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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十年

出梁庄记

中国在梁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庄十年／梁鸿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1

ISBN 978-7-5426-7305-3

Ⅰ．①梁… Ⅱ．①梁… Ⅲ．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51929号

梁庄十年

梁鸿 著

责任编辑／徐建新

特约编辑／梅心怡　张璇硕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监　　制／姚　军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

（200030）上海市漕溪北路331号A座6楼

邮购电话／021-22895540

印　　刷／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2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162千字

印　　张／7.5

书　　号／ISBN 978-7-5426-7305-3/I·1680

定　　价／5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0533-8510898

目录

第一章 房屋

小字报

义生

鼻子眼窝都是房子

大胜

第二章 芝麻粒儿大的命

丢失的女儿

燕子：灿烂的光

春静

风言风语

吴桂兰

第三章 土地

北岗

一条大河波浪宽

河坡地

“人家”

第四章 回乡

中邪

一次聚会

福伯有福气

第五章 生死之谜

五奶奶上街去理发

明太爷决心自杀

灵兰大奶奶

门开着开着就不开了

少年阳阳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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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房屋

梁庄的新房在不断增加，老房也迟迟不愿离场。它们以日落西山的姿势顽强地支撑，几面破败的山墙，一段残垣，腐朽断裂的屋架，点缀着梁庄的风景。新房和旧房，共同造就了梁庄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的内部空间。

如果只是一个旅行者，他所看到的，完完全全是一个杂乱无序的北方村庄。

小字报

2020年7月，在连续十几天的暴雨之后，和其他任何一个年份的这时刻一样，湍水又涨了。

只不过这一次，湍水有鱼。在前面将近三十年间，湍水一直重度污染，大鱼几近消失，只有在一些分散的小水洼里，才能见到像小梭子一样的野鱼苗。一段时间后，这些野鱼苗也将消失不见。这几年，湍水渐清，站在水边，经常能看到水中大鱼跃起的身影。

湍水的水位暴涨到河道中那条沙土主路的位置，浩浩荡荡，一路翻滚下去。梁庄的男人们非常兴奋，举网提桶，几人结伴，从村庄后面的路下去，到南水北调大河和湍水交叉的那个大桥下面，布网逮鱼。那个位置沙少石子多，易于站立，也易于逃跑，万一上游涨水过来，几十步远就是护河堤，可以很快爬上去；而其他地方，是一望看不到边的平坦河坡。

技艺高超且胆大的人很快就抓到了鱼。大鱼足有五六斤，小鱼也有尺长，鲜嫩无比。一般情形是，大家抓到几条鱼后，回村聚在其中一家，煎炒烹炸，吃着鱼，喝着啤酒，聊着大天，到下午四五点钟，又到河里去抓鱼。一时间，村庄人声鼎沸，简直像过节一样。

一天早晨，韩家一个年轻媳妇清晨起来洗脸，洗完脸，端着脸盆往院子门口泼水，突然发现门口的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传单。她以为又是上面出了什么通知，就凑过去看。这一看，她给吓住了。家里男人已经下河抓鱼，一时找不来人商量，她就撕下那张传单，急匆匆往村口红伟家那边跑。[1]红伟家是梁庄的新闻交流中心，从早上六七点钟到晚上八九点钟，都有人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在路上，她又碰到另外一个年轻媳妇，也一脸慌张，还有点莫名兴奋，手里拿着同样的传单，说是在她家门口的电线杆子上发现的。她们两家都在梁庄村中心的主路上，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她们一路往村前跑，边跑边注意观察路边的电线杆，沿路没有发现同样的传单。

红伟家门口，一群人围在一起，正聚精会神地看一条鱼。

那天早晨，红伟在河里抓到一条二十来斤重的大草鱼，大家都赶过来参观。那条大草鱼躺在水泥地上，翻着白眼，大张着嘴巴，艰难地一呼一吸；但是，鱼尾仍用力扑扇，试图把身体带起来，但只徒劳地搅起了水泥地上的灰尘。人们啧啧感叹。有多少年了，湍水没出现过这样大的鱼了。

红伟家隔壁的凤嫂家门口，石凳四角已经摆上茶杯，中间放一副扑克牌。几个老牌友坐在那里，正慢悠悠喝茶，等着牌场开始。

两个人拿着传单，一头扎进人堆里，嘴里嚷着：赶紧来看，这是咋回事啊。其中一个小媳妇眼尖，看到张香叶坐在凤嫂家的牌场边，就跑过去，说：“香婶儿，你快看，这说哩都是啥啊？”

张香叶拿起传单看，约有两分钟的样子，脸色突然变得煞白，身子晃了晃，有点站不住似的。她把传单揉成团，装到口袋里，眼睛垂着，扒开人群，往外走。快走过红伟家门口时，另一个年轻的媳妇追过去，把另一张传单递给她，她默默接住，也揉成团，装进口袋里，往家的方向走。

人们目送着张香叶，直到她走过村口的那条拐弯路，人不见了，才像突然醒悟过来似的，争相说起话来。

另外有两个人，从口袋里各掏出一张传单，和刚才那两张一模一样。

人们头挨着头，碰在一起，开始认真研究传单上的内容。那条大草鱼被遗忘在一边，它的尾巴早一动也不能动了，两只眼睛还偶尔翻一下，露出里面的白眼。

揭发信

你张香叶干了什么事，不要以为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忘了就当没事了。

当年你和韩天明的丑事全村人都知道，你不守妇道，和韩天明眉来眼去，在家苟合，你的三儿是谁的孩子，大家都清楚。

你看韩天明家里有钱，你好吃好喝好沾光，就往人家身上贴。1974年冬天，你和韩天明在你家做的啥事村里人都知道，你丈夫不在家，你就天天领人回家，你叔伯哥知道了，堵了好几次门，把你们堵在床上，打得你鼻青脸肿。你说你改了，以后再也不会了。你丈夫从部队回来，看见你给韩天明做的衣服、鞋，跑去找韩天明，韩天明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后来，部队上要定性你是破坏军婚，你害怕了，还写了保证书，这事×××、×××都知道，当年，他们都是证人。现在，他们都死了，死无对证了，你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道德败坏，就该叫大家知道，别想着老了就变好人了。

张香叶，今年七十五岁。在梁庄，她以无可挑剔的品行，大家闺秀般的举止，干净整齐的装扮，多年来助人为乐的精神，而为大家所赞颂。她是村里为数不多懂得婚葬礼仪的老人，无论哪一家嫁姑娘，她都会默默在场，帮着装箱，准备各种礼仪所需的东西，教姑娘怎么应对。从准备出嫁到把人送走，张香叶一直都在，而且每天最早到，最晚离开。如果梁庄的老人去世，张香叶更是从开始到结束，全程在场。每天半夜离开，早晨四五点就来。她教亲属怎么清洗老人的遗体，老人的寿衣，她也一层层帮着穿，孝子的孝布怎么叠、怎么戴，老人口里放的东西，手里攥的东西，她都帮忙去做，让亲属不落下任何礼数。有她在，大家的心就不慌。

听村里年龄稍大一些的人讲，早些年，张香叶家里有缝纫机，她会剪衣服做衣服，一到春节，去求张香叶的人排成长队，张香叶基本上不拒绝。曾经住在她家隔壁的霞子妈说，每年那时候，她家的缝纫机咔嗒咔嗒彻夜响，但是，她从来没收过谁家的钱。

至少就我而言，小字报里所说的事情，我从来没听说过。韩天明作为梁庄的传奇人物，我们倒是从小到大一直听说。他的女儿和我同岁，小时候一起上学放学，我很小就知道她父亲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不要她妈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和张香叶的事情。

那天，我和霞子一边顺着韩家那条路往村里走[2]，一边数着旁边坑塘上盖的新房。在梁家和韩家交界处的那两个坑塘早已被填满，左右两个坑塘盖了七座新楼。

在我少年时代，一到夏天暴雨季节，水涨得很高，这两个坑塘中间的那条路会被完全淹没，人们都小心翼翼地从中间蹚过，坑塘的一边有一个沟渠，水往河坡方向排。据老人讲，这条沟渠一直就有，得亏它连通了村里六七个坑塘，否则，村庄早被淹没了。

现在，这条沟渠上面，也盖上了房子。

远远地，张香叶沿路走过来，低着头，往左边自己家方向拐。我刚要扬手打招呼，霞子妈赶紧拦住，说：“别叫了。”

在霞子家老屋的前面，是韩万杰家——梁庄最神秘的一家人。他们一家很少和村庄里的人交往，好像自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院子，虽然这里离我家只有五十米远。韩万杰的妈妈，传说中梁庄最厉害的婆婆，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据说她家的五个儿媳，在她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从清晨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一整天都不停忙碌，屁股从来都不敢沾一下凳子。

张香叶是这家的四儿媳。她丈夫韩万胜早年被送养给别人，长大后才自己回来，所以兄弟情谊并不是很深。张香叶早早和大院分了家，在大院前半部分挖出一个正方形，盖了房子。

霞子妈突然朝大院方向努了努嘴，示意我看。韩万杰家的院门大开着，有人正从院子里往外走，看见我们，那人吃惊地“啊”了一声，说：“早啊。”

霞子妈说：“哟，清辉啊，啥时回来了？”

“前天。招待几个朋友。”

“小清，你还记得吗？”霞子妈指了指我。

他看了看我，摇摇头，笑着说：“还真没印象，太多年不在家了。”

“光正家四闺女。”

清辉做恍然大悟状，但看表情，其实还是没什么印象。

我也不认识他。韩万杰家的孩子从来不和村庄的其他孩子玩。记忆中，他们每天从院子里出来，去上学，放学再回到院子里，从来没有在院子以外的地方出现过。即使是一家之长韩万杰，也只是偶尔在晚饭之后，从院落里踱步出来，看见人，微微笑着点头，并不多说。在极少的时刻，我从他家院落外经过，透过开着的院门，能看到院落里面盛开的月季，一畦畦碧绿的青菜。那里面的空间很深，很静。

清辉邀请我们进屋坐一会儿，话里话外透着客套，我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就进去了。我太想看看了。

一栋两层楼房结结实实矗立在院落的左后边，楼房前面的空地做了水泥硬化，院子里摆着朱红实木的圆桌、椅子、柜子，还有棕色皮质沙发，有工人正在忙着安装。院落的右后边，是一栋老房子，这座当年威严无比的青砖大屋，被楼房挤得像个佝偻失势的老人。老屋前面，是一方菜地，茄子、西红柿、苋菜、小青菜，长得正旺，可以看出主人精心打理过。再前面，是张香叶家的后墙。后墙左侧，一条窄窄的小路，通往张香叶家的院落。

清辉已经退休。这次回来，是想把院子好好收拾一下，把屋里的家具、设施再完善一下。他打算以后每年都回来住几个月。

从清辉家出来，霞子妈发出感叹：“都是有钱烧的。年轻时一次都不回来，老了老了说要回来住，还不是想显摆一下？我要是有地方去，我是一天都不住这儿。”

霞子在一旁反驳说：“就让你去街上我那儿住两天，你都不去。连夜都不隔，吵着要回来。”

大家都笑起来。霞子妈牙尖舌利，活跃异常，可也是一个死硬派，除了自己的那座老院子，两儿一女，谁的家都不去。

霞子妈低声说：“院里的菜园子，是张香叶的，清辉上次回来让张香叶把菜园平掉，张香叶不愿意。别看张香叶、韩万胜是清辉的四婶四叔，可他们关系很不好，他爹韩万杰那时候对他四弟都不好，到他们这一代，也看不起他四婶四叔。”

梁庄的年轻一代对小字报的内容感到震惊，在他们心目中，张香叶是梁庄的道德楷模，是最理想的老人形态。那些年轻的小媳妇都渴望自己的婆婆有着张香叶的性格，而男孩则想着要是自己的亲妈有张香叶那么能干、那么明理就好了。现在好了，一记重棒击过来。他们追着老人问当年的事情，或往老人堆里凑，想多了解一星半点真相。

老人们则一心只追问一个事情：谁写的小字报？

老人们掰着手指头算谁家和张香叶有仇，也大约拼凑和还原出了当年的事件经过。

在1967年或1968年，张香叶嫁给梁庄的韩万胜，当时，韩万胜在部队当兵。在那个时代，姑娘嫁给当兵的男子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少一个人的口粮不说，隔几个月还能寄点钱或军装什么的回来。张香叶个子高大，白白净净，不爱和村里其他妇女家长里短，转年就生了大儿子，也是本本分分下地干活挣工分，闲时在家剪衣服做衣服。

她和韩天明什么时候开始偷情的，没人知道。但是，有蛛丝马迹可寻：韩天明在吴镇上班，回来后没事就爱往张香叶家钻。“寡妇门前是非多”，虽然张香叶有丈夫，但也形同没有。其他男人也瞅，也想往张香叶屋里钻，可是都被张香叶轰出来，只有韩天明进去了，好久才出来。

当时，韩天明在吴镇供销社上班，吃商品粮，手握各种生活资料，在计划供应的年代，那是绝对权威。张香叶一人带两个孩子，挣不来工分，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有“留心”的人发现，韩天明经常往张香叶家去，进去时手提包鼓囊囊的，出来时手提包干瘪瘪的。一天晚上，韩万胜的三个哥哥埋伏在墙头，韩天明进去不久，三个人就破门而入，抓了个现行。其中，韩万胜的大哥韩万杰狠狠踹了张香叶裆部几脚，二哥拽着张香叶的头发扇她的脸，韩天明趁人不备，溜之大吉。

韩天明的老婆赵梅枝早就忍不下这口气，这下逮住机会，绕着张香叶的门口，直骂几天几夜。张香叶关门闭户，自始至终没有应战。可有眼尖的人发现，这件事情过去后不多久，韩天明就又开始出入张香叶家。这一次，韩万杰拉着张香叶去了韩万胜所在的部队，逼韩万胜和张香叶离婚，并且上告到部队领导，说张香叶是在破坏军婚。据说，张香叶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犯错。

事情传回梁庄，赵梅枝又到张香叶家门口狠骂了几天，说部队替天行道，替她出了口恶气。韩天明到张香叶家门口，拖赵梅枝回家，赵梅枝不走，两个人在张香叶家门口打了起来。张香叶一直没出来。韩天明赌气离开梁庄，到山西一个亲戚的矿上干活。

如果细究的话，也只有赵梅枝和张香叶是死敌。韩天明到山西后，很快又有新的女人，并且，坚决要和赵梅枝离婚。

但是，贴小字报这件事不可能是赵梅枝做的。首先，她不可能懂得到街上打印这些东西，她老得都快走不动了。她本来就不爱和人交往，自从和韩天明离婚后，更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其次，她儿媳也不可能帮她去做这件事，赵梅枝和儿媳的关系向来不好，虽然同住一个院子，但从来都是各吃各的。

“那就捋捋现在村里七十岁往上的人，看有哪些。”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除了生病躺在床上的，村里七十多岁的人大部分都在现场。

“要不是有深仇大恨，谁会翻出五十年前的事情来恶心人？”

峰叔踌躇着说：“也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清辉这次回来有啥变化没？”

大家问：“有啥变化？”

“往常清辉回来，都会到前院他万胜叔家借电动车，这次好像没有？”

倒是啊。确实没借，他每次出来都是骑自行车。

峰叔对旁边的霞子妈说：“你还记得不？上次清辉回来，咱们去他院子看，张香叶在那个院子里种的菜被他毁了一半，打的隔断也被推倒了。你说，清辉一年就回来几次，他毁人家张香叶的菜园子干吗？”

“回来几次？一次也不会回。要不是为让他奶奶有个落棺材处，那个楼房应该也不会盖。”

这个事情梁庄的人都知道。清辉奶奶是这个大院的第一代女主人，韩万杰去世后，她跟着清辉又住了好多年。活到九十三岁那年，老太太终于扛不住了，随时都有可能过去。她告诉孙子，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回梁庄，她要在梁庄办丧事，要埋在梁庄。可梁庄的房子早已坍塌，无法住人，更无法办丧事。奶奶又极不喜欢韩万胜这个儿子，不愿意把棺材停在他家院里。贤生的棺材最终放在野地里的事情成为全村人的教训[3]，许多长年在外地的人都因此又回来盖房。于是，几个孙子一商量，赶回梁庄盖房。房子落成，又紧赶着把老太太接回来。回梁庄三天后，老太太去世。这件事在村里传为美谈。

“那可说不准。房子一盖起，他就当个事儿了。你没见清辉这几年回来更勤了，退休了，没事了，也想回来住，他看院子里的菜当然不舒服了。”

人们像打开了一个新思路，纷纷发现清辉这次回来不同于往常的地方。譬如这次院子常常开着，和过往的村人聊天时，会提到他要把这院子抹平，再盖三间平房。譬如他这次回来根本就没去张香叶家；往常，除了借电动车，他还会在她家吃饭、喝酒。不管怎样，在梁庄，他们血缘关系最近。

是啊是啊。所有人都恍然大悟。

“我猜啊，早年清辉爹他们打过张香叶，结有仇气，这两年，因为清辉又回来盖房子，要收回院子，还要再盖，估计又闹矛盾了，张香叶也在其中说啥难听话了。清辉就生气了，写了这个小字报。不然，谁会费恁大的事做这件事。再说，他平时都住在大城市里，家里肯定有打印机之类的，自己就可以打印，连儿女都可以不知道。”

是啊是啊。霞子妈分析得头头是道，所有人都点头称是。

这件案子算有了眉目。所有人都默认是韩清辉贴的小字报，目的就是为了再盖几间房子。

“万胜和清辉虽是亲叔侄，可是，在房子的事情上，清辉那可是牙撕口咬、毫不留情的。再说，万胜是从小送给别人家，长大之后才回来，大家一直不亲，早年张香叶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个由头，当时就是想把他们赶走。”

不管怎样，七十五岁的张香叶，在生命最末段，经过一生的漫长赎罪之后，突然间，又回到了年轻时代的原点。她大概要背着这沉重的包袱入土了。

“不检点就是不检点，也不怪别人。这种事，从头到尾就不应该做。”按照老人们的议论，那时候都穷得要命，张香叶家实际上还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不至于为点粮食出卖自己。更何况，像韩天明这样的溜光蛋，哪家媳妇会随随便便和他说话，让他进屋？还是自己不检点，谁也不怨。

也有人埋怨那两个年轻媳妇不懂事，像这样的事情，看见了就看见了，把它撕掉就行了；不撕掉就算了，还专门拿到人堆里让人看；拿到人堆里也就算了，看到张香叶在那儿，还专门让张香叶本人看，这不是专门添乱吗？那两个小媳妇有口难辩，转过头来骂自己家男人：“都是你嘴贱，欠吃鱼，大早起就往河里跑，逮住啥鱼了？！”

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张香叶又开始出现在文哥家的门前。她安静地坐在凳子上，面带微笑，和大家在一起聊天、喝茶、打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大家觉得张香叶平白受了这么大的磨难，反而对她更好了。

义生

“你看，你往前面看，看见那栋楼了吗？那是韩家义生盖的，四层楼，装修豪华得很，周边可多人去看了。”

我和霞子从吴镇第二初中的后面下河，沿着河坡往梁庄方向走。今年夏天的雨量比往年要大得多。我回来之前，连下了十几天暴雨，上游的洪流冲过来，过往几十年挖得纵横交错的河道，东一个西一个的水洼、沟渠，被抹平了很多。河面宽阔，颇有浩浩荡荡的意思。河岸两边的芭茅、芦苇、野灌木，那些承租户所种的桃树、苹果树，随处可见的东一块西一片的花生地、西瓜地、芝麻地，疯了一般野长，叶秧肥大密实。

这不是什么好事。雨水太大，往往只长秧子不结果。

路过当年吴镇最大的挖沙厂，那些大沙堆已经失去原来沙堆的外貌了，被密密麻麻的杂草覆盖，变成了一个个小山丘。沙堆中间扔着一些挖沙机，像钢铁时代被废弃的巨型机器人，沉重而又庞大的身躯上层层缠绕着灌木、野藤，只剩长长的铁臂高高伸向天空，仿佛经历了内部的漫长搏斗，最终窒息而死。

这些机器在湍水上下游统治了几十年时间，凭借其冰冷无情的外表和改变河流的能力而让人臣服。而今，随着新政策的实施，这些沙堆和机器被彻底遗弃了。从2018年开始，穰县就不允许私人开采河石了，理由有二：一是私人乱采造成河道严重受损，二是，私人在河坡里圈河圈地，坐地起价，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政府红头文件下来，所有湍水沿岸的私人挖沙厂一律停办。如发现私人继续开采，不但没收机器和沙石，还予以重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开采沙石了。毕竟，老百姓还要建房，还需要沙石。于是，穰县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开采公司，正式的国家单位。愿意参与的私人挖沙厂可以继续开采，但必须先把沙卖给开采公司，开采公司再卖给老百姓。有许多私人挖沙厂想继续干，但后来发现，开采公司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利润。同时，老百姓也发现，他们到河里买沙，不只是手续多了，沙价和原来比起来有增无减，还不如从私人那里买。于是，穰县老百姓笑说，这哪是整治河道，分明就是多安排几个人吃国家粮。

走过当年施工一半的垃圾填埋场，那层薄薄的砖墙已经完全不见踪迹了，如果不是霞子指出给我看，我根本意识不到这就是当年出事故的地方。当年，不知道哪一任领导一拍脑袋，要在河坡里离河道不远的地方，建设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完全没有想到，如果湍水涨水了，涨到填埋场的位置该怎么办。特别提因为层层转包，等到最后一任包工头手里的时候，这个项目几乎已经没有利润可言，所以墙垒得特别薄。四个工人正在墙下干活，那边的推土机推过来，人一下子全被窝了进去。四个工人全是梁庄人。

再往前，就快到南水北调大河和湍水交界的地方了。那儿有条小路，从那儿上去，就可以到梁庄后面的墓地了。

野构树疯长，树林子所有缝隙都被占满，原来人们踩踏出的小路完全消失。我和霞子来回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往坡上走的路，又不敢贸然进入树林子，只好原路返回，从梁庄通过河坡的那条大路进村。

这时，霞子让我抬眼往村庄方向看。

一幢高大的欧式建筑物屹立在远方的地平线上，那是从河坡方向唯一能看到的梁庄房屋。

义生，韩家韩立挺长老的孙子[4]，是韩立挺夫妇亲自抚养长大的孩子。当年义生妈妈和义生父亲离婚，从穰县专门回梁庄，请求两位老人把义生带在身边，她不放心义生父亲，更不放心将来的后妈。从此以后，六岁的义生回到梁庄，和韩立挺夫妇一起生活，直到二十岁到西安投奔刚下海经商的七叔。

人们都说义生妈妈眼光长远，韩长老一心培养出来的孩子，那必定要成大气候。

韩家大院，在当年的梁庄，就是梁庄人向往的地方。

霞子说：“你比我小一点，可能没跟上，我还进去过。一进到人家院子里，和咱完全就是两个世界。院子干净又整洁，我记哩可清，有个长花架，花架上有可多吊兰，开着小紫红花。院子左边的那排房子是一个福音堂，韩立挺在布道，人们都可安静，头仰着在听讲，非常肃穆，有书香气息。中间他还去弹风琴，真是好听极了。我是后来上大学又听见这声音，才知道那是风琴。他老婆是个医生，长得可好看，宽脸庞大眼睛，笑眯眯的，会接生，咱们村里好多人都是她接出来的。我小时候没地方玩，常趴在人家门口往里看，韩立挺老婆看见，就朝我招手，让我进去，给我拿点心吃。点心我忘了是啥，但那味道到现在还记得。后来，我听村里人说，他们家从韩立挺爷爷那一辈就发达了，定了很多家规，譬如吃饭时不能说话，不能掉饭粒。当时韩立挺的四个弟兄没有分家，几个媳妇分工明确，该你值班就认真服务大家，不该你值班就可以坐下吃饭，也很平等。几个兄弟有在外经商的，有当官的，也有在梁庄的，像韩立挺，就信教，兼教育下一代的孩子。”

我和霞子掰着指头数韩立挺一家后辈的发展。韩立挺七儿三女，七个儿子均在外工作，医生和教师职业居多。1990年代“下海潮”时，韩立挺的七儿子从大学辞去教职，开始经商，生意做得很大，把下一代孩子全部带了出去。这些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发了财，在西安、南阳、郑州等地买房开店，发展很好，也有另外一部分孩子考上大学，其中包括复旦大学、郑州大学、厦门大学等重点大学。

其中，韩义生生意做得最大，大有超过七叔的趋势。

从2016年开始，义生回到梁庄，把早已破败的大院拆掉、重打地基，开始盖房的宏伟大计。没有人在意这件事。因为在外打工挣钱，回来盖房起屋，这是梁庄大部分人都在做的事情。

说话间，我和霞子已经上坡，进到村内。

正是早饭时间。人们照例端着碗，坐在院子外的小凳小桌前，边吃饭边和邻居聊天。

义生的房屋就在梁庄最靠近河坡的那排房中间。周边有新建的两层小楼，有平房，也有仍能勉强住人的土坯瓦房。

从外观来看，这栋楼即使放在北京、上海，或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城市，也丝毫不落伍。经典的欧式建筑，灰色花岗岩围墙，上面一圈黑色雕花镂空栅栏，铁制大门也是同款的黑色雕花。沿着围墙外面，一圈月季、凌霄绿意盎然，红花开得正旺。小楼一共四层，一层二层，灰花岗岩包墙，三层四层红砖打墙，五层是一个圆拱形的塔楼，四面挑顶，威严潇洒。

看到我们回来，大家纷纷打招呼，并告诉我们，义生不在家。疫情以来，全家人都没有回来过，不过钥匙放在隔壁的本家韩立兵那里。

立兵已经听说了，正急急忙忙往这边跑。我们叫着不慌不慌，他笑着，脚仍然没停。

立兵比我们年龄大些，他一直没出门打工，听说是身体不大好，不能干重活。他的房子还是那种老式瓦房，在这栋楼房的后面，要是不仔细看，简直就是看不到，要矮到地底下的样子。

立兵一边开大门，一边说：“你是不知道，这段时间可多人来看这房子，一拨一拨的，有开车的，骑摩托的，还有走路过来的，看西洋景似的。”

院落里面更显典雅、大气，门廊由四根粗大的花岗岩立柱支撑，花岗岩上的雕刻非常精美。院落右侧是一个大型的假山瀑布。

立兵说：“光这个假山，就花了小十来万，不知道是啥材料做的，你看那上面的植物，据说也是贵到不得了。”

环绕着小楼，四周种满名贵的景观树，有砖路、石子路，休闲喝茶区、健身器材区，功能区隔清晰，又很好地兼顾了美感。

“这应该是找专门的设计师做的吧？”

“可不是专门找人设计的。”立兵说，“整个院子，从头到尾，都是义生和梁安两个人做的，哪有啥设计？俩人一商量，就干起来。大前年，有多半年时间，他都待在家里，一点点盯着人做，还全国飞，到处去找材料，花了不知道多少钱。这四层楼，九间房，他叔们和姑们每人一间，床、柜子、沙发，家里一应东西都准备好，谁回来都有地方住。去年春节他们都是在这里面过的，那热闹劲儿，可真是。”

立兵打开门，左边是一个挑高几乎七八米的大厅，全明落地窗，早晨的阳光刚好洒进来，照在墙上。墙上是三个老人的巨幅照片。除此，没有任何装饰。

霞子说：“呀你看，左右那两个就是韩立挺和他老婆，我还记得他们的样子，韩立挺留着一个小胡子。最中间的那个可能是义生曾奶奶的照片。”

立兵说：“可不是，义生曾奶奶活的时间长，义生还跟上见过。这看着是照片，其实不是，是在郑州专门找人画的像。也花了可多钱。”

照片是黑白的。左边韩立挺面容清瘦，不大的眼睛里透着睿智和慈爱，右边韩立挺的老婆微胖，宽眉大眼，戴一个金丝眼镜，看起来非常明理。中间那位老人的照片略微高于韩立挺和他老婆，老人穿着旧式的对襟棉袄，眼睛更深一些。

客厅是水磨大理石地面，摆一组墨绿色真皮沙发，角落有边柜、茶几、雕像和各种摆件，每样家具都是极贵的品相，非常时尚，透露出内在的奢华。

可是，不管是坐在客厅正中间的沙发上，还是到角落处欣赏雕塑，都能感觉到墙上那三双眼睛，它们似乎能转动，我们走到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在这样的关注下，莫名地，大家说话的声音都变轻了很多，行动也庄重起来。

沿着转角楼梯，我们一层层上去。从第二层开始，每一层都有三间客房和客厅，客房有床、衣柜、卫生间，客厅有沙发、茶几，靠着阳台是一个书房，书房里摆着实木长书桌、书架和文房四宝。书房直通阳台，阳台是一个大露台，站在露台往外看，可以看到东边层层叠叠的绿树和平坦广阔的河坡，没有任何遮挡。

毫无疑问，这是梁庄的制高点。

一个世纪过去，他们家族仍然是一个制高点。只不过，从前他们是作为某种象征秩序而被敬仰；今天，这个被爷爷奶奶抚养大的孩子，以最物质的方式显现着自己的力量。

霞子说：“本来这个地方地势就高，义生把院子推平之后，又向下挖很深，从下往上垫，光这个地基就垫了有两层楼高。你往下看，全部是石头垒起来的，中间填土，活生生做成一片高地，再在上面盖好几层，那可不是制高点？听说义生还想买下这片桃林，你想，把这十几亩地再改造一下，那不成大庄园了？可前面那家不同意，也都是他们本家。你想啊，地气都让你们占尽了，我好端端的两层楼，突然啥也不算了，对比着看，咋看咋寒酸，估计心里也很不舒服。”

盖好房子后，义生专门赶到穰县县城把父亲和继母接回来住，每天陪他们散步，给他们做饭，甚至还端洗脚水，搞得继母非常不好意思。她没有养义生一天，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享受这等孝敬。

她给村里的人这样讲。大家听了直笑，说你就受着吧，放你这里，说不定还养不出来呢；人家韩立挺那是啥人，方圆几十里的唯一长老，大能人，他精心培养出来的人能会差？

确实，如果你在梁庄村里碰到义生，你丝毫觉察不出他在外面干了多大的事业，也丝毫觉察不出这座房子和他本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是地道的梁庄人，行为、举止，都是一个在梁庄生活很多年的人会有的样子。

可是，他走进那座豪华大屋，你也不觉得有多不协调。他融进这座房子里，就像他融进梁庄，就像这座房屋融进梁庄，都是极自然的事情。

鼻子眼窝都是房子

从吴镇沿公路进梁庄原来有两条路。

一条通往韩家。这条路的右边是一个庄稼地和砖瓦厂，庄稼地过去就是缓慢下斜的河坡。砖瓦厂当年就建在下坡的地方，现在已经废弃，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被人用木板圈了起来，放置了许多废品。路的左边是梁家的自留地，自留地再过去，就是另一条往村中的路，这是通往梁家的路。

这个路旁有一个小房子，那个小房子从我记事起就在，是清立父亲盖起来的[5]，据说当年是想在路边开个修理铺，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开起来。2012年的夏天，连续几场暴雨之后，那个小房子彻底坍塌，只剩下一个高台，上面长满了豆角秧和野草。

一棵高大的桑椹树，孤零零地高悬在村头。一到夏天，上学的孩子走到那里，都要捡块瓦片往上扔。然后，仰着头，等着桑椹下来。红红的桑椹砸下来，砸到灰尘里，根本没法吃，极少数落到草丛里，吹一吹，还能吃上一颗。

过了桑椹树，就是路两边的两个大坑塘。小时候，我曾在这两个坑塘里游过泳，逮过鱼，捉过泥鳅。

现在，桑椹树早已不见，两个坑塘也已经被填。

清立弟弟清红在青海校油泵，回来专门为侄儿，也就是清立的儿子，盖了两层楼房，想着能以此给他找个老婆。可是，房子已经盖起来五六年了，清立儿子的老婆还没有找到。

这栋房子刚好就盖在坑塘往外流的沟渠上，其实就是村庄的水道。下大雨时，梁庄全凭这个沟渠往外疏通水流。

霞子说：“你看，原来这里是坑塘的出水口，坑塘蓄满了，水就沿着这个沟渠往河坡下流，这样，自然实现了排水功能。可现在，坑塘一填，出水口一堵，村里的水就没地方去，一下雨，水满村跑，路都泡在水里。各家各户都只为自己。房子地基一家比一家高，就连房顶，后盖的人家也一定要比周边的高出一两寸，要压过别人。可没意思。”

但其实，坑塘早就在被填了。

2000年以后，村中坑塘的水越来越少，没干涸的也变成了水上垃圾场，恶臭难闻。有想盖房但又没地方盖的人就去队里申请。在当时看来，也不是一件坏事，一个大垃圾场放那儿，像个大疤一样，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于是，坑塘上的第一座新房建了起来。

很快，梁庄小学门前的两个坑塘也被填起来，一边盖了一连六间的简易房做家具厂，一边被王家两户人占了去，盖了两栋房子。几家人都只填到自己需要的地方，这两个坑塘就留下两三个深陷的水洼地，成了垃圾场和苍蝇蚊子的滋生地。

韩家的那两个大坑塘也被韩家人填埋了盖上新房。这两个坑塘在梁庄的正中央，也是梁家和韩家的分界。涨水的时候，水漫过坑塘中间的那条小路，人们涉水而过，端着碗，卷着裤腿到对面霞子家门前的饭场吃饭，似乎都格外珍惜彼此的关系。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这两个坑塘，及这两个坑塘所形成的通往河坡的沟渠，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于是，梁庄村的六个坑塘，不知不觉中，已经全部消失。除了曾经在村庄生活过的、三十岁以上的人知道，年轻一代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坑塘的存在。

早在1990年代，就有村庄规划一说。[6]按梁庄人的话，就是“趟上”，也就是说，从那以后，谁家再盖房子，都需要在“趟上”。这样一来，长久下去，老房慢慢消失，新房整齐划一，村庄就会有行有趟，有路有车。可是，“趟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横趟”还是“竖趟”，总共几趟，却没有人知道。“趟上”只是梁庄闲话中的词语，漫天飞舞，从来没有落地过。只有在邻居发生纠纷，或有人要强行盖房时，村干部才会拿出来使用。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人们唯一知道的是，要想在村里任何一个地方盖房，必须要找村干部，只要找到村干部，趟不趟上就不重要了。至于具体哪个干部，问到谁，谁都闪烁其词，语焉不详。

对梁庄近十年所增新房稍做调查，就会发现，这些新房的主人并非都是那些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也包括久离家乡、在外已经有稳定工作的人，譬如张香叶事件中的清辉一家，他们全家离开梁庄多年，在外都有稳定且体面的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是打工者，也多在当地城市买房买车，有户口。譬如义生一家，早已落户襄阳，并且在西安、郑州、穰县均有房产；清红一家，在青海也有房产和户口；像贤义的小弟贤仁，更是早已在南阳落户。

梁庄不在城郊，没有拆迁升值的可能；也不是风景多么优美的地方，不说和南方比，就是在本地，也是人多地少，颇为贫瘠的一个地方。

清辉借着奶奶病逝回乡举办葬礼，在自家宅基地盖了两层小楼，村里人并没有预期他要长住。可是，这几年下来，清辉回来得越来越勤，每次回来，都在置办家具，请人吃饭。现在的最新动向是，他要把张香叶的菜地毁掉，再盖几间偏房。我在村庄闲逛时，几次遇到他骑自行车（确实是自行车，不是电动车）出去采买，也进到院子里的房屋看过。房子收拾得干净整洁，是要长期居住的样子。言谈中，清辉虽然没有衣锦还乡的意味，但也颇为笃定，似乎每年回梁庄住一两个月是非常重要且自然的事情。

回农村盖房，圈个院子，种上花、草，种几行蔬菜，闲时回来避暑休假，正在逐渐成为城市人的一个时尚。对于一个农村出身的人而言，这几乎是一个难以驱除的梦，虽然知道一旦试图实现这梦，必将会有千疮百孔的现实来打击，但也忍不住要做。我和姐姐、霞子稍微整理了一下，仅仅梁庄附近的一些村庄，丁庄、崔村、李营就有十几个在城市工作、回来盖房的人。这些房子都盖得非常讲究，外观多是传统的中式建筑，青瓦白墙，画梁飞檐。房内是抽水马桶，空调，大理石地板，厨房有洗碗机、消毒柜，院子里有花园、假山（当然没有义生那么大的规模），等等，各样现代产品、现代景观，非常齐全。

像贤仁这样，早年到南阳打工，在哥哥贤生的帮助下，很快就在南阳落户、结婚生子，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但人到中年以后，就开始琢磨着回梁庄。村中的老宅基地已经被他妈卖给了钱家，他妈妈为此曾在大儿子贤生的葬礼上哭死过去，但也没有办法，贤生还是在野外办的葬礼。所以，贤仁只能琢磨新的地方。他看中了梁庄小学门口那个大坑塘所遗留的地方，大坑塘早在多年前就成了又脏又臭的垃圾坑，没人管，又污染环境。所以，贤仁到村领导那儿说这块地时，并没有遇到太大阻碍。

贤仁的盖房工程长达一年之久，盖出来的也就是平常的两层小楼，但对于贤仁一家而言，意义重大。最起码，这意味着他的妈妈，我亲爱的二婶，百年之后，有地方放棺材了。

再没有比贤仁更热爱回梁庄的了。他的皮鞋生意本来是在南阳周边，但他专门回到穰县开拓市场，在吴镇和周边几个乡镇的大型超市都设有专柜。这样，每月总有几天时间，他可以回梁庄住。贤仁爱热闹，他一回来，和他相仿的年轻人会聚在丰定家[7]，一起喝酒，聊闲天。

2020年春节，疫情刚刚变得严重起来，南阳也开始严格把控出入人员。贤仁在南阳度日如年，急着回梁庄，老婆不让回，他也不能开车：早在年初，他就因为醉驾被吊销了驾照。

大年初一早晨，天阴沉沉的，夜里下过一场小雪，贤仁推上自行车，给老婆说去串个门子。出得门，直奔城外，从小路出城，上公路，准备骑行回梁庄。一路上雪越下越大，中间不时有检查站，他不得不走小路，又多绕了几十公里。贤仁顶风吃雪，从早晨骑到下午四点多钟，骑了一百多公里，回到梁庄。

第二天，贤仁的屁股红肿疼痛，不得不去医院看病。就这样，也不妨碍喝酒。从早到晚，贤仁每天在村里各家打牌、聊天，吃饭喝酒，开心得真是在过年。那一阵子，人们一见贤仁就打趣，问他屁股好了没。

我给贤仁打电话问他在哪儿，电话里的贤仁一听到我的声音，马上提高了声音，问我：“你住多少天？我办完事马上回去。”

我说：“我听说了你的壮举，不得了啊，都啥年龄了，还骑自行车跑长途呢，屁股还疼吗？”

贤仁哈哈笑起来，说：“就这也开心，回去哪怕躺在屋里不动也开心，就是美啊。后来才知道疫情恁厉害，幸亏当时跑得早，再晚几天就出不来了，那才要把人憋死了。”

梁家学军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在国外打工、且站稳脚的农民。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一次偶然机会，他选择了对外劳务输出，一输出就输出到了西班牙。最初几年在船上当海员，后来，上岸学料理，在日本餐馆打工。在最初十年，学军从未回过家，也很少跟家里联系。学军父亲天天愁眉苦脸，还去找中介机构闹过，担心孩子在外面出事。

有一年春节，学军施施然出现在梁庄。在聊天之中，人们才知道学军已经加入西班牙籍，并且已经学成出师，工资相当地高。但高到什么程度，大家并不清楚，学军也笑眯眯的，从不说确切数字。那次学军回来，住了好几个月，在邻村找了一个老婆，带着老婆又返回西班牙。接下来的十来年，学军一家来来去去，有时为送孩子回国，有时为接孩子出国。在这期间，学军在村子中间盖了栋两层小楼，非常朴实，但里面的东西据说相当有品质。学军和他父亲一样，沉默寡言，很少明白表达意见，而是任凭别人议论，很有城府的样子。

现在，他的三个孩子都是西班牙籍，享受西班牙的国家补贴。但是，到了孩子们上学的年龄，他却回到南阳市，让孩子在南阳的私立学校读书。平时，他老婆在国内照顾孩子上学，他在西班牙继续工作。

那天下午，我正在村头闲坐，一辆银色奔驰过来，从车里下来的正是学军。他也是隔一段时间就从南阳回来。聊天之中，他说他这几年每年春节都要回国，今年春节也是同样。他和那边的餐馆是合伙人关系。他入的是技术股，人在股在，人走了，这个股等于就没了，所以比较灵活。今年更是有惊无险。本来他们老板想让他晚点走，他说不行，他已经一年没见孩子们了，一定要早点回去。结果没想到，西班牙竟然一度发展成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我说：“学军啊，为什么想着让孩子回来接受教育，西班牙不好吗？”

学军看着我，虽然在笑，眼神却有点捉摸不定。看不出他是在嘲笑我这个问题，还是不满意我这样发问。

他说：“好是好，肯定好，可是孩子还是中国人，到时要是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我养他们干啥？”

有人在旁边插言说：“人家西班牙就是好，仨娃都不在那儿上学，每月还是发钱，花都花不完。”

我说：“孩子们愿意回梁庄吗？”

学军摸摸头，笑起来，说：“可愿意，从小就在这儿长，咋不愿意，玩着美。”

学军和他哥哥完全是两个类型。他哥哥学民是1980年代村里最早出现的大学生，可工作之后几乎从村庄消失了。据说是他老婆回来一次，觉得农村太脏，觉得学民妈给她专门做的棉花被子太厚，盖着喘不过气，觉得厕所进不了人，当天就要回穰县住宾馆。生了孩子之后，两口子就都不回来了。当着学军父亲梁万秀的面，村里人从来不提学民，梁万秀也不提，就好像没这个儿子一样。从外面回来的梁庄人向梁万秀要学民的电话，梁万秀也不给，说都是他们打回来，自己从来不存。

相形之下，初中没毕业的学军，则显得更可亲一些。站在梁庄村头，如果不是他的奔驰车，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在国外待了二十多年的人，更不会相信，他们全家都拥有西班牙籍。

因为学军，大家的话题就围绕着学军一家聊了起来，结果突然又听到一个爆炸性的秘密：学民和燕子谈过恋爱！

村庄就是这样，你以为穷尽了，每天都聊，哪还有什么没聊的？可是不，总有新的秘密出来，就像张香叶事件。引子不知道在谁手里，在非常偶然的时刻就爆炸了。

燕子的事情也是这样。它忽然勾出了我们这一代梁庄孩子心中藏的一道光芒，这道光因为太灿烂，而成为村庄的禁忌。我们不知道这一禁忌为何形成，可是，在谈起她时，也不自觉地放低声音，头凑到一起，仿佛涉及她的一切，都是见不得光的，包括她的美丽。这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里面包含太多要探讨的话题。

梁庄的新房在不断增加，老房也迟迟不愿离场。它们以日落西山的姿势顽强地支撑，几面破败的山墙，一段残垣，腐朽断裂的屋架，点缀着梁庄的风景。新房和旧房，共同造就了梁庄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的内部空间。之前村庄往外走的老路，有的被拦腰截断，说是按“趟上”盖的，有的被院墙圈了进去，在不在“趟上”，谁都不知道，各说各的理。从我家出门向左，原来通往村庄外面的那条路被一栋房子生生截断，向右通过村庄后面的路则被沙土堆、垃圾场堵上；而雪上加霜的是，邻居老老支书家儿子，多年在安阳打工，忽然回来，半年之内，在他们老宅基地的最前端，也就是我家的出路口，盖了两层全封闭的楼房，说是按“趟”盖的。这样一来，我家几乎被圈在四面房屋之中，只有一条狭窄的出路，要想进车，就得贴着他家楼房的墙根进去。

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村庄内部的道路几乎都被毁掉了。

梁庄的内部空间，如同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不在其中，很难摸清楚其路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景象，似乎还没有出现过。[8]与此同时，梁庄的私家车还在不断增加。一到春节，梁庄内部经常会堵车，要错车，要互相等，有些住在村庄内部的人家只好把车停在村口，徒步进去。

如果只是一个旅行者，他所看到的，完完全全是一个杂乱无序的北方村庄。

大胜

我忍不住想把他写下来。写他和他的花园。

他家就在我家后院隔一条路的位置。小时候，我家没有压水井，右边隔壁二婶家没人的时候，我们只好提着水桶到后面他家打水。我们姊妹互相推托，谁都不想去。不是因为他家里的人对我们不好，而是不敢贸然踏进那颇有点神秘的院落，尤其女主人又太容易用同情的眼神看我们。

在我的记忆里，很少见到这家的儿子，韩大胜。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应该是二十多岁。他先是当兵，然后到外地参加工作，每年也就回来一两次的样子。他皮肤黝黑，五官端正，腰挺得笔直，偶尔眼神相接，和他一脸微笑的父母相反，非常严肃，还有点犀利。他很少主动和人搭话。当然，也可能是当时我们太小。就这次回家的感觉而言，他还是很愿意和人说话的，只是并不主动出去交往。

2010年左右，大胜向矿上请假，父亲生病了，他得回家照顾一段时间。父母就他这一个独子。没想到，这一回来就是十年。

大胜的父母亲是村庄里面最和善的老人。他家门前的那条路是村庄内的主路，每天吃完饭，早、中、晚，他们都会站在院门口，看到路过的人就打招呼，那脸上洋溢的笑容，善良、关切，没有探听任何消息的意味，任谁都会被感动。但他们好像很少去别人家串门、停留，更别说聊什么天了。

在得了食道癌之后，大胜父亲变得极为衰弱，每日需有人搀扶才能走动一两步，大胜母亲自然无法胜任。大胜回来伺候一段时间，发现父亲根本不能离开人，就办了停薪留职，回来照顾老人，他老婆留在厂里继续工作。

大胜拆掉原来的瓦房——那红瓦青砖的房子曾经是梁庄最结实最豪华的房子，也是他父亲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作品——缩小比例，改成一个三间平房，用留出的空地开辟了一个花园。

大胜延续了父母的习惯，见人点头微笑，但很少主动去找别人聊天，或到哪家喝酒、交往，也很少邀请别人到家。每一天，大胜都忙着做各种家务，打扫、做饭、喂饭、做各种琐事，隔几天推着轮椅带父亲到医院看病、拿药。在不多的闲暇时刻，大胜就待在他的小花园里，挖沟翻地，拔草除菌，种花栽树养鱼。他从院子里接出水管，修一个方形池子，在池子里装上净水转换器，种上荷花，养上金鱼。他一点一点整理花园里的土，拣出石子、草根，撒有机肥，种上花籽，插上枝，吊上花盆。两三年过去，花园初见形状。一到春天，沿着花园三面篱笆栽种的月季抽芽开花，园内的大丽花、荷花、星星草、地锦草，一层层花铺过去，把地面铺成花地毯，把花园衬得雍容华贵，繁复热闹。

又几年过去，大胜的花园变成了梁庄一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美了。

然而，父亲还没去世，大胜母亲就突然中风。待办完父亲丧事，大胜又去矿上，这次办了早退，踏踏实实回梁庄，一心一意照顾母亲。妻子一有假期，也会从外地赶回来。大胜母亲一开始连人都不认识，整个脑子都糊涂，这两年有所好转，偶尔有村人到他家里去，她还努力睁着眼睛，一一喊出名字。

人们都说，不光梁庄，就是方圆几十里，谁能找出大胜这样的孝子？更何况，大胜还是抱养的。为了照顾父母亲，自己连孩子都不生。“生孩子”的细节我们当然无从得知，但是，作为一个“抱养”的儿子，这里面蕴含的意义可就多了。在梁庄和周边村庄，很多抱养的孩子往往比亲生儿女更照顾家里。他们从小忍受闲言碎语和莫名的歧视长大，但当家里需要回馈时，却付出不止一倍两倍的辛苦，甚至因此不惜令自己的小家破碎掉，好像一定要证明什么，这里面有着不为他人所知的道德包袱和压力。

此时正是深夏。

大胜家左边院墙的两排月季花开得艳丽异常，旁边的一棵桃树上，每颗桃子上都罩着粉色纸套。紧靠路的位置，是一个长方形的荷花池，荷叶亭亭，随风摇摆，荷叶中心还存有昨夜的雨水，椭圆形的清水随着荷叶的摆动而左右滑动，却并不掉下来，好像荷叶下面有什么磁场一样。花园里面，大丽花开得正浓，牡丹只有旺盛的绿叶，还有一些开着细小粉花的，贴在地边，像是花环。阳光透过玫瑰、月季，照射到这些小花小草上，生出一种耀眼的美。花园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荷花池，一枝粉色的荷花从肥大的荷叶里伸出来，深绿色的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荷花、荷叶，周围瞬间变得安静，蝉声远去，大地清凉无比。

村庄的每户人家，都会在自家门口种几株月季，几棵凤仙花、鸡冠花，靠院墙栽一些牵牛花或凌霄。但是，像大胜这样，如此精心打理，仿佛要把自己精神的某一部分融入其中的，还真是不多。

也许是听到了我们在外面的喧闹声，半闭的院门打开，大胜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脸更黑了，眼睛非常疲倦，人很瘦。他老了很多。

大胜招呼我们进院子里坐坐。

院子里，一个极瘦小的老太太坐在轮椅里，头向一边歪垂着，一只胳膊也软绵绵垂向地面，她脖子上围着个婴儿用的小围巾，接住不断往下流的涎水。看到有人进去，她努力想把头抬起来。

大胜走过去，扶着她的头转向我们这个方向，对我们说：“现在比以前强多了，以前谁都不认识，有人来了，一动不动，现在总想试着认人。”

这是大胜母亲。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当年那个笑眯眯的白胖老太太。无论怎么看，也没有丝毫相像。她瘦得完全脱形了。

我们走到她身边，大姐握住她的手，大胜扶着她的头，让她看着姐姐。大胜母亲盯着大姐辨认良久，最后犹豫着说：“这是梅？”

“是啊，是啊，你认出来了？”大胜和姐姐激动地叫。

“梅，梅啊，大胜母亲伸出另一只手，使劲握住大姐，梅，梅，你看我啊，成这样子了。”

“你看，她能认出人了，之前两三年谁都认不得。我每天给她做康复，她也可努力，手一抓住单杠就不松。”

大胜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牛角梳子，一下一下梳母亲的头发。

大胜指着旁边的二姐三姐，大胜母亲一一认了出来。到了我，她直直地盯了好长时间，眼睛里一片茫然。

“这是小清啊。”

大姐把我拉到她身边，蹲下来让她看。

她抓住我的手，手像枯枝一样，瘦得只有骨头，却非常有力。她使劲看着我，最后无望地摇摇头，眼泪从眼角浸了出来，说：“我是一点用也没有了，一点用也没有啊。”

大胜安慰她说：“小清一直在外面上学，要是走在街上，我猛一下都认不出来，别说你了。”

姐姐问大胜单位那边怎么办？

大胜说以前停薪留职是一分不给，办早退后，按照他的工龄，还可以发个基本工资。不过，老婆还在上班，俩人加在一起勉强算够，老太太现在吃的都是维持的药，也不是很贵。

“那你一个人能撑下来吗？”

“也没办法啊。人病了，谁都没办法。我老婆是每几个月回来一次，回来也能帮一下。”

大姐拍着大胜母亲的手说：“婶子，你看你这儿媳妇，又给你挣钱，又回来伺候你，以后可别再说人家了。”

大胜母亲不喜欢自己的儿媳妇，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当年大胜带老婆回来，大胜母亲觉得她长得不好，人看着又不机灵，配不上自己儿子，就爱搭不理，还经常挑刺，批评人家碗刷得不干净、地扫得不好、说话不得体，把一个小姑娘说得哭了一遍又一遍。

旁边的一个老邻居也哈哈笑，说：“就这，大胜爹活着的时候还在说人家哩，说人家照顾得不好，你看现在，全梁庄，就你最享福，老嫂子，你还说不？”

大胜母亲头歪着，使劲往下点，她想说话，可是嘴太慢，急得直流眼泪。

大胜扶着母亲的头，说：“逗你呢，别急。”

整个院子水泥铺地，地面平整光滑，物品简单有序。大胜母亲身上的棉布碎花上衣、裤子、脖子上的围兜都很干净，轮椅的把手、轮子闪着锃亮的光，一切都经过精心打理。没有放弃，没有衰败，没有一丝赘物，简洁到几乎让人不适的地步。

大胜母亲后面，有一个低矮的类似单杠的东西，这应该就是大胜所说的母亲恢复臂力用的器械。轮椅前面，架了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有吸底的碗。大胜说母亲每天吃饭像打仗，她的手不能协调动作，拿勺子非常艰难。大胜要在一旁鼓励加帮助，一顿饭从热到凉，再热热，又凉，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

我们要走了。大胜母亲紧抓着大姐的手，她不愿我们离开。在她眼睛里，我清晰地看到死亡的阴影，看到她的恐惧。这是我从小到大在许多村庄老人眼睛里看到的。在村庄，死亡就是一次次公开的教育，让你对生命产生敬畏，同时，也慢慢习惯这样的无常。

大胜站在母亲旁边，目送我们出去。

在快到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院子角落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副牌。牌分成几行放，有长有短，周边围着四张牌，看样子是在算命。我很想过去看看，大胜算出来的是什么命。

那张桌子充溢着寂寞，这寂寞释放出来，覆盖整个院落。

就像大胜。他脸上潜藏着忧郁，这是他常年孤独和辛劳所累积出来的气息，和他的花园一样，非常美，美得让人伤心。

[1]红伟：红伟家在老公路的旁边，是进出梁庄的必经之地，红伟好客，梁庄人经常凑在这里打牌、聊天，所以也成为梁庄的新闻中心。见《出梁庄记》第一章“梁庄”中“闲话”一节。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如涉及《出梁庄记》，皆出自此版本。

[2]霞子：我的童年伙伴和同学，在吴镇工作。见《中国在梁庄》中第四章“离乡青年”中“菊秀”一节。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如涉及《中国在梁庄》，皆出自此版本。

[3]贤生：《出梁庄记》中在南阳打工并落户那里的人，是兄妹中的老大，带着姊妹六个在城市闯荡，据说黑白两道通吃。见《出梁庄记》第三章“南阳”中“葬礼”一节。

[4]韩立挺：见《中国在梁庄》第一章“我的故乡是梁庄”中“往事”一节。

[5]清立：一个“刀不离身的人”。清立砍了梁庄的老老支书梁兴隆，后被诊断有精神躁狂症，被释放出来。每天带着刀在村庄行走。见《中国在梁庄》第五章“成年闰土”中“清立”一节。

[6]1990年始，穰县开展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村庄建设……1997年，打通所有村庄的主次干道和进户道。2000年，全县1008个自然村打通主次干道3094条，全长27万米，实现了村村通汽车。随着农民对改善住房条件的要求日益提高，建设局村镇办自1995年始，在各乡镇推广农村建房通用图纸12种3200套，实施村镇规划，建起排房，修通了村内道路。群众住房结构由过去的土木结构变为砖混结构，不少农户盖起了楼房，部分农户还建起了商业用沿街门店房。——引自《穰县县志·村镇建设》。另可见《中国在梁庄》第二章“蓬勃的‘废墟’村庄”。

[7]丰定：早年和老婆在广州中山市打工，于2002年回到梁庄。见《出梁庄记》第一章“梁庄”中“离开梁庄”一节。

[8]至2006年，穰县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全县所有行政村实现了通油路。积极推进“村庄整治”，修建道路910公里，治理坑塘179个，兴建村级游园118个、文化茶馆300个、沼气池3800座，安装有线电视5700户、太阳能热水器8700余台。投资3400万元，扎实推进信息村建设，建设信息村330个。村级幼儿园、卫生室、商业网点、治安室、村民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体系逐步配套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引自《2007年穰县政府工作报告》。另可见《中国在梁庄》第八章“何处是故乡”。

第二章　芝麻粒儿大的命

在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不可言说的女孩。

那些女孩，或者因为漂亮，或者因为某种遭遇，或者因为行为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力，而变成了灰色的存在。说起她们时，人们会互相看一眼，那一眼很深很深，好像那些女孩子就埋在那很深很深的后面，任其发酵、腐烂，最后被人遗忘。每一次提起，都是一次发酵，这发酵把女孩推向眼神的更深处。

丢失的女儿

太阳西落，黄昏来临。

霞子妈的小院像是深陷在一个峡谷中，沉默、孤单。落日余晖打在院中那棵孤单的月季上，明亮，又寂寞。一只黑白相间花纹的小猫在院里的水井上跳来跳去，那个水井非常古老，要加一个杠杆，用手不停按压才能出水。现在，各家各户都换成自来水龙头了，只有霞子妈顽固地守着这个。她说自己都是快死的人了，换了也没意义。她知道，她一死，丰定肯定要把这房拆了。

这栋房子是丰定从中山市回来那年盖的，距今已经十八年。地是村口坑塘的一角，丰定拉了几十车沙土，一点点垫起来。从外部看，院门伸入坑塘内部，和周围的房屋自然隔开一些距离，整个院落的地平有些下陷。院子里面的地平更低，人走进去，像掉进一片泥沼地。

五奶奶、大姐、二姐、霞子妈、霞子、我，围着圈儿坐在院里的矮凳上，聊着闲天。一群女人在一起，不管多大，都又变成了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大姐聊起她第一次来例假时的惊慌，五奶奶聊起她被定亲时内心的愤怒，其实是不好意思。霞子妈一贯的尖刻，把每个人都讽刺一遍，却被五奶奶揭发她其实算是童养媳，从小就被送养到梁庄。

“对了，五奶奶，你叫什么名字？”

大姐突然问道。

大家都愣了一下，面面相觑。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似乎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霞子妈叫什么名字？”大姐又问。

大家摇了摇头。

“新来的万青家媳妇叫什么名字？”

大家又摇摇头。

霞子妈爆出响亮的大笑，指着五奶奶说：“管她老家伙叫啥名字，以后就叫她老不死的。”

大姐说：“五奶奶算是尊称，咱们晚辈叫五奶奶是正常，不知道名字也是正常。”

“可是，五奶奶是根据五爷的辈分叫的，是依附在五爷身上的。就像我，哪怕我也挣钱养家，在我婆家村里，人家还会说，××家的回来了，没人想起来叫我名字。”

“人家谁知道你叫个啥？不叫你××家的，那咋叫啊？”霞子妈又来了一句。

“问题就在这儿啊。”

“五奶奶你到底叫个啥？”

“叫个啥？”五奶奶用手使劲搓了搓脸，说，“叫个啥？妈啊，多长时间没提过了。”

五奶奶嘿嘿笑着，脸上掠过一阵羞涩。那是属于少女时代的羞涩，在另外一个陌生的村庄，另外一个家庭，它曾经伴随五奶奶很长时间。

我看着眼前这一群女人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梁庄的女孩子都到哪儿去了？我姐姐们的、我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五奶奶的、霞子妈的，那个“韩家媳妇”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我好像太久没想到她们了。在村庄，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这个村庄放逐了。你失去了家，必须去另外一个村庄建设新家庭，而在那里，终其一生，你可能连名字都不能拥有，直接变成了“××家的”“××媳妇”。[1]如果你是城市女孩，嫁到一个不错的家庭，在家庭社交场合，别人会“尊称”你为“某太太”。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细究起来，作为女性，一旦出嫁，你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杀掉了。

我提议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少女时代的小伙伴，想想她们都在哪儿，生活如何？

我的话音还没落下，大姐就激动起来，抢着说起来。退休不久的她，刚刚找到一个少年时代的小伙伴，也是梁庄村的姑娘。

就说这次我找化荣吧。化荣我俩是同岁。从小一起上学，上到初中后，她不上了，我接着上高中。后来，我考上学，她非常高兴，那时候她刚出婆家，不上学，女孩子十七八岁都结婚了。我记得可清，她把她结婚时的一件新绿布衫送给我做礼物，当时我很惊奇，不敢相信。你们现在无法想象，这个礼物简直是无比珍贵。那天晚上她和我睡在一起，一直聊天，聊的啥我忘了，到第二天早晨，她回婆家了，我隔一天就到南阳上学了。那是年轻时候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我没想更多，只想着她替我高兴，后来我才想到，她可能觉得我实现了她的梦想，她也一直想上学，上大学。我出去上学，她到她老公当兵的地方待了好多年，后来听说，她又出去打工了，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一辈子都在找她。找多少人捎多少信，她家里人、她亲戚，只要是大约和她有关系的，我都会让他们捎信说我在找她，想知道她的联系方式和生活情况。直到前一阵子，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另外一个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才找到她。她在湖北孝感生活，经济一直很拮据。我一听说，马上去那儿找她。她家是在一个没电梯的楼房里，住九层，不到一百平米，一家五口挤在那里。我一见她，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当年她非常好看，现在很瘦，满脸苍白，营养不良一样。我说我找你这些年，咋找不到你。她说，我生活过得不好，不好意思回家，回家还得花一笔钱。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这钱寄给家里，更实惠些，省得见了还让父母操心我，更不孝了。我问她那你想不想这个家。我一问她眼泪哗一下流出来，说，谁不想回家，我一到节日，就很心酸，几十年，哭了多少眼泪。实际上，她婆家的那个村子离梁庄就十来里地，你看这，我俩一辈子都没见着。下一次见也不知是哪一年。

小时候一起长大，天天在一起玩，上学在家，都在一起玩，晚上还要数星星藏猫猫，打打闹闹，好得像一个人，忽然，都不见了。转眼间，一辈子过去了，都六十岁了。我最想搞清楚的是，她们都嫁哪儿，她们这一辈子是咋过的，她们还在人世没，现在有多老，她们过得到底咋样。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要是认真想想，男娃家永远在这个村庄，彼此都知道，女孩子们都无声无息，即使你打听，也很难打听到情况。我这都打听几年了，还有多少小时候的伙伴没找到。想聚一回，难得不得了，一次最多俩仨。你刚说丢失的女儿，可不就是这样。现在我想，假若我是个男孩，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从小到大都在村里生活，伙伴也不会丢失。另外，即使我出门打工，或者出去工作，也会和村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像红白喜事，等等，肯定都会回来。

我再给你算算我这一个年龄段的女孩子。梁月琴，她妈是咱妇女大队干部，坐地炮，高阶层。她妈爱吸个烟，到哪儿坐都很有官腔。她嫁得最好，老公是中专毕业，有正式工作，她婆家姐姐给她找个计生干部，也成了国家工作人员。前几年，很偶然地，我们在穰县黑楼那儿碰到了，你不知道她激动的啊，我也很激动，几十年没见面了。她倒没咋变，眼还是可大。韩九菊、王书芬，一个找了个煤矿工人，一个嫁给农民，我出去上学之后，她们出婆家后，就此再也没见过。现在，老了，才又互相找到，又开始走动。

还有王菊英、王淑英两姐妹和钱仙玲，到现在还不知道她们在哪儿，梁庄家里也没人了，就再也找不到她们了。许金铃、宋清焕，前几年听说生病了，而李贵云得了癌症，已经不在了。这些都是偶然见过一面两面，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都是听别人说。对了，前几天，在穰县县城突然碰到咱们梁家仙菊，她带着孙女，在广场散步，我是去买个东西，突然碰到，真是高兴坏了。她是换亲换到婆家的。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她。问问她咋想。

大姐雷厉风行，马上掏出电话。

五奶奶笑着骂起来：“柯叉女儿[2]，都不会慢一会儿再打，急成这样干啥？”

电话那边传过来缓慢的、成熟的声音，仿佛一切事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出口。

爹妈在，梁庄还是家，爹妈一死，没牵没挂，村里和咱没关系。我那个时候不能算是换亲。我1983年结婚，整二十岁。当时家太穷，彩礼掏不起，我哥找不来老婆，我就想着，我说啥也得让我哥把婚结上。就给人家说，你不给我八百块钱，我就不出嫁。后来，拿这个钱，我哥算是把彩礼给了、酒席办了。传出去，就变成我换亲了。可后来，我也生气，我结婚时，我爹说给我买个立柜，一百二十块钱，我嫂子不愿意，我哥也不吭声，如果我哥坚持住，肯定也行。当时我还是个小姑娘家，不会计较，可心里也多少有些伤心。那个年代，闺女说个婆家，送点彩礼，每年望夏走亲戚，送点东西来贴补家用，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咱梁庄家里没人了，也就没啥盼头了。我现在也不打听我侄儿们过得咋样，同辈亲、二辈表、三辈都算了（liǎo），人家对你也没感情。现在我只一心盼着我这个家好。有时候，看着别人娘家人来给女哩出气，咱生个气也没人来，也可孤单。从小到大的朋友，也没啥来往。咋不念叨？多少时候做梦都梦见你，找你，去翻墙。想着我上穰县卫生局去见见你，心里就好了。成天在做你哩梦。小时候一起玩哩吵哩，多开心，笑多开心，确实是那种情况。小时候谁办的坏事，几十年之后才揭晓，大家都笑疯了。上次见月琴，说起她小时候把牛粪放到老师的鞋里面，笑得气都上不来，月琴直说，我小时候咋恁坏？九菊上高中时，咱家里都没自行车，就她一个人有，没铃没闸，碰住挨打，可咱们都想坐上，摇摇晃晃的，都吓得尖叫。有时候也想回梁庄，找个电话问问，找找她们，可也只是想想。

霞子妈对我们的理解非常不屑：“这样问有啥意思，嫁鸡随鸡，她到那个村里，就成那个村里的人，那里也是她家。这不很正常吗？咋了，非得认梁庄才行？你五奶奶家不在梁庄，你说在哪？她儿子孙子都在这儿，她能是哪儿的人？”

二姐说：

不是，我理解这个意思，不是说追究哪是家的问题，而是说，一个女孩子，怎样才算是她自己？这个感受我很深。大姐们那个年龄，都是六十岁左右的女性，那个时候打工还没有盛行，女性还能在新的村庄认识左邻右舍，对男方家庭有真正的了解。像我们这个年龄，五十岁左右，基本上就是一结婚就出门打工，对新村庄没有任何感情。在那个村里，肯定没有自己的位置，最多就是“××家媳妇”，而童年少年时的那个村庄，也自然早就被遗忘了。真要是从女人角度讲，我这一辈子都没根没秧。婆家哩，咱不认识几个人，娘家哩，慢慢地没几个认识咱，小时候的玩伴大多数没影没踪，娘家婆家都不是我的家。但在我自己心里，梁庄永远是我的家，哪怕回来没几个认识我。有时候想想，作为女人太悲凉了。死了埋在婆家不甘心，好像把我一个人扔在野地里，想埋在娘家，按传统习惯，绝对不可能哩。你说，我到底应该在哪儿？再说和我一个年龄段的，杜富妮，我们俩同岁，天天在一起玩，小学同班同学，后来一起考上高中，我们俩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好得像一个人一样。后来，我到另外一个地方上学，再回来，没见她了，她出嫁了。后来，我也出嫁了。生活稍微安定下来之后，我就回村里去找她，那时候她爹妈已经不在了，我问他们邻居，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只说是嫁到十林街上了，据说是个修理铺，至于是啥修理铺，也不知道。我就沿着十林街去找，一直没找到，到现在还没找到。还有仙娥、仙香，都是去婆家，然后出门打工，几乎碰不到。还有韩家秀姑，上高中我俩最好，她家里条件好，人也长得好，从小都可美，嫁到内乡，后来我去找过她，她日子过得还不错。还有仙莲，你们都知道，外面传得可不好，说出去打工这样那样，其实谁见过，都是背后瞎议论。

“仙莲其实比你小，我俩是一个年龄段的。”霞子说，“仙莲、燕子、小玉、小勤、辉子，我们六个，年龄最接近，玩得最好。仙莲是前几年她侄儿结婚，她和闺女一起回来。早些年乱七八糟的，现在听说还不错，闺女大学毕业，找的工作和爱人都不错，她们又搬回郑州生活了。燕子，我们俩感情最最好，可是，从十几岁后我俩就没见过，听说也在北京。快三十年了，都是听人们说这说那。小玉倒是回来了，爱人年龄可大，人们议论大得很，她回来也不咋停，我就在街上，她也从来不找我，要说也挺伤心的。小勤这些年我们见得多些，她出门打工，挣了钱、盖了房，这几年在家带孙儿，有时在街上能碰见。辉子，考上大学，分配到郑州工作，春节倒是见过几次，但也就几次。根本见不着。姑娘们一出嫁，都四散五裂，也回娘家，可是，时间碰不到一起，一辈子都不知能见几次。当年我们几个多好啊。”

大姐六十岁，二姐五十四岁，霞子五十，我又比霞子小几岁，我们几个女孩子刚好就是村庄的两代女性。

我想起我童年的玩伴。多子。顾名思义，多出来的丫头。她家门口有一个大平台，是我们那一片吃饭时的主要聚集地。多子母亲眼睛半瞎，父亲身体不好，两个姐姐都是十几岁便出嫁（和我二姐差不多年龄，我们大家都没想起她们，我也是想起多子时，才想起她有两个姐姐。其中二姐在和丈夫闹离婚期间，又回到村庄住了很长时间，人们都说她出门打工后找别人了。我还记得她窄窄的脸和灼热明亮的眼睛）。多子没上过学，很小便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她的骨骼极为粗壮，身板宽阔结实，神情郁郁寡欢，很少笑。我上学回来，先经过她家，一般是先在她家玩一会儿，然后再回家。说玩，也没什么玩的，她忙忙碌碌做饭，我跟前跟后瞎转。她妈坐在门口，听见有人过去的声音，就仰着脖子长声问候，她爹坐在屋子的最深处，吧嗒吧嗒，抽着长长的旱烟。夏天漫长的午后，我们在旁边的麦场上玩耍。她的筋斗翻得特别好，嚯嚯嚯，一连翻好几个，最后双手着地，头倒立，双脚稳稳地靠在麦秸垛上，我却像一只狗熊一样原地倒下。那一刻，她和任何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一样，指着我，又蹦又笑，一边又翻身打几个车轮，灵巧极了。再大一些，我到吴镇读初中，她仍在家干活，我们的交往就越来越少了。我初中毕业时，听到关于多子婚姻的一些传言。先是被人提亲给我们村会计的儿子，据说是会计看中了多子家的那处宅基地。多子不太同意这桩婚事，可没人听她的。多子的大伯做主替她收了彩礼。这期间，多子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多子不愿嫁给会计儿子，又退不出彩礼，多子家的门就被封了。多子无家可归，去投奔了姐姐。最后，说了一个婆家，从姐姐家出嫁。我再也没见过多子，不知道她嫁到哪个村庄，过得怎样。她家的那处宅基地早已被一座新房取代，我甚至没有去问那座新房到底是谁家的。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多子紧抿着的、薄薄的嘴唇，和她在麦场上清脆的笑声。

英子。英子和我同岁，但因为上学晚，她和我妹妹在一个班级，她们俩成了好朋友。她的故事是我从妹妹那里听到的。英子十六岁就到北京打工，在那期间，认识吴镇一个村庄的女孩。那个女孩很喜欢英子，那年春节回家，她把英子叫到自己家里玩，把自己的弟弟介绍给英子，希望英子答应。当天晚上，英子就住在那个女孩家里。半夜时候，那个弟弟摸到英子床上，强行和英子发生了关系，英子不敢吭声。第二天，英子匆匆回家。过完年又到北京打工，两个月之后，英子意识到自己怀孕了。她告诉了那家姐姐，姐姐说既然这样，那你们只有结婚了。于是，十九岁的英子和那个弟弟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彩礼，一切都静悄悄的。英子和我妹妹讲时，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多严重，只是感觉非常遗憾，自己一辈子连个婚礼也没有。她丈夫也不是坏人，虽然没有格外体贴她，但也没有因此轻视她。三十多岁时，英子哮喘严重，妹妹劝她回穰县治病。英子不回，说在北京做月嫂，一个月六千多元，她舍不得。一年之后，哮喘发展为肺脓肿，连呼吸都很困难，英子才勉强回来治病。如今，四十几岁的英子已经做了奶奶，她一个人在家照顾两个孙儿，种了将近十亩的地，丈夫、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英子脸庞黑黑的，眼睛又大又黑，她的嘴角上扬，笑笑的，带着一丝娇俏，给人的感觉非常甜，非常亮。我印象中的英子是个爱撒娇的、很受人宠的小姑娘。妹妹说，别说有人宠了，有人能重视她一下、多关心她一下就不错了。

仙香。关于她，我只有小时候的记忆。我们一起玩过家家。躺在床上，身后放一块砖头，装作是生出的孩子。我俩头对头，围着砖头，认真地逗它笑，认真地抱起来，晃着它，让它睡觉。她结婚之后，我们在村庄见过一次。她穿着一件紫红的大衣，戴着新嫁娘的头饰，一家一家拜年。我不知道她嫁在哪一个村庄。

娥子。和多子是堂姐妹。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娥子突然涂着口红，穿着束腰连衣裙跑到我家，说她父亲满村追着打她。她和多子一样，没上过学，但是，她父亲非常宠她。因此，娥子脸上总有不符合她年龄的娇憨和傻气。她出门打工，找了一个山里的男朋友，回来向父亲宣布，她要嫁到山里去。她父亲当即就拿着棍子，要把她的腿打断。胳膊当然扭不过大腿，娥子乖乖待在家里，被父亲以迅速而又果断的方式嫁了出去。我再也没见过她。

海平。学民的妹妹。我和她，以最痛苦的方式决裂，直到现在。上初中之后，我和霞子、菊秀、海平几个人，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在菊秀家发呆、看月亮。我家和海平家是邻居。有一年，不知为什么事，我家和她家吵架，大人们相互指责、谩骂。我站在一旁哭，海平突然冲出来，张开手指，用指甲狠狠划我的胳膊，我愣在那里，看看她，又看看我胳膊上划过的血印。我不敢相信，她居然上来掐我，她掐我这件事所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我胳膊上的伤。这件事过后，海平托霞子给我递一封信。那封信非常厚。我看也不看就撕掉了。霞子说，海平很后悔，她不是有意的，她后来一直哭，你要是不和她说话，不原谅她，她会伤心死的。我没有原谅她。在那之后，我们真的不说话了。后来我上了中专，她上了高中，考上了一个医学方面的大专。据霞子给我讲，海平的母亲很喜欢干涉她们姊妹的生活。海平报考，她母亲找到海平的班主任，非让她报医学，但海平本人喜欢文学。海平结婚，她母亲找到单位，说那男的不行，非让海平退婚。对待学民、海平的妹妹海花，她母亲都用了同样的套路。学民、海花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了母亲，海平性格懦弱，反抗不过。结婚后，生了孩子，海平和丈夫离了婚，自己辞职，学英语，准备出国。不知为何，国没出成，工作也没了。现在的海平，漂在西安。她和哥哥学民一样，从不回梁庄。

还有钱家的花子、平子，张家的小江、小果，等等，等等，一个个女孩子浮现在我面前。我一个个数给五奶奶、大姐她们听，回忆她们是谁家的姑娘，嫁到哪儿，过得怎样。其实，即使五奶奶这样村里资深的老人，也很难了解更多关于她们的信息。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从梁庄嫁出去，就不是梁庄人了。你们在那儿数啥，人家在那个村庄生活也挺好的，那才是人家的家。五奶奶，你说你现在还想你们王庄吗？它和你啥关系？”霞子妈质问大家。

“啥关系？”五奶奶摇摇头，“那你可不知道，农村有句话说，八十岁老太盼娘家。有几个意思，一是希望娘家兴旺发达，二是娘家过得好，有人给自己出气，有靠山。小清你可能还不知道，前几天，你姑，今年有八十了吧？到你哥家哭，说她家老二媳妇不孝，天天骂她。之前，她家里有啥矛盾，都是回来找你爹商量，现在，你爹不在了，她回来找她侄儿。一见到她侄儿，就哭哩不行，像娃们看见爹妈。你想啊，女的一辈子多可怜。要是连个娘家都没有，那不更没根没秧了。就我们家，我两个哥、一个弟都死了，年前，你龙叔说去走亲戚，我侄儿说，既然老人不在了，咱们是同辈，就不走亲戚了。我听了，心里就气。不管咋说，我还在，是你亲姑，你那儿还是我娘家。现在，连亲戚都不让走了，那意思是不要我这姑了，我连个娘家都没了，你说我可怜不可怜。你龙叔比我还气，说了好几次。”

没根没秧。王庄不再是五奶奶的家，她二十岁以前的生命不再重要，她的少女时代，因为主体身份的丧失而化为虚空。

五奶奶，她的名字叫王仙芝；

霞子妈，她的名字叫赵秋艳；

曾在西安待过的二堂嫂，叫崔小花；

虎子老婆，叫王二玲；

那个撕掉张香叶小字报的韩家媳妇，叫李先敏。

……

燕子：灿烂的光

在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不可言说的女孩。

那些女孩，或者因为漂亮，或者因为某种遭遇，或者因为行为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力，而变成了灰色的存在。说起她们时，人们会互相看一眼，那一眼很深很深，好像那些女孩子就埋在那很深很深的后面，任其发酵、腐烂，最后被人遗忘。每一次提起，都是一次发酵，这发酵把女孩推向眼神的更深处。

在议论学民时，燕子再次被提起。于是，围绕燕子，大家又细细查漏补缺了一番。

梁燕，梁家一个老寡妇（我叫她义婶）抱养的女儿。她未出满月就被送过来，那时，义婶已经将近五十，义婶的儿子将近二十岁。燕子的亲生父母住在吴镇北边的一个村庄，父亲有工作，母亲在家。梁燕是那家第五个女儿。

长到十五六岁的燕子绽放出惊人的美。那时我才十来岁，对美刚刚有感受，敬畏、崇拜，还有一丝莫名的惊慌。我从来没有抬眼看过燕子，哪怕她从我身边走过。我只记得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有摄人的光辉，抬眼转动之间，整个世界都熠熠生辉，也把灰尘照得格外清晰，周边所有的人都成了丑小鸭，成了低到尘埃里的人。我并不清楚她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一点也不知道。那些只言片语的议论不但没有让我了解她，反而令一切更显得扑朔迷离。唯有一点可以肯定，燕子不守本分、招蜂引蝶，后来到外面去，不知道干了什么事，最后找了一个年龄很大、相貌又很丑的男人结了婚。

这次，大家谈到的是燕子和学民的事情。在经过各方拼凑之后，大致故事如下：

大学生学民，20世纪90年代梁家少有的本科大学生，寒暑假从上海回来，一天到晚就待在他家后面的贤生家玩。燕子也经常去贤生家玩。燕子家和贤生家同一个爷爷，亲缘关系非常近，所以，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没有人注意到什么。但是，学民妈王贵枝察觉出来了。

学民回到上海，给燕子写了很多信。那时候，梁庄在外面的人，都是把信寄到梁庄小学，再由在学校教书的村里人转给大家。可是，燕子从来没接到过学民的一封信。下一个暑假，学民再次回来，两个人就不太正常了。现在回忆起来，有人看到他们俩单独在一起。有一天中午，××到贤生家借自行车，看到学民和燕子在贤生家的偏房里，就他俩，没旁人，一个坐在床边，一个站在地上。说这话的人信誓旦旦。

暑假刚开始没几天，学民就消失了。然后，燕子也消失了。接着，王贵枝也消失了。

三十年后，也就是2020年的暑假，此刻大家闲聊时，终于有人说出原委。

那年暑假，学民没在家待几天，就回到了上海。随后，燕子也跟了去。至于燕子住在哪儿，没人知道。王贵枝早就看出端倪，学民说回学校，王贵枝就盯着燕子，发现燕子不在家，几天之后，就也买了火车票到上海。有一个事实必须要先说清楚，王贵枝不识字，在这之前，最远只到穰县县城。

王贵枝到了上海，找到学民所在的学校，在那儿住了下来，住了三个月。据说天天到系里、院里和学校里闹，直到学民答应和燕子分手。至于燕子那段时间到底是不是在上海，是不是和学民在一起，没人知道。

总之，这件事情的结局是，梁庄里再没有学民的身影。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是否结婚，联系方式是什么。他和梁庄，基本上失联。有人问学民的电话，王贵枝从来都说不知道。

这是很少有的情况。尤其是，学民的父亲、母亲和四个弟弟妹妹一直都住在梁庄。

逐渐地，学民成了梁庄人的心病，他对梁庄的抛弃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大家心里。一提到他，大家都有莫名的愤怒：因为他，梁庄的寒酸、卑微被格外显现出来；因为他，梁庄变成一个被抛弃、被嫌弃的村庄。

在经过这样的拼凑，故事完整起来之后，大家心中对学民的怨恨似乎有所释然了。

但是，燕子呢？在这个故事里，燕子一点也不被重视，一点也不重要，她只是学民故事里的配角。人们感叹王贵枝的可怕，感叹学民因爱情而受的伤，欣喜于梁庄并没有被真正抛弃。但是，他们却一点也没想到燕子到底经历了什么，甚至，在提到燕子时，用的还是一以贯之的那种暧昧的、略带鄙夷的态度。

我思考这么多年来自己对燕子的情感，我感叹她的美，但也不知不觉接受了她在村庄的存在形象：一个不光彩的、道德上有问题的女孩子。

在村庄的几天，我并没有找到燕子的联系方式。燕子的寡母早已去世，哥哥十几年前搬到南阳生活，家里老宅基地被同村人买去。燕子在梁庄的痕迹，几乎被抹除干净。

可是，命运有时非常奇怪。

因为谈到燕子，我想起少年时代我身边的那些女孩子们，村庄里的、初中的同学，她们的脸庞、笑容、神情，就像某种烙印一样，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环绕她们的是一圈圈明亮灿烂的光环，在那光环之中，她们仍活着，仍拥有少年时代的美丽。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愿望，想一一找到她们，想知道她们都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子。

离我最近的美女是我的初中同学春静。她的姨妈嫁到梁庄，她在吴镇初中读书时每天中午回姨妈家吃饭，也算是半个梁庄女孩吧。初中三年，我们都是同班，但是，我似乎没和她说过一句话。一是她的年龄稍长一些，另外一个，实在是她太好看了。她和燕子的美不是一个类型，燕子是灵动、灿烂，春静身上则有一种雍容华贵、凛然不可侵犯的美。在她那里，仿佛一切事物都井然有序、不卑不亢。我隐约记得，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她到我的座位旁，拿起笔，写了两行字，我闻着她喷香的头发，看着她写出的好看至极的字，一句话也说不出。

在少年的我看来，她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以及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女孩们，她们脸上的神情我一点也不懂，但又无比向往。那种羞涩的、情窦初开的神情，我羡慕极了。直到今天，每当想起她们突然绯红的脸、开心的大笑和一张张拥有着年轻风华的脸庞时，我仍觉得那是世间最让人心动、最值得记忆的事情。

春静2009年左右来到北京，给一个靠卖玉发财的亲戚当柜台营业员。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们重又联系上，但那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她的电话居然还没有变，也还是熟悉的低沉、略微沙哑的女中音。在聊天时，意外得知，她和燕子是最好的朋友，现在同在河北廊坊的一个小区里，她们一起买的房子。

就是这么简单。

当电话里传来燕子的声音，时间突然被拉近，三十年被压缩得无影无踪，好像昨天我们还在村庄一起玩耍。

当下约好，我回北京的第二天，她俩到我家玩。

北京的九月，雨总是来得及时。夜间开始下雨，清晨起来，雨仍没断线。九点半联系了一次，她们已经聚到春静家，准备出发。十一点再发微信时，春静说刚出地铁，正在物美超市买水果。我赶紧阻止，地铁离我家还有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出租车肯定不会拉，她们得走着过来。而且，雨似乎越下越大了。

我站在小区门口等她们。期间打电话说还在试图打出租车，燕子穿的是高跟鞋，脚指头都被磨破，出血了。

细雨之中，远远地，两个身穿长裙的女孩子走过来。春静的长发束在后面，穿一身黑底白花的束腰连衣裙，戴一只碧绿透明的翠玉吊坠，脚下是一双软底小皮鞋；燕子，利落的短发，一身耀眼的玫红条纹连衣裙，脚下穿的同色系高跟鞋，脖子上戴鲜黄亮丽的蜜蜡吊坠，方形的，足有几十克重。

她们从雨中走过来，真是极美的风景。

我们打着招呼，开心地大笑着，拥抱在一起。

春静说：“燕子非要穿高跟鞋，我说坐地铁要走路，她偏不听。你看她，脚都沾不了地。”

燕子笑着说：“我几十年没见我妹妹了，我非得穿漂亮一点，就是血流满地，我也得走过来。再说，我这是搭配，知道不知道？我闺女亲自给我挑的。”

燕子开朗极了，说话直率可爱，脸庞虽然有明显的岁月痕迹，可眼睛还是那么明亮，脸庞秀丽之极。依然很美。

自然而然地，我们聊起梁庄和梁庄里的人，聊起燕子当年在村里引起的波澜和别人对她的议论。燕子一点也不回避，反而主动谈起很多事情。我说我想写下村里女孩子的事情，燕子非常兴奋，说好啊，咱们女孩子太不容易了。我说，那你的故事我可能要写到书里去。燕子说写吧写吧，也得有人给我申冤不是？

风流是啥含义？是拉过手，还是接过吻了？咱真是啥也没做过。

我是抱养的。这一点我不避讳，又不丢人不咋的。抱来时我还没出满月，小得很，脸也小，气都出不均，都说我活不成。那时候没奶粉，我妈拿喝水的茶缸给我煮米汤喝。那是咱们村里会计到湖北带回来的米，可稀罕，我妈去求的，见天煮一点点，让我喝。后来慢慢长，你知道我家房旁边有个坑塘，我在那儿一晃一晃学走路，人们都说要小心看着，别晃着晃着栽水里了。

谁知道咱还算天资聪慧，小学毕业，还考上吴镇初中了。我六岁上学，没上过幼儿园，上初中时，才虚岁十二岁。到初中二年级，就开始有人追我。你说，虚岁十三岁，懂得啥？那时候农村也封闭得很，没电视没闲书看，可以说连男女区别都不太清楚。当时，我最直觉的反应就是嫌丢人，恶心。

可以说，那些追我的男人把我的一生给毁了。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谈过恋爱，没和任何人谈过恋爱。和我现在的老公，那也是想着赶紧结婚算了。这也不是说追我的人有多坏，也都不是坏人，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把我毁了，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

那时候我多喜欢读书啊，我到吴镇上初中，一开始我多高兴啊。从咱们梁庄到吴镇，一天找几个来回，一二十里地，我根本不知道累。可是，后来，每天是还没到校门口，我就开始害怕。

刚才春静说到王子河，她最清楚，那时候，春静在咱们村她姨家吃饭，见天我俩一起放学上学。王子河追我都快疯了，他追疯了，我是吓疯了。

他老在咱们回家的路上候着我，在吴镇街北头，我就改变路线，走河坡下面的小路，从草窠子里面穿过去，从村后面上去。只要听说他在梁庄路上，我就吓得家不敢回，饭不敢吃，就是怕，觉得丢人。

你知道他追到啥程度，我早晨五点多起来上早学，看见我家院子里的那个铁丝上搭着一件上衣，地上还有一双皮鞋。王子河喝醉酒了，跑到我家，睡到院子里，睡睡自己又走了，走时连衣服鞋子都没穿。白天，我上课，他就站在教室外面；我上晚自习，他站到教室后面，跟着我，我从哪儿过，他胳膊搭在哪儿挡住，说你非得跟我到哪儿哪儿去，不然不让你过。

还有好几次，也把我吓疯了。你知道，咱们那时候初中都上晚自习，晚上八点多往家赶，吴镇街北头的狗，还有那个坟场，真是吓死人了。咱们一般都是结伴回家。可有时候老师拖堂，就是不下课，别的班早放学了，伙伴们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的天哪，一走到街北头回民公墓那儿，路两旁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响，吓得魂都飞了。秋天落个树叶，扑嗒扑嗒，吓得要死。你想想，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黑天黑地，也没个手电筒。这时候，王子河突然出来，跟在我后面，我看见他时，天哪，你都无法想象我害怕成啥样了。不是小说里描述的场景，啥白马王子，那时候他在我眼里就是恶势力。我到现在还不敢走夜路，总觉得后面有人追我。

后来，我同桌一个姑娘，她上过高中又下来上初中，年龄比我大，懂一些事情。她对我说，你愿不愿意，去和他说个实话，不然，他老骚扰你。我想也是，她就和我一起去了。那时候，王子河已经上班了。结果，那个女孩子把我送到那儿，自己跑了，说让我们自己谈。后来她说她也是害怕。那个女孩一走，王子河“啪”一下跪到地下，哭起来，说喜欢我，要等着我，非要和我结婚，我吓得浑身抖，不知道咋办。我抓住他衣裳，说你赶紧起来。趁他起来时，我转身起来跑了。跑啊跑，学校也不敢去了，一直跑回家，快把我吓破胆了。

我不喜欢他。那时候也没有喜欢不喜欢的概念，就觉得他是耍流氓。他人再好，我都没概念。王子河那个人确实不错，长大之后想想，长哩也好，人品也不错，可我那时候才十三四岁，十三四岁，啥也不懂，他那个追劲儿直接把我吓倒了，把我对感情的感觉也破坏了。他们觉得那是真爱的表现，但对我来说，那就是骚扰，实实在在的骚扰。要不是，我现在也应该像清妹一样，坐办公室吃国家饭，不至于天天起五更爬半夜卖菜为生。

这可说回咱们村里人的事儿。那真是一点儿事也没有。

你说，按辈分，学民得叫我一声姑奶奶，那咋可能？他是写了可多信给我，我连一封都没见。人家他妈王贵枝早就交代过了，信拦住，直接交给她了。学民心里怪我，说我不回信，我根本都不知道。

那时候没表白之说，都憨得要死，就是看你在哪儿，他也往哪儿去，你去哪儿，他去哪儿。我在院里写作业，学民老是去找我，看我作业写得不好还给我说，也都好在贤生家玩。可是，我根本都不会往那儿想，我就想着，我是他姑奶，这是我心里的真实想法。王贵枝后来去没去上海，我不清楚，是不是为我去的，我更不清楚。最可能的是，学民和他妈王贵枝说了，要和我好，王贵枝不愿意，就到上海看着他、闹他。学民肯定是妥协了，因为后来他并没找过我。

但从始至终，这件事和我关系不大，至多，就是当年在村里，大家一起玩得比较好。人们后来回忆起来，觉得我俩有啥，其实，就是少男少女那点事儿。

其实啊，还不止王子河，还有一个大人物，一说你们肯定都知道，在吴镇是绝对名人。这是我第一次说出来。就是咱们吴镇派出所所长。知道是谁了吧？他早已经结婚了，我上初二，刚满十三岁。他自己找我，也让别人捎信，约我上哪儿上哪儿，我从来不去，还让人给我带纸条，约我见面。你想啊，他就是个老天爷，长哩再好、再帅，我才十三岁。他说，只要你愿意，我等你长大。

你想想，他是当官的，还是警察，小时候咱们看见警察就像看见天神一样，害怕都来不及。我十二三岁，一个学生，老农民的孩子，真是啥也不懂，又不敢给别人说。那时候我就只是害怕，怕死了，真是生不如死啊。

他到处打听我。有一次，他让班里老师把我叫到派出所，你想想，那是啥后果，我在老师心里都成啥样了？不是我离开吴镇后就不想再回去，真是不想再看见以前那些人。我去了，肯定得去了，你想，派出所有人找你，谁敢不去？我去了，他对我说：我和我老婆关系不好，肯定会离婚，你一定等着我。我始终都不敢抬头看他，也不敢说话，他等着我回答他，我不知道咋回答他。

就这，也纠缠了两三年。我后来又到烟仓上班，他还假借检查名义去找我。不过，虽然经常后怕，但我甚至感谢他，他从始至终，一直没强迫我，也不像王子河那样，死缠烂打，弄得满城风雨。我上初二时留了一级，没有学籍卡，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了，还跑着帮我办了学籍。

还有其他一些男哩，成天像苍蝇一样，围着我乱飞。王子河追我，隔几天就去找我，派出所所长也时不时出现。我受不了了，回家跟我妈说，我不上了。我妈说，闺女，你学习也不错，能考上学你就脱离这儿。我说我不上了，我不想再踏进吴镇一步。后来，我妈把我转到武村中学，那儿有个亲戚，离梁庄有快十里地。我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鞋都跑烂了，就那，心里怪高兴。我喜欢学习。可是，还没上一个月，王子河听说了，又跑到武村找我了。

王子河带着几个朋友，穿得可好，当时他都工作了，家里条件也好，骑着崭新的二八自行车，从村里穿过去，可轰动，人们都跑到学校来看。校长到班里去叫我时，我感觉自己头都抬不起来，只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可是没处逃啊，我感觉自己是跑哪儿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我抱着书回家，说啥也不上学了。可也不想待在家里。我外婆，那个恶老婆儿，一直住在我们家，不知道为啥，她不稀罕我，光稀罕我大哥。她骂我，还打我，说你这个骚女子，出去光勾引人。我气得浑身发抖，哭得不行。我家后面一个嫂子说，不怨燕子，燕子长得好看，就是披个破麻袋，追的人还得排成队。我可感谢这个嫂子。确实是，咱不是个风流女子，如果咱真是风流，也没啥可说的。他们谁约我，我都没出去过。就是所长恁怕人，约我，我也不去。

大一点，开始慢慢懂一些感情上的东西。但是，更讨厌那些追我的人了，他们天天围着我，我根本都没机会去喜欢谁，根本没法去谈个恋爱啥的。和我现在的老公在一起，就是图他是个老实人，没有花言巧语。

我在梁庄家里待了有一年，十六岁了。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出门打工了。我就琢磨着出门。

就是北京闹暴乱那一年，我和韩家小平商量，到北京看看。我妈肯定不让我去，她觉得一个女孩子，咋能跑恁远。我就趁出去干活时，把我的衣服装到篮子里，一点点运到小平家。

一天早晨，我和小平偷偷走了。我给我妈留了一封信。我们是和咱们村里钱家父子俩一起走的，他们说要去北京打工，我和小平就求人家，让人家带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到吴镇，在吴镇坐中巴去穰县火车站。小平年龄大些，那时候已经有男朋友了。她男朋友听说了，就一路追她，直追到穰县火车站，车快开的时候，赶到了，把小平抓了回去。

就剩下我，我肯定不会回，就和钱家父子一起坐火车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村里人们传着说，我和他们一起跑了，私奔了。妈天爷啊，咋会那样想呢？我们到北京就分开了，他们不管我，我自己不知道咋找的，找到劳务市场。

可顺利，当天就有人雇我，说是让当营业员，在阿迪达斯（Adidas）店，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根本不知道是啥，可傻。我就住在老板家里，就在后海一个四合院里，我记得可清，一个月亮门。我后来又回北京，专门去看，那个月亮门还在，主人已经换了。他们家开服装店和眼镜店，生意可好。说出来你们不相信，那个时候我一个月挣三千八百块。那是啥概念啊，简直是天文数字。但我不稀罕那个钱，我在那儿待着主要是想学磨镜片，我想学一门手艺。干了几个月，老板怀疑另外一个营业员贪污，老找人家事，还扣工资，我觉得他其实是想少发给人家钱，我就看不惯了，觉得老板太过分，我就不干了。那时候小，见不得人们歪门邪道。又回到劳务市场。这次是找了一家饭店，可受住罪了。卖泸州火烧。每天要和几大盆子面，和完醒好，还要再一个个揉，每天干到夜里十二点，早晨五点多就起床，一个月管吃管住三千块。好像那时候干服务员工资比后来还高些，后来农村人来太多了，工资又降下来了。我在那儿干了半年，实在太累了，都瘦脱形了。我说要走，老板不让走，他不给我发工资。他就是想拖着我，让我给他干活。后来，我就说家里有事，让他先借我一点钱，我的衣服、行李啥也没拿，就回梁庄了。到现在，他还欠我三个月工钱。

回梁庄也待不下去。我外婆对我态度更差，我哥也结婚了，我就回我亲妈家。我妈一见我，抱住我就哭，说对不住我。

我亲爹把我安排在烟仓当临时工，这才遇到现在我这老公。

是咋遇到我老公的？我当时在吴镇烟仓上班。我亲生父亲给我找的工作，这中间经历的恁些事，我亲爹看我没地儿去，就让我去吴镇烟仓，是临时工，那时候，烟仓生意好得很，当临时工也很挣钱。我从小就有生意头脑，当时我穿的呢子大衣、二八自行车，都是我自己挣钱买的。

说回我老公。当时有人给他说，你看这个女子长恁好，把她说给你吧。当时，他在贾桥烟仓上班，是正式工，没事经常回吴镇。他爹妈都不在了，他两个姐姐帮他找的工作。别看他那么年轻，大字不识一个。他觉得他根本配不上我。当时别人把他往我这儿提亲，我都当笑话听。咋可能？他长哩也不好，不识字，又离过婚，我当时在吴镇，咋说也算是有名的好看姑娘，俩人根本都不是一条线上的。

所以，我和他结婚时，我亲爹说你要是和他结婚，我和你断亲。我爹是想不通啊，我长得好，这是从梁庄到吴镇公认的，我又没结过婚，他没爹没妈，还是二婚，我凭啥和他结婚。

你们知道为啥我最后同意了？有一回他来找我，走的时候，他哭了。我老公给我说了实话，他说他为办之前那个婚礼，前前后后欠了很多钱，他说我要是不愿意和他好，他很理解。我一听，反而感动得不行。觉得他很诚实，很稳重，不说大话，也不说啥好听话，特别好。我最讨厌那些好听话，可能恁些年听太多了，根本没感觉了，这实实在在的话一出来，觉得特别踏实。

还有一个，我当时也是有和大家赌气的心理。说起来，我其实很傻，我是从北京回来后，才隐约知道我名声不好。我也气，我的生活都被别人毁了，结果，人们都说我不好。我在北京拼命干活、挣钱，连天安门都没逛过，回来人们拿另外一种眼神看我。我也不甘啊。我就找个老实人，从头开始，让大家看看我燕子是啥人。不过，那时候也确实乱，当年咱们村里，还有周边村里，多少女孩子，出了多少事，那真是太惨了。

我和我老公结婚后，我们一起还他欠的债，还了好几年才还清。你说他为啥一辈子对我好，这是有原因的。

闺女四五岁时，烟仓就不行了，穰县烤厂也不行了。我老公基本处于半下岗状态，我就到魏集街上开批发部，开有十来年。拼命干，总共赚十来万，但外面欠我七八万，欠账欠得厉害，根本干不成。

2005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我又来北京，开始卖菜，一个半月，挣了八千块钱。我高兴得不得了，就想着，以后我就干这个了。

在北京干了一年多，2007年底，我提着一包现金，三十多万，回穰县买房。说实话，我一开始是想上南阳买，不想在吴镇买。你知道，咱在家里风言风语太多，那是我的伤心地，不想再回去了。后来，还是春静劝我，说咱同学都在穰县那个小区买，到时同学们在一起还挺开心，你在南阳，离得又远了。我这才在穰县买的房子。

李明江，你别看他骚扰春静，人也不怎么样。可是，我不上学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特别感动，一直记到现在。可能也是因为他知道我和春静好。他说，你那么聪明，你应该上学，不上学就丧德。

一想起来这封信，我就想喝酒，喝醉。哈哈，春静又看我了。我就这一个毛病，每天晚上要喝点儿。这都十几年了，我也不改了。春静说你女婿都有了，让人家看见多不好。我说越是这样，我才不装。

春静

我真是没谈过恋爱。你看，连你们都不信。这是真的。燕子最清楚。李明江缠我都快把我缠死了，我根本都来不及想别的。

李明江在大城市待过，具体哪个不知道，好像是郑州还是西安，他哥在那儿，他就去那里打工。结果啥也干不成，他哥就把他又送回来，让他上学。其实也是混着，就插到咱们班，坐在最后面。他根本不学习，成天像个莽汉一样，还觉得自己见过世面，说话很狂。他这个人本性不好，不像王子河，本性还是不错的。

他天天不学习，就坐在后面盯着我，我在前面坐着，就感觉后面有把利剑一样，紧张得不行，生怕他正上课站起来，跑到我这儿。太可怕了。再不就是给我写信，叠成飞机、鸽子样的，那时候兴那样叠，让他死党捎给我。我根本不看，直接扔了，他就在教室拦我，塞到我手里，我接住也不看，扔到地上。后来，他不叠了，拦住我，把纸放我眼前，让我看，或者大声给我读。具体写的什么忘了，反正都是永远对你好之类的。我又害怕，又恶心，浑身抖得不行，不知道咋办。星期天时候，我回家，他也跑到我家里，当着我爹我妈的面说喜欢我。

我想着他有些魔怔了，就找了一些同学，男同学女同学都有，让他们劝他，根本劝不住。

那时我借住在乡政府的一间房子里。每次月经来，都疼得死去活来。有一次，我疼得实在是动不了，就没去上学。李明江看我没去，就找来了，还买了可多东西，我叫他走，他也不走。我吓死了，趁他不注意，赶快跑到乡政府的大门口，刚好放学，我喊和我要好的女同学，让她们来把他劝走。

我坚决不同意和他交往。那时候觉得谈恋爱可丢人，再加上那样一个难看的莽汉天天缠着我，我觉得都没法活了，每天往学校走都害怕得不行。我真是看见他都害怕，眼多大，头发多长，给人感觉很脏。就是现在人们说的那种非主流，文人、艺术家好弄那种，那时候也不懂，只感觉恶心。

整个初中二年级和三年级，他一直纠缠我。最严重的一次，他把自己指头割破，写了封血书给我。我直接回家了，我给我爹说，我不敢上学了，那个人要是不走，我就不去上学。我爹跑到学校，找校长，校长把他叫去批评了一番，可好不了几天，他就又缠着我。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具体的样子，从来没正视过他，只觉得他浑身脏，很恶心。

我爹也没法子，就把我转到吴镇一初中上学。一初中当时是新建的，可难进去，大门管得严，他去找我少了，我稍微放心一些。

有一天夜里，晚自习放学，我和一个小伙伴在路上走，他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拦住我，说，今天非得让我亲一下，不亲不让你走，我是真心喜欢你。妈啊，小伙伴也吓坏了，拉上我拼命跑。那时候，李明江是真耍流氓了，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他会干出些啥事。

你都知道，我书法好，得过书法奖，作文也得过奖，要是好好学的话，上高中肯定是没问题。

后来，我爹看这不行，就问我，你看你情况，要是继续上学的话，能考上学不，要是考不上，穰县棉纺厂正招工，我给你跑招工。

那时候，穰县棉纺厂刚办，是穰县一件大事，多少人想去，那些当官做生意的，都想让家里的姑娘去，没有关系还去不了。我想着，就那种情况，我肯定考不上学，我自己本来就偏科，再加上成天想着躲那个人，肯定不行。我就给我爹说，那我去棉纺厂吧。

也是一关关考，几千人报名，收四百人，我也考过了。在当时还算不错的出路。我爹费了好大劲儿，找了很多关系，就这，好长时间，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农转非那时候难死了。

我就去上班了。现在想想，要说后悔吧，也不后悔，我偏科，就是没那个人，我可能也考不上，可是最起码，我不会过恁艰难。你看，连你都觉得我天天谈恋爱，所有人都觉得我在谈恋爱，实际上我连男孩子的手都没拉过。现在想想，当时我对我前桌一个男孩有好感，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人家白白净净的，对我应该也有好感。可是，那个人缠得我，根本没想过自己的感情。

当时确实有很多人追我。有一个男孩，长得像草墩南瓜一样，不好看，我背地里也取笑过人家，不过，说不行后，人家也不缠我。我的桌子下面经常有情书，我经常是看都不看。那时候，打心眼里觉得谈恋爱丢人。

我和老许其实是别人介绍的。你说得没错，初三咱们都是同班，不过，当时他没追我，他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孩子。当时他爹是乡党委书记，也算是一方“诸侯”。

后来是别人介绍的。那时我已经在棉纺厂上班了，我从城里回来相亲，他一见我就喜欢上我，可能之前俩人谁也没在意谁。我对他也有感觉。要说里面完全没掺杂世俗原因，也不可能。他爹是乡党委书记，我爹是村支书，他在粮管所上班，当时是最好的单位，我在棉纺厂上班，还是农村户口，中间有差距。可是，我这个人傲气得很，我真是觉得一切都很正常。但是，不管咋样，当时确实是对他本人有感觉，我才同意接触。

结婚也有小波折。那时候我还是农村户口，农转非还没办好，老许是全民工。[3]有一次，他妈见到我妈就带着讽刺的口气问，你闺女的户口啥时候办好啊？我妈生气了，回来给我说，不要去见老许。从生活层面讲，老许他妈不满意我，我理解，那时候，农村户口和商品粮户口[4]差别太大了，相当于一个高干子弟找了个农民姑娘。可是，我也有自尊。我就一个月不去见他，他到厂门口找我，让门卫捎话进去，我也不理他。他像疯了一样，天天去厂外边等我，逼他爹妈，说我这辈子就她了，你就是再给我找个天仙我也不愿意，我就要春静。

他感动住我了，就又和好了。当时，他在吴镇，我在城里，找我不方便，棉纺厂工作也一般，他就鼓动他爸，把我从棉纺厂调回到吴镇供销社。其实，当时供销社也已经不行了，但不行到什么地步，谁也看不清。我这个人前半生就是倒霉，没遇见过好事，到哪儿哪不行。要说他对我真好。他每星期去看我，给我买当时最时髦的西服、高跟鞋、裙子，为我，也算倾其所有。我不会打算盘，他手把手教我。我也是真心爱他。

那个李明江听说我有男朋友，还拦住我，逼着我和男朋友分手，再不然，就让我把男朋友带过去，让他看看。后来，听说是乡党委书记的儿子，也就不了了之。老许也算给我庇护了。

老许喝酒我一直知道。那时候他在粮管所，下去收粮食，天天喝，经常醉醺醺地找我。那时候也傻，觉得男人都是这样的，应酬嘛，很正常。我根本没想到他喝完酒是那样子。他平时说话声音都很低，可温柔。

结完婚，住到一起，我的苦日子来了。

老许喝完酒，回家就打我。脸上、身上，哪儿都打，不让你睡觉，不停地折磨你。那时候，我们还和他爸妈住一起，经常是早晨起来，脸都是肿的，他妈都能看见。我不知道他妈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儿子有这个毛病，他妈从来没和我说过。后来，打得厉害时，他妈也急得给他下跪，说别打了，再打把人给打坏了。他管不住自己。

一般是晚上喝酒打人，早晨起来就给我道歉，说自己错了，忘了自己干的啥了。让我原谅他。我要是不理他，他就跟前跟后，像个小狗一样缠着你。

我现在是真想不起来他具体怎样打的我。这么多年，我都选择遗忘。我念经信佛，也是为了忘掉，实在太痛苦了。反正我家的手电筒被砸坏过很多个，我身上、头上，都有他留下的疤。现在还有。

我也回过娘家。有一次，打哩实在太狠了，我整个脸都肿了，身上被拧得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真是没法说。我说我不过了，就回娘家了。他像疯了一样找我，我藏在我一个同学家，不见他。有十来天时间，他班也不上，见天早上去我家。后来，他妈他爸也来我家，还提着礼物，给我道歉。我妈就说，算了吧，也差不多了，你看人家爹妈都来了，赶紧回去吧。我妈心里根本都没想着让我离婚，在她和我爹的观念里，包括在我的观念里，都没想着离婚，也只是嘴上说说。那时候人们离婚少得很，都觉得丢人。我回娘家的十来天，他喝得更厉害了。回来了接着打。他不是人坏，他是控制不住。

打我最狠哩一次？说不上来是哪次，反正是每天晚上都想死。有很多年，我都觉得我活不过他，我肯定会死在他前头。他喝死自己难，把我打死很容易。

有一次，他把家里的摩托车借给我一个亲戚，说好那天晚上就还回来，结果，我亲戚晚上没还。他晚上喝酒回来，喝醉了，一问说摩托车没还，就生气了。你不知道他其实小气得很，很在意东西。我当时刚生完孩子，高压锅里炖的肉汤，他端起高压锅就往墙上摔，锅像炸弹一样，“咚”的一声炸了，连邻居都听见了，第二天问我是咋回事了。摔完后，又跑过去，拎起锅往床上扔，我赶紧拿身体护住娃，锅砸到了我身上。你想想，一个高压锅，砸到身上，锅还是热的，幸亏他先把锅扔到墙上，汤已经洒完了，不然，都不敢想……

那天晚上刑都用尽了。真是没法讲。

还有一次他发酒疯，是他借给别人钱，他不去要，让我去要。我也是个脸皮薄的，要不来，他就说我不会说话，说我没用处，折磨我一整夜。第二天天亮，我人整个都晕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像是死过去一样。

大约是在1994年吧，我从吴镇供销社调到裴营供销社卖化肥，那时候整个供销社系统已经不行了，大部分都是自己承包。我因为去得晚，好的供销点已经被别人占住了，只好到裴营。老许也从吴镇粮管所调到裴营粮管所。我们去的时候，裴营供销社的上一家男主人刚死不到一个月。那时候啥也不信，可胆大，就直接住在人家屋里，睡的也是那个人死在上面的那张床。可邪气，不到一个月，老许骑摩托车摔断腿，娃儿也莫名其妙出不来气，死过去半小时。

在那儿待两年，生意不行。我就搬回娘家上南村那边。离村二里地远，有三间空房，我租了下来，卖化肥农药种子，开超市，卖各种百货。那时候，粮管所也不行了，老许就过来帮我。

上南村也干有三年多。生意是非常好，每天忙得停不下。老许不干活，光喝酒，喝完还骂骂咧咧。晚上打我，好扇我脸，脸都打肿了，还不敢躲，躲了打得更狠。还折磨我和孩子，让我给他按摩、抓痒，要是我不去，就喊孩子，把孩子也折磨够呛。现在想着，也不知是不是男的喝完酒有冲动，可又不行，所以生气、发泄。那时候年龄也不大，不到三十岁。

后来，我就不躲了，打你打吧，打够了累了赶紧睡觉，我还得接着干活。那时候离娘家近，生怕闹出啥动静让我妈知道。其实，我妈啥都知道，她知道我苦。

要说为啥不离婚，也还是有感情。老许不喝酒时人好得很，心善。我爹生病在医院，把家里仅有的一千五百元拿去给我爹，我在医院伺候我爹，他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几个月，咋带的不知道，反正也没出事。这一点，也感动住我了。他到我家，不喊妈不张嘴说话，一声声妈喊得可亲。他从心底深处是爱我的，但是，就是这个喝酒。他打我打得狠时，我也离开过他，总是不到一个月，我就又想着他，怕他受罪，也怕俩娃受罪。后来，我就不走了，打吧，打完气出了，接着过。我就想着，权当自己又养个孩子，养着他。

咱们那儿有段时间可乱，到处都有抢劫的。有一天半夜，几个人闯进来，那也是老许喝酒回来，门没锁，人家一推就进来。他们拿刀架着老许，四处翻东西砸东西，一边骂着说，快把钱拿出来。老许吓得浑身像一摊泥一样，瘫到地上不能动了。老许都那样了，我只好冲到前面。我对那几个人说，我确实没钱了，钱我今儿全拉化肥了，不信，你看，这是票据。我那天也确实是把家里的钱凑凑拉了一车化肥。我又说，我弟弟也是干这一行的，谁也不说谁，你们把东西全拿走，只要别伤我们娘们的性命。我说弟弟也干这一行，是假话，其实就是想和人家套近乎，我就想着，只要不伤我们娘们的性命，东西你们都拿走。他们看了看票据，日期是真的，又翻柜台，翻我屋里的箱子柜子，确实啥也没有，就拿了十几条好烟走了。

那次吓住我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真有人抢你杀你喊个救命都听不见，老许完全指望不住。是真不敢再开了。我听说我姨家表妹在天津开拉面馆，生意很好，就想着，不行了我也出去，一是看能不能赚点钱供孩子上学，二是在家门口太多人议论，人们都知道老许是醉汉子，还打我，我不能再丢娘家的人。还有就是，你挣的那点钱还不够他出去喝的，也不够他瞎折腾。那时候时兴自己收粮食赚差价。他是粮管所出来的，干这个肯定没问题，就凑了一笔钱，让他下去收粮食，找一个伙计帮忙。结果，他天天忙喝酒，也不管账，那个人掌秤，和卖家勾结，虚报瞒报，一出粮，算下来，竟然赔了好几万。一九九几年，那是啥概念，倾家荡产。我把吴镇的房子卖了，把钱还了。那房子要是留到现在，得值一百万，要是真还在，我也不至于这么难了。

我挣着，他赔着喝着，成天在从头开始呢。

不离婚，有感情的成分，离不掉也是真的，左右都是名声。我爹我妈、他爹他妈，都是咱镇上有头有脸的人，他们都顾脸气。一个女人家，娃子都有了，抱了孩子你能上哪儿。再说，他也不和你离。

从我们结婚到他死，十九年，一直都这样。我也曾经反击过，最后都失败了。

我把上南村的店盘出去，1997年冬天，和老许到天津，跟着表妹，在拉面馆当学徒，学做拉面。

我是兢兢业业干活，认认真真学，最后，面会和了、会拉了，料会也调了，还能做大盘鸡啥的。老许是半途而废，他喝酒总误事，不是醉着，就是找不到人，表妹和表妹夫不敢让他负责，半年过去，他基本上啥也没学会。半年后，我在一个监狱旁开了个店，还请了两个人，也是夫妻俩。本来小拉面馆，都是夫妻店，可是他指不上，我就想着，哪怕少赚点，只要能维持下去。他还是每天喝酒，喝完酒还老说人家夫妻俩，人家很不高兴，就对我说，要不是看在你面上，看你可怜，我们根本不在你这儿干。在那儿干几年，赚是也赚了，还不够他喝酒钱，一直弄不到趟上。后来房东把我们撵走了，房东说，我不想看见你们俩，一个男人叫一个女人受这么大的罪，太坏了。我们就又换个地方，没几天，他的腿又摔断了，也是喝完酒在路上摔的。我只好一个人干，这时早就请不起人了。干了几个月，我腰间盘突出，疼得腰都直不起来，我半弯着腰给人拉面，真是把罪受完了。他躺在我们住的地下室里，就这，还拄着拐杖偷偷出去买酒喝。

那时候他应该是已经快不行了。一个懂医的亲戚来天津看我们，一看到他，说赶紧回家吧，眼看不行了。他的脸已经泛土色了，蜡黄蜡黄的。我赶紧关店，回穰县住到中心医院。一检查，是真菌性脑炎，已经很严重了。我这才知道，他经常抽搐是这原因，我一直想着是他喝醉酒的反应。医生说，你们在医院住着也没啥用，回家去吧。我看他整个人抽得难受，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救他，就坚持不走，一直住在医院里。两个月后，他就走了。走之前那一个月，连一句完整话都没说出来过。

埋了他之后，我回天津收拾东西，回到我们住的地下室，掀开被子一看，被子下面都是霉菌，可能就是这些霉菌侵袭了他。我也住在那里面，可是我晚上很晚回去，早上很早就出去，一天不回来，能晒到太阳。他是天天不出门，喝了酒就回去睡觉，腿断了后，更是一天到晚躺在地下室里，不生病才怪呢。

我不想在天津干了，也不想回老家。有个亲戚在北京做玉，我一直喜欢玉，喜欢那种感觉，能得到安慰，我就来北京了。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在学校寄宿。

到北京也天天想着挣钱，寄回去让孩子上学，孩子再大些，想着给孩子买房，操心他们结婚、生孩子，也是没个头。不过现在可好，我们在廊坊那儿算是有了两套房，孩子们都可好，我也是有外孙里孙的人了。

感觉自己活脱了几层皮才活到现在。我现在是一心向佛，吃素，从不杀生，感觉自己平静很多，很多事情也想开了。我很少回忆过去的事。我真是把它们都忘了。

我建议以后大家不要吃螃蟹，真的不好。中午你们吃，我都在心里默默念经，替你们赎罪。

春静讲的时候，燕子一直感叹：“天哪，咱俩好这些年，你都不和我说，你受恁大的罪，怪不得你现在信佛。”

春静说：“一般都不想讲，时间长了，就当自己忘了。”

“那也只是当自己忘了。”燕子心直口快。

燕子觉得春静信佛挺好，但不认同她说自己遭这么大的罪是因为前世欠别人的：“咱们欠谁了？谁都有权利好好活。那是个坏人，就是个坏人。打你恁些年，是个啥人也会被打坏的。”

当春静强调“我还爱他，离不开他”时，燕子也是满脸的不赞同：“啥爱？说穿了不就是没处逃？当年你们结婚肯定也是很轰动，吴镇一把手的儿子，长得也不算差，叫谁谁都羡慕。说是你爹你妈他爹他妈要脸气，其实是你也要脸气，不想输给别人看，结果，自己遭恁大的罪。要是我的性格，早就打起来，不过就不过，你别天天叽叽歪歪的。”

春静听到这儿，指着燕子，笑起来：“可不是，你把你家老公治得服服帖帖，说一不二。我不行，不会吵不会骂。不过，你不知道，人一喝醉就不像人样了，谁都没办法。”

“叫我看看你头上的疤。该打有多狠，到现在还显。”说着，燕子起身就去扒春静的头发，春静捂住头，不让她看。

“有啥看哩，过去的就过去了，人死了，啥也不说了。”

“那为啥？该咱倒霉？”

燕子嘟囔着，停下手。在那一瞬间，我看到春静头皮上的一道伤痕，浅浅的，像个小白虫子似的，显眼得很。

伤疤还在，昭示着昔日的苦难。

春静一直没有说出“老许”到底怎样“整夜”折磨她。一说到这个地方，她总是一句话带过去：“那都没法说。”“没法说”，不能说，说不出口，那一夜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可能确实用什么样的言语也无法说出来。

春静的眼睛依然明亮。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略微迟钝，缺乏必要的反应，那是被长期折磨后留下的痕迹。整个脸庞没有一点光彩，泛黄、僵硬，神情看上去很疲倦。她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心早已被击碎了，只是胡乱缝补一下，勉力支撑着活下去，再加上她略微沙哑、缓慢的声音，看着她，就好像她曾被人不断往水里摁。

这多么年，她一直在努力浮出水面，希望能够浴火重生，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她学佛经，识玉、卖玉，努力经营儿女的生活，也努力寻找新的爱情，那又是另一个艰难的故事了。

她一直在努力自救。

风言风语

“你还记得清花吧？韩万杰的闺女，胖胖的，可大两只眼，脸圆圆的？”燕子说。

午饭过后，我们转移到书房里，喝着茶，继续闲聊天。

燕子和春静参观了我的书房。燕子坐在我书桌面前，让我给她照张相，说她考上初中时，一直觉得自己能上大学。春静没说什么，只是细细观察我书桌上的笔架，拿起毛笔，用手试试笔毫，又放下了。我本来想拿出宣纸，让她写几个字，可看到她的神情，就没说什么。

我们在书架前合了一张影，三个梁庄姑娘，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分别，终于聚到了一起。

我说：“记得。当然记得。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和一个男的私奔，男的也不是正经人。”

“错了，完全错了。你看，你脑子的印象都是村里人闲谈、别人瞎议论给你的。和对我的印象一样。你们根本不了解情况。清花和王家的王建设好，你知道不？你们肯定不知道。我最知道情况，他们约会都找我传信儿，我天天当他们电灯泡。你都知道，王建设人长得好，个子高高的，很文雅，清花虽然个子低，但也很好看，两只大眼简直会说话，俩人在一起真是般配得很。我初三时，当时已经转到另外一个学校上学，只要回村里，清花就约着我和建设见面。建设家里其实很不错，人家爹是医生，家里也有诊所，可是，韩万杰坚决不同意。一是因为两个人是同一个村里，嫌丢人，其实根本都不同姓，有啥丢人的？二是，你知道清花家是有头有脸的，二叔三叔都在外面当官，官可大，所以傲气得很。韩万杰把清花软禁在家很长时间，据说也是因为清花怀孕，他们让她流产，这些事情是别人传的，清花没告诉过我。后来，清花逃了出去，跑得可远，山西那边，在那儿谈了一个，家里也生气。那时候，嫁得远了也丢人。你看，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清花非要嫁给那个人，韩万杰就不让她回家。基本上等于是把她放弃了，不管她了。后来，韩万杰死了，清花的哥韩清辉也不让她回来。清花破罐子破摔，结了又离，离了又结。我也是好多年没见她了，她好像也刻意不和大家联系。你看，你都不清楚，那时候女孩子根本没自由，家里管得可厉害。”

好像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在村庄消失多年，关于她们的消息，神秘、破碎，多是些羞耻的、无法言说的事情。譬如谁的作风不好，谁私奔了，谁傍大款了，或者，谁找的男人怎样了等等。这些残缺的信息经人添油加醋，到最后，化成村庄最浑浊、最沉重的底色，被封存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

关于清花，她的基本形象是粗俗，浑不懔，文化水平不高，作风很乱，经常和一些来历不明的男人鬼混，最后和人私奔。

“都是胡扯的。还有仙桂，村里人都传疯了，我知道个大概，但是，不是人们说的那样，仙桂就是个坏女人什么什么的。一会儿小玉就过来了，你问问她。她和仙桂也好，她俩当年是一起出来的。”

小玉和燕子、清花、仙桂都是同岁，当年在梁庄时，她们关系都很好。前一天和燕子通电话时，我提到了小玉。燕子说她来北京时找过她，可小玉并没有太热情，她有点伤心。所以，在北京这么多年，她们一直没联系。

我们先给小玉发了短信，没有回音。又打了电话，无人接听。燕子又打电话回梁庄，问到小玉的姐姐，说小玉的电话并没变。于是，燕子又打，这次，电话通了。

我说：“小玉啊，我是梅子的妹妹小清，就是毅志的妹妹。”我怕她忘记了我，把姐姐和哥哥搬了出来，她们年龄更接近些。燕子夺过电话，说：“小玉啊，我是燕子，我在小清这儿，你也过来吧。”

电话那头嗓音很大，一口地道的老北京口音，说：“我这会儿正在开车，一会儿回过去啊。”电话断了。

燕子气得在房间里转圈儿，说：“你看，就她变了。我早说她变了。嫁个北京人又怎么着？”

傍晚时分，小玉又打过来电话，连声道歉，说那会儿确实在忙，她马上就可以过来。

互相说地址的时候，才发现，小玉离我家竟然不到五公里远。

我到小区北门接她。

雨还在下，不紧不慢的。地面、电线杆、天空都被淋透了，显出灰黑色的疲乏。街道两边，一排排小饭馆前，停满电动车、自行车、三轮车，吃饭的人擦着嘴，从里面走出来，披上雨衣，骑着车，走了。外卖的小伙子仍然风驰电掣，一边骑，一边打电话，沿途飞过的地方，水花四溅。

小玉也是活在村庄传奇里的女孩。她和仙桂、燕子都是梁庄最早一批到城市打工的女孩。有人说，小玉是在这家当保姆，最后男主人娶了她；也有人说，她肯定是小三，那男的到梁庄来过，几乎是一个老头了。早年回家，我曾经在路上碰到过小玉一次。她穿着驼色羊绒大衣，围一条暗格围巾，披肩卷发，一看生活非常优越。她的神情很有距离感，所以，大家只是笑笑，彼此没有深聊。

小玉把她的白色尼桑越野车停在小区边的停车场，一路小跑，跑到我伞下。她很瘦，穿小西服，内搭白色薄毛衣，下身窄腿牛仔裤，烫一头短发，很干练的样子。她连珠炮式地给我道歉，说上午忙一个事情，所以没接电话，又说她一会儿可能还要早走，晚上九点多要去通州那边接在上大学的儿子。小玉满口老北京话，声音又快又高，挑着尾音，带着一股子北京人特有的满不在乎劲儿。

燕子见到小玉，说：“不知道你是北京人了，连个电话也不接。”

小玉说：“那咋可能啊？只要显示的是老家号码，我都会接。”

燕子撇撇嘴，表示不相信。

我说：“小玉，你知道梁庄人是咋想你吗？大家都说你找了个黑社会老大，在俄罗斯倒腾大生意。”

“哈哈，啥啊，我家老头要真是黑社会老大，那倒好了。一个老清华大学毕业生，现在天天和传销杠上了，人家一说，他就买，一说，他就买，真他妈傻×。去俄罗斯是当年他们单位和那边有合作，后来退休了，他自己也去做过几年生意，不过那时候已经不行了。90年代初期时生意真好做，钱像捡的一样。”

起初我担心小玉有些不好交流，甚至琢磨着是否告诉她我要写的内容，没想到在和她聊了之后，小玉非常爽快，说：“一定要写啊，咱们农村女孩子出来，多不容易啊，啥都一个人承担，没人帮你不说，还他妈老被别人说。”

你们知道我为啥从梁庄出来到北京？我是逃婚。我爹有知识，是那个年代的高中毕业生，那时候真算是知识分子了。可是，他非常专制，在家里说一不二，谁都不敢反抗他。我妈跟着我爹，一辈子连腰都没直起来过，从没有大声说过话，就这，我爹还欺负她。说是在菜园他俩一起干活，其实，我爹就是坐在地头那个小棚子里，光指挥我妈干活。我妈也有短处，娘家是地主成分，那时候绝对是低人一等，因为成分不好，我妈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大字不识一个。

我十五岁时，我爹给我定了亲，那个男娃的父亲是那个村的村支书，那时候，村支书就算不得了的官了。我爹一辈子在村里谨小慎微，特别希望自己闺女能嫁个权势人家。我姐嫁的那家人，父亲是村会计。我爹就喜欢这。

他们带着我看家儿[5]。天啊，那个村比梁庄小多了，就几栋房子，地势又低，就是古画里面那种黄黄的感觉，坟园一样，感觉人一进去，就被埋到里面了。我回来给我爹说，我不愿意，我不想去那个村生活。我爹说，那绝对不行，有那么多人知道这件事，我丢不起这人，再说，彩礼已经收了，也吃了喝了。

我可倔，那家人拿来的一筐油条，我一个都不吃，他们人一来我就跑，根本不见。当时，我已经自己在街上卖小百货了。我爱做生意。一开始下学，我就跟我爹我妈去卖菜，然后就自己开始做，见天早晨起多早，去进货，真是辛苦得很。可是我喜欢，我干什么事特别实际，想到了就去干，不弄些虚幻的东西。

有一次回家，家里来了客人，我听见我爹在和那些人商量我结婚的日子。天哪，我才十九岁，我绝对不愿意。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车到穰县，又转车到邢台，去找仙桂了。她的故事我一会儿再说。

在邢台食品加工厂干有两三年时间，跟着仙桂经历了很多事儿。咱们村里有好多年轻人都到这个食品加工厂干过，然后，从这儿再去北京、西安或者其他一些城市，这儿算是中转站。这仙桂很有功劳。

后来，在食品加工厂待不下去了，因为仙桂的事儿，也因为我待够了，我们俩就跑到北京了。我先是在面包厂干活，流水线，干了不到一年，我就琢磨着走。我还是想自己干。后来，又干了好几个事儿，饭店、保姆都干过，我都是干一段就走了。

我这人特爱跳槽，我是心不甘啊。后来，开始学裁缝。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开饭店、美容店都需要本钱，我没钱；开裁缝店，一个机器一把剪刀就行了，不需要本钱。我在报纸上看到北京服装学院有短期培训，我就拿着我攒着的那点钱，报名去了。半年，算入门了，学了可多理论，没用。一点用也没有。裁缝这个活是个实践活儿。

在这过程中，我认识了我第一个男朋友，北京人，是个工人。当时我二十三岁。这个男朋友帮我很多忙，我有想法，他帮我实践。他自己不行，就是个工人，但他特别支持我。要是他们家人同意，我们肯定结婚了。他们家在惠新西街有一套小房子，当时我男朋友一个人在那儿住，他妈不高兴我去住，就也住去那儿，看着我不让我去。

我去服装学院学半年，出来后，去一个叫王天一的设计师开的厂子，跑流水线。那里的活儿是一个人只能干一样，缝扣子的就是缝扣子的。干了半年，我又跑了，去一家大的裁缝店，在那里啥都能干，学得多。那家人对我很好，但就是太累。学有快一年，我就在服装学院旁边开了个小店面。我的手艺进步很快，到最后，都能混到又回服装学院做旗袍，他们专门请我回去，给大使馆做，一套衣服光做工几千块，我能拿到七八百元。

那个小店也还挺赚钱，那时候，我男朋友一个月两百多块钱工资，我好的时候一天就挣一百多，做沙发套。他对我很好，就是不爱干活，我忙了一天回家，还得做饭拖地。他还特省，我花钱都不让我花，我自己挣钱，想买个蛋糕，还是去看他爹妈，他都不让。

他爸妈也一直不同意，就是没户口呗。其实我心里也有想法，那个人太无能了。他对我真不错，我进修时，他把一大部分工资都给我，让我上学。但是，太不上进。再后来，我到前门开了个店面，我连地方都不告诉他。我记得他去找过我一次，穿着个拖鞋，很可怜，我还给他买的皮鞋T恤。估计现在他早已下岗了。

当时我很生气，觉得他们看不起人。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上你呢。现在想想也理解，别说那时候的北京人，就是现在，哪个北京人愿意自己孩子找个农村姑娘。要是我儿子这样，我也不同意。咱实话实说。

说实话，这时候我也学坏了，更讲实惠。认识我家老头时，我有目的性，他是北京人，比我大二十多岁。但是，他有工作，还能到俄罗斯经商，我一听就心动了。我就想经商，那多赚钱啊。当时开小店把我的胃都熬坏了，手也天天疼。

那时候我已经攒了两万多块钱，也算挺多的了。我回家办护照，派出所的人说死都不给我办。我每次去，有个民警，五十多岁了，见我就黑着脸，说你一个小姑娘去俄罗斯干吗啊，把我气坏了。他是好心，但好心有什么用，我要挣钱去啊。后来，惊动南阳了，我带着俄罗斯的望远镜去送礼，才办下来。前前后后送了好多礼，真他妈费了大劲了。

我攒的那点钱很快被我家老头给造了，天天给我许诺，说到俄罗斯挣大钱，他这个人，爱花钱，不过也能挣。

2000年，我和我家老头结婚。那时候他还没退休。他比我大二十几岁。我是有功利目的，看上他的北京户口了，有房子，有正经工作，还能做生意。不过当时，他看着不老，白白净净，清华大学毕业，又是一家电气公司的工程师，也很不错。

我妈也一直担心，老说你是不是“傍尖儿”“当小三”啊？我一结婚，她就不说了。年龄大，他们当然也不高兴，可也没说啥。他们管不住我，估计是想着只要有个结婚证，是正经出嫁，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结完婚之后，在没孩子之前，每年我们都回梁庄，见人还打招呼。真不知道村里人是咋想的，估计是看我家老头年龄太大瞎猜的吧。

后来，一怀上我们家孩子，我就不上班了。一晃二十年了。儿子去年上大学了，我就想着，我还是得出去做个事儿。

现在我都不爱理我家老头。一个清华大学的大学生，高级工程师，天天被传销的哄得团团转。我管不着他，我就把家里的钱死死把着，只给他生活费。就这，有一次，他把我银行卡偷出去，刷卡买画，八万块钱，也是别人骗他的。我都报警了，钱最后也没要过来。真他妈傻。

小玉用疾风骤雨般的语速，把她的前半生给交代了，不藏不掖，中间带了无数个“真他妈傻”。听着倒也痛快。

其实，就是一个梁庄女儿城市奋斗史，没有神秘，没有见不得光。

“也不都是这样。”燕子说：

小玉说来算是顺的，很幸运，她个性比较强，敢说敢干。像我老公他们村里，有个女孩子，在北京一家理发店干，和当地一个男人好，和人家在外面租房子住，被那男的老婆知道了，就把她打了一顿。打得狠啊，是往死里打的。她躺在出租屋里，几天起不来，也没人知道。后来，还是她一个理发店的同事去找她，才发现她昏倒在屋里，赶紧往医院送，又给她们家里人捎信儿。家里人就一个哥，也出门打工去了，谁管她啊？在医院治了一半，没钱了，又出院了。那个男的也消失了。后来，她就回老家了。你不知道有多惨，话不会说了，头一晃一晃，走路腰半弯着，两手往外撇着，像个鸭子一样，可怜得很。当初多漂亮一个姑娘啊。后来，嫁给一个傻子，生了俩孩子，没人管，都脏得像从灰窝里爬出来的一样。你说，惨不惨？那个男的就是个王八蛋，从头到尾连个面都不露，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

小玉接着说：

先不说别人，就说仙桂。仙桂是和食品加工厂的厂长好。那个人长得特别帅，一米八几的个子，有派头，又大方，天天给我们买西瓜、卤鸡子吃，骑个偏三轮摩托，带着仙桂出去逛，可拉风了。仙桂是没上初中就出去了，她爹死得早，她妈也不置事，没人管她们姊妹。仙桂想和人家结婚，又结不成，就天天闹。那个男的对她很好，食品加工厂都是她在管着，自由度特别大，但是仙桂不满足啊。可是，明眼人一看，咋可能啊，两个人差距太大了。人家有老婆，老婆也是个大知识分子，到过厂里，两个人站那儿，特别般配，那是不可能离婚的。仙桂太痴情了，那个男的给她介绍过好几个男朋友，都还不错，但她都不愿意。不过，你想，仙桂没见过世面，十几岁就跟了那个男的，她不是傍小三，她以为那就是她的终身。

仙桂就服毒自杀，自杀了好几次。你知道她多鬼啊，有一次，她把敌敌畏洒身上，说自己服毒了。那个男的赶紧找车，我们一起把她送到医院，洗胃，折腾啊。她偷偷告诉我，她根本没喝。没喝也得洗啊，万一喝了咋办啊。那个男的对仙桂应该是有愧的，仙桂去的时候，那个食品加工厂才开始创办，是仙桂和那人一手开拓的。

眼看着没希望，我和仙桂就离开了，一起到北京。三个月后，她又找个男的。这一点我就不同意。我是要自己干，一定要凭自己力气。这个男的也是个混社会的，地痞流氓，打架，帮人处理事儿，收保护费，有一帮小兄弟。他前面也结过婚，不过，对仙桂是绝对好，挣的钱都给她。这个男的后来坐牢了，仙桂天天招些坏人到家，吃、喝、抽粉，指望这个养儿子。后来，自己也染上了。我再见到她时，都瘦得不像样了。那时候见一面不容易。我劝她说，咱不是吸这个的人，吸这个的都得趁钱。说实话，她要是在北京好好守着，等着那个男的出来，那个男的一帮小兄弟都会管她。她自己胡混，就没人管她了。后来，她又回到邢台，找到当年食品加工厂所在村的村长。很快，俩人又好上了。你说荒不荒唐？村长媳妇也大大咧咧的，几个人在一起生活，一起打麻将。她算在那儿把儿子养大，好在儿子还挺争气，大学毕业找了个工作，还不错，能养住他们娘俩。所以，人上没上学绝对非常关键。仙桂小学没毕业，大事全糊涂。不过，这也是咱们在这儿说。你要是让仙桂给你讲，肯定又一个样子。

2013年春节，仙桂的侄子结婚，仙桂带着儿子回来参加婚礼，那是我们分别二十几年后的第一次见面。还是记忆中的瘦高个子，只是脸黄得厉害。儿子和她一样，长脸，瘦高，但是很健壮。这些年，仙桂是梁庄人议论最多的女孩子。她每回梁庄一次，就会又增添一些色彩，一层又一层，到最后，层层渲染，根本无法找回最初的样子。

“女孩子出门打工，等于是一脚踏入鬼门关。一不留神，就走错路。不过，不管咋说，还是要心正。”春静说。

“这和心正啥关系？不是你心正不正的问题，是你根本就是羊入虎群。”

大家都笑起来，说你这只羊不是把那头虎治得服服帖帖的吗？话题又跑了。

“我是讲道理，一个家就像一个团队，谁对听谁的，你对，那我也会听你的，不存在羊、虎的问题。倒是当年，你说王子河那样穷凶极恶地追我，我不是羊是啥？咱们村里的女孩子，哪个不是被家里安排的？”

“说起来安排，你们还记得彩玉吗？”春静突然问我。

当然记得。我初二时的同桌。有一天晚上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小清，自从和你同桌后，我很羞愧，我再也不和×××出去约会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当时很骄傲，觉得自己给别人带来了好的影响。其实，不是我纯洁，而是十三岁时的我根本不懂感情。彩玉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修长匀称，眼睛黑亮清澈，睫毛又长又弯，闭眼的时候，在下眼睑投出厚厚的阴影，嘴唇厚厚的，带着一点点娇憨，像一个洋娃娃似的。追她的人都是吴镇非富即贵的公子哥儿。

“上次我回吴镇，大家组织一次同学会。也叫了彩玉。通电话时她就嘟嘟囔囔，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最后也答应了。晚上，同学会都开始好长一会儿了，她才来。你没见她，看着真是让人伤心。又高又胖，说个难听话，就是农村最不爱收拾的胖妇女，邋遢得很。感觉她连个话都说不囫囵了，只拼命灌自己酒，喝醉后就哭。后来才听同学说，她老公管她管得非常严，不让随便给同学联系，连和男的说句话都不行；当年因为前两胎都是女孩，还打过她，后来又生个儿子才好一点。彩玉就像被关到监狱里了，上完班就回家，没有任何社交。”

“就是。”小玉说，“在我们家，我爹就是秦始皇，君王，绝对的统治者。我妈一辈子不敢和他犟嘴，我的婚姻，他给我定好，我跑了。我姐我哥，都是我爸包办的。我姐不同意，服毒自杀，吃那个治打摆子的药，吃了几十片，还去医院洗胃。我现在还记得，一桶一桶高锰酸钾水洗。我敢跑，她不敢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姐喜欢她一个同学，她不敢说。我姐受的苦可多了。结婚后，不会怀孕，在路边捡个女娃儿。那时候，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娃，心肠好的放在路边，狠心的就直接塞尿罐里。有时我妈开玩笑，说幸亏没把你塞尿罐里，意思是没白养我，还算比较孝顺。其实我听了心里挺不高兴。不只这样，我爹还一辈子偏心。他们干了一辈子，钱全部补贴给我哥，这不说，还非让我给钱。一九九几年，我多不容易存了一千三百多元，全寄给我哥了。就这，我生孩子那年，我爹我妈在我这儿，我哥问我要钱，要三四万，说要办养猪场，我没有，我是真没有。我爹就吵我，站在楼道门口，打雷一样的声音，差点就要打我了。最后，我给了一万多。”

“这都很正常。不说在农村，就说在城市，哪个姑娘好意思和自己哥哥弟弟争财产。说是男女平等，你见谁家父母，把财产平分给姐妹了，太少太少了。”春静说，“我们村里一个姑娘嫁到城里，婆婆公公开诊所的，挣下大家业，有一栋楼、几套公寓房，还有一个私立医院的股份。婆婆去世得早，公公突然去世，没留遗嘱。她婆家姐也想要遗产，你不知道，周边人把她婆姐给骂的啊，真是难听得很。意思是娘家财产还要争，太不像样了。这可是有法律规定，可在生活里，不还是老样子。”

“哈哈，说得可好，春静，你敢说你要是大富翁，会把你的财产平分给你姑娘和你儿子？你说，‘老许’这个姓给你带来啥好处了？”

“我闺女结婚，人家婆家都把房买好了，不用我操心，我能把我们这一家弄好就不错了，管不了她了。”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说都是一说，到自己身上，就还是老思想。燕子说：“你别说别人，小清，你爹去世时，他留的钱平分了没？”我说：“当然没有。我爹手里攥着那一点点钱，一心想着给我哥哥。不过，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几个闺女长年贴身伺候他。到最后，还是把钱留给我大姐，让她来分配。相较而言，父亲的那点不好意思反而更显得珍贵。毕竟，那意味着，他也觉得那样做存在某种不公平。”

天全然黑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下了。月亮升了起来。透过窗户往外看，微暗淡白的月亮悬在对面的楼房上面，周边大朵大朵的乌云一动不动，沉重欲坠的样子，仿佛随时就要倾倒出雨水来。

房间里，一群梁庄来的姑娘说着、笑着。春静不准备走了，她说早晨出门时就想好了，她晚上不回家，要好好玩一玩。她一直在潘家园那边卖玉，这几年生意一直不好，有一搭没一搭的，一天两天没去，没什么大影响。小玉家的老头一直在通州照顾自己的母亲，儿子在大学上学，可回不可回的，她也不管了。燕子说她必须得走。她走一天，就要损失几百块钱，这么多年，生意都是她招呼的，她走了，相当于她的档口关了。她老公只负责进菜，每天清晨两三点钟去郊区批发菜，回来后，把菜卸到菜市场，回去睡觉。燕子六点多起床，把菜一一摆好，等待顾客来，一直要到晚上七点，才能收工。

经不住大家三说两说，燕子头一摆，说：“不管了，我也不回了。”她脱下袜子，我这才发现，她的脚指头和后脚跟几乎是血肉模糊了。我找出消毒液和创可贴，春静和小玉一边取笑她，一边给她做处理。

我拿出席子、被子、褥子，铺在书房的地板上，今晚，我们几个姑娘在这块儿睡地铺。燕子直接跳到上面，长手长脚躺在上面，春静侧身躺在她旁边，小玉靠在书架边，拿出一根细细的香烟，我找出打火机，为她点上。她深深吸了口，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

燕子说：“从小我那寡妇妈就告诉我，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

小玉说：“是啊，你妈一辈子多谨慎啊，哪个男的在门口多看她一眼她都把人家骂出去。小时候我可不想去你家了，你妈太凶了。她老想着自己是‘芝麻粒儿’，生怕别人说啥，所以，你这么招蜂引蝶的，你妈不气死才怪。”

我对燕子的寡妇妈没多少印象，只记得她经常穿一身黑衣，腰微驼，不苟言笑，在村里走的时候，很少抬眼看人，见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从来不理。

我问燕子：“你知道你妈叫什么名字？”

燕子说：“那我还是知道的，叫刘秀兰，我外婆天天提着我妈名字骂我妈，后来，又提着我名字骂我，骂我妈招野男人，骂我招野男人。”

“那你外婆叫什么名字？”

燕子想了想说：“好像还真不知道哎，反正她也是寡妇，只有我妈这个闺女。我现在想想，可能她住梁庄，心里一直不痛快，觉得自己没儿子，老了得投奔闺女是很丢人很丢人的事。我记得，有一次她拿着棍子打我，那是往死里打的节奏。我妈上来挡，说你要是没个闺女，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死着呢。你别打我闺女，你不稀罕你闺女，我可稀罕我闺女。我抱住我妈，哭可长时间。”

春静轻轻拍着燕子的背。小玉从地铺上坐起来，靠在书柜上，又点了一支烟。

我真的喜欢极了梁庄的这些女孩子们。我想把她们聚拢在这本书中，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尽情欢笑，尽情玩耍。

吴桂兰

第一次见到吴桂兰，是在早晨五点多钟。

吴镇刚刚从睡梦中醒来。

沿着老邮局的那条主路，往街里走，路两旁分叉出一条条路，这些辅路上住的多是吴镇的老居民。自家的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放几盆花，有的围一个小花坛，种几棵豆角、辣椒、西红柿，也结得轰轰烈烈，热闹非凡。

快到吴镇中心小学时，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循声而去，看到一个人正在路中央跳舞。只见这个人头戴一顶艳红的宽沿帽子，帽檐上一个硕大的红色蝴蝶结将飞欲飞，上身穿一件橘红色环卫服的夹克，下身穿一件暗红色长裙，脚踏一双暗红运动鞋。她手拿扫把，脚下滑动着太空步，身体随音乐节奏不断摇摆，动感十足，整个人都沉浸在音乐和节奏里。后退、前进、摇摆，铿锵的鼓点似乎是她的脚步敲击出来的，在大地上肆意回响。她旁边是一辆三轮垃圾车，上面有拖把、大桶，还有一些凸出来的纸盒之类的东西。

我被她的舞姿和她的穿着打扮所吸引，拿出手机，朝她拍了几张照片。略有点怪异的是，那些路过的人，睡眼惺忪从家里出来的人，或就在旁边忙着事情的人，都没有多看她一眼，好像那巨大的声音和她这个人不存在似的。

看到我在照相，她更起劲了，腰挺直，胳膊平伸，脚飞速舞动，最后一个急促而优美的站立，扫把高举，另一只手叉腰，头微仰，凝神盯着我，脸上露出非常满意的笑容。

大约定格有几秒钟，她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

那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五十岁？六十岁？甚至还不止。汗水正顺着她的脸往下淌，她努力屏住呼吸，不让自己身体有太大的起伏。她的环卫服、裙子和鞋子被厚厚的油腻包裹，那暗红不是颜色，而是油和灰混合而成的光泽；但她的帽子却是新的，鲜红、艳丽，上面的蝴蝶结压得帽子几乎要扣住她的眼睛。她不时拿手去扶，努力把蝴蝶结扭到前面。

“让我看看，”她凑到我面前，看我手机里面的相片，“你这样拍不行，效果不好。”

“等下，我再跳一段，你再拍，拍了一定发网上，会有你好处的。”她看着我，露出羞怯又骄傲的笑容，“我是网红。有很多人认识我，很多人拍我”。

她边说边在身旁的垃圾车里翻找东西。各种样式的纸箱纸盒、大大小小的塑料瓶、铁片铜圈，几乎塞满了整个车厢。在角落的地方，放着一个完整的纸箱子，里面堆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和饰品，她从里面扒出两条蓝色的缎带，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解掉那个红色的蝴蝶结，把缎带绑紧，留出一个长长的飘带，接着，又从纸箱下面掏出两把金色泛红的扇子，朝自己扇了扇，摆了一个定格姿势。

“你站到这边，这边拍得全。”她让我站到垃圾车旁，背对着正在升起来的太阳。她在我斜对面五六步的地方站住，弯腰调放在地上的黑色播放器，强烈又刺激的Rap音乐立刻在空旷的街道响起来。她扭过来看向我，头一昂，一只脚点地，踩着鼓点，身体像突然抽筋似的，开始快速跳动。她的身体大幅度扭动，扇子在空中不断旋转，头上的蓝缎带随着这剧烈晃动飘得很高。一缕朝霞突然照射过来，整条街瞬间从黎明前的微暗朦胧变得明亮灿烂；正在跳动的她被笼罩在舞台般的强光里，身上杂乱破败的颜色幻化成华丽耀眼的色彩，脸上的沟壑清晰深刻，恍如一只苍老的鹰，在倔强地飞翔。

一曲终了，她气喘吁吁跑过来看我的手机，看一遍视频，说：“这个可以，你赶紧发到网上，肯定会火。对你有好处。”

我问她怎么知道自己是网红，她说现在不是兴这个吗？有人专门过来拍她，拍着还解说着。她每次都很配合。

逐渐有人站下来，远远地看着我们俩，脸上带着某种了然又淡漠的表情。

“我跳了三十年。三十多年。原来只是喜欢跳，从我老头子瘫痪开始，我见天跳，刮风下雨，都没停过。他们都知道我。”她眼睛环过远远看着她的那些人，继续说，“我见天五点多起来扫地，扫到哪儿跳到哪儿，我啥舞都会。跳舞好啊。你看我，你信不信，我以前快两百斤。我背、腰、腿，都走不动。现在，我背起我那个瘫老公就能走，他一百八十斤。”

我说：“我在吴镇也好多年，怎么就没见过你？”

她大笑说：“不知道我吴桂兰你算在吴镇住过？你咋能没见过我，没见过我也应该听说过我吧？”

还真奇怪。吴桂兰前面跳舞的三十年，我真的没听说过她，也一次没碰到过她。而在偶遇她的那天晚上，我竟然又见到了她。

吴镇十字街右边的露天烧烤店是整个夏天生意最好的夜宵店，店主在街口拉出电线，挂上几只上百瓦的灯泡，周边十几米亮如白昼，越发衬得街道和周边景物漆黑一片。

吴桂兰在烧烤店的路对面，在那片阴影处，正热烈地跳着。白天的环卫服换作一件绿底红花的缎面宽旗袍，脚上着一双小皮鞋，头上仍戴着帽子，但是换了一个窄檐的绅士帽，绅士帽的两侧绑着两朵小红花。她浑身像上了发条，尤其是那双脚，像机器人，动作准确又迅捷。我这才发现，她的脚踝处已经严重变形，腿朝外弯曲，脚向里扣，跳舞时，这弯度反而增加了她的灵活度。

没有人跟她跳。对面烧烤店里的年轻人发出此起彼伏的喧闹声，有乘凉的人三三两两在路边聊天，一边发出笑声，而她这边，是一个人的喧闹。在疯狂的舞动中，唯有她的裙子配合她，闪耀着艳丽而诡异的光。

她的垃圾车变成了一个服装小车，两侧挂着各式各样的衣服。

看到我们，她停下动作，一把揽过我，说：“哎呀，又是你啊，咱们太有缘分了。”

她拉着我和姐姐，让我们和她并排，一起跟着音乐跳。有纳凉的人看到这边加入了新的人，慢慢围了过来。

有人认出了姐姐，惊奇地大叫，又向别人介绍姐姐是谁。吴镇这么一点大的地方，谁和谁，都能找到牵连。而一旦找到牵连，大家就像亲人一样，瞬间放开了自己。姐姐鼓动她们一起跳起来。那些中年人一开始有点羞涩，被周边人推着进到舞圈，她们又把推她的人也拉进去，待跳了几步，发现没有人关注自己，也没那么难，就随着节奏胡乱摆动起来。

人越来越多，大家围着跳圈圈舞，跳到嗨处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年老的年轻的，都叫起来，一边甩头扭胯，一边发出惊奇而开心的大笑声，对面撸串喝啤酒的，也三三两两过来，加入跳舞的人群。

每一曲跳完，吴桂兰就去播放器那儿找曲子，那些舒缓的刚一出来，大家就嚷着，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于是，又换，直到出来惊天动地的鼓点声，大家就跟着曲子又狂跳起来。

吴桂兰也像疯了一样，在人群中卖力跳着，一会儿教身边的人步伐，一会儿带着大家喊节拍；她的眼睛闪亮，像终于得到糖果的小孩，又像拿到渴望已久的奖章，全身上下都激动不已。

连续跳了好几首之后，吴桂兰似乎有些撑不住了，跳出人圈，站在垃圾车旁，斜身靠在车把上，喘着大气，仍目不转睛地盯着跳舞的人，神情非常满足。

“你这裙子看着可不便宜啊。”我说。

吴桂兰扯起胸口的衣服，衣服已经完全湿了，说：“这可是真绸缎，我儿媳妇给我买的，说是一件都要七八百呢。我这衣服都是我儿媳妇买的，多得穿不完。”

说着，她拿起车子两侧的衣服，一个个抖开，搭在身上比画。

“他们也在这街上住？”

“没有，他们都在外面。我三个闺女、一个小儿子，都不在家。他们都在外面做生意，宁夏的、甘肃的，我小儿子在郑州，都可不错。”

人越来越多，感觉一首曲子才刚开始，就又结束了，吴桂兰不停跑过去换曲子。

换完也不跳，站到车子旁边，往身上套她带来的裙子，或往头上扎一些奇奇怪怪的饰带，原地比画几下动作，再换套衣服。她浑身都是汗，动作有些迟缓，脸上显出疲乏的神情。

“你在这儿跳舞，你老头谁管啊？”

“我早晨起来先给他熬一锅绿豆汤，再炒个菜，他可能吃，一顿俩馒头，能管到晌午，到四五点再吃一顿就行。他又不动，就这都光长膘。不是能长到一百八？”

她用双手比画着那“一百八”，言语中还带着骄傲：“老头死沉，我见天出去时得把他往摇椅子上放，光着身子，摇椅子上面有个洞，不然你说我不在家时他屙尿咋办？我以前也快两百斤，一身病，你看我现在，没病没灾，扛老头没问题。他瘫痪十八年，我扛他十八年。”

“那，孩子们呢？”

她突然停顿了一下，眼睛朝向天空，嘴使劲绷着，好像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都不回来。我说，我不要你们钱，我要你们回来，回来看看你爹。我也不要他们钱，我挣的钱也够花了。我就想他们回来看一下。”

旁边一个站着的中年男人说：“可别这样说，你闺女去年不是回来过一趟了吗？”

“那叫回来？回来几天？到她爹跟前几天？我都六十四了，我还能侍候几天？”吴桂兰的嗓门突然提高，带着恼怒。

中年男子没有再搭她的话茬，看了看我，露出意味深长的笑。

吴桂兰拉住我的手，眼神里充满对我这个陌生人的信任：“你看，我养他们四个，我仨闺女生孩子时我也去帮她们带。我不想啥，我不要钱，我每个月有工资，我就想着他们回来，替换我一下。他们都不回。”

“工资能养住你和叔叔吗？”

“哈工资，你就别说那工资了，我见天五点多就起来，扫大半个吴镇，一个月九百六十块，就这，工资还不发。说是半年一发，不闹就不给，上半年也是我去告去闹才发的。不过，你也别小看我，我不靠工资，我每天捡东西，一个月下来就一千多块钱，这是主要的。人们不知道这些。”

说到“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时候，吴桂兰的语气非常骄傲。一边说着，从挂在车把前面的塑料袋里掏出两个馒头，大口啃了起来。

“你晚上就吃这个？”

“也吃不下去别的东西。跳着可累，啥都不想吃。”

“儿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你可以给孩子们说，他们这样是违背法律的。”

“啥法律？给儿女说法律，谁说得清？我现在还能挪动老头，等挪不动了，两包老鼠药，一人一包，俩人一喝，谁也不拖累。”

一首曲子又完了，跳舞的人们互相取笑着，一边等着吴桂兰找新的曲子。

吴桂兰跑过去，蹲在播放器旁边，一首一首试听，她似乎想找到更激烈的舞曲来烘托这个气氛。

我往远处退了几步，退出人圈外，拿出手机录像。在灯影交错的昏暗之中，巨大的能量正冲破夜色，朝上空发散。蹲在地上的吴桂兰，身体姿势有些疲乏，也有些孤独。人们听着她的音乐跳舞，却并不怎么和她说话。

连续几个晚上，吴桂兰那儿成了吴镇夜晚的中心。镇上热爱跳舞、喜欢锻炼的女人吃过饭以后，都会悠悠过去。吴桂兰一个人跳着舞，她们在一边相互聊天、说话，但不跟吴桂兰跳。等到我和姐姐过去，大家一阵招呼，你推我搡，跟在姐姐后面，开始跳起来：广场舞、快四、水兵舞、恰恰……起先都很拘谨，跳着跳着，就都放开了，甩头、扭胯、大笑，音乐和笑声冲破了吴镇的夜。

每次一看到我们，吴桂兰就大叫着跑过来，声音充满不敢相信的惊喜。

待姐姐和大家一起嗨起来，她就站出来，倚在垃圾车旁，摆弄着自己的服装，一会儿披上一个披肩，一会儿再套上一个裙子；或者，在头上箍一个发卡，再绑上各种装饰，然后，走几步，亮亮相，再换一套。我不知道她是做给别人看，还是做给自己看，也不清楚她是在表演还是在表达。

在很多个瞬间，我看到，她盯着眼前这一群正在跟着她的播放器狂欢的人，眼睛闪亮，神情非常幸福。有好几次，人群跳得正激烈的时候，她会忘情地抱住姐姐，大叫着：“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啊。”

有时我和吴桂兰聊天，有时也加入跳舞的队伍，可是我太笨拙了，一进去就东撞西碰的。吴桂兰大笑着，把我拉出来，一招一式教我，一边教育我说：“跳舞最好了，你看我，现在没病没灾，天天可快乐，还是个网红。”说到“网红”时，她的头会不自觉往上昂一下，又咧开嘴笑，有点自嘲，但又很骄傲。看到我拍照，她就会问：“你往网上发了没？一定要发啊，会给你带来流量的。”

有天晚上，我正在拍照，一个中年女人走过来，像特务接头似的，低声说：“你明晚七点来看看我们，就在许家街口那儿，你看我们跳的是啥样。”她的语气好像我有什么权力，她想把她们的团体展示给我看，以得到肯定。

“你们是跳啥的？”

她思索了一下，说：“最起码是正儿八经的舞吧，她这都是胡跳。”

我说：“跳得还不错啊，你看节奏多好啊。”

她斩钉截铁地说：“你去看看我们跳的。晚上七点开始，八点半结束，不影响谁。你不知道，人们都烦死她了，早晨四五点就放多响的音乐，扫哪儿放哪儿，扰民。人们说她，她也不听。她那闺女儿子为啥不回来？嫌丢人！”

我认真看了说话者一眼，发现她穿着非常整齐，眼神里带着鄙视，还有一点因愤愤不平而产生的刻薄。

“你不常回来吧？”她迎上我的目光，好像我被蒙骗了，而她有义务和我说清楚事实，说：“一般外地人看见吴桂兰，都可兴奋，觉得可有意思，你看，在吴镇，谁和她说话？他们两口子年轻时都不正经干。她老头好喝酒，中风都是在酒场上中的，正喝着，头一歪，出溜到地上，不行了。吴桂兰也是，年轻时好跑，到处跑，不好好养小孩。到老了，你看天天穿得花里胡哨的，不像个样子。”

她的声音开始高亢起来，带着天然的道德和正义。那是吴镇潜藏很深却又一直被大家遵守的道德，一旦有谁逾越，便会遭受惩罚。这惩罚从来没人说出来过，也从来没人认为自己在执行，但是，你从被惩罚的人身上，一眼便能看出来。

中年女人说完就走，走了好远，又回过身来喊：“明晚你过来啊。”

我扭头看吴桂兰，她正在收拾地上的音响设备，把它们抬到车上，又把衣服一件件收起来。她身边的人们在聊天，两个人，三个人，好几个人，围拢在一起，专心致志地说话。所有人都背对着吴桂兰。

吴桂兰正处在这样的惩罚中。她被整个吴镇孤立和遗忘，被自己的儿女孤立和遗忘。她瘫痪在床的老头，是她被惩罚的显在标记。“谁和她说话？”即使是闲言碎语，吴桂兰也不配。也许，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没听说过她名字的原因。

我不知道吴桂兰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到惩罚。她眼神中的渴望，她所弄出来的巨大声响，她三十年如一日地在吴镇大街上跳舞，似乎在反抗，也似乎在召唤。她兀自舞着，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也释放着善意和无望的呐喊。

[1]就在打下这行字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在写前面“小字报”那一章时，我写的是“韩家媳妇”怎样怎样，我非常自然地这样写，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没有想到应该写出她的名字。我想起来，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当谈到大堂哥二堂哥时，我会详细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在写到女性时，我也从来没想到写出她们的名字，都是直接用“建昆婶”“花婶”“大嫂”“二嫂”“虎哥老婆”来代替，我甚至没有想到要问她们的名字。

这是一个颇让我震动的事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有自觉意识的女性，早年读博士时，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兴盛时期，我也买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一度想以女性主义为主题写博士论文。可是，在无意识深处，在最日常的表述中，我仍然以最传统的思维使用语言。没有人觉得有问题，我没有察觉，好像读到这两本书的人也没有察觉。语言潜流的内部包含着思维无意识和文化的真正状态。

[2]柯叉女儿：溺爱的称呼。

[3]全民工：计划经济时期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劳动关系的人，属无固定期合同员工。

[4]商品粮户口：指非农业户口，如国家干部、国营单位职工、公办老师，由国家每月发放粮票。

[5]看家儿：相亲。

第三章　土地

没个地，就没了依靠。人老几辈的地不能在我这儿断了，给我多少年钱也不会卖。我生意最失败时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你看咱们村里哪家会这样？那多少年都没回来过的，在外面做生意发财的，在大城市里买多少房的，也不卖。没有一家会卖，再穷也不可能卖地。再咋说，这是最后一个依靠。

北岗

2017年，艾草这种中药突然开始全省大流行。

梁庄北岗的四百亩地被南阳一家艾草公司租了去。政府出面，和公司签合同，向公司要租金，再统一支付给村民，好首先保证农民的利益。村支书在村民大会上宣布这一政策时，大家都长吁一口气，感觉踏实很多。前些年和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很不好。之前的天南星被铲除干净后，公司又派得力干将，游说那些固执的梁庄村民，把北岗周边这些人家开的荒地、留的菜地、育的树苗地统统高价租了过去，统一种上了艾草。那两年，北岗地里的艾草喜气洋洋，艾草茎秆肥大、叶脉清晰，看上去健康清新。收割季节，公司在梁庄和周边村庄招募短工，收割、打包、运输、清理，一条龙下来，地里干干净净，只剩下粗壮坚硬的艾根茬子。这些根茬并不拔掉，大型拖拉机会开进来，翻土时把它们全部翻进去，变为腐殖质和肥料。

如雨后春笋般，穰县开了无数个卖艾草产品的门店。我的外甥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把自家楼房的一层收拾出来，买几个货架，就开张了。

外甥店里的艾草产品有：艾条、艾炷、艾绒、艾灸盒；电加热系列有：艾灸宝、艾宝宝、艾灸帽、护肩宝、护膝宝、肩颈宝、艾盐热敷宝、暖脚宝、艾绒坐垫、艾绒眼罩、艾灸毯。生活用品系列则有：艾草沐浴露、护发素、洗发露、艾草香皂、洗手液、洗衣液艾草面膜、艾草烟、艾草牙膏、艾草枕头、艾绒肚兜、艾草卫生巾、艾草护膝、艾绒内衣内裤、艾草鞋垫、艾草沐浴包、泡脚包、悬磁灸、艾眼灸、艾草足贴、肚脐贴、艾灸贴、宫廷灸、养森瘦瘦包、无烟金艾炷、野生纯艾草、艾灸架、艾灸凳、蒲团坐垫、肾延灸、艾眼灸、隔姜灸、雷火灸、艾灸床……

外甥说，至少有上百种艾草产品，他数都数不过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想到但没有的。他的货是在南阳一家大型艾草公司进的，像那样的公司，在南阳和周边地区，至少有几十家。

南阳地区这几年正在大力推广艾草产业，在市里有艾草一条街，占据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市场量。这些艾草公司大多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在像梁庄这样的村庄租地，种植艾草，自己加工、分销。

外甥的艾草店生意很旺。他在朋友圈、县城贴吧发广告，还亲自跑到单位给领导送货试用。生意好的时候，外甥每周六日都要去南阳进货。多年生意没有起色的外甥得意洋洋，在饭店摆了两桌酒，请家族里的人吃饭。席间他展开联想，放出豪言，曰，准备扩大店面，豪华装修，吸引大客户，明年这时候，大家等着，“财富世家”一套二手房准到手。“财富世家”是穰县最早有暖气的公寓楼，地段优越，设备齐全，是穰县最让人向往的住处。大家大笑，说他得了他外公之真传。

说干就干，2018年，外甥把门店重新装了一遍，把原来阴暗的木门换成敞亮的钢化玻璃，店铺牌子的字放大了很多，镀上金，整个店看起来也是喜气洋洋的。外甥夹着包，一副干事业的样子，每天跑来跑去。

每次回家，我都到他的店里去参观。看着那么多种类的产品，一边感叹艾草被发掘的深度，一边也百思不得其解，一个艾草，真有那么多功能吗？真有那么多分层消费的必要吗？其实，这不是我真正的疑问。我内心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说：又来了，又来了。太熟悉的场景，太熟悉的氛围，几乎是一次次轮回，每次的形式、状态以及结果，都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从我有记忆开始，每一次，当一个风潮席卷过来的时候，不管这个风潮是自由市场所吹来的，还是政府百般提倡的，都有人疯狂跟进：办厂的把房子抵押贷款，开店的把全部家当拿出来进货，种地的恨不得把村里所有的地都租过来种。等风潮过去后，大部分人都落得一地鸡毛。但下次，有新的风潮到来时，又有一拨人会跟进。就像发热出疹子，隔一阵子，这热就要发作一次，就要出一次疹子。但是，对此却毫无预防能力。

我记忆中最清楚的就是1980年代整个梁庄、吴镇乃至穰县的“麦冬”事件。那时候，“南方”刚刚成为一个名词。一个南方商贩走乡串户收麦冬，一斤两块五，这在当时是极高的数字，有意无意间，种植麦冬的农户立马就发了笔小财。商贩信誓旦旦说，来年种多少都行，我负责收购。于是，一场麦冬之战就开始了。那几年，不知道有多少吴镇人赔得倾家荡产，家长预支了自己一生的幸福不说，还把孩子未来的命运也提前预定了。

之后许多年，种辣椒赔过，种烟叶赔过，种豆子赔过，几乎什么都赔过。脑子越活泛的，越紧跟形势的，在种植经济作物上就赔得越多。

后来，关于种植方面的政策更加细化，这是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试图通过宏观调控，让种植和市场能直接对接起来。但是，很多时候，调控得越细，产生的状况也越多。

大约1993年的样子，当时我在另外一个村庄教书。入冬的一个下午，隔着教室的窗户，我看到麦田里有一些人，指挥着带犁耙的拖拉机，把长得绿油油的麦苗犁掉。两个农户在田地里又哭又喊，又骂又跳，甚至躺到拖拉机下面，试图阻止拖拉机前进。一群人，抬的抬，拖的拖，把他们拉出来，继续犁地。后来，我了解到，我所在的村庄有大量沙土地，上面要求必须种苹果，为了达到要求的苹果园的亩数，当地政府只好强行把农户的麦田犁掉，改种苹果。我离开那个村庄时，苹果园里的苹果树刚刚开第一次花。我的学生告诉我，如果我不走的话，再过三年，我就可以吃到苹果了。

几年前，我再次回到那个村庄，原来的路、田、地，全部没有了，苹果园也消失了，都变成了高速公路，只剩下几户人家，被圈在林立的路中间。我当年的学生告诉我，因为拆迁没谈妥，村里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抓进去了。我不知道我的学生是否吃到了那个苹果园里的苹果。

我在梁庄没有见到相似的毁地场景。但是，每年春假、秋假回家帮忙时，父亲经常会聊一些关于种地的事情。聊到那年的烟叶，因为雨水过多，烟叶绿到发黑，无法烤出金黄的颜色；聊到韩云山花三四万办养猪场（那年政府提倡养猪，还有补贴），结果，猪没出栏，全得了瘟症，赔得一塌糊涂。最后，父亲得出结论，还是那些闷着头、老老实实依照自己的节奏，种点玉米、黄豆、绿豆的，反而过得比较安稳，虽不会大赚，但总能多少维持基本价格。

大约2005年左右，一些大公司看中了北岗的地，就派人前来游说，要把这块地租下来，统一种东西。他们没想到的是，几乎所有梁庄村民都同意把地租出去。细想之下也不奇怪。那时候，梁庄人均八分地，如果一家有五口人的话，就是四亩地。如果自己种这四亩地的话，在外打工的人每年至少要为此回来两趟：初夏割麦打场，深秋收豆种麦。这两趟的来回路费、吃喝招待、误工费时，再加上种麦种豆的人工施肥除草等等，加在一起，远远超过这四亩地的全部收成。如果租出去的话，一年下来，不动不摇，净得六百元，还解放了一家人。也有少数老人还犹犹豫豫，觉得把种了一辈子的地让给别人，总有点不确定，但家里的年轻人都坚决同意。几番磨合之后，北岗的地整体租给了穰县一家私人烤烟公司。那是梁庄农民第一次把自己的土地拱手出让。之前村民之间也有相互租种，但都是一个村的，彼此熟知，几乎有互帮互助的性质。现在，公司要怎么使用这块地、种什么，梁庄人却没有任何权利介入。

烤烟公司租了五年。第一年第二年还可以，到后三年，每年夏天雨水都特别旺，旺到烟叶子因过分茂盛而烤不出上等烤烟片。种烟叶基本上是望天收。太旱，烟叶长得瘦弱单薄，一烤就糊；太涝，烟叶太肥厚，味道不好。真正的好烟叶，要长在地里的时候，黄中泛绿，烟脉清晰透亮，烤出来则金黄结实，这样，做出来的烟丝才醇香丝丝。

到第五年的时候，烤烟公司临近破产边缘，根本给不出村民租金。公司的人找到村支书，希望支书给村民做工作，减少租金，并再续两年合同，这一方案被梁庄村民全票否决：“你发财的时候并没有说给我们涨钱，赔钱了凭什么让我们少要钱。”一些心急的老人家开始唠叨，说本来就不应该把自己的地租给那些啥公司。尤其在知道那些公司还能够因此拿到国家补贴后，大家就更愤怒了，觉得公司欺骗了大家。

一喝酒就笑嘻嘻的福伯贡献了一句经典的话：“农民不种地，早晚要出事。”对他而言，他不管北岗的地给谁，只要他的那几分自留地还在，他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农民。

说归说，但大家自已种地的意愿并不高。其实，1990年代以后，梁庄村百分之八十的中青年劳力都开始出门到城市打工。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放地，遵循着一年两季回来收割庄稼的惯例。并非是贪恋那点收成，而是一种习惯。不是种地的习惯，而是归家的习惯。种地只是表现形式。

随着在城市打工的收入越来越多，居住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梁庄的那点地逐渐成了“累赘”。种吧，太少，不值得回来一趟；不种吧，又还是自己的地，不想让它成荒地。这时候，大家采取的方法多是“望天收”，家里老人种着，麦种撒上、玉米点上，到成熟时，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少都算是赚的，反正也不指望它什么。

2010年左右，国家开始大力提倡农村土地集约化管理，鼓励大公司介入，政府补贴，并颁布相关政策；这样，既让农民有了收入，同时，集约管理后，土地利用率也会提高。在这样的政策下，又有公司开始进驻梁庄。

仍然是一亩地年租金六百元，连签五年。这是一家种中医药材的公司，药材名称为天南星。据说天南星非常吃地，一两年种植下来就能把土壤里面的营养吸收干净，要等好几年之后，地力才能慢慢恢复。这些传闻，在村里只是闲谈，没有谁去更多心疼这片地。这和自己种地完全不同。在整个童年少年时代，我亲眼看到我的叔叔婶婶辈，极其小心地侍候那点地，每一年都要根据农作物的属性规划所种品种。如果今年种比较吃地的烟叶，明年就种其他不费地的农作物，让地歇一歇。

后来，梁庄人才发现，那些大公司其实也并非就是一心搞企业，而是热衷于拿补贴。当补贴少了，所种植的药材或农作物又没有足够高的利润时，经营就变得难以为继了。

2019下半年，外甥悄无声息。微信的家人群里不再晒卖单，也不再提“财富世家”房子的事情。疫情期间，我打电话问他情况，他说艾条还卖过一阵子，需求量倒是挺大，但赚不到什么钱。并且，疫情刚一过去，就没什么销量了。

2020年夏天，北岗的艾草野蛮生长。几百亩的艾草平铺在大地上，整个原野都散发着苦涩的清香味道。走近细看，艾草杆子瘦弱纤细、叶片枯黄，钩钩秧、刺角芽打着结在上面攀爬，一副放任自流的衰败形象。很显然，这里缺乏打理。这和三年前，政府流转项目开始实施、大公司承包时欣欣向荣的景象完全相反。

和村里人聊天，才知道，艾草热已经过去，早先种艾开厂的那些人赚了一大笔，后来跟风的那些厂家，赔得一塌糊涂。厂里压着货，地里长着艾，割也不是，不割也不是，只好任由生长。

至于梁庄人，目前最最担心的是租金由谁来给。这里面有一个新的情况。2015年开始，地方政府进一步落实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梁庄村成为最早的试点。具体方案就是，由政府把梁庄村的地收上去，统一发放租金，政府负责评估、确定合适的公司和项目，把土地租出去。这样，等于是以政府的名义把土地流转出去，既保证农民的租金收入，又保证拥有经营权的公司有足够强的能力和足够好的项目，政府可以有效进行宏观调控。实践了一年之后，政府不再支持了，因为大公司经营不善，租金不能及时上缴，这边农民又追着要，政府压力非常大。和以往很多年来的结果一样，政府停下了这个项目，已经流转出去的，老百姓直接和经营公司交涉，但必须以村为单位。就梁庄而言，政府管了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村委会去交涉，也要来了租金。但2020年的租金怎么办，以后怎么办，目前还没有办法。不过，梁庄人学聪明了。不管谁来游说，谁负责，以后，必须是先给钱，再种地。

“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不给钱，门儿都没有。”这是丰定的原话。

沿着吴镇的主公路开车，开到梁庄村的最北头，在那里右转，有一条通往田野深处和湍水河坡的窄路。路的尽头是梁庄的公墓，公墓依河坡的形状自然分布，坟墓高高低低，裸露在大地上。

这条很窄的黄土小路大约有一千多米长。路的左右两边都是庄稼地，左边延伸到梁庄村后，右边一直延伸到另一条下河的大路，约有四百亩地，梁庄每一户人家在这里都有自己的地。因在村庄北边，又有缓坡下沉，梁庄人称这片地为“北岗”。从整个地势来看，这块地位于湍水两岸高坡上，依着河岸的弧度逶迤而下，土质肥沃细腻，水分充足，适宜种植。

除了种地，北岗也是梁庄人最经常来的地方。每一家都有亲人埋在公墓里，每一家的孩子都要走这条路。那些长大后离开村庄到别处生活的人，隔一年两年或不管隔多久，回来的第一件事都是来到公墓给亲人上坟。不管在外地做多大的官，开多豪的车，到了路口，都得下车，提着重重的鞭炮、火纸，沿着路往深处走。年复一年，这条黄土小路被踩得密密实实、洁净温暖，即使下雨下雪，也不会泥泞满地。

十年前，河南省实行“村村通”工程，北岗地中间的那条黄土小路变为一条能并行通过一辆小汽车和一辆三轮车的水泥路。

一条大河波浪宽

2010年，那条传说中的大河终于变为现实。

一条高高的水泥大河出现在遥远的天际线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前推进。围绕着梁庄村和周边村庄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丈量、拆迁、挖土、建堤等各种工程，终于有了实在的概念。

之前几年，有亲戚在淅川县的人回来报告，说因丹江口水库蓄水，淅川有一部分村庄要被淹没在水下，因此必须整体搬迁，移民到湖北等地，穰县北部也会接收一部分。当时，梁庄的年轻人还在笑，说，这破地方，淹了也好。但是那人说，他亲戚离开时全家哭声连天，后来，他亲戚两口子还不断回来，想在水库周边找个地方住下来。梁庄的老年人神色凝重，在他们的记忆中，还存留着1950年代后期因建水库而整体搬迁所带来的伤痛。他们中一些人的亲戚多年流离失所，有的亲戚在异乡异地过得非常艰难，孩子被歧视、排斥。可以说，几辈人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尽管如此，“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也只是个名词，对梁庄人的生活没有多大影响。

2011年秋天，南水北调的渡槽在距离梁庄村一千米左右的地方开建，和东西流向的湍水交叠在一起，刚好呈十字架状。站在湍水河边仰头看，南水北调大河有两层楼那么高，粗大的水泥柱子直插入河底，牢牢嵌进大地深处。

据说单单这个渡槽就要花将近六亿人民币。施工方在渡槽建了几个牌子，上面详细画出渡槽的结构、用途以及对整个工程的重要性，四里八乡的人都过来参观。那些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也把这里作为景点，带着刚刚见面约会的伙伴，开着车，在一望无边的工地上兜风，一边谈论着这条河未来的走势。

巨大的力量就在眼前。大河如一头狮子，在陆地腹地一路掘进，辟开大地、村庄，所过之处，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改天换地”不再只是一个说法，它就是一个现实。

地貌完全被改变了。穰县地处平原，坐在火车上，从北向南，进入南阳地界，便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村庄掩映在树林之中，大河平淌，河道往往低于地平线，偶有沟壑、缓坡，那高度，甚至都不能阻碍你看到天际处的树梢。但是，现在坐在火车上，你看到的是比火车更高的一个事物，两边几十米宽的护堤林簇拥着一条大河，浩浩荡荡，一路北上。而那些有渡槽、节口的地方，则有数条复杂的立交桥路横贯于地平线之上。

平原上的一些村庄，原本是在广阔的田野之中，现在，却依附在桥下的空地里，低矮、渺小。而湍水，则在桥的另一边，看起来近在咫尺，却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当然，这只是变动中的感觉，是我们这些亲眼见到空间变化的人才能感受到的对比。对于一个新生孩子而言，没有渺小或低矮之说，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现实，仍然是很美的风景。

尽管如此，人们并不怎么关心这条河本身。对于长年在家的梁庄人而言，最关心的是所占土地的赔偿问题。整个工程，占梁庄村的土地约一千五百亩，梁庄南坡、北坡、河坡和槐树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地被规划在里面。

梁庄村的田地大致分五处：北岗、槐树下、南坡、自留地，还有河坡地。其中，河坡地一直没有分配给村民，而是作为集体用地使用，所以通常没有被纳入村民的考虑范围。槐树下的地最为肥沃，北岗次之，南坡北坡因为是沙土地，相对贫瘠一些。这一次，只有北岗的田地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其他三块地，要么土被挖走，作为南水北调大河河堤的垫土，要么直接成为大河的一部分。其中土被挖走的那部分地，政府承诺等大河完全建好，会再恢复地平，重新交还给梁庄村民。被大河占据的那一部分，则每年给村民租金。

这样一来，梁庄村民本就不多的可耕种土地被再次削减，除了北岗还能种地之外，其他几乎都成了工程用地和大河用地。不过，政府在赔偿方面的价格要比公司租种高得多。一亩地赔偿一千七百五十元，这和北岗的六百元租金相比，几乎多了两倍。并且，这一部分钱，由村民提供银行账号，国家直接拨付到户，中间不经任何机构。

南水北调大河在建的五年，国家一直按年拨付，钱直接打到个人卡上。2015年，河建好了，水通上了，沿着河堤所辟的绿化带也已经绿树成荫。人们站在立交桥上，能看到河里平静又汹涌的流水，深绿湛蓝，清澈异常。这部分地却没人管了。地面上布满大坑，深浅不一，野草和灌木很快就在上面安营扎寨。

其实，即使回填推平，那些地基本上也很难再变成耕地。地被挖下去很深，最肥沃的那层土已经被取走，下面的基本上没什么养分。要想恢复，得过很多年。

对于梁庄村的村民而言，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地还能不能种，而是这部分地的钱谁来给？政府没有按照承诺平地，并且，因为已经不使用土地，也不太愿意再支付这部分地的钱。

梁庄的几个村民曾经到乡政府去反映这一状况，没有得到反馈，就去县信访局去问情况。可刚到信访局门口，就被拦了回来。乡政府派人过来说，并不是政府不想管，而是确实这大一笔钱支付不出来，让大家再等等。

2020年夏天，这部分地的钱还欠两年没给。但是，好消息是，这里准备建成“三产融合国家级示范园”，有一家大型蔬菜公司正在和政府谈判，准备租下这片荒废了几年的地，种有机蔬菜。据灵通人士透露，很快，公司负责人就会派人来和梁庄村民谈具体合同。

“哈，也有人来村庄说，说把这些地干脆卖出去算了，既然现在国家允许土地流转。一亩地卖六七万，一家五口五亩地，下来就是几十万元，这几十万元在穰县县城可以买到不错的公寓房。”

龙叔和儿子梁安坐在公路边自家的院子里，泡着酽酽的浓茶，和我聊起这件事。

龙叔往地下啐口痰，接着说：“这些人肯定是不安好心、他在咱们村里说，没一个人理他。他还威胁说，到时要真是国家强行把地收了，那可是啥也没的了。他们到我这儿，我连坐都没让他们坐，一看就是坏人，是那种房地产公司的人，吓唬人的。我说，国家不可能那么不讲道理，经是好经，都让你们这些人念歪、念坏的。”

梁安说：“你说咱们这个地方，没啥资源，你指望啥让人回来？现在国家老提倡让人回乡就业。就说我回来这几年，有多难，清姐你可是一清二楚。可是，若要说把那一亩地永久性地卖给别人，别说我爹不同意，我也绝对不会同意。没个地，就没了依靠。人老几辈的地不能在我这儿断了，给我多少年钱也不会卖。我生意最失败时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你看咱们村里哪家会这样？那多少年都没回来过的，在外面做生意发财的，在大城市里买多少房的，也不卖。没有一家会卖，再穷也不可能卖地。再咋说，这是最后一个依靠。”

河坡地

清晨六点钟，天色微亮。窗外街道上开始传来电动车、三轮车、货车等各种车的声音，人声也有些稠密了。

我和大姐从哥哥家出发，沿着内街往吴镇第二初中方向走。第二初中后面，有一条通往河坡的路，非常适合散步和慢跑。

路呈四十五度角往下倾斜，笔直、洁净，黄土沙路，即使下雨，也没有丝毫的泥泞。路两旁是近几年新栽的杨树，仍是幼树的状态，树叶疏朗，树干光滑。坡地里，荒草长得很高，叶茎互相缠绕，蓬出一片片空间，里面长着矮瘦的野草，仔细看时，能看到已经采摘过的豆角架、茄秧。这一块地离河道很远，水不够丰盛，沙子又多，颇为贫瘠。因此，地的主人从来都是漫不经心地种一些东西，靠天收，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因为这漫不经心，竟有意外之美。夏天时候，坡上是鹅黄青绿的柳树，缓坡变为绿色地毯一样的秀美草地，平铺过去，左边到吴镇内街的那条白色垃圾带处，右边则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尽头。近几年，吴镇不断扩张面积，一些新盖的楼房延伸到缓坡之中，有人家在楼房四周种上花草，远远望去，红砖白墙，姹紫嫣红，也有别样的美。

一路轻快，下过缓坡，然后，就是长长的、平坦的路面。慢慢地，我们走进河道深处。洁白的沙土路纵横交错，巨大的芦苇丛随意生长，像卫兵一样，沿河分布。

十几年前提倡的杨树经济已经荡然无存。当年种的杨树被砍伐干净，沿路都是一些极幼小的树苗，稀稀拉拉种在路的两旁，或在某片贫瘠的沙地里。梁庄的老支书清道曾经种有七八亩地的杨树，据他讲没有赚到多少钱：种树需要本钱，卖时却卖不到好价钱。但有一条好处就是，杨树经济为当年湍水生态的恢复做出了一定贡献。

梁庄的河坡地到底在哪儿，大部分村民都不太清楚，除非你像清道哥那样，租河坡地种杨树，才有可能有所了解。经过丰定的指点，我大致知道一些。顺着韩家立挺长老的宅基地望下去，约有二三十亩地的李子林，是村集体的河坡地，现在被韩立良租种。他的堂侄儿义生在盖那栋欧式别墅时，曾经想从韩立良那里高价把地租过来，被立良断然拒绝。然后，就是村南头砖瓦厂和顺着砖瓦厂下到河坡里的那些地，具体有多少亩，说不太清楚。现在，那里是灌木、槐树、构树和无数藤蔓的盘踞地。

从缓坡下去大约不到二里地，一栋简易房子出现在小树林里。房子前面用木板围一个院子，院子靠后地方放着一辆拖拉机和一辆货卡，院子正中央，鸡鸭纷飞。一对中年夫妇坐在院子里，专心致志地吃饭，没抬眼看正在朝里张望的我们。院子门口的那条黑色大狗一直朝我们狂吠，伸着脖子，似乎想挣脱铁链，扑向我们。

我们从房子旁边转到另一条路上，从方向上看，这条路应该直通到河边。

一大片桃林出现在路的一侧。桃子粉红嫩白，结满一树，桃林空隙的地方，间种着豆角、苋菜、西红柿等各种蔬菜。

路的尽头，一张一人多高的绿铁丝网挡住了去路，铁丝网的外面，河水正静静流淌。我们沿着铁丝网，横穿桃林，一边寻找通往河边的出口。

一直走有两三百米，我们看到另一端的铁丝网，呈九十度形状，把桃林围了起来。看来，从经过房子转进这条路起，我们就进入一个四方形的铁丝网中了，那座房子，其实就是大门。

扒着铁丝网，我听了一会儿水哗哗流动的声音。灌木丛中，小鸟不时飞起，飞到站立在水中岛屿的白鸟旁边。那些身形修长的白鸟，在小小岛屿上闲庭信步，时而在空中滑翔，时而结伴贴着河面掠过。

我们又原路返回。

此时的河坡里，太阳已经升起，空气逐渐燥热，汗开始浸湿面颊。我心中的怒气也一点点上升，明明看到了河，明明走近了河，却无法走过去。是谁，给他们权力，让他们在这自由、宽广的河坡里割据而治？

那对中年夫妇正往这边走。

我走在前面，大声嚷嚷：“谁家在河边装的铁丝网，也太不像话了？明明是公共的河坡，凭什么把它围起来，把一个个好端端的河坡搞得七零八落。”

那个中年男子听到我的嚷嚷，站住了，满眼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仿佛不相信那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话。

他说：“你这个妹子说话也真有意思，我自己的桃园我不围起来，还等着你去偷桃子？”

我说：“你种桃就种吧，你凭什么把它围起来，凭什么不让别人过，这河是你的？”

那男子说：“不是我的还是你的？我租了十年，现在都第三年了，我才开始有点收成。咋了，你觉得赚钱是吧？你都没看见我难的时候是啥样子！”

那男子争红了脸，我也着急起来，说话开始变得结巴。

“那河是大家的，好端端，四通八达的，谁想咋走就咋走。你这把它圈起来，这算咋回事？河变成你私人的了？”

大姐喊着“咋了，咋了”，从后面急急赶上来。她拉住我，又去看对面的中年男子，突然扑哧笑起来，说：“你是×××吧？我是梅子，咱俩高中同学啊。”

那男子仔细看了看大姐，也露出一丝笑容，说：“可不是，是你啊，走，走，到家里喝口茶吧。”

他们边说边往前走，我远远听见大姐说：“那是我妹子，刚从北京回来，啥也不懂得，脑子有点傻，你别和她一般见识。”

那男子说：“也不是，主要是她说话太伤人了。你不知道为这个桃园，我和你嫂子命都泼上了。在这住三年了，都快赔死了，今年才算见个桃。我要是不围起来，那桃子能留下一个才怪呢。你说是不是？”

我在后面听到大姐的话，几乎要笑出来。可不就是傻吗？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又懂得啥呢？

可还是心有不甘。

那宽阔无边的河坡，我曾经到处漫游，摸索过密林最深处的小道，躺在过最厚实的蚂蚁草上看天空，踩过最清澈的小水洼和最绿的水草，也淋过最大最沉的雪花。那时候，没有归属的概念，虽然坡地里的花生地、西瓜地头都有小小的窝棚，但是，没有人用铁丝网把地围起来。花生地和西瓜地中间，野草和沙堆旁边，黄沙土路平坦光洁，任你行走。也许，那纵横交错的小路，数不清种类的野花、野草、野树，总昭示着某种自由，某种通向自由的河流的道路，而今，它被截断了，那条河，不再是能自由到达的地方，而变成遥远的、不可及的事物。

大姐和中年男人站在路边，聊起天来。

他早年一直和老婆在广州工厂打工，儿子成年后也在那里打工。前几年回来老家，一是觉得年龄大了，干不动了，终究要回来，不如早点回来，还能琢磨个事儿干干；二是儿子结婚后很快生了孩子，他们要为儿子带孩子，将来孩子上学也要在老家，不如早点回来，安安生生。他们两口子先是在吴镇开窝子面店，约一年时间，生意不好，就关门了。在小镇上做生意，老门店很重要，大家喜欢到熟悉的地方去吃，新开的，要是没新花样的话，基本上都开不成。于是，又回到村里。他在周边打些零工：建筑工地搬砖，种植基地锄草，南水北调工程夯土，什么都干过。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河里的地可以租，可以种果园，就去镇上找相关人员，跑了好多圈儿，才租到地。地一租下来，开始种桃，才发现自己是进到一个陷阱里了。这不是他熟悉的领域。选桃树苗、嫁接、施肥，沙土地如何管理，他都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懂得。可是，地已经租了十年，硬着头皮，他也得继续干。他和老婆把家搬到河里，孙子送到外婆家，俩人长年在河里伺候这一二十亩桃林。

“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冤枉钱，上面的人要打点不说，还总有骗子来，说是这药好那药好，说是这肥料好那肥料好，都是骗钱的。今年倒好了，桃子结了一些，可是，疫情又没完了，工人找不来，桃子都烂到树上了，好不容易摘下些，贩子连个影都没见，往年这时候会来好多拨人。我见天早晨开着三轮车往镇上去卖，逢集在吴镇，背集到林镇。可光吴镇和林镇，根本消化不了这么些桃子，再说，人家别人也在卖。”

那男人张着手，滔滔不绝，说到激动处，双手交替挥舞着，好像眼前有无数蚊子在叮扰他。

我忍不住在一旁插话：“现在河坡里你这样的桃林多吗？”

他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责怪我对他的处境没有丝毫关心，不耐烦地说：“谁像我那么傻干这出力不挣钱的活？”

我说：“早前像苹果园啊、李子园啊都是种在斜坡上，很少直接种到河道深处，那万一涨大水了怎么办？”

那男人瞪眼看我，不搭我的话。

我冲着愤怒的男人绽开笑脸，借此对刚才的粗鲁表示道歉。他没接我的笑，回过头继续和大姐说话。

我一个人慢慢走过房子，走回原来的路上，朝另一边的岔路走去。越往河道里走，越感到荒凉和杂乱。昔日巨人般的挖沙机被扔在空地上，任凭野藤攀爬和吞噬，旁边的沙堆高悬在平坦的河道里，这些沙堆是前几年疯狂采沙遗留下来的。如今，野草正在疯狂扎根，再过几年，沙土就会变成黄土，变成一个个城堡般的丘陵。它的存在本身就昭示着河的没落。

不会涨大水，不会把树淹死，不会把丰收的花生、西瓜冲走。都不会发生了。这几里地宽的河道，现在仅剩下十几米宽的水流。梁庄的人们，扛着长长的渔网，骑电动车要半个多小时才能看到水。当年那断翅一样扎在河里的水泥石桥，随着水位的持续下降，也裸露出了底部，那扭曲的、细细的钢筋向人们昭示着当年的豆腐渣工程。这还是在夏天，是汛期，是湍水水量最大的时刻。

但不管怎样，夏天的湍水，总算还有条主流，踩过鹅卵石滩，站在水边，朝远处看，还能生出些许河流滚滚、“逝者如斯夫”的感慨。那漫出的水填满一个个漩涡般的大坑，意外地，竟生成无数个小小的水洲。水洲上野花鲜艳，枝茎秀美。天上云彩和水草倒映在水中，一切都被幻化、虚化，那河中倒影，优美、和谐，它是真实的。如果一定要扯挖沙机破坏了河道的生态，甚至有孩子因此而丧命，似乎并不对头。并非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并非伤害过的就不能形成新的美好。而从根本上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道不正说明了自然的力量远大于人类的力量吗？短暂的破坏和没落之后，又有谁能保证这条河，湍水，不会蓄积更大的力量？

我还清楚地记得十几岁时的那个夏日傍晚。漫天黄沙飞舞，滚滚而来的大水在我们后面追赶，我和三个小伙伴手拉手，在河坡里舍命奔跑，没有人敢朝身后望一眼，没有人敢停下来。大水就要来了，就在我们身后，就像死神在后面追赶一样。

我现在还能听到那死神的呼吸声和脚步声。这是真实的。

“人家”

栓子很帅。[1]

2012年的冬天，得知我又回梁庄采访，栓子扔下生意，开着他的越野车回到梁庄。他找到我，对我说：“梁姑，你就别自己开车了，这几天我做你的专职司机，你说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当时我看着栓子，非常吃惊，大叫着：“栓子，太帅了啊，你是咋长的啊？”

栓子摸着头，有点羞涩，说：“梁姑看你说的，一个农村娃，啥帅不帅的？”

栓子五官均匀，皮肤黝黑，身材瘦削，腰挺得笔直，穿着合体的夹克和牛仔裤，说话时面带微笑，非常绅士派头。如果不看他的手，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白领。他的手像戴着一个拳击手套，和他修长的身体放在一起，比例失衡到不协调的地步。他在葫芦岛的高速公路旁边开了一家校油泵的店铺，每天清洗油污，换机器零件，修车闸，换轮胎，什么活儿都干。那机油似乎也一层层地渗到了他皮肤深处，他的整个手都是黑腻色的，手指关节极为粗大。他让我看他的手掌，掌纹乱七八糟，密密麻麻，像是被刀子划到。他笑着说：“可不就是刀子划的，那机器零件一个个都很重，到处都是棱角，几乎每天都要被划伤。”

那几天我享受了专车的待遇。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聊天：他说他买了十几本《中国在梁庄》送给村里的“权贵”；他说他最迷惑的就是身份的焦虑，他没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别人的尊重；他希望自己能被评“十大好青年”，好在社会空间里有一席之地。

那几天他给我聊得最多的就是“身份焦虑”，他不满足于只挣到钱，他想得到承认。他不喜欢那个“回不了乡进不了城”的说法，非常不喜欢，他讨厌这种套话，他也不喜欢那种悲情氛围。可实实在在的，他觉得迷惑，他不知道在哪儿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感。

在半开玩笑之中，我问他：“如果村里选举村支书，你愿意参加吗？”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愿意。”他想回家乡干一番事业，他想为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之后，我陆续听到说栓子租了一片河坡地，种上薄皮核桃，他给别人说，要是这个东西能在咱这儿长成，也算是一个重要经济作物了。毕竟，薄皮核桃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2016年初，村支书韩治景和村会计被人告状，说是他们“公款私用”，就是把梁庄集体所有的钱——南水北调占地钱、河坡地的钱和国家的一些补贴——吃了喝了，还装自己口袋里了。乡里派审计来调查了好久，没查出大的问题，但是吃、喝、做假账肯定是难免的。其实，这是基层干部都心知肚明的事，不至于到治罪的地步。于是，韩治景被撤掉，选了韩天明顶替。

韩天明为人老实，玩不转这上上下下的。上面来人招待，各种政策文件，韩天明不会应酬，又没有本事拆东墙补西墙，一年不到，自己还倒贴进去了一些钱。

2016年底，韩天明摞了挑子，坚决不干，年都不过了，带着老婆出门打工。乡里没有办法，想着这样临时顶替也不是办法，就调查村里的年轻党员，从年轻党员里面选一个能干的，也愿意干的，这样最起码能坚持时间长一些。

一调查，才发现，农村党员的老龄化极为严重。以梁庄为例，两千多口人，六十岁以的有十几个党员，五十岁左右的有四个，四十岁以下有五个，年轻人有五个，这五个主要是那些在外上学的大学生，他们在学校期间入党，指标会转回到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入党的，除了栓子。

说来也很正常。农村的年轻人一下学就出去打工，对“党员”“村干部”没有任何概念。每年春节回来，老党员就被分配任务，动员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入党，每个村干部要完成两个指标，可是，都很难完成。春节就十几天时间，回来走亲访友，兼带相亲、办婚礼，一过完年，立马就又走了，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口号化的东西。至于参政议政的热情，则更是无从谈起。对于他们来说，梁庄虽然是自己的家，自己挣的钱也都投入到家里的房子上面，心里也盼望着春节回来和大伙儿一起吃饭喝酒。可是，这终归还是暂居。毕竟，一年也就一两个月时间，钱不靠它挣，住也没住多久，谁当村支书，谁租了地，村后多了条大河，几里外多了一个化工厂，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人家”那些人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

村支书必须是从党员中选举，那就只有栓子了。乡里就派人打电话给在葫芦岛干活的栓子，问他愿不愿意干。

2020年夏天，坐在韩治景的河边农庄里，栓子对我说：“我心里当然愿意干了，我看不惯农村那风气，一定得改一改。可是，我是个白脖子，啥也不懂，再说，我这边还有生意，我不能丢了我的生意。我就说给我一个月时间，我考虑考虑。乡里说，半个月时间。半个月刚过，乡里又打过来电话，问考虑好了没？看来他们是真没有合适人选了。我就说好，那我干。我就开车回来了。我上任那天，乡里去了两个人坐镇，一个组织书记，一个包片书记，非常重视。当时，我也发表了就职演讲。”

“就职演讲？”这太新奇了，我问栓子内容还记得吗？

栓子说忘了，反正就是要好好干、为大家奉献自己的力量之类的话。栓子说那其实只是套话，谁都会讲，他真正想的是要干好几件事，让大家看看他的决心。

那半个月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回去了，肯定不能打个败仗走了。怎么才能改变村里乱的情况呢？我要通过干几样事改变老百姓不信任村干部的情况，改变对村干部不理解的状态。然后，带领群众致富。我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修大队部。以前都在地头、在哪个空地，随随便便就把会开了，大队部的院子里长满了草。我就想，得有个仪式感，也得让村干部有个办公的地方。我就自己出钱，把大队部翻新一遍。第一次开会，我把梁庄的党员全部叫来，邀请乡里领导，隆重举行了一个入党宣誓仪式。也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决心说了一遍。大家很高兴，党员第一次坐在桌子边开会，也是一种向心力的表现。第二，大力培养新党员。村支书必须从党员里选举出来，可是，一个村连党员都没几个，选举有啥意思，都是样式。我就想着，我也是在外打工的，有说服力，我要说服和我一样的梁庄年轻人积极入党，积极参政议政。梁庄是大家的。第三就是土地的事情。2018年县里推行三权融合，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处置权都归农民，提高农民谈判能力，要实现土地流转。梁庄村是最早的一个试点。以政府名义进行土地流转，政府支付租金给老百姓，经营权给大公司。当时，做了很多工作，农民认识不清楚这里面的内容，得一家一家讲，还得和公司、政府打交道，但是，很有意思。一年过后，实践基本上算失败了，因为大公司经营不善，政府支付压力太大。所以，最后，已经流转的，以村为单位，老百姓直接和经营公司交涉，实际上就是村支书代表村民去要钱。这里面很难。村支书突然成要债的了，这对处理关系非常不利。因为这里面，往往还有政府的关系。你想，谁有勇气和政府的一些人员对着干啊？

栓子非常投入，讲到自己干的事情，真诚，洋溢着热情，主人翁感非常强。这是一种陌生的语言逻辑和语言情感，梁庄人极少有这种语气。我熟悉梁庄人的矛盾修辞，它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固然，梁庄是文哥、霞子妈、丰定的家，他们终生都在此生活，并且，大部分人的孩子也将要在此生活。但是，在谈到一些公共事务时，说到村支书、村会计，甚至哪怕是一个队的小组长，他们都会用“人家”来代替，像是“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都是人家上面的人管的”“人家都是有权有势的”等等之类的语。这样说的人中不乏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且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2]

“人家”，这里面包含着几层意思。一是，大家把自己从公共事务中摘了出来。村庄垃圾、房屋改造、坑塘恢复等等之类的事情，都是“人家”要管的事情，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关系。二是，自动臣服于某种权力。“你想盖房，那非得找人家不行。”“那南水北调的工程，肯定是人家承包了啊，人家有权有势的。”在这里，梁庄的村民认同了村干部高于自己并且因此得到很多便利的事实。

因此，在梁庄人意识深处，存在着两个梁庄。一个梁庄是自己的家，自己院子和院子以内的那片地，每个梁庄人都花了大价钱来打造、修建；还有一个梁庄是“人家”的、公共的梁庄，一个宏观的、不可撼动的梁庄，跟“个人”没有关系。因此，在路边盖房的时候，都尽可能把自己的地基往路边推，哪怕自己过车也不方便。

这样一来，“人家”以及和“人家”相关的那部分梁庄事务就变成大家一起聊天议论时的对象，而不是与自已相关的生活。那么，谁来当村支书，梁庄怎么发展，梁庄的集体用地到底多少，北岗地是租还是不租，这些事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虽然，梁庄最后如何发展会涉及每个人的利益。

栓子肯定没意识到，他现在已经是“人家”行列里的人了。他已经站在了村庄所有人的对立面，当有事需要求他时，譬如要在村里盖新房，“那你不给人家个好处，是肯定不行的”；当有些事需要他出头时，譬如为村里要回租地的租金，“人家没好处会为你伸头？想哩美”。在说到栓子这三年到底干得如何时，大家相互看了一眼，干笑两声：“哈，啥咋样？成天都见不到人家一面。”

栓子还在葫芦岛干校油泵，村里有特殊事时就回去，一办完事立马就回葫芦岛。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不可能放弃这边的生意，他得指望这个养家，给儿子挣大学学费。再说，经过这么多年经营，他终于有所发展，买了几辆大车，做起了租车业务。校油泵挣的是辛苦钱，每天一身油污，这些年，发动机更新很快，传统的校油泵技术无法应对新的问题，如果不学习新的技术，就无法在这行干下去。当年，穰县出去修校油泵的人几乎占据全国校油泵市场的百分之七十，为穰县的打工者立下汗马功劳。现在，这里面的大部分人都转行了，尤其是一些文化水平很低、早年完全靠当学徒出来的人。

干了这个才知道，政府不容易。是真不容易。村里也不容易。我也给你算算经济账。咱们村，一年办公经费才两万五千元，各级压下来的报刊杂志，上面检查的人来吃饭，有时候哪项工作没完成还要罚款，加下来，这两万五千元还不够塞塞牙缝。还有村委七个人的工资。一人几百块钱，不多吧，加起来也是一笔支出。咱们的河坡地现在有六七百亩，修祠堂，占了一百多亩，现在还有五百多亩，一年有十五万元的收入。这钱也是寅吃卯粮。上面的扶贫干部来给咱们要了条路，四米宽，咱修了五米宽，扒了五六座房子，形成了村里的中心路，最后咱们村里贴了二十多万。我索性又筹措了一部分钱，在村里安了路灯。你不知道，刚安路灯时村里人多高兴啊，老几辈人都是黑灯瞎火地走路，现在，晚上也有个亮，方便太多了。有了才知道没有是多不方便。可是，现在还欠人家外面一堆钱，我也正发愁呢。现在，我可算明白清道叔当年在愁啥了。当时还想着，你天天有肉吃有酒喝，你还在那诉啥苦呢。2018年，咱穰县又成立了一个环卫公司，一个村一个工人，政府发工资。[3]每天拉走一次。村里环境好多了，可拉到哪儿去，填埋到哪儿了，谁也说不清楚。前几年咱河里那个垃圾填埋厂不是塌了吗？后来也不知建哪儿了。

我让栓子把村里的债务仔细算一下，看到底都是哪方面的，为啥欠的。

那就多了去了。原来每年都要交计划生育费，一年好几万，交不出啊，都是村干部自己垫的，或找民间贷款贷的钱，这叫私贷村用。多少村干部为这都快家破人亡了。贷款不还，利息要还啊，利滚利，都在个人头上，叫谁谁都疯啊。现在好了，计划生育费不用交了，也是去年才开始不交的。这是大头。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钱，现在梁庄村的外债有二十多万。我天天想着也发愁。现在吃喝招待是少多了，可是，有时候都晌午头了，人家还在忙，你能让人家走？有的感觉他们根本都不想走，就想下来喝点酒吃个饭，你也不能不管啊，谁都不能得罪。

要说现在农村政策是真好。你看，补贴很多。养殖业补贴，还是专款专用，谁也不能从中截流。粮食补贴，一亩地一百元左右。国家这两年开始大力扶贫，六十岁以上就能享受养老保险，八十岁以上五十元，一百岁以上一个月补三百。虽然少，但总是个开始。扶贫政策非常多，要求大家要帮助到位，不能走形式。房子不好，帮助盖房；就业不好，帮助就业，就差喂到嘴里，可不争气的人还是不争气。有时候觉得白为他们费那么些事干吗，有些人根本就是懒家伙。像许家亮，房子歪歪斜斜，快塌了，政府给他出钱，把房子修好。他是孤寡老人，就给他发五保金，一个月五百元，吃药、看病都不掏钱。他有个头疼脑热，就说自己生病了，要去医院。打个电话，医院就过来，高接远送。那医院也不是积极行善，而是多个病人，就能套取新农合的资金。[4]所以，现在人们都说，“贫困户变成光棍户，手上多个金镯子”，一到医院，说我是贫困户[5]，就一路绿灯，各方面都得优先。昆生你还记得吧？[6]他的俩女儿都出嫁了，老婆也死可多年了，现在，也成了五保户。原来一直住在队里的炕烟房里，前年，政府给他盖了两间房，还是在村西头，离村里可远。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他不想住在人群里，大家都尊重他。有时候我从那儿过，看见他戴着眼镜，在看古书。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书。

我问栓子，那你感觉能实现你当初的理想吗？

栓子低头笑了笑，说：“那是长期目标。当年我也是读过书的人，记得当时有一本杂志叫《辽宁青年》，里面有一些新闻、时政，看着可激动，那时候我就想着有一天我也要从政。后来，我又读小说，《小小说月刊》、金庸、古龙，我也都读过。我是冲着一个理想去，真是不撞南墙决不回头。我都想了，过几年租车业务稳定了，我就回来，长住下来，我得找个大事，带领大家去干。”

在和栓子聊天过程中，我得知，二月份，栓子参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村支书公务员考试”，就是让村支书也有上升渠道，通过考试的人，可以进入公务员行列，再统一分配工作。这是国家为鼓励青年返乡，振兴乡村而颁布的新政策。录取比例3∶1，四十五岁以下的村支书都可以参加。2020年，全穰县所有村支书中符合条件的只有十二个人。

“我就是考着玩儿，能考上当然好，谁不想当公务员啊？可是，一看那题，我都懵了，太难了，估计能考过的没几个，简直就是坑人。不过，终究是个念想。那×××不也考过了吗？现在天天在城里，穿着毛领大衣，拽得不像样子。他都能过，我凭啥过不了？”

栓子的语气激昂起来。与几年前的迷茫相比，栓子神采奕奕，目光坚定。

[1]栓子：见《出梁庄记》第四章“内蒙”中“扯秧子”一节。

[2]2012年在为《出梁庄记》做采访时，目睹了年轻人对村庄事务的漠不关心，他们所使用的词语甚至比父辈的还要古老。见《出梁庄记》第九章“梁庄的春节”中第二节“勾国臣告河神”。

[3]根据2020年政府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政府提倡科学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采取城乡环卫一体化运作模式，由政府出资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另外还全力推进农村户厕无害化改造工作，截至2019年，六万户农村户厕改造任务已完成。

[4]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06年开始实施，是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惠民政策。我采访了一位在新农合工作了十几年的工作人员，对其中的问题非常熟悉，因此就有了以下的话：

“刚开始，人们没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农民交钱少、受益部分少，参合率不高。随着受益面的增加，农民参保意识越来越强。但是，交的钱也越来越多，从一人一年10块，到一人一年280块，因此出现很多问题。这一问题不单单是农民看病的问题，还涉及整个医疗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譬如农民交钱之后，会无形中放大自己的疾病意识，医院也不加劝阻，这样，使用的资金越来越多，本来是为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服务的，变成为普遍的人服务了。现在，甚至一个咳嗽都要去检查核磁。这样，医院的接诊率高了，就可以运转起来。这时，就开始有人钻空子。尤其是乡村医生，有一段时间，骑摩托、租车下乡拉病人，不管什么病，都接到医院，当养生治疗。钱就这样流失了。当时，一些乡村卫生院基本上发不下来工资，有了新农合之后，也能发下来了。其实，就是这部分回留下来的病人。对民营医院而言（参加定点合作医院的话），一个医院住的都是亲戚，他大叔他二姨都在医院，都是去个车来看病，都可以从中套取资金。”

“县城的公立医院，在2006年以前，阑尾炎手术一般花费800块就可以，新农合之后，2000块都治不好。农民过度紧张，医生过度治疗，增加检查项目，开特效药，是病不是病都要住院，也属于过度消耗。新农合对医院的总体经营影响很大。原来医院是赚钱的，现在也不好赚了。医院每年预支了很多新农合的钱，像县医院累积了几千万，都报销不出来，只能根据每年的花销，花7000万，给1000多万，就这样，寅吃卯粮，反正过几年院长就走了，谁也管不了。其实，也是破坏了医院的正常经营。现在，国家正在出台各种政策，不断去纠正，但是，都有漏洞。”

“现在的政策是这样，把以前家庭账户上的钱全部回收过来，变成一种统筹形式，看病时返还给农民。农民看不见钱，心里有些怀疑，所以有些人不愿意交。首先都觉得自己是个健康的个体，觉得不会生病，然后觉得账上看不见钱了，不舒服。一个人280元，一家四口得交1120元，也是一笔大支出，相当于两亩地的收入没有了。有些人就有侥幸心理，或许我今年不生病呢，就不愿意交了。现在是小孩上学，必须拿着新农合交的那个条才让上学。国家又特意成立了医保局，目的是更好监督新农合的资金，控制资金透支风险。实行‘四加七’药品采购，等于是国家替医院统一去跟厂家谈判，以降低价格，减轻农民负担。这总体是好事。”

“政策是好政策，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都不信任，等于是又把权力控制在某个位置，那些人得利，又变成个别部门获利的手段。过去的经验是不招标是5元钱，一招标变成10元，反而更加不公平。以咱小民的心理，那肯定是有要人吃回扣的，那么大的单子。制药厂肯定要攻关。这样，医生就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基本工资又很低。原来，国家默认医生和医院有这部分灰色收入，现在，这部分没有了，那医生的工资怎么办？还有大批护士、管理人员，都是从这里面出的，就是所谓的‘自收自支编’。这也得认真考虑。国家也提出来‘药品零差价’和‘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用于医院正常运营和工资支出。事实上，医疗服务提高的利润部分与原来药品加价部分相比，差得很远，医院还是会产生很大问题。”

“其实，到最后，一是制度，二是人心。人心也很重要。新农合是近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农村政策。农民普遍受益，但也滋生了很多系统性问题。有农民来找我们报销，言谈中很不理解：‘说是为农民考虑，药品降价，可是交的保险钱却越来越多，报销比例也没有提高，还说不够用，这是啥原因？还又成立专门机构来管，动那么大事烦儿。这说啥也想不通’。”

[5]据穰县政府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至2019年，“城市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标准由2019年的276元提高到2020年的300元，全市现有城市低保对象1767人，2020年1月至9月社会化发放城市低保金476.7万元。农村低保对象人均月补助标准由2019年的174元提高到2020年的253元，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A类标准335元，全市现有农村低保对象53373人，2020年1月至9月社会化发放农村低保金1.16亿元。农村特困人员年供养金由2019年的5044元提高到2020年的6000元，城市特困人员年供养金由8112元提高到9336元，全市现有农村特困供养人员9936人，城市特困供养人员68人，2020年1月至9月社会化发放特困供养金6058.9万元。对城乡困难群众积极开展临时救助，简化临时救助审核程序，2020年1月至9月救助834户3258人，社会化发放救助资金286.2万元。另外，对城乡困难群众积极开展临时救助，简化临时救助审核程序，2020年1月至9月救助834户3258人，社会化发放救助资金286.2万元。根据我市物价消费水平变动情况，为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及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对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临时价格补贴。已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发放临时价格补贴1422.2万元。”

[6]昆生：带着两个女儿和老婆在梁庄公墓后面开荒盖棚，住了好多年。见《中国在梁庄》第五章“成年闰土”中“昆生”一节。

第四章　回乡

到了当年冬天，他住的院子里，两棵柿子树的叶子全落了，只剩下一树红滴溜溜的柿子，特别好看。他突然想家了。梁庄家里的院子里也有这样一棵柿子树，是建房那年，他和父亲一起栽的。

那时候，他起了回家的念头。

中邪

2014年，梁安离开北京顺义牛栏山镇姚庄村，回到梁庄。这一年，他二十七岁。他十四岁去北京，在北京待了十三年。

回来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梁安觉得自己病了。

两年前，梁安接了甘家口百货的一个装修活儿，七千多平米，是个大工程，他第一次接到这样大的活。梁安非常用心，每天起早摸黑，一心一意干活。主体工程在规定时间完毕，顶也终于吊完，可是，问题出来了。那些租用的商家都要在顶上开灯孔，梁安没经验，做工程时没预留太多，大家就把灯孔开在龙骨上，多了之后，顶塌了，还得再做一遍。

到最后，算下来，梁安不但没赚，还要赔二十几万。

他想不通。有一段时间，他也不出去拉活了，就坐在院子里几棵柿子树下，一天到晚发呆。晚上也睡不着。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反正已经欠这么多钱了，不如死了算了。”

他在脑子里琢磨各种死法，跳河、上吊、服毒，每种死法都不完美。他的小女儿刚刚满月，他不能吓住她，儿子点点虽然才三岁，可也好像明白什么，一从幼儿园回来就趴在他腿上，一会儿让他拿这个，一会让他做那个。

有一天晚上，他刚刚入睡，感觉自己正沉入一个湖里，突然听到有个声音在叫他，他腾地从床上坐起来，睁开眼，什么人也没有。梁安心慌得厉害，觉得自己是被拉到阎王爷那儿走过一趟，又被送了回来。

失眠、心悸、情绪低落，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个月，梁安实在受不住了，回到穰县，找熟人到医院看病。医生诊断说，你这是得了抑郁症，最起码也是抑郁倾向。

那是梁安第一次听说这个名称。他没有告诉龙叔龙婶，也没有告诉老婆小丽，他只觉得丢人。他怎么能得上这个病？一个出来打工的农民，得上了这个说不出口的病。

这时，龙叔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他，他一直跟着干的东北老板给他找来新活了，并且，那个老板愿意先给他五万元让他还债。梁安又赶紧返回北京。医生开的药他没买，而是买了一些安定。他想保证自己先睡觉。

回北京，立即投入到干活还债的劳动中。不管大活小活，梁安都接，有些日结的活儿，当天结，他当天还人家。

可是，一闲下来，他的心就慌起来，胃也一直疼。他一边吃饭，一边斜着身子，拿拳头顶住心脏部位和胃部，他觉得它们随时都要跳出来。

已经到了当年冬天。他住的院子里，两棵柿子树的叶子全落了，只剩下一树红滴溜溜的柿子，特别好看。他突然想家了。梁庄家里的院子里也有这样一棵柿子树，是建房那年，他和父亲一起栽的。

那时候，他起了回家的念头。

那年春节，龙叔龙婶把姚庄村的东西收拾了一遍，把七人坐的长安车里塞得满满当当，能拆的、能装的、能塞的，都带回梁庄。

过完春节，梁安一个人回到北京，继续还债。

来年六七月份，梁安欠的债全部还完。

那一年，龙婶看着儿子的各种行为，认为儿子是中了邪，有啥东西缠住他了。回家之后，她跑到灵山烧香拜佛，跪在佛祖面前，说要是儿子好了，她一定来还愿，到时捐一千元。

她又请人到家看，趁梁安不在家，偷偷做一场法事，要把跟着梁安的鬼赶跑。

梁安每隔一天就往穰县县城跑，说是去看门店。他准备在穰县开一家装修店，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租下来当店面。他确实看店了，但实际上，更多时间是在医院。他没告诉家里人。

医生说他的抑郁症比去年更严重一些，必须吃药。梁安把药带在身上，一般看四周没人时，才把药吃下去。

梁安看中了一个门面，在穰县的中心地带，年租两万多，不算贵。经过简单装修之后，“梁安装修灯饰店”开张了。

开了近两年，店面本身没有谈成任何生意。倒是韩家的义生找到梁安，说村东头的房子快盖好了，想找他装修。梁安早就知道义生在盖房，他去了工地好几次，都没遇到义生，但看那架势，看义生用的材料，他明白，义生这是在烧钱哩。

义生带着梁安到安阳，他在那里开了好几家眼镜连锁店，市区有公寓房、联排小别墅，郊区也有好几套别墅。义生安排梁安到好几个别墅区去参观，又在他家别墅住下，商量着梁庄的房子该怎么装修，院子怎么规划，屋内什么风格。

梁安说，到安阳才知道，人家义生不是说只是发财了，人家的生活品位不知道要比咱高出多少倍。

梁安把穰县的店退了，算了算，快两年时间，前后赔了八九万块钱。

他开始装修义生的房子。在看到房子的用料和规模之后，梁安就明白，这是他的机会。这个房子一定会成为四里八乡参观的对象，口口相传所产生的效果，是多少钱的广告也不能达到的。

梁安跑遍南阳和郑州的装修市场，大到家具、墙漆、灯饰，小到一根电线、一个电插板，他都亲自去挑，一家家比较，选好，让义生再过一遍眼。义生不怕花钱，梁安偏偏告诉他，钱有时候不见得能找来好东西。这样，义生就越发信任他。半年下来，那栋豪华大屋从里到外，崭新时尚，立在了梁庄村头。

梁安完全忘了他什么时候开始不吃药了，他太忙了。室内装修琐碎繁重，靠的全是仔细耐心，脑子得同时有上百件事，少埋一根线，少留一个插孔，都后患无穷。他开着他的金杯车，往返于梁庄——穰县——南阳——郑州，选货、买货、拉货，回来再监督施工、安装。

所有的保洁完成，所有的家具、装饰各安其位，整栋房子洁净温暖、完完整整。梁安站在最高那层的阳台上，看着河坡，吹着凉风，他觉得，自己的病完全好了。

他在吴镇最新开发的小区“帝景豪宅”租了一个底商，“梁安装修灯饰店”重新开张。小丽带着儿子和女儿，照顾他们上学，兼看店面。如他所预期的，找他的人越来越多，越是好的房子，越是要辗转找到他，指名要他装修。在疫情最萧条的那段时间，别的装修店都关门倒闭，他还保持着手头两个装修工程的量。

梁安小时候的绰号叫“黑娃儿”，因为他脸很黑，又经常带一个黑方框眼镜，看起来就像淹在一团黑里面。

我们坐在他家的院子里聊天。深秋萧瑟，他裹紧身上的薄羽绒服，腰习惯性地弯着，双臂交叉护胸，拳头按压着心脏和胃的部位，好像还在担心它们会跳出来。

他说话很慢，非常非常慢，好像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出来的。他说，他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回来。在家里，哪怕一年比在北京少挣三分之二，也很值得，主要是感觉好，很踏实、很安定。

他给我讲了2019年差点拿到手的一个大项目，语气颇为遗憾，但又有一种淡然。他觉得那终究不是给他这样的人的，想多也只是奢望，没有意义。一个朋友从河北回来，说雄安新区那边一个县改造城区，盖了很多楼房，楼房需要简装，正在招标。梁安开着车，拉着朋友，开了十三个小时，到那个县城去了解这一情况。确实有这么一个大项目，并且，因为那边竞争太激烈，房地产商还倾向于给外地的装修公司。

梁安拿着预算方案，去和人家谈判。对方说，这个项目是政府出资，资金有保证，你就只管干。梁安心里很是喜悦。

再谈下去，对方说，政府先出资一半，这一半钱要分三批给，第一批是工程开始时给，第二批到工程百分之七十时再给，第三批是结项，再付款。至于另外百分之五十，要等一等，看工程质量的情况。

梁安在心里悄悄算笔账，按目前的预算，政府先给那百分之五十中的一半，自己至少需要垫付一千多万元。

别说一千多万，就是几十万，梁安也没有。

第三天，梁安开车返回梁庄。在家睡了两天，接着干装修活儿。

“你知道吗？清姐，我去那个县是山里面的，我开着车，走盘山公路，盘啊盘啊，不知道盘多长时间，县城就在山窝里面。当时我就想，我要是在这儿干工程，咋死都不一定知道。干不成也是命定的。那些活儿，看着是活儿，其实跟咱没关系。”

梁安扶了扶眼镜。他的面容始终不展，即使笑，也是咧开一半，就凝固在那里。就像那团黑一样，他心里还有郁结。

我们在一旁聊天，龙婶在一旁静静听，当听到梁安在口袋里装着药，自己一个人偷偷吃时，她轻轻感叹：“妈天爷啊，你也不给我们说，都不知道你还吃药，那有啥用，啥抑郁症，还不是我天天去求，求佛保佑你，你才好的。”

龙婶对我说：“你是不知道，那年他从北京回来，瘦得跟个鬼似的，头发多长，胡子拉碴，坐在那儿，黑着脸，一句话不说，似笑非笑的，看着吓人。我给你龙叔说，他肯定是中邪了。我就天天到灵山去求。人家说，梁安人家背着鬼呢，能不累吗？我请人做法事驱鬼，这梁安才好。”

一次聚会

红星给毅志打电话说，趁着万敏从广州回来[1]，大家一起到内乡县文彦家喝一次酒，他带酒。这样，既给万敏接了风，也见了文彦。毅志明白红星的意思，就是文彦摆场，红星拿酒。红星现在正在卖酒，逢人就推销他的酒。

于是，11月1号，一个星期天，红星、毅志、蓝伟、在吴镇乡下教书的金明，加上万敏，一行人，各自又带着老婆，开三辆车，浩浩荡荡往内乡去。

走之前，万敏对红星说：“我现在不能喝酒，今天我负责开车，你尽管喝。”

红星说：“好，今天你就当秘书。”

在路上，红星说：“这个酒不错，你要是在穰县开店，可以做代理。”

万敏说：“行。”

一群高中同学，热热闹闹地开到了文彦家。文彦在内乡县卖液化气，二十多年后，买了两套别墅、一套公寓房、两间大门面房，市值几百万。文彦自己每天仍然扛着液化气，在内乡县无数楼房里上上下下，非常勤劳。

文彦把大家请到内乡县最好的宾馆，开个包间，一群人说着往日趣事，喝着大酒，特别开心。

万敏没有喝酒，就专职服务大家。一会儿给大家倒茶，一会儿负责叫菜，话也不多，笑笑的，也不多插话。大家说起当年万敏在篮球场和田径场雄霸四方的景象，都感慨着时间过得太快，转眼都是五十出头的人了。

酒过半程，大家越喝越嗨，一瓶酒打开，感觉还没喝就完了。红星就让万敏再去车里拿酒。万敏正在帮助服务员放盘子，一听红星说，把盘子往桌子上一堆，就转身出去。

红星指着万敏说：“就这跑哩可快，像你这种人，以前都是个马夫，上不了桌，不是你的酒，你跑得可快。”

大家都听到了，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空气稍微停顿了一下，但很快，一阵更大的哄笑声响起来。

万敏也没说什么。拿着车钥匙，下楼去，提两瓶酒上来。

一会儿，红星又说：“哟衣服放在车上了，有点凉啊。”

万敏又下去把衣服拿上来，披到红星身上，半开玩笑似的，拍拍他的肩。红星把肩膀抖抖，像要把万敏的手抖掉。

吃完喝完，下午四点多钟，大家回到毅志家。

毅志泡上茶，拿出牌，红星、金明、蓝伟、毅志，几个人一起打斗地主。毅志和红星都喝多了，出牌嚣张，蓝伟打牌本来爱说话，喝了一点酒就更爱说话了——一会儿说自己天牌，一会儿说这个地主必须让他打，有时把牌拉出来，最后又不出，然后又想出，等等之类的。红星边打边骂，说蓝伟你啥时能混成人，就你出牌这样子，啥也弄球不成。蓝伟说，打牌嘛不就是娱乐，红星说娱乐啥，不要就过，别球啰嗦。然后，又对金明说，咱们这一群老同学，你看看，都是啥人。你在乡下教书，见他们的少，就他们的球样，都不想和他们玩。金明性格内向，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牌打一半，蓝伟的脸实在挂不住，说中午酒喝多了，不打了，到楼上睡觉去了。金明说自己要回家，也走了。

万敏一直在旁边看牌，无论红星怎么说，他都不插话。

晚上在毅志家吃饭，万敏仍然不喝酒，说晚上我要开车。

喝到一半时，红星喊着万敏，说：“万敏，今晚不走了，就住毅志家，都喝，一定要喝。”

万敏说：“我不能喝，晚上得有人开车。”

红星说：“喝，你必须得喝。谁不喝谁是王八。”

万敏说：“那我要是喝了，晚上就真的不走了啊。车我也不管了。”

红星说：“不走了，走球不走，谁也不准走。”

于是，万敏也喝了几杯。

正喝着，红星说：“万敏，把车钥匙给我。”

万敏把钥匙给他。

红星接住钥匙，说：“万敏啊，我说你啊，你就是个驴。”

大家停住了话，看着红星。

红星说：“我这酒就是叫驴喝，也比叫你喝强。”

停了好一会儿，万敏说：“红星，你啥意思。”

红星瞪着眼睛看万敏，说：“你就是驴，又穷又犟的驴。咋了？”

万敏说：“你把你话再说一遍，叫大家都听听。我不喝，你非让我喝，喝完了，你说这样的话。”

说完，万敏到院子里去。大姐跟了出来。万敏非常生气，对大姐说：“我没吃谁、没喝谁，你有钱是你的，我没花你一分钱，没借你一分钱，你这啥意思。我就是穷死，也轮不着你来看不起我。”

毅志从厨房出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万敏气哼哼的样子，也发牢骚说：“算了算了，啥也不说了，就你好，就你好。”

大姐说：“毅志，你知道个啥？你要是这样，我以后就不登你家门，永远看不起你。红星就有点钱，你们这一群人就这样被他羞辱？”

毅志说：“咋了，咋了？我不知道啥情况。”

大姐说：“你不知道啥情况就来说万敏，你咋不说红星呢？咋，红星给你啥好处了？他有钱让你花了？”

毅志一脸懵懂，进屋去了。

大姐扭过身劝万敏，说：“别生气了，那个人都不像个人了，别和他一般见识，以后再说。”

万敏说：“没有以后了。同学之间，只是个感情，不想撕破脸。没这个感情，谁会忍受他？”

那天，毅志的姐妹们前所未有的一致，逼着毅志，问他红星到底是不是平时就这样对他们。毅志说，那人就是比较张扬。姐妹们说，你要是也那样对待万敏，对待你其他同学，我们就和你绝交。毅志的小妹加一句说，这不是说着玩的，是真的，真要这样，那说明我哥也堕落得不像样子了，那就不是我哥了。毅志说，我一开始不明白那个情形，平时万敏脾气也暴，想和个稀泥，不是看不起万敏，以后再不和红星打交道了，这人太过分了。

毅志的姐妹们这才放过他。

一星期后，我从北京回来，大家争相对我讲起那天发生的事，互相补充细节，都认为那天万敏始终比较得体，没有和红星撕破脸，也没让大家难堪。反而是红星，一逼再逼，让人下不来台。

大家都说红星喝醉酒就不像人样了。

大姐说：“他那哪是喝醉了，要是万敏是个镇长、县长，他会那样说吗？他骨子里是看不起万敏的，该说万敏落魄了。这些年，毅志的这些同学哪个不被他讽刺、羞辱？一直都是高高在上，随意吹嘘自己，觉得自己挣个钱，是个伟大人物了。真不知道毅志咋能和他玩这么多年？”

大家都点头称是。

自2012年到东莞虎门找过万敏之后，已经过去八年了，我们一直没有见过。期间仅通过几次电话，都是因为万敏做生意的钱周转不开，让我暂时周转给他，还要给利息。当时，我一方面非常生气，觉得同学之间怎么能算利息，但万敏告诉我说这是基本规矩，做生意都得这样。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担心，万敏的生意究竟如何，竟然只是几万几万地借，他那么大的生意，不，那么大的“事业”，这几万块钱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我问他时，他用他一贯的大男子主义语气说，你不懂，你就别管了。

钱都如期还了，还加了点利息。再后来，就联系得很少了。江湖上只是零星传来他的消息，无胜于有，没有人再关注他。

2019年春节，万敏又回到了穰县，这次是实实在在的消息。他带着几筐榴莲和芒果从广州回来，给大姐、二姐、三姐和毅志家，挨家送了一个大榴莲。大姐一边感叹着说是好东西啊，她去过南方，知道这个东西贵，一边又捂着鼻子，打电话给二姐和三姐，让她们过来拿走。二姐和三姐也正看着那个大榴莲发愁，谁也不过来。毅志干脆直接送去给楼下一家，那家人在南方待过，吃这东西。大姐知道了，直骂他败家，说那么大一个，算下来得两百多块钱呢。毅志说你说得可美，你可吃啊。大家又把万敏取笑了一番，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那个不通世故、莫名憨直的万敏，在外面也不知道是咋混的。

这次万敏回来，和另外两个合伙人一起，开了一个室内装修店，主要经营硅藻泥和艺术墙漆。两个合伙人各投资五万，他拿技术干股，负责日常经营。所有认识的人都认为这个生意不行，穰县搞装修的太多了，大部分从外面回来的人都要做这个事儿，成功的很少。

照例，万敏一意孤行。加盟费、租门店、装修、上样板漆，前前后后折腾了两个月时间，花费约莫八万，又添置了一些日常用品，请一个日常看店的招待员。这样下来，投入的钱基本花完，只留下一个干干的店面。

从六月份开店，到十一月份我回去那一天，店一直没有开张。

店面的位置一般，在穰县出城那条街的最边缘，另一边是一个大型的施工工地，正发出巨大的噪音。店里装修得还颇为讲究。硅藻泥的样板墙华丽、洁净，颜色各异，还有手工艺术装饰，淡灰微蓝，上面有手拍出的树叶、雪花，看起来时尚、高雅，又有质感。

万敏说：“硅藻泥主要是环保，是用海藻的尸体做出来的，不含甲醛，它是已经死亡的微生物，透气，没有任何味道。在广州，人们都用这个。”

大姐说：“好肯定是好。你得符合本地人的消费。这个硅藻泥一平米应该很贵吧？”

万敏说：“贵也不贵，稍好的得七八十来块，比一般的要贵二三十块。”

大姐说：“你可别说，二三十块可不得了，穰县人刚刚有装修观念，但还舍不得花钱，你让他在墙上多花这么多，那他们肯定不愿意。”

万敏说：“也是。所以也有人谈，同学朋友介绍来的客户，一说，不看东西好坏，就往下压价格，连个本钱都不给留。”

门店左边迎面一个大的艺术墙漆，上面喷着迎客松图案，看起来素雅漂亮。绕到后边，是一个喝茶的空间。绿植、茶具、文房四宝，布置得挺有味道。

看着倒茶的万敏，他脸上落寞但又倔强的表情，想起大姐们讲的红星对待万敏的态度，我突然感觉有点伤心。曾经多孤傲的一个人啊。高中时代，在吴镇高中的操场上驰骋，一米八五的个子，打得一手好篮球，长跑、短跑、跳远、跳高，样样拿得出手。多少女孩子围在操场边大呼小叫，万敏从来目不斜视。他要考上大学，走出那个封闭的村庄和那个贫穷的家。也因为高傲和出言不逊，高三时，他和一位老师的孩子打了一架，被学校开除。一怒之下，万敏带着仰慕他已久的女孩子，到广州打工。自此，开始新生活。

2012年在虎门时，他带着我到东莞批发市场进货，让我看他左右颜色不同的手臂，得意地说，那是太阳晒的；让我看他凌乱但却充实的服装厂，工人坐在机器后面忙碌；让我看他电脑里去汶川送物资时的照片，仍然是多么意气风发的一个人啊。

现在的万敏，确实非常安静。有点太安静了。

“你可能不知道，你去那年是我唯一挣到钱的年份。那是我干服装厂第二年，第一年我把开服装批发挣的一百多万全投进去，一分不剩。你想，咱是从零开始，真正是连个针头线脑都得买。后来，又把批发部的所有货底全部清仓，把那几个店转给别人，弄一笔钱，又投进去。我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技术人员，缺人才。那年你去时的那个设计师姑娘，非常能干，第二年人家就走了，夫妻俩自己开个厂，人家赚钱了。我自己也想学，但是太难了，需要专业，另外，没那个眼光，根本都达不到。设计师是年年换，有时一年换俩，非常影响生意。要说，我这个厂倒闭和金融危机还有别人都没任何关系，就是人才跟不上。你嫂子为啥不埋怨我，我是一心一意在做，把命都拼上了，我能想的好办法都用了，但它不成功，我也没办法。那年你去，我带你去的做绣花的兄弟俩也倒闭了。他规模太小，大单他们做不了，小单又不赚钱。还有另外一家，和我一样，也是没技术，也倒了。倒了就倒了，又有新的厂开起来，前赴后继，没人理你的。”

“那为啥不早点收手？”

“你看你万敏哥是收手的人吗？不撞南墙决不回头。做生意就像赌博，啥时候钱赔不完，啥时候都不会收手，和赌博一样。也讲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在东莞、虎门，市场还是太小。那时候眼界也就那么大。这和你聪明、勤劳都没关系。没一点关系。像我们这种小厂，骨干至少得三个人，这三个人得一心一意，得是亲戚，没外心。”

“那之后这几年你都干了什么？”

“先是到广州干了一年门窗装修生意和硅藻泥粉刷，不然我现在会想起来开这个店？也算是本行。这些活都是下苦力的活，中间，椎间盘脱出得厉害，弯腰直不起来，任何重活都不能干，只得停下来。接下来三年，一直养着，啥活都没干。”

“那靠啥生活啊？嫂子愿意？”

“有啥愿意不愿意，我也没胡干，这几年一直花那年做门窗生意的钱，也基本没啥了。”

“儿子呢？儿子咋样？”

“儿子在深圳。他和他老婆都是重点大学毕业，一个本科，一个研究生，学材料的，工资还不错，自己贷款买个小房子，两室一厅，也能过。今年刚生个儿子。”

“那你不去给人家抱孙子啊？儿子没埋怨你当年有钱时不给人家买房啊？”

“谁能想到啊，当年想着反正有钱，等儿子毕业了，他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买房子。结果，是钱也没了，房子也没了。”

万敏哈哈干笑两声，喝了一口茶。

“你躺两三年，啥也不干，嫂子和你儿媳不嫌烦啊？”

“有啥烦的？”万敏停顿了一下，看着地面，搓着手，说：“我都三四年没见她们了。”

我吃了一惊，赶紧问怎么回事，大姐本来正在听电话，听到万敏这样说，也放下手机，看着万敏。

“也没啥。没啥可说的。不见就不见了，各过各的。”

“那你都怎么过的？逢年过节你儿子也不说让你回去过年？”

“咋过？在哪儿干活就在哪儿租房子呗。我一个人想干啥干啥，挺好。”

他站起来给我们倒茶，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看他严肃和拒绝的神情，我也不好说什么。

大姐从包里摸出一盒烟，拿出一根，塞给万敏，说：“不知道啥时这儿一包烟，咦，还是好烟，你抽一根。”

关键时刻，大姐总有匪夷所思的操作。她让万敏烟时显得那么言不由衷，谁都看出来，她是想安慰万敏。我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戒烟都十几年了。2008年4月12号戒的，汶川地震是5月12号，所以我有句话说，早知道我就不戒烟了。我是6月30号去汶川的，一辈子都忘不掉那经历啊。现在，连那时的照片都找不着了。当年也是你说的理想青年。”

“我应该还有照片。当时我好像对着你电脑拍了一些，我到时找找发你。”我说。

“不要了，要那干啥，咱也不图那个虚名。”

“也是你做过的事儿，不是虚名，是实名。你厂子在赔着钱，还捐六七万块钱的物资，也不是谁都能做出来的。”

万敏的电话响起来，是一个想要装修的朋友。我和大姐屏着呼吸，在一旁专心致志地听，生怕我们的呼吸影响了他的生意。

他放下电话，说是早前约好的一个客户，下午要让去家里看看。

我长吁一口气。

“不过，都只是意向，一谈到钱，就不好弄了。”

那天晚上，我们约好在大姐家吃饭。万敏拎着两瓶红酒、两条鱼、两只鸡到了姐姐家，他说小清回家了，他得请吃一次饭，就借大姐的厨房。大姐几乎要和他翻脸，扔下正在择的菜，揪着万敏，非要他回去把东西退了。万敏坚决不退。大姐气得在沙发上坐下，扭着脸不理万敏。

万敏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说：“你看，大姐，我有钱，生活费还是有的。”

大姐说：“你就是不听话，爱讲排场，你到自己姐姐家吃饭非要买东西干啥？你这些年吃的啥亏你不知道？”

大姐是把万敏当成自己亲弟弟了。她当然明白那是万敏的心意，但是，她仍然愤怒于他乱花钱，愤怒于他没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万敏把大姐哄到厨房，又返身招呼大家打牌。他掏出手机，让我看他手机上的视频，说那是他孙子。视频里的小孩子胖乎乎的，张着手，嘴里啊啊叫着，朝屏幕外爬，好像要让万敏抱他。万敏专心看着，带着宠溺的微笑，好像里面的孩子能看到他。他没有提下午见面的情况，估计是没戏了。

孙子已经五个月了，万敏还没见过。在今后的几年，恐怕他也不会见到。因为，以他装修店现在的生意和趋势来看，可能并没有机会挣到什么钱。

福伯有福气

人们都说福伯一辈子有福气，走都走那么干脆。

作为那个时代村庄里极为罕见的独子，福伯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母亲“老党委”保护起来。[2]福伯几乎没有挨过饿，“老党委”用尽千方百计得到的每一口粮食都到了他的嘴里。福伯年轻时代，也是“老党委”做主，娶了一个温顺又漂亮的媳妇。福伯和福婶一口气生了五子两女。当然，“老党委”仍然是绝对权威。福婶还没摸过家里的钱袋子，没揣过家里那个箱子的钥匙，就撑不住了，走在了“老党委”和福伯前面。

“老党委”于九十九岁高龄去世，已经八十一岁的福伯在葬礼上哭得像个孩子，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人震动。

福伯的儿女们分布在中国的不同城市打工。大儿子、二儿子在西安蹬三轮，三儿子在北京一家玻璃厂上班，四儿子在内蒙卖水果，五儿子在青岛去世，两个女儿嫁在离梁庄不远的地方，也长年在外打工。

福伯一辈子待在梁庄，最远不过到吴镇集市上卖菜，每天清晨起来就到他的自留地去侍弄。那不到二分的地，被他打理得花团锦簇。夏天豆角、辣椒、西红柿、茄子、苋菜，秋冬白菜、萝卜、韭菜，后来一些蔬菜的新品种过来，他又慢慢加入秋葵、空心菜、花椰菜。菜园里趟行分明，一点儿都不浪费，长豆角的架子下面种苋菜，茄子棵里还洒点小白菜的籽。

他家的茅厕是全村最干净的。两只大木桶埋在地下，一点一滴也不浪费。早年家里人口多的时候，福伯每几天都要担一担子到自留地，后来人少了，福伯闲来没事就会在村里转，左手里拎一个小桶，右手拿个小铲子，看到猪粪、狗粪、鸡粪，就铲到桶里，再倒到自家地里。因此，不管什么时候，福伯的菜地土最黑最旺，菜最壮最丰富，有时候，菜还没出菜园，就已经被路过的人买走一些。

艰苦年代，福伯的自留地为家里奉献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一点点零花钱。福伯每天当街卖菜，卖完菜会为自己打一瓶散装酒，回村前先把酒藏在自留地头的小棚里，然后再回家，把钱上缴给“老党委”。“老党委”从层层叠叠的衣服最深层掏出一个手帕，层层打开，把钱放进去，卷好，再放回去，衣服抻好，这样，就没有任何痕迹了。

“老党委”的神奇手帕加上福伯的勤劳，虽然子女众多，福伯家一直是梁庄最殷实也最有教养的家庭。他的儿女和孙辈都沾了福婶的光，一个个英俊白皙，卷发深眼，和村庄其他人相比，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015年冬天，身体一直不错的福伯嗓子有些疼，咽水都有困难。他跑到镇上买几包治咽喉肿痛的药，第二天照样去卖菜。自从福婶和“老党委”去世，最后一个孙子也离开自己到郑州打工之后，福伯自留地的菜就大不如前了。他的身体越来越像一张“弓”。

再也没人管他了。他卖完菜，买瓶酒，回到家，做点烂面条，拌个青辣椒，坐下来慢慢喝。吃完喝完，背着手，慢慢走出去，坐到文哥家门口看人打牌，和人闲聊几句，到傍晚的时候，再到地里转一圈。在极少时候，他会接到哪一个儿子或孙子的电话，问他怎么样，缺不缺钱花。在北京玻璃厂上班的梁峰打的最多，他在爷爷奶奶跟前长大，在北京，他一喝多酒，就要给爷爷打电话，一打电话，听到声音，他就知道爷爷也喝多了。梁峰边打边哭，边说，爷爷我最想你了，最想你。这边福伯耳朵有点背，人也晕晕乎乎的，一直叫着“啥啊”“你说啥啊”。往往是在这样的相互呼喊中，电话挂断了。

福伯嗓子越来越疼，他一直忍着，有时吃药，有时多喝几口酒。很快，人就瘦脱形了，远远看过去，像一只枯瘦的老虾米。他身体越来越虚弱，有时一连好多天都不去文哥门口。邻居劝他说让哪一个孩子回来，带他去医院看看，他说，算了，再过一个月就春节了，要是现在回来，不年不节，工厂别再把他们奖金给扣了。像在西安蹬三轮的堂哥堂嫂，也是一年清淡，全指春节前后的这几个月赚点钱。他说，人老了都这样，头疼脑热的，很正常，他们回来也就这样，没啥用。

2017年春节，最先回来的是北京的三儿子一家和孙子梁峰一家。梁峰一见爷爷成这样子了，抱住爷爷就哭起来。大家赶紧把福伯送到穰县医院检查，医院说这都是食道癌晚期了，动手术意义不大，不如回家静养，能吃的话吃点流食，保守治疗。

一接到消息，西安的大哥二哥、内蒙的四哥、在青海带孙子的大女儿、在北京当保姆的二女儿都回来了，守在福伯身边，每天变着花样给福伯炖汤。福伯的几个儿媳妇们向来都非常孝顺，不但给福伯做饭，一勺勺喂饭，福伯吐不出来的痰，弄脏了的衣裤，都不嫌弃，争相擦洗、照顾。

我们春节回村，听说福伯病了，赶紧去村后二哥家看他。福伯喘着大气，躺在二哥家的偏房里。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被褥床铺也整洁异常，还专门装了有加热设备的煤灶。福伯半靠在床上，喘着粗气，他的哮喘也犯了，整个冬天，嗓子都呼呼喘着，像过火车。

他睁眼看着我们，说：“你看，我这病，还要拖，这眼看春节过了，娃们还得出门啊。”

大姐说：“福伯，你别想恁多，你这娃们多孝顺，都愿意伺候你。”

福伯抓住姐姐的手说：“人家都没说啥，对我可好，可我这活着有啥用？耽误娃们干活啊。”

福伯的眼睛红红的，热烈又羞愧地看着大姐，为自己还要多活几天耽误孩子出门干活而不好意思。

转眼间已经过了正月十五。福伯的病时好时坏，有一两次陷入昏迷，大家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还没到医院，他就又醒过来。医生说这是疼醒的。食道癌到最后，脖子上那几节骨头都完全腐蚀坏掉，头得用东西从外部撑起来。

福伯的儿女们开始发愁。福伯看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去的，他们都待在家里不是事情。大哥二哥要挣钱帮儿子还房贷，三哥还缺一栋新房，他的儿子还没找来老婆，四哥的水果摊关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租金得一两万，那个地方是市中心，多少人眼红想抢他们生意。二女儿的北京主家一直在催。那家家里也有一个老人，平时全指望福伯的二女儿照顾，这一个月都没有回去，那主家快崩溃了，一天发几次短信，说真要是来不了他们就决定换人了。大女儿的三个孩子过完春节就走了，留了四个孩子给她，每次来梁庄，蹬一个三轮车，带三四个小孩子，像逃难一样。

姊妹们坐在一起，各怀心事，谁都不想先说。其实，这些情况不说，心里也像明镜似的。

过了好久，二女儿，其实也是福伯最小的女儿，说：“不行了，我先回去一趟，先干几天活再回来，我怕我再不回去人家真不要我了。”

那主家对福伯的二女儿非常好，经常把家里的衣服、不要的电器、家具和一些小物件送给她，让她带回来分给大家。这个大家庭里几乎每个人都穿过人家的衣服，更何况，人家给的工资也是同等情况下最高的。

四哥老婆也低声说：“不然我带着孩子先回去，再这样下去这两个月的租金都没着落了。”

四哥家刚在当地城时买了一个房子，每个月也要还房贷，还要交租金，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她的话音还没落，四哥说：“咋，就你缺钱，缺在这一时了？”

四哥老婆突然高声说：“你啥时操过心了？你就知道吃现成饭，不知道别人遭多大难熬多长时间，才活得像个人样。”

大家都听出来她的弦外之音。四哥家的水果摊是在四哥老婆娘家的支撑下做起来的，这一直是四哥的软肋。

“你再说！”四哥说着，巴掌扬了起来。

“谁家没个困难？谁有我难？没个房子，娃儿连个老婆都说不下。”三嫂说着，眼泪差点流出来了。

说的也是，谁都知道三嫂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有多拼命。瘦得风一吹就要倒的身板，每天从早到晚在工地背砖头、收拾垃圾，饿了啃冷馒头，渴了喝凉水，为的就是给儿子盖一栋楼房。

偏房里传来福伯的咳嗽声，大而清晰。

大家都静下来。过了好一阵子，二哥说：“好了，都别说了，再观察几天，看看情况，要是没啥变化，你们都走，我在家，一个月轮换。”

二哥话一出来，房间里每个人的脸都有点挂不住了。二女儿、四哥老婆的脸有点红，三嫂赶紧起身往偏房跑。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福伯的每个孩子都比着对福伯好。他们每天早晨聚在大哥家里，一起吃饭、聊天，热情招待来看福伯的乡亲朋友。几个媳妇变着花样，给福伯熬鸡汤、鱼汤、菜粥，拿勺子一点一点喂。

福伯嘴紧闭着，坚决不吃。大家想着他是身上太疼吃不下，想到医生说过，病人实在受不住，可以打一针杜冷丁，就赶紧骑车到镇上去找我哥哥，让他过来给福伯打一针。

福伯瘦得厉害，躺在厚厚的被子下面，几乎看不到身体的轮廓。他眼睛闭着，如果不是风箱般沉重的呼吸声和脖子上跳动的青筋，很难感觉他还有多少生命力。

哥哥给福伯打了一针。福伯的身体松弛一些。二嫂赶紧又举起勺子喂一口饭，福伯眼睛紧闭，牙咬着下嘴唇，不让勺子进去，勺子里白白的鱼粥洒在他脸上、脖子上。二嫂拿纸擦擦，再喂，福伯还是不吃。

哥哥弯下腰，俯在福伯耳边，低声说：“福伯，再疼也得吃一点，吃了才能扛过去。等你稍好一点，我让大哥给你弄杯酒喝喝。”

福伯摇摇头。

哥哥给二嫂说：“福伯不想吃就算了，先让他缓缓，要是明天还不吃的话，可以拿针管往嘴里推。”

以后的几天，福伯仍然不吃饭。二嫂拿针管推进去的粥，他憋在嘴里，等一管推完，又全部从嘴里吐出来。

哥哥又被喊回来，看到福伯的几个儿子儿媳坐在堂屋，面容悲戚。大哥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觉得福伯肯定是听到那天他们在堂屋的争论了。大哥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大哥爱哭，平时一哭，二哥就嘲笑他，这次，二哥的眼里也都是泪。

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来到偏房，齐刷刷跪到福伯床前面，就像当年“老党委”教育他们时一样。

大哥说：“爹，是俺们不孝，你养活俺们这一群，没吃过好哩，没喝过好哩，你要是还不吃，俺们就不起来。”

说着，兄弟四个齐刷刷把头磕下去，头碰在地上，嘭嘭直响。大哥示意四哥去给福伯喂饭，他们三个还跪在地上。

四哥拿着针管，往福伯嘴里塞。福伯上牙咬着下嘴唇，坚决不松口。

三哥说：“爹，俺们不急着出门，我盖房子的钱早都攒够了。”

大哥二哥朝三哥狠狠瞪了一眼。

三哥辩解说：“不是，主要是想着房子盖起来不还得装修，不还得买家具，不得给女方攒彩礼？娥子的性情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急性子，恨不得一天当两天使，都快病死了还要去找活干。”

娥子是三嫂的名字，她和二嫂是梁庄最有名的两个干家子。在家，地里活、家务有一套，出门干活，不管是蹬三轮、卖菜、背砖，都肯下死力气，自己舍不得吃穿，一心攒钱为娃。

大哥说：“都啥时候了，还在想你房子？爹都快没了。”

最后那句话刚出口，几个男人号啕大哭起来。

福伯的呼吸变得急促，脸通红，嘴巴大张着，脖子上的筋高高隆起，像嗓子被什么阻塞住，那口气怎么也出不来。哥哥摸摸福伯的额头，又伸手到被子下面摸摸福伯的身体，站了起来，往外走。大哥他们也赶紧起来跟着出来。

站在院子里，哥哥低声说：“烧得很厉害，这不是好事。他可能也不是不吃，这病，到最后连水都喝不下去，那疼劲儿正常人想象不出来。该准备啥得赶紧准备。”

几个男人又哭起来。

四天四夜，福伯滴水不进。哪怕是在昏迷时刻，牙齿也紧紧咬着嘴唇，粥不喝一口，水不喝一滴。

正月的最后一天，福伯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

全家人齐心协力筹办福伯的丧礼。福伯的所有子孙，闺女儿子、女婿儿媳，外孙里孙，曾外孙曾里孙，共五十五人，全部回到梁庄。

福伯就埋在村头的自留地里。他在那块地里劳作了一辈子。他和福婶，一左一右，护在“老党委”两旁。在另一个世界，福伯仍做着妈妈的好儿子。

烧完“头七”的纸，福伯的子孙们，背着行囊，离开梁庄。

[1]万敏：2008年，万敏怀揣一百万现金，从服装批发转入服装成衣制作行业，他说：“我不是想做生意，我是想要干一番事业。”见《出梁庄记》第七章“南方”中“干事业”一节。

[2]老党委：见《出梁庄记》第九章“梁庄的春节”中“老党委”一节。

第五章　生死之谜

在村庄里，所有的死亡都是死亡，也都是再生。

但是，的确，又是真实的死亡。

所有的仪式，所有的事物，包括那些在冷冽的天空中闪闪发亮的黑色乌鸦，都在告诉你，你的亲人已经去世。

这时，纪念才真正开始。遗忘也真正开始。

五奶奶上街去理发

五奶奶坐在孙女的粉红小电车后面，上街去理发。

她穿着她最爱的碎花上衣、黑绸裤子、平底红布鞋，头发梳得服服帖帖，脸洗得干干净净。孙女晶子头发齐眉披肩，隐约露出黑葡萄样的眼睛和白里透红的小苹果脸，羞涩中带着爱娇。两个人开开心心往吴镇去。

雨一直下到中午才停。老旧的沥青路湿成黑色，两旁的杂草显得格外精神，叶尖格外挺拔。天是灰色，大片大片的乌云从远空逶迤而来，压在人头顶，云里的水汽很足，好像随时都要滴出雨来。电线杆从远处的庄稼地一路拉过来，一进到镇子的地界，陡然低了、密了，电线贴着房屋、贴着公路，往镇里去。黄嘴小雀、白脖翠鸟，一排排停在电线上，看见人过来，哗啦啦往高空飞，等人走远，又折回来，停在电线上，吱吱喳喳。

粉红小电车从梁庄出发，沿着老公路，一路开过去，经过梁庄的自留地、吴镇最大的回民公墓，再经过一个三岔小路，一个大拐弯，就进入吴镇街上了。

就在这大拐弯的地方，五奶奶遇到了正要回梁庄的我和姐姐。

我们早就看见了她，站在路口，等着小电车开过来。

姐姐扬着手，高声喊道，“五奶奶，五奶奶啊，你这老家伙大清早上哪儿啊？”

晶子眼睛笑得眯眯的，停下电动车，一脚撑着地。她显然是习惯了这样的对话。五奶奶在村里辈分高，谁都可以和她乱开玩笑，她也来者不拒，不论男女老少，都高声逗笑。

“去理个发。你看我这头发，乱得不成样子，都快成疯婆子了。”

五奶奶边说边用手捋着自己油光溜滑的头发。

“没多长啊。”我们走到电车跟前，姐姐抚了抚五奶奶的头发，说，“再坚持半月没问题。”

“我奶是想我英姑了。”晶子轻声说。她说话声音很低、很轻，带着一丝丝取笑的意思。

“想啥想，天天见的。”

晶子又抿着嘴笑。

晶子是五奶奶小儿子光亮的女儿。这是光亮叔和丽婶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宝儿十一岁时在湍水里淹死了。经过几年的身体调养，丽婶又生下晶子。晶子满月，丽婶回到青岛电镀厂，继续打工，五奶奶在家抚养晶子。又隔几年，丽婶在青岛生下阳阳。丽婶停下工作，在青岛照顾阳阳，到阳阳两岁半在当地村庄上幼儿园，才又上班。

晶子和奶奶一直待在梁庄。

五奶奶精心抚养晶子，不让她离开自己半步，到哪儿都随身带着。梁庄小学关闭之后，晶子到镇上读书，五奶奶骑着一个小三轮车，每天往返四趟接晶子上下学。她总是早早赶到校门口，头趴在学校铁栅栏上，巴巴看着。人们眼瞅着五奶奶每日奔忙，腰一年年弯下去，都摇头感叹。大家都懂她的心思。她把人家的宝儿弄丢了，这一个，她是拼上老命也要好好养住。每年春节回来，丽婶都要和五奶奶吵架。丽婶想趁自己在家，好好管教一下晶子。可是，总是她刚一张嘴，五奶奶就鼻涕一把泪一把，抱住晶子，喊着说你要打就打我吧，那情形，好像丽婶是个坏人一样。所以，经常的情况是，春节还没过完，光亮叔、丽婶和阳阳就收拾行李回青岛了。

晶子像影子一样，跟在五奶奶后面慢慢长大。她性情内向，眼睛躲在厚厚的刘海后面，看不出她内心所想，偶尔闪过来的一眼，警惕且淡漠。她从来不去青岛，从小到大，她见到光亮叔和丽婶的时间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一年。

十五岁时，晶子辍学。丽婶让晶子去青岛，和她一起在电镀厂打工，五奶奶说什么也不让晶子去，五奶奶说那厂里有毒，大人没事，小孩子家家的肯定要毒辣坏。丽婶也没有坚持，电镀厂确实污染很大。晶子在镇上一家超市当售货员。每天早晨，五奶奶起床给晶子做饭，晶子吃完去上班，到下班时间，五奶奶早早把饭做好，焐在锅里，等着晶子。

这样，又过了几年。

去年，镇上成立一家新幼儿园，晶子去应聘做生活老师。没想到，竟然应聘上了，更没想到的是，晶子干得非常好。她在家里不爱说话，也不爱笑，可一到幼儿园，她的话就很多，还很温柔。晶子的性格也好，耐心细致，每次吃饭，不管孩子多闹，她都不发脾气，始终笑眯眯的。慢慢地，晶子眼睛里多了一点笑意。有一天，她把头发束了起来，前面的刘海用发卡拢了上去，露出白得发亮的额头。人们惊叹，晶子是个大姑娘了呢。

五奶奶像守得云开见月明一样，有事没事就要让晶子带着她上街。她的理由是她走不动了，非得有人带着，可所有人都知道，五奶奶是开心。祖孙俩经常骑着这辆粉红小电车，在吴镇街上一路招摇过去。

“走吧，跟我一起，先到你英姑家去玩玩吧。”

于是，我和姐姐又回转身，跟在粉红小电车后面，往吴镇街上走。

英姑住在吴镇老街里面。这里和街面上简直有时空错位的感觉。街面上，街道光滑宽阔，高楼林立，一派工业发达、人间喧嚣之景象。街里面，道路狭窄弯曲，两边房子多是红砖瓦房，独门小院，院门里面总有枣树、梨树、樱桃树斜逸出来，或有几株高大的月季爬出墙头。这里人声寂静，时间久远缓慢，不值一提。也有新起的楼房，在街道角落你挤我抗，单薄简陋，透着股寒酸，和街面上的楼房相差很远，甚至不及那些独家小院看着殷实富足。

英姑，五奶奶的小女儿。她嫁给了吴镇老门老户的一家人，那家人好到极致，就是穷。英姑要强，早年和丈夫一起出去打工，拼死挣钱，起了一座两层楼房。这几年，丈夫生病，两个孩子要上初中，英姑夫妇就从广州回来，一个打零工，一个在镇上超市当服务员。尽管这样，英姑仍然从牙缝里挤钱，把荒废的后院收拾出来，要加盖两层楼房。去年我回来的时候，她正在盖房。院子里狼藉满地，英姑一边指挥老公干活，提泥拎砖，一边还和我说话，一刻也不停下。年轻时俏丽、活泼的英姑变成一个泼辣、能干的家庭主心骨。

英姑的房子就卡在那些破败的楼房中间，一个碉堡的形状，却更显简陋。

还没到门口，晶子就高声喊：“英姑，奶奶来了。”

只听院子里一声“哎”，英姑扎着两手，用脚推开铁栅门，高声笑着说：“妈，我就想着该来了。”

看到我们也站在后面，英姑惊喜地叫着：“哎啊，梅子，小清，你们也来了啊，快，快，赶紧进屋。”

一个水泥抹平的大院子。英姑正在垒一个花坛，砖围了一半。

英姑边打招呼边洗手，又风风火火进到厨房，找杯子，找茶叶，给我们倒茶。

从这个院子可以看出这个家盖得不容易。楼的主体已经有些斑驳，去年盖的偏屋仍然崭新，院子也是一边崭新光滑，另一边坑坑洼洼，好像新旧两块布硬拼在一起。

“你姑夫不在家，到北京了。秀中今早上不在了。[1]你姑夫是秀中的堂叔，不出五服，秀中他爹早就不在了，出恁大的事，他们族里人说让你姑夫去照应一下。看咋处理。”

“秀中死了？不可能，他才几岁？”

我的心突然颤抖了一下，头也跟着有些眩晕，人像失重了一样。

“你们不知道啊？”英姑惊讶地看着我们，说，“镇上人们都传疯了。他不是在顺义有块地吗？七月份，想着疫情也差不多过去了，就招呼施工队盖房，他是早就想盖个培训基地。他这些年培训可没少赚钱，一直想扩张，又舍不得停下生意。现在疫情，也没工可开了，他就想着把那一片老房子扒了，重新规划，盖个更大、设施也更全的。盖就盖吧，他天天在那儿跟着忙，又是监工，又是检查，一刻也不离开，你不知道他那毛病，谁都不放心，老怀疑别人干得不好。今儿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工人在砌墙，他非要站到墙上看墙体直不直，结果，一面墙整个塌下去，人就没了。别人都没上，就他自己上去。”

我无法相信。我和秀中是初中同学。当年因为家庭贫穷，高中上了一年就辍学出门打工，之后好多年没见面，但他一直活在大家的传闻里——吴镇第一个千万富翁，生意做得非常大。2012年，我去顺义那边参观他的厂房，听他谈和北理工教授团队合作的项目，我感受到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民间企业家，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当时还有另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尽管早已脱离贫困，骨子里，他还是吴镇那个贫苦的孩子。

秀中熬过了歧视，熬过了贫穷，熬过了创业时期的艰难，最后，却倒在了那面墙下。凡事亲力亲为，这是他的信念。他不是不信任别人，他只是更相信自己。他的前半生都在和周围环境博弈，他被贫穷弄怕了，不允许自己浪费，不允许家人浪费，更不允许别人浪费。那一分一毫，都有他的血泪和汗水。

英姑为我们倒上茶，坐下来，说：“也是可惜，虽说我和你姑夫没沾上他一点儿光，可人家回来，也都会过来坐坐，有礼有貌的。早些年欺负过他们孤儿寡母的那些人也都往他跟前凑，秀中根本都不理。他记仇。他给你姑夫说，不是他爹的坟还在这儿，他妈有时想回来，他是到死都不想回吴镇来。”

“不想回来？再不想回来，不还是吴镇人？人都是命。命里有啥，就是啥，没啥，求也求不来。”五奶奶感叹道。

“说起来命，五奶奶，你们家那时候可是地主，有百十亩地，你也算大小姐出身，咋能嫁到梁庄？五爷家是多穷的人家啊。”

姐姐看着五奶奶，悠悠地说。

地主家的大小姐？我惊住了，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我盯着眼前的五奶奶，面容黝黑、身材矮小、终生操劳的五奶奶，想不到她还有这样的身世。

“哈，可是穷，你都不知道你五爷家那时候有多穷。不过我家说是地主，不愁吃穿，也都得干活。我们姊妹多，兄弟们都上学，女子们在家干活。我是女子里的老大，天天做不完的饭，洗不完的衣服。大冬天在坑塘里洗红薯，一筐一筐洗，手上全是冻疮。那百十亩地是俺爷俺爹两辈人一点点抠出来的，根本没想着享受。地里还请有人，家里所有家务活全是自己干。我老娘身体不好，生完小妹几乎瘫了，成天躺在床上。我两个嫂子也都天天干活。那时候不像现在，上街买个衣裳穿穿，都是自己缝。我嫂子熬夜缝衣服都快把眼睛缝瞎了。我出婆家时，我娘说，俺们家男子女子都一样，咱这仨女子都得有一份。意思是得给我陪嫁好一点，说是说，有啥，最后啥也没了。”

“那你家最富的时候是啥样子？”

“啥样子？养家丁、盖碉堡。那时候咱们这一片不太平，土匪多哩很，挨个村扫荡，说是比过老日还厉害，有钱人家都养家丁、盖碉堡，没钱人家会凑点小钱送给大户。俺们家光那个碉堡就盖了一年时间。不过，那个碉堡也没咋用，一解放，啥也没了。我爹提前交了地，在村里人缘也好，选地主时没选住他，家财没被分，保住了一条命，还保住了几亩地。”

“还是不一样。”英姑说，“我仨舅都考上个学，都是吃国家饭的，我老表们也都跟着在城里上班，当干部，我仨姨都是农民，俩姨嫁到甘肃那边，我妈一辈子也没见几次。前几年，城里的俩舅不在了，到年下，我大哥们到城里走亲戚，你想，是舅家，不能说舅死了，外甥就不去了。吃完饭，我大舅儿子说，你看，你舅也不在了，以后就不麻烦了，咱老表们不用走了。意思是这亲戚不再走动了。我大哥回来气得不行，他爱讲个礼数，说，我要也是在城里上班，是哪个局的领导，你看他们会不会说这话？我说，哥你说的可是，谁叫你是个老农民哩，还是有阶层差距。我哥还气，说，无论如何，你这个亲大姑还活着，等你这个亲姑也死了，你再说断了这门亲戚也行，也太没人情了。”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件事了。看来，五奶奶一家为这个事情非常生气。

“说那干啥。”五奶奶在一旁说，“人咋活都是一辈子，他们也都五六十了，都累成啥了，不走动算了。姑是外人，走不走没那么多讲究。”

“我就不愿意，凭啥亲姑还在，亲戚就不走了？小时候哪个老表没在梁庄住过？天天姑前姑后喊，多亲啊。当官了，日子过得好了，看不起这当农民的姑家了。再说，无非就春节多吃一顿饭的不是，就这都不想管。”

英姑是火暴脾气，性子刚烈、直爽，和五奶奶的豁达、宽容刚好相反。

“梅子，你看你英姑，就是爱计较，计较那干啥，别人过啥样，那是别人，咱过成啥样，是咱自己，天天和别人比，累死。都是一天三顿饭，到头都两腿一蹬，谁又比谁强，你说是不是？”

五奶奶眼睛跟着手脚不停的英姑转，嘴里一边唠叨。她的小女儿，虽然已经五十岁了，她仍然不放心她。

五奶奶又说到别人，人名我都不知道，应该是英姑婆家的事情，宗旨是让英姑宽心，别想太多。英姑带听不听的，说到急处，差点要蹦起来。

五奶奶看英姑急起来，就站起来，说：“哎呀得走了，还得去剪头呢。”

“走啥走。”英姑把五奶奶按住，也把姐姐按到椅子里，说，“再一会儿天都黑了，梅子、小清，你们都在这儿吃饭，晶子，你到厨房去，那有早上刚买的菜，你择择。”

“那不行，我得走，我还要到梁安那儿去看看。”

“我奶每次上街都要转几个圈儿。”晶子在一旁捂着嘴笑。

“梁安好好的，你去干啥？”

“咋了，我是他奶奶，去看看他，还多余了？”

“不是，梁安现在好好的，啥事没有，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回梁庄吃饭，她这一天不见就非要去。”

天刮起小风，不一会儿，又下起了蒙蒙细雨。晶子带着五奶奶，五奶奶在后面，直着身子，用手拢住晶子随风乱飞的长发，祖孙俩骑着小电车，小心翼翼地在吴镇的街上穿行。每碰到一个熟人，五奶奶就让晶子停车，和人家聊两句，边聊边拿眼睛看路过的人，一不留神，又看见一个熟人，五奶奶就把身子挪过去，又和那人聊起天来。

那一条街约有两百米长，五奶奶和晶子骑了快三十分钟。聊了五六个熟人，进了两家药房、一家诊所、一家超市。她出来时，手都空空的。

从这条主路出去，往北面去，离路有五百米远的地方，一片庄稼地中，孤零零地竖着几栋楼房，其中一栋楼上写着“帝景豪宅”四个巨字。从主路下去，新修了一条路，路两旁已经开始有小摊小贩在卖菜、冷饮、百货等各种东西了。

这是目前为止，吴镇最成规模的商业住宅区。之前所谓的公寓房，多是村民把自家宅基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建造成高层楼卖给其他人，这样的房子全是小产权（就现在而言，其实是无产权）。这些房子一般卖给本地那些较穷且信息闭塞的人，那些在外面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对这样的房子并不青睐，他们知道产权的重要性，会去买帝景豪宅的房子，虽然价格要远高于那些小产权房子。

梁安的装修灯饰店就开在一层的底商。透过落地大玻璃窗，正看到梁安老婆小丽。她坐在中间的招待台后面，俯身和两个孩子说话。

整个房间明亮简洁，灰色大理石地面干净光滑，墙上按照类别，挂着灯具、插板、地板砖等各种家装所需的材料样品。

一看到我们，小丽赶紧迎出来，亲亲热热地叫着奶奶，又叫我们姐姐。两个孩子从招待台后面跑出来，倚在五奶奶身边，好奇地看着我们。

那个小男孩，十来岁的样子，戴着眼镜，文文静静。

这难道是点点？2012年，在北京顺义姚庄村，那个在妈妈怀里笑到眼睛眯成一条缝、胖胖黑黑的小子？

“点点，这是你清姑，快叫，天天在家念叨，来了你又不叫了。”

小丽把点点往我这边推，点点使劲往后退。小丽笑起来，抬起头来，一脸发愁，很严肃地说：“这孩子，不大方，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到人场上就不会说话了，天天教都教不会。我经常给他俩讲你的故事，说你清姑可厉害了，将来到北京去找你。你看，这一见面就不会说话了。”

她看着我们，咽了一口唾沫，手扶着点点的肩膀，好像有一肚子的话和我们说。

“梁安到城里干活去了。”

“疫情期间还有活儿？”

“哪有？少多了。我都要愁死了。这是疫情前留的工程尾巴，客户催得急，今天只好去了。不过梁安干活好，人们信任他，口口相传，昨个说有客户给他打电话，要约着看装修。”

“有活干就行，给梁安说，别让他挑，人家说啥就是啥，咱是给人家干活哩。”

“奶，他回来你和他说，我说不过他。小丽又转过脸来对我们说，你不知道，梁安老挑活，嫌人家不懂装修，说话不客气，品味差，有好多活干一半硬不去干了，可熬煎人。”

灯饰店门前的路还没有修好，人们蹦着跳着过一个个洼地，一不小心脚就落到水里，路对面是超市后门，装满货的小车来来回回，非常忙碌。

我问梁安在这个小区有没有活干，小丽说：“你不知道，可难，都是老乡，觉得为装修花钱不值当，有的是答应得好，让掏钱时不掏了，成天得打嘴官司，有些活，梁安一和那人打交道，就不接了。”

五奶奶在一旁说：“不接也好，乡里乡亲，说多说少，都觉得你赚可多。”

“那可是，就是生意就差了可多。这俩娃今年上网课，又买了电脑、手机，哪都要钱。我天天盯着他们俩上课。”

“可别说盯了，别把娃们逼出问题来了，叫他们多玩一会儿。”

五奶奶抱着自己的小曾孙女，又对点点说：“明天中午记着回家啊，你爷在家给你们煮牛皮吃呢。”

我们和小丽又聊到了孩子教育的问题。小丽急切地给我们述说着她如何管理两个孩子的学习，说到疫情期间，为这和龙叔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冲突。我正好奇是怎么回事，五奶奶喊着说：“梅子、小清，走，可得理发去，小丽，记得明晌午回去啊。”

小丽笑着说：“知道了，知道了，好像几百年没回去一样，你孙子曾孙子昨个儿不才在家吗？”

我们和小丽另约了时间，到时专门找她聊天，和五奶奶一起出了店，往吴镇主路上走。

天已近黄昏。风停了，雨也住了，灰蓝、火红的云彩在西天边急速地变幻，像是在和它们后面的太阳捉迷藏，一会儿乌云遮住太阳，一会儿太阳闪出重重包围，发出灿烂的光柱，好像邀请地面的人们沿着这光柱往天上去。遥远的地平线上，隆隆的雷声不断传来，风正搅着乌云，一团团巨大的漩涡飞滚，吞吐着一切。

吴镇这边，天空寥阔，凉爽清新。喧嚣了一天的吴镇开始安静下来。路面变得宽阔，行人稀少，一家家店铺像是经历了一场美满幸福的旅程，疲惫而满足。锦丽理发店门口那个霓虹灯，就显得太过艳丽了。

只有一个理发师。五奶奶让晶子先理，她站在一旁，督促晶子把刘海剪短，露出额头和眼睛，把后面的长发也修短一些。五奶奶又是指挥理发师，又是啰嗦晶子。晶子一句话也没反抗，乖乖地坐在椅子上接受理发师和奶奶的摆布。透过镜子，我看到晶子画着浓浓的眼线，眼线从她黑眼睛的尾部直飞出来，很夸张，两只耳朵各打三个连排的耳洞。她坐在那里，似乎一点没反抗五奶奶，可又根本什么也没听见。

理发师把晶子的头发吹好，把脖子上的碎屑弹掉，晶子还没从椅子上站起来，身后的五奶奶噌地拿起晶子的包、电动车钥匙，就往门口走。

理发师说：“奶奶该你了，快得很。”

五奶奶往门口退了几步，捋捋自己稀疏却光洁的头发说：“我一个老婆子，有啥可剪的，回家自己把头发梢剪一下就行了。”

她呵呵笑起来，耍赖般地把住理发店的门，防止人来拉她。她的神情透露出，她一早就不打算理，她只是哄着晶子，让晶子理发，让晶子陪她在街上转一圈儿。

“走，晶子，咱们赶紧回去，一会儿阳阳该放学了。”[2]

阳阳，光亮叔的小儿子，那个在青岛乡下孤独长大的孩子，2000∶1的1。十二岁时，他从青岛的那个乡下学校，转到吴镇初中读书。光亮叔和丽婶留在青岛的那个电镀厂，继续打工。

粉红小电车载着祖孙两人，往吴镇北头那个大拐弯方向去。一过那个大拐弯，就能看到梁庄了。[3]

12

明太爷决心自杀[4]

明太爷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

他生时拥有鲜明的性格，爱憎分明、喜怒无常，死时，却连死亡的原因都说不清道不明。他生时强烈反对老婆信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信那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喜欢周遭人议论。死时，不但尸体不能完整，还遭无数人围观，成为本埠新闻中的恐怖事件。

“你明太爷去世前十来天，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头。”明太爷最小的弟弟老六说。那天是他们母亲的祭日，按照惯例，兄弟几个会回到梁庄，上坟烧纸。一家六个兄弟平时很少来往，只有在这一天才各自回去，烧纸、磕头、聊会儿天，再散去。一辈子兄弟，早年积下各种矛盾，后来慢慢老去，都有儿有孙，忙碌不堪，也就每年坟前这一个小时见面，矛盾倒是淡了，但兄弟情分也跟着淡了。

明太爷是老大。每年都是他回去最早，拔拔坟上的草，拢拢坟，清理一下周边，然后等着大家。可是，这一天，等到快十二点，还不见他回来。老六在穰县上班，路过吴镇时还想着叫上大哥，但又觉得自己回来太晚，大哥肯定早已回来，就没有去叫。

明太爷平常就待在吴镇自己的那栋破楼房里，不到北京的闺女和儿子家，也不回梁庄闲逛，更不在吴镇街上串门。他老婆灵兰大奶奶倒是自由自在，闺女儿子家住住，隔一段时间回吴镇，跟着那些宣传信主的到处传教。别看已经将近七十岁，她的嗓子还很好，唱起赞美诗来热情感人，教会的人特别喜欢带她一起出去。

唯一的变化是，明太爷不再干涉灵兰大奶奶的事情了。像两个搭伙过日子的陌生人，各过各的，倒也相安无事。

兄弟们等了又等，电话也没人接，觉得不太对，就打电话给灵兰大奶奶。大奶奶正在乡下一个教会姐妹家参加祷告，接通电话，匆忙说了两句，说明太爷在家，可能是在睡觉，他最近心情不好，成天躺在床上不起来。说完就挂了电话。

等到十二点半，还不见明太爷过来。于是，老六开车，载着老三、老四，往吴镇赶。明太爷的房子在吴镇北头的内街里，偏僻荒凉，门口长着深草，墙上还挂着一个破旧的自行车轮胎。明太爷年轻时在部队当的是修理兵，会开车、修车，一把好手艺。

门外面没锁，往里推，里面插着门。

兄弟三个在外面叫了一阵子，没人应声，又使劲拍门、踢门，里面一直没有声响。他们有点慌了，赶紧打110。

警车呼啸而来，把周围的人都惊了过来。警察在门口叫了明太爷，说再不开门就叫消防队过来锯门了。

过了好一会儿，门从里面开了。明太爷头发蓬乱，满脸都是怒气，用手撑着门，嘴里骂着：“哪个狗日的要锯我门？你们欺负我欺负惯了，跑到家门口了？”

明太爷身上有很大的酒味，隔老远就能闻到。

老六说：“大哥你咋今儿忘了到坟上了？”

明太爷说：“到坟上干啥？都死了多少年了？活着不孝顺死了都装啥？你真稀罕妈你会让她把腿锯了？”

老六气得扭头就走。当年明太爷母亲得了脉管炎，右腿完全坏了。医生说做手术就得锯腿，但不是一定就能活更长时间，和保守治疗活的时间差不多，不过老人就不必受罪了。其他姊妹都同意保守治疗，只有老六坚持带着老太太到郑州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结果，老太太连手术台都没下来。

“不过，”老六告诉我说，“气归气，当时你明太爷看着精神状态就很差，整个人瘦得不像样子。但是，谁也想不到十几天以后会发生那样的事情，而更离奇的是，那天晚上刚好灵兰大奶奶就没在家。”

老六这样说并没有指控的意思，只是生气。他们兄弟和自己大嫂的关系一直不好，多年来几乎没什么来往。不是因为她和明太爷的关系不好，也不是彼此间有什么具体矛盾，而是，在梁庄村，好像没谁和灵兰大奶奶关系有多好。她活跃在另一空间，是梁庄人不熟悉、也不屑于熟悉的空间。

2017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老六从穰县回来，十几天前见到大哥那样子，他有些不放心。他知道明太爷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为南水北调补偿款的事情生气。明太爷没事就到乡政府门口，点着新来的乡党委书记的名字，提着梁庄的村长、村支书的名字，骂天骂地。人们远远站着，听一会儿，也就走了。这场景实在是太熟悉了。这几十年来，明太爷不是为这事儿，就是为那事儿，到乡政府去吵闹、去论理。政府院子里的人也像没听见一样，该干啥干啥，任由他骂一阵，让他解解气，然后，找个熟人，把他拉走。没人听出明太爷的言语比往常更加激烈、更加愤怒。

明太爷家的门仍然关着，里面上着锁。老六在门口喊了一阵子，里面没人应声。又去问邻居，邻居说这几天都没怎么见明太爷出来，就有一次，是到旁边小卖部那家买酒。

老六给灵兰大奶奶打电话，大奶奶已经下乡了。她星期天最忙，上午在教堂做礼拜，要带大家唱赞美诗，还负责一些杂务，下午要到早已约好的姊妹家做祈祷，有时一连去几家。

老六又给妹妹香子打电话，她离明太爷住得最近。香子说昨天大嫂就打电话叫她过去看看哥，她不想过去，去了他光骂人，逮住谁骂谁，把人气得不行。

老六又去叫门，门里面还没人应声。老六在门口转悠一阵，踢一阵门，里面一直没人应。于是，又打了110。

110呼啸而来，围着门又叫一阵，不管是威胁还是恐吓，里面一直很安静。于是，消防队又过来，开始锯门。

明太爷家的门是厚实木的，是他年轻时跑运输从山里拉回来的，特别结实。

警察一进房间里，就叫喊起来，让人们退开，开始拉警戒线。后面围观的人越发往前拥，有人透过缝隙看到里面的情况，惊叫起来。

明太爷头垂着，身子委坐在客厅那张床的床头，赤着脚，脚蜡黄蜡黄，床上的枕头、席子浸的全是血，血都发黑了。

“当时我腿就软了。”老六说，“这是咋回事？好端端一个人。我不相信，我想扒开人群往跟前去，可根本过不去。人们像疯了一样，都挣着往前挤。后来警察硬把人撵出去，说不能破坏现场，只允许一个亲属进来，我就进去了。场面太惨了，我没想到我大哥以这种方式不在了，太惨了。后来，法医、刑警都来了。我听他们在一旁嘀嘀咕咕，说可能是凶杀。我跑过去，抓住警察问，谁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他们很不耐烦。我赶紧也找人，往穰县打电话，让朋友帮忙找县里最好的法医过来。”

法医很快就过来了，警察把明太爷的身体翻过来，发现明太爷脖子上的大动脉被割开了。

明太爷被杀的消息迅速传到梁庄。梁庄人结帮往吴镇跑，边跑边议论谁会杀明太爷。明太爷虽然脾气暴躁，但从不胡乱说话，有一说一，不结暗仇。他在村里还是有正直的名声的。即使他一辈子对灵兰大奶奶胡骂乱打，大家依然多站在明太爷这一边，嘴里感叹明太爷太狭隘，心里想着要是自己媳妇不知道打多少次。

明太爷的尸体已经挪到了客厅正中间，一块白布盖着全身。他的腿蜷曲着，身体呈弓形。因为死亡太长时间，尸体已经僵硬，无法弄直，就只好支在那里，像人在蜷着腿睡觉，头却往前伸着，看着那形状，怪可怕的。

人们随着警察的勘测往后院走。明太爷的楼房是前房后院的结构。前面三间房子，正中间那间房既是客厅，也是一个穿堂，可以穿到后院去。后院荒草满地，艾蒿、灌木长势旺盛，足到人半腰的地方，像在野地里。院子右边拐弯处，放一口老式的大水缸。缸里的半缸水鲜红鲜红。缸沿上有一个小豁口，豁口上有一些血迹。

经过对比，法医有了新发现。明太爷脖子上也有一个伤口，血就是从那儿流出来的。那伤口的形状和豁口的形状基本相符，换句话说，伤口极有可能是这口缸的豁口造成的。

同时，可以确定的是，明太爷死的那天晚上喝了不少酒，一打开门，就能闻到他身上冲天的酒味。

这样一来，明太爷的死就有一个基本完整的推测：那天晚上，明太爷喝醉了酒，睡到半夜，口渴，喝醉的人一般都容易口渴。他就来到缸边，趴在缸沿上，头低下去喝缸里的水，刚好缸这边有一个豁口，把明太爷的动脉给割破了，还流了血。但因为明太爷醉酒，反应较为迟钝，再加上血是慢慢流的，他还有力气回到床上。躺到床上，血还一直流，慢慢人就失去行动能力。他从床上爬起来时，可能已经没了力气，就歪倒在床边。最后，失血过多致死。

老六说：“我听法医给我这样讲，当时我就火了，放你娘的屁，故事也编得太不圆了，哪有那么多‘刚好’？别说那么小的豁口，人很难卡在那儿，除非你自己把脖子伸过去，就是真卡那儿了，咋就直接割住大动脉了？那豁口都多少年了，钝得不行，能割断吗？全是胡扯。我说，我们主张是凶杀，必须立案。人不明不白死了，连个说法都没有，要不然，依你明太爷的脾气，他在棺材里也要出来骂我们这兄弟几个。”

“凶杀”，这个词一说出口，迅速传遍了整个吴镇和梁庄。人们猜测着谁可能是凶手？明太爷的仇人是谁？

明太爷年轻时经常和人发生冲突，邻里关系很一般。明太爷家兄弟多，生活苦，他又是老大，事事出头，和邻里经常有矛盾，一言不合，拳头就上去了。但那些和他发生过矛盾的人如今大部分已经去世，而那些邻居的后代们，和明太爷的弟弟们玩得非常好，根本没在意明太爷这个日渐衰老的老头子。另外，他年轻时长年出车在外，有时也会挂彩回来，但这么多年也没见有谁来这儿寻过仇。还有就是，在吴镇街上，明太爷基本上就是孤家寡人，很少和人交往。修车铺的生意有一搭没一搭的，久而久之，几乎没人登门，所以，不可能是因和客户结怨引起凶杀。

最重要的是，明太爷虽然爱打抱不平，经常到乡政府去胡骂，抨击社会，大骂世风日下。但是，他不结私仇，他骂党委书记，骂村支书，骂所有在政府院子上班的人，听着固然让人不舒服，但大家也并没往心里去，因为骂所有人，等于谁也没骂。再说，没有哪个干部会傻到找他复仇，明太爷还没有重要到那一地步。所以，真要说凶杀，基本上也站不住脚。

又有明白人说，不管说是谁杀的，基本上都不可能。一是明太爷家的门是从里面锁着的，除非有人从后院翻墙进去，可是，警察已经反复检查过了，后院的墙上没有任何新翻动的痕迹；二是即使真是他杀，谁会在脖子上那个方位捅个口，一般不应该是在胸口或心脏上吗？

这时候，又有新的发现，明太爷的枕头下面有几片安定，床头他的大茶杯旁边也有一片，茶杯上还有安定粉末的残留。也就是说，那天晚上，他先是喝醉了酒，睡觉前，还吃了安定。法医说，醉酒本来就神志不清，安定如果发挥作用的话，可能会加重症状，陷入昏睡或迷离状态。这样，他到缸边喝水，当那个小豁口割到他时，他极有可能突然昏迷。这样，头和脖子的重量就完全压在那个豁口上，会加深脖子上的伤口，割破动脉。

这样一说，老六也有些不确定了。他想起当年主张母亲去郑州锯腿的后果、姊妹们对他的埋怨，也就不再坚持。兄弟姐妹几个一商量，说还是等灵兰大奶奶回来再说吧。

傍晚快六点钟时候，灵兰大奶奶回来了。她看见门口围那么多人，脸上的颜色就有点变了，进到屋里，看到明太爷的尸体，扑通一下，直接软了下去。

警察把她拉到一旁，问她前一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她说她住在教会里，明太爷一直吵她，要让她把藏着的酒拿出来，要是不拿，就要打她。她不想让他喝，也不想让他吵她，晚上就到教会住了，星期天一天都在忙。

警察相信了她的话。明太爷和灵兰大奶奶经常吵架，一吵架，灵兰大奶奶就离家出走，或住在教堂，或住在教会姊妹家，这所有人都知道。

灵兰大奶奶坚决反对把明太爷送到县城解剖。她说明太爷活着活得不舒坦，死得也不舒坦，至少，得落个全尸。再说，他两个孩子回来了，要是看见他们父亲成那样子了，怎么能受得了啊。

明太爷的案子就这样结了。明太爷折腾一辈子了，就让他安安生生下葬吧。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想通了。明太爷最小的弟弟老六就一直想不通。

他说：“你不知道，你明太爷最后几年有抑郁倾向，他嫌丢人，不想让别人知道，每次到穰县来，都是我带他去开点药，他也带吃不吃的。你都知道，他最后几年和原来不一样得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原先多活跃一个人，到最后，谁都不见，我打电话也经常不接。一说就说社会不好，看不惯歪风邪气，连看个新闻都把他气得要摔盘子摔碗。不知道他在想啥。你明太爷啥习惯你不知道？酒一喝美，倒头就睡。不管外面多大风多大浪，他啥都听不见。他后来为啥酗酒，也是因为睡不着。你说，你都喝醉了，倒头睡了就行，你吃啥安定？我都不敢想。”

我也不敢想。我不能认同老六的推测。我不愿相信，那样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多少人劝都拉不回来的一匹野马，怎么可能自己去做自残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明太爷还是那个和我父亲彻夜长坐、沉默不语的中年人：漫漫冬夜，他们坐在堂屋的角落，守着一个燃烧的大树根，身体缩着，手伸向火。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彼此的慰藉是什么，我一直都很好奇。我是多么希望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大人，能感受到他们沉默中的交流。

如今，两个人都去了。父亲不用穿过半条街去找明太爷了。有时父亲担心找不到人，早晨五点多就起来去敲门，让他躲无可躲。明太爷也不必再承受朋友离世的伤心。明太爷在看到父亲棺材时那一刹那的苍白，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突然意识到的分离和悲伤，是无所依靠，是两个相伴多年、已经成为彼此一部分的伙伴一下子被割裂开，那疼痛是直接且致命的。

但愿这两个好朋友，能在另一个空间找到彼此。

灵兰大奶奶

我们先是去明太爷家里找灵兰大奶奶。

原来长满荒草的门前被石灰抹平，干净整洁，门口两旁，一边放一个大花盆，花盆里种着冬青。铝合金的卷闸门半卷着，里面是一个钢化玻璃的大门，门上上着锁。透过玻璃往里面看，太阳正反光，什么也看不清楚。

站在一旁的邻居说：“你们去教会找，她肯定在教会。”

沿着内街的路向西走，不到一百米，就到镇西头的那条老公路，过老公路，过路边的几家楼房，田地旁边，一栋崭新的、长方形的两层楼出现在视野里。

这是吴镇2018年新盖的教堂。一层是个大厅，足有三百平方米之大，大厅左边尽头有三间房，房子里坐着几个人。看到我们四处张望，一个年龄约七十岁左右的妇女走出来，笑眯眯地问我们干什么，我们说找灵兰大奶奶，她说她这会儿在一个姊妹家，一会儿要去接长老。我们说那就在这儿等着，她说，那我带你们上去看看。

霞子盯着那位妇女笑，说：“吴阿姨你不认识我了啊，我是霞子啊，见天从你们门口过，给你打招呼。”

“哎啊，是霞子老师啊，你来教堂了，来了好啊，来了好，没事要多来来。”

吴阿姨上前拉住霞子的手，一边带我们往大厅右边的楼梯走。

霞子说：“吴叔还好吧？”她扭过头对我说：“吴叔原来是咱吴镇镇北的老支书，人可好。”

吴阿姨说：“好，好，他好着呢。”

二楼设施也非常简单，左边是一个稍高一点的台子，台子背墙上挂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前面一个布道桌，右边一直延伸到房间尽头，是一排排红色的长椅和长桌。几个老年妇人正围在一起唱赞美诗，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些简单的食物。

吴阿姨说：“她们是上午听完布道，还想听下午的，家太远，来一趟不容易，就不回去了。”

吴阿姨殷切地看着我们，说：“福音听着可美，你忙归忙，若心里接受了，虽然学校里有事、还有工作，但有时间就再过来。”

吴阿姨始终带着微笑，她看我们的神情，就像看迷途的羔羊，充满慈爱和惋惜。

这时，灵兰大奶奶打过来电话，说她要在家等长老，让我们先去她家。

楼下门口已经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了。骑着电动车、自行车，也有三轮车拉着几个人过来。大部分都还是女性。

灵兰大奶奶就站在门口等我们。看到我们过去，赶紧迎上来，一一辨认：“啊，哟，我看我认得不认得，报上名来。小清、毅志、霞子，我还认得，大像还在，来，来，赶紧进屋来。”

她一边让我们进屋，一边回头问我们：“你们都信耶稣不信？”

霞子打着哈哈，说：“有时也念念《圣经》。就是太忙。”

我已经至少三十年没见过灵兰大奶奶了。在村庄时，明太爷经常来我家，一坐就是一天，灵兰大奶奶从来没去找过他。我听父亲说过，他们感情不好，灵兰大奶奶好跑，一天到晚跑着唱诗，信主，明太爷对她意见很大。

眼前的灵兰大奶奶穿一件半长的暗红格呢子大衣，瘦腿黑牛仔裤，红运动鞋，头发拢在后面扎了起来。整个人看起来面容光洁闪亮，神情愉悦，步伐轻快，根本看不出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

走进房屋，我吃了一惊。

房子完全变样了。前院和后院全部封闭了起来，整座院落变成了一个几室几厅的公寓房的形式。淡黄色的大理石地板，枝形水晶吊灯，灰白色的布艺沙发，一个十字绣的十字架挂在客厅的正墙上，红色的十字架，白色的底，四周玫瑰环绕。前院的门和窗都是钢化玻璃，中午的阳光充分地照射进来，整个房间明亮温暖。灵兰大奶奶引着我们往客厅后面走，后院的位置盖了三间房：两间卧室、一间厨房，都非常整洁、有序，很有家的感觉。

几年前和父亲一起来找明太爷，明太爷刚一打开他的实木大门，一股子霉味就扑上来。客厅里昏暗破败，堆满他修理自行车用的各种工具、材料，角落里放一张小小的行军床，蚊虫绕着人的头顶盘旋不已。往后望去，后院长满荒草，蚊子密密麻麻，快成一片黑色了。据老六的叙述，明太爷去世时的房间也是如此。

“灵兰大奶奶，这房子是啥时候修的？真好啊。”

“啥时候？你明太爷2017年5月走的，人埋完，俩娃都要回北京上班，走时儿子说，妈，把这房子修修吧，不然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说行。我一个人住也真是有些头皮发麻。”

“那你为啥不去北京？”

“我不想去。我去给他们照顾娃的那几年，真是住够了，见天上楼下楼，到处都是楼，看着头晕。你看这多美，出来就是地面。到教会也方便，闲的时候还能到小广场那儿锻炼锻炼身体。我啥都不缺啊，闺女儿子成天打电话问我，要不要钱。我有养老保险，还有早年民办老师那个钱，都够了。都是神的旨意。”

“这房子修修得多少钱？”

“我不知道。儿子不让我管，说你啥都别管。我就给工人倒个茶，到七月份就修好了。”

“那咋明太爷在的时候不修呢？”

“你敢动他东西？他啥都不让人动。儿子早就说要修房子，原来那房子多破啊，院子的草都长到腰那儿了。他不让动，儿子就不管了。他和儿子不对付，他这个人和谁都不对付。他要是让动，那口破缸早就扔了，就不会出那个事儿了。你说，那有啥用？他就是犟。”

“明太爷到最后到底是为啥的？”

具体事是为南水北调的河道占地赔偿。一个人两万多。儿子儿媳都不在家，你明太爷去找村支书，当时的村支书说，谁不知道你们儿媳妇和儿子？没事儿，不用回，到时肯定会有。可是，真要分地时，要看户口本，一看，没儿媳妇和孙子的，你明太爷赶紧往北京打电话，让他们回来办。耽耽误误，快一个月才办好。可拿去了，说有个土政策，寒露前交户口本的，能分到钱，寒露后就没了。你明太爷气得浑身发抖，当时就连骂几天。也没人管。

自那以后，他就成天睡觉，不出门，只没酒时出去一下，再不是大中午跑到梁庄，跑到乡政府门口骂一圈儿人，回来接着喝，接着睡。就为这回事。成天喝得鸡不认得鸭子。他这个人，谁都劝不了。本身就厌社会，啥都不满意。我嘴里没说，心里说，现在领导人带着大家奔小康呢，缺你啥了？这都持续有月把时间，我要是说一句，他就又蹦又跳的。我看着不对头，想着再不管那能喝死。那天上午，我把酒藏到一个篮子里。到下午，他上楼来找我，说我酒呢。声音可大，吓人得不行。我说没酒了，你就别喝了。他说我知道有，你赶紧拿给我。他逼着我，让我拿，我只好拿给他。他说你给我做点饭，赶紧去教会吧。他这点是早就改正了，他让我去教会，早晚有事，他都让我去。我把饭做做，他躺在床上不起来，说你把饭盛一碗放在小桌上。我说行。他说你走时把门关上，我说关门干啥？我心里想着是不关门，说不定有人来给他岔一下。谁知道他扑腾一下从床上起来，把凳子一踢，跑到我面前，说，你成天……！他扎着两只手，想打我，我吓得不得了。赶紧跑出去。

我也气得不行。那天练圣剧，要排、跳舞、演剧。到七八点钟，我给教会看门的会子说，我今晚上不回去了，你把门反销上，省得他来闹我。可我心里还不放心，我给你明太爷的妹子打电话，说你来给他岔一下，他不听我的。谁知道他妹妹说，我不去，他又不听我哩。你看，可是他亲妹子，都不想理他。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又到小卖部拿了两瓶酒。我以前给他说过，你要喝，我也没办法，耶稣可以保佑你，你也祈祷一下，我到神面前也祈祷你平安。他说，我不，我在党旗下宣誓过。那天晚上，啥事没有，我心里很平安，我要是心里着急我肯定就回来了，也就不会出这个事儿了。第二天，我们就出去了，演剧、唱经。

下午四五点钟我回来，一看家门口到处都是人，我吓得腿发软，心想着肯定是出事了。到屋里一看，人已经躺在地上，身子还是弯的，床上到处都是血啊，枕头上、席上，全是血，都变成黑的了。法医说是那个烂缸扎住他了，血流完死了。我魂都上天了。他们说赶紧给俩娃儿打电话，叫他们回来，我连电话都拨不成。再咋样，是一家人啊，我也不想他走啊……我这一生，到他这儿算是把罪遭完了。他这个人是没一点歪门邪道，他要是会点这个，也会活套点，他就死不了。人算是都让他得罪完了。以前想着他只是脾气暴，后来这十几年，发现不是这样子。他是啥都看不惯。那年汶川地震，大家都哭得不行，他也哭，非要跑到邮局捐钱。捐就捐吧，又跑到乡政府骂人，说人家草菅人命，你说，四川的事儿，和人家啥关系。你是个啥，你非要管？一喝酒就胡骂。街上都是回民，都老老实实生活，你凭啥？连乡政府才来的书记他都提名道姓骂人家。他不怕事儿，人家越拦他，他骂得越凶。厌社会得很啊，对党对社会，都不满。成天说我是党员我得说，这社会都成啥了，都不管。他气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你说，你说说也行，骂骂也算了，你把自己气成那样干啥？

后来想想，也有预兆。他死前头两天的下午，我正在做饭，他说你上去休息吧，我刚上去，就听见有人说话，我一看没人，就觉得很奇怪。再往前一个星期，街北头死人了，我在楼上，他出去在门口邻居家聊天，我不爱去。我八点多都睡了，九点多，突然听见有人喊，大姐大姐，是我妹的声音，我一开窗户，没见人。咱也没经见过，没当一回事。现在想想，可能就是叫他走哩。

他人是好人，就是偏执，醒不过劲儿。在北京，我去教堂，他也跟着我参加过祈祷。我心里可平安。一遇见事儿，譬如国家大事，谁贪污受贿了，家庭小事，谁不孝敬老人了，他都气。后来，他贵贱不信了。最后，那段时间，主要就是为河道这个事儿。咱们村里处理这些事也真不像话，咱有媳妇和孙儿，这都是事实，所有人都知道。需要户口，我们补办就是了，你非要卡在寒露前把户口办好，寒露后就不给你了。这是啥道理？你明太爷想不开，就一直气。你想，以前不为啥事，他都气，现在，是自己事儿，他更气了。你说，那钱算啥，他现在真缺钱？命都没了，你要钱干啥？谁也救不了他。我们信耶稣，是个人的救主，爹妈不信也不行，信主的得永生。其实他人也不坏，重活也不让我干，就是脾气坏，年轻时打架，把我头发拽掉了，我现在那一片还没头发。他骂我，我也骂他，成天吵啊，我见他我都吓得浑身发抖。后来，我不和他过了。你们不知道，我们俩手续都清了，三十九岁时，我们都离婚了。我回娘家不到半年时间，他又去找我。为了娃们，也怕别人再给我找婆家，太丢人，我又回来了，不过手续一直没再办，想着太丢人了。一辈子，就在他这儿担心受怕。我在我娘家里，就是家里咋穷，我爹妈都稀罕我得不行，从来没给我提过高腔。

灵兰大奶奶神情非常激动，说到伤心处，全身发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稍微平静了一下，她站起来，给我们倒茶，让我们吃爆米花。

这时候，她的手机响了，长老到了。

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迎接长老。长老是个微胖的年轻人，看起来非常和蔼。

我们说要告辞。灵兰大奶奶说：“不急，既然都在我这儿，那就祷告一下，祷告一下再走。”

灵兰大奶奶站到客厅前的十字架前，喊着我们：“小清、霞子、毅志，赶紧都过来，都过来。”

她给大家相互介绍，说：“小清在北京教书，可聪明吧，毅志也是医生，霞子是老师，也爱读《圣经》，都可好了。这是咱们今天请的长老，神学院毕业的。讲得可好。”

她又恢复了愉悦、轻快的神情，让大家站定，带头唱起来，声音清亮纯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她环顾大家，说：“把眼睛都闭上啊，耶稣爱你们，我也爱你们。”

她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携带着某种奇怪的信息，慈爱，有回音，就像来自苍穹深处，那里有宽广的时间和空间。

我偷偷睁眼看了一下，灵兰大奶奶双手紧握，头微低，神情非常严肃、虔诚。我赶紧闭上眼睛，听着亲切的乡音，那乡音正在呼唤居于万物之中的上帝，让他看顾、祝福他的儿女，并救他们脱离凶恶。我感觉自己也慢慢进入到某种状态——无我的、舒缓的时间长流，无始无终的原初状态。我似乎有些理解，并且羡慕灵兰大奶奶了。

这座明亮的、干净的、被主照看的房屋，再也没有任何明太爷的痕迹。那个致命的水缸，连同他的修理器具、被褥衣服，满院的荒草、颓败，满世界的叫骂和不满，统统都被扔掉。

明太爷从这个世上彻底消失了。

门开着开着就不开了

清立。

那个刀不离身的男人。[5]

有父母，有自己的房屋，却已然是一个乞丐。他每天在村庄、河坡、野地游荡，嘴里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时，他也站在人群的边缘，脸上挂着尴尬的笑，侧耳听着。

村庄所有人都知道清立精神有问题。他手里拿着刀，如果手里没有，就一定在腰间别着，但是，没有人觉得那把刀会砍向自己。尤其是，在十几年前那场村庄里的追打之后，所有人都以为，那把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清立从来不远离村庄。他只在村庄周边的路上、河坡上、庄稼地里来回走。不管啥时回来，父母家里都会有一碗粥、一块馒头或其他剩余的饭食，他也不管凉热，有什么吃什么，吃完再出去。夏天涨水的时候，他仍然会挎着篮子到河里捉鱼，没人和他搭帮，但是，每次，他似乎都能捉到个头很大的鱼。秋天的时候，他仍然会到河坡里割蒿草，成堆成堆地割，割完拉回家，堆在房间里、院子里。

没有人真正看见清立，虽然他每天在大家眼前晃动。没有人会因此在他身上停顿一两秒钟，就像尘埃落在衣服上，不会有丝毫感知。他实在是太无足轻重了。可在岁月的磨炼中，他像苔藓一样，非但没有瘦弱、衰老，反而更加强壮，双眼天真，身体灵活，显现出无欲无求的顽强生命力。

2016年深冬的一个傍晚，寒风呼啸，大地冰冷。人们紧闭院门，窝在家里吃晚饭、看电视。突然，梁庄村中心的地方传出大声吵闹的声音，那声音来回转移，仿佛有人在相互追赶，然后是凄厉的惨叫声。过了一会儿，又传来更加尖锐的声音：“救命啊，救命。”

人们打开房门，往村中心的方向跑去。那是一片废墟地，到处都是荒草，平时根本没人往那边去。

大家赶到的时候，看到清立双手倒提着两条腿，正在把一个人往早已废弃的水井里塞，像塞一团破布一样，又是撴，又是用脚压。被塞的人还在喊救命，但声音已经微弱、模糊。清立的弯形镰刀扔在一旁的地上，刀上沾满了血迹。

这时，有人指着井口，惊叫：“那不是虎子吗？”

虎子的脸被清立上上下下提着，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又进到井里，但是，他的卷头发和一身蓝黑色老棉袄还很显眼。

大家赶紧上去，按住清立，把他拉到一旁，把虎子从井里拉出来。

虎子的双腿已经被折断，脖子上有几处伤，刀痕很深，其中动脉处汩汩流着血。

清立拼命扑腾，想从几个男人的按压中挣脱出来，嘴里嚷着：“他看不起我，他梁虎子还看不起我。他自己是个啥人？”

虎子抽搐了几分钟，停止了呼吸。他身上酒味和血腥味混合着，非常可怕的味道。

清立的半瞎父亲匆匆赶来，看着咽了气的虎子，朝清立喊着：“傻儿子，你看看，你把人打死了啊，你打死人了啊。”

清立大声回着：“死了好啊，我就是要打死他，我就是要弄死他。”

警察很快赶到，把清立带走了。

梁虎子，梁庄著名的单身汉，年轻时曾经出过远门，放过豪言，吹过大话。人到中年之后，随着家贫找不到老婆这一事实的呈现，变得消沉、内向，很少和人交往。唯有喝醉酒的时候，喜欢到处挑衅，打人吹牛。

这天晚上，梁虎子在镇上喝了些小酒，一路醉醺醺的，到处找人挑茬寻事。清立正好迎面走了过来。清立每天晚上都在村庄游走，像一个夜游神，悄无声息，没有人注意到他，他也不和人打招呼。

虎子喊清立，清立不理他，继续往前走，虎子不依不饶，挡住路不让他走，嘴里说，你一个精神病，还傲得不行，小心我揍你。

清立给警察说，那虎子坏得很，欺负他、推他、打他，还要抢走他的羽绒服，那是他儿子从青海回来给他买的。清立说，这样的坏人，我就是要杀死他，就是要杀死他！

案件事实清楚，清立杀了人。杀人就要坐牢，可是清立又是一个失去清醒行动能力的精神病人。

怎么办？

这一次，没人保清立出来。十几年前砍老老村支书的时候，有梁庄人暗地里帮助清立做医疗鉴定。一是清立确实有病，让人同情，更重要的是，清立所做的可能是很多梁庄人都想做的，老老支书所积的民愤太深了。

清立的儿子刚刚成年，不能做出什么决定，清立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始终保持沉默。就这样，清立在监狱住下了。

在一次和清立弟弟的交流中，清立弟弟说：“我去看过他，他过得挺好的，吃喝都有人管，人还胖了些。你说，咱要是把他弄出来，谁来管？我爹我妈老了，根本管不住他。他儿子还要找老婆，家里放着一个精神病爹，哪家姑娘会找他？要是找个精神病院住院的话，那治疗费用得多少钱啊，这个钱谁出？到时也是艰难。还不如在那里面。”

一群人都默默点头。实际上，监狱确实是清立最好的去处。

虎子的遗体在村里停了两天，曾经有家族里的人想着向清立家要点什么，哪怕丧葬费也行，但是，想了想清立父母的样子，觉得实在要不出什么东西，也就没有提出来。两天后，在村集体的帮助下，梁虎子的尸体被火化。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虎子的骨灰放在哪里。

梁庄一下子消失了两个人。

梁清发。梁清朝。梁五昌。韩太宽。

2015年腊八节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梁庄村的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淘米洗菜，拼凑八种食物，大米、小米、红枣、红豆、绿豆，再抓把芝麻、葡萄干、冰糖，准备熬腊八粥。腊八粥一喝上，意味着年就开始了。有性急的人，或者春节前没什么生意和活儿的人，一般在腊八节前就赶回来，准备年货，走亲访友。

上午十二点多的时候，七十四的多婶儿正在家里熬粥备菜，多婶儿的大儿子推门进来，神色凝重。她老伴儿去世得早，两个儿子也早已结婚生子，分屋另住，她自己独居在村后老屋。

多婶儿的大儿子已经五十多岁，早年长年在西安，开个面条铺子，生意非常好，赚了大钱，前几年在村里盖了两层楼房，在城里也买了两套房，接了儿媳。近几年，儿子儿媳把生意接了过去，他们老两口在家带孙子孙女。

多婶儿问大儿子：“咋了，咋看着恁不高兴？”

大儿子扶着多婶儿，说：“妈，我给你说，你得挺住，仙儿都已经哭晕过去了，你不能再出事了。”

多婶儿脸色顿然变得苍白，倒在了地上，大儿子赶紧撑住她。

多婶儿的小儿子梁清发这几天在河里干活。上面要在河里建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梁庄村的王家明仗着多年的人脉关系，把这个活儿揽了过来，自然地，找了村里几个干建筑工的人去干活。

“是墙塌了。把几个人都窝进去了。”

多婶儿一下子瘫倒在地上，放声哭起来。

大儿子蹲在多婶儿身边，也抹起了眼泪。

河坡里，人们已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人躺在鹅卵石上哭，有人坐在地上抓着沙，一把把往脸上抹，往上空抛。

垃圾填埋场还只是个大圆坑，约有五亩地左右，那是当年挖沙后废弃的大坑。一个带着巨大石衮的压路机和一个大型推土机停在工地中央。工地四周，是三面薄薄的墙，另一面墙已经坍塌，一群人站在上面，指挥着扒砖。

在墙旁边，躺着两具尸体，头上蒙着衣服。有人坐在旁边，抱着尸体声嘶力竭地哭。

又有两个人被扒了出来，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四个人，全部被压死了。

人们议论说，是哪个缺德的拍脑袋做的决定？在河道里面筑墙，不出事才怪呢。地下都是流水，流水带着流沙，一年半年还行，两年三年，那地基再结实也会被冲坏。那天上午出事的原因就是，几个人在墙这边粉刷沉淀池内墙，墙的另一边，铲车在外面推填沙土，夯实墙基。可是，那薄薄的墙体根本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压力，直接倒了下去。

在办理赔偿的过程中，人们听到消息说，这个工程被转包了好几层，转到王家明那里时，几乎没什么利润了。王家明只能从建筑材料和工程质量方面削减费用，墙体做得非常薄，地基也打得很浅，找的铲车司机也没有资质，完全是个新手。

人已经死了。哭也哭过了，人死不能复生，眼前最现实的事情就是怎么为生的人多争取利益。村里有见识的人把几家人叫到一起，说得赶紧商量出个方案，死这么多人，是重大事故，政府肯定会积极处理。

有媒体得到消息，迅速出动，派人来到现场，一番采访和拍照之后，几个人蒙着白布躺在沙滩工地上的照片被发到了网上。凌乱凄惨的工地，荒凉寒冷的河滩，单薄到似乎一戳就倒的墙体，网友疯狂跟帖转帖，很快就成了热点。

果然，当天傍晚时分，政府派人到梁庄，让每家出个代表谈判。

政府所提出的赔偿金额远低于受害人家属的心理预期，并且，要求家属必须立即抬走放在河滩里的尸体。

几个家属被政府人员的强硬态度激怒，也认为那样的赔偿金额是绝对不行的，就拒绝了政府让把尸体抬走的要求。

那四具尸体一直放在工地上，冻得透透的，像个大冰块。几天过去，泥、沙混在一起，那白布早已看不出白色，肮脏污秽。几家家属背着被子、干粮，住到沙坑里，轮流去看尸体。

那几天天气骤冷，下起了雨夹雪，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根本没地方睡，苦不堪言。但是，政府一直死咬着原来的金额不放，这边也不能妥协，只好任尸体躺在泥污里。

自此，去世的亲人不再是亲人，只是筹码。

恰逢春运，“农民回乡”“常回家看看”“美丽故乡”又照例成为媒体的主题，穰县的这个事故夹杂在中间，显得极不协调。上级政府要求穰县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好这件事，让大家好好回家过年。于是，政府的谈判人员再到梁庄，这次的赔偿金比原来高出很多，也提出承担丧葬火化等费用。同时，又打听到其中两家的亲戚在穰县政府工作，让那个亲戚回来说服那两家，许诺暗地里加些钱。

第五天时，那两家人达成了协商，把人拉走了。

多婶儿天天在家哭。她的儿子清发是那四个人中年龄最小的，才四十四岁。清发自己一儿一女，大的孩子才上高中，清发走了，留下清发老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那日子怎么过啊。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摊上这样的事情。她一辈子谨小慎微，不得罪任何人，不多说一句话，靠安安分分让一家人走过最艰难的日子。那些政府谈判人员找到她，时而好言好语，时而又暗含威胁，她只头低着，一句话也不说。

多婶儿的大儿子也害怕和政府人员打交道，只在河里死死守着弟弟的尸体。

可是，人终究得埋，年也终究得过。

到腊月十五那天，政府人员和几家受害人都疲惫不堪，于是，就提出一个最后方案：一人赔偿四十万（和之前的方案相比要多出一倍），同意了，立马就签协议，如果不同意，那他们也不管了。“那你们就守着尸体过年吧。”谈判人员扔下了这样一句话，走了。

所有人都同意了。

腊月十六那天，梁庄同时办了四个人的葬事。梁清发，四十四岁；梁清朝，五十三岁[6]；梁五昌，五十六岁；韩太宽，六十三岁。

河坡里恢复了平静。开始过年了。

梁庄一下子消失了四个人。

赵平。

霞子的父亲。2017年十二月初九去世。

我爹一辈子都没闲过。他说在屋里闲着没意思。他这几年在砖厂干活，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非常准时，早晨五点多去，中午回来吃饭，下午两点以后再去。活也不重，拉闸，拔闸，看传送带，但是，就是得守着。一个月挣两千左右。我妈不会伺候人，粗枝大叶，她自己就活得很粗糙，也不会照顾我爹，我爹回来连个热饭都吃不上，喝水就喝凉井水，不讲卫生。你想，他都七十岁了，夏天特别热，高温，年轻人都受不了，一直疲劳过度。那年我去支教的时候，他的饭量就明显小了，走时我心里就不太美气。应该是那时候，他身上的器官功能就已经退化了。他年轻时干活可下力，在砖瓦厂做瓦，那可真是重体力活。他人缘好，咱们村里人也都爱找他帮忙，黑明白天干，靠吸烟提神。他一辈子没停过烟，中间做过检查，肺里一直有阴影，年轻时肯定累住过。有一年给老汪家弄瓦，一直干，头肿多大，老汪头给我爹两元钱，还被他老婆骂。我爹从来不说，还是我妈给我说的。不过，最后几年，他也没大病，吃饺子还能用烩面碗吃两碗。家里人都好碍着，自己身上不舒服，也不吭气，看着不对头，不过大家都忽略惯了，只要不是疼得受不了，谁也想不起来说去看病。腊八那天，他还在永树家吃饺子，第二天下大雪，丰定叫我回去吃火锅，说把爹和妈也接过来，一去一看，我爹的脸都黄得不像样子。当时，雪太大，人家120都不愿意来。上午赶到穰县医院，下午就不行了。说是肾衰竭，排尿都不行。那几天，他只说胳膊困，困得抬不起来，我妈都没想起来和我们说。也算走得安生。我爹一辈子兢兢业业为儿女，真是奉献到最后一分钟，一点儿私心和其他事儿都没有。当年我考上师范，是自费，四千八百块，1988年，那是啥概念，真是巨款啊。我都说不上了，是我爹力排众议，把我家攒的盖房子的砖和瓦都卖了，最后，凑够了钱。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总体来说，还是家底好的、没出过力的，走得安生。韩义的妈，九十多岁，器官衰竭，自然去世；梁定的妈，九十岁左右，自然去世。家境好，从来没受过罪。安安生生地，自然死亡。心理焦虑的人还是死亡早，身心疲惫。韩福生，七十三岁左右，肺癌，死在外面，一直帮儿子干活干到最后一分钟。韩兴定是肝癌。八月十五闺女买的月饼，吃完就难受，觉得是月饼的问题，就用偏方来治，结果越吃越严重。儿子们都在外面校油泵，到韩兴定咽气还没赶回来。韩家兴超的老婆，就是在西安卖熟食，你还采访过他们两口子。她命可真苦，乳腺癌、肺癌、宫颈癌。才五十多岁，后来干脆也不治了，闲时来个小牌，天天笑着说，我在等着死。2018年夏天，死了。

梁建宽。

2016年夏天，梁建宽，梁光正的哥哥，即我的大伯，在新疆去世。1950年代，他跟随着众多南阳人，响应政府号召，到新疆石河子市落户，支援边疆建设，其实，也是找条活路。自此，大伯在新疆成家生子，儿子又娶媳妇，成了彻彻底底的新疆人。大伯回来很少，我对他的印象很浅，据父亲讲，他性格内向、懦弱，能在新疆农场被分配那么一大片地，耕种劳作，获得生活来源，实属幸运。如果他待在老家，以他的性格，连生存都有可能成问题。近些年，大伯的儿子回来较多，他继承了大伯的内向和老实，大家帮他在老家找了个媳妇，带回新疆，帮大伯解决了心病。没想到，这个儿媳却成了大伯的噩梦。大伯和儿媳水火不容，经常吵架，到最严重的时候，他们还大打出手。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大伯把退休金紧紧捂在自己身上，一分钱都不让儿子儿媳花，也不让孙子花，谁也要不出一分钱。当然，他自己也不花，把钱存在存折本里，存折本藏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儿媳翻箱倒柜，没有任何结果。

不过，他至死都没想到，他的弟弟已经走在他前面了。父亲去世时，大伯已经病重，商量之后，大家就没有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他一生佩服他的弟弟能说会道，一生都觉得弟弟肯定能长寿、能活过他。

梁万生。

文哥的儿子。常年在新疆打工，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在家。2017年秋天，一天傍晚，万生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父亲给他打电话。他停下车去掏口袋里的电话，就在那一瞬间，一辆疾驰过来的大卡车撞了过来。万生直接被撞飞了。梁庄的人都说非常奇怪，万生并没有站在路里面，新疆的公路虽然窄，但车很少，不会出现车紧擦着人过的现象。可是，那辆大卡车就像专门拐了弯过来，撞到万生身上。文哥在这边还拿着电话，听到那边一记闷响，接着是刺耳的刹车声，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文哥带着几个人，赶到新疆，拿了卡车司机赔偿的几十万元，带着万生的骨灰，回到了梁庄。万生老婆凤玲没有改嫁。如今，万生的儿子已经娶亲，和媳妇一起外出打工，凤玲在家照顾两个孙儿。那笔钱，牢牢地放在存折本上，除了像万生儿子娶老婆、盖房子这样的大事儿，其他时候，就像它不存在，绝对不打它的主意。

万生去世时四十岁。他十五岁出门打工，一年回一次梁庄。在这年前后，梁庄有三个年轻人，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道路，以同样的方式非正常死亡。都是下班或上班，都是被车迎面撞过来，都是老婆孩子还很年轻。

梁庄人都说2017年是灾年。

梁兴隆。

2020年4月，新冠疫情刚刚开始好转一些。梁庄的老老支书梁兴隆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因为疫情，无法大张旗鼓办丧事，再加上他的大儿子已经去世，小儿子远在郑州，二儿子和他关系几乎破裂。于是，没有大庙小庙，没有亲人哭唱，没有锣鼓喧天，梁兴隆被潦草应付地埋在南坡上。

2015年12月19号（农历十一月十九），梁庄的梁光正去世[7]，享年七十六岁。

梁光正是我的父亲。在他停止最后的呼吸时，我带着儿子和外甥女，正从北京往家赶。我没有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

我到家的时候，父亲也刚从穰县医院拉回到吴镇的哥哥家。客厅已经腾空出来，父亲平躺在厚厚的麦秸上，脸上覆着一张黄纸。

我坐在父亲身边，不敢相信他就这样走了。经历了母亲去世，经历了村庄一个个老人的去世，可当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还是无法接受。可是，我已经不会像少年时代那样，一次次掀开蒙在母亲脸上的纸，去确认什么。经历了三十年的死亡教育，我明白了死亡，也因此更加心痛。

几天的仪式之后，父亲被埋在梁庄后面的墓地，和已经去世三十年的母亲合葬在一起。

梁庄的老支书——父亲的至交，清道哥，一直跟前忙后，每天最早到哥哥家，最晚离开。他脸上的神情极为落寞。父亲走了，谁和他一起喝茶、说笑，谁和他一起打“斗地主”，消磨漫漫长夜？

父亲下葬的那天早晨，在棺材落地、人群散去的时候，我看到明太爷一脸苍白地从远处跑过来。混乱之中，我们通知了父亲远方的朋友，却忘了他最近的朋友。

父亲去世之后很长时间，我才逐渐意识到，我爱他，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而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深刻地嵌入到我的生命内部。“爱”究竟如何形成，以什么形态存在，这是我一直迷惑的问题。之于我们兄妹而言，父亲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如同烙印，难以去除。另一方面，他性格中的种种，又无一例外被我们继承。尤其是我的大姐。她一生都强烈反对父亲（毫无疑问也最爱我的父亲），但也是她，性格方面完全复制了父亲。有一次回家，因为我没有给一位朋友的母亲一些钱（我是觉得不好意思，那么随意给钱有点不太尊重），而被大姐数落到痛哭流涕，就这样，她也没饶过我。在那一刻，她像父亲附体一样，说话的方式，那尖刻和愤怒的语气，和父亲一模一样。

为了思考清楚这个事情，我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一部小说，试图在超越现实的虚构之中找到某种类似于真相的东西。在写作过程中，我突然发现，父亲最大的品质不在于他多么幽默、善良，多么刺头儿，而在于，他的内在精神是开放的，他的人生让人看到更飞扬的、远超出自我的东西。他的存在方式具有很强的生长能力，他让你能自由思考。所以，在那部小说中，真实和虚构以最“你中有我，我中有我”的方式存在，这使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创造的快乐之中。我在真实父亲的基础上生成一个新的虚构父亲，并且，没有任何的道德羁绊。这真的非常奇妙。这是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态，是一种很现代的东西，这是父亲身上所具有的品质。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想清楚。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情感是想念。只是，在某一刹那，在脑海深处，突然清晰地看到父亲的面容。有时，父亲以梦的方式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并和我对话。我知道，我在想念他了。

梦之一。不知是什么事，我从老家门口经过，父亲从我们那个小厨房里出来，我惊喜地看着他，爹，你在家啊？在啊，父亲笑着看着我。他的左脸有点被压坏了。我盯着他，一声声叫他，想看着他如何消失。在梦里我知道我在做梦。在梦里我知道我再也无法抓住他。

梦醒之后，我打电话给家里的哥哥。哥哥到坟上去看，说是左边那个青石栏杆建得太往里面，压在坟上了。他赶紧找人把栏杆扒掉，往外面挪了一些。他让我告诉父亲，栏杆挪了，不会再压到他了。

梦之二。我站在集市上，一个陌生的集市，黑色的土地，白色的帐篷，有五颜六色的蔬菜和水果。我站在一个水果摊面前，扭头看到父亲，正想和他说话，一个穿长白袍的人从他的身体中穿过，他实在的身体突然虚化，发出星星点点透明的光。我手里拿着有黑色斑点的苹果，站在水果摊面前，眼睁睁地看着他散开，消失。

那一刻，我知道，父亲不在了。

2018年冬天，我回到梁庄，到隔壁一个村庄参加葬礼。逝者是父亲的小学同学，他们的关系很好。葬礼过后，我沿着河坡边沿的路，踩着雪，往梁庄的墓地走。

清晨的阳光洒在铺满雪的大地上，枯萎的玉米秆子挺在河坡边的拓荒地里，东一片，西一片，像一排排卫兵。乌鸦闪着黑得发亮的翅膀，在树木的枯枝间盘旋，像黑色的精灵，在传递着某种消息。

大地上，只有我踩雪的沙沙声，只有我走过的那串脚印，它们从那座新坟一直通到父亲的坟边。我感觉我好像在替父亲的同学走过这段路，在替他走向他的同学——我的父亲，我站在父亲的坟边，他们就算碰到了，打过招呼了。从此以后，在幽暗的地下，他们又能够互相说话、打趣，聊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村庄里，所有的死亡都是死亡，也都是再生。

但是，的确，又是真实的死亡。

所有的仪式，所有的事物，包括那些在冷冽的天空中闪闪发亮的黑色乌鸦，都在告诉你，你的亲人已经去世。

这时，纪念才真正开始。遗忘也真正开始。

少年阳阳

我们坐在五奶奶家的院子门口聊天。

秋风卷着白杨树和梧桐树的落叶，金黄金黄的颜色，一层一层卷过去，像铺地毯一样，越来越厚，越来越软。公路笔直，阳光穿过纷纷下落的金黄树叶，在高空中洒下一圈圈金光，和着这洁白的路面，高远的蓝天，梦幻一样美丽。就连不远处文哥家那个灰黑色的麦秸垛，那个使用数十年、接送四个孩子上学的破三轮车，也在这金色的笼罩下，变成了梦幻的一部分。

此刻，这落叶、这大地、这村后的河流，这温暖得让人喜悦的阳光，都如此真实。

我从来没意识到梁庄如此之美。尽管它的内部千疮百孔。

我突然有些羞愧，这羞愧其实已经暗藏心中已久了。这美丽的村庄（就此刻而言），我其实并没有在心里真正重视它。

我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曾经几次提出要修老屋，都被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没人居住，一个潜台词是“过几年你将会去世，还有谁会住在这里”；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太过虚荣，破了就破了，塌了就塌了，这是自然的行进，干吗非要再盖个房子。

父亲不再在我面前提这件事情。后来，大姐给我转述说，父亲还是挺伤心的，他是想着最后几年住回梁庄。他和我一起跑过那么多城市，也看过我写的文章，他有个想法——把梁庄老屋修缮一下，做个图书室，这样，全村人都可以来看书聊天，他日常负责打理这个图书室。

我不以为然。不是觉得父亲坚持不下去，而是，我对梁庄并不确信，虽然我爱它。我越爱它，越分析它，越觉得有些东西，尤其是在观念层面，像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化石，很难打开它。

办一个村庄图书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担心的是，过了几年，它将会变成一个笑话。并且，我确定它一定会的。

此刻，我深深羞愧。

我没有重视父亲最后的念想，没有重视他想终老在梁庄的愿望，没有重视他微弱却珍贵的提议。他没向我直接说他的进一步想法，而只是向大姐说，说明他也没有信心。他的没有信心不是因为梁庄，而是因为我。

只有一个傲慢无知的人才会这样忽略父亲的内心，只有一个傲慢无知的人才会在父亲提到把自己的房屋修成一个“图书室”时当没听见一样。

现在，老屋的屋顶、屋梁已完全坍塌，四面山墙只剩下两面，里面的旧家具、旧桌椅和一些腐朽的农具都裸露着，任凭越来越厚的灰尘覆在上面。只有那扇木门还挺立着，毫无意义地上着锁。

邻居把院子里所有的空地都开辟成菜地，青莹莹的萝卜，绿油油的油麦菜，贴地长的香菜、菠菜，都长得旺盛异常，一派生机。

门前两棵白杨树光洁笔直，随着偶然的微风，金黄的落叶翩然落下，像一阵阵叹息，那叹息非常遥远，好像来自宇宙的最深处。乡村的天空和大地，是如此宁静，它让你不由得体会自己的生命，感受自己的存在——微小的、但却与天地共在的存在。而那些植物，又是如此生机勃勃，毫无保留地显现自身的美。

那老屋值得再次拥有生命。不是因为虚荣，不是因为忏悔，而是，那叹息和生机实在是太迷人了。我想长久地体验它。

还有，眼前的五奶奶，她的笑容、她的声音，也实在太迷人了。我喜欢这个小老太太（当时，我并不知道十几天后她会摔倒，会躺倒在床上，就像我没想到父亲那么快就去世一样），能和她多待几天，也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我在心里琢磨着，也许我该为老屋做点什么事情，也许我该回家。

五奶奶突然站起来，往吴镇方向的公路上张望。路的尽头有一个小黑点，正在往这边移动。

“好像是阳阳。阳阳回来了。”

那黑点越来越大，是阳阳。我一眼认出了他。当年瘦小的阳阳变成了一个微胖、高壮的孩子，还稍微有点婴儿肥，戴一副黑色眼镜。他站在我们旁边，五奶奶指点着他和我们一一打招呼，当听说我就是“清姐”，曾到青岛那儿找过他时，他眼睛一亮，微微笑了笑，算朝我打了招呼。

他的脸部轮廓没有变，只是大了一轮，最重要的是，他的眼神没有变，早年的寂寞还存留在眼底。从外表看来，阳阳郁郁寡欢，走路缓慢，像有千钧万顶压着他的脚，还有，他的整个身体都似乎仍在承受某种重压。

他站在旁边，一只手很自然地扶着五奶奶，认真听我们说话，待我们的话语有空隙时，他说：“我得进屋去，拿文具，我还得再回去，只有一个小时的假。”

阳阳进到院子，把背上的包放下来，掏出里面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里，放上洗衣粉，自己拧开，进到屋子里。

阳阳在镇上一个老师家里寄宿。光亮叔担心他在家里住没人管他学习，就掏钱给他找了一个寄宿家庭，半年两千六百多元，管吃、管住、管辅导作业，一个星期休息半天。平时，只能请假出来。有时候，晶子做好吃的，会去把阳阳叫回来吃。可晶子并不太会做，五奶奶又太老，做不动，阳阳大部分时间就待在寄宿家庭那里。

“娃儿是个好娃儿，就是学习不好。老师说他还算挺努力，也不惹事，就是成绩一直上不去，你光亮叔急得不行。”五奶奶说。

约几分钟时间，阳阳从屋子里出来，站在我们旁边，说：“清姐、梅姐，我回去了啊，我作业还没写完。”

他像个小大人一样，一本正经，语调稳重，很场面。

“奶，我姐回来你给她说，给妈打个电话。我妈给我打电话，问了好几次，说我姐不给她打电话。”他边走边交代五奶奶。

五奶奶说：“好，好。你晶子姐好着哩。也没啥事，打啥电话。”

五奶奶应付着阳阳。

阳阳站住，看着五奶奶。

五奶奶说：“好，我说。你姐一回来我就和她说，我叫她打。”她回过头来笑着对我们说，“你看这小鳖娃多会管我，可向他妈，他妈说个话，像圣旨一样。”

我朝阳阳喊着：“阳阳，过几天我请你吃饭啊。”

阳阳回过头，很认真地说：“谢谢清姐。”

几天之后，一个周日的晚上，在吴镇一家饭店，我请梁庄的一群小孩子吃饭。

晶子，十九岁；阳阳，十四岁；梁安的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岁；丰定的女儿，十三岁；丰树的儿子，十五岁；韩文强的儿子，十四岁，和阳阳同在一个寄宿家庭；还有几个更小的孩子，是晶子带过来的，都是梁庄的孩子，还有我自己的侄儿和外甥女。一共十四个孩子。

孩子们吱吱喳喳，在楼顶的天台上奔来跑去。霞子说，丰定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现在找了个工作，还不错，丰定的这个闺女聪明好学，学习非常好，将来肯定能考上好大学；丰树的女儿当年高考一般，只上个三本，霞子让她在学校时考个教师资格证，前段时间，这个孩子也被录取了，现在在吴镇高中教书，非常好，丰树的这个儿子学习一般。

霞子指着其中两个最漂亮的小女孩儿，说：“你看，这俩孩子好看吧？头发卷卷的，像个洋娃娃似的，这是国定的闺女，你信不信？”

我不信，太不相信了。国定和我同岁，一张大脸，眼睛像睁不开似的，又小又迷糊，我印象中他眼睛一直被眼屎糊着，长大了还是小眼，一点也不好看。

这两个孩子跑得满头大汗，一会儿下楼，一会儿上楼，水灵灵的眼睛看着人，可爱极了。

“看见这个，你就得相信，一辈更比一辈强。”霞子说。

晶子站在天台边上，一看有孩子奔过去，就把他们喝回去。那天台的栏杆太低，用砖垒的，非常薄的一层，感觉稍微用劲奔过去，就有踢倒的危险。

阳阳一开始在和大家一起玩，待看到姐姐站在天台边守护时，就也走过去，站在天台的另一边，看有小孩子过来，在天台边扎堆，就把他们提溜过去。

我和他并排站着，看着眼前的孩子们。

“阳阳，你感觉哪门学科最难？”

“都可难。”他用手抓抓头。

“那你在班里有好朋友没？”

“还行。”

“你想你爸妈不？”

“想有啥用，他们也回不来。”

“那你以后咋打算啊？”

“没啥打算，我得先好好学。”

“想不想青岛那个地方？”

“不想。”

“要好好学啊，你看你爸妈多辛苦，每天起早摸黑的，才挣一点钱。”

“我知道。”

每一个问题，他都停留那么一两秒钟，似乎是经过思考才回答，但好像每一个答案都没有什么信息量。他一直抓着自己头发，感觉挺艰难的样子。

我没有再问他。

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我正对面。他左右两边是梁安的两个孩子。从头到尾，他都在照顾他们俩。他自己也吃，但是，吃得很快，总是嘴里鼓囊囊地塞着东西，他就去给两个孩子夹菜、盛汤。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光亮叔给我的电话，他再三交代我和阳阳谈一谈，让他好好学习，让他知道电镀厂有毒，只有考上大学，才不会进这样的厂挣这样的卖命钱。

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打开阳阳的心扉。他也许什么都知道，也许，什么都不知道。我当然希望阳阳考上好大学，希望他走上更好的人生。可眼前的阳阳，仍然孤独，仍然沉默。只不过，他把这孤独和沉默化为对他人的关照。这令人心碎。可好像，也让人有所安慰。

我不知道光亮叔能不能想到这一点。温柔、懂事的阳阳，他在慢慢疗愈他内心的伤口，他慢慢走过童年时代那漫长、孤独的时光，走向一个温暖、阳光的所在。这是他最大的成长，也是他的幸运。

又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在吴镇的大街上，我正匆匆赶路，突然听到路左边两声叫喊：“清姐，清姐。”

我一看，是阳阳。他和几个同学正往街里面走。

他站在阳光下，微笑着看我，高声喊着：“清姐，你是要回家吗？”那声音清亮、欢快。

我也高声回答：“是啊，阳阳，我回家去。你要好好学习啊。”

“好啊。”他回答着，和一群小伙伴往前走了。

我也继续往前走。

[1]秀中：见《出梁庄记》第五章“北京”中“千万富翁”一节。

[2]阳阳：见《出梁庄记》第八章“青岛”中“2000∶1的1”一节。

[3]在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知五奶奶不小心摔了一跤，脊椎骨裂了。一开始不知道，只是疼，那么刚强的一个人，疼得号啕大哭，抓着六十岁的龙叔又打又骂，几次拿着绳子要上吊。后来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骨裂，医生说她年龄太大，不宜手术，只能是静养加止疼药。五奶奶就这样躺到了床上。2020年11月7日，我回到梁庄看五奶奶，躺在床上的五奶奶越发矮小了，小小的一团，白发蓬乱着。她有些悲观，抓住我的手就哭起来，说：“你看你奶奶成啥样子了啊，七十九，扭一扭，阎王爷要来把我抓走了。”我说：“那不也是没扭走你吗？以后你还要长长远远的活呢。”“可是我疼得受不住了啊，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精神都快失常了。”聊了一会儿，说起家长里短，五奶奶又恢复了响亮的腔调，依旧是一个乐观自嘲的老太太。可是，在走出屋子的一瞬间，想到把她一个人留在黑暗的屋子里，突然有些悲伤。五奶奶和大儿媳一生不对付，她的大儿子，我的龙叔，前段时间在县城干活，活一干完就回梁庄，白天，坐在路边和几个村里人打牌，隔一会儿进去看五奶奶一眼，说句话。远在青岛的光亮叔知道五奶奶病了，骑着电动车和丽婶一起去银行取钱往家寄，不小心摔到沟里，摔断了几根肋骨，也躺在医院里输液。英姑到城里一户人家做保姆，她的二儿子在穰县高中读高一。她一边陪读，一边做工，说起五奶奶来，心疼得直掉泪。英姑说，看到五奶奶疼时对儿子又抓又打，又辛酸又幸福，觉得儿子还有妈，妈还有儿子，真是好。五奶奶的儿子们积极凑钱给五奶奶治病，但是，却照顾不到。除了龙叔，他们都还在外打工。日常贴身照顾主要靠晶子。晶子白天在幼儿园上班，下班就回家，晚上睡在五奶奶旁边。白天五奶奶也要找晶子，英姑就到幼儿园说情，让晶子在午休时回来半小时，看看五奶奶。祖孙俩仍然相依为命。

[4]明太爷：父亲的好朋友。见《中国在梁庄》第七章“新道德之忧”中“明太爷”一节。

[5]清立：见本书页22脚注和《中国在梁庄》第五章“成年闰土”中“清立”一节。

[6]梁清朝是《出梁庄记》中记录的那位百岁老人的儿子。在儿子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即2016年冬天，老人去世。

[7]梁光正：见《中国在梁庄》第一章“我的故乡是梁庄”中“往事”一节，第六章“被围困的乡村政治”中“政治”一节。

后记

为什么要再写“梁庄”？“梁庄”新的表现形式在哪里？新的思想和新的哲学在哪里？

这是我放在文档开头的第一句话。每天打开文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句话。它会让我有那么片刻的停顿，犹疑、思考，也是提醒。这一发问，既是就现实而言，也是就文学而言。

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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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而言，“梁庄十年”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他们的出生、成长、死亡是最值得书写也最迷人的事情；其次，也会把“梁庄”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某一座房屋，某一处花园，都是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都值得细细道来。

但是，好像还有什么地方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作为写作者和生活者的“我”与梁庄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这十年之中，我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每次回家——一开始是父亲陪着我，2015年以后是我的姐姐们和霞子陪着我，我都会坐在村庄路口的红伟家，和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打牌，间或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大家打招呼，或聊几句天。五奶奶还是其中最活跃的、话最多的，大堂哥仍然经常醉着，龙叔仍然在那个大茶杯里泡着酽酽的浓茶，一句话一口痰，花婶仍然站在门口，勉强撑着笑容。我看着他们，看着时间在他们脸上慢慢流逝，就像看见我自己和我自己的生活，我也在变老，也在时间之中，我的父亲已去世，我身边的那么多人，一个个去世。我们互相看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无法分出彼此。

我到每家聊天说话，找各种理由，组各种饭局，老年人的，青年人的，小孩子的，把吴镇的饭馆吃遍，我也在各家吃，在丰定家、赵嫂家、五奶奶家，谁回来了，谁又走了，都是吃饭的理由，我出入他们的厨房就像在我自己家，因为他们知道，我自己家的房屋已经几成废墟。

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状态。我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爱，欢喜，关心，深深依恋，但同时也忧心忡忡。我就像一个孩子，蹦蹦跳跳的，依赖梁庄，喜欢梁庄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我的爱多得我自己都兜不住，要溢出来。他们不知道我那么爱他们，不知道我在听到他们的快乐时有多快乐，听到他们的悲伤时有多悲伤。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荣幸。

从最初的“看山是山”，看到了梁庄、五奶奶和无数的亲人，到“看山不是山”，每种事物、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赋予无数的镜像，现在，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的状态。

五奶奶就是五奶奶，明太爷就是明太爷，吴桂兰就是吴桂兰，梁庄、吴镇和所有的历史都隐在后面，没有地域性格，没有社会因素，我只看见他们的容貌，他们的欢笑、悲哀，看见他们身后的那个空间，电线杆、老公路、燕子、湿得要滴下水的乌云。我看见的是他们本身，非常具体，他们的每一个行动、表情和神态，都如浮雕一样，栩栩如生，超然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就像我们看待我们的亲人，你很难用一种整体性来叙说，因为你和他/她太熟悉了，那么多细节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用抽象的概念来衡量。

这几乎让人吃惊，而且感觉美妙。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和度过，因为有真实的时间长度和真实的人生长度，感觉到人物本身也具有矗立于山河之间的、近乎永恒的真实性。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真的成为了历史中的一分子，消融在梁庄，和梁庄人一起，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看历史洪流滔滔而来，共同体味浪花击打的感觉。

最终，我想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

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一条抽象的、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我想写出这长河般浩浩荡荡的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

这也是“梁庄十年”最根本的思想起点和哲学起点。

我也期待着，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2030年，2040年，再写梁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梁庄，梁庄里的那些人，五奶奶、姐姐、霞子、龙叔、阳阳，很多人，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我充满好奇和期待，我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

但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

梁鸿 著

出梁庄记

当代中国的细节与观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梁庄记 / 梁鸿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68-0997-6

Ⅰ. ①出… Ⅱ. ①梁… Ⅲ.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9538号

出梁庄记

著　　者：梁　鸿

责任编辑：刘　峰　　特约编辑：魏　阳　罗丹妮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龚碧函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邮政编码：100021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目录

- 出梁庄记

- 第一章 梁庄

- 闲话

- 离开梁庄

- 第二章 西安

- 德仁寨

- 流转

- 抢劫

- 打架

- 小天使

- 人家不要咱

- 作假

- 羞耻

- 第三章 南阳

- 葬礼

- 房檐滴水窝窝照

- 算命者

- 传统

- 小海的传说

- 入伙

- 传销

- 第四章 内蒙古

- 河南校油泵

- 白牙

- 恩怨

- 扯秧子

- 相亲

- 第五章 北京

- 体面

- 围墙

- 河南村

- 打官司

- 院子里有棵树

- 千万富翁

- 保安

- 第六章 郑州

- “机器”人

- “孤独症患者”

- 凤凰男

- 狐狸精

- 第七章 南方

- 我不是深圳人

- 电话推销员

- 每扇门后面都是工厂

- 干事业

- 九岁的打工者

- 归零

- 眼球出来了

- 第八章 青岛

- 小柱

- 氰化物

- 幽灵

- 2000︰1的1

- 反抗

- 无名之死

- 四十岁的“老太婆”

- 这村落里最后的房屋

- 第九章 梁庄的春节

- “老党委”

- 勾国臣告河神

- 黑女儿

- 后记

- 附录 书中主要人物

- 梁庄别册

- 出梁庄，见中国

- 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有感

- 梁鸿对话《年代访》文字实录（节选）

- 授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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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梁庄记

写在前面的话

给父亲

突然空旷了。

像深秋来临，寒意突然侵袭你的身体，你张开眼来，发现落叶卷地，太阳虚浮，万物在离你远去。你站在风中，不再感受到凉爽和流动，你看着花朵，不再体验到鲜艳和芬芳。一切都远了。流动和芬芳，都飘浮在空间之中，离你很远很远。

就这样，走着走着，你前面的人少了。走着走着，你前面没有人了。父亲去了。和父亲差不多年龄的村庄老人，也一个个走了。

从来没有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会走到前面。因为有父亲。他是一个天然的屏障，为你挡住那空旷，让你忘记时间，任性嬉闹。一切都还在热闹忙乱之中。每年春节，大包小包，千辛万苦，犹如逃难。于是宣称，明年决不再回。可是，到明年，还是回了。家，是必须要回的。父亲在的时候，你意识不到，他是你回家最根本的理由。他不在了，才惶然发现，你没有理由了。

父亲，我不知道今年春节我如何回去，我不知道如何在村庄行走，我找不到真正的理由，找不到召唤我回家的凝聚点——那个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凝聚点。在您走了之后，它的光芒和重量才一点点显示出来。

已经看见了那个尽头。一路相伴的人，丢失的丢失，离开的离开，遗忘的遗忘，大地空落，树木萧条。那么多人都忘记了，消散了。可是，父亲，我不想忘记啊。我想记住您的脸，想记住母亲的脸。我很害怕，我已经忘记了母亲的脸，我不想忘掉您的。

父亲。我不知道，在您走之后，我会如此空旷。

死亡不再是挂在嘴边的概念，它是一个客观事实，没有温情，没有咏叹。就是寂灭。生命从华丽的空想终于回归到最朴素的形态：活下去，是死亡。奇怪，在意识到这点时，涌起来的竟然不是悲伤和空虚，而是庄严，一种肩负着某种重任的庄严。新的人生开始了。

我亲爱的父亲，如果说我和您之间有不同于通常父女之情的，那就是，我们还是亲密的合作伙伴。我庆幸，我们曾经一起，为了梁庄，共同跋涉，走遍大半个中国。因为有您的指引，梁庄的历史和现在，才鲜活而真实地呈现出来，因为您，梁庄才得以成为梁庄——那个尘土飞扬的、悲欢离合的梁庄。

而最庆幸的是，因为这两本书，那里面的一个个场景，把我一次次带向您，走近您，倾听您的声音，呼吸您的气息。

前面已无人。而儿子，紧紧跟在我身后。我只能担负起同样的庄严，走过一代代人走过的路，像您一样，挡住那永恒的空旷，让身后的人尽情体会人间的热闹和欢愉。

父亲。我把这两本书献给您。我们同在梁庄。

第一章 梁庄

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闲话

2011年的夏天，穰县持续暴雨。湍水又涨了。

暴雨之中，浊浪滚滚的湍水把连接南城和北城的两座石桥冲得摇摇欲坠。有好几天时间，河水漫过石桥，河岸两边的树也终于抵挡不住洪水的力量，纷纷倒在了河中。大水过后，石桥重又露出水面，石基已经有些动摇，护栏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一辆农用车在过桥的时候掉了下去，车毁人亡。政府在桥边立了一个鲜红的牌子：“禁止车辆来往。”

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又一具尸体挂在桥边不远处那裸露的交错的树根中。尸体被捞了上来，特征如下：

男性，50—55岁，枯瘦，头发、胡须皆长至颈部，嘴巴塞满泥沙，牙齿全无，腿部溃烂。

死者被拍了照，贴在各乡镇派出所的广告栏处。很快，有人传回信儿来，那死者好像是梁庄的梁军。梁军，和我同辈，他们兄弟三个，大哥是兴，他是老二，老三已记不起名字，是一名惯偷，常年坐监狱。兄弟三人都是单身汉。他们的姐姐接到信儿，赶紧往派出所跑，看到照片，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跟随而来的兴哥却沉着脸，一言不发，拨开同去的村里人，一个人先回家了。随后，派出所让他们去城里停尸处认尸，兴哥死活不去。任谁劝说，只是坐在梁庄小学他那借来的房子里，抽着纸烟，挠着花白头发，一动不动。

兴哥不去，尸体就无法确认。毕竟，他是最直系的亲属。况且，经过长期饥饿的洗礼，与人隔绝的孤独和河水的浸泡，那尸体确实具有模糊性。他们的姐姐偷偷去城里认尸，哭了一场，因为弟弟不认，也不敢擅自确认。更何况，真的确定下来，火化还要花钱。最后，民政局出资火化了尸体，以“无名尸”结案。

关于梁军如何淹死，梁庄人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饿昏了，栽到了河里。2008年我最后一次在田埂上见到军哥时，他已经是流浪汉，靠捡垃圾为生。在和我对视的时候，他陌生的、惶恐的和躲避的眼神曾让我颇为迷惑。也许是天生愚笨，他捡到的东西并不多，也卖不到什么钱，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几个月都没人看见他，大家并不在意。也有人说，可能是去河边捞东西吃，淹死的。还有人说是晚上睡在堤岸上，被冲下去的。不一而足。

至于兴哥为什么不去认，大家的看法倒非常一致。一旦认了，军哥就要被销户。作为户主的兴哥，要遭受两重损失：第一，军哥的低保不能再向国家要了；第二，军哥的地他也不能种了，一亩地呢。现在，军哥虽然不见人影，但也没有人能证明他死亡，国家就不能随便销户，兴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种弟弟的地，吃弟弟的低保了。

我回梁庄的时候，军哥的尸体刚刚火化，关于这件事的闲言碎语正在村庄密密流传。梁庄人对兴哥的行为很是看不惯，有责备之意，但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道德评价。是兴哥太穷了？他，和军哥在村庄都太微不足道了？抑或是他那未老先衰的花白头发，他孤苦一人的生活让梁庄人的同情大于批判？不管怎样，这仍然是本埠新闻里的重要事件。梁庄人边重复地说了多遍的观点，边摇晃着脑袋，表示着不可思议。

在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兴哥拒认军哥只是梁庄的小闲话，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闲话。小闲话只是个引子，是戏剧里的丑角，是一部小说的过渡，是草蛇灰线，最后拉扯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目标和指向。

建昆婶的小儿子红伟的房子就盖在梁庄新老公路的交叉口，这个交叉口是进出梁庄的主要通道。红伟前几年从深圳回来，盖了房子，又贷款买了一个货车，搞起了运输。红伟好客，村里人，或是邻村去吴镇赶集的熟人来回的时候都会到他家坐下喝会儿茶，聊聊天，说会儿闲话。也因此，以他家为中心，辐射周边几家，成了梁庄新闻传播中心。

我回村庄的时候，一群人正坐在红伟家的大门口，两个小桌子，一桌在打牌，另一桌在喝茶，七八个小孩子各自一堆儿散落在周边的沙堆旁玩耍。红伟在他那辆大货车下，叮叮当当地修补。

初看到我，大家仍然是一脸的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我打招呼。在接触到他们眼神的一瞬间，我发现，他们对我还是陌生的，就好像我不是梁庄的闺女，好像我从来不曾回来过，我从来都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过交集。

或许，事实也是如此。2008年和2009年那几个月的村庄生活，即使在我，也很遥远且模糊了。对于梁庄的乡亲们而言，那几个月甚至连涟漪都没有泛起，这样的来来去去太多了，政治、经济、亲人，都是自管自地来了又走，走了再来。

一刹那的陌生之后，我这些哥、叔、婶、嫂、爷的表情马上变得丰富起来，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和我开起玩笑来。人群逐渐围拢过来，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嫂子、婶子、奶奶，看着我，不断地感叹，又一次提到我早已去世的母亲，慨叹“麦女儿”人有多好，如果活着该多有福气。麦女儿，我母亲的名字，她那一辈的梁庄人都这样叫她。

红伟家左边斜对面，旧公路的另一边，是已去世的光河的大房子。院子一角的刺玫、月季、大丽花，在夏雨的不断浇灌下，正肆意开放，繁密的花朵把枝条压得朝向四面八方伸展。大门上贴着黄色的对联：

迎新春倍思亲人

贺佳节缅怀前辈

德高望重

光河是绝食而死的。在死前的两个月，他就拒绝进食。他每天斜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口，仿佛在期盼着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看，眼神空茫，没有焦点。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一直这样一个姿势，直到虚弱得不能动弹。光河的老婆花婶把一个吸管插到光河的鼻孔里，每天用针管注入流食。只有此时，光河才把头转过来，绝望地看着花婶，他拒绝吞咽，可是，吸管直接进入他的胃里，他无力抗拒。梁庄人都说，他是在等着他惨遭车祸死去的一儿一女来接他。这座宏伟的、用赔偿钱盖起来的房子，是他宝贝女儿和儿子的象征。他每天躺在儿子和女儿的心脏里，悲伤地怀念他们。据说最后半个月，他忽然又想活了，拼命地吃东西，每天乞求花婶给他弄东西吃。他吃完就吐，吐完再吃，吃完又吐，最后，还是死了。2010年11月21日，光河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花婶也在门口站着。她仍然笑笑的，只是笑容有些勉强和凄凉，说话的底气也没有原来那么足了。她特意站在花丛前让我照相，笑盈盈的。透过镜头，那笑容有一种涣散了的深深的空洞，还有些许一闪而过的羞愧和心虚。她这样活着，似乎太过强悍。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丈夫都活死了，自己还活着。

清立过来了，他的头发呈蜂窝状和铁锈色，衣衫破烂肮脏，那把不离身的刀不见了。看到我，咧开嘴，笑了起来，露出了黑洞一样的嘴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去年冬天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弟弟发生了冲突，弟弟照着他的脸一拳过去，就成了这个样子。他的嘴巴朝我动了动，似乎喊了一声“姑”，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那六七个玩耍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两三岁的样子，追着清立，用小手划过自己的脸，羞清立，一边唱着喊，“清立不要脸儿，清立不要脸儿。”

以后一段时间，我在村里走，和别人聊天，在沟渠，在村头的小房子那里，都会不期然遇到他。他就像一个魂灵，在梁庄到处闪现。他远远站在人群的外圈，满含期待地看着大家，但是，一旦我把眼神转向他，他马上躲避开去。

这将是另外一个军哥。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人在意他，甚至，根本没有人看到他。奇怪的是，他的脸又有一种平和，没有那种穷凶极恶的紧张。已经沦为乞丐的清立，嵌在梁庄的内部，被人遗弃，却又平和地生活。他的神情是安然的、平静的。

傍晚五点多的时候，几辆三轮车从镇上方向往村庄这边来。最前面的是我一个堂哥的老婆，我们都叫她凤嫂。车里面坐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看到我在路边站着，凤嫂从三轮车上跳了下来，上下打量着我，嘴里啧啧感叹着。凤嫂，在年轻时候就已经苍老，头发枯黄，脸盘宽大扁平，不修边幅，整天都在忙碌干活，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来没穿过干净整齐的衣服。现在，也未见更老，只是个头矮了好多。车上坐着的是她的三个孙子，三个儿子一人一个，不偏不倚。他们刚从镇上幼儿园放学回来。凤嫂的车极脏，这是她的卖菜车，泥块、土堆、沙粒到处都是，孩子们就坐在这灰堆里，惊奇地望着我。

紧接着来的是一个极瘦的老太太。三轮车里坐两个孩子，一个大点的孩子坐在车挡的平板上，这个孩子的体格已经是成年人的形态了。这三个孩子把车塞得满满的，显得骑车的老太太格外孱弱。她看到我，停了下来，惊喜地抓住我的手，张着嘴，出来的却是嘶哑、含混的声音。我诧异地望着她，这是建昆婶。2008年还在为老母亲被强奸杀害一事风风火火到处告状的建昆婶，两年之间，竟然衰老成这个样子。而她的声音是怎么了？建昆婶比比划划，指着脖颈下面长长的伤疤让我看，凤嫂在旁边解释。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建昆婶去年得了食道癌，在穰县做完手术之后，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她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说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一会儿就含满了泪水。我知道，她又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儿。我母亲在世时，她们是好朋友。她的小女儿和我相差一个月出生，在五岁的时候夭折了。死亡的阴影已经盘旋在这个老人的身体上。下次回来，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再也听不到她讲我母亲和她女儿的故事了。[1]

回到红伟家门口，围坐在茶桌旁的那几个哥、叔、伯辈的人，正压低着嗓子，神情紧张、意趣盎然地谈着什么事情。这是真正的闲话时刻。重大新闻正在形成。这是梁庄每天午休时间、傍晚时分或打牌聊天时的必修课。

一个村庄里的闲话意味着什么？“闲”，从词源学上讲，原指“木栏的遮拦物”，逐渐引申为道德和法度的规范。《论语·子张》云：“大德不逾闲。”“闲”加上“话”即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背后对别人的批评、议论”。从社会学上讲，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闲话”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具有限制力和约束力，通过闲话，共同体中的成员的道德边界被不断加强、界定并得以维持，对于一个村庄而言，闲话就是村庄人际关系、社会存在的监控网络，对村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量，人们可能会考虑到闲话的道德评价而去修正、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对于在一个村庄里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闲话”是制造舆论，进而影响其他村民的基本方式。[2]

果然，他们正在议论兴哥不认弟弟尸体的事情。

“要不是为了那1750块，兴哥会恁不像话，连亲兄弟也不认了？”

“还不是为那个老女人？一看就不是正经和他过日子的，来了连个门都不出，到兴那儿串个门，连个招呼都不打。”

“说的可是，还是亲兄弟呢！不过话又拐回来说，要真是认了，军哥的地就要收了，那这赔偿钱该归谁？”

“归谁？那还用说，反正兴哥是使不上。再说，那可不是一亩地的事儿！”

“一亩地？十亩地，二十亩也不拉倒！人家南水北调是按整块算的，咱们是按户头算的，多出多少地？你敢算一下，光从坟园到公路上那段路能多出来多少地？”

“也够他们忙的，得编多少假户口。”

“那凭啥？应该是全村人的地，全村人的钱，凭啥他们几个占了？说是南水北调，大工程，谁占住光了？还不是他支书一个人买的搅拌车、粉碎机可以去，平头百姓谁占住光了？”

兴哥不认弟弟尸体这件事本身有悖于人伦道德，固然会被村庄的人议论，然而，当有更重要、更切己的利益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一闲话立马就有了新的所属。这涉及南水北调工程占梁庄土地并赔偿的问题。军哥事件在以新的角度展开。这新的闲话正在以密谋的方式使梁庄充满了躁动。

如果军哥不死，就应该有一亩地。军哥长期流浪，这一亩地实际上为兴哥拥有，是兴哥的重要收入补贴。这里面还牵涉兴哥的一件不光彩的事。前几年，一个“老女人”（梁庄人的形容）和兴哥住到了一块儿，那个女人时来时去，来的时候钻在兴哥的屋子，从来不与梁庄人打交道，但兴哥的伙食在那段时间就要好多了。梁庄人一见兴哥去吴镇割肉买菜，就会意味深长地相互看几眼。兴哥花销大了，一人地两人吃，当然不够，他需要弟弟这一亩地。现在，他更不能放弃这一亩地，因为南水北调工程就占住了军哥的地。政策已经确定下来，梁庄占地，按一亩一年1750元的标准赔偿农户。一亩1750元，不用种地，不用担心旱涝歉收，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了。所以，军哥不能死，兴哥也不能认。

南水北调占梁庄多少土地，由国家丈量，占多少赔多少，每户农民都设一个账户，钱直接打到农民账户里，防止截流。这清清楚楚，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占地面积是整体测量的，按整体面积赔偿，而梁庄分到村民的地是一块一块的，路，沟，渠，角角落落，属于村庄的公共空间，没有分给具体哪一位村民。这样，当土地被整体测量使用时，就会多出来一些面积。

此后的十几天时间，我每到一家，只要坐那么一下午，无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最后，都会归结到这件事上。首先是怀疑，对一亩地1750元能否顺利到手非常质疑，进而愤怒地说到多出的公共面积和多出的钱。其实到底多出多少，谁也搞不清楚，彼此算出的面积差距也很大。话题由此展开，说到村庄里的其他事情，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破口大骂的程度。

离开梁庄

夏天的村庄中午，总是有着地老天荒的安静。热气蒸腾之中，所有的生物都收声噤口，疲乏愚钝。

沿着梁庄的新公路，走过两边密集的新房子，走过梁庄小学，走过老煤场，走过王家胜娃的石灰砖厂，再走过一大片绵延的绿色烟叶地，一条直直的、平整的、向远方无限延伸而去的开阔地，突然从茂盛的庄稼地里开出，呈现在大地的中心。它如此宽阔，以至于一眼望过去，两边的村庄房屋和庄稼都显得非常遥远和矮小。那惊人的宽阔充满着神秘的威力和不可思议的创造力，把大地、植物、时间和空间都逼得狭小且短暂，显示出一个庞大国度的浩然之气。举世瞩目的、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调水工程”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横穿湍水，跨过梁庄，向大陆腹地延伸而去。

但是，在村庄内部，连续的暴雨肆虐地冲刷着房屋、地基、路、树木、杂草和庄稼，一切都处于无序之中。最明显的就是村庄内部道路的损伤和混乱。新房不断建起，路却越来越难找。从公路进梁庄的主路根本无法辨认，道路已经被两旁的杂草完全遮蔽。我家老屋的左边原来是一条直路，可以通往村后的庄稼地和韩家，现在，也都被周边各家的新房分割，路变成了弯弯曲曲的一条缝儿。

老老支书兴隆家的院子半边已经坍塌，看到我路过，坐在院中树下乘凉的老老支书站了起来，大眼一瞪，喊我：“小清过来坐啊！”旁边的大奶奶扶着拐杖，也艰难地站起来。我看到她脸上的神情，吓了一跳。她的整张脸都垮了下来，就好像里面的骨头挂不住外面的肉，五官完全错位。整个眼珠都散了，看起来很恐怖。她的嘴巴嚅动着，呜咽着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心里像塞了一块冰，冷得要窒息，急急地逃跑了。老老支书仍然声如洪钟，在我们身后喊着，“再来玩啊。”

村东坑塘中间的那条大路地基已经塌陷，一边低一边高。坑塘旁边丰定家门口停着一辆拖拉机，一个轮子几乎悬在了坑塘的边沿上。如果单看路的现状，你无法明白他是怎么把这个庞然大物开进来的。

丰定和老婆去年从中山市回来，买了拖拉机和旋耕耙，挣钱养家，打算不再出门。我好奇地问起他的拖拉机是怎么进来的，他即刻骂起来，说有钱的在公路边盖房子，车想咋放咋放，村里的路越来越没人管。这段路是他和哥哥、父亲自己拉的石子垫的，勉强把车开了进来。几场暴雨之后，路又塌了，他还得再垫路。丰定一直想在公路旁找新的宅基地，想盖新房。但是，村委会怎么也不给他批地。

找丰定，除了想听听他的打工史，想了解他为什么要回来之外，主要还是想通过他找一找在广州一带打工的梁庄人。梁庄在南方打工的人几乎都是他们兄弟俩人带出去的。他知道好几个人的电话，当即打了过去，只联系到其中三个，另外两个手机已经停掉。

在随后的十来天里，我一家家地走访，打听电话，进行联系，始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我没有想到，梁庄在外的打工者，他们和家人、村庄的联系，如此之少，彼此之间竟然如此隔膜。

有些家庭整体离开村庄，多年不回村庄，至多春节到坟园上坟烧纸，根本不作停留，只能猜测谁有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些电话非常难找。有些家庭在村庄的人缘不好，出去打工几乎不与村庄联系，村里出去打工的人也不会找他们帮忙，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遗忘了他们。那些有孩子留在村庄上学的青年夫妻，原来会在春节回来，现在，则在暑假托人把孩子送到打工地点（每到暑假，都有专门做这样生意的长途汽车，车费要高于正常车费一倍），孩子在那儿玩一个暑假，再托运回来，自己也不耽误打工时间。

有的在外打工多年，会忽然回来，起一座“豪宅”，接儿媳，在家过一个春节，然后，又在梁庄消失，继续在外打工。但这样的中年打工者，在不久就会回到村庄，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开始下一个任务：照顾孙子或孙女儿。万青和巧玉就是这样的情况。2008年我回来的时候，万青的儿子结婚。2009年，万青有了第一个孙女，在汕头拉三轮车的万青和在电子厂打工的巧玉只得回来。巧玉照顾孩子，万青在梁庄砖厂干活，儿子和儿媳则继续在外打工。

难以联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打工者工作调换太快，尤其是年轻人，常常在不同城市干不同的活儿。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废除之前的号，换当地的手机号。每换一次号码，就会与一批人失去联系，慢慢地，也就越来越少人知道电话。福伯家，梁庄的大家庭，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几个儿子和众多孙子分布在新疆、西安、郑州、北京、深圳等各地打工，福伯把儿子孙子们的电话都记在墙上。我按照电话一个个打过去，结果，有一半都打不通，福伯搞不清楚他的儿子们和孙子们都在哪里。我问福伯到没到西安或北京去看过儿子孙子，知不知道他们在那儿生活得怎么样？他诧异地反问我：“谁去那儿干啥？打个工，还能住啥样吃啥样？”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留在梁庄的人对在外打工的亲人、族人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似乎他们认定在外打工的梁庄人整个心还在梁庄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会饶有兴致地讲谁谁回来娶媳妇，割痔疮，做手术，盖房子，也会以一种特别陌生、惊讶的口吻谈谁谁校油泵发财了，谁谁又赔了，现在回梁庄在做什么。梁庄始终是中心。在外，只是暂时的，讨生活的，最终都会回来。也因此，他们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的亲人在外打工的状况，即使谈起来，也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完全逆来顺受的态度。

关于村庄里出去的一些女孩子，我听到了很多闲话。一贯高声大调的梁庄人在谈起她们时连说话的声音都会放低许多，暧昧而不屑。在红伟家里，我碰到万生，他先是在吴镇开饭馆，生意非常好，却因政府欠账太多，难以为继，就关了饭馆到西安，在那里的城中村卖河南烩面，结果还是开不下去。据说是他老婆太不会事儿，得罪了去吃饭的老乡。我问万生要他两个妹妹玉英和玉花的电话，他却支支吾吾。周围的人也满含暧昧之色。在经过一段铺垫之后，这些女孩子的故事才慢慢地在闲话中，在破碎的证据和相互的争执中浮现出来。

回乡的梁庄打工者并非因为本地的经济吸纳力转好。他们几乎都是受伤者或病患者，或因为孩子、家庭的问题不得不回乡。丰定、永树兄弟先在广州郊区打工，后来在中山的鞋厂和高温塑胶厂一干好多年，都是严重的胃溃疡患者；丰定的老婆是从十五岁起在鞋厂干活，2005年左右，她的头开始有轻微的颤抖，应该是轻度中毒或中风的标志。在云南校油泵的书明被摩托车撞飞，伤了左腿，引起肌肉萎缩，不能再从事任何劳动，回到梁庄，吃老本儿，天天以打牌为乐。而万青，我在梁庄砖厂看他干活时，才发现他的左胳膊已经瘫痪，严重萎缩。他一直隐瞒得很好。那是1994年他在山西一个煤厂干活时，煤窑倒塌伤了小脑留下的后遗症。

万青媳妇巧玉和丰定老婆对城市的打工生活非常怀念。巧玉给我算了一笔她和万青在家生活的成本账，他们两口子回来不到一年时间已经花出去了将近两万块钱，而在打工的地方，人情很少，“每个月到时间就有十几张红红的票子发下来，心里可美”。丰定老婆已经成为鞋厂鞋样室的员工，比在大车间干活要干净很多，有风扇吹，有水喝。更重要的是，厂里对她非常重视，工资涨到了两千五百块钱一个月。但是她们对于打工的城市、乡镇却异常陌生，在说起打工的镇子时，丰定老婆竟然想不起来小镇的名字，而她在那儿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巧玉在说起汕头的那个小镇时，也着急地求助于丈夫万青，她想不起来。

实际上，留在梁庄的梁庄人一部分也成了打工者。南水北调把梁庄的一部分土地占用，坟园前后、河坡上那千余亩地也已经被吴镇的两个种烟大户给租去种了烟叶。梁庄的妇女打工队队长喜娟组织了梁庄的十几个妇女和老弱男人，以一天三十块钱算。因为干活快，人又热心，打工队慢慢吸引了周边村庄的一些人，男女都有，三十几个人，每天在不同的地方干不同的活儿。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劳动”，他们直接说自己是“打工”。还有就是在砖厂干活的，道义砖厂和韩家红贵砖厂吸纳了三十几个梁庄的劳力。其他家庭有如丰定那样买了旋耕耙、挖掘机、拉沙车在附近找活儿干。

梁庄内部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真正的改变。有一定规模的资本经营者正在进入梁庄，土地被集中起来，被那些有金钱能力和销售渠道的人所控制。相关政策部门、金融机构也因利益关系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这样的集中化和集约化过程之中，这加快了资本集中的速度。在分田到户四十几年后，梁庄人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责任田里给别人打工。

在村庄的十几天里，我一家家走访，一个个打电话，联系、寒暄、落实，牵出另外一些人，再打电话，这样才逐渐理出一些头绪，并开始确定所要采访的基本路线。

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梁庄人也依据官方的说法，认为自己是“盲流”“打工的”“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农民”“农民工”。[3]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自嘲就是一个“要饭的”，“就是进城要碗饭吃，啥好不好的”。

[1] 2012年2月4日晚，建昆婶因食道癌于梁庄去世。

[2] 参考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3] 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请叫我公民——本名农民工，小名打工仔，别名进城务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书名无产阶级同盟军，临时户口社会不稳定因素，宪法名公民，党给的封号主人，时髦称呼弱势群体。”

村中老屋

第二章 西安

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

——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

德仁寨

2011年7月10日，晨，阴雨。我们一行四人，从吴镇出发，目的地为西安市灞桥区。福伯家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王家二年在那里蹬三轮车；梁家正容在那儿开店铺做小生意；韩虎子姐弟四个在那里卖菜。梁庄人来来去去，前后不下几十人在灞桥打过工。

托高速公路的福，一路顺畅，下午不到两点，我们就到了沪陕公路在西安的收费口。依据万立二哥提示的路线，下高速，走纺北路，到幸福路，沿着幸福路，就可以看到华清立交桥。他在华清立交桥下等我们。

说得非常清楚，表哥一路开车，结果却在纺北路上偏离方向，待觉得路不对，已经过了官厅立交桥。给二哥打电话汇报，他在电话里大叫，错了，错了。二哥在电话里以极高分贝讲着路，还是“幸福路”“纺织路”“华清路”，可我们就是不明白。他说不清楚，我们也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城市里的每一个立交桥都一模一样，即使是同一座桥，在不同的方向，也同样可能碰不到面。又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决定，二哥站着不动，我们这边坐上出租车去接他，让二哥在电话里给出租车师傅说路。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到了我们的车前。二哥从车上下来，紫膛色的大脸，肚子挺得很高，腰带在肚子下面虚挂着，裤子几乎要坠下去。二哥胖多了，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斤，倒是那两颗几乎突出到嘴唇外的大门牙不那么突了。我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二哥了。他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梁庄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候，二哥还不过三十岁，是梁庄小学的教学骨干。他对学生非常严厉，说话尖刻，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犯错，一律痛骂。还记得一次上课，我和同学说小话，被他发现，“哗啦”一声，那个裹着铁皮的黑板擦直冲我飞过来，重重击中我的额角。我抬眼看他，正碰到他如牛一样的圆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怒气冲天。接着，一堆唾沫夹杂着急速运转的话朝我铺天盖地而来。那时，他的两颗大门牙还触目惊心地往外突着，从那里面喷出来的唾沫比话多。

看见我们，二哥大声嚷着：“日他妈，变化太大了。前些年在这儿还拉过三轮，这几年都没来了，到哪儿都不认识了，路硬是说不清。”然后，上前一把抱住父亲，“二大[1]，你可来了，说多少次叫你来你不来。”看着我，咧开大嘴，也开心地笑着，“听二大说你来，我都不相信，多少年没见你了？”

父亲笑着骂道：“万立啊万立，你在西安几十年了，连路都认不得了？挣钱挣迷糊了？”

我们开着车，沿着二哥指的方向，终于走上了幸福路。远处是一个小山包，下面是很深的河，从山包到河这边，是一条极具弯度的、高且瘦的高架桥。二哥说：“九几年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条桥。我拉着三轮车从城里往山那边送过货，得绕二十多里地，上千斤，二十块钱。就这样，还得认识人才让你拉。”

在一片欢笑声中，父亲和二哥合编了一个顺口溜：

万立西安二十年，蹬起三轮来挣钱，

大街小巷都转遍，城里马路弄不转，

人人都说我迷登，一心挣钱供学生。

从华清桥下来，转一个弯，是一段有围墙的长长的路。围墙刷的是劣质白粉，比临时工地围起来的要高一些，结实一点，但又比作为固定建筑的墙差很多，上面加着一个青瓦的顶，歪歪扭扭，围墙的高度、长度和那粗鄙厚重的形态，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很微妙的压抑感。围墙里的路说宽不宽，说窄不窄，有点像乡村的老公路，年久失修，被人遗弃。路是老的，但围墙却显然是新近加的。然后一个右拐弯，一条长长的、铁锈色的街出现在面前。街的一边是全是卖钢材的，长长的、铁锈色的钢管铺在店面里，溢到街道上。店主坐在同样呈现着铁锈色的房屋里，或倚在门口，神情冷漠地看着我们的车开过。另一边是一大片开阔的废墟地，废墟上堆着各种各样的建筑垃圾。再向左转一个弯，是一条小道，路的左边是一个个独门小院，右边是各种零散的垃圾堆。再往里走，右边出现了一堆堆巨大的垃圾，生活垃圾，也有回收的废品，废铁、废铜、玻璃瓶、废纸，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随意堆放、蔓延在空地上和路上。在这一堆堆垃圾之间，有一条歪斜的小道，通向里面，几条狗在刨食，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正骑着三轮车出来。异味在刚下过雨的空气中凝结、发酵，非常刺鼻，一种腐烂的东西长期沤在里面变坏的味道，让人想呕吐。直行再往里面走，经过一个小铁路，空间豁然开朗，一个村庄形状的聚集区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德仁寨。二哥二嫂，还有其他几位乡亲现在的居住点。他们搬到这里有一年多。这几年西安城中村改造的力度越来越大，有相当一些村子完全被买断、开发，二哥们只好频繁搬移，寻找新的城中村、新的居住地。看着这个破旧的地方，突然想起进村时那围墙给我的奇怪的不舒服感，我想到了一个词：隔离墙。我们在电影上见到的二战时期犹太人的隔离墙，美国黑人白人的隔离墙，都与那道墙有相似的气质。

德仁寨是西安灞桥区的一个村庄。说拆迁已经好几年了，但总是有各种原因没有动迁。本村居民早已搬出村庄，把房子租给如二哥这样的外来打工者。二哥居住的这条街，卖菜的、小吃店、五金店、移动通讯店、手机店，所有做生意的都是外地的，就连那个稍大型的超市也是外地人开的。德仁寨，西安的老村庄，却几乎没有西安户籍的居民和原始村民。

二哥二嫂住在一栋斑驳的两层小楼里，上三下二的开间。下面一间租给了做移动通讯生意的人，另外一间房连着客厅，租给一家做夜市小吃摊的夫妇俩。我们到的时候，这夫妇俩正坐在阴暗的房间门口忙着择菜、洗菜、切菜。

二楼三间房。二哥二嫂租了左边的一个大间，月租一百五十元，中间一间租给同是吴镇的另外一对年轻夫妇，面积稍小一点，月租一百。右边是一个两间房的小套间，没有租出去。挨着二哥房间左边，是一个公用厕所。

二嫂也早早收工，正在房间门口切菜做饭。记忆中的二嫂又黑又瘦，但眉眼和脸庞很俊俏。利索、勤快、下力气，是梁庄著名的“干家子”之一。二嫂略有点发福，但回身招呼，说话倒茶，利索劲儿丝毫未减。房间约有十五平米大小，地面是灰得发黑的老水泥地。进门左首是一张下面带橱的黝黑的旧桌子，橱门已经掉了，能够看到里面的碗、筷子、炒锅、干面条、蒜头、佐料等零散东西。桌面上放着一个木头案板，案板上放着一大块红白相间的五花猪肉。

往房间里面看，对面那堵墙一溜排着纸箱子、席子、包裹、破沙发、桌子和一张大床。大床上的苇席被陈年的汗渍浸得光滑发亮，四面都有补过的痕迹，靠墙堆着几床棉被。床的另一端也放着一堆纸箱子，一层层摞着，可以看到里面的衣服和杂物。房间的各个角落都纵横着绳子，上面搭着衣服、毛巾，挂着伞、帽子、塑料袋等等。整个房间唯一有着固定家居意味的是口厚重的、上着深色朱漆的木箱子。箱子四角用带有装饰的铁皮包着，前面正中部位印着红白相间的喜鹊和牡丹，颜色有些脱落，透着年深月远的喜庆。旁边一个废弃的电脑桌上，摆着一尊财神像，前面堆着厚厚的香屑。

大家谈起梁庄，提到梁庄的很多人。万龙家女子结三次婚，又离婚了；光义老婆逼着儿子离婚，媳妇没了，生意也垮了，算是家破人亡；清明显摆，在西宁校油泵，前些日子来西安买车，非要住宾馆；韩家谁谁校油泵发大财等等。二哥、二嫂、父亲两眼放光，大家都很兴奋，呈思考状、紧张状和幸福状。梁庄才是他们精神的中心，梁庄里的人和事闪闪发光。

吃完饭，我们去找住的地方。拖着行李，往街里面走，街上的各种小摊延伸到路的中间，使得本不宽敞的路显得更加拥挤。我看到二哥楼下的邻居在街的拐角处摆出了摊儿，一个两平米左右的轮子车，上面放着各种凉菜，用塑料壳遮着。塑料壳上面挂着一个白色横幅，上面写着鲜红的几个字：“凉菜米线河南烩面。”

我们在“如意旅社”住下。“如意旅社”不如意。房间积尘满地，鞋子走过，能劈开地上的灰尘。床上可疑的物品、拉不上的窗帘不说，到卫生间，那水池里的污垢让人气馁。小心翼翼上完厕所，一拉水箱的绳子，绳子断了。转而庆幸，幸亏还有个热水器，虽然面目可疑，但总算还可以洗澡。这一天的奔波，全身早就像刷了一层厚厚的橡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该热水器是一个绳子控制出水的热水器（从没在市场上见过，估计是自制的），一拉，热水出来，再一拉，水停。流量虽小，毕竟还有。涂了一身的香皂，一拉，结果，这房间里的第二根绳子也断了。

早晨五点半，闹铃准时响起。匆忙穿上衣服，往二嫂那儿赶。刚到楼下，就听二嫂在楼上窗户边说：“不用上来了，我这就下去。”

二嫂从客厅里推出她的三轮车。这个三轮车的确服役很久，车把、铁的车身都磨得光溜溜的，电镀完全没有了，轮子、轮条都裹着厚厚的铁锈。车座后面的架上绑着水壶，拴着塑料袋，里面装着纸、手套、帽子和其他小杂物，丝丝缕缕的，像一个小型垃圾车。

发动机的声音格外大，“突突突”，在寂静的清晨猛然响起，非常刺耳。过了那条长长的围墙路，往右转，穿过华清立交桥，过一个斜坡通道，再拐到地下通道，就到了路的另一边。过斜坡的时候，二嫂告诉我，前几天万国大哥的车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抓的。这是一个大拐角，很容易把人、车挤到死角去。三轮车夫早晨六点左右出门去拉活，抓人的交警和他们一样，也六点左右出发，专逮他们。

从德仁寨到二嫂拉活的梦幻商场，约有七八里地。紧靠商场后门的地方，排着好多辆三轮车，旁边三三两两聚集着和二嫂穿着一样夹衫的人。女人们一堆儿，有的坐在车上，大口吃着包子，有的斜倚在车把上发呆，有的吐着唾沫在数零钱；男人们一堆儿，在一块儿大声地相互说笑。其中一个瘦小的、戴高度近视镜、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特别显眼，看起来很文弱，很有落魄书生的感觉。

二嫂为我一一介绍她的伙伴们，又用手指着男人堆，说那是谁的丈夫，那是谁一家的，家在吴镇哪边。她招呼他们过来，那些男人们反而走得更远了，有使坏的把其中一个白脸年轻男人推出来，往这边女人的身上推，大家哄笑起来。拉三轮车的，多是夫妻两个一起。他们还保持着农村的习惯，在公开场合里，从不在一起站着。

不到九点钟的时候，二哥骑着三轮车过来找我们。他早晨的活已经拉完了，挣了三十多块钱。“日他妈，生意不好，淡季，没人来。”他嚷嚷着，马上加入了那一堆聊天的男人中去。

十点多的时候，人流渐渐增多，后面广场各种进货出货的人越来越多，门前停着的三轮车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忙了起来。二哥说：“走，咱们到健康路去。”早已和万国大哥约好，下午一起到二哥家喝酒。他一个人在西安拉车，大嫂留在梁庄看孙儿孙女。

健康路是灞桥区著名的服装批发街，街长约有三里地。这是一条有些年头的街道。路面坑坑洼洼，路口是一个外观已经非常陈旧的商场，往里两边是两排年代久远的老楼房，颜色灰暗、样式落后，楼顶上竖着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各类广告牌子。它的左右不远处都是气势汹汹俯视而来的崭新的高大楼群，衬得健康路格外寒酸、狭小。

不时有三轮车“咣咣”响着飞驶过来，这些三轮车前面都绑着一个小铁棍，打在三轮车的梁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以提醒前面走的人让路。三轮车开得飞快，不时擦过行人的身边，眼看就要撞住，却“哧溜”一声滑了过去，技术高超至极。看到我在旁边照相，骑车者就配合地朝我张大嘴巴，露出笑容，车也不减速，“哗”地一下潇洒地骑了过去。欢快而流畅，非常写意。

万国大哥拉着人朝我这边骑了过来，因为速度快，他的头发被风往后吹着，衣服也鼓了起来，腰挺得笔直，保持着昔日的军人风采。看到我，他开心地笑起来，脸一下子像被揉皱了，巨大的眼袋几乎顶住了眼睛。我喊他一声，大哥，慢一下，照张相。他的腰挺得更直了，目视前方，像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

大哥很快回转过来，三里地，对于他们这样的熟手来说，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在健康路拉车的全是老乡，说话没有丝毫障碍。王二年不停地拉他的同伴过来，让我和他们聊天，“都是自己人，问啥都行”。和梦幻商场一样，他们对我的出现很好奇，不停地问这问那，而当我要给他们照相时，又哄笑着纷纷躲开。最后，大家聚拢在一起，站在三轮车的旁边，后面的人站在车上，有几个年轻一点的还摆着姿势，照了一张集体照。照片里的人个个笑容满面，意气风发。其中一个双手插进裤袋里，刚好把酱色马夹揽到后面，露出里面干净的白色T恤，他双眼含着笑意，凝视着镜头的外面，脸庞方正，轮廓清晰，儒雅而威武。

流转

下午四点钟，收工了。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二嫂蹬着三轮车，载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回德仁寨。大哥二哥都铆足了劲儿，晚上要和父亲喝一场。万立二哥更健谈些，几杯酒下来，打开了话匣子。

1991年、1992年的时候在河北、安阳都干过，咱没技术，年龄也大，只能出苦力，挣不来啥钱。小柱（大哥二哥的小弟）、咱们韩家几个人在河北邢台铁厂那儿干活，我就去了。是翻砂，环境差哩很。一堆堆铁在地上烧，铁末子乱飞，我们用铁锨扒拉，又烤又烧，每个人都像鬼娃儿一样，嗓子成天像被烤糊了一样，受罪得很。我忘了我是干一个月，还是不到，反正没拿到钱。我给小柱说，走，咱必须得走，这活干不成，到最后非死人不行。厂里坏得很，去之前还得先押两百块钱，工资也是好几个月结一次，就是防止你提前跑。最后，我和小柱走了，押那个钱也不要了。韩家几个娃儿还在那儿干一段，后来也走了。

小柱还在安阳那个啥刨光厂干过，也是铁末子满屋飞，噪音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车、手电筒打磨成光哩。声音一直响，刺耳刺心，我听着头都晕。在那个厂里小柱一直流鼻血。小柱十几岁都出门，受住亏了。

1993年阴历六月，我来西安。在健康路“蹬脚”（拉人），拉货，当时是人力三轮车，六百六十块买的新车，利民牌。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替出摊的摊贩装货拉货，咱租的房子离人家出摊的地方三里地，过三府湾，到健康路二里多地，单趟六七里地。然后再回来，再出一家。一早晨帮人家出四五个摊，晚上再帮人家收摊，来来回回，百十里地，挣八九块钱。一车货都是七八百斤，千把斤。我是捡轻省的，再轻省也有三百斤。租的房子最多十个平方。咱们梁家年娃儿当时还在这儿，我们在一块儿干。住的地方脏哩很，都是收破烂的，烧那个电线乌烟瘴气的，难闻死了，见天早晨三四点钟都烧东西。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一天挣五块钱，一个月挣二百块钱都行。干有两年，慢慢一次涨到两块、三块，后来，一天能挣一二十块钱，那时候不出税，但是，没有牌照，出来得晚了，被看见了，二话不说，罚三十块。把车子收了，在煤厂里搁着，在治安办开个票，先罚二十五元，到停车场再交五块钱。经常被罚，票刚开罢，出来又罚。都是派出所下面的合同警干的事儿。后来又出了一个事儿，三府湾村子不让俺们这些三轮车走了，但是那是必经之路，必须得从那儿过，人家要俺们办通行证，也是想要钱。有一次，我送红伟回家，刚从车站回来，三府湾村里治安办的人从厕所出来，提着裤子把我叫住了，罚我六十块，要我办证。你说，邪得很，估计他是专在厕所盯人，也不嫌臭。

从南窑地、余家寨那边拉被套到城西农村去，是九五年的事，有几十里地，上午十点钟去，下午四点钟回来，三十里，二十块，那还是认识了才让蹬。我记得可清，那是过过秤的，拉过五百斤的、六百斤的。拉回来累得很，浑身都散架了。还拉过摩托车，两个三个的都装过，千把斤，嘉陵牌的，从大雁塔出发到另外一个地方，估计得有二十里，十块钱，一个摩托车五块，这是九四年的事。这还是虎子认识经二路那边的人，才让我去拉这活。

1995年和1996年，还在铁路上干过活，南窖地我们房东的女婿做私活，俺们早晨帮人家出罢摊，回来就去铁路干活，帮人家挖地下的电缆线，晚上回来再收摊。那个人不给钱，就是剩点电缆给我们，我们拿去卖，一米都几十块钱。那时候咱三十四五岁罢，正能干，一天到晚干，也不觉得累。那年挣哩最多，往屋里捎四千二百块。那两年挣过一千多、两千多的。你二嫂说挣不来钱不让回家。

1997年开始干生产队长，孩子外婆死时我回去，一埋罢，叫我当村长。那时候一个月干队长是四十块，还是欠账。想着当个官怪厉害，多少人争还争不到，人家主动让我干，那我肯定干。当队长管交提留，交公粮。那两年，交提留可是重要得很，那时候是以队里名义借高利贷，一个队得交几千块钱，好像都上万。队里把多出的地再赁出去，再还高利贷。社员们少分那点地，起个名叫“预留地”，咱们北岗地几乎全卖完了。一年四百八十块，两年九百六十块。干了几年，2000年，才不干了，没意思。

2000年，和你二嫂去新疆摘棉花，南疆阿克苏，八九月份，去一百天，摘一斤四毛钱，手快能摘五六十斤，手慢的四五十斤。挣有一千多块钱。那儿蚊子多哩很，“南疆的蚊子，伊犁的蝇子”都是有名的。蚊子多哩很，钻过蚊帐，爬在脸上，脸都爬满了，得不停地用手拍，早晨起来，脸都扇肿了。

后来又在阿勒泰那儿，种哈密瓜，你二嫂的姐、嫂子、妹子都在那儿，打一天药，一天十几桶，下来肩都磨破了，摘，种，锄，黑瘦黑瘦，干一年下来，俺俩挣一万块钱。

第二年去克拉玛依，打井，一个月一千块。一个月后，库房里让我回来看库，觉得我人老实，倒料，装装，码码，活还不算多重。但是，井喷的时候不能睡觉，整夜对料。你二嫂在那儿挖树窝，种草，摘花。干到十月份，活干完了。

春节买票回家难死了。白天上班干活，到黑了去火车站排队，硬排半个月，最后买的还是站票。总共挣有万把块钱。发誓再也不去新疆了，受罪哩很。那两年算是把罪受完了。

小柱是2001年阴历三月十九黑晌去世，二月初五那天生病。他骑车子去上班，路上突然就昏倒了，当时去青岛医院，都想着镀金厂有影响，光亮他们在电话里还在说想到北京找咱们老乡去告状，意思是厂里的责任，看能不能赔偿一些钱。我们也打听了，咱是外地的，打官司根本都打不赢，第一经济不行，第二也没有那个人，找不到有权力的人。人家还说小柱有先天性心脏病。净放屁，活这些年也没听说他有这病。从青岛到南阳，还是梁贤生弄个车送回到咱们穰县医院。

俺们到南阳车站去接他时，脸都不像样，蜡黄，人都没劲走了，梁峰和光亮搀着他，腿都直不起来了。在医院时，大便都发腥，拉的都是血汤子，最后转成并发症了，内脏全都坏了。当时花三万两千多块钱，姊妹们都出了钱。都是借的，那时候挣哩少，出来打工都只是顾住家。

2002年你大婶去世，是食道癌，发现时医生诊断已经是晚期了。一直吃不下去饭，到最后忽然通了，喝茶轰隆下去了，一下去马上就不行了。那是七月二十七，死时六十八岁。人好，也可怜。一辈子没管过家，都是奶奶把着钱。

2005年又去新疆种哈密瓜，说是不去了，不去不行，那时候想着梁磊（二哥的儿子）要上大学，一年要好多钱，中间这几年家里事儿多，花销大，没存住一分钱。俺们是6月1号去的，10月份回来直接到西安，那年不行，在新疆没挣来钱。磊子考上重点大学，高兴得很，就是为学费熬煎。记得那年学费是三千八百块，开学走时连学费都拿不出来。俺们都没回家，在新疆挣钱，你福伯在家到处借，娃儿是自己去上的学。2006年又去克拉玛依，去一年，在井队上仓库上发个货，你二嫂在绿化队里干，我一个月七百块。11月份又到西安了。过来就再也没走了。那年去最亏了，这边健康路生意好了。出去跑跑都不如健康路，这个钱是活钱，自由得很。到那边端人家饭，受人家管，拉三轮挣这个钱不受气。

为娃儿上学，俺们奔波的地方多得很。

这儿的生意最好是正月间到五一、六一以前，五一中间有十来天一天能挣二百多。六月到八月十五以前生意淡。每年从8月20号以后，生意好哩很，正好学生娃儿上学，买书包、笔，衣服也该换季。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俩一个月能挣七八千，邻居这家俩人年轻，出狠力，一个月有时能拉上万块钱，在这儿拉人最认熟人，来来回回，就都认准了。现在我记不住人了，原先还行。不过，现在是电动三轮，轻松哩很，车子一发动，就走了，也不出力。比种庄稼强多了。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在梦幻大商场，俺们每年要交三千六百块的管理费，如果你没交钱，就不让你进；在健康路，一个月一百块，还得给黑钱。健康路管三轮车的队长，不交黑钱就办不来牌照，明的一年要交两千两百五十块，暗地里还要交一些，逢年过节还要去看他，烟啊酒啊一年下来也得四五百块钱。去年办牌照，我以为不要钱，就去了，人家说，“恁容易，那你不给王哥弄条烟？”日他妈，明着讹钱。还是底层，他们欺负你。他一年至少挣几十万块钱。俺们办回牌子至少得给他两百块。往上报二百把车子，实际上至少四百把车，这暗藏的二百把车的钱他和所长分了。不是我好说，日他姐，要是健康路在咱们吴镇，那钱不都挣疯了。

二哥说到“挣疯了”，大家都充满向往，连声附和，“那可是，那可是”。仿佛大哥二哥真的回到了吴镇，也做了那里瞒外骗的车队队长，真的“挣疯了”。场面很是滑稽。

晚上八点左右，二哥邻居的那对夫妻也回来了，加入了谈话。

二哥问他们今天咋样，男的说不咋样，他拉了八十几块钱，老婆拉有四五十块钱。二哥对我说，这已经不少了，这是淡季，他们俩是有眼色人，才能拉这么多。邻居夫妻看起来很年轻，一问，和我同岁，是吴镇南头一个村庄的人。他们来西安十年，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九岁，都在吴镇读书，爷奶在家看着。隔一两年，暑假期间孩子会来西安住一住。今年孩子们没来。女孩子大了，不愿意坐三轮车跟着父母到处跑，要不然，就得待在家里看一天电视，没人玩，没人管，连饭都吃不上。

没有想到，大哥比二哥还善喝。喝醉了的大哥满脸通红，一会儿低头叹气，一会儿抹着眼睛，流下了眼泪，长叫一声：“我的日子不好过啊。”二哥非常不屑：“哭啥哭，就你贱眼泪多，人家都不难，就你难。”哥俩一直是呛茬儿说话，这是兄弟间惯常的说话方式。

我1958年生，1976年元月，十八周岁，去当兵，在郑州当警卫兵，属于郑州警备区独立一团，四年兵，农村娃也没啥机会，也没钱送礼，当几年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长哩年轻，个子高，精精神神，是个“圣人蛋”[2]，转业回家，每天早晨还跑步，从王家出去，绕着北岗地，跑十来里，坚持了两三年。为生活，啥小生意都做过，收过废品，收过塑料，卖过鞋底子、凉粉，宰过羊。一只羊赚十块八块钱都高兴得不得了。

1992年上北京，小孩他姨夫在那儿搞装修，我刚开始也是在搞建筑，帮小工，一个月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块钱。干几个月，我看这个活不行，太苦了，就想走，厂里不给我工资。老三万科当时在北京当保安，他们去了两个人，穿保安服，才把钱要过来，就这还欠一百多块钱。包工头是河北的，钱清是[3]不想给了。

小工不干了，自己找了个厂，搞铁焊，才开始去给师傅敲敲打打，后来自己干。我自己又换了个厂，到家具公司，学气焊、电焊，自己摸索着学，咱不是笨人，很快就学成了。在那儿干了两年多，当车间主任，那时候一个月都千把块钱，最高一个月拿到一千六七。这是1992、1993年的事。这钱在当时都不得了。后来，小柱也在那个厂干，他主要是帮着搬木头原料。

你哥、小柱那回打架是为大姐夫哥打的。打姐夫哥那个人是他们一个村的，他们两家在村里就生过气，在北京那人找人把姐夫哥打一顿。咱们知道之后，当然不愿意了，小柱就喊了咱们梁庄一帮人，那回是清明，年娃儿，老二老三老四，咱们这边去八个人，去都拿个片刀，我拿个钢管，没找住那个娃儿，把他们村另外一个娃儿打一顿。

大哥讲到这里，二哥忍不住发出感叹：“那次幸亏没找到那个人，不然，非出人命不可。那时候咋啥也不怕？出去了，就像换个人。都野蛮得很，泼死哩打，好像没个啥约束。”

为啥不干了？我车间主任那个位置被老板亲戚占了，心里有点不顺，刚好又和甘肃一个人闹矛盾。老板看见小柱掂个刀在车间里晃，不让小柱干了，只叫我在那儿干。我给老板说，我兄弟是为我的事，你把我们钱一清，我们一块儿走。这是1995年的事。

回来干农活不行，关键是不挣钱。在梁庄停有半年，又去北京。小柱和老三原来一直在北京，当过保安，也到化工厂打过工。我看他那儿空气不好，才把他弄到家具厂。当时听小柱说在煤厂干活时摔过一跤，里面有个下水井，摔住腰了，好些天没起来，估计是怕有啥事，工厂就不让他干了。后来又干过刷漆，也没见过戴口罩。生病估计都与这有关。

从北京借的钱，六百块钱，直接来到西安。和我在北京挣的反差很大，但是我就满足了。没人管没人整，自由。我是1995年阴历九月份来的，就没有动。整整十六年，一直没有动。我没有投资，投资不起。那真是出住力了。二百斤的包，毛毯包，往楼上扛，一包一块钱，一口气扛了十六包，最轻一百六十斤，最重二百三十斤。那还是信任咱，才让咱扛，不是那个人还不让你扛。

现在少出力了，比原来多挣钱了。钱还是不够用，一块分十块都不够用。梁东上学，一年四千多学费，再加上吃喝，一年一万多。先上大专，又上本科，上了五年。你大嫂一年到头吃药，至少得几千块钱。家里人情世故也大，行的人情多，我是一人挣钱全家人花。

不过也有高兴事。2008年12月24日，圣诞节，梁东给我发了个信息，你看，我给念念：“圣诞将至，不知你又和佳友们到哪儿去畅游？无论你在哪里，请别忘记了我对你的深深祝福！”我回了四句：“佳节美景无心游，披星戴月健康路，挣钱为儿完学业，是为父的大任务。”

今年，梁东在郑州要结婚，买房需要四十多万，五十多平米，四十万，吃人啊，还说是在郊区。你说咋办？好不容易供出来，还得管，你说不管行吗？就他那工资，多长时间能攒几十万？我给他借了八九万块钱，还借你万科三哥三万块。儿子又给我发短信，“亲爱的老父亲！儿子让您受苦了！已经二十多岁的儿子却仍然让我那儿五十多岁的老父亲出力！受苦！心里很受伤！”我看了心里也难受啊。说实话，就咱们这个收入，供一个、两个大学生，这个家算完了。

大哥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了出来，拿出他那个破手机给我翻看他二儿子梁东给他发的短信和他回的短信，喃喃地念着，一边摇头、诉苦、叹气，可是那语气中却带着骄傲、炫耀和软弱。三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删那三条信息，就他那个破旧手机，他得花多大功夫才能留住那三条短信啊。最后那条短信是2011年4月17日发的。儿子心疼他，这使他几乎有些受宠若惊了。

二哥一直白着眼瞪他，不时拿纸塞到大哥手里，口气很冲地说：“赶紧擦擦，流啥眼泪。”转过脸对我们嘟囔着：“大哥大嫂有些偏心，稀罕老二娃儿，想着老二在郑州过得好，将来能指望住，啥钱都贴给老二了。”

没想到大哥听见了，大声嚷着：“我偏啥心了，梁峰能顾住自己，家里房子都盖了，老二啥也没有，不指望我指望谁啊？”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大哥醉醺醺地站起来，说得走了。他住的地方离这儿有将近十里地。二哥也没有留他住下，因为他的三轮车电瓶晚上必须充电，另外一个替换电瓶还放在家那边。说好了，明天下午再过来。二哥已经打电话给韩家虎子，韩家虎子听说我们来了，激动得很，说不做生意了，明天上午就过来。我说我们到他那边去，他一定要先过来看我们，然后，再把我们接过去。我知道，这是礼数，表示郑重。

抢劫

第二天早晨，二嫂带着我们去梦幻商场和健康路转了一圈。还刚刚和大家聊上，二哥电话来了，说大哥已经到德仁寨家门口了。二嫂笑着说：“你大哥可真难得，一般是舍不得耽误拉活的。”回到二哥家里，很自然地，我们谈起大哥前段时间三轮车被扣的事件。没想到，不是简单的被抓被罚再放人的事情，大哥组织了一场示威，很有现代英雄的意味。这与大哥喝酒就哭的软绵绵的形象颇为不符。喝了酒的大哥开始讲事情的经过，隔壁一些老乡也陆续过来二哥家聊天凑热闹。十一点多的时候，虎子和他老婆也过来了。在梁庄时的虎子是一个瘦弱内向的年轻人，现在，依然瘦削，但神情活跃，开朗异常。虎子的左小腿用几个厚厚的木板夹着，外面缠着一层层的布，走路一瘸一拐的。一个下雨天，虎子上车下菜，滑了下来，小腿骨摔断了。

我记哩可清，6月23号早晨不到六点半的时候，我就骑到了华清立交桥，那是俺们这些拉三轮的最警惕的地方。我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快六点开始走，到那个地方最多十几二十分钟。那个地方车少，又有一个大斜坡，挤你好挤，是他们作案的好地方。看见三轮车，里面装着黑狗子的大金杯车就开始往路边挤，挤成一个三角，把人车圈住，看你往哪儿跑！逮人可好逮，一般是女的抱住车哭，男的死拉住车不放，嘴里还跟他们论理。论啥理啊，明知道没指望。蹬三轮的，十个有九个都被抓住过。我一直在想，他们不穿制服，我可不可以打他一顿？他没穿制服，那可不可以把他当作鬼来抢劫我们的？

一到立交桥下，我就习惯性地心跳加速，想着加快油门，赶紧骑过这一段。可是，怕鬼鬼到。金杯车不知啥时就跟着我了，把我往里挤。要是年轻那会儿，我就非闯过去，跑了就跑了，不行轧死算了。现在老了，不敢了，一犹豫，就被挤死了。他们下来一群人，最少七个人，就一个穿警服的，其他都没穿，把我车子往那儿一拦，把我钥匙拔了，也没亮警官证。他们抬着我的车就往金杯车上扔，我肯定不放手，我想着他是抢劫的（那也是骗骗自己），我死不放。我记哩可清，金杯车车牌号最后三个数字是×××。我不放手，我说你们反天了，也没有证，凭啥抓我？他们坏得很，把我的电瓶箱打开，想把我的电瓶拿走，三轮车最值钱的就是这电瓶。幸亏我平时都锁着，他没拿走。我护着车，死死拽着，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放手。这是我的车。那五个人连拧胳膊带拧腿，把我胳膊都拧肿了，又死死掰我的手，硬是把我掰开了。把我用手铐铐住，扔到金杯车里。我又挣出来，拿胳膊去拦我的车，他们抱住我，其中一个人死捋我胳膊，胳膊当时就麻了。他们把我的车抬上车，门一关。又把我推出去，赶紧跳上车也跑了。我在后面追一截儿，骂了一通，也没啥用。

回来一看，妈呀，胳膊肿得像萝卜一样，铐手铐的地方皮都溜了一层。你看，这都十来天了，还肿着，上面的皮也脱着。日他妈，得用多大劲啊，是非要把我车弄走不可。

后来我就去找“托儿”，我打电话以后，他说你等着，过一会儿回来，说，老梁，你这个车不行，拿不回来，一点希望没有了。人家说了，你太犟了，还敢还手？还敢打我们？就是不给，如果不犟，三百四百，就可以拿回来。并且，人家还说了，反正没开票，就没有这个车。你说，当时他们连抓带打，把我三轮车抢了就跑了，上哪儿开票啊？他们是想把我的车昧下。连等三天，还是不给。又等到星期六，“托儿”回过来话，人家给不了。我是想着，掏点钱算了，哪怕多花俩。我准备了五百块，给我们队长老张打电话，老张问完之后，也这样说，人家坚决不给了。

我打了三次“都市快报”热线，接通了，人家也说，我给你联系记者。但是，始终没有人来。

我日他妈，我气啊，我这个车子值两千块钱，要是买个新车至少得三千多块钱。我又准备了七百块钱，去找“托儿”，给人家说，你再去说说，我多掏几个钱，把车赶紧给我，耽误一天都是一天的钱，咱耽误不起啊。平时“托儿”肯定是行的，因为我们给他的钱，他要和交警分成的。可是这次就不行了，估计是抓我的人有领导，我骂住人家了。我去停车场去看我的车，他们把电瓶箱都撬开了。看来真是想黑我的车了。我又去找“托儿”，我拿一千块钱，说都给人家，到时你的再给你，看行不行。“托儿”回来说，那不行，人家是不认这个账了，要黑你这个车了。到星期一早晨八点多钟，我还在给“托儿”商量，我舍得花钱。咱不想闹，想着还是挣钱重要。

星期一早晨九点多，我给你二哥打电话说这个事儿，我说不行了，咱们到交警队门口去，看能不能要过来。老二一听，马上联系这儿的老乡们。几个邻县的老乡都去了，我想着二十多个都中了，后来，去了五十八个人。包了三个面包车，人家人情得很，只要个油钱。我们把平时拉车的那个布衫子脱掉，都穿的平常衣服，省得人家说三轮车又在闹事。

站在交警队门口，大家都举着手，喊着“还我车子”“还我天理”。声音不大，稀稀拉拉的，但也是口号。我差点哭了，想起了我在军队里喊过的口号。最后，我对大家说：“今天这个事，我老大一人承担，天塌下来我顶着。”

刚好一辆小轿车进去，抓我车的那个人就坐在车里，他也抓过别人的车。人们都说，就是他，就是他。车上那个人吓得脸发白，说不是我，不是我。俺们在交警队门口站有两个小时，才开始没有人理俺们。到了十点多，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多，这个一句那个一句，围在门口，里面的车都没法出来。他们顶不住了，开始派人叫我们进去。他也害怕，本身他这个事是违法的。我说，俺们不进去，叫你们大队长出来说。

后来，就把俺们叫到门卫室，说商量商量。我和老二进去。说是不罚钱了，叫我补个停车费。我说，我不补，你当时抢我车时，为啥不开票？那个大队长就在门卫室的里面，就是没出来。我离门里面近，听见他们在说，“我正在接待”。可能是上面领导在问情况。他们也害怕。

最后，车停了六天，让我交六十块，罚四十，总共一百块。停车场那些人都和交警串通一气，他们为了挣这个停车费，专门找黑狗子去抓俺们。从“托儿”、队长、交警，连停车场的人都想拔俺们一根毛。这社会还有没有公道？

车算要出来了。老乡们也心情好，耽误了一上午没干活，啥话也没说。后来，咱们那儿的中间人说，请大家吃顿饭吧，才开始说每人拿一盒烟。我说行。后来在华清路吃的饭，一人一瓶啤酒，一碗拉面。大家都呼呼噜噜吃着，开心得很。连烟、油钱、饭，算下来，总共下来花了一千多块钱。吃饭时我说，今天高兴，心里舒畅，树活皮，人活脸，咱也算争口气。

前几天，就是上星期六早晨，连出了两起事。先是咱们裴营那儿的老乡红星，早上五点多的时候，车叫黑狗子抓走了。没多长时间，一个人开着大三轮机动车，拉着满车桃，没有牌，交警开着车把人带车挤到华清立交桥路边，把车挤倒了，那个人的腿也轧断了。他是长安县的人。那人桃子不要了，只喊“救命”，看的人可多了。最后还是红星开着那个三轮机动车把那人送回老家。人家感激得很，送红星很多桃子。

真是三轮车逆行了，违法了，还是干什么了，抓住你也行。你走得好好的，他都过来抓你。当时也开过会，我还问过，有事没事，俺们这蹬三轮车的算不算违法？人家说，你好好走，没人管你。但是，我就是好好走着被抓住的。

有办法了还是回家。有钱了，啥事都办完了，我就走。在家里，没人敢说这个那个。在外面挣个钱真难啊。那两年叫别人让路，敲一下车上的杠子，让人家让一下，人家开口都骂。谁都想骂你，都觉得你下等人，可以欺负你。可偏偏咱们穰县人不吃这一套。那都是打出来的，跟电影上一样，都是砖头乱飞。都是想着你是蹬三轮的，好欺负你。

“托儿”最坏，两边吃，势力大。专门替三轮车夫要车，得的钱两边分。光俺们这一片就有两个“托儿”，啥活不干，养活一家子，还买有车。

邻居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沉浸在大哥讲述的被抓的事情中，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讲起自己的遭遇：“你是不知道啊，他们真是狠哩很。前年春天，我家孩子来这儿，才三岁，想着跟着我车走，也没事。那天还不是在华清立交桥那儿，是个中午，在另外一条路上，我忘了是啥路，没拉人，我家小孩儿坐在车里。忽然从一个大面包车上下来一群人，朝我这边过来。我赶紧躲，蹬着跑，那些黑狗子往我这边追，我就蹬啊蹬，骑得可快，结果，朝左转时，转猛了，车厢一下子斜过去，我小孩儿从车上摔下来。孩子流了一脸血，哇哇哭着。我吓蒙了，不知道孩子咋样了，抱着孩子哭。还是过路人说，别哭了，赶紧去医院看看孩子咋样。好在事情不大，眼睛划伤了，脸只是擦伤，在诊所缝了好几针。那些黑狗子早就没见了，估计是看见出事了，就跑了。吓死我了，再不敢让孩子来了。”

大哥讲的这段话里有几个关键词：“黑狗子”，“托儿”，“抢劫”，这是他们三轮车夫生活的重要内容。“黑狗子”，就是不是警察、却被警察雇来行使警察职责的人，协警、城管、治安员、拆迁队员，都是类似身份和职能的人。他们的工资由所雇单位发，身份虽然暧昧，但却可以公开执法。在西安，他们被三轮车夫们称为“黑狗子”。“托儿”，就是两边吃的中介人。一头和警察联合，分工合作，你抓人罚钱，我在中间说合让人交钱；另一头又假装站在三轮车夫的立场上，因为三轮车夫只有这一条途径要回自己的车子。这样，“托儿”就成了最忙碌也最得势的人。“抢劫”，这是三轮车夫们对抓他们的警察行为的总结。他们辛苦挣钱，小心谨慎，提心吊胆，却总是被抓，被罚钱。更有甚者，他们想不给你车，就可以不给你车，你没有任何办法。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面对城市三轮车的混乱状况，一位官员给相关部门下了命令，“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通行标准，城市道路资源是有限的，电动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占用道路资源，就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这是政府绝不允许的；同时它也影响了西安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形象。下一阶段要坚决取缔在城区各旅游景点、繁华十字、城区主干道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等。”

这位官员的话非常清晰地回答了“城市为什么禁止三轮车”这一问题，纠正了大哥们对“抢劫”一词的不合适使用。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些关键问题很让人困惑：为什么不能让三轮车、自行车占用“道路资源”，否则，就“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城市属于谁？谁才有资格占用这道路资源？什么样的车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行驶、行走在这城市的大道上？这里的“群众”又是谁？显然，它不包括如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这样的三轮车夫们。

打架

从上午回来到下午一点多钟，三四个小时过去，我一直忍着，没有上厕所，不是不想去，而是无法去。那个漆黑的厕所，让人无法进去。中午时分，我出来上厕所。二嫂和虎子老婆正在厕所里面靠门边的水池里洗菜，边洗边起劲地聊天。水池是脏的白色，上面横着一个湿漉漉的黑色木板。我进去一看，一切都是黑的、暗的。厕所没有窗户和抽风机，灯泡是坏的，屋里昏暗不明。水泥地板上是厚厚的、颜色暧昧的污垢，抽水马桶的盖子、坐板、桶体都是黑的，微透着原来的白色。靠墙的角落放着一个垃圾桶，被揉成各种形状的卫生纸团溢出来，散落在四周的地面上。马桶前放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大塑料盆，里面盛着半盆黑色的水，正上面斜拉着一个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条男式裤子。满屋让人憋气的污浊的气味。我极快地扭头往外走。水池的木板上，放着那几个鲜艳的塑料盆，盆子里放着新鲜的豆角、芹菜、青菜、木耳等，这是一会儿我们要吃的菜。

我回到房间，听大家继续聊天，不再喝茶，又忍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开饭，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再进到厕所。掀开马桶，黑乎乎的塑料垫子，马桶里面还有没冲干净的便物。实在没有勇气坐上去。出去下楼，沿街转了一圈儿，没有找到公共厕所，只好再回来，用一层层卫生纸垫着，咬着牙，半蹲着，艰难地完成了这个过程。

饭桌上，我竭力避免对我们吃的菜展开联想。我吃得很起劲，以一种强迫的决心往下吞咽。为了向自己证明：我并不在意这些。粗粝的食物横亘在喉咙，我的眼泪被憋了出来。

讲到黑狗子抓人，又讲到打架，气氛更加热烈起来。饭后，二哥主讲，大哥、二哥、二嫂、虎子，还有隔壁的老乡（这几天他也很早收工，和我们一起聊天），另外一栋楼上的三四个老乡在一旁不时补充。

原来是市容罚款，“黑市容”也多得很，不让人车混装。有时罚货主，有时罚三轮车夫。在健康路，吸个烟罚五百，保安也参与诈骗。最后见报纸了，那也不行。商场里的小偷小摸都是保安养的。这两年要好得多。

原来“黑市容”厉害的时候，大家的日子都没法过了，罚一次抵住你干半个月。健康路需要三轮车，上面不取缔，但是哪年都得送礼，最低五百块钱。就这，还是抓你，用车硬挤，如果出事故了，就赶紧跑了。城管打得太狠了，罚得太厉害，老乡们就组织起来，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在僻静处，逮住其中一个人，一群老乡围上去打他们，把他们也打怕了。

那两年没少打架，打了就打了，跑几天，再回来。跟公交车司机也打架。公交车司机牛得很，也坏得很，开腔都骂。你在路上走得好好的，他硬把你往路边挤，有时候，拉一大车货，硬生生地被挤倒，咋也扶不起来。气急了，没人的时候，就拿着砖头、铁棍去砸公交车的玻璃，砸得稀烂。逮住一个牛气的司机把他打得起不来。

现在有110，打个电话就来了。打群架按黑社会定性质定案，咱这儿的人们也不敢打了。这一来，公交车又疯了，看见骑三轮车的硬往边儿挤。有好几次都出事。出事儿跟人家也没关系，反正又没有直接证据，没人管。总的来说，你是个蹬三轮车的，人家都看不起你。

虎子那儿也打架。他们在菜市场卖菜，齐抓是多少钱，挑着买是多少钱，有些菜不让挑，挑之后就卖不成，那些本地人非要挑。虎子也是个别子[4]，干脆不卖给他了，本地人开口都骂。说要叫多少多少人打虎子。虎子给我打电话，俺们开着面包车，去了三四十人。那个人早跑没影了。

二哥讲到这里，虎子老婆插话，带着非常明显的不屑表情：“城市人说话傲慢，西安市里人，啥也不干，摆个脸子。一般都为啥打架？安康人好说，‘你臭蹬三轮的’，‘你就个卖菜的，还怎么怎么？’咱这儿人受不了。真打架了，城市人即使叫人，也最多能叫三四人，农村人一叫一帮子。说明还是穷帮穷。城里老婆儿们拾烂菜的也很多。俺们那个菜市场，有个女人穿得非常光鲜，天天晚上去拾烂菜叶子。”

当年梁峰（大哥的大儿子）来蹬三轮，从健康路里面拉出来，说好是三块钱，结果只给两块钱。就为这一块钱。话说不对，那人把梁峰打哩顺嘴流血，对方仨人。咱们老乡到里面一喊，来有十好几个人。鞋、砖头、棍子乱飞，给人家打伤了，脸都肿到一块儿了。最后人家来叫治病，全是私了。老大拿着多粗的木棍子，甩开胳膊，扬起来都打，幸亏我拦住了，否则把人都打死了。那次涉及的人多，对方要让赔钱，还指认了一些人。咱就想，大家都是帮忙的，不能帮咱了还让人家赔钱，咱自己掏。那边也是河南人，鲁山的，找哩中间人，说合一下，赔了两千多。老大说，花两千多，我心里美。这是前年的事，老寨西庄。都是为一块钱。

健康路人多，骑三轮车，“咣咣”敲着杠子，让人让路，那些人开口都骂。咱都想着算了，下苦人，骂他骂，咱挣咱哩钱。大哥就是忍不下，人家一骂，他就忍不下，为这惹下多少事。成天都有人说：“快，快，你们老大又在哪儿给人家打架了，快去快去。”我一听心里就慌了。老大说话难听，容不得一点气，人家稍微傲一点，他就说：“他算他妈那个×。”我说：“人家都在那儿立着，你骂人家。”他说：“咋，我骂了，咋了，我叫你管哩。”

有一回打得最最恶哩。还是为一块钱。那是2005年左右的事，和你二嫂上新疆种哈密瓜那年，刚又回西安。那两个坐车的人是咱那儿一个隔壁县的老乡拉的，讲好了，从南头拉到北口，俩人三块钱，到那儿了，不给了，只给两块。咱也不行，双方僵持一会儿。后来这个女的打电话，叫他爱人来。他爱人叫来四五个像黑社会一样的人，都是五尺多高的个子，来就说，谁？谁？恶得狠，就开始打。把两个老乡打哩头破血流。咱当时人少，吃亏了，一个老乡头都被打烂了，用衣服缠缠继续打。另外一个老乡被人家一棍子闷到头上，就睡到地上了，脸都变成黄白纸色，起不来了。那些人和那两个女的开始走了。

这时候，咱那个县的老乡来了几十号人，咱们穰县人也去了，都是互帮互助。那个女的都上到车上了，要走了，人们都说：“就是那个女的，就是那个女的。”把她拉下来，又打。把那个女的打得尿裤裆，男的打了满身是血，都是拿着棍子硬打的。打完之后，参与打架的人都躲起来了，躲两三天，再来。有的回去都认不得，打哩眼都晕了，有些都是闪电式地跑了。车都事先搁好，后来健康路派出所评理，各治各的病。

二嫂在一旁慢悠悠地插言：

打架也分前方后方，女的帮不了忙，就在后面看车子。那年也出个事，那时我和你二哥是刚去梦幻商场拉三轮。有人从商场出来问老乡，到鞋城多少钱？老乡说一人两块钱，俩人四块。那个人说俩人三块，行不行？你看，还是为一块钱。咱们这边人说不行，就一人两块。那人开始说不好听话，给你十块钱你去不去？咱这边人顶他，说，你只要给就去，一百块都敢拉。那人脸子黑着，说，谁说哩？谁说哩？手指着俺们说，愿意在这儿干不干，不愿意干说一声。他就开始打电话，不一会儿，从商场里出来十来个人。咱们这边人都出去拉活了，梦幻商场这儿就五六个人，后面人都还没来。那些人抓住一个人就往里面去，咱们一看不行，就开始打，五六个打十来个，拿铁链子打的，打哩顺头往下流血，最后，那儿的人拿着钢板开始抡，咱们那儿涛子把钢板夺过来，把那个人的肋骨都打断了。那边的人们看打不过，都不敢上。他不知道咱这儿的人都拼命。

男的打架，女的赶紧把大家的三轮车都开到背处。打完了，该跑的跑了，连一个人都找不着，车俺们再一辆辆骑回家。那次咱们老乡中兴没跑开，他的三轮摩托上有血，他车放在背处，当时俺们女的推车时没看见。那边人报110，把车推到办公室，不给了。最后咱们这儿的人一个凑三十五十，给中兴又买个摩托车，对方在医院住着，找不到人。

二哥接过二嫂的话茬儿，接着讲起来：

那回是我主事哩。我给老乡们说，中兴也是为大家，车被收了，咱们再帮他买一辆。大家都是积极，自愿哩，最低出三十，情意重哩五十。都出了，没有不出的。只要在这儿，都出。后来听说对方有黑道保护，刚交了保护费，所以才那么横。他不知道穰县人是生红砖[5]，不怕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是不敬我，对不起，咱咽不下这口气。

打架，都是为一块钱。有些人根本都是看不起三轮的。他认为我骂你一句你也没办法。那些和咱们打过架的知道，这帮人心齐，惹不起，都不敢惹。有些人偶尔来一下，看你是蹬三轮的，看不起你，想在你面前吃个尖。他要是知道，他肯定不惹你。说明他心里还是看不起你。

那次一个卖书包的在我面前露能，非要少给我一块钱，还骂骂咧咧，一个大男人家的。后来，就打架，那个卖书包哩至少挨一百下拳头。把我也打了个满脸花，咱们那儿的人都上来了。结果，那个卖书包的偷偷走了，不在这儿干了，嫌丢人。

梁峰大概是2000年来的，先来蹬三轮，在这儿有个西安本地女子看上他了，梁峰样子随大哥，长得好，俩人还谈上了。我们都打他烂锣，说这个女子风流，他爹也是那一片儿的黑社会头子，你就是个拉三轮的，以后真结婚了，还有没有你日子过啊？梁峰也听话，后来就去到北京打工，不来西安了。我成天说，小娃儿们别来蹬三轮车，干个技术活，有个门路，这都是出死力，别人也看不起。

说起来，我可是高中毕业，正儿八经上个学，起个屁用。出门还得靠老乡，得不怕死，要不是，你活都活不下去。

大家都七嘴八舌，急着讲自己的故事和感想。虎子别着脑袋，高声嚷着：“出门，老鳖一不行。卖菜也一样，菜市场一个老乡吵架，一群人都上来了。不抱团不行。社会自古以来都是出力人受苦。西安那些老婆儿、老头儿要管这事。经常有过路人说，这简直就是土匪。谁想当土匪啊？你们不尊敬人，还不叫人反抗一下？你罚款、收车也得有个秩序和法律吧？一个城市离不开农民工去做具体的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能买起小轿车，没有卖菜的，拉三轮的，城市也不可能方便。不过，有一天要是真取缔了，咱也没啥说的。”

二哥二嫂和邻居们的讲述很激动，但也很平常。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却是完全新鲜而震惊的经验。好像只有在电影上见过那样的场景：一群人混战，砖头、铁链、木棍、砍刀乱飞，相互不要命地撕打，随时都有可能被打倒，随时可能要人命。真的难以置信。眼前的一张张脸，我的大哥、二哥、二嫂和邻居们，哪一个不是和善、羞涩、质朴而又内向的人？

“打架，都是为一块钱”，既是为一块钱，又不是为一块钱。多数是因为尊严，尊严的被践踏和一种不甘。也因为他们必须如此，否则，他们就无法在此地生存。因为共同的命运，三轮车夫们紧紧抱团，一个有事，集体呼应。

还有另外一种话语叙事。在这一叙事里，二哥们的历史形象又是另外一种存在。有这样一则报道：

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

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

××市交警支队一大队的民警们没想到，他们的一次常规执法居然遭到三轮车夫抗法，引来数千人围观，致使市区××路交通瘫痪3个小时。事情已过去七八天,许多××市民仍在热议这一话题。人们之所以关注，是因为在××市区，目前大约有1万辆无牌无证三轮车在横冲直撞，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安全，成为××城市交通管理一大顽疾。

2010年12月1日下午4时30分，××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在××路发现了3辆无牌无证电瓶三轮车在非法营运。执法过程中，协警和三轮车夫发生肢体接触，三轮车夫躺在地上耍赖，试图通过堵塞交通要挟交警还车。由于数千人围观，××路交通瘫痪了3个小时,直到大批增援民警赶到，才恢复通畅。

××市交警支队副政委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市区共有4000多辆合法三轮车。而目前无牌无证三轮车至少在一万辆以上。×××介绍，目前，××市无牌无证三轮车已呈三大趋势：一是集团化。有的甚至凑钱成立了“基金会”，如果被查，“基金会”拿出钱给他再买一辆。二是信息化。三轮车夫基本上加入“谍报组织”，一旦有人被查扣，众多三轮车夫通过对讲机快速聚集，前往阻挠执法。三是暴力化。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三轮车夫也仗着人多势众，漫天要价，恐吓威胁开汽车的另一方高价赔偿……

××市交警支队提供的资料表明，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无牌无证三轮车违法肇事共造成严重交通事故122例，致死亡27人，重伤147人。××市许多网民认为，无证无牌三轮车不仅严重影响交通秩序，还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

“目前，××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行车难。”××市政协委员×××认为，根治之策是学习省城，不管有牌无牌，全部取消市区营运三轮车。当然，对有牌的要给予适当补偿安置。

这是一篇毫无问题、司空见惯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哥二哥们在官方眼中的形象。报道的最后一段，最终真实原因出来了，三轮车夫为什么必须被清理？因为该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市行车难”。

三轮车必须给小汽车让路。城市及城市阶层已经发展到要堵车的阶段了，怎么还能容许三轮车的存在。结论是：必须“清理”掉三轮车。正如西安那位官员所言，他们影响了城市市容，扰乱了公共交通，占用了道路资源，严重降低了一个试图和国际城市接轨的城市的品质。

“清理”，这是城市管理对二哥他们经常使用的字眼。这就是大哥二哥们的历史形象，是属于要被清理掉的那一部分。然而，在二哥们眼里呢？那些协警，那一次次的“肢体接触”，那一次次的抓捕又是什么呢？同样是“肮脏的”、是“人渣”、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一个场景的两种叙述，其面貌、形象和各自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几乎有点引人入胜了。

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那个漆黑的厕所，把二哥们内在的伤心、内心的被损害及对这种被损害的麻木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我们正在聊天，隔壁老乡跑过来说，赶紧打开电视看看，“都市快报”正在播寻人新闻。一个邻县老乡的老婆和孩子在西安走丢了。他的老婆脑子稍微有点傻，有一天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出去，还怀着孕，可能上公交车上错了，就走丢了。老乡找到陕西电视台的“都市快报”，已经播报了好几天，始终没有找到。二哥以非常轻蔑的态度回了一句：“管那些闲事干啥？不是咱们这儿的事，不要管那些事。××县人不给人交心。再说，回家了谁也不认识谁，谁还跑到××县去找他们玩。”

二哥的冷漠让我很意外。刚才还在讲打架时大家的互相支持，转眼间就变成“不干我事”。这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心理运动轨迹？也许，在打架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群体，非常抱团，不管是谁惹的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斗。但是，一落实到生活中，则是这种“不多管闲事”的态度，非常自然的冷漠。“打架”必须参与，因为你必然有“被打”的时候，而“找人”则与他人无关，只是闲事一桩。

小天使

天气闷热，空气湿度很大，黏在人的身上，浑身难受。出去跑两三小时，回来又连续坐在二嫂家那极低的小凳子上七八个小时，聊天时很兴奋，忘了时间，忘了变换姿势，一放松下来，发觉竟累得不能动弹。“如意旅社”的热水器让我颇为懊恼，和房主交涉，毫无结果，我只好买个盆子，将就着洗洗。房间里的空调打开，吹进来的仿佛是灰尘，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开过了。这充满细菌的空气拂过我的脸，我不堪一击的皮肤迅速严重过敏，痒痛难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着，像是打在一个橡胶皮上，厚厚的，隔着好几层才传到我的感觉神经上。

后来几天，我都是将近七点钟才到二嫂家。二嫂总是笑吟吟的，看我疲惫的样子，劝我说，有啥看的，别去了，不就是那几个人，见天干一样的活。我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念头：我其实已经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走了，过敏只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但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我坚持早晨的例行功课：到市场和老乡们聊天。

刚到梦幻商场，就听其他老乡说，早晨又逮人了。其中一个老乡的车被拖走了。一会儿，那个老乡走过来，就是这几天经常和我聊天的王营人，爱说爱逗，非常活跃。问他情况，和大哥被抓的过程差不多，看得出他很生气，但也有自认倒霉的态度在里面。“抓”是常态，但不是每人每天都要被抓，排排坐，分果果，轮到谁谁倒霉。二嫂用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告诉我，她很幸运，拉三轮车这些年，才被抓过三次。

十点左右，虎子打来电话让我和父亲到他那边去玩。听到这件事，说可能是全市统一行动，金花路那边也在大规模查车，一早晨就查了十几辆车。他们今天进菜少，开回市区早些，躲过一劫。这次是专抓机动车，理由种种：没戴头盔，穿拖鞋，没带运营证、车牌证、驾驶证、行车证等等。总之，肯定能找到一个理由罚你。

我想起《华商报》的一位记者，他采访过我，我们聊得还比较投机，不知他能否帮上一些忙。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位老乡的情况。他非常同情，但同时直接表示，这事儿不好办，他只能帮着去新闻处问一下。

十一点左右，我们坐上出租车，到虎子那儿去。虎子住在金花路那一片的一个拆迁村里。虎子早就站在路口等我们。看见我们，一蹦一跳地要过路这边给我们开车门，被二哥骂了回去。村头是一条长长窄窄的石板小路，下面排水沟的味道时时冲上来，非常难闻。向右转，一个狭长的石板小道，宽不到三米，长却至少有一两百米。小道中间停着一辆三轮车，一边紧靠着墙，另一边还剩下窄窄的小缝，只是一个人的宽度。这是虎子的拉菜车。走过车，路似乎越来越窄。路的中间立着一些长长的钢管，直伸到二楼，支撑着二楼往外延伸的那些房间的地板。在这些林立的钢管下面，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拿黑黑亮亮的眼睛看着我们。

她左边是一个简易的三合板钉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黑色小锅、作业本和文具盒，旁边散落着几个薄薄的木制简易小凳。右边，楼梯的墙体石灰完全脱落，露出一种充满油腻感的黑色。她的后面，是封死了的小路尽头，一个高大的土堆严严实实地堵着，几乎和这二层的楼房一样高。阳光从一线天的上方洒下来，单薄、稀少，在小女孩儿身后形成模糊的亮光，而在小女孩的前面有重重的阴影。高大、阴沉的夹缝中，这个眼睛黑亮、茫然的小女孩坐在那里，像一个孤独的、流落人间的小天使。

“这是强的女儿，今年十岁。”强，虎子的大弟弟。虎子朝屋里喊了一声，一个皮肤苍白，有着阴郁眼神的青年人从屋里走出来，和这周边的氛围非常协调。他朝我们看了一眼，表情淡然，对我们的身份没有探究的兴趣，也没有交流的愿望。

虎子家在二楼。踏上楼梯，一拐弯，突然进入完全的黑暗之中。此时是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正是青天白日。这是怎么回事？我吓了一跳，在前面走的虎子（我完全看不见他）一边不断招呼我“要小心啊，小心哪”，一边骂房东，“房东坏得很，给他说过多少次这楼梯灯泡坏了，就是不来修。”

站在二楼的楼道里，我明白了楼梯为什么那么黑。二楼所有的空间全部被封闭了起来，银色的铝皮，从栏杆到楼顶，从楼道的这头到那头，严严实实地围住了这一切。这有六间房长度的地方，只挖了三个小窗户，露进微弱的阳光。比牢房还牢房。虎子说，这是三年前说要拆迁的时候，房东为了能够多出一些面积（拆迁的规定，是封闭空间都算面积），临时钉起来的。楼下钢管所支撑的楼上的房间，也是那时搭建出来的。全村所有的房屋都这样改造过。这二楼，住了四户人家，虎子姊妹三个和另外一家老乡。

虎子进屋，先拉亮房间的灯。这是一个里外间的两间房，外面是厨房，放着简陋的做饭家什。里面那间侧墙用石灰潦草地刷了一层，白白的，透着里面的黑色墙体，有种分外的凄凉，房间潮湿、阴暗、憋闷。唯一散发着明亮气息的是一个崭新的金属色音响。黑色的地面，低矮的凳子、桌子，纸箱子，塑料袋，随意拉的绳子，一切透露着马虎、潦草和暂时对付着的气息。

虎子在这个村庄的这两间房整整住了二十年。他今年四十三岁，换句话说，他在西安和在梁庄的时间几乎是均等的。在梁庄，他花了将近三十万，盖了一栋华美的房子，先进的抽水马桶，大理石的地面，空调、冰箱、热水器，一应俱全，去年他的儿子就是在那座房里结的婚。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在那座房子里总共住了不到一个月。

虎子一定要请我们在路口一家饭店吃。出来的时候，他的姐夫哥在门口站着，和我们打招呼。我招呼他一起去，他拒绝了。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瘦小的女性，稍微看了一眼之后，我的记忆马上恢复了，这就是虎子那位长辫子的姐姐，极其温柔的、腰稍微有点探的、沉静的姐姐。现在，她的大眼睛变得往外突着，腰更加弯了，还是一根长辫子，但前面的头发明显少了，稀了，几乎可以看见头皮。穿得最劣质的涤纶衬衫，空空荡荡的，不见乳房，也不见躯体，如幽灵一样。好像有什么深深地压着她，一直压着，最后，这压力内化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再也摆脱不了。她手里拿着一束面条，并没有看我们，低垂着眼睛，还是那样温顺，只是脸上多了一丝微微的笑意，算是打招呼吧。

走在路上，虎子口气以一种轻视的口气说：“他（姐夫哥）肯定不会去吃，不跟人来往，来往了还要还人情，他舍不得。一分钱都看得可紧。你知道他们手里现在有多少钱？至少百十万。这我可有数，这些年他们是只进不出。不吃不喝，不和人来往，一门心思挣钱。他们现在还在老市场卖菜，比我生意还好。儿子上大学，重点大学，还想着要在农村给儿子说个人（给儿子找老婆）。真是不知道咋想的。”

和虎子、二哥在他家门口的面馆吃饭。突然听到外面吹吹打打的唢呐声和司仪的唱喊声，跑到门口，看到一群穿白色麻布、戴孝帽的人正跪在饭店门前的路上，低着头哭泣。队伍最前面放一张四方形桌子，桌子四周用布撑起来搭成小房子模样，里面放着一张老年妇女的遗像。一个中年妇女正趴在桌子前做哭泣状。执事的人拿着喇叭喊着，大家起来，再跪，再起来。过一会儿，在几个唢呐手的喇叭声中，几个人抬着放遗像的桌子和那桌饭，孝子们跟在后面，继续往前走。

葬礼的执事像玩笑一样，看到我照相，对着我，摆弄着姿势，又以夸张、表演式的声调喊声着各种口号。年轻一辈有低着头不好意思看人的，有四处张望的，有相互交谈的，很少专注于葬礼本身。唯有那个中年妇女扶着桌子在认真而悲怆地流泪。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和机器的嘈杂声中，葬礼变得轻浮、陈腐，毫无尊严。没有大地、原野的背景，这些仪式成为无源之水。

人家不要咱

再次回到虎子的出租屋。我很想再碰到他的姐姐，或者去和她说几句话，我一直被她沉静的温顺吸引，但虎子和二哥却很不积极。虎子家姊妹四个，在虎子来西安站住脚之后，两三年内，他把他们都弄到了西安，也卖菜，同住在这个村子的这栋楼里。但说也奇怪，这么近，姊妹们的关系却不十分亲密，也没有吵架，即使过年过节，也很少在一起吃饭、聊天。以二哥的观点，其他姊妹不满意虎子太喜欢与人交往，尤其是过往的老乡，牵扯太多，花钱手太大。虎子老婆则意味深长地说：“反正别想在她家吃个饭。”

快言快语的她先说了他们来西安的经历。

“俺们来西安都快二十年了。1992年收罢苞谷来的。女儿红红一个多月，我抱上来了。娃儿（儿子）一岁三个月，留在他外婆外爷家。我卖菜，女儿跟着我，冬天也可冷，我弄个小被子一包，抱上去，立在火边烤着，冻哩浑身发抖。

“那两年多可怜，下午去咸阳蹬一车菜，来回得六七十里，七八百斤，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到家。早晨五点多就得到市场。一车能赚二三十块钱。风里来雨里去。当时觉得不错。

“中间三年都没回去，三年都没见娃儿。第四年回去，把庄稼收收，地不种了，给人家，不回去了。好几年，一年都是挣个两三千块钱，就这也行。条件好一点，你虎子哥他们姊妹都来了。前几年生意好，从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就不住秤，一天净利润有三百块钱。现在又不行了。弄个新市场，看着可好，市场不行，要钱的地方倒是不少，四块地板砖的地方，一个月九百六十块，卫生费垃圾费又一二百块钱。不干也得掏，就这还得开后门送礼。

“俺们娃儿老埋怨俺们俩，说从小不管他，扔到外婆家。还和他爸吵架，说俺俩对他和红红不一样。我说，房子给你盖盖，老婆给你接接，那还不算稀罕你？那也是形势逼哩，那时候可怜，没办法。要说现在的娃儿们真是可怜，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

“后来娃儿为啥不上学？他说，人家上学爹妈跟着，买这买那，我就一个人，我不上了。也是我们常年不在家造成的。贵贱[6]就不上。我说，你上吧，不行我回来算了，你好好上，反正不管咋着能供起你上学。他又说，好大学考不上，不好的大学上着没啥意思，还不如去学个手艺。也是，好多上大学的娃儿也没见有个啥好工作。他不上就算了。农村人就这样，你上了上，不上就算了。不过还是有距离。俺们也有感觉。看起来父母跟孩子不能离，时间长也不行。这也是打工带来的。

“对西安也没啥感觉。反正就挣个钱，好坏跟咱也没啥关系。要是有一天不抓咱了，那说不定好一点。”

我问虎子：“虎子哥，你挣的钱也不少，咋就没想着在西安买房？现在涨了，又买不起了。有没有点后悔？”

虎子耍赖似的嚷道：“谁在背后编排我？哪挣多少钱？你看我这花销多大，迎来送往，攒不住钱。不过，咱根本都没想过在这儿买房。涨多少跟咱也没关系。反正咱也不在这儿住。”

“那就没有想着老了住西安？”

“打死也不住西安！”虎子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回答我。

“都在这二十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不算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也没一点感情？”

“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多少人在这儿办的户口都没用。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路都不是你的，那啥能是你的？农村人本来啥也没有，只要能挣钱糊个口就行，没想着啥。对西安没一点感情，清是干够了。一不美（生病）就想回家。咱就没想着在这儿买房子。在这儿再美，就是有保险，也不在这儿。我给你说个实话，要是有吃哩有喝哩，我就不出来了。”

据二哥讲，虎子在七八年前已经有几十万元的存款。当时，西安的房子并不贵，他们完全可以拿着钱买到一套不错的房子。现在，那点钱什么也不是了，虎子又一次被甩出城市的轨道。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城市金融的涨落、好坏与他们的内心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内心一直停留在梁庄。我不理解的是，一个在西安住了二十年的人，谈起西安来，竟然如此陌生，甚至充满敌意。但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小环境应该更舒适一点，这总没有错吧。像虎子这样的情况，儿女都已结婚，家里盖了一栋豪华大宅，他们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生意也不错。应该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住，这样阴暗、憋闷的环境，对身体健康太不利。

“这一片儿都是这样的房子，也实惠。你要是进到正规的家属楼，你出车弄啥都不方便，你想，你拉着一车菜出出进进，别人咋看你啊。这民房干啥都行。咱干这个活也不适应住高楼。就想着在家盖个房子弄得美美哩，将来回家住。”

“看着那好小区，就没想过自己也住那儿？”

“就没想过住那些地方，我感觉，十个有九个打工的都没有想过。不是说的，我那房子在梁庄是数一数二的。城市工人看不起卖菜的，说实话，他们一个月两千块钱，我们随便五千块钱都挣来了。还不受谁管。不过闺女就不一样了。闺女对这儿有感情，人家买房要在这儿买，她同学都在这儿，从小在这儿生活，都有来往。”

“那如果城市也给你三险五金，户口啥的，你住这儿吗？”

“给医疗保险啥的？那也不在这儿，日他妈，给个啥也不在这儿。在这儿奔波这些年，也够了。你看着，只要是做生意的，都在老家弄有房子，主要咱这打工还不是稳定工作。说走就走了。对西安没感情，一回去就心里美。你们梁家兴龙来看我，特意给我说，咱们兄弟将来都要落到家里。住到城市有啥用意？没有三朋四友，空气也不好。它请我住这儿我也不住这儿。”

虎子以一个农民的倔强谈着西安，仿佛西安就是他的敌人，谈起来满腔的怒气和怨气，同时，又因为它与他毫无关系，而不愿去真的生气。

“在城市买个房子干啥？那个消费咱根本养不起，暖气费、卫生费、还有放车子、上个厕所都要钱。农村人都是想着有个温饱就行。做这生意买个商品房没啥意思，连个车都没地方放。

“还有，就说我这腿，在这儿就是治不起。主要是因为这医院贵，越是大医院越是贵。稍微大一点的病都回去了。到华山医院，先是挂号，一检查，先让上四楼打石膏，让住院，照X光，让交一万块钱押金。我一听，简直是怕人，第二天就坐车回去了。在穰县一个私人医院看病，总共花了一百五十块。在家里住了二十一天，又检查了三次，说没事，养着就行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呢。回家也没少花钱，可回家高兴，吃饭、喝酒、打牌，也花了四五千。就是多花俩心里美。”

二嫂听到这里，拍着腿笑起来，指着二哥说：“哈，可一样。你二哥六月份回去。回去之前一天小便十四五次，觉得不美气得很，干吃不上膘，怀疑是糖尿病。后来在北方医院检查一下就是糖尿病，人家直接叫住院，说严重。你二哥说自己带的钱少，跑回来了。我看你二哥压力可大，心里不高兴，就说，要不回家一趟，一是治病，二是家里人多，可以岔开一下。”

二哥神情激动，抢着二嫂的话头说：“说到回家，心里猛一热家伙。你二嫂说，不行你回家，我一听，高兴得很，说那可行。回去到穰县中医院看的，那天夜里一吃，晚上马上就好转了。开的中药，喝了九天，中西药一共花了一百八十五块，检查血糖，恢复正常了。又抓九服，一共一百七十四块钱。这是来西安吃的。咱们那儿医生说，你九服中药吃完之后，长期吃这个药就行，茯苓山药片。药费总共就花了三百五十九块。不过，回家带路费总共也花了好几千，可想着回家就是花多了也畅快。一说回去心里猛一畅快，病感觉立马就好了，感情深得很。家里人也高兴得不得了。不喝不喝，弄了一件酒，喝得一点不剩。”

二哥唾沫飞溅，颠三倒四地表达自己“回家心里清是美”，把自己的好喝酒也归结为“心里美”的表现，惹得二嫂又瞪了他好几眼。但是，谈到回家，她同样激动：“我们几个女的在一块儿说话，只说要回家，前几天都没心干活。只想着回家咋样咋样。说到回去清是心里美气。”

虎子还特意提到几年前发生在西安的一个车祸。同一车祸引起的死亡，同样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姑娘被赔偿的钱不一样，城市姑娘赔三十多万，农村姑娘只赔十几万。虎子愤愤地往地下吐口唾沫，“同命不同价。你说啥时候能一样？同样的命，硬是不一样。”

作假

梁家正容和老婆在德仁寨的这条街上开了一个小店铺，卖服装和一些针头线脑。我来西安的时候，他回梁庄。他的生意不好，铺子准备转让。我快要走的时候，正容又回来了。他比二哥稍晚一些来到西安，做了很多种生意。奇怪的是，别人做那个生意都能赚钱，他却总是赔钱。先是卖熟肉，卖有几个月，市场查得厉害，不敢做了。接着卖菜，干几年，虎子夫妻两个赚有几十万，他们夫妻却只赚几万块钱。正容老婆嫌太辛苦，就改弦更张，开个小店，不用风吹雨打。但是，开了两年多，不赔不赚，再难维持。高大的正容一脸茫然和认命，是那种死受的神情。虎子用一句话总结正容：“他就是胆子太小，啥都不敢弄，啥时也发不了财。”但是，在说到食品如何造假时，正容倒是表情活跃，说话流利通顺。

食品作假我最清楚，我做了几个月，知道一点门道。咱们有老乡做得非常大，赚脓了[7]。啥都是假的。假牛肉你知道咋做的？买来死老母猪肉，一煮，一上色，就变成牛肉了。熟肉那花样可多了。都是工业用盐，火硝、火碱，这是发的，发大、注水，可以加大重量。用的化学原料是石红，做肉都兑有马尔福林（福尔马林），不容易坏啊，往外一发，肯定要坏。像肠子一类的，买来的时候是黑的，用硫酸、双氧水一泡，就变白了。你去买肠，买毛肚、海鲜，那白花花的肯定都有问题。咋可能恁白？咱在农村，又不是没见过猪肠子？可是人们喜欢那样子好看的，你真是一点门儿都没有。

家家后面都是一个大作坊，那真是脏得很。放几个大桶、高桶，一百多公斤肉，一点白面往里面一放，一两个小时后，用手一捏，就碎了，就像熟了一样。再稍微加工一下，上点色，就可以吃了。完全不用煮，熟了，可以吃了，你说，这是啥概念？

那肘子肉，把大骨头一去，打食用胶，兑点淀粉，生的时候打进去，一煮就缩到一起，看起来像是个整体。杀猪的人把坏猪肉往皮里一塞，把死猪肉兑进去。一开始，我们去老乡家玩，老乡就不让我们吃他的熟食品，专门去街上买一点新鲜肉，做着吃。我还不知道为啥？后来自己一做，妈啊，打死我也不吃了。我到现在都不吃熟肉。不敢想，一想起来就恶心。

一斤肘子肉能做一斤二三两。牛肉一斤能煮一斤。都是用多大的气泵，打胶打进去的。火硝淹的，蘑芋粉全是化工品，毒性太大，咱们有老乡被抓住了，拉走那一车，值二十万。化验以后，全是毒性。这些东西，都是对准火锅店的。有一种粉，加一点，硬做出来。羊血都是做出来的，用血粉做的，吃着像棉花套子一样。咱们吴镇街上都是真的，人家是清真。那吃着是真好吃，脆脆的，滑滑的，可细致，鲜得很。记得俺们小时候一碗羊血汤是八分钱，羊血红红的，上面放几棵香菜，绿生生的，冒着热气，想起来都流口水。豆腐是葡萄糖酸钠打的，石膏打出来的斤数少。

做啥事都可不容易。卖熟肉，看着赚钱，那卫生上、防疫上，啥部门都要钱。不管你一个月做不做，你都得给人家钱。钱一给，他们就不管了，其实是拿钱买个包庇。咱为啥发不了财，咱做不了那个假，也不会像虎子一样，给人家搞关系。拿着钱也不敢送，不知道咋塞给人家。可是不作假、不送礼还真发不来财。社会走到这儿了，也没办法。主要是底下人弄坏了。经是好经，下面的人弄坏了。

越打假，人们越做。国家也没办法。都以罚款为主，越罚我越干。罚到最后，罚的人和被罚的人都成朋友了。你来罚，我给你钱，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罚了钱，就多了成本，不作假，就挣不来钱。作假也是为了生存。管事的也有问题，逮住也不说不让你做，以罚钱为主。你要是逮住让他坐监狱两天，他就不做了。小偷也是，罚俩钱，又让他走了。出去了继续偷。

现在做的人少了。那两年做哩可多，隐蔽哩很。咱们穰县有几十家都是做这的，都发财了，管得严，也不干了。好几个老乡在老家盖两座房子，在灞桥盖两座房子。干二十多年了，钱挣够了，去卖汽车配件去了，配件也都是卖的翻新产品，也是假的。他卖真的不挣钱。必须卖假的，私人的，不正规，便宜得多。

你不知道，城里人好骗，图便宜。你说说看，羊肉卷十几块钱一斤，羊肉都二十多块钱一斤，那咋可能是真的？

其实人们都有问题，特别是城里人，也不知道咋想的。他来买肉，光买那着色好的，他认为那好。你是真的，啥也没加，着色肯定不如那些好，不加还不行。他就是不买。你说我这是真的，没加过色的，他看你那样子就像看怪物，不相信。既然你不相信，那我就算了，以后也上色，看着可好看。像卖菜，也是学问大得很。藕是用柠檬酸泡的，我们都泡，前几年进了原色的都没有要，只好也泡。黄瓜打哩药之灵，直挺挺的不弯。谁不知道那直挺挺的有问题？但是，人们去挑，光挑这种，你说啥门儿？那弯曲的，长得不好的可不好卖。

咱们梁家芳娃们在嘉峪关卖轮胎，校油泵，卖的都是旧轮胎，一个净赚几百块。那校油泵是啥？只要人家车停到他门口，没有千八百块那根本走不了。一个配件五十块钱都能卖到五百块钱，能不发财？依靠这，人家买了上百万元的工程车、挖掘机，雇个司机，专当老板了。

不管卖啥都有假。修个三轮，换个带，都能换个假带。鸡蛋也作假。我都在想，费恁大的事，做一个小鸡蛋，到底能多赚多少钱？真是想不通。赚那个钱还不够费事钱。

羞耻

那个年轻的三轮车夫脸上突然呈现的“羞耻”让我很难过。那红晕在他脸上持久地存留，仿佛一朵无法凋谢的花。他的背影也给我一个坚定的拒绝。

第一天和二嫂一起去市场，老乡们非常惊异，又很好奇，远远地看着我。给他们照相时，“哗”地一下全跑了，那些调皮的人把自己的伙伴使劲往前推，自己则躲到后面，于是，就有那么两三个站出来，“照就照”，像赴刑场一样，大义凛然。第二天、第三天再去，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相互推让着，羞怯地，但又大胆地走到我面前，摆着各种姿势，让我照相。一些见过世面的年轻车夫过来，和我聊起了政治等等问题。那个戴着眼镜的老落魄书生根本没有上过学，是先天性弱视，说话粗俗直接得可爱，来西安拉车已经二十几年。我说起对他的第一印象，大家都哈哈大笑，一直取笑他。

在一片欢快的喧闹声中，他拉着装满货的拖轮进入了我的视线。一个年轻人，上身穿着紧身的黑色T恤，下身一件腰间有金属链的深蓝色牛仔裤，额前的头发挑染出一撮鲜亮的黄色，脚上穿着一个人字拖。铁架子上放着六个巨大的尼龙包，他像其他三轮车夫一样，一手抓着把手，弯着腰，胳膊上、脖颈上的青筋往外涨着，依稀看到脸上白皙的皮肤和散落其间的鼓鼓的青春痘。那双穿着人字拖的脚几乎脱出了鞋，一步步拼命吸住光滑的地面。

他突然看到我，我手中举着的相机，正在拍摄这群他也熟悉的、没心没肺的、嬉笑的三轮车夫。他的脸“刷”地一下涨红了，好像突然被裸露在空旷的广场之中，被置于舞台之上。几乎是一种激愤、羞耻，他迅速扭过头，速度加快，腰弯得更低，往那一排排的货车缝隙里走。正在镜头前作怪大笑摆姿势的那位中年人朝他喊：“儿子，儿子，民中，过来，咱俩照个相。”这位中年人，非常活跃，每次拉着车过去，都会喊我：“妹子，来，给我照张相。”然后，摆出弯腰的、蹬腿的、拉纤的姿势，做着夸张的怪脸，招来一阵又一阵的笑声。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本能地略略停顿，朝他的父亲严厉地瞥了一眼，更快地走向大货车沉重而庞大的阴影。他的父亲一再喊他，他始终没有回头，也没有看我，只是倔强地往里面走，无比坚决地避开我的镜头和我的眼睛。他不愿和我对视，那一瞥而来的眼神似乎还包含着某种敌视。

这是三轮车队伍中少见的年轻人。那位父亲，指着孩子的背影，讪笑着对我说：“不知吃啥枪药了，就不和我说话。”

二哥在旁边说：“哈，就是一个二球娃儿，别看他不说话，可不少给咱们惹事。”在那位父亲和二哥相互补充的叙述中，我大致了解了这位年轻人的经历。年轻人今年十八岁。十五岁下学，先是到新疆跟着姨夫们学校油泵，干了一年，嫌太累太寂寞，姨夫的店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孤零零地设在路边，平时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接着到广州、东莞打工，在电子厂和服装厂里，不到一年，说啥也不干了，再加上金融危机，他在的那个厂倒闭了。今年四月份来到西安，开始拉三轮。人沉默异常。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和坐车人或不相干的路人吵架。天黑收工后，和一帮小老乡——都是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走在街上，腰里各揣一把锋利的小匕首，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到处找茬打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很想和他聊聊。可是，他根本不看我。他对他父亲在镜头面前的热情、巴结和热衷极其愤怒，总是在远处用很严厉的眼神看着他。等我想走近的时候，他就消失在货车背后，或给我一个脊梁。我和他父辈的三轮车夫们聊得越开心，混得越熟，他离我越远。那倔强的脊背向我昭示着某种排斥，甚至是某种仇恨。我看着他和人谈价格，那涨红的脸，一起一伏的呼吸，充满着愤懑，一言不合，似乎就要吵起来，拳头就要过去。实际上，他单薄瘦弱，打架未必能赢。他的父亲马上过去打圆场，最后，他才开始装货、捆车、拉车。他低着头从我前面走过，那一撮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深深地低着头，不看我。

我把相机装进包里，假装和别人说话，好让他知道，我没有关注他。我没有再找他说话。

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他恨梦幻商场，恨那梦幻的又与他无关的一切。他恨我，他一瞥而来的眼神，那仇恨，那隔膜，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无比宽阔的鸿沟。

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因为它意味着他所坚守的某一个地方必须被摧毁，它也意味着他们的现在就必须是他的将来。他不愿意重复他们的路。“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是羞耻的标志。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被追赶、打倒、驱逐，他愤恨他也要成为这样的形象。

羞耻是什么？它是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一种非合法性和公开的被羞辱。他们被贴上了标签。

但同时，羞耻又是他们唯一能够被公众接受和重视的一种方式，也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到权利的方式。媒体为那些矿难所选的照片，每一张都带有巨大的观赏性和符号性：呼天抢地的号啕，破旧、土气的衣服，乞怜、绝望的表情和姿态，满面的灰尘，这些图片、表情都是羞耻的标签。河南矽肺工人不得不“开胸验肺”，虽然现代医学早已能够通过化验来证明矽肺。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失败，使他明白，为了得到自己的权利，他必须选择羞耻的方式，必须如此羞辱、破坏、贬损自己的身体。否则，他得不到公正。

他们作假、偷窃、吵架，他们肮脏、贫穷、无赖，他们做最没有尊严的事情，他们愿意出卖身体，只要能得到一些钱。他们顶着这一“羞耻”的名头走出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羞耻，他们才能够存在。

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他像他的父辈一样，拼命抱着那即将被交警拖走的三轮车，不顾一切地哭、骂、哀求，或者向着围观的人群如祥林嫂般倾诉。那时，他的人生一课基本完成。他克服了他的羞耻，而成为了“羞耻”本身。他靠这“羞耻”存活。

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让二哥帮我请民中和他的父亲到一家小饭馆吃饭。他父亲早早就来了，端着酒杯不停地敬，不停地喝，一会儿就有些醉了。九点左右的时候，民中才到，他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接他父亲回去的。一看到他父亲的神情，他就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夺过父亲手里的酒杯：“走，回家，天天喝，早晚都要喝死。”二哥在一旁说：“咋，民中，架子还怪大呢，请都请不来？坐下，喝两杯。”他坐了下来，低头玩起了手机。

他始终没有正眼看我，好像我是他的创伤，好像一看我，就印证了他的某一种存在。我给他拿筷子、放碗碟，又倒了一杯啤酒，殷勤、巴结地放在他面前。他的手伸出一下，微微挡了挡，抬眼半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睛，继续翻看他的手机。大概坐有十分钟的样子，他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他的小兄弟出了什么事，要他过去帮忙，他对电话那边说，别着急，先稳住，我马上过去。他的声音带着点霸气，冷酷、镇静，一边说着，一边随手端起啤酒，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站起来，说有事要走。

我也站起来，说：“民中，那就再见吧，我明年再来看你们。”像一个唠叨而又无力的人那样，我又补充了一句，“你要好好的。”

他的嘴角牵起一个诡异的微笑，说：“什么好不好的，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他看我时的眼神，是另一个世界的眼神。我无法进去，也无法打破。

《华商报》的记者朋友始终没有回信，估计没有什么希望。但想着既然说了，不问也不好意思。要走的前一天傍晚，我打了一个电话。记者告诉我，他去找过他们报纸新闻部门的人，对方说这事儿太普遍了，没有报道价值，没法派人出来。但是如果亲戚老乡有重大情况，他可以以私人身份帮忙协调。我说，那没关系，那些人没有我的亲属。我的亲戚已被抓过了。

在一旁的二嫂说：“电视上都市快报都报过好多次了，该是啥样子还是啥样子，确实没用。大哥的车被抓之后，给人家打过几次电话，人家说来，一直没来。”

放下电话，我竟也有如释重负之感。真要让我带着他们一个个去找这些“肇事的”三轮车夫，去问各自的情况，恐怕还得羁留两天。我似乎已经有些不耐了，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应付可以想见的一系列麻烦。

早晨五点半。小雨淅沥。二哥和二嫂已经从住处走过来，穿着黑色的大胶鞋，披着雨披。他们推着三轮车，送我们走之后，还可以去拉早晨的活儿。下雨的早晨，是他们拉活儿的好时候。我和他们一起走出“如意旅馆”，沿着有些泥泞的小路往街外走，卖早点的小铺已经开门，门口两个漆黑的巨大炉子已经升起旺旺的火，锅里面的油翻滚着，老板娘的脸在这雾气中隐约闪现。雨在檐前滴答下着，滴在同样黝黑的、油腻的地面上，往堆着垃圾的街道上滚落。拐几个弯，经过二哥家，经过黑色的网罩起的街面，经过垃圾巷，走过长长的生锈的钢材街，我们和二哥、二嫂分手。二哥、二嫂跨上三轮车，他们要在华清立交桥下拐个弯，才能到另一边。在三轮车的突突声中，他们的身影有点晃动，并且模糊不清。我看着他们在拐角处消失。

我们开始了回程。上华清立交桥，走约两千米的样子，来到浐河上的一座桥。我们下了车，站在桥上，看清晨的风景。

在毫无防备的情景下，我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崭新的、洁净的、华丽的、现代的世界。桥的右边是世园会所在地，2011年5月至10月是展览期。深深浅浅、高高矮矮的园林，一个个修剪整齐的塔状树冠，以优美的弧状在广大的空间绵延。圆形的大花坛，各色的花朵，奇树，盆栽，起伏的绿色草地，它们在大地铺展开去，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干净、奢华和讲究。园林里面的路笔直、宽大，从远处眺望，雨中的大理石路面泛着凛然的光。世园会被看作是西安展示自己国际化和现代化，向国际接轨的重要契机。从此景看来，这一接轨应该是成功的。

脚下的浐河水水面宽阔，桥对面几座高楼竖立，威严、镇静。前面是灞桥新城，各式各样的楼群、立交桥、商场沿路拔起。宽大、洁净的马路，高档、现代的住宅，各种周到的配套设施，全新的商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衣服、珠宝。在清晨的细雨中，西安城，一个洁净、现代而又优美的城市。西安正以迅猛的发展摆脱历史带给它的落后、凝重的面貌。

就像钝器突然击中身体的某一要害，一阵疼痛，我的某一部分记忆复苏了。一股油然而生的舒适感和熟悉感袭来。此时最想做的是回到明窗净几的家中，洗一个有充足热水的澡，舒服地躺下来，放好音乐，好好休息一番。

那散发着异味的德仁寨，怪异的围墙，并不如意的“如意旅馆”，漆黑的厕所，垃圾巷，钢材街，商场背后的三轮车夫们，在瞬间，变得恍如隔世，仿佛不曾存在过。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城市是奥斯曼式[8]的，直线的、大道的、广场和主旋律的。它忽略了活生生的社会现状，忽略了那些随机的、还没能达到所谓“现代的”和“文明的”存在和生活。现代的城市每推进一步，那些混沌、卑微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甚至无数步。

[1] 二大：“大”，叔，专指父亲的堂兄弟，有些地方也指父亲的亲兄弟。

[2] 圣人蛋：爱卖弄某方面的能力，不合时宜的人。

[3] 清是：真的是，的确是，强调之意。

[4] 别子：倔强的人。

[5] 生红砖：脾气暴烈的，打架不怕死的人。

[6] 贵贱：无论如何。

[7] 赚脓了：“脓”，形容赚得很多很多。

[8] 乔治-尤金·奥斯曼，著名都市规划专家，1859年获拿破仑三世委任为塞纳行政长官（相当于巴黎市长），重新规划建设巴黎。19世纪早期，巴黎城区有大量的贫民区，“从1789到1848年，‘捣乱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竖起街垒路障，而狭窄的街巷使镇压者的大炮难以到达。所以，统治者对这些‘贫民窟’深感头疼。”奥斯曼上台之后，由于国王的支持，他权势巨大，开始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荫大道”。十七年内，城市中百分之四十三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参考秦晖《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

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具有视觉的美感：超大广场、尖碑、花园、绿地，宽阔的、直线的道路，超豪华的商场，超奢侈的会所、洗浴中心，高度现代化的新城区、工业园、生态园，等等。即使一个中小型的县城，我们也可以看到超型大道、超型广场和各式各样的园区，标准的现代“景观”。仿佛有一只如同奥斯曼那样的巨手和直尺，在地形图上按下去，“嗤”的一声，于是，遇屋砸屋，逢桥拆桥，遇墓挖墓，即使是百年建筑，刚盖不到十年的小区或大楼，都必须清除，更不用说那些棚屋、非法居住地和“城中村”。至于那些生活在其中的居民，那些租不起更昂贵房子的“农民工”租户，他们到哪里去，则不是要考虑的问题。

西安德仁寨的垃圾巷

西安出租屋的一角

西安城中村的巷道里

随父母来到西安的女孩，通常在城中村的巷道里写作业

他们在西安

快乐的大叔

休息时间

工作

第三章 南阳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圣经·马太福音》

葬礼

2010年10月11日，梁庄的梁贤生在南阳去世。

火化之后，贤生十三岁的儿子抱着骨灰盒回到梁庄。贤生的两个弟弟已经先回到梁庄，在村南头的自留地挖好墓坑，棺材就停放在墓坑旁边。没有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屋子，没有可以停放棺材的地方，贤生是孤魂野鬼了。贤生的肥胖的母亲，我的二婶，趴在棺材旁哭得死去活来。按说应该是贤生的老婆哭成那样子的，可是既然二婶哭成那样子，贤生的老婆和贤生那一大群弟弟妹妹侄辈们反而显得不够伤心了。

梁庄所有人都明白二婶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因此也并不去拉她。2004年的春天，二婶从南阳回来，住了十几天，办了一件事情：把老宅的房子卖了。卖完二婶就后悔。那几年，二婶提起这件事就抹眼泪，埋怨自己没材料[1]，把房子卖了，回家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没了，将来死了棺材往哪儿放呀？当时，她还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先她而去。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够伤心了，而因为自己的愚蠢，让儿子最后连个家都不能回，停在了野地。嘴拙内向的二婶，怎能不哭呢？

周边村庄已经有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王村的老太，八十八岁去世。最后那一年，天天以泪洗面。她的儿子在安徽上班，常年不回来，两个女儿在穰县上班，她轮流在儿女家生活。村里房子多年闲置。有一年，她就把房子卖了。老太太死后，是在野地找的地方。儿子、村人把野蒿砍砍，扎个木桩，搭个灵棚，棺材放在里面。人们说，那场面非常凄凉，走在野蒿茬子上，有些人的鞋都戳烂了。一群来吊唁的人站在野外，无处落脚。她的儿子对村里人说，早知道是这样，说啥也要在村庄再买块地，盖个房子，不为住，就为老太太百年之时能够把棺材安置在屋里。

帮忙的村人在贤生的墓坑旁边打木桩，扎顶棚，把大块的塑料布蒙在上面，临时搭起一个灵棚，棺材放在里面。又从村里拉出长长的电线，挂上一百瓦的大灯泡。按照传统的规矩，贤生的儿子、女儿跪在旁边，来人鞠躬，儿子、女儿哭着答谢。贤生的儿子对眼前这烦琐的程序一点儿都不了解，显得很不耐烦，倒是他二十岁的女儿乖巧懂事，一一周到地跪谢，哭泣。因为年纪尚轻，也因为常年不在家，亲戚疏离，再加上二婶他们还要连夜赶回南阳，贤生的葬礼，没有响器，没有报小庙大庙[2]，没有身穿麻衣白布的孝子和亲属，凄凉得很。

酒席是在德义家办的。德义和贤生兄弟同一个爷。二婶一直坐在坟前，不吃不喝。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才在众人的强拉硬拽下回到德义家。夜里将近一点钟，贤生下葬。贤生的大弟留在家里，处理杂事，二婶和贤生的弟妹侄甥又搭租来的大车回南阳。

人们都说，最早出去的，又最早回来。只是，回到梁庄的地下去了。

贤生是梁庄最早出去打工的人，是最早娶城里媳妇的农村小子，是最早开着小汽车回来的人，也是最早把全家都带出去的人。贤生是梁庄最早出走神话的缔造者。

贤生在梁庄的家，就在我家的左边，两家只有一道象征性的矮墙隔开，彼此干什么都清清楚楚。贤生有个绰号，叫“达得洛夫”。1980年代初期在农村流行一部武打电影叫《武林志》。主角叫东方旭，一个中国武师，他挑战各国拳王，其中一个俄罗斯的拳王叫“达得洛夫”，长得非常雄壮、英俊。当然，最后他也被东方旭打败了。这个电影我至少看了四遍，记住了“东方旭”，但是“达得洛夫”记得更清。因为我们的邻居，二十岁的贤生，长得非常像他。不知道是谁先这样叫他，就叫开了，从此以后，我们都叫他“达得洛夫”。

贤生1982年左右离开梁庄到南阳。那时候，我不到十岁。之后偶尔的见面都感觉像见神话人物一样。贤生穿着一个黄色的军大衣回来了，贤生带着一个洋气的城市姑娘回来了，贤生一家开着汽车回来了……贤生威风凛凛，我们充满敬畏，不敢近身。倒是二叔、二婶，一如往常地干活、劳作。他的小妹梅花和我年龄最接近，我们非常要好，我每天都到他家去打水，在他家玩玻璃跳棋（是贤生从南阳带回来的），在他家和其他伙伴一起聊天。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家的日子相当不错，有水井、轧面机，各种家具，有三间正房、两间偏房。然后，慢慢地，贤生的姊妹们离开村庄，先是老二、老三，接着是老四，再接着是梅花、贤仁，最后，二叔二婶也离开了。等觉察到他们全家都离开村庄的时候，我已经师范毕业，在异地的一个乡下小学教书。

梁庄所有人都在传说，贤生发大财了。贤生开大型批发部；贤生办出租车公司，拥有几十辆小轿车；贤生是黑社会头子，黑白两道通吃；贤生的兄弟姊妹都在南阳买了房买了车……围绕着贤生的一切无比神秘，又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在我脑海中扎下牢牢的根须。

1994年，我在南阳读书。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走，是从南阳到穰县的那条路上，我准备乘公共汽车回穰县。一辆三轮车突然迎面而来，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也许以为是我要搭车。我一看，吓了一跳，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那拉车的人竟然是贤生的大弟弟贤义！他骑着一辆寒酸的、破旧的人力三轮车在拉人，这怎么可能？并且脸上还有一道黑的油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对那黑色的油灰记得特别清楚——斜着从左脸下半部滑过去，前面色很重，后面很轻，是无意间扫上去的——因为它让我证实了他的确就是传说中已经全家发大财的贤生的弟弟。我们非常奇怪而陌生地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分手了。陌生而茫然，几乎可以说是冷冰冰的。要知道，我们是最近的邻居啊，整个童年少年天天都要见面。我到现在还弄不明白当时各自的心态。

这么多年过去，在准备去南阳了解贤生家的城市生活之前，我也从来没有认真回忆那一场景。回到梁庄，我听到的传说仍然是贤生家发财的故事，我没有把我在南阳遇到的情况给大家讲，从来没有，村里去南阳找过他们兄弟的人回来也没有讲过。后来，有一年，我在村口碰到二婶，当时她已经严重发胖，她正在路边歇脚，喘着大气，旁边放着满满一篮白色的、晶莹剔透的鸡蛋，我当时的感觉是，二婶家真的很有钱啊。我的记忆把和贤义的那次相遇过滤掉了，留下的仍然是贤生出走、全家发财的神话。

也许，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个神话，我担心这个神话被打破。在1980年代中后期，有关贤生和贤生家的神话是梁庄的希望，是梁庄对外部世界想象的最远边界。

房檐滴水窝窝照

2011年7月28日，我们从穰县出发到南阳去找贤生一家。

路还没走过一半，贤生的大妹梅兰就打来好几个电话，问到哪儿了，说是早晨八点就在秀兰嫂子那儿等着了。上午十点多钟，沿着梅兰指示的路线，我们从南阳武侯祠前面的路口开始向右转，再向右，不知转了多少个弯，终于到了一个菜市场的路口。梅兰站在那里。这是贤生在南阳的家，南阳市郊的一个城中村。

梅兰，我印象中是二十岁左右的她，苗条、秀丽，一头自来卷发。她离开梁庄之后，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她非常瘦，显得有些憔悴，脸的左部可能做过手术，左脸颊下部完全凹陷下去。彼此相见，大家一阵相互感叹和惊叫，梅兰带我们往村里走。道路狭窄（这是许多城中村的共同特点）、弯曲，早年的规划在各家长达十几年的私搭过程中变得模糊不清，房子是一家一户的独门院子，但是，却形状不一，一层坚固，二层、三层潦草、简单，很多家外面都有一个简易的外挂式铁架楼梯。

一个身躯庞大的老年妇女正坐在门口的一个小凳子上洗衣服。看见我们的车进来，手从满盆的白沫中拿出，甩了甩，又在白短褂上使劲擦了擦，艰难地站起来，朝我们的方向笑。是二婶，我已经又将近十年没有见她了。二婶更胖了，脚浮肿得厉害，脚上的黑色圆头厚底凉鞋被粗壮的腿压得扁平。二婶嘴巴张着，看着我们笑，说不出话来。我们五个人从车里下来，车门关上，她还在往里面看。等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问：“咋你爹没来？”我们愣了一会儿，哈哈大笑起来，把老头儿给忘了。人家和二婶是老革命老伙伴，也有多年的话要叙。

贤生的老婆，秀兰嫂子，非常热情地把我们往家里迎。她还是长发（那一头披肩长发在当年给梁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随便束了起来，胖了，原来的长圆脸宽了些，眼神、表情都表示出她非常健谈，并且急于给我们留下好印象。

院子里非常暗，没有一丝光。正屋亮着灯（这是上午将近十一点钟，外面是煌煌烈日），阴沉潮湿。贤生放大了的遗像挂在侧墙上。正屋两边各一个房间。右边里间也开着灯，秀兰嫂子把我们引进去。同样是一间完全封闭的房间，有一个小窗户，却是堵死的。没有任何通风的设施。她的儿子在房间的角落里打电脑游戏，我们进去的时候，秀兰嫂子让他给我们打招呼，他扭过脸来。和她的妈妈极像，脸色苍白，带着牙箍。他一语不发，转身去打游戏，再也没有抬起身，直到我们出去吃饭。

从院子到这三间房里，整个空间完全封闭，没有任何光，黑洞洞的，再加上无处不在的贤生的黑白相片，让人无比压抑。

刚坐下不久，梅香也来了。她在开出租车，听说我们到了，把客人送到地方，放了空车就回来了。梅香一点也没变。胖胖的，笑眯眯的，粗声大调。贤生的大弟贤义也来了，他现在是算命仙儿！二婶已经开始眼泪汪汪地说起卖房的事，在那几天里，她说了无数次，先是叹气，接着说，都怨我没材料，光想着卖房，没想着老了咋办……话没说完，眼泪就开始往外涌。言语之中，她的悲伤和悔恨还不只是死后没有落棺之地，可能也与她这样轮流住儿子们家的不自在有一定关系。

贤生是这家的老大，主心骨，是一个个把姊妹们拉扯到城里的功臣，在这一过程中，秀兰嫂子也功不可没。因此，身为城里人的秀兰嫂子在言谈之中，总不忘强调自己为这个家所做出的贡献。

妈啊，哪发财了？听谁说的？才开始认识梁贤生，那真叫穷啊！他来南阳，是因为他小叔，当兵转业回来在南阳一个厂里当个保卫科科长，就把他叫来。他小婶嫌他们家穷，就不让他去家里。那还是俺们俩才认识的时候，估计是贤生想着叫我知道他也有一门好亲戚吧，把我带到小叔那儿了。和她小婶在厨房择菜时，她悄悄对我说，这一家穷得很，你可想好啊。当时，俺俩还没有定下来呢，她这样说，就不怕贤生说不来老婆。这么多年，俺们就去过一次，吃过一次饭。小叔还行，小婶可势利得很，穰县来的穷亲戚，根本不让去。

贤生是在床上躺着，突然就脑溢血了，不会动了。2008年10月3号，晚上。他好喝酒，好朋友，为这个家操心太多，伤住身体了。

当年贤生在工艺厂上班，一个月二十几块钱，还不够吃饭。年下到我家走亲戚，俺俩去买东西，我说我掏吧，他就让我掏了，也不让一下。原来是他口袋没一分钱。他自己倒腾个小生意，卖服装，卖文具，啥都干过，不行。

1988年4月22号，玻璃店开业，是从别人那里接手的，属于厂里的。承包这个店，连给厂长送礼的钱都没有，我记得可清，是到小卖部赊的东西。贤生去送礼，可作难了。请人家吃饭，也是赊的账。从这儿站住脚了。玻璃店主要装饰配件、板画、大匾，店面可大，几百平米，五六个营业员（当时称“待业青年店”），生意最好时开过两个分店。

这房子是1987年盖的，当时就挣了六千多块钱，全部花完，还借俺妈一些钱，才盖起来的。你二叔连一分钱也没有，还光向他要钱，啥事都要钱，买个化肥都得来南阳要钱。

跟着你二叔就得癌症，1991年得癌症，一检查已经是晚期。就来南阳住着，住在这间房里。秀丽，就是贤义他老婆，她和贤义住在左边那间，秀丽照顾他。俺们几个都在玻璃店住着。

这个店为啥赚不住钱？开始都是一无所有，后来挣点钱，家里一起起的事，一个个姊妹接着来。来了之后，吃喝不说，要说老婆，要出嫁，要盖房，都是事儿，店里挣的钱统统都是顾这些事了。只觉得姊妹们都到南阳市了，要相互照顾。为姊妹们的事儿，成天和人家喝酒，没有一天不醉的，说他了，他还骂我。你说，咱孤身一人，不靠喝酒，靠啥撑起来。

贤义1990年在梁庄结的婚，俺们把钱给老掌柜[3]，让他在家里操办。俺们在这儿把亲戚喊上，租个大巴车，还弄个小车，排排场场地回去了。贤生说咱们结婚时没有排场，让贤义结婚排场一下。回来后他们俩就住在俺们房子西头，爹在东头我们现在住的房间里，俺们住在店里。1993年4月22号贤义们才搬走，住了三年多。贤义生娃儿请客，最后，我把礼单、钱都给秀丽，想着她人生就这一回。

这些年，姊妹们来来去去，就不断线。只要姊妹们都来南阳，过哩好就行，没想着啥。贤仁订婚时都没给我们说，他生他哥的气，认为俺们不管他。他1997年结哩婚，是在贤义那儿结的。你二婶不愿意了，哭着说他哥不管他了。你看，稍微不管一下都不行。

梅香来估计都是1991年了，也在店里干。当时房子涨价，生意不是太好了，别的地方也都开类似的店。我们又开了几个小店。不管赚钱多少，不敢有事。紧接着贤义盖房。又把梅香打发（结婚）了。俺们这边开去俩车，浩浩荡荡过去了，看着也排场。

你贤生哥好玩车，就又买个车，自己出去跑车。给人家当司机，还跑长途，也可累，不过，那时候干这个的少，也挣了一点钱。接着，又买了一辆好的。后来俩都卖了，一个卖一千块，一个卖两万多。

原来那家玻璃店倒闭之后，在东关又开了玻璃店，贤仁在照顾，后来也不行，就彻底关了。后来，又去搞装修，给人家干活，和主家闹矛盾，他那脾气，说不干就不干了，又赔人家钱。这都到1997年了。店没了，车没了，挣到最后啥也没有。后来就又回到厂里干个事儿，也算是个领导。

房檐滴水窝窝照。俺们咋做的，你们都看见了。俺们要是不好了，他们也自然而然会学会。现在贤生不在了，我把她奶接过来，有人都说，贤生都死了，你还伺候她干啥？咱想着，贤生死了，咱还是儿媳妇。她也胖，啥也干不了，都是端吃端喝。前段时间还聚会呢。贤义说，走啊，到俺们家聚会。在贤义家里做的饭。姊妹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也高兴哩很。

其实许多时候，生活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从来不愿正视它。这就是贤生哥的生活，那在梁庄流传了三十年的神话轻轻一戳，就破了。他差点就发财了，但是众多的姊妹是他不可逃避的负担，就像梁庄是他长长的阴影一样；他在这样封闭的房子里住了二十五年，这到处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房子，不死也只剩下半条命；他的小婶始终不和他来往，因为他还是梁庄的穷亲戚；他也没有办出租车公司，只是买过一辆车，自己还是司机；他更不是黑社会头子，但却依靠喝酒、仗义去开拓他在陌生城市的局面；他并不满意自己的老婆，因为她对他的姊妹们并没有百分之百好，很多矛盾因她而起，但最终，还是他老婆不离不弃伺候他，陪他走过生命的终点。

从秀兰嫂子的话里，我多少可以听得出作为城里人的骄傲和对这一群姊妹们的嫌弃，也可以想象当年这一个个弟妹来投奔贤生哥时她的态度。

梅兰是最早跟着贤生来南阳的——

那时候真是穷得很啊，我和大哥是先后来南阳的。春秋衣裳，就一条裤子，晚上洗洗，白天不管干不干，都得穿。在新华眼镜厂上班，现在已经不在了。发第一月工资，我哥给我买一个新衣服。一个月工资二十一块钱，凭购粮票生活，东西便宜，只是够当时维持生活。买个日常用品都没钱，钱交给我哥，我哥做饭，我下班回来吃饭洗碗，所以我们感情深。

后来能攒点钱，回梁庄时，割点儿肉，买点水果，扯块布，那么远，带回去。我在眼镜厂干有一年，你四叔找关系，把我和贤生哥的户口弄过来，算是南阳人了。要是临时工，肯定说不来好婆家。1984年，经别人介绍，认识了你那位老大哥，是国营工，过去女孩子们找老公，要找国营工，有房子。他们家在老城区，有房子，虽然小，但也有住的地方，解决了自己的住房问题。你老大哥很好，会做饭，做家务，也不爱出去胡玩，现在天工集团，是个技术员。1985年我结婚，我记得可清，那天坐的是北京吉普，后面跟两辆幸福牌摩托。

在眼镜厂干了十年，厂倒闭了才到居委会的。我当时被市里评为“先进青年”“市劳模”，我那时候的证书很多，有一箱子。当时叫我当厂长，我不当，那时候贷款太多，谁有本事当那个破家啊？

粗枝大叶的梅香，连自己哪一年到南阳的都记不清——

我好像是1991年来的南阳，忘了。来一直就在哥家，做饭，接送曼曼上学，1994年结婚。都是大哥一手办的。你那个老大哥是南阳边的，也是乡下，就是离南阳近些。也是穷得很，去了啥也没有。我记得闺女满月时，二哥开着偏三轮去接我挪窝。偏三轮能拉货，多用。开着那个偏三轮，还回过梁庄，回过还不止一次。俺们结婚后，先开饭店，没开成，然后卖菜，也没卖多长时间。后来，又卖塑料用品，到处打游击，干过的活多得很。刚好又认识三轮厂的人，就赊一个三轮车。给人家一半的钱，那时候四千多块钱。三轮开有十来年，才开始不挂牌子，1996年开始要挂牌，只有城市户口才给办各种证件，驾驶证、营运证、行车证。没有城市户口不让开车。俺们就打游击，一会儿被抓了，一会儿要逃，天天提心吊胆。

我成天说，咋农村户口恁倒霉，开个三轮都要抓。后来看不是办法，就拿梅兰姐的户口办一个证。钱一交，手续都办出来，还得找熟人，还是贤生哥找哩熟人，最后才算顺利开起三轮。后来看三轮车不行，都是出租车了，你还在开三轮，累得不行，赚钱也不多。2008年我下决心去考个汽车驾照，2008年底开始开出租车，我和小孩的爸轮流开。我自己的车，一天就没有闲的时候。舍不得，都是钱。

这几个姊妹中，梅花的日子过得最不好，她的相貌变化也很大。原来的圆脸变成了瘦长脸，身体却有些肥胖，是一个常年辛劳还在为基本的生活操心的疲惫的女人。她的家离南阳有三十里地。她在离贤义村子不远处的村庄租了一间房，每天和丈夫开着大一点的三轮车，卖菜卖水果，什么时令蔬菜、水果下来卖什么，没有固定摊位。在南阳，她没有自己的房子，她的一双儿女留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

这个家庭最小的儿子贤仁刚从吴镇回来。他在吴镇的超市租一个专柜，专卖皮鞋。贤仁在穰县七个乡镇都设有专柜。生意不错，他也并不忙，开着他的面包车，进货送货，顺便在各个店巡视，月末和超市结账。贤仁穿的白T恤、短裤和皮鞋，都明显是品牌货。

说起当年他来南阳，贤仁对大哥贤生也略有不满：“反正跟着他们，没有赚一分钱，出来自己干，才开始挣钱。”他十五岁就到南阳，一直在贤生的店里帮忙，只干活不给钱。二十岁以后，开始对这一状况不满，和大哥大嫂发生了严重冲突。贤仁结婚，没有告诉他们的大哥，新娘接在二哥家里。为这件事，二婶心里生气好多年。但在后来的谈话中，发觉他们更多的是对大嫂有些不满，“说的可好，实际不行”。在都成家立业之后，兄弟之间又和解了，相互之间也有许多秘密共享。

算命者

贤义是一个算命仙儿！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他戴着茶色眼镜，一直微笑着，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无论是说话、吃饭还是走路，都默默地用手转着，眉宇间有一种很安静的气息。我很好奇，觉得他有点装腔作势，故作高深，但那种恬淡的神情又是装不出来的。

没想到贤义如此健谈，如此打开。他一边转着佛珠，一边很专心地给我讲他这些年的经历。

为什么初中没上成？1982年，我爷我伯我奶在一年里死了，那时候连个棺材都买不起。用别人的棺材，一年给人家一百斤麦，作为抵偿。把那个棺材赊来之后，三年之后还不起，人家要上房溜瓦。我就辍学在家，一年之内把农活都学会完，炕烟、打麦、扬麦、打药，农村的技术活和种地常识全会。贤生哥来南阳两年多之后，有点门路，就把我叫过来。

1984年下半年我去南阳，那时候贤生哥在新华公社后街卖服装。我想去四叔的厂里上班，没上成，就开始打工，跟着贤生哥卖半年服装，也没赚住钱。当时条件很差，赁的房是草房，叫“国景房”，还不如农村房子。

1986我在二胶厂上班，一天一块七，工头抽走四毛钱。干了四个月，用攒的钱买了一个飞鹰牌自行车，骑着回家过年了，楞杈[4]去了。黑色的，二八加重，带锁一百五十三块钱，那时候钱不够，梅兰姐又给我加了二十块钱。一个小时骑三十里，骑了六个小时到梁庄。我很骄傲，很幸福，那天可冷，但是不觉得冷，心里只顾着高兴，自己买的车。咱回家见人都发烟，我发的白河桥，二毛三一盒，家里都吸的湍河桥，一毛钱一盒。假充壳哩，其实根本都吸不起白河桥，都是虚荣心。

在二胶厂干的大事是偷偷做个床。师傅们把剩下的边角废料，钢管啊啥的都给我，但是不敢往外拿，是公家东西。我给看大门的说说，给他一盒烟，他说你第二早上五点多来，我去上厕所。拿出来之后自己做个钢管床。我现在睡的床还是那个床。我买了两条美味白包烟，给师傅，表示感谢。四毛五一盒。那两师傅很诚实，说我只是帮忙，烟我可以要，钱得给你。最后一人又还给我四块钱。并说，以后有啥事我们都帮忙。

骑着自行车又回南阳以后，打工还不行。1987年下半年，开始卖卤肉。夏天，早晨五点左右起床，去冷库扒猪头，得仔细挑，看哪个破开后出肉多，不然就赚不了钱。回来后，吃过早饭，洗，刮，用刀破猪头，水烧开，再放进去，煮俩小时。十一点多熟了，开始推着三轮车去卖，三轮车还是借的。一般卖不完，到下午两点多再开始卖。有时卖到五点多卖完，有时卖到八九点，有时夜里十一点还没有卖完，就在人家啤酒柜旁边一直等着，等到卖不动了。一天大致能赚够吃的，贤生哥一家那时也没钱，见天等着我这猪头肉钱，买馍买菜。

那不是人过的日子。税务局天天抓人，不知道从哪儿出来，开着车往你面前一站，跑都跑不开，逮住你叫你交一个月的钱，我吓得把三轮车扔了就跑了，浑身发抖，你想，一个乡下孩子，谁见过那阵势，怕得要死。我卖东西是老老实实地卖，旁边有两个，是城里的，会坑秤，要一斤，给八两。我都给人家够，慢慢地顾客都来我这儿买。他们就生气，偷偷扎我轮胎。我每天都是推着车子回来的，因为胎每天都被扎，我见天补轮胎。最后根本干不成了，那几个人天天候着我，瞪着我，不知道想啥坏点子，我就不敢去了。那时候就想，一个乡下人在城里混真不容易，做啥都挺难，尤其是做个老实人。

到春节没事干，我就在新华东路，老新华电影院对面，卖对联，自己写的，卖了两天，挣了七十多块钱，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就是工整，农民能看懂。旁边有个省书法协会的人，他写的是行草字，龙飞凤舞，可好，就是大家看不懂。我就写楷书，乡里农村来的都买我的，主要是能看懂。我花六十块钱买了一件黄大衣，又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去了。那时候回梁庄，纯是愣杈，炫耀，在这儿混得不咋样，但是回梁庄得装蒜。

我是下学以后才开始练字，在家干活时，炕烟、下地，晚上回来都练。练字是因为无聊，是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我也不爱出去喝酒交际，觉得在家练练字，看看书，心里安静。天天练，来南阳后，除非特别忙，我也天天练。

过了春节以后，一直没干成啥。又开始卖服装，因为没本钱，只好代销别人的服装，先拿货，卖完再给人家钱。南阳火车站旁边有个大粪厂，大粪厂旁边有几间石棉瓦房，四处漏风，屋里和外面一样冷，我就住在那里面。早晨起来啥也舍不得吃，给邻居说，你见天帮我捎壶开水。那旁边有一个大茶炉，我早出晚归，跟不上提水。人家好心，就帮我提了。晚上回来我买俩馍，茶一泡就吃。

就这，也从来没想着回家，没有想着不行了回梁庄，想着来了就要扎根。

1988年4月20号，贤生哥把工艺厂青年商店承包了，我就去给贤生哥打工。生意很好做，贤生哥外向，我内向，他把工商城管照顾住，我能把商店的账管好，跑业务，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到了1990年，生意做得相当不错。我自己还写过日记，大致意思是，咱农村人到城市来了，城市人有的，咱农村人也有了，城市人没有的，咱也有了。很骄傲，很自豪，农村人自强自立，照样什么都有。那几年回家，开着三轮摩托，坐好几个人，一路开回去，舒心得很。

我是1990年结的婚，我跟着贤生哥干到1993年。1993年开始开三轮车，开了一年多，后来叫你嫂子开。1993年以后，有了孩子，想得多了。哥对我很好，但是经济上咱掌握不了，一个月只管吃管住，自己想发财也不行。分开时，我哥给我几千块钱。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不过也没说出来。亲情当中，我绝对不从中捞一分钱，那几年，就问你贤生哥要过二十八块钱，邮到上海市书法学院，人家给寄资料，学书法。分开后，我就自己出去打工。1994年，一个朋友介绍的活儿，安装铝合金窗户，包工不包料，一平米十块钱。干有一年，这个赚住钱了，一年赚了一万块钱，加上我哥给的钱。1995年4月盖的房子，盖的房子花了两万多一点。

刚好一段，1998年噩运来了。我房子被小孩的舅抵押，贷了六万块钱，把房子抵了十多万。他做生意失败，还不了款，法院来执行，把我的房子封了，要拍卖，卖六万。房子卖了，我们一家住哪儿啊？我就在门口搭个塑料棚，住在棚子里，天天看着房子，谁要来，我是非拼命不可。娃儿跟着她妈住在舅家。后来，法院里面有一个人认识小孩的舅，就对我说，你拿来五万块钱，我把房产证给你。我又到处借钱，借了五万块钱，把房产证又拿了回来。

我们俩出去打工。我在南阳市基建公司，一天二十块钱。从早晨七点多，到晚上七点多，中间就只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你嫂子出去刷油漆，啥出力活都干过。干了三年，省吃俭用，把钱还完。基本上都是满勤，一个月一千二百块钱，我俩也为此生气，但从来不吵。你嫂子是个好人，脾气好，人也好，你二叔得胃癌最后半年，几乎都是她一个人伺候的。后来，我的身体吃不消，在工地上干不成，胃也不好，最后发现血压高，不敢上工地，就不干了。

把啥罪都受了，身体也不行了，没办法了，开始正式学《易经》。

我一直对我1994年的记忆有些恍惚，我不敢确定那开三轮车的就是贤义。现在看来，那确实是他了。1994年，当梁庄在传说着贤生家神话的时候，贤生一家正处于分裂初期。姊妹们都到了南阳，最初大家一条心，能有口饭吃就可以，所以心甘情愿跟着大哥，也只能跟着大哥。随着年龄的增长，各自要成家，另立门户，这时，矛盾来了，原来忽略的金钱问题开始浮现出来。贤义、梅香、贤仁在哥哥家干活，到底应不应该给钱？该给多少？贤义一家一直在贤生的房子里吃住，这又怎么算？没有大哥，贤仁能来南阳吗？他还能依靠谁？你不感激，反而想要些钱，是不是有点过分？这些是他们的大嫂要算的账。一笔糊涂账，谁都说不清。最终，也就以说不清的生气而分开。

如此算命仙儿，能让我们想到什么呢？一个黑瘦的、戴着黑色瓜皮帽的、双手像枯柴一样的带着不祥的巫气的老头儿的形象，一个古老的、民间的、几乎被现代生活完全否定的形象和职业。这也是我在一想到贤义是算命者之后出于本能对贤义的定位。眼前的贤义，开朗、文雅、健谈、含蓄，完全知识分子的形象和派头。只有他手腕上戴的佛珠和他有规律地转动数数泄露了天机。

一个农村青年追求现代梦来到城市，结果却在现代化的都市里操持了最古老最具传统色彩的职业，且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这真的让人充满好奇。

贤义的家在南阳卧龙岗不远处的一个村庄。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院子，不同的是外面墙上贴的自制广告。一个白色长方形小铁皮上印着三行蓝颜色的字，下面留有电话号码：

预测生命运程　科学起名改名

神秘开光放置　测字择好问事

演算和婚宜忌　观测阴阳宅地

院门上的红色对联是：

因心是恩　知恩留恩莫要忘恩

人言为信　诚信守信不能失信

阿弥陀佛

正对着大门的是厨房和通向二楼的楼梯，楼梯的拐角处摆着一些花，月季、指甲花、小绣球等等之类家常的花，因为雨水充足，花开得非常旺盛，粉红嫩白的，把院子衬得非常活泼，有生机。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石灰泥地，打扫得很干净。从院子看往屋里，亮亮堂堂。整个院落朴素、明亮，是一种踏实的、完整的家庭生活氛围，和贤生家的阴暗、封闭完全不一样。院子里的机械水泵、大水缸、山墙上，都贴着“水如清泉”“法雨滋润”“福禧祯祥”之类的话。

正屋客厅内的布置更是别具特色。正墙正中央是一幅巨大的带对联的毛泽东像，用金色的相框装裱，对联是：

东风浩荡气象新

红日东升山河壮

毛泽东像的四周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头顶上写着三个大字，“红太阳”，脸也是金色的，整幅图金光闪闪的。毛泽东像的上面挂着一个要比它小得多的相框，里面是一幅画像：释迦牟尼站在莲花座上，两边各一个菩萨护法，三个人头顶上都有金色的光圈。相框的两边是四个和相框一样大小的字，用普通的红纸写成：佛光普照。毛泽东像两边分别是三幅像屏风一样长的条幅，黑细框淡蓝边白纸黑字，写着自我勉励的话和佛教偈语，六幅满满的，多种话语混合在一起，很清雅。两边最外又是一副对联：

正清和善贤义福

心静顺意有圆满

正墙下面的长柜子上，毛泽东像的正下方，并列摆放着几个塑像：黑红脸的祖师爷，拿柳枝净瓶的菩萨，圆脸团笑的财神爷，红脸长须的关云长。前面是一个香炉，香炉里的香还在袅袅生烟，香炉脚下散放着一些五十、二十、一百的人民币。柜子左边，放着贤义的名片，名片上写着“善事多做，德心永存”，还有崭新的线装本的《弟子规》《道德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净土五经》等。柜子正前方的地面上，摆放着一个黄色的蒲团。

正屋右边的墙上贴着满满两排奖状，全是贤义儿子国品上学得的奖状，演讲奖、三好学生奖、学习优胜奖、竞赛奖。这还是梁庄的习惯，孩子得的奖状，全部贴在正屋，让外人看到，也让孩子有荣誉感。

里屋靠墙摆着他的钢管床，几个钢管焊接而成的一个大床，非常简陋。靠窗的桌子上放着毛笔、砚台和竖立的笔架，已经落满了灰尘。最鲜明的是他床头的那幅白底红字的太极八卦图，阴阳图下面是两行红字：

阴阳平衡之谓道　祛病消灾真奇妙

整个房间基本上是一种混搭风格，政治的、宗教的、巫术的、世俗的，有些不协调。按通常的理解，它有点神神道道的，思路不清，可以说是乱七八糟。贤义给我们倒水，所用的茶壶、茶杯上都刻有佛家偈语，房间一角的电脑里，也播放着梵语的诵经声。这房间的一器一具他都刻意渲染一种神秘的氛围。但是，贤义是如此坦然，他的神情是如此明朗、开放，他对他的贫穷生活如此淡然，他对事情的独特超然理解，又使得这几种相互冲突的事物融洽地相处在一起。

前几天讲了，那些年我干了不下一二十种活儿，啥罪都受过。最后身体也垮了。没办法，开始学《易经》。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看，学《易经》，学生命预测，2001年开始正式学。全是自学。每天，我在家练字，研究，诵读，我发现诵读能够帮助理解。我做了很多读书笔记，自己学着画图，琢磨，慢慢有些收获。《易经》太精深了，我学这十来年，只是学了一点点皮毛，但是，对老祖先这方面的知识、体系有大致了解，天干地支阴阳，命名学，命运测算，占卜，也多少懂点。慢慢大家都知道我了，就有人来找我。我一直在家里，没有上街摆摊。也收费，谁有钱，给一点，没钱免费看。现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反正也饿不死。这几年起的名字就不下几千个，光咱们梁庄人就起了多少名，你哥们生娃儿，生完都给我打电话，我给起哩名。我起完都忘。有当官的来找，开着小汽车来请我，去到办公室给他们看桌子、椅子的摆位，都说我看得准，说得有道理。我是谁来都行，不因为你是当官的就格外对你好。不过，有些当官的确实信这个。

当官的主要是来算官运，算自己能当多大官，穷人来算命大部分是因为穷，遇到难事，冤屈，走不过去那个坎。

四五年前，一个妇女，农村的，丈夫死后，到我那儿算字。她写个“难”，叫我测，我说哩很准。我说，你这是遇到灾难了，骨肉分离，她当时就哭。说这是我们当家的死时给我留的字。我就一直从心理上安慰她。我说你们感情肯定好得很，有“难”才有担当，丈夫死了，你的孩子还需要你，你自己也得好好活，活好了才有意义，丈夫死了，自己就不起来了，他走了也不安生。农村男的死了妇女都可怜。半年以后，她给我打电话，说想死。说在村里雇人干活，村里人，连婆家人都风言风语，感觉活不下去。我在电话里一直劝她，打有四十多分钟。我一直说到她说我不再死了，我要好好活着。这是具有代表性的事情。我自始至终没有要她钱，只要对得起自己良心都行。

其实我主要就是和人家聊天沟通，有点像心理学。心理疏通，再结合具体的命相。我从来不唬人，说算命咋样咋样。算命不都是迷信，是真有道理，是“数”，有规律的，大至宇宙运行，小至一户一宅的建造。外国不是有星象学吗？你学老祖先的这方面知识多了，就发现，它们是一个道理。不过，就是有道理，也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现在真信的人也少得很，只听结果，不问过程。再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吃透。我这些年吃亏吃在学的东西太少了，如果我高中毕业，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些东西硬是看不懂，悟不透。我不想靠这个赚钱，实在是没办法。按我的想法，我的生活要是过得去，我就专门搞研究。

我现在开始学佛信佛，学着念“阿弥陀佛”，听佛教的歌，天天高兴，学着高兴。春节替人家写对联，开个光，人家高高兴兴走了，我也可高兴。你看，《金刚经》说多好，我给你念念：“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佛度了无数的众生，但心里没想着我救了哪个人，若是想了这些，就不是真菩萨了。这是一种胸襟，非常谦虚，咱做不到。“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金刚经》说什么呢？就是老老实实做人，吃饭穿衣睡觉，做人要通，不要老想着自己对人咋样，别人对我咋样，这样，就是福德无量。

到现在，我反而把钱看得很淡，每个人不是只为家里服务，你到这个社会，是为社会服务，你得有一颗服务心，只有利人，才能利己。所以钱真的不算啥，除了为生活所迫。我现在心态就是这样，给别人说说话，把自己的理解讲给别人，确实能给别人带来一些益处，我就高兴。

咱们穰县有个大学毕业生，还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就来找我，他在学校还学过心理学。他说自己在社会上遭遇到不公平事，怨恨社会，怨恨人，一直没找到好工作。感觉精神上有点问题。我给他说，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你为啥不满？你看到大家的不完满，其实，这正是你要面对的。你不能光想着怨社会，不论哪个社会，都不是完美的，都有毛病，不能光怨，越怨越是啥也做不好。你得想自己能做点啥，没做到啥。你去面试，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要是准备好了，啥都很好，别人还不要你，那是他的损失。你到别处再来。肯定会走过这一难的。我给讲了两个小时。他高高兴兴走了。这几天还在给我打电话，感觉开朗了一些。

贤义特别愿意说，愿意把自己的精神体验和生活轨迹分享出来。他似乎没有看到我们猎奇的和微微轻视的眼光，我们想看什么，他都非常认真地给我们看，并且认真地讲解。讲解他写的对联，条幅里的字，给我们演示他如何敲木鱼念“阿弥陀佛”，教我们唱佛教的歌。讲到激动时，又拿起《金刚经》给我们读并且进行一番解读，他的解读并非是一种佛法式的解释，而是加入了一些务实的和世俗的东西，这可能不太符合佛教的“不住相布施”，但是他的语气非常平和，眉宇间有某种安静、超脱的气质。这一安静让我很迷惑，仿佛这里面隐藏着遥远的过去和历史的信息。这是贤义的信仰、生活方式，是他对生活某种古典式的理解所带给他的。

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他的兄弟贤仁一直斜睨着他的哥哥，略带嘲讽的表情，遮掩着他内心对哥哥这一生活方式的严重不屑。当贤义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贤仁把脸别了过去，他似乎有点脸红。说实话，我也只是尽力遮掩着我的猎奇之心和强烈的怪异之感，以一种看起来严肃的态度倾听贤义所做的一切。在心底深处，我是带着一种嘲讽，还有模糊的轻视来看贤义的。他的伯父曾经是一个算命者，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黑瘦形象，他在村里的名声并不好。村庄的人都认为他是唬人的，封建迷信的那一套。他的伯父也始终保持着某种神秘，不让我们这些孩子接近。

贤义的儿子，成绩优良的高中生，倒是没有任何羞耻感。他把父亲有的一切都拿出来，让我看，我让他给父亲的日记、读书笔记和算命器具拍照。他搬个小凳子到院子里，一张张地摆，一张张地拍。完全是一种积极学习的、外向的、健康的心态。在这一过程中，贤仁的十几岁的儿子一直在打游戏，没有听到我们的任何话语。贤义和儿子的关系非常好，很得意地讲自己到儿子学校里参加家长会的情形。因为儿子是优秀生，贤义被作为学生家长代表上去发言，他上去给大家先鞠了一躬，然后，大讲小孩的心理和人生的理念，一下子震住了大家。大家都说有这样开明的家长，怪不得儿子的学习品德这么好。

贤义的小家庭温暖、健康。言谈举止、态度，都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和光明性。相反，他的姊妹们，尤其是和贤义的神情及与生活的理解相比，却似乎少了一重空间，一重光亮的、开阔的空间。他的姐姐梅兰，十九岁就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一名工人，还差点当上厂长，不知为何，以我突然和她接触的直觉，她身上似乎有某种奇怪的麻木，没有未来，没有更高价值，只有现在，只看到她自己的生活，除此之外，则没有她关注的事物。还有秀兰嫂子，似乎外部世界的变迁与她都无任何关系。

这一切或许与农民身份无关，而与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狭窄有关。

传统

那几天，我也看到了工作时的贤义。街边一家香火店，经常请贤义去给一些佛像、饰品开光。坐在大大小小的佛像中，贤义看起来更加消瘦，给人的感觉干净，清爽，不事张扬。他坐在店里的沙发上，帮买家请神像，为那些小饰品念经、念咒，眼睛微闭，念念有词。有一种让人不好意思的肃穆，这种肃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陌生了。

我和他一起去主顾那里，看他如何给人家算命、看宅子。认真勘探过房间方位和房内布置，问明生辰八字后，贤义开始运算，一会儿闭目掐指，询问主顾，一会儿又用笔计算，一些符号不断出现在他的小本子上。他非常严肃、认真，旁观的几个人都不自觉地进入某种氛围之中。我对生辰八字的内在逻辑一点也不懂，也有本能的拒绝心理，但是，贤义以一种特别家常和世俗化的语言去阐释主顾名字的好坏，房间方位的对错，不故弄玄虚，并且，他指出的很多方面往往是印证一些常识，你即使不信算命，平时也可能在不自觉地遵守和回避。他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让主顾淡然，凡事想开，“做人要通，不要老想着自己对人咋样，别人对我咋样，这样，就是福德无量”。这种印证和达观的主张也让主顾和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很舒服，也能够接受他所讲的命理的东西。

贤义非常讲究养生，不吃肉，不喝酒，不吸烟，他认为这是尊重自然，是一种修炼，和他所学习的八卦、《易经》相一致。内心清洁，才能够真正体会《易经》和佛道里面的意义。在他心里，他把这些对自我的规约看作是对某种神圣规则的遵守。

毫无疑问，贤义有点民间术士的味道，阴阳五行，算命测字，占凶问吉，很有神秘色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最多的地方。贤义的房屋像一个五彩拼图，那是一种奇怪的炫目之感，生硬、幽默、后现代，几者不伦不类，彼此犯冲，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干涉，最后统一在墙壁上。它们之间的黏合剂不是贤义高深的道行，而是他对生活有类似于信仰的理解，和他温暖、朴素的家庭。他对他所学习的传统，《易经》、佛法也许有所掌握，却也隐藏着一种本质的误解。但是，这一误解并没有妨碍贤义得到清明的智慧和对人生、人世的透彻理解。

20世纪30年代，张爱玲曾经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描述道士的形象，“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极传神地道出了中国传统生活的失落。道士、道及背后一整套象征体系都被迫成为“一钱不值的过去”，在上海的都市里，它是完全不协调的和被否定的。“那道士走到一个五金店门前倒身下拜，当然人家没有钱给他，他也目中无人似的，茫茫地磕了个头就算了。自爬起来，‘托——托——’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垂着一颗头，动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条黑菊花徐徐开了。”张爱玲在彼时感受到的震动，无疑是因为这一形象背后很深的象征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早在中国现代性发展之初就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断裂。挽着头发的道士、穿着长袍的和尚、躲在街角处的算命仙儿在中国的现代生活都是非常怪异的形象，他们背后的那一套生命观、宇宙观和认知系统也被简化为几个如“迷信的”“封建的”这样的词语。

在贤义的身上，有一种突然的开阔。或许，在这个现代的算命人身上，还存在着某种光亮，古老的光亮，它曾被我们熄灭、遗忘，被我们扭曲、误解，在狭窄的钢筋水泥的缝隙中，它挣扎着，以孱弱而又顽强的姿态向我们传递着久远的讯息。

从贤义的穿着和居住地来看，他并不比他的姐妹兄弟更富有，甚至还处于贫困状态。他仍然是城市流浪者和农民工，但却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他在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

一个农村妇女遇到难处，无法找到生存的依据时，她想到的不是法律和制度，心灵的痛苦从来不是法律和制度的范畴，而是最古老的方术。她要去拜神，她要去找算命仙儿。她可能不甚清楚这些“传统”，算命、星座、八字有什么依据，但她可以从中找到安慰。这些依然是她重获意义的最本源方式，因为她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之中。只有从这条河里找到依据，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巫术与生命、自然、信仰的关系是密切的，它们之间有着秘密通道。

也许，我的堂哥贤义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所拥有的知识和对传统的理解也还不能够承载这么多的历史内容，但谁又能说，他那坦然、光明的脸和笑容，他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他对世界那家人般的心态与过去的灵魂没有关系？与那条河流没有关系？

在人们中间

它是一条运载的河流

在《杜伊诺哀歌》中，里尔克用“河流”形容“传统”。只有进入传统和“苦难之城”，把人“引向悲伤家族长辈们的坟墓，引向神巫们和先知们”，才能够到达更加古老也更加悲伤的“喜悦之泉”。

对于中国的当代生活而言，不管哪一个意义的“传统”，它们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灵。奇门遁甲、生辰八字、五行八卦，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已成为腐朽的过去。我们缺乏真正的传承和真正的理解，它们也就失去了在现代社会重新打开的可能性。那用抛起的蓍草的方向与形状来推测命运的术士，他们与天地之间的感应，与宇宙秩序的应合，他们在自然肌理中寻找生命秘密的努力被看作愚昧的行为。而当代所流行的算命、占卜，只是为信者提供对于死亡的抚慰与粉饰，对于腐败灵魂的自我欺骗性的安慰，并非真的有信。这也正如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1967年在印度考察时所感受到的，印度的神像、神祇和信仰被迫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装饰者。

与此同时，当传统话语重新闪现在政治话语中，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守护神时，它与政治体制和普遍社会观念所产生的复杂化合作用，有可能再次成为传统自我嬗变的阻碍。这不只是“传统”本身的问题，而是它被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灵之中的问题。

这或者也是如贤义这样的传统者所必须面对的：如何能够自持，并且不被作为现代性的“笑话”和“阻碍”存在？如何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真正理解“传统”并重获价值和尊严？

在一个寂寞的寺庙里，一个和尚坐在阴暗的大厅侧面，背景是久远的佛教绣像。年轻和尚闭着眼睛念经，桌子上摆着佛经、《金刚经》和卦筒。被他的纯朴、声音和专注的形象所吸引，我坐下来，听他哼唱一段。悄悄往桌子上的箱子里放一百块钱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睁开，犀利地看着我，说，别人都至少给三百。我尴尬地逃了出来。

如此想来，贤义的形象和他的混搭的家是有着无限的悲哀的。不管贤义如何努力去理解人生，其内在的荒谬性还是一眼可见。

小海的传说

关于韩小海的发财史，梁庄人有不同版本和不同叙述。最核心的情节既大致相同又有细节上的差异，很有原型性。我在访问梁庄在外打工者的过程中，会在不同的人那里听到关于韩小海的故事和传说。其中的细节我以为几乎是神话，没有可信的空间。而讲述者往往一边言之凿凿，同时又有一种质疑，仿佛这个神话是韩小海本人编造出来的。但是联系他，又似乎很难。那些讲述他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他的电话。小海不和大家来往，大家也不和他来往。小海在梁庄，既有点高高在上，也有点因其行为而被孤立的意思。羡慕、夸张、不屑、怀疑，但又被吸引。围绕着小海，一个复杂的神话被建构，并形成一个强大的磁场。

我在北京和韩家建升聊天的时候，两天的时间，有很长的篇幅是聊小海。从建升既不屑又痛恨，甚至有些夸张的言谈中，可以肯定，当年同在北京的建升和小海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因此，建升的话我是打着折扣听的。

——你说小海啊，那家伙是个滑头。原来在家里卖沙石，开拖拉机，媳妇是咱那儿王营的，结婚前一直在北京给韩国公司做蛋糕。结婚以后，小海把拖拉机卖了，也去了北京。

才开始他们在樱花商场旁边租一个店铺开蛋糕店，生意可好。这中间他们往樱花商场送蛋糕，认识这些经理一级的人，感觉到卖烟可以。小海老婆会来事，在商场弄个小摊位，卖烟酒。这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有点玄。说是认识某个大领导的老表，那人有五十来岁，他不喜欢抽别的烟，就喜欢抽骆驼，天天到他们这儿，拿许多中华玉溪熊猫烟来换。每次都是提个大袋子，直接撂到柜台上，给小海说，我这个烟放这儿，换你骆驼烟给我。等于变相给他销货。小海就给人家卖，多少条多少钱，清清楚楚，如数给人家。估计人家也是考验他。有一天晚上，那个老头弄个大帆布袋子，说明天早上来拿。小海还开玩笑说，不是钱吧？老头说，不瞒你说，还真是钱。老头走之后，他打开袋子一看，果真是钱，查查，整整一百万。小海吓得一夜都没睡觉，看着这个袋子。第二天，在搬钱过程中，老头还问，你看了没有，小海说，我还真看了，是钱。老头说，你是个实在人，你要说没看我不信。老头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他是我的老表。看你这人老实，我给你介绍一些活干。就给他介绍一些建筑的活儿。小海和他哥就在家拉了个建筑队，来北京干，他当包工头。两个月，挣了二三十万。当年，那钱可是不得了。他姐们、弟们、姨家孩子都来，一家子都来了。

我不信这故事，咋可能？人家都信任他？肯定是小海自己编出去的。他不说，谁知道？

几年之后，挣的钱差不多了，就到广西，搞传销去了。把咱梁庄的和他老婆家的亲戚全骗去了。有一天，我碰见红传，红传是小海的侄儿。说起这件事，红传说，叔啊，你可别说，我算叫他们坑了，叫他们表[5]到广西了。小海说，红传啊，想发财不想？红传说，可想，咋不想？红传说，这儿有个好事，你来。说这个好事，好吃好喝，一个月还挣几千块钱。我就去了，好事没得，把钱赔完，回来了。红传说还有可多人在那儿，钱都交过了，不甘心。我回村里，听我大哥说，哎呀，把街坊邻居找个遍。就是个老鼠会，专在自己窝子里串。

王武在梁庄村办一个砖瓦厂，和小海、我都是同龄，他们多少有些交往，不算是朋友。我向他问起小海的情况时，小武说话尖酸刻薄，充满了妒忌。他坚决不相信小海那神话，认为小海没那么老实。

——人家现在玩得大了，前年在××市办一个国际武术节，把俺们都请去了，不要票，气派很大。这货从小就是个溜光蛋，我小学三年级和他一班，留了好几个级，学习差得很，下学后就上北京了。他在外面具体干过啥，谁也说不清。人家这些年都没有回来，不知道在外做些啥，反正是发财了。中间有几年在搞传销，肯定搞了。说是在北京遇到贵人了，我看是吹的。建升说的不可信，首先人家咋能把一百万块钱放在他那儿，谁恁傻？让人家知道自己是个贪污犯？另外，人家凭啥恁信任他？就是亲兄弟都信不过，何况一个做两不相干的生意的？就小海那样，他会恁老实？我不相信，尖皮溜能，能放着钱不拿？肯定连夜跑了。不知道咋发个财，就弄得晕晕乎乎的。我也听人家说了，在王府井卖耐克，估计也是假名牌。后来在卖烟酒时碰到一个人，是个大官，不知道咋联系上了。有人说得可难听，说是和小海老婆咋啊咋的，咱也弄不清楚，也不能瞎说。不过，他老婆倒真是长得不错。反正是说不清。后来，小海们就在北京包工程，这才发大财了。你想，你要是没有一点儿关系，包工程，有恁容易？

干工程挣住钱了，不知道咋回事开始做传销了。影响大得很，村里谁不知道？韩家多少人都被骗了，把自己的亲戚也都骗完了。他们是起会的，就是那个传销说的最上级，钱都交到他们那儿了。他们把钱一卷，起来跑了，说是失败了，下面人拿他啥办法？他是没叫我，他知道我那脾气，不骂他都是好的。韩家一老家儿的人被他叫去完了，最后，都得罪完了。立东，小海他叔，他们是一个爷的，也被他叫去了，交了三千块钱，最后不知道为啥闹翻了。说是捉弄他们的，气得很。在村里边骂，说非整小海的娃儿不可，要绑架、暗杀小海的娃儿。具体事儿是咋样，咱也说不清，反正他没找过我。

现在在南阳不知道干啥，可神秘。不管咋说，人家是挣住钱了。在南阳买了大房子，又买宝马车、越野车，还买有大巴，跑运输。那货们算是发了。

建华是小海的堂叔，曾经被小海说服过去做传销，后来退出了。但是，却始终说不清楚小海到底是干啥的。

——那年小海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个生意，交几千块钱，不动不摇可以赚钱，算是合伙生意，问我做不做。那时间村里人都哄得可厉害，说是小海在做传销，能发财。我是抱着侥幸心理，也是想占便宜，就把钱交了。先交两千，说是啥，我也没弄懂，后来又交一千。肯定有骗人性质，说是卖西服，发展下线，连个西服面儿都没见过。后来他们内部闹意见，就是他们几个起会的，他哥，他侄女女婿。内讧，后来，侄女女婿不干了，我看也没希望，就想退出，就问他们要钱，人家也没说啥，钱退了。有可多都没退，特别是加入早的。我都是最后了。发展旺得很，人员多得很，几千人。这货能得很，国家有一段时间抓得严，他一看事情不对，风声一紧，马上就解散，不干了，改开旅游商店了。

那年，他爹在我这儿，说起这件事，熬煎得很，说可是不敢干了，得赶紧收手。他爹也知道他娃儿干的事儿不是好事。

我问了梁庄的好些人，关于小海，他干过什么，有什么经历，靠什么发财，每个人的叙述都不一样，彼此还经常为一些细节吵得不可开交，梁庄人经常为传说中的细节分歧产生激烈的争吵。对小海，我却越来越不清楚，这也使我越发想了解他。

2012年春节的一天，下着小雨雪，非常冷。在贤义家里，我给小海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联系。我没有想到他就在贤义家附近，贤义与他的关系并不好，因此，夏天在南阳的那几天他也一直没有提起小海。

一接到电话，介绍之后，小海特别热情，说我和你哥都好得很，早就听说过你在北京，说马上就过来接我和父亲去他家。十几分钟后，小海就到了，开一辆白色的宝马车。小海个子高大，略胖，眼神有一种唯利是图的敏捷，语速很快，与我们寒暄的时候，有一种夸张的热情。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出农民身份的痕迹。

他家在离贤义家不远处的另外一个村庄，也在等着拆迁。村中道路路面很差，房子规划也很乱，有一种放任自流的感觉。小海家的房子非常宽绰，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一个大理石铺成的大院子，院子一角种着竹子、花草，另一角养着一条据说是稀有品种的狗。推门进去，家里面却是异乎寻常地乱，客厅的沙发上堆满衣服，玩具和各类物品，椅子东倒一只西竖一只，像遭了抢劫一样。经过仔细辨别，才能够看出室内装修的豪华和用料的讲究。

小海一边把我们让进一楼左侧的卧室，一边不好意思地说，有个小家伙，乱得很，就收拾不成。小海的小儿子刚三岁，撅着屁股在床上翻来滚去。小海还有个女儿，十一岁。一进卧室，就看到对面墙上贴着一溜奖状，全是他闺女的。小海得意地说，这闺女跟她老子不一样，爱学习，聪明得很，次次考试得第一。说话时，他看着我，似乎是让我证明他的学习情况。小海和我同岁，我们俩在小学还同班过，但奇怪的是，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小海麻利地打开空调，把桌子上乱七八糟的物品扒到一个角落，又找出茶具、茶壶，倒上水，我们开始聊天。

我是咋去北京的？那时候，咱韩家明子在北京大学食堂做饭，他是咱梁庄比较早出去打工的。后来人家还考了个厨师资格证，在北京国宾馆当厨师。经他介绍，知道北京大学招保安，还有名额。我记得当时北京还有个三八劳务输出公司，从农村招保姆。咱们村兰子、小会都是那几年去北京当保姆的。去一年，小会回来撇个京腔，“你吃了吗”，人们笑了好多年。

我是1988年去北京大学当保安，十五岁，去一年，体重从九十几斤到一百五十多斤，整个人像发了一样，生活清是好了。干了一年，我们那一拨保安全部被清退了。

我哥在家干建筑，我买了个小四轮（手扶拖拉机），去给他拉砖，我干活是泼上命整的。一天往岗坡拉三趟，一趟来回都百十里，岗坡那路况，你不知道有多差，一趟下来，手就震麻了，握得太紧。有一次，半夜，轮胎爆了，还拉着一车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一点办法。我真是想哭啊。

我老婆一直在北京一家韩国蛋糕厂打工，会一整套技术。结婚后，我就跟她一块儿又回到北京。先是在厂里上班，后来觉得不如自己开一个蛋糕房。就在朝阳区樱花商场那一片找地儿，开了一个小门面。那时候，蛋糕房还不多，咱的手艺不错，就我们俩，白天黑夜干，算是赚了人生第一桶金。后来在附近开了两个分点。那期间，我妈得了癌症，在北京动手术，花了十一万多。全是我出的。你想，九几年，十几万，那还是不得了的。咱好思考，看到对面樱花商场缺个卖烟酒的摊位，就给人家说说，把一个小角门封上，摆个小摊位。生意很好，在这中间，认识一个人，也是咱的贵人。是谁呢？据说是某个大领导×××过去的一个秘书。他们家就住那一片儿。一来二往，熟了，我认识的时候他在做生意，开一个大的公司，来往人很多，估计也是靠以前的关系。公司里面所有的烟茶消费和文具消费都是我供货的，光这一项，一年能挣个十来万。俺俩关系好得很，现在还有联系，前一段时间，还在打电话，我让他来咱们南阳玩玩。他现在都五六十岁了吧。

后来，他的公司不开了，我这一块儿的生意就不好做了。那个烟酒店就关了。蛋糕房也开够了。后来就跟着亲戚到广东一个沿海城市，开旅游商店，主要是卖服装、箱包，假名牌。啥梦特娇，LV，花花公子的，全是假的，有的店挂在前面的一个两个还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咱这是连店面挂的都是假的。谁都敢得罪，导游不敢得罪。导游拉客是一大块儿收入。赚过来的钱，导游拿大头，咱拿小头，你知道到啥程度，有的能达到七三开，你说不卖假的能行吗？

我给你说，到哪儿的景点都别买东西，说是啥珍珠、翡翠，啥石头、古物，全是假的。咱干这行的，咱可知道。

傻子多得很，不是咋能开下去呢？有些憨家伙来买。另外，人都有个心理，到哪儿都想买个东西。咱不也一样？到一个景区，不买不买，最后都买些东西回来了。那几年是赚住钱了。后来几年，查得严得很，一查住，都是巨额罚款，还有人被抓起来。我一看，风险太大，就不干了。2004年回南阳。现在也没干啥，我老婆没事儿打个牌，我是从来不打牌，你说来赌啊，吸烟喝酒啊，我都没有。后来就合伙和几个亲戚买几辆大巴，跑长途，我只是占个股份，拿个分红。

其实你说挣点钱算啥，还是没有身份，到哪儿都不受尊重。人家说，穷得只剩下钱了，说句大话，咱现在就是这样子。光有钱算个啥，你也不能去当官，也不能去做个啥事。

果然有“遇贵人”一事，看来，不排除是小海自己编造了一个神话，这也是为一个人发财找到的很好的解释方法。听起来很传奇，也有夸耀自己人品好的嫌疑。我一直在等着小海谈他传销的经历，但是坐了一下午，他从北京直接跳到广东开旅游商店，一直说到办武术节，根本没有谈到传销这个事情。在他出去给我们倒水的间隙，我让父亲提起这件事，一向直率的父亲居然也不提，说人家都不提，咱咋好意思说呢？贤义也说他们在一起的这六七年，从来没听小海提过这件事。不是啥好事，咋说呢？

最后，我只好单刀直入，直接问了出来：“小海，人家都说你在搞传销呢？！”

“谁说的？我啥时干过传销？！那他要胡糟蹋你，你拿他啥门儿？！”小海以特别坚决的眼神和话语否定了这件事，马上转移了话题。我没有再具体追问，我害怕他没法回答。

但是，说起开旅游商店，卖假名牌，小海却如数家珍，讲得津津有味，梦特娇、鳄鱼、花花公子、LV、GUCCI等世界名牌随口而出，对其中的内幕也直言不讳。最后总结起来一句话，“全是假的”，其态度和神情坦率得可爱。的确，在一个假货横行的国度，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所以，即使有法律不断地约束，有警察不断地销毁、罚款，大家还是各行其是。只是躲避风头而已，跟内心没有关系。

入伙

2011年夏天，文哥的弟弟小山连续打电话让文哥去福州找他，说是那边卖水果生意特别好，一天能赚二三百块钱。因为语气太热烈，文哥有点不太相信，这不符合一贯自私的小山的性格。他让小山照个水果摊的相发过来，让他看看。几天后，小山发过来一张照片，一个下雨天，小山站在水果摊后，正在摆水果。水果摊挺大，品种挺多，小山笑容满面，很开心的样子。文哥动了心，将信将疑地去了。

文哥，我的堂姐夫，家住离梁庄几公里外的李村。高中毕业，喜欢文学，喜欢思考，性格软弱、善良。早年从事过很多职业，一开始摆书摊卖书，专卖文学名著，我现在家里老版的《浮士德》《圣经故事》都是从他那儿淘来的。失败之后，走乡串户收购粮食，又失败了，赔了几千元，还了十几年的账。之后，养过鸡，种过西瓜，到南方当过海员，下砖厂出过苦力。最后，在穰县站住脚。做烟酒批发生意，赚了一些钱。据他说，从2000年到现在，至少被传销组织骗去至少五六次，都是亲戚、朋友，以各种方式被叫去入伙。他最近一次与传销接触是春节前，弟弟小山在福州做传销，经过坚持不懈的电话和高超的骗局，终于把他叫去了。他在那儿住了八天，最终没有加入“组织”，但又强调说很受启发。

我啊，至少被骗去六次，这还不算你姐被骗去的次数。做生意挣点钱，也老想着投资，那些搞传销的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俺们。安徽、湖北、陕西，都被叫去过。你姐有一次也被关了五六天。有一次被叫到安徽，是一个干亲，俺们年龄差不多，人可好，咋也想不起来他会做这。那花样可多了，真是防不胜防。2005年我舅家老表在北京做传销，成天喊我去，我不去。后来，他老婆让他妈去叫自己儿子回来，结果，去了几天，老婆子也心动了。

这次最初的起因是我姑家老表。他给我打电话，说是在福建卖水果，生意不错。我一直不理他，因为我是不会去卖水果的。小山的收废品生意那段时间也不行，后来到天津开拉面馆，和其他老乡还合不来，生意有竞争，干不成。他听说了，就跑去了。去有二十多天，再打电话说也在卖水果，生意好。有一天打电话说那一天赚七八百元，我说啥原因，他说南方初一、十五拜舅老爷（敬神），那天要烧香，弄水果，一块肉。我去过福州，知道这个风俗，所以也相信他。但我还是不会去，只是觉得还不错。后来我才听说，在我去之前，小山给他做生意的合伙人打过电话，又给俺们外甥女婿打过电话，让人家也去。他又给我说，他看中一个生意想让我去给他考察考察。我是家里老大，大事他们还是信任我。

但我不太相信，因为他们都有点过于热情。搞传销都是那样子。我怕他们在那儿搞传销。但是，我又觉得他不会再干了，他吃过亏。2003年的时候，我最小的弟弟在山西搞传销，把我家大姐、二姐、小山、外甥女、姨家和舅家人全骗去了，给所有亲戚都打过电话。最后，花得没有一分钱了，想回来，回不来，就差要饭，其中一个表弟差点成了流浪汉，找不着了。还是我给他们寄的路费，他们才回来的。我说你给我照个相片过来，他就照个他卖水果和水果摊的相片发过来。去了我才知道，他是冒着雨跑到一个水果摊，求人家老板，让老板出来，自己站在水果摊面前，照个相。在这之前，他问我要过钱，拿走两万，这两万是他往年打工在我这儿存的。后来又要八千块，这是我借给他的钱。我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多钱，他说他买三轮车，置家具等，有些东西比较贵。

我就抽个时间去了福州。下火车三个人去接我，姑家老表、小山和另外一个老乡，比他们还小，其实这个小孩已经比他们高两级，是他们上线领导。到一个小店吃两个包子，喝杯豆浆。坐公交车走半个多小时，然后下来打出租车过去，是福州的一个区。到了以后，我非要先到水果摊看看，看咋样。他说，先到家里。到家里以后，发现还有个老乡也在，另外还有七八个人都在屋里，介绍说都是亲戚和朋友，在那儿玩。小山张罗给我倒茶，坐了十来分钟以后，我不坐，说要去看水果摊，他们把我拦住不让出门。这时，小山把我喊到另外一个房间，说我给你说个事。我一看见里面两排小凳子，低得很，中间一个桌子，桌子后面还有个椅子，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是搞传销的。

我当时脑子就炸了，我说你先别给我说，我啥也不听了。我说，小山，你和我一起走，你不是没有吃过亏，2003年你是咋回来的？他不说话，也不吭声。两个人进来，是他们这里面的头儿，要我把所有的钱财、手机交出来，说都放他那儿，如果丢了，赔一百倍，钱财这方面保证不让你丢失。我手机不给他，他们一群人拉住我，硬把我往里推。一个人说，把他手机、钱都收了。我看硬不过他们，就把手机、钱都拿出来。他们也很讲规矩，屋里所有人都看着数钱，说清楚这是多少钱，最后让小山保管。意思是你放心，不会少你东西。

东西交完之后，领导说，这是做这行的规矩，因为怕你做些不理智的举动，报警，或是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人担心。既然来了，对这行得了解，听不明看不懂，了解不透，就不让出这个门，不论亲戚朋友，就是我亲爹亲妈也不行。这话是软中带硬，听着也有道理。跑不出去，你打电话，家里还瞎担心。

那里面有一个岁数大的，老太太，六十岁，说话能听懂，好像是广西的，客家人，原来是个唱戏的。每天晚上用客家话唱戏给我们听。对他们来说，那也是个家庭，除了生活差之外，平时也比较开心。一个人单独行动的机会少些。出门最多三个人，从来不一群一块走，宗旨是不影响当地人。我估计是怕周围人知道，举报他们。其实，他们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干啥的，谁平时没事出去穿着个破西服？除了中介，就是老板，再不然，就是搞传销的。

手机交了之后，他们变了一副态度，轮番给我说话。一个钟头以后，有个人来讲课，讲得非常快。第二节课时间，我才明白为啥第一节讲那么快，因为他们知道，这时一般还不愿意听，所以讲得很快，只是个大致印象。

我到处看了，逃跑不了，也不让小山和我单独见面。给我配了个生活老师，和你同吃同睡，给你洗脚，洗脸毛巾给你弄好，牙膏都是人家挤的。饭也不让你盛，你坐那儿，啥也不干，直管吃，吃完听课。他们说小山已经做一行了，你给他考察考察到底行不行，反正不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了。他想走就走，没人拦他。是他自己不走。那为啥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呢？怕你做偏激的举动。

睡觉全部是地铺，在地上铺开，一个席，上面就一个被子，铺一半盖一半，有苦才有甜。吃饭，白菜没有一滴油，从来没有白菜心，全是白菜外面的大叶子。切完在大锅一煮，就行了，蒸米。人家吃得可高兴，还有七八个年轻的（后来知道其中还有三个是大学生）。有个规矩，所有的饭盛完之后，两根筷子扎在碗里，有个说法。人不齐都不准吃，人到齐之后，俩手端着，一起说：“大哥你好，大姐你好，大家都好，吃饱吃好。”我好像前三顿没吃饭。但是人家都吃得非常香。小山也没理我。

第一节课我就听得很认真，我要弄明白他们在干啥，想着得给小山说动心，让他回去。第一节课营销模式，还没听懂。第三节课我就开始问。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的电话给我，让我看哪些电话需要回。并且告诉我，不要给家里人打电话，你要明白，你这几天你出不去，不必要让家人担心，所以你自己要衡量一下。我想也对。有时间电话不停地响，他们把手机给我，也让我接。不是太严格，也人性化。还给你烧热水，让你洗澡。我来的头一顿饭有肉，我没吃，过来再没有肉了。不过大家也都没觉得啥。精神鼓舞着。规矩是每个人每顿必须在家吃，大家共同受苦，共同感受创业的艰难。

听了几天下来，觉得挺有道理，他们讲得很让人心动。也不知道啥时候被转变过来，觉得这是个值得做的事，有那么多人成功。并且，你挣到一定钱的时候把你清除出去，你拿着钱走，这样，不占名额，让下面人有机会。值得一听，况且，人家有具体东西卖，不像有的传销，连个东西都没有，光拉人交钱。

我回来还给你姐说，让闺女也去听一星期，被你姐骂了一通。但是，最终，我没有交钱。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有一定道理，不觉得人家是在骗人。

那天你让我想一下传销吸引人的内在逻辑。确实是啊，这次接触的传销让我特别有启发，我有点心动了。原因是啥？这几天我总结了一下，可能有几点：

1.成功。通过严密的数学逻辑让你看到成功的可能，让你认识到，发财并不难。你只要喊来两个人，你只要卖出去两份产品，你就可以成功。这个人也卖两份，无限分裂。人家还给我画一个金字塔图，可形象。很吸引人。卖出去三十多份就生成主任，有小主任、大主任。有个出局制，升到经理时，当下面两个都到你这个级别时，你就可以出局。小山为啥一开始向我要那么多钱，他是先用自己的钱排一个金字塔。真找到人，就直接从下面排起，直接作为分裂出去的复数，几何递增。一份产品2800元，是化妆品，啥天狮公司的。你只用卖出去两份产品，卖出去两份，就5600元，也不是很难。

最能吸引人的是讲课老师讲的成功的具体例子。讲三个例子：一个老人，一个乞丐，一个农民。具体细节忘了，但最后都发财了。当时听完，觉得很激动，很有道理，恨不得自己也赶紧做。

2.实现价值。挣钱不只是挣钱，是实现人生价值。这口号也很吸引人。好像是得到了净化。弄得可正规，和安利的各个级别一样，主管什么的。

3.家的感觉。大家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干事业，非常有荣誉感。共同受难，共同享福。这很吸引人，大家没有矛盾，没有利益之争，因为利益是共同的。一好都好，不是说，一个面包，你吃了，我就没有了。

4.平等。大家一起受苦，一起做事，没有等级，并且，越是上线，越是服务下线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人家是领导，还这么好，会不自觉地让人信服。

我琢磨着，他们强调的“受苦”也很重要。平时在家，不会受这苦，现在，通过受苦获得成功，很激发斗志。

当时听着觉得很有道理，特别是在那种氛围里。等冷静下来，再想，觉得核心不对。不管咋样，强迫人不对，另外，也不是靠劳动致富。啥化妆品都恁贵，谁用？还是空对空，不是骗人是啥？

我在网上查，确实有个天狮生物有限公司，以卖化妆品和保健品为主要业务，在公司的问题回答里，有一个专门的信息，“凡是外面那种2800元交钱卖天狮产品的都是假的”。其实，真假并不重要。那些年轻人都会上网，查一下应该是很容易也很基本的事情。并且，在当代社会生活中，除了少数与世隔绝或者信息特别不发达的地区，没有听说过传销的普通百姓应该是极少数的。

文哥的总结很值得分析，他所说的四点恰恰是普通民众，尤其是一个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匮乏的。它们似乎让农民窥到了一个一直不可触摸的空间：成功、富裕、高雅、平等，可以拥有除了存活之外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传销

传销在2000年左右进入穰县农村，诡异而快速地在乡村大地传播开去。在最兴盛的那几年，各乡各村都有做传销的农民。他们被亲戚、朋友弄进去之后，开始认同、相信，并不惜一切手段把自己的父母、老婆、兄弟都叫去，一家子一起做。梁庄传销以韩小海为典型代表。他发展了自己的哥哥、姐姐、本家哥弟和姑表姊妹十来人，发展了钱家四个年轻人，并且成为其中的骨干。

2002年春节前，穰县吴镇史庄的东子从山西出发，扒车，逃票，耍赖，中间好几次被人家打下车，靠捡餐馆的剩菜剩饭吃，往老家走。一路上千辛万苦，在腊月二十八下午四点左右，终于到了史庄村口。东子坐在离村有一里地的土地庙前，不敢回去，一直等到天黑，才偷偷溜回家里。东子妈看见儿子那样子进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扑打着地哭了起来。

东子不敢进村，一是嫌丢人，怕村人看见他那副乞丐样子，更重要的是，他怕亲戚邻居打他。2000年，一个远房亲戚把东子叫到山西，东子加入了组织，开始做传销，卖一种按摩器材，一套1800元。在一年里，他把村里邻居、好朋友和亲戚都叫去了，结果，传销失败，大家钱都花完了，最后各自生办法回家。他们村的王氏兄弟两个和一个妹妹最惨，走到一个地方被骗到了砖瓦厂，干了半年活，才逃回史庄。回来之后，王氏兄弟到东子家门口，对东子的老母亲说，再见到东子，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东子一直坚持到最后，但始终没有发展到经理这一步。东子，曾经是史庄最老实的男孩，说话脸就红，对人极好。在做传销的两年里，像变一个人，一度西装革履，能说会道，用吴镇人的话，是“善说六国”。回家之后，东子又做回了最初的东子，沉默寡言，埋头干活。一年后，东子和老婆到天津，开了一个小拉面馆。

2003年，文哥的小弟弟搞传销，把文哥的大姐、二姐、小山、外甥女、姨家和舅家人全叫去，给所有亲戚都打过电话。最后，钱全部花光。文哥给他们寄了回家的路费。

宋林，吴镇宋湾人，在内蒙古改刹车。2000年左右已经有两个分点，手下十来个人，挣有四十多万元。这时候，在云南的哥哥打来电话说生病了，叫他去。他就去了，原来哥哥在那儿做传销，卖鳄鱼西服，一套西服3800元。宋林也开始联系亲戚朋友，骗他们到云南。那段时间，宋林和一帮做传销的亲戚住在宾馆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吃喝都在饭店，非常潇洒。一年多后，四十多万花剩了几千块钱。宋林认真想了想，就不干了。重新回到内蒙古，从零开始。原来的两个分点已经卖给了原来的徒弟，他就给徒弟干活。

2011年10月，我在内蒙古见到他时，他拿着这几年又攒下的几万块钱，正在找合适的地儿，准备再开个改刹车的点儿。他住在老乡废弃的房屋里，全身都是灰尘。我请他吃饭，他非常矜持，也非常有礼貌，显示出某种受过高级教育的痕迹。他说话声调很低，有气无力的样子，语速很慢，极慢，说一半，后半部分几乎听不见，显得非常消沉，仿佛受过某种重创，至今没有恢复元气。他吃得很少，不吃菜，只喝粥，他说他这几年只喝粥，吃馒头。我直截了当问他传销是怎么一回事，到底能不能挣来钱？他想了想，说：“还是相信能挣来钱，是个事儿，可以做，只是自己没本事，挣不来。”

想象着这位老乡，拿着自己做生意挣来的四十万元，住在宾馆里，西装革履，吃着自助餐，模仿着那些所谓上流社会人的言谈举止，开各种各样的鼓动会、成功者讲座，无限向往地去计算那金字塔里的财富。而另外一些老乡在饿其心志，过最简陋的生活，以此种洁净来增大达到成功的希望。纯洁与邪恶、简单与欺骗没有隔墙，他们面前展开的是无边无际的金钱的梦。不只是愚昧和无知，不只是贪婪和妄想。它承载着贫苦人的发财梦，而这个发财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梦想。

在这样一个越来越难通过努力成为人上人的社会里，传销为普通民众获得金钱、权力和尊重提供了一个很有诱惑性的通道。它可以迅速摆脱因为贫穷而带来的自卑、不安全感和身份的缺失。“发财”，借发展之名，以经济学的计算为内核，以成功学为诱因的一种现代迷信。农民用一种滑稽、失败、扭曲的方式把它内在的非正义性给呈现出来。

如果把传销作为一个国度普遍性格的典型外现的话，你会发现，它也是道德感匮乏所致。道德感的丧失是如此正常和普遍，以至于大家都完全忽略一件事情的道德边界，假药、假酒、假鸡蛋、假肉、假牛奶、假酸奶等等，“假”的背后是骗，“骗”的背后是挣钱。而对于传销而言，挣钱的背后还意味着“成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我在西安和正容、虎子交流，在和小海聊天时，所有人都津津有味给我谈他们所了解的和所参与的作假，所有人也都听得津津有味，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对、不道德，但是也只是一种陈述、议论和听听而已，不会有更深入的判断和行动，因为它实在太普遍了。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通过分析1768年乾隆年间农村妖术的突然盛行，探究其背后隐藏着的民众意识和社会原因。乾隆时代一直被称为“盛世”，经济上生气勃勃，贸易、商品、丝织业、农民的生活水平、人口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它对社会意识有着怎样的影响，却是一个实际上未经探讨的问题……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6]

对于中国当代的百姓来说，“活生生的现实”是什么？“盛世”和普通的农民、普通的民众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在当代叙述中，我们听的最多的也是“盛世”“大国崛起”之类的词，看到的多是锣鼓喧天的升平歌舞，并且，就经济发展而言，这也并非言过其实。但是，如孔飞力所言，这一经济发展及由此滋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对民众社会意识的影响却未经探讨。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并不意味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致富，同时，即使致富，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更幸福、更安全，也不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更大，反而可能面临着环境更为恶劣、生存压力更大和安全感丧失的境况。而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更是折射出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和精神意识的不健全。

或者，盛世的窄门，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传销在中国的生机勃勃恰恰显示出我们生活内部一种惊人的发育不全：过于丰盈的肢体和不断萎缩的内心。

[1] 没材料：没有主见，没有长远见识。

[2] 小庙大庙：北方农村葬礼习俗。第一天晚上报小庙，孝子举着草耙，草耙上夹一张草纸，纸上写着去世亲人的名字，沿着村庄，在村头各个路口烧纸，最后，到土地庙，或观音庙，什么庙都行，向各路神报道，有一人要去了。现在庙没了，就找一个通往坟地的十字路口，在那儿烧纸，把草耙留下。第二天晚上报大庙，规模更大，响器跟随，烧纸钱、亲戚跪哭，从家里一直到十字路口，再把草耙拿回来。夜里五更天时，直系亲属拿着草耙到十字路口烧掉，亲人正式送走，叫“送路”。第三天早晨下葬，全体亲人都在场。

[3] 老掌柜：对一个家庭家长的称呼。

[4] 楞杈：炫耀之意。

[5] 表：骗。

[6] [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3页。

南阳算命者的正屋

南阳算命者的笔记本

第四章 内蒙古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费孝通《乡土中国》

河南校油泵

给在内蒙古的韩家恒文打电话时，他电话里的声音已经变调了。还是河南方言，但是方言里面却有许多变音。他很热情，说：“你来了咱们好好说说话，好好拉拉。”他说的“说话”不是河南方言中的去声，而是在中间拐了一下，变为了平声。这应该是呼和浩特市这边的方言。恒文一大家族，父母亲、姐姐朝侠一家、弟弟恒武一家都在内蒙古。父母经营一家小卖部，他们兄弟两人在校油泵，朝侠在卖干菜调料。恒文的姨家表弟向学、小姨夫、舅舅、老丈哥和相关联的吴镇亲戚，约有二十余人都在内蒙古。

我们到恒文的修理店门口时，他正站在一个大型货车的前面，检查车头里面的机器状况。恒文和几个徒弟都穿着蓝色的工装，门前打扫得很干净，上面挂一个白底蓝字的大牌子：河南老韩校油泵。

恒文的校油泵修理店位置在呼和浩特市西二环和南二环的交叉口，叉口夹角形成一个略有点坡度的大空地。看见我们，恒文放下手中的活，把我们迎到了他店铺旁边的“翠花小卖部”——那是他的父母，我们叫韩叔韩婶，开的小批发部。见到我们，韩叔韩婶喜出望外。韩叔拉着父亲的手不放，一个劲地对我感叹：“闺女，你不知道，俺俩跟你爹好得很，在梁庄，俺俩对劲儿。这有十来年没见面了吧？真是高兴得很。在这儿，见个梁庄人的面，难得很。成天都想着谁要是来，那是啥样。”

这个小卖部里外打扫得很干净。卖的货品是些低档的烟、酒、方便面、矿泉水、饼干，还是梁庄的标准，乡村小店，什么便宜卖什么。房间后半部用货架和帘子自然隔开一个空间，放着床、煤灶、锅碗筷柜等生活用品。床也用一个大塑料布蒙着，伸展得很平整。韩婶拿出瓜子、水果、几瓶饮料，一个劲地让我们。

父亲问起这个店的情况，韩叔说：“开这个店不是为挣钱，主要是槽头兴旺。闺女说叫我在这儿买房，我说我不买，树叶总要落到树根儿上。我肯定还要回梁庄。2001年来这儿，2004年8月间，在呼市里面一个转盘处，被一辆小轿车撞住。我骑的小摩托，速度不快，人都撞飞了，太阳穴被撞进去很深。你看，现在太阳穴还有点往下陷。我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出来人有点傻了，丢东忘西。才开始他们都不叫我干，说好好养身体。咱这个人闲不住，指望娃儿们吃闲饭的事儿，咱干不来。另外，跟娃儿们在一块儿，吃不到一起，都受罪。刚好这家小卖部要转让，俺们老俩就接了过来。自己吃吃喝喝，还能落俩。不过也不好干，七月份隔壁那边开了一个店，名字叫‘平价超市’，生意也不错，把咱这边的人拉过去了。我也在寻思着改个名，也改个××超市。东西都一样的，换个名，就这硬不一样。”

父亲和韩叔又聊起了村里的事，从梁家说到韩家，又从韩家说到王家钱家。有时，猛然想起一个人，一拍大腿，声音猛地提高很多。韩婶在一旁看着笑，说：“你叔多长时间没恁开心过了。成天坐在这儿，坐着坐着眼都直了，怕他坐傻了。出那个车祸伤住脑子了。”

到中午时分，恒文门口的那个大车才修好开走。恒文进来坐下，喝一口母亲给他泡的茶，给我讲自己的经历。

我啊，小学没毕业，十三岁，一下学就开拖拉机。犁地，耕地，从穰县往家里拉煤，一车运费十八块多，慢慢涨到二十七块钱，那时候已经是九五年。还往南阳跑，拉白灰，一年大概能挣个一千多块，刚能顾住日子。那几年人们都哄着说俺们是万元户，其实最多有几千块钱，那都不得了。

1995年我不想干了，开拖拉机开够了。就到北京打工，跟着小海他们在建筑工地干活。还在北京站承包过柜台，一个柜台一个月八百块钱，我租了两个柜台。卖小商品，电池、剃刀啊啥的，赔了四五万，还是贷的款。1996年又回到吴镇街上，开饭馆，我媳妇那时在北京饭馆打过工。回来就自己做自己卖，在吴镇一初中大门口，卖学生饭，不需要啥技术。干有一年，没赔钱，也不赚钱。又去南阳半年，摆地摊，在卫校门口干，一个小三轮车，上面放着煤炉、灶、锅碗啥的，可辛苦。城管太严，成天躲。干不成，又回梁庄。借了一些钱，买个四轮车，在穰县公路段拉石子。

人家说校油泵挣钱。1997年秋出去，在河北，跟着老丈姑夫学校油泵。正经学三月，总共有半年。准备去新疆自己开个修理点儿，想着新疆修理点儿少，能赚钱。又贷人家款，一两万元，二分五的利，三分的利都有，高利贷，用这钱买了机器。又把家里庄稼收收，黄豆绿豆卖了一千二百元，也拿上，全部家当都押上了。下来总共本钱四万元。在新疆博乐市南郊区，公路边，大车不多，生意不好，在那儿干到1998年7月份。准备来呼市。买一箱方便面，几天几夜，路上啥也没吃，喝火车上的水。和师傅一块儿来内蒙古，为在火车上没有给人家买火腿肠，那个师傅还跟我生了一场气。机器货运，到地方要付钱，得两千块，我只剩下一千块钱，不够付。还是恒武给我付了一千块钱。我大闺女那时候六个月，没有奶粉，吃的炒面，一路上，娃儿哭得不行。也没办法。

来呼市，先到鄂尔多斯化纤厂周边，在那儿租的房子，是恒武给朝侠姐看的点，后来她不干了，就想着叫我开。我是机器一放下，就开始做生意。生意一开始就行，可是干不到半年，人家要修路，没生意了，只好又搬走。

这中间可难了。过年时，家里没有一点钱，我就把我姐的调料拿过来，自己卖一点儿，本钱给她，赚的是我的，最后赚了一千多，算是过了年。这是2000年的时候。

后来，又搬到西口子，一年挣一个手机费和回家路费。一千八百多块钱的手机，一百多块钱的回家路费，啥也没有，就回梁庄过年了。又干了三四年，生意慢慢好了，2006年买的黑色吉利车，三月份，各种手续加上六万五。2004年在金川又开了三个点，在国道旁边，当时带我三四个徒弟，生意都不错。不过，后来又撤了，只留下两个，我和媳妇一人看一个。干不成，咱只有两个人，让人家看着店，你也不放心，他也总坑你。他有没有活儿你又不知道，管不住。亲戚看着也不行。我原来在金川那个点儿，可是我老婆的亲外甥在看着，来的时候啥也不会，是我一把手教他出来的。后来，又开分点的时候，就让他在那里管理，他老婆孩子也都来了。想着来了也好，他安心在这儿，每修一台机器，每换一个零件，他都有抽成。可是他不给你说实话。去问他，总是说没活儿，或者说几天就修一两个车。鬼才信，我又不是不知道。后来，想着管不住，算了，干脆几万块钱转给他算了。他可高兴，我找那地方是个好地儿。为这事儿，都犯过生涩[1]。闹的矛盾可大，有的亲爹亲妈都不放心。

俺们这姊妹仨，我混得不算好。不过也还算行。内蒙古和南阳都有一套房子，也算有房有车了。

咱大闺女已经十四岁了，在咱县里封闭学校上学，一年三千多元的学费，虽然贵些，但是有人管，不需要咱操心。娃儿四岁半了，三岁半的时候送到登封一个武院，吃住全管，一年三千多元。已经送去一年多了。可不错，我去看过一次，管得可严。还有比他更小的娃儿们。

其实放人家那儿比放在我这儿强。我和媳妇各照顾一摊生意，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在学校，有人照顾，还能学武，还安全。那个学校管得很严，我送去的时候，看了学校的管理情况。学生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天还不亮，就在路上跑，跑得慢的，还用棍子打，打屁股。那也高兴，说明人家真用心教了。

有所安置，这就可以了。恒文对儿子能到武校寄宿，对自己能想到让儿子去上这个学校还是很满意的。后来，我才了解到，河南有许多出去打工的人都把家里的男孩子送到登封学武术，这已经成为一种解决孩子留守问题的重要途径。登封那边的大部分武校也“因势制宜”，开设了专门的低龄寄宿班。

在梁庄寻找电话时，我曾经和红伟几个人在一块儿统计过村里校油泵的情况，梁庄在外校油泵的至少有三十家。据他们说，全国校油泵的，百分之八十都是穰县的，而穰县的又有百分之八十是吴镇和邻近另外两个乡的。

校油泵，校，就是校正修理。如果你的油泵喷油的时刻不对，就会造成气缸内燃烧不正常，对发动机损害很大，而且燃烧不良会造成耗油率升高。所以，一段时间后，油泵要清洗，必要时要更换柱塞、出油阀、油封，这些零件长期使用都会磨损，导致供油压力下降。最重要的是油泵需要调整油量，喷油准确，油泵有劲，也省油。长期使用的油泵会发生变换，需要按照数据去调整。这些需要专业知识，但经验更重要。有经验的修理者凭着声音就能够听出油泵哪些地方出问题。梁庄的校油泵者多是经验者，在老乡、亲戚那里当学徒，学习半年、一年，就自己另外寻个地方，买台机器，生意就开张了。

“河南校油泵”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按恒文的话说：“反正是走遍全国各地，人家信咱们河南校油泵。”校油泵的地点多是在公路旁边，或者在矿区周边，大车集中来往，生意才能够好。相应的，居住环境就会比较差。恒武十几年间挣了上百万，同样住在满是油污味道的、简陋的修理店。但是，他们也是梁庄最富裕的打工者。

校油泵和相关大车维修项目，可用“暴利”来形容，对此，恒文并不回避：“那两年，一个车上好几个油嘴，用油泥密一下，上校台，一对，喷不出来油，就换一个。一个二三十块钱，要一百二百，司机一般不懂，再说这坏那坏，换下来就很多钱。有的上车摸一下，再换个零件，说这坏那坏，就三千多。要三千多还算少的，他们说，你要哩还少了，叫我要五千多。还有就是换总轴。蒙住了，就蒙住了，反正原来你的车走不了，我修之后，叫你走了。外地人更狠，叫咱去三千，人家都是六千。”

恒武对此有不同意见。我们在杨四圪咀时，他对他哥的看法很不以为意：“校油泵是利润大，也是背良心钱。人啊，不背良心不发财，光靠出死力不行。但是，也不算背良心，你说，那卖服装的，一件衣服，几千，上万，他加了多少价？咱在这荒山上，吃苦受累，喝的是风，吃的是煤灰，天天在土窝里打转，加点价也正常。那一瓶茅台卖一两千，那不叫蒙人？他们多心安理得，咱还老觉得自己不对。事儿啊，就看你咋说。”

白牙

向学在呼和浩特往东胜的高速公路边设了一个校传动轴的点儿。向学是恒文的姨家表弟，又和我家是远房亲戚。说起来，其实和恒文一家已经有点陌生了，反而是向学，因为近些年他求学和家庭的许多事情，我们接触更多，感情也近一些。

依向学告诉我们的路线，从呼市南二环和西二环交叉路口向左南走，约十一公里，快到高速收费口，左转，就到了。没有想到，这条路也是如此堵，其程度和我们从北京到内蒙古的路上有一拼。一路拥堵，左边和右边路上来往的都是大车，这些大型和超大型货车，前后车头和车尾以非常亲密而又安全的距离连接着。两排大货车并行于一个车道内，中间所留的长长的缝隙仅容一个人的身体，往远处看，是一个狭窄的一线天，笔直，又让人压抑。

公路两边都是露天煤矿，越往城外走，煤矿越多。黝黑的煤裸露在外面，闪着黑亮亮的光。一阵风吹过，或一辆大货车过来，就是一阵黑色灰尘暴，污浊、厚重，灰尘里夹杂着无数的煤屑颗粒。天的蓝是乌青的、略显脏的蓝，仿佛表面覆了一层广大的薄薄的黑色透明膜，真正的蓝天被隔离起来。不远处是几个工厂，高高的烟囱正冒着浓郁的白烟，煤场上有货车在工作，里面活动着的人一个个也似乎蓬头垢面，无精打采。远处田野寥廓，枯黄色的秸秆和土地，没有任何生机。这情形，很有点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城市状况，一切都生机勃勃，可以感受到那看不见的巨大的工业推手，但却又粗糙、随意，没有人文的气息。

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地方，并且，这长长的车龙似乎并没有畅通的意思。正在此时，一辆自行车逆行而来，骑车的小伙子在高大的拥塞的货车缝中躲闪、腾挪，灵巧、活泼，和周围笨重的事物形成鲜明对比。我们颇有兴致地观看着，自行车“嗤”的一声停在了我们面前，骑车人跳下车，朝我们咧着嘴笑，黝黑的脸上露出一口白牙。我定睛一看，是向学。

向学穿着白衬衫，外套蓝白相间的毛线夹衣，灰裤子，白色运动鞋，虽然表面也蒙着一层发乌的颜色，但和周围的污浊相比，整个人干净、可爱。向学激动地给我们打着招呼，他说话有一点点结巴，尤其是在激动的时候，结巴就更加明显。我让他赶紧骑回去，在这货车中间穿行太危险。向学笑着说，这没关系，经常有车坏到半路上，他们就这样骑着自行车去看。车又开始缓慢移动，其实还是有些危险的。向学就又骑着自行车摇晃着穿行回去了。

在十二点一刻左右，我们终于看到了收费站。收费站前向左有一个出口，可以到路的对面。对面公路向外延伸的一片空地，就是向学工作所在地。空地上是一排极其简陋的砖房，砖房旁边是五六间低矮的简易房。砖房和简易房的门前、门上和整个房顶的空间林立着各种牌子：

河南老韩校油泵　增压器　改刹车　贵州刹车神　校传动电路电瓶　汽车配件大型修理厂　××饭店　××洗浴中心××停车场　爱华超市

长的、方的，横的、竖的，各种颜色的牌子拥挤在一起，上方、下方都留有手机号，透着一种热闹。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修理区，但各种生活元素都很齐全。向学正站在门口张望，看我们的车转过来，连忙跑过来迎接，却被车尾辗起的灰尘遮住，过一会儿，才又显出他的身影。

他的房子是简易房中的一间。旁边一间写着“改刹车”牌子的房子是他小姨夫的店，小姨夫最近回吴镇，另外一个老乡住了进去。

进到向学的简易房里，一阵寒意猛然袭来。屋里似乎要比屋外的温度低那么两三度。在高原，有阳光和没有阳光的地方温度差距很大。房间面积有七八平米，到处堆着机器零件，在幽暗中发着亮光。左边是一个轨道式的机器槽道，上面有一台机器，应该是校传动轴所需要的专业设备。右边是一张高低床，下面的床铺上蒙着一块大布，向学告诉我，这里太脏，必须把被子、床单蒙上，不然，两天过去，就都是黑颜色了。后墙有一个铁架子，架子上摆着各种零件，右墙角放着一个大水缸，是直接从地下抽上来的。旁边一个破旧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煤气单灶，放着一个锅，几个碗和一些简单、凌乱的厨房用品。房间的每一件物品好像都被煤屑吹过，并被油污洗礼过一样，眉目不清，挤挤挨挨的，随意堆放着。

站在门口仔细端详向学。他的脸已经变得黝黑，手非常粗糙、每一个指甲缝里都是黑色油垢，头发蓬乱，可以看到里面闪光的灰尘。不时有车开过来，一阵阵灰黑色的尘土飞扬起来，一团团尘土遮挡着这一长排简易的修理房。向学最近生意不错，半年挣了两万多块钱，但是，另外一条公路马上就要修好，到时大车要改道行驶，他的生意就不好了，还得重新找地方。干他们这一行的是跟着大车走，跟在大车后面喝风吃灰，才能挣到钱。

我们正在聊天的时候，右边修电瓶的那个小房子里出来一个年轻男孩，脸上是黑黑的、横七竖八的油污，只有眼睛闪着光，像刚从千年淤泥里挣脱出来。看到我拿着相机，逃也似的飞回房间，过了一会儿再出来，脸已经干净了许多，但还是污泥重重。他看我还在看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一辆大车挟带着一阵浓烟式的灰尘在向学的门口停了下来。司机下车，穿着一身迷彩服，胖胖的，圆脸大眼，很朴实的样子。他对向学说，传动轴有些使不上劲，想换一换。问换一个多少钱。向学说二百六十块钱。奇怪的是，司机没有还价。

回转到房间里面，向学坐到床边，开始换衣服。他把T恤、毛线夹衣脱掉，光着上身，露出肌肉发达的臂膀（这和他文弱的外表很不相衬），我看到他腰部厚厚的、有些发黑的污垢。他从上铺拿下一个沾满油污的旧T恤，套上；又脱下灰色棉布裤，换上一条运动防风料的破裤子，也是油垢混合着灰尘，有点像铠甲的硬度了；又把他的白运动鞋脱掉，换上一个脏的布鞋。这是向学的工作服。我问他是不是每次都要这样换衣服。向学笑起来，脸开始红，说话又有点结巴：“哪是，平常就穿这身，昨天是到薛家湾那儿相亲，二哥（恒武）给我说了个姑娘，让我去看。我才换那身干净衣服，那衣服，在这儿穿一天就没法看了。”

这是一辆拉煤的大货车，车身下半部全是泥灰。向学钻到车厢下面，直接仰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头都躺在了灰尘之中。他拿着工具，开始拆卸。二十几分钟左右，一个粗粗的钢管“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向学把它拖出来，又弯着腰抱着钢管向门口走，扔到地上。看那动作，那钢管应该是很重的一个大家伙。他又从屋里拿出一个大锤子，一些小的工具，开始抡着锤子砸那个钢管上的圆形部位的结构。

向学的首要任务是把钢管上这个大零件内部的小零件打开，然后才能再换上新的。但是，这些小零件都是经过千辗万转，油和灰尘长期混合，死死地咬合在一起，很难打开。向学抡圆了胳膊，高举锤子，至少砸有上百下。那个零件内部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草原的光线特别强烈，光亮和阴影非常重地投射在向学的脸上。他刚好就在这阴影和光亮的交界点，那个钢的传动轴在光亮之中，耀眼刺目，传递着金属的不可撼动和威严感。而向学的脸，一半在光亮之中，另一半在阴影之中。灰尘丝丝缕缕地在空气中浮动，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油垢格外清晰，深浅不一，厚薄轻重，连其中的分子成分似乎都可以看到。在光的奇怪投射下，唯有他的一颗牙闪着白色的光，清晰、深刻。

他拿它没有办法。规则的、沉重的、呆滞的钢管在地上，越是被他不断敲打，越是显示着它的威力。任他宰割但又不为其征服。

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传动轴终于被砸开了。换核心零件，装垫片，抹机油，再重新装上，砸实。向学抱着那个长长的、沉重的钢管，到卡车边，匍匐到尘土上，在腾起的尘雾中，钻回卡车下面，把那个呆头呆脑的重家伙拖进去。又费了一番工夫才安装好，因为太沉，还要往上托着，一个人完成起来很不容易。

那个司机一直在旁边观看。我趁机和他聊天，问他基本的情况和这一段路的运输情况。他是山东人，“原来给人家做司机，去年买了这辆车，借有十来万块钱。雇了个司机，人家啥都不管，每月净给六千。主要是从东胜往天津一个公司拉煤，一吨煤四百块钱，一车能装四十吨。一车有一万多块，可最后落到口袋里没剩几个了。我给你算算，这一路上光罚款都得几千块钱打点。到处都是拦车的、超载点、警察，有些根本都不知道为啥，拦住都得赶紧给人家掏钱，给个一百五十，就可以走了。你要是不服，那就不是一百两百的事了。他会找各种理由，只要想罚你钱，那还怕找不来。车擦得不干净了，倒车镜怎么了，超高了，那理由你想都想不起来。一般都是赶紧给人家算了。还有过路费，来回又得几千块钱，司机的工资开开，几天的吃喝，车再坏一下，修一下，这一趟下来就挣不住啥钱了。就这一段路，走走停停，单趟就得三四天，一个月下来最多跑三趟，回来还是空车。老说超载，你算一下，不超载根本不行。”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看到货车的车头里，那个小碎花帘子拉动了，一个穿红毛衣的年轻女人从帘子后面爬了出来，头发蓬乱着，睡意惺忪的。我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司机，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一下，说，那是我老婆。我走近去看，车头实在太高，又不好意思攀上去，只隐约看到里面还有一个煤气灶，有锅放在上面。看来，货车的车头不只是一个操作间，还是一个生活空间。那个年轻司机随着我的眼光，在一旁给我作解释似的说：“成年跑车，光吃方便面、馍、饼，胃都吃坏了，自己弄个小液化气灶，还可以做碗热汤喝，省钱还方便。”我估计，这也是老婆来了之后才添置的家具。

交了钱，司机上了车，他雇来的那个司机直接爬到帘子后面休息去了。他们夫妇俩坐在前面。一个鲜红，一个草绿，很是鲜艳。我们挥手再见。

这边向学洗完手，又把衣服换了回来，还是灰白衣服，又一帅小伙，和刚才的工装判若两人。叫上隔壁的那个老乡，我们一起到这个修理站两个饭馆中较好的一家去吃饭。那个叫宋林的老乡整个人看起来极其消沉，声音很低很慢，不吃任何菜。意外得知他做过传销，就问起他的传销经历，他回答的声音更是低缓得折磨人的神经。倒是向学，结结巴巴，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给梳理了一遍。我问他怎么没有学校油泵，改为校传动轴？记得两年前，他从北京走时，告诉我说是来跟着表哥学校油泵的。

“主要见效快，能快点挣钱。就是得出力气。我大姨、表姐他们都想着赶紧叫我挣到钱，好回家说个老婆。现在，农村说人[2]得十来万。

“我算耽误了几年。2005年上郑州交通学院，大专，一年半，最后半年在宇通实习，在宇通生产线上，排管路，第一个月给三百块，第二月四百，然后就是五百块钱，管吃不管住。毕业后，到安徽芜湖奇瑞厂，才开始一个月八百块钱，后来涨到一千二，工资不固定，一个月上班天数多了工资高，绩效工资和基本工资。干差不多两年。2007年去的，2008年底走。现在很后悔，这两年算耽误了。原来我是只想过安稳日子，上个班，挣个钱，吃个饭。根本不行，那两年连一分钱都没落住。技术也没学来，那都是流水线，只干一样。

“就到北京。在一个修车铺修车、洗车。才开始在草桥、上地干，工资更低，当学徒，六百块钱，后来八百，想着学学技术，自己开个店。2010年过完年来这儿。先在一个老乡那儿学二十天，又到二哥那儿学十来天，就直接买机器开点了。修理这东西是实践活儿，边干边学，很快就学会了，上那两年学，也没起啥作用。”

闲聊时，向学一口一个“东胜”，语气很是热烈。一开始我还没弄明白，原来“东胜”就是“鄂尔多斯”。内蒙古人不说“鄂尔多斯”，只说“东胜”。向学结结巴巴却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

“来内蒙古之后，才知道啥叫有钱人，东胜和薛家湾的有钱人太多，一个扫马路的家里可能就有几辆宝马车。主要是煤矿，还全是露天煤矿，到处都是。说随便拿个锨在山上铲一下，下面就是乌黑乌黑的煤。附近的农民光靠卖地，就几辈子吃喝不愁。我天天在高速公路口待着，过去的都是宝马、奔驰。说鄂尔多斯的女人，打飞的去北京买衣服，有的只为做一个头发，就飞到北京去。到北京看房子，看中了，打几个电话，问三婶四叔，这有几套房子，买不买？买，就刷卡了，像咱们到市场买菜一样。”

讲着鄂尔多斯，向学兴奋、激动，但不是羡慕和嫉妒，而是惊叹，一个农民对城里人、一个贫苦人对有钱人的惊叹。仿佛在讲一个传说，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无关。

下午五六点钟，阳光还很清晰，气温已经有所下降。灰尘笼罩下的公路，仍然整齐地排列着黑青色的大货车。那个高高耸立着的烟囱一直吐着浓烟，远处是依稀的村庄和城市的高楼。口腔逐渐被塞满，每一口呼吸，都似乎吸入粗大的颗粒和浓重的灰尘。这是工业发展初期的城市特有的乌烟瘴气和粗粝的味道，蕴含着躁动、活力、金钱、机会，还有莫名发财后的浅薄和愚蠢，但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开放性和新的生活转型。

向学和他的伙伴们并没有融入这新的生长之中，他们不是“工人”，还没有“工作”的感觉。他们在这工业的肌理之内讨生活，但是，却又与这工业无关。

恩怨

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在薛家湾杨四圪咀的恒武也过来了。和恒文的矮、胖、和气相反，恒武瘦长、结实，很严肃，眉头紧蹙的样子，对人的分寸感很强。我们在韩叔的“翠花小卖部”等着恒文关门，一起去朝侠家。恒文的生意不错，不断有大车在门前轰隆隆地停下。晚上八点左右，恒文终于关了门，他老婆也从另一修理点过来，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农村女性。我们一起去朝侠家。

朝侠住在呼市里面的一个小区里。小区环境很好。楼层不高，间距合适，绿化、物业都很好。朝侠的家装修时尚大方、干净整洁。总共有一百五十多平米，三室一厅，客厅南北通透，灰细花纹的大理石地板，橡红色实木家具和实木门窗，吊灯、壁灯、窗帘、沙发都很讲究，舒适，也很有品味。见过这么多梁庄打工者和他们的住所，朝侠家是唯一具有城市品相的、从里到外都流露着时尚气息的房屋。

朝侠和她老公在厨房忙，今天晚上她请我们在家吃火锅。朝侠戴着眼镜，穿着黑色薄毛裙，脸上还是有一些黑色小斑点，比我印象中的她还要年轻、漂亮。招呼我们入座之后，朝侠周到地为大家服务。她的女儿小小坐在我旁边。小小在内蒙古出生、长大，现在呼市的一所高中上学，户口在前几年有相关政策时已经转到了呼市。她跟着父母回过一两次吴镇和梁庄，对那里没有什么印象和感觉，说话也是标准的普通话。但是，父母、姥姥姥爷们说的方言都能听懂。

吃完饭，我们转移到客厅的沙发上，朝侠招呼女儿小小过来，让她坐在旁边听我们说话。说是让她接受接受教育，听听她父母都受了什么罪。

1993年3月份到内蒙古。他爸认识这儿的一个老乡，跟着人家来了。来的时候很可怜，租的房子，又黑又潮，吃的没吃的，烧的没烧的，白天不敢出去，晚上偷偷去拾柴。没想到，在家里日子过哩不错，来了成这样。等太阳落山了，我背着麻袋出去到坟头拾柴。弄几块砖，在墙角垒个灶，这样，到十一月份，天开始冷，人家家里都生炉子，咱这儿又湿又潮，冷哩很，把身上所有衣服都盖上，都不行。连个纸箱子都没有。可怜得很，他爸喜欢抽烟，五毛钱一盒的烟抽不起，实在想吸，就偷偷在地上捡个烟头。过年从一个老乡那里赊了十块钱的肉，二斤半。家里有二十块钱，我一直压在席下不敢花，怕万一有个啥事。

1993年恒武来，他在北京当保安，说想看看我。他来一看，心里可难受。我一说到他我也挂心，说到这儿有点难过。难过哩不行，想哭。他说，姐，你这样不行。他住一个星期，回去把自己攒的三千块钱寄过来。我接住三千块钱，不知道这钱往哪儿放，顶住现在的三万块钱。

俺们是碰见菜卖菜，碰见水果卖水果。都只能赚生活费。一直在二苗圃住。怀孕五个月的时候，从二苗圃搬到西口子，一天干这，一天干那，没有闲着，马不停蹄地干着。小小是1994年腊月生的，在小诊所生的，花了三百块钱。

恒武从北京来的时候送小小一个小鸭篮子，里面装的各种果脯，非常漂亮。现在还摆在家里，留个纪念。他一直挂念我，他说，姐，我不想在北京干了，我到你那儿去。我说，你一个月挣七八百，他说，也落不住啥钱，以后也不能这样下去。他就是心疼我，把军大衣啥都拉过来，他就是来帮我。

他和小小爸一起收猪，跑到山西去收。回来冻得嘴都张不开，眉毛都结住了，雪下得大，看不见路，沟和路都看不见。他们回来，再晚，我都做一大锅饭，糊汤面，俩人都能吃完。早上五点来钟走，夜里十二点前摸回来，早上三点钟去看着人家杀猪，猪皮、下水还能拿回来再卖点钱。

我出来这么多年，能和内蒙古人打交道，不和老乡打交道，人家不算计你，咱们那儿人斗心眼。后来，别的老乡也在干，相互之间有矛盾，把我们轮胎扎了。他们俩只好推车回来。都知道是自己老乡扎的。

我看别人卖辣椒粉还行，辣椒在锅里炒完，拿绞肉机绞碎，在街上现绞现卖。我就也买个小绞肉机，推着自行车，后面弄个篓，到处跑着卖辣椒，后来发现拿芝麻放上去好看，就放点芝麻，味道不错。卖一百块，能挣六十块钱。两块钱一两。一下午能卖三四十块。没有固定地方，就在马路上、市场边、小区里。他爸不去，嫌丢人，我带着孩子，到处跑着卖。在公园早市卖，那时候是1997年香港回归，我在市场买了个帽子，现在还在。

卖辣椒跑的地方可多，钢铁路、公园南路，啥路都去过。在钢铁路边，旁边有个人卖羊头的，喝醉了，他说你小椅子让我坐，我不让坐。一开始他说借，我没理他，他骂我。我不放过他，我说，你大男人，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啥。后来就打起来了，我把羊头往他身上扔，他把我绞肉机扔了。刚好有警察巡逻过来，碰上了，问问情况，把我们俩都弄到派出所。我把情况说说，说他想欺负人。后来，说赔我一百块钱，他也没有，穷得不得了。他不赔，我就不走，他把我辣椒全弄洒了，我就那么一点本钱，我非得要回来。从下午一直到黑了。他老婆过来了，给我七十块钱。

这中间我们还爆过米花，卖过饼干，都不行。后来看到有老乡卖调料，腊月间生意好得很。就想着卖调料。在钢铁路租个小门面，赊了老乡一点调料卖。一天卖七八十块钱，挣二十多块钱。

难的时候自杀的心都有了。有一回，差点把七千块钱丢了，我把钱卷在一块儿，藏在衣服里。可找钱的时候，钱没见了。你不知道，绝望得很，想着要是丢了就不活了。急得到处转。后来在家里找着了，长出了一口气。

也捉人[3]，三块钱进的货能卖三十块钱，现在，大生意也都是捉人的。咱手不算狠。一件米枣四十块钱进的，卖一百八，利润很大。五块钱一斤的桂圆卖九十块钱。内蒙古人有钱，后来也不行了。

十年之内，挣了上百万，这个房子是六万块钱买的，就是一年挣的钱。我三舅一家也在这儿多少年。恒武、恒文后来又来，租房，铺底，都是我安置的。不过这两年生意又有点差，我还赔点钱。

生意是打出来的。最后也是泼上了。打得好了，你站住步了。这儿五湖四海的人都有，山东、天津、山西、陕西的，都争着卖货。时间长了，你不整他，他就整你。我们小孩她爸经常是躺着回来，满身是血。在调料批发市场，咱们占的那个位置好，给当官的送过礼，别人看见你生意好，想把咱弄走。有一年，人家放话，说要找黑社会来收拾俺们。你找，我也找，不要想着我怕你。我就托人找来黑社会的人，我给那些人说，就是吓唬吓唬，不要打残就行。那天，黑社会的小伙子，穿着黑西服，齐刷刷站在他们家门口，二十来个人，看着吓人。也真吓唬住人，后来他们也不敢找事了，知道咱也是不要命的。都是黑对黑，谁胆大谁就胜，没有好人坏人。

出来站住步真难。俺俩出来就俩人。艰难时，白天干活，晚上抱着痛哭，说说。

我2000年回过梁庄一次。我回去一看，我出来时我妈头发是黑的，现在白发苍苍的，心里难受哩很，哭了一夜。我爹给我说，他在河里种西瓜，湍水涨水，眼看着瓜被淹了，喊恒文来，恒文不来，他坐到河头上哭。恒文懒，不干活，恒武孝顺父母，有啥活都干。

我不叫他们干了，也来内蒙古。来不久，我爹骑摩托叫人家撞了。挺严重，后来都不认得人了。我爹住了医院，昏迷中只喊我妈，恒文媳妇说我爹不叫他们，就不来照顾了。为这一家人也生了不少气。爹治病，恒文媳妇一分钱不出，有一年吵架，她还非要说当年爹赔的钱没分给她，说我贪了，大家都哭了。我是想着把钱存起来，万一有个啥事儿，也是他们老俩的一个垫底钱。恒文也不行，我和恒武就全当没这个人。

我们在客厅这边说话，恒文夫妻、恒武和韩叔他们在客厅另一边的开放餐厅那儿聊天。在朝侠说到恒文自私、不愿出力时，我不自觉地朝恒文那边看一眼，发现恒文老婆的神情非常不自然，好像听到了我们说话的内容。朝侠讲得正投入，没有看到那边的动作。当又讲到给韩叔治病时的争吵时，恒文老婆猛然冲了过来，说：“姐，你这样说我心里可不美。我咋不孝敬爹了？我啥时间要钱了？你们一家就不稀罕恒文，别以为我不知道。”

朝侠愣住了，对这突然的翻脸反应不过来。“家丑不外扬”，这是农村家庭的基本准则。朝侠看看她的弟媳，又看看我，压着嗓子说：“想吵出去，别在我这儿丢人现眼。”

恒文看到了这边的情形，也冲了过来，上去打了自己老婆一巴掌，说：“谁叫你在这儿能？赶紧走，赶紧走。”他把她往门口处推，嘴里还骂骂咧咧。这下子惹住马蜂窝了，恒文老婆反过身来就朝恒文脸上抓去，骂他：“你这个窝囊废，就知道欺负你老婆，你咋不敢对别人说个啥？”

夫妻两个在门口撕打了起来。恒武和朝侠的态度非常奇怪，好像要去拉他们，又好像懒得去管，不太积极。恒武上去，抱住恒文，试图把他拉出恒文老婆如钳子一样的双臂和不顾一切的撕咬。没想到，恒文甩开恒武，忽然提高了声音，怨恨地叫嚷着：“谁叫你来管俺们？谁叫你管？你们都好，我坏，行不行？”

我似乎明白了这其中的弯弯绕，恒文两口子其实是一致的，恒文打老婆也是在打给恒武朝侠和自己的父母看。他是在告诉大家，他知道一家人都排斥他，并且，对他都不好。恒武沉着脸，一语不发。朝侠从客厅里奔了过来，指着恒文老婆说：“慧，你要走赶紧走，别等我说出不好听话来。你们是咋来内蒙古的，你们这个修理点是咋起来的，你不知道？只兴沾光，不想贡献，谁都该为你服务？”

恒文老婆放开恒文，披头散发，涕泪交流，哭着说：“就你功劳大，行吧？就你知道奉献，是吧？那你说，舅是咋来的，咋走的？三姨是咋来的，咋走了？谁不知道，那钱都算到骨头缝里了！无情无义，亲戚还有谁跟你来往？”

朝侠朝着恒文老婆就是一巴掌，干净利索，强悍无比。恒文老婆捂着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得更响亮了。看起来她有点怵朝侠，不敢起来还手。

矮小的韩婶眼泪刷刷地流着，喊着朝侠的老公：“王相公，你气力大，赶紧去把他们拉开。都别吵了，丢人不丢人？”韩叔坐在位子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父亲走到一直别着头站在门口的恒文面前，拍拍恒文的肩膀，又把他往屋里拉，说：“恒文别憨，都是一家人，又远天远地，有啥吵的？再吵不还是亲姊妹？真有事了，不还是大家互相照应着？”

也许是意识到我们在场，恒文的神情略微有些缓和，上前踢了老婆一脚：“起来，回家。”

“嘭”的一声，厚厚的防盗门关上，空气瞬间轻松了许多。朝侠招呼大家坐下，又给我们倒上茶，对父亲说：“梁叔，你不知道，恒文有半年都没来过我这儿，还是你来了，他才来。俺们已经半年多没说话了。他那个老婆，可不像话。恒文是耳根子软，不孝顺。”

这姊妹三个，朝侠和恒武感情深，他们在内蒙古是共患难共担当，对父母也比较用心，恒文自私、吝啬，被朝侠恒武排斥，这也导致了三人之间的隔阂和矛盾。韩叔韩婶最初来内蒙古，一直帮朝侠卖调料，恒文老婆就经常嘟囔着韩叔韩婶偏闺女，说老了也别想指望我之类的话。后来，韩叔韩婶就和他们分开来住，谁家都不敢住，谁的忙也不敢帮，怕分配不公，引起姊妹间的矛盾。而关于他们的舅和姨的事情，我略有所知，村里人都以此证实朝侠唯利是图，无情无义，但是，眼前的朝侠显然是一个全心全意张罗着把娘家往一块拢的姑娘。

本来说好住在姐姐家的恒武，气呼呼的，连夜开车回薛家湾。我和父亲又坐了一会儿，也讪讪地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韩叔韩婶的小卖部。一整夜我都在担心恒文他们两口子，怕他们回家再吵架，怕韩叔韩婶不开心。我们的车刚停到门口，就看到恒文笑眯眯地从父亲的小卖部出来，手里还捏着半个馒头，韩婶端着盆子出来，朝店前面的空地上猛泼了一盆脏水。看到了我们，他们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一切已经恢复了原样。

扯秧子

第四天，我们和向学一起，开车到薛家湾杨四圪咀恒武那里去。公路两边是低矮的山丘，山丘上植物稀疏。向学指着那些山丘说，这些小山下面全都是煤。揭开一层土，下面就是煤。

薛家湾就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依山谷而建。穿过整个薛家湾，上坡，下坡，再上再下，在一个山道的拐弯处，薛家湾镇里面的整洁、现代突然消失，面前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两边是一个往山坡下面延伸的村庄。路中央，大车一辆挨一辆地排着队，路两边是各种修理店、超市、饭店，还有游戏厅、台球厅和电信厅。地上的粉尘全部是黑灰色的，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汽油味儿。这里和向学那个修理点的气质非常相似，但规模要大得多，也脏得多。这是杨四圪咀。杨四圪咀是周边露天煤矿的唯一出口，常年拥挤，大车来来往往，司机就在这里住宿、吃饭、维修、生活。

远远就看见“河南老韩校油泵”的大招牌。兄弟俩用同一个招牌，看来“河南老韩”已经成为这附近一带的品牌。

恒武的修理店面积很大，一整个大通间，正中央一个长排货架，摆着各种零件，靠右墙最里面是几台校泵机器，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正在机器旁边操作。恒武给我们介绍房间里的几个人，几个徒弟，两个司机，都是吴镇老乡。其中一个男子年龄五十岁左右，恒武说，他是吴镇最早来呼市的人，前前后后带出了一百多号人，朝侠丈夫最初来内蒙古就是投奔的他。他们都叫他老赵。从衣着打扮和神情来看，老赵并没有发财。他现在还在做收猪的生意，自己开着车，到处收猪，回呼市卖。也能挣到钱，但显然，他的生活还很辛苦。

中午在旁边一家饭店吃饭，老赵讲起他带出来的老乡，讲到早年创业时的艰难，很兴奋，和恒武相互补充着，提起一个又一个人名。他用了一个方言，叫“扯秧子”[4]，扯一个出来，最后带出来的是一群，吴镇、穰县老乡就这样不断往内蒙古来。恒武一家就是典型的“扯秧子”扯出来的。老赵对自己在内蒙古的声望和资历颇为得意，给我们讲内蒙古电视台曾经采访过他，让他谈在内蒙古打工和生活的状况。从他那压抑着的激动来看，这是他人生的华彩乐章。他的话题几次被乱哄哄的谈话打断，他总是又耐心地拾起话头，坚持把它讲完。还特意给我说了那个节目的名字，让我上网找来看。那顿饭，老赵抢着去付了账，好像是为了确定他在内蒙古老乡中的“元老”位置。

午后的杨四圪咀非常热闹。恒武的店门口停了几辆大车，他隔壁是几间改刹车和换轮胎的店，修车师傅在车下进进出出，敲敲打打，不断有灰尘从车下扬起。一个年轻的修理工盘腿坐在黑色轮胎上，他身上的工装已经发硬，到处是白色的汗碱和黑褐色的尘土。他扭过脸朝向我们的方向，那张脸，即使涂满油污，也依然稚嫩。他的神情有些愚钝、天真，仿佛一任生活漂流，被动、无思，但又安然。看着他，四周逐渐空旷而遥远，只有这个泥样的菩萨，和光同尘。

和恒武坐在店里面的一张小桌子边，我们开始了聊天。言语和行动之中，恒武保持着一个退役军人特有的豪爽、干脆，很决断。

媳妇回南阳去了。又把今年挣的钱全部带走了。想把南阳的房子装修装修，俩闺女在那儿上学。哈哈，每次回家都要把我这身上收拾干净，钱全带走。我不反对她。我知道自己的毛病，爱耍钱，输起来没个数。说起来，最终出来都比在家里强。在工厂打工的不如自己做个小生意的。有的一开始在工厂里打工，看着不错，最后还是不行。别在大工厂里打工，还不如在小工厂，啥都能学，出来说不定还能当老板。咱们那儿李营、王庄都是校油泵，挣钱比较多。原始积累都是校油泵，发财后，有的改行了。

我十七岁出来当兵。在北京昌平，两年半兵。最后啥也没有，感觉如果当时不去的话，说不定还更好。也有好处，养成个好习惯。洗衣、做饭都保持干净。当完兵之后，到建升的保安公司那儿给他训练保安。建升小气，对保安娃儿苛刻，对我还行，毕竟，我还有用。

当兵的时候，我来内蒙古看我姐。当时相当穷，天正冷，我姐房间是零下二十七度，房子是南房，内蒙古这儿，朝阳的叫正房，方向朝北叫南房，背阳光，冷得很。房子可低，我这个个子，得弯着腰进去，一个板子支四块砖。睡在床上，哈着气，床那头还结着霜。捡树枝烧火，烧炭相当便宜，舍不得。冬天在一个小树林里捡枯树枝烧。我一看，比在梁庄还差，看了不忍心。她一个人在这儿，毕竟没有一个亲人。

第二次来内蒙古，我就不走了。买了个三轮，跟着姐夫哥去收猪。1995年，我爹捎信说我爷有病，叫我回家，其实是要在家给我找对象。害怕我在这儿找个对象。其实，就是你想找，你也找不来，整天收猪身上脏得不得了，谁能看上咱？

一开始我不回去。这里面有原因。我心里有个姑娘，是吴镇南面，胡营的，我家一个远房表妹。在当兵时我俩有联系，经常写信，心里都是那么想的，也没怎么说。她有个兄弟小儿麻痹，我爹怕遗传。过年我回去，我也去人家家里，拿两瓶酒，他们家里对我满意。我爹就自己去找人家说，他不愿意。我那个远房姑夫就不高兴，人家穷，也有自尊，就不愿意了，把这个事儿搅黄了。我就不想回去了。这也是我来这儿的一个主要原因。多少年心里都可不舒服。

我回去之后，爹就叫我见现在的媳妇，我当时心灰意冷，只要你愿意，我随便，都行。我心里是啥感觉也没有。后来在外面跑两年，觉得老人也挺不容易，也都是为我的。

1994年7月1号开的这个店，记得可清。我手里没有钱，问向学家借三千，成本两万块钱，到处借，很作难。去我老丈哥那儿借钱，在电话里答应好的，我就去了，还买了一箱娃哈哈，二十四块钱。我去了，人家再不说钱的事了。都是明白人，人家不说咱也知道咋回事。走的时候我是含着眼泪走的。我这二十四块钱是咋拿出来？我连买菜都舍不得，为感谢你。你连养的狼狗都吃烩面了，就是不借给我钱。他那时候想的肯定是，万一赔了，还不起了咋办。人穷志不短，再不可能问他借了。他可是大学生，国家工作人员，说实话，也没见觉悟有多高，看你不行，就是连亲妹子都不帮。要不我把这亲戚看得可淡了。

这中间八年，回梁庄两次。一次是为贩羊，那是1999年。是我的伤心事。四个合伙人，总共投资七万块钱，在内蒙古买了五百只羊，运回梁庄，在梁庄放羊放了二十八天。那次我受了大罪，差点把命都送了。走之前人一百二十八斤，回去一百斤，瘦了二十八斤，一天少一斤。有天突然觉得地震了，一下子晕倒了，别人给我掐了掐，才醒过来。太操心了，也营养不良。

每天王家人跑到我那儿说，赶紧把羊赶走，把我们庄稼都糟蹋完了。我只好天天给人家解释说，我走不了，台湾省那儿跌价了，这儿太便宜，卖不成。人家都不相信，说台湾省跟这儿啥关系。关系可大了，全世界的市场都是连在一起的。八几年种麦冬，才开始赚钱，过两年，多少人赔？不都是因为市场？我记得你们家还种了几亩麦冬，还找多少人挖，是不是？[5]

当时正好柴油发动机欧一标准换成欧二排放标准，油泵改进，A型B型换成P型，校油泵这个行当利润大，开始挣钱。这是2003年左右。一个月最多时能挣三五万块钱。最高峰期一个月除去花，除去赌，还剩两万多。一年能挣三五十万。车都换了好几个，把一个本田碰报废了。

跟我哥是有点小矛盾。那几年也帮过我哥，他想开店，没本钱，问我借，我那时训练保安有点钱，两千块钱，就给了他。忘了是我结婚还是收辣椒，问他要这钱，他说还了我，其实没还我。最后他想起来了，把钱扔到地上给我，撒了一地。态度极其恶劣。我要是不急不会问他要，我自己也想做点买卖。关系不好就在这儿埋下伏笔。我又一张一张捡起来，从这儿开始，我们弟兄俩的关系变得有点淡了。我爹出车祸，他没拿钱。那时我们也差不多了，有他没他也无所谓。他说我一直没有把他当哥看，问我啥原因。我没有忘，我捡钱时就伤了心。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时有司机进来，问恒武：“你是老韩吧？车提不上速，起步慢，油供不上，你给我看一下。”恒武就带着伙计出去，围着车转一圈，趴下听听，指挥两个徒弟去干这干那，自己并不上前。我们聊起了孩子，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习惯性表情，有点焦虑。

俩闺女去年回南阳上学了，她舅姨们都在那儿。原来在这儿上学时，就住在我姐家，我们两口子都没管过孩子，咱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在这儿学习不错，能占前五名，回去连二十名都占不到。内蒙古现在有政策，能给孩子办户口，可咱不敢啊。你想，咱在这儿一点关系也没有，户口弄到这儿，连回都回不去了，咋办？又想着这儿高考的分数低，我也想着，要是能在家上学，将来在这儿考试，上完大学再回去，那也不错。毕竟她舅们在家里还有点关系。还不知道咋办，现在户口还没转过来。只能走走再说吧。

把孩子送回去，也是考虑不太全面。回去之后也是没人管理，住在她小姨家，白天在托管班里吃饭。她小姨是搞设计的，舅是单位领导，一天都忙得不得了。没人管。前两天大闺女跟着同学一块儿出去玩，把手机给关了，怕她小姨说她。她小姨到处给她同学打电话，找了整整一天，就差报警了，第二天下午才回来。你说，吓人不吓人？她妈在这儿哭得不得了。我哥的姑娘去年也是这样子，出去玩，不拿手机，不是忘了，专门不拿的。托管班的老师找不到她了，给我嫂子打电话。我嫂子哭哭啼啼回去了，走到半路，打来电话说，回来了。跟着她们同学回农村玩了。星期五走的，星期天晚上才回来。

也想过让媳妇回去，专门照顾她们俩。但是，现在不行，这边离不了人。她这一回去，我每天在这儿给大家做饭，把生意都做垮了。这是夫妻店，最起码家里有个人得待在店里，不然，收钱都是问题。她走了，我得待在店里。干俺们这一行，我得经常出去和司机耍牌，聊天，出去其实就是找活，把该干的活都干了。我开车出去一两天，到工地去，见老板，聊聊天。聊熟了，活儿就来了。

也不知道咋办。这次我媳妇回去，就是想着先把南阳房子装修一下，孩子也有个地方住。成天在亲戚家住，孩子不安生，我想起来心里也不美气。可要是没有人照应一下也不行。

即使内蒙古愿意给恒武孩子户口，对于恒武来说，依然是没有意义，因为在这陌生的城市，他没有任何人情关系，他不可能相信所谓的公正。所以，回老家，还是相对安全的决定。但是，这意味着孩子们仍没有办法和父母在一起。

同时，即使干了十几年的校油泵生意，在恒文、恒武兄弟俩这里，校油泵的修理店仍然没有可生长性，很难成为现代企业。即使想开个分店，都很难。一人无法分身，就无法监控生意，你不能保证所雇的伙计自觉上缴所有的利润。所以，一般是亲戚一边当学徒，一边帮着看店，等学徒学得差不多了，矛盾和猜疑就会出现，吵架、打架现象都有。再之后，主家干脆放弃，把店盘给亲戚。

这些校油泵的、改刹车的、修传动轴的和一系列相关的汽修行业仍然可以说是手工业者，依靠一门手艺，以家庭为单位，单打独斗。它的内容是工业时代的，以机械为核心，但是，模式却仍然是农业时代的，保持着农业时代的缓慢和小规模。

在内蒙古的最后两天，梁庄张家的栓子一直跟着我，他在白云鄂博那儿校油泵，听说我来，开着越野车专门赶过来见我。他在网络上看到《中国在梁庄》后，买了二十几本送给他所认识的人，还专门寄给梁庄村支书和村会计，说让他们看看，看看他们都干了啥。

栓子的眉宇间有一种焦虑，他很希望找到一种精神生活，找到生活的理想目标。他特别想与我交流，希望找到一个答案，对我也抱以很高的期望。他给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乡，今年三十三岁，小学三年级毕业，在家放几年羊，出去在大连葫芦岛市那边校油泵，干得非常好，被当地团委评为“外来务工十大青年”，又被选为葫芦岛市政协委员、区委员。

栓子说：“这应该不错，一个校油泵的能混到这地步，应该不错。人家得到认可了。人并不应该只以挣钱为标准，还得有个爱心，这很重要。最后，这爱心也得到了社会承认，这才对。就拿我来说，不管我挣钱咋苦咋累，国家有啥大事的时候，我都是自发性的。汶川地震时，我主动打电话给村委会，说自己想赈灾，通过啥方式行？会计说，可行，咋不行。我也想去，后来打报告之后，人家说要减轻灾区压力，捐点钱可以，就没去了。我捐了五千块。

“要说这些年也算挣些钱，但是，还是觉得不安定，主要是没有身份。光要钱有啥用，你到哪儿去给人家别人咋介绍，做生意的？自己心里都觉得矮一截子。没有奔头，没有前途，就是住在北京，住在再好的村里，你也不能参与人家啥活动，都没你的份。心里很不美。”

我想起在南阳和小海的对话。即使一个被怀疑搞传销的年轻农民，当他想到他在社会上的存在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身份。他们渴望得到承认，社会的和他人的，渴望获得平等，渴望进入一个体系，渴望在这个社会组织中找到自己生存的基点和存在的价值。

栓子在这样与我讲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非常苦恼，他似乎想挣脱某些东西，但又很无奈，以忍耐而遥远的口气谈那个打工者的荣耀。那是一种认命的羡慕。它包含着一种思维：这个人对这一权利和其中的可能性已经放弃了。这使得这个开着越野车的年轻男孩又回到了某种古老的情境中。

相亲

在内蒙古见向学时，是在他一次相亲之后。相亲是二十六岁的向学最重要的任务。所有的亲戚都被发动起来，因为都在异地打工，无法见面，介绍对象还加入了新形式，双方交换电话和QQ之后，在QQ上相互聊天，建立感情。如果可以，春节时见面就可以确定下来。向学聊了两个，他不善言辞，他的姐姐就上马，或跟女孩套近关系，有时候干脆以向学的名义去聊，但都没有成功。向学妈为此已经有些轻度抑郁倾向。现在的农村，二十六岁的向学已经是非常少见的大龄男青年。

再次见到向学，是2012年春节之后，他带着新媳妇到我家走亲戚。经过春节在吴镇走马灯似的相亲，向学如愿找到了媳妇。说起来相亲的过程，向学用一句话来形容：“就跟买菜一样，也挑挑拣拣，但是决定得快得很。”

我是腊月二十五那天到家的，和恒文大哥、恒武二哥一家和我姨夫他们一起回去的。说是回家，其实没有家了，家里早就没人住了，我们家的房子是土瓦房，都快塌了，2008年从家走的时候，俺们把像样一点儿的家具都拉到小姨家了。我妈住在我小姨家，我有时候住在你们梁庄我大姨家，有时候住在干爹家，乱住。

腊月二十八的时候，见了第一个，是在上海打工的，是办公室文员，老家是咱们那儿的，没爹没妈，她姑替她操心，只要她姑行，她就行。我有点不愿意，一是她从小没爹没妈的，感觉心里不舒服，二是人家是坐办公室的，咱这儿在灰天灰地里，做小生意，都不是一路人。这个女子人也怪好，挺主动，长得不太好看，说话也不通顺，反正就觉得不是一路人。

腊月二十九那天，给在青岛打工的那个女子打电话约见面。原来没有见过本人，只在QQ上聊过。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世界只剩下她了，不是因为满意，主要是想着咱条件差，找不来。只要人家愿意，咱就行。没办法了，凑合着算了。才开始约她，人家都不想出来。说了半天，人家答应说年初一在穰县大广场见面，叫俺们下午两点去。俺们去了六七个人，开了两辆车。我大哥大嫂、二哥二嫂都去了，也是给我捧场、撑面子，有唬人家的意思。女方人家就一个人去了。说话还是没有啥感觉。我才开始打过电话，觉得人家说话声音可好听，我姐也说人家说话声音可好听。在外面大排档坐着，要两杯奶茶喝，没说两句话，人家要回家。我说送她，也不让送。从见面到分手，总共有二十分钟。回家后，我大嫂说，这个女子个子低低的，看着怪机灵，怪好。大家都说，这事儿得抓紧，咱们初六都得走了。我一想，也是，咱耽误不起，就发信息，打电话，都不通。后来，发短信通了，人家说，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我爹妈出去旅游了，等回来再说。一听知道是推托哩，就算了。

初二见了两个，是大姨介绍的，感觉人家就像走过场一样，纯粹是为应付媒人，坐不到五分钟，还没看见长啥样，人家就说有事要走，不真诚。

初三见了一个。俺们大队支书介绍的，支书和我爸关系好。我爸在的时候，天天在俺们家喝酒，一直在替我操心。那个女孩是俺们一个大队的，约好在俺们村大队部见的。支书说，向学不要怯场，行不行，咱得有个气场，这个不成，后面还排成队等着咱的。这个女子还在日本打过工，手里有点钱，长得一般。我是啥都行，只要人家愿意。下午，我给人家打电话，说，你看行，就行，俺们初六都要走，如果不行，就各找各的。人家说，我再想想。

初四，我又给那个女子打电话约到城里转转，人家说有事，大队支书又到家里亲自叫来，人家去了。俺们一块儿去城里，我二哥开车送俺们。在路上也没说啥话。到城里了，我二哥走了，俺们开始聊，一般都是问哪年出去的，啥时候出生，也没啥话说，说着说着都没劲了，不知道说啥了。我说，我店里还有生意，马上还要营业，如果行了，就行，可以趁着我哥的车一块儿走。人家说，我时间还充足得很，我还想等等。我俩就各坐各的车走了。我那时的心思是，如果行了，就凑合着过算了。后来听他们说，那个女子回来看的也多得很，有十多个，都在那儿挂着呢。估计也是挑花眼了。这是初四的事。

初四晚上，我干爹又打电话，让我第二天见银花。是我干爹的小舅子介绍的，人家开个婚姻介绍所。介绍见面是八百块钱，如果成了，下来得给人家三四千块钱。人家提供场地。我这是熟人，最后走之前，也给人家买了酒、烟，花了两三千块钱。春节时农村婚姻介绍方面最红火。一个地方，一拨一拨的，大家轮流去。可有意思。

就像一个大市场，没有结婚的年轻男女，大的三十多岁，小的还不到十八岁，像上街赶集买菜一样，挑挑拣拣，要赶着在这短短的十几天内挑好，订下来，赶紧结婚。过完春节，就可以一块儿出去了。要是今年没找着，一等就得等一年，到明年春节才行。

现在农村清是女孩少，男孩多，有的男孩家庭条件多好，清是找不来姑娘。有人一天能见十来个，到最后见几十个女子，还是订不下来。多不像样的女孩子，都可挑。原来恋爱是主流，现在相亲又是主流。百合网、世纪佳缘、珍爱网，可多了，有的都上市了。非诚勿扰，网上点击率很高，也是速配。

初四晚上我住在梁庄。初五早晨，我大哥大嫂开着车送我，我去晚了，到那儿都快十一点了，人家还要走亲戚。我们去时称了些瓜子、糖。人家翘个二郎腿，就开始吃了，我看了，觉得怪大方，怪自然，没有忸怩。人家问我在哪儿、干啥，要不留个电话号码。我说行。人家说，我还有事，就走了。从见面到走，目送人家走，总共不到十分钟。见完面，走在路上，我干妈问咋样，我说感觉还行，怪真诚，人也怪实在。我大嫂说个子也还行，办事也怪大方。

这都快十一点半了，吴镇上我月姑还在等着我去见一个女子。她说原来瞅了三四个，现在人家都定亲了，就剩这一个了，得赶紧去看。我们就一路快车，又赶回吴镇，都已经在那儿等着了。那个女子在北京打工，那天她没去，她爹妈去了，说可以替闺女做主。双方都没看中，她爹妈打扮得怪怪气气的，她妈弄个熊猫眼，穿的不知道是啥衣裳，一看她爹妈那形状，我姑说，算了算了，不是过日子人，结婚了也过不到一块儿。原来还说在饭店找个包间，在一块儿吃个饭，后来，也不吃了。都短得很[6]。人家说有事，我姑也说，我们也有事，就算了。一拍两散。

初五、初六还见了四个，就像和银花见面一样，一上午都要见两个。没啥印象，像是走过场。见多了，都没啥感觉。

后来那几天我就住在我干妈家，专门为相亲。那天见完银花后，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北京我姐夫，叫他给我QQ号的空间改一下出生年月，从1987年改成1988年。我小舅婚姻介绍所的那个合伙人说，再见面时就说你是1988年的，他们家里说只要不是1987年出生的（1987年属虎），都行。1988年是属龙的，银花是属蛇的。大龙小龙，怪合适。虎和蛇相克。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是1988年出生的。后来上北京买票时，人家发现我的身份证上是1987年的，我就老老实实承认，我是1985年的，是办身份证时弄错了，但肯定不是1987年的。银花说，你到底是几岁啊？这乱七八糟的。我等于是比银花大四岁，在农村，大四岁就很多了。要是一开始就说是1985年生的，估计人家连见都不见。

俺们给媒人说，咱怪满意。人家回过来话说，也怪满意。开始谈主题了。房子啥样，媒人说对女方可了解，对你们不了解。现在结婚，男方最起码在城里有套房，要不就在家里有套房。如果有房，可好办。我一听，完了，又没有戏了。下午，银花给我发信息说：“我也不是说非要要房，最起码得有个房子住。”我说俺们家的房子不是楼房，我耍了个心眼，也没有说是瓦房，她也没再往下问。从后来看，估计她是想着不是楼房，肯定是平房了。

初七，她发短信，问我有没有空，想再聊一下。那天正好我干爹又给我介绍一个，上午见面。其实心里我已经愿意银花，但就怕人家万一不愿意了，得有个后路，想着还是去一下。我就说我上午没空，下午有空。

下午，俺们又开着车去了，在银花她姑家见面。他们在她姑家坐着，俺们在外面顺着庄稼地走，走走聊聊，感觉怪好。回去后，那天晚上，又在QQ上，她说她是怪同意，具体还得等她爹回来再说。她专门打电话让她爹回来，感觉我这个人不错。人家始终没有提房子和钱的事。我就觉得，人家是实实在在想愿意这个事儿。

初八，她爹到家。初九俺们又见过一次面。人家问我有没有空，明天你一个人来，不要叫你大哥来，还问我会不会骑摩托车，不会了，她来接我，一块儿到县城。人家可客气，我心里也可美气。俺们从镇上又坐车到穰县，在人民公园转转，聊聊天，在德克士吃的饭。

初十，她又给我发短信，说她爹妈想见见我。我和我干爹、小舅、媒人一块去了。拿了四色礼，六种东西，花了六七百块钱。媒人说，这个女孩的爹俺们可熟，爱面子，是面上人，咱们雇个车去。那时候，恒武哥们都回内蒙古了，我也没车了，排场不成了，只好租个车去。去了，人家银花的爹在门口晃，大背头，穿的风衣，打的领带，像个领导人一样，把我吓一跳。我干爹说，看这个人还怪有派头呢。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干个保安。去一见，亲热得不行，让到屋里。中午吃饭，盘子堆了一大堆，摞了两三层。走的时候，我干爹说，看摞盘子那个劲儿，这个事儿可能要成。

正月十二，媒人说，开始说彩礼，说现在啥都不要求了，要五万块钱，就可以了。我自己就两万块钱，我大姨、恒武、朝侠姐各借给我一万。不是我连婚都结不成。媒人说，四万六吧，五万不好听。人家同意了。去了，人家又不同意了，又临时加了四千。这才行。后来我才知道，一开始人家说十万，想着咱没房子，就多一点钱。是银花说五万算了。

定完亲之后，银花一直要到俺们家去看看，想见见我妈。我不叫她去。她说，去见见你妈，看看你们屋在哪儿，看把你紧张的。她非要去看，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从村路边过，“唰”一下骑过去，指着那一片儿的房子说，这是我们家。她才开始以为是旁边的平房，我说不是，是这个。她一看，是瓦房，还是恁矮的、破的瓦房，就说，你还骗我，说是平房。我说，我哪儿说是平房，我只说不是楼房。银花也没有跟我计较。

咱不敢拖拉，农村的事儿太多，到处都得花钱。我就说咱生意忙，急着做生意，得赶紧走。他们也是不想张扬，怕结婚村里人知道，因为南水北调，占住她们村地了，如果女子结婚了，地估计得退，赔偿钱就没有了。这算又给我省了钱。

正月十九那天，从她叔家走。她奶奶、她叔、她爹、她妈都去了。她就拿着一个箱子，跟着我走了。俺们算是结婚了，没办结婚证。才到北京第一天，她说她想她妈。把我吓得要死，怕人家反悔。

前后总共十四天，从介绍、见面、送彩礼到结婚。俺们还不算最快的，人家还有从见面到结婚，总共就七天。现在农村相亲，一般都是年前，从农历二十开始，到正月初十之前定下来。我年前一直在梁庄住，你们梁庄，还有人从见面到结婚，就四天时间。

说到和银花去他家看房子的事儿，“我哪儿说是平房，我只说不是楼房。”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打趣向学，看着怪老实，还办这不老实事儿，关键时刻也会耍赖。向学脸更红起来，更结巴了。

我问向学结婚前和银花发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身体接触。向学的脸“腾”的一下全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也没啥，就过马路时，拉人家一下手，装着照顾人家。”

晚上请他们夫妇吃饭，银花比较矜持，但也还算健谈。我们聊起乡村的婚姻状况。银花说：“现在农村结婚，男方得有房子，最好是在城里能有个房子，要是城里没有，家里有座二层小楼也行。要是啥都没有，像他这样，很难说来老婆。”说到这里，银花有点嗔怪地看着向学，说：“我是有点傻吧，你们家啥也没有。还有一个条件，得看有没有婆子妈。这可重要得很。有些家里没有婆子，直接就不成了。”

农村媳妇和婆婆之间向来是水火不容，恨不得老太婆早点死掉，所以，农村婆婆才有“老不死的”之称。银花说：“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样。要是没有婆子妈，生了小孩儿没人照顾，就得自己在家照顾，少一个挣钱的人。关键是，现在哪个姑娘愿意待在家里？所以，必须得有个妈。”

我们看着向学都笑了：“看来咱们向学还算是占一头，没有房子，至少还有个妈。”

向学带着媳妇银花在北京姐姐家住了十几天，大家都集中全力对银花好。银花和向学没有办结婚证，万一银花中途反悔了，大家也没有办法。在姐姐家住一段，到内蒙古后，向学准备带着银花先到朝侠家、恒文家住一段，然后，再到自己的修理点儿去住。大家都不敢让银花直接到向学的修理店去，怕人家一看条件艰苦，跑了。[7]

又过几天，表姐夫青哥从吴镇回北京。他走之前，表姐给我打电话，交代我们第二天在家等着青哥，青哥要先来我家，给我送点绿豆、花生之类的特产。我们聊起家庭的情况，她说，她家的大儿子大胖今年婚姻又没成，去年春节回来也见了好几个，也没有成。表姐带着戏谑的口气给我讲：“你不知道，现在农村男娃说老婆有三句话：房子冒尖、婆子年轻、兄弟一个。房子得是两层的，婆子妈得年轻、健康，能带动孙子啊。还得是个独生子，将来啥都是自己的。你表姐现在是一样不符合。要那个二小子，可算是要坏症了。城里没房，家里房子还是平房。我自己也病病歪歪的，你说，咱拿啥去给大胖说人呢？今年必须得把房子接二层，再把大胖的人说了。现在农村娃儿们结婚可早，不像你们城里二三十岁结婚也不嫌晚。大胖1991年出生，俺们队里像他大小，就他一个人没有结婚，有的娃儿都上幼儿园了。你说，咋能不急？”

[1] 生涩：矛盾。

[2] 说人：说老婆。

[3] 捉人：捉弄，欺骗之意。

[4] “扯秧子”，一条根扯出几十号人，这几十号人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干的活儿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的每一个农民聚居点，几乎都是以老乡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卖菜的、卖玉的、卖服装的、搞装修的、收废品的，天南海北，各以自己的家乡为原点，往外扩展。他们大多依靠本村人、亲戚相互介绍来到城市，亲戚再介绍亲戚，老婆的亲戚，老婆的亲戚的亲戚，形成一个圈子，一个小生态和小网络，最后，一个村庄的模式又呈现出来，就像北京西苑的河南卖菜村，龙叔所在的牛栏山镇姚庄村，光亮叔所在的青岛万家窝子。他们按照梁庄的模式在异地创造、复制一个同样的村庄。

农民仍然依靠熟人社会的模式在城市生存。他们没有“单位”的依托，不可能通过“单位”来找到自身的存在点，也没有共通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给予稳定的支撑和身份的尊严。他们本能地复制村庄的模式，只有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他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基点，才能够形成信任关系，才能够对人和物有准确的评价，也才能找到价值感和身份感。只有在这个群体中，他才能意识到他活着。

“扯秧子”，扯出一条条城乡之间千丝万缕的根，扯出那些被现代性、城市化抛弃了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扯出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这一经济学正日渐和城市生存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矛盾。最近一两年南方城市一些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争斗也多与此有关。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秧子”，顽强地朝城市的钢筋水泥扎根，寻找生命的营养和空间，最终，也让城市面目模糊，暧昧不清。

[5] 我父亲在1985、1986年种了十来亩麦冬，在挖麦冬的季节请了二十几个人，吃住在家里，热闹非凡。后来，麦冬价格下跌，全赔了。

[6] 短得很：很势利，很实际。

[7] 2012年5月，向学打来电话，告诉我银花已经怀孕。向学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银花怀孕了，是好事；担心的是银花天天吵着要回家，那地方太荒凉，银花受不了。向学怕银花回家后变卦了。向学的生意也不好。修刹车生意已经两个星期没开张了。另一条高速公路已开，大车不从这条路走，向学也就没有生意可做。恒文修理铺和韩叔韩婶“翠花小卖部”的那个地方要拆迁整顿，马上就要搬走。几天后，恒武打过来电话，希望我能找找在薛家湾做大生意的邻县的一个老乡（我在薛家湾的时候带着恒武去和人家一起吃过饭），看那儿有没有活儿让他干。他的校油泵生意很差，已经把店里的几个师傅辞退了。今年煤矿被关很多，大车出车少，连带他的生意也很差。他必须考虑转行了。

向学的那颗白牙

向学和机器对抗

年轻沉默的身影

油污后的眼睛

钻在车下取传动轴的小伙子

劳动的手和不事生产的手

第五章 北京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V·S·奈保尔

体面

“就从我来北京谈起吧。”正林点了一支烟，贪婪地吸了一口。有孩子之后，我的堂侄女不允许他抽烟，他们的孩子有支气管炎，对空气非常敏感。

正林是我的堂侄女女婿，一位商装设计师。结婚前，正林一直奉行“只恋爱，不结婚”，身边的女友一个又一个，家境在小县城也不错，所以，正林在北京的单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爹妈担心他名声不好，怕找不来老婆，勒令他回穰县相亲。正林抱着完成任务和应付的心态回穰县，在相了十来个姑娘之后，遇到了我的堂侄女。

结婚之后，正林潇洒的单身生活结束，堂侄女和他一起到北京打拼，做了百万“蚁族”中的一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城内搬了好几次家，又从城内搬到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集区唐家岭，有了孩子以后，又从唐家岭搬到通州。

2012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这一天是正林儿子的两岁生日，我们到通州正林的家里去。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客厅一角是一个怪异的弧形斜面，让人觉得这间房建在一个抛物线上，很不稳定。斑驳的小桌子，1980年代的破旧小冰箱，不能看的小电视，这小、矮、低和那过分高大的天花板形成非常大的反差。卧室里是一张超宽大的床，正林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两个摞起来的纸箱子上，旁边堆放着儿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正林的家，有一种奇异的空荡、寒酸和不搭配之感。

正林乐观、活泼，爱开玩笑，骨子里又是那种谨慎、保守的人，从不冒险，也会审时度势。但是，来北京八年，会盘算的他并没有“盘算”到特别好的发展。

按年龄，我算是“80后”。2003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大专，2004年来北京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两年课程，我一年学完，拿到了结业证。那一年真是勤奋得很，上午学一年级课程，下午学二年级课程，晚上还学着画图，找个私活挣点钱。住地下室，一个月住宿费三百块钱。

2005年在亚运村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个小型室内装饰公司，试用期八百块。过了试用期，一个月一千二百块，这是我人生起步，心里很高兴。那时我住在东五环外东坝机场二高速路过那儿。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倒三趟车，房租一间房五百块，俩人合住。在那儿干有十个月，2006年底跳槽到东四环一个室内装饰公司，有七八个人，一个月两千四百块，在这儿干了一年多。2007年底结婚，先在万寿寺住，离单位近，房租一月一千一百块，感觉太贵了。换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就搬到唐家岭。唐家岭现在已经拆了，说是盖廉租房，后来又说盖公园，把人又往更远的地方赶。从家到单位一个多小时，每天挤车像打仗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唐家岭的车有多挤。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你要是拿一袋饼干上车，下车来饼干成面粉了，反过来，你要是拿一袋面粉上车，下去被挤成饼干了。夸张吧？其实你要是经历过，那一点也不夸张。早晨六点多点出门，有二三百人等一辆车，365次，挤不上车是正常，能上车才是运气。比咱们在家赶年集时挤多了。还有从窗户上爬进车的。城里面才开始还装着排队，一到来车时，都轰一下往上挤。排啥队？

2008年又跳到一个公司，是我们这一行里北京最大、最出名的装饰公司，工资三千七百块。干快四年了，工资涨到五千三百块，这还是税前的。感觉很没意思。坚持不下去了，过完年就跳槽。要生孩子，才搬到通州这里。这可远多了。上班时间单趟需要两个小时，一天在路上走的时间得四个多小时。早上六点十五起床，九点左右到单位，晚上八点半左右到家。亏得儿子睡觉晚，还能见上一面，要是睡觉早，我一星期都见不到儿子醒的时候。说“披星戴月”一点也不为过。

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一个体面的生活。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咱给人家设计装修，都是怎么奢华、怎么高雅怎么来，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料都讲究得很。出去见客户，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香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客户，还有翻译跟着，可气派得很。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吃的是西餐，偶尔还撇两句英文。

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落差太大，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我在唐家岭的那个小破房你也去过。不是有个老婆，真不知道日子咋过来的。场景和角色很难转换回来。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还没有挣一千多块钱的时候生活得舒服，那时候每个星期还能够出去吃个饭，二三十块钱都够了，现在两个人得一百多。感觉可累，没有意思。

我的职业还是很有前途的。我也喜欢这一行，觉得有激情，有想象力。我的职业规划就是自己将来单干，还是干专业。原来那个公司不行，一是离家远，二是觉得在公司该学的学完了。所以，我准备换一家新公司。在这家新公司，我可以去谈客户。自己独立核算，谈判、要价、做工，都是自己干，很锻炼人。原来的公司发展再高都不能跟客户接触。他不让你见客户，不让你接触全面的东西，你就是一个环节一个工具。

我现在准备去的公司全是我以前公司的精英，一个人走了，把我们这帮人全拉过来了。都看到弊病了。一个私人公司最后弄成大锅饭形式，肯定不行。前两年每年利润几个亿，去年要搞国际化接轨，CEO是美国的，CFO是新加坡的，还有德国的，花了好几百万人请国外的专业管理人才，结果管理矛盾非常大。一是他们来了之后把一批元老给顶了下去。那批元老都是当年跟着公司老板打天下的。现在，给刚来的这些老外工资太高了，比他们高几倍。最低的给人家年薪六十万，而那批元老最高年薪不到二十五万。二是，来的人眼高手低，管理模式不一样。不能说人家不对、不好，关键是不符合咱这边的国情。他们是重视人，买材料是买好的，中国的企业是不重视人，买材料买次的，不重视工人的健康。新领导来花了一大笔钱，进行重建。结果老板自己坚持不下去了。蜜月期已经过去，估计老板又要炒他们了。

其实，如果全部朝国际化的方向走，可能也行，给元老们一大笔钱，全部走。建立全新模式，也可以。但是，老板自己又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在工人和材料上花钱，抠得很。今年春节开年会，老板在年会上哭穷，说公司利润低，没有钱，所以大家多担待一点。年度奖金没有了，你能想象得出吗？每个员工现场发了二十块钱的红包！大家不光是愤怒，而是都很鄙视他。你公司赚钱的时候也没有给员工多发福利，赚钱少了你让大家分担，凭什么？！发二十块钱，连打出租车的钱都不够。那天晚上我打车回家，花了六十块钱。中国的私企确实还是不正规，不拿员工当人使。

户口问题当然对我有影响。因为是农村户口，住房公积金都交得少。城市户口是工资的百分之十二，农村户口是百分之六，少一半，养老也少将近一半，我的工资条都有。医疗标准都降低，是最低医保。我在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到那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

我原来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有车有房，父母都操持好的，不用自己操心。人家挣一点都是自己花，轻松得很。逛逛街，上上网，看看电影，喝喝咖啡，谈谈朋友。咱哪敢去看电影啊，结婚前还进去过几次，结婚后连看一眼都没看。

前段时间我刚回咱老家给儿子办个农村户口，还是找人办的，请人家吃饭。现在农村户口不好办，有各种补贴，有地，你可以不种，但得有。最关键的是，万一儿子以后混不下去了，还能回家,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以守住。倒不是稀罕这一亩三分地，主要还是有危机感。

前几年没有压力，从去年开始，感觉压力太大了。说实话，在职业方面，我一直很向上，我一直在进步。但是，没有感觉越过越好，是压力越来越大，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觉社会不稳定。坐公交车莫名其妙在想，这一车人，要是出事咋办？我现在每天在国贸那里倒车，看着人来人往，头晕，胸闷，莫名其妙地就觉得恐惧，感觉空气都是恐惧的。每天在办公室坐着害怕下班，在家里害怕上班，感觉危险。莫名其妙，感觉在家、在公司都危险。刚上班那两年挺高兴的。现在，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是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举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来北京八年，还是有奔头，比待在家里强，但是没有家里安逸。2011年以前我一直生活在生存线上，今年我会转回来，摆脱生存线，往生活上发展，再过三五年，估计能往优质生活上发展。

（那你想过有一天要回穰县吗？）

真实想法是，我想回家。太压抑了。但是回家之前，我要先挣一笔钱回家。我和你侄女不一样，她喜欢竞争激烈的生活。如果不是和你侄女结婚，不是她推我，我还是过很安逸的生活，我是喜欢悠闲自在的生活，我从来不在乎穿，我在乎生活质量。

所以我比较喜欢回穰县，开个小卖部，抽个烟，喝个茶，晒个太阳，看着人来人往，就行。我自始至终还是想着挣一笔钱回家，没有想着在北京安家。因为它不接纳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户口、房子、交通，都不行。我想要的安逸生活根本没办法实现。在北京，就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回去。不过，现在看来，指望我挣大钱可能性还是不大，就看你侄女的服装生意怎么样。

我现在是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忙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更忙，得去照顾生意。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虽然挣钱少，毕竟，那是我的专业，说不上是精神支撑，就是舍不得。如果完全辞职去做小生意，像现在的生意，每天乱糟糟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为几块钱在那儿吵啊磨啊，我是真的做不来。那些人素质都很低，老想把我们赶走，欺负你侄女。有一天，我拿着一把刀，有六七寸那么长，站在过道中间，骂，妈了个×，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侄女最近在通州一家商场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生意还不错。说到拿着刀子在商场叫骂的时候，正林坐直身子，挽起袖子，用手比划着刀的长度，表情特别强悍，我不禁有些好奇，“你真能做出来了？”

“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不这样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我经常说，要是买彩票中大奖了，我就回俺们庄，弄个大房子，弄个池塘，养个鱼。我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很安静、很清静的生活。人，总有一个梦想，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所以我得挣一大笔钱。如果挣不来，我肯定回不去。我不会在北京住，我最终还是要回家。家乡的生活比这儿安逸，每次回家感觉呼吸都是舒服的，空气很充分，精神很振奋。”

其实，几年前，在闲聊的时候，我们曾经劝过正林，不如干脆放弃他的工作，和侄女一起去做生意，跟着侄女的父亲，我的一位堂哥到云南校油泵，那样，一年至少可以挣十来万。以正林现在的工资，只能维持生存，永远不能买房，不能让孩子上好的幼儿园，不能去商场购物，不能相对放松地生活，发展的可能性很小。正林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建议。他没说原因，我觉得，他连想都没想过有一天要在灰天泥地里挣钱。他是有专业的人。

正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堂侄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掉，掐灭，扔到烟灰缸里，又把烟盒和烟灰缸拿走。正林没有反抗，连看都没看一眼，任凭老婆处置。

我又追问他一次：“真让你回穰县，你回吗？”

“回，肯定回。”

正林确定地回答了我，他的语气有点虚弱。“穰县”“梁庄”或许只是虚拟的一个理想之地，一个失落了的寄托而已。

从正林家出来，暗灰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城市，阴郁，杂乱。要下雪了。回想坐在正林家的感受，有一种冷硬之感，像石头一样没有生机。恐怕正林自己也难以相信他能够实现那个梦想——回穰县，回村庄，坐在池塘旁边安静地做梦、发呆。因为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梦，慢慢地，都把它遗失了。正林挤车的情形，他粗糙、仓促的家，他拿着刀在那个地下商场的叫骂，和他的奢华的、高雅的、能够展示城市内在活力和想象力的职业，刚好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两个相反方向的端点。他每天就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端点里频繁转换，这使他的生活显得特别错位。我在很多年轻人那里都看到这种错位，还有因这错位而带来的卑微感和深深的苦恼。

围墙

酒过三巡，梁峰喝醉了。他开始找手机拨号码，嘴里嚷着：“我非给我爷打个电话，我想看看我爷在干啥。我稀罕我爷。”

他爷，我八十岁的福伯，耳朵有点聋。他们打电话的过程，就像吵架一样。

“爷，你在干啥？”

“啥啊？”我们听到那边巨大的声音。

“还在菜园里？”

“啊？”

“大晌午还去干啥，别晒坏了。”

“哦。”那声音漫应着，传达出来的意思其实是“不知道”，他没听见。

“你一个人可少喝酒啊，自己割点肉，吃好一点儿。我老奶还好吧？”

“啥啊？”

“爷，我想你啊，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

“啥？听不见啊！”

“爷，是我啊，老大峰。你在干啥？”

“啊，大峰，又喝酒了？”

“我想你，爷！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啊，爷。”

梁峰声音里带着委屈的哭腔。他拿着手机跑到外面去，站在院子里打，还是像吵架一样的声音，话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妻子在屋里撇了撇嘴：“可稀罕他爷，喝醉了就要给他爷打电话。”

外面吵架式的对话持续有十几分钟。梁峰进屋来，眼圈红红的，一直喃喃地说：“我谁都不想，我就想我爷。我稀罕我爷得很。每次回家，我就住我爷屋里。”

大家都笑他：“醉了，醉了，大峰又醉了。”他妻子一直轻蔑地撇着嘴，推着梁峰说：“赶紧去睡一会儿，一会儿猫尿就出来了。”

梁峰搂着他老婆，眼泪流着，说：“老婆，我知道我喝多了。我想我爷啊。”他老婆很不好意思，不断推开他，他又不断去搂她。

一会儿又搂着我，自豪地说：“不是我说的，姑，你可以去问问，厂里没人说我梁峰怎么样。活干得好，从来不偷奸耍滑。对人，那也是没说的。”一会儿又很低落：“姑，你不知道，我在这儿，就是打工。厂里人永远不会给外地人机会。你干得再好，没人提拔你，你永远不可能是个车间主任。他本地人有三险，我这外地人，啥也没有。就个干工资。有啥指望？

“实际上城市不比农村美。我现在一回老家，感觉很美，有地有树，多舒服。我觉得说说农村清是美，我房子也盖了，我出门就是挣点钱。城市，除了楼还是楼，除了房还是房，除了车还是车。我是没办法，我来你北京打工。”

梁峰老婆对梁峰的每一句话都表示不屑，“就显你能”，接得非常紧凑，非常顺溜，像是唱双簧，又像是演一出熟练的戏。

下午一点半，该是梁峰上班的时间了。他老婆提醒他，他不理她，“我不去了，姑都来了，我还在乎那几十块钱。钱算啥？”他紧紧搂着老婆，又把头靠在老婆肩上，让我给他们照相。一张俊秀的脸上惊人的眼袋，长期过多喝酒留下的痕迹。他又要给福伯打电话，被老婆夺下了手机。她把他推到龙叔家的西屋里，躺在龙叔的床上，梁峰很快睡着了。

这是秋天的中午，阳光有些虚浮，但仍然很暖。我们——我和父亲；五奶奶的大儿子，我叫龙叔的，他们一家，龙叔龙婶，儿子梁安，梁安老婆小丽和他们的儿子小点点；西安万国大哥的大儿子梁峰和他老婆——在顺义牛栏山镇姚庄村龙叔家喝酒。

村庄简陋、安静，年岁久远。有老屋，有灰尘，有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阴影。龙叔租的那个院子分为前后院，前面是一个较新的二层小楼，房东后来加盖的，绕过小楼，后院是老房，一个三间的小平房。平房和前面的小楼之间形成一个院子，自来水管和水槽就架在院子前左方。右边是一个简陋的红色石棉瓦搭成的小厨房，厨房旁有两棵高大的柿子树，艳红的柿子挂在稀疏的绿叶中间，活泼，也有奇怪的安稳。

平房低矮，小窗窄门。里面的设施非常简单，没有常居家庭那种积年物品的拥挤，只是简洁的暂居状态，但奇怪的是却有家的基本感觉。是因为人，完整的一家人，还是因为这安稳的空间，这两棵柿子树？

龙叔上个月刚回过梁庄，和西安的万立二哥、虎子一样，回家治病，割痔疮。当生病的时候，梁庄人总是千里迢迢回到穰县治病，哪怕只是像割痔疮这样的小问题，更不用说二哥的糖尿病、虎子的断腿。

梁安戴着一副眼镜，个子不高，黑得透亮，细瘦，不爱说话，很有主见的样子。小丽已经又有八个月左右的身孕，长脸，脸上布着一层淡淡的雀斑，忠厚里透着点小风情。她的肚子高高隆起，但儿子要求她抱时，她还能够麻利地把儿子抱起来，用臂膀夹在旁边。

梁峰在特种玻璃厂上班，他的老婆在姚庄村的一个电子厂上班。他们住在这个村庄的另一头。梁峰看起来非常腼腆，皮肤白皙，浓眉长眼，挺鼻薄唇，很俊的一个小伙子。他老婆圆脸圆眼，又剪了一个娃娃头，很可爱。

和梁峰同在一个厂上班的万科三哥没来。万科是梁峰的亲叔叔，福伯的三儿子，前几天在电话约好今天一起在龙叔家见面。问梁峰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模模糊糊的，很不清楚。

梁峰夫妻来北京已经七年了。我问梁峰的老婆：“孩子们来过北京吗？”

她说：“来过。梁峰妈带着她们来过一段时间，不适应，住的地方太窄，嫌着急，花销也大，就带着孩子又回去了。没办法，只能顾一头，给钱就行。”对于孩子和自己分离，梁峰老婆持一种平常的态度，并没有特别难过。一个切实的情况是，孩子真来了北京，他们并没有时间照料孩子。除了在哪儿入学，学籍、户籍这些具体的制度问题之外，他们很难按照学校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每天早七晚七的班，十二小时的工作长度，居住条件差，也请不起保姆。更何况，他们对自己教育孩子的能力也有所怀疑。

在吃饭、喝酒和聊天过程中，梁安很少说话，也不喝酒，一边听着，一边很周到地照顾大家。他吃饭非常少，能感觉到他心里不舒展，有郁结。

龙叔说：“梁安啊，心事有点重。从小都好操心。小时候，村里人都说，这娃儿将来有材料。我都给他说，凡事别想恁多，咱干哪儿是哪儿，肯定是饿不死。”

在梁庄的同龄男孩中，梁安干得非常不错。1987年出生，2011年来北京打工，先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刮腻子，拎泥包。2006年开始单干，做一个“小包工头”。自己找活，承包下来，然后领一帮工人去干。2008年，21岁的梁安开着自己的昌河车回到梁庄，盖房，结婚，共花了二十三四万。离开时把车放在家里，回北京又买了一辆长安之星，中型面包车，手续办下来，将近七万块。

那是梁安的全盛时代。这之后，他的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去年在顺义××农业公司干个活，有个老板，关系好，时间长了，给我找些活。其实算是转包。活干完了，钱还没有结完。咱只是‘清包工’，只干活，不管料，料是人家的，净活，将近三十万。只结了一部分，还有十来万没给我。我自己投入很多，电锯、切割机、电缆，光电钻都买了二十多把。这都不算钱。我现在不跟他干了。我找人干活，你不给我钱，我这边的工钱没法给工人结，工人不愿意，我也失去信用。再有活，我找不来人了。啥时候你把账给我结了，我再给你找人。这个账不结，越陷越深。

“算利润，从2010年10月到现在，对头一年，挣有十万块钱左右。但是，他这一欠，等于我这一年白忙活。包活最怕这。

“现在我每天在市场给人家公司拉活儿，有时候是货物，有时候就是干零活的人，不固定，干绿化的，装修的，谁需要拉人拉货给谁干。每天都结账，很利索。老板说，你凑个人数，干点活，也给你开人工钱。我不想干。”

下午五点多钟，龙叔家来了一位青年男子，手里提着一大袋子馒头。他的长相看不出实际年龄，平脸大眼，没有皱纹，眼神有些空茫，不含多少情感。龙叔说，这是梁安的舅舅。进到屋里，这青年人就叫嚷着脚疼。今天一整天他都在跑着找工作。和梁安一样，今年装修生意不好，他就想着进厂干活，工资保现，等春天暖和，活多了，再出来干。

我问他这些年出来打工的情况。他不太善于表达自己，话语非常枯燥，急着结束谈话的样子。

“我十几岁自己出来，在天津自行车厂喷漆，这是九几年的事儿，一个月一千多块，也还算不错。那油漆太脏了，干一天活，吐一口唾沫，出来的都是绿颜色的。后来跑到这儿，搞装修，干木工。一天十五块，每年涨，比大工工资还高，木工工资最高。

“大前年，我老婆的好朋友在穰县开个小超市，说不想干了，叫我们干。我回家看看，也不行。后来，在城里开一个干洗店，干一年就不干了，在屋里干啥都不好干。中间一段也干过装修，也不行，工资低，活不凑手。这才又来北京。

“想找个厂干。今天跑得脚疼，天冷。我以前在电子厂干过，拿不了多少钱。今儿我又去了，工资一个月涨到两千三四，也还行，他非要叫我上夜班。我不干，我一熬夜就不想吃饭，人也受亏。后来又去汽车配件厂，他说让当保安，一个月一千八九，按时上下班。我还没定下来。”

大家说起保安的话题，我问龙叔与同在北京的韩家建升有没有联系，建升在北京开了一家保安公司。龙叔往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鄙夷地说，从来没有。

六点多钟，龙叔家的人开始多起来，都是老乡串门。有的一看家里有陌生人，打个招呼，不等介绍，就走了，有的会寒暄几句，问是哪儿来的，啥亲戚。我也问问他们是穰县什么地方的，来北京多长时间，干些啥活。姚庄这一片聚集的大部分男性老乡都是个体搞装修，他们的合作对象不固定，谁有活跟谁干。也因此，活不固定，忙起来连饭都吃不上，闲起来可能一个月都没有事干。但他们一般不会闲着，没活的时候会去打零工。

一个中年男子来到龙叔的院子里，他的左腿微微有点瘸。龙叔给他搬个小凳子，给我介绍说，这是前院邻居，是梁庄旁边的王营人。他的腿肿得厉害，里面的青筋往外迸着，盘曲扭结，肌肉颜色有些发黑，好像有些要坏死的样子。我问他这是什么病，他说医生说是血栓，什么血栓，原因是啥，他也不清楚。他来北京这些年，一直干零工。

“原来工资低，最多四五十块钱，现在工资高了，一天最低九十块钱，咱干不成了。打零工现钱，一天是一天的钱。以前市场撵得不行，不让在那儿等活。农村搞建筑，单位搞建筑，打扫卫生，绿化啊，都是临时找人。只要是活，老板叫干，钢筋工、架子工，啥都干。只要想干，不怕累，都有活干。”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过来。上身穿着深绿色裙装，下面一条黑色的打底裤，一个土黄色的高筒靴子，长长的头发束在后面，小圆脸，黑眼睛，还有点婴儿肥的样子。女孩子走过去站在邻居大叔的身后。邻居大叔给我介绍说这是他女儿。我向她问好，她用普通话跟我打招呼，又用普通话逗小点点玩，不时用眼睛瞟我，似乎让我明白她不是一般的打工者。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在一个明星培训学校学习。不是培养明星，而是培养明星助理。学校保证将来给她们介绍工作。女孩子对自己将来能当上明星助理非常期待，觉得是一份很耀眼的工作，因此，说话的时候，颇有向我炫耀的意思，特别详细地给我介绍了她们培训的课程，以往那些培训人员现在的去向。

“我们上一届的学员，工作找得好好，有给范冰冰当助理的呢！”

女孩子睁着一双眼睛，黑白分明的，非常清澈，有着无限的向往和羡慕。她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不时迸出乡音，话一说多，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孩子的神态就显现在脸上。但是，这并不让人讨厌，女孩子身上反而有一种特别的质朴和可爱。现在，她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赶公交车，每天要来往五个小时奔波在顺义和海淀之间。

梁峰还没有醒，躺在龙叔的床上打着均匀的鼾声。和龙叔、梁安约明天再来，我又给三哥打了电话，说明天中午在他们工厂周边的饭店请大家吃饭。三哥答应了。

隔天上午，十一点多钟，我们到离姚庄几里地的大鸭梨烤鸭店吃饭。梁安熟门熟路，他和他的老板朋友、哥们儿经常来这个地方。龙叔一看是烤鸭店，叫嚷着要回去，说花这钱，不如在家买菜做饭。

我给三哥打电话，问他和梁峰什么时候能到。三哥却说，他来不了了，他已经到外地押车了，可能要三四天才能回来。电话声音很嘈杂，也很远，好像是在路上跑的样子。我说怎么那么不巧？他说，咱是打工，人家派啥活干啥活。

隐约觉得他有推托之意。昨天他没来，其实已经有点意外，走访了这么多城市，像三哥这样不愿见我的梁庄人还从来没有。

一会儿，梁峰骑着自行车过来。我问他三哥到哪儿出差了，他很生气，说别管他，不来算了。梁峰忍不住发牢骚：“也不知道咋回事，在新疆这些年过独了。爱钱得要命，一天都不闲着。三婶恁瘦，天天在村口等着干零工。啥都干，建筑工地搬砖块的活儿都去，那活多重，多健康的女的都不去。清是不要命了。过到最后就剩他一个了。谁都不看。”

2008年我回梁庄的时候，见过三哥几面，没有过多交流。三哥的儿子梁平当时在吴镇上高中，谈恋爱、逃学、上网吧、偷爷爷的钱。三哥三婶这才从新疆回来。

梁峰的工厂在顺义通向北京的高速公路旁边。工厂很简陋，也很小，从大铁门望进去，可以看到最里面半开放式的大车间。几个工人正在往一个大桌子上抬玻璃。这是第一道工序，把拉来的玻璃按要求的尺寸切割。

我看见了穿蓝色工服的三哥。

他正和其他三个人抬着一张大玻璃往台子上放。看到我们，他有些诧异，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但又好像没有过多表情，继续抬着玻璃，放到台子上，和其中一个人交代了一下，往我们这边来。梁峰走过去，戴上手套，开始干活。

我们谁也没提昨天和上午的事情。他没有解释，我也没有想着再问他。厂房很高，不时有机器切割玻璃的噪音，回声很大，我们提高着嗓门，相互问候了几句，又停了下来。一时间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手里拿着那双白线手套，左手右手来回倒着，眼睛朝我们这边看看，又游移过去。

我让三哥带我到其他车间转转，他嗫嚅着，说不出话来，很不方便的样子。我问他，三婶今天出去干活了没有，他说一早就出去了。问他梁平现在在哪儿，他的脸稍微红了一下，迟疑片刻后，说在郑州，先是在富士康厂干，后来跟着大哥家的老二梁东干活。

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站在切割玻璃的现场旁边，问了彼此的近况之后，就再找不出话来。很尴尬，交流很困难，他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于是，就都把目光投向梁峰。梁峰拿着大尺子，熟练地围着玻璃，量，画，用玻璃刀或钻刀划，用手使劲往下掰或在台子边缘往下磕，并且及时托住即将掉下来的小玻璃块儿。很快，那一块玻璃就切割成了标准尺寸，梁峰小心翼翼地举着它，往另一边靠过去。那三个人过来，四个人又抬起另外一块玻璃。

三哥还在不停地捏那双手套。中间有好几次，他转过来看看我和父亲，似乎想要问我们什么，欲言又止，又把眼睛闪了过去，扭头过去，再次看梁峰。又是一阵静默。他不再看我，专心致志地看梁峰和工友们的动作。

三哥为什么不想见我们？舍不得那一个下午的几十元工钱？这可以理解。奇怪的是他的神情和表现。敷衍，不自在，紧张。虽然也在聊天，但他的心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一点也不投入。他好像急着我们走，他好赶紧去抬玻璃、量玻璃、切割玻璃，进入熟悉的场景，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在自己周边垒起一堵结实的墙，在围墙内，他是安全的、自在的，他可以对所有人和所有问题都视而不见。

我们在一起聊了，不如说尴尬了将近一个小时。离开的时候，本想约三哥晚上一起到龙叔家吃饭，但是，我却没有说出口，那对他可能会是一种负担。

和我们告别之后，三哥迅速走到玻璃面前，开始专心干活，他的整个体态放松了很多。

河南村

第一次听到“河南村”的名字，以为是因河南人在那一个村庄聚集太多而有的绰号。觉得肯定里面很有内容，因为在北京郊区，都有很多这样的聚集点。就像内蒙古的老赵说的“扯秧子”，一个村庄、一个乡或一个县的人，来到北京，在郊区某个村庄或某个荒废的地方住下来。然后“扯秧子”，扯出那一地方的一群群老乡、亲戚，沿着最初老乡的居住地，往外扩散，租房子，或私搭私建，形成一个全新的、不被命名的、但却人人知道的聚集地。粗糙、肮脏、简便、毫无章法，内部却亲疏有别，充满着错综复杂的亲密关系。

打听之后，才知道，“河南村”在很早以前就是这一名字。一条河，河南边的村庄叫河南村，河北的村庄叫河北村。与河南人的聚集没有关系。

不过，倒也名副其实，河南村确实居住着大量的河南人。在吴镇，就有直接发往北京河南村的大巴。在穰县和河南的许多地方，都有开往河南村的客车。

梁安陪我到河南村去，那里有钱家合伟、韩家立子、青焕等十几口梁庄人。我们到达河南村的时候，正是早晨将近七点钟。河南村南门口人声鼎沸，正处于交易的尾声。

南门口既是进城上工的人坐车的地方，也是在周边干零活的人等活的地方。进城的人多在五点多钟就出门坐车，六点钟左右是干零活的人和小老板说活、交易、谈价的时间。“小老板”，是替需要人工的公司找人、谈价、拉人的人。小老板一般自己有车，和各类公司的老板或相关人员有联系，老板有活只需给他们打电话，交代清楚，干什么活、要多少人、多少钱，剩下的就是小老板的事情。小老板一大早就在南门口等人，根据活的需要相互挑选。成交之后，小老板负责把人拉到工作地点，晚上再拉回来，工人工钱一天一给。梁安就是这样的小老板之一。这里面也有猫腻，干的时间长的小老板会两头吃。报给老板一个价，报给工人一个价，工人的工资由他负责发放，这样，他还可以吃个差价。

大、中、小型面包车横七竖八地停在路边、花坛上、饭店前。穿着朴素、苦着脸、木着脸，或几个人在一起高声闲聊、哈哈大笑的多是等零活的农民，而被围在中间的、穿着整齐、头梳得整齐、拿着小包的则是小老板。说成之后，一群人忽忽拉拉跟着，上了车，就开走了。

八点钟左右，南门口变得冷清起来。人几乎走光了。无论年龄大小，一二十岁的小伙子，四五十岁的妇女，五六十的老头子，胖的瘦的，弱的强的，都找到了活，被一辆辆车拉走。

这个南门口就是一个小型的人力市场，这些人力大部分是来自于河南村的外地打工者和在周边村庄居住的打工者。

进南门，路两边的建筑物是老式的各式平房或简易板房，这些房子被各种商店、小吃饭店分割。约走一百五十米左右，一个丁字路口右转，再走约一百米，前面是一大片较为宽阔的空地，空地后面有一排房子。

梁安说：“这是大队部。原来人们在村里面大队部那一块儿等活，最多的时候有上千人在那儿等。村里的车根本过不去。出了几次事，上面就不让在那儿等了。有一次，一个拉活的小老板急着走，开车把人撞死了。还有为抢人、抢活打架的，啥事都有。南门口那儿也出过事儿，一个人没有挤上公共汽车，挂在门边上，结果被甩飞了，人也死了。人家河南村的居民不愿意了，说外地打工的把人家村里的环境弄差了，这些打工的素质低，吵吵闹闹的，让人家没有安全感。

“后来，就开始对河南村的打工者进行整治。也不知道是保安队，还是警察，赶在大队部等活的人，因为赶，又出事了。一个人怕被抓住，急着跑，撞到了公交车上，被撞死了。是个年轻人，咱们穰县老乡，来河南村住还不到一个月，老婆刚怀孕。他妈从老家来，开始闹，好像是最后连带河南村也赔了一些钱。惊动可大。最近说是又要整顿了，还要拆迁。”

河南村里面，新房和旧房混杂，崭新的、砖红的几层楼房和空间宽阔但房子低矮的大院子交错在村庄中，显示出急进和停滞的矛盾形态。

青焕和她的丈夫王福住在大队部旁边的一个院子里。青焕今年五十五岁，是梁庄韩家的姑娘，他们家在梁庄辈分很高，我们得叫她姑奶。2009年，青焕在河南村南门口被一辆同向而来的小轿车撞飞，之后住院，做开颅手术，打官司，要钱。这是一个漫长的官司。在这一过程中，青焕一家经常与我联系，托关系、找律师、找法官，包括如何上法庭，见被告，到最后，我几乎有些害怕接到他们的电话。

我从来没有来过他们在河南村的居住地。这样一个突然呈现出来的事实使我略微有些尴尬。王福姑爷迎了出来，他至多一米五多一点，黑红的、风吹雨打的一张脸，两只小眼睛倒是很亮，闪着狡黠的光。此时，他的脸涨红着，手相互搓着，不知道怎么招呼我们。青焕的侄儿合伟从后面跟了出来，对他姑夫的木讷很是瞧不上，把我的背包拿下来，放在沙发上，让我们坐下来，又张罗着找杯子、倒茶。五十多岁的王福姑爷一直张着两只手，小眼睛笑得眯在了一起。

合伟，在见他之前，已经听很多人讲过他的事情。

“他今年二十九了，还没有找来老婆。”这是人们用来证明他人品差的重要证据。合伟在梁庄的名声很差。其原因不是吃喝嫖赌，而是懒惰。说是有一年出去打工，春节回梁庄，声称自己很累，躺在床上，让爹妈端吃端喝一个月。他父亲韩九爷又气又急，逼着他去他们承包的砖厂干活，结果，他搅拌的沙子、石子做出来的砖是软的。他根本不按照比例来，想当然地就各自放了一些。韩九爷的砖积压在厂里，卖不出去。这在梁庄成了一桩笑话。说起这些事情，梁安皱着眉头，非常鄙视：“那就是个憨家伙。”

眼前的合伟穿着一件红夹克、蓝色牛仔裤，瘦长，头发枯黄。他说话很慢，好像深思熟虑，但又好像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思维的合理性，力求句句准确，但又句句生硬。神情里透露着一丝孤僻，一种长期被孤立所产生的自我保护。看来，他清楚自己在村庄里的形象。他的姑夫王福也有点孤僻，一个农民保持着顽固的自我，并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所产生的那种孤僻。

我问王福，怎么没看见青焕姑奶？前几天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她还在。

“回梁庄了。在这儿弄不成。干活老晕倒，时间一长，这一片儿拉活的小老板都知道她这毛病，怕出事儿，找零工就不找她。有时候她要去，一到中午，人家就说，你走吧，别晕到这儿，负不起这责。”

“回梁庄？不治病了？”

“治啥？是后遗症，治不好了。现在连数都不认识了。10减3等于几都不知道。她还非要出去干活。刚好前几天你明焕姑奶来，我说叫她回去，转转，说不定好些。”

“那官司呢？现在到哪一步了？”

“日他妈，那人坏得很，又开始反诉咱们了，让咱们赔他钱。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你说，咱在前面骑自行车走，他在后面开车撞住咱，咱咋还要赔他钱？清是说不通。”

一说起官司来，王福姑爷就处于一种语无伦次的状态。他开始找他们打官司的材料，东翻西掀，嘴里嘟囔着，“这儿，这儿”，矮小的身体在房间里来回转着，看着让人烦恼。我说不如我们先出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再细说，下午时间长。他马上停下来，说，好好好，吃饭，赶紧吃饭。

我们走出院子，王福姑爷指着靠里的一幢楼房说，这是房东的新房。我问他和房东有来往吗？他摇摇头，说：“这些年都没见过几面。一年交一回房租，没啥事，有啥来往？”

“那这里的村民和打工的有来往吗？”

梁安、合伟和王福姑爷几乎同时摇头回答：“没有。”

“那年轻人之间呢？”我指着不远处的那几张台球桌，有一些年轻人正在那里打台球。

合伟缓慢地摇了摇头：“不来往，各打各的。没发现谁和谁混在一起。”

“譬如说他们村里有什么矛盾，你们都知道吗？”

“都是听说的，模模糊糊的，人家谁也不会跟咱说。”

河南村里住的外来打工者几乎占村庄总居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而百分之八十中又有百分之八十是河南人。但是河南村的村民和河南村里的河南人从来不来往，或者，没有真正的来往。王福姑爷一家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他不了解河南村的内部矛盾和人情是非，河南村的变化，利益、纠纷、扩张等等与他也没有关系。在西安的德仁寨、金华村，堂哥、虎子和那个村庄的交往也只限于收房租的时候，虽然他们是这个村庄的实际居民。

我在东莞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感觉，那些小老板们和当地居民也从不来往。早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出现在同一个早茶店里。本地居民带着孩子，全家老少出动，吃饭、喝茶、聊天，从容自在。那些外地的有点钱的加工厂小老板也会带客人或自己去吃、喝，他们学会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仍然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从不来往。所有关于本地的故事都只是流传，流传到了外地打工者的嘴里。一个出租房子的虎门镇居民更不会走进这些小加工厂，去看看生活在他的房子里的那些工人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从来不会。他们对彼此都不感兴趣。

他们生活在同一村庄同一场景中，彼此却完全隔膜。当地人依靠出租挣钱，但同时，也是这些打工者，扰乱了他们的生活。大量的打工者对河南村治安的混乱、环境的肮脏和人口的拥挤负有直接的责任。因此，驱逐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驱逐只是一种形式和心中不满的发泄，只是界定、强化各自的身份、地位的一种游戏。

河南村，不属于河南人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生活的河南人只是借居者、流浪者，没有权利拥有河南村的居民所拥有的任何事物。但是，它又是王福姑爷的第二个家。他已经七八年没回穰县了，“在这儿都习惯了。回家，两三天行，时间长了都急得圆圈转。树叶落到树根上，老了还得回去。咱还得回去。”

王福姑爷在河南村的周边收废品。一开始，沿街叫着，或到工厂门口等活。时间长了，和几个厂子有固定联系，人家有废品了，打个电话，他就去。一个月也能挣两千多块钱。依靠这收废品钱，他供养他的儿子大学毕业。

“我今年五十七了，再干个五六年，估计干不动了。”

“你想回家吗？”

“不愿回家，没有回家二字。在这儿习惯了，觉得是第二个家，也没有梦到过家。”

打官司

吃过饭，重又回到王福姑爷的房屋。王福姑爷不善言辞，说话颠三倒四，说到一个地方，就四处找相关的文件，仿佛要让文件证明自己说的话。一会儿，打官司的文件、青焕的病历、照的各种片子就占满了整个房间。

2009年12月17日，是下午六点半的时候，那天没下雪。青焕骑的自行车，下班回来，她在飞机场清理垃圾，归类，在沙浮村那儿。刚开始工资是一个月九百五十块钱，被撞住前，工资一千二百块。

对方是北土村的村民，开的是夏利车。两人同向而行，咱自行车在前，他车在后，快到南门下，他车开得快，把咱人撞飞了，估计飞有两米多远，把前面正在走的俩人也撞倒了，最后才落到地上。当时头上就出血了。头晕，不停地叫着头疼。对方两人也没有走。

当时我没在家，老乡们打了110，来了拍照弄啥的。我赶紧回来。我懵了，不知道咋回事。刚好120来了，我就赶紧跟着车，把人往医院送。交警也跟去，说是人先治病。过了一个多小时，司机和他自己的人才去。我押了七百块钱，钱不够，把手机也押上了。司机来了，押了六七百块钱，我把手机拿出来了。第二天就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剖颅，说是里面积血，总共住院住了五十三天。第一次住了三十天，一开始就不清醒，一直昏迷，做手术之后，脑袋右边全都塌下去。

在医院里住的时候，俺们只要不打电话，车主人就不去，一般都是医院催钱，我打几次电话，他往卡上输个两三千块钱，又不见人。从来没有给赔个错道个歉啥的。到八九天的时候，车主就开始催着出院，说治了你治，我不管了。打电话不接，不管你了。主治医师不让出院，说要是自己出院了人家不负责任。当时车主就出了三万九千块钱，咱自己坚持住了一个月院。我自己花了将近四万两千块。在家休养了五个月，然后去检查、换颅、补头骨啥的，又住了二十三天。车主一般不接电话，接了说自己没钱，让我们先垫上。态度坏得很，恶狠狠的，还通过别人放出话来，说他公安局有人，让我别想着讹他。

我想着，通过交警，交警拍了片子，你也跑不了。这中间，交警队的交通事故鉴定书出来了，咱想着交警肯定是按理来的，咱对法律也不懂，想着那肯定就对的，所以，就同意了，交通事故书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咱是次要责任。后来，说当时车主开车的速度只有五六十，我不相信，五六十人都能撞恁远？人家肯定找人了。

咱不想打官司，咱是外地人，一个打工的，谁也不认识，人家是本地的，肯定有人情。我就打电话，找交警队，想着只要你给我治病钱就算了。找了几个月时间，交警队也不管了，他一直不给。逼得没办法，只好找律师。

找律师的过程你都知道。俺们把人家约到双兴酒楼，瞧[1]人家，说是需要六千块费用，先付三千块。咱还给人家律师个人一千块。第一审是两下协商，找法医进行伤残鉴定，最后，叫法院指定，就到石景山区。这中间都把咱弄晕了，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不知道咋办。人家就是这儿的人，肯定有关系。咱又啥都不懂。两天之后，咱和律师到顺义法院正式起诉。也说要审，审了之后，再进行伤残鉴定。再后来，那个人根本都不出现了，只在法庭上见面。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也不问你青焕姑奶的情况咋样。

术后并发症可厉害了。今年八月份，忽然就晕了，癫痫症发作。摔到院里，头上摔个血包，眼睛红得很，嘴里吐白沫，浑身抽。十来分钟的样子才醒。到老乡的药店拿生脉饮，喝喝好了。第二次手术完之后，就犯过癫痫。医生说是继发性癫痫，药物维持最少得两年，吃德巴金，还有什么“丙戊酸钠缓释片”。

最近一次发病是9月12号，在工地上干零活，又晕过去了。干零活可辛苦，累得很，茶、水、饭都不赶[2]。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开始干活，十二点收工，下午一点上班。中午就自己吃个盒饭，有的人舍不得只吃个馒头。女的东一起西一群坐在地上，男的就躺在台阶上，烂纸箱子上或者地上睡会儿觉。青焕的身体根本受不了。老板一看人晕了，惊了，说你赶紧走，你干这一晌，我给你开一天的钱，你可别来了。

今年看来，脑子清是差，反应慢得很。人清是废了，做饭都不敢做。她闲不住，还非要去干活。

第二次出庭见面之后，相隔有俩月吧，那个车主要求在顺义西单大卖场见面，说谈谈，要求和解。我说和解不成。你不配合，再说，你也始终没说到家来看看，拿啥不拿啥的不要紧，关键来看看人，也算是你的态度。这是我最气的事儿。我说，就按法律来。

从青焕碰住到出院到现在，那个人至多出现三次。刚开始那一次。在医院里从来没有去看过，才开始要钱还往卡里打钱，后来，人也不见，钱也不给了。中间上法庭见过一次，后来反诉又见过一次，不超过三次。电话打死，就不照面。

法庭判之后，总共说是二十二万。保险公司是十二万，那个人给了七万多，咱自己出了四万多，因为咱是次要责任。我这才知道上当了。那个人认识交警队的人，早都串通好了。现在，他还欠我三千九百块钱，就不给咱了。

在这时候，那个车主又请个律师，反诉俺们，叫咱赔他车，说因为咱也有次要责任，所以得赔他的修车费。说咱人把他车撞坏了，叫我赔五千多。你看这混账不混账！我想着，咱在前面好好地走，你追住我了，你把我人撞飞了。俺们骑的自行车，你开的小车，咋还让我们赔！这说不通啊。

为这事我又找律师，律师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实际上是推托了。日他妈，一看没钱，律师也不想管了。

现在我每周五去法院。他撞住人还恁恶，凭啥？反正我这收废品的活也不要时间点儿。周五是法官接待日。我去要钱。我非得把这钱要过来。我不能便宜他。不说咋了，你到我屋里看看人也行。我耽误多少工夫？我这两年花了多少钱？

王福姑爷在屋子里那一小片空间里走来走去，眼睛看着天，嘟嘟囔囔地说着，一脸悲愤的样子，一会儿用手比划着那颅骨切掉陷下去的形状，一会儿又拿出青焕姑奶服药的小瓶子，让我看上面复杂的药品名。他头脑里有一本混沌的账，他被这账里面的小细节纠缠着。见到我之后，他一直试图理清这笔账，希望我明白他受了多么大的冤枉。但是，在讲到“每周五去法院”时，他看着我，眨着小眼睛，说不清楚是执着的还是生气的语气，让人感觉到，他在做意义特别重大的事情，他会不急不缓地坚持下去。

说起打官司，大家都认为外地人肯定要吃亏。梁安说：

城里人肯定欺负咱农村人，更何况你还是个外地打工的。咱们有一个老乡，在我那儿干活，下班回来，一个雪佛兰车撞住咱，腿上刮破皮，脸上也有伤。司机和四五个人从车里下来，骂他不长眼，又扇他几巴掌，踢他几脚，把他肋骨都踢断了，威胁他不准告。骂完打完，走了。咱报案了。刚好事情出在歌厅门口，人家歌厅有摄像头。调出来找到了车和车主。那车主掏出三千块钱，威胁咱们说，我这钱给了，你就不要在顺义混了。他想着他是本地人，厉害，可以欺负住外地人。咱这个老乡很害怕。后来我说，别说这，都是中国人。你要是不给钱，咱非告不可。你这逃逸是真的，我告你，你得坐半年。你也不好受。后来，才算赔了一万块钱。

另外，还有一个案子。就是六月份的时候。是咱那儿河东人，给一个公司装通风管道。那通风管就几个螺丝钉固定着，根本不牢固。正在下面固定，通风管脱落，“哐”一下，人硬是被砸死了。俺们都去看了，那真是没法说，惨得很，人都成浆了。后来家属来，咱也找了咱这在北京混得还不错的老乡去谈判。李秀中都去了。你知道人家多恶啊，知道你是外地人，带理不理的，拿这拿那来吓唬家属。俺们在这儿撑着，让家属不要怕，谈判就得几个来回。家属不听，让人家给吓住了，最后四万块钱给打发了。把李秀中气得不行，说早知道不管了，瞎耽误了几天工夫。实际上，它那操作完全是违规的，公司本身就不正规。

李秀中是谁？是吴镇在北京混得名头最好最大的人，他在北京良乡一带校油泵，已有几千万资产。他的名字总会在不同场合、不同层次的老乡聚会中闪现。

晚上七点多钟，在外面干活的立子、红旗、成子陆续回到河南村。他们都在做建筑方面的活儿，油漆工、砌墙、铺瓷砖、木工，干什么的都有，依着活儿的地点变动奔走在北京城的不同地方。

大家约好在南门下的饺子馆等，红旗、成子先到，穿得干干净净。他们俩在一个工地干活，铺瓷砖。这类活儿有时候按天算，有时按活儿给钱算。按活儿算，就是不管你多长时间干完，总共这么多钱。他们最喜欢后者，会连干一两个通宵，挣上一两千块钱，来钱快。红旗、成子都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但看起来很是少年老成。

“咋不把老婆也叫来呢？”我问红旗，梁安说红旗老婆也一直在这儿，干零活。

“叫她干啥？”红旗有点不好意思，“俺们直接从工地回来。”

“不会吧？看你们俩的衣服怪干净的。不是铺瓷砖的吗？干一天活能有那么干净？”

“没有，没有，那活可脏。俺们拿有衣服，干完活把衣服一换。那身衣服放那儿，第二天去再换上。”

脱去“工作服”，换上干净衣服，坐车，回家。这倒是一种新鲜的做法。好像还有某种尊严的表达在里面。不以贫穷、肮脏和低下示人，不看轻自己的劳动和身份。

立子将近八点才到。他刚从工地回来，和一直在南门下等他的老婆、小女儿一起来到饭馆。立子看起来非常疲倦。果然，他说他连续几个晚上只睡了四个小时，他在一个建筑工地负责分发物品。老板看重他老实忠厚，让他管理这一摊子，工资比其他干活的人要高一些。但问题在于，工地是连轴转，工人倒班，这一摊却只有他一个人。他几乎没办法睡觉。

立子老婆很时髦，染一头红发，穿一个黄色小皮夹克，眉毛有文过的痕迹。她喜欢替立子发表意见，喜欢显示自己的能干和见过世面。这和木讷、一脸灰尘的立子，刚好形成鲜明的反差。她在广州待了十来年，在大商场卖过化妆品，和梁安老婆小丽一样，也在富士康工厂待过几年。她和小丽并不认识，但都因为结婚离开广州，离开后再也没有回过那里。

整个一场饭，只听见立子老婆“呱呱”地谈她卖化妆品的经验，谈她对立子家人——她的婆妈、公爹——的看法，一种略带嘲讽但又完全否定式的评价，显露出一个乡村媳妇对婆家天然的排斥。立子父亲今年中风偏瘫，他以六十岁的年龄扛起装有两百多斤粮食的麻袋，弯腰下身，趴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了。立子妈在家照顾自己的丈夫。夏天在村庄的时候，每个傍晚都能看到她在村头站着和妇女们在一起聊天，还是眉眼乱飞，保持着我在少年时代隐约可感的某种风情。

我问他们平时和梁庄村里其他同龄人联系多吗？都摇摇头，言：“各过各的，没啥事，很少联系。”

我又问：“想过梁庄吗？想回梁庄吗？”

这几个年轻人似乎被这个问题问愣了。立子老婆在一旁说：“想啥？回家一分钱挣不来。要是俺们回家，他爹治病的钱谁出？”立子用愠怒的眼神看了老婆一眼，老婆大声抗议：“咋，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想过在这儿安家吗？”

“那不可能。”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和犹豫，所有人都给了我否定的回答。

在吃饭的过程中，大家也很少和合伟交流。梁安、立子、红旗、成子，都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他的存在。合伟来回跑着，拿东西，招呼服务员，要么坐下来，抽支烟。他也找不到话和他们交流。在抽烟的时候，一点点不易觉察的可怜相从他被烟雾半遮的脸庞上泄露出来。

合伟，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一个被自己的亲密关系排斥的人。在北京，他同样受制于这样的排斥，因为他无法超越这样的关系。他这样的打工者，连活儿都难找到。他们的活儿多来自于同乡之间的相互介绍。对于这样的懒家伙，梁安连话都懒得跟他说。

院子里有棵树

傍晚将近七点的时候，表姐夫青哥才从城里回到林河村。

这是深秋的傍晚，微冷微寒。一辆辆公交车停下，走出一批批的人，或过马路进到河南村的南门里，或沿着公路往两边的村庄走，个个神情漠然。这群人身上有特别明显的标示：农民打工者。标示来自于哪些地方？宿命的表情？简陋的穿着？还是某种因对自我身份的认知而流露出来的气质？在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被自觉认同了的命运属性。农民被局限于一个无形但却有明确界限的围墙之内，这围墙是几千年的历史累积而成，牢不可破。农民自觉退让，围墙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坚固。

青哥下车了。光秃秃的前额，瘦长脸，穿着皱巴巴的西服，里面是红色鸡心毛衣和洗得有些发光的蓝圆领秋衣。一个忠厚、诚恳的农民。他每次来北京，都要奉表姐之命先到我家坐坐。只是，我也从来没有到过他的居住地。

离开河南村南门口的主路，向右转，约一公里的样子，就到了林河村。林河村规模比河南村规模略小，也更安静些。在一条小路尽头，青哥指着前面的院子说到了。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院落，房子很老很旧，一排过去，七间格子房。平房低矮，门是薄的铁皮门，锈迹斑斑，有些门下半部分用硬纸壳钉着。青哥打开其中一间房门，请我们进去。

房间约有六七平米，很矮，我这样的个子，站起来几乎就要撞头。没有窗户，房间里所有的物品，凳子、桌子、案板、碗、床等等，都将就着堆在各处。屋顶横七竖八地拉着各种线，墙上白色的石灰脱落殆尽。左墙上面斜钉着两个宽厚的长木条，下面用一根木头顶着，这间房的墙体已经有点倾斜了。床是用砖头支起来的一个木板，上面堆放着被子，衣服和杂物。靠门左边是一个用几块木板钉起来的简易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长案板，案板上放着半个包菜，两个半把面条、盐袋、醋瓶、洗洁精瓶、塑料盆和大瓷碗等等，油烟把墙上蒙的一层塑料熏成了油黑色，硬直地挂在窗户上。桌子下面是一个白色的、圆形的装乳胶漆的桶。我在很多出租屋里看到这样的桶，用来装水、米、面，或腌制酸菜。靠右墙边堆着一些长铁条，还有自行车篓、钢精锅、纸箱子以及各种塑料袋。房子中间是一小片不到三块瓷砖的空地，那朱红色的瓷砖，发出刺眼的光。

“青哥，你咋连个电视都不买？这样待着，会傻的，至少得有个电视吧，看看新闻，知道发生啥事了。”我有些着急，不解，我被房间的简陋、粗糙和那种封闭的气息弄得诧异了。没有任何精神的意味，也没有任何放松、悠闲、丰富和湿润，就好像一条深海里的鱼，被死死地卡在石头缝里，不能动，也看不到任何事物，一任黑暗、冰冷的水流过。青哥并不是迟钝之人。他的眼神所透露出来的柔和和细腻，他整个动作和话语的内向和怜悯，都可以让人觉察他内心丰富的情感。

青哥笑着，用手挠挠头发，说：“也不是没有，有个小收音机，晚上回来听一会儿，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也许看到我的夸张表情，他补充了一句：“晚上干完活回来，一般都得七八点，再做饭吃吃，都九点了。没有时间看电视。”

我张嘴想反驳他，他又赶忙补充一了句：“知道又有啥用呢？咱一个打工的，干咱的活。不过，你看，前面有棵大树，一到夏天还怪凉快。”青哥朝外面指了指。正是深秋，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杨树已稀疏苍老。邻居的一个胖大嫂正出来倒水，她一边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一边把水往花坛里浇。青哥的思维突然转向了那棵大树，我一时有点迷惑。他想向我说明什么呢？

青哥说话声音很平和，带着一点点软弱、温柔的语气在里面。在表达感情时，总是笑笑的，习惯性地抓挠着头发。此时，他坐在房间唯一的那个矮凳子上，左腿跷在右腿上，上身朝着大腿部挤压，仿佛要把自己缩起来。

我是2004年来这儿住的。一开始，房租一个月五十块钱，后来涨了二十块钱。这几年房东也怪好，没有涨。这房间里的东西也是房东的，一般租房都是给你张床，给你个坏桌子，就行了。

这村子的人，本地村民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住的基本上都是打工的。村子等着拆迁，等几年了。哪一家都至少有两个院子。打工的和村子里的人基本上不来往，我住那个院子，是别人帮着看的，房东连收水费电费都不来。有的和房东住在一个院子里，你那儿要是来个人，说话大声，喝个酒他都不愿意。娃儿们哭一下闹一下，都不愿意。有些人有歧视，说话口气能感觉出来。

我来北京有十一年了。一开始来砌墙，跟着工地走，没有租房子，住在工地上，那可辛苦，冬冷夏热，受罪得很。2002年的时候，一天五十块钱，在当时要说是不算低。天不明都起来，五点半左右吧，六点多都上工，十一点半收工，吃饭，下午一点上班，晚上五六点收工。就在工地上。有啥娱乐活动？吃罢饭，嘴一擦，有的上街转转，有的歪那儿休息，有时玩个牌。我不喜欢玩牌，有时买个闲书，打发个时间，看小说，都是在街上胡乱买的，一本书四五块钱。也看算命的书，麻衣相法，求财的，胡看的。在双兴小区，干有三年，有时候工地上包点活，粉刷、砌砖。挣得多的时候，一月能到快两千块。

后来老乡说这边的工钱高，一天五十五块，我就过来了。也干有两年，还是在外边工地。2006年的时候，人家说搞家装工资高一点，就想着干家装，在室内干，条件应该好一点。一开始也不行，原来在工地上管吃管住，现在没地方住了，得自己租房子自己吃，有时候还找不到活。

慢慢活多了，涨到八十块钱。2007年年底、2008年年初的时候，一天都涨到一百二十块，2009年又涨，到2010年到一百五十块左右。干得好的话能给到一百八十块。啥叫好的？意思就是数量上和质量上都给人家有保证。干这活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大致是多少，是啥样，你偷奸耍滑大家都知道。也会遇见坏人。去年秋天，有一个坏货，都是老乡，说在一块儿做点活，到时平分，我就找几个活做得不错的，干了一个多月，到最后算算，一天才顶一百块，那段时间市场价都到了二百五六。大家都不愿意，但是，是人家联系的活，钱在人家手里，没办法。最多以后不和他合作了。在通县白庙那儿干过一个活，五六天，一天顶四百多。不过这种现象很少。2010年在这儿干十一个月，拿回去两万多块钱，2011年在北京干有八九个月也拿回去这么多。

那几年上哪儿攒钱？一年到头，从北京回去的时候，一般能带上一万块，最多一万五，回家花花，也没啥了。这两年好一点，能挣个四五万，不过家里花销大，人情世故，一年得一万多。我在这儿一年日常都得一万多。落到手两万多。我给你算算：

房租：70元

烟：一天一包半多，一包3块，一月150元

电话费：100元

生活费：一天20元左右，一月约700元

日用品：卫生纸、肥皂、牙刷牙膏、洗衣粉等，一月约50元

一月总计：约1100元

就说这一天吃饭的花销吧。早晨：三块。一碗粥一块钱，三四根油条，一根五毛钱，有些五毛还买不来，这得两块钱。鸡蛋不敢吃，那又贵了。中午：十块左右。在工地，没地方吃饭，有时有盒饭，一般都是买最便宜的，十来块钱；要是没有卖盒饭的，就在小饭馆吃，得多花俩，吃碗拉面，有时要个小凉菜，再喝瓶啤酒，得十几块。咱很少吃肉，随便一盘都得二十块以上。实在想吃了，就自己割点肉，食堂吃肉那多贵。晚上：六块钱左右。鸡蛋面条，弄个西红柿，加点青菜，有时候买个包包菜，一吃吃几天。偶尔也请一块儿做活的老乡吃个饭，又得几十块钱。其实每个月也都要超过八百块。

这还不算从老家到北京来回的路费钱。我一年至少回去两次，原来种地，麦收、秋收都得回去收。这两年没种地（地租给别人，一亩地给三百斤麦）了。那回去也不少，一年至少在家两个月。主要是你表姐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个小卖部，她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这来回路费算下来又得千把块。

（那表姐怎么没想着来？平时不想表姐吗？）

家里还有一摊子，走不开。有啥想哩。时间长了，主要是想屋里的事。小卖部、二胖的学习、房子咋样？不过也是干操心。年内你表姐不合适，做一个子宫切除手术，我回去一星期。这儿又有点活，老板打了可多个电话，非要我回来，我又回来了。刚好大胖回去了，要是不回去，真不知道咋弄了。

你表姐心里也不美气，身体都成那样了，也照顾不成。可是她也想叫我过来。那你说咋办？都是为维持这个家。你还想挣俩钱，还想在屋里，哪儿恁美的事？

在说话的时候，青哥的两只手一直相互抓着、挠着，手掌有些部位是粉红色，还有过敏的痕迹。1995年冬天，我在南阳读书的时候遇见过他，他正在我们学校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当时他手里拎着泥包。他的整个手背裂着无数的口，从里面浸出些黄色的脓水，这些脓水混合着沙子、泥，成糊状溢流在他的手背上，手心也红肿着，有些地方翻着红肉。那双手有些触目惊心，所以记忆很清晰。

手是咋回事？1994年、1995年的时候，在南阳工地上干，那时候一天九块钱。一开始手上磨个沙眼，就是把手上那层皮磨掉了，浸血，我自己缠个绞布，就不管它了。可能缠得太紧了，等几天过后揭开，皮肤发皱发白。就开始过敏。不懂得，如果天天揭，就不要紧。后来，手掌手背都烂完了，还在干活。最后，实在干不成了，才回去治，也治不好。都一二十年了。叫人家医生瞅瞅，说，别干这个活就好了，石灰绝对不能碰。说得可好，咱就是干这个活的，不干咋办？所以，就好好烂烂，烂烂好好，好不了了。

说起来，打个工不容易。那几年在一个木器厂干活，一天涨到十几块钱，我自己也拉了一队人马，去干活，做有几万块的活，最后，那个木器厂欠我几千块钱，不给了。工人钱我肯定得给，都是一个地方的，咱不能不给人家。我自己把这钱欠住了。每年都去要，他自己也被欠，对方给他一些烂袜子、廉价衣服抵账，他又给我算抵账，我要那些东西干啥？好几百双袜子，这些年我一直在穿，现在还没有穿完。卖也卖不成，褪色得很，穿上把脚都染黑了，还发臭。

现在打工，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工，基本上都是一家一家的，夫妻俩在一块，男的搞装修，女的干个零工，每天在河南村南门下等活，一天也能挣个百八十块钱。春节大部分都不回家。把娃儿接来，过个年。回家花销大，再说，人情也淡了，觉得回家没意思。爹妈是管不了了。你不知道，现在农村人情可淡薄，爹妈老了，可怜得很。许多人被送到养老院，不是孝顺，主要是不想管，也没有时间管。

在北京的郊区，尤其是像河南村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村庄，我见到很多如青哥这样的出租屋。几将废弃的房子，主人简单收拾一番，或者，就在自己院子的空地里，临时搭一些简陋的板房，出租给打工者。

在温泉村，我伯父的儿子红义哥的出租屋盖在房东后院辟出来的一个小空间上。一间低矮的十几平米的石棉瓦小板房，红义哥在小板房内用一个旧柜子从中间隔开。后面放一张床，作为夫妻俩的卧室，前面放一张沙发床，是十六岁的闺女住的地方。紧靠板房，一个更低的小棚，是厨房，那是个两平米左右、用几块长条型薄木板和石棉瓦搭成的窝。

后院的另一端是主人家的大狼狗的窝，窝的高度可比红义哥的板房。从前院过来，必须要经过这个狗窝才能到红义哥的小房子。每次从那里走过，那条黑色的狼狗就拼命地挣着链子，发出凄厉、低沉的嗥叫。

那间房一月一百元房租。价格很低廉，因为红义哥是熟人。红义哥在温泉村住了二十几年。他骄傲地告诉我，他认识所有温泉村的居民，温泉村的居民也都认识他，都叫他“老梁”。[3]

青哥的房间有一种显见的匮乏。这一匮乏是属于个体生命的内向而又舒展的东西，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悠闲、丰富。一盆花，一幅画，干净的地面，整齐的床铺桌椅，等等，都可以看作人对生活的信心和内心的某种光亮。青哥的房屋显示了他这一层面的枯燥、封闭和压抑。他被剥夺了，或者说自我剥夺了除挣钱之外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哪怕最微小的那一点。完完全全的枯燥，没有一点空间和亮光。他在这个城市，仿佛一个小偷，不光彩地偷一点钱，没羞没耻地生活。他的小屋就是这一不光彩的存在的表征。

“前面还有棵大树，一到夏天还怪凉快。”聪慧、细腻如青哥，他懂得最微妙的感情。他看见了那棵大树。

千万富翁

那天谈起穰县老乡在北京打官司时，梁安轻轻一句，“连李秀中都来了”，李秀中在北京老乡圈里的威信和地位可见一斑。很多来北京的吴镇人，都以见到他为荣。我是很晚才知道，他是我的初中同学。我印象中，他个子高高的，眼睛眯眯笑，说话声音也低声细气，没有看出他有多大的闯江湖的能力和魅力。

2011年深秋的一天，我们约好到他的新公司见面。秀中的办公室豪华、气派。房间正中央放一张巨大的、紫檀色的办公桌，后面是一个整墙的隔架，架子上放着各种瓷器、根雕和类似于古董的玩意儿，靠窗户边是一个巨大的根雕样式的功夫茶具。

李秀中还是眯眯笑的模样，看不见眼睛里的具体内容。但是，偶尔睁开一下，能看到精光闪烁。我问他到底有多少资产，人们都哄着说有几千万？李秀中朗声笑了起来，爽朗，开心，好像默认了这个传说。

我让他谈谈自己的发家史。父亲告诉我，李秀中曾经跟他学过做凉粉的技术，走乡串户卖过。他早年丧父，弟妹又多，家庭相当困难。

那说来话可长了。一人一本故事。我啊，五年级上仨，初中一年级上仨。上五年级时忽然发现原来咱那儿有个河头，恁大恁好玩。虽说离家只有几道街远，可是爹妈稀罕，哪儿都不让去。从此以后，说是去上学，其实就是去河头。整天在河里跑，夏天整天在河里钓鱼，钓完了，也不敢拿回家，又扔了。就这，还百钓不厌。冬天逮野鸭子，听见钟响了，赶紧回家吃饭了。最后，连个鸭毛都没有逮住。我妈一直不知道我逃学。二十岁结婚，开始在吴镇河坡开荒、种地、卖菜，大战河沙滩。一个人开了四十亩地的荒，真是把命都泼上了。后来为别人看不起我，打了一场大官司，到最后，我偷偷把雷管都买好了，准备和仇家、派出所同归于尽。那场官司后，我明白了许多事，人不能老鳖一，非得活出个人样来。

我是1996年最后一天来的北京。我记得清，第二天是1997年阳历年。来投靠老丈哥，人家生意干得不错。到北京以后，寄人篱下，相当难受。到人家家，咱也知道，不是做客的。扫地、做饭，啥都干。譬如煤炉里面的煤，北京是把烧过的煤夹出来，咱家里是踩下去的，我不知道。弄坏了，她哥说，看看这都知道你们是啥人家儿。这叫狗眼看人低。人到贱的时候很贱。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四个月。右不是，左不是，咋也不行。废件下面，拆拆看看，练练手，他去了，脸一绿，出去了。不知道啥意思，没有任何沟通。吃饭，那时候在屋里出气力，咱饭量大，他们喜欢吃小馍，吃糊汤面，饿得胃疼。男子汉觉得丢人。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几乎没有闲的时候，那些机器零件，百十斤，提来提去，腿都站肿了。我去的时候快过春节了，没地方待，人家俩人涮个火锅，连让都不让。

1998年正月初九我开始单干，那冒很大风险。主要是寻地方，两边有两个大修理厂，把市场基本上占完了。可我去干成了，关键是思路、经营策略。那两个厂大，但它们有个缺点，就是有个上下班，咱的优点是没有上下班。它还有个缺点，工人上班干也是那么多钱，不干也是那么多钱，积极性不高。咱是不干就无法生存。

另外，我价也要得低。别人一拆一装一百，维修还要钱，配件也要钱，我是一开始就不要钱。硬顶了三个月，就把客户拉来了。有一两年，他们干不下去了，客户来找咱不找他。他们也没有忧患意识，咱有忧患意识。那时候有些泵型咱也不知道，学的时间也短。人家客户来了，非得拉住，不能让人家走啊。我就晚上自己拉个电灯，一个螺丝一个螺丝拆，我咋拆咋装还不行嘛。从没有一点理论到最后掌握一定的理论，进步很快，只有掌握了理论才能触类旁通。你的思想不开阔也不行，包括你用人。这就涉及后期发展的定位，还有你的人员管理。

1999年开第一个分点，2000年一下子开两个，到2002、2003年一年开两三个点儿，培养的人都不够用。最高峰的时候在这条路上布了十一个点，全是我的。到2008年全撤了。不是不挣钱，主要是车辆排放标准变了。原来欧二排放标准，现在是欧三。欧三这块儿，有的变成电控柴油发动机，这就淘汰了一部分人。有的根本都看不懂电脑，很多东西都干不了。

另一方面，亲戚太多，素质太低。叫他看门，男的过来了，女的过来，儿子孩子也过来了。这事那事，整天都在忙着给他们擦屁股。靠扩张修理点儿发展也确实很难。他干多少活你也不知道，不给你，你也没办法。

这个店是我的生产店，准备以这儿为主，发展生产，不只维修。维修那一块我只保留我最初的那个根据地。前期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主要卖配件、修配件。现在上马的是自己开发兼生产。汽修市场很大，只要肯用心，肯定可以分一块蛋糕。在管理方面，我主要就是靠提成管理。对工人很有效，你要是多干活，就能多挣钱。学徒按积分来算。维修一个喷嘴十分，一分两块钱。前台、库房、配件都各自管一摊，清清楚楚。这种管理模式都是我自己琢磨的，没地方学。实际上，我后来的发展跟前期的积累，跟在吴镇的经历和受的难是有关系的。一是吃过苦，不怕吃苦；二是不怕失败。

我现在主要做公交车生意，给公交车校油泵和清洗喷油嘴，占其中一个公交公司份额的四分之一。我已经起步晚了，早几年我集中做社会车辆生意，生意非常好。是好事，也是坏事，忙于应付那些，把北京这一块市场给耽误了。现在难了，非常难进入，和种庄稼一样，上午下午错半年。我从2008年开始才跟公交打交道，首先进入人家的供方体系，这都需要关系。咱这儿一个老乡认识公交维修车间主任的弟弟，是一个公交司机。就这，起大作用了。通过他，给车间主任送礼。别看就是个车间主任，可起作用了。

送礼可是大学问。你知道办成一个事儿要打点多少层？这个中秋给一个副总送月饼，让司机去，之前打好电话，结果去了人家说不认识，非常冷淡。这几天正琢磨着还得请人家吃饭、玩，还得再去给人家赔不是，谁都不敢得罪。别看他没用，他要是想坏你事儿，可容易得很，一句话就行了。政治方面，都是走路线的。一是看领导是否用劲，二是也看你做事怎样做。大局都是一样的，关键看细节怎样。不管你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的，实际上诚信是关键，没有诚信是不行的。

不过，还是得发展。公交车的活儿挺多，但不是每天都有，有时集中修理，有时到公交车站那儿去。我还是想着开发实验台。我现在正在谈一个生产实验台的项目，和理工大学的专家谈。估计到时得投资三百万。要是这个项目谈成，到时公司就发展大了。产品是自己开发，我和理工大学共同占有股份，我是投资人，股份肯定是大头。

说起“送礼”，李秀中很有心得。除了安排公司大的发展方针之外，和专家谈判，他的主要工作是陪吃陪喝，洗澡按摩唱歌，疏通各种关系。他进到里面的房间，拿出一个朱红的、长方形的礼品盒说：“像这样的人参，一年至少送出去几十根。”打开盒子，里面一支长着须的人参娃娃，圆润饱满地躺在那里。

秀中的校油泵事业也曾遭遇了如内蒙古恒武那样的难题，只能是夫妻店，无法扩展，无法发展成现代管理企业。还有，就是亲戚的问题。和其他进城农民不一样，秀中对自己的亲戚充满厌恶，在最初的努力失败之后，他直接拒绝和他众多亲戚们发生生意上的联系，包括他的亲弟弟妹妹。

家族企业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好人不行。国美电器黄光裕也是家族企业发展上去的，人家顺势上去。总体来说，如果说发展，原始积累靠家族，到一定程度，家族会阻碍你发展。他水平达不到，必须要引进新的人才。干什么事，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打破这种思维。

但是咱那儿绝对不行。亲戚不共财，共财再不来。来的亲戚，舅舅、表哥、堂哥、堂妹，还有啥拐弯亲戚，都是我带出来的，到最后全有矛盾，把人搞得很疲乏。我把他们都撵走了，你生气也罢，断亲也罢，也是没有办法。

我四个姊妹，我是老大，我压根儿也没有想着叫他们来一块儿干。管理很难。你说让他当领导，他说是应该的，你要是有一点对不住他，他就会说，我是亲妹子亲兄弟，你还这样？你也没法说他。他们也都成家了，都过得去，平时各过各的，有难的时候，我帮一下。这就行了，我不叫他们掺和我的生意。

农村人到大城市，更多的是在战胜自己，不是在战胜别人。得有下一步目标的定位，并且，还得有适当的管理条例，得修订自己的管理。别说先战胜别人，先得战胜自我。老想着在家盖个房子那肯定不行。得挑战自己的极限才行，台阶上面还有个台阶。实际上，一个人真正的快乐也在这里，一个目标实现了还有另一个目标。挣钱也能上瘾，实际上钱到一定时候也是一个数字。到这时就是怎样融合这些钱，乐趣在这一过程中。真是到一定程度，到最后跟公益事业差不多，只是一个追求而已。

咱那边人穷是一方面，关键是社会风气不好。温州人为啥发财了？有互信，有团结，就有合作的基础。自然就会发展。河南人不抱群。只要有什么事，各奔东西，各找各妈。一个修水箱的老板跟我说，他手下有几个修水箱的河南人，争着说对方坏，后来没办法，只好都不让他们干了。老板说，今天你说别人坏，连老乡都说，说不定有一天会说我。你看，斗来斗去，最后所有人都吃亏了。

整个河南帮，我所知道的，十个八个都没有发展前途，在规模层次方面还不行。关键是不能突破自己，不能自我突破。心胸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北京有河南帮？”我对这一突然出现的信息非常敏感，觉得其中可能有更多的内容。）

啥河南帮？就是一群河南人，搅在一起，天天想着歪门邪道。咱那儿人风气不好。我不和他们搅。为啥2000年叫着“不用河南人”？那时候就是明摆着不用河南人，现在是隐性歧视河南人。因为我是河南人，我吃大亏了，很大的亏。别人给我介绍一个领导，让我去见。去了之后，领导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河南的，领导直接让我走了。后来，介绍人给我说，领导埋怨他说，你怎么给我领个河南人过来了？人家不让我做他的供货商。我也气，气有啥办法，自己不争气。

其实我也努力过。北京这边河南校油泵的最少三百家。我曾经想建立平台，成立一个河南人校油泵协会。一是从技术上我从厂子里请人，给大家培训人，二是保证进货渠道畅通。等于是给大家弄个平台，既带有相互支持的性质，也可以垄断这一片的生意。后来我不给他们干了。他们来了之后，翘着腿跟我谈价钱，好像我从中得多大利益似的。他们再打电话，我不管他们了。不团结，不信任，啥办法也没有。

秀中在谈到他和三弟妹之间的关系时，他的老母亲在一旁神情焦虑地看着我们，一再表达：“他们都可不错，都过得不错。”但是，她急迫的表达，反而让人觉得那只是一个顾全家庭声誉的老人所特有的遮掩方式。秀中的三个弟妹也在北京郊区各开了一个校油泵点儿，生意很一般。我听说过他们姊妹之间有一些矛盾。也许，秀中的这一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仍然生活在普通线以下的弟妹们的认同。

秀中对兄妹和亲戚的冷漠基于他对事业的理解。但从他的言谈中，我也能隐约感觉到，他的冷漠不只是对“个人”、对“现代企业”的理解，也夹杂着他成为新富阶层之后对过去生活的厌弃和对“农民”身份的回避，他以“现代管理”的名头来遮蔽他的厌弃和逃避。

已经成为千万富翁的秀中精神境界并不稳定，心灵空间的宽度也游移不定。他仍然纠缠在昔日贫穷的阴暗中，在言谈之中，始终纠缠于个人恩怨和历史往事，有一种很狭窄的情绪和情感。讲起他老丈哥对他的污辱和自己的屈辱经历，秀中仍然耿耿于怀。他讲了很多细节和例子，在许多地方都忍不住提一下别人对他的轻蔑。

另一方面却又很开阔。现在的秀中已经成为行业中的一员，经常被邀请参加这个行业最前沿的开发会议、销售会议。他已经摆脱了如内蒙古恒文和众多穰县校油泵的“停滞”特点，而成为一个有发展可能、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企业。从单纯的“挣钱”过渡到去思考“公益”，时下最新的理念他也都有认知。

这以后，在不同的老乡聚会场合，我都能碰到秀中。他的笑声爽朗，神情开阔，享受着周围的人或多或少对他的逢迎。他也会不断地讲起他正在运作的新项目，他还告诉朋友们，他在穰县的山里买了一面山坡，山坡对面就是一条河。他准备盖几幢别墅，养几条狗，约几个朋友，将来在那里养老。而吴镇的房子，早已塌了，他也不要了。他很鄙夷那个他曾经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地方。

保安

韩家建升也是梁庄打工神话人物中的一个。梁庄人都说他发财了，但神情中又带着某种不屑。建升在北京通州那里办一个保安公司，有亲戚邻居来北京打工，找过他，在他公司当过保安，闹过矛盾，翻过脸吵过架。我在北京这些年见过他好几次。他很喜欢参加穰县老乡组织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很热心。2008年，穰县组织了一台地方戏进京汇演，建升跑前跑后，张罗联络，很是用心。

建升说话的声音非常高，开朗、健谈。言语之中，他非常讨厌北京人，但其实已经很有北京人气息了。说话语流平滑顺畅，略微有点儿卷舌，表示愤怒之时，时不时蹦出“丫的”“姥姥”等之类的口头禅。他直接把我们带到一个饭馆，请我和父亲去吃炸酱面，不看菜单，直接点了爆肚、炸咯吱、油豆腐等北京小吃。他的妻子瘦小，大眼睛，剪一个娃娃头，看不出实际年龄。十一岁的儿子在通州实验小学上学。

他的公司给通州一个小区做保安工作，建升就把自己的家也安置在小区边缘一个简陋的平房里。

建升能够很准确地表达自己，就好像这些话一直排列在嘴边，只等着人来问他，他就像倒水、倒豆子那样，不用思考，“哗哗哗”地就流了出来。

我是1987年到西安，新城区商德路11号，在一个小吃店打杂，“商德路小吃店”。

1989年收秋的时候我又回梁庄。回家就想找个固定工作。我要好好干活，做人就做邱娥国，干活要如赵春蛾[4]，这两个人都是那几年的宣传对象。想着有个固定工作，给国家贡献点力量。1990年通过个关系在××县化肥厂买个集资工，花了三千五百块。当青工，三级半，一个月基本工资四十二块。那时候，整个化工行业不景气。这期间，我舅家表哥从北京回来，说北京招保安。当时我的想法是，这辈子没当过兵，当个保安就相当于当兵。

我是1991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到的北京。我都不知道这个日子。一下火车，月亮那个圆啊，我问人家说，大叔，这是啥日子，人家说是八月十五。我这才知道，心里可难受。坐火车坐一天多，舍不得吃，饿得不行，一听说是八月十五，眼泪都想掉下来。坐火车花二十四块钱，下火车也不懂，有人在车站拉客，就把我们拉到三里屯幸福三村。住一夜，十七块钱，说好了是十块钱，人家非要多要。觉得受骗了。就萌发一个念头，不混个样就不回家。我和另外一个老乡从地下旅馆出来，拿个大被子，大行李，去坐405路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让俺们上，说满了满了，挤什么呢，讨厌。尖着嗓子的北京话。

当时找的一个保安公司不要人，就在一个服装厂蹬三轮，给人家送货。冬天，从通州拉一车货到北展，几十公里。俩多小时，站着蹬，一是累，二是站着拉快，一天六块钱。干到1992年春天。

刚好保安公司招人，交押金两百块钱。1992年5月13号去当保安，是武警总队办的分公司。六一给我分配到燕山石化，公司发一百七十块钱工资，不管吃，管住，但是，可以给厂里干些杂活，一个月能挣三百多块钱。自己做饭吃，得花三四十块钱。咱工作不错，深受领导喜爱，踏踏实实干到九四年，九四年下半年当班长，对我来说，这是个积累。

1995年我从燕山石化调到凯迪克大酒店，为世妇会服务。在那儿以后，开始发胖，那儿生活好，直接升上副中队长。咱对工作热情，廉洁奉公。每个行当都有门道，也可以腐败一下，但我坚决抵制。因为啥，我们家你韩叔到死写信都是“遵纪守法，团结同事”。我老婆来了，他写信又给我添了四个字，“相依为命”。一个中队六十个人。那时候管吃管住，五百多块钱，年底奖金六百多块钱。另外，一心想着，干得好了，说不定到时候自己还有可能转正啥的。

1995年冬天，保安行业评“优秀保安员”，考试，考你的保安知识、业务技能、法律常识、保安体能、术语和待人接物等，有笔试口试。我考97分，被评为“北京市百名保安员”。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有希望。

1996年，心情很灰色，不想干这个行当了。原来是看到曙光，后来发现都是空话。评上“百名保安员”以后，想着拿这个优秀证应该可以了，模模糊糊觉得应该可以纳入到正式职业里面。结果都是假的，最根本是不想给外地打工者机会，都是糊弄你。我就想着，马上离开北京，不干了。几乎跟我一块儿来的都走空了，我们燕山石化那一帮人都走了。不是去别的公司干，就是从事别的行当。

刚好那时候又跟你嫂子谈对象，感情丰富，觉得前途一片黑暗，啥都是空的。1997元旦回梁庄，和你嫂子一块回去，想在老家创业。在家待了几个月，啥都想过了，不知道做啥好。我爹说，你俩在家里不行，还得到北京去。

建升的脸有点涨红，他还沉浸在他早期的希望之中。有谁会知道，在这样一个胖头大脸、庸俗的中年保安小头目的心里，还藏着邱蛾国这样的共和国典型，“做人就做邱蛾国”，那是一个明亮的、可以超越一切的形象。

大概1995年左右是建升人生最光辉的几年，讲到那时，他两眼放光，声音也提高了很多，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一个尽职尽责的保安，经常培训、考试、定级，这使他觉得自己有价值。最关键的是，北京市成立了保安总公司，成立了工会、团委，“保安”被纳入了制度的秩序之中，它是一个得到国家承认的、可以升迁的、有荣誉感的、当然也可以改变命运的职业。那时候，建升觉得前途无量。他肯定想到了那两个劳模典型，他记得非常清晰，他喜欢那种荣誉感，依靠自身的贡献而被社会承认而带来的荣誉感和身份感。

但是，这希望犹如一个火花，在他人生中闪一下微弱的光亮，就熄灭了。他天真的平等的幻想，依靠自己的努力、尽职获得职业通道的想法被粉碎。

我是1997年过了清明回来的。想着干啥呢，我要挣钱，挣大钱，钱是最实在的，其他都是虚的。还是保安这个行当熟悉，就还从保安干起。那时公安大学下面办一个保安公司，我去帮人家带队。又干了两年，到1999年，感觉自己也吃透这个行当，知道它的奥妙之处，其中的猫腻之处也都知道，咋去运作都清楚，就想着自己去干。

我运气也不好，刚好赶上北京清理整顿保安市场。挂靠的全部被取缔了。因为黑保安老出事，人员参差不齐，保安行业犯罪率上升。

我公司是2000年5月成立的，开始招兵买马，也没有手续，当时人家说没手续也可以招人，我们可以用你的人。咱的保安就是他的“协管员”。刚开始五个人，慢慢七个、九个，到最后，变成三十七个人，贵州、云南、甘肃各地的人都有。

给人家开工资，管吃住，管发衣服，管烟抽，住的是劲松一个地下室，打地铺，铺了四五层报纸，就当床铺了。我给他们做饭，还得去查岗。总体还算让人家满意。我的人都在十字路口，就是协管员，逆行、闯红灯、骑车带人、停车越线，都属于俺们管的范围。保安骑自行车，一圈儿下来得一个多小时，真是冬冷夏暖。那时候管吃管住一个月三百五十块到三百八十块。我从中一个人扣五十块，算管理费。

我还要考查对方给我保安的环境怎样，住的情况，吃的标准。EMS物流找我，叫我派保安去。我一问，他说没地方住，我就不让我的保安去。晴天还行，下雨咋办。那几年工地我也不去。我在工地待过，真是艰苦得很。那年清华大学盖宿舍楼，俺们在那儿看着。真脏，浮土太大，土没过腿，风一刮，把人的眼都迷坏了。工地上太冷，冻得太可怜。从老家来的孩子，都不会生蜂窝煤，也没有水，屋里比外面还冷，那个工地简易棚，早晨起来被子都冻得拉不动。娃儿们手都像肿瓜子一样。我说，咱又不是不能找来其他活儿，不受这罪。

然后才开始涉足干小区，接厂子。这也需要培训，这是两个概念。在马路上保安是执法，到小区保安主要是服务。一般是通过关系，找到物业经理，给人家提供保安服务，这纯属服务行业，保安费来自物业费。

人们瞧不起保安。像那些大型商品楼、超市、高档小区里的人都没有素质，认为自己是白领，瞧不起保安。原来是北京人瞧不起保安，现在是业主看不起。其实一些北京人，原来是国有厂的，工龄买断了，现在四五十岁，啥也没有，还不如那些保安挣的钱多，就这他也瞧不起保安。

我的孩子，我也不让他当保安，社会地位太低。那天有个人说，牛什么牛，不就是个保安吗？想想也是。这个行当是四大低行业，“保洁、保安、服务员、壮工”，收入最低，谁都能骂几句。还有几点，一是社会上还是不承认，不把保安当作一个正当职业，就是低级工；二是歧视外地人。那些正规的公司，就是所谓公安局办的公司，他们也歧视外地人。北京户口的保安有五险一金，外地保安没有五险一金。工资也比外地的高。国家都歧视他们，普通人肯定更歧视。我现在为了减少成本，走的和他们一样。现在我们上的意外险，三个人上两个人的，也是为了省钱。

要是相关单位都把保安工资提高，同工同酬，那咱也没话说，我肯定都给他们上保险。要想使这个行业有起色，必须社会尊重它，一尊重，自然而然待遇会上去，社会要关注他。奥运期间，《北京青年报》采访了十来个小区，只有一个保安是微笑的。你说咋可能微笑？妻儿老小都在家，两地分居，节假日人家都休息，他不能。比较正规的公司，平时还要训练、学习，还要考核，考完啥也没有，没有说法，也不知道走那形式干啥，只有招忙，也没有人尊重。工资太低，也有很大的职业风险，遇到小偷，万一伤了死了怎么办？又枯燥无味，三点一线的。你说有啥笑的？笑也是假的。

我们一直聊到傍晚，建升的儿子放学回来。很自然地，他谈起了儿子的问题。

我现在最困惑的是，孩子上学怎么办？这样会毁了几代人。如果政策不变的话，到上高中时，就得让你嫂子回去，带着孩子上学，娃儿不一定能适应。那年回家，娃儿出一身痒疙瘩，治了很长时间才好。人家不适应，不是梁庄人了。我们可怜，娃儿们这一代更可怜，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到咱们这个年龄，连小时的玩伴都想不起，都四零五碎，越来越孤独。

这种现象我也觉得不公平。今年有领导说，可以接受异地考试，但是要有标准，第一，要有房，要有工作；第二，要有保险；第三，孩子要在这儿上学。说完这句话，又说句混蛋话：各地情况不一样，“北上广”三个城市，没有具体的时间表，等于是放个闲屁。不平等，老百姓没有权利，那啥时候他也不能直起腰。就像那年，咱们村里放电影，两家为宅基地打架，大家电影都看不成。咱们老支书老兴隆上去骂他们，日你妈，连你们都是国家的，还吵啥吵？！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在外这么多年，想不想梁庄？将来回不回梁庄？”

想梁庄，咋不想？我梦见过找不到回家的路。回到家里，家里那几间烂房子也找不着了，最后哭醒了。前两天还在做梦。每次坐上火车，离梁庄越来越近，我就会不断地想，要是回到家，会先碰到谁，后碰见谁，千万别说一些让人家反胃的京味儿话。我可注意得很。我要是从家里回来，也得说几天家里的话，改不过来。

但我肯定不在梁庄住，不会在梁庄盖房子。我将来根肯定也不扎在这儿，可能会在吴镇上，你哥的房子旁边，也弄个房子，每天能给你哥说说话。

有时在这儿还真有个恐惧感。我经常想，如果有个啥事，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拉走了，你嫂子去找谁？连个人都找不到。或者想，正走着，谁给你打一顿咋办？突然生病，倒在路上咋办？找谁？在吴镇，我可以找你哥，没啥说的，他肯定会帮你。就不用想啥原因，心里踏实。在这儿，虽说有俩朋友，但还没有到那地步。也有人尊重，但是没有归属感，就好像风筝断了线。在家还是有种安全感。

[1] 瞧人家：瞧，“请”的意思。

[2] 不赶：供应不上。

[3] 2012年7月1日，红义哥带着老婆来我家。他得了“网球肘”病，是厨师的职业病，两只手腕因长期用力端锅、炒菜而无法抬起来。电话里他告诉我，他准备回梁庄，歇几个月。见面之后，他却告诉我，他已经应聘了另一家餐厅，第二天就要去面试。短短几个月中，他瘦了非常多，从一百八十斤掉到了一百三十斤。我问他怎么回事，手都抬不起来了还要去工作，不是说要歇一下吗？他笑着说，歇啥歇，哪会敢歇？只要不死，都得干下去。刚好他也不想在那家餐厅干了，就以这个为理由把工作辞了。他的胳膊看起来还很正常，但却不能往上抬，尤其是不能拿重物。吃饭中间，他不停地往吴镇姐姐家打电话，安排他的两个孩子来北京的事情。他的一双儿女，十六岁的女儿和十四岁的儿子，在吴镇上初中，寄宿在他们的姑姑家。红义哥告诉我，温泉村未来一两年要拆迁了，他的房东，至少能得到几百万赔偿款。在温泉村住了二十年、熟悉温泉村一草一木的“老梁”，也要考虑搬家了。

[4] 邱娥国，1946年出生，1967年入党，南昌市一派出所户籍民警，荣获过全国先进工作者、公安部一极英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等，被选为“全国劳模”；赵春娥，1935年出生，中共党员。洛阳老集煤场现场工，工作认真，惜煤如金。1982年，赵春娥因病去世，1983年被国务院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

玻璃厂里的梁庄小伙

河南村的出租屋

在母亲身边笑得开心的点点

抑郁的梁安和安贫乐道的青哥

第六章 郑州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机器”人

2012年1月16日，郑州，雨夹雪。我和一位朋友到设在郑州航空港内的富士康工厂去参观。朋友是本地通，一路上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富士康进入郑州的“内幕”，譬如政府某领导的强势支持，对就业工人和提高河南工业能力的预期，零税收的优惠，运送苹果手机的货车被调包等等，每一个小细节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真假难辨的中国传奇故事。

经过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等待和交涉，我们才进到富士康的厂区，一位保安队长全程跟着我们。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规范的、崭新的工业区。沿着主道路走，两边是几栋白色建筑物，那是操作车间。路的中间有几个过街天桥连接着，通向四面八方，就像巨大的网络。厂区宽阔，有篮球厂，有树，有规划整齐的花坛和绿地。也许是临近春节，厂区工人很少。在一个拐弯的不起眼的厂房外面，我看到一群年轻人，这是正处于休息时段的富士康工人。我让朋友停下车，向保安队长请求，和工人们聊会儿天。保安队长犹豫着，但看我已经迈下了车，也就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个年轻人迎过来，眼睛里闪着警惕之光，对我进行详细地盘问，他是这个车间的车间主任。我说我是大学老师，他表示怀疑，我说我只是想来参观并了解一下著名的富士康，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我们只简单聊了一会儿，他们就回车间工作了。实际上，这样的对话也无法获得什么有效信息，反而是我和他之间这种戒备森严的对立方式让我很感兴趣，包括车上那位一直阻拦我们进厂，并且随时催我走的保安队长。

到郑州的富士康参观、探访，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对它就有巨大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万科三哥的儿子梁平在这里打工。这样一个顽劣少年，如何能够坐在工厂的枯燥的板凳上，是很值得探究的事情。梁平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富士康工厂，现在在梁东工作的建筑公司干活。

我没有想到，梁平长得如此像他的小叔小柱。深陷的眼睛，目光逼人，突出的光亮的前额，我们那边人都称之为“锛颅头儿”，尤其是那厚厚的嘴唇，他的小叔似乎在他这里复活了。唯一不同的是，小柱一直是一头微长的黑发，梁平却把头发剃得很短，几乎能够看到青色的头皮。我的心为之一颤，几乎有些怜惜眼前这个神情冷漠的孩子了。

那个顽劣少年梁平是一个很酷的年轻人，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尤其是春节在梁庄又和他近距离接触后，我发现，他的冷漠只是酷的外在表现，有着思虑少的年轻人特有的直接和单纯。在一个小饭馆里，梁平斜坐在凳子上，身体朝向另一边，头转向我，说话的时候微微斜睨着，整个身体姿势有点别扭。目光冷淡，表达出一种率性，随时回答问题，又随时停止，不让人看出他思考的痕迹。

我上的是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学数控模具。其实用处不大。毕业后，被招到郑州经济开发区一个工厂，做刀具，它的技术在全国都很先进。当时一个月一千块钱，一天上十五六个小时班，干半年，受不了，不干了。不让坐，连喝水、吃饭都得小跑去，根本受不了。

跑到深圳，刚好观澜那边的富士康招人，我就去了。我在那儿也干了半年多。后来，郑州富士康这边招人，我又跟着一些工人到郑州。干不到三个月，我跑了。太压抑了，受不了。往那儿一坐，一天十个小时，流水线，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他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也没时间动。

你想歇一下，偷个懒，门儿都没有。操作机床的人还可以来回动，像其他的，人固定在机位上，根本动不了。还有这评比，那积分，零件损伤都要赔钱。天天有人看着你，有人给你记录。弄得像军队一样。在那儿每多待一天，都像多坐一天牢。我就跑了。到哪儿不是挣钱？受这罪划不来。和我一块儿去的，差不多都跑了，不干了。

厂里倒是有篮球场、电视房、活动室啥的，那你也得有劲有心情啊。一天干十来个小时，都累得不行，吃完饭回宿舍，拿着手机玩一会儿，连电视都不想看。他要是再组织个活动，还想骂他呢，谁去啊？

工厂大得很，时间也紧张得很。我们厂里流行个笑话，说是两个老乡一块儿进富士康，被分在两个不同的车间，一年之内都不会在工厂内碰到个面。这是真的。观澜那个厂还算是小的，龙华那个厂大得很。要是大家不联系，估计几年碰不上面都有可能。

我在富士康总共干了不到九个月，工资始终是基本工资，一千两百元。加上加班，我最高工资只拿到一千八百元。说是过了三个月的实习期，就可以涨工资，但是，三个月过后，还有六个月的考核期，也只能拿基本工资。离九个月还有几天的时间，实在坚持不下了，就走了。说是最高三千多元，那可不是好拿的。老板好说工人喜欢加班，愿意加班，说是自愿的。你正常时间工资发那么低，不加班行吗？

我给你说一下我的工作时间表：

上午7：40-9：50，工作

9：50-10：00，休息

10：00-12：00，工作

中午12：00-13：00，吃饭

下午13：00-16：20，工作

16：20-17：20，吃饭

晚上17：20-19：40，加班

加班费是基本工资小时的1.5倍，法定假日是两倍。所以，厂里更愿意大家在平时加班，而不愿意在双休日加班。早晨六点半多，就得起来洗漱收拾、吃饭，在厂里的十二个多小时，除了吃饭时间，可以和同事聊聊天，根本没有机会说话。工厂根本就不鼓励工人之间相互来往，那样会降低效率。

管理非常严。富士康走的就是军事化管理。保安队就相当于特务连，你说的那个保安队长就相当于特务连连长。厂里一般人管不了他们，权力非常大。不知道他们归谁管，要是逮住工人违规或偷东西，可以随时打工人。一般是拉到没有视频监视的地儿，狠揍一顿，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有啥办法？找谁去告状？谁给你证明？只有吃个哑巴亏了。

（富士康的跳楼事件你知道吗？你是怎么想这个事的？）

知道，咋能不知道？就是一个厂里的，还刚听说跳一个，可又跳一个，把人吓得心里一凉一凉的。好像跳下去还挺轻松的。我们宿舍前后栏杆、窗户都挂着一层铁丝网，把宿舍变成全封闭式的空间。有啥用？想死谁也挡不住。死了不只十几个，我在那边的时候都至少超过二十个人了。

不知道他们咋想的。太压抑了，受不了吧。待的时间长了，真要死人。人都被机器控制了，不过这些人自己肯定也有些问题。有些娃儿们傻，以为跳楼，会给他赔钱。命没有了，要钱干啥。

我肯定不跳，大不了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从富士康出来后，在咱们家里歇俩月，在郑州歇俩月。后来看卖纯净水生意不错，就去给人家送水，也不行。又去房地产公司卖房子，干销售，干三四个月，一套也没卖出去。最后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就去找我二哥了。想着在他那儿挣个生活费再说。我在他们公司干施工员，就是监督施工，也有具体技术，像放线啥的。一个月五六百块钱。楼盖起来，一年时间，我也差不多都会了。才开始怕人家说闲话，说我二哥开后门。就藏着掖着，不让人家知道咱这关系，后来他们经理也知道了，说我干得不错，把工资涨了，快两千块了。

工资也不高，但比以前强多了，将来可以考个二级建造师，还算有个希望。

与我的强烈好奇相反，梁平不愿过多地谈他在富士康的生活，他觉得那段生活枯燥无味，无话可说，他也特别鄙视那些跳楼自杀的人。梁平对我所在意的“网”的象征性并不在意，他不愿意过多分析自己的心理感受，他感觉更清晰的是他在操作过程中的枯燥和无聊。

在说到工作身体不能动时，梁平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双手也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绕动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他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他的表情夸张、僵硬，就像一个没有知觉、肢体呆板的机器人。大家被他惟妙惟肖的表演逗得大笑。

工人工作时间之长，工资水平之低，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而这些工厂还是相对规范的一些企业。以我走到的地方，青岛、深圳、广州、东莞、厦门，大部分工人状况都差不多。在和厦门几家外资企业的中层干部交流之后，我了解到，所有的工厂都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一千二百五十元（去年刚涨，以前一千一百五十元，之前九百六十元、八百元等都有过）——给工人基本工资。更多的钱，必须依靠加班换来。这意味着，工人的月工资，在满勤、干够八小时、过一个星期天的情况下，只能拿到一千二百五十元。所以，当我们在说一个工人一月可以挣到两千多、三千多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是指一个工人每天在流水线上至少要坐十到十二个小时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的。

一个年轻的工人，他每天必须在厂里待十个小时以上，才能够离开车间，回到宿舍。工作是沉默的、枯燥的、机械的、没有任何生机的。一些欧美外资企业，相对人性化一点，在操作过程中，可以说说话，休息一下，或听听音乐，喝喝水。中国台湾企业和日本企业，走的是日本模式，军事化管理。讲究阶层，等级森严，丁卯分明，工作要有工作的样子，不允许说话、聊天，更不允许随意走动，即使上厕所也得一溜小跑。长时间的加班，再加上这些严格的制度都会给工人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梁平用他特有的简单方式来理解这一事件，倒也意外地明朗。他不愿意按照我的暗示来思考，也不愿意去思考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本质问题，单纯自信，满腹牢骚，但相信前途，抽象的、模糊的前途。我在很多地方遇到过梁平这样的年轻打工者，他们对所遭遇到的事情朦朦胧胧，并不愿意去深究，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更是很少去考察，他们关注的只是自身，这样的懵懂和单纯反而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我最后问他：“将来会回梁庄吗？”

“回是肯定不回了，我想在县城买个房。那时候我爸在家里盖房子，我不让他盖，说在城里买个房算了。我爸不行，说是在城里买干啥，还要交啥管理费、物业费，说太贵。现在后悔死了。咱们县里房子现在也买不起了，一平米都快到五千块了。”

“会在郑州吗？”

“肯定不行。你看我二哥，他们俩都是上班的，都恁艰难，咱肯定不行。”这样说时，梁平并没有多少忧郁，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对郑州没有多少渴望，他对自己的定位也较低。这一点，和梁东那深沉的忧虑形成明显的反差。

“孤独症患者”

2011年1月，我到厦门著名的城中村安兜村，去参观一位乡村建设者在此创办的“国仁工友之家”[1]。安兜村的主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小道路，约有三四里地，不能通车。左右两边是各种小商铺和小饭店，这些小店往道路里面延伸，侵占着本来就非常狭窄的道路。道路的上空，被种种奇形怪状的条幅、标牌所遮挡，使得这城中村一直处于昏暗、潮湿、拥塞的状态。在这巨大的昏暗中，住着将近十万之多的外地打工者。

那是我第一次在繁华的城市里看到如此规模的城中村。它就像一个肿瘤一样，使得秀丽、干净、温馨的厦门多少有些肿大、扭曲。后来，在深圳的沙河街、西安的德仁寨、郑州的陈砦，我都看到这样的城中村。当时，我感叹于安兜村环境的肮脏，感叹于政府的迟钝与疏于管理。一年之后，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当再回想起那些昏暗、拥挤的村庄时，竟然和西安的二嫂一样，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如果村庄果真拆迁、改造，这数十万农民打工者又该到何处呢？

我在那儿的几天，遇到一位年轻的工友，叫丁建设，个头不高，神情略显迟钝。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他从工厂步行四十分钟左右到“工友之家”，不多说话，很少参与活动，也没有看到他交到什么朋友，只是一个人默默坐在房间的角落，坐那么一个多小时，翻翻报纸，看其他人打球、讨论、争吵，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那样眯着眼睛，睡着的样子。九点多的时候，又徒步回去。

我被他的形象深深地吸引。哀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种主体意志的形象。看到他的那双眼睛，我总想起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那个工人和那个卖花姑娘，大大的黑眼圈，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这哀愁溢出眼眶，和外面的世界——机器的坚硬和无所不在的孤独——形成对视。那坚硬的源泉正来自于对这哀愁的主体毫不留情的和贪婪的摄取。

他非常内向。说话声音很轻，思维不连贯，是那种有些封闭的人所特有的失语。当得知我也是河南人时，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亮光。他是河南安阳人，三十岁，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外打工。他现在已经做到段长，每月工资加奖金一千四百多块钱。

我问他觉得工作怎么样，他用一种轻微的自我辩驳的语气说：“那能咋样？但凡有办法，说啥也不要在工厂打工。人就是零件，啥也不能想，没意思。”但是，他表示他也不会回家，回家没意思，他不想干农活，他承认他已经不习惯干农活了。

我问他是否成家，他的脸不易觉察地红了，他说他不打算结婚，结不起，结婚也没意思。

在座谈会上，我们大家相互自我介绍。丁建设犹豫着站了起来，说：“我叫丁建设，来厦门快五年了，来工友之家快一年了。在这里，通过聊天、看书，可以学到想学的东西。能放松在工厂的紧张感，在工厂压力太大。在这里，还可以义务帮助别人。我很愿意来这里。”

他激动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可以感觉出来，他非常不安，突然置于公众之下，还可以表达自己，对他来说，应该是很新鲜的经验。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这都是陌生而新鲜的经验。那些农民工，最大的四十三岁，最小的十九岁，都特别希望能够表达自己，在言语之中会使用一些特别光亮且具有公共关怀的词语。

“工友之家”试图给在城市打工的年轻农民一种更为开阔的思想。健康向上的生活不只包括使自己更上进，也包括为自己创造更为合理的公共空间。一些年轻人成立了学习小组、互助组，给城中村不识字的妇女上课。有些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工厂宣传，成立类似于工会组织的小组，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都似乎给这批在城市打工的年轻农民工某些朦胧的希望。

也许，正是这种内在开阔的东西吸引疲倦的丁建设每天往返于这里。但是，这些理念又好像和他的生命内部没有真正对接，无法激发他的某种意志力，无法改变他无力的生命状态。

2012年4月底，在厦门安兜村的“工友之家”，我又一次见到丁建设。听到我专门为找他而来，他略微有些激动。我说想去他工厂看看，他说不行，根本进不去，工厂不让外人进。我请他吃饭，他答应了。在饭桌上，他矜持而礼貌，不多动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尊和自持。

他已经有将近两个多月没有来“工友之家”了。去年初我在这儿见到的那些颇为活跃的工友们，只有少数几个还在做志愿者，大部分都没有来了。有的回家结婚了，有的换了更远的工厂，有的离开了这座城市，有相当一部分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改变，就不再来了。这也是丁建设的想法。他比我去年见他的时候要健谈一些，愿意谈他的生活。但是，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却与他去年说的话完全相反。那时候，他告诉过我他不想结婚，结婚没意思。

2006年11月份来厦门的，当时没想着赚钱，就想着，一边工作，一边解决个人问题，想着来城里机会多些，其实完全错了，根本没机会。我现在可后悔，当时没有在家时先找一个。不过，在家也不见得能找到。2007年，追过一个厂里的女孩子，是闽北的女孩，第一是年龄，差距比较大，我比人家大好几岁；第二是地方，她是福建南平的，两家离得太远。谈了快一年，后来没有成。人家会跟你跑到北方吗？肯定不会。我赚钱也很少，根本没办法和人家结婚。其实一开始谈就有预感，可能成不了，咱收入太低。

人家不愿意，我也生气得很。我生自己气。恁没本事，挣不来钱，连个人都留不住。那些比我们早十几年来打工的，夫妻两个也在这个厂，在这儿都买了房了。要是现在，肯定不可能。这件事对我打击大得很，我本来就比较封闭、自卑。从那次以后，再也没有在厂里想过这样的事。我也去过厦门有些地方办的打工者相亲会，去了之后，感觉没戏，根本在浪费时间。那么短的时间，谁也不认识谁，又是“打工者”，哪个女孩子愿意跟你走啊？不可能。我就不去了。说实话，咱还是自卑，首先咱的生活条件就达不到。

去年回家了一趟，爹妈打电话叫回去相亲，亲戚介绍的。女孩子结过婚，有一个小孩，就这人家还要求至少有个房子。我回去了，我心里想着，就这了，赶紧把这事儿解决了。结果，见一面之后，人家再没有信儿。我心里可难受，连结过婚带小孩的都看不上我，你叫我咋想？今年春节我没回家，也就没这样的事了。我父母压力大，我们兄弟三个，我是老大，我的事要是不解决，下面俩也没法弄。我二弟也谈了一个对象，最近吹了，他心情很不好，与家里条件有关系。我是心结没有打开，我个人感觉不是很好，因此有点自卑，怕承受失败，怕遭受拒绝。

我自己也觉得我心理有问题，来“工友之家”，听他们说话，还听一些老师上课，觉得自己有问题。就想着要改变，不能这样。我买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都有。去年底我又攒钱买了个电脑，在网上看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课程，还挺有收获。我个人经历也算坎坷，能够听懂人家老师在讲啥。但是，现在事情太多，这些又都放到一边了，工作太忙，有些事情要处理，心里乱得很。我觉得，必须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很平静，看心理课才有效。不然，说啥对你也没用。

2008年以前我的底薪七百九十元，2008年到九百一十元，加上两个半小时的加班费一个月能拿到一千四百五十元。八小时之内的工资没办法生存，必须要依靠八小时之外的加班费才能生活。现在工资稍微高一点，我算老工人了，能拿到两千多一点。但是，要想再加工资，基本上没门儿，比我在这儿早几年的人工资也就这么多。

要说不适应厦门，也没有。来这几年，适应厦门了，主要是生活惯性，习惯了，但还是没感情。就像一个牢笼，在这边没有人情味儿，咱们那边人，逢年过节门都是敞开的。在这边，门一关，就是自己。春节更可怜，一个人在家看几天电视，没地方去，也不想出门逛。再热闹，不是你的，啥意思。商场进不起，超市不敢进，饭馆更是不敢去，哪儿也不行。

要走的话，也没有什么好留的。关键是没下决心，下了决心就没什么。来六七年，也没啥朋友，工作比较忙，很难有机会结下感情，很少到很好的朋友那种程度，至多就是个朋友。一个流水线的人换得快，根本来不及有感情。我们线上有几个人，待的时间还算比较长，可不是老乡，交往也少。下班之后，也没说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说实话，我也舍不得花那钱。

我要是离开厦门，就不会再来了，跟咱没关系。即使是再来，最多就是办医保、社保，手续一办，我就会回家。不过，也不是回我们村里，我打算到郑州去，我二弟在郑州的富士康，他那儿比我这儿强，工资高一些。

我妹妹前段时间也走了，她在厦门待了三四年，挣的那点钱都给家里了，我弟给家里的钱少，就是多，一年最多一万多块钱，也没啥用，盖不起个房子。我是老大，心里可难受，自己没有能力，也连累弟妹。

现在出来打工的人都没有想那么长远，他看不到以后是什么样子，他看不到希望，所以，过一天是一天。“80后”还在想以后怎么办，“90后”根本不会想以后怎么办，只要眼前过得好就行。都是想干了干，不想干就不干，拍屁股走了。说白了，工资太低，加班又多，非吊死到这儿有啥用？像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就被炕到这儿[2]了。自己心事大，想不开，干熬煎。

坐在“工友之家”的一个角落里，丁建设断断续续地给我聊他现在的状况。他的相亲经历，他的工资，他对厦门的感受，他对工作的看法，他还去学习心理学课程。他在努力打开自己，使自己适应这个社会。然而，他的眼睛，还是疲倦而无奈的。他要离开厦门，再在这儿待下去已毫无意义。厦门与他，他与厦门，始终没有任何关系。他想找结婚对象，没有可能；他想涨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他像被悬置在半空中，被锁在一个封闭的玻璃罩里，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可以下落的位置。最终，在厦门，他成为一个非典型性“孤独症患者”。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都市的存在方式反而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摧残性的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

在与厦门一家电子公司人事资源部的主任聊天时，我问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推进，能否对工人的心理空间和生存空间有帮助，这位一直积极参加“国仁工友之家”活动并试图在工厂实践的年轻人坦率地回答我，非常非常难。从理论上，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是万恶的资方，有些老板也希望工人能够得到提高，能够在工厂安心干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种种困难。这位年轻管理者在厂里一直鼓励年轻工友，尤其是高中毕业的人报考自学大专，学习法律、行政管理、计算机等等。他负责帮助购买书本、帮助选择学校等具体事务，并且，还经常请一些愿意做公益的大学老师或专业人员给工友培训、做讲座，希望能够激发他们学下去的愿望和信心。三年多下来，他这个自考班的学员从二十位减少到五位，只有一位拿到了毕业证。工人流动快是一个原因，一旦换了工厂，没有了氛围，就无法坚持下去。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时间太长，无法保证工人的学习时间，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工人必须依靠加班挣钱，一天十个或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后，很难再捧起书本去读书。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即使他们拿了大专证甚或本科证，对他们的职业前途帮助并不是非常大，很多时候，这一努力是无效的。所以，现在，他的这个自考班基本上停滞了下来。

他给我找了十来位工人聊天。其中几位工人都是大专毕业，有学新闻的、电子的、计算机的、行政管理的，毕业之后，没有一个从事所谓的专业，都进了工厂。另外几个则多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毕业后直接来到南方，在不同的工厂之间流转。在这个工厂，一天工作十小时左右，能拿到两千到两千六百元。我问他们是否还想参加自学考试获得一个文凭，几位大专毕业的年轻人都略带嘲讽地笑了。他们都拿过文凭了，有什么用？其中一个年轻的男孩低声说：“哪有心情学习啊，我那个拉钢丝的活儿干一天下来，都快累散架了。再说，在学校都是个坏学生，成天不摸书，出来再去读，肯定不行。”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读书、学习和思考，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这些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非常典型而庞大的一个群体。[3]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我举办了一次工友座谈会。在交流中，我发现年轻打工者和中老年打工者的心态有很大不同。

中年夫妇有强烈的愿望和清晰的目标，他们就是要给儿女挣钱，让儿女上学，回家盖房，等儿女长大结婚，回家抱孙子外孙。对城市，他们有一种外来者心理和暂居心理，并不过多考虑其他事情。

年轻工人却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在问到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将来在哪里安家时，他颇为踌躇，边思考边说：“绝对不会在村里，也不想在县城，肯定也不会在北京。极有可能的是，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里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在这样说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并没有愁容满面，也没有极其心痛，甚至，只是一种描述而已。他们还正处于盛开的年龄，还不甘于命运，活力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他们会坦率地谈到工资问题，其中一个在食堂当厨师的年轻人，抱怨他们没有三险，一月三千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工作时间也很长。但当问他们是否会去维权时，他们不以为然地笑了，“维啥维，到处都一样。”他们不会轻易选择去维权，因为你去“维”了，就意味着你要做好丢失工作的准备。况且，在这个地方“维”，换个地方，还是一样。

这些年轻人喜欢上网、聊天、打游戏，喜欢穿着帅酷的劣质衣服，染着黄头发，穿着牛仔裤，挣一点钱就去买手机，在城市的大排档和同伴大声地聊天、喝酒。他们宁肯在城市闲逛，也不会回农村定居。但是，他们的命运也在悄悄发生裂变。如丁建设那样懦弱胆小的人，被枯燥、压抑和无望所控制；一些极端脆弱的人选择了死亡；性格活泼、有决断力的梁平选择了逃跑；大部分年轻人继续留在那里，熬着时间；还有一些年轻人，则因为各种原因走向崩溃。梁庄的梁欢就是最后一种类型。

梁欢，五奶奶的二孙子，梁安的亲堂弟。一个高大、俊俏的男孩。梁庄人都认为梁欢精神上有点问题，魔怔了。在北京和梁安聊天的时候，我了解到一点内情。

2007年，梁欢在广州一家鞋厂打工，和同厂的一个女孩子谈上了恋爱，那个女孩子是湖北人。2007年春节，两个人说好回家各自给父母讲，父母同意后，梁欢就到女孩子家去提亲、订婚。回梁庄之后，梁欢就给父母说了这件事，父母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在梁欢的软磨硬泡下，又想到湖北也不算很远，就勉强同意了。一家人商量着到女孩家要带什么东西，让村里哪个长辈去合适。可是，女孩子却莫名地联系不上了。电话突然关机。直到大年三十，那个女孩还是没有消息。梁欢像疯了一样，天天盯着手机，一动不动，每过一会儿，就发出压抑的嚎叫声。大年初一，梁欢决定去女孩家里找她。但是，到那时，他才突然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姑娘家的具体地址。他没有想到他们会失去联系，也就没有费心去问，去记那个陌生的村庄名字。

春节过后，梁欢又回到广州，回到那个鞋厂，那个女孩却没有再来。2008年夏天，梁欢被父母叫回梁庄相亲。他回去了。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相亲，而是去找那位姑娘。他跑到女孩家所在的那个县城，胡乱转了几天，又回来了。他曾经想让梁安和他一起去，被梁安骂了一通。2008年春节他又去找，依然没有找到。

好像和这个世界的某种本质联系被切断了，梁欢堕入了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的黑洞。他衣着整齐，带着梦幻般的微笑，四处流浪。总是频繁地在城市间流浪，不停地换工作。干几个月，拿着挣到的钱，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然后再回来，再出走。工作和相亲的机会越来越少，梁欢也越来越深地滑向了异常人生。

2012年春节，我在梁庄看到梁欢的时候，他正和一群比他小得多的男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他高大的个头格外抢眼，看到我时，他的黑眼睛霎时闪亮，朝我露出一个茫然又迷人的微笑。

当青春的激情面对冰冷坚硬的现实时，那一堵围墙开始发生作用。梁欢看到了那堵围墙，他在那堵围墙前倒下，崩溃，失去了自我。在精神的深层，他无所归依，不知道何去何从，他被阻隔在一个地方，再也无法达到完整的人生。

凤凰男

在西安的时候，从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那里已经听熟了梁东的名字。知道他因为没房，不能结婚，而为他买房，大哥四处借钱达八万元之多。万国大哥五十多岁的人了，不管天寒地冻，拼着老命蹬三轮车。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不太体谅他的父亲。二哥对大哥和梁东一直不满意，认为大哥太过偏向梁东，辛苦挣钱供他上学不说，自己上班了，还得他老爹拉三轮车给他挣买房钱。

梁东身上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是那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问题有深入思考后的忧郁。他没有梁平的冲动、单纯，那冲动里面还蕴含着某种乐观。他也没有那种无所畏惧的蛮劲儿，梁东身上有一种温柔，他被这温柔束缚，被这温柔背后所衍生出的世俗生活深深羁绊，这使他无奈和悲观。他和他的哥哥梁峰长得非常像，俊秀、白皙，长长的丹凤眼，个子不高，单薄瘦弱，有很浓的书生之气。他说话声音不大，脖子往前伸着，喉结突出，随着缓慢的说话声艰难地上下吞咽着。目前，梁东在郑州一家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上班，做房建监理。

和他的聊天是在郑州和梁庄几次完成的。第一次在郑州见他时，本来约好他的女朋友也来，但等见面之后，却是梁东一个人来，说女朋友临时有事来不了。看梁东的神情，我很怀疑人家姑娘根本不愿意和他一起来。果然，梁东说他们俩又吵架了，还是为房子的事情。

也不是吵架，就是斗几句嘴，心里都不顺。我理解她。

房子已经买过了，是期房，还没有交。航海西路与秦岭路买的复式房，50多平方米。八千多块钱一平米。其实就是个一室一厅，上面一个小阁楼。当时我和女朋友俩人加起来就有两万多块钱。也想着不让父母操心，可是不操心咋办？问谁借？最后还是我爹给我借了七八万。去银行刷卡看钱时，真是想哭，也不知道我爹作的啥难？剩下的就都是贷款，我贷了二十年，一个月还两千五百块钱。这相当于我必须要还一辈子，压力很大。让我爹借钱，我心里难受得很。我上那五年学，花了多少钱，这出来工作了，还得再花家里钱。

原来我还想买个经济适用房，能省一些钱。这得申请，符合条件才行。必须是郑州户口，满三年，结过婚，满二十七岁，还得多长时间纳税证明。为这我和女朋友去办个结婚证。她有郑州户口，但还不满三年，工作时间长度也不符合。最后就没办成。为这，俺俩也老是生气。

她家里一直想着是房子买好，装修好，结婚在新房里。哪有钱装修啊？她就是不高兴。我说，你想结结，不想结算了。其实，人家也没说啥。

俺俩是大学同学，在学校第二年就谈恋爱，这都七八年了。她家是县城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父母都有工作，就她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后，我第一次去她家，人家明确表示不愿意。我也理解，要我是家长，我也不愿意。人家姑娘长得漂亮，工作又好，又在大专院校教书，又有郑州户口。我啥也没有，没户口，没钱，没房，家还是农村的。指望啥让人家同意？

我俩分手过好几次。有时是她想分，觉得两人在一起没希望，压力太大。有时是我想分，我压力也大，一个男的，老让别人觉得不如女的，心里也难受得很。有一次闹得最厉害。她们家里安排她去相亲，她问我去不去，我说，那你去。我想的也比较淡。咱不能拖累人家，死皮赖脸的，没意思。她其实是试探我，看我不主动，就生气，说分手。分就分。其实都是气话。还是有感情，毕竟那么多年了。不过我知道，她的确也动摇过，一上班，见的人多了，实际的事情考虑多了，自然和只谈恋爱时的想法不一样。

我上学学的是室内设计装修与管理。专升本，人家上四年，我上五年，还多交学费，为这，我爹没少为我花钱。我现在一个月也就三千多块钱吧，没有三险。私人企业，很少有交三险的。现在都是私企，老板说了算。有多少人想来还来不了，你还在那儿挑三拣四，肯定不行。所以，虽说工作也算稳定，但焦虑很大。没有长期的保证，内心不安全。

我这是典型的农村出来的凤凰男与城市女孩的关系。在以前，人们说，山里飞出来一个金凤凰，多宝贵，姑娘家长争着把姑娘说给他，现实可不是这样。现在的凤凰男可是作难死了。看那啥电视剧，《双面胶》《结婚时代》，把凤凰男糟蹋成啥？谁家姑娘还敢嫁给农村出来的小伙子？我是看着看着，就想把电视砸了。农村人都恁不堪？完全是丑化，制造对立。

我心里也难受，好坏也是大学生，家里供出来了，有工作了，不但帮不上忙，还得让家里再替我操心，真是没志气。家里没钱，就我爹一个人挣钱，拉三轮，出死气力。我爹身体不好，经常胃出血，都是累的。他好喝酒，一累就想喝点，身体都垮了。按说，我的工资也够生活、吃饭了，也应该能给家里一点。可是，房子压在人头上，喘不过气儿。

没房子，就低人一等。你再有尊严，也没尊严。你再争气傲强，也都没用。你想靠自己争气傲强去挣钱买房，连门儿都没有。

后来，人家家里就提出条件，先买房子再结婚。不管大小，得有一个。我也想买房，房价不断上涨，没个头，不敢等。另外，长期租房肯定不是个事儿。说搬就搬，说让你走你就得走，将来有了孩子，也不安定。2012年肯定要结婚，房子今年交钥匙，人家也二十七八岁了，再拖，说不过去。装修房子至少又得几万元，又是一笔钱，都是愁人事。

说到“愁人事”，梁东的表情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愁”的地方太多，也就不愁了。他现在也只能是“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心态了。在了解到梁东可以考“注册监理工程师”之后，我长吁了一口气。“注册监理工程师”，相当于“注册会计师”那样的资格证，非常难考，但是一旦考过，工资就会提高很多，自由度也非常大。梁东现正在准备考试。他的职业还有上升的空间，他将来在生活、家庭和婚姻中的空间可能就会更大一些。

春节在梁庄见到梁东，他正和梁平、梁磊（二哥的孩子，重点本科毕业，在深圳打工）在二哥家的院子外打羽毛球。我问梁东，女朋友来家过年了没有？梁东笑着说，人家说没名没分的，不来。

我们四个人坐在万立二哥家里，门敞开着，屋里和屋外一样冷。我们就在这零下十来度的房间里，蜷曲着身体，聊着天。在谈到“农民工”及这一称谓的含义时，梁东字斟句酌，语气里却又有些激动。

不管从谁嘴里说起来都是一个贬义词。本来只是一个职业而已。为啥叫“农民工”，而不叫“工人”？

它确实有一种歧视。“农民”从来不是个好词。咱们小时候，爹妈让上学，不就是想让你脱离农村，不当农民吗？为啥，农民可怜，过不上好日子，农民被歧视。但是，农民离城市远，交锋不多，人们想起来农民时，觉得农民朴实、厚道什么的。现在，农民进城的多了，农民和城市直接相遇，那差别就出来了。“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进城农民的一种歧视。你看，电视剧从来不说农民工不好，但是，它会说农村婆婆多不好，农村负担大，农村人不讲卫生，不讲个人权利，其实都是对应大家心里对“农民”的负面判断。

那些电视剧，像《双面胶》《新结婚时代》里面的农民和农村是什么样子：贫穷、落后、粗俗，还侵略和毁灭城市人和城市生活。这些形象从哪儿来？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事情，说一个农民工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就主动让座。小孩要过去坐，妈妈阻拦小孩，说太脏。那个农民工用袖子把座位擦擦，那位妈妈还是不让孩子坐，给小孩说，太臭。这个事儿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类似情况肯定是有的。你说，她还是个妈妈，她给孩子的啥教育？她这观念从哪儿来？

反过来，你说我们是啥？梁平户口在梁庄，这不用说，梁磊户口也在梁庄，他还是重点大学毕业，他到底算啥？你看我的身份证上的户籍写的是“吴镇派出所2号”，不明白吧？我2004年参加高考，考上之后，户口不是转到郑州的集体户口上，而是转到吴镇派出所，这样，在算农村户口时，就没有算上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户口，算是帮助实现政府的“农转非”目标。说是农民市民化，其实俺们这样的大学生占很大比例。都是数字游戏，自欺欺人。

“吴镇派出所2号”，多聪明的安排，既非农业户口，减少了农民户籍数字，但也不承认我们是城镇户口，又符合我们去到城市上大学的实际状况。这样，我们就被“悬”起来了。

我妈一直想把我的户口转回梁庄去，这样老悬着也不是个事儿。去派出所找，问人家，“派出所2号”到底在哪儿？既然是户籍，那肯定得有个具体地儿。派出所人都笑她，说就在派出所2号嘛。

前一段时间听说有大学生直接写信给政府，说大学毕业生这么艰难，在城市没有户口，享受不到那些待遇，又把农村户口取消了，没有补助了。这岂不是太不公平？后来，才有松动。你看，我现在，不是梁庄的户口，在梁庄没有地，但与农村相关的政策补助也还有。我想把户口转回村里，派出所还不同意。我听说湖北那边，有人想把户口转回村里，掏十万元也不给转。咱这儿肯定没有那么大的资源，但是，万一将来国家政策变了，有更多优惠了，到时，还给不给我就很难说了。我又不算是梁庄人。

城市户口没有，农村户口也没有。梁东的身份界定非常模糊。从这个层面讲，他连“凤凰男”都还够不上资格。梁东又一次提到那些极其流行一时的电视剧，并对这样强调城乡对立和蔑视乡村的观点表示强烈的愤恨和担忧。

政府和一些研究人员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非常模糊。如正林、梁东和梁磊这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城市漂着，身份证的户籍还是“吴镇派出所2号”和“梁庄×组×户”的年轻人，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类？难道他们不是“80后、90后，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的位置完全符合这一界定，但他们又不是。

这一身份的迷惑似乎不重要，但在这个时代，它却又结结实实地充塞在梁东的心灵和现实生活中，无法绕过。

狐狸精

最早对兰子有真正的感知是1992年或1993年的春节。正月十六爬灵山拜神，这是穰县一直有的习俗。灵山顶上有几座庙，庙里供奉着不同的神，佛祖、土地神、祖师爷、关公、财神爷、观世音菩萨，什么神都有，人们在这里拜神，祈愿，据说灵验无比。

在一个佛祖像面前，我突然看见兰子。她跪在那里，认真地做着动作，燃香，叩首。她的双眼紧闭，双手合拢，举起，停在额头，停顿片刻，深深地叩了下去，头触着那黄色坐垫前面的青石地面。然后，起身，手一直放在额前，再深深地叩首。

那天她穿着一个红色长至小腿的羽绒服，白皙的脸，漆黑漆黑的眉毛，漆黑的眼珠，在清冷的空气中，忧郁至极。熙熙攘攘的灵山，我只看见她，她的美丽，她的孤独和她的忧伤。那是经历过巨大变故，蕴藏着无数心事的人才有的深沉与哀恸。

那是兰子在我心中的定格。她之后在梁庄的出现、离开或再出现似乎都与此哀伤有关。

2012年5月8日，我们在郑州见了面。兰子留一头披肩长发，她的两条眉毛仍然是整个人的重点，清晰、突出，显示着她的性格。但是，她的皮肤竟然是典型的紫膛色，有些粗糙和干涩。我说起当年对她的印象，她的白皙和她的美丽，她大笑着说，没有啊，我一直都比较黑。难道我记错了？

意外地，兰子很乐意分享她的经历给我，她有自己的人生观和生活观。她对自己的生活和观念很笃信，反复地强调一句话：女孩子一定要自立，不能想着依靠男人怎么样，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提到村庄里和她同岁的玉英——她们一起到北京打工，后来玉英做了一个北京人的情妇，生了孩子，孩子被接走，自己却被赶走，兰子非常生气，“我最反对她那活法，不明不白的，很窝囊。要是我，打死也不会跟着他的。女人得自强。我现在有个朋友，老给我诉苦说，老公出去喝酒不回来，打电话人家还生气。我告诉她，不要给他打电话。我老公也经常有应酬，我从来不给他打电话。我给我老公说，你要是出去找人了，不要告诉我，我要是知道了，绝不会容忍。他是郑州市民，家庭也不错，但他从来没有嫌弃我，关键是我也没有想着他是郑州户口就怎样。北京户口我都没当一回事，他那算啥？”

果然是一个豪爽、清楚的女子。兰子自己提到了北京的那场恋爱，我表现出强烈的好奇，请她详细讲一讲。有一种久远的羞涩和记忆慢慢爬进兰子的眼睛，她看着我，“你想听啊，那可曲折，到时你要是写书，可一定把它写进去。”

那应该是1992年的事吧。那时候，我跟北京那个娃儿正在谈恋爱。是咋认识的？不是当保姆那家。刚到北京，就在丰台区卢沟桥那一带，干了不到半年保姆，就不干了。干不了，你再勤快，人家还是很警惕，受不了那监视劲儿。出去买菜，刚好看到有饭馆招服务员，我就去了。我们那一片是一个军工厂，那个小伙子是军工厂的工作人员。比我大五岁，当时我十八岁，他二十三岁。他爹妈都是那个厂里的职工。他到饭馆吃饭，看到我。后来就天天来吃饭，一来二去，就谈上了。他一米八几的个子，长得也不错，我不到一米六，走在人家身边，心里也可美。当时，这种情况怪普遍，北京娃儿好像比较喜欢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女孩子。和我一起在饭馆干活的两个姑娘都和北京人好了。不过，就一个成了，结婚了。

一开始我们自己谈着，他们家里人也不知道，我根本没想着他们家里会不愿意，天天可高兴，跟着他一块儿逛街、看电影、玩儿。有时候，我忙着，他就在饭馆的一张桌子那儿坐着，要一个菜，等我下班。那年春天，我俩一块儿回咱家，在家里住了好几天。当时村里人都来看他，对他印象可好。那个小伙子给人敬烟，让座，可有礼貌。也会稀罕人，细致得很，到咱们梁庄，在咱家里，还给我倒洗脚水，给我洗脚，剪脚趾甲。可自然。所以，我妈也放心。原来怕人家是北京人，嫌弃我，对我不好。

也不知道咋回事，他妈知道了，就跑到饭馆里，给我说，不要跟他儿子好。咱当时小得很，十八九岁，不知道咋处理，还求人家，说我们俩已经好了，他妈可生气。他就把我带到他家里。你想，咱当过保姆，也在饭馆干，可有眼色，到那儿可勤快，买菜做饭洗碗洗衣服，啥都干。她妈当啥也没看见。

有一次，我俩在街上玩，他妈看见了，二话不说，上来就给我一巴掌，嘴里还不干不净骂我：“你这个土鳖，狐狸精，你勾引我儿子。”我当时就傻了，不知道咋办，心里可害怕，也不知道跑，就在那儿哭。多少人围在那儿看，他也气得不得了，还给他妈讲理，他妈连他也骂。

后来我怀孕了。我也老实，想着当时不能结婚，就做了人流。要是我稍微有点心计，我要是不去做，生个孩子出来，那他家不愿意也不行了。咱不想那样，从来就没想过。做人流后，得休息，工作干不成了。他让我住他家。当时实在是傻，想着那个娃儿稀罕我，我住在他家，对他妈好一点儿，总会答应我。我搬过去了。他妈下班，看我在家，上去就把我的东西扔出去，说：“你这个土鳖，不要脸，有人生没人养的，别想着怀孕了就怎么着。”这话，我一辈子都记得清楚。

我站在他家院门外面，不知道往哪儿去，又怕那个娃儿回来找不着我，在那儿哭，他妈在院里骂，可难听。那个娃儿和他妈吵一架，又让我回去住。当时太小，在北京无依无靠的，不知道咋办，心里也害怕，就又哭着回去了。她妈天天给我白眼，她儿子在家还稍好一点，她儿子不在家时，简直就没法说。哪还给你炖个鸡做个汤？不可能有。我是啥活都干，洗涮拖擦，想讨她欢心。想想也傻，那时候身体还很虚，为这都落下病根了。你知道我有多害怕，那时候，一听见她妈的脚步声、喘气声，我就浑身发抖，想赶紧藏起来，不让她看见。

后来，等身体稍微好一些，我就在附近又找了一家饭馆当服务员，从她家搬出来。我是一天也不敢再待下去了。

这就到了春节，我想回家，他和我一块儿回去。我都不知道他妈后脚跟来了。她到村里，乱问，我怕她在梁庄吵起来，太丢人了，赶紧叫那个娃儿跟她妈一块儿回去。就是那年，我去灵山拜佛，真是心里不美得很，想着佛祖保佑。我不知道以后咋办？

她妈还有那些亲戚为啥不愿意？那还用说，肯定因为咱是农村的，他们看见我，一股子瞧不起人的样子。要说知识，他们家也就是工人，不见得有多少知识。相貌，咱也还算行，拿得出手，配她儿子绰绰有余。咱也勤快，有眼力见儿，到那儿都抢着干活，迎来送往也不是死劲头儿。怀孕那次，我二哥来北京找我，想看看我咋样。刚好我那会儿出去，他妈以为我哥来找他们要东西，说话可不客气，说农村人招惹不起，来一个，就来一窝，又说我不是正经人，勾引他家儿子。把我哥气得不得了。后来，我哥找到我，说咱不受这窝囊气，北京有啥好？不过咱家里确实也不争气，经常这事那事向我要钱，我没有那么多钱，那个娃儿就替我给家里寄钱。被他妈知道了，又是骂。要说，当年我为啥小学没上完就出来，就是为供我二哥上学。

说起来太傻，那时候啥也不懂，那个娃儿也粗糙，不知道做什么措施。为他，我怀孕三次，流了三次，每次都是休息两三天就出来干活，端盘子洗碗洗菜，把我身体弄垮了。现在真是后悔死了。

这前前后后拖了有两三年，他们家里一直不愿意，那个娃儿坚决要愿意。就僵在那儿。他们家里，他爸不说话，都由他妈主事，他外婆、奶奶家里人也时不时来看看我，骂骂我，有时装好人还劝我，都是想让我走。

我说我要回郑州，那个娃儿说我跟你回。说走就走，他工作也不管了，跟我一块儿来郑州。我打工养活他。他有个姑夫在郑州，比较同情我们俩，算是有个照应。后来，他跟人打架，把对方打伤了。人家告他，他被抓到监狱里，判一年刑。那时，我一心想着，要是能替他坐牢，我就替他坐。可是，替不了。我就拼命挣钱。晚上回家哭，白天去干活。那段时间，我是啥活都干过。最艰难的时候，在地下赌场发过牌。啥地下？就是流动赌场，经常是一天换一个地方，怕公安抓住。我们这些发牌员也得跟着跑，那可危险。但是，工资高，一个晚上五百块钱。挣了一些钱，全给他买东西了，每星期我都去看他，他可怜巴巴的，就盼我来。看见我，就哭。

在我们来郑州之前，他妈来找过我们可多次，每次都骂我，最后还打我，说我把他儿子带坏了。后来，听说儿子进监狱，他妈简直气疯了，见到我，上来就抓住我，打我几巴掌，抓住我头发，甩我。哭着骂我，说我把她儿子带到监狱里了。说得可难听，说我是个妓女啥的。我就受着。你说咋办？咱确实理亏，人家娃儿跟着咱来郑州了，结果，到监狱去了。

他从监狱出来后，他妈就在他面前哭啊，说要不行了你们就结婚，只要你回去。我不回去。我离开北京，就不会再回去了。我知道他妈只是说说，她不会让我们结婚，她恨不得撕吃了我。我对个娃儿说，不行你先回去也行，工作也不能不要。

他听我的话，就回去了。一回去，半年没有来。我心里就知道咋回事了。听他姑夫说，家里给他找了可多对象，他也见了。我就搬了家，我不让他找到我。不好就不好。

他后来又到郑州找我好几次，他向当时的一些朋友打听。我不见他。他一离开我，我感觉自己反而一下子长大了。原来受的委屈都可清楚，觉得不能再受那委屈。关键是，不能让人家老说咱贪人家是个北京人。北京人咋了？老娘还不稀罕呢。

说起来还是有缘分。那年春节，我从郑州坐火车回家，在咱穰县火车站上，看见他也从火车上下来。他是从北京坐火车来的，我俩竟然坐一趟火车回来。他来梁庄找我来了，当时我俩抱着就哭了。真是不知道咋说，心里难受得很，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了。那些年，不知道为他，为他妈，为他是个北京人，哭有多少眼泪。

后来还是不行。他不行，我感觉到他还是有压力，我也不行，我不想再受他妈的气。另外，我也开始和我现在这个老公接触了，感觉能靠得住。

咋说呢？那个娃儿，人是好人，对我没啥说的。你叔生病，要动手术，一把需要拿一千五百块钱，家里没有一分钱，那个娃儿啥话没说，把自己的工资取出来，寄回去。我可感动。那时候一千五百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就是没有上进心。在郑州，他姑夫想给他找个啥活干干，他不干。天天闲着，所以才惹是生非，坐了监狱。

你知道吗？那个娃儿前几年死了，得肝癌死的。有一天，偶然遇到他姑夫，他姑夫给我说的。他一直好喝酒，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能管住他。他妈肯定管不住他。他媳妇也改嫁了，儿子留给他妈。我一听这个消息，跑到当时我们一起认识的一个女朋友那里，大哭。女朋友不理解，说都分手那么多年了，跟你都没关系了，哭恁伤心干啥。她不知道，后来再想起那个娃儿，觉得就是个亲人，想起来可亲。你想，从十几岁就在一起，一直到二十几岁，那个时候的啥记忆都有他。一听他死了，觉得心里像缺了一块儿，难受得厉害，直想哭。要是我俩在一起，他肯定死不了。

我现在还经常想，有时间了，我一定要再去卢沟桥那边去看一看，看看那个小饭馆，想起来心里都可亲。他妈现在我也不恨，她没了儿子，也怪可怜的。我也想去看看那个娃儿的儿子，看是啥样，像不像他。

说到“那个娃儿”去世，兰子的眼睛又红红的，眼泪溢满了眼眶。她漆黑的眼睛眯了起来，那漆黑的几乎连到一起的眉毛也皱了起来，有点忧郁，但也有说不出来的娇媚和风情。不管怎样，这是一个美丽的、有主见的女子，尽管在“那个娃儿的妈”的眼里，她只是个“土鳖”和“狐狸精”。

兰子现在还没有小孩儿。她知道梁庄人传言她不会生小孩，她坚决地予以否定。她说她和她老公都是主动型的丁克家庭，不要后代。不过，她也承认，她的身体不好，年轻时代的轻率、无知与眼泪伤害了她的身体。

[1] 厦门国仁工友之家：当代乡村建设者邱建生创立，是一个工友社区平民教育服务机构。主要开展针对城市外来务工青年的免费教育培训，并在教育和小组活动中输入现代公民意识，促进工友群体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认同，增进工友个体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提升。

[2] 炕到这儿：意指被局限在一个地方，没有去处。

[3] 据统计，仅在河南，新生代农民工就有1500万之多。“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是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的，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目前已占农民工总数的70%。

居住在城中村的年轻人

工厂里的年轻人

喝粥的打工者

第七章 南方

南方，南方。

我不是深圳人

第一次和梁磊联系时，他刚到深圳一家认证公司上班，听我说要去看他，很高兴。几个月之后，等我真的准备好去，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辞职，准备回梁庄。春节期间，我和梁磊在梁庄见了第一面。一个白净、内向、有主见的男孩子，和他的堂弟梁东的忧郁、焦虑相反，他的神情有一丝倔强和阴郁，显示出生活挫折对他内部精神的挤压。

2012年5月3日，在深圳南山区下白石洲的沙河街，我见到了梁磊，他怀孕六个月的老婆小敏和他的妹妹梁静。

梁磊夫妻住在沙河街头一个典型的“握手楼”[1]里，他们和另外一对带孩子的夫妻合租一个两居室。梁磊房间的简陋、狭窄和凌乱让我有点吃惊，我印象中的梁磊气质冷漠、时尚年轻，不应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邻居家不满三岁的女儿闭着眼睛持续地嚎哭，她的妈妈一直坐在客厅角落一个肮脏的电脑桌前看电脑，不时把女孩拖过去打几下，女孩的哭声更大了。梁磊坐在房间里那已经卷了皮的黑色皮椅上，梁静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我和已经怀孕六个月的小敏坐在床边，开始我们的谈话。他们对那个女孩的哭声都漠不关心，既不烦躁，也不生气。这哭声是他们在沙河街这间出租屋里的正常背景。

上学没有优势可言，深圳这边的小商贩或者捡垃圾的可能比你挣得多，只不过，他是力气活。

我2006年重点大学毕业，学机械制造专业。当时已经扩招，所以我们是“先毕业，后失业”。毕业之后换了不少单位，先在安阳一个私人企业，生产光盘的厂子，与香港合作，摇身一变，成外资了。我一个月两千五百元，拿那边的工资却被派到东莞干活。刚毕业时没考虑那么多，只想着与自己的专业相近一些，想着自己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再加上实践，会好的。但进去之后，发现与我的专业也没啥关系。干了半年，我就出来了，到另外一个厂，跑业务，给一个厂子卖机械，与专业也没啥关系。后来跑到上海，也是在一个机械厂，去了人家就不让沾设计的边儿，没办法，只好又跳槽。坏就坏在这里，毕业初那几年，一心想找个与自己专业一致的。现在看来，不算太正确。

2010过完年来深圳，有同学在这儿，到一个认证公司上班，就是按国际标准给产品进行认证，认证之后才能出口，电器产品比较多一些。这业务在珠三角还挺吃香。刚开始看不懂英语简介，都比较专业。做这个行业两年之后才可能比较熟悉。这个行业只是一个挣钱的行业，也会做一些假报告。干一年多，工资一个月四千多块钱，做的也是机械这一块，也还行，其实跟专业已经没关系了。

接着到深圳一个外资企业，也是一个华人从中国出去，再回来，变外资了，这种情况在企业里很普遍。换汤不换药，他能有多好？在这个公司待半年。怎么说呢？工厂对工人“很扯”，公司全部由女人管理，亲戚老婆情人，各分管一块，不是小看女性，的确是非常小气。制度也非常不健全，不人性，加班三个小时以上才给加班费。一个小时才十几块钱。有人要走，不让人家走，去要工资也不给，还把人家手机收了，最后打110才解决。管得也非常严，划分得很细，各种各样限制工人行动的制度，恨不得把工人绑到椅子上，一天一动不动为她干活。

整个工厂气氛很压抑。你在工厂工作一天，心情沮丧到极点，每次回家都想着第二天我不来了，就是精神折磨。我就想走。我的想法是拿的钱也不多，环境又这么累，我没必要承受这样的压力。本来干工作是为了生活，工作不开心，生活也不会开心，那觉得也没必要。

我爹他们那一代人手里没有资源，没有知识，没有技术，他们受过苦，觉得再苦也不是苦，只要能挣到钱就行。我们这个年龄不可能像我爹们那样：你怎么欺负我，我都行，只要你给我钱就行。我们没有受过这些苦，也有自己的打算，也不愿意别人欺负。观念不一样，活着为什么？不是只为了挣钱，还得活得像个人样。最起码，你不能过分。我们对生活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有些事愿意做，有些事情不愿意做。

“90后”可能会更冲动，忍耐力更差，但总体来说，工厂、公司还是制度不健全，欺负工人和职员。大的政策都挺好的，有劳动法什么的，但是，你一个打工者是个弱势群体，你能和公司抗衡吗？你抗衡，你就会被开除。另外有些歧视是隐性的，真要拎出来说，也模棱两可的。大点的公司有些自己的企业文化，算是比较人道，工作开心，公司也有收获。小公司的文化都是“为了企业，可以牺牲工人”。

在这家公司实习期六个月才能转正。我没到实习期结束就走了，因为确实挺压抑的。我现在也是在一家认证公司，是国际机构，美国的，前身是爱迪生一个实验室，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在英国已经上市，算是大公司了。

公司案子多，每天都能加班。加班是好事，你说梁平、我光亮爷和云姑他们靠加班挣钱，我们也是。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就不想加班，一样的，好不到哪里去，也是全靠加班多挣点钱。工作其实我也不挑剔，只要环境稍微好一点，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案子多一点，就可以了。就目前来说，你干别的也是一样。我没有优势，因为不是学这个技术出身，但是大的方面还有用的，毕竟是大学毕业，各方面素质还是有好些。反过来再说，啥专业不专业，本来就是养家糊口而已。

这个公司和我谈的月薪是五千块钱。上升空间很少，我在技术部门，大家都是干技术的，领导不走，你就没机会。工资几年之内可能不会有调动。除非你换一家比较小的公司，能应聘一个领导职位，工资会稍微好点，但工作又不保险。

我现在倒是有五险一金，但这对我来说没有实际意义。社保对我们来说也没有意义，它必须交十五年才能取出来，住房公积金也没用，我们宁可不交。出来打工的，像我们这种状况，能在深圳待下去吗？你换城市，再去换这一套东西，非常麻烦。况且，你生病感冒会去医院吗？肯定不去，一去肯定就会多花钱。你的那点保险根本不够。

对于打工的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问过周边的人，除了那些已经是公司领导或部门经理的人——三十五六岁，有房有车，来深圳较早，完成了原始积累，生活稳定——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很好。其他大部分人只是买个车，没有房，不可能在这边生活，那些东西意义不大。

我现在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我的想法很简单，有一门技术在手，再攒一点钱，将来做一点生意，小生意也行。这边生活成本太高，如果能在家里做生意，即使一个月只挣几千块钱，也会好很多。这也是我最近才扭转过来的观念，原来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将来可能要做生意。我读书时的理想可从来不是这些。怎么可能？那时一心想着自己要从事一个高尚行业，要过不一样的生活，觉得自己又勤奋、又刻苦，人也不算笨，起点也不算低，肯定能混得很好。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更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想着去做个小生意。

如果房子买在这边，我肯定会留下来。我们旁边的房子是两三万元一平米，怎么可能买得起？就是再降一半，还是买不起。即使买了房子，在这边，也够呛。咱们一个老乡，一个月九千块钱，在这儿买了房子，要还房贷，孩子还要上学，压力很大，他比我大很多。万一失业了，就麻烦大了。不过在深圳的好处是，失业之后工作一般都很快能找来，机会很多。

我们这批人比较尴尬。网上不是说吗？让你活得不好，但也死不了。我们一个班三十几个人，百分七八十都是我这种状况，那百分之二十比我们强，不是自己强，主要是拼爹妈的背景。干农民的活，你干不了；往高的，你又干不了。我们这种人，是吊在半空的，上不去，机会很少；下不来，不愿放下身段。

回内地也是一样，只是机会较少。内地的生活质量会比较好一点。整天忙于工作，哪有幸福感？其实幸福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譬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出去玩一玩，回到家里一家人坐一起吃个饭，看个电视。但是，像我们都比较少出去，你走个路都需要钱，走个路你还需要买瓶水喝，都得消费。

我户口还在梁庄家里。我们都是农民，只不过不种地而已。只要形势差一点，还得回去。有一块地在家，心里还踏实些。

我们这边可以办深圳户口，有啥用啊？我不可能作为深圳市民在这儿生活，我所知道的同学，没有可以在这儿生活下去的。房子是个首要问题，孩子上学肯定也不行，上个幼儿园还得去找人。所以，还得回家，你的社会关系都在家里，最起码不受罪。

平静早就平静了，刚出来一两年有点幻想吧，想得有点大，老是有挫折，解脱不了。从小到大，学习方面没有落过别人，有点小理想，上过学之后，心里根深蒂固地烙下一些东西，信心满满的，总想着自己毕竟上过学，肯定行。后来才意识到有些东西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经历过才知道。

你说我将来在不在梁庄住？这个还真难说。还是不能去预判。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不会住村里，也不太方便。在外面找不到归属感的话，总是想回家。你在外面如果有归属感的话，可能这种感觉会比较淡一点。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和我这样的打工者，在哪个城市都没有归属感，家庭也分离，所以才老想着回家。不然哪有春运？

年轻人为啥对村庄事务不关心？你能关心得了吗？我爹当过几年村长，我知道情况。说是选举，选票是怎么来的？写的都是同一个人，选票那么多张，写的都是一个人。大家心里都知道是什么样的。村支书，一个月一百六十八块钱，那么少，他怎么给你干活？他凭什么给你干活？贪，是必须的。你关心不关心，事儿都是那样的。你觉得，以你的力量，你可能阻止贪污吗？既然不可能，干吗要去白费心？一个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些还是朋友。这不是麻木不麻木的问题。这是根本行不通的。

没有大的事情推动，没有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的话，农村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变动。

梁磊始终有些沉闷，似乎有什么东西他无法放开。他对我写村庄里的事表示高度的担忧，他认为我这样深地介入不太对头。“一个农民怎么去查政府有没有贪污？”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困扰着所有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有想法的大学毕业生，梁磊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自觉地认同了现状并消极地看待一切，也许，对梁磊来说，他看到的、听到的和他所经历的，都使他无法找到亮光来支撑行动。他和他的同代人，经历了这个国度最大的变幻，他们在前现代那一刻出生，在“日新月异的巨变”中经历童年和少年，等长大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超越景观。而此时的他们，感受最深刻的不是景观的宏大耀眼，而是这景观背后的支离破碎。“宏大耀眼”可望不可即，“支离破碎”才是他们要面对的。

傍晚，梁磊带我去沙河街吃小吃，体验这深圳著名的城中村的夜生活。村中道路也是弯弯绕，没有哪一片空地被留出来，楼的间距很窄，楼层又很高，整个村庄潮湿、阴暗，透着阴郁的气息。几个中年男女坐在店铺中间，在昏暗的灯光下，搓着麻将，那偶尔抬起的看过往行人的眼睛，好像是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怀着一种阴郁的、冰凉的心情，终于走到了村庄的主路上。街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各类饭馆里面雾气缭绕，看不清里面的人，但听得到年轻的、肆意的阵阵笑声。路边各种临时小摊绵延而去，大排档也坐满了人，那羊肉串在长长的铁炉上“嗞嗞”地响着，一阵阵带着焦香和糊臭的浓雾也随之飘起，笼罩着整条街。

街道边污水横流，街道中又摩肩接踵。麻辣的浓香，啤酒的清香，也有肉的臭味、食品腐烂的味道，它们交织在一起，泼辣厚腻。走在其中，人好像被什么吸力拉回到地面，回到纯粹形而下的，然而又是结结实实、可感可触的世俗生活。而梁磊，仿佛被他房屋的形态，沙河街的形态和这厚实的味道给束缚了起来。

电话推销员

梁静去年刚大专毕业，计算机专业，暂时处于失业状态。梁磊特别期盼她能找到一份较为稳定一点的工作，这样，也能找到一个条件相对好点的男朋友。他非常担心她最终适应不了这里，那就还得找新的城市去生活。梁静性格沉闷，对深圳还处于适应和调整的阶段。她说话的声音很低，有一种压抑着的苦恼。

上三年学等于啥也没学。计算机专业，等于是没专业，现在哪个单位还要这专业的人？我嫂子也是学计算机的，毕业比我早两年，出来就到惠州那边的电子厂打工，与专业没关系。俺们一个班的学生都七零八散，毕业之后四下里乱跑，乱找工作，找到啥干啥。有许多女孩子都结婚有孩子了。

感觉深圳这边节奏比较快。在老家那边上学，不咋说普通话，我适应能力比较差，猛一下说不出来。刚来感觉饭菜可贵，在咱们那边，中午吃五块钱的饭，一个月都得几百块。这边翻一倍，这边工资是比较高，但是，房租又贵，吃饭也贵，算下来，也落不住啥钱。稍微不节约的话，还不如咱们那边。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想的是虽然消费比较高，但是挣钱多，图的是拿住钱那会儿高兴，说起来一个月能挣那么多钱，好听一些。在家那边，虽然工资低，但是消费也低。

我去年六月份开始找工作，在南阳那边找。第一份工作做销售。做保健品销售，针对中老年。你发传单，发来客户，先让人家体验，成为潜在客户。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去拜访。卖产品一般是先接受你个人，然后才接受你这个人的产品。做到十月份，我业绩还算不错。我这个人比较实心眼，人都是这样，你要是真心对他好，他也会接受你。

那时我一月底薪七百块，完成基本任务，一月销售七千块产品，给两百块钱奖金，再加上提成，百分之三的提成。第一个月就挣了个基本工资，没卖出去产品。第二个月挣一千一百块，第三月、第四月都是一千两百块。

我租的房子六十块钱一个月，住了五个月，电费总共花三十块钱。房间只有一张床那么大，二楼，虽然房间小，还有两个窗户。有时还能冻醒。也是城中村，南阳汉冶村。

我辞职有点冲动，主要是同时来的女孩子都走了，我一个人在那儿，再加上老板娘对人也太不实在了。老板娘光为自己着想，人比较多疑，有时候出去跑客户，回来很累，坐在店里歇一会儿吧，她都会说你。不停地给你找活干，让你擦这儿扫那儿，只要你在店里，就别想坐一会儿。也不让和同事聊天，看见我们谁和谁说话，眼都瞪着，脸也呆着，可生气的样子。后来，就去火车站一家卖电脑的店里，给人家当会计。那个软件很容易，去两三天就会了。老板还挺好，干了二十天，给了六百多块钱，后来，又干了五十天，给我两千一百块。那边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没有假期，一天也离不开人，一个月没有一点休息时间。不过在卖保健品那边，说的是可以轮休，也没有休息过。

过完年和我哥一起来深圳。来之后，先在淘宝一个服装店做客服，给客户介绍情况。经常加班，有时候很忙，有时候很闲，这边工资一个月两千多一点。也还行，比南阳那边好，但感觉没啥意思。不能锻炼人，面对机器冷冰冰的，不知道干啥。有时候想学个软件，又不能。店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客服，一个美工。干有两个半月，我辞职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店里不管住，我得找地方住。人家其他家店都管住，他们不管。才开始他们对我说管，是骗我的，要是一开始知道他们不管，我肯定就找其他工作了。在我哥这儿，天天在客厅住着，不方便得很。那家人怪好，就是太不方便。我就想找个管住的地方上班，哪怕工资低点。

第二天再去上班，在宝安那边，是个房地产公司。我看中它管我住宿，但是人家不管吃。一个月一千五百块的底薪。俺们主要是打电话，发传单，在网上发布信息。也不好做。我去发了一下午传单，很累，站在路口，晒着太阳，还得受白眼，难受得很。但是，看你图啥的？对于我来说，一是有住的地方，二是锻炼人。脸皮厚一点儿，嘴会说一点，做人做事的能力得有吧，比较锻炼人。我太内向，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我得改变我自己。我去看过她们的工作情况，一般都是给人家打电话讲房子的信息。有人专门收集个人资料，不知道从啥地方买来的信息。按照那电话，一个一个打出去。被拒绝的比例非常高，十个电话有六七个都被挂断了。对方挂了，这边也挂了，继续打下一个电话。不会不高兴，人家拒绝太正常了。还有人上来就破口大骂，骂他骂，那也当没听见，继续打下一个。

我妈老想着我咋办？她老觉得我都二十三岁了，该说婆家了。我哥也是。主要是觉得我没有一个固定工作，不知道该找个啥人。找个没知识的人吧，觉得亏了，找个有固定工作的吧，人家又看不上咱，找个和我一样打工的，又觉得不甘心。我也不知道。走哪儿是哪儿，该是自己的命也跑不了。到哪儿都是一辈子。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让人疲惫而愤怒的房地产广告电话、保险推销电话或哪一个什么销售电话就是小静这样的姑娘打来的。在城市生活中，我们一天要接到多少这样的电话？恐怕数也数不清。在开车或开会时，在听到那语速迅快、没有任何停顿的套话时，在怎么说“谢谢”也挂不断时，那愤怒是油然而生的。于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了直接挂断，听都不要听，更不用说给他们说一声“谢谢”。

是的，这些年轻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的堂妹、堂弟或哪一个远亲的孩子。但是，我会怎么做呢？在知道了自己的堂妹也加入其中的行列后，我会更耐心点吗？我不知道。我想更多的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的，因为那确实是一种轰炸，确实是一种侵犯，但这是小静的正常工作。她必须一个个打出电话，这些电话就类似于魔鬼训练，我内向的小堂妹希望通过此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人。

隔天下午，朋友带我去参观深圳书城。据说不去书城，就等于没来深圳。从沙河街路口搭出租车出去，经过一个转盘，就上了深南大道。车速马上快了起来，风掠过耳后，清凉、舒适。平坦、宽阔的大路，两边是修剪整齐的景观树，远处是威严而设计感极强的楼群。

无论从建筑、功能和美学上看，深圳书城都堪称美轮美奂。广场宽阔无边，也热闹异常。有各种团体在这里活动。怀才不遇的摇滚歌手，手拿古老乐器的民间音乐家，公益演出，志愿者招募，募捐等等，仿佛多元而开明的文化与生活已经来临。突然有一种感慨，这些所谓草根的团体和不得意的歌手，其实都属于这个社会高雅文化的一部分。他们能够来到这样的广场上，去展示自己，并且幽怨地唱着属于自己的歌，怎么能是草根呢？

书城里面是另外一种阔大无边。高尚的、高雅的生活。读书会，肯德基快餐，阶梯式休息室，瓷器店，各种名吃和名店。冷气开放，一些孩子在书城里面玩耍、阅读，三五朋友在此逛街、聊天、欣赏和吃饭。书城一层楼梯角落种植着名贵的阔叶绿色植物，它们向上伸展，直伸向二楼顶层的地方，生机勃勃，又雍容华贵。顶层一条宽阔直道，一边直通向郁郁葱葱的莲花山，另一边通向那具有象征意义的金属建筑。开阔的、开明的、开朗的生活和文明。

是的，这才是深圳。当我们说“春天的故事”“南方的神话”，当我们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我们指的是这个深南大道、滨河大道和北环大道的深圳，指的是那富士康加工厂和无数个企业累积出来GDP的深圳。它不包含那拥挤在沙河街上和居住在富士康那带铁丝网的宿舍里面的打工者，不包含梁磊那个出租屋和他所必须面临的焦虑。

每扇门后面都是工厂

我最近一次见万敏哥是1992年，他到我教书的乡下去找我。那时候，他刚结婚，在穰县卖菜，到我所在的镇子去进新鲜的蘑菇。他瘦长、黝黑，眉宇间有现实生活所带来的丝丝焦虑，但是，我们竟然还谈了一会儿文学。我刚在一个日报上发了一篇小散文，他把它抄写了一遍，像宝贝一样带来让我看。他写一手好字。在高中时代，因为会写文章，会打篮球，能长跑，他赢得无数女生的青睐。他的老婆就是当年迷恋他的小女生。作为一位痴迷文学的青年，从离开学校那一天开始，他的生活就与文学无关了。之后的二十年，他一直在北京、广西、广州等城市间辗转，最后在东莞安定下来，先是做服装批发生意，这几年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加工厂。

万敏带我去快捷酒店旁边一家当地的早点店吃早餐。早点店里几乎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一个将近两百平米的大厅里全是人，几十张大圆桌塞满所有的空间，服务员推着装满各种粥的小餐车在桌子间艰难移动。这些坐着、站着和大声吆喝的人以家庭为单位，老中青幼，七八个人，穿着背心、短裤，坐满一桌。他们吃着早点，喝着茶，在巨大的嘈杂中从容地聊着天。间或有小儿发出刺耳的哭闹声和奶奶低低的、甜软的哄劝声。喧闹而徐缓。喧闹是一种生活习惯，徐缓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些人全是当地的房东。每一家都至少有两三套楼房，一套自住，另外两套出租，一栋四层楼房会租给四个或五个不同的厂子，每年会带给他们几十万的收入。这还不包括村庄固定的分红。他们不需要任何劳动，只有享受生活。因此，早餐和早茶的时间可以无限延缓。

在平时，万敏绝不会跑到这样的饭店里吃早餐，这种浩大、繁杂、丰富和舒缓的早餐不属于他这样的外地人。万敏们的地点是晚上的大排档。忙碌了一天后，约几个同道中人，到“美食大排档”喝酒聊天，那里是虎门小老板们和打工者们去的地方。

走出早餐店，走上马路，马路两旁是一排排四五层的长方形楼房，光秃秃的、呆板的、丑陋的，没有任何装饰。万敏指着这些楼房说：“虎门这地方，推开每一扇门后面都是工厂，每座楼的每一层都是一个小工厂。工厂多得你都想不到。就像这条街上，靠街的这几十栋楼，全是工厂，估计有几百家。都是像我这样的小老板，搞服装的。这两年金融危机，倒了很大一批，有许多人没撑过去，又变成了一个打工仔。但是，你倒归你倒，房子从来不会空着。房东的房租不会不要。人家不认你人，到时候了，房租一拿，扭头就走。你要是没钱，对不起，那肯定不行。”

我们走进一栋楼，沿着那长长的铁楼梯往上爬，二楼和三楼的楼梯口，都有一个铁门把守，铁门紧紧地关着，铁门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制衣厂”或“××印花厂”。万敏的厂在四楼，楼梯口的墙上写着四个字：“英雅制衣。”是万敏的字，刚硬、骨感，但气有点散，收不住，显示出字的主人好大喜功的性格。

推开铁门，“嗒嗒嗒”的机器声立即传进耳朵里。万敏的服装加工厂，就是一个简陋的加工车间。大开间，水泥地，白灰墙，老式玻璃窗，天花板是一些裸露的管道，上面挂着许多个吊扇。迎着门，并排三行缝纫机，约二十几台，有十来个工人在操作，其余的机位都空着。万敏说：“招不来工人，那些熟练工人到处抢着要。另外，也不敢招，招来了没有活给人家干，咱还得倒贴钱。”

房间的右边分三个区间。最靠里的区间是一个拼起来的大长方桌，桌上堆着红红绿绿几个品种的儿童服装，几个妇女，包括万敏的老婆霞，站在那里，正低头检查并剪去衣服上的线头。中间一个区间是设计处，一张长桌子上摆着图纸、衣样、剪刀、电脑和一些碎的布片。一个相貌秀丽的矮个姑娘正俯着身子拿长尺子在图纸上比划着什么。靠这边的是熨烫区，一个瘦高穿红背心黑短裤的小伙子背对着我们，熨斗在衣服上飞快地来回划动着。

车间尽头有一个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这是万敏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一个隐藏的小隔间，有三四平米的样子，这是万敏夫妇的卧室。办公室旁边还有一个长长窄窄的通道，通道左右共四个宿舍，一个简单的卫生间。继续往里走，是楼房的顶层，一个宽宽的平台，平台靠后有一个低矮的小房间，这是英雅制衣的厨房。我似乎有些明白为什么虎门这些出租楼都盖成这么长的长方形，它适应这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一条龙服务，吃喝拉撒，在一个楼层内，一个家庭作坊所有的功能都能够完成。

这些工人似乎根本不关注我的到来，面无表情地扫视我一眼，然后就把头垂下，继续着单调而紧张的缝纫工作。年龄较大点的那个男工是监工，他也操作机器，间或站起来去看另外工人的工作状况，并进行指导。一个穿粉红横格T恤的男孩看起来非常时尚，前额头发稍长，全偏向一方，是经过仔细打理的样式，脖子上挂一个菱形的鱼状项链，脸庞和神情中还有略微的稚气。我想和他交流几句，但他只是朝我微笑一下，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其中一个圆脸的小女孩，穿一件红色圆领T恤，黄色短裤，梳一个小独辫子，额前稍偏的地方别一个红发夹。额头光光的，略有点“锛儿”，眼睛黑黑大大的，看起来淳朴可爱。我在一旁观察着她，只见她一只手撑着一个小布片，另一只手迅速地在旁边的筐里拿起另一布片，两个叠在一起，放在针眼上，手往前拉，脚快速地蹬着，手再快速把布片往左拉，又是一道缝合，再从筐里拿起一块布片，拼到另外一个地方，再缝合，以另外的叠加方式放在一起，这样，一个衣服的前襟形状就出来了。她的右手往前一划拉，直接把缝合好的布片推到缝纫机前面的地下，连线都没有断，那里已经堆着厚厚一摞加工过的布块。她的头不抬，又拿起另一个布片，快速而又机械地重复着前面的动作。

“这个姑娘和那个烫衣服的小伙子是一对儿。”万敏指着房间另一头烫衣服的小伙子，悄悄地对我说。我在虎门的那几天，一直偷偷观察这年轻的一对儿。他们在工作的时候，非常严肃，一整个上午或下午，他们都能做到互相不看一眼。

霞嫂兼作厨娘。她清晨五点多就要去市场买菜，十点多开始准备午饭，活不多时，年龄大点的女工会过来帮忙，如果活多，她就只能一人做这二十几口人的饭。虎门的春夏秋冬只有热或更热之别，在厨房里转圈并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霞嫂一边在厨房里忙着，一边向我抱怨：“说是老板、老板娘，其实是连工人也不如。人家拿的是净钱，不管你赔赚。咱这是出苦力，担大责，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不是你敏哥坚持，我是早都不干了。干档口多舒服，雇两三个服务员看店，生意也熟，坐在那儿，不动弹就能挣钱。你敏哥非要干，说这是事业。可倒好，钱赔光了，事业还没见影。”说到“事业”时，霞嫂嘲弄地笑起来，一副夫唱妇随的样子。

中午十二点，英雅制衣开饭。两个大锅菜，土豆丝，豆角，一大锅米饭。工人们拿着自己的碗，自己盛饭，自己找地儿吃饭。大部分工人又回到车间，车间有吊扇。那一对小情侣终于走到了一起，端着饭到女生宿舍，门半掩着，其他人自然也就不进去。设计处那个个头矮小、看起来伶俐聪明的女孩已是一个九岁男孩的母亲，大家叫她娟子。此时，她也带着儿子过来吃饭。她的儿子去年来到虎门镇，插班上三年级。平时，这孩子和他母亲一起在万敏这里吃饭，晚上也和母亲一起睡在厂里宿舍。这个厂就是他的家。他的父亲在另一家工厂做印染技术工，住在那个厂里的集体宿舍。

下午一点钟，英雅制衣开工。机器声音响起，娟子送儿子去补习班，回来继续画图。那个烫衣服的小伙子拿出一个收音机，搁在他面前的窗台上，放起了音乐。这音乐混杂在机器声中，只漏出微弱的声音。万敏带着我，开着他已经破旧的金杯车，要到镇上的面料城、辅料城去对色找衣料，找蕾丝边。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儿童服装，至少需要一二十种不同料子的布和各种如拉链、绣花这样的配件，这都需要万敏一一采买。有时买来的布料颜色不符合最初设计的要求，还要再次返工，那就意味着这批活儿他要赔了。

八月的虎门，像下了火一样。我和万敏一起去采买原料。车上的空调早已坏了，太阳把前座两个位置晒得滚烫，坐上去就像坐到烧旺的铁炉上，屁股发出烤肉一样的“刺啦”声。万敏带着我，在面料城、辅料城、蕾丝批发城、物流站和其他地方出出进进。他要挑选各种布料、纱料、蕾丝，要去物流站取回广州或其他地方发回来的布匹，要去其他地方买我不懂得的什么辅料。下午五点多钟，终于转够了圈儿，我们坐到车里，开始往回开。车内像蒸笼一样，坐进去，顷刻就大汗淋漓。

晚上七点开饭。粥，馒头，凉拌黄瓜，肥肉熬白菜。吃完饭，七点半多钟，工人又开始干活。他们要做工到晚上九点钟。每个人都神情淡然，吃完饭，自动地坐到机位上，发一会儿呆，就开始干活了。

我、万敏，还有昨晚和万敏一起去广州接我过来的那个强哥，坐在办公室里聊天。隔着玻璃，我看到娟子的儿子在厂里来往跑动，一会儿到妈妈那里，一会儿又到缝纫机旁的一个年龄稍大的妇女那里，有时候，也抓起布片，剪上面的连线。八点多的时候，他自己到后面的宿舍睡去了。

万敏坐到电脑前，要给我看他的博客，上面记载着他的汶川之行。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开着自己的金杯车，拉一大车物资，矿泉水、手套、口罩、饼干等约六七万块钱的东西，带着内弟和强哥，长途跋涉，到汶川救援。

干事业

别以为我们就没追求，也总想着为社会做点啥事。

你看这些照片，都是2008年去汶川路上拍的。当时，每天看电视，我都哭得吃不成饭。那么多孩子，一下子都没了。那么多人咋办？我就想着，不行，我得出点力。你霞嫂也支持。我就去买东西，快把虎门超市的水搜罗光了，花有六万多块钱。你想，那时候，我总共就那百十万，加上来回路费，三个人的吃喝，下来基本上小十万了，等于是我总资产的十分之一了。现在想想，可能舍不得，那会儿也不管那么多了，看见水、饼干就想买。

我还去弄块红布，自己写上标语：“救援汶川，人人有责”，“汶川，雄起”，挂在车厢的左右两边。前面车头下面也拉上标语“汶川救援物资”。看这张相片，你哥的字还有往日风采吧。这标语，还很有用，许多收费站都不要过路费。从虎门往汶川去，有两千公里吧。我和你霞嫂的弟弟，还有强哥，我们三个人轮流开，开一天一夜。到汶川边上，就有人拦住了。说是车不能进，东西可以放下，他们来统一分配。

我们看着，当时确实紧张，很忙乱，就打消了自己送进去的念头，不能再给国家添乱。我们自己背着包，在边缘地方转了转。过了几条河，看那路都断了，很惨。当时就想，还是得挣钱，要是挣到钱咱就能出力了。

以前开档口仅仅是挣钱，维持个生活，买个房，买个车，就这。现在是在干事业。路子是正确的，虽然是辛苦些。这个东西是我要的东西。不管咋着，是个事儿。如果操作好的话，是个事业。只要老板不胡整，肯定可以发展。钱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很重要的指标。

我说过一句话，没有三年时间，是不能在制衣行业发言的。在虎门镇，开奔驰宝马的，还都是做制衣的。利润比较可观，百分之十还是有的，做得好了百分之二十。当地人大部分靠红利生活，很大的红利，好的一个人一年分十万，啥也不用干，稍微有能力一点点的都会盖一两栋房子，出租出去，这是最正常的收入。我这一层一年五万块钱，总共四层，一年二十万，我这家房东三栋楼，一年加上分红，有百十万，啥活不干，属于是正常的。当地人喜欢贷款盖房，三两年就回来了。

但是我们去贷款，肯定不给贷，用房子、车抵押，只能贷七万块钱，不可能贷多。超过十万块钱肯定贷不来。为啥？你没保证啊！你是外地人，不保险啊。

大厂数量也不多，但能量很大。有很小的，夫妻俩带两个工人，总共五六个人，这种家庭型加工厂能量也大。小的好维持，租一个住房，买几台机器，不担任何风险，也没有本钱，人身也比较自由。并且这些小厂好招工，比较灵活，挣钱也快，这也导致大厂缺人。

像咱这种厂，二十来个人，属于中型的。这种规模的不是很多，比较难做。工人对咱有啥感觉？第一，他得拿到他想要的工资，这点首先得达到，不能低于外面，加班是都加，那没办法，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咱只能保证不比人家差；第二，管理人员必须得认可老板，崇拜老板。工资是一方面，另外他得看到希望，这一两天工资他不看重。管理层不是一年的问题，心里舒心，遇到好的机会，自己也有好的发展。主管级和师傅级的，一起搭档三年五年很正常。工人随便流动对工厂影响不大，像士兵一样，一茬一茬的，这个退了那个又来了。师傅经常流动，那损失太大了。肯定有人打听他们，他们也打听别的公司多少钱多少钱。像娟子，也是我挖过来的，原先就认识，这也得给人家承诺。工资、儿子和待遇问题，说好了才过来。干一段时间，觉得老板可以，她就会待下去。老板必须得说话算话。老板很无能，很无聊，可能不要钱都走了。

服装是个几千年的行业，有很多技术，我们的衣服像手机一样，有欧美标、英国标、中国标，有个国际标准，不是想咋做就咋做，必须按照人家的要求来做。每个国家都有个标准，我们做是按中国标准去做的。以前开档口卖服装时，我很瞧不起做服装的，一进来发现太复杂了。

首先得有设计师。大的设计师中国一个也没有。真正的大设计师是意大利的、法国的，中国都没有。但是，中国服装业真是很发达，每天在中国做出来的服装够全世界的人穿几件。我们一个厂每天都要出几千件，像我们这种厂何止几十万，大厂更不得了。

我们是低档次的，在一个专门的服装网站上看图片，他们组织人在全世界各地去找，参加各种发布会，把上万个图片发在网上。娟子看中了，把图片打印出来，修改，变成自己的设计，其实是模仿。我去买布，做纸样，打版，打好版之后，到大公司挂版，让公司挑选。被挑中之后，人家给我们下订单，我们才去做。不是品牌的，我们可以随便模仿，大品牌不敢做，人家发现了，把你的东西没收，甚至把厂都封了，还要负法律责任。但是，模仿利益高。其实，很多厂都在模仿。

我四十时岁开这个厂，绝对是最后一拼，算个事业。那时我手里有一百万。和有钱人比，不算个啥，跟普通打工的相比，也还行。坚持这四年，硬是把这钱败光，才算刚得到门路，找到点诀窍。像我们这种小老板，十个人中有八个人都失败，只要能坚持下去，应该都能活过来。现在我最缺的就是钱。要是能找来投资，我这生意就不是这样了。

我和强哥一直在商量，想搞个联营公司之类的东西，就是老乡们在一块儿，集中财力，做大，一是自己赚钱，二是带动老乡也赚钱。你看咱们穰县，出来就是打工，永远是打工仔，不能发财，主要就是没知识、没想法、目光短，想着有碗饭吃就行。

做事业这一块，我们不比他们坐办公室当领导的，他们是夸夸其谈，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实践来实现的，比较朴素。工厂这边也是人才济济的，也许学历不高，读书不多，但是通过长久的实践学到的东西很多。

现在想一想，从上学到现在，我总想着肯定要做个啥事，一直有这个自信。饿是肯定饿不着，总想着要干个啥事，不是光为挣钱，还得有个目标，有个追求啥的。如果真干不了的话，说明你确实不行，咱还老老实实搞咱的服装批发去。目前来说，我这个路子是正确的，虽然是辛苦些。

万敏对自己去汶川的壮举非常自豪，他最高兴和最愿意谈的也是这段经历，他也坦率地提到他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商机，但是，以他那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性格，他肯定把汶川之行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了。他认为自己放弃已略有规模的服装批发生意，而去开工厂，是因为这是“事业”，需要智慧、智力，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为挣钱，但挣钱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他反复强调这一点。

我问他对他的工人怎么样，这样加班工人是不是太累了？他叫起屈来：“不加班肯定不行，活来得时候，谁都得上。不存在你想的啥剥削。咱对他们也不错。你说，同吃同住，我平时忙成啥样，钱花了多少，赚了多少，他们也能看见，也大致知道，咱不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不管别人的人。工厂条件都差不多，咱肯定不是最差的。机器少，活少，空间还算大，没有啥大污染。管理也松，你要是有啥事，请假干啥都行。工人在小制衣厂更能挣钱，因为老板缺人，管理不呆板。

“像我们这种小厂，工人比老板强。工人不操心，不管你这个月挣钱还是赔钱，活多还是活少，你都得给我钱。我和霞等于是不拿工资的工人。我还得承担所有风险，得有想法，得跟人交往，找活儿干。三险啥的，咱这儿都没有。只要多给他点工资，啥都有了。”

万敏肯定有美化自己和替自己辩解的成分。他和工人的关系或者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好。既然成为老板，在某种意义上就和工人成为对立面，至少，也是统一的对立。不管你多么讨好工人，在工人眼里，他也只是发钱的老板而已，真正的亲密关系很难建立。但是，因为至今还没挣到钱，并且倒贴了自己前半生的积蓄，这一现实给万敏带来了一些道德资本。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工人，并对自己的很多盘算心安理得。一两天的时间，我明显看出，万敏对娟子要更好一些，不但她的儿子可以在工厂吃住，可以随意玩耍，并且，娟子对万敏显然是平等且有决定力的。娟子是设计师，厂里所有的活儿都是她制版、投标，中标之后，才能够制作、加工。万敏最大的任务就是留住娟子，不只是钱，还要投入情感，从亲情上感动娟子。

这样一个家庭式作坊，感情的投入又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工人会很快流失。

我和万敏说话时，那位疲倦内向的强哥一直听着。他的动作很少，表情也少，对万敏说的话几乎没有回应，即使说到去汶川，他的眼神也没有多少起伏。好像他的全身都被累垮了，累麻木了，无法再回应外部对他的刺激。

晚上九点钟，一直在耳边响动也就自然忽略了的机器声突然停了下来。整个空间安静下来，空虚突然侵入，让人莫名害怕。工人们离开自己的操作机位，开始往后面的宿舍走。他们的面部表情好像还被那机器声所控制，心还按照机器的节奏在跳动，梦游一般，心神分离。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他们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庭作坊，除了中午在阳台上看到的阳光和窗户的光亮，他们在虎门的生活只与这个空间相关。

九岁的打工者

早上九点多钟，工厂已经在井然有序地运转。

娟子的儿子也在厂里，今天补习班休息一天。他穿着绿色的碎花T恤，牛仔短裤，在整个车间飘忽来去，一刻也不停。此时他正躺在一堆布料里，跷着二郎腿，双手抱头，头在布堆里不断地晃着，以找到最舒服的位置。正在忙碌的娟子朝他大喊，让他起来。他却得意地看着我，腿不断晃动着，很镇定也很显摆的样子。娟子看他不为所动，就过来拉他起来，却差点被布料绊倒。小家伙哈哈笑起来，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就跑，娟子又去拉他。儿子跑，年轻的母亲追，母子俩在车间跑个不亦乐乎。娟子个子矮小，抓不住她灵活的儿子，气得大叫，但从旁边看，就像两个小伙伴在玩逃跑游戏。娟子看起来还是个孩子呢。车间的工人都被这母子俩的追打逗笑了。这场景，给英雅制衣的简陋车间带来了一丝活泼和温馨。娟子其实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原来在大厂的时候，跟着一个师傅学习画图、设计和制版。经过几年的不断学习、实践，娟子可以自己独立设计服装，并且能制出准确的版。万敏给她的基本工资是一月四千元，再加上年底分红和平时奖金，娟子一月能拿到五千元，是普通工人的两倍。

和母亲追打一会儿，小家伙跑到机位这边，先是依着一个女工，抱着女工的腰，头靠在她的后背上，回头向母亲做着鬼脸。然后，躺到女工旁边的长板凳上，又是双手抱头，腿跷着，一副悠闲的模样。那女工有三十几岁，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说话。我和那女工聊过天。她是甘肃一个县城的下岗工人，丈夫还在本地县城上班，她出来打工。家中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十几岁，正在上初中。她出来四年，回家两次。这位女工神情恬淡，说话声音很低，很温柔。她对现在的工资并没有多少不满，和她一起来的老乡因为所在的厂子活儿少，工资比她还低。她在外面挣钱，丈夫在家管孩子，也算有妥当安排。

过一小会儿，小家伙从板凳上一跃起来，拿起剪刀，蹲在女工操作的机器前面，开始干起活来。地下是一堆缝合好的衣片。为节约时间，女工们都不剪断衣片之间的连线。小家伙麻利地拎起这白色的衣片，把中间的线剪掉，再把衣片铺在地上，然后再剪，剪断之后，两只小手捏起衣片的两角，两边比划着，摞在前一个上面。他蹲在这堆衣料前，稚气的脸上显现出和他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投入。身体左一下、右一下，拎、剪、捏、对齐，最后放下，非常娴熟，很快，他面前就摞起一叠整整齐齐的白色衣片。那女工悄声对我说，娟子担心孩子老在这儿白吃白住，老板不高兴，就让小家伙干点活。放学回来，作业做完，剪剪连线，活也不重，不会累着。小家伙几乎把剪线的活儿给包下来了。但还是贪玩，总是干一会儿就跑了。

我在他面前蹲下来，笑眯眯地看着他，试图和他聊几句。事后回想，在他眼里，我的笑容估计和童话里的狼外婆差不多，狡诈阴险。

“你叫什么名字？”

“钱保义——”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很细，末一个字拉长，软软的，很好听。

“钱什么？阿姨听不清楚啊。”

“钱——保——义，保证的保，意义的义。”他仍然蹲在那里，一只手还在拎那白色的衣片，另一只手拿剪刀剪着。

“上几年级？”

“三年级。”

“会背什么诗啊？”他的动作停了下来，手里还捏着衣片，拿眼睛警惕地看着我。

“我不告诉你。”

“给我背两首，好吗？”

“我不想背。”

“嗯，我怎么觉得是你背不过来？”我用激将法激他。

“我会背，就是不背给你——”他很得意地看着我，好像识破了我的秘密，“我知道你是在骗我，骗我背。大人经常这样骗人，别以为我会被骗到。”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背不过来。‘春眠不觉晓’，会背吗？”

“谁不会啊？我们一年级就学了。我不背给你。”

“‘离离原上草’会吗？”

“我会，我会背得很快，你听不懂。”他得意地看着我。他又得意起来，看来快上当了。

“我不信，你肯定不会背。”

“我会——”他睁大眼睛看着我，一股好胜的样子。

“我觉得你不会——”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家伙把剪刀、衣片都扔到地上，看着我，用极快的语速背了出来。我几乎没来得及听清楚，他已经背完了。

“那‘春眠不觉晓’呢？”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他又一口气背出来，然后充满挑战地看着我，反问我，“你会几首诗？”

我和他都蹲在地上，他得意的眼神和背诗时的急速让我忍不住想笑。我装着思考了一下，逗他说：“我不会，会也不给你背。谁让你不给我背呢？”

钱保义睁大眼睛，分辨清楚我话的意思，生气地把头别了过去：“哼，我说你们大人好骗人吧。光骗人。我妈就老骗我，说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出去一年也不回来。”

话还没说完，他突然站起来，朝他母亲那个方向跑过去。那里满是散乱的布头、原料、麻袋和一卷卷的布匹。只见他腾起身体，“蹭”一下子蹦到那放在地上的几匹布上，准确地落在布的缝隙中间，屁股着地，头枕在那几个摞在一起的布匹上，跷起二郎腿。然后，回头得意地望着我。

我被他晶亮、闪光的眼睛逼得有些视线模糊。这个九岁的小男孩，年龄最小的打工者，在这嘈杂的车间，在这群工人之间，如鱼得水地生活着。

归零

万敏已把我这一天的行程安排好。先到强哥的绣花厂看看，中午在强哥的印花厂吃饭，他约了几个老乡聊天。下午到几个稍大一点的服装厂去参观。

绣花厂离万敏的厂不远。还未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就传了过来，“咣当咣当”，很有节奏。强哥的绣花厂只有一个狭长的车间，两排机器，机器平面上平摊着牛仔裤的裤腿。机器上的一排针正在屁股后面的口袋上来回穿梭，两个女工站在机器前。这两位女工，个子都很矮小，也很瘦弱。一个是湖南妹子，我跟着她，想和她说话，她一直拒绝我，往机器的另一头跑。另一个是广西妹子，她倒是站着不动，愿意和我说几句话，但是，她的方言我又几乎听不懂。

车间里面有一个小房间，算作办公室。强哥的哥哥坐在沙发上等我们。他看起来要比强哥坚定、乐观多了。旁边一个堆了很多杂物的大写字台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电脑上设计颜色的比例。按这一比例，把线团安在机器的不同部位，就可以自动织出不同的图案。

中午在强哥的印花厂吃饭。印花厂的生意萧条。几个合伙人只有强哥一人懂业务，生意不好，各自都有意见，有人萌生退意。如果倒闭，强哥至少要赔十万元。

万敏约了另外一个吴镇老乡过来聊天，说他很有故事。这位老乡，大家叫他山哥。山哥从番禺过来，做手提袋加工，挣过大钱，前年金融危机时工厂倒闭，目前正四处考察，寻找商机。山哥个头矮小壮实，面相老实，微笑着，表情不多，但也不呆板。

他礼貌性地抿了一口啤酒，夹了一口菜，把筷子放下。双手抱着一只腿膝盖，微微踮着，身体也随之向后摆动，开始讲自己的经历。

说起来，我出来这几十年，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十三岁开始出门卖鞋底，拿新的换旧的，拿废料再去鞋厂卖。这种生意你们肯定都不知道了。后来自己开鞋厂，鞋厂赔了。后来开始卖辣椒，赚了一些钱，那辣椒粉里都掺些红砖粉，肯定赚。咱们穰县那儿又兴收废铁废铜，很赚钱，主要是收那些违禁东西，才赚钱。后来被国家逮住，东西全被没收了，还说要坐班房。满满一屋子铜锡铝啊，至少值二十来万。当时那个钱可是不得了的。实际上凡是收废品都收那些东西，不收根本赚不来钱。咱是后台不硬，不会搞关系，才被抓住。后来，又花钱找人托关系，才算没有坐牢。这算把赚的钱全部赔完。你嫂子天天哭，都想着死了算了。

1990年正月到番禺。在家里生存不下去了，本钱没本钱，名誉没名誉了，栽得大了。先是在一家韩国手袋厂里干，干几年，刚开始去一百多块钱，慢慢升到六七百。加班时间长，工资也是加班加出来的。干有八九年，一共存了几千块钱。1997年就回咱吴镇了。在吴镇开半年饭店，不挣钱，还把在番禺挣的那点钱赔进去了。去他妈那腿，不干了。

1998年又回到番禺。还是在厂里打工，是一家韩国手袋厂。一年多，摸到了一点门窍，脑子开始活泛。咱这个人好做生意，老老实实打工肯定不行。就借钱自己买了两台机器，放在家里，请个人，帮人家加工手袋内部件。加工一套，人家给你多少钱。那个时候，自己开厂的人少得很。我算是比较早的开窍的人。我这个人好琢磨。那时我自己还在厂里干活，一是保证有货源，厂里有啥活儿干不完，可以直接拿到我那儿干，另一个缺啥零件也可以拿出来。有时候，实在干不过来，还偷偷拿到厂里让朋友给做。拿厂里活，还让厂里干，还让厂里出钱。也算不错了。那几年挣有十来万块钱。在番禺买了房子。番禺那边，很多外地人，像小老板、打工的，可多都买了房子，买了房子户口就可以过去。番禺那边开发得早。我买了房子，但是户口没迁过来，不敢迁。那房子三室一厅，八九十平米，当时只花三万多块钱。又添了几台机器，儿子也接过来上学，算是春风得意了。

实际上，咱当时的本钱还是有限，做不了很多，如果有钱，可以干得更大。

后来，一个加拿大的老板来挖我，咱技术不错，能解决问题，也愿意下劲儿管理。到加拿大那个人的厂里，一月三千六百块钱，干了三年。工资算是高的了，算是个高层管理者。工作很简单，每天把活儿分配分配，下面有车间主管、组长，啥质量啥要求，一说，他们清干了。我可以自己干自己的活。我自己那个厂一年收入几万块钱。到2002年，我自己那个厂都有七八十个工人，货源充足，一年有个十几万二十几万，总共挣有百十万块钱。外来工对咱很信任，都愿意到我这儿干活，都叫我“王老大”，跟当地关系，分局、刑警队、交通上各方面都很好，没得说。

2002年，我又栽了。韩国老板要的货，六十五万块钱的货，他把货收了，人跑了。平时我和他关系不错，没想到他会这样。我开着车到处找，在番禺街上转，要是找到他，就是要他死，不是活。一直找不到。找政府，政府也不管，也管不过来啊。那段时间厂子倒闭的可多，老板都跑了，都是两三千人的大厂子，在番禺，韩国厂有十多家，倒闭有好几家。

咋办？又成零了，光剩机器了。我把剩下的钱给工人发发工资，又帮工人找好厂去干活。咱用不了人家，也不能不管人家，人都得讲信用。咱没想着跑，想着再翻盘。又开始慢慢给人家加工半成品，本钱少，就少干点，慢慢发展，一年多又开始做成品了。外单不做，只做内单。这个阶段没人敢接外国人的活了。但是内单小，赚得少。2004年到2005年只算是维持工人工资，赚个七八万块钱。

2005年我儿子大脑里长个虫，一头栽那儿，都要活不成了。天天抽，口吐白沫，一开始不知道为啥，到医院一查，说脑袋里有个虫。我听了，就哭啊，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要是出事了，我和老婆都活不成了。为给儿子治病，我把房子卖了，光他生病都花有十几万。当时手里就几万块钱现金，只有卖房了。好在儿子的病没留后遗症。

2009年，金融危机。咱一下子又不行了。可明显，最具体的就是订单没有了，厂又开不下去了。去年到今年，番禺关的小厂非常多，萧条得很。我把三分之二的机器都卖了，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发到湖北，看能不能在那儿继续做环保袋。想着东山再起。来东莞这个把月，想看看市场行情咋样。开厂其实风险可大，再多的钱都能被吸进去。我这都五十多岁的人，还得从零做起。你说这世道，真是难说得很。我是小学二年级毕业，基本上算是个文盲。老栽跟头与不识字肯定有关系。

去年回家盖了房子，花了二十五六万。手里就那么多钱，再不盖估计以后就盖不起了。盖好之后，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很生气，说我闲花钱。我这是为了挣口气盖这个房。在外几十年了，啥没啥，没法混人。咱还是陈旧思想，老是改变不了。

盖起就后悔了，三五年回家一次，没人住，房子也要放坏，把本钱都吃进去了，靠啥再起来？不过也不后悔，老了肯定还要回去，到那时，你连个房子都没有，哭都哭不出来。

比较来说，猛一回老家，很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清是不习惯。经济来源很差劲，另外也觉得农村有点脏。我回家，自己给村里铺铺路，路乱七八糟的，横竖都没有趟。出去了也没有人给你闲聊天。老了肯定还是要回去的，六十岁以后，啥也干不了了，再回去。

我现在再拼搏个十年不成问题。从头开始，攒点钱，将来回家养老。

山哥的命运可谓比较起伏，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做生意，赔钱，再挣，再赔。先是钻政府政策空子，被逮，东西没收；接着被韩国人骗走货物，破产；儿子生病，卖房凑钱治病；金融危机又来，资产直接归零；在吴镇老家盖房起屋，变卖机器剩下的钱也花光。到五十多岁，山哥的资产仍然是零。这真是百折不弯的农民。每一次大的危机，他都未能逃过，但他仍然有豪情壮志，还要“再拼搏十年”。因为形势正在好转，“这都要感谢政府，原来都是替老板说话，现在开始替农民工说话，给农民工要钱”。

从强哥的印花厂出来，已是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到虎门一家在全国已有些名气的服装厂去参观。产销一条龙，设计、生产、销售都自己完成。万敏认识的小伙子是管理外包活的部门科长，在业务上和万敏有直接联系。但是，像万敏这种小厂，要想接到这样厂子的活儿，非常难，资质、技术和财力都不够。

正是吃饭时间，巨大而低矮的车间里空寂、安静，无数装满布料的大袋子堆在每一个机器旁边。车间四面都是窗户，但却仍然幽暗。想象着这几百台机器同时开动时的声音和盛况。物欲横流的世界，机器喧嚣，人被淹没在其中，连一声微弱的叹息都听不到。

我们又到益发制衣去参观。万敏说，这是他们这行中发展得不错的小老板，年收入至少二三百万，这是将来他的目标。万敏和工厂老板的弟弟很熟。那位弟弟不在，我们直接进到车间里。车间是一个有四五间房那么大的开放式空间，三排，五十几台机器。车间放着音乐，欢快的流行歌曲，机器“咔嗒咔嗒”地响，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非常热闹。几个工厂参观下来，我发现，所谓大工厂和小工厂其实区别不大，只是空间大一些，机器多一些，活儿更多一些。在工人的工作状况和工资待遇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工人都是靠更多加班来挣更多的钱。

那位弟弟进来，看到我拿着相机，粗暴地把我和万敏赶了出来，对万敏做出了并不相识的神情，这使得我和光敏非常尴尬。他们对我这种拿着相机、四处张望的人有本能的警惕。

晚上七点多钟，我们回到万敏的工厂。和上午走的时候一样，工人们各自忙碌着。我看到小保义又蹲在那个年轻姑娘的机器前面，在熟练而又专注地剪那些连线，细心地一层层摞着。他前面，是一堆堆码得整整齐齐的布片。

眼球出来了

这是一位老乡在万敏的工厂里给我讲的故事。他来之后，经过攀谈，才知道，我们也算是亲戚。他是我妹夫的堂哥，死者是他的亲弟弟，叫金。

金人好，务实。挣二十年钱，盖一座房子，前后一进院，可气派得很。住了不到一年时间，人就走了。

他初中毕业之后，开始跟着别人在山里打被套，湖北南漳县，挑着担子下乡，干了一年多，那时才十七岁。在山里卖衣服，也跑有几年。在湖北竹溪摆摊卖衣服。1995年在湖北荆门卖电烙馍。在那儿干有十几年，也挣了一点钱，最后不敢在那儿干了。当地一个地痞生意不好，就老琢磨着把他们撵走。有一次金在店铺，人家上来就打他，把他胳膊都打折了。他那做生意的地方小得很，最多八个平方米，上下铺，上面睡人，排着睡两仨人，下面卖馍。早晨三四点起来，晚上八九点卖完。被打得干不成，2008年的时候，东西转给别人，回家了。把房子盖盖，又盖了鸡舍，在村里养鸡，最后没挣住啥钱。又到郑州干绿化，跟着我那小兄弟干。后来，爹中风，弟弟说你回来照顾，我给你钱。他心里不太美。你们都忙着挣钱，叫我照顾老人。这事儿，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其实我那个小弟也不是坏心眼，他就想着，让老爹有个人照顾。2010年7月份，金就到东莞这儿干活。从家里走，他是带着情绪走的。

在虎门这儿，把房子租赁好，两间房，对门，一间厨房，一间住人，这边还算比较发达，大路灯，大马路。就打电话让我那弟妹花枝来，做计件工，可以领回家自己做。花枝带着小孩儿从家里坐车往这儿赶，前一天晚上九点，在路上发短信还通，再联系就联系不上了。第二天傍晚的时候，花枝到东莞这边，找不到地儿，一下子也不知道找谁，就往家打电话，找老乡的电话，问金说的地方在哪儿。这一片儿有老乡。耽耽搁搁，等到虎门，已经是半夜了。叫门，一直不开，又到其他老乡那儿找，也找不着。再回去叫门，又不敢大声叫，怕引起注意，还是一直不开。一直等到下半夜，也不见人回来，老乡那儿到处找，都找不到。就想着肯定是出事了。第三天早晨十来点钟，周边住的人上班都走了，老乡们赶紧过来，偷偷把门别开，金躺在床上，已经不行了。估计是给花枝通电话的那个晚上就已经不行了。

所以，我好说，人出来可怜，这要是在村里，说啥也不会出现这事儿。你一天不开门，大家都会想，这是咋回事了。

门别开后，金身上啥也没穿，在床上斜躺着。心口乌紫乌紫的，往下陷着。老乡说，那时就有点味道了。你想，虎门恁热的天，人死一天两夜，肯定不行。花枝张着嘴，想哭，老乡上来把她的嘴捂住，说，千万别哭，要是把房东惹来了，那可不得了。花枝又把哭声咽回去。都不敢吭声。大家去市场买来冰块，用塑料把尸体包起来，冰块放在里面。咱那儿有十几个老乡，可不错。给家里打电话，当时我还在家里。一接住电话，就赶紧到市里租冷藏棺租车，准备把人拉回来。我们是那天中午十二点多走的，第二天早上四点多到的虎门，人已经去世两天两夜。老乡们十几个人都在外面站着，轮流一个一个地去，把流出来的水接下来倒掉。怕惊动别人。

我进去之后，感觉味道大得很，甜，腥，难闻哩很，死人气味很大。金的肚子已经胀多大，脸上不要紧，被子上流一摊血，估计是心肌梗塞，洗完澡，突然不行了。金之前得过病，嘴有点歪，面部神经麻痹。来东莞之前几个月头动过手术，头上有阴影，怀疑是肿瘤，打开头骨之后，没问题，又合上。

俺们都是闭住气进去的。用被子包出来，人抬到车上。从上去到下来连十分钟都没有。俺们开着车出来，老乡们马上散开，到各个路口，怕人家挡住，原来出过这种事。人死了，被房东发现，房东拦住不叫走，说晦气，还要赔偿他几万块钱。你说人坏不坏？

人装在尸体袋里，赶紧拉上走，第二天下午到家。我坐在那个车里，必须得有个自家人坐在旁边。花枝哭哭啼啼，小孩太小，不能让她们娘俩坐。气味非常大，甜腥味，怪得很，直想反胃。人家司机都有准备，拿着花露水不停在喷。中间有好几次，我被憋得上不来气，让司机在路边停下来，哇哇吐着，眼泪鼻涕的，把苦胆都吐出来了。后来就是干呕，啥也吐不出来。我是想吐也吐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我想着我这兄弟可怜，两个娃儿，一个十二三岁，一个七八岁，以后日子怎么过。

回家之后，尸体袋一揭，人都变了，全身都发紫了，变哩都不认得了。眼球都在眼外面了，开始坏了。冷冻棺也不行，主要是到的时候人已经坏了。颜色都变完了，不像个人了，浑身都发了，身体肿多大。这也没法。冷藏棺也不行，到夜里就埋了。下身勉强套个衣服，上身都不敢摸，一摸那皮都粘到手上。用毛巾洗脸，皮肤都粘到毛巾上了。真是不像人了。俺们就直接拎着麻绳和褥子把他抬到棺材里。进来的人都被熏跑了。

当时也没想着火化还是土埋的事儿。一是怕火化，不想火化在外地，魂连家都找不着。真要是死在家里，政府非要火化，咱也就火化了。另外一个是想着老父亲再看看，娃儿没了，连人都看不见，那老头肯定受不了。还有一个，人是暴死，不明不白的，悬在外处，非得回来才算落住根，要不然，魂也没个着落。都没在一起商量过，就一心一意想着让他回来。

金在家盖了十四间房，2009年盖的，花有十几万，也没住几天。我这兄弟，说起来也可怜，一辈子没享过啥福。这还刚又出去，人就没了。

金的哥哥用他粗糙的大手抹着眼泪，长声叹气。大家都沉默不语。千里运尸，我们在电视、电影里看过这样的情节。但是，这样的事件，居然就出现在我的身边，就是我所认识的亲戚的命运。除开电影那喜剧的、夸张的表达，它要面对一个最具体的问题：那漫长的运尸过程，尸体该有怎样的变化呢？作为人的那一部分，他还在吗？

金突然在异地死亡，家里人连想都没想，就把他往家带。他们为什么要长途奔走，花钱，费时费力，忍受着异味，回到那个村庄？因为村庄是他的家。那个城市，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葬在那里，只能是孤魂野鬼。哪怕是相貌改变，异味冲天，他也要回家。

伤心是如此普遍的存在状态，以至于我们把它尘封在心里，以为忘了它。当我们提起它时，眼泪才突然迸发出来，那伤心仿佛刚从黑暗中醒来、萌芽，并慢慢生长。有一天我和一位出版社的编辑谈起这本书，讲到这个故事。那个年轻的女编辑说起她的表哥。她的表哥在广州打工，有一天晚上跳河自杀了，因为恋爱的事情。家里人委派她去收尸，说到她看到尸体情形的时候，她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长发遮住了她的眼睛，只有肩膀在剧烈地耸动。

2012年的春节，我到金的村庄去看他。金的老婆不在村里过年，她在外地打工，孩子跟着姥姥住，她就直接回娘家住了。

金的坟就埋在自家地里，一个孤零零的坟头，坟边有一地鞭炮的碎屑。金的哥哥领着我们，在颓败而又喜庆的村庄里穿行。金的老房子在村东头，土坯的房子，院墙还没有塌，但已经摇摇欲坠了。他盖的两个长长的鸡舍在村头的地里，红砖的高阔的房子，也空空的。墙壁周边不知被谁家堆着玉米秸秆和烟杆，这些枯萎发白的庄稼叶子簇拥在那里，有着意外的萧条和温暖。

金的新房子临着村庄的路边。上七下七的封闭式二层楼房，屹立在那里，很是雄伟。打开房门，客厅里堆着凌乱的物品。在凌乱的茶几旁边，我看到金的遗像。金穿着黄色的军装，领上居然还有肩章。头发微卷，眼珠里带着一点微黄的光泽，嘴巴略有点歪。这是一个还算英俊的年轻人。他透过玻璃相框看着我们，没有笑容，也没有表情，就那么看着。金2010年夏天去世，享年四十岁。

[1] 握手楼：形容楼与楼之间距离的狭窄。前面一家站在后面的阳台上，可以和后面一家的人握手致意，深圳俗称“握手楼”。

虎门夜市，老乡们聚餐的地方

流水线上的年轻工人

和母亲玩耍的小保义

正在干活的小保义

第八章 青岛

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

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里尔克《世界上最后的村庄》

小柱

青岛是我最早定下来要去的城市，但却几乎是最晚去的。到最后简直是不想去了，我害怕，有点胆怯，有点软弱。我害怕真的去面对它。青岛是小柱丢命的地方。

在西安的那几天，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经常提到小柱，他们最小的兄弟，并且几乎成了一个句式，“自从小柱死之后，我就怎么怎么……”，“要是小柱还活着的话，那肯定就打起来了……”大哥边流着泪边说：“自从小柱死后，我感觉一下子老了，好流个泪。”二哥说：“小柱死之后，我才知道操心。小柱不在了，那清是少了一个胳膊，原来兄弟五个齐刷刷站着，现在少了一个，像缺了一块儿。”

在北京，见到万科三哥和梁峰，他们内在的消沉，他们内向的生活，都可以隐约感受到小柱的非正常死亡对他们心理的影响。小柱和关于小柱的一切，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疤。

关于小柱的死亡，我一直有很深的迷惑。我印象中的小柱，活泼、健康、阳光，怎么可能忽然就软下身体，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夏天，我们在村庄里，田野上，在湍水岸边奔跑玩耍。冬天，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在冰冷的麦场上玩“冲撞游戏”。两队人马，每一队的小伙伴都紧紧地手拉着手，相距几丈远，高喊着：

大把刀，

耍得高，

你的人马任我挑。

挑哪个？

挑××。

然后，被挑的那个人拼命冲向对方的队伍，如果冲散，就把对方的小伙伴领过来一个，作为自己的队员；如果没有冲开，自己就留下。我和小柱都是队伍中的主力，当然，他是主胜，领一个伙伴得胜回朝。我是主败，经常被扣押。

我想去寻找真相，或者更为接近真实的原因。我想去看看小柱打工的工厂，工作的环境，日常生活，他平时的健康状况，他最后发病时的情景。我想理出一个线索，离开梁庄之后的小柱，是怎样走向他的死亡之路的？

还有什么原因？更为隐秘的说不出口的原因？是的，小柱的死是我心中的一根刺，这根刺一直扎在我心里，越来越深，越来越痛。我童年最要好的伙伴（他比我小了六个月），我的有着很近血缘关系的堂弟，在他生病最后的日子，我曾经回过梁庄，但我没有去看他。我从村头那个青石板桥上走过时，哥哥对我说，小柱在家里，他病得很重，咳嗽一下，血都喷得很高。我没有去看他。就那么几步远，过青石板桥，向左拐弯，不到十步，就是他家。在哥哥镇上的诊所里，嫂子要去给小柱打针。我问她小柱情况怎么样了，她说，小柱吃不下饭，只能靠输液和一点流食生活，喷出来的血都有点发臭发腥了。我也没有和她一起去看小柱。那次回家，我待有七八天时间，我都没有去看他。

在那之后的不久，一个晚上，小妹打过来电话，说小柱死了。小妹说，小柱死之前，特别想让人去看他，他对去看他的人们说，我喜欢人多一点儿，都来和我说说话，我不敢睡着，我怕一睡着就醒不过来了。那是2001年的初夏。那年，我和小柱都二十八岁。我在北京读博士，意气风发，他躺在梁庄的家里，在腥臭中死去。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伤心万分，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我不相信，这样一个鲜活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而我们曾经是那么亲密。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去看他？就只那么几步远。我一直不明白。我不敢承认我的冷漠，我告诉自己，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不行了，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死去，是因为我不敢看他最后的样子，是因为……“因为”什么也不能说服我自己，我就是没有去。我不关心他，我对他没有了感情。他十几岁出去打工，我十几岁出去上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有差距。想起他时，只是故乡回忆中的美好风景，至于那风景中真实的人和人生，我其实是不关心的。是的，很多时候，当风景中的人走出来，向你伸出求援之手，或者，只是到你的家里坐一坐，你真的如你想象中的那么热情吗？

青岛之行，与其说是为了小柱，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

氰化物

光亮叔还是那样一张黝黑大饼子脸，家族遗传的黑得像油一样亮的大眼，他的哥哥龙叔和二侄子梁欢都有这样的眼睛。在胶州万家窝子的村口见到他，他的打扮颇为整齐。作为梁庄著名的“溜光蛋”和“场面人”，他仍然不失体面。

我们走进万家窝子，村口左边就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工厂，大门口红色的大理石面上写着，“××金属表面加工厂”。这是一个由多家镀金厂连在一起的大厂区，光亮叔和丽婶就在其中的一个厂上班。

光亮叔的房子在村庄的最边缘处，一个散发着巨大霉味的，低矮、潮湿、年代久远的旧院子和旧房子。他和另外一对老乡夫妻合租这个院子。

丽婶的相貌变化非常大。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个俊俏的小媳妇，小个头，整头齐脸，风风火火，敢骂敢爱。她和光亮叔属于自由恋爱，没有经过媒妁之言和父母同意，私奔到梁庄，和光亮叔过起了日子。眼前的丽婶，整个人的精神气质完全变了，脸部变宽变大，有浮肿的感觉，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呼吸短促，困难。她的面部皮肤似乎有些问题，表情僵硬，不自然。后来，再回想光亮叔，还有他们邻居夫妇和其他一些乡亲的表情，都有些虚、肿，面部皮肤僵硬，有些微的病态。

邻居老乡夫妻男的叫新华，女的叫秀珍。新华看起来非常老实，是那种山里出来的、没有见过世面、因此连眼神都有些迟钝的农村汉子，秀珍稍微活泼一点，笑容展得更开一些。

下午五点半的时候，丽婶去万家窝子幼儿园接他五岁的儿子阳阳。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家伙，眼睛汪着一团黑，有点忧郁和寂寞的样子。一进家门，小阳阳就嚷着要看《李小龙》的碟子，他最近很着迷李小龙。

几杯酒下去，光亮叔黑黑的脸开始发红发亮，“一听说你们要来，我都激动得不行。你说，这些年，谁想起来来这儿看看俺们？我给王家传有都说过好几次。可说几次，你们都没来。”传有，是梁庄王家人，最早来青岛电镀厂干活的梁庄人。为来青岛，和光亮叔约了好多次，打了好多个电话，但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又推迟时间。我没有想到光亮叔会真的期盼我们来。

“现在这儿人少了。原来在青岛的梁庄人可多。那时候还在青岛郊区，梁峰，钱家万俊兄弟，王家一群，有二十多人，再加上来来去去的后来的年轻人，至少有四五十人在那一片的电镀厂待过。中间走了一些。像钱家万俊现在在浙江，在开挖掘机，梁峰到北京去了，这儿就剩下我、传有。传有离我这儿也有二三十里地。其他十几个人到这旁边另外几个县去了，在大理石加工厂干活。那大理石厂也是污染重得很。”

他对我问电镀厂的情况这一话题，表现出高度的兴趣。

你都看见了，村口那工厂名叫“金属表面加工厂”，其实就是电镀厂。只要是电镀厂，都有毒。啥企业？就是一个小的首饰加工厂。通风设备、制污设备没有一样过关的。

你知道啥叫氰化物？剧毒，一个小火柴头那样大小，就能叫人死。氰化钾、氰化钠，都是剧毒。俺们就是天天跟这些氰化物打交道。我给你讲一下干活工序。先是要用氰化铜，上第一遍铜；然后，过硫酸铜，上光、上面，镀得面平，亮得能照见人影；最后，定色，全部要用金属，银色用银，金色用金。如果加工银，用一般银的话，要加入氰化纳；还有如果加厚银，要加氰化钾，要能测出来厚度，出来比较白，有厚度，好看。

定色，要是加厚金的话，要加入柠檬酸、柠檬酸钾，主要是用真金，腐蚀性比较大，属于贵金属。你要是身上沾一点，从脚下开始烂，往上烂。属于纯的，提炼出来的。尤其是最后这一道工序，全部是重金属，吸收多的话，肯定是有毒的。不是我经常说，俺们干这活，就是慢性自杀。有好几个老乡都死到这儿了。原来小柱生病时就想着打官司，肯定是厂里有问题，后来想着咱也找不来关系，就算了。好好一个人，硬是没了。

我干的是最前面的那道工序，前处理。首饰拿来，先去掉上面的油污、杂物、蚀锈。把首饰串成串，放在水里，水里全是硫酸、盐酸。要戴两层手套，里面戴着线手套，外面戴着胶手套。就这，手套也会被扎烂，药也会浸进去。说起手套，问老板们要个手套都难死了，要一回，骂一回，说浪费。再镀上铜，镀铜里面也是氰化物。药品化在水里面，然后水里面通上电，电不打人，变过压了。之后，再根据要求洗，定色。每一道工序都有毒。只要是电镀厂的，即使排风再好，也呛人。

俺们刚来的时候，工厂都没有引风机（大型的吸力比较大的排气设备），一个大车间，前面后面各一个大排气扇，能起个啥作用？连弄硫酸铜都没有引风，那东西腐蚀性大得很，就是戴着口罩，都呛鼻子。这些都是贵金属，剧毒性，必须得有引风，把蒸汽引出去。现在厂里倒是有引风了，还是不合格。你像我现在的厂里，碱性电机一个，酸性电机一个，按环保局规定至少得各两个大引风，冒的金属热气才能被完全抽走。它这儿就一个。

原来俺们在青岛市郊一个区，人家那儿的老百姓清是不让他们干了。听说是万家窝子这边老百姓也不欢迎，但是没办法，政府要办，老百姓只能想着，我或者也能得点好处。对周围环境都有影响。污染太厉害了，周边简直是寸草不生。在青岛郊区时，俺们周边就五六个厂，就把周边的地给烧坏了。你要是把电镀厂的药水泼到地里，草都干了，土都给你杀坏了。最简单的道理，一说你都明白，硝酸泼到地上是啥概念？草都能烧着，土也给你烧干。

说是有治污设备，真处理过吗？谁知道？！你知道俺们原来的厂离大海多近。按俺们一天的工作量，那得处理多少氰化物？需要多少东西？它有可能一点儿都不处理，二三里地，直接进入海里了。要是在咱们那里，流到湍水，那算是不得了，直接渗到河底下，几辈子也去不掉。譬如说镀金颜色，必须是三四样混合在一起，才能出来这颜色。化学金、化学银、化学铜，氰化铜版不能挂到硫酸铜版，中国只有镀铬、锌、镀镊等，这些东西哪一样都是重污染。

俺们这个厂的老板是韩国人，青岛这里的电镀厂基本上都是韩国人。每隔三年，电镀厂就都改一遍名，因为外资企业新厂可以免税。俺们厂从青岛郊区搬过来，也改名了，又免税了。我在这个厂这些年，都改了四次名了，永远不报税。这马上又要改了。

从1995年到现在，我和你丽婶一直干这个。刚开始来一个月三百多块钱，想着比建筑队强一点，不晒太阳，冬天也不冷，旱涝保丰收，还能过个星期天。当时谁想着污染啊、中毒啊，就想着挣个钱就行了。现在想，还不如在建筑队干呢，在外面干活，呼吸个新鲜空气。老板只讲钱，不管人的身体。

那叫咋说呢？咱是想要人家钱哩，人家是想要咱的命哩。咱们来是打工的，他们来是要命的，泼死来活地使你。引风不管，成天在毒气里上班。还叫你加班，老板是生尽千方百计省钱。早晨七点半上班到晚上七点下班，中间一个小时吃饭时间，也没有食堂，都还得自己做饭吃饭，紧张得很。除去这一个小时，还有十个半小时，八个小时法定工作时间，另外两个半小时怎么算？说是1.5倍的加班费，啥时候也没给够过，生门儿扣你钱，没有人去找。有人去说了，老板说还有的厂连星期天都不休息，你这还有个星期天，你还不满足？他的意思他还很有人情味儿。原因是啥？俺们这工资是论天的，一天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你要是休星期天了，你就别想拿钱。净是混账话。也没个啥工会，没有人去说这个话，大家都受下了。

人家连一分钟都给你算出来。要是早走一分钟，就会骂。昨天我去给老板请假，说这两天不上班，老板当时把手里的圆珠笔往地上一扔，使劲又踩又碾，恨得不得了，嘴里还不干不净嘟囔着，肯定是在骂我。我也不管它，反正听不懂，全当骂他自己。

韩国老板不好，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不一样，都是讲经济，没情没义。不过也不是没一点情，我在厂里干这么多年，请假也都可以，急事使钱也都借，阳阳还能在这儿上学。但是，对工人态度不好。见当官的也知道笑，环保局、卫生局来检查也吓得不得了，来了也是点头哈腰，递烟，笑得不得了。

我感觉我现在也有点职业病，一下班就精神得不得了。一到车间，头晕沉沉的，瞌睡，眼都不想睁。就这一个活，干了十几年，确实是个够。人啊，是个鳖，憋到那儿，也没办法。

工资原来一直是六七百块钱，拿了好几年，按天算，一天二十三块钱，不上班没有钱。那时候工资低，花销也小，买菜没有上一元的，小油菜一块钱三四斤，买壶油二十多块。现在一斤青菜都好几块钱，以前一罐液化气是三四十块钱，现在得一百多。你说还叫人活不活？

我现在的工资上全勤带加班费是两千七百元，你丽婶一千五。如果厂里管吃管住，还可以。又吃饭，又住房，阳阳上幼儿园也要花钱，一年花销也不小。开开门都是一家人，都需要钱。咱还好个三朋四友，还好吸烟好喝酒。一到星期天都有人来找，打牌的，喝茶的，来了也不能不招待。算下来，一年到头最多能到手两万块钱。话说回来，你就是不干，回家，还挣不了这两万。

要是我一个月工资能再加个一千块钱，你丽婶再加个六七百块钱，那还有个干头。厂里也鼓励俺们老工人在这儿。他熟啊，不用操心活干得好不好，这个人好不好的事儿。这个厂里的工人，有干六七年的，也有七八年的，估计占厂里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批人都是像俺们这种年龄大的。年轻人调地方的多，年龄大的不敢调。出来挣个钱是难啊。会混的，还能多挣俩钱。有的在这儿干干，还不落啥钱。

现在也还算行。除了上班时间太长之外，五一、清明、十一，国家法定假期，都放假。八月十五还发点东西，两瓶酒、一壶油。春节一人发两百块钱，也还算不错。有的厂发得多。另外，要是还在厂里干，老板说了，以后一年一个月涨一百块钱工资。

咱为人好，在这儿几年，不管大事小事，早晚给人家说，没有不给帮的。长年搅在一块儿，都好得很。在这一地方，不管是厂里还是村里，问名字没人知道，你要是问“老梁”，人家都知道。老板也知道，咱不偷不抢，老老实实上班。

咋不想家里？谁不知道住家里美啊。出来为俩钱，想也没办法。我认识的老乡里面基本上没有人在这儿买房子。人打工，也不是常法，终究要落屋。在这儿买房子，户口咋办？在市里面买房，也能上户口。那怎么办？咱这打工的也买不起那房子。俺们厂里那东北翻译兼车间主任，一个月八九千块钱，他买房了。咱连想都不敢想。

树叶总要落到树根儿，你们是固定工作，俺们这都不固定，今天在这儿干三个月，在那儿干几个月，或者厂都倒闭了，你上哪儿去？

实际上也想回去，就是回去没门儿。不管咋说，总体也还算行，比在家强。

百度百科的词条上这样介绍“氰化物”：

氰化物，在英文中称为cyanide，由cyan（青色，蓝紫色）衍生而来。常见的有氰化钾和氰化钠。它们多有剧毒，故而为世人熟知。氰化物可分为无机氰化物，如氢氰酸、氰化钠、氯化氰等；有机氰化物，如乙腈、丙烯腈、正丁腈等均能在体内很快析出离子，均属高毒类。很多氰化物，凡能在加热或与酸作用后或在空气中与组织中释放出氰化氢或氰离子的都具有与氰化氢同样的剧毒作用。

工业中使用氰化物很广泛。从事电镀、洗注、油漆、染料、橡胶等行业人员接触机会较多。职业性氰化物中毒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其次在高浓度下也能通过皮肤吸收。口服氢氰酸致死量为0.7～3.5mg/kg；吸入的空气中氢氰酸浓度达0.5mg/L即可致死。

幽灵

那村口的金属表面加工厂里面非常开阔，许多条水泥路纵横四面，分别通向不同的工厂。光亮叔所在的工厂现在的名字是“欣欣电镀厂”。站在工厂的大门口，光亮叔让我等一下，他过去给里面的人打个招呼。过一会儿他出来，向我摇了摇头。刚好一个矮胖的穿蓝白工装的人出来，他又跟过去给他解释，我也赶紧跟了过去。那个人看着我，看到我背的相机，摇着头说，“不行”，就没再理光亮叔，又进到车间里面。过了一会儿，光亮叔朝我示意，让我跟着他往里面走，刚走到车间门口，那个人突然从里面跳出来，把我们拦住，张着手，做出往外轰的姿势。

我回到门卫室，光亮叔的脸有点挂不住的样子，扎着两只手，在车间门口进进出出，没有协调出什么结果。我想，可能是车间头头看到我的相机，误以为是什么记者来采访。我把相机放到门卫室老大爷那儿，空手出来，慢慢蹭到车间门口，往里面张望着。那个车间头头正在车间里来回巡逻着，看到我，上下打量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物品，就把头扭了过去，往另一边去。光亮叔赶忙向我招了招手，让我进去。

一进到车间门口，一股巨大的蒸汽浪朝我冲来。这蒸汽湿度和浓度很高，呼吸一下，就像吸进去一块冰冷的厚重的湿毡，塞住鼻孔和嘴巴，有猛然窒息之感。我犹豫一下，往里面又走了几步。

车间是一个约有两百平米的大通间，分为两个区间。左边是挂饰品的地方。六个妇女，包括丽婶、秀珍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拿着长型的铁架子，把那些还没有经过加工的裸色铝制饰品一个个挂到架子上。她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堆着各式各样的饰品。

右边是电镀操作车间。这两个车间没有间隔，右边的操作池把他们自然隔开。丽婶们离第一排操作池有六七步远。她们都没有戴口罩，没有戴手套，并且，这边也没有风扇，更没有引风机。我挨着丽婶坐在小板凳上，缩着身体，怕那个车间头头再次驱逐我。还好，那个人走来走去，对我都视而不见。坐下来后，空气浓度似乎更高，有颗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呛水时吸入的满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都像呛到什么东西。丽婶们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相互聊着天，说着家常，一边飞快地挂着饰品。其他三位妇女都是河南老乡，年龄最大的有五十多岁，和老公在电镀厂待了十几年。

坐在小板凳上，往右边的操作车间看，觉得像看到了一个异象世界。白色蒸汽从操作池里袅袅升起，形成一团团雾气。几排操作室，形成了几排团雾，中间有略微的淡薄缝隙。工人的脸在这雾气中若隐若现，像幽灵一样。有时只露出一张脸，没了脖颈，有时露出半个身子，像个恐怖的残废人，有时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没有亮光，没有色彩。

我站起来，慢慢走进那浓雾里。空气是湿漉漉的味道，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仿佛要把整个口腔锁住。想咳嗽，咳嗽不出来，想打喷嚏，也打不出来，那带重量的湿度就附在整个鼻腔、口腔，驱除不掉。站到这个地方，你会明白，空气污浊不只是指沙尘暴、垃圾厂、工业废水的感觉和味道，它还会有这样沉重的质感。鼻腔里、口腔里塞满湿的各种金属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你很难想象。

第一排操作池做的是第一道工序，去污、清理、镀铜，在不同的池子里分别放入硫酸、氰化铜等各种氰化物，装满饰品的挂架放进去，一定的时间后，捞出来就是亮闪闪的、铜色的。后面几排是技术更高也更细致的定色程序。

我看到在操作的工人都没有戴口罩，手上倒是戴着长长的塑胶手套，脚上穿着胶鞋。他们的干活频率并不是很快，几个操作池的活交替着干，把架子放进去，再拿出来，换到其他池里，在来回倒换的过程中，池子的水也被带出来，落在胶鞋上、地面上。每看到那挂架被捞起，我心里就哆嗦一下，我害怕他们的手浸到水里。而那水珠落地时，我又极其焦虑，害怕万一把那胶鞋腐蚀了怎么办？可是，这欣欣电镀厂的工人们，安之若素，熟练地放下、捞起、再放下，间隔一段时间后，再捞起，俯下身子，头伸进浓雾中，细细地检查着色是否均匀。

雾里的眼睛、脸、脖子和身体逐渐清晰，他们正在打量我。遥远、警惕而又陌生的眼神，仿佛我是闯入的外星人。我朝他们笑着，同样微弱而遥远。新华也在其中，他看我几下，没有任何表情，但也绝不是淡漠，就又继续干自己的活。光亮叔在车间内外来回穿梭着，好像在替我站岗，一会儿又朝着相熟的工人介绍我，也向我介绍那是谁。这个车间里的大部分工人都来自河南，有少部分来自山东。被介绍的人朝我笑着，表示打招呼。我走到最后一排，问他们的工序是什么。他们耐心地朝我解释，这是最后的定色程序，是电镀工序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活儿。

这时，一个六十岁左右的人进来了，高大、严厉，他进来就拿眼睛朝着整个车间巡视一轮。光亮叔一看见他进来，赶紧拉上我，从后门溜走了。走出车间，又快步走到工厂门口，光亮叔长吁一口气。我更是长吁一口气，觉得瞬间人轻松了很多，感觉到空气中充足的氧气。光亮叔说：“那是我们的韩国老板。他要是看见你，那非得大吵一场。脾气坏得很，昨天请假他都气得拿脚踩笔，骂我是混蛋。”

一出工厂的大门，我立刻就觉得我所看到的那些场景模糊、遥远，不那么真实。也许那雾没有那么浓？也许那空气没有那么黏稠、沉重？都只是我这样一个在城里生活久了的人的一种想象？我想回去，再进到车间，再看看那蒸汽，以证实一下我心中的情景。我扭头看去，那个厂长正站在车间门口，警惕地看着我们。我们快快地逃跑了。

偌大的厂区几乎没有一个行人，间或一两辆小汽车轻轻滑过。我焦虑地问光亮叔，不是有引风机吗？为什么空气还那么差？光亮叔说：“就是引风机的条件都达标，空气也不会有多好。电镀厂就这样子，本身属于高分解高污染。就这，条件已经比原来好多了。原来只有个排气扇。”

为什么大家都不戴口罩？我非常不解，这些金属的毒素所有的工人都一清二楚，他们等于是天天在毒气中工作、生活，难道连最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吗？

光亮叔笑了，说：“那你可不知道，戴个口罩可着急。车间里温度高，又湿，戴个口罩非常憋气，呼吸不上来，时间长了根本受不了。一般都是刚来的工人天天戴。像俺们这些十来年的老工人，都不戴，习惯了。干的时间长了，也没有事。你这是猛一进去，可能有点味儿，时间长了就闻不到了。不过，心里也清楚，干这个活儿都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

沿着厂区的外墙，光亮叔用电动车带着我，试图查探一下工厂的排水系统，想看看那些巨量的废水排往哪里了。工厂左右墙周边是一些石板瓦红砖搭建的低矮的临时性建设，有做各种小生意的，也有一部分空置着。石灰墙后面是裸露着的大片田野。正是初冬，田野上光秃秃的，翻整过的庄稼地上的泥土已为浅褐色，再往远处看，是一条河道，河中和河岸上有一片片干枯的芦苇丛。

没有看到什么排水管道。也许是埋得很深，也许是我并没有意愿去深追细究。又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并不是特例，眼见为实，眼不见也为实的事情太多了。来青岛的前几天，一直在看相关方面的报道。据香港《成报》报道，说是长江每年在长三角含杭州湾有5亿吨沉淀，其重金属污染名列前茅，其中锰锌镍铅铜分别高达91万吨、11万吨、4.5万吨、4.3万吨、3.1万吨。近岸50米海水的溶解铅比太平洋高数倍。

那绕着胶州湾的海水呢？我们从青岛往胶州来，透过车窗，看到广阔的、深蓝的海水，心里无限舒畅。不管怎样，水，总让人内心湿润、柔软、宽广。但是，在荡漾的波涛下面，又沉淀着多少重金属呢？

光亮叔带我们去见我的一位亲戚。我外婆家的，按辈分我要叫他舅舅。这位舅舅一家三口都在电镀厂上班。去年回家盖房，他从树上摔下来，全身瘫痪，变成了废人，依靠老婆儿子养活。

我们进到院子的时候，瘫子舅舅正在锻炼身体，一只手撑着轮椅，另一只努力抬起去抓双杠。一看我们进去，大声笑起来：“老二哥，你们可来了。”父亲仔细辨认了一番，惊喜地叫起来：“这不是奎子吗？咋变成这样了？”

“瘫了！你说，咱好端端一个人，变瘫子了。”瘫子舅舅这样说着，带着自嘲。瘫子舅舅个子高大，脸部皮肤是一种不健康的灰黑色。他用一只胳膊灵活地推动着轮椅，让我们进屋，房门没有门槛，他直接滑了进去，又用他能动的那只手忙着给我们挪凳子、找杯子、倒茶，动作都相当麻利。

光亮叔说：“瘫子哥，你别忙了，我们坐一会儿就走。”

瘫子舅舅马上提高了声音，说：“那可不行，早晨起来，你嫂子就去买菜了，你看，菜我都洗好了，面条也轧好了，就在我这儿吃。”说着，他朝厨房指了指，那里有一个小轧面条机。我很惊讶，这样的身体状态还能轧面条？那可是一个大工程，他一只手，如何配合？

“咱也不能吃闲饭啊。一开始是弄啥也不行，动都动不了，让你舅母伺候。时间长了，不行。我瘫了，不能挣钱。她再不挣钱，光靠儿子一个月那一千多，这一家人都没法过了。我就锻炼，弄了个双杠，又弄个牵引的东西，见天去练。还真有效，半年后，这只手就能动了。这一个月，他们中午回来还能吃上我给他们做的饭。就是有一条，一锻炼，又太能吃了。那天，我老婆说，你这解大便不方便，你还吃这么多。我说，我不吃不行，饿得心慌。”

瘫子舅舅个子高大，坐在轮椅上，整个身体窝在那里，很不舒展。他的声音非常响亮，说话幽默、干脆，善于自我解脱：“我要是不出这事儿，也可美。一家仨人都能干。屋里房子盖得可好，就一个男娃儿。要是别出这个事儿，过两年我连小汽车都敢买。以前咱娃儿还有人提亲，现在我一瘫，连提亲的人都没有了。人家谁愿意嫁个家里有瘫子的人？啥也不说，混吃等死，赖一天是一天。要是哪一天实在啥也干不了了，就一根绳子吊死，不拖累他们娘俩。”说到一根绳子吊死，瘫子舅舅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非常顺溜，没有停顿，也没有悲伤。

中午，我们在万家窝子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瘫子舅舅好像很久没有出来了，看各样的菜都很新鲜，也很饥渴的样子。他确实吃得较多，狼吞虎咽。我想起了那位舅母的抱怨。那是非常具体的、外人无法想象的问题。

2000︰1的1

那几天，每到傍晚五点半钟，我和光亮叔就到幼儿园去接放学的阳阳。我们在后面走，小阳阳在前面又蹦又跳，每到一个小巷路口，他就扭过来，等着我们，用骄傲的眼神看着我。我看着他，那孤单的小小身影，在长满青苔的潮湿小巷里，在异乡的昏暗中，闪动、跳跃，仿佛随时都要被某种力量吞噬掉。

我问光亮叔这万家窝子幼儿园有多少像阳阳这样的外地孩子，光亮叔“哈”了声，语气里有了得意：

我是个特例。你肯定不相信，这恁大的厂区，估计至少有两千对夫妻吧，只有阳阳一个孩子在这儿跟着俺俩上学。2000：1，你光亮叔也够牛的吧。这儿上班时间太长，早晨七点半上班，下午七点下班，活多了还要再往晚里加班。人家都没想到你还有这个事儿。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孩子的事儿。我就去找老板，我说我家孩子得在这儿上学，得跟着我们俩。娃儿在这上学，你丽婶不能上夜班，星期天也不能加班，娃儿放学时还得在工厂待一会儿。达到这个条件就在这儿干，达不到咱就不干。

一开始老板不同意，老板说，你这娃儿为啥不留屋里？人家别人都留在家里。我说，我妈年龄大了，照顾不了，你叫我干我就干，不叫我干算了。老板说，人家别人妈年龄不大，就你妈年龄大，那说不过去。老板一是不敢开这个头儿，怕其他工人都来找了，那不乱套了。另外也是怕出事。娃儿接到厂里，万一出个事，是谁的事，人家也担当不起。

我说，出事儿是我的，你不用管，但是我娃儿一定得在这儿跟着我。我说我已经丢一个娃儿，我不能再看不住这个娃儿。我去说好多次，去了我就不走，坐在他办公室。后来老板同意了。同意了不是他有同情心，“鬼子”根本没有同情心。他是想着我和你丽婶都是老工人，人又靠得住，这才同意的。阳阳去，他只让到门卫室去玩，怕有毒气，万一小孩儿出啥问题，他不想负责任。后来，也有咱们老乡来问我，你是咋弄成的，我就说这种情况。他们也去找老板，但是不行。新华他们前几年生了二小子，到三岁的时候，也想着弄来，在这儿上个幼儿园。他们就是在家里嘟囔几句，吓得都不敢去找老板说。

阳阳天天到厂里，时间长了，老板也熟了，还挺高兴，掏个十块二十块给阳阳，说叫你爸你妈给你买个冰淇淋。有一回，掏二十块钱，说叫你爸给你买个烤鸭吃吃。阳阳一见我就说，我要买烤鸭。我说，好好，买烤鸭就买烤鸭。

别人说，娃儿在这儿，多麻烦啊，我说，给谁啊？我是谁也不能再给了，不放心。就是省事娃儿，也不行。你五奶奶肯定接受不了，她压力太大啊。要是再有个闪失，那都活不成了。

我就是命啊，我要是没出这个事儿，我肯定不在这儿。要是宝儿还活着，今年都二十一了，他是1991年农历十月十二生的，该说儿媳妇了。我想得很开，社会走到这儿了，人家有的连个娃儿都没有，咱黄焦泥嘴的，本来啥都没有，怕啥？社会走到这儿，只要有钱，就行。

说忘，那都是表人的。咋能忘了？一百年都忘不了。宝儿跟阳阳一样，白净，大眼。我还行，主要是你婶，她都有点迷了，我可不敢，我要是也那样，这家人都不得了。

那天晚上，他姑夫打电话。当时，是你哥一群人，他们把宝儿捞上来的。一打电话，我当时都难受得不行。丽一听电话，都软了，不会动了。我急哩把她抱到车上，赶紧拉回去。钱家立俊也在。最后我给家里打电话，说明天一早就坐车走。丽哭着说要见人，我说今晚上连明带夜把人处理了，别叫见。家里都说冷冻棺都拉来了。我说，不敢见，一见恐怕还要再出人命。五六月的天，一回家不让埋咋办？我都想了，别说丽不行，连我都不行了。我也要软那儿。

后来，俺们两年都没回去，不敢回。回家肯定受不了。这中间，你丽婶也不怀孕，你五奶奶在家里给俺们要个闺女，算是压一下。我说不要，你五奶奶哭着说，可管咋样，再要一个，是女，是男，都行。农村人没娃儿不行。

你丽婶六七年都没有干活，一直在这儿住着，养身体，生孩子。得胃炎病，又得结石病，肚子疼，看着看着脸上乌青色，赶紧拉到医院，不确诊，跑到青岛市里面医院，叫你做CT，化验，要办住院手续，一说得好几千。我说，你都没说出来啥病，就得花好几千。后来，就坐火车到德州，咱们有个老乡在那里，沾个亲戚边儿，人家也可好，一套检查下来，也没有掏钱。检查出来是尿结石。不用震，米粒那样大小，就吃点药。回来就好了。药钱不到一百多块钱，回来又买药几十块钱。到青岛一说又到好几千。好爷啊[1]，人生地不熟，没啥关系，人家捉你也不知道。

到明年，俺们准备回家，你丽婶肯定不再出来了，阳阳该上小学了，还有那俩女子，她照顾娃们上个学，我先在家里，看能不能干个啥。南水北调把咱地也弄没了，只能做生意。我想着弄个蒸馍机，卖馍，不过都说不行。看看吧，不行了我再出来。

2000：1，这倒是我没有想到过的数据。2000对夫妻只有1对夫妻的孩子跟着他的父母生活，这还是因为，这一对夫妻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他无法再承担失去孩子的痛苦。他去求情、耍赖，最终，才得来这样的好事情。而人家工厂，是根本“没想到你还有这个事儿”的。

那么，毫无疑问，阳阳是幸运的。光亮叔第一次提起了他死去的大儿子，宝儿，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光亮叔的表情平静，看不出心理的变化，也看不到曾经的伤痛。但是，一到这里，他的诉说欲望一下子变强了，仿佛一个长期封闭的闸门突然被打开了。

我们正聊着天，丽婶、新华夫妇回来了。光亮叔马上不说了，开始和丽婶一起做饭。秀珍忙着做饭，我招呼新华坐下来，想和他聊会儿天。新华坐在那儿，脸憋得通红，嘴张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不时扭过头看他的老婆。秀珍很干脆，说你来做饭，我和妹子说说话。

新华夫妻两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儿，今年十三岁，在郭湾那边上寄宿初中；儿子今年四岁，跟着爷爷奶奶，在邻村的一个幼儿园上学。儿子一岁时留在家里，秀珍又出来打工，到现在，他们俩已经三年没有回家。

秀珍说：“想不想孩子？咋能不想，多通电话，多说两句。隔两天就打个电话，问问情况，来这儿挣钱也是为他们。你光亮叔是特例，咱就没想着让娃儿来这儿上学，来也带不了。说不想也不想，时间长了，上班又忙，也没时间想。厂里基本上都是夫妻俩，很少一个人在这儿打工的。在这儿过年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厂里有一个男的，来有十来年了，就没有回去过，有的时候老婆带孩子来，有时候不来，反正自己不回去。

“就是孩子到入学年龄了，回去的也不多，都想着工资可涨了，舍不得回去。很少有人想着小孩没人管伤心，也都习惯了。现在的人们出出门，心也野，不想回家。只管挣钱，也不想回家。都想着，管他呢，反正有人照顾。有的没有大人，大一点就放到寄宿学校。小孩在寄宿学校，一开始还行，后来上网，学习慢慢就不行了。主要还是打工打坏了，没有培养出感情，也没有教好，学也没上成。这也是一方面，不能光怨家长，家长累死累活为谁？娃儿自己没脑子也不行。

“我这女子还行，学习好，一个月回去一次，还帮着照顾她弟，就是以后不知道咋样。俺们估计暂时不会回去，这边工资肯定还要涨。你回去了，啥都没有了。你要是再想来，那都不知道啥样了。”

晚饭快好了。凉菜已经拌好上桌，炖排骨的香气四溢在房间里，丽婶在炒最后两个菜。光亮叔用醋、盐和油凉拌了一个蒜薹，父亲他们喜欢吃这种刺激性的菜。阳阳上桌一看，是凉拌蒜薹，就生气地对妈妈说，我不吃凉拌的，我要吃炒蒜薹。丽婶和光亮叔都没有理他。阳阳发现自己的意见没有受重视，跑回到里间，爬到床上不下来，眼泪汪汪的。光亮叔喊他，说有炒肉，阳阳赌着气大声说，我就要吃炒蒜薹，就要吃炒蒜薹。

他一会儿躺到床上，一会儿下床用脚踢着物品，弄出“砰砰”的声响，又偷偷朝这边瞄一眼，似在看我们的反应。我说把他叫过来吧。光亮叔说没事，小孩子一会儿就好了。过了十来分钟，阳阳从里面出来，撇着嘴，谁也不看，跑了出去。

光亮叔站起来，转了一圈，又坐下来，说：“要是按我以前的脾气，皮带早就上去了。这家伙我就没打过他。”

丽婶不时地到院子门口叫，“阳阳，阳阳”，又回来炒菜。过了好一段时间，在看到丽婶一闪而过的、极端焦虑的眼神之时，我突然意识到看不到阳阳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赶紧出去找阳阳。

无边无际的黑暗。远处隐约闪现着城市的灯光，近处黑黢黢的物体的阴影，非常庞大。阳阳趴在那个养猪场的矮墙上，一声不吭。我走过去，蹲在他身边，他的身子抖动着，委屈地啜泣着。让人沉没的寂静与黑暗，“就像那两个孩子，与世隔离，只有知更鸟听他们的哭泣。”阳阳，没有朋友的阳阳，那古老的英国童话中被坏人抛弃在森林里的两个姐弟，他们的孤单、哭泣只有森林和大地知道。阳阳也是孤单的。来这儿的两天，我发现光亮叔们在万家窝子的这一片聚集区，确实没有一个小朋友。那些幼儿园里的小伙伴都朝村庄的另一方向去了，那是万家窝子居民的新楼区，只有阳阳一人，走向这低矮的、破败的老屋区。那一天下午，我想让阳阳带我去新房区的另一边看看，阳阳扭着身子，坚决不去。我说，阳阳，那里有你的小伙伴啊，你怎么不去？阳阳摇摇头，也不说话。他不爱说话。

丽婶又出来叫阳阳，生气地对他说，妈给你炒了一碗，赶紧进来吃吧。阳阳仍然一动不动。我试图抱他进去，他倔强地挣着。我们又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我轻轻地拉了拉他，他顺从地跟我回到了屋里。丽婶把一个小板凳掼在桌子角，又把一小碗菜放到他面前。阳阳噙着眼泪，在母亲的注视下，逐渐安静下来，他很香地吃着，居然把一碗炒蒜薹都吃完了。

和前两个晚上一样，我和丽婶、阳阳睡在他们的大床上，光亮叔和父亲睡在前院那间空的房子里。丽婶给阳阳洗脸，洗脚，换衣服，白底淡蓝花的棉布秋衣秋裤，灯光下的阳阳干净可爱，很洋气。阳阳靠墙睡在最里边，丽婶的胳膊圈着阳阳，整个身体也倾斜过去，一动不动的，仿佛要护着儿子，不让他跑掉，不让他被什么东西带走。阳阳很快就安稳地睡着了，发出小孩子香甜而均匀的呼吸。

丽婶一动不动。我以为她已经睡着了。但她的呼吸并不均匀。到了十二点钟，我忍不住问了一下，婶子，睡着了吗？丽婶回答：没有。我说，那聊会儿天吧。

来这儿几天，我一直没有在丽婶面前提宝儿——她在湍水淹死的孩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此时，丽婶直接谈起了宝儿去世时的情况，仿佛就搁在心里、嘴边，随时就出来。

自从宝儿出事后，我十二点之前就没有睡着过。我记得清得很，2001年5月26日，家里打来电话说，宝儿出事了。打到厂里。我一听，当时晕了过去，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直哭，猛一下接受不了。我们是1995年10月19号从家里出来，是王家传有介绍来的。想着出门总比家里行，就出来了。当时走到××县，在那儿倒一趟车，再上车时，我就想着回去算了，舍不得屋里，舍不得宝儿。要是想着要出这事儿，打死我都不会出来。

我们是27号早上往家走的，第二天上午到的家。回家没见着宝儿。你光亮叔让他们赶紧埋了，怕我回家受不了。一开始我还打你光亮叔，我埋怨他，骂他，娃儿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太狠心了。幸亏没见，要是回家再见到，那是要我的命的，我肯定活不成了。

出事之前，我都有预感，那天加班加到夜里十来点钟，我眼睛忽然啥也看不见了，心里慌得很。还有一个晚上，蚊帐上落一层黑蚊子，厚厚的，一动不动，我看着害怕，就想着有事。

俺们回去，你五奶奶一直在哭，跪在我身边哭哭，又抱着你叔的腿哭。她是想着内疚。村里人还怕我埋怨她，你想，我咋能怨她，她比俺们还稀罕宝儿。她养活他的时间比我长。当时也根本没想着去追究谁的啥责任，水里的事，谁能说得清？后来，咱湍水又淹死那么多人，也没见谁去告状。

现在，我在屋里睡着，老是害怕，心里经常一惊，觉得娃儿在屋里。回老家住在老院，还感觉宝儿在院子里。就是现在，感觉他还在，好像还在身边。干活时，一想起来，心里难受得很。这些年不知道哭多少眼泪。

当时老板还很好，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安慰我，说，你还年轻，还能生。我是有阳阳以后才稍好点。原来一直头低着，不想看人。人家都说，你放点笑脸。谁能放着笑脸？回去我姐们都劝我。你五奶奶不让我知道，在家抱养个女子，说是给我养的。人家都说，你亲不亲？我说，咋不亲？回去，那女子也给你端水，倒茶，亲得不得了，知道我是她妈。

2003年我得胆囊炎，拉肚子，心里压力大，拉的都是白东西，一天去厕所几十遍。回老家，看好几回，都说没事，只算是胃炎。我都忧郁着我要死，是鼓症。别人都说我是想出来的。你说，能不想吗？好端端一个娃儿没了，咋能不想？那两年，我和你光亮叔一块儿坐火车从青岛回梁庄，一个座上坐了七八个人，我一看，恁难，我就想哭，想死了算了。有一回正在吃饭，吃着吃着晕过去了，赶紧把我送到镇上医院。打吊针，回去几天进了三天医院。还是宝儿的事，思想压力大。

2004年，怀上了大女子，我都说流了算了，我天天拉肚子，怕对孩子不好，生下来再有个啥问题咋办。一生下来，说是个女子，我眼泪流多长。不是我重男轻女，主要还是想着宝儿。给你五奶奶打电话，她也一直哭啊哭啊，心里不美。生下来只好送给她姨养活，你五奶奶已经养了一个，身体也不行了，到现在，我都没见过我那女子几面。不过，女子身体也行。怀着她的过程，天天胃疼，早晨出去跑跑转转，解解心焦。我要是不会想，早就死了，成天自己劝自己。现在心里还像压个石头，总觉得有个疙瘩。2006年，怀阳阳的时候，我也不想要，主要是身体不好。可心里还想着得有个男娃，算是替宝儿活一场。要是没个男娃，宝儿就真没了。生下阳阳，总算松了一口气。你没看见，阳阳和宝儿像得很。阳阳跟着俺们过，那俩女子都没跟过俺们生活，不是重男轻女，老家是实在找不到人看了，另外，也是怕再出啥事咋办。我就说，我就是啥也不干，也得把阳阳带在身边。

我想着我现在也行，俩女儿一个娃，也怪幸福，我这个人也是争强。我以前身体好得很，从来没有在家坐着，闲不住，一早晨老早起来做饭，地里有活赶紧去干活。就是出个事之后身体才变坏。

成天想想都想死，不想活，想着一死，仨娃可怜。农村人可怜，你说你光河叔是咋死的？还不是忧郁死的。一下子俩娃都没了，叫谁受得了。就这人家还不想赔钱。你大奶奶眼睛都哭瞎了。我回家看她，她跟我说，眼一闭，俩娃就在她眼前。孙女孙娃都是她带大的，连心得很。她也天天不出门，就在家里哭，眼泪流得多得很。

阳阳可听话，有时候也任性，他两三岁时我还打过他。我脾气坏，急得很。原来宝儿也是经常打，调皮捣蛋，没少挨打。你光亮叔说别打了，把娃儿打坏了，再上哪儿找？我一听，眼泪流多长，从那以后，我就不打了。

生阳阳时，一个会看相的人说小孩命硬，要认个干亲压压灾性，还要找个远路的，属虎的。后来一想，传有老婆是安阳的，也算远路的，又属虎，就认给了传有老婆。震住小阳阳的灾性，保佑他长命百岁。

2000：1的小阳阳，幸运的阳阳，他一个人在活两个人，一个人替那至少两千个小朋友享受父母的关爱。我明白了他幼小的眼神中的忧愁和压力。他替妈妈拿碗、递东西，他撒娇、闹脾气，他好像在讨好妈妈，又像是在反抗妈妈。他感受到了那无处不在的双重眼光和双重情感。当妈妈那悲伤的、含泪的眼睛投向他的时候，一大片阴影立即笼罩着他。他还不明白那是什么，但是，他一下子安静了，他又成了妈妈的乖宝宝。

反抗

我们来到离万家窝子三十多里的一个县城找王家传有，他在这里的一家电镀厂上班。这一群在青岛的梁庄人，传有混得最好。他来得最早，被工厂派到浙江一些地方学习了电镀技术，成为技术员，现在又是工厂里的车间管理，工资比光亮叔高很多。

从上午十来点钟到下午三四点钟，他们三个人一直在聊梁庄。不管到哪个地方，只要几个梁庄人聚到一块儿，说到梁庄的时候最兴奋。通常情况是：坐了一天，喝酒、聊天，滔滔的话，说一个又一个村里的人，一件又一件村里的事，怎么也转不到我的话题上来。到最后，所有的男人都喝醉了，高声吵啊、骂啊、笑啊，女人们一边埋怨着男人，一边窃窃私语着。说的还是梁庄。

传有喝醉了，搂着父亲，叫嚷着：“二叔，你说我到底咋样，他凭啥欺负我？他凭啥看不起我？”传有唾沫飞溅，一张大脸红彤彤的，光亮叔的黑脸也变成了红脸关公，跟着传有在一起骂着。在一旁的我实在弄不清楚他们在说梁庄哪一年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

传有身材宽广，结实粗蛮。他的小拇指少了一大截，两个手腕上有几个很大的伤疤，说是刚开始干电镀，不知道深浅，经常受伤，全是氰化物所赐。他说话有点南腔北调，一喝酒，穰县的、安阳的和青岛的，各种声音都出来了，搅在一起，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的口音。说到老婆，一口一个“人家”“人家身体不好”“人家非要买个电脑”……很娇嗔的样子，这使得肥头大耳、粗鲁直率的传有有一种意外的可爱。我强拉硬拽，才把他拽回到我的话题上。

干的时间长了，都了解这些东西。氰化物是世界上发现的化学物质当中，不算辐射的，最毒的，小米粒似的，一分钟就能把人毒死。你要是在医院急诊门口吃的，未必能救活。毒，吃进去，跟氧气结合的速度，要高出几百倍，人最后是缺氧死的。所以废水都是偷偷排到海里。

镀金厂里面分很多种类，国防里面，也用镀金。炮弹什么，武器都用，工业也用。拿汽车来说，轴承上面镀的全是铬，最毒的是铬，在人体上排泄不出去。人容易得白血病。像我们裤腰带上的金属扣，都是镀金，上面镀的是镊，亚洲人一般不过敏，欧洲人对镊都过敏。

厂里雾气都很大，比呼吸新鲜空气肯定要差一些。从呼吸道进去的，相当于慢性中毒。要是按国家标准来说，根本都不该有这些厂。人家都说造纸厂污染大，就像咱们湍水上游那个厂，坏了一条河，可和这个比起来，差远了。后来，环保局要求，过来检查，其实都是穿一条裤子，拿几个算完了。

韩国人也不容易，靠换工厂的名字来免税。说是免税，还不够交别的。派出所，环保局，村里，消防局，都得上贡。一个厂逢年过节，送多少钱。有些知道能吓死人。以前我们在××区的时候，一个派出所所长，跑到厂里，给老板说，该给民警发福利了。老板明白得很，不用说，那肯定得给，几万几万给。所以，免交国家的税了，国家没得住钱，个人的口袋装满了。

这些工人有保险吗？有合同吗？十年得有多少休假，有吗？有这些事吗？没有。要么，直接下达，监督，来查，一个个办。税务局能不知道假账？我们厂里原来几十个人，报上去的就十五个人，剩下的都写成乱七八糟的补助。

工业园用的药品全是剧毒的和腐蚀性的，是在固定的地方存放，固定的厂家销售，不让在市面上流通。国家是要控制范围的，只要挂牌的电镀厂，必须通过公安局审批。每个月用多少，得到公安局报个案。但是，都是走私的，哪有从正规途径弄的？

专家们只是理论，没有见过有多毒。说要通风，都只是说说。专家来看，一人一千块钱，说，改正改正，好，改正。就算过关了。我参加可多这样的会议。专家说，尽量不用贵金属方面，用柠檬酸金来代替，可以通过代替减少污染度，不含氰化物，但是，柠檬酸金含量比氰化物金低，前者百分之五十，后者百分之六七十，两者价格又一样，所以，厂家选含氰化物金。说得很好，实际运用少，因为出货率太少啊。特别是外国人，都想着，与我啥相干，我又不在这儿生活。我能省钱就省钱。像俺们厂，就买一瓶柠檬酸金，给专家面子，一瓶两万多呢。拿回来扔到那儿，也不用。

每年都有很多安全考试，都是我去考的。卫生方面，安全管理证、消防证，年年考，都是照抄，抄过六十分就行，肯定过关。还有考前串讲，统一学习，专家在上面讲，下面人该干啥干啥。

我在的那个厂最坏。现在是韩国老板的中国情妇在管着这个厂，她千方百计替老板省钱。以前老板还怪好，每个礼拜六给你三百块钱，让员工出去会餐。上夜班，老板还给泡咖啡喝，说辛苦了。有的看见你在干活，还给你鞠躬。

后来这个情妇来了，不让老板请客了，也不让吃大碗面了，更不说咖啡了。啥也没有了，过节费、假期都没有了。老板说礼拜天全天全部人加班，她非要给老板省钱，只用三个人。去年放假放八天，今年假也没有了。韩国人刚来都还行，一来二去，被这些情妇们、翻译们弄坏了。

我现在说起来是个车间管理，啥家儿也不当。以前情妇没来，厂里的钥匙都在我这儿。情妇来之后，想要钥匙。她也没给我说，有一次半夜需要加工原料，我去开门，开不开，一问，她说钥匙换了。我说，换，换罢，我还能多睡会儿觉。她是防我，怕我偷东西。老板说几回，人手不够了赶紧找，这情妇也不说不找，每次有人来应聘，她给人家开工资开得很低，根本都干不成，变相地不让老板招人。

她就是在老板面前献宠，让老板看，你看，我给你弄八个人，叫他们干十六个人的活。十六个人的活，让八个人干，这不是让人疯吗？人肯定要累死。她不管，她只管少进人多干活。所以，我常说，自己人坏起来，比外人要坏得多。好几次我都要走，她不让我走，我一走就剩七个人，没有人懂技术，她连工都开不了。

老板有啥毛病呢？我平常都叫他“鬼子”，老板说我谁都不相信，我亲爹都不相信。他是个两面派。有时候，老板还给我说，有啥事你给我说，不用给她（情妇）说。他的思想是两个管理者互相打报告，达到他的目的，谁有啥问题他都能掌握。

今年夏天，引风机坏了，那个情妇就是不修。天最热的时候，特别是氰化物那个房间，是剧毒。呛得都受不了，热气往上冒。这样情况都有一个月。一般情况下，没进过电镀厂的人，一进去，都捂着鼻子捂着嘴。不敢呼吸，刺激得很。我直接给老板打电话，老板也不管，说让情妇弄。她还是不修。等到发工资时，情妇对我说，这个月电钱省了不少，以往六千多，这个月是四千多。我心里说，你妈那个×，都是拿命玩的，你还说省钱了。你说她还是不是人？！

她连水都不让大家喝。以前送水的是一次送十桶，后来她让人家一次送两桶。根本不够喝。有几次，没办法，只好我出去给大家买点瓶装水。就是为了节约。前几天，嫌人家水贵，干脆不让人家送了。妈那个×，一心给老板省，学着坑工人。发工资，老想少算给人家一些。人们都恨她恨死了。

还出了一件事。咱一个小老乡，俺们叫他飞，才不到二十岁。干活时间不长，把铜链子泡在硫酸里面，黄铜架全部坏了，那个链子值一千六百块钱。要说扣个三二百块钱很正常，也算是正常的次品。结果那个情妇谁也没说，到发工资时，直接扣了飞一千块钱。一个月满打满算还不到两千块，等于是那个月的工资没有了。飞眼泪汪汪来找我，问，哥，这咋办？我说，飞啊，既然她工资都已经发了，我去也要不来了。那边的铜版是新换的，该拿拿走算了。既然他事儿做这么绝，咱也没办法。出门打工，出点次品，罚一千啊，那太厉害了。也太不是人了，太不把人当人看了。她不管你有多不容易。

其实，车间里的东西她根本不懂。铜版一个月消耗多少，她根本不知道。客不舍得请，工资也不涨，八个人干十六个人的活，出点不良活一下子就罚一千块钱，太狠了。这几个人干活都挺实在的，虽然人少，也没有给你捣蛋，一个月给你省一万多块钱。她越来越不是人。

你做了初一，我也不得不做初二。既然他事做这么绝，咱也没办法。以前我拿住钥匙的时候，工人都不拿东西。你这么狠，我也管理松一点，也算亏处有补。三十六个铜版总能腾出来六个，活干好，也不显眼。一个铜版也能卖几百块钱。大家拿去卖了，钱分分，也算是发工资了。

传有的话里有几个关键词：“韩国老板”，“中国情妇”，“翻译”。青岛靠海，离韩国近，坐飞机一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所以，韩国人多来青岛开厂。韩国人需要翻译，而东北延吉一带朝鲜族很多，大多精通中文和朝鲜语，因此，这些东北人就来到青岛，做翻译，兼外事联络员、工厂监工、特务眼线等任务。这形成了他们的一个职业链条。而中国情妇则是普遍特色，大部分暂时充当老板娘的角色，帮老板管理工厂。工人恨老板，但更恨这些“吃里爬外”的自己人。传有讲到“中国情妇”，充满鄙夷和愤怒，那愤怒远远超过他对韩国“神经”的愤怒。他把那韩国老板叫“神经”，光亮叔管他们老板叫“鬼子”。

光亮叔也在一旁激动地插话：“我非常恨这种人。俺们厂里有老乡拿厂里的东西，另外的老乡给韩国老板说小话，最后，老板把老乡开除了。都是些坏家伙，硬是给外国人一心，你给他啥门儿。那次新华也受牵连了。我气得不行，那就是汉奸干的事！老板看不见，拿点东西，外国人的东西又咋了。就是中国厂，老板看不见，你拿一点，也不算啥。那不叫偷。咋，咱受的欺负还不够？就不兴反抗一下？

“后来，那几个老乡被开除了。他们找着那个告状的老乡，叫他赔钱，叫他下跪。这个老乡赔了人家几千块钱，还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后来，夜里，几个人拿棍子在路上候着他，把他头都打烂了，缝了好几针。新华窝囊，没去要钱。我说，新华，你不行，你得去要。他说，咋去要？哭成啥了，就差下跪。我说，他干那坏事，说小话时在干啥？打他不亏，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你不知道，韩国老板打工人，那可是厉害得很。怀疑工人偷东西，就雇黑社会的人来打河南工人。弄在黑屋里，脸蒙上，打，烟头烧，打晕了用凉水泼，醒过来再接着打。后来都上报纸了，那老板赔了几十万。黑社会一点事儿也没有。就这，有些汉奸还给人家当狗腿子，偷死他都不亏他。”

“汉奸”，光亮叔把这些打小报告的、整治自己人的中国人称为“汉奸”，却全然不觉得工人拿厂里的东西有什么不对。“那不叫偷。”为什么？因为工资太低，因为受欺负，因为有理难伸，因为老板对工人太狠，不把工人当人，还因为，他是外国人。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光亮叔对“正义”“汉奸”“偷窃”的新理解。

传有讲的则是另外一种状态，“既然你把事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些粗杆子农民工以怠工、偷窃、破坏的方式来弥补损失，以实现他没有得到的“正义”。美国农民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把这一消极怠工形式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2]这一日常形式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不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但是，却是一股强大的暗流，这一暗流以隐蔽的、负面的方式存在，怠工、偷盗、破坏、吵架、装糊涂、装傻卖呆、诽谤等等都是最基本的方式，它阻碍着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嬗变。我们通常会把这些归结为农民的劣根性，但其实，这却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个有强烈的被压迫感的群体所唯一拥有的反抗方式。他们的反抗只能以匿名的、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或者说，这是一种自救式犯罪。

光亮叔讲到他们在2005年进行的一次公开反抗。那一年，他们星期六、星期天经常加班，老板不给钱，说是工资里面就包含着这些钱。有一天，他们几十个工人就打出租车去青岛外资企业管理处告状，管理处说是市劳动局管，他们就跑到劳动局，劳动局消极推托，他们又跑到市政府接待室，也说是劳动局管，他们就又跑回劳动局，站在劳动局门口，说不处理就不走。这样，劳动局才派人去调查，开出一张罚单。

待这些工人回去之后，老板问大家为什么不上班，其中一个老乡说，你星期天让我们上班，不给钱，这不合理。老板说，你先回去，反省反省，等通知你再来上班，明天你先来把工资领了。当天晚上，这个工人就被打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躺在路上，浑身青紫，奄奄一息。过一段时间，又把另外几个他认为挑事的工人打了一顿。都是在夜里，一群人呼啦上去，一顿暴打，就跑了。

光亮叔说：“这事都过去一两个月了，老板又找到我，说，老梁，你是老员工，据说是你带的头。我说，我没有，你说‘据说’，你把人叫来，咱们对个证。他说，这个人不能给你说，我说你不能说我就是我。他问我，那是谁带的头，我说不知道，乱哄哄的，看不清楚。他说，这个事不再说了，以后好好干活。那天老板找我时，我就想着，完了，这次要干不成，估计要挨打。挨打我不怕，大不了拼命。他要是开除我了，我还舍不得这工作。主要是我干的时间长了，工资涨了一些，这要是走了，到别的厂，又得从头开始。就是到现在，老板还在追这个根。”

我特别想问光亮叔的也是：“是谁带的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就商量好，就不上班了，就去坐出租车了？”我希望光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形象出现。但是，和西安大哥们在交警队门口的抗议一样，这些事件都只是偶然的、个体的事件，不具有连续性和社会性。

无名之死

你说死人的事儿，那可多，光咱们老乡就好几个。李营一个娃儿，叫国子，七窍出血死的，下午干活好好的，晚上十二点，躺在床上，说是上不来气，送到医院里就死了。鼻子、嘴巴都有血，现在想想，肯定是中毒死的。有人就去说，那你厂里得赔偿。“鬼子”非常硬气，说，行，解剖，解剖费我掏，与我有关，我赔，与我无关，解剖费得你掏。国子他老婆领着两个娃儿，带着他爹，从老家赶过来，穿得可烂，他爹头发全白了，看着真是可怜人。“鬼子”说，给你三万块钱，就这么多，你愿解剖就解剖，不愿解剖就拿着钱走。后来也没解剖。听人们说，他老婆害怕万一解剖出来与人家无关，连这三万块钱也没有了，人财两空。就把钱拿住了，人火化了。火化完之后，“鬼子”又假惺惺地给他老婆说，你可以在厂里干，不管你自己挣多少，每月另外给你五百块钱。听着怪诱人，国子他老婆也没有在这儿干。根本干不成，两个孩子呢，没人管，就又回去了。

这种事多得很。另外一个也是咱们那儿的，二十五六岁。他是跟翻译吵架，翻译打他一巴掌。吵完之后，回去自己喝喝酒，睡着睡着死了。那脸的颜色都不正常，有人说，酒与毒混在一起了，加重毒性。咱也不懂得，最后赔两万块钱。老板生的主意，让那个翻译跑了。还有一个咱们那儿万坡的，干完活回家，坐在那儿看电视，看着看着一出溜死了。都与电镀厂有关。有关是有关，你又没有证据，又不是死在厂里，谁管你？

小柱也算一个吧。骑自行车上班呢，走在路上就歪下去了，就再也起不来了。肯定与电镀厂有关。当时人们都说，他要是倒在厂里就好了，就可以要点赔偿。当时俺们也想着找厂里，可是人没死，也没在工厂里倒下，你找人家有啥用？又不敢在这儿治病，那花不起钱啊，就赶紧回家。一回家人家才不管你。梁峰后来为啥不在这儿干了？与这也有关。他小叔死在这上面，他心里能美？另外，他的脸经常过敏，可厉害，整个脸都是红肿的，说明还是有毒。像俺们这样皮糙肉厚的，没事，还能扛着。反正在电镀厂干，就属于慢性自杀。特别是那些舍不得吃、身体不好的人。应该多吃猪血、大蒜，能够过滤一下毒性，不过那也不起啥作用。

我们和光亮叔又到瘫子舅舅家聊天。瘫子舅舅今天的精神不好，表情有些痛苦，我们说的又是死啊死的问题。坐了一会儿后，我们告辞出来。

村庄寂静，阳光和煦，田野平整而宽广，一眼可以望到远方那郁郁树林掩映的另外一个村庄。光亮叔和瘫子舅舅谈着死亡，我们听着死亡，都漠然而随意，仿佛那是别人的事情，仿佛那不是同一场景中的同一人生。在一个院子的门口，看到他们厂里的老门卫，光亮叔站在门口和他聊了会儿天。老头正和老伴收拾院门口的那两间小屋，希望能够出租出去。他们住的也是老院子，房屋低矮、阴暗。过去之后，光亮叔低声对我说：“别看这厂都来几年了，当官的发财了，老百姓没有得住多少益处。这老两口子女也长年不回来，去年粉刷院墙，还是我和几个老乡来帮他弄的。老头可感激，弄一大桌子菜。对阳阳可好，阳阳放学到厂里都是在他门卫室里玩。”

关于小柱，他的打工轨迹，他的生活经历，从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光亮叔和梁峰等人支离破碎的叙述中，我慢慢理出了一些头绪。

1989年，小柱十六岁，那时他刚到北京，在北京的一个煤场上班。卸煤时因用力过猛，小柱从车上摔了下去，摔到下水井里，把腰给摔伤了，好多天没有起来，后来煤场不让他干了。小柱回梁庄治病。

1991年，在河北铁厂翻砂。那地方污染很重，如万立二哥的叙述，“一堆堆铁在地上烧，铁末子乱飞，我们用铁锨扒拉，又烤又烧，每个人都像鬼娃儿一样，嗓子成天像被烤糊了”；在安阳的刨光厂也干过，也是“铁末子满屋飞，噪音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车、手电筒打磨成光哩。声音一直响，刺耳刺心，我听着头都晕” 。在那个厂里，小柱一直流鼻血。

这中间，小柱还干过刷漆的活儿，大哥去看他，发现他也没戴口罩。按照北京梁安舅舅的话说，干刷漆和喷漆的活儿，那吐出来的唾沫都是绿颜色的。

1992年到北京。当一段保安，在一家乙炔厂干一段，然后在家具厂上班，抬各种沉重的木材原料。因为打架，被开除，又回梁庄。

1993年，又回北京，做保安。1995年人口大普查，小柱被抓到。被送到昌平遣送站，然后遣送到安阳。在安阳一家砖厂干活，有看守看着。小柱逃跑，再也没有回过北京。（这是当年小柱和我聊天时当冒险经历讲的，梁庄的毅志、丰定都有这样的经历。）

1995年夏天，小柱到青岛电镀厂，在那里工作将近六年时间。2001年农历二月初五，在去工厂的路上，小柱突然倒地，重病，送回南阳。据二哥的描述：“俺们到南阳车站去接他时，脸都不像样，都黄着，都没劲了，老大峰和光亮搀着他，腿都直不起来了。在医院时，大便都发腥，拉的都是血汤子，最后转成并发症了，内脏全都坏了。”这是小柱刚发病的情景。

短短不到两个月，小柱已经到了后期，医生告知家属，再治下去也于事无补。小柱回到梁庄家里，在镇上开诊所的哥哥和嫂子经常去给他输液。据哥哥和嫂子的描述：“咳嗽一下，血都喷得很高”，“喷出来的血都有点发臭发腥了。”

百度百科上这样介绍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死亡迅速者，全身各脏器有明显的窒息征象。口服中毒者，消化道各段均可见充血、水肿，胃及十二指肠黏膜充血、糜烂、坏死，胃内及体腔内有苦杏仁味。吸入氰化物中毒死亡者，大脑、海马、纹状体、黑质充血水肿，神经细胞变性坏死，胶质细胞增生，心、肝、肾实质细胞浊肿。”

“消化道各段均可见充血、水肿，胃及十二指肠黏膜充血、糜烂、坏死”等，这些征兆和众人的叙述有相似的地方，即使不能完全断定小柱的病症就是氰化物中毒所致，最起码，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是，谁去认定这些呢？小柱一发病，光亮叔他们就想着要送回梁庄，因为在青岛根本无法也没钱医治。回到南阳，医生也只按照胃病来治，没有检查与氰化物中毒之间的关系。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没有能力，也找不到门路去告状，厂里也像不知道这些事情一样，装聋作哑。再说，即使是真去告了，闹了，最终也可能是人财两空。因为你没有死在车间里，因为电镀厂的工人，电镀厂氰化物的蒸汽中毒，不是明显伤害，它是一点点入侵，一点点破坏，到真正死亡的时候，很难找出理由。

2001年农历三月十九，小柱在梁庄去世。小柱的打工史也是他的受伤史。从十六岁在煤厂干活起，到铁厂、刨光厂、乙炔厂、家具厂，再到电镀厂，最后到他倒下的那一天，整整十二年，他一直在污浊的工作环境中辗转，他头顶的天空没有晴朗过。

这些无名死亡，这些慢性中毒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青岛，在无数个青岛，这些事件都只变为家庭的悲伤，变为一种莫名的消沉，没有在公共层面引起任何的回响。除非像郑州那位矽肺工人那样，开胸验肺。但即使如此，又怎样呢？每年仍有无数的农民工矽肺病人产生，他们已丧失劳动能力，被辞退或无声死亡，又有谁去认真听他们那艰难的呼吸声，去关心他们瘦骨嶙峋的身体和无声无息的死亡？小柱也已经死了十一年，他所在的工厂，从青岛市郊搬到万家窝子，可是，车间的环境改善有多少呢？那蒸腾的、滞重的蒸汽还是如此浓厚地“环抱”着工人们，“环抱”着土壤、空气和不远处的大海。

小柱之死，到最后也原因不明。一个无名农民的无名死亡。无论是李营的国子，万坡的那个娃儿，还是在中国大地各个工厂间流浪并死亡在外的人，所有的死亡都原因不明。

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

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四十岁的“老太婆”

在和瘫子舅舅闲聊时，意外得知云姐也在青岛。我一下子非常激动。云姐，二姨家的女儿，她与我妈妈长得特别像。我天然地认为，从她身上，可以找到妈妈的影子。她的善良、温顺，她的笑容、勤劳，都有血缘的传承和流动。

父亲和她通电话时，我隐约听到那边云姐迟疑的、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情的声音。和父亲约好，我们明天上午去看她。过了二十几分钟，她又打过来电话，和父亲商量，说能不能下午去看她，她想上午去上班，下午不去，这样，工厂就不会扣她的全勤。父亲问她全勤是什么意思，云姐说，就是一个月一天假不请，包括星期六、星期天，这样，一个月多给五十块钱。父亲一听，有点生气，又有点心疼，说：“云，别上这个班了，你能一个月不歇一天？那人不累死？明天我给你补这个工资。”云姐嗫嚅着，解释几句，在父亲的坚持下，说那好吧。放下电话，父亲不停地感叹：“一个好女子，命咋恁苦？为五十块钱，一个月都不休息一天，那会累成啥啊？”

云姐的丈夫在国庆节期间刚去世。说起云姐夫，其实我模糊记得他白净的面孔，很秀气，和云姐非常般配。那时候，没有人想到，他会成为一个酒鬼，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

后来的事情我们知道的都很简单。表姐夫喝酒太多，逐渐影响身体，不能劳动。家里、地里所有的活都只云姐一个人干。父亲给我讲，有一年他经过云姐的村庄，去看云姐，发现表姐夫被用绳子拴在屋子里，他自愿的，他怕自己忍不住去喝酒。云姐一个人在地里挖花生，随身携带着干粮，她三岁多的小女儿就在地头爬着，跟着母亲一起吃干粮。以后，云姐出去打工，大家的联系也就越来越少了。

云姐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老，略带枯黄的头发束在后面，露出她仍然秀丽的脸。看到我们，她一直“嘿嘿”笑着，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她十八岁的女儿甜甜，在十四岁时和她一起来青岛，在这里的一家电子厂上班。

坐在房间里的小矮凳上，不可避免要说起刚去世的表姐夫。云姐并没有特别的伤心，也许这是早就意料到的结局。她拿出相册，让我看，说：“人长得可不错，也有手艺，都想着我找个好家儿，谁知道，他能成这样？”

俺们是1991年结的婚。他人可好，也善良，脾气也好，就是有这个毛病，非要喝。真要弄到啥戒酒所去治，估计也行。咱也穷，啥也不知道。不喝酒可好，一喝酒翻脸不认人。为他喝酒不干活，天天吵架，我是一看见他脸红就生气。再后来，管你干不干，我管不住了，我自己上地干活。后来大家都出去打工，我俩也出去，1992年，到广州一家电子厂干活。没干多长时间，他就不想干了，也就是因为好喝酒，到处偷偷欠债喝酒，今天一顿，明天一顿。喊他吃饭，老是骗我，说他吃过了，其实是在老乡的一个小饭馆里欠钱喝酒。后来，突然非吵闹着叫我走。原来他已经欠人家一千多块钱，拿啥还人家啊？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两百多，俺们俩偷偷走了，丢人死了。后来人家还到咱家里要一次，还是没有。

回来在家里又待了两三年，甜甜八九岁时，家里没钱，指望庄稼收的那点钱还不够他喝酒。想着出来还是会好一点，最起码他不敢乱欠，俺们又到山西运城砖厂去干活，那时候我怀着蛋儿。我都不打算再要娃儿，他闹得不依，非要要，说人家都有个男娃儿。后来我也同意了，想着要是个男娃儿，他可会好了。谁知道还是不行。

我在那儿，一个人要做十几个人的饭。天天挑水，大缸两个，得十来挑水才能挑满；天天还得轧一大盆子面条；天天蒸馍，蒸两次，两大筐。也不知道那时候是咋过来的。也害喜，吃啥都吐，就是吃好的、吃肉不吐，可是又没有。想吃饺子，一块钱一碗，舍不得，一直到最后也没吃上。想吃肉，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让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到那个村头割了半斤卤肉，吃着心里美成啥。还困得不得了，光想睡觉，瞌睡得起不来。那非得起来，一群人等着吃饭。你是不知道，真是瘦得跟那鬼一样，就只剩下个大肚子。不过，生蛋儿时可好生，几个小时就生下来了。

他一喝酒就睡那儿，喊死都不起来。偷偷预支工资，到代销点买酒喝，没有钱了就欠。他一不干活，我就生气。干了一年，就赚了千把块钱，还欠人家代销点几百块钱。俺们又是偷偷跑了。要不是，连生蛋儿那一千块钱都没有。

蛋儿两岁两个月时，我又上温州，都说上那儿行。我说那我也去。种庄稼真不行，累死了也落不来啥钱。那天晚上，车离开的时候，娃儿哭得不得了，他也哭得不行。父子俩都在哭。我走之前，娃儿意识到我要走，前后不离我。我也是哭着走的，想着这一家子咋办？他老喝酒，娃儿谁管？万一娃儿出事了咋办？想着离不了家，谁知道一丢也就丢开了。有好几个春节我都没回来。在温州服装厂，一个月能挣个千把块钱。从温州到家，是一百五十块钱的路费，舍不得回来。我又想家，又生他气。盼一年盼一年，老想着他改变了，不喝酒了，身体也好了，一家人在一块儿，多好。可是到最后落个没人了，啥也不说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他们那个村里的人都酗酒，前后有好几家的男人都是死在酒上头。

我只要求你不喝酒，身体弄得好好的，我在外面挣钱，你在家里，把俩娃儿拢在一起，像个家，这也行。我累死累活心里高兴。不行，喝到吐血，挂水输液，这几天算不喝了，一好，就又喝。为他喝酒，把我气疯，只差疯。最后，他也可怜，我也可怜。

他死了也好些，活着也是活受罪，就是他没吃个啥。这中间好几年，我气得就不给他钱。有一年回家，看着屋里冰锅冷灶，啥也没有，心里可难受，又气得不行，心里不畅快，年没过完我就走了。娃们可伤心，他也不想让我走。蛋儿对我也没感情，他两岁我出去打工，一年就回去几天，有好几年还没有回去。蛋儿心里也气我，晚上睡觉，俺们在一张床上睡，离得可远，不搂我。我跟他爸吵架，过几天，他给我说，妈，都是你干的事。他是心疼他爸，气我跟他爸吵架了。

2007年放假，回家过年。过完年有老乡来青岛，我就带着甜甜一块儿来，那年甜甜十四岁。来这四年，一开始来发六七百块钱，后来一千多点，都高兴得不得了。一年一涨，一年一涨。我在厂里从来没有过过星期天，一直是满天上。节假日不放也都高兴，加班有钱。俺们那个车间都是我这年龄的，老太婆了，出来都是为家呢，一天都舍不得休息。

我是在干燥剂厂干活。别看那一个个白的圆的颗粒很干净，制作过程可脏得很、累得很，你就想吧，就像在面粉厂一样，一天下来，浑身白，非得天天洗澡。俺们干这个活，一个月比人家多五十块钱灰尘费。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强度很大，至少十个小时是满打满干。你就是不干活，也不让出车间，活干完时，想偷个懒，摊个袋子坐在地上，有时坐在倒胶的桶上。大家都愿意加这个班，单指望长白班，一天就四十八块钱，根本挣不来钱。加班一小时六块钱，这时候最高兴。从早晨七点干到晚上九点，一个月能发到两千七八百块钱。

满勤奖是五十块钱，我今天不去，这个月就没有了。来这四年，从来没有请过假，一个小时都不请。天天上班，礼拜天更要上班，不叫加班要求着加班，全指望星期天加班挣钱。一天五十五块钱，加班都愿意。要是说过个礼拜天，大家还不过呢，没钱，谁舍得过。

干的时间长了，技术是没问题，就是熟能生巧的活儿。知道啥时候加胶粉，滚成球。一边往里加胶，一边兑水，比例得拿准。球的大小是根据眼力。说让弄二到五毫米大小，就可以弄。不会有多大差别。其实也没啥危险，就是脏些。我没有想着到别的厂，怪自由，工资觉得也可以了。生活费二三百块钱就够了，有时候，甜甜回来了，割点肉买点菜，我自己就下碗面条吃点算了。房租一月两百块，卫生费一季度三十块，水费五十块，一个月下来得花去五百多块钱。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老板也精得很。像我们那个活，同样的量，原来十二个人干，现在变成四个人干。这还不说，现在活又增加了，原来每天定量八袋硅胶原料得干完，现在变为十二袋。都想着赶紧干完，好歇一会儿，可是不行，你要是干哩快了，老板又加量。累得不得了，你先干完了，第二天老板又加量。

俺们的活是厂里最累的，最自由的。干熟练了，十二个小时的活，十个小时都干完了。不敢叫老板知道，老板又要加量。你知道俺们是咋干的，一站就站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只有两只手来回动，加料加水。一上午下来，腿都站肿了。站成习惯了，就想着一口气干完。

为啥不歇着干着？你不干不知道。原因是啥？主要是不想戴口罩，戴几层，太闷气。想着赶紧干完了可以摘下来。这活很脏，非得戴口罩，机器一开，满屋子都是粉屑。领导一般都不往车间进，我在这个厂四年，领导连一次车间都没进去过。后来加到一天干二十五袋，现在可好，又加到五十袋，工资就长了五块钱。是被人家逮住了。直接减我们俩小时加班时间，原来从早七点到晚九点，现在变为从早七点到晚七点，少给我们两个小时加班费。再狠也没有老板狠。

去年我还买了一件衣裳，你看，就是身上这个红毛衣，甜甜非让我买，太红了。我都不敢穿。今年我都打算了，啥也不买了，赶紧攒钱，先把房子盖了。我再恶干几年，甜甜再帮我三两年，估计到时能盖起个房子。

我喜欢干净，收拾得干干净净，买几样家具，也算是个人家，我自己也过两天清气日子。蛋儿这个娃儿机灵，就是不爱说话。等他大了，他有本事了自己盖。不过就是盖了房子，暂时也不会回去。

甜甜真是懂事。我一般不说她。十四岁出来，一直在电子厂干。她不愿在这儿，说冬天太冷了，想到广州去看看。我不行，我离不开她，在这儿，是个亲人。我这个厂还行，我不想走。她在这儿，就是因为我。

我也不花钱，来这些年，就出去吃过一次饭，还是厂里同事请的。我舍不得，想着任务大，原来得花钱给他治病，我是想着他能好，盼一年盼一年，盼个这。死了也好，我也清气一下。

蛋儿今年都十岁了，才上小学二年级，在咱们城里上寄宿班。成绩差得很，就不进教室，不写字。坐不住，在班里发急，都说有多动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前段时间，寄宿班的老师来电话，说语文、数学考了30分。拼音啥也不会。学费贵得很，半年两千六百块。现在一个月才放一次假，我给他奶奶打电话说，多到城里看他几趟，给他买点好吃的。想着没爸了，可怜巴巴的。蛋儿我有亏欠，有几年我都没回去，没有管过他，现在还是管不了他。

今年春节我是不想回去，这十一刚回去过，再回去，太花钱了。又想着蛋儿咋办？我和他姐都不回家，他肯定心里不美。走着说着。

云姐在叙说的时候，甜甜一直坐在云姐旁边，也不说话，就那样听着妈妈讲。我问甜甜，你还记得你妈不在家过年吗？甜甜笑着说，可记得，老觉得她不在家过年，想着叫她回来，她不回来，我那时候都知道她是生我爸的气。

我说：“云姐，你得过个星期天，学着逛逛商场什么的，也给自己买件衣服。”

云姐笑起来：“我又不出门，穿啥都一样，我是一到商场头都晕。”

“你还年轻，将来还要嫁人呢！”

云姐的脸“腾”一下红了，说：“嫁啥人，我是不嫁了，伺候人够了，我就想清气。再说，我都老太婆了。”

“俺们那儿都是我这年龄的，老太婆了。”这是云姐刚才在讲述她们车间情况时随口说出的话，她真的把自己看作是“老太婆”了。云姐，1971年出生，四十岁，典型的“70后”。在城市，关于“70后”的叙事才刚刚开始，刚刚进入历史的视野。

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云姐都还是笑笑的。但是，那不是平和、安静的笑，她的笑有一种懦弱、担心和害怕，她甚至连对自己的哥哥都有一种过分的感激，她觉得她不配兄长的关怀，因为她太过贫穷，因为她的生活不够体面。她现在最高兴的事就是能够加到班。她高兴加班，因为只有加班，她一个月才能挣到两千多块钱。所以，从下午六点下班到晚上九点钟，那三个小时，是她干活最舒畅的时候。

我让云姐带我到她的工厂去参观一下。她说，现在的这个工厂肯定不让进，管理很严，但可以去以前的厂区看一看。沿着村庄外面的一条河，上桥，过一条灰尘漫天的公路，在公路边，一个有着铁门的厂子，那就是干燥剂厂。门口两只大狼狗朝我们狂叫，看见云姐，往后退去，它们还认识云姐。云姐带我走进空荡荡的车间。所谓车间，其实就是一个简陋的敞开式的操作间。一排像搅拌机那样的圆方筒横着，筒旁边有一个像水管一样的弯曲管子，还有一个手柄什么的。旁边是几堆堆得很高的袋子，这袋子就是制作干燥剂的原料。她站在筒面前，给我演示她如何工作。空荡荡的简陋的车间，没有任何意味，没有任何生机，也没有任何色彩。云姐说，这个车间其实还好些，新车间是全封闭式的，人完全被关在里面。我想象着机器开动的时候，瘦小的云姐站在漫天粉屑里面的情景。我无法想象，因为这车间如此敞开，那粉屑是要飞到外面，飞到公路上，飞到天空中去的。

下雨了。大的雨滴“扑扑”地滴落在地面上，把厚厚的灰尘砸起老高。胶州这边的灰尘很厚，很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想象中的海滨地方，应该是蔚蓝的大海，整洁干净的青石路，没想到和中原的梁庄更相似。坐在小面包车里面，云姐和她的女儿送我，灰色的天空下，云姐的红毛衣鲜亮亮的，格外抢眼。她紧紧靠着女儿，仿佛一个迷失的孩子，从身体到精神，都没有任何力量，完全依赖别人。她的十八岁的女儿勇敢地迎接着妈妈的身体，支撑着她。还好，亲爱的云姐，她有一个女儿。

这村落里最后的房屋

必须承认，我一直都想逃跑。逃跑，赶紧回去，回到明亮的、干净的、温暖的和舒适的城里。在进到光亮叔那低矮阴暗的房间，霉味扑面而来的一瞬间，我就有想逃跑的冲动，这是每到一个地方的第一冲动。我悄悄盘算着回去的日子，原计划待七天，也许四天也可以，甚或，三天、两天也可以？无非就是看看工厂，听光亮哥谈谈，一天不就完成了吗？在这儿住一夜不就行了吗？

其实，每次出行，我都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并且，越到最后，越没有勇气。我越来越拖延出行的时间，害怕出行，害怕行程的开始。我在琢磨，为什么会如此？当然首先有懒惰的成分。并且，走得越多，这种懒惰、躲避的心态越明显，这跟我最初的预期相差很远。我原来以为我会像战士一样，愈战愈勇，愈跑愈带劲。因为我对我所做的事情充满探索和思考的兴趣，因为我看到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人生。但是，我却越来越失去勇气，越来越觉得迷惘和厌倦。是的，厌倦。这种厌倦的感觉如此清晰和强大，以至于每次我都需要很大勇气才能再次走出家门。

相同的风景，相同的命运。如果都是在工厂打工，电子厂、鞋厂、服装厂，年轻夫妇多在附近租一个小屋，或在附近农村租一个房子。房间里的风景和生存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出租屋，除了相对稍好和稍差之外，都是差不多的精神气质。千篇一律的小型的、简陋的企业，几台机器，几个人，就是一个工厂。至于环境、待遇、污染和劳动法，那都是不说也罢的话题。

我不勇敢，甚至很胆怯，很贪图享受。这是一个事实，然而，我竟然并不为这个事实感到悲哀。因为，那的确不是我的生活。我可以安然无恙地逃跑，而不承受任何道义的谴责。这样一种奇怪的人生，每个人都充满着巨大的羞耻感，但我们又非常自然地忽略这种“羞耻”。

在光亮叔的房间坐着，潮气和霉味都很重，只感觉越来越冷，我把放回箱子里的衣服又拿出来，全部披在身上，把围巾也紧紧围在脖子上，还是冷气逼人。我没有想到，10月底的青岛乡村，如此冷。

但是，第二天、第三天，就闻不到霉味了。我跟着他们起床、吃饭、上班，他们进厂，我在外面晃悠，慢慢进入他们的轨道。我意识到，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日常的、每天经历的生活，所以，霉味儿、滞重的蒸汽味儿、害怕中毒和想念孩子的痛苦等等，这些情绪都并不强烈。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即使死亡，他们也淡然处之。

几天时间，我把这万家窝子也转熟了。

光亮叔住的这一部分都是低矮的趴趴房。另一边是崭新的楼房，万家窝子的居民大多搬到那边居住了。村支部是一座两层的上下二十多间的崭新楼房，前面是宽敞的水泥院子，一座围墙，一个大铁门。光亮叔说：“我们来时啥也没有，就几座烂瓦房，现在，多气派，都是电镀厂给的钱。支书家两部车。老百姓还是没得到好处，最多就是租个房子，一年一两千块钱。”

从万家窝子往南走，离村庄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方形大坑。据说是要进行深水养殖，但是，现在，上面两米的泥，下面九米的沙子，全被卖光了。挖沙机挖完路这边，又开始挖路的另一边。光亮叔告诉我，他们刚来的时候，都是鱼塘，他们闲时还在那儿逮鱼，现在啥也没有，都成干坑了，就这两三年时间。

往远处看，我才注意到，那个小山形状的是一个新的垃圾场，异味在上空弥散，越呼吸，越让人窒息。碾压车在上面一次次来回压，把垃圾堆压实，下面用黑色铁网网住。那几天，我来来回回从那儿经过，碾压车一直在上面来回碾压，这样压起作用吗？垃圾就这样销毁掉吗？

再往前几十米是一条干涸的河道，河道两边是一丛丛的芦苇和灌木林，河上有一座老桥。河边的道路被完全毁掉了，坑坑洼洼，不断有深陷的大坑出现在路中间。

傍晚七点半左右，万家窝子完全黑了。我们去工厂门口转悠，工人三三两两从工厂出来。有的骑着自行车、电动车一闪而过，有的借着昏暗的街灯在路边菜摊买菜。光亮叔跟大家打着招呼，然后，不时地把我拉过去，说这是李坡的谁谁谁，他姨家是咱梁庄的；这是胡寨的谁谁谁，他姑夫是咱们梁庄的；这又是谁谁的什么什么。都是穰县老乡，大家好奇、惊喜地和我打招呼，有的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坐坐。过去之后，光亮叔会说，就是他，那年兄弟吵架，失手把他兄弟戳死，坐了好多年牢。那个案子轰动很大，在想象中是一个土匪式强悍的人物，没想到，竟然只是一个瘦弱的中年人。就是他，在这里混个女的，他老婆来骂过多少次，今年那个女的自己走了，回家结婚了。这万家窝子已经被光亮叔们塑造为另一个梁庄。

我们又遇到厂里的翻译兼车间主管，第一天我去工厂的时候就是他把我赶出来。光亮叔邀请他到家吃饭，没想到他真的来了。矮胖的翻译还不到三十岁，据光亮叔讲，他的月工资有七八千块钱。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老婆住闲，每天接送女儿上幼儿园。讲起工厂的污染、老板与当地官员的勾结及如何逃避政策的管束，这个翻译也是义愤填膺。当然，他不会讲他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他走后，光亮叔呸了一口唾沫：“说得可美，转过脸就是狗腿子。”

翻译坐到九点多，还谈兴很浓。父亲耷拉着头，已处于朦胧状态，光亮叔、新华小心陪着，防止自己打出呵欠来。阳阳已经熟睡。丽婶在一旁给我使眼色，让我到院子里去。出来后，她悄声对我说，走，咱们到你瘫子舅那儿去。她告诉我，她们几个妇女一起信主，隔几天就在一起祷告，学唱赞美诗。光亮叔对此持反对态度，但也不过分阻止她。

瘫子舅舅在看电视，为了配合舅母她们，他把电视调成了无声，只有颜色在他脸上闪烁着。几位中年妇女，围在小桌子旁，头挨着头，正专心地唱赞美诗：

在那寂静漆黑的晚间，

主耶稣钉十架以前，

他屈膝在客西马尼园，

祈祷，“愿父美意成全”。

耶稣疲倦伤痛的泪眼，

不看环境只望着天，

十架苦杯虽然极难饮，

然而他说，“你意成全”。

她们唱得走腔撇调，悲苦异常，有河南豫剧苦情戏的味道。看到我们进去，开朗的舅母高声笑着，拉我坐下，说：“俺们都是瞎唱，你可别笑话。”她们都是来青岛才开始信主，不会开谱子，也没有人教她们，就凭着听戏听来的腔调唱了起来。我说：“让我开个谱子试试吧。”她们很惊喜地看着我。当年的师范生，音乐是必修课。1980年代后期所有的流行歌曲，全部是我自己开谱学唱的。但是二十年过去，我已经成了一个五音不全的人。

这是《父旨成全歌》。我清清嗓子，开了几句谱，非常不准确，“他屈膝在客西马尼园”这一句高音无论如何也唱不出。我找了一首曲调较为简单的赞美诗《慈父上帝歌》：

上帝待我有洪恩，

真是我慈爱父亲。

体贴我软弱，

安慰我伤心，

昼夜保佑不离我的身。

……

忧愁变喜乐，

患难得安宁，

疑是无路自有光明门。

哈利路亚！

靠着我慈爱父亲，福乐来临。

这应该是中国人自己谱的曲子，旋律熟悉，有点民歌的味道，充满对苦难的倾诉和某种世俗的喜悦。我唱一句，她们跟一句，她们的神情严肃认真，如饥渴的小学生。一会儿，她们就自己唱了起来。这几位中年农村妇女拍着手，在暗淡的灯光下，专注地看着歌词，唱着歌，向上帝祈求安慰和体贴，希望“忧愁变喜乐，患难得安宁”。我的瘫子舅舅，他庞大的身体坐在轮椅上，如一个被囚禁的巨人，默默地垂着头。在赞美诗的歌声中，他睡着了。

唱完歌，已经是十点多钟。丽婶带着我，高一脚浅一脚，顺着村庄里的小巷道，往她那村庄尽头的家里走。遥远的城市朦胧的光，把这村庄衬得更加黑暗、寂寞和安静。

这村落里最后的房屋，

像世上最后的房屋一样寂寞。

想起小柱，想起那些我不认识的死在异乡的穰县老乡，觉得悲伤，但又自然。在这里住着的人们在经受着和梁庄相同的命运，不只是分离、思念和死亡，而是家园的丧失。这丧失是如此自然，随着时间一点点剥落，没有丝毫觉察，但一经外部眼光的审视，这几近分崩离析的生存立即呈现出它的残酷。

光亮哥、瘫子舅和传有他们，今年春节都不打算回家。他们也会上街割肉、买菜，然后下锅、烹炸各种食品，老乡们相互约着喝酒、串门、打牌、聊天。几个唱赞美诗的妇女也难得空闲，终于可以完整地学一首歌了。大年三十那一天，光亮叔肯定会骑着他的摩托车，带着丽婶和阳阳，“突突突”地开三十里地去传有家走亲戚，因为阳阳认给他们做干儿子，干亲是要在年三十那天走的。然后，他们喝啊，吃啊，聊啊，聊什么呢？聊梁庄。那个他们必须要回去的，也巴不得回去的，但是又不愿回去的，也回不去的家。

在万家窝子住了七天，期间送我来的朋友一直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走。他说，我都担心死了，这咋住啊？我一进门，闻到那霉味儿，就想叫你们走算了。我已经闻不到那霉味了，但却觉得也已忍耐到极限了。是的，忍耐。

沿着来时的路程，我们又上了高速公路，看到了宽阔无边的蔚蓝大海，缓缓低飞的白色水鸟。朋友让我们住进军区的干休所。德国建筑，尖顶、红瓦、白墙，有宽阔的门廊和客厅。花坛里，几朵艳红色的玫瑰花斜伸着，饱满的花朵，精神抖擞，在一丛低矮的草中央，一朵圆绒绒的、白色的、雅致的蒲公英完好无缺地昂然独立着。

我沉沉入睡，没有梦，没有辗转。

第二天清晨起来散步，沿着坡路往下走两三百米，就来到青岛的第一海滨浴场。左边远处，灰色天空的背景下是半圆弧形的两栋高楼，金属灰的，凛然、高尚、动感，充满着对未来的渴望和想象。江面雾气滞重，太阳没有放射出灿烂的万道光芒，而是苍茫遥远，在水天一体处弥漫着灰色朦胧的光。这是洁净、温暖、宽阔的海滨浴场，这是干净、雅致、有历史感的青岛。

有一天，我翻看相片，看到那天站在青岛第一海滨浴场的我。厚厚的眼袋，遮掩不住的疲倦，但是却很安然，是极度思虑后的放松。

我思虑的是什么呢？我又为什么那么如释重负？其实一切已经开始模糊了。

[1] 好爷啊：感叹词，表示吃惊，不可思议。

[2] [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唱赞美诗的妇女

青岛云姐的出租屋

在青岛打工的梁庄人

依在父亲身边的阳阳

云姐在青岛工作过的干燥剂厂

万家窝子的早晨

第九章 梁庄的春节

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

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故乡之歌》

“老党委”

2011年农历腊月初十的早晨，“老党委”奶奶在梁庄去世。享年99岁。

“老党委”是村中人对这位老奶奶传奇般的家庭统治一种戏谑的称呼。在福伯家里，只有一个中心、一个主意、一个思想，那就是“老党委”。福伯对自己的母亲言听计从。梁庄人爱讲一个场景：八十多岁的“老党委”坐在手推车上，让六十多岁的福伯拉着自己上街，颤巍巍地从大褂里面的一个口袋里掏出藏在手帕里的钱，给家里买菜。那时候，她还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

“老党委”在梁庄声名赫赫，不只是她的长寿，而是她铁一般的家庭统治力。早年经济困难时期，她安排全家的生产劳动，安排每天的饭食搭配，仔细计划每一分钱的花销，以应付这十来张都要吃饭的嘴。她要求她的五个孙子和两个孙女，走有走相，坐有坐姿，绝对不能出去惹事，绝对不能自己找对象，绝对不能打架。凡在外打架者，回来先向她下跪。

在“老党委”的组织下，福伯家有条不紊，长幼有序，不但安然度过艰难岁月，并且成为那年代村中少有的殷实家庭。“老党委”一家的孙子孙女们，也总有格外的温文、通脱和安稳。

但是，她的孙子们对她却爱怨交织。万国大哥对“老党委”奶奶最不满的就是她的“忍”字诀。当年，他们和老老支书吵架，他们家五个儿子，老老支书家三个儿子，如果打架，输赢立见分晓。但是，老党委坚决不许。老老支书在村里大骂福伯，一家人在家里窝着，听着，不能出来。万立二哥认为，奶奶的高压管理束缚了兄弟几个的性情，没有闯劲儿，也不敢冒险。因此，村中其他人都出去做生意，发财了，他们却还在蹬三轮，没有发展。埋怨归埋怨，奶奶在他们心中，依然神圣。提到奶奶或讲奶奶什么事时，他们会肃然一变，敬重异常。

九十九岁，几乎一个世纪，是为喜丧。

在此前的三天里，福伯的儿女们已陆续从各个城市回到梁庄。西安的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北京的三哥万科一家和梁峰一家，内蒙古乌海的四哥万民一家（在乌海市卖水果，已有八年没有回过梁庄），深圳的梁磊一家，郑州的梁平、梁东都回来了。“老党委”的这个大家族，加上媳妇女婿，外孙里孙，如今扩展为四十四人，全部到齐了。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柏木棺材一年年地刷漆，颜色已经发沉发亮，棺材的厚度也是农村最高规格，“456棺材”，底4寸厚，侧墙5寸厚，顶盖6寸厚，整个棺材看起来敦厚结实、威严大气。“老党委”的寿衣在她八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七套各色上好棉料和丝绸做的内衣外衣。

腊月初十的晚上，报小庙。活着的亲人们到庙里（不管是土地庙、观音庙，只要有神在里面就行）向神报道，这个人要到阴间了。原来梁庄有官庙，全村人共有的一个土地庙，在韩家后面的一座祖屋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庙被拆毁，送葬的人就只好在庙后的河坡上，或十字路口行礼，举行仪式。

万国大哥扶着八十岁的福伯，穿着长袍孝服，戴着长孝巾，走在最前面。福伯显得很衰弱，一生对母亲唯命是从的福伯，他的眼神里，有一种突然失去母亲的小孩那种无依无靠的神情。福伯手举一个麦秸扎成的草耙，草耙上夹一张草纸，草纸上写着“老党委”奶奶的名字：吴芝秀。孝子贤孙们跟在后面，头上裹着长长的白布头巾。每到一个路口，执事都要放一串鞭炮，烧一堆纸钱，又向空中撒大把的冥币。孝子们跪在地上，哭叫着“奶奶，奶奶”。这是在告诉庙里的神，奶奶要到那里了，请神把她收下，也告诉奶奶，这条路可以到达那里。这一次次的跪哭，一直到村外通向公墓的十字路口。草耙放下，众人围着草耙跪哭，然后原路返回。

腊月十一的晚上，报大庙。“老党委”的外孙女、重外孙女请来几盘响器。院子里拉上了几个一百瓦的大灯泡，灯火通明。来自不同地方的响器相互竞赛，你来我往，制造着热闹气氛。

报大庙时的队伍比昨天大得多。报小庙只是直系亲戚参加，报大庙时各地的亲属都已赶来，都要参加报庙队伍。走在前面的福伯嘴巴张着，啊啊哭着，涕泪交流，却没有声音。后面是一群孙辈男孩，再后面是嫂子辈和孙辈儿媳，再后面是一些远房亲戚。整个村庄的人几乎都出动了。沿着昨天的路，来到十字路口，一堆灰烬旁边，那草耙还在，那夹在上面的草纸也还在。众人围着草耙，跪在那里，哭泣，磕头，拿着草耙返回。从此世的家到彼世的家，福伯带领他的子孙，走过这条路，在每一个岔路口，都停下来，烧纸，哭泣，告诉自己的母亲，不要走错路，只有这条路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

五更天，万籁寂静，鸡不鸣狗不叫的时刻，“送路”的时刻到了。众子孙带着草耙，带着“老党委”生前用的枕头、被子、席及其他所有物品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把草耙和上面的草纸烧掉，这意味着“老党委”真正到阴间报道了。当天发白发亮的时候，她会看到她的子孙们在哭她，会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她的衣服被子也都烧掉，从此以后，这个人在世间销户了。执事朝空中撒着纸钱，喊着，“捡钱啊，捡钱啊”，这是让一些饿鬼、坏鬼专心捡钱，以防他们打“老党委”，让她能够通畅地到达彼岸。

这位世纪老人，她活着，是一种象征、一种注视，村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她严厉的目光。她死了，一个时代的象征系统结束了。传统的农耕文明、家族模式和伦理关系在梁庄正式宣告结束。

腊月十二，清晨六点半钟，天色微亮。出丧。“老党委”的子孙们亲自抬棺，他们不用假借别人，孙子辈万国万立万科万民，重孙辈梁峰梁东梁磊梁平，再加上四个孙女婿和重孙女婿，完全可以把棺材抬起来，送到墓中。一路缓慢行走，天色大亮。昨晚睡在各家的亲戚都赶来，跟在后面，村庄的人也逐渐出来，跟在后面，走向墓地。

人群稀稀落落地跟着，绵延成一条路线。这是一条古老的路，村庄中的每个人，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死亡。

一个村庄里，一个人的死亡也是所有人经历的一次死亡。一次葬礼就是一次心灵教育，通过哀哭、跪拜、呼唤，在世的人和去世的人，融为一体，共同完成生命的轮回。在这过程中，观者的悲凉之感会时时涌现，然而也会因熟悉而产生一种温馨感和归属感。沿着这条路，我们可以找到家，可以走向那里的亲人的怀抱。

勾国臣告河神

“老党委”奶奶的葬礼办完，春节也即将来临。在外打工的人们陆续回来，一场场的酒摆起来，寂寞冷清的梁庄开始有点热闹和喜庆的气氛了。

夏天的军哥之死及围绕着军哥之死所产生的闲话，尤其是关于南水北调占地赔偿事件梁庄村民的态度（既愤怒又漠然），我一直非常不解。既然关系到人人的利益，不管大小、多少，都是自己的事自己的钱，为什么大家都那么不在意？这不符合梁庄人日常的性格，为了几十块钱，兄弟打架，妯娌翻脸，不赡养父母，和邻居吵架的事比比皆是。

我决定找一个机会以较为正式的方式让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

借着喝酒之机，我把福伯、父亲、万国大哥、万立二哥、万科三哥、万民四哥、万青哥和梁磊、梁时（万青哥的儿子）召集起来，以郑重的态度对他们说：“今天咱们关起门来都是自己人，随便说，说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这件事如果是真的，村委会如果真的贪污了公共占地面积的钱，你去不去找他们说，去不去告状？原因是啥？”

“啥‘如果’，那清是真的。”万青哥先嚷了起来，“我这两年在家里，啥都知道，我都给他们算过账了。万青哥掰着指头一笔笔算起来，从现在的南水北调一直算到十几年前的老公路砍掉的卖树款。这样算下来，数目还真不小。

“既然账这么清，你为啥不去说，也不去告？”

“我想着我给人家没门儿啊，你就是想整，我一个人也整不犯[1]人家。现在有三个人站起来，就能够说清楚。但这三个人不好找，出头时都不想出那个头。不是怕他，主要是不想得罪人，不想公开、正式地得罪人。在我一个人站起来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在说到贪污的时候，万青铿锵有力，但是在说到告状时，他的声音立即有点软弱，中气不足了。

父亲带着自我嘲讽的语气说：“说告状，不是逼急了，谁也不会去。人家多抬举咱，今天送酒，明天请吃饭。村委会也不憨，先把我安置好。把好整官儿的这号人先弄住。”

福伯嘲笑父亲：“你看，光正都叫人家贿赂住了，还‘老刺头儿’呢！你可知道了，为啥这两年村委和你走得近了？主要是糊弄住你，不想让你出头。”

“那你咋办？我生病，人家一听说，赶紧往医院去，拿一百块钱看我，我能咋办？让人家把钱拿走？”父亲提高了声音，替自己辩解。

二哥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只要不捉我都行，但是多了肯定不行。大面过得去就行，三亩五亩无所谓。”

四哥说：“咱成年不在家，分到咱这儿也落不住啥钱，咱也不参与内政。捉哩是大家，吃亏了，每个人都吃亏，就算了。”

一向不参与时政的三哥保持一贯风格：“我对家里没有意见，只要谁不捉我都行了。过个平静、平淡生活。你不欺负我，我不欺负你就行了。关系太复杂了，不想参与。”

二嫂在一旁感叹道：“农村这些事，都是些感情。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咱不想吭声，又落不到咱这儿，得罪那人干啥。”

我说：“可是这样大家也吃亏了啊，凭啥吃这亏？钱再少也是自己的钱。钱可以是小事，权利是大事。这是你们应该得的，是你们的权利。再说，你们不去争取，只会使情况越来越差。”

“低头不见抬头见，告不成，还落一身臊。二大不是一辈子不待人见吗？啥也没告成，自己天天挨批斗。”四哥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又拿父亲做现成的例子。

二哥说：“啥权利？当官的，落一点吃喝，不然饿死了。你不叫人家贪，指望啥？”

父亲说：“弄个新官更不好，肚子在空着，还得吃，贪得更很。”

大哥接着父亲的话说：“就是。李营（邻村）为啥现在比咱们村富？就是人家没有换过官。爹当完儿子当，三代人都当村支书。都吃饱了吃美了，该为大家办点事了。”

二哥似乎对大哥的话有点迷惑：“照你这样说，‘世袭’倒是好事了？”

“你想啊，三代人都吃，总有吃饱那一天，就不会恁贪了。”

大哥的观点颇为新奇，大家就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大家对干部的贪污都持一种特别理解和接受的态度，虽然也包含着愤怒和鄙视。

在热烈争吵的过程中，梁庄两个年轻的晚辈，梁磊和梁时一直没有发言，并且流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他们对村庄的这些事不感兴趣。万青哥在那儿详细地算账时，梁时不满地瞪着父亲，低声嘟囔着：“就你能，一辈子爱管闲事。”万青哥对梁时的这种思想也很不满，认为“现在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在落后。娃们只管挣钱，不管家”。至于梁磊，很显然，他对这种探讨和争论的结果持极端怀疑的态度。

我问道：“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不愿出头，不愿争取自己的权利，那就都吃亏。”

万青哥说：“那你有啥办法？要我说就去告状，肯定能将他告倒。”

福伯以一个老人的经验式肯定话语说：“你也别告，肯定告不赢。背后都有关系。”

大哥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告就告，日他妈，咱一个平头老百姓，他也不能把咱吃了。”

二哥反驳说：“去去去，就你能，你还想当勾国臣啊？勾国臣可去告玉皇大帝了，最后不还是叫玉皇大帝治住他了。”

“勾国臣咋了？湍水年年淹，就是不敢淹勾国臣，说明它河神也怕了。玉皇大帝拿它也没法。”大哥别着脖子，虚弱地对弟弟表示抗议。

父亲大笑：“可别说勾国臣，他能犟过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一声令，国臣不国性命丢。”

话题突然转了个弯，跑到了云端里。勾国臣是谁？还有玉皇大帝、河神？什么样的故事？我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梁时和梁磊也一脸茫然的样子。

福伯惊讶地叫道：“咦，你们都不知道？我从小都知道，我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吧，只是大约，人们说法不一。吴镇北头，河坡上面，就是现在靠梁庄砖厂的那个地方，住着一个叫勾国臣的人。勾国臣是个落第秀才，平日以给别人写些状子、贺词、家书或墓碑铭文为生，家里很穷，但是脾气火暴，爱打抱不平，好管个闲事，在咱这一片儿还很有点名声。

咱吴镇是依湍水而建，整个镇子就在湍水上面河坡上。河坡地肥得很，适合种西瓜、花生、玉米，这些都是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但是，湍水年年涨，百姓年年受灾，种下的庄稼十能落一。老百姓很苦。

有一年夏天，勾国臣给人写结婚喜帖，主家请他喝酒。喝完酒，勾国臣醉醺醺地回来，正碰到邻居一群人在门口大骂河神：“狗河神，年年上贡，年年淹，还有没有良心？”湍水那年又淹了，邻居们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又打了个水漂。听着听着，勾国臣动了气，日他妈，我天天替人写状子，这么大的冤枉事咋就没想起来管呢？回到家里，提笔就写了一张状子，向玉皇大帝状告河神：

“告状人勾国臣，系穰县民籍，告为河神横行事。天地人伦，夫妻之道，各司其职，各有其责。河神管天地河流，百姓常贡不敢懈怠，缘何经年暴厉肆虐，糟蹋百姓庄稼生计，有违神之道。百姓如此艰辛，河神何不开眼。国臣既已糊涂，望帝秉公判断。上告。”

写完之后，勾国臣把状子卷起来，塞到墙上的洞里，就呼呼睡着了。那时候老百姓的房子都是土墙，穷人买不起柜子，就在墙上挖一些洞，放东西。第二天醒了，勾国臣也忘了此事。

过了一段时间，老婆和勾国臣吵架，嫌他多管闲事又不挣钱，一怒之下，把勾国臣写的状子全部烧了。这下可好，勾国臣告河神的状子被送到了玉皇大帝那里。

玉皇大帝看到状子，“扑哧”笑了，“这是哪个国臣，竟敢告河神？！把他捉上来问话。”一群天兵天将就领命而来。

人间的勾国臣突然三魂不附五体，阵阵冰冷。人躺在床上，魂魄已经离开了身体，被天兵天将带到了玉皇大帝面前。

玉皇大帝一看，只是个白面书生，就问：“大胆勾国臣，为何告河神？人要告神，是不是想造反？”

勾国臣硬着脖子说：“河神年年糟蹋庄稼，你为啥不管？神都这么不讲理，让人咋活？”

玉皇大帝大怒：“你既没种地，就没淹你庄稼，那关你何事？你这么多管闲事，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勾国臣转魂回来，五脏剧痛，动弹不得。看到老婆家人在床边哭得死去活来，亲戚邻居围了一圈儿在抹眼泪，知道自己已经死过去一次，再活不成了。他告诉老婆，他死后，一定要把他葬到湍水河边，“玉皇大帝不是说湍水泛滥之事与我无关、不许我告状吗？现在，我埋在河边，河神要是把我淹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告状了。”

勾国臣死后，依他嘱托，家里人就把他埋在湍水岸边最靠近水的地方。说也奇怪，湍水仍然年年涨，年年决堤淹岸，却始终绕过勾国臣的坟。几百年过去了，那座坟一直没塌。

解放前，四几年的时候，勾国臣的坟还在。我们这些小孩子去看，那个坟丘只剩个小土包，孤零零的，坟的前后、左右都浸到了水里，坟里面还渗出些黑的东西来，但就是没有塌。坟前立着一个石碑，石碑上写着：“义士勾国臣之墓。”那时候，来看他坟的人可多了。每年夏天，都有许多外地口音的人骑着大马，赶着牛车，撑着渡船，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后来这坟不知道啥时没有了。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现在，咱们吴镇北头，靠近梁庄的那一片儿，原来都叫“勾国臣”。要是有人问吴镇人或梁庄人“到哪儿去”，他会说，“到勾国臣干活去”。要是有人爱管个闲事、好告个状，吴镇人或梁庄人就会说：“咋，你也想当勾国臣啊？”

如此生动有趣的故事，我简直有些惊叹了。一向拙嘴笨舌的福伯突然变为一个说书人，神采飞扬，把故事讲得跌宕起伏。父亲在一旁不时补充些细节，大哥二哥也笑得前仰后合，他们从小都知道这个故事。因此，说起勾国臣和玉皇大帝来，就好像他们仍然活着，仍然是现实生活中大家熟悉的人和事。

我突然想到在西安，当万立二哥听到老乡老婆走失的事情时，他非常轻蔑地回了一句话：“管那些闲事干啥？不是咱们这儿的事，不要管那些事。”我似乎明白了二哥的冷漠从何而来。也许在他心里，勾国臣的事情就是现实。不是不能、不愿，而是不敢，那可怕的惩罚一直都搁在他们心里，一代代人消化着，最后，一切都变为了“既与我无关，就不关我事”。

黑女儿

腊月二十一的上午十点多钟，万明嫂子急匆匆地来找嫂子，说出事了。万明嫂子妹妹的女儿，今年九岁，被邻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给坏了。

前一天下午，奶奶和小孙女出去，看到邻居的那个老头，小孙女很害怕，不愿意往前走。奶奶把小孙女拉回家，盘问了一番，才知道这件事。万明嫂子问做助产士的嫂子能不能鉴定出来，治这个人的罪。

在比比画画说的时候，我看到街对面，站着一老一少，一直往这边张望。嫂子没有资格做这样的鉴定。这种事情必须要到穰县大医院的妇科去做才可以，也才有法律效用。我提出开车把她们送到穰县，帮她们找相关熟人。万明嫂子喜出望外，向那祖孙俩招手，示意她们过来。

奶奶拉着孙女，畏畏缩缩走过来。小女孩儿很艰难地向前挪动着，每走一步，嘴唇都抽动一下，很痛苦的样子。还没有上车，就拉着奶奶说要上厕所，她老想小便。一会儿，厕所里就传出小女孩儿的呻吟声。坐在车里，透过后视镜，我看到奶奶那张脸，那是世界上所有的愁苦都集中在这里的一张脸。她的呼吸好似一直没有顺畅地进入过她的胃和胸腔，就吊在嘴巴和脖颈处，下不去，又出不来，哽在那里，极为痛苦的样子。

我们到穰县医院的妇产科，找到一位医生朋友，大致说了情况。朋友让小女孩儿把裤子脱下来，让奶奶抱着小女孩，她戴上手套，仔细地查看。女孩儿的会阴部已经红肿和糜烂，每触动一个地方，她就“啊啊”地叫着。朋友神色凝重，回头把奶奶批评了一通，又问小女孩小便是否疼痛，小女孩点点头。诊断结果是“会阴部严重撕裂，宫颈受伤，泌尿系统感染，已有合并症”。她仔细地给小女孩儿清洗了一番，又涂上一些药。奶奶把小女孩儿的衣服穿上，让她坐起来。朋友开始问小女孩儿。

妹妹别着急，我问你话，你慢慢想，慢慢说。给我讲讲是咋回事，回头咱们把他关起来。

……

那个人咋找你的？

他拿了一盒奶，还有糖，让我吃。

他碰你了没？

碰了。他用手抠我那儿。

用手抠你？

后来用身上的东西。他碰我六下，然后，他又把他裤子脱了，把我裤子也脱了，塞到我这里面。

流血了没有？

流了，我自己撕点纸擦擦。

纸呢？纸弄哪儿了？

扔茅坑里了。

他以前碰过你没有？

碰了。

他都是啥时候找你的？

以前是我奶奶上午去上街了，我在院子里看门。大凳子在院子里搁着，我坐在凳子里看门，他又来了。他把我叫到屋里。

你为啥不给你奶说？你咋不骂他？

以前是我不敢告诉我奶奶。

为啥？

……

怕你奶奶打你？

不是，我是怕我奶奶知道，我奶奶又要气。

你怕你奶奶气？

是哩。每回我哥哥惹她，我奶奶都不高兴。我不想叫奶奶伤心。

你不想叫奶奶伤心？

是哩。

……

九岁的小女孩儿始终以缓慢、平板和迟钝的声音回答，这迟钝在小小的房间里回响，像钝刀在人的肉体上来回割，让人浑身哆嗦。愤怒逐渐滋生、涨大，充斥着胸膛和整个房屋。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在“通通”地跳，感觉到眼泪流到嘴角的咸味。九岁的小妹，她还不明白这样的问话的残酷性，还不明白这件事对她作为一个女性生命的影响。但从她恐慌的、怯生生的眼神里，她已经明白，她犯错了。她不停地往奶奶身上靠，在说话时，也时时看着奶奶，仿佛在根据奶奶的神情来判断她的话会对奶奶产生什么反应。

奶奶僵硬地坐在那里，一直流着眼泪，那花白头发重重地扣在她头上，压着细弱衰老的脖子。她身上的“气”似乎被抽走了，无法撑起她极瘦的身体。在听到小女孩儿那突然转折的话时，她拿手背使劲擦了一把眼泪，身体稍微放松了一点，让小女孩儿依住了她。奶奶先说起了她的孙儿。

俺们那个孙娃儿犟得很，一回家把书包扔了就跑，不学习就算了，成天和别的娃儿打架，咋打他都不行。成天把我气得心口疼。孙娃儿是一岁多的时候留在家里的，今年都十三了。他出手重，没个准头，你说，万一把人家谁打伤了，可咋办？有时候偷我的钱，偷偷上街打游戏，一天都不见人影。黑女儿两个多月的时候，她妈们就出门打工了。也笨得很，都九岁了，还在上一年级，老师留的题都不会做。

我是咋知道的，今儿早，我俩出门，她看见那个老头，一看见就吓成啥了，拉着我要往回跑，说奶奶，奶奶，就是他把我裤子脱了。一会儿，她又催着我，说，你去找他事儿，你去找他事儿。现在想想，昨晚上回家，我发现她裤衩上有血，没有往那儿想，就给洗了。她还叫着她身上疼，她没说是咋回事，也没说清楚是哪儿，我也没在意，想着是胡叫的。我胃疼得很，回来又到处去找她哥，没顾得着管她。他们俩在家里，我成天都没顾上管，我自己身体也不好，地里还有点儿活，她哥也不听话。我是想着，我一个老婆子也不容易，能顾住他们吃喝就行。

以前那个人就坏，碰人家年轻媳妇。他当民办老师的时候，骑自行车上街，在路上碰到俺村里的一个媳妇，他让人家坐上，说带人家上街。走到路上，他让那个女的用手摸他那个地方，那个女的回来给她男的说了。我记得可清，是大年初一，那家男的拿着刀在村里到处追他要杀他。后来，不让他干民办老师了。

他今年都有六十五岁了吧，也在家和老婆看孙娃儿。俺们两家挨着呢。平时俺们两家关系也不错，经常来往。我今年五十四岁了，她爷在她爸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守寡这二十几年了，也没出啥事。我是真没想起来，他都恁老了。

村里还有个年轻娃儿，也坏，智力差，脸上带傻样，成天把他那东西露在裤子外面，见女的就胡弄。那个傻子在家，我很小心。天天出门都带着黑女儿。这段时间公安局把那个坏娃儿关起来了，我就放松了。我上街，就是两三个钟头就回来了。昨天上街主要是去包药，我肠胃不好，成天拉肚子，胃疼。一星期去包一回中药。我早晨去得早，七点多去，十来点就回来了。我出去老是说，黑女儿，你在屋里照顾门，我去一下就回来了。都是在门口说的，声音比较大，他可能就在偷偷听，听我走了，他就来了。

才开始一听黑女儿说，我拿着刀想出去跟他拼命，恁老了，还害人，我拼着自己不活了。黑女儿吓得哭得不行，抱住我腿不让我去。娃们可怜，我真要是有啥事，这俩娃咋办？我还怕他哥知道，他平时可横，不懂事。就是一条，知道稀罕他妹。谁欺负他妹，他都跟人家打架。

咱也不懂得法律，要说他应该有罪。按娃儿说的这个样，能治他罪吗？我不想给她妈说，我就想自己治他罪。我意思是我在屋里照顾着，我必须得给她妈有交代，只要能治他罪，咋都行。我还怕黑女儿受影响。咱想着，咋着以别的理由把他抓起来，要是别人说了，就说他是因为其他事被抓的。

她妈后天都回来了，今年可说回来过年。她去年都没回来，今年说早点回来。可咋办？说啥也不能告诉她妈。一来她妈是个没文化人，我怕她非拼命不可。她对我不满，我不怕。她妈脾气坏，一两年回来一次，看他们兄妹俩学习不好，成天打。能起啥作用？

小女孩儿叫黑女儿，农村小姑娘最常见的小名。奶奶的眼泪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流，她语无伦次地说着。有一点她表述得很清楚，她不希望她的儿媳妇和村里人知道这件事，她想治那个人的罪，又希望最好以别的名义把他抓起来。但是，小黑女儿的妈妈后天就要到家，那怎么可能？

朋友给黑女儿挂上吊瓶，输液消炎。我给一位认识的派出所所长打电话。热情的寒暄之后，说到案子，就犹豫起来。他说那就看你们了，如果你们坚决要告，那就让孩子公开作证，应该可以。但是，这样一来，就会闹得满城风雨，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得做好承受的准备。说以别的罪行把那人抓起来，那肯定不可能。

我转过身去问奶奶，奶奶捂着脸又哭起来。万明嫂子也没有了开始的那种坚决。朋友告诉我，她这几年做过好几起这样的检查，最后都没见报案，主要还是怕丢人，怕女孩子以后受影响。说实话，就我自己而言，从一开始，在内心深处我就有隐约的焦虑，我害怕去报案，虽然理性上我并不同意我这一想法。报案，意味着公开化，公开的羞辱、围观、议论和鄙弃。这些事情人们不会忘记，一旦到了婚嫁年龄，一个闲言碎语和传说就足以毁了她。

商量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结果，甚至连报不报案都没能确定。大家呆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办。黑女儿躺在那里，先是抽泣着，一会儿就忘记了，依着奶奶，好奇地看着我。输完液，她站起来，动动身体，想要去看、去摸房间的其他物品。在我给她照相时，她露出了笑容。我教她拍照，她拿着相机给我拍了几张，自己看了看，开心又得意地笑了。

已是午后四点多钟，没有方案，没有办法。朋友开了一些清洗的冲剂和药，嘱咐奶奶记着每天给小黑女儿清洗、涂药，每天输液。我开车重又把祖孙俩送回到吴镇。

在通过村庄的路口，她们下了车。奶奶佝偻着背，顶着那头花白头发，拉着小女孩，走在被车辙压出一道道深痕的、泥泞的土路上。黑女儿被奶奶扯着，慢慢往前走，又不时地挣过身子回头看我。

道路左边就是高高的河坡。一排排枯树，遥远的地平线，构成苍茫的河岸。湍水沿岸，已经被挖得面目全非，一排大树下面，是一个巨深的沙坑。那扎在地下的树根裸露出来，四处蔓延的根须显示出不顾一切的生命力。这些根须如今被架在空中，它们竭力汲取养分的沙土已经被挖走，没有力量再往下延伸，再次扎根。树干正在倾斜，生命在远离这些大树。

落日镕金，四野寂静。深冬的落日，竟是如此的红，如此的暖。我目送着那一大一小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这红色的原野和世界深处。

天暗了下去。后天就是腊月二十三，中国的小年夜。零星的鞭炮声在天空不断炸响，有些性急的人已经开始放烟花了。那盛大的烟花，在黄昏的天空中，仍然绽放出艳丽的色彩。盛世的色彩和光芒，整个天地都被这盛世所笼罩。

重又返回穰县。早已和朋友约好去听穰县大调。穰县人喜欢听戏，尤其是坐茶馆喝茶时，如有戏相伴，是一大乐事。当然，现在听戏的人大多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穰县大调原为鼓子曲，由明清流行的小曲、民歌演变而来。大调乐器由古筝、琵琶和三弦组成。作为古乐器的三弦即将失传，在穰县，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会弹。

这是穰县文化茶馆一角。一间长形的门面房，门口摆几张矮凳子，围着桌子坐着十几个老人，下棋的，聊天的，喝茶的都有，屋里面靠墙向外坐的是乐队。驳杂的青色水泥地面，闪着暗沉的光，墙上那个黑色小座钟歪垂着头，停在四点十五分上，欲掉未掉的样子，很让人焦虑。

弹琵琶的和古筝的两个中年人表情并不丰富，甚至有点过于呆板。他们两个原来都是穰县剧团的，剧团倒闭，成员就组成演出队，去做各种婚庆、开业等的表演嘉宾，挣一些外快。那个中年人一直带着羞涩的笑容，轻声地、拘谨地给我讲他的经历。

一个面容白净的老人走到一个凳子前，侧对着听众，坐了下来。他向弹古筝的中年人示意一下，弹古筝者拨出一长串清越、悠长的音调。正在说着、笑着、下棋和吃着瓜子的人立刻静了下来，转向了乐队。

演唱开始了，曲目是《吉庆辞》，一首祝寿曲：

一门五福三多九如，七子八婿满窗呼，胜似文王百子图；寿星老祖云端坐，左边仙鹤右边鹿；仙鹤口噙灵芝草，麋鹿身背万卷书；韩湘子，何仙姑，铁拐李身背药葫芦，葫芦里面有宝物；童儿打开葫芦看，吐噜噜，吐噜噜，直飞出九千九百九十九只燕蝙蝠；童儿身背八个字，上写着金玉满堂富禄财富。

这是一段明快的唱腔，曲调简单，全场人都跟着老人哼唱着，按着节拍上下晃着脑袋，神情陶然。几位弹者随着弹奏的快慢、强弱仰俯着身体，手指在弦上飞快地拨动着。三弦的雅致，古筝的清越，琵琶的婉柔，三者配合出的不是《渔舟唱晚》那样典雅脱俗的幽空意境，却是民间的喧闹的喜乐人生，透着踏实的烟火味儿来。

一个肤色黝黑的老年农民坐了过去。手掌糙厚，关节粗大，是一个长期在田地劳作的人。咳了几咳，他示意乐队开始。他闭上眼睛，一只手拿着牙板打拍子，一只手放在腿上，紧紧攥着拳头，唱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憾，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铿锵，有力，又悲凉宛转。唱者的嗓音嘶哑着，没有任何技巧，只是拼力从心里喊出来的。而他也似乎根本不在乎那唱词是什么，眼睛一直闭着，完全沉浸在其中。到了最后，一阵舒缓的曲调之后，开始了抑扬顿挫、完全无词的尾曲。他持续哼唱着，脖子下端鼓出一个大气团，上端是憋得红红粗粗的筋，这筋在脖颈上不断地颤动，又保持着那僵硬的鼓起，好似正在拨动的琴弦，发出强力的挣扎。不断地顿挫、起伏，啊、呀、唉，咿咿呀呀，没有尽头。唱者闭着眼睛，不顾一切、无休无止地吟唱着，那无词的旋律不断拉长、回旋、呼喊、诉求，莫名地生出一种哀愁来。

这个沉浸在自创的调子中的老农在诉说什么？在祈求什么？那无尽的命运，无休无止的悲伤，还是无穷的忍受之后那天大地阔、悠远安静？一时间，我有点迷失：这是怎样的中国，如此欢乐又有着哀愁的中国？

一个中年汉子的脸涨红着，看样子是喝醉了。他坐在一张低矮的小桌前，弓着腰，闭着脸，晃着头，跟随着旋律，手指在桌面上敲打着节拍，一下，一下，一下，“梆、梆、梆”，简短、斩钉截铁地敲着，好像要把手指敲断，要把自己的心敲进去，浑然忘记了时间和外部的存在。我仿佛也被他敲了进去，眼角有点潮湿，很想流泪。这吟唱声把我压抑了一天的情绪给释放了出来。我无法忘掉奶奶朝我看时的神情和黑女儿的迟钝与天真。我知道，和大家一样，我是把那祖孙俩抛弃了的。我努力了一下，没有办法，也就算了。不久之后，我会把她们忘记。

面对奶奶滔滔的泪水和期待的眼神，我甚至有些烦躁。我想逃跑。不只是无力感所致，也有对这种生活本身和所看到的镜像的厌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做哪一种选择，不知道那正在赶着回家过年的妈妈会如何面对她被伤害的女儿。

我只想离开。只想沉浸在这悲凉的曲调之中，以逃避我心中的悲凉和清晰的漠然。就像我和小柱，就像我对待小柱那样，我们血肉相连，却又冷漠异常。

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1] 整不犯：整不倒。

春节跳皮筋的小女孩

姑姑的新年全家福

梁庄的百岁老人

后记

土耳其的当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视他的城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有宗教的含义。“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郁，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忧郁、伤感、郁结、凝聚、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它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于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1]

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的当代思想家亚西斯·南地认为，“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于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吴镇老乡，那一家家人，一个个人，他们怎么生活？我想细致而具体地去观察、体验和感受他们的所思所做。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跳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躯体的每一次摇晃，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过的路和所度过的每一分一秒都记录下来。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从那些新闻和画面里，我看不到这些。我们不知道梁庄发生了什么。

他们欢乐、大笑、热情、自制，他们打架、示威、反抗、忍受，他们哭泣、冷淡、自嘲。这一切都源于那条河流，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默默流淌。静水深流，形成这个民族共同的哀痛，如此地源远流长。

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于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温柔的、哀伤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着的，那棵树、那间屋、那把椅子，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那样一双黑眼睛，那样一种哀愁的眼神，那样站立的、坐的、行走的姿势。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我听说，为了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许多地区正在大规模地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也听说，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政府盖几栋高层建筑，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实际上，中国大地上许多个“梁庄”正在被拆解并重新组装。

那么，梁庄原来的房屋、道路、坑塘、沟沟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间将彻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里和村头沟边的树——枣树、苦楝树、杨树、椿树、榆树、槐花树、杏树、梨树、核桃树，它们生长在村庄的角角落落，把梁庄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将消失；那种在院子里的各色花草，花婶家的刺槐花、大丽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将消失；那原野上孤独的坟头和坟头上那孤独而郁郁葱葱的松柏也将消失。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他们将进入高楼，变为大地的寄居者。梁庄也将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将对面不相识，将永远被困在高楼。是这样吗？想到这些时，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

这并非只是一种缅怀和感伤，而是对这一合并、打破、重建本身的质疑和忧虑。“并村”真的可以“还地”吗？这“地”是还给谁的？如何重建？在什么基础和前提下重建？谁做的论证？农民是否愿意？为什么愿意？为什么不愿意？这一切，都是在语焉不详的情势下进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遮蔽权力欲望、资本推进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也为“拆”“建”等中国当代生活中最常见的粗暴词语找到遮羞布。我尤其担心的是，以“发展”为名，农民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被绑架。

我们所要思考的不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而是，我们的村庄为什么会变为如此？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我们的生存状况为什么会变为如此？反过来说，难道农民搬到楼上，或被迫进入城市，一切就都改变了吗？农民就获得了权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了吗？社会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吗？形式的改变不能代表什么。否则，一切都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换来换去，农民连那一点点的立锥之地也被换没了。

有许多人说我们现在走的路正是台湾当年走过的路。台湾的工业化比我们早二十几年，但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了的台湾，村庄及传统文化仍然活在大地的角角落落。那里的村民、民众活在大大小小的庙里，他们有种类繁多的祖佛，妈祖、大道公、关帝爷、财神爷、玄天大帝、观音菩萨、土地公，他们祈求祖先的保佑，在庙里祈祷、许愿、玩耍、聊天、学习、商量村事。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心灵。在台江一个村庄的庙里，主人带我们到大道公像面前，让大家拜一拜。然后他开始向大道公禀报，说，大道公啊，今天是大陆那边过来的人参观，我给你说一下，希望你能保佑他们平安健康。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不是直接地否定和放弃，而是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他们在努力以自己的形象去建构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在建构自己的文明方式。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存在方式，显示出它巨大的容纳力、活力及独特性。

如果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都只被作为“现在”的附庸和符号而利用（就像不断被拆掉的老城区、古建筑和不断再建的仿古建筑和仿古景点，崭新的“古代”，让人悲怆的滑稽），那么，我们的“当代”将被悬置在半空中，无法对抗并生成新的历史洪流。如此单薄而脆弱的当代，怎么可以建构开明、敦厚、合理的社会和人生？

我喜欢梁庄在的感觉，我为我能站在母亲的坟头思念她而感到深刻的幸福，因为它使我感觉我生活在自己的大地上，是我自身，它是独一无二的，那里有属于我的、一直流淌着的河流。我还曾经幻想着，我能够把在台湾找到的苦楝树的种子，种到梁庄老屋前的院子里。如果它能够生根、发芽、成长，那么，春天来的时候，我将再次看到那淡紫色的束束小花，再次闻到那渺远的清香。

“我那耸立在平原上的故乡，它像是扑满一样保存着我们的回忆。”

然而，一切都将永远的失落。

我要衷心感谢梁庄的亲人们，感谢我所访问的所有打工者。他们误工误时，想办法给老板请假，他们到处打电话联系，陪着我去找其他老乡和伙伴。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使我感觉到，梁庄，还是他们心中的神圣家园。因为有了梁庄，我们才有根本的亲近和亲情。我无以回报。

感谢穰县的朋友们和在各地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不管各自的生活轨迹如何不同，在这样一个公共的交叉点上，我们为共同的事物奔走，为可能的美好激动、感叹。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因为我们还没有使自己完全熄灭。

必须说明的是，书中城市里面所涉及的部分地名、人名和人物关系都作了技术性处理，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我不希望大家进行绝对的对位。梁庄里的中国，只是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理解的梁庄和中国，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

感谢我的家人们，他们一如既往地、全身心地支持我。我要特别郑重地感谢我的父亲，这本书有他的劳动和汗水。

谢谢。

[1] 汉娜·阿伦特1961年8月16日给勃鲁门·费尔特的回信，就耶路撒冷对纳粹艾希曼审判过程中，记者的报道倾向和听众的心理特性所产生的感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附录 书中主要人物[1]

[1] 此列表中所涉时段以2012年为基准。

梁庄别册

出梁庄，见中国

杨庆祥

一

梁鸿的新作《出梁庄记》毫无疑问是《中国在梁庄》的自然延伸：2010年，梁鸿将目光和笔触聚焦于她的家乡——河南省穰县梁庄，用口述实录和田野调查的方式完成了一组对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描述，这就是《中国在梁庄》。2013年，梁鸿将视野延展开来，追踪采访走出乡村的梁庄人，记录他们在现代城市中的挣扎与困惑，以及身份的转换与重塑，这便是《出梁庄记》。这一创作路径基本上是一个必选之题：对于梁庄的乡愁式的描写只是中国这一巨大“现代神话”的半张脸，而另外半张，则在梁庄之外，在那里，无数的人群和无数的故事构成了奇怪的沉默之脸。至少我们默认了这张脸的表面性的存在，而把可怜的疑问，转化为酒足饭饱后的谈资。

但梁鸿与众不同。作为她的朋友，早在《中国在梁庄》还没有出版之前，在一次餐后的交流中，她偶然提到她正在书写的梁庄，语气与神态别有一种关切和凝重。我当时意识到，这会是一部特殊的作品，甚至不仅仅是一部作品，而更是一种特殊的关于我们此时代的存在方式的追问。《出梁庄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梁鸿有一种特别的坚韧和勇气，她走得比我们都要远，远离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腔，远离不痛不痒的所谓学术和讲台；她走得远是为了走得近，她一步步走近一种更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看到了她的兄弟姐妹，她的亲人们——也是我的兄弟姐妹和亲人们——在他们巨大的沉默和失语中，有一种东西在击打着我们的心。

《出梁庄记》的版图浩渺广阔，梁庄人“西到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日喀则、曲靖、中越边界，南达广州、深圳，北到内蒙古锡林浩特。”梁鸿前后历时两年，走访十余个省市，采访了三百多人。梁鸿的叙述具体而开阔，几乎每个被记录的故事都关联着广泛的现实社会问题：身份歧视、户籍管控、留守儿童、非法传销、环境污染等等。要强调的是，梁鸿没有像中国当下一些肤浅的知识分子那样，停留在简单的同情和批评的表层。在中国当下最流行的批评方式就是，以一种先在的理念为标准，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则被判定为非法或者是邪恶。梁鸿的优势恰好在于，她始终立足于本土的经验，而不是盲从于那些所谓的普遍真理，比如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毫无疑问，和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这些真理的追求构成了我们生命价值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罔顾现实的复杂，以一种非历史化的普遍性来书写和解释中国的当下。事实是，中国的问题远比这些概念复杂生动，梁鸿意识到了这种困难和可能性，她在《出梁庄记》的后记中说：

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不断在中国历史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出于对这种既有成规和想象的规避，梁鸿的着力之处在于“做好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叙事，这种叙事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它不是结论，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恰好是梁鸿的叙述的独特之处，这并非是一部社会学的著作，指向某种解决的方案或者现实的答案，比如“南水北调工程”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显然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另外一个故事中，大学生梁磊既不能在深圳找到满意的工作和奋斗的目标，又不能回到梁庄重新做一个农民。梁磊找不到解决困境的方法，梁鸿也找不到，在这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面前，梁鸿和梁磊其实是完全平等的，他们同样困惑，同样无能为力。因此，她停留在叙事的本身，至于“叙事”将带来何种阅读的效果，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梁鸿的著作被很多读者作为调查报告甚至是社会学著作来阅读，但在最本质上，它是文学的，它展示的是一幅广阔生动的生命图景。正如李敬泽所指出的：

《出梁庄记》具有“人间”气象。众生离家，大军般、大战般向“人间”而去，迁徙、流散、悲欢离合，构成了中国经验的浩大画卷。在小说力竭的边界之外，这部非虚构作品展现了“史诗”般的精神品质。

梁庄是这一生命史诗的起源。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个这样的梁庄，有多少这样的梁庄人，他们从一个个微如细点、在地图上无法标识的小村庄涌入城市，改变着自己同时改变着中国甚至世界。可以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这人类史上都少见的大流动和大迁徙吗？“漫游”显然已不合适，它太过于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盲流”更不合适，它带有奇怪的偏见和有产者的自高自大。也许只能这么说，他们遵循着让人惊讶的强大的生命本能去完成自我和历史，即使被冰冷的历史搅拌机搅成一堆肉末，即使在我们的理论词典里找不到一个词来予以命名。

二

梁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范本。但正是在这个小小的范本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看不见的阶层”。在中国的景观世界中，遍布着高楼大厦，CBD购物中心，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我们看不见那些具体的劳动和具体的劳动者，他们为这些景观所包围。这造成的后果是，我们生活在一种并不真实的生活世界中，这个世界以高度的现代化为其形式，却罔顾其肌理的血肉内容。从这最后一点来看，《出梁庄记》是一种反景观式的写作，也是一种突围式的写作。不仅要突破景观之围，更重要的是，要突破一种人心之“围”，在这一“人心之围”中，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安全的生活和安全的意识——而拒绝去看见“景观”之内的东西，去看见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生存。而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写作伦理，恰好是应该去看那些“他者”，那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缺席者的存在。从这一点看来，《出梁庄记》中的“出”有一种“反包围”的意义，仅仅从字面意义上看，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伟大的《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异教徒的包围，寻找真理和幸福。但是从《出梁庄记》的内容来看，它显然不是一个圣经式的拯救故事，甚至可以说它恰好是《出埃及记》的“反故事”，因为摩西缺席了，只有藐视人类的历史本身在引导这一切。除此之外，更有意思的也许是来自中国现代史的启示，早在1930年代，中国就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并通过这一战略获得了革命的成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主体地位。这是中国极其独特的历史语境，这一语境恰好构成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一系列以农民为书写对象的作品的潜在背景，正是因为农民阶级一度在中国当代史上的主体地位，当历史在1990年代发生转变之时，当城市开始包围农村之时，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尤其显得富有戏剧性和悲剧感。今日社会，群体和群体之间，甚至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已经产生巨大的隔阂，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围”，我们彼此自动区隔，拒绝去观察、记录、对话，最终拒绝理解彼此。

对于今日中国的观察要求我们有一种摄像机般的冷静和客观，去记录和呈现那些看不见的阶层和那些被过滤掉了的生活。他们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庞大的失语症患者群，但恰好是这群失语者的背后，有着丰富而庞杂的故事空间。当镜头打开，哪怕是像梁鸿这样一种朴素的采访式的扫视，单一的历史也变得丰富和生动起来。在此时刻，梁鸿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员，她更是一个倾听者，她要放弃自己的成见和经验，不仅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看，更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听。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论及现代之时，特别强调“讲故事的人”，但本雅明却没有意识到，在现代之后，在今日的中国，“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同样重要。只有在这种平等的“讲”与“听”之间，历史才不会被知识、观念、理论所阻隔。历史原来就是我们的父母先人，历史原来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历史原来就是亲人啊，只要我们放弃了姿态，他们就变得清晰可见，他们就变成了真正的人，在我们身边发出虽微弱却温暖的呼吸。原来他们并非失语了，他们只是被一种语言所阉割——那种所谓现代的、文明的语言，他们一直在以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创造并讲述着历史。

《出梁庄记》在叙述上的最大特色就是多种叙述声音的并置交错，这里面，首先有一个典型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既是梁鸿，又高于梁鸿，也就是说，通过《出梁庄记》中的叙述，梁鸿实现了其自我的一种超越。更多的叙述者由此纷至沓来，讲述其个人故事，这里面既有像梁军这样开场就陷入永恒沉默的亡灵，也有像梁磊这样接受过高等教育能够叙述并反思自我的个体，更多的人，如大哥、二哥，他们凭借某种语言的本能来勾勒自我的生活。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失败和屈辱了吗？更进一步，这种失败和屈辱是否是一种语言的强盗般的指认，根源不过在于知识分子冷冰冰的启蒙逻辑？在《中国在梁庄》出版之后，就有评论指出梁鸿的叙述视角过于知识分子化，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分子的视角，梁庄这一“风景”会被自动呈现出来吗？显然不会，梁鸿不可能活在现代的“身份政治”之外，即使她万般克制，她依然不得不服从于与其身份相一致的生理性反应。在《出梁庄记》的开篇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一是她在农民工聚集的城中村德仁寨看到的生活环境：“挨着二哥房间左边，是一个公用厕所……房间约有十五平米大小，地面是灰得发黑的老水泥地。进门左首是一张下面带橱的黝黑旧桌子，橱门已经掉了，能够看到里面的碗、筷子、炒锅、干面条、蒜头、作料等零散东西。桌面上放着一个木头案板，案板上放着一大块红白相间的五花猪肉。”一是对其下榻的“如意旅社”的叙述：“如意旅社不如意：房间积尘满地，鞋子走过，能劈开地上的灰尘。床上可疑的物品、拉不上的窗帘不说，到卫生间，那水池里的污垢让人气馁。小心翼翼上完厕所，一拉水箱的绳子，绳子断了。转而庆幸，幸亏还有个热水器，虽然面目可疑，但总算还可以洗澡。”如果梁鸿没有一种先在的生活经验，她能感觉到这环境的肮脏和不洁吗？或者将主体置换一下，在那些农民工，在梁鸿所采访的对象中，他们会觉得他们的生活环境肮脏或者不洁吗？或许也有，但他们肯定没有梁鸿这么敏感，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日常生活最结实的一部分。这里出现了一种典型的断裂，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的断裂，一种经验和另一种经验的断裂。

在《出梁庄记》中，她尽量克制对其采访对象生活的厌恶和反感，她知道如果不首先克制这种生理性的反应，她就无法在精神的层面和他们进行有效的勾连。因此在我看来，以《出梁庄记》为代表的这种非虚构写作，在更大的层面上应该是实践性的。它暗示了当下中国因为匮乏而尤其需要倡导的一种实践态度，一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一个人不仅应该写，还应该像他写的那样去生活。或许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这后一点，但即使我们不能像我们写的那样去生活，那么至少，我们应该在情感的层面上和我们的对象保持必要的血肉相连吧。从这个角度看，《出梁庄记》有某种“和解”的意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和解，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和解，更具体一点，一个出身农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她背叛了的阶级之间的和解，或者更大一点，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和解——归根结底，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和解需要一个契机，一个结点，一个合适的舞台和故事，这是和解的密道。梁鸿找到这个密道了吗？我不知道。就在我读到《出梁庄记》的一个下午，我办公所在地的大楼正在进行维修，我在大楼前的工地上遭遇了一个男孩，他大约十六七岁，正光着上身，坐在一架小型挖掘机的驾驶窗里，非常娴熟地操控着机器。当我走过他前面时，他突然停止，目光直直地盯着我，带有某种挑衅的色彩。那一刻我们四目相对，我觉得我不能理解他，就好像他也不能理解我一样。那一刻我强烈感受到了一种割裂，虽然我们近在咫尺。我想起福斯特《印度之行》中的一句话：“因为走了不同的路，要和解，还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

《出梁庄记》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是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谓的“农民的终结”，带有那么一点迟疑和审慎？是重新看见那“看不见的阶层”和看不见的资本的“手”？是中国现代化的寓言，带着我们爱憎交织的情结？全部都是，也全都不是。梁鸿或许会被这些概念和理论绑架，并被胁迫进各种社会学、历史学的微言大义中，但是好在她有一个作家的敏感，她以一种直接性——他者的语言和他者的故事——突破了这种种桎梏，在这个意义上，她不过是在写人——这亘古不变的，不服从于任何观念的动物——普遍的求生的欲望意志。在《出梁庄记》中有一幅“他们在西安”的照片，照片中的九个男性建筑工人笑容灿烂地面对镜头，他们背后，是高大的脚手架和尚未完成的景观楼体——是的，他们在笑，这笑容感动了我，历史在此刻依然残忍，生活在此刻依然艰难，但是我们——这些活在历史和此时此刻的人——可以笑！这笑，似乎有一丝嘲弄和反讽；这笑，却又有更多的生生不息；这笑，如寓言一般蕴含着中国当下的种种复杂和神秘。

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

——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有感

贺仲明

一

在这么些年对乡土文学（乡村题材文学）的关注和思考中，有一个经常困惑我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让乡村自己说话，让乡村表达出其真实的意愿和深层的诉求？因为我以为，作为文学书写，无论是从对书写对象的尊重角度出发，还是立足于文学创作的艺术角度考虑，反映出书写对象的生存状貌，传达出它的真实声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这一点，对于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和失言状态的乡村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中，乡村书写遭遇到多方面的困境，牵系的问题更是方方面面，它们对乡村书写产生了严重的制约。

首先，从乡村的主体——农民角度来说，由于文化水平、表达能力的局限，更由于社会提供给他们发言场所和机会的限制，他们很难直接开口说话，也难以清晰、准确地传达出乡村的声音——尽管他们对乡村生活的感受是最直接，也是最深入的。而且，即使他们（或者是他们在“文化人”中找到的代言人）有机会开口，因为受视野限制、表达能力等原因影响，比较容易囿限于相对封闭的视角，难以全面、客观地表现乡村——在文学史上，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由农民作家书写的作品，就普遍存在这样的局限。它们拥有生活的本色和质感，但在表述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上却有较大缺憾。所以，尽管中国的乡村一直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深受各种压榨和欺凌，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态度，但在漫长的文学史（包括传统文学和新文学）上，除了少数民歌、曲艺文学作品传达出乡村的部分心声，它更丰富、更深层的内涵一直处在农民自身的叙述之外，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其次，从乡村的主要书写者们——乡土小说作家们来说，也存在着两个重要的障碍。一方面，虽然乡土作家们基本上都是从乡村走出去的，对乡村有着较深的感情，也有一定的乡村生活经验，但由于中国差异巨大的城乡生活对立格局，作家们一般都只拥有短暂的童年和少年乡村生活经验，等到他们成年、有独立思维能力时，已经离开了乡村。此后，最多只是在节假日时，走马观花般“回乡村看看”。这样，他们所拥有的乡村生活经验往往会与现实乡村脱节，特别是游子思乡般的情绪会使他们的乡村记忆染上浓郁的感伤和怀旧色彩，现实本身的沉重感却被滤去，影响他们乡村叙述的真实性和真切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20世纪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性文化占据绝对优势，在其视野里，乡村文化被蒙上了传统和落伍的衣衫，处于待启蒙和待拯救的边缘位置。作家们都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又长期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因此，他们既容易感受到来自乡村的身份自卑，更普遍被城市文化彻底同化，对乡村文化持完全的否定和贬斥态度。这使作家们很容易陷入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也难以自如地传达乡村自我的声音。

就总体而言，中国的乡土小说虽然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却与乡村始终有着较远的距离，乡村的真实状况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乡村的内在欲求没有得到深入的表达。这一点更典型地体现在当前文学中——由于近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迅速，乡村伦理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异，在情感与理性冲突下的乡土作家们，创作心态普遍呈现复杂而不稳定的状态，对乡村的表达颇为表面和混乱。

以对“农民工”的书写为例。“农民工”的出现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其人数更已达到了几亿人之多，但是，由于不熟悉“农民工”生活等原因，当前文学对“农民工”的叙述虽然很多，却普遍存在简单化和模式化的缺陷，基本上没有脱离苦难、仇恨、炫富的故事模式。“农民工”们的真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遮蔽和扭曲的状态，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他们的认知。

二

对于以虚构为基本特征的乡土小说，过于要求它真实传达乡村声音，也许存在某些苛求之嫌（反过来说，虚构的小说不管怎么说还是与现实隔了一层，在乡村声音传达的直接性上也存在一定限制），但是对于写实类文学，人们就会有更高的期待。对于处于巨大变异中的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对于乡村和农民（特别是进入城市多年、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不可忽略一部分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人们更存有了解其真实面貌的强烈愿望。也许正是由于这一阅读需求的推动，近年来开始兴起了“非虚构文学”潮流，其中以乡村和“农民工”为书写对象的作品占据了主要部分。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就是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两部。它们叙述的是作者梁鸿家乡河南省一个叫梁庄的地方的乡村故事，记叙了留守乡村的农民和在城市中奔波的“农民工”的现实生活。它们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通过对乡村农民和“农民工”生活的书写，让乡村说出了自己的声音。

《出梁庄记》让乡村说话的意图是很明确的。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它充分给予了农民自己说话的机会，让农民在作品中亲自倾诉心声。就篇幅而言，这些来自梁庄的“农民工”们所说的话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而且还不包括那些直接记录他们生活场景的诸多图像。而且，作品对他们的叙述基本上保持原貌，很少做出删减和剪裁，语气、方言都原汁原味；其次，作者在给予“农民工”说话机会、与他们交流时，没有丝毫的俯视姿态，而是站在与农民平等而切近的位置上，保持着对他们的尊重、真诚和亲切，以及充分的关怀。作者对待他们，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事实上这些说话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她或远或近的亲人，至少是关系密切的邻居），其中蕴含着真诚、爱、理解和认同。在这样的态度下，“农民工”们说起话来就会比较自如，少有掩饰和顾忌，说出的话也真实可信。

作品让“农民工”们自己说话，直接传达出乡村的声音，这是一个方面。与之相关联的另一方面，作品让作者也参与到对乡村的叙述中，成为乡村自我声音的一部分。作者梁鸿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作品中，她始终保持着较强的理性和客观的高度，以现代的理性眼光来打量和审视他们。这就如作者阐述她对乡村所持有的感情，“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需的代价和牺牲。”作品虽然蕴含着对“农民工”生存和生命状态的深切关怀，但它不是对现实中某一具体人或事的简单同情或谴责，而是在思考乡村的命运，思考农民和乡村文化的命运，思考着不可避免的乡村城市化进程以及它的代价问题。

这两个方面的叙述，从表面看似乎有矛盾之处，梁鸿的知识分子话语与“农民工”们的讲述似乎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张力。但实际上，它们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从不同侧面共同构成了乡村的声音。梁鸿的立场虽然以现代理性为中心，但又始终保持对乡村和乡村文化某种程度的认同和维护，也就是说，她对乡村进行的思考中虽然包含着否定、批判和反思，但它是以乡村的关怀为前提，她不是立足于乡村之外，而是建立于乡村之内。所以，就像它更宽宏的视野是对单一乡村立场的补充和完善，她的批判所代表着的是乡村的自我反思和深层忧虑，所说出的是那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说不出、实际上却在思考和忧虑着的话语。正因如此，梁鸿的声音与“农民工”的声音一道构成了乡村声音的双声道，层次有所差异，实质却完全一致。

依靠着这样的叙述方式，《出梁庄记》超出了我们常见的对乡村和“农民工”们的叙述模式，实现了对“农民工”和乡村世界更深层也更真实的讲述。

表现之一，是揭示了农民（“农民工”的）深层生活和精神世界。与访问者梁鸿之间的亲切关系和梁鸿本人的平等态度，让梁庄的“农民工”们坦率自如地讲述了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种种生活经历和遭遇，细致地表达了他们对城市的复杂感受。“农民工”们的话语非常质朴，在他们的讲述中，没有我们经常看到的传奇故事，没有着意的渲染和夸张，只是真实地展现了这些在城市中挣扎着的农民们的生活面貌，道出了他们的真实心声。由于作品中发言的“农民工”涵盖老中青不同的年龄层次，囊括了从企业家到公司职员，以及最底层的搬运工、传销者等几乎所有的工作范围，他们来城市打工的时间有长有短，与城市的关系有深有浅，可以说，作品中“农民工”们所讲述的这一段段生活，以一个个鲜活的姿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近年来“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过程，是“农民工”们的生活史和心灵史。

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作品对农民心灵世界的展示。作品中，“农民工”们不只是讲述了他们的生活故事，更展现了他们曲折隐秘的内心世界。其中有青年“农民工”在面对城市时难以祛除的自卑和羞涩感（第二章“羞耻”部分），有老年“农民工”对于生活的无助和无奈，有他们在城市中艰难挣扎过程中强烈的挫败感、压抑感和孤独感，以及在面对文化冲突和困境时的迷茫和困惑。其中最常见、也是最复杂的，是他们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城市，他们充满着向往，却又始终无法融入；对于乡村，他们情感上难以割舍，又不愿意长期留驻——由于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历史和受压抑的现实，中国的农民们一般都不太擅长说话，更不愿意袒露自己深层的心理世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听到农民（农民工）倾诉自己的心声。只是在梁鸿这样的亲人面前，他们才放纵了自己，让我们体会到了那些在城市中漂泊，与我们日夜相伴、却为我们严重忽略的“农民工”们的内在心灵世界。

表现之二，是对乡村文化世界的深度思考。作品写的虽然是城市中的打工农民，但通过这些“农民工”的生活和心灵叙述，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乡村文化在现实中的变异和发展。“农民工”的生活是复杂的，从空间来说，他们在城市生活，应该属于城市人，但在精神上，他们又与乡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是当前社会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最直接的承受者和体现者，因此，在他们生活的世界中，乡村文化、乡村伦理发生了很复杂的变迁，他们的身上，更深刻地折射着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这其中有与农耕文明有密切关系的传统仪式的无奈变异（比如对“葬礼”和“算命”两部分的叙述），也有在现代文明熏染下，农民们在文化选择上的困惑、迷茫，甚至扭曲与堕落（比如“恩怨”“打官司”部分的叙述），更有在失去乡村家园之后、难以找到自己生命归宿和信仰的茫然和无奈（比如“孤独症患者”“这村落中最后的房屋”等部分的叙述）。应该说，在城市化不可逆转的今天，乡村文化的变化和发展是必然趋势。作品所展现的这些盘桓在城乡之间的独特群体的变迁状况，很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乡村文化的命运和发展方向。应该说，尽管《出梁庄记》并不是一本以思想为主要特色的作品，但其思考确实是敏锐、深刻而富有启迪性的。作品能够对那些看来很简单的事物如此敏感，如此准确地捕捉到背后的文化内涵、感知其中的文化变迁，作者的思绪沉重而复杂，都充分反映也得益于作者饱含强烈乡村关爱的知识分子精神。

三

也许有人会说，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成功与其写实的文体有关——因为只有这种文体，才可能让农民有更多直接说话的机会。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却绝非说其成功来得容易。因为要真正深入地反映乡村和农民（农民工），传达出乡村的真实声音，较之虚构文学，写实文学有着同样的难度，甚至还有特别的挑战。简单地说，写实文体要求作者生活感受更切实丰富，要有更具体的调查、统计和数据，其中难免会遇到某些限制和困境。而且，在当下的文学和教育体制中，写实文学既非学术、也不是主流的文学创作，但实际上，它对作者的要求也许更高，它要求写作者既要有生活体验，又要有思想，还要有写作能力，绝不是一般人可以驾驭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梁鸿的书写梁庄，既是一种个体行为方式，也具有某种方法学的意义。或者换句话说，梁鸿的两部作品能够获得成功，是主观和客观多种因素的结合，既是一种机缘，也蕴含着必然因素。

就客观方面说，首先是梁鸿所生存的乡村地域，也是她的书写对象——梁庄。从两部作品的介绍看，这是一个乡村文化传统色彩比较浓郁，或者说传统乡村文化保存得比较好的地方。大的家族，相对封闭的环境和文化，赋予了它较多传统乡村伦理的温馨。梁鸿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长大，会对乡村社会有更深的感情，对乡村文化的内涵有很深的体会，也就能更敏锐地感受到当前乡村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二是梁鸿的乡村之根扎得很深。也许正因为受到其所在地域文化的影响，梁鸿虽然通过上大学的方式离开了乡村，进入到大都市生活和工作，但她始终与故乡的关系密切，对乡村的情感依然深厚，与乡村的亲人几乎没有间断联系，对乡村生活的变化也相当熟悉。也就是说，她虽然是一个都市人，但也几乎同时（至少在精神上）依然是一个梁庄人；三是梁鸿长期从事乡土文学研究，谙熟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熟悉相关的理论知识，对乡村问题有持续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当然更重要的，是她在这样的年龄，成长在多元文化兴起的1990年代的文化背景下，既接受了现代启蒙文化的洗礼，但又不至于被某种文化完全限制，而是能够更独立、清醒地思想，更客观、平等地关注乡村和书写乡村。

当然，说上述因素是客观，其实它们与作者的主观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客观环境造就了作者的许多主观质素。正因为这样，梁鸿才能够不甘于做一个固守书斋的学者，愿意深入到乡村和“农民工”当中，花费巨大的心力来描画她的梁庄世界，给梁庄一次自我叙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也可以说是乡村借梁鸿这个乡村之子对自我声音的传达。对于梁鸿来说，它们也应该是一个心灵愿望的完成，是对自己的一个精神慰藉，是一件送给自己的珍贵礼物。

个人和社会共同造就了梁鸿的写作，这一写作也同时具有社会和个人的双重意味。它对我们文学创作上的启示，也是两方面的。

首先是文学的观念或标准问题。梁鸿的写作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并非没有沿承。如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的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以及它的追随者庄孔韶于上世纪末出版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它们都是实证性极强，既是社会学、又超出社会学范围的著名作品，也是很富感染力的优秀文学作品。但是，我们的文学史都集体将它们排斥在外，完全忽视了它们的文学意义。其实，这些作品中，既有对人、对社会的深切关注，又有对人性的深入揭示，无论是对生活细节描绘的真实、细腻，还是语言的准确和优美，它们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可以说将对真实生活记叙与文学性的笔法做了非常巧妙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它们蕴含着对乡村和农民的真诚关注，有尊重乡村的朴素感情。我以为，对于乡村书写，乃至对于任何文学作品来说，这种感情都是弥足珍贵的，也是构成优秀文学的基本品质。我们将它们排斥于文学之外，绝对是文学自身的损失，也反映了我们文学观念某些方面的缺失。

其次，是作家创作观问题。《讲话》之后，不少人否认世界观、创作立场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作家的世界观存在差异乃至怀疑作家世界观是否存在。确实，这些因素被加上“改造”的严酷枷锁，对作家们的生存和创作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因此而否定世界观（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价值立场”之类的词汇来代替）的存在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显然有脱离实际之嫌，也会导致我们对文学认知的偏差。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有我们看待事物的基本价值立场，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文学方式和审美方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世界中，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其实严重地存在着由价值立场差异而形成的巨大文学偏向，只不过我们为宏大的“人类立场”所限，对此视而不见而已。其实，关键不在于我们有没有价值立场、有没有因此而形成的文学偏向，关键在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立场和文学偏向。我们是偏向普通大众，偏向对柔弱生命的人性关怀，还是偏向权力、金钱和利益集团？而这，将直接决定我们文学创作的价值、高度和意义，也决定我们如何对待身边的生活。就乡村书写而言，正如梁鸿所说：“其实许多时候，生活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从来不愿正视它。”生活始终在那，关键是我们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乡村、农民和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态度，有没有对它们的热爱，以及为之付出努力的决心。有了热爱和决心，我们才可能放下身段，放弃自己的生活和文化优越感，去真正直面和接近农民（“农民工”）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世界真正进入到文学中。

所以，对于我们的乡村书写者而言，思想立场确实是个重要、严峻而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我们不主张以外在改造的方式来改变作家立场，作家立场主要依靠的是作家的文学素养、精神追求和道德自律。个人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是作家的一种选择，选择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责任。我相信当梁鸿有了更多的后继者，中国的乡村书写会有更大的成就。

梁鸿对话《年代访》文字实录（节选）

梁鸿×徐鹏远（凤凰网文化记者）

做教师，她不安于校园的平静；当作家，她不耽于文字的美好。重回家乡，她用双脚丈量土地，借梁庄观察农民的命运并发掘隐蔽的中国。她说，那些说农民天生爱土地的话都是虚妄的，农民是不得不爱，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归属。

梁鸿独家对话凤凰网文化《年代访》，讲述她所看到的“看不见”的中国。

写作的最初冲动是个人情感先于社会责任

凤凰网文化（以下简称“凤凰”）　梁老师您好，我知道您最近各种采访包括领奖都特别多，因为一本新书——《出梁庄记》。因为上一本《中国在梁庄》，这本《出梁庄记》还未面市就获得了很多的关注。我第一个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比起上一本书来讲，在写作《出梁庄记》的时候，结构、内容、表达力度等等方面，您的思路是否更清晰了一些？

梁鸿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重要，我觉得不是更清楚了，反而是更复杂了。因为《中国在梁庄》实际上是突然被放大的一个文本，它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功效、社会反响，最开始是一点没有考虑到的。因为做学问一般很少考虑到市场的因素，写《中国在梁庄》时，我没有想写成市场的，但是也没有想写成学术的，就是想到我要回家，我要去写这样的一个东西。后来《中国在梁庄》被放大，我也获得了很多关注，领了不少奖，当我再萌生念头写《出梁庄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担忧，尤其是一部分朋友替我担忧，说续集一般是很难写的，万一写失败了多不好，《中国在梁庄》已经证明了你还行就可以了，你还是老老实实搞你的学术去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艰难，我特别想把这个事情写完。把这个事情做完，我的里程才能够完整，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当代叙述。

所以在写《出梁庄记》的时候实际上我非常非常谨慎。第一，我要避免上一本的很多缺点，比如说情感上过于泛滥。但是第二本书我并没有放弃情感，毕竟梁庄是私人史的梁庄、是个人史的梁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村庄，所以它依然保持情感的一面；但是作者可能要稍微内敛一点、冷静一些，或者说推远一点点。所以情感结构上怎么来把控是特别考验我的方面。我在写第一章的时候，其实写了好多个开头，最后才成这样一个“闲话”开头的梁庄。你可以看到书里第一章就写到“军哥之死”，军哥他是作为一个无名尸在湍水里面淹死了，我觉得这略带一点点遥远的味道，就如同我既回到家里面同时也是一个外在的，我就想给读者一种既推开但又进来这样一种双向的感觉。

另外一层内容的处理上也是不太一样的，《中国在梁庄》可能更多的是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但是《出梁庄记》面对的是一个广泛的、广阔的中国大地，因为梁庄人的足迹实在太远了，远到西藏新疆，南到广州，这个是特别让我害怕的，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只有重回梁庄去找电话。我在租的书房里贴了一张地图，画线，发现以梁庄为圆点，梁庄人踏遍了中国的各大城市。最后我第一是按照职业的大致形象，第二是按照以城市为中心，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一拨亲人在做一个大致类似的工作，以这样的大体一致的工作来带动其他职业。比如说我到西安，我的大堂哥二堂哥是蹬三轮车的，然后带动其他老乡，比如说是卖菜的，然后做小生意的，就以这个为圆点来辐射其他老乡，这样结构稍微变得集中；比如到内蒙古，我重点写的是校油泵的群体，而郑州重点写的是工人群体，到了青岛又是以这个电镀厂的老乡为核心带动其他的老乡，那么这样在操作上稍微容易一点，因为我觉得结构更加清晰一点，也便于读者的考察。

在人物上其实我也做了一个（规划），因为人物非常多，梁庄那么多姓，你不可能重现所有的；另外你写作必须得有线索，所以我是以梁庄的福伯家、五奶奶家、还有韩家，这三大家族为一个基本的圆点来辐射梁庄其他的人群。这也是我写的过程中反复琢磨出来的，在这之前全是一大堆模糊的材料，到最后才形成一种以城市、以工种为基本的点来带动进行的文本。

凤凰　您刚才说到《出梁庄记》在情感上要更内敛一点，因为前一本书出来之后很多的读者包括批评家对这种抒情性提出了一些批评，那么内敛是您面对这些批评的有意为之，还是说因为“出梁庄”不像“梁庄”对您来讲有那么多个人经历、个人回忆和情感共鸣？

梁鸿　两个层面都有一些。我在之前写作的时候是无意识的写作，对这个情感层面我没有特别去把控，出来之后以别人的眼光再来看《中国在梁庄》，可能也会觉得有的地方过于情感化。当然我是觉得首先《出梁庄记》面对的主题是不一样的。你回到梁庄，一草一木都是你非常熟悉的，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一个叠加的空间，你看到那棵树、那个人马上就会想到童年。《出梁庄记》也有，因为毕竟都是你的亲人，但是你所面临的背景是不一样的，那不再是梁庄的背景了，它是一个陌生的城市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你也会有所拘泥，就是你不得不冷静。另外，《出梁庄记》所处理的问题确实更加复杂了，它是中国的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是个非常宏大的核心的话题，所以我也是在反复的琢磨之后才决定既有情、但又稍微带出一点点，就是稍微出来一点点。

《出梁庄记》里面依然还是有很大的情感结构的，毕竟现在也有人说你这不是个标准的非虚构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梁庄没有情了，那肯定就不是梁庄了。如果说《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没有情感的这个层面，我想它也就不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梁庄，也不是我所写的梁庄。所以我觉得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衡量，对我来说这个情感结构一定是得有的，它是梁庄深层的、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必须得有，否则的话可能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写梁庄了，比如说我到一个李庄、到一个王庄，可能我写不出来了，因为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可能很难从客观层面、数据层面、科学层面来考察那个村庄。只是因为梁庄是我的家，我写我最初的冲动。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初的冲动特别重要，最初的那个情感是基于个人情感，不是一个什么大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那个反而是靠后边的一个东西。

梁庄始终是轴心　“出梁庄记”有双重含义

凤凰　很多报道当中提到说“出梁庄记”这四个字是化用了圣经里的《出埃及记》，是这样吗？您本来的构想是怎样的？

梁鸿　其实《出梁庄记》原来名字叫《梁庄在中国》，这和《中国在梁庄》是完全呼应的，中国的梁庄是什么样子？梁庄在中国又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当时特别得意。但是实际上后来也非常简单，就是出版社觉得在营销上有困难。一开始我非常坚持，但是在反复的叙说过程中，我自己也绕进去了。所以就想新书名，跟朋友商量，自己再一个个划掉，起了至少十几个吧。后来还是李敬泽老师——因为他对梁庄也是全程参与的，最起码他都有一些指导性意见——有一天他说还不如叫“出梁庄记”。我当时一听就愣了，有点反应不过来，我说是否太庄严了，因为有《出埃及记》，你自然会想到那样一个原典。李敬泽老师就说不妨是一个反讽的存在，我觉得豁然开朗。所以《出梁庄记》它确实是有双重含义的，它既有《出埃及记》这样一个原典在那儿，但同时它又有中国现实的生活在那儿。《出埃及记》写的是以色列人出去寻找上帝的应许之地，寻找那个奶和蜜的流淌之地，那么一种美好之地，显然梁庄人想进城也是想找幸福生活，想找美好的所在地，那他们找到了什么？那种迁徙、流散、尘土飞扬的感觉，可能在这个名词里面能够特别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出梁庄之后他们到底找到了什么，我们都会怀着一种探寻的情感、目光去看梁庄人的足迹，然后再跟现实之间形成某种呼应。所以到最后我觉得《出梁庄记》还是挺好的，也觉得它能够体现出中国当代农民的那种命运感，一种幸福的期许，当然也包括某种破碎之后的失落。你读完这本书可能有某种感觉，会形成某种本意的呼应。

凤凰　《中国在梁庄》其实可以简单概括为一部当代中国的乡村史，其实它是乘上我们近几年对于基层社会、细节中国、乡村生活的一个书写热潮，但是《出梁庄记》不同，它写的是农民工——就是进城谋生的这些梁庄人；其实农民工这个话题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新的话题了，讨论热潮已经过去有几年了，那您为什么还要选择书写这么一个已经不那么热点的话题？

梁鸿　对，你刚才说的这点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可能我还没有想到特别多的一些其他层面的问题，比如说利益、热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梁庄是我的轴心，这个轴心就是我情感的来源，同时也是我理性思考的一个出发点。我希望梁庄既成为我一个情感梳理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我学术的出发点，围绕梁庄我想要探索清楚乡土中国、乡村社会在这个时代的样貌、样态以及它内部逻辑发生的变化。所以我没有考虑到其他外部因素，写梁庄的进城农民或者你说的农民工，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至于它过不过时，还能不能引起关注，其实在当时我是完全没有考虑过的。

我觉得《出梁庄记》可能并不仅仅是写农民工本身人在城市的东西，我觉得背后还有一维是“梁庄”。我写的不光是他们进城之后的那种状态，我每次都要问到梁庄，“你怎么想梁庄？你想不想回梁庄？”始终是一个双重的空间，是一个多维的空间。我所写的并不仅仅是进城农民怎么样拼搏、奋斗，还包含他生命结构里边另外的一层——梁庄这一层。所以说梁庄是打开的，朝着那个城镇打开。“如何打开”可能是这本书里特别重要的一维。

乡村已被抛弃　说农民天生爱土地是虚妄的

凤凰　您说您写的时候其实它们是相连的，我们把您这两本书放到一起读也能看到其中很多的人物、故事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的命运、悲喜其实都是紧紧互相联系的。我不知道如果他们不出梁庄，那么无论是对于这些已经出了梁庄的人，还是说留在村里的那些人以至于整个梁庄，情况会是怎么样？会不会比现在要好一些？

梁鸿　肯定不会。首先如果进城的人都回到梁庄，他们肯定生活得非常非常差，出梁庄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他们唯一可以获得一些金钱、获得一些更好的可能的一条路。在当代社会，乡村整个是一种被抛弃的状态，我们的制度抛弃了它，我们的所有资源都把它抽空了，人力资源没有了，河流的资源、沙没有了——沙被拿来盖房子，泥也没有了，路也没有了，树也被砍了，整个乡村是一种空虚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废墟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叫一个农民回到乡村？回到乡村是找不到什么资源的。

尤其是北方的村庄，它很早就被抽空了。像南方比如说有郊区化，有些城郊是个特殊区域，不是纯粹的乡村，它可以向城市扩展，扩张这个地方它可以挣一些钱，通过拆迁来补偿。但是对于北方村庄来说可能它很早就变成一个被抽空的状态。它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好好上学，上学之后考上大学才能吃上商品粮，当年每一个孩子在他的脑海里就是“你要上学，你要离开这个地方”，非常自然，这个地方你不能待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出路。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农民回到梁庄，他的生活肯定不如他进城的这种生活，但是他进城之后面临的又是什么？

比如说我在《出梁庄记》里面写的很多农民他不是说没有挣到钱，他都挣到一年两三万、一两万，有的甚至是几十万，还有上百万，还有千万富翁，但是他们付出了什么呢？他们跟城市之间，当他遭遇城市的时候他遭遇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重点考察的问题。他失去了什么？他的身份，他的尊严，他的家的完整，他的所有作为人的完整性的一部分，他都怎么样了？

凤凰　您刚才说到乡村是被抛弃的，我觉得您说得还算客气的，《时代周报》给您做的人物专访取了一个特别耸人听闻的题目叫“中国村庄：物质到精神全面崩盘”，您觉得真的到这一步了吗？

梁鸿　我觉得可能在北方村庄里是这样一个层面。这个崩盘它指的是物理形态的崩盘和精神结构的崩盘，物理结构指的是比如说村庄要消失，一家一个独院的那种状况慢慢要被取缔，要变成楼房，然后都把你丢到楼上去，这是物理形态的崩盘；那么精神状态来看，首先因为物理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你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变化之后肯定是精神结构发生变化。原来我们那一套所有的结构，道德结构、文化结构以及我们的心理结构，都随着这种物理形态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崩盘也是很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你想想这一家人本来是在一个院子里边，他有树、有泥地、有一口井，这和他住在公寓里面你觉得一样吗？他的整个精神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新的结构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就已经被弄上去了，这个时候那种崩盘、那种虚空、那种黑洞状态可能特别明显。利益一下子变成最前沿的东西，整个道德处于一个让人担忧的状态。生存共同体的那种心理基础突然一下抽掉了，所以大家都觉得摇摇欲坠的，特别不安全都特别焦虑。

凤凰　但是这种焦虑往往是来自于已经过了那个阶段的人的一种回眸，其实处在那个进程当中，包括这些乡村中的村民，他们其实并不留恋那个村庄，他们一直在往前奔，甚至愿意把乡村变成城市，或者说把自己变成城市人，这样的人在整个社会当中是占大多数的。那我不知道既然是这样，乡村对于中国的意义在哪里？

梁鸿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说农民他也想变成市民，农民当然想进城了，那么多资源全部倾斜给城里，城里的孩子可以好好上学，可以获得各种教育资源，城里的道路又那么宽敞，城里面有那么多高级商场，他也向往拥有。所以刚才我也说，当整个社会都抛弃乡村生活时，你不能指望一个农民让他返回乡村，这是不公平的，你没有理由这样要求他，那么反过来，当整个社会都在朝着城市飞奔的时候，农民自然也就被挟裹在其中。所以我们说农民爱村庄，农民他想回到梁庄，都是胡扯，农民不爱梁庄；所以我今天说从来没有乡村让农民去爱，只不过是因为他不得不爱，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归属，他在城里面没有找到他的归属感。他就不像我，今天，我有一个房子在这边，有比较安定的工作，我可能想到梁庄是我的故乡，我爱我的故乡，但是那种爱是可以分离的爱，是可以分开的，我可以不回去，我可以在心里想它。但是对人们来说梁庄是唯一的身份的存在和象征，他只能在那个地方找到他的归属，所以那只好说爱了，他不爱也不行，这跟那种自由的爱、对故乡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被迫的单一的一种存在。所以我觉得农民进城是我们社会塑造出来的必然的一个结果和逻辑，而不是说农民天生地热爱土地，这是一种虚妄的说法。

刚才提到乡村之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乡村之于中国，可能从一个更久远的意义来说是我们经验的一个象征，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民族性的象征、精神性的象征。至于今天，在这样一个飞奔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可能代表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的河流。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河流完全截断了，变成一个崭新的存在，我想我们是非常可怜的，我们不知道生活在一条什么样的河流里边，也不知道我们的精神来源在哪里，中国人可能会变得像孤儿一样，孤零零地被压在沙滩上，没有过去，没有历史。只有现在的民族是最浅薄的民族、是最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过去，你也没有办法从中吸取各种经验和教训。所以在今天我觉得，乡村它并不是一个古典的、怀旧的存在，也不是那种古典的乡愁的存在，我们没有故乡多么可怜，不是那个意思，它一定是一个迫切的现实，它是一个现实结构里面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古典结构里即将消亡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乡村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梁庄是我的孤岛　城市是梁庄老乡的孤岛

凤凰　现在有一句话是说“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正如您刚才所说，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宏观政策层面的，也有具体个人层面的原因，那么抛开这些不谈，我想问的是针对您个人，您也是从梁庄走出来的人，您现在在这边获得了成功，那将来比如说有一天，您从教职岗位退休，您的孩子也成家立业，等于是这边您所有的事业、家庭都已经完满之后，我想知道您会不会选择回到梁庄去生活？

梁鸿　就今天这样一个乡村结构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我是不敢回去的，因为我可能被抛掷到一个荒凉的孤岛之上，没有氛围。首先梁庄可能没有了，其次如果它还在，它是不是你最熟悉的那个梁庄？最重要的在于如果没有一种氛围，你怎么回去呢？原来我们都有告老还乡一说。宰相告老还乡，回到家里办私学，广交朋友，因为老的那一代都在乡村里边，然后重新兴学，去教育当地的孩子，修路，各种人的来回、络绎不绝的交往，它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精神结构。那么今天比如说我回去了，我一个人被扔到那个地方我怎么办？所以就现在来讲我是不敢说我会回去的，我可能也没有勇气回去。

凤凰　您说现在乡村对于您来讲是一个孤岛，您的这种感受可能和那些您笔下的老乡们是相反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孤岛。我不知道您刚从梁庄走出来到城市的时候有没有过和您的老乡、您笔下那些人物一些相似的经历，或者说情感上的共同体验呢？

梁鸿　可能我的状况好一点，因为我一进城里就是读书，我算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安静的空间里边学习，学习和生活是不一样的。你要在城市里边挣钱和你在学校学习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你可能也比较艰难，但毕竟还有人在支撑着你去安静地学习。所以对于我来说城市还是一个不断打开的过程，你不断地进入，随着你的学识的增多，你的学历的提高，你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其实并没有那么艰难，这背后是有知识体系支撑着你的，你考上了大学，所以你可能稍微好一点。

但是对于梁庄的进城农民来说，他跟我面临的境遇可能完全不一样。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好像打开了但又不断碰壁的过程。我的堂哥在西安蹬三轮，他都在那儿待了二十年，但是他每天都在碰壁，他每天都怀着被抓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在路上奔走，一不留神可能交警就来了，一不留神可能就弄错道了，或者就跟别人发生冲突打架了，所以他每天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生活的，就是不断地打开，但是同时不断地被反弹回来。最终他并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市民，反而成为一个孤岛。这种孤岛感我觉得是一种结构上的孤岛感。

我也经常说农民很愚昧，你看他的家里那么大房子不知道去投资；但是反过来再想，如果他没有那个房子，他去哪里找到身份的象征呢？他既没有单位，也没有社会结构给予他一个组织，只有在梁庄这个房子里面他是主人，他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骄傲，“我们这个带抽水马桶”，“这个装修怎么怎么样”，他非常自豪，所以他必须还是在梁庄盖了房子他才找到他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在说农民到底进城了没有？他显然是一个错位的存在，在身体上、在物质上他必须进城才能够找到，但是精神上，城市始终没有敞开大门。这种封闭程度之深，可能是我们外在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农民被当作符号存在 漂泊状态会产生疏离

凤凰　而且您还提出过一个概念，就是进城农民的风景化。

梁鸿　对，我们经常会在电视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塑造，我对这个感觉是特别深切的。比如说矿难，呼天抢地地呼喊，然后发钱的赶紧下跪道谢，要么就是开胸验肺，但是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它看作一个符号般的存在，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活生生的、血淋淋的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总是感叹一番，甚至流两滴眼泪，然后走了，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另外一个风景的人，我们好像隔着玻璃在看那一段人生、那一种人生，跟我们毫无关系，那种痛感是不真切的。所以我就特别想通过我的“进梁庄”，通过这样一种书写让你感知到他们是那样的痛、那样的乐、那样的悲，就是让你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最个体的、最细微的部分，你看的不是风景，你看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人不是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我们已经把它阶层化了、已经把它符号化了。而事实上，打破这种成见非常难，因为我们的生活确实存在这一种差距、这种分裂，中国生活的分裂是非常大的，我们确实是对面不相识的，你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状况，你一点不了解他的内心，我们也不愿意去了解，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

数百万人的阴暗情绪　每个个体都不能脱责

凤凰　我感觉您以“自己人”的身份去看梁庄、去做梁庄，当然会有很多便利的条件，包括可能在寻找受访对象的时候，包括您对于整个梁庄、梁庄人的命运的理解，会很便利，但同时，是不是也会存在一种可能，因为您是“自己人”，在写梁庄、写梁庄人的时候会有一种片面或者说美化的现象？

梁鸿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会有，首先你自己特别理解他，但是理解是否就是片面，就是美化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话题。难道你理解的话你就把它美化了吗？也许因为你理解它，恰恰它本来的面目呈现出来了，这是双向的，因为我们不理解它，所以我们会概念化它、会符号化它。而当你理解它，它会变得立体丰满。当然可能去维护，你肯定会去维护他，这有辩解的成分在里边。但同时我觉得把他生命内部的逻辑更加丰满地呈现出来了，因为你看到了它内在的存在样态。比如说我在西安采访的是我的大堂哥，他的车被抓了，如果我只把他作为一个跟我没有关系的人来看待，他挺可怜的，我可能简单地发一个感叹就完了。但正因为他是我的亲人，所以我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我要去问一问，我要去考察到底这个车为什么被抓，被抓之后他遇到了什么。我在他吃饭的地方，我看到了那个厕所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巨大的不适和对这种不适的反思、审视、批判，我觉得这可能是你理解他之后才会有的种种更加细致的情感。如果你就是来看一个风景画的话，可能就没有这种多层次地不断地进入、不断地反思。然后我耐心地去倾听，反复地问他具体的细节。这些细节呈现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两三千字，但是因为背后有你这种耐心、倾听，有理解和辨别在里边，这种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基本前提。不可避免它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我觉得这种理解对我来说极其重要。

凤凰　在《出梁庄记》的后记当中，和您在接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发表感言的时候都提到两个关键词，就是“忧伤”和“哀痛”。想问您的是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词？

梁鸿　其实当初我因为在写作，不停地写，两年的时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情，可能有非常非常多复杂的情绪和难以叙说的东西。

这两个词其实是反复思量的结果。在我行走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难以叙说的思绪，比如你的羞愧，你的软弱，你个体的感受，你在逃跑的那种感觉，但是最根本的机缘、最根本的情绪在于你内在的那样一种、确实是一种忧伤的东西。我为什么提到帕慕克的“呼愁”这个词呢，因为在帕慕克的土耳其语境里“呼愁”是具有宗教的意味的，它对应的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这种阴暗情绪是在心底里边流淌着的。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我们也笑，我们欢乐，比如说三轮车夫他并不是每天痛哭的，我们在讲打架时都是大笑着在讲的，非常痛快地在讲怎么打架；我在青岛跟堂叔们在一块聊天，他们也是非常快乐、非常正常的，这是一个生活的表层的流动，是正常的一个流动，有日常的喜怒哀乐，有日常的各种状态。但是潜流在心底里的是什么呢？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普通的农户讲的是他大儿子的去世，他突然讲这样一个话题，你觉得那一刹那他心里的流动一直在那儿，只不过是被遮蔽的，自我意识遮蔽起来。所以我觉得用个什么词来表达这种共同的东西呢，可能只有这样一个词会比较恰当，当然只是个比较。这种忧伤它是数百万共有的阴暗的抑郁的、灰暗的暗淡的情绪，它若隐若现的，甚至它是非常清晰地在我们心底流动；这情绪背后包含的是非常具体的一种制度的设置、人的分化、城市的乡村的分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我们对“农民工”这个词本身的概念化的处理。它背后包含了这个社会的常规，包含着很多偏见，就是我们把这个情绪再学理化一点。

那么当然比如说还有“哀痛”这个词，印度思想家说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于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一个没有民族传统的语言是失去哀痛的语言。我想什么是哀痛呢，哀痛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过去，是未曾看见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在书里面写，有一句话我还专门用黑体把它写了出来，就是“我们哀痛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为了对抗遗忘”，我特别注重“对抗遗忘”这个词，就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我想做的就是把我们看不见的中国，把我们遗忘了的那个中国重新提请出来，让我们看到那个活生生的在、一个个的在。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我觉得我们要自我反省，这个自我包含历史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农民工的生活并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他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他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共同体里面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你的另一面。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都特别擅长脱责，我们把一切都归咎于制度，一切都是制度不好，就是当官的不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为什么在书里面，有一个层面就是我的这种情绪的展现，其实一开始我说实话我想更冷静一点，但为什么我后来又加了这个层面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脱责，你没有那么勇敢，你时时想逃跑，你时时想赶紧离开，回到家里面洗个热水澡赶紧跑了算了，你为什么要回避这一点？你不能回避，这可能是我们很多很多人都有的这样一个情绪，你面对你的家人时并没有那么勇敢，面临小柱的时候你并没有真的去看他，你没有去看他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你的羞耻所在，但是我们把这个羞耻遗忘掉了，我们觉得那没有关系，跟自己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哀痛也在于唤醒每个人的这样一种共在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共在感可能是我们特别缺乏的。

我们血肉相连 但是又冷漠异常

凤凰　在您的字里行间，包括您刚才对于“忧伤”和“哀痛”这两个词的解释当中，我其实还找到两个关键词，就是“对抗”和“自责”。那两本书写了很多人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但我想还有很多的读者还没有看过您这两本书，我想从中拎出三个就我个人来讲印象特别深刻的人物，简单地聊一下。第一个人物是光亮叔，为什么对他印象深刻呢，在读到您写他讲他死去的那个大儿子（就是宝儿）的时候，我不由地想起了《活着》当中死去儿子有庆的福贵，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很像。

梁鸿　在青岛那几天，其实我和我父亲都没有提起这个，就很少提起他的大儿子，跟立婶就更不能提了，但是光亮叔，他会比如说“我们宝儿如果在的话都二十一岁了，我就不会在这儿打工了”；另外还有一点，因为那章里面写了很多死亡，无名死亡，小柱的死，就是这种死亡，离开村庄走到半路就死掉了，他永远没有归宿，永远不被人所知，他永远就是无名的存在，这里面我觉得确实是你刚才说的《活着》那本书里的那样，有时候想想真的是有这样一种“命如贱土”。但是这些人还在活着，这里面确实是一个复杂交织的东西。我的立婶经过了艰难的调养，她又一次试图获得生的能力，她把那种悲痛、想念投射在她的小儿子身上，所以我觉得活着像牲畜一样但依然在活着，这种坚韧、这种悲伤，甚至这种乐观——我的光亮叔依然穿着平整，把皮鞋打得亮亮的，然后穿衣也是我们梁庄著名的“光棍”，我们讲的光棍就是面子上的人，在青岛郊区那个小工厂他依然是一个面子上的人，他们家经常是来来往往的吃啊喝啊玩啊，挣的钱经常会花掉一大部分——但这是他尊严的支撑，他依然在活着，这种坚韧和这种屈辱以及这样一种悲伤是共在的，我觉得可能是这种活着给了我们复杂的意味。

凤凰　第二个人其实刚才您也已经提到了，就是小柱。可能这是您最不愿提起的一个人，他是您儿时的玩伴，然后就是在他去世的时候其实您正好在梁庄，但是您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为什么？

梁鸿　对呀，其实这个话题现在我也不太愿意提，说实话我说不清楚，今天我用这样一种语气来谈这个人、这个朋友、这个亲人，好像非常有负罪感，但当时非常自然，我就是没有去看他。那么为什么呢？在生活中有很多选择可能都是非常无意识的，你就是没有去看他，你没有负罪感。今天当我重新有意识地再次走进梁庄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一种负罪感，那是因为我在反观我的生活，我在重新思考。但当时为什么呢？我其实一直在想当时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暂时不会死吗，暂时不会去世吗，还是因为我不想看到那种悲伤的场景，还是因为我跟他没有任何感情？好像都不是。并且当时我也并不是匆匆忙忙要急着走，因为我们经常在村庄里面走来走去的，可能那一刹那就是想走回家了，回到我哥哥家，回到县城了我就走了。所以到底为什么没有回去，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非常残酷的话题，最后我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血肉相连，但又冷漠异常”，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虽然血肉相连，但是你对他漠不关心，因为毕竟是另外风景里的人物了，你跟他好像不在一个平面上，两个生命越离越远，越离越远，最后双方就看不见了，尤其是你看不见他；你可能越来越高，你不断求学，最终在京城教书，过得也还不错，而他越来越低，最后跌到尘埃里面，你看不见他了。这种看不见，今天我经过了梳理，层面变得清晰化；其实这种看不见就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对很多东西都是看不见的，并且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看不见，这就是它非常残酷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也不太愿意提小柱的死，好像我在忏悔一样，其实我没有那么高尚，如果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小柱在那儿，可能我还是没有去看他，我没有那么高尚的。这也是另外一层残酷，你写了梁庄，你对你自己的精神进行一个极大的批判，但是真正有另外一个小柱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的时候，可能你还是不会去看他，这才是一个最根本的残酷所在。我觉得人和人性有很多内核被包裹起来，你自己都难以觉察，可能我所做的只是把其中一点点掀开来看看，而那个更深远的自己，也许我还没有看到。

凤凰　其实还有第三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比较好玩了，就是那个“算命仙儿”贤义。用现在最流行的话来讲我觉得他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是特别的混搭，而且我在您的描述当中感觉您对他的看法和感觉似乎与别人都不太一样。

梁鸿　对，说实话其实我一开始跟你一模一样的感觉，觉得他特别混搭，特别后现代，特别支离破碎。我在书里面写他那个砖木的房间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金光闪闪的毛泽东像，毛泽东像上面是四个字“佛光普照”，然后再上面是一个菩萨；毛泽东像两边是各种佛学的话语；下面的条几上摆的是财神爷、观音、菩萨、关公，各种各样的神都在那儿摆着，既混搭又冲突，但同时也特别和谐，就这种感觉非常怪。

一开始他手里拿着个念珠，我忍不住想嘲笑他，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算命仙儿原来的形象，腐朽的、干瘦的，戴着瓜皮帽，我原来是这样想他的。但是我觉得在那儿待了两三天之后，我真的是慢慢改变了一些看法，当然并不是完全地去肯定他的存在，而是说在他身上看到有某种遥远的光亮，他冲破了重重的障碍来到我们面前，依然在闪光，依然能够慰藉我们的心灵，这是让我特别震惊的。他脸上的表情真的是非常开阔的，特别清明的，就好像拥有某种宗教一样的那种清明感，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少了一种空间。但是同时他会自称是个算命者，通过他的很多测字、五行八卦，至少能看出他不是一个高深的有修炼的人，而是相当浅层次的。但就是他这样一个浅层次的算命者，能够通过他的学习，通过对传统知识的某种揣摩来获得一种内心的空间，并且他把他这种空间传达给别人，比如那个寡妇——一个农妇她有困难的时候，她有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她没有去找政府，她要找这个算命仙儿，为什么呢？因为她的精神还需要某种信仰，那是跟制度没有关系的，是另外一层空间。所以我觉得贤义的存在可能在这样一层空间，而这层空间它被重重地遮蔽，尤其是今天当很多传统的话语重又回到我们生活之中的时候，它依然是被污名化了。我们没有真正去恢复某些本真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花一章专门写传统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贤义他真正是有某种开阔的东西，我觉得他是值得尊重的。我们的传统里边还包含着某种能够慰藉我们心灵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都把它污名化了、把它遗忘掉了、把它遮蔽了，我也希望通过这个人物来传达一点点这种思考，但是也不能把它过于拔高了。

凤凰　其实他这种信仰上的世俗性和可笑的地方，也很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这种宗教信仰自始至终都是带有一种功利性的，而且是泛神的这样一种信仰。

梁鸿　对，泛神，确实功利得比较明显，比如说我来求神就是为了发财，消灾等等。但即使有一点功利，我想也并不是完全不好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在这里我其实花了特别大的工夫，因为这是个理论话题，在写这个传统这一章时，我也试图把它梳理得相对清晰一点；我是2012年的4月底去了一趟台湾，启发非常大。我是去考察台湾农村，台湾村镇里面摆的是各种各样的神，每一家可能就有一个小神，什么大道公、妈祖、观音菩萨，但是他们非常自在，非常自在地在信这个东西。我在后记里面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到一个叫台江的地方，那个村庄的主人带我去庙里面拜一拜，就说这个大道公啊，就是大陆来的几个人希望你保佑他们平安，保佑他们这趟旅程能够顺利，然后让我们也拜了三拜。我当时在听他说话，看这个庙里面各种各样的人在活动，都是老人在那儿跳舞、聊天，还有一个傻子窜来窜去的，非常安稳非常自在。我当时就在想，他们是一群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是被庇护的，他们心里面知道他们是被庇护的，他们是有根基的。但是我们呢，我们都是破掉的，我们破四旧破掉的，全部成了封建迷信，实际上把自己的传统贬低化了，没有让它得到一个正常的生长空间，所以当现在它再重新出现的时候也是以一个扭曲的形象出现的，这个需要特别加以甄别，尤其是在某种大的话语体系下更应当警惕。

传统本身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很好地把握，我们也失去了它重新在现代生活打开的可能性，这是我在台湾感到的特别真切的一点：我觉得人家信那个神是非常自在的，也并不见得就一定比基督教比其他宗教低层次的，因为他们是信，因为这个信所以他们觉得我要对人好、我要求善、我要获得另外一层空间，我觉得这同样是很好的。所以信是可以非常纯粹的，非常纯洁的，如果我们让它很好地生长的话——但现在显然比较艰难，这也是我反复思考的东西。

非虚构不排除情感 是暧昧多元说不清的

凤凰　那随着您的抒写，我想现在梁庄恐怕已经成了中国最有名的村庄了，有人甚至说它已经和费孝通的江村、梁漱溟的邹平、晏阳初的定县，还有陶行知的晓庄一起，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样本了。但是好像梁庄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名字是吧？

梁鸿　对，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当然我很高兴别人这样来说，因为它毕竟也可能具有某种典型性和普遍性，但我是觉得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首先，它不是一个社会学文本，不是一个社会学的理论考察，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乡村经济》，它都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好的社会学文本，包括晏阳初的这个定县，还有邹平，它们都是乡村建设中一个非常具体的实践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社会学很多考察也是化名的，这个虚构不虚构本身可能还不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学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就是它会写成比如L县、L村，不会用一个真正的村庄名字。最关键的在于我觉得梁庄它是有文学的叙述在里边，它不是一个科学的文本，不是一个学科内的科学的学术的文本，它是一个交叉的文本，它是纯文学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来说，有一点非常宝贵，那就是在于梁庄这样一个现实性的描述，可能更多地在于梁庄的非虚构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梁庄跟那些村庄之间有相通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

凤凰　谈到了非虚构，这个概念在这两年挺火的。这个概念比较新颖而且也很贴切，但是也总让人有点弄不清楚，就是这样非虚构的写作作为文学作品来讲，我不知道它跟我们之前一直都有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为什么要叫非虚构呢？

梁鸿　非虚构确实是比较新的一个名词，它跟报告文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也值得细细考察，我想可能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就从我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讲（我不能说其他的）我觉得报告文学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宏观的叙述，它是在告诉别人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在告诉你某种确定的道理，或者某个人物确定的描述，但是非虚构或者说梁庄它可能是个人的，是个人视角的，是我的梁庄我走进去了。我不是在告诉你一个确定无疑的梁庄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只是在试图挖掘、寻找梁庄的存在，是一个不断挖掘的过程。可能我自己都非常迷茫，可能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怀疑、犹疑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试图把这样一个复杂性呈现出来，甚至它是暧昧的、它是多元的、它不是确定无疑的，这是我认为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差异。到底为什么要离开梁庄最终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我就想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的存在传达给你，通过我的人物、故事的形象来让你尽可能细微地体察到，然后你来思考，让你加入思考，开放性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规定。

“我”的在场是双刃剑 感性和理性很难融合

凤凰　我下面可能要请您回应一个质疑。有位专栏作家对您有过一个批评：“梁鸿的问题在于叙事不分轻重缓急”，然后我个人一个阅读的感受也是觉得，虽然您笔下的每个人物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又有不同的细节，但是总体读下来，似乎感觉每个人每个故事之间其实同质性还是很强的，容易产生一种阅读疲劳。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回应？而且不光您的作品，好像这类非虚构的东西都面临着这么一种同质性的问题，就是会产生阅读疲劳。

梁鸿　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并不是完全认同。什么叫“不分轻重缓急”？我觉得这个词有点过于笼统。我觉得文学是有节奏的，《出梁庄记》也是有节奏的。比如说我一开始重回梁庄，然后我到了西安，在西安我写出了三个群体，进行重点考察——当然因为他说的是《中国在梁庄》，他说的不是《出梁庄记》；我先说《出梁庄记》——我考察的是一个三轮车夫的群体，重点考察城市制度跟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到了南阳，我选择的是算命者，这是另外一个崭新的话题；然后传销者。传销和算命恰恰是中国民间生活里面特别诡异、特别神秘的东西，我想通过这两个个案来达到某种理解力吧。

在《出梁庄记》中，比如我写那个传销者，我没有先让他出场，而是通过我对其他人的采访，三个人互补的叙说，最后再让他出场，作为一个互文的补充性的描述。但是最终你看他也没告诉我，他不承认他是一个传销者。但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我想通过多个层面的叙述来完成他的形象的一个塑造，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意识地去力求做到鲜明、清晰。最后我又回到了梁庄，因为进城农民他最终一定是要回到土地上的。所以在《出梁庄记》里面我觉得我还是相对做了一些节奏上和结构上的处理，也是比较在意的。

那么反过来说《中国在梁庄》，《中国在梁庄》我觉得一开始确实不是很清晰，就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把握其实没有做到像《出梁庄记》里这么谨慎，所以我刚才说他的批评有些道理。我就沿着一个自然的线索，我回到梁庄，我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有一种铺开的感觉。但是同时我在想，就假设说我特别分轻重缓急，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一开始我在想，“我”到底怎么出现——这引号的“我”——到底怎么出现呢？怎么样在这个梁庄的文本里边，在梁庄的大地上呈现出来呢？我曾经想过完全不要“我”，只要自述，只要一个个人物的自述，就像周同宾，他写《皇天后土》，完全是人物的自述，但是我又觉得少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在场的感觉。所以其实最后我放弃了那个东西。然后我让“我”也出来，“我”带着大家进入梁庄，有一种在场感。但问题就在于你的引导性太强了，你过于引导别人了，你偶尔抒发的东西可能太多轻清、太过浅薄，所以会让人觉得有点肤浅，但当时我也没有思考那么多。这是个双刃剑，《中国在梁庄》这个结构是双刃剑，你想达到这种效果，它成就了你，但同时也破坏了这本书一个总体的面貌。假设《出梁庄记》完全是人物自述，“我”一点也不出现，别人就说这本书写得文学性太强了，你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出来了，多么好的一个文本。但是我又想我为什么要舍弃这个东西呢，我想增加那样一种田野调查的感觉，让读者也能够有在场感，能够进到这个人物里边。

凤凰　还有一个疑问，我知道您在写这两本书之前翻阅了很多理论书籍，刚才我在架子上也看到了好几本，但是在这两本书当中却很少看到理论，可能您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操作？哪怕是在记录、叙事和抒情之外的那些思考和议论当中，我好像也没怎么看到这些理论的应用？

梁鸿　还是有一些吧，可能因为我是把它融进去了。我在《出梁庄记》里面还做了一些引述，《中国在梁庄》里面我几乎没有引述。《出梁庄记》触及的层面比较复杂，该引述的还是要引述的，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少。我觉得一方面它有结构上的困难，文学以叙述为主，而引述过于理性，你在写作具体过程中会有这种困难，很难把两者协调一致，太过理性会觉得跟这个文本是冲突的，你很难将充分的理性融入到感性之中。当然也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文学才华，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是谨慎地去用一些东西，包括像孔飞力的《叫魂》，其实我曾经想把它删掉，我觉得有点太过学术了，这种想删的思维过程就说明是有冲突的，很难把这样一种文学叙事和社会学、政治学那种理性的东西真正融入到这个文本里边。

梁庄是依靠亲情来完成的　父亲是我的队员

凤凰　我知道您身在高校，应该有这种课题研究项目立项的可能性，但是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这样一个题材、一种呈现的文字方式肯定是不能立项的，不知道您在调研时间和调研经费上怎么办？这种社会调研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个团队去完成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么一个团队，还是就您自己单打独斗？

梁鸿　我有团队，我父亲是我的队员。

其实写《中国在梁庄》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它也不是科研成果，就因为想写然后回去了，不会考虑到钱。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从来不会去考虑钱的问题，因为首先你自己还是可以支撑的，其次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是自己想要去做，人面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不惜代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愿望会超过其他考虑。不管它是不是科研，不管你花这个钱有没有回报，你都要去做。

我一直觉得从2008年到现在，几乎五年时间，我能够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35到40岁之间写这两本书，我觉得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也很幸福。因为我选择了一个我喜欢做的，我还能够做的，最终还做成了的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太幸运了。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自己愿意做的喜欢做的事情，我找到了，我觉得这已经够幸运了，上帝已经垂青了你，你就不要再多说什么其他东西了。

写完这本书以后也有一些出版社来聊，就说跟一个团队带着摄像机什么的，我当时就说可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人的体验，它一定是个人化的书写，一旦有别人就变成了公共的东西了，我觉得这肯定不行的。当一群人跟你走的时候那种体验一定是不完整的；尤其是一群人在另外一个状态下，和你父亲跟着你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想到要搞一个团队去操作这个事情。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我自己，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可能面临的困难非常多，因为走这么多城市确实会非常艰辛，这是肯定的。

我现在写完这个，考察完这个梁庄，走完之后，我出去再也不背相机了。我好多次出差，几乎快半年时间我到哪都不背相机，我实在是伤了。考察的时候，我自己要背相机，还有摄像机，就是小的那种DV，还要拿笔记本电脑，我自己背着一个双肩背，然后挎着一个大包，非常沉，累坏了，所以现在我连照都不拍，除非别人给我拍几张。我自己不拍，太累太累了，确实非常艰辛，后遗症特别严重。但是我觉得最终的完成还是非常欣慰，我觉得我完成了，不管怎么样，退缩也罢，软弱也罢，最终你把它走完了。

在这其中我当然还要感谢我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像豌豆一样的，砸不烂的那个豌豆一样的，特别乐观的村庄老人，也算是在村庄里略微有一点点见识的人。他觉得我在做好的事情，一件正义的事情，他就觉得那没有他不行，人家非常拽，说：“没有我不行，你一定得带着我，你得把我带上。”但显然也是这样，比如很多时候我跟我的堂叔、堂哥十几年不见，走的时候可能就是小姑娘，这么多年有很大变化，我也不会拉家常；但是我父亲一去，因为他又是叔叔辈、爷爷辈什么，二叔、二爷、二哥来了一定要喝酒的，一喝酒之后一下就放松了，马上这个视野就打开了，各种各样的话语、故事都出来了，水到渠成。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其实我完成梁庄是依靠亲情来完成的，我依靠的不是现代的很多关系，我依靠的是中国熟人社会里边最基本的一个关系——亲情，它帮我完成梁庄，其实这是很有意味的。我也是梁庄的一分子，最终我的选择可能也是梁庄的选择。当然还有一些资助，但我觉得并不重要，最终是你写完了，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情感的要求和理性的要求完成了，这是让我感觉特别好的事情。

我没有真理似的坚定　写梁庄不是为民请命

凤凰　因为我是学社会学的，所以我对社会调研很多细节非常清楚，我想知道的是在您的调查当中，您的那些老乡们，是不是有过把您当作北京来的救星？而当他们知道了好像您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之后，会不会对您的这种询问、采访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甚至说一种不太热情、不怎么理睬的态度？

梁鸿　我觉得这时候我父亲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果只有我自己，可能我就不太确定了。不过因为写《出梁庄记》我是直接打字的，我们在一块聊天我是边听边打的，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我要写一本书，至于写成什么样他们也是不太清楚的，完了他们就说终于有人来写农民的事了，还是我妹子，他会带着我到处转，“这是我妹子，在北京教书非常拽”，我觉得这时候他其实没有多大功利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大学教书，不是个官员。如果我是个官员去了那，一定不一样，但因为我的身份是教师，所以他们希求得到救助、帮助的愿望就小了一点，在大部分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热情的。

当然事后也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来找我，很多问题确实也没办法解决，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怪我，也没有说有多么失望，因为他们知道我能力有限。包括我到北京，我的那个三堂哥可能不太愿意见我，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们，而是因为他确实孤独，他有点封闭，这个空间领域他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他不想见人。所以这个时候就回到前面的话，理解就发生了所用，如果我不理解他，我会非常责怪他，说你看我们是非常近的关系，我们是不出五服的亲属关系，我都跑到你家门口找你了你还不见我，但是我没有怪他，当时我一看到他，我马上就明白了，他因为常年出去打工，原来在新疆打工，然后到北京也是，实际上他特别孤独，他不知道怎么跟我打交道，不知道跟我说什么，所以他干脆避而不见。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理解他内在那样一种情感的发生，这是我采访这么多唯一一个对我不热情的老乡，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能怪他，对他的理解反而有助于我对他生命的复杂性做出更深的考察；我觉得对我来说虽然可能会袒护他，但真的是更深地进入他的生命内部。

凤凰　您还特别强调您反而担心您的作品成为一种谏言？

梁鸿　对，这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特别重要的体会，我觉得有种旋涡在裹着我往前走。我是特别警惕的，我觉得我还是要保持独立性，保持学术的或者说某种自我的东西。我在郑州做一个讲座，有一个老人家就说，“你看你啰啰嗦嗦地说那么多，一句话就是制度不好，然后你干吗不去……”，他说了很多，我也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读完《出梁庄记》之后你只恨这个制度，我觉得我是完全失败了；如果你读完是五味杂陈，觉得有很多东西纠结在那个地方，读完你会反复思考琢磨，作者是否把它梳理开来找到了内部的逻辑和复杂性，你对这个社会的内在逻辑忽然发生了兴趣、产生了疑问，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我觉得它的目的可能就达到了。我希望它是一个文本，是一种探索、一种呈现、一种挖掘，它一定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直接的控诉的东西。如果这样，那我真的觉得可能还不如不写呢。

凤凰　但大众容易对知识分子产生这样一种期待。

梁鸿　他有这种需求，他需要把你归类，我对这种东西还是抱着一种本能的警惕的，我觉得还是要基于我的眼睛和思考来写出我想表达的东西。我自己都没搞清楚，我自己都在不断犹疑、不断挖掘，我还在路上，我怎么可能告诉别人一个确定无疑的东西呢？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我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南方人物周刊》颁“2013年青年领袖”，他们问我“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具有领袖气质”，我就说，我肯定不是一个青年领袖，因为我觉得我会很犹疑，怀疑很多东西，我特别害怕那种坚定无疑的声音、真理似的发声，我会偷偷地怀疑，我自己是不敢那样的，但有些人有那样的坚定性，而我是没有的。

写乡土有很多陷阱　说农民没改变是不负责

凤凰　学术方面，乡土文学其实一直是您重点研究的领域，但是我感觉好像中国的乡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特别把乡土本身当作关注和描写的重点。在那个时代或者是被当作一个对旧时代的讨伐，或者是被当作对新民的启蒙，或者又可以说它变成了一种对历史的追根溯源等等；而且也没有办法满足很多读者希望通过作品看到中国乡村、乡土真实现状的这样一种阅读期待。我不知道我对于这种乡土文学的感觉是不是准确？中国的这个乡土文学自它产生开始是不是有这么一种现象？

梁鸿　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就是文学里面的乡土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象征性，这可能是文学界一直以来不断探讨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也需要关注，那就是乡土它是多个层面的乡土，文学也是多个层面的文学，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有它的虚构性、塑造性，作家写乡土并不应该完全局限在反映现实上，这只是一个层面。就像我这样写作是可以的，但是另外一种方法写作也是完全可以的。有些是完全虚构的乡土中国，那么那种狂欢的、荒诞的，像莫言像阎连科的作品，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乡土。文学是有多个通道的。那反过来再说今天的乡土文学，如果说所有的乡土文学都完全是一个虚构意义的，完全是一个借乡土来说话的，像刚才你说的，那我想它是缺失的，它缺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层面，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中国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你没有把你的经验最大程度地书写出来，没有把经验背后的那样一种逻辑最大程度地书写出来，那么你作为文学家的任务是没有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层面的一些书写可能一直被忽略掉了，但是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比如说像鲁迅他们那一代以来的乡土书写，不能把它二元对立化，我们只能说这样一个层面可能一直没有被完全地呈现出来，大多还停留在象征性的启蒙的一个视角。这样一个视角居多一些，农民可能也是被拿来作为一种层面的解释，有可能这样的。

凤凰　对，这是现代文学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启蒙传统。那在当下的这种乡村书写、乡土书写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要么彻底被忽略掉，要么就是把书写当成一个当代社会问题的解毒剂，变成了一个想象，就是把一个原本可以很真实、非常有质感的乡土变成了一个田园乌托邦的美梦，这其实变成了当下写作新出现的一个现象。

梁鸿　对，就是要么是把它作为田园乌托邦的美梦，要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谏言般的存在，这两个都是陷阱，特别大的陷阱。所以乡土书写其实面临非常多的陷阱，因为它有很强烈的现实需求，你会被挟裹在其中。比如说田园诗般的乡土书写，《南方人物周刊》的那个标题就是“从来没有田园式的村庄”。当然我们在文学里边把这种田园式的村庄作为一个人类乌托邦的理想，这是完全可以的，像沈从文他要建构一个希腊小庙，这就是跟现实无关的一种理想的人性最高的存在，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乡土书写。但是很多人明明是在写现实，却要搞成像美的乌托邦的书写，我觉得就是虚假的。这是两个层面，沈从文那是一个审美的人性的书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而现在我们很多现实的乡土书写也变成了美丽的乌托邦，这肯定是有很大问题的。

另一方面，如果它完全成为攻击现实政策的一个猛药，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实际上《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也都面临这样的陷阱，当然这可能是我写作本身的问题，这就是我反复强调它是文学性的原因，就是不希望人们过于去关注这方面，认为作者是通过这个来抨击什么，我还是在努力把这种复杂性写出来。但是你会发现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往往会去看另外一些东西。我觉得这都是时代给你的涂抹，这是很正常的，各种各样的解读也都很正常。不管怎么样你要保持你自己的核心：“我是这样子的，我要从这个角度进入”，你不要被他们忽悠，不要被他们诱惑。我最近真的是感觉有种旋涡，我一直在这个旋涡里面打转，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在拉扯，能够做到倾情、独立其实还是相当艰难的，但我说过，你要抱着很大的敬畏之心来读梁庄。

凤凰　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有一个启蒙的传统，那启蒙了这么多年，一个世纪了，就您对梁庄（包括中国的其他乡村、在中国城市当中谋生的农村人）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观察之后，您觉得像鲁迅他们所写的中国农民当年的那种精神状态在现代的中国农民身上还存在吗？

梁鸿　依然存在，并且依然牢固存在着。我写《出梁庄记》时我特别警惕，因为一下笔我发现有点像鲁迅的那个，我不是说跟鲁迅一样，而是说有那种启蒙的感觉，所以我就赶紧收回来。那么为什么我这么警惕呢？因为我在想一百年之后，我如果还是沿着鲁迅的这个路子来写，如果我呈现的还是一模一样的农民、一模一样的生活，那么是不是我有偏颇，我有被遮蔽的地方呢？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依然存在呢？当我们用一种普遍的视野来看农民的时候，农民工坐在公交车上，农民工坐在地铁里面，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他依然是麻木的，依然是沉默的、肮脏的，是这个社会屹立的风景的一部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依然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是否就真的是这样子呢？如果一百年之后我们依然这样去理解农民的存在，那么我想我们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方面。

反过来一百年之后农民到底有没有质的变化，这是一个更大的、我们需要质疑的问题。一百年之后，农民依然没有主体性，依然是被动的命运，不管他身在城市，不管他挣了一百万，可能他的命运还是没有改变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尽管是这样，我还是希望把农民内部的丰富性更多地呈现出来，因为有丰富才有可能。比如说我在书里面写了很多反抗，光亮叔他们到劳动局去告状，比如他偷了一个铜板，这都是农民的一种反抗方式，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这个内部的冲突在不断地发生，我希望把这种冲突展示出来，虽然它比较微弱，但是它是在的、是有的，他并不是完全沉默、完全认命。他在不断反抗，我觉得这样不断地反抗、认命、反抗，总是会带来某些松动的，我觉得这也是我对一个特别确定的判断有所警惕的原因。所以一开始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虽然那样回答但我是特别警惕的，我们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做大判断，说农民没有任何的改变，这种判断我觉得是不太负责任的。

凤凰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接续和重新完成五四以来的那种乡土文学的使命？

梁鸿　对，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接续完成它。

学科分工给了我们逃避公共责任的可能

凤凰　我记得您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当中写过时下知识分子书写所面临的一种尴尬，就是他要表现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就往往会带上某些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激愤式的话语表达；他要是想表现出一种相对的客观、冷静、温良的学术式的思辨，又可能会被当作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妥协或者说被同化，那我不知道在您完成了两本书之后，找没找到克服或者避免这种尴尬的方式？

梁鸿　还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当代的知识分子确实是非常艰难。没有一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不愿意独立思考的，是不愿意承担某种更大的责任的，但是现在我们有逃避的可能，就在于学科分得非常细，我们可以成为学科知识分子；我们有岗位意识，我们只要把专业搞好就算完成了任务，实际上是有了某种逃避的空间和可能。但如果你再从中挣脱出来，你作为一个社会的完整的人来看你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满足的，你觉得我不能这样，我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我还要完成某些公共空间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一旦你发声，就会有来自于方方面面的阻力，比如外部的阻力，那是毫无疑问的；内部的阻力会说你不好好做学问你干吗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你怎么来发声？经过这么多年的一种探索，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艰难，就算我现在发声了，以这种方式可能是不满足的。你这不行，你这太不大胆，你这怎么怎么，也有人认为你看你这多么不专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认为你找到了你自己恰切的方式，你还是要坚持。不管做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作家，你都不能够放弃某一个层面的东西。

授奖辞

2012年国家图书馆第七届“文津图书奖”授奖辞

《中国在梁庄》所呈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严谨、客观在这里似乎让位于细腻与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通常在田野调查中处于主体位置的客观描述，在这里只是每一段落的导读，鲜活的文学描述与作者的主观思绪跃为文本的主体。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文本存在的价值：“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梁鸿文本中让我常常陷于无法自拔境地的，是作者每每从具体事件幡然而及的叩问。作者似乎是在有意地铺设场景，却在读者深陷其中后施之叩问。这时，我们的思索与结论已经无处逃遁。因为，这叩问，因作者对梁庄历史的深刻体恤而深邃，因其身体走出梁庄，而精神始终没有须臾离开而充满切肤之感，因在梁庄中国之外有北京中国的参照而富于时代气息，更由于一个学者、文学工作者长时间思考的磨砺而一针见血。（庄建）

2012年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授奖辞

梁鸿的《梁庄》以乡村人和离乡者的双重视角观察着乡村现实、回顾着乡村历史、瞻望着乡村未来，娓娓的讲述中流淌出不尽的忧伤，而叶落归根的决意更加重着忧伤的分量。梁鸿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讲述，让我们反思改造乡村的理念与方式，让我们思考那些古老的乡村秩序和乡村景观是否还有恢复的可能。梁鸿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故事和情感的真实。梁鸿以真实的力量引起我们的共鸣，让我们也同样地顾后和瞻前，忧虑和悲伤，困惑和迷茫。在心系母土的真实表述中，有着值得珍视的精神担当。

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授奖辞

作为一位年轻学者，梁鸿走出书斋、走向故乡是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现代背景中的故乡书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点之一，但《梁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显出迫切的意义。梁鸿以复杂多端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在忠直而谨慎的描述中，梁庄成为了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

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好书授奖辞

文学既是想象的艺术，更是现实的映射。《中国在梁庄》以非虚构的优美文本，再现中国乡村的转型之痛，让一部田野调查式的文学作品同时具备感动的力量和思考的深度。我们致敬梁鸿，因为她记录的不仅仅是河南故乡，甚至也不仅仅是人们想象中的中国。她的写作代表的是，转型一代的中国作家以非虚构方式重建家国形象的努力。

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

梁鸿的批评文字诚恳、谨严，散文写作厚实、凝重。她的忧思与执着，来自对故乡这一精神原点的长久注视，她的爱与痛，植根于此，她对时代真相的追问，对个体生命的逼视，亦从此出发。她发表于2012年度的《梁庄在中国》（即《出梁庄记》），以一个村庄为样态，调查、考证、深思，让无声者发声。这既是对他人肉身痛苦、精神流离境遇的观察与同情，也是对自我的审视与警醒。她对时代之不公、不义的揭发，践行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她对渺小人群之乡愁与苦难的体认、书写，也为文学写作重新成为一种实学、重返生活世界提供了可靠的路径。

获奖感言

很高兴能够获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感谢组委会、各位评委及《南方都市报》。这个奖与其说是嘉奖我个人，倒不是说是在嘉奖梁庄。在这个光鲜华丽却又尘土飞扬的时代，梁庄的农民，从梁庄出发，在中国大地上迁徙、流转、离散，去寻找那“奶与蜜的流淌之地”，寻找幸福、公平和正义，宛如“出埃及记”。但是，梁庄人却成为一种反讽的存在。他们没有找到“奶与蜜”，却在城市的边缘和阴影处挣扎、流浪，被歧视、被遗忘、被驱赶，身陷困顿。对他们而言，律法时代还远未来临。他们仍是被遗弃的子民。他们承受着这个时代最深的重压，但同时，却又那么坚韧、乐观，永远不放弃内心的渴望，不放弃对温暖、尊严、团圆和救赎的渴望。我愿意因这个重要的奖项而让更多的人去感受梁庄。我要感谢梁庄和梁庄人。我从那里得到的，将永远无以回报。

帕慕克在凝视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梁庄的乡亲们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于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得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我将永远站在大地的尽头，卑微而又热忱地倾听来自故乡的、大地深处的喃喃低语。

最后，衷心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感谢我的父亲。《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都有他的劳动和智慧。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文学代表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等；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以及《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等。

聂震宁

如果说《中国在梁庄》更像是一部长诗的序曲，那么，《出梁庄记》则更像是史诗的转折和展开。其转折和展开的不只是梁庄之外更广阔的地域——南阳、郑州、内蒙古、西安、北京、青岛、南方，而是更为复杂更为震撼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场景，展现的是转型期中国应运而来的纷繁浩大的画卷，正由于其纷繁浩大，这部长诗便获得了史诗般的品质。

郝誉翔

我特别喜欢这两本书的书名：《中国在梁庄》以及《出梁庄记》，以“在”：在地和“出”：移动出走，梁教授简短有力地道出了当代中国的生命之根其实仍在农村——以“梁庄”作为缩影，以及人们又如何为了谋生存，而不得不走出“梁庄”——从农村流浪到各地去打工，因此无数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在地与移动出走之间悄悄诞生了。

阎连科

说《出梁庄记》是《中国在梁庄》的深续，不如直言它是《中国在梁庄》更为深刻的扩展和掘进。一个村庄遍布在一个国家，其足迹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当代画影，其诉说的眼泪，是今日中国澎湃的浊浪。梁鸿不再是一个独具目光的文学批评家，也不再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作家写作者，她就是梁庄的一员，是梁庄站在中国各处的含泪而倔强的农人，是站在城市血汗河边的梁庄淘洗者。

袁　凌

当触及真实，写作者一定是走到了最远。《中国在梁庄》把方死方生的生身村庄带到了我们眼前，让人触及到乡土中国当下促迫的呼吸。追随父老乡亲打工轨迹的《出梁庄记》，则让人想见《旧约》中的古老迁徙，提示今天的农民工处境有似在埃及的犹太人，但他们迁徙的路径上方并无上帝指引，只有一个不可靠的城镇化路牌，而在前方的城市里，也没有应许之地。

梁鸿 著

中国

在梁庄

当代作家与她的故乡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在梁庄 / 梁鸿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168-0977-8

Ⅰ. ①出… Ⅱ. ①梁… Ⅲ.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8316号

中国在梁庄

著　　者：梁　鸿

责任编辑：刘　峰　　　特约编辑：魏　阳　罗丹妮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龚碧函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100021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目录

- 前言

- 第一章 我的故乡是梁庄

- 回到穰县

- 迷失

- 往事

- 生存镜像

- 第二章 蓬勃的「废墟」村庄

- 废墟

- 平地掘三丈

- 黑色淤流

- 河岸

- 河的终结

- 第三章 救救孩子

- 王家少年

- 芝婶

- 五奶奶

- 梁庄小学

- 第四章 离乡青年

- 毅志

- 菊秀

- 春梅

- 义哥

- 生命之后

- 第五章 成年闰土

- 清立

- 昆生

- 姜疙瘩

- 清道哥

- 第六章 被围困的乡村政治

- 政治

- 老支书

- 现任村支书

- 县委书记

- 第七章 「新道德」之忧

- 明太爷

- 灵兰

- 老道义

- 焕嫂子

- 巧玉

- 赵嫂

- 第八章 何处是故乡

- 泥淖

- 被遗忘的人

- 新生

- 文化茶馆

- 再见，故乡！

- 后记

- 附录：艰难的「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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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离开的这十几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个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因此，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未来、现代相联系，而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回到梁庄，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与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你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新旧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所在。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深刻，许多时候，即使你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

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我并不认同很多论者的观点，认为乡村已经完全陷落，但是，它又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及乡村那里。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都似乎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我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那种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但同样，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是一种温良的立场，它显示出一个思考者的早衰与某种同化。因为学术，及学术式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无论如何，我警告自己，不要陷入某种潮流或派别之中，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有限的眼睛和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含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

或许，我所做的只能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因为，很快，我所熟悉的这一切，都将消亡。同时，故乡只是对于成人或时代而言，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来说，我所谓的“现在”，我所谓的“丧失”正是他们的故乡。

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第一章 我的故乡是梁庄

穰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32°22’—32°59’，东经111°37’—111°20’之间。南北长96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2294.4平方公里。吴镇梁庄村位于穰县西北部，距城区40公里……“山少冈多平原广”为穰县的地貌特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均坡降在1/800—1/1200之间。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较大河流有湍水、刁河、赵河和严陵河，分别从北部或西部入境，汇集于东南部，注入白河，流入汉水。河流之间，自然分割成扇形冲积平原，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形成大面积肥沃土地。土层深厚，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黄老土和黑老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季风转换影响，寒往暑来，四季更迭分明，温暖湿润。

——《穰县县志·概述》

回到穰县

昨夜几乎没有睡觉。火车的颠簸使得才三岁两个月的儿子睡得很不踏实，稍有不舒服就把胳膊抡起来，翻几个来回。怕他摔下去，我躺在他的脚头，用两腿圈着他，但却不时被睡梦中的他给推下去。我只好坐起来，打开床头小灯，看随身带的一本小书，《遥远的房屋》，这是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于1920年在人迹罕至的科德角海滩居住一年后写的一本散文集。作者和科德海角壮丽的大海、各种各样的海鸟、变幻莫测的天气、无所不在的海难亲密相处，你可以感受到他目光所及之处的丰富、细致和深深的爱意。在这里，大自然和人类是合二为一的，“无论你本人对人类生存持何种态度，都要懂得唯有对大自然持亲近的态度才是立身之本。常常被比作舞台之壮观场景的人类生活不仅仅只是一种仪式。支撑人类生活的那些诸如尊严、美丽及诗意的古老价值观就是出自大自然的灵感。它们产生于自然世界的神秘与美丽。羞辱大地就是羞辱人类的精神。以崇敬的姿态将你的双手像举过火焰那样举过大地。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是的，只有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时，生命的意义、人类生存的本质形象才显现出来。在那里，你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更是恒久的，因为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掀开窗帘，在朦胧的夜色和火车的疾驶中，原野急速退去，又不断涌现。掩映在树木中的房屋沉默着，隐约可听到夜晚的呼吸。我不禁对即将展开的故乡之旅充满向往。我的村庄、我的亲人、我的小河，还有小河中那刻有我青春记号的大树。我想象它也有如是壮丽的风景，能给人带来如此庄严的思考。

清晨，火车缓缓地驶向县城，看到那座桥的时候，我知道，穰县就要到了，这是我旅程的第一站。我曾经在这座桥上，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月亮。那个黄昏，天色将暗，月亮已经升上天空，是一种奇异的淡黄色，如宣纸，中间一抹轻淡的云，清雅，圆润，恰如青春的哀愁，有着难以诉说的细致。那年我十三岁，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见到火车，县城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那轮月亮。但是，当我走进县城，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寻找大姐单位时，我开始惊慌，害怕，我也不敢问路，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有一种陌生的东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在一座楼面前，我徘徊了好长时间，我想进去问路，我隐约觉得，这应该是姐姐单位附近，或者，就是姐姐的单位，但我不敢问。现在想来，城市，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而已，所展现给一个乡村孩子的形象却是一种明确的阶层与距离。

穰县，曾经是“逐鹿中原”最重要的战场，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残酷的战争，遭受过许多严重的自然灾害，穰县人一次又一次地几近灭绝。但由于地理、气候与交通的优势，每当穰县人口出现空白时，便有移民迅速补充过来。据史料记载，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即迁“不规之徒”于穰。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迁河曲六城“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穰等州。其中，规模最大，在民间流传最广的便是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山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至穰。穰县人皆说自己祖籍是山西洪洞县人，即起源于这次移民。穰县以农业为主，素有“粮仓”之称，盛产小麦、棉花、烟草、小辣椒、花生等，是国家粮食、黄牛、外贸烟出口生产基地和棉花、芝麻生产重点县。但是，大型企业几乎为零，没有工业支柱产业，这也使得它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始终处于劣势。经济不发达、民风保守、观念落后是官方对穰县的基本概括。

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窗外，我的亲人们浩浩荡荡站了一大群，父亲、大姐、二姐、三姐，还有妹妹一家，总共十几个人。车门打开，早已站在车门口的儿子却突然哭着不愿意下车，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大家都大笑起来。昨夜穰县下了一场雨，车站的地面有点湿，有泥水，被雨淋湿了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儿子显然有点儿被吓住了。

中午，一家人到饭馆吃饭。当年的一家八口，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姊妹七个，如今已经衍生为二十几口的大家族。一桌根本坐不下，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另一桌吵吵闹闹，这一桌也是高声大调，笑声不断。在外人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最起码，从物质上而言，这个家庭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贫困岁月，可以体面地去餐馆吃一顿饭。面对这样热闹的情景，儿子有点吃惊、害怕，赖在我身上，不肯下来。在城市生活的当代孩子，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热闹的大家族场景。

晚上，所有家庭成员照例聚集在妹妹家。父亲、姐姐和姐夫们没有如往常一样去“斗地主”，这是将近七八年来他们最热衷的娱乐，也几乎是北方小城人们共同的娱乐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村里的事情，姐姐们早年出嫁，后来又逐渐移居城里，老家也已经是“故乡”了。因此，说起村里的故事，其好奇与兴奋程度不亚于我。

大家兴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终于可以在家里住一段时间了。从二十岁出外求学到现在，每次回家都只是短暂停留，这一次，终于可以长时间地和他们在一块儿生活。

迷失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有大型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几年，整个乡村网络最显著的变化是路。道路在不断拓宽，不断增多，四通八达，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在那时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骑六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刚进入青春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清新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前两年，从省城回家，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的都有，原野的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公路旁的铁丝网被剪成一个个大洞。然而，如今，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和教训。

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要绕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不属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考虑的范围。没有人考虑村庄的感受，即使有一些可通行的涵洞口，也是按照标准的数据来的。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镇上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镇子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型，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逢集市，尤其是三月十八庙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来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中。在镇子北头，是一片回民聚集地，上学的时候，每天都从他们的房屋中间穿过，看到过杀羊、出殡、念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始终有一种陌生和敬畏的感觉。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商人之外，镇上居民大多仍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卖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以物换物。

现在，沿着新的公路，吴镇形成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的建筑，很现代，但也显得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包围，变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虽然原来的房屋、商店都还在，甚至，连店主都没变，但是，由于整体方位的变化和房屋的破旧，他们的存在也给人以奇异的陌生感和错位感。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错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一个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最近又和同学做“房地产”，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回来，哥哥家的门口又堆满沙子、石子，还有钢筋，混凝土机在轰隆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一部分，还掉买房时欠下的债务。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梁庄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在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风吹来，树叶飒飒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时候，我的青春期，正是琼瑶、金庸流行的时期，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夜晚的路上，在害怕与惊慌之中，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没有记忆感。

过世的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但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半人高的荒草。清脆的鞭炮响起，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惊醒了沉默，也似乎接通了那边的灵魂。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些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从他们的脸上，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刻印，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起的二层楼房，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兄妹几个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辞，又不会干活，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出走，又被追回，最后还是走了，道宽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前面的老屋，在这里，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作了临时厕所，也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前面、后面屋顶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还有妹妹当年学字时写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姊妹几个笑成一团。父亲忘了拿钥匙，正屋进不去。父亲和姐姐站在屋子前面，照了一张相。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母亲的墓地，也是村庄的公墓，在村庄后面的河坡上。远远望去，是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是一种回家的心情。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有母亲，而那里也将是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地上，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

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成功、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往事

按计划，今天对父亲进行“访问”。说访问有点奇怪，父亲一直在我们身边，他的秉性、脾气、为人我们都再熟悉不过。关于他的故事，他小时候的聪明伶俐，外婆如何亲自相中他，如何提亲，他怎样去偷偷看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被批斗、被打，不断逃跑的故事，等等，也都有大致的了解。

但也只是大致而已。想起父亲，他的一切，还是支离破碎的感觉。那模糊遥远的岁月，还有与之相关的历史，将随着这个人的逝去而消失。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总有一种来不及的感觉。

“访问”父亲，还有一个原因，他是村里的活字典，今年正好满七十岁的父亲，对村庄的历史，三辈以前的人员结构、去向、性格、婚姻、情感及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村庄的权力纷争与更替，父亲更是了然于胸，因为他就是参与者，所不同的是，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被批斗者的形象出现的。长得很有派头，被称为有“官样儿”，同时也被称为“刺头”“事烦儿”[1]的父亲，一生没有当过一天官，却一直和当官的斗争，家庭所遭的罪也都因此而起。

梁光正，七十岁，极瘦，颧骨高耸，双颊下陷，两眼浑浊，佝偻在圈椅里，连轮廓都有些模糊了。他坐在这里，沉默不语，从他的身上，你感觉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在逼近。但还有一种顽强的气质从这一衰老的躯体上展现出来，那是苦难命运塑造的乐观、豁达所传达出来的。它告诉我们，眼前这个人不会轻易屈服，哪怕是死亡。

你爷（六十六岁）是六〇年春上二月十四死的，你三爷正月初七死的。你爷饿死在养老院，那时候只要是老人，不管有后没后，有家没家，都要集中在养老院，集中供养。去的时候，你爷精精神神，手里提着夜壶，背着被子，是最健康的人。结果去了四天，饿死了。

当时，我在黑坡周营修水库。随便炸，炸到哪儿是哪儿，说起来是在搞工程哩。那时候人都饿哩迷三道四，谁也顾不得谁。回来了，发现你大伯全身浮肿，都发亮了，腿上还有一个大疮，饿得都哭不动了。看见这情形，我心里难过，那也顾不得哭，得先找东西吃。“六〇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五八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们都饿哩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

咱们梁庄的梁家人六〇年前有二百多人，六〇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是挨家挨户都有人死。梁光明那时候是村里保管员，他家饿死人最多，爹妈、嫂子都饿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麦子，被人打断了腿，他也不管，最后饿死了，侄女没人管，也饿死了。那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谁都整。批斗人时，就他最积极，打哩最狠。

六〇年二月死人最多，原来是每天人均口粮“四两”，后来变为“二两半”，根本吃不饱。后来刘少奇下命令“七大两”（十两秤），这样人才少死了很多。当时的粮食都控制在各大队的粮仓里，都放坏了，也不让吃，梁光明死死地看着。麦收之后，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为饿哩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就王家那棵歪脖槐树，还记得吧，就是每次下地干活从公路下去拐弯的那个地方，大炼钢铁时为了炼钢，留下一个大坑，后来就埋人了，堆哩全是死人。人们烧纸时，有哩哭爹，有哩哭妈，有哩哭娃。所以人们对王家那片都忌讳哩。

六二年“四清”，清理贪污的农村干部，也是走形式，没清住任何人。家里没吃没喝，我没办法，就弄些碎烟叶，挑着担子，上山去换粮食、换柴，山里人喜欢吸烟。没承想，走到另外一个县，换的推车、粮食被“大办室”没收了，当时允许拉柴，但不允许换粮食。我哭一路，两手空空，黑明搭夜回来了，你妈也没怨我。

浮夸风延续了好多年。那时候说产量高是因为种得密，说是兔子钻不到麦稞里。一听就是假话，兔子钻不到麦稞里，那这麦苗还能结出麦穗吗？开会报产量，谁第一个报整谁，大家都顺着他往上报。“没胆量，没产量。”

我从小天然地讨厌假大空，不喜欢敲钟上地磨洋工。那时候提倡深挖地，西坡挖“幸福渠”，找幸福，实际上挖个干沟。凭着臆想，一声令下，所有人都行动。标准是唯心主义。锅碗瓢都烧了，铁也叫矿石吃了，连铁的影子都没有。

不管讲什么，只要是“念古经”，父亲都会从爷进养老院开始。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虽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记忆力却是惊人的好，对四五十年前每一年提倡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指向还能够清楚地复述下来。不知不觉间已是中午，嫂子催了几次饭，父亲却沉浸在回忆之中，一说再说。

中午吃饭，做的是家乡的糊涂面，父亲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执意要往里面放一勺勺的辣椒。要知道，他的胃黏膜是无法承受这些刺激的。父亲却说：“不让吃辣椒，活着还有啥意思，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少年时代，家里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饭，冬天的时候，辣椒吃完了，无论如何努力节约，储存在沙里边的白萝卜，也吃完了。父亲就把辣椒秆弄成粉末，撒到碗里，也吃得满头大汗。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有时候，习俗是与贫穷相关的。

吃过午饭，父亲催着我，赶紧开始。我让他先跳开年代史，讲讲村里的姓氏结构及大致的家族历史：

要说咱们梁庄，那可算历史悠久。咱们国家，民族迁移由来已久，战乱，水淹，移民不断。梁庄三大姓：梁、韩、王。韩家是嘉庆年间形成的，从郭韩湾过来。梁家是明朝山西移民那次过来的。就是人们说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过来的。其实河南许多地方的人都是那次移民过来的，中原战乱，死人最多，所以，全是移民。

韩家人文化水平可以，知识品味比较高，韩家几大家族都很有能耐，韩立阁开封大学毕业，韩立挺信天主教，土改期间，地主恶霸富农都出在韩家。

韩立阁大学毕业之后，任国民党县兵役科科长，后来是庞桥二区区长，大致是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干有七八年。他回来探家时我已经记事。那人相貌黑黑的，头长方形，有杀气，有威严，对人很恭敬。离家还有十里地，就下马，步行到家，见人就欠头问好。回村之后，韩、梁、王家挨家都拜。国民党倒台后，逃跑到北京，一九五〇年“放匪”，政府宣传是宽大处理，韩立阁一定要回来，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再说他母亲一直在家被斗。一九五〇年秋回来，在家从事生产，年底把他逮住。五一年初开公审大会要枪毙，村里人们哭着保他，说他人好，到底还是枪毙了。

还有“挖底财”，就是逼着地主交私藏的钱，地主也到处跑着找亲戚借钱。韩立阁的爹也被杀一儆百。他妈与他婶一看没什么过头，就上吊了。穿哩整整齐齐。吃哩油旋馍。原来还有人可怜他们，一看人家死前还吃哩油旋馍，就骂起来。他叔叔早就坐班房去了。叔叔的儿子是仓库主任，也被枪毙，说话不好听，有男女关系，收粮食大斗进小斗出，有点民愤。那时候枪毙人都在镇上二初中大操场那儿，现在走到那儿还有一股子阴气。

韩立阁的弟弟韩殿军也是开封大学毕业，还没等到就任，国民党就倒台了。五七年回来，也被批斗，跑到甘肃被逮住。韩立阁的老婆被逼财[2]打拐了腿，很快就死了。儿子韩兴荣，没找来老婆。前几年死了。这一家算败了。

韩立挺，在福音堂自学医生，跟着他妈信主，信基督教，后来做到教主，长老。以前的时候，信主的非常多。八几年的时候，信主的又红火一阵子，大量发展人员，印发小册子，韩殿军刻版，他们卖。韩立挺生病瘫痪，家里没人来照顾，福音堂信主的人轮流照顾。儿子在葬礼上念祭文的时候，村里人起哄，骂他儿子：老子生病了，连看一眼都不看，算啥信主家庭!

另外一大家韩建文，全家都信主，都是医院医生。韩家算得上是儒雅之家。从我记事时，全梁庄的春节对联都是韩家人写的。

韩家人脉旺，家家都是好几个儿子，但就是不团结。几个儿子之间打、闹，争小利益、上法庭，不赡养老人，正常哩很，所以，也不受尊重。

梁家一开始是两兄弟，共七个儿子，各自成家，所以梁家共七门，第五、七个兄弟人脉少，早绝了。现在梁家这几十家都是剩下这五门的后代。

相比之下，咱梁家人就没有那么多知识。有光棍儿[3]，也有老鳖一[4]哩。但是，梁家人会政治斗争，也会窝里斗。所以，土改后梁家比较兴旺。梁家当权，三朝元老，也出过县委书记。咱们老老支书梁兴隆的坏劲儿就不用说了，当大队支书几十年，整个梁家的人，都被欺负遍了。那年，梁清立拿着刀满村追着砍他呢。那是把人家欺负急了，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保管梁光明也是个坏货。他兄弟三个，梁光富单身汉，梁光怀被饿死，嫂子被打死，所有宅基地都归梁光明。杜家玲子，你俩小时候多好，爹妈死后，由她婶说给梁光明的一个儿子，后来玲子不愿意了，玲子家的房子就被光明家霸占去了，说是玲子欠了他家多少彩礼钱。

梁家光出那鲜点儿[5]人物，梁光基，干过县武装部长，退休后人事档案丢了，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可梁家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为啥？不养活生病的老父亲，他哥半夜把老父亲拉到县城他家院子里，清晨起来一看，以为是谁送的粮食，结果是老父亲。看这咋办？他就去找亲戚，亲戚讽刺他说：“那咋弄？你去问邮局邮寄不，把人邮寄回去？”结果，连车子都不让下，当天又把父亲送回到了村里南菜园子那儿。并告诉乡亲传话给他哥，老头在南菜园，你看着办吧。

王家就不说了，都是些歪脖儿树，不成材。梁庄人也不把他们当回事。

你说咱村里的那些小姓，有钱家、周家、张家、袁家、刘家。老钱，一辈子没说过话，没人记得他长啥样儿。他老婆花儿，相貌很差，病歪歪的。家里四个孩子，日子没法过，花儿就跟张家、周家几个单身汉鬼混，给家里弄点吃的。全村人都知道。

周家那几家也都很有特色。周利和当过会计，周利忠小巴结，父子三人，外号“大积极”“二积极”“三积极”。周利和是个私生子，那真叫个勤快，他做的庄稼，连棵草都找不到。勤快哩狠啦也不都是好事儿，种麦冬，上肥太勤，结果，只长苗，不结籽。后来得胃癌，去安阳做手术，去之前还在晒麦，把麦晒晒装装才走。手术后还没出院就死了，村子里编顺口溜：“去哩时候活蹦乱跳，回来响只鞭炮；去哩时候能吃馍，回来抱个骨灰盒。”

周利忠的闺女，春荣逃跑出嫁，半夜翻墙头跑了。梁家拐子常，别看大字不识，最会编顺口溜，在村里唱：“二月二，龙抬头，周家姑娘翻墙头。周利忠，抬起头，看看床上有人头，袄子搭在被子头，里头盖哩是枕头。撵到灵山头，相遇在桥头，结婚证一看，垂头丧气转回头。”

八几年，我和拐子常几个人去弄烟苗。到岗上歇，都在闲说话。拐子常就说：“二哥，你现在不如我，欠人家钱，老婆还有病，六七个娃儿，你啥什么时候能超过我。”那意思是笑话我，日子过不成哩。旁边有人说：“你可别说，龙爬一步，鳖移十年。”现在，拐子常还是拐子常，几个娃儿，没一个成样的，大娃倒插门，就没回来过；二娃儿出去打工也不回来，拐子常四十八岁时还又生两个小娃儿，后来一个淹死了，另一个天天出去上网，打游戏。

总结来说，咱梁庄的情形，就是那个顺口溜，“韩家人尖，王家人憨，梁家光出些二货山[6]。”

天色渐渐暗下来，父亲却毫无倦意。在父亲那里，所谓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是只有把血液融入这一地方，经过漫长岁月沉淀的人才有的感觉。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历史，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特的人生类型。当父亲讲到钱家女人花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和对待王家的态度一样，在我的少年童年时代，也几乎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虽然钱家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坑塘的另一边，他家的女儿和我们姊妹几乎是同龄。我们很少到她家里去玩，她们也似乎以一种自觉状态，从来不提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也从来不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去玩。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运动看似不相关联，但却充满张力和布局。费孝通认为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和别人建立联系，大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此，在一个村庄里面，大家族的人总能够通过各个层面的亲属关系推出较大的势力空间。那些小姓，或独姓，因为缺乏基本的私人联系，也很少有机会通过婚嫁这一渠道进入大姓的亲属范畴中，很难推出大的波纹，难以进入村庄的内部空间获得认同。也因此，他们的言、行、道德总是被另眼相待，正如费孝通所言，在乡土社会这个亲密社会中，他们是村庄的“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钱家在梁庄就是这样的典型形象。

对于梁庄的两大姓——韩姓和梁姓而言，很显然，他们是梁庄的主人。但是，也有角色的定位。梁姓和韩姓两百多年来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从文化上，梁姓始终落于下风，韩姓信主的家庭特别多，又因为经济好，出外读书的人很多，在气质和修养上，甚至在相貌上，都显得超凡脱俗。但也因此在背后遭到很多诋毁。梁姓一直以来对自己家人信主很排斥不能不说没有这个原因，觉得跟着韩姓人到处跑太丢人。在政治上，梁姓一直占上风，两百多年来都是梁姓做族长、支书，掌管村里事务，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韩家人夺了过去。梁家人虽然会政治斗争，但是，经济上却从来都不行，在改革开放时代，顺理成章地被赶下台去。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父亲几乎说了七八个小时，连晚饭都没吃。哥哥、妹妹，还有嫂子，下午从县城回来的二姐、三姐、姐夫也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只听得见我的电脑啪啪打字的声音。

全家人都在为此事思索，有一种很明显的神圣感，这让我很震动。对于他们来讲，日常生活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好像没什么大的追求，但一旦出现某种契机，他们很愿意去思考，也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进入这一境界之中。

只是生活很少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生存镜像

哥哥已经和村里的几个人约好，明天到家里来，谈谈村里人口的流向情况及大致的经济情形。哥说，遍想想不起村里还有几个能说上话的人。

吃过早饭，已是十点钟。哥哥约的几个梁姓人来了。一个是村长，五十来岁，是父亲前面提到的前保管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白净，比较精明。言谈之中也在审视我，想弄明白我到底在干什么，有什么目的；一个是做村会计的堂叔，以谨慎出名。还有另外一个，早年在外地工作，我叫大哥的，四十岁左右回到村里，再没有出去过。他很少与人打交道，颇有点神秘，不串门，有人到他家好像也不反对，有一年头发忽然全掉光，于是，常年带着黑色的绒线帽。还有住在村子后面的另外一个中年人，是村里有名的能人。

几百年前，梁家两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七门中其中五门人丁比较兴旺，另两门慢慢消失。到目前为止，从大家庭看，梁家几门共有五十四户，小家庭数目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兄弟几个，结婚后，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帮忙看孩子，无所谓分家，但从经济实体来说，应该已经算个体小家庭。从这个角度算，应该有一百五十户左右，共六百四十多个人。三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夫妇至少有两个孩子，少数是三胎。从家庭居所来看，其中两家完全离开村庄，搬到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一家不知所终，与村里人没有任何联系；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那儿上学，家里房子封着，几年没有回来，短时期内不会回来；一家在镇上生活，但村里还有宅基地，马上要盖房；还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显然是在为将来回来做准备；其余几十余家都仍在村庄生活，家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是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还有八九户，家庭人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就在土地里讨生活。这一类人，在村里是最老实最被看不起的，所以，经常被大家忽略掉。

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北京的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有一段时间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在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极少数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乡结合区卖菜，等等。

梁家在外打工的，有三百二十余人，最老的六十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十五岁，跟着叔叔在青岛首饰厂打工。有三十多个少年，在镇上读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学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个儿童在镇上小学读书，爷爷奶奶照顾起居，每天接送。村庄的老人有百余人，基本上都五十岁以上，在家种地，养孙子，还有力气的在镇上做点零活，在本地建筑队当小工，或在村里石灰砖厂干活。

这里面有隐蔽的“回归”现象。八十年代中后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人到中年，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样子，一部分又都回到了农村，在家种地，兼顾着在镇上或周边打点短工，另外一部分还在外面打工，但显然坚持不了几年。其中少部分人不想回来，但又干不动了，只是在那里撑着。譬如我一个堂伯家的儿子，早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娶妻生子后就出门打工，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先在北京当保安，后来到西安拉三轮，每年就只有春节回来。前些年在村里碰到他，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也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里只是一个拉三轮的。但很显然，他终究是要回来的。

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爷奶养着，在家上学，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批发商品。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来，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开了一年，没有赚到钱，反而把几年打工的钱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以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到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能够同吃同住的，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如村长弟弟，小名叫“坏蛋儿”，当年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被送进监狱。他在内蒙古校油泵，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古买了房子，俩孩子也接出去，有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说起来的口吻有点奇怪，好像不愿意提起这个人似的。等他们走之后，问起哥哥，才知道，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工钱。但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也在同一城市的另外地方开了一个校油泵的点。

韩家和梁家户数和人口几乎相当，只不过，从文化质量上看，韩家人上大学的与经商的比梁家要多，整体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村庄其他几个小姓，加起来，不过三四十户，一百多人，无论是在村庄里，还是在外的人，都不如梁家和韩家的人过得好。

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由于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连糊口都不够，因此，在八十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所谓“春荒”。改革开放以后，到城里打工为家庭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因为种地要交税，还要在麦忙秋收时回来，许多家庭干脆把地租给同村的人，条件就是租户替自己交税，每年再给自己两百斤麦子。这也为留在村庄里面的家庭多提供了一项营生，即租地，麦季收入只够交税和给户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获利。到九十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盖新房，过得比较滋润的，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粮的家庭。据村长讲，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麦子、玉米等，自己并不回来，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为此还产生了纠纷。但是，这并不是出于费孝通所言的土地是农民的根性。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在越来越淡，剩下的只有利益关系。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锈着；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1] 事烦儿：事情多，爱找事。尤指农村爱多管闲事的人。

[2] 逼财：当年农村清算地主时的一种说法。

[3] 光棍儿：有头有脸的，耍得转，耍得开的。

[4] 老鳖一：老实人，在农村总是被人捉弄、被人欺负。

[5] 鲜点儿：有代表性的。

[6] 二货山：耿直、倔强、不懂人情世故。

梁庄炊烟

承载着过去岁月的老屋

村中废墟

第二章 蓬勃的「废墟」村庄

1990年始，穰县开展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村庄建设，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村庄建设发展迅速。在道路建设方面，群众按照“想要富，先修路”的思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1997年，打通所有村庄的主次干道和进户道。2000年，全县1008个自然村打通主次干道3094条，全长27万米，实现了村村通汽车。随着农民对改善住房条件的要求日益提高，建设局村镇办自1995年始，在各乡镇推广农村建房通用图纸12种3200套，实施村镇规划，建起排房，修通了村内道路。群众住房结构由过去的土木结构变为砖混结构，不少农户盖起了楼房，部分农户还建起了商业用沿街门店房。至2006年，穰县共修建乡村水泥（油）路1493.36公里，578个建制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

——《穰县县志·村镇建设》

废墟

拿着老屋的钥匙，和父亲准备再次回去“寻宝”。这是每年少有的几次打开老屋的时刻，奇怪的是，每次都能发现一些宝贵的东西：一张旧相片、小学的作业本；有一次居然找到了上初中一年级时的小日记本，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或一本破旧的连环画，那是上小学时父亲出去做生意回来带给我们的，但后来却因为我们过于着迷而被父亲扔到堂屋的顶棚上。

从梁庄到吴镇学校的道路，我走了整整五年。沿着村里坑塘边的道路走出村子，上公路，公路入口处是梁光栓家盖的一个小土坯房，极小极小，也没见用过，却成了梁庄村最显在的标志；经过吴镇北头回民区，沿路有茶馆、羊肉店、小百货店；拐进镇上许家那条小道进镇子里面，路边有一个站起来就能看见人的厕所。在其中一个小路口，有一大片半人高的刺玫花，每年夏天，它都开出粉白的花，香得刺鼻，但很美。然后，就是吴镇的主街道，新华书店、供销社、五金店、乡政府，紧接着，就是乡中心小学和初中了。这条路一共有两公里多，我每天都要走来回六趟。

和父亲从吴镇里面沿路走来，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父亲说，那是镇子南头，这是镇子北头，那是街上许家，我很茫然，虚飘飘的，脚仿佛悬在半空中，怎么也不踏实。

从老公路来到新公路的交叉口，父亲说，这算到咱村了，这沿新公路的房子都是咱梁庄盖的。一排排崭新的房屋，有两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铸的大院子，高门楼，卷闸门，非常气派，中间间或夹杂着一些旧的房屋。父亲给我一一介绍，这是光亭家的，那是梁光东家的，“坏蛋儿”家的，“亭子”家的……父亲说这些都是新宅基地，他们留在村里的那些老宅基地要么是便宜卖给别的人家，要么干脆不要了。

通向老屋的路几乎被杂草封住，我们蹒跚而过，竟有几次被草根绊倒。打开老屋的门，灰尘扑簌簌地往下掉。站在堂屋的中间，看着一件件熟悉而陌生的物品，百感交集。靠后墙，是一个泥糊的长条几，上面摆放着许多东西，中间放着毛主席像，配在两旁的是挂在墙上的对联，两边是放有家庭照片的镜框。条几下面是一个个小格子，里面可以放各种物品。条几前面是一张方方正正的大桌子，春节时摆放供品，平时会放一些杂物，也是我们写作业的地方。北方农村家庭大多有这两样东西。在大桌子的正上方，便是父亲用竹子和硬纸糊的顶棚，为的是防止房屋梁上掉灰尘，上面扔着至今仍让我们心痛的连环画书。

我在条几和大桌子上仔细翻捡，又在条几下的格子里摸了又摸，没有找到任何东西。难道老屋已经找不到任何回忆的凭证了？我不甘心，又拿棍子用力捣顶棚，也没有连环画书掉下来，反倒是成堆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里面夹杂着无数的老鼠屎粒。东屋和西屋的屋顶上有两个大洞，地面有两个常年滴水而成的大坑。东屋靠后墙的角落里，还放着那张大床，床的木头已经变成黑色，落满了泥和灰尘，从下面露出一角破旧的棉絮。这是父亲母亲结婚时的床。床头放着一个木箱子，那是母亲的陪嫁，也是当年全家唯一上锁的地方。在这箱子里面，曾经放着家里最贵重的东西，包括煮熟的鸡蛋。就是在这个箱子里，我摸到过一个鸡蛋，忍不住偷偷掰开来吃，吃一小块儿，到院子里看一下。那时，家里人都陪着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许多年之后，大姐告诉我，我一从里屋出来，大家就看到我嘴巴上沾的蛋清，我再进屋，都知道我干什么去了。这样几进几出的，所有人都在憋着笑。西屋是放粮食的仓储，也是长大后我们姊妹住的房间。后来哥哥结婚，我们又重新回到东屋，西屋成了哥哥的婚房，那夜晚的“吱呀”声现在想起来了还有点儿心跳。北方乡村的房屋并不隔音，三间房屋之间，没有封闭，只是一个高高的隔断墙，墙上挂着各种农具。

代表着老屋历史终结的还并不是房屋，而是院子里的老枣树。它与我们的记忆，与故乡的时间、空间和季节一起存在，与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都一起存在。每年枣子上市的季节，不论在何地，我都会去买枣吃，并且告诉卖枣的人或一起买枣的人，我家院子也有一棵能结出这样果子的老枣树。每年暑假，正是枣花盛开、青枣初结的时候，我们睡在枣树下，吃在枣树下，玩在枣树下，母亲也被抬出来，躺在枣树下。到八月中下旬，一树半青半红的枣子，吸引了无数顽皮少年，时不时有瓦片土块落到院子里，“蹭”地窜出一个人影，捡几个枣子，又迅速蹿了回去。那时，我和妹妹总是和一班孩子斗智斗勇。九月中下旬，选一个中午，村里人睡午觉的时候，哥哥会和他的几个好哥儿们上树，拿着棍子打，或爬到最高的树枝上，拼命地摇。那“哗啦啦”枣子落地蹦跳的声音，那满筐红色的、饱满的枣子，让人无限喜悦、满足和幸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枣树慢慢衰老，最后连枣子也不结了。现在，正是夏天，老枣树一大半的身躯干枯着，只有极少的稀疏、泛黄的叶子证明它的生命还在。我们都走了，枣树的繁茂，它那白色小花、青色小枣，那泛着诱人光泽、圆润饱满的红枣，给谁看，又给谁吃呢？

望着院子前方大片的断垣残壁，这都是谁家的？第一次以有意识的眼光去观察村庄，惊讶地发现，以我家为起点，往前看，竟是一大片连绵的废墟。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这里是村庄的中心，在光亭叔家门前那棵大树下，有一个大平台，夏天，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里就挤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边说笑，传着闲言碎语，一边拿着盆子一样的海碗吃面条。晚上，这里更是歇凉的中心，总是到半夜时分，还有人在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现在，荒草和灌木覆盖了这一切。到处是巨大的断墙和残破的瓦砾，断墙角落是倒塌了一半的锅灶，上面还有落满灰尘与泥垢的锅盖、铁铲等等，这些仿佛昭示着曾经有过的生机与烟火。有的房屋干脆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几面墙撑着一个框架。

都是谁家的？树木与杂草遮掩着废墟，充满凄凉与破败之感，仿佛一个巨大的坟墓。正对着我们家前面的是拐子常家。拐子常，一个好吃懒做的人，父亲和村里的人常常讲他，一家人吃面条，拐子常总是把筷子在锅里一搅，面条全串到自己碗里，老婆和一群孩子就只有喝汤。他家的房子一直是泥坯墙，一到下大雨的时候，那黄泥水就哗哗地流到我家的院子里。现在，这房子只剩倒塌的一垒垒黄坯和一面墙壁了。再往前边，是拐子常的弟弟，这一家，家破人亡，女主人早年离家出走，男主人因偷树怕被逮住坐监狱而自杀，两个孩子也不知所终，房子早就倒塌了。

再往前面走，是一个已经呈四十五度角倾斜的房屋，屋前是一个已经破损的抽水井，房屋门上居然还贴着新的对联。这家的厨房倒塌了一半，里面的灶台还在，只不过，灶台上落满长年累积的泥尘，只剩下两个黑洞眼，是原来放大锅和后锅的地方。厨房后面，是一大堆散乱着的红红绿绿的垃圾。这是谁家？我想不起来。父亲说，这是光亭的老屋；当年，他就是在这屋里娶的媳妇，并生了第一个孩子。他和老婆打架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跑到他屋里去看，一个黝黑的、干净至极的农家房屋。

再往前，连父亲也似乎有些踌躇了，他必须得四处回顾，定定方位，才能说出是哪家的房子。我数了数，这一片绵延着的倒塌房屋和院子有十五间，还没有算我们家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屋。也就是说，有至少十五家离开他们原来的生活场地、原来的聚集场地，开始了另外的生活。我和父亲在村庄里走了一圈，至少有四处这样的大片废墟，估计共有六十户。

这些废墟，和公路两旁高大、现代的建筑，是一个村庄吗？在煌煌的烈日之下，在知了不间断的噪鸣声中，我似乎有些迷惑了。我所回忆的村庄，和现实的村庄，虽然地理位置没变，但其精神的存在依据却变了。蓬勃的中国新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中，建构它的新躯体和新形象。

毫无疑问，村庄的内部结构已经坍塌，那是以一个家族为中心的聚集地。这些废墟，都是梁姓的几门，早年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圆心，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逐步扩大。宅基地的划分，也是依据家族的远近、人口的多少来进行分配。一个梁姓，既是一个宗族、血缘场域，也是一个生活、文化场域。大年初一的时候，每家都会做一锅大烩菜，依照辈分的高低，依次相互交换，最后，每一家锅里都是一整个姓氏的饭。然后，大年第一天的早饭才开始吃。这一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如此，老一辈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然而，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即，要让这一大家族团结一心，不分你我。有许多吵架不说话的同族人，如果愿意和解的话，这也是最好的、不尴尬的和解时刻。

现在，这一村落文化已经变了。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场，新的聚集群落。这些人家无疑是村庄的新贵，代表着财富、权力和面子，因为这里的地并不是谁想买就可以买的。没有能力的，或勉强住在破烂的房子里，进行各种缝补式的修缮，或购买那些搬走的家庭的房子，这些房子一般还不错，是原来村里的好房子。这些都打乱了原来的依家族而居的模式。我家左侧张家道宽的房子所在地，原来是我一个堂伯的宅基地。张家这样的单姓，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不知道什么原因，流落到这样一个村庄，能够扎根下来并被接受已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被分配的往往是村子位置里比较差的宅基地。像张家，他们的老宅位于老坑塘旁边，极不规则、非常潮湿的一片地，是整个村庄位置最不好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只需买那些移居人家的宅基地盖房就可以了。

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他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村庄，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

我不想怀旧，但又怀念于一个村庄的人就像一家人的感觉，虽然有争吵，有痛苦，有各种人情的麻烦；我不想认同现在的存在模式，但新的聚集地，不正是新一代孩子成长的地方？在将来，不就是他们的故乡吗？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世界的起点。但是，他们又是在怎样的“故乡”中长大呢？寂寞、荒凉、矛盾，没有生命力、没有情感，这就是“故乡”的基本形态。

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因为那是他的家，在这里，显示自己的财富是确定自我价值的象征。但是，第二代呢？更年轻一代的乡村青年对乡村的感情非常淡薄，他们在家乡待的时间很短，往往初中毕业或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对未来的渴望更为开放，也正因为此，他们的命运与处境更为尴尬。他们又将在哪里扎根呢？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在城市打工，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城市不是自己的家；而乡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没有情感的事物，也没有归属感。新一代农民工这种双重的精神失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它该怎样弥补、改变，将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课题。

平地掘三丈

如果你走过北方村庄，对这散落于平原之中的村庄细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许多村庄都有废弃的砖窑，砖窑四周是许多深深浅浅的大坑，它们在村庄周边，或田地的周边。不用说，这肯定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建造的砖厂，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重又复苏的标志之一。

梁庄砖厂背靠村庄，前靠河坡。八十年代初期，村里许多人都在这砖厂干活，从早晨到晚上八九点钟，挣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学费。

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为抄近路去河里洗澡，从砖厂中间的大砖窑旁穿过去，常常会陷入隐蔽的土堆和草丛的深坑里面。砖厂是一个神秘得让我们害怕的地方。我曾经做过噩梦，现在还隐约记得，砖厂成为一个城堡，门紧闭着，吊着索桥，想要冲进去，必须得经过无数的机关和陷阱。

梁庄砖厂到底挖了多少土，挖得有多深，你只要看砖厂旁边那根电线杆就明白了。那电线杆的底座，从底座第一道土到它裸露出来的根部约有三丈深，四面的土全被挖走，电线杆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旗杆。从电线杆的位置往前看，是离地平线三丈深的整齐的凹陷地，一眼望去，非常平坦，足足有上百亩。对面凹陷地的边缘有一个废弃的机井，圆形井身的一边也深深地裸露着，和电线杆子遥遥相对。父亲说，连上砖厂，这儿原来共有两三百亩地，典型的黑老土，地肥得不得了。五六月份麦黄梢时，那真叫个漂亮。现在这地，已经没法种了，因为没有任何营养了。

环绕着砖厂的是无数不均匀的大坑，它们或在树林旁边，或在房屋后面，或紧靠河坡。因为挖得太靠近，有些树已经有些歪斜了，盘曲的根部裸露着。而高高的河坡，它曾经像城墙一样挡住了汹涌而来的河水，如今已经被削得几乎和地平线一样低了。

我们在机井那儿查看的时候，老贵叔从远处看见了，赶紧往这边跑，一看是我和我父亲，笑了，说：“我还以为是谁又来调查呢。”老贵叔的腿有点瘸，风湿病好多年，皮鞋的后跟已经快被踢掉了，沾着些泥。身上还穿着薄夹袄，夹袄脏得发亮。和父亲一样，老贵叔也是梁庄有名的“刺儿头”，脾气火暴，看不惯歪风邪气，看见当官的骂当官的，村里有啥不道德的事他也会跑去骂一通，他的辈分高，谁也没办法。他和谁都合不来，所以，当年承包砖厂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我让他讲讲关于砖厂的事情。站在那个机井旁边，老贵叔一手举着烟，一脚踏在那机井的水泥座上，开始了他的讲述：

这个砖厂是啥，典型是老百姓遭殃，当官的牟利。

一九七五年夏天开始，建轮窑。地是村里的，乡里建设，占耕地二百〇二亩。利润全给乡里。合同上写着每年一亩地免四十块钱，免两百斤公粮。从来没有兑现过。也不知道村里到底要到了没有，反正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年年都有人为这事去闹。八五年周贵天半承包经营，乡政府投资，他交利润，干有三年。咱梁庄人挤对他干不成，因为公社过去承诺的一直没兑现。俺们队里那年交公粮差九千多斤，都不交了。为啥？目标是为砖厂合同这么些年没有兑现，我趁机把村长梁书定整下来。

大队部欠你老五爷（老贵叔的父亲，曾经是村干部）的工资，到你老五爷不干，一直不给。当时正打麦，我见书定时说：“你爹干的时候不给，你干的时候可应该给了吧，你们能欠我们几辈人？！”他傲慢不得了。我骂他：“日你妈，你娃子能吧，你喝哩还是老百姓哩血，你等着吧，我非给你告下来。”我就告到乡里，乡里成立一个专案组专门来调查砖厂的事。他跑到乡里给专案组说，梁庄麻烦事多，可不敢去。专案组一听觉得有事，就来了。结果是书定被整下来，为这事，他恨死我了。

我是八八、八九、九〇年干的。八九年的时候，就干不成了，跟大队干部弄不到一块，老来查我，想等着我送礼，我就是不送，到最后都不送。头一年承包费四万。后来我亲兄弟也整我，真是四面楚歌，走到死胡同了。看不住，我兄弟背着我卖砖给当官的，我出去一趟，回来砖就少了，问我那个四弟，说×××拉走了，回头给钱。给他妈那个脚，要都要不回来。有一天，我拿着账本去找×××，当着他的面算账，让他给钱，把他给气得像吹猪[1]哩。估计也是从来没人敢这样。当个小官，就把自己当回事了。那算啥人！

后来王西挺承包三年，也是赔钱。他也背时了。那几年雨也多，砖根本晒不成。咱们邻村承包窑的，最后想不开，跳井死了。后来，宋承信接手干到九五年，他发了。那时候形势好了，盖房子的多了。那可是好日子，公路上来回拉砖的，在村南头煤建拉煤的，人多哩很，咱们村里有庆家还开了一个小吃店，办干店，也都发财了。

后来，地弄哩深了，你看，就是这样子（老贵叔用手指着机井），井底变成地面了。原来，这井根本看不见，井盖还低于地面好多。看见那头那个电线杆了吗？下面底座上的土堆就是原始高度，挖有几丈深。

中间停有两年。窑停了之后，公社给村里三万多块钱，说是退地还耕，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耕，还能耕吗？已经挖到地下面了，土都没有营养了，再说，哪儿有土把这儿填平？现在建设这么快，到处都在买土卖土。后来韩家河娃又干两年，主要就是靠卖土赚钱，现在这坑恁深与他那几年狠命挖有很大关系。

二〇〇二年，村里人才开始找河娃的事，我一直出头到底，一告到底。先找公社书记，头一回还很利索，说：“你先回去，我派人调查。”第二回找，我说还没解决，他说我再问问。第三回找，他叫我滚。我说你是书记，你叫老百姓滚？！我在公社院里大骂，我说：“×书记，你给我出来，你把在屋里的话再说一遍，你敢不敢再说！”他也不敢出来。我又到县土地局去找，局长说马上去调查。

来倒来了，日他妈，告一回，来一回，来了好多趟，哪一次都是吃吃喝喝，看看问问，说一堆废话，拍拍屁股走了，就是没结果。砖厂一直都没停。我跑去找土地局长说：“你们别来了，来了就是混饭吃，你看俺们村的饭好吃是不是？”他装糊涂说：“你们那砖厂已经叫停了，还没有停吗？”我说：“×局长，我要是胡跑哩，你把我关起来。”我告的时候，把土地法研究了好多遍，知道占耕地、挖土不对，我去的时候，怀里就揣着土地法。我说：“×局长，我这儿有土地法，要不我把它拿出来念念，看到底对住哪一条。”他说：“你别念，我都知道。”

到二〇〇四年的时候，砖厂才彻底停下来，不是上面查得严，也不是韩家河娃发善心，是实在没啥可挖了。这一百多亩地长短是彻底毁了。现在，人们也不用土砖了，用的是石灰砖，从河里挖沙，用石子弄成混凝砖。村里地是不挖了，改挖河了。你也看见了，河成啥样了。

说起当年告状的事，父亲和老贵叔眉飞色舞，比比划划，很是兴奋，当年，就是他们俩在那儿跑上跑下，四处策划告状，不知道有多少人恨他们。在村子里，他们是典型的“另类”，没事瞎折腾，自己的日子也没过好，只知道管闲事。

父亲看见我不屑的神情，骂道：“你别小看你老子，俺们干的可是有利于子孙的好事。你看这大坑，这百十亩凹陷地，这隐患可大着哩，梁庄这几年是没发大水，一发大水可是不得了。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河里一发大水，就淹到村里，麦秸垛都漂起来。”

是的，是的，我当然记得，暴雨来临，村里一片汪洋，每家都在疏通水道，但水仍四处漫溢，根本无处疏通。很多人家只有在门口挡些沙袋。有一年夏天，家里的厨房后半角塌了，只好这一半淋着雨，在另一半烧水做饭。可是哪有柴呢？村头麦场里的麦秸垛都漂流着，很难过去，即使冒着踏进坑塘的危险，侥幸到了那里，所掏得了的也是半干半湿的麦秸。于是，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家都是狼烟滚滚。

父亲说，那时候这砖厂已经开始祸害了，现在敢再发一次大水？可是不得了，原来的河坡已经给挖没了，顺着这凹陷地，水顺顺溜溜地把整个村给淹透了，没有退的地方。谁管这些事？你看现在的当官哩，说是来村里调查，全是走过场。所以老百姓不待见他们，走到谁面前都给他扭个脊梁。

老贵叔往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说：“那年，村里不让宋承信挖窑，宋承信开大会时候说，我宋承信来给你们带来多少幸福？！我心想，日你妈，你把俺们地挖挖，弄几个憨娃儿给你干活，你说给俺们带来幸福？你捉俺们这老鳖一哩！他们不懂，我还懂一些呢，非把你给告下来不可。”

黑色淤流

坑塘，就是散落于村庄内外的水塘，北方农村口语叫“坑”，书面语叫“坑塘”。

在梁庄，大大小小有六个坑塘。小学前边有一个大坑塘，中间有一条窄窄、弯曲的小路把它隔开，这是童年时代我们上小学的必经之路。一到夏天，暴雨过后，这条路便成为魔鬼小道，坑塘的水往往会涨过小路，只留下断断续续的残面。几个小伙伴手拉手，打着赤脚，走着走着，就会听见“扑通扑通”落水的声音。好在坑塘边的坡很缓，水也并不深，都能顺利爬上来。如果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气，那就糟糕了，村里到处都是泥泞，猪粪鸡屎被泡得到处流，一些碎石头、碎砖块什么的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硌得脚生疼。从家里出发到学校那段三百米的路，不知要踩到多少粪便，看着脚趾缝里挤出来的黑色或黄色的，散发着湿臭味的粪便，那浑身的汗毛都要竖起来。

虽然如此，小学前的坑塘仍然有我美好的回忆，坑塘里种满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高高地冒出来，随风摇曳，然后，慢慢变成莲蓬，里面的莲子圆圆的，鼓鼓的。等不及成熟的时候，趁大人不注意，我们几个小伙伴会手拉手，连成一串，蹚进水里，去摘那最近的。那莲子，咬一口，满嘴的清香。

还有就是那个有着青石桥的坑塘。青石桥把一个大的坑塘分为两个，左边进到村庄里面，就是我家那一片，右边往外延伸到公路旁，在它旁边，有一条较宽的土路，也从村子的另一边通向公路。土路往上，就是梁家的自留地，每家约有几分地，种些辣椒、茄子、萝卜等蔬菜自给。路和自留地中间有一棵野生的大桑葚树，每到春末夏初，紫红的桑葚结满一树，我们女生用土块、棍子打，桑葚落了下来，砸进土里，浸满了灰尘，根本无法吃。那些男孩儿却“蹭蹭”地爬上去，摘满一兜，一溜烟就跑。

左边的那个是全村最大的坑塘，几乎和小学前的坑塘连在一起，中间就隔着一条大路，这是村庄的主路。或者，它们原本就是一起的，有了村庄，有了路，才使得它们彼此隔离。坑塘的前后，相隔着两个大打麦场。靠村子里边的打麦场，既是打麦子、晒庄稼的地方，也是平时村里娱乐的地方。红白喜事放电影的，唱戏的，送葬报庙跪哭的，都在这个打麦场里进行。尤其是放电影的时候，那是全村人的节日，虽然电影通常是因为葬礼才有的。在那一刻，死亡与新生，哭泣与喜悦都是真实的，即使是刚才还在为葬礼的恸哭而情不自禁地流泪，因死亡而害怕，到了电影场上，那神秘的未知世界马上吸走了全部的悲伤与害怕。我们这些小孩儿下午一两点就搬着小凳子占位，相互换着回家吃饭。夜幕降临，白色的电影幕布拉开，神秘、尊严、光华立即笼罩着整个打麦场。电影开始了，全场安静，只有放映机“沙沙”的转动声和幕布上的奇异世界，所有的人都痴迷地看着。

夏天来临，我们去田地割麦子，拾麦子。傍晚的时候，一群小伙伴就在坑塘里凫水，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各自自然分区。在坑塘里游泳，我们称为“凫水”，但当跑到河里，就称为“洗澡”或“游泳”。约定俗成，东边是男的，西边是女的，偶有坏小子，在水里乱窜，经常被一群女人打得抱头鼠窜。

那时候，有鸭在上面游来游去，有鱼在水中游动，有人在洗衣服，还有鳝鱼在泥里钻来钻去，但水却并不脏。在浅的地方，甚至能看到下面的石块和黄泥的颜色。听大人说，这坑塘下面都有泉眼，因此，才有自净功能。下雨涨水后，我们在坑塘里摸“螺壳”，一种大的贝壳类水中生物，打开后，中间有一块很大的肉，炒一炒很好吃。

还有一个坑塘位于韩家和梁家连接的地方，也是中间一条路把坑塘左右分开，路的地平面几乎和水面一样高，每到下雨之后，两个坑塘就成为一个整体了。它在村庄的内部，我家往右走过去，再走三家，梁光升家、梁万虎家、赵嫂家，就到了坑塘边。赵嫂家门口有一大块平地，也是这一片的饭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端着碗，聚在这里，谈天说地，打情骂俏。在模糊的记忆中，是汉玲嫂子和清军妈的对话。虽然并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但从她们掩着嘴笑、红着脸的神情，也隐约明白，她们说的是那种话，因此，也总是快快逃走，这是小女孩儿的一种本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一种震惊，清军妈是木讷、老实的人，在家也不怎么说话，出去更是那种畏缩、害怕的农村妇女，但是，当她们说着夫妻间的笑话，那飞扬的、羞涩的、暧昧的神情，有一种女人的美，有说不出的情趣。然而，有谁看到，又理解了她的情趣呢？即使那个有着某种震惊的女孩子，也是这么多年后才突然有些明白。

必须承认，当有回忆加入的时候，当岁月、时间一起来塑造我的回忆时，我有“溢美”的嫌疑。但是，如果你看到今天我的村庄的坑塘，你就明白，这种“溢美”是因为它今天的“死亡”。彻底的“死亡”，毫无拯救的可能。

梁庄小学门前的坑塘已经只有一小洼死水了，那些黑色的藻类植物上面爬满苍蝇，它曾经的深度，那淤泥里的莲藕（也许当年的干净正是它的作用），那荷花、莲蓬，都已经消失，变为地基、房屋。

打麦场及打麦场上的坑塘，都不见了。我们曾在那打麦场上翻筋斗，看电影，躲在麦秸堆里看小说，任凭双方家长喊得声嘶力竭也不回应。一座座崭新的房屋伸进了坑塘里面，也不知填进了多少泥土。而昔日凫水游泳的宽阔水面已经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小三角水域。

还有那旁边长着高大桑葚树的坑塘，如果你在这个村庄长大，怀着美好的记忆来寻找你童年生活的影子，你看到这个坑塘，你会流泪的。那是一片黑色的淤流，静止的，死亡的，腐败的淤流，没有任何生机。一棵枯树倒在水面上，树干是黑色的，那水面上的树叶，不知道是何时落上的，铺满了整个坑塘，也是黑色的，彼此粘连，固定在水面上，没有任何流动。上面扔着塑料瓶、易拉罐，小孩的衣服，还有各种生活垃圾。你不能走近它，它的臭味会刺激得人睁不开眼睛。

黑色的淤流，黑色的死亡，黑色的气味，让人莫名地害怕。而在它的周边，前边、左边、后边，是一座座新房。我的族人在这里打水，呼吸，吃饭，经历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韩家那连成一片、曾经有鸭子飞过水面、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最初的美的痕迹的坑塘，现在，只剩下一个污水坑和潮湿的、滋生着苍蝇和虫蚁的浅浅的泥地。那曾经的深度，也变为地基，上面矗立着房屋。那传说中的坑塘的泉眼呢？自动消失了，还是被地面上的房屋给牢牢地封住了？

这就是我的村庄。我故乡的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挣了一点钱，盖起了楼房，过起了幸福生活，然而，又是在怎样的黑色淤流之上建立所谓的幸福生活呢？

但是，我又能指责谁呢？指责“我故乡的人们”，如此破坏环境，如此不注重生态平衡，如此不重视自己的生存质量？似乎有些矫情。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房屋在越来越好，哪怕他们不得不夫妻、父子、母女常年分离；他们不再需要忍饥挨饿过日子。他们可以在春节时回到村里，坐在新房子里，招待着亲朋好友，这仅有的几天，可以使他们忽略掉那一年的分离、艰辛与眼泪，也的确是他们的幸福所在。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还有别的路，历史他老人家规定了他们的生存之路，他们以为这就是全部。他们忍受，并努力从中寻找幸福的感觉。

我又能说什么呢？当面对我的族人亲切的、和善的笑脸，当倾听他们的艰难人生和悲欢离合时，你又怎能告诉他们，这已死的、肮脏的坑塘，也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河岸

黎明，行走在寂静的村庄里，走过小路，走进树林，穿过长长的河岸，那各种鸟儿缠结在一起的鸣叫，繁复、高亢，仿佛给人以最细微的震颤和愉悦。站在河坡的上端，朝雾茫茫，暖红色的太阳正在缓慢升起，没有霞光万丈的灿烂，在河水雾露的蒸腾中，一切都温润、宽广、柔和。逐渐地，河坡里出现了三三两两的白羊，黝黑、笨重的牛群。堤上蹲着大人，小孩奔跑着，时而发出清脆的笑声。钓鱼的人几乎赤裸的身体，泥塑般一动不动。河流弯弯曲曲，流水深沉而平缓。平原上，浓密的、高高低低的庄稼健康、清新，绿得有些苍茫。晴空下，往远处望，那绿色的原野覆着一层淡淡的雾。一切都充满令人欣悦的生命力，一种阔大的自然之美所产生的愉悦。

有谁在林间的小道、河岸的沙滩上、铺满青草的河坡中，静静聆听这刚刚开始的一天，这将要逝去的一天，这逐渐失去灵性的清晨、中午、傍晚？人的声音走动，鸟儿远去，自然的灵魂随之远离了我们。这些曾欢快地迎接太阳升起、黎明将至的精灵们沉寂了，只有偶尔几声的应答，凄楚、孤独、惶恐，似乎只是为了证明彼此的存在才发出的声音。

童年时代的夏天，整个村庄的人都是早早吃完晚饭，大人小孩，走路，或骑着自行车陆续从家里出发。黄昏的时候，河边已经人声鼎沸。人们在河里洗澡，在河边的树阴下谈天说地，谈情说爱，在细软洁白的沙滩上仰躺着，享受着星空与大地。

从我村庄后面长长的河坡走下去，是大片大片浓密的树林。林子里有养鹿场，有一个小湖洼，湖上还有成双成对的野鸭。一下雨，整个河坡青翠、深绿。少年时代，这条河陪伴我度过了孤单而又悲伤的初恋。我逃学，一个人，在河里游荡，采那树林里一片片紫色的紫汀花；下雨天，我不打伞，赤脚走在河坡的草地上，踩那小水洼里青青的草，洁净透彻的水、细细柔软的草，让人心疼；我躺在那秋天变为金黄的蚂蚁草上，宽厚，踏实；我在草地上翻滚，呼吸，静默，望着西天火红的云彩，我想象那是一匹马，带我奔向遥远的地方。

那春天鹅黄色的柳树，那清澈见底的河水，那树林深处的可爱小鹿，那成双的野鸭，那细白平缓的沙滩，一切都充满着无以言说的微妙的美。我对美的感受，对自然的向往，对蓝天白云的向往与渴望，是在这河边形成的。

然而，有一天，这一切，突然消失了。似乎一夜之间，河坡里的密树消失了，我年少混沌的眼睛没有觉察到它们不间断地被砍伐，直到那绿色的河坡成为空旷的荒野。那林中的小鹿、湖洼、野鸭、芦苇荡，不知什么时候，都消失了。河水越来越少，有许多地方只剩下干涸的河底。河水黑亮亮的，像汽油，像常年擦拭却从来没洗过的抹布的颜色，在河岸宽阔、河水深静的地方，从远处看，这黑色的流动，倒是显得颇为庄重、沉稳。整个河道上散发着一种可怕的臭味儿，是夏天化工厂旁边流出的废水，经过高温蒸发后的那种刺鼻的工业味儿，是某种坏了的发酵物，甜丝丝的又带着血腥的味道。这些气味使所有走近的人禁不住头晕、窒息、呕吐。河面上漂浮着各种白色、黑色、杂色的泡沫。在那旋涡回流的地方，用打火机轻轻点燃泡沫，“呼”的一下，火就沿着岸边的泡沫蔓延开去，能延续百余米，非常壮观。它突然释放出来的味道，足以把人熏倒。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在中国的大地上，你能找出几条没有被污染过的河流？我们只有跋山涉水，到无人区，才能找到一片能够倒映蓝天的、清澈的水，而一旦被人发现，那一片水，离它的“死亡”之日也不远了。

我家乡的那条河，只是无数被污染的大江大河中的一条，它叫“湍水”。它绵延几百公里，贯穿了穰县大部分乡镇和村庄。郦道元《水经注》中这样记载“湍水”：

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盖溪涧之异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长年，司空王畅、太傅袁隗、太尉胡广，并汲饮此水，以自绥养。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水东南流入于湍。湍水又迳其县东南，历冠军县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泽润不穷。湍水又迳冠军县故城东，县，本穰县之卢阳乡、宛之临駣聚……湍水又迳穰县为六门陂。汉孝元之世，南阳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断湍水，立穰西石堨。

清代学者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又提到：

《续汉志》郦县《注》引《荆州记》，县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极甘馨。中有三十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中寿百余，七、八十者犹以为夭。汉司空王畅、太傅袁隗为南阳太守，令县月送三十余石。饮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广久患风羸，南归，恒汲饮此水，疾遂瘳。此菊茎短葩大，食之甘美，异于余菊。

想象着几百年前的湍水，它流过我的家乡。在那河岸两旁，生长着如奇葩般的菊花，味美异常，滋润着河水。河水因此甘甜，土壤因此肥沃，人亦因此而长寿，而健康，而君子。那该是怎样的桃源世界与桃源生活？

河的终结

路过县城北边的橡胶坝，那里围站了许多人。还以为是当地人开发的什么娱乐项目，却马上听说，是淹死了一个青年。中午最热的时候，三个年轻人来游泳，其中一个年轻人一下去就不见了。我去的时候，消防队已经在水里捞了六七个小时。河岸的两边有人在断断续续地哭。

岸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几年这个地方每年都会淹死四五个人，多是些年轻人。去年淹死两个高中生，高考完，从外地来这里走亲戚，只有十七岁。前些年，这一河段聚集了大量的挖沙厂，在这一段的河底留下很多很深的沙窝。现在，这里已经被挖沙厂遗弃，因为已经挖到黄泥层，没有沙了。

在和旁边两位五六十岁的老人攀谈时，我问道，有没有人想到应该追究挖沙厂的责任，或找河道管理部门问问。这两位看起来是退休干部的老年人想了想，说：“倒也是，可是人家都不在这儿了，再说，河底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没有人去追究挖沙厂的责任，多是说：“这有啥办法，你找谁，谁会负责？”任凭哭得伤心欲绝，天昏地暗，也没有动一下去追究的念头。而围观的人通常的议论也是：“这娃们不懂事，明知道这里有旋涡，还要往水里跳。”

暴雨渐小，天已将黑，河边的哭声突然大了起来，女性的声音，如裂帛般撕裂阴暗的天空。肯定是落水的人找到了。我也跟着人流，踩着泥泞，往河边跑，第一次充当了这样的围观者。

人已被捞了上来，一名女性家属紧紧抱着，一边用手捏青年鼻子里不停冒出来的白沫，一边撕心裂肺地哭着。青年瘦长，眼睛紧闭着，脸部、身体的颜色已经发青，从眉眼来看，是一个相当帅气的小伙子。男性亲属不顾人们的阻拦，拼命地按压青年的胸部，做人工呼吸，发现无望之后，哭了一会儿，又去做，仿佛是为了安慰自己内心的伤痛。河那边的家属汇合过来了，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有软弱的围观者也悄悄地擦着泛红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被称为“尿泡眼”，并且至今为止一听到哭声就忍不住流泪的我，却没有眼泪。有些麻木，有些疼痛，也有说不出的苦恼，仿佛有一层迷雾遮住了我通往乡村的道路。

回到哥哥家里，和哥哥的几个朋友说起橡胶坝淹死人的事儿，大家说了好多例子。每年，就家乡这一段河流，都有数十起淹死人的事情发生。家长屡次威吓孩子不许去河里洗澡，但是有一条河，又是在炎热的夏天，怎么可能管住一群小孩不受水的诱惑呢？四个少年，都是十一二岁的样子，趁着爷奶睡午觉，偷偷溜到河里去洗澡，结果，四个孩子，两个没了。其他两个孩子回来也不敢说，过了一天，才告诉家长，其中一个小孩连尸体都没找着。王家去年还淹死一个大人。带着小孩儿去河里洗澡，大人脱光衣服，跳进河里，“哧溜”一声，人便没见了。小孩在水边哭，大家才知道淹死人了。

沿着河道，我们慢慢行走，我想了解河里挖沙和河道的情况。不管怎样，有河流的地方，哪怕是千疮百孔，总是美的。河坡新栽的杨树已经长到了碗口粗的样子，一片郁郁葱葱的新绿，这是新县委书记来之后发展的杨树经济，能不能赚钱还不知道，但确实是改善了生态。洁白的路，蜿蜒起伏，在树林中延伸，紧临着河道，是一丛丛巨大的芦苇，一个个挖沙遗留下来的大型不规则沙窝，大部分浸满了水，和河流两岸白色的鹅卵石、沙滩映衬在一起，沿着路绵延下去，竟有意外的风情。当然，这里的沙、水都物有其主，被大小的沙厂老板分治割据。夏天来临，水位上涨，这些沙窝就形成无数的大旋涡，或者是表面很平静的深流。人一下水，通常都是被深水激死，或者被旋涡卷走。

挖沙机横在水里，吊机悬在空中，黝黑，有立体感，从远处看，甚至是不错的风景。机器旁边是一堆堆巨大的沙子，拉沙的卡车“隆隆”地来去，一派繁忙景象。宽阔的河道被挖掘出许多杂乱的小支流，河水也随意漫流着。有些地方清浅无水，有些地方水流却非常急。

大约五里的路程，约略数了数，竟有将近二十个的挖沙机，平均一里地就有四个，有些地方更集中。儿子和他的小表哥早就按捺不住，撒腿就往河里冲，被大家齐声制止了。我快步冲过去，把他俩拖离水边，命令他们只许远远观望。我为自己反应的迅速感到庆幸，但同时，却更加感到悲哀。平静的河流暗藏凶险，随时都可以吞噬人的生命。虽然天空干净，有鸟飞过，清流缓缓，但洗澡，在河边玩耍，却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大规模的采沙对河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为此，我找到了县水利局的副局长，他给我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采沙对当地的建筑业有贡献，现在国家在大力搞建设，哪一个建筑项目，民用的、公用的，不需要沙子、混凝土？烧砖也需要，土，国家不让挖了，只有烧石灰砖，必须得挖沙挖石子。这些从哪里来？只有河里产这些东西。采沙对河的生态会有影响，但影响不大。采沙户每年换证，对采沙的范围、宽度、深度、方式都核定过的，不影响河水的走势，而且采沙厂也不是什么时候想挖就挖的。譬如，水利法规定，主汛期就不允许采沙。汛期采沙船一定要上岸，不得采沙。但是，这屡禁不止。政府要采取果断措施。不上岸不靠岸，带着机械手，去切割他的船，弄一个，吓唬吓唬就好了。

采沙是水下作业，很难把握，你说只允许采一米五至两米深，都会往深处采，只能现场估计，不很准确。另外，水流来流去，自己也在不断变化，河道本身就高低不平，你不可能在每一家挖沙厂开工之前都量一量，也量不出来。

而且，从客观上讲，河水深很难确定是因为采沙造成的，在水下，操作系数很难，没法管。既然采沙，肯定有所影响，只是大小问题。如果挖得深些，有可能形成潭，河底高低不平，人走着走着，忽然有个潭，一个大旋涡，下去肯定不见了。

反过来说，你就是不挖沙，不管它，河水也在演变，水力的冲刷，都会改变水下的情况。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仅仅归结到过度开采上也是不合理的。再说，原来没有大量采沙的时候，河里不也常淹死人吗？

你看河里的水质好像稍好了些，清了许多，但是上游的造纸厂又要开工了。这个造纸厂是邻县的支柱产业，它停了，县里少了许多税收。所以，一直是开开停停。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你也没办法，每个县都是这样。那些治污设备也进了，根本不用。设备运行费用太高了。上面检查了，开几天，排污达标了；走了，又停了，检查团心里也像明镜似的，看透不说透。

实际上，这几年环保力度在加大，咱们县化肥厂不也停了吗？也是因为排污的问题。上面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水污染防治法，主体是环保局、水利局配合。排污口的设置需要水利部门安排，根据污水量的大小，还要保护水源地。现在体制改革，按功能管，大部委，统一化，一体化，从整体看是好的，方便了许多，减少了职能重叠和交叉。

但是，河水污染并不意味着地下水的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并不一定就直接联系。农村地下水污染问题并不严重。但咱们这里是含氟量比较高的地区，原有的地下水形成过程中含氟量比较高，容易黑牙根，骨质疏松。还有几个地方的地下水含砷，含氟多，还是高盐。我们县前年普查，一百五十万人中有五十三万人是氟齿。

这几年县里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去年解决了三万五千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打井比较深，地下两百多米，在村里办自来水厂，把管道拉到各家各户。城里的水都加氯，但是到两百米就不需要加氯。

我管水，但是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我们局里有一个同志的小孩，十六岁，就是前几年被淹死的。现在农村家长，包括城里家长绝对不让小孩去河里洗澡。像原来，洗澡是每天晚上的乐事。城区这一河段人口比较密集，一直到铁路桥那地方，水也比较深。每隔一段，我们就放一个警示牌。但是，没用。小孩子不听话，一到夏天就往河边跑。

在访问的过程中，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小题大做，所有的问题都被轻轻化解掉，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不是问题，或者说，这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问题，因此，出现些事情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席间吃饭的水利干部也只是谈自己的看法，在具体做工作时，也许非常敬业，至于挖沙与生态，它们与我们的生存质量和生命本身之间的关系，并不属于他们的思考范围。何况，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的确无法测量挖沙者到底挖得有多深，你也不可能让挖沙者停止挖沙，因为这是合法经营，行业更是需求量很大。

河流，一个国家的生态命脉，一个民族未来的保障，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却把它提前终结了。我们生活在干涸、散发着臭味、充满诡异气息的河岸两旁，怀着一种绝望、暗淡和说不出的恐惧。如果这一切再不改变，大灾难要来了。或者，其实已经来了。

[1] 吹猪：非常生气。

平地掘三丈

被改了的河道

河道中的挖沙机

村中坑塘

第三章 救救孩子

近年来，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案件数及犯罪人数呈双上升趋势。2007年共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53件81人，其中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15件18人；2008年共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59件83人，其中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27件35人；2009年全年共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69件133人，其中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38件53人。

——《穰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新闻资料》

王家少年

2006年1月23日，县公安局到镇上高中，把正在上课的王家少年带走了。就是他，杀害并强奸了村庄里的八十二岁刘老太。此时，距刘老太被害已经将近两年，距公安局驻村调查案件也已经有九个月。那九个月，村里的气氛紧张、恐怖，其中几个重点排查对象，村里的老单身汉钱家豁子、梁家光义因反复被查问而吓得神经错乱，疯掉了。王家少年，每天早晨从家里去上学，晚上回来睡觉，未发现任何异常举动。据当时上课的老师讲，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子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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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的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都震惊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咋可能是这个小鳖娃儿？！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多说话，看着挺面善的，也不像村庄其他孩子一样逃学上网打游戏，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大家都还想着，王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

王家，在梁庄第一次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这一案件的曲折审判过程和之后其他人的被卷入更是在梁庄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2004年4月2日，梁家建昆婶像往常一样，早晨六点多起来做饭，和两个孙子吃完后，把剩下的饭焐在炉子上，骑三轮车送孙子到镇上小学上学，到嫁到镇上的女儿家站一会儿。回到村里，去叫老母亲吃饭。建昆婶是从另一个县嫁过来的，她的母亲刘老太就她一个女儿，老了，成了五保户，女儿就把母亲接过来，住在我们村。老太太极其要强，不愿意住女儿家里面，说是怕外孙媳妇嫌弃，怕闺女夹在中间难受，就一个人住在一个路边小屋，那是建昆婶看菜园时建的。

建昆婶急匆匆地骑着三轮车，想着饭还在锅上，怕糊了，到路口，就喊着“妈，妈，吃饭了”，没人应，她想着是不是老太太一个人先回去了，就骑到家里，家里门也锁着。建昆婶又回到小屋，门还是锁着，但感觉不对头，鸡还在屋里叫，人要是出去了，鸡肯定会放出来的。建昆婶赶紧找人撞门。门一打开，人们被里面的景象吓呆了，老太太身子斜躺在床上，脚耷拉在地上，下身赤裸着，朝着门，地上、床上、身上，到处都是血，头旁边有个砖头，再一看，头上被砸一个大窟窿，鸡还在旁边啄来啄去觅食。

公安局来调查之后，确定为杀害强奸案件，在老太太身上提取了精液，在房间的其他地方，还发现了带血的锄头、碎了的骨头碴子，等等。梁庄村像炸开的锅，2004年，梁庄村的人个个义愤填膺，人人都想抓住那个伤天害理的强奸犯。

没多久，公安局宣布这是一起偶发性案件，应该是过路人所为。但是，乡村的夜晚，又临着公路，怎么能查出是谁路过村庄？最后，案件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建昆婶到镇上派出所告状，到县公安局告状，公安局也不说不管，只是证据不足，难以破案。2005年，省公安厅要求“命案必破”，建昆婶又一次去告状。很快，县公安局派驻了几个人过来，住在村长家里，并把调查重点集中到村里。

梁庄村的男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起初，重点排查对象是村里几个老单身汉，他们年轻时候也常有不轨行为，站在公路边向过往的女子调笑、骚扰、裸露生殖器等等。他们一遍遍被叫去，不久，钱家豁子、梁家光义就神经了，一个光着屁股在村里、镇上到处跑，一个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见人就吓得浑身发抖。

后来，范围扩大，开始排查所有十六岁以上男子，每个人都抽血，做DNA检验，看与从刘老太身上提取出来的精液是否匹配。直到王家一个老人的DNA出来，公安局才把目光集中到王家人身上。因为，在调查村庄人时，几乎没有人把王家人列入嫌疑对象，他们在村庄里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王家少年被抓了。他的供词也很快传到了村庄里面。那天晚上，从学校上完夜自修回来，王家少年又打开电视机、DVD机，从哥哥的抽屉里翻出一个黄碟来看。哥哥结婚在家的一段时间买了许多影碟，他知道其中有一些是黄色的。看完之后就睡觉了。半夜一点钟起床小便后，到刘老太所住小屋，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强奸。

我回村庄的时候，案件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王家少年还被关押在看守所。法院一审已经判王家少年为死刑，王家哥哥和父母回来上诉，认为王家少年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还未满十八岁，不应当被判为死刑。他们找了钱家人、周家人和张家接生婆作证。于是，案件重审，在村庄又调查取证，遂判王家少年为死缓。建昆婶认为王家哥哥是在花钱疏通关系，而那些证人做的也是伪证，于是，重又上诉。

而王家少年本人，却似乎被遗忘了。王家少年，在我心中，成了一个很大的谜。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少年去做如此残忍的事情？如此安静，如此淡然，难道真的是本性如此？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去王家，找王家少年的一个本家婶婶了解情况。王家，和梁家隔着一条公路，也是我们下地干活的必经之路，然而，却非常陌生，即使小时候玩耍，也很少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我不知道小孩是如何有这种区分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与认同。

王家婶一听我是来问王家少年的事，非常警惕，显然，王家婶不愿意讲他的事情。我们坐下来拉家常，问王家人的生活状况，慢慢知道，原先曾经二十几户的王家人，经过二十几年的变迁，现在只剩下十来户，搬走的搬走，绝户的绝户。王家少年的事一出，王家稍微大一点的男丁，都出门打工了，哪怕出去搬砖块，也不愿意待在村里，怕人看不起。

坐了好长时间，王家婶才开口，要说这娃，很早就有毛病，从不说话，就是一个闷葫芦。从童年时起，王家少年几乎就是一个人生活。1993年，王家少年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到新疆种地，兄弟俩跟着奶奶生活。1995年，奶奶去世，他们又被托付到婶婶家。哥哥初中辍学后一直在外面跑，据说加入了黑社会，中间几次回村都是因为逃避抓捕。后来，在外地做网吧生意，生意还不错。

王家少年性格内向，从不和同龄人玩。学习倒是一直不错，考上了吴镇第一初中。上了初中后，王家少年就一个人生活，在学校食堂吃饭，晚上回来住哥哥家。哥哥在2000年回来结婚，自己盖的新房，里面有全套家具家电。他被抓时，已经上高三，是学校培养的尖子生。安静，沉稳，从来没有惹是生非的倾向。

从王家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莫名的心痛，从王家婶的言谈中，从和王家少年高中老师的交谈中，看不出王家少年任何犯罪的兆头，相反，这是一个略微内向、温文有礼、有上进心的孩子。说实在的，起初听到这一事件时，我本能地对王家孩子有一种同情的心态，那么年轻，正值青春初期，这样的事情又是在怎样压抑和冲动的情况下做的呀。但又的确是他，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一位古稀老人。我在村庄里转悠，那一座座崭新的房子，巨大的废墟，那肮脏的坑塘，还有水里的鸭子，飘浮的垃圾，组合成怪异的景象，让人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找见建昆婶时，天已经微暗了。她正朝小学方向去，一看见我们，就踅回来，让我们到她家里坐，说：“我正说过完年就上北京找你去，我要到北京告状，我不信我告不赢。”

建昆婶，皮肤微黑，生有三男一女。从小到大，我对她就有莫名的亲切感，因她每次看到我，都会充满情感地瞅着我，感叹，要是她那个闺女活着，就像我这么大了。她年轻时候，和我母亲极好，我母亲生我之后一个月，她也生了一个女儿，在五岁时候拉肚子拉死了。

建昆婶现在住在大儿子万中家里，带俩孙子上学，万中一家在深圳打工。万中家的新房就盖在打麦场上，非常气派。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铁门，两层高的楼房。进到屋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墙壁刷的石灰大块地脱落，就像一个个大疮疤。屋里空荡荡的，一个长椅，上面放着几个破布套，一个落地扇，落满灰尘，好像从来都没有启用过。左边里屋是一张大床，放几床被子，这是建昆婶平时睡觉的地方。右边是一个楼梯，通向二楼。坐在屋里，有一种莫名的凄凉和冷气。建昆婶倒上茶，又拿出几个已经发皱的小橘子，热切地让着叫我们吃。然后，她坐下来，给我们讲她的事儿。

就是这个事没有了（liǎo），我死都死不下去。我给那个检察长说，你要是胡判，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都六十五了，我还往哪儿活，我也活够了。我死在这儿，你这检察院也不会安生。

你知道你大外婆死有多惨，谁见谁都哭，骂是谁恁狠心。这个案子拖了一年多，一直查不出来。后来，还是查那个啥DNA才查出来。

街上来人给我说，是王家娃。当时，我听了心一凉，恁小个娃儿，平时也不说话，咋会去害人。你说，他是不是害人？多毒、多狠呐。梁庄村那几个月都不安生，村里人都吓得迷三倒四，这小鳖娃儿像没事人一样，每天还去上学。

刚开始他妈在村里找许多假证，找当年的接生婆，又找自家门上人，合伙证明说小鳖娃儿当时不满十八岁。还找到周家国胜，让他作假证。开完庭出来，我把国胜挤在墙角，我骂他：“周国胜，你鳖娃儿背良心，你孙儿儿媳妇都叫车撞死了，你还背良心，你不得好死。你们得人家啥东西了，去作这背良心的假证。”后来听说王家娃他妈送了他们两条烟、一条裤子。

后来在街上碰到国胜老婆，我拦住她，又骂她：“你们要作假证，你们出门开车车翻，娃儿叫车撞死。”我连说带骂，说她一个多小时。村里人都背地里骂他们，都说前几年孙儿儿媳妇叫车撞死是活该。人心不正，就是这结果。

我和王双天老婆又吵一架，他们也作假证。按他们王家排行，算一下就知道小鳖娃儿杀我妈那天已经满十八岁。我说：“你们闺女在北京无缘无故死了，连尸体都找不着，你还在作假证，你是王家人，你不知道小鳖娃儿排行老几，多大岁数？你们大瞪两眼说瞎话，会遭雷劈！”

2007年11月27号已经判了，12月还不让拿。我去了地区检察院，我打电话给那个检察长，他不接，我打手机，也不接，我在检察院门口一直等到11点多，他才接电话，进去，他有点生气的样子，把判决书盖个章子，然后我又按指印。我不识字，我让他帮我念念。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法官以私人身份给我打电话，说：“你看，这是个小鳖娃儿，我妈信佛，我受她影响，得饶人处且饶人，你非要让他死，多可惜。”我说：“你心真软，你可不能坐这个位子，他年轻该活，我妈八十多了就该死？”

我知道，这些人，都是收王家钱了。出事之前王家大娃儿在外地开网吧，赚住大钱了。王家大娃儿在家也是光偷人家，那年判十个月，一出来就出去打工了。在外地，也是在派出所几出几进。一家根儿都不正。

法院开庭五次，王家娃儿见我就下跪，想让我同情他。我看都不看他。

我就不信没处说理。邪不压正，要是判不下来，我就在法院跳楼叫他们看。

说到要跳楼，建昆婶非常冷静，一直颤抖的声音也坚定起来。她又进屋拿来判决书让我看。我翻了翻，看到里面有王家少年的一段供词：

今年春上的一天晚上，我在学校上罢晚自习回家睡觉，睡前看了黄色录像。不知道睡到啥时间，我起来跑到刘老婆儿睡的那个屋里，从东边把门弄开进到屋里，摸到一把锄头。听到老婆儿的呼吸声，我就用锄头砸了好几下，怕老婆不死，就跑到外边鸡笼边拿一块石头，进屋照老婆儿头那个位置砸有四五下，然后把老婆儿穿的衣服全都脱掉，用手把老婆儿的脖子掐掐。我把裤子脱到腿窝处，爬到老婆儿身上把我的生殖器插到老婆儿阴道里弄有一两分钟，射精了。把门安上时，我摸到门后挂的锁，又把门锁上。

如此冰冷，又如此残忍。我不知道这是法院的转述，还是王家少年本人的陈述，但这冰冷的描述恰恰把一些情感因素剥离开来，譬如王家少年在实施杀人过程中的害怕、软弱、慌乱等等。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一起毫无人性的杀人案。我无话可说。我自己也很迷惑，我不知道我是抱着什么目的来调查这件事情。

在村庄的这些天里，只要说起王家少年杀刘老太的事情，大家都激动无比，对王家人去花钱跑关系改年龄，也异常愤怒。在问起五奶奶这件事时，五奶奶“呸”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要是我是他妈，就直接让公安局把他枪毙了，要他干啥，太坏了，太残忍了。”言语非常激愤，和父亲、老支书的语气一模一样。这很超出我的预想。我原想会有人同情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虽然手段残忍，但毕竟刚刚成年，也挺让人可惜。我很微弱地提及，他也挺可怜的，一个人在家，没人管，但是，话刚开头，就被五奶奶和父亲挡了回来：“有那么多小孩都是这样也没见得出什么事？！坏成这样的人，还不枪毙，这社会成啥样了？”我才意识到，对这个少年的看法，大家基本上是一种道德态度，道德败坏、手段恶劣，不可能让人原谅。

道德感在乡村深深地埋藏着，他们对王家少年的极端态度显示了乡村对原始古朴道德的尊重，因为这与他们善良的本性不相符合，与乡村基本的运行方式也不符合。因此，当我又试图说中国的死刑好像太多、太随意，而在国外，有些地方并没有死刑，或有些国家已经废除时，他们很惊异。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那么残忍的行为只有死刑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

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样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

在言谈之中，建昆婶很容易就把角度转换到道德上。杀人偿命固然是法，但在深层思维，对这件事的判断仍然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的。譬如在讲到作假证的几个人时，建昆婶很自然地讲述了这几家的其他遭遇，以此印证道德败坏所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报应；另一方面，也将此作为支撑判断他们错误的理由。在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仿佛一种最古老的东西仍然存留在乡村的大地上——原始正义。它隐藏在日常生活与所谓法律时事背后，是不间断的。人们依据这些来进行基本的判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不禁怀疑起我自己来，也许，只是因为王家少年杀害的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她行将就木，不值得搭上一条年轻的生命，所以我才本能地同情。如果他杀害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我的心态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

通过重重关系，终于获得见王家少年的机会。我很紧张，有很多的疑问想问他。铁栅门打开，一个少年从门里走出来，戴着手铐，单薄、瘦弱，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面似乎没什么感情。他坐到对面的凳子上，又看了我一眼，但很快低下头去。那是怎样的眼神呢？害羞？寂寞？绝望？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少年——或者，已经是青年了，却仍然是一张少年的脸，连胡髭都没有——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孩子。甚至，还有些教养。

我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回到村庄那么久，听了那么多悲痛的故事，我都没有哭出来。可是，在面对一个杀人犯时，我一下子崩溃了。看着他，一切的原因都不是原因，而所有不是原因的因素又导致了最终的悲剧。我无法想象他挥动着锄头、砖头杀人的场景，那样的残忍和眼前这个少年完全不符合。

我又能问些什么呢？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的，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我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去面对他呢？我不清楚。我很迷惑。同情？愤怒？心痛？当面对这样一个罪犯时，这些都是太过简单的词语。

2009年4月，终审判决书下来了：王家少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芝婶

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我对堂叔很感兴趣。上次一起吃饭，感觉他城府很深，说到关键处，尤其是村里的经济现状时，总是及时岔开话题，绝不发表意见。即使父亲逼问，也是含含糊糊。

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绝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1]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问村里“村村通”[2]公路的情况，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了，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说“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总之，还是含糊其辞。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老婆芝婶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儿子差不多一般大，两个小孩早已好上，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村会计的家要比老支书家豪华得多，刚盖好不到两年。和支书家一样，也是把坑塘填了，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公路上看，是一个一层平房，只是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但仍在地平线上，因为公路整体比两边高。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都是一色的，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细看之下，所用的材质却是劣等的，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现代化的房子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19寸的旧电视，和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装废纸的便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卫生间的外形是城市的，但是其使用的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北方乡村对厕所这一生活的重要设备，确实是忽略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有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最后这句话是乡村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

芝婶，乡村里面难得的面容光润、皮肤白晳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儿，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经过好几次的交往，芝婶的戒心少了很多，也愿意和我多说话。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开始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哩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哩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哩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两年腰疼，疼起来了，直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3]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4]。”他爹在电话里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哩要死，还得侍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都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门儿，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哩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孙女，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得很。

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儿。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

还有，老两口照顾四个里孙外孙，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全淹死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地步了。

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爹妈，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稀罕。

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那数学题谁啥门儿[5]。再好的社会都有一定的弊病。这就是一个弊病。

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

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以至于已经成为一个普通老人所使用的词语，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她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害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硬来对抗软弱。

五奶奶

跟着公路走，几乎是所有村庄的特点。似乎要找到某种商机，但暂时还没有，因为从现实情况看，并没有几家在做生意。有乡亲在门口坐着乘凉，看见父亲，都热情地打招呼：看见我，却仍然陌生而警惕的样子，其实，这也是一种乡村的矜持。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是另一世界的人了。

在地头蹲着的是光武叔家的儿子，比我大十几岁，相貌没变，但身体及神情都萎缩很多，成了最典型的农民。在家门口打牌，看见父亲起来打招呼的是义衡哥和其他几个本家哥、嫂、婶娘，变化不大，但似乎又很大，岁月似乎在他们灵魂上慢慢刻下痕迹，脸上是年复一年的神情。从院子里出来，看见我们又迅速进去的是周家媳妇，白净圆肥。丈夫坐了几年牢，出狱没多久就病死，都想着她要改嫁，结果却一直守着。听父亲说她去年招了一个女婿，仍然占着路边的宅基地，村里人也没话说，因为人家守寡那么些年。

有着爽朗笑声、肥胖、慈祥、“地母”一般的五奶奶，我好多年没见她。前些年，她一直住在河里的一个茅草屋。我曾经去找过她，但河边有许多孤独的茅草屋，有许多孤独的老人身影，就是没有五奶奶。父亲说，五奶奶已经搬回来了，住在小儿子光亮家里，就是光亮的儿子在河里淹死的。当时，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在家照顾孩子。

光亮叔的新房子盖在路边。还没有进得院门，就听到五奶奶的笑声。看见我，五奶奶很吃惊，直感叹：“爷呀，这是清（我的小名）吗？咋变成这样了？”我看见五奶奶，也吃了一惊，原想着，她肯定是白发苍苍、衰老悲伤的样子，没想到，五奶奶很精神，和我记忆中的印象一样，神情开朗，只是好像个头矮了很多。

整个院子是四方形，前院就是三间新平房，中间那间算是大门，通向院子和后面正屋。院子里面是石灰地和混砖地，左侧是厨房，右侧垒了一个猪圈和小鸡窝。后面正屋还是旧房子。五奶奶说后面本来也是要建新房的，但是光亮叔没有那么多钱，光是盖前面的平房就花了七八万，还借了三四万。五奶奶从厨房拿来两个大碗倒茶，问我要不要茶叶，我说不要，父亲说要，五奶奶就找出一个小盒子，倒出来一些碎末。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习惯，那时候，村庄的人们去小店称茶叶，都是只称碎末，因为便宜。

五奶奶，六十七岁。头发全白，梳得很仔细，服帖在头上，脸上皮肤紫黑色，但很光滑，和白发衬在一起，反而更年轻。声音很大，爱笑，也爱说笑话，幽默，特别擅长自我解嘲，是农村那种能干又明事理的老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七八岁的孙女儿坐在旁边，一刻也不闲，嘴里还说着什么，好像要极力让人注意到她，看着让人心烦意乱，五奶奶制止了几次，没什么效果，就任由她去了。

你大叔一家都在北京打工，你大叔和黑娃在一个工地上，你大婶在那儿闲着，黑娃就是你大叔的老大，你大叔的女子在广州打工。啥叫行啥叫不行，只是混个吃喝。你大婶说是血压高，干不了活，才四十几岁，就不干活，还是人家会享福。你说，成天坐着血压能不高，干干活不就不高了。

家里房子盖哩可好，出门左边，那个两层楼，就是你大叔盖的，一年也不回来一次。说是奥运不让干活，想回来，回来干啥，三个人来回路费快千把块钱，得多长时间挣？

你光亭二叔没出门，在咱河东那边烧砖窑，给人家干活，算是有点收入，你光亭二婶也闲着，就在村里打个小牌，人家闲着，都享福。他们娃儿二十岁了，前两天刚从青岛回来。

你光亮叔在青岛韩国人开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主要是镀金镀银，都是假的。在这里镀完，再拿回韩国卖，有哩也在中国卖，价钱翻倍。全是糊弄人哩。管哩严，回家、请假都要扣钱，你光亮叔去年回来盖房子请俩月假，一年的奖金都没了。有没有危险？啥危险，也没听说，都在那儿干，也没见出啥事儿。你说有粉尘，金属毒，谁证明？小柱到死也没说明是啥原因。你光亮叔也是小柱介绍去的，干了八年，一直在那个厂里，才去的时候，钱少；天数多了，工龄长了，一个月一两千。

你光亮叔大娃儿，就是淹死那个，死了两年，你丽婶也不怀孕，就在别人家抱了这个女子（五奶奶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费事哩很。这等了这些年，大前年，才又生了个双胞胎，高兴是高兴，可咋养？他们俩上班顾不住小孩子，双胞胎中那个男娃儿自己养着，你丽婶儿现在在那儿闲着，专门照顾那个小鳖娃，那个小闺女她姨先养着，估计马上就不给养了，人家自己也要有孙子了。我身边这个女子户口上在她二伯那儿，又给双胞胎上户口，办那个准生证也花了两千块。

这闺女是在青岛要哩（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话：要你个头不要），全是罪孽哩，一点点长大，都是我养的。唉啊，可麻烦死了。把屎把尿的苦就不说，上学更麻烦，咱们村里的小学早就没有了。还在镇上上学，来回接送，原来你桂平姑家住在街上，晌午女娃儿在那儿吃饭。你姑现在出门打工了，只剩下老公公老两口，人家老两口一天两顿饭，咱咋好意思去吃。这九月份开学，晌午也得我接送。街上车来来往往，也不安全，不像原先一样，自己跑回来。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来回六趟，一趟都有二里地。人都够死了[6]，受不了。接送完了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吃完送走，回来还没歇一会儿，就又得去。

现在看着是上学不交学费了，实际事儿也多死了。说是不交学费，学校生着法儿也没少要钱。

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他几个叔给一点。年下[7]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哩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

一年说是不花钱，人情世故不说，春上，俺俩不美[8]花了二百多块钱，身体一般也没事，说不美就不美了。我这个腿，老是麻、凉，六十七了，也不行了（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五奶奶有点受不了烦，嚷了她几句）。

你五爷到这十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做胃镜，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开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清是给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月，就不行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们那个娃儿死。死哩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9]，管不住。死之后你丽婶回来也没找事，在那儿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哩用三角带打，打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

晚饭前，他跟清立的娃儿一块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们、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交代呀，走哩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稞里蹚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儿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摔了不知道几个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旋涡里激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过，肯定是一下子就死了。我一屁股坐在沙里，咋着也起不来。小鳖娃儿，说没就没了。抱着娃的身子，我哭啊，你说可咋办？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从那以后，我就住到河里那个茅草庵里去了，累哩很，心里难受，像空了一块，上不来气儿。我一天到晚地想，要是我早点做饭，他放学回来就能吃上，他就不会去河里了。怨我，非要在地里多干会儿活，结果耽误娃儿吃饭了。他是有些气我呢。小鳖娃儿，活着的时候费手，一天到晚不知道得打他几回，说他几回，不听话哩很；真没了，又想哩不行。那时候还不是怕你丽婶回来吵我，主要是没法给人家交代，孙儿给你了，你养哩啥？人养没了。你光亮叔别看平时打他那娃儿舍得下狠手，可稀罕哩很。

说是挖沙引起的。也是，人们都挖细沙，沙底挖哩很深，到处都是旋涡。这几年死了好多人。说是这样说，你找谁说理去？说了也没人管，谁能证明是人家挖出来的旋涡淹死你哩娃儿？

你光亮叔还想着把小闺女抱回来让我养，我是不行，管不了了。才两周岁。光管这个大女子，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不行。

家里一个个都是不省事。前几天黑娃突然回来了，说是看病。在外面打工，有病了都回来看，在北京，谁能看得起？就是晚上老出汗，小便勤，县里中医院说厉害哩很，是淋病，还得手术。他一听，怕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啥了。后来，到你哥诊所，一看没事，输几瓶水好了。还是找自己人不表[10]你。

五奶奶屋里人来人往，谈话不断被打断，说到孙儿死的时候，五奶奶的神情变得有点飘忽，语气也开始低沉下去，她停顿了下来，似乎又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可还是跑不到，似乎永远也跑不过去。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孙子，比养自己的儿子精心多了，她伶牙俐齿的儿媳妇，该会怎样数落她？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又该怎样伤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伤疤仍然没有结住，唯有在这一点，五奶奶还不能用自嘲来使自己解脱。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婶子过来，说是丽婶儿的姨打来电话，要把光亮的小女儿送过来，人家马上要生孙子了，怕自己儿媳妇不高兴。五奶奶听了，直叹气说：“还是躲不过去，说是不给他养，可眼看他过不去，你能看着不管，好坏自己还能动弹。”

顺着砖厂的路，我往河的方向慢慢走，这也是五奶奶当年往河边奔跑的路。这条路，她永远也走不完，那顿饭，她永远也没能做完，因为，她的孙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再也不能捣蛋了。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首歌谣，我们放学回家，边走边唱：

小板凳歪歪，

我在地里割大麦。

刮个风，

好凉快，

下个雨，

跑回来，

奶奶，奶奶门开开，

外头回来个小乖乖。

梁庄小学

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是一个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晚都站在院子里升降旗。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村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等着，在黎明的微暗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面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茂盛的菜地，正中央的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大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扒门。”

走近去看教学楼，才发现，它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为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里面多是堆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房间里面是一些残破的学生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有一间房屋，却是有一张床，里面还有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有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仔等小家畜，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这应该是兴哥养的。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才发现，学校是整个村庄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里面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选址的时候，也许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经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瘦小，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八十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色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变得阴冷，有点鬼影憧憧的感觉。两岁左右的孙子在门里门外跑着，黑红色的脸，是乡村冬天冻肿了的样子。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知道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文静而又有些害羞地不时望着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有自己的看法，常有惊人之语出来。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一九六七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说明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哩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周岁，七八年我初中毕业，上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九十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个学生。八一年接你嫂子，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个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这些我都记哩清，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大家都不含糊。春上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哩狠，都干哩可得劲，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八十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九二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九二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公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哪个家长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知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哩，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八十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占人口比例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八十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了，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11]，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接送。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小花钱儿[12]也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哩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即使只是一个已经离职许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得表述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村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它是无形的，但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都各奔自己的小日子过去了，挣钱第一，虽然也为孩子的学习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长虽然还希望孩子上学，并且，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家长缺失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以便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并不是他们所想的。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地区的大学，三本，四年，学行政管理专业。每年约有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秀清却找不到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无疾而终。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终于在今年，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入足够多的工作。他们不需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在县城，包括镇上，有许多这样的学习班，家长交一学期的钱，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班效果并不好，我自己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问他问题，他全以“不知道”回答。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时，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些，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在暑假到父母那里玩，就不回来了。

有三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小学读书，没有寄宿，也没有食堂，中午短短两个小时，还得家长接送回村吃饭。如果你在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或下午四五点路过梁庄村，你会发现一道非常奇怪的风景——一群老太太老头骑着三轮车，急匆匆，但却小心翼翼地往镇上小学赶。他们是去接小孩放学。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因为贫穷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小孩儿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一个教初中的表嫂，当年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整天沉浸于打麻将中。她说，那些孩子极少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作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地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还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对未来怎样的希望，对孩子怎样的期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邻村的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厂，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有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发呆。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

[1] 透墒：浇地完全浇透了，用来形容喝酒喝多了。

[2] “村村通”工程是政府出资为各村修建水泥路，县里出一部分资，村民集一部分，省里给一部分，据说要争取实现90%的通达率。这对北方乡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举措。北方村庄内部的路大部分都是土路，狭窄、弯曲，一下雨，到处都是泥泞，人、车（拉车）、牲畜几乎无法行走。

[3] 贵贱：怎么说，无论如何。

[4] 坑：北方村庄里面的水塘。

[5] 啥门儿：没有办法。

[6] 够死了：很烦，烦得不行了。

[7] 年下：春节。

[8] 不美：生病。

[9] 猴头子日脑：非常调皮。

[10] 不表：不骗人。

[11] 够死了：很烦，烦得不得了。

[12] 小花钱儿：零用钱。

梁庄小学

小学生守则下的猪

小学教室里的小兔子

第四章 离乡青年

1991年9月，穰县成立劳务输出开发公司。1993年，市开发公司成立劳务市场，29个乡、镇、办均成立劳务站。1996年12月，市劳务输出开发公司更名为第二职业介绍所。至2000年，共进行岗前和转岗培训1.8万人次，输出城乡行业青年和富余劳动力219.6万人次，创经济效益11.44亿元。

——《穰县县志·大事记》

毅志

毅志是我哥哥。身材微胖，皮肤黝黑，脖子上挂着一个小佛，据说是和嫂子吵架后，为了寻回爱情，专门去山上一个寺庙请的。哥哥高中毕业，曾经是文学青年。在高中时代，有十几个铁哥们，都是浪漫、纯情的文学爱好者，个个都有曲折美丽的爱情故事。暑假来临时，一群哥们经常到各家去玩，也成群结队去找彼此的女朋友。哥哥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也有写情书的爱好，在出门打工时也和现在的嫂子来回通信几十封，虽然嫂子只是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但哥哥总算找到一个情感的抒发地。我到家那天，嫂子正在收拾一大堆废纸，问是什么，嫂子说是哥哥买的，说是要练毛笔字，花一百块钱买了好多废报纸；结果，买来都有半年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嫂子又收拾了两大袋，准备再当废品卖出去。说起这事，嫂子又笑起来：“你哥，还在楼上弄个书房哩，不让我给你说，怕惹你笑。”我们上楼去，果然是一间大书房，专门定制的书柜、书桌、椅子。

哥哥从书房的角落拖出一个大包，说全是以前的日记与信。边讲边翻日记，边笑：“那时间很诗情画意，现在瞅你哥的文笔也还行。”我让他讲讲他的爱情史和打工史。

你说鹃子啊，至少是小学五年级都开始操心了，觉得人家长哩美哩很。我给你说个正经话，我小学那可经常是全乡第一名，初中也不错，高中学习咋恁不好，全是因为这件事，成天想着咋啊咋啊的。上五年级的时候，她们家里订的《解放军文艺》，她爹是高中老师。我去她家，她不在，我就在那儿看《解放军文艺》，我记哩清，天略微有点冷，我正在看呢，时间长了，眼有点看不清，鹃子款款而至，喊一声“毅志”，我抬头一看，觉得简直就是仙女，就回了一声“鹃子”。当时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高二单相思，有一次为了看鹃子，从二楼咕咕噜噜滚下来，自己给自己脸扇扇。后来和她弟弟好，也是不纯洁目的，是为接近他姐。高二快结束时，我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估计有二十几页，偷偷给她，结果，鹃子在上面批了两个字：“迟到”！我伤心欲绝，第二天，就去剃了个光头。意味着要重新开始，结果还是学不进去。后来，鹃子一家随他爸办了农转非，知道不可能，也就不再想了。

第二年，因为家里的事，更是学不进，就寻思着不上学了。秋天的时候，把家里收哩苞谷卖了，卖了一百多块钱。我从城里走，大姐不让去，我就偷偷跑，坐车到西安转到新疆找大伯，想着跑哩远远的，在那儿混一家人算了。一去就后悔了，那儿严寒的天气，我受不了。住有一二十天，大伯也不亲热，情感非常木讷，然后，让大姐寄了二百块钱，又回来了。当时快把大姐给气死了，恨铁不成钢。

八九年十月十五回来，心里想着还去上学，给班主任说的时候，他说，别再说了，你那学习，根本不行，你还是就业吧。日他妈，咱这性格也是孤傲哩不行，就业就就业，于是，便就业了。先是在城里表哥的建筑队里干，一天五块钱，白天干十个小时，在大姐那儿做饭，黑了还喜欢去看个电影，写个日记。建筑队干有四五个月，帮小工，扔砖。第一天上班，往下扔灰桶时，给师傅头上打个血窟窿。那时饭量真大，一块钱六个小蒸馍，一顿都吃完了，根本攒不住钱。当时，有一个少年时代要好的女同学已经考上大学，给我写了封情书，我也没有回，觉得不合适，咱都成农民了，不能害人家。另外，咱对她也确实没有爱情的想法。

三姐说：“你得学个手艺。”那时候，咱们这兴农闲时出去到甘肃陕西一带包沙发做椅子。就背着做沙发的皮子、弹簧，跟着三姐夫去延安宜川县。第一次去的好像是阁楼乡。那里的人们一天吃两顿饭，出力气的人才吃三顿饭。俺们去吃三顿饭。先住在旅社，下去找活。找到活就吃住在主人家里。那时间还在写日记，后来不知道扔哪儿了。刚开始在东阁楼一家干，那家在那片儿也是能人，他妈很好，招待哩好得很。一干开，就十里八乡传开，亲戚邻居都让干。生意还不错。那段时间比较高兴，咱也算还很浪漫，那里有山，也不是特别大，上山跑哩特别快，干完活没事了还跑到山上看景抒情。干有一个多月，三姐夫说：“毅志啊毅志，来一个多月连个木头都锯不齐，还是个高中毕业生，你还能干啥？”这话真伤我心。活干不好吧，后来和人玩摔跤，手指弄坏了，胳膊也弄断了，在旅社又闲住了二十几天，吃闲饭。手上有脓，找个刮胡子刀片，没有麻药，两个人按着，硬是割开，那真是疼哩不得了。一到换药时间，疼哩狠哪。医生那妹子长得好看，姐夫哥说笑：“你去换药还得给那姑娘说话，说哩美了说不定能领回来。”

回来是咋回来哩？当地派出所说俺们干私活，到处撵，在那家住着，半夜起来跑，天都冷了，在山坡上烧柴取暖。就想着回来，料也做得差不多了。那个乡的旅社钱也没结，在那镇上还欠有饭钱，共有两百多块钱吧，都没给人家结。现在想起来，心里还不太美气。

后来，我和爹在城里卖菜，卖凉皮。爹说赶紧结婚，心就静了。大姐也想我赶紧结婚算了。有个叫秀玉的，也相中我这个小伙。我虽然没啥感觉，但人家长哩也还行。第一次见面后，十来天就催着结婚。后来，和秀玉一块儿进城，在路上说笑哩，秀玉说：“就你这个样，还想找个啥样的？”我一气之下，一个人骑快走了。还看不起老子，不成算了。

然后才有春子，这你都知道。到姐家帮忙盖房子，春子那时候也天真无邪的样子，也爱看书，争气要强，长哩又很漂亮。我俩谈得来。

后来上北京打工，为啥去？屋里催着结婚，但是，我们俩都不想结，屋里穷哩很，我跟春子说：“我先去，行了，再接你去。”九一年我先去北京，在朝阳区和平里大街樱花园温泉苗圃干活，后来带班，全盛时期带九个人，才开始去一个月二百六十元，后来涨到三百二十元，自己做饭，烧煤气不要钱。我让春子也到北京，在海淀区干活，从我那儿到她那儿，光单程得俩多钟头。刚开始感情好哩很，后来，她干活那儿有个男孩，他俩好上了，也是热火朝天。我给她说：“春子，我必须得把你带回去。”我当时还抱着一种幻想，想着家里劝劝，还行。那天，我把她带到她家去，也喝了一点酒，没忍住，耍了酒疯。春子妈说：“没结婚你都恶成这样，结婚了该咋样？”

后来，又到北京后，我直直喝了一个月酒，割手腕，自残。与春子当时谈的那个朋友和我又成了朋友，那个小伙还真不错。我跟他说：“我走的时候，吓住她了，你看怎样都行。”对方说：“你们在一块儿都三四年了还这样，说不定将来对我是啥样了。”那个娃长得也不错，个子高高的，浑实实的，也是春子喜欢的类型。现在想来，春子可能也是没见过世面，猛一下到大都市，有点迷，把握不住。说句实话，春子对我伤害真大，没想到她变那么快，毕竟在一起都三四年了。现在见她，还是有点生气。

九四年正月初二坐车，初三回来。那时候心情也坏，没挣住钱，去那几年只往家里寄两千块钱。回来之后，又开始说人[1]。舅们、亲戚们介绍了好多，都是大姐领着见的，走一路批评我一路。说几个不成。正月十二早晨，我去舅家走亲戚，刚到，爹就赶来了，说东娃老婆家那有个闺女好哩很，你回去见见。

到东娃家，搭眼一看，这个女子长哩真清秀，见这么些，就这个女子还真不错。我倒个茶，说，会喝茶不，你嫂子说，茶我还不会喝，对两句[2]，觉得不错。我和你嫂子是在九四年正月十二见哩面（嫂子在旁边笑着插言，一见面就觉得这个娃儿模样太不好了，黑里盔[3]，眼睛恁小，就说话还行，怪文气），也算是一见钟情。我的爱情史到你嫂子这儿算到头了。

九四年三月份又到北京。在北京不是闲嘛，咱们这里在北京倒票的多，咱也跟着人家倒两把票。一般的倒票都是硬插队，“哐哐”一扇，一骂，从气势上震倒对方，加到人家前面，然后，出来，让买票者加三十五十。有一次，插到一个成都市公安局的前面，也不怕，你成都市公安局的，能在这儿执法？我也打过人，与春子分手之后，也有自暴自弃的想法，想着气。到后来发展成啥，假若有十来个人买票，说好帮着买，等人家钱给了之后，卷着钱就走了。北京站每天都很挤，排成长龙，对方根本看不住，挤几个队之后，拿着钱就跑了。但是，我绝对没干过这种事，还是给人家说好，老老实实地排队。后来，被便衣逮着。便衣一看我的身份证，是穰县的，就说你也不是好东西，就把我关进去。那时候咱们县年轻人在北京站贩票很出名，也是臭名远扬。先送到站前派出所，一进去就看见有个娃被指拷拷在楼梯上，脚尖勉强挨着地，那难受样儿就别提了。那时候，站前派出所打人打哩可狠，都是咱亲眼所见。叫蹲在那里，又去抓别人，有人想上厕所，警察拿着橡胶棒，“腾、腾”一人一下子。我进去也是，先用橡胶棒在我身上抡几下子，我说，我真不是倒票哩，一看是穰县被拉进来了。后来没狠打，被关进了一个小屋。一个十来平米大的小屋关有四五十个人，坐不下，都是挤着站着，一进屋就有人说踩住他了，我也恶哩不得了。但是，屋里有老大，就过来把我揍了一顿。有人笑话我，我骂：“日你姐，想死哩。”下午就被送到昌平收容所。一进收容所，就被关得久的小盲流打了一顿。

在昌平关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点名往安阳遣送。武警闲哩没事找这些人取乐，说：“你，过来过来！”说着，就给这个人扇两嘴巴子。我悄悄骂，日你姐，这算没地儿说理了。被听见了，武警问谁，谁说哩，我逞英雄说：“我！”武警说：“过来！”往我头上抡了七八皮带，又狠狠踹我几大脚。叫我站军姿。挺胸，打一嘴巴子，抬头，再打一嘴巴子，再抬头。站有两个小时。打哩我满脸是血。

送到安阳收容遣送站，也是进去就打，号里面的人也相互打。在路上，我们几个老乡商量好，进去先打，不然肯定只能睡马桶旁。在北京站钱已经被警察掏完了，到安阳收容站后，我们四个进去就打，把里面的人身上净净，掏东西。把他们撵到马桶边，我们在门边。

第二天，安阳收容站宣布，有钱的话，可以赎人，没钱就到砖瓦厂干活。我们被拉到安阳市区东边砖瓦厂干活，实际上是安阳收容站把我们卖到砖瓦厂，一人一百块钱，就不管了。我一看，妈呀，这地方可不敢久待，会要人命的。灰大哩很，砖厂上面那片天都是灰颜色的，有几个人拿着棍子，盯着干活的人，谁走得慢了，上去就打。那住的地方，只是几个石棉瓦棚，不累死也会冻死。俺们几个就操心着逃跑，早晨吃完饭，下午就开始干活，在一个深土坑里挖土，一边很高，另一边有人看着。中间叫喝茶，我也伪装积极，去拎茶。说哩好好的，一块跑哩，那两人先跑了。看管把俺们剩下的这两人用锨、棍子狠狠地打了一顿。这看俺们更严了。睡觉是咋睡？你睡觉时把你衣服一脱，就剩下个裤头，然后看管抱着衣服睡到另一边。我半夜别小窗户上的钢筋，但是没别开。第二早起，天刚闪亮，看我们的人把衣服一扔，让大家穿。我夜里已经偷了件衣服，也不知是谁的，穿哩好好地躺在被窝里。他把门一开，去开另一个门，我顺着门就跑。灶上有人看见，喊“有人跑了，有人跑了”。我拎着火铁棍子，想着有人追上，非打死他不可。

路上叫当地人拦着，我给人们作揖，说大哥们，我在这儿已经干半年了，实在受不了，不跑就得死。那片人早已看不惯这砖瓦厂的黑心劲儿，就说，赶快跑赶快跑。追我的人看追不上，就不追了。我跑哩鞋都烂了，心里清是[4]害怕，那逮住可不得了。跑到一个村里，有一个公交车，身上没一分钱，到火车站一块钱，我说身上没钱，刚从砖瓦厂跑出来，啥也没有。人们一听，是从砖瓦厂出来的，都特别同情我，就没要钱。后来，那个砖瓦厂出事了，把人打死在里面，被曝光后，安阳收容站差点都被取缔了。那些人真是坏透了，没一点良心。

到车站，又混上火车，那时候混票有一手，出北京就碰到哥们，到酒仙桥郭婶们那儿，吃哩很香，倒头就睡。结果吃太多了，第二天还拉肚子。后来想着还觉得有意思，但当时真是害怕，逮住了打死你都有可能，因为根本没人知道。

九四年年初与你嫂子见面，又在北京干到十月份。就回来了，一方面干够了，另一方面也想结婚，那年已经二十四了。打工一直没挣来钱，回来还向别人借两百块钱做路费。

回来就张罗着结婚。开始在卫校学医。不再出门了。日记也不写了。

这些日记你都拿去，看哪些能用上。这也是一个农村文学青年的命运。可别笑话你哥的文笔。

附毅志日记几则：

1994-3-10（农历正月二十九），阴

岁月淹流。

朱颜渐逝，象征着衰老的皱纹越来越多地爬上自己的额头，在无声无息中度过了自己的二十四岁生日，生命的年轮，已经转两个圆圈。

一九九四。

我的本命年！

一双无神的眼，一颗疲惫的心，一个毫无成就的人。

李仙家云：人生如梦。从无知到有知，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再到社会，一切都恍若昨天，而昨天的许多事，却又有恍若云烟的感觉。

命是什么？

命是无奈，命是机遇，命是缘分，命是聪明人不得不糊涂时的最好托辞，命是自我解嘲。

命即是无。

1994-3-15，冷晴

婚姻问题

题记：公元一九九四年农历正月十二日，风和日丽，毅志、青冬一行赴邻县张庄，见豆豆，旋于正月二十四订终身，毅志欣喜不已，作文以记之。

浮生若梦。

大年初一晚买火车票，初二下午二时坐车，初三下午四时至家中，一身的风尘，一脸的憔悴！

一个游子归家了。

不仅仅是因为身心的疲惫。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苍老，感觉到了凄凉，感觉到了自己的无奈，感觉到了时光的无情，感觉到了自己的二十四周岁。

好像一夜之间他的青春、他的朝气都没有了。

初六日晨，父早起赴城，和大姐共商我事。初八、初九、初十直到十二，我便相亲，相亲，相亲，直相得我花容失色，信心俱失，越发觉得自己的苍白。

至十二日晨，我还没有起床，正盘算着何时起程，被老父一顿责骂，心中颇觉失意。

孰料十二那天天气出奇的好。一切都出奇的顺利。而所见的白姓姑娘出奇的美丽。

在寂寞和焦灼中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十七日，我再赴张庄，一切皆定。二十日，白老先生来，二十四日，豆豆和其姨妈来，于是便订婚。

人生本无定数。缘分。

1994-4-11 阴

北京欢迎你？

新年的钟声余音绕耳，除夕的温馨尚未散尽，四邻八乡的青年们便打起背包，偕朋带友。北上的北上，南下的南下，一时间各大火车站人涌如潮，火车超负荷运载。每每晚点而滞留在火车站等车的人们毫无减少的趋势，犹如淘沙一样，永远没有完结。

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和着沁人的春意扑你而来，使你感到我们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好客，那样的欢迎你！

2月13日到京，14日和红党在一饭馆小饮，颇多迷离。孰料上午的一时疏忽，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

昌平收容所距北京约有四五十里的路程。面积约有一万多平方米，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给这个乳白色的建筑群平添了几丝不协调的威严。而收容所中间男号与女号之间的高高的岗楼，一种威压不由自主地从你的内心涌起，使你连出气儿都有点儿不是假装的小心翼翼。

一路公安押送，煞是庄重。一进收容所的二门，一个小盲流劈胸给我一脚，正好踹在肝部，毫无防备的我疼得龇牙咧嘴，几乎气都上不来，我毫不思索地怒骂：“我操你妈，你想死呀！”那小盲流作势又要打，看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便又骂了一句，接着就搜身，搜完身以后便如赶鸭子一样，放之于院内。

收容所共有两层楼，上层关的是一些上访告状的，或凶神恶煞的。下面一层关的是盲流及票贩子，以盲流居多。另有老弱病残的，专门安排在东头和西边的两个号子。吃饭的时候，病人优待，可以吃上白馒头或稀面条，而大多数盲流们便是排队吃饭。开饭的时候几个盲流提着棍子维持秩序。用的是坑坑洼洼的小铝盆，一拨人吃完以后，由几个专管收盆子的小盲流捡过去，涮也不涮，让下一拨人接着吃。拿到铝盆的人，用力一甩将铝盒上面的剩菜甩掉，然后再去打菜。如此这般，直到三四百号人全吃完，打菜和分窝窝头的哑巴一摇三晃地推着饭车走了。于是，这顿饭也算是吃罢了。

中午十点多吃顿饭，既是早餐，又是午饭，下午四点多再吃一顿，一天也就算过去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几个值班的盲流拿着棍子将一群群人赶到号子内，一个挨一个紧侧着身子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既没有被子，甚至铺点儿稻草也没有，满屋子塞得满满的，盲流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躺下去。不一会儿，便一个个都打起了鼾声，尽管天寒地冷，尽管嘴边啃着别人的脚丫子。

1994-4-14，星期四，晴

昏睡了两天，才从逃跑的惊慌中摆脱。

中午到小张那儿去。听小张说后面的土城公园在拍电影，遂同去。只见公园的西侧一群男男女女正在忙活，一个摄影机正高高地抬着镜头。走近一看，竟然有京城笑星梁天。小个，小鼻子，小眼睛，小四方脸，说话慢声细语，站在人群中，一副极其平常的模样。可一到拍戏的时候，这梁天却一副不平常的模样。

目不转睛地看着梁天的一举一动，心中有个念头，应该拿个本子让梁天签个名字，也好过一会儿影迷的瘾！可看看自己的打扮，实在是没有这个勇气。只有深藏于心头。

1994-4-15，星期五，晴

昨天看欧阳山的《三家巷》。今天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欧阳的《三家巷》明显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子，特别是周炳及陈文婷以及周金的形象，而对周炳的描绘又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无意间看到一本浩然的《金光大道》，很乐观，但是，现在呢？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饿受穷；出门，被人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乡村青年走进一个死胡同了。

贤亮君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受病态心理支配而写出的一部作品，描写了一个病态的社会。这本书曾经因为对性的描写而引起非议。和贾平凹君的《废都》比起来，只能是小巫中的小巫了。

1994-4-17，星期日，睛

却上心头，无计。

如置身于一个真空的袋子内，与世隔绝。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和自己素不相识。在这个城市里，我简直像一个蚂蚁，没有人关注，被随意践踏、蔑视。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你还有亲人，还是一个有着爱情、思念，有着悲欢离合的人！

——这就是我的感受，一个离家别乡的打工者的感受。

明明有亲人，有朋友，有爱人，明明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却感觉是千里之遥，不仅仅是距离的遥远。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过这种“非人”的生活。

菊秀

听说我从北京回来，在襄樊生活的菊秀，兴奋得直叫，当天下午就带着儿子回来了。菊秀，我少年时代的三个好朋友之一。另外一个好朋友是霞子，我俩一同考上师范，她现在在镇上小学教书。我们三个大人、三个小孩，都窝在霞子家，在地上打了个通铺。

菊秀家八十年代后期就离开了梁庄。他哥上完初中之后，到湖北襄樊的河南棚区讨生活，慢慢扎下根，把菊秀的父母、弟妹都接过去。只有菊秀死活不走，那时，我们正在读初中，菊秀不想做生意，不想打工，想考学，想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就一个人在家里住。于是，菊秀的家成了我们的聚会地。我们在她家写作业、聊天、写日记、闹别扭，说各种傻话。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各自写文，然后，拿出来互相阅读；我们在河里洗澡、散步，怀着少女柔软的心去欣赏那沙滩、河水、草地。到了初三，冬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又去找校长，希望校长把学校的一个废旧仓库腾出来让我们住。还真的成功了，菊秀那个时候发挥了她的执着性格，校长不答应就不走。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床上，为争我这个小火炉，她和霞子还闹起了别扭。那时候，我可是她们最宠最爱的人。

在我和霞子都考上师范之后，菊秀又上了两个初三，还是没有考上。在这期间，菊秀的父母一直催着她到襄樊那边，因为做生意缺人手，而菊秀的学习，似乎并没有希望考上什么学校。

我就是想过你这种生活，可就是过不成。我也常常反省自己，我的不成功多少与我性格有关。我要是没恁傻，没恁单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俩考上师范，我又上了两回初三，还是没考上，那几年艰难，我妈她们摆小摊供我，我不服气，我就想考上学，结果，还是不行。你知道家里有多怨我。下学之后，就到父母生活的地方。开始跟父母一起摆摊，非常不适应，总觉得还得有点理想。别的没啥学头，就开始学裁缝，想着将来当设计师，开大的服装店，也算是高雅的职业。

我给我妈说好，学上一年裁缝，不行就老老实实回来摆摊当小贩。我做学徒的那家裁缝店很远，每天来回要跑十来里地。师傅不断地给我们派活，做好多活，光做裤子，每天都要做二十条，我们两个徒弟比着做。最早回来夜里十二点，一般都是一点钟。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每天上那个大坡，是最难的。车子推不上去，推着推着睡着了，好多次都是如此，然后一惊过来了，咋还没到家，你想那有多困啊。日复一日，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如此。有一天，就是走上坡的时候，不能骑，必须走，有个流氓过来捂我的嘴，我拼命拿脚蹬他，可能是蹬住他那部位了，他才松手逃跑。从那以后，我就想假若有个男孩，天天接送我，我一定嫁给他。那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

学了一年以后，师傅总是有所保留，我就偷偷学。另外一个姑娘学了一年半还没学会。我自己偷偷看，回家剪了两条裤子，还不错，也算出师了。就想着出来开门面店，一两百块钱都是东拼西凑，又跟我妈、我哥求情，让他们支援。我妈也没办法，其实那时我哥他们在开汤锅，屠宰场也已经能赚钱了，他们想让我也干。我说啥也不干，那种生活太庸俗，跟我心中的理想不一致。

我哥后来给了我六百块钱。拿着六百块钱我心里沉甸甸的。拿着钱买了缝纫机和边机。就去进布匹，边加工边进货。我先给亲戚们做，中间也有做错衣服的，有客户去吵，但那时候都特别耐心，给人家解释。1990年学，1992年开始自己做，1992年和1993年是最艰难的时候。家里看不赚钱，也不支持。没有本钱，我去贷款，认识一个女子，说是帮助贷款，后来又不借了。我特别苦恼，一个人喝了半斤酒，心里非常难受，想着啥时间能出来。我这一辈子就喝了一次醉酒，觉得很无奈很无助。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都没有愿意。那时候只要有五千块钱，就可以另有一番天地，但就是没钱。

后来就碰到了老三，我家那口子。这是错中加错。咱们这号人，喜欢浪漫，老三那时候年轻，白白净净，也喜欢吹个笛子，看个书什么的，看着特别文气，我就很喜欢，开始和他谈恋爱。那时候还在做衣服，每天忙到半夜，但真是很开心。还每天早晨坚持锻炼，到坝上高歌。为这，我妈老是骂我。裁缝店一直没有扩展起来，再辛苦也挣不了多少钱。

襄樊橘子多，后来就跟着一些老乡进橘子，从当地联系，然后往全国各地拉，主要往开封、河北等地。那也是相当辛苦的。买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容易把坏东西弄进去，去卖的时候一定要好东西，价格一直提不高。在这过程中，也很辛苦，再加上路上的辛苦，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把胃都饿坏了。但也没赚多少钱，有时候一车还赔两三万元。拉了两三年橘子，也没赚多少钱。

从那时候开始对老三不满意，没有一点创业精神，不愿受苦，有事喊都喊不到前面来，死不出头，我哥他们给他安排个活也干不好。我俩总吵架，我哥就说我，这可是当初你选的，会拉会唱，会耍花枪，就是不会干活。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老三就是不会和人抢，拉不下个脸，我也是一样，所以挣不来钱。可总得生活呀。

2000年左右，跟我哥一块到河北做砖厂，帮着找工人，在车站上用自己的方式打动人让他跟着我走，要懂点心理，在几分钟内把对方说动，也是很不容易。在石家庄租一间小房子，每天必须出去，有时候刮好大风，还出去，在候车室、火车站出站口等。

我是想着帮助这些人，我们介绍的地方都是听说是好厂、能发下来工资才送的，但也挡不住厂家的坏。这中间非常艰难。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看那些打工的人，然后说动他们，云贵川的人比较多些。一切的开支都要从这些中介费中来，所以不可能不收费。中间公安局也抓我们，到处躲，还和其他中介争客源，打得头破血流，真不知道那日子是咋过来的。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我竭力追求好生活，最后咋成这样了？看一些报道，说民工在砖厂干活不给钱，还有被逼死的，我就很难受，好像那些人都是我送去的，是我把他们送到了火坑。

走路连头都抬不起来。

这样做了三四年，我总想着这种生活不是长久之法。认识一个女的，就又开始做服装生意。我们2005年开始，也该倒霉，刚好服装生意开始走下坡路，我把石家庄赚的钱又投了进去，没有足够的客户，生意做得不是很成功。就又不干了。

回到襄樊。我哥的生意做起来了，需要人，就让老三跟着他跑运输。你看，到最后，还得依靠我哥。

目前我家的情况是，还剩一个橘园，值四五万，别人欠的有三四万，就剩这么多。我开个茶馆，其实就是麻将馆，我每天烧茶不说，人凑不够手的时候，还要陪着打，还要垫钱，我现在也是老手了，一天不打都有点手痒。赚钱也难，打麻将的人都是熟人、亲戚，当时先不给，挣钱时再给你。也有最后不给你的。

现在想想，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不是想保持这点理想，我能过得这么差？我能嫁给老三这样的窝囊废？要是嫁给我哥那样的人就好了。现在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哥，当初觉得我哥太粗暴，没文化，现在看，还是人家干起来了，不嫌脏不嫌累，啥事都敢担当。老三可不粗暴，没一点本事。但是，说到底，老三人也不错，比较平凡，属于保守形式，应该是上班那种类型，不敢冒险。我们俩之间的矛盾就是思想不对路，原来谈恋爱的时候还经常谈心，谈理想，现在，还谈啥，说不上三句话，就开始吵架。他也不沟通，我也觉得与他说话就好像对牛弹琴。

开裁缝店的时候还有理想，再苦再难，都觉得能坚持下去，活得也充实，总觉得快乐。现在生活再富足，也不快乐。也有点自卑，毕竟你们还是实现了自己。我自己呢？啥也没有，日子过得也不好。

我晚上做梦，还经常梦到咱们上学那时候，考试，题不会做，紧张得要死，但是，心里还是高兴哩不得了，因为又回到学校，又上学了。醒了之后，特别难过。还有那个乡间小路，咱们三个人，坐在夕阳下、小河边，散步，发呆。这梦都做了无数次，也不知道是恋旧，还是怎么回事。这两天和你们在一起玩，感觉又回到少年时代，心里特别特别高兴，很单纯，有很多感触，特别是又回到咱们学校，我对学校有浓重的感情。如果我考上学，最起码精神上比较充实。

我现在的真正想法是把孩子教育成才，也算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感觉孩子也是朽木一个。他的性格又是受他爸爸的影响，比较压抑。他爸就是打他。再一个我们的环境也不好，家就是茶馆、牌场，也受影响。

我打算买个房子。房子一定得弄，孩子需要个地方，原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房子弄起来，明年到我们家去玩去。

唉，有时候真觉得前途茫然，觉得没有目标，但是我一定要找到目标。我的理想生活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像你现在的生活，就是比较让人满意的生活。

说到帮砖厂拉人那一段生活，菊秀的脸通红，泪都要出来了。她为这段生活而羞愧，这也是她干不下去的原因。

从某一层面看，确实是“理想”害了她，如果她和她的兄弟一样，只上到小学；如果她没有保持着那可笑的理想和尊严；如果她能够舍下这些，放下身段，去和哥哥妹妹们一样去拼抢，去找一个能在社会上闯荡的男朋友的话，那么，她今天的生活也不至于这样艰难。可是，难道说保持这样一种情怀就有错吗？是什么使菊秀好像在过一种错位的生活？母亲的蔑视、哥哥的嘲笑，并不是没有道理，她太不务实，尤其是在异乡异地，这样一种虚幻情感使她的一切选择都显得不切实际。

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从言谈举止之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菊秀的自卑，她的易怒，她的辩解。在扫过我的刹那眼神中，我看到了饱受屈辱生活的菊秀的苦痛。我无能为力。相比菊秀而言，我的生活多么顺利，甚至有些苍白无力。我求学，求学，最后，获得一份工作，过着安稳的生活，我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写作，思考，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而这些，正是菊秀向往的，她在少年时代就确定下来的理想。可是，当生活把她抛到另外一个轨道上时，她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知道菊秀还隐瞒了其他更为复杂的、黑暗的经历，但是，就我们三个而言，还是菊秀保持着某种单纯的品性。她对人事、对许多关系似乎还不是很明白，有某种明显的幼稚在里面。在听她讲述的过程中，我和霞子那不时交换的眼光，那洞透的、怜悯的神情，是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菊秀，她的心灵还停留在十八岁，那个充满理想，然而又幼稚，总是把事情搞砸的少女。

我们在霞子家住了三天。那几天一直是晚上下雨，白天放晴。清晨起来，空气凉爽、湿润，清新怡人，我们带着一群孩子，到河坡里散步，仿佛重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沿着河里纵横的小路，一直走到村庄的后面，从墓园那里上去。看到母亲的坟，我挥了挥手，说：“妈，我走了。再见啊。”心中有种奇怪的温暖与感动，涌在胸口，要溢出来，就好像母亲还活着，我只是平常出门，给她道别一样。要是每天都这样多好。要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该多好。

我们重新走上当年默望夕阳的田间小路，重又回到村庄，去寻找昔日的踪迹。菊秀还是那个天真烂漫的菊秀，非常雀跃。但是，一和她十二岁的儿子说话，她就变得哆嗦、急躁、伤感，可以看出，菊秀是把未完成的理想寄托到他儿子身上了，但是，儿子却又恰恰对学习不感兴趣。碰到韩家的人，霞子一个个给我俩介绍，都只是似曾相识。又沿着上学的老路走了一遍，却似乎没有多少感觉。最后，所有人都催着找一个饭店，赶紧打开空调。在饭店坐下后，一班人说说笑笑，而那条路，依然被遗忘了。这是它必然的命运，就像菊秀。

春梅

2008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的热。正是中午时分，和哥哥闲聊了一会儿，我到楼上房间去整理这些天的录音。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耗时长，且效果不佳。有时候，是好多人在场，他们的声音很大，把主采访人的声音完全压了下去。而且，没有一次是按照事先规划好的主题进行的。但也饶有趣味，总有新的、意想不到的东西被发掘出来。

嫂子忽然跑上来说：“快下来看看，春梅服毒了。”然后，又旋风一样跑了下去。

我摘下耳机，听到哥哥的前院已经一片嘈杂声，有哭声，也有人在大声叫着：“春梅，春梅，你醒醒，醒醒！”我赶紧下去，看到哥哥正拿着工具，往躺在架子车上的女人嘴巴里灌东西。这应该是在灌肠了。

春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表情非常痛苦，在拍打声中，眼皮不时地翻动几下，好像在回应着大家。一番抢救过后，春梅似乎清醒了一点，她睁开眼睛，四处搜寻，蓦地紧紧抓着了婆婆的手，嘶哑着嗓子说：“我不想死，我想活，我不想死呀，你救活我，我一定好好哩。”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又昏迷了过去，这中间她一直抓着婆婆的手，仿佛在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在短暂的清醒时刻，她还用含混的声音挣扎着吐出字眼：“要是这次好了，我给你做双鞋。”

一个小时后，春梅腿脚抽搐几下，一动不动了。哥哥查了查脉搏，摇摇头说，不行了。

我默默地退了出来。在随后的几天，寂静的梁庄村忽然变得热闹而嘈杂。村子东头，春梅家，第一次成为村庄的中心，人们围在门边，或站在坑塘旁，议论着这件事。梁家几个长辈聚在堂叔家里，商量好久，最后派出一个有些威望的中年人去通报春梅的娘家，还要商量下葬的事情，因为春梅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来回得两三天时间，而夏天高温，尸体难以存放。春梅娘家爹妈、哥及本家来了二十几口，哭着，骂着，拿着棍子、锄头、锨把，把春梅屋里和她婆婆屋里的锅碗瓢盆都摔碎了，又上去撕扯堂叔与堂婶。他们不让下丧，一定要等着春梅丈夫回来，给个说法。于是，又派人去叫堂哥。我的这位堂哥，小名叫根儿，初中毕业，是村里少有的在煤矿挖煤的打工者，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留矿区电话，每到农忙、春节，自己就回来了。当事情出来后，大家才突然发现根本无法联系到他，又赶紧派一个同门的年轻人坐火车去找堂哥。在春梅娘家哥的“押送”下，堂叔去买来最好的棺材，又买来大量冰块，放在棺材四周，以压除日渐浓重的臭味。

春梅，个子高高的，属于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圆脸上的大眼睛总是流露着好奇和警惕的目光。她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太要强，又不会来事儿，和村里大部分妇女都有过矛盾，平时路上见了，还要彼此挖上几眼。春梅死了，对她们的震动最大，一群群地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奇怪的是，当我想过去插一两句话的时候，她们马上停住了议论，警惕地看着我，并迅速转移了话题，那暧昧的神情似乎昭示着这里面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些年轻的媳妇们，和我并不熟，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来这个村庄。后来，听哥说，春梅与一个堂嫂走得比较近，也是春梅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在哥哥的引见下，我和那个堂嫂，一个颇有些见解与现代意味的高中毕业生，进行了一番交谈，也大致了解了春梅自杀的缘由。

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几天，我心里不美哩很，可难受，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

春梅和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按说春梅也可以去，可是她晕车，坐到县城都吐哩死去活来，她说啥也不出门，不敢坐火车，后来，生下她那小闺女，也就不想着出门了。别看春梅脾气暴，跟她婆子妈[5]、跟村里人经常吵架，她和根儿的感情可好着呢，没见过他们吵架。根儿回来了，经常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闺女，后面坐着春梅，去镇上赶集，回春梅娘家走亲戚。有时候把闺女留给婆子妈，两人到城里去玩，也是骑自行车，你带我，我带你，亲哩很。

春梅虽说知识少，有点笨，可是人真叫个勤快、干净，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就两间小房子，收拾得可干净，床上、桌上，连个灰粒儿都没有。下地干活，舍得出力气，家里养有鸡、鸭、猪，有段时间还养兔子，忙哩不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盖像焕嫂子家那样的大房子，不和婆子妈憋在一个院里。

事儿出在今年春上。春节的时候，根儿没回来，在那边给村里老支书打个电话，说矿上需要有人看矿，一天双工资，他就不回来了。春梅也没跟上接电话，心里就一直生着暗气。你不知道，根儿上次回来是去年春节的时候，中间割麦也没回来，这再不回来，到夏天割麦子就是一年半没回来了。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里打闺女，骂牲口，不给人好脸子。有时，关着门，大半天不出来。在农村，哪有大白天关着门的习惯？婆子妈看不惯，说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春梅也不省心，说她婆子妈：“你可不想男人，天天晚上出去跑。”把她婆子气得直噎气。实际上，她婆子妈是信主，也是跑哩不落家。你说，大过年的，别人都团聚，小两口一块儿走亲戚，她就剩自己，也怪可怜的。

过完年，春梅来我这儿玩，说起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扭扭捏捏，啥也不说，后来说开了，一连声地骂根儿，我听出来了，她是想根儿想哩很。我就给春梅出主意，给根儿写封信，说自己生病了，要他赶紧回来。春梅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说写啥信哩，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信。根儿上到初三，还能写字看报，春梅是几乎不识字的，咋写呀。我说，你不会写，我替你写。咱好坏是个高中生，也是好浪漫，你哥在南方当海员，我们俩经常写信，还相互寄照片，感觉挺好的。每次来信，心里美哩不得了，再累也高兴。春梅知道我们经常通信，早就羡慕。最后她答应了。我就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给春梅念念，她听了，还只骂我，说谁想他了？但也不说让我再改，我就把信写好、封好，把地址写好，春梅拿到镇上邮局寄走了。

这下可坏事儿了，从寄出去第二天，春梅就开始天天等信，在村口等，有时还到邮局等，一看见邮递员来，就前后跟着，怕别人看出来，还非得拉上我。我告诉她，信来回走得二十多天，她不听，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信。我就想着，是不是信寄错地址了？按说不会啊，是按根儿寄钱回来的地址寄的。春梅有事没事就往我这儿跑，来了就问，咋回事，咋回事？我说，干脆，再写封信，上次有可能投错了。就又写了一封信，我还让春梅拿张相片夹进信里，让根儿见信回来。现在想想，我有点太急了，那时候应该先劝劝春梅，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把春梅领到死胡同里了。

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天，根儿还是没回信，更别说人了。春梅也不来问我了，我去看她，她也懒得理我，成天坐在家里，关着门，辣椒也不摘了，地也不拾掇了，婆子说她几句，她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句不饶。我心里着急啊，就偷偷又给根儿写封信，还找老支书，让他查根儿打过来的电话记录，老支书的电话就没有来电显示。我上网去找，根本找不到根儿打工的那家矿。你说这咋办？

我和春梅去镇上赶集，原来上街，每一次春梅不是在卖衣服的地方跟人家吵，就是在卖鞋、卖苹果的地方吵，热闹哩很，现在倒好，人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见啥买啥，温顺哩很。我看她的脸，红得不像样子，摸她的手，潮热得很。有一段时间，忽然又狂躁哩不行，见人都吵，把她老公公、婆子妈、闺女吵哩门都摸不着，都不知道是为啥哩。

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两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我也气哩不行，谁问我了，我都给呛回去。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是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要说，这还没事，说句难听的，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都过去了。可是，前几个月咱邻村王营出一个事儿，春梅又上住心了。王营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为啥哩？她丈夫回来，两人好哩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走有月把天气，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医生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要说这和春梅啥关系？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不是，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我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地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后来，春梅也不提去找根儿的事儿，有事没事到王营去转悠，打听那个男的在哪儿打工，女的啥样子，咋染上这病的。回来还问我，是不是一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男的就会得病？一惊一乍的，问得我心里也难受哩很。你想，你哥也在外面呢，当海员的，到哪一个地方不靠岸，哪一个岸边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先前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挣个钱多不容易，谁有那闲钱去干那事？可是也架不住那么多人去呀。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跟婆子大吵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三天之后，派去的人和根儿哥一起回来，春梅的娘家又来闹一番，娘家哥在冲动之下，上去打了根儿哥几巴掌，根儿哥直挺挺地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甚至连泪都没流，好像麻木了一样。或者，他始终处于诧异之中，他似乎不明白，他的老婆，春梅，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怎么会去自杀呢？我没有走过去，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念春梅吗？不想念她那年轻的、仍然圆润的身体？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乡村人来说，没什么事儿，不年不节，又不是春忙秋种，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而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更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性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中国有几亿这样的流动大军，如果要考虑这些“小”问题，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改革开放后，“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被消磨殆尽的生命并没有纳入考虑范围。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的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他们的收入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临时小家庭，它们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并且往往能够成功；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

“性”问题的被忽略，显示出社会对农民的深层歧视。我们的政府、媒体，包括知识分子，在探讨农民工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仿佛如果待遇好些，他们的性问题就可以自觉忽略不计。可是为什么？难道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了，就埋在没有撒到肥料的那块地上，她最终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哥到坟上给春梅放了鞭炮、烧了纸，又出去打工了。

义哥

义哥姓袁，四十岁左右，在梁庄是独姓。十七岁辍学后，全家离开村庄，到南方码头上讨生活。和当地人争地盘，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终于在码头站住了脚，开海鲜批发，办公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时间，成为那一块儿的风云人物。

也许是从哥哥那儿听说我在家做这样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回来给我讲他的故事。那天，一辆大众车呼啸着停在了哥哥家门前，后面卷着一长串灰尘。然后，义哥带着母亲、儿子下了车。义哥脸庞油光泛亮，带着闪亮的、粗粗的金项链，穿着一个白背心，块块肌肉从背心里鼓出来，使得个子不高、微胖的义哥显得非常有霸气。他说话声音非常豪爽，但是，一说到陈年往事，马上变得充满感情，有几次眼泪都掉了出来。义哥母亲，比起二十年前在村庄的时候仿佛还年轻了些，皮肤细白红润，一看就是过上了好日子的老人。儿子只有八九岁的样子，义哥说带他接受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不知道啥叫艰难，不知道他爹受过啥罪，吃过啥苦才混到今天”。义哥是从另外一个县赶来的，他正在那儿谈一个铝矿开发的大项目。说了三个小时，又带着儿子、母亲匆匆赶回去。有朋友在等着他谈事情。他对自己赚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未来的官商生涯更是信心百倍。

我这一生，真是艰辛。要说得说上几天，能写一本书。

在咱村里的时候，真是饭都吃不上。我爸我妈房子盖起来，欠了一屁股外债。听说赶羊、卖鞋底能赚钱，想出去卖鞋底，那时候队里还不让卖，我妈就给队长下跪，也不行。后来养个羊，小偷从墙上剜个洞把羊偷走。你说背时不背时。

有一个事儿能说明那时候穷成啥样：爹妈出去卖鞋底，给家里留了二十七封挂面，不是现在超市卖的一斤装，是农村自己切的那种短的，最多半斤。玉米面啥都没有。我们姊妹几个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天，姊妹四个放学分工，拾柴的拾柴，烧火的烧火，每天，都是稀汤面条，放些野菜、红薯叶子啥的，就这，到最后咋节省也没有了。我就出去借粮食，村里都借遍了。那时候都穷啊，谁敢借给你这群没爹娘的娃儿。等爹妈回来的时候，姊妹几个都快饿断气了。

由于在村里属于单姓，地位比较低，又在你们梁家这片儿住，老是受梁家欺负。为宅基地产生矛盾，万明们找事，打闹到门口。我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铁镐，不要命似的，打倒他们一大片。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梁万明是我老师，他说：“义娃儿，你为啥打我？”我说：“你们欺人太甚，欺门霸户。”

后来，爹妈从湖南回来，过了不多久，不小心把房子烧了，苞米都烧煳了，家里的铺盖啥的都被烧了。我爹围着房子转，我们全家坐在地上哭啊，可真是哭天无路。最后借住在队里的一间炕烟房里。

十七岁全家到阳县。我妈从外婆家借一百多块钱，在阳县买了个磨机，打豆腐。爹妈在家做，我在阳县家属区到处卖。一年冬天，下大雪，南方下雪少哩很，我还得出去卖豆腐，上坡太滑，自行车倒了，豆腐全部散了。我坐在那儿哭，都不想活了。后来，想把事业扩展，阳县是苹果之乡，贩苹果比较赚钱。我联系了一个客户，一船苹果赚几千块，给我分了几百块，我高兴得不得了，正经是赚了第一桶金。但是，别人把我灌醉，把钱掏走，我放声大哭。这是他们设好的局，骗我的。后来，在船上贩鱼，受人欺负。被人打，要我下跪，我不下跪，打死也不跪。从那以后，我也硬起来，出来混，不能软；一软，当地人就把你收拾掉。后来开始结识阳县的各路大哥，人家也认为咱有豪气，没有看不起咱。人们都说河南娃儿咋了咋了，其实也是被迫无奈，才站起来，打造一片天。我在那儿，慢慢认识了咱们这儿的人，通过了解、沟通，找共同类型的人，讲义气的，结成一个联盟。

后来，在码头卖鲜鱼、鲜海产品，搞大批发，这是赚钱的买卖，没有霸气绝对不行。在这期间，打架拼人命的事情很多。有一个姓郑的，我们结下了梁子。一个人给郑家送鱼，被我拉走了。这个人听说我收得贵一些，就卖给我了。郑家不愿意，拿着刀，去砍那个人。我拿着刀就砍，当时弟兄俩就见血了。他们架着我，我从背后砍，妹夫直接用木棒打，把人家打成脑震荡。最后，他们放出话来，说见到我、见到我弟就劈，当时弟弟才十八九岁，我到阳县六七年的样子。最后，我们就拿着刀子拼命，结果是都付出同等的代价。还是用钱把官方摆平了，这事儿才算完。但当时没有法律意识，派出所的人劝我，我说他们欺人太甚，最后才知道是防卫过当。

有一个阳县人和我同行，本乡本土，是城关镇一个地痞，很厉害，在当地，是一声令下就可以怎么样的人。他伙同郑家，想叫我们一家滚出阳县。后来，找我的朋友李老二去谈判。我称李小二“小哑巴”，也是有名气的人。要求双方互相低个头，他们不听。我朋友也没面子。当时真的是背水一战，要么卷着被窝回河南，要么在阳县站稳脚跟。我们在李老二家里设一个指挥中心，我们三个是指挥，我弟是第一干将，共几十人。那年二十六号，我弟把老郑和那一伙人从三楼砍到一楼，共砍倒八个。弟弟也因此坐了牢。

几次火并后，结果是，我用钱打点轻描淡写处理了。因为没有法律意识，我妹夫付出了沉重代价，坐了八个月的牢。我花了几万，坐了两个半月。我弟弟坐了八年。当时这件事轰动了阳县，也奠定了我在那一片的地位。我现在在阳县，无论什么事，只要我到位，都会买我三分账。

我一直做鲜鱼批发。生意开始红火的时候，一年能挣二十多万，我自己赚七八万就中了，其他都给了好朋好友。有肉大家一块吃，必须得讲义气，人家才给你拼命。这几年，国家形势变了，定点收购、批发，我们的海鲜批发每年收入才六七万，大大超出我的支出。没办法，才出去办厂。走三年麦城，没赚住啥钱。然后回阳县炼油，又被朋友骗，把钱卷走了。这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总是在走麦城。九几年手里就有一百多万，后来都赔得差不多了。

后来又回阳县开茶馆，做偏门，设赌局，相当于地下赌场。三人合作开茶馆，赚有几百万。开茶馆的过程中，开始操作现在这个铝矿厂。七个人合作，每个人打进去几十万，找一个专业厂长。但是，厂长不会运作，赔有一些。后来，七个人不团结，为了争这个矿，差点就要动枪。我拿着现金把钱分给他们，把矿争了过来。现在矿山，我是法人代表。已经投资一千二百万，最后可能需要两千多万。不过我的产品质量已经得到国家许可，出来的货厂家已经接受，马上就可以赢利了。

我现在的专业知识也懂得很多，那名词你肯定都不懂。

人得有想象力。我总算明白了，官商一家。我现在可以与县长、公安局长光明正大坐一块儿。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生命之后

在梁庄村路口那一排房子里，其中一座房子的院子特别大，没有院墙，直接用水泥铺地，连接着公路的路面，显得特别开阔，也很气派。这是梁光河家，他们的房子是2007年盖的，有村里人在背后议论，说这房子是用儿女的命换的。

这倒不假，光河和老婆属于那种老实人，他的理想就是盖栋排场房子。积攒了二十几年，也没有把盖房钱攒下，他们又不愿意借钱，就下狠劲儿干活。光河和老婆、儿子出去打工，几年也不回家一趟。可是，到出事之前，房子还遥遥无期。这房子，就是在赔偿后的第二年盖起来的，光河再也没有出门打工，也很少出家门。村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我回来这么久，还没有见到他一次。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黄昏的乡村有一种异样的静谧，不是崭新的、时尚的、新鲜的，而是朴素的、破败的、安详的静谧，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地老天荒之感。我和父亲一起散步，来到光河家门口。门开着，里面很暗，父亲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就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光河出来了。他的脸从昏暗处突然浮现出来，苍白得吓人，几乎能看到里面的青筋，脸非常瘦削，鼻子也尖得不正常，皮肤松弛，活像一个没有血色的、恐怖的鬼魂的头颅。他慢慢移动出身体，佝偻着，像七八十岁的小老头那样缓慢。我吓了一跳，在我印象中，光河还是一个颇为英俊的青年，是少有的那种深轮廓的人。如今，这深轮廓却使他显得更加病态。他跟我们打招呼，搬出几个凳子，让我们在门口坐下，又喊住门口过去的一个小孩儿，让他去喊他的父亲过来，就是梁庄的老老支书，梁兴隆。做这一切，光河都是在极缓慢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声音有气无力，身体几乎是一张薄纸片。好像一阵风过来，他就要被吹倒。

一会儿，他的父亲来了，他的老婆，我们叫花婶的，也风风火火地回来了。花婶，浓眉大眼，身体结实，说话还是高腔大调，从她身上，看不出这家曾经发生过怎样悲惨的事件。乡村妇女的生命韧性总是比男人强。

我很想谈谈这些事情，却根本无法张开嘴巴。父亲似乎也没有办法，几次想提起，但又都停下了。光河一直低眉搭眼，无精打采的样子。倒是我们的老老支书，精神依然矍铄，关心政治，对时局也有别出心裁的理解。我仔细观察他的脖子、手及裸露出来的前胸，都有伤疤。尤其是前胸，一道斜的疤痕几乎贯穿了整个胸部，这是当年清立给他留下的。

从光河家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走在乡村公路上，倾听着高高低低庄稼的呼吸声，仿佛整个大地都有起伏的呼吸声，一种宽广而又充沛的生命之感。夜的晚，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夜空越显得幽静，高高低低的庄稼神秘而富于呼吸，仿佛在与你一块儿行走。一束净白的灯光一闪一闪，逐渐走近，走到最近处，灯光停下，照住我们的脸，就听见声音说：“二爷，这么晚干啥？”父亲答道：“闲转，你在干啥？”“逮知了。”说者把手里的一个瓶子拿起来，里面是浑浊的水，半瓶的样子，把水倒出来，知了还在里面爬。我问：“逮这东西干啥？”说者回答说：“镇上食堂收，一个一元钱，最少也六角钱。”走过去之后，父亲对我说：“这是胜文，周家的大儿子，当年他出门打工，他父亲老周替照看儿子，没看好，在井里淹死了。胜文回来把老周两口撵哩满村跑，要杀死他，把老周两口子吓得出去躲了半个月。”

回到家里，父亲给我详细讲了光河的遭遇：

事情发生在2005年10月18日，六点左右，天擦黑，学生刚放学。

梁亮和姐姐梁英，光河的长子和长女。梁亮骑摩托带着梁英准备回梁庄村，英已经怀孕了，有四五个月吧，是个好女子，顾娘家，也顾婆家。英和她丈夫在镇上开个家具店，生意不错。她的婆家姐是个瞎眼，她经常照顾，关系不错。这天是梁亮刚从广州打工回来，到镇上接姐回娘家吃饭。就在高中拐弯路口被一辆小轿车撞了。撞车的人姓庞，是一个粮管所主任。庞的亲哥是公安上的人，刑侦副队长之类的官。庞是醉酒驾驶，开车很快，一辆农用车和他同向而行，庞超车的时候，撞住梁亮的摩托，事故发生。梁英被撞飞到农用车上，一直被拉到另一个县，大致有七八十里。人们卸车的时候才发现有具尸体在车上，当时已经夜里10点左右。车主吓哩要死，不知道咋回事，赶紧报警。在这边，事故现场，车主庞一看人死了，赶紧打电话，很快，来辆车过来把他拉走了。旁观的人报警，梁亮被拉到医院，很快就死了。村里人和梁英婆家人一直在找梁英，明明是和梁亮一块儿走的，咋会没见了？到第二天早晨，公安局查到这边派出所，才知道梁英被撞进车上，拉到另一个县里了。

光河两口子还在新疆打工，几天之后才回来。弟弟光天在家打理。梁英放在火葬场，梁亮放在医院太平间。当时，庞托村里治安主任去说，认为这个事七八万就可以了，光天认为七八万不行，两个大人，带梁英肚子里的那孩子，是三条命呀。后来，庞又托镇上几个有头脸的人去说和，九万五就到头了，再多就不管了。过有三天，梁光河两口子回来了，那伤心劲就不用说了，在儿子那里哭哭，又跑到闺女那里哭哭，嗓子都失声了。村里人就劝，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赶紧想想赔偿的事吧。刚开始，光河说，不要钱，只要命，判他刑，让他坐牢。人们劝他，人已经没了，钱再没了，真正是人财两空。再说，你这闺女儿子在地下有灵，也不会愿意的。光河也就不这样说了。那一阵子，一堆人围在光河家里出主意，一是同情，还有一个，心里都打着小九九呢，想着万一要哩多了，说不定还能借来一点。

最后找到一个地区公安局的关系，送礼说情，说最低赔偿二十万，姓庞的没答应。但是，地区公安局的人认为，不用管它，拖一阵儿，只要不签和解协议，他就属于重大交通事故，赔钱之外，还要判刑。后来，庞又找很多人给梁光河说和，双方僵到那儿了。最后，庞使出杀手锏，放出话来，再不答应，就不给钱了，判刑就判刑。这给梁光河造成巨大压力，怕人家有势力，即使人家坐牢，也会很快出来，钱也可能拖着不给，最后造成人财两空。为这，梁光河也四处找人讨主意，也没有更多办法。

姓庞的也打听过了，知道梁家这一家族虽然外面有人，但多与梁光河家，尤其是与他父亲、老老支书梁兴隆有历史矛盾，肯定不会多管此事。因此，也就不管梁光河如何活动，以静制动。

此事被晾有一段时间。梁亮和梁英一直没有下葬，放在火葬场的冰柜里，每天也得花不少钱。光河两口子天天哭，到最后眼泪都流不出来了，闺女儿子下不了葬，人家又不管，打官司吧又没人。一个月工夫，光河就瘦变形了。最后，光河撑不住了，又找人说和，把赔偿的钱说到十五万七。算是和解了。梁英的婆家也得了一部分钱。

后来，梁家一个与梁兴隆有仇气的人，在镇上碰到另外一个人，谈起这件事，那个人说，这都是梁兴隆的报应，你是不知道，梁兴隆那鳖娃儿干支书的时候，那是屙血背良心，坏透气了！老天爷没报应到他身上，报应到他孙娃儿孙女身上。听话的人心里想，我咋能不知道，我日他妈当年被他们欺负哩摸门当窗户，他狗日们也有今天！

梁庄的人大都同情这俩娃儿，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梁兴隆当支书时做下坏事的报应。

农村人的想法很现实，人死了，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而在为钱争执的过程中，疼痛、伤心、亲情都变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一切都似乎冰冷、无情与残酷。这也是一般人在理解乡村的类似事件时常有的谴责与鄙视，似乎他们把钱看得比人重。但是，谁又能看到他们心里面的深流呢？

我就要离开家乡的时候，光河到县城看病，他的舌头突然间不能动了，吃什么都吐，无法下咽，已经有十来天没能进食了。我不知道最终的检查结果，姐姐说可能是神经官能上的病，哪一根神经失控了。但我有一种疑惑，这会不会是抑郁症引起的？想起光河从房屋暗处走出的时刻，那厌倦的、松弛的、刀条一般的脸，觉得死亡就跟随在他左右。谁能猜到儿女去世对他的打击有多深？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来就是非常痛苦的，又是以这样残酷的方式，无儿无女的他，生活的希望、目标又在哪里呢？而他的新房，又给他多大的压力，或者，一种说不清的负罪感？“拿儿女的命换来的”，这句话会在他心里产生怎样的反应呢？在乡村，突然得到这么大一笔钱，觊觎的人且不说，它会使那些嫉妒的人说出不符合自己日常性情的话。我相信，有不少人向光河借过钱，毕竟，他有这么多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你不借，没有理由。而当所有的钱都转化为这一座房子时，也等于全村人的某一笔财富失去了。这是一种不顾人情的做法，会招致村里人的不满。它也会加深光河的负罪感。

[1] 说人：相亲。

[2] 对两句：双方对话几个回合，暗合着较量或考察之意。

[3] 黑里盔：脸非常黑。

[4] 清是：真的，特别。

[5] 婆子妈：婆婆。

第五章 成年闰土

对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及因劳力弱和遭受灾害而生活困难的特困户，市政府采取临时救济和春节前集中救济的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2004年6月出台了《穰县农村特困户救助办法》，2006年7月又将农村9388户、22500人纳入农村低保救助范围，平均每年发放生活救助金和医疗费170多万元。

——《穰县县志·民政》

清立

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清晨起来，村里人都出来查看房前屋后的情况，害怕有地方存水太多，泡到地基。乡村的下水道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没有统一的排水管道，都是各自为政，一到下雨，村里的水流纵横交错，为排水前后邻居打架的现象非常普遍。

我和哥哥也到老屋去查看了一番，东西屋的两个水坑里储了好多水，但还没有漫到前后地基的地方，不会造成老屋的倒塌。我们准备回去吃早饭，走到青石桥的地方，清立挎着篮子出现在路的那头。他的上衣敞着，露出滚圆的肚子，裤子用一根草绳系住，一只手拿着个长约八九寸的砍刀。看见哥，老远就笑眯眯地打招呼：“叔回来了。姑啥时也回来了？”他的声音很低，有些沙哑。我低声对哥说：“看着怪正常啊，怎么都说他神经了？”哥说：“说两句话你就知道了。”然后大声对清立说：“清立，起恁球早，干啥呢？”清立说：“河里涨水了，五点多就起来，到河里逮鱼了，逮住条大鲶鱼。”说话间，走到我们面前，把篮子伸到我们面前。那个小篮子里卧着一条大鱼，有四五斤重的样子，胡须还在微微地动，我和哥都赞叹起来。清立一听，非要把鱼送给哥。他把篮子放在青石桥边，到处找绳子，想把鱼穿起来。

我说：“清立，给你照张相。”他好像不相信的样子：“真的？”我说：“是真的，你站好，摆个姿势。把手里的刀先放一边儿，不好看。”清立却说什么也不愿意，一定要拿着刀。我说：“你把它先放篮子里，等照完相再拿上，不就行了吗？”说着，我就很自然地去拿他的刀。清立的脸色突然难看起来，非常紧张，手里的刀握得更紧了，眼神里露出些凶光。哥看见这情势，赶紧上来拦我：“你照就是了。”

清立好像忽然醒悟过来，把衣服掀开，刀插在裤腰里，然后放下衣服，从外面几乎看不出，只有一个很浅的轮廓。我说：“开始了。”清立即又跳起来，说：“别慌，我还没摆好姿势。”他跑到一棵树旁，倚在旁边，腿交叉着，大概觉得这姿势很美，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照完之后，再三嘱咐我洗出来一定送给他一张。我答应了。

我很想和他聊会儿天，了解一下他的精神状态。九年前，清立突然神经了，拿着刀到老老支书梁兴隆家里行凶。梁兴隆吓得满村跑，他满村地追，把梁兴隆的头、手、腿都几乎砍断，胸前也挨了一刀，肋骨都露出来了。梁兴隆老婆的手和腰也被砍伤。这件事成了当年轰动方圆几十里的新闻，有好事者编了顺口溜：“梁庄出新闻，清立砍兴隆，胳膊断了线，刀往肚里捅。”

我问他日子怎样，他却反问我：“你从北京回来，那奥运什么样？”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说到奥运很了不起，我心中还暗自吃惊，觉得清立并没有真正傻。再往下，就不知所云了。清立说话声音很低，嘟嘟囔囔的，听不清楚，双手抱在胸前，眼睛看着天，还有点沉思的状态。天上地下，一会儿粮食政策，一会儿治安管理，一会儿又哪个地方死人什么的，思维很乱，没有完整的表达，但几乎全是国家大事。

临走的时候，清立一定要我们拎着那条大鱼，他已经在地上找到一根细绳，把鱼串好，让哥哥拿着，哥说拿着不方便，但怎么推让也不行。哥哥只好拎着这条五斤的大鱼回家了。路上，哥说：“你那会儿去拿清立的刀，你知道有多危险？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他在村里，刀是从来不离身的，有时候，走着走着，就会拿着刀乱舞一阵儿，谁也不敢拦。你想，出了砍人的事儿，谁还敢上他跟前？”他为啥非要把鱼送给哥？因为当年打官司，哥帮他请律师，找精神病院做鉴定。他心里还是明白的。

吃完早饭，我让哥给我讲讲清立砍人的详细过程，还有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清立，今年可能四十四岁吧。原来做过小生意，很精明，干活也出力，干瓦工。他们家在梁庄也属于被欺负的对象，他爹属于脑子特别死劲的那类人，没有一点正义感，没团结住人。想巴结村干部，但又巴结不上，村里人们都看不起他。“文化大革命”时曾经得势几天，但也只是打手，那时候咱爹受批判，他也跟着别人，上去又踢又打。在村里没一个朋友，很少有人到他家去串门，几乎没有摆过酒场。清立，在农村属于能干人，但为人处世也和他爹有点相似，性格孤僻，很少交到朋友。见人说话打招呼比他爹强。

清立没挣来多少钱，娶个老婆却很逞强，老是吵他没本事。其实当时，整个社会环境都没钱。清立分家后，日子在村里过哩不算最差，可他老婆不愿意，两人为此常吵架，打架。清立吵不过，也打不过。可能那时候性格都有点压抑，村里的人感觉到他神经有点不正常，但也没出过啥事儿。

清立和梁兴隆的矛盾根源在于房子的问题。清立的房子盖在坑塘边，离兴隆家比较远，但是，兴隆家的下水道被挡住了，其实不是个大问题，下水道都是自己挖的，怕下雨了排水不畅，稍微改一下就行了。但是，兴隆当支书恁些年，习惯了仗势欺人，就直接跑去骂清立，清立当时不愿意，就还了几句嘴，并把兴隆推倒在地。后来，兴隆的几个儿子认为非得治清立一次不可，敢欺负到太岁爷头上，那还了得。否则，这神经货不知道会干些啥事。兴隆的仨儿子跑到清立家里，把清立按在屋里揍了一顿。打哩不轻。到大队那儿评理，村里治安主任是兴隆二儿子的亲家，你说，清立能说赢吗？把清立定为没理，因为打了梁兴隆，又给赔了五百块钱的医药费。从此之后，清立种下心病，彻底神经了。

一天夜里，梁兴隆的儿子在周家看完电视回去，正准备开门，有人拍拍他肩膀，他一回头，就被戳了几刀。有人怀疑是清立干的。他们去找清立的事儿，清立说他没有，大家都不信。又打了一架，这次，清立更吃亏了。这中间，清立的老婆也带着儿子走了，找不着，可能出去打工了，连个信儿都不给清立留。

过有几个月的样子，大概1999年夏天，具体哪一天忘了。清立手里拿个砍刀，不知道是为啥，跑到兴隆家里，先打兴隆老婆，把他老婆手指砍断，头上还弄个窟窿。梁兴隆吓哩满村跑，清立拿着刀满村追，兴隆的脖子被清立用砍刀割了一刀，肩上、腿上也砍了几刀。旁边的人去拉，清立拿着砍刀满村追，吓得也没人敢上来拉架。人们说，兴隆这次肯定是活不成了。

兴隆和他老婆都住进医院，清立被关到派出所，兴隆家花了一万六七，弟兄几个为谁出多少钱吵哩像鳖血[1]一样。两人都是重伤，也做了伤情鉴定。按法律规定，可以把清立判刑，至少十五年。

这时，不知谁出个主意说应该给清立请个律师，做个精神鉴定。他爹来找我，开始我想着不能管，兴隆跟咱们家有仇，别想着我是公报私仇。后来，我又想，我这是坚持正义哩，万一清立是真有病呢？一个病人，也不能这么冤枉他。我这才帮他联系律师，找医生做鉴定。一鉴定，确定清立为躁狂型精神病。

开庭时，法官问清立：“梁清立，你为什么要杀梁兴隆？”清立说：“我日他姐，我就是想把他弄死，弄他弄哩还嫌轻了。”问了好几次，清立都是这句话。法官审不成，开庭没多长时间，就宣布休庭，又让清立去做精神病鉴定。后来，在地区做了鉴定，确实是精神病人。几个月后，清立被无罪释放。

回来之后，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为了吓人，反正无论走到哪儿，刀是不离身。

我黯然。古老的乡村故事仍在延续，即使现代之风已经吹了几十年，仍没有改变乡村内部的生存结构。当然，对于清立来讲，法律的公正已使得他逃离了刑罚的苦难，但是，他精神内部的崩溃又有谁能负责呢？哥哥让我一定要看看清立的房子，可能会更有启发。吃完午饭，我和哥哥到清立家。清立的房子其实就在一进村的那个坑塘边，我一直没有在意。房子是八十年代中期盖的那种青砖混泥瓦房，墙一半是砖，一半是泥。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东屋和西屋的两个窗户全部用砖砌了起来。

清立看我们来了，非常高兴，把我们让到屋里，屋里光线非常暗，闻到的是一股腐败的垃圾场的气息。进门的正屋还算有点光线，可以看到家里的摆设，其实，也没什么摆设，中间一张破旧、低矮的小桌子，两个凳子，桌子上落满了灰尘，估计好久没有人来了，后墙是用泥砌的一个长条凳，上面放着各种杂物，物品上面挂满了蜘蛛网，有着尘封的感觉。西屋里面几乎是黑的，支着一张床，床上一张破席、几件衣服，没有枕头。那把砍刀赫然放在床上，在微黑的光线中闪着亮光，让人有些莫名的心惊。

屋里的味道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急急地退出。本来想照张相，又怕清立不高兴，就没有提出这一要求。哥哥给我示意了一下，让我看看院子里的猪圈。猪圈里面也是漆黑一片，没有猪，但是，却铺满了长长的蒿草。出来之后，哥说：“现在，清立每天的工作是去河里砍蒿草，铺在里面，再去砍，过一段时间，满了，弄出来扔了，再砍再铺。”问他干啥，说是磨刀。清立说：“日他姐，刀时间长不用，就钝了，那会行，万一要使可咋办？”

昆生

第一次看到墓地里的这户人家大约在十年前，也是夏天。一场暴雨之后，我和哥哥去给母亲上坟。哥哥说墓地另一头住着一户人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但不知为什么离群索居，住在这里。我很好奇，就去看看。墓地尽头的那片地已经被精心修整过，有碾平的打麦场，上面堆着尚未碾下麦粒的麦秆秸，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厚厚一层发了芽的麦粒。还有一口水井、自制的磨盘等。中间的开阔处，有两个男人正在盖房子，墙刚刚垒好，自己打制的粗糙的土坯，好像要搭屋梁的样子。旁边有一个小茅草屋。两个男人非常警惕地看着我们，不说话。哥哥给他们发一根烟，神情才略微有所缓和。我弯腰进到茅草屋里面，等眼睛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之后，我被里面的情形惊呆了。

茅草屋并不完整，前面还有一个所谓的门洞，后面却只是玉米秆之类的东西糊起来的墙，暴雨穿透这些脆弱的遮挡物，浸泡了这狭小的空间。这应该是一个厨房，锅灶上面已经被雨和泥弄脏，没有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整个空间唯一干燥的地方是灶台前面的那片地，有三张椅子那么大的地方。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蜷伏着三个人，一位可能是母亲，两眼痴呆地望着前面。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趴在地上，下面有麦秸秆垫着，头发散披着，看不见她的脸，一动不动，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哭，可能有十来岁的样子。哥哥过去摸了一下趴着的那个小孩，发现小孩发高烧了。哥哥和那个年龄大的女人说话，没有任何反应，又问外面的两个男人，说是昨晚小女孩儿淋雨了，一直在烧。

我们返回到镇上，拿了药，买了些面条、饼干、盐、菜，去五金店割了几丈宽的厚塑料布，又回到那里。这个小空间还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我把饼干送给姐姐，姐姐没有吃，扭过头去喊她的妹妹。“妹妹，妹妹，饼干。”姐姐轻声地叫着妹妹。妹妹还是一动不动。哥哥让两个男人把那位妇女搀出去，让小姐姐扶着妹妹，翻过身来，抱在怀里。小女孩儿满脸通红，眼睛紧闭着，好像没有呼吸的样子。哥哥给她打了一支退烧针。

我一直在琢磨，灶台前那三张椅子大小的地方是唯一一片干燥的地，晚上有五个人，有生病的小孩子、两个男人、一个半傻的妇人。他们如何度过昨天那个夜晚，漫长、冰冷、大雨如注的夜晚？到现在想起这个问题，心口还是莫名的疼痛。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永远的谜。

刚能望到墓地头的那个小屋，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那块荒地里干活，一老一少，老的挥舞着锄头，少的正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他们停了下来，直起腰，盯着我们看。毫无疑问，那个老的就是这家的户主，十来年不见，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头发看起来好长时间没有洗过，花白色，纠结在头上，垂过肩，胡须几乎遮住嘴唇，也是脏乱不堪。眼睛似乎有点白内障，眼白很多，看不清人的样子。旁边的小姑娘神色活泼一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们让他从地里到田埂上来，他似乎没有听清，询问般地看着我们。小姑娘先上来了，略带羞涩，拘谨地看着我们。大姐拿出五十块钱，给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又求救似地看着地里的老头。老头终于动身，嘴里嘟囔着什么，似乎是喃喃自语，但又看我们，好像是在与我们交流。姐姐把钱塞到他手里，他推辞了几下接住了，说着什么仍然听不清楚，又问了几次，才大致听清楚。他说的是，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好拿（花）啊。不明白他表达的是个什么意思。和清立一样，这是一个长期孤独的人，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我对身边的小妹妹特别感兴趣。她红扑扑的脸，瘦小，但很健康的样子，眼睛弯弯的，笑笑的，非常可爱、质朴。我很好奇，她是当年的姐姐还是妹妹呢？我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姐姐已经出嫁了，母亲今年春天死了。那么，她就是当年那个生病的小妹妹了。竟然长这么大了，真的太好了。在言谈之中，才知道，姐姐嫁到贵州去了。问为什么嫁那么远，她也不知道。她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出去打过工，到广州，但很短时间就回来了。因为她不识字，很多东西不懂得，也害怕。忙过这段时间，准备到镇上食堂帮忙。说好了，一个月五百，管吃管住，食堂已经催了她好几次，等着她去呢。我听了，非常高兴，小姑娘自己也挣钱了，最起码，她的生活没问题了。问他们父女现在住哪儿，说是村里的炕烟房里，是村干部给找的，这边盖的房子老是塌。我看看周围，大致明白她所说的，这一片地势太低，夏天雨季的时候，很容易积蓄水。

我提出给他们照张相，老头儿非常高兴，反复地用手捋自己的头发，怎么也捋不顺，他往手里吐了几大口唾沫，终于成了个大背头的形状。小女孩站在父亲旁边，双脚并拢，手扯着衣角，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看着我。

我的心一阵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欣喜，这样一个生命，终于熬过艰难岁月，又这么健康开朗，质朴纯洁。她未来的生活应该会更好些吧。我没有告诉她十年前的事情，当年才五六岁的小姑娘，应该是不记得那一幕吧？但愿她永远忘掉。

返回时已近中午，路经清道哥家。清道哥家高朋满座，是镇政府里的一些朋友来他家打牌。清道哥又是打牌，又是不停招呼。看到我们经过，非常高兴，把我们喊过去，介绍了一番。言语之中也略有点炫耀的样子。

说起墓地的那户人家，我才知道，他叫昆生。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他还应该有一个名字。

昆生，人称大胡子，年轻时候入伍做汽车兵，退伍后没有回来，在云南贵州一带做散活，据说，他手很巧，特别会编篾席，能够在席中间编出不同颜色的字和花。他在墓地那一片地的井、贮藏窖、房屋，都是自己弄的。

清道哥说：“那货，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要说村里有他的宅基地，也有弟兄几个，不知道为啥，非要住到那个地方。那年他在墓地盖那个小房子，还来向我要砖，也不算傻嘛。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总不能把我的房子扒了，给你盖吧？”清道哥在说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淡然、漫不经心，略带点蔑视的口吻。

我问清道哥，政府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有没有具体的政策，譬如补助什么的。清道哥说咋没有，村里为他可没少操心。当年为他住在坟园，说多少回，让他回村里，就是不愿意。后来，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坟园的房子塌了，这算嚷嚷着要回去。就把他安排在一队，把队里的老炕烟房又重新修修，算是住下了。他老婆春天死，也是村里帮他埋的，他享受五保，一年七八百块钱，还有三四百块钱照顾款，平时面粉、被子、衣裳都给他，实际过哩不错，比村里其他死出力的老实货还强呢。清道哥说着，带着他一贯的揶揄口气，周围的人也都附和着。

这时，一个正在打牌的年轻人插言了。清道哥说，这是咱们镇上民政所的干部，管咱们这片，最了解情况。年轻人说：“这个昆生，你看他一脸可怜相，其实坏哩很。有一次，他喝醉了，跑乡里告状，说没人管他。当时所长可不愿意了，出来骂他一通，说政府伺候哩像个活神仙，你还想干啥？政府要是不管你，你都饿死了。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别在这儿闹，他不听。后来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以后我都不管你了，民政所也不管你了。闹哩过头了还把你抓到派出所去。他也知道好坏，就不闹了。他现在可不穷，精哩很。村里给有他二亩地，他种着，坟园里那片地现在也不错，能蓄水，他种些藕，有存款，估计有万把块。前年把大闺女给卖了，给他五千块。这俩闺女都是抱的，也不稀罕。你别看他穿哩脏，衣裳多哩很，就是不洗。”

听着这些议论，仿佛昆生还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喝酒闹事，勒索政府，卖闺女，故意装穷，等等。我默想着，如果这真的是昆生的另一面，我是否应该因此而减淡自己的同情？因为他道德败坏，因为他懒惰，因为不懂得好坏，所以不值得同情。但是，很明显，他们所说的昆生与我所看到的昆生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观察体系中的人，他们是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昆生的。他真的是卖掉闺女了吗？我想，也许是闺女的婆家给了一点钱，而这一笔钱对于昆生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拥有的，他应该赤贫，应该一无所有，才配让人们给予同情的目光。而喝醉酒，对于这样一个享受着政府补贴的人来说，更是一种败类的形象。

我猛然惊醒，在乡村，像昆生这样的人，已经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之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人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之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尊重和肯定。因此，当你自逐于群体，越来越孤绝，你也就被驱除出文化系统之外，成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帮助的“废弃物”。在骨子里，民众也不认为这种人应该得到这样周到的帮助，更多是出于制度的完善才去做的。

姜疙瘩

准备吃午饭时，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农村饭，两点半”，这已经算是早的了。饭刚端上桌，一个干瘦的老头从外面走了进来，手和脚都黑漆漆的，沾满了煤屑，一进门，便高腔大调地喊道：“咋，不到中午，可都吃饭了！”哥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句，没有过多话语。父亲也一反常态，不甚热情。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姜疙瘩吗？几年不见，显老得厉害，腰已经驼了，眼睛混浊不堪，头后面的疙瘩更突出了。哥哥让了座，也没有让他吃饭。姜疙瘩干坐了一会儿，说一些着三不着四的话，一边拿眼睛巡视着四周，他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不知为什么，我也没有主动和他说话。停了一下，姜疙瘩突然对哥哥说：“志子，昨晚喝酒不是剩个瓶底吗，拿来叫爷喝了。”哥像是早有准备似的，从桌子底下摸出一瓶酒，果真有个瓶底，哥虚让说太少了，姜疙瘩认真地说：“可不能拆整瓶，我就一点儿就行了。”大约有一两多酒的样子，姜疙瘩一饮而尽，抹了抹嘴，砸吧了几下，问哥几点了，哥说两点了，姜疙瘩一惊一乍地：“哎呀，日他妈，可真晚了，你九奶奶肯定等急了。”蹬上他那辆破烂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责怪哥哥对姜疙瘩不够热情。父亲和哥哥都笑起来，说对姜疙瘩可不敢热情，对他这么冷淡，他还几乎天天来，天天都是如此要酒喝。如果你哪天热情得过了头了，他保准会中午来，晚上来，有时甚至半晌正干活，他都会跑来要酒喝。来了不要多，就要喝剩下的瓶底，所以，家里每天都给他备有瓶底酒。这段时间没来，也是因为我们的九奶奶在跟他闹气，要回娘家，他在家守着九奶奶呢。

“姜疙瘩”并不姓姜，是我们本家，不出五服，六十多岁。按辈分，我还应该叫他四爷，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问父亲和村里几个老人，也都想不起来，至于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怪名字，倒是大家禁不住要笑，因为从侧面看，他的后脑勺极端不规则，凹凸不平，的确很像老姜的形状，即使从正面看，也能看到他后面突起的“山峰”。

记忆中的姜疙瘩，也是这么瘦，只是腰不驼，神情也没这么疲倦，嘴里整天哼着小调曲什么的，偶尔，还扯着嗓子唱几句信天游。从来没听说过他的父母，家里只有一间东倒西歪的破土屋。他常年在外面流浪，但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在村里，自己也不做饭，东家窜一顿，西家蹭一顿，尤其是哪家改善生活，他总是及时出现在那里。他眼里有活，又有力气，因此，大家并不嫌他白吃。于是，每逢我家蒸馍的时间，姜疙瘩就哼着小曲来了，他当仁不让地揽下揉面切面的活儿。他会两只手同时揉面，只见那手一绕一绕地，时而扬得老高，时而在案板上快速地移动，像玩魔术一样，很快，两个圆圆的馍样便出来了，他揉出来的馍总是特别香，馍一揭锅，那突然窜出的香甜的味道，简直馋死人了。当然，中午，姜疙瘩肯定在我家吃饭，他一口气能吃三四个，心疼得我们直跳。那时候多穷啊，面粉都是量着吃的，他一顿饭就吃了全家三天的面粉口粮。

姜疙瘩回乡是当年村里的特大新闻，几年之后，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当时的情景。据说，那天下着小雨，村里的单身汉们像往常一样聚集在公路旁，朝着过往的女人抛媚眼，说些莫名其妙的黄色笑话，间或莫名其妙地大笑一通。如果有女人走过，他们就“嗷嗷”大叫。黄昏的时候，雨停了。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嘎”地一声停在了大家面前，先下来的是姜疙瘩。只见姜疙瘩穿着西服，还打着歪歪斜斜的领带，接着走下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准确地说，是姜疙瘩一手挽着，一手托着腰下来的，“这是我老婆”，姜疙瘩得意地向昔日的同类们介绍。不用说，当时那帮傻瓜们目瞪口呆。这女人蛮清秀的，光洁的脸，梳着长长的辫子，只是个头稍有些低，屁股硕大，腿短而粗，但是一看便知是个老实过日子的女人。姜疙瘩咋咋呼呼地叫大家帮忙从车上搬东西。那天中午，姜疙瘩在镇上大摆宴席，又是甩烟，又是敬酒，吆五喝六的。后来听说这女人还是西安市的市民，大家都猜姜疙瘩是骗人家过来的，他的年龄那么大，相貌又奇丑无比，怎么能让一个光鲜的女子乖乖地跟回来呢？

有一些好事之徒向村支书告状，一句话被顶了回来：“有本事你也领回来一个。”

姜疙瘩暂且安身在砖瓦场的破房子里。第二天，带着自己的老婆，办结婚证，向大队要地，要粮食，又跑遍了自己的本家，要些家具，日常用品什么的，开始扎根过日子了。过了两年，姜疙瘩的女人居然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姜疙瘩简直要喜疯了，五十好几的老单身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得个儿子。这时的姜疙瘩，已经差不多把当初带回来的一点钱花光了，女人是个好女人，就是不会过日子，好吃懒做。儿子满月那天，姜疙瘩没有摆酒席，而是让老婆抱着儿子，自己提着面袋子，挨门挨户地报喜，“你又添一个爷了”或“你又有叔了”。他的儿子年龄虽小，辈分却极高，几乎全村的人都得喊他一声什么。大家看他手里的面袋子，便明白了，免不了给粮给钱，或把自家小孩穿过的衣服找出来，还给女人讲一些养孩子的常识。有了儿子，姜疙瘩的房子嫌小了，家也更穷了，他开始找房子，四处找一些零活做。经老支书说和，村里的一户人家长期在外打工，同意让姜疙瘩借住，四间半新的房，非常有样子，姜疙瘩带着老婆孩子住进去，算是有了家了。

几年前的春节，我回家给母亲上坟，刚一打开老屋，姜疙瘩便一晃一晃出现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三四岁的小男孩，我猜那便是他的老婆孩子。那男孩俨然又一个“小姜疙瘩”，果然，姜疙瘩一本正经给我介绍：“这是你九奶奶和你小叔。”我看那女人，虽不漂亮，但是脸盘还挺清秀的，梳着传闻中那长长的辫子，尤其是眉宇间的温顺和善良，让人顿生好感。姜疙瘩在屋里巡视了一圈儿，还倚老卖老地骂我几句，摸摸桌子椅子，让我看上面厚厚的灰尘，又把墙上挂着的锄头拿下来比划了一番，“看看，都生锈了，多可惜！”我看他恋恋的样子，便把这些都送给了他，他高兴得不得了，让老婆扛着锄头，自己拎着桌子椅子，胳膊里夹着我送他的一些零碎东西走了，临走前还邀请我到他家去坐。看着一家人远去的背影，我禁不住想笑，却有些说不出的辛酸，总想起鲁迅《故乡》中的场景，一个世纪过去了，为什么还会有同样的场景？

第二天我去了姜疙瘩家，姜疙瘩正在门口磨昨天的那把锄头，看我去了，很意外，怔了片刻，大概没想到我真会去，醒悟过来后，非常高兴地大声招呼女人，让她给我搬座、倒茶，自己蹲在火炉边，卷着旱烟吸。这时的姜疙瘩，非常安详沉稳，颇有一家之主的派头，和平常在外给人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我打量着他们的家，收拾得非常干净，从我家拿来的小桌子上摆着一个小电视，上面还搭着一块红丝绒布。女人坐在床边织毛衣，墙上和平常人家一样，挂着成串的辣椒、玉米、大蒜、农具，温馨、富足、踏实。

现在，姜疙瘩在镇上的一家煤站打煤球，每打一吨给二十元。好的时候，一天挣上三十多块钱。六十出头的人了，每天早晨五更便爬起来到镇上干活，中午又慌慌张张赶回家吃饭，他从来没在街上下过馆子，只不过添了爱喝酒的毛病，自己又买不起，只好在熟人家混喝。

一天，我在门口闲坐，遥遥看见一个矮胖的身影推着自行车正走过去，那不是姜疙瘩的老婆吗？我几步跑过去，喊了一声，果然是我们的九奶奶。她的长辫子已经剪了，车子后面的椅座上还坐着一个小女孩，噢，又给姜疙瘩添了一个小闺女。小姑娘扎着蝴蝶结，穿着小裙子，头型非常匀称，没有了姜疙瘩的“疙瘩”，九奶奶还在座上支了一把花伞给她遮阳。年轻的九奶奶比以前话要多了，不停地唠叨着她的儿子如何不听话，不好好学习，计划生育还追着屁股要罚款；又埋怨姜疙瘩爱喝酒，我听着，心中竟有说不出的感动。

可是他又能撑多久呢？也许这并不是难题，故乡的人世世代代面对种种困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在他们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总会过去的。

我在夏天的那一感叹仿佛成了谶言。几个月后，姜疙瘩死了。姜疙瘩年轻的老婆和别人好上了，夏天的时候已经有兆头了。那人年轻，四十多岁，也是农村的老单身汉。近些年在外面打工，手里有点钱。不知什么时候，两人混在一起。在农村，这种老夫少妻，女性一般都是别的单身汉调戏和觊觎的对象。老婆一直要离婚，姜疙瘩不愿意，老婆就跟着那个人跑了。冬天的一个晚上，喝醉酒的姜疙瘩被车撞死了。就在往镇上走的那个街道拐角处，拐角太陡，几乎每隔几年就有村里人在那个拐角被车撞死。知道姜疙瘩死了，她老婆回来大哭一场，料理了丧事。家族里的人告诉她，撞车的人赔偿了两万块钱，放在村支书那里，她想花的时候必须经过家族的同意。她带着两个孩子走了。

现在，有梁家人商量着把“小姜疙瘩”再要过来，毕竟，那是姜疙瘩的根。但是，要过来谁管？没有人愿意揽这破事儿。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清道哥

早上刚起床，父亲就接到清道哥的电话，说已经赶完集了，马上就开始备菜，叫我们一定要早点去。我回来了，清道哥说一定要表示表示。

清道哥的家，将近四分地，依公路而建。左边不远处是八十年代村子里最大的企业，梁庄煤矿建设有限公司（简称煤建），最兴盛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从这里拉煤，每天运煤的大型卡车来来往往，还有一串串架子车拉煤的普通农户。我们这些小孩放学去的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个大院子，高耸的黑色的煤山，有着别样的吸引力，我们看巨大的机器在那里吊煤、铲煤，看人们的白毛巾一把下去变成黑毛巾。我们在那里捉迷藏，在煤堆的周边乱蹭。围绕着煤建，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的商业品种，饭店、小干店、百货商品店、澡堂等等，而生意最好的无疑是饭店。清道哥的手艺也是在那时候练成的。

早年，这里并没有房子，也不是田地，而是一片大坑塘，每到夏秋交季之时，坑塘里长满黑色、清甜、肥美的大菱角，经过锲而不舍的填埋，坑塘上面终于盖出了一排排房子。当然，这样临公路的地段不是谁想填就填的。现在这里的房子依次是清道哥家、会计家、队长家，和其他一些做生意的村户。作为支书，毫无疑问，他所占据的是当年村里最好的位置。那里面有清道哥一车土一车沙慢慢填坑的辛苦。现在，煤建早就破产了，连那个院子都不见了踪迹，清道哥的房子也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有点荒凉，只有门口的平整与宽阔能够显示出昔日的繁华。

我们去的时候，面庞清秀，但眼睛浑浊的嫂子正在后院灶台烧茶。她前年得了乳腺癌，双乳切除，在大姐医院做的手术。大姐一去，就撩开衣服让看病情，也不管是否有外人。嫂子还留着那两条标志性的大辫子，但发质已经枯黄、瘦细，没有任何光泽，毛蓬蓬的，配着她不停眨巴、溢着眼屎的眼睛，更见苍老，有一种滑稽的哀伤。前院的房子是他们的百货店，现在上面的货架落满灰尘，几乎没有什么货品。中间的院子种一些丝瓜，瓜秧杂乱地到处爬着，自来水井旁边是自然溢出来的一片湿地，上面有鸡鸭在啄食。在闷热的夏天中午，淡淡的臭味弥漫了整个院子。一条狗呼啸来去，把鸡鸭吓得到处乱飞，鸡毛扑棱了一地。而厨房是开放式的，就在院子的角落，锅台很低，水缸、菜、面粉和其他一些杂物都随意摆着，鸡和鸭随时可以跳上去。

清道哥让我们看他准备的午餐，他已经下油锅炸了鱼块、鸡腿、青椒塞肉馅、小酥肉等八个荤菜，全是炸菜，吃的时候再烩一下就可以了。这是我们那里待客的最高规格。还有十来个做好的素菜、凉菜，只等上桌。我不相信这是他在短短一小时内弄出来的，他大笑：“别瞧不起你道娃儿哥，做几桌子，待三五十个客还是没问题的。”前天这里还办了三桌酒席，是村里订婚相亲宴。父亲在一旁说：“这可是你清道哥现在的大收入，要不是，他赌的钱从哪儿来？”

“从哪儿来？！”清道哥很不服气，“我有三个养鸡厂，随便卖点鸡蛋，卖些鸡子哪儿不是钱？”父亲回道：“三个养鸡厂，哪一个是你的？能得不轻，别看都是你弄的，现在你敢去把鸡蛋拿出去一个试试？”清道哥立马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赌气般的低声说：“我今年也要多养点鸡。”

我这才明白一些，清道哥共有三个儿子，现在是三个儿媳，五个孙子孙女。儿子们刚结婚的时候，他把三个养鸡场分给了儿子，一家一个，不偏不倚。但是，为养鸡厂的大小、位置的好坏，三个儿媳都对他有意见，相互之间也闹到几乎不说话的地步。清道哥，因为失去了对鸡场的掌控权，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就失去了说话权。经常被儿媳们白眼来去，也说不出话来。

后院是一个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共十二间房。清道哥很得意地告诉我，这都是他亲自设计的，三个儿子，一个儿子两间房，谁也不偏不向。但是，这六间房都是空着的，儿子们没有一个过来住。一方面是有矛盾，儿媳不愿意住；另一方面，养鸡厂也需要人看，所以，儿子们的家基本上就都在养鸡厂。清道哥盖的“城堡”显得空空荡荡。

虽然如此，清道哥仍然很自豪，他为儿子们办下了这家业。他让我和姐姐到后面大儿子的养鸡厂去看看，顺便拔一些时令蔬菜。

养鸡厂在通往河道旁的庄稼地里，刚走近那里，一股恶臭就随着风吹了过来。路边，是一个巨大的蓄粪池，这是养鸡厂的副产品。蓄粪池上面有盖子，但是无法阻挡这臭味，清道哥说这鸡粪很值钱，附近有养鱼的抢着来拉，但不知为什么，最近来的人少了，粪积在这里，出不去。

说实话，这是一个不错的乡村养鸡厂，有三四个大棚，是养鸡棚，鸡在长条形的笼里，喂的饲料和水都掺有防止生病的药物，下面的水泥地也被冲得干干净净。但是，外面的生存环境却让人无法接受，主人的房子就在这养鸡厂中间，门口拴两只大狗，说是为了防盗。主人家的两个小孩在这片恶臭中玩耍，女主人在门口的水井洗菜，洗衣，又把脏水随手泼在鸡粪上，更加剧了臭的味道。清道哥所说的时令蔬菜也是种在这鸡粪上，踩上去，臭水立即渗了出来。我快快地逃了出来。中午，我还是吃了这里的“时令蔬菜”，好在还没有鸡粪味儿。

“城堡”的厕所建在院子外面的角落里，一个很低很小的土坯搭起来的小房子，要弯腰进去才行。门口用一个很短的塑料布遮挡，蹲下去，能看见里面的人，但这是家庭自用，所以一般不会在意这个问题。里面的坑池是用砖砌的，上面脚踏的地方也是两块砖垫上去的，当然，在这些砖的周围，少不了一些蛆虫的爬行。每去一次，姐姐总要感叹，厕所太脏。但在农村，这已经是好的了。回想起来，北方的村庄，最不堪的往往是厕所。每家房子的侧墙旁边都是一个天然的厕所，比较富裕和讲究的人家如清道哥这样才挖一个坑池。一般人家很少有意识，就是在侧墙的地上随便大小便，然后等着自然风干。童年少年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下雨天，侧墙的地到处软乎乎的，都是粪便，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脚尖踮着往里面走，总会踩上各式“炸弹”。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到家里有人结婚，或发生重大事件才会改变。而那些临着村中路边的家庭，低矮的、胡乱搭起的围墙与房子侧墙之间的那个空间就是一个厕所。行人往往可以看到蹲厕人的头部，隔墙说话是常有的事。而最尴尬的莫过于辈分有别的人路过，因为站起来提裤子是要被路边的人看到赤白身体的。对于一个刚成年的少女来说，那种尴尬更是让人终生难忘。

必须承认，一个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无法面对这样的厕所。城乡之间无法避免的差距，尤其是这种生活细部的差距也会导致离散的发生。

上午的饭菜果然十分丰富，有童年的味道，虽然觉得油太多，过咸，过香。清道哥讲了许多顺口溜，每一个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创作力惊人的旺盛。因为来了客人，大儿媳和二儿媳就也来帮忙，很自然地分工，一个洗菜，刷碗，照顾灶台，另一个负责上菜，端盘子，负责酒桌与厨房的传递工作。她们基本上不和我们说话，目光对接的时候，也只是很快就闪过去，很少有表情。乡村女性的情绪在外人面前是不大显露的，包裹得很严，偶然来到的客人很难窥探到她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更找不出矛盾所在。实际上，一旦有矛盾，即使是最善良的女性，也会马上翻脸，毫不留情地吵架。而需要共同露面的时候，她们也会暂时共同出场，保持和谐的表象。

吃过午饭，茶水泡好。清道哥喝得半醉，本来紫膛色的脸更显黑红，眼神乱飞，不停地大笑，可见其开朗、豁达的性格。我让清道哥讲讲他的顺口溜故事，比起他谈乡村政治的情况，我更想了解这样一个曾经的乡村政治人物的生活、情感与其生命状态。

你说想听我说顺口溜，妹子可是笑话我了。这梁庄出个梁清道，喝酒场里瞎胡闹。载入史册可丢人，人家说你胡球顺。[2]

那二年交公粮，粮管所所长老二哥俺俩对劲儿[3]，我上粮管所，可热闹。晌午一下班，就在那儿吃饭。吃罢喝罢，编个曲儿胡球出他洋相。我说，二哥，你这两天在村里影响不好，你都不听听群众啥议论。老百姓都在说，咱镇有个所长，交公粮开后门你算别（bái）想，交粮去了报杜南（村庄名），那是好坏都能过，要是报的是杜北（村庄名），好坏一样不吃亏。一报是梁庄，签子没拔就不行。咋，粮管所地盘在杜南，你把那儿的老百姓都维持完，把梁庄人都坑完。所长听了脸只红，去，去，来了好烟好酒吸吸喝喝，走了还编个曲儿气我。

交粮时上面来检查，他一听算急了，上上下下胡指挥。我说，二哥，你说你不好巴结领导，我看你上午跑哩像个小张[4]，性质可不一样。他急了，你梁清道胡球扯，人家来了能不发根烟？这一听市长进了院，二哥出来赶紧喊金殿，麻利去给“拐子”说，赶紧停磅别出错。说，正收粮为啥停磅？懂个球，注意别叫他出问题，先把秤锤下面那坨泥抠下来。所长一听，气哩乱蹦说，去去，日你妈，你看你糟蹋多狠，还秤锤糊哩泥，下回来了凉水都不叫你喝，靠得[5]你老二哥，可会编。实际上，没那回事，在一块儿对劲儿，胡球出他洋相，出他鲜点儿。

后来金殿当所长了，那几个坏货说，可给新所长也编个曲儿。那有球编哩，“老崔退休换金殿，梁庄交粮超往年，过去交粮报梁庄，签子没拔就靠瘫[6]，今年交粮报梁庄，就没有剩下来一家儿。”一听可都笑开了，新所长表扬哩可怪好，不编不编，曲儿可出来了。是不是金殿就比前所长强？强啥强，胡乱出洋相，说笑话哩。

还有那年那电管站的事儿。人们都说，“党是爹，政府是娘，工商税务是两只狼，还有一只老虎是电霸王。”村里抗旱大忙，变压器烧坏了，自己去买个新哩用，这可得罪了电管站的人。这必须得通过他们换，他们能从中使私钱。站长说没有通过站上买，不给送电了。我去找站长说理，那个站长杨书敏说东说西，就是不给送。我说，你别说，你们是独家经营，不合理，别想着农村人对这件事不明白。“这管电哩下乡，村里招待都不一样，晌午只说招待差，下午生门儿[7]就停电，你这良心背不背。抗旱大忙巴结你，回头还是要停电，去问你们这为啥，看你下回招待还错不错。”那站长一听，气哩乱转圈，说：“是这[8]，你先回去，回头就送电过去。”我就去找局长，局长也叫我先回去，说是回头给站长打电话。

我说，俺们回不去，老百姓拈着半截砖，在村头拦着，抗不了旱，老百姓只打我。一会儿想上县委去一下，看看这事咋个办？局长一听急了，拿起电话就骂杨书敏，不管啥原因，先把电通上。局长说，你走的时候，也给站长说个感谢话。感谢谁，那是他应尽的职责，感谢他干啥！还没走到家里，就听说，杨书敏在院子里气哩乱蹦！

家里的事就不说了，这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这支书干一辈子，家都没管好，你说窝囊不窝囊。

有人说我支书干一辈子，把梁庄也弄哩啥没啥。你说哩是球，群众楼上楼下，我要啥没啥。喝一肚子酒精，两手空空。这些年我胡球拾俩粪也能挣俩钱。

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又生长在农村，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朴素、愚钝、木讷的脑袋中，常常蕴藏着惊人的幽默感。在午饭大槐树下的饭场中，在茶馆闲聚的喝茶者中，甚至在上地干活打招呼的过程中，幽默、智慧无所不在。那不时爆发的、爽朗的、略带狡猾的、会意的笑声在乡村的上空回响，为沉默的村庄增添着一份份生机和活力。清道哥正是这样的人。

清道哥一口气说了三个多小时，谈起自己编的顺口溜，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顺口溜最兴奋。他把自己对乡村生活、乡村政治的理解几乎是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嬉笑怒骂，随意成篇。以这种民间方式表达对政治、政府的看法，幽默、诙谐，又暗含着抗争，并且更有力量。但是，在涉及具体人时，如现任支书、村长情况时，做村会计的堂叔总是及时打断。在清道哥谈话期间，房间另一处的牌场已经支好，另外一个好像长期跟着会计的什么人早已候在那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在外面忙来忙去，干一些杂活。这是非常熟悉的乡村场景，在支书、会计、村长家里，总是有这样的人在帮忙。

清道哥站起来，伸了伸腰，看看牌桌，摩拳擦掌，喝几口酽茶，又上趟厕所，做好一切准备。父亲已在一声声地催，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小睡了一会儿，此时也是精神百倍。我知道，这一战至少要到晚上。

那一夜，父亲打到夜里12点，是哥哥叫了几次才叫回来的。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允许熬夜，他的牌瘾很大，一坐到牌桌前就不起来。但是，与清道哥相比，就不值得一提。父亲说他是“常输将军”，都知道他喜欢打牌，还常输，就有人设局骗他。他照去不误，照输不误。很有气度。

父亲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是前段时间清道哥在家里和老婆吵架，又和三儿媳的亲家拌了几句嘴，上街卖鸡蛋，消失了好几天，电话也不通，他老婆把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找不到。就来找父亲，怕他想不开，万一自杀了怎么办。父亲一听哈哈大笑，说不会，道娃儿要是想不开，这日子就没人能想开。第四天，清道哥施施然地出现在父亲那里，原来到另外一家打牌去了，前两天赢，后两天输了精光，还欠下一些债。听到他老婆抱怨，清道哥指着他那长辫子老婆嚷道：“我就是去卖个鸡蛋，你到处糟蹋我名声。”

[1] 吵哩像鳖血：形容吵得很凶。

[2] 胡球：随意，瞎编，一种语气修饰词。

[3] 对劲儿：好，交情深。

[4] 像个小张：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

[5] 靠得：捉弄，戏弄之意。有脏话意味，但在乡村属于戏谑。

[6] 靠瘫：完蛋了。

[7] 生门儿：想坏点子。

[8] 是这：这样吧。

田地里的昆生

乡村父女

第六章 被围困的乡村政治

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抽样调查17个村9181户39104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26.89万元，人均393.7元；家庭经营收入148.21万元，人均2170元；财产性收入3848元，人均总收入2607.55元，人均纯收入1989.39元，人均现金收入1495.54元。至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47元。

——《穰县县志·收入》

政治

尽管睡得很晚，清晨六点左右的时候，父亲就已经醒了，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大声唱着戏文：“胡凤莲，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叹，叫一声，田公子，你细听俺言——”，间或伴随着“咔咔”的吐痰声。清晨亮嗓，这是父亲几十年来的老习惯。这是一段悲哀的戏词，曲调很慢，如泣如诉，婉转悠扬，被父亲反复吟唱几十年，我们姊妹几个也烂熟于心，“俺家住在河岸边，母生下多男并多女，所生俺一女名叫凤莲。早不幸，老母亲把命丧，撇下了俺父女，以打鱼度过荒年。清晨起，老父亲到大街把鱼来卖，碰到卢公子买鱼不给俺钱。我的父一听心中不愿，卢公子赛虎拳，将我父两腿打断，然后间又重打四十皮鞭。我的父一股气儿未上来命丧黄泉——”

父亲一生热爱唱戏，他曾得意地说，在他少年时代，因为嗓子好，扮相好，差点被一个戏班子带走，还是因为爷爷坚决反对，才没有走成。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寒冷的夜晚，吃过晚饭，一家人早早地躺下，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躺在母亲的脚头，抱着母亲冰凉的脚，给她焐暖，我们姊妹躺在另外一张大床上，盖着破烂单薄的被子，相互挤在一起取暖。这时候，父亲开始悠悠唱起：“胡凤莲，站舟船——”老屋的东间，父亲和母亲的床在后墙，我们姊妹几个的床在前墙窗下，窗外清冷的月光照进来，把悲哀与温暖也一同流到心里。这一场景成为我心灵永远的底色：凄凉、悲伤，但又有难以言传的温暖。

吃过早饭，在父亲一连声的催促中，我们开始了谈话。一个月下来，他对我的访谈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不断指点我该去和谁谈话，和谁聊天，并追问我最终的思考方向。我让他谈谈他的政治斗争史，那也是一部村庄的政治斗争历史。

你说政治是啥。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到我。

六六年腊月，农村才开始“文化大革命”，老老少少都是红卫兵，打走资派。生产队里干部、大队部里的人都是走资派。干部吃喝风，也想起来把他们收拾收拾。官谁不想当一下，是不是？村里都说我行，就选我当“红卫兵组长”，后来是大队“文革委员”。村里有事，我也去斗人，斗保管梁光明，但我斗的都是实事，梁光明恁坏，早该斗斗他，打人，还贪污粮食。那时候，会计梁兴建急哩给我磕头。为啥事？写小红旗写反了，“毛主席”三个字成倒的了，实际是无意，人们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我还在床上睡着，到家就给我下跪，说是让我饶了他。六七年七月被“新文革”推翻了，村里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说我是保皇派，保那些干部。开始批斗我，全都是胡整。

我这才到县城建筑公司，找你舅，让他帮我找个事儿干干。建筑公司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七一兵团”，整老工人。老工人发现我坚持正义，就与我商量，成立了“八一兵团”，隶属于“摧资总部”。我是“八一兵团一号”，主要领导大家干革命。还有一个叫“八一八兵团”的，和我们对立。双方都打瞎枪，没有死过人。后来“八一八兵团”胜利，我又算站错队了，被打倒，又被“七一兵团”斗。我就跑了。后来那些人把我材料送到乡政府，要给我判刑。所以才有后来我的反复逃跑。

六八年“二月黑风”后，与你五舅一块儿到湖北打棉花被套。六月份回来，又到建筑公司跟别人到另外一个地方盖仓库，算是潜逃在外。在这期间，无意间碰到一个村里人，我好吃好喝招待他一顿，让他回家别说碰见我，结果他回去就给“革命委员会”说了。当时，梁兴隆是民兵营营长，马上派人来抓我。我都来不及跑。把我捆住往回押。你外婆家是回梁庄的必经要道，刚好是七月，走到场里，人们看见我，对押我的人说，来喝个茶。趁这期间，赶紧把我藏到你外婆家里，他们找不着，给你外婆村的大队支书说，这里逃跑个反革命分子，大队支书也不管。你外婆村里人说，别再找了，再找就打死你们这些鳖娃儿。

我这算藏了起来，白天不敢回家，钻到烟地里，有时候坐在离村庄很远的树阴下，有时候跑到亲戚家。正是夏天，那热哩就是没处钻，特别是烟地，七八月间烟长哩正旺，都是半人高，把地盖得严严的，不透一丝风，早晨还凉快点，一到下午两三点，那真叫热呀。我晚上偷偷回去。那时，你三姐还不够一岁。春生看见了，报告到大队部。梁兴隆马上组织人去抓我，把王家路口、去菜园的路都堵住，这都是逃跑的必经之路。我从韩家到北岗那条路跑了。我才跑到公路上，就看见七八个红卫兵，他们在那里候着我呢。这下跑不掉了。

六八年七月初三正式被逮回家，那年闰七月。这我记哩可清，一辈子都忘不了。梁兴隆说，明天下午到晚上在学校操场上开批斗会，向主席汇报，说清问题。怕我跑，周围都布置有人，看着我。为啥下午开会，实际上是想等到黑，好打你。这你大姐都记得清清楚楚。把我绑到会场上，各个生产队的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都坐哩满满的。二球[1]们坐在前头，梁兴隆坐在外边指挥，你原叔[2]后来跟我说，梁兴隆跟他们说打死你也不要紧。几项罪名，一是抢军火库，二是骂毛主席，三是支持刘少奇。都是叫人死的罪名。叫我跪，我坚决不跪。看形势不对，我就说，我实属人间败类，请上级做处理。实际错误我一点都不承认。李学平跟咱们还是亲戚，拿着语录本打我，把我头打流血了，浑身乌青。打的人都是积极分子，后来乱了，都打，也看不见是谁。我身上的小布衫撕哩一条条，被血染红了。回去路上，远远也有人跟，走到岔口那儿，看见你妈在那儿等我，看我浑身是血，哭起来了。你妈说我轧哩面条，你自己做做吃，我出去一下。你妈去找着兴隆的妈说：“五妈，你看在一个梁家，也没出五服的面上，你回来给我七哥说一下，别打哩太狠了。”刚好兴隆回来，五老婆儿就给兴隆说：“当年咱们家不行，回来以后没吃没喝，光正家卖馍开油坊，也帮过咱们，光正这个事儿，你们看是啥就是啥，别打哩太狠了。”兴隆说：“就是要打死他，好扬扬威。你别给我提原先的事儿，那跟我无关。”兴隆没有看见你妈坐在那儿，你妈气哩浑身发抖回来了。

第二天晚上又斗，这次是要定性。走到学校围墙那儿，就一大群学生娃儿，砖头瓦片往我身上扔。一到会场上，有人就喊，“打倒梁光正”，还是叫我承认。叫找证明人，编排很多事，说我在哪儿哪儿骂毛主席，编成个框儿。说梁光立们打墙，我骂毛主席，学生娃儿们都听见了。后来，会场把灯吹灭了，砖头瓦片都打在我身上、胸脯上、脸上，疼好几个月。这时，立娃儿他妈说：“兴隆，你们说的不对，俺们打墙是黑儿打的，娃们放学天还没黑，咋能听见光正骂毛主席？这不对啊。”兴隆一听，不知道说啥好了，就说，待后处理。那夜算结束了。

后来为啥叫你们每年春节都去看立娃儿妈，就是这个事。大前年，立娃儿妈死，你姐还专门回去送了两百块钱，请了一盘响[3]。

这是六八年七月的事。打这以后，停了一段时候，这个人那个人找我了解情况。六八年年底，又要清理阶级队伍，大队部说，你可把你的东西弄清。六九年二月，我又是对象。从二月一直整到麦黄梢儿，把我关在镇上高中，粮食自己拿，集中去许家吃饭。清理几个月，啥也没弄清，又弄个待后处理。回去还不断找你。打过的就两次，批斗大大小小几十次。挂个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暴乱分子”。后来说是又要运动，安排重活让你干。六九年十月我带着你大姐跑到新疆找你大伯，腊月间回来。头天从新疆回来，第二天就被送到“治刁”水库干活，到那儿还被批斗。挖刁河水库说是疏通河道，挖沟改道，也没成功，到现在地也毁了，还没平。万幸的是，因为一直没承认错误，七〇年稍微松了点。

七四年春上。因为反对光杰、光勇、光明在村里横行霸道，三月间他们在咱们房后打我，打哩浑身是血。七五年烧窑。七七年咱们家盖房子，你妹出生了。

七八年才被平反。这一年又出大事。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梁兴隆把咱家门前的路挡住。左边你二婶们已经把路封住，因为咱们从来都是往右边走。你现在把右边路封住，连出路都没有了，不是让人没活路吗？我拿着榔头把墙给砸了。然后，就是打架。那一场架，你大姐、你哥都记哩清。我拿着菜刀，你哥拿着那个铁球，你大姐拿着铁锨。咱们家的铁球就是从那时开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告到公社，公社书记肯定向着大队书记，说我是严重的反党分子，非给他斗争到底。我听说了，公社书记到哪儿开会我跟到哪儿，让他解决这事儿。最后他烦了，说解决解决，今儿就解决。就派副书记来解决。梁兴隆说，那叫光正来我这儿坐坐，我就把墙扒了。我说那不行，他来我这儿坐坐才对，他把我路封住，不让人活，咋变成我向他道歉。后来又说只让过人，不让过车，我说不行。七九年清明这件事基本告一段落。

我这个人就是好抱打不平。看不惯的事儿，就好管，人家叫我“事烦儿”。“吐故纳新”的时候，重新选村干部，梁家几门之间斗得厉害。梁光望是咱一个门上的人，属于“纳新”对象，为保护他，我早上跑晚上跑，找乡里工作组。想着是家族的事，是一种义气。没有人感谢我，你妈说：“人家老欺负咱，快整死你了，你还跟人家一势，有没有脸？”你妈那次真生气。回你外婆家，我去叫了几次才回来。

八〇年九月十六，你妈生病。因为浇地，兴中把咱们的地浇坏了，你妈和他们吵架，兴中把你妈推倒在地，手也弄伤了。你妈连气带摔，中风了。那年你妈虚岁四十。

然后就是开始背着你妈到处治病。

父亲提到的很多名词，“统购统销”“二月黑风”等，我都不甚清楚，但是，父亲却自然地提起，可见当时政治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巨大渗透，只不过，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批斗对象”参与的。想象着父亲为了躲避被抓捕，坐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烟地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四周一片寂静，炎热的太阳直照着他。那是怎样的心情？他如何度过那漫长而又饥饿干渴的酷暑？从整个村庄来看，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生活席卷了整个乡村，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心态及操作方式却与标准的政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村庄内部的家庭恩怨、权力斗争、人情近疏都参与其中，它决定着批斗性的心态及被批斗者的命运。最终，对父亲的批判定性被一个老太太最经验性的一句话给否定了，也恰恰显示了这场斗争内在逻辑的荒诞性。

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乡村老人，父亲经历了，也参与了中国的当代政治历史。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政治，却切切实实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和家庭。他好斗和“爱管闲事”的性情，母亲和一家人是最大的受害者。父亲的批斗史也是我们一家的受难史。母亲的生病与早逝除了自身身体的原因，跟长年的担惊受怕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当我们指责父亲因此伤害了母亲，他会非常愤怒地骂我们，认为我们太自私。近几年虽然有点“晚节不保”（父亲终于在村庄的权力层面获得了认同，颇有点得意地出入于新旧支书家里，享受着大家对他的礼遇），然而，一遇到什么不平事，如村里的财务问题，哪一家被欺负，不管是不是村里的、认识不认识的，他的“活力”马上回来，像年轻时代一样，替人家到处奔波。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在为别人打官司。不管什么时候，家里总是一堆人在商量事儿。我上初二时，为帮一家人打官司，那家姐弟在我家住了几乎两个月。那时候，家里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还瘫痪在床，父亲生意也不做了，和他们一起去跑，找法官、托人情，和村里几个要好的在一块商量。最终，官司也没赢。提起这件事，父亲又骂起来，这不管能行？这些人都坏到底了，没人治他们会行？这是几十年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

父亲始终不承认，也不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有什么不对。但如果脱开“父亲”的身份来看父亲，我清楚地看到，也正是父亲这样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人，那些乡村的“刺儿头”、“事烦儿”、“管闲事”的人，维护着乡村道德与正义的均衡。他们扮演的通常是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一些见识，对权力、对欺上压下有一种天然的不满，自觉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

老支书

梁清道，梁庄的前任支书，五十七岁，长着一张宽阔的、紫膛色的大脸，眼睛里总是闪着狡黠的光。一个自学成才、优秀的乡村厨师，一个运筹帷幄的乡村政治家，一个出口成章、能随口创造顺口溜的乡村能人，一个无可奈何的公公，一个狂热的赌徒。

我让他讲一讲梁庄村这三十年的政治和权力运作情况。

农村政策变化可不一样，前进就在这十五年。原来有个顺口溜能说明情况：“队长对队长，走路咔咔响，会计对会计，穿着蓝卡叽。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现在年轻人，你看人家脑子有点儿差，出门就把钱抓。出门打工不中用拿个万儿八千，中用的挣个三万两万。我埋怨自己退哩不早。前几年我退了，领导照顾，让我们家大娃儿也当个村干部，算擦擦我脸上灰。干这几十年，只差把世上酒喝完。日他妈呀，想想差般[4]至极。你说有没有退休工资？有，可有，说出来不怕你笑，你问问他们正干着的多少钱，二百块。我退休，一个月六十八块钱，再加上保险，一共一百一十六块。

经济大包干，乡村可完蛋。如果还是大包干的话，到最后肯定没村干部了。咱们这个行政村共二千多人，一人一年顶百十元，每年需向乡政府交二十八万元。特产也要向老百姓要税，种辣椒，烟叶都要交钱，村里的开支还是从老百姓再要。民办老师的工资、办公费、招待费都是从土地上提取。没有企业，一切来自于土地。一亩地来回报税，不然不够村集体开支和上缴。刚开始是谁种地谁掏钱，后来不种地，你名下的地也得每亩交五十元。有许多家两口子出去打工，干脆不回来了。村干部去要，村民也有抵触，极端的情况就是发生冲突。那时候干群关系最紧张，真是一步步恶化。在村里能给群众说通了，知道这是政府的事，与干部无关；说不通，还有的搭车收费。群众最恶心干部，说，你们除了要钱，还能干啥！特别是九七年以后公办老师工资也让基层发，乡里又摊派到村里，老师罢工，村民闹事，乡干部也是急哩贷款，去借。政策再延长两年，出现啥情况还不好说。

现在是村村都有外债，多哩，都有几十万，主要欠在提留款和超生罚款上。提留款从来没收齐过，都是村里垫支。超生罚款按人口比例交钱，咱们村每年得交三四万，可是村民常年在外，根本不回来，这也得村里垫支。老百姓也会笑话人，称村干部的工作“催粮要款，刮宫流产”，听着咱这老脸也是挂不住。

这些主要依靠民间借贷，银行绝对不借。一分八，二分，高利贷，收提留了再还，导致村里债务越堆越多。有些信用社也想贷钱，知道这情况，不贷给集体，必须以个人名义贷。支书只好以私人身份去借贷。几乎每个村都是干部自己抓、借、贷，来完成任务和应付开支。干部背着债，不想干也不行，干着，还能生办法还；不干，这债全成自己的，那还活不活？有个村支书最后一年借不来了，选举时被选了下去。他对乡党委书记说：“书记，你要是不让我干，我上吊在你门口。”

我自己是坚决不背债，收上来交，收不上来不交。咱们村里不欠钱。我派给生产队，队里抓，你生办法完成。到季了地卖了你再交。土地霸住，一亩地一百块，你交了让你种地，不交，不让种。

咱们村是穷村，别的地方争一个村长花几百万，咱们这个地方是没人干。农村的穷队，啥没啥，干有啥用。选举是三年一届。民主是民主，早晚民主都是集中制。村民委员会也有，成员也写在墙上，选举的规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摆设。不是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问题是，治谁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参加意见，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咱们行政村共两千多人，连两百个人都叫不到，开会只算走走过场。经济社会，农民一切扑在经济上，争官干的意识并不强。老百姓靠打工有点钱，集体是个空壳，所以也没人争。有些村开会比较积极，想参加选举的人自己掏钱，把在外打工的喊回来。那是因为有利可图。也有些村别说选举了，干脆就是没有人当，当个村支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数人还是想当，能占点儿小便宜，也是个政治荣誉。算是承认，你是个能人。那全是虚荣心。有人说：“道娃儿，你村支书干一辈子，把咱们村弄哩啥没啥。”我说：“你说球哩，群众楼上楼下，我要啥没啥。这些年，我胡球[5]拾俩粪也挣俩钱，现在是喝一肚子酒精，两手空空。反过来说，楼上楼下跟我支书也没关系，那人家都是出门打工。不出门打工，那还不中，在屋光守二亩田，吃饭都艰难。”

说到自己的穷苦，清道哥显得很激动，父亲在一旁大笑说：“你娃子别能，说哩你好像受屈了一样，你不当村支书，你能在公路边盖那一处房？你养活仨儿子，还办养鸡场？就别在这儿摆穷了！酒你没少喝，赌你也没少来，你输的钱都是哪来的？”清道哥是我们一个门上的，还没有出五服，平日里父亲和他对话都是连说带骂，毫不客气，见清道在我这里撇清[6]，父亲早就在按捺不住了。

这我也承认，是沾点儿光。不过，我干的时候，镇上食堂一般不去，减少开支，村里穷得不得了，你再胡吃，那还行。谁对口有啥事，哪一天哪一日为啥事，月底报销，一样样审核。不管在家里招待，还是在食堂，规定多少报多少，超一部分是自己的。我每天都记账，流水账。今天在干啥，跟谁在一块儿吃饭，都写得很清。

我当官的经验是，群众通情达理的多，不论理的也有，凡是有问题，首先从干部自身找问题，别先找老百姓。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通情达理，是你干部没说到。那年交公粮，有些群众拒交，我跟去三天，三天嗓子说哑了。有些群众有怨言，借交粮可找着机会说说。能解决的我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给人家解释清。但是，交公粮是国家的事，该交粮交粮，随后再处理。借交粮胡闹，总归是不对。后来，村里人都说，早像你这样，俺们咋会不交粮，该解决解决，该说清说清，有啥说的。

现在的国家政策，对老百姓是够点儿[7]了。种地给钱，越补越多，补七八十，土地咋能荒？乡、村两级不向群众要钱，并且国家补贴，群众对上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收成好了多收点，不好了少收点。现在的村干部的职责很简单，一是宣传党的政策，处理计划生育任务，宅基地，治安，民事纠纷；另外，村支部生办法引导群众治富，过去的干部逼着要钱，现在也变成服务型。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村支部帮助把事办了。

有人说现在的农村新政策，根本不需要村干部，干脆取消算了。这绝对行不通，就现实来说还是不适宜，如果那样，农村的老百姓就真成了一盘散沙。政府与农村肯定有间隔，具体的农村纠纷上面政府解决不了。一是不了解情况，村里的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谁家跟谁家，有啥来龙去脉，外人一点都不了解，很难处理；二是真假难判。乡政府不可能直接进入农村。把这层取消了。下面的群众不成集体了。村里精简人可以，但机构不能取消，等于断线了。一个村千百户，政府直接工作到户是不可能的。上面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

咱们这任县委书记，我是真佩服。第一次开三级干部会，我听罢下来说，妥了，咱们县有指望了。干哩都是实事。人家开会，会场掉个针都能听见，台上台下，鸦雀无声，理论联系实际，土洋结合，深入浅出。说个笑话，别的书记开会只想睡觉，都是套话，没意思，人家开会连解手都不愿去，怕有些话没听见。

我熬了五任县委书记，都没人家的水平。新官上任，不办事可有差，没考虑成熟，一办就岔气，劳了民又伤了财。过去各任领导都要搞项目，那年种苹果，公路两旁挖得像战壕一样，结果一个苹果也没有。还有“书记工程”，各乡都在自己的地上圈个院子，搞项目，脑子一热，不根据实际情况，强压硬办，逞能的浪费百十万，窝囊的浪费几十万元，最后长哩全是荒草。

现在，搞杨树经济，我觉得可靠。领导开群众动员会。我说，个人感受，两句话：有脑子种上几亩杨，十年之后强似小油坊。过去领导都搞特色，最后都劳民伤财，一穷二白。我种十五亩杨，一年一棵树能长一寸，就长八寸粗，几丈高，就按四百块钱一方，一棵树半方，二百块钱，一亩地五十四棵杨树，那有多少，你们自己算了。比你养儿强。你就是养个好儿，他能给你回报多少，孙儿往家一留，年下回来，给你三五百元，你喜哩不得了。不回来一个电话可给你老汉打发了。回来了不是想他爹想他妈，主要是娃子留在家。手里没有一分钱，孙儿都不往你身边跑。手里攥有四五万块钱，也够你养老了，不找娃儿们麻烦。现在废地种几棵杨树，你老了也安排好了。这个项目，我支持，绿色银行。

国家政策变了之后，最起码不存在荒芜土地。有本事打工在外致富，没能力在家种地也不受作难。总的来说，国家政策好，给农民带来好处，给村干部也带来好处，干群关系也好了，除了给村里办好事，不用登门要钱。这一政策过去从来没有过，开天辟地。现在纠纷也少了。

国家只要强大，政策就会长远。好的政策，群众信任共产党，党也有凝聚力，说明国家越来越强大。现在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好处。国家号召啥东西，老百姓也愿意支持。

肯定也存在问题，再好哩社会、再完美的政策也有问题。那远程教育好是好，给你个电视机，往大队部一扔，算是回了老家。就是你办，也没人去看。岁数大的在家种地，看孙娃儿，忙哩头都抬不起来。不出岔子还怪好，一出事就完了，爷奶承担不了。你五奶奶现在一提起来她那孙子，还是哭。娃子们都是爷爷奶奶看，留守儿童，管不住，没有几个想上学的。村里人精神涣散，死气沉沉的，现在村里死人，得找两个队，抬棺人才能找齐。这都是问题。

但是，都不急，国家也得慢慢来，恁大个家，也不是一天两天转过来的。

其实，在梁庄，清道哥并没有很强的根基，他父亲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上过台面。上任支书梁兴隆下台后，村里族人不愿意他儿子再当支书，硬把清道哥弄上台，谁也不得罪，谁也没话说。上台之后，清道哥显示出自己的奉献精神和从政才能，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挺好，对待父亲和老贵叔这样的“老刺头”，尊敬有加，时不时请他们吃个饭，商量点事儿，把几个老头儿哄抬得晕头转向。把兴隆儿子安排成村长，又把老保管的儿子任命为治安主任，也算让他们“世袭”了。清道哥在说到这个词时，很得意。村里普通群众虽然有意见，但是，因为这利益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不知道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样子，因此，私下里议论议论，再加上清道哥的“清廉”，也就没什么大动作。

几十年来，国家对乡村的政策一直在调整，中间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现在，政府对农村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且，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和广度。从表面上看，国家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减轻了，但是，却也遮蔽了许多本质性的问题。譬如民主程序、村民自治，虽然已经喊了三十年，但是，对于中国一个内陆小村庄来说，它们依然是很陌生的、概念化的名词。政治、权利、民主等词语距离他们还很遥远。国家、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根本性的互动，一种建立在理解、尊重、平等基本上的互动。在这三十年里，农民非但没有成为主人，反而成为民众认知中负担、黑暗、落后的代名词，是现代性的负面和现代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乡村人口的超高流动性是民主政治无法推行的重要原因，家庭的主要成员长年不在家，对村庄、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出门挣钱是第一要义，至于土地，它不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不再是“命根子”。无论政府怎么折腾，无非就是要税或不要税，多要税或是少要税，不足以形成一种巨大的牵制力和回望力。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基本的生命单位，村庄并没有生产能力、没有建设项目，也没有凝聚力吸引它的成员，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任村支书

想着和村里现任支书见面应该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回来一月有余，却一直没碰上面。问起老支书，老支书只摇头，说过去的村支书天天在村里转，现在的村支书是天天不知道在哪儿转，反正是上面，不会朝下面看一眼。这天，到乡里了解一些情况，中午吃饭说起这件事，乡党委书记说马上安排见面。不一会儿，去的人回来说村支书正在镇上喝酒，据说是调解村里的宅基地纠纷，花了很大工夫才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块儿，他这个中间人不能走，否则，事情就又得从头开始。乡党委书记并不生气，好像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等了有一个小时左右，我们的村支书韩治景，进来了，略有点醉意。看见乡党委书记在，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一看便知关系非常好。看见我，很惊讶地大步上前和我握手，连连说：“从你哥那儿早就知道你回来了，还说啥时候一块儿吃饭呢。”具有很强的表演性。

韩治景，四十岁左右，瘦长身体，穿着白色短衬衫，一派文弱书生的样子。眼睛不大，但闪着精明，透着官场里的老练和圆熟，说话非常干脆。接任村支书已有六年。先是做收购粮食生意，现在也兼营修路、修桥，有搅拌机多台，主要用于出租。

其实说这些，估计你也大致知道。不说大的行政村，光说咱们梁庄自然村，各姓全部加一块儿，共一千三四百人，三四百户，人均不到一亩。经济方面，主要靠外出务工。啥企业？有俩私人砖厂，从挖土烧砖变成石灰砖。韩家云龙有个养猪场，前几年养背时了。这几年政策好，行情好，老母猪投保险，保险六十块，个人拿三十块，政府拿三十块，最后，保险公司能赔偿千把块。户下散养的有四十多个。都是喂饲料，喂草太慢。没有闲人去割草。为啥养猪少？一家完全投入养猪划不来，老人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尽管有补助，还是养的少。

咱们现在不是杨树经济吗？村里河滩地种有六七百亩，我也种五六十亩，最粗已经二十四公分，年年上化肥，一年一棵树投资得二百五十块，我觉得收入与种庄稼一样，只不过是最后弄个总疙瘩。十年以后，按现在的发展，能卖三十万块。把投资去掉，能挣十万块钱。也就是个定期存款，有个养老钱。

现在种地基本上已经机械化，就这，种地的人还是少，农村劳力已经习惯出去挣钱，很难回来。现在种地国家不收税，还补贴钱，是好事，但不会形成你说的返乡潮，那点钱够啥用？想盖房子、孩子交学费，还得靠出门打工。但也有新变化，就是原先让给别人的地又都要回来了，种些简单的农作物，能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用交钱交粮，多少都是自己的。

按我分析，将来还得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点地，太过分散。集中种，成本降低，劳动力也减少，大型农机工具也能够充分利用。

咱们这儿的人还是没那个做生意头脑。挣了钱回来，存在银行里，等着有一天盖房子，只怕钱没了。银行存款很多，盖个闲房子，没人住，又扔那儿不管了。南方产品丰富，市场发达，家家户户都可以加工，有可能去组织做生意。几个年轻人在一块儿打工挣点钱，商量着做个啥事，赔了算了。咱这儿根本不行。人心不齐，还没干出名堂呢就闹意见，凡是几家合伙的，开始可好，称兄道弟，到最后没有不结仇的。也有攒了不少钱的，不愿再出门，想着干个啥，可东看西看，下不了决心，怕赔，最后，还是出去了。

现在最难干的是村干部，村里没钱，社员的钱还不能少，譬如说种杨树，每个村有指标，让支书亲自抓，月底报账，村里垫了三万多。事是好事儿，可是一成硬性指标就坏事了。说是只在田头沟渠种，有些村为了完成指标，也为了省事，就把耕地给毁了，强迫人们种。好事变成坏事了。农村当干部就是落了一个政治荣誉。村级干部就是奉献精神，咱们村修“村村通公路”时用了几十个人，都要工资，我只好自己垫。图个啥？

农村工作，按书本上干，按条例干，肯定干不成。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各种方法都有。生产队干部，工资就三四十块，我是一百六十八块钱，全凭人情干。干部在村里必须有一定的办法，像分地，你正经去分，你弄不成，就得连骂带哄去弄。也有派副乡级来，都站在边儿上，不上场，一个月都分不完。这也是你们说的基层经验，农村经验。就说今天中午，为啥吃？就你们梁家，前一段下大雨，宅基地石块被冲走了，弄不清，两家打起来了，谁都说不通。只好去做工作，由队里去设场请吃饭，找村里会说话、有威望的去说和，各自让一步。没三两场饭肯定不成，农村这些事都这个样。老百姓凡事爱挑个理儿，你想让他信服，必须看是谁说他，得是那个人，否则，能说成的事也说不成。有时候吃饭也闹事，本来说得好好的，一方夸口说外面有人，另一方一听，你有本事你找人呀，我还不让你了，不信你能把我弄到监狱里。这下好了，前功尽弃。

农村宅基地纠纷是常事，老是有新规划，但是落实很难。按规划盖，如果占住你的老宅基地一点，只有两家协商，协商不成，没有任何办法，新的规划很难实行。说是拆旧建新，都是建新的，也不拆旧的。现在老百姓是爷，反正我就是这个样！眼看他是错哩，你能咋办？领导又有任务，你又得完成。当支书是光荣，谁家有红白喜事，你可以坐到上座。可你要是不送礼，算你完了。来家里坐的人每天都一群一群，烟茶都供应不起。有时，我都想躲起来，也是癞蛤蟆支床腿，强撑硬劲。村支书就是那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不是有人总结了吗？怎么说来着，“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农村这事儿，会整的还轻松点；不会整的，累死了都没人承情。

还有就是抓信访，也难死人了。他告哩对了，咱们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领回来，回来还得当爷敬，下回他还去。光这一摊事儿，村里、乡里、县里得花多少钱，这，咱们书记最清楚。要我说，领他干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干啥？怕他告状本身也说明咱有问题。领回来敬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人，长着两条腿，你能管住他？我觉得，这方面政策有很大问题。必须得解决，不解决要出大事。

现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烦。咱村里修那条路，也是国家出一部分，村里一部分，个人再出一部分。有些家住得远了，不走这条路，不愿意掏钱，扣他地也不愿意哩很。主路现在已经弄完了，也是不配套。还是明下水道，夏天，一下雨，还是蚊子一大堆，臭哩不行。叫整的事多哩很，关键是没钱。国家拨的钱都是少量的。啥事都需要关系。好在是通过关系能要来一些钱，这才修路、筑坝。不过话说回来，国家能有这方面规划，这已经强多了。

你说梁庄下河那条路卖的钱？我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也不怕啥，反正没落我自己兜里一分钱。那条路卖了十七万四，让他们走大型拉沙车，沙厂人也高兴，咱们也得钱了，大车容易伤害路，一旦压坏，可以修。剩下的部分还可以拿来修村里的路，这也是好事。村里人只看到收入的那一部分，没看到支出的那些。

现在水利上也有好些补贴，农综开发，国家的钱专项管理，我又跑县里要来一些项目，打些井，盖个电房，大电盘，把高压线拉到井边，浇水，磁卡计费。农田灌溉率达到百分百。项目是拉来了，专款专用，我自己还得贴烟钱。现在，农村成年劳动力，百分之九十多都在外面，这两年粮食贵了还有人种，但是回来的还是少。政策是好了，但是那点钱给他也不起啥作用。要不要无所谓的事。

我个人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农村搞新农村建设，光补助这一块，四五十块加一起，能办些大事。现在既然国家往下发钱，咱们整个村，按现在的补助，两千六百八十四亩，能发十来万元，集中在一块儿，能办很多事，譬如修路、弄水道。这比发给个人强。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中国大了，农民多了，没招。

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乡党委书记偶尔也插几句话，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书说出一些违背政策形势的话。譬如说到信访的问题，村支书认为目前的信访政策很有问题，还没等支书的话说完，乡党委书记就插言，那些信访的多是老油条，为芝麻大点儿的事成年累月告，精神都有些偏执了，你给他咋解决他都不满意，想借机揩油。我并不完全反对乡党委书记的话，他在实际经验中应该会碰到许多案例，但是，他那种轻蔑的、轻视的态度却让人无法接受。而村支书虽然因乡党委书记的阻止而及时改变自己的话语倾向性，但却并不是绝对的唯唯诺诺，有一种隐约的平等在里面。

这使得我对乡党委书记和村支书的关系很感兴趣。从村支书一进屋两人的寒暄，玩笑话，可以感觉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般意义的上下级关系，几乎类似于江湖兄弟，具有很强的民间意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村支书一级是非常模糊的政治身份，他不属于国家干部，可以随时变回农民，但是，他又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大责任。“村支书算不上是个‘官’，却是个一方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找的‘大人物’。”村支书虽然仰赖乡党委书记才能干这一职位，但是，他真不想干了，后者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于乡党委书记而言，他虽然能决定村支书的去留，但却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村支书并不能因他而升职。要想让村支书比较听话，下力气去执行命令，还得依靠另外的东西，即民间场域里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方面的许诺。这种民间约束力应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旦一方不能达到另一方的要求，即有可能失效，并产生变数。

村支书一直在诉苦，这当然有美化自己的倾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村支书不好干也是个实际情况，上面要通过他来完成政治、经济任务，农民有怨气、有问题也要找他来解决，若非有一定的手腕与势力，或依靠宗族势力，是很难有效完成这个任务的。“上面纵有千条线，下面也要靠村支书一根针。”当我这样给我们的村支书讲时，他非常激动，好像找到了知音，进一步讲述了自己如何为村里争利益，如何为村民排忧解难的难处。

当问起国家对乡村村支书的新政，譬如让村支书也进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级别，拿公务员工资等政策时，还没等乡党委书记回答，我们的村支书就叫起来：“哈，那也是个形式，一个乡最多一两个，基本上都是那种富裕村，或者是镇上的村子，根本轮不到一般的村支书。”我这才知道，在吴镇，只有镇北的村支书当上了公务员，也是通过重重关系才实现的。当我们的村支书这样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不满时，乡党委书记只是微微笑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满，或特别去阻止。那神情，就好像一个江湖老大在看着自己的小弟耍酒疯，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同，同时，也是地位身份的强调与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谈起对村支书的印象，哥哥说：“这货就是敢干，有霸气，敢拍板，敢花钱，会走关系。”父亲非常愤怒，“呸”地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说哩可是，拿住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可劲儿花。别听他在那儿表扬自己，有恁难，那他咋还干恁起劲？”说起这些时，父亲的脸都涨红了，青筋往外努着，“村里民愤大哩很呢，我和你老贵叔那天还在商量，非把他拉下台。有他在，梁庄好不了”。这个倔老头，保持着一贯的民间作风，对村干部总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并且在这特权中谋了私利，就像某些政府官员一样。这一点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县委书记

我的乡村调查得到穰县县委书记的大力支持。在与他的交流中，我对国家许多政策及宏观的现代乡村政治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也使我的调查及思考有了多个层面和多个角度的视野。

县委书记最早是乡村民办教师，是一个具有人文气质和知识分子情怀的学者型官员，对中国县域经济有独特的认识与思考。因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对乡村问题、政策与民生之间的矛盾都有非常独特的体会和见解，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具有中原人特有的文学情结和励精图治的抱负，从他的言谈和治县方针中，可以感受到他想改革乡村现状的愿望与决心。我听过他的政府报告和在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是难得的一个不讲空话，具有思辨意识和现代观念的领导。他的城区改造、生态经济、村庄整治以及“四加二”工作法，不但改善了整个穰县的外在生态环境，提高了农民的参政意识，从最根本上讲，也使得农民的生活观念慢慢走向现代化。但是，现实的积弊太深，每一种想法落到实践上，都有种种的变形，这些都使得他的许多想法被架空。许多项目、设想、规划在各种力量的牵制下，会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县委书记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按他的话说，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地做，总会有效果。

为了使问题及内容清晰化，我以问题的方式把他谈的主要内容呈现出来。

作为一个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您怎么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的农村政策及农村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农村在发生一个大的转折。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开始，这是以分田到户为标志。生产队的集体性质，大队、人民公社的体制被基本摧垮。文学作品中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最典型代表。

八十年代，具体说在八三、八四年，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人们普遍能够吃上白馍。中央先后发了三个“一号文件”，解放了农民，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说也奇怪，那几年老天也帮忙，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农民基本没有什么负担。后来，一些问题出现了，原来在集体时期的公共设施慢慢被毁掉，过去集体的水利设施、拖拉机，都卖光了。接着国家开始提出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小商品生产、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发展个体私营经营，进一步强调完善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等。统分结合，统，土地是集体的，所有制的性质不能变；分，就是土地承包到户，家庭经营，从实践效果上看，不少地方统的功能减弱了，分的功能强化了，小生产者和大市场的矛盾日趋增多。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事件，比如山东蒜薹事件，还有化肥厂倒闭，最典型的事件是洛阳拖拉机一段时间卖不出去了，人们一下子懵了，找不到方向。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农村政策的过渡期。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末期，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国家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产业结构、就业形式，发生变化。前面整个时期是以“土”为主，现在是以“出走”为主，整个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变化。出门打工挣钱带来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分散化。

九十年代，农民负担日趋加重，主要是“三统五筹”，三统，指工资、公积金、公益金；五筹，指修路、计划生育、农村教育、民兵训练和统一防疫。国家规定，农民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为了解决统分结合的“统”字。规定农民的七个义务工、十个积累工。后来，为了变通，提出“以资抵劳”，结果是，农民又出工又出钱。还有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等，这都给乡村干部提供了向农民要钱的借口。乡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没有约束，很随意，农民负担被层层递加。那几年干群关系矛盾极其尖锐，全国各地每年都发生因乡村干部收缴粮款，农民或喝药或上吊死亡的恶性事件。农村的情况愈演愈烈，不少地方发生群体性对抗事件，或者干脆外出跑哩你找不着。

整个九十年代是农民负担逐渐加重的过程。2004年我刚来，调研之后，发现县里有十几个乡镇承包田没有落实，地分不出去。老百姓说，一到种地的时候，村支部书记临时卖地，一亩地一百二十块，谁种谁掏钱，大多数人不种，不种地可以不交钱，还可以出去打工。我到乡里做调查，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拉住我的手说：“书记，我们再种地，就种到监狱里了。”她说：“你想，我们这儿地多，一个人三亩地，一亩地要上交一百五十块钱，三亩地得四百五，五个人得两千多块，还不说村里像割韭菜一样随时要的钱。要是没钱交，村支书就把我们的印章没收，瞒着我们拿到信用社去贷款上交，签我们的名。贷款到期，我们也还不起，信用社就到法院起诉我们，这时候，法院、派出所的人就拿个手铐一晃一晃来了，要不还钱就把人带走。这不就是种地种到监狱里了吗？”所以，农村一段时间内有很多撂荒地，种地赔钱，谁还敢种！

1992年开始到2002年，整个农民负担到了矛盾极其尖锐的时候。一边出各种条令收钱，一边又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相互矛盾，每年都发生一些恶性事件，追究一批基层干部责任。当时一个省领导来视察，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全国的基层干部都犯同一个错误？从东北到海南，从河南到湖南，为啥基层干部会和群众形成对立？乡村干部也是和村里老少爷儿们一块长大的，也有感情，不是天生的南霸天。如果这个不转折，那是天也没门。说老实话，这个时期真正对农民利益有所保护的，是那种落后的干部；那种老得奖的，肯定是对农民逼哩狠的。

现在看来，整个九十年代，农村政策是很不成功的。三农问题像一个到站的火车，喊得响，走得太慢，文件很多，不管用。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趋加重。

2002年开始提出税费改革。当时我说这个事弄不成。因为按中央有关部门原来的设计方案，基本上是“这一窝水和这窝泥”，你的所有收入管所有支出，像咱们这样的财政穷县根本不行。当时民间有一个顺口溜：四大家带着公检法，为收四毛八（烟叶税）。下去逼农民种烟叶，因为烟叶特产税比较高。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新农村政策国家惠及农民补贴非常多，今年财政农业投入三千八百多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根本的转折。照这样走下去，五年以后，党和农民的关系一定会修复到最好的时期。在过去，我这样的县委书记下乡考察，乡党委书记都是把住路口，一直紧张着，怕群众告状，怕有问题被发现。现在好多了。

如何看待2003年左右中国农村政策对农村生活的影响，它所具有的意义？

按2000年前后的趋势走到现在，农村都不得了了，真的很难想象，可能会发生危机。农村问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民负担重，农民状况差，农民情绪激动。中央政策真是调整得及时，现在都好多了，不交钱了，不交税了，种地还有补贴。

2004年以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得益最大的是农村，是中国农民。中国的农民文化最大特征是跟着感觉走，你看赵本山的作品《三鞭子》变相地骂基层干部，虽然有一种表演的成分在里面，但也是农民心态的阐释。文艺作品它就是对生活的阐释，是当时情况下整个干部作风的一种折射。同样是下雨，久旱逢雨，说老天爷好，阴雨连绵，说老天爷不好，农民的感觉很直接。今天谁对我好，我说谁好，谁对我坏，我说谁坏。

当前的宏观政策，再加上基层的把握，一下子解决了农民的许多具体问题，也改变了农民的状况。多年来我们想解决而难以解决的问题都能够有条件逐步解决了。我讲过一个观点，新农村建设不能理想化。不能一讲新农村，就给农民在脑子勾画一个欧式别墅、蓝天白云、出行有车、干干净净，这样一种模式叫新农村，这容易理想化。理想化带来的问题是急于求成，我们在农村工作中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理想化。譬如说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是理想化的东西。用理想化的东西代替现实，容易带来绝对化，带来一刀切，容易带来形式主义。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从理想化派生出来的。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但我还有一个观点，新农村既不能理想化，也绝对不能随意化。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政策是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这五句话的前提是生产发展，接着是生活宽裕，看起来很宏观，但又很具体。中央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不想给新农村定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干啥后干啥。理想化容易形式主义，随意化就容易感觉遥遥无期，放任自流，不知道抓啥，结果是像歌词里说的，“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农民享受不到现代文明的成果。新农村建设必须从改变农民生产生活现状入手，具体地一项一项地抓起，让农民感觉到具体的改变。

一项一项、一村一村地推进，先抓住农民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问题，用电、吃水、行路，村容村貌，一项一项地干。不可能设想农民富裕到一定程度再去做工作，因为永远是差异性发展，过去即使不提新农村建设，村里也总有一部分人过得比较好。但是，不抓村庄基本设施，不抓生存生活条件改善，我就说，那是小楼盖到泥潭中，村里没路，房子再好，还出不去门。

目前正是农村变革的关键期，也是农民的修复期。

新农村建设所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在这种大转折下，农村的文化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带来新的情况。第一，农民的孩子上大学无望，不像八十年代那样拼命上学，只要上学，就可以进入城市；现在上学没有出路，没有多大用处，感觉上到大学与上到高中差别不大，尽管升学率高，但孩子上学的意愿还是不高；第二，长期外出打工，家庭教育缺失。第三，越来越多新的信仰危机，宗教信仰很迷茫。第四，打工者越来越不适应外边的世界，劳动力培训较差，农民得不到系统的技能培训，所干的仍然是最低级的活。第五，农村基础设施越来越差。

第六，在新的形势下，基层干部的素质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干部与老百姓的感情有所修复，但是，这种修复是靠好的宏观政策得来的。再过几年，干部素质如果不提高，没有新的理念、新的思维驾驭农村新的现实，仍然会有危机。

同时，在新的政策下，基层村干部的任务很多是落实中央惠民政策，是给农民发钱，这极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可能会造成新的贪污方式，引发农民新的不满和社会矛盾，譬如把低保用在自己家亲戚那里，或虚报名额。这种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事情，干部容易把好事办走样，处事不公，引发农村矛盾新的热点。

在学界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乡村城镇化是解决城乡矛盾的必然趋势，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不能简单化理解。有许多学者主张大城市化，如果简单化，不适应中国国情。我觉得，解决未来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有五个“中”：中小城市，中小企业，中小银行，中产阶级，中小收入。特别要突出的是两点，第一是中小城市。中国现在是典型的大城市病，城市拥挤，农民集中到城市，又无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成为城市无产流浪者，这会成为大问题。容易造成贫民窟，这是大城市化必然的弊病。第二要发展中小企业，能形成当地就业。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是事实，也是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有人说，我们是低档工业制造者，呼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人口是我们现在的优势，也是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这种密集型企业在中国的高度发展是必然的。

什么叫城市化？住在大城市就叫城市化生活？我认为，城市化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就业、收入方式的城市化才叫城市化。能用抽水马桶，能洗澡，出门能用车，这是城市化。我去韩国考察，韩国的大部分教授都住在城市郊区，但是各种生活条件特别齐备，这也是城市化。如果城里人所能享受的现代文明成果，农民能享受到，并且按照新的组织理念，靠专业合作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城市化。在穰县，我们提出四级城镇体制，充分发展乡、镇的作用，在乡村打造贸易集中地，它的繁华程度不亚于城市，到一定程度就有点像国外的小城市。另外，以原有的民间集市为中心，形成几个村的物资流通地，发挥镇的功能。

如果乡村发展好了，农民不用离开家乡也可以享有城市化的生活，也会解决大城市化的问题。现在，新农村整治，路也通了，下雨也可以出门，门口就有超市，有自来水管，有太阳能，洗澡的问题解决了，走亲访友也很方便，他生活的方便程度舒适程度不亚于你城市的生活，所缺乏的就是信息的问题。在若干年后，这些信息不畅通的问题解决了，你住在乡村有什么不可以？

你认为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对农村农民还有多大影响力？

农村的个别女孩出去干不好的事情，挣钱回家盖房，回来非常纯，不管在外面如何妖，回来像个乖孩子，表现得非常纯朴。但是，你还是能大体看出来她在外面的职业。乡村文化、村庄生活场具有很强的净化功能。

穰县文化是书香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织，节约、克勤克俭，也相对传统，这都在无形中制约着在外的人的行为。我在其他县工作的时候，我经常陪朋友去茶馆坐，在穰县我就基本不去，今天咱们在这儿说半天话，可能很快就会传出去，那也是个新闻，而且是个负面新闻，这就是地域文化的差异表现。地域文化的地方排他性和保守性很强，对外来文化会形成挤压。

简单地说，文化就是习惯，文化具有一种固化效应，有一种锁定功能。把习惯、习俗哲学化，就是宗教，把习惯伦理化、抽象化、虚化，就带来宗教、艺术、文学。人与人之间的习惯固化之后就是文化。越凝固的地方排他性越强。地域文化形成以后，游离于现代生活之外，这是一种固化效果。有客人来穰县，招待饭后请他到卡拉OK厅唱歌跳舞，人家感觉在穰县没意思，因为这里都是一家人来玩。

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农村的发展趋势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实际上是两大冲击，一是沿路盖房，对原来村落结构形成冲击，这就必然会带来对村落文化的冲击。过去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那里有句俗语，“碾磨齐全，房后有个竹园”，那种农耕式的生活，筐子筛子都可以自编，一切齐全，可以自足。村落结构形成互助文化、协作文化，互相周转，邻里之间虽然也为宅基地闹矛盾，但长期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互助文化，在摩擦中互助，共生文化。后来，富起来，沿路盖房子，带来的结果就是村里的公共设施不能共享。还有就是传统东西的丧失，过去你借我一个东西，隔个墙头就可以递过去，这些慢慢都没有了，形成很多空心村。所以这几年下大力气改造村庄，村里道路畅通，下水道打通，搬到外面的农民又回来，主要是方便。第二，因为就业方式的变化带来家庭结构的散失。老少问题，中国文化潜在的东西隔代亲，爷爷对孙子是溺爱式，不是一种管教式，父母情感的长期缺失对孩子的成长都形成不利，这又是对传统东西的冲击。且不说外来要素的冲击，就这两个问题对目前农村文化带来一种可把握上的难度。过去凤凰卫视来拍片子，我说过一句话，“唯有文化无敌”。文化有一个很强的东西，就是锁定效应，美德如此，劣习也如此。比如说沿铁路的一些村落，个别农民盗窃、扒火车，为这，不知道抓多少人，判多少人，但是还扒。道德堕落也形成一种习惯，也会越来越固化，最后形成文化。文化像一个橡皮墙，用刀子戳才能戳破，用石头打，打轻了，它是一个窝；打狠了，慢慢可能还反弹过来，打住你自己，最后，都又慢慢平复了。

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个教育不光是指学校教育，实际含有道德教化、传统文化缺失的意思，没有抵制住西方的思想，各种封建的东西又都冒出来。

作为政策的实践者，如何落实政策，从哪些层面做起？

要一项一项地抓中央的惠农政策落实，把中央政策研究透，争取到、落实好。譬如太阳能的引进，发生在农民的身上，这是一个生活质量的重要变化。学会洗澡，这是一个很大的农民心理变化。抓茶馆建设，村村通，把农民带进现代文明生活。这是潜移默化的东西。从农民的脚下、房前屋后抓起。起码对村落的传统文化结构、生存方式的改变是一个保护和发展。基层干部要有责任感，要把现代文明成果一项项引给农民，应该定格在能力建设上。就农民生活而言，不能说农民落后，电话、手机、电视，都有普遍性，现代文明元素越来越多地进入农民的生活，随着农民接受信息量的增多，农民的视野在不断地扩张。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他的能力在往哪个方面发展，这是应该重视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往三个方面发展，第一，就业创业能力。现在农村教育应该侧重于职业技术教育，不应该只随着大学教育走，农村教育边缘化，应该去学具体的职业技术。第二，能够融入现代生活的能力。一方面农民收入低，另一方面有收入的农民不会消费，不知道怎么去适应现代文明生活。《新结婚时代》反映出城市对农村的普遍看法。农村大学生最不喜欢听的话是：“你真农民。”这是文化上的断裂所形成的城乡差异。第三，提高农民政治意识，保护政治权利的能力。农民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应该要捍卫，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表达权、诉求权，常被基层干部看作是捣乱，钻牛角尖。

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力求使基层干部用新的方法、新的模式、新的思维去应对新的问题。基于此，穰县推出“四加二”工作法，现在中央也认可了，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在全国农村推广。“四加二”，就是“四议两公开”，为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规定一个程序，农村的重大事项，决策必须经过四个程序：一是党支部提议，二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商议，三是党员大会审议，四是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所谓“二”，决议结果公示，执行结果公开。

这一工作方法，无论是实践和理论上都有意义。从理论上讲，按照中央的概述和学者的概括，它把党的领导机制、村两委会的协商机制、党员的民主权利保障机制和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到一起，可以说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充公发扬民主，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的有机统一。从实践意义上讲，“四加二”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它让基层干部学会协商和妥协。在协商基础上的妥协是民主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民主的基础。第二，使基层干部学会程序决策，没有程序，就没有民主。第三，普通老百姓，学会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它使基层干部增强民主意识和法制理念，使普通老百姓增强了大局理念，学会把大局意识、公共理念纳入自己的日常行为。同时，也保障了村民的参政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公共事务的决策参与当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意识。

农民说了不算，时间长了肯定政治冷漠。当一个集体的一分子在集体当中没有地位，不能够参与公共事务时，他就会冷漠。当他认为他是集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他自然就会积极的。

[1] “二球”：农村那种爱出风头，被别人利用的人。

[2] 原叔；父亲的好朋友，是另外一个村庄的人。和明太爷一样，是长时间在我家坐着的人。他们有时不说话，彼此沉默，但也不走，就那么坐着。原叔死之后，他老婆脖子长的瘤病变，就上吊死了。大女儿出嫁，二女儿一心想上学，每星期背着一袋玉米糁去上学，在镇上一家废弃的房子里做饭，一天三顿都是玉米糁，没有菜，没有油和盐。后来，也没上成。儿子发高烧后傻了，四处流浪，不知所终。有时会突然冒出来，到亲戚家或熟人那里要点钱，要碗饭吃。

[3] 一盘响：在传统的乡村丧礼上，去世人的至亲会请乐器班来吹唱，必备的是铜唢呐、锣、鼓和钹，也称为响器。

[4] 差般：傻，脑子缺根筋。

[5] 胡球：随便，瞎说。

[6] 撇清；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所干的事推干净。

[7] 够点儿：很好。

正屋里的老支书

第七章 「新道德」之忧

至2006年，穰县开放基督教教堂151处，简易活动堂点多处。有长老3人，传道员184人，神学院毕业生3人，信徒4万人。基督教各堂点均建立5人至7人的教务组，制定规章制度和爱国公约，宗教活动正常。

——《穰县县志·宗教》

明太爷

明太爷，五十八岁。早年当兵，年轻时英俊潇洒，从部队转业回来，穿着笔挺的黄军装，整洁、气派，是梁庄著名的景致之一。曾经干了一段运输，由于老婆信主，到处跑，总不在家，只好放弃跑车，在家给孩子做饭。九十年代在北京修自行车，挣了点儿钱，回来在镇上买了房子，开个小修车铺，一天能赚二十几块钱。

我这一生也是波折多。你让我说你大奶奶（明太爷的老婆）信主的事，那可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这一辈子算是叫主给坑了。真叫个家破人亡。

你大奶奶，她们主内人都叫她“灵兰姊妹”。我那俩娃儿从小脑子都好使，上学有希望，我出去跑车，她要出去信主，就送到你老三爷那儿（明太爷的父亲），有时候就不让他们上学，带着他们到处跑着信主。学都上不成。到最后，娃们的成绩都不好。八十年代那时候咱这儿教会还没有会堂，你大奶奶会唱，就各个县到处跑，一跑就十天半月不落家。我说，既然信主恁好，咋你们那头儿，韩立挺们一家七八个儿子没一个信的。我说，你问问老殿魁，当年立挺们是咋骗他的。老殿魁见人都说，我算认清了，印传单，印印连一分钱也没落着。倒是立挺们个个盖着大院子，吃美喝足。都是一帮坏货，坑你们这憨人哩。有鸡蛋拿鸡蛋，有粮食拿粮食，那时候多可怜，他们发财了，俺们算绝了。能人信主是发财哩，憨人傻子是送钱去哩。你们那些信主的头们，那娃儿们都开着车，从哪儿来的？他们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不都是从募捐那儿来的。你们往里捐，他们往外拿，你们知道？啥也不知道，只知道在那儿傻捐，有哩还把自己家粮食卖了去捐钱。

才开始我骂你大奶奶，她没反应，就自己觉悟高，不和我一般见识，后来我就骂主，是主教坏你，骂她伤不住她，骂主能打动她的心。

你不挣，谁给你一分？！不管娃们也不管家。娃们长大，也气哩很。有一回，你大奶奶打闺女，打一下，闺女拿头往墙上撞，在那儿哭啊，真叫人伤心，原来闺女学习多好，硬生生是家不消停，把学习给耽误了。

也不知道主到底是啥，前几年有个妇女掉到水里，我跳进去把她救了，她不说感谢我，她说感谢主。日他妈，咱清是想不通。今年春上有个实事儿，一个村里，有个老太太，俩外孙跟着她过，闺女女婿出去打工了。也是信主，那天中午，看着坑里漂着俩娃儿，急着上教会，就没吭声，赶到她回来，才知道，那俩娃儿就是她外孙娃儿。这些都是血的教训，信主的头儿就应该提醒，过分讲究形式化不对。星期天不管是啥事，非要去，完全失去人性。别说是你哩外孙，就是不是你哩，你大声叫两声，坑里掉娃儿了，看有人来，你再走，那不也行？

你大奶奶我是根本管不住，管她只图生气。那年盖房子，正在上梁，屋里十几个人，忙哩不得了，教会来叫你大奶奶，说要让她教歌，我说，都忙成啥，你能不能不去？你大奶奶说，我去教会儿歌就回来。我生气了，我说：“你今儿教不成，你要敢去我把你腿打断，你那些信主的姊妹知道咱们盖房子，有几个来？都是些图清闲的懒家伙。你看看信主哩屋里有几个干净？”结果，你大奶奶还是去教歌了，扔下这一大堆活、一大堆人，我一个人忙。想起来现在还是气哩心口疼。

咱们村里，平占家里的、我四婶儿、拐子常的老婆、保贵家的，才开始都信，女哩多，后来，都不信了，日他妈，主还要钱，是骗人哩。你大奶奶地位比较高，都尊重她，我说，尊重是尊重，我这家没有了。离婚闹了多少年，总算离了，可也算离婚不离家，她回来了还住在这儿。你说叫她住哪儿。

在北京修自行车那几年，也是没少生气。闺女生小孩儿，叫她侍候，她还要跑教堂，北京那路，这你知道，那多远，哪一个来回都得几个小时。

我先从北京回来，才买这个房子。你大奶奶想她的主内姊妹们，也回来了。有一段时间，你大奶奶跑，我也跟着跑，我就想摸摸底，看看主到底好在哪里。农村的路也不好，我没事，岁数大了，沟沟坎坎，也能扶一下。我听了一些，总教会的梁牧师讲哩就是好，不是这显灵那显灵的，是从思想根本上改造你。实际是个人，他把自己弄成神。老牧师讲出来清是在理，你大奶奶她们那儿，完全是瞎编造。

后来，咱们乡里教堂选堂长，让你大奶奶当副堂长，我坚决反对。我说，堂长你算干不成，我是家长，你要是当堂长了这家都不让你进。你看这教会里面有几个好家伙？都是弄哩账目不清，开支要签字，一张条签错了都要负责任，看你这脑子，平时连家里账都管不了，肯定被绕进去。人家不行，说你大奶奶德高望重，非让干，我说，那得说明白，要是当个副堂长，他们弄到日南雕枝国[1]，跟你没关系。我说，灵兰，你都干过组长，你看教会有几个好东西，都是戳七捣八哩。

明太爷的修车铺在镇上非常偏僻的地方，但也算是门面房，前面两大间两层是正房，正房后面的楼梯间就是厨房。厨房里结一层厚厚的蜘蛛网，煤炉冰凉，看得出已经好久没生火了。我说：“明太爷，你都咋吃饭？”他说：“早晨吃一碗窝子面，中午晚上吃凉馍，喝水，夏天吃点凉粉，就馍。能把肚子填饱，也不求啥。”

明太爷是父亲最好的朋友，实际上父亲比他大十几岁，属于忘年交的那种。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他俩，一度还有原叔，三个人经常彻夜长坐，有时候吃完午饭就过来，晚饭一定回去吃，吃完再过来。夏天坐在我家院子里，摇着蒲扇，冬天在西屋的角落用玉米秆或树根烧一个小火堆，总是灰烬已凉还不回去。他们在谈些什么呢？无从知道，或者说些家事，或者谈村里的事，说到不公平的事儿，嗓音会突然提高，骂几声。有许多时候，他们甚至是不说话的，就那样默默地盯着火光，看着它逐渐暗淡。这是乡村的友谊，虽然沉默，但同样深厚，丰富，细腻。

说起和灵兰大奶奶的婚姻，言谈之中，明太爷仍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理解灵兰大奶奶何以沉湎其中，几十年如一日地不要家，只要主。

天黑了，明太爷家的电灯泡瓦数似乎很低，屋里昏惨惨的。父亲打趣说：“你明太爷一个月的电费还不到一块钱，把收电费的气哩乱蹦。”明太爷一听，“扑哧”一下笑了：“日他妈，成天就知道收电费，我就偏不用，反正晚上也不做活。我也不喜欢看电视，坐在院子乘会儿凉，冬天找人说说闲话，回来就睡了，用电干啥？”想起年轻时穿着黄军装，英俊潇洒、意气风发的明太爷，现在竟然成了“吝啬”的老头儿，又好笑，又让人感慨。

硕大的蚊子在头上乱飞，腿上乱叮，嗡嗡作响，一拍，手上立马就是一片血。明太爷拿过来一个小风扇，对着我使劲吹，蚊子也围着灯光和电扇晕头晕脑地乱飞，场面很壮观。明太爷又从床头摸出来一盒清凉油，让我抹上，都不起效。实在不知道明太爷的夜晚都是怎么度过的。

吃完饭，我们移到院子外，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原先跑长途时，到云南，老战友说，有个知青特别漂亮，个子也高高的，咱们去看看。就去了，长哩真漂亮。

我那时候，长哩也真是没说的，这你爹最清楚的。人家也愿意跟我，咱就不干，人得讲道德。现在后悔不？后悔啥，这是你的命，再说那时候你大奶奶还没信主，对我也真不错。我刚退伍那时候，你大奶奶对我是真好，在地里做活回去，娃们吃糊汤面，给我做一大碗捞面条，下面还卧个鸡蛋。做活的衣服不脏，非要洗，说是，男人的衣服女人的脸。这句话我记哩可清。有时候气她气哩没办法，想想她也给我说过这暖心话，就原谅她了。

也有人说，信主，这是好事，只要她高兴。我说，不出在你家，光说轻省话[2]，要是你老婆跑三天，回来不打架才算！为这信主，我跑到她娘家，对他爹说，为这俩娃儿，你劝劝灵兰。她爹说：“信主是好事，政府支持，我支持。”日他妈，这一句话，我啥也不说了。从此以后，我连她娘家门边都不登。你大奶奶信主以后，慢慢把家忘了。闺女也伤心，我们俩在北京吵架，闺女跟她妈说：“妈呀，你要是离婚再嫁了，我都不会认你。”在儿子的婚姻上，你大奶奶主张也要信主哩。儿子说：“信主哩，我一个也不要，年轻轻哩都信主，肯定是个缺心眼。”我说：“我只有三条，不要信主的女子，不要当官的女子，不要有钱的女子。第一条最重要。”

前几年，儿子寄回来个电视，我坐骨神经疼，都不能走路。我给你大奶奶说：“你去，你打个电话问问，看寄到了没有，要不找个人帮着取一下。”那时候她正在教堂演圣剧，天天出去，根本不管。我腿一拐一拐，就去了。那时候，我真是眼泪都流出来了，难啊。后来，我对俩娃说：“你妈只算生你，养你还是老子。”闺女、儿子都结婚了，俩娃孝顺，说，你俩别干了，每月寄六百块钱给俺们，我说：“不干也不行，闲着干啥？可是，再好的生意在我这儿干不成，一个人咋干？你妈说走就走，根本干不成。”

你让我说说家族的事，日他妈，说不成，你爹是姓梁哩最苦的，我是姓韩哩最苦的。

韩家人上下不团结是个传统。久南妈死了，兄弟仨分开待客，办酒席。唢呐去早了，没人管，不知道去哪家。出去有工作的人也不顾家。爱心差哩很。那年，万金玲去心德家借钱给丈夫治病，他丈夫是心德的亲侄儿。你心德三叔坐在靠椅上，闷了半个钟头没说话。他拿工资的人，家里又没啥事，能没有一点闲钱？我看不下去了，把金玲叫出去，给她拿了二百块钱。

自己一身正气，碰见哩都是歪人。

汶川地震时，我正去电话局交话费，我拿五十块钱，只交了三十块，直接把二十块捐了出去，后来党员让捐款，我又捐了五十块。我还给闺女打电话，让她也捐，不要让单位追着要。这是道德问题。这是最危急的时候，救命哩。听说灾区也有抢，假装救灾车，进去抢东西。这是社会造成的，不是人坏。都是受社会影响，你看现在的娃们，多坏，不打杀一片，社会还不知往哪儿坏呢。

社会风气坏哩很。丁庄村里一个小孩，救人死亡，家里人要求给孩子个烈士，说不行，因为孩子不满十八岁。我看不惯，跟他们一块儿找到县政府，还是没人管。你看，日他妈，现在的社会分不清啥。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的事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做的事的价值。

一阵闲谈之后，明太爷突然神秘地对父亲说：“光正，给你说个事儿，你看咋办？我拿不准，原来准备进城找你说呢。一个女的，二十七岁，带着小孩，已经离婚，高中生，普通话说哩可好。对方是‘拨错’电话，拨到我这儿，我接住了。一说，说对劲儿了。娘家开一个毛衣小加工厂，父亲也是个胡整。她非要来跟我过日子，我不叫她来。还说，找个年轻的人家瞧不起我，愿意找个老的。”

父亲说这百分之八十五是“放鸽子”的，哪有恁巧的事。村里原来不是没有这样的事，何坡村的一个表哥娶山西一个姑娘，也是带着孩子，还在村里举行了婚礼。这中间，说她家里有事，让表哥寄了一些钱回去。结婚十来天，出去玩，住旅社，把表哥丢在旅社里，跑了。为此，表哥前后花有万把元。

明太爷认为对方骗不住他，来一次就知道了。显然，他很上心，其实，一直以来，他和灵兰大奶奶都是离婚不离家，但今年暑假，灵兰大奶奶从北京回来，就没来这里，而是住到娘家，可能也与这件事有关。此刻，耿直、刚硬、脾气暴躁的大爷，就好像一个思春的少年，面红耳赤，颇有点激动。

将近十二点的时候，我和父亲才回家。大爷把我们送到哥哥的门口，他和父亲在后边一直嘀咕，好像不想让我听见。我猜想，肯定是明太爷在向父亲讨主意。

天黑透了，星星更亮了，小镇完全静了下来。偶尔过往的车辆开过，像闪电般划过小镇，小镇仍然一片寂静。

灵兰

我约到了县基督教协会会长，他主动要求到我们镇上教堂与我见面，同时，还让教堂约几位信主的普通群众过来。会长本人就是牧师，是县里教职最高的。牧师并不善于言谈，也没有放开，言谈之中很谨慎，可能与乡党委书记、其他乡干部在场有关。

我信主二三十年了，七八年宗教政策一开放，我就信了。因为患难而信，家庭常年没办法生存，最后才走这个路。信了之后，我觉得自己精神变化大，过去在社会上与人交往太过功利，心中要强；信了之后，觉得可以当一个善人，好人。从文化角度是一种修养，从宗教上，它也有利于社会。教会初期开放，七八年以后才落实。穰县一百五十二个堂点，大致有三四万信徒。与其他县市比，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人口基数大，体现了宗教自由的政策。这个大门一开，不仅仅是患难信，而是精神需要来信。过去的理解是因为愚昧无知，现在一些很有层面的人，像国家退休干部等很多人也信，自己改造自己，真正做到表里如一。

在农村，信主的弟兄少，姊妹多，老年人多。这主要还是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另外，咱国家规定，不到十八岁不允许信。这些年，信徒在不断增加，现在没有到处跑着去信主的，国家也不允许有家庭教会，必须到指定的教堂去聚会。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镇上教堂的堂长一直都很用心地听着，一边还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堂长，镇上教堂和教民是怎样的情况？

咱们镇上，这个教堂，星期天来礼拜的有四五百人，管八个行政村，这是有规定的，不允许串，各在各的教点。夫妻一块来信的比较多，年轻男子还是比较少，都打工去了。现在农村是“3860部队”，“38”指妇女，“60”指老人。闹矛盾的也有，有哩软弱，有哩刚强，这是理解程度不一样。他们信的灵性都在逐步学习，完善。经是好的，是否能念好，看个人。这是不断改造的问题。所以，也允许他是坏人。为啥六天劳动，一日闲，这一日就是改造自己。才信就像小孩子，大的原则上的罪过在基督教徒很少，小毛病还是有的。他是个人，不是个神，基督教徒也是人，只是追求一种信仰。譬如想偷而没偷，也是犯罪，动了意念。宗教是法律的补充，宗教是现实的，讲究心灵的束缚，善事不去做，这就是犯罪。

要服从在上掌权的，他们是上帝配备的臣，那是神批准的。

神是慈爱的人，号召人们做好事，譬如圣经说，你们要从上到下服从国家。当官的也是神的仆人。信教的人自己要走到前面。个别人不理解。譬如有人讥笑说天不下雨，你们可祷告一下，让神下点雨。下雨不下雨，是神的安排。当官也是一样，都是神的安排，公益善良。教一个普通教徒如何顺从社会，如何以身作则，多做善事。

信教是辅助国家的。教会的奉献随个人意愿，想捐多少都行。主要用来修缮教会，买教材，有时候哪里有灾难，响应国家号召。没有贪污受贿的，奉献还来不及呢。多一个信徒，就多了一个好公民，少了一个信徒，就少了一个好公民。

与人接触中，宁愿吃亏。河东陈集有一条大沟，娃们上学不方便，基督徒主动集资，弄一些预制板修个桥。基督徒行的是善事，收获的也是善。有的教民，在开堂的时候，把自己家喂的猪杀了，给大家吃。我们爱国爱教。

在牧师和堂长的回答中，可以感觉出，他试图把信教与爱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以表明与政府的一致性。在讲到某些话时，会不时用眼角看党委书记的反映，很有微妙的意味。

我又问旁边一直服务的大嫂为什么信主，是否认识灵兰大奶奶和明太爷。没想到，她们非常熟，是几十年的老姊妹，正是明太爷骂的那些姊妹中的一个。提起明太爷，大嫂直摇头。

我信三十几年，我是平安信，没有理由，没有条件。以前没有信，邻居有信主的，她们讲信教的好处，对社会都有益处，做善事，做好事，不做坏事，也能改造自己的脾气。一信主自己有个约束，想发脾气的时候，《圣经》的话语一对照，就不发了。我们家里那个人不支持，不过也没有吵过。我在六天内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腾出来一天来教堂，他也没啥说的。真有事也可以不来。不能来，非要来，那样神也不喜欢。双手劳动得来，神也是喜悦的。

你不知道，明太的性格不是个性，太暴躁。他说灵兰这不好，那不好，灵兰可是没说过他一句坏话。你想想灵兰一家，就知道主的恩典有多大，他们闺女、儿子都在北京买房子，谁有这能力？明太不信，灵兰是神的好儿女，不争不辩，所以他才吵。灵兰那里有神的爱在里面，明太不骂爹也不骂妈，光骂神，这她最受不了。他就是找碴儿，一说话就打人。明太其实是太脆弱，他不是想她在信主，他光往坏的地方想。

那明太虐待灵兰，打她，脾气来了就骂，还不叫反驳，你说灵兰咋爱他？他光猜测，不往好处想，光往坏处想，说灵兰黑哩也往外跑，不干好事。灵兰也不对，一打她就跑，男哩没智纺棉花，女哩没智回娘家。说不顾生产，都只是借口，信主也不是天天来，就星期天。再说，现在家里也没多少活，地少，一到农忙时有收割机，还有短工队。

我又问会长，有没有不顾家，或有病不吃药的信主人？会长说，也有信迷的。不顾家了，不劳动了，成专业了。最后成邪教了。“东方闪电”已经是邪教了。有病不吃药是少数。但是，也有一种现象，医院判了死刑的，在教会里好了。会长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宗教有超自然的行为，这才是宗教。”像明太爷和灵兰大奶奶的事情，会长认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基督教徒，本来就是两个信仰，容易产生冲突。但同时，还都是劳动者。

在村庄里面，能够感觉到，人们对信主的人有一种普遍的轻视，她们的行为、语言及方式经常被作为一种笑料谈起。譬如父亲就认为，信主的人都是又傻、又闲、又穷的人，啥也不懂，跟着瞎跑。在问起我们的现任村支书是否让自己老婆信主时，他非常干脆地说：“那肯定不行，我不想让人笑话。那信主的人都是那些老婆儿们，闲哩没事干。只是作为一个精神支柱。至于啥信念，谁也不懂得。再说，作为干部，我不可能叫她信，我非叫她随大流。”那几天一直跟着我们的司机，也忍不住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信主的人，他既觉得可笑，有点傻，用他的话说：“日他妈，真不知道那些人从哪儿来那么大的心劲儿，一群人傻傻的，跪在那儿念念有词，那都是闲哩没事干的人。”但同时，他又非常尊敬他们，譬如他们村头的一座桥塌了，那些信主的人看见了，一商量，分头捡石头，找木头，和泥灰，几天就把桥修好了。他说，那团结劲儿，比单位的人不知好多少倍。

似乎不能用“愚昧”两个字来简单评价明太爷对老婆及其“信主”的那种态度。这里面既涉及乡村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也还涉及一个文化习俗的问题和中国乡村如何看待精神空间的问题。在乡村，夫妻合作，家庭式分工协作是生活的基本前提，如果舍弃生产而去从事什么精神活动，会破坏这一模式而使家庭陷入困境，就像明太爷所面临的问题。从文化层次来看，乡村，尤其是北方乡村，高雅的、超出世俗的文化生活是被排斥的，或者说，不属于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异质文化被另眼相待，多少有点“神经病”“不正常”“怪异”的味道。灵兰大奶奶在村里面就是这样一种形象。要强的明太爷绝不允许自己的老婆成为村里被取笑的对象，就拼命阻拦大奶奶去“信主”。表面的原因是大奶奶不帮他干活，实际上是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觉得老婆的行为使自己无法在村里挺直腰杆。一个村庄，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和有机的网络，身在其中的每个村民都有为自己定位，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形象，等等。在这其中，每个人都自觉地扮演着某一角色，这一角色是他自我价值和自我形象的确立，一旦这一形象被破坏，他就会失去基本的心理平衡。

而农村的大部分教民，对自己所信的宗教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现象非常广泛，在和身边一些信主的亲戚谈话，有时特意问她们《圣经》和宗教上的事，她们的回答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但她们在其中找到了一种尊严、平等和被尊重的感觉，找到一种拯救别人的动力和自我的精神支撑，这是她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所以，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乡村的信教，并非是对信仰有多少了解，许多时候，它只是她们为生活的压抑和精神的贫乏所寻找的避难所，这也是乡村里女教民的比例高于男教民的原因。在村庄生活里面，她们并不敢公开表达，更不敢舒展自己的感觉，因为她们往往被看作是一群闲得没事干的人，脑子出了问题，或者，干脆，就是一群傻瓜。

其实，在许多时候，“信主”与生产并不那么必然有冲突，但当事人都会夸大其与劳动、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以此为理由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的乡村文化仍然是一种务实文化，踏实地生活，这是第一要义。个人精神需求，夫妻情爱往往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嘲笑、戏谑、回避是通常的相处方式，很少从容、正面、严肃地去叙说或交流。这种压抑、扭曲精神空间的现象不单存在于家庭内部、夫妻父子之间，也是邻里交往的基本模式，造成了许多问题。

老道义

“老道义”是我的一个大伯，没有出五服。他为什么叫“老道义”，说起来也颇有意思。大伯可以算作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先是在县城里的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回来到镇上高中做教务主任。虽然颇受学生喜爱，但却并不是受领导欢迎的人。他特别喜欢“论理”，倔强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学校食堂饭菜不好，学生哪一项收费不合理，甚至，学校中间的路被一些老师的菜地侵占了，他都会去管。如果领导不管，他就直接去教办室，或到乡里去找，不厌其烦，直到解决为止。弄得学校、乡里都很烦。时间长了，人们背后叫他“老道义”。大伯和他的儿子关系并不好，三个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其他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都做了民办教师。九十年代初，教师民办转正非常多，他们的条件也都够，但是，每年名额有限，要排名评比，这里面，讲究很多。因为要讲“道义”，大伯不去找人说，更不送礼，儿子一说要怎样，大伯就大骂，说凭良心干活，该是啥是啥。到最后，俩儿子都没评上。后来，民办教师转正取消了，我的俩本家哥又都成了农民。有几年时间，儿子和父亲一直不说话。后来，大伯退休回到村里住，父子关系才又好一些。

我去大伯家的时候，我的本家哥万会正在看电视。他家还在村里面，三间青砖瓦房，大前檐，院子里铺的是砖路，当年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房子。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矮破败。大伯的相片供在堂屋的正中间，黑框，上面搭着一个黑绸的花结。

你伯是2004年死的，肺气肿，要是不死现在多好，还能给我看个门，我好出去干点活。病有六七年，以前身体就不好。死后在屋里放有两天，等你万安哥回来，为咋出葬，火葬还是土葬，我和你大娘发生了矛盾。

我咋都可以，人死了，生前孝顺就行。可是你伯生前有遗愿，他不想火化，他一直唠叨着怕疼，村支书来看他，他还给人家讲，不要火化他，哪怕出点钱也行。农村人怕成灰，只要能有完整的尸首就行，见不得烧成那样子。

现在偷着埋哩多了。出两千多块钱就可以让完整地埋。一种是把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另外一种半夜偷偷埋掉，也不敢哭。闺女来了都不敢哭，本来可以热闹一点，请铜器，吹吹打打送葬的。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支书点头了，半夜抬着棺材，孝子跟在后面，伤心得很了，捂着嘴硬憋气，就是不敢哭出声。实际上村里人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说，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但也有背时[3]的，咱们村周家保良，他们没有火化，把钱给了支书，说可以埋了。棺材刚下到墓坑里面，还没有扔土，民政上去了，也不敢说已经把钱交给支书了，只好又交一千块钱，算了了。说难听话，也就是为那俩钱。啥政策不政策，经是正哩，关键是念经哩。

我一说火化，你大娘就哭。可是那段时间管哩严，咱们村成了典型，都在盯着哩。支书也不敢答应，只说，火化也没啥。最后，你万安哥回来，他在外面工作，也算是个面上人物，县里一些人知道了，也跟过来。这下不火化不行了。

咋办？又不能违背你大伯遗愿，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以前，就让阴阳仙儿把手指甲和脚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这也算是一个囫囵人。实际上棺材一抬，形状肯定散了，但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拉你大伯去火化的时候，女婿们请哩响器，离开村的时候，也放鞭炮，孝子还下来磕头，也算送行了。现在农村兴这样，火化也摆排场，有钱人家还开一长溜小汽车，把亲戚们都拉去。回来再埋，再请吃饭。等于是花两回钱，费两回事。

我现在想想心里都不美气。心里明知道人死了啥没有，但还抱着一线希望，一想着要去火化心里就难受哩很。后来，到了火葬场，你大伯在火葬场的那个床上躺着，头上蒙着咱们农村用的那种黄纸，不知道为啥，它直往下掉。我把它拾起来盖上，一会儿又掉了。后来，才发现，你大伯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一直在提示我。我就哭了，你伯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又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烧完我去拿骨灰，都是白色的，就像屋里烧那种豆秆灰一样。虽说人埋在地下，也是慢慢朽了，但总想着还是好好的人。现在可好，成了一把灰了，你大娘都哭晕过去了。

这又回来，还得偷偷埋。坟头是已经挖好了，亲戚们也都来了，孝子们跪在那里，也还有支客[4]，招呼着亲戚，来磕头上礼，但是声音都很小，孝子们也不敢哭，都憋着，只是抹眼泪。想想你大伯也是可怜，辛苦一辈子，走的时候子女亲戚连送个行都不敢。

啥时候火化能实行开？真是不好说。就现在看，坟地其实跟原来一样多，只算是里面人烧了。原来大队部说，找一片地，盖个房，按村组来分，骨灰盒拿回来，按死的顺序埋，一人一个小格子。但是，这么些年了，在哪儿哩？在农村，这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你说那几年烧坟，事可多哩。咱们村里你华嫂子，得了失心疯，这你估计都不知道。华在外边跟其他女人胡混，把你华嫂子气伤住了。后来掉到坑里淹死了，偷偷埋了，不知道咋被知道了，就被扒了。当时被埋有半月多，尸体快化了。执法队的人们用铁钩子拉出来，屁股都划烂了，拉出来人都走样了。扒哩时候，华不在屋里，兄弟也不管，没门了，执法队只好拉到城里烧了。后来娃儿回来，才把他妈哩骨灰收了。惊动大哩很，开车的人都停下来看。

万会哥坐在椅子上，声音越讲越低，完全没有了当年教我们时的风采。那时候，他，还有在前面提到的万明哥，是乡里都有些名气的民办教师。老高中毕业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会教学，又负责任，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梁庄小学的毕业班成绩一直在乡里名列前茅。他对现在的葬丧制度及农村现状非常不满，但同时，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非常消沉，甚至不愿意更深地想问题。可以看得出，当年被踢回农村，重又成为农民，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回到县城，在和一位朋友聊天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这可是真事儿。那是九四年、九五年的时候，一天我突然接到个通知，叫我戴个口罩，叫下乡。那次可能有万把人围观，人头攒动，俺们到一个村里去挖坟，那时候是刚开始实行火葬政策，有点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在农村，挖人家祖坟是晦气事，多少也有点不道德，一般人都不干这个事，所以，都找那种痞子、无赖或劳改释放犯，他们动手，一个政府人员看着。俺们那一组的五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是组长。

扒的那个坟埋哩是个女的，刚死没多长时间，挖出来的时候，尸体刚肿胀起来，脸肿着，虚白胖大，还有蛆在爬，真是吓人。尸体就趴在墓坑沿上，没有人愿意再动。然后，浇上汽油，谁去点，是事先说好的，就是那几个二流子。结果，烧哩油太少，人烧了一半，不着了。你不知道那形状有多难看。就又点一次。那个坟园里有七八个刚埋的人，都是在那个下午烧的。狼烟四起，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恶心，想吐。点完之后，又烧了一会儿，我们这些烧的人就走了，也不管烧成什么样子。

那真是场面大，人山人海。烧着之后，有些人嫌味道难闻，就跑了。过一会儿，又回来，都想看看是什么样子。那些家属，刚开始哭着，骂着，拦着，被警察挡住了。其他一些地方因为烧坟，还发生了警民冲突。我们那次派去的警察多，没有闹起事儿。后来，味道实在难闻，连家属都坚持不下去了，哭着哭着，都跑了。过一会儿，回来，接着哭，又跑。

现在想想，真是对人不尊重。那几年为扒坟烧坟打架被抓的多哩很。这几年也不严了，就罚钱，特别有钱的，直接埋，也是偷偷的。一般都是先火化，再埋，只要你火化了，罚完钱，埋个坟头也没人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焕嫂子

整整下了两天的雨。雨水洗刷下的原野清新、干净，树叶、庄稼都绿得发亮，灰暗的天空形成一个封闭、安静而又辽阔的世界。雨季来了。虽然不是南方，但每年的这个季节总有十几天连续下雨。其实，我是喜欢这样的雨天的，雨“哗哗”下着，但并不阴暗，灰色、发亮的天空，是一种辽阔与肃穆，让人有庄严与阔大之感。

河坡的树林是近几年才栽种的，林间还没有形成足够厚的草地，也没有长出足够覆盖地面的草。赤脚踩在沙土路上，细细的、湿湿的沙石，轻硌人的脚，微疼微痒，感觉非常舒服。河水“哗哗”奔腾过去，充满力量和向往，那巨大的芦苇丛接受着雨水的冲刷，稳重而又充满生命力。雨中的河，升腾着雾气，苍茫无边，却又具有永恒的清新。

河坡地里散落着许多小屋，基本上都是为看守庄稼而建的。在一片片空阔的沙地上，种西瓜和花生的非常多，它们最适宜在沙地上种植。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个身影，在西瓜地里忙碌，估计是在检查西瓜的情况。这样的连阴雨对种瓜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开着门的小屋前张望，里面有一位妇女正在做家务，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子在玩。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位妇女扭过身来。哥哥笑了起来：“这不是焕嫂子吗？”

焕嫂子，今年四十二三岁的样子，当年和我们村张家小伙子谈恋爱，到村里玩，大家都被她的漂亮震住了，轰动一时。一个农村姑娘，常年下地干活，但却皮肤白皙，眼睛黑亮亮的，清澈透明，长发飘飘，像电影明星似的，走路腿一弹一弹的，韵味十足。唯一的缺点是鼻子过于直削，破坏了脸上的和谐感，但却让人感觉出，这是一个有主意和性格坚强的人。事实证明，焕嫂子也的确有主见。在嫁过来之后，她和丈夫就出去打工，一边偷生孩子。先是在小饭馆端盘子当小工，丈夫后来当拉面师傅，经过几年的观察和经济积累之后，他们在天津郊区开了一家拉面馆，生意非常好，挣了不少钱。在村里公路边也盖了房子，是村里不多的三层小楼。

唯一的遗憾就是，焕嫂子一直没生男孩儿。张家是我们村的独姓，三兄弟，分为三户，这三兄弟结婚之后所生的都是女孩。在农村，这种情况被称为“绝户头”，是一种耻辱。焕嫂子的丈夫是长子，在他们结婚十多年间，前后估计生有五六个女儿，至今仍然没有儿子。

在焕嫂子身边玩的那个女孩子是她的小女儿。再打量焕嫂子，轮廓还在，仍然漂亮，只是黑了，瘦了，人显得很憔悴。问起焕嫂子为什么在这里，不是在天津开饭店吗？焕嫂子笑起来，她已经回来有十来天时间，主要是看病，腰椎疼，连带头晕，医生说是椎间盘突出，开了药，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过几天就回天津，那边生意忙，离不开人。这是她婆婆的瓜地，连续下雨，她来看看怎么样。聊了一会儿天，我小心翼翼地说起我的想法，想听她讲讲自己的想法。焕嫂子非常认真地听我讲着，不时点头，最后她说，她愿意讲，这是好事，她自己有时也想着自己这一生，这些事儿，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搂着她乖巧、伶俐的小女儿，焕嫂子给我讲她生孩子的故事。

我就想生个儿子。张家这一大家，兄弟三个，没有一个男娃儿，人太单了，我得生一个，无论如何也得有一个。

女娃儿我也喜欢哩很，是我哩贴心小棉袄，你看我这小闺女，多可爱，我稀罕哩不得了。当初差点都不要她了。怀她到五个月时，去做B超，一看又是个女孩儿，就想着再引产引掉算了，前面生的那个闺女，刚出生，就被送走了，不知道有多伤心，现在连面都没见过，还不如没生下来的好。她姨，俺一个远方亲戚，俺们每次去，都是找她验的B超，她说你别引了，到时找个好人家，就在咱们县城里，想的时候，也可以偷偷去看一下。我一想，闺女也是一条命。引第一个闺女的时候，我多伤心啊，都五个月了，听说眉眼五脏都有了，可是，前面已经有俩了，我还想要个男孩，不能再要了，就引产引掉了。心里可难过了，可也没办法。后来那两个，连想也不想，就引掉了。我就是打算生下来，她爸也反对，一是还得好几个月时间，二是怕到时舍不得，再说，送人了，就不是自己的了，费这心也没啥用。

她姨这样一说，我又有些心动。我要求见见那家家长，那一对夫妻，还真是很有修养，比我岁数大不了多少，还年轻着呢，在政府部门上班，儿子已经上大学。我一看，挺喜欢的，就决定生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同意以后认亲。那也没关系，我都想通了，能给闺女送个好人家，也可以。

她是提前生的（焕嫂子说着，怜惜地看一眼身边的女儿，用手抚摸着她的脸），比预产期早十来天，是个晚上，肚子突然疼了，到医院不到半个小时就生了。她姨还没来得及通知那家人。本来，我是不想见闺女的，想着直接送走算了，怕一见受不了。可她在那儿哭啊哭的，嗓子都哭哑了，那家人还没到。我怕她哭出事儿来，就让护士抱过来，我哄一下。谁知道，刚挨住我，她就不哭了。我扒开包裹，小家伙粉红透白，睁着大眼睛看我。我一下子心软了，就决定不送了。后来，那对夫妻来了，一看长得漂亮，就特别想要，给我送礼，还答应以后让认亲，我说啥也舍不得，她姨也气得不得了，为这，她还得罪了那家人。你看，幸亏没送人，这小家伙跟我亲得很，懂事得不得了。

说实话，以后我老了，就指望这几个闺女。闺女好，心细，嫁人了还会顾娘家。儿子有啥好哩，我清楚得很，你看看，农村有哪个儿子结婚后顾自己老娘？不是不孝顺，自己一家人还过不成呢，最多、最好的也不过就是给父母点钱花花，真正能心疼到父母的，能陪在身边说上两句话的，还是闺女。这我心里很清楚。但是，我还是想要个男娃儿，还得有个根。你张哥也想要，他是个闷葫芦，嘴上不说，他也看到我这些年受的罪了，知道求儿求不来了。但他有时那叹气声，真让人泄气。过年回家，那神情好像没儿子短别人一截似的，看着难受。人家都以为俺们想要男孩，就是想着自己的钱、房子怕没人继承，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觉得得有个男孩，一个大家庭，兄弟三个，连个男孩都没有，别人笑话，自己也心不甘。

你说身体受损伤没有？也没啥，咱们的爹妈哪一个不是生四五个，也不见得就咋样了，女人生小孩，是天生的，不会有啥影响。不过，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有毛病了，不敢累着。三个闺女，老大老二上初中了，她们奶奶帮着看，现在住校，星期天回家住一下。这个小哩跟着我们在天津，她一点儿不费事。平时，饭店我也请有人，我主要管收钱、采买，不是很累，就是离不开。

早十来年，家里穷，生第二个闺女时，计划生育管哩严，很多人都快生了，还被抓去引产。万明老婆离生还有二十几天，想着没事，不会恁倒霉。还想着就是抓住了，都快生了，应该不会恁绝情吧。那最后不也被拉去做手术了吗？

就是现在，万明老婆想起来还眼泪流多长，好端端一个娃儿，硬是被弄死了。俺们跑哩远，新疆、甘肃都去过，你张哥出去干活，我在租的小房子里就不敢出门。家里把她奶奶抓去关了好多天，罚款拿不出来，差点把老房子都卖了，最后还是在我娘家借到钱，人才放出来，真是难哪！后来到天津才算安定下来。现在农村管哩松了，也让生二胎了。说老实话，真超生的也不多。现在养孩子成本高了，再生，也养不起，也没时间养。

还有个事，我还是给你说说吧。我这次回来，算了一命，算命先生说，我命中是七仙女的命，要凑够七仙女之后，才有男孩。我一想，连引掉的，我不刚好够七个了吗？要是再怀孕，不就应该是个男孩了吗？我想着，我再最后试一次，岁数大了，再拖，就生不了。要是再不是，我就死了这条心了。你说，我生不生？我还没有给你张哥说呢。

望着漂亮、坦然、爽朗的焕嫂子，我似乎有些迷惑，焕嫂子绝对是有见识的女人，做事情的方式，对事物的看法，对现代世界的认识，包括她讲到在天津做生意的理念，都很具有前瞻性。但是，在生男孩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道理可言。她反复提到，她就是想生个男孩，不是因为落后观念，而是想要。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焕嫂子共生了七个女儿，三个留下，三个引产，一个送人。如果以现在的文明观念，以一个有知识的、城市居民的视野来看，这样的生育大战似乎是残忍的。

对于一位乡村女性来说，和五十年代的“英雄母亲”不同，生育是伴随着对生命的破坏与轻视而发生的。当怀孕、引产，再怀孕、再引产，变为一种常态的时候，那种母亲的神圣感和喜悦感变得非常淡，到最后，从被迫变为自愿，从痛苦变为麻木，进而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要求。仿佛不达到这一目的，人生就不完整，任务就没完成。

但是，情形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农村生多胎的也越来越少。按清道哥的观点，在农村，头胎是男娃儿，一般都不急着生二胎，或是抱养个小女孩子。二胎又是男娃，都哇一声，气哩不得了，咋了？养不起。一胎是女孩，百分之九十九的还是想生男孩，别绝了就行。生三胎的现在几乎没有。真要想生，你再罚，还是有办法生出来。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形成约束力，反而是经济约束着人的意识。

生命有时真的充满不可思议的韧性，眼前的焕嫂子，健康，开朗，所有的伤害与痛苦都被自我吸收并消化，或者被主动屏蔽掉。她向哥哥打听，城里哪所寄宿学校好，哪一个老师的学习班好，她的大女儿已经上初三，想考县里第一高中，焕嫂子对她抱的希望很大。我问她，知不知道天津的“移民政策”？只要在那里买房，就可以落户口，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学，并考大学，天津整体的分数要比河南低得多。她很惊异，还有这样的政策？她从来都不知道，她在天津，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每天忙碌，很少看电视报纸。我想，即使偶尔看到这样的新闻，他们也会觉得与自己无关，就像即使生活在天津，“天津”这一名词也与自己无关一样。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和努力的点还在自己的家乡上。在了解到天津买一座房子大约要花四五十万时，焕嫂子又释然了，她根本买不起，前些年挣的钱全盖房了，现在手里最多也就十来万的样子，根本买不起。看着焕嫂子的表情，我有点难过，她的释然是因为她买不起，她可以不做“非分之想”了。

已经快中午了，又下起蒙蒙雨，焕嫂子锁上门，带着她的小闺女，和我们一块回村里。小姑娘真的很乖，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警惕地看着我们，一边紧紧拉着妈妈的手。想着她刚出生时，看到焕嫂子时戛然而止的哭声，真的精灵极了。也许，她早已预感到自己要被母亲抛弃，想以这哭声来反抗并感动母亲。她成功了。

回到哥哥家，发现雨水浩浩荡荡地在马路上奔腾，下水道不畅通，水没有地方流，只有在街道上漫溢。即使是镇上，也没有完整的下水管道。只是一些非常浅，并且窄小的通道，上面用石板随便盖着，生活垃圾、脏水、泥沙、石子都会漏到里面，时常被堵塞。一到下雨，问题就出来了，各种脏东西都泛了出来，散发着强烈的臭味。

巧玉

韩家巧玉和梁家万青一块儿跑了。在深圳，一个在厂里做计件工，一个骑三轮车。同村的人也有在那里打工的，他们也不避讳，就住在一起。留下巧玉的丈夫明在梁庄村里咆哮如雷，从村东骂到村西，村南骂到村北。几个月后，他带着几个同族兄弟去深圳抓巧玉，十几天之后，却一个个灰头土脸地回来，听说还是巧玉帮他们买的火车票。

韩家巧玉本不姓韩，在她三岁时，她的寡妇妈带着她嫁到了韩家，就跟着姓韩了。巧玉家里可怜，巧玉的继父是村里有名的老实疙瘩，沉默寡言，挣不来钱，粮食也不够吃，全靠巧玉的寡妇妈暗地里跟村里村外一些单身汉做些勾当，换些粮食、粮票或钱，虽说是暗地里，村里人也都知道。因此，巧玉家在梁庄村名声很不好，她们也自动不与村里人打交道，尤其是巧玉的妈，面部表情很木讷，路上相遇，远远瞥上一眼，表情很严峻，或者很警惕，然后就低下头继续走路，一语不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她们的存在很怪异，村里人也几乎不谈起她们，好像她们完全不存在似的。

巧玉长大了，一直低眉顺眼的她个子长得特别高，也很丰满，细长的眼睛，配在她善良的长脸庞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与光彩。再加上她那永远手足无措的慌乱与紧张劲儿，有一种异样的可爱。韩家小伙子明开始追求巧玉，明家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父亲是村干部，家里有磨面机、榨油机，还有一个代销点。巧玉辍学之后，就在明家的磨房里帮忙，每个月给点钱，有时还可以把一些小麦麸子拿回家。据村里人们说，这也是因为巧玉妈和明的父亲之间有些说不清的关系，明的父亲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接济巧玉一家的生活。

明的父亲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和巧玉谈恋爱，有几年时间里，明的父亲通过打、骂、软禁等多种方式表示自己反对的决心，而明也总是通过忍、吵或逃跑的方式来显示自己非巧玉不娶的决心。最后，明和巧玉在村东头的一间破房子里结婚了。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只有巧玉的母亲悄无声息地替女儿准备了几套被褥和厨房必备用品。这在梁庄村是一则新闻，同村人，又都姓韩，结婚的非常少见。但毕竟，巧玉不是真正的韩姓人，大家议论一段时间，在习惯了他们在村里同出同进后，也逐渐接受了他们。

他们生了一儿一女，还盖了新房，除了明的火爆脾气以及时不时对巧玉的暴打外，日子还算过得去。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情了，在一段时间内，我和小妹忽然经常出入巧玉家，她善良的长脸庞，细长的眼睛，温柔的笑意，轻柔的声音，对没有得到过母爱的我们俩来说，充满魅力。一到她家，她总是给我们拿出各种零食，还倒上茶。坐在堂屋的一张破圈椅上，和我们说话。由于身材高大，她的背略微有点驼，坐下来以后，显得更驼了，她的手特别大，特别阔，在不经意的抬手之间，似乎能够把我们拢过去，拢到她身边，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我完全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什么话，也非常奇怪，一个三十岁左右，有两个孩子，整天下地干活的妇女，和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会有什么样的共同话题。我只记得，我们俩每次都是坐好久，吃好些东西，或者，有时，也在她家吃中午饭，然后，幸福地、做梦一般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种充溢心间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谁也不知道巧玉和万青是什么时候联系上的。我的堂哥，万青，和村里其他男人一样，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忙和春节回来。后来老婆病死，他出外打工的时间减少，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万青聪明、爱说俏皮话，在村里是活跃分子；巧玉低眉顺眼，很少出入公共场合。他们连碰面的时间都没有。用村里人的话说，还真不知道他们咋对上眼的。同村男子一块儿到巧玉家找明玩耍，打牌、看电视、喝酒、聊天，巧玉往往在做完饭端上之后，就在厨房里待着，很少主动和男人们打招呼，也不像村里其他已婚妇女一样，和男人乱开玩笑。

在以后的几年里，巧玉和万青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这期间，巧玉挨有多少打，似乎已经数不清了，梁庄村的人们对巧玉家里每隔十天半月发出的惨叫声见怪不怪，只不过，原来人们是骂明，有的还前去拉架，现在只是摇摇头，苦笑一下。巧玉年老色衰的寡妇妈被再次提起，还是那句古老的话，“有其母必有其女”。

巧玉和万青在深圳扎下根，几年没有回来，后来，巧玉的大女儿和万青的两个孩子也到深圳打工，他们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起，过起了日子。明知道巧玉在哪儿，也知道闺女去跟了她妈，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却并没有再去找。时间一久，明的落魄模样就出来了，一个刚硬、火爆性格的人逐渐变成整天沉默寡言、埋头干活的庄稼汉。在一年春节，他终于和巧玉办了离婚手续。

也就是他们离婚的第二年，明被诊断得了脑血栓，中风在床。在儿子打电话到深圳的当天晚上，巧玉和万青就买了回家的火车票。他们重又回到梁庄村，并不只是简单探望一下明，而是长住下来。巧玉和万青开始认认真真地服侍明，巧玉住在明家里，负责照顾病人，收拾家务，万青住在自己家里，种两家的地，农闲时在镇上打点短工。在明需要打针复诊的日子，万青推着三轮车，巧玉跟在旁边，三人一块儿去镇上，或坐车去县医院看病。一时间，他们三人成了方圆几十里内的风景，背后议论无数。一年之后，明去世了，万青把明的房子修缮了一遍，请梁家、韩家的长辈在一起吃了个饭，大意是向大家保证自己不会占据明的宅基地和房子，这也是人们一直在背后质疑的问题。

在古老的乡村大地上，只要你真正做出有美德的事情，人们会自然忽略你的其他问题。早就有人背后议论万青是为了霸占明的宅基地才回来的，也有人认为他们俩是内疚，因为明的病就是给他们气下的，但不管怎样，能够坚持一年，照顾一个臭气熏天、已经不相干的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巧玉的诚恳与低调使她逐渐恢复了名声，而万青，也因为能够灵活、公正地处理各种事情，很快得到了韩家族人的谅解。巧玉和万青，终于成为名正言顺的、被人祝福的夫妻。

傍晚的时候，夏日的燥气下去，有风吹过，经过大妈家门口，听到了热闹的哄笑声，循着笑声进去，意外地发现巧玉和万青也在家里，问起，才知道，万青的儿子要结婚，他们特地从深圳回来办喜事。巧玉的头发还是老样子，把前面全部向后梳，用一个长发卡拢住，很老式，像五六十年代妇女的打扮，她年轻时就是如此。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在巧玉的头后中间部位，有一片是没有头发的，这是刚结婚时，她那火爆脾气的丈夫给她留下的印记。

巧玉脸红红的，惊喜地看着我，远远地坐着，背仍然驼在小凳子里面。她看着我，好像我们之间很陌生，但那惊喜的表情却又一直挂在脸上，还有一点羞涩，两只大手来回对搓着，流露出内心的紧张。看得出她真的很高兴看见我，但又因为某种原因，她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向我表示进一步的热情，就那么一直远远地看着我。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过得怎么样，她也不说话，只是转向我的堂哥，示意他说，仿佛一切都以他说的为准。我问堂哥，听别人讲，他在深圳还有一个职业，即帮助别人打麻将，替别人支摊，输赢与自己无关，只按时间计费。据说因为堂哥打得好，开始只是偶尔为之，后来就变为专业了。堂哥听了，哈哈笑起来：“这是谁胡编排我？纯是出我洋相，要是真打哩好，我还骑那三轮车干啥？！”但是，他眼睛一闪而过的狡黠却又让人有些疑惑。出去讨生活的人，谁没有秘密？

望着仔细倾听堂哥说话的巧玉，那个善良、温柔的女人还在，那双大手也还在，结结实实的，洋溢着生命力。但这一切，被一种温顺的、服从的天性遮蔽着，只有那些愿意接近她、爱她的人才能够发现。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激动，甚至想冲过去拥抱她，但我也忍住了。

赵嫂

在村头和其他几位老人说着闲话。赵嫂两口子来了，推着婴儿手推车，车里躺着才刚十个月的小孙女。后面跟着俩孙子，分别有四岁、七岁的样子。婴儿车的把上搭着几块尿布，随风飘着，像旗帜一样，估计是孙女刚尿湿的。一看见我，赵嫂就嚷起来：“你在干啥？咋到处都看见你。”我笑起来：“赵嫂，不见你干活，就见你走四方。”话还未落，赵嫂就叫道：“不干活？我干哩活还少？五六十了，养仨小鳖娃儿，你说还少？叫你养一下试试。”赵家大哥不大说话，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赵家大哥就没说过话，常年在村里砖瓦厂干活，人干瘦，脸黑得就像烟熏过一样。问赵嫂怎么喂婴儿车里的孩子，累不累？爽利的赵嫂打开了话匣子：

我正经是不按你们城里的样子喂。娃儿不到半岁，玉米面、面条、南瓜都吃，吃哩可欢。孩子他妈打电话说，不让这样，不让那样，跟着城里人学。说哩可美，自己又不弄。背背他们眼[5]，我该咋着还是咋着，不按他们那样儿来。你要跟他们那养法，那就叫弄不成。原先，你们那时候，有病了给娃儿沾点土腥气，放到地下滚滚，不也就好了。哪像你们现在养孩子那样子？

他们挣那俩钱算啥！没有俺们给他看小孩，他们出去个屁？！要不是俺们给他们当不要钱的保姆，算算就是没挣钱。我给你算算，老大家两人在一个厂里，有三千多块钱，他俩自己租房子住，连吃带住得花一千多。俩娃儿在镇上她姑那儿上学，哪个月不得几百块钱，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得百十块钱，一个月最多剩下千把块，可不就是俺们老两口的保姆钱。老二家两人在两处打工，都吃住在厂里，一个月还能存上个一千多块钱，老二媳妇拿哩紧哩很，一心想着盖房，也没说多给俺们俩点钱。

你以为他们感谢你，感谢个屁！这里面有啥原因，老人帮他们带孩子，他们的地老人种着，这等于是交换。他们不管你累不累，想着你种他地也算给你报酬了，也不管种地到底能不能赚到钱。有许多娃们出去打工，孩子撇在家里，连一分钱都不给。有的老两口，好几个孩子，你留我也留，要不，吃亏了。还为谁留的多谁留的少打架，非得把老人撕吃了才行。

你看我这辈子容易不容易？可怜不可怜？才刚把他们拉扯出来，又得照顾他们的娃儿，到死都不得安生。你说不管他？眼看他日子过不去，你能不管。在家里没指望，又不让出去打工，儿媳妇非怪死你。你看农村有哪个敢说不管孙娃儿的？现在不给人家帮忙，想找死，老了还想不想活？咱们隔壁李村，老两口七十多岁了，四个儿子，两个闺女，没有一个养活爹妈。到哪家哪家都不欢迎，最后把儿子们告到法院。不告还可能有碗饭吃哩，一告倒好了，老两口连饭都没人送一口。二儿子把钱摔到他妈面前，说：“你不是稀罕钱吗？拿去，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说完，扭头就走。那家大儿子好赖还是个国家干部哩。也不见得咋样，给爹妈办个存折，把法院判的钱汇到存折上，让别人捎回去，见都不见。生气爹妈不顾他面子。现在，那老两口天天哭，后悔都来不及了。

还有，王营也有这事儿，寡妇把三个儿子拉扯大，把房子、宅基地都分给他们了，到最后，仨儿子个个不愿意让老母亲住自己家里。还都有一番理由，说是妈偏心这个，偏心那个。谁多上两年学，多花家里钱，就应该多养活；谁娶媳妇时，妈不愿意，少置办了彩礼；谁自己盖房，妈也没出钱。那说头可多了，听着都嫌丢人。老婆子，嫌丢人，一头扎井里，想自己死了，算了，结果，被救上来，仨儿好上几天，过后还是那样。最后，大队支书说，干脆让法院判。法院也判了，说是老母亲轮流住儿子家，一家一个月，有病集体掏钱。住到老二媳妇家里，刚照顾完媳妇月子，老婆子出去一趟，媳妇就隔着墙头把老婆子的包袱扔了出去，连门都不让进了，说：“我就不让住，有本事，还去告去。”老婆子也不敢告，现在到城里给人当保姆了。过几年，老哩干不动了，还不知道会咋样呢？

世道变了，原先是媳妇怕恶婆子，现在是婆子没有不怕媳妇的。有哪个是省油灯？不把你榨干就不算完。你辛辛苦苦替她照顾孩子，回来该吵你还吵你，该不养活你，还不养活你。给他们摆一下自己的功，说那是你孙子，你想让他饿死我也管不着。刻薄哩很。

你说小孩跟他妈有隔阂，不可能，还是人家妈亲。这小鳖娃们都能死了，他爹妈回来最多五分钟，就跟他妈亲哩不得了，前后追着他妈。你稀罕死，一年到头累死，不抵人家妈回来几天。你还不知道吧，我还有俩孙儿，跟着他们姑在镇上上学，把他们姑也累得够呛。我呢，每周还得给他们蒸馍，轧面条。

出去打工的日子过哩可美啦！小两口上完班，回来吃吃饭，就能睡觉了，清闲哩不得了，俺们这些老骨头在家帮他们带小孩。你说，城里幼儿园又上不起，上学也没户口，谁接送？再说在工厂干活，一天下来，那可不是玩哩，累哩就不想动，也不愿小孩泼烦[6]。你侄儿在那啥胶厂里干活，高温，一天下来，烤得受不了，环境还差，咳嗽哩不得了。

你看，这是我那二孙子，一直在生气，怪汪汪的，想上他姑那儿。但他姑好不容易清净一下，也不想带他。这个小女娃子，生下来五个月的时候他妈就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没回来，就看这个年下能不能回来了。

赵嫂一边“骂”着她的孩子们，一边晃着婴儿车，时不时用手摸摸里面，看孩子尿了没有。农村留守老人的状况和城市的老人问题完全不一样。城市是孤独问题，而乡村的老人却是金钱问题。

农民打工的成本有多高，赵嫂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不是老人当免费保姆，帮忙带孙子外孙，降低打工者的生活成本，打工挣的那点钱根本不足以支撑生活。另一方面，老人也不敢太多抱怨，因为将来还有个养老问题。所有乡村老人都是想万一有一天你躺倒在床上，不会动了，不能为人家服务了，指望谁？没有退休金，又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你现在不给“人家”养孩子，不努力干活，将来“万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会有你好看的。农村的观念，是绝对不会接受不替自己照顾小孩的老人，尤其是在这种需要出去打工才能挣到钱的情况下。

从最直观的情况来看，儿女也很少有意识，认为父母年龄大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很自然地寻求父母的帮助。除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只有父母愿意做免费保姆。如果有多个儿子，那这家的老人要遭罪了，还有个“攀比”问题，如芝婶和赵嫂都提到的，都是“比着留”，因为你不留，你就吃亏了。即使如此，如赵嫂所言，没有哪一个农村老人会自己优哉游哉，喝着小酒，打着太极拳，眼看着儿女有难处不去管的。赵嫂还属于比较年轻的老人，有许多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两口也在强撑着为子女服务，他们也会抱怨，儿女也会心疼，却也没有想过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撑到哪一天是哪一天。在这里，探讨作为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自由，是可笑而不切实际的。

赵嫂热情地邀我到她家去坐。从外面看，赵嫂的房子非常一般，但是进到里面，看一些细节，就能发现当年主人的精心营造，是冲着住到老死的目的盖的。房子一砖到底，粗直的圆木屋梁，椽子上面铺着一层在乡村极其少见的细竹篾编成的席子。这既起加固的目的，同时也隔绝了瓦层上面的灰尘，又使得房间显得雅致、明亮。地上铺着一层青砖，砖缝用水泥抹得非常平整，扫地时不留死角，整幢屋子里整洁、干净，是一个殷实、富足、会过日子的家庭。当我称赞起房子的时候，赵嫂有些伤感地说：“人家要拆呢！”“人家”就是他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大儿子已经在路边买地起了一座两层小楼，小儿折了一些钱给哥哥，这座房子和宅基地算是分给了小儿。

又问老两口将来跟着谁住？赵嫂又是一声冷笑，跟着谁？谁也不跟。你别想着给“人家”侍候儿子闺女了，将来就可以让“人家”养你，门儿都没有。咱也不操那心。我和你赵哥还回到最早的房子里去，在那儿养老。儿子、闺女高兴了看看，给俩钱花，不高兴了，只要不骂我俩老不死的就行了。

我这才了解到，在春节里，赵嫂两口子和小儿、儿媳妇闹了别扭，还吵了一架，原因就是这房子。这栋房子是赵哥赵嫂子俩一生的心血，也是他们作为家长所拥有的房产和权威的象征。赵哥前半辈子在村砖瓦厂里干活，也一砖一瓦一木地积攒自己盖房所需要的东西，光是砖、瓦就攒有八年之久。当属于自己的那窑砖烧出来的时候，赵哥一个人躲在人后面哭了起来。房子是九三年盖起来的，房屋上梁那天，吝啬的赵嫂赵哥又是杀鸡宰羊，又是放鞭炮敬神，总算盖房起屋，像个人家了。那时候，赵嫂的女儿师范毕业，回到镇上教书，两个儿子虽说没有上成学，但也都初中毕业，准备出门打工了。赵家的好光景就要开始了。

在赵嫂子心里，他们为小儿子留这个房子，也是想着将来跟小儿子一起过的。小儿子虽然折了一些钱给哥哥，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再买宅基地的钱。而大儿子之所以同意，也是认为既然老人将来要跟他们过，那现在少拿点钱也是应该的。

但是，今年春节回来，小儿媳妇提出要重新盖房。在协商的过程中，也暗示将来他们不应该单独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更何况，赵嫂也帮助大儿子看小孩，不应该只有他一家承担赡养的责任。这就打破了之前的平衡。赵嫂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彼此之间开始有些龃龉。按照赵嫂的分析，小儿媳妇虽然表面上提出是要再盖房，实际上就是不想养活他们。把他们盖的房拆了，连证据都没有了，真正到争论的时候，连一点底气都没有，因为你住的也是人家的房。赵哥在旁边反驳赵嫂，认为小儿媳妇还没有那么恶毒，可能也是嫉妒大哥过得好，房子盖得好，现在流行盖平房、小楼房，你这瓦房再好，那不还是瓦房。

我知道，在乡村，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两个儿子，往往是家产一分两半，又因为农村宅基地比较紧张，一般是其中一个儿子占用父母的宅基地，另外一个儿子补偿一点钱给这个儿子，这等于说父母到最后是瓦无半片，房无半间，只能依靠孩子。这种分配方法在现代观念里，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此过程中，父母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但在乡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在一般状态下，儿子媳妇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顾孩子和房子，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一旦儿子儿媳回来，要落叶归根，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父母的命运往往是极其凄凉的。

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儿子尽传统的孝道，如和儿子一家在一块儿居住，要求尊重等等，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儿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礼、结婚、盖房，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父母根本没有权利支配。而家族制度的衰落、公共道德监督力的衰退、国家在法律与赡养习俗之间的矛盾都使得儿子，尤其是儿媳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社会学家阎云翔把这一现象称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子、儿媳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对等地给予。这在这一代的农村父母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到的。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一旦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非常奇怪的是，从赵嫂，从五奶奶、芝婶一些抱怨性的话中，却仍然可以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对儿女，对他们在外面的艰难生活，对身边这一个个让他们老年还不得安生的孙子，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担心将来的生活，也担心儿媳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伺候孙子，替他们承担一切。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的生物相等齐的。

赵嫂的厨房里冒着香味儿，大概是刚焖好的咸米饭。炒点肉和芹菜，多倒些水，把米放在里面，小火烧煮，二十几分钟后停火，再焖上一段时间，就好了，非常香。在我童年时代，这是只有在改善生活时才做的，一年一个家庭最多也就做那么两三次，也因此，对这香味有独特的记忆。而现在，早已是乡村的家常便饭了。这香的炊烟飘出院子，在乡村的上空散开，氤氲了整个村子。

[1] 日南雕枝国：不管弄到什么程度，扯得很远。

[2] 轻省话：不是自己的事，站着说话不腰疼。

[3] 背时：倒霉。

[4] 支客：北方农村丧礼或喜宴上，安排来往亲戚坐次的人，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讲礼数。一般做“支客”的人都是那些在村庄有威信的、能够服众、对村里各家的远近亲戚也比较熟悉的人。

[5] 背背他们眼：不能他们看到。

[6] 泼烦：麻烦，缠人。

乡村教堂

第八章 何处是故乡

至2006年，穰县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全县所有行政村实现了通油路。积极推进“村庄整治”，修建道路910公里，治理坑塘179个，兴建村级游园118个、文化茶馆300个、沼气池3800座，安装有线电视5700户、太阳能热水器8700余台。投资3400万元，扎实推进信息村建设，建设信息村330个。村级幼儿园、卫生室、商业网点、治安室、村民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体系逐步配套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07年穰县政府工作报告》

泥淖

清晨起来，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回来不过月余，总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想沉下去的感觉，不是有什么外力、强力推你，而是你不由自主地往下落，整个精神越来越散，越来越沉，朝着不知道多深的地方坠落下去，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年年回家之前，总是下定决心多待些时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对调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产生某种担忧。该怎么说呢？虽然二十岁才离开家乡，离开真正的乡村，而这段时间，在村庄里，也一直和村庄的人们在一起，但是，却深深感到乡村深层结构的难以进入，似乎无法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支书、会计隐约透露的东西，还有那狡黠的眼神，让你很感兴趣，一追问下去，却又是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乡村犹如一张大网，纲和目太多，无从下手。

面对芝婶、五奶奶以及村庄的一些留守老人，我觉得她们的内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难以进入。或许，面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和有某种目的的人，她们自然地处于沉默，既没有情感的交融，也不处于同一立场。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自己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那一天，在芝婶家门口，芝婶五岁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绿色水藻的坑塘边玩，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我严厉地呵斥儿子，不让他去。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做他们的一分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国家也在做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譬如种地免税，譬如各种补贴。国家在做努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地显露出来。

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交书杂费而发愁。像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常因为没能及时交费而被赶出教室。每到开学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父亲走门串户的身影，他是在四处为我们借钱交学费。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着却没有那么高了。中小学教育在不停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更早地走进了打工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家庭，害怕孩子出事，也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谈恋爱，谈一个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将来走亲戚麻烦不说，万一有个矛盾，很难调解，极其容易离婚。村里几对离婚的年轻夫妇都是这种远距离婚姻，夫妻吵架，说离就离，各回各家，很少有回旋商量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通常是在孩子出门打工之前，托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为孩子找好对象，订婚，很快结婚，然后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至于感情合不合，性格对不对，根本考虑不到。邻村我表姐家的儿子，在江西校油泵的时候，和一个江西的女孩子谈恋爱。传到表姐那里，表姐亲自赶到江西，把儿子拎了回来。一定在家里订好亲，结完婚再让他走。春节见到我这位表侄，打扮很时髦，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的那个女孩，他很喜欢她，但母亲犟得很，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他对母亲的决定也很理解，毕竟都是现实的问题。表姐已经为他订好了亲，是河对岸的一个女孩，表侄说那女孩性格挺好，长得也不错。他决定忘掉江西那个女孩，春节结婚后，带着妻子另找地方，继续校油泵。

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父亲就算了一笔账，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没有什么赚头。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很高，只是高兴一阵子。

哥哥家的诊所一个上午也没见一个看病的，问是不是因为另两间房装修的原因，嫂子笑着说：“不是，啥时候都没有人。”自从农村实施合作医疗之后，国家能够报销一部分，农民也就很少来这种乡村诊所。有关系的人家，把合作医疗的一些项目弄到自己的诊所，还能勉强支撑。其他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像哥哥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在寻找其他出路。但是，即使是这些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因为都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合作医疗是天大的好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就念念不忘。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都非常兴奋，说是几朝几代没有过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哥哥家门口还在施工，用的工人也是村里王家那一片的人。看到以前熟悉的面孔，心中非常感叹。几个妇女，其中一个是当年村里最俏的小媳妇，圆脸，黑脸蛋儿，眼睛亮亮的，非常活泼。但因为是嫁给王家，村里也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她。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阎的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重点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首次“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作为一个文学者，我恐怕没有能力做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

被遗忘的人

整个乡村给人一种温暖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几位妇女在村头树下打牌，有的带着孙子外孙到处闲逛聊天，有的在田地里干活，仅有的青年也在各自忙碌。刚开始的情感预设（悲伤、痛苦、无奈），问题预设（乡村的败落），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不成为问题，它们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可以被吸纳，消化掉的。

我好像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滋味，甚至有点故意找碴儿的意思。但这样一种明晰的感觉背后又有说不出的困惑。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我所讲述的乡村故事，一个个生命，他们的矛盾、痛苦，所面临的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赋予他们的苦难，还是其他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到社会、政府上，我总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与这片天空、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又可能恢复到过去。

我的观点是如此犹疑，不确定。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这也是那个住在墓地的人给我的启示。

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被我们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都只是被动的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其中的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政治的、文化的农民仍然被看作是社会的累赘，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巨大包袱，而没有把它们作为主体。如果不把他们纳入这个政治社会的主体中来，不以某种方式使他们能够参与政治生活，我觉得乡土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的。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灰黑色，黑裤子，脚上穿着八十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弟兄三个，父母早逝，都没有结婚，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做了小偷，常年在监狱住着，也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有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也只是黑暗角落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才知道，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最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熟悉的人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惨惨的，上面放着两个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地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被寒风吹得脸红肿着，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少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清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我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医疗报销之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一些权利的，我们的政府当然也不会主动来帮助他们。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对了，还有万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小时候被淹傻了。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一直垂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四岁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一年生的。小时候，我们俩最要好，因为同一年生，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十月份，他四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村里人每看见我俩在一块儿，就要笑，都要说起这件事。

我最后一次见小柱大约在十三四年前，过春节。大年初一，早上，我们村庄各家，尤其是一个梁姓家庭都要互相端饭，小柱把饭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我一见是小柱，特别高兴，让他别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刚二十岁，小柱个子很高大，有一米八左右，长得很洋气，不像农村人，性格本来就开朗，出去几年，又多了一点城市味，显得格外气派。他十六岁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干过保安、电焊工，翻砂厂里当过翻砂工，建筑队小工也干过。那一年刚到青岛的一个首饰厂，春节前回来结婚，过完初五就准备走。

没有人知道小柱是什么时候发的病，他在那个首饰厂干有十年时间，前年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俩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始终找不到病因。最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咯血，最后，从鼻子、嘴里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花得差不多，眼看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也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又嫁了一家。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是胃癌，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活，大部分是建筑工人、首饰厂工人、三轮车夫、塑料高温车间工人、翻砂厂翻砂工。赵嫂的两个儿子就在塑胶高温车间，还带了同村的几个男孩子去。据他姐姐讲，那环境差得很，他们经常头晕、呕吐。但是，并没有人以为这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即使知道，只要问题没出在自己头上，都认为很遥远。因为他们干的活，他们的环境，并不是中国最差的。

我少年的伙伴，那一个个少女，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的生活如何？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的几天？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同时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还有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两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叫，韩家和梁家的辈分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两口是同辈，叫韩哥，虽然他们已经七十多了。七十出头的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巍巍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赚取生活的费用。

是的，也还是有生机。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口子在北京卖有十年的菜，盖了房，还有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用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使她有一种自信。那天去嫁到镇上的村里姑娘家吃饭，我为她家里摆设的现代及生活方式的都市化程度而震惊，完全的城市生活模式，让人看到了金钱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粗笨的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集。

在所谓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那在城市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的家，会是怎样的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新生

在一般的概念中，经济的衰退会造成文化的混乱与衰退。这是因为，文化的传承需要一种稳定因素的支撑，生活安定，经济充裕，才能够使文化的内在与形式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中国当代乡村，却似乎恰恰相反。如果从最广义的乡村总体经济，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夫妻俩都能打工挣钱，孩子稍大一些也可以到城市里面打工，无论工种好坏，总比单纯种庄稼强得多。但是，文化，无论是传承意义的、个人精神层面的，还是求知方面的，却处于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我们，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总是用“转型”这一词来概括、形容这一断裂，却忽略这一转型背后所造成的“黑洞”效应和巨大的毁坏力。我这里所指的“文化”并不仅仅指传统的一些观念、道德和习俗，也指现实中的文化状态。

就梁庄村而言，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被削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与一些发达地区为了经济利益，村庄宗族势力再度抬头相反。北方内陆的村庄，宗族势力很少能带来经济利益，因为本地几乎没有资源可以利用，大部分村里人都是出外讨生活。

与此同时，村庄的规划，村庄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结，都在发生变化。村庄最好的位置往往住着最有钱的，并以此形成村庄新的等级与阶层。而宗族家庭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各自出门打工，春节回来一聚。对于村庄的政治事务、公共事务，譬如选举、修路、砖厂的去留、学校的建设，他们并不真正关心。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被金钱关系所代替。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作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作为文化的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的稳固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确有很大发展，但也带来许多从未有过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成为新的环境、新的血液，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的整体生存状态。所有这些，只用“转型”二字来涵盖是远远不够的。当以一种“内视角”进入乡村，才会发现，在当代改革过程中，对传统文明与传统生活的否定性思维被无限地扩大化和政治化，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也大多与这一思维同质。

当我就这些疑问与穰县县委书记交流时，他也深有同感。在听到我回来已经一个多月，在老家住着时，他大大地赞叹起来，说：“以往也有学者来调查，但总是三五天就走，然后就写一篇上万字的文章，能有什么深刻的东西？乡村现状、乡村问题绝不是几天就可以看清楚想清楚的。”他给我大开绿灯，指派自己的秘书和我一块儿，在全县范围内走访村庄，扩大眼界，从各个层面了解乡村的整体发展。

我们的第一站是××镇，是九十年代初期兴起的全国知名的乡镇服装批发市场，形成制作、批发、转销一条龙的大型产业链。每年为宣传，镇上要花费数百万请明星、歌星，办大型文艺演出。由于制作的粗劣与仿制品的泛滥，1995年之后，该镇就慢慢衰落了，到2000年以后，就连镇上的居民都遗忘了这里曾经的辉煌。

乡党委书记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转业军人，说话精炼，有条理，正在对服装市场进行大规模地改造，以重新恢复当年的辉煌。我问他：“为什么在已经有广泛影响力的情况下，服装市场会败落？”他很干脆地说：“还是管理者不行，要想成为大型的市场，书记也应该是商人，必须有先进的管理与经营理念，另外，就是商户的素质太低，太不注重产品质量。”他的工作重点，分四步，改造街道环境，包括下水道、电力、路面等等；提高政府行政办事效率，抽调各职权部门集中于一起，使商户手续简单化；抓骨干品牌，骨干企业；扩大宣传，吸引外资。

镇党委书记侃侃而谈，俨然是一个实业家和实干家。他带我们去一家毛衣加工厂参观，这是香港一家公司，老板的祖籍是本镇，在探亲的时候被游说回来开厂。工厂简陋，一个巨大的厂房，开放式的，有电扇吹着。机器在响，女工们在忙碌，一派繁荣景象。

我却对车间里的孩子产生了兴趣。在一位妇女的脚下，躺着一个孩子，正在轰鸣中睡觉，他的脸上落着白色的毛线碎屑，看起来很滑稽；一个孩子还吊在妈妈怀里吃奶，母亲用布兜拴着他，两只手仍然在忙碌；还有几个孩子围着机器，在捉迷藏，做游戏。我想，无论是工厂主，还是书记，都是不会在意这一场景的，因为在乡镇，这样的场景，非常普遍。更何况，母亲能够不背井离乡，能够带着孩子，在村镇附近找来活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比起那些在城市打工，把孩子留在老家，或把孩子拴在出租屋里的那些母亲，她们的命运还是好的。

我忍不住问起厂长：“这样是否有危险？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厂长认为危险不大，但他承认这样不合规矩。但是，如果不让她们带孩子进来，她们很可能无法工作。党委书记敏捷地接过话题，现在这样的儿童很多，他准备在厂里办公立幼儿园，妈妈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以厂为家。这样，既可以让妈妈放心工作，又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书记的思路让人为之一振，但是这也只是一种设想，谁来出这样一笔经费，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该镇党委书记改变了我对基层官员的认识，在中国，也有这样锐意进取、希望做一番事业的官员，不管他是为了个人升迁、名利，还是其他什么，在客观上，他在为公众考虑，在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无论如何，对于中国的乡村来说，有这样的官员总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几个村庄整治的典型乡镇。这是穰县南面的几个乡，我们去的村庄也是该乡的模范村。从县城出发，一直是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是清新秀丽的白杨树，它们只有碗口粗，这是县委书记来之后为发展杨树经济栽种的。再往远处，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玉米、红薯、高粱，也是青葱翠绿，我恍然好像到了南方。到了模范村，才发现，新的乡村规划已经完成。一排排房子，虽然仍是北方普通的屋架房，但是却高低整齐，规格基本一致，房前屋后不再是黄泥土，而是水泥地，有统一的下水道、垃圾池，还有沼气池。沼气池是近几年县里推出的一个节能项目，凡是建造沼气的人家都有三分之二的政府补贴。

我们进到其中一户家里面。这是老两口，儿子长期在外打工，他们在家养些家畜，为了产生沼气，又专门养了两头猪。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猪圈、沼气池，被里面巨大的气味熏得难以呼吸。问起使用的情况，老两口认为这的确是节省了煤气、煤球钱，就是夏天气味太大。

又去了另外一个乡的一个别墅村，就盖在公路边。蓝天白云下，很漂亮。这是乡党委书记亲自抓的项目，统一样式，中西结合，红砖白墙，圆顶拱门，卧室、客厅、厨房、洗澡间，功能齐全，但也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譬如房顶是平的，农民习惯在房顶晒粮食，院子里也有车库，放拖拉机和农用车。刚好有几个村民在打牌，就问起盖别墅村的情况。别墅村是乡里统一规划，以社区的方式进行建设，有各种配套的设施，卫生室、宣传栏、健身器材等等都有。最明显的是道路的变化，原来村庄的道路一下雨就泥泞难走，有些地方陡窄难行，拖拉机都过不去。现在道路宽敞平整，一切都现代化，村民真正过上没有泥泞的生活。

在闲谈中，我问大家的意见，从整体上，农民很高兴，统一规划，干净整洁，离自己的土地、原来的村子不远，又在公路旁边，可能会有商机，谁不愿意？但是，并不是家家都有盖房的钱，也不是家家都愿意从村庄里挪出来。其中一个老伯面色凝重，默默地坐着，也不说话。我问他家里的情况，才了解到，他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好的时候，一年能攒个一万多块钱，不好的时候连工作都找不到，还得倒贴钱。为盖这个房子，家里的几万块钱积蓄已经花光，又借了将近两万，还得四五万花。他很惆怅，不知道怎么办。还有一些在村庄里刚盖的房子，政府怎么动员也不愿意搬，造成了新村庄和旧村庄同时并存，反而多占了耕地。

中午与乡党委书记吃饭，他给我的感觉有些浮夸，典型的官僚，一心想显示自己的业绩，镇上那些不伦不类的欧化建筑全部拜他所赐，说是要建国际化乡镇。别墅村是后来又规划的，至少把农民的实际需求考虑到了。在说起别墅村的时候，他非常得意，认为这是给县里树立了一个标杆。当问起农民是否高兴，其中的细节是否到位，如下水管道、饲养家畜、新村庄外部配套等问题时，他非常不屑地说：“这完全是农民意识，太过短浅，最终得到好处的是他们。”

和几个乡党委书记交流下来，发现，中央对乡村有全方位的资助政策和管理政策，水利有农田灌溉，具体到井的打建，都有专项资金；环境方面有水污染的治理，生态测量，这几年环保局的工作力度和权力也越来越大，也正因为此，湍水上游的造纸厂和穰县的大型造纸厂、化肥厂才最终真正关闭。

国家对乡村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乡村的道路。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农民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参政意识。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时好时坏，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有哪些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正在消逝的古老村庄以什么样的方式新生，以什么样的心态、面貌达到健康的新生，这是一个大课题。

文化茶馆

在各村走访的过程中，才了解到，为了提高村庄的文化素质，穰县推广了一项名为“文化茶馆”的文化工程。这使我非常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对“村庄如何新生”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文化茶馆由县乡提倡，个人承包，以自己的房屋或大队部的房屋为基点（不另盖新房），承包者自己置办桌椅茶炉，县文化馆拨出专款购买书架书籍放在茶馆里，中央推广的“远程教育”的接线口等其他一些乡村的公共资源也都放在茶馆里。“远程教育”的电视也由政府购买，内容很多，有各种戏曲，港台、国内电视连续剧，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科教知识。这样，农民既可以在茶馆休闲、聊天、喝茶，同时，也可以看书、看电视、学习科普知识。

我们到其中一个文化茶馆去参观。仲夏的午后，漫长、炎热。进入村庄，远远看去，有几个孩子在坑塘里洗澡，脱得光溜溜的，一会儿扎个猛子进去，一会儿又打水仗，很是热闹。走近去，所谓坑塘，只是一个用水泥修筑起来的死水潭。有几个台阶，看起来很整齐，水面却污黑油亮，上面泛着一些脏的东西，有妇女在边上洗衣服，洗那种装化肥的塑料袋。仔细观察水源，水是从上面一个水井引进来的。估计是为了迎合上级的“坑塘改造”工程（这也是一项村庄建造工程）。要想保持干净，必须换水，但很显然，自建成之后没有换过。

文化茶馆就在坑塘旁边，紧挨着还有一个很高很宽阔的台子，这是新搭建的戏台子。我们进到茶馆里面，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应该是港台武打连续剧什么的，打打杀杀的声音十分响亮。靠后墙的地方摆着两个书架，有两个孩子在看书，还有一个中年农民也在看书，非常专心，皮肤黝黑，表情拘谨。另一边是两桌打牌的人。

茶馆的主人看起来快七十岁的样子，走路颤巍巍的，头也稍微有点抖，背已经驼了。一问起来，才五十六岁，这样的衰老程度，即使是乡村的男子，现在也不是很多见。

泡了一碗茶，我们坐下来。在闲聊之中，得知茶馆主人现在带着两个孙子过日子，儿子在另外一个乡的变电站工作，儿媳妇在外地打工。两个孩子留在他这儿，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儿子媳妇已经半年没回来了。本来说是暑假让大孩子去他爸爸那里，但是，却因为儿子工作太忙，还要上夜班，又不去了。茶馆的收入是卖茶和打牌的抽钱。客人一碗茶一块钱，再续水不要钱。打牌一桌一下午十元，喝茶不要钱，一天上午下午有三四桌，就会有盈余。

在茶馆待了两个半小时，那位中年农民几乎一动不动，一直在专心看书。到了约四点半钟的样子，他起来了，把书放到书架上，到外面推着自行车走了，自行车后面的篓里放着锄头和镰刀。我到他放书的地方去找他看的书，是《射雕英雄传》。两个十几岁的孩子看会儿书，又看会儿电视，走了。电视一直在播港台连续剧，没有换台。那一桌打牌的人一直在打。中间有人来来去去，但多是在打牌那儿站一会儿，去看书的人并不多。实际上，就读书而言，除了学生应试所必须学的课本和国营的新华书店之外，整个民间阅读处于一种极度萎缩的状态，更不用说阅读的质量问题。我曾经统计过吴镇的私营书社，有四家，一家以影像碟片为主，生意最好，三分之二是香港片，极少数传统戏曲和中国电影，其他三家生意都处于关闭的边缘。其中一家叫“希望书社”，我非常喜欢这一名字。店里武侠小说占满三面墙，大红大绿，装帧粗糙，典型的盗版；一面墙摆的是儿童读物和学习用品；在角落处有一个小书柜，放着几层当代小说、外国文学、励志类和官场黑幕之类的书，没有唐诗宋词或其他古典类的东西。店主说来租书的大部分是镇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少部分镇上的居民，并且几乎都是直奔武侠小说而去。即使这样，生意也越来越差，一是因为这几年吴镇高中、初中都封闭式管理，只在周末下午让学生出去一两个小时；另一个原因就是学生在课余时间几乎都是上网打游戏，很少看书。唯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一个高一的男同学，每隔一周都来借一本中国小说或散文看，像《白鹿原》《围城》他都借过。在和店主的闲聊之中，意外得知，镇上还有一个民间藏书者，是一个老民办教师，家里藏有几千册书，有相当一部分还是线装书。当时一听，非常振奋，我很想去拜访那位藏书者和他的书，就托店主打听一下。结果很让人失望，藏书者一年前已经去世，儿子把他的书全部当废品卖了，还把父亲的书房改造为三间大门面房，做起了五金生意。

我们又出来看那个戏台子。戏台高旷，用水泥垒的台子，四周用钢筋围筑，顶棚用石棉瓦和钢架搭成。问村支书得花多少钱，说是一万元左右。看来这是真实的成本，几个村的支书都这样说。同时支书认为这个戏台子并不实用，从建成到现在演过两场戏。请正规剧团或民间班子来都需要钱，演三四天，需要三千块左右，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中西部乡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家家也有电视，晚间的电视剧都看不过来，人们根本不愿意出来。再加上，村里本来人就不多，能来看戏的就更少。倒是有红白喜事的人家，都在这戏台上放电影，取代了昔日打麦场的位置。村支书承认，如果真的组织好节目，看戏，放电影，周围可以摆摊做小买卖，也会吸引四里八乡的人来看，非常热闹。他们组织过一次。但是，太费力气了，谁有功夫管这闲事呢？

回到县城，和朋友说起文化茶馆的事，朋友大笑，城里文化茶馆倒也不少，几乎就是麻将茶馆了。有些文化茶馆连书也不要了，就是办个证，给打麻将提供一个合法的场所。在穰县，打麻将是全城的一个活动，不管是机关干部，一般职员，还是个体商户，几乎都是麻将爱好者，有固定的麻将友，午饭应酬之后，如果下午没有要紧的事情，就会相互约好，直奔某个固定的地方，从下午打到晚上十二点左右。每天如此。我想，不只在穰县，大半个中国县城都是这样的生活。

在和县委书记谈文化茶馆和戏台时，很显然，他对此的期望很高，他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政府的帮助，民间的参与，以乡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提升乡村的文化品质，增强文化氛围，以对村民形成一种熏染和影响。并且，重新恢复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譬如传统戏、豫剧、舞狮。但是，从实施情况看，却并不理想，这一举措并没有得到村民、市民的响应，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助长了一些不好的习气。从干部层面看，村支书、乡干部和负责管理的人也只是把它作为一项工作指标，没有真正去组织、监管。国家的一些文化普及举措也并没有真正获得效果，如清道哥所讲，远程教育给你个电视机，扔到大队部，算是回了老家。在其中几个行政村里，大队部里甚至有电脑室，几台电脑都可以上网，有培训室，有几台缝纫机，还有图书室，里面的书也不少，可无一例外，都落满了灰尘。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村支书匆匆叫来管钥匙的人，或在地里干活，或到镇上办事，总是需要等好长时间。村民是不会这么麻烦等着去借本书的。这些都使得最初的美好设想被架空。

在乡村的一些镇上，也还有一些民间戏班子，经常被邀请在红白喜事上唱些老戏段。但是，这并不能称为文化回归，真正的“文化回归”并不仅仅指形式上的东西，它应该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习俗、道德观进行重新思辨，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力。但是，这一切，都非常难。一种文化，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遭到毁灭性打击，要想再重新恢复，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更何况，它身处如此强大的现代化的旋涡之中。

倾听文化茶馆那麻将的哗啦声，遥想那空旷的戏台飘过的寂寞空气，还有几亿少年无所适从的茫然眼神，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的颓废及无可挽回的衰退。

再见，故乡！

独自来到墓地，与母亲告别。

不管怎么说，乡村之所以总是能让人产生某种古老、深远的乡愁似的情感，是因为它与原野、山川、河流的天然联系。它把人类的目光拉向广阔、丰富的自然界，拉向无限延伸的天空，让人情不自禁地思考自己灵魂的来源与归宿。

大地，总是永恒。从母亲的坟往远处看，左边是绿色的田野，一望无际的平坦，低矮、新鲜的庄稼充满着生命力，灰蓝、微暗的天空，天边是暖红的彩霞；右边往下看是宽广的河坡，树林郁郁葱葱，粉红色的合欢花在树顶连绵起伏，随风起舞，如同精灵的舞蹈；围绕着树林，笼罩着一团团淡白的轻雾。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觉得母亲仍与我同在，她躺在这片土地中，而她的女儿在感受着这片土地，用她的灵魂与精神。有一种温暖慢慢进入心间，是的，妈妈，我来看您了，虽然次数越来越少，但每当想到这一方土地，想到在这一方土地上，有您躺着的坟地，就觉得我们心意相通，您还在注视着我们。

少年时代失去母亲，是我永远说不出的痛。想起母亲躺在床上，望着上学的我们，只能发出“啊、啊”的哭声，就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那是一位失去行动、失去语言的母亲的绝望，她无法表达她的爱，也为给这个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而歉疚。这一哭声犹如长久的阴影跟随着我，我的软弱、自卑、敏感、内向，通通来自于此。

我无法想象母亲在骨灰盒里，尤其是当站在她的坟前的时候，如果没有这象征性的坟头，如果她没有躺在土地之中，我无法想象，她是否还能关注我，我是否还能如此深刻地感到和她心意相通。每次家里有大事，都要来到这里，烧纸、磕头，然后，坐在坟边絮絮叨叨地给母亲说一说。少年时代，哥哥与父亲吵架，深夜里，拿着刀，往墓地跑，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心里害怕极了，不只是害怕哥哥会死掉，而是害怕母亲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可怕的事，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时间永远停下来。至今还能回忆起哥哥的哭声，声嘶力竭，那委屈，那依赖，是只有在母亲面前才能有的。哥哥躺在母亲的坟前，在那里翻滚着，倾诉着，似乎渴望母亲能抱住他，安慰他孤独可怜的心灵。这次回家我才知道，当年父亲手术成功，几个姐姐专门回家，到母亲坟边，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这样大的事情必须告诉妈妈，才算达到真正的隆重。

这种古老的凭吊方式难道真的要成为过去？我记得一个南方朋友给我讲她们家乡凭吊亲人的方式，清明的时候，早晨起来，一家人带着吃的、喝的，来到亲人坟边，烧纸、放鞭炮、磕头，然后在那儿吃饭、说话、聊天、打牌，整整待上一天时间，天黑以后才离开。当这样听时，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温暖与辛酸，多么温馨而又自然的纪念方式，陪上亲人一整天，和他一起生活，就仿佛他还在。我无法判断农村土葬能浪费多少土地，但是，如果真的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让民众失去这样的文化习俗，对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也是一种伤害。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性，它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能够多少得以保留。

而在启蒙者和发展论者的眼光里，这是农民的劣根性，是农民不肯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落后表现。是不是我们——这些所谓权利与知识的掌握者——的思维出现了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过于不自信，一切都想连根拔起，直到面目全非。忘记是哪一位学者说的，“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觉，我以后会回来得越来越少。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心灵中存在，回来的欲望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再回来的愿望与动力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我对五奶奶，对小柱，对我故乡的人们的感情不再纯洁。

再见，故乡。

再见，妈妈。有您在，我会回来，直到我生命停止的那一刻。

祭拜

村里的戏台子

村里的兵乓球桌

工厂

工厂里的小孩

老屋与新房

后记

我常常想，生长于农村，家庭贫困而多难，我是有福的。它使我更深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这一真实与矛盾是一般意义的访客所无法获知的。它就类似于密码，只有出生于这一村庄，熟悉这一村庄的道路、坑塘、田地，和年年月月走过村头那块青石板并在上面崴了无数次脚的人才能够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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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一个文学人来说，拥有大地、树木、河流的童年，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运，生命因此更宽广、敏锐，也更丰富、深远。每当踏上故乡的路，想起村头那棵优雅的槐树；想起家门口那棵春天里总是开满白色小花的老枣树，还有，那株开满一束束紫色花朵的苦楝树，微风轻来，那故乡般邈远而馨香的味道；想起村庄后面长长的河坡，少年时代我每天从这里上学放学；想起下雨后，那沟满河平的大地，那深绿油亮的庄稼，那湿润清新的空气，这种记忆总是让我幸福。而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乡土中国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是我思考任何问题时的基本起点，它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中有土地与阔大的成分。这是我的村庄赋予我的财富。我终生受用。

真正走进村庄，才意识到这还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虽然生活全球化了，虽然电视、网络，各种信息都以最同步的速度抵达这里，但是，在精神上，依然贫困。乡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依然很远。一直有一种困惑，也许，现代并非都是好的，都是适应这一片土地的。难道中国的乡村一定要如欧洲那样，逐渐城镇化、风景化？难道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这种“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为什么一定要被“陌生人的”“个体式的”城市文化模式所代替？我们在说现代性时，是否过于绝对化了？是否考虑到这片土地的根性？也许这根性仍能够使我们的民族根深叶茂？

古老的乡村模式、村落文化、生存方式的确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在逐渐终结。但这一结论在我看来，是值得推敲并需要警惕的。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作现实，并从此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熟悉的、可依赖的习惯，具有可靠性。这种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忽略了它，我们会进入怎样的误区？

有没有可能，农民不离开自己的村庄，不进入城市沦为贫民或底层，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够过上幸福、团圆、现代，同时也有主人公之感的生活？或者，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城市获得生存的空间，夫妻可以团聚，子女可以入学，他们也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等在这些城市居民那里已经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天，还很远吗？

感谢我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家人们——我的父亲，姐姐、姐夫们，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们。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他们对文学，对我做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对知识的尊重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还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对文化和思考的向往，虽然这里面有对我的爱的支撑，但也有他们对严肃意义的本能向往。

父亲抱着病体，跟着我，和我一起到各家去聊天，他敏锐地发现我进入谈话的困难，就主动负责调节气氛，设计了许多细节，引出头绪。

大姐义不容辞地跟着我，她的开朗热情及与乡亲们的自然融入使我也很快地融入到气氛之中。我的大姐，从十七岁起，姐代母职，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与痛苦，把我们抚养长大，并为六个弟妹一个个安家立业。有她在，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安稳。

我的三姐，在母亲生病的那些年，是她，主动退学，整整十几年，让我们上学，而她在家伺候母亲，为我们做饭洗衣。为此，她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和营养不良症，有几年时间，她只能弯着腰走路。一段时间内，我们是以一种随时生离死别的心情生活的。但生命是如此坚韧，现在的三姐，仍然瘦小，仍然有病症折磨着她，但她乐观面对，每天出去锻炼身体，也逼着全家人和她一起锻炼，她仍然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的小妹，尽一切努力帮我带儿子，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去闲逛、说话、聊天。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是期望着和我一起的，因为她对这个村庄的所有故事都很熟悉，我对村庄的许多了解都首先来自于她电话里绘声绘色的描述。如果她从事文学，我这个姐姐肯定是自叹不如的。

我的哥哥，我们六个姐妹所爱的哥哥，一想起他来，我们的心中就充满说不出的喜悦和爱意，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姊妹中的唯一男性吗？我说不清楚，反正，黑脸庞、小眼睛、宽肩膀，但又文质彬彬、用心呵护自己爱情与婚姻的哥哥是我和小妹心中的美男。

我的二姐，在和姐夫周旋、撒娇、努力干活之后，终于得以和我一起回到村庄。她仍然是一个文学青年，充满浪漫的梦想，然而，却只能终日和成堆的废铁打交道。回到村庄，回到小河，她兴奋得像个孩子。到了哥哥家里，却因为打牌坐了一个下午，到晚上都不离场。就是这么好笑，这么真实。

还有我的儿子。下火车的时候，县城刚刚下过雨，站台上有些泥泞，三岁两个月的儿子双脚不愿下地，哭着说“太脏”，看着接我的亲人们，我有点羞愧，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通。几天过去，泥土却成了他的最爱。在盛夏的中午，出去一趟就会头晕目眩，他却还在太阳下晒着，说什么也不愿到房屋里。两个月下来，他从白净的小家伙变成了黝黑的、壮壮的小伙子，在巷道里、房前屋后和小伙伴们挖泥，掘地，逮蚂蚁，然后，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地跑过来要水喝，来不及喝光的样子，就又跑开了。我喜欢极了他这样子，健康，和大地、阳光、植物有直接的联系。我也很高兴我让他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冬天又一次回去，他已经如鱼得水，和他的小表哥玩得不亦乐乎，破坏了所有能破坏的东西，而放烟火暂时成了他最着迷的“事业”。

感谢我的先生。他对乡村的了解和对农村问题的深刻理解给了我很多启发。2009年春节，利用他的休假与我的寒假，他和我，带着儿子一块儿又回到故乡，他对问题的敏锐为我打开了更宽广的思考方向。在关于书的结构、框架方面，他给我很多有用的建议。

在写作过程中，我给许多朋友讲过我的思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了我很好的建议。在此衷心地感谢他们。

附录：艰难的「重返」

2012年11月中旬，《出梁庄记》终于交稿。持续的压力突然卸去，我以为我会如想象中那样欢欣和畅快。然而，没有。呆坐在租来的小书房，我不愿看书，也无法思考。这个小书房陪伴我二十个月，让我这个从来没有过书房的人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安静、独立和内向的生活。因为不断出差，窗台上的那盆文竹经常从碧绿变为枯黄，又顽强地从枯黄变回绿色。每天早晨，来到书房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文竹的每一根枝茎上细细洒水，观察那枝茎上的绿色是否又往上攀爬了一些。然而，这一次，那一半却无论如何回不去了。

“我终将离梁庄而去。”好像患了强迫症一样，我在脑海里不断重复这句话。有时候，我惊慌地抬起头，四处看看，我怀疑我已经悄声说了出来。它已经在心里叙说太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从重返梁庄的第一天，从再次看到梁庄淤黑的坑塘、坍塌的老屋、衰老的叔婶，从一次次在城市艰难地寻找、接头，看到堂哥在西安漆黑的厕所、兰子那漆黑眼睛里蓄满的泪水、电镀厂那浓重的雾气时，这句话就像旋律一样反反复复响起，并且音量不断增大，最终，聚合为一个巨大的感叹句出现在“梁庄”的结尾。

我害怕这句话成为现实，也好像是为了反抗这必然的结果，2012年11月下旬，我再次回到穰县。每天早晨，我沿着湍水往下游、上游，或往周边的村庄里走。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漫走。丰盛而芜杂的水草蔓延在湍水广阔的湿地之上，层层交结、错综、缠绕，如悬于水上的无边迷宫。踏在上面，如行走于虚空之上，步步心惊。

雾气笼罩村庄。深秋的早晨阴冷、潮湿，树干和枝条因潮湿而变得黑枯，夜晚的落叶被清晨的露珠一遍遍浸压，又经过人的踩碾，显得卑微、破碎，有些难以承受。无论是红砖白墙的高屋、青瓦泥墙的矮房，门口堆积的泥沙、踩得发白的小路，还是那缓慢行走、无意盯视的人，都被这灰色的雾气所统摄。仿佛一切都还是原始的、未经文明触摸过的、未经修改过的世界的一部分。

但又不尽然。在清晨的静谧中，看远处小石桥上来来往往的机动车、小三轮、自行车，无声无息地流过。桥头的肉架子上挂着一扇扇新鲜、粉红的肉，在初阳下微微发光，摊主刀起刀落，又熟练装起，然后，一个人拎着袋子匆匆离去。生活如此古老又新鲜，永恒存在，又永恒流逝。但并不悲伤，甚至有莫名的希望所在。

是的，我不会离开梁庄，虽然在身体上和行为上我即将或已经离开。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我未来的道路，我与梁庄之间将再次被阻隔起来。或者说，我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过梁庄。我指的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命运。

梁庄和梁庄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与梁庄，梁庄与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为何重返？是否真正到达？在不断“重返”梁庄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甚或说，自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不断逃离梁庄中试图建构梁庄。它的生命、历史、形象，都被盖上种种印戳，并以此成为时代“风景”的基本元素。

我把这篇文章的写作看作一次重返梁庄和反思自己的机会。

一、荒凉而又倔强的生命

因为必然的“归来”“离去”和另一空间的比照，“重返”故乡，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回望过去、寻找生命的蛛丝马迹和早已隐于时间深处的血缘亲情，它们和现时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形成故乡的所谓“现实”。当鲁迅看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时，他看到的并不只是故乡的现实，而是由过去投射而来的“风景”。这一“风景”叠加着童年回忆、家道中落、三味书屋、百草园、祖父、母亲、兄弟一起呈现于他的精神内部，眼前的“村庄”只是让这些内部情景物化了。我们甚或可以说，当“我”在看到“鲁镇”以前，这一苍茫的风景已经存在于作者心中了。这是每一个回到故乡的人都有的先验风景。“梁庄”是由回忆、老屋、家庭的经历这些先在的事物推导出来的一个多重的存在物。

如果不曾离开，我不会如此震惊地看到梁庄的变化。我不会看到村庄的连绵废墟，不会看到坑塘的消失和死亡的气息，也不会看到梁庄小学给梁庄带来的精神上的涣散，当然，更不会看到如怪物般盘踞在湍水的挖沙机，因为，对于梁庄人而言，那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悄然溃败。

那个老屋并不只是荒凉、废弃的房屋，它承载着我所有的成长、情感和生活，看着它，你想着的是那里面曾经有过的欢声笑语和漫长的哭泣争吵，还有黑暗中经年沉默的母亲；那个小厨房，它竟然如此之小、如此之低，两个人进去几乎已经转不过身，我还记得我和妹妹、哥哥、三姐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围着灶台等待那一锅饭好的时候的喜悦，而最后，不知道谁把煤油洒到锅里了。就这样，我们仍然顽强地在另一边盛起一碗碗的饭。而走过老支书家已经坍塌的院墙时，仍然有莫名的紧张，这个眼大如灯的老支书和他的房屋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直接的压力。

那在墓园后面的河坡上孤独生活的一家人居然还在。只不过，那痴傻妻子已经去世，大女儿也已经出嫁，当年发着高烧、不能动弹、极度营养不良的小女儿，如今已经有着红润的脸庞和羞涩的笑容。而那个沉默的老汉，他是打定主意把自己放逐于尘世之外了，杂乱的白发纠结于头顶，俨然一个孤僻失语的老人。

2012年10月，我和《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批评家施战军老师在一次会议上碰到，当时他正在进行《梁庄在中国》（刊于《人民文学》12期，后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出梁庄记》）的终审。自然，我们谈起了它。他对我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书中有太多死亡了？我一愣，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更没有察觉到，“死亡”竟是“梁庄”如此正常的风景和如此隐蔽的结构。

确实，开篇有“军哥之死”“光河之死”，第三章有“贤生的葬礼”，第七章“金的千里运尸”，第八章“小柱之死”“无名死亡”，即使在结尾“梁庄的春节”一章中，也有“老党委之死”和流传在吴镇的神话故事“义士勾国臣之死”。

死亡如此随意而密集，犹如尘埃。生命孱弱地生长，又悄无声息地逝去，悲伤、痛哭、欢乐和点滴的幸福都被黑洞一样的大地吸收。我想写出大地的感觉——整体性、混沌性和蔓生性，想写出人（不只是农民）在其中的平常。你只是大地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没有高于一切，至少，它不高贵于自然界的那一棵普通的树木，一座平常的山脉，更高不过那永恒流淌的河水和宽阔的山谷。但，尘归尘，土归土。死亡并非意味着走向虚无，相反，它是一种虽然让人怅惘却又踏踏实实的归宿。是的，和树叶飘落一样，清晨的露珠一滴滴地砸向它，把它砸回到泥泞而又柔软的土地中。“每一片落下的树叶在下坠时都在实现天地间最伟大的法则中的一条。”它时刻都在进行，安静又镇定。梁庄，在每一个清晨醒来，又在黄昏中睡去，时间停滞，又长远行进。

但是，如果只有大地，只有人类生命的普遍性背景，而没有社会、文明、制度，没有家、爱、离去——那塑造种种死亡的实在因素，那么，生命的存在样态，它内部的复杂性、差异性又会被遮蔽。

尘土飞扬，农民大规模地迁徙、流转、离散，哪怕“死在半路上”，也要去寻找那“奶与蜜的流淌之地”，确实有《出埃及记》的意味。只不过，“出梁庄”却成为一种反讽的存在。他们没有找到“奶与蜜”，却在大地的边缘和阴影处挣扎、流浪，被歧视、被遗忘、被驱赶，身陷困顿。对他们而言，律法时代还远未来临。他们仍是被遗弃的子民。

我希望能在“普遍”和“实在”之间寻找一种结合，叙述的和存在观的结合。只强调人类普遍性背景对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不公平的，它会抽象并忽略掉其中丰富、细微和独我的存在。即使同归死亡，其精神和形态也是各异的。

所以，既站在大地之中，又回到文明和生活的内部，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移动的小黑点，“人”——如何移动，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和幸福——是《出梁庄记》最基本的任务，也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回到“梁庄”。梁庄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几天而已，“军哥之死”已经成为“闲话”沉淀于梁庄的言语中，现实变为了历史。军哥，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了的人。梁庄的道德、良心、情感是混沌的、残酷的，但却又有着奇怪的宽容和包容。就像那即将沦为乞丐的清立，他孤独行走在梁庄的边缘，既被遗弃，又气定神闲。就像已经死去的光河，他躺在备受谴责的“用儿女的命换来的房子里”，拒绝进食，此时，梁庄的人们早已忘记自己曾经鄙夷过光河。如果你是启蒙主义者，你会谴责梁庄的人们；如果你是强调生存法则的自然主义者，你无从解释梁庄这样富于包容性和生长性；如果你是个性主义者，你会说他们如此不平等，只看生，不管死。我不敢做出判断。我只能迷惑而犹疑地看着眼前的梁庄，我故乡的亲人们，试图勾勒出其中最细微的逻辑和枝蔓。或者，那也是我们这个生存共同体共有的逻辑和枝蔓。

贤生的葬礼为什么要在梁庄举行？我的二婶，他肥胖的母亲为什么要在那停放儿子棺材的原野上哀哀地哭？她在哭她自己。哭她“没材料”卖了祖屋，以至于让儿子失去了可以“回家”的地方，哭她将来也只能是孤魂野鬼——就像“金”的尸体被千里迢迢运回村庄，哪怕尸体变形、变味，哪怕身体不再是身体。在这里，梁庄不再只是具体的“梁庄”，而是“家”“归属”和“存在”等等具有本源性词语的象征，它们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需求。

与此同时，像小海这样的传销者，他的唯利是图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对卖假货那种单纯而又可爱的自然状态又使你意识到，不是因为他是法盲，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就是一种法盲生活，小海只是最赤裸地把它表现出来。

不只是城与乡的关系，不只是农民与市民的关系，也不只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的总和构筑着梁庄的生活，并最终形成它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我不想把《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问题化，也特别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其中复杂的层面。它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文本，而是一种探索、发掘和寻求，它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而非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

我试图找到的是“梁庄”的结构，它以何种方式与城市、时代精神和当代生活纠缠，包括，与它自身纠缠。有读者把《出梁庄记》归结到2013年的“打工六书”中，这很有意味。但我从来不认为《出梁庄记》仅仅是写“打工者”生活的。我更关注的是梁庄生命的源头，不只是未来，还有历史、过去及这一历史和过去对他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我关注梁庄的进城农民与梁庄的关系，他们的身份、尊严和价值感的来源，由此，试图探讨村庄、传统之于农民，也之于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共同体的意义。我把此看作《出梁庄记》的内在结构。如果没有这一内在结构，那么，《出梁庄记》就缺乏了那种回环往复的时空感和历史感。

我看重“梁庄”里面的细枝末节，刹那的羞涩，无知无畏的坦率，瞬间的凶猛，不肯退去的羞耻，不愿释怀的“无身份感”和那眉间遥远的“开阔”。我喜欢这些“闲笔”。它们附着在梁庄荒芜的场景中，就像那夏天暴雨后的植物，以一种荒凉的方式显示出顽强的活力。我想传达出这一世界的内部，它的蔓草丛生、尘土飞扬、忧伤，还有“生活的动力”。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历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

二、“被塑造”的梁庄

然而，似乎并没有那么确定。

写《出梁庄记》开头“军哥之死”时，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有那么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刻意模仿鲁迅的语调，那样一种遥远的、略带深情但又有着些微怜悯的，好像在描写一个古老的、固化的魂灵一样的腔调。我心中一阵惊慌，有陷入某种危险的感觉。我突然发现：我在竭力“塑造”一种梁庄。写作《中国在梁庄》就隐约感受到的某种奇怪的惯性再次控制了我。通过修辞、拿捏、删改和渲染，我在塑造一种生活形态，一种风景，不管是“荒凉”还是“倔强”，都是我的词语，而非它本来如此，虽然它是什么样子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也隐约看到了我的前辈们对乡村的塑造，在每一句每一词中，都在完成某种形象。

那刹那的危险感和对自己思想来源的犹疑一直困扰着我，它们促使我思考一些最基本的、但之前却从来没有清晰意识到的问题：自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们在以何种方式建构村庄？他们背后的知识谱系和精神起点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塑造这样的，而非那样的村庄，这一“村庄”隐藏了作者怎样的历史观、社会观，甚至政治观？而我，又是在什么样的谱系中去塑造梁庄？

我们在如何想象梁庄？正如故乡的先验性一样，在我们还没有写“村庄”之前，关于“村庄”的想象已经在我们的思维之中。从接受角度看，我们在文学史中所体会到的村庄叙事有宿命般的几重模式：乌托邦式的，田园诗的描述，过于美好的幻象；启蒙式的，带着悲悯和天然的居高临下；原型的、文化化石般的家国模式。后来的作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掉入其中一种。

古典文学时期，“村庄”并不具备这样独立的、完整的象征性和符号化作用，它在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的本体性地位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能够以外部视野审视、观照中国生活有基本关系。实际上，“外部视野”中的“中国”在18、19世纪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形象，在被迫进入“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它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古老封闭、愚昧怪异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史上，一个异域的、颓废的又原始落后的有着种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制度和生活的地方。这在许多外国传教士、旅游者、商人、思想者的著述里都有体现（著作如《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国乡村生活》等，如黑格尔就认为中国“缺乏属于精神的所有的东西”，“象形汉字是中国社会停滞的象征”，等等）。它们汇集起来为西方塑造了近代中国的形象，在这背后，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文明优越论的基本支撑。当代美籍阿拉伯裔文化批评家萨义德在其《东方主义》中最著名的论断是“东方是西方想象出来的”，这当然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而是指在相互观照的过程中东方的被客体化和他者化。

但是，如果细究的话，就会发现，不只是西方以“东方主义”的角度来看东方，在“东方”内部，我们也不自觉地按照西方视野中的“东方”来看自己，也把自己“客体化”和“他者化”，并以此来批判和塑造自身（这与20世纪初中国的衰败和知识分子总体接受西方知识体系有直接关系）。“村庄”突然被发现，它成为“东方中国”的活的标本——固态的、停滞的、前现代的存在，文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都参与到对“村庄”的阐释和塑造中，我们在他们的著作背后可以感受到那双异域的、遥远的、审视的眼睛。

鲁迅的先验思想是什么？当他看到“苍黄的天空下，远近几个萧瑟的荒村”，当闰土轻轻喊一声“老爷”时，他之前什么样的知识谱系、思想经历及对“中国”的认知参与进来并最终形成故乡的这一永恒孤独和沉默的“风景”（除却前文所言的感性基础）？追寻鲁迅“中国观”初期的形成过程——尤其是在域外，日本，他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接触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叙事（除了最著名的幻灯片事件），阅读了哪些对他思想产生影响的书籍，这些思想具有怎样的倾向（关于中国），而这些事件、符号、思想最终在他脑海中沉淀化合出怎样的“中国”——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可以探讨现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观”的形成过程及与西方叙事、域外视野的关系。

对文学而言（不只是文学），最不可避免的就是，在“看到”某个事物之前，作者已经有一整套的概念、核心词语，并且在不自觉中运用这些概念去理解、分析这一事物。鲁迅小说中的“村庄”充满原型性和启蒙性，它形象地勾画出了一种愚昧、落后、浑然的国民性和生活形态，但是，它忽略，或者剥夺了中国乡村普通生活和生命的内在敞开性，它们被封闭在一个历史空间内，一个固化的且已经丧失活力的空间。而这一空间中的人，似乎很难走出历史框架之外，恰如20世纪初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所言，“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一个未出生就已经过时的人”。

在塑造“国民性”这一具有整体性的历史概念时，作为个体存在的每一个农民会失去或被忽略他的主体性，即他主动面对历史与自我承担的能力，这是生活往前推进的基本前提。这并不是在谴责鲁迅的叙事具有“东方主义”的特点，而是说，在我们重返故乡或思考村庄之时，我们的前视野非常重要，它必然影响并形成我们所观事物的感觉和判断。它常常表现为一种“道德想象”，即用自己对文化、生活的理解，用自己的认知框架去建构一个“乡村”。维特根斯坦批评弗雷格的《金枝》在阐释原始部落的种种习俗、巫术时有过于明显地把自己的知识框架放置于其上的现象，“弗雷格的灵魂是多么的狭隘！结果是：对他来说，想象一种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英国人的生活是多么不可能！”

审视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当代的村庄“风景”和叙事并没有超出鲁迅那一代的内部逻辑。我们不自觉地按照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去理解并继续塑造乡村生命和精神状态，它已经变为一种知识进入作家的常识之中。就我自己而言，尽管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中，我告诫自己要避免以自己的知识体系凌驾于村庄生命和生活之上，并因此采用了人物自述和方言的方式，以减少自己的干扰，但是，最终也并没有完成。我注意到，我总是不自觉地在模拟一种情感并模仿鲁迅的叙事方式，似乎只有在这样一种叙事中，我才能够自然地去面对村庄。

这里面其实有着双重的困境。假设写《金枝》的弗雷格没有对自身文明结构和知识体系的深刻认同（与殖民意识、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相连），那么，他该如何理解并结构原始部落的社会组织、思维特征？假设鲁迅舍弃外视角，即批判性的、先验的知识结构及“我”在文本的实际存在，“未庄”是否就因此拥有了自主性和敞开性？我们看到很多以第三人称书写的村庄和那些以相对客观笔调出现的村庄比“未庄”更加遥远，也更加“古老”和“奇观”，这种貌似原生态的叙事隐藏着更加鲜明的“东方化”特点。早在1970年代，人类学研究界开始反省民族志调查中强烈的结构意识及学科背后所蕴藏的与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视野的关系，在经过一系列的检讨之后（最集中的就是1984年开的名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的研讨会，最后结集出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一批学者提出调查者应该尝试把调查对象当作主体和行动者来写，以他们的语言和逻辑记录并理解他们的生活，而不是简单给出判断。调查者承认自己的主观性和可能有的文化偏见，而非之前所强调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尤其是乡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还缺乏这种反思意识。从现代的《故乡》《阿Q正传》《生死场》《果园城记》，到当代的《陈奂生上城》《乡场上》，再到《爸爸爸》《小鲍庄》《红高粱》《故乡天下黄花》《日光流年》，这其中很多作品的写法和叙事方式已经有所变化，但就作者对“乡村”的整体世界观和叙述地位而言，其实变化也并不大，并且，那双异域的、俯视的眼睛一直都在。如何使“乡土中国”、村庄、农民、植物具有主体性、敞开性，并拥有自我的性格和逻辑，获得和作者平等的视野甚至对抗性，还是尚未开始探讨的问题。

在一种并不明晰的警醒意识中，我最终选择了以“人物自述”作为《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基本叙事方式。克利福德·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中认为，我们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他们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的确，在反复听自述录音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他们语言的丰富、智慧、幽默所打动，他们有自己认知世界的方式和逻辑，简单的一句话中往往蕴含着祖祖辈辈的经验。我尽可能呈现他们说话的原貌，语气、口语、方言，保留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但说者又有强烈表达意愿的话，以此达到对梁庄自身历史和生命状态的揭示。

但是，这一自述结构并非完整地契合在整个文本之中，有时候显得突兀、割裂，有时候又因为和“我”的叙述之间的反差而使得这些自述显得冗长、啰唆，其实，是因为“我”的叙述过于拔高和抽象，反而伤害了人物自述所具有的活生生的美感。

《中国在梁庄》有过于鲜明和抒发的味道，这限定了文本意义的扩张和敞开。在写作《出梁庄记》时，我最终选择以一种克制、谨慎、相对冷静又含带情感的语言方式和叙事方式进入“梁庄”，以避免对人物进行截然的判断，而是试图从人物的行动、语言和故事中寻找他的结构和逻辑，更多体察梁庄生活内部的复杂性和生命的多义性，尤其是有可能超越其历史存在的层面。

譬如贤义。他为什么成为“算命者”？他真的懂得传统知识，理解传统文明在中国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吗？他那个支离破碎的、混搭的、荒谬的正屋墙壁，似乎彰显着他内心的混沌和芜杂。这样一个“过时了的”“可笑的”人，他的神情居然有着某种清明和开阔。这些神情从哪里来？你很难辨认清楚。在梁庄，这样驳杂而又难以界定的生命和精神非常多。它们从来都不是清晰的，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又此又彼，既左亦右。这也是我在文中细致描述贤义的墙壁和他的精神状态的原因，我希望能够写出他的复杂性。我对他一直念念不忘，他让我看到在早已被我们否定的古老中国生活和中国知识可能的空间和悠远的东西，他的复杂性也使我意识到简单的判断往往远离生活本身。

我特别担心“梁庄”只被作为一个“活化石”或原型性的存在，只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内涵，或者只是过去的某种形态，我希望梁庄和梁庄的生命内部具有敞开性和现实性。拥有这一现实性和敞开性，也就意味着乡村仍然可以和当代生活对话，乡村的生命仍然具有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站在梁庄的大地上，并非意味着你就能够看到并叙说梁庄，相反，你可能离梁庄更远。在这个意义上，“军哥之死”仍然是一个谜。我对《出梁庄记》的开头，对“军哥”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姿态和气息至今并不满意。我和其他梁庄人一样，虽然他尸骨未寒，但却已经在像谈过去的事物一样谈论他了，他已经被遗忘了。在关于他的生命存在的叙述中，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残缺和黑洞。

“所有的都是译释，而且我们的点点滴滴俱在其中迷失。”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通向梁庄，能够触摸到军哥沉默的生命，这不只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文学问题。

三、“真实”的限度

“真实”是个很奇怪的词，许多时候，我把它作为对我的批评，但这又是这两本书获得频率最高的词语，而我确实又企图在文本中塑造一种“真实感”以带入读者。这也促使我思考，面对这样的评价，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批评，而不是肯定？为什么我又要冒险进行尝试？

必须承认，这里面有我的虚荣心在作祟。我不希望“梁庄”只局限在“真实”层面，因为我知道，大部分读者所赞美的“真实”只是事实存在的“真实”，指的是事件本身，并不包含文学的“真实”。

但我想谈的并不是我的虚荣，而是梁庄的“真实”到底包含着哪些层面。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中，“真实”只是最低级的文学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这里所说的“真实”是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的。“那儿有一朵玫瑰花”，这是可以达到的物理真实。这不是文学。文学总是要求比这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那儿是哪儿？庭院、原野、书桌？谁种的，或谁送的？那玫瑰花的颜色、形态、味道是什么样子？”这才进入文学的层面，因为关于这些会是千差万别的叙述。

我冒险塑造一种“真实”氛围把读者带入梁庄，是因为我想达到另一种效果，即，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情境，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与你无关，也不是只在历史深处，而是与你息息相关，在同一时空之中。

这样的结果所面临的第一个发问必然是：你写的是真实吗？这是许多人会问我的话。面对这样的问话，我总是非常为难。但我自己种的苦果我必须吞咽。于是，我肯定地回答，我写的是真实。另一方面，我又会补充：这一真实是我所看到的并且叙述的真实，它们必须是同时存在的条件。物理真实是陈述的基础，而叙述的差异性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既希望你认为它是真实的、历史的，同时，也希望你意识到其中作者的叙述性，它是经由作者的思想所结构出的梁庄。我不想打着“真实”的旗号塑造一个伪客观的村庄。

我还是希望读者能够意识到梁庄的叙述性。我不敢狂妄地说我写出了梁庄的全部历史性和现实性。我想，没有一个写作者敢说他写出了全部的真实。因为我非常清楚，我父亲的梁庄和我的梁庄肯定不一样，清立的梁庄和我父亲的梁庄也不一样。同回梁庄，同出梁庄，同听故事，你和我，看到的和写出的肯定不一样。也许，你根本看不到梁庄的芝婶也在为留守孙子的事情而苦恼，因为她看起来是如此雍容闲适，与众不同；在青岛，你会看到电镀厂里很多工人，但你或许就看不到我的光亮叔和丽婶，你也看不到那一年也不歇一天的我亲爱的云姐，看不到那几个妇女在冰冷的夜晚唱赞美诗。你写其他人，和我写梁光亮、云姐是一个道理。我们的真实都是经过选择的真实。哪怕是头顶“非虚构”之名，也不能说自己所写的就是全部“真实”。在听到八十几岁的福伯讲“勾国臣告河神”的故事时，你也很难有突然的震惊和通透。只有在对梁庄人和福伯性格有一个基本了解后，你才会明白，平时木讷的福伯为什么突然眉飞色舞，而我父亲和我的堂兄们又为什么听得那么入神，那么意味无穷，津津有味，因为他们讲的就是自己，就是他们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对于梁庄人而言，“勾国臣告河神”并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就是真实。

“真实”需要很多条件。并非你亲身到了某一场地，你就是真实的。那只是一个最无用也最虚伪的假设。“真实”要求你对情境、细节或事件过程的准确描述并具有再现性（这和小说的要求不一样），但另一方面，这些细节肯定不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最终这些事物都必须组成意义，而这一意义是由作者的排列、意图和塑造产生的，它必然会有倾向性。因此，在更多时候，我们所呈现出的或者只是对真实的幻觉，而非真实本身。所以，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在这个意义上，“真实”其实是文学的最高要求，不管你是通过小说的虚构、象征或夸张，还是通过非虚构的准确、细节和再现，我们最终想要给世界呈现的都是我们自己认识世界的一个图式。也因此，对自己写作的前逻辑的警醒和考察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

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写作，文学作品中的“真实”并非“是这样”，它更指向“我看到的是这样”。它通过在现实中行走、观察、体验，通过对现实存在的人和场景的描述去达到作者所理解的人、社会和生命，它包含着作者本人的偏见、立场，也包含着由修辞带来的种种误读。

但是，只有在你声称自己是非虚构写作时，你才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和指控。假借“真实”之名，你赢得了读者的基本信任，并且，这一信任被置换为“你描述出了整个世界的真实”，你因此拥有了阐释权和话语权。它使你获得了某种道德优势。你也必须承受这样的质疑和挑剔。

《人民文学》杂志把《梁庄》放在“非虚构”栏目，无意间使“梁庄”获得了一种命名，并因此得到广泛的认可，但也使它陷入某种困境——《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经常因为不符合“非虚构”的标准而被批评。“非虚构”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学者约翰·霍洛韦尔在《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中定义为“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nonfiction）的形式”，它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和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最著名的就是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但他把这部书的副题定为“一部真实生活的小说”，在其后的小说《夜晚的军队》中，他也加了一个副标题，“如同小说的历史和如同历史的小说”。这些都是对“非虚构”所谓“真实性”的充满矛盾的诠释。“真实”，但并不局限于真实本身，而仍然试图去呈现真实背后更深更远的东西。

有学者认为美国五六十年代社会的剧烈变化是这一文学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艺术家缺少能力去记录和反映快速变化着的社会。美国的这种现象是与其高速的社会发展有关系的。“这一时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小说家经常碰到的困难是给‘社会现实’下定义。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断混淆着现实与非现实、奇幻与事实之间的区别”。非虚构小说的出现是对社会危机的反应与象征。这很有点儿像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情形。在近四十年中，我们完成了西方四百年的历史，在这一转变下，中国生活经历了犹如过山车般的眩晕与速变。光怪陆离的现实常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比虚幻更为不真实。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真实”和“真实感”反而成为一种稀缺的存在和感觉。

或者，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能够把虚幻感、混淆感和疏离感锁定于真实感中，让你必须面对它，会因它而疼痛。它集中在两点，一是准确性，对现实的无懈可击的准确描述与理解；二是还应该具备只有在文学中才有的情感作用。在个人的思索和公众的历史、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

但是，对我来说，我又不愿意被这一命名所束缚，我愿意去探索一些边界，文体的边界，喜欢看到当超越或模糊这些边界所产生的特殊效果。我也从来不认为《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是社会学的，因为它并不客观，也并不具备科学性。我听到过很多争论。认为它们是社会学的，会批评它们（尤其是《中国在梁庄》）过于情感化，不够客观，问题不够清晰，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而如果被作为文学文本，它们好像还不够“纯”，形式和结构有些混杂。

说实话，面对这样的歧义甚至争论，虽然有点尴尬，但也愿意由此思考一些问题。文学能够溢出文学之外，而引起一些重要的社会思考，我想，这并不是文学的羞耻。相反，这一文学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离当代文学越来越远了。同时，文学文体并非有某种固定的模式，一个写作者如果能够用一种新的结构使文学内部被打开，那无疑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多数人仅从社会学方面来理解这两本书，也恰恰说明它们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文学的结构没有在文学性和社会性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而让一方遮蔽了另一方，这说明文本在某些层面还不够成熟。

但不管怎么样，“梁庄”是文学的。它所以让人谈论，恰是因为文学的溢出。梁庄从来都不是客观的、物理的“真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敞开性远远超出了作者眼睛所见。梁庄是我的故乡，它一开始就是情感的、个人的、文学的“梁庄”。我也是以梁庄女儿的身份重回并体察梁庄，我的所有调查也因这一亲缘关系而变得更加内化和敞开，“我”本身就是梁庄风景的一部分。这里的时间、空间是双重叠加的，这是我和梁庄特殊的关系所致。

因为奉“真实”之名，一切都变得非常艰难。“非虚构写作”变为了一种悖论式的写作。或者，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写作要面对世界，但是，我们面对世界时并非为了改变它，而只是为了叙述它。文学者对叙述世界的兴趣要远远大于面对世界的兴趣，更不用说“行动”。我们着迷于叙事和文字本身，并不真正关心真实的世界。

四、“我”是谁？

《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都有“我”。有论者这样认为，“不是梁庄要你写这两本书，也不是梁庄人要你写，而是你要写这个梁庄。因为，你需要它”。是的，“我”需要它，“我”想找到救赎。对于我来说，重返梁庄的第一冲动不是想揭示梁庄的真实，而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的源头，以弥补自己的匮乏和缺失，个体精神的要求要远远大于对集体精神的探索。但“救赎”这个词在这里无疑又是高高在上的。你必须意识到，“救赎”“忏悔”本身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想通过“梁庄”来完成“我”的精神重建，这是“我”羞耻的根源之一。无论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梁庄的亲人，还是哪怕只是一个观察者，“我”的身份、位置和叙事姿态都是让人质疑的。

我一度想放弃“我”，用一种完全客观的方式重写梁庄。《出梁庄记》第一章在部分上显现了我的这一放弃，一种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仿佛是客观存在千年的生活。但如前所述，我并不满意这种固化的和封闭的“风景”。在开始进入城市后，书写每一具体的打工者和打工生活时，我又放弃了这一“客观”。我反复衡量两种写法。譬如“西安”一章。如果完全舍弃“我”，那么，我的大堂哥二堂哥的生活又变为一个“与己无关”的风景，他们与“我”，也就是离每一位读者是被观看者和观看者的关系，是分离的，不是互为所属的关系。因为“我”的存在，他们生活的状态、场景变得鲜活，更有同在感和现场感。

但同时，也因为这一“现场”，它似乎离文学的“自性”远了。这是一种代价。在写《出梁庄记》的过程中，我充分衡量了这一代价后，仍然选择人物自述作为主体。一是两本书有某种延续性，另外，就是，我希望能够把“我”和“梁庄内部”之间真正弥合，并创造一种新的文体。文学并无定法，关键在于你能否使你的框架具有张力并最终变成一种可供叙说的新文体。

我希望能够在文本中如实呈现并探究“我”的存在，因为，唯有通过“我”的眼睛，才能够更加深入地展示出“梁庄”在我们时代和历史中的存在真相。反过来，通过“梁庄”，“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历史形象。

“我”是谁？我特别强调作品中的“我”梁庄亲人的身份。书中的人物都是我的亲属，我也以亲属的名称去称呼他们，他们往往是我的堂叔、堂侄、堂兄弟姐妹，哪怕只是按照辈分排的一个亲属关系，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网络。每个人在这网络上都有自己清晰的标属。梁庄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网络，并非只是一栋栋房屋。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有关，彼此互为所属。在当代社会，他们也利用这一互为所属的关系以“扯秧子”的方式进入城市，并在城市的边缘建构一个个“小梁庄”。在这一“小梁庄”里，他们仍然打架、吵架，爱恨情仇着，但是，他们都有结构感和身份感，在这里，他们感觉到自己在活着。而一旦离开进入城市，他们只是城市边缘沉默风景的一部分，没有身份和依托。

在许多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就是梁庄的一分子。当建昆婶拿着告状信给我看，并希望我能想出办法去惩罚那个十八岁的王家少年时，我突然感到纠结和害怕；当看到梁平那深陷的、明亮而狡黠的眼睛时，我仿佛看到他的叔叔小柱在朝我笑，刹那间，我对眼前这个年轻莽撞的小伙子产生了柔软的感情，我像任何一个家长一样开始对他絮絮叨叨。那一刻，我觉得我是梁庄人。

2011年8月的一个傍晚，我们从南阳贤义家开车回梁庄，突遭暴雨。天瞬间变黑，雨扑天盖地，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但却什么也看不见。天地茫茫，我们像被抛弃了。恐惧和不详的感觉爬升上来。我情不自禁地在心中呼唤着各路神灵，老天爷、耶稣、真主、观音菩萨、土地爷，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们，向他们祈祷，希望他们保佑我们。我想起了贤义，我羡慕他有神灵的庇佑，羡慕他明亮、平和的双眼。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梁庄人，因为我就是贤义。

但我又始终不是。在梁庄，我时时遇到的是陌生而茫然的目光。即使是在村庄住了几个月，即使是你每年都要回家几次并且每次都尽可能地探访一些人，但是，那眼神投过来的一刹那，你明白，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是异乡人。还有，当你在西安堂哥家的厕所面前徘徊，在小旅馆里如坐针毡，在青岛光亮叔家因霉味而想逃跑时，也都说明了，你不是梁庄人。你已经习惯了明窗净几的、安然的生活，你早已失去了对另一种生活的承受力和真正的理解力。

我不是梁庄人，还因为我时时承担着阐释的功能。许多时候，正是这些阐释，暴露了“我”其实已经不是梁庄人的尴尬事实。《中国在梁庄》在“人物自述”和“我”的议论之间有明显的分裂和不协调。当人物自己讲的时候，他讲的是自己的生活、结构，讲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和世界观，它所包含的内在层面远远超出了书写者所能理解的层面。反过来，“我”的叙述一方面构成梁庄内部风景的一部分，而一当我以客观的形象进行公共议论时，所运行的完全是另一套话语。比如在“平地掘三丈”那一章里，最后“我”的议论多余而俗气，和老贵叔自己的精彩叙述非常不协调，并且苍白无力。这也显示了“我”作为一个外部人对村庄内部生命的简单化理解。

我是谁？“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风景的塑造者。

现在想来，在《出梁庄记》结尾处，“我”的形象很让人生厌。“我”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无力感？“我”在代谁哀叹、诉说？“我”把这种无力和下坠之感也附着到了小黑女儿身上，这贬低了小黑女儿和“梁庄”的存在。或者，它只是作为中产阶级的“我”的浅薄和软弱而已，“我”却把这些作为乡村生活和精神的全部。小黑女儿还活着，这就是她的意义和力量，这就是“梁庄”的意义和力量，大地再一次包容并继续抚育她。就像那时而世俗、时而铿锵的穰县大调，唱出的是欢乐、悲愁和力量并在的中国。

《出梁庄记》试图揭示“我”在“梁庄”结构中的暧昧存在（这一点也是在重新阅读后才感觉到的），并在文本结构上形成重要的参差和互文作用。“我”的视野、情感和“梁庄”的时空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时空。“我”也是一个“出梁庄者”，当重又回到“梁庄”之时，“我”没有资格做任何道德审判，更没有资格替“梁庄”做出判断。相反，“我”应该是一个被审问者。在西安，那个只有十八岁、倔强的年轻人在“我”面前的羞耻感是对“我”最有力的审判。

他始终没有正眼看我，好像我是他的创伤，好像一看我，就印证了他的某一种存在。

羞耻是什么？它是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一种非合法性和公开的被羞辱。他们被贴上了标签。

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因为它意味着他所坚守的某一个地方必须被摧毁，它也意味着他们的现在就必须是他的将来。他不愿意重复他们的路。“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号对年轻人来说，是羞耻的标志。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被追赶、打倒、驱逐，他愤恨他也要成为这样的形象。

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他像他的父辈一样，拼命抱着那即将被交警拖走的三轮车，不顾一切地哭、骂、哀求，或者向着围观的人群如祥林嫂般倾诉。那时，他的人生一课基本完成。他克服了他的羞耻，而成为了“羞耻”本身。他靠这“羞耻”存活。

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职业（“蹬三轮的”），对自己在这城市的形象，对在“我”面前呈现自己是如此羞耻？它的源头来自哪里？在他那朝“我”一瞥而来的愤怒和羞耻中，似乎有了某些答案。

是的，如果不对“我”进行追问，将无法寻找到社会的根本症结。同样，就文学而言，如果不包含着对“我”的探查，也将少了文学最基本的元素和结构，即对人性和人类文明的思考。

在《出梁庄记》的后记中，我把“忧伤”和“哀痛”作为这本书的关键词。这两个词本身是恰当的，但又都是偏内向的、不那么积极的词语，无意中奠定了这本书的基调。但是，选择这两个词并非是想带出无力感，而是想表达一种历史感。

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在这里，“哀痛”是一个包含着理性成分的词语，它是我们对传统和过去、对民族自我和个体自我的一种态度。是为了对抗那些坚硬的、集约的话语。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于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温柔的、哀伤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着的，那棵树、一间屋、某把椅子，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那样一双黑眼睛，那样一种哀愁的眼神，那样站立的、坐着的、行走的姿势。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但是，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如果不能把“我”放回到“故乡”及与“故乡”相关的事物中去审视，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富于洞察力的哀痛，也就不可能对抗遗忘。这或者是“梁庄”中“我”存在的最大意义。

五、无处抵达的“重返”

“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我想表达什么呢？它是我心中最实在的情感，它几乎成为一种呼喊，在胸腔一点点胀大。烦躁、悲哀、软弱、逃离，它既是一个已经中产化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艰难人生时的矫揉造作，也是因为你突然瞥到了你背后那庞大的时代映像和不可告人的动机，那深渊之深让人莫名心惊。“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也最终将无家可归。

这里面当然包含着一种更大意义的“离开”，我们都在“逃离”。当我们叙说某种“逃离”时，那只是一种抽象的感觉，并未落实到生活的实在，但是，“重返”却使得这一“逃离”之感变得清晰而必然。

沿河而走。晴空之下，岸边一张不易觉察的网把几只小鸟网住了，那小鸟灰背银腹，非常漂亮。其中一只头还上扬着，羽毛凋零，身体枯瘦。不知道已被困了多少天。它还活着。细而坚韧的网线紧紧缠绕在它的躯体上，它越挣扎，那线越紧。每解掉一道线，都有羽毛脱落，露出里面青色的骨皮。另外几只已经死了。据说这样的网是为了逮小鸟以做烧烤。在这一段的河岸边，有许多这样的网。我想找旁边那家人理论，但又不敢，只好在远处怒目而视，看着那进进出出的人。我在心里发誓，当天晚上，月黑风高之时，我一定来把这竹桩拔掉，把网一一烧掉。那天晚上，我并没有去。之后，我也一直没有去。

我心里常常想着那张晴空之中的网，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没有去？

写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发现了你生活的限度和写作的限度。具体的、实在的命运在你面前展开它狰狞而又复杂的形态，你投入了进去，描摹、揣测、理解和感受它内部最细微的纹理和走向，你叙述了他们，而后，你安然退出，任其漂流。如果你的思考不能面对任何的生活，那思考的意义又在哪里？难道你不去看那张网，小鸟就不在那里了吗？

但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这种虚无感和负罪感在逐渐远离。就像现在正在发生的这样。我给自己找了一种解释：这是文学。文学的功能是叙事，是发现，而不是实际的行动。但终究只是一种“解释”，自我解脱的托词，它并没有完全说服我。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虚伪，无法找到合适的理由。

有时候，我又在怀疑我自己，我之所以对梁庄有如此大的负罪感，恰恰是因为我把它看作低一层次的生活，是我无处不在的可恶的悲悯在起作用。你凭什么要对他们悲悯？那就是他们的生活，不高尚也不庸俗，不富裕但也不是绝对的贫穷，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吃饭，并获得些许的幸福和温暖，何来悲悯？你的悲悯贬低了他们的存在。梁庄和梁庄人并不应该只被悲悯，相反，我们要为他们的勇气、韧性而骄傲，为他们在严酷的生活面前仍然努力保持着人的尊严、家的温暖而自豪。

或者，让我们真正感到负罪的是因为我们看到并清楚这个时代运转的不公及历史的渊源，看到那阻碍小鸟飞行的网，看到他们还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却什么也没做。我们把这种负罪感转化为一种怜悯并投射到他们的生活中，以减轻自己应该承担的重量，同时，也使自己很好地脱责。这是一种更深的不公，在貌似为梁庄人鼓与呼的悲愤中，梁庄再次失去其存在的主体性和真实性。

梁庄的支离破碎不只是生活本身的表现形态，它与写作者及这个社会内心的支离破碎、虚无任性也是有关的。没有“信”的坚定支撑，你无法看到你所书写事物的更深寓意，它们与世界、宇宙，与人心、社会的更深关系。同时，你也无法有一种真正的勇气去面对和承担。村庄的生命在我们笔下犹疑、彷徨、卑微，你也深陷其中，以为本来如此，但或者其实只是我们自己如此卑微。

知识分子的道德包含着什么？我指的不是人品的好坏，而是指一种对应性。如果你的所说和所做并没有达到一种相对的和谐，甚至是完全悖反的存在，那么，究竟该怎样思考这一反差所产生的距离？譬如，你在作品中充满批判性，而在生活中却是完全的犬儒，我指的不是那种为了使自己更好地写作和发声而不得不的内敛，而是指一种自满并自得地和生活达成一致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这并不是说你要放弃中产阶级生活，而是说，你在精神上也是自适的。你作品中的批判性被包裹在你生活和精神的自适性之内，无法挣脱出来。当代的作家和学者有一种对自己专业化的沾沾自喜（并非指文学本身的专业化，而是生活的专业化），这一沾沾自喜导致文本常常是一种自足的意识和结构，即使你书写的是有冲突的现实生活，它会破坏文本的内部结构。你掩藏不住你自己。我常常嗅到这种沾沾自喜的气息。我不喜欢这种气息。而这种气息，隐秘地附着在这个时代的每个角落和人心之中。

我想要表达的是：如果你并没有在精神上处于矛盾或痛苦状态，你能否书写出真正意义的矛盾与痛苦？如果你的内心没有经受烈火的煎熬，而只是把那种煎熬作为一种姿态，如果你只是把梁庄——我在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梁庄，甚或是人间生活——作为他人的生活，那么，你能否写出真正的梁庄？这些，也是在问我自己。

我们该“重返”到哪里？火热的生活中吗？和你所要写的人生共在并共同承担？我不确定。知识分子究竟被困在了什么地方？真正的生活实感来自于哪里？

在中国当代作家里面，张承志是一个有独特气质和精神的作家。我在家乡清真寺里和普通的穆斯林聊天时，发现他们都知道张承志，知道他的《心灵史》《金牧场》，说起他来，神色端然，极其尊敬。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还有哪一种荣幸能超越这种态度？他在他民族中拥有如此高的庄严地位，他通过自己的写作给民众带来思考，并以此修正自己的心灵和行为。

张承志是有信仰的，他也很安然，因为他就在其中。他知道他说的话谁在听，他知道他写出来的疑问有谁也在追寻，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就是作为这群体中的一分子在做自己的事情，并参与到文明和历史的进程之中。

但我没有这种有信的安然。我时常觉得自己处于惶恐和不确定之中。我始终徘徊在门外。我害怕交付自己。多年的灌输使得我们成为知识崇拜者和唯物崇拜者，我们执着于眼见之物，而很难去思考那引领我们精神向上的永恒存在。

从2011年起，我也陆续参与一些乡村建设团体的活动，并成为他们的志愿者，做宣传员，给学生上课、座谈，或到一些实践点去考察，和各个行当的人一起开会、探讨。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是真正的实践者，在乡村和城市的边缘奔走、呼喊，或默默地做着可能完全失败的种种努力和实验，他们所面临的困顿、挫折和所表现的勇敢是坐在书斋里面的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我敬佩他们。不管他们的观点、行动是什么，彼此之间有多么大的分歧，有这样一群人在，就有逆主流的声音在，他们给这个正在飞速城市化的国度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空间和存在。

但是，就内心而言，必须承认，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我好像只是为责任而做，我并不习惯于这样的行动和形象。我害怕参与任何一种团体和富有进取心的活动，害怕行动，害怕被挟裹其中，害怕无休止地面对人群和各种庞大机器。有时候，我能感觉到某种具体的社会力量压迫而来，迫使你去进行二元对立的站位和叙述。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当然，不可避免地，它也包含着，你不愿意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

我终究只能，也更愿做一个旁观者。我更习惯于一个人悄悄在生活中行走，感受着世间万物压过来的痛苦和充实。我喜欢分析、体味这世间万物的复杂、混沌和难以辩解，喜欢走向那杳无人迹的林中小路，它能带我通向幽深之地，虽然那幽深之处可能什么也没有。我始终只能做一个写作者和研究者。

“旁观者”，或“写作者”，是否会有真正的痛苦，是否能够完成你和你写作对象之间的道德建构？当那张网、那只小鸟就在你的视界之内，你是选择做一个旁观者，还是行动者？一个写作者、思考者的“生活实感”能否从“旁观”处得到？如何才能够穿透这“实”进入更为宽阔的“虚”的层面？这或许是我一直要追寻下去的问题。

追寻当年重返梁庄的原因、意义和写作中的困顿，五年之后，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但是，我似乎看到了前面重峦叠嶂的山峰，看到它的轮廓和多样的迷雾。有“物”对应，有真切的怀疑、思考和问题意识，对于任何一个妄图寻找精神存在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幸福。虽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虚空，但不是虚无的虚空，而是实在的虚空。我要弄清那“实在”如何产生出虚空，寻找那虚空背后的方向和精神的褶皱。

我似乎获得某种力量，再次返回书斋。

2013年9月18日于美国杜克大学

Table of Contents

总目录

梁庄十年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第一章 房屋

小字报

义生

鼻子眼窝都是房子

大胜

第二章 芝麻粒儿大的命

丢失的女儿

燕子：灿烂的光

春静

风言风语

吴桂兰

第三章 土地

北岗

一条大河波浪宽

河坡地

“人家”

第四章 回乡

中邪

一次聚会

福伯有福气

第五章 生死之谜

五奶奶上街去理发

明太爷决心自杀

灵兰大奶奶

门开着开着就不开了

少年阳阳

后记

理想国·imaginist

封底

出梁庄记

封面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出梁庄记

写在前面的话给父亲

第一章 梁庄

闲话

离开梁庄

第二章 西安

德仁寨

流转

抢劫

打架

小天使

人家不要咱

作假

羞耻

第三章 南阳

葬礼

房檐滴水窝窝照

算命者

传统

小海的传说

入伙

传销

第四章 内蒙古

河南校油泵

白牙

恩怨

扯秧子

相亲

第五章 北京

体面

围墙

河南村

打官司

院子里有棵树

千万富翁

保安

第六章 郑州

“机器”人

“孤独症患者”

凤凰男

狐狸精

第七章 南方

我不是深圳人

电话推销员

每扇门后面都是工厂

干事业

九岁的打工者

归零

眼球出来了

第八章 青岛

小柱

氰化物

幽灵

2000︰1的1

反抗

无名之死

四十岁的“老太婆”

这村落里最后的房屋

第九章 梁庄的春节

“老党委”

勾国臣告河神

黑女儿

后记

附录 书中主要人物

梁庄别册

出梁庄，见中国

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有感

梁鸿对话《年代访》文字实录（节选）

授奖辞

理想国·imaginist

封底

中国在梁庄

封面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我的故乡是梁庄

回到穰县

迷失

往事

生存镜像

第二章 蓬勃的「废墟」村庄

废墟

平地掘三丈

黑色淤流

河岸

河的终结

第三章 救救孩子

王家少年

芝婶

五奶奶

梁庄小学

第四章 离乡青年

毅志

菊秀

春梅

义哥

生命之后

第五章 成年闰土

清立

昆生

姜疙瘩

清道哥

第六章 被围困的乡村政治

政治

老支书

现任村支书

县委书记

第七章 「新道德」之忧

明太爷

灵兰

老道义

焕嫂子

巧玉

赵嫂

第八章 何处是故乡

泥淖

被遗忘的人

新生

文化茶馆

再见，故乡！

后记

附录：艰难的「重返」

理想国·imaginist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