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e-only系列

最美的新疆

浙版数媒

版权信息

最美的新疆（三联生活周刊e-only系列）

三联生活周刊 编著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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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BN：ECFD-N00005066-20141023

最后修订：2014年10月23日

Kindle版制作：许阳洋

出版：三联生活周刊

北京 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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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三联生活周刊e-only杂志书简介

内容简介

东西方文明交融深处：最美的新疆

逐花而行

夏的新疆

短暂之秋

冬之沙漠，一个奇异的世界

没有比腿更长的路

李学亮拍摄新疆的心得

如何探知新疆秘境

兵团的记忆

牧游

李娟：哪有比阿勒泰更远的地方？

伊犁河谷：行在古道两端

在那遥远的地方

画家哈孜·艾买提

“达斯坦奇”哈孜木

传说以外还有一个喀纳斯

边走边听：在南疆倾听木卡姆

桑皮纸：活着的文明

艾德莱斯：“最后的丝绸制作工艺”的新生命

行走南疆：绿洲中的城与人

难忘塔什库尔干

克孜尔石窟：绽放灿烂的龟兹文化

“丝路”上的葡萄酒乡

沙漠边缘的玫瑰酒、杏酒和石榴酒

三联生活周刊e-only杂志书简介

“三联生活周刊e-only杂志书系列”是周刊为kindle用户量身打造的电子版读物。

三联生活周刊对品质生活、文化现象、时代人物、儿童教育……重要领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投入，形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体系。我们把对特定领域多年的观察和记录，经过重新编辑、完善，形成具有鲜明主题和丰富内容的系列电子读本，以满足读者深入了解特定话题的需求。

内容简介

新疆，似有吸引外来人走向更深处的魔力。它的美，在于阔大丰厚的地理环境、多样的生活方式、多元的民族和宗教。它的美在一言难尽。这里古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沿平行于天山的丝绸古道，各方的异质文化被行者带来，千百年来在这里生长、交替、融合，然后被下一拨儿行者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本刊记者于5月底6月初入疆，两组人，各走南北。那时，天山和昆仑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已是盛夏，喀什、和田街头开始叫卖新鲜下树的甜白杏，而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准噶尔盆地边缘的伊犁河谷不过刚刚由春入夏。一组人马在南疆品尝大甜杏的时候，北疆新源县的漫山野杏林刚刚花尽。

北疆组记者将从西而东，带您探察贯穿天山的三条古道，领略天山以北四季的美，探知新疆秘境，为您讲述建设兵团的记忆。南部采访小组从和田一路行车至喀什，再从喀什去库车。数不清的墓葬，各个朝代、各样文化留下的壁画及其他遗迹，内容包罗万象的木卡姆，反映着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然而，无论是刚健雄厚的北疆，还是广袤无垠的南疆，都在真切地讲诉东西方文明交融之美，都是我们遥远而真实的家园。

东西方文明交融深处：

最美的新疆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吐尔尕特口岸的火山群

东西方文明交融深处：最美的新疆

◎曾焱

那些一遍遍不倦地在家乡游走的新疆徒步者，他们会告诉你，如何走进新疆的灵魂深处：“用脚走，不是开车走，才能真正感觉到新疆之大之美。到北疆，你看到刚健和雄浑，再深的山也有牧人，多远的草原都有牛羊；在南疆，金色阳光永远洒晒在大地上，让你感受到什么是时空的广袤无尽。”

这片无尽之疆，似有吸引外来人走向更深处的魔力。它的美，在于阔大丰厚的地理环境、多样的生活方式、多元的民族和宗教。它的美在一言难尽。这里古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沿平行于天山的丝绸古道，各方的异质文化被行者带来，千百年来在这里生长、交替、融合，然后被下一拨儿行者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从地理书上，我们早就熟悉了新疆的“三山夹两盆”。从北至南，绵延的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为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搭起气魄摄人的骨架。其中天山无疑是最重要的山脉，在疆内横亘1700公里，自东部的哈密地区起，向西一直延伸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刚好将新疆分为南、北两半。“古代亚洲具有代表性的势力，全都与天山路相联系，并以此十字为中轴而进行活动。”生活在这两片疆域的人，面对的自然地理环境全然不同，也在漫长的时间里，各自形成草原游牧文化和戈壁绿洲文化。

我们在5月底6月初入疆，两组人，各走南北。那时，天山和昆仑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已是盛夏，喀什、和田街头开始叫卖新鲜下树的甜白杏，而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准噶尔盆地边缘的伊犁河谷不过刚刚由春入夏，同伴在南疆品尝大甜杏的时候，我们抵新源县境，漫山的野杏林刚刚花尽。沿天山西脉、伊犁河流域，从昭苏大草原、喀拉峻草原直至伊犁河谷最东面的那拉提，草长莺飞，野花次序盛开，牛羊开始转场，大草原的旷阔和哈萨克人的好客，伴随了我们一路行程。

天山景物，即便只是目睹皮毛，也可收尽草原、森林、雪山和冰川，可是，真正的风景总在深远之处。“只有当你走进去，或许只是翻过一个达坂，就会看到毫无雕琢的天山，那是会让人心醉的壮美。”

在被人称为“乌孙故地”的这个狭长河谷，我们试图通过实地勘踏和采访，从西而东，去探察贯穿天山的三条古道。古道曾是历史上连通南、北疆地的通路，有的民国以后就被废弃，有的还在被当地牧民使用，古道两端是伊犁奇美的风景，古道之上有遗存的历史，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现在已经成为北疆户外徒步的经典路线。新疆著名作家刘亮程也告诉我们，人迹不至的牧道之上有更隐秘的风景：在新疆塔城塔尔巴哈台山和托里玛依勒山之间，有一条与公路平行的供牛羊转场的“塔玛牧道”，“每年春秋季节，数百万牲畜浩浩荡荡走在这条古老牧道上。一群一群的牛羊头尾相接，绵延几百公里”。当一位名叫方如果的作家偶然发现它竟然宽阔可行后，他沿这条牧道走到了远远近近的山谷和草原。现在，在天山和更北的阿尔泰山里，也随牧道的发现有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牧游，旅行者随牧民转场，跟着羊群去旅游。在刘亮程看来，“它是对西域古老游牧文明的一场挽留”。

看新疆，尤其是南疆，很难按捺得住不去探察它的历史和人文，因为这些痕迹就留在今天各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也在我们经过的宽宽窄窄的公路边。

昆仑山北麓的和田诸绿洲，是与华夏古代文明渊源很深的地方。昆仑山位于新疆最南边，《山海经》里有关于这座山的故事，上古神话里的众多神仙也来自这里，古代中国人还相信一种说法，认为黄河的发源地也在昆仑山和田麓。

1884年，清代中央政府在新疆建省，开启中国新疆的近代历史。“新疆”的名字由此而来——更新的疆土。在这前后的50多年里，外国探险家对新疆境内自然地理状况和文化变迁所投注的考察兴趣以及大量著述，可以说前所未有，内容涉及各个领域，是我们今天探察这片无尽之疆的极有价值的近代史料。

我们的南部采访小组从和田一路行车至喀什，再从喀什去库车，这里有数不清的墓葬与各个朝代、各样文化留下的壁画及其他遗迹，有内容包罗万象的木卡姆，反映着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绚丽只是表面，民间性或许才是它最大的魅力，喀什街巷里的院落和田头，远比舞台更加迷人。我们的记者在喀什莎车县碰到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婚礼，有幸耳闻目睹一场盛大的“麦西莱甫”（木卡姆的组成部分），“最后，已经分不清舞者和参加婚礼的宾客了”。

这里也是新疆最早的国际市场和经贸门户，古丝绸之路的南、北、中三条线路先在这里交汇后再分散而行，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与中原文化于此交融。在喀什有维吾尔族、汉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居，民风民俗日渐相融，尤其是餐饮，成为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和各民族融合最明显的见证。20世纪30年代再访喀什的斯坦因曾提到西方文化的进入：“款待客人的方式并未改变，只是到处都使用白色桌布和西洋式餐桌上用的餐具”，喝英国白兰地，用刀叉。1905年，德国探险家勒柯克也早就记述了这种物质层面的文化变迁：“喀什噶尔人的烹调术也受中国内地的影响。他们的午饭有菜汤、面条、烤肉、包子以及用醋渍的蔬菜做的饺子。”现在到喀什的餐馆里用餐，菜牌上用的是维吾尔文，可稍懂维文的汉族人会发现，菜式读出来至少有一半汉文名：面片、炒面、大盘鸡、辣子、茄子。

“各民族之间饮食文化的互相影响太厉害了。”在乌鲁木齐，从小在喀什长大的维吾尔族老画家哈孜就这样向我们感叹。

美丽而冷峻的夏塔古道

逐花而行

◎王恺　王璞（实习记者）

春季转场开始了，羊群跟着消融的冰雪往上走

新疆的春天异常短暂，许多地方的冰雪在四五月还没有融化，转眼就要入夏了，所以，寻找春天，一定要有心；不过时间越是短暂，春天越绚烂，在新疆待了多年的专业驴友经过总结，设计了一条追逐着花期的路线。

4月初 吐鲁番看杏花

因为地势偏低，整个吐鲁番地区的杏花是新疆开得最早的，清明节前后，不出意外，就可到吐鲁番觅杏花。不过，意外常常发生，在新疆待了多年的驴友邹林英告诉我，即使是他这种老新疆、老户外，要准确说出花期和地点，也难。

为什么？春天来得特别仓促。“不像江南的春天，是慢慢的，一点点展现的。先是草绿，树发芽，然后是春暖花开。新疆的春天没有秩序，3、4月，南疆气候逐渐回暖，气候上的春天逐渐出现。可是这时候又是浮尘天气居多，整天灰蒙蒙的，而且风大，许多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吐鲁番的车甚至都过不了小草湖风口，到不了目的地。”

邹林英说，今年春天，他们就差点过不了风口，许多车被堵在路上，可是他们出游心切，采取笨办法，全部人坐在车的一端，加大对风那一端的重量，以免风把车掀翻。窗玻璃蒙上塑料，然后蹭在一个大车旁边，靠大车挡风，缓缓挪动过了小草湖10多公里的风口。

许多人到吐鲁番的吐峪沟看杏花。这里是火焰山下一条山谷，布满了有两三百年历史的维吾尔族民居，杏花沿沟谷河岸星罗棋布，点缀其中的是当地农民，他们正忙着把埋在土里一冬天的葡萄藤挖出来。不过老邹觉得，这里的游客太多，他们更愿走到更深远的地方。向沙漠边缘的鄯善县吐克沁乡进发，一路上都很忐忑，尤其是有风的时候。这回担心的不是车，而是花是不是还在枝头。“风一大，有可能一上午，花就落了。”

吐鲁番的杏花的花期本来就只有一周，不确定的风和沙尘天气，使这一周又充满了变数。

另一位资深驴友“达摩”说他亲眼目睹过这样的场景：“早上去还是杏花满枝头，等我们赶上山拍日出，下山的时候，花瓣已经落满山坡，同伴把花瓣一把把扬起来，那时候，真感觉到新疆春天的珍贵。”

去年清明节，邹林英他们没有看到花，今年运气好，在吐克沁村落里，看到了满村杏花。“我们不去田里，那里的杏花人工剪枝，花色死板，不像村里房前屋后的杏花，高低错落。”

春天虽然来得短暂，可是万物还有所感。“达摩”说，他们也会选择吐克沁附近，这里的红河谷是一条河水冲刷多年的河沟，最宽的地方有1800多米，沟里住着百十户人家，非常纯朴。春天的时候，在河谷里走，周围全是杏花、梨花和野生的红柳，感觉就像走在古时候。

4月25日 新源县看野杏花

除了吐鲁番，还有些人会选择去库车看杏花，不过邹林英觉得，那里和吐鲁番有点像，他想寻找不一样的杏花。今年的新发现是新源县吐尔根乡的野生杏花林，那里本是一大片野杏花林，只有少数牧民知道它在深山里藏着。去年始，当地乡政府开辟了一条简易公路，从新源县过去一小时车程。但遗憾的是，邹林英他们今年去的时候，发现简易公路已经拥挤不堪，不仅是外地人慕名而来，当地人也赶着去，看着这么多人，他们马上觉得扫兴。没想到到了目的地，完全被花海震住了：山坡和沟谷全是杏花，草地刚绿，像一张巨大而润泽的地毯，人们大多只在外面的山坡上看，往里稍微走上几公里，则基本上便是仙境。“只有两种颜色，野杏花的淡粉和草地的油绿。”据说这是一种品种古老的杏花，与培植过的杏花色调大不一样，粉色有多种层次，风一吹过，几千树杏花一起撒落花瓣，那种情景，会让人想起日本的樱花花落。不过，邹林英说，涌现出来的情感不太一样，日本人对樱花之落的情感大多是惋惜，可是新疆大概是区域太辽阔了，看着那片盛大花海，只有感动。“大自然创造的这种地方太神奇了。”

晚上最好是不回去，在草地上支起帐篷。“新疆只要是一进山，就能看到漫天的星星，在山上住的时候感觉尤其好，星空离人近。”就因为春天短暂，才格外要与春天亲近。

4月28日至5月上旬

赛里木湖畔的金盏花和塔城野芍药

杏花，苹果花，包括桃花，花期都很短。但是，不愁没有新花可看。从新源往伊犁河谷的塔城，路上会先路过赛里木湖。这时，冬牧场的牛羊还没有下到夏牧场，“达摩”说，有经验的驴友都知道，羊吃草，牛吃花，牛羊践踏后，花就完了。此时此刻，牧民们正在山路上赶着牛羊，环湖泊的野花还有一周的繁盛期。

邹林英说，赛里木湖环湖一周要90公里，湖畔有不同的野花品种：东岸最多的是金盏花，又分为大金盏和别名酥油花的小金盏；西岸同样黄灿灿的，当地人叫“老鸹蒜”，听起来不好听，实际是野生的郁金香，非常华丽；北岸有很多紫花。所以，最好的旅行，莫过于环湖。

一周后，大批牛羊的到来会使赛里木湖畔的花海消失，这时正好可去更深处的塔城。“达摩”说，塔城处处是野山花，最美处在裕民县的巴尔鲁克山，山脉西边就是哈萨克斯坦，当地的边防哨所因为一首歌《一棵小白杨》而成名，现在改名叫“小白杨哨所”，附近满是白杨树，漫山遍野的红色野芍药。“当地还有野生的巴旦木树，不如种植的高大，是灌木丛，此时也开出粉色的花。这是一片高山牧场，山脉连绵如海浪，空气异常纯净，走在山里，远处是雪山和松林，脚下是草地，时常能看见当地特产的巴什贝羊，这是一种身上纯白只有头部是黑色的肥美的大羊，这些羊正贪婪地在草丛里吃着春天的草芽。”

邹林英说，此时进山，最防山里的洪水，还要防晚上的严寒。

同样熟悉新疆的芮文斌提议骑马在这一带游春：“白天气温能在20摄氏度左右，骑马在这一带奔跑，特别能闻到新鲜的青草味和野花的浓郁香味。晚上一定要住在哈萨克牧民家，他们最熟悉这里的地势。一次，我在哈萨克牧民家做客，晚上暴雨突至，河水暴涨，没过2/3马身。哈萨克人真是马背上的民族，只要马首能露出河面就能过河。我极力抓住马，水湿了全部衣服，但马没一会儿就趟过去了。这是我最难忘的草原经历。”

6月中旬

博格达雪山后峰的高山草场野花

草原上出现大批牛羊，意味着夏天即将到来，“达摩”说，此时应该离开河谷，向山地而去，首先能看到的，可能和花关系不大，但同样是新疆春天特殊的美景：阿尔泰山区的乌伦古湖有大批前来产卵的野生鸟类，足足有几百种，非常喧闹，让人能感受到另一种春天的气息。

此时花事其实没完，这要靠打听和询问才能知道准确信息。“达摩”说，新疆有不少煤矿的司机都知道哪里有特别好的风景，开始他们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明白了，煤矿一般是远古森林，所以，只要找到煤矿，就能找到附近的美景。博格达雪山的后峰路线就是这么被发现的。

“达摩”说，那是大黄山煤矿附近，只能顺着山路徒步。这里高海拔，春天到得自然晚，这时往山里走，会发现，整个新疆的春天都躲藏到这里来了。身边全是野花，这些野花不大，可是只要侧着或者坐在路边一会儿，就会被浓郁的花香包裹，特别是有雪水刚融化下来的地方，土地特别肥沃，那花的色彩会更深。除了野花，还有许多别处见不到的蘑菇，有一种叫“大白翠”的，个头比馒头还大，摘下来煮汤，特鲜。这里的春天更不牢固，昼夜温差巨大，白天水还流着，人步行还挺热，到了晚上，就结冰了，他们在一号露营地里冻得发抖。不过清晨醒来，又回到春天的气温里，周围的小梨花，全部开放了。

红彤彤的昌吉火烧山

天山喀尔里克峰的雪莲四五年才开放一次，是难得一见的奇花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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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的新疆

◎曾焱　苏孟迪（实习记者）

6月中旬，新疆大半地域开始入夏，直至8月下旬见出秋意。蓬蓬勃勃的牛羊、牧场、野花，严酷顿减而可亲近的雪山和冰川，这些都是夏的馈赠。

木扎尔特冰川

说到夏天的新疆，老安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伊犁地区昭苏县夏塔古道上的木扎尔特冰川：只有在夏天，从夏塔牧场到木扎尔特冰川一路，才能等来蓝天之下雪山、冰川、牧场交融的美景，远处是银白色的雪山，脚下是蜿蜒的冰川，草场满绿。等到秋天，草黄了，山上全都覆了雪，看到的就只是白茫茫一片了。

“老安”是山友和驴友对安少华的尊称。2007年，老安成了新疆历史上第一批成功登顶珠峰的人，也是登珠峰的蒙古族第一人。这条“夏塔古道”，也是由他探出并命名的。途中的木扎尔特冰川，海拔接近5000米，是天山西脉汗腾格里冰川区重要的组成部分。若要全程穿越这条古道过于艰险，只适合较为专业的户外徒步团队，但老安告诉本刊，还有一条比较安全的旅行线路可近观夏季冰川，一般人上去都没有问题，骑马一天可至。“从伊宁去往昭苏县夏塔乡的夏塔牧场，每个路段都有班车可以搭乘。到牧场后就没有车了，租马往上走，沿牧场大概骑行10公里后到达一个叫做哈达木孜达坂的地方，站在达坂顶上，就可以看见无比壮观的木扎尔特冰川了。”对所见景致，有人形容恍如在一片乳蓝的冰雾之中长出无数巨大的雪蘑菇，静穆之美，令观者屏息。

途经昭苏，如果正是6月底到7月底，还可以看到兵团种植的万亩油菜花田和薰衣草田。20世纪60年代，法国薰衣草曾被同时引进到伊犁河谷、河南豫县、云南昆明和陕西西安，但最终只在伊犁种成，如今伊犁已成为中国唯一的薰衣草种植产区，与法国普罗旺斯、日本北海道、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并列为世界四大薰衣草产地。每到夏日，金黄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薰衣草，衬着起伏的绿色草原和白色雪山，成为色彩醉人的伊犁夏景。

喀拉峻大草原

“我第一次去喀拉峻是2006年左右，正是夏天，真没想到会有那么美。后来我开始带朋友去，到现在已经记不清自己去过多少次了。”

锡伯族的佟雪良创办了一家户外探险俱乐部。在新疆户外圈里，听过“流浪的歌者”这个名号的，比知道佟雪良的多，大家差不多都忘了他的这个本名。

喀拉峻，在哈萨克语中意为“山脊上的莽原”，位于伊犁地区特克斯县的南部天山，包括了阔克苏河以东、喀甫萨郎河以南近2900平方公里的域地。这里属典型的山地草甸，起伏和缓，苍莽开阔。从5月20日到6月20日，是喀拉峻草原的花期，因此也成为这里最美的时节。佟雪良描述，花最盛的时候，每个山坡的颜色都不一样。“左边一片紫，右边一片黄。”他说，喀拉峻的牧草虽不特别高，却像地毯一样密实而肥美，见过便难忘记。

佟雪良和朋友们喜欢喀拉峻，是因为它还保留有原始自然的景观，和人们熟悉的北疆景区喀纳斯、那拉提不太一样。“喀拉峻的美，是未被过度开发的美。我们在2010年去的时候，哈萨克牧民还特别淳朴，会热情邀请客人去家里喝茶、吃饭，还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去放牧。”佟雪良说他每次带人去，都会住到一户熟悉的老奶奶的毡房里，每天可以吃到她新鲜烤制的馕。

从县城去喀拉峻现在有了简易公路，区间车也开通了，成为“新疆天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五大景区之一。佟雪良有点怀念两年前的喀拉峻：“一个真正美的地方，是不能过度开发的，包括风景和人文。像喀拉峻这样的天堂是越来越少了。”

“七八月份，我还喜欢去白哈巴，那是中国最适合发呆的地方。”佟雪良说。白哈巴村属喀纳斯景区，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境线上，被称为“西北第一村”，近旁就是“西北第一哨”。那里和禾木、喀纳斯一样，是典型的图瓦村寨，有清一色的尖顶木楞屋，以整根原木垒砌。清晨，阳光照在阿尔泰山的雪顶上，谷溪流过桦树林，各家打开栅栏放牧牛羊，那份自在安逸难得。

论景色，白哈巴不见得美过喀纳斯湖周边，但白哈巴的好处是可以待在这里清净消夏。佟雪良说，村里目前还没有正式通电，游客较喀纳斯其他地方少，因此还能保持一些未经污染的风貌。每次他带人去白哈巴，行前大家会抱怨那里没什么景点好看，但住过一两天以后就感叹，这一路还是白哈巴最舒服。

喀尔里克雪莲花

这个周末，李敬阳和梁哲喜要约几个朋友一起去哈密的喀尔里克冰川做一次短途徒步游。李敬阳说，喀尔里克位于东南疆的东天山段，和北疆的伊犁景色不一样，更多一些凝重、苍茫的气度。

李敬阳是新疆户外圈里小有名气的“半路一把刀”，出版过新疆第一本关于深度徒步探险的《秘境》一书。他们这次短途行程的目的，是去拍摄雪莲花。在新疆，雪莲的花期仅在7月到8月，不过，“并不是年年开，通常四五年才开一次，所以是难得一见的奇花，吸引无数徒步者和摄影爱好者去找寻”。

盛开的天山雪莲

李敬阳第一次看到雪莲是2004年在博格达。“乍一看，没反应过来，以为是个包包菜，也就是‘莲花白’，因为雪莲外面的叶子和莲花白很像。后来有人喊：‘雪莲！’仔细一看才发现里面包着好大的花。”真正震撼李敬阳的雪莲花景，却还是在喀尔里克冰川。他说，那天早晨6点从帐篷里钻出来，一个人背上相机往冰川爬，有只红色的小鸟一直在前面跳行，好像在给他引路。爬到冰川下面，都是冰层和碎石，雪莲就长在其间。“在那些驴马也不容易到达的地方，才有成片的雪莲盛开，真正是异香扑鼻，都想不出有什么香气和它近似。我现在想起来，好像都闻到那种浓郁的味道。”

梁哲喜也记得2007年在喀尔里克冰川第一次看到雪莲花的情景。“当眼前突然出现一整片一整片的雪莲花时，那种惊喜啊！当时我已经很疲惫了，眼前先出现了冰川，走近冰川，就看到高地上长满的雪莲，我的感觉是不忍心去惊扰这些花，又舍不得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片刻，所以就只是不停地拍照。”他说，夏季的喀尔里克，除了大片雪莲花，雪山和冰川也是观赏雪莲花最好的背景。喀尔里克冰川在夏季会有消融流动，形成一条季节性的河流，顺河而上，两边都是古老的冰川，在强烈的阳光下显现出各种造型，非常美。

去喀尔里克冰川的人并不太多，这里路途远，附近上百公里都少有人烟，所以基本上只有徒步爱好者才会选择这条线路。梁哲喜说，往往是经历了一番艰苦行路，才能看到最美的夏花、最纯净的雪山。

短暂之秋

◎孟静　林磊（实习记者）

哈密市的果农在晾晒红枣

“时不与兮岁不留，一叶落兮天地秋。”新疆以平均气温0℃～20℃作为秋季的标准。历年入秋时间，北疆一般是8月下旬到9月上旬，吐鲁番盆地最晚，为9月下旬，塔里木盆地多为9月上、中旬。

淖毛湖与胡杨林

现在重庆能源新疆煤电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任职的姚良俊极爱新疆秋日的胡杨林，对淖毛湖更加魂牵梦萦，前后三次在秋天赶去。第一次他没有准备好，坐公交车去，到了景区门口被拦下，得知往返要500公里，淖毛湖的胡杨林有47万亩，靠两条腿是走不尽的；第二次自驾，人多也未尽兴；第三次美景尽收相机。淖毛湖距哈密地区伊吾县城北73公里，遍布着一望无际的胡杨林，秋日一来，树叶都浸染上最暖的金色，游走林间，可以从容感受姿态各异的每一棵胡杨树。姚良俊形容，秋日高远的天空蓝得沁心，白云相缀，衬得胡杨林愈发灿烂。他举着相机一路信步细品，走着走着竟在林间迷了路，林中通讯不良，幸而后来遇当地人询问，才走了出来，此时天已近黑。

位于东疆淖毛湖的胡杨林并不高，但粗壮。新疆胡杨林分布点很多，塔里木河中段的胡杨林面积很大，但是树龄没这么长。“胡杨应该是梧桐树的一种变形，因为每一种树上面都可以长出不同的树叶，最低都有三种，所以被称为异样的梧桐。”

刀郎的经纪人芮文斌制作了一首歌，名为《金子般的叶尔羌河》，歌词讲的就是秋天的景色。新疆喀什的泽普县，那个地方的维吾尔语翻译过来就是“飘着金子的河”，那里有个胡杨景区，在叶尔羌河两岸汇集着世界上最大的胡杨林。

塔里木河是湿地胡杨，准噶尔盆地东部是旱地胡杨。旱地胡杨的生长要比湿地胡杨艰难得多，你从胡杨扭曲的躯干和匍匐在地死去活来的挣扎中，就能听到旱地胡杨的生命述说。位于准噶尔盆地的木垒原始胡杨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胡杨林，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南缘，距木垒鸣沙山35公里。每年国庆节前后，是木垒原始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由于是早地胡杨，胡杨叶黄的时间比塔里木河流域的胡杨要早。据新弧摄影资深人士总结，每年的10月4日到8日约一周的时间，是木垒胡杨的最佳拍摄期。

喀纳斯

喀纳斯是北疆最著名的景点了，游客也最多，通常不被老驴友推荐。可是新疆的秋天怎么能漏掉这里呢？当过导游的张艳告诉我，喀纳斯最美的秋一样可以避过人流大潮。7、8、9三个月是喀纳斯的旺季，其中9月15日至20日景色尤佳，西伯利亚落叶梅、欧洲杉杨在一天里的不同时间段会变幻出不同色彩。

北疆秋季短暂，从初雪的那一天就宣告着秋的结束。也是初雪这几天，是喀纳斯一年里最后的旅游期，因为10月就要封山了。大约在9月底至10月初，根据当年气候会有微调，这时的天空湛蓝，山体呈红、黄、绿三色，远处山脉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唯一要记住的是带足保暖衣物。

如果不需跟团，可以从禾木沿牧民马道骑马到贾登峪，大概花上6～8小时，可以看到普通游客见不到的原始景色。喀纳斯湖有六道湾，游客坐船只能到三道湾，张艳听老导游讲过，深入三道湾以里有奇景“枯木长堤”，腐朽了百年的树木不是顺流而下，而是逆水而上，排列在河道两边。张艳称她2007年时在三道湾见过所谓湖怪，只不过那是春天，她猜测那是一种大鱼，冬天饿急了，开春浮上来。当时是“五一”，湖水还没完全解冻，她在山顶的观鱼亭里看湖里的游艇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却在冰裂缝处看到了水纹和三角形物体，以参照物估算，至少有游艇那么大。

秋天还有一个景色值得看，就是魔鬼城。到了秋天，尤其是早晚时段，阳光是暖色调，带红色的，这样光线下沙漠的沙子也是带着红红的暖色调，景观和石头在这样的背景衬托下，拍出的剪影特别漂亮。

葡萄沟

不方便自驾的人8月底9月份可选择去吐鲁番葡萄沟，本地人田凯飞说。这边的葡萄曾经破过吉尼斯纪录，含糖量95%，买葡萄带走两三元钱1公斤。这里有新疆最大的葡萄酒厂，还可以看到少数民族非常传统的晾晒工艺，土坯搭成的房子。你从家里一出来，就是葡萄藤，很舒服。

这时候吐鲁番还很热，气温最高能达到40℃以上，葡萄沟离火焰山很近，但是坐在葡萄架下能感受到凉意。葡萄沟还有个有名的地方，有一棵树，两棵长在一起，当地人取名鸳鸯树，寓意永结同心、百年好合，很多情侣过这棵树都会留念。两棵树周边没有其他树，长在一起像门一样。哈密瓜品种有180多种。除了和田枣，哈密的无核大枣药用价值很高，皮薄肉厚，核小，红红的，干燥的。9月就有鲜枣了。

边走边唱的刀郎部落妇女

南疆的秋季比北疆长得多，瓜果也产在这里。和田会在每年的8月28日举办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美食节、沙漠狂欢节和骑骆驼比赛。骑骆驼是非常颠的，比赛是400米的路程，要跑完这行程可能要从骆驼上掉下来好几次，但是摔到沙子上也不疼。资深旅游者芮文斌推荐说：“整个新疆的秋天应该是纯色。这个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秋天是新疆瓜果收获的季节，大部分颜色是金色的，所以是纯色的。另外是代表新疆当地的人，不论是哪个民族的，都特别淳朴，待人特别真诚。”

那拉提草原

对于秋天的草原，新疆本地人也没有统一意见，张艳不建议去，她认为此时的草已经黄了，被牧民收割了，但其他人却认为，秋天的草原同样有收获。芮文斌有一年秋天在那拉提骑马，一直走到必须下马步行。他们进入一个叫“雪莲谷”的地方，走到半山腰开始下雪了，但是觉得问题不大，就继续往上爬。从开始下雪到爬到山顶只有不到40分钟，但是到了山顶的时候雪已经到膝盖了。“我们就从山上滚下来。你在山上看，山下河谷的地方是阳光灿烂，但是山上的雪就特别厚。山顶上完全是冬天的景色，半山腰是秋天的景色，草甸上又是春天的景色，因为牧民将草场收割了一遍之后又返青了，而河谷里太阳出来暖洋洋的又像夏天。所以，一年四季的景色都能看得到。”

那拉提的9月还是夏天的尾巴，可以看到油菜花。到了深秋的时候秋高气爽，满天繁星。

天然水墨：喀纳斯湖的冬日

冬之沙漠，一个奇异的世界

◎魏一平　李菁

冬季的楼兰西大寺佛塔

冬天的新疆，似乎是拒人千里之外的，其实又不是。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1月，是进入沙漠的最佳时机。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挑战自己，选择这个时机进沙漠，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经验的奇异世界。“像是回到了远古的洪荒时代，空旷、辽远、混沌、蒙昧，一切都是那么远，却又那么真实。”

1993年冬天走进新疆的沙漠，对杜培华来说，是一个偶然。身为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当时杜培华并没有什么工作任务，只是因为一直以来对那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感兴趣。她和朋友两人，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后，先去了北疆的喀纳斯一带，体验了“那种冰凌剔透的冷”，然后又进了南疆的沙漠。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沙漠很干，甚至有点躁；但又不是那种让人火烧火燎的躁动，而是一种细腻的感触在撕扯着身体，像是回到了远古的洪荒时代，空旷、辽远、混沌、蒙昧，一切都是那么远，却又那么真实，里里外外紧贴着人心。”

他们没有详细的计划，也没做周密的准备，“甚至连地图都不熟悉，更别说现在随处可见的GPS”。杜培华说，她和同行者不像游客，基本上是哪儿险就奔哪儿去，遇到什么车就搭什么车，有一次在路边拦了一辆拉石灰的拖拉机，结果到了目的地，几乎成了白人。现在想起来，或许正因为这种随性，才更真切地体会到了新疆沙漠的神奇魅力。

古代丝绸之路分南、北、中三条线，北线途经乌鲁木齐通往中亚，中线则是出玉门关后，经若羌、且末、和田，进入阿富汗。连接北线、中线之间的国道218，从库尔勒往南一直到若羌，路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路东则是罗布沙漠，罗布泊和楼兰古城就在这里。一个偶然机会，听一个搭车司机说，有一位名叫阿拉木勒的98岁老人认识一条一天就可到达楼兰古城的路。杜培华说她于是迫不及待地找到老人，而老人竟爽快地答应带她们去古城。他以前就生活在罗布泊畔，靠捕鱼为生，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罗布泊彻底干涸才离开。老人说，当地人有一种说法，罗布泊50年有水，50年干涸，算起来，现在也该有水了，他也想顺便去看看自己的家。

在县城等了十几天，终于雇到了骆驼。除了老人做向导，还请了两个驼工，一行5人7匹骆驼，带上一大桶水和几十个馕，就出发了。

杜培华说，新疆沙漠给人的第一印象，每每回忆，蹦上心头的第一反应依旧是恐怖。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1月，是进沙漠的窗口期，她们去的时候是11月，按理说正是最好的季节，风沙小，温度低，消耗的水量只有春夏季节的1/4。但是，出发的第一天，大风还是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

沙漠里的风，来得非常突然，刚开始感觉到衣服被吹起来的时候，大风已经从四周包围过来。风沙完全遮蔽了视线，坐在骆驼上，甚至连手里的缰绳都看不见，除了风声，听不到任何声音，仿佛一下子全世界就只剩了你一个人，只感觉沙子像尖刀一样划过脸庞。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被漫天黄沙紧紧包裹着，只有本能地死死抓着缰绳，好像那就是唯一可以连接现实世界的通道。过了好大一会儿，风停了，沙漠恢复了宁静，可睁眼一看，驼队已经被吹散，只有那位向导老人仍然在正确的方向上。想来，他一生都与沙打交道，早已熟悉风沙的习性了。

杜培华说，大风过后的沙漠，安静至极，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没有任何纷争，没有任何虚假，让人可以放下一切戒备，恢复最自然、最轻松的状态。最奇妙的是，一天傍晚，他们竟然看到了双彩虹。“我一个人跑到远处一个沙丘上，跪在沙子上，将随手拣的一根枯树枝插在沙子里，再把我的白纱巾挂在上面。风吹过，白纱巾就发出嘶嘶的声音，轻柔，细腻，又真真切切，就像是我们平时老说的花开的声音、草长的声音。其实，我相信它们当真是有声音的，只不过被嘈杂的环境所淹没了。我想，那种丝绸的声音，只有在新疆的沙漠里才能真的被听到，因为那是一种别样的安静，让人的五官六窍都不自觉地完全张开。”杜培华说，沙漠为声音赋予了一种神气，即使两人离得很远很远，相互间说话也无需大喊大叫，甚至窃窃私语就够了，这是因为沙漠去除了一切杂质的干扰所致。

杜培华说，夜晚的沙漠更是另一番景象，用“满天繁星”来形容都显得有些无力，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美。“又大又亮的星星仿佛触手可及，看上去就像是一张铺在沿线的天体图。”杜培华说她后来想，怪不得这个地方，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成为人类观天象的重点区域之一，也许就因为这里的确离天空更近吧。

“沙漠的昼夜温差很大。夜里，大家把碳埋在沙子里，人睡在沙子上，刚躺上去时还是凉的，早晨醒来，眉毛上带着霜花，可后背全是汗。这是新疆的沙漠赋予的另一种感觉，它不像内蒙古或甘肃的沙漠，总有一种可怜巴巴的样子。新疆的沙漠是肥沃而富饶的，只要你懂得亲近它，它就会加倍回馈你。带的粮食要吃完了，就靠葡萄干救命。葡萄干是新疆沙漠的天然馈赠，富含糖分，不腻，不坏，还不容易口渴。”

在新疆的沙漠里，她们还有幸遇到了一场大雪。“沙漠里的雪也是极为特别的：雪花很大，落在金灿灿的沙子上，还没来得及融化就被另一层覆盖，慢慢地竟然给沙丘盖上了一床白色的棉被。太阳照射下，有的地方开始消融，远远看去，白茫茫一片中偶尔有几处露出黄色的沙丘斑点，金黄色的沙子、白色的雪毯与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

杜培华说，那一次他们在沙漠里待了10天左右，老人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家，昔日的草棚已经被沙子埋住了一大半。他们也找到了一个几乎从未有人去过的古城麦得克城，但是，并没有见到楼兰古城。杜培华说她后来才明白，原来在老人的心里，沙漠里有很多古城，而外界却只知道楼兰。

第二年，杜培华再次去找楼兰古城，相比第一次的新奇和无知，这一次竟有了回家的感觉：“我们带了一个上百号人的摄制组，我给大家提出来的一条要求就是，不许有人走到摄像机前面，我想真实记录完全没有人迹的沙漠。我时时想要沉淀下来，每天都是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生怕脚步太匆忙，就想跟它多待一会儿。”

可是，沙漠毕竟是沙漠，它并未由此而变得温顺。一次迷路的经历，让杜培华对沙漠里的方向和距离有了新的理解。“那是一个傍晚，本来计划两小时后到目的地，可队伍突然没了方向感，连前方探路的车队留下来的标记和车辙都看不到。没有方向，没有任何参照物，心跳加速，同行的一位部队领导以前是在沙漠里剿匪的，这时也慌了神。四周是严严实实的黑夜，完全没有一点光，甚至连车窗玻璃的反光都看不到，有人站在你面前都看不见对方的眼睛。后来，有人发现远处一点点像萤火虫一样的光，大家兴奋极了，是探路车队的篝火。队伍赶紧出发，可是，看着不远的距离，走起来可就费劲了。俗话说‘看山跑死马’，沙漠对距离的稀释更严重，往往白天目力所及最远处有个小黑点，走大半天才赶到。或许正是这种对方向和距离的重新定义，才能让人体会到大沙漠的神奇。”杜培华清楚地记得，航拍那天，从直升机上看到镜头里的一个古城，浩如烟海的沙漠里，方方正正的大城墙，昭示着几千年前的繁华与辉煌，她激动地哭了。

后来，她又陆续去过几次新疆的沙漠，但都是匆匆而过。相比218国道东侧罗布泊地带的喜怒无常，西侧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则给人更广阔的感觉，一望无际的沙海，总也走不到头。与内蒙古和甘肃不同，新疆的沙漠具备了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数千年前，这里曾是何等辉煌，而这些，却突然间消失了，新疆的沙漠由此成为她心底不能承受之重。“我热爱它的自然属性，更迷恋它的文化属性，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勇气重返沙漠，越是看重的东西就越是不忍去碰触，对我来说，那里就是一个遥远而真实的家园。”杜培华说。

没有比腿更长的路

◎孟静

“我看到阳光之下，快跑者未必能赢，力战者未必能胜，智慧者未必得粮食，明智者未必得财富，灵巧者未必得喜悦，他们所得的只是时间和机遇。”

——《旧约全书》

李学亮只要离开新疆，就不会带相机。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家，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只拍新疆的风光，因为这里囊括了全国以至全世界的摄影资源，雪山、荒漠、草原……见到李学亮的时候，他在一家印刷厂里，审查画册小样。他长发，魁梧，体重90公斤，身上是摄影师的“工作服”——有很多兜的摄影背心。在家里待上不久，他就得出去转转，有时候是大队人马，更多是单枪匹马，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是得出去转转。最长的一次离家是跟着NHK电视台去阿尔金山，耗时整整一年。

“摄影对于我，就像一个产妇临产，欢喜中带着恐惧，恐惧中带着希望。”

一个人，6辆车

16年来，他跑坏了6辆车，行程100多万公里，真正诠释了“踏破铁鞋”这4个字。可是新疆总共有89个县，680个乡，147个团场，将近2300万人。所以，他还是若有憾焉地说：“只跑了新疆的5%。”

说起来，李学亮算是“半路出家”。15岁那年，他参了军，成为一名小号手，复员后进入新疆歌舞团。团里有一名摄影师，他总背着一台老式的双镜头照相机。一有空，李学亮就在他身边转，狠狠心自己也买了台相机和破旧的“放大盒子”。后来，他拿出所有的积蓄添置了一台专业相机拍风光片，生活就此改变。

摄影爱好和本职工作甚至家庭生活是不能和平共存的，他每天早晨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而是走到窗户前看天气，天气的好坏可以决定他一天心情的好坏。天气好了，他备好水、干馕，开车就走，一出去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天气要是不好，整整一天他都闷闷不乐。这样使他会常常失约于人，时间必须自主。最忙的90年代，他每年在外300天，住帐篷的时间有100天，离过两次婚，他母亲说：“像你这样的人最好还是别结婚，你跟谁结婚就害了谁。”有一次，母亲包好饺子等他，他一夜未归，第二天，母亲拿着扫帚追着他满屋跑。那时他最怕的是晚上，难以忍受的不是孤独，不是寂寞，而是恐惧。“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哪怕只是一个身影……”在野外，他把车倒成逃跑的方向，趴在方向盘上，盼望着有个人能陪伴他。现在的他，和第三任妻子已经结为连理两年。

上世纪90年代手机没有普遍使用，他出门的时候遇到电话，就打给家里报个平安，否则家人休想找到他。他把钱放在桌上分成几份，哪些加油，哪些买胶卷，剩下最少的那份是生活费，够吃咸菜的就行。90年代他去北京买器材时，数着一张张的百元钞票，心想：“这些钱什么时候能回来？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没办法，喜欢，倾家荡产也愿意。”

他的朋友郭不回忆说：“有一回我们在他家聚餐，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问他怎么连个冰箱都不买？他把眼珠子一翻：‘哪有钱？再说买冰箱干啥？装打了包的剩菜？我一年300天在野外，冰箱空着摆样子？’”他根本不做饭，最多是清炖一锅羊肉，买一摞馕，除了20多万元的相机外，李学亮还给自己配了套上万元的发烧音响。他是从音乐行当转入摄影的，耳朵离不开音乐。

但在胶卷使用上，李学亮不在乎浪费，郭不劝他悠着点，他立刻愤怒得脸红到脖子根，喝道：“你知道啥！来一趟容易么？眼前的景你就是站在同一个地方，过了这一刻，别想再见到它们了。比起这伟大的风景来，胶卷算得了什么？你记住，胶卷在它没有被感光时，永远是个零！只有当它感过光后，它才有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而你像上帝一样，正是赋予它生命的那个人。”

他客厅的沙发背后，摆着一箱箱的方便食品。家里也没有洗衣机，最贵重的财产是重达80多公斤的摄影器材。他从不坐飞机去工作，只能开车。茶几上是零乱的高速公路收据，每年仅过路费就超过2000元，反正也没地方报销，胡乱扔着。

慕士塔格山下的这座村庄为戈壁荒漠增添了一抹动人的气息

他的书房里有6个文件柜，长4米，高1.2米，分门别类地放着胶片，上面标好新疆各地，还有另一个柜子专门放底片，家中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放在工作室。与习惯用硬盘储存记忆的摄影师不同，直到现在，李学亮还是喜欢胶卷，他用的是8×10的底片，像一本16开的书那么大。他的理论是：好的数码相机需要几十万元，这几十万可以买很多胶片呢。他换过三四台相机，基本上都是摔坏的，有时是刮来一阵大风，三脚架倒下就砸坏了。

那6辆车，是6双眼睛，见证了一切。1996年李学亮借款30多万元买了第一辆三菱吉普，没办法，新疆的地形地貌决定了只能开贵而费油的越野车。这辆车他开了9年，每年跑六七万公里，一路下来开了65万公里，最后以5万元卖掉。能卖掉就很不错了，他的车底盘一烂就得补，比别的车重很多。

从2000年开始，靠卖照片他有了一些收入，战友们也被他借遍了，借怕了。2004年他换了一辆二手丰田沙漠王，跑了30多万公里；第三辆是国产陆风，跑了9万公里后出了问题，厂家便宜换给他一辆新的；第五、第六辆都是牧马人，这时他已经有了知名度，可以先用着车，钱分期付。

他会把行李简化到最少：水、汽油、馕、咸菜、帐篷、睡袋是必备的，然后依据去哪里再决定，去楼兰和去冬天的阿勒泰当然是完全不同的装备。

只要你敢走，绝对有好风光

沙漠里最可怕的是孤独，那种孤独紧紧攫住他，比狼群的眼睛还让人不寒而栗。“死亡的威胁不是每天都有，而孤独却像个幽灵，每时每刻缠绕着我。”他诗意地形容，“接近楼兰的路途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最后短短的18公里。虽然只有18公里的路程，我却整整走了6个小时。这条路（如果还能称之为路的话）是从前石油测线时留下的，由于极其干燥，路面上有厚厚的一层虚土。车轮走在上面，立刻压进虚土中，整个轮胎几乎被湮没。如果在其中步行，估计你会看不到自己的脚。望不到边的雅丹一个挨着一个，汽车只能在雅丹之间缓缓地绕行。这时真有一种空前的绝望把你的心紧紧地抓住，直至——看到楼兰！”

在五彩城，他迷迷糊糊地靠在雅丹上睡觉，看见萤火虫的光亮向他飘来，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季节新疆没有萤火虫，那是狼的眼睛，他一把抓起相机包扔上车，一踩油门，向来时的方向疾驶。两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了公路边。

还有一年秋天在阿勒泰，搭好了帐篷准备做饭，突然看到一头熊，吓得他立刻就爬上了树。幸运的是这头熊并不饿，把他的帐篷踢了，背包也拿了起来，他几乎可以闻到狗熊口中散发的腥味，过了一会儿，狗熊摇摇摆摆地走了。或许李学亮自身就有一种大自然的味道，在他和NHK电视台合作的阿尔金山纪录片里，一只眼睛亮晶晶、很警惕的小藏狐走到离他不足两米的地方，盯着他的摄影机，它可能是第一次看见人，然后“咻”地一下跑开了。

这些并不是最惊险的经历。有一次在沙漠里迷路了，18岁的维吾尔向导蹲在地上大哭，沙漠里迷路意味着死亡。转到第二天，水没了，他们只敢白天躲在沙包背阴处休息，晚上行路。同伴和向导绝望了，向他托付后事，李学亮自己强撑着一口气花了3个小时爬上一座沙包，意外地看到天边一条黑线，那是一片森林。

1997年在奇台故里，他吃了变质的火腿肠，当夜发起高烧，眼圈、鼻子全烧烂了，在县医院打完吊针回到乌鲁木齐，诊断为急性肠炎、胃溃疡。

他学会了很多野外生存技巧，如果是没去过的地方，他会在高地上插根棍，绑上彩色布条，埋下两瓶水和一点食物，以备不时之需。有一次在南疆，距离塔克拉玛干沙漠40多公里的地方，车子陷进沙子里，他只能弃车，担心路过的人会破窗拿走价值30多万元的照相设备，他把设备用布包好，放在距离车100多米远的地方，做上记号。他自己带上水和干粮去寻人，碰到一对打柴的维族父子，开着拖拉机。他们帮李学亮把车拖了出来，这个来回需要160公里，父子俩只能走夜路，第二天才能回家。李学亮把身上最后的800元给了父子俩作为酬劳，他们不同意，把钱分成两份，又还给他400元，让他留足可以回到县城的钱。

拍摄一般是在清晨和黄昏，每天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是黄金拍摄时间，其余是漫长的等待。夏日炎炎的中午只能睡觉。可是在暴晒下的汽车里睡觉无异于受酷刑，他摸索出一个窍门：在沙地上挖条窄沟，把车开在沟上，人躲在沟下的阴影里，相当凉快。无聊时他就数车下的螺丝，现在，他对自己车子的螺丝数量已了如指掌。新疆冬天的气温有时会降到零下30℃，最得当心的就是别靠相机太近，把鼻子贴在相机上，若是粘住了，就得小心翼翼地朝上哈气，把鼻子给“解救”出来。有时一心急，一拽，鼻尖上那块皮就掉了。

被誉为中国最美六大冰川之一的特拉木坎力冰川

每次出门，他会带一个小录音机和几盘磁带，边走边歌唱，有时一个人对着录音机喃喃自语，排遣寂寞。只要看到牧羊人，他就会停车掏出烟，请他们抽一支，聊会儿天。“在你没有遇见人类的时候，胆子很小，而且想说话，对着石头对着树都想说话。”

这也是新疆人热情的原因：“正因为是边远地区，见的人少，你的穿着各方面跟他不一样，他就好奇，就愿意和你沟通。你在北京大街上肯定没人跟你说话，因为看上去都一样嘛。”

李学亮说，小时候他住在乌鲁木齐的郊区南梁，那里是维族聚居区，六七岁时，他父母要上班，把他撂在维族人家，他的生活习惯和维族人一样，也会讲维语，整天和一群“巴郎子”（维吾尔族男孩）泡在一起玩耍。“傍晚时，大伙儿围坐在院门口弹琴唱歌。街上的馕坑还冒着热气，留一撇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大叔把铁钩在围裙上蹭几下，利索地伸进炉内钩出最后一个烤包子递给我。我舍不得吃，捂在手里闻它的香气，直到听完街边热瓦甫弹奏的最后一支曲子。就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也是因为喜爱维族音乐，他才当的文艺兵。

有一年他去喀什下面一个没有汉族人的村落，车一停，帐篷一扎，围上一群好奇的人。他取出烟、水果、糖，支上炉灶，烧起奶茶，老乡们拿来自家的奶倒进他的锅里，大伙儿开始聊天，他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鼓动他们让孩子去上学。

早上他去拍照，中午回来看见帐篷里都是刚从地里摘下的黄瓜、胡萝卜。李学亮给他们拍照，记下他们的地址和名字，对于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拍照是让他们最兴奋、最快乐的事之一。有了数码相机后，很少有人再寄照片给他们了，只要不是旅游区那种要收费的人，即便没有照片他们也会开心。

李学亮在那个村住了一个星期，他走的时候老乡们帮他拆帐篷，拉着他的手问他：为什么走？是不是我们对你不好？有的人还掉了眼泪。他收了好多礼物，新鲜的馕、苞谷。

他也跟随过哈萨克族一起转场，想拍摄一组民族归群的作品。他们是骑着马骑着骆驼，他开着车，开到车前进不了的地方，让哈萨克人帮他找马，再骑着马和他们继续前行。

“新疆很怪，新疆只要有路，你敢走，就绝对有好风光，这我试过。”但并不是风景优美的地方就能拍出绝妙的风光片，意境更重要。以前他也听当地人向他推荐风景，可是一去往往大失所望，就是几块怪石而已。

“风光摄影不光是单纯的美丽，它还要有些内涵，比如就跟我们看演员一样，她在屏幕上的形象和底下的形象差距很大，地方也一样，不见得漂亮的地方就能出作品，我们的风光摄影要讲求意境，这样才能出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像一些光影、线条、各方面的东西才能构成作品的因素，光拿一些画面，啥也不是。最重要的是要有地域代表，也就是说，拍的是哪儿，让大家一目了然。还有一个就是要大气，不像沙龙摄影还只是限于一种形式，还只是拍点小体验呐、重点小感受之类。要大气，有地域感、意境感、节奏感、旋律感。”

其实前些年等于他做的是普查工作，把新疆各个地点各个季节的美丽，包括路况、天气记在了脑子里，记在了本子上，现在是收获的时节，带领同好们一起去。北疆甜美壮丽，南疆毛荒狂野，作为一个摄影师，他更偏爱南疆的力度。

他去过13次楼兰，还跟着考古专家一起寻找小河墓地遗址，写下长长的《小河日记》。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除了艰苦，除了遥远，除了寂寞，还有无穷的忍耐。出去就意味着吃苦。“人的财富不光是金钱，经历丰富是一个男人的无形资产。”每次出行，他的心情都比在都市里更愉快。

第一次向阿尔金山出发时，“车辆行驶在45℃高温的公路上，从车窗向远处望去，热空气从路面升起，远处的汽车好像漂浮在梦中”。他回忆说。那些诗意的语言不能掩饰行程的艰苦。酷热的戈壁上，高原反应最强烈的时候，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女儿，如果自己出了事，她们可怎么办？看着海拔表一节节升高，他反而放松了。“不管它了，死就死吧！”那条前往木孜塔格峰的路被大雨浸泡成泥潭，当地人听到他们的目的地后，吓得大叫：“你们疯了吗？”花费了4个小时从泥沟里爬出来，看见前面有几辆车，上前一问，人家在那里已经等待了3天。一个接一个的漫长陡坡，让他们不得不走了回头路。

自己出去的时候，李学亮可以毫不在乎，但担负着领队职责时，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即使在镇上，他也要叮嘱大家不要光顾洗浴中心，把有些长了毛的馕摊在阳光下晒。

在寻找小河遗址的路上，触目的全是雅丹地貌和大片大片的死胡杨林及高高的红柳包。骆驼无法行走，只好由驼工带领绕道。其余的人走直线，晚上21点多还不见驼队踪影。雅丹地貌是最容易令人迷失方向的，一路上他们已经看到被狼吃剩的羊尸骨和一行行狼的蹄印。大家不由自主地朝火堆靠拢。原来离他们有3公里的地方有片大的雅丹地貌，骆驼无法行走，他们只好借着很暗的月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仕广兄的带领下向骆驼和食物靠近。走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骆驼。驼工不知去向，火堆也已熄灭。

那晚大家都非常疲倦，李学亮不能睡，相机曝光需要3小时，他等着拍摄一株形态特别的胡杨。他一边等待一边为大家站岗，时间已近凌晨，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几摄氏度，他缩成一团，提醒自己：“别睡着，相机还在工作，千万别睡着……”

找到小河遗址的那一刻，同行的专家、学者狂喜地拥抱在一起，有人跪下了，大声祈祷，他的泪水也夺眶而出。晚上庆祝的时候，每个人对着录音机说了一句话，其中一个人说：“没有比腿更长的路，没有比脚更高的山。”

喝醉的时候他对朋友讲：“啥叫幸福？当我一个人开着车，往回走，几十公里的平坦大道，前后没有一辆车，我几乎产生错觉：这路是专为我修的？你说我多奢侈，这不幸福？”

也有退缩的时候。上回去克拉库卡姆冰山，5000多米的海拔，6月份气温还是零下20多摄氏度，“人都受不了了，就觉得这是干什么呢，回去吧，都这么大年纪了，可是当这个念头闪过去后，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看到好的东西就忘了，就又觉得无所谓了，只是心里会想一下，还没有放弃”。

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个画面，小河墓地高高的沙丘上，5峰骆驼齐齐地站在上面，头向着西面家乡的方向，幽鸣着。（实习记者朱婵媛、林磊对本文亦有贡献）

位于新疆吉州的“千彩古堡”五彩湾

李学亮拍摄新疆的心得

到新疆去，最重要的是带上思想，其次是一个长焦、一个广角和一个介于二者中间的镜头。

在摄影时，准确曝光的地位如曝光的精确性要求，要精确做到高光部分有质感、低光部分有层次。在拍摄雪景时要增加曝光，在对黑色物体拍摄时要减少曝光，大约一级半。比如那张《胡杨星辰》，一棵红似烈火的胡杨尽情绽放着生命的色彩，而背景的天空中，则是一圈一圈的弧线，花了数个小时，通过长时间曝光，才在胶片上记录下星星移动的痕迹。

到新疆拍照，最主要的就是交通问题。景点和景点相距都很远，新疆有个特点，路上从不做路标，像裤衩一样，全是斜的。到新疆以后，不是往东、往南、往西、往北，只是往前、往后、往左、往右。车上要带一定的吃喝，尤其是水，还有药品。到南疆走两三百公里都没有人烟。

南疆伊犁县主要以沙漠、胡杨为主，属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出了巴州就是库车天山大峡谷，是以侏罗纪地貌为主，还有一部分雅丹地貌。库车县属于阿克苏地区管辖，库车离库尔勒市200多公里，到了库车市以后，再往大峡谷的各个景点走，可能还有100多公里路。从天山大峡谷穿过科泽尔千佛洞，从科泽尔千佛洞再走70公里，就是科泽尔魔鬼城。大峡谷是侏罗纪地貌，科泽尔魔鬼城是雅丹地貌，大峡谷还有丹霞地貌。这里还居住着很多人，比如煤矿工人，各行各业的工人，还有牧民，这对于喜欢民俗、人物的人来说都是好地方，到这儿去可以抓住很独特的地方，通常在牧民家住一天给10元钱就行。

拜城的特点主要是采煤，它的雅丹地貌都是带颜色的，你觉得周围的一些东西都在旋转。库车和拜城都属于阿克苏地区管辖，塔里木河从阿克苏地区穿过去。塔里木河是新疆的生命河，它穿过塔里木盆地，穿过塔克拉玛干，留在这片地方，养育着这个地方的人和这个地方的植物，尤其是胡杨。土耳其有12棵胡杨就修了个胡杨博物馆，在新疆有大面积的胡杨。胡杨不一定要拍黄的，绿的时候也很漂亮，刚发芽，刚长出叶，绿叶有点像梅花一样，你觉得死了，没生命的地方，它突然长出很多小绿叶子。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它的胡杨是长在水里的，像稻田一样，尤其是从山上往下看，就像人插稻一样的感觉。还有水下胡杨，地表上看不见，当你站在高处往下看的时候，胡杨都在水里。所以摄影，尤其是搞风光、环境的，一是碰到了奇特的天气，二是到了独特的地方，三是有比别人更独特的脑子，这三样加起来，就可以拍到比别人更独特的作品。

喀什主要是以民俗而著称，维吾尔族的民俗，维吾尔族独特的建筑。但是喀什也有很多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从喀什出来，往南走就进入和田，也是维吾尔族居住的地方，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加上一些胡杨，还有在沙漠和胡杨树下，居住着当地的人。很多村子没有懂汉语的人，得找向导和翻译，否则根本没法行动，连饭都吃不上。

很多沙漠骆驼的照片，都是在这个地方拍到的，你可以花钱租几个骆驼来回走，大家一看就是假的，骆驼过去了，前面有脚印，后边有脚印，肯定是来回走的。一个骆驼走一上午50元钱，可以选择很多沙丘制高点，把赶骆驼的叫上去，摆好方向，最好多选几个制高点，让它走一遍拍不成，第二遍接着走。一匹骆驼走一个上午50元钱。从和田转过去，要上塔什库尔干，是很能出照片的地方。比较好的季节是12月份，这时候去，雪峰全是白的，水还冒着蒸汽，而且塔吉克族人在这时候都搞婚礼，一个星期能碰到4个婚礼。因为是农闲季节。塔吉克族人有个最大的优点，他希望你给他拍照，你只要把相机举出来，他会给你摆很多造型，而且知道你从哪个方向拍。你给他50元钱，他可以给你表演结婚以前的很多戏，你想拍一组塔吉克族的婚礼，肯定从原始拍到最后，到娶新娘、进洞房。如果有赛牦牛，牦牛叼羊，野牦牛性情暴躁，人骑到身上，能互相去争羊，去抢，有的人都可以站到牛背上抢羊，很精彩。

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后面是大雪山。太阳出来时一出地面，后面是暗的，古城先亮，慢慢地亮下来。要碰上一场雪，它有沼泽，沼泽地上全是像波浪一样的雪球，都很漂亮。塔吉克族人住的石头房，外边都是石头，但是把里头抹得光光的，特别有民族特点。到了塔什库尔干，一定要到火山口去看一看，镜头离地面只有45厘米，可以拍出航拍效果。到火山口有88公里很难走的路，这条线一般人都不去。对交通工具的要求很苛刻，必须是越野车，而且还要高质量的。88公里路一般要走8小时，它的感受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站到火山口上，闻着一股硫磺味，看到火山口上都是水，有一种时空感。

很多人去帕米尔高原，就是冲着慕士塔格峰去的，但是它只是帕米尔高原一个很小的部分，大同乡很特别。阴历六月二十日，峡谷上长的杏树都是野杏树，野杏树底下全都是石头房子，后面是干枯的石头山，很有制高点。这个季节，早晨起来，底下的石头房子冒着炊烟，炊烟就围绕着野杏花旋转，一会儿人挑水，羊啊，牛啊，生活气息相当浓厚。

北疆以草原为主，新疆是丘陵式草原，在光影方面更适合拍摄。最好的季节就是6月初，一片乌云铺天盖地，最多一小时，太阳马上出来。跟上一户哈萨克族人家，花上一二百元钱，跟着他吃饭，也很有意思。新疆那拉提是最有名的，但好草原都不在那拉提，全在特克斯。世界第二大丘陵式草原就在特克斯。当太阳逐步下去的时候，逆光，侧逆光，牛像珍珠一样在草皮上盖着。尤其碰到几匹马一奔腾，拉起来一阵烟。早上起来，从帐篷里一出来，好多小鸟都在草底下，仰面躺着，白云就从眼前滑过。

还有一个地方叫尼勒克，有长河大沟，这个沟90公里的路处处都是草原雪山，处处是人物。我90年代初去的时候，我都不想回来了，真漂亮。可是我现在去的时候，就觉得那是个旅游点了，修了白玉路，住一晚上要450元钱。但是那个地方有它的特点，雪山、草原。要是6月份去，漫山遍野都是花。

大家都是9月底10月初往喀纳斯跑，拍黄树叶啊，实际上喀纳斯最好的季节是5月底6月初，绿绿的，每天早上都是雾。

到新疆去，最重要的是带上思想，其次是一个长焦、一个广角和一个介于二者中间的镜头。新疆没有严格的四季划分，下雪了就算冬天，草绿了就是春天，夏天和秋天不明显。南疆11月之后风沙变小，可以拍胡杨，冬天也能出很好的片子。千万记住，看到修路，不要下去，一下去就回不来，麻烦了。新疆有很多隐蔽的测速摄像头，写明限速的地方不能超速。曝光主要是以你离物体的远近而定，离物体远，打的光就弱，离物体近，肯定光长。这个一般都在T门上，照相机都在T门，按一下就打开了，再按一下就合上了。还有一种B门，一按打开了，一松合上了。光圈一般都在16，太小轨迹太细，而且不够曝光，如果太大，曝光容易过度。

2005年发掘小河墓地现场复原图

如何探知新疆秘境

——专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于志勇、研究员李文瑛

◎王恺

用“沧海桑田”来形容新疆是再合适不过。一亿多年前，这里曾经是海洋，在新疆博洲的天山山谷地带，最近发现了大批海洋生物化石群。新疆充斥着利于考古的无数条件：特殊的干燥气候；大片无人区内神秘地接近消失，却还留下众多蛛丝马迹的古遗址；而且，这些古遗址都显示着这里曾经是人类四大文明的交汇点。新疆自19世纪末以来就成为考古学的“富矿”，这种局面迄今不衰。

19世纪的新疆考古热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关于罗布泊位置的争议，引发了新疆考古的第一轮热潮。这个问题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它是西域地理、历史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题。罗布泊是形成于湿热气候的上新世的古老湖泊，在史前也曾经几度枯荣，进入人类历史时期后，它从整体趋势上逐渐走向衰败，位置变得难以明确。

俄国的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从1872年开始探险，前后来中国4次，他的探险队本来是为了抵达拉萨而建，却从来没有到达拉萨，反倒是在新疆有了惊人的发现。在中亚探险的时候，新疆是他活动的中心，1878回到欧洲后，他出版了一本关于罗布泊地理位置的书籍，上面说他考察出来的罗布泊位置与《大清一统舆图》不一致，有纬度1度的偏差，而且，他亲眼见到的罗布泊是一个水深不足半米的淡水湖。

书一出版，当时德国地理学家、地理学会主席冯·李希霍芬就提出了质疑。先后来过中国7次的李希霍芬曾经提出过“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认为，普氏考察到的，不是真的罗布泊，真实的罗布泊是咸水湖，位置在普氏所考察的位置偏东的区域，当地居民甚至早已经不知道罗布泊的名字，他们只知道附近有个“群克”，“大涝坝”。他不否认普氏的贡献，但是他认为，在荒原上，有南北两个湖泊，普氏所见，并不是真正汉唐时典籍所记载的罗布泊——蒲昌海。

普氏为了反驳再返新疆，他提出并没有另一个罗布泊，他到达的喀拉和顺的湖泊，就是传说中的罗布泊。为了证实老师的观点，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先后几次来新疆考察，他提出了“游移湖”的概念，认为塔里木河、孔雀河两条河流下游的这个湖泊是在摆动中的，以一定漫长的时间周期而变化，并拿出黄河改道的事实提供证明。赫定不仅提出了这个事后被证实颇具学术价值的观点，还在此行中发现了“楼兰古城”——这里早已经是无人居住的荒原了。赫定的向导，也是维吾尔族猎人奥尔德克在返回找铁锹的过程中，无意扒开了沙土，找到了几片雕刻精美的木板，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楼兰古城就此发现，也掀起了持续了100多年的新疆考古热。

三联生活周刊：对新疆考古的热情就缘自这次偶然发现吗？还是说之前的西方学界已经有了一些知识储备？

于志勇：这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密切关联。当时，英国在中亚扩张，印度、阿富汗都是它的殖民地；俄国也忙于在中亚扩张，占领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急于将势力扩展到葱岭以东。整个新疆在世界地理中的军事战略地位非常高，1870年，对新疆也有意染指的法国人派遣出了自己的第一支探险队——杜特雷伊探险队。这几个西方国家的想法是，把这块土地游离于大清统治之外，李希霍芬他们的争论是与西方国家对此区域的热情同时并行的。

第一批考古学家，也是和探险家、军事间谍、盗墓者同时来到这里的，有的人自己本身就有多种身份，比如说斯文·赫定，相比起考古学者的身份，他更是一位合格的地理学者；再比如斯坦因，他也帮英属印度的军方做过不少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西方世界是如何认知新疆的？这批考古学者的发现完全是偶然吗？此时中国学术界对新疆有什么认识？

于志勇：当时整个世界对新疆的认识都很简单。西方地理学者们拿到的是《大清一统舆图》。历史学家们，尤其是西方的汉学家们，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研究投入很多，翻译了不少历史文献，但都没有实地经验。他们本着的精神和当初在西域“凿空”的张骞没有两样。

从鸦片战争开始，有不少中国学者也开始对西域感兴趣，不过他们的研究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来没人有意来这里考察，倒是有不少流放官员、文人写过一些风物笔记、行记，但显然不是系统研究。有一点很可惜，中国的金石学者对木简、碑文的解读能力不差，可他们也毫无实地考察经验，所以最早的新疆考古的重大发现归于西方，也不奇怪。

横向比较，西方考古学在这个阶段开始逐步形成正规学科，比如近东地区希腊罗马古遗址的发现，再比如当时在英属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做的一些考古，不仅有比较好的治学方式，还有丰富的野外工作能力。就拿斯文·赫定来说，他以地理学为依据，所进行的探险采集之旅已经非常成熟了。当年他们就知道选择深秋季节进入罗布泊，进入沙漠后，不仅消耗的水分不大，还用带冰块的方式补水，沿途他们还能发现一批井泉，包括根据夜间星空辨别方向等等，这些能力有相当的中国学者到了上世纪70年代都不具备，否则也不会有彭加木的死亡。

小河墓地出土的“楼兰美女”木乃伊

三联生活周刊：新疆考古的几个热点，包括楼兰古国、精绝古国，还有汉魏之前活动在罗布泊荒漠中的古部落规模宏大的小河墓地，包括佛寺集中的丹丹乌里克，都在这个阶段就被发现了，为什么这批考古学者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于志勇：我们刚才说到了他们的实地考察能力，背后是知识储备。当时对这片地区，汉学家用力很深，几乎所有相关典籍都被翻译成了西文。除此之外，当第一批古梵文、巴利文和佉卢文的文书出现的时候，西方学术界焕发出极大的热情，很多学者都被这种“天国文字”所吸引，他们要把这种文字弄懂，史志调查者、探险家和盗墓者在那个阶段的集中一大任务，就是搜集文书。

1889年，英属印度的鲍尔中尉因为追捕一位欠债杀人的阿富汗商人到了库车，从当地的维吾尔人嘴中知道这里有一座地下古城，发现过大量书写着古梵文的桦皮，用木板夹装，鲍尔费尽力气，买下了51页桦皮，随即拿回英国的孟加拉亚细亚学会，被称为“鲍尔写本”。英国和德国的权威学者都解读为公元5世纪左右的梵文，于是整个欧洲的东方学界掀起了寻找新疆文物的高潮。当时英属印度的内务部长甚至还发收集令给各地官员，成为中亚考古史上的著名的“文物搜集令”。19世纪90年代，大批文物就这么流向西方。

不过，也就此闹出了一大丑闻。当时英国驻喀什代表马继业搜集到了大批雕版书籍，后来查明是从一个叫伊斯拉姆·阿克洪的人手中搜集的，这批书籍在西方出现后，斯坦因和不少学者认为可疑，因为他在中国没有发现过任何雕版书的痕迹。

阿克洪后来被潘震抓获才交代，他和皮山县的易卜拉希姆·毛拉一起造假，最初只是模仿丹丹乌里克地区发现的婆罗密文字的写本，后来觉得模仿耽误时间，也需要小心处理，就改用速度更快、效率也更高的雕版印刷，一批批用未知文字写成的书籍就出现在欧洲学术界的案头上，英国的权威霍尔宁还对其中45本进行了解读。但是出于对霍尔宁的古印度写本研究成果的尊重，斯坦因从未在这个问题上与他进行过交流，甚至在他去世后也没有在讣文中提及。

现在，这批90本伪造文物还藏在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印度部之间的角落里。

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当时欧洲学术界对这批“死亡的文字”的热情。他们对此的探知和了解，打开了新疆考古的序幕。

三联生活周刊：斯坦因究竟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如此众说纷纭？

楼兰古城残存的屋舍（摄于2005年）

于志勇：他熟读《大唐西域记》，期待自己能成为那个时代的玄奘，而且他还喜欢马可·波罗和亚历山大，也具备很多优势条件。他是匈牙利人，上大学时就师从东方学家比累尔，在英国又认识了几位著名的东方学家，懂得梵文，搜集了梵文书籍《罗阇塔兰吉尼》。1892年，他出版了《罗阇塔兰吉尼校注本》，鲍尔写本出土后，直接刺激了他到中亚踏勘。当时他骑着骆驼穿行于和阗、莎车和尼雅等地，行程是每天30公里左右。正逢清末统治衰败，所以他只靠自己张罗的能力，就能让官人们为他所用。他自己归纳了一句话：稍施小惠，即可为所欲为，走到哪里都没有限制。

他走遍了各个神秘的区域：尼雅、楼兰、丹丹乌里克，包括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都被他轻易拿走了很多东西：壁画、钱币及大量的文书。当年中国也确实没有“国家文物”的概念。

他去沙漠考古的时候已经40多岁，急于有所作为，前期考古都是亲临现场挖掘，以他的学识去身体力行地踏勘，做出的贡献非常之大。后期封了爵士，精神懈怠了，有时候就坐在当地收买文物，让他雇用的人去挖掘，肯定破坏了现场，也将很多考古学上有价值的链条破坏了，这也是他的问题。

他的专业能力很强，陪伴他的有英属印度军方的测绘人员，他们所进行的地理学测量非常精准，是甘肃、新疆地区完美的地图册，这也是上世纪30年代北平的“古物保护委员会”要求民国政府驱逐他的理由。学者们在控诉了斯坦因盗窃文物的罪状后，重点提出了他如何绘制地图，窃取中国军事机密，新疆督办金树吉才将他的文物扣下，将他驱逐出境。

当时在中国西北的域外探险队、考察队不在少数，可是都比不上他的发现。斯文·赫定的成果集中在地理学方面，论考古谁也比不上他。但是从中国立场上说，斯坦因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有学者讽刺那些赞扬斯坦因的中国学者，说斯坦因就像刽子手，把刀砍了下来，可是有人还要称赞他“好快的刀”。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黄文弼他们去过之外，这时候中国的考古学者基本没有到过新疆？

于志勇：其实民国政府还是做了一项重要工作，1927到1934年，民国政府组织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就是其中的成员。先讲一个笑话，你就知道当时的新疆考古是什么状态。有一名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给在迪化的同学发电报，说几号到哈密，几号到迪化，迪化的军情官员看到这个电报，想居然来了两个团的兵力，赶紧派军队去猩猩峡阻拦。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对考古学的认知。不过，考察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回瑞典后写了55卷的考察报告，小河墓地也是这次考察中发现的。定位为“神秘的埋葬着原始先民，以生殖崇拜为特征的墓葬群”。他们挖掘了12座墓葬，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黄先生后来也写了几本报告，是我国在这方面比较早的专著。

楼兰古城1978年的再现

1949年之后，整个新疆的考古陷入沉寂。原新疆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回忆，他从北大毕业后就分到了中科院新疆分院考古队，当他向领导提出想进楼兰工作的时候，领导很严肃地告诉他，那里是军事禁区，不能进入。

1978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和日本NHK电视台合作拍摄《丝绸之路》，打通了关系，可以进入楼兰，找到了新疆社科院，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的穆顺英所长、王炳华等受命做先期准备。前提是一定要在方圆10万多平方公里的荒原上找到楼兰古城，找到包括留给世人悬念的“楼兰美女”。此时距离西方学者在罗布泊荒原工作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1979年11月成行，从吐鲁番盆地边缘的托克逊，穿过干沟，抵达马兰镇。王炳华他们到的时候，对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处绿荫小城大感吃惊。

最终，他们找到了古城和斯文·赫定报告中记载的古城东部的佛塔，这些工作被中央电视台拍摄下来，经过日本NHK的播出，丝绸之路热和楼兰热再次在世界兴起。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NHK为什么第一个选择楼兰来拍摄？为什么1978年最先进入楼兰的是日本人？

于志勇：日本人对中国、新疆的研究不比欧洲学术界晚多少，他们称之为“东洋史”、“西域史”，相比西方同行，他们的语言优势更明显，对各种简牍的阅读也更加精到。他们有大批西域历史专家，研究遥遥领先于中国。

小说家井上靖写了《敦煌》，但是很少中国人知道他还写了《楼兰》，在日本，楼兰的知名度非常高，反倒是在中国，楼兰几乎无人过问。当日本人提出想拍摄楼兰的时候，当时中国人很忐忑，因为多数人不知道楼兰在哪里，也不知道日本人想干什么。

考古队员们在罗布泊负重徒步考察

三联生活周刊：1949年之后的新疆考古重点在哪里？我看王炳华的回忆录，说是因为军事机密才没有进入罗布泊地区，这种说法准确吗？

于志勇：1949年之后，新疆的考古处于起步阶段，筚路蓝缕。外国人不能随便进出了，罗布泊，对于百废待兴的新疆，考古人可能根本没有想法。楼兰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有概念，当时很少有去那里考古的念头。

罗布泊荒原是无人区，之后成为军事管理区，进出必须找军队合作，即使今天，去楼兰古城，也需要到当地政府办理手续，不能随便进出，何况20年前。NHK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丝绸之路》里的楼兰这段，基本上是中央电视台在工作，包括后期都是剪辑好了才交给日本。

三联生活周刊：楼兰地区除了古城，还有古墓葬沟，包括所谓的“楼兰美人”都是那里挖掘的，对吗？

于志勇：所谓楼兰地区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一般人印象中的楼兰就是《史记》中提到的楼兰国，事实上，罗布泊荒原的这一大片区域，史前就有人类居住了，包括小河墓地也在反映这一情况，所以我们习惯把古城、另外一些古城遗迹，还有附近的墓葬群，如古墓沟、小河墓地等都称为大楼兰片区。现在楼兰古城最方便到达，剩下的区域还是不太好到达。

当年王炳华他们没有卫星设备，是在当地驻军的帮助下进入楼兰的，先到马兰镇，然后穿过库鲁克塔格山，进抵孔雀河下游的谷地。库鲁克塔格山在维吾尔语里是“千山”的意思，当时他们每天在山前寻觅那座无名的古墓沟，士兵们说，曾经发现过在不知名的山谷里有古代墓地，保存非常好。结果王炳华发现，要在无边的荒漠中，完全相似的雅丹地貌中寻找到一处沟里的墓葬群，太难了。

后来，他们找到孔雀河北岸的土丘台地上、一处深埋在沙下、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的古代墓葬群，王炳华说，我就在这里挖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的出土文物造成了很大影响吗？你比较集中在罗布泊考古，给我们讲讲那里的情况。

李文瑛：当时在那里的挖掘大概有一个月，附近40公里外的驻军帮了很大的忙，战士们用手车把沙土运走。地表有7层木桩组成的圆形图案，最外面最粗，在7层圆圈之外，还有成辐射状四散的立木，这大概是古代罗布泊居民为长眠于地下所构建的理想的休憩地。在这片墓地中，挖掘出一些完好的古楼兰女尸，与当年斯坦因他们在20世纪初发表的照片中的形象可以对应——古楼兰人很美，脸庞不大，睫毛很长。她们的头顶蜷缩在尖尖的毡帽里，黄褐色的毡帽上会夹杂有红色丝线，还有一些五彩斑斓的羽毛。她们死亡的年龄往往很年轻，可能是生活艰苦造成的，金发里面还有很多虱子的尸体。

值得一说的是，他们的毛毯上，在脸下面，还都放着小布囊，里面放有麻黄枝，这里面凝聚着当时的文化信息，麻黄枝有麻醉、兴奋的作用。旁边还有草编小篓，编织得非常美观，里面有最早的谷物，麦粒或黍粒，还有已经干结的奶酪什么的。

古楼兰人生活在几乎封闭的、多盐卤的世界，造物主给他们的世界十分苛刻。到了汉朝，丝绸之路开通，由敦煌进入新疆，首站就是这里，于是这里和外界的沟通频繁起来，现在挖掘的一些汉、魏晋的墓地，有的里面有壁画，还有一些精美的陪葬品，不少盗墓者就是冲着这些去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前没有盗墓者吗？在斯坦因、斯文·赫定他们之后，就一直呈现封闭状态？

李文瑛：在没有卫星定位的年代，连专业的考古学者都要走那么多天才能到，王炳华他们在寻找过程中，还使用了军队的直升机，单纯凭借自己的力量是进不去的。现在像小河墓地这些地方，还是要靠租骆驼才能进去，沙漠车都进不去，所以，当年的考古条件虽然艰苦，好处是沙漠中的古代遗迹原模原样地保存了下来，挖掘出来的墓葬往往原封未动。

精彩的小河墓地

1934年4月中下旬，中瑞西北考察团找到了小河墓地。当年孔雀河发大水，考察队员们还是乘坐独木舟进入了这一地带。不过有水并不说明条件不艰苦，当时瑞典的考古学家贝格曼记载，不仅有沙尘暴，还有大量的蚊虫，各种无法医治的疾病，使不少考古队员死在了路上。

小河墓地是贝格曼随意给出的名称，小河是孔雀河下游一条向南支出的小河道，附近的古墓葬群被称为“小河古墓”，维吾尔人对此的称呼是“伊比利斯守着的一千口棺材”。1939年，贝格曼发布了考古报告，他们挖掘了其中的12座墓。2000年，新疆考古所王炳华等人对此地进行勘察，2003年始，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考古所对小河墓地进行全方位的考古挖掘。李文瑛也是其中的一员。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怎么进小河墓地？

李文瑛：现在去小河墓地还是很难，若羌县的34团那里就没有公路了，离目标还有30多公里，必须租骆驼队，或者沙漠越野车。别看只有30多公里，开车的话整整要一天，骆驼队要两天，还得不能出事。如果有沙尘暴，那么所有行程都要终止，要走回头路。沙尘暴一刮就是三四天，即使有卫星定位系统，也还是很难到达目的地。想想当年贝格曼他们找到这些遗址，也真是九死一生。

现在沙漠考古的艰难，主要在于好多区域无法顺畅到达，因为很多区域是无人区，只能靠驼队补充给养。如果是3个人的小分队，至少需要20峰骆驼，这些还不一定能轮到人骑，它们要携带给养，包括发电机什么的，如果去远一点的地方，考察时间长些，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克里雅河尾闾，就需要至少60峰骆驼的驼队，骆驼队行进很慢，每天早上光把我们携带的各种东西捆在骆驼身上，就要很长时间。

即使是大驼队，也没有多少给人骑的，我们都要步行。有个笑话，我们一个管后勤的同事实在走不动了，照顾了一次，让他骑上骆驼，结果煤气罐就让他抱着，一路上他大叫，比走路辛苦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对小河整体挖掘？与附近的一些古墓葬群被盗有关系吗？

李文瑛：事实上，整个80年代罗布泊地区很少有盗墓现象，那里生存条件恶劣，很难进去。我的同事进去前都要身体检查，万一得了急病，送都送不出来。1979年楼兰那次调查，我们只在部分区域进行了文物普查，应该说楼兰文物的保存状态是相对较好的。90年代，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开始，无数条石油测线开通，原来的死亡之海成了四通八达的地区，客观上加剧了文物保护工作的难度，文物也开始屡屡遭到破坏。2003年，有媒体报道“楼兰王陵”被盗，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我们考古所随即派专家前去核查，尽管最终确认那应该只是魏晋时期鄯善国的贵族墓葬，并不是王陵，但如此带有壁画的大型洞室墓，可谓百年楼兰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结果遭到盗墓者毁灭性的盗掘，让人痛惜。从2003年开始，楼兰古城现场永久性的文物保护工作站成立，从那以后，一直有文物看护员们在那里轮流值班，长年累月守着楼兰的这些国宝。

楼兰地区的文物古迹比较丰富，时代上至青铜时代，下至魏晋时期，中间一段属于早期铁器时代，但实际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文物很少，可能罗布泊史前文化存在缺环。魏晋时期的文物，我们发现的有彩棺，还有丝绸等随葬品。过去的盗墓者只窃取金银等所谓贵重器物，可是随着国际古董市场的泛滥，特别是1995年之后，很多墓葬都被连锅端了，像彩棺这样的葬具，甚至干尸也都会被盗墓者盯上。现在从罗布泊镇钾盐矿到楼兰古城，盗墓者骑摩托车几个小时就能到，如果不是有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站在那里，真不知道损失会有多大。所以，小河墓葬的全面发掘，和这个背景有密切关系。虽然墓地距离楼兰古城有100多公里，可是如果不做抢救性发掘，很有可能也会被破坏。

左：彩绘陶罐（晋）　吐鲁番安乐古城出土

右：彩绘骑马武士泥俑（唐）　吐鲁番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贝格曼挖掘的情况如何？你们看见的小河是什么情况？

李文瑛：当年贝格曼他们只挖掘了12座墓葬。小河墓葬上下埋了5层，贝格曼当时只发掘了最表层，得到的信息很有限。2003年我们开始对小河墓地进行大规模发掘清理，刚到墓地时，发现上面已经被盗掘了，墓地中间有一个两三米的大坑，有些柱子被推倒了，干尸的头颅被扔在了外面。在墓地附近的一片红柳堆旁边，我们发现了篝火，还找到了一些带有刻纹的木别针，可以想象当时的盗墓者们，发现墓中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本想拿走木别针，又觉得不值钱，愤愤地扔了。

左：彩棺（汉〜晋）　楼兰古城北墓葬出土

右：半袖绮衣（魏〜晋）　楼兰古城北墓葬出土

小河墓地延续使用了很长时间，前后至少有五六百年。与当年发掘的古墓沟那些墓葬相似，这里的木棺中躺着身裹斗篷的死者，他们都携带着草编的小篓，篓里装着奶渣、麦子等。墓地上栽立着高大的木柱，柱子上挂着巨大的牛头，清理的流沙中还发现很多羊头。每个木棺都用牛皮蒙盖，这些牛应该是现场埋葬时宰杀的。有牛有羊，说明当时经济形态是农牧并重。从墓地大量使用胡杨木也可以看出，这里当年应该是环境不错的绿洲。

现在我们做考古的可以和很多学科联手，可利用的新技术很多。比如通过DNA技术对墓地出土人骨进行分析，发现小河人是一个东西方混合人群，而且还进一步分析出来他们很可能是从南西伯利亚草原一路辗转迁移到了罗布泊。在小河墓地的最底层，有一个埋在最中间的女性，我们叫“老祖母”，她的埋葬仪式非常隆重。经过DNA分析，我们发现埋在她周围的人，都带有她的遗传基因，说明他们之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从发掘的情况看，下层墓葬也就是早期墓葬反映出的文明似乎更发达，上层也就是晚期反而衰落了。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的小河文明，到距今3500年左右衰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和北大合作在墓地附近做了一个采集沉积样品的剖面，通过样品分析看出，小河人生活的时期，这片区域有湖泊，有人类可以赖以生存的绿洲，而此后将近1000年这里环境发生了变化，虽然还有河流，但入河流沙很多，淡水资源变少，绿洲相对而言也肯定在缩小。应该是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使这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导致了小河文明的最终消亡。

三联生活周刊：查清楚这里一共有多少墓穴了吗？

李文瑛：发掘的墓葬有167座，但发掘前对墓地上因自然和人为原因被扰乱后散落的棺板进行了统计，有190座，这样看，整个墓地至少有墓葬350座以上。现在，墓地现场已经尽量进行了回填和复原。当年我们发掘的时候是夏季，留了几位同事在这里守护，专门挖了地窖存水，还有营房车让他们居住，车上安装了空调。这里最热的时候能到80摄氏度。最糟糕的莫过于刮风，风沙把发电机折腾坏了，没有了空调的营房车烈日下像个大烤箱，留守的同事都快被折磨病了。现在，小河墓地也属于楼兰大片区看护。

新疆考古的其他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疆考古的领域里，名气最大的是楼兰、精绝古国，包括小河墓地、丹丹乌里克等，还有就是吐鲁番、哈密地区的一些古墓，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

于志勇：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比如楼兰之所以出名，一是沙漠地区的考古有神秘色彩；二是楼兰的知名度一直很高，而且从北朝开始就是这样，唐诗里面有“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单骑向楼兰”，人们对楼兰有浪漫主义的想象。

西域古国“精绝”遗址现位于民丰县，这里被称为离“天安门最远的县城”。1995年，考古所去尼雅河流域考察，偶然发现了形似胡杨木的船棺，发觉了尼雅一号墓地，是精绝王国末代国王的陵墓。这里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包括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是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所以知名度很高。墓地中所见的男子，都配有刀、弓，当年精绝国只有3360人，是个小绿洲，胜兵却有500人，靠这些实际出土的文物，可以推测当年这个国家是怎样组织自己的兵力的。

丹丹乌里克地区也是因为当年斯文·赫定的深入而出名。那里是古和阗佛国所在地，现在又挖掘出来了小佛寺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精美的壁画。而且这些壁画特别有意思，不完全是佛教的，还有祆教的。

其实新疆有价值的考古区域远不止这些，只不过这几处知名度太高了。

三联生活周刊：别的还有哪些有价值的发现？

于志勇：最近在伊犁河谷的发现价值就很大，大量的古墓葬群，不仅揭示了汉晋及之前这片区域的情景，包括后来西突厥时代，也有很多历史文化信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我们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准，比之当年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挖掘所发现的学术成果要高很多。像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古墓，包括洋海古墓，我们都没有研究透彻，都还有众多令人惊喜的发现。但可能这些都不像沙漠考古那样带有探险色彩，所以人们的关注度没那么高。

三联生活周刊：所谓汉朝的西域三十六国，可能一一对照地被发现吗？

于志勇：这其实是个不断变化的历史概念。汉时期记载是36国，后来还有55国的记录，但是，这段历史属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到了东汉，包括魏晋，中央政府的统治到不了这里了，小国家就开始被大国家吞并，楼兰、库车等大国，也就是专家说的绿洲城邦吞并了不少小国家，进入了塔里木盆地争霸阶段。大国，比如库车——汉代的“龟兹”国，按照《汉书》的记载是8.1317万人，比之当初记载的3000多人的精绝国大多了，所以班超想控制西域就要控制库车。魏晋南北朝，早就不是36个国家了。西域不像中原，新城往往不建在老城之上，往下挖可能也看不到断层，当年很多古城都留在荒原上了，我们只能逐步普查。

随着普查的不断深入，考古范围也越来越开阔，比如在楼兰考察魏晋以来的屯田；研究龟兹，可以发现不少汉唐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

兵团的记忆

◎和晶

塔里木河胡杨林

每一个城，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常常怀疑自己从未有过一个有归属感的城，从出生到现在。目前，我停留最长的地方其实算是在新疆，那么大、那么辽阔的地方，从南疆到北疆，竟然也断断续续住过三个地方：巴楚，托克逊，石河子。

兵团小学

每一个城，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常常怀疑自己从未有过一个有归属感的城，从出生到现在。目前，我停留最长的地方其实算是在新疆，那么大、那么辽阔的地方，从南疆到北疆，竟然也断断续续住过三个地方：巴楚，托克逊，石河子。从巴楚出生到去上海读大学整整17年。

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都是跟在父母身后的一群“蝌蚪”，很少有独生子女，都是3到5个孩子不等。爸妈在巴楚生下我，更具体说是个叫“地窝子”的家，我妈如今还自嘲那是个可以看到星星的房子，风大的时候，四壁的沙土也隔着糊墙的报纸沙沙作响。在妈妈的描述里，我总能看到一个青春的妙龄女子在地窝子外面用石头搭个炉灶生火做饭的忙碌身影。地窝子里还有个不时地哭喊几声的婴儿。那个时代里，年轻人的浪漫和青春的热情，在如今不可想象的艰苦里，竟生出很多美好来，胡杨林，沙枣花，夕阳下的金黄沙丘。

等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才发现，那些小“蝌蚪”们都互相成为同学，我的弟弟和其他人的弟弟妹妹，都成为兵团小学的孩子们。而小学是没有正式的老师的，即便有，也极少。从知青，到我爸那样的大学老师，都陆续来给我们上过课，最逗的是，班里的学生人数不定，老师不定，隔三差五就出去摘棉花、修路、捡树枝……天地间，都是我们游戏的地方，从老师到同学们，竟然操着各地方言：河南话，湖南话，天津话，陕西话，上海话……

后来我看到一段资料，才恍然我们这些兵团小学的孩子们怎么有那么多方言。

1954年10月7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生产部队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17.5万人，官兵10.55万人；有农牧团场43个。

1954年起，兵团先后从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上海、天津等地招收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壮年以及接收大批转业复员军人参加边疆建设，至1960年末，总人口已达72.41万人。

特别的是，兵团小学里的孩子们从来不背负父母沉重的乡愁，也没有身份认同的焦虑，更没有父辈身上对命运的不甘和沉寂在夜晚时刻里的自卑和自怜，他们把傲美的胡杨林，无边的沙漠戈壁，宽广的田野，都长在了自己的生命里，最后开出什么样的花，完全不是父辈们可以预料的。

西出阳关后的故人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当年漫长的进疆路，不再是骑着骆驼的商队，而是隆隆的火车载着知青、棉农、出身不好的年轻人、退伍军人，甚至还有重刑囚犯……不管车里弥漫着什么样的味道和嘈杂，爸爸说，只要开始出甘肃，穿戈壁，一天一夜的无边荒凉，车里渐渐会有女孩子的哭声，和安静下来后带来的唏嘘、低语。人，在这样的大自然面前，流露出真实的恐惧感，那是西出阳关后的孤单和对未来日子的惶恐。

新疆，也真是个奇妙的地方，只要有水的地方，草木必华，哪怕只是一汪、一泉、一河，都会生出一片片的绿洲来。随着父亲去石河子农学院的调动，我的初中就在石河子开始了。石河子还有一个美称——“沙漠绿洲”。

〔资料：兵团的团级单位除了团场外，还有农场、牧场等，一般统称为“农牧团场”，行政级别为县处级。团场编以数字番号。4个师实行师市合一体制，如石河子市（建立于1957年）。〕

被绿荫覆盖的石河子，夏天的美自不必多说，冬天的雪，也是更加特别的厚实。在如今“军垦第一犁”后面曾经有一个旧的大楼，名字叫什么，想不起来了，但是，曾经，在1980至1983年的冬夜，那个老楼里有一个诗歌讲习所，厚雪辉映的夜晚，激情澎湃的讲师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把一首首现代诗在这里给学员们朗诵，我对现代诗的了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诗社只能晚上开课，发的诗集都是油墨印出来的，来的人年龄不等，胡子拉碴的人，穿着军大衣的人，穿着对襟棉衣的老先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在诗的语言里释放这些年里的激情和忧伤，他们似乎都是西出阳关后孤单的灵魂，在这里听到熟悉的乡音，见到意外的旧人。当时，讲师常常提到“艾青”这个名字，隐约记得他追随过艾青先生一些日子。我当时总觉得他在吹牛，很多年后，才知道艾青的确被下放到新疆17年，其中在石河子度过了15年，并写下了著名的诗《年轻的城》歌颂石河子。

晚上诗社下课后，我和几个同学结伴回家，路上的新雪覆盖旧雪，夜光也明亮很多，脚踩在上面，每走一步都有吱吱的声音。刚才诗社里激荡的情感还在我们之间延续，踏雪归家的路，顿时多了很多情趣，我们这些不识愁物的少年，哪里知道，当时空旷的夜空，冷冽清新，那样的雪夜，以后的岁月里竟然几近消失……

边城在变，人在变，我少年的雪夜，就再也回不去了……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和晶

边疆的清泉

有一首李谷一唱的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当年有很多人都喜欢唱，我住在姥姥家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么一首歌，但每天回家路过的就是一股股清又纯的清泉水，不过托克逊不是以水著名，而是风，一年四季，我记得总刮风。姥姥是纯纯的回族，戴白帽帽和大纱巾，我上学就没办法了，迎风吃沙是常有的事，所以，夏天路过那些清泉水井时，8股手臂一样粗的水柱从圆形的蓄水池里涌出，我们都跳进周围的浅水池里去，又喝又洗又玩儿，浑身湿漉漉后，才被各自的家长喊回家。

那时候，地下水抽出来都是这样整天流着，顺着挖好的沟渠，流过家家院子外面，院门口的树，于是长得格外好，姥姥家后院的桑葚树，吃不完的桑葚常常到处送人。姥姥家院子周围，住着汉族、回族、维族……我和他们的孩子都在一起玩儿，打打闹闹，从来没有红过脸，串门儿主要是蹭吃的，酸奶、烤馕、手抓肉、拉条子……我的胃，终于在那里变成了真正的新疆人的胃，直到后来去上海读大学，我一直不知道自己郁闷什么。突然，有一堂大课上余秋雨院长说：“一个人的故乡就是在他的胃里。”我竟然回到宿舍大哭一场，晚上走了5站地去找了一家新疆餐馆狠狠地吃了一大盘拉条子，花掉了我半个星期的饭票钱！

1996年，我已经在上海工作了，一次出差得以再返托克逊，想回去看看曾经住过的院子，可惜，物是人非。在大院的外面往里走，到处都盖了房子，树，很少了，水渠，没有了，找到那一窝清泉水井时，我顿时泪流满面，在一堆垃圾和建筑废土之间，如小拇指细的一个水管，弱弱地流出细细的水流，她像耗干了自己的母亲，委屈而无助。我放下手里的相机，匆忙逃回车上，给搬去乌鲁木齐的姥姥打电话时撒谎说没找到过去的老院子了，我想让老人家的回忆里，依然是茂盛的桑树和甘甜的清泉。毕竟那是姥爷最后生活的地方。

后记

这个年龄的人不能回忆，伤感太多，且属于个人。说到新疆的美，其实也很脆弱，这些年的开发、建设，不知道让他们是否和我一样，偶尔会特别怀念，虽然每年都回乌鲁木齐看姥姥，但是，再去天山和南疆的时候，更珍惜这片土地上淳朴的人和安静的山水了。人和人，本没有太多的不同，乐山爱水，安居乐业！复杂的，都是身外之物而已！

牧游

◎刘亮程　贺振平（摄影）

塔尔巴哈台地区游牧转场

牧游，是将游牧倒过来读，从“牧”的尽头往回“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理念。它的模式是由政府或公司负责培训管理牧户，旅行社直接将游客导入牧民毡房，让游客在欣赏草原美景的同时，随牧民转场放牧，跟着羊群去旅游，过一把草原游牧生活的瘾。

牧道

在新疆塔城塔尔巴哈台山和托里玛依勒山之间，隐藏着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牛羊转场道路。每年春秋季节，数百万牲畜浩浩荡荡走在这条古老牧道上。一群一群的牛羊头尾相接，绵延几百公里。这条与公路并行的牧道，多少年来默默承载着牛羊转场，它没有名字，只是一条羊走的路，跟地上的蚂蚁老鼠路一样，谁会操心它通向哪里？2009年的一天，一个叫方如果的作家，突然发现了它。这之前，方如果曾多少次走过这条路，路旁牛羊转场的场面也早已熟视无睹。可是那一天，就在奔驰的汽车里，他一扭头，看见公路旁缓缓移动的羊群，和羊脚下密密麻麻的路，他让车停住，下路基走到羊群后面，发现深嵌土中的一条条小羊道组成的宽阔大牧道，蜿蜒穿过山谷草地。他被自己的发现激动不已，一会儿跑上公路，往下看羊的路，一会儿又站在羊的路上反复看人的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沿这条牧道走到远远近近的山谷和草原。

于是，一条世间罕见的有着3000多年固定转场历史的游牧大道在他头脑里逐渐完整。他为这条牧道起名：塔玛牧道。

风道

手绘地图上的塔玛牧道，像一棵枝杈丰茂的大树和它的根部，树干部分是老风口牧道，那些分叉到塔尔巴哈台山和玛依勒山各沟谷的牧道，在老风口会聚成一条主干。老风口是进去玛依勒山区冬窝子的唯一通道，也是塔城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气候交流的孔道。在这条宽阔的山谷地带，风要过去，四季转场的牛羊要过去，东来西往的人要过去。风过的时候人和羊就得避开，风是这条路上的最早过客，后来是羊和其他动物，再后来是人。人总想把风挡住，自己先行。

史书记载，清代官方曾收集100张牛皮，缝在一起竖在老风口，说是要把风的嘴缝住，还建风神庙祭祀。古人有古怪办法治风。上世纪90年代，塔城地区投巨资在老风口植10万亩防风林，树木成林后老风口冬季的风明显小了，但风口北边额敏县城的风据说大了。风要过去，谁也挡不住，缝牛皮也好，植树造林也好，都不能阻止风过去。人造的10万亩林木确实比100张牛皮管用，它把风挡了一下，风往北侧了侧身，还是要过去，从村庄田野县城刮过去。

老风口刮大风时，羊群都躲在洼地避风，耐心等风停。羊不着急，牧羊人也不急。被堵在风口两边的过客着急，他们都有急事，赶着外出或回去。风把人的大事耽搁了。有些事耽搁不起，就有人冒险闯风口，结果丧命。他不知道风的事更大更急。羊和牧羊人都知道，此刻天底下最大最急的事情就是刮风。风不过去，谁都别想过去。对羊来说，也没有比等风停下来更大的事了。羊在哪儿候着都有一口草，一个白天和晚上。堵在风口两边的人也在烦人的风声里学会了安静。只要风不停，再大的事都得停。

鸟道

从塔城到托里，并行的牧道和公路上面，还有一条黑色鸟道。

成群的乌鸦和众多鸟类，靠公路养活。乌鸦是叫声难听的巡路者，一群群的黑乌鸦在路上起起落落。乌鸦群飞在公路上空中是一条黑压压的路。落下来跟柏油路一个颜色，难分辨。塔城盆地是北疆大粮仓，往外运粮的车队四季不绝。乌鸦就靠运粮车队生活。鸦群在行驶的汽车上头叫，开车人受不了乌鸦“啊啊”的叫声，想快快走开。乌鸦乘机落在粮车上，啄烂车厢边的麻袋，麦子、包谷、黄豆、葵花子在汽车的颠簸中撒落一路。鸦群沿路抢食。麻雀和黄雀也跟着乌鸦享福。老鼠也安家在路旁，忙着搬运撒落在马路上的粮食。

早年，运粮汽车上坐一个赶鸟的人，乌鸦飞来了就啊啊地叫，挥动白衣服赶。乌鸦怕白。这个不知谁传下来的可笑说法，竟被当真用了。乌鸦若怕白就不敢飞到白天了。后来运粮车上蒙了厚帆布，乌鸦啄不烂，就到别处谋生活去了。有的飞到城市，跟捡垃圾收废品那些人过搭伙。乌鸦有脑子，飞到哪儿都能过上好日子。在南北疆，见到最多的就是乌鸦。不是最难看的动物活到最后，乌鸦的聪明在起作用。

乌鸦把靠路生活的办法传给更多的鸟。它们离不开路了。连野鸽子和鹞鹰，都是公路上的常客。老鼠更是打定主意世世代代在公路边安家。尽管每天有老鼠被车轮碾死，有鸟被车撞死。

还有靠公路谋生的人，背一个口袋走在路边，见啥捡啥，矿泉水瓶、酒瓶、易拉罐，秋天散落路边的棉花，风刮落的大包小包，运气好时还有飘出车窗的钱。和乌鸦一样聪明的人，在蚂蚁老鼠和鸟迁到公路旁之前，就赶来了，远远近近的公路都被人占了，路被一段段瓜分，三五十公里就有一个巡路的，里程清楚，互不相犯。50公里马路上拾的东西，养活五口之家没一点问题。

鸟在人的道路开通前，早已学会靠羊道生活，鸟在高空眼睛盯着牧道，羊群来了就落下来，站在羊背上找食物。粘在羊毛上的草籽，藏在羊毛里的虫子，都是好吃食。每群羊头顶上，有一群鸟。鸟是牛羊的医生和清洁工。牛背上的疮，全靠鸟时刻清理蛆虫，直到痊愈。羊脊背痒的时候，就扭身子，往天上望。鸟知道羊身上有虫子了，飞来落在羊背上，在厚厚的绒毛里啄食。

鸟很依赖羊。有的鸟老了，飞不动，站在羊背上，搭便车。从春牧场到夏牧场，又回来。就差没在羊毛里做窝下蛋。

赛尔高山草原上的牧游人

转场

同一张皮里，羊瘦十次胖十次。到春天又瘦了。

春天是羊难过的季节。转场开始了。牧民收起过冬的毡房。羊群自己调转头，跟着消融的冰雪往上走。雪从羊度过漫长冬季的“冬窝子”，一寸寸往远处山坡上消融。那是一条羊眼睛看见的融雪线。深陷绒毛的羊眼睛里，一个雪白世界在走远。羊的一天是从洼地到山坡那么长，一年则是一棵草长到头那么短。看不见下一个春天的羊，会在一个春天里遇见所有春天。这个人羊疲乏的季节，羊耳朵里装满雪线塌落、冬天从漫山遍野撤退的声音。

羊就跟着融雪声往上走，雪消到哪儿，羊的嘴跟到哪儿。大雪埋藏了一冬的干草，是留给羊在泥泞春天的路上吃的。羊啃几口草，喝一口汪在牛蹄窝里的雪水。牛蹄窝是羊喝水的碗，把最早消融的雪水接住，把最后消融的雪水留住。当羊群走远，汪过水的牛蹄窝长出一窝一窝的嫩草，等待秋天转场的牛羊回来。羊蹄窝也汪水，那是更小动物的水碗。

转场对牧人来说是快乐的事，毡包拆了搭，搭了拆，经过一片又一片别人的草地，赶着自己的羊，吃着别人的草，哼着悠长的歌，一切都是天给的。羊动动嘴，人动动腿，就啥都有了。

洼地的冬窝子寂寞了。芦苇、芨芨草、碱蒿、骆驼刺，不受打扰地长个子，长叶子结草籽，这些在冬天不会被雪埋住的高个子草，是留给羊回来过冬的。一般年份，盆地的雪不会深过羊腿，羊在白茫茫的雪地吃草，羊嘴笨，不会伸进雪中拱草吃。羊有自己的办法，前面的羊会为后面的羊蹚开雪，牛和马也是羊过冬的好伴儿，牛马走过的雪地上，深雪被蹚开，雪下的枯草露出来。当然，最好的帮手是风，一场一场的大风刮开积雪，把地上的干草递给羊嘴。

遇到不好年成，大雪没过羊腿，托住羊肚子，羊在雪地上寸步难行。所有的草被埋没，牛和马都找不到草吃，牧民也束手无策，这就是雪灾了，只有等政府的人来救助。一旦困在大雪暴中，主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张望，牛和羊也跟着望。有时候，果真望见有推雪机开路过来，后面装着干草的汽车开到羊圈旁，一捆一捆干草扔下来。面和清油卸下来。羊和人都得救了。

远近牧场的羊，在老风口的主牧道汇集。在到达老风口前的一个月里，羊群就排好了队，一群挨一群过去。刮风是停下等风。遇山洪停下避水。羊道比公路拥挤。人的路坏了修修了坏，羊道从来不坏。羊的四只蹄子不会走坏自己的路。只会越走越深，越走越远。人修路挖坏或侵占了羊道，羊就走公路。一些狭窄山谷只容一条路通过，有人的就没羊的。羊只好与人争路。羊群一拥上公路，世界就慢下来，跑再快的车也得慢悠悠跟在羊群后面。那一刻，一群羊让人一下回到千年前的缓慢悠长里。

节绕

夏牧场的青草是给活到夏天的羊吃着。总有一群一群的羊走到夏天。夏牧场，在哈萨克语里叫“节绕”，有节日和喜庆连连的意思。一年四季的转场，就为转到花开草青的夏牧场。转到夏牧场，就是胜利。

新疆的春天从4月开始，7月到9月才是夏天。夏牧场，就是7月到9月的牧场。从春牧场开始，羊踏着泥泞走，追着草芽走，草长半寸，羊走十里，前面羊啃秃的草，又被后面的羊啃秃。一棵草被啃秃十次长出十次，别处的草结果了它还在努力地长叶子。一直长到草头伸到风中，看见最后的羊群走远，牧人驼在马背的毡包转过一个山弯，再看不见。

走到夏牧场的羊，是幸福的，所有的青草被羊追赶上。皮包骨头的羊，在绿油油的草场迅速吃胖。羊发愁吃胖。这个牧羊人知道。一场一场的婚礼割礼排成队，赛马、姑娘追、阿肯弹唱排成队。羊在一旁啃着草侧耳听人热闹。羊和人早就商量好了。啥叫牧羊人，就是给羊干活的人。人给羊搭羊圈，帮羊配种、接生、剪羊毛、起羊粪、喂草、看病。人给羊干的最后一个活是把羊宰了吃了，这也是羊唯一给人做的。羊知道被人养的这个结果。知道了就不去想，吃着草等着，等剪掉的毛长起来、等啃短的草长长，等毡房旁熄灭的炊烟又升起来，等到一个早晨牧人走进羊群，左看右看，盯上自己，伸手摸摸头，抓抓膘，照胖嘟嘟的尾巴拍一巴掌。时候终于到了。回头看看别的羊，耳朵里满是别的羊在叫。自己不叫，只是回头看。

托里萨子湖，那片被称为贵族草原的美丽夏牧场，是远近牛羊迁徙的目的地，尽管很多牛羊在这里被宰掉，但还是争相前往。在羊的记忆里，那片有湖泊湿地的山谷牧场，是天堂。每只羊都知道去萨子草原的路，知道去塔尔巴哈台和玛依勒牧场的路。塔城四个县的羊群会聚在萨子。牧人说，羊夏天不吃一口萨子的草，会头疼一年，所有的羊都往萨子赶，羊一心要去的地方，谁能挡住。羊有腿还有道呢。牧人只是跟在羊群后面，走到水草丰美的夏牧场。当天气转凉，在草木结籽牛羊发情的9月，膘肥体壮的羊交了欢怀了羔，转身走向回家之路。牧人依旧跟在羊群后面。夏牧场是羊夏天的家。冬窝子是冬天的窝。回到低洼的避风处，去年吃秃的草，今年又长高了，草远远望见羊群回来，草被羊吃掉，就像羊被人吃掉一样自然。

牧游

塔玛牧道的发现和命名，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叫方如果的作家，一心想把这条牧道推出去，让世人知道它的价值，他写了长达10万字的纪实散文《发现塔玛牧道》，还针对塔玛牧道发明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牧游。

牧游，是将游牧倒过来读，从“牧”的尽头往回“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理念。它的模式是由政府或公司负责培训管理牧户，让牧民在保持其原生态文化生活的基础下，具备一定的旅游接待能力。旅行社直接将游客导入牧民毡房，让游客在欣赏草原美景的同时，随牧民转场放牧，跟着羊群去旅游，羊走到哪，人跟到哪。过一把草原游牧生活的瘾。

牧游的路线就是牧道。在天山和阿尔泰山中，隐藏着一条条千年不变的古老牧道，有的长几十公里，有的几百公里，每条牧道都堪称隐秘绝美的旅游景观带，从冬牧场的山前平原丘陵，通往大山深处水草丰美的夏牧场。牧游便是引导人离开平坦大路，去走羊的崎岖小道。走羊的通天牧道，看羊眼睛里的草青花红，日出日落，听羊耳朵旁的风声水声，虫鸣鸟鸣。过前世里约定的草原游牧生活。

牧游一经提出，便得到各方响应。这种让游客直接进入牧民生活的体验旅游，也是让牧民直接受益的民生旅游。它的更大意义是，牧游的创生，将打破新疆现有的被景区控制的旅游格局，让有牧民转场的山谷，有牛羊放牧的草场都变成景区。靠一条条风光无限的转场牧道，和牧道上原生态的游牧生活，将整个天山、阿尔泰山、伊犁河谷、塔城盆地，全变成游客自由出入的旅游景区。

在距塔玛牧道200多公里的和布克赛尔谷地，新疆第一个牧游试点开始了。随着草场退化和严重萎缩，以及牧民安居工程的落实，四季转场的游牧生活业已走到尽头。人类的游牧时代就要结束了。牧游，却在这时被创始出来。它是对西域古老游牧文明的一场挽留。

在这个世界上，人在走路，羊也在走路。羊的路在走向哪里？你不想去看看吗？

李娟：哪有比阿勒泰更远的地方？

◎孟静

“我想说要我保持纯洁的人，他们已经不纯洁了，说我会被世界污染的人，他们已经被污染了。他们自己都守不住，却让我守着这世界最后的纯洁。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很不恰当的口吻，让我千方百计守住最后的防线，我觉得莫名其妙。”

李娟

禾木是喀纳斯景区里的一个小村子，我在采访“阿凡提商店”的老板娘，进来一位50多岁样子的汉族男人，他的衣裳看起来黑糊糊的，脸也是黝黑的。“咦？你这里比李娟妈妈的店里丰富嘛！”他说。

一天前我刚见过李娟，这时有点抓到相关的采访对象的喜出望外，要知道李娟妈妈以前开的商店可是在富蕴县，虽然同属阿勒泰地区，但是新疆那个大呀，能在几百公里开外遇到阿克哈拉乡一家偏僻小店的顾客可不容易。

“我也没去过，是看李娟的书里写的嘛！”李娟是个疆里开花疆外香的作家，邻居们也只是模模糊糊知道她是个“作家”，坐在家里做什么？不知道。眼前这个老汉显然不像是文化人，他果断地给李娟的文风定下了基调，“怪怪的”。“刘亮程也比较怪。”他补充说。

新疆有大小两个李娟，都是作家，我们采访的是小李娟，这两年她在文艺青年中挺红的，或许是因为阿勒泰——这个天边一样远的地方，带着异域的神秘，现在还有几个作家真正住在乡下呢？何况是一个得过人民文学奖的作家，每天还要给牛挤奶，喂鸡赶羊。

阿勒泰的意思是“六”，它的冬季有六个月。有一年冬天，一位官方媒体的女记者怀着一颗“粉丝”心慕名探访李娟，不好意思惊动当地政府。那时李娟还住在冬季就要大雪封山的阿克哈拉乡，女记者的车坏了，困在山里，劳动了许多人才脱险。说起这件事李娟的脸上集合了呆、惶恐、无奈等各种表情，她语速很快，有点慌慌张张的孩子气。

她家以前很穷很穷，现在，以阿勒泰乡村的标准可以说有了点钱，靠一个字一个字，李娟写到了一个字一块钱的稿费，出了三本书，今年一口气又要出四本。

她在距阿勒泰州政府20多分钟的红墩乡买了一所宅子，关闭了富蕴的小店，等冬天再去处理掉货品，把妈妈接过来过日子，这样起码再也不用住在沙漠边缘，喝碱性极大的水，那水连衣服都没法洗。“那地方离县城有一两百公里，班车一天只有一两趟，妈妈人年纪大了，看病出门交通很不方便，所以我就不让她在那里生活了。以前住在那里只能坐班车去县城，如果冬天大雪封路的话就去不了了。”没班车的时候，她们会骑一辆破摩托车进城。

阿勒泰喀纳斯风光

我们在她的新房子外停下，她在门口“啊啊”地愣了一下说：“家里太乱了，实在不方便。”我们表示只是在村里给她拍张照，她赶紧摸头发拽衣服，恳求摄影师：“你能不能把我的门牙照得小一点？”

这幢花了她15万元的房子占地近5亩，是村里占地面积最大的房子，非常之破败，30年前是个澡堂，泥土砌的，长年被水浸泡，地基已经下陷了。李娟找了几个工人修房子，但她和妈妈依然要干重活，她有一个月没有洗澡了，不过比起来和哈萨克一起放牧的日子，现在的日子简直是奢靡！

这是个小产权房，房主是李娟的“朋友的朋友的小舅子的朋友的爸爸”，小地方完全依赖人情的维系，只要不拆迁盖厂或是搞城镇化建设，李娟猜测“我这个房子还能住十年”。

李娟出生在奎屯建设兵团，她的外公从四川被抓壮丁来到新疆，部队起义后被编入地方兵团，而母亲是兵团农场的职工。李娟高中没读完，因为家境，也因为不喜欢上学，她开始了游荡的生活。牧民转场一周就要搬一次家，会在一个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扎上帐篷，待上两三个月，等他们离开了春牧场或者夏牧场的时候再跟着搬。

很多人惊讶于闭塞的环境里能生长出李娟这样的文字，网上资料里杜撰了她是只爱看琼瑶、金庸的天才。其实，能摸到手的书她都会看，她只是觉得金庸挺能写的。

1998年，她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九篇雪》，那是她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顺便到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投稿，那个编辑又转而推荐给《人民文学》。她的运气在上学时可没这么好，屡投屡退。她一部分时间住在阿勒泰，另一部分则在乌鲁木齐、杭州、南京等各大城市打工。她干过车工、流水线上的小工、超市的推销员、广告公司策划，有时为了生计，有时为了爱情。最和文学沾边的工作是杂志《丝路游》的编辑，有一期杂志基本上整本都是她化身各种笔名一个人写的。

2003年时，通过朋友介绍，她在阿勒泰地委宣传部工作，那是她除文学外最长的一份职业。“当时我想能给我找个看大门的工作就很高兴了，谁知道是宣传部这样的单位，我吓坏了，之后跟所有领导、同事都成了好朋友。而且我在阿尔泰待了5年，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这么长时间。”这个工作虽然只有600元薪水，但在外人看来是很体面的，有编制，很清闲，倒茶、收发邮件。

进了宣传部办公室，李娟有一种撒欢式的活泼，她窜进各办公室打招呼，没看清人上去就拍背脊，人家一回头发现是领导，吓得吐吐舌头跑了。“我在宣传部那五年让领导操碎了心。”领导听了“切”一声，“李娟干得挺好的”。她用“德高望重”形容自己在宣传部的“地位”。

那时她已经出了书，开了专栏，但宣传部的领导对她的成绩并不清楚，她一看到单位的报纸有她的文章，立刻偷偷扣下。“心态很复杂，我觉得写作是很私人化的东西，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写作的事，不好让熟人知道。”

干了多年还是办事员，领导要求李娟考个文凭。她家里负担重，外婆那时还活着，90多岁了，妈妈从农场出来后没有任何劳保，600块工资的分配是：200块房租，200块存起来交冬天的暖气费，200块是她和外婆的生活费。考文凭是要花钱的，有了文凭才能涨工资，电大就要几千块学费，陷入一个钱和文凭的怪圈。她选择了最便宜的自考，专业是兽医，她发现兽医特别实用，因为家里养有小狗。领导气得说：“你在宣传部工作，考个兽医啥意思？”让她去考中文或者文秘，她觉得没用，改学英语，考试那天忘得一干二净……

2007年，李娟辞去了工作，进入扎克拜妈妈一家生活。3个月的时间，她根据回忆写了40万字的《羊道》，分为春、前山夏和深山夏牧场三册出版。“最初时，有对羊——或者是依附羊而生存的牧人们——节制的生活方式的赞美。但写到后来，态度渐渐复杂了，便放弃了判断和驾驭，只剩对此种生活方式诚实的描述。并通过这场描述，点滴获知，逐渐释怀。”

随即，她接下了《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计划，2010～2011年其中的三个月里，她跟随牧民居麻一家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冬窝子里放羊、牧牛、赶骆驼、背雪、做针线活……

虽然生在新疆，但对于哈萨克民族，李娟过去也和我们一样，只是个远距离的观察者，所不同的是，那些人是她的邻居、顾客，她不是个贸然的闯入者，与其说是她完成了这两本书，不如说是这两本书给了她一个近距离观察哈萨克的契机。

她和牧人一起生活在冬牧场沙漠深处的地窝子里，地窝子是在地上挖一个坑，把羊粪砖垒在四周，免得塌方，在上面搭上木头，盖上顶子再铺上羊粪渣。羊粪能散发热量，睡在上面就会暖和。李娟住的那家有三口人，地窝子不过10平方米。沙漠地带要从几里外采集积雪，背回来，化开的水里有羊粪、牛粪，没有任何过滤。牧民们以为李娟来逛几天就要逃跑，渐渐地，忘记她终归要走的现实，在下一次迁徙开始前，还想到要给她留下口粮。

来到冬牧场的牧民越来越少，政府在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定居点。感慨最后一支游牧民族消失的城里人不知道放牧是一种多么艰辛的工作。居麻一家都要大把地吃去痛片，不然没法干活。“如果你去看病，就没法放羊，如果不放羊又没钱去看病，生活让他们局限在这一种痛苦之中。以前他们控制牛羊数量，根据这一块草场的实际情况来控制，现在一旦进入市场经济，外面的需求量特别大，就会不顾一切地养牛养羊，使用饲料喂养。心力需要分散开了，生活也就特别艰辛。期盼好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追求体面的、干干净净的生活，希望能看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孩子们能到外面去上学，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以前李娟也像所有环保主义者一样赞美游牧方式，像鸟儿迁徙一样，它是最温和的生产方式。牧民的生活非常节制，把生活必需品降到最低，从物质方面到精神层面都非常节制忍耐。“真的融入进去就会发现这是不公平的，无论外部的要求还是内心的需要，游牧生活终会消失，无论什么样的改变其实都是顺其自然的。然而眼下古老的力量仍是很巨大的。”

游客想要看到原生态的牧民，读者想要看到原生态的李娟。有人对她说：“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纯洁，不要被世界污染了。”

“我想说要我保持纯洁的人，他们已经不纯洁了，说我会被世界污染的人，他们已经被污染了。他们自己都守不住，却让我守着这世界最后的纯洁。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很不恰当的口吻，让我千方百计守住最后的防线，我觉得莫名其妙。”

她的气愤像草原上的苍鹰，一掠而过，并不稍稍停留。谈到个人生活，她嘟嘟囔囔地说，才搬到红墩乡第三天，就有人来提亲了，那小伙子比她小3岁，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男方家自说自话：“女大三，抱金砖，我们不嫌你大。”把她给气的。

她妈妈听说有人来提亲高兴得要死，说终于有人要她了。都是房子大招的风。

在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找得到懂得她的男人呢？这里的男人或许善良、淳朴、勤劳，有男人一切该有的才能与毛病，就是没有理解她的那颗心。李娟也不是个合格的农村媳妇，她只有80来斤，除了针线活，她的农活比不过大多数姑娘。尽管书里她描述的自己常常在闲逛，但生活中她非常渴望安定下来，她很少出门，也羞于见人。家里除了母亲，就是四头牛和鸡、鸭、狗与她做伴。大城市她不是没有生活过，目前还是回到了阿勒泰。这种日子足以令她满足，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向往远方。她说：“我已经生活在远方，为什么还要向往？哪有地方比阿勒泰更远？”

讲起这些事的李娟依旧嘻嘻哈哈的，就像在冬窝子里过着我们一天可能也忍受不了的生活，她一样甘之如饴。可是以后她也许不会再做这样的体验了，不是怕苦，而是失去了最佳的时机。

“我的年龄也一年年大了，那时候是个小姑娘去干这些事情，人家虽然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就说去交流沟通，他们也能比较理解。现在年龄大了，还去干这种事情，人家会觉得很奇怪，对一个搞不清楚的人，他们会对你比较防备，也会拒绝跟你交流。他们只知道我是裁缝的女儿，对这种生活感兴趣，但不知道我是作家这样的身份。”他们和她乱开玩笑只是因为她是邻居李娟，而不是名人李娟。

“在这个时代没有与世隔绝的地方，信息化的东西已经无孔不入了，哪还有安静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她的口气里并没有一丝丝悲观。（实习记者南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伊犁河谷：行在古道两端

◎曾焱

古道主要有三条：东面那条从新源的那拉提穿越天山，直通到巴音布鲁克草原，现在修成公路了；中线从特克斯的琼库什台往南，经包扎墩达坂和古战场，翻过去是南疆的黑英山山口；第三条是最西面的夏塔古道，从昭苏县夏塔乡可直抵南疆阿克苏。

乌孙国故地——风景优美的“夏帐”

出了伊宁机场，我们并未进伊宁城，直接驱车向南了。开出大约100多公里后，越过那有名的特克斯达坂，进入了特克斯县境。这以后的8天行程，我们大致就是沿伊犁河的主流——特克斯河流经的地方，在特克斯、昭苏和新源之间穿行。

寻找岩画途中遇到了莎亚古丽一家，她的儿子夏衣扎已然是个身手熟练的骑手

研究西域的中外学者基本都认同：这三个县今天所在的位置，“库车西北、伊犁河畔”，大体上就是2000多年前的乌孙国故地。中国历史书这样讲述乌孙人的来历：乌孙，古音Asin（阿息），在西方记载中属于古塞人中的一支，新源县则克台镇铁木尔勒克村阿克赛沟岩画上至今仍留有对他们的图绘：无论男女都戴一种尖顶帽，这是尖顶帽塞人的典型服饰。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中也提到，乌孙人似乎也像月氏人一样，是被匈奴从中国西北部边境逐出，迁往伊犁地区的，“（月氏部落）企图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定居，但很快被乌孙（其音为Oo-Soon）人赶走。中国史家们描写这些乌孙人是蓝眼红须”。

乌孙历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是它在汉开西域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班固在《汉书·西域传》里记有“西域三十六国”，其中最大的乌孙国人口有60万，确指其据地就在伊犁河流域。我们现在所说的伊犁，主要指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范围，而清末以前的古代伊犁要广阔许多，包括了伊犁河流域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地区。乌孙国的都城，据史料是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的赤谷城，而伊犁河流域的昭苏、特克斯、巩留、新源和察布查尔等地则是乌孙人的游牧定居点，即风景优美、气候温和的“夏帐”。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曾抵乌孙国，乌孙王虽然不敢答应与匈奴开战，但派使者随张骞回访长安，表现出结盟的意愿。汉武帝后来将两名王侯之女册封为公主——细君和解忧，先后送往乌孙和亲。这一举措在多年后的汉宣帝时期对西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影响：公元前60年正式创置西域都护府，它的建立结束了匈奴独霸漠北的政治局面，从此开辟了西域新的历史阶段。

乌孙国的最终衰落，大约是在公元5世纪初，来自蒙古高原南部的柔然部落联合中亚的悦般国取代了它，“乌孙人或逃走或归顺，从此乌孙之称消失于史籍。北魏使者董琬于437年西使时，在伊犁河流域已不存在乌孙了”。

但在特克斯河的两岸河谷，至今还留存了乌孙国时期的大量生活遗迹。在这里，大草原和天山似有一种亘古的魔力，吸引着我们走进去。只是，短短10天，我们将看到什么呢？

特克斯——野山羊出没的地方

转入县乡公路，北面开始有青黛色的乌孙山脉一路随车绵延。在我们南面，远远可以看见天山西段的包扎墩山，一时清晰一时又隐入云雾，但还是让我见识到了它冰雪覆顶的气势。

特克斯县乌孙古道上的月亮湖

在柯尔克孜人的伟大史诗《玛纳斯》里，这里就是“应有尽有的特克斯”。在古代，“特克斯”只是对特克斯河及其两岸谷地的称呼，到19世纪后，它在广义上也将相邻的巩乃斯河谷和喀什河谷包括在内。《特克斯县文史资料》中记载，新疆古丝绸之路的北道正好经过特克斯——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沿天山北坡一路西行，从乌鲁木齐到伊宁的那条312国道，其大致走向就是新疆古丝绸之路的北道。

在特克斯，确有一条至今仍可通行的古道，当地人叫做“喀什路”。该县一位名为华提江·加合甫拜的哈萨克人对这条路做过比较确定的记述：“无论来自南方还是东部，这是一条路人必经的要道，它一直向西经过昭苏乌尊布拉克、越过沙特木孜大坂，沿沙特河西部的大道直达阿克苏地区东部，河对面的路则达哈萨克斯坦。而这路的东面则经过萨尔布尔津，沿着喀拉苏经过察布查尔到伊宁。在新疆西部从来没有过除此之外的直通要道。历史留下的这条足迹一直沿用至今。”从这段描述来看，“喀什路”实际上是一个以天山为中轴的十字路：东西向要道和天山平行，应是新疆古丝绸路的一段；往南至阿克苏的要道沟通南北疆。

我们到特克斯那天是5月23日，正碰上牧民从冬牧场迁往春夏牧场，他们叫做“转场”。在乌孙山和天山脉里，海拔1500米以上、3200米以下的高山草原或山地草甸都是优良的夏牧场，而温暖的向阳坡、谷地则是可避风雪的冬牧场。气温已入初夏，乌孙山脚下那条河的水量却不大，看起来像是还未完全度过一冬的枯淡。陪同我们的特克斯县外宣办主任田浩说，今年雨水不如平常年份多，特克斯河和几条支流的流量都小了，春夏牧场的草也没往年长得高。为了养护草场，各乡政府动员牧民把转场时间推延到5月20日，比去年晚了10天左右。

特克斯县里居住着33个民族，仍保有游牧习俗的哈萨克人是其中的主体。历史学家通常也都认为，哈萨克族的主要先民之一便是乌孙人。哈萨克族曾广泛地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从清后期起，其黑宰、阿勒班等部落开始迁居“伊犁东路”，哈萨克文化由此和卫拉特蒙古文化一起，成为伊犁地区最主要的草原游牧文化。

对游牧民族来说，春天真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次第盛开的五色野花，把草原变成一片花毯。特克斯河边长大的民间诗人伊尔哈力·阿布里哈依尔，曾在他的诗歌《故乡》里这样描述特克斯河谷遍布温泉、花草满目的景色：“叶什克力克是个很大的向阳坡/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赶路，前面依旧无限广阔/在严冬，这里是良好的冬牧场，/是绵羊、盘羊和山羊的安乐窝。”可惜，我们来的时间不太对，用当地人的话来说，第一拨花儿都快开败了，等到看第二拨花开还要十天半月。

到特克斯县的那天下午，我们就赶去乌孙山脚下的叶斯克列山看古岩画。哈萨克族向导叫巴哈别尔干·黑孜尔汗，在县文物局工作，是一位有20年经验的“老文物”了。他老家在喀拉达拉牧场，正好是我们要去看岩画那一片。不过，和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还是习惯称呼过去的名字——东方红牧场。为了修水库，现在牧场已经被淹掉了。巴哈别尔干说，他们祖上是从阿尔泰山那边迁移过来的，他从小在牧场长大，年轻时又留在牧场学校做过几年老师。现在他们一家住在特克斯县城里，妻子是柯尔克孜族，在县上工作，两个孩子都去了乌鲁木齐，一个上大学，另一个当兵。说起他们来，巴哈别尔干显出很满足的样子。

一路上，巴哈别尔干总说岩画“就在那边”，车却走了一个半小时——在新疆，基本不能用公里数来计算路程所需的时间，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天进山的时候有了更加令人沮丧的经验。

离开大路后我们转入碎石山道，路过一个简陋的铁矿场。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听当地干部介绍，特克斯历史上有开采铜、铁矿的传统，民国曾在这里建“设冶局”，1933年才改制为县。出了矿场区，是一段布满碎尖石的长陡坡，爬到一半，我们那辆发动机一路咆哮、手刹失灵的国产越野车很快就熄了火，倒滑十数米。我们惊魂未定地换到另一辆车上，勉强向前开出五六公里，最后还是弃车步行，终于爬到了有岩画的那面山崖下。之前在半路上，巴哈别尔干指着北面的一段乌孙山脉，告诉我们，那里有特别多岩画，但车开不进去，当年他和同事都是靠骑马进山查访，一走整一天。看来，眼前这处岩画已经是路最通顺的一处了。

古岩画一般都刻在向阳坡，山地和草场相连接的地方，因为那里通常是游牧者转场的必经之地。对于早期北方游牧民族，动物画通常具有一种特别的魔力效果，我们看到的这处岩画被刻在离山脚大约十几米高的断壁上：中间望向远处的白色立鹿，体形大而优美，并且清晰可辨。周围有几个极小的北山羊，经由巴哈比尔干的反复指点，我们才看见模糊的凿刻形廓。

乌孙古道起点琼库什台村的民俗民风完整，保存了哈萨克族原生态的生活方式

回到刚才下车的地方，我们才发现旁边有一户人家，门外停了辆摩托车，拴了一匹马。原来岩壁下面那个废弃的窝棚，就是他们家前几年用来落脚的“冬窝子”，因为生活取水不方便，改在谷底起了新的。女主人莎亚古丽看起来很腼腆，却很好客，请我们进屋喝几碗她家的酸奶——入夏后，哈萨克人有串门喝马奶子的习惯，在“冬窝子”猫了一季的牧民就通过这种走动把人情暖和过来，也交换一些外面的消息。刚想问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就见莎亚古丽朝后山坡上高声喊叫了几句，一个小男孩骑了匹大马从坡顶冒出头来，飞快地直冲下来，看上去不过八九岁，已然是个身法熟练的骑手。这是她儿子夏衣扎。莎亚古丽不会说汉话，多亏有巴哈别尔干在。她告诉我们，一家人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搬迁。她家每年12月到4月都在这半山上的冬牧场度过，5月后动身去春夏牧场。今年雨水少、草长得慢，按乡政府的要求比去年多留了十来天。

莎亚古丽家放牧的地方离古岩画那一带很近，巴哈别尔干说，县文物部门派不了专人来管岩画，这两年都是委托莎亚古丽和她丈夫阿克西顺便帮忙照看，不让人上去乱涂抹。他们附近也没有其他人家，水电都靠自己解决：家里有一个多功能的家用太阳能电源，饮用水则从两公里外的水渠里引过来，导入一个自己挖的小土坑里，沉淀后就可以用了。

牧区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能为家里取水了

第二天一早，见到县文物管理局局长黄江勇，才知道前一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处在全疆都属罕见的阳刻岩画，叫做科克达萨依。“普通岩画主要用阴刻或凿刻，阳刻是通过将周边石壁磨下去一层而让中间动物的轮廓凸显出来，难度比较大。”黄江勇说，依照“科克达萨依”的字面意思，岩画所在的地方过去应是一片“绿色的山沟”。岩画分布的多少，往往和水草丰茂与否有密切关系。新疆历史学家苏北海在《新疆岩画》一书中记述说，新疆岩画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准噶尔山西部山地和天山北坡，因为这里水草比天山南麓丰茂许多。而重要的岩画又大都在冬牧场，是因为牧民每年在冬牧场要放牧半年之久（夏牧场只有四五十天，春秋牧场就更短），有漫长的时间进行宗教和艺术活动。

科克达萨依岩画是在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找到的。黄江勇说，就在喀拉达拉乡河对面的乌孙山里，阴刻和凿刻的普通岩画数量更多，但大部分无法让人走到近处。2009年，他们陪同自治区的文物专家还找到一处“唐姆洛克塔什”岩画，“1962年它就进了自治区的文物保护名单，但以前只听牧民说到，一直没找到具体坐标”。唐姆洛克塔什位于科克苏去往喀拉峻草原途中的十三四公里处，如果从前山徒步进去，走3公里多能到；开车则需要从后山绕道山顶，再折回到半山腰。黄江勇说，他们普查时依赖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工作人员先分头下到各个牧业点发宣传单，牧民有了线索就按照上面留的电话通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逐一排查。“解放后一共做过3次文物普查，我们县确切找到的岩画点有15处，这个数目在伊犁州也算很多了，其中有12处都集中在乌孙山里。罕见的除了阳刻岩画，还有黑色岩画和远古彩绘岩画。”特克斯县最有名的是乌孙山阿克塔斯洞窟彩绘岩画，位于乌勒泽克乡阿克奇村，用动物血掺入矿物颜料来绘画。据黄江勇描述，那块岩石为黑褐色，彩绘为赭色，上面有马、羊、太阳、月亮以及女性生殖器等图案，显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专家推测它距今至少有5000～1.5万年。

在特克斯流域发现的其他岩画，多刻立鹿或山羊。著名考古学家林梅村指出过，立鹿符号在古代草原游牧文化中有图腾性质，这个习俗源于古老的“苍狼白鹿”创世说。而在特克斯，民间也有一种相接近的解释，指“特克斯”地名出自准噶尔语，意思是“野山羊众多的地方”。游牧民族对野山羊心存原始崇拜。特克斯县有个乔拉克铁热克乡，20世纪上半叶曾有一位闻名整片伊犁地区的民间冬不拉演奏家叶根拜，他写过一首冬不拉弹唱曲《霍加木加斯传说》，唱的就是野山羊诅咒猎人的故事：年轻猎人霍加木加斯勇敢善射，猎杀了附近山里的所有野兽，剩下一对野山羊的时候，被他父亲阻止了。有一天，霍加木加斯在山里又碰到了这对野山羊，他忘了父亲的劝诫，一心要猎取它们。他先射杀了那只公山羊，这时空中有一个声音出来制止，但他还是执意把母山羊也杀死了。在回家的路上，霍尔木加斯遭到了野山羊的诅咒，被困在凭空而起的一座悬崖上无法脱身，只能悲伤地告别闻讯找来的父亲和乡邻，纵身跳下悬崖而死。

造型优美的特克斯的古岩画

包扎墩乌孙古道——琼库什台

正是从特克斯县文物局局长黄江勇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乌孙古道”的说法。

“乌孙古道其实是统称，指古代从乌孙国到龟兹国、穿越天山南北的通道。据记载，乌孙古道主要有三条：东面那条从新源的那拉提穿越天山，直通到巴音布鲁克草原，现在修成公路了；中线从特克斯的琼库什台往南，经包扎墩达坂和古战场，翻过去是南疆的黑英山山口，东汉将军刘平国曾在山口镇守，清代的时候在那里发现过一个相关的碑刻，拓片现在很珍贵；第三条是最西面的夏塔古道，从昭苏县夏塔乡可直抵南疆阿克苏。”

黄江勇告诉我，特克斯这条乌孙古道，现在还在被牧民使用。“古道的起点琼库什台村，是全国唯一以哈萨克为主体的历史文化名村，保存了哈萨克族原生态的生活方式，民俗民风很完整。在包扎墩那边，每年有30多万头牲畜、几千牧民在里面过冬，它的形状像一个饺子，两头是悬崖峭壁的科克苏大峡谷，中间有一个伊犁州最大的远东牧场，里面景色美，水草也很好。”

我想，乌孙古道很可能就是“喀什路”通往南疆的那一段，只不过在地理上有了更细致的描述。黄江勇讲他进入古道最深的一次，也只到了包扎墩沟口、科克苏大峡谷附近。他回忆，路极其难走。“车只能开到一个叫做阿克布拉克的地方，汉语是‘金盘子’的意思，那片河谷现在也要修水电站了。从停车的地方到沟口还有18公里，我们骑马走了8个小时。只有当地的马才能进得去，还必须请当地牧民做向导，不然就会迷路。”

黄江勇的介绍让我们决定临时更改当天行程，早餐后出发去琼库什台。如果他描述的情况是确切的，那里应该是天山深处的某个哈萨克氏族的牧园，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里。要知道在特克斯河流域，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有许多部族过着游牧生活，现在不少地名还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印记，比如在柯尔克孜语里，“库什台”是“苍鹰众多的地方”，指其地高而偏远。特克斯县总共有3个库什台，都在特克斯河南面的天山深处。

从地图上看，琼库什台离县城不过96公里路程，我们竟走了将近4小时。从县城出来转入乡间简易公路后，就一路颠簸着随科克苏河进山。途中经过乔拉克铁热克乡，这里有一个科克苏村很有名，发现过好几处珍贵岩画，历史学家苏北海在《新疆岩画》中多次提到科克村。开过河水流经的阔谷时，不断遇见哈萨克人骑在马上赶着大队羊群，多得像是从我们车边漫过。这些都是转场途中的牧民。当地干部跟我们说过，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过去那种壮观的转场场面了：一户户用马车装上拆卸下来的毡房和生活物品，全家人跟在羊群和牛群后面缓慢移动，长长一队看不到首尾。牧民现在基本上都把人畜分开转场，先用汽车把家人、毡房和杂物送到要去的牧场，然后留两个人或者雇一两个职业的放牧人来驱赶畜群。

一路都在盘山。接连翻过两三个达坂，转过上百个弯道，我们已经身在天山深处，眼前的高山草原风光让人想要开窗尖叫。覆雪的天山离我们越来越近，上百米深的沟壑在脚下大开大合，路旁边都是开满黄色野花的绿色台地，从我们眼前无边无际地铺开，一直接入天际和杉林。山谷里偶尔会看见成排的木屋，那应是某个聚落的牧村。

等这条乡间公路走到尽头，琼库什台也就到了。300来户人家，都住木屋，但村里人看起来并不比特克斯县城里的人闭塞。在路上，县里陪我们来的哈萨克族干部塔斯恒就说过，琼库什台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原生态，他们从2005年起也开始搞生态旅游了，每天从县城有两趟班车过来，每年能有五六千名游客。

我们歇脚的地方叫塔西巴扎，是村里接待游客的地方，琼库什台河从旁边的密林里流过，河水清浅，可看清河底的石头。巴扎这边有两户人家正盖新房，格外热闹。村里的老人土拉尔别克说，村里其他地方住得散，一个山坡一两户人家，过古尔班节的时候，从他家到最远那几户去拜年，骑马要走两个小时，骑摩托车也要一个小时。村里平常总是女人和孩子多，年轻人一过夏天就出门去打工了，帮人摘棉花、摘西红柿。不过土拉尔别克说，出去打工的年轻人还保留着村里的老习惯：赚了钱先给家里添买马、牛、羊，然后再想着置办其他东西。村里至今还是用家里牛、羊的多少来看人富不富。“村里最有钱的那个，家里有200多只羊、15头牛、25匹马。”土拉尔别克一清二楚。

对这个村里的人而言，传统不是守着木头房子和古老雪山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而是对先人的记忆和对古老习俗的保留。至于平常的日子，他们也需要在变化中追求未来。“我们喜欢游客来，哪里来的人我们都欢迎。”土拉尔别克说。

每年10月到来年3月，远近牧民都赶了畜群到包扎墩过冬。我们歇脚喝茶的那户人家背山面水，坐在她家的木廊上，可以看到远远的包扎墩达坂。包扎墩在蒙古语里就是“冬窝子”，因为这个达坂正好卡在古道北口，这条道也被人叫做“包扎墩乌孙古道”。牧民冬天都进山，但很少有人会越过包扎墩南面的沟口再继续往前走。那么在古道的另一半段，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景貌？直到从伊犁回到乌鲁木齐后，我才从资深户外探险领队李敬阳和他的同伴梁哲喜那里得到了答案。

与夏塔古道一样，包扎墩古道这两年也已经成为深度徒步探险的一条经典穿越路线。网名“半路一把刀”的李敬阳，是乌鲁木齐户外探险团队FBT核心人物。“我们在一起五六年了，最多时曾有三四百人，是全疆最大的一个徒步团队，现在比较固定活动的还有几十人。”他们每年选择穿越两三条具有挑战性的线路，徒步时间一般在5天以上，乌孙古道就是其一。

探险者徒步在夏塔古道上

说到特克斯的乌孙古道，李敬阳说，最早徒步走通这条路的人叫安少华，“他也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蒙古族人，群里都叫他‘安行者’或老安，目前新疆的十几条经典徒步线路几乎近一半都是他探出的”。据李敬阳他们转述，老安2006年探路乌孙古道用了10天左右，现在的徒步团队大都还是按照他那条路线进去，但因为攻略比以前成熟，大致用6天可走通。古道全程140公里，以下是李敬阳在《秘境——新疆深度徒步探险》书中的两段行走记录：

“从特克斯县琼库什台牧业村出发沿琼库什台河逆流而上，方向是南偏东，上行直线距离是20公里，翻越3660米的包扎墩达坂。沿库诺萨依而下，到达10公里以外的科克苏河边。过河后顺流而下8公里，拐进左手的阿克布拉克河谷，再上行17公里到达阿克布拉克林管站。继续沿阿克布拉克河谷逆流而上就来到了天堂湖边。天堂湖是一个近4平方公里、呈靴子状的小湖，湖面海拔3100米。

“从天堂湖西面的马道绕过湖面，因湖边是陡峭的山体，马道是牧民在陡峭的山体上凿通的，走起来体验非常特别。到达天堂湖的南岸，翻越海拔3900米的阿克布拉克达坂，下达坂进入博奥孜克里克河谷，此河谷蜿蜒40多公里，异常难行，出河谷即到达黑英山口，也就是徒步的终点。”事先约好的车一般等在黑英山口接应徒步者，然后前去库车县。据李敬阳说，这条线路崎岖险恶，尤其是用溜索过科克苏河的时候异常惊险。如果不溜索，也可选择沿科克苏河逆流走12公里过一座木桥，但之后要再翻越两个海拔3400米的达坂才能到林管站，也是非常艰难的。

而另一条令徒步者向往的夏塔古道，在昭苏。

夏塔古道——昭苏县，汗腾格里山下的夏塔乡

见到我们，县委宣传部的叶尔扎提副部长埋怨了两句：“从伊宁过来的人，都是先到昭苏再去特克斯，你们怎么反过来走了呢？”伊犁的基层干部有个特点，都把自己家乡看做当地最美、最值得停留的地方，几乎每个见到我们的人都毫不客气地说过同一句话：我们这里生态、气候最好，冬暖夏凉，从来不用空调。

昭苏县位于特克斯河上游，清朝时属厄鲁特蒙古游牧地，所以也称蒙古勒库热，是“蒙古庙”的意思。因为东面和哈萨克斯坦边境相接，前几年来昭苏的人还需要办边境证才能通行。登上位于昭苏县城西南的格登山，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山下那条中哈边境线。这里曾是当年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活动的最后决胜地，山上有座著名的“格登山纪功碑”，1760年由乾隆皇帝敕建并亲撰碑文。现在老的御碑亭没了，格登碑保存还完好，上面有难以辨认的满、汉、蒙、藏四种文字。

沿着我们在山上看见的那条边境线继续往南六七十公里，就是目的地夏塔柯尔克孜民族乡了。一路景色可以用上“雄阔”两字，前后左右均被天山山脉环拥，冰峰就在眼前起伏，让人错觉好像伸手就能探到。

夏塔乡就是夏塔古道的起点。在蒙古语里，夏塔意为“有台阶的山”，可以想见它层层向上翻叠的险峻。这条古道全长120公里，沟通天山南北，历史上曾是伊犁通南疆的捷径——现在的南北疆公路，从温宿到昭苏的交通线长近2000公里。据李敬阳说，在2004年徒步探险者重探这条古道之前，它已经被荒废了60来年。因为过于艰险，连当地牧民都很少接近，只有极少数人为了贩马而走险，但常有牛马摔死在冰川上。

2010年“十一”长假期间，李敬阳他们组织了85位驴友徒步夏塔古道，用5天穿越到南疆，路线是：夏特温泉—夏特河谷—哈达木孜达坂—木扎尔特冰川—木扎尔特河谷—玉石矿—广汇采石场，最后从采石场乘车回到阿克苏市休整。从李敬阳书中的描叙可以窥见古道上的大致情状：“没完没了的冰石混合地貌，有时爬上去一看是个断冰坎，下面还有冰湖，远近不时传来因冰融化石块落下的声音，可以说是随处都暗藏危机。横跨两公里的冰川，用时近3个小时。”但这一路，他们饱览山林、草原、冰川、河流和人文遗迹，那种壮美和奇幻补偿了经历的全部艰险。

梁哲喜是这个徒步团队的另一核心成员。他毕业于历史系，工作后又主要从事近代新疆研究，在他眼里，夏塔古道集考古和探险为一体，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这条古道自汉以来就存在，但到清代以后有了更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意义，既是牧道又是商道，从伊宁经此可直下阿克苏。另外，由于伊犁所处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清政府在古道各个隘口还派有驻防兵，我们从木扎尔特河谷到木扎尔特冰达坂，一路都看到这段历史的遗迹，比如用卵石垒砌的古营地和古堡。”

“芬兰探险家、后来做了芬兰第一任总统的那个马达汉，在20世纪初也走过夏塔古道。后来他在1940年出版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及军事调查报告《奉陛下谕旨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部诸省到达北京之旅的初步调查报告等》中，对这次经历都做了记述。”梁哲喜说。

比起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马达汉的新疆考察长期以来少为人知。当年马达汉身为俄军上校，以俄属芬兰国男爵的身份进入中国，以此来掩饰他的军事考察目的。1906年8月24日，他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中国，8月30日到达喀什噶尔，之后他自南而北翻越天山的路线为：喀什噶尔—巴楚—乌什—阿克苏—穆扎特—伊宁—惠远—巩乃斯—焉耆—托克逊—迪化—古城—吐鲁番—巴里坤—哈密。“穆扎特”，即现在所说的“木扎尔特冰达坂”。另外，马达汉在回返南疆时，是从“巩乃斯—焉耆”，说明他应该还穿越了伊犁河谷最东面、位于新源的那条乌孙古道。

夏塔古道的意义，也在于它沟通了近代南北疆的人口和商贸流通。据史料记载，从18世纪后半叶起，开始有维吾尔人从南疆迁入伊犁。乾隆1760年至道光年间，清政府先后有过3次从南疆调维吾尔族农户往伊犁河两岸屯垦的高潮，总数达3.5万人左右。这些来自南疆的维吾尔农民被称为“塔兰其”。我们一行离开特克斯河流域后，又去了伊犁北部的阿勒泰地区，在从喀纳斯湖景区下山往布津县去的那天，搭上一辆顺路便车，司机大叔是维吾尔人，他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从喀什迁居伊犁，现在每隔几年，家人还要回南疆去看亲戚。或许，他就是一名“塔兰其”的后代。

乌孙古道途中风景美如画作

在南疆人看来，北面的伊犁土地肥沃，可以靠天吃饭，庭院里的苹果树不用管也能长得果实累累。出生在喀什的著名维吾尔画家哈孜·艾买提就跟我说起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疆的农民和手艺人经常往来于南北两地之间求生活，他们靠力气或手艺在伊犁挣得马匹，回乡把马卖掉，再换成家用。到伊犁求学更是南疆许多青年人的梦想。哈孜说，他小时候经常听到去过伊犁的人谈论那里的学校多。“据说，呼勒佳有‘知识的故乡’、‘古典中学’、‘乌兹别克学校’和‘俄罗斯学校’等各类学校。听了这些话，我心想那才是我该去上学的地方。”——“呼勒佳”属阿尔泰语系吾拉尔语，是少数民族世居者对伊犁的称呼，因为那里“呼勒佳”（大头羊）特别多。

哈孜还说，那个年代从喀什去伊犁，毛驴和马车是最多见的交通工具，也有一种叫做“大肚机”的汽车可以搭乘，上面没有顶盖。巴楚和阿克苏是途中必经的两个大中转地。不算从喀什到巴楚的路程，光是从巴楚到阿克苏，如果骑驴昼行夜宿要走上八九天。从阿克苏再往伊犁，要翻过一个冰达坂，取道夏塔、新源，之后到伊宁。碰上冰达坂被冰雪封了路，至少在阿克苏城里滞留两个月才能成行。

如果哈孜对这条阿克苏—伊犁通道的记忆准确无误，那么可以肯定，它就是现在所说的这条夏塔古道。

我们终于站在了夏塔沟口。这里从西而东，一字并行有三条大沟口：马热勒特沟、东渡沟和夏塔沟，一股股雪水合成的细流从山口里冲淌出来。乡党委副书记何湘泉跟我们说，从夏塔沟往上面走28公里，有一个夏塔温泉接待站，由北向南穿越古道的人大多就以那里为起点——他解释，牧民习惯以雪水的流向来判断“上面”和“下面”，在夏塔，雪水是从南往北而来，所以他们把往南的方向叫做“上面”，反向则是“下面”。

大沟口“下面”，当口是夏塔的西汉细君公主墓，上面立有著名文物学家罗哲文2005年题写的一块石碑。公元前107～前106年，汉武帝将皇室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册封为公主，嫁给乌孙王猎骄靡，希望以和亲来凝合汉朝与乌孙的反匈奴结盟。细君公主死于公元前102年左右，墓葬地点在史书里并没有提及，这座夏塔的细君公主墓是近年在文物界比较被重视的一种说法。

在伊犁的很多县、市，陆续都发现了大批乌孙土墩墓，数目从几百到数千座不等。最大的墩墓，其封土底部周长可达到两三百米，高十几米，十分壮观。而昭苏，这里是考古工作者最早发现墓群的地方，墩墓以三五个或20多个为一组，大多呈南北向链状排列。有一个巨大的墓群就在夏塔沟口，据考有200多座，成行成列地分布在沟口外的草原上，细君公主墓就是其中一个巨冢。从夏塔的几个墩墓中挖出一些随葬物品，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2400～1800年，相当于战国至东汉，正是塞人和乌孙国先后据伊犁河谷的时期，这是对乌孙古墓进行断代的实据。可能是因为这一带的土墩墓太多了，就在夏塔乡政府的院子里也有一个，我们上午进门的时候，看见两位哈萨克族老人坐在墩顶上，正眺着雪山晒太阳。

“夏塔乡原住的主体民族是柯尔克孜和哈萨克，后来有大批维吾尔人从南疆阿图什地区经夏塔古道迁入该乡，也成为主要民族之一，在乡里占到人口的40%多。”何湘泉介绍说。

这里也有一个喀塔尔托别汉族村，但汉族人口在乡里相对还是少，大约为10%。史料记载细君公主当年和亲，有几百名宫女、侍从和工匠随她来到乌孙国，这被认为是汉族人迁居伊犁的开始。以后，通过北部丝绸之路来经商的汉族人慢慢增多，到清乾隆以后始大量迁入，主要成分有绿营兵、携家眷而来的“犯屯”及工匠、商人。民国年间，新疆省警务处曾有一次统计，截至1944年，汉族人口在伊犁地区总共也只有27661人。1949年后，汉族主要以50年代入疆的兵团人以及来自内地的早期援疆者为主要构成。2010年5月新疆工作会议召开后，让新一轮援疆工作又开展起来。

1982年出生的何湘泉是在乌鲁木齐长大的“疆二代”，父母都在兵团工作。他在2007年通过公务员考试，经过一年维吾尔语培训后，被分配到夏塔乡，从乡秘书干起，前不久刚从副乡长升职为乡党委副书记，主管乡里的对口援建工程。据他说，像他这样的“80后”年轻干部，现在每个乡镇都有两三个。

“昭苏县一共10个乡镇，去年援疆政策给到3个乡，我们争取到其中一个名额，由江苏泰州负责对口援建，每年投入资金有2000多万元。”何湘泉说，国家给乡里的援疆资金加项目支持，共有2010万元，这笔钱目前主要用在“安居富民”和“定居新牧”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我们乡政府旁边的这个新尼逊上村有480户人家，其中440户去年建了新房。在这一带，建房成本大概是每平方米900元，如果左邻右舍能帮帮工，每平方米用800元就可以了。村民住房一般都建成100平方米左右，算下来平均每户需要8万元建房资金，其中政府补偿这块主要来自项目、援疆以及灾后重建资金，各1万元，其余5万元村民自己解决。”按照国家规定，建房补偿款和粮食直补、小麦资金等项一样，都应该直接打入农民的社农资金一卡通，但乡政府为了鼓励大家修新房，特别在现场组织了两次现金发放，数目近60万元，结果让村民们很有积极性。”

马热勒特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艾力·思马克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定居新牧”的情况：他们村原来就是一个牧民定居点，有300来户人家，夏季牧场在格登碑附近。从2008到2010年，他们用两年时间建好了第一批的129户新房，都是砖混结构、毡房式样，现在通了水、修了路，正准备送电入户，“电线杆子已经拉好了”。

夏塔乡还准备利用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观光农业。乡政府以无偿提供场地的方式，从乌鲁木齐引进了一个郁金香种植试验项目，合作方是原中科院新疆生态地理研究所的肖笃志教授。肖笃志算是“疆一代”了，他是新疆八一农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从畜牧系草原专业毕业后，这个湖南宁乡人留在了乌鲁木齐，至今在新疆生活已有56年。12年前，肖教授开始研究一种“郁金香种球繁育方法”，想为新疆培育本土的郁金香球茎。通过研究每年的新疆气象资料，他发现昭苏县夏塔乡的温度和雨水条件都比荷兰更适合郁金香生长，“种球繁育要求四五月份温度较低，荷兰这个季节的平均温度为17摄氏度，夏塔才14.6摄氏度”。从2006年开始，肖笃志每年4月从乌鲁木齐到夏塔乡来，在试验田里待到6月离开，成了这里的半个乡民。

肖笃志把我们带到他的20亩郁金香试验田。里面的郁金香花苗都是他用自己研究的种球培植出来的，在阳光下，黑、红、蓝、白等各色郁金香花正在盛开中，远处的草场和雪山映衬着花田，比我几年前在荷兰郁金香花园里看到的景色还要奇美。何湘泉说，他们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成功，让夏塔成为国内的郁金香种球出口地，“这样夏塔在古道之外又多一个生态旅游的景点，农民也多点收入”。

218国道——巩乃斯和那拉提

新源也称巩乃斯，有人解释为“新的水源”，也有说是“新开拓的大草原”，无论是哪种说法，反正都跟巩乃斯河与巩乃斯大草原有关系。在新疆，由于历史上有各种民族杂居和交融，我们经常会碰到像新源—巩乃斯这样的“双语”地名，比如阿勒泰著名景点可可托海，在地图上的名字是富蕴，南疆的巴楚又叫玛拉巴什，民丰也是尼雅……不过在伊犁，还是来自蒙古语和哈萨克语的地名比较多一些。

新源位于伊犁河谷的最东部，它的一东一西分别是艾肯达坂和特克斯河，连同南部的那拉提山、北面的阿布热勒山和安迪尔山，将新源围合为一块冬温夏凉、雨水充沛的低地。这里据说是新疆降水量最多的县市之一，所以会有野果林、草原和森林交错生长的植被形态。我们开车从县城往东不到30公里，就进到了阿勒玛勒乡的野果林自然保护区。这片原始状态的野生果林面积有近10万亩，目前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保存最完好的野生果林带。我们去的时候是5月底，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伟强说，杏林和苹果林的花期都在4月中旬到5月初，我们已经错过了满山白色苹果花开的时候。

沿218国道继续向前，爬上楚鲁特山北坡，就到有名的风景区那拉提草原了。关于那拉提到底因何得名，有不少传说，但还是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钦定西域同文志》里释义比较平实可信：“纳喇特达巴，维语，日色照临之谓。雪山深邃，得见日色，故名。”

实际上，那拉提并非单纯的观光地，它也是巩乃斯大草原重要的夏牧场，每年6月转场开始后，直到9月，那拉提都是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当地的哈萨克牧民历来喜欢把姑娘追、阿肯弹唱这些民俗欢庆都放到这里来举办。《新源县志》记载，巩乃斯草原在历史上本是蒙古族牧地，清光绪八年后，哈萨克族经清政府准允迁入巩乃斯草原牧居，逐渐发展成为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支。巩乃斯草原水草丰茂，自古是游牧地，所以和伊犁很多市、县一样，也有丰富的岩画遗存，大多数分布在牧人经常游走的山沟里。历史学家苏北海记录，从巩乃斯种羊场到伊犁铁矿，近百公里长的地域，几乎每条纵深的山沟里都发现有古岩画，被称为罕见的岩画走廊。在巩乃斯河北岸的则克台北山，有一幅最大的岩画高约10米，宽近7米，石面上刻有千余个牛、马、驼、羊和各种野兽的形象，还有狩猎和欢庆的场面，“色彩鲜艳如初”。

在那拉提附近的且特买日克，218国道和独库公路（217国道）形成一段交汇，然后各自穿越天山中段，一条自东而南，经过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巴伦台、和静和巴音布鲁克草原，最终到达库尔勒、若羌，另一条向南，通往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和田。前面所说的那条新源乌孙古道，到底是和其中哪条公路的走向大体上叠合呢？

在翻看伊犁地区的地方资料时，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载：“那拉提草原地处南北疆交通要道上，西接新源县城乃至伊宁市，直通312国道，东面沿着古通道连接巴伦台的公路。另外，横贯天山的独山子——库车公路也是经由那拉提草原连接。”这样看来，218国道应该就是修在古道之上的那条路了。而这古道，汉时曾是焉耆国和乌孙国之间的通路，在唐代灭了西突厥汗国、全面统一西域后，它又在镇守龟兹的安西大都护府及管理伊犁河东部的昆陵都护府之间达成连接。

一路看过来，伊犁地区境内的三条乌孙古道，其实就是并行贯通天山的三条南北通路，新疆古丝绸路的北道则是将它们串在一起的那条“经线”，从而形成北接准噶尔盆地、南控塔里木绿洲的三个“十”字架构。这样，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日本学者松田寿男为什么会在《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把天山称为沙漠中的“天山半岛”。在他看来，天山“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作用，就是引导草原游牧民族流入绿洲，并使之转变为农业民族”。他的结论是：古代亚洲具有代表性的势力，全都与天山路相联系，并以此十字为中轴而进行活动。

而对我们这一段行路而言，已经难以穿越的古道之上是历史，古道的两端才是现实。（感谢实习记者苏孟迪整理录音）

在那遥远的地方

◎孟静

昭苏草原上马术比赛中的叼羊表演

哈萨克人有句谚语：四十个客人里必有一个是幸福之神。极言其好客，以及客人之少。

北疆伊犁、阿勒泰，就是这样的好客之区。

哦

在特克斯县，听说去不了空中草原喀拉俊，我们给陪同者田浩出了个难题：要去一个山路难行的小村庄，县城定居点的牧民总让人感觉若有憾焉。

村支书找了一个老人来接受我们采访，但要过一会儿才能来，同在一个村子却要走好远的距离。哈萨克族对远近是没有概念的，如果你问话，他会说：“哦，那个地方呀！”这时你要根据“哦”的长短来判断，“哦—”可能要走两个钟头，“哦——”就要走上一天。

本来就是的，这里的路怎样算远怎样算近呢？同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几百公里只要4小时，沙漠腹地的1公里汽车可能走1小时。

我们等得乌云爬了上来，60岁的吐拉尔别克来了。可我们下午18点钟必须往回赶。山里的雨说来就来，一下雨车就要陷入泥潭。村庄渐渐隐在暮霭里，但透过震颤的车窗还是能看到每隔十几米就有三三两两放学的孩子。他们远远地靠在路边，举起右手，行的是少先队礼。那队礼行的并不标准，放在额头右侧而不是脑袋上方，更像是军礼，神情却是肃穆。一个、两个、三个……直到跨上另一座山梁。

我们有一种受宠若惊的震撼，仿佛过气明星突然发现“粉丝”接机并且还要走红地毯，兴奋地问田浩这是为什么。田浩极自豪，却也不知，过了一会他才想起，以前他曾经来过这个村，给孩子们送过书包。我倒宁愿相信这是孩子们的知礼，虽然哈萨克人一向以眼力著称，他们可以看见50米之外河滩里一块稍亮一点的石头，但隔那么远，黑黢黢的车窗里田浩的脸一掠而过，怎么可能每个孩子都认出他？

乡村里的孩子仿佛懂事得特别早，我们在山谷里的一座毡房前休息时，那家只有一岁半的男婴踉踉跄跄把一根木柴递到我的同事手里，又拖着一把比他还长的斧子，交给她。咿咿呀呀说着听不懂的语言的小人儿，是要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劳动”吗？

衣

特克斯的妇联主任玛依拉是个高大健硕的女人，她扎眼的衣裳颜色和满身的金饰，让人有一种忍不住想为她拍摄民族画报封面照的愿望。她要带领我去看这里的刺绣专业合作社。

开始我以为要看到的将是一群劳动妇女聚集在毡房里，说说笑笑，边劳动边生活的温馨画面。谁知道玛依拉东拐西绕，穿过民族商品一条街，来到一家小茶馆门前停下。

茶馆的格局更像是沙县小吃或桂林米粉店，严格说，它是个吃点心的地方。女主人衣再提端出了很精致的六只碟子，她会一点简单的汉语，我勉强弄懂了其中有酸奶疙瘩、马奶子、奶皮子、马肠子和一种像小米的吃食。她们的酸奶很浓稠，需要放大量白糖压住酸味，并不膻，却又能尝到草原的气息。

她又端来一只大馕和一个烤馕的工具。一般馕是在馕坑里烤的，她这个工具像把两只平底锅拴在一起。衣再提自豪地说：“这是我们家独有的。”她的馕卖10元钱，和面的时候用的是牛奶而不是水，一个馕就要用去1公斤奶，奶的成本要3.5元。以前哈萨克妇女住在山上的，一般都是在家带娃娃，自己种点菜换奶疙瘩。她们把本族人分为“山上的”和“平地的”，现在“平地的”越来越多。

我对为什么一直在茶馆里待着有点诧异，这时玛依拉已经不见了，我准备结账，衣再提阻止了我。“到哈萨克家里吃饭是不要钱的。”她示意我跟着她上楼，二层豁然开朗，既是主人的居所，又有一间很华丽的客厅，原来这里就是刺绣合作社。

衣再提抱出一沓沓的绣品，有一半是汉族人流行的十字绣，图案是最大路货色的“猛虎下山”、“松鹤延年”；另一半则是为哈萨克顾客准备的，粉红色绣金线的纱睡裙、男人穿的金丝绒长裙、跳舞和结婚时金光璀璨的礼服，颜色艳丽得很，玫红、翠绿、宝蓝……哈萨克的织品上绣的通常是几何图形和花朵，很少有具象的人或动物，有一块可以供20人大桌使用的水粉色桌布，开价800元。衣再提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小工厂主，假如一块织品，厂家拿500元来收，做活的妇女可以拿到300元，她抽成200元。她说起这些时非常坦然，一点没有要保留商业机密的犹豫。

这时陆陆续续有些妇女来交活了，衣再提解释说：她们要在家带孩子、做饭，所以做完后送过来。和我想象的集体工厂的生产方式并不同。这个刺绣合作社是2007年成立的，现在有38个妇女加入。25岁的玛依努尔靠刺绣有了自己的铺面，厂店合一，她的妹妹已经结婚了，她还没有男朋友。她说，以前哈萨克妇女多是18岁就结婚，现在也无所谓了，尤其像她这样独自闯荡的。在外和在家的哈萨克女孩，人生会截然不同。

日常生活时她们都戴着头巾。一个有着两个孩子、依然保持着娇美身段的少妇悄悄说：“不戴头巾老人不答应。”但只有节庆和表演才穿郑重的民族服饰了，可你也很难说她们穿的是汉族服饰，也许下身是牛仔裤，上身却着一件花花的薄纱衣。沿路的牧民最爱穿的放马工装是黑衣服，单排扣，戴着黑色前进帽，尘土飞扬里，这样的衣服大概最耐脏吧！亏得他们也不嫌热。我把这新奇的发现讲给翻译塔斯恒听，他“切”一声后表示，这是比较富裕的牧民，牧民通常比农民有钱，但放牧的生活怎么着意打扮呢？

哈萨克男人的名字叫别克的最多，女人则是古丽。塔斯恒是洪水的意思，他笑说哈萨克人的名字也会有时代的烙印，“文革”出生的人就有叫“革命古丽”、“革命别克”，至今还有一个乡长、一个人大副主任叫这红色的名字。我好奇上网时塔斯恒怎么打字，他用爱维达输入法，哈语、维语、柯尔克孜语都可以通用。

食

乡长给沙吾列别克打电话，用的是汉语：“老三，你今天没喝多吧！那我带个记者去找你。”老三的生意今天开张，这门生意是当地的冷泉，水温16～18摄氏度，含钙量高，5月底已经有顾客泡在里面。门票只有5元钱，村民免费，老三主要卖的是餐饮。

从前他做林业和养牛育肥生意，育肥的过程有点像填鸭，先把牛犊子收上来，大概2000～5000元，加饲料喂大，一头牛养上三个月也就挣一二百元，羊的速度快一些，两个月可以出栏。这生意是季节性的，他还要种地。我们去的时节羊肉攀升到历史最高点，批发价每公斤53元，沿路不断有人感叹物价飞涨，新疆的羊肉连本地都不够供应。

对于以羊肉为主食的少数民族来说，羊肉价格的敏感度不亚于汉族的猪肉、大米，老三说，这个价格不会持续太久，等羊羔长大会跌到35元。老三给我们讲起了这二三十年哈萨克饭桌上的变化：从前一家人共用一双筷子，刷牙也是同一支牙刷，现在呢，他们喜欢用一次性筷子。

生意人老三

哈萨克人吃饭很悠长，一顿正餐吃四五个钟头是正常的。先上一道茶，喝完洗手，然后上菜，吃完再洗手，再上肉。座中最小辈（不包括婴儿）专门负责倒水给大家洗手，用同一块毛巾擦手，现在会再为汉人打一盆水，把毛巾分开。夜里这通茶一直要喝到每个人眼睛实在睁不开，努力睁还是睁不开，睁到眼神已经放空，主人才依依不舍地同意睡觉。

与哈萨克混居在一起的图瓦人也是同样的习惯，这里的汉人和他们吃饭，也一样慢得很咧！有一天下午17点钟左右，我们在白哈巴村闲逛，看见景区的图瓦族司机和家人、邻居一起吃饭，他朝我们招手：“来吃嘛！”我问他：“这是午饭还是晚饭？”他哈哈大笑：“第八顿饭！”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扳起手指数，从早上到下午，还真是第八顿！

这第八顿很简单，更像英国人的下午茶，一张院里的小桌，围坐五六人，奶茶、酸奶、撒着白糖类似饼干的小点心和黄小米，还有一堆阿尔卑斯奶糖，全是甜食。

饭菜的好伙伴是酒，吃饭时间长也是因为喝酒饮茶，每次饮酒前他们要说上5分钟祝酒词，或者说开始是祝酒，越扯越远，谈天说地，大家都端着酒站着，忘了本来要做的事，当然主人不会忘记手里这杯酒，他们并不强迫你喝完，但主人用行动让你会不好意思不喝完。

路中央偶尔会看到醉汉，熟人看到会拖到路边。冬天可就没这样幸运了，也许整整一天也无人经过，所以经常有醉鬼冻死。我白痴地问：“为什么主人不留醉酒的客人住宿？”当地人觉得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很多人喝完是步履稳健的，也对自个儿的酒量相当自信，出来被寒风一吹酒意上涌就趴下了。

关于喝酒，哈萨克人有很多有趣的习惯。比方说甲在小卖部里买瓶酒，站在柜台前喝，这时乙来买东西，认识甲，俩人就喝上了，丙来了，也认识甲，仨人喝上了，然后甲走了，就这样来一个喝一个，最后喝酒的俩人可能完全不认识。

小卖部是乡村里最活跃的所在，2005年禾木村有10家小卖部，现在20余家。“禾木”在图瓦语里是“黑熊身上的肥膘”，为什么叫这样奇怪的名字呢？我乱猜的，也许它太冷了，起名字的人想用“肥膘”这个听起来很具温暖感的词语给它增加点油脂。阿勒泰冬天的雪会大到什么程度，内地人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作家李娟独居的时候，必须在刚下雪的时候每过一会就清一下门前雪，不然门会打不开。雪停时，她要用工具铲开一条雪路，因为那雪和她一样高，她很瘦，挖出的路很窄，导致比她宽一倍的妈妈回家进不了院子，冻硬的雪，女人休想撼动。

这小小的村子淡季时人流量很小，它们之间并没有竞争，有些小卖部的主人冬天就下山了。阿凡提商店是四季都开张的，老板娘祖籍河南，在山下的冲乎尔乡出生。她生活习惯和哈萨克人一样一样的，也能听懂图瓦人说的蒙古语。以前这家小店叫“毛驴超市”，因为老板娘的妈妈养了头毛驴，拴在店门口，当地人叫它“叶塞克”，她们知道“叶塞克”（毛驴）是骂人话，就改名“阿凡提”，既能联想到毛驴，又有智者的隐喻。

她的小店客人络绎不绝，我简直没有机会和她说上一句整话，耳朵里听到的全是客人和她的调笑。她向一个顾客抱怨另一个：“别人卖六块，我卖四块，挣几毛咋就不行？他说再不来了，心眼小得像鸡屁股。”遇上又要赊账的客人，她一边豪气地说“不想给就不给了”，一边又抱怨“再不结账就把我活埋了”。同时还不忘和嫌她卖的巴旦木不好剥的人打情骂俏：“我剥开喂你。”

她对我说：“现在天天就想着有人还账就好了。当地人做不来生意，他们要记账时特别可怜，时间长了我也忘记赊账人的长相了。也不是赖账，有的住在深山里，一年下一次山，有的可能病了，反正各人凭良心呗！我这里账单上万块是有了，有半年结一次的，也有一年结一次的，我们进货也赊账，赊账东西就贵一点。”

原先她在山下的哈纳斯酒厂工作，装酒、拼包装盒，每月工资350元，够吃不够花，还总要加班，日日泡在酒里，闻都闻醉了。在这里的店，先是夏天来冬天走，2007年长驻，她闲闲地说：“相当于拿个高工资吧！”

如果是当地少数民族做生意，政策上会优惠许多。哈纳斯小学校长民警（好奇怪的名字）是图瓦族，典型的蒙古脸形，他媳妇开了家能住10个人的小旅馆，最便宜的冬季80元/天/人，夏天要翻好几倍价格，去年夏天挣了四五万元，再加上景区管理局对他们每人1万元的补助和他上班的收入，他们早就不用打猎放牧了。

图瓦人的院子里还会挂着鸮标本，一打听，都是五六十年前家里的老人打的猎物。现在那些尖顶的图瓦木屋多半写着“家访”二字，这是当地的一组旅游项目，游客可以在这家喝茶、吃便饭、与主人聊天、观看他们劳动，为此要付出50元/人的费用，导游从中拿走30元。巴依尔喇嘛家就是这样的方式，他家专门有一间屋子是辟给游客参观的，墙上和所有图瓦人家一样，挂着成吉思汗和班禅的像。

语言、生活习惯使只有2000人的图瓦人被认作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但他们自己并不都认可。蒙古族爱酒、能歌善舞，但过去的图瓦人生活非常严格，40岁之前不能喝酒，50岁以下也不唱歌跳舞，现在这些清规当然就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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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的毡房外形像蒙古包，多是白色，最早的俗称“一撮毛”，后来发展成有四块毡墙，按功能分为厨房、卧室、客室、儿媳床位，但我们很难分清其中的功用。毡房内部有按照二十四节气顺时方位，把宇宙想象成圆形的“人化自然界”。

我们看到的毡房宽敞华美，因为担负着接待游客的任务，位于昭苏县夏塔乡，它是牧民放弃游牧生活后的定居点，统一规格和外形，内部装修由牧民自己决定，政府出资3万元，牧民自己掏6万元。每座毡房9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两室一厅一厨，厕所在院子里。和汉族人现在的习惯一样，厅最大，主人的卧室和厨房很小。这个厅也可以称为客房，可同时接待30位游客吃饭。

其实不管是不是旅游点，哈萨克人的毡房特色就是被褥多、靠垫多，那些被褥整齐地码好，快摞到了房顶了，上面搭着有女主人手绣的白布，和靠垫一样，这是她们出嫁前一针一线的成绩，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的汉族女孩为自己钩桌布、窗帘。最普通的家庭，结婚时男方会拿出1.5万元现金和羊、牛、马合计15头，女方嫁妆也不少，要置办一个家需要的所有东西，大到家电小至碗筷，都是嫁妆。就连地毯也是女人擀的，用卷着羊毛的竹签子，揉面一样揉芨芨草，她们把手工地毯和流水线生产的地毯混着铺，暗红粗犷和鲜红呆板的区分一目了然。

哈萨克女孩早则五六岁，晚至十几岁，一定要学刺绣，做不好是要被嘲笑和训斥的。她们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可女人的地位并不低。假若同桌吃饭，有缺口的杯子是不可以递给女孩的，因为那意味着生活的瑕疵。

29岁的古丽江是兵团子弟，她本人是小学老师，汉语水平唯有哈萨克干部才能媲美。她家的装修在定居点里最豪华，花了6万多元，比其他人贵一倍，毡房顶上吊着2000多元的水晶灯，全实木建材，因为对身体好。桌上摆的婚纱照是进城拍的，她穿着白色拖地婚纱，头上却戴着高高的羽毛帽子。

古丽江戏谑地说，她家的富裕是因为老公婚前在外面混了8年，厨师、包工头都做过，最远的打工地是海南，婆婆一家都搬到哈萨克斯坦去了，小两口自己过日子。如果与公婆同住，毡房一角会用艳色的纱帘围起，新人睡在那隔断里。“有条件的和我们一样，子女与父母分住不同的毡房甚至地区。”农村至今还保留着第一个孙子过继给爷爷、奶奶的传统，他要管生父生母叫“哥哥”、“嫂子”。

见过世面的古丽江说：“其实大部分人还是不愿意过游牧生活，冬窝子里没电没信号，牧民挣了钱就是买牲畜和摩托车。”有的是没有足够的钱，有的是习惯于放牧，比较明显的是，先适应定居生活的人，往往更富裕，更活络，从事更多种的生产经营。

行

昭苏是著名的伊犁马产地，它们被称作“天马”，形容它长相的词多是“俊俏”。哈萨克语里关于马的毛色的语汇就多达350多个。

夏初下午的18点钟，草原上的光线依旧十分强烈，因为相当于内地的下午16点，微风拂在身上，阳光仿佛也温柔了许多。我们被拉到了昭苏军马场，静谧的草场突然一阵骚动，一匹极神气的白底黑斑点高头大马被牵了出来，它狂躁不安，不停地扬起前蹄呈站立状，长嘶着，马场职工自豪地介绍说，它是汗血宝马。

我没相信这介绍，几乎是十几秒的时间，牵它的人把它引到一匹拴起来的棕色母马身后，但是拿出一根至少1.5米长的塑料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塞在二马之间。我正在眼花缭乱呢，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从始至终，那匹母马没有回过头，茫然无知。马场的人说，这是人工取精。也就是说，公马空欢喜了一场，而母马只是个浑然不觉地“被参与”了。

在十几分钟内，工作人员以冲刺速度，跑到另一间马厩，先加入马奶稀释，再把那根管子分批依次插入十几匹母马身体里，据说这样最多可以配20匹，不加入马奶只能配两三匹。母马的发情期是12～18天，过期就不会受孕，公马白白辛苦。每次配种成功率也只有40%，不像羊可以达到90%，所以一般要多浪费一次公马的种子，为同一匹母马配两次。

有一间很长的马厩是为这些精力充沛的英雄们准备的，它们比普通马要高大许多，散发着雄性的骚味，显得本来并不小的马厩逼仄阴暗，它们的专业名称叫“试情公马”。我第一次感到马也会让人害怕，它们的脾气比为游客准备的温驯马要激烈无数倍，只要有一匹马嘶吼，其他的必然跟着凑热闹，在马厩里回响着它们震耳欲聋的吼声，像随时要冲破牢笼，从你的身上飞踏过去，人在它们面前显得那么可怜、渺小。有一匹黑缎子似的种马，毛发长得要披到地上，打着结，一龇牙，露出它黄黄的大板牙，既卡通，又吓人。

香港、澳门的马术俱乐部也会从昭苏军马场进货，这里曾经接待过一个贵宾，用专机专车运来的汗血宝马，价值1600多万元，配种40天。即使是我们见到的这些比较优良的种马，市价也要300万元，每配种一次，母马的主人就要交2000元，之后做B超看成功与否，不成功免费再配，马驹可以卖2万元。

小马驹一晃一晃地紧贴着妈妈走，都说不能站在马屁股后面，以防它们尥蹶子，可是小马驹是不允许生人站在它对面的。只要你往它面前走，它会自动地把屁股转给你，绕着你转圈圈，直到不耐烦地跑掉。

昭苏宣传部的叶副部长是哈萨克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多次参加过赛马会，这种比赛大多是为嫁娶之事而庆祝。一等奖是马驹子，二等奖成年羊，三等奖羊羔。骑手都是40公斤以下轻量级，通常是9～12岁的男孩。

叶部长回忆说，赛马是件苦差使，尘土飞扬，头晕屁股疼，还要时时惦记着给马揉眼睛，因为土会迷住马眼。曾经有一部电影《白马飞飞》，讲述一匹抗日战争中屡建功勋的烈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伊犁马。如果是牧人，老马会驼着宿醉的主人回家。如果他已经晕到上不了马，老马会在旁边一直等着他醒来。

比起马，牛羊的地位要低多了，它们看起来傻傻的。哈纳斯有许多晚归的牛看起来仿佛没有主人，直愣愣地冲过桥，不了解它们的人以为要撞上了，正想跑掉，它们却大睁有着白色睫毛的红眼珠子，惊慌地从另一侧箭一样的飞驰。绵羊的智商就更低了，听见汽车鸣笛只会咩咩叫，被牧人赶得乱窜，要乱上一阵才能让出路。

新疆的羊肉今年飞涨，一路上听到很多人对此忧心忡忡，当地人（包括汉人）是离不开羊肉的，即便生活在城里，他们的餐饮习惯也和牧民近似，每天早上要喝奶茶，出差几天吃不到羊肉就想得很。去年羊肉38～45元/公斤，今年涨到了53元/公斤，大羊一只上千元，小的也要七八百元。叶部长感叹说：“牧民好客，你去他家里，他要宰羊招待客人，可是你会受不了，那对他们是很大的一笔钱！”

羊对草场有相当的破坏，它们能吃到最低的草，把草根都啃起了，所以一家哈萨克人承包的草场面积至少要几百上千亩起。他们倒是很爱护草原的。另一位宣传部副部长邓庭筠是四川人，1987年春天他还在学校教书，带领柯尔克孜族的学生郊游。从小跟着父母转场的孩子们懂得把废纸挖坑埋掉，处理好火星，绝不在流动的水里撒尿、吐痰，这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哈萨克意思是“避难者”，他们祖先是两汉时的乌孙、康居等部族。歌和马是哈萨克人的一对翅膀，初生的婴儿要在歌声中迎接三次晨曦，接受人们三天三夜歌声的祝福；哈萨克人走完人生之路，离开人世时，人们要为之唱40天的挽歌，回忆死者的生平和德行。只是他们的歌很难翻译成汉语，我们熟知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哈萨克民歌。有一首《巴里坤的山》这么唱着：“人生在世欢笑度青春，时光飞转谁能永留人间？你若是轻浮就请走远，你若稳重就请上歌坛。”

画家哈孜·艾买提

◎曾焱

哈孜的画成了维吾尔人日常生活里的“图腾”。还有人说，只有在哈孜的画里，才可以看到真正的维吾尔人。

哈孜创作的《木卡姆》（1984年）

走进乌鲁木齐的大巴扎，或者随便去到南北疆哪个村镇的临时集市，都能在一些有民族风味的物品中发现哈孜·艾买提的画。《阿曼尼萨罕》、《艾里甫与赛乃姆》、《木卡姆》、《天山颂》……这些风情地道的画作早成为印刷品传播到全疆各地，有生意头脑的人又把它们仿制到各种工艺品上，织进墙围子、大地毯，或者印上杯盘桌布。据说在和田，用同等织线和机器做地毯，如果图案能用上哈孜的画，织起来难度虽然大些，但卖价肯定高出一大截。

在哈孜家里聊起这些事，我问他：“那么多人随意仿了你的画当商品，你不在意吗？”老人一笑，说早就想通了，齐白石那么大名气，他的画不也被人随便印到热水瓶和洗脸盆上嘛，恐怕也没付过他钱吧。他刚去过一趟北京，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回顾画展“天山魂——哈孜·艾买提美术作品展”。“我真的很知足，感恩。”哈孜说。

在喀什噶尔

在乌鲁木齐住了半个世纪了，哈孜和妻子还保留了喀什人的生活习惯，离不开烤馕和清茶。

《艾里甫与赛乃姆》（1962 年）

哈孜的家乡在喀什噶尔的疏附县浩罕乡霍吉达尔村，离有名的香妃墓和古老的亚斯达克清真寺只有两三公里远。哈孜告诉我，浩罕是一个四季都有鲜果吃的好地方。“小时候，家里果园的杏子和桃子同时成熟时，总是落满一地，送人都送不完。”每年五六月是维吾尔人的“圣墓朝拜”，哈孜说，那时候的香妃墓会变得人山人海，从南疆各地有几万人来这里游玩和做买卖，不远处的村头老街上聚集了各种说书的、走达瓦孜的、算命的、设赌局的、卖烤包子的，铜匠、金匠、鞋匠们也都拿了自己做的东西叫卖，非常热闹。每个周五礼拜日，哈孜也会用毛驴驮上一筐从自家果园里捡的杏子，去赶热闹，随便也想挣些零用钱，不过据他说，有收获的时候并不多。

在维吾尔语里，“霍吉达尔”是“主人”的意思，因为最早来这里定居的是霍加家族之后。村里很多人靠做鞋为生，但哈孜家是圣人之后，上几代人在当地都有很高的声望：他的上第七代太祖爷艾力江阿吉是一位18世纪的大学者，村里有一片陵园至今还叫做“艾力江阿吉爷爷麻扎”，陵园对面几经重建的霍吉达尔大清真寺，也是艾力江阿吉当年出资修建的。哈孜的爷爷叫阿布杜勒瓦依迪喀孜阿吉姆，也是一位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宗教学者、史志专家和著名诗人，他写过一首称颂喀什噶尔的九段五行诗，里面有这样华美的诗句：“如果天堂在至高无上的天空，喀什噶尔就在其下/如果仙境就在大地之下，喀什噶尔则在它之上。”而哈孜的父亲艾买提喀孜阿訇，是当地执掌伊斯兰教法的法官。

《不公正的判决》（1964年）

1933年哈孜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58岁，因为前面有两个儿子早夭了，对晚年得到的这个独子十分疼爱，加上哈孜生母在他3岁时病死了，父亲和几个姐姐更关爱他。哈孜记得他家客厅里有个很大的壁龛，里面存放了300多部相传了六代的珍贵典籍，而父亲任由他踩着凳子爬上去翻看，并不拦阻。那些书中有许多是年代久远的手抄本，里面精美的插图启蒙了哈孜对绘画的最初兴趣。哈孜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壁龛里的书有些是牛皮做的封面，有些则是在硬纸封面上包了一层布，那些书都很大，有些是纯粹的手抄本……父亲从那些书中找出手抄的或有彩色插图的给我。我一本接一本地看，而且反反复复地看，怎么也看不够。”

1986年，已经成为名画家的哈孜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赛福鼎·艾则孜邀请，为他刚完成的历史长篇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画插图。这本书涉及很多古老的历史图景，比如伊斯兰化以后朝代的君王、大臣、将士应该什么样的长相，他们的服饰、兵器又是什么样子？专门研究维吾尔族历史的学者要弄清这些细节也颇费考量，哈孜却在赛福鼎家中住了15天就全部画好了。这种丰厚的历史学养，有一多半来自小时候他在父亲藏书里读到的大量古代手抄战史。哈孜说，他那时候最喜欢临摹书里的画，用掉父亲不少和田纸，有时也用黑炭画在地上或者家里引炉火用的木片上。上小学后，他开始用烧成黑炭的杏木和枣木往家里的白色院墙上画，开头是画飞禽走兽，后来迷上各种战争场面和人物，画满了一墙。父亲的朋友来家做客，看到墙上的画都责怪他父亲放纵儿子在院里画佛像——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所有清真寺、学堂、宫殿及各种房屋的墙和屋顶禁止画人像和生灵，只能有花草风光及《古兰经文》、圣训的片段。哈孜说，他父亲虽是喀孜身份，思想却十分开通，他从壁龛里搬出几本古书来回答客人：穆斯林画家在古代文学书籍、战史和达斯坦长诗等手抄本上都绘制了大量画像留给后世，从没人把书中的画当佛像，那些画不过是更生动地表现了文学作品而已。

“是真主把对绘画的执著点燃在人们心中，泯灭恩赐的这份激情是不对的。”他父亲这么说。这位父亲以摒弃教义偏见的宽容，保护了哈孜对艺术的一份激情，帮他最终成为专门创作人物画的“新疆油画史的重要开创者”。

到乌鲁木齐去

1951年12月，哈孜考上当地唯一的中学——喀什噶尔师范学校，进入教师速成班。在那里他遇到了艺术生涯中另一个重要的引路者——美术教师阿布都克里木·麦麦提力。

1954年夏天，成绩优异的哈孜从师范学院毕业，被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美术系免试录取了。他到乌鲁木齐后，发现自己居然又成了格尔亚佐夫的学生，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俄罗斯画家在系里负责为学生讲授构图和色彩。

哈孜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不断说到他老师格尔亚佐夫的命运：毕业于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推崇19世纪自由画派的代表列宾·索尔科夫，遵循严格的“契斯卡科夫”教学法。后来这位俄罗斯画家却因为长年酗酒而被学校开除，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夜里掉进石灰坑悲惨地死去了。哈孜一直怀念这位老师，记得他指导自己怎么画好人物：“格尔亚佐夫说，世上人的脸各不相同，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家庭的人也有差别。创作人物肖像画，要把每个人独有的特点画出来。”哈孜由此在他一生的绘画中都对人物形象有一种迷恋，他说：“人是世上最美的，画面人越多、场面越多，我画起来越过瘾。”

在格尔亚佐夫之后，对哈孜绘画艺术产生至深影响的，是库木吐喇和克孜尔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在哈孜家里，他向我们毫无忌讳地谈起年轻时代如何对佛教洞窟壁画产生了巨大的神往。

“第一次进洞是1965年夏天，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去考察和临摹壁画。库木吐喇千佛洞在库车县的渭干河边，我们找了离洞很近的一个村子住下来，然后每天过河去观摩壁画。”哈孜说，他们当时找到附近一位95岁高龄的木匠，老木匠给他们讲了一段往事：在老人44岁那年（约是1914年），有六七个骑骆驼的人来了村里，里面除了两个翻译，其余都是“俄罗斯人”——那时候在当地农民眼里，所有外国人都是俄罗斯人。这帮人用比当地帮工割麦子高一倍的价钱雇了老人和他儿子，进了库木吐喇千佛洞。他们先要父子俩做出十来个长80厘米、宽60厘米、高30厘米的木箱子，然后按照箱子大小，从洞中壁画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切割下来，在箱子里放一板壁画加一层棉花，每个箱子放进五六幅后，钉好了用骆驼驮走。在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这些人用同样办法弄走了更多壁画。老木匠告诉哈孜：现在我们听你们说千佛洞的壁画是文化瑰宝，我们从前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的教职人员都说千佛洞是“卡里马克”（旧时维吾尔人对蒙古人的一种称呼）的石窟，佛教徒的崇拜物应当消灭。老人还回答了哈孜提出的一个疑问：那些被火熏坏的壁画，并不是外国人放火烧的，是后来有牧羊人在石窟过夜，生火做饭熏坏了墙上的壁画；很多壁画人物的眼睛被挖掉，宗教极端人士做的；佛像身上的饰物都被人用刀刮掉，是因为上面原来涂了黄金。

这次观摩石窟壁画的经历，让哈孜对1700多年前佛教时期的绘画艺术产生了强烈向往，他们尽量把保存完整的或者自己喜欢的壁画临摹下来。他还按照老师的布置，在渭干河边用水彩画了一张克孜尔千佛洞的全貌。

画家哈孜·艾买提

20年后，已经在新疆艺术学院任教多年的哈孜再次进入库木吐喇千佛洞，这次他是受命和自治区文化厅的老画家徐庶之一起带队去拯救文化遗产。1976年春天，因为库车县在石窟附近的渭干河上修坝建电站，河水倒流导致9个洞窟进水，壁画面临被淹的危险。自治区文化厅由此紧急抽调了艺校教师和应届毕业生组成临时抢救工作组。哈孜和徐庶之他们进到洞里后，迅速搭起支架、铺上木板，每天攀爬上面去临摹，在洞窟里昼夜点灯作业。“窟顶壁画尤为难画，我们要把木架升高至人能仰卧作业的位置，然后仰卧在木架上临摹。”这种经历幸运地让他和壁画有了最近距离的接触。哈孜说，他是一日日被画中人物的形神之美震慑。“画中人物的肢体动作非常细腻，连手指动作的最细致微妙之处也表现了出来。”哈孜回忆。后来绘画《艾里甫与赛乃姆》、《木卡姆》、《乐迷》，他很自然地就把记忆里的这些东西都放了进去。1994年，他应邀到巴黎、安卡拉和土耳其举办个人画展，在柏林博物馆里看到了印有1903至1905年取自库木吐喇和克孜尔千佛洞彩色壁画的图书，心里又自是一番感慨。

《天山颂》（1992年）

199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进门对面墙上，出现了一幅巨大的挂毯——《天山颂》，画稿设计者就是哈孜。这是一幅大美的新疆图景。挂毯长12.6米，高4.5米，画面里有天山山脉的最高峰汗腾格里峰，空中有舞者在飞扬和田艾德莱丝绸，各族骑手于云彩之上跨骑骏马奔腾，下面是沙漠驼队、宴乐中欢快起舞的维吾尔人、广阔的草原、棉田、油田……从那些飘逸的造型线条里，不难发现来自千佛洞石窟壁画的影响。

油画《木卡姆》

2006年11月，维吾尔木卡姆（一种音乐形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第三批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的正式申报材料上，印的就是哈孜的名作——《木卡姆》。

哈孜说，对木卡姆，他从小就痴迷。上世纪40年代，在喀什噶尔艾提尕尔清真寺前的剧场上演过根据民间长诗改编的歌剧——《艾里甫与赛乃姆》。这是一部古代维吾尔族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配曲都来源于十二木卡姆，每场长达5小时，要分两个晚上才能演完，即便这样，十来岁的哈孜也去看了好几场。直到现在，他还能完整地为我们吟诵出里面的歌词：“没有遇到过爱情的人，不懂得爱情的珍贵……”这部分美好的记忆，在哈孜的青年时期开花结果，让他画出了令人瞩目的两幅作品：1962年，他画了水粉画《艾里甫与赛乃姆》，这是他为自己正在创作的同名连环画所做的封面，形式上借鉴了细密画的许多元素，画面充满浓郁的东方味道，可惜原作在1964年开始的文艺整风中被毁，在上海付印的3万套画册也被付之一炬。1980年，他找到一张被人保留下来的原作照片，又重新画了一幅油画《艾里甫与赛乃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很受人们喜爱，很多维吾尔人都用他这张画来装饰自己的家。1994年，哈孜在巴黎办个人画展，其他作品都被人买走了，唯独这张画他任人出高价也舍不得卖，带回家收藏起来。晚年哈孜把自己对木卡姆的所有少年情怀都写进了回忆录里——

有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在我7岁那年，家里人给我做了割礼，到9岁那年才举行了仪式……记得仪式那天，家里宰了一头牛和六只羊，大伙儿忙碌了一整天。最使我难忘的是，城里的吾麦尔阿訇大叔用萨塔尔琴，赛买提大叔用小提琴，阿布杜拉大叔用扬琴，若再克巴希大叔用热瓦甫琴，玉赛因大叔用笛子合奏了一曲木卡姆，喜庆的场面达到了高潮。

我特别喜欢听木卡姆乐曲。村里人家里操办婚礼，都会根据自家的经济状况请来乐师歌手弹唱。乐师歌手们以弹唱木卡姆选曲为主，喀什噶尔民歌为辅。我们村有位叫乌布力·司马义的热瓦甫高手，他弹奏特别优美。还有一位叫海热妮莎·托乎提的女歌手，能弹都塔尔琴唱木卡姆，还会打手鼓诵民谣。我的大姐阿米娜罕也会弹都塔尔唱木卡姆，有时也诵唱偈言。

1957年仲夏，在他和妻子赛丽曼的婚礼上，来自喀什噶尔市、疏附县和莎车县的民间乐师一起唱起十二木卡姆，维吾尔著名舞蹈大师康巴尔罕为他们优美地随乐起舞，这个再难重现的场面对哈孜来说如此珍贵，后来都被画入油画《木卡姆》的群像里。画里有几十个人物，都并没有现实对照的人物，他们集合了哈孜在巴扎日（民间自发的集会日）写生过的路人以及记忆里数十上百个邻里和乡亲。

1984年初，接到全国第六届美展的通知后，哈孜从乌鲁木齐南下和田创作，住进和田县文化馆，开始静心构思他的《木卡姆》。按理说，喀什是他的家乡，也是十二木卡姆的主要发源地，回到喀什去画这幅画更合人情。可哈孜说，他当时担心喀什的亲朋太多了，各种推不掉的家庭聚会可能干扰创作，所以最后选了熟人比较少的和田去“隐居”。哈孜没有先把时间花在画速写或者拍摄图片上——他尽量凭记忆力形成素材腹稿，再调动多年的储备，集中精力将脑子里早已有的方案画成小幅线条画。等到正式铺开画布的时候，他先用木炭画出轮廓，上色前，再把人的五官、手指甚至弹奏的指法都细细绘画出来。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木卡姆》最终获得银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87年又被送去参加了莫斯科举办的中国油画展，在国内外多次出版发行。

《木卡姆》其实已经是哈孜的第二件被载入中国美术史册的作品。1964年，他创作了历史题材油画《不公正的判决》（后曾更名为《罪恶的审判》），曾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引起轰动。哈孜回忆说：“我的这幅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当时还付给我120元。”当年哈孜才29岁，在新疆之外并没有什么名气，权威的中国《美术》杂志对这幅作品评价极高，以罕见的中间跨版刊印了这幅画作。1982年，巴黎春季沙龙举办中国美术作品展，《不公正的判决》被法国专家选去参展，画中那几十个不同性格和表情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造型功力，得到了国外评论的肯定。在这幅作品里，俄罗斯画家格尔亚佐夫早年对哈孜的影响全部显现出来，同行从他的表现手法里看到了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的风格。

在画完《木卡姆》后许多年里，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深层自觉让画家对这一类题材仍难以舍弃。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直到他2003年正式离开工作岗位，新疆艺术学院院长、新疆美术家协会主席、新疆文联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等不断增加的行政职务，使他几乎无法按照早年的理想去做一个职业画家。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生之余，他尽可能为自己多挪出一点画画的时间，他说：“我还有满脑子的故事、人物和场面，我要表达出来，不能烂在肚子里。”

从1981到2005年，哈孜完成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等维吾尔先哲像，将他在新疆油画肖像领域的地位推至另一维度。麻赫穆德是生活于11世纪喀喇汗王朝的著名学者、语言学家和人文学家，他放弃自己的王子身份，以15年时间游历中亚各地，收录并对照研究各个部落的语言，著成百科大全书《突厥语大辞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也是一位和他同世纪的维吾尔族著名学者、思想家和诗人，以古典长诗《福乐智慧》享誉世界。由于相隔年代久远且教义对人像画多有制约，这两位伟大的学者都没有具体形貌流传下来，哈孜反复研读《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等典籍来寻找和考据有关他们形象的信息。经过长达24年的创作沉淀，他先后完成了麻赫穆德的工作肖像和人物肖像，以及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人物肖像。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年定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年”，在北京、乌鲁木齐、喀什等地纪念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诞辰1000周年的会场上，悬挂的就是哈孜所画的麻赫穆德肖像。

20多年里，他也有多幅油画仍以木卡姆作为主题，一次次将乐舞音律转化为造型艺术：《乐迷》（1990）、《赛乃姆》（1993）、《欢乐的小院》和《民歌》（1998）都在绘画家庭欢宴的场景；1999年完成的大幅油画《刀郎魂》也像《木卡姆》一样，有着丰富且充满律动的群像结构，2011年刚画完的《喀什老街》则将场景从室内转向街巷，在对木卡姆的表达上显出更富于民间情感的平常视角。

兼具细密画、洞窟壁画、传统中国画和维吾尔书法修养的哈孜，在60多岁后开始了中国彩墨画创作，《万方乐奏有于阗》、《纳孜尔库姆》、《乐》都是这个时期颇受好评的作品。可也有人惋惜这位新疆油画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居然在晚年放弃了油画。哈孜对本刊说了一些自己的真实心理：“这些年向我索画的人很多，油画我不舍得卖，因为想把各个阶段的作品都留下一些，以后建一个哈孜美术馆。我也并没有完全停止油画创作，2011年还画了《地毯·维吾尔人》、《喀什老街》。可我这个人不爱说假话。从70岁后，我的眼睛不好了，手也有点抖，画油画变得很困难。我改画国画，是因为国画可以画得快——我还有很多题材，我着急把它们画出来。”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刘曦林这样评价哈孜这位他的老朋友：他不是一般的画家，他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新疆文化，是新疆文化的哈孜·艾买提。

（感谢实习记者苏孟迪整理采访录音）

“达斯坦奇”哈孜木

◎曾焱　于楚众（摄影）

在伊犁州阿勒泰地区的福海县，80岁的哈孜木·阿勒曼被当地人称为“活唱机”。哈孜木老人凭记忆可吟唱104部哈萨克民间长诗。一位曾经帮他采录的工作人员说，时间最长的那次录音，从早到晚，一天一夜。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哈孜木

4年前，哈孜木老人带着全家从戈壁深处的乌伦古河河谷迁移到了现在这个住处。大屋簇新，是福海县委县政府专门拨钱为他修建的，外观上沿用了哈萨克族的传统式样，蓝色穹顶配上黄色的外墙明艳夺目，外面来寻访他的人从公路上就能看见。屋内是城里楼房的那种三室两厅，客厅墙上挂着冬不拉，还有三件哈萨克人节庆时才穿的那种刺绣长袍，其中一套据说是政府为他颁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时用过的礼服，老人平日里不穿它，在我们要求为他拍照时穿上了，热得满头是汗。

哈孜木是土生土长的阔克阿尕什乡齐勒哈仁村人，爷爷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达斯坦奇”——在哈萨克语里，叙事长诗叫做“达斯坦”，讲述人就叫“达斯坦奇”——在族群里一向受人尊敬。哈孜木1932年出生，家有兄妹三个，却只有他具备了学唱达斯坦的天分，把家族这门技艺传了下来。老人告诉我们，他几岁的时候就听父亲唱，心里说不出来的喜欢，到12岁便正式跟着父亲学唱了。他也想不起来有过什么比较正式的授艺仪式，父亲答应教他后，每晚放牧回来就坐在炉火旁教他两小时，兴致好的时候唱四五个小时。古代哈萨克人不善用文字纪事，达斯坦全凭一代代口述。哈孜木从小放牧，没念过书，但有过耳不忘的异禀。他说，唱达斯坦的人“记忆力最重要，嗓子好坏没多大关系”。到15岁，哈孜木已经从父亲那里学会了20多部长诗，可以独自骑马出去表演了。

“达斯坦”是来自突厥语的一种叫法，在柯尔克孜语里称它“坎吉波斯”，蒙古族大多呼为“突兀勒”。在新疆，民间达斯坦的蕴藏量非常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马雄福告诉本刊，存量最多的是哈萨克族，目前已经搜集整理出版或载入名录的将近300部，成为哈萨克族文化根脉的一条主线；其次是蒙古族，他们有180多部；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各有100来部，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也有少量保存。20世纪80年代，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始组织收集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虽然当时还没有将达斯坦列入计划，但在采集其他形式的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也抢录了100多部。2004年，国家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达斯坦入选国家级保护名录。哈孜木所在的阿勒泰地区福海县，早在1988年就正式把“哈萨克族民间达斯坦”列入了重点研究保护的民族民俗文化。1992年，福海县文学集成办编著了一套4册、34万字的《新疆民间文学集成长诗、叙事诗卷福海分卷》，2007年该县将“哈萨克族民间达斯坦”作为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成功，2008年又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到2009年，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完成了对200部达斯坦的整理和汉译。“新疆已经查寻到的长诗，总数可能近800部，就其数量，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法相比。立陶宛有‘长诗之国’的称号，那也不过300来部。”马雄福说。

没有人说得清，达斯坦究竟起源于何时。古代草原民族以他们吟咏的天性，将先祖的历史传说、宗教习俗、生命观全都包容到了长诗里面，那些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不过是这种长诗里的片羽。对于北方草原民族，达斯坦于是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文化传承形式，它以诗体语言和散文结合，在形式上不一定配曲，但大多合辙押韵，故事情节复杂跌宕，一首达斯坦吟唱下来，短的几千行，长则数万行，像柯尔克孜族的著名长诗《玛纳斯》就长至23万行。马雄福记得，他们2012年5月在哈密采录民间长诗的时候，有一位从托克逊请来的老人一口气为他们唱了十几个小时。“汉族把历史写在了书中，哈萨克族把历史写在了嘴上，口耳相传中，把这么多长诗保存了几百上千年真是近于奇迹。”

在哈萨克民间，达斯坦从来没有被遗忘过。哈萨克族至今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习惯，他们的牧村叫做“阿吾勒”，每到节庆时候，三五个“阿吾勒”的人会聚在一起赛马、叼羊，晚上也会围坐在草地或者毡房里，在冬不拉伴奏下，请来他们最好的达斯坦奇吟唱长诗。20年前，哈孜木的名气就到了福海之外，几乎全新疆都知道，在遥远的阿尔泰山下有个哈孜木，传说他能唱104部达斯坦。1992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办了一次有上千名选手参赛的“达斯坦”阿肯弹唱会，第一天，哈孜木一口气唱了3个多小时，第二天又唱了4个小时，结果他以演唱曲目最多、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夺下了比赛的歌王。近几年，新疆为了配合启动国家级重点课题“史诗百部”工程，对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蒙古等四个民族的民间长诗进行了普查采集试点，哈孜木老人被作为全疆哈萨克族民间达斯坦的传承人，参与录制了大量影像资料。马雄福说，虽然经专家鉴定，以全篇完整吟唱的标准来计算，哈孜木老人能讲述的达斯坦没有传说中的104首那么多，但也达到了近百部，“就算把邻国哈萨克斯坦的杰出达斯坦奇算在内，在个人传承数量上目前也无人超过他”。几年前，马雄福他们曾从伊宁、塔城、阿勒泰、和田等地将21位文化传承人请到乌鲁木齐，利用自治区广播电视厅提供的录音棚抢录了一批音像资料，其中也有哈孜木。“据我了解，在这21位传承人里能完整演唱三部以上的就非常了不起了，而哈孜木口述近百首，实在是个奇迹。2010年，我们和新疆音像出版社合作为哈孜木做了一次最完整的录制。我是回族人，但学过哈萨克语，能和老人聊天，我发现他有个特点：哪怕只是随口吟唱几句短小的东西，记忆力也会瞬间变得非常专注。另外他在演唱时风格比较平缓，不像有些传承人那样情绪大起大落。我想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平缓和专注，哈孜木才能记住这么多作品并且至今不忘。我认识一位柯尔克孜族唱《玛纳斯》的著名讲述人，他在50岁以后就不再唱了，可哈孜木现在80多岁，仍做得到张口就唱。”马雄福说。

哈孜木的老伴和孙女

达斯坦一般也配有固定的曲调，但说唱时更具文学叙事的含蓄，不像哈萨克族的“阿肯对唱”那么舞台化。对于普通牧民来说，他们可能更容易喜欢上“阿肯对唱”的热烈、欢快和诙谐，而不是历史性赋予达斯坦的苍凉沉郁。据马雄福介绍，即便是在民间文化传播最繁盛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真正懂得欣赏达斯坦的人也没有太多。达斯坦对讲述人的要求也极高，做一个达斯坦奇全凭老天赏饭，非博学强识、记忆超群的人不得入门。“所以达斯坦的传承人十分稀少，大多人走艺绝。像我见过的能唱下来整部《格萨尔王》的蒙古族老艺人吕日普，71岁去世的时候，他被申报为国家级传承人刚3天。还有和田地区的夏日·买买提，2011年去世时96岁，可惜啊，他的吟唱一部都还没有来得及采录。”

哈孜木从父亲那里学会的第一部达斯坦是《叶思木汗》。他说，“叶思木汗”是哈萨克族一个英雄的名字，把他的故事唱完要一个多小时。在我们的央请下，老人答应现场吟唱几句。他端坐在沙发上，微闭双目片刻，声音蓦然而起，低而绵长，像是自胸腔深处旋转而出，听不懂唱词也觉韵致动人。老人告诉我们，哈萨克族达斯坦的主体部分是英雄长诗和历史长诗，其中歌颂征战沙场那些民族英雄的《阿勒卡勒克》、《贾尼别克》、《叶思木汗》，是他这么多年最爱吟唱的几部。据学者考证，这两类长诗大约形成于15世纪哈萨克汗国成立前后，其中英雄史诗比较早一些，流传于锡尔河流域的《霍尔赫特祖爷爷》以及弘吉剌剔部落的《阿勒帕米斯》都在10世纪前后就开始流传了；年代稍晚的历史长诗，主要产生于18世纪阿布来汗的“英雄赞美年代”——当准噶尔蒙古族向哈萨克草原扩张时，哈萨克族里出现了不少像阿布来、哈班拜、贾尼别克这种捍卫民族生存的历史人物，于是民间歌手吟咏出一批赞颂他们的历史长诗，其中有几首除了在哈萨克族中传唱，也流传于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维吾尔等民族中。

达斯坦还有一大类是爱情长诗，最早也可追溯到英雄长诗产生的年代，讲述的故事大多曲折悲壮。古老的《阔孜情郎与巴艳美人》约产生于10世纪，《少女吉别克姑娘》则晚至18世纪了。流传甚广的《萨丽哈与萨曼》传唱虽然不到百年，却是哈萨克族在艺术上具有代笔性的一部爱情长诗，20世纪20年代末由民间讲述人克孜尔·马木尔别根据阿尔泰山地区乃蛮部落的古代传说改写，至今已经多次被改编成哈萨克族歌剧在不同时期演出过。这个故事有点像哈萨克族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汗的女儿萨丽哈爱上了为父亲放牧的英俊少年萨曼，违背了“白骨头的贵族与黑骨头的奴隶不能通婚”的族规。在私奔的路上，萨曼被追兵打伤，萨丽哈被带回部落，最终殉情而死；萨曼得知消息后，也悲伤地死去。《萨丽哈与萨曼》有着优美的诗体语言：“谁知道出过多少次太阳，谁知道落过多少次星星。燕子来过十六次了，萨丽哈爱上了年轻的英雄。”

另有一种被民间叫做“黑萨”的新编叙事诗，大多是仿作或由讲述人把外来故事按照哈萨克族的风俗和爱好改编，吟唱的自由度比较高。《巴合提亚尔的四十个树杈》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讲述的故事有多个峰回路转：王子爱上权臣宰相的美貌女儿夏尔班，两人生下私生子，宰相大怒，孩子被迫在冰雹之夜被遗弃，被路过的大盗收养，取名库达伊达。库达伊达聪明善良，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长大后规劝养父金盆洗手，自己也因祸得福，在一次被俘后见到了已经重登王位的可汗。可汗并不知晓他的身世，却因青睐他聪明能干而封他为国库大臣，并为他改名叫巴合提亚尔，意为“幸福”。在长诗里一直作为奸佞角色出现的宰相，多年前阻拦了王子和女儿相爱，现在又设计陷害忠臣巴合提亚尔，骗他在酒醉后持剑进入内殿，然后诬告他谋害可汗。在马上将被绞死的险境中，巴合提亚尔开始给国王讲故事，连续讲了40天。可汗为了听完故事一再拖延行刑，直到第40天的晚上，养父大盗赶到，在刑场上拿出当年可汗留在孩子身上的信物，披露了巴合提亚尔的身世秘密，最终父子相认，巴合提亚尔也继承了王位。这是一个有点类似阿拉伯人《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巴合提亚尔为国王讲的那40个故事被哈萨克族的民间讲述人改编为40部弹唱达斯坦，世代流传至今。

哈孜木老人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唱这类“黑萨”，牧民也喜欢听“黑萨”，听说草原上有哪家要办喜事了，他就骑着马出门了。哈萨克人的婚礼大多选在草高羊肥的秋季，主人会请来方圆百里之内最受欢迎的达斯坦吉或对唱阿肯，在新人的毡房旁唱上一晚。有一次，5000多人围坐在草原上听哈孜木唱达斯坦，那是老人回忆说唱生涯时最感荣耀的场面。

哈孜木说，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达斯坦唱得好在乡里乡外很有名气，人长得又颇俊美，远近很多女孩都喜欢他。有个蒙古族姑娘，独自一人从阿勒泰的克木齐乡打马来到福海阔乡，一路找到哈孜木家，请求他唱几首达斯坦给她听。说到这一段，老人已然有点浑浊的眼睛又亮了一亮。他跟我说，过去在福海县，只有两个达斯坦奇像他这样受人欢迎：一个叫波开，1946年去世了，那时候哈孜木刚满16岁，刚刚有一些名气。邻村还有一个出色的达斯坦奇叫阔克斯根，年纪也比他大许多，和哈孜木的父亲相熟。哈孜木20岁那年，在邻村一户人家为孩子举行的割礼宴会上遇见了阔克斯根的妹妹卡毕娜，第二年他就娶了这位美丽的姑娘为妻，和阔克斯根变成了姻亲。1974年，阔克斯根去世后，福海县就再没有哪个达斯坦奇能和哈孜木比艺了。

“卡毕娜不唱，但她很爱听。我以前经常唱给她一个人听，娃娃长大后，就唱给她和娃娃听。”哈孜木指了指屋外，老伴卡毕娜正坐在院子里陪着两个孙儿女玩。哈孜木说，卡毕娜啊，她最喜欢听那首《阿勒泰之歌》，里面唱的是他们家乡的景色：美丽的雪山和湖泊，广袤的草原，肥壮的牛羊，可爱的哈萨克姑娘……这部长诗要是完整地唱下来，要花上3个小时。哈孜木自己喜欢的另一首爱情长诗，唱来更加悠长回转——

你是美丽的雪莲，开在高高的山巅。有心登山将你摘，峭壁悬崖把路阻拦。纵然我抛弃所有牛羊，也愿永远和你相伴。小伙子快把冬不拉调好，让爱情的旋律跳上琴弦。森林里有凶猛的虎豹，山坡上有岩石纵横。我策马扬鞭冲破险阻，为了偷看一次你美丽的面容……我站在泉水边放声歌唱，愿歌声传到心上人身旁；我弹起心爱的冬不拉，愿琴声飞进姑娘的毡房。

与其他哈萨克族人一样，哈孜木多年来以放牧为生，家里有10头牛、20只羊，并不算富裕人家。一家人冬天往阜康那边的冬牧场去，夏天朝阿尔泰山上的夏牧场走，每年来来回回，那些牧道、草场和戈壁滩就成了他默习达斯坦的地方。从1968到1978年，“文革”期间有10年不准他公开表演达斯坦，村里人也不敢再请他。哈孜木说，他把乐器藏了起来，只能趁每天放羊的时候躺在戈壁滩或草原上，望着远处的雪山冰峰，一部部唱给卡毕娜和自己听。哈孜木颇骄傲地说，因为那些年一直坚持唱，他没有忘掉从前记住的达斯坦，就是到现在，他表演时也绝对不会忘词。说着，老人主动开腔，用哈萨克语背诵了长长一段，中间竟没有一点磕巴和停顿。

神秘莫测的喀纳斯湖

哈孜木和卡毕娜一共养育了8个儿女，现在只有小儿子杰肯跟父亲学会了几部达斯坦，在黑龙江上大学的长孙哈拉提也会唱一点。按照哈萨克人的传统，小儿子一家和老人住在一起，两个孙儿、孙女大概是平时看惯了家里来远客，对我们这些陌生人一点好奇心也没有，自顾在院子里和猫狗滚作一团。“你们看到的这个小孙子叫恒巴提，刚满8岁，年纪太小了，我还没有教过他。”说起这些，目前还没有找到传承人的哈孜木看起来也没有显出多遗憾。

传说以外还有一个喀纳斯

◎曾焱　于楚众（摄影）

都说喀纳斯的初秋最美，9月到10月，浓烈如酒。我们是在初夏到的，从禾木到喀纳斯湖，一切都还清亮：干净的绿，清静的村子，连小旅馆也刚刚换上新被褥，透着头年冬天的雪气。

从阿勒泰往禾木途中经过的一处村庄

10天前，我们还在天山北面的伊犁河谷，而现在，已经身处新疆最北端的阿尔泰山脉脚下——阿勒泰地区。

从地图上看，阿尔泰山脉是新疆自然地理骨架上的最上面一“横”，虽然大部分都在境外，深入中国的只是东面一小段，但已经带来一片肥地沃土，滋养出全疆最好的植被。自古以来，阿尔泰山又被称为“金山”，因为这里盛产黄金，古代突厥人所说的“Altun-tara”和哈萨克语里的“Altai”，意思皆为“金”。

阿尔泰山下还有一条“银水”——额尔齐斯河，这是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水系，在它两岸，密布的白桦树林就像水流一般银光粼粼。

而在阿尔泰的深山腹地，有一个喀纳斯，它是阿尔泰所有历史中最幽深的那一处。

从阿勒泰往喀纳斯，有两条路可行：一条经哈巴河县，从白哈巴村方向入山，那边是中哈边境线，5号界碑就在附近山头上；另一条向北过布尔津县，翻过贾登峪而至。我们打算先去禾木，走的是布尔津。

禾木

车过冲乎尔，窗外的景物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抵冲乎尔之前，一路还都是黄褐色的戈壁和荒漠，日头无遮拦地烘烤着旷野砾石，不时看到用大石垒成的成片墓群。等我们盘过冲乎尔段的数个大弯道，戈壁便被完全抛在身后了，眼前一片牧歌田园。山路右侧，隔一道溪谷是漫坡云杉，偶尔有哈萨克牧民将毡房扎在溪谷阴凉处，几绺炊烟在阳光下细细浮起。再往前，谷地越来越开阔，人烟也多了，几座木屋被层叠的栅栏围在草地上，牛、羊立在旁边发呆。

在一个岔路口，有一块路牌上写着“距离喀纳斯48公里”、“距离禾木50公里”，右边就是进入禾木的路了。下到河谷，沿布尔津河走了一段，进入支流禾木河的谷地，两岸都是白桦林，新绿通透。过了铁桥边的齐巴阔依森林管护站，被告知禾木村不远了。我们下午16点从阿勒泰市出发，19点多进了村头，放下行李，正好还来得及步行到禾木木桥边看日落牧归。

“我们每年都要到6月才开门营业，你们来早了。”山庄主人池斌昌告诉我们。禾木村有200多户人家，图瓦和哈萨克混居，现在像老池这种来做旅游生意的汉人也多起来。图瓦人都会说哈萨克语，但懂汉语的还是少，接待游客不方便，多数村民就把房子租给外面的汉族人来经营，开成小商店和旅馆。

“禾木村的人均收入在喀纳斯景区7个村里是最高的，每年有7000元以上。游客进景区，门票60元，区间车票120元，村民按人头，每个人可以从这笔收入里分到5元钱，婴儿也算。如果是一家三口，每年从门票里大约能得1万元收入。”陪我们进村的喀纳斯景区管理人员说。

在阿尔泰山腹地，禾木和景区的另两个村——喀纳斯和白哈巴一样名声颇响，因为它们都是被赋予了一点传奇色彩的图瓦人聚居地。据记载，全世界有23万图瓦人，其中20万分布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在从前清朝和民国的版图中，那里曾是一个叫做“唐努乌梁海”的地方，1926年后成为图瓦人民共和国；还有近3万图瓦人生活在今天蒙古国的科布多地区；而在中国境内，图瓦人总共只有2500多人，多年来就定居在位于阿尔泰前山的禾木和喀纳斯一带。3个村子过去遥远又荒僻，去山下一趟，只能在冰雪没有封山前的夏季4个月，从山壁的牧道上走马两三天才能到。现在公路修通了，所谓“秘境”，也成了游客的探访地。

和“湖怪”一般，关于图瓦人的来历，也是添加喀纳斯神秘味道的传说之一，外人有种种模糊推论，他们自己也多有疑惑。获得官方旅游书籍推广的一种说法，认为图瓦人是成吉思汗西征途中的遗民，属于蒙古族的兀良哈部落，“唐努乌梁海”的地名就与兀良哈有关。确实，我们走进的图瓦人家里都挂有成吉思汗像和班禅像。但也有图瓦老人否认和成吉思汗有什么关系，挂他的画像，不过是因为他是英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程适良教授根据语言学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也传播较广：图瓦部落和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一样，是从突厥部落发展而来，在公元12世纪左右被蒙古人征服后，开始大规模和蒙古诸部落融合，所以保留了典型的蒙古人种的特点，并接受了喇嘛教。

其实，除了学者还在关心图瓦人的身世，有没有结论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日子，已经随着旅游开发被晒在太阳之下，不再是尖顶木屋里的秘密。

赛丽格林正在晒制奶疙瘩

禾木多信喇嘛教，村里有个喇嘛，叫蒙克巴依尔。他和妻子赛丽格林就住在村东喇嘛庙的对面，除了过年过节、红白喜事或有人生病的时候要出去帮人念经，平常他也和其他村民一样过日子，家里养了10头牛、20只羊、5匹马，收入主要靠奶制品。我们去他家访问的时候，赛丽格林正在院子里晒制奶疙瘩。“咸的现在能卖50块钱1公斤，甜的70块钱，奶豆腐还贵一点，可以卖到80块。”她说，每年家里这两样收入大约有2万元，卖奶酒还能挣2万多元，加上门票分成，日子还可以。他家3个孩子都在上中学，蒙克巴依尔比较忙的季节是9月份，村里人的婚礼一般都选在这时候，因为牛羊长好膘可以卖掉了，手头有足够的钱操办喜事。图瓦人的婚礼要举行两次，先在女方家，之后在男方家，以示隆重。

早晨八九点钟，去北面山坡追赶光线拍照的人已经回来了，说一路薄雾和晨霜，还是没有拍到禾木最美的日光初映。上午的日头看起来很烈，但在屋里还是冷，池斌昌善解人意地帮我们把早餐搬到了院子里。我们现在是他这个山庄里唯一一拨客人，坐在阳光下喝着奶茶，几乎独享整个禾木村的美景，这种感觉真是奢侈。

老池今年40岁，瘦高少言。他1996年从山东聊城来布尔津县投奔伯父和叔叔，他们都是50年代从部队里退伍过来的老援疆。“之前我也去外地打过工，在北京一家酒店里做过厨师，待不住。一到布尔津，觉得风土人情挺好的，就不想走了。”老池说。2000年，他娶了一位布尔津的本地姑娘，算是在新疆真正安下家来。

老池第一次到禾木是2003年6月，和几个朋友出来自驾。当时这个村还没有开发旅游，他们开一辆212吉普车从原始的林场便道进的山，走了五六个小时。“景色和现在差不多，但木屋还没现在多。牧民靠旅游挣了钱，现在比以前条件好多了，有钱修房子了。”一个月后，老池就决定搬进禾木。他花2.5万元从牧民手里买了一栋老房子，就是现在开旅馆的这个位置，只有4间屋，也没有产权证和土地证。当年他就把自己的户口也迁了过来。“房子没有产权，必须这样才能证明是我买的。”

最开始，老池夫妇也只是开了一家很小的杂货店，外面柜台、里面货架，一年有四五万元收入。从2004年起，他们开始经营这个山庄。老池在老屋的院子里又扩建了两排木屋，22间房，到7、8、9这三个月都能住满，收入一年好过一年。“去年挣了不少钱，换了一辆陆风X8的越野车。”老池说，夏季和秋季来这里搞摄影的人特别多，专业摄影师和“发烧友”都有，一住十几天，那时候他最好的房间会随市涨到400元，最旺季的9月甚至到800元。吃饭倒是不贵，如果在他这里吃包餐，每人每餐30元就够了。老池现在已经有8个员工，“都是冲乎尔乡的，就是你们进山时盘山道最密的那个地方”。

老池他们是从外面进村的第六家人，后面又跟来一批。现在禾木村里像这样的汉族人家有十几户，大部分来自布尔津县，也有一两家从乌鲁木齐过来的，租个院子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小杂货店的租金也随行就市，从原来2万元涨到将近3万元了。“与村民相处没问题，图瓦人热情。我们大家处得也挺好，经常在一起吃饭，下山也会聚。有事互相帮忙，谁急需用钱，1万元以下基本没问题。”

老池夫妇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一年四季都住在禾木村里。他说，2006年景区管委会成立前，这里冬天不通路，进村要坐两天的雪爬犁，而现在每天有班车从布尔津直达禾木，上午10点和下午16点各一趟。去年9月，国电也开通了，村里的电灯不再弱得像蜡烛，今年6月后他山庄里的所有房间还能通网线。“禾木的冬天其实也很美。雪大，但没有风，并不特别冷。”他印象中雪最深的一次，院子里积雪有1.5米多，把门口的栅栏都埋得看不见了。

在禾木村定居的山东人老池

他们现在也都像牧民一样过着“转场”生活，逐季节而居：每年10月10日以后，旅馆不营业了，他和妻子就回布尔津县，雇个本村人帮忙看房子，一冬天大约2000多元工钱。到来年4月底再进山，收拾整理旅馆，等着6月份开始营业。他现在把弟弟和哥哥全家也相继从山东带到布尔津来了，父母也准备今年过来定居。

喀纳斯

有一条从禾木穿越到喀纳斯景区的徒步路线，从禾木木桥出发，一直向西，路经黑湖（喀纳库勒湖），最后可抵喀纳斯景区管委会附近。据说，途中景致美到让人屏息，入景区后反而会觉得任一处都索然。

可这条路要走两天。我们开车从禾木转到贾登峪，这段公路只有30多公里，只是比较险峻，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这个时节游人还少，我们得以住进景区用来接待工作客人的湖边小木屋，在房子里就能闻到湖水的湿气，穿过屋后一片小松林，就下到了湖边栈道。为了保护景区生态，游客一般都在贾登峪接待区住宿，坐二三十分钟的区间车可以到达湖边。

进山前，阿勒泰的李娟跟我们说，到了喀纳斯不要坐船看湖，这个季节徒步最好了，沿湖边栈道可以一直走到六道湾，漫山都是野花。

但头天傍晚，我们步行到一道湾和二道湾之间，在那片古岩画附近就走不动了，这样也来回近两小时。如果真像李娟说的走至六道湾，以我们的速度，恐怕需要一天。喀纳斯湖整个呈月牙形，湖内侧一路有6个伸向湖面的岩石脊背，所以被称为六道湾。工作人员说，其实你们也走不过去，三道湾以后的地方都属于生态保护区，现在对游客暂不开放，只有科考人员能进。

在溪谷里安家的一户哈萨克人家

沿湖边这条浮木栈道，在夜色中也能走得安稳自在。一侧是原始的泰加林和桦树，另一面是湖水，隔着湖面是冰雪还未融尽的哈拉特山，山上那个观鱼亭是喀纳斯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传说在那里有人看到过“湖怪”，所以登者如云。真的有“湖怪”吗？喀纳斯的这个传说由来已久，喧嚣落定后，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湖水中出没的其实是一种学名叫“哲罗鲑”的大红鱼，凶猛硕大，只是也轻易不得见。绝大多数时候，一潭青碧的湖水在日光和月光下都波纹不兴。

其实，有没有这个“湖怪”的传说，喀纳斯也一样迷人。图瓦人有首民歌这样唱它：“你像天堂一样的美景我居住着呢，你像地毯一样的草场我放羊着呢，你圣水一样的奶酒我天天喝着呢，你花儿一样的姑娘我正在追呢。啊嗬，我的幸福和快乐，和神仙差不多。”喀纳斯湖是一个受3次大的古冰川作用而形成的高山湖泊，被两山夹在山谷中间，湖面海拔1370多米，周围有中国境内唯一的西伯利亚泰加林环抱。我们来的这个季节，看不到秋天那种浓烈，不过从树林到湖面，一切都澄澈而静谧，想来也好过游人如织。

第二天，我们弃李娟的建议，还是坐上摩托艇往湖的深处去了。高速行驶果真没有任何赏景的乐趣，被激起的湖水和风打在身上又冷又硬，如果没有外面那件救生衣，我恐怕连5分钟都坚持不下来。直到船终于在四道湾附近停靠下来，我们登上一个台地。那片林子疏朗干净，有牧人在喝着啤酒放他的马，来处的湖面和山脉都收在眼底，像极了北欧油画里的景致。开船的哈萨克小伙子盖亚跟我说，平时船到三道湾就掉头回去了，今天是因为有个图瓦老乡要搭船到四道湾接他老婆，所以往前多开了一段，已经快到双湖附近，“你们运气好”。图瓦老乡是个中年男人，一张脸被酒气涨得通红。据盖亚说，老乡家在土别克村，那里只有十来户人家，风景特别好，但路也特别不好走：从四道湾下船后，还要步行1公里多，如果不搭他们的船，骑马要绕一天。冬天湖面结了冰后可以坐爬犁，所以喀纳斯村这边的图瓦人过去串门大都选在冬天。喀纳斯冬季漫长，这种爬犁是村民家里必备的交通工具，几个大木头做成架子，上面铺上草和毯子，用牛或马拉了在雪地冰面上跑。他们还有一种打猎用的马皮滑雪板，用两块松木板作鞋子，外面包上马皮，可以在雪地快速行走，就是爬山也很自如。

我们在四道湾等了近20分钟，图瓦老乡也没等到他老婆，船只好往回开了。老乡一路嘟囔，好像是在抱怨，盖亚只是笑嘻嘻地取笑他。景区人员都尽量给原住村民提供方便，他们可以免费搭乘区间班车，像这样坐个顺风船也是常有的事情。

图瓦新村

从我们住的小木屋，沿栈道向喀纳斯湖的南头走大约半小时，就是喀纳斯村。这里紧挨景区，区间车在这里设有一个车站。喀纳斯村看起来仍然是木屋村落，但已经完全旅游化了，每家每户都在做游客的生意，路上随时碰见三五成群的游客挂着相机在闲逛。

乌兰一家8年前和大部分村民一起从现在的景区迁了出来，所以下面还有一个图瓦新村。新村离老村不远，走过喀纳斯河上的那座铁桥，顺着岸边的云杉红松林转过弯去，十几分钟就到了。村里大都是新盖的木楞屋，一家一个院场，用松木栅栏围起来，开门见山。图瓦人的习俗是建新房前先要修起栅栏，有了它，即便木屋还没有，也算是圈出了一处家园。一般的人家，栅栏有两道：房前的栅栏，中间是大门；房后的栅栏，围的是牛羊。据说还有六七道栅栏的人家，可惜我没见着。在伊犁地区，我们也见过哈萨克人的木屋，不过两下大不相同。图瓦人村落的这种木楞屋，下部是正方形，有一小半埋在地里，屋顶却尖陡，适应山区多雨多雪的气候；房屋墙体之间的缝隙，图瓦人用苔藓来弥封，透气而不透风，抵得住风寒。

新村里也有两条土路，但不像老村家家挂了“家访”的牌子招揽游客。各家不见有门牌号，乌兰说，来了客人他们去村头接，不会找不到。村里还住有哈萨克族和回族，大家通用哈萨克语，交流没有什么困难。乌兰今年29岁，已经有两个孩子。高中毕业后他在南疆库车当过几年兵，普通话说得比其他的村民要好很多。搬迁的时候，他家得了2000元钱补助，分到50亩草场。不过，现在家里的主要收入已经不靠那十来头牛、七八匹马了，而是来自旅游生意：乌兰用6000元买了一辆小货车，每天拉东西到观鱼台那边去卖，一个夏天能有3万多元收入。这个村里，将近1/4的人家都买了这种小型车。

新村的孩子上学，还是要走到老村去，那里有一所小学。校长的名字特别奇怪，叫民警，是一个粗壮高大的图瓦蒙古男子。他说，这所学校历史很悠久，前身是冲乎尔乡26村小学，1941年就建起来了，1985年才改为现在这个名字：禾木哈纳斯蒙古民族乡哈纳斯小学。学校现在有6个教学班级，55个学生，用汉、哈、蒙三种语言授课。可能因为牧民住得分散，校园旁边还有为学生安排的住校宿舍，在乡村小学里算是少有的整洁漂亮。

我们去的时候，五年级学生正准备上信息技术课。说是一个年级，其实只有10个学生。班长阿丽玛一个人在教室擦黑板，看见陌生人，很懂事地跑过来打招呼。这个图瓦小姑娘家住山上的草场，骑马也有半个小时路程，所以平时都住校，到周末了父亲才牵马下来接她。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在广西读技工学校，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姐姐。“我很想他们。”阿丽玛说。她很向往以后也能到外面去读书。

南疆

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的星点绿洲被无垠的大漠、戈壁和冰峰围合，使得南疆的风貌气质相对于北疆而言，更为粗旷和凛烈。这一区域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汉唐以来，古丝绸之路的南、中道于此交汇，带来四大古代文明的融合、传承和积淀：以维吾尔和塔吉克为主体民族所形成的绿洲农耕文化，构成了南疆浓郁而独特的西域人文景观。

边走边听：在南疆倾听木卡姆

◎王恺　黄宇（摄影）

在和田的墨玉县，走进芒来乡的一个维吾尔族大家庭，听那里的10多位农民用铁做的萨巴依敲打着自己的肩膀为节奏，这是我们在新疆听到的第一场木卡姆；第二场木卡姆截然不同，是在喀什莎车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婚礼上，一场盛大的“麦西莱甫”（木卡姆的组成部分），最后，已经分不清舞者和参加婚礼的宾客了。

之后，是麦盖提的刀郎木卡姆；拜城的麦西莱甫；还有一场是带有神秘性的吐鲁番木卡姆，整个体系庞大得让人无法捋清思绪。木卡姆的内容包括万象，反映着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婚礼上，帮新娘守门的妇女

序幕：绿洲深处的歌声

墨玉县芒来乡阿合塔木村的乡村道路两边，站满了两手插在裤兜里的男人，在满是白杨树的道路边上，他们显得非常悠闲。与维吾尔族的女性酷爱民族服装不太相同，维吾尔的男人们喜欢穿西装，肥大而普通的西裤，除了头上戴的花帽，看不出他们对民族服装的热心。不过，10分钟后，当他们聚集到司马义家的房间里的时候，才能发现，外表并不能说明什么。

从和田到墨玉县非常近，只要半小时左右的距离，然而，墨玉县完全是传统的绿洲模样，连绵的白杨、稻田和果树林，维吾尔人的庭院隐藏在树丛中。我们直接被让进了艾海依提·司马义的家里，那些在道路两边的男人们也跟着涌进门来。木卡姆的演唱者，就是一群最地道的乡村农民，平时种地，到了聚会的日子，他们都能散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不到节奏响起，还是不能相信，这些普通的农民能够瞬间变成艺术家。艾海依提·司马义，和田著名的木卡姆大师，主唱，轻描淡写地拿起了萨它尔，这是一种拉弦乐器，他掌握着整个演唱队伍的节奏。今天演唱的乐队人数有10人，他们在乐器刚响的时候，就闭上了眼睛，用一种金属的敲击乐器拍着肩膀，乐器上的金属环跳动着，自然形成了节奏。墨玉县文物保护所的艾山江告诉我，这是一种“体鸣乐器”，靠敲击身体形成音色和节奏，流行于中亚地区，虽然这种乐器不复杂，可是也有多种音调。在司马义旁边坐着的，是位白胡子的老者，他手中拿着一段类似芦苇做成的乐器，在金属音色中突围出来，形成了别致的旋律，那声音一扭一扭的，恍惚是有人在舞蹈的感觉。他演奏完，拿起这个乐器，带点炫耀地给我看，是非常简单的芦苇配上草叶，他伸出手，五指分开，原来，这个乐器的制作，只花了他5分钟。司马义、他的弹奏着冬不拉的儿子，还有老人，构成了整个乐队的主要演奏者，剩下的人，全部都闭着眼睛，满面欣喜地沉浸在音乐中，到了结尾的地方，会高声地合唱。

司马义的儿子阿合买特，是个胖胖的年轻人，他继承了父亲的嗓音——事实上，这也是家族的嗓音，只有音色出众的人，才能充当乐手。在演唱的间歇，他告诉我，和田的木卡姆一共有365个音调，传说中，每天都有一个代表性的音调，可惜的是，随着一批老人的去世，有些音调失传了。

艾山江告诉我，文物管理所前不久做过普查，整个墨玉县还有167个木卡姆艺术家，他们分成了13个小组演唱，目前，他们能完整表演出来的木卡姆有7部，我们看到的，是木卡姆中的“穹乃额曼”，是木卡姆的开始部分，由独唱到伴唱，风格很庄重，是木卡姆中的“雅乐”，能演唱这部分的人被称为“木卡姆奇”，很受尊重。司马义就是这样一位受尊重的乡村歌手。

司马义家族的木卡姆学习与和田别的乡村的木卡姆不同，根据学者的田野调查，他们家已经传承了九代，到了司马义这代，他还和墨玉县另外两位著名的“木卡姆奇”学习过乐器和演唱雅乐。他高亢的嗓音表现力很强，这部分的歌曲特点，就是每首都是维吾尔著名文人的诗歌，文辞非常密集，而且很华丽，这些诗歌和音乐相互配合，构成了木卡姆的第一部分。

司马义的儿子阿合买特告诉我，父亲大概会唱10首“雅曲”，他虽然学了20年，也只会唱4首。“都是300多年来的诗人写的。”不过，他已经被村里人视为下一代的主唱。随即他低声哼了起来，嗓子低的时候，深沉有力量，和父亲的高亢相映成趣。

村里人人普遍能唱，他们家对村里人都开放，想学习的人可以来拜父亲为师，自己成为“门生”。可是，主唱就是靠嗓子，他和他父亲的嗓子，在村里人看来，是上天给的。这个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中的苏菲派，音乐带有神秘感，在木卡姆中有一段，当主唱吟诵那些维吾尔古代诗人的诗歌的时候，下面的听众，常会感动得小声哭泣，充满了虔诚和圣洁的心态。

不过，招待我们这些远方的来客，更适合用“麦西莱甫”，这是聚会的意思，乐器齐奏，一位穿西装的乐队成员就那么站在我们坐着的床铺中央，随着乐曲，大开大合地跳起来。床很小，铺着红色的毛毯，可这一点都不妨碍他的动作。这是村落里聚会时经常会跳的舞蹈，后来我们在各地也见了各种“麦西莱甫”，可是芒来乡的这段朴素的舞蹈还是印象深刻：因为力量感最强，每个动作，都隐隐约约带了风声。这种舞蹈不用排练，凡是村里的节庆日子，他们都会去表演。不过，舞蹈跳得最好的，就是现在为我们表演的这位40多岁的中年人。整个乐队，在2006年自治区的木卡姆比赛中获得过金奖。

木卡姆已经成为乐队成员的生活，一天里总有两三次他们会聚在一起哼唱。阿合买特说，大家都是农民，常常为乐队的事情耽误了日常劳动，影响收入。不过他们也不后悔，因为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一生下来就是唱木卡姆”的。

喀什的赛乃姆

每个绿洲都是相似的，从喀什的莎车县去他们的木卡姆保存最完整的乡村喀群乡的时候，处处都是固定的景色：稻田、流着浑浊的雪山融水的河沟、大片大片的果树林。莎车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是全国著名的巴旦木之乡：那些果林，多是巴旦木的果林，果实不能吃，要的是果核，陪同的人一直在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外地人如何错食了果肉的笑话。

可是到了喀群乡，一条大河舒缓地流过，还是会产生错觉，在缺水的新疆，怎么有这么宽阔的河流？那么，这片绿洲岂不就是天堂一般？“这就是叶尔羌河。”他们介绍说。

叶尔羌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口，上游穿行在峡谷中，到了我们所在的喀群乡，突然变得宽广，不再是峡谷，而是岩石组成的堤岸，两岸都是肥沃的平原。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洪水期，可是1978年开始修建的水利枢纽工程使河流驯服了不少，喀群乡因此成为莎车少有的富裕乡镇。喀群乡的木卡姆艺人陆续来到河岸边，这里是他们固定的表演场所，艺术家们乘坐摩托车，夫妻搭档，或者是父子，儿子一般帮父亲捧着乐器，长长的艾杰克，甚至比他的个子还高。一场隆重的“赛乃姆”即将开始。

什么是“赛乃姆”？标准的木卡姆中只有穹乃额曼、达斯坦（一种叙事诗）、麦西莱甫，那么赛乃姆是什么？喀群乡的文化站站长阿布都塞买提，是个个子非常高大的维吾尔人，他告诉我，当地的音乐聚会就叫赛乃姆，和麦西莱甫很相似，只是他们更自由，更不受旋律的约束，也更奔放。

50岁的阿布都塞买提是个人物，他告诉我，当地的会传统木卡姆的老人越来越少，他从20多岁去喀什、包括北疆的伊犁等地都搜集过各种木卡姆旋律。“我不喜欢自治区的那些比赛的录像带，太豪华了，我们学不会，所以我都去乡下找老艺人们学习。”他说，包括从哈萨克族也学到了一些旋律。“他们的笛子是用老鹰的骨头做的，我们这里很少，就改成了芦苇的，可是旋律上带了些哈萨克族特点。”事实上，站长的做法，倒和专家的说法可以呼应——木卡姆虽然以维吾尔族音乐为主，可是绿洲和沙漠、草原地区的音乐交流一直没有停止，几方面也一直在互相影响。

7位艺人组成的乐队伴奏，他们衣着讲究，身上是绣着金边的白色长袍，外面罩着黑色的长袍，最不一样的，是头上厚厚的毛皮帽子，长筒状，高耸起来，也像哈萨克人。不过站长解释，这和哈萨克没有关系，这种帽子是喀群乡独有的，就叫喀群帽，因为喀群乡即使到了夏天，晚上也很凉快，加上这里牧民不少，所以产生了这种独特的帽子。

喀什莎车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婚礼上，来宾们都加入到表演中

艺人们由一位戴着高大喀群帽的老人领导，他敲的是两面鼓，鼓点一起，所有乐器开始互相应和，冬不拉、弹拨尔、艾杰克，这些中亚地区流行的吹拉弹拨乐器各个单独演奏也能成曲调，聚集在一起，更富有色彩。

站长和大约20多个人跳起舞蹈，赛乃姆肯定有舞蹈表演，长袍在开始时并不脱掉，随着表演高潮来到，一甩一甩更加有趣。说来也奇怪，刚开始表演的时候，河岸上并没有什么人，可是消息不知怎么传开的，不到10分钟，人们赶着驴车，或者驾驶着小汽车从四面八方而来，有人穿着牛仔裤也加入到舞蹈队伍中，一做动作，你马上就忘记了他的穿着，他们跳的就是地道聚会上的舞蹈。年纪最大的老人，眉毛白了，旋转，旋转再旋转，让你忘记他的年纪。

乐队演奏和伴唱，在这种集会上，表演者的感情，是时时被下面的观众带着走的，观众越投入，表演者也越投入。一位打手鼓的表演者，胡子很长，一边打手鼓一边迷醉地哼唱，他的手鼓节奏，既能跟着整个节奏走，又不时别出心裁地跳跃出来。在这种集会上，每人都是主角。河边的表演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如果不是附近乡村有婚礼，不断催促乐队去参加婚礼，表演不知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自然也跟随去了婚礼。满院子人，维吾尔族的婚礼吃得非常简单，只有一锅不断添加内容的抓饭，可是整个婚礼欢乐的节奏却非常缓慢，乐队一来就要一天，村里的邻居们陆续到来，到天黑都不会结束。

新娘子躲在一间大屋子里，外面只是简单的布帘，村里几位老年妇女看着门，“不给看”。“新娘子不给看。”乐队被推到院落的正中央的上席，还是华丽的打鼓人掌握节奏，一敲，满院落的孩子像鸟一样聚集到场中央，放下了手中的抓饭盘子，跳起来。接着是妇女和男人们，成对地抖动肩膀和身体，一圈圈地优雅旋转。赛乃姆如果提高一点，往往是能够上大剧院舞台的。

新疆研究木卡姆的专家韩子勇告诉我，在新疆，木卡姆的一些组曲是以赛乃姆的名义演出，地域色彩浓厚，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赛乃姆，新疆歌舞团的许多保留节目，就是以各地的赛乃姆作为单个节目出现，气势宏大，歌舞丰富。“作为文化空间的‘麦西莱甫’，其原意也是聚会的意思。在这种文化空间场合，可以唱木卡姆，可以是一般民间歌舞，也可以是带有戏剧萌芽的文化游戏。麦西莱甫，就像自由生长的文化巴扎（集市）。”

这种聚会，往往带有狂欢节的性质，地点不重要，河边、晒谷场、农家小院都可以举办，一跳就忘记了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个子非常高的新娘也走出了房间，通身华美的红色纱裙，她将是这场聚会的主角。

在喀什，有没有正宗的木卡姆？毕竟，这里是“十二木卡姆”的整理者——阿曼尼沙罕的故乡。那么，完整的木卡姆是什么样式？不过，这个问题很难轻易回答。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木卡姆的代表，结构完整，也最为宏大，是16世纪叶尔羌汗国的阿曼尼沙罕王妃和她的老师卡德尔汗整理出来的，本来有16套，现在只剩下12套大型套曲，每套两小时，整个完成要24小时，已经有一定缺漏了。

莎车县城，有阿曼尼沙罕的陵墓，在那里，也许能对木卡姆有更深的了解。

阿曼尼沙罕的故乡

阿曼尼沙罕的陵墓在莎车县的中心位置，维吾尔语叫“阿勒屯鲁克”，依靠着叶尔羌汗国的王陵。这是一幢淡紫色屋顶的建筑，下面是白色的雕满了几何图案的屋檐和梁柱，修建于上世纪90年代。实际上，这是一座纪念陵，陵墓虽然是国家拨款，之后的翻修则是当地百姓们捐资。到了周末，莎车各地的百姓，包括远在邻县的百姓都会来这里唱木卡姆，这是他们自发的活动，由此也可以知道阿曼尼沙罕的地位。

淡紫色的屋顶和旁边土黄色的屋顶相映衬，非常协调，依靠集伊斯兰的建筑艺术的几何图案装饰，新陵墓和老陵墓和谐地组成了一片，这里，加上旁边的一片小绿地，共同组成了莎车的木卡姆广场。

陵墓群并不奢华，却很雅致。旁边土黄色的建筑群，是叶尔羌汗国的王陵，真实的阿曼尼沙罕的陵墓，本来就在王陵中。走进去，王陵也很素朴，因为按照宗教习俗，陵墓中并没有任何陪葬品，只是一块块石头雕刻的墓碑和棺椁，阿曼尼沙罕和她的爱人拉失德汗的陵墓紧挨着，她的陵墓上盖了一块小的蓝布。旁边，是一块更小的墓葬，据说是他们的孩子，阿曼尼沙罕因为失去了孩子而伤心死亡，3年后，拉失德汗也因抑郁成疾而死亡。死后，他们成为陵墓群中少有的合葬墓。

根据维吾尔族《乐师史》的记载，阿曼尼沙罕出生在莎车的喀拉苏乡，她父亲是个贫穷的打柴人，14岁的阿曼尼沙罕虽然生活在“断壁残垣”的房屋中，可是给自己起了笔名“乃裴斯”，正是她每天晚上的歌声，吸引了当时在自己领土狩猎的叶尔羌汗拉失德国王，两人一见钟情，这位会弹琴也会写诗的女子便成为王妃。

《乐师史》中有详细的编年，此事发生在1547年。阿曼尼沙罕当时面对的是维吾尔族音乐的流失，她请求国王帮助她完成整理音乐的使命，结果没用几年，她和汗国的诗人、歌手和乐师们就完成了木卡姆的整理。按照《乐师史》的记载，当时从伊拉克、伊朗、安集延等地都有人赶到这里的宫廷，向他们学习木卡姆。不过，关于阿曼尼沙汗牵头整理木卡姆的事，可靠性比较高的《拉失德史》并无记载，而《乐师史》对乐师们的记述有时荒诞不经，甚至把毕达哥拉斯也拉了进来。孤证不成史，因此，阿曼尼沙汗与木卡姆的故事是高度存疑的。但十二木卡姆从各方面看，一定经过了宫廷乐师和文人们的加工锤炼，这一点大家意见一致。

王后阿曼尼沙罕的陵墓在莎车县的中心位置，紧邻着叶尔羌汗的王陵

现在的木卡姆广场的中心位置，是一座想象中的阿曼尼沙罕的雕塑。韩子勇说，十二木卡姆的特点，是编进去的古典诗歌特别多；在上世纪80年代搜集来散落在民间的“激动人心的乐章”中发现，里面的诗歌有92首，民歌只有20首。这些宫廷雅乐经过民间流传，依然保持了高贵的特征。

“据说阿曼尼沙罕的故乡流行的是刀郎木卡姆，也是木卡姆中最为野性的一种，那里也有很多古典诗歌吗？”其实，我的问题的背后意思是，不是都说刀郎木卡姆最野性十足？怎么到了阿曼尼沙罕这里，变成了华美的宫廷音乐？

所有人，面对我的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得意地一笑说，去看看就知道了。按照韩子勇的说法，刀郎木卡姆确实是木卡姆系统中最为野性的音乐，高音一直扶摇直上，冲破了旋律感，彼此的和声也是此起彼伏，互相竞赛一样，所以，他觉得那是“生命的呐喊”。

刀郎木卡姆流行于叶尔羌河流域，包括塔里木河两岸，我们去的喀什的麦盖提县，和阿曼尼沙罕的故乡喀拉苏乡非常接近，只有几十公里，两地都属于刀郎木卡姆的流行地区。有诗人说，这里是新疆最寂寞的乡村，“连阳光都寂寞”。绿洲虽然一直延续，但是因为人烟稀少，所以，看上去确实很荒凉。陪同我们的人说：“喀拉群乡的人相信，阿曼尼沙罕死后又运回了她的家乡，那里至今还有一个简陋的陵墓，旁边天然长着12棵沙枣树组成的树林。”

路上也安静得很，许多乡村在阳光下静静地睡着，无声无息。后来才知道，这天是赶集的日子，包括我们要去见的当地最著名的艾山和玉山兄弟俩都去了县城的巴扎，我们只是坐在他们家宽大的庭院里，静静地喝着奶茶说话，几名妇女带着孩子含笑看着我们，也不搭话。艾山和玉山是孪生兄弟，都已经70多岁了，没有分家，两家合住的大庭院里，几百棵杏树聚集成林，简直不能想象为什么这么开阔。平时，他们就坐在走廊里唱歌。

乡文化站站长和兄弟俩匆忙赶回来的时候，两个70岁的老人都很健康，头发花白了，走路却生机勃勃。艾山话多，告诉我他们刚从北京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颁奖回来。“去了全世界那么多地方演出，还是喜欢北京，因为下面坐的都是自己人。”

平时乐队有10多人，今天都赶集去了，只有他们兄弟，加上站长。“你们不会后悔的。”果然，一唱起来，立刻就让我们震撼了。艾山和玉山，包括站长都在打手鼓，一开始就是高音往上飘忽，谁都不肯让谁。艾山后来告诉我，他们这里就流行用天赋的高声歌唱，高到了嘶喊的地步也不罢休。谁嗓子高，谁就是赢家，他和兄弟的天赋都好，唱到得意的地方，把手鼓抛到半空中，接住，抛得更高。不因为观众只有我们几个，演唱的兴致就有了减弱。

乐器也不一样，唱到一半，艾山英俊的儿子拿着艾杰克加入，当地是拿马鬃做琴弦的，和其他地区都不一样。包括他们的手鼓，用的是驴皮，鼓也比一般的鼓大很多，也和外地不一样。艾山的儿子向他父亲学了多年，嗓子同样出色，他们家族的木卡姆学自上辈，他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父亲的很多打鼓技术，不过和父亲比，他还是不行。“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我还不是。”

他一直在抱歉，说是人少了，正宗的刀郎木卡姆，至少有六七人，那时候我们才能欣赏到最厉害的“麦西莱甫”。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放告诉我，刀郎木卡姆之所以与新疆其他区域的木卡姆不尽相同，是因为这是绿洲文明向草原文化学习了很多东西。他们经研究，发现这片区域的木卡姆中掺杂了蒙古族的一些因素，游牧文明带给了绿洲文明一些新鲜点。

说到“野性”，张放说，根据他们近年的深入研究：“其实刀郎木卡姆是一种更复杂的游戏规则，要是有幸看见他们的舞蹈，就会发现他们的舞蹈套路更多，更繁杂，也更华丽。过去总说刀郎木卡姆野性十足，大概是中原文化中的舞蹈已经没有这些生机勃勃的东西了。”

合唱绵延不绝，艾山告诉我，很多歌词是他们创作的，约束不大，这点和十二木卡姆不太一样。不过，他很自豪：“阿曼尼沙罕当年不是也创作了很多？”另外的不同，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高音，张力和力度是一般歌唱演员控制不了的，只有当地人能唱，很多老人因为年轻时用力过度，老的时候得了疝气。

艾山突然告诉我，你们汉族的那个刀郎，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确实，刀郎木卡姆是荒野和绿洲音乐的最完美结合，当地人经常管唱木卡姆叫“喊巴野宛”，巴野宛就是戈壁荒野的意思。更多的表演场合不是在室内，而是在室外。

听到这样的演唱，有点明白为什么阿曼尼沙罕会生长在这里，音乐是他们的生命。阿曼尼沙罕就是从这样的荒野中走出去，走进了宫廷，将自己的天赋和16世纪时维吾尔地区的音乐文化系统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十二木卡姆”。

莎车县的木卡姆演奏者在聚会前调试乐器

晚上，正好在喀什的礼堂听到了正规的十二木卡姆演出，是喀什艺术学院的学生们精心的表演，乐队有几十人，扮演公主和王子的演员都非常出色，可是总觉得不及荒野里的音乐听得过瘾。

库车的铁匠歌手

从喀什去库车，一下飞机，就被介绍，这里的木卡姆与喀什的完全是两种感觉，让我们一定要去听。未去前，先去了新和县的乐器村加依村，这里是新疆最大的乐器村落，村里几乎105户都在制作乐器。艾依提家就在村口，这是一片装修齐整的维吾尔民居，属于浙江省的援建项目，打算把这里建设成集民俗旅游和制造乐器为一体的新旅游区。艾依提家附近的大厅里也确实摆满了各种卖给旅游者的乐器，有巨大的不能使用的都塔尔和热瓦甫。都塔尔以前是用羊肠做成，一般维吾尔族人都是自弹自唱时使用。这些都塔尔外表华丽，但艾依提都看不上眼，他把我们拉到他家里，看他手工制作的都塔尔，原来，差别巨大。

欢快的吐鲁番木卡姆，表演者正在模仿各种动物的姿态

游客们买的都塔尔多数只是摆设，材料和工艺都不很讲究。艾依提做的都塔尔才是货真价实，他学这个手艺已经三代，整个村落做乐器已经有300年历史。他把桑树锯开烤干后，要耐心挖出里面多余的部分，形成一个好的共鸣箱。“60把琴里面才会有一把好琴。”

烤干桑树那些弯曲的地方也是一门手艺，不能贪急，他使用的是20年生长的大桑树，难怪很多乌鲁木齐的音乐家都找他订货。上面镶嵌的用蛇皮，不像是廉价的旅游产品用塑料片，这都会影响到乐器的声音。一把上好的弹拨尔要几个月的手工才能做好，价格可以到5000元。现在跟他学习的学生有30多人，可是没人学到他的手艺，不是他没认真教，而是一切靠天赋。艾依提敲敲自己的脑袋，他说自己的父亲是鞋匠，业余做乐器，可是做得同样是村里第一。“我的主业是种棉花，业余做乐器。”他边说边哈哈大笑。

整个乐器村都靠乐器制作增加家庭收入，乐器的年产值为150万元，确实是村里的好副业。

“弹拨尔是男人的乐器。”艾依提说，边说边拿起一把做好不久的琴弹起来，没有伴奏，就那么闲散地一唱，顿时就让我们惊奇，原来好乐手都藏在民间啊。

这种感觉，在加依村反复出现。去另一家制作热瓦甫的家庭，主人告诉我，他们四兄弟家家都做乐器，每人有擅长，他15岁和师傅学做乐器，白天给师傅放羊，晚上学，结果学会了做热瓦甫。“靠自己的手感越做越好。”他的手感不仅表现在制作上，还表现在弹琴上，一弹之下，邻居们蜂拥而来，几个小姑娘转眼在他的琴声伴奏下起舞。

在新和加依村，这些乐器制作人的音乐天赋，还是让我们相信，音乐就是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生活在音乐里。

去了拜城的赛里木镇，这里有一个赛里木镇民间歌舞团，当地一位叫阿克木的退休老师花了几年时间，走访了附近几个乡的老艺人，把他们传统的“赛乃姆”搜集整理成了一本200多页的书。阿克木已经65岁了，他的最大长处，还不在搜集整理，而是自己创造。他编写了一套新的赛乃姆，歌词都是写当地人生活的，内容包括结婚、赶集和发家致富。因为写得有趣，所以镇上喜欢唱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挑选了最出色的30多人组成了镇上的歌舞团。

“你一定要看看我们的歌舞团。”阿克木说。他骑着摩托车，跑遍镇子把歌舞团召集起来，陆续来了10多个团员，他们有各自的生活，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所以都是便装，非常随意。10多个人围坐成半圈，前面的位置，谁要表演就上前，歌舞团没有固定主角，这是我们到库车后被反复灌输的观念：“因为人人都出色。”

果然，一位匆忙赶到的50岁妇女开了头。她穿得异常简单，像个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之类，可是拿起都塔尔一开头，瞬间我们都安静了下来。她唱得句子不知道意思，可是忧伤和快乐并存，是非常极端的情绪，后面的手鼓群并不干扰她，每句结束后，他们会一顿，加重了歌曲中的情感。然后换上了阿克木老团长，他拿的是弹拨尔，旁边的中年人用热瓦甫伴奏，两人就构成了一个小乐队。

音乐学院的张放院长向我介绍，库车就是“龟兹古国”所在地，当年这里的古乐盛极一时，对中原音乐也有很多影响，现在我们只能从壁画中依稀看到。可是，他们觉得，古乐并没有完全死亡。虽然没有直接的音乐作品为证据，证明消失了的西域古乐和木卡姆的直接联系，可是这里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维吾尔族逐渐西迁的过程中，西域大曲的形态和木卡姆的很多东西杂交到一起，通过新的乐器重新生长下来。也许，这个能解释，为什么在库车，村落里的维吾尔人随手拿起乐器就能弹奏出美好的声音。

到了最后一个表演者，他手里拿着两块铁皮，沉默地看着我们微笑，笑容有点像布拉德·皮特，众乐队成员也高兴地看着我们，显然，他是乐队的压台人物。这是艾克木·阿克木，我们这才明白，神秘是为什么，原来，他的嘴里还有一片树叶，随意一吹，就是一首乐曲，加上手里自己打的两片铁器，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

47岁的艾克木显得很年轻。他12岁起随母亲学习打手鼓，据说母亲是个忧郁的女歌手，只有唱歌的时候，表情才欢乐，只要一加入到赛乃姆中，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很深，他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各种乐器，包括几百首赛乃姆歌曲，他现在唱的就是母亲教他的歌，深情而悠远。

为什么用铁板？因为手鼓太容易了，也太单调。艾克木说，他是农民，也是铁匠，本来是用石头代替手鼓发声的，可是石头容易碎，后来就用了铁板，合着音乐的旋律能发出极响亮的声音。每次聚会，艾克木都是最引人瞩目的歌手，只要赶集，就会有姑娘要求嫁给他。这点让他的妻子特别生气，不过，镇上的人纷纷以艾克木为骄傲，他边敲铁板边跳舞的技术，在镇上人的嘴里越传越神奇。

艾克木的好看，是在动作上，在苍凉的歌声里，他手拿铁板旋转着，动作异常潇洒。

尾声：繁复的吐鲁番木卡姆

新疆的三大盆地中，吐鲁番盆地最像盆地，主要是因为地势低，使这里格外炎热，站在鄯善县吐克沁镇的木卡姆中心，热得我们一阵心慌。这是个幽雅而华丽的建筑，10多根柱子撑起的穹顶非常开阔，能让我们迎接外面的风。

吐鲁番木卡姆与别的地区不太一样，处在南疆、北疆和东疆的交汇处，广积博收，据说是保存民间风味最多的。韩子勇告诉我们，一定要去听他们的民间性，因为不像有的地区的木卡姆修饰过多，他们的演唱中充满了各种幽默、滑稽、热烈的感觉。

文化站站长木合买提告诉我，这里保存的木卡姆种类多，十二木卡姆中有的，他们都会，还有没有的，他们也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这里的木卡姆也流传下来了，我们用老的曲调，歌颂人民公社什么的，结果不许我们唱。”当时的新疆还用木卡姆曲调改编过《红灯记》，不过现在没什么人会唱了。

木合买提1993年才系统地开始学木卡姆，他很自豪自己能唱得很多。“我的节奏感特别好。”他告诉我。和别人的认识不一样，他觉得，真正能掌握节奏的人才是最好的木卡姆演唱者，嗓子是第二位的。“整个吐鲁番有60万人，可是真正唱得好的，只有10多个人，为什么？因为这需要有天生的节奏感，之外还得刻苦学习。”木合买提说，他曾经被新疆广播电台选去录制木卡姆，不停顿地录了一整天，唱了9部，每部唱完休息一小会儿，可是他照样完整无缺地唱下来，这就因为他对音乐的感觉“非常对”。

怎么感觉对？“我自己唱，中间还换乐器伴奏，一会儿用手鼓，一会儿用热瓦甫，可是一点都不会乱。”木合买提告诉我，他不是记旋律，而是记歌词，一想起歌词，就把旋律想起来了。“因为歌词都是我们维吾尔著名诗人乌外达和巴巴热依木的作品，我们从小就会背诵。”

明亮的散板敲起来了，我们看到乐队中，除了常见乐器，还有类似于唢呐的乐器，因此声音也格外响亮，几个大鼓和几个小鼓都在敲击，不断地增加响声。吐鲁番木卡姆的前面部分，和十二木卡姆中的第一部分雅乐很相像，只是更多了自己的乐器，歌词也以情歌为主。随着鼓声越来越激越，人们也开始进入圈子里舞蹈，但乐队里的女人不参加有些段落的舞蹈。“你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木合买提告诉我。

第一段乐声结束后，进入纳孜库木阶段。这是一种特别欢乐的舞蹈，欢乐得有点滑稽，一个刚刚弹着冬不拉的乐队成员跳进场子，弯下腰，脚步也变得蹒跚，原来在模仿鸭子行走，这是吐鲁番木卡姆的与众不同之处。这场舞蹈，人们模仿各种动物，有鸭，有山羊，还有鹅，男演员虽然很胖，可是动作灵活之极，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动作和周围乐队的节奏紧密配合，乐声越响亮，他的动作越快，女人之所以不跳，是因为女人不该做这些滑稽动作。

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快乐的一场木卡姆。这么多天的木卡姆看下来，有的自由，有的虔诚，有的优雅，加上这个，才能明白，为什么木卡姆那么难以靠语言描绘清晰。

桑皮纸：活着的文明

——探访“桑皮纸之乡”：新疆和田市墨玉县

◎李菁　黄宇（摄影）

有着千年历史的桑皮纸，记录着我国新疆地区传统造纸工艺的“瀚海桑情”，是人们了解纸文化历史的一个窗口。

从和田市向西北方向行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墨玉县。墨玉县总人口有53万，维族居民占97.2%，它在历史上属于古于阗国。在有“桑皮纸之乡”之称的墨玉县普恰克其乡里，我们见到了桑皮纸第十代传承人托乎提·巴克。留着一缕花白长须的他一点也不像90多岁的老人：他正坐在铺有地毯的土炕上削着桑树皮。这可是个技术活，需要从已剖开的桑树表皮里轻轻剥离出淡绿色半透明的内皮（第二层树皮）。老人家快速地挥动着小刀，剥剩下的树皮一会儿就堆成了一堆。

桑皮纸第十代传承人托乎提·巴克和他的孙女正在制作桑皮纸

传统的桑皮纸制作过程包括削桑树皮、浸泡、锅煮、捶捣、发酵、过滤、入模、晾晒、粗磨等九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费力辛苦。可是这项工作对托乎提·巴克来说似乎一点难度都没有，剥完皮后，他来到池子边，将带着框架的纸模放到里面，弄妥纸浆倒到纸模上，轻轻晃动，过一会再捞起来放到太阳下晾晒，一张桑皮纸就这样完成了。老人一生下来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他通过翻译告诉我们，从5岁他就开始跟爷爷学做桑皮纸，至今也有几十年的历史。

当地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墨玉当地气候炎热，水土资源丰富，易于农桑，民间自古就有植桑采果的传统。桑树遍野，也为桑皮纸的制作提供了原料保障。桑皮纸是以桑树皮为原料制成的一种纸，它是西域最古老的纸张之一，因为诞生于汉代，又被称为“汉皮纸”——单从它的名字就可以体味到这种古老的纸张蕴含的沧桑感。如今这种纸的生产地已少之又少，墨玉县已成为这种汉代皮纸最后的传承地，是名副其实的“桑皮纸之乡”。

和田地区使用和制作桑皮纸的历史十分久远。与其他材质做成的纸张比，桑皮纸最大特点的是柔嫩、防虫、拉力强、不褪色、吸水力强，所以以往桑皮纸主要被和田官方指定用来书写文字。“写在桑皮纸上的字不浸不褪色，也不会被虫蚀。”1908年，斯坦因在和田城北100多公里的麻扎塔格山一座唐代寺院中发现了一个纸做的账本，上面记载着在当地买纸的情况，说明远在唐代时和田一带就有了造纸业。当时，结实而有韧性的桑皮纸，主要被用于印钱、印书籍和制扇等。现在和田地区博物馆还收藏有用桑皮纸书写的唐代于阗文的文书、藏文的唐代文书以及波斯文的文书，经考证为宋元之物，这说明和田地区使用和制作桑皮纸的历史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

在宋代西辽统治时期，和田以桑树皮为原料制作纸已经很有名，成为当地维吾尔族的一项重要家庭手工艺，在新疆地区颇负盛名。到明清时期桑皮纸的使用已经非常盛行。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公文、契约和包装都还在用和田桑皮纸。南疆清代及民国时期形成的地方官府典籍书册，基本上也以桑皮纸作为书页。“不仅如此，桑皮纸还曾做过印钞用纸，1933～1937年，和田地区政府发行的四种纸币，就是用桑皮纸印制的。”精制的桑皮纸还是维吾尔族姑娘绣花帽必用的辅料。在绣花帽时，要隔行抽去坯布的经线和纬线，绣花后用桑皮纸搓成的小纸棍插进布坯经纬空格中，这样做出来的花帽挺括有弹性、软硬适度。

虽然在内地“桑皮纸”并不太为大家所熟知，但其实它也曾和我们的生活发生过关系。据说苏轼《三马图赞》用的是加蜡、砑光的桑皮纸。因为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桑皮纸，具有吸水强、纸质抗拉力强、历千年不褪色等特性，所以在故宫大修工程中，桑皮纸也被特选为传统古画修复材料。文管所所长艾提江告诉我们，去年9月，在和田第八届玉石文化节上，墨玉县文物所从当地的一位古董收藏人士手中以1000元买下了一张民国期间的桑皮纸买卖交易契约，虽然历经百年，但是桑皮纸上的字迹仍清晰可辨。

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桑皮纸曾经的辉煌已经暗淡，它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上世纪50年代，维吾尔族桑皮纸便开始退出了印刷和书写用纸的行列，从那时起就没有高档桑皮纸了。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维吾尔族民间仍部分在使用桑皮纸。20世纪80年代以后，桑皮纸已经完全退出了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因为没有市场需求，造纸匠人纷纷转行，这门古老制作工艺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

“那时候没人来买纸，家里生活艰难，只能靠自己出外打工谋生。”托乎提·巴克的儿子吐尔逊说。父亲也不得不暂时放下这门手艺，挨家挨户给人剪羊毛。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托乎提·巴克为世人瞩目。2002年，美国史密梭民俗生活与文化遗产中心通过一位在华的美国记者得知，在新疆民间有一位掌握千年桑皮纸造纸技艺的手工艺人，便邀请托乎提·巴克到威斯康星州举办的第36届史密梭民俗生活艺术节上表演。当老人向一群高鼻子蓝眼的当地人演示维吾尔族传统工艺桑皮纸的制作过程时，不时传来阵阵掌声、喝彩声，他带的桑皮纸也被观众一抢而光。

2006年5月20日，桑皮纸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的托乎提·巴克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作为国家级的传承人，托乎提·巴克老人成为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享受国家每年8000元补助的同时，墨玉县政府每月还给他发1000元工资，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今年7月，墨玉县还举办了首届桑皮纸制作技艺培训班，托乎提·巴克，这位桑皮纸制作的传奇老人亲自为大家讲解每一道制作工艺。

“现在制作桑皮纸的人家已增加到了18户，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独门技术’，互不外传。”县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是帮助这些商户成立协会，统一对外销售。与托乎提·巴克在同一个院子里“打擂台”做桑皮纸的是38岁的阿不都热米提。他告诉我们，他也是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这个手艺，是家族的第11代传承人。阿不都热米提也是桑皮纸文化一条街的受益者。自从去年8月住进政府在他家原址重建的房子以来，他的生意一直不错。据他估算，他家一年制作桑皮纸的收入至少有5万元。

今年阿不都热米提，还应文化部之邀到北京参加一个文化展览。“在北京一共待了13天，5天参展，其他时间在现场演示制作桑皮纸工艺，卖了好多张，挣了1万多块钱。”讲到这儿，阿不都热米提忍不住得意的表情，他还特地找出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拍下的照片给我们看。阿不都热米提说，家族中有15个人会桑皮纸技艺。现在，连他刚上初中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都喜欢制作桑皮纸。

托乎提·巴克的孙女和孙子是桑皮纸制作工艺传承的希望

托乎提的儿子吐尔逊·巴克是个非常腼腆的年轻人，曾经在外打工的他如今也回到家乡，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项古老的工艺。“以前父亲做的桑皮纸主要用于制作花帽，对质量要求不高。而现在，买桑皮纸的人主要用途是书法、绘画，对质量要求更高一些。”吐尔逊说，制作桑皮纸对天气有要求，“天气好了才能做，因为需要太阳晒，这里一个月天气好的时候平均有20天，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做十几张。”如今，吐尔逊5岁的儿子也经常不声不响地跟在爷爷后面，看他怎么做桑皮纸，有时候这个小帮手还帮着爷爷打纸浆。有理由确信，这又是一个未来的传承人。

“最近几年墨玉的桑树种得少了，好多原料都是我们几年前收藏的。”吐尔逊说，最近几年来这些桑树被经济价值更高的核桃树取代，所以老人家很担心这些原材料都被用完了。不过他相信，桑皮纸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情况会有改善。“我对桑皮纸的前途很有信心，我会继续做下去。父亲以前做桑皮纸的时候，一包纸才卖5块钱，太便宜了，可是父亲还在坚持，现在桑皮纸的生意这么好，一张纸卖的价钱是父亲那时候的许多倍，所以我更没有不坚持的理由。”

艾德莱斯：“最后的丝绸制作工艺”的新生命

◎李菁　黄宇（摄影）

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和田地区洛浦县吉亚乡，是艾德莱斯最主要的产地。艾德莱斯制作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后，这个和丝绸之路历史一样悠久的古老工艺，无疑将迸发新的生机。

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西域原无丝绸，与中原关系极好的古于阗国（现和田）国王十分青睐中原的丝绸，但当时中原王朝禁止对外输出蚕丝技术，只作为商品与国外交易或作为赠品用于外交。于阗国王以和亲的名义向中原王朝求娶汉家公主，中原王朝很痛快地答应了。在公主临行前，迎亲使臣悄悄告诉公主国王急欲得到蚕丝技术的事，公主便将蚕茧藏在自己的帽子里，过边关时守边军卒不敢搜查公主的帽子，公主便将蚕茧带到了于阗，第二年于阗国便广植桑树，养蚕抽丝织绸。

据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和日本西域学家羽溪了谛考证，首位远嫁于阗的汉家公主是东汉末年刘氏王室之女。如果你到和田地区博物馆参观，一定会听到讲解员这样的讲解：“传丝公主”被我们的老祖宗喜欢得不得了，早把她画进木版画上珍藏起来。画有“传丝公主”芳容的版画，后来被斯坦因从丹丹乌里克古城拿到英国大英博物馆去了。

正是这位“传丝公主”，教会了于阗国当地人学会了养蚕织丝绸。从此，古西域就有了中原的丝绸。后来，西域又不断对丝绸加工技术更新改造，逐渐有了独具特色的上等的于阗艾德莱斯。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和田洛浦县吉亚乡，是艾德莱斯绸制作工艺的历史发祥地之一。在艾德莱斯绸博物馆的院子里，我们有幸目睹了这种古老丝绸技术的全部工艺：将蚕茧煮沸抽丝—并丝—卷线，然后经过扎染—图案设计—捆扎，最后分线—上机—织绸，形成成品。

二十出头的布左热木是个漂亮的维族姑娘，会说汉语和英语的她在这里负责讲解、接待和销售工作。“艾德莱斯编制染织工艺非常复杂。它的做工精细，编织劳动强度大，从煮茧、抽丝、扎染、织布，全部是人工控制。”布左热木特地强调，他们采用蚕丝生产，未添加任何辅助纺织原料，并且利用天然植物染料染色，因此它对人体和皮肤没有任何伤害。

在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词汇中，“艾德莱斯”的通常读音为“阿特拉斯”，维吾尔语把它变音成了“艾德莱斯”，意思是“扎染”。南疆等地是新疆主要的蚕桑产区，维吾尔族养蚕、缫丝、编织历史悠久。艾德莱斯绸出产于当地，就与其丰富的蚕桑资源密切相关。而蚕、桑树和残存的手工纺织工具残件，更证明了艾德莱斯绸的古老历史。据专家推断：艾德莱斯绸的历史和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一样悠久。据史料记载，10世纪时，于阗国王曾带大批和田织作的“西锦”到中原，被王公大臣抢购一空。

作为南疆的特色传统手工艺织品，艾德莱斯绸扎染技术独特。对于它的工艺和品质，向来就不缺乏华美的形容词：质地柔软，轻盈飘逸，图案层次分明，布局对称，组合严谨，色彩艳丽。上佳的艾德莱斯绸轻若行云，薄如蝉翼，色泽绚丽。难怪有人称颂道：对丝绸有多少想象，都可以在艾德莱斯绸中去寻找……

不过，即使是在吉亚这个原产地现场购买，艾德莱斯绸也价格不菲。艾德莱斯绸博物馆其实也是一个小型的展示交易厅，在这里，沉静朴实的自然色艾德莱斯绸，每匹标价650元，色泽鲜艳的化学色，每匹的价格则在350元至150元之间。除此之外，还有用艾德莱斯制作的领带、围巾、小装饰包……看得出，这些艾德莱斯新产品，非常受当地人民的喜爱。我们在和田、库车、喀什很多地方参加当地维族一些比较正式的活动时，发现艾德莱斯绸裙是维族妇女在重大节日和盛典中的首选服饰。艾德莱斯绸轻盈飘逸的质感、华丽的色泽，与大漠的凝重和单调乏味的灰色形成强烈对比，穿在高鼻深目、婀娜多姿的维吾尔族姑娘身上，更是美妙绝伦。

和田外宣办主任尤昌安告诉我们，过去，吉亚乡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织染艾德莱斯绸，织绸技艺的高低，甚至成了这个乡婚嫁青年必要的择偶标准。由于制造工艺相对复杂，一名熟练的纺织能手，一天最多仅能织3米艾德莱斯绸。因为手工纺织效率极低，又无营销渠道，吉亚乡生产的艾德莱斯绸仅够自给，与和田绝大多数农民一样，吉亚乡的村民们一直在贫困阴影的笼罩下生活着。这个古老的工艺也曾一度濒临失传。

为了抢救艾德莱斯绸的工艺，当地政府组织30多名村民织染丝绸，注册了商标，还在乡中学开办免费学习班，25名维吾尔族中学生成为学员。2005年10月，经过3年的系统培训，他们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艾德莱斯绸的全套生产工艺。2008年，艾德莱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吐尔艾力阿吉是艾德莱斯的第六代传人。几年前，这位维吾尔族汉子收购了濒临倒闭的国有工厂，还在喀什和吐鲁番设立销售点。“我的顾客遍布世界各地，在毗邻的乌兹别克斯坦尤其受欢迎。”几年前，吐尔艾力阿吉的工厂营业额就达到了50万元。吐尔艾力阿吉的另一个身份是艾德莱斯绸博物馆馆长，他把这里向公众免费开放，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艾德莱斯。这里如今也成了艾德莱斯绸的技艺保护基地。

几年前，国家旅游局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组一行考察吉亚乡艾德莱斯绸厂之后，高度评价了这项“21世纪最后的丝绸手工制作工艺”。而另外一些专家学者在参观此处之后认为，古老的艾德莱斯绸手工制作工艺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还有不错的经济效益，简直是个奇迹。

相比用现代化机器和人造丝织就的纺织品，织就一块艾德莱斯绸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工艺要复杂得多。“现在身边大部分人劝我们保留传统制作工艺，不要把机器引进来。我们也采纳了这个建议。”布左热木很坦率地告诉我们。院子里正有一支建筑队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布左热木说，这里过去就是一个小作坊，从1984年左右开始扩大，现在的目标是建成一个艾德莱斯的展示基地。

院子里竖起的牌子上，醒目地写着“北京援建”几个大字——参观艾德莱斯基地，也让我们多少有些亲切感。北京是和田的对口支援城市，而这里也正是援助建设的重点项目。根据协议，北京市与和田市各出资150万元资金，共投入300万元用于基地建设。如此，艾德莱斯，“21世纪最后的丝绸手工制作工艺”将会有新的传奇。

艾德莱斯基地的丝绸店内展示着各式手工编织工艺品

行走南疆：绿洲中的城与人

◎王恺　黄宇（摄影）

几位喀什妇女在等候给婴儿做体检

在南疆一路行走，虽然重点是沿途的历史遗迹，包括那些传承下来的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可是，最后留在心目中的，却永远是绿洲里的人的影子，遗迹在绿洲居民的衬托下，才活生生起来。

和田：废寺的重现

热瓦克佛寺好像是泛着白光的沙漠里漂浮着的一艘黄色的大船，四周没有边际，后人用木栈道围绕它修建了一圈游览线，似乎这就是现代人和它唯一的关系了。陪同者反复劝我们不要来，说这就是一座荒废的“土堆”。

从和田的墨玉县到洛浦县的玉龙喀什镇，一路上看过了中亚腹地的典型地貌：绿洲，戈壁再到沙丘，然后又是绿洲，戈壁，反复回旋出现的风景让人生出倦意。可到了热瓦克佛寺所在的库拉坎斯曼沙漠，一切变得不一样了，不再有一丝一毫的绿色，大片大片的沙漠蔓延开来，赤裸裸地不遮挡的炎热。从汽车不能行进的路段，到热瓦克佛寺遗址，至少还有两三公里步行的路程，没有任何树荫，天上也没有云层，远远的沙漠里只有一条不清晰的道路。

1901年4月11日到18日，斯坦因曾在这里考察了7天，这是一座以塔为中心的佛寺，正方的院塔和院外的庙宇院墙近乎正方，四面墙外壁皆有泥塑佛像的残迹。当年斯坦因看到的，还有91尊佛像散落在墙壁下或沙漠中，他一一留下了照片。现在100多年过去，这些佛像已经荡然无存。斯坦因之后，又有若干探险队来此盗掘，直到1942年，洛浦县县长周宝成发现了此地并组织了挖掘，挖出了最后的泥金佛像三尊。不过，最后，也不知踪迹了。

看不到佛像，并不影响热瓦克佛寺的美感。佛寺用土块砌成，呈黄色，我们去时正是大中午，整个沙漠在强光照射下泛出白色的强光，佛寺就更像一尊黄色的大船了。这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只能沿佛寺远远地绕行一圈，不向普通游客开放，需要联系文物局才能放行。

对于我们这种纯外行而言，佛寺遗址确实类似黄土废墟，可是和田这种大片的废墟中，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美丽。位于和田策勒县的小佛寺的出土，就证实了这一点。于阗古佛国，就隐藏在这里。

策勒距玉龙喀什镇大概50多公里，同样处于沙漠的包围中，这是一座不断被风沙逼迫的城市。听当地人介绍才知道，这里严重缺水，因为缺水县城搬迁过3次。民国时修筑大渠，才保证了基本的农业用水，可是还是缺水，只能种晚玉米，小麦4年才能轮种一次。1957年再次修筑贯穿县城的大渠，终于保证了县城被一圈绿树薄薄地包围上，是一片脆弱的绿洲。县城里的人最爱给外人讲的故事，就是策勒是“被风吹着跑”的城市，大风沙一来，县城就面临搬家的危险。

再艰苦的地方，也有人类痕迹。绿洲文明就是这样生成的，策勒人特别爱种树，每年6月洪水到来时，人们往往会引水浇灌自家周围的树林，因为保住树，才能保住生活的基本条件。

戈壁滩上看似没有植物，不过也有牧羊人，他们耐心地寻找着地下水源，这些了解沙漠的人并不心慌，他们几乎能找到每一处浅浅的绿色影子，让羊群去享受一段。小佛寺就是这样被一位牧羊人发现的。2000年3月，一位牧羊人在达玛沟挖红柳根准备烧火取暖时，从沙堆里挖出一尊佛像。牧羊人回村告诉了村民，一位村民想把佛像从沙堆里拉出来，用摩托车绑住了佛头，结果佛头被拉出来时撞碎了，很可惜，没人能够再复原。第二天，又有几个想发财的村民来寻财物，一无所获下，其中一人用砍土镘砍了佛像的腿，结果他第二天就跌进大渠摔伤了大腿。佛像显灵说传到了乡政府，小佛寺被保护起来，直到考古工作者赶来，古于阗国的“佛法汇聚之地”由此发现。

之所以叫小佛寺，是因为这大概是已知的最小的寺庙了，只有4平方米。可是这周围却是连片的佛寺遗址，在此间穿行，一处处挖掘到一半的佛寺遗址群落就在脚下，从这里到丹丹乌里克地区，100多平方公里内发现了20多处汉唐时期重要聚落建筑和佛教建筑遗址，每个佛教建筑遗址，都由多组寺庙组成。如此多的寺庙，说明这里当年香火之盛，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中原高僧们往西天取经时提到的“小西天”。

走在废墟里，甚至可以看到那些翻出来露了半边面孔的壁画，恍惚带着犍陀罗风格的面孔，还有风流倜傥的唐人衣冠，红色的帽上簪花异常鲜艳。2号佛寺西南壁下方，有一组骑马人物像，上身穿唐朝紧身官衣，留八字小须，下面留着山羊胡，马前方均有沿着托钵滑翔的飞鸟。这是当年斯坦因也没有发现的珍贵文物。

这片佛寺毁灭于公元10世纪前后，当时于阗佛国遭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进攻，千年佛寺毁于一旦。这些佛寺没有日积月累于风沙之下，而是深埋土中，壁画颜色才维持得这么艳丽。

这一带，并非单纯的沙丘，偶尔有些芦苇丛，可以想见地下水源并不遥远，这些佛寺就这样和芦苇做伴了多年。这里壁画的基本风格与丹丹乌里克相同，有很多千佛题材的壁画，安排在成排的白色、红色组成的椭圆圈中，由此可以判断同为于阗佛国的佛寺建筑。

在伊斯兰征服过程中，这里是最后臣服的区域，附近山里还有一个阿萨古城，号称是当年信奉佛教的和田国王最后退守之处，城堡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了，但看得出用卵石和泥土夯筑的城墙，高耸在山头。因为伊斯兰军队发现了城堡的水源，堵死了水源出口，才导致古城军队的投降。

现在，这里居住的几乎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群。我们顺着玉龙河往山外的和田市区而去时才发现，各个乡镇全部都有小清真寺，伊斯兰特有的建筑艺术，即使是在普通的小村庄也展现着自己的美感。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遗产

玉龙河从昆仑山奔腾而来，带着山上的玉石，沉积在河底，经历了时间打磨，最后成了著名的和田玉。不过，喀什并不止玉龙河产玉，区域内几条河流，都有玉石出产，大概因为这些河流的源头也在昆仑山里的缘故。

喀什叶城棋盘乡，就是这么一个产玉的地方。故宫里最大的玉石山“大禹治水”，原矿就产自这里，足足5000多公斤的巨型矿料。“棋盘”和我们理解的意思毫不相干，是波斯语里“牧羊”的意思，那里是一片戈壁中的绿洲，也是牧羊人最早发现了这个地方。千佛洞也是一处早期佛教遗址。

说是“发现”，一点也不夸张。即使是现代的行者，也需要“发现”，才能找到棋盘乡。整个棋盘乡都远离外界。叶城距棋盘有70公里，刚开始听说我们要去，宣传干事面露难色，说是道路糟糕，很多人去了那里，也到不了千佛洞。他的话并无夸张：同行的两个车，只有我们的越野车最终进入了千佛洞的峭壁所在，剩下的一辆就堵在距千佛洞只有10公里的村里。从县城出发的时候还不觉得，一路上都是枯燥到了极点的戈壁，荒凉感油然而生，完全望不到边际的道路使人昏睡。几个小时后，突然被颠醒，棋盘乡到了。

叶城千佛洞外观。洞内残存有壁画和佛龛

谁第一眼看见棋盘乡都会惊奇：在无边的荒漠般的戈壁中，突然裂开了一道峡谷，到了峡谷边缘，才能望见隐藏在里面的延绵了100多公里的绿洲。顺着棋盘河谷，这道狭长的绿洲，就这样成了人们的避世之所。

千佛洞，当地人叫“布特翁库尔佛窟”。离开喀喇昆仑山口只有300公里，这里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片区域，站在千佛洞那片斜壁上，带我们去的人往昆仑山一指，看，那是印度，远处的昆仑山是淡青色的，而印度，就在山那边。

千佛洞在山崖的峭壁上，两个已经敞开的洞口里，四壁皆空。据说前两年来看，上面还有隐约的壁画人物。带我们看的宣传干事说，和印度那边的佛像很像，眼睛微突出，眼珠也大，可是几年风吹日晒，竟剥落到一点痕迹都没有。并排还存在一些洞窟，被山石掩埋，整个洞口只露出一点，里面应该有大量壁画。不过国家不允许挖掘，也不用担心盗窃者，因为到千佛洞，必须经过棋盘乡，而这个乡村，来任何外人都是稀奇事。

这些峭壁上的洞窟不大，最小的只有一人多高，按照推测，这是小乘佛教传来时，修行者在山窟上苦修之所。

清朝的叶城县衙就在棋盘乡，虽远离外界，可是安全、宁静，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车顺着陡峭的岩壁往下开，小石子路面哗啦啦地响着，几乎是冲了下去。乡里很多老人一生去县里不过几次，绿洲特殊的自给自足的小体系，使得住在这里的人都能驻留。

不过，外面到底还是热闹的。回去的路上，一队盛装的姑娘和小伙子正在奋力爬山崖，说是盛装，并不夸张，每人都戴了头巾，五彩斑斓，短裙或长裙也尽可能多色调。一个高鼻子美人看着我们笑，最后明白，她是要我们给她们照相。这是棋盘乡十一队的村民，她们相邀去县城玩，车坏了，并不阻挡他们的游兴，说是不行就等，总能修好。

晚上到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广场，维吾尔族的孩子们喧闹着，跑成一片。可是，当晚祷的钟声响起，一切喧嚣就都归于庄严和宁静，无数虔诚的人们随着阿訇诵读古兰经。虽然已是晚间23点，可新疆天黑得晚，沿着清真寺的边缘，是一层蓝色的云边，在天上新月的映照下，很美。

光是一个艾提尕尔清真大寺，喀什就足以成为一座堂皇的大城。

这是整个南疆最大的清真寺，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有点兴奋地告诉我，他想来这里已经想了很多年，终于来到这里的瞬间，都不相信是真实的。像他这样，远道而来的国际客人，并不是少数。

喀什是大城市吗？确实。这里正在援建的商贸系列设施是完全国际化的，完全针对整个中亚乃至近东，近年喀什正向经济特区转变，将增加若干个百亿级别的产业群。不仅是商贸城，整个城市国际化程度可能远超内地一些城市，随意路过一家绿色的装修别致的街头宾馆，就是100年前俄罗斯领事馆驻喀什的办事处；而宾馆对面的餐厅，老板从土耳其来，卖的是奇怪的自创西餐。喀什对于国际化并不陌生。

可是另一面，喀什又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乡村传统。大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麻扎（墓地）在距离喀什市区30多公里的地方。这位大学者在1076年写成了第一部《突厥语大辞典》，是整个突厥民族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是他在中亚腹地常年实地考察的结果，在那个年代，喀什人就已经有了漫游求学的传统。

大学者1080年从巴格达返回故乡乌帕尔，曾办过一个经文学院，求知者不远万里前来，这里成为知识者的自我完善之处。因为声望，他的“麻扎”已经成为“圣地”之一。说来奇怪，这里山上树木葱茏，还有终年不干涸的泉水，这在戈壁居多的南疆真是奇观。

学院外现在新添加了一些建筑，与周围的老建筑极其协调，那些精心雕刻的花草图案的绿色窗隔，使得本来朴素的纪念物显得华美起来。

在伊斯兰风格的白色长廊上，往后山望去，是大片坟墓。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被视为圣人，很多人死后希望埋葬在他的麻扎附近。这里无论是显赫者的坟墓，还是平凡者的坟墓，外观都没什么差别，没有墓碑，也没有多余的纪念物，一切都那么朴素、自然。

吐鲁番石窟下的葡萄棚

库车和吐鲁番：绿洲中的生活

库车拜城县的农民画家，随地可见，就在公路两边的房子的墙上，都可以看见他们的作品。有一面墙上，画了毛驴车，毛驴车依然是乡村维族人喜欢的代步工具。维吾尔人喜欢毛驴，很多家庭把小毛驴梳洗得极其干净，拉着轻便的小车，在乡村公路上答答快跑。墙上画的毛驴车更有意思：3个孩子坐在车上，快乐地笑着，旁边一个小孩骑着自己的毛驴，明显赶不上了，所以他在生气，愤怒地用脚踢着小毛驴，画上角还有4个大字：注意安全。

另一面墙，画了一个老人看着花丛中爬来爬去的女孩，女孩正在和自己家里的鸡玩耍，线条细致。我们走进了这家院落，男主人塔依尔江·吐尔孙是拜城典型的农民画家，他有3个孩子，每天要下地干活，画画只是他的副业。可是从12岁开始画画以来，他几乎每天都想画。“我是在学校学的，学得不好，就找村子里会画画的老人接着学习。”家里的画，一堆堆的。

他说他的父亲不会画，可是村里很多手艺人，有的会扎花帽，有的会调颜色，他东看看、西看看学会了很多，画的几乎都是日常生活情景：驴车，农民赶巴扎，绿洲的秋天。农民画家画的人物，永远是浓墨重彩的，有几幅，不知是穿衣服的关系，还是那小而圆的面孔，几乎有点像夏加尔的画。一个穿着蓝上装，包白头巾的妇女正在跳舞，可是飞跃在半空中，充满了奇怪的感觉。问画家看过什么画册没有，回答说，很少，买不到，只是去县城的文化馆学过一些。那就是天生的审美在起作用了。

吐尔孙自己的收入养活全家完全没问题。画画开始时纯粹是玩，后来来的人多了，县里就把他们的画作拿出去卖，最贵的一张，卖了1000元。“多了一项收入，不过我不为钱画画。”他收了10多个徒弟，有时候干完农活就来学画，徒弟们学画，也都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生活“有意思”。

为什么绿洲居民热爱音乐和绘画，并且画出这么浓重的画？有学者解释：这里的居民面临着极端的生活环境，极端酷暑和极度严寒，沙漠和绿洲，生与死，一一对立，所以他们表达出来的，都是最浓重的色彩。

离开绿洲，立刻就能感觉到库车的荒凉：与戈壁不同，这里更多的是雅丹地貌。“雅丹”，是维吾尔语言的音译，意思是“险峻的土丘”，这个名称，已经被国际地理学界通用。一系列平行的看上去有点狰狞的土丘蔓延开来，顺着风的方向，高几十米，长则几百米，车在地面行走，顿时渺小不堪。这是一座险峻的迷宫，有的区域被风吹得似乎有了人工建筑的影子，库车的旅游手册上就有“布达拉宫”的照片——原来是一片山崖，被吹成了类似悬崖上的宫殿的模样。各具姿态的沟谷天然形成了对人类的威慑力，到了这里，会惊叹自然的能力。古书里经常记载“龙城”、“白龙堆”，都是对这种地貌的描绘，因为在古人的印象中，只有死去的龙的残骸才有如此景象。

对立，成为这里最显著的主题。在吐鲁番，这种对立，是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的。

坎儿井已经被改造成了吐鲁番的旅游点，一群群游客摩肩接踵，让人不耐烦，只有走到地下最深的地方，才能感受到冰山融化的雪水的阵阵凉意。在酷暑，这大概是最好的享受。陪同我们的文物局的同志说，最近做过一次文物普查，不少老的坎儿井已经堵塞或者填住了，这些流行于中亚地区的人类智慧的发明物，现在也面临着老化的危险。“从雪山脚下到吐鲁番，距离不算远，只有100公里左右。当时的人们每隔一段就凿开深井，进入地下，开凿出来的地下河道形成暗流，最后形成了遍布地下的坎儿井系统。因为地表的蒸发太厉害了。”不过，因为凿井太过辛苦，必须壮劳动力才能完成，而且凿井久了，腿部会弯曲，会得严重的关节炎。现在的吐鲁番人，越来越放弃了这项劳动。

我们没有赶上吐鲁番的酷暑，总有人说“可惜”，说是到了夏天午后50多摄氏度的地面，静悄悄没有人，整个城市都在熟睡的场面我们没能看见。不过后来，到了吐峪沟，倒是依稀见到了这种场景。吐峪沟位于鄯善县，因为有大片明清以来的维吾尔族民居而著名，包括几位圣人的麻扎。我们去的时候，正是午后，四周是火红的火焰山，虽然一路走来，见过类似火焰山的山川不少，可是像这么红的，还是少见，有些地方大概是有矿物质的缘故，透出艳丽的绿来，山上没有任何植物。所谓“寸草不生”，到了这里，是有具体的画面形容的。

可从山顶到了沟底，不一样了。穿越火焰山有若干条沟，除了吐峪沟，还有木头沟等等，虽然海拔很低，但是这里绿树葱茏，隐约有河水流过，茂盛的葡萄架架在每家每户的门口，绿树与红色的岩石又形成了对立。

那些几百年的维族旧房屋很多是两三层，简单的木结构，据说全是黄黏土和生土结构，有些二楼是顺着山势挖的窑洞，住着很凉快。这里被称为“中国第一土庄”，许多房子高大轩阔，没有人住的痕迹，导游小声对我们说：都睡觉了。也有维族老汉把床搬到户外，同样是酣睡。

夏天的吐鲁番真是一个睡城。

远处是圣人的麻扎，导游说，不要用手指，只能悄悄看。据说是穆罕默德的也门弟子叶木乃哈带领5名弟子来东方传道，这里的两位牧羊人帮助了他们，他们长期留在这里传授经典，使伊斯兰教在这里流行开来。这里和一般的维族墓地没有两样，众人的黄土墓穴围绕着圣人的麻扎，成了圣地，不少远方的客人会来这里朝拜。可是这时候，这里也很安静，一切都在阳光下沉睡，恍如进入了一个梦境。

有意思的是，吐峪沟也是佛教圣地，这里有一个丁谷寺，按照敦煌出土的文书记载，唐朝的时候，这里佛教盛极一时，随着山势布满了重重寺庙，背靠危峰，下临溪水，人们先后开凿了多个洞窟。不过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自然和人为破坏，这里只留下了8个洞窟有残留的壁画，现在还是研究佛教艺术史和佛教历史的学者们的必到之处。远远望去，山崖下的洞窟现在还掩映在绿树中。

有专家说，仔细钻研吐峪沟的文化，会觉得是南疆历史文化的缩影：这里还有摩尼教遗留的燃灯习惯；而家家户户屋门外，则有汉族风格的木头门档；当地的音乐、舞蹈和雕塑中，也能看到多种远古文化的遗留。这是一片混杂了多种文化的有质感的文化，而这种混杂的文化，在南疆处处可见，这也是新疆的魅力所在。

难忘塔什库尔干

◎朱伟

历史踪迹其实是无法真正辨识的——文字记录只是极可怜的点滴，历史沉没在岁月中，只在冥冥间回应着我们对它的关切。这回应，就如晨曦中飘来的轻风，温存一下我们的脸颊，如此相会而已。

到南疆，走葱岭古道是个夙愿，但真下决心，还是因为喀什地区宣传部的陈丽的一张照片。我们搭乘同一班清晨的飞机飞喀什，她随身带着单反相机，是个摄影发烧友。她给我看微博上她拍的慕士塔格峰夕照，山腰以下被染成赭红，更显出“冰山之父”被辉耀的神圣，云烟飞扬。喀拉库勒湖则被恋客夕曛分为了两半：静谧的那一边映出夕岚云影，更衬出另一半不被驯服的湍急蓝寒，令圣山遥不可及。于是，当即决定推迟行程，定要走喀喇昆仑公路去此圣地。陈丽说，既要去，情况一定要讲清楚。那条路路况不好，虽然仅300公里，却时时有可能因塌方、滚石、泥石流封路，且气候千变万化，正晴空万里，瞬息就会大雪纷飞。前一段就有客人遇上塌方，为赶飞机，只能翻山，我们派车到那一端去接。我明白，在这样的路上，一切都只能靠运气。

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余辉

事实证明，我们的运气不错。第二天早晨从喀什出发，阳光藏在灰黄色的沙尘里，这沙尘随着进山的道路越走越稀薄。当远山由远而近，灰霭就如最后一丝薄帛飘飞而去，天终于现出它本真之湛蓝。拐进山口，这无垠之蓝终于无限舒展，阳光也因毫无遮挡变成灿烂无比，雪峰随即从四周聚拢而来。那雪在阳光下刺目地白，日光雪光相射，神圣不容玷污。

路真像山坳间一条脆弱的带子，随风飘起，飞旋而飘向远方。到盖孜检查站，山与山雄踞，壁立千仞，寸草不长，连峰去天不盈尺。风约云萍，岫绕雪幔，不由得就有些激动：山口内，便是3000年前穆天子命名的那个神话般的葱岭吗？烟云滚滚，昔日他那八骏飘扬着长长的鬃毛，日行万里，一个时辰就可赶到瑶池赴西王母的蟠桃宴了。在周穆王之前呢？共工与颛顼争帝，这里又发生了怎样的天崩地陷？弥天风雨，晦冥雷电，天柱折，地维绝，才形成“世界屋顶”，黄河被镇压为在底下嘶鸣的暗河。不周山倒，天庭倾，才由西向东，奔泻为中原大地；东南低缺，便成了尘埃流水的归处。

据考古学家推测，这条路的走向，应该就是丝绸之路的南线，也就是从东晋的法显（337～422）到北魏的宋云，再到大唐玄奘（602～664）曾经走过的西行求法之路。法显一行最早，东晋隆安四年（400）就从这个方向去了天竺。法显留下的《佛国记》中，没有写明他们究竟是骑马还是步行，但那时山里已经有了路，只不过跨谷凌岩，穿行于悬崖峭壁间，编石为梯，使人“欲进则投足无所”。那时谷中水汽还充沛。200年后，待玄奘取经归途经过这里，流水已经干涸，谷中多砾石，不见林树，盐碱地上只剩了细草，寒风凄劲，飞沙走石，空荒绝无人至。

“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法显、宋云、玄奘们走过的那条古道究竟在哪里呢？路边，大小顽石一直堆积到遥远的山边，近处远处的山则刚硬而染满沧桑色，古铜色胴体上刻满雪水留下的印痕。雪峰高高在上，唯有它们，千百年来雄视、见证了艰难蹒跚走过的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渺小的人类吧——年年相迭，山腰以下的雪化了，花开了，雪水汹涌、暴雨倾盆之后，又凝成了冰川。一个人老去，换成另一个青年，又老去了。从歪歪斜斜的脚印踩出的路，到马蹄翻飞踢出的路，再到用了上万吨炸药炸出的能奔驰钢铁的路，留在它们足下，其实都不过是一条条深浅不一的划痕而已。这样的划痕，一道很快便会被另一道覆盖，其累积太密集，太微不足道了。现在，推土机仍在轰鸣，爆破声仍在回荡，山体仍在被切割，一座水电站即将耸立。不久，高架桥也许会从这一山潇洒骄傲地穿向那一山，更多的车流，更多的喧哗。这些会影响大山的性情吗？山之雄浑，正因它们丢弃了感情吧，无动于衷，才能几百年、上千年都漠然耸立在这里，将所有历史，都变成了积蓄的能量。这是多可怕的一种力量啊，河流在它们的漠视下，终将从暴怒到衰竭；道路在它们的漠视下，终将从飞舞到侵蚀、朽毁；车流人流在它们的漠视下，终将从蜂拥到零落寂寥。崖体上只会回荡空洞的回声。与山体上袒露的历史长河比，每个路经这里的过客，挣扎着自我多情的作为，如风吹过一粒尘沙而已。

我忽然就明白命运在这里的意味了。

这条路上的著名景点有两处，先是沙湖映照下的白沙山，后是与慕士塔格峰相依的喀拉库勒湖。今年的雨水少，沙湖半干涸，沙山在湖中的倒影变成凝冻般条条缕缕，山体逶迤在空虚的蓝天下，灰沙上覆着银白，有一种粉彩的感觉。沙山美妙在鸣沙之声，但没风的天气，即使侧耳静听，却也找不到“风生细响语喁喁”，漠漠之妄以为哅哅。喀拉库勒湖则相对壮阔，它不仅被慕士塔格峰占有，周围还有公格尔、公格尔九别峰相峙，其名称“喀拉库勒”是“黑海”之意。其湖水因由冰峰雪水汇聚而成，集聚了太多的寒气而成幽蓝。当年法显记录葱岭，称有毒龙盘踞，若失其意，便会吐毒风雨雪，毒龙的居所，便是此湖。待玄奘取经归来，“毒龙”已离去，这里是丰饶的“大龙池”——东西300余里，南北50余里，这面积也太夸张了。“水乃澄清皎镜，莫测其深，色带青黑，味甚甘美。潜居则蛟螭鱼龙、鼋鼍鼂蹩；浮游则鸳鸯鸿雁、鴐鹅鹔鷙。”人迹不到，湖边是鱼鳖、飞龙、各种鸟雀欢欣的世界，诸鸟的大卵遗在草丛、沙滩上，四处都是。而如今，一切如云影飘过，湖上是幽幽深蓝之静，只能想象当年飞鸟云集、水兽嬉戏的繁华景象，连阳光都昏昏欲睡了。

很想得到一张雪山冰湖相映成趣、“澄清皎镜”的照片，却又意识到，光天化日下其实绝无可能——待湖面真正似镜，除非日出或薄暮降临之前。于是就有点遗憾事先没做在湖边留宿的准备。要是与圣山圣湖相伴一夜，能成为人生中极值得回忆的一道留痕。人生真能留住的，不就是这一道道待在夜深人静时咀嚼的记忆吗？可以在湖边待晚霞掉进湖水，将湖水烧沸；待夜岚吞噬掉最后一缕烟痕，留夜风在湖上流连。早晨呢？当新鲜的阳光唤醒湖水的时候，会有鹊喧鸠聚，带来即时的欢愉吗？但现实是，他们说，湖边日落后会奇冷，更重要的是，这里并非是目的地。我们总习惯于从一个目的地赶向另一个目的地，目的地永远比路上的遇见重要。

于是就加速赶路，沿盘旋路爬上最陡峭的苏巴什大坂，慕士塔格峰竟隔着深深的山崖，似乎近在咫尺。这时你就会深深意识到圣山雄拔的意味：阳光似乎溶解了蓝天，热量都被它的千年积雪所吸纳，使它通体幽蓝。能量对比由此倒转：在它的光耀下，天反而变成了苍白，绵白之云非但不能无心出岫，反而惊恐地凝滞成一朵，吸纳依赖在它的山顶上。这时就会想到，人类总以所谓“征服”这样的山峰为荣，是一种多么虚妄之心啊。即使它宽怀解开圣洁的胸膛，任你踏着那冰肤雪肌登上顶端，留下的足迹不也很快就被风雪覆盖了？

翻过大坂，便是塔合曼盆地，塔什库尔干县城就在盆地里。这个安静的小城仅一条街，街上鲜有行人。从县城到海拔4900米的红其拉甫口岸还有150公里，还需真正钻进喀喇昆仑山的深处。雪线之上是另一番千峰万岭雪崔嵬的景色，阳光在这里失却了热量，冻云稀薄，含氧量不足，雪峰与雪峰的褶皱间似有一条条诱你深入的沟壑，其实都是通向死亡的冰川。最后站在红其拉甫的界碑前，视野中除了雪峰还是雪峰，苍鹰盘旋，似无通途。法显、玄奘们当年未必是通过这个山口，但当时大千世界，从这一国到那一国，似乎是更方便游历，更容易走通，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概念，加深了彼此的隔阂或戒备，以一块一块的国土，割裂了山峰之间本来自然的联系。

晚上在雪山脚下一户塔吉克族人家做客，好客的主人在桌上摆满各种瓜果、高高摞起的馕，还有烤得香香的同样高高摞起的撒子。饭前有冻得凉凉的、稠稠的自制酸奶和浓浓的红茶。正餐开始，先是烩菜就馕，塔吉克人称“库尔塔克”，一种羊肉与萝卜、白菜、粉条，也有西红柿的杂烩。第二道是手抓肉，刚杀的小羊，不用任何作料，肉嫩香之极。主人要求先吃“白夹黑”——以羊油夹羊肝，塔吉克称“壿巴鸡肝”，其肥腴全部留在唇上不去。然后再是手抓饭，拉面。足够的肉与足够的面食之后，才开始喝60多度刚酿就的青稞酒。主人开始逐个一杯杯地向每人敬酒，一圈结束再来一圈。那酒绝不醇和，带着一种不可驯服的烈性，入口马上有暖意遍及全身。高原地区，这是驱寒必备，它使人豪放、豪爽，两杯下肚，便已经恍恍然了。

晚上钻在厚厚的被子里，在静到令人发慌、清寒的小城一隅，想小城之历史：西域三十六国中的蒲犁国？那是西迁的蒲戎人。在玄奘的记录中，这里应该是朅盘陀国，而在唐朝杜佑（734～812）撰《通典》中，则称它“渴槃陀”。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第十二卷中详细记载，时波斯国王从汉土迎归一位公主，走到这里刚好遇到兵乱，于是只能将公主安置在孤峰极危峻梯崖上，崖下设警卫昼夜守护。3个月后，兵乱平息，却发现公主有了身孕。使臣惶恐，追究私通者而无法查证。这时侍儿说，别追问了，是神会，每日中午都有一丈夫从日轮中骑马下来相会。使臣无法回归波斯，只能在石峰上筑宫起馆，立公主为王。公主后来生下容貌妍丽的一个儿子，成了国君。玄奘记载，当时他还见到此国君的肉身在城东南百余里大山石室中，俨然若睡，“时易衣服，恒置香花”。他说，此国人，“母则汉土之人，父则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

玄奘经过这里50年后，唐开元年间，朅盘陀被吐蕃灭，随后高仙芝（？～755）率军出征，此地为“葱岭守捉”所在。“守捉”是小股军队的驻扎地，即今哨卡，它成为历代镇守的标识。考古鉴定，石头城便是其遗址。

早起到石头城看日出，“城”其实只在土岗上，它的基础是唐代的吗？无从考证。现今，据说光绪年间留下的古堡已坍塌成废墟，晨光照在废墟上，庄严又悲怆，墟下是被晨雾与炊烟笼罩的美丽草滩，牛、羊、驴的叫声在烟霭中悠远而此起彼伏。在晨曦中蜿蜒闪亮的是塔什库尔干河，它连接着远方的叶尔羌河，叶尔羌河又连接着远方的塔里木河。历史踪迹其实是无法真正辨识的——文字记录只是极可怜的点滴，历史沉没在岁月中，只在冥冥间回应着我们对它的关切。这回应，就如晨曦中飘来的轻风，温存一下我们的脸颊，如此相会而已。

克孜尔石窟：绽放灿烂的龟兹文化

◎李菁

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前鸠摩罗什雕像

“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是季羡林先生的观点。正是在多种文化影响和多民族参与下，在丝绸之路上最终创造了曾辉煌灿烂的龟兹文化。作为龟兹石窟群最重要的代表，克孜尔石窟，无疑就是这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也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古龟兹文化的百科全书”

从知名度上说，克孜尔石窟似乎没有莫高窟、云冈石窟或龙门石窟那么高，但实际上，早在1961年，克孜尔石窟便与我们熟悉的这些著名的石窟一道，进入到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单位名单之列——单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其地位之重要。克孜尔石窟的开窟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年。它是我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在公元8～9世纪逐渐停建，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各国绝无仅有。克孜尔石窟与周边的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一起构成的龟兹石窟群，被形容为是“一部古龟兹文化的百科全书”，这其中，克孜尔石窟无疑为群芳之冠。

从拜城县城出发，一路向东，便是往克孜尔石窟的方向。汽车疾驶一段，便看到公路两边怪石林立，纵横交错。那些淡黄色的土丘，被肆虐的狂风长年累月吹蚀得多姿多彩，这便是典型的雅丹地貌。精明的当地人根据这些形态各异的怪石取了名字做起了旅游，拜城二日游的项目里，便有诸如参观“布达拉宫”、“金字塔区”、“石林”这样的项目。

如果说那些层出不穷的奇峰异石展现的是沧海桑田的自然之力，那么时时闯入眼帘的大型生产设备和管道则显示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拜城，这个位于天山中段南麓、人口只有21万的新疆西北小县，是个颇为陌生的名字。实际上，这个遥远的小城又实实在在地和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贯穿中国东西的最长运输线——“西气东输”的源头克拉2气田就位于拜城县的克孜尔乡境内，这个含气面积达47平方公里、天然气储量2506.10亿立方米的气田，可连续开采50年。在维语里，拜城意为富饶美丽的地方，它在汉朝称姑墨，后为龟兹国属地，1882年（清光绪八年）建县定名为拜城。

汽车行驶一段后离开公路，拐进乡间土路，在尘土中颠簸了半个多小时后，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澄明的水，同行的当地干部刘斌说，这便是南疆最大的人工湖克孜尔水库。也许是依傍了这湾碧水，周围的绿色也多起来。夹在两山间的克孜尔石窟，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封闭性小山坳，春、夏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秋季水草肥美、冬季温暖无风。另外，渭干河也是一条天然屏障，使得在这里过冬的牲畜安全无恙。难怪古代龟兹佛教僧侣将这块几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作为出家修行首选之地。而今，龟兹文化的著名研究机构——新疆龟兹研究院就坐落在这个幽静的沙漠绿洲里。

克孜尔石窟依明屋达格山而建，这里的土沙是赤色的，在阳光照耀下如火焰般红光闪亮。维语称“红色”为“克孜尔”，克孜尔石窟的名称也由此而来。石窟入口处，有一尊沉思着的鸠摩罗什的铜像。据考证，这位著名高僧就出生在龟兹，他的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龟兹王白纯的妹妹。鸠摩罗什7岁出家，9岁时跟随母亲到了北天竺，在名僧盘土多达多处学佛经。12岁时同母亲一起返回龟兹。龟兹王听说他回来了，亲自远迎，并专门为他造了金狮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请他升座说法，西域各国国王都在他的座侧听讲。401年，鸠摩罗什到了长安，后秦王款待他以国师之礼，他就在长安国立译场逍遥园从事佛经翻译，与直谛、玄奘等并称为我国佛教四大翻译家。如今我们熟知的“世界”、“未来”、“心田”、“粉身碎骨”等词，都是这位高僧留下的财富。

新疆龟兹研究院的研究员苗利辉告诉我们，德国学者根据对克孜尔壁画的研究，认为石窟的开凿和作画时代开始于公元5～6世纪。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组通过碳14测定，发现最早的洞窟应是在265年。也就是说，在龟兹石窟开凿了100年后，这种凿窟供佛的方式，才传到敦煌。克孜尔石窟从第一个石窟的开凿到最后一个石窟，持续不断地开凿了近700年。

克孜尔壁画现存1万多平方米，是整个龟兹壁画的绝大部分。其内容主要有佛像画、佛经故事画、动物画、山水画、花树画、装饰图案画等，其中尤以佛经故事画为多，佛本生故事画和因缘故事画的数量均为全国石窟画之最。虽然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大部分被毁坏或外劫，现存的大部分已残缺，但从这些残留的碎片中，仍然可以看出龟兹壁画和雕塑的高超技艺。

当年德国探险队进入克孜尔时，为了考察方便，根据窟内艺术品的特点，给各洞窟进行了命名。尽管这些命名五花八门，却极为形象，因而有些名字沿用至今。如十六佩剑者窟、落石窟、魔鬼窟等。在一个洞窟里，墙上已用砂岩抹好石灰，绘画用的格子也用红色的线条一一标出，“看得出来，画师可能已经做好准备工作，正准备画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画成”。导游说，这就是最后的石窟，经测定，时间是公元9世纪。

对普通游客来说，这些壁画显得既新奇又陌生。其实这些看似眼花缭乱的壁画根据内容不同，在分布上也有着严格的讲究。导游告诉我们，比如表现佛祖生平事迹的佛传故事，大多画在石窟内部的垂直墙面上；而表现佛祖前身转世事迹的本生故事和弘扬佛法的因缘故事，大多位于窟顶的菱形格中，需要抬头仰视才能看到。同时，根据石窟内光线的强弱，将有关佛祖涅槃的壁画放在光线较暗的后室，在气氛上切合了一种悲哀压抑的情绪，无形中达到了哀悼佛祖的目的。

最早建造的是“僧房窟”——就是僧人坐在里面修禅悟道的地方。后人考证，寺院洞窟壁画的出现，跟当时僧众修行的方式有关。那时候佛教典籍语言众多，几经转译，已经相当深奥了，给有些僧人在理解上带来些困难。于是，僧人就把佛教内容、修行要求等等，用壁画形式画在石头上，反复记诵。

历代龟兹国王对克孜尔千佛洞石窟群的建造都没有停止。如此大规模地开窟建寺，对于当时完全靠肩扛手提才完成洞窟挖掘的龟兹来说无疑是个奇迹。那是个农业文明时代，龟兹只有几万人，供养这么多和尚，这个小国如何具有这种经济能力？答案或许在于龟兹的地理优势：处于丝绸之路中道的中心节点，东西方的贸易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开放，也足够支撑它修建佛寺、开凿洞窟的庞大开支了。

左：英国人斯坦因；中：德国人勒柯克；右：瑞典人斯文·赫定

克孜尔国宝被盗记

自19世纪以来，新疆的发现，催发了国际东方学的进程，而国际东方学的生成发展，又使古老而神秘的西域成为探险考察者的向往之地。那时的中国西北，俨然成了西方探险家梦寐以求的乐园。

最早来到克孜尔的是俄国人。1879～1893年，一位名叫缪恩汉克的俄国人曾两次来到这里，除了在洞窟里留下题记之外，没有留下有关探险考察甚至游记之类的文字材料，谁也不知道缪恩汉克在克孜尔做过什么。

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震动世界。随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各国探险家纷纷向西北集聚。一个个划时代的考古发掘展现在世人面前。

1903年4月15日至23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克孜尔石窟活动，他们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记录了近100个洞窟，记录内容繁简不一，他们在洞窟中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渡边哲信试图揭取壁画，但未能成功，只割走了少量小块壁画，其中有第224窟东甬道西壁八王分舍利图中的独楼那像和第198窟内的说法图。但日本人首开了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劣先例。

1905年12月，由格伦威德尔率队的德国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考察队第三次向西域出发。1906年初，这支德国探险队到达库车地区，在德国人到达库车之前，由别列佐夫斯基兄弟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已在这一带活动，他们见德国人准备在森木塞姆石窟进行挖掘，大为光火，甚至要用武力把德国人赶走。此前，德国人和当时活动在新疆地区的俄国探险队曾有过一个协定，各自划分了挖掘文物的地区，克孜尔石窟所在的库车地区被划给了俄国人。然而俄国探险队并没有遵守这个协定，他们在划归德国人的吐鲁番地区挖掘带走了大量文物。双方剑拔弩张，德国探险队的勒柯克婉言调解，表示愿意退出。

1931年，斯文·赫定在中国

德国人很快就转到了克孜尔石窟。这时的克孜尔洞窟完全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洞窟破败，当地农民在窟前放牧羊群，冬天则在洞窟里生火做饭。德国人迫不及待地钻进洞窟，展现在眼前的一切，令他们震惊不已。

“在清除沙石堆后，我们提着灯摸黑进去，石窟里没有一扇窗子，整个窟室除了禅房有窗洞之外，伸手不见五指，此情此景，令我永远难忘。最初看见的是供养人画像。他们双脚叉开，踮着脚尖，身穿织锦长袍，头戴三角帽。从画中人物的服饰衣着，以及绘画技巧的成熟洗练，可以推论该地的文明水准，要比同时期的日耳曼国度高出许多。根据我们推算，这些石窟在5世纪至8世纪之间曾盛极一时。”勒柯克在20年后的文章里如是回忆，“这简直是我在中亚地区所找到的最为优美的壁画。”

队长格伦威德尔是德国佛教美术史家、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印度事务部研究员。他进入洞窟之后，立即被面前壁画所呈现的美震惊了。“像变魔术一样，我看见在我左右墙壁上，显露出富丽的光彩夺目的绘画，颜色是那么新鲜，好像是画家刚刚画完似的。”“许多壁画背景使用的颜色，都是那种贵重的、有光泽的、真正的佛青色，仅次于通常被使用的浅绿色和深棕红色。在拱顶上，有时出现佛青、浅绿、黑、白等颜色的组合，从而产生一种令人惊异的吸引力。”

勒柯克当时决意将洞窟中那些精美的壁画切割下来，将它们运回德国。他在后来的回忆里说，壁画的破损是因为“当地农民的无知、伊斯兰教徒盲目反对偶像的愚昧和地震破坏”，所以他为自己辩解说：所有绘画如不被我或者欧洲类似的机构保存，毋庸置疑地要走向毁灭。

但作为一位资深的学者，格伦威德尔强烈反对盗割壁画的行为，他认为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石窟壁画的考察与临摹上：“要把所有新发现的文物进行素描和绘制轮廓图。否则，把壁画搬走，除了意味着猎奇与盗窃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尽管格伦威德尔强烈反对，勒柯克还是说服了探险队的其他成员，开始割取一部分壁画。

“经过长久而艰苦的工作，我们成功地割下这些画，在20个月的旅行之后，它们安然抵达柏林。”勒柯克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在博物院中它们堆满一间房屋，这只是少数庙宇中的一部分。那里绘画的全部，都将被我们带回柏林。”

本组图片为原克孜尔石窟壁画，现藏德国柏林东方艺术博物馆

勒柯克、黄文弼与韩乐然

当导游带着我们在为数不多的开放石窟里参观时，我们看到了好几处墙面上被切割的痕迹，那些深深的印迹历经近百年仍然看起来触目惊心。一些石窟里摆放着被盗走壁画的复制图，色彩斑斓，形态各异，再看那面空荡荡的墙，不由一声长叹。在另一个洞窟里，一幅已经完全看不清模样的壁画上面，留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切割出深沟。“当时德国人肯定准备把它割下来带走，可能因为在切割的过程中，壁画遭到了部分损害，所以德国人放弃了它。”导游说。

当年的勒柯克并不满足于一次探险的结果。1912年，他又开始组织探险队，于1913年7月到达克孜尔石窟。勒柯克在库车县城定做了80个大木箱子，指挥他的助手巴斯图肆无忌惮地开始切割剥取壁画。德国人选取壁画的标准十分苛刻，当时石窟内的壁画已经遭到自然和历史的严重破坏，德国人选取了其中保存相对完好的部分。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大多画在一层用草、牛粪和泥土混合而成的涂层之上，只要锯下这层涂层和它背后的岩层，就可以方便地割取壁画，德国人根据这种特点，雇佣了大批当地人作为助手，有条不紊地开始了盗割的工作。探险队员巴图斯出身水手，身体强壮，担当了盗割壁画的重要角色。当年盗割壁画的难度远远超出了勒柯克等人的想象，他曾回忆说，那是一件伤神费力的工作，即使像巴图斯那样的大力士，也连呼吃不消。墙上的壁画被分割成块都装入木箱，运回德国。

1914年，勒柯克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把盗取的文物经由俄国运回德国，回国后便埋头研究这些文物，直到1930年去世。探险队前后两次在克孜尔石窟究竟割取了多少壁画，在割挖、包装和运输时又损坏了多少？在已发表的材料中看不到准确数字。运回柏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到上世纪20年代末已大部分修复。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52块、328.07平方米，出自37个洞窟。探险队从新疆所获的古写本和古印本，据早年统计，编号有3万多个。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没有确切的数目，估计应占其中的大宗，尤其年代早的写本大都出自克孜尔石窟。从克孜尔石窟掠走的塑像大多是残破的，仅发表了一部分，估计现存的塑像可能超过100件。其他出土品有幡画、木板画、木雕像和饰品等。其中以木质品数量居多，大约有200件。

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些东方珍宝，并没有躲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那些被带走的壁画后来被保存在德国柏林的民俗博物馆内。“二战”期间，柏林遭盟军的猛烈轰炸，民俗博物馆也未能幸免，它遭受了盟军轰炸机的袭击不下7次，成了一片瓦砾场。遭轰炸前，一部分比较容易移动的收集品已被搬出了博物馆，并放入被认为比较安全的地堡和矿井中，甚至有一些被沉入护城河中，但是勒柯克和巴图斯从中国切割下来28幅最为精美的壁画，其中大部分是从克孜尔带回来的，因为已经用水泥牢牢固定在了墙上，根本无法取下来，因而遭到严重损坏。苏联红军在攻陷柏林后，曾在护城河中打捞出5箱文物，并在动物园一个地堡中搜出至少有10箱中亚文物，这些文物被运往苏联，从此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时的西域对西方探险者来说简直是一片乐土，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不过“收获”最大的还是德国人，据新疆龟兹研究院的报告，“克孜尔石窟被揭取的壁画面积近500平方米，出自59个洞窟。这个数据不排除日本和俄国揭取的壁画，但大部分还是德国探险队所为”。

1926年斯文·赫定率先与中国学术界合作，成立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外国人以个人身份闯入西域已经成为过去。随着德国探险家特林克勒1928年被逐出新疆、斯坦因最后一次西域考察被拒绝，外国探险家在中国新疆自由进出、随便掠取文物的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1928年，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参加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时，曾在克孜尔石窟工作了16天，对140多个洞窟进行了编号，绘制了洞窟分布和平面示意图。在清理部分洞窟时，发现了多种文字的文书写本和钱币等遗物，他后来据此考察发表了研究报告。可以说，黄文弼是我国系统地考察与研究龟兹石窟的先驱者。

一个洞窟里的墙壁上有这样一段话：“余读德勒库克著之新疆文化宝库及英斯坦因著之西域考古记，知新疆蕴藏古代艺术品甚富，遂有入新之念。故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只身来此，观其壁画，琳琅满目，并均有高尚艺术价值，为我国各地庙宇所不及，可惜大部分墙皮被外国考古队剥走，实为文化史上一大损失……为使古代文化发扬光大，敬希参观诸君特别爱护保管！”留下这段话的是朝鲜族画家韩乐然。1946年，来自吉林的韩乐然背着画夹，风尘仆仆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木扎提河边的拜城县，他成为中国研究克孜尔石窟艺术的第一人，也是以油画、水彩画描绘中国古代壁画的首创者。1946到1947年，韩乐然两次来到库车，对千佛洞进行了大量临摹、记录、摄影、挖掘工作。据曾经陪伴韩乐然考察千佛洞的赵琦回忆，他们那一次在克孜尔千佛洞共编了100多个洞号，其中75个洞是有壁画的。正因为韩乐然的工作，克孜尔千佛洞才为世人所了解。韩乐然带着大量文稿、临摹的画本以及拍摄的洞窟照片离开了克孜尔。可惜的是，1947年7月30日，他在考察完毕返回内地途中，飞机失事，坠毁于甘肃嘉峪关，那些凝结他心血的资料一同陨灭。他所设想的新疆考古五年计划，建立西北博物馆的夙愿，也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之后，克孜尔石窟的保护才渐渐走入正轨。

龟兹石窟群

实际上，在古龟兹国、现在的库车一带，除了克孜尔石窟外，还有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玛扎伯赫、托乎拉克艾肯、阿艾等很多石窟，它们共同构成了“龟兹石窟群”，一个地区有如此众多的佛教石窟，堪称一大奇迹，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龟兹古国当年佛教的繁盛。

龟兹为古代西域36城郭诸国之一，史书上记载为丘慈、屈慈、屈支等，位于天山之南，塔里木盆地的北面，即以现在的库车县为中心，旁及新和、沙雅、拜城、轮台等地。中原王朝最早记载龟兹的是《汉书》。早在西汉时期，龟兹就成了汉帝国争夺丝绸之路控制权的兵家要地。龟兹王绛宾娶乌孙汉解忧公主之女为妻，多次到长安朝贺，龟兹衣服制度一度仿效中原。著名的丝绸之路在穿越塔里木盆地时，最初分南北两道，龟兹位于北道中部，后来有南、北、中三道，龟兹是北道和中道的必经之路。龟兹国的居民构成十分复杂，从民族上讲，龟兹境内曾生活着羌、塞、月氏、乌孙、匈奴、突厥、回纥和汉人，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都逐渐融合成了龟兹人。

佛教诞生于印度次大陆，以后沿丝绸之路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史称佛学东渐。佛教具体是什么时间传入龟兹的，目前还缺乏有力的史料来确认。但专家们通常认为，这一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元年前后，印度佛教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东北部）、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并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传入龟兹。到了3世纪中叶，佛教在龟兹地区广泛传播，进入全盛期。龟兹王弘赞佛法，据称，连龟兹王宫都装饰得同寺庙一般。王族赞助佛教寺院，甚至皈依佛门，从而掀起了佛教传布的浪潮，龟兹从此俨然成为西域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甚至于葱岭以东诸国王族妇女亦集诸龟兹尼寺。正是在国王和身边大臣的倡导支持下，龟兹佛寺、佛塔与佛庙遍地开化，龟兹石窟群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对于龟兹国佛教之兴盛繁华，唐代僧人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就有记载。玄奘在贞观二年（628年）西行求法，途经龟兹时，因“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淹停六十余日”。《大唐西域记》载，龟兹有佛寺100余所，僧尼5000多人。每年秋分时节，都要举行迎像大会十余日。节日的时候，各佛寺要用珍宝把佛像装饰起来，然后载到彩车上，在城内街道上缓缓而行。上自国王大臣，下至老百姓，都脱掉帽子，穿上新衣，赤着双脚，手拿鲜花出门迎接佛像。待佛像驾临，人人顶礼膜拜，个个焚香散花，场面极为隆重。

可略为奇怪的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却一点没有提及克孜尔。“玄奘是否到过克孜尔石窟？现在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玄奘是位很严谨的僧人，他对每一个到过的地方都有详细记述。反之，如果克孜尔没有出现在他的记载上，那么推断起来，他应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苗利辉推测说，玄奘信奉大乘佛教，这可能是他没有造访以小乘佛教闻名的克孜尔石窟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古国佛教繁盛的象征之一，那么库车县的苏巴什佛寺，则是另一个典型代表。

从库车县往东北20多公里左右便到了苏巴什佛寺。“‘苏巴什’在维语里是‘水的源头’，因为它地处库车河出口，所以当地人就这样叫它，也被称为雀离大寺或昭怙厘寺。”库车著名的龟兹史研究专家裴孝增告诉我们。

当年曾辉煌一时的苏巴什佛寺，虽然现在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但19万平方米的遗址，仍可以想见当年的恢弘气势。苏巴什佛寺是依河而建的建筑群，库车河从整个建筑群中间横穿而过，苏巴什佛寺因此被分为东寺区和西寺区两部分。东寺区依山而建，现存房舍、塔庙等遗址，均为土坯建筑，其中，塔庙残存墙壁高度在10米左右。城内可见3座高塔，最北一座耸立在半山腰，可俯视全寺遗址；由于受库车河水的冲刷，河岸崩塌等因素的影响，西寺区有相当一部分建筑已经消失了，尽管如此，西寺区残存的建筑，其密集程度也令人吃惊。

“一般认为，苏巴什始建于东汉，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玄奘来龟兹的时候，正好是苏巴什最繁盛的时候。”当年玄奘千里迢迢来龟兹时，龟兹王在这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玄奘在书里形容：僧徒蜂拥而来，钟声齐鸣，在大殿敬佛的烛光中，诵经声不绝于耳。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这样描述：“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提到，东寺那里有一块大玉，有佛足那么大，但是后来谁也没有发现这块玉，有人怀疑是被俄国人挖走了。”裴孝增说。7世纪中叶，唐安西都护府移设龟兹后，内地高僧更是在此云集，梵音袅袅，晨钟暮鼓，幡火不绝，到了十三四世纪后才渐渐消落。

玄奘几世纪前对苏巴什的描述，却在后来成为另一位探险家的“导游图”——1907年6月10日，刚过完29岁生日不久的伯希和到达苏巴什。算起来，伯希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新疆的西方探险家中最资深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他精通西域几乎所有语言。他随身携带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刚出版不久的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他以这些汉文史籍作为地理、文献和民族学考证的依据。到了库车，他直接把目标定在了《大唐西域记》里有过记载的雀离大寺。

“按图索骥”找到苏巴什的伯希和等人，马上对东、西寺遗址进行了挖掘。从伯希和留下了的详细考古笔记来看，在苏巴什最多时每天动用67名民工，对所有遗址都做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在苏巴什的“壁画屋”，伯希和对于壁画各部分的人物姿态、服饰、发型、首饰、头冠、飘带、乐器、金刚与钵、装饰图案、建筑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在这里，探险队发现了用婆罗米文书写的久已失传语言的文件。这些失传语言后来被伯希和的老师烈维译解为乙种吐火罗语。伯希和一行在库车共勘察发掘了8个月，直到1907年9月3日才离开。当年底，伯希和与努埃特从乌鲁木齐出发，经吐鲁番、哈密和大海道，于1908年2月24日到达敦煌，后来就发生了被后人诟病最多的从王道士手里买走大量国宝的故事。

苏巴什佛寺遗址虽然经过了上千年的风雨侵蚀和外国探险队的破坏性挖掘，但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汇地，它对研究当时的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外国探险家对其趋之若鹜的原因。1902年，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到库车时，也曾在这里进行大肆挖掘。当时，他们在苏巴什佛寺遗址中挖出了一个木质舍利盒，盒身被红、灰白、深蓝三种颜色覆盖，盒内仅存骨灰，外形也无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到了1957年，有人对这个舍利盒进行研究时发现，盒子的颜色层内有绘画痕迹。经剥去表面颜料，显露出来绘制的图像——是一组由21人组成的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舞者脸上皆戴有面具。龟兹舍利乐舞图的发现，引起国际学者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指出：“从舞蹈者头戴的各种面具和乐舞的气氛威武雄壮等特点来看，这是一幅典型的龟兹‘苏幕遮’乐舞图。”也就是说，舍利盒上所绘内容，是古代西域地区著名的歌舞戏——乞寒胡戏。这对了解古代龟兹地区的世俗生活、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都是不可多得的实证，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

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

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在1973年曾进行过一场著名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对话中，池田大作问汤因比：“如果可以选择，你想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微笑地回答：“我希望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

季羡林先生在1986年也曾有过这样一番表达：“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而在这四大自成体系的文明圈里，古代新疆应该是唯一一个都留有它们交叉重叠的痕迹所在。这一交汇最美妙的时刻发生在公元1世纪前后。

斯时，各路文化在此相遇——中原、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犍陀罗。也没有哪一个地方像那时的西域一样，流行着那么多种的宗教、语言与文字，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文化纠葛。从汉代以来，有30多种语言在这里留下了被使用的痕迹。这些语言包括匈奴语、犍陀罗语、于阗塞语、汉语、焉耆—龟兹语、突厥语、粟特语、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吐蕃语、蒙古语、满语等；而他们曾经使用过的文字至少也有20多种——汉文、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回鹘文、吐蕃文、摩尼文、波斯文、哈卡尼亚文、察合台文、契丹文、胡都木蒙古文、托忒蒙文、八思巴文和满文等。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显示出博大、宽容的胸怀，它兼容着、混合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也难怪汤因比，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会有那样的答案。

克孜尔石窟，无疑就是这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也是最好的例证之一。在德国柏林印度博物馆里，保存着克孜尔石窟出土的早期佛像，这些用木头和泥土制作的佛像都体现出鲜明的犍陀罗风格。而在早期的克孜尔壁画中，犍陀罗风格的影响也非常直接，例如在一些石窟的天相图里，图中的太阳神穿着轻盈的长衫，驾着马拉车，一些专家认为，这种形象完全出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当年这些雕像和壁画人物的样貌、服饰、艺术风格，都让勒柯克感到非常熟悉。“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哥特式的墓室”，他在日记中兴奋地说，看来中国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和欧洲发生了关系。

“我们都说克孜尔石窟是龟兹文化的典型代表，而龟兹文化的最大特点是融合了多种文化特色之后形成自己的风格。”苗利辉说。在克孜尔石窟，希腊神话中太阳神、月亮神的形象成了天相图中的日天、月天。希腊神话和印度神话交织而成的形象，人面鸟身的金翅鸟也出现其中。“这里的各个元素在东、西方都能找到源头，但它结合之后又形成自己的特点，比如只有在克孜尔才把天神布置在中间一带，一字排开，这种风格往西只有在巴米扬大佛那里才有。”

克孜尔石窟壁画，既有汉文化的影响，也有对外来文化艺术有选择的巧妙接受，更是古龟兹画师非凡的智慧。他们用粗犷有力的线条，一笔勾画出雄健壮实的骨骼，用赭的色彩，烘染出丰富圆润的肌肤，轻轻一笔画出布置均匀的衣褶，又借助一条飘曳的长带，表现出凌空飞舞自由翱翔的意境，使人一看到那些“飞天”，便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之感。有关学者说，克孜尔千佛洞的“飞天”，同背上生着双翅的古代欧洲的“飞神——安琪儿”相比，在艺术上显得更成熟，更为浪漫。

当年，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一个破旧不堪充满了潮气的洞窟中，发现了几个特殊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戴着埃及样式的黑色假发，左手拿着一个小调色盘，右手拿着一支中原式样的长杆毛笔。显然，这是正在描绘壁画的画家。在克孜尔212号窟的壁画上，他们同样发现了一行字迹潦草的题记。经过解读，人们破译出它的大致意思：来自叙利亚的画家摩尼跋陀创作了这些画。学者们根据212号窟的壁画风格推测出他们创作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6世纪到7世纪。这个时期，萨珊王朝的波斯军队正大举入侵叙利亚。这位叙利亚画家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龟兹避难，最终，在克孜尔石窟谋得一份画工的职务，从此安定了下来。

在库车县城西南约30公里的库木吐拉石窟，是古龟兹地区的另一重要佛教文化遗址。库木吐拉千佛洞开凿的时间从两晋，经隋唐，延续到宋代，现存壁画数千平方米。与克孜尔石窟相比，库木吐拉石窟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以描绘汉人信仰的大乘佛教内容为主，壁画画风也充满了浓郁的内地汉风。在创作方法上，把佛和菩萨画得雍容端庄，温柔安详，充满了人情味。有学者分析，这是因为，早在汉朝时期，龟兹就有不少内地过来屯田的士卒，而到了唐代，龟兹、于阗、疏勒一带从内地过来屯田的士卒更多，这些内地士卒和家属长期驻扎下来，就怀念中原，要反映他们的思乡情结，所以就借助佛教艺术表达了这种情感。因此库木吐拉千佛洞一派汉地景象。

西域历史上曾有多种宗教流行，其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当属佛教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在公元10世纪左右传入西域的。经过长期的争夺与演变，伊斯兰教在经过约6个世纪的传播后，终于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而龟兹地区盛极一时的佛教，在公元11世纪以后，在西域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不过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宗教战争的缘故，实际上，它早在9世纪就已经衰落了。”苗利辉说，这主要是因为佛教教义的转变。当3世纪时佛教在龟兹获得广泛传播时，其盛行的是小乘佛教；到了4世纪，鸠摩罗什大师由小乘佛教信徒改宗大乘佛教后，在龟兹弘扬大乘佛教，其门下弟子3000余人，使大乘佛教一度兴盛于龟兹地区，而小乘佛教则居于从属地位，其后不久，鸠摩罗什东去，小乘佛教复兴并重新成为龟兹佛教的主流。“大乘与小乘之间此消彼长，大乘势力一直存在。回鹘人来到龟兹以后，大乘佛教又占了上峰。大乘讲究入世，人们都聚集在离城市比较近的地方或者寺院修行。作为小乘佛教的克孜尔慢慢就衰落了。”

“因为这个地区考古挖掘的材料太少，所以它自身的发展脉络还不是很清楚。”苗利辉说。克孜尔的菱形格构图是龟兹佛教艺术模式里最有特色的一个部分，但是关于其来源，说法不一，迄无定论。“有的专家认为印度有这种形式，也有人认为是来自汉文化，所以东、西究竟是谁影响谁、怎么传播的，现在还难以搞清楚。”不过可以确认的是，正是在多种文化影响下和多民族参与下，才在丝绸之路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龟兹文化。

“丝路”上的葡萄酒乡

◎王恺

母本园的葡萄基地

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葡萄酒的产区，可是几千年来，酿酒传统几近消失，本地的葡萄品种也产生了变化，现在原产地的品种，适合酿酒的不多，多数是供鲜食或晾葡萄干食用的。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一些遗存的壁画和考古发现，探询当年丝路上的酿酒习俗。有不少葡萄酒企业现在新疆重新寻找酿造优质葡萄酒的道路，所依靠、利用的自然因素，和千百年前的人们一样：这里的气候和沙土，丰产甜度高的葡萄，是酿酒的最好原料。只不过，这些品种，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移植来的国外优质酿酒葡萄品种。

古老的传统

吐鲁番的遗迹中，高昌故城和交河古城最著名，由于高昌古城距离较远，去的人很少，我们到的时候，没有别的游客。这里是昔日高昌国的王城，200多万平方米的大片黄土城池在烈日下毫无遮拦，坐在维吾尔族老汉赶的驴车上，在40多摄氏度的温度里漫游，并不是愉快的体验。赶车的老汉就是附近村落的人，他一边用低沉的嗓音哼着歌，一边指着路边各种建筑物让我们猜测用途。

古城里的各种建筑物已经是断壁残垣，只能由历史学家考证其当年的用途和形制，古城边缘，是大片的戈壁，远远望去，一些上面有很多孔洞的土坯房子让人印象深刻。这些高高低低的房子显然不是供人居住，毫无住宅的特征，可是连接成片，并且在山坡上错落有致，猜了许久也不知道用途。老汉用不标准的汉语得意地告诉我们：这是吐鲁番的葡萄晾房，从古时候传下来，就是这种模样了。

这真是最简单地利用地理环境的建筑了：土坯墙取材于当地泥土，房中空无一物，只悬挂了若干绳索，两边开着很多孔洞，供空气流通。在炎热而蒸发量很大的吐鲁番，葡萄只要悬挂在晾房中，不需要任何辅助措施，就变成了葡萄干。

吐鲁番本地目前有18个出名的葡萄品种，包括无核白、索索、马奶子等等，其中无核白特别甜，晾晒后的甜度达到60%，可是，这种葡萄并不适合酿酒，因为其中单宁的含量并不高。不仅是无核白，多数吐鲁番的葡萄都不能酿酒，这就使吐鲁番历史上的葡萄酒文化更加隐晦了。距离高昌古城只有6公里的地方，就是高昌故国的阿斯塔那古墓葬群落，这里比起高昌古城荒凉许多。大约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这里就是高昌国的公共墓地，烈日下，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荒冢，贵族、武士和平民不加区隔地埋葬在这里，依据的不是等级区分，而是每个家族以砾石为界线。由于地势高敞，气候极其炎热干燥，墓中古尸及随葬物品历经千年都不腐烂，从而保存了大量文物。很多绘画、泥俑及其他成千上万件出土文物色彩鲜丽如新，保存十分完好。出土的唐代水饺，形状与今无异。

楼兰私藏酒窖品酒厅内景

其中一幅东晋时期的壁画，长2.5米、高0.6米，被当代考古学家取名为“庄园主生活图”，从这张图里，可以发现葡萄酒在东晋时期的吐鲁番盆地就存在了。壁画上有葡萄种植、葡萄运输和压榨，再到发酵的全过程，虽然那些小人只是线描的简单动作，可是整个生产过程，已经和现代葡萄酒的酿造方式区分不大。

在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处处可见葡萄的踪迹。许多死者身边都放着葡萄的果穗枝条，还有葡萄干。在382号墓葬群中，发现了一封任命浇灌葡萄园的官方文件——功曹条任官文书，经过考证，这应该是公元442年左右的文物。在高昌古城遗址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类似酿酒作坊的区域，包括众多陶土酒罐，当年的高昌国，葡萄酒应该是常饮酒类。

在吐鲁番另一处更早期的洋海墓地，大约2500年前的一处墓葬中，发现了一条葡萄藤，1.1米长，每节11厘米，这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发现的最早的葡萄种植的实物，考古学家以为，这条藤大约来自春秋时期。

在吐鲁番的古迹中，要发现葡萄的踪迹太容易了。就在著名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北窟，有一幅葡萄种植的壁画，所绘的是葡萄成熟时的场景，葡萄树枝叶茂盛，下面有累累的葡萄。这些千年壁画和广阔的葡萄园留存了下来，可是，葡萄酒的传统却没有流传下来，无论是酿造还是饮用，都变成了一片空白。

这是为什么？格瑞是从法国波尔多地区来到中国的酿酒师，现任吐鲁番楼兰酒业的首席酿酒师，已经前后在吐鲁番待了近10年。他给我们的分析是，历史上吐鲁番地区的葡萄酒可能是偏甜型酒，并不讲究单宁含量，而是讲究高酒精度，因为当地葡萄的糖度高，所以转化为酒精很容易，这种甜型的葡萄酒一定风靡当时，是区域特产，否则不会到唐朝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可是，现代葡萄酒概念基本从西方传来，西方葡萄酒推崇的是干型为优质的体系，和这种甜型葡萄酒体系并不兼容，他怀疑这是当地葡萄酒不再大行于世的原因。

还有专家分析，随着西域国家的消亡，许多技术，包括酿酒技术也随之灭绝。接踵而来的是伊斯兰文明在新疆的传播，并不鼓励饮酒，所以当地葡萄酒酿造技术就此隐退。但是，葡萄的种植技术却还是留存下来，并且得到更深的发挥，这也是新疆葡萄优于全国的原因。

值得骄傲的母本园

1982年，中国的葡萄酒泰斗级人物郭其昌来到鄯善，精心培育出了数十种优质酿酒葡萄，这也是新疆鄯善出产优良葡萄酒的原因之一。

作为中国第一瓶干白和干红的缔造者，葡萄酒权威郭其昌的名字大名鼎鼎。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所选定的葡萄种植的黄金区域，就包括鄯善县在内，河北的昌黎、沙城，包括宁夏的玉泉营，都是他选择的好地方，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适合国际酿酒葡萄种植的区域，是他为自己选择的一生使命。

郭其昌很早就涉足葡萄酒行业，他早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学习，后来去青岛啤酒厂。1954年接到中央的命令，要生产数箱中国本土的香槟酒。当时他正在管理青岛啤酒厂下属企业中的一家葡萄酒厂，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该厂完成了香槟酒生产任务，被周恩来带到日内瓦参加国际和平大会，后来周恩来指示当地扩大了葡萄酒生产。

之后，郭其昌被调往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改为研究栽培优质的酿酒葡萄。经多年研究，他发现，照搬苏联模式，将引种的葡萄和中国野生山葡萄、玫瑰香等杂交在一起的道路是错误的，这样出产的酿酒葡萄并不理想。因为他明白，国外的葡萄有很强的传统性和区域性。

从1975年开始，他引进了大批国外酿酒葡萄的著名品种，加强著名的酿酒葡萄的区域化特征。1982年，他在国内设立了3个母本园，分别在鄯善、昌黎和蓬莱。随着时间推移，目前，只有鄯善的母本园还在发挥正常作用，并且进入了良性循环。1976年，鄯善建立了葡萄酒厂，是当时新疆较大的酿酒企业，管理者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母本园始终是葡萄酒厂最宝贵的财富。因为葡萄酒行业的规矩是，葡萄酒的质量，70%靠原材料，剩下的30%靠工艺，有一个年份长、品种经过筛选的葡萄园太重要了。

去鄯善葡萄母本园的这天，是阳光温和的傍晚，500多亩品种各异的葡萄在夕阳中显得生机勃勃。这里的葡萄完全按照传统方式照料，负责管理这片葡萄园的郑新学告诉我，楼兰公司聘请了当地的维吾尔农民来照料葡萄园。“他们很擅长剪枝，而且新疆地区的冬天把葡萄藤收拢埋在土地里的技术早于许多地区。”擅长剪枝的结果是，葡萄会均匀地长满藤蔓，营养非常均衡。

当地葡萄的天敌是斑叶蝉，农民会用一些土办法驱赶这些昆虫，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也是葡萄母本园的严格规定。新疆楼兰酒业公司的总经理许志良告诉我，即使是在新疆，许多葡萄园也开始普遍使用农药和化肥，最多的地区，葡萄园亩产可以到3000公斤，可是优质的葡萄酒不能使用这种葡萄酿造，所以，他们的母本园一定要保证产量不超过500到750公斤的亩产；收购的葡萄也并非随意为之，要和农户签订合同。除了这片母本园，酒业公司还拥有沙漠边缘的一片园艺场，当地人称“二队”，这里的葡萄园有2500多亩，这片土地同样被严格控制。许志良说，只有严格控制原料质量，才能保证后期的酒好，否则“谈什么制造酒庄酒？”他说，在中国有不少葡萄酒酿造企业不讲究葡萄质量和产地属性，结果非常可惜，把自己出产的葡萄酒做成了便宜的低档酒。

母本园中，当初引种了多种酿酒葡萄，均为国外著名的酿酒品种，后来经筛选，选择了40多种留了下来，精心培育。目前保持一定产量供酿酒的，只有20种左右。法国酿酒师格瑞告诉我，他27岁时第一次来新疆，就是被这片母本园所吸引的：树龄有30年左右的葡萄园，在中国非常稀少，而30年的葡萄正好是酿好酒的必须条件，“是黄金树龄”。

格瑞告诉我，他从前在法国的酒庄工作，法国有树龄50年还在出葡萄的老树，可是中国很少有。这片母本园中，1982年引种的赤霞珠、梅洛和西拉都很适合这里的土壤和环境，出产的葡萄酒单宁含量很高，又不涩不干，很柔和，加上他们用法国运来的橡木桶储存后，变得更加醇厚，是整个酒厂出品的最优质的葡萄酒。

不过，并不是引种来的酿酒葡萄都适合在新疆生长，黑皮诺就是如此。黑皮诺在新疆长大后，酿出来的酒并不好喝，所以，这片土地对葡萄品种也是有选择的。

许多人说新疆日照长，昼夜温差大，所以葡萄的糖度过高，不适合酿造葡萄酒。格瑞说，并不是这样，内地的许多葡萄恰恰就输在糖度不够，很多酿酒企业在酿造时还需要往里加糖，而母本园的葡萄在每年9月中旬葡萄成熟时采摘，他们用专门的测糖仪测量，糖度刚好适合酿造干型葡萄酒。

新疆地势平坦，母本园周围也没有坡地，和国外的葡萄园地形有区别，会影响葡萄酒的质量吗？格瑞说，这里的阳光充足，国外讲究山坡上种植葡萄，主要是因为阳光需求，所以，山坡不是关键问题。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来到这里，中间回法国7年，最终又选择回到这里，还是被葡萄母本园所吸引。“这么多年，这里的葡萄产量和质量都能控制，所以，我们用母本园出产的葡萄酿酒，年年质量都不错，不分什么年份，因为新疆的气候造成了这种优势。”独特气候还有个优点，这里雨水不多，农民主要使用坎儿井的水灌溉葡萄园，避免了其他葡萄种植区域常发生的由于雨水过多带来的问题。

因为母本园葡萄产量不够多，每年酒厂最优质的“大古堡”系列只有2万到3万瓶的产量，这么少的产量的好处是，能够使酒达到酒庄酒的标准。

丝绸之路上的当代酒文化

新疆如此悠远的葡萄种植历史，莫非就没有本地出产的特色酿酒葡萄？还是让人不太甘心。而且，新疆不少葡萄种植区域和波尔多的纬度相同，总能有些自己的特色葡萄吧？许志良告诉我，确实如此。比如他们的母本园中有一种特殊的葡萄“柔丁香”，本来是酿造甜型葡萄酒的名种，在智利和南非都有出产，引进到鄯善30多年后，品种发生了变异，香味变得非常浓郁，口感和柔软度都变得与众不同，特别是成熟的时候。

母本园的灌溉系统很特殊，这里用天山雪水和坎儿井结合的灌溉方式，他们怀疑是这种灌溉给这种葡萄带来了变异。他们觉得可以把这种葡萄改名叫“楼兰香”了，因为实在和传统区域种植出来的柔丁香相差悬殊。

格瑞说，用这里的柔丁香酿造的甜白葡萄酒，产量不高，只有2000瓶左右，但口感非常好，与南非出产的柔丁香酿造的葡萄酒比，它的香味变化多端，所以他们卖到2万元一瓶的价格。

丝绸之路上的葡萄酒目前不算高产，许志良说，他们也不准备增大产量。作为专业的酒企业，他们参与过一些葡萄酒厂的生产和运作，结果发现，盲目扩大产量，不遵循葡萄原产地酿造的原则，很容易使酒厂沦为低端酒的制造商。所以，他们的打算是，专做专业的酒庄酒。在酒厂投资数亿元的楼兰酒庄中，看到了无数壁画，这些壁画是请了以前的专业考古队员绘制的。这些关于酒的壁画，本来在新疆丝绸之路上的洞窟里经常能看到，现在却在德国、瑞士和法国等地的博物馆里，酒厂将其复制下来，就想告诉人们，新疆的葡萄酒传统，实在是源远流长。

沙漠边缘的玫瑰酒、杏酒和石榴酒

◎王恺

和田出产玫瑰酒，图中的维吾尔姑娘正在采集玫瑰

新疆本地的葡萄可以酿造美酒吗？细心询问专业人士后发现，新疆还有不少地区也出产少量的酿酒葡萄，玛纳斯、昌吉都是如此。在和田地区的时候，品尝到当地的石榴酒和玫瑰酒，包括用和田红葡萄酿造的葡萄酒，觉得有另一种清香的果香味道。询问当地的酿酒师才知道，原来新疆本地葡萄在酿酒方面并非一无是处，就拿已经有600年栽培历史的和田红葡萄来说，这种古波斯地区普遍种植的葡萄并不适合鲜食，反而适合酿酒，糖度也正好适合转化，酿造出来的酒，酒精度不高不低，清香异常。

新疆和阗玫瑰酒业公司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和楼兰酒业一样，同样是1976年投资办厂，不过一开始就打算利用当地的特殊物产，不光是制造葡萄酒，玫瑰酒和石榴酒由此应运而生。

和田玫瑰是沙漠玫瑰，学名叫“小叶野生刺玫瑰”，和保加利亚玫瑰一样，属于原生品种。已经不太清楚这种玫瑰的种植史了，当地人并不专门栽培，但是在田埂上和田间地头都大量生长着，这种玫瑰没有污染，药用价值高，老人们喝茶，或者吃馕，少不了玫瑰酱。

酒厂每年5月初到5月20日专门收购维吾尔姑娘清晨5点多摘取的玫瑰，负责人介绍：这时候的玫瑰上有露水，没有经过阳光炙烤，香味和颜色都特别好。这种玫瑰广泛收自田间地头，总量有限，每年只有50吨左右，不能光靠它酿酒，而要将玫瑰和葡萄混合，发酵生产玫瑰酒。按照建厂30多年来形成的玫瑰酒酿造经验，他们先把花瓣取下，去除花蕊枝叶，然后将玫瑰浸泡在去年酿好的葡萄酒中长达半年，炮制半年后，花瓣的精华已经被淬取干净，变成了沉在酒底的花泥，过滤掉后，酒就可以饮用了。虽然只是玫瑰和葡萄两种原料，成品后却自然产生很多新鲜的芳香，比如乳香和甜香。

整个玫瑰酒生产周期至少要3年，最优质的玫瑰酒，每年只有上百吨的产量，市场价格上千元；普通的玫瑰葡萄酒，一年也只有3万吨，因为原料太少，要扩大生产也无能为力。因为和田的海拔高，这里产的葡萄比吐鲁番的要酸些，所酿造的酒更加清淡。

石榴酒也是利用了和田红葡萄酿造的葡萄基酒。当地的石榴压榨后鲜红，糖度很高，比起著名的西安临潼石榴汁要红几倍。当地石榴由此价格很贵，榨取新鲜石榴汁酿酒，也成为一件精心的活。负责人介绍：“最好的是石榴剥取时流出来的果汁，而不是压榨的，那部分被称为‘自流汁’，用这部分果汁酿造最贵的石榴酒。因为糖度高，基本上到了25度，所以这部分酒特别浓郁。石榴是热性水果，很多人说吃多会上火，所以，以它与葡萄酒混合，使其更中和。”

石榴酒同样是靠天吃饭，每年产量并不固定。“我们对工程师没有要求每年的出酒量，完全依赖于当年的石榴质量和出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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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e-only杂志书简介

内容简介

东西方文明交融深处：最美的新疆

逐花而行

夏的新疆

短暂之秋

冬之沙漠，一个奇异的世界

没有比腿更长的路

李学亮拍摄新疆的心得

如何探知新疆秘境

兵团的记忆

牧游

李娟：哪有比阿勒泰更远的地方？

伊犁河谷：行在古道两端

在那遥远的地方

画家哈孜·艾买提

“达斯坦奇”哈孜木

传说以外还有一个喀纳斯

边走边听：在南疆倾听木卡姆

桑皮纸：活着的文明

艾德莱斯：“最后的丝绸制作工艺”的新生命

行走南疆：绿洲中的城与人

难忘塔什库尔干

克孜尔石窟：绽放灿烂的龟兹文化

“丝路”上的葡萄酒乡

沙漠边缘的玫瑰酒、杏酒和石榴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