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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眸“闯关东”：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3）

- 回眸“闯关东”：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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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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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飞天梦：明朝万户被称为“世界航天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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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古代飞天梦：明朝万户被称为“世界航天第一人”（1）

水银河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鲁班就开始削竹制鸟，上天后可以三天三夜不下来……

据记载，人类第一次有记录的“登月计划”来自中国明朝的官吏万户，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万户山”……

据记载，火箭故乡中国的康熙皇帝曾送给俄国沙皇两箱古代火箭……

中华民族在人类发展史上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最早发明的古代火箭，便是现代火箭的雏形。随着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成功，中华民族漫步太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家。

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一份前苏联“还给”中国的厚礼——两发P-1近程地地导弹。据史书记载，火箭故乡中国的康熙皇帝曾送给俄国沙皇两箱古代火箭；200年后，前苏联又将两枚现代火箭送给了中国……

回望中国人的飞天路，从上古神话传说的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到600多年前人类第一个尝试飞天梦想的明朝士大夫万户，再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又七度飞天，七度凯旋，时间标注着中国腾飞的足迹，书写着中国航天科技的自豪、中华民族的荣耀。每一次壮丽腾飞，托起的都是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

织梦者：中国古代对太空的向往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断地对宇宙进行研究：一方面用科学方法测量天体运行，制成历法；另一方面因为无法知道天空的奥秘，许多反映这种思想的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等，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人们喜闻乐道的民间传说。

太空的奥秘，在古代是无从窥探的。但人们不断地产生许多玄想、提出许多疑问。古代的思想家庄子写了一篇《逍遥游》，他描绘太空是“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他知道天是“其远而无所至极”，所以他玄想有一条大鱼（鲲）变为大鸟（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可以高飞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而抵达“天池”。

这虽然是寓言，正是他对太空的想象。文学家屈原曾说：“登九天兮抚彗星”（《大司命》），“援北斗兮酌桂浆”（《少司命》）。最突出的是他所写的《天问》，对于宇宙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说：“斡维焉系，天极焉加？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天何所杳，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自明及晦，所行几里？……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他对于日月星辰的安排、岁时昼夜的运转、天体各星座和地球的关系，都提出很具体的疑问。这些疑问，正是人们的疑问，他自己不能解答，当时别人也不能解答，因此他只能把遨游太空作为幻想，作为梦游。他说：“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欲释阶而登天兮，犹有曩之态也”（《九章》），又说：“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远游》），说明他对太空的向往。

本来，最早的《易经》就说：“天险不可升”；汉朝人赵君卿作《周髀算经》以圆规率测天的时候，也引周公的话：“夫天不可阶而升也。”古诗人曾说“难于上青天”，俗话常说“比登天还难”。自古以来，对于天、对于宇宙，虽然想知道它，但无法知道。在文学家的笔下常常把它写成神话，描绘成“太虚幻境”。

古代人民虽然不能了解天体的情况，但在这个愿望之下，把它构成许多故事或传说。这些神话性的故事，尽管内容不同，而向往窥探宇宙奥秘的愿望，却是一样。古籍中这类记载很多。如晋朝王嘉的《拾遗记》说：“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槎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槎，亦谓挂星槎。”

这便是乘槎泛天河故事的起始，也可以说这是古代对于宇宙飞船的想象。又晋人张华《博物志》和宗懔《荆梦岁时记》分别记载天河中有牛郎织女，指的是银河系中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后来演化成为小说，编成戏剧。很显然，这是把天文学上的知识，演变成为民间故事。唐人牛峤的《灵怪集》叙述太原人郭翰遇织女，织女告诉他天上的情形：“人间观之，只见是星，其中自有宫室居处，群仙皆游观焉。”一年后织女与郭翰分离，郭翰寄以诗曰：“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

这是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发展。虽然是神话，而织女说的“人间观之，只见是星”，已说明古人的想象力。因为无从知道星球上的事物，所以只能以人间的一切来想象。幻想总是美妙的，旧时代的实际生活总是痛苦的，于是人们又把太空作为天府，认为是神仙世界，寄托了种种幻想。

中国古代飞天梦：明朝万户被称为“世界航天第一人”（2）

古人虽然不能了解太空的情形，又经常看见“天陨石”的现象，有些人就担心有天塌地陷的危险，即古语所说的“杞人忧天”。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王秀才在嵩山遇一工人，对他说“月势如丸，其影则日烁其间也，常有八万三千户修之”。这虽然是一段神话，也说明了古人的天文知识，即日球和月球的关系：肯定月球比日球小，月球的光亮是由日球而来，都值得注意，是带有科学性的神话。

虽然古人不能深切地认识宇宙，但远在公元2世纪的汉朝，张衡就创造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这是最早的测天仪器。自从这位杰出的天文历数家制造出测天仪器以后，人们便进一步认识了天体，初步了解了星际的运行。以后又出了许多天文家历数家，对天文历象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实践者：明朝人勇敢的航天壮举

航天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梦想，只是苦于没有交通工具，数百年间这个梦想一直停靠在无数人的心里无法出海。明朝时，情况大为改变，当时国内的兵器工业取得了重大进步，尤其是“火箭”技术的提高，使一个名叫万户的人最终将这个千百年的梦想付诸行动，成为世界航天史上的第一人。

明朝火箭技术领先世界 南宋之后的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醉心于帝国广阔的领土和巨大的财富，对火箭的技术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贡献。直到朱元璋揭竿而起，驱逐元朝，火箭原地踏步的情况才大有改善。经过数代人的研究，明朝的火箭在发射形式上大为丰富，总的来说包括以下三类：

一、简单架式发射，待发的火箭为1至5枚，如神机箭（3发）、龙架箭（单发）。

二、筒式发射，小型的待发箭同样为1至5枚，如小竹筒箭（单发）、单飞神火箭（单发）、五虎出穴箭（5发）等；大型的为并列筒式，待发箭有数十枚，如“平旷步战随地滚”，有7个箭筒并列排开，两端有轮，火力强大。

三、箱式发射，可以一次射出20至100枚火箭，用于对付密集阵型的敌人。发射箱为木结构，以一次性齐射为主，内部有前后两块带孔挡板，用于确定火箭在箱中的位置，平时用盖子盖上防潮，战时打开盖子点燃引线就可发射，火力猛又易于储藏，因此逐渐成了主要的火箭发射方式。主要品种有一窝蜂（32发）、群鹰逐兔箭（25发）、长蛇破敌箭（30发）、百虎齐奔箭（100发）、四十九矢飞廉箭（49发）。

中国古代飞天梦：明朝万户被称为“世界航天第一人”（3）

无论是射程还是杀伤力，明朝的火箭技术都是世界领先的。当时的神火飞鸦、火龙出水和飞空击贼震天雷炮三种新产品独具匠心。宋朝火箭的战斗部是铁制的箭镞，杀伤力小，功能单一；神火飞鸦和飞空击贼震天雷炮的战斗部为爆炸型，并且加入铁片瓷片等破片来加大对人员的杀伤效果。火龙出水的战斗部则是纵火燃烧型的，在海战中可以焚毁敌舰。其次是推进用的火箭，以并列的火箭来增加推力火龙出水更是采用了两级火箭，射程极远，在对日作战中曾经大显其威，让丰臣秀吉的倭兵们吃尽了苦头。

万户：世界航天第一人 美国火箭学家赫伯特·Ｓ.基姆（Herbert S.Zim）在1945年出版的《火箭和喷气发动机》（Rockets and Jets）一书中提到：“约当14世纪之末，有一位中国的官吏叫万户，他在一把座椅的背后，装上47枚当时可能买到的最大火箭。他把自己捆绑在椅子的前边，两只手各拿一个大风筝。然后叫他的仆人同时点燃47枚大火箭，其目的是想借火箭向前推动的力量，加上风筝上升的力量飞向前方。”

万户生于明朝初年，原本是个富家子弟，和大名鼎鼎的明熹宗朱由校一样从小酷爱木工。所不同的是他喜欢钻研，进行技术改良或是发明创造，而朱由校则是纯粹地做好木匠。万户为了让自己的天赋产生最大的价值，毅然放弃科考，参军入伍走上了保家卫国的第一线。这段时间，他用自己的双手改造了一系列武器，刀、枪、箭、炮无所不包。当时明朝政府还和逃到北方的蒙古势力常有大规模交火。他的这些发明让明军屡获战功，大将班背因此十分欣赏他，把他调到兵器局上班，专心武器研发。事实上，班背也是个兵器爱好者，他的兴趣重点在当时的火箭技术改良上，梦想能制造出一飞冲天的“飞鸟”。闲暇之余，班背就与万户一起讨论。有了大靠山，万户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然而，班背是个十分正直的人，舌头不会打弯，心眼也不会打弯，从来都是一根直肠子。没过多久，他就因得罪了右中郎李广太，被炒了鱿鱼不算，还被关在拒马河上游的深山中。

看到好友受难，万户心神难安，想尽办法要营救。恰好这时燕王朱棣正广泛笼络人才，能工巧匠来者不拒。李广太看准了朱棣这棵大树，竭力巴结，并推荐了精通尖端兵器技术的万户。但是他知道万户和班背的关系，所以多次威逼利诱。万户为了帮好友早日脱离苦海，就答应了他。人算不如天算，拒马河靠近明朝边境，是蒙古骑兵经常遛马的地方。没等万户人到，班背就死在了蒙古人的刀下。遇难前，他让随从把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火箭书》带了出去，交到万户手上，希望他完成自己的飞天梦想。

握着《火箭书》，万户立誓要造出“飞鸟”，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钻研。其实，火箭这种技术早在弓箭诞生不久就已经有了，原本的含义是纵火之箭。通常作战时，士兵在箭头缠上甘草等易燃物品，点燃后射向敌人，达到大力度杀伤对方和焚烧粮草的效果。这种技术使用了很多年，在隋唐时期出现火药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重大改良。即把易燃物换成火药，产生的效果就不仅仅是燃烧，还有更大威力的爆炸，这种火箭的名字叫做“弓射石榴箭”。实际上，“弓射石榴箭”的动力基本还是来自人的双臂，射程有限，无法达到理想的杀伤效果。这种情形在南宋时发生了改变。当时在与蒙古骑兵的长期对决中，为了有效地在远距离之外消灭对方的机动兵力，让骑兵的优势无法发挥，能工巧匠们开始用火药气体取代人的双臂，推进火箭发射。最初的时候，弓箭手们利用绑在箭杆上的火药筒喷出火药气体来增加射程。不过这是一项高难度工作，人的力量、弓的张力和射角都必须达到完美的配合，才能产生最理想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难题，聪明的祖先逐渐设计成完全依靠火药气体推进的发射形式，这就是最原始的单级火箭。万户经过多年的研究，逐渐从军中广泛使用的火箭中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飞龙”火箭，射程可以达到1000米。理想终于完成，该是实现梦想的时候了，正如钱学森教授所说“将人送上蓝天，去亲眼观察高空的景象”。虽然是在600多年前，虽然是百分之百的送死，但是万户还是迈出了人类走向太空的第一步。当时没有宇宙飞船，他就用椅子代替，椅子后面捆绑了47支“飞龙”火箭，借助火箭向前推进的力量，太空似乎不再遥远。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想到了着陆问题，手里准备了两个大风筝，这样就可以平稳地降落。这几乎是当时所能用到、所能想到的最先进的优势组合了。

起飞那天，万户坐在飞天椅上，平静地吩咐仆人举起火把。他的梦想，班背的梦想，无数古人的梦想，那一刻在他的口中化作两个坚定的字——点火！随着一阵阵轰响声，火箭喷出一股股火焰，“飞龙”火箭把万户推向半空。正当地面观?的人群欢呼的时候，第二排火箭自行点燃了，一声巨响，万户连同“飞天椅”一起坠落在万家山……万户就这样走了，他牺牲在自己梦想的征途中。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类航天先行者，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国际天文联合会上，众人将月球上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将万户的名字永远写在了他梦想触及的地方，以纪念“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作飞行的人”。

作为兵器的古代火箭，在宋、元、明代有过几百年的辉煌历史。以古代火箭为基础，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一步步将飞天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回眸“闯关东”：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1）

电视剧《闯关东》，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发生在近代中国东北大地上的一段厚重而悲壮的传奇移民史。这不仅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更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大规模移民现象，以及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数次人口大迁移的关注。那么，历史上“闯关东”是怎样形成的？究竟是哪些人在“闯关东”？曾有多少山东人远离家乡，到那白山黑水间垦荒、淘金、挖参？路途遥远，山东人又是如何完成那条艰难之旅？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多少次人口大迁移？……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故道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大体保持在80%左右。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动乱，致“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黄河流域人口更是受到严重损失。逃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人们，饱尝流离失所的逃亡之苦，“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便是他们从心底发出的感叹。

此后，每次王朝更替、战乱和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几乎都会出现中国古代的移民现象。他们成群结队，整个家族，整个村子，甚至整个地区大量外迁。几次有名的大规模移民现象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如“闯关东”、“湖广填四川”、“洪洞大槐树”、“下南洋”、“走西口”，其形成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闯关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移民史，自顺治八年（1651年）至1949年的299年间，约有3000万人涌入茫茫关东大地，其中山东人是主体。

“闯关东”背景

山海关城东门，一关之隔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广义的“闯关东”是指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人出关谋生。

关东，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史书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两地有紧密的地缘人缘联系，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为主流。“闯关东”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644年清兵入关后，满族人口几乎全部从东北迁入关内，原来汉人相对集中的辽东也变得人口稀少。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辽东一带还是“有土无人”，“自沈阳至卜奎(今齐齐哈尔)，中间数百里无居民”。为了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清朝于顺治年间沿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约900里长的“柳条边”，康熙年间又加筑了新边墙。边墙设20座边门，每门常驻数十名官兵，稽查出入，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采人参，放牧。

由于关东长白山地区盛产人参，从事采参与贩运获利丰厚，关内人出关买卖人参的人日渐增加。顺治十一年（1654年）规定，凡出入山海关者都须凭印票，禁止挟带人参入关，而对“柳条边”之内垦殖依然允许。但至康熙七年（1668年），关外之地也被列为封禁范围。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派大臣探求鸭绿江源头，寻访长白山清朝发祥圣地。根据大臣的回报，康熙帝认为长白山与清朝的龙脉相连，因而将长白山周围地区都列为封禁范围。尽管有封禁的规定，但遇有灾害，关内百姓往往强闯或偷渡出关。一方面由于“柳条边”长逾千里，常驻官兵人数有限，难以阻拦。另一方面，为减少关内灾民的压力，清政府不止一次变通规定，允许灾民出关，或者采取默许态度。但在多数情况下，出关是被禁止的、非法的，因此只能“闯”。

“闯关东”的另一层意思，是迁往关外前途未卜，风险很大。关东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大多数地方还是无人区，能挖到人参，采到东珠，获得丰收固然能发财致富，也可能历尽千辛万苦却一无所获，甚至冻馁而死。加上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得不到保护和救援，盗匪横行，所以随时都有危险。闯出关的人可能得以维持温饱，就此安顿，再接来家属。也可能占上大片土地山林，或者带上白花花的银子衣锦荣归，来年带更多乡亲“闯关东”。但同样可能当了“胡子”，或者沦为奴仆，甚至客死异乡。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农民无地可耕，加上天灾人祸频繁，官府地主压榨，穷人流民只能以“闯关东”为唯一出路。

近代历史上，鲁、豫、冀、晋、陕五省流民，大多经过山海关往东北走，去“闯关东”。“闯关东”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陆路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进入辽沈地区。海路则由山东半岛或福建沿海乘船到达辽东半岛。前者为“闯关”，后者为“偷渡”。实际上，“闯关东”只是指清代以来向东北移民的一个阶段性的代名词，并不是东北移民史的全部。历史上，东北大地至少曾出现过5次较大的移民潮:清初移民、清末御俄、关内逃荒迁徙、日本侵略者殖民移民、新中?成立后支援东北建设移民。

回眸“闯关东”：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2）

清政府的移民政策

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是从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的。很多族谱把“闯关东”的年份定在了这一年。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二十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从盛京（今辽宁沈阳）起驾，迁都北京。辽沈地区人口大多“从龙入关”，留住东北地区的人口约40万人。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如果移民开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八年清廷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乾隆官修《八旗通志》卷八一《食货略》）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十七日，满汉九卿官员将他们议定招民开垦的方案上报:“今将辽东为省，先以辽阳城为府，设知府一员、知县二员，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若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一五二）招募者将所招人数、籍贯、姓名，具册上报户部，户部核准之后，由招募者带领出山海关，赴辽东知府、知县处交接。从遗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来看，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是第一个招募百姓到辽东垦荒之人。顺治十一年，他招徕民户140家，被授予辽阳知县。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又颁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个体百姓自行赴辽东垦荒。从顺治十一年六月起，有组织地移民与个体自行移民辽东，二者并行。

为了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清政府规定新开垦的土地三年起课。康熙十一年（1672年）又改为十年起课。康熙十五年（1676年）恢复三年起课旧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定为六年起课。辽东一带肥沃的土地，优厚的起课年限，吸引大批贫苦百姓移民辽东。大批百姓拥入，必然危及满族“龙兴之地”自然环境。为了保护满族的“龙兴之地”，从顺治十一年开始修建“柳条边”。“边外”划为禁区，不准移民越雷池一步。但是，这条边墙未能完全阻挡移民的步伐。如嘉庆八年（1803年）十一月十一日，山海关副都统来仪上奏:自十月初一至十一月初九，在40天内，出关的山东人、直隶人、山西人多达8218人，平均每天205人。这些都是合法出关的，从海上偷渡者，则不知有几。从嘉庆年间（1796年至1820年）起，陆续放垦“边外”土地，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最后一片“边外”土地放垦，200多年的封禁至此结束。进入民国以后“闯关东”进入高峰期。

到底哪些人在“闯关东”

“闯关东”的多是流民，大多是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受灾民人，也有福建、浙江一带的流民。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最多。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内各地“闯关东”人数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河北、河南。一般认为，“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是“闯关东”的主体。例如，《申报》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二十四日报道:

兹据牛庄来信云: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

牛庄，即今辽宁海城西20公里处的牛庄，当时为一河港。这则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闯关东”中山东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山东各地“闯关东”的比例一般占山东总人口的5％左右。自清迄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高峰时节，一年便有上百万人。“闯关东”的山东人是开垦东北的主力军，他们在白山黑水间“放山”、淘金、垦荒。挖人参，俗称“放山”，也叫“走山”。民间传说，“闯关东”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他原是个穷苦的长工，听说长白山有种名叫“棒槌”的植物，比金子还贵重，便与同乡张禄跋山涉水到了长白山，翻山越岭去挖人参。俩人干了3年，挖了不少人参，商定再分头干3天，然后打点行装回山东老家去。谁知，张禄一去，再也未归。孙良急了，到处寻找，找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干粮早吃光了，他又累又饿，昏倒在蝲蛄河旁边。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捧了几口河水喝了，看见水底有只蝲蛄，抓来活嚼生吞了。身上有了点力气，他抓起一块尖石，在一块大石头上刻画着:

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

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古河往上寻。

三天吃了个蝲蝲蛄，不找到兄弟不甘心！

回眸“闯关东”：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3）

写完，便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在今吉林省通化市快大茂镇西，滔滔远去的蝲蛄河北岸，有一座坟，就是孙良的。后来的放山人尊奉他为“老把头”，即开山祖。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金帮称之为“把头始祖”。不仅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金帮亦多为山东人。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

为什么山东人不畏艰险“闯关东”

历史上，山东曾是富庶之地。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而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逐渐衰落了。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一方面，这是由山东人“种地为上”思维定式所造成的。山东人曾经重农贱商，他们把淳朴的农家生活看做无与伦比的，把种地视为最高尚、最正经的谋生方法。山东民间有谚云:“千行百行，种地才是本行”，“三十六行，种地为上”。耕而食与贾而食，不是谋生方式的差异，而是道德上的善与恶、美与丑之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些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举目四望，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逼上梁山，扯旗造反；一条路是闯入关东，刨口饭吃。而扯旗造反，最终还是为了争得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

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他们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就是山东人的鲜明特征。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根源。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

闯关东文化

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作为一场不靠政府动员、不单因为某次具体的战争或灾难触发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人类移民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作为迁移主体的是固守热土难离传统的山东人。他们迫于生计走上背井离乡、前途渺茫的迁徙之路，个中的惆怅、悲伤、决绝和困苦非今人所能体会得出。因而，也就先天地赋予了这段历史以传奇色彩。

“闯关东”浪潮迭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虽有地理距离，但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扑面而来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另据调查资料：“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玩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家人出来就揍那骂人的孩子，说：‘你爷爷也是山东人。’”

回眸“闯关东”：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4）

这场历时近300年的民族大迁徙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断裂。浩浩荡荡的“闯关东”也被学者们视为中国人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由于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山东文化也就大大影响了东北文化。东北的文化跟山东的就非常相像。东北人讲话基本上也就是山东的口音。可以说，山东有什么文化特点，特别是底层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几乎都可以找得到。

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几次高潮

同人口本身的发展一样，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其演变过程也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表现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当社会比较安定时，其规模就小，也比较平稳；当社会因天灾人祸出现动乱时，其规模就会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几乎同动乱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迁移的规模与各个朝代采取的政策也有关系。受以上因素影响，除“闯关东”外，在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次高潮：

秦代和西汉

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宁。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

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少数民族的迁入，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

两晋南北朝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年至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安史之乱”

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背井离乡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撼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回眸“闯关东”：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5）

“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一百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

元末明初

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军镇，在国内其他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清代对台湾的移民

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剧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发对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湾汉民已逾200万人，比一个半世纪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

对海外的移民

中国居民移居海外，至少已有3000多年历史。一般把移居外国或在侨居国出生，仍保留中国籍的中国人称“华侨”；这些人若放弃中国籍加入外国籍则称“华人”，其后代即称“华裔”。据考证，“华侨”一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使用传播，而华侨往往自称“唐人”。这一方面说明唐朝国势强盛，影响远播，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代对海外的移民人数可观。在宋、元、明几代，这类移民继续有所发展。大体上说，中国强盛时，对海外的开拓性或经营性移民较多，中国动乱时，则以避难或流亡式移民较多。

清朝建立后，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向海外移民持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或移住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罪”处“斩立决”。但仍有不少人生计无着，不得不冒险赴海外谋生。据记载，“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繁，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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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闯关东”：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6）

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藩篱瓦解了，满清政府反而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将大批中国劳动人民贩卖至海外充当劳工苦力。而这时中国社会百病丛生，人民困苦已极，许多人不得不流往海外以谋一线生机。在此形势下，形成了一个向海外移民的高潮，并一直持续到整个民国时期，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鸦片战争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数仅稍多于100万人，而1879年已达300万人，1919年为638万人，至1948年则达到872万人。其足迹在鸦片战争前仅限于亚洲的东南部，此后则逐渐遍布全世界：1847年首次抵达古巴，1849年抵达美国，1852年抵达澳大利亚，1858年抵达加拿大，1904年抵达南非，1910年抵达巴西……华侨华人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于海外华侨、华人和华裔的人数，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目前通常的说法是，总数近3000万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其中东南亚占90％，已取得当地国籍者占90％以上。人数最多的国家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美国、缅甸和菲律宾，其中美国近年增长最快。

中国对海外的移民主要来自华南沿海。广东省在总数中占65％以上，福建省约占25％，广西和海南人数也较多。广东的汕头、兴宁、梅县、台山、开平、恩平、新会、中山、深圳，福建的福清、福州、晋安、南安、厦门，广西的容县、玉林、北海，海南的文昌、琼山、乐亭等皆为著名侨乡。其中广东省的侨眷即占全省总人口1/6以上。为了同亲人团聚，这些地区目前国际人口迁移仍相当活跃。

移民形成的特殊文化符号

洪洞大槐树

元朝末年，战争连绵不断，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到了明朝初年，许多地方，特别是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区呈现着民多逃亡、城廓为墟、田地荒芜的冷落、凄凉景象。山东、河南、河北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到了永乐初年，情况仍未好转。战争的创伤尚未愈合，紧接着又出现了较大的天灾。永乐元年（1403年）甲午，直隶、北京、山东、河南饥；庚寅，山东蝗；丁酉，河南蝗。永乐二年八月，淫雨毁北京城五千余丈；十月，黄河决口，冲毁开封城。

面对这种社会经济异常凋敝的情况，朱元璋和朱棣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这对于新生的明王朝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决定实行“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政策。当时，就北方来说，山西受战争破坏较小，四境安宁，而且多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特别是汾河沿岸广大地区，地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于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政府便大量从山西南部迁民。

从现有史料来看，明初从山西迁民共有6次，这些移民不仅被迁送到山东、河南、河北、北京，还有的被迁送到了遥远的淮河以南。至今在北京大兴、顺义等县，还有许多以山西的县名命名的村庄，如长子营、屯留营、霍州营等。

山西这6次移民，都与洪洞大槐树发生过关系。据史载，明初从山西迁民，不管老百姓家在何府何州何县，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去。洪洞县贾村，当时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明政府在广济寺为移民登记，“发给凭照、川资”，而后再由此处编队迁送。老百姓在离开洪洞时，人人悲伤，个个哭泣。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有的灌一桶霍泉水（洪洞县的一股泉水）；有的撮一把洪洞土;有的藏几片槐树叶，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状极可悯。当广济寺在视线中渐渐消失时，人们总想在最后一瞥中寻找个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作为今后怀念故乡的标记。此时，恰好能看见耸立在广济寺旁的那株古槐。那槐树苍老挺拔，枝繁叶茂，高耸入云，在秋阳的照射下，闪着翠绿色的光亮。树上还有乌鸦窝，高筑枝头。于是，这株古槐上老鸹窝的形象便牢牢印在所有迁民们的心中。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回眸“闯关东”：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7）

现在，在山西省洪洞县贾村附近，南同蒲铁路西侧，有一处浓荫盖地、槐柳相间的树丛。每年，这里都游人不断，名声传遍五湖四海。这里就是数不清的亿万人的“故乡”——洪洞大槐树。对于这棵大槐树，数百年来，黄河下游的村村寨寨，甚至更广泛的地区，一直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在晋、冀、鲁、豫、皖等省，还有首都北京附近，还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老鸹窝”。一棵槐树成了亿万人的“故乡”。

走西口

走西口大概是从明代的中期开始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最大，前后持续了将近300年。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生活比较困难，于是人口外迁；二是由于当时内蒙这一带边防的需要。有一部分人走西口，比如在明代中期时候西迁的晋商，他们是为了到口外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一曲荡气回肠的北方民歌《走西口》，引发人们对先辈哀伤离愁“走西口”往事的追忆。然而，遥望万里长城九重关何处是“西口”，历来坊间众说纷纭，学术界亦有争论。在一次山西省右玉县举办首届晋商与西口文化论坛上，经国内史学家论证，将明清古道的“西口”定在塞上雄关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北，明称杀胡口）。如今，以前西口出去的人们纷纷踏上寻根访祖的路。在山西省河曲县至今还完整保留着走西口时必经之路“西口古渡”。走西口年代的民歌也流传至今，叫“二人台”，听一首“二人台”走西口，不难体会出那当年走西口时的悲离之情。

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清政府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的“移民垦荒”的举措，在大半个中国推行了移民填川政策。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戮。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从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可见，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是指湖北、湖南两地。在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合称“湖广省”。

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

回眸“闯关东”：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8）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历史上有数次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1.西汉末年，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2.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3.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4.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5.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今泰国)，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

其迁徙原因，一是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待不下去的人。其次，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解密《投名状》：“刺马案”始末全记录（1）

根据“刺马案”改编的影片《投名状》的上映，使得流传130多年的“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再度被关注。“刺马”缘何而起，谁是这一奇案的最大获利者？史实渐被隐藏，坊间传说不断，众多版本的“刺马案”随着时间流逝，皇朝内部的政治色彩早被淡化，正史的记载更确信这是一场政治谋杀和权力之争，在历史的流光碎影中，真相似乎已显得不那么重要。

但是，无论是现在的《投名状》还是以前张彻版的《刺马》，马新贻总以“渔色负友”的形象出现，使得这一“绯闻案”流传更广。马氏后人则表示，马新贻并不是“渔色负友”之徒，“马新贻对妻子很专情”，一些史学家也认为“马新贻是个清官”。直到现在，马氏后人家中还收藏着一些当年清政府用来纪念马新贻的石人、石马。那么，历史上的“刺马案”究竟是怎样的呢？

清朝同治九年，两江总督、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要案，就发生在清末的南京。南京市第一中学的校址原为清江宁府箭道和西花园，正是“刺马”案发地点。这桩至今未解的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刺马案”，案情扑朔迷离，后来的文章、图书及其他记载多以“情杀”视之。那么，《刺马案》有怎样的历史背景？是情杀，还是政治谋杀？刺客为什么不逃走，还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张文祥跟马新贻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他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慈禧太后亲自出面处理此案……

正史记载的“刺马案”

正史上的“刺马案”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汶祥（张文祥，应是刺客本名，旧时官府往往会在犯人名字上加三点水或者草字头，以示山贼草寇）当街刺死的晚清要案。马新贻，字谷山，进士出身，本书生，非骁将。咸丰三年，马新贻在合肥、庐州连克太平军，累军功，升任庐州知府。咸丰七年，马新贻在军事不利的局面下攻克舒城，记名道员。但咸丰八年，陈玉成兵指庐州，马新贻不敌，庐州易主，马也因此被革职。4年后，同治元年，新君登基，马新贻在老上司的举荐下复官，后因在蒙城击溃太平军而迁至安徽布政使。此后，随着太平天国的逐渐衰败，马新贻也累擢至浙江总督，后任福建总督，在同治七年改判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官位，也是最后一个官位。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赴署右箭道校阅操练，回署衙时被人拦在当街，拦路者假意呈状，一击而中。由于伤势严重，马新贻在遇刺第二日身亡。这一案件顿时轰动全国，慈禧太后命护督将军魁玉与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审，在审理过程中，张汶祥多次翻供，前后相差极多，无法定案。不得已，慈禧又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会同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复审。历经半年之久，最终以张汶祥潜通海盗图谋报复定罪，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追加剜心祭奠马新贻。案发后，皇帝亲赐祭文、碑文，特赠太子太保、预骑都尉兼云骑都尉世袭、谥“端愍”，敕令江宁、安庆、杭州、海塘、菏泽等地为其建造专祠。

民间三个版本的“刺马案”

在清史、野史、小说当中，对马新贻有截然不同的描述，于是产生了“刺马”幕后故事的种种演绎。

第一种：好官论。按照清史中的记载，马新贻在政务上颇有作为。同治三年，清军击溃浙江的太平军势力，重新控制浙江，马新贻擢升至浙江巡抚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奏表请求免去税赋。第二年，又再次奏表请求减去杭州、嘉兴、湖州等七府县的部分税赋费用，朝廷不仅应允，还命令筑石碑于当地，以示相应税费永久性免除。马新贻当政期间，修建海宁石塘、绍兴东塘，并修整了三江口。不仅如此，马新贻还剿灭了当地反政府武装、打击黑社会，重视教育，提供奖学金。因为这一系列的政绩，他被提升为闽浙总督。在同治七年他调两江总督后，着力于军事训练及对反政府武装力量的打击。

解密《投名状》：“刺马案”始末全记录（2）

同治九年七月，马新贻遇刺后，魁玉等严刑拷问，但张汶祥供词屡变，呈交朝廷后，给事中王书瑞上奏，表示案件必有幕后主使，应顺藤摸瓜，找到根源。于是，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二次会审。这次会审提供出了新的审讯记录：张汶祥本来就是广东的太平军，后来又和海盗勾结。马新贻在浙江任巡抚期间，大力打击了南田海盗，张汶祥的很多同党被清军杀死，张汶祥自己的妻子也被人掠走。为此，张汶祥特地向马新贻提起诉状，希望得到解决。由于马新贻不准，遂挟仇行刺，并定性为报复杀人，无幕后指使。

慈禧看到审讯记录，仍然不能相信，特意找到在天津的曾国藩征求意见，慈禧问曾国藩：“这事情不是很诡异吗？”曾国藩表示同意。此后，曾国藩以新任两江总督的头衔会同刑部尚书郑敦谨第三次审理，张汶祥的终审相当于省长和公安部部长一起完成的。这次终审并无其他突破。按照清史的描述，马新贻基本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好官，生得光荣、死得伟大。但由于此案审理得反复漫长，过程中出现一些蹊跷事情，让正史版的“刺马案”反倒不可信起来。

第二种：丑闻论。第二种版本是诸多“刺马”文学、影视做品的蓝本，在这个版本中，“刺马案”本已水落石出，但清廷为遮丑，不得已伪造供词、屈打成招，捏造出张汶祥通匪复仇的故事，让案情得以了结。这个版本，也是坊间巷里传得最广的。

在这个版本中，马新贻本无能耐，曾战败于太平军被俘。当时太平军已经日薄西山，遂有马新贻诱之以利，与张汶祥、石锦标、曹二虎三人结义。张汶祥即为《投名状》中姜午阳的原型，曹二虎、石锦标，名字虽然一样，但性格已被大幅改动。

在丑闻版的刺马内幕故事中，马新贻依靠张汶祥、石锦标、曹二虎搏命获得的军功，累迁至巡抚、总督，张汶祥、石锦标也升至四品左右，唯独曹二虎因有勇无谋，最终只谋得五品官职。后来，曹二虎觅得佳人，却被马新贻瞄上，马先是诱奸了义弟之妻，在事情败露后，又设计杀了曹二虎。而张汶祥则离开马新贻，最终伺机刺死马新贻，复仇成功。

这个版本的来源，据说是张汶祥最终向郑敦谨主动交代的，因为张汶祥敬重并信任这位“郑青天”。但考虑到丑闻涉及朝廷命官，最终将张汶祥挟仇报复的审理结果作为判处依据。但在案件发生不久，还在审理期间，关于“刺马案”的文戏就已经在民间上演，戏中的故事就是马新贻负友渔色，张汶祥为弟复仇。由于民间传闻不可忽略的作用，最终的审判结果更被认为是慈禧太后有意掩盖丑闻，而马新贻衣冠禽兽的评价也传得越来越真切。

第三种：阴谋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小说家推出了阴谋论的解读方式。马新贻因政绩累迁，不管是不是真的有政绩，但他上表请求减去税赋，兴修水利工程，打击盗贼的事情，应该是不会作假也很难作假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马新贻在政治上，确有所作为。阴谋版把着眼点放在湘军、淮军的矛盾，曾国藩的命运转折，马新贻与丁日昌的关系上。

天京（今南京）被湘军攻陷后，太平天国失去了最后的据点，在太平天国兴盛时期，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首脑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最终，曾国藩向清廷呈交的数目却相当有限。财富去向，成了太平天国覆灭后的一大谜团。纵观曾国藩一生，虽也有起伏，却绝无跌宕。

太平天国覆灭后，慈禧为防止曾国藩独大江南，将其调离两江，同时，通过李鸿章对湘军进行裁军、削编和打压。而这个军事改革的执行者，就是马新贻。

马新贻属淮军派系，用他来打压湘军，应不会有勾结的可能。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前，曾得慈禧召见，按照一些历史学者和小说家的推测，在这次接见当中，马新贻得到了调查太平天国财产去向的密旨。带着这样的双重使命，马新贻履新上任。在阴谋论的观点当中，曾国藩对于削编湘军持默许态度，这也是他谋求自保的一个选择。

但另外一方面，湘军也不甘心坐以待毙，裁军之后，大量湘军反成土匪，靠杀人越货谋生度日。作为匪徒，他们又一次站在了马新贻的对立面上，第二次遭到马新贻的打击。于是，湘军重金买凶，觅得张汶祥行刺。另一方面，为了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通过文人、戏班编排丑化马新贻的文戏，误导民众认知。

解密《投名状》：“刺马案”始末全记录（3）

张汶祥行刺时，在马新贻护卫面前一击而中，说明这次谋杀的布局相当缜密，而张汶祥得手之后并未逃走，在第一次审理时就给出了马新贻淫人妻子，谋杀义弟的供词。在招供、推翻供词、再审、再供这样的过程中，最终提交了一个张汶祥挟仇行刺，能够在不同集团间平衡利益的结果。

马新贻的政治背景

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五花八门的事层出不尽。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预示着清朝的命运。马新贻被刺时的身份是两江总督。清末的两江指江南省（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和江西省，两江总督的职能不仅是这两省的行政最高领导人，而且也统管军政，属于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一。

马新贻（1821年至1870年），回族，山东菏泽城东北西马垓村人。祖辈几代为清朝官吏。于道光二十七年，27岁时与李鸿章同榜中进士，先后任安徽建平知县、合肥知县、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等职。他平长毛，剿捻子，由县而府，由府而道，一直做到安徽藩司，有“能员”之称，历任巡抚都很赏识他。

太平天国平定，马新贻调升为浙江巡抚，第二年十二月，接慈禧太后大恩人吴棠的遗缺，继任闽浙总督。不过半年工夫，移督两江，升官的速度快得让人吃惊，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就由二品官升到了疆臣中最有实力的两江总督。慈禧和清廷有自己的考虑，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倚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对于马新贻，恭亲王推荐的时候说得明白：“马新贻精明强干，操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对两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军裁遣回籍，要马新贻这样的人，才能把那些骄兵悍将，妥为安置。”

马新贻遇刺经过

1870年8月22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前夜里刚下过一场大雨，空气清爽，两江总督马新贻一大早便来到督署西边的校场演武厅，亲自阅射。每年一度的总督阅射，是当时江宁的一大盛典，因为要显出与民同庆的样子，所以特别允许百姓参观。

江宁城内驻有绿营兵2000多人，又有四营未撤的湘军，都要参加这次演武。校场规矩很严，就连中上级武官所带的随身仆从，都不得进场，只能在栅栏外观看。正卯时分，一声号炮响后，考核开始。武职的考试十分好看，有洋枪、抬炮、长矛、开弓、马术等。场内枪声阵阵，快马驰骋，一时场内呼喝之声，与场外叫好之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特别热闹。到中午校场检阅完毕的时候，外边百姓已经挤得人山人海，连马新贻阅毕回署的箭道两旁也挤满了围观的群众。

马新贻乘坐的是八抬绿呢大轿，两旁有8个壮健戈什哈围护着。再一圈是两行护兵，再外是一群武职官员，箭道两旁是一般小官，都齐齐整整地分立两旁，排成一条甬道，从校场直排到总督衙门的大门口。刺客张汶祥就夹在远处的绿营兵中。

等马新贻走到后院门外时，一个年轻的武官突然从所站之列冲出来，跪在马新贻大轿前道：“马大人，卑职是吉字营的一名营官，我们吉字营几次去领军火，都被拒绝。如今兄弟们拿的都是空枪空炮，连平时的演练也不能。请马大人示下，何时才能让我们领到军火？”

马新贻的大轿被人拦住，只好命人落轿。他听到那人是吉字营的，知道是湘军。他对湘军向来不太喜欢，这一段时间又一直在加力裁撤湘军，对军火的事根本不想管，心想：再过一阵子，我这里的湘军也就裁撤得差不多了，再发给你们军火做什么用？难道让你们用来造反吗？想到此，嘴里说道：“等我查明后，自会公平处理。你先下去吧，这里不是谈公事的地方。”

那人并不走开，继续说道：“马大人，我们湘军也是为朝廷流过血出过力的呀，哪一点儿差过绿营，怎么绿营的装备都是新的，军火充足，却对湘军另眼相看？”

马新贻见这个营官说话没有规矩，厉声道：“混账东西，你也配和本大人说这话吗？叫你们标统上来。”

两边戈什哈一把将这人推开，就在这时，有人高喊冤枉从近旁的士兵队伍中冲出来，两个戈什哈上去拦他，那人轻轻一晃绕了过去，直扑到轿前跪下来。手举一张诉状道：“大人，请为小的雪冤。”

解密《投名状》：“刺马案”始末全记录（4）

马新贻问道：“你是谁？有什么冤枉之事？”

正准备起轿的轿夫见马新贻说话，又停了下来，等着那喊冤之人递状子。

只听那喊冤人道：“四弟死得冤啊。”话音未落，从衣襟下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直扑到轿前，用力扎入马新贻右肋中。刀入马新贻身子后，那人并不停手，又把匕首在肚皮里只一绞，将肚皮绞成一个大窟窿，肠子登时从窟窿里迸了出来。碎肠随刃而出，匕首也卷成螺旋弯刀。只听马新贻喊一声：“原来是你。”便昏了过去。

行刺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随行军士竟一时惊呆了。还是跟随差弁方秉仁反应快，上前一把抓住那人的辫子，其他人一拥而上，夺匕首、救马新贻乱成一团。那人既不抗拒，又不逃跑，从容就缚，口中说道：“我决不逃跑，用不着你们动手捉拿。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张汶祥今日拼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说毕仰天狂笑。中军副将喻吉三听到呼喊，急忙赶到，喝令将张汶祥先捆了。又急命军医前来救治。又道：“先前那请领军火的营官必是他的同伙，也一并给我擒了。”但大家方才只顾得救人拿凶犯，竟让那人偷偷地逃了。只好又派人到处搜索。一会儿军医赶来，先止住了马新贻的流血，又让人取下门板，将马新贻抬进督署上房。

中军副将喻吉三一面命巡捕将凶犯押到督署候讯，一面差人飞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魁玉闻讯大惊失色，飞奔督署探视。马新贻仰卧榻上，呼吸困难，精神委靡，生命垂危。血带黑紫之色，不仅是受了重伤，显然凶器上还有剧毒。马新贻气息奄奄，自知命不能保，口授遗疏，令嗣子马毓桢代书，请魁玉代呈朝廷。午后，马新贻已再不能言，延至当日下午2点多钟，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遽尔殒命。正处英年的马新贻一下子从颠峰跌落到地，淹没在茫茫宦海之中，成为人生世界的匆匆过客。

案发后，慈禧为此案定调子，连发四道谕旨。这样一件大事，立刻传遍全城，人们无不惊诧万分。清廷十分惊恐，知道此案涉及封疆大臣的内幕亵闻，于脸面上大不光彩。因此，只能掩盖矛盾，粉饰门面。慈禧太后为了维系她摇摇欲坠的统治，亲自出面处理此案。把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大员曾国藩调来，审理这个案件。并在曾国藩出发前夕，召见了他，面授机宜，说“马新贻办事很好”，为此案定了调子。这还不放心，一周之内，又连连派出大员参与审案。刑部尚书郑敦谨，也奉旨与曾国藩同审。

8月29日，清廷连发的四道谕旨为：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第二，“曾国藩着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着魁玉暂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着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刺客张汶祥与供词

刺客束手就擒，自报姓名张汶祥，46岁，河南汝阳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下宁波贩卖毡帽，据说当过四年太平军，还救过一个叫时金彪的清军俘虏。后来看到太平军大势已去，便与时金彪出逃，回宁波与南田海盗团伙往来密切，做过太平军李世贤的裨将。

堂堂两江总督竟然在总督府被刺身亡，对风雨飘摇的清朝廷来说，不仅是种打击，更是讽刺。慈禧太后接到奏报后吃惊地表示:“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可更奇的是刺客张汶祥的供词。据张汶祥供称，他之所以要杀马新贻，动机有三点。一是张汶祥回到宁波后，发现一个叫吴炳燮的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婆和钱财。人财两空的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请他断个公正，但马新贻未受理。张汶祥只好到宁波府告状。虽妻子回来，但钱丢了，气急之下，逼老婆吞烟自尽。张汶祥认为马新贻应对自己的不幸负一定责任。二是张汶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三是马新贻明令禁止张汶祥私自开的“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绝了张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愤恨。新仇旧恨，使得张汶祥动了杀心，将马新贻刺杀。

这份供词是官方认可的定谳，签字画押后，如今尚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行刺动机支离狡诈，审讯进展艰难

上谕未到江宁，8月27日魁玉又急奏：“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迨昼夜研鞫，据供系河南人，名张汶祥，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9月3日，清廷立即谕旨：“情节重大，亟应严切根究”，“务将行刺缘由究出，不得含混奏结”。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这才体会到个中滋味，仅仅告知“一味闪烁”、“语言颠倒”、“支离狡诈”既不能让朝廷满意，也不能屏止众口。果然，王公大臣纷纷议奏。给事中王书瑞奏道：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牵掣窒疑之?，应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勿使稍有隐饰。

解密《投名状》：“刺马案”始末全记录（5）

5日，清廷再下谕令：“惟以兼圻重臣，督署要地，竟有不法凶徒潜入署中，白昼行刺，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已可概见。现在该犯尚无确供，亟须彻底根究。著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不得稍有含混。”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现在又怀疑非张汶祥一人所为，因此口气越来越严厉。

18日，清廷又下谕旨：“张汶祥行刺督臣一案，断非该犯一人逞忿行凶，必应彻底研鞫，严究主使，尽法惩办。现审情形若何？魁玉此次折内并未提及。前已明降谕旨，令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审办。即著该漕督迅速赴审，弗稍迟延。魁玉亦当督饬司道等官，详细审讯，务得确供，不得以等候张之万为辞，稍形松懈，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也。”清廷明确提出“严究主使”，从而抓住了本案的症结。对魁玉审案，似乎不耐烦了，字里行间充满了斥责，态度更加严厉。

24日，魁玉带着几分委屈、几分无奈、几分惶恐，再次奏陈：伏思前督臣马新贻被刺一案，案情重大，张汶祥刁狡异常，奴才督饬司道昼夜研审。张汶祥自知罪大恶极，必遭极刑，所供各情一味支离。讯其行刺缘由，则坚称既已拼命做事，甘受碎剐。如果用刑过久，又恐凶犯仓促致命。

不过，魁玉多少还是向朝廷报告一些进展，已审出张汶祥是“漏网发逆头目”，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进攻漳州，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张汶祥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同居之舅嫂罗王氏已被拿获，现在飞咨山西巡抚何璟，要求押解张汶祥所供时金彪归案对质。唯有此案的核心即行刺缘由仍无确供。

审讯的结果与判决

两江总督乃一品大员、封疆大吏，位高权重，名似直隶总督之下，实居各总督之首。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又是慈禧心腹，居然被刺身亡，朝廷自然认为刺马案并不简单，幕后必有隐情和主使，甚至矛头直指湘军集团。

审讯长达7个月，最后的审讯结果是：因马新贻力剿海盗，张汶祥为友复仇和为己泄愤而刺杀马新贻。终于为张汶祥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而马新贻，上谕赏加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重重地予以抚恤，入祀贤良祠，列国史传，并赐谥端敏，又令在江宁、荷泽、庐州等地建立专祠，春秋官为之致祭，其子马毓桢则加恩赏给主事，分刑部学习行走。一句话，马新贻是一个好官，张汶祥是一个发逆。1871年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轰动一时的刺马案终于拉下帷幕。

行刺动机的N个版本

历史上关于张汶祥行刺马新贻的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说法：因马新贻力剿海盗，张汶祥为友复仇和为己泄愤而刺杀马新贻。

在1870年12月，漕运总督张之万、江宁将军魁玉上奏的一个奏折中，审讯官员称：凶犯张汶祥曾为发捻，后来又同海盗相通。马新贻在任浙江巡抚时曾经力剿海盗，张汶祥同伙多被马新贻捕获刑杀。加之，张汶祥妻子罗氏曾被吴炳燮诱拐，而在马新贻巡游至宁波时张汶祥曾拦轿呈控，马新贻却未受理。因此，张汶祥更是怀恨在心。因受海盗龙启沄指使和鼓动，张汶祥既要为同伙复仇，又要为自己泄愤，于是行凶刺马。这种解释似乎顺理成章，但朝廷开始并不相信这一解释，认为刺马案另有隐情，幕后必有主使，但后来不得不接受这一审讯结果。

第二种说法：马新贻私通回匪，张汶祥为此不平而杀之。

马新贻私通回匪而招致杀身之祸之说来源于张汶祥供词。在江宁将军魁玉初审张汶祥的过程中，张汶祥曾经供说马新贻私通回匪，并说是时金彪告诉他的。但当官府拿到时金彪，并让其与张汶祥对质时，时金彪却说张汶祥诬陷他。张汶祥也改了口供，后来又供称咸丰七年他为发捻时，曾经俘获时任庐州知府的马新贻，因不知马新贻是知府而将他与时金彪一起释放。当时审讯官员惊愕相视，录供者也停笔不敢记录。事后，当时负责审讯的江宁将军魁玉并未将所谓马新贻私通回匪一说上奏朝廷，至于马新贻曾在庐州被俘一事更是讳忌莫深。其实，马新贻庐州被俘一事至今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马新贻因私通回匪而招来杀身之祸的故事自此却不胫而走。

解密《投名状》：“刺马案”始末全记录（6）

第三种说法：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时任知府）致死人命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

督抚不和之说虽有些缘由，但证据不足。当时马新贻被刺，距丁惠衡案结仅40余天。1870年的那场校射，按照惯例，总督和巡抚都要参加（总督亲阅头棚，巡抚检阅第二棚），但江苏巡抚丁日昌恰巧头天奔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审理天津教案去了。故而朝野上下多有督抚不和之流言，太常寺少卿王家璧更是上奏直指总督马新贻被刺与江苏巡抚丁日昌有关。丁日昌眼看大火就要烧到自己头上，便急速赶回苏州，上奏请求朝廷敦促已被任命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到任。丁日昌曾是曾国藩幕府和亲信，属于湘军集团人物。如果曾国藩到任，局势无疑会有利于丁日昌，故而更给督抚不和论调增添了层层疑雾。但“刺马案”是否为丁氏所为，实在无以为证，只有上述影迹供人猜测而已。

第四种说法：由于政治原因，马新贻被湘军集团设谋而杀。

有人声称，湘军集团与刺马案关系甚大，可能的理由大概有以下七点。

首先，马新贻在奉旨接任浙江巡抚进京请训时，慈禧太后授他密旨秘密调查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国库金银财宝的下落。太平天国曾在天京积聚了不少财宝，但在湘军二号统帅曾国荃（曾国藩胞弟）率军攻进天京后，这些财宝被湘军洗劫一空。朝廷曾让时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头号统帅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国库的下落，但曾国藩报称天王府已被大火焚毁瓦砾全无。两江重地到处都是湘军人马，朝廷调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明升暗降，就是有将其调离老巢以便监控之考虑。

其二，马新贻在去江南任职的路上曾经请假回家祭祖，当其起程时将二位兄长召至身边秘密叮嘱：“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其三，由于案犯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含糊其辞，清廷曾一天连下四道谕旨，前后审案官员多达50余人，长达半年之久不能结案，即便是在号称铁面无私的刑部尚书郑敦谨和老成持重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长达月余的审讯下，所得结果亦不出前番官员之审讯，只不过量刑更为残酷，审讯过程非常曲折复杂。朝廷一直认为刺马案另有主使，但最终也不得不接受如此审讯结果。

其四，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和审理刺马案态度消极可疑。马新贻遇刺身亡后，朝廷即刻调派尚在天津处理教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但他上折固辞，朝廷几经敦促后才前往就任，且到任后并不着急审案。在与朝廷再次钦派的刑部尚书郑敦谨共同审案过程中，曾国藩又极少发问。审讯将近半个月后，曾国藩提示郑敦谨，恐怕案子还得像以前那样奏结。

其五，结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的举动值得思量。郑敦谨得谕后本想将这个天下疑案审个水落石出，怎料审案月余后案情仍与此前无异，只好于1871年3月19日与曾国藩联名上奏审案结果。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祥正法，郑敦谨便匆匆离开了江宁，但他并未回京交旨，只打发两个随从郎中代他复旨。按照清制，钦差大臣不回京复旨是要治罪的。朝廷迭下谕旨命其回京，他以有病为辞，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

其六，马新贻亲信、江苏候补道孙衣言给马新贻写的神道碑铭。碑铭称：“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怀疑其中另有隐情。

其七，刺客张汶祥死后有湘军将士为其立碑，并进行祭拜。于是，有人根据上述迹象怀疑“刺马案”与湘军集团有关。其实，这也只是猜测。曾国藩乃晚清中兴重臣，湘军乃清廷活命主力。要是曾国藩及其统帅的湘军有异心，湘军早就挥师北上，问鼎京师，曾国藩也早就称王称帝了。想当年，湘军将士出生入死，死伤无数，力挽狂澜，功莫大焉。然而功高震主，尽管曾国藩没野心，也识时务地及时遣散了湘军，但清廷对曾国藩和其他湘军将士仍然很不放心，唯恐找不到把柄。马新贻是慈禧心腹，也许以慈禧为首的清廷认为，甚至希望刺马案幕后主使就是湘军要人，然后借此对湘军集团开刀，历史上许多帝王就是这样对待功臣良将的。至于湘军将士为刺客张汶祥立碑并进行祭拜，这并不能说明湘军集团与之有什么关系，因为包括湘军将士在内，人们普遍同情张汶祥，并颂扬其为友复仇的义勇行为。所以，“刺马案”应该与湘军集团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有什么关系。

第五种说法：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而杀之。

解密《投名状》：“刺马案”始末全记录（7）

马新贻渔色负友之说最早见于现代武侠小说大师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的《江湖奇侠传》及其《张汶祥刺马案》。原来，马新贻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和结纳权贵得来的。马新贻在所谓剿匪战斗中，本是败军之将。被俘以后，马新贻又无骨气，与“匪首”义结金兰，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新贻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朝廷。在拜把兄弟的扶助下迅速飞黄腾达，以致后来爬上一品大员宝座。那些拜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前来投靠。但马新贻不仅奸占了老二之妻，而且诱杀了老二。而老三张汶祥因偶然原因逃脱马新贻魔掌，最后弄出这一出刺马大案来。据平江不肖生说，本案详情他是从湖南同乡、“刺马案”钦派主审、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女婿口中所得，而郑之女婿是在郑敦谨审问张汶祥时在屏风后面偷听到的。其真实程度如何不得而知，但看来合情合理。张相文也持马新贻渔色负友之说，其《张汶祥传》流传甚广，故事塑造了一个侠肝义胆、为友复仇的刺客形象。

马新贻在尚未发迹时，曾和张汶祥以及另一人结为兄弟，马新贻为老大，另一个为老二，张汶祥排行老三。老二和老三原来皆为绿林中人，马新贻的军功颇得力于老二和老三。但马新贻对这两个结拜兄弟的进官入仕并不出力，故而两兄弟对马早已不满于怀。又因老二之妻貌美，久为马新贻所占，且马新贻为剪除后患，蓄意加害老二。于是，张汶祥为替二哥报仇而刺杀马新贻。

“刺马案”的五大疑点

疑点一：马新贻进京后惊恐万状。

据高尚举（山东菏泽医专的马列教研室主任，他研究马新贻已有十几年，搜集了很多史料。据报道，《投名状》在审片的时候，有关部门还专门请他过去做了历史顾问）的分析，马新贻在奉旨接任两江总督时，曾经进京请训。当马新贻最后一次觐见完毕，从养心殿出来时，大汗淋漓，惊恐万状。

据马新贻的后人讲述，慈禧太后授马新贻密旨，要他秘密调查南京陷落后，太平天国国库财物的下落。据传，太平天国曾在天京积聚了不少财宝，当曾国荃攻进南京后，这些财宝就被湘军抢劫一空。事后，湘军中人多有购田置地者。当时朝廷曾查问太平天国国库，曾国藩却只说天王府已被大火焚毁，瓦砾全无。马新贻接到这样的密旨，深知事关重大，故而失态。曾国藩治军已久，两江重地到处都是他的人马。朝廷调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恐怕有将其调离老巢，以便监控的考虑。马新贻虽说文官出身，但做事精明干练，不属湘军集团，授此重任，也是慈禧的高招。

疑点二：曾对兄长说“断头”话。

据高尚举讲，马新贻在去江南的路上，曾经请假回菏泽老家祭祖。离家时，曾将二位兄长召至身边，秘密叮嘱：“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如此绝命“断头”之语，马氏兄弟听后，惊恐万状。

疑点三：审讯凶手旷日持久。

从可查询的史料来看，当马新贻被刺后，首先由江宁将军魁玉以及藩司梅启照等人审讯，几经周折，所奏不过是案犯“言辞闪烁”、“一味支离”等话。而朝廷则相信幕后定然另有主使，故而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奔赴江宁审案。张之万抵达江宁后，刺马案的审讯工作依然没有突破。朝廷动怒，于是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飞驰江宁速审，同时敦促曾国藩前往江宁任上主持大局。可结果只不过量刑更为残酷，将案犯张汶祥凌迟处死，另加剖心致祭。

高尚举说，可以说朝廷自始至终都认为“刺马案”另有主使，并且不断降旨以推动审讯工作，前后轮番参加审讯的官员多达50余人。但直到最终，各番官员也没有审讯出朝廷所谓的幕后主使，朝廷迫不得已接受了审讯结果。

解密《投名状》：“刺马案”始末全记录（8）

疑点四：曾国藩态度暧昧。

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的态度令人难解。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朝廷闻讯即刻调派尚在处理“天津教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高尚举对记者说，当时，曾国藩正因解决天津教案不力身处被动。朝廷调他回任两江，正好脱身，应是好事。

“但是，他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折’，固辞两江总督。后又数次推托，朝廷几经敦促，曾国藩才动身。”高尚举说，“实际上，曾国藩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江宁的事态发展。‘刺马案’一出，江宁将军魁玉、他的门生布政使梅启照、江苏候补道孙衣言等就一直给他频频来函。抵达江宁后，曾国藩却并不着急审案，每日里不过是聊天接客，翻看《阅微草堂笔记》。在朝廷再派钦差郑敦谨抵达江宁前，曾国藩唯一所做的与‘刺马案’有关的工作，不过是给马新贻作了一副挽联，前往吊唁了一番。而后来在与郑敦谨共同审案的过程中，曾国藩又往往沉默寡言，极少发问。郑敦谨进行了将近半个月的审讯后，曾国藩不过是淡淡地提示郑敦谨，恐怕案子还得像以前那样奏结。为何曾国藩有此消极态度？只怕其中另有隐情。”

疑点五：钦差郑敦谨神秘引退。

高尚举表示，刑部尚书郑敦谨一向有铁面无私的声誉。这次，郑敦谨得谕后即刻星夜兼程抵达江宁，稍事休息，便开始审案。怎料审案结果，仍与此前无异。最后，郑敦谨和曾国藩联名上奏审案结果，基本内容无甚变化。最终，朝廷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结案。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祥正法，郑敦谨便匆匆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的盘缠他分毫未受。郑敦谨并未回京交旨，走到清江，他声称有病不能回京，只打发两个下属代他复旨。按清制，钦差大臣不回京复旨是要治罪的。朝廷迭下谕旨命其回京。他只以有病为辞，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郑敦谨的两个助手颜士璋和伊勒通阿回京后，前者被放到兰州做替补知府，旋即回籍赋闲；而后者随后也奉旨回乡颐养余年。

高尚举说：“综合以上种种迹象，我认为‘刺马案’应该出自湘军集团的阴谋，但湘军集团究竟是由谁及怎样谋划的，尚不清楚。历史的确切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疯狂屠四川：张献忠的血腥记录（1）

明末义军纷起，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地鱼烂之时，四川相对平静。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首不祥的歌谣在四川大地上悄悄地流传开来：“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果然，不久之后，张献忠就开始在四川大开杀戒了。

明朝皇帝朱由检和李自成、张献忠三个人都是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性格又都非常执拗。他们几乎是同时登上历史舞台：1628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上帝位；同一年，因为陕西饥荒，流民四起，李自成、张献忠在不同的地方起兵。这种偶然性加大了造成民族大悲剧的必然性。

成都三遭屠城

崇祯帝的执拗造成了明廷兵力的重大损失，李自成与张献忠的执拗又造成了内战的一再延长。结果是明廷覆亡了，李张两人也相继败死。

而张献忠手上却沾满了农民兄弟的鲜血。“黄巢杀人800万，在劫难逃”在民间流传已久，成为谚语。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人，则缺少数据。民间传说他几乎把四川人杀光了，所以后来才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成都作家流沙河考证，成都历史上有3次大屠杀。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2万余人，自称镇北大将军，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播乱长达50年。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140万，城外者不计”，其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80余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第三次便是张献忠那次空前绝后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3日。3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

屠夫如何杀人

张献忠，延安人，原在县衙门当壮勇，升小队长，粗识文字，雅号静轩。

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麻，并非他独嗜，诸多杀人方法也并非全系他首创，很多不过是对前人的借鉴而已，但照历史记载，他似乎将诸多杀人方法汇总并发扬光大。

据史籍记载，张献忠杀人的方式常见的有九大类：斩杀；草杀，即挨家挨户杀；天杀，即在朝会时，放狗于诸宫，凡被狗闻过的人，即拖出杀掉；生剥人皮法，匏奴，即割手足；边地，即分夹脊；雪鳅，即“枪其背于空中”；贯戏，即“以火城围炙小儿”；其他尚有“抽善走之筋，斫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等。斩杀等虽也残酷，但不是张献忠自创，不过草杀、天杀、贯戏、张人皮以悬市，却明显带有张献忠作为屠夫的创造性。

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时，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

张献忠对漂亮女人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报复心理，征战途中，不时有部下向他进献美女，他通常留宿几次就借故杀掉。攻占黄州后，他集中全城的妇女，挑那些年老或者貌丑的放走，留下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去拆城墙。这些女人平时没有干过这样的重活，许多人手指被磨得鲜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墙拆掉后，张献忠又命令士兵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在城下。在攻打滁州战役中，因久攻不下，张献忠听信一个阴阳先生的话，到周围乡村掠来妇女数百人，“尽断其头”，倒埋在城下，露出阴部对着城上，想以此来压住城上的大炮。

对尚处于怀抱中的婴幼儿，则将他们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背部皮从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以火城围炙小儿”的贯戏，是将杀人当成一门可以欣赏的、可耻而残酷的“行为艺术”，对于毫无反抗能力的儿童也施行此种酷刑，在每个字缝里都沾满无辜血迹的此类文字在中国史书里也是少见的。这说明张献忠的杀人疯狂、变态到了何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而狗闻过即杀掉的“天杀”，其祸从天降的随机性，没有道理，没有规律，让每一个生活在张献忠周围的人朝不保夕。如此提心吊胆、日夜恐惧、防不胜防，没有谁能够通过人力幸免，除了身体可能被消灭，还有精神上的彻底投降，以至于就此被吓死。

甲申年（1644年）阴历十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登基做皇帝，国名大西，年号大顺。蜀王府改称皇宫，蜀宫城改称皇城。

疯狂屠四川：张献忠的血腥记录（2）

1645年张献忠装模作样地开科取士，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1.7万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居然把钦点的状元也给杀了。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攻陷成都仅2个月，杀进士、举人、贡生1.7万人于东门外。

他命手下将士以杀人多寡记功晋级，到后来甚至无法计数，干脆用手掌几大堆、人头几大堆、耳鼻几大堆来记。成都城内，“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待到后来张献忠兵败被诛，清军收复四川，发现成都城内绝人迹已经13年：瓦砾颓垣，不识街巷，林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2万余口水井，被尸骨人头填满与地齐平。

张献忠并非一味颟顸快意杀人，盖以杀人求政权之巩固耳。怎知江山仍坐不稳，清军一来，他就逃了。逃跑前下命令，必须杀尽蜀人，烧光房子，鸡犬不留，以免资敌。

张献忠杀人是细心计算的，军粮太少，养不起那么多嘴巴，必须运用减法，如此而已。成都所有民房，早给贼兵拆作柴薪烧了，不留一柱一椽。最后烧蜀王府，片瓦不存。然后率领败兵数十万逃出城，一路杀向西充。逃跑前还进行了大屠杀，死男女数达十万，剐之割之，制成腌肉，以充军粮。

不可思议的是张献忠还有“自杀”的行为。史料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献忠呼唤儿子没有回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后来，张献忠军事上越是失败，心情越是焦虑，于是大杀自家兵士。《蜀难叙略》云，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二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130多万人马，2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张献忠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为何杀尽四川人

张献忠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60多万。张献忠军队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20多年，祸遍巴蜀，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10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川人死于饥馑、瘟疫又倍于刀兵。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蜀人口有310万左右，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平定全蜀时，人口只剩9万左右，成都原有住户“十不存一”。可见明末清初时期，四川经历了怎样的劫难。

张献忠为什么要大杀四川人？鲁迅先生作了很中肯的分析：张献忠杀人的心理变化，在前期，是出于报复心理；在后期，是出于做不成皇帝而倒行逆施的变态心理。

应该说张献忠报复杀人，起初是有对象的，那就是贪官污吏、地方豪强，并非滥杀。到了后来，张献忠出于一种变态心理，杀人极为“酷烈”，正如鲁迅《记谈话》一文中所说：“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另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尽管张献忠也想做皇帝，但他显然没有信心，知道自己强弩之末，无力改变满洲入关后的大势，于是残忍乖戾，以屠杀为乐。

历史的宿命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公元1911年清朝覆亡的2132年间，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280多个皇帝，平均七年半即有一个皇帝诞生。改朝换代是免不了血腥剿灭的，同时因战乱而带来民生凋敝、饿殍遍野、死尸枕藉，即便是同一朝代之间的皇帝更替，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一代皇帝对父皇的相关宠幸人物，也是免不了屠戮杖打、流放贬谪的，由此也难免伤及无辜。

读史使人明智，亦让人悲愤神伤。

曹操到底“玩弄”了多少个美女？

曹操作为三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戎马一生，统一了北方，因而有人认为他是一代枭雄，为社稷之栋梁，治世之能臣；也有人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之大不忠者，是罪臣乱子；还有人认为曹操是个色魔，玩弄了太多女人。

在曹操的私生活中，玩弄女人应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曹操有多少女人，已经无法统计，因为遗留至今的资料很不全面。从《三国志·后妃传》的记载中，我们知道曹操最早有丁夫人、刘夫人、卞夫人（后来拜为王后）。另从《武文世王公传》中，知道还有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宋姬、赵姬。这些人所以能载入史册，是因为她们（丁夫人除外）一共给曹操生了25个儿子，没生儿子的女人，当然还有。曹操在《遗令》中说：“吾婕妤伎人，皆著铜爵（雀）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穗帐、朝晡上脯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伎。”

婕妤，帝王妃嫔的称号。曹操为魏王，他的妻妾除王后之外，下有五等：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这里把婕妤与伎人并称，表示婕妤以下，地位卑贱，与艺伎差不多少，而艺伎除歌舞之外，也是曹操的泄欲工具。上述王昭仪以下的孙姬、李姬等共6个姬，都是婕妤以下的小妾。铜爵台，即铜雀台，爵、雀二字在古代通用。朝晡，指古代的两顿饭。古人采取两餐制，第一顿饭称朝食，在辰时吃（上午7点至9点）；第二顿饭称晡食，在申时吃（下午3点至5点）。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死之后，我的婕妤与艺伎都住在铜雀台，在铜雀台的大厅上放一张八尺的床，挂上带穗的帐子、朝食和晡食都要供奉干肉、干果、干饭之类，初一十五，要朝着帐子歌舞。

所以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说：“留曲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意思是对女人的这些遗言，流露的是曹操对生活的眷恋和对她们的感情。但仔细想想：那些失去了男人的女人们，可能有几十人，也可能上百，孤孤单单地住在铜雀台上，每日两餐都要向那张空床上供，初一十五还得对着那张空床歌舞。生活有困难，可以编点丝带草鞋之类的东西去卖（这是防止政治上有变故，正常情况下不会这样）。活着，你们要陪我；死了，你们也得守着那张冰冷的空床。这表现的是眷恋还是自私？是缠绵还是没有人性？

但曹操生前有这么多女人，还要不断地采择野花供其玩乐。易中天说曹操“生活上是比较随便的。他吃不讲究，穿不讲究，长期在外行军打仗，对女人大约也只能将就，不能讲究”。其实不然，在战场上他也不将就，吃的也是白菜心。

对女人也不将就。例如：吕布部下秦宜禄之妻生得非常漂亮，被关羽暗恋着。曹操和刘备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曾几次对曹操说：希望城破之后，能把这个女人赐给自己。曹操爽快地答应了，正如易中天所说，曹操是“豁达开朗，大气磅礴”的。但城破之后，曹操发现“这个女人不寻常”，竟把她纳为己有了。美髯公的心情如何？天知道！

还有，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市），曹操发现张绣的婶娘（张济的遗孀）长得漂亮，便纳入帐中，逼使张绣降而复叛。好色之徒曹操被打败，自己中了箭，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爱将典韦都战死了。何苦来的！你对得起谁！

我们不能用现代观念去苛责古人，但也不能用现代观念去美化古人。古人对男女关系，对爱情的理解不可能和现代人一样，尤其是古代帝王的思想感情更不能和平民相比。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洪昇的《长生殿》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的诠释，失之于把帝王平民化；而易中天对曹操及其众多女人的感情的诠释，则既把帝王平民化，又把古人现代化了。

女人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如何？下面引证两个小故事来说明。

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有一爱姬陪曹操午睡，曹操枕着爱姬，对她说：“过一小会儿叫醒我。”她见曹操睡得很熟，便没有叫醒他。等到曹操醒来，发现自己睡过了头，便怪罪爱姬，把她活活打死了。

另据《世说新语·假谲类》，曹操常说：“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能随便接近，有人接近我，我便要砍人，我自己也没有知觉，左右之人必须小心谨慎。”有一次，他在假寐，有一爱姬给他盖被子，他马上便把这爱姬杀了。

以上所说，未必完全属实，但却是可能发生的事，绝不属于情理之外。帝王总是要防备有人害他，而且这种人根本就不尊重妇女的人格甚至生命。

大才子纪晓岚因何成了“纵欲狂”？（1）

在清代史上，大才子纪晓岚算得上屈指可数的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自从乾隆年间中了进士后，纪晓岚就从编修、侍读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不仅官做得步步高升，而且在文化方面也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他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10多年，晚年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4卷，享有与《聊斋志异》并行海内外的盛誉。

在我们对文情华瞻、慧黠敏捷的纪晓岚耳熟能详后，有关“纪晓岚超乎寻常人的‘纵欲’”的论调出现了。纪晓岚究竟是“大才子”还是“大色狼”呢？

综括而言，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饭量尤佳，动辄每顿吃掉上十盘猪肉。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嗔目，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性欲亢进的疾病。

大才子≈“色情狂”

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表现，清人的一些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这里随手援引几条，以为证明。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三中说：“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二说：“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枪在《啸亭杂录》卷十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更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好到了近似于“色情狂”的病态程度，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饰，这一现象到底是精神现象，还是单纯的生理现象？似有进一步解剖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前人的野史笔记都把它归之于单纯的生理现象，说他是“奇人”，具有这个方面的特异功能，云云，这是被表面现象给蒙蔽了的“只见树木，不见泰山”的泛泛之谈。

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能只简单地当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更多地应被理解为是一种精神现象，必须到他的精神世界的深处寻找原因，这才能切中肯綮，找到这种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

纪晓岚的文化成绩

而要揭开这个现象的谜底，首要的一点必须从纪晓岚在文化方面所取得几项成就的真实“含金量”说起。纪晓岚为世人瞩目的文化成绩主要有两项：一是奉旨领导编篡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型图书——《四库全书》，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的随笔杂记《阅微草堂笔记》。

关于《四库全书》，今人文怀沙老先生曾将其评价为是一部阉割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大意）。实际上，这也并非是很新鲜的思想。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对于《四库全书》早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高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大才子纪晓岚因何成了“纵欲狂”？（2）

以上这些“诛心之论”，笔者是非常赞成的。纪晓岚秉承皇帝的谕旨所从事的这项事业，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可以说它是“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工程。

至于《阅微草堂笔记》，虽然煌煌24卷，但是仔细阅读过它的人都会发现，这部明显受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文才斐然、行文亦庄亦谐、故事引人入胜等几个优点外，倘就内容和思想性而言，无非是在重复一些“因果报应”的老调，根本没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实在是贫乏虚脱得可以。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纪晓岚本人对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好，他曾经写诗这样评价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平生心力坐消磨，纸上云烟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倘若像以上的分析这样，那么，综括而言，纪晓岚在文化方面的成绩其实很乏善可陈的。诚然，他拥有一腔绝世的才情和强健的体魄，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本应该留下能够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传之后世，但事实却是除了代满族皇帝编辑了一部阉割中国文化的大书，写了一部没有什么思想价值的《阅微草堂笔记》之外，实在没有留下真正让人瞩目的自己的东西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纪晓岚在文化方面乏有真正的大建树，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学不足以达此。恰恰相反，纪晓岚是具备写出大书的才情、阅历和精力的，他本人也具有强烈的发表欲和表现欲，酷爱出风头，要不是这样的话，野史上也不会留下那么多关于他妙语解颐、当众挖苦别人的段子。

纪晓岚为何懒于著述

那么，才情冠绝一时的大才子纪晓岚为什么懒于著述呢？应当说，对于这一点，不光是现在的我们看到了，就是当时的知识界中也多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清人陈康祺在他写的《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中，就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引用了纪晓岚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

在该书“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一节中有这样的概括：“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这段话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还在纪晓岚活着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被郑重提了出来，而且连纪晓岚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才就这个问题专门表白一番。根据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懒得著述，是因为看的古书实在太多，知道自己纵然写些什么，也不能出古人之右，因此才主动放弃了著述的权力。

不过，这样一种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纪晓岚的确是读书甚多，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应当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个读的书也不能说比他老人家少吧，但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封笔呢？

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这个逻辑，不是大家今后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吗？“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到此为止了吗？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包圆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包圆所有的真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这些感悟是不会完全重复的。

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搪塞之辞，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真正的大书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到当时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不敢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大才子纪晓岚因何成了“纵欲狂”？（3）

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篡《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篡《四库全书》的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一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篡《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但“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现实，其内心里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篡《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当然，不论他是不是深谋远虑到了这一层，结果却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这就是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篡《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这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对个对联和挖苦个同僚，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众所周知，由于清朝初期开始大兴文字狱，当时的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都是将精力倾注到了考证之学中的，由此导致了清朝的“小学”空前地发达。

纪晓岚既然身处期间，当然也不能例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年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

这其实是一段多少有点辛酸的“自供状”，它明确地表白了纪晓岚从事文化事业50年来的心理演变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纪晓岚在30岁以后，也曾经有过“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的慷慨激昂的阶段。但自从开始受命领导编篡《四库全书》，这种梦想就完全破灭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考证之学里面，从此不再怀抱有“名山事业”的非分之想，老老实实地去过他安稳的“观弈道人”的出世生活去了。这其中的意思是明摆着的，这就是他已经被成功地实施了“洗脑”，由一缕桀骜不驯的“游魂”，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即使在写一部谈鬼论怪的杂记时，也念念不忘“有益于劝惩”的“卫道士”角色。

大才子纪晓岚因何成了“纵欲狂”？（4）

纪晓岚变成“纵欲狂”的原因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在司马氏强权统治下的许多被压抑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寻到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地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在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起来。

我们看到的纪晓岚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之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里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应当说，把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改造成这样的一副德性，无疑是他乾隆皇帝的最大成功。因为乾隆皇帝心里最清楚，纪晓岚再好色好吃，大不了也就是牺牲自己的几个宫女和国库里的一点粮食，一个沦落到整天只知道“御女”和“食肉”的人，对统治者是一点威胁也没有的。从本质上说，这样的人和那些宫中的太监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些只会跟在皇帝的屁股后面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角色。因此，当纪晓岚当面说出自己喜欢女人时，乾隆皇帝不但不加以责怪，反而大度地派出了自己的两名宫女去满足纪晓岚的欲望。这个乾隆皇帝大约可以算得上是“伟大”的样板了。

从分析纪晓岚式“纵欲狂”的病因，我们大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宫刑”。一种是直接割掉男人生理上的生殖器，使之变成生理意义上的“太监”；另一种则是剥夺男人独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变成精神意义上的“太监”。前一种做法只能让“大丈夫”变成肉体上的中性人，却仍然阻挡不住像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意志强健者，因此还不算太阴毒，也并不算彻底。而这后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阉割”，则只会造就肢体强健的奴才和愚民，不但更具隐蔽性，而且更彻底和行之有效。

年疑案解密：光绪死于砒霜中毒（1）

11月3日，很多媒体都关注了一件百年前的“命案”。100年前的那个秋天，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22个小时之内相继死亡。光绪的死因一直被视为近代史的一个谜案。

通过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光绪的头发、遗骨以及衣服和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分析，在经过5年的反复检验和研究之后，11月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等单位举行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会，正式宣布：光绪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一段纠缠了百年的光绪死因之谜，就此破解……

那么，谁是凶手，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的傍晚，北京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内，史上著名的“傀儡”皇帝，38岁的光绪悲凉地撒手人寰。第二天下午，掌控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消息传出，震惊海内外。那些逃亡海外的保皇党，一边为光绪吊丧，一边大肆声讨慈禧太后与袁世凯，指责他们是谋害光绪的主犯；国内许多人也狐疑满腹，流言纷纷。然而，猜疑归猜疑，流言归流言，谁也无法提供光绪被害的确凿证据，因此，光绪的死因成为历史上一个无法破解之谜。

百年疑案

各种版本的谋杀说 光绪与慈禧先后死去，相距不到一天。这一“巧合”使得流言四起，谋杀之说不胫而走。“德宗（光绪）先孝钦（慈禧）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外间纷传李莲英与孝钦有密谋，予遍询问内廷人员，皆畏罪不敢言。”（胡思敬《国闻备乘》）逃到海外的保皇党人则说慈禧与袁世凯是主谋，严词声讨。

恽毓鼎是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长期陪侍光绪皇帝。他在《崇陵传信录》中记载的一则亲历故事很有名：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即光绪死前11天），慈禧生日，光绪率百官贺寿、探病，他扶着太监的肩头活动筋骨，以便跪拜。但慈禧竟拒绝和光绪见面。“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清亡后，民国二年，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进一步说：“清之亡，虽为隆裕（光绪的皇后），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

曾经陪侍慈禧太后多年的德龄认为，光绪之死，是在慈禧同意下，李莲英下的毒。“（李莲英）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还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好。”（《瀛台泣血记》）

溥仪则记述过一个老太监的话：“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我的前半生》）

此外，还有多种书籍记载了光绪暴亡前身体如常，病情没有加重的迹象。名医屈桂庭则说光绪死前三天“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且“面黑，舌焦黄”，“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诊治光绪帝秘记》）。而光绪入殓也一反常规地由宫内太监办理，讳莫如深。

依据脉案可靠吗？ 种种疑团，种种证词，使得大多数人长期以来都相信谋杀说。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清史研究更加重视清宫档案。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医学家合作，仔细研究光绪的脉案和药方，得出的结论是光绪一生体弱，久治不愈，加上慈禧刻意虐待，竟至不得温饱，而心情抑郁也会加重病情。因此他是正常死亡，并非被谋杀。

“详考清宫医案，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说，光绪是受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病长期折磨，致使身体的免疫力严重缺失，酿成了多系统的疾病，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冯伯祥《清宫档案揭秘光绪之死》）1980年清理并重新封闭崇陵之时，曾简单检测过光绪的遗骨，也没有发现外伤或中毒的痕迹。

年疑案解密：光绪死于砒霜中毒（2）

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认为：“对这些脉案、药方，也要谨慎从事，考察它是什么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如许指严的《十叶野闻》就记载了江苏名医陈莲舫为光绪治病的情况，“医官不得问病，太后乃代述病状，皇帝时时颔首，或说一二字以证实之……闻太后命诊脉，陈则举手切帝脉，身仍跪地上，据言实茫然未知脉象，虚以手按之而已。诊毕，太后又缕述病情，言帝舌苔若何，口中喉中生疮如何，但既不能亲视，则亦姑妄听之而已”。如果“脉案”不过是记录慈禧的话，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光绪的病情呢？

当时的著名诗人陈衍则说：“德宗久病未愈，征医各省，处方有效则后怒。”（《凌霄一士随笔》）难道慈禧是刻意造成光绪病重的事实及舆论？

光绪属自然死亡这一观点，尽管有人存疑，但还是被广泛接受了。不过，约在2005年，两则新史料又引起了研究者对谋杀说的兴趣。一则是据启功先生回忆，他的曾祖父溥良（任礼部尚书）曾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碗“塌喇”（满语，酸奶），说是慈禧赏给光绪的，送去后不久光绪就驾崩了。另一则材料来自日本，说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在1904年（皇帝、太后死前4年）就对日本公使内田康哉“预言”，光绪必定会死在慈禧之前。“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

其实，在更早的2003年，一些并不通晓清史的人，采用了一种与查考史料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要来破解光绪的死亡之谜——一切都从皇帝的头发开始。

百年查毒

头发记录的历史光绪帝及隆裕皇后的葬身之所崇陵在1938年被很“专业”地盗掘了。1980年有关部门对帝、后的棺椁进行清理并重新封闭，光绪的若干头发、遗骨与衣服被移出，一直保存在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库房，20多年从未被检视翻动过，也就是说，除了自然损耗，基本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这对将要进行的“百年查毒”非常重要。

头发参与人体代谢，并能记录特定时期人体积蓄的某些元素信息。一般成年人的头发，1个月生长约1厘米，也就是说，1厘米头发可反映出人体内约1个月的新陈代谢史。

2003年，研究者采集了光绪帝的两小缕头发，将它们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推荐的方法清洗，自然晾干，剪切成1厘米长的截段，逐段分析其中的元素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光绪帝的两缕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元素砷（As），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

砷在自然界分布很广，多以硫化物和氧化物形式存在，像雄黄（二硫化二砷）、雌黄（三硫化二砷）等，而鼎鼎大名的莫过于三氧化二砷——砒霜，剧毒的砷化合物。砷可能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正常人每天的摄入量约为20微克以下），但过量的砷会使人中毒甚至死亡。

研究者将光绪帝头发中的砷含量，与精心选择的对象进行了一系列对比实验及模拟实验。结果显示：

光绪两缕头发中砷含量的最高值（2404微克/克，1微克＝10-6克）远远高于当代人，而且是清末草料官的132倍，是隆裕皇后的261倍。

那么，这样异常的含量，会不会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呢？研究者前后两次采集光绪棺椁内、墓内和清西陵陵区的环境样品，分析表明：光绪头发中的最高砷含量是其棺椁内物品最高砷含量的83倍，是墓内外环境样品最高砷含量的97倍。也就是说，头发上的高浓度砷并非来自环境的沾染。

年疑案解密：光绪死于砒霜中毒（3）

研究者还将光绪的头发与当代慢性砷中毒患者的发砷进行了对比，是后者的66倍，砷含量分布曲线也截然不同。这就排除了光绪因长期服用药物导致慢性砷中毒死亡的可能。

福尔摩斯说，排除了其他可能，剩下的就是真相——造成光绪头发上高含量砷元素这一异常现象的，只能来自他自己尸体的沾染。

遗骨和衣物传达的秘密 2006年后，课题组决定扩大取样分析范围。由于不能开棺，就再次提取了光绪帝的头发残渣物及散落的头发，并首次提取了光绪帝的遗骨及衣物，采样严格按照规范的法医开棺检验的方法进行。

光绪帝的头发上局部有结痂物状的残渣，砷含量明显高于头发，说明它是光绪帝头发高含量砷的来源，而这些残渣物的唯一来源只能是光绪帝的尸体。

尸体腐败后，器官组织中的砷可能会沾染到骨骼上。在装存光绪遗骨的瓶内碎屑、一块肩胛骨和一块脊椎骨上，也分别检测到了高含量的砷，表明某些遗骨表面沾染了大量的砷，它们来源于腐败的尸体。

光绪帝的衣物有5件。在3件较为完整的上衣中，胃腹部位均有多处腐蚀脱落形成的窟窿。检测结果表明：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帝尸体的胃腹部，尸体腐败过程会进行再分布，有多个去向，并由里向外侵蚀衣物。

于是结论出来了：光绪帝的骨骼、内层衣物及头发的高含量砷均来自其尸体胃肠内容物含砷元素的直接沾染。

还剩下一件事：判定毒物。也就是说，光绪帝胃肠中致命的砷元素究竟来自哪种化合物。一系列分析、比较及小鼠实验的结果是：砒霜。人口服砒霜60至200毫克就会中毒死亡。因受条件限制，光绪帝尸体中的砒霜总量难以测算，但仅头发残渣、内层衣物及其残渣中的砒霜总量就高达约201.5毫克，那么他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足以致死，应该没有疑问。

砒霜中毒，这个小说家热爱的情节，也残酷地发生在一位皇帝身上……

科技手段向来是进入历史的有效途径。光绪帝死因的破解，涉及“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液相色谱/原子吸收联用”等一系列现代技术，并有大量的综合分析和模拟实验。戴逸先生认为：“这项工作走出了一条超常规之路，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侦查思维解决历史问题的成功尝试。是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并肩合作的范例。”这一新结论也将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瀛台囚徒光绪帝死于农历十月二十一日酉时（下午五至七时），太后死于农历十月二十二日未时（下午一至三时）。从那时起，关于光绪是被谋杀的说法就在流传，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些“小道消息”，认定光绪常年体弱，是自然死亡。但如今，历史再次拐弯。

从2003年起，一项名为“清光绪帝死因”的专题研究就已展开，研究者由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4个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并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正式立项。

2008年11月2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会场，由钟里满、耿左车、王珂、张新威等13人联合署名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正式向外界公布，宣告光绪帝系被砒霜毒杀，百年疑案这回似乎尘埃落定，但是，下毒真凶依旧是谜。

光绪当年不肯入洞房之谜（1）

根正是叶赫那拉氏的后人，慈禧太后是他祖爷爷的姐姐。他从几个方面讲述了光绪与慈禧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慈禧小时候叫做玉兰，而在我们家族里，管慈禧叫做杏儿。后来慈禧入宫，她又有了其他的名号。我们时常可以见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的字句，既不像头衔，又不是诗句，读起来颇为艰涩，这正是慈禧太后生前所得的徽号和尊号。

清廷自从进京后，一直沿用的是中原历代宫廷的旧制，也有上尊号、徽号、谥号的规定。入关后，登基的时候也称为皇帝，就是上尊号，以后不再加其他的称号，到死后再加上谥号。新皇帝登基尊称母亲为母后，尊前代的皇太后为太皇太后，都是上尊号。另外，遇到朝廷大庆的日子，还要多给皇太后在尊称上再加一些美好的词汇，称徽号。

慈禧获得尊号的时间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时年27岁。这一天，咸丰皇帝去世，他的儿子载淳继位的时候，慈禧与皇后同时被尊为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后，慈禧在同治元年(1862年)上徽号为“慈禧”。

此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十月，因为同治皇帝载淳大婚，慈禧又加上徽号“端佑”二字。第二年的二月，因为载淳亲政，慈禧的徽号又加上“康颐”二字。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十五日生病，写下“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西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俯充，将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感”。因此决定给两宫皇太后各加上徽号两字。

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因为新的皇帝即位，所以两个太后继续垂帘听政，连同上次给两太后各上的徽号，一共四字。慈禧的号上又加了“昭豫庄诚”。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因为光绪帝大婚并归政，徽号上又加了“寿恭”二字。到了这一年的三月，光绪亲政，又加上“钦献”二字。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因为慈禧的六十大寿到了，所以又加上了“崇熙”二字。

而光绪在其年号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的时候病死，溥仪继位，慈禧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而谁也没想到的是，溥仪继位的第一天，慈禧就死了，所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尊谥，决定原徽号的16字不动，并按照大清的惯例，前面加上“孝钦”，后面加上“配天兴圣显皇后”为谥号。所以这个时候慈禧的全称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到慈禧去世的时候，清朝的各代皇后（太后谥号也叫做皇后）的谥号全称大都为19字，有的还要少几个，如慈安太后只有17字，唯独慈禧太后有25字。慈禧生前权力大过清朝的任何太后，而死后的谥号也以25个字独居首位。咸丰可能死于自杀，人们都说咸丰是死于咳血，这似乎成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但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我爷爷听他父亲说过这件事。爷爷说：当年咸丰带着慈安和慈禧以及同治逃到热河的时候，又惊又怕。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当朝的皇上，这种情绪是不能被外人知道的。据说开始出逃的时候，咸丰已经有病了，加上一路颠簸劳累，很快病就重了。因为当时有太医跟着，所以也靠一些药维持着。

后来到了承德，他还是放不下北京的情况，心里非常紧张。因为一旦紫禁城被洋人攻进去了，他这个皇上就不是皇上了。而当时朝廷里也没什么可以倚仗的大臣能为他解决这件事情。于是，他只好醉生梦死，整天花天酒地，以此来“调整”近乎崩溃的心态。

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经常睡不着觉，一闭眼睛就做噩梦。他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但是懦弱无能的他并没有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也没有按照太医给他的方子吃药，而是开始自己配药，他说吃哪种药，太医必须马上为他配。可是咸丰根本不懂得药性，因此很快发展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这个时候他召集身边的人，想立遗嘱。但是慌乱之间，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这时正好慈禧带着同治进来，问他继嗣的情况，他就指着身边的同治说：“当然是他来继承。”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能做什么啊？而这个时候慈安和慈禧都非常年轻，于是他又对跟随他一起逃到承德的八大臣说，以后请他们作为辅政大臣，辅助同治渡过难关。

光绪当年不肯入洞房之谜（2）

说完这些话，咸丰显然不行了。等这些人退下之后，咸丰又让太医马上给自己煎药。他的药主要以鹿血为主，此时他竟然让太医一下煎了三碗。等太医退下后，他一口气全部喝光，实在是蹊跷。咸丰吃完这三碗药就死了，大臣和太医赶到时他早就没了气息。所以我爷爷一直认为，咸丰是自杀的。关于咸丰遗嘱这件事，后人有很多传说。人们说：当年咸丰给了慈安一份诏书，让她在慈禧胆大妄为的时候，拿出这个诏书来降服慈禧。慈禧知道这件事后，就假意和慈安搞好关系，慈安深受感动，最后把诏书烧了。

实际上这完全是后人编造的。我从小就听爷爷说过，慈禧与慈安年轻时非常好，没有任何矛盾。慈安这人心胸很宽阔，也很贤惠，不像慈禧有点男人的个性。爷爷说，慈安的死主要是因为她自身多年患心脏病，那时叫心疼病。听说她娘家闹了点矛盾，慈安非常生气，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也就是现在说的“猝死”。

光绪的皇后隆裕是慈禧弟弟桂祥的二女儿，也是我爷爷的亲姐姐。所以在爷爷的描述过程中，这件事情的具体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当年慈禧把隆裕嫁给光绪皇帝，主要是效仿前朝的孝庄皇后。当年孝庄皇后生了顺治皇帝，于是她把她娘家哥哥的女儿指婚给了顺治。爷爷说，在清朝，帝后婚姻中一直保留了一些落后的婚俗，诸如姑表亲婚、婚姻不拘行辈等。

属于姑表亲婚的，多是皇太后侄女嫁给太后所生皇帝，即皇帝与自己的表姐妹成婚。按照当时的情况，亲上加亲是非常不错的一段婚姻。但是谁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隆裕比光绪大3岁，是光绪的表姐。说起光绪和隆裕的童年，家里的大人们都知道。在我爷爷后来的说法中，这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玩，隆裕作为姐姐，对光绪特别照顾，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当年光绪刚刚进宫的时候，每次隆裕到宫里去也都去看他。光绪也对这个表姐有着说不完的话，两人经常一聊就是好长时间，气氛也非常融洽。可是这两个人谁都没想到，最后慈禧将隆裕指给光绪。在光绪看来，隆裕本来是自己的表姐，忽然间就变成自己的皇后，非常接受不了：作为姐姐，隆裕长什么样光绪都不会嫌弃，可是作为自己的皇后，谁都想找一个漂亮点的。

光绪心里非常憋闷，大婚以后好长时间心里不痛快，不跟皇后同床。据后来隆裕对我爷爷说，当时在洞房里，心情坏到极点的光绪一下扑在表姐隆裕的怀里，号啕大哭，并对隆裕说：“姐姐，我永远敬重你，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啊。”爷爷说，这样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光绪一直心灰意冷，对皇后和两位妃子都非常冷淡。但是在后来的接触中，突然发现珍妃不是一般的人，非常聪明，并且有政治远见，非常符合他的一些想法，所以光绪就非常喜欢珍妃。

在这个过程中，慈禧也发现珍妃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漂亮的人，一时之间，好像找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慈禧也想利用珍妃的能力和光绪对珍妃的喜爱，去做光绪的工作，达到“母子”政治上的一致。但是慈禧没想到，珍妃在接受了她的旨意后，和光绪聊天的时候竟然撞出了火花。因为珍妃的父亲跟许多外国使节的关系非常好，她从小就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思想。

偏偏隆裕是个旧时代的女人，学的是贤淑之道，欠缺的是政治远见，比起珍妃来就差得更多了。这样一来，慈禧不但没促成光绪和隆裕，反而更让光绪冷落了隆裕。在这种情况下，珍妃曾经怀过孩子。但是就在珍妃怀孕大约三个月的时候，她和光绪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不好：珍妃顶撞了慈禧，于是慈禧就派人打了珍妃。光绪一看情况不妙，马上给慈禧跪下，并且告诉慈禧，珍妃已经怀孕了。这消息当然不是慈禧期望的，因为当年把隆裕嫁给光绪的时候，还在懿旨中讲明：“他们的儿子就是将来皇位的继承人。”希望以此达到她“把大清皇帝的血统与自己家族叶赫那拉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目的。

珍妃由于怀孕被打，最后又惊又吓就流产了。后来慈禧又因为一些事情，把珍妃打入了冷宫，一直到慈禧出逃，珍妃死亡。

“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之谜（1）

10月21日，从“南海一号”沉船中出水的200余件珍贵文物，在南宋官窑博物馆临时展厅正式展出。这艘备受中外考古界关注，沉寂海底800多年的南宋古沉船，从1987年被发现，到2007年12月22日重见天日，28日入住“水晶宫”，沉箱的打开，揭开了这艘装载着无数秘密的古沉船的神秘面纱……

那么，这艘古沉船上的瓷器究竟来自哪些地方，是怎么发现的，装载有多少文物，从何地起航又驶向何方，为什么会沉没？

沉船简介

“南海一号”沉没于珠江口以西、距广东省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于1987年广州救捞局和英国某潜水打捞公司在广东上下川岛外发现的，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命名为“南海一号”。此沉船为800年前南宋时期商船，长30.1米，宽9.8米，船舱内保存文物总数为6万至8万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是唯一能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

已出水完整的可复原器物总计4500余件，文物主要以瓷器为主，此外还包括金器、银器、锡器、铁器、铜钱、漆器、动物骨骼、植物果实等。瓷器大部分是产自浙江龙泉、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镇等南宋几大名窑，品种超过30种。这些瓷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绝大多数完好无损，是宋朝繁华瓷业的一个缩影，为研究宋朝瓷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发现的铜钱近万枚，最早的为东汉的“货泉”，最晚的年号是南宋“绍兴元宝”。金饰品中有镶嵌珍珠的金戒指，非常精美。沉船上还发现了两具眼镜蛇的遗骨，眼镜蛇一般为印度人饲养的宠物，因此专家推测船上曾有印度商人。

打捞方案

“南海一号”沉没海底800多年，历经海水的冲刷、腐蚀，船体已非常脆弱。专家对“南海一号”的打捞进行了多次研究和论证后，最终确定了“整体打捞”的方案。古沉船整体打捞无论在世界考古界还是在打捞界都属首创。

“整体打捞”采用了一个巨大的钢制沉井，将埋藏于海底淤泥之下的古沉船及周身淤泥整体打捞上来。按照这个方案，巨型沉井被压入海底后，将整体罩住沉船及其周围淤泥，然后再从沉井底部两侧穿引36根钢梁，形成一个密封的“钢箱”，把“南海一号”连同海水和周围泥沙整体打捞出水。

由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历时1个多月设计和制造的沉井，长35.7米，宽14.4米，高12米，重达530吨，分上下沉井两部分。下沉井高5米，底部设计为向内收缩的斜角，方便沉井顺利地插入海底淤泥中。上沉井的底部预留了36对方孔，36根底梁从中横穿而过。

沉船揭秘

船主的身份 从“南海一号”共出水的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等黄金首饰比较粗大推测，船主可能非常富裕，这个人有可能是一名身材魁梧、体型高大的富商。

船上人员是否逃生 从对“南海一号”文物的打捞结果看，目前还没有发现古人骸骨。

有专家推测，由于“南海一号”上已经出水的腰带、戒指、手镯等金器多为饰品，且数量少，应该不会是远洋货物，极有可能是船上的富商所佩戴。按照这样的推断，“南海一号”沉没时，船上的富商如果可以及时逃离，应该不会将随身所戴的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全部抛掉再逃生，所以有可能是与“南海一号”一起葬身大海。

当时船上生活如何 考古人员曾从凝结物中清理出了一件较为完整的漆盒，漆盒饰纹华丽，非常精美，透露出它的主人拥有精致的生活。

“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之谜（2）

沉船中出水了一些大小不一的陶罐，外形朴实。专家认为，这些陶罐很有可能是“南海一号”上的船员所用，其中一些陶罐可能是用于盛酒。如果属实，宋代文献中记载的，远洋途中船员饮酒消遣的生活，就可能在“南海一号”上得到证实。

沉船是否超载 欧洲有两条著名的军舰，一条是瑞典的“瓦沙”号，另一条是英国的“玛丽·罗斯号”，他们都是因为加装了大炮造成船身载重量过大而沉没的。那么“南海一号”也有可能因为超载而沉没。

南海一号始发地为何处 “南海一号”出水文物大多是江西和福建的瓷器，江西景德镇位于福建的西北方，船逆流而上去运货可能性较小。此外，史料中曾有记载，在宋代广东港的船少有向北航行的，多发自泉州及以北港口。所以综合分析，“南海一号”发自广州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福建泉州地区。

生活舱浓缩中国海洋时代 “南海一号”的文物价值，有人估计可能会超过千亿美金。

南宋的疆域狭小，但是南宋是中国最富庶的朝代之一，因为国家财富积累一大部分都是依靠海外贸易，所以南宋甚至可以称为古代中国的海洋时代。古船生活舱可以说是浓缩了整个时代背景，包含的历史信息可能超乎人们的想象。

木质船为何长年不腐 “南海一号”位于海面下20米深处，被2米多厚的淤泥覆盖。令人惊奇的是，这艘沉没海底800多年的古船船体保存完好，整艘船没有翻、没有倾斜，而是端坐在海底，船体的木质比较坚硬。

对“南海一号”前期探摸中，还发现了少量的船体上的碎木块。这些木块的材质有一部分是马尾松木。马尾松多见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因此，“南海一号”的出生地应该是中国南部。

为何“南海一号”能够长存水下800年而不腐？“南海一号”水环境课题组负责人、中山大学生物科学院徐教授介绍说，能保存完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南海一号”所沉没的水下环境氧浓度低，可以推测，船在沉没后的短时间内周围很快附着了大量淤泥，从而使船体与外界隔绝，避免了氧化破坏。对沉船周围淤泥的研究发现，淤泥内有很多生物，但没有存活的，这说明船体周围是一个厌氧状况非常好的环境。二是“南海一号”所使用的材质是松木。根据广东民间说法：水泡千年松，风吹万年杉。这表明松木是抗浸泡比较好的造船材料。

船上文物

瓷器：海外使用宋瓷成为身份象征 “南海一号”已出水的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南海一号”还出土了许多“洋味”十足的瓷器，从棱角分明的酒壶到有着喇叭口的大瓷碗，都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情，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一号”上出水的瓷器连连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们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宋代各地烧瓷名窑迭出，官窑首屈一指。宋徽宗登基后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所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

“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之谜（3）

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该镇产青白瓷质地优良，精美绝伦，于是以皇帝年号为名置景德镇，并沿用至今。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能工巧匠纷纷赶赴景德镇，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迅速发展。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在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一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在宋代，广东瓷业进入一个空前的兴旺期，出现了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著名窑场，计有窑址80多处，年产瓷器达1.3亿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称，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

随着宋瓷的光芒远播海外，外国人对宋瓷趋之若鹜。在国外，宋瓷的使用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宋瓷输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用上了精美实用的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国家博物馆，还依然摆放有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金器：统一的特点是粗大 金器是“南海一号”上出水的最惹眼、最气派的一类文物。那些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等不但没有生锈，还闪闪发亮。它们比较统一的特点是粗大。鎏金腰带长1.8米，鎏金手镯口径大过饭碗，粗过大拇指，4两多重。

铜钱：“海上丝路”的硬通货 “南海一号”沉船点发现的铜钱已达上万枚。其中，年代最老的是汉代的五铢钱，年代最晚的是宋高宗主政期的绍兴元宝。

这么多的货币一方面可能表明当时中国的国力之盛，中国货币可以成为“海上丝路”的硬通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船主的富裕。

铁器：宋朝就出口广东铁器 除了陶瓷这类人们熟知的中国特产，那时科技领先的中国，还向世界输出铁器，800多年后，它们已经面目全非。“南海一号”船舱里面还有两样比较大宗的东西，就是铁锅和铁钉，铁锅与海水发生作用后，一摞一摞地变成了铁疙瘩；铁钉个体较大，20多厘米长，铁钉都是拿竹篾进行包扎的，数量非常多。而在宋朝，广东正是铁器盛产地。

铜环：“半成品”出口深加工 在“南海一号”装载的货品当中，除铁锅外还有不少金属制造的商品，如铜环、铜珠等。对两者的用途，考古人员表示目前铜珠的用途还不好推测。

在出水文物展示时，专家分析说，从这些制品的外观看，只是经过初步的铸造或打磨，像铜环等上面并无花纹等装饰的痕迹，有可能是“南海一号”的船主将中国造的半成品运往海外进行深加工。

“南海一号”是唯一能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学界认为“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它意味了一个开始”，考古学家认为，“南海一号”的发现和打捞，其意义不仅在于找到了一船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它还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因为“南海一号”不仅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上，而且它“藏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异常丰富和可贵，给此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可信的模本。对这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可以复原和填补与古代中国“海上丝路”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空白，也很可能带来“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兴起。

杨贵妃下落之谜（1）

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记录了马嵬坡兵变的历史，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爱情，也就千余年一直流传了下来。很少有人怀疑杨贵妃是否真的死在马嵬坡，但是唐玄宗作为皇帝，真的会在兵变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妃身亡而无所作为吗？为什么一个惊人的证据，出现在日本？这个古老的文字记录，说明当年杨贵妃并没有死，而是跨越海洋，辗转逃往日本，这是真是假？难道千年前的悲剧，只是一个出逃的妙计？在危险万分的兵变现场，面对明晃晃的刀枪剑戟，杨贵妃怎样平安脱险？她真的没有死吗？她逃到了日本吗？

杨贵妃，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是唐玄宗的爱妃。在唐朝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她随同唐玄宗逃出京城。在陕西马嵬坡，军队发生兵变，杨贵妃因此成了争夺权力的牺牲品，她的悲剧令人叹息……

天宝逸事

西安是唐朝的长安，在长安有很多杨贵妃留下来的痕迹：有马嵬坡、华清池、仙游寺等。仙游寺是唐朝皇家的一个寺院，白居易曾在这里创作《长恨歌》。《旧唐书》上记载，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五日傍晚，杨贵妃被缢死在马嵬坡。杨贵妃死了以后用紫褥包裹尸体，葬于驿西道侧，时年38岁。就是说连棺材都没有，拿褥子把人一裹就埋在了大路的西侧。将杨贵妃埋了以后，唐玄宗就向西逃窜，经过了今天的宝鸡，进入大散关，到了秦岭。

唐玄宗走了以后，当地有一种说法，说是掘墓观美人。也有“此地纵千天，土香犹破鼻”这种说法。就是说埋葬杨贵妃的坟，土的细腻程度像擦在脸上的粉一样。在过去，传说陕西马嵬坡附近有些妇女要用擦脸粉就到杨贵妃墓里剐点儿，据说这个土还是香的。

第二年，唐玄宗回銮，那时候他已经是太上皇了，他的儿子当了皇帝了。他曾经下命令，将贵妃的遗体改葬，就悄悄地把坟启开，再重新埋葬。但是启开坟以后，《旧唐书》上记载：“肌肤已坏，惟胸前香囊犹存。”就是说肌肤已经没有了，烂了，只有一个香囊还存在着。这个就为后人提出了疑问：是香囊烂得快，还是肌肤烂得快？肌肤没了，这个香囊怎么还有？这里边究竟有没有尸体？

马嵬坡杨贵妃墓地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杨贵妃是个像谜一样的人物，于是很多年以前我就从西安到马嵬坡寻访杨贵妃的墓地。当时天上下着小雨，到了马嵬坡司机停车，说到了，这就是杨贵妃墓。当时我一看，哎呀！凄风苦雨，一个土堆，基部用砖砌的，周围是老玉米地，玉米已经收割了，黄的叶子，还有残旧的石碑都倒在地上，没有院墙。那个雨水不光是把我浇透了，也把整个周围的土地全部浇透了，湿淋淋的。那个雨打在老玉米的叶子上，我心想，这就是杨贵妃墓呀！此情此景确实和我的心情是非常吻合的，我认为这种哀婉幽冷就是杨贵妃墓的真实写照。但是，在今天，这种破败荒凉的意境已经寻不到了。今天的杨贵妃墓是明丽的大殿堂，石头刻的贵妃像，再加上周边卖旅游产品的，小汽车来来往往，已经失去了杨贵妃本来应该有的那种品味了。所以到现在我再也没去过马嵬坡，再也找不到过去的感觉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文化人对于历史的幽古之情罢了。

杨贵妃下落之谜（2）

日本杨贵妃故里

几年前，我在日本，有一天坐着大轿车参加旅行团的时候，走到路上，我忽然发现前面路边上有一个大的交通标志牌——“杨贵妃故里”，在日本的山口县。我很奇怪，这儿还有杨贵妃故里？当时我想，杨贵妃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可是，路边上，杨贵妃商店、杨贵妃酒馆、杨贵妃宾馆，什么都有。我说杨贵妃还挺热闹的嘛，在这折腾的。

回到家以后，我就调出来杨贵妃故里的很多资料看，原来这个地方叫山口县向津具半岛油谷町村。当时我通过朋友和油谷町村联系，说想看看这个杨贵妃到底在你们那儿是个什么情况。

有一天我就去了。几个老头坐在桌子跟前喝酒，老头们已经喝得有点高了，脸通红。我跟他们说我是从西安来的。他们说西安就是长安吗？我说就是长安。他说：哎呀，那你就是从杨贵妃她们家那儿来的！我说是。他说你能给我们说一说长安的话吗？我说可以。于是我就说了陕西话，虽然我的陕西话说得很不地道，我经常在没有陕西人的时候说陕西话。当时老头们听了以后那个激动啊，说：哎呀，这就是当年杨贵妃说的语言！有几个人没听到，还给叫过来，让我再说一遍。我就说了好几遍陕西话。这种语言虽然他们听不懂，但是他们就觉得这确是杨贵妃说过的话，他们觉得非常亲切。后来我就说这些人，对杨贵妃这么有感情，好像杨贵妃就是他们这个地方的人一样。同时还有人说杨贵妃在这儿还有后代，后代姓八木。

他们告诉我，杨贵妃墓就在二尊院里，我就去了。二尊院的建筑跟我们中国的非常相似，厕所都是男厕女厕，蹲坑，就像到了中国一样。亭子都是中国式的亭子，里边也有石头的雕像，这个雕像是我们西安市的工匠到油谷町来雕的。雕像的样子和马嵬坡的一模一样，但是比马嵬坡的雕像要瘦了一点，非常美，因为日本人不能接受杨贵妃是胖美人，他们觉得还是瘦些美。在墓后边有一个五层的石头塔，很高，大概有一两米高，他们说这就是杨贵妃的墓。塔的下边有很多小的石头塔，一个一个围绕着这个大石头塔，他们说这些塔是和杨贵妃一块儿来的侍女的坟墓，就埋在这个地方。塔面向大海，说是为了方便贵妃思念家乡，她能够遥望长安。

我找到了二尊院当时的长老，我说杨贵妃在你们这儿埋着，有什么证据吗？当时他就拿出了两本书，蓝布的面，油麻纸里边墨笔直书，这是二尊院五十五世长老慧学记录留下来的东西。里边说“天宝十五年七月，唐玄宗爱妃杨玉环乘空栌舟于久津唐渡口登岸，登岸后不久死去，里人相寄，葬于庙后”。我说在你这儿埋葬了，这是怎么个过程？他说您往下看。下边跟中国的历史全不一样了：“六军既发，贵妃气息有所和缓，着人救之，造空栌舟，置数月粮食于舟内，放逐海中，任其漂流。”空栌舟就是没有橹的舟。没有船橹的舟，能从中国到日本吗？这有点神话了。是怎么过来的呢？唐代鉴真和尚多次东渡日本，最后双目失明了，才渡过去。但这个长老说这不是神话，油谷町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他建议我到那个唐渡口去看一看。

于是我告别了二尊院。这个海岸高，下边是海滩，一个石板的小楼，蜿蜿蜒蜒下到了海滩。沿着海滩走，就到了唐渡口。长老说杨贵妃就是在这儿登陆的。在唐渡口我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么干净的日本，但是在这里的海滩上遍布着垃圾。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几乎全是中国的垃圾，有我们的“海飞丝”洗发膏的空瓶子、“农夫山泉”的瓶子、中国妇女穿的布鞋，里边还有韩国漂来的东西。他们说这是一股海流，从中国来的海流，这些东西不用护照、不用打船票，自己就漂过来了，长年在这儿漂着。有三四个日本老太太在那儿的海滩上拣垃圾。她们告诉我说有的时候在这儿还真能拣到点好东西。所以他们说杨贵妃是借助这股海流漂到这儿来的。这个小渔村是一个海流的回旋。

给这个以证实的还有什么呢？在这个久津半岛附近有一个博物馆，叫土井浜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博物馆，建立在沙滩上。从1953年至1988年大概30年间，在海滩这块地方，挖掘出来了300具人的骨头。考证这300具尸骨，证实是2000年以前的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是中国的呢？因为这些尸体在埋葬的时候，那个姿势非常别扭，脖子都扭着，所有的头颅全部面向着大海，面向着中国方向。人们说这是中国最早的移民。2000多年前大概是在我们汉武帝时代，那个时候中国造船技术还不发达，人们不可能从中国坐船到日本来。这个就是日本有名的漂流学说。日本人为什么叫大和民族？它的民族构成是：有朝鲜来的，还有通古斯族过来的，有我们大陆上过去的，有南亚过去的，这些人组成了大和民族，就是今天的日本。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学说。

杨贵妃下落之谜（3）

还有一种说法，说为什么这里叫唐渡口，是因为武则天建立武周朝，她大肆对唐朝宗室皇上的亲戚进行迫害，很多唐朝的贵族逃难，就借助这股海流，逃到了油谷町村，从这儿上岸，于是这就叫做了唐渡口。就是说在唐代，这儿也经常有中国的人过来，这个观点是日本山口大学一位教授的观点。所以，这些就为杨贵妃登陆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

杨贵妃生死之谜

那么，杨贵妃当时究竟有没有死？《唐书》上记载说天宝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天刚刚亮的时候，因为安禄山造反，潼关已经破了，皇帝携同嫔妃，包括杨贵妃和他的皇子皇孙，还包括六军代表陈玄礼，带领这个大军一块儿出了长安的延秋门向西跑了。西边就是咸阳，咸阳离西安非常近，现在这两个城市已经慢慢接起来，很难分清楚了。但是在当时，40里路，这一行人走了半天，到中午的时候才到咸阳。本来是想叫咸阳县的县令接待他们，但是那县令一听那边造反了，吓得比谁都跑得快，没影了。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到了咸阳连饭都吃不上了。当时记载，高力士从街上买了一点带芝麻的蒸饼给皇上吃，士兵也要饭吃，这实际上是一个契机，是造反的一个最直接的由头。而真正操纵造反的是太子，他是想篡夺皇位的，于是杀了杨国忠和杨的儿子。

陈玄礼作为代表跟皇上接触，要求处死杨贵妃。因为士兵把杨家全家都杀完了，贵妃还在皇帝身边，士兵心里不安，认为这是一个祸害。尽管她自己说不问朝政，但毕竟是一种威胁，士兵表示：除非杀杨贵妃，否则的话，就不走。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忍痛割爱：杀吧！

对于这段历史，日本的蓝皮书是这么写的：“高力士将贵妃从寝室中叫出，于庙堂前树下缢死，着六军代表陈玄礼验看，确认贵妃已死。”这个记录好像和我们的记录没有太大的出入。有人分析说，陈玄礼强迫皇帝处死了杨贵妃，这件事情实在有损皇帝的尊严，这是犯上，是大不敬。他也非常明白，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违背皇帝意愿的，皇帝是非常不高兴的，所以他心里也非常胆怯。

我们的史书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四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就是说陈玄礼把自己军装内的甲胄脱了请罪。这说明了他不可能验看杨贵妃的遗体。逼死皇帝的贵妃，已经大不敬了，还要去看娘娘的尸体？他不敢。而且执行缢死杨贵妃的实际上是内侍。在逃亡的过程中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专门缢死人的专家。勒死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内侍们稍稍有意，甚至是无意，都可以致杨贵妃气绝而未毙命。

于是，军队、皇帝都走了，杨贵妃慢慢地苏醒。即使她就是苏醒了，也没必要再勒一遍了。这个事情已经平息了，都解决了。于是她活了。杨贵妃醒来的时候，周围只有处理她殡葬的内侍和宫女了。

有人分析杨贵妃没有死的原因有四点。第一，据说杨贵妃待人非常宽厚，所谓的祸水也是一个厚道人。在宫里边可能也不得罪人，大家对她是非常有感情的。第二，在逃难的过程中，调节唐玄宗与军队和各方面关系的是他的儿子寿王李瑁，杨贵妃的前夫。爱妻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他能不帮一把吗？第三，高力士帮助。高力士和杨贵妃的关系更不必说，杨贵妃先当女道士，再改嫁唐玄宗，这都是他设计的，他不可能把她再勒死。最后一点，杨贵妃的侄子杨暄帮助。其他几个侄子都被士兵杀死了，只有杨暄在当时没死。杨暄是驸马，万春公主的丈夫，杨国忠的儿子，官居鸿胪卿。鸿胪卿就是外交部长。这位唐朝的外交部长和那些遣唐使们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在随行的队伍当中还有遣唐使呢。外交部长的姑姑出了这样的事，那么于危难之中得到遣唐使们相助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杨贵妃不死的话题。那么杨贵妃到日本必须借助船，她怎么到的海边？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俞平伯先生在解释《长恨歌》的时候也提出了贵妃不死的说法。那么杨贵妃逃亡只有一条道路：先到陕西周至，然后走周至的傥骆道。即从周至县的骆口驿，现在叫骆口村进山，穿越秦岭，从陕西洋县穿出来。这条蜀道修建得最早，是一条最险峻、最近的道路。所有的蜀道都是沿着河谷在山谷里边穿来绕去，但是这个傥骆道是遇山翻山，遇水过河，直上直下。今天从汉中飞往西安的飞机航线还是沿着傥骆道飞。这条道路我考察过6次，因为它荒废得最早，所以保留得最完好，沿途有各式各样的石刻。所以说，杨贵妃是有可能沿着这条傥骆道从骆口驿进来，洋县出去，沿着汉江南下，然后到长江，再往南到海边。

杨贵妃下落之谜（4）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中国的正史和日本的文字记录完全不同，谁是谁非我们姑且不去评判，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杨贵妃那看不见的美丽和马嵬坡以后的这种让我们抓不住的虚幻，这是艺术的张力，这给了文学艺术发展扩张的一个余地。所以，历史上自从天宝逸事以后，不管是诗歌，还是传记，还是在马嵬坡的杨贵妃墓，都留下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诗篇，还有一些戏剧《长生殿》、《大唐贵妃》、《唐明皇》等这些艺术上的东西，是非常多的。这是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笔财富。我们说杨贵妃从“霓裳羽衣舞”，到“宛转娥眉马前死”，一直到油谷町里望家乡，这是一个故事。可是在故事的背后，它的内涵太丰富。杨贵妃抓不住，这种扑朔迷离，或许正是杨贵妃的本意。

诸葛亮是如何“借”来东风的？（1）

三国时代赤壁大战中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他在南屏山七星坛上披发仗剑、踏罡步斗、施法术借东风的场面，使人们几乎无法分辨诸葛亮到底是人还是神仙妖怪。难怪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作家罗贯中“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借东风的描写，到底是凭空杜撰、神化夸张之辞，还是事有所本、言之有据，当时是隆冬季节只有西北风，那么如何解开这一千古之谜呢？

赤壁大战时，孙刘联军指挥部决定对曹操实行火攻，但隆冬季节只有西北风，曹兵隔江在西北方，联军在东南方，曹兵在上风头的位置，联军若放火去烧，只会伤了自家战船，当时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孔明愿为联军凭天借到三日上夜东南大风，以应战争急需，并约定十一月二十日甲子之时。周瑜为之拨兵筑坛，等候动静，在约定日子的当夜三更时分，果然东南风大起，联军乘风出击，火烧赤壁，大败曹兵。还在孔明随周瑜刚出兵时，他就告诉刘备说：“但看东南风起，亮必还矣。”（《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并吩咐刘备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派赵云驾船在约定的地点等候他。

时逢冬至，阳气生长

十一月二十日是什么日子呢？原来那天是冬至之日。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有“得到日光照最多”和“得到日光照最少”的两个日子，这会引起地球表面各种气候的变化，古人虽不了解这样深层的道理，但发现了这两个转折性日子的存在，分别命之为“夏至”和“冬至”，并用“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来概括这两个日子后的气候变化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冬至之前，如果阴气旺盛，在长江沿岸表现为西北风，那么冬至之后，阳气生长，风向则要发生变化，表现为东南风。诸葛亮正是在随季节而生的气候变化规律上大做文章，贪天之功，神乎其神，迷惑了周瑜。其实，即使在起风的当天，诸葛亮对是否有风尚无绝对的把握。他对身边的鲁肃说：“子敬自往军中相助公瑾调兵，倘亮所祈无用，不可有怪。”（《三演演义》第四十九回）有人认为，诸葛亮能知道起东南风的日子，是他事先在江岸渔民中了解当地气候变化的特点而知道的。当然不能排除这一可能，孔明若能这样做就更好。然而，孔明若是知道了“冬至一阳生”的气候变化规律，就可以准确地把握起东风的时间了。赤壁东南风大起时，程昱提醒曹操加以提防，操笑着回答：“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既然曹操也知道这种气候变化的规律，那孔明当然就更可能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了。

故弄玄虚，诈称借风

时逢冬至，自有东南风起于江岸，孔明所以向周瑜诈称自己借风，一是要故弄玄虚，贪天之功为己有，在破曹战役中“争”得一份大功，作为日后占有荆州的重要借口。例如一次鲁肃来索要荆州，他就提出：“若非我借东南风，周郎安能展半筹之功？”（《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诈称借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要摆脱周瑜，迅速回到自己军中，调兵遣将，与周瑜争夺曹操失地。事实上，孔明为他离开周瑜营寨，事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第一，吩咐刘备在甲子日东南风起时派赵云在指定地点接应；第二，以祭坛借风为名离开周瑜营寨，既摆脱了周瑜的直接监视，又造成了对他的麻痹；第三，起风的当天寻找借口打发走了身边的鲁肃；第四，起风前对周瑜派来的守坛将士下令：“不许擅离方位、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失口乱言、不许失惊打怪，如违令者斩!”（《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他利用兵士对祭坛借风的神秘感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自由，直到周瑜派兵来捉他时，守坛将士仍在执定旗子，当风而立。这为他的行动自由创造了极大的方便条件。

诸葛亮是如何“借”来东风的？（2）

诸葛亮的高明之处

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既然“冬至一阳生”的谚语揭示了气候变化的规律，那么周瑜等将领为什么要为无东南风而苦苦犯愁呢？其实，许多将领在战争中往往忽视气候因素的作用，尤其会忽视气候随季节的转折性变化，他们没有养成在战争中对未来各种因素通盘考虑的思维模式，而诸葛亮善于作这样的考虑，这正是他作为军事领导人的异常高明之处，也正是我们所要指出并给予充分肯定的一点。第二，既然曹操也知道“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的道理。那么为什么他在接受庞统的建议，用铁环连锁船只时，还给众人解除疑虑说：“凡用火攻，必借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得有东风南风耶？”（《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我们认为，曹操这里出现了一个漏洞，“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是对一个时间期间内气候情况的判断；“冬至一阳生”是指气候在一个时间点上的转折，而冬至这一点是包含于隆冬这一时间期间内的。曹操在作“但有西风北风”的判断时，是处在P点上，其判断在当时是正确的，但由于P点处于隆冬之际，他就作出了“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的结论，这就出了问题。事实上，他只能说，隆冬之际的前段时间只有西风北风，他的结论是把特称判断换成了全称判断，思维上出现这个漏洞，使他不恰当地延长了判断的时间期限，忽视了冬至这一点上的气候变化。冬至之时，风向转折。当第一场东南风骤起时，曹操还没来得及对他关于“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的错误判断作出反应并纠正过来，就被大火烧败。曹操考虑的是一个时间区间，却忽视了其中的一个特殊点。诸葛亮则抓住这个特殊点大做文章，不给曹操以纠正的机会。孔明利用大雾天气“草船借箭”，也是与“借风”事件相类似的。

吴三桂缘何令儿媳痛苦一生（1）

建宁公主，《鹿鼎记》里那个刁蛮、霸道，让人爱不起来的十四公主，在真实的历史上原来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小女儿。顺治十年（1653年），从一统海内的大局出发，兄长顺治挑选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为十四额驸，并为十四公主与吴应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十四公主逃离了戏说里与其他女子共侍一夫的结局，但实际上，她的人生结局更为不幸，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她的公公——吴三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公公大权在握，皇帝坐立难安

康熙十年（1671年）是吴三桂的六十大寿。此时，十四公主与吴应熊缔结连理已经18年。在这18年中，国家结束了战乱，额驸的父亲也已经位极人臣，称得上是国兴家和。对平西王来说，此次为六十大寿锦上添花的寿礼莫过于朝廷恩准公主、额驸以及他们的儿子吴世霖不远数千里来云南祝寿。公主的云南之行，把吴三桂推上了人生的巅峰。但身在其中的十四公主所感受到的是朝廷与吴三桂之间猜忌日深，她深知，自己南下拜寿就包含了为皇帝和公公消除猜忌、立志言和的使命，而要消除猜忌，又谈何容易！

早在几年前，十四公主就已经听闻她的侄子——康熙皇帝在宫中的柱子上书写了要集中精力解决的“漕运、河务、三藩”三件大事，而驻防云贵的吴三桂是三藩之首。十四公主非常了解兄长顺治与侄子康熙的用心。尽管吴三桂坐镇云南已经十二三年，对云贵两省的管辖也将近十年，但云贵两省毕竟是朝廷的辖地，不是平西王的封地。然而长时间的驻防，已经使吴三桂产生一种错觉——云贵两省就是他的藩邸。这种错觉还能维系多久？一旦这种幻觉被打破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公主此次昆明之行，已经把国事与家事连到了一起，这是她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其实，婚后的十四公主和额驸严格恪守夫妻之间不议论朝政的准则。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解决不了朝政。虽然一个是皇帝的姑姑，一个是平西王的儿子，但真正的权力掌控者并不会因为一段利益联姻的婚姻而改变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且，皇帝与平西王的利益不是简单的组合就可以解决的，这中间的是是非非他们也无法梳理得清楚，一旦把朝政掺和进来，家也就不像家了。

但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说不掺和很难。十四公主虽然不同额驸谈论朝政，她却一直都非常关心朝廷对平西王的态度以及平西王在数千里之外的动向，这是她的家庭能否稳定的关键。伴随着海内一统的实现，平西王已经开始失去大显身手的舞台，在朝廷中的地位也今非昔比。但他的地位不是一纸诏书就可以削弱的。而且皇帝年幼，根基尚不稳固，对于朝中老臣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是重臣吴三桂。

就连顺治皇帝也要适时地让他三分。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四川道御史杨素蕴就对吴三桂所享有的用人之权提出异议，明确提出：用人乃“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尽管杨素蕴之疏一语破的，但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还要依赖吴三桂绥靖云贵，受到降处的反而是有先见之明的御史。

皇帝羽翼渐丰，双方剑拔弩张

可到了康熙二年（1663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名内大臣甚至公开质问额驸吴应熊：以前边疆多事，朝廷才赐给你父亲“大将军印”，便于集中号令；如今天下太平了，你父亲为何还不把“大将军印”归还朝廷？内大臣是直接为皇室办事的官员，同皇帝关系非同一般，此人如此直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朝廷的意向。颇为识相的额驸立即修书昆明，劝父亲主动上交顺治帝所赐予的“大将军印”。平西王对此有何感受，十四公主不得而知，但额驸在言行上愈发小心翼翼。

交出“大将军印”仅仅是开始，平西王的用人权也愈来愈受到制约，凡是吴三桂所题补的官员，多被朝廷否决，疑虑重重的平西王便以“精力日减”为名，请辞总管云贵两省军政大务，以此来试探朝廷对自己的态度。吴三桂的呈请在1667年5月送抵御前，康熙立即批准，并令吏部对两省事务的管理进行议奏。康熙如此处置，不仅出乎吴三桂的意料，也令额驸感到有些突然。可在公主看来，交出总管云贵事务的权力只是时间问题，早一点交出可以省去许多的麻烦，也免得夹在朝廷与家庭之间的额驸两头为难。一念及此，十四公主反而如释重负。

吴三桂缘何令儿媳痛苦一生（2）

事情并不像十四公主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使在吴三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后，朝廷上下依然对平西王疑虑甚深，康熙七年，甘肃庆阳知府傅弘烈疏言吴三桂“必有异志，宜早防备”。尽管傅弘烈之疏见微知著，也点到了清朝统治者的心病，但在当时吴氏握有53个佐领的军队，在三藩中实力最为雄厚，触动吴三桂的时机还不成熟，康熙遂以傅弘烈“越职言事”为名将他发配到广西梧州。康熙对平西王在昆明的状况依然放心不下，为此特派御前侍卫以颁赏为名前往昆明察看虚实，已经摸透皇帝脉的吴三桂在校场比武时专挑老兵上阵……

公主与额驸一行人等一进入昆明城，就感受到喜庆的气氛。在距王府还有几十米远的道路两旁已经跪满了迎接公主的人，为首的两个银发的老人就是平西王与王妃，公主立即下车，大礼参拜公婆。

平西王府位于昆明城西北角的五华山，因山就水构建亭廊馆阁，其规制仅次于紫禁城。蜿蜒数十里、临泉而建的亭阁更是名甲天下，即使在皇宫内院长大的十四公主，也是前所未见。

王府西侧还有一处园子，名曰“安福园”，是平西王的休憩之处，也是他金屋藏娇之所，那些从苏州买来的少女住在园中，或弹曲，或轻吟，朝夕歌舞，颇有安享福禄之意，倒也名副其实。平西王耗费3年的时间修建一处如此奢华的园子，是“安福”享乐，还是韬光养晦？下车伊始的十四公主，又焉能说得清。

平西王在云南经营下太多的不动产——豪华的王府、占有前明黔国公沐氏家族的庄田七百顷……这些都是带不走的，他能心甘情愿地离开这里吗？一旦——十四公主实在不敢往下想，她的心比来的时候要沉重得多。

妥协？公公以退为进的“将军棋”

1673年7月，忐忑不安的十四公主终于得到吴三桂疏请撤藩的信息。她很清楚这不过是平西王迫于压力在政治上所做的一个姿态，言不由衷，其实他心里所期望的是朝廷下旨挽留，平西王之心堪称路人皆知。

年轻的皇帝虽然猜透了吴三桂的心思，但绝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决定假戏真唱，毅然批准了吴三桂的撤藩请求，并在该年的8月15日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前往云南办理撤藩事宜。

撤藩的戏已经开幕，而且两位主角都有自己设计的脚本……十四公主最担心的就是这场戏如何唱下去。她实在拿不准：平西王吴三桂能否按照康熙的安排舍弃经营多年的驻防地？能否在经历了一个令世人羡慕的波峰之后，再回到波谷？

吴三桂以标下人口日增，请求增加安插地方官兵为题的奏折在十月初送到京城后，十四公主紧绷着的心才稍许放松，只要平西王能按照朝廷的安排把家眷、部下带回锦州就万事大吉了。公主遥望南天，急切地盼望着平西王从云南起程的那一天——11月21日的到来。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十四公主得不到任何消息，惴惴不安，度日如年。

吴三桂缘何令儿媳痛苦一生（3）

12月21日，云贵总督甘文焜从贵州发出一份驰递到京的急报，把十四公主惊得目瞪口呆，吴三桂扣留朝廷派去的折尔肯与傅达礼，执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据云南叛，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服，国号“周”，以来年为周王昭武元年。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俱从逆。

十四公主已经心乱如麻，她极力从少得可怜的信息中去捕捉事变的真相。吴三桂的野心到底有多大？难道他的权欲真的膨胀到要君临天下的地步？

婆家、娘家，保不了公主的一个家

吴应熊从顺治五年（1648年）留侍京师到吴三桂据云南叛，已经在京城生活了25年，其中只有极少的时间去云南探望过父母。虽然他是以人质的身份留在北京，但清朝统治者对吴家的种种恩宠——尤其是得尚帝女的殊荣，使得吴应熊同顺治父子结下了很深的君臣之情。而婚后的琴瑟甚笃，愈发令额驸沉浸在幸福之中。尽管吴三桂颇有利用儿子了解朝廷动向的意图，可多年来额驸除了通过各种方式规劝自己的父亲安分守己、恪守臣子之道外，根本未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为此，吴三桂特把女婿胡国柱的叔叔以照顾吴应熊的名义安插在额驸府，以打探消息。在涉及父亲同朝廷的关系上，吴应熊本能地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在他看来，征战多年之后能撤藩回关外，也算是衣锦还乡了，云南再好终非久居之地，总得要落叶归根。

吴应熊实在想不通：父亲周围的那帮人怎么一个个都那么不安分，非得撺掇父亲同朝廷对着来？但愿事态不要闹得太大，要不然可就真的到了难以收场的地步了。然而不要说吴应熊，就是康熙也不具备控制事态的能力，康熙十三年二月底，广西将军孙延龄叛应吴三桂，到了四月中旬，耿精忠据福州叛，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江西、湖南、福建等省均已落入叛军之手。就连京城也发生了打着朱三太子旗号的聚众谋反，吴三桂已经成为引起波及数省骚乱的罪魁祸首，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为了打击吴三桂的气焰，康熙在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下令处死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吴三桂在起兵反叛前，曾派人到京城去秘密接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去昆明，虽然吴应熊不可能劝说自己的父亲放弃起兵反叛的罪恶之念，但他也绝不会为了苟全性命而犯下从逆之罪。他很清楚，按照大清的律例谋反大逆是要株连亲属的，作为吴三桂的儿子将被处以极刑，但他宁愿留在京城接受朝廷的惩处，也不会逃到云南。只要活一天，身为额驸的吴应熊就要做一天大清的子民。

“为叛寇所累”的额驸及其子吴世霖为三藩之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顷刻之间十四公主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庭，这一年她33岁。都说人生苦短，可对十四公主来说却是人生苦长。在失去丈夫和儿子后独自支撑的30年岁月中，虽然康熙多次下诏安慰在三藩之乱中受到巨大伤害的姑母，然而这对于十四公主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三个男人——兄长顺治、公公吴三桂、侄子康熙决定了十四公主一生的命运；而中央与地方在利益格局上的激烈争夺、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较量的白热化，则决定了她一生的主旋律……

宋徽宗的另类解读（1）

宋徽宗在当上皇帝之前，是一个多才多艺、好学上进、相当讨人喜欢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错。登基之初他也曾锐意进取、除旧布新。到底是因为什么使他沉沦，最终断送了北宋王朝？是无边的享乐，是用人不当，还是天生的艺术家气质……

意外登极

公元1100年，即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此时，宋哲宗只有24岁，应该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他的死，很有可能与放纵的两性关系有关。有证据显示，这位皇帝14岁时，就有大臣上书，劝谏皇帝不要过多地陶醉在女色之中。据说，当时皇帝已经大量征集民间适龄女子进宫，每天要有10位年龄在20岁左右的美貌女子，侍奉这位尚未婚娶、没有皇后的少年皇帝，这使得大臣们十分烦恼，也使皇帝的祖母——当时统摄国政的宣仁太后相当烦恼。

根据现代生理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成年男子具有生殖能力的精子，需要36个小时以上才能发育成熟。过度的性生活，很有可能是导致这位青年皇帝正当盛年死去及没有子嗣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管怎么样，宋哲宗的死，无疑为宋徽宗登上帝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历史记载显示，宋哲宗死前，并没有安排好皇位的继承事宜，只能由皇帝的母亲、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几位朝廷重臣讨论选择继位新君这一重大问题。这位向太后是河内人，就是今天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宋神宗结为夫妻后，二人感情极好。公元1085年，即神宗元丰八年，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一起，册立赵煦为帝，就是宋哲宗。后来，宣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宫给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坚决拒绝。原因是庆寿宫在宣仁太后住所的东面。按照帝国的习俗，东面为上。向太后不肯乱了婆媳上下之分。哲宗即位后，挑选皇后，并为诸弟娶妻。向太后告诫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于富贵，不得参与其间。家族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之中相当有威望。此时，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寿之相，因而坚决主张由赵佶就是后来的宋徽宗继位。谁知，向太后的主张，遭到了宰相章惇的抵制。这位后来名声很糟、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做皇帝君临天下。正在此时，宰相的反对派知枢密院事曾布当场厉声指责宰相“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言外之意是说他目无尊上、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搞得这位宰相乖乖闭上了嘴。

从中我们看到：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迫使反对派闭上嘴巴的战术，是中国文化中悠久的政治智慧与传统。用800多年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术语表达，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之为“上纲上线”。一般说来，这种战法应用在被上纲上线者无法或无暇辩驳的情况下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是锐利无比、所向无敌。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宋徽宗。于是，我们很快就有机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而言中——赵佶不光是不适合做皇帝。那些自以为不是别有用心的人们，包括当时人们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后来同样被列入宋朝奸臣行列的曾布，为帝国选择的根本就是灾难与死亡。所谓“轻佻”云云，显然太看轻了这位皇帝祸国殃民的本事。

宋徽宗的另类解读（2）

翰林天子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据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他的楷书作品《秾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遒劲，铁画银钩。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用大师称呼不算过分；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功力之深。

此人作了不少诗词，不过似乎没有达到他书画的水平，他的词读起来虽然还算过得去，但显得过分雕琢，能让人传诵的显然不算很多。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

米芾与徽宗一样酷爱石头，曾经在一块怪石面前纳头便拜，尊称此石为兄，人称“米癫”，就是米疯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瑶林殿张挂两丈长的画绢，摆上极珍贵的笔、砚、墨、镇、纸等，召米芾写字。米芾上蹿下跳、笔走龙蛇，并大呼：“奇绝陛下！”皇帝一高兴，把所有眼前宝物全部赏赐给了米芾。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儿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相当于中央书院和中央画院两院的院级领导。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

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作品，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无上权力的话，我们就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发生在宋徽宗身上的许多故事了。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和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徽宗的另类解读（3）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索性下令撤销了这个专门从事罗织的“编类臣僚章疏局”，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大臣之间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6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了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属于和苏东坡很对脾气的一种人。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座独木窄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6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者之一。哲宗亲政的时间，掐头去尾大约只有6年多一点时间，这位章惇就做了六年宰相。他果然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当初，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也曾经放逐过政敌；如今与章惇所做的一切比较起来，我们马上会发现王安石已经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了。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惇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省。在那里，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来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副宰相的苏辙只好租赁民房居住。谁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饶，愣说苏辙强夺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员给予惩治。逼得苏辙只好拿出租赁合同对簿公堂，才算躲过此一劫。如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贬到此地，当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规矩去租赁民房时，得到的回答是：当初苏相公来租房，章宰相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已经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了。我们无法揣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会好过。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儿，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30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

宋徽宗的另类解读（4）

范纯仁是著名的北宋宰相范仲淹的儿子。他也当到了宰相，享有很高的名望。本来老先生是可以退休林下，在京城安度晚年的。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位70多岁的老臣被章惇宰相流放在外，满朝文武没有人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同样年近古稀的范纯仁不顾全家人的阻拦，挺身而出，结果得罪了当道者，也被章惇流放出去。就这样，一家人跟着老人走上流放的道路。每当子女痛骂章惇时，老先生总要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老人被救上来，他抖着湿淋淋的衣服问子女们：“这次翻船也赖章惇吗？”在这位老人身上，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父亲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纯仁返回京城后，双目失明，已经是风烛残年。宋徽宗不得已让他颐养天年，并且感慨万端地说：“像范纯仁这样的人，能够见一面认识一下，就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满足了。”令人遗憾的是，范纯仁和苏东坡的逝去，似乎成为了一个时代消逝的象征，从此以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除旧布新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致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大约相当于监察部司局级的主任官员，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登极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儿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470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终于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种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后来蔡京等人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满江红》遭质疑：是岳飞的杰作吗？

岳飞的《满江红》词从明代中叶以后开始流布，400多年来广为流传，妇孺皆知，从未有人对它的著作权产生过怀疑。直到上世纪30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印行出来，其中有辨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的一篇，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即《岳集》）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那么，先看看岳飞的人生经历：

岳飞（1103年至1142年），字鹏举，南宋军事家，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少时勤奋好学，练就一身好武艺。19岁时投军抗辽。不久因丧父，退伍还乡守孝。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抗击金军的戎马生涯。传说岳飞临走时，其母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字。

岳飞投军后，很快因作战勇敢升秉义郎。不久金军攻破开封，俘获了徽、钦二帝，北宋王朝灭亡。次年，赵构建立南宋王朝。1129年，金将兀术率金军渡江南侵，攻陷建康（今江苏南京）。岳飞坚持抵抗，攻击金军后防。第二年，岳飞在牛头山设伏，大破金将兀术，收复建康，金军被迫北撤。之后，岳飞升任通州镇抚使，拥有人马万余，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作战骁勇的抗金劲旅“岳家军”。

1139年，高宗、秦桧与金议和，岳飞上表反对。次年，兀术进兵河南。岳飞奉命出兵反击，相继收复大批失地，在郾城大破金军精锐铁骑兵“铁浮图”和“拐子马”，乘胜进占朱仙镇，距开封仅45里。兀术被迫退守开封，金军士气沮丧，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不敢出战。在朱仙镇，岳飞招兵买马，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这时高宗、秦桧却一心求和，连发十二道金字牌，命令岳飞退兵。岳飞壮志难酬，只好挥泪班师。岳飞回临安后，即被解除兵权，不久被诬谋反下狱。1142年12月29日，以“莫须有”的罪名与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同被害于临安风波亭，年仅39岁。孝宗即位后，追谥“武穆”，宁宗时被追封“鄂王”。

岳飞善于谋略，治军严明，在其戎马生涯中，亲自参与指挥了126仗，没有一次败绩，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再从岳飞的戎马生涯来分析这首词：

一、从“三十功名尘与土”这一句，说明这首词是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1133年）受到朝廷的恩宠，开始执掌指挥大权，因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于是作此壮怀述志之《满江红》词。

二、岳飞从20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到30岁由九江奉召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所以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

三、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满江红》词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的，岳飞于宋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下旬，作于九江。

关于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贺兰山，应是“长安”、“天山”一类地名，词中是用作比喻性的泛称。岳飞是把贺兰山比作黄龙府。那时，西夏与北宋向来都有战事，派范仲淹经略延安，就是守边陲、防西夏的。这种局面直至真宗、仁宗贿赂求和，才暂告安定。岳飞对这一发生在50余年前的历史当然十分熟悉。《满江红》一词提到的贺兰山，是借指敌境也未尝不可。另外，文学史上也有过作品历久始彰的先例，如唐末韦庄的《秦妇吟》湮没900多年才看到全文；《满江红》不见于宋、元人著录，直到明代才发现，也不足为怪，且词中“还我河山”义正词严。综上，《满江红》是千古绝唱，是岳飞的杰作，为世代传颂。

“另类”奇才：东方朔那些事儿（1）

汉武帝一朝人才济济：卫青开疆扩土，霍去病克敌制胜，汲黯心忧社稷，张汤严刑峻法……唯有一人难以定义：他满腹经纶却没有几句治国安邦之言，他放浪形骸却又疾恶如仇；皇上对他百依百顺，群臣眼中他又无足轻重。他是谁？是旷世奇才还是跳梁小丑？是喜剧之王还是悲情智圣？

这位匪夷所思的人物就是东方朔。当时社会，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现代价值多元，倒是有一个词差可比拟：另类。“另类”这词儿好。首先，它没有褒贬。我们要讲的是东方朔如何与众不同，为什么与众不同；至于他这样对不对，好不好，要不要模仿，就见仁见智了。其次，就字面看，“另类”就是“别一类”，既然“别一类”，我们就要跳出各种古典的或现代的条条框框去看他。

东方朔到底有什么本事将“另类”进行到底？

功名俸禄一担挑

求职

汉武帝喜欢“海选”。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凿空西域的张骞？他就是借一次“海选”当上全权大使的。“海选”，就是“不设门槛地选人才”；“海吹”自然就是“不着边际地吹大牛”。

汉武帝继位之后，于建元元年（前140年）下诏，要求各地广泛推举贤良方正之士。这次“海选”活动，四方士上书言得失者以千数，盛况空前。而且一旦选中，待以不次之位，不拘辈分授予官职，待遇优厚。

果然，“海选”中汉武帝淘到两个宝贝。

第一个宝贝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的大师，他的《天人三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体系；他才华横溢，思维缜密，提出一系列治国方略。因此，董仲舒的入选是中规中矩，武帝对他是相见恨晚。

第二个宝贝就是东方朔。这次“海选”只比文章，不比才艺，文章不是东方朔的最强项，但他依然能够在数以千计的谋位者中脱颖而出。

他凭什么令当朝天子“一见倾心”？东方朔的办法是“海吹”。

且看东方朔怎么吹的吧——

草民东方朔，爹妈早逝，由哥嫂养大。12岁读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已经够用。15岁学击剑，16岁学《诗》、《书》，读了22万字。19岁学兵法，也读了22万字。如今我已22岁，身高9尺3寸（2米多）。眼睛亮得像珍珠，牙齿像贝壳一样整齐洁白，兼有孟贲（古代卫国勇士）之勇，庆忌（先秦以敏捷著称的人）之敏捷，鲍叔（齐国大夫，与管仲分财，自取其少者）之廉洁，尾生（先秦人名，与女友约于桥下，友人不至，河水上涨，尾生坚守不离，被淹死）之诚信。我是文武兼备，才貌双全，够得上做天子的大臣吧！

东方朔这番个人简历，实在是先声夺人，让汉武帝一下子记住“东方朔”这三个字，并且大加赞叹。

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一剂大补丸，利胆养心；东方朔的这篇文章就是一瓶辣椒酱，开胃醒脑。东方先生的“另类”自不待言：一是不谈治国，二是自我标榜。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经纬之论。

但是，汉武帝愣是被东方朔深深吸引，视之为奇才。不过，汉武帝非常有分寸——毕竟这只是“高自称誉”的小打小闹，没有提出任何治国之道。比起董仲舒，东方朔当然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汉武帝对董仲舒是连发三策，而对东方朔只给了一个待诏“公车”（就是在“公车署”这个衙门里等待皇上的诏令，实际上就是一个下级顾问）的待遇。比起同年级的董仲舒、公孙弘，东方朔地位低、待遇差，平常也难得一见汉武帝。

东方朔这第一次亮相，的确让人大跌眼镜。武帝一朝，言辞放肆的不止东方朔一人，汲黯也常常令武帝哭笑不得。但汲黯因为不会说话，才出言不逊；而东方朔这番“海吹”，引经据典，铺陈比喻，还基本在理，如果不是“王婆卖瓜”，也称得上一篇美文。他这是有意给集中阅卷、审美疲劳的汉武帝制造一次感官冲击。东方朔的“另类”透着一股诡诈之气。

“另类”奇才：东方朔那些事儿（2）

提职

东方朔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读书人，他的身上不仅充满诡诈之气，而且还有一股诙谐之风。

东方朔刚刚待诏“公车”时非常兴奋。可是，时间一长，东方朔就犯嘀咕了。眼看董仲舒、公孙弘官居显赫，东方同学还是一个小小的“公车”待诏，无权无势，跟天庭里的弼马温一样，不过是个摆设，说晾就晾起来了。怎么办？难道也来一次“大闹天宫”？自找死路，不成。东方朔不管三七二十一，没有人提拔自己，就自己提拔自己！

东方朔思来想去，就从“弼马温”入手。他找来为皇帝喂马的侏儒，声色俱厉地对他们说：“皇上说你们耕田没有力气，当官不能治理百姓，打仗又不勇敢，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还白白消耗国家的粮食；准备把你们这些白吃白喝的人通通杀掉！”

侏儒们吓得号啕大哭，求他出手相救。东方朔想了一想，说：“假如皇上路过这里，你们就跪下来求饶，或许会有点作用。”

过了一会儿，汉武帝从这儿路过，侏儒们齐刷刷、黑压压跪了一大片，哭哭啼啼，高呼“皇上饶命”。汉武帝莫名其妙。侏儒们说：“东方朔说皇上要把我们这些人全杀了！”汉武帝一听，知道是东方朔捣鬼，便质问他：“你把侏儒们吓得半死，到底为什么？”

东方朔理直气壮地说：“那些侏儒们不过3尺，俸禄却是一袋米和240钱。我身高9尺3寸，俸禄也是一袋米和240钱。他们吃得肚皮都要撑破，我却饿得前胸贴后背。如果陛下觉得我的口才还有用，就先让我吃饱饭。如果觉得我没用，请立即罢免，也好为长安节约点米。”汉武帝一听，乐不可支，立即让东方朔从“公车”待诏转到金马门待诏，这样，东方朔收入提高了，和武帝接触的机会也明显多了。

检讨

有一年伏日（三伏天的祭祀日），汉武帝下诏赏赐诸大臣鲜肉。大臣们早早来到宫中，一直等到太阳偏西，主持分肉的官员也不来。大家伙儿都在苦等。东方朔可没有那么好的涵养，拔出刀来就割肉。一边割一边说：“不好意思了，今天热浪袭人，我先走一步！”说着，把一大块肉揣在怀里，大摇大摆地走了。在场大臣目瞪口呆，眼睁睁看东方朔将肉席卷而去。

第二天上朝，主持分肉的官员将东方朔擅自割肉一事上奏给汉武帝。汉武帝便问：“你为什么不等分肉官员来，就自己切下肉跑了？”东方朔立即脱下帽子请罪。汉武帝佯装生气，板着脸说：“先生起来吧，当众作个自我批评，朕就不治罪了。”东方朔一听，张口就来：“东方朔啊东方朔啊，不等皇上分赏，你擅自拿走赐物，真是无礼至极！拔剑割肉，多么壮观！只切了一小块，多么廉洁！一点不吃，全部带给老婆，真是爱妻模范。”

东方朔话音未落，汉武帝已经笑弯了腰。汉武帝又赏了东方朔一石酒和一百斤肉，让他回家送给太太。

浪得知识换财富

东方朔奉旨顾问的故事首载于《史记·滑稽列传》中褚少孙的补传。原来，《史记》自流传以后，一直有人为其作补，其中，最有名的是褚少孙的补传。

据《史记》褚少孙补传记载：有一天，长安的建章宫跑出来一个怪物，外形很像麋鹿。消息传到宫中，惊动了汉武帝，他想知道这个“不速之客”来自何方，缘何而来？武帝想起了东方朔，立即传旨叫东方先生来长长见识。

东方朔看过之后，胸有成竹地说：“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您一定要赐我美酒、佳肴，让我饱餐一顿后才说。”汉武帝立即同意。东方朔喝完酒，吃完饭，并没有马上回答，又对汉武帝说：“有一块地方，有公田、鱼塘、蒲苇，加起来好几顷，请陛下把这块地方赏给我，我就回答您的问题。”东方朔得寸进尺，汉武帝急火攻心。无可奈何，只好马上传旨：“可以赏给你。”东方朔酒足饭饱，又得了皇上赏赐，半生有靠，这才不紧不慢地说：“这个东西叫‘驺牙’。它满嘴的牙齿完全相同，排列得又像驺骑一样整齐，所以叫做‘驺牙’。如果远方有人前来归降大汉，‘驺牙’就会提前出现。”

一年多后，匈奴浑邪王果然带领十万之众前来归降，汉武帝再次重赏东方朔。

东方朔的确聪明过人，但比他聪明、优秀的也有很多。比较于朝廷百官诚惶诚恐，为博龙颜一悦，公孙弘曲意逢迎，张汤机关用尽，实在是提着脑袋在皇上身边过日子。为什么一个东方朔可以如此嚣张而得喜爱呢？

“另类”奇才：东方朔那些事儿（3）

一句话，东方朔最大的“另类”就是敢要。

既然已经戴着油滑不恭的帽子，东方朔更加无所顾忌，及时行乐。这位“爱妻模范”的婚姻观也惊世骇俗。

乐得避世在朝堂

婚姻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

东方朔娶妻有三条铁律：一是专娶京城长安的女人，二是专娶小美女（好女、少妇），三是一年一换。皇上赏给他的钱财，他全都用来打发旧美女，迎娶新美女。

群臣看不惯他这一套，都说东方朔是“狂人”。汉武帝说，假如东方朔没有这些毛病，谁能赶上他？

其实，封建社会的男人即使妻妾成群，旁人也不能说一句不是。厌倦了可以放在家里养着，没必要离婚。东方朔不同，他偏要放爱一条生路，看来这个“情场浪子”还是懂得怜香惜玉的。

遭嫉

一天，汉武帝在宫里玩，他把一只壁虎放在盆下让大臣们猜是何物，大臣们都猜不出来。东方朔说：“说它是龙吧，它没有角；说它是蛇吧，却有脚；能在墙壁上爬，这不是壁虎，就是蜥蜴。”皇上说：“猜得好。”赏了他十匹绢帛。接着让他再猜其他东西，结果东方朔是连连猜中，得了一大堆赏赐。

武帝另一个宠臣郭舍人不服气，大喊大叫：“东方朔是蒙对的，不算猜中。我找个东西让他猜，他如果猜中了我情愿挨100大板；他猜不中请皇上赏我绢帛。”郭舍人在树上找了一片长有菌芝的树叶让东方朔猜，东方朔应声而答。汉武帝马上令人打郭舍人100大板，郭舍人吃了哑巴亏。

东方朔见郭舍人挨打，只管袖手旁观，冷嘲热讽。郭舍人还不服气，又出了个谜语，东方朔又猜了出来。众人慨叹。

这次猜谜之后，众大臣对东方朔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汉武帝也十分高兴，提拔东方朔任常侍郎。

东方朔从进入仕途，到与汉武帝相处，他始终“另类”，留给人无尽的钦佩与感叹。原因其实就在于他的赤子情怀，他的天真的狂妄。他从未把朝堂看得很神圣，他也不是怀着敬畏之心在朝堂上供职，人生求一“乐”字，他用调侃赢得了与汉武帝的和谐相处，也留下了美名。

玄奘弟子辩机与李世民女儿的地下情（1）

一对青春正妙的大好青年，顿时陷入到“少年维特的烦恼”中了。之后，高阳便把自己的寝具搬到辩机的禅房内。可笑的是，驸马房遗爱居然像尽忠的良犬，在外面给他们看门。投桃报李，公主特别送给房遗爱两名年轻美丽的侍女。

《鉴真东渡》开始热播，似乎又唤起人们对唐代迤逦风光的回忆。鉴真、玄奘都是唐朝一代名僧，其成就自然无须多说。然而当时，还有一位年轻有为的僧人，身为玄奘的弟子，却在29岁那年被腰斩于市。他就是辩机。

抓到了一个小偷

唐贞观末年，在长安街上抓住一名小偷。缴获的赃物特别，是一个镶金饰银、艳丽夺目的女用豪华玉枕，这可不是平常人家用的东西。经过严厉的审问，小偷招供，玉枕乃是从弘福寺内一个沙门的房间里偷出来的，这个沙门就是辩机和尚。此时，辩机正在弘福寺从事他的译经工作。

关于辩机的经历、俗名、出生地、家世、父母等，我们已无从知晓。只是在《大唐西域记》的卷末语中，有辩机稍作自我介绍的谦辞，说他继承远祖隐逸之士的血统，自小怀着高操的志节，专心学问。15岁时，出家为僧。可以看出，辩机其实打心眼里是热爱佛祖的，只是命运的事情，谁也无从预料。

如果小偷盗去的是香炉或文具，也就不会有人怀疑，但豪华艳丽的女用玉枕跟高僧生活似乎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御史台立刻召辩机询问。起初，辩机态度强硬，坚不吐实，但在巧妙而又严格的审问下，他终于无法隐瞒，坦白说出这是高阳公主亲自赏给他的东西。

高阳公主的初恋

高阳公主是唐太宗的第十七女，天性活泼，“性聪慧，备受宠”。在后宫中，高阳像鲜花一般骄傲。但是，高阳公主还是被许配给宰相房玄龄之次子房遗爱。

公主嫁人，嫁的不是人，嫁的是家世，房玄龄是凌烟阁上的大功臣，唐太宗把高阳公主嫁给他的儿子是出于对房玄龄的抬爱。可惜，房遗爱和他以学、识、才知名的父亲太不相同，不学无术，只有一身蛮力。看清楚了自己婚姻的最终目的之后，气愤之余，高阳公主从结婚那天起就不接纳丈夫。

多情人总是会遇上烦恼的。婚后，高阳在领地打猎时遇到了辩机和尚。那时，公主16岁，辩机2l岁。当时两个人之间是如何“电光闪烁”，已无史料可考，但我们确定的是，一对青春正妙的大好青年，顿时陷入到“少年维特的烦恼”中了。

一个枕头引发的血案

在这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中，高阳公主始终是主动、热烈、痴情的那一方。相对于她在爱情中得到的幸福，辩机可能要挣扎和痛苦得多。因为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猜测，辩机其实还是一心向佛的，不然当时，他完全可以选择还俗。在两人来往的6年时光里，辩机应该一直在努力让高阳公主离开自己，或者让自己离开高阳公主——毕竟于人于己，这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西游记》中的唐僧原型玄奘从西天取经回来啦!这些经书用了20多匹马载回来，而且全是梵文（古印度文字），“唐僧”奏请唐太宗批准后，在全国的寺院里招聘修为学养最好的僧人，共同把这些经书翻译出来。玄奘共招聘了9位僧人，其中来自长安会昌寺的辩机是年纪最轻的，只有26岁，他风神俊朗，文采斐然，最受玄奘器重。

玄奘弟子辩机与李世民女儿的地下情（2）

在自我情感中四处逃避的辩机被选去译经后，再也没见过高阳公主。这段时间，他回归佛祖怀抱，成绩斐然。后世流传的《大唐西域记》便是玄奘口述，辩机撰写而成；而《瑜伽师地论》之卷五十一至卷八十译文成为辩机绝笔。

如果没有那个小偷，他和高阳也许也就这样散了。但是，佛祖似乎不愿意这样轻易放过这对不遵守世俗规范的男女。

御史公的奏文送到唐太宗的手里，太宗怒发冲冠，咬牙切齿，立刻下诏，将辩机处以腰斩的极刑。腰斩，就是把赤裸的罪人放在大木板上，从腰间斩成两段。

辩机处死后，高阳公主的奴婢数十人被处斩刑，太宗表面上对公主和房遗爱没有处罚，却无限期地禁止公主入宫。此后悲恸至疯的高阳，是纯粹为了活着而活着了。半年后，最疼爱她的父亲去世了，高阳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由此可见她的怨恨。弟弟李治当上了皇帝，高阳更自由了。她开始公开纳其他和尚为面首，秽乱春宫，甚至纵容和信任他们，打算发动宫廷政变。最终，房氏兄弟出卖了高阳公主，她终致毁灭。这一切，距离辩机之死，不过4年。

探密女皇“后宫”：武则天男宠知多少（1）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一个传奇。她是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李唐王朝290年的历史，有近半个世纪是由武则天导演的。

她的美貌、智慧、狡诈、狠毒、领导艺术与魅力、卓越的洞见力，都为后世百姓和文人津津乐道，千百年来无休止。

在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教导女子顺从的世界里，她雄飞高举，君临天下。在她的时代，禁区可以突破，命运可以改变，激情和梦想造就了千古流芳的大唐气象；在她的身后，正史和野史，留下了种种扑朔迷离的记载，给这位传奇女子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她一生的功过，经受一代又一代人的评说。由于她曾拥有男宠，这便成为她千古难泯的“绯闻”，也成为文人墨客颠来倒去的话题。那么，在武则天的生命中，她究竟有多少男宠，她的情感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一向饱受争议。她君临天下，威仪万方，杀戮、告密、酷吏曾是那个王朝的标志；她聪颖多情，雍容典雅，爱人、情人、男宠曾是她一生的记忆。有人说她篡唐代周，信用酷吏，淫乱后宫，罪不可赦；有人说她统御有术，政治开明，国势强大，四边安靖，功在千秋。

而对权力的执著欲望贯穿了武则天的一生。她先是肆意诛杀李唐宗亲，接着又用严行峻法，排除异己，到后来几废几立儿皇帝，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她唯我独尊的权力需要。这在夫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其“牝鸡司晨”早已触犯了几千年的戒条，而其一系列的“维权”则成了后人诟病与抨击的焦点。

对情感的饥渴欲望则是贯穿武则天复杂人生的彩色链条。她先是太宗的才人，后又与太子暗生情愫，踏着感业寺青灯古卷的跳板，一跃成为新皇帝的宠妃、皇后。能得到父子两代帝王的临幸与怜爱，这折射出了她的心智机巧及妩媚可人。丈夫的去世并不能关闭她情感的闸门，她的天生霸气与欲望横流让她的后半生春色满园。无论是风采卓然的御医，还是天生膂力的薜和尚，再有那貌赛潘安的张氏兄弟，都成了她慰藉心灵的甘饴。正是这种对情感生活的无休止索取，为她的有为政绩抹上了一缕不伦不雅的乌云。与史上其他帝王不同的是，武则天不仅是唯一的一位女性皇帝，也是私密隐情被“曝光”最详细、最大胆的。

寂寞岁月：12年中未获太宗一丝恩露

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也需要男女之情，这个需要她却永不满足。武则天14岁入宫的时候，被唐太宗赐名为“媚”，千娇百媚，含苞待放，情窦初开，渴望皇帝的宠爱，可在太宗身边十多年，她仅是个“才人”，与一个侍女的作用差不多。武则天作为太宗的才人，在宫中度过了整整12个年头，她从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女逐渐变成成熟女人。不过这一时期，她并没有能得到太宗的宠遇。唐太宗比她大27岁，她和唐太宗并没什么感情，武则天既没有为太宗生养子嗣，自己也没有得到升迁。深宫生活的寂寞，使武则天慢慢品味到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于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来说，倒成了一种受用不尽的财富。然而，当她还未来得及为自己前途作打算的时候，便同其他未生养子女的宫人们一起被剃度，进了感业寺。削发后的武则天忍受着寺内各种清规戒律的制约，但是，她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很长，她把感业寺当成了蛰伏之地。

从情人到高宗的皇后

武则天等待着、期望着、准备着。历史的机遇，使太宗的儿子李治成了她的选择。高宗李治好色多情、体弱多病、优柔寡断，对她又一往情深。李治为太子时，因为来宫内侍奉病榻上的父皇太宗，有机会见到了比他年长4岁的武则天。李治被武则天的美貌与多情的目光所吸引，也因她的聪明才智而心动，他们一见便不由自主地私下往来。

武则天入寺为尼，李治对她也是一直未能忘怀，然而新君即位之始，他并没有多少机会去见她。永徽元年（650年），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以行香祈福为名去了感业寺，在那里见到了已经落发近一年的武则天。武则天乍见高宗，不由得泪如雨下，一年中尼庵的清苦寂寞实在难以忍受，她向高宗皇帝诉说心中的思念，高宗李治也同样感慨万分。但是，身为帝王的李治还没有合适的理由把武则天接出寺外，只得仍旧让她在感业寺中暂住。

探密女皇“后宫”：武则天男宠知多少（2）

高宗与武则天暗中通情的事，早就传到了宫中。中宫王皇后没有向皇帝撒泼使野，而是怂恿高宗把武则天纳入宫中。原来，此时王皇后正与萧淑妃争宠而闹得不可开交，她为了讨好高宗，不惜借召武则天入宫之举来博取高宗欢心。王皇后的建议自然深合高宗本意，武则天不久即被征召入宫，由感业寺尼成了正二品的昭仪。

武则天重回宫中后，极力讨好王皇后，对皇后是卑躬屈顺，恭恭敬敬。为此，王皇后也时常在高宗面前夸奖她。这样一来，高宗越发觉得武则天可爱。高宗在武则天这里得到了无比的欢愉，而且他发现与武则天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渐渐地，随着宫闱斗争的扩大，武则天已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昭仪，她的目的是要入主中宫，取代王皇后。

不久，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她利用王皇后按礼制规定探视新生婴儿之机，亲手闷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嫁祸王皇后。对此飞来横祸，王皇后纵是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了。不久，武则天又诬告王皇后与她的母亲行厌胜之术，诅咒自己，更让高宗大为恼火，联系到小女儿的死，他下定决心要废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高宗下诏废王皇后册立武则天。武则天终于以她的美貌与才智，如愿以偿地入主中宫。不久，她就将已被打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害死。对于那些反对立她为后的大臣，也同样大动干戈，进行了报复。

武则天的情感

武则天一生写了很多诗，这些诗大部分和政治有关，但是，也有一首写个人感情的诗，这首诗叫《如意娘》，据说是她在感业寺为尼的时候写的。诗中写道：“看朱成碧思纷纷”，就是看着我原来穿的石榴裙，把红颜色都看成绿颜色，因为思念弄得眼泪哗哗流，眼泪模糊得颜色都看错了；“憔悴支离为忆君”，为了思念你，我自己都很憔悴了；“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我流下的眼泪都滴到石榴裙上，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来开箱子看看这石榴裙上面斑斑的泪迹就说明了我对你的思念。这首诗写得很有感情。由此看她和高宗可能还是有感情的，所以唐高宗李治才能不顾乱伦的指责，依然把武则天接回宫中，最后立她为皇后。

武则天的晚年：一批男宠走进她的生活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有两个话题最让后人诟病，一个是酷吏政治，另一个就是男宠。任用酷吏使武则天迅速稳定了统治，但随着政局的稳定，酷吏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又有一批新的势力兴起了，那就是男宠。武则天晚年，一批男宠慢慢走进她的生活。

唐高宗死了两年以后，也就是说她在61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男宠薛怀义。薛怀义本是走街串户的街头小混混，却上演了一幕男装版的灰姑娘传奇，一跃成为武则天的第一个男宠。

薛怀义，原名冯小宝，鄂(今陕西省雩县)人，闯荡江湖（贩卖药材），练就了健壮的身体，粗犷中不失几分英俊，而且又能说会道。后来被武则天的干女儿千金公主家的侍女看中了，做了侍女的情人。这个侍女常把冯小宝引到公主府去相会，后来被公主发现了。公主很生气，想从重发落一下，可是她一看小宝生得伟岸、一表人才，马上派人把他召到宫中，亲自为他沐浴更衣，留待数日，把他包装成礼物，献给了寡居多年正寂寞上火的武则天。小宝刚过30，侍寝有术，深得武则天的宠爱。为了能让冯小宝合乎情理地往来后宫，武则天接受公主计策，把冯小宝变为僧人，将洛阳的白马寺修饰一下，让他出任主持，并让他学习佛教经典，既掩饰身份，又可陶冶性情，培养参政的能力；又将他改名为怀义，赐给薛姓，让太平公主的驸马都尉薛绍以叔父之礼相待。

探密女皇“后宫”：武则天男宠知多少（3）

武则天的家族有些特殊性，可能有长寿基因。武则天活了81岁，她妈妈杨氏活了92岁，周围的人也都不觉得武则天有多老。另外，可能与社会风气和她家庭生活影响有关。她这个家族，可能在性生活方面比较开放，她的妈妈杨氏在她80多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她的外孙子，而她姐姐韩国夫人，后来和唐高宗也好了，而且韩国夫人的女儿魏国夫人也跟唐高宗好，所以武则天最后把魏国夫人也给毒死了。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也是跟很多人好，从这两方面说，武则天在61岁的时候有男宠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武则天虽然非常胆大自信，但是她终究不敢像男皇帝那样，公开地设4个妃子，36个嫔妇，她为了掩人耳目，还是把薛怀义变作一个僧人，让他进宫帮她搞建筑，以这个名义让他到宫中来。

薛怀义不满足于专任侍寝，他对任何事都有过人的聪明。垂拱四年（688年），薛怀义受命督建明堂和天堂，耗资巨万，建筑物雄伟华美，令人瞠目。薛怀义因功被擢升为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封“梁国公”。他还多次担任大总管，统率军队，远征突厥。他利用当时流行的对弥勒佛的信仰，和僧法明等僧人编写了《大云经》四卷，献给武则天，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应当取代唐朝成为天子，从而为武则天提供了对抗儒家男尊女卑理论的思想武器，更助她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

薛怀义凭借皇帝的宠爱，为所欲为，不但不把朝廷官员放在眼里，还公私不分。武则天大概宠了薛怀义10年左右，后来御医沈南璆成为武则天的第二大男宠，薛怀义受到冷落，这使他妒火难忍，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督造的耗资巨万、象征天子身份的明堂。大臣们纷纷要求严惩薛怀义，武则天不加追究，但薛怀义日益骄横，终于被武则天指使人将其暗杀。

薛怀义死后，已过中年的沈南璆温和有加，却身心虚弱，满足不了武则天的要求。70多岁的武则天又陷入了寂寥烦闷之中，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责骂侍女。

还是女儿理解母亲的心事。太平公主便将美貌少年张昌宗带给武则天。张昌宗聪明伶俐，通晓音律，当场献上一曲，然后相拥入内室。侍寝一宿，武则天非常满意，当夜封张昌宗为“飞旗将军”。半月后，张昌宗向武后透露他有一个亲哥哥张易之，善制春药，服之使人返老还童，侍寝更有经验。武则天把张易之召来，试之，果然满意。张易之干练精悍，才貌双全，弟弟张昌宗生得迷人。后来，张易之被封为“恒国公”，在王宫里号称“五郎”；张宗昌被封为“邺国公”，在王宫里号称“六郎”。

于是，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武则天73岁的时候，又有了第三大男宠：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从此，二人同入宫中侍奉武氏，俨若王侯，每天随武皇早朝，待女皇听政完毕，就在后宫陪侍女皇。

在武则天女皇近似溺爱的宠幸下，这对美少年的势力迅速膨胀。朝中的当权者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等人，争先恐后献媚二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是定州义丰（今河北安国）人，其祖父辈的张行成在贞观末当过宰相，也算得上名门出身、世家子弟、宰相之后，被称为面如莲花的张昌宗是太平公主推荐给武则天的，张昌宗又引进其兄张易之，因此二人先被任为中郎将和少卿，此后屡屡加官。这两兄弟年少，长得很白，武则天也不敢把他们公开弄到宫中，就让他们到宫里头写书。她宠了张易之和张昌宗8年，这两个人一直陪她到最后。

探密女皇“后宫”：武则天男宠知多少（4）

武则天晚年很得益于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悉心侍奉，她很感谢张家兄弟的奉献，授予其高官，委以国政，使之成为晚年最亲信的人。因武氏年事已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二人权倾朝中，连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争着为二人执鞭牵马。后来却因为恃宠逞威，到了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病重，大臣崔玄、张柬之等起羽林兵迎中宗李显复位，发动复辟唐朝的政变，他们两兄弟都被杀死在“迎仙院”了。

武则天的第四大男宠是天下美少年和大臣。鉴于历代皇帝有三宫六院，武则天也想仿效。据《旧唐书》记载：“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供奉。”有名的就有柳良宾、侯祥、僧惠范等多人。

武则天享乐特权制度化：设立颇似“后宫”的控鹤府

绝对的权力造就绝对的享受，皇帝从来都是最贪婪的享受者。他们不仅拥有世间最好的财物，同时也拥有世间最极品的后宫佳丽。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自然也不例外，她对男人的享受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有意使自已的特权制度化，让男女在相互压迫上处于她认为的平等的地位，她在这方面的一大杰作就是设立了一个颇似“后宫”的控鹤府，由张易之做长官，里面任职的官员大多是女皇的男宠及轻薄文人。这一机构为武则天聚集男嬖以娱晚年的宫制之一。这一府内的官员，除了曲宴供奉之外，另一重要职能是向女皇提供“男性温存”。“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内殿设宴，则由张氏兄弟和诸武侍坐，陪女皇玩榕蒲戏或说笑话，老人家高兴了，便赐给众人赏物。试想这一场面：武则天置身于比大观园更为富丽堂皇的庭院内，周围云集着无数献媚者（大多数是男性），他们按女皇的心愿大肆嘲弄另一群男人（朝廷的大臣们），又接受女皇的评头品足。为了武则天的开怀大笑，他们不仅要奉承女皇本人，还要大肆吹捧她的男宠，说张昌宗仙姿潇洒，是周灵王太子王子晋的后身，―升仙太子的转世，等等。如此多的男人拜倒在她的脚下，屈辱地接受她的调笑和玩弄，并心甘情愿地充当奴才，作为女人，她以一花独放的形式提高了女性的声望。不过，这所有的一切，对她来说，都不是自觉的。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拥有与历史上众多的男性皇帝相比亦毫不逊色的后宫大军。

武则天身边最有才的男宠：张易之

武则天的男宠虽多，但真正才貌双全的少之又少。就拿第一大男宠薛怀义来说，他出身小贩，乃市井之徒，大字都识不得几个。另一个男宠沈南璆，只是个御医，也就能看看病，诊诊脉，别无长处。所以时间长了，武则天也就腻了，其结果是薛怀义被缢杀，沈南璆身心虚弱，且年过中年，逐渐被打入冷宫。所以，想讨武则天欢心，并长期保持下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武则天身边最有才的男宠就是赫赫有名的张易之。此人有诗人、美食家、医药学家、美容专家以及孝子的头衔。正是一大把的头衔让他和弟弟张昌宗长期受宠，直到武则天被迫退位。下面是他的几首诗词，至于质量，能从一千多年前一直流传到今天，足以说明一切。

探密女皇“后宫”：武则天男宠知多少（5）

泛舟侍宴应制

平明出御沟，解缆坐回舟。

绿水澄明月，红罗结绮楼。

弦歌争浦入，冠盖逐川流。

白鱼臣作伴，相对舞王舟。

横吹曲辞·出塞

侠客重恩光，骢马饰金装。

瞥闻传羽檄，驰突救边荒。

转战磨笄地，横行戴斗乡。

将军占太白，小妇怨流黄。

騕褭青丝骑，娉婷红粉妆。

一春莺度曲，八月雁成行。

谁堪坐秋思，罗袖拂空床。

侍从过公主南宅侍宴探得风字应制

逐赏平阳第，鸣笳上苑东。

鸟吟千户竹，蝶舞百花丛。

时攀小山桂，共挹大王风。

坐客无劳起，秦箫曲未终。

张易之白皙貌美，兼善音律歌词。初以门荫迁为尚乘奉御。他能够受宠，全仗他的弟弟张昌宗大力推荐。而张昌宗最初是太平公主发现的，太平当时喜不自胜，不愿自秘，献于武则天。张易之在满足武则天的基本欲望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医药学家和美容专家的特长。他最擅长的技能之一就是炼制春药，武则天经过长期服用，不仅皮肤恢复弹性，许多白发变回黑色，而且在69岁时，又生了一颗智慧齿。在76岁时，也许是张易之真的回春有术，武则天脱落已久的两眉又重新生出。除了为中国古代的医药学和美容研究作贡献，张易之与他兄弟张昌宗、张昌仪三人还都是“美食家”。据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豪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取起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即回，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栏驴于小室内，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仪取铁橛钉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活按其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嚎叫酸楚，不复可听。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取从骑破胁取肠，良久乃死。”唐代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都是虐食的热衷者。兄弟俩互相比赛，看谁在虐食上更有创意。张易之的发明是在铁笼内放置多只鹅、鸭，铁笼周围烧上一盆盆火炭，铁笼内一个铜盆煮着滚开的五香调料汁，鹅、鸭受不了炭火的煎熬，就在铁笼里乱窜，渴了就喝滚烫的五味汁。就这样，外面火烤，里面汁烫，不用多长时间，整只鹅、鸭就被烤熟，羽毛脱尽，热腾腾、香喷喷，端上桌来，大家群起食之。张昌宗则把鹅、鸭换成小驴：他将驴子拴在小屋里，四周摆满火炭，铜盆内盛满滚烫的调料汁，小驴外烤内烫，直至活驴内外烤熟，这时，食客拿个碟子，爱食哪个部位，就自己动手割而食之。有一天，张昌宗来看望哥哥，说起马肠好吃，张易之随即从马厩牵过一匹马来，用快刀在马肚上切开口子，伸手入马肚掏出马肠割下煎炒而食，那马疼得大嚎，过了好长时间才死，哥俩却直说马肠果然好吃。

但想不到，张易之还是个颇有孝心之人，不仅为他母亲建造豪宅，陈设豪奢之至，而且还十分关心她的生理健康，把英俊不亚于他的凤阁侍郎李迥秀介绍给母亲做情人。而据野史所言，其母丑陋不堪且有口臭，李迥秀自然不胜其苦，于是终日饮酒无度，据张鷟《朝野佥载》：“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虻之氈，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通，逼之也。同饮以碗盏一双，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饮无度，昏醉是常，频唤不觉。出为衡州刺史。易之败，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为卫州长史。”

剖析帝王心理：武则天为何要养男宠

至高无上的皇帝一个常为人乐道的优越方面是对美色的享用。占有数以千计的美貌女子的身体，剥夺她们与其他男子性爱的权利，正是皇帝的特权和威严所在。武则天当了梦寐以求的女皇，自然不会放弃这一特权，即便仅仅是为了炫耀或应一个皇帝的威名。事实上，她倒不是为了炫耀，她的确需要男人，全身心地需要。如前所述，她是一个处于心理固置状态的女性。

探密女皇“后宫”：武则天男宠知多少（6）

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彟，娶的第一个夫人叫相里氏，为他生了4个儿子，有2个儿子早死了，还剩下2个儿子，一个叫做武元庆，一个叫做武元爽。相里氏死了以后，武士彟在48岁的时候娶了第二个妻子，就是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这个杨氏，为武士彟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是韩国夫人，第二个女儿就是武则天，第三个女儿没有名字留下来，她死得很早。武士彟娶杨氏的时候武元庆和武元爽已经很大了，他们对后母特别不好，包括对后母的孩子也特别不好，经常欺负她们。

这样，武则天的幼小心灵里边就留下了伤疤。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幼年经历对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在至为关键的幼年阶段，武则天家道中落，得以充分体会女性的柔弱和卑贱，因而慢慢形成了男性崇拜心理。后来，她入宫侍奉唐太宗，与她衷心倾慕的男人身心交合，时间虽短，可她体验到的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性爱快乐和身神合一。以后的岁月里，尽管有许多不如意，有一点却成为那段记忆的遗物：她发现自己渐渐无法克制对男人身体的渴望，曾经有过的性爱狂放构成记忆折磨着她。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来讲，热衷于性爱，是她男性崇拜心理的体现。武则天既然是个男性心理占据上风的女人，她的性爱方式自然也像男人一样具有进攻性。据史载，目前世界上许多红灯区流行的在卧榻四周安上镜子，以便观赏自己嬉戏、交欢的色情花样，早在武则天时代就已经流行了。这位身体丰腆、精力充沛的女人，就在李治卧室的四周安上许多镜子，时常和皇上不分白天黑夜地嬉戏其间。有一次，还闹出了这样的笑话：李治独自坐在卧室里，名卿刘仁轨求见。刘仁轨见高宗坐在镜间，大为恐慌，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臣独见四壁有数天子，不祥莫大焉。”

从历史年表上看，武则天当寡妇是在她61岁那年，可她与李治的“枕席之乐”早早就绝缘了。李治原本一懦夫，人近中年又害上了头痛的怪病，时常剧烈发作。在疾病和焦虑的双重折磨下，他的肠胃系统也受到影响，吃不下饭。现代医学认为，一个人长期神经紧张，焦虑重重，便容易得肠胃系统的疾病，如胃溃疡、胃癌等。不吃饭，常恶心，又无法戒除色欲，故而身体急剧衰竭。尽管他在皇帝里还算长寿，在位35年也不算短，但生命质量如同他在位时的政治作为一般，说到头儿不过庸常而已，最后20年则完全像个废物。他一天的生活多是听听乐曲或躺在御榻上闭目养神，时常陷入回忆往事的悲伤之中，宛如时时预感到迟暮将至的颓唐老人。再加上他的视力陡然下降，看不清远近的物体，长期生活在一个模糊和混沌一片的世界里，必然加重他的悲观情绪。试想，这样一个懦弱、幼稚、病魔缠身、唉声叹气的巨型婴儿，怎么能够唤起武则天的情欲？他在这位执掌朝廷大权的女主眼里，除了名分上的利用价值，无其他用途。武则天对他的厌恶没有发展到抢班夺权，置他于死地，都算是他的造化，何谈共享云雨？

那么，武则天是如何满足性欲的呢？高宗当权的后期直到垂拱初年(685年)，大约十个春秋，武则天的性生活一片空白，不见史传，这一有意的疏忽某种程度上倒反映出事实的真相：她处于自我性禁锢状态。即便淫心荡漾，打起野食，也多搜罗的是无名之辈，没有长期固定的“性伙伴”。更多的时候，满足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性妄想和手淫。不过，这一阶段她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诱人的权力上，平息叛乱，消除隐患，实施酷吏政治，大造天意佛言，耗费了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追逐权力本身就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使武则天容光焕发、青春常驻，而钩心斗角又是人与人之间时而积极，时而消极的一种刺激，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人内心的孤寂感。所以，在这一阶段、武则天并没有对男人产生强烈的需求。

可是，人专心致志干一件事情，即便是兴趣最大的事情，时间长了，也难免感到枯燥和疲惫。武则天的特殊处境决定了她的感受更为强烈一些，因为专制制度下的大多数决策都是在绝对孤独的情况下作出的。在实施酷吏政治、大规模扫除异己的血腥岁月里，武则天脑子里的弦绷得紧紧的，神经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无疑这是一种紧张而充实的生活。处境的险恶反使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政治角逐当中，要么名垂青史，要么遗臭万年，在这里，政治生活和私生活合而为一。可当她挥舞专制的刀斧，镇压了短命的“匡复”，踏着李唐皇族的尸体心情坦然地走向女皇的宝座时，神经猛地松弛带给她的是疲惫的感受，长期独自决断的习惯中她体验到的是孤独，政治使命的完成刺激了她私生活的渴望，这位60多岁、威权显赫的老太婆，迫不及待地想从年轻貌美的男人身上追回她失去的青春和欢乐。

探密女皇“后宫”：武则天男宠知多少（7）

西蒙·波伏瓦说：“女子的个人生活史，和男人的生活史比起来，受生理命运左右的幅度大得多。”这一特点也充分反映在成熟女人的爱情上。她不再像无知少女一样害怕，也不像年轻妇女那样总是为怀孕和生产提心吊胆。到了武则天这样的年龄(她的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起码小10岁)，她才能够无所顾忌地把性爱当做真正的欢乐来享受，而不是为了生殖或其他的目的。同样，在前一阶段，她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权夺利当中，可打野食的经历为她分辨男人在性事方面的优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她真正打算享受性爱时，她懂得应该选择什么质地的对象。

处于性苦恼中的武则天，在61岁得到高大魁伟、肌肉发达、身材匀称、体力充沛，通体散发着浓重的情欲气息，而且阳具壮伟，十分鲜见，属“非常材”的冯小宝。尽管她已是60多岁的人了，可仍像虎狼盛年的少妇一样乐此不疲。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这能使她焕发青春，尤其是衰老日渐迫近，武则天急于模糊想象和真实之间的界线。

从武则天迫不及待地召见冯小宝，随后两人“恩遇日深”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推断出当时的武姓女皇处在什么样的心境之中。强烈的孤独感和疯狂杀人之后那种特有的空虚，构成了一个恐怖的背景，即便没有让她隐惴不安，也多少让她感到烦恼。铺天盖地的烦恼到后来已不是变换发型和服装、玩玩鹦鹉这类轻度刺激就能驱除得了的，她需要实实在在、伸手即触的男人的身体，需要激发自己身体内旺盛的情欲，需要松弛、忘却现实的麻醉。冯小宝的到来，正合这位孤寂寡妇的心愿，可谓久旱的禾苗逢甘霖。《旧唐书》记载：“怀义出入乘厩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葡旬礼渴，人间呼为薛。”性欲激发起来的热情如果说不等同于爱情，至少也和爱情极为相似。这种感觉谁又说得清楚呢？

武则天需要这位美男子，一刻也离不开他，像历代帝王宠幸爱妃一样地宠他，千方百计满足他骄横的要求，这也许也可以称作爱情，只是消极一点的爱情罢了。

武则天自从获得了这一建立在性欲满足基础上的“爱情”，身上的妻性和母性再次复苏，她变得温和起来。尽管薛怀义的胡作非为让她非常生气（因为她有了新的男宠），可情感的羁绊和对往日销魂岁月的记忆使她不愿意再闻到血腥味儿。她“傀而隐之”。下令重建明堂，仍由薛怀义督建。薛怀义因未受惩治而更加骄横放纵、胆大妄为，武则天命令太平公主挑选数十名身体强壮的妇女做他的护卫，对他进行严密防范。这一工作兴许过于劳累，有人告发薛怀义图谋不轨，“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趁机令壮士缚而绕杀之”。

对薛怀义这位“小宝”的死亡，武则天并不感到悲痛。因为接替他的人比比皆是，这是一批更年轻、更有干劲、质地更为精良的“大宝”。武则天在畅快劳作之后，选定的新的男宠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武则天似乎特别喜欢“阳道壮伟”的男人。这种过分的“喜欢”，显然超出了一般的意义，这与她的男性崇拜心理有关。武则天的这一崇拜不是秘密，因为她是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她不加掩饰地将其传扬出去，犹如召唤，使得左监门卫长史侯祥等人恬不知耻地公然宣称自己“阳道壮伟”，要到武则天身边侍奉，以求像薛怀义和张氏兄弟一样飞黄腾达。

当时，张氏兄弟不过20来岁，“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武则天，一个面皮松垮、牙齿脱落、皱纹密布、白发稀疏的老妪，占有着两位美貌少年，既有焕发青春的实际意义，又有虚荣的满足。她一定想起了自己14岁陪伴太宗皇帝的情形。如今，她“面首三千”，可与男性帝王后宫嫔妃的数目媲美，专门“选美少年为奉哀供奉”，犹如隋炀帝之宠爱处女的怪癖。

名妓李师师的“二奶”风月政治学（1）

李师师是北宋名妓，她攀上了皇帝，深受士子、名流追捧。她不同于酒楼卖唱的轻浮女子，她们没有名字，被人狎玩。可是，李师师被人记得却是因为她“侠妓”、“飞将军”、“公关能手”的称号，这是真的吗？她又是否真的有传说中的武功？

李师师美颜下藏有纤指功

李师师原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坊的王寅的女儿，3岁时父亲把她寄名佛寺，老僧为她摩顶，她突然大哭。老僧认为她很像佛门弟子，因为大家管佛门弟子叫“师”，所以她就被叫做李师师。过了一年，父亲因罪死在狱中。她由邻居抚养长大，渐渐出落得花容月貌，经营妓院为业的李媪将她收养，教她琴棋书画、歌舞侍人。一时间李师师成为汴京名妓，是文人雅士、公子王孙竞相争夺的对象。

在当时的市井社会里，关于李师师的绯闻漫天流传，如果那时有小报，她可以轻松地上头条。一说她和宋徽宗感情甚笃，地道里谈情；二说她武功了得，和梁山好汉均能搭上关系、说上话。

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政和间，汴都平康之胜，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当时的著名文化人周邦彦、秦观等都与她有过交往，有的感情还很深。《汴都平康记》说她“慷慨飞扬，有丈夫气，以侠名倾一时，号飞将军”。

周邦彦描述李师师接待宋徽宗的情景，曾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并刀”，就是西夏进贡的宝刀，宋徽宗是钻地道跑来的，大老远的当然不会扛着口刀，李师师接待皇上，自然也不会亮兵器，这只能是宋徽宗保镖的武器。宋朝皇帝的保镖，那都是“御猫”一流人物。“吴盐”，这玩意儿吃桔子的时候用得着吗？其实，这应该是一句隐语。“吴”者，吴越也，吴越何处？钱塘也，“塘”者通“唐”。实际上，“吴盐”，就是“唐盐”啊。“唐盐”是什么？参看温瑞安先生的《碎梦刀》便知是西川唐家的毒火盐，天下知名的暗器。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宋徽宗和李师师抢一个桔子吃，皇上怕抢不到，让大内侍卫出手。结果侍卫挥刀拦截顺便打出了唐门化学暗器，依然不是李师师的对手，桔子还是让李师师抓去了。正是“纤指破新橙”，简直是出手如风啊。这样看来，李师师的“飞将军”名号绝不是浪得虚名。而且，李师师手指上的功夫，在《水浒传》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计赚萧让”中，也是有描述的。后来，燕青拜了李师师为姐，谁上谁下那就不问可知。从燕青后面急急穿衣看，这一“摸”刺激不小。想那浪子燕青，小厮天下第一，反应可算极机敏的，一级警戒之下还着了师师一抓，“飞将军”名不虚传。

李师师有如此的通天本事，能成为天下第一“二奶”，这也说明了她远不是一只花瓶。宋徽宗能置后宫佳丽三千不顾，而宁愿钻地道来取李师师这一瓢饮，显然迷恋于她的过人魅力。而宋江想借浪子燕青这张船票搭上李师师又是图的什么呢？

宋江寻李师师，醉翁之意不在酒

宋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十四傍晚时分，水泊梁山领导班子几位成员来到了东京。宋江担任“一把手”之后就奔首都，显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私去看灯一遭便回”。这次出差，目的是想看看招安的项目能不能拿下来。尽管上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前聚会时，宋江将企盼朝廷招安的想法写成歌，隐约地表达出来，引起了部分领导班子成员的反对，李逵甚至借着酒劲踢碎了一张桌子，但宋江把自己这些草匪纳入朝廷正式编制的愿望并没改变。

在主张招安的御史大夫崔靖被拿入大理寺，唯一的出路也被堵死后，选择非正式渠道便成为必然。因此，宋江才拍板决定“要见李师师一面，暗中取事”。

名妓李师师的“二奶”风月政治学（2）

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宋江能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自然是黑白两道滚过来的。他明白，实际上很多事情的决断都不是在正襟端坐的谈判桌上完成的，更多是在觥筹交错、耳鬓厮磨中谈成的。宋江试图走“二奶路线”完成招安大业，无疑是低成本的战略选择。需求信息一旦通过“枕边风”传入决策中枢，将会直接切换成现实生产力。李师师为人“慷慨飞扬，有丈夫气”，并且“和今上打得热”，是天下第一“二奶”。打通了这一关节，招安工作也就完成了一大半。小吏宋江的确具有战略眼光。

宋江很快就领教了李师师的魅力。他先派燕青去公关，燕青向李师师的经纪人李妈妈许下重金，宋江就有了第一次见李师师的机会，只是还没说几句话，徽宗就从地道里爬了进来。工作虽然没谈成，但宋江看到了李师师的潜在价值。金钱和美酒可以缩短世俗人物之间的距离。第二次见面，宋江轻松地拿出了一百两金子，谦虚地说“山僻村野，绝无罕物”，意思是俺那旮旯也没什么好东西，就这点土特产意思意思吧。李师师表现出了娴熟的交际手腕和通达的处世态度，不卑不亢地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礼物照单全收，还拿得有理有节，也算是本事。

这次见面，宋江被李师师镇住了。宋江先是在县里待了30年，而后又跑到梁山上和一帮大老爷们住在一起，现在居然混到能和当今皇上“二奶”一起吃饭的地步，激动得酒有点喝大了，吆五喝六、指指点点的，连在梁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草匪作风都使了出来。尽管柴进忙不迭地打圆场，阅人无数的李师师也通情达理地表示，“酒以合欢，何拘于礼”，但这也有失梁山首领的身份。有个小插曲，显示了李师师的幽默。李逵不满宋江在那里吃花酒，而让自己守大门，就闯了进来。宋江介绍李逵说：“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李师师道：“我倒不打紧，辱没了太白学士。”风流倜傥的李白，芳华绝代的李师师，粗鄙丑陋的李逵，简单一语，竟勾勒出一幅美妙的漫画。也难怪李逵生气，宋江只顾与美人喝酒，还故意弄首词来显示自己的文采，结果又被从地道爬进来的徽宗打断了招安工作的洽谈。李逵一怒之下，打了负责警卫工作的杨太尉，惊了圣驾，宋江给皇帝专题汇报的计划也破灭了。尽管宋江是两次话到嘴边都无奈地被咽了下去，但他重又派燕青打头阵求得引见。

自从上次惊了圣驾，李师师对宋江等人已经有了怀疑。见了燕青后说：“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决无干休。”事已至此，燕青讲明了自己的意图：“只是久闻娘子遭际今上，以此亲自特来告诉衷曲，指望将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上达天听，早得招安，免致生灵受苦。”

李师师侠义下巧公关

李师师早明白宋江的礼金不是白收的，知道自己是时候出手了。对于自己的“风月”她还是很有自信的。同时，她对梁山的意图既不怀疑，也不反感，而是表示出了信任、理解和热情：“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位作战，因此上屈沉水泊。”李师师相助水泊梁山完成了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轨，除了接受了礼金、喜欢燕青等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她和梁山英雄一样生存在体制外的江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着不同于主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不为外人道的人生际遇。所以，尽管李师师受到徽宗宠幸，“风雷声价，播传寰宇”，但前两次宋江等人出现在她家里的时候，她不仅热情相待，还主动邀请：“来日驾幸上清宫，必然不来，却请诸位到此，少叙三杯。”同样，燕青虽然是草匪，却赢得了李师师的垂青，结为姐弟。

同李师师的谈判工作，并没有大兵压境的紧张感，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扯皮感，一切都是滑着轻松的舞步向前推进。在宾主尽欢的会谈气氛中，李师师向皇帝引荐了燕青。燕青凭借几首小曲打动了宋徽宗，不仅为自己讨来了免于处罚的圣旨，还让徽宗全面地掌握了宋江对招安项目的渴望。路线确定以后，人才是关键因素。没有李师师的引见，宋江就不可能实现招安的目标。对宋江招安的成功，李师师的“风月政治”实在了得。

李白与杨贵妃到底是啥关系（1）

天宝元年（742年）八月，唐玄宗下令征召李白进京。李白接到命令，以为可以从此仕途通达，不再灰头土脸地生活在蓬蒿之间，“仰天大笑出门去”，从山东兖州起程奔赴长安。到达长安不久，在金銮殿受到了玄宗的隆重接见。虽然李隆基并没有给李白安排什么官职，只是让他待诏翰林，但是，这个临时、候补的身份，却让李白有了接近玄宗、接近杨贵妃的机会。

“谪仙人”李白进宫

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看到，玄宗每次携杨贵妃游玩，都喜欢让李白跟随左右，吟诗佐兴。天宝元年十月，玄宗携杨贵妃往骊山泡温泉，李白跟着去了，完后写了《侍从游宿温泉宫作》等诗；次年初春，玄宗在宫中娱乐，李白奉旨作《宫中行乐词十首》（今天只能看到其中的八首）；仲春，玄宗游宜春苑，李白也去了，奉诏作《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暮春，玄宗与杨贵妃于兴庆宫沉香亭赏牡丹，玄宗想要听新词入曲的演唱，命李白作《清平调词三首》；入夏，玄宗泛舟白莲池，李白作了《白莲花开序》；此外，《春日行》、《阳春歌》等诗，大约也是陪侍应制之作。不难想见，“谪仙人”李白进宫，给奢侈而沉闷的宫廷生活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玄宗见到李白，一定是觉得新鲜有趣的。一时之间，玄宗对李白优礼异常，也完全是可能的事情。史书记载的“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未必是后人的凭空杜撰。

但是，好景不长。天宝二年春夏之际，李白开始在《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题东溪公隐居》等诗歌里流露出怅惘之情。当年秋天开始，写了多首表现忧谗畏讥、怨尤失望的作品，例如《玉阶怨》、《古风四十四·绿萝纷葳蕤》、《怨歌行》、《妾薄命》、《长门怨二首》等。到了天宝三年春天，李白就离开了朝廷，离开了长安——李白不是主动离开长安的，他是被放逐的。

李白与杨贵妃的关系

李白在朝廷充当文学侍从的一年多里，陪着玄宗和杨贵妃到处游玩。据此可以推测，李白是见识过杨贵妃的美貌与歌舞才艺的——史书上说，杨贵妃是“资质天挺”、“善歌舞，邃晓音律”，琵琶弹得非常好。天宝二年暮春，玄宗与杨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赏牡丹，李白奉诏作《清平调词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很可能写的就是杨贵妃，就是李隆基、杨贵妃相亲相爱的情景。倘若说，擅长歌舞、精通音律的美人杨贵妃对诗歌才华的李白无动于衷，恐怕也不合情理。才子与佳人相遇，虽然没有传出任何绯闻（杨贵妃当时的绯闻男友是安禄山），但是，合理想象一下，惺惺相惜之情应该是有的。

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因

因此，对于《新唐书·李白传》所说，李白没有得到玄宗的任用、被逐出长安，根源在于杨贵妃的屡次“沮止”，令人深表怀疑。那时李白的身份不过是“翰林供奉”，说白了就是“娱乐人士”，用诗词娱乐皇帝及后妃，高力士、杨贵妃还犯不着跟他计较。再者，高力士是一个对玄宗十分忠诚、言听计从的宦官，为了玄宗的游玩高兴，他竭力操办唯恐不及，哪里还会去拆墙脚呢？说高力士因为一次李白酒醉后在玄宗等人面前写诗，让他脱靴，他便引以为耻辱，然后在杨贵妃面前说李白坏话，排挤李白，这未免也太小看高力士的肚量，而太高看高力士的胆量了——这点娱乐度量都没有，怎么能在玄宗身边做弄臣？李白当时不啻是玄宗的开心果，竟然要排挤他？一个宦官，难道他吃了熊心豹子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玄宗李隆基，虽然沉溺于爱情之中，但是，他在治国上仍不失其铁腕风格，他是不允许臣属在他面前替人说情或诋毁他人的。《明皇杂录》（辑佚）有一条，安禄山暗地里贿赂杨贵妃，希望“带平章事”，即挂一个宰相之职，玄宗没有答应；驸马张垍以为玄宗在一次造访他的私宅之后会任命自己为宰相，可是迟迟没有得到任命，私底下向安禄山说过抱怨的话，安禄山又告诉了玄宗。结果，玄宗大怒。玄宗宠爱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堪称千古佳话，但是，他并没有允许杨贵妃干政。杨贵妃两度被逐出后宫，贵妃身份几乎被废掉，也可以说明玄宗并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杨贵妃大概也不敢随便在他面前说李白的坏话，阻止李白的仕途。

李白与杨贵妃到底是啥关系（2）

宋人洪迈根据《新唐书》记载的高力士摘出李白诗中以赵飞燕影射杨贵妃的句子以挑拨杨贵妃这一情节，举出李白讽刺历史上的乱政妇人的《雪谗诗》作为例证，说李白是在影射和揭发杨贵妃跟安禄山的淫乱秘密（《容斋随笔》卷三）。这种说法也难以置信。李白尽管对自己的遭遇很不满意，但是，他不至于在诗歌中进行如此直接、露骨的影射和揭露。如果真是这样，李白得到的恐怕就不是“赐金放还”的待遇了。

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原因，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魏颢《李翰林集序》说“（玄宗）许中书舍人，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李阳冰《草堂集序》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同列所谤，诏令归山”。这些人虽然都是李白生前有过交往的亲友，但是，所说的理由未必全然可信——他们都有所顾忌。李白的供奉翰林，还不是正式的公务员，对驸马张垍没有多大威胁，他用不着冒风险“谗逐”李白；同列之人，也许有嫉妒李白才华和皇帝隆遇的，但是，按照玄宗的性格和处事手法，他们未必胆敢在他面前说李白多少坏话。比较可信的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所说的：“……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也就是说，李白的离开朝廷、离开长安，主要原因在唐玄宗本人：他担心经常喝醉酒的李白在外边泄露宫闱秘闻。这是玄宗最忌讳的事情。唐朝皇帝在许多方面学习汉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汉朝法律，外传朝中言语是大罪。例如，著名西汉学者夏侯胜一次出了朝廷，告诉外人宣帝跟他说过的话，遭到了宣帝的严厉斥责，从此不敢再说；京房（公元前77年至公元前37年，西汉学者），把汉元帝跟他说的话跟御史大夫郑君说了，郑君又跟张博说了，张博悄悄记了下来，后来因此被杀了头。其实，恐怕不独汉朝、唐朝如此，任何朝代都会对朝廷内幕严加保密的。玄宗之所以打消了一度有过的任命李白为中书舍人的念头，主要原因应该是李白太爱喝酒、太容易喝醉，喝醉后嘴上又缺少把门的。

美女宰相“上官婉儿”石榴裙下的极致风流

在权力问题上，男女并无本质不同。熬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显赫位置，不论男女都会起到改变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女人掌权只是千载难逢的偶然性事件。

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是独一无二的女皇帝，追随女皇左右、深受信赖的上官婉儿，尽管没有明确的封号，但实际属于手握实权的“女宰相”。翻翻中国历史，这种权倾朝野的铁腕女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一方面，她资质绝佳，天赋灵犀，具有卓越的学识和文才；另一方面，她玩弄权术，驾驭政治，石榴裙下掩藏着极为淫荡的私生活。

和其他爬上权力巅峰的人物一样，上官婉儿也曾有过凄苦卑贱的出身。因为爷爷上官仪政治上排错了队，公元664年，他们全家获罪——杀！包括上官婉儿的父亲在内，很多亲人都掉了脑袋。这时候，可怜的小婉儿刚刚降生，还没吃几口奶，便随着母亲郑氏做了朝廷的“官奴”。虽说侥幸保全了性命，可是处境极为低贱。母亲拼死拼活地干苦力，跌跌撞撞地拉扯自己的小女儿。当然，败落的官宦人家也很有见识，母亲千方百计让婉儿接受全面而严格的正统教育——这可是将来安身立命的资本。小姑娘太聪明了，一点就透。刚四五岁，就作得漂亮的诗词。

《旧唐书》在列传中讲了一个半真半假的故事：

郑氏怀孕期间，梦见一名巨人送来一杆秤，嘱咐说：“持此，称量天下！”“称量天下”，岂不就是皇帝身边说了算的人物？大概要生儿子吧。孰料，呱呱坠地的是个肥白的女婴，郑氏不免失望。做梦的事只能姑妄一笑了。

后来，武则天终于给了破败的上官家族一个翻身得解放的机会。她久闻上官婉儿的才学，便将那对可怜的母女召进了皇宫。现场考试满意极了，于是除了她们母女的“贱籍”，还把婉儿留在身边工作，担任掌管诏书的贴身秘书。那年，上官婉儿刚刚14岁。从此，她涉足政坛，一步一步接近了当朝的权力核心。

新手总有拿不准的时候。上官婉儿也需要宦海沉浮，不断历练。因为不听话，武则天差一点宰了她，碍着根深蒂固的“爱才癖”，武后只在姑娘粉嫩的额头上刺了一个乌黑的犯罪标志，这种近乎毁容的刑罚叫做“黥面”。虽说，额头不完美了，上官婉儿依旧是光彩照人的大美女。她利用两种最厉害的东西在宫里混：头脑和姿色。

才华固然重要，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16岁，大约是念高中的年纪，上官婉儿妩媚地倒在皇太子李显怀里。她深知这种“政治投资”的重要意义。此后，李显被废，远戍钧州、房州，上官婉儿又坐到了武则天亲侄子武三思的大腿上。她替这位情人频开绿灯，利用皇帝秘书的便利，大讲武三思的好话，甚至有意排挤李唐皇室。李家的人，怎能不恨这个多事的女人！

风水轮流转，李显咸鱼翻身了。705年，唐中宗李显又从衰老的武则天手里接过了皇权，“老相好”上官婉儿随即投靠。她被册封为“昭容”，其实，就是皇帝的小老婆。按《旧唐书》的说法，她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一人、妃子三人，属于“九嫔”的第二名。婉儿担当的具体职务，类似于今天的内阁秘书长。有了政治靠山，她仍觉不稳固，便在李显大老婆韦皇后身上押了宝。最奇妙的手段，便是引荐情人：很快，细皮嫩肉的武三思顺着婉儿的牵引，做了韦后的情人。对此，天性懦弱的“气管炎”——李显，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一时期，是上官婉儿红得发紫的巅峰阶段。在她倡议下，天下大兴文学之风，各种各样的赛诗会像今天选拔“超级女声”一样如火如荼地折腾起来。皇宫里更热闹，帝后王公率先垂范，文采飞扬的婉儿理所当然成了焦点人物。她当仁不让地主持会议，不但代帝后捉刀作诗，还充任考评裁判，并对文才绝佳者实施奖励。据说，第一名可以荣获黄金铸造的“爵”一尊。

女人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投机钻营的人便纷纷投靠。提拔个把行政官员，对于婉儿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话又说回来，她毕竟是有七情六欲的健康女人，环顾人生，她美中不足的还是“私生活”。于是，婉儿秘密购买私宅，在宫外和一些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们勾勾搭搭。《新唐书》说：“邪人秽夫，争候门下，肆狎昵……”要命的是，婉儿还为这帮家伙谋求政治利益，很多人踩着她温柔的肩膀，做了显官。

她最著名的情夫就是崔湜。小伙子模样好，两人初相识也就二十三四岁。那时，婉儿已不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了，红颜易老，一眨眼，居然40多岁了。按年岁，徐娘半老，差不多可以当小崔的姑姑、阿姨了。为了报答婉儿的垂青，小崔厚颜无耻地引荐了自己的三个亲哥们儿：崔莅、崔液、崔涤。很快，崔湜被她弄到了副部级领导。即便崔湜犯错误，也没关系，她在皇上跟前一嘀咕，随即豁免，而且一步一步升到了宰相的高位……

清朝有位诗人感叹：“妻子岂应关大计？”其实，与“红颜祸水”的说法，遥遥相对，都是强调女人在政治问题上作用的大与小。在权力问题上，男女并无本质不同。熬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显赫位置，不论男女都会起到改变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女人掌权只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偶然性。

上官婉儿总算闹到头了。她的克星就是政治新秀李隆基。毕竟树敌太多，一切哀告都无济于事了。景龙四年（71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李隆基操纵的宫廷政变爆发。夜幕中刀光一闪，上官婉儿惨叫着倒在了血泊里。那年，她刚刚47岁。

古时男人们在青楼里都在干些什么？

今天所说的青楼指的是妓院，其实古代高级的妓院才叫“青楼”。青楼原本指的是富贵人家豪华精致的青砖青瓦的楼房，后来，由于贵族之家的许多姬妾、家妓大多住于这些楼房之内，到了唐代的时候，就逐渐成了烟花之地的专称。大诗人杜牧的名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里面的青楼指的就是妓院。

其实，古时的青楼并不是我们平常以为的那样俗丽庸华，只不过是一栋楼房、几个房间而已。实际上，大多数的青楼是一个大的庭院的总称，里面的建筑一般都是比较讲究的，门前一般有杨、柳等树木，窗前一般也少不了流水之景，至于院子里的花卉、水池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姑娘们的雅阁内，陈设也不寒碜，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是必须要有的，其他的如摆设的古董瓷器，床前的屏风等也都是很精致的。

古代青楼里的女子不乏极品，而极品的大多是艺伎，卖艺不卖身，她们大多数才貌双全。像苏小小、鱼玄机、严蕊、李香君等都是非同一般的女子。她们跳舞唱曲、吟诗诵词也是极为风雅的事情。

一般来说，要见青楼里面的头牌或红牌姑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也并不是有钱就能如愿的。这些花魁之类的青楼女子，一旦成名之后，背后大多都有权势富贵人物作为靠山，即使客人们见了这些女子，大多也是客客气气的，所以一般的色鬼饿狼也是不敢动手动脚的。

古时青楼女子也并非全然都是无情的，也产生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情爱故事，历史上如唐代的崔微、段东美，宋代的刘苏哥、陶顺儿等人都为了爱情身死。所幸，他们的恋人也都是深情之人。不过，尽管如此，青楼里面的女子和进入青楼里面的男子大多都是不容易动真感情的。

男人们进了青楼到底在干什么呢？由于青楼是比较高级的妓院，普通的人一般也进不来，客人的素养或者社会地位一般都很高，主要以文人士大夫、富商、江湖豪客为主，尤其以文人居多；他们中间有的人游戏人生、笑傲江湖，有的寄情于红粉知己，享受温香软玉。不过也不是每个上青楼的男子就会和那里面的女子们发生性关系，其实里面的许多人不过去坐一坐，喝几杯清茶、吃几块点心、听几首小曲，有的还下下棋、吟吟诗、喝点小酒，然后就离开了。

男子为何要去上青楼？首先，有的男子的家庭生活不是很温馨、浪漫。古时的女子大多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再加上大多不是自由恋爱，有感情的夫妻不多。还有古时的贤妻良母要端庄，做事不能不合体统，也就没什么风情可言了，而最好的夫妻关系是相敬如宾。“宾者”哪还有亲密感、浪漫感可言？青楼里面的女子就不一样了，相对而言，哪个更有诱惑力可想而知了。更何况有的妻子从来就没有和丈夫沟通的欲望和想法。

其次，有的男子上青楼是由于事业的关系。功名不成时，来青楼逃避现实，醉生梦死，获得一份或虚情或真意的安慰；功成名就时，则是为了来青楼寻求享乐和刺激，或者寻求一两个红粉知己，得到身心放松。有的男子上青楼，则是为了交际应酬，朋友聚会，或商人谈论合作事宜，进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当然还有一类男子本来就花心好色，他们来青楼的目的就不言自明了。

虽然如今青楼这个词已经成了历史名词，它所有的风花雪月都成了昨日尘烟，但是，关于爱情的忠贞、家庭的和谐、知己的贴心，这些话题永远不会结束。

两凤拥一龙：影响中国历史的“一夜情”（1）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因为“一夜风流”而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这一事件的男主角便是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渊。

李渊（618年至626年在位），静宁成纪（今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人，祖父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父李昞，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隋时封唐国公，死后谥唐仁公。母为隋文帝独孤皇后姐，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他曾深受隋炀帝的重用。隋炀帝即位后，李渊任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后被召为殿内少监，迁卫尉少卿。大业十一年（615年），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大业十三年，拜太原留守。当时，隋末农民起义遍布全国。李渊自知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又深晓炀帝猜忌嗜杀，政局动乱，难以自保，便与次子李世民在大业十三年五月起事。

李世民黑白两道通吃

李世民作为一名自幼在军旅中长大的孩子，他的性格中充满了坚毅、果敢和叛逆，他反观自己的父亲，认为父亲在避祸，在韬光养晦，但绝不会扯旗造反。为此他决定不再等待，他要做个时代的强者，决不做大隋王朝的陪葬品。

李世民利用自己的身份，黑白两道通吃，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杀人亡命之徒，都被他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可他也知道，这群人光膀子抡菜刀那是没得说，但想夺取天下，靠这群“古惑仔”肯定不行，必须要萧何、张良一样的谋臣方可。

他找到了这样的谋臣，他的挚友刘文静——大隋朝原晋阳市市长，同李世民交情深厚，由于一不小心和瓦岗军的领导人李密联了姻，所以光荣入狱。此人极富韬略，性情狂傲，眼高于顶，但正所谓轻狂者必有过人之能，就是这个孤傲的刘文静，在未来的日子里，为李唐江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除了善于识人，李世民还有一个比李渊强的地方就是心胸宽阔。李世民找到刘文静，他还没说话，刘文静就开了腔：“要收拾现在局面，非学商汤、周武王、汉高祖、光武帝不可！”言下之意没别的——造反。李世民更不废话：“那你说怎么造反？”

谋臣刘文静的想法

刘文静立刻全盘托出他的想法：

一、举事可以，但不宜大张旗鼓，以防被人所乘。毕竟这年头造反的太多了，你就算登高一呼，也没人答理你，不如悄然行事，一鸣惊人。

二、筹集兵马。我刘文静当了这么多年市长，晋阳市谁牛谁软，我再清楚不过，只要放我出去，咱给你招个十万八万的亡命徒没问题。

三、你老爹李渊手握重兵，咱老子再给你招个10万亡命徒，咱们合兵一处，直取长安，俘虏隋王室，各地的中小股义军为了生存，必来归附，那时再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大业定基矣！

一番话，说得李世民茅塞顿开，大喜过望。什么叫谋臣？所谓谋臣，就是你还在琢磨下顿饭吃什么，他已经帮你把原料、佐料都准备齐全了。刘文静对唐朝有开国定策之功，功不可没。

李世民买通李渊最信任的人——裴寂

李世民还有一个障碍没有解决，那就是他爹李渊。作为儿子，他深知李渊这老头儿的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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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这个人对皇权一向不敢造次；对国家一向恪尽职守（曾经击退突厥）；对农民起义，他敢于镇压（镇压历山飞农民军）；对儿子，特别是能干的儿子，只要日常生活中没有时刻讨他欢心，他就不是很信任。估计自五胡十六国到隋朝，杀君弑父的事情实在太多，给李渊造成的心理阴影很大。

李世民是个干才，自然不精于阿谀奉承，李渊平时不是很待见他，如果贸然提出拥兵自立，老头子不但不同意，可能还会招来一通臭骂。所以李世民买通了李渊最信任的人裴寂——时任晋阳宫副监，从职位看，这就是个奉行拍马政策的人。杨广为了能随时游历，在各处兴建行宫，包括这个晋阳宫。搞工程是个肥缺，如果裴寂没有一定的吹捧功夫，怎能谋到这个职位？

裴寂和李渊的关系简直就可以用“铁”来形容，二人非常对脾气，经常通宵达旦地饮酒、下棋、做游戏，不分昼夜地玩。说李渊和裴寂是同朝为官，倒不如说他们是一对很要好的哥们儿。裴寂知道，要想在晋阳这个地界儿吃得开，就得和李渊处得好。他在李渊面前始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终李渊一朝都是李渊的人。这么个大红人，别说旁人惹不起，就是李世民也不能轻易结交。

裴寂自小清贫，父母双亡，看惯了他人的白眼，巴不得有一天飞黄腾达，这种环境使他的性格变得非常狭隘，属于有奶便是娘的类型。他仗着和李渊的关系，在李世民面前一向以长辈自居，这类人想买通他，可不是一步到位的。

裴寂拉上两个宫女，直奔李渊处

李世民自有办法，他经常结交一些有用的朋友，有个叫高斌廉的朋友经常和裴寂一起赌博，李世民就从高斌廉身上下手了。于是这段日子裴寂赌钱总是赢，高斌廉总是输，裴寂越来越高兴，心里舒坦，一舒坦，什么事儿都好说。所以李世民想和他说说话，搞个一日游什么的，裴寂一般都很赏面子。李世民终于和裴寂挂上了钩。裴寂很快答应，扯旗造反一事，他来跟李渊说，就不信这么多年的交情，还说不服他？于是裴寂去了。话虽然吹得很大，裴寂可不傻，他回到行宫，拉上两个宫女，直奔李渊处。

于是裴寂趁着李渊高兴，说了李世民的打算，并劝李渊：“你儿子早准备好了，你不干，他自己也得干，到时候你还左右不是人，反正现在大隋朝四面起火八面冒烟，不如反他娘的。”这一席话恰似给了李渊一闷锤，李渊先是傻在那里，半天才叹气说，既然这小子已经准备好了，我也只有干了。

李渊只是缺少点勇气

李渊并不傻，只是缺少点勇气，他知道隋朝快完蛋了，但总要有人推他一把他才敢下决心。

现代人一提起李渊，面前就浮现出一个上嘴唇直哆嗦，就知道帮李建成、李元吉变着法儿地害李世民的昏君，其实这不公平。李渊作战勇敢，武艺十分高强，他曾经连发70箭，射退农民军骑兵，在对农民军历山飞的作战中，他身先士卒杀入敌阵，鏖战于数万人中。李世民能有此刚毅的性格，不能不感谢李渊，是李渊给了李世民军旅生涯，是李渊自小教李世民习练武艺、杀敌报国，是李渊教他兵书战策、行军布阵。没有李渊的教诲，就没有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不能因唐太宗的光环太盛，而盲目地否定李渊。隋大业十三年三月，李渊起兵于太原，兵锋直指长安，起兵名义：帮助隋室匡复天下。

此时杨广被困在江都，齐郡杜伏威义军渡过淮河，直指江都，而于大业六年起义的瓦岗军，也在李密的领导下攻破隋朝的大粮仓——兴洛仓，随后李密称魏公，瓦岗军数十万，攻陷河南各郡。

群雄逐鹿的局面形成了。

后记

历史，history，源于拉丁文loropld，它的本意是通过对目击者的证词进行调查，以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去收集证词，而是通过探索，去寻求真理。古希腊时代，一位名叫戴奥尼西的历史学家给历史学下了非常准确的定义：“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历史在发展，人们随着新的改造世界的活动，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但是对历史真相孜孜不倦的追寻，而且是对历史不断地作出新的解释。阅读历史，我们常常会读出几分含混和闪烁，这也许正是史学家们的难言之隐，因而有些史事是被误读的，而那几分的含混和闪烁中，隐藏着的往往正是真实的细节和生动的故事。

央视《百家讲坛》节目的成功，催生了一股读史风潮，这股读史风潮席卷书市。而针对当时影视、文学作品戏说历史成风的现状，中华书局推出“正说”系列，解密历史真相，从此开始一股全民“读史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百家论坛》作为一本应运而生，面向历史爱好者，在通俗解读的基础上，正说历史，“揭历史谜团，还历史真相”，使人们能在轻松的阅读中解读历史，启迪智慧的杂志，自创刊以来，得到了众多读者的极大关注与支持。在“2008第八届北京图书节”上，成为读者抢购的书刊。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以“破解谜团、还原真相”为主要内容，将知识性、考证性、故事性、趣味性作为遴选文章的取向，将《百家论坛》部分文章整理、归类、辑结成书出版，以便于阅读、收藏和研究。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您了解灿烂中华的文史传承，引领您去走入历史与文化的更深处。

培根的名言说“历史使人明智”，司马迁说研究历史可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补敝起废”，正是这样，当你在现实中遇到什么事情没办法下决断时，可以去翻翻历史书，也许会有类似例子可供借鉴。

本书所收文章正说历史，有些是作者的调查、考证和探索，有些是历史事件知情者、亲历者的回忆，注重通俗化与可读性，主要以大众为读者对象。阅读这本书，读者会产生犹如穿越时光隧道，走进一个熟悉而又陌生国度的新奇、惊异和刺激感。

为了更广泛地遴选精品，编辑组参阅了大量的相关书刊，由于时间仓促，无法一一与版权人取得联系，及时汇出稿费和寄出样书。相关事宜，可致函bjlt0707@126.com与我们联系。

《历史不忍细读》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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