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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 Chapter_4

- Chapter_5

- Chapter_6

- Chapter_7

Chapter_1

目录

一 学院与市场的落差 3

二 曼昆的经济学第一课 6

三 曼昆的幸福生活 10

四 哈佛第一任女校长就职典礼见闻 13

五 成功的证明 17

六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中美贸易观 20

七 曼昆：破解美国“双赤字” 23

八 经济学家的“疯狂”想法 26

九 中国撼动世界？ 29

十 选材之道 31

十一 感受数据 33

十二 曼昆的“最后甜点” 36

十三 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40

十四 布雷顿体系的诞生和嬗变 43

十五 国际章程与国家意志孰重？ 47

十六 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是否促进全球贸易？ 50

十七 保护知识产权对谁有利？ 55

十八 假如你是香港金管局总裁 59

十九 经济学模型的灵活运用 62

二十 挽救墨西哥 67

二十一 “华盛顿共识”是否万能？ 72

二十二 对话鲁宾 76

二十三 Pritchett画龙，萨默斯点睛 82

二十四 最后一课 86

二十五 曼昆总结经济学原理 90

二十六 如何寻找幸福之路 98

二十七 当前经济与70年代滞胀之异同 101

二十八 失败的好处 106

二十九 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 110

三十 哈佛专家解读金融危机 114

三十一 如何培养领导才能 121

三十二 辩论美国医疗政策 125

三十三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评总统大选 130

三十四 日本“失去的十年”之现实意义 134

三十五 比较奥巴马与麦凯恩的经济政策 137

三十六 生不生孩子的经济学解释 142

三十七 一名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 145

三十八 高等教育何去何从？ 148

三十九 跨国公司如何做国际投资 151

四十 哈佛遭受40年来最大投资损失 155

四十一 贸易保护政策有利可图吗？ 159

四十二 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吗？ 166

四十三 奥巴马新政的三个争论点 169

四十四 美国经济危机的两个成因 175

四十五 费尔德斯坦讲货币政策 181

四十六 格林斯潘为何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 185

四十七 费尔德斯坦眼中的美国巨额财政赤字 189

四十八 凯恩斯理论的利与弊 193

四十九 中美如何合作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197

五十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 202

五十一 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比较 207

五十二 经济危机中的哈佛大学 212

五十三 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 216

五十四 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下） 220

五十五 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上） 227

五十六 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下） 233

五十七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上） 240

五十八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下） 247

五十九 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上） 253

六十 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下） 258

六十一 美国应该持什么样的能源政策？ 264

六十二 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学 269

六十三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上） 274

六十四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中） 278

六十五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下） 283

六十六 美国经济前景依然令人悲观的理由 288

六十七 哈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答疑 293

六十八 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 299

六十九 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下） 304

七十 库珀：美国储蓄不足并无所谓 312

一 学院与市场的落差

哈佛管理公司主席的收入在大学算是极高的，但与在私人基金公司可得的收入间仍存在巨大落差

哈佛大学不仅是美国最老牌的大学，而且也是最富有的私立大学。这得益于由哈佛校友会捐款和300多年来广泛的社会资助构成的捐赠基金。该基金规模庞大，且无需政府支持。截至今年6月30日，哈佛获得的捐款总价值已由一年前的292亿美元增长到349亿美元。

这笔资金自1974年起，便由学校内部一个叫做“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事实上，这笔资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约1.1万个单独的基金组成，其中许多仅限于特定用途，例如支持某个研究中心或某一个特定的研发项目。HMC以低于外部基金管理机构的成本，掌管着学校拥有的所有捐款、年金、信托基金和其他投资。

哈佛素有雇用华尔街的明星人物掌舵HMC的传统，但却往往难使这些人愉快地“在其位、谋其政”。HMC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A.El-Erian）在就职刚刚一年多后便宣布辞职。他计划今年回到自己此前供职的位于加州的私人基金管理公司。

出人意料的是，埃尔－埃利安是在基金投资实现连续一年的强劲增长之后辞职的。在截至2007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中，哈佛大学获得了23.0％的回报率。2007年也成为自HMC于1974年创立以来业绩最好的一年，甚至优于其他大型投资管理机构的业绩记录。HMC高达23.0％的回报率，不但优于Trust Universe Comparison Service所测算的151家大型投资基金的业绩中值17.7％，还高于其中业绩最佳的前5％家基金的中值20.9％。23.0％这一数字，使得哈佛捐赠资金在近十年间的年均回报率达到15.0％，而五年来的年均回报率更高达18.4％。此前，HMC自成立以来的年均回报率为13.3％。

持续的高回报率切实增强了对哈佛学术项目和教学任务的支持，包括金融援助、员工薪酬和设施维护等等。哈佛大学的每个学院都可使用投资、募集的馈赠和学费来支付教学成本。而单凭哈佛的学费只能支付总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二。

哈佛每年把5％的捐赠基金花在大学项目上。在2007财政年，来自捐赠的资金支持了几乎三分之一的学校预算，共11亿美元。同时，捐赠基金资助了哈佛学生资金援助项目。这样，无论学生是否有能力付学费，只要合格，学校都可以招收。

自2001财政年到2007财政年，学校基金发放的奖学金和各种学生奖励从1.56亿美元增加到了3.02亿美元，增幅超过94％。而同期，基金分配在所有哈佛项目上的经费，从6.15亿美元涨至10.4亿美元，增幅超过70％。

近年来，哈佛对其捐赠基金的依赖性有所增长。在1997财政年，捐赠收入仅占学校总收入的21％；而到2007财政年，这一数字已达33％。

就在使捐赠基金取得了创记录的回报率及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时，埃尔－埃利安却要离开哈佛，导致他辞职及其不同寻常的短暂任期的直接原因不明。人们只知道，他在HMC的收入与在私人基金公司可挣得的收入间存在巨大落差。

虽然埃尔－埃利安的收入在哈佛大学中算是极高的，但对于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来说，标准的酬劳计算模式是按所管理资产总额的2％计算管理费，加上20％的基金年投资利润。因此，管理一支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其经理每年就可挣得几千万美元的收入。这种落差无疑是很大的。■

二 曼昆的经济学第一课

“经济学课程的目的是理解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倡导某个特定的政策立场”

9月17日，哈佛大学新学年的第一天。中午12时左右，格利高里·曼昆教授坐在桑德斯（Sanders）讲堂的讲台台阶上，以握手的形式向新生问好。

地处哈佛校园中心的桑德斯讲堂是哈佛大学最大的讲堂，坐落于“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内。作为一座足以容纳1000人的讲堂，桑德斯讲堂也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造访哈佛大学时发表演讲的地方。

曼昆是哈佛大学最有声望的教授之一。他的研究兴趣涉及广泛，包括价格调整、消费者行为、金融市场、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他还以多产著称，其代表作包括两本流传极广的著作——《中级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原理》。这两本书被翻译成超过15种文字，销量达上百万册。曼昆还活跃在经济政策领域。从2003年到2005年，他曾担任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曼昆在哈佛所教授的课程繁多，其中以关于经济学原理的导论课最为人称道，每年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多达1000人。该课程在哈佛经济系的代码是Ec10，是一门必修课。同时，因为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经济学的定义，所以课程也被称作“Ec10社会分析”。由于课程的入门性质，每年选修该课程的1000名学生中，大多是一年级新生。而作为一门本科课程，其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

中午12:05，曼昆准点开始讲课。他首先欢迎所有听课的学生，并鼓励他们在四年本科的开始阶段学会开放式思考，尝试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不同学科。接着，曼昆开始解释课程的安排。他直言他只是“大课堂的主要教师而非主导教师。”他的课时安排提纲显示，他只打算在为期13周的秋季学期安排六次1小时的讲授，其他四次讲授将由经济系另外四名教师担当。

环顾挤得满满当当的讲堂，曼昆称：“这门课所吸引的学生数量相当于整个经济学院所拥有学生的数量。”据悉，所有学生将分为34组，教学和评分则由34名助教完成，他们都是经济系的研究生。这门课的助教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其他小型文科学院“经济学原理”课整级学生的数量。在美国的大学，一般都由教授担当主讲，并直接与学生交流。曼昆的千人大课堂显然无法做到。于是，34名助教的责任是教授并给超过30个学生组成的小组进行评分。而管理和协调这34名助教，本身就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曼昆将自己完成这些管理工作吗？答案是否定的。课堂上，曼昆将一位名为西尔维亚·阿德格娜（Silvia Ardgna）的年轻女性介绍给在座的学生，并指其是这门课程“最重要的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认识她。阿德格娜是经济系的助理教授，负责管理所有的助教。

这个世界上不乏优秀的学生，但并非所有的优秀学生都适合哈佛。哈佛的学生需要很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和能动性，同时还要相当聪明，否则他们很容易淹没在哈佛这个极度庞大而且人情相对淡漠的环境里。

哈佛课程要求相当数量的课下阅读。而看似混乱的组别安排以及数量繁多的课外活动，对每个18岁的大一学生而言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相比之下，其他小型文科大学任务就要轻得多。对于美国的高中毕业生而言，题目需要就自己适合何种环境做出选择。

在处理完所有的行政性事务后，曼昆进入实质正题。“什么是经济学？”曼昆问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最有效分配稀缺资源的学科。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但它研究的对象又不是实物，而是人类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又是一门社会科学。为了更好理解人类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运用数学和其他的科学方法。曼昆接着又对实证和规范表述进行区分，前者是有着支持性论据的描述性陈述，后者则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诊断性陈述。曼昆表示，该课程的目的是理解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倡导某个特定的政策立场。

为了解释这一点（找到并理解不带主观判断的事实），曼昆用斯蒂文·列维特（Steven Levitt）的畅销书《另类经济学》（Feakonomics，国内译本名“魔鬼经济学”）做例子。从一套数据中，列维特发现上世纪70年代的堕胎合法化，同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有正关联。列维特接着依靠一个简单的逻辑形成假说：第一，父母决定放弃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罪犯；第二，堕胎合法化减少了那些父母不希望降生孩子的数量；第三，因此，堕胎合法化在20年后降低了犯罪率。

曼昆表示，因为反对堕胎，保守人士讨厌列维特的理论；自由派人士也认为研究结果体现了对社会底层家庭的偏见，讨厌列维特的理论。惟一欣赏列维特理论的人群是经济学家，以致于他们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颁发给列维特。该奖项授予40岁以下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

为鼓励学生选修经济学原理课，曼昆给出如下三个理由。第一，获得金钱的贪欲所带来的动力。对哈佛本科生而言，经济学是最接近商业的课程；第二，经济学可以帮助理解与分配稀缺资源有关的政策。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正是在这间屋子开始他的经济学生涯的。如果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美国总统，经济学将帮助你理解这些问题；第三，对理解世界纯粹的好奇。

最后，曼昆向学生介绍最基础，但同时也是最根本的经济学模型——循环图表，他以此将学生引入下一章节。在该模型里，家庭处于图表的一头，企业处于另外一头。通过市场，家庭花费金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企业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来赚取收入。同样通过市场，家庭通过提供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来赚取收入；而企业通过支付工资、房租和利润来获得这些生产要素。曼昆无法掩饰他对这些模型的热爱。他说，他就像儿童喜欢玩具那样喜欢模型。其理由在于，就像由塑料和胶水做成的车模一样，经济学模型也是对现实的简单化表述。■

三 曼昆的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的秘诀是：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

每年，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都会接到超过600份博士研究生项目的申请，而被接收者仅不到30名。在5%之小的获准率下，中国学生就更少了。有时一年里只有一、两个中国学生入学，甚或没有。哈佛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项目极其强调研究，学生在上完两年必修课后还需要三至四年的时间来完成研究。事实上，大多数经济专业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专为其后进行研究而设计的。

要想在研究中获得成功，就需要一系列与在普通课堂上做一个“好学生”截然不同的技能，不能只会学习和做标准的练习题。在研究中，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发问，提出问题并自行解答，而教授们仅仅充当辅助者的角色。

有个北大毕业的正在准备经济学毕业论文的三年级中国学生说：“我苦思冥想好几个月，总算有一个想法了，一见教授，三问两问就被枪毙了，还得重新来。在哈佛做毕业论文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教授一点儿都不含糊。博士研究生应该对知识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原创性的！哪有那么容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四年才可以完成博士论文（外加两年必修课，共六年）。”

在如此紧张的学习安排和教授对原创性的苛刻要求下，学生们往往倾向于寻求捷径来完成毕业论文，并尽可能迅速得到一份好工作。他们经常问的问题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什么样的课题能帮我们获得顶级大学的工作？”

格里高利?曼昆教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呢？他说：“我告诉学生，对于从事研究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该问的问题。他们应该扪心自问，他们真正喜欢研究什么？他们对这个世界观察到了什么？有何疑惑？什么样的课题令他们兴奋？”他将研究工作与其他职业区别开来，“做研究不像挖沟。一个人即使丝毫不曾喜欢过他的工作，也可以挖出一条很棒的沟。而相比之下，研究工作需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一定的热情。热情与创造力是携手共进的，没人能够为今后求职的需要制造出这种热情。”

被问到成功的秘诀时，曼昆说：“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读了一本书，它展现给我幸福生活的秘诀：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每当他面临下一步的选择时，总牢记这个秘诀。因此，他拒绝了大多数来自编辑和会议组织者的邀请，除非他们的选题与曼昆感兴趣并已着手的研究课题相符。“否则，我将难以愉快地写作，并且很可能写不出好文章。我搞研究的方法就是首先确定我想要思考什么，然后再看是否有人为我出版研究成果……对我来说，开始一项研究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课题是否能让我感到兴奋。”

“大多数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出于对其研究题目的着迷，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这个原因，使教授这一职业的工作满意度在所有行业里名列前茅。教授们寻找到了他们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找到了为此付给他们薪酬的人——这就是大学。”

另外，曼昆鼓励学生培养广泛的兴趣，因为“提出想法是研究过程中最难、最不可控的部分，而如果你的兴趣广泛，这就会多少容易一些。”

“广泛的兴趣能带给你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将研究者和矿工做比较，“如果一名矿工能着眼更广阔的开采场地，而非在同一地点重复劳动，他就有更大的可能发掘到金子。更重要的是，对一个题目的思考还可能引发对其他题目的想法。”

这恰为曼昆跨越经济学众多领域的多样化的研究成果做出了注释。他强调：“这些研究并非是什么重大计划的一部分。任何时候，我都只去研究当时使我最感兴趣的东西。”

他当然也很清楚研究领域如此之宽的代价。“研究范围宽，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深度。我有时也担心由于涉及领域过多而使每项研究都留于肤浅。”他是如何补偿这种代价的呢？“谨慎地选择合著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并不是完全奏效的办法。”他承认，“虽然有种说法是要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一项特定研究当中，但我不会那样做。那并不是我的风格。”

四 哈佛第一任女校长就职典礼见闻

哈佛371年历史上首任女校长福斯特

“一所大学更应关心如何通过学习改变人生与时代，如何将千年传统传承下去，如何塑造未来”

美国231年历史中共有过43届总统，而哈佛大学在其更加漫长的371年历史上却仅有过28位校长。每一位哈佛新校长举行就职典礼时，都会通过一系列仪式展开关于哈佛过去与未来的一次深刻反思，整个场面充盈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作为一名研究南北战争和美国西部历史的历史学家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在10月12日正式当选为这所近四百年历史的名校的第28任校长。她本人在此前的大约一个月（9月18日）刚刚度过了自己60岁生日。

福斯特目前是哈佛艺术系的林肯历史学教授，此前曾于2001年至2007年6月间任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其前身是Radcliffe College,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的首任所长。在来到拉德克里夫之前，福斯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作为爱丁伯格（Annenberg）历史学教授以及女性研究项目的主任工作了25年。

福斯特的就职典礼在三百周年纪念剧场举行。这是一个坐落于Winder图书馆和哈佛庭院中纪念教堂之间的巨大绿色空间。每年6月，毕业典礼都会在此举行。缤纷的哈佛旗帜装点着剧场，似乎在向新校长致敬。尽管天气潮湿阴冷，上千名哈佛教员、职工、学生、校友和社团成员身披雨衣齐聚这里。

来自世界各个大学的学术代表10月12日下午2点列队进场。在他们之中，有九名福斯特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他们走上台在两边落坐。台上最中间的位置坐着三名哈佛前任校长：第25届校长博克（Derek Bok）（任期为1971年—1991年，后于2006年—2007年间为代理校长）、第26届校长鲁登斯坦（Neil L. Rudenstine）（任期为1991年—2001年）以及第27届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任期是2001年—2006年)。

下午2点30分，随着大学典礼官一声令下，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教职工代表、哈佛学生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各界人士陆续发表致辞。数名音乐家在每篇致辞和祝辞间进行演奏。

随后，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仪式开始——职务徽章从三位前校长手中一一传递，然后交到福斯特手中。这已成为三百多年间哈佛历任校长的就职典礼上最闪亮的环节。所有的哈佛徽章都历史悠久，可以清晰地上溯到列文瑞特（John Leverett）校长于1708年的就职典礼，甚至更早。就职典礼的正规流程中还使用了包括钥匙、宪章、图章等在内的众多古老而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仪式的最后，福斯特校长发表了就职演说，内容与上一任校长萨默斯所做的演讲截然相反。

福斯特称，她不会列出具体的目标或规划，而是对高等教育寄以更宏大的关注。“是时候思考一下哈佛大学及其它类似机构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作用了，”她说。

2001年10月，福斯特的前任——萨默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一系列优先发展的事项，包括加强本科教学、促使大学团体更具凝聚力以及使制度结构“以最高效率配合科学探索”。

福斯特想为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不断变换的角色和下一个五年、八年甚至十年里的工作提出“原则性指南”。

“公众需要大学具备使命感，但具体该对什么负责却很模糊，”福斯特说，“这种矛盾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对学院和大学几乎毫无边际的期望。”

“那么，就让我冒昧地做一个定义。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当下负责。”福斯特认为，当下的状况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太多注意力。但是身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福斯特要将眼界超越现时。

“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大学是培养不安宁甚至叛逆文化的地方。这种属性存乎其对未来的责任感中。”她说，“知识的扩展意味着变革，但是变革往往带来不适，因为它总是同时包含着损失与收获，迷惑与发现。但是不安宁和叛逆对于思想的自由、创造和革新的自由来说是必需的。它们是塑造未来的关键。这种无限的想象力才是一所大学真正依赖的。”

一些人认为大学是劳动力的训练者，社会流动性的引擎或半政府机构，甚至还略带政治性。“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其实，一所大学更关乎如何通过学习改变人生与时代，如何将千年传统传承下去，以及如何塑造未来。”

福斯特认为，作为大学团队中的一员，“我们必须使自己投身于怀疑的不安、投身于笃信为学无涯的谦卑中。”

“对于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基本认知的机构来说，要得到一个国家或全世界的尊敬尚且十分难得，更不用说获取支持。然而，我们有义务作出表率：不仅向世人表明我们的目的并争取达成它们，同时这些宝贵的机构（即大学）也要生存下来并在新的一个世纪中成功发展。”福斯特说。■

五 成功的证明

“（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

同许多哈佛的经济学教授一样，曼昆无论在学术期刊领域还是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这样更为大众化的新闻媒体上都著述颇丰。他最有名的两部热门教材：中级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入门级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已分别被翻译成15种和20种语言。其中入门级教材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已在全世界售出数百万册。

在听到“您的教科书在中国十分流行”的赞誉时，曼昆幽默作答：“这一定是中国经济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好的原因了。”然而曼昆坦言，他实际上只到过一次中国，随一队经济学家访问，行程简短。“我很少做国际旅行，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呀。”他解释道。

回到曼昆的教科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写一本经济学的介绍性教材呢？曼昆自1985年起作为助理教授在哈佛负责经济学原理的教学。1992年，他接受了为其课程撰写配套书籍的委托。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曼昆写道：“在从学校毕业多年之后，没有什么比执教原理性课程更能使一个经济学家不时想起他的领域中真正重要和令人兴奋的东西了。我们在此提炼专业积累的知识，教育我们的同胞如何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在的世界。”

接下来的五年中，曼昆潜心筛选要写入教材的内容，这一艰辛历程直到1997年方告完成。他在其中集结了一批卓越经济学家的观点，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曼昆的教科书与之前的入门级教材有何不同呢？首先，他通过更早引入供给、需求这对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并对其作出更充分的讨论，使得“供给－需求”这一研究工具的作用更加突出。

其次，曼昆试图在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间寻求新的平衡。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大多数教材过于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份量，对形成经济状况的长期力量给予更多关注。

这意味着，在经济的实际量方面，内容更多地涵盖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市场对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作用，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等；而在名义量方面，对古典货币理论进行更多讨论，例如货币数量论和费雪效应（即财富效应）。

曼昆把着眼于长期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放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之前作介绍。用储蓄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作为例子，可以说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依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高的储蓄率会降低总需求，导致更低的国民收入，因而储蓄量其后就会下降；而相比之下，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认为，更高的储蓄意味着更多投资，从而形成未来更大的资本存量以及更高的国民收入。

最后，曼昆做出很多艰难的删改，使得他的教材适合学生阅读。他不想用过多细节吓住学生，而是着重强调那些基本原理。尽管如此，他的教材仍有775页之厚，只是相比其它动辄千页的经济学原理教材而言，曼昆这本看起来的确很短了。

他说：“（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正如我教给学生的一样。”依此标准来看，全世界数百万册的销量就是他成功的证明。■

六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中美贸易观

曼昆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2003年到2005年间，作为哈佛教授的格利高里·曼昆，在布什政府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兼高级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经历让他体会到，美国国会中政治家们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观念有多么普遍而强烈，而这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会有怎样现实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经济联盟2006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曼昆讲道：“如果你试图向一名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进口减少了美国人就业机会的重商主义者解释这一事实（即进口因其可以扩大我们的消费选择故是有益的，而出口是我们为实现进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所能得到的最好回应就是一个礼貌而显屈尊的微笑，以显示出对方认为你是多么的幼稚；而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表现得愤怒和被冒犯。而如果你身为一名公务员，他甚至将要求你辞职。”

曼昆断言：“两个多世纪前亚当斯密就表示反对，并在其后得到经济学业内一贯抵制的重商主义，现在却仍（在华盛顿）存在着。”这种重商主义的体现之一，是2005年年中时，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要求在中国实现汇率重估之前，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事实上，政治压力往往是非常无情的，以致拥有一支包括约翰·斯诺（John Snow）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内的明星经济顾问团的白宫，在当年12月就列出对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的清单，作为总统的“经济增长议程”中的成就之一。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曼昆相信贸易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曼昆于2003年10月30日在白宫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and Means Committee）的官员面前针对“中国贸易和美国制造业就业”这一政治上十分敏感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证词。在一篇长达十页的陈述中，曼昆从学术角度对数据详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含蓄地否定了美国政治家们对中国偷走美国就业的指责。

首先，曼昆断言，与中国进行贸易正如与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一样，对于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指出，尽管近年来中美已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却比美国表现得更加开放。这是由中国的进口占其GDP的比重来衡量的（中国为25%，而美国仅为大约10%）。

其次，他提出，对于美国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应该将其放入特定背景下来看，这才是学术的思维方式。他通过一批复杂的数据，分别归纳出如下事实。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与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逆差发生急剧增长，甚至比美中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这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中中国所占部分缩减了近乎20%；

——其实是美国的出口——尤其是制造业出口——的减少，而非进口的增加，才是近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原因。事实上，美国应该感谢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这使美国对华出口自2000年起快速增长，而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却在下降。

——由于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形成直接竞争，故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国家进口的替代，而非单纯地增加美国进口总量。

最后，曼昆无法回避对于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就业威胁做出解释，因为就业是政治家们最关注的方面。他将美国制造部门中就业的下降首先归结于近期商业周期的低迷，其次是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才是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

曼昆指出，这场经济低迷较之前次尤其不同的特征在于，这次低迷是由商业投资和出口的减少导致的，而以前多是源自家庭消费的下降和住房市场的疲软。他更进一步将商业投资的减少归因于高科技泡沫的终结和一系列企业管理丑闻，这些因素尤其降低了资本商品（capital goods）生产方面的投资。“这直接关系到资本商品出口量的降低，从而解释了2000年出口的整体下降。”曼昆说。

“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影响制造业就业的众多因素之一，”在那份陈述中，曼昆客观地总结道，“较之于进口竞争，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与国内投资减少和出口减弱的关系更为紧密。”他进而考察了自2000年7月以来制造业工作流失最显著的五大类出口导向型工业，对于这些类型的工业，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很小的。

认识到美国进口确实对美国生产同质化的企业造成了压力，曼昆对总统旨在帮助被转移工人的贸易调整补助政策进行了说明。这些政策包括职业咨询、培训、培训期间的收入支援、求职援助以及再就业补助。

曼昆一方面呼吁中国充分执行其WTO义务，继续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尤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一方面，他最后也重申了开放贸易的立场：“贸易增长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贸易是件双赢的事，它可使美国及其所有贸易伙伴共同受益。对于贸易双边国的消费者，更多的贸易往来意味着更多选择和更低廉的价格；而对于双方的生产企业来说，则是更大的市场。”■

七 曼昆：破解美国“双赤字”

降低贸易赤字惟一途径是增加美国储蓄；缩减财政赤字需采用新的个人账户体系及提高退休年龄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2006年底已经达到8115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这一巨额赤字能否持续？在政策设计上是否应该考虑收缩其规模？这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执己见。那么曼昆的立场如何呢？

曼昆认为，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源于资本账户失衡造成的巨额盈余，即目前外国投资者的对美投资已经超出美国对外投资8115亿美元。因此，若不降低外国对美国的净投资量，就无法缩减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然而，曼昆希望看到的是，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得到降低的同时，国内总投资也不发生减少。由于海外投资对美国GDP增长有着直接贡献，因此要同时达到这两方面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增加美国的储蓄。

“我的观点是，贸易逆差并非问题本身，而是出现问题的征兆，”曼昆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储蓄过低。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我并不急于看到贸易逆差立即消除，因为这就意味着美国国内的投资将降低到与储蓄相应的低水平；但是我想，如果贸易逆差能随着国家储蓄的上升而逐渐降低，则确实是件好事。”

曼昆对美国储蓄率所持的观点在经济学界相当普遍——更多储蓄意味着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增长。他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都围绕着增加储蓄这一考量，如大幅增加享受延税（tax-deferred）优惠的储蓄种类，包括个人退休账户（IRAs）和401k计划（一种养老金计划）等。它们可以降低对红利和资本收益征收的税额，使企业所有的资金投入实际上都被用于产生回报。

同是出于增加储蓄这一目的，曼昆支持缩小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储蓄、更少依赖于海外资本的流入以及更小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和预算赤字并非孪生兄弟，虽然它们之间确有一些关联。”曼昆在评论美国储蓄率过低时这样说。

关于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曼昆指出，对财政预算持续性造成最大威胁的因素，就是人口数量变化导致的社保资金短缺。1950年，平均每个获益人的背后有16名工人在支付社保费用，而目前支付者的数量已下降到平均3.3名。根据社保理事会的统计，到2018年，社保基金的年支出将超过其税收收入，从而增大财政赤字。而到2042年，社保信托基金将消耗一空，届时这一体系就将宣告破产。目前，社保体系的保障承诺超出其自身财力的部分按现值计总数已达10万亿美元。

对此，补救的方法可以是大规模增加税收，大幅度削减社保福利，增加人们的工作年限以延迟其享受养老保障，将退休金“更明智地”投资以便在将来产生更大收益，或以某种方式将上述方法结合起来。身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在2004年提出建立一个“自愿个人账户（voluntary personal accounts）”体系。这类账户对于个人来说的确是私人性质，人们可以将他们的退休储蓄至少拿出一部分投资于更加多样化且低成本的股票型基金，从而获得更多未来收益。这一倡议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使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创造、积累收益”。而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曼昆于2006年1月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将延迟退休作为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支持显著地提高退休年龄，尽管这一目标仍需经历漫长的过程才能逐步实现。

在当时的发言中，曼昆描述了经济学家和公众在退休金问题解决方案倾向上的有趣差别：“如果你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起关于如何解决养老补助支出问题的调查，我相信很多人会表示将采取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方法，这当然也是我所支持的解决方式；而如果在普通公众间发起补助方式改革的民意调查，提高退休年龄恐怕将是最不受欢迎的改革方案之一，这就是政治家较少提及此话题的原因。”

“我经常思考为何经济学家和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如此悬殊的差异，”曼昆说，“一种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满意程度高于大众水平，所以与别人相比，更长的工作年限对于我们来说显得更轻松；而另一种可能则是，我们对政策选择的考虑比他人更彻底，并且我们认识到提高退休年龄可能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补救方案。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需要着手劝导公众去接受它。”■

八 经济学家的“疯狂”想法

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

在哈佛大学桑德思讲堂（Sanders Theater）进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演讲中，考虑到学生已经在先前课程中学习了大多数经济学概念和基本分析框架，格里高利·曼昆教授仅对那些他认为对学生们足够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曼昆教授9月19日的第二次演讲讲述经济思想史。在演讲中，曼昆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领袖地位与乔治·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做了比较。“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者，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奠基人。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但并不能说没有亚当·斯密就没有现代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洞察了人的动机，及其与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关系。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人们受利己主义驱动，而不是某些慈善人士鼓吹的利他主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些利己主义将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经济最大程度的繁荣以及社会和谐，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一切。这意味着，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尽管他们并没有想要这样做。

曼昆澄清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观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应该是很好的，但是经济学家并不捍卫资本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私利”。此外，“经济学家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保护产权、实行法治、提供公共物品、解决负的外部性、消减贫困、采取经济政策以熨平商业周期等。”

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曼昆援引了斯密的名言——“能够把最低发展程度的蒙昧社会带入高度富裕文明状态的，除了社会和平、低税率政策以及良好的司法秩序之外，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事实上，自发的市场力量可做到所有其余的事情”。

曼昆在2007年10月26日发表的第三次演讲，将众所关心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所谓“矫正性税收”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他说，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虽然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美国汽油价格长期偏低，不过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却公然表示美国能源价格已经过高，而且这在各派美国政治家中极具代表性。虽然民意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仅有5%的人支持提高汽油税，但是曼昆辩解道，“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可能导致更多的自行驾驶和能源消费，降低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利用程度；此外，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意味着汽车制造商要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而这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如果相信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那么更多的汽车驾驶，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负的外部性：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严重的区域性污染、更拥挤的公路交通、更多交通事故导致更高的汽车保险成本，”曼昆说，“《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分别估算了这四个方面的外部性成本，并据此认为，每加仑汽油税应该从目前的40美分提高到2.10美元。”

经济学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做法就是“对外部性征税”，这种税收被以最初发展外部性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之名命名为“庇古税”。庇古税是一种矫正性税收。“经济学家们在是否征税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的分歧在于究竟要征多少税”。

曼昆提到布赖恩·开普兰（Bryan Caplan）的一本书《理性投票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党人选择了错误的政策》。他说，“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税收会造成扭曲和无谓损失，但这里的汽油税却是一种矫正性税收，它被用来矫正现实生活中由负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除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外，曼昆讨论了另一种政策选择。“有些人支持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然后将排放配额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Obama）支持这样做。不过如果配额在市场上进行拍卖，那么其功能与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是一致的。”

虽然一些政治学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为汽油税政策进行辩护，他们认为较高的汽油税可以减少汽油消费并鼓励能源独立，不过曼昆说，“经济学家大多对这样的逻辑持怀疑态度，因为能源独立就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这是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极力反对的。”

关于最终税责承担问题，“因为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其行为可显著地影响市场，就是说美国的能源供应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直线，所以较高的汽油税最终将由消费者和生产商共同分担”。在财富分配效应方面，有人担心这会恶化穷人的经济状况。曼昆辩解道，“穷人可以利用公共交通，也可以把汽油税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穷人。”

演讲结束时，曼昆回顾了他的个人经历。他说：“2004年，当我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将这一建议提供给布什总统，不过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实际上，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用以反对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一个广告就以“有些人的想法很疯狂”为题，而克里是支持征收高额汽油税的。■

九 中国撼动世界？

詹姆斯·金奇认为，未来国际经济与政治中的许多重大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为英国《金融时报》中国部1998年至2005年间的负责人，他于今年10月30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其著作《中国撼动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的内容发表了演讲。

金奇以他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就进行了多项市场化改革，例如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海外学习，废除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解放人们的意识形态等等。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十分关注外部世界能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他们希望使中国日益与西方同化，最终成为西式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以防中国从国际社会分离，并以此维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完整性。

然而在金奇看来，这只是改革最初25年的情形，其后几年局面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改造世界？”

金奇首先从经济方面讨论这一议题。他说，今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的前景、国际经济失衡、美元的未来走势以及亚洲地区的商业周期等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然而，虽然经过29年的开放过程，中国仍未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银行、保险、能源、电信等行业都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垄断，对于内外资企业来说，过高的进入壁垒几乎难以逾越。在一些行业中，政府同时扮演着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角色。而金融市场仅在非常有限的方面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资本账户仍然对外关闭，人民币汇率尚不能自由浮动。

另外，中国依然缺乏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很多事务上行使权力，外国和本地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与政府搞好关系。当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时，世界各国希望中国能够就此变成一个环境透明的法治国家，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

其次，金奇从政治层面对其“中国改造世界”的观点作出论述。虽然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它的政治体系尚未完成改革。中国共产党现在所拥有的实力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现已可通过庞大的国有资产将其实力发挥到海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4万亿美元，新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社保基金都在海外积极寻求投资。

另外，中国一方面加大了国家安全和军费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论是与美国在朝鲜六方会谈中的合作，还是无条件援助非洲国家的义举，中国不断提升着自身的政治地位。而这一提升使得一些如G7这样的国际组织没有中国的参与就近乎虚设，因为缺了中国，它们就无法解决一些重大的贸易失衡问题和货币问题。

金奇认为，虽然在以往的政府宣传中，民族主义思想一再被加强，而外国在华投资和对华援助的贡献鲜被提及；但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高科技等的依赖，其民族主义将有所缓和。因此，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上万名到京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一定会见证这一亚洲巨人的长足进步，并且这些外国媒体的声音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十 选材之道

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委会，其成员从未见过候选人，更不要说任何私人关系了

今年32岁的西班牙籍助理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是哈佛大学中极少数经严格评选程序在校内直接受聘的终身教员之一，并且是经济系最年轻的教员之一。也是在他这个年纪，还有少数30岁上下就在哈佛开始了终身教职生涯的卓越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和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

大致上，哈佛经济系中的终身教员外来的与聘自校内的比例为2:1；而在其他院系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大多数初级教员都认为，在哈佛三到五年的执教经验对他们在其他地方求职大有好处，最终纷纷离开。

在拉里·萨默斯2001年至2006年任哈佛校长期间，他曾致力于增加校内聘用率。尽管如此，哈佛的终身教员仍多来自外部。这是由于哈佛保持着“要将全球各领域的精英招至麾下而避免内部优先”的理念。

“我将哲学系过去半个世纪来的内聘率翻了一番。”他不无自嘲地说。事实是，过去50年以来哲学系只从校内聘得一名高级教员。而萨默斯在任时也只是多招到一名而已。

哈佛的终身教员招聘过程比较特别。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其成员全都从未见过此名候选人，更不要说与他有任何私人关系了。

正如一位经济系的助理教授说：“在哈佛，招聘人才的评审内容十分简单而直接——主要包括科研、顶级学术刊物发表量；而教学方面所占的考核比例很小，人际关系也没那么主要。”

无论如何，安特拉斯通过了经济系的评审。自2003年由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毕业，他已在哈佛教了四年国际贸易的本科课程，课程名称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与哈佛经济系的其他课程一样，安特拉斯的课程具备十分丰富的分析性和计算要求。同样的内容也可因对其进行分析的程度不同而适于不同程度的教学。

更进一步，安特拉斯总是将假设阐述得更加精准。例如，在解释“相似性（homotheticity）”这一经济学概念时，他的课程中不仅包括所有与相似性假设相关的计算方程和图示，还讨论了此假设在针对奢侈品和必需品时的不同现实情况。

当然，关于相似性的假设只是一个分析中的细节问题，在一些课程上几乎可以忽略；而安特拉斯在长度为90分钟课程的前5分钟涵盖了这一概念的许多细节，其余大部分时间则用于讲解更为重要而基础的有关李嘉图模型的内容。这样，学生需要同时领会所学知识的宏观全景以及分析细节。

可想而知，安特拉斯的知识讲授密度是非常惊人的，尤其考虑到他所教的只是本科课程的话。■

十一 感受数据

在讲授形形色色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之前，安特拉斯教导学生们要有“数据感觉”

国际贸易与投资课程伊始，在讲授形形色色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之前，助理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为了让学生们有“数据感觉”，先给出了国际贸易的大致轮廓。

安特拉斯介绍，历史上曾先后发生两次全球化浪潮——“全球化”被定义为全球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不断融合，或被视为国际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间，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二战”之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大萧条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受到阻碍。而自1950年开始，世界商品贸易显著增长，到20世纪末增长了15倍左右。与此同时，世界商品产出增长了五倍左右。交通通信领域的重大技术进步，以及八轮自由贸易对话（从1947年的第一回合到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所产生的累计效应，推动了贸易的兴旺。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非关税壁垒开始降低关税削减所带来的自由贸易效应。

美国对外贸易占美国经济的比例（进口+出口/美国国民收入）在过去40年里增长了两倍。然而，横向比较，跟法国（约25％）、加拿大（多于30％）、比利时（多于80％）等相比，美国经济没有那么开放，外贸占比2003年只有10％。安特拉斯随后指出，经济规模以及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对此都有影响。经济规模越大，贸易伙伴越远，对外贸易比例就越小。这一关系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贸易“引力定律”。

根据相关数据，人均收益率与人均贸易率看起来有正相关关系。国家越富有，贸易越多，对外越开放。出口对GDP占比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而增长：低收入国家只有24％，中等收入国家约37％，而高收入国家占到了42％。

国际贸易的性质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制造业取代了粮食和原材料成为主要的贸易商品。制造业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产品和能源矿物贸易，已经构成了国际贸易的主要部分。2003年，制造业贸易的占比已经达到61％，而农业只有8％，矿物占到11％，服务业占20％。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构成发成了巨大变化。在1960年，这些国家的出口中58％为农产品，只有12％为制造业产品；而到2001年，65％的出口为工业产品，只有10％为农产品。安特拉斯将在随后的讲座中通过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Effect）讲解这种由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型。

相比之下，美国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出口规模都很大。2005年时，制造业产品占到美国出口总量的81％以及进口总量的71.5％，其中过半数集中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而且，服务业贸易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

其次，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如今，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出口和42％的进口都是同一跨国公司不同地区的部门间的贸易。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开始超过产业间贸易。总的来说，国际贸易中已有超过60％的部分为产业内贸易。

再次，制造流程的拆分或外包已成为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原因。外包是指一家公司将其制造的部分流程转移到其他国家。外包的执行公司既可以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可以是一家外国公司。

最后，国际贸易的分布出现集中化趋势。全球贸易最发达的11个国家占据了国际贸易的60％，而余下的40％则来自其他150多个国家。当然，对此趋势亦可有不同的观察：超过一半的世界贸易为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到12％。

在课程的后半段，安特拉斯在课程中讲解了更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相互作用——一国是否应当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贸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什么是好的贸易政策？美国是否应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担忧？跨国公司如何影响东道国？更多精彩的问题和答案将会涌现。■

十二 曼昆的“最后甜点”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市场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2007年12月12日、14日、17日，曼昆教授一口气连上了他本学期第四到六节课，结束了上半学年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微观经济学，春季开学后再继续宏观经济学部分。

有些学校的教授是先讲宏观再讲微观，理由是宏观经济学更贴近于我们接触到的新闻报道，大概会比较吸引学生。但曼昆不这么做，正如他在最后一节课中所说，他想“把甜点留到最后”。当然，这学期的课程也已经相当精彩了。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市场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在第一个话题中，他解释了偏左和偏右的两派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区别，尽管其运用的理论框架并无二致。偏左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权力比比皆是（市场竞争远非完美），外部性无处不在，税收的扭曲性并不像右派认为的那样大，而政府比右派认为的更有效。偏右的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

曼昆以航空业为例来说明市场权力。例如，某市场根基牢固的大航空公司大幅降价，价格低至新晋竞争者无法进入市场，这就是市场权力的体现。但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对此，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而民主政治进程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差异，达成相互妥协。

在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一课上，曼昆首先给出了历年来的美国收入分配与他国比较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就开始扩大。2003年，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据了全部收入的47.6％，而最穷的五分之一只占有4.1％。

对此，曼昆给出了四个解释。第一，随着科技进步，对技工的需求比对一般工人的需求增长要快。科技总是带来技术扩张（技术的生产率提高），因而技工的工资上涨。第二，女权运动促使更多女性参加工作，而高收入男性更可能与高收入女性结婚，其家庭收入也就升至更高的税基级别。第三，除固定工资外，根据工作表现发放的奖金越来越多。第四，全球化放大了“超级明星效应”，也就是说，那些影星、体育明星等能拥有比以前多得多的观众。因此，美国富人积累财富的速度高于穷人。

若比较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则可发现美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是8.5，日本3.4，德国4.3，加拿大5.8。但比起发展中国家来，美国就不算高了——俄罗斯10.5，中国10.6，墨西哥19.1，巴西则为32！曼昆将五个收入级别的税赋分别占联邦税收的比例和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列成表，让学生自己来判断美国税收机制的累进性是否足够。

最后，曼昆谈了关于社会平等的不同观点。根据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效用理论，人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1美元对于穷人比对于富人更值钱。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就该向富人征税，然后转移给穷人。但是，这样就可能打击那些有能力的人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保守的功利主义者（conservative utilitarianists）认为，这种再分配政策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们倾向于税率的累进程度小一些。自由的功利主义者（liberal utilitarianists）则持相反观点，主张提高税率累进性，以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其“社会保险”的概念，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主张以社会保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以保障不幸人群的生活不至于太糟。

与功利主义学派迥然不同的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将收入的不平等视为主流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关心的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过程。他们相信，只要过程公平，结果亦然，不管这个结果多不平等。在他们眼中，政府就是捕食者，而非使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力量。他们不愿向中央社会计划者交出任何自由。他们把自己置于与政府的对立面上：政府是握有权力的，而人民是弱小的。

在国际贸易与全球化一课上，曼昆先拿技术打了个比方——贸易的经济影响就像技术进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贸易在总体上是有利的，但当美国的消费者消费更多中国生产的纺织品时，美国的纺织工人就失业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贸易调整机制来补偿那些因国际贸易受损的人呢？”曼昆问道。补偿损失者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补偿对象如何界定。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纺织工人应该补偿美国消费者，因为他们多年来受益于美国的纺织品配额，直到大量的中国纺织品被允许进入。其二，给予一个失业人士特殊待遇的充分理由何在——贸易导致的失业和其他原因导致的失业的本质区别在哪儿？

曼昆又问，“外国的低工资是对美国工人的威胁吗？”在竞争性市场上，真实工资就是工人的边际劳动产品，工资的差异就反映了生产力的差异。比如，当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移向印度，印度的真实工资就会上升。最终，当印度工资高到一定水平，美国公司移向印度也就没有意义了。

曼昆接着问：“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是一种耻辱，还是某种光荣（对于美国公司而言）？”虽然在美国标准看来，这些工厂的工作时间冗长，工资之低和工作环境之恶劣令人无法忍受，但美国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却能使这些工人过上比没有它们时更好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美国公司不为他们支付高工资？”曼昆说，“因为和任何私营企业一样，这些公司也是以营利为目的，它们努力使成本最小化、股东利益最大化。”

“既然贸易如此有利，为什么美国不放任自由贸易，放弃复杂的多边贸易谈判，不管别国怎么做呢？”他的回答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于贸易采取的是重商主义。他们视出口为宜，因为创造了就业；视进口为害，因为工作机会转移到出口国。但事实恰恰相反。进口是有好处的，它使我们享受到超越本国生产可能性的产品，丰富了我们的选择，而出口只是我们为了取得进口而必须卖给国外的。问题是，受惠于廉价进口品的美国消费者并没有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而那些被进口替代的美国生产商则组织起来了，并对华盛顿施加了影响。

曼昆的下一个问题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又作何解释呢？”他解释说，当美国人从中国购买的货物大大超过卖给中国的，美国就对中国产生了入超，中国对美国就是出超。因此中国开始将其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所以，要理解美国的贸易赤字，我们就必须理解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这会在下学期中涉及”。

最后，曼昆向学生们推荐了四本书，都是经济学家写的大众读物——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世俗哲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兜售繁荣》，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以及阿兰·格林斯潘的《动荡的时代》。■

十三 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

2008年春季，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1月31日，星期四，他西装革履走进Emerson Hall的最大的教室，开始PPT教学。但他不熟悉PPT的操作，于是叫一名技术人员帮忙。他自语道：“上一次我讲课用的还是黑板和粉笔。”

是啊，上一次他在哈佛上课至少是17年以前。在这期间，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和部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这样的经历对他的新课程会有怎样的影响？

和很多知名学者一样，萨默斯的思想深远而广阔，纵贯人类历史。他说过，“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伊斯兰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是第二等重要的，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他用PPT把中国和印度1978年－2002年间的人均GDP，与英国在1830年－1858年之间的人均GDP加以比较，又把它们之间的人口数量加以比较，说明“中国和印度发展速度之快，对人类的贡献之大，使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形见拙。”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可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也可以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萨默斯说。

他简短地回顾了从工业革命到一次世界大战，到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到民主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给专政让路，到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然后说，“我们眼前的大好形势——和平、繁荣和开放——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充满机遇，减少摩擦的国际秩序。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谨慎地处理好国际合作、公共产品、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放弃任何一方面，只顾其他两方面的关系，那么绝大多数的国际问题就会相当容易的解决。我们的挑战是在解决国际问题时，不能放弃这三者的任何一方，因为那样就太不现实了。”

萨默斯课程的教学大纲上写明，“本课程的目的是研究全球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对贫困、分配不均、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课程重点是研究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公司、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在许多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当前国际体系下作出自己的决定。课程要求学生参加课后小组讨论，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或是在WTO贸易争端中代表公司利益，或是在国际货币基金（IMF）代表国家政府。课程还要求学生在一学期中，从指定的四个题目中选三个，写三篇四五页的发言稿。

这种非理论课程是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答案的，虽然学生的学期成绩在教学大纲中有计算公式可循：期末考试（40％）+三篇短文（45％）+小组讨论表现（15％）。最终成绩取决于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国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

萨默斯课程要求的三本必读书分别是：Martin Wolf的《Why Globalization Works》，Joseph Stieglitz的《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和Jeffrey Frieden的《Global Capitalism》，外加长达八页的参考书目。这并不奇怪，大多数经济系课程要求的阅读量都很大。有的经济系教授还说，他们要求的阅读量比起文史学科要求的阅读量少多了。

萨默斯选择和Lant Pritchett教授合讲这门课程。Pritchett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训练的经济学博士，在去年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之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19年，并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居住和工作，对发展经济学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萨默斯说：“我和Pritchett教授都是学者和实践者。”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们是如何把两者有机地在这门课中结合起来吧。■

十四 布雷顿体系的诞生和嬗变

萨默斯在哈佛讲堂上阐述二战后国际经济格局，剖析市场化思维回归之由

在2月7日的课上，萨默斯向哈佛本科生讲解二战后布雷顿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他面带微笑，深入浅出地阐述经理理论，对国际组织如数家珍。

首先，他解释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优缺点。优点是，在这一体系里的国家政府不得随意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国内财政问题，以此维系货币稳定；缺点则在于，当这个体系中的国家由于某种原因，整体需求面临挑战时，它的中央银行不能通过降低利率或提高货币供给而刺激需求，也即其货币政策受到严重限制，不能脱开国际环境而独立地解决国内特有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试想在这个体系中，如果一国的利率低于另一国，则投机者就会售卖第一个国货币，买进第二国家货币，以争取更高利率，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在短期内赚取巨额利润。所以一国若要维系金本位，则短期资本帐户绝不可放开。

萨默斯回忆起他在1967年随父母住在伦敦，出国旅行时每人每次不得携带50英镑以上的现金。这种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有人在短期内用大量现金套汇。

接着，萨默斯解释了二战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他先用PPT显示了凯恩思对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的不满和预言，“德国不可能履行所有的承诺……有这样的和平条约，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只能是混乱和战争，而且越快越好。”果然不出凯恩思所料，德国政治经济形式的严重恶化为希特勒上台奠定了基础。

为了在二战后不重蹈覆辙，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1947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对被战火摧残的欧洲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同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建立——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也是为了纳入德国，以防其重新军事化，也囊入美国，使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确保战后国际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拒共产主义的苏联于圈外。联合国的建立也是为了给所有的国家提供联合的安全保障。

二战后，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IMF）、国际建设发展银行（IBRD，后改称世界银行），以及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后改称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中，IMF最基本的任务是在一个国家收支平衡发生困难时提供贷款，帮助解决短期外汇流动性短缺。这些贷款并非援助，而是需要偿还本息。与此相反，世界银行是以支持成员国家发展建设为目的，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或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说，IMF更像一个银行，而世界银行更像一个基金。关贸总协定是为了鼓励自由贸易而设立的一系列规则，不是一个组织。直到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它才成为一个组织，有比较严格的解决争端机制和执行机制。

以上这些组织统称布雷顿体系（Britton Woods System）。这个体系的重要特点，是其主要成员国互相之间保持汇率稳定。具体操作如下：金价定在每盎司35美元，但美联储只允许其他成员国的央行在美元与黄金之间自由兑换，其他组织和个人不能自由兑换。其他成员国的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也即与黄金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这就几乎相当于金本位。所不同的是，在布雷顿体系中，美元充当了黄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硬货币”。在此固定汇率机制下，各国的货币政策都要服从于汇率政策，从而都被捆绑在一起，不能独立地针对各国的特殊情况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经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得非常出色，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了。萨默斯称这个阶段为黄金时代。然而时至七十年代，事端再起，两次石油危机令石油价格上升了近4倍，造成双位数的通胀。1971年，美国因黄金储备剧减而被迫宣布停止黄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这就是著名的Nixon Shock。从此，主要国家之间的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布雷顿体系的主要特点不复存在。然而，布雷顿体系下的国际框架、国际组织及其在二战影响下制定的宗旨（如发展建设，创造就业等等），以及一系列的游戏规则仍然有效。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否认布雷顿体系业已解体，而认为我们生活在第二阶段的布雷顿体系（Britton WoodsII）。

当年，面临20%以上的通胀，美联储迅速提升利率，紧缩银根，抑制通胀。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相继上台，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80年代后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90年代初，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这一切都表明了市场化思想的回归。撒切尔夫人曾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么一说，只有个人——独立的男人、女人和家庭。”里根曾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课堂上，萨默斯用图表显示通讯成本、运输成本在过去50年中由于科技的发展而急剧下降。他对国际长途电话费的下降深有体会。他说，上世纪60年代他和家里的另外两个孩子同父母住在伦敦，三个孩子每个月给住在纽约的祖母打一次电话，尽管父母是大学教授，但是电话费如此昂贵，每个孩子只能说一分钟，他们三个总要事先练习一下，才能在一分钟内把要说的话说完。相比之下，现在的长途电话费一分钟仅几分钱，如果通过网络，还可以免费。

萨默斯也承认，尽管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在过去五十年中发展得非常好，但拉丁美洲由于政府扩张阻碍了私有经济的成长，发展缓慢；非洲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十五 国际章程与国家意志孰重？

两位顶尖学者——萨默斯与Pritchett在课堂上即席对答：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否应允许更多的国家意志

2月26日当天的全球化课程，由Lant 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也来了，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右侧。

这节课的题目是“国际准则和规定意味着你不能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Pritchett首先解释，经济学家并不轻视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例如，员工由于自由贸易工作移向海外，而经历再次找工作、搬家的麻烦和精神紧张。这些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在理论上都被经济学家折合成价格——通过询问当事人“给你多少钱你才不介意再次找工作，再次搬家呢？”——计算在体系设计之内了。

接着，他讲解什么叫“动态一致（dynamic consistency）”。当一人应履行诺言却因各种突然原因而不履行，就叫“动态不一致。”他人若预计某人将“动态不一致”，则事前不会与其签约合作。这正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如此艰难的原因。

Pritchett教授重点讲述了两个案例。其一发生于1990年，泰国以保护国民健康为名，依据GATT第二十条排斥以美国烟草公司为首的跨国烟草公司。对此，美国用国家待遇条款起诉泰国——如果泰国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则应像排斥外国烟草业一样禁止本国烟草业。调停小组最终按照GATT第十一条判决美国获胜。

另一案例比较复杂：上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起诉美国以保护海豚为名，保护美国的金枪鱼捕捞业。美国制定过一部保护海豚的法律，禁止进口通过“袋状网围”捕捞的金枪鱼。

海豚与金枪鱼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墨西哥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大量使用“袋状网围”捕捞金枪鱼，以降低捕捞成本，但这致使大量海豚丧命。

墨西哥认为，美国不应将自身保护环境、爱护海豚的条款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且，一国是否允许进口金枪鱼，应依据其质量、价格而非依据捕捞金枪鱼的过程。

“美国制定这一法律旨在保护海豚，如果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就意味着这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如果要在自由贸易和保护海豚之间作选择，我们宁愿选择保护海豚。”Pritchett教授说，“尽管每个人都喜爱海豚，但GATT调停小组考虑，如果评判美国胜诉，那就意味着在贸易摩擦中，生产过程比产品本身更重要，就很容易给贸易保护主义者更多的借口、更多冠冕堂皇的幌子阻碍自由贸易。基于此，GATT调停小组判定墨西哥胜诉。”

这个案例引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何运用法规是正确的？如何运用法规又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作掩护？这就又回到了萨默斯在开学第一天讲到的如何处理好国际化、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三者关系的问题。

在这节课的最后几分钟，萨默斯举手提问，“Pritchett教授似乎认为GATT在这一案子中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这一法律是在环保主义者的倡议下制定的，不是在国内金枪鱼制造商的倡议下制定的。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选择，而非打着掩护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此，Pritchett教授回应称，“主观上的动机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衡量。例如，法国农民和小食品店店主反对麦当劳进入法国，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你说他们真的是在感情上受了伤害，还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打掩护？”

“我想主观上的正确要比客观上的错误强很多。”萨默斯立即回答，然后反问，“一个问题是，在当时的GATT规则下，GATT调停小组是否作出了正确判决？你的回答可以是Yes。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在国际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允许有更多的体现国家意愿的国家选择？”

Pritchett教授摇摇头，“我的回答是No。”萨默斯笑了，“Pritchett教授，你保持了动态一致（you’redynamically consistent）。”

这时，墙上的钟表正好指到下课时间——下午1时。学生们对两位教授的即席对答给予热烈掌声。Pritchett教授向台下的学生们挥挥手说，“且听下回分解（to be continued）。”

这已不是两位教授的第一次即席对答。一周以前，萨默斯介绍完全球化（从1870年到冷战结束）的历史之后，留了几分钟时间，问学生还有什么问题。沉默了一阵以后，坐在第一排的Pritchett教授举手提问，“全球化是不是就是美国化？它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如果有，有什么区别？”

由于临近下课时间，萨默斯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全球化，而不是美国化。‘美国化’这个词更适用于冷战期间，当时我们的对手是苏联，美国化是相对于苏联而言。现在我们没有和任何国家冷战，也就无所谓美国化。而且全球化有它的规则，美国并不总能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

十六 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是否促进全球贸易？

在哈佛课堂上，萨默斯阐述了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3月4日，萨默斯以“贸易一体化中的一些问题”为题讲解自由贸易的复杂性。

贸易一体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劳工环境保护标准、文化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萨默斯着重讲解了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数目，从1994年起翻了6倍。

在以前的课中，Lant Pritchett教授已经根据广为接受的标准贸易理论，讲解了贸易交换为什么产生价值，贸易是科技进步以外的另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是一件好事，应该支持。现在萨默斯要讨论的问题就转化为：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会不会增加全球贸易？

萨默斯首先区别了“新增贸易（trade creation）”和“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两个概念。新增贸易是指，原本没有贸易，由于自由贸易协议减少关税和配额而产生的贸易。贸易取代是指，原本就有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由于有了与第三国的自由贸易协议，造成关税减少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贸易被第三国取代。

然后，他问在座的学生，“请你们想一想，在什么条件下贸易取代是应该发生的，在什么条件下是不应该发生的？”

哈佛本科生大多天资很好，在课堂上，不出几秒就会有学生举手回答，直觉准、反应快、语言简单流畅，这次也一样。

萨默斯满意地说，“非常准确。”如果第三国的企业，本来就是三个国家中同一行业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么贸易取代就是对的。如果第三国的企业的竞争力，不如原本贸易伙伴的竞争力，而只是因为关税减少，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获得新的生意，那么贸易取代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萨默斯进一步提问，“那么什么样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好的贸易取代，也就是新增贸易大于不应有的贸易取代？”他启发大家，“例如，欧共体的产生会使新增贸易大于贸易取代，还是小于贸易取代？”

“对，大于贸易取代。因为欧洲的一些国家是天然的贸易伙伴。”萨默斯说。“那么如果美国和约旦这样一个人口大约250万的小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美国政府会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证明，这个协议是值得签订的呢？是经济利益吗？当然不是，但美国政府可以说约旦地处中东，有战略意义，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支持其市场经济政策、政治自由化的一个象征.”

“同样，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工作时，美国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我们主张囊括墨西哥也有政治方面的理由。”萨默斯说。

为了使NAFTA通过美国国会，克林顿政府做了很多细致入微的工作，满足了很多议员，其中包括保护环境、劳工标准和知识产权的附件。为了凑够国会票数，克林顿政府甚至不得不满足个别议员的要求。一名议员认为，为了促进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应该设立一个双边的进出口银行。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在美墨边境的得克萨斯州，为此建立了一个银行。这是真正的“一票，一个银行（one vote,one bank）。”萨默斯说。

接着，萨默斯解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与海关联盟（custom union）的不同。海关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家，对其他国家都保持一样的关税政策，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签署国，有更多的国家主权，可以对区域外的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关税政策。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自由贸易区域外国家A的产品，进入区域内某一低关税国家B的境内，然后再进入自由贸易区域内另一国家C的境内，会享受零或接近零关税待遇。而国家A的产品要直接进入国家C，就有可能要付很高的关税，那么国家C对国家A设置的关税政策就失灵了。针对这一问题就产生了定义“产品原籍（ruleso forigin）”的需要。那么，如果产品原料来自国家A，在国家B加工，然后出口到国家C，产品的原籍应该是哪个国家？如果原料来自多个国家，在多个国家加工，最后出口到国家C，产品原籍又应该如何定义？

“把这些复杂性都考虑在内，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萨默斯自问自答，“如果你支持这种协议，你就叫它‘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如果你反对这种协议，你就叫它‘区别对待（preferential treatment）’。”

然后，他用幻灯机打出两段引言，客观地向学生介绍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段是他在1991年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说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可以是最好的，但地区性贸易自由化很有可能是件好事。（Global（trade）liberalizationmaybebest,butregionalliberal

Chapter_2

izationisverylikelytobegood.）”另一段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国际贸易教授Jadish Bhagwati在2002年说的“我们正在世界贸易体系里，重演着30年代没有国际协调的保护主义下的混乱，我们打着自由贸易之名，创建着那些排斥自由贸易区以外的国家生产商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

接着，萨默斯分别用图表解释概括NAFTA对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业、工作、收入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他认为，现在一些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说NAFTA应该重新谈判，但重新谈判并不会像他们口头保证的那样，保护他们所说的弱势群体，事情完全没有那么简单。

关于自由贸易协议是否应该包括劳工标准，萨默斯介绍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代表美国工人利益的人认为，完全应该而且必须包括，因为只有这样才公平。《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印度是拥有10亿以上人口的大国，（包括是）为了不让印度人受剥削，致使除了在大型企业工作的500万员工，其他印度人完全没有工作。”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表明，贸易领域和非贸易领域的实际工资都在增长。

关于自由贸易协议是否应该对成员国家的环境标准作统一规定，萨默斯引用Bhagwati教授在2002年说的话，“如果墨西哥的空气比美国好，水质比美国差，再假设墨西哥对环境的重视程度和美国一样，那么墨西哥对水污染的征税就会比美国高，对空气污染征税就会比美国低。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这事我们不能指责这种国家之间的税率不同，是一种‘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的一个依据。”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把有毒的垃圾（toxic waste）放在哪儿呢？纯经济学家的推理是放在最穷的国家，然后制造垃圾的国家给它以足够的经济补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给你多少钱你才愿意在你旁边堆放有毒垃圾呢？”同意出价钱的国家（地区）肯定是最穷的国家，因为它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但这一逻辑遭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痛骂，被指责为“不道德”“残酷”“经济学家傲慢的无知”“疯了”等等。萨默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时，对这一争论深有体会。

美国国内每年会有大量的固体垃圾从一个州运往另一个州。地质学家探明，在美国，最适合储藏核废料（nuclear waste）的地方是内华达州（Nevada）的Yucca Mountain。但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马在Nevada竞选讲演时迎合选民，都表示反对将核废料运到那里，但并没有说明应该放在哪里。

大家都可以理解，空气质量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先降低再升高的过程。在人们生活贫困时，需要工业化提高生活质量。工业化提高了人们的收入，也造成了空气污染。那时人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也有更好的技术使得空气清新。

最后，萨默斯向学生对照英国曼彻斯特19世纪末期和现在的图片，又显示现在中国上海黄浦江的照片。他说，“在拍这张照片时，我还以为我的相机聚焦发生了问题，然后我才意识到，是空气污染使得相片模糊。但再过十年、20年，随着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空气也会变得更好。”■

十七 保护知识产权对谁有利？

萨默斯阐述反倾销与知识产权保护并答疑：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总会占上峰吗？

3月6日，萨默斯继续以“贸易一体化中的一些问题”为题讲解自由贸易的复杂性。这天的讲述重点是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萨默斯解释什么是倾销和为什么要反倾销。倾销就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卖产品。一般来说，价格越低对消费者好处就越多，也即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就越多。但倾销对市场的副作用更大，因为倾销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通过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倾销商有可能挤垮对手，增大市场份额，形成垄断经营后再抬高价格。

“有些人认为美国反倾销法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以至于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所利用。对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议，先讨论环境标准是否应该包括在反倾销法规范围之内。”萨默斯举例说，如果一家厂商以损害环境为代价，降低成本，国家又不征环保税，则该厂商的定价是否应被认定为倾销价格呢？各国的环保标准是否可以不同？若一国环保标准较严而另一国较宽，是否公平？

萨默斯认为，每个国家的环境条件不一样，因此有理由制定不同的环保标准。“一般来说，美国共和党主张各州均有权制定自己的环保标准，民主党则主张联邦政府应制定统一标准，以防止各州走上“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之路——竞相制定宽松的环保标准，以降低本州产品的生产成本，招商引资刺激本州的经济发展。”

这就涉及到，如何处理好政府主权、公共利益和政府间一体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萨默斯说，“如果你支持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你就会完全放弃公共利益，一味追求个体权利。如果你支持欧盟的形式，你就会追求公共利益和一体化，放弃一部分国家权利以避免‘竞次’的结果。”

此时，一位看似访问学者的中年人举手提问：“你认为WTO在判决反倾销案件时是否公正？因为世界经济体系大多是按照美国的意志制定的，在涉及美国的反倾销案件中，美国胜诉和败诉的比例大约是多少？”

对此，萨默斯直言不讳地回答：“我没有统计过美国胜诉和败诉的比例，但我的感觉是，WTO评判案件的程序是公平的，裁判小组总的说来是公正的。你也许感觉美国胜诉的比例比其他国家大，但我并不认为如此。”他说，事实上，很有可能只是因为美国有各行业的强大游说团和律师，起诉其他国家的几率比较高。而其他国家起诉美国的几率比较小，因为谁也不愿意失去美国这个大市场。

萨默斯认为，WTO的判决与各个国家法庭的判决有本质的不同。各国法庭的判决是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而WTO没有，它只是根据WTO的章程判定胜诉方有权利采取报复措施。但是，谁都知道报复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因此，其他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不愿意失去美国市场，而选择放弃上诉美国。

接着，萨默斯转入更有争议的话题——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知识产权保护？这些产品有哪些共同特征？萨默斯说，这些产品最大的特征是，前期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很低，产量与投入的关系呈现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另外，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没有完全竞争，由于这些产品的特殊性，厂商对市场有暂时的垄断。而且，价格远远高于其边际成本。

从厂商的角度说，允许垄断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就可以把前期高昂的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赚回来，还有可能赚取大量利润。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允许垄断的时间越短越好，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消费者以低价享受产品，从而有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政府在两者之间应如何取舍？萨默斯说，如果政府认为鼓励创新比增加消费者剩余更重要，则会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如果你问现任总统布什，他会说‘保护知识产权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如果你问民主党众议员Barney Frank，他就会说，‘美国过于保护知识产权，而对劳工与环境的保护不够。’”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的发明创造相对较多，因此更为看重知识产权保护；而发展中国家发明创造相对较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较弱。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注重长期的经济发展，就会更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一个国家着重于眼前利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那么重视。所以，政府不但要权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要权衡长期与短期的利益。

萨默斯解释，如果厂商根据偿付能力的不同而对商品予以区别定价（price discrimination）——对富人（富国）收取高价，对穷人（穷国）收取低价，则可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此举前提必须是：产品不能从穷人（穷国）转卖到富人（富国）手中。

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在医药领域尤其突出。萨默斯通过图表说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新药数量在逐年下降，而研发新药的成本在逐年增加。在对非洲国家至关重要的艾滋病治疗药品上，那些没有品牌却有同样功效的药品(generic drugs)的市场价格，低于品牌药品（brand drugs）价格的一半以上，但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却阻止这样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萨默斯说，一些非政府组织指责美国政府及法律“劫贫济富”。几年前，哈佛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学生也支持这一立场。

然后，萨默斯介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成立的“克林顿全球基金”，是如何在不影响厂家和发明者利益的情况下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的。克林顿利用其影响力，把非洲贫困国家和美国大制药厂商聚集起来，令其达成协议——厂商按边际成本标价把防治艾滋病的药品卖给非洲贫困国家，从而换得后者对在中等收入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另外，在发达国家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允许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获得非品牌药品的营销权，只要这个国家在世界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小于2％。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同疾病的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只有2％的研发经费用于研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疾病，这甚至比发达国家用于研制家禽疾病的费用还要少。萨默斯进一步说，“那我们就需要想一想，如何鼓励发达国家在提高研发创新能力的同时，能使更多的消费者享用其好处。这样的办法包括在研发某种药品的过程中，即高投入的过程中，全球提前预定采购方案。”■

十八 假如你是香港金管局总裁

萨默斯授课的精彩之处在于提问和即兴举例；他以香港等地为例说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90分钟的课时，对萨默斯来说实在是太大的局限。3月18日，他准备了27页的PPT，但只来得及放映包括标题在内的九页。当然，这27页的主要思想已在他放映前面三五页时全部表达出来了。

萨默斯讲课时思维连贯、出口成章，并不需要PPT的提示，PPT对他来说只在于用图表显示数据，说明问题。他上课的精彩在于提问——恰到好处地启发学生思考，和他即兴地举例说明。

这一天，萨默斯的主题是国际收支平衡表有关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他首先介绍的是，货币发行量与物价变动成正比。虽然在短期内，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流量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但从长远看，货币增发比例与物价增长比例（即通货膨胀）相等，货币量的增减不影响任何实际经济指标。这就是“货币中性”理论。

然后，萨默斯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推出没有国际套汇空间的条件：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就是他们之间汇率变化的比例。否则人们就可以从低利率的国家借款，存到高利率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赚取利差。

萨默斯解释，两国之间的汇率取决于彼此之间相对物价的差异，而相对物价水平又取决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所以货币政策，即利率政策，也即货币供给政策，与汇率息息相关。

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决定了利率，否则存在国际套汇空间，投资人就可以无本套利。萨默斯以香港为例说，香港的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港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那么如果你是香港中央银行行长（编者注，承担香港央行功能的机构系香港金融管理局），你的工作会有意思吗？”

“当然不会，一个机器人就可以做你的工作，因为固定的汇率已经决定了香港的货币政策。”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香港经济放缓，利率面临降低的压力；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人们对香港固定汇率产生怀疑，持有港币的人会怎么办？”

“对，在现有汇率下，换成美元，这样港币的流量减少，香港物价降低，促进出口，赢得外汇，港币流量升高，物价回升，这就是自动调节。”

“如果巴西的利率是11％，美国的利率是4％，再假设资本自由流动，这说明市场对两国汇率的预期是怎样的？”

“对，巴西货币相对于美元要贬值7％。”

“朝鲜选择完全关闭资本账户，闭关锁国，那么它可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对它来说也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者不可兼得。”

萨默斯由远及近，进一步举例说明，“最近三个月美元贬值很多，有人问我，美国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扶持美元？根据我们刚刚讲的，如果美国支持美元，就意味着美联储要提高利率。但这与美联储针对美国国情制定独立货币政策的目标相反。”

“再例如，卡塔尔，一个位于中东的小国，通过出口大量石油，赚取了大量美元，但美元在迅速贬值，卡塔尔的石油商该怎么办？”

“对，把美元换成卡塔尔货币。那么，卡塔尔货币流量会增加，经济面临通胀风险。如果卡塔尔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那么高利率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热钱流入。如果不提高利率，就要使卡塔尔货币升值。这种升值预期也会在一定程度促使热钱流入。”

“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外汇储量巨大，通胀压力增强，由于中央银行担心吸引更多的外汇流入，不敢提升利率，使得真实利率进入负值。在人们预计通胀会继续、真实利率为负、资本账户基本关闭的情况下，会用他们的钱做什么呢？买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所以房产价格居高不下”。

最后，萨默斯转入财政政策。政府有两种办法填补赤字：卖国债借钱和印钞票。政府借钱会增大货币需求，提高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本愿意贷款的私营企业只得放弃贷款，这就是政府赤字对私营企业贷款投资的挤占（crowding out effect）。而印钞票会导致通胀，提高名义利率。如果中央银行要保持名义利率稳定，就要买国债，增加货币流量，但同样会增加通胀。

萨默斯总结说，要保持稳定的通胀率，政府必须自律，但这一点愈加难以做到。■

十九 经济学模型的灵活运用

弗兰克尔讲解国际金融的经济学模型，在他看来，同一个模型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运用

今年春季，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在哈佛政府学院主讲有关国际金融政策的经济学。

身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的弗兰克尔，是再版十次的教科书《国际贸易与支付》的三位作者之一。他于1996-1999年间任职于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同时长期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咨询项目。近年来，他与中国人民银行有过多次交往。

其实，中国不少高校的经济学课程已与美国主流经济学课程非常接近。许多在美国受欢迎的教科书，其中文版也在中国盛行。基本的市场经济学概念、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在技术层面几无差别。那么，弗兰克尔教授的这门经济学课程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课堂上，在推导“斯旺曲线”（Swan Diagram）这一模型及其政策含义之后，弗兰克尔教授用中国和美国为例，说明它的不同运用。

这一模型假定，宏观经济的理想状态为同时处于内在与外在的均衡。内在均衡表现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外在均衡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在这一框架下，一个国家在任一时间均会处于以下四种状态之一：内部通货膨胀，外部收支顺差；内部经济衰退，外部收支顺差；内部经济衰退，外部收支逆差；内部通货膨胀，外部收支逆差。国家也应采取以下四种相应政策：紧缩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政策；紧缩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政策。

这一模型应用于中国，情形如何？弗兰克尔说，中国在2002年处于贸易顺差和内部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在2008年仍处于贸易顺差，但供给已小于需求，通胀压力严重。然而，要直接套用这一分析框架未必完全正确。

他解释说，这一分析框架的假设在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长期平衡状态是已知的。在分析成熟市场时，这些长期平衡状态能够用过去的数据估算出来。“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发展迅猛的国家，长期平衡状态本身就在变化，也就是说，判断经济过热或过冷的参照系在变化。因此，从这一框架推导出来的政策建议对中国也就未必完全适用。”

美国的情形则不同。1991年，美国的经济状况是贸易逆差与国内供大于求，到了2007年，贸易逆差未变，但已经出现相当大的通胀压力。弗兰克尔介绍，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和华盛顿彼特森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来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一直认为，美元需要大幅贬值，也一定会贬值，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扭转美国空前的贸易赤字。而对美元贬值怨声载道的欧洲人也认为，美元应该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而非欧元——该轮到其他国家承担升值的风险了。这种说法含沙射影地将矛头指向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美国大量贸易逆差的“替罪羊”呢？

在弗兰克尔看来，其实，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是由一些东南亚国家向劳动力更为便宜的中国转移的，美国本土并不生产。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些产品只会再次转入其他东南亚国家，从那里出口到美国。

而中国目前也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正常国际收支和临时应急的需要，但是他们也不敢卖美元，因为美元贬值会大量减少他们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

弗兰克尔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这里的“对冲”是指中央银行在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体系中总的货币流通量，在外汇贮备和国内资产之间进行转换。这一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运用。

弗兰克尔以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为例。1994年初，墨西哥呈现贸易赤字，流入外汇呈减少趋势。中央银行为此采取了对冲的方法，买入国债，增加本币供应以弥补由于外汇储备减少而带来的总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但到了当年12月，由于外汇储备耗尽，墨西哥被迫放弃了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最终陷入“龙舌兰风暴”（Tequila Crisis，Tequila是墨西哥生产的一种烈酒）。

如果墨西哥在1994年夏天就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弗兰克尔并不这样认为。“当时的墨西哥财政部长是我在MIT读博士时的同学，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他在1994年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减少的外汇流入是暂时的，所以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他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判断，因为1994年是墨西哥的大选年，政治动荡，加之美联储提高利率，所以外汇流入减少。他想，大选之后，局势会稳定下来，外汇会再次大量流入。我们很难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判断是错的。危机过后，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他在1994年所做的就是对外汇流入减少进行对冲，任何在耶鲁大学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都会这样做，所以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与此相反，阿根廷在1995年陷入同样的金融危机，但没有使用对冲的方法。弗兰克尔介绍，阿根廷和香港一样实行联系汇率制，允许外汇自由流入流出。当金融危机迫使利率升高的时候，很多企业关门倒闭了，经济萎缩，进口减少。随之，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外汇又开始流入，经济也在1996年迅速复苏。

这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这两个例子是否说明不对冲比对冲更有利呢？”“不能这么说。”弗兰克尔回答，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阿根廷有急剧通胀的历史，所以联系汇率制对它比较适合，这一制度意味着不可能使用对冲方法，美元可以成为它的物价水平的基准。墨西哥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学过中等宏观经济的人都很熟悉IS-LM模型和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一般来说，政府在使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利率会由于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增长而升高，投资会因利率提高而下降，所以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小于完整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但是在三种特殊情况下，财政政策会最有效，利率不会升高，生产总值会有完整的乘数效应。”弗兰克尔说。

一种情况是中央银行采取相应的扩张货币政策，使利率保持平稳，进而投资保持平稳。

第二种情况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有完全的跨国界的资本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但凡利率稍有升高，马上就会有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套利，这会使利率很快回到原有水平，所以对投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第三种情况就是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LM曲线处于水平状态，扩张的货币政策已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弗兰克尔解释，这是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假想，但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几乎把它变成了现实。

弗兰克尔在1996年加入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当时日本已经进入了第五年的经济衰退，这正是需要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时候，而日本政府却决定提高税收。

弗兰克尔回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多次与日方沟通，说这一政策只会适得其反。“我劝他说，‘你就不用再费口舌了。日本人已经决定这么做了，你再说也没用。’他回答说，‘事实会证明他们是错的。下一次他们就会听我说的了。’他的话听起来有些趾高气扬，但他说的却是事实。事后，日本采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已经没有很大的效果。日本人的解释是，日本人的储蓄倾向太高，因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对生产总值的乘数效应很小。”■

二十 挽救墨西哥

萨默斯讲述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决策内幕

4月1日的课堂上，萨默斯变成了一个绘声绘色的说书人。这个满腹经纶的教授，能把国会议员的语声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一天的主题是，美国政府在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决策过程。萨默斯当时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处理这一危机。这段往事在他的讲述下栩栩如生。他说，“虽然我是分阶段讲述这一危机的，但实际上故事是连贯的，一环扣一环。”

他首先解释危机发生的背景。墨西哥与美国约有200英里的国界接壤，由于经济落后、政治动荡以及贩毒腐败等问题，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现象屡禁不止。所以，促进该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本身息息相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进行了包括私有化在内的一系列市场改革。美国认为应该支持和鼓励这些改革，所以，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极力促成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1993年末，墨西哥货币比索开始贬值，接近固定汇率允许浮动的临界点。与此同时，墨西哥有大量贸易赤字，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沉重。而且，这些外债主要是用于填补消费，而不是再投资与再生产。

墨西哥每六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动荡，1994年也不例外。当年3月，一名很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科罗西奥（Colosio）被刺杀，加剧了人心不安，外资流入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墨西哥外汇储备也在急剧减少，货币贬值压力持续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需要继续借钱来填补贸易赤字，它该怎么办呢？”萨默斯说，一种办法是以墨西哥货币计价，另一种是借外债，以美元计价。墨西哥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发行了一种名为Tesobonos的短期债券，这种债券以比索计价，与美元挂钩，政府承诺，如果比索贬值，将按贬值的比率在利率上对购买人予以补贴。此时，墨西哥利率高于美国，政府希望以此种方式来吸引外资。

到1994年10月，美国财政部开始担心比索会急剧贬值，Tesobonos利率会立即升高，墨西哥将无法还款付息。“假如现在是1994年11月1日，你是美国财政部主管，你知道一场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即将发生，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回忆，当年10月下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他特地约了墨西哥财政部长单独吃晚饭。餐桌上，他用了各种方法试图说服对方放弃固定汇率，尽快贬值，以免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但对方一直坚持说不能这样做。“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就在晚饭将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其实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已经反复向上面说过同样的意见，但是他们根本不同意。因为现在距离下一届政府上台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了（12月20日新总统上任），固定汇率是这一届政府的核心政策，他们不可能在自己执政期间放弃这一标志性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萨默斯说。

“我可以发表公告让人们预防危机吗？不能，因为那样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

“我能威胁墨西哥吗——说如果现在还不贬值，一旦危机爆发，不要指望美国政府的帮助？不能，因为这样的威胁是不可信的。就在一年前，克林顿政府刚刚说服国会让墨西哥加入NAFTA——那时大谈墨西哥的表现是多么令人鼓舞，转眼间就危在旦夕。所以惩罚墨西哥就像是惩罚我们自己。”

“我可以告诉他，从美国借到的钱要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吗？也不能，因为他会说，‘这毕竟是我们的国家，那是侵犯墨西哥的主权。’”

当年12月，市场阻击比索的压力越来越大，墨西哥一面提高利率，一面继续消耗外汇储备以维持固定利率。“12月19日午夜，墨西哥财政部来电，说比索要贬值10％。12月20日，如果你是华尔街投行的一个主管，即使你不知道墨西哥的具体情况，但听到贬值的消息，你会怎么办？”“对，马上撤出以比索计价的一切投资产品。所有的人都想尽早撤出墨西哥的所有投资，越快越好。”

在市场的压力下，几周之内，比索就贬值了70％，利率成倍增长。“到（1995年）1月初，墨西哥外汇储备只剩下40亿美元，而到期的Tesobonos需要300亿美元偿还，他们当时即使拍卖这些债务，也不会有人买。1月10日，墨西哥来电说，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贷款，他们在几天之后就会违约。”

克林顿在1993年曾极力促成墨西哥加入NAFTA，他不能眼看着墨西哥一败涂地。那么，支持墨西哥最重要的是尽快提供足够的巨额贷款，使市场相信墨西哥有能力按时还款付息，保持汇率平稳。

萨默斯与刚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一起去见克林顿总统。他回忆，分析了各种利弊后，他们建议克林顿马上与国会联系，争取国会批准2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克林顿的助手问鲁宾，“你敢肯定墨西哥能还上这些贷款吗？”鲁宾的回答是，“生活中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

“无论你对克林顿个人如何评价，但他这次的决定是明智的。”萨默斯说，当时美国的局势对克林顿非常不利。199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国会失去了大多数席位，共和党主掌国会。助手提醒克林顿，如果墨西哥到期无法偿还这笔巨额贷款，1996年的总统竞选他就输定了。但克林顿仍然决定马上争取国会批准紧急贷款。这一公告发出后的第二天，比索回升了。随即，国会准备召开听证会。

“这时，如果你是议员，你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呢？”萨默斯在课堂上问大家。

“如果你投反对票，救助失败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救助成功了，你可以向你本州的选民说，你是本着对纳税人的钱负责的态度才投反对票的。如果你投赞成票，救助失败了，你无法向纳税人交待；救助成功了，你只是几百个议员中的一个，没有人会感谢你。”萨默斯分析，议员们总体上倾向于投反对票。即使有人明白不提供贷款的后果，但由于担心被同事看作是克林顿的“走狗”，他也不愿意投赞成票，因此，这一援助计划被国会搁置。

由于事态紧急，萨默斯等人决定动用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这是美国财政部主管的国会批准的400亿美元，可以在总统签字后用于稳定汇率。

当时，国会质问，“我们动用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我们从墨西哥得到了什么？为什么没有附加一些条件？”萨默斯等人的回答是，当时墨西哥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可能允许别的国家“指挥”或“影响”他们的政策。

议员们又问，“为什么财政部之前没有预见到这么大的危机？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避免危机？”他们为此要求查看财政部所有带有“墨西哥”和“金融”字样的内部文件。“幸好，我的助手把我和墨西哥财政部长10月下旬的晚餐对话记录了下来，这才满足了国会的追根问底。”

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如何拟定与墨西哥的贷款合同。首先，这些贷款是应该通过IMF，还是直接从美国贷给墨西哥？萨默斯认为，通过IMF可以保全墨西哥政府的一些面子，减少民族主义者的反对情绪。那么，如果墨西哥从IMF贷款一部分，从美国贷款一部分，应该先还谁后还谁呢？而且，当时美国借钱的利率是5％左右，而墨西哥借钱的利率是无穷大，这笔贷款的利息如何确定？应该确定什么样的还款期限呢？

“一方面，我们和任何借钱的人一样，希望墨西哥还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尚未偿还的贷款能够促进墨西哥更深更全面的市场化改革。”萨默斯说，最后，他们决定将利率设在高于美国政府借钱利率的1％，这一利率每六个月增加0.5％，以鼓励墨西哥早还款、多还款，同时要求墨西哥政府用石油收入作抵押。“当然，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政府真的这样做，但我们必须把它写进贷款合同，以维护美国纳税人的利益。”

1995年2月21日，贷款合同终于签订了。公告发布以后，市场大为稳定。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恢复增长。两三年以后，墨西哥全部偿还了这批贷款，美国政府还从中获得了五六亿美元的利息。■

二十一 “华盛顿共识”是否万能？

萨默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反思经济发展战略的复杂性

在4月1日讲完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机后，萨默斯去墨西哥度过了一个周末，见了一些商界和政界的领导。他们对墨西哥度过这场危机之后的发展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危机过后墨西哥重新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而且，30年的国债债券利息仅7％，这说明投资者对政府有信心。再加上政治安定，他们预计墨西哥会保持年经济增长5％以上。

另外一些人则持悲观看法。他们抱怨，墨西哥在危机后采用了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推行私有化，开放金融业，但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平均薪水从1994年到现在仅仅提高了10％。他们认为墨西哥应该寻找新的出路。

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否适用？这正是萨默斯此次所要讲述的主题——“发展战略”（Development Strategies）的复杂性。

萨默斯解释，“发展”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等。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经常共同发生作用，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此外，也不意味着一方面发展了，其他方面就一定会发展。他声明，这堂课的内容仅限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组织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针对墨西哥的问题，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哈佛大学另一位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都认为，外国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不应该像殖民者一样，把一系列思想和意愿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他们开的“药方”太过教条，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

罗德里克教授认为，“药方”里的条条款款并非对应惟一的政策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灵活掌握“用药”的程度和速度，还要考虑那些“药方”不包括的各种因素。那些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灵活、智慧地运用“药方”，充分考虑了“药方”之外各种因素的国家。

接着，萨默斯回顾了经济发展主导思想的变迁。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历记忆犹新，认为资本主义有很多欠缺，靠市场自动调节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同时，苏联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发展迅猛，很快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拉丁美洲通过进口替代迅速实现工业化。当时的人们认为，这都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带来的成功。

到了1982年左右，人们的思想又开始转变。1982年墨西哥不履行债务，引起了拉丁美洲国家一连串的债务危机。进口替代作为发展战略，很快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代表的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苏联经济发展缓慢，最终解体。靠自然资源推动经济的非洲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也停止了增长，人均收入开始下降。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叫“资本主义”的浩大而深刻的市场经济改革。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在大西洋两侧也大规模推行市场化。政府不再被视为发展的主导者，而是发展的障碍。

萨默斯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拉丁美洲、非洲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那些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恰好是接受国际组织（IMF）贷款、援助和技术支持最多的国家。中国没有受国际组织的影响，“走自己的路，”但经济发展却日新月异。这是否说明“华盛顿共识”已经不适用了呢？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萨默斯解释，“华盛顿共识”是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个会议总结发言时提出的，共包括十条政策措施：政府财政自律（尽量减少赤字），调整财政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减少国防开支），税制改革，放开利率、汇率，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私有化，放开管制和保护产权。

“现在到了2008年，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虽然中国和越南国家主导的成分很大，但经济发展迅速。虽然拉丁美洲国家有20多年的民主和市场改革，但人均收入刚刚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非洲在90年代经济衰退，现在的经济增长仍然不均衡。经济发展理论更强调机制和内控在推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

萨默斯说，无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面临两个选择：结果与预想不同时，是改变途径还是加倍努力呢？“美国在伊拉克的情况不如人意，是应该完全撤兵还是增加兵力？如果你让一位营养学家帮你设计减肥方案，但实施的结果不如预想的好，你会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个方案，还是干脆换一位营养学家？”

后来，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人把十条扩展成20条，增加的内容包括公司治理，反腐败，灵活机动的劳务市场，遵守WTO规则，国际金融规定和准则，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取消汇率多轨制，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充足的社会保险和有计划地减少贫困。

“当然，20条还可以扩展成30条，甚至更多。”萨默斯说，“这就像我上九年级的儿子学打高尔夫球。他应该掌握所有部位的姿势再打呢，还是应该有一个大概的姿势，然后跟着感觉走呢？如果他跟着感觉走，打不到球，浪费了一次机会，怎么办？如果要他把姿势做得尽善尽美再挥球竿，他在几秒钟之内，能注意到那么多部位吗？所以有人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那么多项改革，因此IMF应该只注重其中几项可检测的重要指标。”

“我的目的是让你们了解对‘华盛顿共识’看法的复杂性。”他最后总结。

课堂结束前，萨默斯点评，近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给学者和政策制订者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例如，经济规律和理论是一成不变的吗？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成功与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环境？外国专家到底知道多少？从公平竞争的角度说，应该如何协调各国的产业政策，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尊重各国的主权？如何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管理好金融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是应该更多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更多的依靠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的发展？如何制定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又减少不必要的“勒紧裤带”？如何完善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如何处理好近期的经济增长和远期的经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他说，处理好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尺度，掌握好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

二十二 对话鲁宾

萨默斯与鲁宾在课堂上“唇枪舌战”，两任财长的话题从中国的汇率延伸到美国的民主政体

4月17日，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来到萨默斯任教的课堂，就国际问题进行座谈。

萨默斯向学生这样介绍原来的顶头上司——现任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鲁宾曾在高盛工作26年，1993年成为克林顿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任主任，1995年1月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卸任时，克林顿总统称他为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后最出色的财政部长。所以我卸任后，他只能说我是鲁宾之后最好的财政部长了。”萨默斯风趣地说。

在萨默斯和Pritchitt教授的陪同下，鲁宾坐在讲台中间。

萨默斯首先提问，“如果你是IMF的管理主任,一个固定汇率的国家贸易赤字严重，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固定汇率眼看就不能维持了。但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固定汇率，因为正是固定汇率将以前的高度通胀稳定下来。这时，你会怎么办？”

鲁宾幽默地说，“我会和在财政部工作时一样，遇到棘手问题，就打电话给萨默斯，问他我该怎么说，怎么做。”大家都笑了。

“我会有条件地提供IMF资金援助，但也会留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使处于危机中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增长。”鲁宾迅速地把球踢给萨默斯，“与此有关的是，中国的汇率很长时间以来，基本盯住美元，现在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将近8%。萨默斯，如果你是中国政府总理，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笑了，“如果中国总理派一个学生听我这门课的话，我希望他告诉总理，中国有三个选择——或者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浮动利率，或者关闭资本市场。因为完全关闭资本市场很不现实，所以中国总理的选择只有前两种。为了控制通胀而实行价格管制，很不明智，只会适得其反。我希望这个学生转告他，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固定利率更重要。当然，总理可能会说，‘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许多。如果升值得太多太快，会使实体经济波动太大。’我会说，‘固定汇率迟早会有不稳定的时候，中国应尽早建立浮动汇率机制。当然我也理解总理需要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解决上百万人口进城就业的问题。’”

萨默斯有意收住话题，继续向鲁宾提问，“在这门课里，我们基本持支持国际化的观点。尽管国际化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使现有的国际机制更加合理有序，从而推进国际化向前发展。但是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在说，你我曾经努力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有种种不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对自由贸易不满，他们的说法也有了土壤。对此，你怎么看？”

鲁宾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了争选票，竞相说NAFTA的不好，似乎谁最憎恨NAFTA谁就可以赢得更多选票。这种气氛不是不明白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是因为美国十几年来薪资中值（median wage）一直没有提高。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被所有消费者分享，但是这种好处太过分散，没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自由贸易所伤害的对象却相对集中。那些失去工作，或有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失去工作的人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政治体系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所以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府就有可能利用反倾销等手段走回头路。”

他接着反问萨默斯，“现在中国和印度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和美国人一样高效的劳动力。有人说，以前8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达国家，20%在发展中国家。现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效率提高，6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40%的好处在发达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例如中国，并不是均衡条件下的汇率。你怎么看？”

萨默斯说，“这涉及为侵占市场份额而设置的掠夺性定价问题。出口国可以有意贬低本国货币，增加出口，等进口国的同等行业被击垮后，再提高价格。但我认为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能量。再说，也要看在美国被击垮的行业是什么行业。新英格兰地区很多年前，一直是制造鞋帽和纺织品的中心，现在这些行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化学高科技和金融行业。这不是坏的变化。”

他再向鲁宾提问，“在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国会不批准紧急救援贷款，你决定动用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Rate Stablization Fund）来稳定墨西哥汇率。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国会来做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做决定？在我们的社会中，民主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

鲁宾回答，“我最近和一些人讨论过，我们都认为，现在的民主体制已经不能作出今天所需要的艰难的选择，已经失灵了。”

萨默斯追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具体的细节，从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剔除？国会可以决定大政方针，而具体细节由技术精英来决定。”萨默斯同时举例说明民主决策的无效，“例如，大多数的国会参议员都认为，美国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劳民伤财，应该被关闭。但如果某一个议员的州内有一个军事基地要被关闭，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他会想方设法阻止这个议案在国内通过，因为任何一个议员也不可能回到他的家乡对选民说，一个雇用多少人的基地，在他任期内被联邦政府关闭了。”

萨默斯继续提问，“每一次金融危机中，政府都会用纳税人的钱为几个陷入危机的大金融机构买单。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设置？

鲁宾说，“我认为，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总会有阶段性的危机和动荡，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风雨俱来时，各种问题都会同时暴露。但我也思考过那些非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我发现那些金融体系的问题，比我们目前体系的问题更多。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开放市场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的目的，不是要完全避免风险，而是要加强金融体系预防整体风险的能力，同时享有开放市场的优势和好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体制经常不是从整体的角度做最优选择，而是走极端——按当前的形势，要不就完全放开，要不就完全管制。我希望在处理这次（次贷）危机时，我们的民主体制会作出更好的选择。”

萨默斯再问，“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在其中没有利益的人基本都不了解，尤其是这一体系运作中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像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或CDO）和流动性这种技术性名词，有些人也可能不明白。而那些明白其中奥妙的人，基本上都是华尔街的人，都有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如何使那些私营企业，更多地为公共利益着想，或者说，如何设立一个真正地保护大多数中小投资人利益的体制?”

鲁宾回答，这的确是个问题。“绝大多数制定政策的人（指国会的政客）都不理解其中的技术性问题。在我印象中，几乎找不到六七个真正理解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同时又在金融体系里没有很大利益的行业专家。你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在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意见时，我们也只能从他们所说的意见中尽量剔除他们的私利，总结归纳，找出就整体来说最好的方案。”

这时，Pritchitt教授请鲁宾谈谈他对国际机构改革前景的看法。鲁宾说，“在美国，还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思考太多。近年来，像环境、反恐等新的问题，对国际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都要被包括进来。但是，要让他们发挥作用，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而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减少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如何协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G7或G8也许要扩大为G15或G16，才能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有足够的分量，带动足够多的国家达到共同的目的。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又需要这些国家共同放弃一定的主权，如何达成协议也是问题。我们惟一清楚的是，现有的国际机构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课堂最后，萨默斯留出几分钟让学生提问。一个坐在教室后排的女生提问，“现在（美国）金融动荡，经济放缓，很多人付不起房子贷款，普通人勉强维持生活开支。我最近几天读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中，一些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仍然赚几亿、几十亿美元。这合理吗？”

鲁宾回答，“美国的收入分配与一个人的社会贡献的确不对称。例如，一个小学或中学老师的收入与他（她）的社会贡献就不吻合。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人的收入过高是事实。我听说，有一半以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进入金融行业。（从总体经济来说）这不可能是利用人才的最优选择。但同时我认为，联邦政府不应介入管理，或规定私营企业报酬等事宜。”

萨默斯最后总结说，“我在鲁宾手下工作时，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而不是炫耀我们的方案如何完美。比如，有人在次贷危机中买空与次贷有关的投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赚了一大笔钱。从我们整体的利益出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房地产的泡沫还会持续，泡沫会越来越大，破灭时会比现在还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会更大。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设计任何政策方案时，都要谨慎小心，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

二十三 Pritchett画龙，萨默斯点睛

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这门课中大约一半的课由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几乎每次都来听课，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时常提问，或答疑，或谈心得体会，或阐述观点，或表示强调。而萨默斯讲课时，Pritchett教授也是忠实听众。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4月24日，Pritchett教授讲解与全球性公共产品——卫生保健有关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挑战。他认为，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很多疾病已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例如中国的肺结核、非洲的麻疹、拉丁美洲的小儿麻痹症以及全球性的天花等等。

当讲到“敌敌畏”（DDT）被广泛用于消灭蚊虫，以减少传播致命的疾病疟疾，他提起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4年出版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这是一本极力提倡保护环境的书，作者描写了她儿时的鸟语花香在几十年后由于环境的恶化都不见了，春天变得死气沉沉，而敌敌畏就是破坏花草树木的罪魁祸首之一。此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敌敌畏以保护环境。与此同时，两千万儿童死于疟疾，因此，有人指责“蕾切尔·卡逊杀害的人数比斯大林还多。”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萨默斯举手插言，“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们生活的健康与幸福，不是植物的。虽然卡逊提倡保护环境是对的，但是不是应该以牺牲许多儿童的生命为代价，值得推敲。我想指出的是，好心未必有好的效果，也许会适得其反。”

接着，萨默斯回到几周前Pritchett讲过的（非技术）移民问题。他说，美国人的特点是理想主义，处理各种问题时喜欢讲公正、公平、人道。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劳动力报酬的巨大差异吸引很多外国人到美国，从事打扫卫生、看孩子、照顾老人等工作，然后他们寄钱回家，帮助亲戚家人。在这些人及其家人收入提高的同时，美国人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的服务。这是经济上的“双赢”。但问题在于，这些外国人是否可以享受美国的各种福利待遇，包括养老金、医疗和子女的公共教育等等。美国人的理想主义，至少国会决策反映出的理想主义，是厌恶同工不同酬，不愿意制造“二等公民。”而美国的公共财政承担不了这么多外籍人的福利待遇，结果只能是严格限制这些移民，设置多种签证障碍，使得很多以打工谋生的外籍人多年不能回国探亲，非法滞留美国。经济上的“双赢”被大幅减少了。

“与此相反，在科威特，人们雇佣从南亚贫穷国家来的打扫卫生、看孩子的人，不觉得没有给外籍雇佣任何福利待遇有什么不对，并且允许他们在本国与科威特自由来往。结果，科威特人在享受外籍人服务的同时，也为贫穷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萨默斯又举身边的例子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他开这门全球化课程之前，曾有教授建议他将学生数量限制在25人以内，这样在学期结束前他可以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哈佛本科生的课程都是大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聚在一个大礼堂里听教授讲课。每周的分组练习和小班习题课只能依靠几个、甚至十几个研究生主持，学生对此非常不满。“如果我采取这个建议，你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不能来听这门课。你们会怎么想？或者人为划分两种学生。被接受的25名学生坐在前排，其他人坐在后排，不允许提问。教授的所有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前排的25名学生上。其他人就是实质上的‘二等公民’，你们又会怎么想？”

他总结说，“在这门课里，我要强调的是冷静地、理性地、客观地分析任何一个政策可能导致的各方面的后果，而不是被冲动和激情所左右。”

4月28日萨默斯主讲气候变化。Pritchett教授也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旁听。

进入主题之前，他开诚布公地说，对世界组织在一些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的非洲国家的作用问题上，Pritchett教授意见与他相左。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像乍得这样的国家，不能因为工作艰巨而放弃。

“完全从乍得撤离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放弃努力，我们仍然应该积极想办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我们离开后果会怎么样？一些对人权不敏感的国家很可能会见缝插针，影响石油丰富的乍得。”

观众席上Pritchett立即对答：“我承认，在世界银行离开后，缅甸的情况恶化了。但不同点在于，一些非洲国家天然矿产丰富，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府利用垄断矿产的收入，维持其独断专行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外界很难改变其政治体系或经济体系。我们对这些国家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呢？如果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世界银行几乎无能为力。与这样的政府共事，只能使其苟延残喘。所以有人说，索马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比有一个独断专行、搜刮掠抢的政府要好。”

萨默斯说，“我不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最优选择的说法。打个比方：试想一个政府垄断一条高速公路，征收过路费。即使收费很高，但仍然有消费者剩余。”他在黑板上画出经济学家最常用的供求曲线，示意消费者剩余的部分。“但如果是无政府混乱状态，每个有权势的集团都想征收自己地盘的过路费，那么消费者剩余几乎就是零——对消费者没有任何好处。”

Pritchett反驳，“我不想占用你上课的时间过多，所以长话短说。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说，我们习惯与一个政府打交道。如果没有政府，如果我们想解决跨国界的流行病传播的问题，我们找谁呢？但这并不能说明有一个共同的政府就比有无数个小政府要好。十六世纪的德国就有很多小国家。人们从一个小国家到另一个小国家，需要交很多国家的过路费。但是后来，这些小国家通过战争融合，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德国。这个整合重组的过程是自生的，不是外来的。这比外部强加给他们一个政府要好得多。”

萨默斯又说，“但是从这个（非洲贫穷）国家的普通人的角度说，有国际组织的存在和影响，他们的政府会有所收敛，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他对学生总结道，“我和Pritchett教授的分歧说明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在国际关系中，是断交隔离好呢，还是有问题的共处好呢？很难有确定的答案。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有不同的选择。希拉里要求，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后，她才同意和北朝鲜这样的国家谈判。奥巴马则不设置任何条件，愿意与任何国家谈判任何问题。”■

二十四 最后一课

萨默斯告诉学生应该从他的课堂中带走五样东西

5月1日是这门全球化课程的最后一堂课，Pritchett教授和萨默斯陈述各自对这门面向所有大学本科生的非主流经济学课程的期望值。

Pritchett说，这是他和萨默斯第一次合作教一门完全崭新的课程，他希望学生从中获得一个独特的学习经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有更强的责任感，并在今后工作和生活中成为有效推动进步的力量。

萨默斯总结说，“我希望你们从这门课中带走五样东西，虽然这些不一定会出现在你们的期末考试里。”

第一，“小心谨慎地分析一个政策在政治经济方面各种可能的后果。不要被冠冕堂皇、义正辞严的道德高调所蒙蔽，例如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利弊分析。”

第二，“无论你是第一次接触经济逻辑，还是第七次接触经济逻辑，我希望你能认识到经济逻辑在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并且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这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点：1）在正常的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没有显而易见的、不费吹灰之力而挣大钱的办法；2）比较优势和劳动分工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管理人力资源；3）资源的可替换性（fungibility）。例如，哈佛校长对一个系主任说，“我给你一个教授的位子，不占你们系的预算，由学校出钱，雇一个我很欣赏的教授。”很多系主任会同意这个办法，因为这可以增加员工，还不占系里的预算，何乐而不为？但是经济系则不同，他们会反问，“现在增加一个位子是不是就意味着今后我们系要减少一个位子？”因为经济学家深知现在的资源和今后的资源是可替换的；4）自由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不一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方法，但它可以减少很多贪污腐败的机会。

第三，“我希望你们认识到，你们这一代人在气候变化、新兴市场与能源等很多问题上决策的好坏，影响有多么深远。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上40％的人口。如果他们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他们的总体经济就会在10年后翻一倍。这意味着几亿人的生活质量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人的寿命在延长，妇女受到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等等。同时，也有大约十亿非洲人的生活质量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基本没有进展。一个好的国际秩序有利于世界的长治久安，一个像一次大战后那样的国际秩序，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我仍然要强调国家主权、公共利益（产品）和一体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许在最后几堂课中强调得不够，其实它在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尤其重要。”

第五，“任何国际间的合作只有在国内政治条件和政治构架许可的条件下才是可行的，所以外交政策不是孤立，而是与国内政治构架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国内舆论强烈攻击签订某些国际条约，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一意孤行的。”萨默斯没有直言国会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强烈束缚，但不言自喻。

然后，Pritchett向萨默斯提第一个问题：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世贸组织（WTO）会怎么办？各国是否会争相建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

萨默斯说，“有一种‘自行车理论’——你走得越快就越稳，如果一停，它就倒了。这也许就是你所担心的。但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国际一体化的因素之一，此外还有私有经济的发展需求、日新月异的科技等，例如即时通信（instantmessaging）在没有任何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就可以促进世界一体化。只要国际化的一些动力不变，国家政府会愈加投入国际一体化中。一些美国政治家有从区域自由贸易协议退出的倾向，但如果其他国家都在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像在游乐场，孩子们分拨玩游戏一样——看谁和我是一拨的，美国也很难退出区域经济一体化。”

接着，一个学生就非洲发展前景和免除债务的可能性提问。Pritchett表示悲观，“即使非洲现在的发展势头有一点向上的趋势，我认为非洲也不可能像中国和印度那样有持续的发展，尤其是那些撒哈拉沙漠周围的国家。很多非洲国家的国界是在取消殖民主义过程中任意划定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像赞比亚、乍得这样的国家，无论有多少外援，几乎都不可能发展起来。再加上大约有20亿中国和印度的人工被卷入世界大市场里，这些非洲国家不可能竞争得过中国和印度。即使非洲的人力成本是零，也竞争不过。但我并不是说整个非洲大陆没有希望。非洲会有个别的地方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但它们会带动非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吗？很有可能不会，有可能只会加剧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中国和印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萨默斯说，“免除非洲债务比看上去复杂。现在免除债务就会提高今后非洲贷款的利率，而且损坏那些努力偿还贷款的国家的利益。”

他比喻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一周有五美元的零用钱。但孩子调皮，有时会入不敷出，于是向爸爸借钱，等下周有了新的零用钱再还；到了生日或圣诞节时，爸爸也会免除一些债务作为‘优惠’。如此循环往复，孩子得出的结论是：最终的问题是爸爸到底愿意给他多少钱，这与一周五美元的机制无关。再比如，美国的一些州对还不起车贷的人很严厉，不需要什么程序，车行或银行就可以拿回汽车的所有权。另一些州则选择保护贷款人的利益，只有在不影响贷款人上下班或接送孩子的条件下，才能拿回汽车的所有权。那么贷款买车的利率在第一类州肯定要比在第二类州低。如果你是那种省吃俭用也要还上贷款的人，住在第一类州就合适；若住在第二类州就吃亏了，因为你付的高利息中，有一部分是在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贷款人支付风险成本。”

有学生提问，“如何运用这门课中讲到的分析方法，帮助选民区分三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方案呢？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谁是最佳候选人？”

萨默斯笑了，“我年轻时在华盛顿工作的一个顶头上司曾告诫我，永远不要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问题证明了他是非常明智的。”

他接着回答，“我认为在现阶段的竞选中，候选人不是在突出各自政策中的细微差别，而是在突出人格魅力、经历与经验的不同来赢得选民。但无论谁当选总统，最终都会面临一系列国际化问题的挑战。他（她）当选总统后，会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迎合选民的胃口，说一些不负责任、不能完全兑现的话）。”

最后，萨默斯邀请所有人参加周日下午3时到6时在他家里的聚会。他说，“我太太坚持让我说出参加聚会的人数，所以计划周日去我家的人请举手。”不出人所料，一百多人中，绝大多数举起了手。“好的，我们会准备足够吃的东西。”

大家都笑了，以掌声致谢。■

二十五 曼昆总结经济学原理

最后三次课，曼昆分别总结财政与货币政策，并请来一位“神秘来客”

曼昆所开设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课程即将结束，他首先祝贺学生们完成了一学年的课程（秋季是微观部分，春季是宏观部分），然后他邀请所有的研究生助教站到讲台上，感谢他们一年的辛勤劳动。

如此致谢事出有因。这门课是面向本科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经济学课程，选修者近千人，但一般来说，曼昆本人只在学期开始上两三堂介绍性的课，在学期结尾再上两三堂总结性的课。其他课程，他会邀请五六位经济系的其他教授介绍其各自领域。而学生们被分为30人左右的小组，近30个研究生助教每人负责一个小组，组内学生的教学、作业、考试、成绩等一系列具体工作均由他们负责。

学期已近尾声，曼昆将利用最后三次课进行总结和答疑。

退税是好事吗？

4月28日，曼昆对财政政策进行总结。

他打印出四小时前刚刚在美联社网页上刊出的一条新闻：退税支票在4月28日提前寄出。大约1.3亿美国家庭会在几天内收到支票，个人最多收到600美元，夫妻最多收到1200美元，每有一个未成年孩子再加300美元。布什总统明确表示，这次减税是为了刺激消费。曼昆说，“这是典型的短期财政刺激经济的政策。”

“如果你是国会财政预算办公室的经济分析员,你该怎么办？”曼昆提问，他表示，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假想的问题，因为这很可能是优秀的经济系学生暑期实习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你的老板，某个州的参议员或众议员也许会提议增加税收，让你分析一下增税后各种可能的后果。”

提问后，他介绍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税收扭曲了市场均衡价格，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社会福利会减少。税率越高，社会福利减少得越多，而且边际损失越大。其次，谁在承担增加的税收，新的税收政策会如何影响税负结构。

曼昆说，大家都承认总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但并不能确定这条曲线的确切形状，更难以确定我们现在是处于在曲线中增长的部分还是减少的部分。如果是前者，增加税率会增加总税收；如果是后者，增加税率会减少总税收。

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另一位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曾经提出，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减税，其实对消费者没有任何好处，只是把子孙后代的消费转嫁到当代人的消费上了。因为政府赤字迟早需要偿还——这一代人注重消费，享受生活，下一代人就要偿还；下一代人不还，他们的下一代人就要还；债务只会越积越重；所以如果我们珍惜子孙后代的幸福，知道他们迟早要还这些赤字，我们就会把所有退回来的税给下一代存起来，一分不花。如果每个人都不花退回来的税，宏观总消费和总储蓄就没有任何变化，政府也完全没有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曼昆说，克林顿政府因为非常重视减少赤字，得罪了极端保守派，也得罪了极端自由派。保守派反对克林顿两次增税的政策，而自由派反对他减少政府开支。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众人有不同的看法。曼昆介绍，因为美国的国家债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撰文称，美国家庭储蓄率接近于零，政府不负责任地扩大赤字，金融体系脆弱，潜伏的金融危机日趋严重，总有一天国际资本会逃离美国。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克南则表示，他并不担心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市场效率很高的国家，又有相应的透明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这些特点都吸引其他国家过剩的储蓄投资于美国。曼昆说，“我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看法是，贸易赤字本身并不是大问题，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极低的储蓄率。”

另一个问题是汇率。曼昆说，《华尔街日报》主张强势美元，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部长鲁宾（Robert Rubin）和现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都主张强势美元。美国人在感情上不喜欢美元疲软，但不能否认美元疲软在经济上给美国人带来的好处。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教授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说，他主张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美元”。“其实，汇率只是一个国家的物价和另外一个国家的物价的相对比例，没有好与坏的区别。现在美国经济放缓，有可能进入衰退，弱势美元可以增加出口，使总体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房价一跌再跌也不都是坏事，对需要买房子的人来说就是好事。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在扩张，意在短期内提高总需求。”

曼昆总结说，财政政策最大的挑战，就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花销。第一批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今年就会退休，以后退休人数会越来越多，社会保险赤字会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延长退休年龄解决社会保险问题，但这在政治上行不通。目前的三位总统候选人，没有一个人持此政见。所以，曼昆认为，今后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提高税率，或减少福利，或两者兼有。年年递增的医疗成本更加棘手，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控制成本。他说，“这些将是你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艰巨的财政挑战。”

甜点的故事

4月30日的课堂主题，是对货币政策进行总结。曼昆首先比较了有关中央银行作用和职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以上世纪50年代美联储主席William Martin为代表（他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美联储主席，比格林斯潘的任期还长几个月），认为中央银行的作用就是“在聚会上的气氛刚刚开始活跃的时候，把盛有酒水或饮料的盆拿走。”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应根据情况，适当调节经济的过热或过冷，使经济平稳发展。

另一种是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认为中央银行人为调整利率的行为本身就有问题，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因为它给原本按照规律运转的经济，注入了人为的不确定因素，使做购买或投资决定的经济个体，更加难以预料未来。他认为，美联储只要每年提高资金供给一个固定的百分比，以适应长期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和人们对现金的需求即可。

对于弗里德曼的观点，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持异议，他更相信他自己的“酌情处理”。而在他18年半主持美联储的生涯中，美国以GDP增长率和年通胀率衡量的经济发展异常平稳。

对此，曼昆给出三种可能的原因：1）美国人运气好，侥幸赶上了好时光；2）美国在这些年中已经从一个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成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而服务业相对于工业和制造业，在提供就业方面更加稳定；3）货币政策在这些年中运用得当，促进了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也就是说，格林斯潘功不可没。

弗里德曼主张机械货币政策的理由也很充分。首先，我们不能相信政策制定者的能力，更不能相信他们的用心，因为他们也是人，人都有有意无意犯错误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制定法律；大法官的工作不是凭感觉断案，而是严格地执行法律。与其相信政策制定者的能力和用心，还不如相信经济规律中的自动调节。其次，中央银行都想让人们相信物价稳定，通胀率低，货币值钱，但同时又有刺激经济增长的动机。只有当人们有低通胀的预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货币政策才最有效，但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货币政策自然会增加人们对通胀的预期。所以这两者本身就是矛盾的，不可兼得。

曼昆举例说明这种矛盾：一个家长告诫孩子吃饭之前不能吃甜点，否则就会如何惩罚他。但孩子调皮，禁不住诱惑，还是在吃饭之前吃了甜点。家长发现以后不忍心惩罚孩子，就说下一次会如何惩罚他。于是，到了下一次，旧戏重演。再比如，政府领导人总会对恐怖分子声明，即使恐怖分子有人质在手，他们也不会妥协。但当恐怖分子真的有人质在手，他们会立即同恐怖分子谈判，讨价还价。

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是：政府在报税单上声明，如果不如实报税，就会有如何的惩罚，但总是有人偷税漏税，那些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富人都已经逃之夭夭，移居欧洲。政府为了吸引这些富人回国投资，就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回国，对以前的税既往不咎，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更多偷税漏税的富人移居国外。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的建议是，政府应该撒谎，“告诉那些移居国外的富人，现在政府大赦了，只要回国，以前的税既往不咎。等他们回国以后，立即让他们补税，然后把他们关进监狱，接受惩罚。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政府税收，而且即使今后政府声明对偷税漏税的人会宽大处理，人们也不会相信，都会老老实实地报税缴税。”

最后，曼昆谈到机构的设置问题。萨默斯（Lawrance Summers）参与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越独立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曼昆提醒，我们应该看到，中央银行的技术精英与人们直接选出的政治家不同，他们不直接对选民负责。什么政策应该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来决定，什么政策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决定，值得人们思考。

“神秘”来客

5月2日是最后一堂课，曼昆用来回答学生的问题。他说，他会留出最后半个小时给一位特邀的客人，但他不想现在就泄露这个人是谁。

有学生问，“我们在课堂上学了自由贸易的好处，但没有涉及劳动力市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技术移民？”

曼昆说，美国国会反对非技术移民的理由主要有两个：1）这些人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一般来说，对美国的税收和福利体系贡献不大，却要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待遇。2）这些移民会增大低工资劳动力的供给，使低工资变得更低，使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但这两个理由对技术移民完全不适用，而且效果相反。技术移民一般对美国福利体系的贡献大于索取；会增大高工资劳动力的供给，压低高工资人群的收入，可以缓解两极分化的问题。

曼昆以哈佛的课堂为例，“你们在客座讲座系列中，听到了哈佛经济系教授中有意大利口音的，有法国口音的，有西班牙口音的，有以色列口音的，还有英国口音的。或许没有这些外国教授的竞争，我在哈佛的工资会高一些，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完全取消美国技术移民的配额制度，这样会增加竞争，经济会更有活力。”曼昆说，“当然，美国的民主政治使我的想法看起来非常不现实。”

有学生问，“你认为伊拉克战争会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带动美国经济，使美国经济从萧条中复苏和崛起？”

曼昆回答，“首先，伊拉克战争与二战不能相比，规模、成本、意义完全不一样。一个国家参战与否，外交政策如何，是不能从经济角度衡量的，而是要从更大的战略角度来考虑。”

有学生问曼昆，对现在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暑期减免汽油税的看法。曼昆回答，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候选人的经济顾问是不会这样建议的，因为没有任何经济理由这样做；这样做完全是从拉选票的政治角度出发。很明显，候选人在此时更加重视他们政治顾问的意见。

他以一个故事为例：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位政治家在竞选中接受记者采访，阐述自己的政见。记者听完以后，很受鼓舞，说，“你会有这个国家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的选票。”他回答说，“那不够，我需要大多数人的选票。”大家都被逗笑了。

有学生问曼昆推荐什么样的暑期读物。曼昆说，“如果你想读每天的新闻，我建议读《华尔街日报》。虽然有人认为它的评论员文章过于代表保守派的观点，但它的新闻部分都是由非常专业的记者写的，质量很高。如果你想读每周的刊物，我建议读《经济学人》，也很专业。如果你想读书，我建议读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克鲁格曼的《兜售繁荣》（Peddling Prosperity）。前者代表右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而后者代表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

课堂最后，曼昆终于向大家介绍他请来的“神秘来客”——鲍曼（Yoram Bauman），曼昆称之为“一位最幽默的经济学家。”

这时，一个年轻人生气勃勃地走上讲台，面带微笑，向1000多观众开始轻松自如地表演喜剧。他的表演充满了对自己、对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讽刺：

“我爸爸以前对我说，‘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因为没有需求。’我对他说，‘我是一个供给派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喜欢考虑边际效应，所以他们去商店买橘子的时候，一个一个地买。”

“微观经济学家经常对个别事情判断失误，宏观经济学家对所有事情都判断失误。”

“经济学家在中国餐馆吃完饭以后，不看幸运饼（fortune cookie，一些西方的中国餐馆所送上的饼干，内置纸条，写着各式祝福或预测内容）里夹的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只会在纸条的空白处计算菜单的价钱。”

“经济学家不变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在想孩子今后会更值钱。”

“研究金融的经济学家明白和钱有关的一切事情，但他们自己却穿得像一个叫化子。”

（注：鲍曼是经济学博士，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环境经济学讲师，德国后裔，在美国各大城市时常举行个人喜剧表演。）■

二十六 如何寻找幸福之路

哈佛女校长毕业典礼致辞：“做你热爱的工作吧。如果你一半以上清醒的时间都在做你不热爱的工作，就很难有幸福可言。”

哈佛本科生毕业典礼不是一天的活动，而是历时三天的毕业典礼周。今年的毕业典礼，从6月3日持续到5日，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

6月3日的主题是校长在学生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地点是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纪念教堂。这一习俗始于1642年的哈佛第一届毕业生，目的是在学生正式毕业之前有机会与校长在宽松的氛围中随意地交流。但随着哈佛规模的扩大，这种交流也逐渐演变为相当正式的校长演讲。

哈佛的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上任刚刚一年，也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任女校长。她今年的讲演集中解释一个现象：很多哈佛毕业生都问她：为什么大约一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去华尔街投资银行或名牌咨询公司工作？

福斯特没有正面回答，转而思考学生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丰厚的薪水和待遇无疑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你们很满意自己的选择的话，为什么还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她认识到，有些学生在选择投资银行或咨询公司时是被迫的，他们觉得不这样选择不行。“你们其实在问我生活的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那么让我们放下外表的伪装，回到这个问题最初的起因。”

福斯特说，“我想你们在担心传统上看起来‘成功’的生活和你们心里认为有意义的生活经常是不一致的。你们在想，如何把这两个目标在下一步选择工作或研究生深造的过程中统一起来。你们发现这两个目标不能统一，所以你们会困惑会提问。”

她接着说，“人在做选择时就意味着有失有得。你们也在担心被你们放弃的那些工作、那些研究生项目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对你们的困惑和担心，我们也有责任。因为自从你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我们就要把你们培养成领袖，肩负起领导世界和未来的责任。我们对你们的巨大期望可能成为你们的负担。你们在努力寻找一条路，一条既满足自己的心灵，又不辜负众望的路。”

“你们在寻找一条幸福之路。怎么样才能找到幸福呢？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提示：逐渐变老。有研究显示，年龄大的人比年纪轻的人生活幸福程度要高。但也许你不想等那么长时间才找到幸福。那怎么办呢？”

“当你选择在薪水丰厚的华尔街工作，你可能在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演员、一个政府职员、一个中学老师、一个记者怎么能够养家糊口呢？如果要成为一个大学的英文系教授，不知道要在研究生院里呆多少年，写多长的博士论文才能毕业？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不试一试，就永远不知道答案。”

福斯特说，人生有A与B两种方案，生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你永远有时间做你的预备方案B，但不要一开始就从方案B出发，而是要大胆地追求你最喜欢的方案A。“做你热爱的工作吧。如果你一半以上清醒的时间都在做你不热爱的工作，就很难有幸福可言。”

“你们在问我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在问你们自己。你在选择事业，同时也在审视你的选择、自己的生活目标。这种自我批判意识和自觉是通识教育给你们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最好的武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识教育是自由的——是使你自由，使你更好地主宰自己的生活，更好地发现人生的意义，做更好的选择。最好的寻找有意义的幸福生活的办法是不断追求，永不停止，永不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行业，改变路途，没有关系。生活的意义要靠自己去寻找，去发现。”■

二十七 当前经济与70年代滞胀之异同

伯南克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对比了当前经济形势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强调灵活性和适应力对经济体和个人同样重要

6月4日，哈佛毕业典礼周进入第二天，当天的主题是毕业生在Tercentenary Theatre自己组织的聚会。这个聚会不像毕业典礼那么正式，目的是让学生交流在哈佛四年的学习生活的体会。

今年学生聚会上的主题演讲人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虽然天公不作美，但现场依然坐满了几千名毕业生和家长。

与去年的讲演人克林顿相比，伯南克显有不同。他没有像政治家那样刻意与观众拉近距离，激发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从学者的角度，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与上世纪70年代高通胀低增长时期的区别，强调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伯南克特别说到，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对即将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也同样重要。

这位1975年的哈佛本科毕业生首先提及自己的毕业典礼，“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此次回到母校，距伯南克毕业已是33年之后。

伯南克回顾了自己毕业时的经济形势，着重讲解能源和生产效率两个问题，突出当前的经济形式与上世纪70年代的不同之处。

当时，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担任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美国刚刚从越南撤军，刚刚经历了经济衰退；在石油危机的阴影下（每桶石油从1972年的3.2美元到1975年将近14美元），粮食和其他物价飞涨，通胀率在10%以上，失业率达到

Chapter_3

9%，经济增长低于美国长期增长的平均水平。

尼克松总统被迫采取价格管制，特别是石油产品的价格。但其结果是，人们在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一些地方甚至实行了单双日制——以车牌号码的单双来决定在单双日加油。由于美国国内石油价格低于国际价格，国内石油开采和生产也没有积极性，使得汽油短缺和通胀预期雪上加霜。

伯南克指责当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高估了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美联储也低估了自己控制通胀的能力。当时的美联储认为工会的作用和一些市场垄断性公司导致了成本推动的高通胀。但伯南克认为这些只是表象，不是问题的根本。1979年，在新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尔（Paul Volker）的领导下，美联储迅速提高利率，尽管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但这一政策有力地打击了通胀。

伯南克说，这段经历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高通胀对经济有严重的破坏作用。第二，中央银行必须争取中期的物价稳定。

现在的经济形势与当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比如现在原油的价格是2003年的四倍多（2003年原油的价格仅仅是每桶30美元出头，现在的价格将近每桶130美元），与上世纪70年代油价增长的幅度差不多，但是，经济效率却大有不同。首先，加油站没有等待加油的长队。其次，在次贷危机之前，经济增长稳定，失业率很低。

伯南克认为，这些不同之处比相同之处更能说明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济比33年以前的经济更具有灵活性，更有能力适应困难的情况和挑战；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很多，提高了很多。这些进步是我们对未来保持乐观的基础。”

“最近四个季度的平均通胀率是3.5%。虽然比我们希望的高，但远远低于70年代中期双位数的通胀率。而且，通胀率增长的幅度，最近一年是1%，也远远低于1973年石油危机后6%的增长。”伯南克承认，如果人们认为现在高石油价格导致的通胀是暂时的，那么现在的通胀率就会很快降低；如果人们认为通胀是长期的，并且这种通胀预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工资和产品价格的设置，那么工资-物价相互推动的恶性通胀就会给美联储出难题。他说，美联储会继续仔细地跟踪通胀预期。“幸好，现在的长期通胀预期还在百分之零点几的范围，而70年代中期是百分之几的范围。”

那么这一轮石油价格的四倍增长为什么没有给美国带来像70年代那样的经济后果呢？伯南克分析，美国经济所需的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 of the economy）自从1975年后降低了大约一半。这个进步不是因为政府组织的节能项目，而是因为家庭和私有经济体在应对高能源价格时采取的各种节能措施，包括提高对节能仪器设备的大量投资。另一个原因是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已经从70年代的经历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我们承认长期通胀预期对我们保持低通胀至关重要。在目前复杂的经济情况下，保持人们对美联储承诺稳定物价的信心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然后，伯南克转入另一个话题。“就像亚当·斯密在1776年指出的，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比任何其他因素在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当中都更重要。”

伯南克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率增长基本保持在每年2.5%，这显示了美国经济的弹性和生命力。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表明，科研技术创新必须要转化为成功的商业应用。“这个国家（美国）的充满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系，灵活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个人创业的传统，和强有力的科研体系都帮助确保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转变为商业用途。在这一过程中，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都有重要贡献。”

他说，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但是，收入的不平等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也加剧了。经济学家仍然在努力研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技术创新给高技术的员工带来的好处比低技术员工的好处要高。而且，国际贸易的增加和工会作用的减弱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收入不平等呢？”伯南克问，“回答这一问题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价值观和艰难的取舍（tradeoffs）。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阻止我们经济活力的举措是错的。虽然新技术和国际贸易会使一些人失去工作，或减少对他们的旧技术的需求，但妨碍新技术的实施和国际贸易，从长远看只会得不偿失。从近期看，更好的选择是对那些受影响的员工提供政策性帮助。这样，我们不但可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可以赢得公众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灵活性的支持。”

“从长远看，提高就业机会，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展教育和提高美国员工的技能。”二战后，美国生产效率的迅速增长，与同时期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密不可分。相比之下，最近几十年教育发展的速度慢了许多。更糟糕的是，教育的不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仍然很严重。在思考如何发展教育的时候，伯南克着眼于学前班以前的教育和大学毕业以后的非传统教育。“儿童早期教育、社会大学、专科学校、在职教育、远程教育，以及成人教育，所有这些都是一生一世不断学习的途径。这些广泛的学习途径和我今天强调的经济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是完全一致的”。

最后，伯南克把话题转向哈佛大学毕业生。“通过个人努力、才华和一些运气，你们已经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教育。你们的教育，具体地说，是你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是你们最大的财富。这一财富与其他财富不同。你运用的越多，这一财富增长的越快。所以，好好利用你们所受的教育。”

“经济学家的预言不准是众所周知的，但我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你们现在对十年后、二十年后和三十年后的预期和今后的现实会非常不同。30年后，我的同学录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他们当中有很多成为律师、医生、教授、建筑师、工程师、编辑、银行家、经济学家或企业家，但也有不少人在他们的职业栏目填上作曲家、音乐家、环保工作者、剧作家，画家、社群组织者等。即使像我这样有一个传统意义上正式工作的人，我们日常工作的性质和我们与经济社会的关系，都和我们在1975年时想象的非常不同。我想说的是，你们不可能预计今后要走的路；你们只能尽可能多地为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失望做好准备。个人的成长，就像经济体一样，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

二十八 失败的好处

哈佛毕业典礼上，J.K.罗琳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失败的好处以及想象力的重要性

6月5日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周的最后一天，正式毕业典礼在Tercentenary Theatre举行。

这一天的主讲人，是“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42岁的罗琳身穿白底粉花齐膝连衣裙、乳白色毛衣披肩，与周围身穿黑色博士服或深色西装革履的学者绅士迥然不同。她的神态也有些像小姑娘见大场面似的局促不安，这与旁边的女校长形成鲜明对比。

她幽默的开场白解释了这一切，“接受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讲演的邀请以后，几个星期我都紧张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下降了好几磅。我想这对我个人和哈佛大学来说是个双赢的局面。”几千名听众都笑了。

“后来，我想到了21年以前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当时，主旨讲演人是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Baroness Mary Warnock，可惜的是她说了什么，我现在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所以我想即使我今天说错了什么，也不会对你们的远大宏图有什么伤害。这样想着，我就轻松了许多。”大家又笑了。“今天当你们走出这场讲演之后，还记得这个（笑话），我的影响就比那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还大。”大家笑着鼓掌加以鼓励。

罗琳转入正题。“哈佛大学学生可能没有经历过什么失败，以至于在你们眼里的失败就是普通人眼里的成功。但我想告诉你们，失败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她说，她的父母从未上过大学，家境贫困，一心想让她成为一个有专长的劳动者，今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按时偿付房子贷款，老了有固定的退休金，不用被贫困缠绕。但是她上大学时，完全没有学习的动力，惟一的爱好就是一个人趴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写故事。她父母认为这只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的怪僻，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稳定的工作。

罗琳说，“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最害怕的甚至还不是贫穷，而是失败。”但是，大学毕业后第七年，她迎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短暂的婚姻结束了，她失业了，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以外当代英国最穷的人。父母和她本人最担心的一切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我还要谈起失败的好处呢？简单的说，是因为失败会为我们揭去表面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再装模作样，终于重新做回自己，开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惟一在意的作品中去。如果我此前在其他的任何什么方面有所成功，我恐怕都会失去在自己真正归属的舞台上获得成功的决心。”

罗琳说，在失败中，她反而获得了自由，因为她最担心的事情已经不存在了，“我还活着，而且，我还有一个我喜爱的女儿、一个旧打字机和一个大理想。”她发现，失败赋予自己内心的安全感，让她明白关于自己的一些东西，意识到自己拥有坚强的意志以及宝贵的友谊。“我历经艰辛才获得的财富，这比我得到的任何资格证书都更有价值。”

罗琳告诉台下的哈佛学生，“当然你们不会像我一样，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彻底，但你们不可能不在任何事情上没有任何程度的失败。如果你因为生活谨小慎微而没有任何失败，那么这样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生活过。这样生活的本身就是失败。”

“你的生存能力以及你和朋友的友情只有经过挫折的考验，你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认识友情的力量。”她说，生活是艰难的，复杂的，任何人也不能完全控制。“谦逊地懂得并接受这一点，会帮助安然你度过生活中的风浪。”

罗琳接着转入第二个话题：想象力的重要。“你也许在想，我说想象力重要，是因为想象力在写小说中的重要性，但我想在更广义的角度说明想象的重要。”

人类可以通过想象，换位思维，理解其他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用这种能力控制别人，增加自己的权力，也可以用这种能力同情那些经历过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苦难的人们。“有些人只愿意生活在他们自己舒适的圈子里，从来不屑于想象如果他们生在不同的家庭、受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经历，会怎么样？但他们对他人的冷漠只会有一天被更大的恶梦惊醒，因为他们的冷漠就是对邪恶势力的默许。”

她说，她二十几岁时在伦敦的一个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总部工作，挣钱糊口。她每天接触的都是其他国家受政治迫害的人们的证词，听他们讲述受迫害时恐怖的经历。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其中一个人在听到他妈妈在他们国家被政府抓住枪决的消息时撕心裂肺的惨叫。

在这个国际组织，她也看到了很多人类好的方面。“我看到了人类为了争夺权力，维持权力的残酷，但我也看到了人类的善良和慈悲。”在这里的工作，成了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

她总结说，“人类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影响的。我们的存在就会影响他人。哈佛的毕业生会如何影响其他人呢？你们受的教育给你们独特的地位和独特的责任。如果你们能够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说话，用你们的想象力，想象他们的经历和困苦，那么庆祝你们毕业的不仅仅是在座的骄傲的家长，还有千千万万被你们帮助，被你们影响的人。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改变世界的能力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有能力憧憬更好的未来。”

最后，罗琳说，在她21岁毕业典礼时，坐在她旁边的同学是她在困难中求助的最好的朋友，他们后来也成为她孩子的教父教母。她希望哈佛毕业生能够拥有和她一样的持久而真正的友谊。

罗琳的讲演只有21分钟，但台下的掌声将近两分钟。有趣的是，当天的小雨在她开始讲演时停了，在结束时又下了起来。第二天的校报报道说，“这是不是罗琳的魔法在奏效？”■

二十九 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

大多数女性都面临家庭与事业的艰难选择，这里面又有什么经济学呢？

9月15日，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正式开学了，比政府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晚了一到三周。

在同一所大学，不同学院有完全独立的开学和放假的时间表，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也不近情理，但哈佛大学权利分散，各学院各自为政，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且难以改变。前几年，萨默斯（Larry Summers）任校长期间，加强了中央集权，才达成时间表改革的共识，但从同意改革到真正落实又需要三四年的时间，目的是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过渡和适应”，各个学院的时间表要到明年9月份才会完全统一。所以哈佛的领导层有这样的笑话，“如果有中国式的领导权威和制度，哈佛的很多问题早就解决了。”

新英格兰地区的秋天是最好的季节，因为这里的春天太短，冬天太长，夏天太热，只有秋天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气温宜人，秋高气爽。哈佛校园（Harvard Yard）也显的生机盎然：学生和学者穿梭在绿草坪间的小路中，奔向各自的教室。只有成群结队的游客在漫步拍照。几乎所有的导游都会带队停在哈佛大学创始人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塑像前，介绍他与哈佛大学的不解之缘，大多数游客都会摸着约翰的一只鞋，与他拍照。无数人的触摸已经使那只鞋闪闪发光，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效仿者，似乎这一触摸可以接触到哈佛的某一部分精髓。

那么哈佛的精髓是什么呢？哈佛的一切都是好的，值得吸取吗？让我们走进哈佛讲堂。

经济系的大三学生可以选修一门小型的讲座课程（junior seminar），叫“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最多接受16名正式学生，听众大多是20岁左右的女学生。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讨论，分析女性的经济作用（economic role of women），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并通过写四个短篇报告（2页-3页），一个长篇报告（约25页，要求使用原始数据）提高调研和写作能力，为大四年级的毕业论文打下基础。前半学期以大量阅读和授课为主，后半学期以学生调研、提问、讨论和写作为主。

大多数女性都面临家庭与事业的艰难选择，这里面又有什么经济学呢？

这门课的主讲教授是克罗地亚?葛定（Claudia Goldin）。葛定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士，矮小消瘦，虽然眼镜片后的大眼睛很有神，但脸色显得苍白，声音略有嘶哑，上课过程中不停地用一个塑料杯喝水，她的双手没带任何戒指。

她于1967年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72年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经济史、教育、性别差异、女性和家庭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涉及劳动经济学。她立足于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看待现状，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获多种荣誉称号，是哈佛大学经济系几十名全职教授（full professor）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教授之一。

每门课的第一二堂课都是对这门课的研究方向作总体概述。葛定教授提出了以下问题供学生思考：情侣和家庭是怎样形成的？在“婚姻市场”中，谁与谁结婚是如何决定的？在什么条件下会决定结婚？又会在什么条件下决定离婚？在一个家庭中，劳动是如何分工的？妻子和丈夫如何选择在家里工作还是到市场工作？教育和投资在形成可行的家庭契约中的作用？为什么情侣会有孩子？他们如何决定要几个孩子？如果解释生育率的变化？避孕措施和避孕药在其中的作用？家庭中的性别差异是生理因素决定的还是人为决定的？为什么女性会对有关劳动市场的分析感兴趣？女性和男性各自如何选择职业？他们有怎样的的收入差别，差别的变化及趋势，如何解释这些变化和趋势？教育有性别差异吗？如何解释“女性入大学率和大学毕业率高于男性”这一新现象？

葛定教授用大量的图表显示各种变化和趋势，并解释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她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屑思考的事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不禁让人诧然。

例如，关于人们是如何决定结合和分手的问题，她分析，当男女双方都认为他们结合的价值大于他们各自生活的价值的和，他们就有可能结合。多出来的这部分价值就叫做”盈余”（surplus）。但有盈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定结合，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有N个男性，N个女性的“婚姻市场”中，有N的平方个结合的可能性。只有在各个结合的盈余的总和最大化的情况下，这个婚姻市场才达到“均衡状态”。

而当这种盈余变成负值时，人们就会决定分手，重新进入婚姻市场。

什么原因会使盈余由正变负呢？一种解释是“不完全信息”（imperfect information）。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因为误解而相聚，因为了解而分离”。另一种解释是生活的条件、生活的境况变化了。还有一种解释是人的想法变化了。

这时，一个学生举手说，也有可能是“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大家都笑了。葛定教授回答，这个模型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这个模型的假设是，N个男性和N个女性完全互相了解，没有新人进入这一市场。

恐怕没有比这一分析更能说明经济学的极端理性和有限的解释能力了。如果人们真的把恋爱、结婚和上升的离婚趋势想得这么清楚，那么结婚过程的本身就是不值得的。人与人之间只需要契约进行合作，通过契约解散合作，一切仅仅是履行法律程序而已。

训练20岁左右的年轻人理智清晰地思考世界，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但这样的课程会传达给他们怎样的信息呢？这样的结论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吗？■

三十 哈佛专家解读金融危机

对于金融创新、金融危机和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哈佛大学的六位知名教授提出了各自的解读和主张

9月25日，哈佛大学专门就金融危机和财政部的救市方案组织了一场研讨会，由校长福斯特（Drew G. Faust）组织，六位专家出席，地点在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re）。

会议从下午4点到5点半，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但信息量颇为丰富。

危机“三步曲”

Jay Light教授首先发言，他是哈佛商学院院长、商业管理教授。Jay Light描述了这次危机发生的“三步曲”和危机解决的“三步曲”。“这次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未经考验的金融体制之间的冲撞。”他总结说。

大约在一年半以前，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流动性开始放缓，就像一列列火车放慢了速度。今年3月，贝尔斯登（Bear Sterns）首先撞车，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更加缓慢。最近几周是高潮，几列火车接二连三的撞车，短期资本市场基本没有了流动性，迫使财政部出台总体方案。

“有人说，这个方案是‘救市方案’或者是‘白给钱的方案’。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是增加流动性，帮助市场‘发现价格’的方案。虽然拍卖坏账的过程会很复杂，会消耗时间，但这是必要的。”Jay Light说。

他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各个层次的过度借贷和金融证券化（securitization）造成的不透明。首先是过度的家庭借贷导致了房产价格从平均家庭收入的2.8倍-3倍增长到4.1倍，这个高价位是不可持续的。

手持房产抵押金融资产（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的“两房”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存在过度的借贷。“两房”的借贷是其资本的60倍。在会计标准要求“按市场价格记账”（mark to market）的情况下，只要投资的价格下降1%-2%，“两房”就资不抵债了。过度的借贷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依靠短期信用市场（short-term credit market），一旦信用市场流动性放缓，甚至枯竭，这些金融机构很快就“揭不开锅了”。有钱的人飞速买入流动性最强，被认为“最安全”的美国政府国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国债在有一个时间段价格高到利率为负值。

另外，房产抵押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层层分解，打包销售，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造成了“不透明”。人们很难了解他们买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如何评估它们的风险。

他的危机解决的“三步曲”分为：1）在几周之内，增加市场流动性，稳定资本市场。2）在几个月之内，通过财政部方案，制造拍卖市场，发现真实价格。3）在几年之内，重整金融系统，适当改变法律法规，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

“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从长期来看能够解决这次危机。”他说。

不符“安全标准”的金融创新

卡普莱（Robert Steven Kaplan）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曾经担任高盛的副主席和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的临时主席和执行官（2007年11月到2008年7月）。卡普莱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更严重问题的表象。

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指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增加了富人的收入，而中产阶级相对被挤压削弱。在医疗价格持续上涨的今天，一个年收入六万美元的三四口人的家庭，如果雇主不提供医疗保险，他们就买不起一年一万二美元到一万三美元的家庭保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4700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在银行贷款条件松懈，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被严重挤压，无法偿付贷款的条件下，就爆发了这次危机。

他认为，财政部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是必要的，但是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只有增强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才是解决这场危机的治本之路。

哈佛法学院教授伊利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是一位破产法专家，她详细描述了酝酿这场危机的金融程序，说明财政部的救市方案是救了金融链末端的富人，而不是金融链前端的真正应该救助的面临丧失房屋，无家可归的穷人。

以前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在工作年龄，偿还房贷；到退休时，房子贷款也还完了，就靠社会养老保险度日（social security）。这场危机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

怎么打破的呢？答案就是撤销监管的情况下（de-regulation）的金融创新。例如，“2-28可调利率分期付款”（2/28adjustableratemortgage）的发明：贷款人在前两年为30年的贷款付很低的利率和月供，利率突然在第三年提高，月供突然大涨，很多人都吃不消，于是被迫放弃房屋破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2-28利率”会转成高利率和高月供，更多的家庭会放弃房屋，房产市场会更加低迷。

“这种金融创新就像是不安全食品，不安全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一样危害大众。我们有安全食品法规，安全产品法规和安检局，也应该有安全金融产品法规和相应的执行这些法规的政府部门。”沃伦教授说。

太多的人赌错了

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现任贝伦经济学讲座教授（Robert M. Beren Professor of Economics），2003年至2005年期间，曼昆曾任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但解释了很多现象。

他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认为房产价格不可能跌，只可能涨，更不可能下跌20%。一般来说，市场总是有输有赢，谁在市场上赌输了，损失了钱，也就结束了，对市场全局不会有影响。但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人在同一件事情上赌了同一个方向，而且全赌错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金融公司同时濒临倒闭。

“伯南克在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有一篇著名论文，解释为什么银行的失败是导致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很清楚银行业全面坍塌的后果。”曼昆说。

曼昆说，布什政府的论调是，现在市场上的悲观情绪太多，多到不理智的程度（irrationally pessimistic），与上世纪90年代“不理智的乐观”（irrational exuberance）截然相反。所以财政部想以低价买入一些金融资产，等市场回归正常以后，再以高价出售，还有可能给政府赚钱。华尔街的人很喜欢这个方案，但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一般来说却持怀疑态度。他们有几方面的担心：他们一方面担心财政部为那些坏账付了过高的价格，这只是对那些华尔街的富人有好处，即使是通过拍卖，过程也会非常复杂，耗费时间很长。另一方面，他们担心银行没有得到足够的注资。“我在华尔街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其实有很多私有资金愿意给这些面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资，但是这些机构的高层主管们不愿意接受出钱人的条件，宁愿等待政府救市，市场回归。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应该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坏账。”还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应该强迫这些公司接受注资，但没有人清楚应该通过什么手段如何强迫这些公司。

接着，曼昆解释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的主张和各自的问题。“奥巴马认为，市场太疯狂，应该加强政府的作用。而麦凯恩认为华尔街的危机是由贪婪腐败所致，倡议解雇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利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

然后，曼昆引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调查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顶尖经济学家，让他们假设自己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面对当时的经济数据，是否能预测经济大萧条。调查结果是他们都不能预测。然后，文章作者又让他们假设，面对当时的数据，但使用现代的经济理论，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包括最先进的计算机和各种预测模型，结果是他们还是不能预测经济大萧条。

最后，曼昆说，“即使读了这篇文章，如果你问我会不会预计有经济大萧条呢？我的回答是：不会，我不会预计有经济大萧条。”听众都笑了。

利润过高的金融产业

Kenneth Rogoff，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教授，2001年至2003年，曾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和调研部主任。他对财政部的救市方案持反对态度，言谈里透露着讽刺和不满。

“70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是‘在匆忙中浪费，（事后会）在闲暇中后悔’。财政部说他们要通过拍卖找到那些坏账的最低价格，但谁知道那些坏账（在经历了金融创新，无数次转手）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财政部会雇一些没有工作的银行家，让他们来估价，其实就是给他们制造就业机会，纳税人的钱断断续续的流入银行业人士的腰包。”他说。

他一直认为金融产业的利润太大了，大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哈佛（本科）毕业生的一半都会去金融产业，这不正常。几年前我就说金融产业一定会大大缩小，至少要关掉一个投资银行。但没想到现在连一个投资银行都没有了。很多学生要到其他行业去找工作。有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学生问我，‘这次危机是不是意味着我得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

然后，他谈这次危机的国际影响，“我不知道我的同事Richard Cooper今天来了没有。（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不同），我们两个有时被邀请同时参加‘路演’（以便大家参照对比）。美国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持续了大约15年，我们依靠在流动性很强的资本市场借贷外国资金来弥补这些赤字。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出现了危机，流动性微乎其微，我们需要借更多的钱来充斥市场，增加流动性。谁还愿意借给我们钱呢？至少不会愿意按以前的利率借给我们。”

最后，他强调“那些在市场赌错了的银行主管们，那些投资者，必须要认输；必须要让他们损失投资，否则市场规则就被打破了。有人说，银行业是美国经济的龙头行业，不能不救。但是高科技行业也是美国的龙头行业，经历了高科技泡沫以后，政府没有救，现在不是也一如既往吗？法律一定要严格制定，严格执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监管，而需要更有效更严格的监管。”

为金融创新辩护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是哈佛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时，他是其中主要的金融工程师之一。

默顿为金融创新辩护说，金融创新会继续，关键是要有“适合的”，“智慧的”法律和监管环境。“这次金融危机会在很大程度地改变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势，但是应有的金融职能不会改变。投资银行的名称会改变，但投资银行的作用仍然需要，仍然有实际意义。”他说。

“很多人用这次金融危机把矛头指向金融创新，但这不是金融创新的错，而是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监管不接轨造成的。例如，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能开到每小时200英里，但是铁轨不能支持这样快的速度。我们应该做的是提高铁轨的功能，让它尽快适应发动机的高新技术。”默顿说。

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监管市场的政府官员，大多数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懂得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他们怎么能够监管好呢？所以那些真正受过金融训练的懂得金融的人应该接管这些重要的位置，更加‘智慧地’‘科学地’制定监管条例，执行监管。不是要更多的监管，而是更有效的监管。”

默顿还谈到了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有人说，我没有在房产市场下跌时卖房子，所以我没有亏损。但是你的房子的价值已经跌了，你能用房子作抵押贷到的现金已经大大减少，能用房子换到的现金也大大减少，这些都是真实损失。”他说。■

三十一 如何培养领导才能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耐认为，高效的领导需要具备软实力和硬实力，软实力指情商、愿景和沟通交流，硬实力指组织能力和洞察能力。而比软实力和硬实力更重要的，是相机行事的能力

什么是领导才能？一个人怎样才能领导别人？关于这个题材的书很多，但适合做教科书的太少，要么理论性很强，可读性很弱，要么可读性很强，理论性很弱。

于是，2004年，约瑟夫·耐（Joseph Nye）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退任后，想写一本既有可读性，又有理论性和严谨注解（footnotes and endnotes）的书。

这就有了耐的这本新书——《领导的能力》（The Powers to Lea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9月23日，在每周一次的讲座“美日关系项目”（the US-Japan Program）中，耐介绍了这本新书。

耐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名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耐有丰富的领导经验，除了1995年-2004年期间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还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国防部助理部长（AssistantSecretaryofDefenseforInternationalSecurityAffairs1994-95）。

一个人怎样才可以领导别人呢？传统的模式是“胡萝卜加棍棒”：顺我者会得到好处，逆我者会得到惩罚。

耐认为，拥有资源并不一定就有权力，就可以领导别人。领导力这取决于个人的性格特点，脾气秉性，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场合（context）。

丘吉尔现在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而在1940年上半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失败的、不称职的领导；在1945年被认为是领导二战胜利的大英雄，但很快就在大选中失利，丢掉了首相的位置，但在1951年又被选为首相。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个人素质和秉性并没有变，变化的是环境和场合。

在研究领导力方面，有一种理论偏重于强调个人才能、性格特点和领导魅力等等。

其中，“巨人理论”就说，公司领导和政界领导总体来说比普通人身高要高几英寸。还有人计算，平均每高一英寸就意味着年薪高几万块钱。但最强有力的反例就是中国的邓小平和法国的拿破仑，他们的领袖地位和领导才能是无可置疑的。现在有不少女CEO，她们的出现引起了“女巨人说”：女性在某些方面比男性强。但耐认为，这些理论都是通过性别把人看死了，不具灵活性。还有人对遗传基因和双胞胎做很多研究，得出结论：人的成功三分之一取决于先天基因，三分之二取决于后天培养。

在国际关系领域，耐创建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概念，在这本新书中，他把这两个概念用于解释个人的领导能力上。

他认为，有能力的高效的领导需要具有“聪明的实力”，也就是同时具备软实力和硬实力。女性要想成为成功的领导需要更加像男人，男性要想成为成功的领导需要更加像女人。

软实力指什么呢？它包括三方面能力。第一，情感智商，指你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以此有效的影响他人的能力。领导了美国二战时的著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的智商并不是第一流的，但他的情感智商却是出类拔萃的。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的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则截然相反，他的智商一流，但缺乏对情感的控制能力。

第二，愿景（Vision），即在现实的基础上对前景的憧憬。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对中东有憧憬，说美国进攻伊拉克，迫使萨达姆下台，就可以在中东实现民主。但这个憧憬90%以上脱离现实，造成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灾难。

第三，沟通交流。这不仅仅指口头交流能力，还包括行为示范的能力。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通过讲演感染人们，而印度领袖圣雄甘地则是行为示范的典范。

硬实力包括两方面。第一，组织能力，即组织信息、组织人员的能力。商学院总是区分领导人才和管理人才。领导是可以巨大地改变现状的人，而管理人员的功能是如何更好的维持现状，使现行的机制更好的运转。

耐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没有提出很大的愿景，但他是非常好的组织者，把政府内部的信息处理和人员组织的井井有条，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最有成绩的总统。小布什则相反，非常有愿景,但政府内部混乱，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总统。

第二，洞察能力，即审时度势的能力，快速准确的认识判断形势，洞察对方的优势和劣势。

还有一种能力比软实力和硬实力都要重要，就是相机行事的能力，耐称其为Contextual Intelligence，即决定在什么情况下行动，在什么情况下停止，恰到好处地处理任何事情的能力。

耐曾经问过一个很成功的CEO，“你什么时候自己做决定，什么时候咨询你的高层团队，集体做决定？”那位CEO回答，“如果一年咨询他们三次，这些高层人员早就走了；如果一年咨询他们18次，我的公司早就散了。所以我咨询他们的次数在这两个数字之间。”

那么，如何培养这些能力呢？耐总结了三条：第一，认识自己，即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第二，多学习，学习别人的经历和经验，从中吸取营养。第三，多实践，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然后，再实践，再总结，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提高。■

三十二 辩论美国医疗政策

参与辩论的双方分别为麦凯恩和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顾问。双方都主张减税，但实现途径并不相同

医疗政策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永恒议题。那么，在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和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主张又有何差别呢？

托马斯·菲利普森

10月2日中午，哈佛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一场辩论，可以清晰地反映这一差别，因为辨论的双方，一位是麦凯恩的医疗政策顾问托马斯·菲利普森（Tomas Philipson），另一位是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顾问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

大卫·卡特勒

菲利普森是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经济教授，也是麦凯恩医疗政策顾问小组的八位成员之一，2003年-2004年曾任布什政府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高级经济顾问，2004年-2005年任医疗服务中心高级经济顾问。

卡特勒现任哈佛大学经济系应用经济学教授，1993年曾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2003年-2008年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负责社会科学教学的副院长。他以在医疗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闻名，曾任多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医疗政策顾问。

医疗政策格外重要，是因为美国的医疗消费每年高达两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3％。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是五万美元左右，平均每年支出的医疗保险费是1.2万美元，非常昂贵。大多数美国人通过雇主得到医疗保险，雇主承担50％-75％的医疗保险费用。如果雇主不负担医疗保险，这样的家庭和收入更少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承担。所以有50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即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没有医疗保险。

减税的不同路径

菲利普森和卡特勒都认为，提高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保险费用、提高医疗质量、注重病前防御是医疗政策的共同目标，但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双方提倡的途径却有本质的不同。

菲利普森主张减税。他提出，给每个上医疗保险的家庭减税5000美元，给每个上医疗保险的个人减税2500美元，这包括了失业人员，也包括有长期疾病、保险公司不愿覆盖的人。

菲利普森认为，任何税收都会扭曲市场行为，任何政府规定和要求都会限制个体的自由行为。因为任何政策都有一定的刚性，而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策规定不可能区分得那么细，很有可能带来负作用。所以他倾向给人们经济动力去做什么事，而不是要求人们一定要做什么事。

菲利普森还主张，通过引入竞争来降低医疗保险费，具体做法是，打破保险公司州际的界限，允许不同州的居民申请不同的保险公司，让它们自由竞争。医疗产品、医疗器械太贵，也要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来抑制价格，而且不会打压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

“我是瑞典人，当然现在是美国公民。欧洲国家最羡慕美国的就是它的创新精神和鼓励创新的机制。一刀切的管制只会减弱这种令人羡慕的机制，磨灭创新精神。”菲利普森说。

卡特勒也许诺减税。但他提出的方案，不是给所有的人减同样的数量，而是按收入的高低相应减税，所以有一部分杀富济贫的效果。

要不要投资计算机系统？

卡特勒强调公共投资计算机系统，每年100亿美元，连续五年以改变20世纪的IT支持体系，适应21世纪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医疗档案的复制，人力的浪费和其他很多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会给公共投资带来很好的回报。

这些公共投资从何而来？卡特勒说，可以让布什政府给高收入家庭的优惠税收政策过期。

菲利普森则不同意这种投资。他说，“你提供的数据意味着公共投资医疗体系的计算机系统有30比1的收益率。如果真有这么高的受益率，为什么还没有私有资金投资呢？而且，公共医疗体系中的行政成本，承担着很多不可避免的行政功能，你怎么保证在减少行政成本的同时，不影响这些有用的行政功能呢？”

卡特勒回答，“如果你去问医生，你的计算机系统有没有必要提高？他会说有，但我不能投资，因为保险公司不付这一份钱。你再问保险公司，计算机系统需不需要提高。他会说，‘需要，但是我不能付这份钱，因为这样我就得对加入我的保险的人征收更高的费用，减少我们公司的竞争力。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提高以后的医疗系统被所有的病人享用，而不是仅仅买我们公司医疗保险的人。’所以很明显，先进的IT支持系统和水和空气一样，是一种公共产品，必须要有公共投入，才能保证医疗体系适应21世纪的需求。奥巴马不但重视IT支持系统的建设，而且许诺了500亿美元。麦凯恩没有许诺一分钱。我所说的节约行政成本是从减少档案复制，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中节省出来的，不是从减少必要的行政功能出来的。”

就像总统候选人的公开电视辩论一样，由于时间有限，他们很难展开讨论任何复杂问题，只能给出很简短的回答。他们之间的问答和对听众问题的回答都和两党的基本论调一致，总是回到各自的核心立场，强调不同的治国哲学。他们的回答给人的感觉是万变不离其宗。■

三十三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评总统大选

杜卡克斯是198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败给了老布什。他看好奥巴马，但认为谁能当选总统，难以预料

再有两周不到的时间，奥巴马和麦凯恩谁将当选美国总统，将有分晓。在这个时候，听听一位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何评论总统大选，无疑是件乐事。

他叫麦克·杜卡克斯（Michael S. Dukakis），在1988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可惜败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老布什。

杜卡克斯现在的身份，是波士顿东北大学教公共政策、医疗政策和领导力的教授。10月22日，他到哈佛大学的美日关系（US-Japan Program）系列讲座中，点评了总统大选。

杜卡克斯的父母都是希腊移民，他于1933年出生于波士顿附近的一个中高层小区布卢克林（Brookline），那里也是肯尼迪总统的出生地。1960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被选举为布卢克林小区委员会成员（Town Meeting Member），从1962年起，连续四次被选举为马萨诸塞州的下议院议员（Massachusett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974年击败共和党对手成为该州的第65届州长，他被认为是该州任期最长、最成功的州长。1988年在总统大选中落败。

奥巴马的组织能力

每到总统大选年，哈佛大学的美日关系项目都会邀请杜卡克斯发表评论。

四年前，他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击败小布什充满信心，但总统大选的形势千变万化，结果难以预料，最后还是小布什连任成功。

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杜卡克斯出言谨慎，他说，“虽然离总统大选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但谁能够最终胜利，还很难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在讲演中，杜卡克斯没用讲稿，随兴发挥，尽管教室座无虚席，但感觉上是在和几个朋友在茶余饭后闲谈。

他首先声明，“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对总统竞选了解得更多。如果我真正了解总统竞选，我当年就不会输给老布什了。我几乎每天都在谴责自己，一切都是我的错。”大家都被他的幽默逗笑了。”

对今年的选举，杜卡克斯说，奥巴马的草根组织（grass root campaign organization）的能力是他所见过的最出色的。

“为奥巴马的竞选捐款的人有350万人，仅上一个月就集资了1.5亿美元。如果能把这些捐款的人变成当地为奥巴马竞选的志愿者，在美国的20万个选区中，挨家挨户地敲门、与选民沟通，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穿的一样、说的一样、做的一样、甚至想的一样，那么就会成功地影响那些现在还摇摆不定的选民。”他说。

杜卡克斯还回忆，“我年轻时竞选布鲁克林小区委员会的时候，我敲遍了我们区所有几千家人的门。这些最基本的与选民建立联系的工作一定要做。互联网是组织、交流、集资的很好的现代化工具，但它不能代替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效果。”

麦凯恩的过时世界观

杜卡克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麦凯恩代表一种过时的世界观，他把世界看成是对立的，分成“我们”和“他们”，火药味十足。相比之下，奥巴马在国际关系中显示出更加合作的态度。

而在国内问题上，他说，奥巴马主张国家政府要起更重要的作用，麦凯恩则主张私有经济主导一切，这在今天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显然不合时宜。

“如果说历史教导了我们一些事，那就是金融行业必须要严加管制。马萨诸塞州有大约140个州立银行，正因为该州对银行资金储备的要求严格，他们才能在危机中禁得起考验。”他说。

杜卡克斯还说，在医疗政策中，市场从来不能起主导作用，今后也不会起主导作用。因为只要保险公司知道你有长期病，它就不会接受你的保险申请。

“市场经济无所不能的思想主导了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不是说市场经济完全不好。是市场经济的竞争使得现在在百思买（Best Buy）或Circuit City等零售店的家用电器物美价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我们需要对公共产品，公共事业不断的投资。”他说。

副总统的基本条件

提问时，有人问他对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Palin）的看法，杜卡克斯说，“佩林没能帮助麦凯恩，反而拉了他的后腿，因为人们选副总统最基本的条件不是他（她）的年龄和性别，而是他（她）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总统。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与此相反，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戈尔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显得非常合适。”

有人说候选人在竞选中没有提到政府作用的问题。杜卡克斯说，“政府的作用不是笼统的、理论上的，而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反映出来的。总统候选人不会单独讨论政府的作用，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在金融政策、医疗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看出他们态度的不同。”

说到税收政策，杜卡克斯认为，在今天的环境下，不应该对任何人有任何减税政策。政府早就债台高筑了。

有人问，如果奥巴马竞选成功，他应该如何选择高层政府官员。杜卡克斯说，“没有什么考验能象总统选举一样考验你各方面的能力。我认为简单的从私有企业里‘挖高管’还不行，因为服务于公共事业还需要和在私营企业里工作不同的技能，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政治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得尤其重要。他们需要能够与媒体，国会和各种政治力量打交道。他们要非常成熟，有广阔的胸怀，善于表达，同时要潜心倾听。”

他还说，奥巴马需要广泛的、不同方面的人才，有不同年龄的、不同性别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地域的，这不是为了做秀，而是真正的广招人才。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热爱公共事业，乐于解决公共问题。如果奥巴马真能够组建起一个很好的团队，明年下半年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形势还是美国的国际关系都会大有起色。■

三十四 日本“失去的十年”之现实意义

日本驻美大使阐述日本官方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10月27日下午，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Ichiro Fujisaki）在哈佛大学利用美日关系项目的平台对当今形势发表了大约半小时的演讲。藤崎从1969年进入日本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多次在日本自由贸易谈判和G8会议中担任要职。抵达华盛顿前，他是日本驻日内瓦国际组织的全权大使。

在讲述了自己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学习英文时的一个小笑话后，这位日本大使转入正题。他的英文地道，语速缓慢，出言谨慎，似乎唯恐会说出任何带有争议的话。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明确了解日本官方对目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以及日本职业外交官在公共场合是如何与美国听众沟通和“促销”日本的。

藤崎首先与听众分享了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的经验和教训。他说，一旦金融危机发生，首要的工作是鉴别那些坏账，将其公之于众，然后集资，包括国家的和私人的钱。日本为银行坏账集资公款5000亿美元，其中1000亿用于购买坏账，1200亿用于给银行注资。注资银行的钱基本没有什么损失，但是用于提供存款保险的1000亿美元却损失了很多。这中间的教训是：政府的反应和动作一定要快，切勿遗失最佳时机。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更早地提供存款保险，事态不会变得那么严重，损失也不会那么多。除了采取措施的速度以外，政府还要注意采取措施的过程要透明，要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藤崎认为，起于美国的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杠杆作用过大和房产贷款证券化过于复杂，金融全球化又使这次危机波及世界各个国家。相比之下，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的危机仅限于日本国内。“目前最重要的是重振市场信心，恢复市场信用。我们并不缺少资金，但是缺少信任，是心理因素在作怪”。藤崎引用日本前首相Koizumi的话说，“80年代的日本是信心过足，21世纪初的日本是信心丧失过多”。他指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信心过多和过少都是加剧市场不稳定的因素。

接下来，藤崎提出三个观点。第一，要保持乐观，至少在宏观的层面。“建立信心是我们的目标，但同时信心也是一个工具。不要相信那些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的分析家。”第二，“我们要运用已有的国际框架，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我们的态度是要加入、参与，然后适当改变它们。G7、G8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中国不在其中。而且，他们每年开会的结果都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们更支持G20作为一个有效的国际平台。”第三，国家间要协调各自采取的行动。

这时，他发给台下听众两页纸，都是关于日本国际地位的数据和图表，意在显示“事实胜于雄辩”。他首先声明，所有的数据都不是日本政府的，而是国际组织的数据。其中，第一组数据显示，日本能源和粮食的自给率、人均GDP及其国际比较。第二组数据显示，日本对联合国的巨大贡献，仅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官方（支持贫困国家）发展资金（Official Development Aid）是世界第二；对伊拉克建设的经济贡献也是世界第二；对阿富汗建设的经济贡献是世界第三。第三组数据显示，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和直接投资（FDI）及其国际比较，说明日本不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对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是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的三倍，而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中国对美国的233倍。第四组数据显示，日本在研发方面的GDP和专利申请数量（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均为世界第二位，仅仅次于美国。第五组数据则显示了日本能源使用的高效。日本是生产单位GDP需要能源最低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2006年，日本排放量仅占世界的4.3％，美国占20.3%，中国占20.2%，俄罗斯占5.7%，印度占4.5%。

谈到美日关系，藤崎表示乐观：“我相信，无论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当选，美日关系都不会出轨。”他随即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要政治化美日双方的任何摩擦。“我们要小心谨慎地解决各种问题，不要为了谁是世界第一在媒体上吵个不停。”第二，“我们要在多方面的事务中密切咨询对方，商讨协调，确保没有任何‘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我们要珍惜对方做的贡献。这就像是一对夫妻：我太太说我做的不够，我说我已经做的很多了。这样不行。我们要感谢对方所做的一切努力。”

哈佛大学中美日关系资深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作为此次讲座的评论员在藤崎演讲结束后评价说，“我一直认为日本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美国人）学习。例如，日本使用能源的高效，但还没有想到要从日本的经济危机学东西。”他接着回顾了二战以后美国驻日本的历届大使，指出他们基本都是美国政界要员。直到八年前，小布什任命了自己的私人朋友为美国驻日本大使。显然，如果美日外交关系上有任何问题，大使都可以直接反映到总统那里。在日本方面，日本驻美国大使都无一例外都是外交官出身。此外，傅高义还对藤崎的所谓三点建议做出回应——“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美国驻日本大使要想做到你的三点建议实在太难了，因为他们必须要面对国会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地就被政治化了。”

藤崎听后则表现出几分幽默。“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美日关系项目的主持人，傅教授会不会提出很难的问题。她说，傅教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不会提任何为难你的问题。现在我看，她是错了。”■

三十五 比较奥巴马与麦凯恩的经济政策

曼昆和卡特勒比较了两者各个方面的政策，包括税收、医疗、气候、预算和国际贸易等方面

10月29日下午，哈佛大学经济系安排了一次对话，两位嘉宾是系里的两位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和大卫?卡特勒（David M. Cutler），主题是评论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经济政策。

曼昆曾担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3年－2005年），总体来说，代表右倾经济学家的观点。卡特勒现任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高级顾问，总体而言，代表左倾经济学家的观点。

不过，经济领域不像在政治领域，非此即彼，很多事情是可以商讨的。因此，这次对话主要是介绍性质的，而不是辩论，两位主讲人各有半小时的时间。

哈佛大学的不少教授经常担任政府的智囊团成员，经济系系主任、统计学专家吉姆?斯道克（Jim Stock）安排这次对话，主要是为了让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能从这些重量级人物那里学一些东西。

曼昆的看法

曼昆首先声明，他现在是无党派人士。除了为布什总统工作过，他还担任过马萨诸塞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的经济顾问。罗姆尼退出总统竞选后，麦凯恩和奥巴马都想拉他入盟，他都谢绝了。

曼昆首先点评了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税收政策。“今年夏天油价高涨时，麦凯恩提出减免汽油税，这是没有任何经济学根据的，很明显是为了迎合选民的胃口。就我所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一政策，都主张汽油税只应该增加，不应该减少。在这一点上，奥巴马的反对意见是对的。”他说。

曼昆曾在课堂上讲过开车有种种弊端，包括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等等，鼓励人们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增加汽油税是改变人们行为的一种方法。他对税收的一种理解是：如果政府想鼓励人们做什么事，就对这件事减税或免税；如果政府想鼓励人们不做什么事，就对这件事增税。这种税叫“校正人们行为的税收”（corrective tax），汽油税就属于这种。

曼昆赞同麦凯恩主张的减少公司收入税（corporate income tax cut），认为，短期内对公司的股东有利，长期而言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奥巴马想提高汽油使用效率标准（the CAFE standard; or 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standard），支持乙醇补贴；麦凯恩在这些方面持反对意见。

曼昆曾经撰文指责CAFE标准是政府管制的表现，有多种负作用。例如，汽车使用汽油效率增高会鼓励人们更多的开车，这是事与愿违。另外，SUVs（sports utility vehicles）不在管制标准之内，这会鼓励人们买耗油多的SUV。

在医疗保险方面，麦凯恩的政策是给每人减税5000美元去买医疗保险。奥巴马的政策是包括所有的人，但政府支出将很庞大。

曼昆说，希望在竞选之后，他们之间会取长补短。

至于药物太贵，高于其他国家的药品价格，曼昆说，更倾向于提高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的药品价格，而不是抑制我们的价格。因为抑制药品的价格就意味着制药业利润的下跌，就会打击医药产业创新的积极性。

“在我写的教科书中，有一个漫画：总统说，‘怎样才能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呢？’他的顾问回答，‘这很简单，我们就是需要很多的钱。’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医药产业，医疗费用会越来越高，但只要产品可以更新换代，总有更好的药品出台就是好事。但这其中有一个平等的问题。比如，有一个神奇的药片，只要吃了就可以多活一年。但这种药很贵，100万美元一片，那么只有比尔?盖茨那样的富人才能吃的起。这是不是好事呢？所以这种逻辑也不能走极端”。曼昆说。

曼昆认为，国家预算的长期前景并不理想。因为候选人在竞选中可以不受预算的约束，但进入白宫以后就不能不面对现实。

奥巴马声称，不会提高那些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人的税收；麦凯恩则表示要减少公司税，不让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过期等等。

但曼昆认为，他们成为总统后就不得不受数字的约束。事实是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总统，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都会在2010年过期，因为即使麦凯恩成为总统，即使麦凯恩不让减税政策过期，民主党主持的国会也不会通过麦凯恩的议案。

在国际贸易方面，曼昆说，麦凯恩和奥巴马在参议院投票的记录显示出最大的区别。奥巴马倾向反对自由贸易，麦凯恩则相反。

曼昆预测，奥巴马会在11月4日的大选中获胜。“原因很简单，大多数选民不会细致地分析候选人的经济政策。他们只会觉得，现在的经济太糟糕了，我们应该让另外一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上台，试一试。这就是为什么1980年卡特总统在竞选中败给里根。同样，如果2004年，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胜选，金融危机照样发生，经济照样下滑，那么麦凯恩胜利的可能性就很大。”

卡特勒的观点

卡特勒的一些思想与前财政部长、现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很接近。他强调长期投资和解决经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什么样的投资是对长远有利的呢？投资于能源、环境和教育。

“在这些方面，总体来讲，两位候选人比较接近，虽然技术细节有很多不同。”卡特勒说。

他说，“在过去的八年中，精英阶层的收入增长远远大于其他人的增长；中产阶级的收入几乎原地不动；下层人的实际收入其实在下降。高管阶层的收入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民主党领导人为了代表中低层大众的利益，很有可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要继续开放贸易政策，我们就必须为了长远利益投资于教育和医疗，同时给予那些由于自由贸易而蒙受经济损失的人税收倾斜政策和其他具体的帮助”。

关于医疗政策，卡特勒说，“美国大约有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但同时医疗系统中的浪费极其严重，每年的浪费达7000亿美元，相当于财政部的救市方案。如何减少浪费呢？我们强调预防疾病，投资于计算机系统，使付账系统更加简洁，改变医生的激励体制。如果你的病好了，医生就没有生意了，就不赚钱了。这样的激励机制不对。目前药品价格太贵，吃药的人太少。要想办法使人们买的起他们需要的药品。我认为在很多地方，两党的经济政策都可以互相借鉴。”

我们在电视上看总统候选人竞选讲演和辩论时总觉得不解渴，觉得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喊口号而不是说明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受讲演或辩论的时间限制呢？

作为奥巴马智囊团的幕僚之一，卡特勒解释了这个现象。“我们在给奥巴马提建议时，让他在公共场合不要提及具体方案，尽量笼统一些，只点明自己的倾向性就可以了。这样做不会把自己当成众矢之的，同时也给自己在成为总统以后留有最大的政策选择余地。”■

三十六 生不生孩子的经济学解释

人们的收入提高时，对孩子的质量的要求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数量会减少

一对夫妇要不要孩子、要几个孩子。经济学家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

在“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课上，克罗地亚?葛定（Claudia Goldin）教授多次称赞了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研究，还把贝克尔的书《关于家庭的论文集》（ATreatise on the Family）列为这门课的重要教科书之一。

贝克尔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研究家庭行为（behavior of family）方面的贡献，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列为他的主要贡献之一。

贝克尔提出的分析角度是，孩子是物品，而且是“正常物品”。

在经济学里，根据它与经济收入的关系，所有的物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物品，收入越高，消费的越少。经济学家常举的例子是土豆，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吃淀粉含量高的食品越来越少。另一类商品是“正常物品”（normal goods），大多数物品属于这一类，收入越高，消费越多。

正常物品中，有一个分支是奢侈品，收入越高，不仅消费越多，而且占收入的比例越高，例如旅游。

孩子怎么能和物品相提并论呢？这样的分析角度多少显得冷酷，但经济学是以理性为假设前提的，这样来分析问题，虽然不合情，倒也合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假设孩子是物品，算是“正常物品”吗？

如果孩子是“正常物品”，更高的收入就意味着更多的孩子，这称为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但事实上，越是发达的国家，收入很高，生育率却很低。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率越低。一般来说，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的生育率。

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家提出过一些解释。一是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生育减少。二是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养活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要便宜许多。

随着科技发展，各种避孕措施层出不穷，也让女性有更多的能力来取舍自己的事业和命运。

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养儿防老”早就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随着服务业日益发展，农业日益萎缩，孩子作为劳动力的用途也越来越小。而且，婴儿的夭折率已经微乎其微，所以现代人在决定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时，不仅仅要求数量而且要求质量。

而贝克尔则是别出心裁地来解释这个问题。

他提出，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孩子的数量的要求提高了，但因为对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所以每个孩子的“价格”也在同时提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数量会减少。

所以，贝克尔认为，孩子仍然是“正常物品”。这是一个颇有创新的看法。

贝克尔对传统的数学模型作了一点改进。

传统的模型中，数量（N）和质量(Q)分别在水平的X轴和垂直的Y轴。“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是一条直线。

但贝克尔的创新在于，把这条“预算限制”的直线变成一条曲线，不再是质量和数量的简单乘积，而是质量、数量、及质量的数量的三者的乘积。

贝克尔的理由是，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增长，“预算限制”的扩张，人们愿意在多要孩子的同时，也要求有更高质量的孩子。

人们在欣赏贝克尔的同时，也会对贝克尔展现出的极端理性感到惊讶。

贝克尔的妻子和孩子能接受他的无情的理性吗？

在获诺贝尔奖的自传中，贝克尔提到了他现在的妻子Guity Nashat，Nash at是研究中东地区的历史学家，她对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与贝克尔的研究相重合。

“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她（与我）的匹配和配合，使我的生活好了如此之多。”贝克尔提到。显然，Nash at和贝克尔的思想同样别具一格。■

三十七 一名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

中国实现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

中国是否像看起来那么强大？这是西方人现在不断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难怪以此为题的一个讲座吸引了那么多人。

11月14日，这个讲座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行，讲演者是罗伯特·纪福特（Robert Gifford），1998年－2004年间，纪福特作为国家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驻北京记者，在中国工作了六年。至少有五六十名听众来听这个讲座，不少人没有座位，只能站在门口。

纪福特是哈佛的毕业生，他于1996年获哈佛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 - East Asia Program,RSEA）的硕士学位，RSEA的目的在于培养了解东亚地区的综合性人才，不少毕业生成为驻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记者。他的指导老师是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中国近代史教授，现费正清中心主任。科比特地参加这次讲座，对他的学生做简短但富于赞扬的介绍，“罗伯特从RESA毕业后完全可以在哈佛继续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但他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他在北京工作六年后，2005年离开北京成为驻伦敦记者。”

2004年，纪福特沿着横贯中国东西的312国道，从起点上海一直到了终点新疆伊宁，全长4967公里，并从那里跨越边境到了哈萨克斯坦。路上的所见所闻，成为他的新书《中国之路：通往新兴强国的未来的旅途》（ChinaRoad:AJourneyintotheFutureofaRisingPower,RandomHouse,2007年）的基础。

在讲座上，纪福特播放了几十张照片，描述他当年的行程。

他赞扬了中国政府使四亿人脱贫的成功，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封死地方的水井，迫使老百姓买水，地方政府拥有制水厂，而老百姓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忍受”。

他对比了繁华的上海和戈壁沙漠；代表外企的中国新富和河南南部的艾滋病患者。

“如果你问从中国沿海城市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你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他们会说，‘差不多’，‘都差不多’。沿海城市的夜总会、酒吧和其他方面的生活确实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走出上海不远，在安徽境内，你就会发现农田里的耕作技术还是19世纪的技术，你仿佛倒退了一百多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五千万流动人口，村子里很少能见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城里打工。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从11％降低到8％，就业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纪福特说，“几年前，农民对各种税收怨声载道。现在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问题。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最近出台的刺激经济的四万亿元新投资方案，是否包括对医疗系统的投资，还仅仅是建更多的桥梁和马路。中国应该把钱花在建立更好的行之有效的系统（system），减少人们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担忧，让人们敢于花钱。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

他显示了一张爬华山的照片，说，“我问身边爬华山的中国年轻人什么是道教，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我问他们‘你们学什么的？’‘核物理’、‘财经’等等。我想找真正的道教隐士，最后总算在一个庙里找到了，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以后再来拜访。他拿出一张名片说，‘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他的另一张照片是一些和尚坐在电脑房里用电脑，说明现代技术和信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信基督教的人很多，大约在6000万左右，我路过一个教堂，想看看中国人做礼拜，但是那天正好牧师不能来，人们非常失望。他们看见我，就说，‘老外一定会念经。’我本想拒绝，但想这也许是个好故事，于是打肿脸充胖子，拿起圣经，把小时候学的、模模糊糊还记得一点的段落重复一遍。”纪福特说。他还播放了一张在教堂里传经的照片。

最后，他总结说，“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定有它的成本，中国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

三十八 高等教育何去何从？

中国这样快的发展给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有合作的机会

21世纪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现在很关心的一个课题。11月21日晚，科比在哈佛法学院做的一个讲座，即是上述题目的一个部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发展。

今年10月，费正清中心组织了由大中华地区各大学的校长、院长参加的关于高等教育的闭门会议。这为科比的讲座提供了素材。

科比是哈佛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2002年到2006年，科比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一起，一直把改革本科生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当成一项重大使命。他们居安思危，认为哈佛大学尽管名列前茅，但不能自满自足，必须锐意改革，否则就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卸任以来,科比一直关注和研究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

科比首先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近几年的迅猛发展。2000年，中国在校大学生大约是600万人，到2007年增长到了2600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在校本科生是1300万人，研究生只有200万人。中国大学的数量和校园面积都在飞速增长。上海复旦大学就有四个校园，图书馆、科研设备、科研经费都可以与美国的一流大学相媲美。

“中国这样快的发展，给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有合作的机会。”科比幽默地说，“离哈佛大学越远的地方，哈佛大学的声誉就越好。”

“大约100年以前，如果有世界范围的大学排名，没有一个美国大学会进入前十名。大约有八个大学会是德国的，两个会是英国的。事态是变化的。50年以后，100年以后，哈佛大学未必就名列前茅。哈佛成立于1636年，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基本模仿英国的教育制度。通过不断学习和在世界范围内招揽人才，哈佛才成为今天的哈佛。如果我们不广纳人才，如果我们丧失原创性，我们就会丧失在知识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当然，以前哈佛大学为了广纳人才，几乎没有从校内提拔的正教授，绝大多数正教授都是从外校招聘进来的。那是走极端了。近几年有所改变，校内提拔和外校招聘有了比较好的平衡。我访问台湾时，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拒绝招纳大陆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他们就会在知识领域落伍。”

科比提到上个月在费正清中心组织的高等教育会议时称，“虽然各个大学有很多不同点，但我们面临很多相同的挑战。例如，大学规模什么时候应该扩张；应该如何扩张；如何在保障教育质量的情况下扩张；如何鼓励教师在做研究的同时教好书、上好课；如何鼓励教师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提高；如何做好国际化教育，适应全球化发展——这一点在美国人被视为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趾高气昂’的今天尤其重要；如何培养一个‘完整的人’（a whole person）。”

在科比看来，教育的目的还不仅仅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还包括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教育不是通过重复的训练培养一种技能，而是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性的思考问题，有独立的完整的人格，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通才教育（或博雅教育，liberalart education）的目的。这一点和哈佛新校长福斯特在今年毕业典礼上，讲的大学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如出一辙，遥相呼应。

“这就需要中国重新重视人文教育。自从民国初年，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相信科学技术是国家富强之路，就开始重理轻文，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变革和‘文革’以后，文史哲方面的专家就更少了。”他注意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大多都是工程师出身。“我在一些大学很高兴地看到，孔夫子的塑像在取代毛主席的塑像。”最后，他引用肯尼迪总统的话，说明诗歌的重要性——在暴虐横行或物欲横流的时候，是诗歌在呼唤正常的人性的回归。“肯尼迪在说诗歌，但他的话也使用于各种人文教育。”

有学生问，“学生毕业后最终还是要找到一份工作，你说的这种教育对找工作有什么帮助呢？”

科比回答，“通才教育的重心是开阔学生的眼界，要学生有广阔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适应力。绝大多数学生今后做的工作和上学学的东西都不一样，这就需要学生有足够的灵活性，快速的适应新的环境。高盛现任首席执行官Lloyd Blankein上大学时的主功是历史。现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Hank Paulson）大学时主攻英文专业。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年龄阶段，为他个人的成长，也为未来的社会，打开他的视野，打开各种可能性。”

他还提醒说，并不是每个人在18岁时都应该进大学，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没有准备好（not ready），那么他们就不应该进大学，他们应该先做别的事情，无论是旅行还是工作，等他们准备好了再进大学。“我见过的一些最努力的学生是在哈佛成人教育学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他们工作一天以后，利用晚上的时间上课。没有人要求他们必须上课，但他们自己要求学习。他们比很多的年轻学生更有动力，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一个社会要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随时提供再学习，再教育的机会和切入点（entry points），也就是说学习永远不晚。”■

三十九 跨国公司如何做国际投资

佛理指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国外设独资公司，而不是合资公司；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不会减少其在国内的投资

11月初，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开始讲“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安查思教授的课程名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以期中考试为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二部分就是“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11月19日的课上，安查思把哈佛商学院副教授福利思?佛理（Fritz Foley）请了过来，因为佛理在“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方面做了不少前沿性的研究。

佛理于2002年获哈佛大学商业经济学博士（business economics），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商学院任教，近几年，在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等领域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他在哈佛商学院主要给MBA二年级学生讲授国际金融管理。

在19日的课上，佛理讲到了一些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商学院的一些典型的政策立场和主张。

商学院的人一般都站在公司的立场，为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说话，主张“小政府”——公有空间越小越好，私有空间越大越好。哈佛商学院位于波士顿市区，而哈佛大学的主体位于剑桥区，中间以查尔士河为分界线；哈佛商学院的对面恰恰是肯尼迪政府学院，而政府学院的基本主张与商学院背道而驰。所以佛理时常提到“河这边的看法”与“河那边的看法”的不同。

佛理说，跨国公司主要是利用各个国家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相对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伺机调整自己的资金和产业结构，利用自己公司内部强大的融资渠道和当地公司竞争，实现利润最大化。

如果一个公司拥有国外一个公司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那么这个国外公司就是它的关联公司（affiliate）；它就是这个关联公司的母公司。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国外设独资公司，而不是与当地公司创建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s）。虽然外国独资公司面临许多行业、股份比例、市场份额等政府限制，但出于保护商业机密、技术手段方面的考虑，他们仍然倾向于独资而不是合资。技术转移更容易出现在从母公司到独资的子公司或到拥有大部分股权的子公司。

海外直接投资（FDI）分为纵向投资（vertical FDI）和横向投资(horizontal FDI)。纵向投资是指按生产程序分成国内生产和国外生产。例如，如果国外劳动力便宜，国内研发实力强大，那么，国内研发、国外组装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跨国贸易就是公司内部的贸易（intra-company trade）。

横向投资是指在国外建立一个在功能方面和母公司基本相同的公司。这种投资适用于产品重量大，跨国运输不便，但为了占领国外市场，接近消费者，公司决定横向投资。典型的例子是丰田汽车。

许多跨国公司青睐纵向投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ing）和公司内部贸易实现全球利润最大化。转移价格就是利用各个国家不同的公司税率（corporate tax rate），适当改变公司内部贸易的原料和产品的价格，使得公司最大的利润出现在公司税率最低的国家。美国的公司税是35%，加拿大是45%，爱尔兰是10%（这也是为什么爱尔兰吸引了大量外资的原因；大量外资助长了经济泡沫的形成）。税率如此不均为转移价格创造了大量机会。

在美国，贷款的利息可以减少公司赋税的基数，所以在同样情况下公司倾向贷款而不是直接融资（增发股票）。在资本市场薄弱、公司融资困难的国家，跨国公司与当地公司相比独具优势，因为它可以从母公司借钱。这一优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当地公司没有外国母公司作为后盾，当亚洲货币贬值，为了偿还以美元计价的贷款时，纷纷倒闭。而跨国公司因为有公司内部的融资机制得以坚挺如初，甚至借机抢占当地公司的市场份额。

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心跨国公司因为在海外投资而减少在国内的投资，进而影响国内资本的积累、国内的就业和劳动市场。哈佛大学费尔德斯坦教授（Martin Feldstein）在1995年就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影响微不足道，但美国政客在竞选中和各行各业的工会领导一直以减少就业为由反对美国在海外投资。

佛理的最新统计研究表明，海外投资不但不会减少国内投资，而且会促进跨国公司的国内投资，使国内的母公司更有竞争力，创造更大的价值，甚至增加公司国内员工；它们的关系呈现正比，互相弥补，互相促进，而不是替代性的。他说，虽然他的观点是少数派，但他相信这是正确的。

他的研究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利润征收公司税，因为这样的公司税是建立在海外投资的数额百分之百地取代了国内投资的假设之上的，而这种假设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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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完全不成立。所以那些限制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政策也会限制美国公司在国内的表现。佛理说，那些限制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美国政府历来对美国公民的全球收入征税。但为了不让美国人的收入被两次征税，美国政府允许美国公民用上缴其他国家政府的税抵消上缴美国政府的税。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只要不返回美国，就可以推迟上缴这部分利润的公司税。如果这些利润在海外用于再投资，那么就不存在公司税的问题。但只要返回美国（repatriate），就要交35%的公司税，如果发给股民，股民还要交分红税（dividends tax）。所以这些跨国公司在像爱尔兰这样公司税很低的国家拥有大量的现金。现金在公司总资产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中显著增加了。

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内投资法”（Homeland Investment Act），大赦国外返回的利润，希望这些利润可以在以后两年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在这个法案的保护下，跨国公司的350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返回了美国。这些钱干什么了？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用于回购自己的股票，在就业方面的贡献微乎其微。那些在海外囤积了大量现金的美国跨国公司是这个法案的最大受益者。

所以，佛理说国会很难通过立法规定公司现金的用途。他还说，一个国家的公司税越高，外国公司在这个国家的规模就会越小，资本与劳动力（capital to labor ratio）就会越小，上报的利润就会越少，价格转移就会越多。这和商学院的基本观点相辅相成——高税收不会凑效。■

四十 哈佛遭受40年来最大投资损失

过去四个月损22%，约80亿美元，估计到明年中，损失可达30%。投资缩水直接影响明年各院系的预算

哈佛大学的投资记录向来优异，但2008年，却成了40多年来最惨淡的一年。

今年7月1日到10月31日的短短四个月中，哈佛大学的捐款（endowment）的投资已经损失了22%，大约80亿美元。这还是保守估计，因为有些投资在市场流动性极低的情况下很难估值，尤其是私募基金和房地产。到明年6月30日，这一损失有可能达到30%之多。

12月2日，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和执行副校长Edward C. Forst在一封联名信中专门谈了上述内容。

哈佛大学的捐款（endowment）的投资由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负责，这封联名信主题就是谈HMC在金融风暴中的投资效益。

收信的对象是各个学院的院长（Council of Deans）。信中说，哈佛大学一向以权力分散而著名，校长借此机会呼吁大家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互相协调帮助，共渡经济难关。

HMC由11000多个基金（funds）组成。由于数量大，金额多，哈佛决定在内部设立管理公司，以减少资金管理费，于是在1974年建立HMC，负责大学所有捐款和退休金（Pension）等一系列资金的投资和管理。

多年来，HMC的投资业绩一直在同行业中遥遥领先，高于各种相关投资回报指标。2007－2008年的投资回报率是8.6%，使资产总值在今年6月30日达到369亿美元。这样的业绩在165个大型机构投资者当中，排名在前5%，远远高于中间值（median）负4.4%和标普500的负13.1%。HMC前十年的年均回报率为13.8%，前五年的年均回报率为17.6%。

因为股市一路上升和哈佛校友连年不断的捐款，HMC的投资收入在整个大学运转经费中的比例由1992年的18.6%增长到2008年的35%，高达16亿美元。

正常学费的收入仅仅承担了教育成本的三分之二。有些学院依靠HMC投资收入的比例甚至在50%以上。而HMC每年拨给哈佛大学支持正常运转的经费，仅占HMC资金总额的4%到5%。

在过去的40多年，哈佛大学捐款投资的最大负增长是1974年的12.2%，当时的捐款总共才有大约10亿美元，用于学校运转经费的数量就更小了。另外其它三年的负增长都在0.5%到3%之间。哈佛还从未经历过30%的投资损失。

今年6月30日的HMC年报显示，按投资地区分，12%的资金投在美国股市，大约同样的比例在外国市场，大约10%在新兴市场。这些市场无一例外地都在下跌。按投资类型分，11%的资金投资在私募基金（PE），9%在木材和农业，大约同样的比例在房地产。PE和房地产在前几年资产价格狂升的时候，给哈佛带来丰厚的受益，但转眼就拉了整体投资效益的后腿。

今年6月份，哈佛管理公司还打算增加在私募基金投资的2%，现任公司主席，首席投资官曼迪罗（Jane Mendillo）已经决定出卖38%的私募基金。15亿美元的投资在市场流动性极低的情况下究竟能收回多少还不得而知。曼迪罗今年7月才接管HMC，之前她是波士顿西部Wellesley大学的首席投资官，投资业绩连续几年高于相关市场指数，今年3月被哈佛挖了墙角。

她的前任Mohamed ElErian虽然业绩斐然，但仅仅任期两年就回到在加州的私人投资公司。从2007年11月到2008年6月，HMC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位子一直由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Robert S. Kaplan（Professor of Management Practice）临时顶替。他以前是高盛的副主席（Vice Chairman），有丰富的投资经验。曼迪罗这次能在任多久也需拭目以待。

一般来说，哈佛对投资表现一年只做一次公开报告，但今年的市场情况如此严峻，几乎所有HMC的投资种类都大幅缩水，校方决定增加一次由校长和执行副校长签名的中期报告，让所有的人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提前做准备。

今年的投资缩水会直接影响到明年各个学院和各个系的预算。而且校长的报告预计明年校友的捐款会减少，需要学校资助的学生会增加，学费收入会减少，所以各个学院，各个系的经费形势都非常严峻。哈佛文理学院在11月下旬就停止雇佣任何新的行政人员（hiring freeze）。哈佛医学院已经决定所有的系在今后的18个月中必须减少经费10%。跨系的任务小组（taskforce）已经组成，商议什么活动可以在不影响科研，教学的情况下被削减；各种社会活动（social events），教师务虚会（faculty retreats），员工务虚会（staff retreats）首当其冲。

现在资金紧张，新校长仍然不愿意改变助学金政策，至少维持今年的助学金总额不变。除了节省其它开支以外，哈佛准备利用其Aaa/AAA的借贷信誉（根据穆迪和标准普尔评级公司），从资本市场发放要缴税的固定利率债券（taxable fixed-rate debt），并且把一部分目前短期免税债务（short-term tax-exam short-term tax-exempt debt）转化成长期债券（long-term bonds），甚至准备动用5%以上的捐款，以保证必要的科研经费和家庭困难的学生的助学金。

哈佛大学录取学生时，一贯是择优录取，不考虑家庭收入。

在前任校长萨默斯在位期间（2001－06），HMC的投资连年增长，资金雄厚。为了实现提高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受教育的机会人人平等的理念，萨默斯强化助学金政策，尤其向低收入家庭倾斜：那些被录取的学生，如果家庭年收入在六万美元以下，则免去一切学费和生活费；对那些在家庭年收入18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哈佛保证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10%，超出的部分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解决。

他意在表明，只要你优秀，无论你的家庭背景怎样，都可以上哈佛。助学金从2001年的1.56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21亿美元。但要保证如此庞大的助学金项目在今天的形势下谈何容易。

根据周一（12月8日）的校报，上周五哈佛卖出了15亿美元的债券，还准备再卖六亿美元以应对今后现金流的短缺。即使哈佛的借款信誉是三个A，今天的借款利率有增无减。这次融资的利率是30年的国债利率加上3.375%，将近哈佛两年前发债利率的两倍。■

四十一 贸易保护政策有利可图吗？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了，安查思说，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好处是有限的，还没有完全放开的领域主要是农业和纺织品，而这些领域在富裕国家尤其敏感，令每个国家都满意的协议更加难以达成

今年夏天，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了，自由贸易的前进步伐受挫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采用贸易保护政策有利可图吗？多哈回合失败后，新的贸易谈判还能成功吗？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是利是弊？

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课程的最后几堂课，正是关于这些内容的。

与期中考试以前的授课内容――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相比，这部分的内容描述性较多，分析性较少，但更加联系实际，开阔视野。正因为联系实际，不确定因素更大，确定的结论更少。即使有一些结论，其适用条件更加苛刻，适用性也很小。学生看到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指导方针，而是更加理解纷繁复杂的贸易政策和马拉松式的贸易谈判。

贸易保护政策的福利分析

安查思对常见的贸易保护政策进行福利分析时，基于几个假设条件，一是部分平衡体系（partial equilibrium），即对某一个产品的供求平衡，而不是一个国家贸易领域的宏观的供求平衡，二是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

结果表明，进口关税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并不确定。但如果这个国家很小，它的需求多少对国际市场的供给没有什么影响，即对这一物品的国际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即这个小国面对水平的供给曲线，那么这一物品的进口关税只能是弊大于利——由于进口关税扭曲国内消费价格而带来的效率损失大于国家进口关税的收入，所以小国家最好不要使用进口关税。

进口配额是另一个常见的贸易保护措施。如果政府不对进口配额实行市场竞标，而是人为发放，那么很容易增长行政官员的权力，创造行贿受贿的条件。这个政策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因为由于配额限制了进口数量，这一产品的国内价格被人为地提高，由此而带来的福利损失没有任何政府收入作抵消。如果政府实施透明的诚实的市场竞标，竞标收入归政府所有，那么这个进口配额的政策效果与进口关税是一样的。

出口补贴是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中常用的贸易保护手段。这种补贴政策提高了欧共体国内的农产品价格，降低了世界农产品价格，政府的收入是负值（每年大约500亿美元的补贴），所以对欧共体整体来讲是弊大于利。同样，石油出口国有时采取征收出口税的政策，以限制出口提高油价。这种举措对石油出口国整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自愿出口限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自愿”当然不是完全自愿，是在进口国的压力下“自愿”减少出口的。这样做对出口国的一个好处就是，进口国实施进口关税或拍卖进口配额而挣的那部分政府收入没有了，这部分收入可以由出口国政府通过限制出口赢得。所以虽然减少贸易的效果是一样的，政府的收入从一个政府转移到了另一个政府。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经过多次贸易谈判后“自愿”限制汽车出口就是这一政策最好的例子。

福利分析的局限性

以上这些分析都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perfect competition）。当市场上只有五六个厂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甚至只有垄断企业，福利分析的结果会怎样呢？安查思说，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论文，但是广泛适用的结论很少；更高一层的国际贸易理论课主要是关于这部分的文献，用更复杂的数学模型研究各种市场条件下贸易的福利分析。

因为自由贸易可以增加竞争，促进发明创造；在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降低固定成本，更充分的利用规模效应（economies of scale）；使经济运转更加高效；所以总体来说自由贸易比闭关自守要好。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自由贸易永远比各种保护政策的不同组合都优越。

对于一个很大的开放的经济体来说，出口太多有可能降低出口产品价格，损害terms of trade（即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减少福利。对于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来说，完全开放也不一定是好事，而一个很低水平的关税有可能增加总体福利（welfare enhancing）。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就有一个最佳关税——关税太高减少福利，关税太低也减少福利。安查思坦言，经济学家也很难找到最佳的贸易政策组合。

抽象的“国家福利最大化”

那么为什么那些显然不符合经济理论的贸易政策仍然存在呢？俗话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治经济学家（political economists）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不是在争取抽象的“国家福利最大化”，而是选择能迎合最多的选民胃口的政策，使他在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最大化。例如，一般来说，技能越低的人越喜欢高的贸易壁垒；技能越高的人越喜欢低的贸易壁垒。如果我们把选举人按技能的高低排列，那么政治家的贸易政策就是中间技能的人（median voter，不是average voter）所喜欢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选票“最大化”。

另一种解释是：有些贸易政策虽然损害很多人的利益，但损害的程度很小，他们不愿意为这么小的损失而团结起来，形成任何政治力量；而这些政策的受益人很少，但每个人受益的程度很大，他们愿意拿出一部分钱在华盛顿游说，买通政客，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对糖的进口配额就属于此类。每个家庭平均每年买20美元的糖，谁也不愿意为糖的价格过高而组织起来，要求取消进口配额。而美国大约有7000万家庭，14亿美元的产糖业聚集在屈指可数的几家产糖企业。只要他们拿出利润的很小一部分就可以雇佣说客，在华盛顿有很大的声音。

还有一种更显而易见的解释：政治家接受谁的赞助越多，就越代表谁的利益。在美国，个人的政治捐款是受法律限制的，而一个组织的政治捐款没有任何限制。有研究表明，一个政治家政策的选择和接受政治捐款的组织的政见呈现正相关。美国的农业和纺织业是最受贸易保护的两个行业。

贸易战和贸易协议

更好地解释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理论应该是“博弈论”(Game Theory)。因为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受对方贸易政策的影响，都不是独立的，这个理论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清楚地描述出来了。如果两个国家都实行自由贸易，没有贸易壁垒，那么两个国家都同等地受益。但如果一个国家采取贸易保护，另一个国家仍然采取自由贸易，那么它的福利就大大减少，它就必须采取贸易保护才能减少福利损失。因为国家之间相互不信任，他们之间所达到的动态平衡只能是双方都实行贸易壁垒。

这是博弈论当中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problem）。其原意是：有两个囚犯，各自被单独审判。他面临的选择是如实招供，还是闭口不答。如果他们两人都选择后者，那么两人都有好处，但是他们都担心对方会招供。如果对方招供，自己最理智的选择是也招供，最后两人的选择都是招供。他们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两败俱伤。

为了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动态平衡，就必须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双方或多方的行为，以实现总体的福利最大化。

二战以后，关贸总协议（GATT）就是这种理念的产物。在这以后的50年之间，八轮旷日持久的多边谈判大大减少了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国际贸易成倍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构想产生于第八轮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并诞生于1995年。世贸组织比关贸总协议的覆盖面更广，不仅包括物品的贸易而且包括服务业的贸易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TRIPS）。此外，它还建立了纠纷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组织专家小组，裁决贸易纠纷案例，并监督执行。

例如，2002年3月，小布什政府为了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讨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给很多钢铁产品增加30％的关税。欧洲、日本、中国和韩国联合在世贸组织上诉美国。2003年7月，世贸组织裁决美国败诉，美国最终服从裁决。安查思说，但是这很难说明是布什政府尊重世贸组织的裁决还是担心这么多国家联合对美国实行贸易报复。

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今年夏天失败了。安查思的解释是，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好处是有限的；还没有完全放开的领域主要是农业和纺织品，而这些领域在富裕国家尤其敏感；令每个国家都满意的协议更加难以达成。

有学生问，“既然这么艰难，为什么还要知难而上呢？多哈回合的动力从哪里来？美国的平均关税已经在10％以下了，这难道还不够好吗？”

安查思回答，每一轮谈判回合结束的一霎那就是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开始，因为总有行业还不够满意。例如，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对农业和纺织品完全开放，保护环境的积极分子要求环境标准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人权主义者要求保护儿童权益等等，不一而足。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美国和欧盟对国内的棉花种植者采取保护政策。2001年到2002年期间，美国政府补贴每个种棉花的农民16万美元，共计40亿美元。棉花价格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下跌了近一半。美国政府的补贴对其他棉花出口国打击很大，但对棉花进口国有很大好处。

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

虽然关贸总协议和世贸组织要求一个国家对世贸组织里所有其他国家一视同仁（MFN），但允许在世贸组织之外自愿结合成小范围的更自由的贸易区，完全没有关税（free trade area），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自由贸易区里的每一个国家对区外面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关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例如，国家A和国家B形成自由贸易区，国家A对从区外的国家C的进口产品关税高于B对C的关税，那么国家C的产品就会先付低关税进入B，然后享受自由贸易区的好处以零关税进入国家A。这样A对C的高关税就失灵了。于是就出现了“原籍国家”或“原出处国家”的概念（country of origin），任何进出口产品都贴有原籍国家的标签以避免逃税漏税的问题。

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的是关税联盟（customs union）。它要求会员国家对联盟以外的国家有一致的关税，这样以上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关税联盟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需要国家放弃更多的主权，也就更难以形成。

在世贸组织以外的自由贸易区（或关税联盟）从总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取决于这种联合的结果到底是贸易增加（trade creation）大于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还是贸易取代大于贸易增加。一个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应该选择从一个区外的国家进口更便宜的产品但上缴关税呢，还是选择从区内的另一个国家进口比较贵产品但免关税呢？如果是前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增加贸易；如果是后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取代贸易。

有学者认为贸易取代会大于贸易增加，因而反对世贸组织以外的任何自由贸易区；但有人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在短期内不现实，这种小范围的自由贸易区是很好的从短期向长期的过渡；还有人认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个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都是不同的。所以，业界没有定论。■

四十二 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吗？

安查思教授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自由贸易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吗？12月15日，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在最后一堂课上，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采取进口替代政策来实现工业化。但选择保护幼稚行业（Infant industry）的国家总会遇到两个问题：保护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保护？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认识到这种政策不行，因为保护主义使那些低效的企业苟延残喘；多年的保护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以各种理由强调保护政策的重要性，反对取消这些政策。

实行开放贸易政策之后，有研究表明，通过优胜劣汰，生产效率增加了。但是在取消贸易保护政策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放政策也在实施，所以很难说，生产效率增加就是因为自由贸易政策。安查思说，自由贸易在实践中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目前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开放的国家就会经历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富有国家吗？计量学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一般都比较开放，即贸易总值占GDP的比例比较大。但这并不说明开放贸易就能增加人均GDP；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了国家富有，然后一个国家因为富有，才增加贸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Frankel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David Romer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使得惟一可以影响人均GDP增长的变量就是贸易的程度。1999年，他们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以“贸易导致经济增长吗？”为题发表了论文，总结说越开放的国家就会越富有。还有其他研究表明，贸易越自由的国家就越有可能经历高增长和高投资，但计量学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

与拉丁美洲相比，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经历了30多年8％－9％的年均增长率，贸易占GDP总值的比例也非常大。他们的增长模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分别效仿。

但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实行了自由贸易，其实他们也运用了关税，进口配额和出口补贴等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在程度上小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也运用了包括贷款补贴、科研补贴等一系列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ies）。他们的例子说明，贸易保护政策不一定不利于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实施保护政策。

有学生问，亚洲四小龙出口带动增长的成功和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是否说明出口带动增长比进口替代对发展经济更优越？

安查思回答，这些国家太不相同，同时变化的因素太多，没有办法确认一种增长模式比另一种更优越；高出口也有可能是高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无法肯定。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Alwyn Young通过计量分析总结说，重视教育，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主要是原因。所以众说不一。

谈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安查思的理论基础和利弊分析与萨默斯基本一致（见以前的《哈佛笔记》）。所有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家都接受有关贸易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TRIPs)。安查思说，就实施这个条款对产品价格，市场竞争和创造发明的影响，不少经济学家都进行了分析，但结论不一，没有共识。

他个人在保护医药产品的知识产权方面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这并不是因为我更加大公无私，而是因为艾滋病或其他传染病都有很大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如果其他国家的病人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这些病就有可能传染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安查思说。

最后，安查思简短地提到劳工标准、童工权利、环境保护与贸易的关系。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被提到贸易谈判的议事日程上有它的道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很难区分这是不是在掩盖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目前没有研究表明增加贸易与使用童工的关系。童工使用数量是公司秘密，所以很难找到数据进行研究。也不能确定贸易与破坏环境的关系，因为即使没有贸易，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也有可能破坏环境。■

四十三 奥巴马新政的三个争论点

进行财政刺激，减税还是增加政府开支呢？如何平衡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的矛盾？增加政府开支，如何既“迅速”又“有效”？

奥巴马1月20日就任美国第44届总统的前后，大多数经济学家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825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Plan）。

实体经济持续下滑，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Federal Funds的利率）已经趋近于零，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有限，所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势在必行。这是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

减税还是增加开支

但是，如何进行财政刺激呢，通过减税还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呢？这是经济学家中的主要分歧之一。

标准的宏观经济教科书中都讲到凯恩斯的财政刺激理论。凯恩斯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最根本解释就是总体需求不足；在私营企业和个人不愿意投资和消费的时候，政府必须增加开支来弥补需求的不足；政府多花一块钱会带动私有企业和个人投资和消费，从而制造大于一块钱的经济需求和供给。这个扩大效应叫做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在经济模型中通常设置为m。

m有多大是辩论的主要焦点之一。哈佛大学宏观经济教授曼昆非常关注估算m的各种研究论文，不同的研究显示不同的结果。m越小，增加政府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就越小。

经济学家Bob Halland Susan Woodward认为m大约是1。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家Valerie Ramey认为，m大约是1.4。

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增大开支的效应应该大于减税的扩大效应，因为政府开支是百分之百的开销，而人们可以把由于减税而增加的收入一部分用于储蓄，所以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小于政府开支。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增加总需求就是要鼓励消费。按照这个思路，减税的策略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因为一般来说，穷人的储蓄率要低于富人的储蓄率。

但是，新上任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ristina Romer和她的先生David Romer合写的论文显示，通过减税的扩大效应大约是3。

如何解释政府增大开支的效应小于减税的扩大效应呢？曼昆说，一种解释就是减税，在增加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和消费的同时，还可以增大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从而比增大政府开支更有效地带动私营企业和个人的投资。

这种减少个人所得税和给予用投资抵一部分税的政策（investment tax credit）有同样的效果。

所以，曼昆建议，奥巴马的经济团队不要被凯恩斯的分析框架所禁锢，而要注重这些实证结果，适当加大在财政刺激政策中减税的成分。他猜测由于Christina Romer是新上任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所以最终的刺激计划中减税的成分会相对多一些。

长期增长还是短期增长

关于凯恩斯理论的另一个争论焦点，就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哈佛大学经济教授Robert Barrow认为，政府通过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零，也就是所谓的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 Equivalence）。政府发的债券迟早是要还的，即使不是现在的人，他们的儿子孙子也是要还的。如果现在的人是理性的，他们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留给后代帮他们还钱。他们特意减少的消费就会完全抵消政府借钱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常被引用的凯恩斯的一句话是，“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re all dead）。”凯恩斯的批判者们用这句话来指责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曼昆在他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出，凯恩斯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不用为子孙后代着想。有一幅漫画的内容是一些国会议员排列起来郑重宣布，“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子孙后代，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是不可能通过这么多的拯救市场计划的。”

注重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例如哈佛大学的Dale Jorgenson教授和Robert Barrow教授，认为增加政府花销只能刺激短期的消费，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与事无补。他们主张减少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tax）和资本税（capital gains tax），鼓励投资和资本的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治本良药。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教授Richard N. Cooper一向反对这个主张，他说，“这种政策建议反映了一种错误的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资本的积累，所以他们注重投资，进而注重储蓄。这种观点适用于19世纪，但不适用于以服务业和高科技为主的21世纪。今天的社会是‘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其发展动力是人的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人的智慧是无穷的。所以储蓄和投资不是限制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原因。办教育——发挥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完善投资创业的环境——鼓励年轻人创业；这些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迅速”与“有效”

在增加政府开支方面，经济学家们的另一个主要分歧，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把钱花出去。“迅速有效”本身就是矛盾。要缓解危机，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即抢在经济实体本身复苏之前把钱花出去，以减少疼痛加快复苏。拖延只会延长痛苦，如果时机掌握不好，还会加快经济周期后期的通货膨胀。但是任何有效的花钱方案，尤其是投资公共设施，都需要选项、利弊分析、计划、策划、实施、监督、验收等等一系列步骤，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时间。

曼昆说，我可以花100美元雇你在我家后院挖一个坑，再埋上；你可以花100美元雇我在你家后院挖一个坑，再埋上。由此GDP虽然增长了，但完全是无用功。既要做有用功，又要快，两者兼顾，就难上加难。

在进入政府以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在《金融时报》的一系列专栏中一再强调要利用危机，利用现在要花的钱为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打基础，而不是仅仅短期地刺激消费。在他看来，能源（包括环境）、教育、医疗和公共设施都是对美国经济长治久安至关重要的方面，“在这些方面的投资会有超乎寻常的社会意义和经济回报。”他说。

萨默斯还说，要治理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财政刺激政策一定要足够得大，足够得快；这需要政策决策者足够大胆果断，也需要迅速而巧妙地与国会沟通周旋。“采取措施太小太少的风险远远大于采取措施太大太多的风险。”

但是，如何在萨默斯认为重要的这些方面快速的投资是一个大问题。

抢时间也是那些倾向减税而不是增加政府开支的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理由。因为只要在国会通过以后，减税是把钱花出去的一个很快的途径，而且钱的用途是由个人和企业自行决定，政府不需要选项，监督，验收等等一系列步骤和环节。他们还担心政府的一些部门一旦有了钱和花钱的权利，就创造了很多腐败的机会（rent seeking）。所以萨默斯在最近的《华盛顿邮报》（2008年12月28日）中说，政府在执行这次的财政刺激政策中要空前的透明，接受国会和公众的严格监督。

如何快速有效地花钱使经济学家们大动脑筋。哈佛大学经济学家Martin Feldstein撰文说，应该增加国防开支，补充由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损耗的军用设备和物资储备，这样既可以在短期内利用过剩的军备产能，增加政府开销，也可以加强长期的国防安全。

根据凯恩斯理论，所有新增加的政府开支应该是一次性的，经济一旦好转刺激政策就没有了。增加政府工作人员或部门会永久增加政府开支，不符合凯恩斯理论。相信“小政府”的保守经济学家，例如哈佛大学经济教授EdwardGlaeser，担心奥巴马政府会利用暂时的经济危机制造永久性的“大政府”。Glaser教授更倾向对中低收入家庭和个人直接减税，这样既可以在短期内快速增加消费，又可以避免“大政府”和官僚带来的浪费，拖延和不可避免的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哈佛大学环境专家Michael McElroy教授建议对所有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建筑物增加保暖设施，节约能源，增加能源使用率。他认为这是花钱快，见效快的好方法。

1月27日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研究表明，国会讨论825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的第一部分3656亿美元当中，只有8％的预算在今年花出，32％的预算在2010年花出，大部分会在2011年及以后的几年花出。（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和研究很有权威性，因为专业性很强而且不受政治党派的影响。）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本身很有可能在2011年左右恢复到危机以前的状态，不再需要财政刺激了。奥巴马政府财政刺激策略在和经济本身的复苏周期赛跑，结果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四十四 美国经济危机的两个成因

费尔德斯坦曾在里根时期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说，美国的危机源于资产价格和借贷杠杆过高，但他相信美国经济会恢复繁荣

波士顿的冬天寒冷而漫长，一场雪还没化，甚至路面还没来得及打扫干净，紧接着又是一场雪。路边的残雪堆积如山，勉强给行人打扫出来的小路大多又覆盖着一层冰，中午时融化一部分，夜里再冻一层。人们步履谨慎，小心翼翼，常常绕道而行。

美国经济的坏消息也像是波士顿的冬雪，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何时会见底。

在这冰雪覆盖的严冬，哈佛大学于1月28日开始了春季课程。经济系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1982-1984），他照例给本科生开一门课，讲美国经济政策，很受学生欢迎。

以前和他合讲这门课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Jeffrey Liebman教授已经进了奥巴马政府,成了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第二号人物。“我们可以看看，他以前在这门课中教的和他在政府中做的是不是一致。”费尔德斯坦说。

Liebman的授课部分会由其他三位教授顶替。

长期前景良好

简短地介绍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之后，费尔德斯坦切入了正题。他说，目前的经济危机是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2007年以前的五年中，主要经济指标都显示，美国经济非常健康：年均GDP增长3.1%，低通胀高就业（失业率仅仅4.6%），联邦政府赤字大约是GDP的1.5%。“这样的大好形势不是偶然的，而是和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息息相关。”费尔德斯坦说，“当然，当时也有一些隐患，大约7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占GDP的5%）和人口老龄化给国家预算带来了负担。”

相比之下，现在的失业率是7.2%，有人预计失业率会达到9%，甚至10%。

失业率从4.6%增长一倍，意味着大约700万美国人会失业。2008年第四季度，GDP下滑3.8%，而且面临通货紧缩（deflation）的危险。

通货紧缩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给美联储带来难题。当美联储减息时，其真正想做的是减少真实利率，通货紧缩只会增加真实利率。二是对贷款人不利。通货紧缩增加了债务的实际价值。

一般来说，走出经济衰退大约需要8到12个月的时间，但这次衰退从2007年12月份算起已经经历了13个月，所以很有可能需要24个月的时间，还有人认为需要更长的时间。尽管美国现在是一个病人，费尔德斯坦相信，美国仍然可以再现2007年前良好的长期经济增长势头。

危机缘何爆发？

应对经济衰退，通常主要用货币政策。但由于这次危机的一些特点，仅靠货币政策已经不够，财政刺激必须起主要作用。在费尔德斯坦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上的变化。

他说，经济衰退经常是由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当美联储由于各种原因判断有通胀的趋势，然后提高基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经济随即冷却，甚至衰退。但这次危机的起因不同。美联储的利率一直很低，却爆发了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

费尔德斯坦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资产价格过高，资产管理的专业人员出于行业竞争的压力和低利率的大环境，过于追求仅仅高几个百分点的回报，从而低估了风险，压低了风险差异（risk premium，即风险投资和无风险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异，后者通常指国债），抬高了资产价格。

追求高回报是专业资产管理人员的本职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高风险，高回报。如果没有高回报，投资者就会把钱放在其他资产管理公司。而且，这些专业人士常常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一旦资本市场有风吹草动，自己会比别人跑得快，“只要按电脑上的一个键，马上撤资。”

但他们的风险机率中有一部分是尾分布（tail distribution），也就是说，他们失败的可能性很小，但一旦失败，损失会极大。这就像保险公司卖地震保险，地震的发生频率很小，一旦发生，损失很大。保险公司在很长时间内的收入都会非常可观，公司的高管层都会收入颇丰。因为出现损失的时候，主要是股民的损失，所以高管层有很大的动力去追求高风险。

二是借贷比例过高。一些投资银行的资产和股本（equity）的比例是30比1。也就是用每一块钱的本金借了29块钱。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杠杆效应会带来超乎寻常的高利润和高收入；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只要资产价格下跌4%，公司就会资不抵债。

这次危机的爆发点是房地产市场的次贷风波。从2000年到2006年中期，房产价格增长了60%。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增长势头会持续下去，于是你争我赶地买房，或者从小房换大房。再加上布什政府在本世纪初鼓励拥有房产（ownership society），银行借贷系统通过降低房贷门槛，减少首期付款，然后把房贷打包分割证券化，再转手销售。

于是，原本买不起房子的人也成了房主。当他们不能如期偿付贷款时，一系列连锁效应发生了。那些拥有房产抵押证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的金融机构首先受损。巨型投资银行先后被收购、倒闭、转型。资本市场马上出现信贷紧缩，流动性减少，价格很难确定。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不能确定自己损失了多少投资，还有多少本金，更无法融资。信贷紧缩导致与房地产不相干的证券价格下跌，股票市场普遍遭到重创。

房产价格从2006年中期的顶端到现在已经下跌了25%，股市从峰值下跌了40%。美国人从房地产中损失了4万亿美元，从股市中损失了8万亿美元。美国人的财富转眼间减少了12万亿美元。

一般来说，财富对消费的影响是4%。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要减少将近5000亿美元。房地产业本身已供大于求，还要减少大约2000亿美元的房屋生产。这样，总共会减少7000亿美元，这会导致GDP会负增长大约5%。

1月30日数据显示，美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的GDP比第三季度下滑3.8%，小于经济学家预测的5.5%,原因是库存增加，生产减少的还没有像需求减少的那样快。这意味着美国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会更加糟糕。

有经济学家认为，房产价格还有15%的下降空间。这一预测如果真的发生，那么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房主（大约1200万个家庭）会发现，他们房子的贷款大于他们房子的市场价格，他们每个月要付的房贷大于他们出租差不多的房子的租金。他们会更有动力拒付房贷，迫使银行没收房子（即foreclosure）。2008年银行没收的房子数量比2007年多了一倍。市场上的银行没收的房子增加了房屋供给，再次压低房价，加速恶性循环。房价在去年一年就降低了18%。

没有追索权

还有一点很重要，在以前的《哈佛笔记》中没有强调过，即美国的房屋贷款与其他国家有法律上的区别，美国更加注意保护借钱人的利益。美国的房屋贷款几乎都是没有追索权的（non-recourse loans），也就是说，如果借款人拒付每个月的房贷，银行只能把房屋收回来，不能从借款人的其他收入中截流。即使有个别州的房屋贷款是有追索权的（recourse loans），美国的个人破产法也基本保证了借款人的利益，这就给借款人更大的动力拒付房贷。

我们可以试想，在2003到2006年间，那些只付10%、或5%、甚至更少的首期付款的人，在房价普遍下跌25%的时候，他们的贷款远远大于房子的市价。当他们发现，用小于他们每个月还银行的按揭款可以租到差不多的房子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放弃他们的房子，让银行拿去。即使他们并不穷，每个月还有不错的收入，他们也愿意选择放弃房子。因为房屋贷款是没有追索权的（non-recourse loans）,银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用每个月的收入租房子或做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办法。

更严重的是几年以前，银行为了鼓励人们买房子，发明了一种“2－28贷款”：前两年付很少的贷款，从第三年开始每个月的房贷骤然提升，弥补前两年的低息贷款，旧账新账加在一起。如果房价持续上升，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即使第三年支持不住每个月的房贷，房主还可以把房子卖了，赚一笔钱走人。

但是现在房市垮了，那些有“2－28贷款”的人有更多的理由拒付房贷（无论付得起还是付不起），让银行没收。正是这些原因，德意志银行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俄亥俄州一个小城镇的最大的房主。所有和房产有关的银行都面临同样的命运。

这些房产抵押证券又被切割打包，按不同等级卖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卖给无数的投资者。于是无数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男女老少，有经验的，没经验的——全被卷了进去。

危机从银行扩展到所有的金融机构，又从金融机构扩展到非金融机构，从房市扩展到股市和所有资本市场，又从资本市场扩展到实体经济，一发不可收拾。

无怪乎费尔德斯坦在开课伊始就说，“现在讲美国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刻，也是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时刻。”■

四十五 费尔德斯坦讲货币政策

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是管理经济的主要工具，货币政策比财经政策更好用，但在这次经济衰退中，仅用货币政策已经不够，财经政策应起主作用

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继续从上节课的经济危机讲起，重点讲货币政策。

比起以往的经济衰退，这次更为严重，不但程度更深，而且波及面更广。要阻止衰退，仅仅用货币政策已然不够。美国的储蓄率已从一年前的负值提高到了现在的3.6%，消费已经下滑，财政政策应起到主要作用。

费尔德斯坦把财政政策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去看。在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前，基本上没有“财政政策”的说法。政府和经济管理是两码事，政府不介入经济管理，公众对政府也不会有这些期望。

政府很“小”，在1920年代，政府财政大约是GDP的3%（现在大约是20%），而且基本保持财政平衡（支出等于税收）。

费尔德斯坦意在说明，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是管理经济的主要工具。

政府运作与经济管理分开，公是公，私是私，是美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这和那些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的国家截然不同。

前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提出7000亿美元的挽救坏账计划（Toubled Assets Recovery Program，TRAP），他只能通过各种方式给银行注资，希望他们继续贷款，但不能要求他们贷款。于是就出现了银行有钱，但仍然不贷款的现象（惜贷）。如果政府要求他们将公款贷出去以刺激经济，以后出现坏账，是谁的责任呢？

假如公共空间影响到私人或私营空间，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媒体会不惜篇幅地报道。2月10日，新财政部长盖斯纳（Timothy Geithner）就如何使用TRAP的第二阶段资金发表讲话，之前，他顶住了奥巴马政府内部政治顾问的压力，拒绝过度干涉接受公款的银行的内部事务。

美联储的双重任务

费尔德斯坦说，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宗旨有些不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明确规定，欧洲央行的任务就是稳定物价。当然，有经验的央行领导班子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也会考虑到就业率对经济的影响。相比之下，美联储的任务更加明确，是双重的，既要稳定物价（低通胀），也要促进就业率回升到自然就业率的水平。

面对双重任务，美联储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就是影响利率的变化。

“当然在这次危机中，美联储也动用了不同寻常的工具——直接进入信贷市场，但这是特例。”费尔德斯坦补充说。

美联储还可以通过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储备率而影响货币供给，但其主要政策工具就是通过买卖国债来影响基础利，即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这是银行间隔夜借贷联邦基金的利率。

“我们从报纸中读到，美联储把基础利率制定在百分之几。但美联储并不是直接规定这个利率，而是通过买卖国债来影响这个短期利率以达到他们设想的理想空间，或理想利率。这个利率目前是0到0.25%。美联储已经没有降息余地了。”费尔德斯坦说。

利率的作用

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好用，费尔德斯坦解释说，第一，决策迅速。每六个星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就会开一次会，审视目前的利率是否合理，然后很快作出决定。第二，政策变化幅度小，方向灵敏，影响柔和。根据经济形势，利率的变化可以是微乎其微，仅几个基点。当经济形势有变化，利率的方向可以随即调整。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动辄就是几千亿美元。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刚性很强，很容易出现“一刀切”和浪费的现象。第三，货币政策的制定独立于政府，直接向国会负责。

利率是通过影响库存成本、固定资产投资、家庭贷款（尤其是房子贷款）、房市股市价格、消费、储蓄、美元汇率、通胀预期等方面来影响经济生活的。美国这个社会忌讳命令（order），更倾向引导、诱导和影响（give incentives and influence），让经济个体酌情而定。基础利率就是一个引导和影响经济生活的工具，而基础利率不是机械规定的，而是美联储通过买卖国债而达到的理想空间。

当通胀上升，收入和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贬低，美联储提高利率抑制通胀。但这也有成本：经济冷却，失业率升高。但是经济冷却到什么程度？失业率要升高多少呢？

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得与失（tradeoff）的计算和比较。耶鲁大学教授奥肯（Arthur Okun）在1963年发明了奥肯定理（Koon's Law）：暂时提高一年的失业率从1%到1.5%，通胀会长期减少1%，GDP在同年减少2%到2.25%。所以要减少通胀2%，例如从4%降到2%，我们要承受失业率升高1%到2%；GDP在一年中减少4%到4.5%的代价。

但是通胀的减少是永久的，失业和GDP的减少是暂时的。如果在今后的几年，真实GDP的增长率是每年1%，那么大约五年以后经济会恢复到以前的程度。这样的抑制通胀的成本值得付吗？这取决于决策者的价值判断。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John Taylor发现，在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领导下的美联储在1987年到1997年的时间段里，基础利率基本都满足以下的公式（Taylor Rule）：基础利率是通胀率，加通胀率高于理想通胀率的一半，加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也可以用GDP实际增长率高于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的一半，再加2%。

这个简单的公式基本适用于描述美联储在2000年以后的基础利率，实际基础利率与这个公式的预测相差无几。但是从2001年7月到2004年底的实际基础利率却远远低于这个公式的预测。这是为什么呢？且听下次分解。■

四十六 格林斯潘为何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

费尔德斯坦认为，因为格林斯潘更担心的是通缩，而非通胀。他还分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本次课，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接着讲货币政策。

费尔德斯坦说，如果用泰勒规则（Taylor Rule）去检验，可以发现，美联储从2001年7月到2004年底的实际利率远远低于用泰勒规则计算出的利率。

泰勒规则是简单常用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一，由泰勒于1993年针对美国的实际数据提出。泰勒规则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的准则，其从形式上看来非常简单，但对后来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实际利率这么低，格林斯潘领导的货币政策班子是怎么想的呢？

费尔德斯坦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格林斯潘担心通货紧缩的程度比担心通货膨胀的程度要大的多。

中央银行在抵制通货紧缩时，由于受到零利率的限制，政策伸缩空间有限。一旦通货紧缩发生，真实利率上升，即使美联储把基础利率降得再底，利率也不可能是负数。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对中央银行来说更棘手。

此外，未来的经济走势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只能对每种形势的发生机率和发生的后果及影响有个大概的估计。对后果和影响程度的估计是很主观的，格林斯潘称其为基于风险的方法（risk adjusted approach或risk based approach)。这种分析将货币政策锁定在今后经济的自然走势是通货紧缩的假设上的。这就好比出门是否带雨伞的决定。没有人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或何时下雨。即使有20％的可能性（这基本是客观的），一个保守的人也会带雨伞出门，因为被淋湿的后果对他来说太惨重了（这是主观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

费尔德斯坦并不反对在制定货币政策中这种带有部分主观色彩的决策方式，但认为当时格林斯潘应该也考虑到资产价格过高的因素，适当提高利率防止泡沫产生。

当问到美联储是否应该将双重职责（稳定物价，促进就业）明确扩展到三重职责，也包括资产价格，费尔德斯坦回答说不应该，中央银行不应该像瞄准通胀那样瞄准资产价格，而只是应该把资产价格作为参考考虑进去，同样的，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也应该考虑进去。

接着，费尔德斯坦在黑板上画一条长期GDP沿时间增长的直线，斜率为正，代表经济长期向上走的总趋势，然后围绕这条直线画一条蜿蜒曲折的曲线，代表GDP经历经济周期的实际走势。

据说，费尔德斯坦和经济系的库柏教授（Richard N. Cooper）是两个惟一上课不用PPT的教授。费尔德斯坦除了教这门“美国经济政策”课以外，还教一门公共财政的课程（Public Finance）。公共财政课的运算量较大，技术含量也比这门课大。他时常把手写的数据和证明复印后，下发给学生以节省课上时间，补充大量板书。总的来说，费尔德斯坦的课程数学难度都不大，高中的数学水平加上初级微积分即可，但要吃透他的思想并不容易。学生一定要概念扎实，思路清晰，最好还要对公共政策有感觉，这对19岁到21岁的本科生来说实属不易（选这门课的学生大多是大二大三年级）。

费尔德斯坦和库柏一定也知道人人都在用PPT，但他们似乎觉得老式的教学方法丝毫不影响思想和知识的传递，黑板粉笔就够了。正是因为学生没有老师的PPT，随时可以在课外翻阅，上课的注意力要尤其集中，没有分秒的空闲。各种缩写，各种省略，各种因果关系，全部靠学生积极主动迅速地记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费尔德斯坦和库柏都是哈佛经济系70岁上下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库柏多次服务于民主党政府，费尔德斯坦则是坚定的共和党派。他们思考问题（尤其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的视角不同，政见常常向左，但他们严谨的作风，求实的态度是一样的。

费尔德斯坦在1982到1984年间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他并没有因为服务于里根政府而赞同其大量的财政赤字。因此有一幅漫画，里根总统组织高层官员参加政府工作会议，只有费尔德斯坦一个人提着公文包站在门外，无可奈何地说，“我所要说的仅仅是，我们如何才能偿还这么大的财政赤字呢？”

费尔德斯坦说，经济增长很重要，更确切地说是人均GDP的增长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哈佛经济系另外一位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在他的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影响》中（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解释。

美国GDP从1960年的2.5万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1万亿美元（以2000年美元计算），与此同时美国人口从1.81亿增长到2.97亿。这意味着GDP平均年增长3.4%，人口平均年增长1.1%，生产效率平均年增长2.3%。

1%、2%、3%，看似都是很小的百分比，但长期“增长滚增长”的效果（就是俗语说的“利滚利”和术语里的复利）是惊人的。这使得人均GDP，即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在45年中几乎增长了2倍（从每年13846美元到每年37252美元）。

费尔德斯坦进而分析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他的分析比较传统（库柏教授在这方面的见解更加独特，见以前的《哈佛笔记》）。生产总量（GDP）是人工，资本和技术的函数。只有增加投资，增加资本的积累，平均每个人工作时使用的资本才能增加，工作效率才能增加。就像有了更高级的铁锹，每个人可以在单位时间干更多的活。工资收入随之增加，生活水准才能提高。

因为净投资等于总投资减去折旧，也等于国家储蓄和国际资本的净流入；GDP与投资呈正相关，投资与储蓄呈正相关，所以经济增长就与储蓄呈正相关。这种分析框架使储蓄显得尤其重要。费尔德斯坦再分析储蓄的组成。国家储蓄（national savings）由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部分构成。

美国的家庭储蓄历史上在7%到8%左右，前几年降到了零甚至是负数，由于经济危机，人们减少开支，现在上升到3.6%，而且会继续上升。企业的储蓄，即企业利润，在经济危机前很好，但今年的情况会很糟。政府储蓄，即税收减去花销，在费尔德斯坦看来，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因为美国赤字严重。

费尔德斯坦如何解析美国政府的账本，见下周笔记。■

四十七 费尔德斯坦眼中的美国巨额财政赤字

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将在万亿美元以上，美国的国债总数已超过10万亿美元，费尔德斯坦对此非常担忧，但他也认为，今年华盛顿的刺激方案与以往不同，是必不可少的

“扶着你们的椅子坐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提醒大家。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18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3％（去年还是3.2%），而且这还是奥巴马的7870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获得通过之前的数据。

费尔德斯坦本人对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赤字非常担忧，难怪他会警告学生不要听了以后惊倒在地。

基本概念

费尔德斯坦的这堂课讲美国的财政政策。

上课伊始，他先澄清几个基本概念。美国的财政年与日历年不同，是从每年的10月1日到下一年的9月31日。财政年2008年结束于2008年9月31日。我们现在是财政年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是每年国债增加的流量（flow），国债是国家债务多年累计的总量（stock）。财政赤字汇总（unified budget deficit）包括预算内（on budget）和预算外(off budget)两大项。预算内是指受“政府”控制的税收和财政支出。预算外是指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等，根据法律必须支出的，不受“政府”的影响。

这里的“政府”指的是政府的行政机构（the administration north executive branch）。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支出数量是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公式、计算规则）机械执行的，不受政府的意旨所改变。

费尔德斯坦使用的数据是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简称CBO）在奥巴马签署最新的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之前的数据。CBO独立于政府和党派，一般来说其数据更加客观公正。

天文数字

2008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是455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2%。“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费尔德斯坦显得忧心忡忡，“而且这还是在（保尔森的7000亿美元）TARP（Troubled Assets Recovery Program）和现在国会讨论的财政刺激计划之前。”

相比之下，美国2007年的财政赤字小得多，是GDP的1.2％。

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18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3％（去年还是3.2%），而且这个数据还是在国会通过奥巴马的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之前。

再加上借贷2040亿美元―――这部分债与赤字不同，指的是美国政府买的资产，例如在扣除可能的损失之后的房贷抵押债券（MBS）。所以公共持有的国债总量（Debtheld by public）从财政年2008年底的58030亿美元增长到71930亿美元；按GDP的百分比来说，从40.8％猛增到50.5％。

公共持有的国债总量不包括美联储、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和其他国有机构持有的国债。

美国公共持有国债占GDP的一半以上，而且还要随着奥巴马2月17日签署的7870亿美元救市法案而增加。只要国债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国债占GDP的比例就会增加。

2009财政年，在扣除由于经济周期缘故而增长的赤字（cyclical adjustment）和由于会计标准的要求将一些未来可能的损失折合进赤字的部分，目前的实际财政赤字是51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6％。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费尔德斯坦强调，“一般来说，这个数字应该是在1％到2％之间。”

政府赤字之辩

他对凯恩斯在经济萧条时增加政府开支（赤字），提高就业把经济带入良性循环的理论持怀疑态度。他说，除非政府的赤字是用来投资，创造资产（assets），否则就是消费掉了,那样只会增加国家债务，加重子孙后代还债（和利息）的负担。

即使在利率很低的情况下，例如2％，5000亿美元的赤字就意味着每年增加10亿美元的利息，增加税收来付利息又意味着扭曲市场本身的激励机制。在他的另一门公共财政的课中，他对这种扭曲带来的福利损失有大量的计算。

美国的总共国债（公共持有的加上政府机构持有的）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在美国联邦政府总税收的2.5万亿美元中，大约2000亿美元，即8％，是用来付国债利息的。

费尔德斯坦说，政府赤字（如果不是用于投资）用掉了现有资源，挤占了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所以财政赤字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债务负担，减少了资本积累和今后的资本回报。

但他也坚持，今年华盛顿的刺激方案与以往不同，是必不可少的。

政府在没有钱但还需要花钱的时候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借钱。哪种方法比较好呢？在“全就业”的前提下，第一种方法比第二种更好，但不适用于目前失业率上升经济退缩的情况。哈佛另外一位经济学家Robert Barrow主张，在政府需要增加一次性固定花销时（例如战争），借贷比增税更好，因为增加税收会扭曲市场本身的激励机制，导致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而福利损失与税率的平方呈正比，增长太快。但费尔德斯坦仍然强调政府借贷会挤占私有投资，而私有投资更有价值。

当国家债务成山，政府有很大动力通过提高通胀率使债务贬值。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发放的是长期债务还是短期债务。如果是30年的长期债券，那么购买者承担利率风险，例如通胀带来的利率变化。如果是短期债券，每次政府借钱的利率都已经包含了目前通胀率和对近期的通胀预期，政府基本占不到通胀的便宜。■

四十八 凯恩斯理论的利与弊

费尔德斯坦认可凯恩斯的总体思路，但认为，财政政策只有在货币政策没有转圜余地（例如零利率），经济前景非常黯淡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

任何人讲财政政策，都绕不开凯恩斯1936年写的《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的最根本解释就是总需求不足。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首当其冲，通过赤字加大支出，带动私人领域的投资和消费，使总体经济走出萧条困境，进入良性循环。政府的支出在经济循环中有放大效应，即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

费尔德斯坦教授并不反对这种总体思路，但对于继承凯恩斯思想的宏观经济学家们，他并不是那么认同。

在凯恩斯的基础上，他的门徒们研究出了一整套缓解经济周期（反经济周期）的技术性很强的模型。他们希望通过度量各种指标，掌握经济的“健康程度”，预测未来走势，调整政府支出的数量，在经济即将过热时降温，在即将过冷时升温（萨默斯常说的“getahead of the curve”，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在研究数据和构建模型方面精益求精，像医生治病人那样，力求在最合适时间给病人最适量的药剂，而且他们为此引以为荣。

费尔德斯坦则认为，这些人走了极端，过高的估计了财政政策的使用范围和实施效果。首先，政府支出的扩大效应在经过多次数据检验以后证明在1.5左右，远远小于以前想象的4到5；政府减税的扩大效应就更小了，在0.8左右，因为省下来的税收，人们并不是全都花了，而是会储蓄一部分，或用一部分偿还以前的债务。

其次，增加赤字对债券市场会有负面影响。如果人们预计国家的总债务从长期来看堆积如山，长期的债券利率要提高，这将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长期投资，同时也会提高近期的短期利率，降低短期投资。这就是国家赤字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其三，在民主国家，运用财政政策的程序复杂，时间消耗太大。认识到使用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就需要时间，政府还需要时间制定财政政策，国会更需要时间审议、修改、通过，执行起来更是缓慢。

“等到真正大规模执行起来，经济本身早就复苏了，财政政策只会加速通胀，制造下一个泡沫。”这是保守派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的典型指控。美国目前的形势正是这样：各级政府都在寻找现成的项目（shovel-ready projects），想快速把钱花出去，但花钱速度和项目质量又是矛盾的。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在经济衰退中为平衡各种矛盾忙得不亦乐乎。

其四，即使那些在凯恩斯思想的影响下以建立模型，解释数据为荣耀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承认，任何数据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形势及其对策的判断更是如此。

所以，费尔德斯坦总结说，财政政策只有在货币政策没有转圜余地（例如零利率），经济前景非常黯淡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

凯恩斯理论及其门徒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经济学主流。费尔德斯坦说，他们过于关注失业率，导致了需求过剩、通胀盛行；他们过于强调短期效应，即走出经济衰退，而忽略长远利益，即资本的积累；他们忽略了人们生产的动机和动力；他们一直担心储蓄过多，鼓励消费，所以他们主张对储蓄的利息和投资的利润征税，而不是对消费征税；他们过于相信政府正面的作用，主张积极地利用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做好事（government activism），而忽略了政府一般来说效率低下，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抢占私有空间。

鼓励储蓄对GDP有双重作用：储蓄多了，消费就小了，GDP就减少；但与此同时，储蓄多了，投资就有增加的可能，而投资增加，GDP就会随之增加。那么储蓄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取决于这两个相互抵消的作用谁大谁小；而且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这两个作用不是同时发生，而是有一个时间差。储蓄增加的同时消费就减少，与此同时，GDP就减少。但储蓄转化成有效的投资还需要时间，投资变成资本的积累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就更需要时间。

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是经济学家之间又一个分歧。费尔德斯坦更倾向于强调储蓄的重要性。他说，为了缩短储蓄变成有效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时间，一系列的税收政策，社会公共政策（例如退休金、失业保险和各种社会保障政策）都要与之相适应。他的另一门课“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or“Public Sector Economics”）正是从这一个视角出发检验各种公共政策的效果。

凯恩斯强调总需求的思路（demand management）和保守经济学家截然相反。保守经济学家的着眼点一般是总供给；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总量。这种思维的一个版本就是里根时代的“供给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

供给派经济学把总供给（或总生产，GDP）看作是资本、人工和技术的函数。这些经济学家主导的经济政策立足于如何鼓励投资（进而储蓄），增加资本积累，鼓励参加工作和各种技术创新以提高劳动效率。他们一般主张“小政府”，相信个人、企业家才是如何利用资源的最好的、最明智的决策个体。政府只需要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严格和公正的法律评判体系和程序，轻赋税（仅仅够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就可以了，其他的靠市场本身——人们的“动物本能”－都可以解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原文就有这个意思，“除了和平的环境，严格和公正的法律评判体系和程序，轻赋税，几乎不需要其他什么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富裕祥和的国家。”“轻赋税”在供给派经济学家看来就是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的税收政策，几乎没有杀富济贫的思想。这些经济学家为了长期的低通胀效果，宁愿愿意承担短期的成本——相对来说，较高的失业率。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呢？费尔德斯坦解释说，这是因为现在货币政策几乎不起作用，基础利率已经接近零，信贷市场几乎冻结，流动性仍然很小，而且总需求由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暴跌（股市损失8万亿美元，房市损失4万亿美元）急剧缩小。费尔德斯坦估计总需求减少的程度大约是7500亿美元。

他认为奥巴马2月17日签署的7870亿美元的方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还远远不够填补总需求的减少，而且因为这套法律的一些特征，使财政刺激的扩大效应非常小，甚至小于1。但是他说，目前长期真实国债利率仍然很低，这说明美国国债仍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仍然有人在大量买进。虽然787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不能很快花出去，要等到2010年甚至2011年才花出去，但对经济复苏仍然有帮助。■

四十九 中美如何合作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提出，中美合作有必要提到两国最高层领导人工作日程的最前列，他还提出了九点建议

全球气候变化是个大课题，中美两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如何以两国最高层领导人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合作应对气候挑战？

2月3日，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就这个话题做了一个讲座，题目为“加强中美合作以缓解气候变暖”。李侃如同时也担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外交政策访问学者。

李侃如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1998年－2000年），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非常熟悉。

这次讲座的内容来源于他的新书《克服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中的困难》，书是与布鲁金斯学会的DavidSandalow合写的。他说，他的书以中英文同时出版，希望影响高层决策者。

全球难题

李侃如首先说明，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非常紧迫但又非常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三四年前被科学家认为均值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为最保守的估计，以前被认为是最悲观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为广泛接受的均值。现在不努力解决的后果就是恶性循环，环境破坏会愈演愈烈。

但是解决气候问题非常困难。问题是全球性的，但决策个体是国家政府；成本是现在支出的（先任政府），但好处是很多年以后的（后人的政绩）；努力是区域性的，但好处很有可能是另一个区域的（由于风、空气的流动性）。所以，我们现在的体制不适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像美国的医疗体制，每个人都承认现在的体制失灵了，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谁也改变不了现在的体制，解决这类棘手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是排碳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各占世界的20％以上。从20世纪初算起，美国的排放总量是最大的，但现在每年的排放量已经基本停止增长了。中国历史上的排量很小，但每年的增长速度非常可观。

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减排工作，例如每升汽油的里程数要求很高，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力度不够，动力不强。美国的情况正相反，联邦政府的动力不足，布什政府尤其如此，但地方政府在减排方面做了很多努力；30多个州都在各自执行《京都条约》（Kyoto Protocal），但由于没有州与州之间的协调，标准不一。

由于缺少最高层的合作和协调，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努力知之甚少。所以美国国会的声音经常是，“如果中国不减排，我们不能单方减排。如果我们单方减排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成本上升和产品价格上升；我们的产品价格上升就意味着失去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惯性思维则是，美国从长远来说不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所以想方设法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减排就是其中一个理由。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才是“现代化”，美国不能阻止他们追求现代化。（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中国还指出，美国1985年制造“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让日元大幅升值，就是要阻止日本经济赶超美国。）

于是，每个国家都用对方国家努力的不足来证明自己不努力或少努力是无可厚非的。

九点建议

那么，在后京都条约（postKyoto Protocal）的环境里，中美两国高层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合作达成一些框架性协议，这对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会有很大帮助。奥巴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与小布什截然不同，他会把碳交易的法案交国会批准，碳的价格从交易中产生。中国在美国国会政治交涉中的位置日益重要。如果中国仍然不能在减排问题上和美国做类似的贡献，那么美国国会就有可能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加税。

所以，在李侃如看来，减排方面的合作是最认真严肃的合作，而且有必要提到两国最高层领导人工作日程的最前列，而这需要两国有意识地减少长期潜在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

他回忆说，在白宫工作期间，克林顿总统让他学到的第一个经验是：对任何国家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都是国内问题；当你的政策建议有悖于他想解决的国内问题时，无论你的建议多么入情入理，他都不可能接受你的建议。所以，任何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议，都必须是构建在领导人对国内问题的理解之上的。

对此，李侃如向两国高层领导人提出九点建议。

第一，双方领导人都公开承认对方的视角是合理的。美国领导人要承认美国历史上的排放总量是巨大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才刚刚起步，人均排放量还很小，中国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美国不能够也不应该限制中国的增长速度。中国领导人要承认气候变暖的深远影响和严重后果；承认我们必须为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着想，从现在做起，努力减排；承认美国已经有成熟的设施和汽车市场，要为减排重新设计，卷土重来，成本高昂。

第二，建立清洁能源，节约能源的框架协议，将气候变化和减排作为能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

第三，着重建立两三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具有示范效应。中国外交部的口径一直是，“你们出钱，出技术，我们用你们（国家）的钱买你们（私营企业）的技术减排，你们享受保护环境的好处。”这种想法在美国国会是绝对行不通的，不能落实任何事情。李侃如说，当他和中国科学家交流时，他们的口气和角度都非常不同，更实际、更具体、更有可行性。

第四，强调合作开发技术。美国有处理二氧化碳的一些基本技术，如固碳技术，但还没有很多实战经历和经验。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需求和市场，所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如果政府能够牵头，带动私人投资，形成公私合作的模式，那么潜力无限。而且这不是“你给我一点好处，我给你一点好处（give-and-take approach）”的简单交换，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第五，加强地方与地方的交流与合作（例如，中国城市与美国城市之间），分享成功的经验，效仿成功的做法。

第六，帮助中国加强执政能力，促进信息从中央到地方五层政府之间的流动，增加透明度，让中央政府真正了解实际需要和运作中的问题。

第七，在国际谈判中，努力寻找中美之间的共同点。例如，为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今年秋天之前达成一些原则上的共识，那么就会增加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可能性。这种共识可以包括一步步的减排步骤，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设置在某年某年之前的减排目标。

第八，利用已有的协议。例如，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

第九，在中美双边峰会上，把清洁能源放在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今年中美首脑在四五个多边国际会议时有机会见面；他们通常在会议期间安排大约有一小时的双边会谈机会。如果能把气候能源问题列入谈判日程，那么就会加快中美达成原则共识的速度，为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做好准备。

同一天的早些时候，李侃如在美日关系系列讲座中，谈到奥巴马在亚洲的政策与挑战。他说，虽然亚洲对美国非常重要，但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基本没有提到对亚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我们只能看出他不排外的（inclusive）、商议性的(consultative)、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实际的外交风格。

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到的外交政策，都是以国际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他在气候变化，反对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消减贫困等方面的主张。但是美国外交部和政府的其他部门，都是按照地域或行政责任划分的，不是按照这些国际问题划分的。所以，奥巴马对某个国家的具体外交政策还很难确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际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目前，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好国内的经济危机，加快经济复苏，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帮助。■

五十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

环境是公共产品，很易产生“搭便车”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经济学家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

21世纪的人们已经愈加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包括清洁环境的价值和治理环境的成本。这其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多产品价格只反映了其内部的经济成本，但没有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即对环境的污染，或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

Chapter_5

ty）。环境是一个公共产品（public good），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很容易产生“搭便车”(free rider problem)的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

如何使产品价格体现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总和；谁承担成本、谁享受好处都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任何政策选择和取向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影响一大片人的经济利益，以及更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什么样的政策是最佳选择呢？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讲完开放经济部分（美元与贸易赤字）以后，请来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温思（Robert N. Stavins）来讲环境问题，一共四堂课。

斯达温思于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2）。

斯达温思开门见山，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学生介绍，经济学家是如何分析环境问题的，并如何利用经济学框架及理论帮助设置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

他原以为每节课有90分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大多是90分钟一堂），走进教室以后，助教才告诉他只有55分钟，所以不得不消减他准备好的30％以上的内容。即使如此，最后一节课讲气候问题时，他也只能蜻蜓点水，非常仓促。

两个层面

介绍任何领域都是从定义和分类开始的。讨论环境污染有两种层面：一个是时间层面，一个是地域层面。

从时间层面上说，污染排放量在任何一个时间都等于存量加增量，减自然分解或消失的部分（decay）。二氧化碳在空气中会存在几十年，所以一般来说，只考虑它的存量和增量。

从地域层面上说，有的污染源只是就近污染，对附近造成危害，例如一氧化碳。有的污染源会传的比较远，对较远的区域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硫和酸雨。我们时常会看到有的工厂的烟筒建造得出奇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想让排出的废气影响周围的空气质量，而希望把二氧化硫等废气排入高空，随风带到更远的地方。

还有的污染源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温室效应的气体。解决这种污染很棘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搭便车”的问题：没有为减排付出努力，却可以享受到别人减排使得空气清新的成果。

思维框架

经济学家总是考虑，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根据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微观经济学原理，我们得出结论，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总收益最大。

具体到环境问题，当减少排污的边际成本等于减少排污的边际好处时，减少排污的好处总量最大。

但是，减少排污的好处很难定义，更难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就把问题加以转换，变为如何减少减排成本的问题。

衡量环境政策手段（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的好坏，有多种标准：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成本最小；政府是否有作决策需要的信息；执行和监督的力度有多大；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政策是否有随科技变化的灵活性；分配经济和环境影响时的公正性如何（谁多承受成本，谁少承受成本；谁多享受好处，谁少享受好处）；政策的目的和性质是否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给公众等等。

现在假设我们只考虑一种污染源，而且污染源是均匀混合的，例如二氧化碳。每个排出二氧化碳废气的厂家都有非常不同的随减排量而变化的成本结构，他们甚至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减排的成本曲线是什么样的。

假设政府的政治任务是减排x立方米，这个减排指标应该如何分配呢？

如果把这个指标平均分配给所有产生这个污染源的厂家，表面看起来，每个厂家都是平等的，但问题是这种办法没有把每个厂家不同的减排成本考虑进去，所以整体来说，这不是完成这个政治任务成本最小的方法。直觉告诉我们，那些减排成本更小的厂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成本更大的厂家承担更小的减排任务。数学证明显示，只有当这些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都一样时，各个厂家的减排成本之和是最小的。

行政命令与经济手段

这种方法与其他环境政策手段有什么不同呢？通过行政命令达到环保目的的方法有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一刀切”，不灵活机动。

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规定必须使用的技术标准（technology standard），例如每个汽车上都必须装有废气监测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监管容易，坏处是不能直接地达到目标；而且只能用现在的技术，不能够灵活地随科学技术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不是最经济划算的。

另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规定业绩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即根据技术指标，看看各个厂家是否达标。一般来说，这样做都不是成本最小化的，因为政府没有办法知道厂家减排的成本曲线。如果政府询问他们，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成本结构，他们肯定也会说，减排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所以这不是最好的方式。

经济学家更倾向，通过给予经济鼓励政策（economic-incentive approach），让经济个体酌情而定，从而在整体层面达到减排目的。经济学家通过两种方式改变经济个体的决策动机，一种是对排污征税，也就是经济个体要向政府购买污染环境的权利；另一种是限制排放总量，经济个体之间可以自由买卖排放配额（cap-and-trade system）。前者是通过征税，调整价格（price control）；后者是通过配额，调整数量（quantity control）。

假设政府对每单位数量的污染征税额为t，那么每个厂家就要选择排放多少污染和自己解决消化多少污染。每个厂家的目的是使缴污染税和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之和最小化。数学证明显示，每个厂家都会选择减排的边际成本等于t时所相对应的减排数量。通过设置t，政府使所有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都相等了，所以通过征税减排可以达到成本最小化。而且当有新的科学技术出现时，厂家有动力采用新技术以减少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和污染税。这和行政命令有显著区别。■

五十一 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比较

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在不同情况下各有利弊，经济智囊们就是要在一大堆的可能性中，比较权衡，拿出思路

政府征收污染税也面临许多问题。

首先，税率如何设置。如果税率太高，减排的数量就会超过政治任务的规定。如果税率太低，就会完不成政治任务。所以需要时间试着对税率进行微调，使减排数量达到理想空间。这也说明如果采用征税的办法，对减排数量就不能规定的太死。

其次，对于私有经济个体来说，这样做的成本可能比简单完成行政命令的成本更大，他们会把这些成本直接加到消费者头上。

第三，那些提倡环保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也不愿意看到有污染税的专项。他们更喜欢谈论环保的好处和重要性，不愿意涉及环保的成本。

第四就是美国的政治环境，人人都不愿意看到或谈到“税”这个词，因为它代表国家机器强权的一面，人人反感。每次征税或增税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了掩盖“税”的实质，提高可执行、可操作性，经济学家又想出了另外的办法：控制数量，让价格浮动。这就是配额交换制度（cap-and-trade system或tradable permit system）。

有理论证明，无论配额在最开始是如何分配的，通过个体自由交换配额，在最终的平衡点（没有人再买卖配额了），总体而言支付的减排成本相对于减排数量来说是最经济划算的。

但配额的最初分配办法还是有故事可讲。1989年美国参议院商讨是否要通过清洁空气法，其中用到这种配额交换制度。俄亥俄州（Ohio）的议员极力反对，因为俄亥俄州有很多煤电厂，如果法案通过，他们必须花重金从其他州的厂家购买配额。为了得到俄亥俄州议员的选票，政府不得不修改议案，增加俄亥俄州开始的配额。议案中虽然没有点名俄亥俄州，但描述的增加配额的条件就是给俄亥俄州量身定做的。

这是“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一个典型例子，但这种做法不能推广。如果人人都知道，只要闹就有好处，那么每个州的议员都会不见好处不签字。结果是任何对整体有利的议案都会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不能变成法律。

避免人为分配配额的办法是公开拍卖，公平透明，政府控制减排数量，让价格自由浮动。问题是这种办法和征收污染税的经济效果是一样的：拍卖的钱进入国库。那些反对“大政府”的人会说这是变相地征税。

威茨曼的理论

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在不同情况下的利弊比较，这一方面还有大量的文章。没有一个办法是完美无缺的，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真理”的真理。政府的经济智囊就是在一大堆的可能性中，比较得失，权衡利弊，拿出框架性的思路，然后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为了节省时间，斯达温斯把好几页PPT都跳过去了，仅仅讲解了在不确定情况下（uncertainty），如何运用这两种手段。在实际生活中，政府几乎没有各个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的微观信息，只能对一个行业的整体治理成本有个粗略的估计。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哪种方法更高效（efficient）呢？

斯达温斯引用威茨曼（Martin Weitzman）1974年发表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威茨曼当时写这篇论文主要是针对苏联计划经济的。他想设计一套方法帮助计划经济领导人决定什么时候控制价格，什么时候控制数量。在市场经济席卷全球的今天，这个研究领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Weitzman的理论却奇迹般地复活了，在讨论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时得到广泛应用。

威茨曼理论的数学表达及证明比较复杂，学生需要概率理论，线形代数等数学知识才能明白。但这一理论通过直觉也能理解。当代表减排边际成本的直线比代表减排边际好处的直线陡，也就是，粗略地说，减排的边际成本随减排的数量增长的很快，而减排的边际好处随减排的数量下降的很慢，那么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控制价格，所以应该征收污染税，让企业酌情决定减排的数量。反之，政府就应该控制减排配额，让企业之间通过交换决定配额的价值。

当减排的好处和成本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就要看他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如果互相独立，那么以上结论仍然成立。如果呈现正相关，政府应该用控制配额的手段。如果呈现反相关，政府应该用征收污染税的办法。

斯达温斯说，他敢肯定威茨曼的理论，即使不提他的名字，已经在奥巴马上任的前40天中的白宫内部会议中被讨论过了。他没有时间举例说明这一理论在环境治理中的具体应用，只是说感兴趣的学生应阅读他在这方面的论文。

威茨曼用二分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政府是应该控制价格还是应该控制数量。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1984－1990）、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Michael Spencee）证明，政府的最优选择应该是这两者之间的：首先限制可交换配额，然后许诺如果配额不够，政府会在某一价格拍卖更多的配额；这一价格就限定了厂家自己减排，或自己处理污染成本的上限。如果这个成本高于政府的价格，那么厂家就会向政府购买排放配额，即污染环境的权利。这种办法就是所谓的安全阀措施（safety-valve approach）。现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主任Peter Orszag都比较倾向这种办法，但提倡环保的非政府组织和欧盟都反对。

气候问题

斯达温斯用最后的时间讲解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由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签署的《京都条约》（Kyoto Protocal）在2005年2月开始生效。这些签署国承诺，在2008年到2012年按比例减排，即减少1990年排放量的5％。这个条约允许碳交易，是市场手段。签署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如何执行减排目标，所以执行渠道手段灵活。但斯达温斯认为，由于条约中的内在缺欠，即使当时美国签字，这个条约对改变气候变暖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这个条约不包括发展中国家。这是1997年美国参议院以95比0的投票彻底否决Byrd-Hagel Resolution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并没有向参议院提交这个议案。

斯达温斯认为即使戈尔当总统，他也不会提交；即使John Kerry当总统，他也不会提交；因为人尽皆知，没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环境条约是不可能奏效的。

其次，因为各个国家监管的环境和程度不一样，发达国家排放量大的公司，为了逃避管制和控制成本，可以选择到条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建厂，可以污染更多，生产成本更低；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的破坏。

第三，这个条约仅仅设置减排目标，但没有明确执监督办法，也没有对碳吸收（carbon sink或carbon sequestration）与排放总量的关系有明确规定。

第四，这个条约允许签署国把这一年用不完的指标留到下一年用，但对以后的指标上限没有任何说法。斯达温斯认为这个条约是对这个全球性的长期问题的一个短期的、局部的缓解办法，还远远不够。

那么如何为2012年以后设计一套高效的、合理的、能通过国会的减排机制呢？斯达温斯似乎倾向于限制配额这条思路，因为“税收”这个词太敏感，“污染税”这个词根本不可能通过国会。

但也有经济学家倾向“污染税”这条思路，其主要理由是：限制配额这条思路虽然可以在美国国内使用，但是完全不可能引导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全球性环境条约，因为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愿意接受污染上限。越是急于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就越不愿意接受配额限制－而正是这些国家必须要囊括在全球性环境条约之中的。他们认为，既然限制配额，并允许配额自由交易，其实质就是征税，那么就应该对全民进行教育，说服他们，进而他们选出来的政治代表，要治理环境，就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就是“污染税”。

美国没有签署《京都条约》，但很多州都自发的通过各种手段执行减排计划。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水准高，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水准低；有的包括的范围比联邦政府要求的广，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窄。如果国家要制定一套机制，与地方不同，两者应该如何衔接呢？这套机制可以扩展到国际范围吗？如何使国家内部的减排机制与国际机制接轨呢？斯达温斯提出一系列复杂的机制设计问题，但没有时间展开，只能匆匆收尾。他鼓励感兴趣的学生选学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长达一学期的环境经济学课程。■

五十二 经济危机中的哈佛大学

2008-2009学年，哈佛大学捐款基金大约损失30％，即120亿美元，令学校经费格外紧张。不过，学生助学金依然增长

2月19日的哈佛校报（Gazette）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哈佛校长福斯特至全体哈佛社区的公开信。

信中坦言，由于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下一学年的预算，校方决定减缓在奥斯顿（Allston，与剑桥区隔河相望的小区）的扩建计划；各个学院和部门要在保证研究和教学质量，保证学生助学金数量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校方预计，2008-2009学年，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主管的哈佛大学捐款（endowment）会损失大约30％，即120亿美元。

哈佛大学每年运作经费的三分之一来自捐款投资的利润。各个学院依赖捐款投资利润的程度不同。文理学院经费的一半都靠投资利润，现在投资缩水严重，明年的经费自然紧张。

校长感谢各个部门去年12月以来为减少开支所做努力，并解释说，虽然哈佛大学以决策分散（decentralized）著名，我们也尽量避免“一刀切”的政策，但当我们把减少开支从计划落实到实际中时，不会所有的人对每个政策都满意。

哈佛大学运作经费的一半都用于支付教职员工的工资，为了减少工资支出，学校领导层已经达成共识，所有教授和较高级别的行政人员都不会有每年随通胀而增长的加薪，这会节省两千多万美元的开支；并且创建“提前退休计划”（early retirement plan），鼓励55岁以上的行政人员提前退休。

如果他们选择这一计划，校方会弥补他们由于提前退休而带来的退休金（Social Security）损失，并提供七年的健康保险，直到他们62岁以后可以享有社会健康保险（Medicare）。据估计，大约有1600名行政人员符合提前退休标准，但多少人会选择参加这项计划还不得而知。与此同时，教师的聘用不受影响，目前有50多个教师空位仍然在招人。

助学金依然增长

福斯特坚持前校长萨默斯制定的助学金政策，确保优秀的学生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上哈佛大学。她说，2004年以来，哈佛本科生助学金的总量已经增长了1倍。今年本科生招生办公室收到2.9万多封申请信，是申请人数最多的一年，要从中挑选1650人非常不易（比例接近18：1）。

最后，福斯特回到学校的宗旨：在危机中做艰难取舍选择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自己对社会更大的责任，我们要通过教育和辩论让每个人都做出明智的选择。她还引用公共卫生学院新院长Julio Frenk的话说，我们要尽量使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s）在领导的思想（ideas of power）面前发挥最大的作用。

同一期校报的另一则消息说，大学本科学费明年增长3.5％,到33696美元。一个本科生一年的学费、食宿加杂费，总共是48868美元。与此同时，助学金总量增长18％到1.47亿美元。文理学院院长史密斯（Michael D. Smith）重申，哈佛大学对各种经济背景的学生都是敞开的。实际上，这策略是一种在价格方面的区别对待（price discrimination）：费用涨，助学金涨意味着那些有能力的家庭必须交纳更高昂的学杂费。

让人人都有平等地接受受良好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思想并非始于萨默斯。1933年成为哈佛校长的James Conant也憧憬没有特权阶层的、完全民主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和才干改变命运，从社会下层到上层；也可以因为懒惰和挥霍从社会上层到下层。他在上任后的第一份年报中说，任何人，无论他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无论他是波士顿人，还是旧金山人，只要他有才华，就应该能够到哈佛受教育。

经济系难题

哈佛大学的确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每年将近5万美元的学杂费，18：1的录取比例下，教学质量又如何呢？2月17日，学生主办的报纸The Crimson发表评论员文章，指责经济系在经费紧缩的情况下，取消大三年级的小型研讨班（junior seminars），进一步减少学生和教授在小范围内接触的机会。

经济学多年来一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主修领域，但同时也是学生抱怨最大的领域。几乎每次学生调查都显示，经济系是学生满意率最低的系，其主要原因是师生比例太小。本科生中有700多名主修经济（主要是大三、大四学生）。经济系研究生部每年招生30到35名博士生，他们五到六年以后才能毕业，所以有将近200名博士生。经济系大约有50多名教授、副教授、讲师，是文理学院最大的系。粗略地算，师生比例大约是1：20，但这仍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曼昆主讲的经济学原理，即经济学入门，面对所有大一年级学生，每年有将近1000名注册学生，助教就有大约30位。曼昆每学期在最大的教室Sanders Theatre上五或六堂大课。具体学习任务都是由助教分小组展开的。助教主要由经济系的研究生组成。有时经济系研究生也满足不了这么大的助教需求，他们就去哈佛法学院招经济学背景较强的学生当助教。

费尔德斯坦的课“美国经济政策”也是座无虚席，有200多名注册学生，三名研究生助教，每名助教负责两个小班的教学。多数教授每周给学生的固定办公时间只有一到两个小时。当然学生也可以另外和教授预约见面时间，但是每个人都明白作业练习，复习考试，答疑等等都是由助教负责的。

经济系当然也知道本科生与教授接触时间少，学生怨声载道，所以特意安排大一年级小型研讨班（freshmen seminar）和大三年级小型研讨班（junior seminar），给学生提供在小范围内与教授接触的时间，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问题，练习写学期论文的机会。每个小型研讨班限制学生不超过16人，几乎每年都是供不应求，进不去的学生大为不满。

提高师生比例只有两个办法：增加经济系教师的位子，或减少主修经济的学生人数。目前全学校在想方设法减少开支，增加经济系预算几乎不可能，连大三年级小型研讨班也难以为继。经济系教授也不愿意特设门槛减少学生，例如，经济学原理等基础课程的成绩必须达到多少才可以主修经济。

但是，目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系统的裁员紧缩，有可能减少学生主修经济和金融的意愿。就像本世纪初高科技泡沫破裂以后，计算机行业从火爆变得冷清一样，经济系也许会有同样的经历。以前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付毕业生的薪水是其他行业的2-3倍。这使得学生在选择主修领域时容易很多——谁不愿意选择高薪的行业？在金钱的诱惑下，寻找自己的过程被简化了。转眼间，形势突变。20岁出头的学生们必须扪心自问：我真正想做什么？我真正喜欢什么？一些数学功底强的学生在考虑主修科学工程（science and engineering）或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哈佛经济系的难题或许会被意外的缓解。■

五十三 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

税收体系的设计有三个目标：高效、公平和简单。这个标准经常是互相矛盾的

除了主讲“美国经济政策”这门课，马丁?费尔德斯坦还主讲“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或public sector economics）。由于技术性较强，选择这门课的基本都是大二或大三年级主修经济的学生。

在这门课中，费尔德斯坦主要的讲解内容包括：税收对市场本身的扭曲，计算相应而生的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美国税收政策的设计，如何平衡效率（efficiency）、公平（fairness）和简洁（simplicity）之间的矛盾；包括美国退休金（Social Security）在内的一系列公共政策。

他的讲解清晰流畅。每个话题都值得用几篇笔记展开。

税收体系三目标

在讲解福利损失的概念并推导计算公式以后，费尔德斯坦开始评价美国的税收体系。

税收体系的设计有三个目标：高效、公平和简单。这个标准经常是互相矛盾的。设想每个公民每年都上缴同样的税，例如，每人每年5000美元。这种税制虽然简单、高效，但不公平，因为每人的家庭情况收入情况都不同，每人付5000美元的代价是不同的。这样的税制对纳税人没有足够的区别对待。

一个税收体系的效率高低与其引发的福利损失有关。由缴税而引起的福利损失，简而言之，就是消费者因为缴税面临更高的价格，从而减少消费，而其大于政府由此得到的税收的那一部分价值就是福利损失。福利损失与税率的平方成正比：税率越高，福利损失越高，这个税收就越低效。

这个定义不适用于“校正税收”（corrective tax或pigouvian tax）。政府征收校正税是因为某一个行为有负的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例如污染税、汽油税等等。

“公平与否”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价值判断。评价一个税收体系的公平与否有多种视角，其中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同样境况”的人应该付同样的税。“同样境况”如何定义又是问题。例如，两个家庭的年收入都是8万美元，其中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另一个家庭没有孩子，他们应该付同样的税吗？假如两个家庭都有三个孩子，但是其中一个家庭是“双工资”家庭（two-income family），夫妻两人各挣4万美元；另一个家庭妻子不工作，丈夫一人年薪8万美元，他们应该付同样的税吗？纵向公平是指高收入的人应该多赋税。至于多付多少，那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民主的政治程序决定。

还有一些极端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在政治上属于极右派，“小政府”的强硬支持者）主张，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我挣的钱就是我的，多少都与政府没关系；政府征收的税不应该大于仅仅能够维持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所需要的花销。”

费尔德斯坦说，一个税收体系是否被大众认为是公平的很重要，尤其是对像美国这样一个完全依靠公民自觉根据税法纳税的国家。如果人们认为税制是不公平的，他们纳税就会更加不情愿。虽然国家税务局有权力检查任何人的税务，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被查到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官方承认，大约有七分之一的应该被收上来的税收没有收上来。

美国的税收体系复杂至极。有些家庭即使收入非常简单，也选择雇佣会计师做他们的税表，因为他们不愿意花时间研究复杂的税律法规，也不愿意承担做错的风险，宁愿花钱雇专业人士。

税制弊端：个人所得税

人们普遍觉得目前的税制有很多缺欠，应该修改。让我们从个人所得税说起。利息税、分红税（dividend tax）和资本增值税（capital gains tax），在费尔德斯坦看来，都严重扭曲市场，使人们更加倾向提前消费（intertemporal distortion），减少储蓄。他主张取消资本增值税，以鼓励将储蓄变成投资。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对股票增值时卖掉所得的利润征税（capital gains tax，taxed only when the gain sarerealized），因为政府对股票贬值时投资者的损失没有任何补偿。虽然缴税的基数是股票增值的利润减去贬值的损失（有些人被迫在股票贬值时出售股票，这些损失可用于抵消利润），费尔德斯坦仍然认为这个税收的性质不公平。

当然，税法也允许人们把一部分税前收入放进401（K）退休金账户、IRA（个人退休账户）这样的储蓄帐户以鼓励储蓄。当他们退休以后，需要用钱时再提出来；只有用钱时才缴税。也就是说，这些投资手段使原本应该现在缴纳的税推迟到退休以后才上缴。

一般来说，有钱人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渠道避免当下缴税，每年储蓄到税法允许的最大限度。那些中低收入人群却很少参与，而他们正是需要为退休着想的人。这些特殊的储蓄渠道有可能强化那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只有富人才能雇律师，会计师利用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体制不是为普通老百姓设计的。

这些体制上的设计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尤其是那些中低收入人群。但中低收入人群却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不参与401（K）这样的储蓄账户。什么原因呢？行为经济学家（例如哈佛大学教授David Laibson）认为一部分原因是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惯性思维：除非有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特殊原因，为什么要改变现状呢？他们建议与其让员工选择参加401（K）这样的计划，不如让他们选择不参加这样的计划。也就是说，所有的雇主在雇用员工时，都自动给员工建立401（K）的账户，每个月把工资的一部分放在这个账户，除非员工有意选择退出401（K）。这样每个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有这样的储蓄账户，享受推迟缴一部分税的好处。

问题是那些有钱人即使没有401（K）这样的账户也会储蓄很多。所以费尔德斯坦认为，从鼓励储蓄这个角度来说，401（K）和IRA等账户没有真正起到增加原本储蓄少的人的储蓄的目的，而只是减少国库当年的税收。衡量一切政府的效应都应该看由它引起的增量变化，即边际效应，而不是原本的储量。■

五十四 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下）

内容包括企业所得税、利息避税、特殊减税款项以及税制改革的可能性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主讲的“公共财政”课程（Public Finance或Public Sector Economics），上一期“哈佛笔记”介绍了前半部分，主要涉及税收体系设计的三个目标，即高效、公平和简单，以及个人所得税。

本期“哈佛笔记”，继续介绍剩余的部分，包括企业所得税、利息避税、特殊减税款项、以及税制改革的可能性。

企业所得税

在企业所得税这一块，费尔德斯坦着重讲解“双重税收”（double taxation）：在企业利润中，企业要上缴企业所得税35％；当企业分红时，股东要再缴15％的分红税（divident tax）。

在小布什总统税改以前，红利都是像普通收入一样缴税。那些高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tax）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远远高于15％，一般都是28％或33％。这些人是小布什总统税改的获益者。

费尔德斯坦言谈中流露出对这次税改的肯定，因为它降低了税率，减少了福利损失。

费尔德斯坦认为，“双重税收”使资本更倾向于投资房地产，而不是到企业建厂房买设备；从更广阔的意义说，它使人们更倾向消费，而不是储蓄——这是费尔德斯坦一直反对的。他的这些个人见解带有相当强的右派（保守派）色彩——反对高税率，大政府；鼓励储蓄，抑制消费。

而与其相反的左派（自由派）经济学家首先反对“双重税收”这个说法。他们不认为这是双重税收：“双重税收”这个词的本身就先入为主地带有情感色彩，是贬义的。他们认为，这些税都是股东、富人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应该交的：如果富人不多缴税，穷人承担的起国家必需的花销吗？

受凯恩斯理论影响很深的经济学家从根本上对多储蓄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担心储蓄太多会导致总需求不足，把经济带入衰退。

利息避税

再说利息避税（tax shield）。为了鼓励人们拥有房屋，成为有责任的有产者（这也是小布什提倡的“ownership society”的意思），而不是不负责任的租房者，美国政府允许房主把房贷的利息部分在交纳个人所得税时从个人收入中扣除，减小缴税基数，然后再计算应该上缴的税。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按照每个人的边际缴税率，补偿贷款利息的一部分。

目前，美国允许房主对前两处房子的贷款利息减税，费尔德斯坦说，这样做不但鼓励人们买房，而且鼓励人们买更大的房子，更多的房子，贷更多的款。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这使房价过高，房贷与房价（loan to value ratio）的比例过高。一旦经济生活中有风吹草动，房市就会坍塌。最近的金融危机就有这方面的因素。

同样，一个企业的贷款也有减税的作用。一个公司为银行贷款和其他债务所付的利息和其他运营成本一样都从总收入中减去，然后算出税前利润。这种计算方法意味着付的利息越多，即借债越多，征税的利润基数就越小，缴税就越少。也就是说企业借债有避税的作用（tax shield）。这个作用使企业在融资时，更倾向发债，而不是卖股份。（企业融资与税收政策的关系在今后的“哈佛笔记”中还有更详细的阐释）。

越是有钱人，住的房子越大，贷款越多，政府对他们的利息补偿（实质是政府的subsidy）就越大。这对那些租房子住的人来说公平吗？如果政府取消房贷利息避税的政策，总税收在2008年会增加900亿美元。费尔德斯坦建议利息避税应该有一个上限。

特殊减税款项

美国税收政策中有许多类似房贷利息减税的减税款项(special exclusions)。例如，企业雇主为员工买的医疗保险（medical insurance premiums and medical care）是职工的福利待遇，可以和员工的工资一样从企业的总收入中减去，也就是减少了企业缴税的基数。这些福利也不算入职工的个人所得税当中，因为不是工资的一部分。政府希望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所以对这部分钱没有征税。如果政府对这部分钱征税，政府的收入在2008年会增加1600亿美元，是所有个人所得税1.2万亿美元的13％。

同样，政府允许个人把对公益事业的捐款从个人总收入中扣除。例如，一个高收入人的边际税率是33％，他给附近的教堂捐款1000美元。他的实际捐款是670美元，另外330美元是美国政府减少的税收。如果没有这一政策，政府的总税收在2008年会增加560亿美元。越是有钱人就越习惯用这种方法避税。最近奥巴马政府准备限制捐款减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28％。费尔德斯坦认为这会打击富人捐款的积极性，严重影响非营利组织从社会募集资金的能力。

虽然美国政府有权利核实每个人的税表，但检查到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美国政府承认每年有大约14％税收因为各种各样逃税漏税的手段没有被征收上来。一种原因就是人们不自觉，知法违法，有不会被查到的侥幸心理。另一种原因就是人们心理不平衡：富人能雇佣律师，会计师帮助他们合法地逃税漏税，为什么我们就应该缴税？

费尔德斯坦把对税收影响最大的前五个特殊减税款项加起来，得出4000亿美元，是个人所得税的三分之一。前十个减税款项对税收的影响是6000亿美元，大约是个人所得税的一半（根据2008年数据）。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减税款项，美国政府的个人所得税的总收入会增加一半。如果美国政府保持总税收不变，那么取消这些减税款项就可以减少所有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半，从而大大减少福利损失。

费尔德斯坦对这些特殊减税款项持怀疑态度，因为条款分类太复杂。如果医疗费用可以减税，那么配眼镜算不算医疗费用？健身俱乐部的费用算不算？每周按摩的费用算不算？如果房子的贷款利息可以减税，那么如果一个人住在一条船里，船的贷款利息算不算？如果每个孩子有孩童抵税金额（child tax credit），那么父母离婚了，各自独立缴税怎么办？如果按照这个孩子与父亲住的时间和与母亲住的时间的比例来分这个税收方面的优惠，那么如果这个孩子住在学校里怎么办？税收条文的繁琐程度可想而知，而这些仅仅是税收政策的九牛一毛。

那么为什么不能取消这些复杂的特殊减税款项（special exclusions）呢？因为每一项都有一大堆存在的理由。费尔德斯坦对美国税收体系（tax system）的介绍给人的印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合理的是不是就应该存在”呢？费尔德斯坦在税收政策方面有很多个人见解。例如，他倾向通过各种形式对消费征税以鼓励储蓄投资。但他承认，他在课堂里的影响比在华盛顿的影响要大得多。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没有一个人说了算。无论政策的好坏，由于各种复杂利益的关系，都很难在国会通过，立竿见影就更难了。

税制改革的可能性

把目前复杂的长达几千页的税收政策推倒重来，几乎不可能，所以只能考虑渐进式改革。一种改革税制的框架性思路是降低税率，但扩大征税基数，取消那些富人常用的特殊减税款项。这样可以减少市场扭曲（deadweight loss），使税制更加高效，公平和简单。

里根总统时期，最高收入家庭的边际税率从50％降低到了28％，老布什时期增加到31％，克林顿时期再增加到36％，小布什时期降低到35％，但现在国家债务如山，又面临着增加高收入家庭边际税率的压力。所以多数人对这种改革思路持怀疑态度。

另一种改革思路是实行增值税（VAT,value added tax）。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值税，但美国没有。增值税有很多优点。首先，它是对消费征税，不鼓励人们提前消费。其次，没有复杂的税率表和特殊减税条款。每个人交的税和他的消费是成比例的，不是越有钱的人税率越高，越没钱的人税率越低。

但增值税也有缺点。为了避免缴税，卖方可以提供两个价格：有收据的价格高一些，没收据的价格低一些。买方可以选择现金交易，价格低一些，没有任何收据证明。这是逃税漏税的常用方法。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政府的税收完全依靠增值税，他们只是把增值税作为整个税收体系的一部分。

美国的独特性在于完全没有增值税。萨默斯等经济学家曾经撰文，美国这样的特殊性（exceptionalism）应该被逐渐取消。为美国设计增值税的一个障碍就是从现有体系过渡到增值税体系面临许多体制设计方面的困难。

美国不但没有增值税，也没有国家统一的零售税（retail sales tax），各个州有自己的税率，有的州甚至没有零售税，例如马萨诸塞州北面的新罕布什尔州没有零售税。在奥巴马政府2月出台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之前，经济学家都在大动脑筋如何刺激消费以带动总需求，尤其是耐用品消费，像冰箱、洗碗机等家用电器。

有人建议联邦政府在一定时间内，例如两个月或三个月，让所有的州免去零售税，鼓励消费者提前更换这些耐用品，因为在几个月以后，零售税会回复原状；然后，州政府在这几个月中损失的零售税收入由联邦政府补齐。反对者说，这个建议听起来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各个州的零售税不同，有的州甚至没有，所以联邦政府给州政府的好处因为起点不同而不同，这样不公平。

还有一种改革思路是对用于消费的那部分收入征税（consumed income tax），也就是说每个人把自己的税前总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放在一种特殊的储蓄账户，不用缴税，直到取出来用的时候再缴税；另一部分准备消费的钱放在其他账户，这些钱是要缴税的。这种思路和现行的个人所得税（income tax）和一些特殊的储蓄渠道（401(K)，IRA等）区别不大。只是目前的这些特殊储蓄渠道每年有储蓄上限，而这个改革思路没有免税的储蓄上限，有更加鼓励储蓄和抑制消费的作用。但如何从现行体制过渡到这个体制又是问题。经济学家还没有拿出禁得起推敲的方案。

还有一种时常被总统竞选人青睐的改革方案就是flat tax：每个人都付同样的税率；低收入家庭的前面几千块钱的收入是免税的(some excludable amount)。这种税制最大的优点是形式简单，不鼓励提前消费(no inter temporal distortion)，而且没有体制过渡的障碍。

这种方案的问题是：当每一个特殊减款项取消时，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没有房贷利息减税的效应（tax shield），房价就会下跌，我们愿意看到房价下跌吗？如果给公益事业捐款不能减税，那些非营利机构的收入就会大大减少，我们难道不应该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吗？如果再把利息税，分红税和资本增值税（capital gains tax，对买卖股票利润征的税）与普通工资收入区别对待，……

我们会发现，这样思考下去的结果是使flat tax越来越像现在的税收体制，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存在的特殊减税款项。

不同学者可以提出不同的税改措施，但大多数都是在研究策划阶段，都是一纸空文。直到有一天某位总统启用某一项税改政策，并愿意为这个政策的立法和实施在国会倾注大量的政治资本，那时一纸空文才会变得有生命力。■

五十五 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上）

什么是利息避税；税收如何影响利润的去处；政府如何通过税收鼓励投资；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税收为何要与别国协调

3月4日，哈佛商学院的米歇尔·迪采教授（Mihir Desai）接替费尔德斯坦的公共财政课，用四节课讲授开放经济下的税收和投资。

哈佛商学院有不少印度教授，迪采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印度，在香港和美国长大，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1993年获哈佛商学院硕士，1994年获富布莱特（Fulbright）奖学金去印度学习研究一年。他是税收政策、国际金融、企业融资、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的专家。

他的英文清晰流畅，没有任何口音。他经常用提问启发学生思考，在课上形成良好的互动。

迪采教授主讲的内容是企业融资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

利息避税

在美国，一个公司为银行贷款和其他债务所付的利息，和其他运营成本一样，都从总收入中减去，从而算出税前利润。这种计算方法意味着，付的利息越多，即借债越多，征税的利润基数就越小，缴税就越少。也就是说借债有避税的作用（tax shield）。

这个作用使企业在融资时，更倾向发债，而不是卖股份。但是不是发债越多越好，股本越小越好呢？当然不是，债务累累会压得公司喘不过气来。债务和本金的比例（debt to equity ratio）要适当，总资产的价值才最高。

这样分析的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债务和股权的界限非常清晰，但实际企业运作中，有些资产的性质很模糊。例如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 bonds），这种债券因为可以转换成股票，利率较低。它应该算是债务（debt）还是本金(equity)呢？从上税的角度想，企业把它算为债务，以便享有tax shield的好处。在对股东的年报中，企业却把它算为本金。

这样做完全合法，因为企业有两本账：一本是给政府税务部门看的，一本是给投资者看的。但是这样做应不应该呢？有人主张不应该：这两本账应该是一本账，只有完全一致才是最透明最诚实的财务报表。有人认为这两本账应该分开，因为目的不同，数字的来源和计算方法也应该不同。还有人认为，虽然两本账应该分开，但应该建立互算方法，从一本账可以算出另一本账。总之没有定论。

正是因为两本账是合法的，在这次经济衰退以前的15年左右，微软公司（Microsoft）给股东的年报一直显示丰厚的利润；相比之下，微软给美国政府缴税的数量却显得微不足道。

税后利润的去处

对于税后利润，企业有三种做法：可以分红给股东，可以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使公司股票价值上升，还可以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

股东拿到的分红要按普通收入纳税（taxed as ordinary income tax），而股东只要不卖股票，就不需要对股票升值交纳。如果卖股票，实现了升值带来的利润，股东必须交纳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一般来说，资本利得税要比普通收入税要高，所以一些股东不愿意在股票升值时卖股票，宁肯不实现升值利润。因此，费尔德斯坦等一些人认为，资本利得税阻碍了股票的正常买卖，降低了市场效率。

而公司管理层在同等条件下，会更倾向把公司税后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分红；他们表面的理由是，“即使给股东分红，他们也是要缴税；这还不如用这些利润扩大再生产，让股票升值，这样只要他们不卖股票，就不必交利得税。”当然，他们实际可能在想通过扩大再生产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及个人权力。

那么，为什么有的公司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中会有一定比例的分红呢？这是公司在做“形象工程”。众所周知，管理层对公司的了解和掌握远远大于普通的股东，他们对公司的信息量的掌握是不对称的（information asysmmetry）。这是典型的由于主人和代理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管理层为了显示自己不是随意挥霍股东投资的利润，所以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中有一定比例的分红。

为了让股东避免因分红所带来的纳税负担，企业还可以把利润用于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repurchase outstanding shares）。这是企业第三种使用利润的方法。通过解释这三种方法，迪采意在表明，税收政策影响着企业的各种经济决策。

政府鼓励企业投资的办法

接着，迪采讲述税收与投资的关系。投资在GDP的四个成份中（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是浮动最大的变量。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鼓励企业投资呢？一种办法是投资抵税（investment tax credit）。

例如，国会可以规定新投资的10%可以抵税。这种办法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采用。因为生产仪器设备的厂家一旦知道买方可以用仪器设备的花销的10%抵税，就会把原有价格提高10%，所以买方还是得不到好处。这个办法不能达到刺激投资的目的。

政府还可以降低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tax），让公司保留更多的利润。这种办法的问题是，公司保留更多利润只是提供了公司再投资的可能性，但公司并不一定扩大再投资。公司可以分红，也可以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因减税而增加公司的利润仅仅是提高了已有资产的回报率，而不一定增加新投资。

政府还可以减少红利税（divident tax），希望投资者因保留了更多的红利而更愿意再投资。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投资者保留了更多的红利，提高了已有资产的回报率，但不一定再投资。

除此以外，政府还可以允许公司加速设备厂房的折旧（accelerated depreciation）。这种方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被政府采用，因为加速折旧，公司账面利润减少，政府征收公司所得税的基数缩小，公司税后利润增加，股票升值。在股市普遍升值的大环境下，公司直接从股市融资的成本减少。

这种办法也有两个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大公司的硬件设备中大约有一半与研发有关（R&D）。这些设备本身的寿命就很短，其中很多一部分只能使用两三年。对这部分设备来说，即使再加速折旧，鼓励公司再投资的效果也不明显。

另外，加速折旧的政策只有在高通胀、高利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见效，因为如果公司有钱，公司会倾向现在买设备，迅速折旧，而不是以后买设备；也就是把今后的投资提前。这对过热的整体经济情况有负作用。如果是在低利率的经济衰退时期，企业没有动力提前投资，经济仍然不能走出恶性循环。所以加速折旧达不到政府预期的效果。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政府允许企业把所有研发方面的开支全部作为普通的一次性花销从总收入中减去，最大限度的减少计算企业所得税的基数。这是允许当年的R&D在当年百分之一百的折旧，是加速折旧的极限。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政策

企业只是一个法人，是谁在真正承受企业所得税呢（tax incidence）？是企业的股东，企业的员工，还是企业产品的消费者？答案取决于资本市场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产品的市场结构，即在这三个市场中供需关系分别对资本回报率、工资和产品价格的敏感程度。

任何税收都会扭曲市场本身的平衡点，产生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买方的福利损失多还是卖方的福利损失多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曲线的斜率。如果卖方市场是完全开放，完全竞争的市场，那么供应就是完全有弹性的（completely elastic），税收完全由买方承担，所有的福利损失都是买方的福利损失。

根据这个道理，如果资本市场是完全开放的，那么资本就会流向低税率或零税率的行政区域；股东所承担企业所得税的成分就很少，甚至是零。如果劳动市场是完全开放，完全竞争的，那么劳工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就会选择在企业所得税低的行政区域工作；员工所承担的企业所得税的成分就很少，甚至是零。

这样分析的结果是：在开放经济里，资本和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政府对哪种生产要素征税，哪种生产要素就会跑到其行政管辖区域以外的地方，享受低税率或零税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被动的，需要和其他政府协调，甚至联合起来才能使税收有效。

目前由于移民法的限制，国家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不流动的；但是美国的资本市场是敞开的，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直接投资（FDI）和买股票和债券（portfolio investment）在国外投资；所以美国企业所得税和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 for the highest income bracket）越高，就越促使美国企业和个人在外国投资。

为了招商引资，各个国家都愿意降低税率，吸引外资。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在OECD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现在是这些国家中第二高的。那么美国跨国公司就有动力通过转移成本（transfer pricing）使最大的利润出现在企业所得税最低的国家。

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是10%，远远低于很多国家的税率，因此而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资本，造成了经济泡沫。

五十六 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下）

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理由；如何对海外利润征税，公司如何避免交税等

3月4日，哈佛商学院的米歇尔·迪采教授（Mihir Desai）接替费尔德斯坦的公共财政课，用四节课讲授开放经济下的税收和投资。

上一期“哈佛笔记”介绍了前半部分，主要涉及什么是利息避税；税收如何影响利润的去处；政府如何通过税收鼓励投资；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税收为何要与别国协调。

本期“哈佛笔记”，继续介绍剩余的部分，包括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理由、如何对海外利润征税、公司如何避免交税等。

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理由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政府为什么要征收企业所得税？是因为一般来说投资人都是有钱人，政府想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吗（more progressive tax）？这是有政治色彩的想法，没有经济基础。

更有力的理由是，使征收个人所得税更有效。试想，如果没有企业所得税，人们会怎么做呢？人们会自己成立个体私营公司，把自己的收入变成公司收入，从而避免缴纳个人所得税。

征收企业所得税还有一个理由：所谓“有限公司”指的是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美国的Corporations都是有限公司，都必须上缴企业所得税。这种公司如果破产，债权人没有权利要求得到股东在此公司投资以外的其他资产。股东最大的损失就是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他个人的其他财产不受影响。他的责任和可能的损失是有限的。谁来确保债权人不逾越股东的底线呢？是国家和国家法律，包括法律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这是国家提供的，股东享有的一种公共产品。公司应该为其享有的公共产品纳税。

为了避免交纳企业所得税，人们可以建立“无限公司”（unlimited liability），或“伙伴公司”（partnerships，一些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采取这种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公司。美国的Corporations的数量占所有公司数量的比例，从以前的百分之八九十下降到目前的三分之一。一般来说，上市公司都是Corporations,都要上缴企业所得税。

此外，人们都知道大型企业的实际权力都集中在管理层，大量的中小股东由于不是每天参与管理，与管理层掌握的信息极不对称而被边缘化，对任何企业决定没有任何影响，只能跟着跑，这便产生了代理人难题。政府征收企业所得税也使得政府成为股东的一员，和其他所有股东一样，分享企业利润的好处。

美国的企业所得税是35％，美国政府享有企业利润的三分之一强，是一个主要股东。当企业偷税漏税、欺骗政府时，政府税收部门有权查抄一切账目，曝光一切不轨行为。政府代表了所有的股东，也为所有股东说话。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俄罗斯的普京（Putin）总统查抄偷税漏税公司的账目时，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反而上升的主要原因。

如何对海外利润征税？

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有40％-45％的利润是海外利润，而且因为海外利润的增长速度比本土利润的增长速度快，这一比例有增长趋势。对海外利润应该如何征税，才能不影响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有效配置，即只根据税前利润率（即资本回报率）的差别选择海外投资的地点？

美国政府可以选择无视外国政府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其境内利润的征税，一如既往，征收同样的税，那么这个公司面临的税率就是两个国家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之和（t+t*），税后利润率就是r(1-t-t*）。这样的税收政策就打击了美国公司向外扩张的积极性，人为地阻止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美国政府还可以选择允许美国跨国公司，用对外国政府交的税减少对美国政府缴税的基数，公司税后利润率就是r(1-t*)(1-t)。这样的政策比前一种政策要好一些，但仍然不能让资源在全球范围最有效的配置。

美国政府采取对美国公民和美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和利润征税（worldwide regime）。美国政府允许他们用上缴外国政府的税抵消掉一部分美国政府的税（foreign tax credit）。如果上缴外国政府的税，大于这部分收入或利润应该在美国上缴的税，多余的部分忽略不计，不能够抵消这些人在美国其他收入，或这些公司在美国的利润所应该交的税。

微软公司就以任意价格从美国转移了很多专利技术到爱尔兰（这些专利很难有客观的估价标准），每年专利的收入也随之到了爱尔兰，所以爱尔兰的分公司记录了大量的利润。只要这些利润留在海外，不回美国，就不需要给美国政府缴税，而只是上缴10％给爱尔兰政府。只有当这些利润返回美国时，才需要按照美国企业所得税和爱尔兰企业所得税的差额（35%-10%=25%）给美国政府缴税。

理论上说，微软的研发费用和其他总部的一些费用（overhead costs）也应该按照营业额的比例，摊派给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这样美国政府对企业利润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的基数才不会人为缩小。但是，外国政府也不愿意缩小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基数，不允许跨国公司把总部的花销摊派给当地公司。这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为了避免给美国政府缴税，跨国公司愿意把海外利润滞留海外，有意不返回美国。有一年，美国政府为了刺激投资和增加就业，特意对美国在海外的资本大赦，仅仅征收5％的税，鼓励其返回美国进行再投资。结果4000亿美元立即返回了美国。

迪采认为，这种全球征税（worldwide regime）的总思路是错的。这种思路假设，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是为了追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如果这个假设正确，那么，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税收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取消由于两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不同，而给企业带来的税后资本回报率的差别。

迪采认为，这个前提假设不成立。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直接投资（FDI），主要是为了开辟新市场，接近客户，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公司本身独特的长处（comparative advantage,or firm-specific advantage）。直接投资不是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本回报率，所以不会对不同的税收政策有反映。买股票和债券的间接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与直接投资不同，投向海外的间接投资，的确是为了追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

如果迪采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征收企业税的总思路应该是，对行政管辖区域内的所有企业征税（territorial regime），而不是根据国籍在世界范围内征税。许多发达国家都采取了这条思路，例如日本；或正在向这条思路过渡，例如英国。

只有美国特殊。美国在很多方面特殊，在税收政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美国完全没有增值税。虽然增值税不能代替其他所有的税收，但是增值税是许多国家税收体系中的一部分。许多学者，包括萨默斯，都认为美国不应该特殊，尤其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后，美国就更不应该特殊了。

全球征税的思路还隐含了“零和游戏”（zero-sum game）的思维框架：美国损失的工作就是外国增长的工作。这种“零和”思维在间接投资中有可能是对的：增加在海外资本市场的投资，就是减小在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但是在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中，这种思维是不对的。有研究表明，海外的直接投资和美国境内的直接投资不是取代关系，而是互助关系（complementary)。海外直接投资为外国创造就业的同时，也为美国本土创造了就业。

当奥巴马说，他要取消那些把美国工作送到国外去的税收政策上的漏洞（stop those tax loopholes that send jobs abroad）。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可以取消tax deferral（延期纳税），无论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是否返回美国，都无一例外地征税。他也可以让美国跨国公司上缴（t+t*）或（1－(1-t*)(1-t)）。这里t是美国国内公司所得税率，t*是外国公司所得税率。在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经济衰退的今天，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可以成为美国政府税收组成的一大部分。但是，这样做就更加背离了在迪采看来应该采取的思路（territorial regime）。

公司改头换面的“新国籍”

在从worldwide regime到territorial regime的转型过程中有很多挑战。当经济完全开放时，不但资本和劳动力是可以流动的，而且企业的国籍也是可以“流动”的。如果一个企业有很多全球性收入，或预计有很多全球性收入，它会选择在国外，特别是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注册，说它自己根本就不是美国公司，不受美国法律的限制。

如果美国政府想“关闭大门”，限制资本流出，加大对海外利润的征税力度，那么一个美国跨国公司除了把利润大量滞留在海外，还会怎么办呢？它有一个巧妙的办法，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外国公司：它可以把自己卖给一家注册在低税率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而变成它在美国的分公司，享受那个国家的低税率，和对资本更加“开放友好”的政策。

这给政府的财政智囊们出了新的难题。他们既不愿意“闭关锁国”，妨碍生产元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也不愿意看到应该流入美国国库的税收，流入了外国政府或大量滞留海外，没有在美国投资和扩大就业。

“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

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给政府带来很多无奈和尴尬（当然，不开放的或非市场经济也有另外一系列的问题）。3月，接受大量政府救援款的AIG给高管层发放高额奖金和“留住奖金”（防止高管跳槽），引起公众的愤怒和哗然。奥巴马政府的高层官员在“合同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下束手无策，直到奥巴马本人在舆论的压力下亲自出面，命令手下寻找“合法的途径改变合同”。

另外，奥巴马政府高层在金融危机层层深入的情况下，基本排除银行国有化的可能性。这里面有意识形态的障碍，也有实际操作中的困难：政府没有管理银行的经验。管理银行的经验和能力都在私营经济（private sector）当中。政府不得不仰仗私营经济在具体行业的知识、经验和能力，高效地配置资源，带动经济发展。这也是3月财政部推出的公私联手购买坏账的一个原因（Private-PublicInvestment Plan）。政府怎么知道这些“有毒资产”值多少钱？它要靠私营企业“发现价格”（price discovery）。

这是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年－2006年）在晚年出版的《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HoughtonMifflonCompany,Boston,NewYork,2004）书中的一个论点。在“The Myth of the Two Sectors”的一章中，他说大家平时脑海里公有经济（public sectorr）和私有经济（private sector）的清晰的分界线并不存在，美国经济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就是一种经济：私有经济（private sector）。他举例说明了私有经济对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的深入的影响。

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生前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多次服务于民主党政府，是罗斯福新政和肯尼迪总统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的政见非常左派，是20世纪中期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经济主张与现今的主流经济学派观点有天壤之别。

现今的世界不是加尔布雷斯的世界。在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里，政府不能命令企业，也不能参与经营，只能通过政策给企业动力，最大限度地做好“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为社会造福。于是政府的智囊们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试图用“看得见的手”影响“看不见的手”，再通过“看不见的手”把经济从恶性循环带入良性循环。

迪采最后提到，如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间接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的征税问题。最近十年里，FDI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小，而间接投资的重要性在逐渐增加。他简单地提到了Marginal Investment Model和After-tax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但没有时间展开。

五十七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上）

大多数人是短视的，他们过一天算一天，不为长期着想，不想退休以后的收入从哪里来

费尔德斯坦讲税收政策时，用很大一部分时间计算一个税率的增加对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的影响。当政府提高某一个税率10％，政府的税收并不会增加10％，因为人们会改变行为方式。如果政府对所有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人征收100％的税，那么就不会有人愿意在一年内挣25万美元以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都是根据游戏规则，决定自己的行为。

当设计政策方案、预计政策效果时，政府的智囊们应该把人们的行为变化也考虑进去。这种把人们因政策改变而改变行为的效果考虑进去，再预计政策效果的分析叫作“动态分析”或“动态预测”（ dynamic analysis of dynamic estimates with behavioral response）。当用动态分析预测增加税率的效果时，考虑到福利损失，增加税收的成本是相当大的。这种动态分析的问题是模型经常过于复杂。人们更常用的方法是假设人们的行为没有因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即“静态分析”或“静态预测”（ static analysis or static estimates），虽然人们知道这种方法非常不准确。

退休金与医疗

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全称是“社会保障与福利”（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具体包括四个项目：老年、遗属和残疾保险（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或OASDI）；医疗保险（Medicare）；补充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和贫困家庭暂时援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

人们平常所说的“美国退休金体系（Social Security）将要倒闭了”指的是OASDI中的老年或遗属这一部分的收入和开支，不包括残疾保险基金（Disability Insurance Trust Fund）。

美国社会退休金体系是费尔德斯坦多年来一直跟踪研究的一个领域。

美国在2007年社会退休金支出是5945亿美元，老年人社会医疗费用（Medicare,65岁以上的人就可以享有这个待遇）是4316亿美元。这两项加起来的费用是当年GDP的7.5％，而且增长很快，相比之下，美国的国防费用是GDP的4％。

社会退休金和老年人社会医疗是美国政府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条文计算出来的刚性支出：所有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就可以领到这些政府津贴。这是政府不可控制的花销（non-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所以也叫automatic programs或entitlement programs。

这些基金的来源是工资税（payroll taxes），这与个人所得税（income tax）是分开的。这些税不是从政府总税收中分出来的，而是“专款（转税）专用”（ear－marked tax）。每年工资税的数额庞大。2008财政年，工资税占GDP的6.3%；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政府个人所得税是GDP的8.1%，企业所得税是GDP的2.1%。

工资税是从工作人群中收上来的税，用于发给老年人退休金。目前，收入仍然大于支出，2007年多出1793亿美元。每年多出的钱积累在“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到2007年底，这个基金的总资产是20236亿美元。但实际上这个基金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会计上的说法（accounting device），不是一个真正的买卖股票和债券的投资基金。这些钱与政府的其他税收一起形成政府的总预算（unified budget）。

退休金的四种形式

退休金有四种可能的设计形式：一是以投资为基础（investment based），真正地买卖股票和债券；二是采用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即在年轻人身上收来钱，花在老年人身上；三是“固定受益”类型（defined benefit），即退休者可以领到固定的退休金；四是“固定供款”类型（defined contribution），即每期存入固定金额到退休金账户。

四种形式混合，就有了以投资为基础的固定受益类，以投资为基础的固定供款类，现收现付制的固定受益类，和现收现付制的固定供款类。

以前的退休金大多是“固定受益”类，管理投资的风险由企业承担，无论投资效果如何，职工的退休金是固定的。现在的退休金大多是“固定供款”类，职工每年每月向退休金的存入是固定的，而退休以后的收入是不确定的，风险由职工个人承担。

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的计算方法，是在一个公司最后一年工资的2％乘以在这个公司的工龄。如果一个人总换工作，就会处于不利的位置，因此，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不适合流动性越来越强的劳动力市场。

固定受益类与固定供款类还有一个主要区别：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中，个人的存入与退休后的收益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透明，没有明确的关系。而固定供款类的退休金则有明确的存入和收益关系，因此更加鼓励人们储蓄。

固定受益的退休金机制使公司倾向于现在少付工资，多承诺以后的退休待遇。越是经济实力差的公司，就越是这样。如果公司破产了，它承诺的退休金怎么办呢？所以，美国还有一个国家主办的退休金保险公司（Pension Benefits Guarantee Corporation）。每个公司都要向这个保险公司上税，这个公司随即担保员工的退休金。

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属于现收现付、固定受益类型的基金。每年的剩余没有用于投资，而是和政府的其他税收合并到一起了。即使如此，社会保障基金仍然能有年均3％的真实增长（real return）。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美国的人口长期平均年增长率是1％，真实工资的平均年增长率大约是2％，所以即使工资税的税率不变，社会保障基金也会平均每年增长3％。

OASDI的税率一直在升高，从1980年的8％到1990年以后的12.4％。再加上医疗保险（hospital insurance，这是Medicare的第一部分）的税率2.9%，工资税的总共税率是15.3%。

为什么有社保基金？

为什么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基金呢？上世纪30年代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还很小，只有在企业有负的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或其他市场不完美的情况下，政府才会介入进来。

当时，没有每年真实回报率是3％的长期投资产品。1997年以后，人们可以通过买“保护通胀”的长期国债（即保护投资者除通胀以外的实际收益, 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或TIPS）来达到这个目的。但上世纪30年代没有这种投资渠道。

费尔德斯坦认为，罗斯福总统推出社会保障体系，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大多数人是短视的，他们过一天算一天，不为长期着想，不想退休以后的收入从哪里来；而我们这个社会又是和蔼的有人情味的社会（a kind humanesociety），所以政府决定保障每个人都是老有所养的：每一个人只要到了65岁，无论收入高低，都会有一份养老金。费尔德斯坦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允许人们更加短视，甚至那些原本有责任心，为长期打算的人也会因为有社会保障基金而不精打细算为将来着想。

经济影响

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是针对老年、遗属、和残疾人的保险（old age,survivor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2008年，社会保障基金对所有10.2万美元以下的工资收入征收12.4%的工资税：其中包括1.8%的残疾人保险。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摊12.4%的税，各付6.2%。

2007年，美国人的收入中位数（median income）是40307美元。退休以后可以从社保基金收到16846美元，即他的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或PIA）是退休前工资的42％。高收入90737美元的人可以收到26220美元，即退休前收入的29％。低收入18138美元的人可以收到10224美元，即退休前收入的56％。

每人每月交纳的社会保障金是根据平均月收入（Average Indexed Monthly Earnings或AIME）的公式算出来的。每人至少工作40个季度，也就是总共工作10年，才有资格领取退休金。

表面上看，社保基金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redistribution），也就是高收入的人在弥补低收入人退休后的生活。其实并非如此。高收入的人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参加工作晚，上缴工资税的时间晚，缴税的年数比低收入的人少。而且，高收入人的平均寿命比低收入人的平均寿命要长，65岁以后享受社保基金福利待遇的年数要长。

高收入者的配偶，一般来说是妻子（也可以是丈夫），工作多年65岁退休以后，可以选择她自己的primary insurance amount（PIA，基础保险金额），也可以选择领取她丈夫的PIA的50％，但不能两者兼有，因为社保的意义在于，保障每个人退休后的最低生活水准，而不是使你富有。

一般来说，高收入家庭里丈夫的年收入是妻子年收入的很多倍，丈夫PIA的50％也比妻子自己挣的PIA要多，所以她会选择丈夫PIA的50％。这个待遇和她本人从不参加工作的待遇是一样的。所以，高收入家庭的妻子如果从领取社保基金的角度说，她会选择不工作。低收入家庭一般都是双职工家庭。

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的平均寿命要高。如果她活得比她丈夫长，她可以领取她丈夫100％的PIA。如果丈夫比妻子活得长，他可以从妻子的PIA和他自己的PIA当中选择最高的。

如果有人选择62岁退休，提前3年，那么他领取的PIA，就比他如果在65岁退休领取全额退休金少。如果有人选择在65岁到72岁之间退休，那么他的PIA每年仍然增长。如果有人72岁还没有退休，他的PIA不再增长。社保基金不鼓励人们在72岁后继续工作。

社会保障基金对劳动力的供给有什么影响呢？一般来说，它对年富力强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界人群，体制如何的设计会很有影响力，比如，那些已婚妇女、濒临退休年龄的人、那些进入青春期但还没有成熟的人，他们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

费尔德斯坦认为，社保基金很“奇怪”，因为它不鼓励已婚妇女工作，除非丈夫的收入很低，妻子不得不工作。而且，社保基金的存在减少了储蓄的必要性，取代了一部分储蓄。

为什么储蓄对整体经济来说很重要呢？在费尔德斯坦的思维框架下，只有年轻人的储蓄（savings）大于老年人的支出（dissavings），富余的部分用于有效的投资，一个经济体才能增长，否则经济就不能增长。

另外一位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曾经撰文，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思维框架。首先这种思维框架是建立在封闭经济体系上的（closed economy），不适合今天的开放经济体系。

在开放经济体系里，一个国家如果储蓄小于支出，还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借贷”。描述同一个现象的另一种说法（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是外国投资者看好这个国家，愿意在这个国家投资，使得这个国家的投资不受低储蓄的影响，经济继续增长。

其次，库珀教授认为，21世纪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与17世纪和18世纪有根本的不同。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与其说是储蓄以及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不如说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和一个激励人们发明创造，改进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的机制。如果他的世界观更确切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事不是提高储蓄，而是维护好这个机制和那些外国投资者看好这个国家的理由，包括产权明晰、法律健全、市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等等。

目前，由借贷过剩，金融衍生品复杂混乱导致的美国经济危机，是否说明库珀教授的见解不再成立了呢？

五十八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下）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带来了巨大挑战。费尔德斯坦教授讲解应对之道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带来了巨大挑战。1950年，16.5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现在，三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30年以后，两个工作的人就必须养一个退休的人。

如果现行的法律不变，即老年人的福利不减少，工作人群交纳的工资税税率不增加，美国社会退休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的总资产预计在2017年达到峰值。也就是说，八年以后，社保基金的支出会大于收入，使总资产逐年减少。预计在2041年，社保基金总资产会成为负数。届时，政府只能用其他税收填补这个无底洞，加剧财政赤字。

现在是三人养一人，每个人的工资税是12.4%，如果将来两个人养一人，相应地每个人就要上缴19.6％。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税率要增长58％(＝(19.6％－12.4％）/12.4％），引起巨大的福利损失。让工作的人多缴税，加重他们的负担不得人心。税率越高，福利损失越大，越低效。

减少老年人退休金也不得人心，哪一波人赶上了，哪一波人倒霉，而且这样做也不符合社会公德。目前，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或PIA）的中间值（median）是每年1.8万美元。如果减少三分之一，就变成了1.2万美元。每个月1000美元的养老金可以保障基本生活质量吗？

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隐秘的做法。一个是取消“通胀代数”(indexed to inflation)。目前，社会退休金随每年的通胀而自动增长。如果停止随通胀增长而自动增长，虽然退休金数目不减少，但真实退休福利减少了。这种做法和减少退休金一样不得人心，不可行。

另一个办法是延长退休年龄。以前，凡是65岁以上的人就可以享受社保福利，现在不行了。只有那些出生在1937年和1937年以前的人可以如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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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每晚一年出生的人就要多工作两个月，才能享受这个待遇。例如你出生于1940年，你要到65岁零个6月才有资格；出生在1943年到1954年的人要到66岁才有资格。所有出生在1960年和这之后的人都要工作到67岁才有资格享受社会退休金。

经济学家普遍支持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社保基金的长期萎缩趋势。但是几乎每次社会普查都显示，大多数人反对这种办法，也许是大多数人没有经济学家那样有意思的工作，都希望早退休，早享受晚年。国会也只能悄悄地缓慢地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到67岁。国会还能继续延长退休年龄吗？谁也不知道。

采取适当的解决办法迫在眉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不采取行动就意味着以后的选择更加困难，负面影响更大。如何既不继续延长退休年龄，又不取消退休金随通胀而增长的规定，又不减少退休人员社会福利，又不增加年轻人的税务负担，还能保障社会退休保障基金不进入负数，这可真是一个难题？

社保基金的出路

费尔德斯坦和他的学生Andrew Samwick（现在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系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并在2002年的《税收政策和经济》(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共同发表论文《社会保障改革的可能途径》（“Potential Paths of Social Security Reform”）。

现收现付制的社会退休保障基金长期每年平均真实回报率是3％，投资性质的基金长期平均每年真实回报率是6%－7%。费尔德斯坦的基本思路是把社会保障基金转变成真正投资性质的基金，通过高回报率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难题。他和Samwick合写的论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如何设置社保基金的转变过程；2）长期投资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他们的建议是，每年从社会退休保障基金的来源，即12.4%的工资税中拿出1.5%，另外每个人从自己的工资中再拿出1.5％，这样每个人就有3％的工资用于真正的投资（investment- based personal retirement account），享受资本市场长期每年的平均回报率6％。其中60％的资金投资于代表整个股市的股指基金（例如，S&P500或Russell5000），40％投资于债券。

虽然，社会退休保障基金每年的流入就剩下10.9%（＝12.4%-1.5%），但流出也在减少，因为退休人员享有的从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发出来的退休金也在减少，缺少的部分由个人退休投资账户补上。经过演算，90％以上的可能性，退休人员的总收入（社保基金加上个人退休投资账户）都比不改革社保基金要强。但是有小于10％的几率，股市长期低迷不振，退休人员的总收入不如社保基金保持现状发出的钱多。如果这样的现象发生了，怎么办呢？

一种解决办法是由政府保底：如果个人退休投资账户的收入小于一定的限度，政府出资保障最低生活水准。但是这种办法很难通过国会，政府不愿意为任何风险投资承担任何义务。另一种办法是把个人退休投资账户收入最高的时候的利润，例如有10％的可能性股市的年均回报率是15％甚至更高，留出一部分以弥补股市低迷时收入的短缺。这样做需要更加复杂的数据分析和机制设计。

有学生问，如果五年以前，小布什政府采纳了费尔德斯坦的建议，实施个人退休投资账户，现在正赶上70年不遇的经济衰退，那些退休人员会从他的建议中得到好处还是损失呢？费尔德斯坦称赞这个问题问得好，但他的解答仍然回到他对股市长期回报率的几率分析。他认为，总的来说，他的办法是成立的，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发生几率很小的事件。

失业金的利与弊

费尔德斯坦最后概述了失业保险的运作和对经济的影响。美国的失业保险是“联邦政府搭台，州政府唱戏”。联邦政府出台总体性框架，州政府负责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政策。例如，失业金的上限各个州的区别很大。路易斯安那州的上限是每人每周不超过300美元，而马萨诸塞州的上限是900美元。如果有孩子和配偶，失业金的上限和计算公式更加复杂，州与州的区别也更大。

美国目前（4月8日以前的数据）有1160万人失业，但只有540万人领取失业金。领取失业金是有条件的。从来没有工作过的人没有资格；主动辞职的人没有资格；那些离开劳动力市场几年以后又重新找工作的人没有资格（例如，因生孩子，带孩子辞职，孩子大了以后又想工作的妇女）等等。

任何保险都有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它的好处是在坏事情发生的情况下给买保险的人提供经济保障（protection effect）。而且失业保险是经济周期的“自动平衡器”（ automatic stabilizer）之一。当经济衰退时，国家失业金支出自然增加。失业金与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关系（not mean tested），而是与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失业）有关系（event tested）。当经济过热时，失业率很低，国家失业金的支出自然减少。

有保险的坏处是扭曲了纯粹的市场行为（distortion effect）。主要有两种原因造成这种扭曲。

一种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因为有保险而过分消费。例如，因为有医疗保险，人们可以动不动就去看医生，感冒咳嗽也可以是看医生的理由。同样，如果有失业保险，人们可以不那么担心被解雇，即使被解雇，也可以不那么努力找下一份工作；即使找到工作，还可以挑三拣四，不满意。

费尔德斯坦计算，一个每周毛收入500美元的人如果被解雇，可以收到相当于他失去工作以前70％的税后收入，那么他对下一个工作就可以比较挑剔，稍微不满意还可以再等。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Lawrence Katz的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人在失业后26周左右突然找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失业金最多只能持续26周。失业保险的存在还可以使人们放心大胆地消费，不必为失业那天预备足够的储蓄。这与费尔德斯坦一贯反对过度消费，主张增加储蓄的观点背道而驰。

扭曲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什么样的人最愿意买保险呢？那些最容易被解雇的人，或身体最不好的人。这种问题在医疗保险中尤其明显。在失业保险中，那些雇佣打季节工的单位，例如，建筑队最喜欢买失业保险。他们在不忙的季节，解雇员工，让他们依靠国家的失业金生活；在繁忙的季节再把他们雇回来（单位付这些人的工资低于他们应有的工资，因为劳工成本的一部分由社会承担了）。

保险提供的保障越多，对市场的扭曲就越大（一次微分为正），而且是递增的（二次微分也是正）。那么就有一个度的问题，多少保险才是最佳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一般来说，保守派更相信市场，倾向保障越小越好；自由派更看重市场的不完美（market imperfection），相信失业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得已才失业的（involuntary unemployment），所以倾向保障的覆盖面越大越好，程度越深越好。

费尔德斯坦的政见明显属于前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提出，对失业金也要按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一半征税。他还主张减少失业金的标准，使领取失业金的条件更加严格。这些都是减少市场扭曲的办法。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工作经验的年限，规定原工资高于一定水平的人不符合条件（mean tested），还可以规定，失业的前一周或两周没有失业金，第三周以后才能领取失业金，这就会迫使人们储蓄。

最后他说，在选择策略时应该谨慎，尽量选择改变那些提供保障效应小、市场扭曲效应大的政策，而不是保障效应大、市场扭曲效应小的政策，那样会得不偿失。

高级公共财政的课程会比较更具体的政策措施。

五十九 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上）

美国制造业就业不断萎缩，普通人的家庭收入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却迅速发展，这是不是自由贸易引起的？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对美国是否有利？

4月中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Robert Lawrence）前来讲了两堂课，内容是“美国贸易政策”，作为“美国经济政策”课程的一部分。

劳伦斯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知名专家，兼任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他出生于南非，1971年大学毕业后移民美国，1978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1999年到2001年，他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三个主要成员之一。

听得出来，劳伦斯的英语不是纯正的美国口音，但他和许多其他教授一样，讲课出口成章，逻辑丝丝入扣，内容直指当前贸易政策辩论的核心问题。

贸易与制造业就业

劳伦斯从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和制造业就业萎缩开始讲起。许多人把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归因于自由贸易。

制造业就业在2000年以前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在2000年以后却直线下降，从1730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1410万人，减少了320万人。

同期，美国从发展中国家的非石油进口增长迅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4%上升到了2006年的6%。此后，由于经济危机，储蓄增加，经常项目赤字减少，估计2009年会低于3%。

此外，美国的真实GDP连年增长，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median household income）却一直停滞不前，保持在5万美元左右。

美国的国际贸易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吗？大多数人在各种普查中都认为是这样的，而经济学家却一再坚持国际贸易利大于弊。

早在19世纪初期，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就奠定了“交换出价值”的理论基础：没有两个人（国家）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国家）都有特殊之处，即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有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交换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使双方更加富裕。

而且，在知识、技能、资源等方面越不相同，交换所得出的利益就越大。在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里，没有强迫，只有互利。

但是，“比较优势”的理论经常被政治家忽略。今年5月初，奥巴马政府在与克莱斯勒（Chrysler）的债权人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后，未能达成协议，克莱斯勒不得不宣布破产保护。奥巴马恨铁不成钢，说“我不是汽车工程师……但我知道如果日本人能够制造出经济实惠、设计精良的汽车，美国人也应该能够做出同样的事。”

这句话违背了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于是被经济学家在报纸上大加谴责：如果日本人在这方面强，我们在其他方面强，我们就应该顺其自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贸易互通有无。

当然，这种想法带有经济学家思维的死板和教条，政治家是不会这样想的，更不会束手待毙，他们会想方设法改变现状。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状况越不相同，就越有理由和动力进行贸易交换。但是后来的现代经济学家发现，比较优势类似的国家（例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比较优势截然不同的国家（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相比，更加活跃，数量更大，频率更高。经济学家的解释是跨国境的贸易交换可以更好地发掘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的好处，增强竞争，促进创新，提高消费者在类似产品中的选择余地（例如，消费者可以选择丰田汽车也可以选择福特汽车）。2008年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尤其突出。

经济学家普遍反对贸易壁垒，尤其是人为提高价格的关税和配额。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严肃而冷峻的挑战：贸易好处在逐渐减少；收入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贸易导致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开放经济通过开放贸易和资本市场束缚了一个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本国经济的效力；校正“不公平”的贸易规则逐渐侵蚀国家主权等等一系列问题。

外国的经济发展对本国是否有利？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谬尔森（Paul A. Samuelson）发表文章，论述外国经济发展对本国利益的影响。萨谬尔森被认为是活着的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学贡献最大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自然备受关注。

他根据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由于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在我们的强项方面（我们的出口产业）提高生产效率（export-biased productivity catchup），那么互补互利的贸易就会变成头顶头的竞争（head-to-head competition），侵蚀我们的相对优势。

萨默斯也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2008年4月27日）说，我们承认贸易壁垒对经济有害，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对我们有好处。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及成功对我们来说有两个影响：（1）它对我们的出口商有好处——贸易伙伴更有能力购买更多我们的产品；（2）它也更有能力挑战我们的出口产品和相对优势。这两方面的影响哪个更大还很难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因为现在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和联合国组织的世纪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都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假设之上的。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那么这些国际构架就要被重新考虑。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进而推动世界范围的平等与和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根本走向。

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即一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之比。这个比例越高，也就是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贸易条件对这个国家就越有利，贸易对这个国家就越划算。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开放贸易，它的出口产业，即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自然而然地发展最快。这是开放的第一个阶段（export-biased phase）。在开放的过程中，这个国家从其他国家也学到了其他产业方面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然后重新组织自己的资源，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里突飞猛进。当这种势头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量变就成了质变，不利的贸易条件变成了有利的贸易条件，这个国家就进入开放的第二个阶段(import-biased phase)。

在第二个阶段，这个国家能够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以和那些昂贵的进口产品竞争，甚至取代进口产品，独占鳌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产品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赶超了美国，使美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现在美国制造业萎缩，就业下滑，平均家庭收入停滞不前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再次恶化了呢？劳伦斯用数据和图表说明美国除石油外的贸易条件没有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仍然不好，说明他们仍然处在开放贸易的第一阶段。

中国现在的人均生产效率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差距，日本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那么中国即使保持目前的良好势头，也需要15年到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贸易条件，进入开放贸易的第二阶段。

六十 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下）

美国国内工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这是贸易引起的吗？面对制造业的萎缩，为何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与政治家截然不同？

4月中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Robert Lawrence）前来讲了两堂课，内容是“美国贸易政策”，作为“美国经济政策”课程的一部分。

劳伦斯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国内工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这是贸易引起的吗？

直接说明贸易与工资关系的理论是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Theory of the Stolper - Samuelson Effect）。这个理论简而言之就是，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

如果一个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升高了，那么对于高技能员工（skilled labor）或资本拥有者来说是好消息，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坏消息。反之，如果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升高了，那么这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好消息，对高技能员工或资本拥有者是坏消息。

现在，高科技产品相对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价格在降低，按照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高技能员工的相对工资应该降低而不是升高。但这与数据不符。经济学家们于是想出了另一个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偏向高技能的技术革新”（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信息时代对技术需求很大，进而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了。而且，全球化把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低技术民众带进了市场，使得高技术人才相对来说更加奇缺。这就解释了由于技能或教育的差异（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差距）导致的收入差异（skill premium）越来越大的现象。

跨国的自由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收入两极分化愈加严重的现象推波助澜了呢？1997年，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William Cline，通过研究1980年到1995年的数据，认为贸易对收入两极分化的影响很小，只有20％。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2007年公开声明，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最新的数据，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大很多。

但是劳伦斯整理的最新数据和图表显示，美国的白领阶层的工资和蓝领阶层的工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没有什么变化，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与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人的工资比例也没有上升的趋势。那又如何解释克鲁格曼的立场呢？

一种可能是，克鲁格曼的主张是对的，但由于数据采集和计算过程的一些特殊性，收入比例变化的程度显得微乎其微。另一种可能是，美国的进口产品其实有很大的技术含量，并不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对美国本土的高科技产品形成竞争，限制了这些产品的价格增长；按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抑制了高技术人员或高学历人员的工资上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进口的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在美国本土已经不生产了。例如新英格兰地区原来有很多纺织品厂家，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被无数资产管理企业、生物化学等高技术企业取而代之。所以美国消费者在享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同时，美国的生产者不受影响。

从2000年到2007年，制造业减少320万份工作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制造品的进口猛增和出口减少，还有内需减少，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其中贸易的影响很难精确地度量。

开放贸易使美国购买的物品更加便宜，对美国总体来说是有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贸易对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有利的。因为进口产品取代美国产品，工厂关门，失业的工人大有人在。经济学家不反对贸易导致的“就业移动”（dislocation）和收入不均衡的程度上升，他们只是对这种影响的程度还不能达成共识。无论如何，他们普遍主张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再分配，补偿那些因贸易受损失的个人，包括对他们进行工作再培训，让他们能够找到新的工作，适应新的工作。

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处方

有数据表明，从2007年底开始的经济衰退，使世界贸易下滑的速度比20世纪30年代还要快。经济学家强调，在贸易的好处（benefits from trade)减少、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不但不应该重建贸易壁垒，而是应该更加开放，寻找新的活力，增加新的刺激。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不好，消瘦，没有力气和食欲，他自然的反应是躺在床上，不想动。经济学家的建议是，你必须起来锻炼身体，这样才可以增加食欲，增加力气，打破恶性循环。

从逻辑上说，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疏漏，但这是不是强人所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相比之下，政治家考虑的不是一件事情应不应该做，而是能不能做，能在什么时候做，能怎么做。现在美国经济衰退，要求奥巴马政府把就业留在国内的呼声比比皆是。2008年12月的美国《商务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标题是，“奥巴马能够把工作留在美国吗？”（Can Obama Keep the Jobs at Home?）。封面上画的是一个手提的浇水壶，里面的水从四面八方的漏洞流到不同的杯子里。这幅画形象地表达了开放经济学中各个国家经济政策相互关联和影响。

当奥巴马政府以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刺激经济反弹，它当然希望将78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都用于刺激国内的经济。但这不可能，因为美国有开放的资本市场和浮动的汇率，财政刺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使美元升值，打击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经济反弹的速度和规模。这对出口美国的国家有利，就像那个浇水壶的水从不同位置漏到了不同杯子里一样，减少了财政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影响。这就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这是IS-LM模型在开放经济学中的丰富和发展）所描述的情形。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一再游说其他主要国家，联手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只有这样才是“有难同当”，互利互惠。

大难临头，每个人都自身难保，谁还能想到别人呢？更不用说为别人着想了。5月初在克莱斯勒宣布破产之后，奥巴马说，“如果你现在正考虑买一辆汽车，我希望你能买一辆美国汽车（American car）。”这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言词，随即就成了经济学家攻击的靶子。

什么叫“美国汽车”？由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现在的汽车很难说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汽车了。他们认为克莱斯勒倒闭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程度不够，它没有像其他汽车公司那样，大举进入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相比而言，IBM的总收入的三分之二都是海外收入。他们称赞那些驻扎在美国的外国公司给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

奥巴马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聪颖过人，不可能不知道最基本的经济原理，而且他的智囊团里人才济济。但是面对已经和即将被汽车公司解雇的成千上万的员工，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他不可能让一个瘦弱的病人从床上起来去锻炼身体，增加食欲和体力。

贸易协议的功能及范畴

贸易是相互的，消减贸易壁垒的协议也必须是相互的。如果你不减少壁垒，我也不减少壁垒，最后我们双方都不能达到更理想的福利水平——这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大国间的贸易协议尤其重要，因为大国的买卖会直接影响市场价格。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许多政治原因使贸易协议必不可少。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对消费者有利，但对同样产品的生产者造成威胁。消费者的好处很分散，他们不会为某一个产品的进口而联合起来游说国会。而受威胁的生产者非常集中，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和动力去联合起来，游说国会。劳伦斯强调，在美国真正主宰贸易政策的是国会，不是总统及其执行机构。

在国会，生产者利益的代言人没有竞争对手，不是就成了“一言堂”了吗？所以他们的利益必须通过贸易协议，由其他国家生产者的利益来平衡和制约。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贸易协议主要是针对非农业产品，围绕削减关税和配额、不区别对待（non-discrimination）、争取国民待遇而展开的。后来，贸易产品、种类的不断扩大，包括高科技产品、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等，贸易谈判的内容不断扩大和深入。国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要求政府行为和国家法律跨国界的可比性和统一性。政府的出口补贴、退税等政策，和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劳动法、反垄断法、卫生标准、技术标准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统统包括在内。原因很简单：如果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不一样，企业之间跨国境的竞争就会被视为“不公平”。这就是所谓的公共竞技场（level playing field）。

这样，国际贸易谈判自然而然地由“浅度整合”（shallow integration），发展到“深度整合”（deep integration)，触及国家主权的范畴。人们开始反思：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到底应不应该成为贸易谈判的内容？一种想法是世界大同，所有劳工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利益都应该保护。同样，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和责任保护环境。问题是，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可以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说辞。

在理解国际贸易谈判内容时，我们也应该了解各个国家的国情，因为一个国家对外的呼声往往反映了国内的政治需求。例如，美国一些州禁止工会的存在，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就游说国会，要求把劳工标准加入贸易谈判。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有同样的效力，一旦美国签署包括劳工标准的国际条约，那些禁止工会的州就会不得不服从国际条约，符合国际劳工标准。

劳伦斯没有时间讨论区域性自由贸易条约与国际贸易条约的关系，只能鼓励感兴趣的学生选择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主讲的一学期的国际贸易课程。

六十一 美国应该持什么样的能源政策？

费尔德斯坦教授说，美国的能源政策应该考虑与其他各国的协调，他提倡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国际合作

4月10日，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讲解热门话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2001年的每桶30美元涨到2004年的45美元，再到2007年70美元，到2008年已涨至134美元。2008年，有13个成员国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从石油上赚到的收入超过了1万亿美元。不过，今年4月，油价又回落到每桶大约50美元。

油价大起大落是否是因为投机商在作怪?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投机不是造成石油价格大幅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从长期来看，世界人口在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在逐渐提高，对能源的需求随之提高，石油价格逐渐上升是正常的。在这个长期趋势之中，短期的价格浮动在所难免，即使没有那些投机商，石油价格也会像玉米价格一样摇摆不定。

石油价格难以预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寻吗？在短期内，石油价格变化的幅度很大，这是因为人们对石油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供给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即使对当下供给没有什么影响，也会影响对供给的预期，使石油价格大起大落。OPEC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供给来影响价格，还可以利用举足轻重的话语权来影响价格。只要其中某一个国家领导人说一两句他们今后的打算，就会影响市场。

石油与玉米的不同之处在于石油可以储藏，而玉米如果不被消费就会被浪费。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拥有大量石油的人，你是应该现在开采石油，随即卖出，还是现在不开采，储存起来，等以后价格更高的时候再卖呢？

哥伦比亚大学的已故统计学大师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1895－1973）是第一个理解这方面关系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的发现其实很简单。如果储藏成本和其他成本忽略不计，如果预计今后某一时期的价格，例如五年以后的价格，高于现在的价格乘以[1＋r（一年利率）]的5次方，那么他就应该储蓄石油，等以后价格高了再卖。相反，如果今后预期的价格低于这个乘积，那么他就应该现在开采出来，现在就卖。

这说明石油市场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很大（very forward looking）。从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由于人们预计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对能源的需求是个无底洞，石油价格增长了1倍以上，石油需求随即减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输出国随即减少供给，寻求新的供需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即便供求关系没有改变，市场消息或谣言也会籍由影响市场预期而影响油价。

在实际生活中，石油输出国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的思路更不能一概而论。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美国和伊朗都是生产石油的主要国家，他们每天的石油产量分别是1100万桶、1000万桶、800万桶和400万桶。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政府经常急等钱用，不能通过减小产能来刺激石油价格，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非常富有，他们可以通过减小产量来提高价格。但是现在全球经济衰退，石油需求减少，价格锐减，海湾国家也不能把产量减少的太多，所以油价今后的走势究竟会怎样，谁也说不准。

美国可能源独立吗？

石油价格在50美元时，美国一年花在石油的钱大约是GDP的2.5％。当石油在140美元时，美国一年花在石油的钱大约是GDP的7.5%。美国消费石油的一半来源于进口。2007年美国进口石油331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47％的贸易赤字（7080亿美元）。所以美国进口和贸易赤字的数额受石油价格影响很大。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就主张能源独立，因为美国不希望看到从自己不喜欢的国家进口石油，自己的钱通过那些国有石油公司被用于支持自己不喜欢的政府。30多年过去了，能源独立仍然是美国的一个遥远的理想而不是现实。

费尔德斯坦认为，美国的能源政策应该放在更大的框架下考虑，这样才能更加行之有效：世界范围的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缓解大气变暖，这些都需要各个国家之间的协调，包括增加能源供给，减少能源需求等各方面政策。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条件、自然资源、能源需求各不相同，协调国家间的政策需要把这些不同先天条件考虑进去。例如，美国是一个生活在车轮子上的国家，大约三分之二的石油用于汽油、运输和运输相关的行业。只有三分之一的石油是用于以石油化工为主的非运输方面。而其他国家的石油主要是用于供暖和发电。

所以因地制宜的政策应该是：美国着重于减少汽油的使用和需求，而其他国家应该尽量促使从石油到水力，核能等清洁能源的转化。美国有各种鼓励开采石油的政策，例如税收政策中有折旧率计算的优惠，这样的政策也应该被其他国家呼应。美国的确有未被开采的区域，例如加州的海湾和联邦政府在阿拉斯加州拥有的土地，但是这些地方是否可以被开采不是执政的政府能决定的，更大的权力在国会。各方面利益的代言人是在国会展开博弈的。以前小布什总统主张开采这些地区，但不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所以无济于事。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石油供给都来源于国有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英国石油（BP）是特例。这些国有石油公司只有增大投入才能起到增加供给、抑制价格的作用。显而易见，费尔德斯坦的政策立场是从石油进口国的角度出发的，始终围绕着提高供给和抑制价格的中心思想。

影响石油价格的供求因素

费尔德斯坦说，石油价格受未来预期影响很大，这也可以看作是好事情，因为政府可以利用政策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石油现在的价格。虽然改变行为方式，节省能源，开采新油田，研发推广新能源都需要很多年才能从理想变成现实，但是提倡并鼓励这些变化可以立即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使石油价格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变化。

例如，在奥巴马政府议事日程之中的碳排放许可和碳交易系统会间接提高人们使用能源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需求。在1973－1974年阿拉伯国家禁运石油后（Arab oil embargo），美国国会于1975年通过了《节约能源法》（Energy Policy Conservation Act）。其中第五条对汽车用油效率提出明确的要求，即CAFE标准（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虽然CAFE标准只包括重量在8500磅以下的车辆，不包括重型卡车和运动型跑车（SUV），降低能源需求的效果有限，这些政策的方向在费尔德斯坦看来都是正确的。

美国从1975年建立的石油战略储备（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PR）大约是7亿多桶，如果美国每天消耗石油2100万桶，大约可以坚持30多天。虽然SPR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于紧急情况的石油储备，费尔德斯坦说这并不是“价格稳定器”（ price stabilizer），只能在类似于台风袭击盛产石油陆面等一次性、临时性的打击时有疏解供给紧张的作用。石油是一个全球资源（global commodity），有全球市场，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微乎其微。虽然美国是一个主要耗油国家，但在石油市场上没有决定性作用。

费尔德斯坦提倡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样，当世界上石油供给因为恐怖主义，或自然灾害，或某个国家的挑衅，而临时中断或巨减时，石油进口国应该联合起来，分享各自的石油储备，共渡难关。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就是要为成员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能源援助和资金支持。IEA为缓解国际能源危机有重要贡献。费尔德斯坦认为类似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应该在更广义的层面展开。

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征收每加仑18美分的汽油税，欧洲的汽油税远远高于美国，那里的汽油价格几乎是美国的2倍。美国选民普遍反对增加汽油税，但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增加汽油税有很多好处，包括鼓励人们使用公交车，减少交通堵塞，减少大气污染等等。

费尔德斯坦对增加税收一贯敏感和小心。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增加汽油税的同时，减少个人所得税（income tax），使联邦政府总税收不变（revenue neutral）。这样美国人在享有汽油税所有的好处的同时，还可以减少个人所得税造成的福利损失。

六十二 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学

美国面临的威胁可归为四类：军事威胁、能源威胁、阻止自由贸易和网络恐怖主义。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增加国防经费，既刺激经济又巩固国防

费尔德斯坦教授说，国家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总是被经济学家忽略，所以，他特意在4月13日安排一堂课集中讲这个问题。

美国面临的威胁

费尔德斯坦首先把美国面临的威胁归纳为四类：军事威胁、能源威胁、阻止自由贸易和网络恐怖主义（cyber terrorism），然后他列数各个国家的情况。

俄罗斯是美国的老对手了。虽然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的经济一落千丈，完全无法追赶美国，但它仍然拥有洲际导弹，是个强大的对手（formidable adversary），必要时它可以出卖核武器来募集资金。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专家Graham Allison说，美国“危险地裸露”（dangerously unprotected）在俄罗斯的威胁之下。

俄罗斯还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与石油不同，俄罗斯通过地下管道向西欧输出天然气。当它对某一个欧洲国家不满时，它可以用“断气”相要挟。

下一个大国就是中国。费尔德斯坦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我们的威胁。”但可以看出，他心存芥蒂。中国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复杂的高级武器，还有自己的卫星。毫无疑问，中国是地区性大国，也是主要经济大国。中国有能力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势力。

虽然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准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与其总体经济大小有关（总体GDP），而不是人均GDP。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就一定会有冲突，但他说，美国应该着眼于未来，防患于未然。他认为台湾海峡虽然存在危险，但两岸真正发生武装冲突，把美国拖下水的可能性不大。

伊朗一直有成为核武器国家的想法。要想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高浓度铀、发射核弹头的导弹和制造核弹头的能力。伊朗目前的技术是大约60年前的老技术。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就会直接威胁到周围盛产石油的富饶的海湾国家，影响来自中东的石油供给。

朝鲜很小，很穷，但可以发射导弹威胁到日本，还可以把弹药卖给其他国家或组织。巴基斯坦也是核武器国家，虽然现在是美国的盟友，但政府很不稳定。一旦现政府垮台，核武器材料就有可能会落到反对派或其他恐怖分子手中。

那些类似于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都对美国虎视眈眈。这个问题在英国更加严重，因为那里有很多第二代移民，恐怖活动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美国在不同程度上也有同样的问题。那些被边缘化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会不会加入那些恐怖组织，然后手持美国护照，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国境呢？

费尔德斯坦显得忧心忡忡。恐怖分子对石油海运的交通要道形成威胁，例如马六甲海峡、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土耳其的博斯普鲁士海峡和也门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运输业和化工业都需要大量石油，依靠石油进口。即使美国今后通过各种途径减少石油进口，美国经济仍然会对石油价格非常敏感。

美国需要进口石油和其他许多产品，任何关闭港口的行为或任何港口遭到袭击都会严重影响美国的自身利益。进入美国港口的外国船只是否会携带危险武器呢？是否会袭击美国的港口呢？这些都是问题。

21世纪的另一个棘手难题就是网络恐怖主义。这其中需要高科技知识和技能，而美国对这方面的挑战理解得最少，最没有把握。对供电系统、交通系统、城市排泄系统和其他工业和军事系统的任何袭击和间谍活动，都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本土几十年以来都没有任何战争，这并不等于美国会永远安全。

经济学的贡献

对这些潜在的威胁，经济学可以有哪些贡献呢？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把博弈论（Game Theory）运用到国际安全领域，发现开诚布公的交流和沟通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核战争的可能性。俄罗斯有核武器，美国有核武器，如何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呢？

谢林说，美国应该向俄国人展示，美国有还击核袭击的能力（second-strike capability）。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不是向敌人泄漏国家机密吗？其实不然，让敌人确切地知道我们的实力会阻止敌人冒昧地首先使用核武器，会让他们三思而后行。所以转变不稳定局势的“技巧”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

经济学家还可以帮助理解恐怖主义的根源。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发表论文，说明贫穷不是造成自杀式炸弹（suicide bomber）的主要原因。这些人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所以我们不用把扶贫政策与反恐政策联系起来。当然他的文章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会从事恐怖活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好的研究和理解。

从事恐怖主义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石油价格高涨会给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美国认为，如果石油价格是50美元一桶，伊朗就很难有富余的钱支持恐怖主义，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伊朗和朝鲜采取经济制裁(economic sanctions)是对付恐怖主义的另一个办法。费尔德斯坦说，尽管朝鲜的民众非常贫穷，没有能力消费，朝鲜的高级官员是离不开享受高级奢侈品的。

最后，费尔德斯坦提出增长并优化（optimizing）国防花销的政见。美国国防部的花销与其他国家相比遥遥领先，大得惊人,所以美国左派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只要美国五角大楼的花销减少一半，联邦政府的许多令人头痛的国内问题，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质量、公共设施等都会减轻很多。

费尔德斯坦代表反对派的观点。他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朝鲜战争之后，越南战争之前，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当时GDP的9％；里根政府在冷战期间的国防预算是GDP的6％；现在美国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还面临以上描述的各种威胁，而美国的国防预算仅仅是GDP的4％，比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半还小。

现在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你会问，“要增加国防预算，钱从哪儿来？”费尔德斯坦的答案是减少政府其他方面的开支。2008年12月24日他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增加国防花销会是极好的经济刺激”（Defense Spending Would Be Great Stimulus）的评论文章。当时奥巴马政府即将上台，他的智囊们正在酝酿财政刺激计划。

费尔德斯坦建议，政府至少应该把财政刺激计划的10％花在增加军需储备――尤其是那些军民两用的设备，培养军事人才（包括翻译，语言人才），扩招军人等方面。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经用掉了很多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储备，在费尔德斯坦看来，现在是弥补这些军需空缺的最好时机，因为总体经济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正好利用一下这些产能，创造就业。

政府主导花钱的一个问题就是浪费，因为把钱花在哪里是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决定的，与资本主义主张的“草根经济”相反。费尔德斯坦说，把钱花在军事方面，可以肯定不会浪费――既刺激经济又巩固国防。

在开放经济环境里，政府主导花钱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纳税人的钱通过进口（美国买外国的产品）和开放的资本市场（美国人在外国投资）流入外国，刺激外国的经济。费尔德斯坦在文章中特地加了一句，“把钱花在生产军需设备上还有一个好处：这些厂家都是美国公司，雇佣美国员工。”言下之意就是，美国财政刺激的钱不会外流。

六十三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上）

商品价格牌子上标的仅仅是本身价格（5％的消费税在交钱的时候加上去），还是本身价格和单列出来的消费税，对这个产品的销售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柴提于2003年从哈佛获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由于他在公共财政领域里的杰出贡献，今年春天其被哈佛大学经济系晋升终身教授，年仅29岁。

他的年龄和资历意味着，他对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成果和文献了如指掌。他自己就是开拓知识前沿（knowledge frontier)的领军人之一。他对美国主要经济学期刊里的论文如数家珍，对其论点、论据、理论框架和政策含义，分析得简捷清晰，让学生大开眼界。

费尔德斯坦曾经在一堂课中顺口提到，一个好的论文不是从熟悉一大堆文献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好的题目开始的。如何才能选择一个好题目呢？他没有回答，但可以想象，只有多读、多看、多想、多实践，才能打开视野和心胸，才能找到又有意思、又有意义的题目。

柴提的任务是让大学本科主修经济的学生，在不深入了解数据和计算方法的情况下，领略公共财政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和对制定重要财政政策的深远影响。虽然有些“蜻蜓点水”，但他在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向学生展示了什么样的研究是新的，什么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他还说，发表在顶级刊物的学术论文不是堆砌数据、故弄玄虚的“空中楼阁”，而是有迫切的现实背景和实际意义的。一个具体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人的生活。

柴提的第一堂课是关于税收政策的清晰程度和税收的关系（salience and taxation）；第二堂课是关于谁在真正承担税收（tax incidence）；最后两堂课是关于税收政策的效率成本（efficiency cost of tax policies）。谁承担税收是一个分配方面的问题（distributional issue）；而税收的效率是关于“饼的大小”的问题（size of the pie）。

税收与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和理解力（salience and taxation）

在公共经济学中，所有的理论都假设，人们对自己付的税率和总赋税非常了解，并根据所有的完全的信息决定最佳行为（perfect knowledge and optimization）。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很多人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边际税率；即使知道，他们在选择工作时也不考虑这份工作意味着要付多少税。

经济学家于是研究消费者不注意消费税（sales tax）对消费和税收的影响，并拓宽了已有的理论模型。他们到卖日用品的商店里实地测试商品价格牌子是否把消费税清晰地单列出来对消费者的影响。对消费者来说，价格的变化和税率的变化是一样的：无论是价格提高5％还是税率提高5％，他只关心最终总的价格。但研究表明，价格牌子上标的仅仅是本身价格（5％的消费税在交钱的时候加上去），还是本身价格和单列出来的消费税，对这个产品的销售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后者使消费者在选择是否把这个日用品放在篮子里时，更加清晰地意识到5％的消费税，从而减少了这个东西的销量。研究者在试验中选择各种梳头发的梳子和类似的日常生活用品，因为他们属于非必需品，价格弹性大。试验证明，如果消费税不清晰地向消费者展示出来，消费者对价格的弹性系数（elasticity）和对消费税的弹性系数是不同的，消费者对税不敏感。这意味着，消费者会承担这个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而生产者几乎不受影响；也就是说，生产者完全把这个税转嫁给了消费者（complete pass through）。

柴提在论文里引入了一个新的系数——需求的税弹性与需求的价格弹性之比，从而修改了计算价格变化和税变化的关系公式，丰富了传统的税收理论，使其变成他的理论中的一个特例。

他的发现说出来以后，似乎显而易见，人之常情，但许多发现——包括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的发现，都是这样的：大量数据、复杂模型推导的背后，是非常简单直白的实质。优秀的文学家也是如此，他们言人所不能言——把人人都感觉得到，却不注意或注意了但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出来了。

柴提的发现在实际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如果政府想对电话公司巨头AT&T征税，但不希望AT&T把这个税完全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根据柴提的理论，政府应该要求AT&T把这个税放在账单的显著位置，确保消费者心知肚明。这样AT&T不可能在不影响自己销售量的情况下完全把税转移给消费者。再比如，美国对烟酒征收的特殊税（exercise tax）更直截了当，干脆把这个税含在价格之中了，所以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不可能忽略这个税，所以这个税是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生产者不可能把这个税完全转移给消费者。

柴提的发现还可以运用到更重要的税收政策中。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与目标人群是否非常清楚地知道和理解这些政策有直接关系。美国鼓励低收入人群工作的税收政策（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不喜欢低收入人群不工作，依赖社会保障制度过活，于是设计出一套复杂的激励机制（EITC），鼓励他们工作。这套机制根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已婚或未婚，是否有孩子，有几个孩子等等）和工作收入的多少，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补贴。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扩展了EITC的广度和深度，覆盖了2000万家庭，低收入家庭年终以退税的形式最多收到5000美元/年补贴，每年消耗联邦政府财政500亿美元。已有文献表明，EITC对低收入人群是否参加工作有很大影响，但对工作多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调查显示，75％的低收入人群听说过EITC这个项目，他们知道工作越多，年终退税就会越多，但是小于5％的人知道退税多少与收入的具体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开始，退税随收入的升高而直线上升，然后在一定区间内保持不变，最后在这个区间以外，退税随收入的升高而直线下降。上升，保持不变，和下降的区间，都随每个人家庭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柴提于2009年写的文章显示，低收入人群对EITC中退税多少与收入的关系理解得越透彻，就越有可能鼓励他们工作的时间越长，劳动收入越多。这两个经济学家得到研究经费，鼓励当地税务局的1461名工作人员，对4.3万个符合EITC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根据每个家庭各自的情况，一对一地讲解退税和工作的关系。如果讲解两分钟以上，他们会收到5美元的现金奖励。结果显示，低收入人群对EITC理解得越好，工作的时间越长，收入越高，依靠政府的福利政策就越少，政策的效果越好。

提高对贫困人群的转移支付（“杀富济贫”的tax transfer），或改变他们的工作动力(incentive)，从政府税收的角度说，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但让贫困人群更好地理解、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扶贫政策的成本，即说服教育工作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宣传、解释、教育的工作对政策的执行效果至关重要。

六十四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中）

政府要削减汽油税，确实是消费者得到实惠吗？政府给穷人发放食品券，穷人能切实得到好处吗？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本文中，柴提主要讲税收由谁负担的问题。

比如，政府征收汽油税，究竟是生产者负担的多，还是消费者负担的多？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政策有直接影响。

2008年夏，石油价格超过了每桶140美元，汽油价格随之达到了每加仑4美元多。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Kain）主张短期取消汽油税以减少消费者负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反对，说这种做法于事无补；麦凯恩反唇相讥，说奥巴马是精英集团的代表，不能体会普通百姓生活的疾苦。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谁对谁错呢？问题取决于供给的价格弹性和需求的价格弹性到底是多少，谁高谁低。价格弹性系数在理论上很容易定义，但实际计算起来很难。

两名经济学家（Doyle和Sampatharank）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2000年，印第安纳州(Indiana)和伊利诺伊州（Illinois）分别取消汽油税四个月和六个月，他们将此作为“天然试验”，分析价格和销售量的前后变化，从而推算出价格弹性系数。

他们发现汽油税每增长10分钱，消费者要承担7分钱。也就是说，如果取消汽油税，消费者得到70％的好处，类似艾克森?美孚那样的石油巨头得到30％的好处。

他们还发现，这两个州边境地区的汽油需求的价格弹性比州中心地区的价格弹性大。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如果住在边境地区，人们可以根据价格不同到旁边的州去买汽油。住在州中心地区的人们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了。

所以，如果把他们的发现扩展到全国范围，暂时取消汽油税主要帮助的还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谁享受食品券的好处

在分析美国对低收入人群的食物补贴到底是对食品店的好处多还是对穷人的好处多时，同样可以运用上述思想。

美国政府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例如，每月1日，发放食品券（food stamps）。那么在穷人集中的地区的食品店就会发现每个月初有很多人用食品券购买大量食品。食品店会不会因为需求的猛增而乘机提高食品价格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美国政府的大量食品补贴的主要收益者是食品店，而不是穷人。

两位经济学家（Hastings和Washington）在2008年发表论文，把食品店每个月第一个星期的食品价格和销售量与第二、第三、第四个星期的食品价格和销售量进行比较，然后把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且他们把穷人相对集中地区的食品店和穷人不集中地区的食品店分开来看。

他们发现，当穷人领到食品券时，需求增加30％，但食品价格仅仅增加3％；食品价格的增长不均匀，那些穷人买的比较多的，可以储藏的食品，例如，各种豆子、大米和罐头类食品的价格增长稍微大一些。这说明绝大部分食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因为发放食品券而提高价格，所以穷人真正享受到了食品券的绝大部分好处，食品店从中得到的好处微乎其微。

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同收入人口的分布。即使在穷人相对集中的地区，穷人的比例也仅仅占20％－30％。食品店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需求突然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价格，因为那样只会把多数消费者赶到其他商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食品店不能像航空公司那样根据客户群不同的特征（商务旅行、休闲旅行等等），卖不同的价格(price discrimination)。

相比之下，鼓励低收入人群工作的EITC（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劳动所得退税制）项目对厂家的好处要多一些，对穷人的好处要少一些。试想，什么样的人会给沃尔玛这样的连锁店打工呢？他们几乎都是受教育程度低，工作机会少，选择余地小的人群。在没有EITC的情况下，沃尔玛可能会付给员工每小时10美元。EITC通过给这些人减少税收，给这些人每小时补助4块钱，目的是要他们多工作，少吃国家老保。但是员工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每小时14块钱，而很可能是12块钱，或11块钱，甚至更少。国家补助的4块钱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厂家减少的工资；厂家有可能成为主要受益者。

由增加或减少税收而引起的利益再分配在大部分情况下很难衡量，因为受影响的因素太多，数据很难采集，也很难分析。例如，如果政府试图对上市的汽车公司增加税，那么到底是谁在承担这个税呢？是消费者，还是员工，还是管理层，还是股东？他们各自承担多少呢？萨默斯等公共财政经济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们通过分析仅仅一个参数就可以等到答案——这个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政府宣布增税前后的变化。股票价格在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里可以综合反映方方面面的信息。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是只适用于分析公司税，依赖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自由浮动，不适用于个人税或其他税种。

1988年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利用这种办法分析1986年税改（theTaxReformActof1986）对不同公司的影响，并发表论文。当时他才大学本科毕业。这篇论文是基于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使他获得经济系的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进而在麻省理工大学（MIT）攻读经济学博士。1991年毕业后任教于哈佛大学经济系，1997年晋升为终身教授。他在公共财政和公共医疗领域里创建颇丰，曾服务于克林顿政府，2009年再次进政府，是奥巴马总统医疗政策的主要智囊之一。

1986年，里根政府降低了公司所得税，取消了以前投资减税（investment tax credit）的规定，并加速了资产折旧的速度。卡特勒通过比较公司股票价格在税改前和税改后的变化，发现那些设备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了；那些有新投资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下降了。这个结果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想通，因为加速资产折旧速度对已有很多设备的公司有利（old capital）,而取消投资减税对新投资（new capital）有害。这也是1986年税改没有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的主要原因。卡特勒本科的毕业论文就赢得了业内人士的重视，发表以后经常被引用。

那么如果政府规定公司必须给雇员一定的福利待遇，例如，必须给员工购买身体保险，这会对公司、工资和劳工供给有什么影响呢？萨默斯在他1989年的一篇论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给员工提供福利待遇自然增加公司的雇佣成本，自然减少公司对劳工的需求，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劳工供给会因为公司提供福利待遇而增加，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

萨默斯想到了这一点，结果是在新的供需平衡点，雇佣的劳工数量（employment）很有可能和以前差不多，但工资（wage rate）肯定低于以前的工资。也就是说，员工得到福利待遇的代价是接受低工资。“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任何惊奇。在此基础上，如果政府再规定最低工资，而这个最低标准高于新平衡点的工资，那么公司就会少雇人，从宏观上说就是减少了就业，伤害了劳工的利益。所以忽视经济规律的、一厢情愿的政府规定很多时候会事与愿违。

同样，美国在1992年出台了残疾人法（Disability Act），要求公司满足残疾员工身体的特出需求，例如，在进大门的台阶旁边要建有斜坡以方便轮椅出入；不能歧视残疾人员，否则面临严重罚款；在工资方面对残疾员工要一视同仁等等。残疾人应该为此庆幸还是为此忧虑呢？据估算，公司增加一个残疾员工的平均成本要增加1000美元。两位经济学家（Acemoglu和Angrist）在2001年发表论文评析残疾人法的效果。他们通过分析法律出台前后的残疾人就业率、工作时间、税后收入等一系列数据，发现这个法律适得其反：残疾人的就业和税后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六十五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下）

什么是税收的效率？各种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有多大？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柴提于2003年从哈佛获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由于他在公共财政领域里的杰出贡献，今年春天被哈佛大学经济系晋升终身教授，年仅29岁。

本文主要讨论税收的效率问题，了解各种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有多大。

税收的效率成本

税收的效率指的是由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的多少，是关于整体经济这块“饼”的大小，不涉及这块“饼”是如何分配的（不是一个distribution issue）。一个税引起的福利损失越大就越低效。从这个基础理论可以得出三个推论。

第一，在本身就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例如有最低工资要求，政府再征税就会更加低效。

第二，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progressive income tax），会导致更加低效，税率越平均越好。

第三，税率在长时间内保持越均匀越好（tax smoothing over time）。根据这个理论，在战争期间，国家筹措资金的最佳方式不是增加税收而是借款，把还债的压力比较均匀地分摊给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年代的人，这样眼下的人不用勒紧腰带、牺牲太大。

但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根本就不注意税率的变化，就更不用问税率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如果把这种现象考虑进去，那么以上三个结论就应该完全逆转。

已有的市场扭曲（或政府规定）并不妨碍政府再次加税，因为人们根本就不注意政府对税率的调节。同理，有钱人按更高的税率缴税也不会影响整个经济“饼”（GDP）的大小，或者影响得没有以前认为得那么大。税率也可以在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福利损失没有以前认为得那么大。在战争情况下，政府可以“两条腿走路”：增加一部分税收，再借一部分钱，因为税收（税率）的变化没有那么可怕。

这三个结论无论正着说还是反着说，都有非常严谨的数学证明，关键问题在于它们的前提不一样，而前提不一样是因为对人们行为的假设不一样；对人们行为的假设不一样又是因为理论家对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理解不一样，于是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

测量福利损失

199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James Poterba——其2008年接替费尔德斯坦任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 l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主席——发表论文，量化了1986年税改对人们购房的影响。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一直允许，100万美元以下的房屋贷款的利息部分可用于抵减上税的基数（tax deductible）。美国收入最高阶层的人，也就是每年缴最高边际税率的人，对每一美元的房贷利息只需要付60美分。这种税收政策鼓励人们买房而不是租房，而且只要贷款在100万美元以下，买的房子越大，贷款越多，省税就越多；越是有钱人就越是如此。所以这个政策偏向有钱人（regressive）。

Poterba巧妙地计算了房贷利息减税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他想，拥有房子的成本（user cost）就是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的钱和房贷利息减税之差。税率越高，房贷减税就越高，拥有房子的成本就越低，福利损失就越大。

1986年税改大幅减小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增加了拥有房子的成本。Poterba计算出，这个政策变化使那些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买房的好处（对社会来说，就是福利损失），从1.2万美元降低到0.2万美元，但仍然不是零，所以他主张完全取消房贷减税的政策。但那些有房产的人比那些租房住的流动人口在政治生活中更加积极踊跃，声音更大，不会支持那些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

还有两位经济学家Marion和Muehlegger研究税收的执行力度对福利损失的影响。他们于2008年发表论文，揭示1993年执行柴油税改革的效果。美国对商业使用的柴油（例如卡车运输）征税，对家庭使用的柴油（例如取暖）免税。这种双轨制给偷税漏税创造了条件。美国政府从1993年起在家庭使用的柴油中加一种红色的燃料以示区别。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显示，这次改革减少了25％的福利损失。这说明福利损失不仅与需求价格弹性有关，而且与税收的执行力度有关。

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tax）和红利税（divident tax）对福利损失有什么影响呢？用标准的一次微分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出，红利税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和分红多少没有任何影响，而企业所得税却会打击企业再投资的积极性，导致福利损失。这给那些主张提高红利税的政治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企业的行为是否和理论上的预测相符呢？经济学家众说不一。Chetty在2005年与Saez合作发表论文，研究布什政府2003年把红利税从35％减少到15％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有理论创新。

通过跟踪3807家大公司的分红行为，他们发现，2003年税改以后，所有公司都大幅度增加分红，平均每年500亿美元；而且管理层拥有股份越多的，持有期权越少的，股东中机构投资者越多的，公司分红就越多。

他们的发现与理论大相径庭。他们的解释是：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不完全吻合（principal-agency problem）。股东希望的是利润最大化；高管层想的是如何扩大公司规模，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坐公司的飞机到处飞，投资自己喜欢的项目。

于是Chetty和Saez设计了一个模型（Agency Model）：CEO可以把公司利润做有效投资，也可以投资在他自己喜欢但对公司基本无益的项目上（pet project），剩下的钱再分红。他的目的是，通过前两种投资最大限度地满足他自己的利益和虚荣心。

用标准的一次微分方法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分红税越高，CEO在自己喜欢的项目上投入越多，福利损失越大，但不影响有效投资的多少；公司所得税越高，CEO做有效投资就越小，但不影响他在自己喜欢项目上的投入。这个模型意味着，分红税和公司税一样，都会导致福利损失。

个人所得税对工资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也是在研究福利损失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一直没有定论。费尔德斯坦在1995年发表论文，说明所得税对两者的影响很大，但这以后的不少论文都说明影响没有那么大。如果前者是对的，那么政府在增加税率时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很容易适得其反，增加税率后税收反而少了。如果后者是对的，那么政府在增加税率时就不用那么担心。

Chetty和他的同事就此对丹麦1994年税改对丹麦劳动力供给（labor supply）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并在2009年发表论文。他们选择这个案例是因为这次税改程度深，覆盖面广，更容易发现人们对税改的反应。他们总结到：1）研究小税率变化对劳动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很有可能低估了税率对人们行为的影响；2）工会的存在会使员工更加注重税率和税收结构的变化（salient）；他们和公司讨价还价的过程和博弈的结果反映了税率和税收结构的重要性。

虽然柴提没有深入讨论每一篇论文数据来源、数据处理及分析模型，但是他对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的一些论文的概述，让大学本科经济系的学生领略了公共财政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和对制定重要财政政策的深远影响。

六十六 美国经济前景依然令人悲观的理由

在“美国经济政策”的最后一课上，费尔德斯坦重申了自己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用最新数据说明他对经济的判断

5月1日是“美国经济政策”这门课程的最后一堂课。费尔德斯坦并没有总结这门课程的方方面面，而是重申了他在开学第一堂课就讲过的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用最新数据说明自己对经济的判断。

目前美国经济在以6.1%的速度下滑。6.1%是根据今年一季度的GDP与去年四季度的GDP相比的变化，然后乘以4得出来的（即年率）。失业率8.5%意味着大约1300万想工作的人没有工作。费尔德斯坦认为经济还没有触底，只是下滑的加速度在减小。

这次危机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人们低估风险（under pricing risks），过度借贷，高度杠杆化、证券化——分层切割打包，然后再分层，再切割，再打包，最后没有人知道包裹里是什么，更不知道这个包裹值多少钱；再加上信贷紧缩，市场流动性骤减，资产价格一落千丈。另一方面，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财政部下面的Office of the Controller of the Currency），直管“两房”（Fannie Mae和Freddie Mac）的联邦房管处（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FHFA），各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监管机构同时失守，使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这次经济衰退与以往不同。它不是由美联储提高利率，紧缩银根开始的，而是从房地产市场开始的，涉及到实体经济，所以仅仅放宽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财政刺激政策才能把我们带出经济衰退。而且这次危机范围广、程度深，估计经济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有时间让财政政策发挥效用。

目前美国经济面临三重问题。第一，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急速下跌。家庭总资产（household wealth）已经蒸发了大约12万亿美元。其中的三分之二是由于股市巨额缩水，三分之一是由于房产贬值。第二，银行和信贷市场运转不灵。第三，房价仍然在下跌。虽然加州的房地产市场比较活跃，有买有卖，但有一半是银行拍卖强制收回的房产（foreclosure），拉低了普遍房价。

奥巴马政府已经正视这三方面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但在费尔德斯坦看来，还远远不够。今年2月，国会通过的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大约80%的钱计划在前两年花出去，20%的钱要在两年以后逐渐花出去。第一年花出去的钱大约只有2500亿美元，而费尔德斯坦预计今年的总需求至少会下降7500亿美元，因为12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会减小大约5500亿美元的消费，建筑业大约会缩水2000亿美元。

这样奥巴马的财政刺激计划只能填补总需求空缺的三分之一，还有5000亿美元的漏洞没有着落。这还是保守的估计，因为还没有把“扩大效应”（multiplier effect）考虑进去。费尔德斯坦估计美国政府一次性的退税会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使美国二季度的GDP数据看起来好很多，但这不能持续，所以经济在2009年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经济会在2010年恢复。”

根据泰勒规则（Taylor Rule，大意是一国央行应根据实质GDP与未来前景，以及通膨率现况与前景之间的差距，来调整名目利率），美联储现在的基准利率应该是负的5%，但因为利率不能小于零，所以美联储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购买房贷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信用卡证券（credit card securities）、商业债券（commercial papers）等等来取代私营市场（private markets），提高市场流动性。美联储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迅速膨胀。

但这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理顺银行系统，活跃私营信贷市场。美国财政部通过两个办法来解决银行系统的问题。一方面对19个大银行进行“压力测试”（stress test），检查他们在不同程度的严峻经济大形势下资产的承受能力（5月7日的结果是十家银行需要集资750亿美元）。

美国政府在这中间的想法也是左右为难。如果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把“压力”加的太大（想象更坏的经济形势），把承担压力的标准定的太高，就会有太多的银行需要募集太多的资金，让银行系统显得太脆弱。那样做不仅不能稳定市场信心，反而会更加动摇市场信心。相反，如果“压力”不够大，标准不够高，所有大银行，或绝大部分银行都通过“压力测试”，那么这个检验就失去了意义。所以，美国政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要拿捏分寸。

财政部治理银行的第二个办法是公私联手购买银行账面上价值50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toxic assets），使银行的资产再次“健康”起来。具体做法是“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lan，PPIP）：私人投资基金或机构与卖有毒资产的银行讨价还价，发现价格，然后自己出八分之一的钱，美国政府出八分之一的钱，四分之三是由国家担保（FDIC）的贷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避免了银行国有化和暂时不用再去国会伸手要钱。

这个计划看起来顺理成章，各方的利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满足，但这里面也有很多问题。首先，5000亿美元还远远不够。银行的有毒资产估计高达1万亿美元。其次，银行有可能不愿意卖，因为银行不想认输，不想承认自己到底输了多少钱；如果他们想要的价钱和买方的出价相差太远，他们宁肯不卖，扛着等机会，逼财政部再次让步，弥补他们的损失。

再次，这个方案仍然不能停止房价的下跌。只要房价继续下跌，就会有更多的人有更大的动力“把房子的钥匙交给银行”（foreclosure）。美国已经有大约30%的房子资不抵债了——银行的贷款小于房子的市场价值。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努力给银行动力，让他们与那些已经或即将还不起房贷的家庭合作，改变合同，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但是，费尔德斯坦说，这种办法不适用于那些有能力偿付贷款，却选择“把房子的钥匙交给银行”的人（rational default），这是他们理性的选择。

很多事情都是“双刃剑”，没有十全十美的，经济政策更是如此。奥巴马政府的高官和智囊们夜以继日地分析问题，想方设法地解决问题，推出的方案看上去即使再顺理成章也不可避免地留有隐患。费尔德斯坦担心美联储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很小的情况下，大胆主动地出击——直接进入商业债券市场（commercial papers）、房贷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信用卡证券等等一系列非国债的债券市场——在缓解市场流动性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而且导致了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储备（bank reserves）急剧增加，加大了货币供给的基数和今后通货膨胀的压力。

费尔德斯坦还预计税率的普遍上升。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企业所得税、分红税（dividend tax）、卖股票的利润税（capital gains tax）都会升高。奥巴马政府在积极推动碳交易体系和拍卖碳排放许可证，其实质就是变相地征税。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减小的遗产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逆转。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奥巴马总统不得不命令手下想办法给国库截流增收。即使如此，美国目前占GDP40%的国债仍然会在今后的十年翻1倍。

费尔德斯坦说，他没有时间综述美国在社会保障体制和医疗体制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总之他越来越担心美国的经济。他希望今后的事实证明他过分悲观了。

最后对在座的年轻学生，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提供现在经济最需要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今后的经济发展要靠你们。当然那是从长远来说，从眼下来说，你们还要准备紧张的复习考试。祝你们好运。”

费尔德斯坦照例言简意赅。在200多名学生的掌声中，他提起一个老式的公文箱走下了讲台。

六十七 哈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答疑

哈佛捐款基金缩水120亿美元，学校不得不紧缩开支。哈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曼迪罗接受了哈佛校报的采访，回应了一系列问题和质疑

5月28日，哈佛大学校报（Gazette）全文刊登了哈佛资产管理公司（Ha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主席曼迪罗的采访。

哈佛捐款基金（endowment）由HMC负责管理。哈佛捐款基金在本次金融风暴中损失严重，预计在2008-2009学年缩水30％，即120亿美元。

哈佛大学相当一部分经费来自于这个基金的利润，如此一来，今后几年经费会很紧张，影响到每一个人。难怪大家对这篇访问比较注意。

预算紧缩

为了了解学生受到的影响，我们不妨来看看5月13日哈佛学生报纸The Harvard Crimson的报道。

报道说，文理学院院长麦克?密斯（Michael D. Smith）宣布了价值7700万美元的一系列削减项目，其中包括从下一学年开始取消各个学生食堂早餐中的热餐，从校园到校外的学生宿舍区（Quad）（车程约10分钟，步行大约20分钟）的班车的末班车从凌晨3点45分提前到凌晨1点30分，关闭主要图书馆里的咖啡店等等。取消早餐中的热餐预计每年会节省出90万美元。

不过，除非哈佛文理学院在以后的两年中再减少1.43亿美元的开支，否则2011学年将出现2.2亿美元的财政缺口。校方正在策划是否合并一些小规模的院系，鼓励高龄教授退休（早先只是鼓励行政人员退休)，增加分组教学（section)时学生的数量以减少助教的需求和其他策略。目前文理学院没有招聘正教授的计划，只有19个较低的老师职位（junior faculty positions）在招人。

各种财政节流措施的效果还不得而知，总之学生对第一轮的预算紧缩怨声载道，当然这也不排除学生报纸和其他任何报纸一样对问题的夸大。为回应学生的抱怨，校方准备增加夜间脑力休息（brain break）的食品供应，并建议学生在凌晨1点半以后从哈佛大学警察部（Harvard University Police Department）叫车接送以保障安全。

曼迪罗其人

HMC的掌门人曼迪罗（Jane Mendillo）于2008年7月1日上任。曼迪罗对HMC来说可以算是“内部人”，她之前曾在HMC工作了15年。

曼迪罗从耶鲁大学获大学文凭和MBA文凭，于1987年进入HMC,从高级投资官员（senior investment officer）步步晋升到主管外部投资的副主席（Vice President for External Management）。

HMC的投资结构是内部投资和外部投资的结合（ahybrid model）。所谓“内部投资”是指HM

Chapter_7

C自己的投资管理人（fund managers）决定投资去向；“外部投资”是指HMC选择外面的投资管理人来管理投资一部分哈佛捐款基金。2002年曼迪罗离开HMC时，外部投资已经增长到将近7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哈佛捐款基金的三分之一。

从2002年到2008年，曼迪罗任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捐款基金的首席投资官（chief investment officer）。她将整个基金重新布局、重新管理，输入了很多哈佛捐款基金的管理方法和投资模式。她的投资业绩连年高于相应的市场指数。从2002年7月1日到2007年6月30日，她主管的基金的年平均回报率是13.5%，整个基金从10亿美元增长到17亿美元（其中也包括每年新增捐款）。曼迪罗从而成为业界名人。

从2007年11月开始，HMC主席的位置一直由一位哈佛商学院教授（professor of management practice）、前高盛副主席（Vice Chairman of Goldman Sachs)Robert S. Kaplan临时兼任。2008年3月，哈佛校方成功地把曼迪罗从韦尔斯利学院聘任回哈佛。

曼迪罗答疑

在5月28日刊出的采访中，曼迪罗对HMC最近十个月的业绩是这样解释的：在这段时间里，市场动荡的幅度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庆幸的是HMC的投资非常分散（diversified）——无论是投资的地理位置还是投资的渠道和类型都很分散。公司的投资管理人（portfolio managers）在这场危机中一直非常主动地买卖资产，当然HMC也不能置之度外，我们也深受危机的影响。

曼迪罗说，她仍然预计这一财政年（2008年7月1日到2009年6月30日）的亏损是30％；市场动荡仍然很大，因为一些资产不在股市上流通，所以确切的损失还很难估计。从长期来看，HMC的业绩一直很好。在1998到2008的十年期间，捐款基金（endowment）的平均年回报率是13.8%。在1988到2008的20年间，平均年回报率是14.2%。这些都是超常的，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回报率很有可能会比最近20年的平均回报率低很多。但是往前看，她相信现有的分散风险的投资战略和计划的势头很好（well positioned）。

她没有具体说明HMC到底有怎样的投资战略和计划。她惟一提到的做法是tai lrisk hedging strategies（尾部风险对冲策略，尾部风险指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则代价相当高的风险）。当市场发生机率很小的事件发生时，由于这种战略的存在，总体投资回报率没有那么糟糕。

自从2008年夏天，HMC开始卖出那些认为价格到了峰值的投资，同时积极发现由于市场最近几个月的非正常表现而产生的投资机会。流动性强的市场和流动性弱的市场，在今后的两三年中都会有不少这样的投资机会。

她说，虽然我们有很大的投资损失，但这些损失相对于我们参与的市场的普遍损失还比较小。而且在危机期间，我们仍然争取主动，增加投资的灵活性（意味着增加现金比例）并抓住一些新的投资机会。我们的回报率比很多投资者都要好，与主要大学的捐款基金的回报率相差无几。以前那些给我们超常回报率的资产类别在最近几个月中反弹很大，但所有的投资人都经历了同样的波澜。

投资者可以从去年的经历中学到什么呢？曼迪罗说，去年的经历说明，市场可以矫枉过正得多么快，多么深。HMC有自己内部的基金经理,，也有在外面精心挑选的分布在全球各地的fund managers（ahybrid model）。我们主动管理资产（actively manage），每天转手（trading），与市场息息相通；我们对市场的理解既有广度也有深度。

有人认为HMC的投资风险过大，借贷和杠杆作用（leverage）在牛市的时候使基金收益颇丰，在熊市的时候，损失巨大，促成了现在的困局。对此曼迪罗说，在过去几年，HMC的资产分布很好，超常的回报率得益于在大宗商品资产（commodities）和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方面的投资。这两方面今年带给我们不少负面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投资以前给我们的正面影响。分散风险（diversification）并不能保证回报率永远是正的。今年当所有的资产类别都在贬值的时候，分散风险也无济于事。但从长期来说，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分散风险对哈佛是有好处的。

她还说，HMC以前投资的市场分布和态势（market exposure）赢得了高回报率，但也减少了投资的灵活性。自从她去年接管HMC，董事会就决定了去杠杆化，增加现金量和投资灵活性，她自己更加速了这一变化。而且在去杠杆化的同时，她还决定着重研究因市场过度调整而带来的投资机会。

当被问到在过去的几年中有什么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曼迪罗回答得非常婉转，没有点明过去HMC高管层的任何错误，而是回到宏观层面，说前几年市场低估了风险，高估了价格，已经过头了。可这是“事后诸葛亮”、人尽皆知的现实。

当被提及最近高管薪酬问题备受关注时，曼迪罗解释了HMC对基金经理的薪酬原则。如果基金经理主动积极（active management）的投资业绩比相应市场指数高（bea tmarket benchmark），他们就符合得到奖金的标准。奖金的一部分会在当年兑现，另一部分会被公司保留，抵消今后比相应市场指数低时的业绩。如果一个基金经理连续几年的业绩都比市场指数高，那么他会拿到全额奖金。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人为HMC创造的附加值比他的全额奖金要高很多。

曼迪罗还说，哈佛大学的优秀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吸引最优秀人才的能力。这在HMC也同样明显。我们的业绩明显高于同行业的均值，而我们的成本却低于同行业的均值。HMC的董事会定期审核我们的薪水体系，确保我们的水准与同行业趋势一致。

与传统投资公司雇员不同的是，我们的投资管理人在这里工作也是为了支持大学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总任务。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共识，我们的一些投资管理人宁愿放弃薪酬更高的工作。

当被问到HMC今年年初宣布解雇员工的原因时，曼迪罗否认这是因为哈佛投资基金缩水。当她在2008年7月刚刚接手HMC的时候，就决定了这样的人事变动。她提醒听众，她在返回HMC之前曾经在这里工作了15年，熟悉资金和人员是如何管理的。为了优化公司管理结构，她雇佣了自己的运营主管（COO）和其他队伍的负责人。裁减一部分人，增加几个主要的投资专业人才和行政管理人员，也是优化公司结构的一部分。经过重新调整投资战略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平衡，她相信公司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好，完全可以保管好哈佛大学的投资资产（endowment），应对未来的投资环境。

当被问到有什么投资机会时，曼迪罗说她不愿意预测哪个具体的市场会在今后的一两年当中有什么变化，但是预计在今后的三到五年中，不同的投资领域都会出现投资机会，例如房地产和自然资源。股票市场也会有一些吸引人的机会，一些股票会因为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具有增长的潜力。个别的公司会因为信贷市场的复苏而恢复增长势头。债务市场（debt market）也是一样。

当被问到个人投资者应该从去年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并如何思考未来时，曼迪罗说，最有价值的教训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市场在下周或下个月的走向，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对投资的安排过度集中在一种假设情景（scenarios）和条件下；我们要在能够承受的波动（volatility）下，力争长期的平均年回报率为正。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平衡风险和收益的原理，寻找市场定价失败的时机（market inefficiencies），投资在那些有增长潜力的资产，那么我们的投资长期的走势就是非常良好的。

六十八 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

校长福斯特在演讲中说，我要和你们讲的不是如何追求优秀，这方面你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而是要讲如何利用未来的不确定性

冬去春来，转眼间就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6月初的天气清冷得反常，人们不得不穿薄毛衣或夹克。今年波士顿的天气变化无常，4月有一两天气温高达32摄氏度以上，人们热得要开空调。随后的一个多月又冷得至少要穿两件衣服，但天气并不妨碍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校园里照例彩旗飘飘，成群结队，欢声笑语，赠送鲜花，合影留念。主要庆祝活动集中在6月2日校长对毕业生的告别讲演（Baccalaureate Address），3日大学本科毕业生自己组织的告别活动（Class Day），和4日哈佛毕业生联谊会（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组织的毕业典礼（commencement)。

这是哈佛大学第358届毕业典礼。第一届毕业典礼是在1642年。后来由于战争或瘟疫等原因，有九年的毕业典礼被跳过去了。6月第一周举行毕业典礼，今年会是最后一次。从下学年开始，开学时间从9月中旬提前到9月初，毕业典礼也会随之提前到5月下旬。

校长告别讲演

学生几年来日夜奋战，大好时光用在学习与消化老师讲的艰涩难懂的技术性问题上，到底会对今后的事业和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光阴似箭，无论他们心理准备好了没有，他们必须走出校门，面对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在成百上千的毕业生即将离开校园，忐忑不安地走向社会的时候，校长能给他们什么带有人生哲理的启示呢？

6月2日下午的校长告别讲演，照例在校园中心的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举行。虽然是大庭广众之下的书面发言，但并不完全是冠冕堂皇的做秀，其中不乏肺腑之言。

校长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首先回忆了这批毕业生在过去四年的经历。

她说，你们进入校园时正好是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肆虐的时候，你们离开校园时正好是经济风暴席卷全球，改变这个国家和世界的时候。你们也目睹了哈佛的变化。你们在四年中经历了三位校长（萨默斯，代校长Derek Bok，和福斯特本人），你们经历了旧的教学大纲（Core Curriculum）的退出和新的教学大纲的引入（General Education），和一些校舍的变化。福斯特然后列举了一些优秀毕业生取得的成绩（没有点名道姓)。

她说，很多过去四年的变化是四年前没有想到的：奥巴马入主白宫，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流感蔓延等等，这些都使未来更加难以预测。“我要和你们讲的不是如何追求优秀，在这方面你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而是要讲如何利用未来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去年这个时候，有很多哈佛毕业生选择了去华尔街工作。其中一个学生说，他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不想进入“真实世界”（real world），而进入金融行业是最稳妥、最保守的选择。金融风暴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你们没有最保守的选择了。你们当中的一个学生说，因为金融公司今年很少招人，他准备去教书，而教书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今年的就业形势让他没有理由不做自己热爱的事。当然，有一少部分毕业生仍然会去金融公司工作。这也是好事，因为你们还年轻，有弹性和韧性承受金融界的动荡。与其在你们45岁时经历中年危机，自问“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做这些？”还不如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反思这些问题。

有一位作家描述和她先生去巴黎旅游的原因：不是有人要求我们去，也不是我们认为应该去，而是我们从心底里想去，这样我们的旅途就有了一个好的起点。福斯特说，这就是发自内心的动力，这就是生活。

她说，博雅教育（liberalarts education）的目的，不是要训练你们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有一份特定的工作，而是要让你们在不确定的充满变化的情形下有应变能力，能够即兴表演（improvise）。“即兴生活（improvised life）是激情与平静、构架与自由、理性与感觉魔术般的结合。我们不喜欢不确定性（uncertainty），更喜欢安定，但正是不确定性给我们的个人生活和事业带来机遇”。

最能概括福斯特讲演内容宗旨的话，应该是她引用一位著名爵士音乐家的话：“透彻地掌握你的乐器，你的乐谱，然后全部把它们抛在脑后，尽情地弹琴。”现在的世界需要那些优秀的即兴表演家。

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重新投入进去不是每一代人都有的机会。福斯特回忆自己1968年的大学毕业典礼时说，当时我们意气风发，雄心勃勃，觉得巨大的社会变革迫在眉睫，我们要结束战争，消灭贫困和种族歧视。渐渐地这种无所不能的乐观和激情消逝了，我们逐渐地变成了“大人、成年人”，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小天地，为自己个人的好生活而努力，那种追求更高目标的境界和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憧憬没有了。

但是现在又回来了。我们目前面对很多挑战——金融动荡，传染病蔓延，对内政策，对外政策，都是困难重重。这些挑战和奥巴马入主白宫，不仅仅使新的思想、新的投入成为可能，而且是必须。

奥巴马总统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定义为重新振作和重新创造的时节（a season of renewal and reinvention）。重新振作、重新创造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我们一直坚持，最好的教育是那种培养分析能力的、形成思考习惯的、能够把信息（information）变成理解（understanding)的教育。这就是教育为什么这么重要，受过教育的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重要。

学生聚会

Class Day的活动是在校园中间的露天草场Tercentenary Theatre举办，没有毕业典礼那么正式，形式上比较轻松。毕业生代表的讲话有对四年大学生活的认真反思，也有自嘲自讽的幽默。他们对最近四年的课业过重（overworked）、睡眠不足（under slept）直言不讳，他们的脑海里只是被“成就”（achievement）这个词充斥着。“为了重建哈佛形象，有必要提醒整个世界哈佛的毕业生是多么地了不起。他们处处趾高气扬，只往上看，不往下看，永远觉得高人一筹。”

“在今后的几天里，所有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艰难困苦与沮丧失败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去面对。’别听他们的，他们肯定不是像我们一样，从哈佛毕业的。”

Class Day学生按照惯例会请一位主旨讲演人。去年的主讲人是前总统克林顿。今年是NBC新闻“今日”节目的联合主持人、杰出新闻工作者Matt Lauer。他曾经报导过伊拉克战争、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采访过无数政经要人。

他说：“哈佛大学的文凭并不意味着你有任何特权（entitlement），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比其他人优秀。你受的教育是一个强大的工具（tools），但这只是你工具箱中的一个。我要你们用所有的工具——你们的慈悲为怀（compassion），你们的与人为善（kindness)，你们的大度宽厚（generosity），你们的公平正直（sense of fair play），你们的诙谐幽默（a sense of humor），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而不是树立障碍与隔阂。”

他20分钟的讲演也不乏幽默。他说：“要有孩子，而且要有好多孩子，因为当你不能找到生活中的乐趣和幽默的时候，你的孩子会帮你找到。”“每个人至少要有一个永远和你说真话的朋友……记住生活中惟一不变的是你的品格（character）。”

六十九 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下）

6月3日的毕业典礼上，福斯特校长和能源部长朱棣文的演讲，是典礼的亮点与高潮

6月3日在校园中间露天草场（Tercentenary Theatre）举行的毕业典礼包括三部分：早晨发文凭，共6777个文凭（包括1562名本科毕业生），81个证书。这使世界范围的哈佛毕业生联谊会（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30多万会员的数目迅速膨胀。中午是各个本科生宿舍，各个研究生院分别组织的午餐。下午是哈佛毕业生联谊会的年会（Annual Meeting of the 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有3万多名毕业生及其亲朋好友参加。

校长讲话和校方请的讲演者（commencement speaker）是年会的亮点和高潮。

校长讲话

校长福斯特在向哈佛毕业生联谊会汇报学校工作进展的同时，也对平时看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普普通通的教学工作和研究生活赋与重要的意义。

她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以前完全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去年秋天刚刚开学不久，金融风暴就突如其来，几周之内历史悠久、不可一世的大金融公司顷刻坍塌，几万亿金融资产挥之即去。九个月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以前约定俗成的假设，构架和价值观都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资源也没有那么丰厚了。多数人认为九个月以前的那个世界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毕业生面临几十年不遇的不景气的工作市场。很多哈佛教授和毕业生都应招到政府工作了，策划应对危机的各种方案，其中包括奥巴马本人。

知识和有知识的人对应对危机至关重要。而生产知识和有知识的人就是大学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教育学生，分享研究成果。奥巴马说，我们必须支持大学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必须把科学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

哈佛大学也不能逃脱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我们在确保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预算，花销的优先次序，争取找出更加经济实惠的方法做好同样的工作。我们要想的不是要有什么更好的条件，而是要想做同样的事，不需要什么，什么是可有可无的。不要想我们已经失去的，要想我们仍然拥有的。“我们不能忘记哈佛优秀的悠久历史——我们今天比以往更加需要这种优秀。”

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是这个形势的牺牲品。“变化可以发生在我们面前，也可以通过我们而发生，我们必须要成为变化的设计者，而不是变化的牺牲品。当尘埃落定，我们必须自问，在经济衰退和危机过后，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计划，需要全大学范围的讨论协商，征求各方意见。现在这些程序已经开始。执行这些程序的结果意味着一系列具体政策的变化。从整体来说，这些具体变化就代表着我们认为21世纪的科研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必须是什么样的。

校长把学校的目标和任务浓缩为三个基本原则：

1）无论家庭背景，经济条件，所有优秀的学生都有享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受教育是实现“美国梦”的主要渠道。大学学费日益升高使得中等收入的家庭不堪重负。机会平等是有关社会公平，创造优秀的。在过去五年中，我们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助学金都有大幅度提高。我们要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磁铁。

2）大学是创造和传播知识的重要阵地，基础和应用科研尤其重要。二战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和科研大学（research universities）搭成伙伴关系，从事科学研究。但最近三十年来，联邦政府在科研方面的投资按GDP的比例已经减小了15％。现在科研方面的私有投资也在减少，又赶上经济危机。选择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从事科研的，又能够找到足够的基金支持的人太少了。有人为了能够找到资金支持就选择保守的课题，不愿意做更基本的，更深入的，更有突破性的研究。

奥巴马在今年通过的财政刺激政策中包括在今后两年对科学技术研究2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承诺在两年之后每年要拿出GDP的3％来支持科研。但是联邦政府债台高筑，政策能否兑现还很难说。所以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支持科研的方法和途径，例如，与周围的大学、医院、企业及其他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寻找基金会支持等等。

3）大学必须用审视的，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通过怀疑得到智慧。虽然哈佛大学是波士顿地区第二大私营雇人单位，为马萨诸塞州去年一年创造直接和间接经济价值高达53亿美元，但大学的作用不能用短期的，实用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大学是寻找追求真理的地方，即使某一个真理在特定的时间不受欢迎。在充满挑战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要问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

朱棣文的建议

今年的主旨讲演者是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他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因发现了在极低的温度下如何用激光把原子固定在它们自己的轨道上而获得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今年1月成为能源部部长之前，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家实验室主任，负责再生能源、新能源的研究工作。

他的讲演包括三部分：一些简短而幽默的点评，对毕业生不请自来的建议（unsolicited advice），和与他自己主要工作有关的倡议。他首先感谢校长和哈佛毕业生联谊会邀请他讲演，随后幽默地说他不敢肯定他符合毕业典礼演讲嘉宾的“高标准”。“去年的主旨讲演者是亿万富翁《哈里?波特》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前年的主旨讲演者是更大的富翁和慈善家，计算机‘呆子’（nerd），比尔?盖茨，而今年站在你们面前的完全不是一个富翁，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呆子。”

他也会恭维一下哈佛，说他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哈佛毕业的，只有他不是，今年他成为哈佛大学十位荣誉文凭的获得者之一，或许他妈妈这次会高兴了。以前当他告诉他妈妈他拿到了诺贝尔奖时，他妈妈说，“那不错。”然后紧接着问，“你下一次什么时候来看我？”

他说，他决定在讲演中引用其他人说过的话有两个原因。一是重要的话需要重复一次以上才能起作用。二是那些借用别人语言的作家其实是在重复最优秀的人的足迹。美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诗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说，“那些古人把我最好的思想都偷走了。”毕加索说，“好的艺术家借用；伟大的艺术家（干脆就）偷。”（Good artists borrow.Great artists steal.）为什么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就不能如此呢？

他自知在毕业典礼上对学生的建议很少被珍惜，大多被遗忘，肯定不被遵循，但仍然愿意提出以下几条。第一，感谢所有帮助你取得成就的人，包括那些教课不怎么好的教授，因为他们迫使你自学，而自学是在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

第二，在今后的生活中，培养大方大度的胸怀。在所有的谈判中，不要计较最后的很少的得失，大方地把一些零头放在桌子上留给对方。在与人合作中，记住要肯定别人的成绩（credit），成绩不是稀缺资源，别人有了你就没有了。特别是在成功的合作中，要给别人90%的成绩。

第三，在生活开始一个新篇章的时候，建议你们选择自己热爱的事业和职业。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热情，不要满足，一定要坚持找到为止。生命本身就短暂，没有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生命更是转瞬即逝。“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一门心思地想成为物理学家。大学毕业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共八年，然后又在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工作了九年。这些年来，我的主要目标和快乐就是物理学。”

他的最后一个建议是：追求个人理想，自己热爱的事业不应该是生活的唯一目标。当你头发花白，步入老年时，你希望在回首往年的时候感到骄傲。这种骄傲不会来自你一生中积累的物质财富，也不会来自你一生中积累的荣誉称号，而会来自那些曾经受你影响的人（the lives you have touched），他们的生活因为你而更加美好（the difference you have made）。

“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九年以后，我决定离开舒适的、方方面面都完美无缺的‘象牙塔’，尝试在我看来更现实的生活——去（斯坦福）大学教书。我希望我所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篇篇科学论文，我想通过教书孕育科学的后一代。”他说，“在大学工作最好的部分就是学生，因为他们清新、热情、没有成见。他们自己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好的精华的接受者、传承者、发展者。就是在大学阶段，他们的思想是完全自由的，也是最有创造力的。他们进入大学，以为教科书、教授就是权威。渐渐地他们会发现，教科书、教授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他们开始自己思维。当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的时候，我开始从他们那里学习。”“我开始教书，带学生是因为我想回报这个社会，给予别人，但结果是我从中得到的比我给予的更多。”

然后朱棣文进入讲话的第三部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过去的60万年中，地球经历了六个冰川时代。现在的问题是各种数据都表明气候在迅速变暖——北极圈的冰雪在减少，海面在上升。有史以来，科学第一次被用于预测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对50年以后、100年以后的世界的影响。这个影响来自于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的排放。

如果现在不及时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全球气温就有50％的可能性在本世纪末上升5摄氏度。在上一个冰川时代（ice age），全球气温只低了6摄氏度，加拿大的绝大部分和美国北部都终年被冰雪覆盖。所以气温上升5度对全球的影响不可低估，北极冰雪覆盖的有机物有可能融化，迅速释放甲醇（methane）和二氧化碳，动物、植物以及人类都难以适应。

作为国际社会，我们愿意在这个至少一百年以后才能见到效果的气候变化投入多少呢？上一代人努力工作是为了下一代人生活得更好。我们能不能为我们后代的福利和幸福而承担起责任呢？

五年以前朱棣文同意成为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广招科技人才，迎接气候变暖的挑战。他们已经建立了几个不同的能源研究所。他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的挑战有充分的理解，但仍然表达了“危中有机”的乐观和信心，鼓励年轻人把握机遇，把握现在，通过发明创造新科技，设计更好的政策，和建立管理更有环保意识的工厂企业，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有些缓解气候变暖的办法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提高能源效率，节省能源的效果就非常可观。现有的技术可以使房屋使用能源效率提高80％，15年就会返回所需投资（payback period）。房屋冬天的供暖，夏天的空调和其他用电占美国所有能源消费的40％。所以提高能源效率，节省能源的好处是巨大的，是“不捡白不捡的大便宜”。

但是更多关于气候变暖的问题是未知的。他说，“奥巴马政府在为繁荣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打基础。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你们加入我们，与我们并肩奋战。”

他为参加奥巴马政府而感到荣耀。奥巴马政府鼓励科技创新以解决能源危机。“美国有机会领导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要创造更有效的办法利用太阳能、风能、核能，处理发电厂排出的二氧化碳。更先进的生物能源（biofuels）和使汽车用电驱动（electrification of personal vehicles）也会帮助我们不那么依赖石油进口。”

发展中国家在努力追求达到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对气候变暖采取措施。朱棣文承认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3％，而消耗的能源却占世界的25％，与此同时，世界上有16亿人没有基本用电，有几亿人靠燃烧树枝做饭。他说，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那些最容易受伤害而且受伤害最大的人群——那些穷人，孩子和未出生的孩子——是最无辜的，也是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群体。

朱棣文呼吁最基本的人性，他引用两位人文领袖的话终结讲演。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1967年反对越南战争时提倡超越种族、阶层、国籍的无条件的博爱（all-embracing and unconditional love for all mankind）和直接面对挑战的紧迫感，“明天就是今天。在人们的生活和历史上，有‘太晚了’这么一说。”

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在12月10日获奖晚宴中讲人文主义者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中的作用：“我相信人不但会承受，而且还会战胜。人是有精神的，精神是永恒的。人有慈悲之心，人能够与人为善，自我牺牲，忍辱负重。诗人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写出这些精神，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充实人们的心灵，时刻提醒他们勇气、光荣、希望、骄傲、慈悲和自我牺牲精神都是人们光荣历史的一部分。”

朱棣文最后总结说，“你们在追求个人理想的同时，也要培养帮助别人的热情。没有什么会给你更大的满足感了。”他呼吁：“为了你们的孩子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

七十 库珀：美国储蓄不足并无所谓

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的储蓄太少，而是其他国家的储蓄太多又缺少国内投资条件造成的

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都有一些大家基本公认的“事实”，或专业当中的“paradigm”，而哈佛大学经济系却有人挑战这些约定俗成（conventional wisdom）。

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1958年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获经济学硕士，1962年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他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完成博士论文期间，被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1918-2002,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看中，27岁就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高级业务人员，主管国际收支平衡及其他国际业务。此后，库珀多次服务于民主党政府，包括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任卡特政府副国务卿，九十年代中期任克林顿政府国家信息委员会主席。

惟一的例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在耶鲁大学教书期间，兼职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做经济顾问，频繁往返于New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和华盛顿之间。由于基辛格的顶头上司是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所以严格地说，他也曾供职于共和党政府。虽然他深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强调政府在经济中有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作用，但他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很难以党派，甚至学派划线。即使了解他的人也很难预计他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业界人士一般认为他的观点别具一格，思维博大精深，而值得倾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库珀分别担任美联储波士顿分行董事会副主席、主席。

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因为他刨根问底，不信偏见。库珀对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持少数派观点，但大胆清新，说起来，条条是道，融会贯通。因为他在业间独树一帜，他的观点值得转载。本文根据他发表的文章及一些公开讲演整理而成。内容包括美国储蓄及公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与全球不平衡，美元的国际地位与国际金融秩序，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评价政府危机对策，美国长期通胀前景，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走出危机，和改革高管薪酬制策略。

美国储蓄及公债

从宏观层面说，美国消费过高，储蓄不足，债台高筑，这是众所周知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推导政策方向和具体措施。但库珀却通过剖析这个大家公认的“既成事实”，具体说明哪一部分是成立的，哪一部分是不成立的，从而瓦解了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政策推论。

2004年2月20日他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反对指责美国储蓄不足的理由。他承认，美国人从可支配收入中的储蓄率极低（saving out of US 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即使加上公司的储蓄（corporate savings），私有储蓄（private savings）也很低；美国政府赤字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就非常高了，这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动用财政刺激政策（2009年2月国会通过），给政府本来就庞大的赤字火上浇油。

但库珀支持2009年的财政刺激政策。他认为在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只有政府可以逆流而上，增加总需求，带动私有经济发展。他并不是一味地主张“大政府”，而是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人下意识地把经济生活中的成功都归结于私有经济的功劳，把经济生活中的失败都归结于政府政策的错误和政府对私有经济的干预。这种思想在库珀看来，是极其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平、透明、高效的运作平台，私有经济根本就不可能蒸蒸日上。而政府提供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是需要强有力的税收支持的。

库珀曾经反对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认为那些支持减税的理由（降低边际税率会减少福利损失，提高税收效率）只是在抽象的逻辑中成立，在实际生活中的效果微不足道。他认为大多数人在决定是否接受下一个项目，下一份工作（additional work）时会考虑很多因素，但自己的边际税率多少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对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人，边际税率就更不是一个考虑因素。他认为这两次减税只会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为什么家庭和国家应该储蓄呢？家庭储蓄是为了供孩子读书，提供养老保险，以防万一（例如暂时失业等），或许给后代留下一些遗产。国家储蓄是为了投资，为了经济增长，为了今后有更高的收入。

对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来说，它的储蓄与我们从国家宏观统计账户里（national accounts）得出的数据非常不同。家庭房产的增值，购买的耐用品（例如汽车，冰箱等），在孩子教育方面的花销会增加这个家庭今后的收入，是一种投资，而我们从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储蓄完全不包括这些。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所以消费更加大胆。虽然有不少家庭需要提高储蓄，但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储蓄决策，在库珀看来，基本上是对的。

那么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储蓄来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呢？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即使在古典经济学中，也是技术革新，而不是纯粹的资本积累。诚然，不少新技术就包括在资本（机器）当中了，但这说明高投资（总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我们的着眼点不应该是净储蓄，而是总投资。虽然美国国内储蓄很低，但美国得益于大量外资涌入，总投资情况一直很好。

其次，资本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在降低，而资本的质量（quality of capital）在提高。同样多的储蓄现在可以买到更多的更好的资本产品（例如家用电器和计算机等产品）。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增加产出需要的新增资本在减少。所以我们从统计中看到的用美元度量的新增资本低估了质量的提升。

再次，库珀继续刨根问底，我们为什么追求经济增长呢？如果美国的储蓄更高，美国经济或许能够增长更快。但经济增长更快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比起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生活已经富裕了无数倍。再要求我们的祖辈生活得更节俭，为了我们而储蓄得更多，是不道德的。除了小布什和他的朋友非常在乎给后代留下财产以外，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给后代留下很多财产，因为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创造自己的财富，不应该依靠祖辈的遗产。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技术革新的良好势头，继续为后代提供足够的教育，在经济好转后减少财政赤字，即使我们不增加储蓄，我们子孙后代的物质生活也很有可能比我们更富裕。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与全球不平衡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在2004－2006高达GDP的5％以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有必要制定经济政策逆转赤字。库珀反对这种观点。

首先，他区别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中的不平衡与经济模型中的不平衡（disequilibrium）。这两种不平衡有本质的不同。全球不平衡中的不平衡是很有可能持续的。至于这种不平衡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是我们喜欢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

其次，人们常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每年5000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平均每天从外国借债将近20亿美元。”库珀说这种解释是错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或盈余）等于资本账户的盈余（或赤字）。这是一个数学上的恒等式，并不意味着恒等式的左边导致了右边，或右边导致了左边，或谁管谁借钱。资本的流动在自由经济体系里其实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没有任何一方是被迫的。如果你不愿意承担可能的后果，完全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游戏。

库珀对这个恒等式的解释是：美国资本账户的盈余被用于填补支持经常项目的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在支持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上了。在他看来，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的储蓄不足，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其他国家的储蓄过剩，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石油国家的美元主要是因为油价飙升）。他们国家内部的投资环境没有美国这么好，投资机会没有美国这么多，没有办法吸纳这么多的储蓄，或者可以吸纳，但投资回报没有投资于美国的回报率那么好。

库珀认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有人口方面的优势：美国的自然生育率和相对宽容的移民法保证了美国人口不会像日本和意大利那样萎缩。相对于新兴市场，美国有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容忍失败，机制灵活，政治稳定。美国政府虽然债台高筑，但美国国债（treasury securities）的市场广度、深度、流动性几乎无与伦比。

那些储蓄过多的国家应该把用不了的钱放在哪儿呢？投资哪里能比投资美国更好呢？即使那些国家的私人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资本账户不开放）不能投资美国，那些国家的政府也会把一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尤其是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以保护出口企业的国家更会这样做。只要不走极端，他们的想法及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2004年11月1日，库珀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具体分析美国国际净投资态势(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的可持续性及利弊关系。如果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继续增加，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多于美国人在外国的投资的部分）继续增加，那么外国人就会拥有更多的美国资产（claims on US financial assets），就会有更多在美国的投资回报(yields on the seas sets)，美国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就要给外国人（foreign claims on US output），美国人的收入就会因为把“饼”的一部分分给外国人而减少（reducing US incomes）。但是库珀指出，这种逻辑没有把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经济做的贡献考虑进去。如果没有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美国人生产的“饼”的本身就会更小，除非美国人自己在国内的投资足够大，顶替了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

2008年夏，库珀在《经济视角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发表长篇论文《全球不平衡：全球化，人口变化趋势和可持续性》(GlobalIm balances:Globalization,Demography,and Sustainability)，综合阐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日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意味着储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最佳投资机会，在本国投资的偏向（home bias）越来越小。根据他的计算，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减去美国在外国的投资，即资本账户的盈余，不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会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继续扩大。因为资本账户的盈余等于经常项目的赤字，所以经常项目的赤字也会继续扩大。加之美国的人口和制度优势，美国会继续吸引大量的全球投资。

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的储蓄太少，而是其他国家的储蓄太多又缺少国内投资条件造成的。由于这些根本原因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全球不平衡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即使在长期也未必会改变。如果人为地制定政策，强迫改变这个趋势，库珀担心，世界经济会有全面衰退的危险。

哈佛笔记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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