隔断的，第二十三军等于孤悬于广东和东南沿海地区。同时，遂川、赣州、新城、南雄等地的中美联合空军的航空基地，也严重威胁着侵华日军甚至是日本本土。——为改善日军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态势，摧毁中美联合空军的航空基地，特别是未来阻击美军可能实施的登陆作战，必须打通粤汉铁路南段。

桂柳会战结束后，日军第六方面军正要执行原定作战计划时，司令官冈村宁次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继任者是闪部直三郎大将；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也被调回国内，继任者是从日本驻蒙军调来的上月良夫中将。等人事调整完毕，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方面通过陈纳德的帮助，从云南远征军中抽调部分部队空运到了内地；美军更加频繁地使用遂川等地的机场，支援中国军队作战；薛岳的第九战区部队也开始活跃起来，不断地袭击已前出到广西境内的日军的后方。

粤汉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的部署是：薛岳第九战区的主力集结在湖南东南部的桂东、汝城、永兴、郴县、桂阳、常宁、耒阳和茶陵一带，总兵力至少有四个军十二个师，其一线部队与日军对峙阵地的警戒线之间仅隔几公里；而广东方向余汉谋的第七战区，中国军队只有第六十、第六十五军，即使该战区抽调其他部队来守粤汉铁路，能投入的兵力也不会超过三个军。于是，冈村宁次认为，就粤汉铁路沿线中国守军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不必过多顾虑。

日军第六方面军新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主持制订了打通粤汉铁路南段的作战计划：

方针

一、方面军决定于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以第二十军及第二十三军奇袭占领粤汉铁路南部；并在确保该路的同时，以一有力兵团摧毁遂、赣地区美空军基地。

二、本作战之主要目的为使粤汉线主要技术设施不受破坏而占领之，其次才是歼灭敌野战军。

三、作战期限预定大概两个月。

指导要领

四、第二十军

（一）第四十师团向道县、零陵附近集结，有力的一部向耒阳附近集结，再以第二十七师团向攸县、茶陵附近集结，准备作战。

（二）一月中旬开始行动，奇袭占领韶关以北粤汉线，为此，要善于使用所训练的挺进队，争取不损坏重要技术设施而占领之。

（三）令第二十七师团向遂川、贛州地区前进，摧毁该地区的美空军基地。

（四）与第二十三军策应摧毁南雄地区的敌航空基地并扫荡当地之敌。

（五）作战结束后，要确保省境内附近以北的粤汉沿线地区。又，把第二十七师团、第四十师团调归第二十三军指挥。

五、第二十三军

（一）将一有力兵团置于清远附近准备作战。

（二）一月中旬开始作战，与第二十军相策应奇袭占领韶关以南的粤汉线。

（三）占领韶关后，摧毁南雄附近之航空基地，并扫灭周围之敌。

（四）作战终了后要修复省境以南的粤汉线。此外，为加强对美战备，将第二十七师团及第四十师团列入该军指挥下。

六、铁道部队

第二野战铁道队与第二十军协同负责占领铁路的技术设施和修复韶关以北的粤汉线，为占领铁道技术设施应给第二十军配备必要人员。[462]

上述命令中，一个概念成为反复强调的重点：“争取不损坏重要技术设施”。——粤汉铁路南段穿越南岭山脉，沿途桥梁和隧洞数量极多，一旦被中国军队在撤退时破坏，修复起来十分困难。

但是，日军想在中国军队破坏之前实施占领，谈何容易？

于是，进入一九四五年后，侵华日军的第一场作战竟然从集体化装开始了。这是冈村宁次在华北对付八路军敌后武装时常常使用的伎俩：日军官兵只要穿上中国百姓的衣服，外表上与中国百姓的区别并不大。

一月三日，日军第四十师团从道县开始行动。

第四十师团刚刚结束桂林作战，官兵疲惫，经过短暂的休整尚未恢复元气，但该师团依旧按照冈村宁次的指令，组织起甲、乙、丙、丁四支挺进队。挺进队的官兵一律化装成中国百姓，尽最大可能隐蔽行动意图，争取在中国军队发现他们并破坏铁路之前，攻占韶关以北的粤汉铁路沿线，占据被称为广东北大门的韶关。同时，为躲避中美联合空军的侦察和轰炸，挺进队的全部行动都在夜间进行。

穿着中国老百姓衣服的第四十师团甲挺进队，“沿着预定路四眼桥一插花坪一磘洞中洞一黄沙铺一黄竹铺道路地区，首先向东南前进而越过省境。接着，经大元--红庙脚一东源堡向坪石西南挺进。然后分头前进，以坪街北门的新岩下桥为重点，完整无损地占领白石渡以南的重要桥梁和隧道。挺进完全在夜间进行。敌军已命令住民躲开。官兵们不靠近村庄而在深山幽谷中穿行，山野跋涉，其劳苦可知。”[463]

甲挺进队出发四天后，一月七日，丙、丁两支挺进队从道县出发，前进路线和甲挺进队相同，目的是支援和增强甲挺进队的战果。但是，十日的时候，日军的偷袭被中国军队发觉了：“道县的日本第四十师团月十一日潜至东南，开始扰乱。我新编第二十师、暂编第五十四师、突击第二纵队开始了阻击战，在插花坪、江华、猶洞之间展开激战。”[464]

于是，十日才从零陵出发的乙挺进队就不那么顺利了。因为当面的中国军队警戒很严，日军绕来绕去，走了一个星期，还没走完预定路程的一半，并于十八日遭遇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指挥乙挺进队的大队长香月少佐，不得不命令官兵使用重机枪、迫击炮和掷弹筒进行回击，战事胶着之际，他索性打开原来一直保持静默的无线电向上级报告战况，并命令官兵脱去中国百姓的衣服开始正规作战。但是，香月少佐很快就发现，他们被中国军队包围了。

甲挺进队第七天进入广东境内。日军越接近粤汉铁路，隐蔽越困难，终于在第十五天的时候被中国军队发现，接火后日军才看见四面都是中国官兵。带队的铃木少佐强行突围，可围上来的中国官兵越来越多，铃木少佐命令脱去中国百姓的衣服边打边走。傍晚的时候，他们终于看见了一条铁路线和一个铁路隧道。铃木少佐查看了地图，确定这就是他们的偷袭目标：新岩下桥。

中国军队乘坐轨道车赶来。

双方激战后，铃木少佐用无线电向师团报告：“我偷袭成功了。”

位于衡阳的第二十军司令部内“欢呼不已”。

接着，其他挺进队的消息陆续传来：丁挺进队没有抵达指定地点，北江铁路桥已被中国军队炸毁。乙挺进队虽然突出重围，于二十一日抵达粤汉铁路线上的燕塘隧道，但郴县南面的铁路桥也被中国军队炸毁了。

日军第六方面军随即命令各师团主力出发：第四十师团主力大举向南推进占领粤汉铁路沿线；第二十七师团主力向赣州发动进攻，摧毁位于遂川、赣州、南雄的美军航空基地；第一〇四师团迅速北上攻占韶关和富国煤矿。

韶关是广东北部粤汉铁路线上的重镇。自全国抗战爆发以来，韶关始终在中国军队手中，目前第七战区在这里设有战斗指挥部。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前锋第一六一联队，几年前曾从广州北上作战，但只抵达了英德以北地区，未能占领韶关。十九日晚，第一六一联队抵达三坑墟后，第二大队奉命急速北上韶关。

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在此前西进广西的作战中伤亡不小，现在的第二大队兵力不足三分之二。沿着粤汉铁路北上的时候，日军发现盘旋在山里的铁路线，每隔五米就有一段路基被挖断，拆下来的铁轨并排竖起来挡在路基上；货车也被拖进了隧道，隧道已经被水泥封堵。

二十四日凌晨，第二大队走到韶关以南大约四公里处的莲花岭时，突然遭到猛烈的火力阻击。——阻击日军的是中国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第一六〇师主力以及第六十五军教导团。

第二大队立刻出现死伤，不得不逐个清除铁路两侧的碉堡，苦战多时才得以向韶关南面的曲江大桥推进。大队长斋藤让一个小队的官兵换上中国百姓的衣服，对韶关火车站进行偷袭。哪知中国守军躲在车站内的建筑物里或是砖墙后面突然开火了，韶关城内的炮兵也向车站开炮支援守军作战。日军的正面攻击受阻，但穿着中国百姓衣服的那个小队却挖开车站的围墙潜入了站台，他们把日本国旗“挂在月台的旗杆上，表示确保了该地”。中国官兵不畏日军的火力拦截，“数次登上旗杆企图扯下太阳旗”，但均因日军的猛烈阻击而失败。[465]

北上的日军进入韶关必须通过曲江大桥，因此这里成为中国守军火力最密集的地方。日军第二大队决定偷渡。偷渡的官兵每人携带两顿饭的主食、一百二十发子弹和两枚手榴弹，泅渡时竟然没被对岸的中国守军发现。日军很快攻占了对岸的碉堡，第二大队主力随后渡江。在江边到市区之间的一片开阔地上，日军看见了一座他们从未见过的体形巨大的碉堡，中国守军围绕着这个大碉堡构成了相互联系的严密火力网。日军组织起一个“肉攻班”，发起不顾一切的冲击，后方掩护的重机枪和火炮也一齐向大碉堡开火。当“肉攻班”伤亡殆尽后，跟在后面的日军冲进了大碉堡，这才发现这里是中国第七战区战斗指挥部——“其宽阔程度可容纳两个连”。[466]

接近市区的路上，第二大队官兵不由得心惊胆战：道路两侧全是碉堡，路面架设了几层美式铁丝网，建筑物上也布满了火力点。日军试图破坏铁丝网时，立即招致中国守军的猛烈射击。由于奔袭、作战、泅渡，第二大队的疲劳程度已超出了极限，士兵不再冲锋，而是躺在距铁丝网不远的地方睡下了。

一月二十六日拂晓，炮兵上来了，第二大队发起强攻：

炮兵对铁丝网的破坏轰击，进行了将近三十分钟，然后对后方高层楼房进行破坏式轰击。有的被破坏有的倒塌。至此，对第一线的炮兵轰击停止。接着，两个中队一起开始了对攻击目标的突击。在五十米的距离中，虽然有的中途倒下来，后面的人接着冲上去。第八中队首先向白墙建筑群投进手榴弹，接着冲进去；随后，第五中队占领了碉堡；第七中队的一部也冲进了市区。时间是正午过后。[467]

日军突入韶关市区，残酷的巷战开始了。

房屋在炮火中倒塌后，中国守军只能以一道道残垣断壁为掩护阻击日军，两军有时竟然“一壁之隔对峙着”。日军“先用十字镐破坏墙壁，然后投进手榴弹，反复冲杀前进”。而在那些有楼层的房子里，中国守军“从上层投下的手榴弹以及射出的狙击子弹犹如雨点般倾泻下来”。日军为避免被杀伤，只能分散成一个个地单兵作战——“有时占领一间屋子需要几个小时。”[468]

午夜，中国守军阵地上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这是撤退的信号。

接着，架在浈水上的粤汉铁路桥被炸断，冲天的烈焰照亮了夜空。

日军想卡住韶关中国守军的退路，已经晚了。

二十七日，日军第一六一联队主力突入韶关，市内的道路上到处躺着中国官兵的尸体，大多死于刺刀或手榴弹，而第二大队也是伤员累累，由此可见“巷战的惨烈程度”。——粤汉铁路南段的战略要地韶关，实际上是由日军的一个大队攻取的。

至此，日军彻底打通了粤汉铁路。

第二大队攻击韶关的时候，日军第五十七旅团攻占郴县和三都；第二十七师团攻取莲花和遂川，进而攻占赣州；第四十师团攻取了南雄、南安和新城。

中国第九战区曾经发动反击作战。一月三十日，第六十师收复坪石东北二十公里的九峰，逼近粤汉铁路位于粤北的要地乐昌；二月二日新编第二十师收复良田，逼近粤汉铁路位于湘南的要地郴县；二月日，暂编第五十四师收复宜章，然后与第四军主力协同，一度夺回粤汉铁路位于湘粤交界处的要点坪石。但是，日军随即反攻，良田、宜章和坪石再次陷落，粤汉铁路的控制权重回日军之手。

在第九战区发动的反击作战中，陷入中国军队包围的日军第四十师团乙挺进队指挥官香月少佐，被击毙在坪石东北十五里处一个名叫塘村的村庄边的稻田里。

日军第六方面军对粤汉铁路南段的进攻，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果，但对挽救整体战局并没有多大帮助。不要说日军已无力修复和确保粤汉铁路的畅通，即使这条铁路畅通，对日本也没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如果说粤汉铁路南段作战日军还有收获的话，那就是在铁路线附近地区抢掠了不少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同时摧毁了郴州、遂川、赣州、南雄、新城等数个美军航空基地。可是，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并没有减少，据情报显示，这些战机的起飞地点改在了湖北的老河口和湖南的芷江。

冈村宁次依旧渴望着进攻四川。

为了说服中国派遣军把精力放在应对美军的登陆上，并进一步消除中美联合空军对日本本土的威胁，日军大本营派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宫崎周一中将亲赴中国当面劝说冈村宁次。

一月二十五日，宫崎周一飞抵南足。

他当天宣读了参谋本部的“大陆命第一二二八号”：

命令

一、大本营之企图，在于击败进攻之敌，特别要击败主敌美军，以确保皇土为核心的国防要域，摧毁敌之战意。

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要击败向中国大陆进攻之主敌美军，粉碎其企图，在确保大陆要域的同时，谋求促使重庆势力衰亡。

为保证完成任务，应以下列纲要为准则：

一、要立即加强中国大陆的战略态势，击败来自东西正面进攻之敌（特别是美军），粉碎其企图，并确保以皇土为核心的大陆国防资源。为此，要把加强战备的重点保持在中国中南部，特别是长江下游要域。

二、要加强对重庆势力的压迫，击败敌之战力，并结合政

治谋略措施促使其衰亡。又，要尽力封住敌人在华之航空势力。

三、为确立军的作战根据地，并使之易于获取重要国防资源，要迅速谋求占据地域（特别是华北及长江下游要域）的安定。

四、在向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山西省西南端至黄河、老河口、宜昌、秀山、黎明关、平马一线以西实施地上作战时，除以小部队进行挺进奇袭等作战外，须根据另外的命令行事。

五、当在台湾、西南群岛方面作战时，要尽可能对航空作战等加以协助。

六、要尽力保持与南方要域的联络，并要协助保护海上交通的海军。

七、为适应以前各号作战的需要，可与关东军总司令官、南方军司令官、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及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相协力，并可相互协商派遣一部部队到他军作战地域。至于指挥关系可按协商准则执行。[469]

这份命令的要点是：再次明确大本营以保卫本土安全为核心的战略意图，特别强调当前日本的主要敌人已不是中国军队而是美军。同时明确地警告冈村宁次：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派遣军能保持住现有占领区就不错了；如要越过大本营制定的华东战略线，向中国的西南方向大规模出击，没有取得大本营的同意绝对不得擅自行动。

但是，冈村宁次对这份命令的理解十分奇特：当然要击败可能在中国大陆登陆的美军，但大本营并没有说不能同时进攻重庆，因此还是可以依照派遣军的判断来行事的。况且，不管大本营的命令在文字上如何表述，实际上东京是支持派遣军进攻重庆的积极设想的。——“总的来说，大本营要求全力向东面对付美军登陆作战的意图，不但没有达到原意，反而形成承认总司令官所持的以西面作战为主体的作战指导。”[470]

三天后，冈村宁次按照他对大本营意图的理解，命令日军华北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攻占湖北的老河口和湖南的芷江：

一、余企图覆灭敌前进航空基地。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一官应尽快攻占老河口一带。

三、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应尽快攻占芷江一带。又，应以一部协助华北方面军的老河口作战。

四、第五航空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助第二、第三两项的作战。[471]

“在大本营来说，已经指示了中国派遣军东西正面作战的态势，从表面看其重点是对付美军，是东主西从的；而总司令官的真正意思，却是以重庆为重点，是西主东从的。也就是说，他期望的是一面促进对美作战准备，一面依据已下达作战命令的芷江、老河口两战役的进展情况，继续扩大西面作战。”[472]

冈村宁次的攻击路线是从湖南西部的芷江打入四川。

只是，这一次，他提供给大本营的作战理由，不再是进攻四川而是摧毁美军的航空基地。于是，大本营难以驳斥。——从日后的战争进程看，冈村宁次的判断没有失误，特别是美军并没从中国的东南沿海登陆。然而，冈村宁次绝对想不到，他所策划的老河口和芷江作战，不但没有成为日军捣毁重庆的序幕，反而成为侵华日军全军覆灭前的最后两场大规模作战了。

老河口，湖北西北部的一个小城，既是中美联合空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

主攻老河口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策应的是日军第六方面军第三十四军。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一九四四年完成京汉铁路沿线作战后，一直驻守在黄河南岸铁路沿线以及洛阳方向：第一一〇师团在洛阳附近，坦克第三师团在襄城附近，第一一五师团在郾城附近，第一一七师团在新乡附近，骑兵第四旅团在开封东南的归德附近，军司令部位于郑州。虽然与中国第一、第五两个战区对峙，但第一、第五战区部队仍处于“恢复因经受京汉线作战而损失之战力”的状态中，所以，第十二军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应对共产党抗日武装发动的反攻中，部队被八路军和抗日民兵的游击战术搞得焦头烂额。现在，突然让他们远距离奔袭，转为正规的大规模野战，竟还一时转不过弯来。

日军第十二军所掌握的有关情报是：

一、由于洛阳及平汉线南段失守，中国第一战区的作用转变为“防卫西北和四川，过去企图据以控制华北乃至延安的价值明显降低”。而第一战区要恢复战力，没有胡宗南部队的协助是极为困难的。

二、汤恩伯的骨干部队似已“向内地后退进行整理”。

三、胡宗南军最精锐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第一、第十六、第九十军东移，“以主力担任潼关以东的防务”。如此，其面对延安的兵力虽有所减少，但第三十七集团军，下辖第三十六、第八十军“仍在执行封锁任务”。

四、胡宗南将素质较差的新编第七军（属第三十七集团军）配置在韩城，原有向北监视驻守吉县的阎锡山的意思，但从一九四四年二月阎锡山与胡宗南会谈后“阎的动向以及重庆方面改善对阎的补给等情况”看，也许蒋介石与阎锡山之间增加了信任，“对此不应等闲视之”。

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不仅与他的桂系军队“被京汉线隔离”，且当刘汝明的部队（第二集团军）奉命增援第一战区后，第五战区的防备力量被严重削弱了。“特别是第一战区的配备重点已转移到豫陕方面”，李宗仁的处境“极苦”。[473]

根据以上判断，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认为，一旦日军实施攻击，当面中国第五战区的部队必会避战后退，很可能要退到以南阳为中心的地区在白河西岸进行抵抗，目的是等待第一战区部队北上增援。因此，必须首先隔断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联系，快速攻占第五战区的指挥中枢老河口。

日军第十二军作战计划：

一、令豫西地区队顺着洛阳一卢氏大道前进，在突破长水镇（洛阳西南偏西一百公里）西方地区当面之敌以后，除尽量多地牵制敌人以外，做出似乎要进攻西安的行动，使军主力的攻击能顺利进行。

二、第一一〇师团突破鲁山附近之敌，顺着鲁山一南召（鲁山西南三十二公里）大道向南阳西北方挺进，准备攻占南阳。

三、坦克第三师团突破当面之敌以后，经保安镇（南阳东北六十五公里）附近向西峡口一淅川一线突进。

四、第一一五师团以一部突破舞阳，以主力突破沙河店附近敌阵地，然后向南阳南侧前进，准备攻占南阳。

五、骑兵第四旅团（配属一个步兵大队）先跟随第一一五师团前进，然后超越第一线奔向老河口，占领该地飞机场。

六、吉武支队随在坦克第三师团的后方前进，一面扫荡敌人，一面向安阳前进。[474]

一九四四年五月，豫中会战结束后，重庆军事委员会将第九、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九、第八十九以及暂编第十五军等部队，分别调至鄂西北、豫西南以及陝南地区整补，这使得中国第一战区的作战部队大大减少。一九四五年初，军事委员会又把第一、第五战区平汉路以东的辖区合并，成立第十战区，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为司令长官。为了使中国第一、第五战区能够协同作战，一月八日，军事委员会下达《协同作战要领》，要求第一、第五战区以固守战区、掩护机场和巩固川陕门户为目的，以主力固守函谷关、卢氏、南阳、老河口等地，作战由李宗仁统一指挥。同时，变更了两个战区的作战地区，把可能发生战事的区域，大多划在了第五战区里。一九四五年三月，为加强四川防务，军事委员会在汉中设置行营，任命李宗仁为行营主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副司令长官刘峙接任。

刘峙刚刚上任，就传来日军即将进攻老河口的情报。

此时，中国第一、第五、第六战区部队的位置是：第一战区第四十军驻守潼关以东的灵宝；第三十四集团军驻守豫、陕、晋三省交界处的潼关、华阴和韩城一带；第四集团军驻守灵宝东面的洛宁，其第三十八军驻守豫西嵩县；新编第八军等部驻守豫西南的南召；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十五军驻守豫西南的西峡口地区。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驻守豫南的方城、泌阳；第二十二集团军在鄂北大洪山，其第四十七军驻守豫南与鄂北交界处的邓县。第六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分别驻守鄂北宜城和鄂中远安，其中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驻守鄂北南漳附近。

第五战区一线部队的防区，从湖北中部的钟祥一路向北延伸，直到河南南部的舞阳，弯弯曲曲足有八百多公里；二线部队防守的鄂北襄河、唐河一线，三线部队防守的豫南白河一线，连起来宽度也足有五百多公里。如此宽大的防区，兵力必会因分散而薄弱。一旦日军投入骑兵师团和战车师团，一线防线一破就等于大堤决了口，二线和三线部队只能是一退再退。于是，刘峙报给重庆军事委员会的防御计划是：大幅收缩防线，把日军放进来，待日军向老河口攻击时，在白河附近或襄河附近与之决战。——这种冠冕堂皇的“退后决战”套路，已一次次导致国土丧失和百姓流离，可这些似乎并不在将领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至于最后的“决战”能否真正得到实施，从战区到重庆谁都心知肚明。

刘峙的计划得到了批准。

三月二十一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五战区部队先在泌阳、方城、南阳地区节节抵抗，然后向后转移到鄂北决战地域；同时命令第一战区尽力在豫西阻击日军南下；第十战区袭击平汉路策应第一战区作战；中美联合空军轰炸日军的后方交通线。

刘峙的计划被批准的前一天，日军的攻势作战已经开始。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日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九师团。

第三十九师团的任务是在第十二军发动攻势前，在鄂北地区沿襄河西岸北上，切断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从老河口西撤的通道。由于第三十九师团仍需同时执行原防务，即防守湖北宜昌至当阳一线，只能抽出三个步兵大队作战。冈村宁次只好临时从应城、沙市、咸宁、南昌、信阳等地各抽调一个大队，又从九江抽调来一个山炮大队，临时凑起来约五千兵力。

三月二十日夜，第三十九师团从湖北当阳出动，用奇袭的方式逼近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军在荆门以西的前沿阵地。第二天一早，日军以六个大队兵分三路，向第一八〇师和暂编第五十三师防守的桐木关至盘池庙阵地猛扑。激战一天后，中国守军的阵地被突破。二十二日，日军继续向北攻击前进，中国守军边打边退，暂编第五十三师一团团长陈振凯阵亡，日军大队长北岛信秋大尉被打死。二十三日，鄂北重镇宜城陷落。

二十二日拂晓，豫西方向的日军第--〇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第一一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除第一一〇师团从洛阳出动外，其他部队沿平汉铁路线向当面中国守军发起攻势。二十三日，除了坦克第三师团因天降大雨，道路难行，仍滞留在郾城西南方向的保安镇外，右翼第一一〇师团突破中国守军新编第八军的阻击，占领伏牛山以南的李青店和南召；左翼第一一五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一四三师的阻击，先占象河关，继而攻占唐河以东的源潭。鉴于日军的全面攻势，按照预定计划，第五战区除了留下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属的第六、第九挺进纵队以及一个团，第二集团军所属的第一四三师以及第一、第七挺进纵队外，其余部队在日军抵近前全部向西，撤至豫西南与鄂西北交界处的湍河和丹江之间。同时，第一战区也只留下第一一〇师、暂编第六十六师和第四、第六挺进纵队在伏牛山区阻敌，其余部队全部向西撤到桑坪与淅水以西地区。

中国军队主力的西撤，令日军第十二军毫无阻碍地深入到豫西腹地。至二十四日，日军第一一〇和第一一五师团已分别渡过白河，骑兵第四旅团开始超越步兵部队向白河西南方向的老河口突进。

只有坦克第三师团依旧行动缓慢。除了大雨造成的道路泥泞之外，主要原因还是这支部队目标太大，成为中美联合空军的攻击对象，以致坦克第三师团白天不敢行动，但黑夜在泥泞的道路上机械化行军同样危险，而中美联合空军即使在夜里，也坚持不懈地搜寻着该师团的行踪：

在夜间进击中遭到敌战斗机扫射。集束弹命中暗号班的卡车，发生数名死伤。我方令车辆停在道路上，人员退离道路躲避，避免了损失。美军飞机只交叉着使用曳光弹进行扫射，如果混合使用照明弹，我方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必须看到，在对方制空下，即使在夜间，机械化部队行动起来也极为困难。[475]

不仅坦克第三师团受到空袭，超越步兵部队向老河口方向突击的骑兵第四旅团拥有数千匹战马，目标也很明显，导致中美战机蜂拥而至：

旅团在奔向老河口时，为了不暴露企图，采取了避开南阳一老河口大道而稍向东方迂回的路线。旅团长藤田少将三月二十五日在三十里屯待机时，听到美军飞机对后方进行轰炸的爆炸声，知那是骑炮兵第四联队遭到了攻击。当时该联队的本部退避到了空地，而炸弹正落在空地内，本部部员（副官、观察方面的将校及主要干部）尽皆战死，在崖上的联队长东高安中佐左足也被炸断。[476]

按照日军的原定计划，第一一〇、第一一五师团主力准备攻击南阳。至二十四日，第一一〇师团抵达南阳以北，第一一五师团抵达南阳以南。但是，坦克第三师团推进的速度太慢，而骑兵第四旅团的位置又过于超前；鄂北方向的第三十九师团正与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激战；中国第十战区部队也开始向平汉路进行骚扰；第五战区主力已经大部分撤到白河以西，不但主力没有严重受损，西峡口的防务还因此得到了加强；更重要的是，日军发现南阳中国守军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所以，日军改变计划：把攻击南阳的任务交给二线部队，即被称为“吉武支队”的步兵第八十七旅团；第一一〇师团全部向内乡方向推进，以主力攻击西峡口和淅川；第一一五师团以主力增援骑兵第四旅团攻击老河口，另一部向老河口西北约四十五公里的李官桥穿插，以控制汉水的上游。——日军第十二军绕过南阳向西突击，是为了挽回坦克第三师团行动缓慢带来的时间上的损失。

二十七日凌晨，日军骑兵箄四旅团对老河口发动了攻击。

汉水东岸的老河口，是鄂北、豫西、陕南间的重要交通孔道。从老河口向东北，经邓县、南阳、许昌等地，可达豫东、皖北、苏北和鲁南的敌后地区，中国方面向敌后战场调拨的物资和兵力大都需要利用这条重要的交通线。从老河口向西北，经商南、蓝田等地可达西安；向西南，过汉水经十堰等地可达汉中；向东南，沿襄阳公路可达枣阳；加之汉水的船舶运输十分便利，因此成为抗战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枢纽。武汉会战结束后，李宗仁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移至此，还在老河口城东建造了一个机场。

老河口是个镇子，属于光化县，光化县城就在老河口东北约两公里处。

日军攻击老河口，首先是冲着机场来的，因为从这里起飞的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其作战范围可以覆盖整个平汉路；同时，攻占老河口，也是为了摧毁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间的交通枢纽。

早在日军发动攻击前，刘峙已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从老河口向西转移，撤到了五十公里外武当山下的均县草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在老河口驻扎时间久，眷属众多，还囤有大量的军用和生活物资，因此搬家的时候交通阻塞，混乱不堪。为了掩护司令长官部的撤离，刘峙命令第一二五师死守老河口，并调动部队侧击向老河口进攻的日军。

第一二五师接到的命令是：死守老河口三天。

老河口镇城墙不高，又是土筑的，内外都没有像样的工事。当时，第一二五师三七四团回四川接兵还没归队，该师只有两团兵力。司令长官部撤走之后，部队急忙修筑工事，老河口的居民也来帮助军队，试图把城墙垒得再高一点。第一二五师决定由师长汪匣锋指挥直属队、战防炮营和三七五团守城垣；副师长陈仕俊指挥三七三团在城外阻击日军。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攻击一开始显出了混乱：一会儿攻击老河口镇，一会儿攻击光化县城，既要与外围的中国军队作战，还企图迅速攻占机场，结果导致第二十五联队对光化县城的攻击屡屡受挫，伤亡不小进展不大。接着又掉头去攻击老河口镇，想在城垣的东北角偷袭进去，但即刻被中国守军打了出来。第二十六联队由于连日疾行，官兵马匹极度疲劳，正想找个对空隐蔽的树林休息一下，但旅团长命令他们再次攻击老河口机场。凌晨，第二十六联队紧急集合，然后“开始了悲怆的前进”。由于人困马乏，掉队的士兵很多，战马也不断出现死亡，更严重的是天亮时遭遇中国守军的炮火轰击，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也扔下了密集的炸弹，这个阵势把联队长山下大佐弄得十分紧张，以为他的部队就要陷入包围了。但是，轰炸持续了一个小时后，山下大佐惊奇地发现，中美联合空军的打击目标不是他们，而是老河口机场的航空设施以及弹药库。日军在向机场突击的路途中，一路不停地与中国守军激战，直到下午第二十六联队才冲进机场。这时候，中美联合空军的战机再次飞来，机场上的数百只汽油桶被击中，烈焰冲天而起。

二十七日晚上，第一二五师师长汪匣锋命令外围守军放弃阵地进城。汪师长决心依据城垣工事与日军死拼，无论如何要完成死守三天的任务。

二十七日这天，在老河口战场的北面，日军第一一五师团第八十五旅团击退中国守军第二十二师，攻占揣河西岸的邓县；第八十六旅团攻占邓县西北方向的文渠集、七里河；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三九联队和坦克第三师团第三联队攻占湍河上游的内乡；步兵第八十七旅团抵达南阳外围，准备攻城。

就在这时，刘峙却在鄂北战事上犯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错误：正当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全力向北攻击的时候，刘峙突然命令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离开阻击正面，向老河口以西转移。刘峙此举意图不明。只是，当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移动后，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正面就只剩下了第一八〇师和第一七九师，结果导致日军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南漳，并随即突破欧家庙阵地逼近襄城。南漳失守后，刘峙似乎有所醒悟，命令第三十三集团军立即停止移动，命令暂编第五十三师和暂编第二十八师侧击向襄城推进的日军，命令第三十八师和第七十七军反击南漳。此时的南漳城内只有日军的一个独立大队，中国军队反击成功。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不顾一切地向北突击，攻占襄城后又占领樊城，从南面逼近了老河口。

几天来一直在老河口附近苦战的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第二十六联队，突然接到了第十二军司令部的一个令他们有些吃惊的命令：迅速组织起一支突击队，偷袭转移到均县草店的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如果能把司令长官刘峙上将捉到手最为理想。命令还附加了一个要求：突击队一律化装成中国军队的残兵。

尽管第二十六联队联队长山下大佐认为，这一命令执行起来有点不现实，但他还是挑选了三十名士兵组成突击队，队长为第二中队中队长樱井元彦大尉。这些日军官兵从里到外穿上了缴获的中国军服，把日本战刀换成了中国军队使用的大砍刀斜背在身后，连骑着的马都是缴获的中国马。樱井大尉甚至还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李光良。

突击队二十八日晚上出发，但在接近目的地的时候陷入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中，三十多名衣冠不整的日军被追得满山乱跑，最后在伪军张岚峰部的带路和掩护下才逃回来，指挥官樱井大尉脸部受了枪伤。

日军对老河口的攻击依旧受挫，但第一一〇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一部从内乡继续向西，突破了中国守军第六十八、第十五、第八十五军以及新编第八军的阻击，攻占淅川。

此时的南阳，外围要点已全被日军攻占，成为一座孤城。

日军步兵第八十七旅团，旅团长是吉武秀人少将。该部自入侵中国后，一直在华北应对共产党抗日武装的游击战，以正规战的方式攻击一座城池还是第一次。

本来是二线部队的第八十七旅团，接到攻击南阳城的任务后，得到了第一一五师团一个大队和坦克第三师团一个中队的加强。吉武秀人把指挥部推进到距南阳五公里的白龙庙，制订了攻城计划：独立步兵第二〇六大队攻击城西南角；独立步兵第六一七大队攻击城西北角；独立步兵第二〇四大队攻击城东北角；独立步兵第三九一大队攻击城东南角。炮兵大队在城北开设阵地，独立步兵第三八八大队为预备队。攻击开始时间为三十日拂晓。

南阳中国守军是第一四三师，师长黄樵松。

黄师长带领第一四三师驻扎南阳已有两年。南阳的《前锋报》上曾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抗日名将黄樵松》，详细介绍了黄师长在忻口会战中的娘子关、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以及武汉会战中的大别山北麓勇敢抗敌的经历，因此黄樵松之名在当地妇孺皆知。驻扎南阳后，黄师长组织部队和当地民众，在城北的独山、城西北的靳岗、城西南的卧龙岗等处，修筑起十多个坚固的火力据点，并同时在城内囤积了大量物资，随时准备迎击日军的进犯。

实际上，这时候日军主力已前推至南阳以西，深陷敌后的南阳城没有固守的必要，且第一四三师四二七团的二营、三营以及团部，都被集团军司令部抽走以厚警卫兵力。可是，黄樵松师长还是决心在此拼一下。在与副师长韩世俊、阎尚元以及参谋长谷云明等人商量后，黄师长决定四二八团守城东和大盆窑、独山等据点，四二九团守城西和靳岗、卧龙岗等据点，四二七团一营为师预备队，炮兵部署在城内的各个方位上，高射机枪配置在西城墙上。黄师长命令城内的居民迅速疏散，并在城外埋设大量的地雷。他告诉第一四三师的官兵们：要把南阳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与日军血战到底。现在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中国军队就要向侵略者大举反攻，我们即使看不到那一天，“也会含笑瞑目于九泉之下”。然后，他把一口棺材放在师部防空洞的洞口，棺材前的牌上写有“黄樵松之墓”五个字。

二十七日，日军攻占老河口机场后，中国军队失去了空中支援，

当天，日军开始猛攻南阳城外围据点，靳岗、十里铺、大盆窑等阵地相继失陷。紧接着，卧龙岗据点支撑不住了。四二九团在这里阻击了一天，晚上奉命撤回城内。撤退的时候，一营二连赵芳新排奉命留下。赵芳新排长带领官兵在武侯祠里埋设了很多地雷，鼓楼上还架设着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第二天清晨，日军炮火轰击时，发现卧龙岗上没了动静，于是先派少量士兵进入武侯祠搜索，还是没有发现异常。而当一个联队的日军涌入武侯祠时，鼓楼上的机枪突然响了，密集的手榴弹也随即落下。由于入祠的大门被机枪封锁，涌进来的日军被全部打死。恼怒的日军包围武侯祠后，从四面发动围攻，四二九团留下的这个排，只有几个人突围而出，其余官兵子弹耗尽后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肉搏，最后连同赵芳新排长在内数十人全部阵亡。

二十九日，南阳百姓在县长赵芝廷的带领下，冒死向城外运送伤员。刘峙也发来电报奖励第一四三师特别守城费一百万元。

三十日，南阳城东关、西关和北关都被日军攻占，双方在城里开始了巷战。第一四三师伤亡很大，弹药告罄，天黑时黄师长率部向东南方向突围而出，南阳城随即陷落。

第一四三师坚守本可放弃的孤城南阳，给日军步兵第八十七旅团很大的杀伤，其战斗精神得到了第二集团军、第五战区和重庆军事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攻占襄城和樊城后，一部掉头反击南漳，主力继续向老河口西进。四月三日，南漳又被日军攻占，中国守军伤亡很大，仅残部突围而出。只是，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孤军向北，一路打来，官兵已是万分疲惫，他们认为策应第十二军的任务基本完成，如果再往前走，很可能会落入此时已聚集在豫西地区的中国第一、第五战区部队的包围中，于是三日晚下达了停止前进向后撤退的命令。日军撤退的时候，沿襄城、樊城、南漳、宜城等地大肆劫掠财物，店铺里的布匹、白糖、纸烟、盐巴、大米、药品和各种杂货被一扫而空，这个已推进到距老河口南面十几公里处的日军部队，用汽车和船舶拉着抢来的东西跑回当阳和荆门去了。

攻占西峡口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情况不妙。

第一一〇师团从西峡口继续西进，企图攻占豫西与陕南交界处的西坪，然后突入陕西境内，但遭到中国军队第八十五军主力和第七十八军一部的顽强阻击。激战到七日，中国军队收复魅门关，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伤亡四百多人，被迫停止西进。

中国军队第一二五师还在坚守老河口，其顽强程度令日军很是意外。骑兵第四旅团发起攻击的时候，刘峙曾命令第一二七师前去增援，但该师因在外围受阻被迫撤退，导致第一二五师始终是在孤军守城。此时，刘峙规定的守城时间，已从三天变成了七天。三十一日，骑兵第四旅团第二十五联队突击队冲入城内，第一二五师官兵拼死反击，日军第二中队中队长夏目大尉以及炮兵中队中队长锻冶大尉被打死，而机枪小队的官兵全部死在了城垣上。被激怒的第二十五联队联队长古泽大佐下令烧毁电报密码本，准备决一死战。但是连续两次发起攻击，依旧以失败告终。第二十六联队接替进攻后，伤亡同样令联队长山下大佐颜面尽失，遂决定晚上进行最后的夜袭。可日军的夜袭行动还没开始，中国守军的曳光弹已把战场上照得通亮，山下大佐被迫放弃了袭击计划。

三十一日这天，第一二五师再次接到刘峙的命令：死守老河口两个星期。

刘峙已经是第二次更改命令，这引起第一二五师官兵的不满。

四月二日，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攻击最为猛烈。化成门外的日军集中起四十多门火炮，终于把城墙轰开了几个大缺口，日军主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城垣发动冲锋。在这里防守的第一二五师三七三团二营的两个连，官兵伤亡过半，冲进城的日军达到八百多人。第一二五师投入预备队，用三挺重机枪奋力封堵缺口，最终把这股日军关在了城内。城内的日军占据着三条街道，为防止日军里应外合，第一二五师把师部和团部的警卫排以及通信兵、运输兵和其他勤杂人员全部编成战斗队，对突入城里的日军实施围歼。中国官兵将日军全部压缩到一条街上，残存的日军龟缩在砖房内抵抗，中国官兵发射了燃烧弹，熊熊大火把三百多名日军全部烧死。

在这一天的巷战中，第一二五师伤亡五百多人。

晚上，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派出第一二三师三六八团的两个营，强渡襄河进入老河口镇。三六八团刚刚接防阵地，就在化成门到东关之间与企图突入的日军展开了厮杀，部队伤亡惨重。六日下午，孙震再派第一二七师三八〇团的两个营，渡河进入老河口镇。

战事如此胶着，令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很是不安。

内山英太郎命令第一一五师团把骑兵第四旅团替换下来。

第一一五师团立即从邓县向老河口靠近。在与中国守军第四十七军发生短促战斗后，攻占丹江东岸的李官桥，从李官桥南下便是老河口了。第一一五师团鉴于骑兵第四旅团的教训，不敢从老河口外围贸然发动进攻，在补充弹药的同时，等来了从南阳南下的重炮兵第六联队以及坦克第三师团，然后一齐对老河口开始了攻击。

四月七日黎明时分，日军的重炮集中向东北城垣轰击，坦克分成几路掩护步兵冲锋。但是，日军的炮兵和步兵没有事先协同好，炮火延伸打击的时候，步兵没有按时冲锋；等步兵冲锋的时候，炮火又变得缓慢而稀疏——“右第一线第一中队以中队长为先头，企图从破坏口突入城内，但因受到手榴弹攻击未能成功，中队长小岛中尉被弹片炸瞎了眼”；“左第一线第二中队试图用梯子攀登城墙，也未成功。”[477]

八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因为野战重炮的炮弹就要打光了，所有的坦克都开上第一线抵近射击。化成门和东门间的城垣再次被炸塌，多路日军在坦克的开路下蜂拥而入。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日军第一一五师团以伤亡四百余人的代价冲入老河口镇街区。

战局已无法挽回，中国守军第一二五师残部、第一二七师一部于傍晚向西突围，撤至郧县附近。

老河口陷落。

四月十二日，中国军队突然发动了反击——这或许就是刘峙所说的“决战”时刻，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各一部反击光化县和老河口，第五十五、第六十九军各一部反击邓县，第四十七军一部反击李官桥。但是，各路部队的反击作战成效不大。

二十八日，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再次从西峡口向西攻击，遭到中国军队第三十一集团军各部的阻击，该师团各旅团都陷入包围中，粮食弹药告罄，部队断炊且伤亡严重，被迫转入守势。

为了打开战场僵局，山西方面的日军第一军第六十九师团，于五月中旬由晋西南的陕县出动，分别向豫西的灵宝和官道口攻击前进，中国第一战区由此被卷入战事。第一战区第四集团军奉命堵截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日军一旦攻占官道口或灵宝，再往西就是潼关了，而潼关是镇守西安的门户，因此胡宗南要求第九十六军拼死也要挡住日军。

十八日晚，日军全力攻击，第九十六军阵地被突破多处，新编第十四师把师直属部队全部投入作战，才将当面日军击退。十九日，第一七七师从右翼迂回日军后路，新编第十四师从正面出击对日军实施反击。在攻击老虎山的时候，四十团官兵在团长殷义盛的指挥下勇敢肉搏，与日军反复拉锯，在四十二团和四十四团的助攻下，加上中美联合空军前来支援，向日军投下了大量的燃烧弹，日军终于支撑不住开始溃退。

第九十六军作战时，卢氏县县长杨子熙带领当地民众全力支援。特别是卢氏的青年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抬伤员送粮食。在中国军队的官兵与日军肉搏的时候，学生们稚嫩的喊声一直传到阵地上来：“将敌人消灭在官道口！退后一步的不是中国好男儿！”[478]——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攻入卢氏，就在距此不远的河滩上，一群逃难中的学生被日军包围，男学生当即被刺刀刺死，女学生被轮奸后一一刺死，凝固在孩子们脸上的惊恐表情令后来的收尸者不忍目睹。

在青年学生的呼喊声中，中国官兵奋力追杀日军，仅新编第十四师就毙伤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日军遗留的尸体都被砍去了左手——日军已经来不及抢走尸体，只能将死者的一只手带回去。此战，新编第十四师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一千三百多人，在肉搏战中身受刺刀伤的连长就有十二名；第一七七师毙伤日军千余人，伤亡营长以下官兵千余名，肉搏战中身受刺刀伤的连长十四人。

血战之后，日军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地方。

在老河口方向，第二十二集团军一部一度反攻入城，但没能支持多久又撤退出来。从此，交战双方隔着襄河形成对峙，这种对峙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日军发动的老河口作战，虽然控制了老河口机场，但自身伤亡总数达到一万五千多人，这是在中国战场上日军首次在一次战役中伤亡超过中国军队。

侵华日军的败势已经不可逆转。

就在日军发动的老河口作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在中国战场的另一个方向上日军第二十军也发动了攻势。

只是，那时候，谁也不曾预料到，日军第二十军发动的这次作战，将是抗战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战。

如果不是这一原因，地处中国湖南西部的这座小城，也许至今不会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所熟知。

这座湘西小城，名叫芷江。

第四十二章

漫山遍野杀鬼子

老河口作战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向敌后战场上的日军展开了猛烈突击。

为了应对美军可能从中国沿海登陆，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别加强了山东半岛防务。但是，由于必须抽调部队进行老河口作战，同时还要抽调部队前往上海等地加强防务，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兵力捉襟见肘。为此，日军在山东济南拼凑零散兵力，组建了第四十三军，下辖第六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五、第九旅团以及独立步兵第一旅团，总兵力只有二十万，再加上五十万的伪军，日军在敌后战场不得不转入守势。

为了充分利用日军兵力薄弱的时机，毛泽东提出了一九四五年内“扩大解放区”的作战任务：“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479]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山东军区对津浦路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攻势作战。二月一日晚，鲁南军区主力部队奇袭了津浦路沿线的泗水城，击毙伪军暂编第十军军长荣子恒以及伪军参谋长和日军顾问，全歼城内日伪军。同时，八路军还攻克了泗水城外围的故县、杨庄、杨公村等据点，击退日伪军的增援部队，歼敌两千多人。十一日，八路军胶东军区五个团又五个营以及五万民兵，在胶济铁路线以南袭击了伪军“剿共第七路军”赵保原部。战斗中八路军自己制造的牙山炮发挥出巨大威力，三百多发炮弹落入赵保原所在的万第城内，将伪军修筑的据点和碉堡全部轰塌。经过九天的激战，八路军毙伤伪军两千余人，俘虏七千余人。三月八日，八路军鲁中军区主力四个团与民兵部队一起，夜袭蒙阴城，全歼日伪守军一千三百余人。

日军对八路军的迅猛反击十分惊慌，特别是对伪军暂编第十军军长荣子恒被击毙很是震惊，日本《读卖报知》的报道是：“二月一日午夜，荣子恒中将在泗水县（津浦线兖州东北四十公里处）……发生的战斗中阵亡。荣氏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在鲁中山区毅然决然地率领部下二万人马投奔我和平阵营。尔后任国府（指汪伪政府）军暂编陆军第十军军长，配合我皇军参加山东地区的治安建设。”[480]

一月二十一日夜，八路军太行军区发起道清战役，参战的除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外，还有冀鲁豫分局党校警卫团，共四个团加三个营。夜色中，八路军从九里山悄然南下，越过道清（道口至清化）铁路，攻击了铁路线以南、平汉路以西、沁阳以东地区的日伪军，连续捣毁敌人的十八处重要据点。日军第一一七师团的一个大队，兵分三路企图合围八路军，但在樊庄附近遭遇伏击，因为损失严重不得不迅速回撤。二月二十日，八路军向道清铁路以北的日伪军发起攻击，先后攻克十余个据点，一度攻入辉县城关，令附近的伪军部队风声鹤唳。三月二十二日，第七军分区主力再度向南越过平汉路，挺进黄河北岸的原武和阳武地区；第八军分区主力则向西渡过沁河，挺进温县和孟县地区。道清战役于四月一日结束，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两千五百余人，解放沦陷区人口七十五万。自黄河以北、道清铁路以南，除了几个县城之外，其余地区全部为八路军所掌握。六月，八路军太行军区调集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军分区主力以及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共九个团加上三万余民兵，攻势直指盘踞在豫北安阳附近的日伪军，在连续攻克伪军的两个指挥部后，八路军官兵将安阳以北、以西、以南的日伪军据点全部拔除。与此同时，八路军太岳军区广泛发动抗日民众，用绝水、绝粮、绝路的战法，令沁源县城里的日军身处绝境，度日如年，最后只得在援军的接应下主动撤出晋南重镇沁源。

一九四五年初，在冀鲁豫解放区附近，尚有日军七千人、伪军近十万人。四月二十四日，冀鲁豫军区统一指挥第三、第七、第八和第九军分区各一部，发起南乐战役。经过三个昼夜的激战，八路军官兵捣毁了日伪军修筑在县城外的全部据点，继而攻克位于冀鲁豫交界处的重要通道南乐，歼敌三千四百余人，使纵贯豫北的卫河以东地区成为解放区。五月十七日，冀鲁豫军区第一、第八、第十一军分区主力以及第九军分区骑兵团发起东平战役。八路军兵分三路，中路攻击东平县城，右路攻击金乡与济宁间地区，左路攻击东阿县城。当八路军官兵突入东平后，守城的千余伪军即刻溃逃，城内剩余的三十多名日军依靠据点死战不降。八路军官兵发起持续猛烈的围攻，据点里的日军支持不住最后集体自杀。攻克东平后，冀鲁豫军区部队渡过黄河攻克谷阳，邻近的馆陶、巨鹿等地的伪军闻风战栗，弃城而逃。自此，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冀中军区，自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旬起，连续发动了一系列作战：在任（丘）河（间）战役中，攻克任丘和河间县城，切断了北平至冀南大名的公路；在文（安）新（镇）战役中，攻克文安和新镇县城；在安（平）饶（阳）战役中，攻克饶阳、安平、武强三个县城，使得日伪军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被动局面，迅猛地扩大了解放区。六月间，冀中军区部队向子牙河沿岸发动攻击，收复大城、献县；接着又实施大清河北战役，歼灭日伪军二千三百余人，收复交河县城。同时，八路军晋绥军区自二月开始，连续向当面日伪军展开攻击，至四月八日，蜿蜒于吕梁山西麓长达一百一十公里的离岚（离石至岚县）公路被八路军收复，晋绥军区所辖的第一、第三和第八军分区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华中地区的新四军，自一九四四年以来，始终处在与日伪军连续作战的状态中。进入一九四五年后，苏北军区的新四军将日伪军压缩在苏北直至苏东的沭阳、涟水、淮安、阜宁、盐城等县城以及新安镇等据点内。四月，新四军集中主力发动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县城，守城的伪军军部南逃，结果逃进新四军事先布置好的伏击圈内。此战，新四军歼灭和俘虏伪军两千余人，收复盐阜公路，解放村镇五百六十余个。处于长江三角洲的苏中军区，于二月二日突袭了高邮、宝应、兴化和盐城之间的日伪军重要据点，把解放区扩大到两千四百多平方公里。接着，苏中军区调集主力，伏击了从宝应调防周庄的日伪军，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全歼伪军一千余人、日军二百余人。淮北和淮南军区也频繁出击：四月十五日，淮北军区发动公路破袭战，攻击了永城和涡阳地区日伪军的重要据点，歼敌三千余人；五月，发起宿南战役，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歼伪第四方面军第十五师一千九百余人”，控制了“淝河和浍河间的大片地区”，开辟出宿南新解放区，“使淮北津浦路西根据地八个县连成一片”。[481]

在国土的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敌后抗日游击队也在积极出击。二月，珠江纵队挺进清远、四会和广宁地区，向湘桂边推进；东江纵队巩固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北上佛冈、英德、和翁源地区，向湘赣边推进。在雷州半岛上，共产党人组织雷州抗日起义，成立了雷州人民抗日武装。海南岛上的琼崖纵队，也先后在琼山、文昌、澄迈、昌江、陵水、保亭、崖县、临高和儋县等地发动了全面攻势，迅猛地扩大着解放区。

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抗日游击队，在进入一九四五年后发动的攻势中，歼灭日伪军约十六万人，攻克和收复县城六十一座，扩大解放区二十四万多平方公里，解放沦陷区人口约一千余万，把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周围，有力地牵制了敌后战场上的日军，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使得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岌岌可危。

当日军在中国受到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双重挤压时，美军也在太平洋上对日军发动了一系列使其遭遇灭顶之灾的攻势作战。

硫磺岛之战是日军在太平洋彻底崩溃的开始。

从日本本土至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小笠原群岛，由一系列火山岛组成。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一六七三年一个名叫戈尔的英国人发现了这里，并把群岛中的一个核心岛购命名为硫横岛。一百多年后的一八〇五年，俄国人登上过该群岛，因其极为荒凉而没有宣布占领。又过了几十年的一八三〇年，两个英格兰人、一个热亚那人和二十五个夏烕夷人登上这片群岛并居住下来，不久后美国人便打算将其变为海军船只和邮船的补给站。但是，日本人说，这片小岛早在一五九三年被一个名叫小笠原的日本人发现，所以这是日本领土——包括硫磺岛在内的小笠原群岛，作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归东京府管辖。

硫磺岛是小笠原群岛中唯一能建造机场的岛崎，该岛距离东京约一千二百公里，因此成为保卫日本本土的前沿。从战略上讲，如果硫磺岛落入美军之手，日本东部以及首都东京都将暴露在美军陆基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内。自发动“大东亚战争”以来，日本人从没考虑过本土安全问题，直到大本营开始图谋南进，硫磺岛的战略位置才得到关注。一九四〇年，日本人在南面的摺钵山山麓修建了一条机场跑道，日本海军也开始在这里修建海岸炮台。一九四四年，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后，为了确保“绝对国防圈”的前沿，日本人在岛上修建了第二条机场跑道，同时大大加强了驻军兵力。至一九四五年初，硫磺岛上日本海军和陆军总兵力约两万三千人，指挥官是陆军中将栗林忠岛。

日军沿着硫磺岛海岸线建造了三条防御工事，每一条都密布着坚实的碉堡，每座碉堡外都有数米厚的沙袋防护。依托密林、岩缝和洞穴建造的火力据点，更像迷宫一样盘根错节，每一个据点都被纵横交错的坑道连接。海军的岸炮可以覆盖整个近海海面和海滩，陆军的炮兵阵地全部设在挖入地下的巨大坑道内，连坦克也被掩埋起来当作固定火炮使用。山腰上无数个射击阵地都隐藏在洞穴里，洞口甚至建造得能够抵御火焰喷射器的攻击。而在阵地后面天然或是挖掘出的岩洞中，储藏着至少能够维持两个多月的作战弹药和生活物资。岛上最大的洞穴，是栗林忠岛的指挥部，可同时容纳两千多人，有十几个出入口。

为了进攻日本本土，美军必须拿下硫磺岛。

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军轰炸机，从一九四五年新年那天开始，每天例行公事一样飞临硫磺岛投弹，美军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也不远不近地绕着硫磺岛持续开炮。无论是航空兵的轰炸，还是海军舰炮的轰击，都好像是一群耐心十足的狩猎者围着一头受伤的野兽——硫磺岛上的日军始终沉默，一弹不发。但是，有一天，一艘美军扫雷舰离海岸实在是太近了，这对岛上的日军炮台长产生了巨大诱惑，于是岸炮开火了，美军的扫雷舰身中六弹，死了十七人，伤了一百二十人。可令日军困惑的是，美军依旧日复一日不紧不慢地投弹和开炮——“美军的旁若无人态度及其实力展示，使日本人发生动摇。从海面上飘过来的流行音乐声好像一批人在郊游，可以看见脖子上围着毛巾的美国水兵像旅游者似的朝岛上眺望”。[482]栗林忠岛忍不住了，命令海岸炮兵一齐开火，两架零式战斗机也奉命起飞，结果美军的舰队一哄而散。——栗林忠岛的这一举动，暴露了隐蔽在岛上的大炮位置及射击范围，使美军在攻击前的最后时刻修订了炮击坐标。

二月十五日，美军舰队开始向硫磺岛靠近。

十九日清晨六时四十分，伴随着突然响起的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以残酷著称的硫磺岛攻防战开始了。美军的七艘战列舰、四艘重巡洋舰和四艘轻巡洋舰齐射五分钟后，九艘炮艇抵近海滩向摺钵山炮击。八时零三分，所有的炮击戛然而止，一百二十架舰载机起飞，火箭、燃烧弹和炸弹密集轰炸了岛内的海滩、高地和机场。机群轰炸完毕后，舰炮轰击再次开始，这次加入了十艘驱逐舰的火力。炮火延伸时，舰载机再度临空，朝着火山灰铺就的黑色海滩实施了猛烈扫射。整个硫磺岛在美军的反复打击下，如同一个燃烧的大火球，连海面上的美军官兵都看得目瞪口呆，他们认为在这种火力下“谁也活不成”。

岛上的日本兵不但活着，当美军的炮火逐渐延伸的时候，他们从各自的洞穴、工事和战壕里向海滩瞭望，看见美军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往海滩上爬。——第一批从水陆牵引车跳下来的美军士兵，很快就陷在柔软的黑色沙滩里。岛上日军的迫击炮、机枪和步枪有节奏地朝他们射击，海滩上到处是伤员的呻吟声和卫生员的呼喊声。接着，美军的第一批坦克登陆了，岛上日军的巨型岸炮并没开火，只是埋伏在附近的反坦克炮在沉稳地射击——栗林忠岛决定不在海滩上与美军死顶。

天黑了，登陆的美军已达三万多人。

万多人拥挤在狭窄的滩头阵地上，成为日军猎杀的靶子。这是个地狱般的夜晚，日军开始朝海滩上发射一种经过改装的巨型火箭弹，每次爆炸都伴随着残肢在夜空中飞舞。黑暗里，到处都闪现着身背无线电发射机的日军的身影，这些日本兵不但为炮兵指示射击目标和方位，还点燃了美军卸在海滩上的一个又一个弹药点。美国随军记者记述道：“在太平洋的其他任何战场，都没见过这样血肉模糊的尸体，有的躯体四肢分开五十英尺。”[483]

战斗到第三天，美军的前锋部队突破日军的第一道防线，自此开始向纵深发展。天不停地下雨，但硫磺岛上的摺钵山在美军的火力打击下始终在燃烧。美军用火焰喷射器逐个清除岩洞里的日军。一个星期后，栗林忠岛向东京报告，他的部队伤亡过半，大部分火炮被摧毁，机场已经丢失，美军正向他的指挥部靠近。——实际上，战斗依旧残酷，美军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牺牲。整整十天后美军才攻下日军的第二道防线，开始围攻栗林忠岛所在的核心洞穴。硫磺岛上的机场被修复了，一架刚刚轰炸完东京、油料即将耗尽的美军轰炸机安全着陆，这足以证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流血牺牲是值得的。

三月五日，栗林忠岛命令残存兵力集结在最后一块阵地上。日军为对付美军的喷火坦克，把炸药绑在身上躺在美军坦克的必经之路上，只是这种自杀式的抵抗终是无法扭转行将彻底崩溃的战局。十七日，残存不多的日军被压缩在硫磺岛东北端一个很深的山洞里。美军攻上来的最后时刻，栗林忠岛下令烧毁军旗，并向东京大本营发出了诀别电报：

敌军进攻以来，以其难以想象的物质优势，由空、海、陆向我军进攻；对此，我军不断进行拼死战斗，这是卑职聊堪自慰的，部下将士的奋战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然而，在顽敌猛攻面前，将士相继战死，卒至辜负对我的期望，把这些重要地区被迫委诸敌手，实不胜惶恐之至，深致谢罪之忱。尤思不夺还本岛，则皇土永无宁日。为此，纵化为鬼魂，亦誓率皇军卷土重来。当此弹尽粮绝，生存的全部将士拟作最后的战斗时，痛感皇恩浩荡，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悔。兹告永别。[484]

栗林忠岛带着约五百名日军冲出山洞，立即遭到美军猛烈的火力拦截。二十七日，已经负伤的栗林忠岛朝着日本的方向跪下，把战刀插进了自己的腹部。随身参谋中根兼次在他即将倒下时，朝他的脖子砍了一刀。掩埋了栗林忠岛的尸体后，中根兼次与参谋长高石正一起开枪自杀。

面积只有美国“纽约曼哈顿三分之一”的硫磺岛，夺去了四千五百五十四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生命，还有三百六十三名美国海军官兵阵亡。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负伤一万五千九百八十四人，海军官兵负伤八百九十一人。这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作战。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说，在参加硫磺岛作战的美军中，“罕见的勇敢成了常见的美德”。

而守岛的两万三千日军，活下来的约三千人。

美军终于可以从硫磺岛起飞轰炸日本本土了。

三月九日至十日，美军对东京实施了最大规模的燃烧弹空袭，三百三十四架B-29轰炸机投下的燃烧弹暴雨一样，令人口密集的东京燃起冲天大火，全城百分之四十的区域化为废墟，死亡人数高达八至十万——“大火是如此之热，河水为之沸腾，玻璃为之熔化，向上喷发的热气甚至毁掉了一些轰炸机”。几天后，日本天皇视察了空袭后的东京城，天皇的侍从发现，站在废墟上的民众脸上都是怨恨的表情“他们目送着御车没有鞠躬”。[485]

硫磺岛之战令美军更加靠近了日本本土。

四月一日，美军登陆日本琉球群岛的冲绳岛。

作为琉球群岛的核心岛屿，冲绳岛位于中国台湾岛、中国大陆与日本本土之间，自古就被称为“东方的交叉路口”。由于日军占领着台湾，因此，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冲绳岛上也只驻扎着六百多名日军。一九四四年中旬，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日军开始在冲绳部署重兵，到一九四五年初，岛上驻有由第三十二军司令官牛岛满中将指挥的约十万官兵。

就太平洋战场而言，冲绳是防卫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屏障。

美军还是提前一个月开始了对冲绳岛的轰炸，美国海军的蛙人同时在海岸边清除障碍和水雷。到了三月三十一日，落在冲绳岛上的炸弹和炮弹已达三万发以上，日军所有的地面防御工事全被摧毁。第二天就是复活节了，美军的轰炸和炮击止于夜半时分。但是，第二天黎明，海面上再次响起舰炮炮弹的出膛声，冲绳岛上的日军透过迷蒙的海雾看去，顿时惊呆了：一千三百多艘美军的各种战舰如同一道钢铁围墙矗立于冲绳岛近海海面。

上午八时，满载美军攻击部队的登陆艇开始向海滩推进。登陆艇上驶出两栖装甲车和牵引车，然后美军士兵蹚着海水爬上了沙滩。没有抵抗。到了晚上，约六万名美军登上了滩头，他们中间有人甚至连鞋都没湿——冲绳岛上的日军沿用了硫磺岛的防御方式，不在滩头作战。

登陆的第二天晚上美军占领了机场。

第三天，美军已将冲绳岛分割成两半，依旧没遇到像样的抵抗美军分成两路向岛的南北推进。

情报显示的十万日军到底在哪里？。

陆战队十二团的布朗中校甚至向师里的军需官提出：尽快给弟兄们送来一具日军尸体吧，因为不少士兵从没见过日本人是啥样。

四月五日，日军发动了全面反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和陆军第三十二军相互配合发动的反击，被命名为“菊水一号”作战——联合舰队此时只剩下残存的第二舰队，拥有巨型战舰“大和”号、巡洋舰“矢知”号以及八艘驱逐舰——残存的战舰编成海上特攻队，在伊藤整一中将的率领下，冲向美军在冲绳岛海域的舰队，岛上的第三十二军兵分四路同时对登陆的美军实施攻击。

七日晨，日军舰队被美军潜艇发现。瞬间，三百多架美军舰载机蜂拥而至。这支小小的日本海军舰队，既没有陆基空军的护航，也没有航母舰载机的助战，除了径直朝冲绳海面上的美军舰队撞去之外，没有任何还手的可能。很快，“矢知”号巡洋舰被炸弹和鱼雷击中开始下沉，接着“大和”号战列舰受到美军战机的密集围攻。排水量达六万四千吨的“大和”号，是日本海军最后的支撑。此时的“大和”号被数枚炸弹和鱼雷击中，虽仍在全速向冲绳方向前进，可舰体已经开始倾斜。美军的一百五十多架战机再次飞临，“大和”号又中两枚鱼雷和数发航空炸弹。下午二时左右，当鱼雷再次击中“大和”号的时候，这艘巨型战舰已经倾斜三十度以上。离舰的命令终于下达，但伊藤整一拒绝离开。从受到美军攻击时算起，“大和”号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挣扎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二时二十三分左右，整个战舰与三千多名日本水兵一起，连同伊藤整一在内，沉没在了日本九州西南海面约五十海里的大洋深处。——大日本帝国引为荣耀的强大海军至此丧失殆尽。

美军开始对冲绳岛全岛进行扫荡式作战。

冲绳岛之战到了空前残酷的阶段。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总统罗斯福于四月十二日下午溘然逝世。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

关于罗斯福总统，我们可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采取他实际上的行动；如果他心中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汹涌波涛；如果在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极端危难时刻，他没有下定决心援助英国和欧洲，那么整个人类就将沉沦在屈辱和灾难之中。[486]

而蒋介石对罗斯福逝世的反应被美国人认定为“不知感激”。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曾单独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会谈，那时他对罗斯福评价甚高：“丘氏为英国式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撒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487]及至获悉罗斯福逝世，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记述毫无感情色彩：“今晨六时后得罗斯福总统脑充血已于四时半逝世之报，甚为世界与今后国际局势忧也。罗斯福总统对俄姑息与对中共袒护，但其尚有限度和一定主张，并非徒恃强权之霸者。今后美政府恐受英之操纵有所变更而不如罗之自主矣！中俄关系因罗之死更应审慎出之。”[488]

蒋介石担忧罗斯福的去世会令正在走向胜利的太平洋战局发生变化；而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也无从判断罗斯福的离世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就在这种茫然中，又一个消息传来：日军向湖南西部发动了全面进攻。

此时的南中国浸润在连绵的梅雨中。

当日军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向出击地集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是他们在中国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攻势作战。

日军攻击的目标是中国湖南西部的芷江。

芷江是中美联合飞行五团所在地，拥有最新式的P-51战斗机，B-24、B-25轰炸机，C-43、C-47运输机以及其他类型的作战机群。巨大的机场有南北两条跑道，是对日军威胁最大的航空作战基地。

日军发动芷江作战，唯一的理由是摧毁芷江机场。但是，随着美军攻占硫磺岛，并在冲绳岛登陆，美军已不再只能利用中国大陆的航空基地来轰炸日本本土，这就令日军的攻击目的显得十分模糊。

四月十一日，中国派遣军向东京大本营报告如下：

随着冲绳作战开始，华南方面不仅在防卫本土上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且预想敌人在华南方面的登陆企图，将只局限于英军夺取香港。为了不致给派遣军在战争指导上造成不良影响，我们认为只留驻能够确保香港和广州的兵力即可，因此决定将海南岛、金门岛的兵力撤回广州地区，并从该地区调出第二十七、第四十、第一〇四三个师团，令其经由赣州、南昌转用于南京附近。[489]

在中国战场上，放弃最南端的占领区，向重点部位收缩兵力，冈村宁次认为这已是不得已的建议了。可是大本营的命令很快抵达，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师团将全部调到华北地区，要求至迟在八月间完成。——把中国战场上最精锐的师团向北方移动，这就意味着日军必须放弃的不仅是海南岛了，如果不是战争已经到了要竭尽全力保卫本土的地步，来自东京的这一指令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

那么，准备完毕的芷江作战，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摧毁美军航空基地的作战目标已失去意义，但在研读了大本营的指令后，另一个过硬的理由出现在冈村宁次面前：湘西历来是川黔门户，是护卫重庆安全的中国第六战区的右翼。在这一区域内，雪峰山和武陵山南北纵列，资江、沅江、澧水交错东流，洞庭湖滨的千里沃野为中国军队的第六、第九战区的近百万官兵提供着军粮。而位于广西和广东的日军撤向华北，只有经过湖南这一条路可走。所以，如果不控制湖南西部重要的战略地区，特别是芷江目前依然存在中国军队主力以及美军的强大机群，那么日军北撤时必会受到中国军队的截击以及美军战机的轰炸，即使日军能够冲过去也将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

于是，“摧毁芷江空军基地”和“有助于第十一军的转进”，成为冈村宁次发动芷江作战的最后的理由。

冈村宁次命令第六方面军第二十军承担芷江作战任务。

日军第二十军是在湖南衡阳新组建的一个军，司令官为坂西一良中将。该军的任务是控制长沙、衡阳和邵阳地区，面对中国第六、第九战区作战。接到进攻芷江的任务后，由于该军在策应韶关作战时攻占了永新、遂川和赣州等地，所辖部队仅够维持占领区，要进攻芷江再也抽不出参战部队。坂西一良要求大本营抽调第四十七师团前来支援；还把军野战补充队临时改编为独立混成第八十一、第八十二旅团；再从第六十四、第一一六师团抽出一些老兵和军官，与刚从本土征来的十七岁左右的少年兵混编成第八十六、第八十七旅团，以接替湘潭、浏阳、醴陵、宝庆、郴州、长沙等地的警备任务，把作战部队腾出来。即便如此，原本拟定用于进攻的三个师团的兵力还是凑不齐——完全丧失了制空权的日军，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的兵员运输都已不能正常进行，奉命开赴中国战场的第四十七师团，除了第一三一联队抵达了湖南外，其主力还远在朝鲜半岛上。

坂西一良对日本行将崩溃全然不认同，依旧把芷江作战视为进攻四川的一部分。他认为只要自己的部队冲入芷江，冈村宁次便会指挥大军沿着他开辟的通道一路杀到重庆去。

由于急于作战，尽管没有足够的兵力，坂西一良还是发动了进攻：第一一六师团为主攻，第六十八师团第五十八旅团与第四十七师团第一三一联队为左右两翼。

进入一九四五年春，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重庆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设立了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和整训西南各战区部队：第一方面军卢汉部（驻云南开远）、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驻广西南宁）、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驻广西柳州）、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驻湖南辰溪）以及杜聿明的昆明防守司令部等。其中位于湖南境内的第四方面军，其作战辖境北以澧水为界与第六战区相邻，南面与第三方面军辖区接壤，部队沿洞庭湖以西、以南一线与日军第二十军对峙。

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所辖第十八、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一〇〇军都是美械装备；其中的第十八、第七十四军更是重庆军事委员会手中的绝对主力。

获悉日军将要攻击湘西，何应钦随即作出应对部署：

甲、（一）第四方面军应以主力于武冈、新化附近之线，与敌决战。（二）第三方面军应以一个军（九十四军），先集结通道、靖县地区，准备向武冈以东进出，参加第四方面军之决战。（三）王总司令敬久，应率所部三个师及第十八军之一个师，准备由桃（桃源）、常（常德）向新化以东进出，参加第四方面军之决战。（四）由上一、二、三项之部署，期于武冈、新化以东之地区击破来攻之敌。（五）新六军应准备一个师空运芷江，为第四方面军之总预备队。（六）为保障第四方面军之作战安全起见，第三方面军应确实拒止黔桂路及桂穗路之敌，使不得越过南丹、龙胜两要地。

乙、各兵团行动：（一）第四方面军主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〇〇军），应立即完成在武冈、新化一带地区之作战准备，其第十八军应立即抽出一个师，集结于马迹塘、安化附近地区，归王总司令敬久指挥，于本卯月（四月）哿日（二十日）集结完毕，准备向南之攻击行动。其余两个师，应就既设阵地，完成作战准备，拒止由长、岳方面来攻之敌。（二）九十四军应饬即由现在驻地出发，徒步向通道、靖县附近地区集结，并限于本卯月底集结完毕。其笨重器材，另饬后勤司令部派车运输。（三）王敬久集团之三个师，应即开始行动，向常德、桃源附近地区集结，限于卯月有日（二十五日）前集结完毕，并指挥第十八军之一个师，准备向南之攻击行动。（四）第三方面军应准备一个军（十三军）待命，向马场坪、栌山一带地区推进，准备机动。（五）第四方面军突击队应加强活动，侵入敌后，遮断其补给联络，并对进犯之敌后方予以扰乱、袭击及破坏。

丙、阵地设备：武冈、花园、洞口、赛市、新化、烟溪、马迹塘、桃源、常德间之既设阵地，应加强工事，并完成给养、给水、屯粮、屯弹，请设备。

丁、决战地带后方之设施：应在后方要点屯粮、屯弹，设备交通通信、空中投掷场等，并应择要尽先完成之。[490]

面对即将来临的作战，王耀武和他的官兵们信心满满。

在此开列正面战场对日最后一战的中国军队团以上军官名单：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夏楚中、彭位仁，参谋长邱维达，副参谋长罗幸理。

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副军长石祖黄、戴之奇。辖第十一师师长杨伯涛（三十一团团长尹钟岳、三十二团团长张涤瑕、三十三团团长李树兰），第十八师师长覃道善（五十二团团长沈熙文、五十三团团长尹俊、五十四团团长夏建勋），第一一八师师长戴朴（三五二团团长杨国杰、三五三团团长余坤、三五四团团长黄建三）。

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副军长陈为韩。辖第十五师师长梁祗六（四十三团团长黄玉谿、四十四团团长张伯侯，四十五团团长王一之），第七十七师师长唐生海（二二九团团长许秉焕、二三〇团团长柏柱臣、二三一团团长陈运武），第一九三师师长萧重光（五七七团团长傅佑任、五七八团团长车驷、五七九团团长王政治）。

第七十四军：军长施中诚，副军长余程万、张灵甫。辖第五十一师师长周志道（一五一团团长王奎昌、一五二团团长谢恺棠、一五三团团长王梦庚），第五十七师师长李琰（一六九团团长宋子玉、一七〇团团长孙进贤、一七一团团长杜鼎），第五十八师师长蔡仁杰（一七二团团长明灿、一七三团团长蒋立先、一七四团团长李运良）。

第一〇〇军：军长李天霞，副军长赵锡田。辖第十九师师长杨荫（五十五团团长陶富业、五十六团团长刘光宇、五十七团团长钟雄飞），第六十三师师长徐志勖（一八七团团长赵尧、一八八团团长刘安泰、一八九团团长李灵运）。

暂编第六师师长赵季平（一团团长黄健、二团团长黄德涛、三团团长陈恭贤）。

第十三师师长靳力三（三十七团团长李竹泉、三十八团团长钱伯英、三十九团团长罗有径）。

挺进第六纵队司令陈光中。[491]

如果加上其他战区的策应部队，芷江作战，中国军队参战官兵约二十余万，而日军加上策应部队只有七万左右。抗战初期，日军每战都用一比十的兵力对比，来拟订与中国军队的作战规模，在这一兵力比例下他们攻城略地，抢掠杀戮，恣意妄为。现在，虽然中日兵力对比为三比一，但双方的战力和素质已今非昔比：日军新兵多，士气低落，而中国第四战区部队均为精锐之师，装备优良，训练有素，官兵士气高昂。——与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一样，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悲惨时刻顺势降临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夜，位于资水以东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分成三路纵队自东向西开始行动。右纵队以第一〇九联队为前锋——第一一六师团的设想是从北向南迂回，把王耀武部主力包围消灭在武冈以北、资水岸边的高沙一带。十五日夜，第一〇九联队渗透到白马山以东约五公里处，开始攻击中国守军的前沿阵地。在新化以南的马王坳、大桥边、巨口铺、龙溪铺等阵地，中国守军仅各有一个连，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官兵们奋力拒敌。马王坳阵地上，守军血战到底，最后与日军同归于尽。青岩据点守军，是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的周北辰连，中美联合空军不但投下了大量的粮食弹药，还对攻击的日军实施不间断的轰炸和扫射，周北辰连官兵斗志极盛，日军的攻击屡屡受挫。

十八日，日军第一〇九联队抵近隆回司，其前锋第一大队接近大黄沙附近。同时，中纵队第一三三联队和左纵队第一二〇联队，突破中国守军第一〇〇军设于岩口铺和桃花坪的阵地，向西抵近金龙砦。

在战场的北面，日军第一三一联队渡过资水，与中国守军第七十三军在新化以南接战；在战场的南面，日军第五十八旅团以及配属的第二一七联队也从东安向新宁推进，第六十四师团第六十九旅团则由沅江攻击益阳。

王耀武的意图是：在日军攻击的初期，于前沿实施逐步抵抗，把日军诱至新化与武冈间的雪峰山区，实施分割包围。为此，战前他特别命令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组成一个精干的勘察小组，对南北纵贯于绥宁、武同、洞口一带的雪峰山区进行了详细勘察，对这一地域内的要隘、通道、制高点以及特殊地形地物做了详细记录，尤其是对武冈境内的雪峰山与泡洞山之间长约二十公里的山谷进行了全面测量。

日军对此一无所知。

攻击初期逐渐深入的态势，增加了坂西一良的轻敌与狂妄：“判断全面形势的发展比预期还要有利，遂决定配合关根支队（第五十八旅团）的前进扩大饭岛挺进队（第一〇九联队第一大队）的成果，从北面进行大的迂回包围，把当面的重庆军主力消灭在高沙市一洞口一花园市一武冈西北地区。”[492]

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日军中纵队第一三三联队，在野炮第一二二联队的配合下，在白马山南侧突破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的阵地，二十一日晨抵近雪峰山东麓。左纵队第一二〇联队攻占高沙市。右纵队第一〇九联队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反击陷入苦战。战场北面的第一三一联队，被中国军队第七十三军阻止于新化以南。南面的第五十八旅团被中国第七十四军阻止于真良附近。实施牵制性攻击的第六十九旅团在占领桃江后，受到中国军队第十八军的猛烈反击，该旅团被迫撤离桃江返回了益阳。——此刻，坂西一良发觉自己很可能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中纵队和左纵队当面的中国军队，似乎有意做轻微抵抗而后撤退，但右纵队第一〇九联队正面的中国军队抵抗出奇地顽强，北面的第一三一联队在中国军队的阻击下同样寸步难行——那么，从北向南迂回包围王耀武部主力的设想，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王耀武部的主力不在南面而在北面。

坂西一良随即改变作战计划，放弃从北面迂回包抄的决定，采取中央突击的方式，除第一〇九联队继续原地抵抗之外，其余部队向江口方向的纵深猛烈突击，争取把中国军队主力消灭在龙潭司附近。

但是，坂西一良很快就发现又不对劲儿了：“龙潭司方面之重庆军不仅逐次增加兵力进行顽强抵抗，而且其强大的部队更挺进到步兵第一〇九联队的背后，从东西两个正面进行反攻。”[493]

此时的战场，已经不是任日军肆意妄为的战场了。

二十四日，鉴于益阳方向已无顾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决定将精锐的第十八军调入战场，准备与日军决战：

―、王敬久兵团（九十二军暂五十一师）迅以主力接替十八军常德、桃源、益阳、宁乡方面之防务，拒止当面之敌，限卯月底接替完毕。第十八师仍归还第十八军建制。

二、第四方面军主力七十四军、一〇〇军、七十三军，应于武冈、洞口、新化线，竭力阻止来攻之敌，使尔后之决战有利。其十八军主力，应照前令于卯月底前集结于沅陵，并依情况可不待集结完毕，即由沅陵、溆浦道南下，参加该方面军主力决战。第十八师应于交防后，沿安化、蓝田、邵阳方向挺进，以遮断敌后之交通，使主力军作战有利。

三、第十三师于到达辰溪后之行动，由王司令官自行规定。

四、九十四军（欠四十三师）应遵照卯梗（二十三日）忠整兴（昆明）电所示，限本卯月底前集结靖县、会同地区。尔后之任务及行动，另令饬遵。

五、新二十二师控置于龙江，保持机动。

六、第三、第四两方面军，对新宁、城步、绥宁方面之作战，应密切协同。[494]

王耀武选择的决战地点，是沅江、资水的分水岭雪峰山地区。

在湖南的西南部，向西渡过资水，便可看见南北走向的雪峰山如一道屏障，这道屏障的西面就是沅江，而沅江以西便是日军攻击的目标芷江。雪峰山山势陡峭，山谷幽深，山路崎岖，中国守军从山麓到山顶利用险峻地形修筑了层层坚固阵地。由于重炮在山路上无法牵引前进，日军步兵只能以轻武器向上仰攻，而中国守军均装备着火力凶猛的美式武器。——王耀武有足够的信心将日军歼灭在这片山谷中。

桂柳会战时，日军的重要作战目标是桂林机场。当日军距离桂林还很远的时候，美军就从桂林航空基地撤离了，因为美军可以判断当面中国军队无法阻挡日军的攻势。而现在——时间仅仅过去了几个月——美军不但没从与日军前锋仅隔一座山和一条江的芷江机场撤退，且各种战机还每天从芷江机场起飞助战。由于近在咫尺，美军的战机几乎是刚一升空就能飞临日军的头顶，把炸弹和机枪子弹一股脑地倾泻下去后，掉头降落，如果再次起飞连燃油都可以不加。——美国人的判断是：无论在太平洋战场上，还是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人已经不行了。

二十五日，日军第五十八旅团遭到了前所未见的轰击——“尖兵占领的高地上，松树几乎全被摧倒，看去四面山地好像全都充满了敌人。第三大队长立即部署主力开始攻击北面高地，配属的山炮也首次拉开炮门支援了步兵。然而重庆军以发烟弹指示我军部队的位置，其迫击炮及轻重机枪如暴风骤雨一般向我阵地倾泻而来，其弹药之充足使人吃惊。由于连续集中射击，附近高地成了火海。重庆军反复对我进行勇敢的突击，斗志顽强，激烈的战斗使我继续出现伤亡。”[495]很快，第五十八旅团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陷入重围，第三大队拼死攻击企图营救，终于与第十一中队会合时，发现中队长以下军官已全部倒下，“士兵大多死伤”。

在中国守军第一〇〇军方向，日军第二二四联队被第十九师阻击在山谷中。中国官兵逐渐压缩包围圈，激战终日，日军虽然不断高喊着试图突围，但终被密集的火力所阻不得脱身。天亮之后，中美联合空军对聚集在狭窄山谷中的日军实施了猛烈轰炸，日军四处奔逃躲避，完全失去了斗志。第十九师官兵乘势清剿山谷里的残余日军，查明日军的番号是第二二四联队炮兵、工兵和辎重兵等直属部队以及一个步兵大队。根据俘虏辨认，第二二四联队联队长和步兵大队队长已被击毙。日军第二二四联队另一个大队也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无食无援的日军在绝望中突围，深夜里窜到一个小山村企图寻找食物，中国军队第十九师五十六团的两个营悄悄包抄而来，营长刘汉雄亲率一百三十人的敢死队突进小山村，日军猝不及防，死伤累累，残余的二百余人逃入密林，但很快就被清剿殆尽。此战，中国官兵伤亡二百八十余人。

向芷江方向突击的日军第一〇九联队受到猛烈阻击：“各大队有不少将校伤亡，士兵亦相继阵亡，尤其缺乏弹药，战斗力逐渐下降。而重庆军却增强了兵力，在活跃的空军呼应下，反复而执拗地进行反攻。”二十五日这天，第一〇九联队第一大队伤亡一百二十五人，第二大队伤亡二百四十六人，第三大队伤亡一百七十五人。——“鉴于以上情况，联队长担心若继续盲目攻击，不仅增加损耗使我战斗力愈发低下，而且将导致将来很难完成任务，于是决定在确保当时进入线的同时，暂时整理战线。”[496]

二十六日，中国军队第七十四、第一〇〇、第七十三军相继向当面日军发动反击，双方终日厮杀。最令日军恐惧的还是来自空中的打击：“二十六日八时至十时反复扫射轰炸。由于美机投下燃烧弹和汽油罐，第一大队的圭洞东南侧阵地附近和第三大队的圭洞北侧阵地附近，树木、鹿砦被烧毁，美机的猖狂震撼山间，其势恰似南洋海上的急风骤雨。”[497]

二十七日以后，中国军队开始转人更为主动的攻势作战。第七十三军在潭溪东南，与日军第一三一联队激战，付出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给予日军极大杀伤。在以往的作战中，中国军队极少俘虏日军，而此时被活捉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仅第七十三军上报俘虏的日军军官就有佐宁夫姑、板片民、青里公保、不吕野元、吴海连等；同时中国军队还首次发现俘虏中竟然有韩国人——显然这些韩国人是跟随第一三一联队从朝鲜半岛来的——第七十三军上报的被俘韩国人是李容相、刘光公、望安潭、黄义啸、姜士淑等。

日军第二十军的作战决心发生了动摇：“基于芷江作战的发展情况，对作战前途产生疑问的时间是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其关键性因素是得到了重庆方面把精锐部队空运到战场的情报。日本方面已经在缅甸作战期间，体验了经过美式训练并装备美式武器的中国军队可怕的战斗力。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和第六方面军的参谋们由此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今后若不慎重指导，恐将陷于危险”。经过与东京大本营紧急磋商，得出的结论是：“这一作战，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芷江。”[498]

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坂田一良，对战局竟然变成这样很是不甘。他坚决要求再给他增派二至三个师团，然后由他指挥给当面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这一次，冈村宁次拒绝了。冈村宁次的意见是：如果“采用第二十军的意见的话”，以目前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衡量，至少还“需要七个师团”，于七月上旬“从宝庆以西地区采取攻势”，在沅江以东地区捕捉消灭中国军队。但这样做时，“将会迫使派遣军进行预想不到的决战，并将给对美战备及大本营全面作战指导带来莫大障碍”。所以，“不宜采用第二十军的意见，而应中止芷江作战”。[499]

五月四日，无奈的坂田一良下达了停止作战并全面撤退的命令：

一、军决定暂时避免和重庆军决战，将主力向山门、洞口、花园市一带后转，在确保该地周围要线以整理态势的同时，等待第四十七师团主力到来，以便消灭从雪峰山山里出来的重庆军。

二、第一一六师团应适时脱离战线，向山门、洞口一带后转集结，寻找和消灭在该地之敌。为此，应以一部占领和确保八七〇高地以北到赛市北面高地之间雪峰山山脉东缘要点，作为立足点。

三、关根支队（第五十八旅团）要适时脱离战线，向花园市附近后转集结，消灭当地之敌。为此，应以一部确保桥头以南、雪峰山山脉东缘的要点，作为立足点。[500]

命令下达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内极度沉闷：

第二十军自四月十五日开始了芷江作战，而出乎预料的是敌人把美式装备的新编第六军空运到了芷江。中国派遣军方面，期待着在第二十军进入沅江一线后能很好地指导作战，为此一直注视着战况的发展。但由于敌空军的妨害，雪峰山的险阻，第四十七师团主力前进缓慢，敌人的战斗力及集中速度之大等原因，第二十军的攻势终于在雪峰山受挫。[501]

中国军队下达了对日军进行全面包围的作战命令：

一、方面军决于五月八日拂晓，全面转移攻势，置主决战于两翼，协力右翼友军，压迫敌人于雪峰山东麓捕捉歼灭之。

二、七十四军（欠五十一师、五十七师，附一九三师、暂编第六师）除以一部于武冈、唐家坊、瓦屋塘各据点担任守备外，其余即由唐家坊、瓦屋塘、金屋塘之线，重点保持于右，攻击当面之敌。奏功后，进出于武冈、水浸坪、邓家铺、栗山铺之线。

三、新编第六军（欠十四师，附五十七师）推进至江口附近，就攻击准备位置，逐次攻击肝溪、平江、下查坪及洞口附近之敌。奏功后，进出于斜崔塘、夹水江、菱角田之线。

四、一〇〇军（附五十一师）迅速肃清放洞附近之敌，尔后协力新编第六军，重点保持于右，向上查坪、半江峰一带之敌攻击。奏功后，进出于天台界、拉水冲、月塘山菱角田之线。

五、十八军（欠十八师）即集结于小沙江、隆回司、黄泥井间地区，重点保持于右，攻击当面之敌。奏功后，进出于新屋冲、黄桥铺、易家桥之线。

六、七十三军（欠一九三师，附十八师）以主力迅速击灭洋溪之敌，以有力一部，即集结于大桥边附近，重点保持于右，向滩头、巨石铺等处之敌攻击。奏功后，进出于桃花坪、岩口铺、石马江之线，掩护方面军主力左侧背之安全，并派小部队向永丰、湘乡之敌佯攻。

七、各军之作战地境（略）

八、挺进第六纵队，仍以滩头附近为根据地，袭击邵阳、罗家庙、桃花坪、赛市、大桥边、巨石铺间之敌，截断敌联络线，使主力军作战容易。

九、十三师为方面军之预备队，仍位于牛路口以东古佛山、升平里之线，担任守备，并准备机动使用。[502]

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重要一刻。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来，在正面战场的数十次会战中，日军几乎都是一旦发动攻势便会在中国国土上长驱直入。每次战役结束，战场上往往遍布着中国官兵的尸体，而那些成百上千甚至上万被俘的官兵都会被日军虐杀。中国官兵使用着劣等武器，有时甚至需要使用自己的身躯来阻挡日军的攻城略地，日军并不认为中国军队是他们真正的战争对手。历史进入一九四五年之后，战势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颠倒：侵华日军首次因为战况的不利以及伤亡的巨大而放弃作战仓皇撤退，中国军队却斗志旺盛地要对日军实施痛快淋漓的围歼。

雪峰山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开始了迅猛的动作。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三个联队和第五十八旅团很快被分割，其中突出在放洞附近的第一〇九联队，被中国军队第五十一、第六十三、第十九师合围在峡谷中，第一〇九联队拼死突围，但在中国军队的围攻下死伤惨重。坂田一良命令第一三三、第一二〇联队前去解救，但这两个联队很快就被中国军队第十一、第十八、第五十七、第一九三师包围，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菱田元四郎彻底绝望了，命令部队杀开一条血路各自突围。

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二营机枪二连官兵，在连长萧睁的率领下阻击试图突围的日军。当日军准备趁夜色实施第四次冲击时，全连官兵决心给日军一个突然的火力打击——“眼看敌人越来越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密集。等到距离我阵地一百五十米时，已超过了我们的伏击线，事实上我们对敌之右翼已形成了包围。箭在弦上，心情紧张极了。忽然，敌人发起冲锋，我一声令下，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猛烈向敌人扫射和投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抱头鼠窜。我按原先出击计划，用手电光一长两短之信号，要求主阵地延伸射程。然后命令杨排长的轻机枪在原地掩护，全排所有冲锋枪出阵，步枪上刺刀。战士们迅速向敌人猛冲过去，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我正向营长报告战斗经过时，突然我机枪连三排一个叫车登崇的士兵气喘吁吁跑来：‘报告连长，杨排长身负重伤！’我急忙向三排阵地位置奔去，机关枪已经由上士排附姚兴鼓率领转移到预备阵地上去了。杨排长躺在战壕内，面色苍白，头部血流如注，为国捐躯了。我守在杨排长的遗体前，默默无言，心如刀割。杨排长是我军改为美式编制时调到我连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他人忠厚诚恳，寡言务实，爱兵如子，作战勇敢沉着，是个优秀的军官。我怀着悲痛的心情鼓励士兵们：‘化悲痛为力量，誓歼残敌，还我河山！’”[503]

就在机枪连官兵为杨排长的死悲伤之际，突然，二营指导员跳出战壕向官兵们喊道：

弟兄们，刚才飞机报告，苏联红军于昨天全部占领柏林了，希特勒自杀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了！顿时，全营官兵欢腾了，议论纷纷：“意大利早垮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了，只剩下这个日本鬼子，看他还能横行几时！”[504]

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令中国官兵欣喜万分。

中国军队在湖南西部的大山里围歼日军之际，正是欧洲盟军摧枯拉朽之时：苏军越过奥得河自东向西发起全面攻势，美英军渡过莱茵河自西向东挺进德国腹地，两军的先头部队在易北河畔实现了历史性会师。四月二十八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被处以死刑，曝尸米兰；四月三十日，绝望中的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中自杀身亡；五月二日，苏军攻占柏林；五月八日二十四时，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字。

欧战结束了！

欧战结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

中国人知道随之而来的将是日本侵略者的覆灭。

四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这是一次酝酿甚久的会议，最早计划召开的时间是抗战进行一年后的一九三八年十月，由于战争进程的艰难与困苦，直到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才正式决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对敌后战场的反击战果感到满意：“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这里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505]毛泽东预测：“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506]

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战争的前景以及中国的未来命运充满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对自身持有信仰的高度认同，也源于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经过艰苦的敌后作战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已开辟出面积极为广阔的解放区。在这一区域内，日本侵略者不断地受到袭扰打击，且大量的兵力被牵制并消耗在此。日军在中国敌后战场所承受的苦熬与失措，并不亚于正面战场。在不断连成片的解放区内，上亿的中国百姓完全摆脱了日军的野蛮劫掠与欺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政治上的民主建设、军事上的全面皆兵以及经济上的恢复生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格局中，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敌后战场已经成为一种战争奇观，令包括美国人在内的盟国方面极为惊讶。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手持极其简陋的武器，没有任何外部援助，在日本占领军持续不断的近乎残忍的军事压力下，凭借着顽强坚韧和流血牺牲，在敌后战场不断地开辟并扩展解放区，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

日本人正在受到积极的抵抗，尽管日军经常对百姓作战，进行残酷的报复。日本人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在一个有限的地区内暂时摧毁这种抵抗，但他们不可能在现今共产党势力所及的广阔地区同时做到这一点。[507]

尽管战争的最后结束还有待时日，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对国家的未来开始了种种设想，这些设想的核心内容是：成立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联合政府，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508]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召开。——此前，“所有重要的军事领导人都回到了延安，或者从地下工作区和抗战游击区陆续步行回到延安”。[509]毛泽东在预备会上作了题为《“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七大”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要看着四万万人民，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总之，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510]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全国一百二十一万中共党员。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发言，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对于中国的未来，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存在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长期的对日战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程度，促进了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因此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在抗战的有利形势下也存在着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国民党拒绝民主改革的独裁统治，如果这个独裁统治不能打破和改变，“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511]——这就是黑暗的前途。由此，大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即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大会的阐述是：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建立一个“民主联盟”性质的联合政府，是争取反侵略战争最后胜利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经历了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值此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可以预见胜利之时，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光明未来充满自信。周恩来在大会上的演说便是这一信心的体现：

从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在这两个大会之间的十七年中，我们党经历了国际、国内、党内多次的重大事变，走过了千辛万苦、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锻炼成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很有能力的共产党了。

我们党现在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多党员，比起六大时候的党员，已经大了三十多倍。在全国最重要的地区，都有了我们党的组织，有了党的报纸，有了广大群众的联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啊！

我们党现在领导了中国解放区的九十一万多正规部队，二百二十多万民兵，近千万的人民自卫队，而在六大的时候，我们才只有散在各地的数万农民游击队。经过这十七年的奋斗，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锻炼出一支永远打不败的人民的军队了。

我们党现在在敌后建立了十八个解放区，连陕甘宁边区共十九个，解放了九千五百五十多万人口，组织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民主政府共九百一十五县^而在六大时候，我们才只有极少数几个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县区政府。经过这十七年的奋斗，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在大块土地上，建立起永远推翻不了的人民的政权了。

……[512]

就在中国共产党展望胜利前景的时候，同样预感到战争胜利即将到来的中国国民党，也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的“六大”，正式代表六百人，列席代表一百六十二人，前一届的中央执委、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一百四十九人也出席了大会。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出了大会的三项任务：一、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二、确定实施宪政，完成建国大业；三、增进入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会议期间，吴铁城作了党务报告，吴鼎昌作了政治报告，程潜和白崇禧作了军事报告，翁文灏作了经济报告，潘公展作了特种问题报告，何应钦作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和湘西战役经过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关于民众运动之决议案》《关于健全党务及党的组织活动等之决议案》等。大会最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以“起立方式”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把原来党章中的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成行使总理职权。

实际上，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题，既不是致力于正在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也不是努力恢复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是如何对付共产党。潘公展在其所作的特种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根本是无法妥协的斗争，目前最为紧要的任务，是建立对共产党斗争的体系，创造斗争的环境和优势。——日本侵略军还在国土上横行，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要与共产党斗争什么？潘公展列举的主要斗争是：反驳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驳抗战中存在两条路线的言论，反驳共产党提出的建国纲领，反对解放区的人民代表大会。

五月十七日，大会通过了公开发布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武装割据”这个词，是共产党创建苏区时曾经使用的，此时被国民党人用以指责共产党令人不免困惑：共产党人确实在坚持“武装割据”，而且不惜流血牺牲，但这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顽强地抵抗侵略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没有一兵一卒“割据”到国统区去，而是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不断地“割据”着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如果按照国民党的逻辑，“中央之军令政令”是命令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放弃与日本占领军作战，那么如何解释作为抗战重要战场之一的敌后战场的存在？——国民党也知道这种逻辑的混乱，同时也惧怕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敢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公开反共，随即换了个说法，叫作“政治解决”：“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513]

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对于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最惧怕的有两点：首先，共产党人提出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所谓“联合政府”，是指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多党联合执政的政体样式。毫无疑问，这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敌后作战中广泛地发动民众，使自身的力量不断壮大，开辟出面积广阔的解放区。这也是蒋介石必须警惕的心头之患。鉴于此，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同了蒋介石的观点：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进行到最后的时刻，中国的内战已显露出不可避免的趋势。

就在国共两党同时召开全国性会议的时候，中国抗日军民仍在对日本侵略军穷追猛打。

山东军区的八路军部队，粉碎了日军于五月为扫荡解放区发动的“秀岭一号”作战。五月中旬，鲁南军区和滨海军区先后发起临（沂）费（县）郯（城）马（头）等战役，歼敌七千余人，把日伪军赶出了邳县、郯城、费县等地，主力开始逼近津浦路和陇海路。六月五日，鲁中军区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抗日民众向胶济铁路两侧出击，拔除日伪军据点六十多处，歼敌七千三百多人，严重打击了伪军厉文礼部，解放了安丘以南、临朐以东、景芝以西一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控制了胶济铁路东段的重要地区。六月中旬，八路军滨海军区发起蒲（台）滨（县）等战役，歼敌三千四百余人，连续收复蒲台、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六座县城，将该地区的日伪军彻底孤立。七月，滨海军区和鲁中军区一起，连续攻克几十个日伪军据点，歼敌五千余人，解放了诸城、高密和胶县之间两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把日军压缩在诸城据点内。接着，渤海军区和胶东军区一起，攻击寿光附近的日伪军据点，歼敌二千五百四十人，解放了寿光外围的大片国土，打通了渤海东部与胶东、鲁中的联系。

六月三十日，八路军太行军区发起安阳战役。安阳城里的日军是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的两个中队，外围守军是伪军“剿共”第一路军李英部，共七千多人。此战八路军集中起九个团的兵力，参战的民兵和自卫队更是达到三万人以上。抗日武装直插日伪军据守的纵深地带，袭击了日伪军的指挥中枢。八路军主力猛攻鹤壁城，将安阳城以西、观台镇以南、鹤壁集以北的日伪军据点全部摧毁。接着，八路军和民兵、自卫队大举向平汉路支线观丰铁路出击，把铁路沿线的日伪军据点一一拔除，解放了一千平方公里的国土，残余的日军被迫向平汉路退缩。随后，八路军太岳军区发起同蒲路南段作战，连续攻克二十多个日伪军据点，在抗日民众的支持下，又乘胜攻克了晋南曲沃、绛县与翼城间的所有日伪军据点。

新四军自—九四四年舂开始，连续发动攻势作战，不断地恢复和扩大华中解放区。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和地方抗日武装一起，在如皋歼灭日伪军五百多人，活捉日军小队长以下十四人，随后乂攻击南坎，击毙大量口伪军，其中包括日军中队於以下二十二人。在新四军作战的同时，南通、海门、如皋等地的五万多抗日民众，向日伪军盘踞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破袭战，破坏公路七百多公里，炸毁桥梁五十多座，有力配合了新四军主力的出击。七月，苏中军区军民再次将目标指向长江沿岸，占领了石庄、新生和张横等重要港口。六月下旬，苏北军区的新四军攻入日伪军的重要据点大兴镇和青龙港，还曾一度攻取日军掠夺苏北盐棉资源的集散地合德镇。接着，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发起睢宁战役，解放睢宁县城和大小市镇十八个，国土三百多平方公里。淮北军区六月上旬开始出击，新四军第四师主力西进，拔除日伪军据点三十六个，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至商亳公路、北达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解放的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新四军第五师则分兵北上和南下，所向披靡，先后攻占豫南的信阳、确山、遂平、汝南等县城，在湘鄂边攻占了嘉鱼、岳州、华容、公安等地，收复国土五万多平方公里，解放民众一百五十万人。

突然，日军得到一个惊人的情报：从延安出发的一支八路军向南方杀了过来。——由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率领的十个连的步兵和六个连的干部，长途跋涉，正在向华南地区挺进。王震部队一路破城拔寨，七月初竟出现在了日军重兵驻扎的长沙和衡阳附近，令日本方面大为意外又极其震惊。日本《朝日新闻》刊登题为《延安军向华南渗透发起全面军事攻势》的报道：

据可靠情报，去年五月在皇军发起的河南作战中，重庆第一战区遭到毁灭性打击。贺龙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乘机统率约四千人的战斗部队[514]及约二千人政工人员[515]逐次渡过黄河，由潼关附近出发，穿过皇军与重庆军间隙巧妙南下。今年一月下旬，该部队等终于在京汉铁路西侧大悟山[516]带与新四军会师。延安各报出版发行了题为《即将开创新局面》的套红号外，欢庆打通华北、华中……如此，延安军向中国西南及东南渗透工作以惊人速度展开。该军决心到达江西省瑞金老巢之意图现已明显。[517]而重庆方面的惊愕与狼狈却出乎预料。据说蒋介石甚至正向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司令王陵基下达“暂停抵抗日军，全力阻止共军南下”的指令。[518]

就在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大举出击的同时，正面战场上日军第二十军的芷江作战也陷入了绝境。

得知日军决定从芷江前线撤退后，逐渐合围而来的中国军队发动了总攻。

在战场的南线，集结于湘黔边的中国军队第九十四军第五、第一二一两师，自四月三十日开始进攻，迅速击溃瓦屋塘附近的日军第五十八旅团第一一五大队，于五月一日占领武阳。三日，日军第五十八旅团主力试图营救第一一五大队，但被第九十四军官兵击退，随后向罗家铺方向溃逃。第五师官兵随即猛追，日军把武器扔进池塘，在大山里盲目奔逃，其中数百人被举着大刀土枪的山民击毙。一直坚守武冈城的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在师长蔡仁杰的率领下冲出武冈城参加追击作战。日军第五十八旅团残部越过雪峰山和麻子山之间的隘路，向花园市狂逃。日军战史记载了第五十八旅团的溃败：“五日凌晨，在敌军奇袭攻击下发生混乱，结果被优势之敌包围而成溃乱状态。六日，各队逐次逃向龙烟山方向，但到该地又被敌包围……侥幸脱出者向武冈及花园市方向溃走，被包围的各队到十日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九日，机关枪中队一部在高沙市以南被友军收容，另一部以后经过武冈、新宁附近回到东安。大队长小笠原大尉虽然逃到了泡洞，最后还是战死了。”[519]由于中国军队紧追不舍，日军第五十八旅团根本无法整顿部队，只有继续溃逃。但是，其第二一七联队主力在企图东渡资水时，遭到中国军队第九十四军的坚决阻击，中国军队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四师也加入了合围作战，而第五师官兵更是不顾一切地奔袭，切断了日军的退路。第五师前身是追随孙中山北伐的赣军，现任师长李则芬、副师长邱行湘，部队一直沿用着大革命时期的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该师装备精良，斗志旺盛，日军第五十八旅团又一次被打散，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步兵第二一七联队战死将校十四名，士兵三百余名；独立步兵第一一五大队几乎全部被歼；第一一七大队也有大量死亡。”[520]

在战场的北线，中国军队向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发动的攻击晚于南线。五月九日，在美军战机的支援下，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第十八军等部队，采取正面强攻和纵深迂回的战术，猛烈攻击了山门附近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主力。作战中，第六十三师一八九团二营，在营长夏子实的带领下，击毙日军二百五十多人，令日军正面阵地发生动摇，而夏营长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十一日，中国军队第五十七师猛攻放洞，日军一个大队增援而来，被第一七七师官兵击溃，日军丢弃武器开始溃退。第五十一师和第六十三师在与日军的激战中，仅连长就战死五名，他们是杨漱陂、杨洁、唐文友、马继俊和丁清山。在第七十三军方向，第十五师和第七十七师在洋溪附近歼敌数百，俘虏日军十人。——仓促间，中国的前线战报将这些被俘日军的名字翻译得有些古怪：亘本善男、滋松正懈、新谷方独、李容相丙、克雨望狄、欧镕后白，加圭旁相、植姜太烈、阎保敬礼德等。[521]

十三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已处在被包围的状态。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给各部队发出电报：“当前只有杀出一条血路，以完成撤退作战。”可是，“步兵第一〇九联队，当时处境危殆已极，据副官生沼逸郎大尉回忆，五月十四日弹尽粮绝，四周皆敌，联队已准备‘玉碎’。十四日夜间曾经决心突破敌军的重围，一举进入山门，但仅仅一部分先头部队突围成功，天已大亮。联队本部以下的主力成了先头部队，在大尉庙沼泽地无法移动。”[522]为了营救第一〇九联队，第一一六师团决定集中第一二〇和第一三三联队主力向山门方向靠拢，同时命令第一〇九联队连夜突破山门的狭窄隘口突围。可是，第一二〇、第一三三联队都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而第一〇九联队似乎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大队长饭岛大尉（第一大队）腹部受重伤，被加入到艰难行进的担架队列里，且整个大队都伤亡惨重；“杉田大队长（第二大队）向泷寺部队（第一〇九联队）长发出了告别电报，随即烧毁密码，做好全体牺牲的准备。由担架护送的一部分伤病员，为了减轻大队的负担纷纷自杀，情况至为悲惨”。[523]尚未负伤的日军可以漫山遍野地躲藏，而行动缓慢的辎重队和担架队成了空中攻击目标。在美军战机的轮番俯冲下，密集的机枪子弹和炸弹如同骤雨，日军辎重兵和伤兵顿时血肉横飞，雪峰山狭窄的山路上如同人间地狱。

至六月初，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残部在独立混成第八十六旅团的接应下冲出重围逃回邵阳城，另一部残余日军也逃回了宁乡城。

攻击芷江的日军为什么没有全军覆灭，中国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的记述是：五月十二日，第十八军杨伯涛的兔十一师“夺取山门以西隘路后”，已封堵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退路。本可集中施中诚的第七十四军、胡琏的第十八军、李天霞的第一〇〇军，动用“三个美械师的兵力，给以充裕时间歼灭”。但是，统一指挥作战的何应钦“急于回重庆向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四中全会作湘西大捷报告”，而如果雪峰山战场“拖延时日解决战斗”，何应钦就无法宣布作战已经“大捷”。于是，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本着何应钦的意旨，命令胡琏在洞口放开一个口子”，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就这样逃脱“全军覆没的厄运”。[524]

六月十五日，在王耀武的陪同下，何应钦和几位美军将领抵达芷江战场，在战斗最激烈的江口东南方青岩附近，大批国内外记者蜂拥而至，令荒凉的大山中一时间人声鼎沸。——“何接见了战功卓著的第十九师五十七团团长钟雄飞，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团长杜鼎、营长李中亮、连长周北辰等，对周北辰固守青岩，与两倍之敌血战一周，阵地岿然不动，大加赞许。麦克鲁代表美军，当场授予周北辰一枚银质自由勋章。”会场布置在一个巨大的空房间里，大量的缴获品堆积如山，士兵们还押来了二百多名日军俘虏。何应钦在会上宣布，战斗至此已毙伤日军两万八千多人。何应钦此次在战地召开军事会议，军政部部长陈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联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陈良以及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到会。在中国湖南西部偏僻的大山里，竟然一下子集中了中国军队如此多的高官，显然所有人都希望在这个难得的胜利中占据一个荣耀的位置。军事会议在进行战斗总结时，把胜利的原因说得很全面：将士忠勇，作战协同，情报准确，补给到位。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军队固有的老毛病：征兵用抓壮丁和买卖壮丁的方式凑人数导致新兵素质差，一些地方官员仗打起来时不知去向，发动民众打扫战场和救护伤员的工作很差，运输弹药的卡车在山路上翻了不少，等等。重庆军委员会随即发来嘉奖电报，被表彰的部队有第五十一师、第十九师和第十一师等，被授予宝鼎、云麾勋章及晋升的军官共有三百二十多人。最荣耀的当属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他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增补新的中央委员选举时得票最多，国民政府还打破抗战八年停止办理将级晋升的惯例，晋升他和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以及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三人为陆军中将。

芷江作战的时候，前线指挥部每日向重庆发出的战况电报中，都列有当天阵亡的中国军成下级军官的名字，而跟在这长长名单后面的是无数捐躯疆场的士兵的英魂。这些阵亡的中国士兵，没人知道此战已是中国对日作战的最后一战，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他们年轻的生命流尽了鲜血。他们不会想到世上有宝鼎、云麾勋章，甚至来不及想到家乡还有父母妻儿，他们只知道往日所有的仇恨和屈辱总要有个了结，他们终于可以在侵略者的悲惨呼号中痛快淋漓地杀敌而忘却生死。

被忽略的还有湘西百姓。

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副营长王沛年印象深刻：“湘西群众，多有武器，且民风强悍，入侵之敌，除整体都被我军击溃外，逃窜之敌，多被群众杀俘。”[525]

漫山遍野杀鬼子！

这是一九四五年初夏时节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奇观。

罗斯福总统逝世后，冲绳岛登陆的美军经过两周苦战，已令日本守军伤亡上万，冲绳岛北部战斗基本结束，残酷的歼灭战转向南部。在南部狭窄的区域内，六万日军藏在山洞里继续抵抗，美军官兵除了把他们一个个地炸出来外，没有别的办法。在美军发动的又一次总攻开始前，美国海军的六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向冲绳岛南部猛烈炮轰。接着，岛上美军二十七个炮兵营的三百二十四门大炮一齐开火，这次炮击创造了太平洋战争中的最高纪录，美军炮兵一共发射了一万九千发炮弹。在美军挖地三尺逐次猎杀山洞里的日军时，日军一次次地冲出山洞试图实施绝地反击，但除了在山洞口躺满尸体之外没有丝毫成效。进入五月，登陆冲绳岛的美军已达到十七万之众，成千上万辆各种汽车拥挤在美国工兵加宽的公路上，美军的后勤供应点也迅速建立起来，大批作战物资和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岛上。在战斗一线，美军的喷火坦克以及步兵使用的火焰喷射器，将炽热的烈焰持续不断地喷射进每一个日军藏身的山洞，洞里的日军如果没有窒息而死或者被烧成一截黑炭，就会赤身裸体地狂奔出来。美军士兵的子弹如同热带雨季里永远落不尽的雨点一样，几乎打穿了冲绳岛上的每一片树叶，密林和茅草中日军逐渐腐烂的尸体随处可见。

就在美军即将攻取冲绳全岛的时候，突然，冲绳岛周围所有的美军战舰一起连发三声炮响：德国投降了！

五月底，美国彻底攻占冲绳岛上的琉球古都首里。

进入六月，美军向冲绳岛南部的最后一座小山推进，日军海军少将太田实以及他的参谋人员在一个山洞里集体自杀，接着日军第七师团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金山均大佐烧毁军旗后切腹。冲绳岛日军总指挥官牛岛满转移到一个临海的山洞里，他拒绝了美军的劝降书并命令部下战斗到底。包围过来的美军士兵将手雷扔进山洞，自知大势已去的牛岛满向东京大本营发出诀别电报。六月二十三日，他和他的参谋长长勇并排跪下来，一名大尉举刀把长勇脑袋砍下来的同时，牛岛满也把战刀插进了自己的腹部，其余的七名参谋用手枪集体自杀。

牛岛在切腹前按照古老的仪式哼唱了《辞世歌》：

未及秋风度，岛上青草枯；

皇国春天里，犹望再复苏。

弹尽弓矢绝，鲜血天地涂；

魂其归来兮，守护皇国土。[526]

冲绳岛战役长达八十四天，日军被击毙达九万人之多，另有一万人被俘，美军战死或失踪达一万一千四百人，负伤多达三万八千人。

“日本输掉了在本土外打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战役。”[527]

日本的南大门被打开了，其本土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攻击下。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也开始从广西、广东和湖南向北紧急收缩。其中，第三师团经汉口和郑州撤往徐州；第十三师团经京汉线开往北平；第三十四师团经南昌、南京开往天津；第二十七师团和第四十师团经赣州和南昌撤往济南和南京。

日军的撤退，引起了中国国土上的一阵骚乱：南京的伪政权高官们不知去向，伪军部队躲在据点里寂静无声，投靠日军的地方官吏携带家眷开始逃亡；只有与日军对峙的中国军队异常激昂，日军每撤退一步他们就前进一步，偶尔出击打上一阵，但更主要是立即收复曾被日军侵占的国土。日军一路向北，沿途有中国百姓在田野里干着农活，偶尔他们会抬起头来对日军长长的撤退队伍瞄上一眼。撤退中的日军官兵发现，这些中国百姓不但不再躲避他们，而且看他们的眼神极其异样：“第二十军在湘西新的作战（芷江）中的狼狈不堪的情况，连这一带的老百姓都已尽人皆知，全州附近居民的那种眼色令人永远不能忘。”[528]

“永远不能忘”的眼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

向北撤退的日军在中国百姓的注视下，走过了他们曾与中国军队苦战的湖南。——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中，湖南是唯一被以惨烈的方式反复争夺了四次的战场。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末日的日军同样心绪异样：

雨中，大队长竹下少佐再三下马，在战死者的地点合掌致哀。参加过那次突破战的军官，除转属师团司令部的若竹中尉（第八中队长）以外，这次活着再次通过这个旧战场的，连同竹下少佐在内还不足十人。上次通过狭路时是漫山红叶，如今是不知名的山花、杏花和油菜籽在静静地摆动着。[529]

日本人对外界细微变化的敏感程度在这个世界上当属第一。时光的流逝、四季的更迭、阴晴的交替以及生命的无常，都能引发这个岛国的国民莫名的忧郁和悲戚，对于前途，他们更是徘徊在永无穷尽的忧愁中。

无论是中国还是盟军，都认为日本顶多还能坚持一年。

这种预测的根据是，日本陆军、日本内阁临时组织的由小至十五岁、大至五十五岁的男人组成的国民义勇队，仍集中在日本本土并决心血战到底，其总数尚有数百万之多。

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美军的冲绳岛作战和中国的芷江作战结束后没多久——大日本帝国便彻底覆灭了。

战争最后的结局来得如此突然和迅速，出乎整个世界的预料。

第四十三章

中华民族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上午，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停靠在安特卫普港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走下来时，内心依旧忐忑不安。他不知道那个名叫原子弹的秘密武器能否最后实验成功，他也不知道那个没有使用传统炸药的古怪炸弹到底有多大威力。

杜鲁门从比利时换乘专机飞往波茨坦，参加代号为“终点站”的会议。

欧战结束了。在亚洲战场上，盟军二月底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五月初攻占缅甸首都仰光，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这时候，苏、美、英之间如何分享胜利成果的问题，急迫地摆在了眼前。这一问题与战后欧洲利益分配性质相同：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使资本主义的英、美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结成了战时联盟，可即将到来的和平反而激化了东西方间的对立情绪，苏联和美、英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雅尔塔协定》的某些条款，并都认为对方在策划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即将召开的旨在调整和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的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波茨坦会议能否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终点站”，与会各方都心存相当的疑问。

没有疑问的是，杜鲁门认为必须让苏联人知道，美国应该是战后分得亚洲最大利益的国家。对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在对日作战的亚洲战场上，是美国人在浴血奋战，苏联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如果不是基于在攻占日本本土时减少美军伤亡的考虑而希望苏联对日宣战，关于决定日本命运和亚洲未来的会议根本不需要斯大林参加。可是，眼下令杜鲁门心绪复杂的是，一个美国的科学小组正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实验那种古怪的炸弹。根据实验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说，这种炸弹能一次杀死两万多人。尽管还没有实验成功的消息，但这句话令杜鲁门印象深刻：如果美国真的拥有了这种威力巨大的炸弹，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也能迫使日本投降，那么还让苏联人掺和进来干什么？

杜鲁门在会前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包括研究一旦苏联人出兵对日作战，将对亚洲战后格局和利益分配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对日的最后宣言应该如何措辞以及是否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一旦威力巨大的炸弹实验成功，是否投入使用到日本本土？为此，杜鲁门专门召开了高级幕僚秘密会议，会上产生的意见分歧让杜鲁门更加头痛了：有人认为，如此巨大的杀伤力会殃及日本平民，世界舆论将对美国不利；也有人认为，即使研制成功也不应该使用，因为会过早地向苏联亮出美国的杀手锏，降低战后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慑作用；还有人主张，可以先在地面打一下，不得已时再使用，这样美国在道义上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当然，还有人要求毫不犹豫地使用，认为只要能迅速结束战争，任何有效的制敌手段都必须使用。——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杜鲁门的基本思路是：不管那颗炸弹叫原子弹还是别的什么，都应视为一种纯粹的军事武器，如果美国拥有了，有什么理由不使用？

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德国柏林西南波茨坦市郊的一个小镇举行。这个名叫巴贝尔斯贝格的小镇，战前既是德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还是德国电影界的大本营。杜鲁门住在了一位电影制片人的小楼里，丘吉尔住在他的附近，而斯大林却住在距他们一英里以外。原定的开会时间是七月十六日，那是星期一，但因斯大林身体不适而推迟到第二天。这一无意的推迟，对于杜鲁门意义重大。十六日晚上，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发来电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按照密语，电报把“原子弹实验”叫作“动手术”，研制的科学家则被称为“医生”。——电报说，今天上午成功地动了手术，最后的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但看上去好得超出预料。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波茨坦会议，又称“柏林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大致分成两个阶段：从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为第一阶段，开了九次会；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因为等待英国大选结果休会两天；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日为第二阶段，开了四次会。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会下的磋商和交易远比会上激烈得多，苏、美、英三方各怀企图：苏联考虑的是确定德国赔款数额，苏联应该在亚洲获得的利益，迫使美、英承认东欧各国建立的亲苏政权乃至领土的变更；美国则关心自己在战后称霸世界的地位以及苏联人到底能在最后打败日本的作战上起多大作用；英国则极力与苏联争夺欧洲的战果，设法遏制社会主义苏联在欧洲的扩张。但是，无论如何，对日作战是最重要的商议内容，而在这个尚存在悬念的问题上，三国首脑都作了某些让步。只是，杜鲁门和丘吉尔并没有把原子弹的事向斯大林透露——除了尚未被战争检验的原子弹的威力无法明确估量外，杜鲁门和丘吉尔一致认为这件事让斯大林知道得越晚越好。

会议期间，宴会酒会几乎每天举行，斯大林的热情出乎杜鲁门和丘吉尔的预料。斯大林主动透露了日本人曾试图让苏联出面调停解决战事的机密情报；还肯定地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苏联关于大连港的使用权，苏联一定会在本年的八月出兵对日作战。关于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秘密来往，美英情报部门早已掌握。于是，无论是杜鲁门还是丘吉尔，都微笑着不置可否。

就在三巨头频频举杯之际，杜鲁门又接到了史汀生的电报，电报说又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爆炸成功，而且这个新出生的“弟弟”比“哥哥”更为健壮，他在自己家的农场里都能听见这个小家伙响亮的哭声。这一次，杜鲁门就是否应把原子弹的事告诉斯大林征求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认为如果告诉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之前不告诉。结果是，杜鲁门没有告诉斯大林。在又一次宴会上，斯大林把日本天皇辗转给他的要求和谈的密函拿了出来，看上去是征求杜鲁门意见的样子，杜鲁门还是保持着那副不置可否的微笑，说这事可以由斯大林看着办。

七月二十四日，杜鲁门等待的最后一封电报到了：准备在日本使用的原子弹已经装配完毕。

杜鲁门和丘吉尔认为：可以向日本作最后的摊牌了，把原子弹的事告诉斯大林的时机也到了。

但是，当杜鲁门把美国拥有了一种破坏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只平静地说了句“希望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这反而令杜鲁门和丘吉尔忐忑不安了。

实际上，斯大林的愤怒已到了压抑不住的地步。美、英并不知道，苏联不但掌握了美国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情报，且苏联早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便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只不过研制进度缓慢尚未进入实质性的爆炸实验阶段。更令斯大林愤怒的是，苏联情报部门告诉他，美、英已经拟订了一个对日公告，而且很快就要公布于世。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神情沮丧的丘吉尔离开了波茨坦——在英国国内大选中，丘吉尔的保守党大败，工党获得了执政权力，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已经抵达波茨坦。在斯大林、杜鲁门和艾德礼分别代表苏、美、英三国政府签署的《柏林会议公报》和《柏林会议议定书》通过之后，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正式发表。

斯大林直到最后一刻才得到这份文件的副本。当时中国国民政府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公告的内容事先征求了中国的意见，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而苏联尚未对日宣战，不属于对日交战国，因此没有苏联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后来这份公告改成了以四国的名义，已是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之后。

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此项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所有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是否仍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C3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迟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远铲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秩序，势不可能。

（七）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时，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

（十一）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乃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530]

这份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既没有说到原子弹，也没有提及战后日本是否可以保留天皇制度，只是明确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不无条件投降就彻底毁灭。

日本已经坚持不住了。

进入一九四五年，日本人对自身处境的估计十分悲观：“为了应对紧迫的战局和薄弱的本土防卫态势问题，大本营陆、海军当局从年初起，连日反复讨论了新的作战方案。在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初秋以前，必须在本土动员多达二百四十万的庞大陆、海军各种部队；还必须从大陆（中国）方面抽调大量的兵力和军需用品转用于本土，为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做好准备。然而在当时空袭日趋激烈、海空实力已经丧失、国力也迅速衰微的情况下，要完成这项任务的确极为困难。”[531]

经过连年的战争消耗，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经济陷于崩溃。战争初期的一九三七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当年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到了一九四五年初，军费开支竟然占到了当年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九。庞大军费开支的主要支撑是国内发行战争公债、增加税收以及从海外各个占领地掠夺。但是，随着制空权的丧失以及海军的覆灭，日本掠夺资源的运输通道已被完全封堵，国内出发的运输船队被迫停航，海外返回的运输船百分之八十都被击沉。由于日本本土几乎没有任何原料性资源，在钢材储备仅剩二十六万吨的情况下，舰船、飞机和武器等战争工业急剧萎缩。日本国内的石油储备也仅剩下四十万吨左右，汽车所用的汽油在六月即将用尽；到了七月，海、空军所拥有战机，连完成一次出击的燃油都不够了。日本政府只好强迫数百万民众上山挖掘松树根，说用松树老根可以炼出供飞机使用的油料。为支撑战争所发行的大量公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四五年，日本国内物价已经飙升到一九三七年的三百五十倍以上。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民众每天的食物配给量，包括薯类代用品在内，不足二百五十克。政府下令“开辟和培植国内补充粮食的来源”，即在自然界里找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食物，最终命令日本小学生必须完成收集五百万担橡子的任务。

在满洲抽调兵力的同时，还计划将关东军保存的军需品约三分之一（航空挥发油二万千升，普通挥发油三万千升，弹药十三个师团会战份额）调来用于本土。可是，损耗船只不断增加，而且为了解决国内的粮食危机，运回大陆的杂粮更是燃眉之急。正当这时，如何分配这两方面的运输船只，却成了统帅部和陆军省之间争论的重要问题。最后不得已双方让步，决定运回粮食二百一十五万吨；运回军需品则尽量靠运送军队时装在上面。[532]

战争经济的破产加剧了政治危机。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军赢得马绍尔群岛以及塞班岛作战胜利后，日本国内一片倒阁呼声，东条英机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兼任的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军需大臣之职。接替东条英机的，是曾经的陆军大将、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虽然是内阁总理，小矶国昭既插手不了陆军，也干涉不了海军。日本联合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覆灭后，一九四五年四月，小矶国昭在出任首相不到一年后辞职。接任者是曾经的海军大将，时任枢密院议长的铃木贯太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被天皇硬性指定为首相以收拾残局。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已发展到质疑日本现存体制和天皇皇威的地步，为此，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最近发生的对天皇的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起来是这样：自一九四二年四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总计三百零八起，每月平均近二十五起。而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则总计六百零七起，平均每月五十一起，一直在急剧地增加。”[533]

突然，日本秘密警察部门接到一个更令他们惊恐的消息：被抓到日本国内的中国劳工暴动了。

战争使得青壮年乃至中年人大部被征召入伍，日本国内出现了劳动力极为短缺的现象。为此，政府内阁决定从中国抓劳工，到日本“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根据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的计划，国内需要的劳工数量为四十五万。从中国被押往日本的劳工，绝大部分是中国军队的青壮年俘虏，还有一些是被强行抓来的中国百姓。这些劳工在去往日本的途中因为受到残酷虐待，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二十。到达日本本土后，中国劳工或被押往修建发电厂、机场、铁路以及港口的工地，或被押往从事采煤、冶炼、挖矿等重体力劳作的现场。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刺刀下，中国劳工被围在一百五十伏特的电网内，每天只有一个糠窝窝，即使在极度严寒的日子里身上也只有稻草遮身。死去的劳工要么被大量掩埋，要么如同垃圾被扔在荒野上。被押往日本花冈矿山的二百九十九名中国劳工，都是从中国北平和石家庄的战俘收容所挑出来的，除了二十多名五十至六十岁的老人和五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外，全部都是青壮年。在花冈矿山昼夜不停地劳作以及不断地出现死亡后，中国劳工决定暴动。暴动于一九四五年初开始策划，策划者是原中国军队第十五军第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连长耿谆。

耿谆的计划是：杀死看押他们的日本监工，夺取花冈附近的一座铜矿，解救出在那里的数百名中国劳工，然后袭击花冈警察署以夺取枪支，再袭击附近关押美军战俘的战俘营以夺取弹药，最后大家一起跑到大海边夺船回国。耿谆从捡到的一张日本火车路线图上，确定花冈属于日本秋田县，往北过了青森县，就与中国隔海相望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深夜，耿谆带领几十名领头暴动者，手持铁镐和铁锨集合在一起。接着，刘锡财冲进日本监工事务室，抡起铁镐便把电话机砸碎了，李秀深和李志国等人的铁镐也戳进了熟睡中的日本宪兵的肚子和脑袋。花冈矿山顿时一片混乱，中国劳工到处追逐惊恐奔逃的日本人，平时残酷折磨中国劳工的日本人个个被砸成了肉泥。天亮时，劳工们跟随着耿谆出发了，他们在陌生的山岭上听见了日本宪兵和警察的警笛声。在受到围攻的最后时刻，劳工们用石头奋勇抵抗，抵抗持续数天后，还活着的劳工全部再次被俘。

再次被俘的劳工被捆绑在一起，跪在铺满碎石的地上，日本人开始了残忍的刑讯。李担子被用水灌死，刘锡财被吊起来遭到疯狂毒打，耿谆被单独带走审讯。整整三天三夜，劳工们一直跪着不准移动。不断有人因坚持不住倒下。三天后，铺满碎石的空地上布满了尸体。

战后，在花冈暴动中残杀中国劳工的日本罪犯，有三人被处以绞刑，多人被判处二十年以上监禁。

但是，那些倒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劳工只能魂归故里了。

我们当记住这次暴动的主要组织者的名字。他们是：李光荣，八路军游击队小队长；刘智渠，八路军战士；刘虞卿，国民党军军需官；李克金，国民党军排长；刘玉林，国民党军军械官；刘当路，八路军游击队战士；张开化，共产党员；张旭，共产党员；刘锡财，八路军战士；贾毅民，共产党员；张肇国，国民党军排长。[534]

被侮辱和被虐待的中国人，以决死的姿态向世人宣告：尽管苦难漫长，但是终有尽头，只要给予日本人最后的一击——这一击哪怕是抡起一把铁镐、泼下一片血污，乃至付出一条卑微的性命！

盟军的战机浓云一般覆盖了日本本土。

一九四五年二月，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对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等地区的工业设施，集中进行了高空精密轰炸。三月，B-29轰炸机改为低空投掷燃烧弹，对日本大中城市实施了地毯式轰炸。至七月底，美军在日本上空投下了十六万吨炸弹，致使日本的炼油生产下降百分之八十三，飞机引擎生产下降百分之七十五，电子装备生产下降百分之七十，遭到毁灭性摧毁的军工企业达到六百多家。

丧失了制空权的日本，地面高射炮也没有了，而美军似乎决心把东京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五月二十三日，五百六十二架B-29轰炸机再次对东京实施轰炸。美军飞行员事先得到命令，不要把炸弹扔到日本皇宫里，因为“天皇将来也许还有用”，但东京的工业区和港口附近地区完全被摧毁。两天后，又有五百一十二架B-29轰炸机飞临东京上空，向中心地区投下了三千二百六十二吨燃烧弹，整个东京城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外务省、海军省、首相官邸和大东亚省大楼被烧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连东京陆军监狱也被摧毁，关押在里面的六十二名盟军飞行员被烧死。烈火无法遏制地蔓延到皇宫，天皇和皇后躲进了地下防空洞，但皇太后、皇太子以及其他皇族的宅邸成为一片灰烬。

在多次轰炸中，美军的B-29轰炸机还撒下数百万张传单，内容包括预告下一步轰炸的具体目标、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指出日本军部正在逼迫整个国家集体自杀，还有就是发布《波茨坦公告》的条款。

我们今天不是为轰炸你们而来。投下的这张传单，是为了通知你们，美国政府代表美国、英国和中国以及苏维埃联邦政府对贵政府提出投降条件的答复。战争是否能马上停止取决于贵国政府。你们读了这两份正式通告，将会明白如何才能中止战争。[535]

在东京的漫天大火中，铃木内阁举行了高级幕僚会。

会议讨论的已不是如何作战，而是如何“媾和”。

……情况的演变，实质上已形成一个转折点，即必须从根本上研究前一年八月十九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日本在战争指导上已经面临一个重要关头：是应当抓住机会媾和，还是继续坚持战斗到底？二者必择其一。但是，当时的大本营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就战争指导转移到媾和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想法是：在此阶段媾和，结局必然等于无条件投降，进而导致国体的变革……[536]

有人提出可以请苏联出面，充当日本与美英之间的调停人，赞成此举者占多数。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以及首相铃木贯太郎一致认为，日本人对苏联是有情有义的，苏联之所以在对德战争中取胜，与日本对苏保持中立使其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在苏联对德作战的时候，日本人从苏联的背后插上一刀，那么包括莫斯科在内的所有苏联城市，今天很可能都已在德国人的掌控下。同时，赢得对德作战胜利的苏联人，应该希望日本战后强大起来，因为只有强大的日本才是苏联与美国争夺亚洲利益的缓冲国。日本人经过对苏联人的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正当帝国倾赌国力，与美英战争期间，若苏联对帝国参战，将致帝国之死命！故不论帝国对美英战争之局势如何，帝国有努力防止苏联参战之必要。就帝国而言：不仅必须防止其参战，且应进而获得苏联善意的中立；更进而关于战争之结束，恳请苏联做有利于帝国之斡旋。兹决以此为目的，迅速开始日苏两国之协商。

帝国应使苏联了解：苏联此次所以赢得对德战争，实由帝国维持中立所致。并应正告苏联：在将来苏美对抗关系上，若能使帝国保持相当的国际地位，亦有利于苏联；且应劝告苏联：日、苏、中三国有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之必要。兹决努力劝告苏联，以图达上述目的。唯自德苏战争终了之后，苏联自觉其地位业已提高，且判断帝国国力显已降低。凡此情形，不难想象，苏联要求的代价必高，次列诸项，当在意料：

一、返还南库页岛。

二、津轻海峡航行权。

三、取消渔业权。

四、转让北满洲各铁路。

五、扩大苏联在蒙古势力。

六、租借旅顺大连。

且视情形，苏联或将要求割让千岛列岛北部；但朝鲜必须由帝国保留。在南满洲可设定中立地带，唯应尽可能维持“满洲帝国”独立。帝国最希望者，为树立日、苏、中三国之共同体系。[537]

穷途末路的日本人，至此依旧心存狂妄，以致在外交判断上完全脱离实际：日本预想的苏联开列的条件，固然都是苏联人想要的，但是如果把日本彻底打垮，苏联人岂不是能得到更多？

此时，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正在日本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箱根，仿佛置身在周遭这个血腥的世界之外。当日本内阁派出的幕僚找到他，亲热地向他转达日本政府对苏联赢得胜利的热烈祝贺，并说幸亏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与苏联没打起来，日本希望日、苏、中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时，老牌的外交官马立克立即警觉起来，他明确地告诉日本人，苏联对日本政府的这个愿望需要时间考虑。

日本人开始等待苏联人考虑的结果。

苏联人迟迟没有答复。

日本人又尝试请瑞典等国出面，但依旧没有成效。

无奈的日本人再次找到马立克，露骨地表示，如果日本海军和苏联陆军联合在一起，将成为统治世界的无敌力量。马立克立即回答说，日本海军都在太平洋海底呢。日本人又表示，愿意把“满洲国”让给苏联，可苏联人依旧不置可否。

就在日本人接近崩溃的时候，《波茨坦公告》对全世界发布了。

经过仔细研读，并且比照了《开罗宣言》中的某些措辞，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是一个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其理由是：一、尽管可以确定苏联人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但《公告》并没有苏联人的签署，这说明苏联人现仍处于维持中立状态；二、“无条件投降”一词在《公告》中只出现了一次，《公告》全文主要开列了和平的若干条件，其措辞的审慎说明还存在斡旋的余地。因此，东乡茂德认为，日本不必急于对《波茨坦公告》表态，可等苏联的态度明朗后再作决定。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东乡茂德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得到了铃木贯太郎的支持，但受到军方的猛烈抨击。军方坚决主张发布最高命令，明确表示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有条款，必须将战争进行到底。就是否在日本国内公布《波茨坦公告》的内容，阁员与军方再次发生冲突。最后，铃木贯太郎的决定是：经过删节后发布，报纸尽量用小字，最大限度淡化其影响。

但是，日本各大报纸很快相继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调子与军方一模一样，称《波茨坦公告》只能加强日本不屈不挠进行战争的决心。政府内阁认为，这是军方指使报界所为；而军方也不断指责政府的软弱无能。再三斟酌的铃木贯太郎终于亲自接见了记者，但是，他对《波茨坦公告》的表态措辞被各国文字翻译得五花八门，大致的意思是：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没有任何价值，只有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置之不理”这个词，是日本词语“默杀”的意译，大意是“沉默杀之”或“沉默不理睐”。由于英文中没有对应词语，美国人的理解便是“鄙视处之”。

三十日，美国《纽约时报》采用了这样的大标题：《日本正式拒绝盟国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

此时此刻，无论是绝望的日本政客，还是狂妄的日本军人，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苏联人的表态上，他们都认为只要苏联人不参战日本就还有希望。但是，苏联人以“日本政府和天皇关于媾和的表述含糊不清”为由继续拖延着时间。

日本人不得不准备在本土进行最后决战了。

东京大本营重新调整了战时组织体制，成立了专门担负本土作战的五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负责地区警备任务的军管区司令部，并再度大量征召平民人伍，还从关东军抽调回二十一个步兵师团、两个坦克师团，又新组建了四十二个步兵师团、四个高炮师团、七个坦克旅团和十七个独立混成旅团，使得聚集在日本本土的日军达到五十三个师团、二十五个旅团、两个坦克师团、七个坦克旅团以及四个高炮师团。陆军航空兵也拼凑起三个军，拥有作战特种飞机二千一百架，其他飞机一千一百架。另外，海军残余部队临时拼凑起驱逐舰十九艘、潜艇三十八艘，组成特种攻击突击队三十三支。海军还集中了各种战机五千二百架，其中大部分为自杀式攻击机。——聚集在日本本土的日军，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只有一半人手里有步枪，机枪和火炮也只有常规配备的百分之二十，但海陆空军的总兵力还是达到了三百七十万之众。

只是，日本人不知道，那颗装配完毕并取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此时正静静地躺在马里亚纳群岛南端的提尼安岛上。“小男孩”长十英尺，直径二十八英寸，除了安置它的那间仓库配备了空气调节设备，它看上去与普通的炸弹没什么区别。

一支代号为“五〇九”的美军轰炸机大队，来到提尼安岛上的美军基地，飞行员们除了普通的投掷训练外，偶尔也会分批飞往日军的某个占领区上空扔下几枚炸弹。这支部队的无所事事，引发了岛上其他轰炸机官兵的讥笑。

没人知道，人类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即将到来。

由于日本军人顽固地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已经近在日本国民眼前。

当初，罗斯福总统批准研制原子弹时，拨款六千美元。他不知道的是，希特勒拨给原子弹的研制费用高达一百万马克，相当于七十四万美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军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遭遇重创后，科学家们向罗斯福总统明确表示：制造一种可以用于战争的原子弹，无论理论上还是计划上都是可行的。美国研制原子弹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负责人是出生在纽约的犹太人罗伯特·奥本海默。据说这位毕业于德国哥根廷大学的量子力学专家有着神奇的天赋，只要叼着烟斗就能够语速极快地发表高深的物理学演讲，还能在黑板上快速地写下一大片令人眼花缭乱的方程式，而他不借助任何工具的计算极少出错。

美国原子弹研制工程的代号被定名为“曼哈顿计划”。

美国、德国、日本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时间赛跑。

在抵达终点之前没人确定谁会赢。

换句话说，原子弹最后落在谁的头上——柏林、纽约，还是东京——没人能够作出预测。

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一波三折，主要原因是站在纳粹反面的德国人从中作梗，他们认为，希特勒一旦拥有了原子弹，整个地球就可能被毁灭。制造原子弹反应堆需要一种石墨减速剂，负责生产石墨的西门子公司高级工程师在生产工艺中做了手脚，致使生产出来的石墨总是导致实验失败。找不到原因的德国科学家，陷入了认为自己计算有误的误区。德国人发现重水也可以当减速剂，但是，德国的重水工厂立刻成为盟军的轰炸目标。德国人只好把国内的重水工厂秘密地转移到挪威境内，谁知这一举动立即被英国特工侦知，一支英军的特种部队袭击了这座重水工厂，使其成为一片废墟。最后，当德国人试图把仅剩的一千一百多公斤重水秘密运回国隐藏起来时，运输船的行踪又被盟军间谍盯上，很快船只被盟军炸沉。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最终被迫停顿。

一九四一年，日本开始研制原子弹的绝密工程，代号为“二号研究”。在时任首相东条英机的催促下，研制的速度十分惊人。但是，日本人有一个致命的瓶颈，那就是资源匮乏的本土上没有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日本人向德国人要，德国人答应给一点，可运输铀的潜艇在太平洋中被美军击沉。日本人又想到了中国，命令侵华日军成立专门机构在中国大陆寻找铀矿，可这种寻找和开采在战争时期十分艰难，最后在中国辽宁境内开采了一些并运回国内，数量远远不够。日本科学家希望依靠少量的铀原料把原子弹研制出来，可结果却是“二号研究”位于东京的研制中心在盟军的轰炸中被毁，所有关于原子弹的初步研制成果均化为灰烬。日本科学家把研制中心搬迁到京都后，发现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二号研究”小组终于向政府内阁报告：日本已经无力制造原子弹了。

美国人什么都不缺。

美国本土远离战争的威胁。

罗伯特·奥本海默可以专心致志地研制原子弹。

“曼哈顿计划”历时两年多，耗资高达二十五亿美元。在计划实施的整个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多达六十多万人，其中核心部位的工作人员超过十万，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计划的内容只有包括核心部位的科学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在内的十二个人知道。——当副总统杜鲁门向史汀生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无可奉告”。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新墨西哥州的荒原上，搭建起一座规模巨大的实验中心，这个中心的地址是：美国陆军邮政信箱一六六三号。

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国造出三枚原子弹，其中一枚名叫“大男孩”的原子弹为实验用弹。爆炸实验日期定在《波茨坦公告》发布前的七月十六日。

七月十六日五时二十九分四十五秒，原子弹的点火器启动了。——一道炫目的闪光从荒原的地平线上升起，方圆几百公里的暗淡天际瞬间被照成一片炽白，其刺眼的光芒令地面上的一切都失去了影像。接着，闪光处传来旷古未闻的巨大的爆炸声，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的能量被释放出来，放置“大男孩”的钢铁巨塔瞬间蒸发，周围所有的物体全部化为乌有，方圆七百米内的沙土变成了熔渣，猛烈的声波把三百公里外的玻璃震得粉碎，整个美国西部都能感受到大地的颤抖。然后，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巨型的蘑菇云转眼升上了万米高空。

有记者后来问罗伯特·奥本海默当时有什么感受，他说他对自己完成的工作有点“惊惶失措”。

同一天，载有“小男孩”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驶往提尼安岛。

《波茨坦公告》已经向全世界发布。

美军的警告已经随着传单撒给日本人；不投降就面临毁灭。

没人知道“毁灭”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只有那些目睹了原子弹爆炸的科学家们心知肚明。

美国高层对是否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曾展开讨论，以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为首的将领们认为，日本注定崩溃，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这很可能会令美国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持这种观点的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内。而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以及太平洋西南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则主张使用原子弹，他们的理由契合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复仇情绪：

……我们用它打击那些不宣战就在珍珠港袭击我们的人；打击那些使美国战俘挨饿、遭受殴打和枪杀的人；打击那些放弃了所有遵守战争国际法主张的人。我们使用它是为了缩短战争的极度痛苦，是为了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以及美国青年的生命。[538]

七月二十四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使用原子弹袭击日本的命令。拟定的投掷时间是八月三日以后，同时又要求一定要在苏联对日出兵之前。

美国人最终确定的两个投掷目标是广岛和长崎。

广岛，日本陆军最重要的军运港口，日本海军护航舰队的集结地，日本陆军司令部以及数万陆军部队的驻扎地。美军情报部门业已查明：除了已经疏散的居民外，尚有近二十五万人滞留在城内，但没有盟军战俘和战争法规中必须保护的第三国人员。

至于另一个城市，一开始选择的是京都。京都是日本主要工业城市，也是日本的古都之一。由于盟军始终没有轰炸这里，日本的很多工厂都搬迁至此。可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坚决反对，说毁掉这样一个著名古都，很可能引发日本人的长久仇恨，为战后遗留下难以排解的敌对情绪。否掉京都改在长崎的原因很简单：这里是日本九州岛西海岸的大港，城内拥有二十多万人口。

八月二日，提尼安岛上那支闲散的“五〇九”航空队终于接到出击的命令：出动七架B-29轰炸机轰炸广岛。其中一架装载“小男孩”，由大队长蒂贝茨上校亲自驾驶；另外两架负责观测，三架负责气象侦察，一架作为预备机。还有其他大队的两架飞机同行，负责轰炸以后的效果检验；海空救援任务则由第二十航空队负责。

八月五日黄昏时分，五吨重的“小男孩”被从仓库运出，装进了蒂贝茨上校将要驾驶的那架轰炸机的机舱内——这架轰炸机被取名为“埃诺拉·盖伊”号，这是蒂贝茨上校母亲的名字。陪伴着“小男孩”的，还有这架飞机的投弹手费雷比少校、机械师帕桑斯上校和电子技术军官杰普逊上尉。

八月六日，凌晨一时三十七分，三架气象飞机首先升空。二时三十分，蒂贝茨接到了起飞指令，“埃诺拉·盖伊”号在引擎发出的轰鸣声中开始滑行。“埃诺拉·盖伊”号实在是太重了，上面除了五吨重的“小男孩”外，还有近三万升航空燃油和十二名机组人员。眼看飞机就要滑到跑道尽头了，仍旧没有飞起来，现场的人不禁紧张起来，如果“小男孩”连同飞机在跑道尽头爆炸，整个提尼安岛瞬间就不复存在了。所幸的是，在距离跑道尽头几厘米的地方，蒂贝茨上校终于把“埃诺拉·盖伊”号拉了起来，那一刻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凌晨二时四十五分。接着，另外两架飞机随即起飞，与“埃诺拉·盖伊”号组成空中编队。这两架飞机中的一架，被取名为“伟大艺师”号，里面坐着年仅二十四岁的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阿格纽，他将负责测试这次核爆炸的当量和范围。另一架飞机里坐的是物理学家约翰斯顿博士，他的任务是用十六毫米彩色胶卷记录下核爆炸的烟云、火球和破坏现场。

清晨六时零五分，飞机在硫磺岛加油，然后直飞日本本土。

“埃诺拉·盖伊”号从硫磺岛升空后，机械师帕桑斯爬进弹舱，完成了“小男孩”的最后装备；接着，电子技术军官杰普逊解除保险并接通电路——“小男孩”已经处于待爆状态了。

七时半，气象飞机报告：广岛上空云量极少。

尽管前几天美军的传单漫天飞舞，广岛的居民却没怎么当回事。从午夜开始，这座城市响起了防空警报，清晨响起的第三次警报声长达一分钟，居民们还是少有人进入防空洞。第四次警报，是一架出现在城市上空的美军气象飞机引起的——这架飞机上涂画着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日本兵在厕所里被冲下去——气象飞机转弯飞走后，“埃诺拉·盖伊”号沿着气象飞机的航线飞到了广岛上空。

八时零九分，蒂贝茨报告发现第一目标。

在“埃诺拉·盖伊”号的下方，白云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裂隙，裂隙的下面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蒂贝茨问帕桑斯这就是目标？

帕桑斯说是的这就是。

投弹手费雷比把眼睛贴在了瞄准镜上。

八时十五分十七秒，“埃诺拉·盖伊”号的弹舱门自动打开，然后“小男孩”坠落下去，承载它的降落伞随后打开，“小男孩”开始在广岛上空飘荡——四十五秒后，它将起爆！

数吨重的“小男孩”突然离机，使得“埃诺拉·盖伊”号瞬间上升，在剧烈的颠簸中蒂贝茨大角度转弯并且加速。戴上了黑色镜片罩的机组人员好奇地向下俯瞰，“小男孩”越来越小，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突然，天空中刺目的强光一闪。

这一刻，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八时十六分。

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广岛市中心——相生桥以西一百米上空六百米的高度，爆炸了。

事后活着的广岛人，在描述原子弹火球四射的强光时，说法不一：蓝色的、淡红色的、深红色的、暗棕色的、橘黄色的、紫色的——还有人说什么颜色也没有，眼前的世界一片惨白。在使人双目失明的强光闪过之后，伴随着轰天的巨响，火球爆出的烟柱上升到万米高空，炸裂成一个巨大的蘑菇云，与此同时三十万度以上的炽热气浪席卷广岛，全城的建筑物蒸发得无影无踪，人体仅在地面印下影子般的轮廓。在距离爆心较远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尸体被烧成焦炭；再远一点，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从废墟中爬出来，身上的衣服没有了，皮肤在一块块地剥落。大约十五分钟后，天上落下携带着放射性尘埃的黑色水珠，飘洒在尚未死去的赤裸的人身上。

广岛被夷为平地。

美军司令部发布的死亡人数是：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三人。

日本方面认为美军缩小了数字。

至少，美军没有把因受到核辐射而死去的人计算在内：几天、几周、几月、几年后，广岛大量死者血液中的白细胞几乎为零，所有的内脏器官黏膜因为发炎呈黑色，于是医学界出现了“原子病”一词。为此，日本方面的统计是，死于原子弹的广岛市民达十五万以上。如果加上所有受到伤害的人，“小男孩”造成了近二十万人的苦难。

至少在那个时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少数科学家、军队高级将领和国家首脑之外，没有人知道从广岛上空掉下来的是什么。“小男孩”爆炸后，日本军部报告说，美国投掷了一枚破坏力前所未有的高性能炸弹。接着，日本人便收听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广播声明，声明中明确说在广岛投掷的是原子弹。但是，日本政客认为，这是美国方面的宣传，没有确定之前，仍须使用“高性能炸弹”的措辞。可是，当日本内阁派出的由科学家率领的调查人员抵达广岛后，他们立即给东京发去报告：这是颗铀弹。

外相东乡茂德和首相铃木贯太郎磋商后，决定立即奏报天皇，建议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面谕：“敌既已使用此种武器，战争继续更不可能，为图获得有利条件起见，不得遗失结束战争时机。”[539]

与此同时，东乡茂德给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发去电报，说明局势急转直下，要求他立即明确苏联的态度。

佐藤尚武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得到的回答是：会见时间为八月八日下午五时。

五时前的几分钟，佐藤尚武走进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的书房，他还没来得及用俄语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表示致意，莫洛托夫便抢先向他宣读了一份文件：

在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以后，只有日本是继续战争的唯一大国。美、英、中三国本年（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对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遭到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远东战争的提案已完全失去了基础。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向苏联政府建议，要求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借以促进战争的结束，以资减少牺牲，迅速恢复全面和平。苏联政府遵照其对同盟国的义务，接受同盟国的建议，并参加同盟国本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苏联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和平、拯救各国人民免于更大的牺牲和苦难、使日本人得以避免德国在其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那些危险与破坏的唯一手段。从上述观点出发，苏联政府宣布：从明日即八月九日起，苏联政府将与日本政府进入战争状态。[540]

日本人的屈辱与愤慨难以言表：“真是啼笑皆非，令人震惊。过去历时约两个月，拼死拼活进行的外交努力，结果不仅全成泡影，而且得到的是以铁锤代替了答复。”[541]

波茨坦会议时，斯大林的态度是苏联八月下旬参战。可原子弹爆炸后，斯大林认为，日本必会急于投降，而如果苏联在日本投降前还没出兵，很可能被美英完全置于远东利益之外。

莫洛托夫向佐藤尚武宣读宣战书两个小时后，一百多万苏军从东西两面向中国东北境内大举开进。

面对广岛全部毁灭的照片，杜鲁门虽然感到了压力，但他没有召开高级会议讨论是否继续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也没有和幕僚们一起判断“小男孩”爆炸后日本投降的可能性以及苏联参战能否加速日本投降的进程。他已经下达了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的命令。

战争结束后，有人问杜鲁门他当时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杜鲁门决绝地回答：没有！就像珍珠港所有的死难者没有其他选择一样！

一份传单在日本上空投下：

美国要求你们立刻注意我们在这份传单上所说的话。我们已经掌握人类从未有过的破坏力最大的爆炸物。一颗我们新近发明的原子弹爆炸了，实际上等于两千架我们的巨型B-29轰炸机执行一次任务时所能携带的爆炸力。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值得你们思考的。我们庄严地向你们保证，投弹是极其准确的。我们在你们的本土使用这种炸弹还刚刚开始。如你们还有什么怀疑，请你们了解一下广岛挨了只不过一颗原子弹后的情况。

在利用这种炸弹摧毁军方拖延这场毫无用处的战争的一切资源之前，我们要求你们现在就向天皇请愿，结束战争。我们总统已为你们概述了体面的投降的十三条结果。我们敦促你们赶快接受这十三条，开始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爱好和平的新日本而努力。你们现在就要采取步骤，停止军事抵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这种炸弹以及其他一切优越武器，立刻强行结束战争。

现在就从你们的城市中疏散开！[542]

随着传单的飘落，代号“胖子”的一颗钚弹在长崎市上空爆炸了。

长崎，—个建在陡峭小山上的，有着二十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

“胖子”脱离机舱在长崎上空爆炸时，是九日上午十一时零二分。唯一被准许跟随飞机进行现场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在飞机剧烈的颠簸中努力向爆心看去，他认为他看到的那颗爆炸钚弹，很像一颗从大地上飞起来的彗星，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新种属的生物。这个怪物在亿万分之几秒内，就变成了巨型的图腾柱般的物体，图腾上雕刻着的许多浄狞的形象正朝着大地狞笑。

钚弹“胖子”无论尺寸、重量，还是破坏力，都大于“小男孩”。在闪光、热波的冲击下，爆心附近所有的生物瞬间死亡，建筑物在大火和气浪中被一扫而光，只有三菱钢铁厂坚固复杂的厂房骨架软糖般扭曲在地表上。长崎在几秒钟内成为一片焦土，遍地的瓦砾、灰烬和烧焦的尸体，然后还是带有强烈核辐射的黑色大雨。活着的人从废墟中爬出来，赤裸着烧烂的身体向天空呆望。有人从废墟中把被埋的人拉出，被拉出来的人皮肤如同脱手套一样脱落下来。

长崎伤亡者达十万以上。

就在日本的长崎地狱般死寂之时，苏军坦克的轰鸣声和巨炮的轰击声震撼着中国东北大地，令曾经是世界上最强悍陆军的日本关东军为之肝胆俱裂。此时，尽管关东军尚有两个方面军、六个集团军和两个航空军，共计约七十万兵力，分别部署在中国东北的东、南、西、北四个防御方向上，但由于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消耗，其精锐师团大多不复存在，充数的绝大多数是刚刚应召入伍的新兵。装备上仅有作战飞机一百五十架，坦克一百六十辆，各种火炮不足五千门，在刚刚打败德国的强大的苏军面前不堪一击。

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的远东苏军，辖三个方面军以及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共有十一个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三个航空兵集团军、三个防空集团军，共计七十一个陆军师、六个骑兵师、三个坦克师，火炮三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五千五百辆、作战飞机三千八百架；海军拥有各种舰船五百余艘、战机一千五百架，陆海空军总兵力达一百六十万。

九日零时，苏军步兵越过国境线，航空兵开始袭击哈尔滨、长春、吉林和沈阳，海军则驶入了日本海。

南线，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约五十八万人，在太平洋舰队的支援下，分割围歼关东军第一方面军于牡丹江、敦化地区，切断了关东军与朝鲜和日本的联系。而后，中央突击集团向牡丹江方向、左翼突击集团向延吉方向、右翼突击集团向密山方向同时推进，最后攻击哈尔滨和吉林。

西线，坦克第六集团军部队齐头并进，第一天推进一百五十公里，第二天又推进了一百公里。十二日，苏军的坦克部队全部越过大兴安岭，十一日占领鲁北，十二日攻占突泉。左翼第三十六集团军，十一日攻克满洲里的筑垒地带；右翼骑兵机械化集群分两路攻击前进，十四日占领多伦，十五日占领张北。

东线，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先遣部队强渡乌苏里江，袭击了日军的边境筑垒地区，然后主力发起全面攻势。左翼第二十五集团军和右翼第三十五集团军，在东宁和虎头地区遭遇日军抵抗，主力被迫迂回。第五集团军十日攻克绥芬河，之后攻入牡丹江市区，主力则南下进击吉林。

北线，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约三十三万人，在黑龙江舰队的配合下，主力沿松花江向佳木斯和哈尔滨突击。其中一个集团军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实施登陆。八日午夜，苏联独立第五军强渡乌苏里江，十四日占领宝清。第十五集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了日军在富锦附近的筑垒地区，打通了前往佳木斯的通道。第二集团军十四日将爱辉附近的关东军包围，并对其实施了猛烈围歼。

苏军发动进攻的六天内，后贝加尔方面军越过大兴安岭，前进五百公里，前锋抵达东北平原；远东第一方面军前进二百公里，前锋抵达牡丹江平原；远东第二方面军前进十公里，已经逼近佳木斯；太平洋舰队占领了朝鲜的雄基、罗津等港口，切断了日本关东军海上的退路。尽管日军大本营命令关东军对苏军进行全面作战，但关东军的防御部署在苏军的猛烈打击下被割裂，失去统一指挥的部队很快陷于全面溃败的状态，只有少数兵力在牡丹江、海拉尔、虎头等地凭借坚固堡垒继续抵抗。

陷入绝境的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波茨坦公告》了。

从八月九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开始，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防空洞里举行。会议竟然持续了八个小时。内阁和军方争吵不休。首相铃木贯太郎表示，形势已到了必须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地步，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认为，盟国虽然提出保证皇室安全等条件，但日本决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现在美国人使用了原子弹，苏联人也背信弃义对日作战，为了大和民族的荣誉，继续战斗是唯一一条路，死里求生或许还有扭转战局的可能。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则认为，继续战争日本没有取胜的任何希望，“必须放下那套誓不服输和一厢情愿，按照实际情况，光明正大地坚持需要坚持的意见，去进行谈判”。[543]接下来，军需大臣丰田贞次郎、农商大臣石黑忠笃、运输通信大臣小日山直登，都对各自管辖领域的状况表示出极度悲观。特别地，他们说到从盟军战俘那里得到的情报是：美国已拥有一百颗原子弹，每个月可以造出三颗，下一个投掷目标将是东京。与会者突然沉默了。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消息。

在长时间的目瞪口呆后，会议立即转为争论如何投降。

以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为首的军方坚持有条件投降，条件至少四项：一、保证维护国体；二、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三、自主地解除武装；四、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如不可能，盟军只能在东京以外的少数范围内，用较少兵力和较短时间在日本实施占领。但是，外相东乡茂德则认为，在眼前这种形势下，日本方面附加任何条件，都可能导致谈判破裂。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连哀求的机会都没有了。

内阁会议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只有把天皇请出来。

十日零时，御前会议在皇宫内的防空地下室召开。

这是从一座小山的一侧挖进去的地下防空设施，铺着草席的阶梯很陡，里面有六间房间，最大的一间是会议室。陆续进来的与会者有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以及枢密院议长、内阁书记长官、陆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和内阁综合计划局局长等。走进来的人都保持着沉默，只有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随身佩带的军刀叮当作响。

午夜前十分钟，天皇进入了会议室。

内阁书记长官首先朗读了《波茨坦公告》，在场的人无不“悲感交集，内心痛苦，无以言宣”。然后，铃木首相宣读了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议案：“在上月二十六日的三国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要求变更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谅解下，日本政府予以接受。”[544]在接受天皇垂询时，东乡茂德首先表示，无论《波茨坦公告》如何难以接受，日本都必须马上接受，因为实际上日本已没有谈判的可能。如果日本方面提出条件，也只能是维护皇室，其他条件提得越多被拒绝的可能性就越大——“只要皇室能够存在，日本民族就能隐忍持重，以图他日的复兴。”[545]但是，这一主张还是受到军方的坚决反对。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表示，如果无条件投降便对不起阵亡者；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更是认为，现在还不能认定日本已经失败，日本士兵和国民都有“玉碎”的精神；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坚持，即使投降，也必须提出四项基本条件，如果盟国拒绝就誓死战斗到底。阿南惟几发言中的一句话关系到中国：“《开罗宣言》中包括取消‘满洲国’的存在，这就将使日本丧失作为道义国家的生命。”——换句话说，如果接受《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就等于日本承认占领中国东北是侵略。

铃木贯太郎首相恳请天皇“圣裁”。

凌晨二时三十分，天皇开了口：

陆、海军统帅部的计划常有错误，失掉时机。说是进行本土决战，九十九里浜的防御工事已经迟误，说是不到八月底不能完成。关于增编部队也说装备尚未齐备。似此情况，怎能迎击敌军！

空袭日益加剧，若使国民再进一步陷于涂炭之苦，文化遭到破坏，导致人类不幸，实非朕所心愿。

此时此际应忍受难以忍受者。解除忠诚的军队的武装，将昨天效忠于朕的人定为战犯，于情实有不忍；但为国家前途计，亦属事不得已……[546]

天皇的态度很明确：日本无条件投降。

十日凌晨三时，日本内阁会议再次复会，最终通过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

早晨七时十五分，日本外务省把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电报，发给了日本驻瑞士公使加濑俊一和驻瑞典公使冈本季正，令他们立即转告美、英、苏、中四国，并期待尽快得到答复。

关于接受美、英、中三国共同公告的照会

日本天皇希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以使天下生灵得免持续战争而陷于浩劫。日本政府遵从天皇旨意，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居中立地位的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以便同诸敌对国恢复和平，而此促进和平之努力，不幸归于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恢复全面和平的意旨，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造成之惨祸，作出如下决定：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政府赞同的联合公告所列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于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获得保证，且切望迅速得到关于对此的明确表示。

帝国政府请求瑞典政府将上述情形转达给美国、中国、英国和苏联政府，不胜荣幸。[547]

十日十八时，美国华盛顿时间七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盟国收到了瑞士广播的日本乞降照会。美国受盟国委托，由国务卿贝尔纳斯起草复文，通过瑞士公使馆转达日本政府，关于日本照会提出的确保“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要求，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

自投降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最高统帅将行使认为适当的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在必要的投降条款上签字，俾波茨坦公告条款得以实施，并须命令日本全部陆海空军及他们控制下的所有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停止积极行动，交出武器，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实施投降条款所需的其他命令。投降后日本政府应立即将战俘及所扣侨民运至指定安全地点，俾能迅速登上盟国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盟国武装部队将留驻日本，直到实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目的为止。[548]

十三日晨，盟国的复文正式传到日本。

日本内阁对复文进行了讨论，十五位大臣中有十二人对内容“大致表示满足”，其他三人态度不明朗。

十三日下午，美国通过广播指责日本缺乏诚意。

十四日晨，御前会议再次召开。军方表示，盟国的复文对保持日本国体态度暧昧，须让盟国方面加以明确，不然就只有死战到底。这时候，天皇作了最后的阐释：理解军方的心情，只是眼前“营救国民的生命”要紧。“如果再继续战争下去”，结果只能是日本“完全变成一片焦土”。虽然对同盟国的手段和做法“难以完全置信”，但“较之日本完全灭亡的结果还略胜一筹”。对于日本民族来讲，“只要还留下一点种子，今后还有复兴的希望”。[549]

会场一片哭泣之声。

及至天皇说完，“全体不禁放声痛哭”。

自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无论是大举野蛮入侵中国，还是把珍珠港内的美军炸得尸沉大海，日本皇宫里曾经召开过无数次的御前会议，每一次无不是君臣一起畅想日本未来对亚洲的统治。

现在，日本人终于知道什么叫自身难保了。

天皇指令起草投降诏书。

晚上九时，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投降诏书。

晚上十一时，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公使向同盟国发出电报，表示日本天皇已授权保证签署执行《波茨坦公告》的相关条款，同时命令所有的日本武装力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其官邸内写下遗书：“以一死奉谢大罪。”然后穿上当年充任侍卫武官时天皇赐给他的衣服，面对皇宫的方向切腹自杀。根据武士的切腹礼，血溅到榻榻米上就意味着自己没有过错，因此阿南惟几把战刀插进腹部时向上和向下各扭转了一下，血流了出来。他的内弟竹下中佐闻声跑来，看见他正要把匕首再插进喉部。竹下问：“需要帮忙吗？”阿南惟几哼了一句：“没有必要。”竹下抢过匕首朝他的后背戳了下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亮了。

日本天皇在广播里向全体日本国民宣读了《终战诏书》：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残局，兹告尔等臣民：

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于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英勇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尚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囯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倶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能堪，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相互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550]

同日，日本发布停止进攻作战的命令：

大陆命第一三八一号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

命令

一、大本营之企图在于贯彻八月十四日诏书之主旨。

二、各军于接到另行命令前应各自继续执行目前任务。

但应停止积极进攻作战。

又须严肃军纪，巩固团结，行动一致。且应于国内、朝鲜、桦太（库页岛）[551]及台湾努力防止治安之动摇。[552]

签署这份命令的是：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第二总军司令官畑俊六、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航空军总司令官河边正三、第五方面军司令官樋口季一郎、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官安藤利吉、第三十一军司令官麦仓俊三郎、小笠原兵团长立花芳夫。

此时，日军在本土、远东、中国、东南亚、南太平洋各战场尚有作战部队三百万人。

日本投降了！

无论中国军政高层，还是普通民众，对于日本垮台的心理估计大多设置在一九四六年底。包括蒋介石在内，没人知道美国人手里竟然有一种令日本举国胆寒的致命武器。就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准以及民众文化程度而言，中国人无法想象一颗炸弹居然能够一次性毁灭一座城市并令数十万人伤亡。在惊诧的议论中，中国人认为，只要美国人继续扔原子弹，日本就很可能沉入海底了；更何况苏联人的坦克、飞机和大炮正铺天盖地向关东军扑去。

十五日晚上，重庆市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整个山城瞬间响起了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还是分散零星的，然而仅仅一个小时后重庆就变成了一座狂欢的火山。

而在中国北方的另一座小城延安，欢呼声从各个角落爆发，人们互相拥抱在一起，互相抬起来抛向空中，然后就是满城的锣鼓和秧歌。这座被油灯照亮的城市，月明如洗，人们把棉祆里的棉花掏出来，蘸上灯油，扎成火把，高举着到处奔跑。街边的茶摊摆上了大碗茶，小贩把梨子扔向人们：吃胜利果！吃胜利果！

在对所有事物最为敏感的中国港口城市上海，国际饭店的楼顶上升起了一面巨大的国旗，欢庆胜利的人们组成一眼望不到边的游行队伍，蔓延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时曾被日军炸得血肉横飞的街道上。除了日本租界外，上海所有的建筑物都灯火辉煌，盛大的欢庆游行一直持续到天亮，人们听见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是美军的飞机。“飞机把一箱箱由降落伞吊着的食物和药品，扔进那片仍旧关押着消瘦的美国战俘和拘留民的集中营场地。当美机低飞的时候，街上的中国人拍手欢呼”。——美军开始充斥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上，这里成为胜利者的天堂：

苏格兰威士忌酒正在酌满酒杯，牛排有寸把厚，香槟酒和法国葡萄酒都有出售。四种货币同时流通——日元、军用美元、国民党货币、伪政府钞票。你用那些几乎每小时都有币价涨落的通货做买卖，多半可以发一笔财。如果你正确了解兑换率，你可以花二十美元买进全是德国制造的莱卡和罗赖弗莱克牌的照相机。绸缎和工艺品都很便宜。差不多没有一个中国商人同战胜的美国人讨价还价……[553]

八月十五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

一、我们“正义必胜过强权”的信念，经过八年奋斗今天才得实现。

二、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

三、确信世界永久和平，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

四、此次大战的最后目的，须待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才算完全实现。[554]

蒋介石表示：“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它收获的迟早的，我们中国人民在最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韧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555]

接着，在蒋介石的讲话中，中国人听到了一个令他们有点不知所措的说法：“我们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556]

对于侵华日军最高将领冈村宁次来说，这一时刻充满困惑。

冈村宁次自一九四一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一直到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没有回过国。对于国内各方面的境况，他认为自己知道的并不详尽。进入一九四五年八月以来，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三军、第二十三军、华北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总计约一百万日军，正按预定计划进行由南向北的收缩调动。为了统一作战思想，八月三日和四日，冈村宁次还在南京召集各部队作战参谋开会，主要是研究九月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对策。会议推断美军很可能在上海或山东等地登陆，苏联也很可能参加对日作战。因此，必须尽快将部队调往中国东北地区，同时向南京和徐州等地集结兵力。会议刚刚结束，就传来了广岛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消息。紧接着，八月九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传来。东京大本营连续发来电报：命令所有的作战、兵站和交通部门参谋立即返回东京开会，命令中国派遣军立即向中国东北地区调动一个军的司令部以及六个师团、六个旅团，还有可供六个师团作战使用的弹药。但是，欧洲和重庆的广播中反复播放着日本就要投降的消息，国内也传来内阁试图在允许维持天皇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传闻。

侵华日军在一片迷惑中开始了增援关东军的调动。第十三军第一八师团向北出发，目标是张家口；第七十、第一六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九十二旅团以及第六十五师团的一半部队，也准备向北开拔。第六方面军的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司令部，从汉口出发北上；第五十八师团，独立混成第二十二、第八十八旅团从湖南境内向中国东北的南满地区开进。华北方面军决定撤出河南和山西南部，命令驻洛阳的第一一〇师团和驻临汾的第一一四师团开往北平，驻老河口的第一一五师团开往山东济南。——这是侵华日军入侵中国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所不同的是，当初部队是由北向南进攻，现在是由南向北撤退。

十一日，冈村宁次接到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联合署名的电报，说内阁正在与苏、美、英交涉，基本立场是只要不变更天皇的权力，日本就无条件投降。由于是首次从军方正式传来的消息，对于闻村宁次来讲无异于“晴天露雳”。——然而，紧接着，梅津美治郎单独署名的电报到了：“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勿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及区区情报，而削弱斗志，务期彻底完成任务。”[557]冈村宁次立即向大本营发去电报，认为让他的部队向中国投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陆军几百万大军未经决战即行投降，如此奇耻大辱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很少见。派遣军整八年间连战连捷，即使一个小分队在全军牺牲之际，也要把武器完全毁掉，不使落入敌手。而今百万精锐健在，竟向重庆的残兵败将投降，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听命的。我国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尊严国体，全体国民应誓死维护，绝不能靠乞求敌国来达到目的。我坚信，屈服足以亡国，继续战斗，全体国民武装起来，团结一致，进行殊死战斗，必能死里求生。”[558]

但是，十二日以后，进攻中国东北的苏军所向披靡，关东军狼狈溃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十四日，关东军司令部、伪满洲国皇室和“政府”以及大量的日本移民潮水般地向中朝边境逃窜。就在冈村宁次焦灼地督促北上的部队加紧行军时，国内突然传来“最坏事态，已成定局”的消息。——什么是“最坏事态”？冈村宁次和他的幕僚连夜讨论，认为中国派遣军的“最坏事态”，也许是把所有部队集结在山东半岛上，以烟台和青岛为根据地，建立一个独立占领区。——晚上，“圣裁”下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东京大本营通知：收听十五日十二时天皇陛下的广播。

十五日正午，冈村宁次下达训令，要求全体官兵“谨遵圣意”。

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不得不想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阿南惟几自杀了，铃木贯太郎辞职了，冈村宁次想到他身负把上百万官兵和侨民撤回国内的责任，因此既不能辞职也不能自杀——“余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559]

这是一种什么境地？

只有冈村宁次自己知道。

日军宣布投降时，在中国战场上（不包括关东军）的侵华日军总数，约为一百零五万人，其中，华北方面军三十万，第六方面军三十五万，第十三军三十万，第二十三军十万。

只是，尚在向北撤退的日军，由于消息不灵通，八月十五日那天还在战斗状态中行军，其中第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第四十师团正走在九江和南昌一带，第一三一师团正通过湖南岳州，第十三师团正通过湖南零陵。日军为了摆脱影子般跟在后面的中国军队，决定以撤退到湘桂交界处全州的第五十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二、第八十八旅团对中国军队实施伏击。第五十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埋伏在全州以北的高地上，独立混成第八十八旅团主力在全州占领阵地后，以一部后撤并在全州城内放火，引诱中国军队进入埋伏圈。全州燃起大火后，以为日军已撤退的中国军队冲入全州城，立即遭到日军的猛烈反击。中国军队向南撤退，日军重新占领了全州城。但是，日军立足未稳，突然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于是即刻遗弃重武器向北急速溃撤。

日军第四十师团从广州北撤，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七月开始从江西赣州出发向南京靠拢，其第二三六联队于八月十四日走到南昌附近。在一条河流的渡口，日军在大堤边的民房内宿营，第二天早上起来便感到不对劲。大堤上聚集着黑压压的中国百姓，鞭炮齐鸣，人声鼎沸。不知所措的日军官兵开了枪。一个手持白旗的国民党军军使跑过来，大声地宣布：日本投降了！——“向来认为我军的征战是战无不克的，这是怎么回事？真是晴天霹雳，但究竟不是做梦，士兵们一个个耷拉了脑袋，枪声停止了”。

十五日那天，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正从广西柳州向江西九江撤退，由于他们是后卫部队，没有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继续行军的时候，头顶上飞来美军的战机，但没有投弹扫射，这让日军很是奇怪。

休息发口粮时，才从负责守备公路的一支日军那里得知，大东亚战争已经失败，日本投降了。这一消息令联队长松山良政大佐和他的士兵们大惊失色，因为昨天他还向联队传达了战斗到底的训示。松山良政对士兵们说，本联队不懂什么叫投降，但他同时命令各大队烧毁文件，尽量不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严禁抢劫中国百姓的东西。然而，师团的电报随即到达，告知日本确实投降了，并命令他们烧毁军旗。松山良政没有马上执行烧毁军旗的命令，他认为这可能会令士气顿时低迷，但继续走了没多久，第六联队还是把军旗烧了——“避开了中国人的眼目，选择了僻静地点”。

奉命向南京靠垅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第二一七联队，是在十九日那天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的，当时他们才走到九江，该联队在那里接到一个古怪的通知：“首都南京还没有驻进中国军队的大部队，而在南京北面十里，津浦线上的六合，中共军正在集结中，中国军队要我军火速出发保卫南京。”无法得知是“中国军队”的谁向日军提出的这一要求，最大可能是蒋介石本人，依据是：该联队“据此紧急情况，从九江出发乘坐民船下航，在浦口上陆，入列重庆军（新编第六军）的指挥下，担任津浦线的警备”。[560]——除了蒋介石之外，谁能把一支日军部队直接编入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里？

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不知所措，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同样狼狈不堪。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日本政府派来洽降的军方代表，在日军副参谋总长河边虎四郎的带领下，走到了同盟国最高联合司令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麦克阿瑟语调冰冷地告知日本人，正式的投降仪式将于九月初在东京湾的军舰上举行，美军飞机将在八月二十三日在横滨以西的厚木机场降落。日本代表说厚木机场不安全，因为那里曾是神风特攻队的训练基地，现在还有不少神风队员住在那里。麦克阿瑟命令日本人，在美军飞机着陆前撤走所有的武装人员，并把停在机场上的所有飞机的螺旋桨全部卸下来。在日本人的再三恳求下，麦克阿瑟才勉强同意美军进入日本本土的时间向后推迟几天。美方把草拟的将由天皇宣讲的投降诏书逐字逐句地翻译给日本代表听时，日本代表的脸色十分难堪，因为第一句就是“我，日本天皇裕仁”——天皇从来不用“我”字，而只用“朕”。美方代表说这句话是例行公事，日本方面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词语。——“不要有意贬低天皇，以免激怒疯狂的日本军人。”这是麦克阿瑟对部下的指示。麦克阿瑟知道，美军要顺利地占领日本，还得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膜拜。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三十分，美国海军第三舰队进入日本相模湾。二十八日上午八时二十分至十一时，一百五十名美国陆军士兵乘坐飞机在厚木机场降落。三十日，美军第六、第八集团军，美国海军第三、第五舰队等部，总兵力约四十万人，先后在东京附近、横须贺、佐世保等地登陆，实施对日本本土的占领。美国曾要求同盟国派出占领部队，但是，英国直到第二年才派来少数部队进驻广岛附近，苏联人不愿意把苏军置于美国人的指挥下而没有派出部队，中国被指派进驻日本本土的占领部队是荣誉第二师，驻地是名古屋，但这支部队始终没有成行——无法得知中国连象征性占领的部队都没有派出的真正原因——对日本本土的占领，实际上成为美国的独自所为。

三十日下午二时零五分，麦克阿瑟的座机“巴丹”号在厚木机场降落。麦克阿瑟显然有些兴奋，作为战后日本的统治者，他的宏大占领计划是：彻底摧毁日本的一切武装力量，建立一个代议制度的民主政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解放日本的农民，开展劳工自由运动，发展自由经济，废除警察镇压制，施行新闻自由，给予日本妇女选举权。麦克阿瑟的幕僚提醒他，最后一项可能会引起日本男人的不满，麦克阿瑟的态度是，他就是要让日本男人名誉扫地，因为战争是男人干的。

麦克阿瑟乘车前往横滨市区，短短十三公里的道路两旁，竟然站立着三万多名日军士兵，这些士兵全部背朝着他的车队。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日本人警卫天皇的方式，而麦克阿瑟认为诡秘莫测的日本人实在是别有用心。麦克阿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三百多万日军尚未完全放下武器，日本人随时可能有过激的举动。麦克阿瑟认为，他的行为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冒险，因为他已进入敌人的国土，而身边只有为数不多的部队。晚上，当年率部在菲律宾向日军投降的乔纳森·温赖特将军走进麦克阿瑟的房间，这位在日军设在中国沈阳的战俘营中已被关押了三年的将军，因饱受苦难而瘦骨嶙峋，步履艰难。麦克阿瑟拥抱了他。当温赖特将军哽咽着说他为放弃菲律宾感到羞愧时，麦克阿瑟说：“只要你愿意，你原来的那个军仍归你指挥。”——麦克阿瑟在温赖特将军的热泪纵横中感受到胜利的荣耀。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舰上升起的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那天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的国旗。麦克阿瑟率领的盟军代表团走上了甲板，接着以新任日本外相重光葵为首席代表的日本代表团也登上了“密苏里”号战舰。重光葵的一条腿曾在中国上海被炸断，拖着假肢的他步履缓慢，他身后日本代表团的另外十个人只能缓慢地向前移动。

《星条旗永不落》响起来了。

麦克阿瑟首先致辞：

我们，各主要参战国的代表，今天聚集于此，来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以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分晓，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辩论。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行将为之奋斗的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履行我们即将在这里正式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十分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最美好的愿望。这是我的真诚希望，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希望。[561]

麦克阿瑟命令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投降书：

我等兹遵照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的命令，并代为接受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和大不列颠国政府首脑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参加的公告条款。（上述四国以下简称同盟国）

我等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和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以及在日本国控制下的一切军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我等兹命令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和日本国臣民立即停止敌对行为；保存一切船舶、飞机以及军用和非军用财产，防止损毁；日本国政府各机关接受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指示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等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对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和在日本国控制下的一切军队的指挥官，对其指挥下的一切军队应立即发布无条件投降的命令。

我等兹命令一切官厅、陆军和海军的职员要遵守并且实行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为履行投降文件认为适当而自行发布的和根据其委任发布的一切布告、命令和指示；命令上述职员在经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委任尚未解除职务之前，各自留在其岗位，继续执行其非战斗性任务。

我等兹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任者约定：诚实地履行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并发布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和其他特定的同盟国代表为履行上述公告所要求的一切命令，并采取一切有关措施。

我等兹命令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立即释放正在日本国控制下的同盟国的一切俘虏和被拘留者，并就其保护、治疗、给养和及时运往指定地点，采取措施。

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被置于为实现本投降条款采取适当措施的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562]

之后，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签字，他一共用了五支笔，每支笔分别写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同盟国最高联合司令”“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他把其中的三支笔送给了美国国会档案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他的妻子琼妮，另外两支，他当场送给了站在他身后的温赖特将军以及当年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后被日军关押在战俘营中的英军司令阿瑟·珀西瓦尔将军。

麦克阿瑟签字后，海军上将尼米兹代表美国、陆军上将徐永昌代表中国、海军上将弗雷泽代表英国签字。然后是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以及新西兰的代表签字。

九时十八分，受降仪式结束。

这时候，四百架B-29轰炸机，在一千五百架美国海军舰载机的簇拥下，掠过“密苏里”号战舰的上空，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天地在剧烈震颤——“它们曾经毁损这片土地、它的帝国、它的海上通道；它们不仅炸开了它的城市，而且炸开了它的思想，”在场的美国记者记述道，“机群在东京湾上空炫示它们的辉煌成就，正如短剑在战场上逞威时凯撒的军团曾在罗马炫示他的辉煌成就一样。”[563]

日本政府正式向同盟国投降的同时，在亚洲各个战场上也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十五日，蒋介石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急。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鉴：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度，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564]

蒋介石给何应钦规定了接受日本投降的若干任务。在明确只有国民政府拥有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切权力外，还专门规定了这样两条：“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敌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投降，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或于投降期间不遵我军命令实施者，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并对不遵命令之敌部队长或敌军最高指挥官，直接予以处置。”[565]

所谓“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显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中国漫长而艰苦的抗战刚刚赢得胜利之际，蒋介石对于始终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其措辞之狠令人惊讶：如果哪一支中国共产党抗日部队接受日军的投降，就用武力将其消灭；如果哪一支日军向共产党抗日武装部队投降，不但要用武力消灭之，且何应钦还有权把这支日军部队的指挥官当场处决。值此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国民党表示出明确敌对态度之际，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的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时期，已经来临！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消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四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566]

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本土（东北除外）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全部地区。

洽降地由于江西玉山机场跑道损坏，临时改在了正面战场最后一战的发生地湖南芷江。八月二十日，何应钦率领中国代表乘坐两架美军运输机抵达。第二天，侵华日军的乞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一行八人抵达。日军代表被带入机场附近的一间房屋，中国代表已端坐在屋内——日方代表对中国方面的阵容很是吃惊，因为日方除了今井武夫之外，跟随他的仅仅是一名中佐、一名少佐和一名翻译，其余的是驾驶飞机的机组人员；而中国方面除了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外，还有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副参谋长冷欣少将以及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郑洞国等一批高级将领。

双方商定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时，中国代表提出日军要保证南京的治安，今井武夫说南京没有不安现象；巴勒特准将说日军要善待美军战俘，不然美军就要实施严厉的报复，今井武夫说美军战俘都挺好的；中国代表表示，日军说由于国共两党争执，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这是对中国的污蔑，今井武夫说至少中国派遣军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代表又说，日军中还有不肯投降的部队，日方应迅速制止这种挑衅行为，今井武夫反问，如果日军还心存挑衅，那自己为什么先设法到达玉山，然后又按照中方的要求转到这里？

从九月五日起，中国军队新编第六军官兵，乘坐数十架美军运输机飞抵南京。——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并屠城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进入南京城。八日，何应钦乘坐的“美龄”号专机，在数十架战机的护卫下出现在南京上空，南京市民不禁拥向街头欣喜地仰望着。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南京的街头搭起了一座座五彩牌楼，通往受降会场的路上每隔十步就悬挂着一面同盟国旗，新编第六军官兵手持最新美式武器站立在旗下。大礼堂门口的牌楼上悬挂有“和平永奠”四个大字，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挂在礼堂中央。应邀参加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数百名中外记者。

八时五十二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五人步入会场，在受降席上就座。五分钟后，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中国派遣军舰队司令官福田良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代表越南北部日军）三泽昌雄、中国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鱼贯入场。

冈村宁次解下佩刀，由小林浅三郎交给何应钦，然后他面对桌子上的投降书凝视了足有一分钟，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

一、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二、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三、吾等在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四、本官当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各级指挥官，及其所属部队与所控制之部队，向蒋委员长特派受降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及何应钦上将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立即停止敌对行为，暂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当暂时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飞行场一切设备，舰艇、船舶、车辆、码头、工厂、仓库及一切建筑物，以及现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区内日本陆海空军或其控制之部队所有，或所控制之军用或民用财产，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缴于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部队长及政府机关代表接收。

六、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日本陆海空军所俘联合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应予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七、自此以后，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

八、本官对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以后对投降日军所颁发之命令，当立即对各级军官及士兵转达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区之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

九、投降之日，日本陆海空军中任何人员，对于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嗣后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犯命令者愿受惩罚。

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印）

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零分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

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受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零分在中华民国南京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印）[567]

签字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发布中国战区十六个受降区以及受降长官名单：越南北部地区，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主持，受降地河内；广州地区，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主持，受降地广州；潮汕地区，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主持，受降地汕头；湖南地区，中国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主持，受降地长沙；江西地区，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持，受降地南昌；浙江地区，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主持，受降地杭州；湖北地区，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主持，受降地汉口；安徽地区，中国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主持，受降地徐州；上海地区，中国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主持，受降地上海（其中南京附近的日军向进驻南京城的中国军队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投降）；山东地区，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主持，受降地郾城；济南青岛地区，中国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主持，受降地济南；山西地区，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主持，受降地太原；河南地区，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主持，受降地郑州；平津地区，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主持，受降地北平；绥远地区，中国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主持，受降地包头；台湾澎湖地区，国民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受降地台北，香港投降日军由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接受。

在这份受降名单中，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及其将领。

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日军共有一个总司令部、三个方面军、十个集团军、三十三个步兵师团、一个坦克师团、两个飞行师团、四十一个独立旅团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总计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人，还有步骑枪六十八万五千八百九十七支、手枪六万零三百七十七支、轻重机枪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二挺、火炮一万二千四百四十六门、步机枪子弹一亿八千零九十九万四千余发、手枪子弹二百零三万五千余发、炮弹二百零七万余发、坦克三百八十三辆、装甲车一百五十一辆、卡车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辆、飞机一千零六十八架、航空燃油一万吨、炸弹六千吨、舰艇船舶一千四百余艘、马匹七万四千一百五十九匹等，全部被国民党军接收。[568]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依旧在作战，因为在共产党武装控制区内的日军不肯投降。朱德总司令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所有抗日民众发出了战斗号召：在共产党人及其率领的抗日军民长期战斗的区域内，日军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如果不投降就坚决予以消灭。

对于国民党人来讲，这是一个难以言表的巨大痛苦：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正面战场的战线不断地后退，形成了面积广大的敌后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坚持对日作战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共产党抗日武装已在敌后开辟出广阔的解放区。日本投降之后，对于主力部队主要集中在南中国的国民党军来讲，根本无法迅速开进到敌后沦陷区，更无法进入共产党武装创建的解放区，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

在中国沦陷区，日本人应当向谁投降？毛泽东在他一段通俗而精彩的比喻中用农民的手法描述了这个政治难题：谁收集落下的桃子呢？毛问道，如果地主已经逃避土匪，放弃了果园，而佃户却留下来照管桃树，给它们施肥，并当心看守——那么，在收获的时候，谁有权力收集那些掉下来的桃子呢？是逃亡地主还是照管果园的农民？他，毛和他的共产党人，已经占据了蒋介石放弃给日本人的中国沿海地带。目前，在毛的部队控制的地区，究竟谁应当收获胜利的果实呢？[569]

八月十四日，为了这份不安和焦灼，国民政府与苏联达成了一份协定，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份协定的签订令中国人痛心疾首：以让外蒙古脱离中国版图独立为代价，换取苏联尊重中国东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新疆的内部事务，同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派去与苏联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万般无奈，因为割让如此一大片领土必将成为中国历史的罪人。而压倒国民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斯大林的一句提醒：如果不尽快达成协议，共产党武装就要进入“满洲”了，苏联支持他们进入该地区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中国东北地区，七十万日本关东军中，近九万人已被苏军击毙，六十多万人被俘虏，苏联人完全控制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日军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致电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宣布日本关东军停止抵抗。直到二十六日，日本关东军部队全部解除武装，向进入中国东北境内的苏军投降。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列强是中国真正的同盟。

战争让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在南京投降，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长达十四年之久。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在其后三千多个浴血奋战的日夜里，中国军队进行重大作战二百多次，大小战斗近二十万次，歼灭日军一百五十五万余人、伪军一百一十八万余人。整个战争结束时，在中国战场上投降的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伪军一百四十六万。根据日本有关战史统计，日本军民在“大东亚战争”中伤亡总人数“约达二百六十万人”，其中死亡和失踪二百五十余万，残废和患病者十余万。受到战争直接损害的日本民众“约达八百七十五万”，其中伤亡约六十六万，死亡的约三十万人中半数源于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和原子弹的攻击。[570]日本在战争中的军事和资产损失，按照一九四五年投降时的价格计，高达一千零五十七亿日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战斗中使用的一般武器，不包括“难以调查的无形财产”。日本人认为：“可以设想，在战后日本贫弱的经济条件下，做到复原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日本为贪婪的扩张野心而发动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扩张企图的彻底覆灭：“由于战败，日本的宗主权被局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包括对马群岛在内的周围一千个小岛。结果，战前约六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减少了一半。在这块狭小的国土内，要收容约七百万海外归来的复员兵和回国者，还要加上每年自然增加的百万以上的人口。”[571]

那些发动了战争并在战争中犯下反人类罪的侵略者，得到了应有的悲惨下场。日本宣布投降后，自知将要为战争承担责任的日军将领纷纷自杀。继阿南惟几自杀后，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元帅、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前第十三方面军司令官吉本贞一大将、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第十八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次郎中将、海军第五航空队司令长官宇垣缠中将、第一一二师团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中将、第五师团师团长山田清一中将、第十二师团师团长人见秀三中将也相继自杀。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日本战犯共三十九名。接着，日本前首相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等七十多名战犯相继被逮捕。其中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于十二月十六日服毒自杀身亡。

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就在日本本土进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省部内，庭长室就是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审判从调查到判决历时两年半，最后的判决书长达一千二百三十一页，仅宣读这份判决书就用了整整七天。审判结果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和武藤章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木户幸一、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等十六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和重光葵分别被判处二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凌晨，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

与此同时，同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等地，对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共五千四百二十三人，其中四千二百二十六人被判刑，被判处死刑者为九百四十一人。

在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下，中国设立了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并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在中国的保定、东北、南京、广州、济南、武汉、太原、上海和台湾组成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中国各地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二千四百三十五件，判决三百一十八件，判处徒刑的有二百零八件，其中被核定死刑的一百一十件，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各地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竟然有六百六十一件被判定不予起诉，宣布无罪的有二百八十三件。其中就有侵略中国时间最久、罪恶最大、曾在华北占领区残酷杀害抗日军民并实行“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如果连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都“无罪”，那么还有谁有罪？中国的抗战结束后，冈村宁次被蒋介石聘为秘密军事顾问，专门负责策划向共产党军队进攻。在全国愤怒舆论的压力下，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前夕——蒋介石才被迫下令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竟然是无罪释放。消息一经传出，全国舆论大哗。或许，冈村宁次长期指挥日军在华北战场与共产党抗日武装作战，以及他在日本投降之际坚决命令中国战区所有的日军部队必须向蒋介石投降，是他没有被国民政府列入战犯名单的根本原因。果然，一九五〇年，蒋介石即聘请冈村宁次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秘密协助训练国民党军，图谋私蓄“反攻大陆”的武力。

中国国民政府还对汪精卫伪政权以及著名的汉奸进行了审判，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梁鸿志、殷汝耕等被执行枪决。而汪精卫已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里，国民政府派工兵炸开了他在南京梅花山的坟墓，把他的棺材连同尸体运往清凉山烧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五九年六月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中。

中国人民的抗战业绩，长期以来被世界严重忽视，西方舆论宣称是美国和苏联联合打败了日本。作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对中国实施武装入侵，是中国军民最早举起了抗击法西斯的旗帜，最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战场。在这个战场上，美国人打了三年零九个月，苏联人只打了十几天，而中国与日本侵略者单独战斗长达十年之久，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没有中国军民在中国战场上持久坚韧地抗击着日军，同盟国“先欧后亚”的战略便无从谈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将会改变。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历史贡献同时意味着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

中国历来是个不注重档案统计的国家，战争结束时，连整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也仅是个估算数字。因此，对于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损失，众说纷纭。—般公认的基本统计数字是：按照一九三七年的美元汇率计算，中国的战争消耗为四百多亿美元。这对于当时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来讲，已经超出了倾家荡产的程度，使得国家的财政和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军事消耗也许尚有较为完整的政府档案为统计支撑，而战争期间人民的损失则根本无法统计。按照一般的常识，这一损失至少是军事损失的数十倍以上。战争彻底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经济建设，日军对中国不设防城镇的轰炸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国多数的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广大的城镇成为一片焦土。穷凶极恶的日军，铁蹄所至肆意烧杀淫掠，其行为之野蛮残暴和灭绝人性，导致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战争蹂躏之悲惨酷烈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粗略统计显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一千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高达五千亿美元以上。至于人员，官方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三百八十余万人，平民死伤三千余万人，全面抗战八年间军民伤亡总计三千五百余万人；而民间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六百八十余万人，平民死伤三千八百余万人，全面抗战八年间军民伤亡总计四千五百余万人。

以最坚韧的耐力和最顽强的不屈精神赢得胜利的中国，尽管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仍旧是一场抵御外来侵略的伟大的全民族之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战争。当入侵者肆无忌惮地横行于国土之上时，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赢得全民族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下，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以及社会各界，最广泛地投入到民族救亡的历史潮流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命出命，显现出空前的全民族的觉醒。人民是支撑民族救亡战争的主体：自七七事变爆发，整整八年全面抗战，中国走上抗日战场的壮丁队伍达到一千三百三十五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而那些留在田地上耕作的老幼妇孺，皆面朝黄土背朝天，用瘦弱的身躯担负着战争所必需的沉重的公粮税赋。中国为数不多的民族资本家以及广大的产业工人，拋家舍业，跟随工业大转移到达大后方，然后冒着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坚持生产，用血与汗支撑着艰难的战争进程，维系着前线数百万军队的作战所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炮火中离开教室，以髙度的爱国热情为抗战奔走呼号。身处国外的一千多万爱国华侨，与处于战争苦难中的祖国生死与共，他们大量捐款和认购国债，把毕生劳作所积蓄的钱财全部寄回国内，大批回国参战的华侨儿女血洒疆场。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少数民族成立了无数支抗日游击队、自卫队，顽强地抵抗着入侵者，他们在这片国土的偏僻之地让侵略者感受到中国人的不屈。——中国国土广袤，她的每一寸山河都需要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

抗日战争是在正确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指导下的战争。国民政府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方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亡中国的梦想，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中国的图谋，将日军拖入了不能自拔的战争泥潭。就作战规模而言，中国的抗战是在长达五千公里对峙线的正面战场和幅员一百三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同时进行的。中国投入的参战兵力，最多时军队达五百多万，民兵达二百多万；而日军投入的兵力最多时达二百余万，伪军一百多万，双方投入的总兵力高达上千万之众。事实证明，日军是在战略进攻势头逐渐衰减的趋势下，一步步走向失败的，而这种趋势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驾齐驱的战争形态。在经济落后、军备低劣的情况下，利用中国地广人众的优势，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发挥出巨大威力，令日本入侵者顾此失彼，疲惫不堪。当正面战场上的日军气焰嚣张之际，其后方占领区却一直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以及群众性的抗日游击队，不但消耗着日军大量的战争资源，牵制着日军的大量兵力，有力配合了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创建出面积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使敌后亿万民众摆脱了日本占领军的蹂躏，培育出令入侵者胆寒的千百支正规兵团和游击兵团，创造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尽管在战争观念、战术方法等方面不尽如人意，但每一次面对日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作战，几十万官兵无不是在战役打响的那一刻便阻敌而战。他们绝大多数是这个国家贫苦农民的孩子，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战事将会多么残酷，牺牲将会多么巨大，战局又将如何演变，但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了打鬼子才扛枪的，是为了保卫国家才开赴阵地作战的。因为武器简陋，他们几乎是在用自己的身躯阻挡侵略者一步步向国土纵深推进。那成千上万倒在抗日战场上的年轻士兵无不是中华民族的好儿男！

中国抗日战争的最伟大意义在于：中国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耻辱，第一次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不但拥有自己的民族尊严，而且将誓死桿卫自己的国家权益。尽管国衰民穷，尽管军备简陋，但自入侵者踏入国土之日起，中国军民虽承受了难以言表的苦难，付出了难以计数的牺牲，却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直到入侵者投降。

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令古老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大风起兮，壮士出征。

赤胆忠心，肝脑涂地。

英雄儿女鲜血浸染田畴旷野，不死将士英灵守护山峦江河。

在此，特别重温中华民族最危险的那一刻，中国不屈的声音：

蒋介石：“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572]

毛泽东：“让全国四万万同胞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让我们更加和睦地为着保卫华北实现抗战而更加努力罢！我们伟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573]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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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1]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440页。

[←2]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434页。

[←3]

《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第75页。

[←4]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443页。

[←5]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446—448页。

[←6]

同上。

[←7]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436页。

[←8]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453—454页。

[←9]

同上。

[←10]

《聂荣臻传》，魏巍、周均伦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330页。

[←11]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457页。

[←12]

《吕正操回忆录》，吕正操著，解放军出版社，第232—233页。

[←13]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460页。

[←14]

《八路军——回忆史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465—466页。

[←15]

《吕正操回忆录》，吕正操著，解放军出版社，第237页。

[←16]

《吕正操回忆录》，吕正操著，解放军出版社，第241页。

[←17]

《民国军事史》第三卷下册，姜克夫编著，重庆出版社，第440页。

[←18]

《吕正操回忆录》，吕正操著，解放军出版社，第234页。

[←19]

《左权将军家书》，左太北主编，解放军出版社，第53—54页。

[←20]

《彭德怀传》，王焰、何定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253页。

[←21]

《左权传》，刘国语、张丛田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43页。

[←22]

《左权传》，刘国语、张丛田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711页。

[←23]

《左权将军家书》，左太北主编，解放军出版社，第3页。

[←24]

《左权传》，刘国语、张丛田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724—725页。

[←25]

《新四军战史》，丁星、李德平等编著，解放军出版社，第205页。

[←26]

《新四军战史》，丁星、李德平等编著，解放军出版社，第229页。

[←27]

《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780页。

[←28]

《民国纪事本末——抗日战争时期》（六）下册，魏宏远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第307页。

[←29]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11—116页。

[←30]

同上。

[←31]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51—352页。

[←32]

同上。

[←3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406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28页。

[←35]

《抗战中的中共》，〔英〕林迈可著，杨重光、郝平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188页。

[←36]

《大东遗战争全史》第二册，〔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赵宝库译校，商务印书馆，第546页。

[←37]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37页。

[←38]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43页。

[←39]

《史迪威日记》，〔美〕约瑟夫·W·史迪威著，黄加林、张红叶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08页。

[←40]

《宋美龄传》，〔美〕汉娜·帕库拉著，林添贵译，东方出版社，第299页。

[←4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60页。

[←42]

《宋美龄传》，〔美〕汉娜·帕库拉著，林添贵译，东方出版社，第271页。

[←43]

《剑拔弩张的盟友》上册，齐锡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89页。

[←44]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82—383页。

[←45]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69—71页。

[←46]

同上。

[←47]

同上。

[←48]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77—79页。

[←49]

同上。

[←5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561—563页。

[←51]

同上。

[←52]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150页。

[←53]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90页。

[←54]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87—88页。

[←55]

同上。

[←56]

同上。

[←57]

《闽浙赣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萧秉钧、刘炽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9页。

[←58]

《中华氏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569—570页。

[←59]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94页。

[←6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565—566页。

[←61]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106—107页。

[←62]

同上。

[←63]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103页。

[←6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572页。

[←65]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110—113页。

[←66]

同上。

[←67]

《闽浙赣粤桂黔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萧秉钧、刘炽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0页。

[←68]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158—1159页。

[←69]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扃，第157页。

[←7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435页。

[←71]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第327页。

[←72]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33—34页。

[←73]

同上。

[←74]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41页。

[←75]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贾玉芹译，中华书局，第49页。

[←76]

《汪伪政权全史》下卷，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50页。

[←77]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2页。

[←78]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6页。

[←79]

《日本帝国的衰亡》下，〔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第596页。

[←80]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5—6页。

[←81]

同上。

[←82]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赵宝库译校，商务印书馆，第654—655页。

[←83]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7页。

[←84]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9页。

[←85]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26页。

[←86]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33页。

[←87]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39页。

[←88]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页。

[←89]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8页。

[←90]

《尼米兹》，〔美〕乔西夫·米兹著，高润浩编译，京华出版社，第278页。

[←91]

同上。

[←92]

《日本帝国的衰亡》（下），〔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第585—589页。

[←93]

同上。

[←94]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63—64页。

[←95]

同上。

[←96]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201—1203页。

[←97]

同上。

[←98]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71页。

[←99]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77页。

[←100]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86—87页。

[←101]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92—93页。

[←102]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98页。

[←103]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37页。

[←104]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207页。

[←105]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陈诚著，东方出版社，第116页。

[←106]

《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赵子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37页。

[←107]

《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赵子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53—354页。

[←108]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01页。

[←10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04页。

[←110]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囯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08页。

[←11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595—597页。

[←112]

同上。

[←113]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211页。

[←11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478—479页。

[←115]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陈诚著，东方出版社，第118—119页。

[←116]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58页。

[←117]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837页。

[←118]

《抗日御侮》第二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365—366页。

[←119]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842页。

[←120]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488—489页。

[←121]

同上。

[←122]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01页。

[←12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491页。

[←12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495—496页。

[←12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文委员会编印，第498—501页。

[←126]

《民国纪事本末——抗日战争时期》（六）下册，魏宏远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第475页。

[←127]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86页。

[←128]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09—110页。

[←129]

同上。

[←130]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也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520页。

[←131]

《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第502—503页。

[←132]

同上。

[←133]

《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40—441页。

[←13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03—904页。

[←135]

《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520页。

[←136]

《八路军——回忆史料》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9页。

[←137]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59页。

[←138]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19页。

[←139]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84页。

[←140]

《“大东亚共荣圈”源流》，林庆元、杨齐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24页。

[←141]

《抗日御侮》第三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39页。

[←142]

同上。

[←14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547页。

[←144]

《抗日御侮》第三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40—41页。

[←145]

同上。

[←146]

《日本大陆政策史》，沈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64—665页。

[←147]

同上。

[←148]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38页。

[←149]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20页。

[←150]

《抗日御侮》第三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41页。

[←151]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更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19页。

[←152]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更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26页。

[←153]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93页。

[←154]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钕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26—127页。

[←155]

《昭和十七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32—133页。

[←156]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10—11页。

[←157]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30页。

[←158]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36—139页。

[←159]

同上。

[←160]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37—38页。

[←161]

同上。

[←162]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44页。

[←163]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56—57页。

[←164]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45页。

[←16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07—608页。

[←16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21—1222页。

[←167]

同上。

[←168]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55页。

[←169]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46—147页。

[←170]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72—73页。

[←171]

同上。

[←172]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54页。

[←173]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57—158页。

[←174]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22—1223页。

[←175]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76页。

[←176]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93页。

[←177]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61页。

[←178]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64—167页。

[←179]

同上。

[←180]

《民国军事史》第三卷下册，姜克夫编著，重庆出版社，第528页。

[←181]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32—1233页。

[←182]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75页。

[←183]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24页。

[←184]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81页。

[←185]

《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高书全译，中华书局，第189—190页。

[←186]

同上。

[←187]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72—173页。

[←18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518—522页。

[←189]

同上。

[←190]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83页。

[←191]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34页。

[←192]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负会译，中华书局，第11页。

[←193]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5页。

[←194]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8—19页。

[←195]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27-28页。

[←196]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36页。

[←197]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318—1319页。

[←198]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54页。

[←199]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51—55页。

[←200]

同上。

[←201]

同上。

[←202]

同上。

[←20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25页。

[←204]

《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陈家珍、薛岳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62页。

[←205]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75—76页。

[←206]

同上。

[←207]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86页。

[←208]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84—85页。

[←209]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06—116页。

[←210]

同上。

[←211]

同上。

[←212]

同上。

[←213]

《河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30—132页。

[←21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26—628页。

[←215]

同上。

[←216]

《河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17页。

[←217]

《河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51页。

[←218]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2581页。

[←219]

《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陈家珍、薛岳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5—190页。

[←220]

同上。

[←221]

《河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90页。

[←222]

《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杭日战争亲历记》，陈家珍、薛击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12页。

[←223]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文思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06—208页。

[←224]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90页。

[←225]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陈诚著，东方出版社，第93—97页。

[←226]

同上。

[←227]

同上。

[←228]

同上。

[←229]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0—11页。

[←230]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5—7页。

[←231]

同上。

[←232]

同上。

[←233]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页。

[←234]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000—1009页。

[←235]

同上。

[←236]

同上。

[←237]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3页。

[←238]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08页。

[←239]

同上。

[←240]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20页。

[←241]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92—1294页。

[←242]

同上。

[←243]

同上。

[←244]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17—218页。

[←245]

同上。

[←246]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26页。

[←247]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32—33页。

[←248]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45—48页。

[←249]

同上。

[←250]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94页。

[←251]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74—75页。

[←252]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57页。

[←253]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21—222页。

[←254]

同上。

[←255]

同上。

[←25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300页。

[←257]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61页。

[←258]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300页。

[←259]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81页。

[←260]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凰凰出版社，第1300—1301页。

[←26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48—649页。

[←262]

同上。

[←263]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88—89页。

[←264]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295页。

[←265]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94页。

[←266]

《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团结出版社，第74页。

[←267]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佘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7页。

[←268]

《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团结出版社，第92页。

[←269]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I会译，中华书局，第107—108页。

[←270]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18页。

[←271]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8—279页。

[←272]

同上。

[←273]

《湖南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40—147页。

[←274]

《湖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5页。

[←275]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84页。

[←27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50页。

[←277]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87页。

[←27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51页。

[←279]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85页。

[←280]

《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团结出版社，第102—103页。

[←281]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3—294页。

[←282]

《湖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70页。

[←283]

《湖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56页。

[←284]

《民国纪事本末——抗日战争时期》（六）下册，魏宏远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第542页。

[←285]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09页。

[←286]

《湖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6页。

[←287]

《八路军——回忆史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592页。

[←288]

同上。

[←289]

《八路军——回忆史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584页。

[←290]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33—34页。

[←291]

同上。

[←292]

《八路军——表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3页。

[←293]

《河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72页。

[←294]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88页。

[←295]

《解放战争》上，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页。

[←296]

《八路军——参考资料》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1061—1066页。

[←297]

同上。

[←298]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70—582页。

[←299]

同上。

[←300]

《八路军——参考资料》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1072页。

[←301]

《宋美龄传》，〔美〕汉娜·帕库拉著，林添贵译，东方出版社，第245页。

[←302]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37—138页。

[←303]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22—527页。

[←304]

同上。

[←305]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88页。

[←306]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34页。

[←307]

《民国军事史》第三卷下册，姜克夫编著，重庆出版社，第504页。

[←308]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60—167页。

[←309]

同上。

[←310]

同上。

[←311]

《八路军——回忆史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630页。

[←312]

《民国纪事本末——抗日战争时期》（六）下册，魏宏远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第567页。

[←313]

《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第509—513页。

[←314]

同上。

[←315]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74页。

[←316]

《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1010—1011页。

[←317]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431页。

[←318]

《史迪威日记》，〔美〕约瑟夫·W·史迪威著，黄加林、张红叶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99页。

[←319]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41页。

[←320]

《史迪威日记》，〔美〕约瑟夫·W·史迪威著，黄加林、张红叶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00页。

[←321]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47页。

[←322]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509—510页。

[←323]

同上。

[←324]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47页。

[←325]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509页。

[←326]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76页。

[←327]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470页。

[←328]

《史迪威日记》，〔美]约瑟夫·W·史迪威著，黄加林、张红叶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70—171页。

[←32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516页。

[←33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355页。

[←331]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468页。

[←332]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516页。

[←333]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624页。

[←334]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612页。

[←335]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600页。

[←33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467—1470页。

[←337]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赵宝库译校，商务印书馆，第741—742页。

[←338]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045页。

[←339]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6页。

[←340]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051页。

[←341]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25页。

[←342]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7页。

[←343]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254—255页。

[←344]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90页。

[←345]

同上。

[←346]

《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徐康明著，解放军出版社，第325页。

[←347]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大、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065页。

[←348]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38—39页。

[←349]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79页。

[←350]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488页。

[←351]

《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杜聿明、宋希濂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59页。

[←352]

《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第452页。

[←353]

同上。

[←354]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172—176页。

[←35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483页。

[←356]

《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杜聿明、宋希濂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43页。

[←357]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225—227页。

[←358]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538页。

[←359]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232页。

[←360]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68页。

[←361]

《血色记忆》下，中共腾冲县委宣传部编，许秋芳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第256页。

[←362]

《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徐康明著，解放军出版社，第412页。

[←363]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71—172页。

[←364]

同上。

[←365]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091页。

[←36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533页。

[←367]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629页。

[←368]

《缅甸荡寇志》，孙志刚著，辽宁教育出版社，第77页。

[←369]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083页。

[←370]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68—69页。

[←371]

同上。

[←372]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084页。

[←373]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51页。

[←37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456页。

[←375]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258—259页。

[←37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502—503页。

[←377]

《抗战亲历者口述》，白涩著，万卷出版公司，第291页。

[←378]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090页。

[←379]

同上。

[←380]

《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杜聿明、宋希濂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14页。

[←381]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92页。

[←382]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536页。

[←383]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23页。

[←384]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088页。

[←385]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121—122页。

[←386]

同上。

[←387]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126—127页。

[←388]

《史迪威日记》，〔美〕约瑟夫·W·史迪威著，黄加林、张红叶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89页。

[←389]

《剑拔弩张的盟友》下册，齐锡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596页。

[←390]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132—133页。

[←391]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0页。

[←392]

《史迪威日记》，〔美〕约瑟夫·W·史迪威著，黄加林、张红叶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82页。

[←393]

《史迪威资料》，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瞿同祖编译，中华书局，第118—120页。

[←394]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43页。

[←395]

《剑拔弩张的盟友》下册，齐锡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39—640页。

[←396]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_负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58页。

[←397]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3页。

[←398]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94页。

[←399]

《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徐康明著，解放军出版社，第425页。

[←400]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50页。

[←401]

《缅甸作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209—210页。

[←402]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第740页。

[←403]

同上。

[←404]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日〕服部卓四郎著，禹硕基、赵启太、朱守仁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015页。

[←405]

《广西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03—104页。

[←406]

同上。

[←407]

《冈村宁次回忆录》，〔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239—241页。

[←408]

同上。

[←409]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275—278页。

[←410]

《闵浙赣粵桂黔滇抗战——原囯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萧秉钧、刘炽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6页。

[←411]

《湖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54页。

[←412]

《湖南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61页。

[←413]

《中华民国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62—663页。

[←414]

同上。

[←415]

《闽浙输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箫秉钧、刘炽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16页。

[←416]

《广西会战》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22—123页。

[←41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337页。

[←418]

《广西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39页。

[←419]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323页。

[←420]

《广西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50页。

[←421]

《闽浙赣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萧秉钓、刘炽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1—292页。

[←422]

《闽浙赣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萧秉钧、刘炽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14页。

[←423]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326页。

[←424]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360—1362页。

[←425]

同上。

[←426]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324—325页。

[←427]

《广西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13—116页。

[←428]

同上。

[←429]

《闽浙赣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萧秉钓、刘炽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30页。

[←430]

《广西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14—121页。

[←431]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334页。

[←432]

《广西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79—81页。

[←433]

同上。

[←434]

同上。

[←435]

《广西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84—91页。

[←436]

同上。

[←437]

同上。

[←438]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336页。

[←439]

《广西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43—150页。

[←440]

同上。

[←441]

《抗日御侮》第九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344页。

[←442]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55页。

[←443]

同上。

[←444]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6页。

[←445]

《广西会战》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225页。

[←44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69页。

[←447]

同上。

[←448]

《日本帝国的衰亡》（下），〔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第833—838页。

[←449]

同上。

[←450]

同上。

[←451]

《抗日御侮》第十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51页。

[←452]

《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张秀章编著，团结出版社，第721页。

[←453]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296—1297页。

[←454]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319页。

[←455]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327—1328页。

[←456]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71—73页。

[←457]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61页。

[←458]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80—86页。

[←459]

同上。

[←460]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05页。

[←461]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页。

[←462]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2页。

[←463]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黄会译，中华书局，第17—18页。

[←464]

同上。

[←465]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26—31页。

[←466]

同上。

[←467]

同上。

[←468]

同上。

[←469]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91—95页。

[←470]

同上。

[←471]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00页。

[←472]

同上。

[←47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57—558页。

[←474]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41—42页。

[←475]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67页。

[←476]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71页。

[←477]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90页。

[←478]

《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陈家珍、薛岳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65页。

[←479]

《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1043页。

[←480]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579页。

[←481]

《新四军战史》，新四军战史编辑室著，解放军出版社，第391页。

[←482]

《日本帝国的衰亡》（下），〔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第863页。

[←483]

《日本帝国的衰亡》（下），〔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第858页。

[←484]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419页。

[←485]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第362页。

[←486]

《身残志坚罗斯福》，解力夫著，世界知识出版社，第479页。

[←487]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美〕黄仁宇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21页。

[←488]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美〕黄仁宇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427页。

[←489]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3页。

[←490]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378—1379页。

[←491]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28—329页。

[←492]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5—19页。

[←493]

同上。

[←494]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380页。

[←495]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38页。

[←496]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27—28页。

[←497]

同上。

[←498]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51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55—58页。

[←499]

同上。

[←500]

同上。

[←501]

同上。

[←502]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383页。

[←503]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52页。

[←504]

同上。

[←505]

《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1041—1047页。

[←506]

同上。

[←507]

《八路军——参考资料》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1070页。

[←508]

《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1041—1042页。

[←509]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8页。

[←510]

《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1—592页。

[←511]

《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第519—520页。

[←512]

《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1081—1082页。

[←513]

《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第525页。

[←514]

即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也称“南下支队”。

[←515]

此说不准。

[←516]

有误。大悟山在平汉铁路东侧。

[←517]

有误。八路军南下支队的目的是挺进湘粤边，创建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518]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580—581页。

[←519]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88页。

[←520]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115页。

[←521]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第1404—1405页。

[←522]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68页。

[←523]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76页。

[←524]

《民国军事史》第三卷下册，姜克夫编著，重庆出版社，第661页。

[←525]

《湖南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薛岳、余建勋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45页。

[←526]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434页。

[←527]

《日本帝国的衰亡》（下），〔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第949页。

[←528]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49—50页。

[←529]

同上。

[←53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04—605页。

[←531]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326页。

[←532]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335页。

[←533]

《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第550页。

[←534]

《花冈暴动》，刘宝辰编著，人民出版社，第302页。

[←535]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第364—365页。

[←536]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297页。

[←537]

《抗日御侮》第十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公司印行，第80—81页。

[←538]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第369页。

[←539]

《抗日御侮》第十卷，蒋纬国总编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82页。

[←540]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車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638页。

[←541]

同上。

[←542]

《日本帝国的衰亡》（下），〔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第1042页。

[←543]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645—1648页。

[←544]

同上。

[←545]

同上。

[←546]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652页。

[←547]

《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第594—595页。

[←548]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657—1658页。

[←549]

同上。

[←550]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587—588页。

[←551]

桦太，即库页岛。苏联称萨哈林岛，日本称桦太岛。原属中国版图，18世纪中叶俄国占领北部，日本占领南部，二战后归苏联。

[←552]

《八路军——参考资料》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589—590页。

[←553]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31—232页。

[←55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10—612页。

[←555]

同上。

[←556]

同上。

[←557]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678—1679页。

[←558]

同上。

[←559]

《冈村宁次回忆录》，〔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31页。

[←560]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第88—89页。

[←561]

《麦克阿瑟》，〔美〕杰弗里·佩雷特著，王泳生译，京华出版社，第354页。

[←562]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710—1711页。

[←563]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23—224页。

[←56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13—616页。

[←565]

同上。

[←566]

《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第1121页。

[←56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653—654页。

[←568]

《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第605—606页。

[←569]

《探索历史》，〔美〕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62页。

[←570]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日〕服部卓四郎著，易显石、金明善、路甲印、刘伯彦译，林鼎钦校，商务印书馆，第1799页。

[←571]

同上。

[←57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55—58页。

[←57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285—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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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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