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鸦片战争

瞿巍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献给我的妻子和孩子，

他们让我沐浴生活的幸福

写在前面的话

国内各处大大小小的林则徐塑像，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他塑成了一个微胖的人。

据一个在广州亲眼见过他的美国人称，五十多岁的林则徐，的确有点发福。

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参考，有林家后人的回忆可以佐证，还原林则徐真实的身材，并不是一件难事。何况，林则徐的身材胖瘦与否，与任何价值判断无关，或者说，并不影响他那高大全的形象以及其他相关历史事实的评价。

但是，还原林则徐的禁烟，还原那场让中国人念兹在兹、怨愤不已的战争，还原战前中英以及中外两百多年的国家关系，就不那么简单了。穿越一百七十多年，许多的疑问，仍旧像当年一样，被笼罩在浓浓的历史迷雾之中。许多的问题其实可能并不难回答，但一直被小心地刻意回避着。

鸦片战争，真的是“鸦片”的战争吗？它可不可能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茶叶”战争，或者“棉织品”战争？

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吗？没有鸦片，还会有战争吗？战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战争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战前两百年的交往史上，是什么导致了中英之间冲突不断？

鸦片的泛滥，到底是谁的责任？鸦片到底是如何进入中国的？英国与中国，到底谁该为鸦片的大肆泛滥承担更大的责任？

鸦片的出现，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中英两百多年的贸易，到底呈现怎样一种态势？从最纯粹的贸易的角度上看，鸦片在中英贸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林则徐到底是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个鲁莽、轻率、自大自傲和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人？

林则徐的禁烟方式正确吗？他没收外国商人鸦片的行为恰当吗？他的禁烟目的达到了吗？作为他的对立方，英国要求鸦片赔偿合理吗？

英国人真的害怕林则徐吗？这场战争天朝有可能打赢吗？失败到底是必然，还是因为皇帝胆怯和软弱，罢黜了坚决主战的林则徐、邓廷桢，或者是因为主和派大臣们的屈膝投降，甚至，仅仅是因为将领们的临阵脱逃？

《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在哪里？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重大不平等条款，真的是由于炮口的逼迫造成的吗？

到底是弱国无外交，还是落后无外交？

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已经持续了整整两百年。只有回到两百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这场战争，理解战前、战后的中英关系。鸦片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怨愤不已的灾难，它直接影响到了中国人对近代史、近代国家关系和近现代通行并被全世界所认可的国际准则与普世价值的认知、判断与接纳。

我们的民族，历来就有“反求诸己”的伟大自省精神，但是，在对这场战争及近代以来中外关系的认知中，我们除了看到抱怨、不服和愤怒，没有看到这种自省。

著名学者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写道：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尽管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我们犯过错。

指责他人，我们已经做得太多。抱怨与愤怒，我们也已经发泄得太久。我们更需要的，是严格和理性的内省：在这场战争中，在战前中英两百年的交往中，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这些错误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如何看待这些错误？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抛弃那些曾经看上去无比正确、为当权者坚守不移的天朝“特色”。这种与近现代世界全然抵牾的“特色”，除了教会我们抱残守缺、固守成规和拒绝接纳近现代全新的世界，还为现在嘲弄过去、未来嘲弄现在留下让人汗颜的笑柄。这些“特色”在过去让一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现在与未来，可能正在或者仍将让历史重演。

有关过去的历史，我们从来不缺乏结论。但是，这些结论是否真实与正确，并不来源于它们是否为人所熟知，以及为媒介、教科书或者意识形态机器所广为传扬，而是来源于我们是否客观、公正地对展示在眼前的全新世界有理性认知。

过去一些罔顾事实的虚构以及建立在虚构之上的结论，是出于那个时代的某种特殊的意图。时代已经全然不同，世界在日益缩小，理性、谅解、接纳和共融在人们心中不断滋长，有必要对这段往事——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对一切具有超现实主义的辉煌光耀的政治正确的历史——进行一番详尽的全新审读，以重建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而任何不同于以往的结论，需要的不是简单、粗糙和毫无价值的激情与愤怒，而是理性的思考、冷静的交流和智慧的对话。

显然，脱离旧有轨道，以全新的视角重新书写这段历史，必然是一件危险的工作。但是，正如美国学者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引言中所说：著者甘冒一切偶像破坏者所必遭的厌弃，抱定宗旨，照事实直书不讳。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部　冲突的种子

1．贸易、争端与公司、散商：纠结的200年

2．打不开的沉沉大门

3．钱纳利的逃婚与广州的金丝笼子

4．商人、保姆、监护人、外交官与行商的垄断

5．讨债从来都是一件麻烦的事（一）

6．讨债从来都是一件麻烦的事（二）

7．说不清的关税与数不完的陋规

8．杀人偿命？不偿命？谁偿命？

9．夷人的“夷”与口字旁的“口”

10．不对等贸易（一）：拴在中国裤腰带上的英国

11．不对等贸易（二）：拿什么卖给你，中国？

12．不对等贸易（三）：与英国同呼吸共悲摧

13．不对等贸易（四）：死货、俏货，这回轮到天朝悲摧

14．鸦片，罪恶的鸦片

15．口岸，还是口岸

16．不平等是绝不能打破的（一）

17．不平等是绝不能打破的（二）

第二部　战争与媾和

1．被冤枉的义律和他的后甲板训练

2．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都有道理的大问题

3．麻烦的绞刑和绞刑的麻烦

4．意料之内的风暴和意料之外的对峙

5．林则徐：正义、英雄还是暴行、暴君？

6．“绑架”“赎金”与“天大的阴谋”

7．贪腐不绝，鸦片不止（一）

8．贪腐不绝，鸦片不止（二）

9．贪腐不绝，鸦片不止（三）

10．保证书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签的

11．找不出凶手和一定要找出凶手

12．伦敦的喧嚣

13．林则徐的“大胜仗”

14．战斗是战斗，通商是通商

15．关于“大胜仗”的文学问题研究

16．那封送不出去的信

17．琦善：最早认清形势的那个人

18．谈不好，能打和不能打的都想打

19．“莫须有”的汉奸和不对称的战争

20．除一个人外谁都不满意的协议

21．虎门——谁来都是一败涂地

22．长矛大刀不能打大炮

23．“果勇”是用来对付皇上的

24．奕山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

25．三元里抗英：保家，就是卫国

26．作战不易，避战也挺难

27．林则徐不行，“林则徐第二”也不行

28．骗皇上的大臣和偷头颅的小偷

29．奕经的超现实主义与苏浙的残酷现实

30．“和”“战”之间的变换有时非常简单

31．《南京条约》：匆忙而草率的错误

第三部　《南京条约》及附约：落后无外交

1．《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在哪里？

2．鸦片与鸦片赔款——关键是赔了

3．无事生非的善后谈判与《江南善后章程》

4．领事裁判权——奉送的权利

5．稀里糊涂的最惠国待遇

6．自找麻烦的协定关税

7．莫名其妙的军舰内河航行权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1．贸易、争端与公司、散商：纠结的200年

1637年6月25日，一支由四艘商船组成的船队，出现在烟波浩渺的澳门洋面上。跨越千重巨浪万顷风涛，经过数个世纪的艰难探索，西方的英吉利帝国与东方的中华帝国的直接交往，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率领这支船队的，是一位名叫威得尔的英国海军上校。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和这个传说中遍地都是黄金的帝国做生意。

这时的大明朝风雨飘摇。崇祯、李自成、皇太极这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此时还在北方捉对儿厮杀，大明帝国没有太多精力顾及遥远的南方边陲广州。

满怀憧憬的威得尔没想到，刚到中国，迎接他的竟然是葡萄牙人的当头一棒。长期独占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了垄断与中国的贸易，不愿意任何人特别是英国人染指对中国的贸易，两国在东方贸易上的明争暗斗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见到威得尔的船队，葡萄牙人的第一反应是严正警告英国人：船队不许登岸，也不许和中国人交易。

强大的英国人当然不屑于理睬葡萄牙人。傲慢的英国海军上校被葡萄牙人留难了几天后，一怒之下，不顾葡萄牙人的警告，带着船队径直向广州驶去。

当船队抵达虎门时，威得尔被中方拦了下来。中方官员告诉他：你们能不能进来，我们要请示广州的领导。

威得尔老老实实地在虎门外停了下来，等候中方的消息。但是等了好几天，中方没有任何动静，而虎门一线正在忙碌地加固炮台。

这位海军上校不耐烦再等下去，他带领船队直接闯进虎门。

炮台毫不客气地开炮轰击，威得尔也命令船队开炮还击。

明朝的主力火炮是葡萄牙人帮忙制作的加农炮，水平并不比欧洲的差多少，可能是因为中方的火炮数量少、发射水平不高，双方一通炮击过后，英国人最终还是略胜一筹。威得尔压制住虎门炮台的炮火，甚至攻占了一个炮台，毫不客气地把炮台上的大炮全部搬到船上，然后乘胜挺进，在沿途还俘获了几艘商船，最后终于抵达广州。

威得尔告诉中国官府：我们要来做生意。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明怎么可能任人欺侮。广州的官员正告威得尔：先把俘获的炮和船还了，再说其他的事。

来这里是为了做生意，何必没来由结下梁子。威得尔知趣，立即双手奉还了俘获的船和炮，摆开架势同广州当局谈判生意的事情。同时趁着这个机会，船队在广州卸下货物，又买了一些中国货物，大大咧咧地做起了买卖。

但是，威得尔擅闯虎门，行径太过嚣张，大明朝哪里容得下夷人如此撒野。朝廷一声令下，广东总兵被弹劾，三个负责谈判的英国人被投进大牢，英国人的货物也毫不客气地被全部没收。

那时的英国海军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英国海军军官也养了一身“混不吝”不怕事的毛病。见中方态度强硬，威得尔也不甘示弱。他烧毁了遇到的两只中国船，派出水手占领了虎门附近的一个市镇，再度攻占了虎门炮台，并将其炸毁。

中国的官府大怒，四面的军队迅速向广州集结，广州全线秣马厉兵，一场大战就在眼前。

英国船队毕竟是由商船组成，战斗力有限。见势不妙，威得尔再也不敢犯浑，一声呼哨，船队赶紧退出广州，躲避到澳门。

双方已经剑拔弩张势同水火，自己的人还在中国手上，傲慢的威得尔只好放下架子，觍着脸求澳门的葡萄牙人帮他调解。经过葡萄牙人好说歹说，中方总算同意放了三个英国人，归还英国人购买的货物，并严正声明：此后英国船只永远不得在中国洋面出现。

此次英船来华，除购买了少量的中国货物外，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中英第一次直接交往，英国人一无所获，还弄得双方兵戎相见，这不是好兆头。

威得尔船队来华，只是英国一系列对华直接贸易尝试中的一次。在威得尔之前大约一百年时间里，英国人一直在探索各种途径与中国建立贸易往来，但一直没有取得成功。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垄断了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一切东方贸易。不久，公司在万丹建立了一个贸易中转站，以此为依托，常常和前来南洋贸易的中国人做生意。1613年，东印度公司甚至在日本建立了一个贸易站，并在这里与中国人做转口生意。英国人一直渴望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但是，他们长期只能遥望中国海岸兴叹，直到这位莽撞的威得尔出现。

7年后，北京坐龙庭的换成了满族人。不久，康熙帝为了对付台湾，搞了一个“寸板不许下水”的海禁政策。英国想建立同中国的直接贸易更加困难。在威得尔不成功的广州之行后很多年，没有一艘英国船只到达广州。

英国人下一次直接来中国贸易，已经是27年之后的事情。这时，英国刚刚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雄心勃勃的英国资产阶级正在全力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1664年，一艘叫苏拉特的英国商船试探性地来到广州，企图打通与中国的直接贸易。

但是，英国人的这次广州之行也很不顺利。广州官府要求英国商船上缴2000两船钞。英国人讨价还价，只想给1000两，这没能满足广州官员们贪婪的胃口。于是，广州官府不准英国人在广州贸易，并派兵对英国人进行监视。

这帮可怜的家伙在广州足足等了半年，实在没有生意可做，只好卖掉一点胡椒和铅，交足了给官府的税款，栖栖遑遑地开走了。

这是清朝第一次和英国人打交道。清朝完胜。

这一年，发生了一起对未来中英贸易和中英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在遥远的伦敦，东印度公司将2磅中国红茶作为礼物献给英国国王。

1681年，不屈不挠的英国人再次尝试和中国直接通商，但又因为葡萄牙人阻拦而一无所获。

和满族人不好打交道，英国人就去找台湾的国姓爷。当时，清朝严格的海禁政策让台湾郑氏物资极度匮乏，郑氏非常欢迎外商来此贸易。为了鼓励外商，郑经甚至不收他们的关税，条件是外商必须向台湾输入军火。

1670年左右，英国人在厦门和台湾开始与郑氏通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是，13年后，清军占领台湾，英国人在台湾的贸易被迫终结，最后还得转过头来，想法子和难缠的满族人打交道。

1684年，康熙帝见天下太平四海隆盛，兴奋地推出了康熙版的“改革开放”，允准在全国范围内开辟四个通商口岸，分别是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并设立四个海关，制定税则。

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结束了与中国的转口贸易，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商馆。

1689年是中英贸易史上重要的一年。这年，一艘英国船正式合法地进入广州黄埔港。英国人与中国的正常贸易由此开始。

但是，这次直接贸易还是很不顺利，英国商船差点掉头就走。

以前中西方进行贸易，粤海关要收一种叫“船钞”的税。这笔钱要多少，是通过对船的丈量计算出来的。既然是丈量，当然就有操作空间。一种丈量方法是从船头量到船尾，要交的钱最多；另一种通行的常规丈量方法，从前桅之后量到后桅之前，可以少交很多钱。

天朝的海关人员上船了，不用问，肯定是先从船头丈量到船尾。

英国人很伶俐，他们立刻拿出了一笔钱。

海关人员的工作方法变了，他们改用第二种丈量方法。但是，即使是第二种方法，要交的钱也不少，总计2400两左右。

生意都还没开始做，就要交这么多银子，英国人不干了，他们坚决不给这笔钱。双方僵持了一个星期，中方终于同意把金额降低到1500两。大家好说好商量，事情总算解决了。

英国人交完银子后，海关人员附加了一个特别说明：这笔钱中，有300两是给粤海关最高领导的规费，请理解，这一个部分，不能对外去说，更不可能开发票了。

威胁、索贿、敲诈、讨价还价、讲和……在一片乱哄哄中，中英广州的正常贸易就这样磕磕碰碰地开始了。这笔生意也为日后的中英贸易和中英关系奠定了一个百年不变的基调——中方主动需索，英方被动屈从。

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虽然对华贸易还有诸多的不如人意，中英贸易还是逐渐地红火起来。在1704年前的半个世纪里，英国到广州贸易的商船有9船次，到厦门的43船次，到舟山的5船次，到宁波和福州的各1船次。在威得尔抵达中国之后一百年，英国终于实现了一定规模的对华贸易。

天朝开放的四个口岸中，外商最愿意去的是厦门。厦门有天然的良港，还有一批熟悉对外贸易、懂得与夷人打交道的专业人才，交易起来非常顺手。17世纪末，这里成为这个时期天朝的外贸中心。

宁波由于港口条件不便，外商逐渐集中到对岸舟山有天然良港的定海。由于这里靠近江浙经济中心，宁波（定海）的贸易被外商寄予很高的期待。

广州就不那么乐观。按照规定，远洋大船不许进港，只能停泊在澳门附近的十字门一带，装卸货物非常麻烦，外商都不愿意去，因此来这里的船只很少，商行也没有几家，贸易很不景气。

虽然开放了四个口岸，但天朝更愿意外商集中在广州贸易。这里是天朝的边陲，远离政治经济中心，不容易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且外商集中后更便于管理。为了鼓励外商到广州贸易，康熙帝同意洋船进入虎门，到黄埔港贸易。1698年，康熙帝还下旨免去粤海关30285两银子的关税。

第二年，英国商船麦卡费尔号到达澳门，粤海关监督索尔弼带领大小官吏、洋行商人、翻译、买办等亲自前往澳门，热情迎接英国船只，并举行丈量仪式。更让英国人受宠若惊的是，索尔弼一次性免去了这条船四分之三的税款，他带去的一个洋行商人大手一挥，把这艘船上的所有货物全部高价吃进，以表示广州对外商的热诚欢迎。

崇隆的礼遇、税费的减免和贸易的顺利，麦卡费尔号的广告效应一下子鼓励了其他夷人，各国商人纷纷把船开到广州。从这一年开始，广州的外贸逐渐繁荣，外洋贸易基本向广州聚集。

恰好，在1715年，厦门又发生了一次英国商船和当地沙船的冲突。外商逐渐不再去厦门，这一带的贸易渐趋冷落。厦门更多地成为东南亚等近海贸易的聚集地。

英国人在宁波的贸易也不顺利。1700年，东印度公司试图在舟山的定海设置一个监督署失败，东印度公司从此撤离了宁波。

1759年东印度公司翻译洪仁辉远航天津后（后面还将提到这一事件），天朝实施了限关政策，广州被确定为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前来广州的英国船只不断增加，中外贸易特别是中英贸易越来越火热。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记载，1751年，有18艘货船抵达广州，其中有9艘是英国货船。此后，英国对华贸易快速增长。1789年，广州有86艘外洋货船，其中有英国货船61艘，分别是东印度公司船21艘，散船40艘。广州成为天朝对外贸易的不可动摇的中心，而英国人成为广州的对外贸易的绝对主力。

外贸逐渐向广州聚集后，福建的外贸商也逐渐移居广州。很多后来非常著名的广州行商就是福建人，比如广州的潘家。

在中英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中英之间不时会发生一些冲突。

1739年，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爆发了一场被称作“詹金斯耳朵之战”的战争。上一年，一艘西班牙战船捕获了一艘英国商船，并将船长詹金斯的耳朵割掉一只。詹金斯把耳朵装在一个盒子里带回英国，向英国国会控诉。英国举国愤怒，下院决定组织一支以百夫长号为旗舰的舰队，对西班牙的殖民地和舰船实行报复，满世界追着西班牙人打。

英军舰队击沉和捕获了不少西班牙商船，可是自己也损失不小。1742年，舰队抵达广州，只剩下了旗舰百夫长号一艘船。百夫长号在广州附近截获了一艘大型西班牙商船，并擅自闯进虎门要塞。

百夫长号的到来让广州当局极为震惊。两广总督派东莞县令印光标去处理。印光标登上英国战船，得知西班牙和英国正在“仇杀”。英国舰队司令安逊告诉印光标，船只已经严重受损，补给耗尽，来广州的目的是修理船只和补充给养，并希望能见到总督。

印光标告诉英国人：总督不会同意见你们。要想得到修理和补充，必须立即释放西班牙人。

为了向英船施压，广州官府禁止百姓向百夫长号出售补给，并把修理工匠藏匿起来。安逊无计可施，只好同意释放全部299名西班牙俘虏，交由中方处理，只留下了全部战利品，中方这才同意提供物资和修理船只。

恰好，广州这时发生了一场大火。百夫长号的水手拿出了船上的灭火机参与灭火。这个行动赢得了总督策楞的好感，他同意接见这帮夷人。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英国船长安逊穿着整齐的英军军官制服，兴高采烈地在中国官员的引导下拜见策楞。

安逊刚走上街，眼前的情形就让他吃了一惊。街道两边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天朝士兵，队伍一直排到总督衙门。当他从这些士兵面前走过时，士兵都会喊出几句他听不懂的威严的中国号子。

安逊走进衙门，在那里拜见了策楞。策楞似乎不大在意眼前的这个夷人，态度比安逊期待的要冷淡得多。一番简单的攀谈之后，安逊向策楞提出减免规费等要求，但是策楞没有过多理睬就端茶送客。

百夫长号之后没过几年，又有5艘英国战舰开到了中国外海。当时，英国和法国正在欧洲开战，这5艘战舰想捕获3艘进入中国海域的法国商船。

虽然是夷人打夷人，但是，法国人是在天朝的地界里，当然要受天朝的保护。英国人在天朝的地界里追着法国人打，就有点打狗不看主人的意思。已经调任澳门海防同知的印光标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和英国人开战。印光标让中国兵船在海面上一字排开，对英国人宣告：如果你们敢伤害法国人，我就要找你们在广州的商人算账，如果你们敢扣留法国人的货物，我就要拿你们在广州的货物补偿。

双方对峙间，乘着风向有利，法国商船躲进了虎门。英国人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1801年，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担心法国侵占澳门，阻碍英国在远东的贸易，英国驻印度总督便派出由6艘军舰和上千士兵组成的舰队开到伶仃洋，准备在澳门登陆。

葡萄牙人被这个阵势吓坏了，他们担心英国人乘机占领澳门，把自己从这里赶走。他们一面恳求两广总督吉庆派兵保护，一面紧急通知当时在朝中钦天监任职的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希望他说动朝廷保护澳门。

吉庆得报，立即派行商敦促英国人：赶紧离开，否则就要动兵。

正巧，英国舰队得知英法已经签订了停战协议，于是舰队返回印度。

1807年，英法战事又起。英国驻印度总督再次以同样的理由，派兵来到澳门。这一次，事情闹得更大。

总督吴熊光以为英国人不久就要撤离，一开始并没太当回事，只是像上次那样，派了几个行商去“晓谕”英国人，要他们早点离开。

但是，英国舰队一点都不想走。

吴熊光急了，他拿出撒手锏：封仓，停止一切贸易。

英国人还是不买账。3只兵船一路闯入虎门，停泊在黄埔。英军司令带着几百号人和3只舢板进入广州洋行商馆，请求与吴熊光会见，并要求吴熊光转告皇上，请求允许英国人在澳门居住。

吴熊光不想见面，英国人不断向广州增兵。

吴熊光只好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北京。皇帝得知此事，龙颜大怒：虽然中国不过问外夷的事情，但是，澳门也用不着英国来保护，如果再敢如此放肆，就要“调动劲兵，大加剿杀”。

得到皇上调兵弹压的旨意，吴熊光这才急急忙忙调集军队，准备和英国人开战。

英国人并不在意圣旨和广州的清军，他们决定继续斗下去。英军司令下令：48小时内，英国商船全部从广州撤出。英国军人决意开战了。战争似乎伸手可及。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2艘东印度公司商船的船长不服从英军司令的命令，不愿撤出广州。他们联名请求公司大班设法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与中国的僵局。

英军司令大为沮丧和失望。连他要保护的本国同胞都不支持自己，那就只好撤走了。

历时半年的争端就此结束。

这些争端虽然看似严重，火药味十足，但是广州的外商都知道，最终是不可能闹出太大乱子的。说到底，这些争端只不过是非常态的偶发事件，而中英之间的关系，贸易才是常态。无论争端多么严重，广州的外贸仍旧像春草一样繁荣茂盛。

广州外贸的繁荣，仅仅从一个小侧面就可以生动地反映出来。因为大量的对英贸易，广州逐渐出现了一种被称为Pegeon English的“广东英语”。这种英语没有句法和逻辑联系，句式简单，词汇量少，便于学习使用。一个刚来广州的英国人听到这样的英语，一定会不知所云一头雾水。学过英语的中国人也同样会听得一脸茫然。只有与外国人打了很久交道的中国人以及那些在广州待了很久的外国人，才能明白这些英语是什么意思。

看看这样的句子：My Chin Chin you。它的意思是：我向您告辞了。

比如说Chow Chow，这是一个意思差不多是无限的词汇，许多情况下，意思甚至是截然相反。例如，第一号Chow Chow，意思是毫无价值，但用在早餐和正餐，意思又是“极好”。一船的Chow Chow货是一船杂货，一家普通商店为Chow Chow店，各种伙食的供应泛称Chow Chow，等等。

再比如，针对引水、装卸货物以及放船出关，海关衙门都要发放通行证，这种通行证被一律称为Chop。因为Chop是官方的许可，对于夷人来说非常重要，而夷人一般希望能尽快办理，不要拖延，从这个意思引申，凡是重要和快的意思，都可以被称为Chop，比如Chop Chop就是催促别人快的意思。而筷子的“筷”与“快”谐音，Chop就被以讹传讹，变成了Chopsticks。

广州甚至出版过一本名叫《鬼话》的书，专门教中国人如何学习夷人的“鬼话”。这本书非常有创意地用中文给英语标注读音。比如，Today这个词被分成to和day两个音节，分别用中文标注为“土—地”。甚至一些完整的句子，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标注读音。

这样的词典，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大量出版印刷过。

外贸向广州集中后，红头发高鼻子的夷人越来越多。他们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大大不同，也不愿意进城和中国人混居，便选择了在城外靠江边一带租房子居住。这里原先是中国行商修建的商馆，大多数属于资本最雄厚的伍家和潘家。外商来得多了，这里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片专供外商居住的区域。不同国籍的人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商馆，每个商馆也分别以不同的国家命名，比如荷兰馆、美国馆、新英馆等等，共计十三家。于是这一带就被广州人习惯地称为十三行。

按照天朝的规定，冬天没有生意的时候，外商都必须居住在澳门。澳门就成了外国人最大的集散地。当时澳门由香山县管理。香山县令不过是个七品芝麻官，澳门的事情，动不动就涉及天朝和外夷的关系，香山县根本没法管。1743年，两广总督上奏，请求成立一个名叫“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的机构，专门管理澳门的外夷事务。后来印光标成了这个机构的第一任长官。

印光标上任不久，就着手加强对夷人的管理，制定了一套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其中主要内容是：

1．洋船到达，衙门派中国人引水带进虎门，在黄埔停泊。

2．外国人如果有事必须上报，必须由澳门的县丞投递海防同知。

3．官方派兵在澳门前山寨弹压番商，稽查奸匪。

后来，英国人洪仁辉北航天津惹出了一个大麻烦，清政府更加认定必须强化对夷人的管制，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夷人管理办法《防范外夷规条》由此出台，规条共5条：夷人不准在广州过冬；夷人到广州后，由出租房子的行商负责管束和稽查；不准向外商借钱和雇请汉人服役；不准外商雇人传递商品消息；对夷人停泊地派兵稽查和弹压。

前面提到的1807年的争端后，清政府又一次修订了管理夷人的办法，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护航兵船不得进入虎门；夷人做完生意后不得继续留在广州；进入广州必须申请红牌；等等。

虽然夷人偶尔也要闹出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来，但是大体说来，对于这些规则，外商基本能够遵守，外商大部分都比较老实本分。中国官府自然也乐观其成，除了偶尔敲打敲打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外，也不大干预外商的生意。

但是，官府不知道，在广州的外国商馆里，一直有一股暗流在涌动。随着一批特殊商人的不断增加，这股暗流越发汹涌，最后汇成一股巨浪，终于冲决了中英旧有的贸易和国家关系体系。

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中，有两群人。虽然都是来华做生意，但是他们的根本利益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冲突和对立的，因此，他们在对华态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两种势力的此消彼长，最终决定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基本态势和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第一群人是来自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在天朝人眼里，这是一群大体上老实本分的英国商人。在中英贸易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东印度公司都是中英贸易的主宰者。非经东印度公司同意，任何英国人不得参与同中国的贸易。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贸易中最有利可图的生意——茶叶贸易。特别是在1784年英国推出交换法案后，茶叶税大大降低，茶叶贸易发展更为迅猛，成为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利润的最重要、后来甚至是唯一的来源。

茶叶贸易的利润大约是30％，可谓暴利。茶叶贸易对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性，决定了东印度公司必须全力保证这个贸易的稳定和正常进行。顺理成章地，东印度公司在对华政策上，就必须采取温和与妥协的态度，甘愿顺从和接受天朝的各种法规和习惯，即使这些法规和习惯在他们眼里极不合理也极不文明，但是，为了茶叶贸易，他们宁愿选择忍受这一切，尽力避免与广州官府发生直接冲突。有人调侃道：英国的大人先生们除去对于茶叶和茶叶带来的税收，再也不想有关中国的事情，只想安安静静地得到这两样，任何屈辱都甘心忍受。

茶叶贸易决定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态度，而东印度公司的态度又决定了东印度公司时代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东印度公司有一个由数名资深大班组成的“特选管货人委员会”常驻广州，专门负责管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执行伦敦董事会的指令，并负责和中国官府打交道。

另一群人和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被统称为散商。他们是中英贸易中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一批人，他们最终改变了英国的对华政策。

散商当时也叫港脚商人或者私商。港脚是country的译名，指的是印度。散商是一群获得东印度公司特许、可以参与印度对中国贸易的商人。他们一部分是驻印度的英国人，一部分是印度人和祆教徒，此外，还有一些东印度公司的前雇员，比如中国人熟知的以贩卖鸦片而著名的查顿，就曾经是东印度公司货船上的一名医生。

最初的散商，不过是东印度公司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可是这帮人来到广州后，就找各种借口——最常见的，是货款还没有收回——赖在广州不肯走。大约在1770年，出现了第一代散商。这帮人对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多少有所影响，再加上他们通常都是一帮胆大妄为的家伙，时常闹出点事情来，惹得天朝官府很生气。官府又闹不明白夷人之间的差别，每次出了事，一律找东印度公司算账，东印度公司被迫为这些散商擦屁股，很是不爽，于是就通过东印度公司的指令，强行把他们撵走。

1780年，东印度公司鼓动英国下院通过议案，认可东印度公司对广州的散商有管辖权，这样东印度公司就能更加理直气壮地撵走散商。广州的散商一度只剩下一个叫柯比的人，经营一点钟表之类的东西。

但是，只要能赚钱，每一个商人都会勇往直前，刀山火海都不能挡住。一些聪明的家伙找到了一个有些可笑的门路——归化其他国家。很快，广州就出现了拿着丹麦、瑞典、西班牙等国国籍的英国商人。东印度公司管不着他们，只好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在广州堂而皇之地做买卖。这就是第二代散商。

让东印度公司更不爽的是，散商的贸易量逐渐增长，贸易地位也不断提升，后来，连东印度公司自身都没法摆脱对他们的依赖，比如，东印度公司非常需要他们手里的现银（这一点，后面再说）。

散商也对东印度公司十分不爽。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广州最赚钱的茶叶贸易，散商只好钻头觅缝地找点其他什么生意做。眼见大笔的利润被东印度公司赚走，而东印度公司凭借的，仅仅是一张皇室发给的东方贸易特许证，散商对东印度公司垄断的不满与日俱增。

让散商不满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东印度公司温和的对华政策，散商把这种政策看做是软弱和没有前途的。这个东方最大帝国潜在的巨大贸易前景梦幻般地吸引着他们，他们急切地希望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却遇到天朝各种贸易体制和国家关系的阻碍。他们力主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却遭到东印度公司的坚决反对。

散商们喜欢自豪地称自己为“自由商人”。他们是一些深受自由贸易思想影响的人，他们比东印度公司更富有进取心和冒险精神。随着散商势力的逐渐强大，一股企图变革旧有中英贸易和国家关系的暗流在广州不断地翻涌。

此时，自由贸易思想在英国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主流。东印度公司对对华贸易的垄断与英国日益高涨的自由贸易精神格格不入，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抨击。经过自由贸易鼓动者长期不懈的努力，英国下院1833年通过议案，正式取消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贸易的垄断特权。简单地说，任何英国人都可以来中国做生意了。这是英国商业史上一个全新的时刻，是英国自由贸易思想下自由商人的一个重大胜利。

1834年，广州发生了一起可以载入英国贸易史的事件。第一艘被称作“自由船”的商船载着从黄埔装运的“自由茶”驶往伦敦。这艘船属于怡和洋行。

从这一刻起，散商逐渐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中英贸易的主宰，并最终决定了英国的对华政策。

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被取消后，散商们更加不遗余力地鼓动英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为积极的和更为强硬的政策，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外商抱怨了一百多年的天朝的贸易制度和对外关系，以扩张英国的对华贸易。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所抱的目的，与其说是在于消除零星的疾苦，毋宁说是在于将商业往来奠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我们在对华贸易上所要努力去实现的这种变化，包含整个制度的根本改变。

散商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的身后，有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强大的盟友——庞大的英国本土新兴工业集团。英国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生产力，英国急需广阔的海外市场。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的取消也给新兴工业阶级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提供了无限的前景。散商们对外贸的巨大热情、工业集团对海外市场极度渴望，两者在基本利益上形成了天然的一致。从英国本土到遥远的广州，变革中英关系的呼声形成了一股极大的浪潮。

在英国人眼里，中国越像一个潜在的有广阔前景的市场，天朝的贸易制度和国家关系对他们来说就越难以忍受，也就越有必要进行彻底的变革。而要想变革这一切，散商们办不到，东印度公司也办不到，首要的办法，就是努力建立中英之间的国家联系，通过国家层面的协商，调整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与国家关系。

从英国人尝试建立这种国家之间的联系，到他们派出的第一个使团终于抵达北京，英国人花费了近两个世纪，但是，还没等英国人来得及高兴，一桶冰水就朝他们兴奋的脑袋上兜头泼了下来。

2．打不开的沉沉大门

1596年，一支英国船队正在好望角外的洋面航行。远远的天际那边，出现了一支船队的模糊的影子。船队越来越近了，英国船长突然大惊失色：是葡萄牙人。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英国的商船速度慢，很快被葡萄牙人的战船追上。双方一通混战，英国人被打得大败，船上的人员大部分战死，剩下的船只四散奔逃，最后不知逃到了哪个荒岛，从此踪迹全无。

这不过是西方贸易和航海史上一次很不起眼的小小的战斗，唯一值得在这里提及的，是这支英国船队中，有一个叫做伍德的英国使臣。他奉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和几个商人一同前往中国，并给中国皇帝带去了一封女王的信。女王在信中非常恳切地说：希望中英两个大帝国能实现公平的通商，以各自所有，交换各自所无，何乐而不为呢？

这已经是英国女王写给中国皇帝的第二封信了。和上次一样，这封信还是没能送达中国皇帝的手上。

伍德此行的13年前，也就是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商人钮伯里前往东方，携带一封给中国皇帝和给莫卧儿帝国皇帝的信。女王在信中告诉中国皇帝：吾人以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认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须相互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也不能不做此类之尝试。

钮伯里好不容易走到印度，却被葡萄牙人发现并扣留下来，信没能送到中国。不过，即使他能够到达中国，皇帝也一定不会知道这位大鼻子老兄到底在说些什么。对于这些数万里之外遥远的夷狄之人，天朝既不了解，也毫无一丝交往的兴趣。再说，天朝只有厚往薄来的朝贡制度，也就是天朝的那些小兄弟国家按期朝贡，天朝再回赠一些礼物给他们，“相互贸易”是什么意思？听不懂。

事实上，女王伊丽莎白与中国建立联系的努力，并不是英国人的第一次尝试。早在一个世纪以前，明朝的中、晚期时，英国人已经试图建立与中国的贸易。

那时，英国已逐渐强大起来，为了打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英国人多次探索通往中国西北的通道。最早一支来中国的英国探险队于1492年出发，经过白海到达俄罗斯，与俄罗斯建立了贸易关系。在得到沙皇批准后，这只商队一路前行，到达中亚。由于战事阻隔，商队无法继续前进，不过总算知道去中国该怎么走。

在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两次失败后，英国人于1610和1613年又两次带着英王詹姆斯一世的信件前来中国。这次，据说他们终于成功抵达中国，但是，没有人敢替他们翻译。

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已经和中国实现了大规模贸易，英国政府继续尝试和中国建立国家联系。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命加茨卡特出使中国。乔治三世给他的命令主要有6点：1．改善广州的贸易，破除种种限制；2．说明英国只想通商，没有领土野心；3．希望得到一个岛屿作为货栈；4．如果第3点办不到，则力图解除英国人目前的苦痛；5．英国人不受中国裁判；6．两国互派大使。

不幸的是，加茨卡特在旅途中病逝，使团随即返回国内。

下一个，就是著名的马嘎尔尼。

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有关跪拜与否的争论。事后，包括一些英国人在内，都指责马嘎尔尼过于迂腐，给牛哄哄的中国大皇帝跪拜一下，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并不会对英国有什么损害。如果马嘎尔尼拜了，中英的贸易就可能得到改善，中英关系或许就是一个新局面了。

但是，看了另一个例子，估计就没人会这么说了。

1795年，也就是在马嘎尔尼使团之后几年，荷兰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使团。不知道这是荷兰第多少次向中国派出使团了。反正到了的、没到的、掉到海里的，统统算上，不会少于十次。

这次的使节叫铁俊甫（Isaac Titsingh）和文谱兰（A. E. Van Braam）。由于有了马嘎尔尼失败的例子，这两位公使先生决定，无论中国官员提出什么样的有关礼节方面的要求，他们都准备答应。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这样记述了他们的遭遇：他们像罪犯一样被解送到京师，在京城被当成乞丐一样对待，随后又像押送骗子一样被送回广州，并且，只要那些司仪者们认为合适，他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这一行人败得比马嘎尔尼还惨，他们一无所得地被赶出了北京。

马嘎尔尼使团与天朝的争执以及使命的失败，不是礼仪问题，而是一个近现代工业社会与一个封建农业社会交往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交往的双方无法用同一种观念来调适各自的行为。

马嘎尔尼来到中国，一直被接待他的中国官员打扮成一个蛮夷国家的贡使。他从天津上岸后，礼品被装上大车，上面插上了一面写有“英吉利贡使”的旗帜，以表示这是夷人给皇帝的贡品。为了不给自己的出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马嘎尔尼故意对这几个字视而不见，他的兜里，揣着此行最重大的使命，他不准备在这些事情上与中国发生冲突。

在觐见乾隆皇帝前，英国人一直都受到良好的接待。在觐见乾隆皇帝的过程中，发生了著名的行叩头礼还是屈膝礼的问题。贵族出身的马嘎尔尼一点都没有屈服的意思，天朝的官吏很无奈，只好把这事禀明皇上。

乾隆爷得知此事，心里其实并没有太在意。夷人嘛，不知道礼节，举止荒谬，行为怪诞，那是因为他们太不文明了，所以不跪拜也可以原谅。万邦来朝，何况还是万里之外名不见经传的红毛英吉利人，这充分体现了天朝的威仪与隆盛，也说明乾隆皇帝本人的圣明和天威无远弗届。乾隆爷心里高兴，并没有太多追究。

觐见时，英国人忙着向皇上展示各种礼物，这些礼物是马嘎尔尼精心挑选出来的，代表着英国科技的最新前沿。用现代的话说，都是些高科技产品，和现在不同，英国人没有一点要向天朝保密的意思。

但是，对这些东西，天朝上下，一点都不感兴趣。

当使团的科学家演示派克透镜如何融化钱币时，天朝官员忙把透镜拿过来，用来点燃烟斗。

乾隆帝看了这些演示，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东西，只能给儿童玩。

这位科学家后来说：中国人的某种思想对一位欧洲科学家来说是种侮辱。

比如，一架英国马车，马嘎尔尼非常自豪地展示它的“悬浮弹簧”工艺，他告诉天朝的大臣们，这种弹簧可以让马车不再颠簸。但是，一个宦官立刻异常敏锐地把车手和客座调换过来。

这样不对。英国人马上更正：车手应该坐在前面。

你以为皇上能够允许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还高，并且把背部朝向他？宦官说。估计这位宦官当时满脸都是对这些不晓事的夷人的鄙夷。

果然，这辆不合礼仪的高科技“悬浮弹簧”马车被丢在宫廷的一个角落，没人再理睬这个玩意儿。

马嘎尔尼还送给权臣和珅一辆一模一样的马车。和珅更干脆，直接把它扔在了大街上。

皇上和臣子坐同样的马车？你这到底是送礼还是害我？和珅见到这辆马车时，估计应该被吓了一大跳。

虽然天朝并不稀罕英国人的东西，但是，考虑到他们“诚心远献”，乾隆帝还是“赏收”。不过，他老人家骄傲地告诉英国人：天朝的威名和德化四海传扬，各种贵重的东西，“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但是，天朝“不贵奇巧”。所以，你们以后再来，就不必再置办各种物件了。

郭卫东先生在其《转折》一书中对此评点道：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而不自知，强以落后扮作先进，这是真正的愚昧，难以救药和令人心悸的愚昧。

这种愚昧，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几十年后，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这样评价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的战斗中死去。

鸦片战争的胜败，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注定。

虽然皇上开恩，没有太在意叩头不叩头的问题，还好吃好喝地招待，但是，马嘎尔尼最终还是惹恼了皇上——他从夹带里拿出了英国国书。这是他此行的真正使命。

马嘎尔尼向大皇帝转达了英国的态度：我们的目的全在于商业，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更不愿意据地自守，只求中国政府保护我们的商人，并开放更多的口岸以便进行贸易。

国书中，英方提出了有利于开拓中英贸易的6点要求：1．在浙江、福建等地增开通商口岸；2．参照俄罗斯惯例，在京开设商行；3．在舟山附近给予一个小岛作为货栈；4．在广州拨给一个地方供英国人居住；5．明定关税；6．广州内河货物免税。

乾隆帝被惹恼了，圣旨对英方6条要求逐一批驳，一概不准。乾隆皇帝说了一段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你们外夷的货物以通有无。准许你们来做买卖，是大皇帝对夷人的关怀，格外开恩。你们居然不知回报，还提出这些出格的要求！

皇上的恼怒和天朝的傲慢溢于言表。

马嘎尔尼原本是打着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幌子来中国的。但是，他的这些要求让乾隆帝恍然大悟：他们前来贺寿是假，来谈条件是真。天朝怎么能和夷人谈条件呢？更何况，这些条件简直太有些匪夷所思了。

乾隆帝一改当初的热烈欢迎，严令英国人“赶快滚蛋”。

乾隆帝的态度变化太快，英国人措手不及，时间紧蹙得甚至来不及收拾行装。好在皇帝开恩，宽限了两天。

与来京时的风光相比，英国使团离开时简直是被押解出境。

英国人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玩命地敲开了一座沉沉的大门，伸出脑袋向里面探视了一眼，刚刚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就被一脚踢了出去。大门在他们身后轰然一声再次关闭。

这次失败的会面，对大门内外的人都是一次重大的损失。不过，相对而言，门内人损失更为惨重。

有这么一个小细节，大约60年后，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在圆明园里发现了一些尚未开封的箱子，他们打开箱子，意外地发现，里面原封不动地装着马嘎尔尼送给乾隆帝的一些礼物。其中，有当时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以及最先进的枪炮。

马嘎尔尼与中国的叩头之争，被后人放大了。其实，两国之间真正的争执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大清是天朝上国，只有传统的宗藩关系，没有近代外交关系。中国以外的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国，所有藩属国的民众都被简单笼统地称为“夷人”，在国家关系上，没有平等可言，除了纳贡与回赠，也不存在对等的商品贸易。

稍微有点麻烦的是，像英国这样的名不见经传的遥远的西方国家，并不在先前藩属国的名单当中，该怎么对待他们呢？

天朝的方法是，一律纳入藩属国，按照对待藩属国的方式处理。比如，更早到来的葡萄牙人，就是按照藩属国向宗主国进贡的方式来处理的。

三跪九叩，只是这种不平等的宗藩外交体制的一个最具象的外部表达方式而已。

马嘎尔尼的失败并没有让英国人泄气。1814年，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后，决定再次向中国派遣使团，以求解决异常重要却又问题多多的中英贸易和中英国家关系问题。

这一次的公使叫阿美士德。阿美士德是国王的侍从官，也是一名英国贵族，身份非常显赫。他的两名副使之一叫小斯当东，是马嘎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随马嘎尔尼来中国时还只有十几岁，曾在乾隆帝面前说过几句路途中学会的“洋泾浜”中国话。

与马嘎尔尼相比，阿美士德的目标更小，也更加具体：争取大清为广州贸易提供更为自由的环境，英商有权与当地商人自由交易；中国官吏不得随意闯入外国商馆；英国人有权雇用仆役；允许一名英国人住在北京；外商有权向中国官府陈述意见等。

这时的皇帝是嘉庆皇帝，他对上次使臣来华的全过程都很了解，对英国人非常不信任。英国使臣还在途中时，他就对接待官员下了一系列严格指令：接待时不允许铺张；沿途不许英人私自改道，更不许上岸；如果英国人提出要求增加通商口岸之类，立即严词驳斥；如果他们态度恭敬，那就准许他们朝觐；如果他们不懂礼节制度，在天津就直接把他们赶走。

使团在天津上岸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叩头。嘉庆皇帝不像他父亲那么好说话，他严厉指示：英国人必须叩头。

英国人也知道这个叩头问题。临行前，政府给阿美士德的指示是，只要不损害英王的尊严和他本人的品位，他可以按照中国的礼节，以免影响完成外交使命。也就是说，叩头与否，由他自己定夺。

阿美士德对于叩头与否毫无经验，只好征求两个副使的意见。一位说：可以叩头。但是小斯当东说：不能叩头，因为叩头也不能解决中英之间的问题，反而有损英王的尊严。

从当时的情况看，小斯当东是对的。

因为小斯当东有丰富的中国经验，阿美士德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坚决拒绝向中国皇帝叩头。

登岸不久，中方以皇帝的名义设宴款待使团，还没入席，问题就来了，中方说，必须对着皇帝的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

使团翻译马礼逊不同意：我们对皇帝很恭敬。英国的规矩是，在国王面前免冠，跪一膝，一俯首，这就是极大的礼节了。

中方坚持道：既然你们懂得恭敬皇上，那就更该和我们一样叩头。

英方毫不妥协：英方行礼的方式不同，但都表示恭敬，不必按照中国的规矩来。

吵闹了半天，双方各自退让一步。中方对皇帝牌位行三跪九叩，英方则三免冠、九揖拜、九俯首。

仪式结束后，中方官员赶紧带着使团上路。不料嘉庆帝得知此事后很不高兴：他们如此不恭敬，就别来了。

中方官员急忙让使团停了下来，急切地开导这些顽固的英夷。但是英夷就是不同意叩头。

皇帝又从北京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等人专程前来劝说这些夷人。

和世泰见到这些英夷后不久，突然上奏：英夷同意行跪拜大礼了，只不过他们行礼还不熟练。

听到这个好消息，嘉庆皇帝很高兴：只要行礼就行了，熟练不熟练，反正是夷人，可以理解，大致齐就行了。让使团赶紧来北京吧。

其实，使团从来没有同意叩头，这是和世泰编织的一个谎言。他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或者其他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

得到皇上的鼓励，和世泰来劲了。他又奏报：经过我们反复教导，这帮夷人行礼已经很熟练了。

但是，谎话总会被揭穿。觐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和世泰自作聪明地想出了一个法子。他命令使团在觐见的前一天夜里从通州启程。从通州到圆明园，要经过1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使臣一定已经疲惫不堪。那时，一边一个人挟持着，连拉带拽地拖到皇帝面前，屈膝俯首，总能稀里糊涂地蒙混过去。

在和世泰的督促下，使团一路奔波，连觐见的礼服都落在后面，总算按时赶到了圆明园。这时皇帝已经上朝，旨意传来：使团赶快觐见。

关键时刻，阿美士德意外发现了和世泰的意图，他找借口推托道：礼服都还没到呢，不能觐见。

和世泰只好搪塞皇上：夷人走得不快，请稍微等一下。

皇上等了一阵，有点不耐烦了，第二次传见。

阿美士德还是不同意跪拜。

和世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再次推托：使臣在路上得了痢疾，请再等片刻。

一会儿，皇上第三次传见。

这次和世泰的回答得更干脆：使臣已经病倒了，无法觐见。

正使不能觐见，那就副使吧。嘉庆帝本想将就了事。

可是，和世泰回答：副使也病倒了，要等到正使病好后一同觐见。

嘉庆皇帝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大胆轻慢自己的人，顿时雷霆震怒：让这帮夷人赶快滚蛋。和世泰等人办事不力，交部严处。使团从通州来北京的一切费用由和世泰赔偿。

第二天，皇帝终于得知，原来错不在使团。云销雨霁，嘉庆皇帝不再生气了，赶紧派人追上使团。皇上天恩浩荡，赏脸收下了一点使团的礼物，赠送使团一点回礼，并命使团带一封书信给英王，大致意思是：英王恭敬顺从天朝，皇帝我很满意；使臣无礼，所以我把他赶走了；英国实在太远，万里迢迢地进贡，太不容易，以后就别来了。

在一番表面的客套下，皇帝还留了一手。他命令沿途各地官员严密监视英国使团，以防夷人轻举妄动。他提醒两广总督，英夷如此不敬，要考虑考虑，是否停止中外贸易。至于收的那点税，对天朝来说，完全无所谓。

好在总督是个明白人，连忙告诉皇帝：中外贸易非常重要，停不得。这才打消了皇帝的这个念头。

阿美士德在广州即将离开的时候，与送行的中国官员有一段著名的对话。中国官员非常不解地问：皇帝对你们这么好，允许你们来中国贸易，让你们获得了这么多利益，你们为啥还不服从和恭敬皇帝老人家呢？

阿美士德回答道：中外贸易，本是双方都各自从中获利。不只是对英方有利，对中方也同样有利。

三百多年来，英国一直想努力通过中英最高层直接接触，构建国家之间正常交往的渠道，解决中英贸易以及国家关系问题。阿美士德使团的再次失败让英国人非常失望。英国国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外交手段根本无助于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此后，没人再提起向北京派遣大规模使团。

对阿美士德使团悲惨结局最为失望的，是广州的英国商人及其他各国商人。他们过去对马嘎尔尼、现在对阿美士德使团都充满期待，希望他们的出使对改善广州外商的现状和中外关系能有所帮助。在他们眼里，广州的贸易制度在经济、政治、法制、人身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一不严重影响了中外贸易和中西方正常的国家关系。

中外著名学者大多认为：广州的这种制度以及天朝的国家关系原则，是中西方冲突最重要最核心的根源。

3．钱纳利的逃婚与广州的金丝笼子

1825年，一艘商船从印度加尔各答驶出，一个叫钱纳利的爱尔兰人悄悄登上了这艘船。他要随船逃到中国，以躲避一个严重的麻烦——他被一个他见过的最丑陋的女人纠缠住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海上风涛，他顺利到达澳门。但钱纳利一刻都不敢停留，马不停蹄地从澳门又逃进广州，这才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我可以没事了。他开心地对广州的外国人说：中国政府真是一个仁慈的上帝，它不许那些娘们到这里来打搅我们，安排得太妙了！

让钱纳利先生终于感到安全的，是天朝严格执行的一条限制夷人的禁令——不准番妇进入广州。

为了管理在广州的夷人，天朝发布了各种限制性规定，不准番妇进入广州仅仅是其中的一条。天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钱纳利先生居然巧妙地利用这条禁令，跑到广州来躲避自己那个丑老婆的纠缠。

天助我也！钱纳利时常这样对人感叹。

但是，每一年有一段时间，钱纳利还是非常提心吊胆。因为天朝有关夷人的禁令还有一条：夷人冬天必须离开广州，到澳门居住。

这时，钱纳利先生只好老老实实离开广州，到澳门过冬。让他非常担心的是，葡萄牙人管理下的澳门并不限制夷人妇女居住。这段时间里，他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防备自己的丑老婆突然从印度“杀到”澳门。他收拾好一只箱子，里面装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以便随时潜逃广州。有两次，他甚至得到了消息：那个女人已经从加尔各答乘船前来澳门。钱纳利先生立即飞似地逃离澳门，悄悄躲进了广州的外国商馆，直到警报解除。

1852年，钱纳利死于中国广州。在天朝禁止外国女人进入广州的禁令的庇护下，钱纳利的后半生终于成功地躲过了他的丑老婆的追击。

但是，广州的外商中，像钱纳利这样从天朝各项人身限制禁令中获益的人，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与钱纳利迥然不同的是，天朝有关广州夷人的各项有时甚至是匪夷所思的禁令，让这些夷人感到莫大的限制、不便和愤懑。比如，就是这条禁止番妇进入广州的规定，就曾经引发了严重的冲突和纠纷。

天朝规定番妇不能进入广州，是基于一条古老的道德训诫——夷夏大防，或者说“民夷不相交结”。夷人和华人之间，必须严格地区分，不能相互往来。夷人是落后的和野蛮的，只能以中华文明开化那些夷人，不能被夷人的野蛮所影响，以保证华夏文明的纯洁和高贵。比如，番婆子们袒胸露乳的服装，她们大大的没有缠裹的天足，她们随意与男人交往甚至允许男人亲她们的手和脸的行为方式，对天朝的世道人心、风俗礼仪甚至文明教化都可能产生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然，男性夷人的行为也一样的野蛮。因为要和他们做生意，不得不让他们来广州，但最好能让他们待在广州的时间尽可能短一些。如果他们身边没有妇女，这些人做完生意，就会赶紧离开。

所以，番妇不能出现在广州。

一位在广州待了很多年的美国人亨特在其《旧中国杂记》中以遗憾和抱怨的口气写道：对广州的外国人来说，就连女人的声音，都是奢侈品。

由于这条不能进入广州的禁令，跟随丈夫前来中国经商的外国妇女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澳门，翘首盼望着贸易季节结束，丈夫从广州前来团聚。结果，澳门的常住人口中，外籍妇女的人数大大高于男性。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统计，1810年，澳门的白种男人1100多人，而白种女人有1800多人。1830年，情况更加严重，白种男人1200多人，而白种女人竟然达到了2100多人，几乎多出一倍。这些多出来的女人，大多数就是这种情况。

不准番妇进入广州的禁令一直被严格地执行，倘若夷人不听招呼，尝试挑战这条规则，擅自把番妇带进广州，就可能惹出他们想象不到的麻烦。这种麻烦有时是停止一切贸易，有时甚至还可能是战争威胁。

有记载的番妇第一次到达广州是1751年。一个名叫老连的荷兰商人把一名外国妇女和两名少女带进广州。

那时，天朝还没有明文规定番妇不得进入广州，但是广州官府对这几个番妇十分敏感和警惕，要求把她们立即驱逐出去。经过双方一番沟通，广州官府总算同意把她们先送到澳门寓居，等荷兰船回国时再一起带回去。事情得以协商解决。

此事过后，中国官府立即颁布明文禁令：以后夷船到港，先要查明船上是否有番妇。番妇只能在澳门居住。如果隐匿不报，就要把船只货物一并驱逐回国，不准贸易。

此后，外商们都严格遵循天朝这条禁令，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番妇出现在广州，直到1830年4月，东印度公司管货人委员会主席盼师公然把自己以及其他几个人的妻子带进广州，并堂而皇之地坐着轿子进入商馆。这一事件立刻引发了中外在番妇进入广州问题上最大的一次冲突。

两广总督李鸿宾得知盼师夫人已经进入广州后，立即指示官府对东印度公司管货人委员会表达最强烈的反对。李鸿宾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转告委员会：让这些番妇赶快退回澳门。

但是，东印度公司管货人委员会一改过去对天朝官府的屈从和软弱，对这件事的态度非常倔强和强硬，丝毫也不愿向天朝退让。那位惹事的主席盼师用委婉但绝不屈服的口气答复李鸿宾：如果以仁政对待远方来的商人，大家可以相安无事；如果用虐待和苛政对待，那么，真不知这件事到底如何才能了结。他质问李鸿宾：你们何必凭空生出这么多事端呢？

李鸿宾不知道，这次盼师把自己的妻子带到广州，就是有意挑战天朝有关外国人的各种禁令，是对天朝的一次刻意示威。与管货人委员会前几任主席不同，盼师一直坚持对中方采取强硬的态度。

盼师的态度得到了广州英国散商的热烈欢迎和一边倒的支持。一直以来，散商们都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并指责管货人委员会对天朝长期采取温和与屈从的态度。得知总督李鸿宾要驱逐这几名欧洲妇女，散商们联名向管货人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根据经验，对侮辱的屈从，只会使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化。应该乘此机会，改善广州官府对外国人的态度和方法。

委员会难得地与散商达成了一致，共同向广州官府递交了抗议书：我们每年有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待在广州，天朝不许携带夫人，这实在不合情理。

英商们的态度让李鸿宾大怒。不听招呼，无视官府权威，那就来点硬的。一声令下，官兵刀出鞘箭上弦，把商馆团团围困起来。

行商领袖伍浩官出面，对英商们劝说加威胁：如果三天之内不把番妇送到澳门，官军就要冲进商馆抓人了。

英国人也不示弱。委员会下令：商船上的水手立即武装起来，进入商馆，准备作战。

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但是，战争是双方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帮夷人出乎意料的桀骜虽然让李鸿宾非常愤怒，但是，真的动手，李鸿宾又有诸多顾虑：广州海关税收直接为宫廷服务，皇帝本人都常常亲自过问，税收减少，宫廷的支用受损，自己没法向皇上交代，仕途必然受到影响；再说，如今四海承平，皇帝也不喜欢战争，广州一旦打了起来，自己难逃“擅启边衅”的罪名。

李鸿宾决定：还是派人婉言开导这些夷人。

英国方面虽然态度强硬，但是战端一开，势必严重影响中英贸易，甚至可能导致中英贸易彻底停顿，东印度公司和广大散商必将承受巨大损失。无论盼师如何强硬，这个后果都不是他能够承担的。

盼师于是顺水推舟，让水手撤离商馆。

战争的威胁虽然已经消除，但是，几个番妇仍旧待在广州，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显然，撤兵并不意味着盼师打算向天朝屈服。

局面对李鸿宾非常不利。听任番妇继续待在广州，对天朝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对李鸿宾本人更是一个莫大的挑战。从来都是天朝以强大的道德礼仪、文明教化和国家实力宣抚四夷，怎么可以屈从于这些野蛮夷人的威胁和挑衅呢。此事一旦让皇帝知道了，头上这顶乌纱帽就有点悬了。

李鸿宾不能坐以待毙，他要行动。而所谓的行动，不外乎两个字：“瞒”和“骗”。这是天朝官吏对付不利局面时必备的两项“基本功”，上可以对皇帝，下可以对万民。在天朝官场浸淫多年，李鸿宾的这个功夫算得上妙到毫巅。

第一步：先瞒一段时间，暂时不向皇帝上报真实情况。万一短时间内能够解决，此事就算是捂住了，完全不必公开。所以，番妇进入广州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李鸿宾并没有向皇上报告。

但是，英商的强硬态度让这件事短时间内没法解决，番妇仍旧赖在广州，李鸿宾却无计可施。事情肯定瞒不住了。

李鸿宾只好走第二步：骗。他禀告皇上：夷人盼师长期患有痰疾，经常复发，一直没有治愈，需要番妇来给他调养和护理。他本人恳请官府，等他的病情稍好一些，再把番妇送回澳门，不敢有一点耽误。到时候，臣等一定把番妇押回澳门，绝不准他们找任何借口推延。

理由是合情合理的，态度是恭顺本分的，事情是可以解决的，李鸿宾的处理是有人情味的，这份奏折是很有水平的。

但是，“骗”也是有限度的。虽然大力修饰，一个基本的事实还是无法回避：番妇至今仍在广州。仅仅这一点，就让道光帝非常愤怒。他极其不满地指令李鸿宾：快去告诉这帮夷人，必须遵守旧制。以后再敢违反，严格惩处，绝不迁就，立即赶走，虽然天朝怀柔外夷，但是，也不能失掉天朝的体面。

愤怒归愤怒，皇上基本还是认可了李鸿宾对事件的处理，李鸿宾大体上算是闯过了这一关。要是没有这份奏折对事实高水准的大力歪曲，李鸿宾要受到怎样的惩罚，恐怕就很难说了。

现在，李鸿宾能做的，只有祈祷这些番妇尽快地离开广州。可是，东印度公司难得一见地继续强硬，坚持和天朝顶牛。直到几位妇女堂而皇之地进入广州五十多天后，大约觉得挑衅和示威已经够了，盼师这才让自己的夫人离开广州。番妇违反禁令擅自进入广州所引发的最大一场冲突终于平静地结束。

得知番妇离开，李鸿宾大喜，第一时间报告皇上：这些夷人愚昧无知，所以违反禁令。现在已经知道改悔，将番妇送回了澳门。

事后，被折腾得够呛的李鸿宾心中意气难平，把自己的一腔怒火发泄到了一个叫谢治安的行商身上，据说，这个人曾经为盼师夫人提供绿呢小轿。李鸿宾以知法犯法的罪名将他职衔革去，抓进大牢，最后发配新疆。在遣送之前，谢治安死于狱中。没人说得清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盼师案是广州的英商和其他外商力图对抗天朝对外体制中对外国人种种限制的一次集中尝试。该案在英国被广泛传播，引起了英国国内民众的普遍共鸣和同情，并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印象：天朝野蛮和不人道。英国国内向政府提交的有关谋求在华贸易权利的要求中，允许英商眷属居留广州也成为其中的一条。

此案也促使天朝进一步加强对夷人的管理。此后不久，在李鸿宾的指示下，官府颁发了《外夷防范章程》共计8条，再次重申了此前限制夷人行为的各种禁令。

自康熙帝开放四口通商后，各地夷人与天朝民众的直接交往逐渐增多。为了管理这些夷人，天朝先后颁布了各种限制夷人人身的禁令，几乎包括居住和日常生活在内的每个方面。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正居住在广州的外国商人。

你住的地方，叫十三行，不过它也被中国人轻蔑地称作十三夷馆。商馆位于距离珠江300步之遥的岸边。这些房子的底层，你可以用来堆放少量的货物，二楼是你生活、起居和办公的地点。根据天朝的严格规定，不管房子大小、生活是否方便，你都不允许对商馆随意改建和扩建，更不许在商馆区域之外另行租赁房屋居住或者堆放货物。

限定了居住地点，还要限定行动。天朝对商馆区域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数十名清兵常年把守在商馆的各个出口，任何外国人都不得走出商馆的范围之外，当然，中国的闲杂人等也不得混入商馆区。

商馆区域总面积不大，几百名外国人生活、工作都必须待在这里，你会感到很憋闷。你当然也可以去户外活动活动。在商馆和珠江之间，有一块约1500平方英尺（约1300平方米，大约两亩）的空地，这是所有外国人唯一的户外活动场所。

你要想购买生活用品，可以在紧靠商馆的十三行街购买。不过，你并不能亲自购买。这点后面再详细说。

为了抵御航行中可能遇到的海盗和偷窃，你必须随身携带一些武器弹药，但这些武器弹药不得带入商馆，必须在黄埔卸下船，上交给中国官府。你离开广州时，官府再交还给你。这条限令大约是天朝所有限令中最可以理解的一条。

每年10月左右，贸易季节结束，东北季风开始。届时，广州的外商必须全部离开商馆，到澳门过冬。广州商馆不允许外商常年居住。

无论你是从澳门去广州或者从广州回澳门，都必须得到中国官府许可，并由官府发给你一张红牌。如果是官方不许你来广州，你就只能在澳门望洋兴叹。同样，如果官员们不许你离开广州，那么，你就只能在商馆里等待官府批准的那一天。比如后面将要提到的林则徐禁烟期间，义律曾经要求邓廷桢发放红牌，让英国商人离开商馆，但是被林则徐和邓廷桢严词拒绝。

你可能会发现，除了女性和活动场所，你在商馆区的生活几乎什么都不缺，但是，你同样会感到，你其实是被困在一个笼子里。没错，外商们给商馆区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金丝鸟笼”。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如此诗意地描述自己的处境，有人就用了另一个不那么好听的词——“囚徒”。

偏巧，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中国人不同，他们非常喜欢长距离散步，被局限在这个区域里，他们自然就觉得非常憋闷。东印度公司大班啵啷曾经就此事求助于天朝官员，他的这道“禀”被翻译成中文并保留了下来：我们夷人因为担心生病，喜欢四处行走，但是到了广州，既不能进城，也不能到旷野地方活动，所以请求大人核查，或者允许我们进城，或者在城外指定一个地方，允许我们骑马或者步行，我们就不会生病了。

这道口气颇有些可怜的“禀”一定程度上打动了天朝官员。广东巡抚首先坚持基本原则不动摇：广州人烟稠密，处处都是庄园，没有空余的地方给你们这些夷人们四处闲游，而且，华夷语言不通，很容易滋生事端。

不过，巡抚大人还是很有人情味地承认：把外国人长期禁锢在“夷馆”里，的确容易生病。所以，巡抚首次开恩，同意在每个月的初三和十八日两天，外国人可以在通事的陪同下，到位于广州南岸的海幢寺陈家花园随意游玩，以表示天朝对夷人的体恤。但是，日落就必须回到商馆，不准在外面过夜。而且，这个恩典只限于商人，洋船上的水手是不能前往的。

海幢寺被外国人称为“是华南各省中最大最漂亮的寺庙之一”，它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巡抚大人之所以限定在这里，一个是这里够大，还有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的花园被围墙圈起来，夷人不能四处乱跑。

总算有几天可以出外走走了，但是，且慢高兴。官府责成中国保商对你们的一切行动严加看管，你出去的时候，一个中国通事会始终陪伴着你，除了随时监督并严格限制你的行为外，还负责把你的行为向中国官员汇报。当然，你不能因为他对你严加看管而责怪他，因为一旦你有什么出轨的言行，他必须对此负全部责任。至于负责的办法，有时，是用他的钱袋，有时，是用他的身体，有时，甚至可能是用他的脑袋。

你必须切切注意，在广州期间，你不能坐轿子，因为夷人是很低贱的，不能享有这种权利。

让商人遵守这些规则还不算太难，难的是那些作风豪放粗犷的水手们。

当你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穿过风大浪高的好望角，闯过海盗出没的马六甲，当你孤舟一叶地在浩瀚的大海上与万顷风涛以命相搏，在四面湛蓝中枯燥地环顾茫茫天际，当你喝着水桶里发绿的淡水，吃着可能已经腐烂的干肉，你心里一定对那个即将到达的美丽港口，对那里新鲜的淡水、绿油油的蔬菜、芬芳的美酒、美丽的城市和漂亮的女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你的船只已经驶入江口，你已经看见黄埔江中那座灯塔般的琶州塔，你的眼前阡陌纵横，风景如画，你手里抓着满满的钱袋，兴奋得恨不能一步就跨上岸去。

但是，你会突然听说，所有水手，不得登岸，更别提进入广州。

原来，雍正二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发现黄埔的外国水手和当地民众混杂在一起，为了维护“中外大防”，孔总督颁布了这个规定，要求一切外国船上的人在黄埔期间都必须留在船上，不准下船；同时任何本地人都不得登上外国商船。为了确保规定的严格执行，孔总督还另派军队守在船边。

孔总督觉得，这样就可以把夷人和百姓区分开来，免得夷人带坏了百姓，生出各种事端。这个规定颁布之后，一直沿用了下来。

当地百姓不得上船还好执行，但是，要让那些豪放粗犷的水手不下船，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根本不可能办到。所以，这个规定的一半被严格执行，另一半就只好通融处理：同意水手们上岸，但是不得在岸上居住。

水手们有福了，他们终于可以下船到黄埔四处溜达溜达。最妙的是，黄埔锚地有一个酒馆，里面卖一种中国烈酒。水手和烈酒是天生的一对好朋友。于是，黄埔锚地边，经常可以看见一群喝得兴高采烈烂醉如泥的水手们狂呼乱喊、朝天放枪甚至打架斗殴，弄得这一带既热闹，又混乱。有一次，喝醉的水手们在朝天放枪，乒乒乓乓的枪声搞得一群学子们没法考试，海关监督大怒之下，撤了这个小酒馆。

有时，水手们也会背着中国官府悄悄地出行，到黄埔周边更远一点的地方四处看看，但是，这非常容易惹出各种事端。船员私自出行并酿成冲突，在广州从来不是一件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实际上，广州外国人与当地人的纠纷，绝大多数都与这帮水手有关。不过，水手们虽然可以违反禁令在黄埔四处闲逛，但是，无论他们再怎么闲逛，也走不了多远，因为晚上必须回船睡觉。

黄埔还有一件让外商们很折腾的事情。外商的商船都是大吨位的远洋商船，装载货物时，货物码放的方法非常讲究，必须先把压舱货物放在最下面，再把轻的货物放在上面。可是采购的货物不可能按照这个次序到港，这就必须在岸边先建一个大约几百平方米的货栈堆放，等货物大致到齐后，再分门别类地按次序装船。每个贸易季节开始时，外国商船一到达黄埔，就立即找买办修建这种货栈，等货物装载完毕，商船准备启程回国时，中国官府就指令拆掉这些货栈。第二年来了，再建，走了，再拆。

这种拆了建，建了拆，实在既费钱又折腾，谁都想建一个永久性的货栈。1790年，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向广州的海关监督提出这一申请，但被海关监督衙门坚决拒绝，因为永久性货栈建成后，更方便那些夷人在岸上居住。

有关外国人的禁令中，还有一条：外国人不得学习中文。外国人学习中文一旦被发现，将被毫不留情地驱逐。禁令同时也禁止任何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中文，如果违令被发现，就要砍头。

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鼻祖马礼逊最初在广州学习中文时，是半夜里点着蜡烛悄悄地学。为了遮挡房间的灯光，他用厚厚的布把窗户挡住，还用一本书作为掩护，以便随时应付检查，保护自己的中文教师。

这条禁令在鸦片战争前不久依旧被严格地执行着。1825年，美国人亨特来到广州，加入史密斯父子公司。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中文，可是，他根本无法在广州找到中文老师。此时，马礼逊在新加坡筹办英华书院，亨特只好被迫前往新加坡，在那里学习中文。

啵啷也曾经专门为此提出要求，希望能允许广东人教外国商人学习说广东话。但是，因为天朝不准夷人“多雇内地民人，听其指使服役”，所以，未能获批。

说到底，天朝各个时期颁发的这些限制令的中心目的就是：最大限度防止夷人和百姓交往，以免他们勾结起来，图谋不轨。因为夷人都是野蛮和居心叵测的，一旦他们和百姓发生过多的交往，难保不会出什么意外，比如，教唆百姓有不臣之心等。满族人入关虽然已经很久，但是他们一直有点自信心不足。

当然，天朝的许多条例，理论上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可能是另一回事。由于广州的外国人逐渐增多，官府要想按照条例对他们严格管理事实上已经很难。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外商违反禁令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官府也不得不对禁令做一点小调整。比如，当黄埔的一切事情整理妥当后，水手们被允许有一天的时间去广州城游玩。这时，你就会看到三三两两喝得东倒西歪的水手们，肩背手提着各种物品，在十三行外的街道上东游西逛，一群天朝官兵围在他们的两边，随时用鞭子抽打着企图冲上来摸一下红头发夷人的中国百姓，免得双方一不小心就发生冲突，弄得这帮夷人仿佛皇上出行一般。

生意人出门，不外乎求财。来中国做生意，只要能赚钱，虽然住在让人憋闷的鸟笼子里，虽然必须承受各种各样的人身限制，包括一些匪夷所思的限制，只要忍一忍，总还是能过去的。

真正的麻烦是，一旦做起生意来，外商还要面对更大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严重影响了贸易的正常进行，更阻碍了贸易的不断扩展。

这就是受到外商最广泛指责的广州对外贸易制度——行商制。

4．商人、保姆、监护人、外交官与行商的垄断

你是一个在广州的外商，你想把你的不管什么货物卖给随便哪个中国商人？不行。

你想从随便哪个中国商人手上买到你需要的茶叶、丝绸或者其他货物？不行。

你想找几个工人给你卸货或者装货，或者请几个保姆帮你打扫卫生、做饭或者洗衣服，或者随便什么你能想到的事情？不行。

你想走出商馆，去买一个面包、一杯牛奶？不行。

…………

其实你一点也不必烦恼难过，因为，这些事，都有人为你代劳。

你不想要？不行。

这就是广州的行商制度。

康熙帝开放四口之后，广州官府为了方便管理，把国内的商家区分成两种：一种是专门经营国内货物的商人，叫住商；一种是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叫行商，也叫洋货商人。两者分别按照不同的税率缴税。要想成为行商，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获得特别的执照。

这形成了广州外贸制度的特色——行商制度。它是少数几家商人得到政府的特许，获得对外贸易的特许经营权，垄断广州的对外进出口贸易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行商就成了天朝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人。

行商制度是广州外贸制度最重要的基石，但是，它也是最受外国商人指责的贸易制度。

当然，垄断对外贸易并不能全面概括行商制度，行商还有许多远远超出对外贸易的实际功能。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这样描述这些行商：他们制定价格，垄断商品售卖，担保缴纳关税，约束管理行商，同外商交涉控制走私，出租房屋供洋人设置商馆。同时这些人还得承担官府各种名目的勒索、捐款、送礼，其名目不可胜数。

其实，费正清还是没能概括行商的全部功能。行商们还是如假包换的政府官员，还要承担对外交往的半政府职能，所以，有人甚至称他们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官。

行商们如此复杂的身份与功能，以及在此基础上设计的一整套贸易制度，共同构成了具有天朝特色的行商贸易制度。

广州的中国行商被统称作“十三行”。行商所在地，习惯被称为“十三行街”。你可能注意到，广州的中外商行都被称为十三行，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不能相互混淆。行商的十三行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只有十三家行商。最多时，行商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

在实行行商制度前，官府曾经指定了一个“皇商”，也就是一名官商，让他做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唯一经纪人。后来，外商调查发现，皇商既没有货物，也没有钱——只有特许权。外商拒绝和他进行交易，不给他垫付货款。无奈之下，皇商同意让其他商人也参与外贸生意，条件是：其他商人必须每一艘船付给他5000两银子才能和外商贸易。

天下哪有这种空手套白狼的生意。外商们纷纷坚决抵制皇商，不和他做生意。皇商制度最后只好撤销，随之而来的才是行商制度。也就是说，外贸权力实现了国退民进，从国家垄断过渡到民间资本的垄断。从此，行商制度在广州存在了约150年，直到签订《南京条约》时才明文废除。

在行商制度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公行制度、保商制度和总商制度。

公行制度是为了避免行商过度竞争而设计的一种制度。行商们为了多做生意，自然会拿出各种手段你争我夺。为了避免相互压价等恶性竞争，让外商从中渔利，有人提议，把行商们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名叫“公行”的联合会，以便共同对付外商。公行推举出自己的领袖，由他们负责公行的各种事务。鸦片战争前，最后的一任公行领袖是伍浩官和潘启官。

公行最早成立于1720年。行商们在神灵面前烧香叩头，歃血为誓：外商进口货物，由公行统一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公行划一价格代办，成本均摊，利益均沾。

行商的结盟意味着垄断的更加严苛。外商们不傻，用他们的话说，这种垄断必定完全破坏贸易，他们不干了，东印度公司带头坚决抵制，甚至不惜以终止贸易相威胁。第二年，公行制度只好废止。据说，外商私下给了行商领袖之一的潘启官十万元，让他暗地里拆公行的台。

后来，行商们又暗地里准备恢复公行制度，但是东印度公司依旧抵制，公行又没能成立。

经过中外商人反复争斗和“拉锯”，特别是1780年行商颜时瑛和张天球两家数额巨大的欠债案爆发之后，经两广总督奏请朝廷，在官方的强力干预下，公行制度终于最后确立。

行商制度上，又有一个保商制度。简单地说，保商制度就是让国内行商对外国商人承担全部连带责任。

一个外商带来的货物不仅很多，还可能非常杂，一家行商一般都吃不下来，而且，各种货物行情常常忽起忽落，飘忽不定，难于把握，为了降低风险，一般都是几家行商分摊这些货物，共同销售。保商制度实行之前，这是一种通行的做法。

这种做法方便了行商，却给官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官府看来，大家都负责就是大家都不负责。货物分摊后，这些夷人就没有专人管理，不仅税款不大好落实，夷人的行动也无法有效监督。

于是，1745年，官府又推出了保商制度。由行商中那些殷实户作为保商，每一艘外国商船进入广州，都必须有一个行商为这艘船做担保，这个行商就成为这艘船的“保商”，也被外商戏称为“我们的假教父”。

保商要负责关照你（指外商）的买卖。广州的外商没有货栈，所以你的货物要放进他的仓库，这些货物主要由他负责替你销售。如果货物较多，他会召集其他几名行商，把总货物分摊，每人认购若干股。你需要采购多少货物，也按照这样的方式主要由他负责替你采购，你只需要告诉他品名、数量、等级就行了。至于价格，那就得由他说了算，因为你自己没法上街了解行情。

如果你认为保商只是“保”你的全部买卖，那就大错特错了。保商还要承担你的其他几乎一切事务。他们要负责为你雇请一个通事，虽然据当时的外商称，除了有限的、几乎不可理解的与广州语混合的蹩脚英语，这些通事在各种问题上基本没有能力充当传译。但是，官府认可的通事就这么几个，你不雇也得雇。

保商还要负责为你雇请买办，让他们帮你记账、算账、收发文书以及处理其他各种文书。

当然，给你打扫卫生、挑水、洗衣服的仆役，给你做饭的厨师，以及装卸货物的搬运工之类，都由保商负责帮你物色。你需要买什么日常生活用品，也由他派人负责采办。

另外，负责和官员沟通与协调，替你的全部进出口货物交税，私下上缴各种各样没有名目的规费，拿到你最渴望拿到的那些允许你的货物进出口的“部票”……这些都由你的保商全权替你办理。特别是那些名目繁多的规费，你根本就闹不明白，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送那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红包，有了保商出面，事情就方便多了。当然，这些费用最终要从你的货款中扣除。

保商们还要负责管理和监督这些外国商人，保证他们不违反法律或者各种“老规矩”。与担保你的生意、帮你交税、递红包相比，这有时更加重要。比如，他们要提醒和监督你不要违反禁令，不要私自离开商馆外出，不要带番妇进入商馆，不要读中国书、学习中国字，不要夹带任何违禁物品如枪支、鸦片进入广州，也不要装载任何限购物品离开广州，如丝绸不得超出规定数额，白银不得私运出口，以及保证用规定的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贸易。一旦有违法和违规的行为，保商都逃不了干系。所以，你会时不时地看见一个或几个保商被戴上枷锁示众，因为他们担保的外商犯了错。

总之，保商要对洋商、洋船和船上的水手的一切负责，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将这一范围描述为“从买一篮水果直到一件谋杀案”。

保商制度方便了官府管理夷人，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官府规定的保商只有5个，而行商多的时候有20余家，保商必须为外商承担很多的连带责任，出了问题，唯保商是问，所以行商们并不喜欢这个制度，他们不愿意担任保商，甚至出现了外商要给行商支付工资才能找到保商的尴尬情况。但由于官府的坚持，这个制度就在行商的无奈中延续了下来。

保商制度之外，还有一个总商制，就是推举一两个行商作为领袖，负责安排整个外贸。

无论是行商制度，还是在此基础上的公行制度、保商制度和总商制度，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就是加强进出口垄断，强化对外商的管理和监督。尽管外商一直在竭力反对，但是，在行商的坚持和官府的强力支持下，行商制度一直被维持了下来。

除了垄断对外贸易、监督和管理外商，行商们还有一个重要性一点都不比商人差的身份：他们是半个天朝官员，承担着半政府的职能。

行商们的官员身份，首先是因为他们一般都花钱给自己捐了一个官；另外，他们的行商地位是官方赋予的，在外商眼里，他们就是“官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官府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扮演了中国官府与所有在广州的外国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中介的角色。

由于行商的这种半官方的身份，外商在称呼他们时，就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官”字。比如“伍浩官”“潘启官”“卢茂官”等。他们去世后，这个名称通常被后代承袭下来。所以，虽然都叫“伍浩官”或者“潘启官”，但他们可能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

根据天朝的规定，外国人没有权力与中国官员联系，但是，中外之间总有各种各样的事务必须联系，行商就成为中外之间唯一的联系渠道。当你有什么冤屈，比如行商欠款不还、货款拖欠太久、官员盘剥过甚或者中国货物价格太高、货物到达太迟没有赶上送你回国的季风等，以及你有什么要求，比如你想要一片更开阔的地方建屋居住，请求把广场垃圾尽快清理干净，要求多开几个口岸以便躲避粤海关官员无休止的盘剥等，你都可以向中国官员申诉和要求，但必须通过行商传达。如果天朝官府有什么答复或者指令需要转达外商，也同样要通过行商转递。

这种半官方的身份使行商承担了大量的中外交往的工作，所以有人说，他们事实上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代外交官，虽然天朝并不承认世界上有“外交”这个玩意存在。这种外交方式也被称为“间接外交”。

这种间接外交有很多好处，一个比较隐晦的理由是：天朝看似非常煌煌赫赫，可是由于自己是满族人，爱新觉罗们私底下还是非常胆怯和不自信的，他们禁止官员私自接触外夷，因为担心这样容易导致中外勾结，惹出一些大乱子来。这叫“人臣无外交”。按照这种规定，在天朝，任何官员都不允许私下里接收夷人的信件、文书，若有违反，就是大罪。

这个规定只有广州一地例外。广州是天朝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必然会有各种对外事务。天朝规定，允许广州官员接收夷人的信件，并作出相关回复。有了行商作为中介，既可以实现官府对夷人的管理，又可以防止官府与夷人直接接触。

这样，行商就成为了中外交往的唯一桥梁，也就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外交官的职能。

这道桥梁其实也为天朝官员在中外交往中建立了一道防火墙。由于这些行商的存在，天朝官员如果在处理对外事务上出现失误，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推脱责任的借口。一旦中外之间发生摩擦，天朝官员总会把行商叫来，狠狠地训斥一番，然后把棘手的任务像丢烧红的铁球一样丢给行商。比如，阮元、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都把行商招到官署，痛斥他们没有真心查拿鸦片。林则徐还给行商带上锁链，让他们传令外商缴烟。

你不难发现，在生意上，行商是外国公司的生意伙伴、经纪人、房东、买办、管事；在生活上，他们是夷人的保姆和一切行动的监督人；在中外交往上，行商是信使，是半官方的外交官……总之，在广州，举凡一切外商能想到的事情，几乎都离不开行商。

大约在雍正时期，官府还没有对行商采取硬性的规定，申请成为行商并不太难。乾隆初期，朝廷对行商的控制趋紧，不仅要求行商有很雄厚的资本，还需要有至少两名以上的行商担保才行。进入嘉庆朝，甚至要求全体行商作保，并且还要报户部备案。当然，不管什么时候，要想成为行商，你还需要另外花费可能是好几万两的银子打点官府。

进入行商队伍很难，退出也不容易。为了确保广州的行商制度，官府对行商的退出同样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

同文行的潘致祥曾经多次请求退出，但是没有获得官府的批准。潘致祥花了10万两银子，上下打点，最后总算是获得了批准。

但是退出几年后，官府又想到了他。那时，广州的行商总数已经很少，危及行商制度。官府下令，潘致祥，你还得回来，跑不掉。

这事甚至惊动了皇上。嘉庆皇帝御批：这人长期充当行商，家道肯定富得流油，以前投机取巧蒙混过关，现在不能让他置身事外，让他立刻回来，不准推脱。

10万两银子白白地打了水漂。但是，倒霉的不止潘致祥一个人。

为了退出行商，伍浩官花的银子更多，足足50万两，终于得到了粤海关批准，可以歇手不干了。

但是，粤海关的官还不够大，比他更大的官出面干预，伍浩官只好继续干下去。5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一样打了水漂。

此后，东升行的刘承霖花费了10万两银子，获准停业。但是，两年后，官府一声令下，又把他从家乡拽出来继续干。

行商入行异常严格，导致了一个后果：一些行商倒闭后，无人填补。行商人数越来越少。人数越少，垄断必然越严。这也成为外商抗议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维持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外商甚至有意识地保护一些行商，不过于严格地追讨欠款，以免导致他们破产。

在外商的要求下，又鉴于行商太少事实上也有损行商制度，邓廷桢在担任两广总督时下令，以后必须凑足十三家，退一家补一家。十三行的称呼总算是名副其实了。

依靠着国家赋予的外贸垄断权和这种垄断权带来的巨额利润，广州的行商们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可以和两淮盐商、山西晋商分庭抗礼的一群著名的富商。

一个美国商人曾估计，1826年，行商伍浩官的财产大约有2600万元，1836年，他家的财产更达是到了大约5000万元，简直是富可敌国。伍浩官在广州曾经收养了一个叫福布斯的美国穷孩子。福布斯长大后准备离开中国，回国前，伍浩官给了他50万元。靠着这笔钱起家，这个福布斯后来竟然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铁路大王。

这位精明的伍浩官大约是中国民间“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后来逐渐向海外扩张自己的生意，在世界各地投资铁路、债券、保险、矿产等，成为当时中国最成功的世界商人。甚至有人估计，他是当时的世界首富。本世纪初，《华尔街日报》曾经评选出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50人，中国有5人当选，伍浩官就是其中之一。

潘启官家是广州行商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家都是广州最大和资格最老的行商。后来的世界首富伍浩官，他的父亲早年只不过是潘家的一名财务人员。一个法国人估计，潘启官的财产超过一亿法郎，仅仅他家的房子，就值300万法郎。

这个法国人用充满惊异的语气描述道：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极高大的镜子、漆着日本油漆且用名贵的木材做的家具，天鹅绒或者丝质的地毯装点着一个个房间。每个套间都用活动的柏木或檀木间壁隔开，间壁上刻着美丽的通花纹样，从一个房间可以看到另一个房间。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从天花板垂下来。整个建筑群包括三十多组建筑物。妇女们住的闺房则更不止是东方式的华丽了。这花园和房子可以容得下整整一个军的人。

在广州，被潘启官邀请到他的这间乡间别墅，是一种难得的宠遇。广州官场的高官们，甚至钦差大人都时不时要来这里坐坐。

行商制度的核心就是垄断以及垄断带来的巨额利润，它与自由贸易是背道而驰的，并对贸易产生极大限制和损害。郭卫东先生在其《转折》一书中总结道：行商制度是封建强权和商业资本的结合，是封闭的自然经济外贸行业的专营者，是在强固封建经济和专制统治，其走向只能是封建体制。

一个并不遥远的实例是：我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就逐渐取消了各个行业国营外贸进出口公司对外贸的专营权。

哪里有垄断，哪里就有反抗。自从行商制度建立以来，外商们就持续不断地试图打破这种垄断体制。

1727年，中英两国刚刚接触，贸易尚未形成规模，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大班就绕过行商，私自从一个中国商人手上买了不少茶叶。这批茶叶质量非常好，而且价格还很便宜。

但是，这个中国商人不是行商，他没有资格直接和外商交易，也无法给英商代办关税。

那就自己办吧。大班觉得这点麻烦不算什么。

但是，粤海关不给办，因为这位大班没有和行商交易。不办理结税，就不能发放出口的许可证，货物就没法运出广州。

大班脾气上来了。他威胁说：如果不办，我就要去找总督大人。

事情要闹到总督那里，成何体统？在巡抚的干涉下，海关只好给大班办理了关税。这批质量好、价格低的茶叶冲破行商的重重包围，挂帆扬长而去。

但是，这是极罕见的个案。在鸦片战争前，外商都别想有这等好事。

行商制度存续期间，外商对行商制度的抗议和反对之声一直没有间断过。有时，外商采取的甚至是“壮士断腕”的方式——停止通商。

1775年，在总督等天朝高官的支持下，行商筹备成立公行，以集团形式与外商交易。

东印度公司管货人委员会立即表示抗议：只和个别的行商单独交易，绝不同任何团体和组合交易。

行商们不罢休，第二年再次提出成立公行。

东印度公司的反应比上次更加强烈。他们干脆拒绝粤海关的人登上公司船只丈量，拒绝缴税，停止通商，并向海关监督递交抗议书。

这个行动大大超出了海关的想象。东印度公司如果不做生意，广州的大部分贸易就要停顿下来，这个责任太大。

东印度公司再次获胜。

但是，在官府的支持下，广州的行商不屈不挠，一心想把公行制度推动下去。第三年，公行制度又在酝酿之中。东印度公司再次抗议，并准备进一步行动。行商们又一次失败。

但是，外商们没有高兴几年。3年之后的1780年，公行制度终于在总督的不妥协之下得以确立。

1829年，也就是东印度公司结束对东方贸易垄断的前4年，驻广州的大班还恳请中方，今后的生意不用保商，不用买办，外商自行在省城租赁栈房，囤贮货物。

除了对外打压外商，行商垄断的另一面是对内打压本国商人。国内产品的出口必须通过行商，行商可以随意压低价格，挑剔等级，弄得国内商人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

1819年，内地茶叶商人对行商的垄断实在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抗议行商串通东印度公司，刻意压低茶叶价格。并要求茶叶确定等级后，不能随意变更和退货，不得再行降价；购买茶叶应大量批发，不得零星购买；向外商交货前，茶叶必须存放在茶商而不是行商的库房内。

茶商要控制价格，行商和东印度公司当然都不能容忍。

来点狠的。行商联合东印度公司，决定降低收购价格。

茶商也不好欺负。大家协同行动，不卖。市场上见不到一片茶叶。

行商坚决不让步。你不卖，那我也干脆不买。

难道就这样耗下去吗？东印度公司不敢。错过了东北季风，船只要么冬天绕过危险的好望角，要么只好等待来年。

行商和东印度公司联合起来“活动”官府。有了银子，什么事都好办。官府宣布，茶商这种行为非法。再不卖茶叶，就要拿人、治罪。

官府一句话，茶叶商人好不容易发动的一次联合抵制行动，就轻飘飘地化解于无形。茶叶商人们不得不忍气吞声，把自己的茶叶低价出手。茶叶商人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次事件，只是广州对外贸易史上的一次偶发事件，行商有官府赋予的垄断地位撑腰，绝大多数情况下，内地商人是不敢得罪他们的。

但东印度公司不像内地商人那样害怕得罪行商，他们时不时想玩点花招，想方设法找门路，试图直接和内地商人联手，绕开行商的垄断，买到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茶叶。不过，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也不便操作，比如，不从行商那里买茶叶，海关就不会发给部票，商船根本没法出关。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内地商人——行商——外商这个链条还是正常运转着。行商依旧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大把大把地为自己捞银子。

除了正面抵制，外商还努力寻找另一种打破广州行商垄断的方法——向北航行，寻找其他可以进行贸易的地点，以摆脱广州行商的垄断。这被称作“北方开港运动”。其中，洪仁辉和其后的胡夏米的向北航行是这个运动中最著名的两次尝试。这个运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以后再说。

真正对行商垄断体制造成冲击的，是那些深受自由贸易精神影响的英国散商，他们是试图打破这种垄断的主力。他们一方面强烈要求国内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改变广州的贸易垄断；另一方面，他们很早就尝试采取实际行动，偷偷摸摸地用另一种方法打破广州行商的垄断——暗地里同那些不具备行商资格的中国商人做生意。

在外商商馆附近的街道，有一些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他们获准可以向外商出售一些“个人生活用品”。借着这个机会，一些中外商人悄悄做起了茶叶、生丝等的进出口生意。

没有陋规，没有税款，没有行商的垄断利润，买卖价格都要低于行商。双方你情我愿，一拍即合。

但是，这样的后果是，垄断的利益、国家税款、官员陋规都要受到严重冲击。于是，打击这些没有资格的不法商人就成为海关一项常规的工作。

1807年，官府一次性就查封了200多家这种商号，并没收了全部货物。违规的中国商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1817年，英国人麦肯齐把自己价值2万9000元的货物交给一个没有外贸资格的中国商人代为出售，并委托他帮助购买生丝。可能是被行商秘密告发了，这桩生意被兵丁查获。中国店主丢下店铺，不顾一切地赶紧跑路。

这批货物被全部没收，交给行商变卖。最后，行商只交给麦肯齐8000元。

损失太惨重了，麦肯齐当然不服，他告到官府。官府不予理睬：你麦肯齐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违规生意了。

但是，利之所在，商人们是不顾一切的。官府发现，这种违规的情况实在是查不胜查，罚不胜罚。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十多年，官府只好做出一点妥协：开放少量的一些商品，允许这些没有资格的中国商人买卖。

这批中国商人和掮客，是行商之外最早一批与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和交往的人，也被认为是鸦片战争中卖身投靠英夷充当汉奸的主要群体。

虽然经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但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州的行商制度坚如磐石，毫不动摇。行商制度不仅使得行商垄断外贸，增加了交易成本，阻碍了贸易的发展，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得必须要靠战争来解决的问题——商欠。

5．讨债从来都是一件麻烦的事（一）

1779年的一天，广州虎门的河口上，缓缓地驶来了一艘大船。船逐渐靠近，驻防虎门的士兵们突然大吃一惊：来的竟然是一艘英国战船。

英国巡洋舰海马号在英国驻印度总督的命令下抵达中国。英国驻印度总督同意派出海马号前往广州，是因为他收到了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们联名发出的一封请愿信。信中，英国商人转告了自己在广州遇到的无助的境况，恳求总督给予他们必要的强力帮助。

虎门一线立即严阵以待，广州的官府不明就里，紧张地注视着炮舰的一举一动。

炮舰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指挥官潘顿进入广州，委托行商转告总督大人，他要面见总督，递交一封信。

英国人的炮舰让总督惴惴不安。为了尽快安抚夷人，总督破天荒地答应接见，潘顿得以亲手将这封信交到总督手上。

信里的内容很简单：请中国政府协助偿还欠英国商人的债务。

广州行商们口袋里大笔大笔的银子，得益于他们对外贸的垄断。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伍浩官和潘启官那样的经营头脑，垄断生意说到底也还是生意，是生意就必然有风险。进出口贸易市场波动非常大，是一个高利润高风险的行业，不善于经营或者经营失败的行商也不少。

行商一旦经营失败，就会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商欠。所谓的商欠，就是商人之间的欠款。这里的商欠，专指中国行商欠外国商人的款，特别是行商破产后留下的欠款。

行商破产不是小事，涉及金额都非常高，动辄就是十万甚至百万。更麻烦的是，为了收回自己的财产，在协商未果时，外商喜欢把事情捅到皇上那里去，一旦皇帝知道了，银子事小，丢了天朝上国的脸面，广州的官吏们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商欠问题是一个几乎伴随着中英贸易始终、令中英双方都非常烦恼的问题，它甚至严重到要依靠战争才能最后解决。据格林堡在《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通商史》中统计，在公行成立的82年时间里，行商无力偿还的欠款达到1650万元以上。

有案可查的第一庄商欠，发生在1774年，一个叫颂官的行商破产，所欠债务为26万余元。经过朝廷的调查，最后达成协议，债务分十年偿还，没有利息。但是，这笔债务似乎并没有顺利偿还。

颂官的破产，仅仅是一系列行商破产案的开始。不久，行商黎光华破产，欠下了5万两银子。经过协商，最终还是找不出解决的办法，而且，外商发现，广州的官员竭力阻拦外商向皇帝提出一切还债的请求，因为担心这会危及他们的仕途。

你不想让皇帝知道，我就偏偏要禀明皇帝。英国人洪仁辉一纸诉状告到了乾隆帝那里。乾隆帝大为光火，发下谕旨：严惩欠债不还的行商，此后不准行商向外商借钱和拖欠债款。

广州的官员立即忙乱起来。这时黎光华已经去世，按照父债子还的原则，官府把他子孙的家产抄洗一空，总算还了全部欠款。

不久，行商倪宏文破产，拖欠洋商1万多两银子。事情辗转又告到了乾隆帝御前。

怎么又出这种事？乾隆帝再次大发脾气。马上下了一道圣旨：变卖倪家全部家产，一年内还清欠款。本人发配伊犁，永远不得回家。

圣旨后面的部分更狠：如果倪家实在还不上，那就从两广总督开始，广州高官每个人拿出自己的养廉银，帮倪家还钱。

结果，广州的高官们为倪家平摊了5000两银子，倪家自己出了6000两，好歹摆平了这件事。

对于欠款，乾隆皇帝总体上采取的是宽外严内的政策，对外商的要求尽力满足，对地方官员和行商则非常严厉。乾隆帝为此专门写了一段很长的御批告诫地方官员：中国抚驭远人，全靠秉公持正。过去那些朝代，对于夷人，弱小时就随意欺负，使夷人怀恨在心。一旦夷人强大了，却又只好姑息迁就，最后惹出天大的事情。宋朝的失败，明朝的覆亡，都是因为这个毛病。不能不防微杜渐。英国的这个事，广州督抚认为不过是一点债务问题，掉以轻心，不知道其实关系重大。殷鉴不远，天朝不能忘记啊。

不知道乾隆皇帝写这段御批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祖先努尔哈赤那个著名的七大恨。

乾隆皇帝的这种态度让英国商人看到了以外交手段解决商欠问题甚至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中英贸易和中英关系的可能。既然地方官不能解决问题，既然皇帝是如此宽宏柔远，他的指令又是如此有效，那么，前往北京，让皇帝知道一切，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就显然是解决包括商欠在内的诸多中英矛盾的首选方案。

英国人的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很久以后。在鸦片战争开战时，英国政府的总战略一定程度上就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打到北京或者距离北京最近的地方，让皇帝知道外国人的要求。天津的白河口就成为英国在战争中必须达到的目标。

商人之间的欠款，有什么理由要闹到皇上那里去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天朝政府是大一统的专制政体，政府既承担行政职能，也承担司法职能，所以也就必然要负责处置民间债务纠纷；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在外商看来，行商的垄断是天朝政府赋予的，行商的信用，就必然由天朝政府背书。行商欠债如果不能归还，理所当然就应该由政府负责。天朝对倪宏文破产案的处理，实际上等于委婉地承认政府为行商的信用背书。这就是为什么普通商人的欠债，居然要由规范国家关系的《南京条约》来解决的法理依据。

倪宏文案两年之后，一个更大的债务纠纷爆发了：行商颜时瑛和张天球破产。根据英国商人的统计，两家的欠款总计达到300万元，包括颂官尚未偿还的债务以及其他债务在内，破产行商拖欠外商的总债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30万元。

官府、行商和外商坐下来商议如何归还这笔欠款。这笔欠债过于巨大，双方商量了很久，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看来，和上次一样，单单依靠商人与地方政府的谈判，已经很难拿回这笔欠款了。1777年，几个主要的债权人给东印度公司写了一封信，要求后者派人到天津和北京，直接向朝廷讨债。

印度总督对此案高度关注，这才有了巡洋舰海马号的中国之行。有人认为，这是在英国散商鼓动之下英国政府采取“炮舰外交”的第一次尝试。

广州的官员原本想尽力把这件事压下来，可是，英国人开来了炮舰，这个事瞒不下去了。状子又从广州官府转到了皇帝面前。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解决？乾隆皇帝烦闷极了。这回，他只要结果，不想过问具体办法。

广州官府方案是：颜、张两人抄家，财产用于还债，本人发配伊犁，不足部分，由其他行商在行用内分十年摊还，不计利息。

虽然这个方案也未必好，但是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方案，经过艰苦协商，英商最后只得勉强同意。

这种行商以行用摊还的偿债方式从此成为定例。1784年蔡昭复破产案、1791年吴昭平破产案、1794年石中和破产案，都是按此方式处理。这里出现的“行用”，是一个特殊的词语，我们以后还要详细提到。

此后，行商的破产案还在不断发生。1823年，行商康西官破产，欠下了约17万元，公行安排5年内还清。由于数额较小，外商要求更短的时间内归还。第二年秋天，一群外国债权人给两广总督写了一份请愿书，还集合起来跑到广州城门口，在那里等了整整一夜。最后，官府指令伍浩官出面，答应按要求解决，此事方才罢休。

做生意的人，都愿意和资本雄厚、信用可靠的人交易。可是，广州的行商，许多人的情况并不好，多数都有陈年的欠款，实力有限，信用不佳，其中一些人随时都可能破产。外商把货物交给他们，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回货款。东印度公司在1780年这样描述行商的情况：科官已经完全倒闭。球秀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瑛秀的债务达到100万元。周官和夏京官完全还清了债务，而且是有钱人。文官欠了许多债。潘启官欠债为8万元。

可是，虽然明明知道行商中很多人都不可靠，但外商不得不和这些人做生意。外商哀叹道：自己根本没有选择，只能把货物卖给那些信用不佳的人。这些货物最终“结局未卜”，在广州的每一家外国商号都或多或少地与破产行商发生过纠葛，他们在要求偿还债务方面都显得无能为力。

据资料统计，1780年，广州有8家行商。20年之后，除了潘启官一家，其余都已经全部破产。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行商累积下来的欠债，剔除利息部分，总额大约是300万元。

情况很不乐观。

6．讨债从来都是一件麻烦的事（二）

为了彻底解决行商破产后无法清偿外商债务的问题，广州官府和行商们拿出了一个办法——行用。

行用是一项公积金。最初，行商从外商的款项中抽取一部分尾款，作为公行的办公和活动经费，数额不大。后来，行商不断破产，行商们被迫分摊他们留下的巨额欠款，于是决定提高行用，对外商的部分进出口货物另行征收占贸易总额3％左右的费用。这笔钱作为留存基金，由公行掌握，在必要时用于债务清偿。

虽然这项费用依旧是出在外商的身上，但是至少外商的债务有了保障，所以外商也同意了这种做法。

行用3％的抽取比例已算很高了，加上行用推出之后，中外贸易特别是中英贸易不断增长，茶叶、丝绸的出口和棉花的进口都以30％—50％的比例增加，征收的行用也相应大幅增长。据外商的统计，仅仅在4个贸易年度中，抽取的行用总计达150万元。商欠问题似乎看到了彻底解决的曙光。

但是，行用很快就变了味，它被官员们盯上了。就像其他各种以堂皇名义征收的规费一样，行用几乎立即就变成了广州官员们敛财的工具，根本不可能真正用于偿还行商所欠的债务。

看看行用的大致用途：给皇帝的进贡、寿礼，各种官员的礼物，河工捐款，敉平叛乱的摊派，救灾，等等。反正没钱用于偿债。英商统计，1807年征收的行用，总计为19万两，全部用于给皇帝送礼、军需、河工、剿匪。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分配这笔行用，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清偿商欠，只得再一次增加行用收取的范围和比例。兴泰行破产后，据估计，增加的行用达到了188万元，但是，其中只有大约3万元用于偿还行商欠款。

外商对于这笔基金被滥用非常愤怒，因为这笔基金实际上是他们直接提供的，准备用作偿还行商所欠的债务。东印度公司曾经在1807年对行用提出抗议，并多次试图取消这笔费用，但是都没有实现。到后来，行用的征收对象不断扩大，成了官府名正言顺勒索的一个科目，最终也没能对偿还商欠有太大的帮助。

商人们对欠款的认识，与普通百姓是不同的。按照广州对外贸易的最一般的情形，每年的利润是15％—20％，也就是说，资本总额5—7年就可以翻一番。大笔的资金无法偿还，损失的不仅是本金，还有随之而来的大量利润，难怪外商们怨愤不已。

1836年，兴泰行突然破产，经过中英两国商人共同清理，认可的欠款高达226万余元，且基本欠的都是英国人的债务。

广州官府得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兴泰行从成立到破产，仅仅只存在了7年的时间，居然就欠下这么一大笔债务，实在太出人意料。

同时，一家叫天宝行的也被查出欠外商100万元。

300多万元的债务，大概除了伍浩官和潘启官两家，谁都没有能力归还。而原本用于还债所抽取的行用，照例是不会有什么结余的。

没办法，只好坐下来商量。经过一番漫长而艰巨的拉锯战，中英两国商人基本确定了分期还款的步骤和利息。此后不久，中英之间爆发战争，这笔欠款被纳入《南京条约》的谈判中，得到彻底解决。由于《南京条约》废除了广州行商对外贸的垄断经营权，这意味着天朝政府从此不必为行商的信用背书，因此天朝宣布，此后任何商业欠款，政府概不负责。这一点得到了英方代表璞鼎查的认可，商欠终于不再成为一个必须由中英政府出面解决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虑，既然是垄断经营，行商们应该能够获得不小的利润，可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大面积的欠债呢？对这个问题，中外双方有不同的说法。

中方认为：外商违反规定，悄悄地向中国商人提供高利贷。

外方认为：行商资本不厚，加上官府不间断的勒索。

哪个对呢？双方都说出了商欠的一部分原因。如果两者相加，或许更接近真实。

商欠可能在一般性贸易的过程中产生。比如，某个外商将一批货物交给某个行商，这个行商并没有将货物卖出，产生对外商的欠款。

其次是由于广州当时盛行借款。行商在贸易过程中，缴税、应付官方勒索、雇人、采办货物等一切行动的费用都由行商垫支，行商的头寸常常比较紧缺，被迫要向外商借款。当时广州的民间借贷，年利息一般是12％，有时甚至高达20％，而且还要利滚利，一旦无法按时归还，复利滚存下来，金额就非常吓人。虽然天朝曾经严令不许向外商借债，但实际根本无法执行。

投机失败也是商欠的一个原因。某行商估计某种货物未来行情会很好，就事先大肆囤积，造成资金的大量积压。一些商人头寸紧张，就以很高的利息向外商借款，一旦货物滞销或者价格不如预期，就产生大量债务。

行商资本短缺也是导致商欠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行商靠行贿官府获得执照，原始资本有限，又要承担巨额的贸易往来和贸易投机，资金周转自然很成问题。卢茂官是广州一流的大行商，但是常常和他做生意的查顿曾经这样说起他：“如果茂官不从欧洲人那里借钱，他就没有充分的现金来经营公司分配给他的生意。”其他老资格的行商情况也差不多：“中官是既不殷实也不至于倒闭的行商……老经官还是穷……发官既没有钱又没有身份。”老行商都这样，其他新成立的行商情况就更糟，查顿称他们“既没有钱又没有身份”。

一个美国商人给国内写信说：“不幸得很，这里的情形是，除浩官外，没有一个人靠得住。”

1836年兴泰行倒闭时，该行老板曾经写信给他最大的债权人查顿：“1830年，我以有限的资本开始营业，在开销了挂出招牌开始营业的费用和买进栈房和家具之后，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了。那一年因为英国妇女到广州来的关系，我被关进监狱一个多月，并且花销了10万元钱。在第五年又发生了律劳卑事件，我又被拘囚在牢狱里几个月，只做了很少的生意，我在总督和粤海关衙门以及其他地方的花销也不下于10万元。”

兴泰行倒闭，除了说明行商自身实力问题，还点明了商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官府的巨额勒索。一个英国大班这样写道：虽然行商喜好虚荣和豪华的生活方式耗费了很多钱财，但我们相信，清朝官员们的压迫，夺走了他们钱财的绝大部分。

美国商人亨特曾经和伍浩官有这样一次对话：

你好，浩官。今天有消息吗？

浩官发愁地回答：太多坏消息了，黄河闹水灾。

官员来看你了吗？

没有，但他叫人送来了一张“票”，他明天来，要我拿出20万元。

你给他多少？

我给他五六万。

假如他不满意呢？

假如大头子不满意，我就给10万。

以行商为对象的各种勒索名目繁多，比如海关监督回京、新任监督上任、给京城的户部大员上供等。这些勒索，行商们可以商量，可以少拿，但不能逃避。

这种较为常规的勒索，金额还不是最大的。碰到战争、洪水、旱灾、赈济等其他重大事件，勒索的金额高得难以想象。比如鸦片战争之后，广州行商承担的官府勒索，竟然尚有约350万元未能支付，在此之外，还要另行承担赔款，仅伍浩官一家，就被勒索了整整100万元。

对于行商的破产，外商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他们虽然不喜欢行商的垄断，但是如果破产的行商太多，等于实际上强化了垄断，自己的资金也没法收回。为了维持一个较为宽松的贸易环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外商甚至会采取一些办法帮助这些行商。1813年，东印度公司向几家资本较小的行商发放贷款，让他们付清了政府的税收，增强这些较小行商同大行商的竞争能力。

1815年，官府调查发现，11家行商中，有7家欠外商的债，总额达到100多万两。官府大吃一惊，要求行商迅速归还欠款。

但是，东印度公司并不急于让这几家行商还款。万一这7家行商破产，不仅钱追不回来，而且行商就只剩下4家，对今后的生意非常不利。东印度公司大班给两广总督写信说：我们并不急着追讨欠款。这笔债务已经停息，并由双方协商，分年偿还。做生意，双方发生欠款是很正常的事情，请官府不必担心。

既然外商都不追讨，官府也乐得不管。更何况，据无法证实的消息，行商还给他们送了10万两封口费。

但是，尽管有外商的这些庇护，一些行商最终还是破产了。1823年丽泉行破产，1825年西成行、1826年同泰行、1828年福隆行破产，1829年，刘承霖将东生行转手。一番折腾，广州的洋行只剩下7家。

44名印度商人无奈地向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管货人委员会发出联名请愿书：洋行减少、禁止与散商交易导致棉花被不适当地压价；破产洋行的欠债不断堆积，而且没有利息；欠债得不到归还却依旧征收行用。以上这些问题，都必须赶紧解决。

其他国家的散商也联名请愿。他们除支持印度商人的请求外，还请求免除规礼银，准许扩大与公行和中国散商的贸易。

东印度公司管货人委员会也意识到，这样下去，生意真的没法做了。于是决定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禁止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广州进口。也就是说，暂时不做生意了。

1829年9月1日，东印度公司管货人委员会上书两广总督李鸿宾，要求增加行商数量，将东生行刘承霖召回广州。

这时，东印度公司内部分成两派。管货人委员会主席楼顿是温和派，他主张保持一贯的温和抗议，其内容仅限于增加行商数量和召回刘承霖。强硬派则要求，即使动用英国海军也要把抗议的内容扩大到“构成中国制度的根基部分”。强硬派占多数，楼顿辞职，强硬派代表盼师接任委员会主席。

盼师一上任，委员会立即下令：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全部到口外进行交易。委员会甚至准备禁止港脚商人的对华贸易，以停止贸易的办法来逼迫天朝官府屈服。

此时，恰逢粤海关监督换任。新任粤海关监督到达后，东印度公司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东印度公司命令船只开往马尼拉，以表示拒绝贸易的坚定决心，并请求孟加拉总督从尼泊尔、广州和天津三条路线，直接向北京的皇帝申诉。

上谕这个时候送达广州，指示妥善处理规礼银等问题。两广总督李鸿宾以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向管货人委员会保证增加行商数目，同时对规礼银有所变通。

条件部分得到满足，加上继续停止贸易将承担极大损失，管货人委员会同意恢复贸易，历时半年多的纠纷就此大体告终。

但是，广州英国人的强硬态度，并没有得到国内的支持。英国驻孟加拉总督和东印度公司总部都坚持传统的温和态度，希望贸易不受损害地平安进行。孟加拉总督和东印度公司指令广州的管货人委员会不准采取强硬的对抗措施。第二年夏天，管货人委员会以没有召回刘承霖为由，准备再次停止贸易。这时，孟加拉总督的信件恰好到来，管货人委员会只好撤回了命令。

对于东印度公司的这种态度，盼师心中非常不满。他决心尝试打破广州对外商的限制，挑战天朝的权威。于是，他从澳门前往广州时带上了自己的夫人。这还不算，公司秘书阿迭斯居然公开乘坐轿子。番妇进入广州引发的中外最大规模的一次对抗开始了。

不久，东印度公司新任管货人委员会主席马奇班克斯到达广州，强硬派代表盼师被解职，东印度公司继续遵循传统的服从广州制度的温和路线。

散商们对盼师被撤职十分惋惜，对东印度公司的态度非常失望，他们不再依靠强大的东印度公司，而是直接向英国下院请愿，要求下院派遣能够“改善英国臣民的屈辱状态”的外交官，以国家外交的手段来解决广州的问题。他们告诉下院：诉诸中国人的正义心是无用的。只有英方以强硬的、恫吓性的言辞对待的时候，才抑制了中国的重税，带来若干改善。过去的经验一再表明，只有采取强硬的而不是温和的措施，才能对中国的现状有所改变。

从这时起，以散商为主体的对华强硬派在广州开始占上风。

盼师案不久，有人向皇帝上了一份奏折，称广州的夷人日益桀骜，不断违反管理制度。皇上让广州据实说明情况，并加强对夷人的管理。

广州官府紧张了。广州知府立即带兵冲进商馆，指责商馆的一些建筑违反了制度。官府逮捕了一名通事，并拆毁建筑物。同一天，官府公布了新的《防范外夷章程》。

这起突发事件，让即使是持妥协态度的管货人委员会也不满，他们态度转而强硬起来。多数外商决议抵制中国官府的行动。

但是知府豪迈地宣布：即使兵戎相见，也要维护天朝定制。

委员会再次请求孟加拉总督向中国派兵，对中方采取强硬的威慑措施，绝不妥协。不久，英舰挑战者号从孟买开来。让英商感到遗憾的是，舰长只是奉孟加拉总督命令前来中国进行调解。但是他的调解未能如愿。在伦敦的命令下，外商停止了抵抗。

在鸦片战争之前，天朝的封闭、垄断和落后的贸易制度与工业革命时代自由贸易思想之间的冲突日益严重，以行商垄断为核心的公行制度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强烈冲击。

分水岭是183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权的取消。英国新上台的格雷内阁支持自由贸易，推出了《中国与印度贸易管理办法》，鼓励英国臣民自由前往中国各口岸进行贸易。此后，广州的散商快速发展，成为广州进出口贸易的主导者。仅从英国驻华的商号来看，1833年散商为66家，83人；1837年就达到了156家，213人。但是，中国行商的数量还是13家。这实际上意味着垄断的进一步强化。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评价道：这种情况下，这些散商对于他们的政治、社会和个人的屈辱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敏锐的感觉。

广州的散商是世界上最富有自由贸易精神的一群人，他们渴望更加自由的贸易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他们不断呼吁政府：应该强力干预广州的贸易制度。行商垄断不打破，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贸易。要想自由贸易就必须取消公行制度，结束公行的垄断权。

在澳门的英文报纸《澳门月报》称：现在的官商专卖权有害于自由贸易的发展。它越早被废除，越对中国人和外人有利。

如何才能迫使天朝废除行商制度呢？既然东印度公司执行的温和政策的道路走不通，那就只有另一条道路：武力威慑。

散商们在给政府的请愿书中宣称：以往的经验让我们认识到，到目前为止，产生过效果的唯一手段是我们的军舰的行动。依靠武力的威吓政策是有效的。在威吓政策与战争之间，存在着广阔的领域。也就是说，武力威胁而不是战争，就可以解决问题。

那位接替盼师出任管货人委员会主席的马奇班克斯，虽然在中国执行的是温和忍让的政策，但是在广州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回国后，他宣称：英国的海军司令是最好的大使，因为海军司令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收到外交官用几周、几个月才能得到的效果。

这些论调被称作炮舰政策的萌芽。武力威慑中国的想法，不是鸦片被没收之后才开始的。

但是，这时英国的对华政策，其实正处于蒋廷黻先生所说的“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的时期，因为英国人“守旧性重，不好纷事更张”，所以继续执行着东印度公司的温和政策。后来对华强硬政策最积极的鼓动者之一小斯当东，在这时还是一个温和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表示：我们与中国交往最妥善的政策，不是恫吓的方法，而是协调的方式，已由东印度公司职员创造的做法应该维持，应该操纵的不是中国人的恐怖心，而是其利益心。也就是说，用贸易活动的巨大利益吸引中国方面积极从事对外交往。

在这种政策下，英国派出了律劳卑使团，再一次尝试以外交方式建立中英官方联系的渠道，寻求解决纠纷的方式。后来的强硬派巴麦尊，此时依旧沿袭着东印度公司的基本政策，给律劳卑的指令非常谨慎与温和。

但是，一到广州，律劳卑似乎立即就忘记了巴麦尊谨慎的指令，在对华交涉中采取了强硬态度。律劳卑对华态度的急剧转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受到了广州英商这种气氛的影响。

律劳卑使团的失败，使外交的手段走到了尽头，更加坚定了广州外商的强硬态度，强硬派自此成为广州外商的主流。

1838年，广州的英商给英国外交部呈递了一份文件，详细介绍了广州商欠的情况，并提出期望——完全废除公行制度，这也许是他们能够期望的最愉快的结果。

不过，英商们也指出，仅仅废除公行垄断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解决广州贸易制度的另一个问题——海关关税征收制度，那么，废除行商垄断将不会有任何意义。

英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垄断当然是广州贸易制度的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广州贸易制度中还有另一个让外商们伤透脑筋的问题——关税和陋规。

7．说不清的关税与数不完的陋规

你是一名在广州的外商，有一天，你的保商笑吟吟地拿着账本找到你，核对核对你们之间的货款。你打开账本认真看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你的货款有一大笔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你恼怒地抬起头，盯着保商的眼睛，你的保商依旧是笑吟吟地看着你，一句话都不想多解释，你只好长叹一口气，埋下头，继续看你手里的账本。

是的，中国保商都是值得信赖的人，他不会私吞你的一分钱。你的这笔消失掉的钱，只能含含混混地记在那里，有时甚至连个名目都没有，因为很多时候你的保商自己都说不出具体的名目。

郭卫东先生在其《转折》一书中称，清朝的外贸机构和法令是历朝“漏弊最多”的。粤海关的关税，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漏弊”，也是外商对广州贸易最不满的另一个问题。

本来，关税收多少，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但问题是，粤海关对外征收多少关税，从来没有一个谱。无论是外商还是行商，甚至海关官员，都不能准确地说清楚，到底该征多少税。

其实，这样说，也不是特别准确。对各种进出口货物，天朝一直有一个征税标准，而且，相比于这个时期其他各个国家来说，中国的关税是非常轻的。

那么，外商还有什么理由不满呢？

稍微对中国官场有一点了解的人应该立刻就能判断出来：问题出在正税之外。

这种判断也对也不对，因为正税本身也有问题。

要搞清粤海关的税费征收情况，有必要先说说粤海关监督这个职位。

这个职位，是帝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肥差。它的品秩很高，相当于总督。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职位虽然是官，但吏部又管不着，它的人员任命直接归属内务府。因此，它的直接报效对象也就主要是宫廷，其次才是国家。

在当时，北京崇文门税关和粤海关分别有“天子北库”和“天子南库”之称，它们实际上就是皇帝和宫廷设立的一个小金库，是皇帝的私房钱。乾隆一朝，肥得流油的崇文门税关长期被和珅把持。后来，和珅兼职太多，精力实在忙不过来，但又舍不得把位置让给别人，干脆让自己的儿子来接任。

崇文门税关虽然肥，可是相比之下，油水比粤海关还是差了一大截。一位崇文门税关的帮办曾经很得意地写道：自己一年可以额外收入5000两左右的银子。这位帮办如果知道，粤海关的一个看门人，每个月的月薪都有800两银子，不知道该做何感想。

月薪800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天朝最高品级的和硕亲王，一年的年薪只有1万两银子。从一品的提督，月薪只有200两银子。在雍正朝增加了养廉银之后，一个正二品的巡抚一年的薪俸大约才与粤海关的看门人相当。

皇上虽然贵为天子，但是天子也有天子的难处。皇室人口众多，支用浩繁，可是户部拨给的银子是有定额的，不能随意增加，否则不好向全国百姓交代。有了这个天子南库，皇室的很多开销就有了着落，还能获得许多额外的供奉，特别是那些来自西洋的供奉，大多都送至这个天子南库。比如，今天你在故宫以及其他皇家庭院里看到的大小玻璃、座钟、鼻烟壶等等物件，绝大部分都是从这里千里迢迢送去的。除了这些供奉，一年之中的春节、中秋等节，粤海关还要给宫廷各种供奉，平日里其他各种供奉，也必须时刻不忘。

这个职务对宫廷如此重要，当然就要让那些和宫廷有密切关系的人来干，而且最好是满族人。比如，雍正二年的粤海关监督是雍正帝自己家的包衣奴才年希尧，年希尧就是年羹尧的弟弟，算起来还是雍正帝的大舅子。接替年希尧的是雍正帝的宠臣杨文乾，接替杨文乾的是汉军镶黄旗的包衣奴才祖秉圭。

据说，要想得到这个肥差，大约要花几万到20万两的银子。

买官是一桩生意，做这种生意，是不能也不会赔本的。除了报效宫廷，粤海关监督自己口袋里总还要留那么一点。

这个“一点”，可不是小数目。

在中国海关高层任职大半辈子的中国通、英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曾经这样描述粤海关监督：他任内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第二年的净利用来保官，第三年的净利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

据马士估计，粤海关监督每年给北京送的“礼物”，价值大概有100万两白银。这样说来，他给自己留下的，也就肯定不会太少。这笔银子，自然就从海关税费中得来。

海关正税到底征收了多少，各种名目的税费又到底是多少，包括粤海关监督自己在内，没有人能算得清楚。自己手底下的人是怎么收税的，监督本人根本不知道，也懒得去过问，反正他自己的这一份总是有保障的。

所以，在当时，弄到了粤海关监督这个肥缺，是一件值得整个家族热烈庆祝的事情，因为随同监督上任的近百个家族亲朋，每一个人都会有狠狠捞一把的机会。历任粤海关监督，从来就没有不贪的。以严苛著称的雍正帝曾严厉地警告过那些粤海关监督们：小心保住脑袋要紧。可是雍正帝的天威吓不住这些粤海关监督们，该贪的，照贪不误。那位祖秉圭上任不久，就贪污了一大笔银子，差点因此掉了脑袋，可是后来的继任者照样前赴后继地贪污。

除了监督的家人亲朋，海关上至官员下至胥吏各色人等，也都要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广州的各个官府也不能干瞪眼看着你吃香喝辣，他们的那一份，一点也不能少。

这么多的人要捞钱，这些钱又从哪里捞呢？

当然不能从正规税收中捞。

根据《粤海关志》记载，1757—1784年粤海关的税收，平均每年为50万两；1785—1795年，平均每年为102万两；1796—1820年，平均每年为143万两；1821—1837年，平均每年为152万两。这是粤海关向皇上陈报的年度总税收的数字。这笔银子主要是孝敬宫廷，其他任何人都别想打这笔钱的主意。粤海关和广州官府的大鬼小鬼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在这笔银子上做文章。

可以做文章的，是在陈报数字之外，还有很大一笔根本无法纳入统计数字的银子。这笔钱，就是粤海关以及广州官府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的灰色和黑色收入来源。

这笔钱有多少呢？没人能准确地统计，但简单地估算就可以推测出，这笔钱数额巨大。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测算，19世纪初的正常年份里，粤海关每年上缴的税收为120万两—130万两，但是实际征收的各种规费总计应该在1000万两左右。对中国海关了如指掌的马士相信，以1837年为例，并不过分地估计，海关征收的各种名目的税费，大约是陈报数字的10倍。

根据年平均数，1837年陈报的数字为152万两，按照马士这个推算，粤海关这一年的实际收入约为1520万两。即使这个估算打几个对折，也是很大的一笔钱。

海关陈报数字之外的这一大笔钱，又是怎么弄来的呢？

主要名目有两个：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各种陋规。

先说正规的税收。天朝税收征收方式大致可分为固定税率征收、比例征收和估值征收，征收办法不仅复杂、凌乱，而且因人而异。这正好给税吏们提供了上下其手的空间。

据后来的学者考证，根据官方公布的材料，天朝的税率一般是货物总价值的2％—4％，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关税相比是非常轻的。

当然，没有人真的会幼稚到相信天朝官方公布的税率，更没有任何外商真正按照这个税率纳税。粤海关实际征收的税率，一般都要超出一倍以上，有的甚至超出三四倍之多。

看看几个最大宗的商品。官方规定棉花每担的税率是0.298两，实际征收为1.74两。茶叶每担0.2两，后来逐渐提高到1.279两，但是，实际征收是6两。

用官府的行话说，这叫“浮收”。

浮收的原因，不用问，就是为了从中渔利。海关税收到底征收多少，从来没有一个部门监督。收多收少，都是粤海关自己向朝廷汇报。只要不比上一年少，没人会在意。既然没有监督，多收，就可以多分，还可以拿出一点向皇上邀功，所以，谁都想多收。

怎样多收呢？一个是随意提高标准，另一个就是巧立名目。比如，1726年，海关监督杨文乾擅自向外国进口白银征收10％的税，名曰“邀送”。这就是著名的“番银加一征收”案。

在这之前，这笔附加费仅仅针对外国货物，税率是6％。变成针对外国输入的所有银元后，外商的负担就异常沉重。当时外商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就是银元，一艘外国商船带进来的银子，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按照10％税率，一下子就要征收一大笔银子，在外商看来，简直就是官府对外商的巧取豪夺。外商不干了。按规矩，不交税他们就不能进入广州城，但是他们不管这些，11名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强行冲进城内要求面见总督。

事情闹大了，雍正帝不免要安抚众人，把得罪了不少人的杨文乾斥责了一番，但是这笔附加税并没有停止。直到乾隆帝登基之后，才“仁心广被”，下令撤销了这个名目。为了对此表示感谢，外商还给海关送了一大笔钱，据说，总数是3万两。

除了模糊、复杂、操作空间很大的货税，粤海关税收还包括另一个有很大问题的项目——船钞。

船钞是在货税之外另行征收的一笔费用。它的征收标准是根据船的大小计算，具体操作方法是：船的长度和宽度相乘，除以十，得到每个征收单位，再乘以不同船的收费标准，最后得出收费总额。每个征收单位的收费标准是：大船7.777两，小船7.142两，三等船5两。

丈量船只由海关人员操作。既然是人操作的，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一般情况下，是从船的前桅之后丈量到后桅之前，但是，如果关系不好，就可以变成从船头到船尾。这两种方法差别是很大的。而且，即使是按照规定丈量，船钞的收费标准还是很高。与税收不同，船钞是在船只进口时直接向外商收取的。

根据记载，一艘一等船要交的船钞大约是3200两，一艘二等船大约要交船钞2600两。外商抱怨说，交了这些钱之后，诸如码头设备、照明等服务什么也得不到。

但是，船钞还不是问题最大的。

问题最大的，是陋规。这是外商最愤恨和最不满的收费项目。

所谓陋规，就是在政府公布的税收之外，另行设立的一些收费项目。1759年洪仁辉赴天津告状后，皇帝派人前往广州调查，陋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那一次初步查出的陋规，名目繁多，如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放关、领牌等，共计68项之多。也就是说，在税收、船钞之外，外商还要上缴至少68项各种名目的费用。

不过，根据天朝官场的通行规则，官府查明的，肯定不会是陋规的全部。这份文件是向皇帝奏报的，绝不可能把所有的名目全部汇报上去，那些隐瞒不报的，或者连清查官员都无法查清的项目到底还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据说，曾有人提交了一份海关征收的各种陋规的清单，名目居然达到了100多项。可是，即便是这张清单，恐怕也未必真能把所有陋规全部囊括进去。

这不是猜测。道光皇帝刚登基时，下决心要整顿吏治。军机大臣英和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各种陋规，经整顿后让部分有一定合理性的陋规合法化，纳入国家税收，完全不合理的那部分陋规全部清除，以减轻百姓负担。

道光皇帝觉得这个主意很好，立即下令在全国清查陋规。这下子，简直就像在滚烫的油锅里浇了一瓢水，全国官员一片反对。查了许久，就是查不下去。道光皇帝自己也很纳闷。终于，吏部尚书汤金钊斗胆出面劝告他：皇上啊，到底有多少陋规，是根本查不清楚的，而且越查还会越多，老百姓的负担不仅不会减轻，还很可能增加，您老人家就别查了吧！

这次清查陋规，只好就此打住。

陋规在天朝从来就是一个潜规则。有一些陋规，几乎是完全公开的，比如冰敬、炭敬、别敬等。但更多的，是非常隐蔽的，完全不为外人所知。天朝到底有多少陋规，就是皇上本人也不可能查清楚。

粤海关也一样。按照天朝官场的一般规矩，只要涉及进出口的，上到各级官吏，下到书吏、胥吏、官吏家属，几乎所有环节的人员都要染指。这样，在税收之外，各种名目的附加费用甚至超过正规关税的数倍到十多倍。外商成了他们肆意敲诈、中饱私囊的“唐僧肉”。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来广州贸易的洋船数量大增，海关监督、监督的家人、书办、役吏们像牛虻一样蜂拥而来，趴在中外商人的身上贪婪地吸血。在粤海关，在广州官府，要想办成一件事，必须红包开道。没有红包，寸步难行。商人们要做生意，自然得罪不起这些人，只好老老实实掏腰包。

就这样，在正常的货物税、船税之上，又多了一项附加费用。这个费用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看一下几个品种的附加费：

燕窝：税率4.05（两/百斤，下同），附加12.00；棉花：税率3.345，附加3.3；藤：税率0.28，附加2.15；生丝：税率13.22，附加4.8；茶：税率1.18，附加1.6；熟丝：税率1.6，附加6.0。

再来看看附加费的名目。

征收船钞时，附带收取的规礼有14项，总计高达1950两。

进口货物中，以大宗商品棉花为例，附加的名目至少有：附加税、征收费、公行附加、公所基金、贸易捐、解送银、折兑等。

出口货物中，以大宗商品茶叶为例，附加的名目至少有：会计、秘书、往京汇解、纹银折兑、附加、称量等。

以上的一些名目，如会计、秘书、纹银折兑、汇解等，应该是在所有商品上都通行的名目。

项目如此繁杂，除了征收的那些人，恐怕不会有其他人能够搞得清楚。

所谓阎王好过，小鬼难缠。粤海关的小鬼们会公开地向你讨要这些钱，一点也无须遮遮掩掩。这笔钱都由行商垫付，但是，最后都要和外商算总账。为什么要交这笔钱？交给了谁？什么名目？统统是一本糊涂账。外国商人根本无法知道他所支付的政府税捐和服务费用中究竟有多少是非法勒索。

这些钱只能照缴不误。你可以反感，你可以抱怨，但是，你必须接受。

当然，这种事日积月累，终究会有爆发的一天。洪仁辉远航天津向皇帝控诉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时，就把陋规当作告御状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法国商人也向两广总督李侍尧状告这个李永标。其中有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每年丈量外国商船时，海关都要向外国商船赠送牛和酒，这些东西应该由买办先行采买，再交给海关报销。可是李永标的家人从来都不给报销，私自把这笔钱吞了。买办不敢得罪他们，只好从洋商那里想法捞回来。

洪仁辉告御状后，皇上大怒，立即撤了李永标的职，并派人到广州查办此案。经过清查，李永标的70多位家人全部参与了索贿。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陋规，有人决心大力整顿。1717年，粤海关监督杨文乾对海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上奏皇上说：公家税收，一年有9万两，但是规礼银子，竟然达到了3万8000两，建议把这笔银子收归国有，不再由海关的小鬼们独吞，同时革除1万两其他的陋规。这就是粤海关著名的“规礼归公”改革。

杨文乾宣布，从今往后，任何人不得私自收取陋规，所有的陋规统一归并，外商一次性缴纳1950两的“规礼”，就不必再缴纳其他陋规银子，海关收到这笔银子后，按比例分配给国家、绿营、粮道、通译以及其他相关人员。

这种做法，基本上就是道光朝军机大臣英和提出的清查陋规政策的粤海关翻版。

杨文乾的这个规礼归公，在广州平地炸响了一声惊雷，广州官场立刻怨声沸腾。让人惊奇不已的是，深受陋规之苦的外商也愤愤不平，大叫大嚷了起来。

先说杨文乾本人。他把这笔规礼银子上缴国库而不是私下侵吞，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操守高洁的清官。

不过，很快就有人参了他一本。这位“清官”其实私下里侵吞了大量的规礼银。侵吞了多少呢？仅仅通过“分头”“加抽”两项隐瞒不报，他就私吞了大约9万两银子。这还不是全部。杨文乾故意将各个经手人遣送回籍，使账目难以清查，他私自征收的其他规礼还有很大一笔，有人大致估算，约有30万两。

杨文乾私吞的银子，加上他请求归公和减免的银子，共计达到42万8000两。而这一年陈报的海关正规税收只有9万两，二者相差实在大得惊人。这些钱，最终全部要由中外商人们掏腰包。

杨文乾实施规礼归公后，原先的规礼银子进入海关正常税收，第二年，粤海关竟然一下子多收了15万两银子。但是，人们都坚信，这还只是规礼银中很小的一部分。

再说广州的官场和外商。广州各个衙门原本都要靠这笔陋规捞上一把。规礼归公后，大家一下子都断了财源，广州大小官吏们顿时闹翻了天，杀了杨文乾的心都有。平白无故断了大家的财路，大家就要断了你的官路。广州官场的官员们串通一气，弹劾杨文乾的奏折雪片般飞向朝廷，杨文乾的贪腐也就此败露。好在杨文乾是雍正皇帝的宠臣，雍正皇帝一心保他，只是给他调换了个职务简单了事。

杨文乾一点都不冤枉。他不仅自己持身不严，也自恃圣眷正隆，四处咬人。刚到广州不久，杨文乾就曾经参奏两广总督阿克敦勒索暹罗商船规礼，广东布政使官达纵幕客纳贿，等等。既然大家都在风月场中，你杨文乾又何必独自装出一副清纯的模样呢？

广州官场齐心协力，总算把这个讨人嫌的杨文乾赶走了，可是过去的各种敲诈勒索已经变成了正式的规礼，要全部归公，这条规矩没法改回来。各衙门大鬼小鬼们的荷包空了，自然就要动动歪脑筋。原有的名目不能收，就巧立新的名目，陋规照收不误。

这下子，轮到外商叫苦不迭了。原本海关办事，靠的就是红包的润泽，红包一去，诸事自然好办。现在不准收陋规，事情就没人办了。外商们耽误不起，只好暗地里再送。可是，原来送的陋规已经合并成为1950两，由官府一次性收走了，再送红包，等于又要重新送一次。所谓的“规礼归公”，也就成了“黄宗羲定律”在粤海关的翻版——不仅没有减轻商人们的负担，反而加重了负担。难怪外商心中愤愤不平，要和广州官府联手整这个杨文乾。

既然该孝敬的银子还是要继续孝敬，外商就要力争取消或者减少杨文乾规定的这个1950两。这个1950两也就成为粤海关各种陋规中外商感受最深、抗议最强烈、争议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可是，无论外商用什么样的办法，都无法摆脱这笔勒索。

1727年，英国商船奥古斯塔斯王子号进入广州。在缴纳了1320两的船钞之后，又被要求缴纳1950两银子。官员们解释说，这是送给道员、总督及其他大官宪的规礼，作为一种惯例，它已经是与船钞相同的征课，是每一艘进入黄埔贸易的外国商船都要缴纳的。

那我就不到黄埔，只到澳门贸易。

那就减半征收。

这样外商该满意了吧？

且慢。在澳门贸易可以，但还要另行征收一笔行税，数额是2520两。

作为中外特别是中英两国争议的一个“特别事项”，在1734、1737、1747、1752、1754、1760年等年头里，外国商人一直不断抗议这笔1950两银子，但是毫无结果。

1760年，东印度公司派出代表试图进行协商。这位代表为了得到天朝的重视，自称是英国副大臣的兄弟，有权给国王直接写信的人。他带了一份给两广总督的公函，其中第一项就是要求废除这个1950两银子。但是，这位代表一连串的“显赫”地位显然没有吓倒天朝官宪。总督对这些要求根本不予理睬。

1830年，东印度公司采取强硬立场，宣称如果不降低这笔规礼，就要把船全部开到马尼拉去，也就是说，不在中国做生意了。好说歹说，连哄带吓，这笔规礼总算降到了1600两。

在税收、船钞和陋规之外，外商的负担还没有结束。他们还必须缴纳另一项名正言顺的费用——行用。

此前介绍过，行用最初只是作为公行的一般性经费，征收额很低。后来，官府决定提高行用征收比例，作为赔偿商欠的基金，具体做法是对部分主要商品征收不超过货物总值3％的费用作为行用留存。

但是，行用很快就被官府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真正用于偿还欠债的很少，加上破产行商欠债过大，官府于是不断扩大行用的征收范围。原定收取行用的货物为20种，后来，范围逐渐扩大。1801年，粤海关甚至计划对所有货物抽取行用。由于英商强烈反对，最后只好在收取名单中减去少量货物。

在行用收取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税收中“浮收”的情况。1809年，东印度公司调查行用的收取情况，发现本年度已经收取了70万两银子，比规定的3％的提取额高出了3到4倍。第二年，东印度公司大班向广东巡抚申诉：行用太高了，有时甚至超出规定的20倍。

巡抚、总督和粤海关监督私下商量后，答复这些外商说：如果你们觉得收得太高，赚不到钱，那以后别来了就是。至于行用，该怎么收就怎么收。

这个标准“天朝特色”的答复，一定可以把外商气得吐血。

客观地说，中国的税收水平，即使算上各种陋规，也不算非常高。同时期的英国，对茶叶征收的税率曾经高达120％。不过，如果将各种陋规纳入正税，即使税收水平再高，也是国家主权，外人无由置喙。但是，以陋规形式征收各种费用，既鼓励一种制度化的贪腐行为，也缺乏任何法律依据。

一个外国商人怨愤地写道：无法从中国政府取得任何确定的关税税则。这位外商进一步解释道：其实中方海关人员掩盖的不是公开的正规税收，而是某些附加税。这是多年来广州商务制度上最显著的弊害之一。而且，各级政府、各行商人及士绅等的政策就是要将外国人置于这样的境地，使他们对于对外贸易征税的方式和税率一无所知。

东印度公司大班啵啷也曾就税收向中国官府提出请求：英国船货到达广州后，不管是什么货物，该上多少税，给一个确定的单子，我们分文不会短少。

但此条被天朝官府干干脆脆地“毋庸议”。

啵啷还说，英国船到广州后，向来都是由中国人包揽上税。他要求由英国人自己亲自到海关交税。说明白点，就是外商不信任中介。

但是，广州官府对这条的答复也是“毋庸议”。

在鸦片战争爆发的4年前，即1836年，广州外商还在就这个问题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写信——由于对货物分级和度量计算以及关税征收之价格发生争议，外商对中国政府制定之税收等级不甚清楚，恳请颁发一份从外国进口制品以及各种货物应付关税之正式清单，以便遵循规定依章完税。

但是，邓廷桢同样不予理睬。

8．杀人偿命？不偿命？谁偿命？

“呯”，黄埔岸边小酒馆外的空地上，突然响起一声枪声。

“呯……呯呯”，岸边又传来一阵枪声，紧接着是一群水手“呜呜”的嚎叫声。不一会儿，嚎叫声在黄埔岸边四处响起，一群东倒西歪的水手相互搀扶着，摇摇晃晃地向船上走去。

别紧张，没什么，水手们灌多了中国酒，他们醉了。这样的场景，黄埔的中国百姓早已经见怪不怪。

每年的西南季风季节，有几千名各个国家的水手涌进黄埔。放松下来的水手们，大概没什么人可以管束。喝酒、女人、闲逛、打架……这些在电影里看到的水手上岸后的生活，在黄埔也一模一样地发生着。

水手们给这里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刑事案件。

水手都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家伙，常常容易和周边的百姓发生一些争执，一旦争执失控，就容易演变为冲突，一旦冲突失控，就容易引发一些难以想象的意外，比如打架、伤人，甚至杀人。

杀了人，怎么办？

天朝的回答简单而又古老：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

外国人的回答是：不一定。他必须受到公正的审判才能定罪。

中西方在司法思想、司法体制的上巨大差异，一直就是中外纠缠不休、争端不断的一个严重问题，常常给双方惹出意想不到的巨大的麻烦，多次几乎引发战争。两次鸦片战争，也都与此问题有极大的关联。

客观地说，数百年的贸易交往中，中外之间涉及刑事案件的司法纠纷总体上还是很少的。有人曾经粗略统计过，一个世纪内，涉及凶杀的案件只有十余起。这些案件中，很少一部分是通过协商解决，大部分案件最终都导致了严重的中外冲突。

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防守号进入广州，这是第一艘正式获准进入广州的英国商船，不幸的是，它也是第一艘引发中英争端的商船。

不知什么原因，防守号的水手和中国人发生冲突，一群中国人冲上船，砍翻了一些水手，船上的医生受到致命的重伤，而一名中国人也被水手杀死。

这是第一起牵涉到中英两国的杀人案件。

关于这艘船和这个案件的最后情况，资料记载并不一致。有的说防守号没能做成生意，有的说它还是装了点货离开广州。不管资料记载有多大分歧，这起事件意味着从中英直接贸易开始的那一刻起，司法纠纷就成为让双方都非常头疼的问题。

1722年，英船乔治国王号的一个助理炮手外出打鸟，不小心误伤了一个孩子，孩子死亡，英船赔偿了2000两银子。据说，这个孩子的家长只得到了350两。乔治国王号在出港的时候曾被扣留，过了一段时间才被放行。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中外司法纠纷并不能像乔治国王号这样协商解决。

1773年，英国人斯科特在澳门的一次纠纷中杀死了一名中国人。葡萄牙法庭经过审理，判决斯科特无罪。

这激怒了中国官府。中国官府要求把人犯交给中方审理。

但是葡萄牙人认定葡萄牙在澳门拥有司法管辖权，拒不交出人犯。

中方豪迈而霸道地扔给澳门葡萄牙当局一句狠话：不交人，就把澳门的葡萄牙人全灭了。

葡萄牙人屈服了，同意把斯科特交给中国人。中国官府对这一案件重新审理，按照一命抵一命的原则，判处斯科特死刑。

这是中国处死的第一个英国人。

1784年，中英两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案件，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非常曲折，给中英双方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当时，英国商船休斯夫人号的一群水手在放礼炮的时候，因失手致使一名中国人死亡，两人受伤。

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要求交出凶手。

但是英国方面的回答是：没法确定凶手到底是谁。

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英国人不想交出凶手，一个是的确不知道凶手是谁。想象一下，许多门炮同时鸣响，炸死人的那一炮到底是谁放的，的确难以说清楚。

杀人偿命。按照这个原则，中方派兵上船抓走了船上的大班，把他关进广州的监狱。

可是，就算关进班房，这位大班也还是不能指认到底谁是凶手。

天朝的态度异常强硬——如果不能交出凶手，那就逮捕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委员会主任，也就是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

天朝强硬的态度惹恼了广州的全体外国商人。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美国的商人一致行动。他们把所有船上的小艇都调动起来，把炮和枪从船上搬到商馆，准备保护自己，和前来抓人的天朝官兵大干一场。

广州的官府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两边真的开打，不仅有违皇上抚驭四夷的圣德教化，还可能直接导致广州的贸易彻底停顿，皇帝肯定是不会答应的。为了缓和局势，安抚这帮夷人，广州官府只好释放了被抓的大班。

但是，这样的处理，官府感到很丢面子。不管如何，脸面是必须要找回来的。几个官员暗示东印度公司：你们随便交一个人，我们做做样子，不会真的杀了他。

万里迢迢来广州，不是为了打仗的。东印度公司方面觉得，官府的这个要求也可以理解，既然只是做做样子，那就随便交一个吧。东印度公司在船上随便挑选了一个炮手交给广州的官府。

官府正儿八经地开堂，对这名水手进行了审判。判决结果是：绞刑。

这个结果让东印度公司方面大吃一惊，他们连忙找到官府询问：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做样子的吗？

不用担心，就是做做样子。广州官府的官员笑吟吟地回答道：绞刑上报给皇帝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找一个赦免的理由，不会真的绞死他。

东印度公司方面这才放心。

不久，皇帝的谕旨来到广州：同意绞死这个水手。

怎么还是要绞死他？东印度公司方面紧张而又大惑不解地问。

官府也有些慌了。他们解释道：我们其实已经为这名水手说了情，可惜，没能说服皇上。

那怎么办？

没关系。官府安慰道：不久，皇上就要宣布天下大赦，到时候，我们会把这名水手一起大赦了，说话算数，不会真绞死他的。

可惜，皇帝没有大赦。这位水手最后还是被绞死。他是中国处死的最后一名英国人。

广州的外商非常愤怒，他们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在他们看来，广州官府耍了一套把戏，一开始就是为了欺骗他们交出一个人顶罪。再说，这名水手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就是放了致命一炮的那个人？到底算是过失杀人还是蓄意谋杀？过失杀人到底该承担什么刑事责任？

此案之后，广州的外商异口同声地用一个词来指责中国的司法体制：野蛮。

这个案件的司法处置，充分暴露了中西两种司法体制的巨大差异。

杀人偿命，这在中国传统的司法体制下，是毫无问题的。

但是，如果放在西方法律体制之下，这就大有问题。比如，炮手的一次无心之失，到底是该判决坐牢和赔偿，还是该判处死刑？如何区分蓄意谋杀和过失杀人？杀人者应该得到审判吗？如何保证审判的程序公正？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了吗？等等。

让外商非常烦恼的是，中外司法纠纷不仅仅涉及司法问题，还常常导致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贸易被停止。

1807年的一天，英船海王星号上的一群水手上岸后狂饮了一通劣质烈酒，大概喝酒的时候这帮疯狂的家伙和中国人产生了纠纷，在被送回商馆时，他们身后跟来了一大群要找他们算账的中国人，这群中国人把商馆大门团团围住。天朝官员和行商们集体出动，劝说那些愤怒的中国人，但是，人群并没有散去。

这天夜里，这群喝多了的水手又冲动起来，他们冲出商馆，和外面的中国人混战在一起。虽然水手们被人立即拉了回来，但还是造成了很不幸的结果——3名中国人受伤，其中一人几天后伤重死亡。

当然，下一步必然就是交出凶手。

可是，这么多人的混战，到底凶手是谁呢？

一个外商专门组织的委员会两次来到海王星号，该船的保商也悬赏两万元查出谁是凶手。但是，经过一番调查，结论是——真的查不出谁是凶手。

中国官府理所当然地异常愤怒，立即采取了最严厉的行动——停止与英国人的贸易。

为了缓解局势，天朝的一位知县在英国官员在场的情况下，亲自主审这个案子。最后，知县认为，一个叫爱德华·西恩的英国水手应该被“选定”作为过失杀人的罪犯予以扣押，其他人无罪。

审判过后，中国官府终于恢复了停顿了两个月的与英国人的贸易。

第二年，北京指令释放西恩，因为他是无心之失，但是必须赔偿受害人12两银子。

1810年，发生了一起更为纠结的黄亚胜案。这位名为黄亚胜的中国人据说是诓骗了外国人的银子，双方发生纠纷，黄亚胜被人杀死。

中国官府让行商告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赶快交出凶手。

大班说，找不到英国人犯罪的真凭实据，凶手可能是英国人，也可能是美国人。

证人提供了几个外国人的中文译名。可是，英国大班说，这些名字只有名，没有姓，英美人同名的很多，况且，英国人的姓名经过中文翻译后，已经很不准确，难以和英国人一一对应。

不交凶手，就不发给允许出口的部票。于是，全部英国商船都被截留在广州。

英国人大声喊冤：每年季风一过，商船就难以回国，商船都已满载，损失不可估量，而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扣留英国商船，放行了美国商船，这不公平啊。

大班恳求道：先让商船回国，等回国后，再努力寻找凶犯。

大班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既然还要继续寻找凶犯，中国官府也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第二年，英国商船回来了。但是，凶手还是没有找到。

中国官府大怒，这不是耍赖，就是无视官府尊严。于是，再次不发部票，不准英国商船离开广州。

大班急了：这事还在查，不过要秋天才有结果，还是先发签证吧。

英国人甚至为此签订了一纸保证书：现在案件已经查得有一些眉目了，一旦查明，保证尽快通知中国官府。

几个行商领袖也出面帮英国人说情。

有了保证书，中国官府放行了英国商船。

后来，英国方面没有了下文。而中国方面，似乎也忘记了还有这回事。

从此，这个凶手就永远地杳如黄鹤，此案也永远地成了一个悬案。

黄亚胜案件中，双方的冲突在于，中方需要一个凶手抵罪，否则就对全体英商进行惩罚；而英方需要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指认凶手，并且，无论凶手是否被指认，其他与此事毫无关联的英国商人都不应受到不必要的牵连。

没有被认可的证据，无法指认那名凶手，怎么办？在英美司法体制下，此人无罪。

那么，到底谁是凶手呢？没有合法的司法审判，无法确定何人是凶手。著名的辛普森案件中，到底谁杀了辛普森的妻子，至今仍是一个谜。

中英之间这样的案子不止这一例。

1821年，一艘英国兵船上的船员在伶仃岛上与华人发生斗殴。据说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英国兵船土巴资号的非武装船员到岸上取水和洗衣服，突然遭到一群“持矛执竿”的村民的袭击，兵船上其他人见状，赶紧派出一支陆战队掩护船员撤退，兵船还向村子开了几炮，帮助船员撤回。

冲突中，英国船员有14人负伤，其中有人负伤很重，但是没有死亡。当地村民黄亦明等两人被打死，4人受伤。

事后，土巴资号船长愤愤地写信给两广总督阮元，要求立即惩办扰乱治安的家伙。

阮元也同样愤怒。他当即让行商转告英国大班：交出凶手，中方死了两个，按照一命抵一命的原则，英方也要交出两个人抵命。

大班说：这事不好办，因为我的管辖权非常有限，只能管理英国商船，管不到兵船，你们直接和船长交涉吧。

阮元不知道，这艘土巴资号兵船隶属英国海军，东印度公司当然拿它毫无办法。得到东印度公司的答复，阮元大怒：岂有此理，你既然是管理英国人的大班，怎么连这种事都管不了？简直就是耍赖，是故意包庇凶手。

几番交涉，双方都不退让，总督阮元颇不得要领，一怒之下宣布暂停一切对英贸易，扣压英国人船只，不准开舱装卸货物。

停止贸易的灭顶之灾再次落在英商的头上。但即便如此，英国大班还是没法交出凶手。大班只好告诉阮元：冲突中，是华人先打伤了英国人，英国人属于自卫，按照英国法律，无须抵偿。

阮元反驳：按照大清律，斗殴致死，无论动手先后，都必须偿命。

没办法，在中英司法体制各异的情况下，双方根本无法达成一致。事已至此，东印度公司大班无奈地决定，英国人应该立即从广州撤退。随即，英国人全体上船，离开广州商馆，到虎门附近停泊。

东印度公司这个动作的意思是：将全体侨民撤离危险区域，以保障侨民的生命安全。后来，林则徐在广州时，义律也重复了同样的做法。

更糟糕的是，此时土巴资号已经离开中国，就算想抓人，也没处可抓了。

阮元很无奈，继续停止贸易已经无补于事，只好让大班寄信回国：查明真凶之后，必须“自行正法”。双方好说好商量，大家都有了台阶，顺坡下驴，此事就这样留下一个根本没法解决的尾巴。第二年，阮元自己也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事情虽然就这样好歹弥缝过去，但中外司法体制上的分歧仍旧是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桶。此后发生的著名的林维喜案，几乎就是这些案件的翻版。当更为强硬的林则徐遇到更为强硬的义律和英商群体，双方谁都不愿意退让时，火药桶终于被点燃。

由于反感天朝司法体制的“野蛮”，在休斯夫人号炮手被杀后，英国人逐渐倾向在司法问题上坚持较为强硬的态度。

1800年，一艘英国双桅船从伶仃洋驶向黄埔，这天夜里，船上的值班人员发现前方出现了一艘小船，于是对这艘小船高声呼喊，希望小船说明来意。当时，广州外洋到珠江一线，出没着许多杀人越货的海盗，来往船只必须一路小心，随时准备自卫。

一番呼喊后，对面的小船却没有任何回应。船上的值班人员认为，这艘小船可能图谋不轨，于是高度戒备。小船逐渐靠近到危险的距离，还是没有任何回应，值班人员向它开枪射击。小船上的一个中国人中枪负伤，另一个人落水而死。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让行商潘启官转告东印度公司大班，赶紧交出凶手。

有点麻烦的是，在这艘英国船上开枪的人，是隶属于另一艘英国兵船朴维顿号的军人。东印度公司大班答复道：我们只能管理在中国的贸易，没有权力管理军人，而且朴维顿号船长迪克斯也不允许我们插手此事。

觉罗吉庆认为东印度公司的说法不可思议，仍旧要求公司负责交出凶手，因为在华的夷人不熟悉天朝的规矩，理应由东印度公司负责管理。大班想推卸责任，置身事外，简直太对不起广州官府平日里对他们的照顾和优待。

得到这个消息后，朴维顿号船长迪克斯来到广州并致书觉罗吉庆，请求共同调查此案。迪克斯船长承认是本方开枪，也同意交出凶手并接受审判，但是有一个条件——船长本人必须亲临审判现场。

几天后，迪克斯带着证人进入广州城，参与官府对此案的审判。他提出证明：和以前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只小船的确有盗窃的嫌疑，开枪射击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审判因此而暂停。

十天后，双方达成一致，中方同意落水者是自行落水，而伤者业已痊愈，官府遂取消了这次审判。中国官府口头警告迪克斯，以后英国兵船不得随意开枪。此案遂告结束。

此案看似和平解决，但是却产生了一个严重的恶果，广州的外国人逐渐建立起这样一种认识：只有在司法事务中采取强硬态度，才能对“野蛮”的中国司法产生直接的影响，外国人才能获得公正的司法处置。所谓强硬态度，就是外方直接参与涉外案件的审理，以外国的司法理念影响案件的判决。这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侵犯。再往前一步，就是英国人自己审理在中国的刑事案件，也就是英国人将拥有领事裁判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西方人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撑腰。虽然对天朝的司法体制有着和英国人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其他的外国人最多也就是“腹诽”而已，遇到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态度就要“恭顺”许多，比如当时的小国美利坚。美国人对中国司法的态度是，承认在中国的领土上必须尊重中国的法律，即使这些法律永远是这样的不公正，也不能反对它们。

1821年，美国船艾米丽号在黄埔停泊，船上的意大利籍船员德兰诺瓦从一艘中国小船上的当地妇人手里买了几个水果，买完后，他还想再找补几个，但这个妇人坚决不同意，两人争执起来，德兰诺瓦顺手将一只瓦罐扔下去，正好击中妇人的头，妇人当即落水身亡。

番禺知县来到黄埔，与美国大班和船主验明尸身伤情，并认定凶器为艾米丽号所有。知县要求交出凶手，德兰诺瓦虽然已经被锁扣在船上，但是坚决不认罪。

两广总督阮元下令将艾米丽号的通事和保商监禁起来，同时宣布暂停一切对美贸易。

阮元一出手就掐住了美国商人最要命的“七寸”。美国大班立即屈服。一个美国商人事后说：停止贸易，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广州的美国人将一无所获，而抓捕了保商，可能使美国债权人的经济瓦解。

美国大班把德兰诺瓦乖乖地交给广州官府，德兰诺瓦被提解到广州府审讯。人证俱在，德兰诺瓦只得认罪。

德兰诺瓦被判决绞刑，当即执行。尸体被送回美国船上，贸易随即恢复。

这个判决结果，让一向比较温顺的美国人严重不满。许多美国人叫嚷着，以后不再承认中国的司法审判，不再将任何嫌疑人送交中国法庭。

按照英美司法体系，这是一起很明显的过失杀人案，德兰诺瓦罪不当死。但是在中国，杀人抵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

此后，美国商人就此事给天朝写了一份内涵丰富的声明，在详细说明了这个事件之后，美国商人们指出：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上存在偏见，我们一旦置身于你们的海面上，我们不得不服从你们的法律，尽管它是这样的不公正。你们曾经遵从你们的正义观念，把一个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的人定为有罪。

接下来的一段话非常有意思：服从于你们这样一个周围有势不可当的武力，背后以一个庞大帝国为支援的权力，并不是耻辱，你们有力量强迫我们这样做。

总之，这个声明背后的意思是，我不认可你的法律，但是没办法，你比我更强大，而我要在这里做生意。

丹涅特后来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对此评价道：一帮自称为最没有惧怕的船长和先驱们，如此低声下气地服从于被他们称为“不公正”的法律，是令人非常“惊异”的。

虽然外国人指责中国的司法是“野蛮的”，但是他们也承认，天朝在各类案件的审判中，对待自己人和对待外国人采用的是一个标准，绝没有特意偏袒。

1785年，一名英国水手在黄埔被中国人杀死，这名中国人被官府干净利落地绞死。

天朝不仅不袒护自己人，也不袒护英国、美国、法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很有一点在天朝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天朝只考虑一个原则性问题，那就是：凡在天朝犯案，无论什么人，都必须以天朝的形式和天朝的惯例审判，这是天朝毫不动摇的基本立场。

1780年，英国船成功号上的一名法国水手因为争吵杀死了一个葡萄牙籍的水手，事发后，这个法国人躲进了法国领事馆。

中国官府要求交出凶手，法国领事只好服从。官府对这名水手进行了审判，处以绞刑。

这是一个欧洲人在中国杀死另一个欧洲人而被中国处死的第一个案例。这个案子让很多欧洲人不满，他们认为，这造成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等于承认中国有权审理这类案件。

天朝当然不会理睬这种不满，在中国领土上犯法，就要按照中国的规矩来。

1754年，广州曾发生了一起外国人之间的司法纠纷，法国人时雷在黄埔和英国水手布朗发生争吵，两人越吵越起劲，竟然动起手来，在争吵过程中，时雷杀死了布朗。

两广总督杨应琚下令：把时雷抓起来。

在广州的法国领事出面抗议：这是英法之间的事情，没中国什么事，我们不能交人。

杨应琚毫不客气，一口就顶了回去：在天朝领土上犯罪，就应适用天朝的法律，不交人，就停止一切对法国的贸易。

虽然法国在广州的贸易规模不是很大，但停止贸易还是会造成极大的损失。法国人扛不住了，只好交人。

经过天朝审判，时雷杀人，一命抵一命，判处绞刑。

绞索已经在时雷的头上晃悠了，谁知道这家伙实在命大。原来乾隆皇帝很瞧不起这些夷人，不大愿意管这些夷人之间的事情，他得到奏报后，指示杨应琚：夷人相互竞争，自己杀害了自己的同类，没有必要用天朝的律法来惩处，把这家伙交给他们本国人，告诉他们，按照律法，这人应该绞死，由他们自行处置算了，不过，广州那里，还是要对这些夷人严加弹压，让他们安分贸易。

接到圣旨，广州方面就把时雷交给了法国人。但是，杨总督担心，告诉他们真实原因，这帮夷人在广州会不知道畏惧，继续胡来。杨总督于是故意找了个借口骗法国人说：由于平定了准噶尔叛乱，皇上要大赦天下，这家伙运气好，正好碰上，我们可以放了他，但必须让法国船把他带回去。

时雷非常幸运地捡了一条命。后来外国学者都以为，时雷是遇上了大赦才保了一条命，其实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

现在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案子的处置方式，已经有那么点治外法权的意思。其实，这是个误会。杀时雷，是天朝的规矩，放了他，也是天朝的规矩，这就是天朝的立场。

许多国内学者认为，在中外刑事案件的处置过程中，外方特别是英方不承认中国的司法管辖权，肆意包庇和纵容本国疑犯，这是对天朝主权的一种肆无忌惮的侵犯行为。

这句话有些似是而非。

广州的外国人从来不否定天朝的司法管辖权。但是，他们很反感天朝司法体制的“野蛮”，希望天朝的司法管辖权能建立在更文明的司法体制之上。

最初，这种反感仅仅限于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当东印度公司解体，广州被更为强硬的散商所主导，对华强硬派占据主流后，这种反感就演化成直接的抵抗，抵抗的具体行为是，同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但是，必须是公正的审判，而所谓公正的审判，就是抛开他们认为是“野蛮”的中国司法体制，以欧洲近代司法体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

1837年，义律在广州处理了一桩中英斗殴案，他坚持要行商将印度水手送交他来处理。义律告诉巴麦尊：“他们一直在我的看管之下，除了我保证的那种审判方式之外——即按照英国法律的形式审判，我绝不会把他们交给任何其他的审判方式。”

英国人指责中国的司法体制野蛮和不文明，不愿将罪犯交给天朝处置，那么，英国的司法体制如何呢？

其实，在刑罪处罚上，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一点都不比中国宽容。那时的英国，欠债要进监狱，盗窃五英镑以上财产要判处死刑。与中国相比，英国的刑罚似乎要更野蛮和残酷。

但是，问题并不出在这里，而是在于整个司法观念和体制上。

西方奉行司法独立原则，在司法观念上，推行法无明文不为罪、罪及己身、法权平等、法不溯及既往、无罪推定、不得自证其罪、公民不受非法逮捕和处罚等原则；在民商法原则上，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权利平等；在诉讼程序上，要求执行严格的司法程序，有审判监督机制和辩护制度，有公诉制度和陪审制度，禁止刑讯逼供、尊重个人司法权利等。

而天朝的司法制度几乎都与这些司法原则和制度相反。比如，司法仅仅是行政的一个部门，隶属于各行政长官；许可甚至鼓励连坐；有罪推定；私有财产缺乏保障；没有程序正义而更专注实体正义；没有陪审和辩护制度；刑讯逼供合法化，等等。

这种司法思想和司法体制上的巨大差异，让外国商人们对中国司法体制的合理性高度怀疑，也让英国政府、官员及普通公民不承认中国法庭的判决，从而引发争端。

对于天朝法律，外商指责最为集中的，是两个内容：集体负责原则以及一命抵一命原则。

集体负责原则指的是当一个案件发生时，那些与本案毫无关系但与犯罪嫌疑人有血缘、亲情或者行政关系的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儿子杀人潜逃，父亲或者妻子就将承担部分罪责。同理，一个船上的人犯了罪，这艘船上的大班或船长乃至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就必须承担连带责任；一个国家的人犯罪，这个国家全体商人就必须承担连带责任——清政府因与个别商人的纠纷而停止与该国的贸易即是一例。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曾经这样评价这种集体负责原则：这种责任论无论在学理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野蛮的和残暴的。

在这种集体责任制下，在每一个凶杀案中，中方都要求找到凶手，或者至少找到一个人承担责任。所以，在中国发生的刑事案件，一定会看到有一个人承担责任，虽然此人未必是凶手。

但是，在英国人看来，必须找到“那个凶手”，其他与案件无关的人都不行。而且，其他人没有理由和义务为“那个凶手”承担责任。英国法律需要的是实际行凶的人必须被足够的证据所证实。这一点恰恰是中方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中国人适用的是责任论，也就是一人犯法，其他人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在天朝律法体制下，责任论是合理的惩治途径和维护秩序的正当方法。

东印度公司大班啵啷曾经向中国官府提出请求：英国人如果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应该本人自己当罪，不要叫别船无罪的人受累。但被中国官府拒绝。

马士叹息道：这种观念上的分歧，就成了要等战争的裁断来解决的问题了。

外商指责最为集中的第二个问题是一命抵一命原则，这也是中外争执最为直接和最为严重的内容。在每一个杀人案件中，中方都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为受害者抵命。但是，在英方的司法体制下，很多案件都缺乏足够证据指认凶手，一些被证实的嫌疑人也并不该处以死刑。比如，此前的德兰诺瓦案、休斯夫人号炮手案等等。

一位外国学者曾说过，中国法律更重视实际后果，而英国法律则更注重对动机的考量。所以，在英国，一个可能不会被判死刑的罪犯，在中国这里，则毫无疑问是死刑。

中外司法体制的差异，使中外双方在杀人案中的冲突比其他案件更为激烈。

中外这种司法分歧，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办法有两个：

一个是彻底改革中国的司法传统和司法体制。在其后的漫长时间里，西方一直致力于改革中国的司法体制，在半个多世纪后，天朝也逐渐学习西方法律制度，开始制定更符合近代司法思想的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后来西方国家取消在华的治外法权，就是以国民政府进行司法改革作为前提。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第一条道路太漫长，就有了第二个方法：隔离。划定一片特殊区域，以隔离中国和外国人的生活范围，在这片区域内适用西方司法体制管理外籍人士，并运用西方司法体制审判在这片区域内犯法的外国人。

这就是实行租借区和领事裁判权的基本思路。

领事裁判权和租借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英国人的自我管束问题，可以实现用英国法律处置英国臣民。

租借一片区域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可以便利货物的堆放。外商在广州的商馆，只能居住和办公，外商的货物都是直接从船上卸到行商的仓库中。对于中英不断增长的贸易，一个永久性的堆栈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东西方生活习惯差异极大，比如，天朝子民不大注意卫生问题，即使在今天，我们大概也不难发现在街头吐痰的家伙。卫生问题使外商更愿意在一个相对隔离的区域里单独居住，而不是和中国人混居。广州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英商被窗外小贩大声叫卖干扰，他大声呵斥，小贩被他赶走，可是第二天，这个小贩又来了，而且，又继续高声叫卖，这个外商冲出去，和小贩打了起来，不久，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广州的外商和本地人发生了一场大冲突。

寻找一个独立的区域，既便于管理本国臣民，使各项管理事务不受中国政府干预，特别是司法干预，又能保证堆放货物，还能把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东西方人隔离开，这一直是英国人寻求的一个目标。当然，这个区域不能太大，否则不便管理。在同天朝的多次接触中，英方一直强调英国没有领土野心。不知道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军事实力更弱小，却割占了天朝大片领土的俄国。

澳门曾经是英国的一个目标，后来这个目标变为舟山，最后确定为香港。

英国1787、1788、1792、1793和1816年的使团，特别是凯斯卡特使团和马嘎尔尼使团，都提到了提供一个大补给站的要求。这些请求失败后，英国曾经在1802和1808年试图接管澳门，但又失败。此后很长时间内英国没有再提及补给站问题。鸦片战争期间，在义律和琦善的谈判中，这个问题才被再次提及，并在《南京条约》中最终确定下来。

但是，英国人大概并没有意识到，领土问题与国家主权直接关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以任何借口——哪怕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借口——占领异国的一寸土地。

9．夷人的“夷”与口字旁的“口”

1832年的一天，上海苏松太道道台吴其泰在自己的书房里烦恼地踱着步，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封信，是一个叫做胡夏米的英国人写来的。在吴其泰看来，这封信的内容既傲慢，又让他很意外，他感觉极其不爽。这位胡夏米擅自从广州向北航行，朝廷上下大为震惊，东南沿海全线的官吏都绷紧了神经。现在，这个惹麻烦的家伙正停泊在上海口外，必须想办法让他立刻从上海滚蛋。可是，如果自己给胡夏米的回信不能让这家伙满意，他很可能会赖在上海不走，万一不小心闹出点什么事情来，自己头上这顶小小的道台乌纱，立马就要被皇上给撤了。

吴其泰叹着气，坐回到书桌前，提笔给胡夏米写回信。可是，几次拿起笔来，几次又放下。这大概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很可能是唯一一次写这样的信，这让他既犯难，又无奈，还心有不甘。

让吴其泰头疼不已的，其实就是一个字——夷。

天朝没有外交，从来没有。

在天朝的国家关系和国家交往中，并不存在一个主权意义上独立且可以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国家。所有的外国都只是天朝的藩属国，各国前来中国的目的就是朝贡。既然是藩属国，那就与天朝不平等。没有平等独立的国家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外交这回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也就只剩下“朝贡”“纳贡”和“抚驭”的概念。

这就是天朝对外关系中的宗藩体制，也称作朝贡体制。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一个最直观的形式是，所有的外国人面见中国皇帝，都必须叩头。叩头的意义在于，它能最清晰直观地表明：天朝上国，万方来仪，我武惟扬，德化广被，四夷宾服。

清朝中后期，天朝的宗藩体制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天朝的藩属国有朝鲜、安南、琉球、暹罗等十余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按照天朝的规定，隔几年来朝贡一次。可是，随着中国外贸的逐渐增长，大量的西方国家的臣民来到天朝做生意。比如红毛国（荷兰）、蓝旗国（瑞典）、双鹰国（比利时），以及弗兰西、英吉利、米利坚等，这些国家并不在天朝藩属国的名单当中，也不按照天朝的规定时间前来，应该怎么对待这些国家呢？

天朝的办法是，全部纳入藩属国之中，以原有的宗藩体制来管理他们。

每年的贸易季节，广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那就是每一艘外国商船进入黄埔，都要先进行丈量，才能开舱贸易，每次丈量前，都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粤海关监督可能会亲自到场，主持丈量仪式，即使他不能到场，也会派出代表参加。仪式举行的这一天，珠江两岸旌旗招展，双方鸣放礼炮，船头最显眼的中心位置，摆放着一只大椅子，以供海关监督或者他的代表就坐。

仪式结束后，海关监督代表天朝政府，送给夷船两头牛、几大坛酒，外加几匹绸缎。夷船也用价值相当的礼物回赠。

夷人受到这种欢迎，当然兴高采烈，可惜他们不知道，这个仪式，其实就是一出戏，一出体现了天朝对夷人的傲慢与蔑视的戏。

这套做法始于明朝。在天朝的眼里，根本没有什么对外贸易这回事，外来的商人和船只，都只有一个目的——朝贡。允许朝贡的船只在天朝做一点生意，那是天朝皇帝的皇恩浩荡。

既然是朝贡，那就等于承认对天朝的归化和宾服，承认天朝当之无愧的大哥的地位。既然天朝做了别人的大哥，当然就要敞开怀抱，热情欢迎这些不远万里前来中国的弱小而野蛮的夷人小兄弟。黄埔的这个欢迎仪式，和仪式上天朝赠送的礼物，其实和夷人向皇上叩头一样，都是大哥与小弟、天朝与四夷、宗主国与藩属国的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大哥对小弟的体恤和恩泽。而夷人回赠的礼物，则被当作夷人的贡品，全部送给了皇上。

这套仪式极大地满足了天朝人对圣德教化、威加四海的文化优越感的臆想。清朝建立后，这套欢迎仪式和仪式上互赠礼物的做法也被沿袭了下来。可怜的夷人一进黄埔就被当头敲了一棒，还不明就里地在那里喜滋滋地傻乐。

天朝对夷人的傲慢和蔑视，以及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几乎表现在中外交往的每一个细节上。

来看看夷人的国名和姓名的翻译。最初，中国翻译西洋各国国名和人名时，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哪个西洋人，他们的中国译名的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口”字旁。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口”字旁，它的意思是，这些夷人，都是不开化的野蛮人。可惜，这些字，都是当时天朝官员生造的。当时用毛笔书写，随手加一个口字旁很容易。现在这些字基本都没法用电脑打出来，更无法在字典中找到。比如，弗兰西（法兰西）中的“弗”字，可以写成“咈”。

此外，在对人名的翻译中，也有意识地暗藏着一些非常轻蔑的意味。比如“律劳卑”三个字，意思是从来都是劳苦和卑下的。但是，这三个字的英文原文是Lord Npier，正常翻译应该是“纳比尔爵士”。

后来，随着中外交往次数的不断增加，在每一个国名和人名上加一个口字旁，书写起来实在是非常麻烦，天朝逐渐减少了口字旁的使用。

除在文字上讨一点口舌之利外，天朝还有一套限制与外夷交往的制度化的约束，比如，外国人不能随便给中国官府投递书信。

早期，外人的书信先是交给澳门海防同知衙门，再由这个衙门根据具体情况转递给各个相关部门。但是，夷人的活动主要在广州，从广州投书到澳门，再从澳门转回广州，不仅很麻烦，而且耽误时间太久，以致很多事情无法及时处理。后来，中国官府规定，外人可以在广州投递信件。

不过你应当注意，外国人要想与中国官府联系，必须在信封上写一个下级对上级的“禀”字，信封还不能封口，然后再把信件交给那些保商，由他们负责转交给中国官府。无论外商代表的是个人，还是东印度公司，甚至日不落帝国，他们都没有资格直接将文件交到中国官员手上，更不用说去面见这些帝国官员。官员们对信件的答复也遵循同样的办法。官府对外商有什么指令，就会把一封信封上写了一个上级对下级的“谕”字的信交给行商，再由行商交到外商的手上。中外之间这种通过行商间接联系的方式和信件书写程式，一直被保持到鸦片战争期间。

除行商外，中国人不得替外国人投递书信。1759年，英国人洪仁辉擅自向朝廷投书。此后，为了强化对夷人的管理，天朝颁布了《防夷五事》，其中规定“内地人代为传递书信，永当禁止”。

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这种规定还仅仅是一般性地引发外商的不满。但是，到了东印度公司被撤销之后，英国政府在广州派驻国家的正式外交代表，这时的中外交往不再是东印度公司与天朝政府的交往，而是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交往，这种规定导致中英政府无法直接沟通以及政府交往上的不对等。国家间的不平等也就此产生。

这个问题，直到战争爆发才最终解决。

英国政府代表非常关注这一问题，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出使中国的时候，都提出英商与官府自由交往的要求。阿美士德甚至要求外商能够直接与北京联系，但都没有得到允许。后来，律劳卑使团试图不遵守天朝这套国家之间不平等交往的惯例，惹得中国官府大怒，使团与广州官府发生严重的冲突。这留待后面再详谈。

当然，任何规定都有一些例外。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外商还是可以不经过行商，直接到广州的西南城门“呈递”禀帖。这个城门被外商戏称为“递禀门”。天朝官员自然不鼓励外商到城门投递禀帖，守卫在这里的士兵得到指令，如果有夷人走近城门，就立即把城门关闭。

有一次，为了解决商馆里一大堆陈旧垃圾的问题，一群外商准备自己去投递禀帖。在约定的日子，三三两两的外国人从不同的街道走出来，悄悄接近城门。到了那里，突然一拥而入。士兵们想关门已经来不及了。看见把禀帖高高举过头顶的夷人，士兵们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立即通知附近的粤海关监督。

一群中国士兵在前面开道，用鞭子驱散围观看热闹的百姓，把外商们带到内城门口。官员们在这里接待了这些外国人，当他们发现有这么多外国人时，大为惊讶。

两侧的房屋门口和窗户上，围满了好奇的百姓，静悄悄地看着这一幕西洋景。

一位大人声色俱厉地训斥这些夷人：这样做事极为不妥，违背了天子的旨意，如果以后还要这样做，皇上就不会再向你们施恩了。

但是，即使夷人们已经站在面前，官员们还是不能直接接受夷人投递的信件。正犯难时，一个衣冠楚楚的通事匆匆赶了过来，接过了夷人们的禀帖，双膝跪下，递给大人。

大人读了禀帖后宣布：这事必须通知行商，夷人们也必须赶紧回到商馆，今后如果再不服从天朝的规定，皇帝一定收回对夷人的恩惠。

最终，这堆巨大的垃圾还是由行商出钱清扫干净。

虽然有这么多麻烦，但是好歹广州还有接收和处理夷人信件的特权。在广州之外，任何官员都无权接收夷人的信件，更不要说处理。在鸦片战争刚开始时，江苏巡抚乌尔恭额就不敢接受英军的书信，不料反而被道光皇帝训斥了一顿。

1812年，据说对外国人比较有好感的军机大臣松筠即将出任两广总督。东印度公司秘密派遣一名叫阿耀的人前往北京，给他送了一封信和一些礼物。

这事把松筠吓得不轻。他赶紧上奏皇上，把信和礼物一并上交。好在皇帝没太计较，准许他收下信件，不过必须把礼物退回。

但是，私自帮助外国人投递信件，胆子也太大了，不狠狠地教训教训，以后大家凡是有点什么事，都直接和北京联系，这怎么得了。广州方面下令，把阿耀这个家伙抓起来。

东印度公司得知这个消息，决定要为他负责，不能抛弃朋友。随即，东印度公司命令商船全部离开广州，以随时准备停止广州贸易的方式抗议抓捕阿耀。

东印度公司的这种强烈反弹，是广州官府没有想到的。一番沟通之后，官府表示，惩罚是必须的，但是可以轻罚，条件是阿耀保证自己依旧是天朝子民，信奉祖宗的一切规矩，可以随时把西方的十字架踩在自己的脚下。

愿意随时踩踏十字架，就表示准备放弃基督教信仰，或者根本就不信仰基督教。

在这种情况下，官府判决阿耀从轻惩处，发配新疆伊犁。与后面即将提到的洪仁辉事件中的刘亚匾相比，阿耀犯的事要大得多，但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强力支持，阿耀只是发配新疆，运气算是很不错了。

天朝对外夷的这种傲慢，不仅表现在官府不愿直接与夷人打交道上，还表现在书信的内容上。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广州的中外交往文书中，总会有“禀”和“谕”这两个字。这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字眼。在天朝的公文中，“禀”，或者称“禀帖”，意思是下级对上级的报告；“谕”，或者叫“谕令”，是上级对下级的命令。这两个词都喻示着双方关系上的不对等。如果说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这两个字还不那么刺眼的话，那么在英国国家代表与天朝的公文联络中，这两个字就非常不恰当了。

清政府规定，在中外往来文书的内容上，也丝毫不能含糊，必须清晰地体现天朝上国与藩属国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比如，“皇上”这两个字必须顶格写；外国国名、外国国王的称谓，不能与天朝的国名、天朝皇帝的称谓并列平行；遣词造句的方式、书信的口吻，都必须强调天朝上国的尊严和蛮夷小国的卑微。比如，无论在官方正式公文中还是民间的写作习惯上，外国人一律被轻蔑地称为“夷人”。

英国人起初并不知道这个“夷”字的真实含义，他们一直把这个字翻译为“Stranger”（陌生人）或者“Foreigner”（外国人）。有人考证，直到1830年，也就是中英之间已经做了快两百年的生意后，英国人终于恍然大悟，中文的这个“夷”字，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Barbarian”，也就是“野蛮人”。

到现在才闹明白自己在别人的眼里原来是个野蛮人，估计英国人一定鼻子都气歪了。一个天下最强大的帝国，一个倡导自由、平等的民族，怎么会容忍另一个国家称自己为野蛮人，更何况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政治腐败，官员贪污渎职，经济日趋没落，军事乏善可陈。

1832年，一个叫胡夏米的英国人对这个“夷”字提出了挑战。

在向北航行的过程中，胡夏米来到了上海。他投书给苏松太道道台吴其泰，要求同意他们在上海经商。

吴其泰在回信中严肃地批复：夷船一向没有在上海贸易的先例，所请不准。

吴其泰没想到，这句话居然给自己惹出了大麻烦。

胡夏米接到回信后，对这个“夷”字大为不爽，认为这个称呼严重触犯了英国的体面，他无法忍受。他回信给吴其泰，在信中他称英国是普天之下地域最辽阔、国力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根本不是什么夷国，而是外国。

吴其泰很意外，但转念一想，这家伙毕竟是英国人，中国话肯定学得有限，几句话就可以哄骗过去，于是便回信说：“夷”这个字并不是贬义词，而仅仅是指示方位的词，比如南方是蛮，东方是夷，北方是狄，西方是戎，况且，中国古代的大圣人中，舜是东方的夷人，而周文王则是西方的夷人，所以，胡夏米老兄啊，你多心了。

没想到，胡夏米在广州做生意多年，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超出了吴其泰的估计。他回复道：英国不是东夷，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英国在中国的西方，而英国的殖民地在中国东南西北都有，所以也不能称作东夷，这些都是你们的方位错误。

如果就到此为止，那胡夏米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下面的一段话就有些吓人了。胡夏米紧接着像中国人一样引经据典说：“苏东坡说过，‘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就是：夷狄不能用中国的方法来治理，因为他们都像禽兽一样。

胡夏米愤愤地得出结论：如果认为大英国的人是夷狄，那就等于侮辱了英国人的形象，会惹怒了英国的老百姓，大家就会自此结下了梁子。

吴其泰肯定没想到，自己遇到的居然是一个会引经据典的夷人，可以想象，接到这样的书信，他肯定非常意外和气恼。但是，气归气，光靠哄骗是不顶用了。吴大人心里着急，想尽快把这个难缠的主儿赶走，免得在自己的领地里生出事情来。于是，他在回信中劝告这些英国人：不能在上海做生意，你们还是快走吧。

这一次，吴其泰在信中对胡夏米的称呼是“英商”，没有用那个引起争议的“夷”字。

见对方放下架子、改正错误，胡夏米没有继续追究。

既然是夷人，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不文明，应该被我们耻笑。在天朝朝野，从来不缺乏各种蔑视和嘲弄夷人的言论。有一次，林则徐听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结婚竟然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顿时大为惊讶，在给道光皇帝上书中说：这些夷人就和愚昧无知的犬羊一样，既然他们不知道廉耻，那么君臣之间的大义他们又怎么能知道呢？

说出这些话的林则徐，后来被人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相对而言，他还是中国大臣中对外了解较多的人之一。他有一个著名的幕僚叫魏源，曾经写了一本叫《海国图志》的书，这是中国最早介绍国外情况的书之一，在这本书中，魏源从不间断地把外国人称作“夷人”。“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著名的话，就是从这本书里来的。

其实，对夷人的轻蔑，并不只是清朝的专利，更不仅仅是满族君臣独有的爱好。

号称“万国太平真主”的天王洪秀全，会见洋人也一样要让这些夷人行跪拜大礼。就连他过去的老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来南京见他时，也被强行穿上朝服，向这位“真主”行三跪九叩大礼，这让罗孝全非常不快。虽然洪秀全封他为“洋务丞相”，但他最终还是悄悄脱离南京。在洪秀全的诏书中，对外国依旧大量使用同样的蔑称，不那么友好的就称为“夷狄”“四夷”，友好一些的就叫作“西洋番弟”。虽然是弟弟，但是洪秀全最终还是没有忘记他们番人的身份特征。

太平天国有这个习惯的还不止洪秀全。英使翻译官密迪尔因事面见北王韦昌辉，韦的卫兵一齐涌上，大声喊跪。密迪尔在愕然之中屈膝跪下，耳边还是喊跪之声不绝。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人在书信文件中，也把西洋人称为“鬼子”。

洪秀全的这些习惯，让他那个对西洋诸国有很深了解的弟弟洪仁玕很不喜欢。洪仁玕劝告天王说，西方各国往来文书一般都用照会、通知等，以此表示双方的友好与平等，不要出现什么万方来朝、四夷宾服，以及夷狄、蛮戎、鬼子之类的轻蔑字眼。这些妄自尊大的语言仅仅是口角争胜，毫无实际意义，搞不好还要给自己惹来麻烦。

但是，这些话，并不能说服读过几句书、知道一点“华夷之辨”的洪天王。该怎么称呼，他还是怎么称呼。

中英两国之间平等交往一直是英国非常重要的外交要求，英国方面在相关文件中反复提及。英方在目前保存的战前英国的档案中，英国外交部不厌其烦地指示广州的英国商务监督，尽量避免或者最好不要在文书中出现“禀”和“谕”这两个字；尽量争取直接把文书交给官府，不经过行商投递；尽量保证文书中中英双方地位平等；英国领事有权与中国政府或者其他国家的官员直接联系并受到尊重；等等。

在广州的英国外交官对中英两国国家关系中的不平等有最直观的认识，因此，以平行和对等的方式实现中英双方的公文往来，昭示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既是律劳卑使团强硬政策的目标，也是义律委婉渐进政策的最终目的。但是，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英双方对等的国家关系始终没能实现，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也始终没有结束。

穿鼻战役过后，英国商人记里布被中方逮捕，义律和英舰窝拉疑号舰长士密分别致函钦差林则徐、总督邓廷桢和提督关天培，抗议天朝逮捕普通平民。函件由穿鼻副将转交，但是关天培将函件退还，理由是封面只写了“致贵宪函”，而不是那个习惯的“禀”字。

对于士密的禀帖，中方就更不能接受。官府说，不知道这个士密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敢逾越身份，呈递禀帖，这简直太反常和荒谬了。所以，原件掷还。

接到中方回函的义律同样非常不满，因为关天培给他的函件，封面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谕”字。

鸦片战争爆发后，战场的局势对天朝很不妙，中英外交文书的呈递和文书措辞也发生了微妙但非常重大的变化。英国与中国在宁波和白河口一带展开外交活动，双方多有公文来往。在与浙江一带的中国官吏联系时，英国人发现，中方没有使用“谕”字，也没有使用“夷人”这个词，而是称呼“贵国”，语调已经完全不同，口气也较为平等。

英军来到天津白河口投递文书时，使用了平等和中性的“咨会”，而琦善的复函，也没有再用那个“谕”，改用了“照会”。

琦善的“照会”样式和文书措辞，彻底改变了天朝奉行的外交文书行文方式，朝中一些大臣看到后非常愤怒，认为这违反了祖宗的成例，有辱天朝上国的地位和体面，因而向皇上弹劾琦善。好在琦善当时身担大任，皇帝又寄望殷殷，此事才不了了之。

琦善从故纸堆里刨出来的“照会”二字，词义比较中性和对等，全然没有“谕令”的那种趾高气扬和居高临下，英方感到基本可以接受。在白河口和定海的公文来往中，中英双方开始使用“照会”取代“谕”和“禀”。

琦善和义律在广州谈判时，义律觉得有必要对中英双方外交公文以及国家关系平等的问题加以明确，于是他正式照会琦善，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强调，“禀帖”和“谕令”是不平等和有损尊严的，双方的公文来往中不应该再使用这些词。

琦善在复照中狡辩称，使用“谕”字不增添任何荣誉，使用“禀”字也不蒙受任何耻辱。

大概琦善知道这种说法根本没法糊弄义律，只好又在复函的末尾明确答复义律，正式同意不再使用这两个字。在使用了长达数百年之后，这两个字终于退出中外外交文书用字。琦善的“照会”从此成为中国外交文书的标准范式。

不过，这些词语的退出并不等于在中外交往中实现了真正的国家平等。虽然琦善的这些公文使用的是“照会”而不是“谕令”和“禀帖”，虽然琦善在公文中甚至破例大量使用“贵国”“贵统帅”“贵国国王”等敬语来称呼英方，但是，这一时期的中方文书中，天朝上邦抚驭四方、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时刻流露在字里行间，以至英国外交部在审视这些文书时，将这些语气和词语作为义律外交失败、中外并不平等的例证。

巴麦尊在一份文件中专门指示义律等人，中国所采用的这些语气……是不应当默然放过的，因为这样必定会促使他们以为你们已经默认了这些段落中所含有的中国方面的妄自尊大。巴麦尊还特意把琦善公文中的一些词语标记出来，如“恭顺之情”“恳乞皇恩”“照常恭顺”“乞恩通商”“仰邀恩准”“情词恭顺”“普天之下，何莫非大皇帝之子民”“钦尊大皇帝谕旨，回粤办理”等。

巴麦尊批评义律，容许这些词语是在遵循一项错误的原则行事，而且，是在容忍他们的骄傲自负，并有意采取过分的斯文态度。

璞鼎查接任义律后，英国政府在给他的指令中强调，在个人交往和书面联系中，必须制止中方同外人交往时所习惯的不平等的装腔作势的语气。

英国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天朝上国的傲慢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彻底改变的。就在《南京条约》即将签订之时，英方发现条约文本有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大皇帝和英国国王本应平行书写，但在条约文本中，中国皇帝的称谓按惯例抬写，高于英国国王的称谓一个字。

英方当即表示不满：这样书写，可能是书房的错误，不是你们故意为之，但是，一毫之差，千里之谬，请通告书房，只要你们不“负气不平”，这样的错误以后自然能避免。

所谓“负气不平”，英国人说到了点子上。在后来的中外交往中，针对外国人的轻蔑的称呼并没有立即消失，比如这个最常用的“夷”字。直到1858年的《天津条约》，竟然还用专门条款为这个“夷”字作出规定：以后，无论是京内外各种公文，只要提到了英国国民，不准使用“夷”字。

但即使这样，也不能真正消除清廷朝野对“夷”这个字的普遍认同，更不用说使用“夷”这个字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挥之不去的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夷”字正式消失在中国官方公文里，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朝野上下对日本人异常痛恨，纷纷称呼其为“岛夷”。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董为此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在公文中彻底禁止使用这个词语。总理衙门原来想拖延处理，但是日方认定非要皇帝亲自下圣旨不可。没办法，光绪皇帝只好下旨：今后公文中不许出现“夷”字。

“夷”字这才正式走出了政府公文用语。中国外交文书逐渐契合于近代国际交往规范。

外交文书的不平等和走向平等，反映的不仅是两国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更是新体制取代旧体制，新观念改造旧观念，从落后走向现代的一个痛苦和不甘的艰难历程。

不过，“夷”字在书面文书中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其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消失。让这个“夷”字消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华夷之辨”“夷夏大防”的观念未真正摒除，只要国家、种族、文化和文明平等的心态未真正建立，我们仍忘不了几千年留存下来的那种文化优越感，即使“夷”字已经从官方文书中被彻底清除，它也依旧会留存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一百五十多年后的现在，有些称呼依旧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耳边，如“洋鬼子”。

10．不对等贸易（一）：拴在中国裤腰带上的英国

18世纪下半叶的某一天，东印度公司的黄埔货栈里一片喧闹，一群搬运工人正在把刚刚运到的一大堆货物搬进公司的货栈里。

在这批货物中，有几捆小小的树苗。

几天后，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把这批树苗裹在其他货物里，躲开中国官吏的监视，悄悄地装上前往印度的商船。船只驶离黄埔，穿过虎门，中国的海岸线终于在视线中消失了，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欣喜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们的偷运成功了。

这几捆小树苗被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穿过烟波浩渺的南中国海，踏过浪涛汹涌的印度洋，终于在印度安全上岸。东印度公司在这里精心寻找了一片纬度相同、土壤和气候都较为适宜的地方，满怀期待地种下了这批小树苗。东印度公司上下，甚至整个英国上下，都在殷切地盼望着这些小树苗能在印度的土地上成活、长大，最后，成片成片地大面积繁殖，从而彻底扭转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在对华贸易上的不利局面。

这是英国人第一次偷运这种小树苗，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大概是这种小树苗在印度的生长并不十分顺利，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这种不那么光彩的商业盗窃行为，英国人一直在悄悄地进行。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20年，英国人还在偷偷地从福建往遥远的印度偷运这种小树苗，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试种。

但是，从第一次把这些树苗偷运到印度算起，英国，甚至整个欧美，要想真正指望上这些小树苗，还得等上一个多世纪。

英国人悄悄带到印度的，是一批茶叶树苗。自从中国桑蚕种植的机密被窃取之后，茶叶的种植成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对外商业机密。英国人如此处心积虑地盗取这个机密，是因为这片小小的树叶已经成为中外贸易的核心，而中外贸易又是中外关系的核心。换句话说，茶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外关系。

说到中外贸易特别是中英贸易，你首先想到的，大概不是茶叶，而是另一种商品——鸦片。其实，相对鸦片而言，茶叶的历史更为悠久，对中外关系的影响更大，甚至连鸦片本身，一定程度上都仅仅是茶叶贸易的伴生物而已。郭卫东先生在其《转折》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从长期来看，战前中外关系的主导，并不是殖民，也不是鸦片入华，而是以茶叶为代表的正常贸易。

茶叶对中英贸易以及中外关系的重要影响在于，它带来了一个巨大问题——中外长期贸易逆差。这个逆差来源于一个中外公认的、让中国人很有些自豪的基本事实：外国大量渴求中国的产品，但他们却拿不出什么东西和中国交换，因为中国并不需要他们的产品。

在西方人渴求的中国货物中，丝绸和瓷器曾经是最著名的产品。其中，尤以丝绸为最。在早期中外贸易中，丝绸长期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某些特殊时期，其价值甚至用等量的黄金计算。但是，中英大规模通商后，丝绸、瓷器等传统的中国大宗出口产品被茶叶取代，丝绸的出口霸主地位一去不复返。

据说，西方人第一次听说茶叶，是在1555年。半个世纪后的1606年，一向什么东西都敢拿出来做买卖的荷兰人把一种叫作鼠尾草的东西带到了中国，交换这种叫作茶叶的东西。茶叶第一次被荷兰人带到欧洲。

不幸的是，鼠尾草立刻被中国人扔进了垃圾堆，而茶叶却渐渐被欧洲人请上了餐桌。

开始，欧洲人并不知道，茶叶到底是什么东西。曾经有个人写了一篇文章，鼓吹茶叶有某种药效，结果被人当作笑话，他的手稿也被一把火烧了。茶叶真正被欧洲人认识，花了半个多世纪，这要归功于英国人。

1658年，英国一份刊物上首次登载了一个鼓励饮用茶叶的广告，茶叶每磅售价60先令。这是一种昂贵的饮品，没多少人去喝它。

英国人对茶叶产生兴趣始于1662年。这一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了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在宴会上，王室成员惊讶地发现，凯瑟琳的酒杯里，装的其实不是葡萄酒，而是一种叫红茶的东西。就这样，茶叶被凯瑟琳带进了英国王室。

两年后，东印度公司将2磅从中国运来的茶叶作为礼物献给英国国王，国王每磅茶叶给东印度公司奖励了50先令。中国茶叶第一次直接进入英国。

历史上有许多的重大事件，其实都是这样静悄悄地发生的。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可能对中外贸易和中外关系产生的影响。

凯瑟琳公主教会了英国王室喝茶，很快，王室又教会了英国达官贵人们喝茶。下一步学会这种奇异又时髦的生活方式的，就该是普通平民了。1697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茶叶几乎魔幻般地一夜间征服了整个英吉利。从这一年开始，英国年均进口茶叶都在万磅以上。茶叶在各个饭店和咖啡店迅速畅销，它被认为是有营养和有利健康的，逐渐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一件不可或缺的饮品。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清扫大街的普通平民，每个家庭都要喝茶。有人调侃道，天塌下来，英国人也要喝完下午茶。

茶叶对英国已经变得如此重要，英国国会不得不给东印度公司下令，必须保证有一年供应量的存货，以防备各种意外情况的出现。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战略储备，只不过现在各国储备的主要是石油，而那时的英国，储备的是茶叶。

茶叶行情看涨后，英国政府也横插一杠子，开始征收税率为120％的“茶叶税”，这导致了茶叶的大量走私。直到后来税制改革，茶叶走私才告终结。

起初，茶叶的最大消费国还只是英国和荷兰。不久，饮茶作为新兴的生活时尚，从英国不可逆转地迅速扩散到欧洲大陆，以及以英国逃亡者后代为主并接受几乎一切英国和欧洲时尚的北美大陆，茶叶的无穷魔力征服了整个欧美。随同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英国贵族斯当东写道：在英国领土、欧洲、美洲的全体英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等级，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的茶叶。

斯当东写这段话时，东印度公司每年要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已经达到2000万磅。从任何角度说，茶叶都不是毒品，不过，它有让人上瘾的功效，似乎一点也不比毒品差。

英国人要喝茶，只能从中国买。从英国人学会喝茶的那一天起，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就开始飞速增长。

从货值上看，1700年，东印度公司在伦敦出售的茶叶价值约9万1000英镑。

半个世纪后的1751年，东印度公司出售的茶叶的价值已经达到271万英镑。

从数量上看，1664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为2磅2盎司。

1783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585万磅。

1785年，1500万磅，增加约2倍。

1830年前后，3000万磅，增加约1倍。

1840年前后，已经达到了5000万磅。

天知道茶叶触动了英国人的哪根神经！

1718年是中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一年，茶叶终于取代中国历史上长期霸占最大宗出口商品地位的丝绸，成为中外贸易的最大宗商品。在外贸史上，这被称为“丝茶互换”。

此后，茶叶的出口量继续逐年增加，甚至占中国出口货物总值的90％。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的前几年，茶叶成为该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唯一商品和全部的利润来源。除了茶叶，东印度公司在最后几年里没有做其他买卖。丝绸、瓷器等生意，都留给该公司船长和水手的“优待吨位”。

茶叶也让英国政府赚了个盆满钵满，仅仅茶叶税收一项，就占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茶叶从此成为18世纪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甚至有人把这个世纪称为欧亚的“茶叶世纪”。对于欧洲的商人们来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来中国的最主要动力，其他的货物不过是点缀而已。

从中国的角度看，“丝茶互换”不过是两种物品的出口量简单的此消彼长，但是，在欧洲，却意外地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欧洲学者称，“丝茶互换”标志着世界进入近代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此前的欧洲，受理性时代和华丽建筑装饰风格的影响，东方的产品受到推崇，远洋贸易的主要商品是丝绸、瓷器、漆器等奢侈品，这些产品主要供有钱的贵族和宫廷消费，消费人群不多，需求量不大，限制了外贸的扩展。

但是，当英国全民都喜欢上茶叶之后，消费人群突然出现爆炸性增长，需求量急剧增加，极大地刺激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通过茶叶贸易，新兴资产阶级迅速积聚起近代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巨大资本，这才使近代规模的资本主义制造成为可能，或者说，让工业革命成为可能。

在这个时期，茶叶还引发了另一个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远渡重洋的中国茶叶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火药桶——引发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茶叶在英国的风行，与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分不开。在那个时代，人类正在面临一次重大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许多易致瘾物品在全球范围传播并被广泛接受，如咖啡，让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痛恨不已的鸦片，以及很接近毒品却因为税收原因而被仔细包装的烟草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流行的。

就这样，这种生长在中国东南连绵丘陵的小小的树叶，像一根具有魔力的红丝带，跨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将两个遥远的世界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让英国和整个欧美无比哀怨的是，这根红丝带被牢牢地攥在中国人的手中，他们就像被拴在中国的裤腰带上那样，再也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人同样也明白这一点。在中英随后的多次争端中，停止贸易、终止以茶叶为主的中国产品向欧洲的输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中国官员手中最大的利器。只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夷人如此酷爱茶叶，被最广泛接受的权威解释是，夷人长期吃牛羊肉，大便干硬，没有茶叶，就要被憋死。这个解释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后。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存在巨大的依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危险和不利的。比如上个世纪末的欧佩克和历次石油危机。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其实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对他们非常不利的中国茶叶依赖症。他们想到了两个完全并行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自己种植。不过，天朝对此早有防备。为了严密保守中国茶叶的秘密，天朝制定了严格的禁止茶叶种子和树苗出口的禁令。但是，18世纪下半叶，东印度公司还是冒险从广州偷偷夹带了一些茶叶树苗，在印度一些气候适宜的地方试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让英国人看到了希望。但是，试种的成功距离大规模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用印度茶叶替代中国茶叶，还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那时，中英两国已经结束了一场战争，并签订了一系列和约。突然有一天，中国人惊讶地发现，英国人再也不需要中国的茶叶了。原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英国人在印度的茶叶种植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些从福建群山里飘洋出海的茶叶树苗，在南亚次大陆温暖的和风吹拂下茂盛地生长着。

不过，在此之前，英国人还必须被中国茶叶牵着鼻子走。面对这个并不令人愉快的现实，斯当东写道：为了准备自己种植万一失败的情况，那就有必要无论如何与北京王朝搭上关系，改善英国在华商人的处境，使他们能够解除过去那种困难状况。

这就是在被迫受制于中国茶叶的情况下，英国人的第二条出路：建立国家关系，改善天朝贸易制度和英商在华状况，以尽可能保障长期稳定地从中国获得茶叶等产品。

除了茶叶，英国人还需要中国的其他商品。

虽然丝绸的霸主地位被茶叶所替代，但丝绸依旧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商品。丝绸的出口总量虽然不断上升，不过由于茶叶贸易的巨大增长，丝绸占所有出口货物总量的比例不断下降。鸦片战争前，丝绸的出口量只占所有出口货物总量的3％。

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商品是南京布。这是中国江苏苏南一带生产的一种紫色或棕色的手工编制土布，被外商统称为“南京布”。它外形美观而且结实耐用，其质量甚至比织造业非常发达的英国生产的机织布都好。鸦片战争爆发前，怡和洋行的行情报告中曾说过，南京布在质量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生产的机织布。南京布在英国很受欢迎，是当时的时髦衣料。那个时代英国绅士们流行的时装，就是杭绸上衣和这种紫花布裤子。用现在的话来说，这种南京布几乎就是那个时代英国男人的“阿玛尼”。

但是，南京布的出口总量也非常小，最多的时候，仅占英国进口货物总量的2％左右。

此外，英国还从中国进口瓷器、大黄、冰糖、桂圆、水银、樟脑等货物。

11．不对等贸易（二）：拿什么卖给你，中国？

一个商人巨大的悲哀是，你手里的东西，他非买不可，而且，还只能从你这里买。

一个商人更大的悲哀是，他手里的东西，你一件也不想要。

想喝中国茶，是要掏腰包的。英国每年都要花大笔银子从中国一船一船地买走茶叶。总这么往外掏银子也不是个事儿，英国和整个欧美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才能让中国买点欧美人的东西。

欧美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中国呢？什么也没有！

很多年后，马士在回顾中外贸易时，还是一副无限悲哀的口气，他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自16世纪到19世纪，在将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

钟表吗？不。

在广州，钟表等货物被称为“打簧货”。我们常常在电影中看到，一些达官显贵热衷于把玩手里的欧洲钟表和各种小物件，但你一定只能把这种情形当做电影来看。钟表等玩意虽然受到某些达官贵人的欢迎，但是，价格昂贵，消费人群很少，加上玩物丧志的古训，这类东西每年的销售量实际很小，弄得绝大多数英国商行最后再也不卖这些“打簧货”。

看看这些“打簧货”命运有多么不济。有一次，一个英国商人想尽办法也没能卖掉手里的3座时钟。没办法，他只好去乞求几个和自己关系很好的行商，以3000元一座的价格亏本抛售给他们。看在老交情和今后还有其他生意的份上，行商勉强答应接手，但是，这笔款项必须在两年之内分期支付，而且，必须3个行商一人接一座，不能一个人全部接。

布匹吗？不。

最初进入中国的英国棉纺织品，质量不高，但是价格却较高，没多少市场。即使到了181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20年，英国的布匹也几乎毫无竞争力。那一年，广州最大洋行怡和洋行的老板马地臣为了推销英国布匹，自作聪明地按照英国规矩搞了一个布匹的公开叫卖会。中国行商很给马地臣面子，呼啦啦来了不少人给他撑场面。但行商也就是撑个场面而已，叫卖开始后，下面根本没人应价，场面冷清得超出了马地臣的意料。他事后大发牢骚：衬衫料子几乎完全销不出去，条纹布也不受欢迎，这些中国人似乎对美丽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

没错，对于以填饱肚子为第一要务的普通中国百姓来说，谁也不会为了美丽付出超过土布的价格购买洋布。据记载，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曼彻斯特的棉纺品在广州还只能亏本出售。英国的棉纺织业要想战胜中国的南京布和其他农村手工织布，在马地臣这次拍卖之后，至少还要等上20年。

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脑袋里一定时常回荡着乾隆皇帝对马嘎尔尼说的那句非常自豪的话：天朝地大物博，统有万方，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什么都不缺，什么也都不稀罕。

乾隆皇帝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张。物产丰富且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的确无须英国的那些工业产品。后来担任四十多年中国海关首脑的英国人赫德也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既然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他们没有必要从它处购买一分钱的东西。

即便如此，英国还是要拼出吃奶的劲儿，想法子卖点什么给中国。当时，英国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是毛织品。但是，一件小棉袄就可以过冬的广东人是不太需要这类东西的，从广州运到更北的地方销售，本来就很高的价格会变得更高，加上中国人原本并不习惯毛呢这类东西，买的人就更少。

可是，英国不是中国，开拓海外市场对英国的经济实在太重要，作为授予东印度公司东方贸易垄断权的附加条件，英国政府规定，东印度公司必须每年向海外推销一定数量的英国产品。从贸易本身来说，东印度公司也必须向中国出口产品，以获得购买茶叶等进口产品的资金。所以，毛织品的市场再不好，却是英国那时唯一可以向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东印度公司还是必须要向中国推销。

鱼有鱼路虾有虾道。虽然产品不大好卖，但商人总能想出办法。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推销毛织品的办法是采取配额制。东印度公司从一个行商手里购买了一定数额的茶叶，这名行商就必须从东印度公司购买一定数额的毛织品。行商无奈，只好又原封不动地按照配额推销给国内的茶叶商人。配额制成为这个时期外商与行商做生意最常见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多少有那么一点耍无赖，但好歹还是能卖出一点英国商品。

既然英国毛织品不过是中国茶叶的搭配，价钱当然就不会太好。一般情况下，东印度公司的毛织品都只能以亏本的价格卖给行商，亏损额为15％—20％。特殊情况下，卖出的价格甚至低于在英国本土的收购价格。用现代国际贸易的行话，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倾销”。随着出口量的增加，东印度公司这一项目下的亏损也日益扩大。

除了毛织品，英国还出口少量的铅、铜、锡等金属，以及一点胡椒、檀香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总量都非常少。英国人尴尬、怨愤而又无奈地发现，英国所有出口产品的价值总和，都远远不足以购买中国茶叶这一项。要想买到足够的中国货，只有一个办法：往中国运银子。用中国人喜欢的银子买英国人喜欢的茶叶和丝绸。

于是，大量的白银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就是中英贸易逆差。

这种情况几乎在中英贸易一开始就出现了。第一艘来中国的英国船，在广州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售了8万枚银元。此后一百多年中，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有足够的现金购买茶叶，东印度公司必须携带大量的白银或者银币。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所携带的货物中，商品所占的比例很少，通常只占10％，大量携带的是白银，占全部货物的90％，最高时，甚至占到98％。

12．不对等贸易（三）：与英国同呼吸共悲摧

1784年的一天，澳门港口外传来一阵礼炮的声音，一艘美国船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海岸。

这是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商船。它从纽约出发，带着无限的憧憬驶向西太平洋那个传说中的富饶的土地。经过长达数月与惊涛骇浪艰险的搏斗，他们终于顺利地第一次抵达梦想中的土地。年轻的牛仔们兴奋异常，美中贸易的新时代像清晨的阳光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进入澳门港时，他们甚至兴奋得鸣放礼炮，向这个古老的国家致敬。

但是，这时的美利坚合众国，年轻而穷困，工业、农业都不发达。连英国都拿不出什么东西和中国人交换，他们能有什么好东西呢？从到达中国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立即发现，自己的命运同欧洲的“亲戚”英国人一样悲摧。

美国人热爱冒险，但更钟情实证。在来中国前，美国人挖空心思，多方打听，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好不容易总算找到了北美大陆上当时唯一可以与中国交易的产品——生长在哈德逊河两岸丛林中的一种草根。听说，中国人很喜欢这种草根，管它们叫“人参”。

这种草根成了重达360吨的“中国皇后”号携带的唯一商品，一共40吨，货值约10万美元。在中国销售后，盈利约3万7000美元。对这个结果，美国人很兴奋。

但美国人的兴奋没能维持多久，美中贸易的一个大问题就出现了。

人参虽然受欢迎，但是需求量很小。不幸的是，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也喜欢中国的茶叶、丝织品、南京布和瓷器等。第一次抵达中国，美国人就从这里运走了88万多磅的茶叶。当然，美国人很穷，他们只能从中国运走英国人不要的最低档茶叶。

此后，美国商人从中国买走的茶叶不断增加，在第一次到达中国之后十多年，他们有时甚至一年要从中国运走300万磅茶叶。要想得到中国的产品，美国人还得再找一点新东西来交换。

上天对美国人很好。一个偶然的机会，几个美国水手在西海岸捡到了一些海獭皮，拿到广州后，居然卖出了惊人的高价。

这个发现太了不起了。

几年之后，在宽阔寂寥的北美原野上，骑马挎枪的美国牛仔开始疯狂地向各种野生动物射击。大家可能还记得美国西部电影中白人大量猎杀野生动物、割取毛皮的镜头。勤奋得有些癫狂的美国人甚至把一座岛屿上的350万头海豹猎杀一空。这些毛皮，很大一部分被他们运到了中国。

但是，问题又来了。太多的商品集中在一个地方时，等待它们的只有滞销和跌价。况且毛皮在中国只有少数富裕阶层才有能力购买。1808年到1812年，皮货的数量在广州达到最高峰，此后迅速下跌，在广州已经卖不出去，价格也低到几乎无钱可赚。

上天对美国人实在很好，他们又偶然发现了另一种商品。一艘美国船在路过夏威夷时，将一些木柴当作燃料装上了船。船到广州后，这帮美国人吃惊得下巴都几乎掉了下来。他们终于知道自己是多么愚蠢——居然把昂贵的檀香当柴烧。

不过，檀香虽然值钱，可是中国人的需求量很小。从发现到之后的十年，檀香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

很久之后，美国人终于可以向中国出口一种自己的工业产品——粗棉布。不过，工业落后的美国生产的这种粗棉布质量低劣，销路很不好。

美国人还尝试向中国出口豆蔻、丁香、藤、胡椒、珊瑚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他们甚至把英国人质量较次的产品偷偷运往中国，贴上英国标签当正品出售。最夸张的是，美国人居然把一船一般人想破脑袋都想不到的东西——冰块，运到广州出售。

但是，不管美国人想了多少办法。他们出口的所有货物的价值都抵不上从中国进口的一宗货物——茶叶。

远远抵不上。

虽然有上天的眷顾和美国人自身的聪明智慧与顽强努力，但是中美贸易逆差依旧在美国人的不情愿之下不断扩大。没办法，像英国人一样，美国人也只好向中国大量运输银币，以购买足够的茶叶和丝制品。银币成了美国输华的最大宗商品，美国向中国大量输入白银甚至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不久。幸运的是，由于同拉美兄弟天然的良好关系，无论国际白银市场如何波动，美国人总能获得他们想要的银子。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十年内，美国出口中国的货物总价值为1300万元，而进口中国货物的总价值为6100万元。1825年，美国人亨特随“公民号”来到广州，他船上的货物是35万元西班牙银元，以及少量的毛皮、铅、铁和水银。在1831年，3艘美国船给中国带来了110万银元。

大量的银币出口，给美国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1812年，美国国会专门就此问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称，美国流通的全部铸币总和不会多于过去一年向印度和中国输出数量的一倍。美国对华贸易中实力最强的商人也承认，在1824年，他向中国输出的全部货物中，银币为90万元，英国货物35万元，而美国货物只有6万元。

除了英美，其他与中国做生意的欧洲国家也一样悲摧。

西班牙是较早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与英国人热爱饮茶不同，西班牙人对中国价廉物美的丝绸有巨大的热情，中国丝绸不仅在它的美洲殖民地异常畅销，甚至还大量涌入西班牙本土，对西班牙本土的丝绸业产生巨大冲击。西班牙国王不得不多次下令，禁止从西中贸易的中转站马尼拉向西属南美殖民地贩运中国货物。但是，中国丝绸价廉物美，不管国王怎么禁止，最终也毫无效果，无奈之下，西班牙只好对丝绸贸易采取进口配额限制。

与其他国家相比，西班牙人的悲哀来得更早。同中国刚刚开始贸易，他们就立即发现，没有什么西班牙物品被中国人追捧。在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中，中国仍旧是出超，西班牙人唯一的办法是运大量的银子来买中国货。好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盛产白银。

葡萄牙人也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生丝、绸缎、瓷器、糖、麝香等，出口的主要是胡椒。葡萄牙对中国货的需求太大，却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与中国交易，于是，也不得不运来大量白银。

中国亚洲的邻居日本也一样。葡萄牙操纵的澳门—长崎航线，每年向日本大量出口中国的生丝和丝绸制品，向中国输入日本的白银。贸易繁盛期，运往中国的白银每年达到470万两。唯一幸运的是，日本的白银储量非常丰富。

还有一个悲摧的瑞典。据阿海《雍正十年》一书记载，这一年，第一艘来中国做生意的瑞典商船“瑞典的弗里德里克”号到达广州，船带来的货物中有80包半呢绒布，这点货物对于这艘载重500吨的大船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该船携带的主要物品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东西——3吨多锃光瓦亮的西班牙银元，外加一些欧洲的大石头，后来，这些大石头被扔在黄埔岸边，据说，现在黄埔还能看到许多不远万里运来的欧洲石头。回程的时候，这些石头被换成了中国的锌块——当时中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锌。锌块既可以压舱，到了欧洲又可以赚一笔。不过，锌块还是小头，这笔西班牙银元主要用于购买茶叶、生丝和瓷器，外加一些南京布。至于那区区80包半呢绒布，瑞典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多方威逼加利诱，总算说服行商，作为大量收购茶叶等中国商品的搭配，好歹给卖掉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一个——银子。所以，从实质上说，早期中西方贸易史，其实就是一种不对等的单边贸易史，也就是西方出钱，向中国购买货物。

这种不对等的单边贸易产生了十分巨大的贸易逆差。据统计，1760年至1800年这40年间，英国从中国的进出口逆差达到了约2100万英镑，大约相当于6300万两白银。

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从1784年至1854年的70年里，美国向中国输出了1.8亿元银币。美国港口的统计表明，1805年至1818年的13年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银元为7000万元，这还不包括从世界其他国家口岸出发前往中国的美国商船。

统计称，18世纪中期，美国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为200万元—300万元，末期为400万元—500万元。即使在鸦片走私繁荣的19世纪，美国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也有200万元到700万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十年。

中外贸易中，到底有多少银子输入中国了呢？要想准确地统计非常困难。学者们根据资料作出不同的估算。有学者称，明万历元年到明亡，输入中国的银子大约是1亿元。清朝开放海禁之后到鸦片战争前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有的学者估算为5亿元，有的估算为6亿元。郭卫东先生在其《转折》一书中的估算是，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高达11亿元。

尽管各个学者的估算有很大差别，即使按最低限5亿元计算，流入中国的白银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

流入中国的白银的主要来源地是拉美地区，其次是日本。这些银子帮了中国的大忙。中国本土的白银储量并不丰富，本国开采和铸造的白银只占流通总量的30％—40％，其余部分，都依赖这些流入中国的白银来弥补。

13．不对等贸易（四）：死货、俏货，这回轮到天朝悲摧

416年，日耳曼人杀进800年没有被攻陷、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

455年，日耳曼人再次攻陷罗马，洗劫持续了整整两周。

479年，西罗马灭亡。

有西方学者认为，西罗马的灭亡，是因为罗马人穷奢极欲，恣意耗用，导致黄金外流，财政紧张，经济崩溃。据说，罗马人从波斯大量进口他们极度喜爱的中国丝绸，比价与黄金相同的丝绸让罗马对外贸易出现了惊人的逆差，这成为罗马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的贸易逆差使英中贸易处于一种畸形状态，这必然给中英关系带来两种前途：

一是英国对中国产品的长期依赖使英国必须全力维系中英关系。这是东印度公司对华采取温和妥协政策的根源，也是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结束之前英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二是由于巨大的贸易和贸易中的不利局面，英国像一个不甘心的童养媳，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却不屈不挠地努力，力图扩张对华贸易。而扩张对华贸易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将中英关系纳入近代国际贸易和国家关系的一般原则和轨道之中，改变中国旧有的对外贸易制度的束缚，以获得贸易中更有利的地位。这是英国更具进取心的散商的主要态度。

这是两种相互纠结甚至是对立的对华态度，影响了英国的对华政策。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相对而言，温和妥协的政策更为重要，持续时间也更长。但是，散商们的态度也不容忽视，随着东印度公司垄断地位的结束，散商们的意见最终占据上风，彻底改写了中英关系。

相对于这些广泛意义上的对华政策原则，还有一个最直接也是最紧迫的现实需要：采取一切手段，尽可能实现贸易平衡。

长期的贸易逆差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危险和不能承受的，没有人愿意成为下一个罗马。如何找到一种中国人愿意购买的产品，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外贸易中的这种畸形的不对等呢？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在不断尝试。

英国人意外地在印度找到了这个产品——印度棉花。

1704年，第一批印度棉花试探性地抵达中国。但是，最初的棉花贸易并不顺利。棉花受中国人的欢迎，大约经历了70年。直到18世纪80年代，棉花贸易才飞速增长，棉花成为向中国输出的最大宗商品。大量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使棉花成为中国最需要的商品。

1785年到1789年的4年时间里，从印度输入中国的棉花总值170万两白银。1817年到1819年的两年时间里，输入中国的棉花增长了约5倍，总值达到450余万两。1775年到1820年的约半个世纪里，印度棉花一直雄踞输华产品的第一位。中国对印度棉花的需求量非常大，直到1826年，鸦片的进口总值才超过棉花。

印度棉花使英国看到了解决中英贸易不对等的一线希望。依靠棉花出口，英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进口中国茶叶对白银的巨大需求。

从事印度棉花贸易的是港脚商人。他们向中国出口棉花，获得白银；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发行汇票，收买散商手上的白银，然后购买中国的茶叶。散商们把银子在广州换成东印度公司的汇票后，在伦敦和加尔各答等地兑现，在伦敦购买印度所需要的英国产品，在加尔各答购买中国所需要的棉花。

棉花的出现，使中、英、印之间逐渐构成了一个相对均衡的贸易大三角。

散商的这笔银子帮了东印度公司的大忙，东印度公司可以大大减少运往中国的白银。在战前十多年里，由于散商的贸易额不断增加，现金量足够支撑东印度公司购买茶叶所需，东印度公司才不必向中国装运白银，而只通过汇票来获得现金。直到东印度公司解散以前，东印度公司从散商手里收购白银、用白银收购中国茶叶的方式一直没有变化。

不过，棉花输出虽然帮助英国获得了部分购买中国茶叶的现金，可惜这个贸易还是存在一些大问题。

首先，印度棉花只是中国棉花的补充，其价格由当年中国棉花的生产情况决定，非常不稳定。

1805年，棉花在广州完全是“死货”，基本没有人碰，以极低的价格也卖不出去，一些行商亏本严重。谁知第二个贸易年度，中国棉花歉收，棉花立即成为俏货，不仅输入量大增，而且价格也创历史新高。可是几年后，棉花又一次成为死货。

价格有高有低，生意有亏有赚，似乎也还说得过去。但麻烦的是，就是这样的日子，棉花贸易也难得再看到了。从1819年开始，棉花的好日子结束了，棉花贸易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衰退，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死货。

这一年，棉花市场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崩盘，棉花的价格从巅峰时期的20两银子一担，一口气狂跌到9两一担。广州一度搁着10万包棉花卖不出去，而印度到中国的海路上，还有7万包正在运来。

到了1820下一年，棉花市场依旧糟糕，几乎完全停顿了下来。

在哀怨与绝望中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一年，不料，1821年的情况更加悲惨，市场继续“不可挽救地萧条”。棉花价格像坐滑滑梯一样持续走低，跌到了每担7两5钱，最差的，已经跌到了每担6两9钱。行商们做棉花亏损惨重，一包都不想再买。十艘装满棉花的商船在黄埔停泊了好几个月，一直没法卸货，因为没人愿意接手。

此后，棉花价格的萧条还看不到尽头。1830年，棉花价格竟然跌到了每担5两7钱。一些棉花经纪人甚至企图阻止港脚商人在广州卸下棉花。有些中国行商的大部分资金都耗费在棉花上，棉花市场的崩盘，使他们的资金周转出现了严重困难，其中一些行商甚至破产。

英国在广州最大的散商查顿无限悲哀地写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大的不景气。

当时，很多外商只是简单地把棉花市场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棉花的丰收和中国棉花运输方法的改变使价格大幅下降。但是，查顿的合伙人、中国通马地臣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大量的英国棉纺织品的输入，严重打击了中国本土的棉纺织业，使中国市场对棉花的需求大幅降低。这个观察，很接近后来的德国人马克思有关鸦片进口可能对中国本土购买力产生严重打击的论述。

英国最大宗输入品棉花的贸易已经如此凋敝，其他的产品问题就更大。到1827年后，情况甚至严重到难得有一种进口货能赚出本钱以及平衡开销。

除了市场价格之外，棉花输出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英国不产棉花。

英国的棉纺织业是近代工业革命的起点。18世纪，由于各种机械的发明，英国棉纺织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英国棉花全部依赖进口，主要来源是美洲和印度。印度棉花输出中国，等于是与英国本土棉纺织业争夺原料。

问题还不只是原料争夺。

英国有大量的棉纺织品需要输入中国。但是，它在中国遇到了一个竞争对手——以南京布为代表的中国乡村集镇手工纺织品。印度棉花输入中国，实际上既在帮助南京布出口英国，同时也抵制英国棉纺品输入中国。可悲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棉布在中国并没有市场，英国必须精心呵护自己的棉纺织品。所以，印度棉花首先必须满足英国的需要，并对中国的输入有所限制。

受到了这些因素的限制，单纯依赖棉花输出，并不能获得足够的现金购买中国茶叶，英国还是要不断向中国运来白银以及那些不大卖得出去的东西。

让英国人感到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时，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白银危机。

1779年，西班牙卷入美国独立战争，最重要的西班牙白银市场对英国关闭，英国人一点银子也搞不到了。从这一年到1785年，6年时间里，没有一块银元从英国运到中国。恢复现银供应后，茶叶的增长量也远大于白银的增长，欧洲的银子越来越不靠谱了。

此后不久，出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白银危机，世界白银生产逐渐枯竭，白银主要产地美洲的产量锐减。1811年西属美洲的独立战争使白银产量比战前减少了一半。此后世界白银产量逐渐降低，加上美洲国家不再向欧洲宗主国提供白银，而经过工业革命拉动的英国和欧洲对白银的需求又大幅上升，欧洲白银紧缺日益严重，多数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银子和中国做生意，逐渐淡出中国市场，比如荷兰、瑞典。白银危机使英国人的白银来源也出现严重的问题，他们找不到足够的白银来交换茶叶。

不幸的是，在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那个遥远的岛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还在不断地高速增长。没有茶叶，英吉利整个国家可能都要疯掉。

还有其他什么可以卖给中国人，以获得购买茶叶所需的现金呢？

终于，一个并不算新鲜的玩意被英国人无意间发现。这个玩意大家都知道——鸦片。

维持英国对华贸易均衡的最终解决方式终于出现，它改变了英国和西方与中国贸易的全部格局。只不过，这种方式充满了赤裸裸的不道德。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过，鸦片买卖兴旺的一大刺激剂就是可以把鸦片的输入代替白银的输入。

中国学者也指出，英国鸦片贸易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扭转中英贸易逆差，改变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状况，改善英印政府的财政状况，平衡中英贸易收支。

既然是平衡贸易逆差，那么规模一定不能太小。而这时，英国恰好控制了世界最大的鸦片主产地。先决条件具备了。

1773年，也就是中英成规模的贸易刚刚开始、英国茶叶进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印度三个主要鸦片产区实行鸦片专卖。鸦片生产、收购和拍卖由东印度公司专营，由获得执照的港脚商人运抵中国。

鸦片贸易的好处几乎立刻就显露出来：它是广州唯一需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东西。鸦片带来的大量现金流逐渐弥补了英国商人对现金的渴求。

于是，在中英贸易上，一边是茶叶，一边是鸦片和棉花，天平终于平衡。

只不过，英国人和中国人都没有料到，鸦片贸易竟然会如此迅猛增长，在中英贸易和中英国家关系中，居然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1823年，鸦片与棉花互换，成为输入中国的最大宗商品。1826年，也就是中英直接贸易约200年、鸦片贸易50多年后，中英贸易的不对等再次出现。

这一次，是英国出超。天朝在漫长世纪里一直保持着的出超地位终于丧失。现在，轮到天朝悲摧了。

据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统计，1837年到1838年，英国的出超达到了约900万元。紧接着，中美贸易的也出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超，因为美国人成了第二大鸦片贩子。

英国人发现中国人对鸦片的特殊嗜好后不久，美国人也想迅速跟进。可是，印度鸦片由东印度公司专卖，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管得像铁桶一般，哪里容得下美国人插手。

美国人只好另辟蹊径，满世界四处寻找鸦片。经过20年不懈的努力，他们绕过大半个地球，终于在土耳其找到了鸦片，再绕过半个地球，把土耳其鸦片成功运到中国。

土耳其鸦片名叫“金花土”，与更高档的印度公班土相比，质量要差一些，但是售价便宜。金花土可以掺杂在公班土中吸食，以降低消费成本，因此很受中国市场的欢迎，由于土耳其鸦片产量不足，美国人被迫要在波斯湾一带寻找新的货源。

这样，英国人独霸印度鸦片，美国人独霸土耳其鸦片，美国人成为第二大鸦片走私商。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这样描述鸦片贸易对美国的意义：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鸦片在中国迅速泛滥，是中英双方都没有意料到的，它最后竟然直接引发了一场战争，这更是大大出乎双方的意料。直到上个世纪初，西方有学者将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这个名称回流中国，成为中国一个世纪屈辱的象征。

但是，世界上几乎每一场战争的名称都不能指明战争的真正原因和性质，“鸦片战争”的称谓也一样。鸦片是中英巨大的茶叶贸易的必然衍生物，如果从最单纯的贸易角度来说（仅限于贸易角度，绝不掩饰鸦片贸易的罪恶和不道德），鸦片贸易是中英大规模茶叶贸易的必然产物，是英国在中国扩张贸易、平衡贸易逆差的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茶叶贸易以及茶叶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贸易逆差，很难说鸦片是否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进出口产品并带来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因为鸦片是战争的诱因，而将这次战争称为“鸦片战争”，那么，从更根本层次来看，这场战争似乎更应该被称作“茶叶战争”。

问题是，鸦片不仅是贸易问题和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

从道德和经济层面上看，天朝都有太充分的理由禁止鸦片的输入。道德的问题自然不必再次重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鸦片导致的白银外流，对于原本就是贫银国的天朝来说，必然带来严重的通货紧缩，并对经济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一方面是最佳贸易解决方案，一方面是严重的社会道德和经济问题，不过，这种对立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导致战争的，还有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

天朝的社会道德和经济问题具有无可辩驳的最高国家正义，而鸦片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都不具有一丝一毫的道德正义，但是，鸦片贸易作为一种贸易平衡手段则无论如何都必须予以正视。恰当的方法是，即使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天朝也极有必要提供其他的平衡贸易的可能性，以杜绝鸦片的流入。换句话说，开放更多的市场，鼓励更多的自由贸易。正如现代贸易中，当A国向B国大量倾销产品并长期维持贸易顺差时，B有理由要求A国开放更多的市场。

但是，这恰好是天朝体制所不允许的，这也恰好让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美国学者张馨保在《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一书中说，导致鸦片战争的，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导致文化冲突的主要力量是英国的商业扩张，而鸦片贸易是推动商业扩张的不可缺少的一环，二者是不可分的。英国在平衡逆差、扩张商业时，在鸦片之外，它没有看到其他可能的机会。因此，当世界因为进入海洋时代而变得越来越小，当天朝被硬生生地拖入世界贸易的体系之中，当巨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逆差长期存在，当鸦片成为平衡中英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的产品，当中英双方都不可能寻找到其他办法解决贸易以及国家问题的时候，冲突和战争才真正不可避免。

所以，如果没有鸦片，或者中国人像其他国家那样，并不喜欢鸦片，中英之间依旧还会有战争。

张馨保调侃道：如果当时有一宗能代替鸦片的有效商品，例如蔗糖浆或者大米，这种冲突就可能要称为蔗糖战争或大米战争，唯一不同处是时间早晚而已。

张馨保的调侃是有道理的。为了平衡大规模的茶叶贸易的逆差，英国人会想尽办法寻找一种可以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只不过，这个手段既不是蔗糖，也不是极短时间内一度大量输入中国的大米，除了鸦片，最大可能的是棉织品。

棉织品是英国唯一能够大量输入中国的本土产品。没有鸦片的出现，英国势必更早就会全力争取输入更多的棉织品以抵消逆差。为此，英国就必然更早和更为急切地要求中国改变固有的贸易格局，比如，开放更多的港口、打破行商的垄断、清除海关各种陋规等，以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开拓更为广阔的中国市场。

但是，英国扩张和平衡贸易的一切努力，都必将迎面撞上天朝固有的宗藩体制和贸易制度，一边是急切地要求扩张和平衡贸易，一边是执拗地维护旧有的国家制度和贸易体系，中英之间的巨大冲突可能将更早发生。而这场战争，可能就是“棉织品战争”。

从这个角度上说，假如罪恶的鸦片还有一“利”的话，那就是，它也许把中英之间的战争推迟了许多年。

张馨保在《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一书中写道：战争可能推迟，但不会避免，而且，在这场冲突中，中国的失败也同样不可避免。

14．鸦片，罪恶的鸦片

一群人横七竖八地躺在肮脏的卧榻上，嘴里的烟枪发出忽明忽暗的火光，屋子里烟雾缭绕，瘾君子们神色恍惚，目光迷离……

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人热衷于以吸食的方法服用鸦片这种致幻剂。

较多的学者认为，鸦片来源于中亚的阿拉伯人，最初只是作为药物使用。吸食鸦片的方法，是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发明并传到台湾的。康熙帝占领台湾之后，这种方法逐渐从台湾流传到内地。一开始，这还是有钱人的奢侈游戏，后来逐渐被人模仿，由于吸食人数有限，天朝未加禁止。

数十年后，这种吸食鸦片的方式在全国各省迅速传播，一些地方甚至已经有人开设烟馆卖烟。吸食鸦片很容易上瘾，而且一旦上瘾就难以戒绝。瘾君子们形销骨立，萎靡不振，为了能得到鸦片，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卖妻鬻子，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雍正七年（1729年），天朝颁布了第一个禁烟诏令。禁令规定：贩卖鸦片的，枷号一个月，发配近边充军；开设烟馆的，参照邪教惑众罪，为首者绞监候，从者仗一百，发配三千里。但是，禁令并不禁止作为药用的鸦片的输入。这种只禁吸食不禁输入的禁烟办法被称为“内禁”。

那时，鸦片每年输入的数量只有200箱（每箱100—120斤），主要是作为药用，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有限。此后的几十年里，每年输入的鸦片很少有超过这个数字的。鸦片依旧可以作为药品公然出售，海关还公开每箱征收3两白银的税金。

第一道禁令颁布半个世纪后，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每年1000箱，数量并不算太大，也很不好卖。这一时期，鸦片生意一直操纵在葡萄牙人手里，或者说，是葡萄牙人把鸦片带进了中国。

鸦片输华的急速发展，是由于英国人的加入。

1773年，英国人首次从加尔各答向中国输入鸦片。1800年前，英国输华的鸦片总量虽然比葡萄牙人时期高了许多，但总量仍旧有限。最高的时候，大约是4000箱，低的时候，只有1000箱。

由于雍正帝的禁令并不涉及药用鸦片输入，所以鸦片一直被当做一种合法商品公开交易，只有非常偶尔的情况，官府才会抓一两个吸食鸦片的人惩戒一番，烟患不仅未见减少，反而逐渐增加。

乾隆帝登基后，逐渐开始关注鸦片问题。1780年，乾隆帝曾经重申父亲的禁令，禁止鸦片烟的输入和买卖，他处死了一些买卖鸦片的贩子，销毁了收缴的鸦片。不过，和他父亲一样，这个禁令也并没有明文禁止鸦片的进口，鸦片仍旧可以作为药材纳税进口。

嘉庆朝之前，鸦片主要还只是广东、福建沿海的一个生活习惯上的小问题。但是嘉庆朝之后，吸食鸦片的恶习已经不可逆转地传播到全国。

嘉庆帝真正主持朝政的当年，就宣布禁止鸦片输入，不过，一些外国学者评论道：禁令下得太晚了。当时鸦片交易已经掌握在中印双方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手中，而且早已逾越诏谕所能禁止的关键时刻了。从这个角度上说，鸦片问题，乃是中国政府执行法律无能所致。

1800年，两广总督吉庆上书，力言鸦片之弊，要求从严治理，嘉庆帝颇为嘉许，再次重申禁令，要求严格禁止鸦片输入和国内种植鸦片。这是禁烟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清从此不再允许鸦片以药物名义纳税进口。这种以禁止输入为主要手段的禁烟办法被称为“外禁”。从此，鸦片再也不能公开交易了。

此后，嘉庆帝又多次发布禁令，无奈这些禁令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效力。

看一个饶有意味的故事：

嘉庆七年（1802），也就是嘉庆帝刚刚颁布禁烟令不久，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报，漳州知府李治国在一个叫陈远的商人家里查获了三十多斤“鸦片”，最后判决枷号陈远一个月，发配充军。

这个案件经臬台复审无误，但是刘世明决定再次提审。这一提审，问题来了：陈远当庭喊冤。

冤在哪里呢？冤在“鸦片”不是“鸦片烟”。嘉庆朝时期，一些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鸦片和鸦片烟当作不同的两个东西。

这位刘巡抚说，他立即找了中药铺的老板查验，发现查获的确实是“鸦片”，不是“鸦片烟”。而皇帝明令禁止的，是“鸦片烟”，而不是“鸦片”。

什么是鸦片烟呢？刘巡抚说，鸦片里面掺杂了烟草，才叫鸦片烟。

刘巡抚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愤怒地质问，漳州知府李治国到底是什么动机，要如此惩办陈远呢？自己原本可以参劾这位知府一本，但是，担心百姓误会，以为鸦片烟弛禁，所以才作罢。

既然鸦片不是鸦片烟，不算违禁品，刘巡抚当庭宣判陈远无罪，但是三十多斤鸦片官府收存。

更有意思的是皇帝。嘉庆帝御批，这个李治国办事的确有些不细心。不过不参他也是对的。大皇帝心怀子民、泽被苍生，非常严正地指示，既然鸦片不是鸦片烟，那么这三十多斤鸦片何必由官府收存呢？这都是小民做生意的血本，岂可将错就错，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呢？著刘巡抚立即把鸦片还给他们。

到底是刘巡抚压根就不知道鸦片就是鸦片烟，还是他故意利用这一点小小的文字差别做文章，那就实在不好说了。雍正朝已经开始禁烟，乾隆朝再次重申禁令，而嘉庆朝发布的鸦片禁令更多，但是，处于鸦片最为猖獗区域之一的福建，如果不知道鸦片就是鸦片烟，这个巡抚当得也太有问题。如果明知二者就是一个东西，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位巡抚到底收了陈家多少银子。

可怜的嘉庆皇帝，贵为一国之君，他要么就是被人有意地轻易蒙骗过去，要么就是无意地以错为错，竟然不明就里地亲手为自己的禁烟令撕开了一条口子。可以想象，有这位刘巡抚在，嘉庆帝的禁烟令在福建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的。

就这样，鸦片贩子越来越多，鸦片流毒不断向内地扩张，甚至在京师一带也发现有人贩卖和吸食鸦片。

1813年，嘉庆帝得知宫廷侍卫也有人在吸食鸦片，顿时感到事态的严重。他觉得仅仅严禁买卖已经不够，必须对吸食者处以刑罚，于是命令刑部制定相应刑法惩治鸦片吸食和贩卖。从此，天朝开始了“外”“内”禁并举、外禁为主的时期。

首当其冲受到嘉庆帝禁令影响的是行商和东印度公司，他们从此金盆洗手，再也不从事鸦片贸易。当然，有很多人怀疑，由于鸦片贸易利润实在太大，行商很可能仍在暗中从事鸦片贸易。以至于到现在，外国人提到伍浩官时，还认为他那巨大的家产与鸦片走私有关，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明确的资料能证明这一点。至于东印度公司，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之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没有继续从事鸦片走私。

那么，鸦片走私是谁在做呢？是散商，包括英国人和印度人。

但是，这并不等于东印度公司与鸦片贸易无关，相反，东印度公司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鸦片贩子。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贸易，是鸦片贸易的源头。仅1836年，印度生产的鸦片总量达到3万5000箱，其中一半在加尔各答拍卖，政府收入达到2000多万卢比。从最初提议向中国倾销鸦片开始，这个不道德的商品一直是维持印度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

当时，人们对鸦片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及现在。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都曾颁布了对烈性酒的禁令，却没有明令禁止鸦片。有一些人为鸦片辩护道：它与英国的烈酒相似，都不过是无害的奢侈品。

还有人声称：鸦片虽然有害，但是，如果我们不做，依旧会有其他人来做。

当然，这些苍白的辩护在当时就受到了一些正义人士的指责和反驳。美国的奥利芬特商行历来就不从事并敦促自己的同胞也不要从事这种肮脏的贸易。东印度公司甚至以400英镑奖金鼓励人们撰写批判这种贸易的文章，并在《澳门月报》上展开了一场论战，有人在该报上用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这项罪恶的走私贸易：“下流的”和“道德堕落的”。

鸦片最初输入中国时，主要集中在澳门贩卖。1815年，澳门发生了一起对鸦片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澳门的鸦片贩卖从此没落。

这一年，一个叫张保的人查获了澳门一批重要的鸦片烟贩子。

张保原本是一名纵横广东沿海的海盗，受招安后在厦门水师任职。他在厦门一带抓获一批烟贩，经过审问，顺藤摸瓜查到了这批鸦片的源头。闽浙总督将情况通报给两广总督。根据张保的情报，香山县一举抓获了烟贩朱梅官等六人。

此后的事情就有分歧了。据东印度公司资料记载，香山县官吏曾向朱梅官勒索8万银元作为释放其的条件。

8万银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估计这六人实在没有这么多钱，或者是太贪恋钱财，即使去熬刑、吃苦头，也不舍得送这么大一笔银子，于是拒绝了香山县的勒索。六人随即被送到广州府，在那里遭到严刑拷打，最后被迫供出了贩卖鸦片的事情。

但是，在两广总督蒋攸铦给皇上的奏折里，情况是这样的：朱梅官到澳门做正规买卖，一个葡萄牙人欠了他一笔钱，此人即将回国，却又无法归还欠款，朱梅官立即到外洋索债。夷人只好向“偶然在场”的另一个葡萄牙船长借。但是船长也没有现钱，只有一点鸦片。无奈，朱梅官只好接受。但是他对鸦片禁令十分尊重，对装运鸦片非常顾虑，不敢运进广州，只好随意卖给一个不认识的过路船只。

哪个是真的呢？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更可信。

后来，一个叫李扬华的人这样评价：中外交易，从来有行商做担保，朱怎么可能赶到外洋要债？买的卖的，都不认识，怎么可能如此凑巧？疆吏虽然奉旨严办，但是所奏的内容，全都是粉饰。

为什么蒋攸铦要曲意回护朱梅官呢？这是因为另一个案子的教训。在朱梅官案之前不久，北京崇文门曾经破获了一起鸦片案，罪犯是曾在广州任职的军官兴尧。皇上的惩罚毫不留情：兴尧发配新疆；广州将军和粤海关监督分别以拣派不慎和失察罪名交部议处。

一个不大的鸦片案，两个朝廷大员被牵连，前车之覆，殷鉴不远。如果让皇帝知道朱梅官是鸦片惯犯，那几乎等于把自己的脖子伸过去挨刀，蒋攸铦当然不会这么傻。于是，一个澳门重要烟贩蓄意偷运鸦片事件，在生花妙笔之下，成了一个无心和无奈的小过失。为了这个结果，朱梅官估计也没少出血，他在香山县不愿意出的银子，在广州府恐怕还得往外掏。

果然，在蒋攸铦的精心粉饰下，朝廷没有大动干戈，简单处罚了事——朱梅官在犯事的地方枷号一个月，发配黑龙江充军。

此案就此结束，终于没有牵涉到自己，蒋攸铦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进了肚子里。

但是，事情还不能就此结束。蒋的这些把戏，虽然可以骗过嘉庆皇帝，却骗不了大清官场里混的那些人精。大家都是明白人，谁都不会轻易被他蒙蔽。蒋自己也心知肚明，有些发虚。为了自保，他赶紧又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著名的《查禁鸦片烟章程》，他想用这个行动来表明自己谨遵上谕、查禁鸦片的决心。

果然，皇上看了这份奏折，龙心大悦，立马批准。

章程的主要内容有两条：

1．在澳门装卸货物的船只必须经过大清官员检查，如发现鸦片，禁止一切贸易，斥其退走。

2．对执行禁令有功和有过者实行奖惩，不再追究此前失察官员的责任。

禁令中不追究此前失察官员责任的规定特别值得关注。蒋攸铦对此的解释是，如果追究那些失察官员的责任，官员们怕在当地查出鸦片自己要担责，就不会积极主动查禁鸦片了。

如此明显地为失察甚至受贿官员开脱罪责，不知道皇帝是真糊涂还是故意装糊涂，反正他是同意了。由于有这一条，加上广州还有行商作为监管不力的替罪羊，官员们禁烟不力的责任被推脱得一干二净。

《章程》发布后，中方向澳门派出官员驻守，现场检查洋船是否夹带鸦片。澳门的鸦片生意有大麻烦了。

不过，对付中国官员，办法总是有的，而且也不外乎还是那个老办法。葡萄牙人决定，将对每箱鸦片额外征收的费用提高到40元，这样每年可以多收入10万元，葡萄牙人准备用这笔钱搞定一切现场检查的官员。同时，葡萄牙人宣布，任何非葡萄牙船只不得带鸦片进入澳门。也就是说，必须由葡萄牙船只将鸦片转运进澳门。

葡萄牙人的如意算盘是想垄断澳门的全部鸦片生意。携带鸦片最多的是英国船只，葡萄牙人的这个新规定，不仅要让英国人承担一次额外转运费，还要另交40元，鸦片贸易成本大大增加。港脚商人不去澳门了，他们干脆把船直接开到黄埔。

鸦片走私的黄埔时期从此开启，澳门的鸦片走私逐渐走向没落。这一时期直到1821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不超过5000箱。

由于鸦片是违禁品，鸦片交易的方法也和其他进口商品不同。首先，鸦片贸易是所有中英贸易中唯一需要现钱现货交易的品种；其次，鸦片不能运送到广州，只能在广州提交样品，并交付现金，获得提货单，再由中国商人自己到澳门或者黄埔，凭提货单提货。这成为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的标准交易方式。

这种交易方式要求有一种专业的船只将鸦片从黄埔运进广州，著名的鸦片快蟹应运而生。这种快蟹专为偷运鸦片而设计，为了抵抗官府可能的清缴，船上装备了武器，有数十名水手操纵，来去如飞，一般的官船如果不是堵截而是跟在后面追赶，根本就跟不上。但是，即使速度快和拥有武装，快蟹还是无法与天朝的正规水师部队周旋。黄埔已经是人尽皆知的鸦片贸易集散地，水师完全可以在珠江水道上坐等这些快蟹。而快蟹上的民间武装与正规水师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也就是说，天朝官府真的要抓，没有人跑得了。

但是，官府并不想真的抓。不仅不想抓，有时候，官府甚至还试图独占鸦片运输。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讨论。

道光元年（1821年），广州查获了一起鸦片窝案，这个事件再一次改变了广州的鸦片贸易。

这一年，御史郭成泰向道光帝揭发，山西太谷、介休一带的大富商中，有人竟然私自贩卖鸦片，牟取暴利。

山西距离广州天遥地远，这里的富商都在从事鸦片贸易，可见鸦片流毒已经严重侵蚀天朝内地。道光帝得到这个报告，吃惊不小，立刻指示严格查办鸦片，将贩卖之人按律惩治，开烟馆者绞死，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刑。

在道光帝的敦促下，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发动了一场严厉的查禁运动，并查出了一个大案，一举抓获澳门的鸦片贩子叶恒澍等共16人。这是阮元查抄鸦片行动中最大的一次。

但是，有关此事的中外记录迥然不同。

先看中方的记录。阮元的奏折中说，叶恒澍是一个捐了州同知功名的人，他在澳门一带有一只船，平时主要是经营一点渔业，去年的一天，他停泊在海上时，偶遇一个来澳门做生意的熟人陈五，陈五说自己有一点鸦片，问叶要不要，因为急于脱手，所以价格不高，叶一时贪财，就买了110斤，随即就卖给了一个过路的商人，不久叶被逮捕，一同逮捕的其他人也都从事过鸦片买卖，但是，量都很少，不过几十斤而已，而且，都卖给了“不认识的人”。

在阮元的描述中，这不过是一起小小的偶尔经营违禁物品的违法活动。

但是，外国资料却不是这样说的。

据外国资料记载，叶恒澍因杀人案被捕，据说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叶本人不是杀人者，就是指使者。更重要并且被大家公认的是，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了获得官员对鸦片走私的默许，经常向他们大量行贿，叶恒澍正是这个行贿受贿的中间人。而且，他还是澳门鸦片商人的代表。

他被捕后的具体情况有多种说法。一说他被捕后遭到香山县令的严刑拷打，为了报复，叶揭露了澳门官员行贿受贿的情况。但他到底是向广州府还是向北京举报，资料记载有很大分歧。甚至有人说，由于他向北京举报，北京曾派出了专门检查广州鸦片贸易的特使。

不管真相到底如何，叶作为行贿受贿的重要中间人，他的揭发是爆炸性的，必然要牵涉出广州官场的一大批人。

正好在这时，朝廷有一个叫黄大名的御史上了一个《粤东积弊》的奏折，称鸦片烟商大量行贿官员，才导致鸦片屡禁不止，比如海关监督每年受贿10万到二三十万元不等，这笔钱被称为“私税”。

皇上对这份奏折非常重视，严令广州查明情况，作出答复。

叶恒澍的揭发、黄大名的奏折以及道光帝的态度，都促使阮元积极禁烟。阮元迅速展开了被外商称为“记忆中最猛烈的”禁烟运动。当然，所谓的猛烈，也只是与以前的禁烟相比。阮元命令，任何船只若夹带鸦片，一律驱逐回国，不准贸易。

两年间，阮元连续查处了近10起鸦片走私案，甚至惩处了几个包庇鸦片走私的低级军官。不过，查获的鸦片并不多，总计也不过1000多斤，合计10多箱，而当时每年走私的鸦片总数约为5000箱。表面上口号喊得热热闹闹，实际检视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阮元禁烟的另一个重要举动，是惩罚行商领袖伍浩官。

阮元上奏皇帝：行商与外商交往甚多，又为外商担保，外商私自夹带鸦片，能瞒得过官员，但瞒不过这些行商，可是多年以来，从未见到行商举报过一艘船，这些人为了向夷商讨好，不顾内地受到毒害，实在可恶，作为行商领袖，伍浩官更加罪责难逃，请求皇上同意，剥夺伍的三品顶戴。如果行商今后还不抓紧认真清查，就要更严格地治罪。

皇上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同意阮元的建议。行商成了替罪羊。

惩罚伍浩官的理由，表面上似乎非常堂皇和正义。但是，据外商的资料，阮元对伍浩官的惩处，其实是一次有意的打击报复。此前，香山县令曾经和伍浩官结仇，后来，该县令升任广州知府，他借禁烟之机，怂恿阮元给道光帝上奏，摘去了伍的三品顶戴。

有了伍浩官的例子，行商们胆战心惊，他们向外商宣布，停泊在黄埔的鸦片船立即驶出，否则就报告官府。此后，外商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保证书，才能交易。

在这之前，天朝的禁烟令不可谓不多，但没人见过官府真正采取过什么行动。对这次禁烟运动和行商的警告，外商原本也没太在意，更没有什么反应和动作。

行商见外商不为所动，干脆直接向官府告发：有4艘鸦片船正停在黄埔锚地，其中3艘属于马地臣，1艘属于美国人。

1821年11月，官府命令4艘船全部开出黄埔。阮元派人前往黄埔，监督海关巡逻艇执行公务，鸦片贩子发觉后公然拒捕，双方发生冲突，有鸦片贩子被当场打死。

官府动真格了，黄埔已经不能继续以往的鸦片贸易，4艘船只好拔锚离开。不过它们没走多远，就在一个叫伶仃洋的外海停了下来。其他鸦片船只也逐渐向这一区域集中，鸦片走私更为繁荣和更大规模的伶仃洋时期到来了。

装有鸦片的船只驶离黄埔后，阮元进一步要求外商出具保证书（甘结），保证不再携带任何鸦片。不过，这遭到了东印度公司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并不装载鸦片，也没有义务为其他人承担连带责任。东印度公司同时威吓港脚商，谁签署甘结就取消其对中国的贸易执照，港脚商人也只能一同抵制。此事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没想到的是，大约20年之后，甘结又成为中英双方产生严重争执的一个根源。如果林则徐知道了阮元的做法，或许他不会如此强硬地逼迫英商签署甘结。

鸦片船离开了黄埔，广州内河终于清静下来。阮元得意地上报皇帝：经过严格查处，现在广州内港和黄埔、澳门、虎门等海口，不再有鸦片“偷漏”了。

但是，阮元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彻底肃清鸦片，为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他紧接着说，外海一带，是否有偷偷贩卖鸦片，再进入其他省份的事情，“不能保其必无”。

按照天朝官场特有的语言逻辑，“不能保其必无”的意思，就是肯定会有。

阮元禁烟的最大成就，就是把鸦片从较近的黄埔赶到了较远的伶仃洋。伶仃洋时期，鸦片继续按照黄埔时期的模式交易。快蟹和扒龙将鸦片运进广州，批发给包销的“大窑口”，“大窑口”再批零给数不清的“小窑口”，负责保护的，则是以包庇走私闻名的官方巡船。这套完整的组织使鸦片输入广州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每年达到了9000箱左右。

道光朝开始，鸦片问题逐渐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禁烟从此前的仅仅涉及道德问题，渐渐转向了道德与经济问题并重。

天朝的对外贸易，一向坚持以物易物，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白银流出，用当时的词语，这叫“银漏”。鸦片输入不断增加后，鸦片与银漏合二而一。防止白银外流，首重禁烟；禁烟，首要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防止白银外流。

为了强化禁烟令，1823年，道光皇帝又颁布了《失察鸦片烟条例》。其主要内容是，进口、私种鸦片以及开设窑口等，如果官员能自行查拿，则免于追责；如果受贿放任，一定严惩，即使失察，也要担责。条例最后还规定，严禁云南种植鸦片。

这个条例否定了嘉庆帝对官员的宽容态度，加重了官员对鸦片走私应承担的责任。但是，与其他禁令一样，这个条例最终仍旧是一纸空文。在1836年更为严厉的禁烟行动开始前，所有人都知道鸦片在伶仃洋，但是，没有人提起过这个名字。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曾这样总结伶仃洋时期的鸦片贸易：

外国鸦片商更加活跃，中国官吏更加优容。在虎门外，30到300吨的英国商船有50只，从广州东面的虎门到广州西南的花地，沿河一带差不多地都充斥着这种走私活动。

禁令的唯一用处在于，官员可以要求更多的贿赂。

鸦片贩子更加活跃和中国官府更加宽容，使这个时期的鸦片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达到了每年约两万箱。鸦片终于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鸦片贸易还意外地产生了另一个作用，它极大地促进了外国商人团体特别是英国散商在中国的迅速成长壮大。在广州的外商，除了极个别的行号，大部分都从事鸦片贸易。鸦片的巨大利润使在广州的散商的力量大大增强，也使他们能够对中英关系产生更加实质性的影响。

15．口岸，还是口岸

1759年，一支英国商船队从南向北航行，悄悄地驶入天津大沽口。船队领头的是一个名叫弗林特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他长期在中国从事贸易，为了方便，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洪仁辉，这个名字更为人所知。

天津是帝国的心脏地区，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这里，更别说是不请自来。洪仁辉私自航行到达天津的消息，立刻在天朝朝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洪仁辉来天津，是来找大皇帝告状的。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告御状，不仅让他身陷囹圄，而且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洪仁辉的这次航行，开启了英国在中国持续近一个世纪的著名的“北方开港运动”。所谓北方开港，就是在广州以北地区寻找更多新的通商口岸。这个运动由诸多外国商人共同参与，其中著名的有这位东印度公司首位汉语翻译洪仁辉和其后的胡夏米。

促使东印度公司日益关注北方口岸的，有很多原因。

首先，此时的中外贸易，基本上都集中在广州，但广州的官吏们对外商盘剥，税费越来越苛重，让外商非常烦恼，于是他们逐渐把目光投向了广州以北的口岸，力图在辽阔的中国东南沿海寻找新的商业口岸与广州竞争，从而降低各种沉重的税费负担。

其次，是两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先看中国出口货物。

中国大宗出口货物主要是茶叶和丝绸。茶叶的主产地在福建、安徽和江浙一带，其中福建崇安武夷山的茶叶产量最大。武夷山距离广州大约有1200公里，路上运输要花费一到两个月时间。漫漫长途，雨淋日晒，茶叶很容易损坏，而且，在运输主要依赖肩挑背扛的时代，茶叶的运输成本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运输成本。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厦门成为贸易口岸，茶叶渐渐不再运往广州。这时，一群人聚集在官府门口闹事了。

这是一群专门负责把茶叶从福建武夷山运往广州的挑夫，据资料记载，他们总人数多达数十万。这个行业父子相传，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挑夫全都以此为生，养活妻儿老小。但是，新口岸开辟后，不再需要这么多的挑夫，挑夫们的生计顿时就成了问题，他们非常愤怒，和官府谈判，要求茶叶必须沿着旧道运至广东，如果走其他的路，断了他们的营生，就一定要闹事。

仅仅运送茶叶，就养活了这么大的一群人。如果在福州等地进口，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计算，每担将节省4两银子的运费。如果每年进口茶叶15万担，就可以节省60万两银子。实际上，英国每年进口的茶叶，远不止15万担，节省的银子，大为可观。

英国进口的另一个大宗产品是丝绸。中国的丝绸产品主要是广东的土丝和长江三角洲的湖丝。土丝质量较差，外商喜欢的是湖丝，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湖州南浔镇辑里村的辑里丝。但是，把丝绸千里迢迢从江南运送到广州，同样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销。

再看英国的出口产品。先看最大宗的印度棉花。印度棉花从广州输入中国，但是印度棉花在广东很少有人使用，大量使用的是江浙和其他内地省份的民众。如果直接从江浙一带输入，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也可以与主要消费地直接对接，可更敏锐地把握棉花行情，降低棉花价格，提高印度棉花在中国的竞争力。

英国早期输入中国的工业品主要是毛织物。广东温和湿润的气候让这里的人们对于毛呢之类东西的没多大的兴趣，毛呢的主要需求在天寒地冻的中国北部。从江浙沿海直接输入当然比从广州输入有更多的优势。

中国进口产品的销售区域和出口产品的产地，都在广州以北的地区，这里距离广州较远，便于商贩人为操纵价格，而进出口货主则无法更好地把握实际价格。

此外，当年的广东，就是地瘠民贫的代名词，而江浙等东部沿海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从这里可以辐射整个中国内陆核心区域，比起两广一带，这里才是英国产品潜在的市场，开拓这个市场，对英国的对华贸易有重要意义。

离开广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摆脱行商垄断，直接与中国内地商人做买卖。广州的贸易，无论进出口都必须通过行商环节。多了一个环节，自然会增加成本，对产品的最终销售不利。

北方开港运动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此时，工业革命已经在英国展开，几乎一夜之间突然放大的生产力，导致更多的商品需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倾销。同时，英国对茶叶等中国进口货物的需求也在持续不断地增加。去中国北方，去寻找新的口岸，扩展新的贸易市场，就成为英商以及其他外国商人非常迫切的要求。

北方开港运动的第一个目标，是浙江的宁波（含宁波对岸舟山群岛的定海）。英国商船最初到达这里时，贸易情况并不太理想。在定海设立商务办事处的计划失败后，英商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去过这一带。

1755年，洪仁辉率领一艘小型英国商船抵达宁波。英国人已经很久不来这里了，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官府下令给予他们各种照顾，商人公平贸易，税款照例征收。

外商来了，官府就有大笔税款可收，商人有大笔的生意可做，虽然是低贱的夷人，但是，只要有生意做，谁会和银子过不去呢？

几天后，又有一艘英国船开来。当地官府依旧给予各种照顾，英国商人们也依旧满意地离开。

既然宁波官府这么友好，税收又比广州轻很多，那就多去宁波吧。第二年，兴奋的东印度公司又派船前往宁波，一艘散商的货船也迅速跟进。

广州这边不乐意了。都去了宁波，广州的税收，特别是私下征收的各种规费和收受的贿赂不是要严重受损吗？

这事得禀告皇帝。但是具体如何说服皇上很有讲究，英国船只带有大量的武器装备，这可能威胁宁波的安全。

外国商船远洋航行时，为了防备四处出没的海盗的袭击，都会备有火枪和火炮等武器。外商带武器到广州不担心，唯独到了宁波就让人担心了？

不过，真的要佩服广州官吏揣摩皇帝心思的水平，皇帝果然被打动了。尽管入关已经一百多年，但信心严重不足的满族人还在以编书为借口，大烧特烧所谓“违禁书籍”，为几个字砍一片脑袋。浙江过去就是倭寇攻击的重要地点，如果带着武器的夷人在这里频繁出现，一不小心弄出什么事来，汉人再跟着一闹腾，那麻烦就大了去了。

看来必须阻止英国人去宁波。皇帝问：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办法当然有的。英国人去宁波，不外乎是因为宁波的税比广州轻。只要宁波提高税收，外商自然就不会再来了。这叫做“不禁自除”。

皇上下令：宁波的税收加重一倍。

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三年，英国货船又来了。即使加税后，由于没有广州的各种陋规，宁波的总费用还是比广州要少很多，外加还有诸多的便利，夷人当然愿意来。

浙江巡抚杨廷璋有些不解地询问洋商：为何不去广东贸易？

洋商回答：广东洋行包买包卖，把持刁难，故不愿去。

杨廷璋心里有些犯难。他当然欢迎这些夷人来宁波，可是又担心皇上不高兴，一股脑把他们全赶走。他只好委婉地向乾隆皇帝求情：英国人既然已经来了，何况现在海上季风不顺，没办法强迫他们离开，他们又同意缴税，似乎不好太不给他们面子强行赶走吧，能不能这次让他们仍旧在宁波做生意？

但是，还没等皇上答复，广州那边就先高声抗议起来。两广总督绝不容许白花花的银子从广州流走，他告诉皇帝，不能让夷人在宁波贸易，这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乾隆皇帝没有立即做决定，而是下令两广总督和闽浙总督先把这事调查一下再说。

其实，乾隆皇帝对英商来宁波的原因心里有数，他在朱批中说，英商要买的东西，大多是浙江一带生产的，就近购买，比广州要便宜很多，况且广州的奸商们把持刁难，积习已久，所以夷商不愿去那里做生意，也是可以理解的。

乾隆皇帝其实已经打算允许外商在宁波进行交易，并准备在宁波对岸港口条件更好的定海开辟第二个口岸。

眼看这事就这么定了，突然，一个似乎最不该提反对意见的人跳出来反对——闽浙总督杨应琚坚持不同意让英商在浙江交易。

按理说，外商来定海或者宁波交易，闽浙总督应该举双手欢迎才对。事后大家才明白，原来，广州方面做了他的工作。

为了获得各个方面的最大支持，广州官员动用了历朝历代中国官府的常规手段：钱。据说，广州商人这一次送给在朝官员的银子共计2万两，专门用来运动朝里的大臣们。在乾隆帝即将同意外商到浙江贸易的关键时刻，广州商人又打出了手里最重要的一张牌——现任的闽浙总督杨应琚。

杨应琚在广州做了好几年的两广总督，不久前才调往浙江。在广州，他收了商人们大笔实惠，在眼前这个关键时刻，该他为广州商人说话了。

朝中有人反对，两广总督和闽浙总督又态度一致，都不同意夷人在宁波继续贸易，乾隆皇帝也就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开设第二个口岸。

1757年12月20日，乾隆皇帝正式颁布了一道对中国外贸产生重大影响的圣旨：今后，天朝的对外贸易限定在广州一口。

从此之后直到鸦片战争结束，广州成为大清帝国唯一的通商口岸，中外贸易进入限关时代。不同于他爷爷“片帆不准下海”的闭关政策，乾隆皇帝毕竟留下了一个可以开放的口岸。学者朱雍在《打不开的中国大门》一书中把这个政策称为乾隆帝的“限关政策”，而不是完全彻底的“闭关自守”，这种说法是很准确的。

从康熙朝的四口，到乾隆朝的一口，虽然大清的开放政策在退缩，但毕竟还是留下了一扇敞开的大门。中国的大门，并不是被英国炮舰轰开的。

原本希望开辟新的口岸，没想到适得其反，东印度公司没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他们决定继续尝试。不甘心的洪仁辉开始了他在中国最后的航行。

1759年，就是一口政策确定之后的第三个年头，洪仁辉带领商船再次来到宁波。但是，这一次，宁波的地方官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

皇上命令只能在广州贸易，你们还是回广州吧。

洪仁辉不理睬。既然宁波不能贸易，他就带领船队继续向北航行，反正此行的目的并不止是做生意。

洪仁辉一路向北航行，终于抵达了他预定的目的地——天津白河口外。

我要告御状。洪仁辉拿出了一份用中文写好的呈词。

闹大了，这个动作闹得实在太大了。夷人的船居然直接开到了天津，这意味着夷人可以直接威胁帝国的“心脏”地区。包括那位号称神武得不得了的乾隆皇帝在内，满朝文武都仿佛晴天来了一声霹雳——惊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洪仁辉的不满有4个：1．粤海关勒索各种陋规；2．粤海关不准夷商禀见，下情不得上达；3．行商黎光华欠债不还；4．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夷商吃亏甚大。

洪仁辉提出的这几件事，“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实在让天朝大丢颜面，必须立即解决，尽快把夷人从天朝心脏地区赶走。

乾隆皇帝火急火燎地宣旨：快去告诉洪仁辉，让他赶紧离开天津，回广州去，他说的问题，天朝一定认真处理，天朝已经决定派人和他一起回广州，尽快开始着手调查，一旦查实，必当严肃处理。

一位“司长”和一位“地方军区司令”迅速赶往广州，即刻让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停职。经过一番调查，最后的结果是，李永标的七十多个家人都卷入了索贿受贿。但是，这些事，李永标本人并不知情。

不知道李永标为最后的这句话，到底花费了多少银子。

至于其他问题，李永标吞吞吐吐，并不承认。但是，官场这些老套路，并没有瞒过乾隆帝，他大笔一挥：家人贪污，就是自己贪污。

乾隆爷还算厚道，给李永标留了一点面子。

处罚很严厉：李永标革职，家产充公。所有涉案家人，分别流放、杖责、罚款。粤海关此前的一切陋规，全部取消。破产行商黎光华抄家，没收一切财产，以偿还所欠外商的债务。

对内整治完了，再来整外商。

洪仁辉居然胆大包天，私自远赴天津，公然投递状子告御状，完全藐视天朝的威严，让皇上和朝野吃惊不小，不严惩不足以表达皇帝的愤怒。

圣旨：洪仁辉圈禁澳门三年，三年期满，立即离开中国，永远不得返回。

这还不够。据说帮洪仁辉写这份状子的，是一个名叫汪圣仪的徽州生员。抓。

汪圣仪颇为乖巧，听到风声，立刻逃得无影无踪。

不过据说还有一个人叫刘亚匾的四川人与此事有关。抓。

刘亚匾没跑掉，先被游街示众，然后被砍头，理由是“勾结夷人”。

发生了洪仁辉这样的事件，看来对夷人必须严格管束。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皇帝批准，搞出了一个《防范外夷规条》，共5条：

1．夷人永远不得在广州过冬。

2．夷人只准租住在行商家里，不得住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只准与行商做生意。

3．不准雇请华人代为买卖货物。

4．不准华人为外夷传递信件。

5．夷船进入黄埔后，中国必须派兵监管。

这些规定之下，外国商人除和有限的几个行商往来外，不能与其他任何中国人接触，中外之间的正常交往即使在广州都已经无法实现。这次航行，东印度公司赔了夫人又折兵，大败亏输。他们的一切努力，反而促成和坚定了天朝的一口贸易制度。

1832年2月，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在风雨之中驶出澳门港，悄悄地向北方进发。洪仁辉天津之行的70多年后，北方开港运动中最著名的一次航行正式开启。

以洪仁辉为代表的北方开港运动失败及天朝实行一口贸易后，英国并没有放弃在北方寻求新的开放港口的努力。在这期间，鸦片贸易不断增加，鸦片贩子逐渐向广州以北推进，并在福建南澳一带形成了一个仅次于广州的鸦片走私集散地，这是一个实际上的北方鸦片贸易次级口岸。

此时，英国国内首次出现了因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1826年，棉纺工人发动暴动，捣毁机器，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待遇。开拓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英国非常急切的任务。

扩张贸易首先要消灭垄断。1829年，长期致力于呼吁自由贸易的东印度协会开始行动，号召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多个城市的工业资产阶级展开院外活动，积极游说取消东印度公司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最后迫使英国下院通过法案，于1833年彻底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

但是，仅仅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还远远不够，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寄予无限希望的中国市场，仍旧只有一处口岸，仍旧还有行商垄断。中国的限关政策不取消，中国市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美丽的画饼。

胡夏米的这次航行，是接替盼师出任广州东印度公司大班的马奇班克斯策划的。马奇班克斯命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率领阿美士德号从广东出发，向北探索新的口岸。

胡夏米的这次航行给天朝带来的震动，比当年洪仁辉的北航更大。从他抵达福建、浙江沿海开始，整个天朝就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这艘小小的阿美士德号。

胡夏米一行在南澳略稍作停留后，前往厦门。厦门官府立刻高度紧张。船队抛锚还不到半个小时，包括提督陈化成在内，已经派出三批官员先后登船，他们主要想搞清胡夏米一行来厦门想干什么？是否想来这里做生意？

胡夏米答复：我们遇上了风暴，在这里想补充粮食和淡水，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很想在这里做点生意。

做生意绝对不行，天朝的法令禁止在此贸易。

岸上，一支天朝的军队整装待发，准备随时监视这艘英国船的一举一动。

不久，陈化成派人来船上传令，所需的一切供应都可以免费赏给，但是，船只必须尽快离开，而且，绝对不许和岸上的百姓接触。

接下来的几天，陈化成调动水陆部队，把阿美士德号团团包围起来，并在船头上悬挂起一个木牌，上书：夷船应该立刻起锚离去，不准逗留，任何本地船只和居民不准靠近该船并与之交易。

见夷船还是不愿开走，陈化成干脆直接接见胡夏米：你们在厦门停泊是违法的，必须立即把船只开走。只要答应开船，可以免费提供淡水和其他补给。

胡夏米一口回绝：免费的，我不要，我要按照英国人的惯例自己购买。

几天里，胡夏米不断派人上岸，在厦门城内四处购买各种补给。天朝的兵丁们只好紧紧跟随着，毫无办法。

在厦门待了六天之后，胡夏米继续北行，沿闽江上溯，清军途中企图阻拦，但胡夏米执意前行，逼近福州城外。胡夏米等人上岸进入福州城内，要求给闽浙总督投递禀帖，并在城中过夜，等候消息。

官员们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夷人在城里居住，违反了天朝的规定，只能回到船上去住。

但胡夏米不听劝告，坚持在岸上住了一夜。第二天，见拜会总督已经无望，只好将禀帖留下，回到船上。

胡夏米告诉前来监督的闽安左营都司：我们要和老百姓自由交往，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就把船开进福州，等候总督大人的消息。

都司无奈，为了阻止胡夏米的船继续上行，只好答应不阻止百姓上夷人的船。

允许百姓上夷人船只的消息一公布，百姓立即蜂拥登上夷船。英船一边为百姓治病，一边和商人做生意。

没法压服夷人，官府只好无奈地私下做手脚。清兵在各个村落贴出公告，禁止百姓登上夷船。

没想到，这一招给他们惹来了更大的麻烦。胡夏米见到布告后，非常愤怒，向官府提出了4点抗议：1．我们买粮，你们禁止百姓卖给我们；2．我们要做买卖，你们同意了，可是你们却禁止商人上船；3．你们说要帮我们补坏了的船，但是又不来补；4．我们给总督的禀帖，你们没有任何回音。既然这样，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福州。

胡夏米命令船队沿江而上，直抵福州城下，同时四下公告：我们不是随风飘到这里的，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做生意。

夷人进入福州，是一件严重的违法事件。天朝这边既不能动刀兵，又无法把他们赶走。局面难坏了天朝的官老爷们。

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做点生意，赶紧打发了这帮瘟神。官府同意胡夏米在福州销售了大约一万元的货物。胡夏米随即离开福州，前往宁波。

浙江早就得到了福建的消息，立即派出大军，在水面上布置舰船，重重拦截胡夏米的船。没想到，胡夏米照样闯入甬江口，抵达宁波。

一支军队居然无法阻挡住一艘商船，天朝的军力，连随船的夷人都大为吃惊。

胡夏米在宁波待了半个月。宁波不像福州，四周的老百姓早就得到官府的警告，谁也不敢登上夷船，不敢和夷人打任何交道。这一招搞得胡夏米非常寂寞，他只好起锚继续北航。

离开浙江，胡夏米进入江苏的第一站上海。吴淞的苏淞镇总兵关天培派出兵船在上海一线堵截，上海的苏松太道吴其泰早早就发布公告，禁止百姓与夷人交往，更不许做任何买卖。

和福州一样，天朝的兵船根本没法拦住胡夏米，商船直接在上海靠岸。胡夏米给吴其泰写信，要求通商。

在上海待了几天，和吴其泰打了一通笔墨官司，胡夏米继续向北航行。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已经得到朝廷“认真查覆办理”的指示。陶、林两人担心胡夏米船上载有鸦片，上奏皇上，准备秘密派人上船搜查，如果查出鸦片，立即就地焚毁。

陶、林两人的这个办法，其实是异想天开，实际完全无法执行。但即使如此，道光皇帝还是被吓了一大跳。现在夷船不断向北航行，最关键的，是在他们到达天津之前把他们堵截住，哪里还有闲工夫管什么鸦片问题。道光皇帝传旨严厉地斥责两人：如果你们惹是生非，弄出了麻烦，追究下来，你们两个能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吗？安抚这些外夷，只能按照旧的章程，严肃镇静地对待他们，让他们找不到借口生事，怎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胡来，不顾天朝的政体？

不能主动出击，就只能静静地监视。两人奏报，林则徐派人对胡夏米进行劝谕，还在水面上排列了兵船，在岸边布置兵力。胡夏米看见岸上的官军，“颇露惶惧”，于是声称自己不是匪人，是“恳求交易而来”。如今得到了劝谕，“已经悔悟”，再也不敢来了。

很可惜，陶澍和林则徐都不知道，这位胡夏米是如何瞧不起天朝的军队，更不知道这次回去后，胡夏米曾经给英国外交部提出过一个报告，报告中称用3000余人的陆军、一艘海军主力巡洋舰和其他辅助舰只就可以征服中国。如果陶澍和林则徐知道这些，估计也不大可能在奏折中使用这些非常文学化的语言来描述天朝军队的威风了。

在详细描述了胡夏米“莫须有”的“悔悟”后，陶澍、林则徐的笔锋漂亮地一转：不过，夷人说现在风狂雨大，实在不能开船，只求等风停后，立即开船回去。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根据胡夏米的记载，并没有狂风暴雨阻止他离开江苏。他之所以没离开，是因为还没有完成考察。

胡夏米在这一带足足停留了20天才开船离开。林则徐在奏折中是这样向皇上交代的：风停后，夷人不敢逗留（已经逗留了20天），立即开船，向东南仓皇而去，关天培“亲自督押”，另派军官押送到浙江交界处。

离开江苏后，胡夏米根本没有向南航行返回浙江，而是继续向北航行进入山东外洋。胡夏米的动态，林则徐知不知道呢？

他知道。在这个奏折里，林则徐又附上了一个夹片说：现在正好是南风季节，臣担心这些夷船被我们驱逐之后，又要逃往北方洋面游弋，所以派人押送到浙江一带。但是我们还在严密巡查，不能因为已经押解到浙江而稍有松懈。

非常高明，这就叫“预留地步”。这里已经潜藏了“南风”和“北逃”等关键词。江苏现在已经将夷人“押送”进入浙江，但是因为有“南风”，夷人是否会悄悄地继续向北“逃跑”，江苏方面无从得知，即使夷人真的“北逃”，也不是江苏方面的责任，而是浙江方面监查不严，江苏方面不应受到责罚。

此后，胡夏米北航至山东、盛京一带，对沿海的情况进行了考察。船队还远行至朝鲜、日本、琉球，最后返回广州。

此次航行，英国方面有两个重大收获，第一个是对天朝的军力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胡夏米沿途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风土人情和军事地理等资料的收集，特别是对东南沿海大清军力的实际情况的第一线观察，为英国日后对华用兵的军力配置提供了直观的依据。因此，许多国内学者认为，胡夏米就是间谍，此行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侦察中国沿海情况。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考察航行所到区域的潮汐、河流、地理、风土甚至军备等情况，只不过是倡导实验理性的航海民族成员在航行时正常的反应，况且，此时的英国还从未将战争作为中英关系的一个选项，而胡夏米有关中国沿海的基本资料也并未交付英国军队采用。此后的战争中，几乎在每一次战斗开始之前，英军都是自行对海洋、潮汐、地理等相关情况进行认真勘测的。

胡夏米此行的目的，就是开港。而这次航行，让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上海作为新开口岸的远大前景，这是此行的另一大收获。随队翻译郭士礼写道：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是太令人奇怪了。

根据他们的观察，上海的国内贸易量，远远大于广州。如果英国商人获准在上海贸易，将获得比广州更好的市场。

上海第一次进入英国人的视线。

胡夏米这次航行，极大地鼓舞了广州以散商为主的强硬派。他们相信，对天朝采取强硬政策，会比东印度公司时代的温和政策更加管用。天朝军事孱弱，政治腐败，在对大清的外交交涉中，英方只有坚持强硬态度，才能达到目的。后来，胡夏米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有一句精辟的总结：我方愈不屈服，对方就愈会满足我们的要求。

胡夏米的这个结论，严重影响了广州散商的对华态度，而广州散商的对华态度又严重影响了即将到来的律劳卑使团和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16．不平等是决不能打破的（一）

1834年7月25日凌晨2点，一艘小商船悄悄地驶进广州。一个叫律劳卑的英国人抵达中国，在他的身后的虎门口外，还停泊着英国军舰伊莫金号和安德罗马奇号。

律劳卑后来才知道，当他的军舰开到虎门口外时，两名行商已经风尘仆仆地赶到澳门，劝阻他前来广州。在得知行商没有找到律劳卑后，总督又派出一位高级军官沿珠江顺流而下，力争阻止律劳卑前往广州。

律劳卑在迷蒙的夜色中到来，他眼前那座黑沉沉的广州城，正像中英关系的前景那样，模糊一片。

律劳卑使团是继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后，英国派往中国的又一个使团。只不过，与阵容庞大、风光无限、被英王寄予厚望的前两个使团相比，这个使团只有区区几个人，使团的目的也仅仅是与广州而不是帝国首都北京建立联系，使团的规格非常寒酸，目的也极为有限。更糟糕的是，当年两个使团栖栖遑遑地离开中国时，心中是无限的失望和遗憾；而等律劳卑一行仓皇凄凉地离开广州时，心中更多的是无比的仇怨和愤懑。

律劳卑来到中国时，正是中英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的到来，大大推动了中英关系向一个新的轨道前行。这条道路的前方，是一个双方谁都不愿意看到却又必然要出现的结局。

律劳卑是受天朝的邀请前来的。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将被取消的消息，广东的官场也得到了。既然东印度公司要“散局”，这里的贸易和夷人的管理就成问题了。两广总督李鸿宾要求英国方面派一名明白事理的大班，来广州管理一切贸易事务。

虽然有阿美士德使团的失败，但是，此时英国外交部还是相信外交方式能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问题，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的绝好机会，因而决定派律劳卑使团前往中国。

律劳卑的出现，意味着英国外交部替代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英国商务监督替代了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监理会，散商们代替了东印度公司。这是中英关系划时代的变化。

但是，中英双方都没有对此做好准备，相对而言，天朝几乎毫无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激烈的冲突。

根据英国政府的指令，律劳卑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保护和促进英王陛下的臣民对广州的贸易，并尽力查明把英国贸易扩大到中国领土的其他部分是否可行。

后来的对华强硬派巴麦尊，在当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温和派代表人物。他指示律劳卑，此行的唯一目的，是让中国政府相信英国国王真诚希望培养同中国皇帝的最友好关系，以及同中国皇帝一起采取任何有可能促进各国臣民幸福的措施。

为了避免可能引起中国的不快，巴麦尊非常谨慎地警告律劳卑，遵守中国的一切规章，尊重中国的一切成见，不许使用任何武力。但是，又必须让中国知道，你不再是大班——一个英国的商业人士，而是英国政府的外交使节。

这怎么可能。巴麦尊太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太一厢情愿了。

此时的中国从来不承认任何拥有平等地位的外交使节，也从来都没有邀请一个外交使节前来，更不知道如何同一个外交使节打交道。

费正清调侃地评价道：巴麦尊没有给律劳卑足够的权力与中国政府交涉，中国政府要求派出的仅仅是一个商务人士，英国却偏偏派出了一个官员，而中国政府并不准备接待英国官员，因为这违反了中国的惯例。在天朝这里，要么是贡使——这又不被英国人接受；要么就是商务大班，或者干脆谁也别来。

这个矛盾的指令使律劳卑的使命注定要失败。

在巴麦尊的指示中，还有一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内容——他要求律劳卑在到达广州后，应立即用信函通知总督。但是，巴麦尊本人对此可能造成的结果毫无意识。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评价道：这几个字，是放进了燃烧炸药的信管，冲突就从这里开始爆发。

根据律劳卑的记载，他刚刚到达中国时，一切似乎都还非常顺利，中国人似乎带有一种脉脉温情。当英国军舰安德罗马奇号在虎门外停泊时，一艘中国兵船靠了过来，放了三声礼炮，英国军舰也以三声礼炮回应。

天朝似乎没有对不请而来的红毛外夷鸣放礼炮的习惯。谁也不知道这三声炮响到底是礼炮，还是中国兵船轰击英舰时准头太差，失之千里，弄得英国人误以为是欢迎他们的礼炮。

不管怎样，至少英国人觉得，气氛很友好。

但是，这是律劳卑到达广州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会到双方的友好气氛。

7月24日中午，英国炮舰鸣放13响礼炮，律劳卑将护航的两艘军舰留在虎门外，换乘一只小商船前往广州。这位连名字都被天朝人故意鄙夷地翻译为“一律是劳苦和卑贱”的可怜家伙根本不知道，在广州，等待他的到底是怎样的宿命。

他的到来，立刻极大地震动了广州官府。

他到来的时间是夜晚，官府认定他是秘密潜入广州，可能包藏祸心。他没有申请红牌，擅自进入了广州，违反了天朝的禁令。两广总督卢坤赶紧下令，去问问他来干什么？

天朝的官员当然不能出面，于是两个行商奉命找到了律劳卑。

让天朝官员和行商都感到大为奇怪的是，律劳卑竟然不见行商。他坚持自己是英国官方的代表，根据国家平等的原则，他只能和中国官方建立联系。行商居间传递，将会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降低英王陛下的代表团和英国民众的身份与地位，并使自己无法履行各种职责。

他通知中方：我是一名英国外交代表，我将按照适合英王陛下任命的代表团和英国荣誉的方式，直接与总督进行联系。

按照巴麦尊的指示，他要把他的到来通知中国官方，于是，他给卢坤写了一封信；同样按照巴麦尊的指示，他使用了平行书信的格式，也就是两国使用平等的称谓、敬语和格式；他甚至大胆地请求和总督见面。

在天朝眼里，律劳卑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要反天了。律劳卑的这封书信，给他和天朝都惹来了一个天大的麻烦。

第二天，律劳卑派秘书阿斯特尔把这封已经封口的信件送给总督。

两个严重问题就此产生：其一，外国人给中国官方的信，向来只能由行商负责投递；其二，信件不能封口，因为行商在投递之前，必须知道其中的内容，如果内容不合适，那就直接退回。

后来，中方官员发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封信采用了平行的格式，把大清国和大英国平行书写，没有让大英国低于大清国，信中竟然还狂妄地自称“大英国”。

用总督卢坤后来的话说，中外大防，最重要的就是体制。这样的书信，天朝绝不可能接受。且不管律劳卑是不是英国官员，就算是，也不能和天朝的官员平行书写。事关国体，一点都不能迁就，不能让他们轻视天朝。

秘书阿斯特尔并不知道这些，他带着这封信来到城门口。一个卫兵见到他，立即飞跑去向上级报告。不到一刻钟，一位低级官员出现了。

阿斯特尔拿出那封信：请转交给总督。

不行。不过，马上就有一个更高级的官员要来，你等等吧。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来了好几拨官员，但他们都拒绝接收信件，因为马上就有一个更高级的官员要来，你等等吧。

据英方记载，阿斯特尔在这期间受到了这种场合常见的“很大的侮辱”。不久，行商伍浩官出面打圆场，他请阿斯特尔把书信交给他们，由他们转交总督。但是这违反了律劳卑的指令，被阿斯特尔拒绝。

终于，又来了一个官阶更高的官员。他接过信说：这种信，只能通过行商投递。他仔细看了看，发现了那个重要的问题：信封上写的是“信函”而不是常用的“禀帖”。

这怎么行，这种写法绝对不能允许。

为了打破僵局，通事们建议：我们把信抄写一份，交给总督。但阿斯特尔坚持直接和总督联系，依旧不同意这个方案。

这时，一位叫韩肇庆的广州协副将（我们以后还会提到他）到达现场。阿斯特尔三次将信交给他，他三次拒绝。

行商领袖伍浩官提出了一个新方案：由他和韩肇庆同时接收这封信。但阿斯特尔依旧拒绝。

突然，阿斯特尔面前的中国官员全体告辞，离开了城门。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向总督请示。不久，这些人又回来了。不屈不挠的阿斯特尔又一次拿出了信件，不屈不挠的中国官员又一次拒绝接收。

在城门口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中国官员一拨一拨地来，又一拨一拨地走，就是没有人愿意接收这封信。没法子，一无所获的阿斯特尔只好打道回府，第一次投递信件失败。

这一夜，估计伍浩官等十来个行商都没有睡好觉。按照广州的制度，夷人在广州出了问题，行商们肯定逃脱不了被责罚。惴惴不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行商们集体来到英国商馆恳求律劳卑：你们把封面改改吧，不要用“函”字，就用我们习惯了的“禀”字。

律劳卑不改。

卢坤也不收。

卢坤还专门就此事向行商们再一次重申：夷人的任何要求，惯例都是通过行商们转交，再经过中国官方的研究，最后作出决定。天朝的规矩是，大臣们绝对不能和外夷私通信函。再说，夷人进入广州，必须得到红牌。这样擅自闯进广州，我必须上报皇上，看看该如何处理。现在，请他先回到澳门吧。

第二天，伍浩官又跑到商馆见律劳卑，劝说他接受这个“禀”字：除非这样改，否则，总督绝对不会接受。

这显然违背了中英官方平等交往的准则，律劳卑再次拒绝。

谈话过程中，律劳卑告诉伍浩官：翻译马礼逊已经告诉 我了，你们故意把我的名字丑化成“律劳卑”。

伍浩官答复：我是奉命行事。

行商还是没能说服律劳卑，总督失望而且愤怒，按照惯例，先拿行商出气。他下令，行商们如果不能说服夷人执行这些条例，就要受到严厉处罚，而通事则可能被砍头。

总督如此紧张和严厉是有道理的。夷人擅自进入广州是一个严重的事件，皇上绝不会轻饶他。果然，不久，皇帝得知律劳卑擅自进入广州的消息后，立即给了卢坤一个撤职留用的处分。

律劳卑的强硬态度，让中外双方都非常头疼。事情就这样僵持着，双方谁都不愿意退让。

前有虎后有狼，夹在中间最难受的是这帮行商。中英贸易的历史上，行商虽然时常像被夹在风箱里的耗子，但是情况却从来没有如此严重过。1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能看到眉头紧皱的伍浩官们心中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和无奈。

行商们惹不起官府，只好继续劝说英国方面让步。但是，如何才能让他们同意让步呢？

行商们改打亲情牌，他们亲切地劝导：律劳卑先生，请回澳门吧，广州天气热，澳门就要凉快许多，那里更舒服啊！

尽管行商们说得如此动情，律劳卑依旧不为所动。

这时，粤海关监督又跳将出来支持总督的立场，他向行商重申，过去对夷人的相关限制规定必须严格和坚决地执行。

还是继续劝告夷人吧。行商邀请广州的各国商人们开会，请求大家一起说服律劳卑。

得知这个消息，律劳卑抢先一步，先行召集英国商人开会。会议上达成一致：所有的英国商人都支持律劳卑，进退唯其马首是瞻。

英商的这种态度很自然。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直在高喊改进广州贸易体制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广州的外国特别是英国的散商。他们对律劳卑此次出使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当然不会随意退让。

律劳卑随后发布了一份中文的《中英关系现状公告》，在广州许多地方张贴。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告诉中国商民，中英目前的僵持，是由于中国官府拒绝接收信件，由此导致的商民正常贸易的损害和生活的困顿，应由中国官府负责。

英国的对华政策一直非常注意把百姓和官府区别对待。在以后的战争中，英方也多次发布过这种向百姓说明情况的中文告示，比如，英军只打官军，绝不危害百姓，百姓尽管安居乐业等。

律劳卑的这一系列行动大大激怒了中国官府。来而不往非礼也，作为回应，总督也发布了一通告示：不法的奴才，竟然胆敢擅自称为监督，既然是一个外国未开化的监督，应当对礼节和法律稍有了解，你竟然胆敢闯过设有障碍的各个关卡，任意进出，此乃对规章和禁令的严重侵犯，应恭请圣旨将你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一场风暴马上就要来了。商馆里的老职员们纷纷逃离广州，他们更清楚广州将要发生些什么。

行商们彻底绝望了，一切手段都用尽，他们只好拿出最后一招：停止装载一切英国货物。

这是神风敢死队自杀式的攻击。它意味着行商们自己也将承担同样巨大的损失。一旦错过东北季风，他们将损失整整一年的贸易。他们重金订购的茶叶之类，将被迫积压在库房里，慢慢地发霉、变质，最后一钱不值。

不是被逼急了，谁也不想这么干。

总督让行商转给英国人一封信，在信中总督像训斥中国百姓一样大义凛然地训斥这些夷人：中国的茶叶、大黄，你们不吃，就要肠道梗阻，活活憋死掉。皇上施恩同意你们从事这个贸易，你们通过这个贸易也赚了不少钱，可是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导致贸易受到威胁。如再不改正，我就要永久断绝一切贸易。

事到如今，是大家早就料到的。

这时，从虎门口外传来消息，一度短暂离开的两艘英国军舰安德罗马奇号和伊莫金号又回到虎门外的穿鼻停泊。

总督心里有些慌了，赶紧差遣伍浩官等人来问律劳卑：它们来这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去？

律劳卑故弄玄虚地回答：那是一个秘密，除了总督，我不会告诉别人，如果总督愿意见我，我会向他说明一切。

第二天，伍浩官等人又来了，说：总督不能见你，你还是赶紧回澳门去吧。见过世面的伍浩官很在理地说：如果我在英国，我就要遵守你们英国的法律，你在中国，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律劳卑回答：我很赞同，如果你在英国，你会被当作一个有身份的人接待，而我在此地所要求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个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事情僵持了这么久，可是总督卢坤对眼前的一切仍然是一头雾水。他让行商再去问问。

可是律劳卑的回答还是那样让人颇为不满：总督接受了我的那封信，就可以知道我的意图。

其实，律劳卑的意图非常清楚，他报告巴麦尊：我的重大目的是要打通并保持同总督的直接个人联系，从而能够将在贸易上所受冤屈，从他那里获得补偿，而不是让我听任行商摆布。

摸不清夷人到底要干什么，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卢坤决定派人去当面谈谈。对他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

由广州知府带队，三个官员被派去和这个夷人见面。可是，双方为了座次的问题吵闹不休，大家都坚持本方应该坐在主座上。乱哄哄一通，会议开不下去了。三个官员索性直接问这个夷人三件事情：到底要干吗、什么职务和什么时候回澳门？

律劳卑回答，他是英国政府派出的商务监督；他来的目的，只要总督打开自己写给他的信就明白了；至于什么时候回澳门，那得看他什么时候觉得该去。

中方依旧不得要领。更糟糕的是，会见的座位，没有按照中国官方的意见安排，没有显示中方官员尊贵的地位，卢坤觉得这丢了天朝的面子，一怒之下，广州知府立即被撤职。

此后总督又进行一番“晓谕”，无奈律劳卑太不识相，还是一副绝不退缩的架势。忍无可忍的总督大怒之下，终于使出了那个致命杀招：停止与英国人的一切贸易。船夫、仆人、搬运工等一切为英国人提供服务的中国人全部撤走；任何中国人都不能把食物卖给英国人，违者处死，这个禁令也适用于把食物卖给英国人的任何外国人；派兵包围商馆。当然，这个禁令只针对“顽梗不化”的英国人。对于“恭顺”的其他国家的夷人，一切照旧。

从西方的交战规则看，这些，几乎就是战争的前奏。

这份布告贴在一张薄板上，悬挂在律劳卑下榻的东印度公司商馆门口，20名士兵守在大门外。商馆里的中国仆役被吓得半死，他们害怕士兵们冲进商馆，立即跑上楼，通知律劳卑。律劳卑走下楼，把大门口的布告取走。

律劳卑根本不准备退缩。他似乎对天朝的官军一点都不担心，当即派出一名信使赶往虎门，命令两艘战舰火速进入广州。

两艘军舰立即起航，向广州进发。军舰从炮台密布的狭窄水道通过原本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根据英国资料记载，两舰在江中慢慢航行，常常随风转向，暴露船身，受到各炮台袭击，不过，清军由于惊慌失措，漫无目的，缺乏坚毅和技巧，英舰受到的损失非常轻微。英舰发炮回击，在发出第一炮之后，就无须再装炮弹或调整炮位了。在英舰的回击下，虎门的亚娘鞋和横档炮台基本被摧毁。

这个结果，当然在律劳卑的意料之中，此前律劳卑曾经告诉国内，一只手持弓箭、长矛和盾牌的军队，怎么能抵挡住一队训练有素的英国士兵，虎门炮台是根本不足挂齿的。

重兵布防的广州“锁钥”虎门，在天朝人眼里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天堑，但是，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这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军事目标。这是中西方军事技术上的差异，任何人驻防都一样。

两艘军舰闯过虎门，在黄埔停泊，一队水兵随即进驻广州商馆，摆出一副坚决反击的架势。律劳卑声称，广州政府想中止他的使命，就像想中止珠江水流那样困难。

不得了，这下炸锅了。

据说卢坤紧张到了“数日不饮、不食、不睡”的程度。他一面紧急调兵防守，一面把疏于防御的各个官员分别革职，然后把情况紧急奏报皇帝。

皇帝龙颜大怒：看来各炮台都形同虚设，两只夷船都不能击退，简直可笑可恨。武备废弛已经到了这种程度，难怪夷人要轻视我们。广州水师参将高宜勇革职，枷号海口示众。水师提督李增阶虽然因病请假，同样先行革职。总督卢坤革去太子太保衔，拔去双眼花翎，先行革职，暂留两广总督之任，戴罪督办。办得好，就罢了，办不好，军法从事，绝不宽贷。

谕旨发出后，皇帝想了想，还是觉得不解气，又发了一道五百里加急谕旨，让卢坤加紧防范，痛击外夷。

皇上天威把卢坤吓得屁滚尿流，他赶紧大规模整顿军备。一大批清军把英国商馆团团包围，商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被切断。12只大船每只装载10万斤巨石，横沉珠江，封锁进入广州的水道。在水面，用铁链和木筏横断江面。28艘舰船和16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在江面上游弋，随时准备击退来犯之敌。还有200只小船组成预备队，船上装满柴草、硫黄、硝石等易燃之物，上面专门配置潜水员，以便发动火攻。《三国演义》里水战和火攻的作战样式，这里都有了。

此外，为了以防万一，卢坤还在其他地方布置了第二梯队，以加强纵深防御。据说，当时水陆两路动员的总兵力在8000到1万人之间，以抵抗当时区区300余英国士兵可能的进攻。

事态已经从外交交涉升级为战争准备。

17．不平等是绝不能打破的（二）

卢坤和律劳卑，两人像即将决斗的武士，手里挥舞着大刀，摆开架势，随时准备向对方发动致命一击。

架势虽然都摆得很像那么回事，可是双方都不愿意也不能开战。中国方面，总督再胆大包天，也不敢在没有皇帝旨意的情况下擅自主动出击。擅开边衅的罪名是可以杀头的。

英国方面，律劳卑并不认为自己单靠2艘战舰和几百人就可以打赢一场局部战争。更严重的是，战争可能导致外商生命的损失和贸易的停止，这既违反外交部给他的指令，也会给同胞招来巨大的灾难，他无法承担这种后果。

但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底牌。剑拔弩张之际，必须有一方作出让步。

让步的，是律劳卑。

几乎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律劳卑突然对英商宣布，既然他离开广州就可以恢复贸易，那么，他愿意撤退。

让强硬的律劳卑一夜之间态度软化的，是广州的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的现状。

律劳卑以沉重的心情致函全体英国商人：我不能再坚持 使你们深受痛苦的方针，我安心退出广州，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离开会使你们的利益不至受到牵连，我虽然想竭尽全力来实现陛下的意旨，但是没有成效。

在给外交部的公文中，律劳卑的解释更为明确：双方对峙下去，中国方面将继续停止贸易，这会给英国商人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害。一旦他离开广州，贸易就可以重新恢复正常。两害相权，他宁愿选择放弃外交目的而保全英商的利益，所以，他必须向中方让步。

当时广州的英商，心情非常复杂。他们一方面非常支持和同情律劳卑的对华政策，但是，他们同样担心，这样僵持下去，错过了贸易季节，他们将承受严重的损失。毕竟，与官方的平等交往相比，个人金钱的损失要现实得多。而且，在商馆里的英国人，日子并不好过。没有仆人，没有粮食，甚至无法汲水，对外通道被切断，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生命可能随时凋零。

于是，广州的外商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人仍旧坚持继续对抗下去，另一部分人开始悄悄与中方联系，一些印度祆教徒干脆直接要求律劳卑放弃主张，否则，将可能导致数千从事对华贸易活动的同胞破产。

来自广州英商这种日益强烈的压力，让律劳卑最终选择放弃此行的外交目的，退回澳门。

后来，全程参与了这场争端的另一位英国商业监督罗宾臣说，正是由于广州英商内部的严重派系情绪，才使得英王陛下的代表团在广州受到冷遇，并不幸撤离省城。

让律劳卑必须离开的另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理由是，他此时身患重病。为了让他“不再受到当前与中国当局交涉的烦扰”，他的医生强烈要求他必须立即离开广州，不能再拖延。此时律劳卑已经无法工作，向广州官府申请离开红牌的交涉，都是这名医生替律劳卑完成的。

律劳卑带着两艘巡洋舰退回澳门，广州的贸易立即恢复。这场鸦片战争前中英最严重的争端，以中方获胜而告终。

总督卢坤狂喜，他终于可以向皇帝报捷了。既然是报捷，当然就要把戏做足。卢坤报告皇帝：

英国军舰进入黄埔后，自己立即派人斥责：兵船闯过虎门，进入内河，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不明确回答，天朝一定要全力剿杀，绝不宽恕。夷人律劳卑立刻认罪道：刚刚来到内地，不知道天朝的禁令，兵船进入广州，目的是为了保护货船，误入虎门，在虎门被天朝开炮轰击，为了自保，只好放炮回击。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犯下大错，只敢乞求天朝恩准回到澳门，兵船一刻不敢耽误，即日退出虎门。

接着，卢坤豪迈地说：官军已然布防齐整，如果乘英国人进退两难之际，四面夹攻，很容易就能致这些夷人死命。不过，皇上以仁德怀柔远人，抚驭外夷，仁义兼备。外夷想捣蛋，就惩罚他们，外夷服帖听话，就宽待他们，对他们从来都留有余地。律劳卑既然已经知错，并愿意退回澳门，就不好再去灭掉他。现在我已经派人把他押解出广州，兵船也被“押出”虎门海口。

翻阅这个时期天朝的奏折，你常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天朝地方官指鹿为马、蒙蔽皇上的功力，的确是太深厚了。在天朝做官，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不外乎上能蒙蔽皇帝与上级，下能欺骗与压制百姓，中能搜刮自肥填充宦囊。在蒙蔽皇上、歪曲事实上，卢坤的这份奏折简直是一份教科书式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我们此前没少看到，以后更会经常看到。

得到奏报，皇上大喜：卢坤办得不错，恢复太子太保衔，赏回花翎，其他还在枷号的人，一并全部释放。

广州官场皆大欢喜，受蒙蔽的，只有皇帝一个。

几天之后，律劳卑病死澳门。这个消息让广州方面更加振奋：看看吧，以后哪个夷人胆敢再和天朝对抗，这就是下场。

但是，天朝方面如果知道这次胜利的后果，也许宁愿不要这次胜利。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律劳卑事件让中英两国向着战争跨出了坚实的一步。

英国政府对此事件感到强烈的受辱和挫败。在他们眼里，天朝官员是“傲慢的野人”，总督卢坤的一系列行动是“对英国王室犯了一起暴行”。英国当时的外交部长威灵顿甚至认为律劳卑事件是“一次民族的耻辱”。此事件后，英国外交部的对华政策逐渐转向强硬。受律劳卑事件影响，英国国内的工商业者也开始大力鼓吹对中国实施更为强硬的政策，即使不愿意过多理睬这些工商业暴发户的威灵顿也不得不同意，应该给广州的领事几艘小型战舰。

相比于英国国内，广州英商的反响更为强烈，后果也更为严重。律劳卑使团的失败促使强硬派成为广州英商的主流，后来采取强硬措施又逐渐成为全体外商的一致态度——和平外交方式已经毫无用处，只有武力威慑下的外交手段，才能改变中国不公的商业规则和国家交往方式。

律劳卑曾经说过，同这样一个政府的交涉，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否则，交涉不过徒耗时光而已。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对此评价道：他的这句话，为一切外国政府奠定下一个一贯奉行的政策。

律劳卑离开广州后不久，广州的英商集体给英国政府发出了一封请愿信，要求派出一位公使向中国皇帝提出三项要求：赔偿停止贸易所造成的损失；开放北方口岸；结束公行垄断。

英商称：过去与中国政府或官吏打交道最失策的就是对轻蔑和不公待遇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这不仅使国家尊严受到损伤，还会引起对我们威力的怀疑。我们在中国贸易所受到的限制和无能为力的处境，是由于我们对中国方面的妄自尊大长期默从。中国皇帝狂妄地自认为他和他的子民都是比别国王皇子民高一等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必须对这种妄自尊大行为做坚决驳斥和打击，否则对于继续交涉也是没有好效果的。

英商要求政府：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持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利益，使得我们和中国的贸易可以安全和不间断地继续下去。具体办法是：全权公使在足够海军力量的护卫下直驶中国东海岸，尽可能逼近北京，与中方进行谈判，以调整中英关系，防止可能发生的相互指责和误会。如果必要，可以封锁中国国内贸易口岸，并截断向北京纳贡的渠道，同时要求重新开放厦门、宁波和舟山。

英商强调：这些手段是经济封锁和武力威慑，但不是战争。这样做不仅不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冲突，反而是避免这种冲突危险的最可靠办法。从个人意愿和利益来说，我们并不赞成战争。

采取强硬态度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能与天朝达成一个商务条约，以规范中外贸易和中外关系。英商称：我们反对战争，但是，如果不能达成一个使中国和外国的臣民同时得到保护和制约的商约，战争终究要到来。正因为我们希望避免最终用武力来解决，所以我们认为，达成一个商约是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道义上的责任。一定要到误会发展为争端，争端发展为战争才去补救是明智的吗？

《澳门月报》也评论道：最迫切的需要是和中国缔结一个正式的、体现互利原则的条约，来建立和巩固英国和中国的通商关系。要想缔结一份商约，就必须有武力作为后盾。该报一篇评论把天朝政府比作一只“乡村的恶狗”，看见生客就狂吠一番，如果生客躲开，它就追着咬；如果生客赶上去，它就退避三舍，如果生客把它打一顿，它就俯首帖耳摇尾乞怜。

该报的结论是：我们不一定要和中国人厮杀，只向他们耀武扬威就够了。

亲眼目睹了律劳卑事件的广州的英商，最早感受到形势的巨大变化，也最终改变了英国的对华政策。在他们的一力鼓动下，以武力威慑为依托的对华强硬外交政策逐渐形成，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炮舰外交”。

现在，有必要整理一下律劳卑事件。这个事件中，律劳卑和卢坤，两人到底谁错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回答，必须区分历史和当代两个时段。

先从历史的情况看。

律劳卑严格按照政府的训令要求，力图与总督卢坤建立平等的书信往来。在这一点上，他比他的后任更加彻底和执着。当然，律劳卑可能是一个没有经验和性情执拗的外交官，他对广州的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的规则一无所知。他一到中国就违反了必须申请红牌才能进入广州的禁令。他既要求总督改变旧有的规则，又不大考虑总督的感受，甚至不给总督足够的时间，还故意给自己与总督的联系制造麻烦。

不过，尽管有这些细节上的失当，他要求国家之间平等交往并没有错。

总督卢坤当然就更没有错。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建立在数百年来天朝中外通商的基本原则之上的，更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的宗藩体制之上，既没有超越前人，也同样被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其他继任者所坚持。尽管当时天朝“特色”的宗藩体制与西方的国家平等观念完全不同，但是，作为身处那个时代的天朝疆吏，卢坤并不知道这一点，即使知道，他也一定要坚决维护这种符合天朝历史习惯、意识形态和国家原则的“特色”。至于这个外夷是政府代表还是商人代表，他没有必要知道。即使知道，他也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更不会对天朝的老规矩作出丝毫改变。

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在这场冲突中，没有人是错误的。卢坤和律劳卑都是按照当时本国通行的原则在行动，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理所当然地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基本原则和利益，因此，他们的一切行为也就具备天然的正义和充足的法理依据。

不过，当我们把时间拉到当代，用现代的国际交往准则来考察这场冲突，结论似乎又完全不同。

律劳卑有关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要求，早就已经成为现代国际交往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天朝“特色”的宗藩体制下的国家交往准则，虽然在当时被天朝奉为万古不移的圭臬，但早已像女人发臭的裹脚布那样，被西方国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并成为后人嘲弄的笑柄。如果律劳卑和卢坤穿越时空，来到我们的这个时代，更需要作出改变的，不是律劳卑，而是卢坤。

没有人会以超越时代的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去嘲笑卢坤，我们只是试图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还有多少所谓的“特色”，在现在看来，似乎具备崇高的民族和国家正义以及道德合法性，有不可动摇的历史惯例与文化心理支撑，但是在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之后，将被历史证明为谬误，为时代所抛弃，并被我们的后代所嘲笑呢？

律劳卑之后，一个重要的小人物出场了。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他叫义律。

1．被冤枉的义律和他的后甲板训练

广州外洋一个叫上川岛的小岛上，英国商船阿柔号静静地靠在岸边，一群英国船员乘着难得的机会，懒懒散散地躺在甲板上休息。

突然，一阵奇怪的号角声传来，几条船向阿柔号快速靠了过来，船头上升起恐怖的海盗旗帜。没等阿柔号的船员反应过来，海盗们已经向阿柔号发起猛烈攻击。船长见势不妙，且战且走，带着一些船员侥幸地驾驶阿柔号逃出重围，剩下12名英国船员被绑架。

海盗放出话来：交钱，放人。

义律出场了。

查理·义律，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在未来的一段中英关系中将扮演重要角色。他的重要，是因为他恰好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出现在那个特定的地点，他因此走进历史。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义律或者其他什么人，最终都不可能改变中英关系的历史走向。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义律是鸦片贩子的保护人。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事实上，贵族出身的义律非常憎恨鸦片贸易和鸦片贩子。

义律的家族有良好的苏格兰贵族谱系。他本人在阿尔及尔参加过海军作战，在波斯湾镇压过海盗，并有着在西非海岸“使奴隶贩子们受折磨的经历”。他的一个很值得一提的辉煌经历是，由于他在几内亚奴隶保护方面的出色工作，他被调回伦敦，协助制定了英国的废奴法规。

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义律拥有值得信赖的道德感。这也是他厌恶和反对鸦片走私的个人情感和道德基础。

英国人对他的评价是：性子急躁，在发生危机时往往表现出稚气的个人胆量，从不掩饰对毒品买卖的厌恶。走私贩子们一样不喜欢他，不过，遗憾的是，义律对他们还是要尽职行事。

这个评价点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义律不喜欢鸦片贩子；义律必须恪尽职守保护那些鸦片贩子。必须强调一点的是，义律的这种“保护”，其内涵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保护”并不是一个概念。

此后将看到，义律的这种矛盾的境况，是他被人误解为鸦片贩子保护人的主要原因。

义律从来不掩饰他对鸦片的反感，他曾反复对巴麦尊强调，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必定给英国带来危害。这种物品是邪恶的奢侈品，价格昂贵而且很容易经常发生惊人的波动，这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逐渐把英国资金从这个贸易转移到其他的使用渠道，将会带来有利的结果。有许多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令人对印度收入依赖这一税收来源的程度感到遗憾。

他在1838年的另一份报告中说：随着鸦片贸易的危险和羞耻的增加，它将使外国的声誉不断加重耻辱；最后，它将使它本身与我们的合法贸易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给巨大的公私利益带来严重的危险。

他在各种场合反复明确而坚决地支持中国的禁烟。他告诉巴麦尊，中国的禁烟有助于中英关系的稳定。所以，“我决定使用我的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该贸易，并防止它重新出现”。

但是，和后来一样，义律总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英国政府赋予商务监督的合法权力其实非常有限，他根本无法阻止这项让他忧虑和厌恶的不道德的贸易。

在广州，有许多外商对鸦片贸易表示出与义律同样的憎恨和忧虑。这既出于个人的道德感，也有现实利益的考虑。正如后来发生的那样，鸦片贸易非常容易引发中英之间的正面冲突，并对正常贸易产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极其依赖茶叶贸易的英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与其他人相比，义律又有更多一层的忧虑和担心：中国官府有权对走私商人执行包括死刑在内的处置。但是，作为身处广州的英国最高外交官，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安全又是他天然的职责。这意味着他必须抛开个人的情感，尽力帮助 和保护那些他非常厌恶的鸦片贩子。由于中英两国司法体制的差异，这种保护不仅异常艰难，也必然与中国方面产生冲突，引发中英外交事件。

义律有关鸦片贸易的所有担心，在后来几乎都成为现实，并且也都必然和不幸地将他拖了进去。

在义律出场之前，其实还有两个过渡性人物：德庇时和罗宾臣。他们在律劳卑之后分别出任商务监督，共同奉行一种“沉默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是：努力维护中英贸易的现状，尽量不与中国官方打交道，除非中国政府作出友好表示。

沉默政策说明，在律劳卑之后，广州的英国外交官认为，利用外交手段与中国官方沟通并促使后者发生一些改革已经毫无可能，而英方也不能接受继续以“谕令”“禀帖”这类不对等的方式进行交往。唯一的办法，只能等国内进一步的指令。在此之前，保持沉默。

但是，英国的商人们对沉默政策很不满，他们不想坐等指示，希望政府有更积极的行动。《澳门月报》评论道：这种沉默政策是有害的，它使所有商业关系得不到改善。

阿柔号事件发生后，德庇时无法再继续沉默。义律那时还只是第三监督，三位监督给两广总督写了一封备忘录。义律上校身着海军军服，带着翻译和阿柔号船长前往广州城门，递交这份备忘录。和律劳卑一样，他们没有通过行商就直接去了。

据义律的记录，在城门口，他受到了一群人的攻击。他本人被推倒在地，并且还“遭到了最大的侮辱”。他用尽各种方法，劝说一位官员接受这份公文，并且告诉这位官员，这有关12个人的生命。但是，中国官员坚持：我们只接受禀帖。

义律的首秀，和律劳卑一样徒劳无功，英方仍旧无法绕过行商与官方建立直接联系。

不过，虽然没有接受公文，但是天朝怀柔远人，还是果断地出手相救。12个人被营救出来，并被送回到阿柔号。

不久，义律被任命为首席监督，比起他那两个有东印度公司背景的前任来说，他的态度更加积极。刚一上任，他就立刻着手恢复律劳卑之后就中断了的中英官方联系。他告诉巴麦尊，要想维持与天朝的和平贸易关系，必须设法与官府保持正常交往。

当然，义律并不愿意继续重复东印度公司时期那种温和妥协的政策。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外交部：英国政府所维持和促进的那种和平妥协的对华政策，在广州的英商这里，是很不受欢迎的，如果必须由我来实施这种政策的话，那么这将会是我所要做的一件最不得人心的事。

在实现中英官方平等交往和改善广州贸易体制上，义律和律劳卑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激进的律劳卑的失败，迫使义律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渐进与温和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达到目的。

有学者评价义律是一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人，这是比较准确的。根据这一时期他留下的档案和他的行动来看，他既有改革广州贸易制度和中英国家关系的雄心，也有隐忍和循序渐进的意志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受过后甲板训练，懂得在风暴来临时如何低下头。

上任当天，他就给广州的两广总督发出了一封信，并按照程序，向官府申请一张回到广州的红牌。自从律劳卑事件之后，英国的商务监督都住在澳门，根据国内的指示，他们的驻地应该是在广州。

这封信没有封口，用的是“禀帖”，通过英商的手转交给行商，行商再转交给总督。总督也通过行商将“谕令”转发给义律。一切都是按天朝的老办法。

邓廷桢很满意：义律既然如此乖巧听话，那就来吧，正好广州的商务需要一个大班。

义律回到了广州。自从律劳卑事件后，两年多时间里，天朝没有接纳一位英国政府的官员。虽然天朝并不知道义律的商务监督身份与大班有什么不同，但是，获准进入广州，在义律看来，就是自己新的外交尝试的一个小成就。

在与邓廷桢的通信中，义律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远职”的词语，用来称呼自己。这个词语既可以被天朝接受，又避免了降低身份的尴尬。

邓廷桢很长时间都没闹明白这个新鲜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总体上说，这个夷人在禀帖上的措辞和主题都很恭顺，看来他很懂事，因此毫无疑问，他将在所有的事情上绝对顺从。所以，邓廷桢也就同意通过行商和义律进行公文来往。

律劳卑事件后，中英双方的公文往来已经停滞了两年多。在义律看来，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外交上的进展。

义律按自己计划逐渐试探天朝官府的容忍度，有几次，他悄悄把信封上的“禀”字改成了“谨呈”。

这些信件，邓廷桢都毫不客气地“掷还”。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天朝的容忍度为零。

这期间，中国一艘装运大米的船只从台湾出发，在澎湖遇上大风浪，情况非常危险，船上已经有6人死亡。一艘英国商船发现后，立即展开救援行动，拯救了船上的17名中国幸存者，并将他们全部送到新加坡。

这次海难事件被义律当做一个接近总督、推进中英官方往来的大好机会。义律很得意地写信告诉邓廷桢：中英双方互相交换这些慈善行为，不能不加强两国之间的和平和善意的联系。

刚得到中国船员被英国人救起的消息时，邓廷桢还高兴地表扬义律：你的忠顺之情，特别值得称赞。

但是，当邓廷桢意外地发现义律使用了“贵国”和“两国之间”这样悖逆的词语时，大发雷霆，立刻找来了行商，让他们正告义律：考虑到这个事情是职责所系，而且你们是刚刚来到天朝，不懂礼仪，所以对这封信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没有纠正其中的错误，也没有掷还。现在，你们必须要完全遵守天朝的一切规矩，必须小心翼翼地使你们的措辞完全恭顺。

邓廷桢又威胁行商：你们行商也要小心，仔细审查夷人递来的信件，再有这种情况，将要和这个夷人一样受到严惩。

义律原本以为，英国人这次对海难的出手救援，会让邓廷桢不再计较自己信件中的那些含有两国平等意味的词语。他把一只脚尖悄悄伸进门内，没料到邓廷桢一点情面也不给，朝他的脚尖上狠狠地踩了一脚。义律只好尴尬地立即收回自己的脚，为了维系好不容易得来的与中国官府的正常联系，他写信向邓廷桢道歉，并保证再也不使用这样的词语。

邓廷桢的怒火这才平息。

这时，邓廷桢已经开始在广州禁烟，他需要义律配合自己，赶走那些停泊在伶仃洋的英国走私船。义律抓住这个机会告诉邓廷桢，在禁烟问题上，他愿意配合中国官府，但是，自己住在澳门的时候，如果广州突然出事，他必须申请红牌，一来二去，要耽搁很长时间，能不能在发生意外的时候不必申请红牌，随时都可以进入广州。

这话说得在理，邓廷桢答应了。

这又是义律渐进外交的一大成就，义律非常兴奋。更让他欢欣鼓舞的是，他还成功地说服邓廷桢，万一遇上特别紧急的事情，允许他可以不通过行商而直接和邓廷桢联系，以免耽误大事。

义律大喜过望，他兴奋地向伦敦报告了这些在他看来非常大的外交进步，要知道，这可都是天朝从未有过的让步。

但是，对义律的兴奋，伦敦几乎是不屑一顾。

巴麦尊早就告诉义律，在同中国政府书面联系时，最好不要使用“禀帖”的名义。得知义律依旧使用这个词语，而且信件依旧要通过行商转递，巴麦尊很不高兴。

义律只好故意含糊其辞地告诉巴麦尊：“禀帖”这个东西，是下级对上级呈文时的尊敬称谓，按照职位，我的确比总督低很多，对总督用“禀”字是合适的。

但是巴麦尊不是那么好骗的，他再次明确强调：作为英国政府的官员，你的公文只能与总督直接来往，绝对不得通过行商转达；另外，最好不用“禀帖”的形式。

巴麦尊这个“直接联系”的要求，两年前彻底断送了律劳卑的全部使命，两年后又掐断了义律的渐进式外交努力。义律只好降下英国国旗，回到澳门。

律劳卑大刀阔斧的激进方式不行，德庇时退缩沉默的方式不行，义律温和渐进的方式虽然取得了一些小成果，但是最终也不行。

这时，鸦片走私已经越来越猖獗，天朝朝野对此也日益关注，中英冲突几乎随时都可能发生。义律提醒巴麦尊：英国对华贸易的管理权已经从东印度公司移交给了英国政府，政府必须更好地保护在华英商的利益。要想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定的实力是不行的。

义律不知道，英国国内的对华政策，正在悄悄发生重大的转向，对华强硬政策已经逐渐被英国外交部所认同。巴麦尊接受了义律的建议，命令印度派出一艘战舰前往中国，以便保护英国的利益，在义律对华进行外交交涉时提供实际的支持。

但是，巴麦尊特别强调，军舰官兵必须十分小心，不得以任何方式冒犯中国人民的成见，也不得违反中华帝国的法律和习惯，除非为保护英国臣民的生命财产迫切和绝对需要进行示威或实际使用武力，军舰应认真地尊重中国政府关于界限的规定。

1838年7月，东印度公司舰队总司令马他仑带领3艘军舰到达广州。

马他仑来华意味着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在此之前，英国还是以纯粹的外交手段来调适双方的关系；在此之后，英国任何外交目的都必须以武力为后盾。

马他仑的到来让广州官场非常紧张。邓廷桢给义律一封封面有“谕”字的文件，让英舰赶快离开。

有了舰队的支持，义律不再重复广州时的那种“恭顺”。看见封面上的“谕”字，义律拆都没拆就原件退回，并附言如果邓廷桢改正上面的错误，他将非常愉快地接收。

担心马他仑不明白情况，义律特地转告他，除非接到的信件上表明中英双方平等，否则，他不要与总督建立任何联系。

邓廷桢只好通过行商向义律传达命令：英舰必须赶快离开。

义律还是不理睬，他不接受任何通过行商转达的信件。他把一封没有封口、但是也没有在封面上写“禀”字的信派人送到官府。

见义律的来信不符合规矩，邓廷桢也不加理睬。当天晚上，行商原封不动地把信退回：总督有令，不经过行商，没有写“禀”字，他绝不接收。再说，行商其实也是官员，义律你完全不必拒绝他们转交的信件。

义律告诉行商，马他仑到来是为了和平目的，如果总督还是不愿意接受有关他到来的说明文件，那么，这事我就不管了。

按照义律的意思，马他仑给水师和总督分别写信，通报来华目的。在给总督的信中，他使用了“照会”这个词。

邓廷桢没有接受这封信。水师提督关天培复函解释说，拒绝接收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写“禀”字。但是，关天培的来函非常罕见地没有用“谕”字，而是用的“告知”。比起邓廷桢，关天培的态度似乎要更变通一些。

这天，英国客船孟买号从澳门驶向广州，经过虎门时，虎门炮台突然开火，向客船连轰了几炮。客船赶紧停下，几个中国军人登上船，询问船长：这艘船上是不是藏着马他仑、马他仑的士兵，或者他的老婆以及其他家属？如果有，不准他们通过虎门。

没有。

真没有吗？

真没有。

搜查了一番，船被放行了。没行多远，又一发炮弹飞来，小船再次停下。

兵船又靠了过来，一个清军军官登上船，再次询问了一番同样的话，然后放行。

这个举动似乎比较严重地侵犯了天朝很难理解的英国海军奇特的荣誉感。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他仑立即把他的3艘军舰开到虎门前的穿鼻洋面，姿态强硬地通知关天培：我不愿意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任何习惯或成见有丝毫的侵犯，但是，我决不能容忍我奉命保护的旗帜受任何侮辱。请你们以书面的形式对此事作出解释。

关天培的解释是：这不是侮辱，大概是翻译语言不当造成的。

两名清军军官被关天培派到英国旗舰上，当着马他仑和义律的面写下了书面说明：这件事并不是官方的命令，全是土人乱说，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如果以后有这种事，一定要查办。

误会解除了，两军和好如初，关天培和马他仑甚至还相互交换礼物。当然，对夷人的这种退让，多少有点不光彩。无论关天培还是邓廷桢，都没敢向皇帝汇报。

这件事又给广州的英商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有了武力为后盾，与天朝的交往就要轻松很多。

就在义律和马他仑与广州官府争执不休的时候，远在北京的朝廷里正酝酿着一个重大决策。

2．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都有道理的大问题

1836年的一天，道光皇帝收到了一封奏折。提交这个奏折的，是一个叫许乃济的人。道光帝打开这份奏折，立刻被里面的内容吓了一跳。奏折中，许乃济请求皇上同意让鸦片合法化。

这份奏折旋即轰动了整个朝野。几乎是立刻，朝臣中一批人的手指头就戳到了许乃济的鼻梁上，唾沫星子几乎把他淹死。

有这么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有害，政府不断出台禁令，可是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这玩意不仅没法禁止，反而越禁越兴旺，怎么办？

两个方案：继续严禁和合法化。

朝廷内部开始了一场大规模高级别的争论。

先说合法化。在当时，这被称作“弛禁”。弛禁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位许乃济。他的主要论点是：禁烟事实上是失效的，禁烟越严格，各级官吏索要的贿赂越多，计谋越巧妙，鸦片也越禁越多，白银外流也越来越严重。

现实地看，可以走两条路：第一，放开国内种植鸦片，利用国内鸦片价格低廉的优势赶走洋鸦片，从而阻止白银外流。第二，允许鸦片以药材名义进口，缴纳高额关税。鸦片只能以货易货，不能现金买卖。这样，国家可以得到一笔税款，也可防止白银外流。

对于吸食鸦片的官员、学子、军人，必须查禁，但是不能过于严格，否则反而无法执行；至于吸食鸦片的普通人，大可不必理睬，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的垃圾。天朝人口众多，这些人死不足惜。

弛禁的观点起初是由广州的一些士子提出，后来逐渐得到广州官府较为广泛的认可，支持者的名单中，甚至包括两广总督卢坤、邓廷桢和广东巡抚祁塨。几年前，卢坤就把广州的弛禁意见作成一个夹片，附在奏折后面上报给皇帝参考，按照官场的一般规则，这就等于比较隐晦地向皇上请求鸦片弛禁。

无需过多注意就可以发现，弛禁派的名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广州居住或者至少较长时间居住过，很熟悉这里鸦片泛滥的具体情况。许乃济本人就做过广州按察使，并在这个时期接受了弛禁的观点。

得到许乃济的奏折后，道光皇帝并没有立刻表态，他把这份奏折交给了处于一线的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询问他们的意见。这至少表明，道光帝认为这种政策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在他刚刚当皇帝时别出心裁搞的陋规合法化，其基本精神也和鸦片弛禁是一致的。

广州这边意见很统一，总督邓廷桢和巡抚祁塨联名上奏：同意弛禁。

与卢坤羞羞答答地支持弛禁不同，两人在奏折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弛禁的意见：禁烟的命令不断颁布，吸烟的惩罚已经逐渐加重到绞刑，但是，并不能真正禁止鸦片。撤销禁令，恢复对鸦片征收关税的做法是时势所必需，恳请皇上对此予以批准。这样可以终止白银外流，增加税收，还可以制止以鸦片为借口的各种敲诈和不法行为。

弛禁当然不是放任自流。两人制定了包含有9条内容的具体的弛禁章程，其中包括：鸦片进口上缴关税，且只能以货易货；只能在广州贸易；民间栽种可以放宽，与外国货竞争；官吏、学子和军人不得吸食等。

有人说弛禁派代表的是国内鸦片集团的私利，他们完全无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健康。这是典型的爱唱高调却罔顾事实的文人论政。这些人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鸦片越禁越多，禁烟已经事实上不可能。

许乃济上奏的消息很快传到广州，鸦片商沉浸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他们相信，鸦片弛禁是大概率事件。受此消息的影响，印度有更多的鸦片船驶向中国海岸。

但是，朝廷的情况比广州那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许乃济的奏折立刻就招来一片强烈的反对浪潮。

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樽上奏：严禁鸦片不力，并不能成为弛禁的理由，商业上的问题还是次要，鸦片弛禁将使人民道德堕落、身体衰弱。

兵部给事中许球上奏：对毒品征收税款，堂堂天朝，哪有这样的政体？天朝的祖宗体制必须严格遵守。对任何参与走私的人，不论地位如何，一概严格查拿，自然就可以肃清烟毒。必须抓捕些著名的外国鸦片贩子，并把趸船赶回国。如果还夹带走私，就停止贸易。

有关鸦片弛禁还是严禁的这次争论，与道光朝初年那次陋规合法化争论极为相似。

当时力主清理陋规的军机大臣英和的观点是：清查陋规，可以整顿吏治，消除官场腐败。陋规经过清理，一部分合法化，一部分彻底取消，对总额进行明确规定，百姓可以明白自己的负担到底是多少，封闭了官员私自贪腐的空间，还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但是，吏部尚书汤金钊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既然是陋规，那就必须禁，能禁不能禁，是工作成果问题，禁不禁，是根本立场问题，决不能动摇，即使无法禁，也还是得禁。就算是对陋规闭着眼不管，也不能让它合法。这是名分和大义的道德问题。还有，陋规是疮疽，翻出来公开清查，对政府形象很不利。另外，下级官员会发明各种方法对付清理陋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陋规越清理越多，百姓负担更重。

反对清理陋规的汤金钊，死后谥号“文端公”，《清史稿》对他的评语是“端谨自持”“当官廉察，负一时清望”。汤金钊曾以品行端正严明充上书房总师傅，民间有“汤青天”的赞誉，断非贪赃好货之徒。后来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与他的力荐有直接关系，他甚至在林则徐被罢黜后，公然要求道光帝起用林则徐。

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说服道光皇帝制止了陋规合法化。

支持陋规合法化的英和，《清史稿》的评价是“通达政体，遇事有为”，也就是说，熟悉政务，懂得机变，有所作为。

16年前的那场争论，换了一个鸦片的名目，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延续了下来。

与陋规合法化的争论一样，弛禁与严禁，并不存在谁更道德和谁更堕落的问题。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一个更现实，但可能有损道德；一个更理想，但可能根本无法实现。

主张弛禁的人，大多都是广州曾经或者现任的地方官，处于鸦片贸易的第一线，非常了解具体情形。他们的意见比较注重现实，不唱高调，不讲究虚文和所谓“政治正确”。

主张严禁的人，大多都是京官和言官，他们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但是大多都不了解具体情形，所提建议也多不过泛泛之论。看似有道理，但可能在现实面前会一触即溃。

儒家经世致用学说中有两个核心概念：“经”和“权”。用现在的话说，“经”就是坚持原则不动摇；“权”就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变通。弛禁派讲的，是“权”，严禁派讲的，是“经”。从根子上，他们追求的都是经世致用，是完完全全的一路人。

面对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道光皇帝还是没有急于表态，他大概是记起了那句“兼听则明”的至理格言，于是又把这些奏折发给广东讨论。

这时，一份重量级的奏折出现了。

一些人凭借一生的功绩，走进了历史；另一些人，他们一生可能只做了一件事，但是这件事被深深地铭刻在历史中，他们也从此走进历史。

让黄爵滋走进历史的，就是他的一份奏折。

黄爵滋，江西宜黄人，进士，以直言敢谏、毫不回避著称。他的从官经历，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当言官，这决定了他的建议两个特点：1．对现实的情况并不了解；2．道德正确，因此调门通常很高。

其实，他的许多观点和许乃济完全一致，比如，不能以断绝贸易的方式防止白银外流和鸦片导致的严重的经济问题等。但是，不同的是，他要严禁。

怎么严禁呢？他认为，难防的，不是外夷商人，而是内地的奸民。银子大量外流，是由于鸦片走私的兴盛，而走私兴盛，是由于吸食鸦片的人太多，如果没有吸食，自然就没有人买卖，没有人买卖，外夷的鸦片自然就不会运来了。

看来，黄爵滋是一个坚定的“需求决定供给论”者。因此，他禁烟的首要办法就是，以严刑峻法处罚烟民，彻底消灭需求。

怎么处罚呢？死刑。

官员吸食怎么办？本人官降一等，子孙永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官降一等也就算了，子孙不得参加考试，这是在要他们一家人的命啊！

黄爵滋的禁烟，招招式式都见血封喉。死刑、子孙不得参加考试这些致命的杀招给道光皇帝非常深刻的印象。

弛禁派和严禁派在争论中，不约而同地都指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白银外流。

前面已经提到过，道光朝时，担心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朝野共同的忧虑。因此，道光朝的禁烟表明产生的经济问题至少已经上升到与道德问题同等的高度。此时严禁和弛禁，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出发点都是限制白银外流。

天朝的白银外流到底有多严重呢？

一个最常见也最容易想到的计算方法是，以鸦片流入总量乘以销售价格。按战前最高峰的总量每年2万箱，乘以每箱500元的中位价格，计算得出每年进口鸦片的总货值约1000万元，这就是流出的白银总量。这是国内较为常见的主流计算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并不准确。鸦片走私总货值中，有很大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要用来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等产品。在此之外所产生的剩余，才是白银外流的实际数额，体现为对英国贸易入超。这种入超是在英国开始鸦片贸易约半个世纪之后的1830年（有说1826年）方才出现。

还有一种计算方式是：估算全国吸食鸦片人口总量，乘以每年每人所需总量，再乘以鸦片单价，就成为外流白银的总量。有的朝臣根据这种方式计算后得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鸦片贸易导致每年数千万两白银的流失。具体是，广州3000万两，其他地区约3000万两。

这种计算方法的错误在于：1．忽略了国内其他地区种植鸦片，每年仅云南的鸦片产量就不少于数千箱；2．将进口批发价格和终端零售价格混为一谈；3．同样忽视了鸦片进口款项用于购买中国出口产品的部分。

但是，北京距离广州太远，对实际情况了解有限。所以，在1836年的争论中，朝廷中上至皇帝下至大臣，无论是弛禁派还是严禁派，实际上都相信被夸大了的白银外流的严重性。

谈到白银外流的严重程度，至今还有人提到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由于白银大量外流，白银因稀缺而不断升值，导致市场上银贵铜贱，银、铜兑换率从1两兑1000文上涨到1两兑1200至1300文。

这也是不大准确的。

费正清、郭卫东等学者都指出，清中后期的白银升值，与白银外流固然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铜钱含铜量降低、政府赋税重银轻钱、政局不稳、战事频仍、经济发展对白银需求的增长以及物价上涨等。

清中叶之后，铜的开采量并没有提高甚至小幅降低，可是由于人口增加，生产力扩大，导致社会财富增长，市场上对铜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同时，由于融铜为币能够获利，因此私铸铜币大量出现，官、私铸币成色同时降低，民间对铜币失去信心，大量储备白银，白银的价值相应增加，使银与铜币的兑换率发生变化，铜币贬值。

这就是格雷厄姆的“劣币驱逐良币”理论。市场上没人愿意用银子交易，良币被储存。

当然，天朝大臣们不可能知道这个理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白银外流。有意思的是，高居庙堂之上的朝臣们，在高估了白银外流的同时，可能低估了鸦片对社会肌体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这种景象多少有点奇妙和吊诡。

最深刻认识到鸦片对社会肌体损害的严重程度的，是黄爵滋奏折引出的另一个人。

黄爵滋的奏折引起了道光皇帝的高度关注，他依旧坚持兼听则明的原则，把奏折转发给了全国29个封疆大吏，请他们自由发表意见。

禁烟，大家都同意，但是，杀人，就是另一回事。

8名督抚同意“该杀”，称这叫“以杀为生，寓仁于法”。后来曾国藩杀人如麻，秉持的也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奇怪论调。

21位不同意，因为杀人太过于严峻，矫枉过正，法不责众，不合政治治理的大体。

不同意的人中，有直隶总督琦善。他主张的禁烟方法是：全面停止对外贸易。由于夷人缺了茶叶、大黄会死，所以到时外夷自然会“哀恳”天朝，那时再准他们通商，他们就不敢再贩卖鸦片了。

以停止通商的办法禁止鸦片走私，当时在朝廷中并不缺乏支持者，这种因噎废食、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办法，是弛禁的许乃济和严禁的黄爵滋共同反对的。

这29份奏折中，有一份非常特殊，它来自一个重量级人物。他，就是林则徐。

林则徐在这场争论中之所以最受皇帝瞩目，不是他的官位最高，而是他对鸦片的认识最透彻。

林则徐，字少穆，又字元抚，福建侯官人。林则徐出生时，正好碰上在福建大施德政的巡抚徐士林从他家门口经过，父亲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则徐，意思是向徐士林巡抚学习。

林则徐的父亲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一生的功名也只是个贡生，算来大概是个不好听的“挨贡”，但他督导儿子们读书非常严格。少年林则徐沉静聪颖，读书用功，令名颇著，以经世致用为目标，为一时之才俊。26岁那年，林则徐高中进士，先按部就班地在翰林院当庶吉士，后升为御史，因为得罪皇上，外放地方官，这反而成全了他施展才干。从此之后，他仕途非常顺通，从道员而盐运使而按察使而布政使，最后成为方面大员的巡抚和总督。他督办过河道、赈灾、盐运、钱粮、漕运、海运、清仓查库等，也办过平叛、剿匪、边务、夷务等，反正总是被派去办各种难办的大事杂事难事苦事，而且总能办得很好。终其一生，林则徐大部分时间一直在地方上奔波，从内地富庶之区到极边苦寒瘴疠之地，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林则徐当官，有一些非常奇异的经历。他曾经单人单舸，说服了一帮造反的人放下武器投降；在甘肃，他杀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人，那些将被砍头的人流着泪真诚地感激他，因为他保全了他们的全家。他清廉自守，爱民如子，留下了“林青天”美名，以致咸丰元年，云南奏请将其入祀云南名宦祠，陕西奏请为其建专祠。

林则徐在官场上最著名的，是他的勤政和能干。他凡事都要躬亲践行，以身作则。史书记载他“考订详审，博览强记，纤芥事数十年不忘”，他的下属见他前，必须整夜温习过去的文件，尚且还有一些不能回答的问题，而林则徐却能历历道来，千头万绪，了若指掌，让人惊骇不已。在朝野上下，他是公认的“能吏”，为三代皇上所器重。因为能干，他丁母忧期间，居然被皇帝拉出来督办黄河河工。第二年，皇上又想起他，三年丁忧未满，又想把他拉出来做两淮盐政。更有意思的是，他被革职遣戍新疆，途中经过河南，居然被大学士王鼎抓差，督办了一段时间河工，干完了才放他走。

史书说他“身体不逾中人，端凝严重，行止如载华岳……神采威秀，顾盼风生，与人和易温粹”。他以“端亮敏毅”得到道光皇帝的特别赏识。朝廷发生了这么重大的路线问题争论，当然不能少了这位能干的湖广总督。

见到黄爵滋的奏折后，林则徐先后上了两个非常著名的禁烟奏折，支持严禁鸦片。他赞同黄爵滋的办法，建议严惩烟民和贩卖者，由宽渐严，由轻而重，直至死刑；对官吏严格督查，违者必纠；禁止吸烟结合禁止贩烟；吸食者四邻连坐。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严堵鸦片走私进口。

林则徐给道光帝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曾经在汉口、苏州等商业繁盛之地进行过调查。当地的商人告诉他，生意疲敝，很不好做。比如，假设某种货物在二三十年前有万金的交易额，现在，最多也只有一半了。

林则徐奇怪地问，那一半到哪里去了呢？

回答是，一言以蔽之，无外乎鸦片而已。

林则徐义愤地指出，自从鸦片流毒中国后，流出中国的银子逐年增加，搞得国内银子贵、铜钱贱。国家税收如农业税、漕粮、盐税等都非常困难，如果不及早防治，那简直就是用中国有限的银子，去填海外无穷无尽的欲壑。

这些话，大抵也都是别人说过的，没什么可以称奇的。但是林则徐随后的一句话，简直就是振聋发聩，一百多年后的现在，依旧为人所熟知和引用，这句话就是“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据说，就是这句话彻底打动了道光皇帝，让摇摆不定的道光皇帝终于倾向禁烟。从私的角度上，这句话说出了满族皇室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担忧；从公的角度上，这句话说出了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就在在禁烟问题上争论不休的时候，又意外发生了几件事，进一步促使道光帝下定禁烟的决心。

在一次清查中，皇族宗室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伯爵贵明、男爵特克慎等被意外发现吸食鸦片。

几天后，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大沽口的一只船上一举查获鸦片13万两。这是自1729年清政府禁烟以来，查获鸦片最多的一次。

皇帝大吃一惊，鸦片已经侵蚀到皇室，而肘腋之下的天津，仅仅一只船上，居然就查获了这么多，其他各地的鸦片，不知道还有多少。

道光雷霆震怒：烟毒肆掠，都是由于各省地方官因循懈怠，以至于养痈遗患，实在让人痛恨，先把这几个卖鸦片的砍了。

鸦片已经如此猖獗，不从严从重治理，必定后患无穷。皇上立即颁布了一道异常严格的谕旨：卖大烟土的，斩立决；旗人吸烟者，斩立决；当官的吸烟，按律治；官员的幕友、长随吸烟者，本官以失察罪革职，永不叙用；百姓吸烟者，如一年不能戒烟，除了依律治罪外，子孙永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林则徐被紧急召到北京。皇帝要派他去广州，从源头上禁绝鸦片。

林则徐进京8天，道光皇帝召见他8次，并赏他紫禁城骑马。其中有几次，皇上屏退一切人等，与林则徐悄悄私下密谈，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清朝开国200年，还没有哪个汉人官员沐浴过如此浩荡的皇恩。皇帝对林则徐的圣眷，让所有人都羡慕嫉妒甚至恨，据说连当时的首席满族大学士穆彰阿都有点醋意。

几天后，林则徐被授钦差大臣。此前的200年里，大清仅仅任命三人担任钦差大臣。

有奖励，自然就有惩罚。许乃济居然敢鼓吹弛禁，简直是胡说八道，降为六品顶戴，立刻退休，永不叙用。

当年提出陋规合法化的英和，事后替皇上顶缸，被贬官两级，退出军机。许乃济的命运，比他更惨。

随即，道光皇帝颁布了严禁鸦片36条。这是所有禁烟令中最严厉的一个。

3．麻烦的绞刑和绞刑的麻烦

1836年初的加尔各答港，比平日里更加繁忙。一群群装卸工人正忙着把更多的鸦片装上货船，准备运往中国。

广州的鸦片贩子们也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天朝有关弛禁的讨论已经传到了这里，许乃济的奏折甚至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商之间广为传阅。

不久，传来了一个让鸦片贩子们更加鼓舞的消息：许乃济弛禁的奏折转到广州后，两广总督邓廷桢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同意对鸦片弛禁。这份奏折又被翻译成英文，在外商的一片喜悦之中被迅速地传阅着。

鸦片开禁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鸦片贩子们纷纷给印度商人写信，让他们尽快把更多的鸦片运到中国。这些信，让加尔各答港的鸦片吞吐量骤然剧增。

得到鸦片可能弛禁的消息，义律顿时感到一身轻松。此前，他已经多次写信给巴麦尊，请求国内派出特使与北京直接交流，说服北京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

义律虽然不支持鸦片贸易，但是，现实的情况是，鸦片贸易已经成为中英之间最大的火药桶，随时可能引发冲突。一旦冲突发生，英国人不可或缺的茶叶等的正常贸易将受到致命打击，而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可能受到严重威胁。

鸦片合法化，就等于把这个火药桶远远地扔进了大海。

但是，义律和广州的鸦片贩子都没有高兴太久。事实证明，天朝朝廷的政治风向，远不是他们能够把握的。

1836年9月，道光帝下旨令邓廷桢调查鸦片走私情况。邓廷桢敏锐地察觉到，朝廷的风向变了。

据说，邓廷桢本人对禁烟并没有多大信心。有一次，他很不以为然地指着桌子上的茶杯对自己的幕僚说：查收烟具以禁烟，就像查收茶杯以禁茶一样，收走了茶杯，我还可以用碗喝茶。

但是，在天朝做官，自己的想法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级的想法、皇帝的想法。

得到这份谕旨，同意弛禁且对禁烟并无信心的邓廷桢立即转向。他下令，驱逐广州最大的9名鸦片贩子。这9个人被分别安上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浑名，比如查顿的浑名叫“铁头老鼠”。

邓廷桢的禁烟开始了。这场禁烟行动比此前任何一次都凶猛，效果也比此前任何一次都好。

著名的鸦片运输船快蟹、扒龙首当其冲。据说，在1837年初，这些快艇被一个不留地全数摧毁，并从上面缴获数万两出洋的银子。许多船主迫于压力，主动毁掉了船只。

一名通事因为走私银元，在商馆门前被枷号示众。

1837年初，清军在鸦片船经常停泊的金星门的岸边制高点上架设了炮位，以威胁这个重要的交易集散地。

1837年4月，一名中国烟贩在澳门被绞死，尸体在绞架上挂了两天，以警示那些违法的夷人。

快蟹扒龙被销毁后，一些不信邪的新船悄悄加入了鸦片运输队伍。邓廷桢的答复是：绝不手软。8月，又一批小船被烧毁。

鸦片趸船栖身于伶仃洋面，水师力量有限，鞭长莫及，邓廷桢想到了义律。你既然是商务监督，英国人当然都归你管。邓廷桢命令义律：赶紧给伶仃洋上停泊的所有的鸦片趸船下令，让他们必须在十天之内离开，并转告你们的国王，命令英国人此后不得继续贩卖鸦片。

义律答复：这当然不行，我没法办到。在伶仃洋的趸船，不挂英国旗帜，我无权过问。另外，我不能把这样一份没有经过官方送来的文件转交给国王。

义律非常狡猾地利用一切机会寻求他期待的中英平等。

禁烟成功与否，关系自己的前途，而自己又必须倚仗义律赶走英国船只，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廷桢不再固执，他破例没有通过行商，而是从官方渠道给义律发送了一份公文，以上级对下级的口气再次强调自己的命令。

义律声称，女王给他的使命，仅限于办理与这个帝国的正常贸易。鸦片走私是非法贸易，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义律的这个话，并不完全是托词。英国人生而自由，政府无权干涉他们的行动，所以，义律无权限制或者指定商人的贸易；义律只是外交官，没有司法管辖权，也就无权逮捕、监禁和审判违法的英国人。

英国人犯法后，该怎么办呢？义律的答复是：在中国领土内的犯法，由中国人处置。义律曾经多次明确地表示，如果英国人由于从事走私鸦片等非法贸易活动，导致受中国政府惩罚，他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进入1838年，北京的风声更紧了，传言说皇上可能要更加严格地查禁鸦片。

邓廷桢的查禁更不敢放松，在这一时期，广州的鸦片市场一片凋零。查顿在给朋友的信中哀叹：广州的鸦片市场已经完全停顿，看不见一支烟枪，一个鸦片零售商，没有一个人打听鸦片，查禁一天比一天普遍。

查顿急着尽快脱手鸦片。虽然过去经历过几次这样的风暴，但他意识到，这次情况完全不同，比以往几次更严重。

见风向不对，广州的鸦片船逐渐转向福建一带，企图寻找新的出路。但是，福建一带的情况也同样不好，那里似乎也在动真格查禁。一艘鸦片船与当地查禁鸦片的官船交火，鸦片船上的人被打死不少，还损失了一些鸦片。

这件事发生后，除了少之又少的几个不怕死的家伙还敢在泉州一带悄悄做点见不得人的危险生意，短时期内，没有船只敢去福建一带交易，鸦片在整个东南沿海市场全面滞销。

查禁鸦片让广州的局势非常动荡，而局势动荡又严重影响到合法贸易。广州这一年的茶叶价格奇高，而英国进口的各种棉、毛织品根本卖不出去。由于鸦片贸易受禁，市场银根收紧，票据贴水不断升高。

1839年农历新年的前一天，传闻中的消息最终证实，皇帝正式颁布谕旨：严禁鸦片。

皇帝的态度明确了，邓廷桢的禁烟态度更加严厉，禁烟行动更大规模地铺开。他毫不留情地逮捕、监禁、流放甚至绞死了一些鸦片馆主、零售商人和烟民。据说有2000名鸦片经纪人、推销人和烟鬼被抓，大量烟具被收缴销毁，大量窑口被查封，查获的鸦片总数达到63万多两，约4万斤，共400余箱。虽然与鸦片总量相比，还只是一点皮毛，但这毕竟是自从天朝禁烟以来，广州查获鸦片数量最多的一次。

天底下总是有那么几个视钱财比命更重要的家伙。扒龙和快蟹被销毁后，澳门与广州之间摆渡的客船开始悄悄夹带鸦片进入广州。

一天，有两箱鸦片被查获。据当事人交代，这是英国人因义士的货。

总督宣布，因义士和那艘装载鸦片的船必须在三天之内离开广州。这艘船的保商伍浩官第二天被枷号，在黄埔示众。

仅此还不够，邓廷桢施展了最为严厉而又屡试不爽的撒手锏：立刻停止一切贸易，因义士和这艘船离开之前，其他任何船只不得装卸货物。

因义士否认这是自己的鸦片，他给总督写了一封书面声明，请自己洋行的汉学家罗伯聃翻译。广州的外商都知道因义士在说谎，罗伯聃拒绝替他翻译，还以极度轻蔑的语气对因义士说：虽然我不敢说自己的是非之心特别强，但我做不来这么卑鄙的事。

行商曾经问义律：以武力驱逐因义士，英国方面会不会抗议？

义律回答：如果仅限于此，我肯定不会提出抗议，因为那是一项合理的和温和的惩罚。

伍浩官找到外商商会主席胡夏米，希望胡夏米劝说因义士赶紧离开广州。可因义士是散商，并不属于商会的人，商会没有办法管束他。

因义士的无赖让伍浩官怒火中烧而又毫无办法。他找到因义士，以无比决绝的口气告诉他：你要是还赖着不走，我就一把火把自己的房子烧了。

伍浩官的房子，正是因义士租住的商馆。

四面楚歌之下，因义士只好在规定的时间内灰溜溜地离开广州，去了澳门。

可是，即使到了澳门，因义士的境遇也不见得更好。被激怒的义律一点都不想放过这个专门制造麻烦的无耻家伙。他以英国人难以忍受的轻蔑和不屑的口气给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写了一封信：因义士曾经向我郑重保证，绝不再从事任何鸦片走私，可是，他居然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他是一个不值得信赖和尊敬的人，我请求你们把他从澳门驱逐出去。

困境中的因义士却依旧斗志昂扬毫不示弱，他反唇相讥道：这些鸦片都有东印度公司的盖章，我自己不过是为英国政府效力罢了。

因义士离开后，通商原本就应该恢复，不料广州突然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意外事件，恢复贸易的事被拖延下来，中外关系突然变得更加紧张。

1838年12月22日这天，外国商馆的广场上来了一群表情威严的人。他们七手八脚地架起绞架，准备绞死一名叫何老金的鸦片贩子。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行刑，不用说，是为了威慑商馆内一部分不听中国政府号令仍在从事鸦片走私的外国人。

行刑的人给这个鸦片贩子装了一管鸦片，让他最后再快活一次。

见到这个场面，商馆里的外国人纷纷围了上来，一场意想不到的严重冲突随即爆发。

聚集起来的外国人强烈反对在这里行刑。美国人亨特代表外商，抗议把广场变作刑场，一些外国人强行阻止官员架设大幕和其他行刑用具。

行刑地点就在美国国旗的旗杆附近，美国领事首先降下国旗，以示抗议。

负责行刑的官员称：一定要行刑，广场也是天朝的疆土。

外商们不断抗议：广场已经租给我们作为娱乐场所，我们不能容忍在这里公开行刑以玷污它。

争执之中，一群好事的英国水手突然冲上前去，拆毁搭建的棚子，推翻了桌子、椅子，把绞架砸得稀烂，还抓起一块块木板向靠得最近的中国人头上一顿乱打，那位官员和他的随从也未能幸免，狱卒赶紧把犯人拖走，中国官员和随从一溜烟逃出了商馆广场。

事情还没结束。那时，一大批老百姓仍旧聚集在商馆门口。一些外国人拿着手杖，试图把他们赶出这个广场，几个外国人举起手里的棍棒向中国人挥舞过去，被激怒的中国百姓捡起地上的石块和玻璃瓶回击，一时间石块漫天飞舞，数量众多的中国百姓把外国人打回了屋子，他们群情激奋地占领了广场，包围了商馆，拆毁了商馆的栏杆，往商馆乱扔石块。商馆内的外国人聚集起来，用他们能找到的手枪、鸟枪之类的武器赶紧把自己武装起来。

一边是群情激昂的中国百姓，一边是严阵以待的外国商人，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见事态无法收拾，几名外国人只好悄悄从屋顶爬出商馆区，找到了行商领袖浩官。浩官立刻派人给南海知县送信。南海知县赶紧带着几十个兵丁，突然冲进了商馆广场。见到官军，围困商馆的群众吓得四散奔逃，有人甚至慌不择路，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很短的时间里，商馆四周已经逃得一个人都没有。

事后，外侨商会不依不饶，他们致信总督，抗议总督把一百多年来外侨的休息场所变为刑场的行为。

为什么外商对天朝在商馆广场执行死刑反应如此强烈呢？义律后来在给邓廷桢的公文中解释道：天朝有权在帝国领土内的任何地方处决犯人，对此，英国不敢提出异议，不过，200年来，在外商的门口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按照西方国家的习俗，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在他们的大门前处决一名罪犯更令他们感到烦恼了。对外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这个政府已经不再对他们提供保护。所以，在商馆门前处决罪犯伤害了这些西方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感情及尊严。

他要求邓廷桢发布声明：天朝这个明智和公正的政府并不是要让全体外国人受到灾难性的威胁。

邓廷桢强硬地反驳：商馆区虽然准许外国人使用，但是，它毕竟是天朝的领土，在这个地方行刑，就是为了警示众人，让众人遵守法令。

事后得知此事的巴麦尊也和邓廷桢站在同一立场。他在给义律的信中质问道：我很想知道，那些反对在商馆广场行刑的人，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权力去干涉中国的司法？

得到广州闹事的消息，义律当天就从澳门紧急赶往广州，并召集了一次全体外侨大会。他正告这些外商，虽然自己对于在商馆门口行刑同样“受到伤害”和“愤怒”，但是，这一切都是因鸦片贸易引发的，而鸦片贸易使外商越来越遭到天朝政府和人民的正当的愤慨，并减少了他们对外商的同情。

会后，他向全体英国侨民发布了一通措辞极为严厉的通告：

1．所有从事不法的鸦片贸易的船只3天之内必须离开广州，驶出虎门外，并且永远也不要回来做这种生意。

2．凡从事走私的英国人若杀害任何一个中国人，这个人将受到死刑处分。

3．有船只被查获参与走私，英国政府官员——也就是义律本人——将立即撤销对他的保护。

4．那些强行抗拒查缉走私的行为是违法的。

义律指出，如果鸦片商不服从这个警告，他将与总督联系，随便中方采取什么手段。如果中国政府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英国政府将绝不进行干涉。他还指出从事这种贸易的英国人如果对执行搜寻和抓捕任务的中国官员们进行武力抵抗，那是一种非法行为，将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就像他们反对本国政府，或者其他外国人反对本国政府一样。

义律已经看到，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中英两国可能爆发一场严重的危机。他想尽快赶走鸦片和鸦片商，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但是，鸦片商人并不十分愿意听从这位权力有限的商务监督的建议。公告发布后，虽然一些明智的人已经把鸦片运到一个叫大屿的偏僻的地方，但还有一些鸦片船只仍旧停泊在黄埔。

事态已经严重到可能失控的地步。可是，一个没有司法管辖权等强制权力的外交官根本无法控制局势，义律只好主动寻求天朝总督的帮助。他和邓廷桢一样，主动放弃了自己一贯坚持的立场，没有顾及中英文书应平等的问题，给总督紧急呈递了一份“禀帖”，希望中国官方协助他一道阻止鸦片走私活动。他告诉邓廷桢，虎门内查获的一切鸦片船，他都不予保护，并且，在邓廷桢追捕这些小船时，他可以带着自己的路易莎号跟随，以免那些武装小船反抗。

这封信让邓廷桢很意外，他对此大加赞赏，并给义律发布了一道“谕令”，希望他从严督导外商。

在中英双方协同行动下，鸦片走私船全数离开了广州内河，鸦片在广州已经毫无市场，鸦片贸易前景一片漆黑，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到底会怎样。许多从印度运来鸦片的走私商见势不妙，干脆就把货卸在新加坡或者马尼拉。在新加坡，每箱鸦片的价格甚至低到150元也没法卖掉。

严峻的形势下，一些外商决定从此与鸦片贸易彻底断绝关系。1839年2月，著名的美国旗昌洋行给他们的主顾们发出一封信：我们已经决心切断与在华鸦片贸易的一切联系，从今往后，不再做鸦片生意了。

有人劝告当时广州最大的鸦片贩子颠地赶紧离开广州。但是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还心存那么一丝侥幸，想再看看风色，没有离开。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侥幸，给未来的广州和未来的中英关系增加了多大的麻烦！

1839年1月1日，邓廷桢恢复了广州的对外贸易。

大约2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乘多数外商都不在商馆的机会，邓廷桢派人在商馆前的广场迅速架起一个绞架，绞死了一名鸦片贩子。当外国人正准备干预时，行刑已经结束。

外国人再次愤怒地抗议。当天晚上，72名外商上书本国领事，要求在湔洗侮辱以前取下国旗。经过紧急磋商，广州的外国领事决定采取一致行动，美国、法国、荷兰等国都降下了本国国旗。

美国领事士那报告美国国务卿：这次处决被外国人认作是一个直接的、肯定的侮辱，我再三考虑，决定在奉到你的命令或者环境变得适合这样做之前，不再悬起我国国旗。

3年之后，1842年4月2日，英军重新占领商馆，美国国旗才再次在这里升起。

在局势已经严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广州传开：一位钦差大臣即将来到广州，他的使命，就是要彻底禁绝鸦片。

4．意料之内的风暴和意料之外的对峙

1839年3月9日，美国商人亨特在自己的船上看着一支船队驶过商馆。在最前面的一艘大船上，挺身站立着一个严肃的中国人。在亨特的眼里，这个中国人具有威严的气概，有点严厉而坚决的表情，身材肥大，留有长须，看起来大约60岁。

这艘官船的后面是插着各种颜色旗帜的其他官员的船只，船夫穿着红白两色的新制服。商馆对面的炮台上，穿着崭新制服的士兵排起整齐的队列。江的两岸，所有的门口和窗户以及空地上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好奇地静静观看这个新奇的场面。江面上，没有任何别的船只移动，其他船只全都紧靠岸边停泊，江的两岸，一片寂静。

义律给巴麦尊的信中，最准确地描述了林则徐的到来：风暴已改变方向，即将以最惊人的方式降临到广州的全体外国人头上。

看来鸦片船要驶得更远一些。大鸦片贩子马地臣赶紧让他的侄儿把鸦片船驶离海岸100英里，在那里等候一个星期。后来的情况证明，马地臣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一个星期太不够了。

林则徐是1月8日从北京出发的。临行前，他专门拜访了自己的座师沈维鐈。或许旁人会想，在北京的几天里，受到了皇帝稀世的恩宠和眷顾，当上了钦差大臣，甚至连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都脸上都有些挂不住，林则徐该非常兴奋吧。

不。

辞行时，他和沈维鐈两人相对着流眼泪。此行，难度实在太大。林则徐觉得自己简直是在赴汤蹈火。不过，作为一个倡导经世致用的能臣，他决心更大：生死，是命，成败，靠天，如果对国家社稷有利，绝不敢不竭尽全力，让家门受辱。

林则徐向广州这个自己宿命的地方走去。他虽然知道前途的艰难，但是，这种艰难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林则徐的到来，震动了全广州。有一个没法证实的传说，说是听闻林则徐到达广州，邓廷桢由于担心自己的查禁不力被暴露而“昏倒了一个小时”。

广州在静静地等待着这位钦差的动作。

林则徐住进了越华书院。出乎所有人意料，第一周，他什么也没做。

风暴之前的宁静。一些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心里清楚局势不妙。行商领袖伍浩官赶紧告诉外商：鸦片船不赶快开走，正常的贸易必然会受到影响。

一周之后，林则徐的第一个动作让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先把广州地区的士子全部集中到广州，进行一次观风试。钦差大臣怎么有闲心来考察各位学子的学习情况呢？等拿到考卷之后，大家立刻明白了。

试卷上，赫然是这样的3个题目：大窑口在哪里，是谁开的？写出自己听闻的各种有关鸦片商、大小窑口、贩子和吸食者的情况，包括姓名、地点、交易方式等；有什么办法断绝鸦片？

考试的题目是林则徐亲自拟定的。为了保密，在考试当天凌晨6点，试卷才在官署里最后刻印完成。为了消除学子们的担心，林则徐要求考卷上不必书写自己的名字。

清高的士子们本来就对鸦片深恶痛绝，大家明白了钦差大臣的意思后，立即毫无忌惮地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并贡献了不少禁烟的意见。

林则徐的第一个举动，就不愧他的“天朝能臣”之名。

其实，林则徐并不仅仅靠这次考试了解广州鸦片的情况。在来广州之前，他已经做了充足的功课。通过线报，他掌握了广州鸦片的数量、主要烟贩等重要信息，基本摸清了广州鸦片的主要情况，并已经设计好了禁烟的行动方略。

3月18日，林则徐禁烟风暴在广州上空炸响。有了皇上的尚方宝剑和无限的期待，林则徐的禁烟比此前任何一次都彻底和坚决。

第一步，先对本国鸦片烟商和烟民下手。

一连串钦差谕令飞向广州各个角落：士、农、工、商、军不得吸食鸦片；实行连环互保的禁烟政策；以“熬刑”对待坚不吐实的烟鬼。

林则徐公告全广州：这次查禁鸦片，绝不是平常其他事务可比，如果鸦片一天没有禁绝，本大臣一天就不回去，本大臣誓与禁烟相始终，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两个月里，广州就抓获各种人犯1600人，烟具4万多件，鸦片3000多箱。这个数量比此前官府查获的鸦片总和还要多。

林则徐甚至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信，呼吁英国女王协助中国禁烟。他请一位美国医生将这封信翻译成英文，请一位英国商人帮忙投递。可惜，这位商人在回到伦敦后求见巴麦尊转交这封信件，但巴麦尊拒绝接见。

7月，林则徐发布严格限令：所有吸食鸦片者必须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戒除鸦片烟瘾，如果逾期不禁，无论何人，一律处以绞监候。

这是史上最严厉的禁烟令。即使是现在，对于吸毒者，也仅限于强制戒毒。

林则徐认定，只要有恒心，烟瘾是能够戒除的。他甚至找到医学传教士会——传教士中一些懂得医术的人的组织——询问西方医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戒除烟瘾。

林则徐禁烟风暴甚至刮到了此前被认为最安全的避风港——广州军营，20多名中低级军官被捕。遗憾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对内禁烟最大的一个麻烦。这留待以后细说。

在对内禁烟上，过去能做的，林则徐都做了，过去没做的，林则徐也做了。但是，这并不是林则徐风暴的全部。林则徐真正的意图是，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从外部源头上根绝鸦片。

林则徐要向外国鸦片贩子动手了，风暴裹挟着惊涛骇浪真正到来。

这天，林则徐把广州最重要的行商全部召集到自己下榻的越华书院，向他们发布了一道措辞极为严厉的谕令：洋商带鸦片进入广州已经几十年了，你们为他们担保，却没有挡回一艘鸦片船。你们甚至还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雇人、搬运、报关、提供服务等，都你们经手，你们怎么毫不知情。你们私放白银出口，保护夷人，所作所为简直是汉奸行为，本大臣实在为你们感到羞耻。限3天之内，敦促夷人缴出鸦片，否则，就要正法、抄家。

林则徐同时对洋商发布了另一道谕令：中国宽宏大度地允许你们前来贸易，卖给你们这么多你们不喝就要死掉的茶叶和大黄，即使为了报答皇上的大恩大德，你们也应该立即停止鸦片生意，迅速将鸦片上缴，同时出具甘结（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也不来卖鸦片。如不遵令，立即封港封仓。限3天内回禀。

据说，林则徐让行商们跪着听了整整6个小时训斥，最后才允许年事已高的伍浩官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林则徐对行商领袖伍浩官说了一句吓得他魂飞魄散的话：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

伍浩官等行商被吓得半死，他们立刻飞奔到商馆，把林则徐的这个命令口头传达给颠地在内的6位外商领袖，同时让马儒翰等人把翻译的林则徐谕令大声向他们宣读。

据美国商人金说，林则徐的谕令，对整个贸易界像晴空来了个霹雳。

你们交不交鸦片？伍浩官问外商。

外商不置可否。不是还有3天的期限吗？我们哪天开个大会，到时候你来听消息吧。

第二天，又一个噩耗传来。林则徐命令：所有外商，不准离开广州，立刻缴出鸦片。

海关随即也下令：一切外国商船不得驶离广州。

林则徐的禁令不仅仅是口头的威胁。伴随着禁止离开广州的禁令，林则徐调动了兵丁，从水陆两个方向包围了商馆。

外商们立即感受到这个谕令与此前禁烟行动的不同。此前的禁烟，更多的是针对本国百姓，即使涉及外国人，也相对较为和缓。更重要的是，过去的禁烟令，无论当时多么严格，不久之后总会雨过天晴，大家都可以当它没有发生。

3天后，最主要的50位外商召开大会，大家几乎完全一致地感觉到，有绝对必要让广州的外国人和鸦片交易断绝一切关系。

既然要断绝关系，那就缴出鸦片吧。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眼看着真金白银就这样化作水，这帮视财如命的家伙大多都舍不得。很多人不满地嚷嚷：只是因为北京来了一个钦差，就要我们缴出价值几百万的鸦片，而且这些鸦片很多还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要我们把它缴出去，那怎么行！

那就投票表决吧。无论走到哪里，欧美人都要民主。

投票结果：24票赞成，25票反对。反对派险胜。决议：不缴烟。

有必要做点说明。由于地理距离遥远，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制度——“代理贸易”制。英国商人将自己的货物交给常驻印度和中国的代理商，付给一部分佣金，由后者代理销售。当时在中国的散商，基本上都是代理商，他们手里的货物，包括鸦片，大多甚至全部都是他人的财产。比如颠地的洋行里的鸦片大多就不是他自己的，美国旗昌洋行的鸦片甚至连一箱都不属于自己所有。按照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代理商除了代为销售外，是无权处置他人财产的，更不用说免费上缴。

外商不缴烟的决定让伍浩官失望异常而又无可奈何，他只好怏怏地回去复命。听到伍浩官的报告，林钦差怒不可遏，“哗啦”一声，几套铁锁链拴在了伍浩官等行商的脖子上：赶快去告诉外商，明早再不交，我就要亲自到洋行来动手，还要先把行商正法几个给他们瞧瞧。

几个行商领袖只好又来到洋行。

年迈的伍浩官脖子上戴着铁锁链，声泪俱下地恳求外商缴出鸦片。颠地有些疑惑地问：我们不缴烟，林钦差真的要处死你们吗？

千真万确啊。

当晚10点，外商再次开会。为了不影响各位外商的决定，行商们被安置在隔壁房间。

听颠地说外商如果不缴烟，钦差就要处死行商，出席会议的外商都不大相信。还是在颠地的坚持下，大家终于决定，按照各家拥有鸦片总量的比例，缴出1037箱，货值大约30万元。

缴这么多够不够？会议结束后，外商有些不踏实地问伍浩官。

不知道，也许可以吧，但是不敢打包票。伍浩官胆战心惊，完全没有了主意，他们根本摸不清这位钦差的禁烟到底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做做样子，还是真的决心彻底禁绝。

第二天，即3月22日，一大早，行商领袖前来林则徐处汇报外商的决定。林则徐没有出面，让邓廷桢接待。邓廷桢明确地告诉他们：不必去找林钦差，想靠这点东西来蒙混，不行。

邓廷桢说得没错。当天下午，林则徐就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他让行商转交一份公文给广州当时公认的大烟商颠地，命令颠地速到总督府来一趟。

冲突立即升级。

得到公文后，颠地本人表示愿意前去。对这次约见，他的心态似乎很放松，他告诉其他人：钦差要拘捕我的话，我不会反抗。

但是外商们担心，颠地此行有生命危险，钦差可能将他扣为人质，逼迫其他外商就范，所以一致劝说颠地不要去见林则徐。一些人还提醒他不要忘了休斯夫人号上那个水手被杀和洪仁辉被囚禁的事。

外商的意见说服了颠地，他告诉伍浩官，除非钦差发放一个安全保证，保证24小时内颠地可以回到商馆，否则，他不会离开商行。

林则徐当然不会做出答复。颠地也就拒绝前往。

很了解中国的颠地其实也犯了一次傻。这样正式的官方文书，其实是一钱不值的。别说钦差的文书，中国历史上，手握皇帝的誓书铁券被推上刑场砍头的人难道还少了吗？

林则徐让颠地去见他，到底是一次普通的见面说服，还是要威胁恐吓，或者干脆是抓捕惩办呢？

林则徐是要抓捕惩办颠地。

林则徐后来告诉皇上，刚到广州时，他就想拿办这个颠地。暂时没有立即动手，是觉得应该先分清良莠。据线报，颠地的鸦片最多，可恶的是，他不但不想上缴，还一直在外商中竭力阻挠林则徐要求呈缴鸦片的命令。所以，林则徐决定拿办首恶颠地，严加审查。

看来，外商开会不缴鸦片，和后来只缴出1037箱鸦片，林则徐都认定是颠地在后面捣了鬼。

或许有人问，林则徐完全可以直接派兵进入商馆，抓走颠地，他为何不这么做呢？

这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商馆的商人有数百人，且许多携带武器，强行抓人可能引发非常大的混乱，并直接导致中外决裂。这不是林则徐现在想要的。

另外，外商中间有很多并非鸦片商，直接逮捕可能伤及无辜。

更重要的是，林则徐一直希望通过行政的而非武力的手段解决问题，他想先分化瓦解这些外商。当时，林则徐得到了一个并不准确的情报：美国商人已经决定缴出鸦片。

颠地不愿意见林则徐，行商简直是倒了血霉。

第二天上午，伍浩官和卢茂官戴着铁锁链，愁眉苦脸地又来到商行：颠地的要求，我们办不到。颠地再不去，我们要被绞死。而且，浩官的儿子，以及行商茂官、鳌官等人，已经被钦差投进了监狱。

钦差到底是威胁，还是真的要付诸实施？颠地和一群外商反复地询问两位行商领袖。

钦差不是开玩笑的，他一定会付诸实施。两位行商和陪同前来的几位低级官员反复解释，希望颠地尽快去见钦差。

外侨商会立刻又一次召开会议。一些外商觉得这只是钦差的骗局，另一些人相信这是真的。颠地到底该不该去呢？

不去！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会议一致决定：如果颠地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不会去见钦差。

行商和官员只好这样回去复命。

随后，颠地的一个合伙人带上翻译马礼逊去行商公所，向等在那里的广州知府以及其他官员通报这个决定，并说明理由。

颠地不去，官员们干脆自己来请。不久，三位官员来到颠地的房子里，当面告诉颠地：必须服从命令。

英商再一次征求意见，大家的态度还是出奇的一致：颠地不能去。

官员们指天发誓：一定安全地把颠地送回来。

但是，外商还是不同意，因为三位官员也许并不能负责任。

官员们无奈：让我们再和颠地谈一次吧。

面谈也没用，颠地的态度很坚决——不去。

三位官员只好带着一群英商再次回到公所，告诉等在那里的广州知府：颠地必须要有林钦差的安全保证才能来。

林钦差不可能给你们什么保证。不过，可以让马礼逊先生陪颠地去。

马礼逊不愿意去，因为他上午在公所被拘禁了一个小时。人们怀疑，他有可能成为颠地的人质。

拉锯战持续着。

更高的官员出场了。广东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和粮道等四位高官在城内一个叫天后宫的地方接见了英商。

他们问翻译罗伯聃：何以颠地不来？

罗伯聃说：我们担心他要被拘禁。

不管拘禁不拘禁，违反钦差大臣的意旨，已经犯下了严重的失礼罪行。

颠地丝毫没有失礼的意图，只是担心被拘禁。

如果不来，就要用武力把他从房子里拖出来，钦差肯定还要把他处死。颠地要是答应去见钦差，那么商业便可以恢复。

丢出了这个撒手锏后，官员们很得意地问罗伯聃：茶叶对于外国人不是很重要吗？

是的。罗伯聃回答道。

既然茶叶如此重要，为了一个颠地，就要失去茶叶买卖，不是很不明智、很不划算吗？官员们很疑惑地问。

罗伯聃回答：但是颠地先生的性命更重要。

在1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耳边还回荡着这句典型的英国式答复。

双方都坚持绝不退让，剩下的，就是比到底谁的决心更大。几位官员守在颠地的住处：颠地不去，我们就不走。

颠地还是不去。

晚饭时，官员们无奈地走了。不过，他们的位置立即由行商们接替。行商们再一次恳求颠地去见总督。外商和颠地再一次拒绝。午夜，见颠地的确不大可能去了，行商们这才无奈地离开。

第二天，为了尊重夷人周日休息的习惯，争论暂时停歇一天。

这一耽搁，事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在这一天傍晚，那个重要的小人物突然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广州。

5．林则徐：正义、英雄还是暴行、暴君？

1839年3月24日，周日。日落时分，一艘小划艇突然出现在广州城南的珠江水面上，它溯流而上，向广州城外的外国商馆区全速冲来。

珠江上的清军船只已经包围了商馆，不准任何人靠近，见这艘划艇驶来，兵丁立刻划起小船，向小艇四面包抄过去。

划艇越来越靠近商馆，包抄的兵船也越来越接近划艇。

商馆的广场上，数以百计的外国人纷纷走出门来，站在码头边，凝神屏息，紧张地观看着这场水上追逐赛。人群中不时有人放声高喊，为小划艇加油打气。眼看追兵就要截住小艇的时候，小艇终于靠上了商馆的岸边，船上下来一个年轻的英国海军军官。

紧张地观看这场追逐赛的外国人高声欢呼，兴奋地簇拥着船上下来的人走进商馆。

在广州形势危急的时刻，义律从澳门赶到了广州。

义律一直在关注广州事态的发展，得知广州商馆被围困、事态已经恶化的消息后，他立刻从澳门出发，乘一艘小划艇进入广州。小划艇在接近商馆的时候被清军发现，发生了这一幕水上追逐赛。

义律到达广州商馆后，第一件事是升起了英国国旗，以表示英国政府的存在。他解释说：看见这面国旗，就会令人生出一种获得了支持的感觉，这是只有处在我们这种窘境的人们才可以体会得到的。

第二件事，他把颠地安顿在自己的公事房内，以便让颠地随时处于他的亲自保护之下。

随后，他给行商带了一封信，称只有在义律的亲自陪同、不会有一刻分离的情况下，加上钦差大人盖印的文书，颠地才可以去见钦差大臣。

不管对义律如何评价，作为一个外交官，在保护本国侨民生命安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称职的。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他在危机时刻所表现出的勇气，也是值得称道的，虽然这种勇气容易让人联想起英国人对他的那句评价：稚气的个人胆量。

根据义律当时给巴麦尊的报告，他来广州的目的，是为了让英国鸦片商作出“严肃的许诺”，以后不再从事鸦片贸易；或者由他本人代表英国政府保证，这些鸦片贩子如果被林则徐驱逐，他们将不要求重新回到中国。换句话说，他的到来，原本是期望以许诺不再从事鸦片贸易的方式，与林则徐达成妥协，彻底解决鸦片危机。

但是，事与愿违，他的到来，反而立刻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的交涉底线与林则徐的上缴鸦片的底线差异太大，他保护英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至高原则以及他的官方身份，都让他的到来不仅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缓和事态，反而更激化了矛盾。

原定3天缴出鸦片的期限已经过去，外商继续保持对抗的态度，义律恰好在此时冲破包围从澳门赶到广州，这一切都惹恼了林则徐，他下令：由于外国人拒绝交出鸦片，即刻封锁商馆四周所有街道和码头，停止一切贸易，所有外国船只不得装卸货物，各色工匠、船只、房屋不得受雇于夷人，夷人商馆中所有的中国雇工全部撤出；不得与夷人有任何接触和联系。

林则徐的手法，和他的前任卢坤等人没什么两样。

据记载，军队把整个商馆包围得水泄不通。广场入口处都已经关闭并派兵把守，商馆门口，塞满了手执长枪、携带灯笼的大队兵丁。在商馆前面的河道里，船艇排成3道警戒线，船上载满了武装人员，邻近商馆的街道上驻扎了兵勇和巡逻队，他们东跑西跑，鸣锣吹号，在夜的黑暗之上增添了一层混乱与恐怖。

义律是围困的重点。在他的门前，站着全体行商和一排卫队，卫队一直带着拔出鞘的刀。另一群人围着颠地的房子，以防他逃走。

军队还设置了两排木筏，一排在商馆上游，以阻止外商从这个方向逃逸；一排在下游，以阻止从黄埔方向前来的英国武装船只。

为了彻底封锁商馆内外的消息传递，任何包裹和信件都不允许送出商馆。一个船夫被发现身上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书信，他被立即处死。

商馆被彻底围困，所有的外国人都成了上缴鸦片的人质和事实上的阶下囚。亲身经历此次事件的美国人亨特描述道：昔日繁华的十三行地区，空荡荡的像墓地一样。食品，甚至一桶水，都不许带进商馆。在围困的最后一刻，几个反应迅速的外商刚好来得及疯狂地采购了一些油、糖和饮水。多数没有来得及购买食物的人不得不一度挨饿，有的人甚至有一日一夜没有食物。后来，中国行商暗中悄悄送来一点鸡和面包，外商情况才逐渐缓解。

全体中国仆役都撤出商馆后，做饭、打扫卫生、洗衣等等一切事情外商只能自己来做了。据当时的记载，这些从来不知道厨房门朝哪里开的家伙只得设法发现或者发明怎样把鸡蛋煮熟，白米也被他们烧成不堪下咽的夹生饭，一个美国人自告奋勇地去煮饭，结果他煮出来的是一团啃不动的胶状物。

当然，外商们虽然被围困，虽然做了人质，但商馆内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问题是，大家不知道，中方下一步到底要把他们怎么办。前景不明，又实在闲得没什么事情可做，商馆里的人于是抓老鼠、竞走、斗蟋蟀，以打发时光。

林则徐围困商馆以逼迫外商缴出鸦片的举动，被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认为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侮辱”，是“最让人震惊和愤怒的暴行”。消息传到伦敦，引起英国人一片强烈的反弹，成为英国内阁作出派兵决定的最直接推动力。

封禁商馆等一系列行动，也给林则徐带来了许多负面的评价。比如，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林则徐急躁、鲁莽，甚至，是一个罗伯斯庇尔式的“恐怖主义者”和轻率的暴君。有人说，他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会被看成是煽动者或者暴君。他的办法是残酷的甚至不可原宥的，他是个自大自傲的人，具有一个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却又傲慢无礼的天朝大吏的一切秉性。

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也说：如果林钦差开始时对夷人的事务了解得更清楚，他本来就会处置得更有策略。林钦差处理夷务的失败真是触目惊心，悲惨之至。也许使整代人的士气涣散。

当然，他们也承认，林则徐是正直、刚强和不自私的，他的才干是无可争议的。他是由“好坏相等的性质所组成”。

封禁商馆，逼迫缴烟，林则徐的做法到底对还是错？

说他错了的人，主要理由如下：

1．商馆里，不只是卖鸦片的人，还有一部分人与鸦片毫无关系，其中甚至还包括英国政府的正式代表本人，这些人绝对不应该被圈禁。

2．商馆内的外国人并没有受到任何审判，就被剥夺了自由，并受到生命的威胁。

3．在外国人的自由被剥夺、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迫他们缴出财产，这是绑架。

4．未经审判，就剥夺他人财产，是不公正的。

5．要求缴出的鸦片中，有一部分并不在中国的领海，不能认定这些鸦片将会走私到中国。

也就是说，包围商馆，逼迫商人交出鸦片的行为，是一次未经任何审判、在政府主持下以武装力量剥夺外国人自由、以生命安全相威胁、在正义的信念指导下实施的一项目标正义的绑架行为。

这种说法的核心是，目标的正义，并不一定意味着行动的正义。禁烟可以，但是，不能采取非法的手段禁烟，更何况广州商馆内还有许多外商并不从事鸦片走私以及义律拥有英国政府外交官的身份。

此外，强令上缴鸦片还遇到一个过去常常被人忽视的问题：广州的外商无权处置他人财产。前面说过，广州外商都是代理商，大多数鸦片并非他们拥有，按照《大宪章》就已经确立下来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广州的外商不能把他人的东西私自上缴，即使是鸦片。

但是，鸦片的违禁品性质，是支持林则徐的人最主要的论据。

鸦片对国人身体、道德、国家经济和国家安全危害极大，中国政府明令禁止贩卖，查禁违禁品是国家主权，毫无疑问是正当的。而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实施一个目的正义的行动，具有无可争辩的正当性，至于具体的行为方式，可以不必纠缠。

这是中外对林则徐以圈禁外商的方式禁烟的方法的不同看法，这也导致对林则徐禁烟的评价，中外之间产生巨大差异。

到底该怎样认识林则徐的这些行动呢？

其实，与卢坤在律劳卑事件中的行为一样，要想清晰地认识林则徐的行为，还是必须区分历史的和现代两个角度。

历史地看，在中国当时的思想观念、专制政体和司法、行政体制之下，林则徐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天朝没有程序正义的司法观念，专制体制之下也从来没有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保护等个人权利意识，为了一个自认或者公认为正义的目标，官府可以独断专行，采取圈禁、拷掠、胁迫等一切手段剥夺个人的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在林则徐之前，两广总督李鸿宾和卢坤都对外商实施过圈禁。林则徐在广州所做的一切，完全合乎天朝在那个时代的观念意识、政治治理、司法制度和习惯法，是天朝对内专制制度和对外宗藩体制之下的合乎道德和基本价值逻辑的正当反应，因此，在那个时代，林则徐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更多记住的是他态度决绝的禁烟行动，而更愿意忽视他禁烟的具体做法。他也由此成为一个被后世敬仰和尊崇的民族英雄。

但是，按照现代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方式，结论又完全不同。

在林则徐后100多年的现代社会，我们懂得了司法正义、人身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从这些观念来考量，我们发现，武力圈禁一切外商、逼迫外商缴烟的做法，除了目标正义外，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与当时英方所坚持、而在当今被普遍认同的这些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相抵牾。中英之间的这种观念冲突，是先进的近代司法体制和权利意识与落后的天朝专制制度和宗藩体制的冲突。从这个角度看，天朝的林则徐们又无疑是错误的、落后的。林则徐的行动，并没有经受住时代的考验。

与律劳卑事件中的卢坤一样，没有人企图苛责林则徐，因为他并不能超越他的那个时代。真正需要回答的依旧是这样一个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现在的我们，会不会像一百多年前的林则徐们那样，同样因为自身的认知能力的局限，仍旧毫不动摇地坚信着某些在将来可能被公认为错误的和落后的观念和行为呢？

从澳门前往广州时，义律本以为自己有能力改变广州的紧张局势。可是他到达广州后立刻发现，他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

到达广州后，义律立即召集全体外商会议。在会上，义律说了一段一个外交官所能说出的最为铿锵有力的话：我会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义律接着安慰大家：形势很危急，但还不是太危险，在黄埔之外，我们还有一艘军舰。

其实那是马他仑临走时留给他的拉恩号——很小的一只武装帆船。在进入广州前，义律曾经写信告诉拉恩号船长：在接到我这封信的6天内，如果我这边没有任何消息，我就已经成为俘虏，如果你得到中方侵犯英国人的消息，你就必须采取你认为合适的一切方法救援我们，以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义律本人对一切负责。

身为海军军官的义律当然清楚，一旦林则徐真的要对商馆动手，这艘船不会有太大的用处。会场上，他接着给外侨们鼓气：口外还有两艘美国军舰，相信我们可以得到美国人的支持。

这是那年四月开到中国的美国军舰哥伦比亚号和约翰·亚当斯号。

“你会得到的！”会场里有人高喊。毫无疑问，喊话的家伙肯定是一个年轻而冲动的美国人。

义律得到了他期待中的鼓励，高声号召：英美人必须在中国人的威胁下团结起来。

掌声，以及喝彩声。

接着是马地臣发言。在广州浸泡了很多年，马地臣不会像义律这样乐观，他说：感谢义律的勇气和鼓舞人心的发言，但是，商馆之外的情况，似乎是义律无法想象、也无法控制的。林钦差要得到颠地，而义律对颠地的保护，似乎让林钦差正好误认为，义律要把颠地送走，这会导致对商馆更严重的封锁。

不怪马地臣给义律泼冷水。局势的发展，老到的马地臣判断得更加准确。

果然，天朝方面对商馆的围困不断加重。夜晚的商馆外灯火通明，商馆通向外部的各个路口都被严密封锁，商馆前面的河道上，官府动员了各种军用和民用船只，设置了更多的封锁线。夜色的珠江，灯火闪烁，在灯火的照耀下，兵丁们在船上敲锣打鼓，号角连天。

马地臣说得对。义律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改变现状。

这时，停留在虎门口外的美国军舰也没有进一步动作。美国的领事士那要求美国军舰暂时在中国多待一会儿，等到这个事件完全解决再离开。但美国侨民们普遍认为，似乎不需要军舰的保护还能更好地掌握广州的局势，因为天朝的目标大概只有英国人，而不是一向与天朝关系很好的美国人。

义律想和总督或者钦差谈判交涉，但是天朝根本不想理睬他。义律只好给总督邓廷桢写了一封信：在商馆广场行刑，以武力包围商馆，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按照我们本国的精神和理性的原则，如果这不是一项宣战的行动，至少是立即不可避免地预备宣战的措施。军队、战船、火舟及其他威胁性的攻击准备，事非平常，让人深感不安。因此，特以本国国王的名义质询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英国船只作战。请对此进行说明，并请接见我以便面谈。

大概义律对林、邓是否会接见他不抱任何希望，所以，他向邓廷桢提出了他的另一个方案，以解决一个外交官最关注的问题。他对邓廷桢说：为了英国所有人士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两国之间和平，请在三天之内，把离开广州的许可证发给在广州的所有英人和英船，以便他们统统能获得自由，并在发给护照后十天内让他们带着他们的财产和平地离去。如果三天之内不发许可证，那么，我只能认为本国人员和船只已被强行扣留。那么我就将采取相应行动，并对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

没等邓廷桢回信，他就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计划。

义律命令，所有在粤的英国人立即做好准备，一旦申请到允许离开广州的许可证，所有的英国船只必须离开广州，开到香港，并挂上英国国旗，准备抵抗中国政府方面采取的一切侵犯行动，他将调动在海面上的军舰对英商进行保护。

邓廷桢把这封公文交给了钦差，然后回复义律：不缴烟，就想离开，那是不行的。而且，公文中居然称“两国”，天下万方，哪里可以和天朝相提并论？

林则徐的答复同样很明确：缴出鸦片，才能离开。

在天朝的眼里，此时的义律，不过是一只装在笼子的老鼠，一个事实上的阶下囚，除了缴烟之外，无路可走。

义律只好退让。他致函邓廷桢，表示要收回前一呈文，并对语言中的不敬表示遗憾，他请求先让仆人和食品等进入商馆。

钦差大臣态度强硬丝毫不让步：只有赶快缴出鸦片，其他的要求，才可以考虑。

碰了一鼻子灰的义律，愤懑而绝望。“义律也不过如此。”原先对他还抱有一丝期待的外商暗地里嘲讽他，中国人更是毫不客气地讥讽他。

事态继续僵持着。让义律和所有外国商人担心的是，他们都不知道，下一步，林则徐到底会做什么。万一持续断绝供应，怎么办？万一中国人冲进商馆，怎么办？

林则徐在等待外商和义律答复。

短暂的沉默后，义律作出了答复，他的答复让所有的外商大吃一惊。他向被围困在商馆里的全体英商发出指令：立即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缴出在广州的所有鸦片。

一个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6．“绑架”“赎金”与“天大的阴谋”

1839年3月26日，在被围困的广州商馆，义律作出了一个深深刻印在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决定：立即按照林则徐的要求，缴出全部鸦片。

处于大历史情境中的小人物，他创造历史的能力有时会难以估量。

义律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和他在一起的颠地。颠地听后，吓了一大跳，急急忙忙地告诉了他的合伙人英记利。英记利火急火燎地找到义律：你要我们缴出鸦片？

对。

鸦片缴给谁？谁付款？

鸦片缴给监督，也就是我；英国政府会付钱。

英记利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让义律再说一遍。义律重复了一遍。

当晚，义律把自己的命令给英记利看。英记利看过之后，又认真地问义律：你是否有把握，缴烟的命令，在你的权限之内？

当然。义律肯定地回答。

其实，义律骗了全体英商。他并没有这个权力，更没有获得英国政府的特别授权。他的这道命令，大约在半年之后才得到英国政府的追认。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他误以为自己有能力通过谈判改变现状、从澳门急急忙忙地冲到广州的三天后，他禀告钦差大臣：我愿意严格地负责，忠诚而迅速地呈缴英商所有的20283箱鸦片。

林则徐大获全胜。这是他意料之中的胜利。他一直坚信，在他一系列暴风雨般的组合拳之下，义律除了缴烟，没有其他路可走。

义律的屈服，让林则徐以根绝源头为标志的禁烟风暴从此载入史册。

问题来了：在短短的三天内，态度强硬的义律为什么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向，同意缴出鸦片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商务监督，在没有获得政府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义律有什么权力代表英国政府，命令鸦片贩子缴出他们的私有财产呢？

还有，缴出鸦片后，谁替这些鸦片的损失负责呢？也就是说，是否有人给予赔偿呢？

在广州围困之中的英国商人可能遭受的人身危险，是义律决定缴出全部鸦片的真正动机。

广州中英双方僵持的焦点是，林则徐要求英商上缴全部的两万余箱鸦片，但是英商只想缴出很少一部分。后来一些商人在英国议会作证时就坦率地承认，原本他们只想缴出一部分鸦片，这样林则徐就可以向皇上交差了，义律让他们交出了全部，他真不如留在澳门不来广州。

可是，英商太有点一厢情愿了。只缴出一部分鸦片，林则徐绝对不会答应。不按照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林则徐不仅要继续圈禁外商，还将进一步采取更为严厉的行动，这些也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一位中国人后来评论道：英国商人如不缴，即不被杀死，也要饿死，即使不怕杀头，也饥渴难当。

当时澳门的一家外国报纸也指出：局势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在强硬的林则徐面前，在广州的外国人一定会遭受危险，同时，还会使英国的重要贸易被迫停顿。

形势已经不容义律有其他选择。义律后来给外交部长巴麦尊写信说，广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危险时刻，外商会牺牲他们的生命，严峻的形势使他认定，女王政府要为臣民生命负责的时刻已经到来。所以，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命令英商缴出广州的全部鸦片。也就是说，以上缴全部鸦片的方法换取英国商人的生命安全。

但是，鸦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义律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权力命令这些英国人缴出鸦片。怎么才能让这些贪财不惜命的商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同意放弃财产，以维护生命的安全呢？

义律的办法是，代表政府，对这些财产承担一切责任。这样，英商才会毫不迟疑地缴出全部鸦片。

情况果然如义律所料想的那样。义律宣布英国政府为这批财产负责后，英商的态度立即全体转向。有了政府的担保，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商人们从拒不缴出鸦片，一下子转而热忱和彻底地缴出全部鸦片。几个英国商人甚至和美国人勾结起来，把美国人的鸦片当作自己的财产申报。后来大鸦片商马地臣的侄子在议会作证时很坦然地说：鸦片本身就是卖的，英国政府肯出钱，跟其他人出钱买，有什么两样？

但是，在没有获得政府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义律凭什么敢于公然越权，代表政府下达这样的命令呢？

责任法则。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政府的天然职责。在公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政府有义务也有必要动用一切手段，以履行这种职责，这当然包括以政府承担公民财产损失为代价，获得对公民生命安全的保障。所以，义律敢于肯定地对英记利说，自己有权力命令英国商人缴烟。责任法则是义律越权要求英商缴出鸦片的法理基础，也是后来英国政府追认其行为合法的依据。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义律宣布英国政府对这批鸦片负责，是不是意味着英国政府要赔偿这批鸦片呢？

表面上，当然应该是这样。但是，义律不这样想。在发布这道命令时，义律就已经决定或者认定，英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不出这笔钱。

谁出呢？大清政府。

理由呢？英方认为，鸦片是英商生命受到威胁时被迫上缴的赎金。

中西司法体制中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西方法律制度强调程序正义，并认定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必要前提和保障；而中国法律体制更注重实体正义，只要杀人者偿命了，那么，是否审判，就不再重要。

对于查禁鸦片，中西双方都毫无异议。问题是，该如何查禁？

在英方看来，查禁可以，但必须程序合法。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不加区别地圈禁、扣押人质，以生命安全相威胁，强迫缴出鸦片，是不合法的。在他们眼里，这是典型的海盗行为，在商馆的外国人事实上已经成为人质，而上缴的鸦片在性质上就成为换取人质安全和自由的赎金。何况，在广州商馆的外国人，相当一部分是与鸦片走私毫无关系的。天朝的任何强制行为，都不应该涉及这些人。他们当中，甚至还有英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官方代表，对他们的圈禁是对国家关系的侮辱。

以上这些认识，成为英国政府认定林则徐禁烟违反国际法和基本行为准则，以及要求天朝赔偿鸦片的重要法理依据。

当然，这一切与天朝的认识差别太大。林则徐一直不明白，外商既然已经缴了烟，为什么还要纠缠不休，甚至发动一场在他眼里完全是为了索要赔偿的战争？

林则徐找到的答案是：经济补偿不够，或者受到个别像义律这样阴险和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当时，广州官场流行着几个说法：1．义律本人从事鸦片贩卖，因为缴烟，他的损失非常大；2．义律和英国政府要通过鸦片走私的钱维持军费。

这些解释，当然都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这种解释问题的方式，我们其实一点都不陌生，直到现在，在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和国家交往中，我们还常常能够听到。

义律屈服了，英商缴烟了，林则徐成功了。但是，后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义律的缴烟，原来竟然潜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由于英国政府出面为财产担保，缴烟行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义律这是在阴险地把中英两国拖入战争。义律的一切行动，简直就是狡诈恶毒、包藏祸心的大阴谋。

逻辑上，这是典型的以果为因。其实，没有什么阴谋。所谓的“阴谋”，只是我们自身认知的局限。这只是一个国家保障公民生命安全的行动，说到底，最多只是一个“阳谋”。

的确，因为缴烟已经成为政府之间的行为，因此英国政府可以出面向天朝政府索要鸦片赔款。但是，英国政府同样可以代表英国臣民个人向天朝政府索要赔款，比如后来条约中的商欠问题。

的确，广州发生的一切，是战争的直接动因。但是，战争的真正原因，是广州旧有的贸易体制和天朝的国际关系原则与时代脱节，而直接的动因，才是广州的“圈禁”。此后英国发动战争的理由或者借口，都是中国禁烟的方式，也就是“圈禁”导致的英商变成人质、鸦片变成生命和自由的赎金等，而不是“禁烟”本身。

可以设身处地地简单想想，如果没有义律同意上缴全部鸦片的“阴谋”，林则徐必将持续圈禁外商，并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逼迫外商缴烟，比如，派兵进入商馆，捉拿颠地。这些更为严厉的措施都必然会引发严重的暴力冲突，一旦发生涉及英商个人生命安全的事件，英国议会毫无疑问将更加迅速和更加一致地通过战争议案，或许大家还没有忘记前面提到的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因为一只耳朵而引发的战争。

火药桶早就埋在那里，让它爆炸的，只是一根火柴。但你不能说，爆炸的是火柴。只要火药桶不被拆除，还有无数根火柴可以把它引爆。

当然，鸦片是距离火药桶最近、最容易把它引爆的那根火柴。

义律同意缴烟的行动，并没有根本改变中英关系的历史进程，但是他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他让我们事后有看似非常充分的理由认定，这场冲突以及其后的战争，就是为了保护罪恶的鸦片贸易。

当我们把一切责任和错误全部推给他人时，我们就失去了自省的能力。而一个不会自省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

作出缴纳鸦片的决定后，义律向全体英商发布了一个措辞严厉的通告：

目前同本国及侨居此间的一切商人被广东官府强行扣留，衣食无着，仆役离散，和我们各本国的交通已经断绝……现在本监督念及旅居广州的全体外人的自由和生命的安全以及其他重要原因，谨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的臣民，为了效忠女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并将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船只置于本人的指挥之下……本总监督，为了不列颠女王政府并代表政府，充分而毫无保留地愿意对缴出鸦片的全体及每一位女王陛下的臣民负责，转交中国政府。本总监督特别警诫所有旅居广州的女王陛下的臣民，不论是英国人所有的鸦片的货主，或是托管人，如在本日六时以前不将该项鸦片缴出，本总监督即行宣布女王陛下政府对该英商所有的鸦片不负任何责任。

27日上午，全体英商得到了缴烟的命令，缴烟行动正式开始。

按照林则徐的命令：鸦片缴出四分之一，工人可以回到商馆；缴出一半，舢板可以来往；缴出四分之三，正常贸易可以恢复；缴出全部，一切如常。如果耽误了，当然就要惩罚：迟缴三天，断饮水；再迟缴三天，断粮食；又迟缴三天，一定“执法从事，不能宽贷”。

义律派出副手参逊带着他的命令前往澳门，指令将鸦片全数缴往虎门。林则徐从广州启程，驻扎虎门，在那里等候收验鸦片。

义律这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麻烦。由于两个港脚商人重复申报，所以鸦片的实际数量不足义律承诺缴纳的数量，但又不可能减少已经呈报的数字。幸好，颠地公司的一艘船恰巧刚刚从印度开到。义律从上面以每箱500元的价格购买了500余箱，补足了欠额。义律几乎是用感激的语气写道：该公司帮助我能够完成我的公务，并将外商从他们在广州的拘禁中释放出来。

按照天朝的命令，没有缴烟之前，对商馆的围困不仅不会放松，反而会加强。外国商馆所有的通道都被用砖块堵死。除了一个重兵布防的路口，其余地方都无法出入。

林则徐又宣布，在鸦片缴完之前，16名主要的鸦片贩子不得离开广州。这些人中，有4名是港脚商人，其余的都是英国人。

同意缴烟后，黄埔之外的武装帆船拉恩号反而成为义律担心的一个大麻烦。万一他们在预先约定的时间里得不到广州的消息，贸然闯了进来“解救”这些人质，那可要出大事。要赶紧通知他们少安毋躁。义律设法找人，把一封信缝在鞋底里带了出去。

英商开始按照计划上交鸦片。5月4日，林则徐解除了对商馆的封锁，河面上三道封锁线以及街道上的兵丁全部撤走。5月5日，所有围困商馆的士兵全数撤回。经过一番周折，5月21日，参逊报告：所有鸦片全数上缴。

林则徐胜利了，禁烟行动成功了。他认定，从此以后，鸦片就不会再危害天朝。他满意地给商馆送去了250头猪和其他家禽，并允许英商离开广州。

但是，义律随后的行动，就超出了林则徐的意料，一度让他大惑不解。

1839年5月20日，也就是鸦片已经全部呈缴、英商获准离开广州的时刻，义律向全体英商发布布告：此次要求英国臣民缴出自己的鸦片，是在中国的统治下迫于实际压力，不得不然的行动。这种强制缴纳，既然可以用于鸦片，当然也可以用于其他财产，甚至人的生命，以及强制签署其他不合理的条款或特许等。所以，十分必要“由女王陛下亲自行使正确而有效的安全措施权力，以及赔偿的权力”。

所谓的安全措施是：要求大家尽早脱离绝不安全的境地。也就是说，英商们应该赶紧离开广州。

义律要做的，是撤侨。即使商馆的围困已经解除，但是，义律还是忧心忡忡，由于中方的此前的“暴行”，他感到自己对中方政府下一步行动毫无把握。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广州的英侨撤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自从利比亚事件之后，“撤侨”这个过去可能比较陌生的名词逐渐被大家所熟悉。一旦两国关系处于危险的边缘，或者某国国内发生严重动荡并可能危及侨民的安全，本国政府都必须组织撤侨。

作为一个外交官，义律一直设法尽快从广州撤侨。他在澳门和广州时就多次发布公告，要求所有的英国人把财产搬上能找到的一切英国船只，转移到澳门。刚到广州后在写给邓廷桢的第一封信中，他就要求发给全体英商红牌，以便他们离开广州，但被邓廷桢拒绝。英商获准离开广州后，义律迫不及待地连续发表公告：由于英国人自由和生命财产处在经常的危险之中，我将用紧迫的词句进一步命令他们所有的人同女王陛下的机构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仅仅离开广州还不够，义律同时宣布：禁止任何英国船只以任何方法运载货物进入广州，因为这样会危害英国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并损害皇家之正当要求。任何英商不听劝告入广州内河的，一切风险由各该船自行承担，英国政府不予受理。

义律的意思很明确，广州是危险的，来了的，应该立即离开；没有来的，千万别再来了，否则，后果自负。

义律的公告得到了广州所有英侨的积极响应，他们立即打点好行李，登上了开往澳门的英国商船。

义律的撤侨其实还有另一个相对次要的目的：主动封禁广州的对外贸易，给中方施加压力。

封禁广州的贸易需要其他国家商人共同参加。在撤侨的同时，义律还鼓励其他国家的人与英国人一起撤离广州。但是，义律的想法没有得到他期待的回应。当时，天朝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美国。义律找到美国最大的商行旗昌洋行的福布斯说：如果你们这家商行走出去，大家便会一起走，那我们就可以立即使这些下流的中国人屈服。

这位美国人以极其实用的态度回答道：我不是到中国来休养或者取乐的，只要我能卖出一码布或是买进一磅茶，我就必须留在岗位上；我们美国人没有女王来保证我们的损失。

义律只好带着全体英国人撤离广州。他一直期待的从广州撤侨实现了，不过，他反制林则徐的第一个步骤由于美国人的缺席而力量大为减弱。

不过，林则徐暂时不想理睬这些英国人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件事让他的名字被深深刻印在历史中。

7．贪腐不绝，鸦片不止（一）

1839年6月1日，虎门的海滩边，一个身材不高的中年男子满脸虔诚地面朝大海，大声朗读着给海神的祷词。大海的风阵阵吹来，掀动了他下巴上不多的胡须。他请海神多多原谅，自己的行为会伤害海里大大小小的鱼虾龟蟹，请海神通知它的子民们赶紧躲开。

祷词念完后，他庄严地对身后的官员们下令：销烟。

虎门销烟的过程被许多书籍详尽记载，这里只说一点细节。呈缴的鸦片，林则徐本想把它们运往北京，交给皇上处置。曾经有人大致计算过，要把这两百多万斤的东西运到北京，大约要花费20万两银子。但是林则徐坚持这样做。

皇帝当然理解林则徐把鸦片运到北京的丰富潜台词。他大笔一挥：运到北京，一路花费太大，你这次办理禁烟，十分认真，我不会怀疑你欺骗和粉饰的，你自己就地销毁吧。

天恩浩荡，皇帝对林则徐信任有加。既然如此，那就在广州销毁吧。林则徐分别将鸦片堆在20个棚内，每个棚由自己最信任的一文一武两个官员看管，并由他们负责监督销烟的整个过程。他甚至不惜打破了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的禁令，邀请了一名从来不从事鸦片贸易的美国商人金和他的妻子以及传教士稗治文前往观看销烟的全过程。这样一来，没有人对他的信念、决心和公正清廉有任何怀疑了。

但是，即使有如此严密的监管，一名工人还是悄悄偷窃了一包鸦片。他被当场砍头。

经过连续20天的工作，所有鸦片被干净彻底地销毁。被邀请观看整个销烟过程的美国人稗治文后来写道：我想不起有哪件事能比这完成得更加忠实。世界历史上能找到野蛮人以其正直无私抵制基督徒的堕落腐化的更好例子吗？

虎门销烟，不仅是林则徐一生事业辉煌的顶峰，也是天朝帝国斜阳下的最后一抹余晖。黑暗即将来临。

在参观销烟的过程中，美国人金给林则徐两封公文，请求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能有根本的改变。但是林则徐没有收这些呈文，因为它们不是中文写的。

金还告诉林则徐一个重要消息：英国人正在准备一场战争。

听到这个消息，林则徐皱起了眉头，但是他并不相信。他曾经上奏皇帝：我知道英国人一定不敢用欺负其他国家的办法来“窥伺中华”。后来，他又几次得到了战争警告，但是，他全都不信。在英军占领舟山12天之后，他的一份平安奏折刚刚到达北京。

林则徐和整个天朝都不相信战争将要来临。他们现在正被另一件事情所苦恼。虎门销烟不久后的一天，皇帝给力主禁烟的黄爵滋等人下发了一道圣旨：赶紧去福建一带实地调查，把情况迅速回奏。

皇帝急急忙忙地发出这道谕旨，是他听说，虎门销烟之后，鸦片走私又在东南沿海一带红红火火地兴旺起来。

有谁如此胆大妄为！

还有更大胆的。

据当时澳门的外国报纸报道，就在虎门销烟时，有人竟然冒着杀头的危险，悄悄地偷走了一些鸦片，以每箱700—1000元的价格出售。

不管这条消息是真是假，该报当时就预言：林则徐有如此大权，居然还是有人做这种事，他走后，鸦片一定复兴，即使林则徐如此铁腕，鸦片也难以禁绝。

不幸的是，很快，预言成真。虎门销烟后不久，鸦片走私的浪潮又迅速地在沿海蔓延开来。义律写道：钦差大臣的措施已经造成了一个由中国走私商组织起来的可怕的集团，政府官员竟不加干涉，鸦片贸易正在广东以东约二百英里的几个地方极其活跃地进行。

这时的鸦片，以福建为主要集散地，一路向北，蔓延到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远达天津海口。沿海一带的鸦片船只，甚至比禁烟之前还要多，而且，由于广州严格禁烟，沿海的鸦片的价格迅速上涨，每箱价格在1000到1600元之间，大大高于常年的价格。直到这一年的年底，价格才有所回落。

即使在广州，鸦片走私也在更加隐秘地进行着。据记载，在刚刚缴烟之后，在广州城里交货的鸦片价格，每箱就从500元涨到3000元。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的马地臣等人乘禁烟之机，在新加坡以每箱200元的低价收购了一批鸦片，悄悄运到中国，狠赚了一笔。

马士曾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以不知道是嘲笑还是遗憾的语调写道：禁烟之后，鸦片交易的活跃似乎和以前一样，其安全和利润的厚实也和以前一样。

像过去天朝历次禁烟一样，即使是在林则徐这次雷霆般的铁腕禁烟后，鸦片依旧越禁越多，禁烟令再次成为一纸空文。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又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天朝以及林则徐，到底该如何禁烟呢？

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最后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其最主要的责任，在中国官府。更准确地说，在于广州及东南沿海包括地方官员和军事官员在内的各级官吏，以及国内各个关卡大大小小的缉私关吏。

政治学上有一个术语：制度化腐败。所谓的制度化腐败，就是在这个体制之中的所有人，都必定会自主或不由自主地腐败，因为这个制度缺乏一个来自外部的权力制衡机制。天朝特色的专制政治要求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个利益集团，绝不允许其他力量对权力进行制约，因此，权力最大化扩张的天然趋势就不可能被其他力量所遏制，贪腐也就成了专制的必然伴生物。不消灭专制，则贪腐不可能根绝。权力从来不会主动把自己关进笼子里。

从小苦出身的朱元璋治理贪污的手法，即使不是史上最严厉，也肯定是最严厉之一。他把贪官的人皮剥下来，填上稻草，竖在官府门前，以威吓那些不良的官吏们。他的贪污五两银子砍头的法令让官吏们闻之股栗。他杀起贪官来毫不手软，以至于一些衙门被他杀得连办公的人都没有。但是，即使以皇帝之尊，竭尽毕生之心力，也未必能将贪官铲除完毕，贪官如雨后春草，杀了一拨，又来一拨。这位神武的皇帝在战场上可以横扫千军睥睨天下，但就是治不了这些小小的贪官。晚年，朱皇帝悲凉而无力地喟然慨叹：贪官怎么越杀越多啊？

哪里有专制，哪里必有制度化贪腐！专制不除，则贪腐不灭！

当然，并不是说，制度化腐败之下，并不会出现明的海瑞、清的汤斌、于成龙、陶澍这样清正廉明的君子，就好比有了权力制衡，同样也会出现以身试法的贪官。但是，他们都是各自体制的另类，凤毛麟角。他们并不能改变自身体制的贪腐或者清明。

朱元璋办不到的，林则徐当然更办不到。这是专制政体的政治宿命，与个人的能力、决心和措施无关。

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贪腐，让鸦片黑潮漫卷天朝大地。

来看看鸦片到底是如何交易的。

英国人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有许多人以为鸦片走私船装上鸦片之后，于深夜间偷运。这是错误的。事实是，这些走私船不但于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贸易，并且他们就在巡缉官船的前边进行，并且一直运到广州。对于不明了中国行动和性质的人看来，最奇怪的是，中国官员的船只，也常用作走私鸦片之用。

鸦片交易的标准流程是，外国鸦片贩子在广州提交样品，与中国鸦片商谈好价格，收取全部现金之后，再开一张鸦片的提货单，他们的交易即告完成。中国鸦片商拿着这些提货单，到伶仃洋的外国趸船上提取鸦片，运回广州，再分销给各个大小窑口。这个过程中，“对于官吏方面的各种安排，都由中国买主办理”。

什么安排？

大家都明白！

这位英国人写道：安排妥当之后，就可以看到所有人的“眼睛”都闭起来了，甚至那些停泊在港口进口旁边的缉私艇上的人们也是如此。

这种“安排”的代价是，每箱鸦片另给水师提督和他的手下五元到十元。这些赃款由外国鸦片船的船长保留，因为天朝的官员不愿经过中国走私商的手，他们觉得英国人比自己的人讲信用。他们每月到船上来一次，按箱索贿，定期取款。

这笔银子数量庞大，水师提督当然不能独吞，其中很大一部分要交给总督衙门以及水路文武官员，而关口所得的最多。

深谙天朝官场运作的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所有的人都从中分肥，这些人便是：实际上可以查拏鸦片禁品的人、管理这些事务的高级官员、上而至于粤海关监督、巡抚、总督，并且更上而至于在北京的那些从地方官收益中分肥的各部尚书和司官们。广州以及沿海官员的腐败、玩忽、明知故纵的直接结果就是这种非法贸易的扩张超过合法贸易之上。

一个偶尔也参与鸦片贸易的美国人亨特叹息道：由于存在着完备的贿赂制度（外国人与此毫无关系），导致鸦片贸易通行无阻，而且经常地进行着。当新的官员上任后，鸦片贸易偶尔也会暂时中断，因为他们会提高规费，但是，一切很快都会满意地得到解决，经纪人又会笑逐颜开，大地上充满着“平安”无事。

英国商人在一份给国内的请愿书中明确指出，鸦片贸易在中国的泛滥，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官员在受贿之后的纵容。

有了官员的包庇和纵容，光天化日之下，从伶仃洋到广州间运送鸦片的船只往来穿梭，热闹非凡。

这种对鸦片走私的受贿和纵容，并不仅仅局限在广州。在东南沿海的其他地方，受贿和保护同样是心照不宣地进行。这位美国商人亨特有一次跟随一艘运送鸦片的飞剪船到达鸦片走私在福建的主要集散地南澳，他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这样描述了鸦片贸易的过程：

船只到达南澳海面抛锚后，两艘中国战船立即向我们碇泊处驶来，其中一艘悬挂着“副将”的旗帜。我们知道要和“大人”们周旋一下了。

一位“大人”坐着一艘划艇过来，船长赶紧到船舷边迎接。大人带着一行人登上船，威严地询问：为什么来南澳？

我们从新加坡来，路上遇见了逆风，被漂到这里，需要补充木柴和淡水。

这是一套这种情况下的标准说辞。

大人继续威严地说：补充可以。补充完了，你们必须立即开走。皇帝有令，任何外国人不得到广州以外的地方。

大人还煞有介事地从靴筒里摸出一份官方的禁令，向他们宣读了一番。完成了这套大家心照不宣的动作后，接下来才是关键的：

大人示意，其他人退回到划艇上，只留下书办。船长立即懂事地请大人进船舱“休息”。茶点之后，大人开门见山地问：你们船上有多少箱？都是运来南澳的吗？你们还沿着海岸再往北驶吗？

回答也非常直截了当：船上总共有200箱；不再往北驶了。

然后就谈到“金沙”（原指交易佣金，此处指贿赂款），这个问题按照中国人的“老规矩”解决。问题全都安排妥当了，大家喝酒、抽雪茄烟后，大人告辞。

见官员已经“查过”这艘船了，中国的买主自由地来到船上。收货人上船后，查验完货物，把货物全部装船，然后说了声“顺风顺水”，或“一路平安”，就和我们分手。

在鸦片主要贸易地广州，水师是缉拿走私、查禁鸦片的关键。不幸的是，水师刚好又成为鸦片走私的最大保护者。

道光六年，李鸿宾在广州设立巡船。从这时候起，水师巡船就开始收受贿赂，这一直是广州公开的秘密。道光十二年，由于巡船与鸦片商勾结，官府只好裁撤巡船。但是，鸦片日甚一日，官府不得不在道光十七年重新恢复巡船。

巡船重新建立后，官兵和鸦片贩子协商，每月收取一定比例的贿赂。这样，水师、巡船、营汛、差保、窑口这条鸦片走私链条上的几乎所有节点，上至总督衙门，下到关口管事的人，无不得钱。鸦片一时奇货可居，人人都想染指其间。查拿鸦片最关键的第一线缉私部队广州水师，反而成了广州鸦片最大的保护伞。鸦片烟进口数量大增。

广州水师庇护走私，水师副将韩肇庆是一个关键人物。

韩肇庆的方法比其他人要高明一些。他除了按比例从鸦片贩子那里收受贿赂外，每个月还要让鸦片贩子送给他大约100箱鸦片。

干什么呢？上缴，报功。

这样，在鸦片贩子那里，韩肇庆捞了个盆满钵满，在上司那里，他又成了一个查禁鸦片得力的人物。不久，韩肇庆由于查获鸦片有功，由一个从二品的水师副将被提拔为正二品的总兵。

但是，欲壑难填。官员们并不满足于按箱收取保护费。这个路子来钱，还是太慢了点。他们发现了一个来钱更快的门道——垄断鸦片运输。这样，每箱鸦片从伶仃洋到广州，可以得到约100元的运费。

这个利润实在是太大了。

据称，1837年后，邓廷桢抽调四艘水师巡船专门用于缉私。广州水师副将韩肇庆指派守备蒋大彪、千总徐广以及王振高等人专门指挥。这四艘船就成了专门运送鸦片的船只。为此，他们名正言顺地捣毁了许多鸦片走私船只，遇到其他运送鸦片的快蟹，这些船还要开炮攻击。由于是官方船只运送，所以这些船上的鸦片甚至可以公开地买卖。

鸦片运送、交易都没有了障碍，伴随而来的，当然就是鸦片走私的大量增加。根据《番禺县志》记载，韩肇庆担任水师副将之后，专门以保护鸦片贸易获利，鸦片走私骤然增加到每年4万—5万箱。

时人沉痛地问：鸦片将从何而禁之乎？

广州官府对鸦片的受贿纵容，还远远不止韩肇庆一个人。

清朝时满族人害怕武人坐大，武将的地位很低，不仅同级的文官可以节制，甚至有些品级低于武将的文官也可以节制，广州官场有很多人都能管得了韩肇庆。韩肇庆怎么还敢如此胆大妄为？

自然而然地，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他背后的人——邓廷桢。

据称，那四艘水师船其实是专门为邓廷桢运输鸦片的。邓廷桢禁烟期间大量捣毁快蟹，实际目的正是为了让自己的官船垄断鸦片运输。仅这一项运输所得，每月大约就有3万6000两。

这个3万6000两是个什么概念呢？同时期，15两银子，可以让一个人过一年，如果有36两银子，那就可以过得非常宽裕了。也就是说，邓廷桢每月的得到这笔银子，可以让1000人非常宽裕地过一年。各位可以简单地换算一下这笔银子在现在的价值。

据一些外国人称，参与鸦片运输的，还不止这四艘船。邓廷桢垄断了大部分的鸦片贸易，英国人的双桅轻艇和无棚小艇都被他雇用用于转运鸦片。

在当时的广州，除了外国商人外，普通的中国百姓也大多都相信，邓廷桢直接参与了走私鸦片。曾经有人作了一首叫《十八咏》的讽刺诗，贴在邓廷桢的总督衙门的墙上：“年年悖出河沙数，幸有雄狮取赂还”；“到处营私兼犯法，如公原不是遣词”；“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两广师船皆私有，月入三万六千银”。有的讽刺诗中甚至直接点出了邓廷桢的名字：“两广何不幸，廷桢节钺临”，暗指邓廷桢的三公子直接参与收受贿赂。

有人甚至激愤地诅咒道：天网恢恢，鸦片禁绝的那一天，邓廷桢你是跑不掉的。

邓廷桢听到这个传言后，非常恼火，他在向皇帝上奏时解释说，这是由于自己查办鸦片太严，一些吸鸦片的人很不高兴，所以作了这些诗。

为了安抚邓廷桢，皇帝向他保证：朕非常信任你，不会理睬那些谣言。你和林则徐联手，继续好好干，朕对你寄予很大期望。如果抓到在背后传播谣言的人，一定从重惩处。

道光皇帝真的对邓廷桢一点都不怀疑吗？谁也不知道。但是，在禁烟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否怀疑，他都不大可能临阵换将。

邓廷桢到底有没有参与走私呢？不知道。这是一个永远的谜。

作这些诗的人与官场有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也知道不少官场沉沉大幕后面肮脏的秘密。不过，在中国官场里，行贿受贿这类事情，圈子外的人，永远只能道听途说，不可能拿到直接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认定为行贿受贿。

但是，没有证据，并不等于没有参与行贿受贿。

当然，也有能够说明邓廷桢清白的证据，最有力的一个是，他赞同鸦片弛禁。如果他真的参与受贿，这等于彻底断了他的财路。

也有人说，在林则徐到广州前，邓廷桢就已经开始了严格的禁烟。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没有受贿的证据。严禁还是弛禁鸦片，全看皇帝老儿的脸色。皇帝老儿要严禁，做臣子的，当然一定要严禁。所以，打杀几个烟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再说，身为地方大员，对手下人大规模保护走私居然毫不知情，这很难说得过去。最低限度，也逃不掉尸位素餐的嫌疑。

有了广州大小官员的庇护，大量的鸦片自然可以毫无阻拦地进入广州。以至于当时的外国报纸甚至有这样一种论调：外国人根本没有向中国走私鸦片。其理由是，鸦片趸船停泊的伶仃洋，中国人称为外洋，不在中国领土范围内，把烟土带进中国的，全是中国人。另外，用大量的银子贿赂中国官员，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也是中国人，外国人从来没有亲自贿赂过中国官员。

8．贪腐不绝，鸦片不止（二）

夏日的阳光洒满云南的崇山峻岭，在山谷和坡地上，一片片红色的花朵鲜艳绽放，和风在树林和青草间徐徐吹拂，花朵在枝头摇曳着迷人的灿烂……

人们通常认为，鸦片全是外国商人运进来的。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据史书记载，当时，在国内很多地方，鸦片种植已经泛滥。根据产地不同，国内鸦片有建浆、广浆、芙蓉膏、葵膏等名目，而且质量也与外国鸦片烟没太多差别。

国内的鸦片种植，以西南各省为最，而西南各省，又以云南为最。《清宣宗实录》记载御史裘元俊曾上奏道光皇帝说：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罂粟遍地，其中特别是云南。此后其他御史的多份奏折中，也都提到了云南大面积种植鸦片。道光帝的《失察鸦片烟章程》最后一条，更是点名命令云南禁止种植鸦片。

可是，禁令在云南形同虚设。一位曾经在云南做官的人这样描述道：尽管云南罂粟遍地，但是云南的官员在每年的总结中总是说，境内并无栽种鸦片烟之事，署内亦无食鸦片烟之人。上下蒙蔽已经成了云南官场的一种习惯和潜规则。

除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各省外，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份也同样种植鸦片。1830年，江南道御史、浙江人邵正笏告诉皇上，台州府各县种植鸦片最多，其次是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地，情况竟然严重到“凡城镇乡村，无往非种植罂粟之地；而男女老幼，无一非造卖鸦片之人，未及十年，蔓延各府。”

这些奏折让道光皇帝大为吃惊，他给15个重要省份督抚发去措辞异常严厉的命令：迅速查明各地种植鸦片和衙门人员吸食鸦片的情况。

15省查明奏报的情况是，浙江、广东、云南和四川4省有种植鸦片的情况，其他各省没有，各省官署基本没有人吸食。但是，买卖鸦片的情况，许多省都有。湖北卢坤的用词更加考究：不能保其必无。

萧致治、杨卫东在《西风拂斜阳》中评论道：其实这类奏报多半是虚应故事，他们奏报的情况和各省实际情况距离不知多远。

其实，要查禁国内种植鸦片并不难。闽浙总督孙尔准承认，各地种植并不是一天就能长成，旷野之上，也难以掩人耳目，只要地方官真的用心巡查，查禁这些鸦片非常容易。

问题还不只是种植。鸦片进入广州、福建后，要从这里分销到内地市场。从福建、广州进入内地的大路上的重要城镇、市集和关口，都有官兵严格把守，查验货物，抽收税款。曾有一些御史指出，只要各个关卡认真查禁，虽不至于全部查获，但也不至于迅速蔓延。

在很多的影视剧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毒贩们翻山越岭，从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艰难偷渡关卡。

但是，那时的鸦片贩子完全不需要这样，他们全走大路。和广州一样，内地官员同样贪污纵容，各个关卡人员同样受贿买放。鸦片还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钱——顺利穿越内地的重重障碍。

四川总督鄂山简明透彻地一语道破：查禁鸦片烟，必须先清查官吏。

皇帝非常认同鄂山的这句话，他在后面朱批道：说得太对了，先正官，才能正万民，关键的，是在于官员认真查办。

但是，官员并不想认真查办。因为一查办，首先要被查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人，弄不好，连自己都要被牵连。所以，涉及鸦片的有关问题，官府的态度不是认真清查，而是尽力包庇。

看看这个案件。

道光二年，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举报粤海关存在“收受黑烟重税”的行为（也就是私自收取鸦片贩子贿赂），并且广州各衙门吸食鸦片成风，他请求两广总督对粤海关和衙门内部进行严格督查，并加强内陆各关口的盘查，双管齐下，治理鸦片。

道光皇帝对这个办法很认可，批示：所奏是。

三天后，道光帝给两广总督李鸿宾和粤海关监督发去了一份上谕，要求严格清查鸦片。

但是，李鸿宾清查后的答复是，海关没有收受贿赂，而广州各衙门内部情况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实际情况是，并没有什么人吸食鸦片。

这时，李鸿宾的水师巡船受贿买放鸦片在广州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广州各个官府衙门内部人员吸食鸦片已经蔚然成风。但是，李鸿宾给皇上的奏折，依旧是波澜不惊，一派祥和。皇上和朝廷就这样被蒙蔽了。

此事原本就到此为止，可是李鸿宾运气不好，不久后，广州传来了连州八排之战惨败的战报。

1832年年初，广州连州知府诬告连州八排瑶民响应湘南瑶民起事造反，李鸿宾与提督带兵6000，分三路进攻八排。战斗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官军三路皆败，军官死亡数十人，士卒死亡千余人。

接到败报，道光帝很震惊，他不明白天朝官军怎么在几个草寇面前吃了这么大的一个败仗。

御史冯赞勋向皇帝揭发：李鸿宾进攻连州八排时，恰逢天降大雨，军官和士兵们无法吸食鸦片，手脚瘫软，精力委顿，无力作战，以致惨败。

道光帝的心情，不是愤怒可以形容了。堂堂天朝的军队，国家的柱石，居然被鸦片腐蚀成这个样子。圣旨：李鸿宾和提督刘荣庆革职，发配新疆。此后，士兵军官谁吸食鸦片，就治谁的罪，部队首长从严惩处，绝不宽贷。

如果没有八排之战惨败，估计皇帝还会一直相信李鸿宾所说的官府衙门没人吸食鸦片的鬼话。

大量吸食鸦片的，并非仅仅只有广东各衙门。嘉、道之际，鸦片是一种比较昂贵的奢侈品，有能力吸食的，主要是各级官府衙门里的衙役、长随、帮办、师爷以及军队的军官与士兵等，他们的榜样作用又让这种恶劣的习惯迅速向社会其他阶层蔓延。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御史刘光三曾告诉皇帝，直隶各衙门内，吸食鸦片尤其严重。督抚以下，各文武衙门上下人等，不吸食鸦片的人寥寥无几。

刘光三的话不是夸张。此时，鸦片甚至已经深入皇宫大内。在刘光三上奏的同一年，北京开始查获宫廷太监吸食鸦片案。经过审理，首领太监以下，吸食者达10余人，其中有人甚至吸食了30年。

有人评价说：鸦片流毒其实已经很久了，但是地方大员不说实情，很久后才被言官得知，而地方大员办理又不认真，每次接到朝廷命令，铺张塞责，鸦片就这样从沿海迅速向内地蔓延，甚至直入皇都，侵入宫廷。

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称：宫中的宦官们做着很大的鸦片生意。而在各口之中，以位于北京东南九十英里的天津最易。都城中有势力的人，握有所有从事于鸦片贸易的名单。

早在道光初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实施禁烟时就承认：严查巡守弁兵及关口人等买放包揽之弊，诚为目前紧要办法。

就是在鸦片上栽了一个大跟头的李鸿宾也曾经告诉皇上：鸦片盛行，主要是由于鸦片商人在整个运输和销售环节中对各级官吏兵丁进行贿赂，这些人不仅收钱就宽纵包庇，甚至自己还帮助运输和贩卖鸦片，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

后来禁烟最力的林则徐也说过：如果不从官府人员开始严禁，怎么可能消灭烟贩，断绝来路。

当时一位叫李扬华的人直截了当地用一句话点明了禁绝鸦片的关键：不先治内，未有能攘外者。

按照这个首重对内治理的思路，阮元首开先河，严格查办了一些官兵，如副将谢廷可、守备夏秀芳，以及一些水师把总、记委、千总，其中有的人案发后自杀，有的被发配充军。李鸿宾制定的防止鸦片的六项办法中，有四项就是直接或间接针对这些官吏兵丁。禁烟更为严厉的林则徐甚至杀心大起，高高举起了手里寒光四射的尚方宝剑。

但是，天朝官场的制度化腐败意味着，如果不以外部的权力来制约权力，单凭内部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的努力，无论这些人职务大小，身份若何，都不可能真正治理贪腐问题，清正干练如林则徐者也概莫能外。

来看看林则徐遇见的这样一件让他无从措手、徒呼奈何的事情。

9．贪腐不绝，鸦片不止（三）

这事还得从林则徐到达广州一年半以前说起。1837年8月，广州官场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

有人上奏皇帝，指名道姓地点出了四个在广州赫赫有名的鸦片贩子：一个外号叫赤沙广的徐某人，专门开设鸦片窑口；一个叫王振高的，靠走私鸦片起家，用走私赚来的钱捐了个都司，在香山营效力，道光十五年冬，王振高和其他人一起合伙开设窑口经营走私鸦片，店名宝记；还有一个叫关清也叫关信良的人，曾经在广州府当差役，他私自开设窑口，店名仁记；一个叫梁忠的人，是南海县差役，专营窑口走私。这四个人，都是靠多年走私而发家致富，家财巨万。凭借着与官兵差役串通一气，长期以来都没有受到惩处。

这些家伙太可恶了。道光皇帝命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祁塨，立即查办，严格惩处。

半年后，邓廷桢的答复来了。邓廷桢称徐广（即赤沙广）、梁忠（又名梁恩陞）以及王振高这几个人，都是官府委派缉拿鸦片的人员，他们都特别能干，破获的鸦片案也非常多，请求皇上不要查办他们，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继续缉捕鸦片贩子。另外，邓廷桢向皇帝保证，这些人都没开设窑口。

皇帝的态度很开明：既然已经查清了，这些人并没有参与鸦片走私，也没有开设窑口，那就让他们仍旧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查处鸦片。

但是，林则徐在广州严厉查禁鸦片后，这几个人终于露出原形。

林则徐手里有大量的情报，没来广州之前，就全盘掌握了广州水师受贿买放、纵容走私的有关情况。到广州不久，他就动手了。

第一步，林则徐先把韩肇庆撤职，遣散了他手下的人。

第二步，治罪。林则徐要杀人，他要借韩肇庆的头，清理广州官场沉疴多年的鸦片腐败。

擅自杀掉一个二品总兵可不是一件小事情。明季袁崇焕擅杀皮岛总兵毛文龙，竟成为他被凌迟处死的几个罪证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扯不清的公案。林则徐这次下了大决心，他要动真格的了。

他的一个亲信幕僚提醒他，韩肇庆这样的人，肯定不止一个。

继续查下去，林则徐发现，果然不止韩肇庆一个人。经查，水师官员梁恩陞、徐广、王振高、保安泰、伦朝光和蒋大彪等人都直接参与受贿包庇，罪行累累，其中一些人还自己开设鸦片窑口。

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是邓廷桢的手下。其中一些，正是一年半以前被参劾过的人。那一次，邓廷桢曾向皇帝保证，这些人与鸦片走私无关。

林则徐给广东布政司和按察司下达了一份缉拿这些人犯的公文，确认了上述几个人都是走私鸦片的要犯。

看看公文中揭露的这几个人的真面目：王振高与徐广曾因私自铸钱而获罪，后来两人开设快蟹和窑口，勾结水师兵丁、府县衙门，靠贩卖鸦片暴富。估计嫌钱来得太慢，这两个劣迹斑斑的家伙捐了官，居然由他们管理水师巡船。这两人乘机大肆包庇走私，每100斤烟土，收取贿赂40元。就是这个徐广，上次案发，经上奏获释之后，竟然更加肆行无忌。而名单中的梁恩陞和蒋大彪、伦朝光等人，是“武弁”中包揽鸦片最厉害的人。

1839年7月21日，这帮家伙被一网打尽，林则徐高高举起了他手里寒光闪闪的尚方宝剑。

但是，意外来了。林则徐正在审讯韩肇庆等一干人的时候，邓廷桢“恰巧”前来拜访。

这实在是太巧了。

林则徐对邓廷桢说，自己正在审讯有罪的官兵，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商量，请到自己办公的巡抚衙门里谈。

邓廷桢告辞，到衙门里等候林则徐，林则徐不久赶了过去。两人谈了一会儿，各自回家。据说，两人谈话的内容，毫不涉及个人私事。

天朝官场里，很多话，其实都是不必说出口的。大家讲究的，是心照不宣和心领神会。邓廷桢适时地出现，适时地和林则徐谈了半天无关的公事，且不说林则徐这样的精明老吏，就是其他人，大约都可以明白邓廷桢的意思。

这位林则徐的幕僚非常感叹地写道：韩肇庆等人的案子，终究由于邓廷桢的原因，从轻发落。

更可笑的是，韩肇庆本人继续留任，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

有必要再说说林则徐为官的特点。在爱民勤政、精明干练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不大为人提及的长处：他非常善于和官场中人相处。有清一代，由于总督和巡抚的这种相互监督和钳制的特殊官制，各省督抚，特别是督抚同为一城的，历来关系紧张，相互掣肘，势同水火。林则徐做过十多个地方的督抚，据李元度《国朝光正事略》记载，各省的督抚司道都乐于和他共事，没有一个人和他闹过意见。

没有官场多年历练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怎么可能如此鱼水同欢相洽如饴。

所以，林则徐从轻发落韩肇庆等人的案子，也就可以理解了。虽然贵为钦差大臣，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同在官场，人情世故，总还是要讲！总督的面子，总还是要买！同僚的情分，总还是要顾！

这不是猜测。

在林则徐和邓廷桢联名写给皇帝汇报此事的奏折中，这几个人的罪行被轻描淡写地掩饰下来：

皇上啊，这几个人确实都有包庇鸦片走私的行为，不过，罪行比较轻微，比如，查获的烟土，有零星剩余的，他们就私自均分，如果在偏僻的地方，鸦片贩子送了银子，也允许他们私自开走。

这简直就是阮元查办的叶恒澍案的翻版。把林则徐发给广东布政司和按察司缉拿人犯的公文内容与这份奏折做个比较，不难发现，林和邓是在欺君。

手下人大面积违法犯罪，上级当然有责任，更何况不久前，邓廷桢还曾经力保过这些人，所以在奏折中，邓廷桢非常惶恐地说：查出这些人的劣迹，自己感到“愧恨交深”，绝不会有一点点的姑息和回护，徐、梁、王三人全部摘除顶戴，革除职务，讯问严办。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犯罪，他们的顶头上司邓廷桢是否知情？甚至，是否参与？

林则徐告诉皇帝，审讯的结果是，邓廷桢只是“受到蒙蔽”，与受贿纵容无关。

其实，这个结论不用审问就可以得到。一般而言，只要涉及邓廷桢，大抵不外乎就是这种结论。得出这种结论有几种可能的原因：1．邓廷桢受贿纵容，但没有被指认；2．被指认了，但林则徐没有公开；3．他的确没有参与。

到底哪个是真的呢？

中国官场，从来都不缺少谜团。众多的谜团，永远不会被揭开。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人到底该如何“严办”呢？

看看朝廷当时的禁烟律令：吸烟者未能按时戒烟，绞死；鸦片贩子，砍头。

在林、邓两人的奏折中，这些人的罪行被描述得非常轻微，所以，他们没有被砍头绞死，没有被抄没家产、圈禁牢狱，没有被流放边瘴，这些劣迹斑斑的家伙不过是丢了他们花钱买来的官，他们可以带着自己来路肮脏的钱财，回家做个大财主，安安心心颐养天年。他们的运气真不错。

林则徐终于还是没有去借韩肇庆脖子上的那颗人头。虽然贵为钦差大臣，但是林则徐能做的，也只是优容和弥缝。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官场的平衡术，这就是天朝官场的潜规则，这就是天朝的制度化腐败。这种力量如此强大，别说是钦差大臣之尊，就是皇帝自己，都不能改变。

虽然林则徐能在短期内掀起前所未有的雷霆风暴，可是最终依旧无法根绝官员贪腐纵容的土壤。广州那位著名的贪腐总兵韩肇庆依旧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风暴过后，雨过天晴，官员照样受贿买放，鸦片也照样流毒遍地。

在离京之前，林则徐曾经和自己的老师相对而泣，大概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无力和无助。

不能严惩官场贪腐，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外国人以此为口实，将鸦片泛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中国政府，并指责中国政府禁烟手段不正当。这成为后来英国发动战争、索要鸦片赔偿的一个重要借口。

巴麦尊那封著名的《致中国宰相书》被称为鸦片战争最重要的文件。其中，最大的篇幅就指责林则徐禁烟的不正当。巴麦尊非常理直气壮地说：虽然中国法律宣布禁止鸦片输入，可是，大家都知道，过去许多年，鸦片输入得到广州的中国官员的放纵和许可。该政府应从惩罚它本国官员们开始，那些官员是这件事情中最大的罪魁祸首，但是，中国政府所奉行的方针恰恰相反，因为他们让那些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本国官员逍遥法外，并且对外国人使用暴力。

巴麦尊甚至认为，中国的鸦片禁令长期被废弛，中国允许官员们“公开帮助”违背禁令，是在给外国商人设置圈套，诱使他们违反禁令。无论根据国际法原则或者抽象的公正原则，这一行为都是不正当的，英国政府有理由对这一行动提出控诉。

美国商人在给国会的请愿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鸦片贸易虽是用走私的方法进行，但是中国官吏，上下无不受贿。中国政府有权禁烟，但是现在却执行着一种自相矛盾的不公道的方法——先惩办外侨而不惩办自己的臣民。

这些说法当然是强词夺理，但都有一个与中国人的认识完全一致的地方：既然鸦片的泛滥是由于官吏的纵容和分肥，那么，禁烟首先该惩治贪官。既然不能严厉惩治这些贪官，那么，要彻底禁绝鸦片，也就无从谈起。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如冬日的惊雷，显示了这个帝国和这个帝国的精英们最后的雄心、坚毅、果决和力量，成为帝国斜阳余晖里最后一抹辉煌的记忆。但是，由于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天朝特色的制度化贪腐，由于没有外部的权力制衡机制，林则徐雷霆般的禁烟风暴最后也同天朝历次禁烟行动一样，依旧不能真正禁绝鸦片。这是天朝的宿命，也是林则徐的宿命。当虎门销烟池里的鸦片混合着海水翻滚沸腾时，当林则徐目光如炬信心如炽时，鸦片汹涌的黑色狂潮正继续向中国东部沿海的广大地区席卷而来。

10．保证书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签的

1839年5月24日一大早，广州商馆前的广场上已经一片忙乱，一群穿着各式各样衣服的英国人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匆匆忙忙地登上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不久，这支船队将从广州商馆起锚，驶向澳门。

义律松了口气。在他的组织下，全体英商安全地从广州撤出。

义律要带走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侨民。林则徐则想得更远，他不仅要让他们离开，还要让其中的一些人永远不要再回来。

5月23日，在义律和全体英商离开广州的前一天，林则徐发布谕令：16名鸦片贩子立即具结（也就是签署保证书），声明在离开广州后，再也不回到广州。用现在的话说，这16个人被天朝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永远驱逐出境。

最初，这16个人并不愿意签署保证书。谁也不知道林则徐的禁烟到底要搞多久。眼看着遍地黄金一猫腰就可以捡到手里，可是偏偏这时你被人取消资格，强行拖出现场，你会怎么想？但是，义律担心，如果他们不签字，他们可能将被“继续强行扣押”，人身安全可能又无法保障，所以义律力劝他们同意签署保证书，随同其他英商一道撤出广州。

鸦片已经缴出，中英之间的一切问题似乎都已经解决，正常贸易立即就可以开始了。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些英国人会大规模撤出广州呢？他们不是很想做生意吗？他们怎么会放下对他们如此重要的生意不做呢？林则徐对此大惑不解。后来他曾经问过一个美国人，这些英国人为什么要离开广州？

英国人离开广州，来到澳门，中英双方脱离正面接触，原本事态似乎可以平息下来，可是实际情形恰恰相反，从此之后，中英双方的纠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英商还没有离开广州时，一个问题就悬在了英商的头顶上：具结。

鸦片上缴完毕后，钦差下令，广州恢复贸易。但是，有一个前提，所有外商要想继续在中国贸易，必须签署甘结。

外商虽然已经缴出2万箱鸦片，但并不等于今后鸦片不会再次流入中国。必须要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彻底杜绝日后鸦片的流入。林则徐想到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办法：具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签署保证书。从中国的习俗来说，这种保证书具有无可争议的法律效力。显然，林则徐非常清楚，查禁鸦片是一场长期的战争，绝不是虎门的一次大规模销烟就能彻底解决的。

林则徐告诉皇帝：外国人其实很讲究信用，如果他们同意写保证书，他们今后就不会也不敢再走私鸦片了。

在收缴鸦片的同时，林则徐就让行商给义律带去保证书，让他命令在广州的英商签署。

但是，义律坚决不同意签署这样的文件。他当着行商的面把这份文件撕毁，说：请转告你们的官员，在你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你可以夺走我的生命，但关于保证书问题，他们继续麻烦他们自己，或者继续来麻烦我，那是一件白费力气的事情。

既然已经上缴了鸦片，义律为什么还要如此强硬地反对签署这样的文件呢？何况他本人也希望制止鸦片输入中国。

义律这样对林则徐解释道：签署甘结不仅涉及有关人士本身，而且还涉及其他的人。签署这种保证书，实际上无异于将所有外侨的生命、财产、自由，都置于中国的行商、通事、买办甚至苦力们的管理之下。同时一些在外面冒险从事鸦片贸易的投机商人将影响驻粤守法商人的安全。

义律这种反应让林则徐非常意外，也极为反感。林则徐大义凛然地告诉义律：来中国，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义律答复：不错。但是，保证书的新规定不符合英国的法律。如果强行签署这些保证书，英国的商人和船只除了离去外，别无其他选择。

义律所说的，在林则徐看来似乎完全是另一个星球的语言，他认定义律反复无常，不讲信用，包藏祸心，庇护奸人。

这又是双方一次严重的误会。

林则徐拟定的甘结中有一条至关重要的惩罚性规定：今后如果外国商人再带鸦片进入中国，一经查获，“货即没官，人即正法”。

这条规定，是义律和其他外商拒绝签署这份保证书的根本原因。围绕着这两句话，中外特别是中英之间，又展开了一轮新的拉锯战，这一次，双方谁也不愿意屈服。

从中方的角度，这两句话毫无问题，最多只是更加严厉一些而已。外商到天朝贸易，当然要执行天朝的法律，而天朝对贩卖鸦片的人，按律也是要处死的。

但是，在外商看来，这个条款严重地不合情、不合法，并毫无疑问将导致众多冤屈甚至陷害。

要理解英方的态度，有必要先来看看一艘商船上货物的组成情况。

在一艘远洋货船上，其货物至少归三种人所有：1．货主（货主可能是船长本人，但更多情况下不是）；2．船长；3．船员。此外，还可能有其他托运人和乘客的货物。按照西方惯例，除了货主的货物外，每一艘远洋货船上，还会另行划拨一些所谓的“优待吨位”给船长和船员，让他们免费携带一些自己的货物，以弥补薪水的不足并保障货物的安全。这些优待吨位总量不少，船长的优待吨位可以达到几十甚至上百吨。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人委托船长或船员托运的货物，或者一些随行旅客携带的货物。

五花八门的人，带五花八门的货物。一艘数百吨的大船上，货物堆积如山，到底谁带了什么货物，根本不可能认真清理。当时那些不远万里前往中国淘金的水手、船长和商人们，个人素质参差不齐，一些水手本身就可能是逃犯。他们中间绝不缺乏为了重利而铤而走险私自夹带鸦片的人。根据中方甘结中“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规定，一旦某个人背着其他人，私自夹带了一些鸦片，那么全船的货物都要被没收，全船所有的人都要被“正法”。许多没有犯法的人必然会被无辜牵连，合法货物可能被全部没收。

想象一下，如果警察在一架境外飞来的飞机上查获一批海洛因，难道飞机上所有的货都该没收，所有的人都要杀头？

除了外籍人士可能铤而走险夹带鸦片外，这条规定也很容易启动构陷。如果中国通事、行商、官兵等对某些外商心存怨望和不满，完全可以居心不良地存心陷害。

其实，这些问题，当时中方有人也认识到了。有人曾提出疑问：外商船多人众，万一遇到一两个不良水手，私自夹带鸦片，不管夹带多少，岂不是所有货物都要被官府没收，所有人都要惨遭杀戮吗？

此外，还有一个司法体制的问题：如果中国官府在一艘船上查获了一批鸦片，而鸦片所有人也被确认，此人是否犯法？

按照英国的司法体制，他仅仅是一个嫌疑人，尚未判定为罪犯。他必须受到公正的审判，才能最后确定是否犯罪，并给予包括杀头在内的罪刑相当的惩罚。

但是，在中国，他不仅已经犯法，甚至可以就地正法，无需任何审判。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任何罪行都需经过合法的审判，方能定罪。

从实体正义的角度，任何罪行只要通过查明或者认为查明，即可认定为犯罪。

但是，自称从小生长在海边、对夷情非常熟悉的林则徐似乎并不知道这些。

这不怪林则徐。他的要求没有任何问题。签署甘结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数千年来被中国民间或者官民之间作为一种可靠和有效的自我约束手段沿用下来，在此前，中方也多次要求外商具结，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天朝有权要求外国侨民遵守本国制度和习惯法。而连坐这种惩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一种合乎法制和情理的刑罪处理方式。

所以，林则徐断然下令：不签署保证书，就不能贸易。

中外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在贸易的诱惑面前，弱小的美国不像强大的英国，美国商人率先圆滑地屈服了。7月3日，经过伍浩官的协商，美国商人在甘结上签字。

当然，美国商人对这种甘结也非常不满，他们的签字是有保留的。这份文件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美国商人在中间签了字。签字完成之后，他们转过身去就向自己的副领事抗议：我们只对英文部分签了字，至于中文的解释，我们不负责任。

美国商人这样说，是因为这份文件有一个奥妙之处：中文文本中保留了“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内容，但是，在英文翻译中，“人即正法”被取消。

签署保证书后，美国商船正常开始贸易。

有美国商人的成功先例，义律和英国商人仍然拒绝签字让林则徐大惑不解并且异常愤怒。他告诉皇上：英国人越是这样强硬地反对，越说明具结这个东西对他们有很强大的约束力，因此应该坚持我们的立场，强迫他们签署。何况义律刚刚才说服16名英商签署保证书，同意不再回到中国。现在英商的态度如此强硬和恶劣，都是由于那个包藏祸心的义律在幕后操纵。因为义律既然可以命令所有的英国人缴出鸦片，也就有权力命令所有的英国人签署保证书。

这又是一个误解。义律说服16名英商签署保证书，是为了保证全体英侨能迅速离开广州，摆脱危险。到达澳门后，英国侨民已经脱离危险，义律和英商当然不认为还有必要再去签署内容严重违反英国司法思想和体制的保证书。

义律告诉林则徐：即使我们尊敬的国王，也没有这个权力命令他的商人填写这样的保证书，我义律当然就更没有这种权力强迫他们。

中方依旧坚持，不签署保证书，那就干脆滚蛋。

具结的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林则徐用甘结作为条件，将英商挡在了广州之外。而在当时的形势下，英商其实也不愿意进入广州。

英商刚刚撤到澳门，义律就发布布告，禁止英商进入广州，只能在澳门上下货物。

义律的布告得到了全体英商的支持。6月12日，在澳门召开的英商会议上，英商一致决定，反对任何英国商人违反总监督的严格命令私自把英船和英货驶入广州。

17日，英商再次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在中英现有关系下，同意商务监督有关禁止英商和英船进入虎门的命令。

不进入广州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商们认为，广州依旧是危险的，贸然进入很可能给自己惹来麻烦；二是英商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进入广州做生意，表明他们忘记了刚刚发生的那些事情，让人觉得他们相信天朝政府的公正与和平意图，认可天朝和林则徐对外商采取的一切处置措施，这样会把他们所遭受的“侮辱和冤屈”全然忘记，并会有损“英王和英国国家的荣誉”。

但是，每年贸易都在黄埔进行，不进入广州，怎么进行贸易呢？义律请求林则徐格外开恩，允许英侨在澳门装载货物。

林则徐当然不会开这个恩。这既不符合老规矩，也容易引来各种问题，比如，税收怎么办？他告诉义律，中方禁止一切贸易在澳门进行。要么，就进入广州，要么，就离开。

义律抗议道：英国商船之所以不驶入虎门以内，是因为这些毫无自卫能力的人进入中国人控制的区域后，他们的安全和命运将毫无保障。

林则徐还是坚持原有立场：要贸易，就必须进入黄埔，其他地方不行。

义律答复是：英国人进入黄埔贸易，必须得到国王的同意。

那国王什么时候会同意呢？

从这里到伦敦，要半年，我们只能等。

奇怪的是，面对中英的僵持，那些急于做生意的英国商人这次一点都不着急——他们有美国人帮忙。

自从签署保证书后，利用英国人离开广州的美好时光，美国人开始了他们乐不可支的赚钱时刻。他们把英商的货物从澳门运进广州，再把茶叶等出口货物从广州运到澳门的英国船上。两边收运费，一桩好生意。只要赚钱，他们什么都可以运进或者运出广州，比如，他们还曾为林则徐运来大炮。

在美国国旗之下，在这个纷繁喧闹的贸易季节里，除多花点运费外，英国人的进出口贸易没有受到一点损失。一次，义律在澳门遇见了美国旗昌洋行的那位福布斯先生，他感激地说：你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离开广州，女王真的应该向你好好道谢。你们已经把我们所有的货物运进，并且运出大量的茶、丝。如果不是美国商人留在岗位上不动，英国人可能就进去了。我没有力量制止他们不去。

甘结的问题就这么搁置着，有了美国商人的居间缓冲，中英双方脱离正面接触，中英之间暂时平静了下来。不料这期间，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再次冲击了岌岌可危的中英关系。

11．找不出凶手和一定要找出凶手

英国侨民从广州撤出不久后的一天，一群英国水手来到尖沙咀喝酒。喝着喝着，这群水手和旁人打了起来，至于打架的原因和具体的过程，谁也不知道。

这场架，动静闹得有点大，不仅有外国人参与，也有一些中国人被卷了进来，甚至一些妇女和儿童也被殃及。更不幸的是，一个叫林维喜的中国人在冲突中受伤，第二天死亡。

据说，水手都是英国人。但是义律称，有证据表明，一些美国水手也参加了斗殴。

没说的，林则徐命令义律交出凶手。

但是，义律有话说：没法交出凶手。

中英关系被拖入更大的争端之中。

事件发生后，中英双方都进行了调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悬赏200元指认凶手，并悬赏100元指认参与或者鼓动斗殴的首犯。他到受害者家里，拿出了1500元作为赔偿。为了让家属不受附近那些官员的敲诈，他又另加了400元，还给其他受到骚扰的乡邻100元补偿。看来，义律对中国官吏是很了解的。但是，尽管有这种防备，据说这笔钱家属最后真正拿到手上的，总共只有300元。

义律组成了一个法庭，在24人的大陪审团和12人的小陪审团面前，分别对水手长蒂德尔和5名参与斗殴的水手进行审判。义律还邀请中方参与审判，但是被中方拒绝。

判决的结果是，大陪审团驳回了对水手长的杀人指控，杀人罪不成立。5名水手犯骚乱罪和殴打罪，罪名成立，分别判以3至6个月的监禁和15到20镑的罚款。

义律随后通知中方，他没能查出行凶的罪犯。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审判的人在回国后被撤销了罪名，义律还受到了英国政府严厉的申斥，因为他只是一个外交官，对英国臣民没有司法管辖权，他的审判是越权的，在程序上无效。

人已经被杀死，凶手据说也被抓到，怎么会查不出行凶的罪犯？林则徐觉得义律完全是在故意撒谎，包庇自己的国人，这让他异常愤怒。

义律真的抓不到行凶的凶手吗？也许像许多史书中说的那样，义律是在包庇英国罪犯。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他真的抓不到罪犯，或者准确地说，他缺乏认定凶手的证据。在一场有许多人参加的街头斗殴中，一个被打者第二天死亡，谁是真正打出致命一击的那个人？即使被告参与了斗殴，但是，如何证明他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死亡？

义律的强硬使中方有些意外，也有点下不了台。有人向他暗示，不管怎样，在5个水手中随意交一个人就行。

这种处理方法和休斯夫人号事件完全一样。但是，义律不同意。

不久，澳门海滩上发现了一具外国人的尸体。尸体在水中已经泡了很久，没人能认出此人的身份和国籍。

官方又有人暗示义律：你姑且承认此人就是杀人凶手，有人顶罪，此事就可以了结。

义律还是不同意。

见义律依旧不交出凶手，林则徐决定拿出更强硬的手段——把广州围困商馆的手法再复制一次。8月初，林则徐下令：断绝对澳门的英国人的一切饮水和食物供应——只限于英商，不包括其他外国人；所有为英商服务的中国仆役、买办三天之内撤离，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任何中国人不得为英国人引水，否则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封禁澳门，把英国人赶出去。

天朝官员向澳门葡萄牙总督传达钦差的命令：即刻让全体英国人滚蛋。

邓廷桢受命，亲自带队驻扎在澳门附近的香山，从广州四周调集各路人马。大批兵勇被派往香山县，随时准备向澳门发起进攻。原本已经渐趋平静的中英关系风云突变，军事行动一触即发。

澳门的数百名英国平民是无力抵抗天朝军队的，义律被迫请求葡萄牙人保护澳门的英国商人。但眼前的局势让澳门总督平托惊慌失措，没落的葡萄牙绝不敢对抗强大的天朝。平托告诉义律：很遗憾，葡萄牙已经无力向女王陛下的臣民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天朝的军事威胁让澳门的英商惊恐万状。马地臣满怀恐惧地写道：天朝的军队可能随时包围英国人的住宅，今天夜里我们在澳门的本国同胞将没有人敢睡觉。

那位从印度逃到广州躲老婆的爱尔兰人钱纳利一边哀叹“生活在无比痛苦之中”，一边抓紧一切时间画画。他告诉朋友们，自己准备在成为刀下鬼之前，尽可能地争取多画几幅画。

义律给广州知府写信，抗议天朝对澳门的军事威慑。他说：根据英国的精神，天朝目前的行为是性质最恶劣的攻击和暴力行为，我相信你们的大皇帝不会批准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行为，中英之间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按照公正理性的原则加以解决。

但是，广州官府没人理睬他的抗议。

面对急剧恶化的形势，义律必须作出权衡。中方的这一系列行动，是因为自己在林维喜案中采取的不交凶犯的强硬立场，义律认为，如果他本人此时离开澳门，应该就可以缓和这种对立气氛，避免澳门的英国人受到牵连。于是，8月23日，义律先行撤出澳门，前往尖沙咀。

不巧，就在这时，英国船只黑杰克号在澳门和香港之间的水道上被劫持。据英方称，清军水师守备黄琮带人袭击了这艘船，船上五名印度水手被杀，船长跳入海中，逃过一劫。一名叫茂斯的英国乘客的耳朵被割掉，然后又被塞到茂斯的嘴巴里。黄琮原本准备把这艘船拖走，恰好另一艘商船路过，这艘船才被天朝官兵放弃。

这个消息令澳门的英国人更加恐慌。黑杰克号的遭遇是不是中方一系列攻击行动的开始？

在澳门的英国人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英国人一致决议：立刻离开澳门。

义律匆忙从尖沙咀赶回澳门，组织英侨紧急撤离澳门。26日，在澳门的全体英国人胡乱收拾随身的大小行李，匆匆从住所出来，赶到船上去寻觅安身的地方。一小队挤满了乘客的小船、双桅帆船和欧式沙船慢慢地驶离港口，那情形看上去一片凄凉。

船队从澳门出发，在香港外海一带漫无目的地漂泊。由于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义律甚至一度计划把这支船队驶到马尼拉。

仓皇漂泊中的义律愤怒地再次给广州官府写信抗议：因为我没有交出一个人让你们处死，你们就把正在分娩阵痛中的妇女、病人、幼童赶出他们的住处，断绝食物供应，遣散工人，这与和平和帝国的尊严难道是一致的吗？

母亲带着幼小的孩子忙乱惶恐地登上小船，即将分娩的妇女被放置在小船的甲板上，船队四处漂流、无依无靠的悲惨故事，后来在英国本土和远征军中广泛流传。在英国国内，林则徐将英侨赶出澳门所引发的愤怒，比其围困商馆引发的愤怒更大。

英国人虽然走了，但是，广州的贸易必须尽快恢复秩序。8月底，在给澳门英国人施压的同时，林则徐布告各国商人：没鸦片的，赶紧来贸易；有鸦片的，缴出后可以进口；不敢进口的，赶紧走人。

但是，英商不来，他们对前景毫无把握，宁愿继续在海上漂。

那就让他们别上岸，继续漂着吧。林则徐决心彻底灭掉英国人的倔强和顽梗，他毫不留情地布告沿海民众：英国人执拗和肆无忌惮，必须予以严惩。沿岸百姓立即集合壮丁、购买武器，夷人一旦上岸，可以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者将其捕获；如果夷人上岸汲水，必须加以阻拦，不准他们饮用。

义律依旧顽固不化，他质问天朝官府：如果在别的国家，这样的告示，就等于是一封宣战书。你们真的要和我们开战吗？

义律本人可以继续顽固下去，但是布告发布后，英国人的麻烦大了。几百老小漂流在海上，没有淡水，没有食物。每当他们上岸汲水时，就会发现井口插了一个小标牌，上面写着：此水已下毒药，食之烂肠，吾民不可汲取。

不管真下毒还是假下毒，反正没人敢喝井里的水。

可是，人总是要喝水的，没有井水，那就只能喝雨水了，好在南中国的夏天，雨水非常充沛，船上的英国人用帆布接雨水，勉强过日子。

这不是长久的办法。9月2日，义律发布告示，恳请沿岸的百姓别往井水里投毒。但这样的布告毫无用处。

没有饮水还不是最大的威胁。在海上的英国人担心，自己的生命似乎也并不安全。这期间，传来了几个令英国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一艘英船的船主失踪，另一艘西班牙船捕获后被焚毁，因为传言它其实是一艘英国船。

据逃回来的人描述，对这艘西班牙船的攻击是在早晨5点开始的，它被一群清军兵船包围，船上财产被抢，大副被抓。大副后来说，清军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还拿出一大箱银元，要求他们承认是英国船，被大副拒绝。大副被带到广州，关进监狱，大约半年后，在西班牙领事的抗议下才终于获释。

几百名英国人恐惧、困窘地在海上飘荡着，但是，义律仍然不屈服。

对于义律的强硬，林则徐大惑不解，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从义律的角度考虑，除了屈服，他根本没有出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头呢？

林则徐还停留在封禁广州商馆所获得的成功里。他不知道，英商撤离广州后，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义律在等待，他在等国内的最新指示，他在等一样东西。

12．伦敦的喧嚣

广州圈禁前不久，一名名叫查顿的商人走进伦敦唐宁街10号，拜会外相巴麦尊。

查顿是不久前刚退休从广州回到伦敦的。他肩负着广州英商的使命，兜里揣着英商筹集的2万元钱。回国伊始，他就在白厅一带四处游说。作为在广州长期浸淫的中国通，查顿向英国内阁提供了许多详尽的一手资料和极富操作性的建议，其中一些内容甚至是巴麦尊和英国外交部闻所未闻的。查顿的这些资料和建议对英国外交部实施新的对华政策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事实上，在查顿回国时，正值英国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转向，以武力为后盾的强硬外交逐渐进入他们的决策视野，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政策选项。

前面已经提到，东印度公司解散前后，广州外商中的强硬派已经占据上风。早在1832年，胡夏米在向北航行之后，就给英国政府提供了两个有操作性的方案：一个是武力要求对损失求得补偿，并对未来取得保障；一个是什么也不做，等候更好的改变中英贸易的机会。

鉴于过去中英交涉时中方不会通过谈判做出任何改变，最好的办法，是派一支小型的舰队去解决问题。

这支小型舰队应该有多大的规模呢？

大型主力舰1艘，大型巡洋舰2艘，小型巡洋舰4艘，其他小型舰艇数艘；陆军600人，总兵员3000人。

目标：封锁中国沿海主要城市广州、厦门、上海、天津的出海口。

这点兵员就够了？

够了，对付天朝的军队，足够了。只要实施这样的军事威慑，很多的外交目的就可以轻易达到。

胡夏米的这个方案，勾勒出了英国对华炮舰外交的基本轮廓。它的核心是，以武力威慑为依托，实现基本的外交目的。除非外交目标未能达成，不追求战争行动的实际展开和战争范围的扩大化。

同年，曼彻斯特商会和利物浦印度协会都给英国首相写信，指出广州官员的任意勒索和行商的垄断对贸易产生的严重影响，以及英商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保护。此后，英国国内商人就中国问题向政府的请愿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

律劳卑事件之后，强硬派观点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中已经达成一致，他们连续集体向英国政府呈送请愿书，呼吁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而此时国内新兴工商业主也频频要求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作出新的回应。英国外交部受到的英国国内外压力越来越大，迫使他们必须重新思考现行的对华政策。虽然在律劳卑事件后长达五年多时间里，英国外交部并没有新的动作，但是，强硬的炮舰外交政策已经逐渐被英国外交部所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鸦片虽然已经成为中英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尚未诱发中英双方的直接冲突。也就是说，炮舰外交的出台，与鸦片贸易并无关系。

广州圈禁英商的消息，促成英国对华政策彻底转向。

还在圈禁期间，义律就匆匆忙忙地给巴麦尊写了一封信：广州贸易的所有的安全感已经被打得粉碎。在远离我们军舰驻地的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贸易，不再是一个可能的事态。

广州商馆的封禁解除之后，义律以不可抑制的愤懑语气连续给外相巴麦尊写信，呼吁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收缴鸦片是一项性质最恶劣的武力抢劫行为，恰好使女王陛下有权获得充分的赔偿和关于今后的保证。在交出该财产之后，钦差大臣依旧保持监禁、侮辱和蛮横威胁的状态，使整个事件成为迄今为止一个国家敢于对另一个国家采取的最无耻的侵犯行动。这场危机给英国提供了一个正当的干预理由。由于鸦片每天都在危害这个古老帝国的和平，并损害基督教国家的声誉，因此这种干预可以使英国有效制止和管理鸦片贸易，更重要的是，同这个帝国将建立更加光荣和广泛的贸易。

诉诸理性或正义是办不到的，抱怨是不恰当的。林则徐只会曲解那些警告或愤怒的言辞，以便对他自己有利。对所有这种违反真理与正义的行动所作出的答复是给予一次打击。与中国人交涉，必须要有足够的武力作为支撑。英国应该派出一支舰队，占领舟山，严密封锁中国各出海口，从经济上打击清帝国；在白河口向皇帝直接呈送公文，要求清帝国道歉，并给予经济补偿，同时割让舟山；增开宁波、厦门、福州、南京等通商口岸。

英商的态度与义律完全一致。到达澳门后，他们立即给英国政府呈递了一份全体签名的请愿书。请愿书罗列了天朝的“暴力行为”：

1．停止广州全部合法贸易，不能提起申诉。

2．拘禁所有的外国人，包括女王陛下的监督，以便缴出属于他们本人和其他人的财产。

3．公开和毫不掩饰地威胁，要外国人以他们的生命对缴出鸦片以及对今后任何违反中国习惯法的行为负责。

4．试图强迫外国人签署保证书，要求一切人用生命财产为鸦片负责。

英商们要求，对华关系必须作出某些重大的改变，当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处于一个反复无常和贪污腐化的政府的摆布之下，英国贸易是不能够安全进行的，而且肯定绝不能够繁荣。政府应该迅速干预，采取英明的措施，以改变将来他们与大清帝国的关系，防止横暴的事件再次发生。

除了具体事实上的差异，这封请愿书与律劳卑事件后全体英商的请愿书，在基本精神上几乎完全一致。

中英在广州冲突、英国人被圈禁等消息传到英国，特别是英商被迫撤离澳门之后，伦敦的舆论立即一片沸沸扬扬，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游说活动在英国展开。非常有意思的是，主张采取强硬行动的，有鸦片贩子，但更多和最主要的是工商业界人士。

从1839年9月到1840年5月，伦敦、曼彻斯特等6个工商业城市的300余个工商业团体共进行了6次请愿活动，均敦促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曼彻斯特工商业者的请愿书称：英国在广州的臣民们被剥夺了自由，他们的生命遭遇了莫大的危险，他们的财产被无理地查封和被迫缴纳。曼彻斯特的商人们失去了这个市场，并在将来可能遭受严重的损失。政府对中国方面的这种侵略行为，应拿出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

伦敦商人的请愿书称：在以前一切的断绝通商关系中，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侵犯英侨的人权。对于这样的行动，除非政府采取强而有力的政策，否则以后中英间的贸易的进行，将无法保障英侨的生命财产与英国的信誉和利益。

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长期研究中英关系，其提交的请愿书更为详尽，也提供了更多可资决策参考的意见。请愿书首先将鸦片的泛滥归罪于天朝官府严重的贪腐，并提出，要想让中英的商业关系更为稳固，必须以欧洲的原则作为两国新关系的基础。假使中国方面要享受欧洲的国际公法的权利，那么中国也应该承认欧洲国家间通商关系的原则。但是中国人以优越种族自居，鄙视英人，因此对在华的外侨，屡加侮辱，只片面地要求外侨遵守中国法律，但并不予以相互的利益。该请愿书称：

我们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印象是：屈服只有使危机加深。我方应当用武力强迫中国方面让步，将贸易置于一个安定的，永久的基础之上。两广总督的行为，假使不予以适当的抵抗，将永远是专制的，不公道的，这是每个到中国去的人私下的感想。

该请愿书最后建议，最好的改善中英贸易关系的办法，是签订一个通商条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有一支包括3艘主力舰和其他辅助舰只、总人数大约6500人的部队。

查顿在和巴麦尊的会面中，也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建议。他甚至提到了广州的巨额商欠问题，这个问题巴麦尊此前甚至从未听说过。

英国工商业者的这些建议，构成了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最基本的行动方针和外交指南。

在伦敦的一片喧嚣声中，英国政府对华政策彻底转向强硬，对华炮舰外交政策正式出台。9月，英国收到了义律有关广州和澳门事态更为详尽的报告，内阁会议基本确立了新的政策——向中国派出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对中国展开军事威慑，但并不等同于真正的战争。

实际上，在得到广州局势的初步报告后，巴麦尊已经应义律的要求，指令印度总督向中国派出一两艘军舰，以保护那里的英国侨民。这就是义律一直在等待的。对于国内是否将对华采取军事行动，义律本人并没有明确把握。

10月，巴麦尊写信告诉义律，英国准备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义律必须作出相应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确保英国舰队到达时，广州没有英国人。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讲：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我对其极其关注，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臣民利益和王室尊严的事件。

议会就对华军事行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执政党议员认为，中国方面对贸易的遏制政策、对英国国旗的侮辱、对英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威胁，以及中英之间国家关系的不平等，英国必须作出强硬的回应。

但反对派认为，不能支持这样一个恶毒的和有伤道德的贸易，以此发动战争更是可耻的。

经过长时间辩论，议会以极小的优势通过了执政党的战争提案。

反对党强烈反对这场战争的举动，被许多中国学者当作这场战争“不义”的证明。这其实又是一个大误会。

不要以为反对党真的反对战争。在议会政治中，“反对”是反对党这种政治动物的天然职责和政治本能。用最简单的话说，“反对”本身就是目的，至于反对的到底是什么，那还是其次。反对党可以用一个理由反对执政党的某个政策，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支持自己的同样的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抵制对华战争的反对党，对战争的狂热一点也不比执政党差。在战争期间，原执政党自由党下台，保守党皮尔内阁上台执政，顶替巴麦尊出任外相的是阿伯丁。中英鸦片战争第二阶段更大规模和更大范围的战争行动，以及后来严苛的中英条约，实际上都是在阿伯丁等人的主持下完成的。

1839年10月，巴麦尊向义律通报了英国政府军事行动的大致轮廓。他告诉义律，英国在这件事上的行动方式，多少有点类似于中国人自己惯于采取的，那就是，先揍一顿，然后再做解释。具体步骤为：

立即封锁珠江，但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因为广州距离北京太遥远，在该地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有效的打击必须在距离京城较近的地方。

占领舟山群岛的一个岛屿，作为此次军事行动的集结地，以后作为英国贸易机构的基地。

封锁岛屿对面的河口、扬子江口以及黄河口。

舰队司令本人亲自到白河口，递交一封写给北京政府的信，通知他们英国政府为什么采取这些行动和有哪些要求，并展开谈判。

无论何时，只要中国政府表示具有谈判的诚意，就可以进行谈判。但谈判必须平等。英国政府的全权大臣不应享有优越地位，但不能够允许把优越地位给予中国的全权大臣。假如中方拒绝赔偿，或者拒绝谈判，英军不应停止或中断军事行动，直到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定。

军事行动的大致方案是：

派兵沿黄河而上，占领黄河与运河的交汇口，切断南北交通。

派兵沿长江而上，占领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口，切断南北交通。

具体行动方案由舰队司令官自行决定。

与中国签订的协定的具体要求是：

1．中英双方臣民在对方领土内得享有人身和财产的完全保护，中国允许英国臣民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居住，且不受凌辱和虐待。

2．英国委派领事在上述港口驻扎，并与中国官员直接接触。

3．割让一处岛屿。

4．赔偿鸦片损失。

5．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

6．赔偿军费。

7．商定赔款的方式和期限。

8．签订条约后，英军将解除封锁，款项付清，英国将从被占岛屿撤军。

9．条约以中英文书写，双方签字，发生疑问，以英文本为准。

10．条约由双方国王批准。

条约第1—2以及4—9条是中国必须同意的，得不到同意，英国的敌对行动不会停止。

可以讨论的是第3条，如果天朝不同意割让岛屿，而愿意通过条约向英国臣民提供贸易的安全和自由，英国可以放弃对一个岛屿的永久占领，第3条可以用下列条款取代：

1．英商可以在上述口岸设立仓库、商馆和房屋，并自由交易。

2．中国应公布税则，如有变动，中方应在一年前通知。

3．给予英国优惠国待遇。

4．中国可以没收英商违禁货物，但不能对英国人进行人身虐待。

5．领事裁判权。

蒋廷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说：除治外法权一项，其余的都是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在割地和增加口岸两者，中方可以选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

英国人决意开战了。在中英贸易两百年后，长期的矛盾终于无法调和，战争最终成为必然。

权威的中国通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这样评价这场战争：

对于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外国人，鸦片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贸易的不公平、垄断、各种限制、贪腐、个人的不便、国家的不平等、对国家的侮辱等，都是亟待补救的和改变的。从律劳卑提出抗议的时候起，战争的阴云早已弥漫天空了。当中国人实行一种激烈的禁烟运动而使危机加剧时，战争果然就来到了；可是它并不是为了维持鸦片贸易而进行的斗争，它不过是一个持续了二十年，并且要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和商务关系的斗争的开端。

美国前国务卿、时任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昆丁·亚当斯也评价了中英的这场冲突：

中国的这种自命居于世界各国之上的情形是战争的真正原因。不管直接的争执点是什么，只要英国人——或美国人——必须把他们的生命财产无保留地置诸专制政治的支配之下，一切关系就不会有根本的稳定。

中华帝国不承认有和他国维持通商的任何义务。它完全否认其他国家和它本身的平等，甚至于否认它们的独立。它自命为地球上的水陆中心，无异于至尊的主体，凡是和它具有任何政治或商务关系的其他一切国家，一律视为对它的专制主义奉命维谨、纳贡称臣的外夷。这种对人类天赋权力和对于国家权利的首要原则的无理迫害行为，现在应该是终止的时候了。

一般的看法都以为争执不过是因为英国商人输入几箱鸦片，中国政府因其违法输入而予以查抄，但是我却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看法。这只不过是争端中的一个偶然事故，而并不是战争的原因，正像波士顿倾茶事件并不是北美革命的原因一样。战争的原因是叩头——是中国妄自尊大的主张。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条件下，而要在君臣之间那种侮辱和卑贱的形式上维持和其余人类的商业交往。

在伦敦积极备战的同时，美国这边也行动了。

义律带着英国人离开广州后，美国商人给国会写了一份呈文，要求委派一个商务代表前来中国议定商约，并且还要求调派一支适当的舰队到中国海面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他们要求美国政府直接行动，或者会同英、法、荷兰等国共同行动，力求在安全体面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商业关系。

具体的要求是：

1．准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宫廷附近，并享有普遍外交特权。

2．公布确定的税则。

3．制定关栈制度，或者某种转船复出口的章程。

4．在中国其他一口或者数口通商的自由。

5．因封禁其他合法贸易而造成的损失的赔偿和今后的保证。

6．外国人犯罪所受到的惩处，应不重于英美法律有关同等罪行的惩处；当事人犯罪未经公平地、明确地证实前，中国当局不得对任何外国人进行惩处。

美国人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英国人要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涉及中外之间的各种问题的“总解决时间”即将到来。但是他们力主政府对华政策保持慎重。他们希望中方派出军舰保护在华的美国商船，他们特别担心中英冲突会使中国政府忽视了对沿海海盗的打击和防范。不过，他们认为美国派出的这支舰队不能干预中英冲突，或者与中国方面发生任何外交联系。

在他们的要求下，美国海军准将加尼率领一支东印度分遣舰队前往中国。

美国人并不想在未来的战争中帮助英国人，公众的情绪也并不以英国人为然。美国人自认为并且也的确与中国的普通百姓、中国政府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好感。中英冲突，他们只想做一个旁观者。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禁烟运动，有助于美国的商业利益，而英国对中国的威慑和打击，可以改变中国的商业制度和国家关系，这对美国也是有利的，可以将今后美、中贸易放在一个公正而稳定的基础之上。

英国即将开战的消息在广州外侨中传开。

得知这个消息，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侨民与英国人采取了协同行动，尽可能彻底地撤离广州。但是，美国人的生意正红火，他们舍不得马上离开。他们给林总督投递了一个禀帖提醒道：据说，英国人将在1840年6月封锁广州海口，不许任何国家的船只前来广州贸易。请林总督能够让我们的货船尽快开进黄埔进行贸易。

对这个重要的战争警告，林则徐的回应是不屑地把这份禀帖“原禀掷回”，并愤怒地斥责道：禀帖里胡说什么英吉利准备封港，不准各国船只来广州贸易，实属胆大妄言，极端悖谬。

美国商人当然不会像林则徐这样看。不过，这帮勤奋而大胆的家伙利用这个难得的市场垄断，继续忙着自己的生意，直到英国军舰全面封锁广州港的前一天。

13．林则徐的“大胜仗”

8月的最后一天，远远的海天之际，出现了一艘军舰的模糊影子。英国皇家海军的窝拉疑号到达中国。军舰海阿新号也紧随其后，很快就要开到。

义律一直苦苦等待的一天终于来了。

巴麦尊应义律的要求，先期从印度派来了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两艘战舰。此时，英国内阁尚未决定对中国开战，两艘战舰的目的还仅限于尽可能为广州的英商提供保护。

窝拉疑号的到来，给了困境之中的英国人极大的鼓舞，义律心里一下子就有了底气。他致函澳门葡萄牙总督，希望能让海上漂流着的英国人回到澳门居住。义律还保证，他可以为澳门提供保护。

但是，葡萄牙总督平托不敢接受这样的提议。

9月5日，义律带着拉恩号和窝拉疑号上的小艇来到九龙寻求补给。窝拉疑号舰长士密跟随义律前往，把炮舰留在后面。

义律向岸上的中方官员提交一份公文，要求提供食物和淡水，并请求百姓不要往水井里投毒。

义律还向百姓发布了一道告示：英国人会以仁慈和公正的态度对待当地的中国人，所有采办物品一律付款。只要提供食物和饮水，义律将负责维护和平。如果中国人停止那些供应，就可能发生冲突，责任将落在煽动这些麻烦的人的头上。

但是，天朝官员拒绝接收公文。

义律表示，下午2点半以前，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他就要击沉在他面前的所有中国船只。

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拖延和推诿，义律失去了耐心，他干脆让一队人上岸购买食物。当这些人带着买来的食物回船时，几名天朝官员突然出现，命令百姓把卖掉的东西收了回来。

义律得知这个消息，心中极为愤恨，立即命令向水面上的3艘中国师船开火。

中国师船回击，炮台的岸炮也参加战斗。

中方回击的火力超出了义律的预料。他事先并没有准备作战，甚至没有给小艇配备足够的弹药。战斗进行中，英国雇用的美国剑桥号赶来支援。双方对轰半个小时后，英方打完了全部弹药，退出战斗。中国师船也离开战场。

这时，前来支援的窝拉疑号赶到战场，英国小艇获得弹药补充。但义律没有让窝拉疑号继续追击中国师船，也没有同意舰长士密提出的第二天攻击炮台的建议。因为这一措施很可能导致对附近村庄的破坏，并大大伤害和激怒当地的居民。另外，义律还不想将冲突真正扩大到军事对峙。

这场战斗被我们的史书称为九龙之战，战果是中方大捷。

战斗结束后，林则徐奏报：战斗持续5小时之久，击翻双桅夷船一只，轰毙夷人多名。仅地方官看见掩埋的尸体就达17具，渔船还“迭见”夷人尸体随潮水漂流。另外，又打捞出夷人帽子数顶。夷人受伤的，不可胜数。

为什么还要专门提出夷人的帽子呢？据说，夷人和中国人一样，只有当官的才戴帽子。从水中打捞出帽子，说明有当官的被打死了，但是找不到尸体。

我方死亡2名，重伤2名，轻伤2名。

林则徐的结论非常豪迈：夷人只会欺负弱者，害怕强者。

再来看英方的记录：整个战斗持续半小时，英方参战人员有3人负伤，其中包括剑桥号船长道格拉斯胳膊负伤。

林则徐把这一仗的“捷报”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了，在奏折上批示：既然已经到这个份上，何必再示弱呢。

下面的两句话非常著名，充分显示了道光皇帝对英国人绝不退让的决心：“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吧，朕不怕你胆大妄为，就怕你当缩头乌龟。

此后中英双方的交战中，还要频繁地遇到战果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进行一番说明。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记录下的战果差异极大，到底谁的战报更可信呢？

答案很肯定：英方。

英方的战果无法造假。无论是舰船数量还是兵员数量，都可以精确到个位数，因此无法隐瞒损失情况；英方也没有造假的动机。而有关战果的记录，英方可以通过军队官兵、外交官、随队非战斗人员的记录相互印证。

中方兵员、装备情况原本就是一本糊涂账，非常易于隐瞒；中方有瞒报的动机，因为胜败直接与政治前途挂钩，所以甚至能够以败为胜，最典型的就是此后不久奕山将广州大败粉饰成大胜。而中国方面当时的战报都出自一个口径——官方的奏报，其他笔记也多依照这些奏报，战果没法印证。

中英双方对战况和战果的描述差异如此巨大，显然中方有人在造假。到底是谁在造假呢？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可能是林则徐自己造假，但也可能连他本人都受了主将的欺骗，或者主将本人受了下级军官的欺骗。

14．战斗是战斗，通商是通商

九龙之战对双方都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战斗。这场战斗并没有影响中英双方让通商活动回归正常轨道的努力。正常贸易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双方都将造成重大的损失。

英国方面，正常贸易无法恢复，长期依靠美国人的转运不仅花费很高，而且不是长久之计。林则徐方面，压力同样不小，且不说数万人直接依赖贸易，积压的货物销售不出去，损失巨大，就是税收减少一项，他也有些没法交代。广州正常贸易被破坏，皇帝绝不会给他好脸色。

九龙之战后，义律建议双方坐下来再谈谈。

看来义律对天朝还是非常畏惧的。林则徐满意地派遣澳门同知蒋立昂前去谈判，内容有4条：

1．新增鸦片全数上缴。

2．交出凶犯，不交就治罪。

3．空鸦片趸船赶快开走。

4．你说国王命令才能进口，请问国王什么时候才能有命令过来。

林则徐大概也知道，虎门销烟并没有阻止鸦片贸易。另外，他也真心希望英国人进口贸易。

义律答复：

1．现在停泊于尖沙咀的英国船上没有鸦片，中方可以上船查验。如果有，可以全数没收。

2．具结问题。以后英国商人来粤，可以由各个伙计自行具结。

3．交出凶手问题。闹事的人中有美国人，凶手无法查出，以后查出，一定死罪。

4．几天后东北季风来临，趸船就可回国。

5．国王的信件大约明年1月到。

林则徐回复：

1．据查发现还是有人偷卖鸦片，中方同意上船查验货物，如果没有鸦片，中方自然保护。

2．具结必须写“货即没官，人即正法”。

3．凶犯10天内交出。

4．驱逐的鸦片贩子可以有6天的时间准备，到时必须走。

5．交出汉奸。

义律回答：

卖鸦片的已经或正准备回国；趸船多数离开；凶犯没有查出；按中方格式的具结，必须等待国内训令；可以与中国官员一同检查船只；我是英国官员，请中方给我的文书中，不要用轻慢字眼。

义律同时布告英国鸦片商：一切鸦片船只必须驶离香港。

他告诉林则徐，由于管辖权的问题，对于香港以外的船只他无法过问，但是他不会保护任何从事非法贸易的英国人。中方驱逐英国鸦片贩子，这是中方的权力，除非误将正当商人驱逐，他不会过问。

他提议，每一个来中国贸易的船长都必须给义律写一份“严肃的声明”，保证该船未运载、也将不接受任何鸦片，方才能够与天朝做生意。这项规定可以有效区分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

至于具结和进入广州贸易，他仍旧坚持原有立场：在国内的新指示到来之前，广州目前的局势下英商无法继续贸易。

林则徐还是坚持按照指令具结。他答复义律：搜查英国船只可以和具结联系在一起。具结的，可以不搜；不具结的，就要搜。不具结，3天之内回国。以后来一次，具结一次。交凶可以再宽限10天。另外，本官的公文，不过是给你讲道理，教诲你是为了成全你，哪里有什么轻慢。

义律虽然在搜查鸦片上非常配合毫不含糊，但在具结和交凶问题上依旧寸步不让。

这让林则徐很意外，他起初以为，英国人不会愿意搜查货船，因为货物搬上搬下，非常麻烦，而且必然造成损失。

但是，义律觉得，虽有麻烦和损失，总比“货即没官，人即正法”强得多。他通知中方，10月15日，在澳门与中方谈判，议定章程。他同时通知英商，贸易暂时在虎门附近的穿鼻进行，不过，要接受检查。

以搜查货物替代具结，从广州圈禁时一直僵持着的中英具结问题，似乎已经看到了解决的一丝曙光，中英贸易眼看就要回到正轨。

但是，两艘英国商船一前一后突然闯了进来，把原本已经趋向缓和的中英贸易和中英关系搅得风雷激荡。

第一艘船是从印度开来的担麻士葛号。它的船主丝毫没有理睬义律的警告和英国商人的协议，率先签署了甘结。

担麻士葛号船主不理睬义律，是有底气的。他在离开加尔各答时，专门找到法律专家咨询义律是否有权不让英国商人具结。

法律专家肯定地回答：没有。义律禁止英商进行贸易是越权行为。

既然没有这个权力，那义律就管不着我。我又没带鸦片，为什么不具结？这位急于赚钱的船主自顾自地签署了保证书，然后径直开进广州做生意去了。

担麻士葛号的具结让林则徐大受鼓舞。有一个英国人具结，其他的自然都会具结。看来，禁止他们贸易，他们果然扛不住了。

林则徐得意地转告义律：你赶快让大家具结吧。搜查货物要造成各种损耗，还需要你们押送，以免丢失货物。为避免这些损失和麻烦，还是具结吧。

为了逼迫英国人具结，林则徐还故意强调：搜查货物很慢的，要花费200天左右。

没有哪个商人会甘愿忍受200天的等待。搜查还是具结，义律似乎不可能有太多选择余地。

但是，义律的回答还是出人意料的简单：我的态度前面已经都说过了。

因为担麻士葛号的具结，搜查货船的办法从此被搁置。这样唯一可能恢复贸易从而缓和中英剑拔弩张关系的方法就此化为泡影。

这时，另一艘船的到来，更是给这种紧张的关系火上浇油。

15．关于“大胜仗”的文学问题研究

1839年11月初的一天，虎门之外的穿鼻洋面上，出现了一艘名叫皇家萨克森号的英国商船。它在中国引水的引导下准备驶入虎门，进入广州，和中国行商做买卖。

在附近游弋的英国炮舰窝拉疑号发现了皇家萨克森号，向它靠近过来，并发出指令：立即退回澳门，不准进入广州。

皇家萨克森号不予理睬，继续向前行驶。

岸上的清军和洋面上的清军水师战船默默地注视着皇家萨克森号。

窝拉疑号继续警告，但是，皇家萨克森号仍旧不予理睬。

突然，窝拉疑号向皇家萨克森号开炮，几发炮弹落在了船的前后。

这几炮，让林则徐大为愤怒。他下定决心：以强硬对付强硬。

在此之前，中英双方已经非常接近擦枪走火。贸然进港的皇家萨克森号不幸地扣动了中英战争的第一枪。

林则徐可能并不相信英国敢开战，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不会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天朝著名的能吏绝非浪得虚名。

9月的九龙之战后，林则徐提高了警惕。他告诉道光帝：我方大军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开往虎门。夷人没什么了不起的，虽然强大，但并不是不能制服的。

如何制服这些夷人呢？

林则徐的核心作战思想是“守战”，也就是固守防线，让英人进不得战，退得不到供应给养，使之“坐困”。

这种办法曾被无数英明的中国将领采用过，并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次不行。

这种作战思想基于一个判断：英国人白刃格斗完全不行，他们腿脚缠裹着，穿着非常严实，伸屈都非常不便，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他们的陆军。关键的是敌人的舰船。

攻打舰船的方法很多，如用小船接近敌船，攻击敌船的船鼻或者船首；接近过程中，释放火器；完全靠近后，兵丁跳上敌船，白刃格斗。这叫“攻首尾跃中仓”之法。

传统的火攻是一个重点。小船装满干草、松明，撒上火药、硫黄等易燃物，接近敌船放火。

还有一个办法是所谓的人民战争。林则徐初到广州，就招募沿海一带一些渔家疍户，组成6000壮勇。其实，林则徐对这些人一点好感都没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用这些人来“以奸治奸，以毒攻毒”。林则徐还希望从他们中间找到能长时间潜水的人，让他们潜入英舰下面凿船。后来，经过实际考察，他失望地发现，这些人其实只能在内河近海一带弄水，真的能够长时间潜水到几丈深的人，根本就找不到。

老祖宗传下来的攻击战船的办法，林则徐几乎都想到了。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曾评论：这些战法，是书生议兵的典型，是一种图上作业，设计得越周密，距实战越远。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近代最先进的海军战舰，而不是中国中世纪的老式木船。

要想让英国人“坐困”，就必须把他们的舰船挡在虎门之外。邓廷桢此前就在虎门与横档岛之间设置了两道铁链和木筏，以横断中流，并在横档岛上增设了一座有60个炮位的大炮台。后来林、邓又购置了西洋炮200余门布置在虎门防线。

林则徐还专门购买了美国商船剑桥号、2艘25吨的纵帆船和一只小火轮，以加强海上力量。剑桥号是一艘1000吨的美国商船，经过改装后，在澳门曾经受雇于义律，并曾参与了九龙之战。据说这艘船装有34门英国大炮，参观过该船的外国人称，林则徐已经把它改装成中国海军中最早的外国造军舰，以用于海上交战。林则徐另外雇用了60余艘民间船只并将他们改为战船，同时还准备了一些火船。

林则徐最大胆的一个想法，是主动与英国舰队进行外海作战。他告诉道光皇帝，他已经从水师中调拨大号米艇20艘，红单船20艘，雇用拖风船26艘，选拔水勇千余人，配备大炮、火药等器械，等他们“操练精熟”后，就准备出洋和英国人开战。

每艘只有十多名士兵的小船，出洋去和英国人数百吨甚至上千吨级的炮舰作战，不是疯了，就是欺骗皇帝。皇帝有些不信，并且也有些生气。

林则徐的备战，需要花大笔的银子，这些银子不可能来自道光帝，只能自己想办法，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靠商人特别是行商“捐输”。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行用”。

担麻士葛号具结后率先进入广州。在它的示范效应下，另一艘商船皇家萨克森号也同意具结，准备驶入广州。中英闹了半年，大家心里都着急。都是生意人，谁愿意和钱过不去呢？

英商擅自具结进入广州，是义律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他担心这可能带来严重的危险。在黑杰克号后，又有其他一些英国船只遭到了攻击，林则徐的积极备战和号召民众打击侵略的告示，更让义律感受到了不断的威胁。英国人担心，天朝随时都会对英国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如果英商此时进入广州，后果恐怕很难预测。

有一件小事特别能体现义律此时的心态。有一天，一艘英国小船贸然离开停泊地，前往岸边查看，很长时间没有消息。大家都担心，怀疑船上的人已经被清军抓获，甚至已经被杀。

义律获悉此事后，赶紧让士密做好救援准备。为了避免英国人单独行动，特别是擅自进入虎门以内，他和士密商量，决定派窝拉疑号立即对珠江进行封锁，以阻止英国船只驶入广州。

幸好，这艘船不久就安全返回，窝拉疑号对广州的封锁这才没有实施。

得知皇家萨克森号签署了具结准备进入广州后，义律劝告船长当郎：在目前情况下进入广州，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耻辱和损害，也让我很为难。

当郎给义律写信，保证不进入广州。但是，赚钱的诱惑战胜了诺言的约束。当郎背着义律，悄悄把皇家萨克森号开往广州。

得知消息，义律让窝拉疑号立即开往穿鼻，在那里阻止皇家萨克森号进入广州。在窝拉疑号的炮击警告下，皇家萨克森号不得不转向，回到澳门。

英国军舰居然封锁珠江口，开炮威胁进口的英船，这超出了天朝官员对夷人的理解。林则徐大怒，立即向英国人发布最后通牒：交出杀人凶手；限令英国船只三天内进口或者离开，否则就要调动军队焚毁这些船只。

义律回复说他绝不包庇英国人的那些罪恶和贪婪的举动，但是沿海发生的事情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按照西方的一般规则，军事封锁、断绝食物、饮水供应和号召百姓行动等行为，已经相当于战争了，而这份最后通牒几乎就等于宣战书。义律告诉窝拉疑号舰长士密：英国商船队可能会遭中方的攻击，请你带领窝拉疑号前往虎门外的穿鼻，给总督写一封“温和但坚定的信”，以制止可能发生的攻击。

士密同意义律的建议，他认为，目前局势再次恶化，都是由于担麻士葛号“不明智地驶入黄埔”造成的。他率领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驶往穿鼻洋面，给总督和钦差大臣送去一封信，要求收回三天后用火船焚烧英船的命令，并允许英商和他们的家属登岸居住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让仆役回到船上，允许中国人向英船出售食品。

清军军官说：信要送给广州的总督，第二天才能回信。另外，你们的军舰是不是可以开远一点。

窝拉疑号开远了一些。

夜里，一名通事上窝拉疑号传达指示：是不是可以派马礼逊说明你们的意图。

英方拒绝：意图都在信里了，没必要再派人说明。

第二天，11月3日，29艘中国兵船出现在海面上，向英国军舰围了过来。

窝拉疑号也立即迎了上去。士密立即将一封信送给中国兵船，要求中国兵船驶回原驻锚地。

中方答复：我们要求的，只是交出杀人凶手。只要交出凶手，中国水师立即撤回。

士密告诉义律，不能让中国师船从舰队中间穿过，以威胁后面的商船，且国旗的荣誉也不容许他退缩。他应该强迫这些清军战船驶回原来的锚地。

义律表示同意。士密下令：开炮。

穿鼻之战打响，这是中英正规部队的首次交锋。

据英方记载，清军第一个受到攻击的是1只火船，该船在遭受几发炮弹后沉没。一艘沙船向窝拉疑号开炮，被窝拉疑号击中，船上的火药爆炸，船只被炸成碎片，由于距离太近，碎木屑甚至飞到窝拉疑号上，3名清军水兵抱着木块漂浮。窝拉疑号派出小船营救，但受阻于炮火。

海阿新号从窝拉疑号后面出击，冲进清军沙船阵中，群炮齐发，提督关天培的座舰受到最猛烈的炮击。窝拉疑号随即机动到南边，阻止沙船从这个方向逃走，逼迫其退回到原驻锚地。

在优势火力面前，清军没有做太顽强的抵抗。据记载，除了关天培的座舰，清军兵船普遍放一两炮后就急行离去。

关天培的座舰受到的攻击最猛烈，但反击也最为坚决。据英方记载，海阿新号正全力轰击此舰，不久就将它击沉，但英方认为对清军的惩罚已经足够，随即收兵。海阿新号接到信号后，遂停止炮击。

战斗持续了不到3刻钟，清军全线退却，回到原锚地。英军见状，没有继续追击。

有关这次战斗的经过与战果，林则徐的奏报是：窝拉疑号被多次击中，“帆斜旗落，且御且逃”，海阿新号也“随同遁去”。但夷人船身都用铜包裹，大炮不能立即打穿，所以“不值得”继续追击。英人“多有”中炮落海者；捞到夷人帽子21顶，此外随潮水漂流走的夷人鞋帽，不可胜数。

中方3艘师船进水，1艘被击中火药舱起火，但被扑灭。战死士兵6人，受伤军官1人。

英方的报告是：3艘清军师船被击沉，一艘被击中火药舱爆炸，几艘明显进水，窝拉疑号受到轻微损伤；没有人员伤亡。

双方记录都是胜仗。

此战最值得一提的是关天培。林则徐的奏报说：他拔出腰刀，挺立船头，厉声高喊：敢退后者斩。夷人炮弹飞来，打断了一根桅杆，一块木板擦伤他的手，“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依旧持刀屹立，又拿了一些银锭放在桌子上，大声喝道：击中夷船一炮的，立刻赏两锭银子！而关天培座船上的炮最为得力，一炮击中了士密的座舰，将其船鼻打碎，数十人纷纷落水，跌入海中。另一艘兵船击中它的船楼，又有多人落水。士密仓皇遁去。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说：读了这一段之后，恍惚置身于古典戏剧小说的战斗场景之中。

至于发生这场战斗的原因，林则徐告诉皇上：无非是因为义律要卖鸦片。因为他要从每箱鸦片中“抽分数十元”，所以私自邀请夷人兵船前来，义律送给这些兵船数万元。

义律对关天培也印象深刻，他告诉巴麦尊：作为一个勇敢的人，提督的举止配得上他的地位。他的座船在武器和装备上明显优于其他船只，他起锚后，以灵敏的方式驶向女王陛下的战舰，与之交战。这种毫无希望的努力，增加了他的荣誉，证明了他行动的决心。然而，不到3刻钟，他和舰队中尚存的师船便极其悲伤地撤回到原先的锚地。

关天培的勇气，是这场战斗中唯一值得夸耀的东西。但是，谁也不知道，战后奏报中的水分，到底是关天培还是林则徐本人掺杂的。

此后，根据中方奏报，双方又发生几次战事，最激烈的是官涌之战。据天朝的奏报，清军击退了6次来犯之敌，大获全胜。陈连升在这里打伤夷人2名，夺枪1杆，其余夷兵滚崖逃脱。

最惊险的一次，是夷人大船在正面轰击，百余夷人乘小船从侧面登陆，爬上了山冈，齐放鸟枪，但仅仅伤了2个清军士兵。清军迎战，砍伤打伤数十名夷人，刀棍上均沾有血迹，夷人纷纷退却。

此后，夷人又数次炮击，清军放炮回击，只听见夷人在船上狼狈喊叫，四散溃逃。

但是，英方资料对这些战事毫无记录。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考证称：可以肯定的是，官涌之战不是英军与清军之间的对抗。

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英国商船与清军的几次小冲突。

除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清军也曾经尝试采取火攻。比如，清军放了一些火船，要烧毁在澳门停泊的英国船。但英国船只用钩子把火船勾到岸边，将这些火船安置在那里，准备当作柴烧。

但是，在林则徐的奏折中，这几次都被描述为大胜仗，并一直记录在我们的史书中，流传在我们的记忆里。

这些“胜利”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一个神话诞生了。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而且，随着战局越来越不利，失败越来越成为常态，这个神话就变得越发熠熠生辉。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争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

穿鼻之战让中英双方彻底决裂。11月20日，义律再次对英商重申：英国船只不能进入广州贸易。

林钦差也对英国人忍无可忍，几天后下令：从下个月6号起，英国船只一律不准进入广州贸易。

这还不够，对于桀骜不驯的英国人，还应该有更狠的杀招。1840年1月初，林则徐宣布：广州封港，永久断绝英国和英国属地的船只及货物的进口。

2月，皇上的上谕到达广州：委派林则徐为两广总督，邓廷桢另有任用。广州的几场胜利，让皇上非常开心。夷人也不过如此，没什么大不了的。干脆，永远停止对英国的贸易，把他们都赶走得了，不必写什么保证书，不必再费神让他们交凶手。

天朝对英国亮出了最后的杀招。对于一个没有中国茶叶和大黄就要大便干燥活活憋死的民族，不准贸易，就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但是，天朝上下都不知道，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万里之遥的那个岛国对天朝亮出了更狠的一招。一支远征部队已经完成集结，远航的舰船即将起锚，天朝悲剧的大幕已经拉开。

16．那封送不出去的信

1840年6月底，一支英国舰队出现在广州的外洋，英国海军少将懿律率领的英军远征军主力抵达中国。

战争真真切切地来了。

几天后的6月28日，英军分遣编队逼近虎门，封锁了广州。

紧接着，按照英军既定部署，海军准将伯麦率领一支先头部队继续北上，力图迅速夺占定海，建立英军此后军事行动的大本营和前进基地。

一个最为人所熟知的说法是，英军害怕林则徐在广州的武备，所以避开广州，转攻防备不严的浙江定海。

其实，英军一点也不怕林则徐。

战争从来就有多种形态，比如，全面战争、局部战争和战争威慑。无论是在华外商还是英国内阁设计的对华战争计划，首选都是通过战争威慑达到外交目的，其次才是在军事威慑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展开局部战争。此后即将看到，义律在广州的小型局部战争、璞鼎查在东南沿海展开的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都是在外交失败的情况下展开的。这场战争也由此区分为两个非常明显的时期。

既然军事威慑是首选，展示军力的地点就必须在靠近天朝首都的中心区域，而不能选择距离中心非常遥远的地区。于是江浙沿海就成为外商和英国内阁的一致选择。

江浙沿海有很多天然的优势。这里巨大的市场一直被英国寄予厚望，密布的水网利于舰船的作战和机动。经济上，这里是清朝的经济命脉；政治上，这里是清朝的核心区域。

这里还有天朝的一个巨大软肋——漕运。掐断漕运，等于死死掐住了帝国的咽喉。

漕运的“七寸”，是镇江。如果前期的军事打击没能让天朝迅速屈服，镇江——如果必要的话，还有南京——就是英军此次军事行动的终极目标。

义律在给印度总督奥克兰的信中点明了镇江的重要性：镇江是这个帝国的要害地点，一旦占领那里，皇帝如果不是必须友好地同意我们的要求，就是必须退回到他那世袭的满洲平原去。在攻占镇江后，英军可以很方便地攻击南京，只要有一支海军部队占领那个地方，必定会立即迫使他们承认合理的要求。

除了让满族政权退回满洲外，义律有关攻占镇江和南京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和具有良好战略眼光的。倒不是义律有多么高明，长期以来，广州外商已经达成了这种共识。英国全部的军事行动构想，实际上就建立在这个共识之上。

这就是懿律到达广州后，仅仅对广州进行封锁，而没有展开第一波军事打击的原因。如果不是此后义律与琦善的谈判数次决裂，广州甚至完全可以免遭战火蹂躏。林则徐或者其他某个人从来就不在英军军事行动的考量范围之内。

事实上，对于这次军事行动，英国人普遍有一种乐观的情绪，这种乐观不是因为他们最终能够获胜，而是几乎无须作战即可获胜。义律曾经对国内表示，只要在宁波、杭州一带展示英国的军事力量，甚至不会发生一场战斗。也就是说，仅仅军事威慑，而不是实际开战，就足以达到目标。

他解释道：由于我们的脚踏在他们内室的门槛上，他们将会很愿意抱着克制和退让的态度和我们达成协议。

此次对华行动中，懿律和义律两位表兄弟被任命为正副委员、正副代表和正副全权公使。懿律率领的是一支不大的部队，有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兵船1艘，各种运输舰27艘，陆军4000人，其配备仅仅略大于此前英商多次给国内建议的军力规模。这样的军力配备，也仅仅能够实现军事威慑。正如随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当战争进入第二期更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时，英国必须多次对璞鼎查进行大规模的兵员补充。

完成对广州的封锁后，义律以公使身份向中国百姓宣布：此次远征，是由于林则徐虐待英国人引起，英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官员和军队，对普通百姓没有恶意，请他们像以往一样，继续同英国人做买卖。

义律太一厢情愿了，至少在广州，不会有人和英国人做生意了，因为林则徐要发动一场群众战争。

在林则徐的诸多赞誉中，所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恐怕是最名不符实的一个。虽然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了一帮人给他翻译西洋的书和报纸，让他的确对夷人的行动有所了解，但从他对夷人行动的诸多反应来看，他对近代世界的认识是完全陌生的，应对是完全失当的，比如，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应对。

在得知英军入侵后，林则徐立即发布布告，号召广州周边百姓动员起来，奋勇杀敌。广州官府明码标价，高额悬赏：缴获一艘80门炮的军舰，赏2万元；缴获一艘英国货船，货物全部归己，并有赏金；捕获英国司令官，5000元；杀死一个英国士兵、水手或者商人，100元。这个赏格不仅针对英国军人，还针对所有英国平民。

随着战争的继续，在广州城同仇敌忾的氛围的鼓舞下，这个赏格又被大幅度提高。

这个赏格表明了林则徐领导下的广州官府是多么不切实际。在后来的整个战争中，全副武装的中国正规军甚至连英方一艘武装舢板都未能击沉，更不用说缴获。正规军都靠不住，靠普通百姓那更是天方夜谭。

可惜，从皇上到大臣，这个白日梦要到差不多20年之后方才彻底破灭。

1840年7月2日，英军先头部队抵达定海港外。天朝迎面撞上了一支它从来没有见过的军队。

4日，英军司令伯麦派人给定海送来最后通牒：半个时辰之内投降。

知县姚怀祥登上英军旗舰会见伯麦，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气节的话：我们知道你们强大，但是我必须恪尽职守，尽管我们会失败。

当时驻扎在定海的还有总兵张朝贵，他主要负责定海的外围防守。从敌舰回来之后，姚怀祥和张朝贵冷静地作出了一个决定：张朝贵负责城外防守，姚怀祥负责城内的防守，双方互不支援。

更让人鼻酸的是，两人商定，关闭定海城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张朝贵只能全力抵抗，除非战死，他不能逃回城内。

姚怀祥只能决死守城，除非战死，他不能逃出城外。

7月5日下午2点半，战斗开始。英军用了9分钟时间就击毁了清军战舰，并使岸炮无还击能力。总兵张朝贵在英军第一波火炮攻击中负伤落水，不治身亡。英军陆军随即登陆，设置野炮炮位，继续向县城前进。次日清晨，英军攻击城门，发现清军已经溃退，英军顺利攻占定海。

知县姚怀祥见大势已去，无法抵抗，毅然投水自尽。

定海的七品知县和二品总兵是这场战争中中方首先阵亡的官员，中国的守军和文官表现出了英雄般的决死气概。但是，这是一场他们完全陌生的战斗。

中方战后调查：战死13人，受伤13人。由于兵丁大量溃逃，人员损失甚至不如被击毁的战船数量。

英方战报：没有人员伤亡。

英军占领定海后发布布告：中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除各种严刑拷打外）继续通用，中国百姓继续享有所有财产和所有保护；英军不伤害百姓，百姓可带上粮食、蔬菜等物资与英军交易。

对于朝廷的战争，普通百姓似乎并不关心。战斗结束不久，定海的百姓便蜂拥而出，把船划到英国军舰的四周，好奇地观赏这些红毛夷人和他们奇怪的战船。英军军官曾有如下记载：这些秉性和善的愉快的人们很容易地与我们接近了，随时摇船来到旁边，递进来一手把一手把的杨梅。我们也以同样数量的饼干回礼。

英方还记录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英国巡洋舰摩士底号停泊在舟山时，常常有中国商人前来购买鸦片。有一天深夜，该舰忽然接到了一袋子银元。第二天早上，有一只小船划过来。

我们已经把钱付给你们了，你们把鸦片给我们吧。

你们认错船了。

这怎么可能？购买鸦片的人无论舰上的人怎么说也不相信。

英军占领定海后，按照既定步骤对长江口实施封锁，完成第一期武力威慑行动，下一步，就是进入核心目标——谈判。

要谈判，就要把谈判的意图和要求告诉对方。

英方计划在厦门、宁波和天津三个地点向中方投递一封巴麦尊写给中国朝廷的信。这封信很著名，被习惯地称作《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其中对英国的战争行为和外交要求进行了说明。

但是，英国人没想到，在战争初期，要想投递这样一封信，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定海战役之前，英国巡洋舰布朗底号携带着这封信抵达厦门港外。不一会儿，一艘悬挂着“厦防厅巡船”的小船向布朗底号靠过来。

长官派我们过来，打听你们来厦门想干什么？

我们来投递信件。

中方船上的人迟疑了一会儿，回答道：长官现在都在泉州。

英方人员请他们把信件带给长官，并告诉他们，白旗意味着停战，不得向挂有白旗的船只攻击。

小船上的人员表示懂得了白旗的意义，然后带着信件离开。

一个小时后，一个小官员模样的人来到布朗底号上，把文件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我们不能和外人来往，不能私自接受外国人的信件，请把信件收回。

英方答道：不能收回，请务必把信件带到岸上，交给长官。

这位中国小官员犹豫了一下，答应去试试。但是，信不能带走。

一位英国军官带着翻译罗伯聃乘坐一艘没有武装的小船，企图登岸交涉。岸上有一支“相当大”的武装部队在监视着他们。船刚刚靠上海滩，清军就投掷武器，英军只好退却。

英国军官在船上喊话，但是岸上没有任何回应。布朗底号见状，连忙截住一艘中国船，请它带一封信到岸上。

但是，岸上还是没有回应。

第一天的信件投递工作，英方彻底失败。

第二天，风平浪静，天气晴朗。布朗底号放下一只小艇，罗伯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努力，说服岸上的人收下信件。

小艇上悬挂着白旗，向岸边慢慢划去。岸上，昨天的那支军队依然列队监视着英国人的一举一动。

罗伯聃靠近岸上，试图和岸上的人交流。

你们想干什么？岸上的清军警惕地询问。

来投递信件。

不要过来。

不顾岸上清军的阻止，小艇继续前进，马上就要靠岸了。

几个人冲过来，想抓住罗伯聃和他的小船。罗伯聃见势不妙，立刻命令水手拼命划桨，船桨一阵飞舞，小艇终于划离了岸边。

不知道昨天的人是否通报了白旗的意义，反正，岸上开火了。被攻击后，小艇最初有点慌乱，紧接着也开始有组织地回击。布朗底号上的英军发现小船受到攻击，旋即开炮支援。

岸上炮台的清军见状，也立即向布朗底号发炮轰击。

按照英国人的记录，小艇没受到什么损失，岸上似乎损失更大一些。

但是，信是投递不成了。小艇回到布朗底号，该舰随即驶离厦门。

这就是第一期战争中所谓的“厦门之战”，当时的闽浙总督是邓廷桢。后来被公认并流传至今的说法是，英国军舰大举攻击厦门，但是，由于邓廷桢事先有完备的防守安排，英军未能得逞，只得转头攻击没有防备的定海。

其实，在厦门炮击之前，邓廷桢根本不知道英军前来，更没有组织过相应的防御。事后，他也以为只是英国鸦片船在骚扰。当他得到英军到来的准确消息后急急忙忙布置厦门防御时，舟山已经陷落10多天了。

看看他是如何向皇上汇报这次战事的吧：

一艘英国炮舰来到厦门港外，放下一只小船，口称“求和”（很有想象力！），但是语言非常“狂悖”。士兵们不许他们上岸。英船换上红旗（难道英军也使用清军的作战指令方式？），大叫要开炮。中方首先射击，先杀死一名会说“官话”的夷人（除了翻译罗伯聃，没有其他会说“官话”的夷人）。士兵们连续射击，又打死两名夷人。夷船再次放出一只小舢板接应（没有第二艘小艇），直扑炮台。炮台上的一名军官用长矛刺死一名“白夷”，士兵们连续射击，打死打伤了一批夷人，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模糊处理非常重要）。敌方逃回大船。

我方损失是：死亡9人，轻微伤14人。

胜仗当然令人高兴。道光帝御批：所办甚好，有关人员“交部从优议叙”，直接杀死夷人的军官升职，换顶戴，赏花翎。

有了这场糊里糊涂的“大胜仗”，在邓廷桢的保举下，十余名军官和士兵得奖，军营上下，一片欢庆祥和。

这场“大胜仗”让后来的史家们坚信，邓廷桢坚定地执行了林则徐的路线，整军修武，海防完备，所以英国人既不敢打广州，又在厦门吃了败仗。邓廷桢成了严格执行林则徐的抵抗路线而获得成功的范例。

于是，便自然有了这个结论：只要按照林则徐的路线，天朝是不会被英国人打败的。

那么，以后的那些败仗呢？以后的败仗，都是由于投降派捣鬼，中国人虽然输了，但是并不服气。

让人奇怪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方也是一败涂地，可是，再也没有史家以“投降派捣鬼”的理论来解释那场战争。

信件在厦门无法投递，那就改变地点吧。英国人的下一个目标是宁波。

由于事先通报了白旗的意义，这一次，中方没有炮击，并且接受了英国投递的信件。

但是，意想不到的怪事来了。闽浙总督乌尔恭额虽然接到了信，但根本不敢拆开，更不敢将这封信转递给皇上。按照“人臣无外交”的天朝祖制，除广州外，大臣们不得私自接受夷人的信件。

乌尔恭额将原信退还。对他来说，恪守祖制是最重要的。

英方又没能把信送出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得知此事，道光帝大怒，把恪守祖制的乌尔恭额一通训斥：大敌当前，你居然拒绝敌方的信件，弄得夷人四处投诉，耽误大事，实在是昏聩妄为。

皇上发怒了，后果很严重：乌尔恭额即行拿问，押解京城，交刑部治罪。

不守祖制不对，守祖制也不对，天威难测啊。

从道光皇帝的角度来看，申斥和治罪乌尔恭额，也的确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战争已经爆发，可是满朝文武竟然都是一头雾水，大家都在琢磨，英国人到底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和天朝打仗，他们到底想得到什么？

为了及时了解夷情，皇帝命令，今后如果夷人还要投递书信，不管夷字汉字，马上呈递。

信件在宁波没有投递成功，英军只好按照事先的计划，向天津驶去。他们相信，这是最容易对北京产生影响的地方。

相对于英方的有序行动，天朝的应对非常不得要领。

定海失陷12天后，道光皇帝收到林则徐的奏折：烧了一些英国船，英方毫无办法，一切平安。

道光皇帝高兴地说：这事办的太好了。

3天后，道光帝收到了浙江奏报：英军登陆定海。

皇帝还是很镇静：前段时间收到的奏折不是都说英军在广东一带受到严重打击了吗？定海的英国人不过都是受挫的鸦片贩子，你们何必惊慌？

又有奏折到了：定海失守，英国人有攻击镇海的企图。

皇帝还是很镇静，并且信心满满，他命令：浙江、福建和江苏一带派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

定海失陷快一个月，林则徐报：英国军舰10艘到来，可能北上。

命令：别张皇失措。

同一天，邓廷桢奏报：厦门开战获胜。

朱批：所办好，赏。

直隶总督琦善报：天津正在准备防务。

命令：如果英国人来，不准通商，也不准转奏，若桀骜不驯，立即统兵剿办。

乌尔恭额报：英国人投递“伪相”文书，宁波拒绝接收。

命令：乌尔恭额革职，调防守厦门有功的邓廷桢防守浙江，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负责浙江军务。

琦善再报：英国人来到天津口外，这回来的，是一支大军。

一声惊雷在天朝的上空炸响，满朝文武，一片震惊。

17．琦善：最早认清形势的那个人

1839年8月7日晚，英国舰队缓缓驶近天津白河河口。11日上午，英舰马达加斯加号带着几艘小艇，悬挂着白旗驶向岸边，准备递交巴麦尊的信。

英舰靠近岸边时，发现一艘中国官船正在驱散这一带的民船。这倒不是天朝官员发了善心，担心战火殃及无辜百姓，而是由于“民夷不得相交”的祖训，尽量把百姓和夷人隔离开来。

英舰放下小船，义律带着几个人划进白河口。岸上几名穿着缎子及靴子的中国官员慌忙冲进烂泥和水中，请求英国人不要再靠近：琦善大人在塘沽，已经等候你们好几天了。

如果英国人不来天津，琦善会安安静静地坐在保定自己的衙门里，等候着那个入职军机的时刻。只要没有大错，他会继续自己荣华富贵和锦衣玉食的生活，然后安享晚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英军这次来天津，让他的人生遭到如此大的蹉跌，更让他从此走进历史，被人不公平地骂了一百多年。

琦善，博尔济吉特氏，满族正黄旗人，世袭一等侯爵，家世显赫，做官也很能干，曾经获得京察一等。外放地方官之后，琦善闪亮登场，一举剿灭滋扰安徽、湖北的白莲教匪。道光皇帝登基后，对琦善甚为宠爱。除了偶尔一次秋审失察被降职一等，琦善的官运一路顺风顺水。道光十七年，琦善升任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后又升文渊阁大学士。

清朝在全共设有8名总督，直隶总督排名第一，用更好理解但不大准确的话说，琦善是总督中的总督。

琦善是禁烟的强力支持者，直隶的禁烟也成绩斐然，琦善为诸多疆吏之翘楚。这时的琦善，不仅不是后来所说的投降派，反而是一位意志坚定的主战派。为了防备英国人前来天津，琦善最初的态度是：来了就打。他的战争准备方式被茅海建先生称为“袖珍版的林则徐制敌方略”。

在对外关系上，琦善也秉持强硬立场。关于茶叶、大黄的错误认识，是中国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琦善也曾正儿八经地向皇上分析：夷人的土地坚硬，风大日晒，又每天都吃牛羊肉磨成的粉末，食用后不容易消化，大便不通，弄不好立马就要死掉，喝茶就成了通肠胃的圣药。他建议：彻底禁止与外国通商，断绝茶叶的供应，直到鸦片完全禁绝为止。

英军可能北上的消息和乌尔恭额的不幸遭遇，让琦善有些不安。在义律到达之前，他就从保定启程前往白河口，并预先指定人员在那里等候。收到义律的信后，一位官员立刻骑上马，带着信件向塘沽飞驰而去。大约两个小时后，塘沽方向的消息到了：琦善大人没有与外国人交涉的权力，他必须先把你们到达的消息禀报皇上，等候皇上的指令，这事需要6天的时间。

义律带着小船回到舰队时，看见岸边的炮台上竖起了一排排的大炮。

和乌尔恭额一样，琦善也不敢贸然接收夷人的信件，他只能把这事飞报给皇上。英国人在等琦善的消息，琦善在等皇帝的消息。

朝廷上下这时已经是一片惊慌失措。这些英国夷人居然打到了白河口，局势大大超出了想象。

白河口是帝国京畿一线的重要屏障，从这里可以直接攻击畿辅，进而直逼北京，地理位置实在太重要，天朝向来不允许任何夷人前来。自从洪仁辉之后，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白河口从来都没有夷人的身影出现。一支军队的突然到来，朝廷上下的震惊当然可以想象。

这帮夷人如此胆大妄为，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呢？皇帝指令琦善：接受信件，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8月15日，琦善派出守备白含章接受英国的外交公文。16日，白含章在白河口等到了英国海军少将马他仑（与此前来到广州的马他仑并非同一人）。当时，马他仑带领几只小船正在测量白河口的水道。

白含章的第一反应是异常愤怒：为什么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做？

但是，白含章的职责不是愤怒。他接受了英方的信件，并告诉马他仑：皇帝的答复，大约需要十天才能到达。

经过千辛万苦，《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总算被中方接受，并迅速呈递北京。

道光皇帝和朝臣们紧张地读完这封信后，他们紧锁着的眉头忽然一下子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一副轻松的表情。

巴麦尊的这封信，出了一个严重的翻译问题。

这封信总领全文的第一段是：由于中国官员对于侨居中国的英国臣民加以伤害，而且由于那些官员对英国君主加以侮辱，英国女王陛下已派遣一支陆海军前往中国海岸。下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要求皇帝赔偿与匡正），但是，这一句被翻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

这是一个微妙但非常重要的差异。巴麦尊原文里中英两国平等的交涉语气，被翻译成了中国官府惯常的那种下对上的“求告”语气。顿时，这封公文变成了天朝常见的平民告官吏、下级告上级的一份申冤书，几乎就是当年洪仁辉告状的翻版，英国的态度，显得非常“恭顺”。

皇帝和满朝文武一下子都明白了英国人的要求——就是一次申冤嘛。

虽然巴麦尊在信中口气很强硬，信的主要部分都在指责林则徐禁烟对英国造成的损害和侮辱，但是，再强硬，也不外乎就是申冤。既然矛头主要对准了林则徐，那就好办。

当然，信里还有其他的要求：赔偿烟价；礼遇英国政府代表；英商从事合法贸易时不应遭到暴力行为和不公正待遇；偿还商欠、赔偿军费等。至于其他一些具体的谈判要求，巴麦尊并没有将其写入信中。由于确立了申冤的主基调，因此英国的这些要求在天朝看来，也只是常见的百姓向官府、夷人向天朝乞求一些皇帝的天恩而已。

天朝君臣原本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对于申冤，天朝从来不缺乏处理的办法。至于乞求皇恩，那得看天朝愿意还是不愿意施舍。

朝廷里立刻分为两派。汉军机王鼎为首的一派坚决主战。这一派认为夷人胆敢擅自开到大沽口申冤，实在是悖谬已极，必须作出强硬回应，不得给他们申冤。

但是，以满族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一批人坚持主和。

主战派与主和派一番激烈争论，最后皇帝拍板决定：还是主抚，帮他们申冤算了，因为天朝也有难处。

天朝的难处，在琦善的奏折中有充分的说明。琦善告诉皇上：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妙。

哪里不妙呢？

天津是北京的卫城，又接近东北，是根本重地，一旦开战，要想每一个地方、每一次战斗都能打赢，恐怕是办不到的。一旦有点意外，那怎么办？

江浙一带，主要依托海口和长江防御。现在，海口已经失去，夷人舰船可以在长江随意通行，天险反而被英国人所有，我们无险可守。

更麻烦的是，今年击退了敌人，敌人明年还可以再来。战事一旦打响，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说完这些道理，琦善劝解道：皇上日理万机，根本不值得为了这些跳梁小丑伤脑筋。而且，长年累月地防守敌人，不知道要动用多少部队、费多少的银子。最好的办法，是“开导”这些夷人，让他们回到广州，“听候办理”。

琦善不愧是道光皇帝的宠臣，他的几句话，真是说了到道光皇帝的心坎上。

道光皇帝不想打仗。刚登基的时候，新疆的张格尔叛乱就花了他7年工夫、1000多万两银子和4万人马，导致皇帝和天朝财政都疲惫不堪。道光皇帝此时已经快60岁了，他不想再折腾什么事情了。再说，敌人还堵在自家的大门口，在这里同夷人开战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道光皇帝不想打仗的念头早已有之。在派林则徐去广州禁烟时，道光皇帝曾经和他有几次密谈。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考证，密谈中，皇帝给林则徐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绝不可开。

夷人不过是请求申冤而已，要求似乎不算太高，态度也比较恭顺，能和谈——也就是所谓的“抚”，就和谈吧。道光皇帝打定主意，息事宁人算了。

但是，皇上提醒琦善：“抚”也不能让步太大，要“上不伤国体，下不开边衅”。这是皇帝的最高指示。具体让琦善和夷人到广州去谈。

清廷内的激烈争论，英国人并不知道，投递完书信后，英国舰队分赴渤海各地等候回音，并收集情报和购买粮食。窝拉疑号甚至开到了东北，这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朝廷异常紧张。黑龙江将军耆英急急忙忙地进入战争准备。

但是，定海之战后，英方需要的是谈判而不是作战。英国舰队忙于勘察地理和同老百姓做生意，整个航行就像是一次旅游观光。沿途的百姓用怪异的眼光打量着这帮夷人，并热情地同他们交换着各自的产品。英国水兵甚至用一颗铜的制服纽扣换来了一只羊和一只鸡。

8月27日，英舰回到白河口。琦善的代表正在这里等候。为了营造友好的气氛，琦善派人给英国舰队送来了一批牛、羊等礼物，并通报英国人：琦善负责与英国人的交涉，请义律上岸会面。

义律同意上岸。据义律说，琦善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代表团，他本人受到了相当荣誉的接待，琦善的举止足以“使欧洲最文雅的宫廷中的官员也会感到荣幸”。估计这位英国不知名的小人物从来没有机会享受过天朝的排场，琦善摆了一个小小的场面就让他激动不已。

白河口是清军重要的要塞，琦善把谈判的地方用一块大布围住，免得夷人看到清军布防的情况，但是，夷人们观察后还是给出了让人沮丧的评价：这些军事堡垒都是微不足道的，老实说，作为一个军事据点是滑稽可笑的，我们用两尊能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和2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便随时可以把它据为己有。

1840年8月30日，琦善和义律举行第一次会谈。

最初，琦善很乐观。义律此行不过就是替英国人申冤，最多也就是撤一两人职的事情，从皇上到大臣都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事大体还是好办的。

皇上也乐观地认为：不日即可戢兵。

但是，双方一开始谈起来，就磕磕碰碰不断，一点也不顺利。琦善很丧气地发现，这个山芋有点烫手。

既然是民告官的申冤，那皇帝一定秉公处置。皇帝正式答复英国：大皇帝统驭四海，全天下所有地方，无不一视同仁。而林则徐没能体察皇上“大公至正”的精神，在缴烟上的确处置不当，大皇帝已经决定派琦善去广州，仔细调查后再严加议处，“重治其罪”，替你们申冤。你们就去广东等消息吧。

皇帝同意惩办林则徐，替英国人申冤，但是，英国的其他要求，皇上一概没有理睬。割让海岛，增加口岸，不可能；行商的欠债，找行商追讨，与朝廷何干？鸦片已经自动呈缴，怎么还能索要赔偿？

所有要求一概拒绝，只惩办一个林则徐就希图了结，皇上真的把英国人当作要求申冤的天朝百姓来打发了。

英国人理所当然地对皇帝的答复很不满意，双方谈判几乎进行不下去。

琦善说：鸦片是违禁物，而且已经烧毁，不可能赔偿。

义律说：鸦片的确是违禁物，但是，它是在林则徐围困商馆、以英国人作为人质的情况下缴出的。

琦善反驳：林则徐的确有处理失当的地方，但是，处置林则徐和赔偿烟价是两回事。林则徐是中国官员，中国官员处置失当，应该由中国政府负责。

双方在这一条上似乎谈不下去了。

义律拿起铅笔，在文件上注明：这一条中方已经拒绝。

这时，琦善抬起手，制止了义律：这件事，再让我们考虑考虑吧。

能做到直隶总督的，一定是天朝顶尖聪明的人。几番交锋下来，琦善心里已经明白，不给一点实惠，夷人并不那么好打发。赔偿烟价，不就是点钱吗，只要是钱，事情似乎还是不难办的。

义律大概有点看出了琦善的心思，他又丢出了一个巨大的诱惑：要保证和平状态，赔款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方宣布同意赔偿，英军可以从定海撤回广州。

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

琦善立即转过头来做皇帝的工作：夷人很不满，但经过我们的“开导”，他们坚持，必须要赔偿烟价，因为他们要回国向自己的国王复命。

担心道光皇帝不答应这个条件，琦善引诱道：夷人已经同意，如果赔偿烟价，夷人答应把定海的兵撤走一半。

道光帝御批了一个“览”字，没有明确答复。

简单的一个“览”字，琦善一下子读懂了皇帝的全部心思。

琦善马上回过头来劝说英国人。“谕令”这个词是不能用了，聪明的琦善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了“照会”两个字。此后，这个词就成为中外交往中平等公文的范例，一直沿用至今。9月13日，琦善照会义律：皇帝的旨意是，鸦片已经烧毁，绝不可能赔偿。

但是，琦善话锋一转，也掏出了一个胡萝卜诱惑义律：只要英军遵从谕旨，撤回广州，等候钦差大臣处理，那么，虽然烟价值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也会想办法，皇帝不赔，我琦善想办法赔给你，让你面子上过得去，能向国王交差，你也可以昭雪以前的冤屈。

皇上不赔，琦善赔，为什么琦善有这么大的胆子？这是琦善仰体圣意的精妙功夫，是妙到巅毫的官场绝学。琦善关于赔偿烟价的奏折，皇上既没有批驳，也没有同意，而是批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览”字，这里有太丰富的含义。

对天朝来说，国家是不能赔偿一分钱烟价的，这是天朝的体统和面子。

但是，不赔偿，英国人又赖在白河口不走，对国家威胁太大，皇上迫地地希望他们迅速离开。

琦善出面赔偿，是一位地方高级长官的私自行动。这既保住了国家的面子，又能让英夷迅速撤军。

这种鸵鸟式的做法，阿Q式的行径，天朝此前做了不少，此后，做得更多。

给义律一个甜头，再晓以利害。琦善一副设身处地为英国人考虑的架势，掏心掏肺地对义律说：天朝开恩让你们贸易，你们的货物，内地并不需要，内地的货物，你们非要不可，皇帝发怒了，像去年一样，下令不和你们贸易，你们损失就大了。

再说，你们万里之外带兵前来，路途遥远，风涛险恶，水土不服，瘴疠横行，费用浩大，兵火相交，死亡累累，你们又怎么能够继续贸易呢？说打仗，我们容易而你们困难，说兵丁，我们多你们少，说费用，我们少你们多，说形势，我们逸而你们劳。这些情况，轻易不会有人告诉你们，只有我真心对你们好，才以实相告。

如果你们还不清醒，回到广州，双方芥蒂无法消除，你们所有的申冤请求，都不会得到满足。一旦事情办不好，你的国王把你撤了，再换一个人，这个人一定会遵循我们大皇帝的意旨，到广州听候办理。到那时，你就丢脸丢大了。

我也知道，你是为了贵国办事，所以我也一定替你好好筹办。你们回到广州后，我们一定会让你回国时，在国王面前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让你颜面有光。

空口无凭，立此照会为证。

自从中英交往至今，还没有哪个天朝大员用这般口气给他们看不起的夷人写信。

果然，琦善准确地把握了皇上的心思，皇上看了这个照会，非常满意：你的话说的细致周到，又符合天朝的体统，朕的心里异常赞许和愉快。

这份照会也让义律很满意。广州就广州吧，反正都是谈判，哪里都行。何况东北季风将过，冬天快到了，北方洋面即将冰冻，不便于舰船行动。再说，琦善也答应了赔偿烟价，还可以恢复通商，这都是义律最关心的。

义律承诺，只要中方不主动攻击，英方不会再攻击中方的任何地区。义律随即撤出白河口，回到定海，不久又撤出部分定海士兵，移往广州，准备谈判。江浙战场正式停战。

义律上当了。琦善终于把英国人从天朝京畿心脏哄到了边远的广州。大喜过望的琦善赶紧向皇上报告。“抚夷”如此顺利，道光帝高兴得不得了，奖励琦善一句让他乐得发癫的评语：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

皇帝下旨：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与英国人交涉。

威风凛凛的仪仗开道，琦善得意洋洋地南下广州了。但是，造化弄人，就在5个月后，他枷锁加身，从同一条道上被押解回北京。

琦善办理得这么好，想想林则徐、邓廷桢，就更让皇帝生气了，道光帝在上谕中对林则徐和邓廷桢一通怒斥：让你们去断绝鸦片，没想到奸民继续犯法，外来鸦片也没有禁绝，居然还把英国军队招来了，各省只好纷纷调兵，劳师费饷，办理不善，把你俩交部严加议处。

为英国人申冤，必然要处罚林则徐，但是，承认这一点，会丢了天朝和大皇帝的面子，所以上谕中明确说明，处理他们，是因为他们“误国病民，莫此为甚”，而不是因为夷人的投诉。

几天后，道光帝再次怒斥林则徐：对外断绝通商，但是没有断绝，对内抓捕犯罪，也没能抓干净。无非都是空言搪塞，不但最后毫无实效，反而惹出许多事情，朕越想越是气愤，看你还能怎样对朕辩解。也别交刑部审问了，直接撤职，流放伊犁。

这下英国人可以满意了吧。过去的民告官，只要撤了官，百姓不就高呼万岁了吗？

道光帝大概早就忘记了自己写给林则徐的那段话：朕不怕你胆大妄为，就怕你当缩头乌龟。道光帝更不会想到，他给林则徐的撤职处分，是林则徐一生中最好的一个消息。

英军在白河口停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事对白河口一线的清军官兵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一天，英国递送信件的蒸汽船马达加斯加号轻松地驶入了大沽口的拦江沙，进入内河。此后，英国载炮28门的窝拉疑号也尝试着驶入拦江沙，在距炮台仅一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大大地出乎清军的意料。亲眼看见这一幕的官兵们大吃一惊，惊恐异常。

在当时，天朝官兵普遍认为，虽然英舰船坚炮利，但是，它们吃水较深，无法进入中国的内河，只能在大海里逞凶。可是，眼前的一幕表明，英国炮舰可以随意在内河航行。这意味着，内河沿岸的大小城市都可能成为英舰的攻击目标，比如，沿白河而上，直接攻击天津城。

这个威胁太大了。

此事之后，琦善受邀登上了英军一艘主力炮舰。这次不经意的活动，意外地彻底改变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在给皇帝的一份长篇奏折中，他详细汇报了夷人的船只情况和作战能力，琦善说：英夷的这些船非常坚固，没有七八千斤重的大炮，根本打不穿，他们的炮都是铜炮，炮弹重达28斤，这些都是我军所没有的。

琦善的结论非常悲观：旧有的所谓攻击船舱下层、水鬼凿船和火攻等方法，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唯一可能对夷人构成威胁的，只有大炮，而中国缺的，也恰好是大炮。

山海关是非常重要的关隘，但是琦善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大炮。他派人一通搜索，在山海关的废弃炮位中，总算找到了几尊明朝的旧大炮。没办法，只好凑合着用。经过一番“蒸洗”，这些大炮总算可以备用了。

琦善可能不知道，通常情况下，和大清的大炮相比，前明的这几尊大炮可能更管用一些。

大炮不够怎么办呢？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琦善只好在海口设置了一些木筏，下面用沉重的锚链拴牢，以防止夷船冲过海口，他还命人找了一些渔网和棉被，浸湿后悬挂在炮台上。

华北的军备情况如此，华南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更何况夷人乘坐舰船，你防这里，他打那里；今年打了，明年还可以再来，我方防守总有意外疏漏。并且“边衅一开，兵结莫释”，天朝劳师费饷，不知道仗要打到什么时候才是个了结。

总而言之，这个仗，看来是不能打了，既费钱，也打不赢。天朝必须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

参观完英国军舰后，琦善成为第一个对敌我军备和这场战争前景有清醒认识的天朝大吏，他的态度从主战彻底转变为主和。

既然决定主和，以避免无望的战争，就必须在外交上有所让步。但是，皇帝给他的让步空间非常狭窄，并不能满足义律的胃口。琦善还未从天津出发，中英广州谈判还没有开始，他的这场外交活动已经注定失败。

战争和外交，不外乎审时度势知己知彼。蒋廷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认为：在这方面，琦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

18．谈不好，能打和不能打的都想打

1840年11月底的一天，两艘悬挂白旗的英国小船沿着珠江逆流而上，船上的人带着义律给琦善的一封信，通知中方义律已经到达广州。

南中国的冬季，江面已经狭窄了许多，两岸也没有多少可以欣赏的景致，但这并不影响信使们的心情。一趟轻松的旅程，还能顺便看看那个传说中的广州，大伙儿的情绪都还不错。

“轰——”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紧接着，一发炮弹在小船的四周炸响。江岸上的中国炮台开火了。

炮击打着白旗的信使船只，让义律大为光火，他立即斥责琦善违反了中英停火协议。

琦善赶紧表示，这完全是误会，中方已经严厉惩处了那几个不问青红皂白就盲目放炮的士兵。

这些士兵们太冤了。英国人虽然在浙江通报了有关白旗的意义，但是广州的清军并不知道。

这场意外的误会，是琦善和义律主导的广州谈判的悲凉结局的一个预兆。

11月中旬，义律等离开定海，南下广州，与钦差大臣琦善谈判。几天后，懿律因病离开中国，义律成为唯一的英国全权公使。

琦善的谈判态度很真诚。为了营造良好的谈判氛围，他严惩了放炮的士兵，还释放了一位英国教师，这位教师是林则徐主政广州期间被乡民抓去讨赏的，英国人曾经多次讨要，但林则徐拒绝归还。

12月7日，广州谈判开始。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曾这样评价广州谈判：这实际上是一次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

琦善方面，道光皇帝除同意惩治林则徐外，最后的底线是默许赔偿一点烟价，或者对此装聋作哑，不明确表态反对。在其后的谈判中，琦善私自同意“借给”香港、开放一两个口岸。

义律方面让步更多，巴麦尊给他的两套谈判方案基本都被放弃。这个问题，英国外交部后来曾经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但是，即使双方都做了让步，彼此的差异还是过于巨大。甫一接触，义律的条件把琦善吓了一大跳。

琦善照会义律：鸦片是违禁品，天朝不可能以“烟价”的名义赔偿。考虑到中英通商两百年，我自己准备弄500万元给你们。请你们注意，这笔钱不是皇帝出的，是我自己想办法筹集的。

义律不干：我已经降价很多了，要赔700万，不能再少。

琦善一脸的愁苦：这样吧，600万。我已经想破了脑袋，四处想办法去弄这笔钱，实在是不能再多了。

经过一番菜市场买菜式的讨价还价，在义律提出的2000万的基础上，两人终于达成一致：赔偿600万元。

但是，这也是两人唯一的一致。

义律还有其他要求：赔偿军费、清偿商欠、开放口岸、将沿海一处给予英国、两国官吏平等往来、废除行商制度等。

义律的这些要求，琦善无权答应，更不敢答应。

最让琦善心惊的是，义律坚持必须割让一处地方——大屿岛或者香港。香港岛第一次被提上谈判桌。

此前，英国方面最希望获得的是舟山。但是舟山过大，长期占领需许多兵力。英侨被赶出澳门之后，香港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避难所和货物转运基地。战争中，英国军队在这里建立了医疗和休整基地，加上这里还有优良的港口，逐渐地，香港取代舟山，成为义律首要的目标。

割让香港岛严重损害了天朝的主权和脸面。琦善回答得很干脆：这办不到。

那，就开放厦门、浙江的舟山。

这也办不到。

其他方面，如改变行商制度和皇帝亲自批准条约，琦善也不同意。

义律说：我已经在国内提出的要求上，打了很大的折扣，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能再让步。

琦善说：事关重大，还是让我汇报皇上吧，你耐心等等。

琦善名义上是全权，可是事事都要向皇帝请示，北京广州，山遥路远，加上琦善故意想“磨折”义律，谈判进展非常缓慢，难以达成一致。心急的义律渐渐开始怀疑琦善的动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告诉琦善：再不给回复，就只能用武力说话了。

琦善说：我私自决定，再增开一口怎么样？这事我已经禀告皇上了，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义律说：好吧，增开一口就一口，不过咱们还是到澳门面谈一次吧，老这么书信往来，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那怎么行？面谈与体制不合，也违背了皇上的指示。

面谈一次都不行，这让习惯了欧洲谈判方式的义律大惑不解并且非常怀疑，他开始怀疑琦善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与此同时，不断有一些更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根据情报，琦善不断在广州增兵，加固炮台，为战争做准备。

义律感觉自己受骗了。

不仅仅是义律有这种感受。直到战争结束，几乎所有英国人还坚持认为，琦善在广州的一切行为，其实都是在欺骗英国谈判代表，以便借机准备战争。

英国人的猜忌与日俱增，琦善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让步，双方无法再谈下去，剩下的，那就只有打了。1月5日，义律对琦善说：这事只好交给海军司令处理。

1841年1月5日，英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琦善：从本日以后，就拟动兵相战。不过，本统帅真诚地希望能够免除交战之祸，可以花一天等候你的消息。

琦善现有的让步已经违旨，他还能给义律什么新消息呢！

1月7日，义律递交最后通牒，英军向虎门进攻。第一战，是虎门门户大角和沙角炮台。

英军炮舰发动攻击的同时，几支天朝军队正从其他地区星夜兼程赶往广州。此时的北京，朝廷里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微妙却非常重大的变化。和义律一样，皇上也不想再谈，他也想打了。

琦善第一次向道光帝报告赔偿烟价500万元时，道光皇帝就在奏折上批示：看来夷人太嚣张了，恐怕难以理喻，只能一边谈判，一边准备，等他们渐渐疲惫的时候，乘机剿灭。

道光皇帝是一个勤奋的皇帝，他不会只说不做。同一天，道光帝降旨：湖南、四川、贵州发兵4000，迅速向广东集结。

1月6日，琦善再报：夷人同意赔款600万，但是还要给予一个海岛或者增开通商口岸。

道光帝大怒：看到这个奏折让人愤恨之至，这帮悖逆的夷人要求太过分了，简直桀骜不驯，完全不通情理，只有狠狠地痛打他们一通。福州、厦门通商以及已经同意的赔偿烟价，全都不准。同时，命令沿海的将军督抚，严密防范，准备进攻剿杀。如果夷人再来投递信件，一概不准接收，如果夷人船只靠近海岸，立即开枪放炮，痛加轰击，只要有备无患，一定能够克敌制胜。

既然要打，琦善也不准再去和夷人交涉。皇上非常不耐烦地命令琦善：你已经费尽苦心劝说这些夷人了，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绝不能不对这些夷人大加征讨和剿杀，其他的，什么都不必多说了。

皇上态度的转变，和很多因素有关。英军的定海一战，其实并没有展示英军所期待的足够的威慑力。天朝不开战，不是不敢开战，军事层面上，有清一代，大仗小仗没少打过，虽然花费巨大，过程曲折，但大多数战争最后都赢得了胜利。此时皇上和朝中大臣远离战场，对英国的军事技术一无所知，依旧沉浸在天朝我武惟扬的梦幻之中；再者，从道德层面上来说，不给一点教训就和谈，天朝的颜面往哪里搁？

在天津同意“抚夷”，是因为天津为京畿重地，不能轻易开战，而夷人不过是要申冤，处理一下林则徐，许可他们继续通商，一点小小的让步，就可以消弭战争，对天朝还是很划算的。

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朝廷里一直就有一股势力高喊要打，要教训这帮敢对天朝动刀兵的狂妄悖逆的夷人。这群人被称作“清流”。他们是一帮饱读诗书、学养深厚的大儒和大官僚。他们站在道德和正义的至高点上，引导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他们是这个文明千年绵绵不绝的传承者，也是中华文明坚不可摧的脊梁。

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用道德替代现实。他们不懂得或者不愿意去懂得现实的情况。有时候，他们就难免有些脱离现实地唱高调。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一直坚持对这帮夷人采取兵来将挡的强硬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退让，被后世称为主战派。他们中间，甚至有人为践行自己的信仰而战死沙场。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懂，或者经过战火的硝烟之后才真正懂得，天下大势已经完全不同。

夷人刚到白河口时，皇帝决定“抚”，清流们也不好多说什么。现在，形势不断地变化，从琦善的汇报看，夷人要求太多，无法继续“抚”下去了。朝廷里的清流们的调子立即高了起来。

清流们的态度最后影响了皇帝本人。为了天朝和皇帝本人的颜面，皇帝也想给夷人一点颜色看看。再说，国内总有各式各样反对满人统治的“不逞之徒”，万一夷人一直赖在沿海不走，教唆和帮助这些人造反，两股势力纠合起来，那可真是要出大事。

皇帝下定进行战争的决心：要打，要痛打。而且，皇帝信心满满，坚信一定能打赢。

只有身处广州一线的琦善心里清楚：打不得。

在北京的一片喊打声中，皇帝给琦善下了这道痛打夷人的圣旨。第二天，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陷落。

19．“莫须有”的汉奸和不对称的战争

1841年1月6日夜，沙角炮台的军营里。炮台的指挥官把一个名叫张清龄的千总和自己的儿子叫了过来。他先对张清龄说：你这个人，有很大的才能，以后再报效国家吧。

张清龄没有同意。

指挥官又连续劝说了几次，张清龄还是坚决不同意。

指挥官转头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知道，这里很艰苦，你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肉了，你明天就去市集上买点肉吃吧。

儿子坚决不去。

第二天，在英军对沙角炮台的攻击行动中，这位决意不避战逃生的名叫陈连升的指挥官连同千总张清龄和自己的儿子陈长鹏一道，阵亡于炮台。

琦善对战局的判断一点也没错。打，肯定是打不赢的。但是，虎门的防守，甚至比中方预想的还要脆弱。

在中外交往的历史上，从威得尔的第一艘炮舰凯斯号，到律劳卑的伊莫金号和安德罗马奇号，虎门炮台其实从来没有挡住任何真正想进入广州的外国军舰。1834年律劳卑舰队长驱直入广州后，道光皇帝大怒，将原守将李增阶革职，把关天培调往虎门，加强虎门一线的防御。

关天培是林则徐在江苏的老部下，两人关系非常亲密。关天培调往虎门正是由于林则徐的一力推荐。林则徐十分重视虎门的防御，亲自指导和参与虎门防御体系的整体设计和建设。在林、关二人的精心设计下，虎门成为大清最为坚固的要塞，被认为是固若金汤，难以逾越。

虎门的防御体系是由一个被称作“三重门”的防御阵地链构成。该体系共有三道“门”。第一道“门”：大角、沙角炮台。当敌舰驶入虎门前端，这里施放信炮，通知后面炮台，并用炮火展开袭扰；第二道“门”：当敌人深入到河心横档岛东、西水道时，以岛上和两岸的炮台夹击，布置在横档岛附近的水师协同炮台作战。第三道“门”：当敌人冲过横档岛后，再以大虎山岛上的炮台迎击。

问题是，如果敌人并不急于进入广州，而是分别攻击各个防御阵地呢？这就会造成各个防御阵地互不相连，孤立无援。这是虎门三重门防御体系最大的缺陷。不幸的是，英军在虎门的作战，果然就没有按照关天培战前的预案展开。他们并不急于冲入广州，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三重门的弱点，对三重炮台体系逐点拔除，稳步推进。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认为：清王朝倚仗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脚鸭。

虎门的第一战发生在大角和沙角炮台。这是虎门防御体系中最前突的堡垒、防御的第一重门户。其中大角炮台位于珠江右岸，沙角炮台位于珠江的左岸，两个炮台构成交叉火力，扼住珠江咽喉。

1月7日清晨，3艘英舰驶向沙角炮台正面，以炮弹重量为32磅和68磅的舰炮轰击炮台，摧毁炮台并吸引沙角守军。炮弹在炮台内部爆炸并起火。此时，英军4艘武装轮船运送地面部队约1500人，从炮台侧后2.5公里的穿鼻湾登陆，展开战术迂回。登陆部队分为两个纵队，以间隔100码的距离向前挺进。由于地形崎岖，炮兵速度受到影响。两个小时后，登陆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顺利占领炮台后方的一个高地。从这个高地可以俯瞰整个清军阵地。

清军在这一线设置了一座军营，军营周边的小山上设置了几个小型炮台，炮台前面构筑了壕堑和胸墙，形成了一个防御链条，以保护沙角炮台的侧背。英军后来承认，在军事工程的角度上，这是一个坚固而可怕的阵地，若以欧洲军队把守，那么在攻占时就要牺牲他们许多士兵的生命。据英军估算，这里的防兵有两三千人。

清军发现英军登陆部队后，立即开炮轰击，同时鸣锣敲鼓，挥舞旗帜，以壮士气。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制高点被夺占之后的致命危险。英军迅速在制高点上构筑野战炮位，以3门野战炮对重兵驻扎的清军军营实施轰击。在野战炮的支持下，英军一路攻击前进，连续攻占清军军营和小炮台，攻势进展顺利，清军不支溃散，一部逃入沙角主炮台。

此时英军运兵船折回沙角炮台正面，参与主力舰对炮台的轰击。清军无法抵御英军猛烈的炮火，死伤过半。不久，英军登陆部队从侧后接近主炮台，展开进攻。英军炮舰遂停止炮击，以免误伤。

清军一部逃出炮台，向东逃散。在山脚下迎面与英军预先留守的印度兵和水兵相遇，被排枪射击，死伤不少，其余人逃回炮台。英军水兵尾随追击散兵，攻入炮台。此时炮台已经受到舰炮重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无力支撑，炮台沦陷。守将陈连升战死，其子宁死不降，投海自尽。

与此同时，英军4艘主力舰停泊在距右岸大角炮台十分之一海里的地方，正面轰击炮台。据英国参战人员记载：都鲁壹号舷侧的长炮齐发，效力惊人，整片整片的石筑工事纷纷倒塌。

在强大的舰炮轰击下，大角炮台建筑基本全部被炸毁，士兵无处藏身，纷纷从炮台被炸出的缺口逃出。英舰放下小船，载登陆部队从两侧登陆，从缺口冲入，顺利占领炮台。

强大、持续而密集的炮击，除彻底摧毁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彻底摧毁抵抗者的意志。有一个场景很能说明在英舰强大的炮火下，清军心理已经崩溃到什么程度。

两名英军士兵从缺口内冲入炮台，两名清军挥舞长矛从侧面猛刺过来，英军士兵发现后，冲着两名清兵做了一个鬼脸，两名清兵立刻吓得丢下长矛逃走。这两名英军继续向前追击，发现前面约30名清兵在飞奔而逃。英国舰炮的一次炮击打倒了其中的几个人。清兵立刻折返，迎面又撞上了这两名英军。一名英军拔出手枪射击，但是手枪发生故障，无法击发。见此情形，清兵居然没有还击，而是丢下手中的火绳枪，向另一个方向逃走。

战斗打响后，英军的武装轮船与各舰所属的小船同时向停泊在炮台前方晏臣湾的清军水师发动攻击。复仇神号第一支火箭就击中了一艘沙船的火药库，引发了猛烈的爆炸。清军水面部队无法抵抗，后撤逃走，11艘清军战船被英军击毁。

战斗打响时，关天培正据守在距离沙角仅仅三四公里的虎门主炮台，但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军从容攻占沙角，全歼守军。由于采用三重门的设计思想，虎门主炮台只能炮击江中目标，却无法发炮支援沙角炮台。而英舰已经封锁了水道，清军也无法派兵支援。

英军这种炮舰攻击正面，登陆部队从侧后登陆、实施战术迂回的作战方式，使整个攻击过程流畅有序，清军作战陷入被动挨打。这种战术是日后英军作战的主要战术样态。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评价说：大角、沙角之战“在军事史上属上乘之作”，“应使清军大开眼界”。

但是，清军并没有从失败中学乖，他们的反应只是愤愤不平，痛骂英军太狡猾，故意绕开火力最强的炮台正面。日后，英军的这种战术还要让清军吃尽苦头。

清点战场，清军阵亡主将一名、士兵277人，受伤460余人，另被俘获数百人。英军受伤38人，无阵亡，缴获大炮91门。

这就是不对称战争。

沙角、大角的失败，以及后来的许多失败，还暴露了清军一个非常严重的战术思想错误。

清军一直认定英国人“不善陆战”，因为他们的腿是直的，不能弯曲。虽然英国人船坚炮利，但是，到了陆地，他们就完全不行了，所以他们甚至连陆军的编制都没有。战争进行了很长时间之后，中国的大臣们依旧普遍坚持这种认识。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说：英国人一打就倒，倒下就爬不起来，一个普通的百姓都可以从从容容地割掉躺在地上的英国士兵的脑袋。林则徐甚至在布告中教育百姓：专打英国人的膝盖。

不管你信不信，这个怪念头反正连皇帝都信了。

既然英国人没有陆军，在沙角实施两栖登陆，攻击炮台侧后方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说出来吓你一大跳，原来他们大多都是“汉奸”。

为什么有人坚持说英军有一支汉奸部队呢？因为英军雇用了一些中国人做搬运工，负责武器弹药和后勤给养的运输。英军给价公道，绝不拖欠，且待人比中国官府更好，为养家糊口，一批穷苦的中国百姓自然何乐而不为。官府称为汉奸的，就是这些人。

事实上，攻击沙角的登陆部队，分别隶属于英军两个主力团和一个印度兵主力团。纵观整个战争，英军的战斗序列中，从来没有一支汉奸部队的建制。

没有人问：英军怎么会有时间和武器去招募、训练和装备一支能够掌握近代战争技术并能迅速投入实战的汉奸部队？更没有人问：假如真有这支汉奸部队，那么，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会逼得自己的臣民不惜冒生命危险参与别国对本国的侵略？

如果说战争初期，天朝官员们有这种怪念头还可以理解，那么，让人实在无语的是，在战争打了一年多之后，天朝官吏竟然还坚持这样的怪念头。

当时在厦门做官、后来因为学习洋务而比较开明的徐继畬，在经历了厦门之战的惨败后，在给友人写信中说：夷人船坚炮利，在海上和陆地上与他们对轰，都是下下之策。但是，“登陆步战，则非彼之所长”，这些人两腿僵直，跳走不灵，所用的自来火的小枪，最多只能射击40步远，此外就只有短刀而已，我军的排枪、弓箭、长矛等武器，他们都没有。所以，在陆地上可以打败英国人。

但是，为什么清军在陆地还是连吃败仗呢？徐继畬的理由是：他们以重金收买我国内地的汉奸作为他们的爪牙，我方的虚实，他们全都知道，开战的时候，就驱使汉奸作为先锋，当他们的炮灰。

大角、沙角之战，是中方充分准备之下进行的一次战斗，清军士兵也表现出了高昂的士气和不惜牺牲殊死抵抗的献身精神，主将陈连升父子皆死于此役。此战之败，不是清军不卖力，不是汉奸在捣乱，不怪英人太狡猾，更不像此后的史书中所指责的，投降派琦善不增兵（这一点后面再说），这是一场中世纪战争技术与近代战争技术的交火，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胜负毫无悬念的战争。个体的英勇和牺牲，对战争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影响。

20．除一个人外谁都不满意的协议

英军攻陷沙角、大角后，轻易地敲开了虎门的第一重门。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虎门炮台核心阵地。虎门一失，广州将无险可恃，形势已经异常危急。

自从来到广州，琦善一直避免去见林则徐。现在的情势异常紧迫，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主动去找林则徐商量，到底是继续谈，还是不谈？

林则徐支支吾吾，没有给他明确的回答。

第二天，琦善召集了广州的高级官员开会商讨对策。林则徐虽受邀，但说自己生病，没有参加。

会上，大家基本达成一致：这个仗，没法打。

琦善尽力避免战争的态度更加坚定。他冒着巨大政治风险，鼓起勇气给皇帝连上了两个奏折，把大角、沙角的战况详尽地汇报给皇帝。这场战争中，琦善的这两份奏折是非常难得的基本真实的情况汇报。琦善在奏折中还专门描述了一种名为“空心飞炮”的大炮的巨大而可怕的威力，与其他实心炮弹不同，这种炮弹内部空心，装有火药，落地后爆炸，杀伤力惊人。

琦善得出结论：此战之后，我军更加没有士气，敌我对比，我们实在无法战胜英军，现在的办法，必须先设法“止住夷兵”，然后再想其他的办法。

看到这份奏折，道光皇帝又怒又气，朱批：逆夷实堪发指。

写第二份奏折时，琦善掌握了更多的情况，分别对水陆两路的战斗作出了更为详尽的描述。琦善还说，关天培告诉他，目前各炮台人心恍惚，无法可施，请琦善好好守卫省城，他本人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现在各个地方，已经没有可以调用的兵员，而且，各个炮台已经人满为患，调兵也没有可以安插的地方。实在是“战守两难”。夷人舰船已经直指虎门，一旦虎门有失，就可以直达广州，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到了那时，要想和谈，将更加难办。

果然，虎门失陷、英军包围广州之后，天朝无论是和谈还是继续作战，都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这并不是琦善多么高明，在战场一线的人，都已经看到了这个结果。

但是，数千里之外的道光皇帝看不到。

大角、沙角之战，彻底激怒了道光皇帝：这帮夷人，简直就像狗和羊一样，野蛮而不懂信义，没法和他们讲道理。琦善你不用再和他们谈判了，连他们的书信也不可再接收了。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痛加剿洗，一举全歼。

命令：湖南、四川、贵州各路大军加速前进，听候调用。

命令：浙江的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

命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杀敌，一定要割掉这帮夷人的脑袋，其余的，全部押送京师法办。

这道命令害苦了琦善，也害苦了伊里布。广州和浙江的真实情况，与皇帝的臆想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在朝臣们悲愤填膺的一片喊打之声中，皇上六百里加急通知广州：朝廷已经火速增兵广州。

圣旨：派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颁发关防，火速前往广州剿灭夷寇。如果杨芳先到广州且有机可乘的话，不必等候其他人到达，可以一鼓作气，迅速攻剿。

道光帝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一场。他很有信心地宣称，这些夷人不难一鼓而剿平。

广东巡抚怡良也不失时机地大力响应。他再次发出对英国人的赏格，号召百姓拿起武器打击敌人。

大角、沙角之战后，义律暂时停止进攻，继续与琦善函件往来，还邀请琦善面谈。从义律的角度，打仗是下策，是手段，最终的目的，还是谈判。

可是，按照皇帝的指令，琦善不仅不能去和夷人面谈，甚至连夷人的书信都不能接收。如果琦善不会面，不接受书信，不继续谈判，义律还要继续进攻，他一定要把琦善打回到谈判桌上。一旦再次开战，结果是什么，义律心里清楚，琦善心里清楚，广州从高官到普通兵丁心里都清楚。

摆在广州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全力避免战争。

怎么避免战争呢？很简单，不外乎再做出一些让步。琦善战战兢兢地告诉道光皇帝：奴才昨天看到的具体情形，万不得已，准备牺牲我自己，拯救千万人，我甘愿不避重罪，适当同意义律的请求。

不惜以个人前途为代价，以避免更大的牺牲。就凭这几句话，琦善至少也算得上是个有担当的官员。

义律曾经要求清政府给一个寄居的小岛，或者开放一两个码头。琦善的想法是，给他们一个小岛“寄寓”，但不另外开放码头；广州立即开港，恢复贸易。他告诉皇帝，这样可以缓和局势，避免继续开战。而且，这个决定是广州的司、道以上的大员共同商议后的一致意见。

在严峻的形势下，琦善被迫私自放开了谈判底线，还不惜违反圣旨，亲自前往虎门与义律会面，商讨条约具体问题。

此次谈判的焦点是赔偿烟价和香港问题。这两条让琦善异常痛苦。

琦善同意赔偿烟价，但绝不同意将它写入条款中。他的本意是准备利用广州藩库银子和其他来路的银子，如商人捐献等，悄悄地了结此事。

琦善对义律说：把这一条写入条款，皇帝肯定不会批准，而且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既然我都同意赔偿了，你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给我造成如此大的麻烦呢？

好说歹说，义律基本同意不明确把赔偿烟价写入条约。

割让香港就更不可能了。琦善只是给英国一个“寄寓”的地方，换取英方放弃战争赔款和增开口岸。有学者认为，比起卷入毫无胜算的战争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琦善这样做，还算是上策。

但是义律坚持必须“完全占有香港”，只是香港的税收可以归中方所有，同时放弃增开口岸、赔偿军费、废除行商制度的要求。这是义律谈判的底线，他丝毫也不愿意让步。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为香港问题不惜动武的准备。

1月26日，义律单方面宣称琦善已经同意将香港割让英国，派兵悍然占据香港，并迅速建立起香港的管理机构。

此时的琦善已经内外交困。北京一片喊打之声和向广州隆隆开进的大军给他巨大的压力，皇上对他的不满已经与日俱增，而谈判桌前的义律又在香港问题上寸步不让。琦善受到极大的刺激，加上连日谈判，他被累垮了，身体突然不适，他要求会议延期，改日再谈，就此匆匆结束了第一次与义律的会面。

在回广州的路上，琦善视察了虎门各炮台。首次实地了解这个军事要塞后，他对广州的防务更没有信心了。回到广州，琦善赶紧召集会议，广州所有的高级官员，包括关天培以及革职了的林则徐和邓廷桢都参加讨论。大家的意见还是非常一致：仗是打不赢的。

琦善又一次言辞恳切、不顾避讳地哀求道光皇帝：皇上啊，我其实何尝不想灭此朝食，但是，事与愿违啊！

在详尽地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琦善坚定地表示：奴才反反复复地想，我自己的命运前途是小事，国计民生关系重大；我宁愿个人因办理不合圣意而遭受惩罚，只希望广东百姓可以免受兵火的侵害。如果打仗不胜，今后和谈就更加困难。

琦善特别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广州的将军、都统、巡抚、学政，以及司、道、府、州各级官员和前总督林则徐、邓廷桢所有人等，“佥称藩篱难恃，交锋实无把握”。

在奏折的末尾，琦善说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话：为了土地人民起见，绝不敢稍有畏惧，但更不敢稍有欺瞒粉饰。

中英冲突之中，只有琦善是实话实说。琦善的这番话，与林则徐那句著名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相比，不仅毫不逊色，甚至境界更高，因为他不仅考虑了国家，同时也考虑了人民。

近代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总是把那些不顾敌我形势、一味高喊开战的人视为民族英雄。其实，战争是在一切政治、外交手段都用尽，在具体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不得已的最后选择。不能打的仗，最好不要打。刘邦有白登之困，吕雉有冒顿之辱，然高祖以降，至于文、景，皆以和亲羁縻匈奴。武帝御宇，汉室隆盛，乃战端大开，争锋于大漠黄沙，历四十年锋镝，方才底定匈奴。没有人说，刘邦、吕雉和文、景二帝皆为投降派。

按照虎门谈判的基本原则，琦善在广州起草了一个条约草案，基本精神是维持中方不割让香港、不明文书写赔偿烟价的立场。

义律并没有更多理睬这份公文。他要求琦善对他此前提出的包含割让香港的草案作出答复。如果不同意，那就只有再战了。

上谕这时恰好到达广州：必须打，直到把夷人杀尽为止，奕山的大军正在开往广州的路上。

现实的情况是，和谈，比打仗好。可是皇上偏偏要打。如果继续和谈，那就是抗旨。自己的前途到底有多么凶险，琦善心里当然一清二楚。

琦善被夹在风箱里。透过百年历史的浓雾，我们似乎还能看见琦善那张愁云密布惨淡苍白的脸。

琦善作出了一个不顾身家和政治前途的抉择。他再次顶着抗旨的重罪前往虎门，与义律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两人初步达成了一致，这就是所谓的《穿鼻条约》，其主要内容是：

1．香港本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但香港税收归中国管理。

2．赔偿英国政府600万元。

3．两国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

4．广州贸易在中国新年后十天内开放。

这个协议与英国政府最初的要求相比，缺少了赔偿军费、增开口岸、领事常驻、废除行商制度、清偿行商欠债、英军占领岛屿归还条件等内容。在割让香港问题之外，义律的确对琦善作出了很大让步，赔偿烟价也没有明文提及。

蒋廷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说：这是琦善在不利情况下为中国争取到的最好的一个结果，与此后的《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相比，中国也算是败中取胜了。

义律曾经这样向巴麦尊解释自己的巨大让步：我的目的，就是想割让岛屿，然后迅速恢复通商，结束战争。

自从1840年6月英国舰队封锁广州后，英国商人损失惨重，叫苦连天。因为战争，英国大约有2万吨的船舶被封锁在广州之外，无法进入广州正常贸易，有3000万磅茶叶没能运往英国，英国税收减少300万英镑，英国商人的损失更加难以计算。货物不能从船上卸下，要支付巨额的滞期费；存放澳门，又要交付仓储租金和税金；货物无法销售，大量的资金被积压，还要承担沉重的财务负担。一些英商多次致函义律，要求对商务问题给予最大的关注，希望局面能迅速明朗。

这些，都给义律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割让香港、恢复并改善通商和赔偿烟价，已经让义律非常满意。他在给巴麦尊和印度总督奥克兰的信中说：能够不费一兵一卒而获得这么多的利益，我宁可背弃国内的那些指示，不必为了获得更多的特权而在距离遥远的地方进行一场战争，导致贸易无限期中断，更可以避免战争带来的深切仇恨。

但是，除了义律，没有人对这个协议表示满意。两国政府态度高度一致，第一时间坚决拒绝批准《穿鼻条约》。这个条约在历史上由此被称为“伪约”。

一心想打的道光帝当然无法接受和约的几乎任何一条内容，特别是割让香港，这无须多言。

这份协议也让英国朝野严重不满。协议传回英国后，英国国内一片强烈的反对声浪。

伦敦、利物浦等地数十名商人致函巴麦尊称，他们处于极为失望和惊慌的情绪当中，紧急请求巴麦尊和女王陛下政府不批准那项条约，因为条约既没有包含对过去的补偿，也没有包含对将来的保证，不必要地牺牲了最近派遣远征部队的所有目的。

巴麦尊愤懑地斥责义律把训令完全置之不理。在他的指示下，英国外交部仔细对照了给义律的指示和义律的执行情况，经过清算，结论如下：

商欠、军费、废除公行垄断、英国货物缴税后进入内地免税、中英平等等内容，义律完全没有执行。

条约应盖皇帝玉玺，但被中方拒绝。

因割让香港，新增通商口岸的要求没有实现。

可以自由与中国人交易并雇用仆役、确立关税税则、最惠国待遇，可以没收走私商品，商务监督可以设立法庭等内容完全没有出现在谈判中。

封锁珠江、扬子江和黄河河口，执行不彻底。

占领舟山已完成，但却过早地轻易退出。

割让一个岛屿虽然实现，但是并不彻底，因为中方可以在该岛屿收税。

概括地说，义律几乎全盘否认和违反了国内对他的指示。

占领香港也让巴麦尊很不满，因为在他看来，香港是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荒岛，除在贸易淡季为英商提供一个栖息地外，在政治上和贸易上都毫无价值。

义律的擅自退让甚至惹恼了女王。愤怒的女王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查理·义律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的一切或许已经得到了。他完全不遵守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取得的最低条件。

有学者对此评论道：维多利亚女王本是将义律当作一杆敲开中国大门的“烟枪”，却没想到义律放了点烟后，就缩了回来。

英国内阁会议决定：不批准这项条约，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对于英国过去受到的损害付出更大数目的赔款，并对将来的贸易作出更大的安全保证；重新占领舟山；召回义律，以璞鼎查接替。

较为温和的义律路线被否决，英国决定将战争威慑升级为局部战争，以达成更大的外交目标。

英国国内的这些反应，义律当时并不知道。他以满意的心情转告琦善：定海英军已经准备按照协议撤离，请在2月20日前签约。

2月25日，义律甚至没有等到琦善在协议上签字，就命令英军先行放弃了占领了7个月的舟山，全军撤回广州。

规定的签字时间到了，义律催促琦善赶快签字。

琦善答复：病情严重，心情恍惚，推迟十天，等病好了再签吧。

琦善已经预感到大祸临头，他像一个行将淹死的落水者那样作最后挣扎，苦心劝说道光皇帝接受这个协议：战争不能打，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想了很多，自己前途事小，国计民生事大，打仗不胜，“损天威而害民生”，此后再想谈判，就更难办了。

但是，琦善得到的，是失去耐心的道光皇帝愤怒的大骂和严厉的惩罚：朕绝不会像你这样甘心忍受夷人的侮辱和戏弄，迷途而不知返，胆敢违背谕旨，仍然接受夷人书信，替他们恳求天恩，实在大大出乎情理之外，到底居心何在？你如此无能，被人恐吓，甘心做这种遗臭万年的事，今天又拿夷人来恐吓朕，但是，朕不怕。

圣旨：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关进天牢，交部严处。

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演出结束了。

这时，广州官场有人悄悄地给皇帝发来了一封奏折。一向与林则徐私交甚好、路线一致的广东巡抚怡良一脸无辜地说：皇帝啊，夷人太大胆狡猾了，居然说琦善私下同意出让了香港。这实在是太骇人听闻了。琦善到广州后，到底如何办理夷务，虽然并没有知会我，但是，按常理想，也绝没有让出土地人民，听任英夷主宰的呀。真让我夙夜彷徨，心急如焚。香港这个地方，让不得呀。我正根据旨意精神，整顿兵丁，做好战斗准备。

怡良的幕僚真是个狡猾老练的刀笔吏。这样一来，私自让出香港，全是琦善的事情。怡良轻飘飘地推脱了自己的一切责任，又狠狠地告了琦善一个刁状。

奏折中，怡良也承认，在琦善召集的会议上，自己曾经表示，开战确实没有把握。

但是，怡良却豪迈地对皇上说：即使没有把握，也还是要打下去。

这种莽夫式拼力一战的决心，太让皇帝高兴了。皇帝大概忘记了，对于一场战争，最重要的，恰恰就是“把握”，而不是所谓的“决心”。

这份奏折让道光皇帝对琦善的作为更加愤怒。琦善仅仅撤职严办还不够，皇帝震怒之下，大笔一挥：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

广州谈判中的琦善，失败得简直一塌糊涂。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认定他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骗子，一直在玩弄着各种花招；朝廷认定他办事不力，甚至与英国人合谋，出卖国家。

蒋廷黻先生在《琦善和鸦片战争》一文中这样评价琦善：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战后不久，琦善被道光皇帝赦免，接着还做了两任总督。大概道光皇帝也明白过来，琦善一力避战、努力谈判的选择是正确的。可惜的是，为了明白这一点，天朝付出了东南糜烂和签订更为苛刻的《南京条约》及附约的沉重代价，而琦善付出的，是他被整整唾骂了一个多世纪。

《穿鼻条约》虽然已经达成，但是，琦善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这样的协议，他的地位已经风雨飘摇。他在无法排解的忧虑中，等待着从北京到广州的官道上那匹飞驰的快马，带来他命运的沉重判决。

可惜，琦善处境的艰难，义律一点都不知道。

虽然在谈判，可是又不愿意签署协议。而且，英军侦查发现，虎门以及广州等地的军事布置仍在悄悄进行，据说还有增援大军即将开到。义律以及整个英国远征军都觉得，琦善就是个骗子，他在拖延时间搞军备，真实目的是要打仗。义律愤愤地照会琦善：最后期限之前，必须签约，否则，就是战争。

最后期限已到，中方没有回应。义律下令：继续攻击。

琦善殚心竭虑的一切“羁縻”手法到此彻底失败，他最担心的战争再次来临。

英国海军出发了，目标——虎门核心阵地。

21．虎门——谁来都是一败涂地

1841年2月底的一天，一支英军舰船编队在虎门核心阵地前不远处停了下来。舰队放下一只小船，小船悬挂着白旗，向虎门炮台缓缓靠近。

炮台上的官兵们默默地注视着几名英国人从船上走下来。他们被带到关天培面前，呈上了英军海军司令伯麦给关天培的一封信。

关天培读完这封信，脸色突然沉了下来。敏感的官兵们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好，他们一直在担心的那件事即将降临。

英国人的这封信非常简单：弃守虎门，退出阵地，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否则，英军即将展开全面攻击。

和谈再次破裂，战争重新开始。英军前锋部队进逼虎门核心阵地的上横档岛—亚娘鞋岛一线。这里是虎门防御的第二道门，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门。

虎门是广州的锁钥，而上横档岛又是虎门的锁钥。上横档岛是虎门一线珠江中的一个小岛，珠江在这里被分为东、西两个水道。其中，东水道是通往广州的主要航道。由于上横档岛地处江流要冲，位置异常重要，不容有失，清军在岛上安设了永安等3个炮台，并布设重兵驻防，成为清军着力构建的虎门防御体系的一个关键支撑点。

上横档岛东水道隔江相望的珠江左岸，是一个叫亚娘鞋的大岛，它是虎门防御的主要阵地。在这个岛上，清军设置了靖远、威远和镇远3个主力炮台，与上横档岛的炮台形成交叉火力，严密封锁了珠江东水道。上横档岛西水道一侧的珠江右岸，清军在这里设置了巩固炮台，与上横档岛炮台共同封锁珠江西水道。

2月底，接到义律的通报后，英国海军司令伯麦带领舰队逼近虎门。他释放了前次战斗中的中方战俘，并带信给关天培：战争即将开始，但如果中国有意真诚和谈，那么，英方也愿意停战。伯麦甚至还交流了西方一些战争的规则：白旗不能攻击；降下旗帜表示投降，不能攻击；俘虏不能伤害；等等。

关天培当然不希望重新开战。亲眼目睹了大角、沙角之战的全部进程，作为军事统帅，谁也不愿意去打这种毫无胜算的仗。关天培口气和缓地回复英方：释放俘虏等行为，足以表明你们存心仁爱，让人异常欣喜，照会已经转交给琦善，请耐心等候，和谈之事，能否继续商议。

琦善接到这通照会，一定是万念俱灰。他竭尽全力，苦口婆心，一张嘴想说服英国人适可而止，一张嘴想说服皇帝避免战争。可是，英国人不理解他的难处，给他送来了大炮；皇帝更不懂他的苦心，给他送来了枷锁。赫赫天潢贵胄堂堂朝廷钦差的琦善，在历史的这幕大剧面前，也渺小得仿佛暗夜里的一粒尘灰。在演出行将结束的最后时刻，他能说的，也就是几句毫无用处的话：大家好说好商量，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这些空话，英国人当然不可能理睬。伯麦给关天培送去了5个停战条件后，退出虎门，等候消息。这些条件，关天培不能也无法答复。

2月24日，英军海军司令伯麦要求关天培交出上横档岛，但还是没有收到答复。

25日，更大规模的广州作战正式开始。英军首先攻击的目标，是江心的上横档岛。英军一出手，就抓住了虎门防御体系的一个最大弱点——下横档岛。

在上横档岛的下游不远处，还有一座下横档岛。该岛很小，位置不如上横档岛那么重要。由于上横档岛已经设置了重兵，因此，清军在这里完全没有布防。清军的这种防御设置让英军非常吃惊。25日，英军兵不血刃，先行占领下横档岛，在岛上高点架设了3座重炮。清军发现英军登陆下横档岛后，向英军部队进行炮击，但是没有效果。

虎门炮台的主阵地是亚娘鞋岛，有一条小河绕过它的背面，从晏臣湾注入珠江。为了避免敌军从这一线绕道亚娘鞋岛虎门主阵地的侧后，清军在晏臣湾一线设置了栅栏，河底设置了木桩，在炮台的侧后设置了步兵防御阵地，布置重兵防守，并在岛的高地紧急搭建了一些沙袋炮台。在战斗进行的前两天，英舰复仇神号奉命前往清除这一带的抵抗。英军炮舰放下小船，拆除水面的栅栏。这时，岛上隐蔽的炮台向小船开火，小船立即还击并继续前进，击毁了这一线的防御炮台，随即拔除了水下的木桩，为下一步登陆行动清除了障碍。25日，复仇神号载着一支150人的部队，在亚娘鞋岛东南方预设的登陆地点先行登陆，开辟滩头阵地。

26日晨，布设在下横档岛上的英军重炮开始对上横档岛展开猛烈炮击。由于上横档岛炮口目标是水面舰船，无法回击下横档岛的野炮，只能被动挨打，炮台下面的房屋立刻着火，军营被严重摧毁，陷入一片混乱。遭此严重打击，岛上的清军军官们首先乘船逃散，他们一些逃到对岸的亚娘鞋岛，另一些人干脆就溯流而上，逃往广州，把士兵们锁在炮台里。愤怒的士兵们向军官们的背影开了他们在虎门之战的第一枪。

上午11时，英军主力舰伯兰汉号等炮舰抵近虎门亚娘鞋岛主阵地前400码的位置就位，炮舰的侧舷排炮连速齐发，轰击虎门威远、靖远和镇远3个主炮台以及临时搭建的沙袋炮台。另两艘英国主力舰也绕道亚娘鞋岛侧翼，协同炮击3个主炮台。英军记述道：炮兵的射击产生了最猛烈的轰响，附近的山发出回音，就像一阵阵不断的雷霆。

虎门主阵地在英舰强大火力的打击之下，很快就呈现崩溃之势。士兵纷纷跳出炮台逃跑。英舰对逃散的清军士兵进行炮击，一些士兵被迫跳进水里。由于3个主炮台的炮口都朝向江面，受射击夹角限制，靖远和镇远无法还击侧翼英舰，上横档岛炮台受到英舰炮火压制，无力提供炮火支援，只剩下威远和沙袋炮台勉强支撑，预设的交叉火力无法施展。英舰持续密集炮击，虎门主阵地的3个主要炮台基本全部被摧毁。此时，英军300名水兵从亚娘鞋岛侧翼登陆，与原登陆部队会合，从侧后包抄虎门主阵地。炮台背面原有一支担负侧后防守任务的清军，由于长时间的炮火轰击，这支部队已经军心涣散，英军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清军全部驱散。下午2点，3座主力炮台全部失陷。关天培战死，士兵死者20余名，绝大多数溃逃。

在攻击亚娘鞋岛3座主力炮台的同时，另一队英舰驶入上横档岛的西面水道，两艘主力舰在西水道正面停锚，轰击岛上炮台，其余几艘小型舰只绕道上横档岛的西北，轰击清军背侧。岛上的清军从早晨开始，就承受着来自下横档岛野炮的轰击，此时英舰的200门舰炮加入后，清军更难以支撑。下午1点，横档岛主炮台永安炮台被摧毁，停止了还击。

英军机动部队从上横档岛西侧登陆，占领永安炮台，向东攻击前进。登陆部队完全没有受到抵抗，渐次攻占了中部的清军营地以及其他两座炮台。英军原预料在此可能受到强烈抵抗，但是，这里的清军已经被炮火吓破了胆，四散飞奔。参战英军记载：中国士兵塞满了战壕，向我们乞命。

英军将清兵驱赶到河边，清兵无路可逃，遭到英军步兵猛烈的排枪齐射，死伤累累。一些清兵见势不妙，赶紧跳进河里，竭力向上游挣扎。岛上其余的清兵纷纷投降。仅此一处，清军约有250人阵亡，100余人受伤，另有1000余人被俘，是虎门作战中清军伤亡最严重的战斗。

在攻击上横档岛的同时，英军另一支小型炮舰编队逼近珠江右岸位于上横档岛对面的巩固炮台，展开正面轰击。在英舰的猛烈炮击下，右岸的主要支撑巩固炮台被摧毁，停止了还击。下午4点，英国水兵在巩固炮台下方登陆。清兵见状立即四处逃散，英军占领炮台后，继续攻击后山的清军军营，驱散守军，并焚烧了军营。

下午5点，虎门之战全部结束。英军仅仅5人负轻伤。

此战，横档岛—亚娘鞋岛一线的虎门核心阵地清军共布设火炮377门，兵勇8500人，准备不可说不充分，兵员和炮位不能说不多，但最后的结果，仍旧是一场脆败。

在虎门之战中，英军采用了避实击虚的策略。英军敏锐地先行占领了没有布防的下横档岛，从这里架设重炮轰击上横档岛，这是此战的一个关键点。在英军看来，下横档岛没有布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错误。但是，从关天培层层堵截的思路来看，上游不远处的上横档岛已经重兵布防，此处又不便于其他炮台呼应，所以是一个价值不大、可以忽略的位置，关天培不知道近代战争中炮兵占领高处、居高临下展开炮击的威力。天朝没有人见识过35年前奥斯特里茨的普拉钦高地上，法军炮火给俄奥联军的巨大杀伤。

另外，在攻击线路的选择上，上横档岛东水道清军重兵布防，英军就从西水道突破。在西水道，英舰也是从防守薄弱的西北侧后方突破。在对虎门主阵地亚娘鞋岛的攻击，也是从晏臣湾绕道侧背展开。这些刁钻的攻击线路让清军的抵抗基本形同虚设。

据称，虎门激战之时，琦善、邓廷桢、林则徐和广东巡抚怡良以及许多高级官员都“亲眼看见了这场损失的一部分”，除了林则徐，所有的人都惊奔广州了。

关天培战死沙场。他的英勇，甚至得到了对手的崇敬。在他的家人前来搬运尸身时，英舰鸣响礼炮，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但是，死亡有时未必是必要的。

为什么苦心经营、重兵布防、汤城金池的虎门会如此轻易地陷落？

都怨投降派，具体地说，就是琦善。

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如果林则徐在，或者至少按照林则徐的防守思路，完全可以打败英军。

这是长期以来的主流声音。但这是罔顾事实的一厢情愿。这种声音使我们长期以来对输掉这场战争一直很不服气。

对琦善的谴责，主要是说他为了尽快求和，不仅不认真布防，反而擅自撤走了不少虎门驻军，以致此败。大角、沙角失陷后，主战派大臣、钦差大臣兼江苏巡抚（后升任两江总督）裕谦首先弹劾琦善，说他到广州后遣散兵丁，直接导致虎门失陷。此后，御史骆秉章更是说他遣散壮勇和防御装备、不派兵援助大角和沙角，以致关天培眼看着炮台失陷只能“遥望而泣”。有关这方面的言论还非常多。

在对琦善的审判中，专门提到他“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

琦善简直就是开门揖盗。

但是，像他这样受皇帝喜爱和重用的大臣，为什么会开门揖盗呢？有些人私下传言，他是受了英国人“巨万”的重贿。尽管在审判中，无法找到他受贿的任何证据，但是，这个传言有鼻子有眼，甚至说琦善为了掩盖事实曾经密谋暗杀参与行贿的夷人。人们估计他要杀掉的夷人很可能就是义律。

英方不可能用行贿的方法达到外交目的。身为满族权贵且财货不缺的琦善也不可能为了一点点贿赂而放弃抵抗。这一点没必要多说。

既然撤防是琦善的最大罪名，他是否真的撤防了呢？

军队撤防确有其事，但不是琦善撤的，而是皇帝自己。

英军攻占定海之后，北至奉天、南及广州，沿海各省全部进入战争准备。打仗当然就要花银子。各省纷纷上奏朝廷，要求截留库银，用于整顿军备。节俭的道光皇帝当时就非常不情愿。英军南撤、中英达成停战后，满朝上下都觉得夷情已经基本解决，道光皇帝赶紧命令各省撤兵，以节约军费。资料显示，除福建的颜伯焘没有提供报告外，包括广东在内的各省都不同程度地裁撤了军备。

广州裁撤军备的行动是在两广总督林则徐和广东巡抚怡良的主持下完成的。这是林则徐以总督身份执行的最后一道圣旨。这时，琦善还没有到达广州。这批被裁撤的人员，主要是林则徐在广东期间招募的渔家、疍户以及其他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半游击队性质的队伍。

琦善到达后，认为虎门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由于中英已经达成停战协议，双方都不得进行战争准备，琦善便派遣广州知府余保纯带队，秘密布置虎门防御。发觉和谈有破裂的可能后，琦善又从广州附近调集2000人，前往虎门一带秘密布防。

沙角、大角之战，英军从清军炮台和水师战船上缴获的火炮总计170余尊。两炮台守军尚有两千余人，可见军备并未废弛。要知道，在关天培设计的防守体系中，大角和沙角炮台只是信望炮台，也就是前哨阵地，并非防御的重点，平时，驻防士兵分别只有50名和30名。

前面提到，在虎门失陷之前，虎门一线阵地总共布设了大炮400余位，兵丁8900人。火炮不可谓不多，兵丁也不可谓不多。更何况，上横档和亚娘鞋两岛面积并不大，继续派军，根本驻扎不下，而广州各县兵丁已经基本被抽调一空，此时援军尚在路途之中，琦善无兵可以再调。

有趣的是，天朝朝野都认定琦善撤军，但是，他的直接对手英国人却一直认定：琦善在悄悄增兵。

根据英方资料，虎门大战之前，英国方面发现，虎门方面一直在建沙袋炮台，防御工事与日俱增。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此时，琦善和关天培吸取了前一战的教训，抓紧在虎门亚娘鞋主炮台的后方构筑沙袋炮台，以防御主炮台的侧后，同时还在其他险要地方构筑临时炮台。清军还忙着填塞虎门侧背的晏臣湾水道，以免英军从背后偷袭。英军甚至从截获的一艘清军兵船上发现了一封琦善给关天培的信，命令关天培加紧填塞虎门侧后的水道。从这些迹象分析，义律认定，琦善谈判是假，拖延时间整顿军备是真，琦善是个骗子，于是决定继续作战，攻陷虎门。

有人说，林则徐在江面上布置了两条铁链，以拦截英军。在攻击开始前，铁链被英军破坏，但琦善不准重新架设，导致英舰长驱直入。

这又是文人论兵的典型。

冷兵器时代，东吴的铁链都没能阻挡住王濬，如今又怎么能阻挡住近代化的英国炮舰。铁链的功效，不外乎拦截英舰，乘机用炮台炮火正面轰击。可是，在每次战斗中，英舰都是主动停泊在炮台正面，与炮台对轰。何况，在虎门大战中，英舰根本没有沿东水道上溯广州，即使铁链还在，也毫无作用。再说，如果英舰真想上溯广州，要对付这根小小的铁链，实在是太容易了。一位美国人曾经这样对中国人描述过这根铁链：英国人的一艘战舰就可以像破坏烟管的装烟条一样破坏它。

其实，虎门的防御，并非像我们后人想象的那样，真的就固若金汤。甚至连广州的外国商人都普遍没有把虎门炮台当作一个坚固的堡垒。当时澳门的报纸《澳门月报》曾在报上预测：扫平虎门炮台，不过是一个小时的事情。

即使虎门主将关天培本人，对防守虎门都没有信心。在临战之前，他给琦善发来了一封信，信中并没有请求琦善增兵，而是让琦善“勿以我为念”。也就是说，关天培对作战前景并不看好，他是在委婉地向琦善表达必死的决心。

琦善对虎门的防御能力也持怀疑态度。他在实地踏勘虎门后给皇帝的奏折中称：虎门各炮台四面皆水路可通，像孤悬海中一样，一旦被围困，士兵的食物都无法运送。虎门前后，四处水道纵横，不必一定经过虎门才能到达广州。且虎门各炮台仅有200余尊大炮，只够安放在炮台正面。各炮台大炮的质量很差，射程很近，威力有限，各炮台也毫无其他东西遮蔽。所以，他一到广州，就赶紧找人铸造大炮。

炮火不行，士兵的士气就更成问题了。

琦善称在英军攻打虎门之前，虎门守军几乎哗变，向关天培逼要军饷，否则就要四散奔逃。关天培无奈，只好典当自己的衣物，每名士兵发给2两银子，好歹才保证士兵坚守虎门。在亲眼目睹了沙角、大角之战中英军炮火的巨大摧毁力后，守台士兵们的士气更是低落，开战即逃，以致遭受最猛烈攻击的亚娘鞋岛主阵地上，阵亡士兵仅20余人。

蒋廷黻先生对虎门之战的评价是：琦善的指挥无可称赞，也无可责备，之所以把他当作替罪羊，是因为人们认定林则徐如果还在，是可以抵御英军的。

真是这样的吗？

其实，虎门之战既是琦善的失败，也同样是林则徐的失败。琦善在虎门一败涂地，换作林则徐，也同样会一败涂地。

律劳卑舰队闯入虎门后，朝廷调关天培负责虎门防务。关天培征得总督卢坤同意，对虎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确立了三重门的防御策略，并大力构筑炮台、添设炮位、增加防兵、加强操演。虎门防御主体工程即在这个时期完成。此后，邓廷桢、林则徐时期，又对该工程进行了强化，虎门一线炮台增加到9座，火炮增加到306门，其中有重达8000斤的大炮和一些先进的西洋铜炮。林、邓二人对虎门防御的评价都是：足以让夷人吓破胆，让他们不敢来“窥伺”。

琦善来到广州后，担心英军可能发动攻击，便对虎门增兵、紧急购买更多的大炮、构筑临时性沙袋炮台，以增强虎门防御。在战术思想上，仍旧沿袭关天培的逐层截击的作战原则。

关天培主持之下，历经卢坤、邓廷桢、林则徐和琦善四个时期大力修整的虎门依旧一击即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虎门之战，谁来都是一个结局。

林则徐应该感谢皇上，道光皇帝对他的撤职查办，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消息。

蒋廷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说：林则徐被罢免实际上是他终生一大幸事，但又是中国国运的一大不幸。如果林则徐不被罢免，他就必然要和英军开战，而开战后必败。他从此就不会被当作能够对抗英国人的英雄被人膜拜。林则徐失败后，中国会尽快讲和，损失就会大大减少，而中国的维新或许可以提早二十年。自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点革新运动都没有，主要原因是人们不明白失败的原因。林则徐自信能够打败英国人，当时的人也以为他真的能办到，只不过他没有机会亲自指挥战斗，难怪国人觉得不服输！

在这个问题上，蒋先生的分析可谓高屋建瓴，入木三分。

22．长矛大刀不能打大炮

几艘英军炮舰转向掉头，侧舷正对清军岸炮群，舰炮一连串线式齐射。

数百英军组成的部队从炮台侧翼顺利实施登陆，向炮台侧后展开攻击。清军侧翼守军一阵慌乱，毫无准头地射击，英军继续挺进，队列发出一排排训练有素的齐射，将清军驱赶出阵地，向炮台猛扑过来……

炮台失陷，清军溃散……

这样的战争场景，在中英交战中不断地重复着。

虎门的脆败，以及其后的一系列败仗，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英国的军事优势到底在哪里？

英军优势，主要在武器、兵员素质和战术上。

武器方面，船坚炮利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问题是，中英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当时清军的火器主要是火绳枪，士兵随身携带火药和火柴。这种枪射速为1—2发/分钟，射程为100米。除了射速慢、射程短等重大缺陷，在实战中，由于枪身过长，装填和击发都非常不便，还无法装备枪刺，短兵相接时基本没有用处。火绳枪的击发装置非常落后，击发时火药还常常撒出来并被点燃，士兵可能被烧伤甚至被炸死。在乍浦之战中，英军发现一些清军脱得精光打仗，就是为了避免被火药烧伤。更糟糕的是，这些枪长时期不用，也不更新，最久的，竟然有166年没有更换过。而这样的火绳枪，也仅仅装备了约一半部队。

英军较为先进的步兵作战武器是布伦威克前装滑膛击发枪，射速3—4发/分钟，射程300米。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曾计算过，一支布伦威克步枪，可以抵5支火绳枪，加上射击精度、击刺装备和士兵素质，实际作战中，差别还要成倍增加。

再对比一下中英火炮的差别。

说起来恐怕让人难以置信，由于承平日久，天朝已经没有什么人会造大炮，清军的大炮，甚至还不如明代。有的地方，大炮由于长期不用，都已经锈迹斑斑，根本不知道还能用不能用。而且，即使这样的大炮，数量都不足，有的地方只好被迫拉来一些前明的大炮凑数，如琦善在天津时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清军的大炮，主要模仿17世纪欧洲的加农炮，但是存在铸造工艺落后、铁质差、设计不合理等问题。

校场上，一批新的大炮已经铸造好，威风凛凛地一字排开。主将站在检阅台上高声下令：准备试射。

听到“试射”两个字，校场上那一排准备试射的兵丁们一个个小腿肚子直打哆嗦。他们又要去鬼门关上走一回。

因为铸造火炮的铁质差，难得哪次试射不炸膛，难得哪次炸膛不把几个兵丁炸得血肉模糊。1835年，虎门试射新炮时，59门新炮，有10门当场炸裂，3门残损。这样的炮，实战中更不安全，几发之后，一不小心，说不定突然就炸膛。

火炮有一个重要指标：射速。在当时的战争中，它比射程和射击精度更重要。有人粗略地计算过，清军火炮的射速是每发/6分钟、英军的射速是3发/2分钟。简单地说，就是你的一颗炮弹打过来的同时，我的9颗炮弹落到了你的头上。再加上清军铸造火炮的铁质低劣，容易发生炸膛和炮膛温度过高无法装填火药的情况，实际射速更低。

在炮弹上，中英双方的前膛装滑膛炮都发射球形实心铅铁弹，但清军只有这一种炮弹，而且炮弹重量轻，只有几磅重，英军则可以发射几十磅的炮弹。此外，英军还有新式的爆炸弹。这是最让清军恐惧万状的炮弹，也是最能摧毁清军战斗意志的炮弹。

发射实心炮弹的大炮相当于一个方便、精确和快速的投石机。但是，爆炸弹的出现，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相比于实心炮弹，它的摧毁力惊人，而且在战场上可以产生摄人心魄的力量，迅速摧毁对方战斗人员的作战意志。在后来的战斗中，清军斗志迅速瓦解，士兵迅速溃散，与这种炮弹有重大的关系。以至于琦善在给皇帝的奏折中，都要惊恐地特别描述这种炸弹的巨大威力。

兵员素质上的差别也同样巨大。英国陆、海军由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组成。他们熟悉近代战争的作战方式，号令整齐，战术动作规范，射击技术熟练精准，有充分的训练和战术准备。而他们的对手们，不仅没有见过所谓的近代战争，其中大部分甚至连冷兵器作战都从来没有经历过。

在战术使用上，英军的整体攻击战术非常巧妙合理。

第一步，以舰炮压制和摧毁炮台火力。当时的西方发明了一种“舷炮齐射”战术，船舷的几十门大炮可以依次线式开火，火力非常密集，大大加强了火炮的摧毁能力。在英军的“舷炮齐射”过后，清军的炮台的火力要么已经大部被摧毁，要么就被彻底压制。

这时，英军展开第二步，放下武装小艇，在事先精心选定的炮台侧后方清军防守最薄弱处实施登陆，展开侧后迂回包抄。

中国炮台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设计缺陷，炮口指向外海，没有炮车，炮口架在垛口上，不仅射界小，而且无法移动，移动了就无法射击。英军在侧后登陆时，由于射界的限制，炮台的火炮只能瞪着眼睛干看着，毫无办法。炮台的侧后方原本应该有陆军保护，但是，由于认定英国人没有陆军，炮台侧后防守并不受重视，英军从侧后方攻击炮台时，通常都发现基本没有有效的防御工事和足够的防御兵员。所以天朝军队常常抱怨英国人太狡猾，从来不从正面攻击炮台。

不过，清军的一些指挥官迅速吸取了教训，比如关天培在虎门的防御就注意到了侧后登陆的问题。但是，在英国舰炮和登陆部队野炮猛烈炮火的双重打击下，侧后的清军仍旧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由于强大的舰船保证了英军良好的兵员机动能力，除了攻击单个炮台，在攻击广州城这样的重大目标时，英军也常常采取大范围迂回、抄击侧背的作战方式。当然，英军并不仅仅依靠这种战术，在炮台被舰炮击毁、完全失去还击能力时，英军也同样会采取正面登陆、仰攻高地的战术。

舰船方面，天朝一直认定英国舰船笨重，只能在海里航行。但是，当时的英国军舰已经出现铁制的汽轮机船，比如复仇女神号，它重达650吨，吃水却只有6英尺，基本上可以在中国主要的内河内航行。当琦善、耆英以及张喜等大大小小的天朝官吏登上这些船，或者仅仅看见这些船在内河中自由穿梭时，无不表现出巨大的惊骇。

据说，同治中兴时湘军主要领袖之一的胡林翼，有一次在长江边看见一艘外国的这种汽船在江中自如地往来行驶，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下马来。

他告诉自己的好友曾国藩，必须师夷长技，否则，天朝没有前途。

曾国藩不久就在安庆开始了他的洋务实验。他的第一个实验目标，就是造出一艘这样的船。但那时距离中国人第一次看见这样的船，已经20多年了。

经过近代化发展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普遍地表现出不屑一顾。葡萄牙人在他们1515年编成的《东方各国记》一书中，就对大明朝的军力不屑一顾：中国人较为懦弱，我们只消以一艘四百吨级的海船就可以将广州杀得鸡犬不留，而这一屠杀势必会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

在明万历年间，有两个熟悉中国的西班牙人，一个称5000人即可征服中国，一个称1万2000人即可征服中国。

大明的军力不行，大清更糟。马嘎尔尼访华时曾经说：对付他们帝国的整个海军，两艘英国炮舰便绰绰有余，不消半个夏季，它们就能完全破坏他们的沿海交通。

俄国人尼果赖出使大清后也认为，清军不值一战。

即使是毫无作战经验的西方平民，对天朝的军力也都是不屑一顾。鸦片战争前不久，《澳门月报》从平民的角度对中国军队进行了一番总结：

火炮。中国的火药仍然很劣质，大炮仍然是如此不良，致使放炮的人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有的炮弹一离开炮口就掉下来，有的射到中途就掉进水里，有的碰到船身就跌落，没有几颗有足够的动力能穿过两边的舷墙。

大炮由不同时期不同的人铸造，所以各种口径都有，但名副其实的海军大炮一门也没有。炮架固定，用藤把炮绑住，因此只能直射，不能灵活调头。

炮台。中国的炮台不过是属于幼稚阶段的堡垒建筑的样本，没有壕沟，也没有棱堡、斜堤或任何反击的防御工事，没有一个能够抵挡得住一艘大炮舰的火力，或可抵御在岸上与舰炮配合的突击队的袭击。广州的一般外国人都懂得，可以从清军的炮火所不及的侧面和后方找到最佳的据点来袭击他们，一个奇袭就能于十分钟之内把这些炮台中的任何一个夺取过来。

至于清军的陆军，士兵一个个像苦力，穿着短裤，手执纸扇和藤牌。集合的时候，他们不穿军服，不带武器，没有准备，半睡半醒，有人把一堆一堆的棕色毡帽和前后缝有一个“勇”字的长号衣，从闸门送进来给这群“英雄”打扮，这出“武戏”的行头是一些弓箭和生锈的刀剑。

海军也一样。中国的战舰庞大而笨重，像一堆木材。舰炮数量少，威力小，一些放在甲板上的炮开火时，产生的后坐力可能会撞开后面的船舷，导致大炮跌落海中。

该报得出的结论是：清朝的军队全不中用，连一般的暴动也不能平定，中国的军事实力被大大地高估，在外国强有力的直接一击之下，它将往下倒塌。

这个结论并不离谱。不要说对付英、法这些洋人，只要仔细数数那位得意的乾隆爷号称神武盖世的“十全武功”的具体内容，再看看洪秀全从全州到南京的一路凯歌纵横数千里，大致就可以知道，天朝的军备，究竟是怎样一种水平。

这样的一支军队，在这样的一场近代战争中，毫无胜算。

23．“果勇”是用来对付皇上的

虎门陷落，广州已无险可恃。

英军继续攻击前进。1841年2月底，英舰连续攻克重兵把守的乌涌和琶洲炮台，向广州逼近。

按照广州方面对战争的设想，一旦虎门被突破，广州东、南两个方向就成为防御的重点。清军在水道的狭窄处，用沉船和木桩阻塞，各炮台派驻重兵，林则徐重金购买和改装的美国剑桥号也驻守在此一线。

而攻击这一线的英军，实际上只是一些轻型战舰。

此一线战斗初期，乌涌等部分炮台曾经竭力抵御，阵亡总兵祥福以下官兵约450名。江面上协同作战的剑桥号被击沉。其余师船不是被炸沉，就是逃散。清军水陆两路，一触即溃，退守城内。

广州危如累卵。

已经被罢黜的琦善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不怕违背圣意、触犯圣怒，派出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面见义律，要求停战。

理由呢？

很简单：琦善要被免职了。

两军交战，停战的理由很多，但这恐怕是所有理由中最奇怪的一个。

义律提交了一份停战条件，要求3天内答复。

在3天即将到期时，3月5日，果勇侯杨芳赶到广州。广州官民久旱逢甘霖、久雨思云霓般地迎接这个救星的到来。

假如面对的不是这个对手，杨芳可能真的不愧救星这个称号。在平定白莲教、天理教叛乱的历次战斗中，他打遍天下，屡战屡胜。其他的都不说，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他率兵穷追不舍，终于擒获张格尔，槛送京师，道光皇帝亲自受俘。对任何一员战将来说，这几乎是人生荣耀的顶点。凭借战场上血与火的考验、一刀一枪的厮杀，杨芳从一个普通小卒成为天朝的侯爵。

杨芳的后面，还有一支大军将陆续开到。这支军队由皇室成员奕山领军，文有军机大臣隆文，武有战神杨芳和军功赫赫的四川提督齐慎，在道光皇帝看来，这简直就是天朝的“梦之队”。

但是，首先到达的杨芳，马上就吃了一记闷棍。

杨芳进入广州的第二天，英军发动进攻，占领猎德、二沙尾炮台。英舰继续攻击前进，巡洋舰摩士底号第一次看见了广州城墙。

杨芳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辉煌的戎马生涯中从来没有遇见的敌人。他们的攻击能力实在超出了自己的理解能力。杨芳甚至一度认定，洋人之所以能打胜仗，一定是会妖术。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对付妖术的方法。杨芳弄来了许多妇女用的尿桶，在广州沿江一字排开。这叫以邪对邪。据说这样可以让洋人的大炮无法发射。其他的，比如草人、道场、祷告鬼神之类的，杨芳也没少干。

战备上，他向广州东、南方向增兵，并制作了许多木筏，上面安放桐油之类的易燃物品，准备火攻。

从林则徐开始，到杨芳、奕山，再到奕经，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招。这招没什么新花样，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效果。

后来，璞鼎查攻陷厦门后，留下少量英军驻守鼓浪屿。厦门方面也曾想到火攻这些英舰。但是，徐继畬写道：敌人的船坚固而高大，炮火猛烈，又四散在海中，火攻根本无从下手。

占领猎德等炮台后，义律发布布告，愿意再次停战。

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我们广州的官员是愿意停战的，但是，皇帝肯定不会批准。

义律派兵打着白旗，向广州递送停战照会。随同杨芳前来广州的江西兵大概不知道白旗的含义，对着小船一阵狂轰，小船被迫退走。

杨芳赶紧上奏：广州打了一场大胜仗。

攻击白旗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义律愤愤地决意报复。3月18日，英军沿着广州河南水道攻击前进，一路顺利攻克广州西南各个炮台，占领广州商馆。在义律撤侨两年之后，英国人又回到了这里。

广州城东、南两个方向的防线完全崩溃，英军炮火可以从这里直接轰击广州城。

清军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猛烈的火力，大多被吓破了胆。此后的战斗中清军基本上是一触即溃。据记载，一个炮台的守军在开战前悄悄给英军送了一封信：我希望你是头号好朋友，干什么要打呢？大官们喜欢打，让他们打去吧。明天开战，双方都不装炮弹，只装火药就行了，弄多点声响。我不伤害你，你也不要伤害我。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面子，然后走掉。

据记载，这位送信的使者被英军一脚踢走。

第二天，这个炮台被打得“像一顶卷边帽”。炮台被炸后里面的士兵仓皇逃出炮台，“跑起来就好像有鬼在后面追着他”。

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见清军的怯懦。这固然有清军素质低下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一群手持冷兵器的士兵，面对近代历史上最强大的火炮攻击时，那种心胆俱裂的震惊。

逃跑和避战，很多时候，并不能全怪这些战士的怯懦。连强硬的林则徐都在乌涌炮台失陷后，赶紧把家小送到了广州上游躲避。

20多天的广州内河战役，英军共摧毁清军大小炮台、军营10多座，击毁战船数十艘，缴获大小火炮400余门。整个战役中，英军仅仅8人受伤。

根据英军的描述，一些战斗，犹如假日郊外的野餐。

英武神勇、被皇上寄予无限厚望的果勇侯杨芳，面对这样一场完全新型的战争，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但是，义律又来讲和了。战争不是目的，义律想要的是尽快恢复通商，避免给英商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杨芳很想和谈，可是，奕山还没到达，杨芳本人没有谈判的资格，见面会谈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书面交流。

义律的条件是：恢复通商，广州撤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能停战，而且条件还如此简单，杨芳大喜过望。广州的天朝高官，包括已经革职的林则徐等人，一起合计，同意了义律的条件。

广州贸易重新恢复。广州停战了。

但是，皇帝要的不是停战，而是开战。不打得英国人满地找牙，皇帝是不会罢休的。

杨芳没有这个能力，他已经被英国人打得满地找牙，只能抗旨，私自停战。

抗旨是砍头的大罪。杨芳不会真的笨到被皇上砍头，他自有好办法——还是老一套：瞒和骗。

到达广州第二天，广州东、南防御体系不断被突破，但是，杨芳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将如此严重的军情轻轻一笔带过，他只是说，广州附近出现了一些英军的“哨探”。至于他自己，则在全力积极布防，皇上尽管放心。

见到这样的奏折，而且写奏折的还是战无不胜的杨芳，皇帝当然很放心。

几天后，果勇侯再次上奏：乌涌炮台之战，清军“砍毙”的逆夷，多于官军。官军损失是446人，那么，逆夷的损失，一定不少于这个数字。广州军民奋勇，局面一片大好。

有学者曾经粗略做过统计，根据天朝官员战争期间的奏报，英国全体派遣军至少被杀过两遍以上。

但是，皇帝要的还不仅仅是这样的一场胜仗，他要的是把这帮夷人全数剿灭，这该怎么瞒和骗呢？

杨芳也有办法。在奏折的结尾，他安慰皇上：如果现在我们全面进攻，担心夷人会逃窜出海。只能等待奕山和隆文到达后，再设法“水陆兜剿”，这样才能达到全部歼灭的目的。

结论是：为了等待“全歼”英夷的最好时机，我现在暂时还不能进攻。

皇帝龙颜大悦：保全危城广州，除了我的果勇侯，谁能办到？你的功绩，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打完胜仗，你就是第一功臣，我一定要重重奖赏。

皇帝不忘谆谆嘱咐：我日夜翘首企盼着你们那边的捷报。

在紫禁城延颈翘首、眼巴巴渴望捷报的可怜的道光皇帝，很快又等来了他期待中的捷报。

杨芳奏报：英方大兵船一艘，火轮船一艘，舢板数十只入侵，“冲过”几个炮台和“废弃的营房”（注意这些含义丰富的措辞）。凤凰岗守军奋勇炮击，击沉舢板两只，击断大兵船主桅杆一根，击毙英军多名。英军“畏惧退走”。

杨芳的这场胜仗，指的就是英军打着白旗投递停战照会被炮轰的那一次。

皇帝老儿实在是有点太好忽悠了。他兴奋地称赞杨芳“调度有方，出奇制胜”。同时命令还在途中的钦差大臣奕山：赶快赶路，会同杨芳，痛杀夷人，以振国威。

但是，如何向皇帝说明广州的停战和恢复通商呢？

杨芳还是有办法，他上奏皇帝说：敌人再次进攻，又被我军击退。行商伍浩官呈递了义律的字据说，英国人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获准照常贸易。

既然连连打胜仗，全歼这帮夷人的日子看来不远了，那又何必要同他们通商呢？皇帝的回复斩钉截铁：美、法等国可以通商，但是英国人不行，继续做好全歼的准备。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称：此时的广州与北京，犹如现实与梦境。

但是，谎言，总是要被戳穿的。广州已经停战通商，这事瞒得过初一，瞒不过十五。杨芳无奈地硬着头皮奏报：美、法两国已经通商。在他们的请求下，只好同意英国人也恢复贸易，这样，好让我们赢得时间，从容布置。

皇帝等的是全歼英夷的消息，而不是和这些英夷通商。得到这个奏折，皇帝当然龙颜大怒：如果通商就能解决问题，何必要调动大军去征讨？

皇帝讲得很有道理。

皇帝心中越想越气，狠狠地摔下一句：我看你们是想重蹈琦善的覆辙吧。杨芳等人革职。考虑到军情倥偬，所以，暂时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杨芳一辈子被革职过多次，英军攻入广州城下，自己被迫抗旨恢复通商，居然只是一个革职留任，杨芳心里并不太在意。

有学者评价：果勇侯杨芳，把应该对付英国人的果勇，全部用到了对付皇帝的粉饰太平的功夫上。

不过，杨芳万万没有料到，欺上瞒下、粉饰太平的功夫，如果自己算得上“果勇”，那后来的奕山简直就是横扫千军，天下无敌。

24．奕山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

看过一些清宫剧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雍正皇帝的亲弟弟十四阿哥——那位据说原本很有希望继承皇位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奕山就是允禵的四世孙。雍正皇帝一直提防和猜忌自己这位唯一的亲弟弟，把他逼到荒山野岭去给康熙皇帝守灵，可是时移世易，道光皇帝对奕山倒是信任有加。奕山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相当于文官中的内阁大学士，是武官中的最高一级。

这次来广州，皇帝给他的名号是“靖逆将军”。所谓的“靖逆”，就是要把这帮英夷全部砍了，或者至少全部赶到海里去。

为了“靖逆”，道光皇帝从南方7省抽调1万7000人援粤。这几乎是这些省份能抽调的全部机动兵力了。一向吝啬的道光皇帝，还无比慷慨地一次性拨付军费300万两。

中英纠纷以来的第三位钦差大臣从京城出发，踏上了和他的前两任一样的前程。北京至广州，是那个时代最为坎坷的一条官场之路。

奕山来到广州，就向林则徐请教制敌方略。林则徐提出了6条。但是，这6条，基本都没有实际操作价值，奕山最后都没有采纳。

义律得到奕山到达广州的消息，致函询问广州是否继续通商，停战协议是否仍旧有效。

此时，皇帝不准通商的圣旨还没到达广州，万一皇帝不同意，不是又要开打了吗？奕山和一帮天朝大员赶紧商量，大家的结论是：圣意不可违。打，恐怕还是要打的，但这不能告诉义律。至于通商嘛，继续。

奕山等大员们想把欺上的把戏继续唱下去。

这个答复让义律很满意。他准备从广州撤出主力，北上厦门及扬子江一带。

此时，奕山也在犹豫。他既没有揭穿杨芳恢复通商的把戏，也同意杨芳继续拖延避战的意图。来广州之后，奕山大概也都看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有多么的可怕，打，根本没有出路，皇帝的命令，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广州短暂地安静了一段时间。

不久，皇帝批驳杨芳等人的圣旨到达广州，奕山同时收到皇上另一份圣旨：前后截击，不要放走一个夷人。

皇上坚决要“靖逆”，奕山也没有别的选择，哪怕是做样子，也还是要打几仗的。奕山开始部署战斗。

满族人打仗，大概看《三国演义》看多了，赤壁之战的那把大火，已经深深地刻印在满族将军的心中。奕山在广州，还是那一个字：火。

义律方面得到情报，清军各省援军陆续到来。同时各炮台重新整备的消息也不断传来。义律判断，广州必有一场大战。

5月21日，奕山果然对停泊在珠江的英军舰队发动火攻。

从军事角度上，这次进攻简直就是一场笑话。

此次攻击的主力部队，是少得可怜的1000来名水军。1万7000名陆军完全无法参与进攻；另外，火攻已经被证明对英军舰船毫无作用，而即使是木筏、小船等火攻的攻具，由于连日滂沱大雨，也被毁坏不少，进攻准备严重不足。

战斗打响之前，奕山甚至连他最应该信赖的杨芳都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当杨芳得知进攻已经发起之后，大惊失色，拔出剑来大喊：败局已定，局面必将难以收拾。

义律判断形势非常危险，在奕山的进攻发起前半天，他下令紧急撤侨，通知全体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日落之前迅速离开广州。英国侨民刚好来得及撤出商馆，登上英国舰船。

当天夜半时分，摩底士号的哨兵发现几只沙船顺江而下，在接近英舰时，沙船燃起了大火。

这就是奕山的火攻。

摩底士号立刻转向，避开了火船。

一批水勇向英舰游来，大概准备凿穿船底。英军水兵聚集到甲板上，借着火船的亮光向水勇射击。

此时，火船也向其他英舰逼近。英舰放出小船，将火船钩开。

一支清兵部队乘坐沙船向英舰冲来。他们等待英舰着火后伺机而动。摩底士号随即发炮，沙船退却。

沙船退去不久，西炮台向英舰发炮轰击。英舰回击。

第一波基本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的攻击过后，清军又实施了第二波火船攻击。但是，依旧毫无效果。

陆上小规模的进攻也同时展开。贵州和湖南的士兵攻入商馆，准备抓捕义律。发现义律已经离开后，他们抢劫了商馆。

21日晚到22日凌晨的战斗，双方的战报差别巨大。

先看奕山的战报：清军多路进军，大举火攻。现场火焰冲天，英夷的嚎叫之声几里外都能听见。共烧毁大兵船2艘，大舢板船4只，小艇数十只。夷人被烧死、打死和溺水身亡者，不计其数。英军攻击清军西炮台，炮台固守，未被破坏。

奕山特别夸张，用的是六百里加急，几乎要跑死人和马的速度。在北京翘首等待的皇帝，终于等来了渴盼已久的大捷。

赏。皇帝毫不吝啬地赏下来一大堆御用的东西。

再看看英方的战报：夜里11时许，英军舰船发现百余只燃烧的火船顺江漂流下来，火船后面，有一艘载着清军士兵的船。一些火船冲到岸边，引发了岸上的大火。与此同时，西炮台向英国舰船开炮。英军避开了火船，开炮向西炮台回击。清军水军见势不妙，四散逃跑。

当夜，清军在多个地点的火攻全然没有奏效。但西炮台的炮击给几艘英舰造成了一些损失。第二天，英军向西炮台进攻，驱散了炮台上的守军，并彻底毁坏了该炮台，然后撤回。

另一路英军攻击了其他炮台，并击毁了清军的战船43艘，火筏32只。

这仅仅是英军大规模行动的开始。两天后，英军主力集结完毕，该他们动手了。

当时的战场态势是，英军已经控制了广州城东、南两个方向。为了抵御英军进攻，清军陆军主力也主要集结在这两个方向。经过前两天的战斗，清军虽然水面部队受损，但是陆军却毫发无伤，战斗力依然不容小视，相对于英军陆军，清军陆军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

但是，英军的主攻方向再次出乎清军意料。

位于广州城南水道内的海阿新号等英舰攻击该区域残留炮台，并肃清了城西的炮台。清军在这一线进行了小规模抵抗，并施放火筏攻击英舰。火筏没有对英舰造成任何威胁，反而点燃了岸边伍浩官的货栈，引发大火。

英军随即以小部兵力登陆商馆，从西南方向对广州城形成钳制。另一部英军陆军主力约2500人，在炮舰的掩护下沿广州珠江西水道悄然北上，进入珠江的一条小支流缯步河，在广州西部的缯步登陆，向城北的高地扑来。

这是最致命的一路，这偏偏又是清军毫无防备的一路。

清军的战斗预案中，本认定英军陆军无能为力，无须过多提防，同时由于英军的攻击主要在东、南两个方向，清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线，因而忽略了英军从广州西部登陆、占领北部高地的危险。

缯步登陆的英军一路攻击前进，进展十分顺利，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像样的抵抗。唯一的阻碍，是当地的稻田和泥泞的道路使大炮无法快速前进。

据记载，清军发现了登陆敌军，进行了一番象征性抵抗，但在英军的回击下逃散。上午10点，英军做好了攻击炮台的准备后，从不同方向对四个炮台同时展开进攻，东边的炮台首先失陷。西边的炮台进行了一次“很有尊严的抵抗”，直到英军攻入炮台，展开短兵相接，清军才最后退却。

上午约11点，广州城北的防守重地四方炮台被英军全部占领。

这，要了广州的命。

广州城北的白云山是全城制高点，此处构筑四座炮台，合称四方炮台。英军攻占此处后，不仅形成了对广州城的四面合围，更可以野炮覆盖全城。广州败局已定。

城里的百姓扶老携幼向城外逃去。英军炮火向奕山驻扎的城北贡院一带轰击，奕山只好狼狈撤出。

4月4日，英军加强攻势。在英军的强大火力攻击下，城外清军1万7000余人悉数入城，各城门锁闭。

从人数上说，清军陆军基本没有损失，完全可以继续抵抗，但是，这时的清军已经军心涣散，在广州城内四处乱窜，建制被彻底打散，军官们已经无法控制部队。广州彻底丧失了抵抗能力。

广州之战前，全城军民都翘首盼望着各地的援军。可是，援军还没有到达，就传来了士兵抢夺财物、殴打差役等消息。等这些部队到达广州后，兵不见将，将不见兵，喧哗纷扰，全无纪律。一些士兵还乘乱抢劫了十三行。城里逃难出去的人被士兵污蔑为汉奸，士兵找借口抢夺他们的财物，一时间民情汹汹，几乎激出事变。广州百姓对清军的痛恨，已经到了无法抑制的程度。

在所有部队中，以湖南兵军纪最差，他们不服从命令，横行无忌。有一次，一群湖南兵奸淫了一个疯女人，不幸染上了恶疾。这帮兵听说人肉可以治病，居然就在城内公然杀人、吃人肉。湖南兵的暴行让广州当地人愤怒异常，南海团练与湖南兵在广州城内曾发生一场混战。混战中有人乘机放火杀人，死亡260人，十余滋事官兵被正法。

大战之际，许多兵丁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悄悄出城逃命去了。

逃了，也就算了。可是这些士兵即使逃亡也不忘记勒索。数千士兵逃到距离广州百里之遥的清远、三水等地，居然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追击鬼子迷路了，请当地的官府给赏钱。当地官府只好拿出一笔银子，总算打发了这些“勇敢”的士兵们。

一片混乱之中，广州城已经斗志全无。四方炮台失陷的当天中午，广州城墙上挂起了白旗。

广州之战结束了，“靖逆将军”的使命也结束了。

抚远大将军的后人、被皇上寄予无限厚望的“靖逆将军”奕山绝对不会想到，他贸然发动进攻仅仅4天，战场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全面逆转。

杨芳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故意表现出一副镇静自若、毫无惧色的大将气度，在英军的炮火轰击之下大叫道：该死的夷人，你们想炸死老子吗？

如果把广州想象为一个巨大的炮台，英军在广州这种一部兵力佯攻正面、主力迂回侧翼、包抄后路的机动作战样态，不过是对其他炮台攻击作战的翻版。

不能过多责怪奕山。奕山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将领，但是，当时国内一流的战将杨芳、齐慎，以及怡良、隆文，甚至包括林则徐等人都在广州，他们也并没有对战斗的进程作出更高明的判断。

战后，时人曾经对此战进行过总结，得出的结论仍旧是：广州之败，败在汉奸。夷人根本不知道广州内河的虚实，他们全靠汉奸带路，才偷偷溯西江而上，摸到了城北。

事实上，根据英军记载，内河水道的侦察工作是由英军驾驶小型船只完成的。测量水道、绘制军用地图这类技术活，普通的中国人是干不了的。

除归因汉奸外，也有人称，广州之败还怪林则徐，他禁烟未免操之过急，搞得巡丁有怨气，百姓有怨气，差役有怨气，甚至部队官兵也有怨气，大家甚至巴不得夷人打胜仗。

战败者总不乏各种借口。

只有琦善早就意识到，战端一开，结局必败。

广州已经竖起了白旗，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一条琦善一直坚持的路——和谈。

广州知府余保纯奉命前往商馆，与义律谈判停战条件。

义律的条件是：1．清军在6天内撤出广州城外60里；2．赔偿600万元，7天内缴清；3．赔偿商馆被焚和林则徐误烧西班牙船的损失；4．清方如期付款，英军可以交还各个炮台，退出虎门之外，但在两国交涉结束之前，不得重新武装这些炮台；5．以上各条需广州全数大员授权余保纯办理方为有效。

交一笔钱，不仅可以停战，还能撤兵，奕山没想到天下竟有这等好事。奕山迅速同意了这个方案，广州停战了。

城北高地的英军并没有及时得到停战的消息，他们计划于27日清晨7点炮击广州北城墙，8点步兵发动进攻。在进攻开始的前几个小时，迷路的英方信使终于找到了城北的部队，广州城避免了更大的战争劫难。

心急火燎的奕山在停战当天就让广州官府交出了100万元，5天后，全部款项付清。

天朝官场向来以效率低下、善于拖延和推诿著称，但是，有些事，一旦认真办起来，效率却异常惊人。

6月1日，英军按计划撤兵。

英国人总算是打发走了，但是，还有一件让奕山头疼的事情。作为“靖逆将军”，不但没有“靖逆”，反而吃了一个大大的败仗，如何向翘首盼望全歼夷人的皇帝交差呢？

还是老套路：撒谎。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大得让奕山成为这次战争中最无耻的人。

广州升起白旗的当天，奕山以他那无人能及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向皇上报告：天朝的大军在数日战斗中大获全胜，包括击沉英舰一艘，焚毁英国三桅兵船一艘。

道光帝的狂喜跃然纸上：好，甚好，可喜。

英军撤出广州后，奕山再次奏报：英军舰队全数攻城，汉奸“凫水”登岸，从陆路抄袭我军腹背，导致敌军占领了城北炮台。

不管是不是汉奸抄袭腹背，这一段至少与战况差异不大。

接下来，就是奕山发挥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功力的时刻了：

这天，突然有一个夷人出现在城墙外，向城内招手，一边用手指着天，又指着心。守军不明白他的意思，就找了一个翻译。翻译说：夷人有“苦情”上诉，要“禀请”大将军。

总兵段永福呵斥道：我们的大将军，怎么可能见你这样的人。而且，我们大将军“奉命而来，惟知有战”。

这话听上去真是铁骨铮铮掷地有声。

这个夷人的头目摘下帽子，命令手下士兵全都把兵器丢掉，面向城头“作礼”。面对如此恭顺的敌人，我方只好派出通事询问，到底有什么冤屈。夷人回答说：由于不准英国人通商，货物不能流通，商人损失惨重。求大将军恳请大皇帝开恩，只要追偿了商欠，恩准通商，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个炮台，再也不敢滋事。

大概是奕山看京剧看多了。敌军以手指天指心、兵仗投地、大将军威风凛凛的“奉命而来，惟知有战”的豪言，完全就是一出敌军恭顺畏服、我军干城屹立的动人剧目。

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向皇上交代，就是缴出的那600万元。

这也好办，奕山说：那是商欠，不过是官府代为垫付一部分而已。

道光皇帝得到这份奏折，非常失望。不管奏折中的这些夷人如何恭顺，“靖逆将军”如何威武，“靖逆将军”到底还是没能“靖逆”。

可是，现实的情况已经如此，皇上无论怎样心有不甘，也只得勉强接受。道光皇帝批示：既然已经教训了这帮夷人，夷人又免冠行礼，乞求圣恩，也就“不值得”和他们计较了。通商和垫付商欠，准了吧。

奕山的骗局成功了。他甚至获得了皇帝“交部优叙”、赐白玉翎管的赏赐。

一人受了赏，鸡犬也升天。奕山一下子保举了554人，一场毫无还手之力的大败后，广州反而笼罩在一片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大家忙着请客、拜客、庆贺，烟花炮仗，锣鼓铙钹，丝竹管弦，好一个皇恩浩荡、举城同庆的场面。

该给自己的使命做个总结了。奕山以喷薄的魔幻现实主义精神报告皇上：自从英夷闯入省河开始，到撤出广州为止，清军与之进行了大小十余战，每次战斗都获得了胜利，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具体统计结果是：击毁大小兵船9艘，大舢板10只，小舢板18只，火轮船1艘。杀死黑白夷军900余名，其中大小军官10余名；汉奸1500余名。此外，尚有“不计其数”的夷军被水冲走，受伤逃走和被吓得生病死亡的，无法统计。

按照4∶1的常规战场伤亡比率，英军至少还有3600名受伤人员未被奕山统计在内。伤亡人数相加，已经差不多相当于此次英军远征军的全部陆海军人数。

奕山大概高兴过了头，还给皇上讲了一个更具有魔幻精神的故事：有一天晚上，雷霆大雨倾盆而下，当场把在北村抢劫的黑白夷人和汉奸100多人冲走。

在这场战争中，奕山以他匪夷所思的说谎功力，演绎了一个人的无耻能达到怎样的极限。大约琦善的命运给了他太大的刺激，他在广州的日子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说真话是没有好处的。

谎话得逞了，奕山有些得意忘形。广州之战后，他又顺口编了一个似乎没什么难度的魔幻场景。没想到，这位趟过了大江大河的“靖逆将军”，这次居然阴沟里翻船，险些一头栽进去爬不出来。

广州之战后，形势基本稳定，但皇上一直念念不忘丢失的领土，他指示奕山：伺机收复香港。

不久，奕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最近海面突然台风大作，把尖沙咀、香港一带的房子全部吹垮，所有建筑扫荡一空，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房子可以住了。

道光皇帝大喜。这简直是天遂人愿，神灵庇佑，惩罚奸凶。皇上立刻六百里加急：著奕山尽快收复香港。现在英夷四处出击，香港兵力必然单薄，如果头尾相击，英夷必然首尾不能相顾。不要耽误时间，否则必将严惩。

奕山后悔得肠子都青了。随口一个让皇上开心的谎，居然给自己惹出天大的麻烦。香港已经被英军占领，哪里是想收就收得回来的！

奕山只好硬着头皮说：禀皇上，其实香港的英兵还有不少。英兵是否大举出动攻击福建、浙江等地，现在我还不能肯定，一不小心，就容易上英夷的当。

皇帝不乐意了：你那里共有3万多兵丁，收复香港，完全是以强击弱。你还犹豫什么呢？

这事越整越麻烦了。奕山一边在心里一次次地痛骂自己，一边告诉皇上：香港现在还有夷人士兵1000多人，人数不少啊。

为了强调香港英军人数众多，他还特意写了一句：英军还有兵营数百间。

皇上立刻抓住了这句话，严厉地质问：你不是说，台风把夷人的房屋扫荡一空了吗？怎么这次又说有数百间房子了？赶紧查实汇报。

谎言被揭穿了，奕山只好拿出皮糙肉厚、胆大妄为的看家本领：皇上啊，这事我也不知道，我让他们赶紧调查。上次汇报的房屋被扫荡一空，是听人说的。至于听什么人说的，臣已经忘记了。

这简直太无法无天，一旦查明，就是个欺君罔上的大罪。奕山想想，也觉得脖子后面有点凉，得赶紧补救。下一次的奏折中，奕山赶紧汇报了调查的结果：房子的确是被台风扫荡一空，不过，这些夷人又从外洋运来很多砖石木料，招募工匠，重新又修了起来。

谎话编圆了。奕山心惊胆战好一阵，总算有惊无险，安然过关。

皇上是不是真的相信了奕山的话，那就很难说了。但是，一来二去，皇帝收复香港的决心动摇了。

广州之战后，英军方面由于军中疫病流行和台风，原定北上进攻厦门的计划被迫中止，全军驻屯香港，等候国内进一步指示。中英双方脱离战场接触。

天朝方面，奕山广州大败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纸终于没能包住火。闽浙总督颜伯焘第一个向朝廷密报并弹劾奕山。道光皇帝立即指派江苏巡抚梁章钜秘密前往广州调查。事后，梁章钜把调查的材料原封不动上交皇帝。

皇上的反应意味深长。他没有发怒，没有表态，也没有深究，默默地把此事压了下来。皇上需要和平，哪怕是谎报的和平。

很长一段时间后，皇上才轻描淡写地斥责奕山广州剿夷不力，给他判了个斩监候，圈禁在宗人府空室，但奕山不久就被释放，到新疆继续做官。奕山此后一直活到了光绪三年（1877）。

颜伯焘在密报广州惨败时，还义愤填膺地提到了另一件事：英军进入广州后，三元里一带数万民军已经把英军包围，可惜的是，就在民军即将全歼英军的关键时刻，广州知府余保纯竟然命令民军撤围，让英军逃过了这场大劫。

三元里的大名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25．三元里抗英：保家，就是卫国

1841年5月30日正午，也就是英军即将按计划撤离广州的前两天，驻守四方炮台的英军突然发现，不远的高地上，聚集起一群手持长矛、藤牌和刀剑的人，并且数量正在急剧增加。

广州正式停火后，一场中英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战斗突如其来，在广州郊区的三元里一线打响。

三元里抗英的事迹早已为人所熟知，比如，杀了多少英军，其中有几个是大头目；英军丢盔卸甲，伤亡惨重；没有中国投降派官员的帮助，英军几乎被全歼等。甚至有人说，三元里之战使英军对百姓异常恐惧，英军这才从广州撤退，以至于广州很长时间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这不是真的。

为国人所熟知的三元里抗英，大概的过程如下：

驻守四方炮台的英军发现这支武装在快速聚集，立即集结部队，陆军司令郭富派出英军一部前往迎击。当时，英军并不知道他们面前的是一群普通百姓临时组织的民军，甚至在英方后来的记录中，有人还以为这是一支清军正规武装。

据英方参战人员记载，此时中方大约有5000人，聚集在宽约一里的地带，有一些人正坐在树下喝茶。

英军马德拉斯土著兵团之一部向前推进，这群喝茶的人看见“黑鬼”，立刻四散奔逃，把他们的武器、杯子和一桶一桶的茶水丢给身后的英军。英军甚至大喝了一通这些人留下的茶水，并对大热天能喝到这样的饮品非常满足。

不知道这是不是三元里人事先设计好的诱敌深入计谋的一部分。

英军继续在高地一带监视，由于天气太热，副军需监督毕霞中暑身亡。

英军向四周搜索，发现了一部民军，英军开火，民军继续退却，其中一些甚至扔掉了手里的武器。

这或许也是诱敌深入计谋的一部分。

民军退到另一个高地上后，没有继续退却。双方对峙一阵，英军发现民军没有进攻的迹象，大部退回，留下一部继续监视。

民军人数不断增加，两小时内，已经达到约7000人。人群中打出了各种旗帜，情绪高昂，喊声震天。

大概是英军没有继续追击，民军预设的诱敌深入的计谋没有完全得到实现，在基本完成集结之后，民军逐渐主动行动，向英军步步逼近，准备攻击前突的英军部队。英军向民军队伍投掷火箭，民军小有损伤，但继续前进。

此时，正是广东多雨的季节，天空逐渐乌云密布，大雨即将来临。为了防止民军在雨夜里对英军驻地进行袭扰，英军决定彻底驱散他们，于是兵分两路，向民军包抄过来。民军见英军发动攻击，遂停止前进。

不一会儿，暴雨倾盆而下，英军士兵甚至一度无法辨识几步之外的东西，更难于辨认道路。糟糕的是，大雨淋湿了火机，英军手里的步枪无法射击。

见到英军停止射击，民军大胆地围了上来，用长矛与英军展开格斗。但英军保持战斗队形，逐步回撤，没有遭受太大损失，下午4点回到炮台。

英军清点队伍时发现，马德拉斯土著兵团的一个连队没能及时回到军营。英军陆军司令郭富紧急调动两个新式雷管燧发枪连队出外找寻和支援。

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天空仍在下着大雨，英军那支失散的部队正被数千民军围困着。为了抵御民军，他们结成一个方阵，且战且走，退到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这期间，大雨一度停息。英军利用这个间歇紧急整理武器，一些步枪终于可以发射。英军连续发射了几次排枪，阻挡了民军的攻击。民军进攻停顿，英军继续向军营移动。不巧，天上又下起了暴雨，英军的步枪再次无法使用，民军逐渐向前逼近，英军被迫再次形成防御方阵。

这时，郭富派出的英军增援部队依靠枪声找到了这支失散的部队。见英军援军到达，民军撤回。晚上9点，救援部队带着这个失散的连队回到军营。5月30日的战斗遂告结束。

5月31日上午，更多的民军再次出现在四方炮台背后的山冈上，他们挥舞旗帜，放枪放炮，声威甚状。

英军一边做好出击准备，一边派人向广州官府提出抗议。司令郭富表示：除非这些军队立即散开，他将认为这些人的行动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届时，他要降下白旗，对民军实施攻击，并烧毁附近的每一个村庄。

经过一番商议，暂时署理两广总督的祁塨派广州知府余保纯来到英军军营，表示民军并非官军，与政府无关，民军的活动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指示，也违反了政府的意愿。

随即，余保纯派遣一名官员，与郭富派出的一名英军官一道，找到了民军带队之人，劝说民军退走。中国官员一通警告加威吓，民军逐渐后撤，最终完全解散。

6月1日，英军按照停战协议的约定，从广州撤离。

三元里之战的两天里，5月31日双方没有发生接触，实际战果都集中在30日一战。据英方的统计，英军死亡5—7人，受伤23—42人，至于传说中杀死的英军大头目，没有。

不要小看这些数字，据统计，这是鸦片战争中歼敌数量排名第四的战役，而其是由一群没有受过训练、没有武器装备的“乌合之众”创造的。获得如此战果，一个是地利，英军不熟悉环境，追兵前突过深，无法及时退回；另一个是天时，由于突发的雷雨，英军的燧发枪无法射击，民军冷兵器可以近身攻击。

在中方的各种记载中，杀伤英军的战果相差非常大，而且越往后，杀伤数字就越高。

中方记录的最初战果还仅仅是杀死英军七八人，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后来，杀伤数字不断增加，分别为10名、100余、200余、300余，甚至740余人等不同说法。越到后来，就越强调夷人可以战胜，越强调夷人可以战胜，三元里一战英军战损数字就越高。一本叫《夷氛闻记》的书中甚至记载，英军被围困到天明，“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天明时，民军进入树林，“搜杀几尽”。

民军的总兵力，相关记载也各不相同，最初记载为1万人，后来逐渐增加至3万、数万乃至10万。

三元里之战的作用也被夸大得很厉害。江苏巡抚梁章钜在一份奏折中称，英国人攻击广州，广州危如累卵。乡民看惯了官兵不可依靠，激于义愤，竭力抵抗，一呼百应，让英夷人胆落魂飞，广州因此“骤然解围”。言下之意，广州城得以保全，全靠这些乡民的力量。

后来，著名的魏源在写鸦片战争历史时，也把三元里称为战争的一大转机，如善加利用，本可一战底定全面胜局。

三元里越来越离谱的杀敌数字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都在力图证明一点：英军可以战胜。

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由于这种观念作祟，一个观点得以流传至今：如果当天余保纯不出面劝说民军，民军甚至可以消灭城北的英国驻军，或者至少可以给予英军重创。在此战之后，有几份传单在广州广为流传。第一份宣称，如果不是余保纯劝解，英军无法回船；第二份宣称，民军可以全歼英军；第三份宣称，英军原本要打进广州，烧杀抢掠，但是因为害怕民军的威胁，才同意中国赔偿600万元退兵。广州还出现了不少大败鬼子的招贴画和各种民谣。

总之，如果不是余保纯，日后就可能不会有殃及数省的战争。余保纯成了广州官员屈膝投降的代表。

真是这样的吗？如果以大刀长矛武装起来的两三万三元里民军（相当多的人甚至只有锄头）第二天攻击炮台，真的会全歼或者重创英军吗？

20年之后，数万天朝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和禁卫军与数千英法联军在天津七里桥展开过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战斗结果是：清军损失殆尽。

一部叫《神拳》的中国电影中的一个场景可以更直观地帮助我们得出结论：

一支义和拳的队伍挥舞着大刀长矛，高声呼喊着，毫无畏惧地向八国联军的阵地潮水般扑了过去。

炮声轰鸣，排枪一阵阵响起。

战场一片死寂，硝烟徐徐散去，八国联军的阵地前，尸横遍野，寂静无声。义和拳冲锋的队伍中，已经没有一个能够站立起来的人。

黑泽明导演的电影《影子武士》中也有这样一个场景：

日本战国时期，横行天下号称最精锐的武田家骑兵，倾全力攻击织田信长的阵地，被手持火绳枪的织田部逐一射杀。经此一役，天下再没有武田家骑兵。

对于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人来说，冷兵器对火器的集团阵地作战，其结果几乎不用想就可以知道。

从纯粹的军事角度上讲，三元里只是广州之战的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而已，它本身的胜负，其实并不重要。这场战斗对于整个广州之战，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对于整个战争的影响，那就更无从谈起。

三元里的战斗，除有限的战果外，真正的影响在于两点。

一是三元里之战严重影响了广州一带民众的情绪。后来一位外国人评价道：它使每一个广东人对于每一个外国人有了一种不可改变的敌意。

这种敌意，甚至诱发了20年之后的另一场战争。

此外，三元里之战使皇帝和广州地方大员相信，群众战争是抵御外敌的最好武器。这个梦境般缥缈的幻影直到20年之后才在咸丰皇帝的一声哀叹中砰然破灭。

不过，在这个幻影破灭之前，人们更愿意相信三元里的大胜，或者说，他们更期待三元里的大胜。

前有琦善、关天培，后有杨芳、奕山，集结了7省大军，竭尽了天朝的人力物力，不仅没能消灭夷人，夷人反而一路凯歌高奏直入广州。时人期待胜利，三元里之战恰好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现，而各种道听途说的传言更使这场胜利像野草一样，在口耳和笔墨中不断地滋长。

神话就是这样炼成的。余保纯的劝说，不仅使民军免受重大损失，还意外地打造并保全了这个神话。

惨的是余保纯，由于这次劝散民军，加上此前办了不少的夷务，他被当成了汉奸的典型，这位可怜的老人从此蒙受了天大的冤枉，至死也没能昭雪，与琦善一样，被人一直骂到现在。

其实，余保纯这人非常能干，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很多封疆大吏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林则徐把他当作自己最为得力的干将和助手，由他负责处理最麻烦的夷务。琦善到广州后，他又成为琦善办理夷务的得力助手。

余保纯不仅不是所谓的汉奸，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强烈主战的人。三元里战斗时，余保纯的态度是全力主张支持民军，坚持对英国采取强硬行动。接到英军通报后，余保纯向总督祁塨建议：协助民军，抓捕义律，以他作为人质，逼迫英军退出广州，交出汉奸，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但是，当时的广州大员们没人敢这样做。和局已经达成，万一不小心又惹出什么变故，酿成大祸，谁能担当得起？

祁塨简单而明确地指示余保纯：赶紧出城，劝散民众。

余保纯没想到，这一出城，他这一辈子永远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战争结束后，有一次，广州举行童生考试，余保纯坐着轿子前来考场。按照规则，开考之前，他必须亲临巡查。但是，童生们看到他，顿时一片喧哗：我们读圣贤书，知道礼义廉耻，不参加余汉奸的考试。

舆论可以杀人。无奈之下，广东巡抚只好下令，撤了余保纯的职。这位高中进士40年却始终徘徊潦倒的可怜老人，在他官宦生涯的最后时刻，竟然屈辱地被扣上一顶汉奸帽子，黯然、羞耻又心有不甘地退出了宦海。

广州的正规部队已经放弃抵抗，撤出城外，为什么手持中世纪武器的三元里农民们还要不顾牺牲，英勇地抗击英军呢？

学者指出，引发三元里人民反抗英军的，有多重原因。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动因，就是反官，三元里的绅民们痛恨官的无能、兵的肆扰。此外，三元里的民军领导者主要都是一些读书的乡绅，他们有严格的“华夷之辨”的观念，抵抗夷人入侵被他们当作读书人天然的义务和责任。

但是，引发三元里之战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对英军暴行的义愤。

据中方资料记载，英军的暴行主要是：抢掠物品、牵走耕牛、开馆暴尸、奸淫妇女。

英军曾经抢劫粮食、耕牛等补给品，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英军进攻广州时，各部队只携带了两天的干粮。攻占城北后，补给已经消耗殆尽，急需补充。5月28日和29日两天，英军下乡四处征集粮食。英方资料没有记载收集补给是否付款，但是中方资料记载，英军劫掠了一些农户的耕牛。

关于开馆暴尸，英方和中方记载没有太大差异，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一部分下乡的英国士兵来到广州城北的双山寺。该寺暂厝着一些客死他乡的人的棺木，这些棺木将在适当的时候运回死者的家乡安葬。一群英国士兵对这种殡葬习俗非常好奇，打开了其中的一些棺木，观看里面的尸体。

这是一次代价昂贵的好奇。不经主人同意私自打开他人棺木，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是对先人尊严的严重侮辱，是一种无法容忍也不能饶恕的行为。

关于奸淫和调戏妇女，中英双方的记载都非常模糊。

在英方当时的记载中，全无相关内容。而中方的文件中，也仅仅是简单地提及“轮奸一名老妇”。更有野史笔记记载称，英军奸淫了一百多位妇女，但是没有更多细节。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奇耻大辱必须有所隐晦，以保护受害者的名誉，隐去姓名等相关细节也很正常。100多年后的1951年，在重新发掘三元里史料时，有人称英军调戏了一名妇女，但该说法并不十分可信。

三元里之战8年之后，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在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承认，当时有印度兵曾经强奸三元里附近的妇女。

综上，英军在三元里一带，可能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侵害妇女的行为。但是受害者多达一百多位的说法应该是夸张了。

不管记载如何模糊，英军特别是印度兵的确对三元里百姓犯下了一些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暴行点燃了三元里百姓的怒火，也就有了三元里之战。

善良本分温顺恭谨的中国百姓并不在意谁掌握政权，他们只希望有一个让他们日子更好过些的统治者。他们对英军的反感，并不比对天朝官员的反感更多。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他们只是敬而远之的旁观者。在英军攻占的地区，社会秩序恢复稳定后，大量的民众向英军出售粮食、蔬菜、肉类等各种补给。在定海的英军军营外，甚至自发形成了一个针对英国人的贸易集市。为了获得报酬，许多中国平民甘愿受雇于英军，从事物资搬运工作。天朝的一些官员甚至愤懑地发现，在中英激战正酣时，中国百姓男男女女毫无畏惧地在战场边围观，“指点嬉笑”。见到清军狼狈逃窜，他们竟然哈哈大笑。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折中异常怨愤地质问：不知道这些百姓到底是什么心肠。

作为官员，刘韵珂当然不懂，这场战争并不属于普通百姓，他们当然没有必要卷入其中。除非一种情况，战争打到了家门口，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家园，危及了他们及他们亲人的生命安全，触犯了他们最基本的道德和生存底线。那时，不管对手是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甚至是国朝官军，他们都要奋起反击。

这一点，最不该忘记的就是满族人。当初嘉定人民也曾张灯结彩出城迎接清兵，并以黄纸大书“大清顺民”于各户大门。但是，当留发不留头的诏令颁下，嘉定、江阴等各县民众愤而揭竿，吴下各地，翕然景从，至有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三日之惨祸。

当百姓的棺椁被打开，财物被劫掠，妇女被淫辱，三元里民众保家的义愤和责任必然演化为反抗的行动，像反抗他们历史上遇到的所有外敌和内敌一样。只不过，这一次，轮到了英国人。这就是三元里之战。

作为对照，看看广州城内的情形。

英国人回到商馆后，义律公然乘坐轿子，在广州市场里四处闲逛。一位书生不无遗憾地叹息道：虽然有督抚高额的赏金，但是，没有人对他下手。数月以来，天朝官府一力鼓动和无比期待的“群众战争”，在广州城内看不到一丝动静。

区区一墙之隔，广州百姓对夷人的态度，为什么如此冰火两重天？

英军在进入商馆区域驻防时，保持了较好的军纪，没有攻击、劫掠平民的行为，没有对百姓造成伤害。相反，真正让广东百姓烦恼的，是大清的军队。

三元里民众的反抗，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面对外敌和内敌滋扰家园、残害百姓时民众必然的反应。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明确指出：他们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他们与其说是爱国，更不如说是爱家。

当然，并不能因为这是一场保卫家园的战斗，就贬低了其战斗的意义和价值。无家，何以有国；卫家，即是卫国。像200年前嘉定、江阴、会稽等吴下人民为了保卫基本的尊严而举起长矛大刀与清军决死相抗那样，三元里的保家之战，也同样在这场黑暗的历史中闪耀着它不灭的光华和荣耀。

26．作战不易，避战也挺难

1841年9月的一天，一封加急快报从浙江飞递北京，朝廷派往浙江负责攻剿英夷的伊里布报捷：夷人企图在浙江沿海登岸，被我方炮击，夷船被击沉，抓获夷人数名，夷人退走。

皇上喜出望外。看来，大名鼎鼎的伊里布果然名不虚传。

皇上被骗了。伊里布所谓击沉夷人兵船，其实是英国运输船风筝号在浙江沿海因风浪失事，包括诺贝尔夫人在内的29名英国人获救后，被当地官府当作俘虏关押。

伊里布原本只想顺手拈来骗皇上开开心。但是他根本没有料到，在浙江负责攻剿夷人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必须靠这样的谎话过日子。

琦善在广州无比纠结地和义律谈判的时候，伊里布在宁波一边翘首盼望着广州和谈的消息，一边遥望着大海对岸的定海摇头叹息。

英军到达舟山后，刚刚京察结束的伊里布被皇上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准备攻剿定海的英国人。

朝廷派伊里布来浙江是有道理的。伊里布出生于高贵的“红带子”之家，还是满族人中极其难得的二甲进士及第。但真正让皇上对他信任有加、他自己也引以为傲的是，他长期在云南担任方面大员，在处理纷繁复杂的边疆少数民族事务上，是朝廷数一数二的好手，是天朝官场出了名的边务专家。

伊里布当官不久，考核就获得了京察一等，外放云南缅甸边界一带，从此就和边务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刚担任地方官，伊里布恩威并施大刀阔斧地处理边界密林中的土匪肆扰，迅速恢复一方平安。他的顶头上司云贵总督向皇上夸奖他“颇有胆识，熟练边务，驾驭有方”。伊里布处置边务的果敢干练深受皇上器重，他丁父忧仅百日，皇上就起用他署理云南巡抚，不到半年就升任云贵总督。

伊里布大概对自己征抚夷人的能力很自信，回疆叛乱时，他竟然从遥远的云南上奏，自告奋勇请求带兵赴回疆协助剿办，被道光皇帝臭骂了一通，革职留任。尽管有此蹉跌，但皇上对他依然信任倚重，给他“熟悉边务，镇抚得益”的考语。道光十八年（1838），伊里布升任授协办大学士。不久，贵州发生民变，伊里布迅速处置，敉平变乱，恢复一方和靖，再次得到皇上优叙。

把这么一个熟悉夷务的人调往浙江，皇上对他充满期待，伊里布本人也信心满满。受命钦差大臣之后，伊里布当天就启程前往宁波，准备攻剿事宜。

那时的伊里布，和天津时期的琦善一样，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积极主战派。刚到浙江，他就立即调集兵员、弹药和船只，着手布置海防。他觉得，一举收复定海，完全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情。

但是，此夷务非彼边务。稍微了解浙江一线情况后，干练的伊里布立即遇到了一大堆让他头大如斗的新问题。皇帝收复定海的任务，说起来轻松，真要做起来，简直就是无法完成的使命。

伊里布手里满打满算，可以用的兵力有水师3000人、陆军2000人，总数虽然不少，但是，他得到的情报是，聚集在定海的英军有七八千人。他曾经请求朝廷同意调集闽、浙、苏、粤四省水师共同行动，但是这些地方也很吃紧，没法调兵。

要想收复定海，先要把部队送过去。且不说英军舰队已经封锁了海面，就是没有封锁，水师的师船也根本不够运送兵员。伊里布准备在浙江一带加紧造船，但浙江沿海一带缺乏造船的材料。

舟山到大陆，最近的距离只有10来公里，就这10来公里，伊里布一筹莫展。

伊里布派了自己的亲信张喜与英方交涉。张喜多次进出英军军营，并曾经登上英国主力战舰，较为详细地了解了英方的军力情况。他回来向伊里布报告：不能打。我军军备严重不足，对方实力异常强大。

眼前的困难局面，张喜的情报和劝告，以及后来琦善对敌情的判断和意见，仿佛沸水泼冰一般，把伊里布痛剿夷人的万丈豪情一下子浇得烟消云散。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正当伊里布无可奈何之际，定海发生了一件小事。一位名叫安突德的英国士兵以及几名孟加拉士兵被乡民抓获。英方多次发文交涉，要求释放包括风筝号上的诺贝尔夫人在内的所有俘虏。

皇上得知抓有俘虏的消息，立即下令：全部砍了。

但是，伊里布有自己的算盘。他发现英国人多次交涉，甚至连全权公使都出面要求释放安突德和诺贝尔夫人等人，这说明安突德是个大人物，诺贝尔夫人是某位大人物的妻子。

伊里布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既然这两个人如此重要，正好奇货可居，用他们作为谈判的筹码，以俘虏交换定海，可以不动刀兵完成任务。

伊里布极力劝说皇帝，收回了杀俘的成命。一群普通的英国士兵和平民意外地保住了性命。

安突德以及诺贝尔夫人等人被俘后，被分开关押在一个小笼子里，这种笼子不大，想站站不起，想躺躺不直，只能蜷缩在里面。有时，官府还会把他们从监牢里提出来，关在笼子里游街示众。

在这场战争中，英国方面抓到的清军俘虏，都是在他们放下武器后就全数释放。伊里布如此虐待英国俘虏，让英国人大为愤怒。义律亲自出面向伊里布抗议：既然英方释放了所有中国俘虏，中方也应该释放英国俘虏，特别是诺贝尔夫人，因为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战习惯是从不拘留妇女的。

伊里布答复：释放诺贝尔夫人可以，释放其他俘虏也可以，但，先交回舟山。

不能交回舟山。可不可以用英国缴获的沙船交换安突德？

伊里布不同意。他让英国人赶紧回到广州去，一切事务，都在那里办理。

义律威胁道：如果不交出安突德，我不去广州。

伊里布愤愤不平地质问：大皇帝格外开恩，允许你们通商，你们怎么这样报答呢？

翻译马礼逊插话：通商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并不是仅仅我们得利。

伊里布只好诱惑道：如果听话，不乱折腾，我们可以考虑恢复通商。

马礼逊坚持：通商事小。先释放安突德吧。

释放安突德必须得奏请皇上批准。

那好办，从这里到北京，不过十多天时间。你抓紧奏请皇上，我们等。

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交还定海？

定海对我们是小事，我们并不想长期占据。

你们来这里到底为什么呢？

我们不是为了通商而来。林大人伤了我们的船，伤了我们的人，我们是来扬国威的。

林大人办理不善，皇上已经把他撤职了。

那是贵国的事情，和我们不相干。

一问一答，双方都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

见双方谈不拢，伊里布诚恳又有点乞求地对义律说：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让我们下得去，让我们奏得大皇帝，让我们的大皇帝下得去。

为了进一步笼络夷人，伊里布让自己的家人张喜给英军送去了一些牛羊家禽和粮食等。这时，皇帝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的消息已经传到浙江，张喜讨好地告诉英国人这个消息。

但是，英国人的反应大出张喜和伊里布的意外，伯麦摇着头说：林公是中国的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只是不熟悉外国的情形。鸦片可断绝，但贸易不能断绝，我们绝不是为了向林总督报仇而来的。

谈来谈去，没有也不可能有结果。几个俘虏的筹码还不足以让伊里布收复定海。

吉人自有天相。正在伊里布发愁如何才能完成皇上的使命时，皇帝的圣旨到了：收复舟山的事情，不要着急，谋而后动。

皇上替伊里布解了大围，他长出了一口气。

那时，皇上暂时还没决定开战。接到伊里布以俘虏换取定海的报告，道光帝朱批：敌人在海中，来去无踪，我们要七省戒严，不可能“我武惟扬，犁庭扫穴”。兵民的滋扰，财富的消耗，实在让人受不了。如果这些夷人只想贸易，又说要申冤，这正好是我们办理的时候，“岂非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耶？”我想，卿也会同意朕的想法吧。

当然同意。此时的伊里布，正发愁得不得了，巴不得听到皇帝这个“抚”字。一直在努力避战的伊里布现在终于有一个名正言顺的避战理由。他可以不动刀兵，不用谈判，坐等广州事态的发展。

但是，伊里布听到的，都是坏消息。琦善的广州谈判并不顺利，更糟糕的是，皇帝还是要和英国人开打。

广州和谈期间，皇上决意和英国人开战，同时命令伊里布不必等待广州的消息，克日进兵。

既然要打，那就只好赶快准备。伊里布拉开架势，造船造炮，训练兵丁，修筑工事，作出一副热热闹闹准备进攻的架势。

但是他又疑惑地询问朝廷：广州没有结果，这边开打，不大好吧。

表面上的各种准备，其实都是拖延，伊里布并没有任何进兵的实质行动。

天朝官场里的人，个个都混成了人精，伊里布这点小动作，谁也瞒不了。坚决主战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和闽浙总督颜伯焘一通密谋，由颜伯焘出面，奏请启用被罢斥的林则徐和邓廷桢来浙江主持大局。

这就等于在伊里布的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子。颜伯焘以最明确的方式告诉皇上：伊里布不行。

道光帝原本就对伊里布的拖延和推诿很不满，这份奏折彻底激怒了他，一怒之下，罢免了伊里布钦差大臣的职务，由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专办攻剿”。

伊里布这出消极避战的把戏终于演到了头。

如何看待伊里布玩弄的一招消极避战呢？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评价道：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伊里布的这种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不过，和琦善相比，伊里布的消极避战略有不同。广州的琦善也一直在避战，但是，他没有隐瞒自己的意图，他将敌我两军的实际情况、战斗过程中的差距和继续战斗下去的不幸结局都明白无误地奏报了朝廷。而伊里布的避战，很大程度上只是自保。

其实，在这场战争中，消极避战的并不只有伊里布一个人。除了战局不利、绝望自尽的裕谦，当时一力主战的封疆大吏，如密谋弹劾伊里布避战的刘韵珂、在厦门大力备战的颜伯焘、决意抵抗的江苏巡抚牛鉴等人，在与英军一战之后，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力图避免与英国人继续开战。甚至最高领导人道光皇帝也在宝山失陷后，终于下定决心停止作战寻求谈判。这些，留在后面说。

皇上撤换伊里布的奏折还没到达浙江时，广州突然传来了让伊里布大喜过望的好消息，琦善发来六百里急报：广州进展顺利，英国人即将归还舟山。

伊里布额手称庆。正得意间，江苏方面又传来一个让他寒彻心肺的坏消息。裕谦知会伊里布：皇上对你一味顺从琦善、多方找借口拖延避战非常不满，已经将你的钦差大臣撤职，由我顶替，不日即将到达宁波。

裕谦特意警告他：不准释放安突德，我要审问。

冰火两重天，伊里布亦喜亦惊亦悲，喜的是眼见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不日即可轻轻松松搞定。悲的是裕谦即将到来，“收复”定海的功劳就白白便宜了他，惊的是自己不知道要被皇上治什么样的罪。

病急乱投医，伊里布第一反应是自保，而自保的最好办法是把收复定海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上。赶在裕谦到来、自己下课之前，伊里布心急火燎地写信与英国人联系，同时派家人张喜带着一部分英国俘虏到定海释放，以劝说和敦促英国人能赶在裕谦到来之前撤离。

张喜出发后，伊里布赶紧上奏，向皇上解释自己的擅自行动：英军约定交还定海，但是裕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等久了，怕情况有变，更怕泄露了自己进军定海的计划，为了不失时机，遂自行决断，仍旧按计划收复定海。这些夷人已经知道了“悔悟”，“畏罪输诚”，自愿撤出军队，归还土地，就不必我们动用军队了。

在尚不明确英军何时撤离的情况下，伊里布不惜兵行险招，冒着稍有不慎就可能擦枪走火的危险，派出数千兵丁押解安突德，同时命令葛云飞带兵迅速随后跟进，“收复失地”，也就是催促英国人赶快滚蛋。

张喜到达舟山后，将部分俘虏交给英方。英方询问安突德在哪里，张喜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套路回答道：如果不撤出舟山，就要杀掉安突德，然后开战。

正在这时，安突德突然开着一只小船回来了。据押解安突德的两名清军军官说，大军并没有跟进，在他们即将靠岸时，英军轻轻松松劫走了安突德。

此时，英军已经完成了撤出舟山的准备。第二天，即1841年2月25日，英军从舟山正式撤出。

英军撤离后，定海陷入一片真空。按理，清军应从英军手中接收防务。但是，此时在舟山的清朝官员只有张喜和两名军官。没有官吏，没有部队，定海城陷入无政府状态，一些游民开始蠢蠢欲动，局势随时可能失控。

张喜连忙渡海报信，留下的两名军官四处找熟人，帮忙看守城门和仓库。

见到伊里布，张喜报告：葛云飞部并没有按计划到达。

部队已经出发三天了，怎么还没到达呢？伊里布急坏了，让张喜赶快再去打听。

张喜再次赶到定海，发现几支部队正在定海城外大吵大闹。张喜一问才知道，几位迟到的将军正在为到底哪支部队先进入定海这个空城而争执不休，根本没时间向伊里布汇报情况。

英军撤出后第三天，清军葛云飞部才会齐部队，进入定海。伊里布总算完成了收复定海的任务。

伊里布自以为得计，喜滋滋地向皇上报捷：我军到达定海后，英军纷纷退走，我军“整队入城”，向英夷宣布释放安突德的恩宠，并命令他们赶紧撤走。英军军官“免冠服礼”，声称立刻撤退。

可是，广州方面军事连续失利已经让皇帝龙心不悦，伊里布的这些花招更让道光皇帝龙颜大怒，圣旨对他一通斥责：你身负重任，朕多次催促进兵，却不遵旨，拖延了数月，胆小得要死。如果你及时进兵，舟山的这股英军应该被全歼。现在，居然放他们跑了。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交部严加议处。

任伊里布再怎么聪明也绝对想不到，收回定海后，得到的居然是这样的下场。

但是，如果他知道此时的琦善正戴着沉重的枷锁，被从广州押解回北京，他的心情也许要好受些。

27．林则徐不行，“林则徐第二”也不行

1841年8月底，驻守厦门的清军士兵突然发现，海面上出现了一支他们从未见过的庞大的舰队。

天朝更为强劲的对手璞鼎查来到了厦门，这场战争进入更加惨烈的第二期，更大规模和更加严酷的战斗即将在东南沿海展开。

在琦善被抄家革职、关进黑暗的天牢时，他的对手义律也被巴麦尊解职，打发到遥远的南美洲当领事去了。两人被罢免的理由完全一样：后台老板都对他们达成的协议不满。只不过，皇帝愤怒于琦善让得太多，而英国国内愤怒于义律要得太少。

既然双方差别如此之大，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兵戎相见。这回，英国新出场的是强硬而狡猾的璞鼎查；天朝出场的，是两位最重量级的强硬主战派：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和钦差大臣、署两江总督裕谦。战争升级为东南一线更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与那些贵族出身的同僚们不同，璞鼎查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家庭背景。他12岁加入海军，在印度服役37年，对处理东方事务有很丰富的经验，是一位狡猾、强硬和能干的人物。此次前来中国，璞鼎查的基本任务依旧是以巴麦尊此前的指示为蓝本，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在军事行动计划上，也同样沿袭原有作战方略——先行占领定海，以此为前进基地，对东南沿海展开更大规模的战争。

璞鼎查行动异常迅速，在义律接到撤职命令两天后，他就出现在义律面前，从英国到澳门，他只花了67天。同一时期，从北京到广州，林则徐花了61天，琦善花了56天，奕山花了57天。英国的距离，并不像天朝君臣们想象的那么远。

义律在中国的使命彻底完结。中国将面对一个态度更为强横的对手、一支力量更加强大的军队、一场局面更加残酷的战争和索价更加高昂的谈判。

到达澳门两天后，璞鼎查召开军事会议，重新制订北上作战计划。1841年8月21日，英军主力向北开进。

这一年，英国保守党的皮尔击败自由党的迈尔本出任首相，阿伯丁入主外交部。由于担心战斗规模较小、不能对天朝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曾经坚决反对战争的英国新内阁决定投入更多兵力，扩大战争规模。经过不断补充，此时璞鼎查手上的作战部队已经达到约1万人。舰船方面，新补充了两艘千吨级汽船阿克巴号和门农号以及其他辅助舰船。

天朝几乎立刻就感受到了璞鼎查扑面而来的汹汹气势。上一年战事中被英军忽略的厦门，成为璞鼎查第一个重点攻击的目标。

但是，此时的厦门，早已不是邓廷桢时代的厦门，因为颜伯焘正等在那里。

颜伯焘出生官宦世族，一家三代都做过朝廷一二品大员。他本人虽然没有像林则徐那样出色的业绩，但大概是祖宗的福荫，他深得道光皇帝信任，宦海生涯一直天遂人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时望所推崇的主战派代表人物之一。任命尚未到达厦门之前，他就在刘韵珂的暗中支持下发出了那封建议起用林则徐和邓廷桢的著名奏折。

颜伯焘的这个行为让官场同僚大吃一惊。按理说，伊里布是他在云南巡抚任上的老上级，两人交情也很不错，伊里布离开云南，其云贵总督职缺正是由颜伯焘署理。在老上级的背上狠狠地捅一刀，这是中国官场的大忌。颜伯焘不顾这些忌讳，是想要人们看到他尽忠报国、酬谢圣恩的急切和坚定。

颜伯焘甫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在厦门进行规模空前的整军备战。在厦门南岸，他用花岗岩构筑了被英军称为“中国最为坚固的线式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作为厦门防御体系的核心支撑。石壁全长1.6公里，高3.3米，厚2.6米，共安设了大炮100位，石壁后面，建有房屋供士兵居住，房屋后面，再建一道围墙作为防护。

在后来的战斗中，英军对石壁的防御能力赞不绝口。一名参加作战的英军军官奥塞隆尼在其《对华作战记》中曾这样描述：两艘各有74门炮的主力舰对石壁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炮击，但是毫无结果，石壁阵地中没有一门炮被击毁，炮台内被打死的士兵也非常少。

另一位英国军官宾汉在其《英军在华作战记》中甚至夸张地说：它是如此坚固，就是舰炮轰击到世界末日，对于炮台也可能不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所以这里的守军非常容易守备炮台。

颜伯焘还在石壁的东、西两个方向和鼓浪屿、屿仔尾等地大兴土木，构建了许多炮台，设置火炮279位，在厦门的南水道形成了一个三点交叉的火力网。

颜伯焘显然吸取了虎门之战的教训，对厦门侧后的防卫也非常关注。他在厦门的北岸和东岸配备了1400多名士兵和100门大炮，以防备敌军从侧翼登陆，确保厦门南岸主阵地的安全。为了防止英军舰船沿北水道驶入西水道的筼筜湖，威胁厦门西面侧背，他在北部高崎一线部署了10艘战船和300名士兵。此外，在厦门南水道的外围岛链，他也构筑了炮台，并建造了大型战船，协同各岛防御。但是由于火炮未能及时铸造完成，外围岛链的防御计划被迫中止。

颜伯焘在厦门经过一番努力，设置了400多位岸炮，共布置了5600多名防军，在无力设防的地区，还雇用了近1万名乡勇。厦门成为天朝最为坚固的海防要塞。

当然，为了构筑这个要塞，颜伯焘也没少花银子，他一上任，就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向户部要了100万两。而他的两位前任，加起来也只用了50万两。没多久，这笔银子用完，他再次向朝廷要300万两。和林则徐这类廉吏不同，很多银子最后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从赴任到英军再次前来，颜伯焘有半年时间准备，有大把银子可以花。他的备战已经非常充分，他本人也对这里的防务信心满满。他告诉皇帝：如果英军敢于来犯，一定让他们“片帆不留，一人不活”。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对此曾这样评价：知识给人以力量，而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

颜伯焘认定，中英之间还将再战，他向广州派出了一些情报人员，密切关注那里的动向。奕山和义律停战后，道光皇帝命令各地撤兵，他甚至不惜违抗皇命，拖延撤兵。

颜伯焘的估计是对的。他在拜发了拖延撤兵奏折的当天晚上，璞鼎查的英国舰队开到了厦门。

8月26日，英军递交一份最后通牒：出于怜悯之情，不愿清军军官和士兵死亡，急切请求放弃城市和一切防御堡垒，交给英军据守。

颜伯焘显然不会理睬。

下午1时许，英军攻击作战开始。

在摩底士号炮舰带领下，一支英国舰队率先向鼓浪屿发动攻击。颜伯焘在石壁、鼓浪屿和屿仔尾三点构筑的交叉火力网并没有发挥预设效果，无法阻遏英舰，英舰一边前进一边炮击，在距离鼓浪屿只有“手枪射程”之内，布朗底号搁浅，但是继续炮击不止。其他炮舰见状，也继续炮击，并加速向炮台进逼。鼓浪屿各炮台坚决回击，双方展开激烈炮战。英国舰炮继续显示出极大的优势，在一个半小时的对轰中，鼓浪屿3座炮台被摧毁。

布朗底号等炮舰首先靠岸，舰上水兵没有按照预设计划等候陆军，径直从东部登陆，扑向炮台。炮台的守军完全没有对付登陆攻击的作战预案和作战经验，看见英军蜂拥上岸，多数士兵立即逃散。

英军逼近炮台，一阵排枪过后，最后一批清兵也逃离了炮台。等到英国运输船运送的陆军登陆时，他们的任务就只剩下打扫战场。下午3点，开战不足一个半小时，英军占领了鼓浪屿阵地。

英国主力舰摩士底号继续前进，攻击筼筜内湖一线的炮台。这一线虽然布置了五六个炮台，但是并不是防御的重点。英舰的一阵炮击后，清军纷纷从炮台里冲出来，远远地逃走。随后其他清军水师战船赶来，也被炮舰驱散。这一线的抵抗基本被肃清，厦门西部侧背门户洞开。

另一路英军舰队在主力舰威士厘号和伯兰汉号的率领下，在石壁的东、西和正面与清军展开对轰。这一线是厦门防御的重中之重，清军在这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炮击两个小时之后，英军陆军在石壁东部的南普陀一线登陆，由东往西向中心攻击。石壁中的清军见势不妙，从炮台中飞奔而出，逃向背后的山岭。英军从炮眼中冲入石壁炮台，继续对清军展开追击。清军在野地里进行了一点微弱的抵抗，最后不支逃散。对轰两个小时都毫发无伤的石壁，在英国陆军的攻击下，只坚持了15分钟。总兵江继芸见败局已定，从炮眼里走出来，投海自尽。

核心阵地失陷，颜伯焘在厦门南岸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英军因天色已晚，停止了进攻。

只用了一个下午，英军摧毁了颜伯焘花费半年时间和大笔银子构建的厦门防御体系，也摧毁了颜伯焘的信心。坐镇指挥战斗的颜伯焘，目睹英军如此凶悍和强大的战斗力，昔日的雄心壮志如溃决的堤坝土崩瓦解。他和手下抱头痛哭，恐惧之下，带着厦门的文武官员连夜逃往同安。

被战争摧毁意志的，不仅是颜伯焘，首先是一线的士兵们。

一位叫格劳弗的英国低级军官为了出风头，主动要求登陆夺取一个炮台。他带着一艘小艇和4个划桨的士兵登上滩头，独自一人飞跑着冲上山，看见炮台的后门开着，他直接冲了进去。炮台里面，三四十个清军士兵乘炮火间歇正在抽鸦片烟。格劳弗用身上的双管鸟枪和两支来复枪对着炮台清军士兵开火。清军士兵大吃一惊，根本没有多看一眼到底有多少敌兵，更没有做任何抵抗，直接从前门跳出炮台，飞似地向滩头逃去。

不久，一面英国国旗就被悬挂在这个由一名英国士兵占领的炮台上。

兵败如山倒。倒的不是人，是人的意志。

第二天，英军攻击厦门城，发现城内已经没有一名守军。由于主将逃亡，清军全线溃散，厦门城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就易手。

此战，英军1名阵亡，16名负伤，其中重伤的3人中，一人后来不治。

清军方面，战死总兵江继芸及副将以下军官7人，部队减员300余人。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对厦门之战这样总结：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检讨一下厦门之战颜伯焘犯的几个大错。第一，在炮位的架设上，只有方孔，无法旋转。实战中，火炮只能直射，无法形成扇面射击夹角，炮火的覆盖面受到极大的局限。第二，火炮没有炮车，大炮击发之后，炮身沉重，无法拉回来重新装填弹药，只能士兵出墙装填，而在英军密集火力之下，士兵无法出墙。有人曾经就此问题提醒颜伯焘，颜伯焘非常豪迈和自信地回答：打这些夷人，一炮就够了，哪里还需要重新装填呢。

在整体作战思想上，颜伯焘犯了天朝大吏的老毛病——轻视甚至无视英军陆军部队的存在，这个毛病其实在林则徐时期就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中。

虽然此前的广州之战中，英军的侧翼登陆部队让清军吃了大亏，但清军还是咬定登陆部队不是英军陆军，而是中国的汉奸部队。颜伯焘在厦门东部、北部设防，对象也不是英军，而是汉奸，对英军陆军的攻击完全没有预案和针对性部署。据英方记载，英军登陆后，大多数的清军士兵吓得爬出炮台，拔脚狂奔，作鸟兽散，留下来抵抗的人，手中只有鸟枪、刀剑、弓矛，一些勇敢的士兵甚至只能用石块来迎击敌军，坚固炮台就此轻易被突破。

登陆作战原本是危险性极高、伤亡重大的作战样态，可是此次厦门登陆作战，英军竟然没有一名士兵阵亡。整个战斗中英军唯一的阵亡发生在伯兰汉号炮舰上，应为炮击所致。

厦门之战后，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已经长达一年后，道光皇帝在奏报中突然发现“伪陆路提督郭”（即英军陆军司令郭富）的名号，大为惊讶。但是，他仍旧将信将疑：英军中出现了陆军的番号，可能是他们召集的福建、广东一带的汉奸，专门用于登陆作战。

即使厦门惨败也没能让道光皇帝相信，腿脚不能弯曲、倒地后就不能爬起来的英国人，居然可以在陆地上作战。

尽管有这些严重的错误，但是，颜伯焘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其他人在他的位置上，未必比他做得更好。颜伯焘犯的这些错，其他人也都会犯。只要有一个错，就会被英军抓住，一击致命。

就像和聂卫平等高手下棋，他们只需要你的一个错误，而你绝不可能只犯一次错。要想赢得比赛，你必须拥有和他们一样的棋力。战胜李世石的，一定是古力，而不是你、我，或者随便哪一个人。

厦门之战后，璞鼎查留下少量兵力驻守鼓浪屿，主力按原计划继续北进，直逼舟山。

璞鼎查在舟山遇见了一个比颜伯焘更加坚定、更加强硬的主战派，那就是清流的标杆性人物、被誉为“林则徐第二”的钦差大臣、署两江总督裕谦。

裕谦是蒙古族人，出生于累世官宦人家，和颜伯焘家族一样，裕谦家族中包括他在内的三代人都做到了一二品大员。裕谦从小受汉化教育，学习非常用功，一点纨绔子弟的气息也没有。裕谦年少就获得了进士及第，大大地为蒙古族人争得了一些面子。此后仕途虽有蹉跌，但总体还是一帆风顺。

鸦片战争爆发时，裕谦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积极准备江苏一线的海防，力主对英国开战。他甚至告诉道光皇帝：不是你的命令，我连夷人的文书都不屑于帮他们转达。

伊里布在浙江迁延时日、一力避战，裕谦心中颇为不满，多次上奏请攻定海，赢得了皇帝和朝中大臣的一片好评。皇上把他的折子转交伊里布，让伊里布参照执行。更让裕谦声名大噪、轰动朝野的，是他弹劾琦善的五大罪状。这也成为朝廷主战声音再次高涨的一个标志。裕谦强硬的主战态度使他成为清廷寄予厚望的人物。

接任钦差大臣后，裕谦虽书生带兵，却立刻显出了他的雷霆手段。

首先，他将定海被认定通夷的4名“汉奸”斩首，传首沿海各个地区。

英军在定海因疫病而死的数百名士兵被埋葬在当地，裕谦下令刨开他们的坟墓，一阵斧砍刀削之后，全部扬灰大海。

1841年3月，定海抓获一名英国俘虏，裕谦把他绑出辕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

同年9月，镇海抓获一黑一白两名英国俘虏，裕谦剥了其中一个俘虏的皮，把另一个俘虏从手臂到脖子上的一条筋剔下来，做成了一条人筋的鞭子。

这就是壮士饥餐胡奴肉，这就是不同戴天灭此朝食。广州夷人谣传裕谦剥夷人的皮，那就剥给他们看看，让大家都知道，对于夷人，只有剿灭，没有其他做法。

和颜伯焘一样，裕谦刚刚上任，就启动了大规模的防御计划。裕谦防御的重点，是定海。

他在定海海边修筑了一个工程巨大的土城。土城长达4.8公里，高3—4米，顶部宽5—15米，在土城的中部一座小山上构筑了震远炮城，作为土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在土城之西的晓峰岭上，裕谦也构筑了一座堡垒。原有的定海城墙得到修复，安置了41门大炮，防守定海的清军增加到5600人，为浙江守军最多的地方。

凭借着这道土城，裕谦自豪地宣称：我的炮可以打到他，他们的炮打不到我，定海固若金汤，敌人来了，我叫他片帆不回。

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没少听到。

其实，就在当时，有一个人已经非常替这位“林则徐第二”担心。此人正是林则徐本人。

林则徐被撤钦差大臣后，以四品衔赴浙江帮办军务，他是这时浙江区域内对夷人武备情况了解最多的人。他屡次劝说裕谦把定海的3位总兵的部队迁移到内地，以加固内地的防守。

这句话等于暗示定海守不住。

裕谦当然不愿意更不可能放弃定海。

但是，重兵防御的定海，比林则徐和“林则徐第二”想象的更加脆弱，它坚持了仅仅半天。

1841年9月25日，英军派出复仇神号等炮舰，对定海实施侦察行动。土城上的大炮开火。接下来的几天，英军派出小股部队侦察登陆地点，并攻占了土城对面的大、小五魁岛，在岛上架设了3门野战重炮。30日，英军全部运输船开到，英军完成了作战准备。10月1日上午，英军开始了攻击行动。

英国炮舰和五魁岛上的英国野炮首先对土城核心防御阵地震远炮城展开正面轰击。震远炮城承受巨大压力，逐渐不支，兵丁开始逃散。驻守土城的葛云飞率部奋勇还击，但是效果不大。

与此同时，英军登陆部队在土城西面的晓峰岭一带登陆，向上仰攻。驻守晓峰岭的是总兵王锡朋部。见英军逼近，游击胡德耀首先率部发动反冲锋，双方近距离接战，胡督兵力战，被枪弹击中手掌，负伤晕倒。王锡朋亲率部队接应，不幸战死。在英军密集火力下，清兵不支退却。

英军占领晓峰岭后，第二波登陆部队向土城西段的制高点竹山攻击。竹山守军已经遭到英国舰炮长时间的打击，在登陆部队的攻击下，虽力战不止，但最终溃败，总兵郑国鸿战死。

占领竹山的英军沿土城向东展开向心攻击，直扑驻防土城的葛云飞部侧翼，在舰炮和地面部队的双重打击下，葛云飞部失守土城西段。葛云飞被击中左眼，坠落山崖，力战而死。该部英军继续攻击前进，直指核心阵地震远炮城。炮城守军无力抵抗，四散逃走，炮城易手。

英军在西部的两支登陆部队展开进攻时，东部的登陆部队受到一些耽搁，但还是实现了登陆。在英军炮火的轰击下，该处炮台的清军守军已经溃散，英军登陆部队没有受到什么抵抗，驱散了土城东部零星守军后，英军由东向西夹击土城核心阵地。

首先登陆的英军在攻占晓峰岭后，利用清军遗弃在这里的大炮，向县城展开轰击。英军沿晓峰岭直扑县城西门，县城守军溃逃。占领土城西段的英军也向县城南门展开攻势。下午2时许，重兵防守的定海又一次失陷。

还是舰船正面炮击，陆军迂回登陆、两翼包抄。屡试不爽的战术，屡试不爽地成功。

此战中，清军竭力抵抗，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三总兵先后力战身死。这是一场战斗中清军高级军官阵亡最多的一次。

力战不退的还不只是这些高级军官。在晓峰岭战斗中，一名清军旗手挺身站立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手中挥舞大旗，激励士兵的斗志，丝毫不在意四处横飞的炮弹。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倒下了，但是，立刻就有另一个士兵接过他手里的旗帜，继续挺立在那里，挥舞着旗帜，直到他也被炮弹炸死。

对于土城的防御工事，战后英军称赞道：这是一个最不平凡的工事了。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工事，即使有官兵的英勇，英军依旧没有遭到有效的抵抗。英军攻占定海的代价是：阵亡2人，负伤27人，以及布朗底号后甲板一门炮被打掉。

顽强抵抗下的定海再次失陷，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这是一场清军毫无胜算的战斗。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的《定海县志》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记录：

总兵葛云飞要求在晓峰岭布设炮兵阵地，以防止敌军登陆，补强防御体系中的这个环节。但是，裕谦大营中专门主管文案的师爷嫉恨葛云飞为人耿直，没有给他送东西，于是在书信中用裕谦的口气批示：本大臣在定海已经布置得非常周密，你还屡次在这里乞求增兵增炮，张皇要挟，以便事先推卸失守的责任，到底居心何在？所请不允。

这段文字的逻辑是：定海再次失陷，在于晓峰岭无炮。晓峰岭无炮，在于裕谦的一个师爷。可事实是，晓峰岭有炮。

更有意思的是，甚至有人把定海之败的责任推到了裕谦的头上。《定海县志》称，在定海激战正酣时，驻守镇海的裕谦、余步云部居然不派出一个援兵，定海因此才会失败。

且不说战斗仅仅持续半日，裕谦根本反应不及，就算裕谦决意飞援定海，无论他派出多少兵船，也只不过是为封锁海面的英军炮舰提供一次实弹射击训练的机会。

占领定海后，璞鼎查发布命令：在英国的要求不但完全取得同意、而且全部实施以前，无论处于何种情形之下，绝不以定海及其属地交还中国政府。

与上次行动不同，这一次，英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是，中国方面对于战争的规模、夷人的企图和下一步行动依旧一无所知。

和第一期战争一样，战争依旧是官家的事情。百姓并不在意谁胜谁负。英军曾记载：定海的居民很快就认出了他们的老朋友，看见我们回来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不到三天就设起一个好市场，一切安然进行，就像我们从没有放弃过此地一样。

经过一周多的休整，英军兵锋直指镇海。

镇海位于甬江西岸，是宁波的门户，历来为海防重地。钦差大臣裕谦驻节于此，等待着与英军决一死战。

镇海的防御虽不如定海，但还是非常完备坚固。广州停战期间，斗志昂扬一力主战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把林则徐调到镇海，以加强镇海一线的防务。镇海的防御体系，基本是在林则徐的主持下构筑完成的。

镇海东北招宝山上，原设置有威远城，林则徐在城上设置炮位，并在城的西、南两个方向分别构筑沙袋炮台，以为呼应。林则徐还在镇海隔甬江以东的金鸡岭上构筑炮台，以防护甬江正面。甬江江口一线层层设置铁桩、石块，以阻塞兵船进入，并备有火攻船30艘及其他各类船只。镇海东南的甬江南岸和拦江埠两岸，分别设置炮台一座，以防敌船闯入河道。镇海城内，共有兵勇4000人，配置火炮157门，其中三分之一是威力较大的铜炮。

在林则徐的精心设计下，镇海的防御体系几乎就是虎门防御体系的翻版。

大战在即，为了提高部队的士气，裕谦带领全体文武官员在关帝庙盟誓：今天这场战斗，只有誓死作战。受皇命讨伐敌人，战胜敌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文武官员，如果有谁把夷人一份书信带到镇海的，生前要明正典刑，死后也要被鬼神惩罚。人在城池在，绝不退缩，只有死战这一条路。

10月9日，英军到达镇海一线。被称为“林则徐第二”的裕谦在林则徐布设的防线上与英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可惜，这场战斗的结果，还是没有悬念。

战斗开始后，英军分左、中、右三路分别向招宝山、金鸡岭等防御阵地扑来。

英军左路部队约1000人在金鸡岭以东3公里外的沙滩上登陆。这里没有清军防御，登陆部队进展迅速，从侧面直插金鸡岭东面的腰部。

中路部队约450人从金鸡岭正面登陆，攻击笠山一线。此处不是清军防御重点，抵抗非常微弱。英军占领此点后，继续攻击前进，直扑金鸡岭正面。

右路部队乘坐舰船，准备在招宝山以北相机登陆。

英国炮舰威里士厘号等4艘主力舰机动至招宝山以北，在不至搁浅的情况下尽量靠近招宝山，以密集舰炮火力轰击这一线清军阵地，以开辟一个可供陆军登陆的区域，并通过舰炮的延伸炮击，轰击招宝山以南一线的清军阵地，阻止镇海援兵对该区域的增援。

与虎门防御体系一样，镇海的防御体系也是遵循敌舰突入甬江、岸炮层层截击的作战思路，因此，清军的岸炮都是对准甬江。但是英舰并不深入江口，而是在口外一线轰击。英军舰炮射程远、射速快，而清军炮台上的火炮射程近，无法对口外英舰造成威胁。

英方资料记载，英国舰炮的准确性超出了清军的估计。上午11点，招宝山上的炮台基本被摧毁，阵地已经动摇，英军右路部队770人从招宝山侧翼登陆，向招宝山顶的清军主阵地发动仰攻。

这是整个攻击行动中最锋利的一把尖刀。

承受舰炮长时间轰击的清军，这时已经毫无斗志，纷纷逃离阵地，向镇海城退却。个别勇敢的士兵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一名清军士兵在阵地上挥舞旗帜，可能是在鼓舞士气，也可能是在召唤同伴或阻止退却，甚至可能仅仅是为了表示勇气。一颗舰炮落在他身边，这位勇敢的士兵消失在硝烟中。战后，英军在他站立的地方发现了6具清军士兵的尸体，都被炸得惨不忍睹。

奋战到最后一刻的英勇的无名士兵还不止这一个。镇海城外，一名清军士兵赤手空拳地站在一个炮台边，挺进的英军见他没有武器，就没有向他开枪。英军走近后，这名勇敢的士兵突然挺身引爆了地雷。一名英军击鼓手被炸死，这名清军士兵也不幸为排枪射死。

但是，个别士兵的英勇对整场战斗的进展完全无济于事。英军进入招宝山阵地时，清军阵地已经空无一人。

此时，在英军左、中路部队的双重打击下，金鸡岭一线的清军防线已经彻底崩溃。

金鸡岭一线，原有清军数千人。英军登陆的中路部队向前挺进途中，将队伍再次分为三路，隐蔽向该处清军包抄。金鸡岭一线清军士兵发现了中路突进的英军，奋勇阻击，但清军的火绳枪和抬枪威力太小，中路英军继续向前挺进。当清军的阵地进入野炮射程后，隐蔽接近的英军分队突然加入，排炮齐发。面对英军强大得超出想象的火力和突然出现的部队，清军士兵的反应居然是“连动也不动，四向呆视”，仅有极少数几个人还击，然后，“仿佛骤然吃惊，移动，溃散，向四处逃窜”。英军继续驱赶清军士兵，两军短兵相接，清军长矛无法抵挡英军的刺刀，大批士兵向后逃散，为甬江所阻，无路可退，纷纷跳入甬江。追击的英军对江射击，甬江江水为之染红。英军翻译罗伯聃手里举着一个旗子，上书“投降者得赦，抗拒者死”。许多清军士兵纷纷投降。

金鸡岭一线，清军伤亡最为惨重。总兵谢朝恩也战死于此。

镇海外围防线至此全线瓦解。占领招宝山的英军右路迅速追击，直逼镇海城。清军在城墙一带预设了坚固防线，兵员人数众多，且有大炮支援。但是，英军攻击部队以排炮轰击城墙后，清军立即退却。英军以良好的队形，从容地沿梯而上，跃入城墙。清军全面溃散，纷纷从西门逃出。

战局大大地出乎裕谦的想象。他没料到英军炮火如此强烈，攻击如此迅猛，没料到山北的舰炮居然可以翻过山头轰击山南的清军，没料到当初自信地宣称敌人打不到我们、而我们打得到敌人的情形的确出现了，只不过刚好完全相反。这完全不是他想象的战争，也完全不是他想象的结局。面对如此脆败，战前信心满满的裕谦，此时已经心烦意乱，神智迷茫。

据裕谦的家丁余升回忆，此时裕谦手臂已经重伤，他懵懵懂懂地从面对战场的东城墙下来，走了不到150米，突然面朝北方翻身跪下，咚咚磕了几个头，然后纵身跳入水池。

裕谦的自尽，既是对皇帝和国家大事的愧疚，也是他人生信念的彻底破灭。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余升后来说，裕谦知道，事不可为。

裕谦被救起时，口中尚有游丝，家人将其架护前往省城，但他在途中气绝。

据英军方面的估计，镇海一战，清军阵亡人数应为1500人。英军阵亡16人。

裕谦让人最为敬佩的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最后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誓死抵抗的誓言，捍卫了他清流标杆人物的地位，兑现了对国家的庄严承诺，这都为他赢得了世人的敬仰和身后的哀荣。他成为这次战争中天朝死亡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无论是怎样有尊严的死亡，对于这场战争，都是无济于事的。

回到这个问题：这场战争，能打赢吗？

裕谦的自尽，以另一种形式回答了这个问题。

浙江东南沿海全恃定海、镇海为屏障。屏障已失，局面大坏。

英军占领镇海后，13日上午，英军舰队满载士兵向宁波前进。下午1点，英军开抵宁波，在两个方向登陆，向宁波发动攻击。

攻击部队到达宁波城外，发现宁波城门紧闭，城门外设置栅栏。英军搬开栅栏，在军官的带领下开步进城，一枪也没有放。浙东重镇宁波已经被清军放弃，成为一座空城。英军居然在城上演奏了军乐“盖莱·欧文”和英国国歌。当年被俘的安突德还来到曾经关押过自己的监牢凭吊，并意外地发现了几个熟悉的狱卒。

英军继续向余姚挺进，发现这里也被清军弃守。英军随即退回宁波。此后两个月，战事基本停息。

12月初，宁波附近出现清军袭扰部队，英军决意加以肃清，以保证补给供应。

英军再次向余姚出击，清军又一次逃出城外，并在那里进行了规模不大的有组织的抵抗，但很快也就退走。因为大雪没膝，英军没有追击。

英军继续向慈溪和奉化进攻，发现这里也被弃守。英军打开谷仓，向居民发放粮食，之后退回宁波。

此时英军的态势是，全军分兵于香港、鼓浪屿、定海、镇海和宁波五处，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加上正值寒冬季节，气候不利，虽然在冬季有一批来自印度的士兵补充，但是依然难以组织下一次大规模战役。璞鼎查遂停止攻击行动，回到香港。英军进入长达5个月的休整。

对天朝来说，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裕谦之后，江南全线败局已定。但是，天朝还要打下去，因为还有打下去的理由。

28．骗皇上的大臣和偷头颅的小偷

1900年初夏的一天，在北京，又一波对洋人教堂的进攻失利，义和拳的队伍纷纷乱乱地败退下来。大师兄义愤填膺地从人群中站起，对面前的教众和北京居民高声宣布：不准任何女人混杂在义和拳队伍之中，不准任何女人在周边围观战斗，也不准任何女人在战斗期间从附近经过。

大师兄如此愤怒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义和拳刀枪不入的神功屡屡被女人破掉，害得拳民们一直无法攻入教堂、杀尽洋人。据大师兄说，在义和拳发动进攻时，可恶的洋人居然让脱得赤条条的女人站在墙头上，或者把沾着女人经血的月经带挂在窗口上，让大师兄的神功无法施展。

更让人大师兄气愤的是，在义和拳进攻时，一些北京女人，特别是那些还在经期的女人，竟然不顾劝告，从附近的街道上走过，或者过来旁观进攻，或者干脆混杂在队伍里，无意之中帮洋人破了拳民的神功，这才惹得大师兄雷霆大怒。

人类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总是喜欢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各种各样借口，哪怕是那些除自己外谁也不相信的荒谬借口。没读过什么书的义和拳的大师兄们如此，义和团运动之前60年的鸦片战争中，满腹经纶的天朝官员也如此。

裕谦之败后，天朝实际上败局已定。但是，很多人并不愿意相信现实，面对一线的溃败，他们并不服气，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心中那个天朝“我武惟扬”的缥缈幻象，所以，他们为战败找到了很多堂皇的“借口”或者“理由”，以支持他们继续战斗的决心和勇气。广州的理由，是琦善投降撤兵；厦门的理由，是颜伯焘口头抵抗、临阵脱逃；定海的理由，是三总兵寡不敌众；镇海的理由，是余步云不战而逃；后来的吴淞的理由，是牛鉴贪生逃亡。

镇海一战后不久，就有奏折愤怒地弹劾余步云：驻守招宝山一线的余步云贪生怕死，不战而逃，导致镇海防线全线崩溃。

从那时起，镇海战败的这个原因一直流传。但是，茅海建先生经过仔细考证后，得出结论如下：余步云并未不战而逃，镇海之败，非余步云所致。

这个结论还可以得到英、中双方的印证。在英军的记载中，根本没有提到招守军主动弃守。此一线的战斗，与其他各处基本相似。天朝方面，军机处会同三法司对余步云进行了廷审，结果也全盘否认了对余步云不战而逃的指控。

有人坚持称，道光皇帝最后还是杀掉了余步云，这就是余步云不战而逃、致败镇海的明证。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三法司判决余步云处斩，并不是因为他临阵脱逃。按照大清律，守将失城寨者斩。在这场战争中，指挥每一场战斗的军事主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身殉职，如沙角的陈连升、虎门的关天培，定海前有张朝贵，后有三总兵，厦门的江继芸见败局已定甚至不惜投海自尽，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虽然为战败寻找到的借口距离事实真相非常遥远，但是，人们愿意相信和接受这些借口，正如不洁的女人给了义和拳大师兄体面的台阶一样，这些借口也成为天朝不断战败的一张体面的遮羞布，为天朝的不服输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这张遮羞布在遮挡了真相的同时，更让天朝在整整20年里拒绝对这场战争作出反思，以及对落后作出改革。

就是在这种不服输的心态下，余步云和此前的琦善、颜伯焘，以及后来的牛鉴等人，都为各自的战败背了黑锅。也就是在这种心态下，许多完全罔顾事实的借口和理由不断冒了出来。比如，吴淞口之战后，就有人为战败找到了一个很有点无厘头的理由。

吴淞口之战后不久，有一天，嘉定知县练廷璜奉诏面君。道光皇帝问他：你在嘉定，距离吴淞口有多远？

40里。

吴淞口作战情形，你知道吗？

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嘉定听得到炮声。

牛鉴的奏折中说，陈化成击毁了数艘夷人的船，是真的吗？我们的炮，怎么能打坏夷人的船呢？

绝对不敢欺骗皇上，陈化成开始是打了胜仗。练廷璜信誓旦旦地禀报皇上。

此后，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练廷璜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多的野史笔记都说，陈化成在吴淞口初战获胜，击沉了多艘敌船，毙敌二三百余人。根据中英双方对吴淞口整个战斗进程的记录，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胡诌，目的大概是为了安慰可怜的皇上。

皇上听到练廷璜“先胜后败”的说法，很有些奇怪地问：何以见得呢？

这天我听到我军开了七十多炮。

你怎么能知道我军开了七十多炮？

因为敌我两军的炮声不同。

练廷璜的话让皇帝更加纳闷：你既然说陈化成先打了胜仗，怎么又会失守呢？

因为士气低落，怎么鼓都鼓不起来。

说到了最紧要处，皇帝的胃口被吊起来了，他急切地问：怎么会鼓不起来呢？

练廷璜沉默了，皇上的这个问题偏偏是他最无法回答的。除了听得到炮声，战斗进行时，练廷璜还远在四十里开外的嘉定，根本不可能了解吴淞口激战的真实情形。那个不知道是误听传言还是信口胡诌的“先胜后败”有点难于自圆其说。

见臣子不说话，皇帝着急地又问了一次。

这下，练廷璜急了，赶紧连连叩头：臣不敢欺君，如果那时有一股精兵，前往增援，大事就成了。

道光皇帝当时没有反应过来，面前的这个人正在欺君。他先说士气是失败的决定因素，皇上问急了，又说缺乏增援。这位并不在战斗现场却又将所谓士气、援兵和先胜后败描述得如亲历般的人，其实满口没有一句真话。

练廷璜的这番廷对，反映出当时天朝官吏一个普遍的心理：战争，其实还是有可能打赢的，只要处置得当。

如何才能处置得当，以赢得这场战争呢？

办法自然是有的，而且让你想不到。当时一个叫徐时栋的人有一段妙趣横生的记录。

宁波之战后的一天，清军军营突然一片喧哗，原来是抓住了一个给英军做间谍的中国人。此人被五花大绑，正要推出去砍头。但此人不断磕头，乞求免死。正在这时，一位将军刚好从这里经过，将军仔细看了看这个人，发现和他认识，原来此人是将军同乡，是个著名的小偷，不知什么时候居然当了英国人的间谍。

将军心里有些可怜这个人，就问他：你是愿意作为间谍被砍了，还是愿意当小偷而活下来？

临死之人，一根稻草都要抓住。小偷赶紧问将军：此话怎讲？

如果你能去偷洋人的头，我一定放了你。

还有什么比能活命更好的呢。小偷立刻满口答应。

不久，这个小偷果然偷了洋人的头，献给将军。

将军大喜，赏给他一大笔钱。

不仅能够活命，还真的赏了一大笔钱，小偷高兴得不得了。回家之后，仔细算了一下，觉得这个偷洋人脑袋的生意简直太有前途了。于是，他熟门熟路地联络了一帮江湖上的小偷弟兄们，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去偷洋人的头。宁波城的夜晚，顿时四处活跃着这帮小偷轻灵的身影。

他们怎么偷洋人的头呢？

到了晚上，洋人要派士兵巡夜。巡夜的一般是两人一起，一前一后在街上走，边走边聊天，还时不时地咯咯地笑。

走着走着，前面的那个巡逻兵突然发现背后没有声音。他回头一看，另一人的脑袋已经不在了，身子倒在街道上。这人一下子就被吓傻了，僵立在那里。

乘这个机会，黑暗中突然有人冲了出来，一刀下去，这个巡逻兵的脑袋也不见了。

有时，小偷还会穿着洋人的衣服，拖着一个竹杖，穿着皮鞋在街上溜达。等接近洋人后，突然一刀刺过去，把洋人干掉，割下脑袋。

如果要活捉的话，就用布袋子把洋人罩住，两边捆扎起来，扛出城外。

还有一种抓洋人的办法。

几十个小偷夜里悄悄躲到城墙下面。当城墙上的洋人巡逻经过时，小偷突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城墙上的洋人赶紧伸头往城外看，小偷立刻用藤条编织的圆环套住洋人的脖子，用力一拉，洋人就滚下城墙。小偷们赶紧把洋人的嘴堵上，双手反捆。城墙上的洋人看见自己的人掉了下去，以为他不小心，赶过来查看。这帮小偷就可以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全都套住，拖下城墙活捉。

凭借着这些“高明”的手段，这帮小偷们战果不菲。他们杀死或者活捉的洋人居然有百名之多。这还仅仅是白人士兵的数目，黑人士兵没有花名册，到底杀死了多少，英军自己都无法计算。

偷脑袋的生意，其实就这么简单，简直和戏文里唱的一样。

不过，面对如此丰硕的战果，大将军仍旧有些不满足。他问小偷：杀一百个小兵，不如活捉一个当官的。如果活捉一个当官的，马上给你三品官，赏你银子一万两。实在无法活捉，杀头也可以。

这个诱惑大得几乎没有人可以抗拒。

小偷把目标锁定在当官的夷人身上。可是，悄悄地活动了很久，小偷回来复命：没法弄到当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官的晚上不出门。他们通常都躲在室内，外面有士兵重重保护。小偷们派了几个飞檐走壁的高手，偷偷爬上屋顶，揭开瓦片，悄悄地监视。看见当官的上床睡了，再从屋顶悄悄溜到室内，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揭开被子，可是，床上居然没有人。

这帮小偷不服气，第二天又换了一个地方监视，情况还是和第一天的一样，床上仍旧是空的。

小偷们四处搜索，花了很长时间，一直没能搞清楚当官的晚上到底睡在哪里。

小偷们无奈又心有不甘地告诉将军：得一百个士兵的头，比得一个当官的头，要容易得多。

虽然没能杀掉当官的，但是这帮小偷在宁波的英军中还是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晚上出外巡逻，就不知道脑袋还会不会在自己身上，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英军上下一片恐惧，军心摇动。无奈之下，英军只好下令，撤出宁波。

了不起的战绩。天朝调动全国的力量，历经两年多的战争，就杀伤战果而言，根本抵不上这群小偷。而让英军因为战败而主动撤出一座重镇，连天朝的正规军也办不到。

这帮小偷不仅因为杀死了很多洋人而得到保举，纷纷得到了官职，也靠杀洋人发了大财，一夜暴富，在乡里成了受人尊重的富翁。

这种小说家的铺陈虚构，透露的是时人对这场战争的信心和天朝对战败的不服输心理。当时的国人相信，通过各种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战争手段，天朝总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

前方正在残酷地激战，而天朝上至皇上下至臣子，却依旧活在谎言和幻象中。

这些谎言和幻象，鼓舞着天朝继续打下去。

29．奕经的超现实主义与苏浙的残酷现实

裕谦死后，天朝下一个出场的，是扬威将军奕经。

看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这又是一位天皇贵胄，他的血统甚至比奕山更加纯正，是雍正皇帝的四世孙，是皇族中最受道光皇帝信任的股肱之臣，也是皇族“奕”字辈中升迁最快的一个。他集诸多本、兼职于一身，要缺如号称各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尊缺如协办大学士；还有捞钱的肥缺如崇文门监督。道光皇帝不仅给了他扬威将军的名号，还给他增调了数省兵力1万2000人，希望他扬威海疆，一扫夷氛。

可是，奕经虽有将军名号，却毫无实战经验。走到苏州，他就足足停了两个月，对皇帝说是各省援军没有抵达，据他的幕僚私下说，他实际上是在犹豫，到底是战，还是和。

奕经不懂带兵打仗，更不懂怎么去“剿夷”。好在这人还有点谦逊的精神，他四处广招贤才，搜罗各种剿夷的方略。但根据后来战场的表现，他似乎没搜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奕经的运气很好，正在休整的英军给了他充分准备和等待的时间。在整整四个月之后，他辛苦等候的各省援浙大军陆续开到。没有再不出战的理由了。

有一天，奕经突然对自己的幕僚说：“我做了一个梦，宁波一带的英军忽然全数登船，远远地逃走了。浙江东部一带，已经看不到一个夷人的踪影。”

“我也做了一个梦”，奕经的参赞大臣文蔚非常凑趣地附和：“就在大人做梦的同一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几天后，奕经到号称最灵验的西湖关帝庙抽签，签文上写的是“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

三天后，四川大金川的藏族援兵开到，每个士兵头上都戴了一顶虎皮做的帽子。

天赐吉兆，皇天保佑，此战定能一扫夷氛，大获全胜。奕经决定：全面进攻。

进攻的日子非常讲究。奕经为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反击作战选定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时刻：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寅刻。寅为虎，这叫“五虎制敌”。洋人是“羊”，奕经的“虎”专门吃“羊”。

1842年3月10日凌晨，扬威将军奕经的反击开始。清军的作战计划是同时向宁波、镇海、定海发动进攻。

第一路攻击宁波的是四川金川兵，这是反攻的主力之一，负责指挥的是段永福，因为他生年属虎。

在事先布置的内应的接应下，这支部队顺利攻入城内的市场。但是，奕经的军事行动并不保密，英军事前已经有所耳闻并做出相应准备。发现清军攻入后，英军立刻以密集火力回击。四川兵不支，只得迅速向城外退却。由于街道狭窄，退却队伍过于密集，英军拉来野炮，放低炮架，对清军展开平射，四川兵损失惨重，以致英军在追击中必须把尸体拉开，炮车才能继续前进。在英军反击下，清军全数退出城外。

这是奕经反攻中最有成效的一次攻击。

对镇海的反攻完全不着边际。清军施放了大约10艘火船，意图焚烧港内的英军舰船，但火船被英军用小船拖拽至岸边，没有造成任何威胁。与此同时，一支清军向镇海城攻击，英军第五十团的3个连主动出击，打退了清军的进攻。该路清军失败如此迅速，是由于主攻部队朱贵部居然夜间迷路，无法参与战斗。

奕经精心准备了4个月的攻势，在4个小时之内，就烟消云散。

天亮后，英舰沿宁波西南、西北两个方向搜索前进，共击毁37艘火船。

英军获悉一支清军部队在岱山集结，准备攻击定海，于是派出复仇神号炮舰前往攻击。英军在这一带遭到了一个炮台和几艘沙船的轻微抵抗，不过英军登陆部队随后占领了炮台，焚烧了沙船。

攻击定海的部队还没出发就被英军击溃。大约一个月后，在定海牺牲的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文决心为报父仇，孤注一掷，以大批火筏向定海英军舰船发动攻击，但被英军拖离。英军继续搜索，又发现了正在等候涨潮以便展开攻击的另一批火筏，英军将其全数击毁。第二天上午，英军将其他地方集结的火筏全数击毁。定海进攻，一无成效。

承受了清军第一波的攻击后，英军决定实施反击。英军获悉清军余步云等部正在奉化一线集结，遂主动派兵攻击，但部队前进10公里后获悉，此一线清军已经于前一天晚上溃逃。

英军情报称：慈溪为清军此次进攻的前进基地，有大量的作战物资集结在此。3月15日，复仇神号等3艘炮舰和约900名陆军士兵向慈溪进军。下午3时，英军派出2艘炮舰封堵了慈溪清军的水上退路，开始攻击作战。英军首先占领了城南一处俯视县城的制高点，准备架设野炮。未等英军靠近，城内的清军就开始炮击，效果极为微小，以至英军认定，这些炮击不过是“给皇帝留点面子”。

更让英军莫名其妙的是，清军主力竟然据守在慈溪以北半里的施公山上的炮台里，并不在意守城。英军以一部切断山上清军与城内的联系，大部向山顶进攻。英军攻击部队分兵包抄，夹击清军，顺利攻占清军军营。清军朱贵部交战不利，朱贵战死，守军损失惨重。

英军攻占慈溪后，继续向清军阵地长溪岭前进。英军发现原本驻扎于此的文蔚部已经撤离。英军退回慈溪，第二天全军撤回宁波，攻击行动结束。

整个战役，英军仅仅付出3人阵亡、22人负伤的代价。

英军逼近慈溪时，奕经心神摇荡，手足无措，决定立即逃走。在幕僚的劝阻下，勉强留守了一夜。第二天，文蔚部溃逃的消息传来，他再也不敢继续驻守下去，一路狂奔，逃进了杭州城。

战局如此，夫复何言。

奕经一塌糊涂的反攻大约两个月后，英军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842年5月，已经到了发动战斗的最佳季节。此时英军援军尚未按计划全数到达，璞鼎查还滞留在香港，但是，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仍决定展开扬子江攻势。攻势的目的，在于占领扬子江与大运河之间的交汇点——镇江，彻底切断大清国的大动脉。

为了集中兵力，英军主动撤出镇海、宁波，最大限度集结了在浙江的全部军事力量，扑向第一个目标——乍浦。

乍浦位于杭州湾的北侧，是对日本贸易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军在这里驻有驻防八旗军，设副都统。在宁波陷落之后，这里成为清军海防重点，除原驻旗兵外，尚有本省及甘、陕、鲁各省援兵，共计7000人。

5月17日，英军在杭州湾集结，并派出小股侦察部队。乍浦的防御体系相对于定海等地较为薄弱。清军在城东一线的高地前端，设置了两座炮台，但炮位仅有8个。高地上设置防御工事，有大军驻守，以防止敌军从这个方向突破。乍浦的城墙为第二线的主要防御依托，设置有数十个炮位。

18日，英军开始攻击。英军原拟以皋华丽号等3艘炮舰攻击炮台，但是一通炮击之后，炮台没有任何回击，清军已经放弃炮台。英国登陆部队的右路、中路纵队在郭富的带领下直接登陆，没有受到抵抗就占领了一座高地，然后兵分两路，向清军阵地纵深进攻，追击溃逃清军，直逼乍浦城下。

英军左翼纵队在清军阵地的右翼登陆，向乍浦城突进。一群旗兵溃逃至乍浦城附近的天尊庙，被该路英军和英军中路纵队包围。清军在这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利用庙中预设的枪眼回击英军。英军企图以野炮加以驱逐，但清军拼死不退。英军想砸开庙门，被清军射杀。英军只得以火箭和炸药包炸毁了庙宇，俘获的50名清军中，几乎人人负伤。

英军逼近乍浦城下时，发现护城河上的桥梁被清军拆毁。英军以小舢板渡河，登上城墙。清军全然丧失斗志，蜂拥而出，四散退却，大量的武器被随意丢弃在路上。

一名英国士兵在一封写给国内的信中说：在攻占该城后，我进入100多家住宅，每家至少有2人、许多家有8人死亡。这些都是母亲或女儿的尸体，她们是由于害怕被捉而自尽的。战斗结束后，掩埋了1600具尸体，其中大半是满族士兵，他们与敌人拼死搏斗，宁死不屈，几乎全部自尽。

乍浦之战中，中国军队的勇敢给英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名英军军官写道：当炮弹落在一名清军军官四周时，他毫无畏惧地指挥作战。虽然战斗失败，但是，不能给他们任何指责，在那里我们的实力是占绝对优势的，他们的防御是极其幼稚的。所以，中国人所缺少的是训练，而不是勇气。如给他们足够的训练，供给他们以欧洲的武器弹药，这就将会证实他们并不是可以轻视的对手。

乍浦失陷后，英军进逼吴淞。

吴淞不是乍浦，江南提督陈化成驻守于此。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住在阵地上枕戈待旦，防备敌军。经过两年的准备，这里已经成为可以与厦门、定海媲美的海防重地。

吴淞西岸沿江一线，新修筑了一道土墙，土墙上设置火炮134位。土墙的西部，有新月堰炮台，上设使用24磅重炮弹的火炮10门，防兵1000人。江对岸的东面有东炮台，设置火炮20位，防兵1000余名，可以与对岸形成交叉火力，阻截进入江口的敌舰。江内有清军战船驻防。

宝山县城安设大小火炮50位，防兵2000名。两江总督牛鉴亲自坐镇指挥。为防备英国人的侧袭，在宝山以北的小沙背一线，驻扎防兵700名。

但是，即使有充分的准备，牛鉴在吴淞的结局也不过是再次复制颜伯焘在厦门和裕谦在镇海的结局。

牛鉴，甘肃武威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他做官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河南巡抚任内，当时黄河大水漫堤，河道总督请求将省府迁往其他地方，但是牛鉴镇定自若，坚持守城。他的冷静沉着让道光皇帝大加赞赏，裕谦死后，牛鉴被提拔为两江总督。

牛鉴到任后，多次奏请加强江苏各海口的防务，特别是对吴淞一线重点关注。和同样文官出身而又没有实战经验的颜伯焘、裕谦一样，牛鉴战前对于自己的这个防御体系信心满满，大放豪言。按照他的作战预案，英舰只要进入江内，就将处于东、西岸炮火的交叉覆盖之下；若英军登陆，则防兵齐出，前后夹击，以多胜少。若英军在小沙背登陆，可以节节埋伏。若英舰闯过吴淞口，江上的战船可以迎头痛击。

又是一个层层截击，又是一个虎门防御思路的“吴淞翻版”。

问题是，战争大多不按预案发展，特别是那些对敌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制定的不切实际的预案。

6月16日凌晨，战斗打响。

经过侦察，在沿岸一带，英军没有找到理想的侧翼登陆地点，遂决定直接攻击土墙，陆军在平时用于登陆的地点正面强行抢滩登陆。

英舰逼近东炮台500码范围，炮台上的清军见状，首先向英舰射击。英舰北极星号和布朗底号等舰回击，8时许，东炮台基本被夷为平地。英舰西索斯号占领东炮台。

英舰摩底士号率领一队轻型舰船驶入内河，同时向土墙和新月堰攻击。这是英军的主攻方向。很快，两处炮台被摧毁，陈化成阵亡，清军遂放弃工事。英军迅速登陆，在受到一些轻微抵抗后，占领了土墙全线。

中午1点，英军全数完成登陆，向宝山县城进发，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宝山。

此役，英军阵亡2人，伤25人。清军阵亡陈化成及以下88人。

战前豪气干云的牛鉴，在得知土墙遭到攻击时，曾率队从宝山增援。但是，在路上突然遭到英军舰炮轰击，随身兵丁死亡十余名。与其他天朝大员的反应一样，初次领略英军大炮威力的牛鉴被吓坏了。他转身就跑，逃回宝山。

宝山也不安全。牛鉴在宝山并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向西逃去。牛鉴的脱逃，使宝山、小沙背一线的清军彻底溃散。

赢得战争，需要的是实力，而不是豪言壮语。

牛鉴的这次临阵脱逃，使他成为这场战争中的又一个罪人。事后，人们将此战失利的责任一股脑地全部归在他头上。

但事实上，牛鉴的走与留，最多只会拖延或者加速战斗的进程，并不会对战局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英军既然能轻易攻破重兵布防的土墙防御体系，也同样可以轻易攻破宝山城。

占领宝山后，英军向上海前进。在途中英军发现有两座炮台，当英军准备进攻时才发现，清军已经从炮台撤离，留下了40多门大炮。英军继续前进，占领了不设防的上海。在获得补给之后，英军撤出上海，在吴淞口集结。这时，英军得到了他们极其盼望的援兵。

7月5日，军力大大加强的英军向战略目标镇江前进。此时英军共有战舰12艘，轮船10艘，运兵和运输船51艘，陆军4个旅近7000人。

17日，英军舰船在金山一线实施封锁，切断了大运河。7月20日，英军在镇江城外完成集结。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开始了。

21日，英军意外地没有在充分炮火准备的情况下，兵分三路展开登陆行动。据说，由于吴淞的战功主要归英国海军，考虑到陆军的荣誉感，英军决定攻克镇江的任务应主要由陆军来完成。

英军第二旅为英军左翼，在北固山下一线登陆，展开侧翼牵制行动。

郭富率第一旅在运河西岸登陆，炮兵和第三旅为后继部队，是英军右翼。该部登陆后，发现了驻扎于城外的清军齐慎部，随即以一部兵力分左右两路对清军展开攻击。清军溃散。

此时，英军第三旅在两门野炮的掩护下，炸开镇江西门，英军进入镇江。

英军左翼部队压制了北固山一线的清军火力，向镇江东北角攻击，架设云梯，攀援而上，登上镇江城墙。守卫东北一线的是旗兵，他们顽强抵抗，寸土必争，与英军在每一个城角和炮眼展开短兵接战。英军肃清此一线抵抗后，分左右两路，向城墙西、南两个方向攻击，接应西门的英军。两翼攻击部队会合。

一批旗兵被逼至城西一带。在这里，他们进行了最后的绝望的努力。据英军记载：满族士兵先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把他们的尸体投入井中和别的地方，然后自杀。尸体散落在院子里到处都是。副都统海龄退回内城后，让妻子和孩子自尽，随后自己投火自焚。

旗兵的英勇使镇江成为这次战争中英军战斗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共有37人阵亡，127人受伤，伤亡几乎相当于在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和吴淞战斗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城破之后，虐杀俘虏和普通百姓、劫掠财物、淫辱妇女的情形，在中国的历次战争中从来都不新鲜。这些旗兵们最后一搏的英勇行为，战争中的中国人非常容易理解。当海龄们杀死自己可爱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投火自焚或者挥刀自尽时，一定回想起了他们女真祖先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

但是，如果海龄们知道近代战争的交战规则，他还会杀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吗？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曾如此评论道：“这是一种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的人民，是一种还需要学习才会使用那些基本信号如休战旗之类的人民，是一种还是信守战争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杀死敌人的书本教条的人民。”

30．“和”“战”之间的变换有时非常简单

奕经兵败后不久，道光皇帝收到了浙江巡抚刘韵珂的一份奏折。这份奏折很有名，被后来人称为“十可虑奏折”。所谓的“十可虑”，就是指出这场战争中十个非常值得忧虑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军火器猛烈，并非不善陆战；清军士气瓦解，无法再战；远兵须臾难以调集；地方人心不稳；等等。

这等于明确地告诉皇上：这个仗，打不赢。办法只有一个——“抚”，也就是求和。

在这份奏折的夹片中，刘韵珂还请求皇帝：伊里布这个人老成谨慎，镇静深沉，去年他其实非常认真负责，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甘当大任，百姓都感念他保卫浙江的恩情。现在正是浙江用人之际，是不是可以让他到浙江效力赎罪？

刘韵珂不想再打了，他主张议和。只不过，被人称为“办事结实、为人乖巧的”刘韵珂深谙官场那一套，他把话说得非常委婉。这种乖巧圆滑让他成为这场战争中唯一没有受罚的一线大员。

不久之前，刘韵珂还是一个毫不动摇的坚定的主战派。刚从四川调到浙江，他就对伊里布等人的“抚夷”措施颇有微词，暗中支持颜伯焘弹劾伊里布，奏请启用林则徐、邓廷桢。裕谦主持浙江防务后，刘韵珂热心协助他整顿浙江海防。林则徐在浙江的35天里，刘韵珂更是与他朝夕相处，协同指挥定海、镇海一线防御工程的建设。林则徐启程前往新疆，刘还亲往寓所送别。

但是，定海三总兵战死、裕谦自尽、镇海陷落仿佛晴天响起的一串串惊雷，刘韵珂对战局一度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找一个生病的借口离开浙江。奕经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最后一丝残存的希望。但是，奕经的反攻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彻底摧毁了刘韵珂最后的抵抗意志。他对战争的态度完全改变。他不想打了，一点也不想打了。他要议和。

从剿到抚，从战到和，态度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不只是刘韵珂一个人。

前期琦善、伊里布也都曾经有过“剿”的念头，一旦与英军接触后，都变为“抚”的代言人。

奕山、杨芳广州之败后，也忙不迭地议“抚”，把那点“剿”的心思扔进了爪哇国。

颜伯焘是主“剿”的领袖人物之一，但厦门之战后，他在私下场合“畅论”英军的船坚炮利、纪律严明，称这绝不是天朝的军队能够抵御的。

林则徐的忠实拥趸和粉丝广东巡抚怡良在调任闽浙总督后，坚持与英军和平相处，拒绝攻击只有约300名英军驻守的鼓浪屿。他私下对人毫不掩饰地明言：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

扬威将军奕经在兵败之后，心悸股颤，只得转入“缓兵苟安”。

所有的主和派，都来自战败后的主战派。英军扬子江战役开始后不久，主战场苏、浙战区已经再也听不到主“剿”的声音。

道光皇帝那边，也有了一些不寻常的征兆。他把原拟斩监候的琦善“加恩释放”，准备派往浙江军前效力，但奕经不同意，道光皇帝只好将琦善改发军台效力。收到了刘韵珂委婉但意思非常明确的“十可虑奏折”后，这位一心主剿的皇帝居然没有发怒，反而在奏折上批示：所奏不为无见。

同一天，盛京将军耆英进京请训，他被任命为广州将军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赴浙江督办洋务。道光皇帝同时发下两道上谕：耆英立即前往浙江；伊里布发浙江军营效力。

政策出现了转向的迹象。一帮满族大臣嗅出了不同寻常的气息，他们开始行动了。

这天，皇上召见新任直隶总督纳尔经额，纳尔经额委婉地为琦善说项，请求皇上放琦善一马。

意料之外的是，道光皇帝默许了。

纳尔经额的这个举动，让他的门生大感意外：老师您一个人力保琦善，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

纳尔经额这才透露玄机：这件事，我原本并不想说话，但这是穆彰阿的意思。穆彰阿为了避嫌，只好由我出面。目前，连恭亲王和其他几位铁帽子王爷都出面为琦善说话。看来，琦善的问题，眼前就会有转机。

大臣保琦善，皇上并没有龙颜震怒，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从皇上到大臣都已经意识到，琦善可能是冤枉的。或者说，议和，而不是战争，可能是对的。

但是，和、战之间，汉大臣和满大臣向来顶牛。满大臣力保琦善的同时，汉大臣也采取了行动，他们要力保林则徐。

一天，京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王鼎死了。

汉大学士王鼎已70多岁，在朝廷上德高望重，是前朝托孤的老臣，更是朝廷里主战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这天，王鼎单独朝见道光皇帝，谈着谈着，王鼎从怀里拿出一份奏折，要求重新启用林则徐、邓廷桢等坚决主战的大臣。王鼎的意思很明确，要和英夷坚决战斗下去。

皇帝不同意启用这些人，可是又不得不照顾老臣的面子，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先生啊，你的病还没好，回去再继续调养调养吧，何必这么急着上朝呢。

王鼎不管这些，还在皇帝面前喋喋不休。道光皇帝生气了，干脆拂袖而起，不想和他多说了。

王鼎情急之下，一把抓住皇上的衣角，大声嚷嚷道：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

见王鼎如此执拗，皇帝气得不得了，干脆一转身走了，不再理睬他。

王鼎命好，清朝的皇帝大多都明白事理，兢兢业业，虽然能力有大小，但都不算非常混账。要是放在大明朝，王鼎这样肆无忌惮地批龙鳞捋虎须，至少要被拖出去狠狠打一通屁股，直到皮开肉绽，甚至一命呜呼。

按说，这事到此也就算了，可是王鼎不罢休。第二天，他本该休息，可他还是去了军机处。军机大臣正好都在上朝，王鼎便在军机处坐等。军机们散朝后，一位大臣见到王鼎，打了个招呼。满、汉首席军机潘世恩和穆彰阿要再过去招呼时，王鼎已经不见了。大家觉得很奇怪，赶紧四处寻找，找到茶房别院，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王鼎已经上吊自杀了。他的怀里，还揣着前一天的那份奏折。

尸谏。所有谏诤方式中最严重的一种。王鼎要用自己的一死，换得皇上接纳自己的意见。

无论在哪个朝代，尸谏都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情。它说明谏言者捍卫正道的决心，也隐晦地指斥了皇帝的昏庸。有清一代，此前还没听说过哪个大臣搞过尸谏。下一次尸谏，还要到20年之后光绪皇帝刚刚登基时。

道光皇帝压力山大。不好好地和英国人战斗，万一哪天又来个尸谏，这个昏庸的名声，算是背定了，他在青史上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

不只是王鼎主张力战，当时，在朝廷上有苏廷魁、金应麟、陈庆镛和朱琦四人，号称“三直四虎”，也坚决主战。王鼎的尸谏对道光皇帝的决策产生多少影响，资料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是王鼎一力主战的意见，随着败报的不断到来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越来越不通权变。

战争结束之后，奉命与英方谈判的天朝大员黄恩彤沉痛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战争进行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成为画饼。就是现在讨论的造船、铸炮、练水勇、建筑堡垒等，也都毫无把握。那些主张进攻和防守的人，都没有和夷人直接打过仗，不懂得夷人的实力，只不过参考一些现成的古书，比如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以为书上所说的那些东西，在当下还可以发挥作用，甚至误信小说野史，以为周瑜赤壁大火、水草缠住船舵乃是水战的秘诀，却不知道这些夷人船坚炮利，绝对没法对敌，更毫无办法击败他们。由于这种差距，天朝往往花费很长时间备战，但是一战就被彻底击败。

开战不行，那么，怎么对付夷人呢？

黄恩彤的办法很简单：中国唯一能控制和“羁縻”夷人的办法，就是通商。天朝方面捐弃前嫌，示以宽大，裁减陋规，明定税则。有了通商的利益，夷人就知道用兵的害处，当然就会“俯首帖耳，歌咏皇仁”，不会再启兵端了。

黄恩彤的见识，可谓那个时代的领先者。

朝廷中，和、战两派意见僵持不下，道光帝本人也非常纠结和矛盾，于是，他既命令继续大力进剿，也放伊里布到浙江。

接到皇上的谕旨时，伊里布正与琦善一起被发配在口外。伊里布告诉琦善：新任的直隶总督纳尔经额曾经多次来信，说夷人如果前来攻击天津，天津一带一定可以守卫，能够打胜仗。

琦善全然不同意：夷人不来天津则已，如果真的来到天津，天津一定无法守卫。

伊里布茫然地问亲信张喜：你住在天津，对那里的情况应该比较了解，你认为，天津海口，到底能不能守卫？

张喜肯定地说：据我的愚见，天津海口恐怕难以守卫。天津防御情况，根本比不上虎门和镇海，虎门、镇海都无法守卫，天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亲身领略过夷人船炮的琦善和张喜，当然不会同意对夷人茫无所知的纳尔经额的判断。一旦天津真的像镇海那样失守，对于天朝意味着什么，伊里布和琦善想都不敢想。

局势既然如此，到浙江该做些什么，伊里布当然心知肚明。

但是，道光皇帝还心存侥幸，他还不愿意承认军事上已经完全无望，像他期待奕山、奕经和其他人那样，他希望这次派去的耆英能有点让人振奋的表现。他给耆英的指示是：先剿后抚。

两层意思：不让步，肯定不行了，这是前期作战失败后迫不得已而得出的结论；但是，即使让步，也要在军事上有所成就后，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更重要的是，天朝必须为自己找回一点颜面。

临出发前，伊里布前往圆明园请训。张喜告诉伊里布：如果皇帝召见的话，一定要把夷人的情况彻底说清楚，“方能有济”，如果还是像上次那样，对敌情如此隔膜，朝廷这边，还会掣肘。

伊里布对张喜的这个意见深以为是。

但是，伊里布在圆明园没有等到皇帝的召见，无法将英夷的真实情形上达天听。听到这个消息，张喜吓得“五内悚惶”。

天朝大臣的亲信家人，个个都是猴精。张喜的担心和恐惧非常具有前瞻性。皇帝根本不知道英军的实情，要打，打不过，失败的罪责要由臣子们来承担；要抚，对方一旦要价太高，朝廷不答应，责任还是由臣子们来承担。臣子受罚，直接办事的家人也别想逃。大理寺审讯琦善时，琦善派往英军谈判的家人鲍鹏也曾经被反复提及，好在逃得快，才没有被一并治罪。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真实情况如实地禀报皇上，让皇上承认现实，迅速结束战争，达成协议，作出必要让步。但是，皇上没给伊里布这种机会。伊里布此行，还可能像此前一样获罪。

张喜想到这些，后脊梁骨一阵凉意。他干脆装病，不去浙江了。

伊里布知道张喜的心思，派人来劝说：你不是向来都说自己不怕死吗？怎么这次又推诿了呢？

我虽然不怕死，但是，死也要有个像样的死法。

没法子，伊里布只好独自和耆英一起南下。

宝山陷落、英军进击镇江后，万般无奈的道光皇帝终于彻底转向，朝廷和谈的政策基本明确。伊里布致信张喜，告诉他朝廷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张喜这才南下与伊里布会合。

离开北京之前，耆英和他前面的几个钦差一样，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并且对时局很有信心。

耆英，满族宗室，正蓝旗人，父亲为东阁大学士。据说耆英是道光皇帝的近亲和小时候的玩伴，靠着旗人的身份和祖宗的福荫，耆英一辈子当官都比较顺遂，一直在八旗军中任职，此时的职务是盛京将军。英军在天津投递书信后，前往东北一带巡航。耆英很担心英国人攻击东北，在非常认真地考察了东北沿海的布防情况后，耆英觉得，东北沿海的防御，一旦开战，“战虽不足，守则有余”。有一次道光皇帝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三更半夜乘夷人不备，偷偷从夷船后面接近，用炮轰击船尾，可以击沉夷船，他命耆英设法办理。耆英赶紧去找了一些水性好的人，如法准备。

耆英离开北京时，皇上告诉他：省城杭州是根本重地，如果这里兵力单薄，需要从本省和其他省调兵，你自己尽管调用就是。

耆英还在前往浙江的路上时，御史苏廷魁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英国和邻国交战，英国本土被人攻陷，这支英国部队将回国救援。

这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皇上命令耆英迅速进剿。

5月，耆英和伊里布到达杭州后不久，英军发动扬子江战役，此前相对稳定的战局急转直下，局势顿时一片混乱。耆英知道大事不好。

出京之前，耆英还抱着“战而后抚”的思想，但是，一旦接触到一线的实际情形，耆英就像是一桶冰水兜头泼下，剿夷的万丈雄心，立刻化为抚夷的实际行动。乍浦之战后，耆英坦率地向皇上报告：敌人非常猖狂，战吧，战不得，守吧，守不住。

唯一的办法是：暂时羁縻。也就是说，停战议和。而现在的情况看，羁縻恐怕都很困难了。

浙江这边的军情已经非常紧迫，耆英和伊里布不等皇上答复，就擅自不断向英军发出照会，要求停战谈判。

吴淞陷落后，6月30日，耆英和伊里布来到昆山，见到两江总督牛鉴。几天后，使者带来璞鼎查的复函。英方称：耆英和伊里布不具有全权公使的身份，不能停战，而且，大军已经集结，不战不行。但是可以谈。

“全权公使”是近代才出现的词语，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并没有这一概念，因为皇帝不可能真正赋予任何一个人全权，所有人都必须受皇帝谕令的指挥。为了这个“全权”，20年之后，中西之间还有一段纠结和争吵。

此时，急于和谈的耆英又接到朝廷一个让他无比纠结窘困的指令。皇上警告耆英：你们不能自降身份去和这些夷人谈判。即使他们前来求见，也不许见。只能用书信交涉，免得落入他们的圈套和奸计之中。

奸计，阴谋，成为西方人异常隔膜和不解的中方常用词。

道光皇帝继续指示：如果这些夷人的要求过于苛刻，就攻击他们的营地，或者至少阻止他们前进。

英军如此深入，道光皇帝对战争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7月9日，他在谕令再次指示耆英：英军拒绝停战，继续和谈不仅无用，还可能损害国家威严。

皇上还想打，这可急坏了已经从一力主剿变为一力主和的牛鉴，他不惜搬出了乾隆帝那段不光彩的往事来劝说皇上：皇上啊，当年乾隆帝打缅甸打不下来，不是也降诏罢兵了吗？

这道奏折让道光皇帝非常不高兴。

但是，英国人不在乎他高兴不高兴，几天后，英军向镇江进发的消息传到北京。这个消息对道光皇帝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太知道镇江的重要性了。他急令耆英赶紧去江苏，协助牛鉴准备攻剿事宜。

虽然谕旨还在说“攻剿”，但是此刻道光帝终于知道，这个仗，不能再打，这个夷，不能再剿。

道光皇帝十万火急给耆英发了一道密诏：尽快与英国人谈判，以阻止英国人继续进军，诸多事宜耆英可以便宜从事。这些洋鬼子好像心中有所疑虑，所以不肯停止进军。这事实在太让人担心和忧虑了。耆英你要赶紧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有悔过之心，就替他们把所有的要求都上奏皇上，一定可以得到皇上的恩准，不必过于担心。

耆英也再次向皇上密报：不能打了。

耆英曾亲自前往镇海、吴淞口、乍浦一带的战场，考察了海龄、陈化成阵亡的地点和牛鉴的指挥部所在地，见识了英国火炮的巨大杀伤力，耆英得到了一个对天朝来说已经太迟但依旧非常重要的认识。他在密折中告诉皇上：天朝在各处不能取胜，并非战斗不勇敢，也不是防守不严密，各地的前敌守备和指挥并没有太大的责任，包括林则徐以及皇上责罚的琦善、伊里布都是好官。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官兵，仿佛乌合之众，我们的民心，已经全部涣散。

君臣终于想到一块儿了。道光皇帝指示军机大臣：如果敌人真心求和（此时想求和的并不是英军），除通商外，没有其他无理要求，朕也乐于罢兵休战。就算仅仅只给香港一个地方，让他们居住和做生意，或者英国商船偶尔到福建浙江口岸，暂时停泊，售卖货物，虽然有违祖先的规定，但是，朕难道不会考虑保全沿海生灵，把它当作羁縻外夷的办法吗？

皇帝终于羞答答地同意，可以割让香港、在闽浙地区新开口岸。

这是一个重大而又难于启齿的让步。所以，皇帝让军机处转告耆英，先把这个意思当作耆英“自己的意思”。耆英可以这样对英国人说：如果英军立刻停止战争，我可以上奏皇帝，赏给香港作为堆放货物的地方，并在闽浙沿海增开几个口岸。如果这样的条件你们都不答应，终年交战，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们同意，那我就可以做主，代为启奏皇上，保证能得到皇帝的允准。此后，大家同享太平之福。

可怜的皇上，死到临头，还要顾及自己的脸面。

但是，道光皇帝还是晚了一步。军机大臣发出这份谕旨时，镇江刚好陷落。

31．《南京条约》：匆忙而草率的错误

英军占领镇江后，溯江而西，向南京扑来。4月5日，英军在南京城外完成集结，总兵力4500人，大小战船70余艘。11日前后，英军完成攻击部署。

在中国历史上，这可能是进攻南京城兵力最少的一支部队，但也是火力最猛烈的一支部队。

南京危在旦夕。

南京的牛鉴急火攻心，他给皇上的奏折，已经到了口无遮拦、不顾及任何忌讳的地步：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这句话后来在江南官场上广为流传。

镇江失陷，南京危殆，帝国的脖子被牢牢地掐住。皇帝愤怒、恐惧和哀怨地告诉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必妥善办理，不能再有一丝犹豫。

战争开始两年后，一直在犹豫的皇帝，这回真的不再犹豫了。

战争虽然还在1000公里外的南方，但京城已是一片混乱。达官贵人们惊惶不已，胆战心惊。甚至平时唱惯了痛剿夷人高调的那些人也都纷纷准备退路。平谷县距离北京一百四五十里，四面群山环绕，是天然的避难乐园，许多人赶紧在这里购买或者租赁房屋，一旦有风吹草动，就立刻往这里躲。一个官员告诉自己的朋友：如果哪一天北京九门戒严，我肯定就在平谷。

英军屯兵南京城下，城内的牛鉴五内俱焚，不断地给璞鼎查发送照会。

璞鼎查的条件是：交600万，可以不攻城。

先给30万，再给30万如何？牛鉴讨价还价。

璞鼎查对这种菜市场式讨价还价的方式并不感兴趣：清方不愿意赎城，英军将立即进攻。

牛鉴十万火急地派人去无锡，请还在路上的耆英、伊里布飞赴南京，以救倒悬。

三更时分，这封求援信到达无锡，正巧张喜当天也赶到无锡与伊里布会合。耆英连忙让张喜星夜赶往南京，让他替他们说服夷人不要开炮，等钦差大臣耆英到达后，“从权办理，以成抚局”。

刚刚被耆英临时授予五品顶戴的张喜连夜摸黑一路狂奔，第二天清晨，这个重要的小人物终于跌跌撞撞地赶到南京。

急得团团转的牛鉴，见到张喜仿佛见到了救星：英军今天就要攻城了，耆英、伊里布那边有什么办法吗？

张喜像个神汉一样，掐指一算，悠悠地说：不用担心，英军今天不会攻城。

怎么可能？牛鉴意外得几乎跳了起来。

张喜说：今天是夷人的礼拜日，他们在这一天都要休息。

跟着伊里布在浙江多办了几次夷务，让张喜长了不少见识。

靠得住吗？牛鉴喜出望外又不大敢相信。

绝对不敢胡说。张喜肯定地答复。

牛鉴松了一口大气：耆英和伊里布什么时候到？

明天。

牛鉴立刻给璞鼎查发出照会：伊里布明天到，有什么事情，明天见面再谈吧。

牛鉴只提伊里布不提耆英，是因为他觉得伊里布在浙江曾经善待英国俘虏，打他的旗号应该比较管用。

8月8日，伊里布到达南京，再派张喜前往英舰。

但是，那个已经困扰了耆英和伊里布3个多月的“全权”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在8月3日，璞鼎查曾经专门答复耆英：中方代表如果能够按照英方的要求，有独立解决问题的全权，英方同意停战。

耆英称：钦差大臣就等于你们的全权代表。

但璞鼎查不予认可。

张喜这次带去了证明伊里布全权的文件，但是英方还是不予接受。英军翻译马儒翰劈头一句：全是空话，于事无补，今天这事，只能继续战斗。

据张喜自己记载，他在谈判桌上以一敌十，指陈挥洒，汪洋恣肆，一副苏秦、张仪的风采。双方争论了整整一天，最后约定，英方将本方要求拟定成文书，第二天中方派人取回。

但是，英方的文书没有及时拟定，中方派去的人在英舰等候，第二天并没有及时回来。南京一片谣传：英军将在11日攻城。

张喜再次受命前往英舰，牛鉴让他口头传达：可以把赎城费提高到300万元。

这一夜，南京无眠。

11日清晨，张喜回来了，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如果答应英方条件，英军可以不攻城，赎城费也可以不要了。

这时，耆英也赶到了南京，他让张喜再去见英国代表。英方的文书这次总算拟好。双方约定，12日在南京城内静海寺会见，正式就条约内容进行商讨。

第二天，英方代表到达，向张喜口头传达了英方的条件，并将条件抄录了一份给清方。如中方有什么异议，可以写在抄件上。双方约定，明天中午继续谈判。

英方的条件共8项，主要有：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废除行商、平行外交等，基本在巴麦尊指令的框架之内。最大的改动是，原计划中的第一要求割地可以与新开通商口岸互换，但是，鉴于英军战场上态势大好，璞鼎查将两项并列提出，超出了巴麦尊最初的指示。

英方正式开价了。按照谈判的规则，轮到中方还价。

会面结束后，张喜将抄件带回南京城，立马将其转递给耆英、伊里布和牛鉴。

接下来的事情让张喜大感意外。三个人接过文件后，看都不看，顺手就交给了牛鉴手下一名姓萧的师爷。萧师爷略略看了几眼，连说“滞碍难行”，随手就把它扔在了文件堆里。

这一天，没人再谈起这份文件，没人愿意再考虑究竟如何向英国人还价。大概英国人承诺停止进攻让几位大员有了安全感，一份如此重要的外交文书，就被这样草率地处理。耆英等人犯下了一个大错。

外交谈判在性质上与市场买卖没有太大区别。开价与还价，从来都是一个必需的过程。大部分情况下，任何一方的要求都是可以讨论和削减的，并不意味着必须全盘满足。在接到英方开价后，耆英等人原本可以逐条讨论，并在正式谈判中提出本方的意见，降低成交价格，正如琦善在广州谈判中那样。况且，中方并非毫无机会，割地和新开口岸，英国原本只要求获得其中一项即可满意。一旦谈判展开，在中方的坚持下，英方未必不会放弃一些要求。

但是，耆英等人轻率地放弃了还价的机会，就等于把自己逼到了墙角，被迫只能满足对的第一轮的全部要价，而对方第一轮的要价通常都是最高要求。

按照张喜与英方的约定，他应该第二天向英方通报中方对条约的态度，并把中方的具体意见备注在这份条约草本上。张喜临出发时，去向牛鉴要这个草本。牛鉴连忙找师爷，可是师爷出门拜客，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牛鉴等人都没有仔细看过条约内容，根本没法给出任何具体答复。

张喜心急如焚。他知道，英军对南京的威胁仅仅是暂时解除。南京的前途，必须由这场谈判来决定。可是，眼前的耆英等人却似乎并不着急，张喜无可奈何，只好空手前往静海寺与英方代表会面。

果然，见到张喜，英方代表劈头就问：昨天的文件，是否带来？

张喜只好打太极：钦差正在考虑，所以没有带来。

英方代表非常不快：这么重要的文件，你都不带来，没有凭据，怎么议事？

翻译罗伯聃在一张纸上写下一行字：你们处处都在欺骗我们，并不是诚心想停战和谈。

另一位翻译马礼逊说：你们议和，全都是缓兵之计。

英方再次提出了那个全权委任的问题。英方要求，谈判代表应是皇帝委以全权的人。

在此前耆英与英方的交涉中，这个被频繁提及的问题就已经难倒了耆英，小人物张喜更茫然无措。自古以来，皇上都是最后的决策者，中国人从来没有西方外交中的全权委任的概念。

钦差大臣不就是全权谈判代表了吗？张喜非常不解地问。

不是。

英军代表麻恭少校当场退出谈判，临行时愤愤地威胁：明天黎明前如果看不到全权委任状，英军就要开炮。

经过一番非常不快的讨论，英方总算同意：多给中方几个小时的时间，明天上午之前，如果还没有回信，没有出示全权委任状，英方就开炮轰击南京城。

张喜赶紧回报耆英。原本以为已经风平浪静的耆英，顿时对自己的轻率大为懊悔。

情况紧急。耆英十万火急派人转告璞鼎查：中方态度是真诚的，不是缓兵之计。耆英甚至赌咒发誓：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昧心之事，天诛地灭。

三个人又连忙找来萧师爷，让他把昨天张喜交来的文件找出来。师爷完全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脸的茫然。大家只好提醒他，就是昨天你说的“滞碍难行”的那份文件。师爷这才把它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

耆英、伊里布和牛鉴赶紧凑在一起紧急商议。三个人都觉得，时间紧迫，来不及从容研讨具体条文，更不敢跟英国人还价，唯一的办法，只有完全同意他们一切要求。

耆英等人赶紧拟定一份照会，通盘认可了英方提交的条约草本，让张喜连夜把这份照会带给璞鼎查，请璞鼎查一定原谅，先不要开炮。

耆英等人又犯了一个大错。英方其实是在催促中方尽快进入实质性谈判，而不是催促中方尽快完成条约。对近代谈判规则略有所知的人都明白，从谈判开始到最终达成条约，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所需要的时间，甚至常常以年来计算。

夜半子时，张喜匆匆出城，次日凌晨，这份中方非常草率地确认的条约文本送达英舰。南京城终于避免了一场炮火之灾。

当天中午，天朝代表黄恩彤和咸龄两人与马礼逊、麻恭等人在静海寺会见。麻恭拿出了英王授予璞鼎查的全权大臣委任状，罗伯聃当场将其内容翻译成中文。

轮到天朝代表了。据英方记载，经过一番隆重的仪式，一位中国官员才取出一个箱子，他用双手捧着黄绸，两眼注视着，慢慢地走近桌案，敬呈给黄恩彤，后者打开黄绸，里边的一个黄盒子放着皇上委任耆英为钦差大臣的圣旨。马礼逊看了一下，说是真的。

天朝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全权代表。耆英用皇上委任他为钦差的圣旨，好歹把从来没有见过圣旨长什么模样的英国人糊弄过去了。耆英的全权委任被英方认可。这一刻，战争结束了。

双方交换各自文件，开始讨论条约内容。看到英方的文件，咸龄咕哝了一句：条约太苛刻了，但是，如果我们打了胜仗，也会向英国提出同样的要求。

由于耆英已经先行全部认可了英方的条约草本，谈判进展极为顺利，双方没有过多讨论就迅速达成一致，条约基本敲定，谈判主体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事情，就是按照一般性程序，完成条约中英文的文本准备，最后签约。在条约基本敲定前，双方的主要谈判代表甚至连面都没有见一次。

只要能够停战，耆英等人什么都可以答应。

交涉期间，耆英、伊里布和牛鉴联名向皇上汇报：形势万分危急，呼吸之间，就可能酿成事端。我们只能冒死允许夷人的要求，以拯救百姓。英国人不过要求通商，并没有什么“异谋”。为保江南大局，只好同意英国人的要求。

16日，英方根据会谈情况，拟定条约草案。

17日，英方向清方提供了一份条约草案。由于需要翻译，耽误了一天，中方才拿到条约中文文本。

19日，双方再次会谈，清方听取英方对条约的说明，并表示接受条约草本。同日，条约草本被送往北京给皇上批准。

20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登上英军旗舰皋华丽号拜访。

谈判过程中，唯一的争论来自皇上。一直在关心前方谈判的道光皇帝突然发下一道圣旨：福建已经有厦门通商，一省之内，不应有两处口岸，福州不必开放。

但是璞鼎查认为，福州开放涉及红茶贸易，不能让步。直到签字的最后一刻，福州开放才得到皇上批准。

20日，璞鼎查又提交了一份有关条约的备忘录，也被耆英接受。璞鼎查根本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如此之快。

24日，璞鼎查回访耆英。耆英表现出想立即签署条约的急切心情。

26日，璞鼎查带着一队卫兵进入南京城，正式交付条约文本。双方对条约又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审读，结果是“对条文的字眼或者措辞一点吹求也没有”。

8月27日，皇帝批准的条约送达南京。由于伊里布生病，条约的最后签署推迟了一天。

29日，在英军军舰皋华丽号上，中英双方代表在条约上正式签字、画押。

31日，耆英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臣等这次办理夷务，形势异常艰难，采用的也是对天朝最不利的办法。但是，考虑到情形已经如此严重，不能再顾忌道理的对错。夷人要去洋银2100万元之多，口岸增加到5个，我知道国家经费不多，海疆也不能轻易给予外人，但是，敌军势力强大，占据我方要害之地，原本是小小的威胁，现在已经变成了腹心之患。如果不借此机会迅速招抚，这些夷人到处乱跑，不知道又要跑到哪里。何况，这两年调集数省兵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总是不能得手。现在夷人兵力又增加了一倍，万一攻破南京，溯流而上，胜负已经可以预料，如果不幸搞成了南北分裂，祸害真是无法枚举。

总而言之，签订这个条约虽然是下下策，但还是不得不这样。

道光皇帝朱批：这个条约让我异常愤恨，但考虑到战争要让百姓涂炭，只好勉强接受。

天朝急于停战媾和的心态，被英国人明明白白地看在眼里。一名在签约现场的英国军官写道：中国官员并不隐饰他们是急于求和。

另一名军官也写道：为欧洲的外交家所如此仔细地钻研和谨慎地考虑过的条文，只占去（清帝的代表们）一刹那的注意力。他们的所有心事集中在一个主要目标上，就是要我们赶快撤离。这心事之强烈，已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结果，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他们恳求全权大使撤走舰船。

天朝最急切的头等大事，就是让夷人赶快撤兵。为了撤兵，一切都好说。这个改变中国历史的、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和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母约的《南京条约》，就在前方谈判大臣和后方皇上的一片急切和匆忙之中草率地签署。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条约签字的前一天，天朝钦差耆英心情沉重坐卧不安。大家以为他是为了条约而忧虑，没想到他竟然问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如果我上英国舰船签署条约，英国人会不会把我扣留下来。

伊里布回答：如果真发生这种事，我要和这些悖逆的夷人拼老命。

伊里布在说笑话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已经病入膏肓的伊里布不知该怎么去和夷人拼老命。

伊里布的话大概没有给耆英太多安慰。当耆英和璞鼎查分别在条约上签字后，英舰鸣21响礼炮以示祝贺。听到炮声，耆英和牛鉴“面容失色”，让张喜赶紧去问：还有其他什么礼仪吗？

耆英的意思是，你们别再放枪放炮了。

英方回答：没有了。

耆英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据当时的记载，他一直神色惊慌，好不容易下了英舰，回到城内，方才“喜不自禁”。

耆英担心的，首先是英军尽快撤军，其次是自己的生命安全。原本他最该操心的条约本身，他反倒不那么在意。

资料中唯一看到有关耆英等人对条约的反应的记载，发生在条约签订之后几天，有传言说法国也有增开口岸的要求，这个消息让各位大员“甚为疚心”。

但是，木已成舟。

事后审视这段历史时，主导签约全过程的耆英以沉痛的心情写道：战争中，有主和与主战两派。真的让主战的开战，主和的议和，事到眼前时，也都一筹莫展。

耆英说对了主战派，也说对了主和派。

观礼缔约过程后，一位叫利洛的英军军官在他的随军笔记中记载了一个对中国的预言：有一天，他们的国家要被一只女子的手征服。

利洛用夸张的自豪口气写道：中国已经被一个女子征服。

1．《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在哪里？

1842年8月底的一天夜里，道光皇帝独自在养心殿前的回廊上徘徊着，他的手里拿着一份奏折，嘴里不停地叹息着，脸上充满了痛苦、怨愤和不甘。

北京盛夏的夜里，月华正浓，养心殿内的烛光忽明忽暗地扑闪着。皇上身后的几个太监不时听到皇上喃喃自语：不可，不可。

已经是三更天了，忽然，皇上猛地顿了顿脚，反身走进大殿，打开奏折，用朱笔在上面逐一划勾，然后命令太监赶紧把这份奏折送到军机处拟旨。

让道光皇帝夜不能寐、痛苦不堪的，就是这份《南京条约》。

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南京条约》是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

后人最常提及的重大主权不平等内容，主要包括割地、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以及军舰内河航行权等。除割地外，其他内容从来没有出现在《南京条约》之中，而是包含在中英双方此后签订的《江南善后章程》《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后两者被合称为《虎门条约》）诸条约之中。那时，战争早已结束。

《南京条约》标志着天朝在这场战争中的重大失败，而其后的这一系列条约则标志着在战争失败之后，天朝又遭受了一场重大的外交失败。更难以置信和难以理解的是，天朝在外交失败中所丧失的利权，甚至比战争失败时丧失的更多。如果说战争失败所丧失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枪炮的逼迫，那么，外交失败所丧失的，却几乎都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是在安安稳稳的谈判桌上，由天朝官员双手主动奉送给英国。

战争的疮痍可以很快复原。但是，外交失败的后果，中国则几乎花费了一个世纪来弥补。天朝许多主权的丧失，说明了一个问题：弱国有外交，落后无外交。

《南京条约》中最不平等的是其第四条割地问题：大清让出香港，以便英国船只修补和储存货物。该条款是对主权最严重的侵犯，这里无须多言。

有人也把该条约中的处置“汉奸”的规定视为一项不平等内容。条约第八条第二款要求：天朝释放那些“因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这里主要是指战争中为了养家糊口而出卖劳动力帮助英军从事搬运等工作的中国百姓，他们被中方统称为“汉奸”。对国民如何处置是国家的主权，不容他人干预。但是客观地说，从动机和实际效果来看，这个条款保护了那些专制体制下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小的普通民众。

客观地说，除此之外，《南京条约》本约中，并没有非常明确和一般国际法意义上的其他不平等内容。由于是在非常紧迫匆忙的情况下确立的，因此该条约主要是对中英关系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性和框架性的规定。其中，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忽视的，恐怕就是第一条有关人身与财产安全和保护的规定。

《南京条约》第一条被长期忽视，有两个重要原因。技术上说是由于翻译的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中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全然不同。

先看看英文本第一条原文：There shall henceforward be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the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and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who 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 within the Dominions of the other．

该条应翻译为：自今往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与中国皇帝陛下以及他们尊敬的臣民之间和平敦睦，双方臣民在各自的领土内得享人身、财产之完全的安全与保护。

但是，在中文本中，这句话被翻译为：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这个翻译有一个严重问题：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 这句话，被简单地翻译为中国特色明显的“保佑身家全安”。这个翻译理论上并不错，但是它过于简单，未能传达出英文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这句话的英文原意是：人身（persons）和财产（property）得享完全（full）的安全和保护（security and protection）。也就是说，两国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应该得到驻在国政府的保障。这是一条责任对等的限制性平等规定，它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保障在中国的英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英国政府必须保障在英国的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此条传达的核心内涵是西方的个人权利意识。这是英国从大宪章时代开始就最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也是西方现代化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英国人真实的意思是，以条约这种形式，将一种全新的观念灌输给中国人。为了强化这种观念以及体现英国方面对此的高度重视，这一条被列入《南京条约》的第一条。

其实，在开战之前，巴麦尊在给义律等人的训令中，就明确将此条列为应达成的要求的第一条。《南京条约》中，中英双方对巴麦尊拟定的该条内容没有经过什么修改，基本是全文照搬。

英国人之所以如此重视该项内容，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战前中英交往中，英国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长期无法得到保护。比如，海关陋规就是对财产的公然掠夺，没有程序正义的对外国嫌疑犯的审判使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林则徐以圈禁的形式强迫英商缴出鸦片是以威胁人身安全的方式抢夺个人财产，“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规定，更是对个人权利和司法正义的完全无视。所以，英国人要把这个内容放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以条约的形式实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条约签订后，一位外国学者评论道：《南京条约》在这个国家释放开了洪水般的新思想，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这些思想对于统治阶级的保守主义都是不利的。经过好几十年的时间，这些思想最终还是把这个用孔子的政治哲学培植起来的官僚等级政权推翻了，同时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出现在世界之林铺平了道路。《南京条约》可以说是那条悲哀之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这种评论，主要就是针对《南京条约》第一条的人权保障有感而发的。

但是，英国人还是太乐观了，天朝方面从负责翻译的人到谈判大臣完全没有、也不可能理解英国方面的真实动机和这一条所包含的重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虽然这一条被写在第一的位置，但是，它不像此后的诸如赔款、开放口岸等条，不涉及任何具体的要求，无须天朝出让某项利权，所以，在谈判之中，这一条反而没有任何争议，而在条约签订之后的100多年里，此条也基本没有被人所提起。在上个世纪末国内出版的一本长达65万字的专门研究《南京条约》的煌煌大作中，也只是把这一条当作“礼节性的和好关照，停战宣布”，一笔带过。

直到本世纪初，学者洪振快在《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一文才这样评价道：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国运兴衰、民族荣辱的规律，其实就隐藏在《南京条约》的第一条中。

在漫长的历史中，《南京条约》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变成了最典型最彻底的鸡同鸭讲。说的人剀切激扬，听的人诺诺而已，根本不知道对方到底在说些什么。从条约签订的那一刻起，这一条款就被隐入浓雾般的历史暗黑之中，长久地被人遗忘。以至于在《南京条约》签订170年后，我们的个人权利保护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任务。

《南京条约》第二条五口通商、第五条废除行商制度和第十条明定税则等条款主要涉及经济问题。

废除公行垄断和多口贸易，是英国人在这次战争中着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从天朝角度看，一个国家选择何种贸易方式和贸易制度，这是国家主权范围的事情。因此，条款中的这些内容是不平等的。

但是，一口通商和行商制度严重制约了对外贸易，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国家近代化。从实际情况来看，废除这些陈旧的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个可以参照的历史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第一步就是设立深圳、珠海等开放口岸，在改革进程中，又逐步废除了各行业进出口公司对外贸的垄断。

在第十条明定税则中，英方要求中方制定“公平”和“规范”（fair and regular）的税则并正式公布，以便英商按例交纳。关税的不透明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外商利益，公布明确的关税税率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责任，其公平性当然无须多言。由于《南京条约》只是框架性条款，对于一些具体的税收名目没有具体涉及，如外商普遍痛恨的1950两问题和各种陋规问题。

此条后一款明文提到子口税问题，但当时这个问题并不非常明显和严重，因此只一般性地要求“内地各关收纳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得加增”。这个规定也没有什么问题。此后，太平军叛乱，朝廷经费吃紧，内地多重设卡以补军需，洋货输入成本骤增，子口税这才成为中外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南京条约》第八条要求释放英国战俘。释放战俘是近现代战争的通行做法。虽然该条只要求中方释放全部战俘，但英方在战争期间已经释放了全部中国战俘，因此从实际情况上看，此条是对等的。

第十一条要求两国交往文书平等，并明确规定了“照会”“申陈”“札行”等词的使用方式。国家平等是现代国家交往的基本准则，是完全平等的内容。这种平等在《南京条约》的措辞中就明确地体现出来了，在称呼对方国家及君主时，双方互用同等的敬语，如互称“大英国”和“大清国”，两国君主也享有同样尊严的敬语；条约中英文各一式两份，英文文本中，英国全权代表位置居前，中文文本中，中国全权代表位置居前，等等。

其他涉及条约批准方式、赔款交割方式的内容，都是一般性规定，并不涉及平等问题。

比较麻烦的是有关赔款的内容。

长期以来，天朝对英国的赔款一直被认作是不平等内容。在《南京条约》中，涉及赔款的有三处，分别为第四条鸦片赔款600万元、第六条战争赔款1200万元和第五条第二款商欠赔偿300万元，共同构成天朝2100万元赔款。

总体上说，天朝这三笔赔款并不存在不平等的问题。这里有必要把三笔赔款分开来讨论。

1．战争赔款。战争经费由战败方承担，直到目前依旧是国际通行惯例。重大的战争赔款可以参见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赔款。

2．商欠。此前已经提到，由于行商的垄断有政府的背书，因此，这笔商欠由政府负责偿还也是完全正当的。而且，这也是天朝过去在处理商欠问题时认可和通行的做法。

在谈判前后，涉及商欠问题有过多次争论。

璞鼎查力主清政府代为赔偿尚未归还的商欠。但是，朝廷只同意由广州方面追讨商欠，并不接受由官府代为赔偿的要求。

璞鼎查称英方要求清政府偿还的商欠，只包括条约中的300万元，条约签订后，广州行商垄断被废除，商欠也就与政府无关了。

既然下不为例，而且商欠由政府帮助偿还也是一个惯例，天朝也就同意了。

但是，道光皇帝有些不太放心。他担心以后英国人耍赖，还要向官府追讨商人之间的欠款。条约签订后三天，耆英按照道光皇帝的指示照会璞鼎查：以后的欠债，只能官府帮助追讨，绝不代为偿还。

璞鼎查复照：这话在理，没问题。以后英商的欠款，由他们自己去向官府申诉，官府帮忙追讨。

但皇帝觉得还是有问题。这些商人自己做自己的生意，他们之间发生债务纠纷，官府哪里管得了这么多。一旦官府掺和进入，夷人稍不如意，不是又要找官府的麻烦、惹出一些事情吗？

耆英不同意皇帝的看法，他告诉道光皇帝：如果一些奸商知道官府不管，就可能故意拖欠债务不还，夷人找不到官府申诉，必然找他们的领事。如果领事也追讨不到，说不定又要指责官府，甚至以此为借口，引发事端。

耆英说得有道理，皇上同意了他的意见。

不过，官府不再替商人偿还欠款的说法毕竟没有明确写入条约，还是有些不大保险。道光皇帝于是多次下旨通知在广州负责通商谈判的伊里布：必须把这个事情在条约中写清楚。

伊里布也觉得这事非常要紧。不久，伊里布病故，耆英接任，这一条款终于出现在《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的第四条中。此后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增加了双方对等的义务：不管英商华商，相互之间的欠款由自己负责追讨。双方政府均不“代为保偿”。自此之后，商欠终于不再成为一个必须由双方政府商讨的问题。

有意思的还是这笔300万元欠款的偿还。

条约签订后，天朝官府就必须替商人赔偿这300万元。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就要流走，道光帝这位节俭得一碗打卤面都舍不得给臣子吃的皇帝不知道有多么心疼，他绝不愿意自己掏腰包替这些商人还债。

皇帝要赖账，那还不简单。条约签订后不久，道光皇帝就下旨广东督抚：严令催促各个商人，把这笔欠款在明年5月以前备齐。总之，多催他们交钱，官府就可以少筹措经费。现在天朝手头紧得很啊，朕的这个意思，想来你们一定能够体会吧。

官员们当然能体会。知府找到行商领袖伍浩官等人，丢给他们一份保证书：赶快给我签字，保证按时上交。

谁敢不交呢？

第二年交钱的时候，行商们按时把166万元交给了官府。其中，伍浩官一个人就交了100万。

大头虽然解决了，但是剩下的那一部分，皇上还是不想自己掏。这回，官府的眼睛盯上了行用。其余的134万就这么解决了。

说到底，《南京条约》中规定由政府赔偿的这笔商欠，一部分由行商、一部分由外商全数偿还，道光皇帝一毛钱都没出。

但是，这笔钱害苦了行商。这时，垄断已经废除，公行已经撤销，外商不仅可以去五个口岸中的任意一个，还可以找任意一个中国商人做生意。广州原来的这帮行商们的生意一下子就冷清下来，进项大大减少，可是支出却不仅不少，反而大大增加。根据他们计算，定期给政府的报效或者说政府额外的勒索，尚有350万两没能支付，现在，又凭空增加了这笔本该由政府偿还的债务。行商们日夜忧虑，寝食不安，有的甚至变卖家产，精疲力竭。

3．鸦片赔款。这是所有赔款中争议最大、也是国人最为痛恨的部分，有必要详细讨论。

2．鸦片与鸦片赔款——关键是赔了

国人普遍认为，中英之间的这场战争，毫无疑问就是鸦片战争。

但是，多数外国学者认为，《南京条约》没有任何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条款，因此，不能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谋求鸦片贸易利益的战争。

《南京条约》中，唯一直接涉及鸦片问题的，是其中的第四条：

因钦差大臣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将英国领事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补偿原价。

根据该条款，中方赔偿鸦片损失，其理由是林则徐将英国领事和侨民“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而鸦片的性质实际上变成了用于“赎命”的赎金，是一种以犯罪方式获得的非法所得，当然必须索回。前文已经提及，这是义律以及英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索要鸦片赔款的法理基础。

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索要鸦片赔款并不等于否认鸦片的违禁品性质，也不包含保护鸦片贸易、强迫中方承认鸦片贸易合法的意思表达。如果天朝以任何合法和正当的方式查没英商鸦片，英国政府无权索赔。

实际上，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英国一直强调在鸦片问题上尊重天朝的意愿。义律与琦善的《穿鼻草约》中规定：“嗣后英国商人带进违禁货物，如鸦片烟土者……听任官宪缉拿，船货入官。”明确承认中国对违禁物品的执法权，不谋求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璞鼎查接任后，英国外交部再次向他交代英国政府在鸦片问题上的态度：对于鸦片问题，英方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我们没有权力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输入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

正因为英国的这种态度，鸦片问题既没有出现在规范中英关系的框架性协议《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出现在此后一系列包含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内容的其他细节性协定中。恰恰相反，在这一时期签订的其他中外条约中，则明确包含了鸦片是违禁品、外国政府将不予保护的文字表述。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三条规定，美国人凡是携带鸦片到中国的，“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在中法条约的附件中，也明确规定鸦片是“违禁品”。

但是，鸦片贸易是现实存在，不可能对此装聋作哑。如何处置为好呢？

事实上，英方一直期待鸦片贸易合法化，也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说服天朝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

英方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力量阻止鸦片输入中国。中方如果大力禁止鸦片输入，鸦片走私必定不可避免地通过欺诈和暴力方式进行，从而导致中国与那些从事走私的英国人之间经常性地爆发冲突和斗争，这又必然会影响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

出路似乎只有一条：征收固定税，使天朝事实上不能禁止的一项贸易合法化。也就是说，鸦片贸易合法化目的是要消除导致中英双方日后可能发生摩擦的根源。

但英方对此仅作为建议提出，并不强求必须合法化。

按照这个精神，在《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璞鼎查曾经向中方提交了一份《论鸦片大略》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阐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必要性。

但是，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关系到国体，中方明确拒绝讨论。这一问题从此被搁置，中英双方在条约谈判中谁也没有再次提及。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在一次聚会上，璞鼎查以非正式的方式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中方日后加以考虑。

璞鼎查的话翻译出来之后，中国官员一致表示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璞鼎查只好换了一种方式，他声称，这只是作为私人谈论的问题。

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中方官员纷纷向璞鼎查提问。

你们为什么不禁止鸦片呢？一位中方官员很不满地问道。

璞鼎查解释：按照英国宪法，英国政府不能禁止臣民种植鸦片。就算英国“利用专制的权力”，禁止种植鸦片，对中国也毫无益处，因为鸦片贸易会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的手中去。即使印度不生产，其他地方也会生产，即使英国人不贩卖，其他人也会贩卖，并且一点也不会比英国人卖得少。与其明令禁止却又事实上无法阻止偷运，还不如让它合法化，政府还可以获得一笔税款。

问题不在英国，而在中国。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较高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的国中来。所以，鸦片的泛滥，主要责任在中国。

为了说服天朝代表，璞鼎查举例：英国原来也禁止烟草贸易。但是，政府无法禁止人们对烟草的热爱，不得已，最终只得让烟草贸易合法化。

璞鼎查的意思是，天朝无法阻止鸦片，而英国也无法阻止烟草。既然英国让烟草贸易合法化，那么，天朝也可以考虑让鸦片贸易合法化。

在大约一个世纪后，和禁止烟草一样，英国和美国还曾经颁布过针对酒类的禁令。但是，由于无法禁止人们对酒精的热爱，大量私酒的生产与走私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引发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芝加哥黑帮及黑帮仇杀。最终，就像同意烟草贸易合法化一样，英美政府也只得同意酒类贸易合法化。

回顾一下，英方的这些论点，其实与天朝的弛禁派的看法是很相似的。

璞鼎查的话，部分被中方代表所认可。不过，代表们表示，大皇帝是不可能接受这种观点的。耆英甚至表示，这种事，根本都不能上奏皇上。

中方的态度毫不通融，璞鼎查只好就此打住。为了警告英国商人，璞鼎查发布布告：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不会得到女王陛下的领事和其他官员的支持和保护。

后来，在中英海关税则谈判时，这个问题又被私下提出。中方谈判代表黄恩彤是较为开明的官员，他私下对璞鼎查表示：你们所说的，从名分上看，是不对的，但从实际情形上看，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天朝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商人真的会报关缴税吗？万一他们还是不交税款，那该怎么办？

黄恩彤提出一个办法：如果每年预交500万元税款，那么中方可以向皇帝上奏，请求恩准鸦片贸易合法化。

这怎么行呢！英方无法接受这个异想天开违背常规的办法。

那就先交300万，其余部分慢慢缴纳。

没这么个做法。英方还是一口拒绝。

这事从此没有再提。

如前所述，赔偿鸦片损失是《南京条约》中涉及鸦片的唯一内容。英国政府认为，鸦片原本是中方以非法拘禁的方式向英国人勒索的赎金，既然是非法所得，当然必须索回。

但是，讨要鸦片赔偿很容易让人产生英国政府支持违禁品交易的错觉，为了避嫌，鸦片的价格就必须接近市场的真实价格，并依此价格向中方索赔，以免鸦片贩子从赔款中获利。

麻烦的是，鸦片的真实价格非常难以计算，向天朝索赔多少才合适呢？

巴麦尊最初计算，鸦片烟价约610万元。不过他同时表示，这个价格还可以有所减少。

英国保守党上台后，外相阿伯丁要求仔细调查当时的烟价。根据广州英商提供的发票价格计算，缴出鸦片的总价值大约为1100万元。但是，保守党上台之前，一直在竭力反对自由党发动这场战争，从道德的角度上讲，他们不可能提出一个高于自由党提出的赔偿数目。因此，阿伯丁放弃了原来对鸦片价值1100万元的认定，将鸦片价值定为600万元，比自由党前外相巴麦尊估算的少10万元。获得这笔赔款后，英国政府将按照每箱270—305元的价格，将这笔款项分别支付给各鸦片所有人。

按照发票价格认定的1100万元，与最后确定的600万元，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一半。多数外国学者认为，这笔赔款实际上低于鸦片的真实价值，天朝赔少了。

但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赔多了。

这笔赔款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很难说。

鸦片在广州的行情是随着各种因素而不断波动的，价格差别非常大。不可否认的是，在战前的十来年里，鸦片的价格一般都要高于或者至少不低于《南京条约》中规定的赔偿的价格。中方对鸦片价值的估算也能证明这一点。前面提到，朝廷大员给皇帝的奏折中认定，每年输入的鸦片达到两万箱，白银的流出在1000万两以上。如果把白银折换为银元（每元折合0.73两），1000万两白银约相当于1400万元。按照这样的估算，这笔赔偿肯定低于鸦片的实际价值。

从市场情况看，在林则徐到达广州前，鸦片的实际价格也高于条约中的赔偿价格。林则徐禁烟期间，在广州之外的东南沿海的疯狂走私中，鸦片更是大大超出这个价格。1839年中，鸦片在东南沿海甚至卖到了每箱2500元。年底，价格大约回落到千元，进入1840年，价格基本稳定在每箱700—900元。

另一个可以参考的价格是，义律曾经以每箱500元的价格向颠地的公司购买了523箱鸦片，以凑足林则徐要求上缴的数目。

按照以上这些价格计算，销毁的鸦片的实际价值应该高于赔偿的总价。

当时国内有人估计，这些鸦片总价值为800万两银子，换算成银元，大约为1100万元，和阿伯丁根据鸦片发票估算的价值相当。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英国要求中方赔偿的烟价，其实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天朝赔少了。

但是，这种说法也有很大问题。

林则徐禁烟时，广州的鸦片实际上已经完全滞销，澳门的报纸甚至停止了对鸦片的报价。有的鸦片贩子不得不写信给印度，让他们停止向中国运送鸦片，因为鸦片完全没有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孟买和新加坡的鸦片价格一度暴跌，较好的鸦片，价钱甚至低到150—200元一箱。

另外，要想倾销如此巨大的两万箱鸦片，也非广州市场不可。客观地说，如果不是义律答应英国政府对鸦片承担责任，一股脑把广州的鸦片全部呈缴给中国政府，使中国政府成为这批鸦片事实上的唯一买家，按照当时广州禁烟时的市场情形，广州囤积的这批数量庞大的鸦片可以说是一钱不值。

这就是为什么在义律答应英国政府对鸦片承担责任时，广州的鸦片商人非常欣喜。他们甚至把还没有运到中国外海、尚不在他们掌握之中的鸦片都一起呈报给义律。而美国商人把自己的鸦片也混在里面，作为英商的一部分上缴给中国。

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认定，天朝赔多了。

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赔多了还是赔少了，而在于天朝赔了。

赔偿鸦片的行为表明，在近代人权意识与司法制度的框架下，天朝必须为一个目标正义而程序非法、严重侵犯个人人身与财产权利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3．无事生非的善后谈判与《江南善后章程》

《南京条约》即将签订的前一天，北京到南京的官道上，一匹快马掀起一片尘土，向着南京飞驰而来，一封加急的圣旨送到钦差大臣耆英手中。

耆英跪拜之后，起身打开圣旨，他的眉头马上皱成了一团。

耆英拜读这份圣旨的同时，一名官差已经带着另一份圣旨冲出了北京城，向着南京耆英的官署飞奔而来。

皇上急如星火的圣旨，以及对近代外交知识的缺乏，让耆英犯下了他一生中对国家影响最大的错误。

当然，那时的耆英，对自己的错误毫不知情。事后，他甚至还有些得意洋洋地向皇帝请功。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仅仅三天，中英双方就开始了另一轮新的谈判。

这是在一系列看似正当的理由下举行的一场无事生非的谈判，这是一场天朝强加给英国人、而英国人却非常乐意接受的谈判。与《南京条约》相比，这轮谈判不大为人所重视，但它却引发了中英之间持续一年多的几场新的谈判，并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比《南京条约》更为惨痛的损失。

英国方面原本并不想继续谈判。战争开始前，巴麦尊曾经指示义律，割地和开放口岸，可以作为两个排他的选项，任意实现其一，就算达到目的。《南京条约》签订后，这两项最重要目标同时得以实现，其他如赔款、废除行商制度的目标也顺利完成，条约的结果比预想的更好，何必再进行其他的谈判呢。

但是，天朝提出，还要谈，还有很大的必要继续谈。

虽然中英双方已经就《南京条约》达成了基本的一致，但是，道光皇帝心中依旧有很多疑虑，他觉得，有些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有些问题很有必要再次明确。

在中英双方谈判期间，道光皇帝给耆英发来一道又一道圣旨，提出了以下一系列问题：

广州之外，英商在其他口岸只能经商，不能居住；

以后商欠不得援引条约，由中国政府代交；

除开放口岸外，其他沿海地方不准夷船进入；

中国修复战时毁坏工事，英国人不得以此妄生疑虑；

离南京较远地区不知中英和好，如仍对英军开火，不得以此作为开战借口；

舟山、鼓浪屿之外的英军应立即撤出；

暂住舟山、鼓浪屿的英军不得骚扰民众，各口开放后，英军应即撤出。

在皇帝看来，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明确解决，还可能导致中英冲突，战端再起。中方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意签署《南京条约》，就是为了尽快停止战争。如果战事再起，天朝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圣旨中，皇帝一再指示耆英，必须在条约中对这些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不得有一点点含糊，最后仍成“不了之局”。

天朝有这种担心的，不仅是道光皇帝一人，而是一批人。那位曾经写过“十可虑奏折”的刘韵珂也认为，《南京条约》之后，问题仍然颇多，必须预防流弊。他专门写了一个新的“十可虑奏折”，列举了道光皇帝圣旨中提到的那些“可虑”的事情。

有这种担心的，也包括耆英。耆英担心的甚至比道光皇帝和刘韵珂更多、更复杂。这让他在这场谈判中走得更远，因此，犯的错误也就更大。

接到圣旨后，耆英犯难了。此时，《南京条约》虽然尚未签订，但基本内容已经敲定，耆英已经失去了谈判的最佳时机。在璞鼎查的炮口下，耆英生怕惹出事来，不敢对条约提出任何修改的要求，皇帝的指令也就没法在该条约中体现。

耆英不敢抗旨，为了贯彻皇上的意旨，耆英只好寻求变通办法。他告诉道光皇帝：一切善后事宜，我们还要继续和英国人谈。

于是，条约一签订，原班人马立刻就展开了新一轮谈判。

其实，按照近代战争与外交规则，条约既然已经签订，战争即告结束，道光皇帝的那些担心，在《南京条约》的相关条款中已经非常清晰和明确地解决，并不存在执行上的曲解和困难，道光皇帝有点瞎操心了。但是，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并不明白近代国家之间的条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英方是否遵守条约也不大有信心，所以才有了这场毫无必要的谈判。

问题不止是谈判，更在于，该怎么谈。

谈判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为己方争取利益。但是，这次谈判的结果，反而是中方最大限度地出让了自己的利益。从表面上看，《南京条约》之后的一系列谈判，至少形式上更像一次近代意义的谈判，有出价，有还价，有争执，有妥协。但不幸的是，就是随后的这一系列谈判，让天朝丧失了一些重要的国家主权，其中最恶劣的，就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军舰内河航行权。这些构成了中国近代国家关系中最不平等的内容。

更糟糕的是，那些非常重要的国家主权的丧失，并非来自英国的枪炮逼迫，而是被天朝谈判代表在安稳平和的谈判桌上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主动奉送给英国的。

1842年9月1日，耆英正式照会英方，提出12条。这份文件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一份文件，它开启了一个被称为江南善后谈判的会谈，并达成了《江南善后章程》，引发了此后围绕关税、通商、司法等一系列谈判和国家主权的惨痛丧失。

耆英提出的这12条分别是：

1．外国人在五口可以建立会馆，但不得常年居住（此条违反了《南京条约》第二条外商及家眷可以在港口居住的规定）。

2．日后商欠只能官员代为追缴，不能代赔（此条毫无必要。该内容双方已达成一致，且条约并无此后商欠由官府代赔要求）。

3．五口只准货船前来，不准兵船往来。

4．清朝战后修筑工事，英方不得阻拦（此两项为国家主权，无须与英方商议）。

5．广东、福建等地不知和议已成，若攻击英舰，不得成为战争借口（此条显示天朝避免战争的心情，但纯粹多余）。

6．英军应按协议撤军（此条《南京条约》已有明确规定，无须再次讨论）。

7．英军在舟山、鼓浪屿不得侵夺百姓，不得阻拦中国商船（前款为正当要求，后款条约已有规定）。

8．英国商民此后如与内地百姓发生民、刑案件，中国人由中方惩办，英国人由英方惩办（极为重大的失误，直接导致领事裁判权的提出和确定）。

9．中国百姓犯法，如躲进英国兵船和货船，英方必须引渡给中方（重大失误，等于放弃了对进入中国的英国船只的搜查和逮捕权。14年后，中方在亚罗号上逮捕中国海盗，就不幸引发了激烈的争端）。

10．其他国家不得前往新开四口贸易，英方有责任代为向其他国家解释（重大失误，是否允许其他国家前往通商，这是纯粹的国家主权，无须英人插手。此条导致了极为不利的片面最惠国待遇）。

11．其他口岸应按照粤海关税率执行（重大失误。税率多少是国家主权，无须提交外人讨论。此条诱发了协定关税）。

12．清方已同意在条约上加盖国玺，英方也应同样办理（此条为合理的双方对等要求）。

这12条中，1—7条都是遵照皇上的旨意提出，但第8条后，领事裁判权、新开口岸只对英国开放、关税统一、《南京条约》应由双方加盖国玺等内容为耆英擅自增加。

横生枝节的这12条，让英方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新机会。

9月6日，黄恩彤等人赴英船交涉。与十多天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不同，战后进行的这场谈判气氛和谐，进展也非常顺利。

12条中，多数内容并不违反《南京条约》基本精神，英方当然无所谓。对新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丰富外交经验的璞鼎查立即敏锐地抓住不放。

第8条的领事裁判权，既然中方乐意出让拱手奉送，英方当然欣然接受。璞鼎查致函耆英，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双方的争执集中在以下几点：

英方要求，英人可以在各口岸自由买地、建房、租房。中方反对。

英方要求，为保护英国贸易，英国可以有几艘小型军舰停泊在内河。中方反对。

中方要求，新开口岸只对英国，其他国家只能依旧在广州贸易。英方反对。

经过谈判，双方同意各自保留在有争议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将原照会第3、9、10、11条留待日后进一步讨论，将达成的8点共识形成一份中英《江南善后章程》的协议，内容为：

1．此后商欠，只能官为之追，不能官为偿还。

2．和议既定，永无战事。

3．和议之后，各省官兵的撤留，修复战毁工事，应听中方自便。

4．广东等其他各地不知道和好消息，万一发生攻击，英方不得以此为借口。

5．本年度银两交付后，除舟山、鼓浪屿外，英军全数退出，不得留驻。

6．舟山、鼓浪屿的英军不得阻拦中国商船。

7．英国人与中国人的案件，英国归英国自理，华民由中国讯究，俾免衅端。

8．内地奸民犯法逃入英船，必须交官。

以上这些条款，大多都是对《南京条约》中已有规定的再次确认，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其中最严重的是第7条，它明确了英国的领事裁判权，一项重大的国家主权就这样轻易地丧失。

这次谈判，中方在毫无知觉之中损失惨重。

原照会第3条的军舰内河航行是国家主权，涉及国家安全，中方虽据理力争，留待后议，但给人留下了一个话柄，成为日后的一个隐患。

原照会第10条英国之外其他国家是否享有新开口岸特权，这是中国主权，英国反对最惠国安排是毫无道理的。此点中方未能及时制止。

原照会第11条涉及关税问题，关税是国家主权，应由各国自行决定，绝无和他国协商之理。这一问题天朝原本就不该提出，英方提出双方日后就此展开讨论后，天朝居然予以认可。这是协定关税的由来。

协议第7条规定了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原本对此有所要求，但是并未将其当作非常重要的谈判目标，在义律与琦善的谈判中，这个要求基本被搁置，没有人重新提出。此时被中方主动提出并奉送给英国。

但是，对这场无事生非的谈判引发的重大损失，耆英不仅毫无意识，反而认为是天朝外交的一大重要收获，因为该协议基本消除了战争的各种隐患，实现了皇上圣旨中的要求；而领事裁判权又有助于消除中英日后的争执，更是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耆英得意地把这些成果汇报皇上，皇上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耆英所办甚好，全盘予以批准。

4．领事裁判权——奉送的权利

领事裁判权被费正清认为是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的“脊梁骨”。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被认为是中国失去的最重要的两项国家主权。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英谈判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花多少时间去谈，几乎立即就达成了一致。而花了很大精力去谈的问题，在后来人看来，其实并不重要。领事裁判权就是这样的问题。它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但是，在当时天朝的谈判大员那里，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在谈判过程中，双方代表并没有花时间去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

英国一直期待获得领事裁判权。但是，相对于其他要求，领事裁判权并不十分急迫和重要。在英国内阁战前制定的与中国条约的草案中，它被当作条约的第二选项中的一个内容，并非重点。在《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巴麦尊也表示英国同意自己的臣民服从中国法律，并接受中国法律制裁，英国政府不予袒护。这意味着巴麦尊本人也没有期望这场战争将实现领事裁判权的目标。

义律与琦善在广州的谈判中，该条款曾经被提出，但是被琦善理直气壮地挡了回去：既然进入别国领土，就要受该国法律管辖，“中外皆然”。

此后，在战争期间的不断交涉中，这个要求再也没有被提出过。

在1842年9月1日耆英给英方的照会中，耆英擅自增加了这个内容，被老到的璞鼎查毫不客气地接受，领事裁判权首先出在此轮谈判达成的《江南善后章程》中，原文为：英国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难保无与内地居民人等交涉狱讼之事，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华民由中国讯究，俾免衅端，仍不得援以为例。

耆英还在此条下面解释道：曲在内地商民，由地方官究治；曲在英人，由领事官究治，此系为杜绝衅端，永远息争结好起见，两无偏枯，亦两无窒碍。

在这条下面，中方谈判代表团的意见是，这一款夷人答复认为非常妥帖，可以避免争端，应遵照办理。

显然，耆英和整个谈判代表团对这一条是很得意的。

无知，本身已经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无知尚不自知。

但是，无知的，不只是耆英和他的整个谈判代表团。

此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中，对领事裁判权作了更加详尽的规定，军机大臣们对领事裁判权的审议意见是：通商最重要的事，就是避免争端，领事裁判权的这种安排，可以避免一些小事酿成大案。

不仅军机处，整个天朝朝野对于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基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们甚至用一种欣慰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必须说明的是，以现代的观念去指责当时的人们，其实并不公平。他们还停留在天朝旧体制之中，对近代世界毫无一丝概念。认识到领事裁判权对中国主权的巨大损害，那将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是什么促使耆英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且朝野上下都一致认可呢？

说起来既意外又简单：怕麻烦。

清朝立国以来，中外之间的纠纷一直持续不断。这些纠纷常常产生一些严重的对立和冲突，比如停止贸易、围困商馆等，更严重的如林维喜案的争端，有的学者认为，此案直接导致了中英之间的最后决裂。

持续不断的司法案件给中英双方带来很多的争端，天朝在经历了一败涂地的战争后，更不愿意让这些争端成为日后另一场战争的借口。

19世纪时，西方国家基本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这套体系让中国人觉得麻烦而不可理解。中外律法不同，天朝官员不可能一一参照夷人的律法来处置中外争端，更不可能改变天朝的司法制度，修订天朝律法，以规范中外之间的司法纠纷。所以，让这些夷人自己审理夷人的案件，中方不做任何干预，这是平息双方司法争议、避免产生更大争端的最好也是最简便的办法。

这就是当时耆英和整个天朝朝野的思路。

恰好，这也是几乎所有欧美人的思路。

前面提到过，广州的外国人对天朝司法体制的不满和怨愤由来已久。在他们眼里，这个制度是野蛮的和落后的。但是，短时期内，不可能期待这个制度有任何重大改进。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西方国家按照西方的司法制度审理本国臣民，以实现他们期待的近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

一方怕麻烦不想去审理，一方不怕麻烦特别想去审理，双方一拍即合。

就是这种怕麻烦的心理，让天朝把一项重大的国家主权主动奉送给英国。

实际上，双方各自处理本国臣民的做法，并不是耆英异想天开，在天朝的历史上，这种做法有案可寻，并非首次出现。据郭卫东先生考证，在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有一条专门处理逃人的规定：两国之间有任何人越界进入对方领土犯法，或者在本国犯罪后逃往对方境内，应该送回本国界内，由本国官员惩处。

这个条款已经很有些领事裁判权的意味。但是，中俄双方对此都非常欢迎。

当时的情况是，中俄双方都有一些臣民因为犯罪或其他原因逃到对方国家躲避。由于中俄边界接壤，两国交往频繁，双方都会协助对方引渡本国臣民，因此这种规定是双向的、对等的，或者说，是平等的。

但是，中英之间的这种规定，只针对英国在中国境内的犯罪行为，却没有针对中国人在英国境内的犯罪行为，因此是单边的、不对等的，或者说，是不平等的。

1843年1月，英国女王下令在香港设立海事和刑事法庭，管辖范围不限于香港，并连带审理中国大陆及沿海100英里内英国臣民的刑事案件。领事裁判权正式开始实施。

英国开了一个头，其他国家纷纷跟进。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总计达到20个。1899年，天朝与小国墨西哥签订了最后一个包含这项不平等内容的条约。这时，距离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已经过去了近60年。

对于领事裁判权，天朝完全是一副谁想要就给谁的架势，根本不管对方到底是强国、大国还是弱国、小国。

与中国在领事裁判权问题上完全平等的，只有日本和秘鲁。日本明治维新刚开始，就与中国签订了两份通商条约，其中规定双方国民在对方领土上都拥有领事裁判权。现在看来，这两个并未走进近代的国家签订的这种条款的确有点形同儿戏，但至少是完全对等的双向给予，是完全平等的。

5．稀里糊涂的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作为国与国之间对外贸易的一种特殊安排，其实是无可厚非的。真正的问题，不在最惠国待遇，而在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所谓的片面，就是我给你最惠国，但是，你不给我。

前文曾经提及，在天朝和日本签订的第一个双边条约中，双方都给予了对方领事裁判权。虽然这种权利都损害了国家主权，但是由于是完全对等，所以，这不能称作不平等条约。从外交的角度，这叫“互惠”。

出让片面最惠国待遇，最初是耆英在谈判中一个不经意的错误导致的，后来，就是耆英和天朝的慷慨大度。

签订《南京条约》之后，天朝面临一个问题：对英国新开放的上海及其他四口，允不允许其他国家前来贸易呢？

天朝的态度是不许。

在《江南善后章程》的谈判中，耆英在给英方的照会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新开四口，只能允许英国人前来贸易。也就是说，这是英国独享的对华贸易特权。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只能照旧在广州贸易。

糟糕的是，在这一条后面，耆英添上了这样一句话：其他国家如果想去这四口贸易，应该由英国人出面和他们讲道理，让他们仍旧在广州经商，不准惹是生非。

补充这句话，是耆英耍的一个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他的如意算盘是：新开四口是英国以武力胁迫之下得到的果实，英国人不可能让其他国家分享，而天朝也不想让其他国家进入新开四口。为避免天朝与这些国家发生争端，耆英一厢情愿地把英国推出来作为天朝的挡箭牌，让英国人阻拦其他国家进入新开四口，这可以给天朝免去很多的麻烦。

他没想到的是，这事，根本不能让英国人去说。中国口岸向谁开放，这是中国自己的主权，没有任何必要去和第三国商量，更不能让其他国家做主。

接下来的事情让耆英非常意外。英国人根本不在意其他国家进入新开四口，相反，他们恰好很乐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个权利。所以，英国人不想帮天朝这个忙，不想当这个挡箭牌，更不想掺和这件事。

接到照会，英方首先对这一条提出强烈反对。璞鼎查单独就这个问题两次给耆英答复：在对华贸易以及其他问题上，英国政府要求的任何权利都愿意和其他国家共享。如果大皇帝恩准其他的国家到新开的四个口岸共同贸易，这是英国愿意看到的，“毫无靳惜”。

璞鼎查的态度，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点。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巴麦尊就指示义律：女王政府不想为英国臣民获得不同样给予其他每个国家臣民的任何专有贸易特权。也就是说，英国并不谋求在华拥有其他国家不享有的特权。但是，英国也不同意其他国家在中国获得贸易及其他特权。

在战前英国政府拟定的两套对华条约草案中，这个内容是第二个方案的第五款。义律在开战之初曾经对琦善表示，英国请求在从前曾经贸易的广州、厦门和定海自由贸易。但是，英国并不只寻求英国商船可以在这些地方贸易，各国商船，都应该同样对待，获准在这些地方贸易。同样，如果天朝今后允许其他国家在其他新开口岸贸易，那么，英国也应该获准在那些地方贸易。

两国谈判，摸清对方的态度和底线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可惜，天朝的谈判大员耆英对英国的对华政策一无所知，在谈判中出现这些失误，必然对国家利益产生重大影响。

义律的上述表态，是战争期间英方就最惠国待遇问题仅有的一次表态。直到《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都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可是，耆英无事生非的那份照会给了英国人一个旧事重提的机会。

在江南善后谈判中，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就留给了后面的谈判。让双方都感到意外的是，在后来的谈判中，中方的基本立场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问题居然顺利地解决了。

天朝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发生变化，是由于其他国家参与进来了，特别是美国的加入。

中英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部派遣海军准将加尼率东印度舰队前往中国，保护在华美国商人，并与中方接触，试探推进中美关系。《南京条约》签订后，一直在关注中外关系的加尼发现，条约中没有任何涉及美国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先例让他看到，美国在中国也有可能达成一项贸易协定。

加尼致函当时的两广总督祁塨：美国在中国的贸易并不少，请朝廷格外施恩，让美国的商人同别的国家的商人一样进行贸易。所谓的别国商人，指的就是英国。

对外谈判这类大事，祁塨没权参与，更无法表态。他告诉加尼：钦差大臣伊里布快要到广州了，这事，等他来了后再说吧。

广州方面把美国的要求上奏给皇帝，皇帝很生气，他指令伊里布：遵守旧章程，不能随意更改，如果这些人敢于觊觎码头，必须严词制止，绝不允许稍存迁就。

美国人不知道道光皇帝的态度，但美国人最不缺少的就是冒险精神。1842年11月，在没有得到中国官方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加尼和一帮美国商人干脆直接把船开到了宁波。

刚刚经历了一场惨败的中国人被加尼的行为吓了一大跳。宁波官府赶紧告诉美国人：英国人虽然可以在宁波通商，但是，具体的章程还没有确定，宁波还没有正式开市。至于你们美国人，从来都是在广州贸易，请回广州吧。

这时，英军尚未从定海撤离，法国人的军舰还在附近一带晃悠，美国人又插了进来，朝廷担心，这事处理不好，一不小心，可能又要惹出大事。天朝最怕的，就是出事。

天朝从来不缺少工于心计的官员，狡猾老到的人精刘韵珂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无法禁止外国人，但是可以禁止本国人。

他命令：本国百姓绝对不允许和这些外夷通商。

刘韵珂简直是个天才。没人和他们做生意，美国人只得老老实实地离开宁波。

问题是，这种办法，绝对不是长久之计。万一此后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如果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商船真的冲进新开四口，是否进行拦阻？万一拦阻，出了事，该怎么办？

有一句俗话，换一个方向，你就是唯一。在谈判一线的耆英和伊里布突然灵光一闪地发现，换一个思路考虑，这事其实还有另一种处理办法，而且，这种办法似乎更好。

这个办法就是，允许美国和其他国家商人进入新开四口贸易。

耆英态度的变化，是因为他在和外国人的接触中逐渐发现，外国人在很多方面行动非常一致。他把这个发现告诉皇帝，皇帝也觉得，他的观察非常正确。

由于外国人行为一致，如果天朝只让英国人进入新开的口岸，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就要怨恨天朝，和英国一个鼻孔出气。他们会悄悄和英国人一起行动，而英国人也会私下帮助他们，带他们进入这些口岸。外国人长相都是一个模样，天朝根本无法分辨，也就难以驱逐。这样，名义上虽然不让他们进入新开四口，实际上他们还是进去了。

这样做还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后果：这些外国人就会只知道感激英国人，而更加怨恨天朝，以后会更加沆瀣一气地和天朝作对。

对于这种前景，耆英简直有点不敢设想：一个英国就搅得天朝边疆鸡犬不宁，万一这些夷人纠结在一起，那不是更难办了吗！

耆英、伊里布仿佛在做一道脑筋急转弯题目，换了一个方向，突然之间，灵光一闪，黑暗的隧道那边，照进一束灿烂的阳光，新的方案出现了：既然阻止其他国家的人进入新开四口事实上是办不到的，那还不如干脆同意他们和英国人一样进入新开四口贸易。

耆英劝说皇帝：“法穷则变。”如果严格遵守过去只准广州进行贸易的旧规则，将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不如因势利导，对这些外国人一视同仁。这样做，有一些很明显的好处：过去，外国人的势力集中在广州一处，力量自然就比较强大，现在把他们分散在五个口岸，他们的力量就要分散，相对也就更好“驾驭外夷”；另外，让其他国家都进入五口，这些国家就会对天朝感恩戴德，转过头来与英国人竞争，互相之间就要产生矛盾，这实际上还可以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

“以夷制夷”这个想法，较早地出现在这里。

至于大家担心新开四口会分散广州的税收，这一点都不必要。广州的税收减少了，其他地方的会增加，国家的税收总体上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个办法让皇上有点拨云见日的感觉。但是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和担心：万一英国人不同意，不是又要惹出一些事情吗？

伊里布帮皇上解决了这个疑惑。他给皇帝上了一道意思和耆英几乎完全一样的奏折。奏折末尾，他告诉皇帝一个消息：英国人其实并不反对让其他国家进入新开四口。

这两道奏折彻底说服了道光皇帝，既然这样做好处多多，且英国人也不反对，那何乐而不为呢。

圣旨：各国都是来做生意的，如果一概禁止，反而容易被这些夷人蒙混，这就会让夷人感恩英国，怨恨天朝，实在太失算了，伊里布的主张很有见地。

不过，皇上还是不忘再次叮嘱伊里布：和璞鼎查好好谈谈，从长计议，妥善商定，不要让英国以为其他国家要瓜分他们的利益，再生各种事端。只要他们同意，皇帝对此是认可的。

至此，天朝的态度彻底转变。美国学者丹涅特在其《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指出：天朝新开口岸对各国一律开放，这个功劳既不在璞鼎查，也不在加尼，而在于中国人本身。

在1843年8月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的谈判中，耆英正式通知英国谈判代表：英美商人在广州都可以按照新税则贸易。同时，美国商人也可以享有英国商人的特权，在新开的四口按照新税则贸易。

其后，耆英把这个决定正式禀报给道光皇帝。皇帝表示认可。

虽然英国人口头认可，但耆英还是担心他们日后横生枝节，因此要求英方把“毫无靳惜”的意思在条约中写明。此条成为《虎门条约》的第八条：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等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

这一条款虽然并不符合国际惯例，但对中国倒也没什么损害。可是，真正的麻烦来了。英方在这个条款的背后加入了一个“但书”：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准英人一体均沾，以示平允。

英国人在条约中塞进这句“但书”，可以保证当其他国家从天朝获得任何权利时，英国都可以利益均沾，这就是最惠国待遇。而这种最惠国仅仅限于天朝对英国，不涉及英国对天朝，这就是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英国人的这个“但书”让耆英朦朦胧胧有些担心，他警惕地在这个“但书”后面又加了一段“但书”：但英人及各国均不得借有此条，任意妄有请求，以昭信守。

两相比较，英国的“但书”内容明确，指向清晰；清方的“但书”词义模糊，缺乏实际内容。

耆英上当了。

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在与英国人谈判时，耆英等人的意思，原本还只是将最惠国待遇限制在商业贸易的范围。这对于中国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后来，由于其他国家的加入，最惠国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商业领域，推广到国家关系和政治文化经济等一切领域。这就与耆英的本意完全不符了。

归根结底，还是耆英在条约“但书”中的限制性内容没有发挥任何效力。

片面最惠国待遇必须有第三国的存在才能发生效力。很快，其他国家的机会来了。

天朝同意新开四口对所有国家开放后，美国人异常兴奋。9月，美国领事福士通知美国国务卿：我国同胞现在享有英国人所得到的一切权益。

1843年1月，鉴于中国已经向其他国家开放新开四口，美国国会决定向中国派出由顾盛率领的一个使团，与中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为了避免中国的猜疑，这个使团的使节使用了一个中国人可能更容易懂的“委员”名称，而没有使用“公使”。

美国国务卿告诉顾盛，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使美国船只和货物按照英国商人享有的优惠条件进入这些口岸，并应该以坚决和断然的语气表示，如果中方给其他国家的特权和商业便利比美国更大，美国政府就会觉得无法和皇帝继续以友谊和尊敬的态度相处。也就是说，美国使团的核心任务，是与中国缔结一个最惠国待遇的协议。

为什么只寻求一个最惠国待遇呢？美国人的算盘打得很精。天朝已经向英国出让了许多权益，只要美国获得了最惠国待遇，那么，英国获得的一切权益，美国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获得。用中国话说，这叫“一体均沾”。

1844年2月，顾盛使团抵达中国。顾盛这一行，比英国人有把握多了，他们不用出动任何军队，只要稍微掀开手里那张底牌，就有把握达到目的。

顾盛致函广州当局：美国也要仿照英国那样，和中国缔结一个条约。

缔约就没必要了。广州答复道：中国和美国已经通商这么多年，你们的人都很遵纪守法，两国本身已经非常和好，何必需要缔约呢？你们和英国不一样，中英两国原本关系不好，这才有缔约的必要，美英两国，不可同日而语。你仔细考虑考虑吧。

我奉美国总统命令来谈判，必须同与我品级相当的钦差大臣来谈。

钦差大臣不在广州，我们没法和你谈。

广州的反应，一点都没有超出顾盛的想象，他轻轻翻开了手里那张牌。

广州的官员立刻被吓坏了：不要着急，钦差大臣耆英正在火速前来广州，你稍微等等吧。

老到的耆英来到广州后，估计顾盛很急于谈判，就施展缓兵之计，故意拖延时间，把顾盛晾了半个月。

其实，顾盛底牌在手，心里一点也不着急。真正着急的，还是耆英。

谈判开始后，耆英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想探探顾盛手里的那张底牌。

顾盛慢慢地摊开手，亮出底牌——那是一张大小通吃的王牌：我要进京面见皇帝，亲手递交国书。

“嗡”的一声，耆英脑袋大了。

你们绝不能去北京。

耆英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美国人这样吓唬了。上一年，他还没有离开广州时，美国驻广州领事福士曾经告诉他，美国将派一个使团来华，请他安排公使进京面见皇上。

耆英当时就被吓坏了，他警惕地问：公使进京想干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福士故意轻描淡写地回答：不过是向皇上表达我们的敬仰。

大事可能不妙。耆英的神经高度紧张。此前，法国曾经提出仿照俄罗斯，派人在北京常驻。美国人伯驾提出自己熟悉天文历法，想进京为皇上效劳。弱小而一直安分听话的葡萄牙人也不断提出北上的要求。耆英把这些串联起来，觉得这是各国勾结起来的一个大阴谋。一旦让一个国家进京，以后，其他国家必然纷纷效仿，后果不堪设想。

得到耆英的报告，皇上也异常紧张，赶紧命令耆英：各国纷纷请求朝觐，观光天朝上国，既没有这个体制，也违反祖宗旧制。你赶快明明白白地“晓谕”他们，绝不能稍有含糊，节外生枝，惹出麻烦，此为至关紧要。

既然进京问题是天朝的命门，那也难怪美国人要拿这个问题来威胁。刚刚抵达广州，顾盛就告诉自己的随同人员：回答天朝任何问题时必须谨慎，必须始终强调使团的目的地是北京。

第一次致函广州时，顾盛就故作随意地提到：我们在这里待一个月，就要去白河口。

藩司黄恩彤立即与顾盛接触：你们不能去北京。你们想拜谒大皇帝，一睹天朝风采的恭顺之情，我们可以理解。皇上圣体安康，谢谢你们的挂念了。至于拜见皇上，与体制不符合，而且那里又没有什么贸易，没有人懂外语，没人接待和照料你们。你看，就是英国的璞鼎查，还不是要回到广州才能商谈协议吗？

顾盛再次照会：我来的目的，一是进京，二是缔约。必须亲手把国书呈递皇上，还有一些问题必须亲自同皇上商议。

这仿佛点燃了一个火药桶。顾盛的这份照会给天朝朝廷和东南沿海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收到广州转递的这份照会的当天，皇上连发四道圣旨：

四百里加急：广州方面速速通报美方，钦差大臣耆英正在火速赶往广州，不日即可到达，美方任何要求，等耆英在广州商议，切切不可轻举妄动。

五百里加急：两江总督耆英改任两广总督，迅速前往广州，务必婉言开导，据理回绝。

四百里加急：包括盛京将军在内的沿海各省督抚加倍留意，西洋夷人绝无来京的道理，如果沿途发现美国船只，绝对不能开火，可以给他们提供补给，劝告他们返回广州和耆英谈判。

第四道：直隶总督纳尔经额抓紧做好防备，如果美国船只到达天津，不准开火，务必劝阻他们不准进京，不可稍有含混。

几天后，皇上又连下三道圣旨，中心意思就一个：耆英赶紧劝阻美国人来京。

天朝从首都到沿海各地，一片焦虑、紧张和忙乱。

给天朝惹出这么多麻烦的顾盛觉得这还不够，他故意摆出强硬姿态威胁广州官府：拒绝迎接使节，就是对一个国家的侮辱，这完全可以构成开战的理由。

顾盛下令：军舰白兰地湾号冲进黄埔，鸣炮示威，声言美国的太平洋分遣舰队即将到达。

广州官场一片鸡飞狗跳。经过一番苦心劝导和交流，才让顾盛同意等候耆英的到来。这一番劝导，官员们也多少摸清了美国人的底：他们虽然很想进京，但似乎更想和钦差谈判。

进京和签订条约，美国方面有两个要求，这不是正好可以用来做文章吗？

广州官员和耆英想到一起了。

中美正式谈判刚刚开始，耆英就被顾盛进京的说法吓懵了，第一个念头就是，缔约可以，进京不行。要想缔约，必须放弃进京。

顾盛得意地暗自偷着乐。第二天，他以仿佛作出重大让步的口气照会耆英：我可以放弃进京的要求，但是，如果今后有其他国家使节进京，美国也应该获得同样的待遇。

得到顾盛放弃进京的保证，耆英那颗一直在狂跳的小心脏缓缓平复下来。他复函顾盛：这个你放心，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谈条约吧。中方表明原则性立场：天朝对各国都不能偏袒，这会让各国人心不服。上年本大臣和英国人商定的《虎门条约》，撤销行商、革除陋规、议定税则、开放口岸以及其他一切对外国商人有益的条款，大皇帝不待各国请求，就会一体照办，这就是毫不偏袒的明证，并不是专门对待英国的。

美方的具体要求与英国的《虎门条约》大致相同。几个回合谈下来，耆英决定立即“定议”。但是，天朝大吏的老练和稳重让耆英留了一手，他担心，万一协议签订之后，顾盛又要进京怎么办。

请你们把国书交给我们。

耆英的想法是，顾盛声称进京递交国书，如果这里收下国书，他就肯定不会再进京了。

按照我们西洋的惯例，国书必须交给国王，恕难从命。

顾盛越是不交国书，耆英越是警惕：他们一天不交国书，夷情一天就没有最后解决。即使条约签订后，也不敢肯定他们是否还会进京。

耆英态度无比坚决地告诉顾盛：你们不交国书，我就不在条约上签字盖章。

顾盛交出了国书。耆英立刻在条约上签字盖章。

一件大事，现在总算是解决了，美国人不会再进京了。耆英满意地给顾盛送去了牛酒犒劳。

不费一枪一弹，仅仅依靠“进京”两个字，美国得到了英国万余士兵远征两年的一切成果。现代外交中，公使进入他国首都原本是最平常和最合理的要求，而签约则需异常慎重，绝不可轻易许给。天朝却刚好相反，以进京为万万不可，必欲阻挡而后快；至于签约，则反而成为进京的无关宏旨的交换品。

大约20年后，进京再次成为中外争端的最大问题，并成为另一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在那场大败之后，天朝才允许外国公使名正言顺地进入帝国的首都。但是，即使这样，天朝也以各种理由，拖延外国使节拜谒皇上，直到同治终于亲政、已经没有任何借口可以继续拖延的最后时刻。

中美《望厦条约》的达成，大抵依赖的是天朝的“一体均沾”的对外政策。其第二条对最惠国待遇做出了规定：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与中英《虎门条约》相比，其他内容并无特别。美国成为第二个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国家。此后，法国、瑞典、俄罗斯、丹麦、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巴西、秘鲁等27个国家都获得了最惠国待遇。这使得一个国家与中国的特殊制度安排，立即就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安排。各国对中国形成了事实上的“神圣同盟”。

比如，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条规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中英《南京条约》以及其他条约中，并无相关修改条约的议定，所以天朝官府称这个条约为“万年和约”，但是，由于《望厦条约》的这一条款，根据“一体均沾”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英国、法国也获得了同等的修约权力。

这场修约风波，给天朝带来了另一场创深痛巨的战争，史称英法之役或者第二次鸦片战争。

6．自找麻烦的协定关税

关税是国家主权，其制定、发布和执行，都应由主权国家自行处置，任何外人不得干预。但是，在中英一系列条约谈判中，关税政策实际上是与英国人协商出台的，这就是协定关税。协定关税是对国家主权的肆意侵犯。

必须说明的是，这时期中英之间的所有条约，都没有明确规定协定关税的内容。换句话说，这些条约并没有剥夺中国的关税主权。协定关税只是一个实际上的行动，它是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

与其他重大利权损失一样，协定关税也是在天朝大员的主动邀约下实现的。也就是说，协定关税对国家主权的出让，是天朝谈判大员的主动行动。

战争初期，英方并没有关注关税问题。巴麦尊的指示中，提到的也仅是子口税和各种陋规。

南京谈判时，璞鼎查单独提出关税问题，但是也没有过于关注。在框架性条约《南京条约》中，只是要求中方提供“公平”和“规范”（fair and regular）的税则，正式公布，“以便英商按例交纳”。实际意思，更多的是指向中国海关征收中的各种陋规。

但是，在中方的条约文本中，这里被翻译为“秉公议定则例”，莫名其妙地多出了“议定”，也就是说，关税必须要“议定”。这为日后与英方协定关税留下了一个缝隙。

即使这样，“议定”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与英方“议定”，可是，在谈判过程中，天朝的官吏居然硬是把它变成了与英方议定的协定关税制度。

起初，中方要求在新开放的四口中，按照广州标准征收各种税费。但是英方反对，认为广州的各种陋规“英人不服”，容易导致中英之间的争端。

璞鼎查建议，对广州的税收情况作出调查，然后截长补短，在其他四口施行。这样，既不会出现因税收太重，导致走私猖獗，又不会因税收太轻，致使国家财政受损。

中方认为，税收应该由户部重新审议。

璞鼎查担心，审议过程难免还要把这些规礼纳入进去。

既然如此，中方提出，在广州行商中做一个调查，看到底如何征收更合理。

这时，天朝大员出了个画蛇添足的主意。为了显示自己的正大光明，中方建议英方也派人调查。

1843年1月，中英海关税则的谈判在广州正式开始。

有了行商的调查，中方有备而来。大致方案是，将规礼裁撤一小部分，大部保留，纳入正税。正税部分中，提高茶叶、棉花等热门商品的税率，降低冷门货物的税率。

英方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英方自己都觉得，这个方案有点过分。所以璞鼎查指示，可以允许中方在这个方案上适当提高税率。

3月，负责谈判的伊里布病故，广东按察使黄恩彤和咸龄对英方代表表示，可以到香港“商谈”税收事宜。

关税问题从此开始由中英双方“议定”。

香港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英方基本同意中方“提高大宗、降低冷门”的方案。黄恩彤对此非常满意。因为茶叶等大宗货物虽然税率提高不多，但是总额非常巨大。西洋参等货物的税率虽然降低较多，但是总量极少，总额很低。

就这样，1843年7月，新税则在天朝大员与英方代表的“议定”之下，基本确定下来。天朝大员认为，新税则为中方争回了很多利权，中方占了一个大便宜。仅茶叶一项，每年就可以增加约110万两银子。

但是，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这都是中英双方“议定”的结果。而制定税率这项国家主权，是不容他人参与“议定”的。原本该自主决定的关税，现在竟然成了必须和别国“议定”的协定关税。国家主权就这样悄悄地从天朝谈判大员的手指缝里溜走了。

此前，璞鼎查要求在新税则没有出台之前，禁止英商前往广州之外的新开口岸贸易。而英商也在有意等候新税则，所以新税则迟迟不公布，将严重影响对外贸易。

中英在香港议定新税则后，还要皇帝批准，无法立刻公布。耆英决定先斩后奏。他告诉皇上，新税则已经制定，广州这里的外国商人“众情汹汹，有不能约束之势”，只好先行开市，按照新税则执行。

几天后，《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由璞鼎查在香港公布。两天后，耆英正式将这个新税则奏报朝廷。经户部核议，批准了这个新税则。

新税则重大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以更为现代和更为通行的吨税替代船钞。

税率上，热货提高、冷货降低。税率更加详尽。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个税率，中英双方都认为己方占了便宜。这看上去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仔细一想，也合情合理。

从中方的角度看，热货提高税率，中方财政收入大大增加。黄恩彤计算，海关税收大约可以增加三倍以上。

从英方的角度看，虽然名义税率提高，但是，外商实际缴纳的税费却大大减少。因为只有正税，没有各种规礼。原来的各种陋规，一部分取消，一部分纳入正税。从总体上看，中国新税率征收水平并不高。

至此，困扰了中外贸易几百年的规礼不复存在。

虽然新税则让中方的财政收入大幅提高，但是，参与谈判的天朝大员当时都没有意识到，新税则的制定实际上一直是在英方的参与下完成的，这种参与已经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为后来的主权丧失留下了祸根。

客观地说，在《海关税则》中，并没有任何条款涉及协定关税。也就是说，在新税则制定和公布的过程中，虽然颟顸的天朝大员实际上已经奉送了国家主权，但是至少在国家条约的层面上，天朝的关税主权并没有被剥夺。

真正导致关税主权丧失的，是中英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和随之而来的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

《望厦条约》第二条：中国日后要修改税则，“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黄埔条约》第六条：中国修改税则，“应与佛兰西会通议允后，方可酌改”。

这就是协定关税。

大概当时谈判的耆英等人是这样想的：既然关税实际上是和英国人商量的，写在和美国、法国的条约中，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另外，如果不与这些国家商量，万一中方修改的税则各国不满，不是又要惹出各种麻烦吗？与他们商议，得到他们的同意，这些麻烦自然就可以避免。

虽然中英之间签订的所有条约中都没有协定关税的条款，但是，中英之间，有一个最惠国条款。根据这个条款，美国、法国所获得的特权，英国“一体均沾”。

这样，英国也自动获得了协定关税的待遇。

7．莫名其妙的军舰内河航行权

想象一下，当你打开自己的家门，发现自己国家的港口里，常年有几艘外国军舰在游弋，你会有何感想？

作为一项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权利，外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也是清政府谈判大员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同意的。

在战前英国拟定的交涉方案中，都不包含这项内容。鸦片战争期间的中英交涉中，也从来没有人提及这个问题。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军舰撤出除舟山、鼓浪屿外的所有占领区，并解除对中国的海上封锁。按照条约规定，中方完全交清赔款后，英军撤出舟山和鼓浪屿。条约中没有涉及英国军舰长期驻扎中国口岸的条款。

《南京条约》谈判过程中，由于对英国军舰心存忌惮，军机处要求耆英向英国人特别说明：在非开放地区，不准夷人船只进入。

军机处的这道指示，纯粹就是画蛇添足。条约之外的口岸不对外开放，当然就不存在是否允许外国船只进入的问题。

耆英按照朝廷的旨意，向英方强调：五口之内，只准货船往来，不准兵船游弋；五口之外，不仅兵船不能前往，就是货船也不能在此贸易。

耆英的这道照会，是又一次画蛇添足。五口通商，内容只针对贸易，从来也没有允许兵舰往来。

耆英的这一通照会，让经验老到的璞鼎查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

璞鼎查答复：没问题，英国商船只能在五口贸易，不准到任何其他地方。不过，我们常常会有几艘“很小的”兵船，随时来往各个口岸，以管束我们的商人和侨民。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协助天朝地方政府，阻止商船到其他非开放口岸。

充分利用对方的一切失误，寻求本方的利益最大化，这是外交谈判中常用的伎俩。近代史上的历次谈判，天朝往往因为自己的失误吃了太多太大的亏。此前，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因为基础资料的失误，天朝丧失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后，在通州的一次谈判，因僧格林沁抓捕了三十多名英法谈判代表和记者，天朝丧失了她引以为傲的圆明园。

为了让天朝放心，璞鼎查还专门说明，英国不可能留下一支大军驻扎中国，因为费用实在太高了。

大概是这个问题有些突然，耆英感到意外，一时不知道如何应对，所以既没有反驳，也没有同意。在随后的《江南善后章程》中，只是把双方的来往照会并录，没有进一步说明。

但是，私下里，耆英已经倾向于接受这项内容。前文提到，广州口岸的外国商人特别是外国水手历来难于控制，常常惹出一些事端。如果有外国人自己管理，天朝会省很多麻烦。耆英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英国人想留下的兵船，不过数艘而已，这些兵船既不会侵害百姓，也不会阻拦商船，不会滋生事端。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我担心他们以此为借口，情况又要反复发生。

在这样的担心之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就出现了这样一条：所有通商五口，每口内准许“英国官船”停泊一只，以便于英国官员“严行约束”水手、商民等，以免滋生事端。

但是，条款中的“官船”，并不等于“兵船”。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天朝并没有同意英国兵船进入五口。

此后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有一条规定：如果有美国兵船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耆英对这一条并不在意，没有过多讨论就予以同意。

根据中英之间的最惠国条款，英国的“官船”就可以等于“兵船”了。外国军舰进入中国内河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消除。一个重大的主权，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丢掉了。

璞鼎查为什么会要求在中国驻扎几艘小型舰船呢？

英国方面的一个意图是，军事力量的存在，可以确保天朝在执行条约时有一定的压力。

律劳卑事件后，在中国维持一定的军事力量存在，以迫使中国作出必要的外交调整，一直是英方对中国外交的主流态度。《南京条约》签订后，这种军事力量的存在有助于清政府更严格地遵守条约的相关规定。其后，条约的执行果然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是立刻出现的广州入城问题和中英民间冲突。在广州附近游弋的英国海军也的确为他们的外交交涉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英国方面另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英国的军事存在可以为英国侨民的安全提供保护。其主要的防范对象，不是天朝，而是海盗。

明末以来，中国沿海海盗猖獗，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倭寇。但是，除倭寇外，还有大量来自中国本土以及越南等地的海盗，他们给中国沿海的贸易带来严重威胁。

清中叶以后，中国对外贸易日益繁荣，海盗活动也有增无减，有些海盗甚至有政府背景，比如，臭名昭著的越南西山政权。当时在各方势力的打击和围剿下，西山政权窘困异常，便公然鼓励和诱迫一些中国人当海盗，在西山政权的唆使和支持下，海盗更加强大和正规化。

西山政权覆灭后，中国沿海海盗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成为广东的一个严重问题。据记载，1803年，广州磨刀洋一带活动的海盗，已经拥有大小船只400余艘，具备了攻击中等城镇的能力。1804年，广州一带的海盗居然纠集了400余艘船只、7万多匪徒，悍然攻打澳门。

1805年，广州附近的红旗、黑旗、黄旗、绿旗等7个大的海盗帮派订立盟约，实现了松散的联合。其中，仅仅一个红旗帮就拥有600余艘船只，人数少时有2万人，多时甚至达到8万人。

美国人亨特在其《广州番鬼录》中记录了广州最著名的海盗阿保仔对外国商船发动的一次袭击：一艘美国商船停留在澳门的外海。船上的大副带着一些人上岸找引水，乘此机会，数艘阿保仔的海盗船假装从船边经过，逐渐靠近后，突然向美国商船围了过来，一群海盗纷纷往美国商船上攀爬。幸好，为防备海盗，船上的火炮和枪支一直处于随时发射状态。当时船上所有人员共20人左右。在一段短暂的惊愕后，船员们非常迅速地进行反击，打得海盗船上一片鬼哭狼嚎。据记载，那种嚎叫的声音“足以叫醒死人”。海盗们不死心，不断往甲板上扔炸药包，并在海盗船上敲锣打鼓，给海盗们鼓气，形势一度非常危急，但船上的船员顽强作战，枪炮频频射击，迫使阿保仔的海盗退走。

这位阿保仔是海盗中最可怕、最大胆的一个。他可以攻占官府的炮台，在一些城镇收税，甚至可以溯江而上攻击广州。在阿保仔的攻击面前，官府的巡船、要塞和武器显得软弱无力。阿保仔后来在重赏之下被手下人出卖，在广州被凌迟处死。

1809年，海盗的力量继续壮大，不仅对沿海地区造成严重危害，还再次威胁到澳门等地的安全。

天朝吃不消了，只好放下架子和脸面，出面与英国、美国人商量，雇用他们的军舰来打击海盗。英方同意协助，但是要中方出具一个书面的邀请，以示郑重。在严峻的形势下，广州官府也只得勉强同意。于是，英国派出信使号等船只，协同中方水师巡航。为了保障安全，各个公司和船队自身也要配置一些武器，还要派出一些武装船只护航。

葡萄牙人发现了这个商机，他们甚至开始做护航的生意。在一段时间内，许多外国船只都是向他们付费，以获得他们的保护。

英国人在中国沿海驻扎军舰还有一个目的——抵抗其他国家的攻击。

近代以来，欧美各个国家之间不断爆发战争。一旦国家之间进入战争状态，即使远在中国内海的船只也要被牵连。

比如，第一艘到达中国的英国军舰百夫长号，就是因为英国对西班牙的报复行动而来华。

此后，欧美之间的战火延烧到中国海岸的事情还发生了许多起。比如，1745年，英法之间正在进行奥地利王位继承之战，英国4艘兵船在中国广东海面截获了3艘法国货船；1781年，美、法、西、荷联合对英作战，英国舰队在黄埔捕获了荷兰船只；1799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舰队在穿鼻附近攻击法、西舰船，该年英、美战争期间，英国军舰在澳门捕获了美国商船；1804年，一支由26艘英国商船组成的船队遭到法国舰队的袭击，英国被迫于同年向广东派出舰队护航。

按照欧洲的战争原则，在战争状态下，俘获的对方物资可以作为战利品。想象一下，每只商船都装满了货物和金银，诱惑巨大。为了保护本国商船的安全，护航常常成为必要。

但是，这些，都不意味着可以损害中国主权。

1842年9月，《江南善后章程》签订；1843年7月，《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签订；10月，《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签订。

经过一系列的谈判，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自由航行等像一个沉重的锁链，套住了天朝的脖子。长久地看，这些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损害，比《南京条约》更为严重。而这些条约都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和平缔结的。

作为战败国，天朝或许不得不被动接受《南京条约》，但是，未必一定要接受这些最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议定这些条约时，战事的影响已经很小，双方可以更认真、单纯地进行一次外交谈判，中方代表完全有机会与条件抵制和否决一些不平等内容。遗憾的是，由于中方代表的无知，反而导致了比《南京条约》大得多的损失，一系列国家主权就此莫名其妙地丧失。这些条款构成了不平等条约的最重要内容，成为天朝外交中最致命的一次对外交涉。

但是，亲手出让的这些重大主权的天朝谈判大员对此却丝毫没有认识。他们甚至把这些主权的失去当作一件可以夸耀的事情，因为他们为天朝争来了最有利的条件。

在回顾自己谈判的过程时，耆英对自己的评价是：未敢稍失国体。不仅如此，还为国家争回了一些权益，比如，税收问题。

指责耆英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环境来苛求当时参与外交谈判的那些天朝官吏。我们所说的不平等，是以近现代的国家关系为尺度，而当时的天朝，拥有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我们认为不平等的条款，外国人认为非常平等；我们认定平等的条款，外国人认为并不平等。

责任在于整个天朝，在于整个天朝的落后。其实，像耆英等人那样，在一种落后的观念指导下，犯下大错而毫不自知反而自鸣得意的不在少数。

1870年，日本与中国签订两国间的第一个条约。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条约。其中规定，双方都向对方开放口岸，都拥有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军舰都可以自由驶入对方口岸。刚刚被大炮从天朝体制下轰醒的中国和刚刚打开国门走入维新的日本，参照自身与西方签订的包含了不平等内容的条约，签订下了这样一个完全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条约。

1881年，李鸿章与巴西使节谈判签订条约。此时，距离鸦片战争已经40年，中国已经与西方列强以及其他弱小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国家中，既有英、法等当时的一流强国，也有美国、德国、俄罗斯等二流国家，还有荷兰、丹麦、瑞典、挪威、比利时、奥地利、葡萄牙、瑞士这样的小国，甚至还有刚果、墨西哥这样的非西方小国。这些国家大多数在经济实力、军事能力和综合国力上都比中国弱小，绝不可能向中国派出一兵一卒。

这张名单告诉我们，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其实并不准确，天朝的外交失败更说明：落后无外交。真正让我们丧失主权的，不是国家的弱小，而是意识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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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于篇幅，此处仅录档案及部分书籍，论文等未录。

后记

想写这本书很多年了。在夏日灿烂如火的阳光中，我终于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那年，为了写博士论文，我曾经四处寻求境外基金的资助，以便前往伦敦收集英国外交部、海军部和殖民部等机构的原始档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反复纠结和权衡，最终，出于风险的考虑，不得不忍痛放弃了这个选题。那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人们常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历史只可能在短时期内任人打扮。无论愿意与否，最终，它都必将回归其本来面目，至少，尽可能地接近其本来。而要想回归历史的本来，多维的视角就成为必须。当然，不可否认，任何一种视角都有局限，包括本书。但是，这并不等于否认任何一种视角的价值。

有必要特别说明两点。首先，本书以中英双方原始档案为核心，辅之以其他中外相关著述，摈弃任何个人的臆测、设想或者演绎，力争无一字无来处。本书虽然不是传统的史学学术研究的写作方式，但却尽力保持历史学研究的严谨、客观和理性，其中的引文都以严格的学术规范作为依据。

其次，阅读从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历史学不是人为圈定的狭小圈子里顾影自怜的玩物，它的成果应该以最能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方式被最为广泛地传播。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尽力做到语言的晓畅明晰，追求浅显易懂而又让人愉悦的阅读快感。为此，我不得不删除了大量让人烦扰的引文和注释，将其以参考文献的方式附于全书末尾。为了让使用古代汉语的中方奏折及其他文献更加好懂，我在严格保持原义的基础上将其改写成现代汉语。一本严肃而又好读的书，是我对本书的最大期盼。

本书的目的，只是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当然，像任何一种并不那么让人愉快的意见一样，本书也完全可能让人不满、厌弃、愤懑、诘难，甚至攻讦，并引发某种论争。对于由本书引发的任何情感反应，我将不屑一顾；对于由本书引发的任何争论，我希望都能以此为前提：充分占有资料和历史学不可或缺的科学理性。

瞿巍

2014年6月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