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好的

[美]罗伊·鲍迈斯特 [美]约翰·蒂尔尼 著

牛小婧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推荐序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推荐序2 负面效应——人性的基本原则

序言 负面效应

01 “坏”究竟有多坏？

02 爱情里少做错事更重要

03 为“坏”而生的大脑

04 这样批评才有效

05 奖励与惩罚的妙用

06 剔除不容忽视的“烂苹果”

07 提升顾客评分的方法

08 波丽安娜式“快乐游戏”

09 危机的危机

10 “好”的未来

致谢

推荐序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昱鲲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什么意思？坏比好强大？

我看着作业里一篇论文的题目，满是不解。

当时，我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作业里布置的论文基本都是“积极情绪拓展和构建人类资源”“快乐预测大学新生2019年后的生活”之类，因为积极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类的正面心理，比如幸福、助人、感恩、美德、意义等等。为什么会让我们读一篇讲“坏”的力量的论文呢？

但是，当我读完这篇论文，就完全被折服了。它列举了大量研究，总结出人类心理的负面偏差，也就是“坏”的影响比“好”更大。

这让我一下子领悟到，积极心理学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把事情往好处想，正面心理就更加好，而是因为人类天生就有这种负面偏差，导致了我们的心理会无意识地、系统性地受到更多负面影响，从而表现出过多的负面心理，比如焦虑、抑郁、仇恨、自卑等等。这些心理本身并没有错，它们能够进化出来，是因为它们能够保护我们祖先的生存和繁衍。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已经不像祖先的环境那么危险，因此这些负面心理经常是过度了。所以，我们才需要有意识地建设自己的正面心理，来对冲掉负面心理的过度影响。

这篇论文的作者罗伊·鲍迈斯特是现代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发起人马丁·塞利格曼的好朋友。我当时上的这个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项目就是塞利格曼创办的，他广邀各路心理学大咖来上课，其中当然也包括罗伊。

但让我意外的是，罗伊在课堂上竟然根本没有讲负面偏差，而是讲的自由意志和意识。好在课本身非常精彩，他介绍的知识以及阐发的观点让我大开眼界。

课后，他也非常和蔼地跟我们进行了交流。我顺便跟他提起了负面偏差。

他说：“是的，负面偏差让我们更需要积极心理学。但不仅如此，当我们理解了负面偏差之后，心理才能更积极，人生才能更美好。”

我顿时想起一句诗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是的，漫长而又危险的人类进化史，如同黑夜一样，给了我们黑色的负面偏差。但是，正如本书所展示的，一旦你理解了负面偏差，它对你就不再是障碍，反而可以是你美好人生的助力。

比如说育儿。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所以一直很关注各种育儿理论和知识的学习。但是越学越心惊胆战：这育儿也太难了，既要关注语言发展，又要关注数学思维，还要进行英语启蒙，还要发展音乐技能，并且给予无条件的爱——意思是：既要给他报语言班、数学班、英语班、钢琴班，他不愿意去的时候还不能发火……

好在我是学心理学的，当我把负面偏差的原理应用在育儿中时，一个结论就呼之欲出了：避坑比拔苗重要。父母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明显错过孩子的某方面发展，而不是着重培养他某方面的发展。

原因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言：缺失对孩子的影响远远大于支持。粗略地说，如下图所示，支持会促进孩子发展，缺失会对孩子造成伤害，但两者是不对等的。

缺失造成的影响，比支持大得多。正如书中所举的例子：

•如果家长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者家中给予的智力刺激不足，那平均说来，孩子发展出来的智力低于他们基因所预测的智商；但反之则未必，父母拿了博士学位，或者给孩子上各种家教或私立学校，并不能显著提升孩子的智商。

•暴力、虐待、忽视，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重大的打击，但关爱、负责，并不能让孩子的性格就变得完美。

再比如，婴幼儿需要一定的刺激才能使大脑正常地发展，但并不是不停地刺激，刺激越多就发展得越好。有正常范围的刺激就够了，再多用处也不大。关键在于，很多研究都是在考察假如缺失了这个条件，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结论往往是如果缺少它，孩子会发展不好，因此这个条件很重要。但这并不能推导出来，因此这个条件给孩子越多，他就能发展得越好。要得出这个结论，需要另外的研究。

但是这样的研究往往没有。原因也很简单，正如此书指出的：研究者需要发表论文，因此会优先研究那些效应比较显著的机制，所以不会冒险去研究可能没有结果的“正面支持效应”。

可是很多记者或者普及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仍然是看到一篇“没有×××导致了严重后果”的论文，就大力呼吁要给孩子更多的×××。

有时候正面效应也确实存在，也就是你投入得越多，结果就越好。但这仍然不意味着你给孩子在某方面投入得越多越好，因为这里面还有机会成本。

举个例子，婴儿出生之后应该和母亲有大量的身体接触，这当然是对的。凡是看过著名的罗马尼亚孤儿院研究的人，一定难以忘记那些从小缺乏拥抱和身体接触的孩子长大之后的悲惨命运。也有大量证据表明，身体接触能促进婴儿的大脑发育，降低压力和疼痛，稳定血糖和心肺功能。因此，有人建议，只要婴儿不拒绝，就要尽可能多地和妈妈有身体接触。

这个理论传播开之后，给很多妈妈带来了心理负担。有新妈妈就问过我：孩子是不是应该一直贴身抱着？我一天只能抱孩子三个小时，是不是会对孩子将来发展有影响？

我就告诉她：没关系。三小时已经够了，再多抱一会儿可能会更好，但是那个边际效应衰减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不值得投入。你还是把精力用在自身康复和其他比如哺乳之类的事情上更好。

假如建一个极其简化的数学模型来打比方，上图可以用对数函数来表示：

发展 = ln（支持—阈值）/正常

假如一个家庭的总资源（包括精力、知识、物质等等）是100，孩子一共有100个发展指标，那么Yi = 1~100，而投入Xi为1的时候，是正常范围，那么显然是在所有方面都投入1，即正常投入时，孩子的总发展∑Y最好。

当然，你可能觉得你家的资源挺多的，超过100了，那就可以酌情投入到孩子的某些方面去。我想要强调的是，不要夺走孩子任何一方面的起码投入，然后把这部分投入转移到你觉得更有前途的地方上去。

举个反例：俄罗斯国际象棋棋手加塔·卡姆斯基（Gata Kamsky）小的时候，他父亲让他每天花十几个小时下国际象棋，既不上学，也不和其他孩子玩。他确实在十三四岁时就连续两次获得苏联20岁以下国际象棋比赛全国冠军，然后他移民美国，20岁时成为全美冠军，也获得了国际象棋协会授予的大师称号，但他几乎没有人际交往能力。更糟糕的是，他的心理发展存在问题，不知如何面对挫折。在连续两次冲击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失败后，他灰心丧气，退出了棋坛，到法学院学习，因为他觉得国际象棋棋手下到40岁就没法发展了，而律师可以做到65岁。但他学法律也不顺利，7年后又返回棋坛。

现在有很多父母牺牲了儿童的社交、体育锻炼、自由玩耍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去，本质也是一样的。这些时间花在学习上，对儿童未来发展的提升很有限，但社交、体育、独立性一旦降到了正常范围以下，影响就非常大了。

如果是家庭资源不足，那只能牺牲某些投入，但也要注意，最好是平均牺牲，而不要把某些方面降到了靠近阈值的地方。比如，家长再穷也不要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赚钱，只要还能维持温饱，就应该拿出一点时间来陪孩子。

因为缺失和支持不同，缺失不是可以无限持续下去的。你一天打一次孩子，孩子差不多就毁掉了，而不是说孩子只是毁到了被你一天打两次的一半的程度。

反过来，对于资源充裕的家庭，虽然是支持越多越好，但过了一定的范围，能够发挥的正面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注意，这里说的是家庭支持对孩子发展的影响，而不是孩子自己的投入与其发展的关系。家庭支持对孩子发展的影响，到了一定程度就几乎不再增加了，但孩子本身的投入，作用会更大）。

当然，这是个极其简化的模型。事实上，以上各个假设都和一个家庭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比如各个指标的重要性不同，投入和产出比相差也很大。但我想借此大概说明一个道理：孩子就像一株植物，最需要的是合适的生长条件，阳光、雨露、土壤，任何一项出了问题，它们就会长成畸形。给它们更多的光照、灌溉、施肥，会有帮助，但也大概只能使它们更加茁壮一点点，其效应远远不如防止出问题。

所以，与其孜孜研究孩子的天赋，从小就开始大力培养，不如注意一下孩子的成长环境，看看和传统环境（最好是想象一下原始社会，不然农业社会也可以）有什么不同，补齐最起码的人际交往（爱、责任、合作、谈判、反击、情感交流等等）、体育、自然、挑战（挫折、艰苦、劳作）等因素，再慢慢地发展他的优势。

如前所述，很多育儿书、育儿理论也是来自对负面效应的不恰当推广。孩子从小缺少环境刺激，智力会发展不好，但并不是说你整天给他各种刺激，就能使他成为天才。孩子如果缺乏爱，会形成不安全型依恋，但并不是说你每时每刻都给他稳定而又温暖的反馈，他就能发展出完美的性格。差不多就行了，你更要注意的，是不要在某一领域差太多。

好消息是，这也不难。只要正常投入就可以了，别为了某一个目标而投入过多的精力、忽略了其他目标就行。孩子其实只要一个正常环境，就能很好地成长。

所以，从负面偏差的原理出发，我就再也不焦虑了。我不再妄图成为完美的父亲，而只要成为“还不错”的父亲就行了。因为要达到完美，成本太高，而收益仅仅比“还不错”高一点点。相反，在达到完美时，你更可能会犯错误，比如忽略了孩子某一方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这种忽略带来的负面影响，会远远大于你的那一点收益。

这就是负面偏差帮助到我生活的一个例子。当然，回想起来，我之所以会那么看重负面偏差，几乎本能地把它应用到我生活和思考的各个方面，应该说和罗伊本人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就在前面所说的那堂课后，罗伊提到他正在写一本书，题目是《男人有什么用？》，还公开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作为一个男人，对这样的标题当然是好奇而又不爽，就举手表示愿意参与。他要了我的邮箱地址，三天后，我竟然真的收到了他这本书的手稿，让我提意见！

这样的学者风度，怎能不让我折服。更不用说，在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频频在各种文献和书里遇到他。他研究的领域包括自我、非理性、归属感、自我调节、文化和性、自由意志等等。他还写过16本书，包括《意志力》《恶》《部落动物》《人生意义》《文化动物》等等，几乎每本书的主题都不同。我越来越被他的学识所吸引，也越来越被他的思想所影响。

因此，我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为这本书作序。对于书的另一位作者约翰·蒂尔尼，我不太熟悉，但他们俩此前就合著过《意志力》一书，蒂尔尼为这两本书都增加了很多可读性。我很愿意向您推荐这本既科学又引人入胜，还发人深思的好书。

推荐序2

负面效应——人性的基本原则

安人心智集团董事长 阳志平

1

2014年，互联网创业火爆，有一位跨界创业者经营了多个品牌，其中有一个品牌是餐饮。有评论家写了一篇文章，论证他创办的某餐饮品牌为什么一定不会成功。为了反驳评论家的观点，这位创业者用调侃的口气写了一篇文章：××品牌为何“失败”了？

结果这篇文章流传很广，不少媒体转载时改成了：某创始人亲自揭秘，我是如何失败的？

这位创业者无意中犯了一个违背心理学的传播大忌——将品牌与负面新闻关联在一起。多数读者在阅读时，无力区分你是真倒闭了还是假倒闭。看了标题，就误以为你真的倒闭了。时隔多年，这个餐饮品牌真的倒闭了，这是后话。

2

为什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会发现，与积极事件、积极情绪相比，人类更偏爱消极事件、消极情绪。彼此相爱的人，分手后更讨厌彼此，即使当初他/她曾经对你百般的好，但分手后，你只会记住他/她是如何伤害你的，那些甜言蜜语成了谎言。

在一个公司中工作，即使有过那么多愉快时光，但你更容易记住的是离职的不愉快。在生活中，使用一个外卖App（应用程序），即使你点过100次外卖，只要有一次恶劣体验，你可能从此改用另一个。

两个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2020年，中美冲突加剧，有很多人在有意无意地放大另一个国家的不好。

从爱情、工作、生活，再到国际关系，人类存在一个倾向——放大“坏”的影响，削弱“好”的影响。这被心理学家称为“负面效应”。

3

关于负面效应（negativity effect），在心理学文献中有大量叫法，有时称之为负面偏差（negativity bias），有时称之为负面主导（negativity dominance）。它作为人性基本原则，在生活中存在已久，不知不觉地影响着重大决策。但是作为科学研究话题，直到近些年才成为心理学探讨的议题。

最关键的论文来自两位心理学家2001年的研究成果。第一篇论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罗津（Paul Rozin）的《负面偏差、负面主导和感染》；第二篇论文是本书作者罗伊·鲍迈斯特的《“坏”比“好”更强大》。

第一篇论文迄今为止，已有3 293次引用；第二篇论文的引用次数更高，已有7 303次引用。这两篇论文开了认知科学、心理学中探讨负面效应的先河。在第一篇论文中，罗津教授发现人类存在一个普遍倾向，即赋予负面实体更大权重。究竟有哪些负面实体？（1）负面事件，比如天灾人祸；（2）负面物体，比如野外的老虎；（3）负面的个人特质，比如在一种文化中，我们普遍不认同的一些个人特征，如肥胖、怯弱等。

人类的负面效应会通过四种方式体现出来。第一种方式，我们倾向于将负面实体看作比正面实体更强大的事物。比如前文中举的例子，坏事的传播力量比好事更大。

第二种方式，我们倾向于认为负面事件的发展更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研究发现，人类普遍存在“损失厌恶”心理。“得”带来快乐，“失”导致痛苦。但我们对得失的心理评估并不等同于它的实际经济价值。一般来说，在心理评估时，人们对损失的感受要大于对收益的感受，前者往往是后者的两倍左右。

第三种方式，当一个负面实体与正面实体组合在一起时，我们心理评估的结果比实际结果更消极。如果你需要同时告诉别人一个好消息与一个坏消息，你该如何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告诉我们，如果得小失大且悬殊很大，二者应分开。40元的获得与6 000元的损失相比，几乎没有减少损失的作用，分开还能有得到40元收益的感觉。

第四种方式，与正面实体相比较，人类赋予负面实体更广泛、更复杂的概念定义。罗津尝试寻找“杀人犯”的反义词，结果一个也没找到，只找到为数不多的同义词。同样，“痛苦”的同义词比“快乐”的同义词多得多。

与英文相比，中文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我甚至将中国文学称为忧伤的文学。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诺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中，将《诗经》列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回溯《诗经》，“心之忧矣”在《诗经》中重复表达了27次。即使将“忧矣”排除在外，《诗经》中也有近40个词来诉说忧伤。反之，快乐相关的词少得可怜。

在《“坏”比“好”更强大》一文中，鲍迈斯特教授收集了来自亲密关系、社交网络、人际互动、个人学习、家庭教养方式等领域的证据，最终发现，坏的情绪、坏的父母、坏的反馈比好的影响更大。人类更倾向彻底处理坏的信息，而非彻底处理好的信息；人类更倾向避免糟糕的自我定义，而非追求好的自我；人类更容易记住坏的刻板印象，而非好的刻板印象。

4

从2001年罗津与鲍迈斯特两位教授的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承认，负面效应是人性的基本原则。

为什么会这样？

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很容易理解，在远古时代，人类面临的是来自生存的挑战。你我的基因深处，铭刻的是人类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对洪水、饥饿、短命、毒蛇的记忆。一个有趣的研究是，年仅8个月的婴儿会更快地转头看蛇的图片，而非青蛙的图片。另一个实验表明，5岁的小朋友观察一组面孔时，会更快地识别悲伤的面孔，而不是开心的面孔。

我们先天偏好应对负面事件、消极情绪。这种雕刻在基因深处的负面效应，被商人、媒体与政客广泛利用。

与那些强调成长的广告相比，我们更偏好那些唤醒恐惧的广告。人类往往只记住了“创伤”的概念，有意无意忽略了创伤后成长的能力。

与那些强调真善美的人物报道相比，我们更偏好戏剧性的负面报道。一个好人突然变坏；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与那些强调国际关系复杂的言论相比，我们更偏好强调冲突、对抗的言论。认知科学家平克以积极的乐观主义者著称，著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当下的启蒙》等。但即使是类似平克这样不参与政治的学者，在2020年国际政治冲突加剧的时候，也被大量学者批评。

5

人类还有药可救吗？按照负面效应，答案当然是无可救药。人类的愚蠢超乎想象、病入膏肓。

事实并非如此。

与动物相比，人类是唯一能控制自己的负面偏见，并摆脱负面效应的物种。

你的基因告诉你，你应该害怕蛇。但是，一位安全感很强的妈妈，会在游戏中让孩子学会如何正确地面对蛇这些令人害怕的事物。

你的基因告诉你，你应该对人类未来持有悲观态度。但是，总有平克这些学者，用雄辩的著作告诉你，人类暴力正在减少。我们正处在一个连接得越来越紧密、前所未有的文艺大复兴时代。

同样，研究负面效应的科学家，用大量实验告诉了我们很多超越负面效应的方法。比如，正视恐惧的方法是将恐惧写下来；对负面事件提前在大脑中进行预演，那么当不幸来临时，你更容易胸有成竹。

即使是文学，亦因为恐惧而生。从中国的《诗经》再到西方的《圣经》，都记录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灾难事件，如洪水与战争。一旦诉诸文字，从此变成美。

序言

负面效应

我们常淡定地对自己说，这件事不论结果好坏，都要坦然接受。而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并没有按这个逻辑运转。我们的思维和生命会因一种重大失衡而发生偏移，这种失衡科学家也是最近才搞清楚，这就是：“坏”比“好”更强大。

“坏”的这种力量在学术文献中有好几种叫法：“负面偏差”、“负面主导”，或者就叫“负面效应”。不管名称为何，都是指负面事件和情绪产生的影响普遍强于正面事件和情绪的影响。我们会因一句批评而崩溃，却不为如潮的赞美所动。我们一眼就能看到人群中充满敌意的面孔，却看不见一张张亲切的笑脸。这种负面效应听起来令人沮丧——在现实生活中通常也确实如此——但结局未必无法改变。“坏”比“好”强大，但如果我们能深入了解“坏”的特点，“好”便有望占据上风。

通过认识负面效应和克服本能反应，我们可以打破有害模式，更加有效地思考未来，并发掘负面偏差带来的巨大益处。坏运气、坏消息和坏情绪能够产生强大激励（事实上，这是一种最强大的激励），使我们更坚强、更聪明、更善良。“坏”能够派上绝佳的用场，但前提是，我们要用理性的头脑来理解“坏”的非理性影响。战胜“坏”需要智慧和努力，尤其是在放大“坏”之威力的数字世界中。

负面效应是一条简单的原理，但其造成的后果却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意识到“坏”的力量如何扭曲判断，就会做出可怕的决策。负面偏差可以用来解释大大小小的现象：国家为何会草率发动损失惨重的战争，邻里为何会结仇，夫妻为何会离婚，经济为何会停滞，求职者为何会在面试中表现不佳，学校为何会让学生挂科，橄榄球教练为何频繁地弃踢。负面效应会破坏声誉，导致公司破产；能够催生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能够散播无谓的恐惧，让美国人越发愤怒，让赞比亚人越发饥饿；能够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激起道德恐慌；能够毒害政治并让煽动者得势。

“坏”通常比“好”更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年轻人最易受负面效应的影响，因为这是人生中最需要从失败和批评中学习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的必要性减弱了，看问题的视角也有所增加。年长者往往比年轻人更易满足，因为年长者的情绪和判断不会像年轻人那样轻易被问题和挫折左右。他们更愿意回忆愉快的往事，而不是沉溺在悲惨的记忆中，以此来对抗“坏”的力量。若以客观标准衡量，年长者的生活品质可能并未改善，尤其是在有健康问题的情况下，但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并能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因为他们能忽略不愉快的经历，专注于能带来快乐的事情。

这就是本书推崇的智慧。我们将为读者解释，如何利用“坏”的好的一面，克服其不良影响。近年来，有关负面效应的研究迅速增加，研究人员已经逐步掌握了应对这种效应的策略。进化导致人类很容易被“坏”影响，“坏”统治着所有动物大脑中的一个主要区域；但进化也为人脑中一些更复杂的区域配备了天然认知工具，使人类能够承受“坏”的冲击并创造性地利用“坏”的力量。今天，这些工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因为现在利用高明手段散播恐惧和威胁的人大大增加——我们可以称之为贩卖“坏”的商人，他们通过恐吓公众和发酵仇恨牟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我们会告诉读者该如何运用理性思维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在爱情和友情，在家庭、学校和职场，在商业、政治和政府中——防范“坏”所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告诉读者如何让“好”最终战胜“坏”。“好”无法像“坏”那样产生直接的威力和情绪冲击力，但可以通过坚持、智慧和数量优势占据上风。

通过了解负面偏差如何影响自己和他人，你会以更加切合实际且不那么惶恐的眼光看待世界。你可以有意识地克服导致安全感缺失、恐慌、恐高以及演讲恐惧的种种冲动。恐惧症是“坏”之威力的例证，是对潜在异常情况的过度反应，是一种妨碍你充分享受生活的非理性冲动。一旦领悟了负面效应，你便可以战胜恐惧症。同理，更广泛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在了解负面效应之后，你可以从挫折中学习，而不致被挫折打倒。你可以避免许多低级错误，这要比试图当完美父母或伴侣重要得多。在任何亲密关系中，你都可以学习如何在争吵开始之前按下停止键，或者至少避免让争吵失控。你要知道，小小的冒犯极易招致误读和夸大，尤其是在情侣设法琢磨彼此心思的时候。在工作中，你可以避免跌入毁掉职业生涯和葬送公司前途的陷阱。

“坏”的好处在于，它具有一种使思维更敏锐、使意志更坚强的力量。通过理解令你痛苦的反馈所产生的影响，你可以更好地对待批评——更好地吸取有益的教训，而不致丧失信心；你也会变得更善于提出批评，这可是一种罕有的能力。包括所谓专家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懂该如何传达坏消息，因为他们不了解听者如何接收坏消息。如果医生笨拙地告知患者糟糕的诊断结果，就会让患者更加难过，更加不知所措。在评价学生或员工时，许多教师或上司传达的批评只会让人灰心丧气，另一些教师或上司则会回避问题，为每个人都打出高分，给出高评价。事实上，他们可以运用近年来已经在学校、办公室或工厂得到充分验证的技巧，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

巧妙地运用批评和惩罚，效果要比每人发一个奖杯好得多，能够大大加快进步的速度。批评和惩罚激励人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使职业生涯和亲密关系不致继续受到损害。批评和惩罚教人们如何完善自我并更好地与他人相处，不论是在工作中开展协作，履行各种家庭责任，还是努力维持浪漫关系。

如果能够适当地理解“坏”的力量，这种力量便能调动起每个人身上最好的东西。

负面效应是心理学中的基本层面，也是人生的重要真相，但直到近年才被发现，而且是在相当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罗伊·鲍迈斯特对负面效应的研究始于一个模糊的问题，一个在心理学研究圈内已不再时兴的问题，这是他一贯的风格。读大学本科时，他曾想要成为思考人生终极问题的哲学家，但他父母认为哲学家这个职业太不切实际，不值得花大笔学费去普林斯顿读书，于是他妥协了，决定攻读社会心理学专业。

鲍迈斯特先后在凯斯西储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任教。其间，他兢兢业业地开展了高度专业性的研究和实验，他所研究的项目恰恰也是受当今学术期刊和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青睐的领域，比如自我控制、社会排斥、攻击性等，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收获颇丰，在业界颇有名气。但他也会思考远远超越自己专业范畴的问题：为什么有罪恶？什么是自我？什么塑造了人性？生命的意义是什么？[1]他曾写过一本书来回答以上每一个问题。为写这本书，他查阅了心理学及其他多个学科的文献，以探寻研究领域狭窄的专家看不到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鲍迈斯特对好事和坏事中蕴含的几种模式产生了兴趣。研究人类反应的心理学家发现，糟糕的第一印象所造成的影响远大于良好的第一印象；行为经济学家的实验则表明，经济损失产生的影响比相应的经济收益要大。是什么赋予“坏”更大的威力？我们应在何时对抗这种威力，又该如何对抗呢？

为寻找答案，鲍迈斯特首先想看看坏事在何种情况下不致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研究方法：要想了解某种事物为何强大，就应该找到其弱点所在；要想找到屋顶的支撑物，就应该先寻找屋顶上的塌陷之处。鲍迈斯特和他的同事提出要“查明若干相反的模式”，以便“围绕‘坏’与‘好’分别在何种情况下更强大这一问题构建详尽、复杂和精细的理论”。[2]

出乎意料的是，尽管他们查遍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种种研究文献，却无法找到有说服力的反例来证明“好”更强大。研究表明，糟糕的健康状况或教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比良好的健康状况或教养方式大得多。坏事产生的影响持续时间比好事更长。与正面图片（一杯巧克力冰激凌）相比，负面图片（动物尸体）会刺激大脑产生更多电活动。批评产生的痛苦比表扬产生的愉悦感强得多。惩罚能够比奖励更好地激励学生和工人。坏名声比好名声来得更容易，想要摆脱也更加困难。他们查阅的研究文献表明，“坏”远比“好”强大。这些心理学家几乎是碰巧发现了一种重大现象，一种延伸至太多不同领域，以至整体规律已被人忽视的现象。

鲍迈斯特在记录研究结果时恰好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并介绍了他的发现。他讲完之后，听众中一位名叫保罗·罗津（Paul Rozin）的教授走上前去，告诉鲍迈斯特他也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但研究方法不同。罗津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他针对奇幻思维、厌恶等一些冷门课题开展了极具创意的研究。

罗津开展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实验，证明了污染好东西是多么简单。[3]当研究人员把一只消过毒的死蟑螂浸入一杯苹果汁再迅速拿开后，大多数人都拒绝喝果汁（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是小男孩，他们似乎不会被恶心到）。之后，大多数成年人不愿再喝任何苹果汁，就连刚从新纸盒倒入干净玻璃杯里的苹果汁也不愿喝。只要稍微碰到恶心的虫子，就足以让一切食物顿时难以下咽。

但假如实验人员把一块美味的熔岩巧克力蛋糕放在一盘消过毒的蟑螂上边，你会愿意吃虫子吗？你能想象有什么佳肴美味到只要一碰到盘子，就能让蟑螂变成能吃的东西吗？没有，因为不存在什么“抗蟑螂物”。罗津对厌恶和污染现象的研究验证了俄罗斯的一句老话：“一勺柏油搅坏一桶蜂蜜，但一勺蜂蜜改变不了一桶柏油。”

罗津在思考这种不对称的过程中发现，负面偏差适用的对象非常广泛。在许多宗教传统中，一个人可能仅因一次破戒就受到诅咒，或者一瞬间便魔鬼附身，但要行善和侍奉好几十年才能成为圣徒。在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婆罗门会因食用较低种姓者做的食物而受到玷污，但贱民并不会因食用婆罗门做的食物而变得高贵。

鲍迈斯特和罗津还同时注意到语言中的一些特别之处。心理学家一般用一对对反义词来描述情绪状态，比如快乐或悲伤，放松或紧张，高兴或生气，友好或敌对，乐观或悲观。但鲍迈斯特在查阅有关好事件和坏事件的心理学研究之后注意到，其中缺失了某些东西。心理学家早就知道，人可能会因一件事而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将持续多年。描述这种现象的术语叫“创伤”，但创伤的反面是什么？我们该用哪个词来形容单个事件所引发的能持续好几十年的积极情绪状态？

“创伤”没有反义词，因为没有哪一件好事能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你可以有意识地回忆过去的愉快时刻，但那些不请自到、突然在你脑海中闪现的记忆（心理学家称之为“非自主记忆”）往往是不愉快的。糟糕的时刻会产生挥之不去的无意识感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之后，研究人员将分别在亚太地区和欧洲作战的老兵进行了对比，发现他们的口味存在显著差异：曾在亚太地区作战的老兵始终不愿吃亚洲食物。一次糟糕的性经历就能让人一辈子活在阴影之下，但最幸福的幽会终将成为朦胧的记忆。一次出轨就能毁掉婚姻，但忠贞却无法让夫妻感情永远牢固。父母对孩子的一次忽视就能导致持续好几十年的焦虑和心理治疗，但没有人会用整个成年期来回味某一天在动物园游玩的美妙经历。

罗津还注意到其他一些没有反义词的“坏”词。比如，没有任何一个词与“杀人犯”的含义相反。为检验这一设想，研究人员询问了许多人，请他们给出“杀人犯”的反义词，但人们的答案并不一致。有些人给不出任何答案，另一些人给出的答案则不大贴切，比如“救世主”（这个词含义较为宽泛，往往用来形容精神救赎和其他形式的救助）和“救生者”（让人联想起轮船甲板上的救生圈）。研究人员以往研究过世界各地的语言，发现词汇分布中存在负面偏向：负面概念的同义词比正面概念要多，譬如，“痛苦”的同义词比“快乐”的同义词多。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想从正反两方面寻找与“杀人犯”类似的其他“独特名词”（unique noun），但只找到为数不多的“坏”词，“好”词则一个也没有。

他们可以找到“同情”的近义词，比如“恻隐”和“怜悯”，但找不到任何用来形容对某人的好运感同身受的词。我们可以用“事故”表示意外发生的负面事件，用“风险”表示坏事发生的可能性，但大多数人都想不出能用什么词表达相反的含义。或许可以说“机缘”，但大多数人显然不太熟悉这个词。大多数人也说不出“厌恶”的反义词。研究人员还考察了20种其他语言，其中既包括使用范围最广泛的语言，也包括冰岛语和伊博语等冷门语言，结果发觉情况类似。[4]研究结果表明，负面偏差存在一种极端形式：“坏”有时比“好”强太多，人们甚至根本不去尝试将“坏”与“好”相比较。

等到鲍迈斯特与罗津对完笔记，两人意识到他们分别独立地发现了相同的原理。2001年，两人经过协调，发表了各自的论文。这两篇论文现在都跻身引用次数最多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列。受此启发，心理学家和很多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开展了数百项有关负面偏差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新场合发现了负面偏差，分析了负面偏差的影响并考察了应对措施。我们想在本书中介绍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负面效应的理解，同时也印证了原始论文中的观点。

罗津的论文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爱德华·罗伊兹曼（Edward Royzman）共同撰写，题为《负面偏差、负面主导和感染》（Negativity Bias, Negativity Dominance, and Contagion）。[5]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与正面事件相比，负面事件更突出，更有力，在事件组合中更占优势，而且一般来说效力更强。”鲍迈斯特的论文标题则是简简单单的《“坏”比“好”更强大》（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6]该论文与凯斯西储大学的同事埃伦·布拉茨拉夫斯基（Ellen Bratslavsky）、凯瑟琳·福斯（Kathleen Vohs）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卡特里恩·芬肯奥尔（Catrin Finkenauer）共同撰写。他们收集了证据，并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发现，在日常事件、重大生活事件（例如创伤）、亲密关系结局、社交网络模式、人际交往和学习过程中，坏事件的影响力大于好事件。”

鲍迈斯特以及与他共同撰写论文的研究人员注意到，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自己的职业重心也因“坏”的威力而发生了偏移。在心理学期刊和教科书中，分析问题的篇幅达到探讨快乐和幸福的篇幅的两倍以上。这是为什么？一种假设是，心理学家是悲观的遁世者或施虐狂，他们通过研究人类的痛苦和失败获得不正当的满足感。但在鲍迈斯特团队看来，更好的解释是心理学这门年轻学科的研究者面临压力，需要得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他们需要研究尽可能强的效应，好让真理从误差方差的阴影中闪现，并反映在测量结果中。”如果“坏”比“好”强大，早期的心理学家势必倾向于研究人类生活中存在问题的一面。”

心理学研究者以前一直遵循自己的“安娜·卡列尼娜原理”，该原理得名于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区分和衡量不幸者面临的问题要容易得多，因此，心理学家便从不幸者入手。心理学研究在进入公众视野时受到进一步扭曲，因为它们经过了记者的过滤。记者爱寻找最能产生直接影响的新闻——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坏消息。所以他们大书特书创伤、精神病和抑郁所导致的伤害，却鲜有报道介绍心理复原力和获得幸福的能力。

创伤后应激障碍已成为常识，但了解“创伤后成长”这一概念的人并不多，而创伤后成长其实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大多数经受过创伤的人最终都会感觉这种经历让他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更成熟、更宽容、更善解人意，或者在其他方面脱胎换骨。颇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经常感叹，人们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关注过多，而对创伤后成长关注过少，这会导致人们错误地预计坏事会产生负面效应。至少有80%的人并不会在经历可怕事件之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7]尽管一件坏事所产生的威力比好事大，但人们会逐步以许许多多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应对，当他们再次面对人生挑战时，往往会变得更有能力。最终，“坏”能让人更强大。

心理学家和记者过于强调负面效应，以至忽视了有关人类复原力的更广泛真相。心理学家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存在偏差之后，便开始纠正这种偏差，他们开始探索如何促进韧性、成长和幸福感，而不是仅仅研究如何减轻不幸。为此，心理学家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坏”的力量。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也是一样。认知科学家发现了一些新方法，可以在治疗焦虑和其他障碍的过程中利用它们抵消“坏”的效应，还可以利用“坏”的力量提升学习速度。经济学家发现“坏”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研究宗教问题的社会学家看到“坏”的力量能激励善良行为，还发现了宗教信仰中普遍存在地狱概念的原因。基督教中的原罪说（人类因亚当和夏娃的罪行而注定永远饱受折磨）可能有些残酷，古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必然因一个致命弱点而遭受厄运似乎也有些不公。但这些说法恰好与人类心理和进化中的一项基本要素相符。

要想生存下去，“生”必须每天获胜，而“死”只需要获胜一次。一个小小的错误或误判可能葬送所有成功。负面偏差是适应性的，生物学家用“适应性”这一术语形容一种能够提高个人或群体生存概率的属性。在远古时代狩猎采集者生活的稀树草原上，能够生存下来的是那些比喜欢品尝美味浆果的人更重视避开有毒浆果的人；较之美味的羚羊，他们更关注捕食猎物的狮子。能否感知朋友的善意通常不会关乎生死，但忽视敌人的仇恨可能是致命的。在群体层面，生存取决于研究者所说的链条原理（基于一种老套的说法，即一根链条的强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部落的安全不可能仅靠一个好人来确保，但如果一个粗心的厨师用植物块茎做饭时没能割除有毒的部分，部落成员就可能全部中毒；同样，一个部落只要出现一个叛徒，就可以把所有同部落的人出卖给敌对的部落。

我们仍有可能因一个错误而丧命。我们的生活仍有可能因一个敌人而陷入悲惨境地。一次损失可能抹去之前的多次盈利。对威胁倍加关注仍具有进化论意义。但对“坏”的敏锐感知可能产生负向效应，对狩猎采集者有用的能力并不总对我们有利。我们渴望堆积让人发胖的热量，这在食物稀缺的稀树草原上是有用的，但在垃圾食品商贩整日引诱你的现代社会就会导致肥胖和疾病。如今，“坏”也有自己的商贩，他们能够像垃圾食品推销员一样巧妙地运用媒体。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世界看上去危机四伏。恐怖主义是传媒时代的产物。[8]在19世纪末之前，随机杀害几个无辜平民毫无战略意义。直到19世纪末，在消息通过电报和廉价印刷媒体得以迅速传播之后，恐怖分子才发现一次恐怖活动就能产生巨大能量。随着广播的诞生，恐惧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了。自有线电视频道、网站和社交媒体开始全天候争夺观众以来，恐惧的传播更是超光速推进。媒体通过大肆宣扬自然、技术、外国和政治对手的威胁，从而触动人的原始情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收视率极高，因为他总是把最坏的东西当作噱头，几乎每一周都警告选民，西方文明即将走上穷途末路。

从早到晚，“坏”的力量一直左右着我们的情绪并主导着我们的决策。“坏”驱动新闻报道，塑造公众话语，它被记者、政客、市场营销人员、博主、社交媒体上居心险恶者、网络喷子和任何其他想要吸引网民的人所利用。以历史标准来看，过去25年极其安定，但人们所目睹的战争和流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暴力犯罪率大幅下降，[9]但大多数人却认为暴力犯罪率上升了，因为他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犯罪场面。[10]坏消息成为家常便饭，让人们感到无助。他们开始杞人忧天，对世界的状况感到绝望。[11]

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我们开始把闲暇时光花在点击《为什么你的饮食会杀死你》这样的标题上。不管你的家庭生活多么幸福，你都会遭到一大堆标题党文章的轰炸，比如《伴侣欺骗的七大迹象》《防止孩子遭绑架的五条小贴士》。不管你的生活多么合乎道德标准，标题党总有办法吓唬你。

就连观看网上那些可爱动物的视频也不安心，算法会把你引向那些面向宠物主人的文章，譬如《如果你死了，你的狗会吃你吗？请看事实》。

如果我们不知如何克服“坏”所产生的不相称影响，“坏”就会一直扭曲我们的情绪和世界观。“坏”会让史上最幸运的人感觉自己遭受了诅咒。几千年来，普通人的命运一直是在繁重的农活中度过短短一生。1950年，世界上大多数人依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生活费维持生计，[12]也不识字，[13]而今，极端贫困率和青年文盲率已降至10%以下，而且仍在下降中。[14]我们的处境比祖先梦寐以求的生活更富足、更健康、更自由、更安全，却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更喜欢关注（并投票选择）世界将走向地狱的声音。我们不是抓住机遇开辟新天地，而是为不公正大动肝火，为灾难而恐惧——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应对反倒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负面偏差导致我们特别关注外部威胁，从而夸大这些危险，而向内审视时却容易出现一种不同的偏差。我们通常会放大自己的美德，自我欺骗的能力可能也十分惊人。研究人员曾让因伤害、抢劫、欺诈等罪行而服刑的囚犯将自己同普通人做对比，这些囚犯认为自己比普通人更讲道德、更诚实，也更有同情心和自制力，他们自认为只有遵纪守法这一种品质弱于其他人。在遵守法律方面，这些被定罪的囚犯“谦虚”地为自己打出平均分。[15]

我们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高估掌控自身命运的能力。人们开车上路时有种错误的安全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驾驶技能高于平均水平，并期望凭借自身能力保护自己，尽管许多事故是由不受他们控制的因素所致。同样，当被问及完成一个项目需要多长时间时，人们通常会低估所需时间，因为他们过于自信，没有考虑由不受自己控制的因素所致的延迟。这种“乐观偏差”会引导人们低估生活中一些负面事件所带来的风险。他们完全知道坏事可能发生，甚至常常对坏事发生的可能性抱有很高的预期，但却告诉自己，这些事情将发生在别人身上。

这种恐惧与自负的有害组合一次又一次酿成灾难。政治学家用它来解释现代历史上一些最让人费解的错误。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德国为何急于发动经证明徒劳无功的战争？战前的德国是欧洲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强大到邻国不敢贸然对它发动攻击，但德国领导人却一心关注来自其他国家的一切敌对迹象。1912年，德意志帝国宰相寻思着要在自己的庄园里栽树，因为他认为“俄国人无论如何都会在几年之内打到这里”。历史学家虽然想方设法为这种偏执寻找合理的解释，但按照政治学家多米尼克·约翰逊和多米尼克·蒂尔尼（两人没有血缘关系）的说法，最好的解释来自心理学文献。

最近，他们参照鲍迈斯特和罗津的研究，解释了导致德意志帝国领导人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03年促使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关键因素——恐惧。[16]与德国人一样，美国人高估了敌人的威胁，误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外，美国人跟以为自己能迅速获胜的德国人一样，在判断自身是否有能力用稳定的民主政府取代萨达姆政权时抱有严重的乐观偏差。因此，急于消灭假想敌的美国人制造了一种现实危险，催生了“伊斯兰国”（IS）和其他恐怖组织，并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土壤。

这些战争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的危机”的例证。“危机的危机”是指永无止歇的一连串被高估的威胁，为应对这些威胁而采取的行动又导致所有人的处境恶化。美国是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但政客却想让我们相信美国遭受来自伊朗和朝鲜的致命威胁。街头越安全，媒体就越发起劲地搜寻新威胁，比如想象中的非法移民暴力犯罪浪潮[17]（事实上，非法移民犯罪的概率比本国人要低），又如所谓猖狂绑架和杀害儿童的“陌生人危险”（这种风险比被雷电劈死的概率低得多）。[18]在没什么大事可报道的日子，总会有“世界末日论”引起大家的恐惧，比如病毒毁灭人类，机器人占领世界，全球环境崩溃。世界末日预言极其深入人心，在一项针对美国儿童开展的抽样调查中，这些儿童被问到长大后地球会变成什么样，结果三分之一的人担心地球届时将不复存在。[19]

准确地说，吓唬这些儿童的成年人叫“可用性投机家”（availability entrepreneur）。他们是一些记者、活动家、学者、律师和政客，他们知道人类倾向于根据头脑中可调用事例的多寡来判断危险程度，并将此作为投机的资本。过去20年，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及其盟友在世界各地杀害的人还不如死在浴缸里的美国人多，[20]但我们却一又一次地在屏幕上看到恐怖主义受害者。这就导致了被铁木尔·库兰（Timur Kuran）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称为“可用性级联效应”（availability cascade）[21]的自我强化过程：有关危险的新闻报道让公众产生恐惧，进而促使媒体进一步报道，导致公众更加恐惧。这就是为什么40%的美国人担心自己或家人会在恐怖袭击中丧生。[22]与此同时，由于媒体没有大肆报道在浴缸中洗澡时死亡的人数，所以浴缸并未引起恐惧，数百万美国人在浴缸里爬进爬出，从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我们想要对抗使个人产生无端焦虑、使国家出台破坏性公共政策的恐惧级联，我们希望触发一种不同的级联效应。我们确信，今天的儿童长大后地球仍会好好地在那儿，我们希望这些儿童及其父母能够和我们一样乐观。人生已不再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形容的那样“污秽、粗野、短暂”，[23]但心理学家发现，就连最富有、最长寿的人也还是以这种方式看待人生。当研究人员问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成年人，人生漫长还是短暂、轻松还是艰难时，北美人并不比印度人更乐观，尽管从统计数据来看，北美人的预期寿命更长，收入也更高。[24]只有八分之一的北美人认为人生漫长且轻松，多数人认为人生短暂且艰难。但如我们所料，乐观者比悲观者快乐得多，也更关心公共事务——他们更有可能投票、进行慈善捐款并在社区从事志愿服务。

该如何壮大乐观者的队伍呢？当然，我们不指望消除负面效应，但我们希望让你知道如何不被负面效应主宰。首先，我们将考察负面效应的力量，看看“坏”比“好”强多少，“坏”在大脑中如何运作，“坏”如何扭曲你对人和风险的认知，我们又该如何使这些扭曲最小化。在本书的中间部分，我们将探讨如何用“坏”的力量实现积极目的，如何应对负面效应在商业领域和网络世界造成的特殊挑战。之后，我们要看看人类可以调动哪些内在力量和有意识的策略，以抵御现代社会中“坏”的猛烈炮火。

在动物之中，唯有人类有能力控制或者至少认识负面偏差。其他物种天生厌恶危险，并拥有学会（通常学得相当快）讨厌某些东西的机制，只有人类才具有克服厌恶感的特异能力。[25]我们经常会喜欢上曾经害怕的活动，比如观看恐怖电影或乘坐过山车。我们畏避第一口咖啡、大蒜或辣椒，但之后便慢慢学会欣赏这种滋味。我们天生畏惧从高处下落，婴儿学会说话之前就表现出这种恐惧，但有些人却迷上了跳伞或蹦极。

我们可以采用更为客观的视角，看到在人生中，在世界上，喜乐远多于哀伤，并运用这种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尽管“坏”的威力强大，我们仍能向阳而生。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应对。首先，我们来运用最基本的策略——了解敌人。

[1] 鲍迈斯特撰写的文章和书籍列表，参见http://www.roybaumeister.com/.

[2] R. F. Baumeister, E. Bratslavsky, C. Finkenauer, and K. D. Vohs,“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 (2001): 323—70.

[3] P. Rozin, L. Millman, and C. Nemeroff, “Operation of the Laws of Sympathetic Magic in Disgust and Other Domai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1986): 703—12.

[4] P. Rozin, L. Berman, and E. Royzman, “Biases in Us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Words Across Twenty Natural Languag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4 (2010): 536—48,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902793462.

[5] P. Rozin and E. B. Royzman, “Negativity Bias, Negativity Dominance, and Contag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5 (2001): 296—320.

[6] Baumeister, Bratslavsky, Finkenauer, and Vohs,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323—70.

[7] National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UK),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The Management of PTSD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re (Leicester,UK: Gaskell, 2005),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56506/. See also E.Jones,“Victimhood: A Traumatic History,”Spiked, September 2017,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17/09/01/ a-traumatic-history/.

[8] M. Boot,“The Futility of Terrorism,”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16,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4485004578426520067308336.

[9] J. Gramlich,“5 Facts About Crime in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3, 2019,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1/30/ 5-facts-about-crime-in-the-u-s/.

[10] Ipsos MORI, “Why Do People Think There Is More Crime?,” January 2007，quoted in M.Roser and M. Nagdy, “Optimism & Pessimism,”Our World in Data,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optimism-pessimism.

[11] W. M. Johnston and G. C. L. Davey,“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Negative TV News Bulletins: The Catastrophizing of Personal Worries,”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88 (1997):85—91,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2044-8295.1997.tb02622.x.

[12] M. Roser and E. Ortiz-Ospina, “Global Extreme Poverty,” Our World in Data, March 27,2017, https://ourworldindata.org/extreme-poverty.

[13] M. Roser and E. Ortiz-Ospina,“Literacy,”Our World in Data, September 20, 2018, https://ourworldindata.org/literacy.

[14]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8: Piecing Together the Poverty Puzzle(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8), 23, and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Literacy Rates — UNICEF Data,”July 2018, https://data.unicef.org/topic/education/literacy/.

[15] C. Sedikides, R. Meek, M. D. Alicke, and S. Taylor, “Behind Bars but Above the Bar:Prisoners Consider Themselves More Prosocial Than Non-prisoner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Psychology 53 (2014): 396—403.

[16] D.P. Johnson and D.R. Tierney, “Bad World: The Negativity Bia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 (Winter 2018—19): 96—140, https:// doi.org/ 10.1162/ISEC_a_00336.

[17] 据估计，就大多数犯罪类型而言，非法移民的犯罪率较低（不过，这些估计肯定并不准确，因为我们不确定美国非法移民的总数）。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非法移民的逮捕率和定罪率总体而言低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尤其是杀人罪、性犯罪和盗窃罪；参见A.Nowrasteh,“Criminal Immigrants in Texas: Illegal Immigrant Conviction and Arrest Rates for Homicide, Sex Crimes, Larceny, and Other Crimes,”Cato Institute Immigr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Brief No. 4, February 26, 2018。另一项对得克萨斯州数据的分析将非法移民的犯罪率与其他人群（不仅包括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包括合法移民，后者的犯罪率低于前者）的犯罪率进行了比较；参见B. Latzer, “Do Illegal Aliens Have High Crime Rates?,”CityJournal, January 24, 2019。Latzer发现，非法移民犯杀人罪的比率较高，而入室盗窃、贩毒、偷窃、抢劫、和枪械相关的罪行的犯罪率较低。

[18] L. Skenazy, Free-Range Kids: How to Raise Safe, Self-Reliant Children (Without Going Nuts with Worry) (San Francisco: Wiley, 2009), 16;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Injury Facts Chart,https://www.nsc.org/work-safety/tools-resources/injury-facts/chart.

[19] J. M. Chua, “No Kidding, One in Three Children Fear Earth Apocalypse,” Tree Hugger,April 20, 2009, https://www.treehugger.com/culture/no-kidding-one-in-three-children-fear-earthapocalypse.html.

[20] J. Mueller and M. Stewart, Chasing Ghosts: The Policing of Terror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67.

[21] T. Kuran and C. R. Sunstein, “Availability Cascades and Risk Regulation,” StanfordLaw Review 51 (1999): 683—768, http://doi.org/10.2307/1229439, and J. Tierney, “In 2008,a 100 Percent Chance of Alar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2008, https:// www.nytimes.com/2008/01/01/science/01tier.html.

[22] Mueller and Stewart, Chasing Ghosts, 7.

[23] Leviathan (Mineola, NY: Dover, 2006), 70.

[24] M. I. Norton, L. Anik, L. B. Aknin, and E. W. Dunn, “Is Life Nasty, Brutish, and Short?Philosophies of Life and Well-Being,”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 (2011):570—75.

[25] P. Rozin, “Getting to Like the Burn of Chili Pepper: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in Chemical Senses, vol. 2, Irritation, ed. B. G. Green, J. R. Mason, and M. R.Kare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90), 231—69.

01

“坏”究竟有多坏？

坏事的威力至少为好事的两倍，在涉及情绪和人际关系，而非涉及金钱时，坏事的威力一般至少为好事的三倍。这就意味着，要使“好”压倒“坏”，正面比率应至少达到3∶1，最好还要略高一点。因此，我们建议读者参照我们所说的“四比一定律”的指导原则，即：要抵消一件坏事，需要有四件好事。

第一章

“坏”究竟有多坏？

在发表有关负面效应的论文之前很久，刚刚步入学术界的鲍迈斯特做了一件事，我们姑且称之为先期研究，研究样本是他自己。当时他在谈恋爱，他的女友大多数时候聪颖、迷人而体贴，但鲍迈斯特有时会把女友招惹到愤怒尖叫，弄得他又沮丧又困惑。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对彼此提高调门，也没跟这么喜怒无常的人相处过。惹她发怒的可能只是他眼中不小心犯下的小错误，比如淋浴时把水滴到了浴室地板上，或者熨完衬衫忘记关熨斗。有一次她特别烦躁，居然把盘子扔到厨房墙上摔碎了。他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妥，也知道感情要下功夫打理，但这些冲突实在让他难以忍受。

不过，她事后会真诚悔过。她会道歉，接受批评，冷静地解释他为何惹她生气，下次该如何改进。听她说话时，他的疑虑会消散，眼中的她又焕发出光彩和魅力。他会回想起两人刚刚牵手的时光，想起发现灵魂伴侣的激动时刻，他知道自己仍然爱她。他们会积极地和解，彼此承诺将付出更多努力。她努力管理自己的暴脾气，他则努力去做更体贴的伴侣。美好的时光重现，但没过多久，情况又恶化了。他依照她建议的方式予以回应，给她帮忙，她却不屑地视之为耍手段，仍然会冲他发火，于是他下决心结束这段感情。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重燃希望。

他知道，“坏”和“好”未必水火不容。两者可以在各自的天地里并存。他也知道，恋人按说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但应该遵从哪一天的哪一颗心呢？在情绪低落的日子里，他迫切地想要自由，但也不想孤单一人。在他的原生家庭中，爱似乎更多是义务而不是快乐，因此，坠入爱河对他来说是颠覆世界观的惊喜发现。退出一段能带来强烈愉悦的感情是否太过鲁莽？如果说他在心理学课堂上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识到人的思维太容易被情绪左右。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觉，特别是当感觉在幸福与绝望之间剧烈摇摆时。他要想办法邀请理性思维来与他对话。

我们都知道这种纠结之感。当你在设法评价某种东西，可以是一段感情、一份工作、一份友情或者一个项目，你看到其中的优劣利弊，你想要坚持下去，履行承诺，但假如代价太大呢？直觉可能告诉你该放弃，但既然“坏”所造成的本能反应比“好”更强，你的直觉未必可靠。在情绪激动或面临困难的时刻，“坏”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要想适度权衡“坏”与“好”，就必须调动理性思维，也就是逻辑性强、运转较慢的那部分思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称之为“系统2”。从短期来看，“系统2”比跟随本能（卡尼曼所说的“系统1”，即直觉和情绪化的思维，可被“坏”的力量迅速左右）耗费的脑力更多，但从长远来看，这能够为你节省精力并避免痛苦。

年轻的鲍迈斯特在恋爱中不知所措，只好采用社会科学家常用的经典策略：收集数据。他设计了粗略的二元指标。每天晚上，他会回忆当天的情况，问自己在恋爱中是否愉快，并在笔记本上标注“是”或“不是”。他还划定了一些界限。他对自己说，如果到头来坏日子比好日子数量多，就可作为分手的明确理由。如果好日子与坏日子的比例达到4∶1，则可作为维持关系的理由。如果介于两者之间，喔，那就再观望一下。他知道，这些参数设定得有些武断，但他迫切需要理清头绪。

这样记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比率仍然相当稳定——还是得不出清晰的结论。好日子与坏日子的比例为2∶1，介于他所设定的极值之间。怎么办呢？他可以看到好日子的数量明显多于坏日子，但他在坏日子里感觉更糟了。他做出了分手决定，这一决定是基于直觉而非数据。不过，其他科学家最终为他的决定以及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逻辑依据。

这些每天记录在笔记本上的信息让鲍迈斯特无意中构建了后来被称为“正向性比率”（positivity ratio）的概念。正向性比率指的是每发生一件坏事会相应发生多少件好事。这一简单的比率无法完全衡量爱情或人生的复杂性，但不失为帮助我们理解负面效应的宝贵工具。它能够让研究人员衡量“坏”的程度并判断“坏”的影响，它使治疗师和咨询师有了诊断问题和评估进展的方法。

而正向性比率最重要的意义或许是给了我们一种应对“坏”之威力的方法：运用理性思维来理解和克服那些让人虚弱的恐惧和焦虑，使它们不再束缚人生、扭曲决定和破坏感情。要想判断一个人、一对夫妻或一个群体的状况，要想克服负面偏差，你需要掌握一种方法来衡量正负两种因素，以确定两者的相对实力。你应该问：“坏”究竟有多坏？

“坏”的衡量方法

罗伯特·施瓦茨（Robert Schwartz）是最早研究正向性比率问题的研究者之一，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想知道像他这样的心理治疗师究竟能为患者提供多大的帮助。他想用一种更精确的标准衡量治疗进展，而不是仅仅使用“患者接受治疗后抑郁程度减轻”这种模糊的语言。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里，他对接受心理治疗者所报告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的数量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严重抑郁者的负面情绪往往是正面情绪的两倍，这一比率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和抗抑郁药物来改善。

处于另一极端的是90%的时间都抱有正面情绪的人，他们似乎与现实脱节到危险的地步，容易自负、躁狂和否定现实。生活中并不只有无休止的欢乐，健康的人会对“坏”做出反应，但不会太大。施瓦茨得出结论认为，正面情绪数量与负面情绪数量相等的人往往有“轻度失调”，平均而言，“功能正常”者正面情绪的数量为负面情绪的2.5倍左右。[1]达到“最佳功能”的患者的正面情绪平均为负面情绪的4倍多一点。这一切听起来可能只是纯理论，但能够帮助治疗师更加准确地衡量患者情绪，这是治疗抑郁症等疾病的重要步骤。

另一些研究者在毫无情趣地统计情侣相爱或不相爱的方式。一种简单的方法是统计夫妻做爱的次数和争吵的次数。这两个数字单独看都无法说明问题：一些幸福的伴侣几乎不争吵，也几乎不做爱，也有一些伴侣经常争吵，并通过做爱重归于好。但性爱与争吵的比率已成为预测婚姻前景的可靠指标。[2]

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是统计伴侣相处的方式。一项早期研究是由心理学家哈里斯·弗里德曼（Harris Friedman）于1971年开展的，该研究记录夫妻在玩一个要求相互配合的紧张游戏时对彼此说的正面语言和负面语言的数量。[3]他发现，游戏中正面评论与负面评论的比率同夫妻的婚姻满意度相关。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在其他一些研究中发现，关系出现问题的伴侣之间的负面互动与正面互动数量相等，而注定会长期幸福相伴的伴侣之间的正面互动数量相当于负面互动的5倍。[4]

事实证明，戈特曼比率（即5∶1）是一项可以衡量不同类型关系的有用指标。一些幸福的夫妻似乎没有什么浓情蜜意，但家庭美满，因为他们几乎从不争吵；还有一些成功的夫妻争吵次数较多，但会用热情和善意加以弥补。一些研究人员将这一比率通俗地称作“吵一次架做五次爱”原理。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因为除做爱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表达爱意的方式，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评价下述基本问题的便捷方式：“好”的分量是否远比“坏”的分量重？对夫妻而言，戈特曼比率是一个有参考价值的目标，虽然它并不意味着“坏”比“好”强4倍。婚姻咨询师建议选用5∶1这一比率，因为该比率远远超出婚姻维系的平衡点。

行为经济学家则一直使用一种简单方便的指标来研究正向性比率，这个指标就是美元。在半个多世纪前开展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很快便注意到，人有时会因渴望获利而非理性地下注——对赌场运营者来说，这一发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些实验还表明，人在面临赔钱风险时甚至会更不理性。这种现象被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称为“损失厌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发现，大多数人不愿对抛硬币等额投注。他们不愿在抛硬币上冒损失20美元的风险，除非有机会获得相当于损失金额两倍的钱，即40美元。这是为什么呢？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得出的结论是：“损失造成的影响比收益大。”[5]

但另一些研究人员在近期开展的研究中发现，这些下注者保持谨慎还有一个原因。这并不仅仅因为人们痛恨赔钱，还因为他们并不太相信抛硬币时正反面出现的概率是1∶1。他们的本能感觉是，如果自己选正面朝上，则硬币反面朝上的可能性更大。这种非理性的想法听起来离谱，但很常见，原因要归结于人们展望未来的方式。

如果给人们看内容完全相同、降水概率均为10%的伦敦和马德里的天气预报，人们通常会认为伦敦更有可能下雨。[6]这种判断没有任何数学意义，伦敦之所以显得更容易下雨，是因为与西班牙相比，我们更容易想象英国的雨天。一幅场景越熟悉，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或想象到的图景越多，就越觉得像真的。[7]这种错觉可能会扭曲人们对抛硬币的判断。追踪赌博者眼球运动的实验显示，赌博者更关注潜在损失而不是收益。[8]由于他们花更多时间考虑损失问题，他们便开始相信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于是拒绝等额投注。他们会要求赔率至少为2∶1，有时甚至要求更高，具体取决于投注金额和其他因素。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发现，如果增加感情投入，这一比率还会变得更高。[9]

“四比一定律”

我们知道，要想抵消一件坏事的影响，需要有两到五件好事。如果这件事与钱有关，那么只需要两三件好事就足以抵消一件坏事的影响。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脑更容易通过关注数字而非情绪来克服负面偏差。赔钱虽然痛苦，但你可以告诉自己，100美元的损失完全可以被100美元的盈利抵消。赌客一般会训练自己按照数学概率进行博弈，而不是依赖直觉。这一点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但在涉及金钱的实验中，一些人无疑能够相当理性地平衡损益。因此，在涉及金钱时，平均赔率约为2∶1。但在不涉及金钱的情况下，要进行准确比较就难多了。我们生活中发生的大多数好事和坏事并不会激起这种理性反应。我们之前提到，对患抑郁症或与配偶有矛盾的人而言，这一比率往往高于2∶1。追踪劳动者日间情绪的研究表明，挫折对情绪造成的冲击相当于积极事件的2~5倍。[10]情绪让我们变得不那么理性，因而更容易受“坏”的影响。

一些最常被援引的情绪衡量指标是由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提出的。[11]弗雷德里克森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时对学生进行过诊断性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她把学生分为两类：“心盛”型和“心衰”型。“心盛”的学生对生活有强烈的目的感和控制感，能够接纳自我，与他人融洽相处；“心衰”的学生则面临更多的自我斗争，不像前者那样能够很好地融入社群。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两组学生每天记录自己的高潮和低谷。学生们每天晚上登录一个网站，为当天感知的不同情绪的强度评分。列表中既包括正面情绪，譬如愉悦、崇敬、快乐、同情、满足、感激和爱慕，也包括负面情绪，譬如愤怒、沮丧、尴尬、愧疚和恐惧。弗雷德里克森将所有日常报告汇总后发现，“心衰”的学生抱有的正面情绪比负面情绪多，但整体正向性比率仅为2∶1左右，而“心盛”的学生整体正向性比率略高于3∶1。

这项研究结果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它指向了积极心理学带来的更广泛益处。弗雷德里克森等研究人员之前开展的一些实验室研究表明，施以正面刺激能让人更好地完成创造性任务。不夸张地说，这些参与者的视野变宽了，他们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范围，而不是像受到负面刺激时那样仅关注眼前。弗雷德里克森建立了她所说的“扩展建构”（broaden and build）理论：正面情绪能够拓展人的视野，并构建有助于推动个人生活和事业健康向上的能力。该理论已成为积极心理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这项基于学生日记的研究也为人们提供了衡量个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真实证据和方法。[12]

研究人员在衡量其他类型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时也不断发现类似的正向性比率。其中最简单的一种衡量方式是统计好日子和坏日子的数量，这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方式，鲍迈斯特在那段纠结的恋爱期间就是这样做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做法是让人们评价某一天过得好、过得坏还是过得普通。心理学家兰迪·拉森（Randy Larsen）便采用了这种方法，他在研究中追踪受试者每天的情绪状况，持续时间为1~3个月。[13]受试者不仅要指明自己体验了哪些正面和负面情绪，还要具体指出一天中最好和最糟的事件，并评价每一事件影响他们的强度。拉森把答案汇总起来，将每一天划分为“正面为主”或“负面为主”两大类。他发现，总体而言，一般人的好日子与坏日子之比为3∶1。

要想超出平均水平，每一个坏日子应至少对应4个好日子。我们认为“4∶1”是个有用的目标，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恰好与年轻的鲍迈斯特统计自己恋爱中好日子和坏日子时选取的标准一致。自鲍迈斯特做出猜测以来，研究人员已多次发现，坏事的威力至少为好事的两倍，在涉及情绪和人际关系而非涉及金钱时，坏事的威力一般至少为好事的三倍。这就意味着，要使“好”压倒“坏”，正向性比率至少应达到3∶1，最好再略高一点。因此，我们建议读者参照“四比一定律”的指导原则，即：要抵消一件坏事，需要有四件好事。

这只是一项粗略的衡量标准。我们并没有妄称自己发现了光速或阿伏伽德罗常数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量。这是一项经验法则，而不是自然法则。它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下的所有人，也不适用于每一种好事和坏事。一些形式的“坏”无比强大。如前文所述，“创伤”和“杀人犯”等少数负面词语并没有相反的正面词语与之对应。

但绝大多数负面词语都有反义词，因为我们会把大多数坏事与好事放在一起比较。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经历和感受好坏参半。我们通过掂量好与坏的分量进行自我评价并评估前景。“四比一定律”能够帮助你运用鲍迈斯特那种数日子的技巧来评价一段感情或一份工作。在典型的一周里，如果你从周一到周四，有四天都工作得很愉快，很可能就足以弥补周五的不愉快。当然，如果周五你被解雇了，四天的愉快也不足以给你太多慰藉，但这不算是典型的一周。这一定律仅在各种事件的量级相当时才有意义，比如工作中普通的成功与挫折或者家庭里的示爱与敌意。如果你和伴侣做爱的频率至少相当于吵架的4倍，你们的关系就相当健康。如果这一比率仅为2∶1或3∶1，你们的前景就不那么确定。如果比率仅为1∶1，那就不是良缘，而是麻烦。

当你启动自我完善计划，比如决心每天锻炼或者坚持健康饮食时，不妨把“四比一定律”作为目标。人们时常放弃年初下定的决心，因为他们设定的目标不切实际，一遇挫折就半途而废。节食者时常被营养学家所说的“管他呢”效应打败：既然我已经破戒吃了那杯冰激凌，那就干脆把一整盒都吃掉。所以，与其追求完美，一旦碰壁便万念俱灰，不如把目标定为在至少五分之四的时间里执行计划。对于戒烟（要想戒烟，通常必须遵循不讲情面的严厉政策）等一些任务而言，这一目标也许太宽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好与坏的比率保持在4∶1或以上应该是有益的。

当你考虑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时，不妨把上述比率记在心上。如果你开会迟到了一次，下次早早赶到会场并不能挽回局面。如果你说了伤人的话，做了伤人的事，别指望能凭区区一次善意弥补。不论你要评价伴侣还是员工，都应该做好准备，以至少4次赞扬来补偿一次批评（后面我们会进一步讨论如何将批评与赞扬混合以及何时混合）。当然，这条规则不能总从字面上理解。不是说你应该送4次鲜花来补偿一次失礼行为，但一束鲜花恐怕确实无法弥补伤害。你不妨尝试一些其他形式的补偿。牢记这一比率能够帮助你应对感情、工作和生活中其他方面的错误。

“四比一定律”还可能作为评价一家公司或产品好坏的参考指标。不管是通过调查还是通过网上点评来评价，成功的企业所拥有的满意顾客与不满意顾客之比一般至少为3∶1。[14]点评网站Yelp上数百万家公司所获的正面评价（4星或5星）相当于负面评价（1星或2星）的三倍。[15]因此，如果你想超出平均水平，应将目标设为正向性比率至少达到4∶1，并应特别关注不开心的顾客（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讨论）。

同样，任何负面报道都需要特别用心地处理。仅仅纠正错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像巧克力公司吉百利旗下印度子公司2003年处理危机公关时那样，用海量的正面宣传盖过负面报道。[16]在正值巧克力销售旺季的10月（因为一年一度的印度教排灯节就在10月），孟买的一些消费者投诉称在吉百利巧克力棒里发现了虫子。印度政府宣布对吉百利旗下工厂展开调查，媒体上随即出现了大量新闻报道，导致吉百利销量骤降。调查排除了工厂的责任，发现问题在于零售商储存不当，而这些零售商与吉百利并无隶属关系，但吉百利高管意识到，这一个好消息无法克服负面报道的影响。

于是，吉百利启动了名为“信赖计划”的多方位攻势，以期抵消消费者心目中巧克力棒生虫的印象。该公司引入了垫有锡纸的“清洁、密封”巧克力包装，并为零售商提供了储藏巧克力的金属容器和冷柜。吉百利还大力宣传这些创新举措，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印度全国巡回推介，发布视频和新闻稿，赞助电视儿童猜谜节目，并以11种语言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吉百利还斥巨资请影星阿米塔·巴强做电视广告，因为消费者调查显示，巴强是印度说话最可信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位是印度总理）。在广告中，巴强参观了吉百利的工厂，考察了新包装，并向他的孙女保证说糖果安全可靠。这种多管齐下的攻势最终压倒了负面舆论，使吉百利的销售止跌回升。这一套组合拳为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学生提供了关于有效危机管理的案例研究素材。

讨论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检讨自己的负面偏差，强调应该花多大功夫关注自己的错误和问题。但“四比一定律”还有另一面，这是你在管理自己对外部问题所做反应时应牢记在心的有益教诲，记住：负面效应可能扭曲你的判断，而你可以克服大脑的非理性冲动。

迷信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负面效应之上。假如一只黑猫从你面前经过之后发生了几件好事，你恐怕根本不会注意，但只要发生一件坏事，就可能让你永远迷信黑猫会带来厄运。有一些迷信是正向的，比如相信马掌或兔脚会带来好运，但大多数是负面的，就好像大多数超自然传说都涉及恐怖事件。研究人员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民间传说和神话，发现其中提及的邪恶神灵和恶魔比善良的神仙、天使和仙女教母多得多。[17]心理学家在实验室研究中发现，我们不仅更关注坏事件，而且更倾向于将坏事归结于外部力量。[18]如果一支棒球队连续多个赛季表现出色，人们会将其归功于球队的实力，但如果球队接连失利，球迷们则会以“贝比·鲁斯魔咒”（Curse of the Bambino）[19]或“山羊魔咒”（Curse of the Billy Goat）[20]等理由来解释，比如波士顿红袜和芝加哥小熊等球队的连败便被归咎于这些魔咒。

即使不召唤超自然力，我们也会为孤立的坏事件赋予太多力量，但我们可以通过牢记“四比一定律”来抵消这种力量。当你因受到冒犯或批评而感到崩溃时，不妨提醒自己，这种感觉可能是由负面偏差所致，与你的能力高低无关。不要一味关注社交媒体上的刻薄评论，不妨往上翻，重读四条好评。当你对一个让你失望的朋友生气时，不妨迫使自己回忆一下这位朋友以往有哪些行为符合你的期望。

评判外部群体应当慎之又慎。当今的政治极端化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某些孤立的行为被反对者拿来做文章，进而煽动起民众的愤慨。在你根据一篇有关一名移民的恐怖袭击报道下任何结论之前，不妨想想你每天打交道的其他四位移民。在你将共和党人视为种族主义者，或者将民主党人视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妨想想你家人中的共和党党员或民主党党员。在你对当天的新闻感到绝望之前，请记住，记者和政治家都顶不住以偏概全的诱惑。他们时常把罕见的事件描述为通例，而不去考察全貌。他们会关注一起耸人听闻的谋杀案，却无视多数社区比以往更安全的大趋势。[21]他们会把一家工厂倒闭当成美国产业滑坡的征兆，并以此为借口呼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而事实却是，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持续增长了好几十年（这一趋势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了解）。[22]

我们无法推翻“四比一定律”，因为一件坏事让我们产生的本能反应比好几件好事还要大，但我们没有必要凭这些直觉来做长远判断。不管是应对个人挫折还是思考世界局势，都不要把一星半点的不对劲诠释为在劫难逃的征兆。不管新闻报道以多么悲惨的事件为主线，在大多数日子里，好事与坏事的比例都远大于4∶1。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处境在改善。也正因为如此，当你情绪失控，对坏事反应过度时，往往会把情况弄得更糟。

贪恋安全的瘾君子

在各种形式的成瘾现象中，代价最高昂却最不受重视的是对安全的瘾。我们一心关注坏事，不断地回忆它们、想象它们、避免它们，以至让恐惧操纵我们的生活，变得谨小慎微。我们一心想避免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结果忽略了更多不易察觉的陷阱。于是，我们会错过个人生活中获得幸福和成功的机会，我们会为追求安全而采取适得其反的公共政策。

不妨思考一下美国公众和政府应对2001年9月11日劫机事件的方式。直到那天早晨，遭遇劫机时的最佳策略还是让劫机者控制飞机，因为人们假定劫机者希望飞机安全降落，而不是与其他所有人同归于尽。这种大错特错的假设造成了一个漏洞，使劫机者得以让三架飞机撞向目标建筑。但第四架飞机未能得逞，因为劫机者被乘客制服了，这些乘客得知了早些时候的袭击事件，并迅速意识到必须用新的方式应对这种伎俩，也就是不要让劫机者操纵飞机。

从那一刻起，恐怖分子就无法再指望这种劫机策略能够奏效了。即使乘客不愿干预，飞行员也只须把驾驶室锁上，不理会劫机者的要求即可。9月11日那天的好消息是，这种针对航空业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成为过去时。

但坏消息造成的恐惧主宰了每个人的判断。由于害怕再度发生劫机事件，当局出台了一项要求所有航班停飞两天的禁令，从而让恐怖分子取得了又一个宣传上的胜利，并对经济造成比恐怖袭击本身更大的干扰。航班恢复后，乘客被禁止携带指甲刀和剪刀登机，就好像有谁能用这些东西再劫持一架飞机似的。美国国会急于保护飞机旅客，创建了一个名为“美国运输安全局”的臃肿官僚机构来筛查乘客，该机构日后因低效和无能而臭名昭著，在此后的10年里挥霍了逾500亿美元。[23]运输安全局被倍感失望的旅客称作“Thousands Standing Around”（几千个闲人），在探查旅行箱内炸弹等真正威胁的能力测试中屡屡失手。[24]该机构的愚蠢行径从一开始就被航空安全专家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专家们警告国会，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远不如以色列等国家使用的非中央集权机构效率高。[25]

但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恐慌到无法采取理性行动，美国人也是一样。第二年，数百万美国人避免乘坐飞机旅行，而是选择开车前往目的地，进而造成被戏称为“9·11第二幕”的现象。由于开车比乘飞机风险高，据估计，这种不坐飞机转而开汽车的趋势导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增加了1 600人。[26]

即使在风险比劫机低得多的情况下，即使对那些本应做出明智决定的人而言，安全成瘾也是一大问题。任何高尔夫球手都知道，在球洞中击入一个小鸟球（击球杆数比标准杆数少一杆）完全可以弥补在另一球洞中击入柏忌球（击球杆数比标准杆数多一杆）的遗憾。但在比赛中，就连最出色的职业球手也表现得好像他们不信这个道理似的。他们认为避免柏忌球比打出小鸟球更为重要。老虎伍兹曾解释说：“我从不希望某一杆失手，考虑到一杆失手与打出小鸟球之间的心理差异，我认为打平标准杆更重要。”[27]但经济学家德温·波普（Devin Pope）和莫里斯·施魏策尔（Maurice Schweitzer）在分析老虎伍兹等职业球手数百万次推球数据之后发现，由于球手屈从于“坏”的力量，结果只能得到较差的分数，赢得较少的奖金。

当这些职业球手有机会打小鸟球时，他们会采用与标准杆不同的方式推球。但他们不是尽力推球入洞，而是会减弱击球力度，使球有更大可能停在快到球洞的地方，确保自己之后能轻松打出平标准杆，而不去冒推球过远的风险，免得到头来需要多推两杆，打出可怕的柏忌球。这种策略确实能够帮助球手避免柏忌球，但更多时候是导致他们与小鸟球失之交臂。因此，与以精准力度推小鸟球的情况相比，球手到联赛结束时的杆数一般会多出一杆。经济学家估计，这种对柏忌球的恐惧导致顶尖职业球手在整个赛季平均损失逾60万美元奖金。[28]

美国职业橄榄球教练是更加极端的安全成瘾者。他们不断研究成绩数据，从中寻找一切微弱的优势，寻找一切能够提高得分、证明他们对得起数百万美元薪水的战术。但当他们面对四档短码数抉择时，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犯下相同的低级错误。在第四档进攻时，他们可能只需要推进一两码[29]就能保住球权，却习惯性地选择弃踢，把球踢给对方，以使自己的场上位置能推进四十码左右。

在过去那种得分较低的时代，这种取舍是有价值的，当时防守占主导地位，球队很难向前推进。但在今天的橄榄球赛中，保持这种传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以传球驱动的进攻占主导地位，球队可以迅速推进。分析人士在研究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数千场比赛的数据之后屡屡得出结论：在四档短码数的情况下弃踢是不明智的策略，除非球队被困在己方阵地深处，因为争取保住球权并继续得分更有价值，而改善防守位置的价值要小得多。[30]

网络杂志《石板》（Slate）的“周二早晨四分卫”专栏作家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通过计算得出，如果一支普通的国家橄榄球联盟球队能够抓住更多四档强攻机会，每一赛季将多赢得一场比赛——这通常可以决定球队是进季后赛还是被淘汰。他建议球队在四档短码数的情况下强攻，除非球队处于己方的二十码线之内。[31]《纽约时报》Upshot栏目的数据分析人员认为，当一支球队只需要推进一码时，只要位置处在己方八码线之外，都应该去争取。[32]上述建议听起来可能有些鲁莽，但在这些四档短码数的情况下，球队的胜算概率很大：成功与失败的比率有望达到2∶1。

但如前文所述，2∶1的比率通常不足以克服负面偏差。教练知道，如果强攻成功，他能获得些许赞誉，但强攻多半不会成为令人反复回味的精彩片段。如果强攻失败，对手继续得分，则会产生严重影响。体育评论员会谴责他鲁莽，并警告说这种“失势”可能成为比赛的转折点。如果球队最终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中落败，第四档强攻尝试的失败将被斥为输球的主要原因，并在之后的电视节目中无休止地回放。

因此，只有勇敢的教练才会采用这种聪明的打法，只有比尔·贝里奇克（Bill Belichick）那种敢于打破常规、不怕丢掉工作的教练才敢这样做。贝里奇克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教练，以在超级碗总决赛中战绩辉煌和善用战略而著称。但就连贝里奇克也只是偶尔尝试四档短码数强攻，而且当尝试失败时，他的声望并不能使他免遭体育评论员和球迷的谴责。[33]其他一些教练在看过统计数据后表示，他们打算在第四档进攻时承担更多风险，但当这一时刻到来时却很难付诸实施。

教练会告诉自己这样做胜算概率较大，但他的脑海中会回放以往赛事的片段，使他更容易想象失败场景而非成功场景。因此，和那些抛硬币实验一样，教练的直觉高估了失败的可能性。即使教练在比赛开始时下定决心采用符合统计规律的明智战术，等那一刻到来时，他也会变得犹豫不决。他会为追求稳妥找借口，告诉自己统计数据不适用于当下情形，因为另一支球队的防守太强，或者他的一名锋线队员受伤了，抑或他的跑卫状态不佳。于是他会忽略统计数据，决定弃踢，然后松一口气。不管怎样，没有人会责备他行事谨慎。“坏”的力量已经占据上风。

不过，有一位橄榄球教练想出了克服问题的办法，他的策略在球场之外的领域也一样富有价值。

勇往直前

当我们问橄榄球教练凯文·凯利（Kevin Kelley）是如何做到从不弃踢时，他给出的第一个解释是他的阅读习惯。[34]他读橄榄球方面的专业书籍的时间还不如读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专业书籍的时间多。他熟知损失厌恶原理。

他意识到，“坏”的力量会让所有人失去理性，包括他自己。在他跟我们说话之前，他刚刚试图把充电线插到手机上，第一次插的时候，他把充电线插倒了。他说：“感觉好像每次都会插倒，我知道插对与插错的概率肯定是一半对一半，但我总觉得自己90%的时间都会插错。我们居然总是想得这么消极，真让人吃惊。”

为在工作中克服这种偏差，凯利训练自己转换角度思考。这并非易事，但凯利在成为阿肯色州小石城普拉斯基学院的教练之后认定必须要这样做。他要把这支高中校队从弱队改造成有实力的竞争者，可是，他得同规模更大、有更多人才的学校展开竞争，这一劣势根本无法消除。但他认为自己具有超越竞争对手的心理优势：“只要我认准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我就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愿意尝试一些非传统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会招致批评和嘲笑。

凯利在赛季开始之前研究了橄榄球赛的统计数据，并强迫自己将注意力聚焦于一支球队选择强攻第四档时可能发生的好事。他的这种策略已在心理学家开展的一些抛硬币实验中得到检验。如前文所述，人们之所以在抛硬币时非理性地低估押注成功的概率，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花了更多时间考虑损失的可能，而不是获利的希望。当研究人员敦促人们花同样多的时间思考获利的可能时，他们在随后的投注中会变得更加理性。凯利通过思考坚持四档强攻会拿到多少额外得分，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从道理上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凯利知道，比赛期间他很容易受到本能的恐惧影响，从而选择弃踢。

他解释说：“我想尽可能把决定放在比赛之前做，那会儿情绪还没有战胜理智。如果只看眼前，在第四档进攻时采取稳妥战术是有意义的。如果失败了，球迷不会发狂，你也不需要面对媒体的质问。但你需要放眼全局，从长远来看得分。”

于是，凯利给自己制定了一条简单的规则：不能弃踢。他的规则只允许在几种非常具体的情况下破例，比如在上半场仅剩最后几秒，球队接近己方得分线，以及即使获得新的第一档进攻机会也没时间得分的情况下。在凯利执教的第一个赛季，球队平均每场比赛弃踢一次，随后他收紧了规则，从那以后，球队每个赛季平均仅弃踢一次。他不仅仅在四档短码数的情况下强攻，即使是在四档三十码，距己方得分线只有一码的情况下，他也遵循自己的不弃踢规则。

现实生活比橄榄球复杂得多，但剥夺自己的决定权（按规则行事）这一技巧在球场外也经常奏效。与其跟着当下的感觉走，不如事先制定一条规则。一条简单的规则（如果我处于x情况，我会做y）便能帮助你避免安全成瘾以及其他因未能考虑大局而导致的有悖初衷的行为。这是防御负面偏差的一种手段，是一项能够让理性思维据以对抗非理性冲动的规则。

和橄榄球教练一样，我们几乎总被明确的短期收益左右，而不去考虑不确定的长期收益。这就是为什么拖延症患者会把时间用在上网冲浪上，而不是去做下个月即将到期的项目。这就是为什么吸烟者和酗酒者选择眼前的快乐，而不是未来的健康。要想戒除任何瘾，不论是安全瘾还是坏习惯，都要遵循规则，而不是跟随直觉。

如果你的处境让你难以遵守规则，你可以放弃自己的决定权，选择听从别人的指导。在一项研究损失厌恶的赌博实验中，当受试者被问到其他人应该如何投注时，他们做出了比本人投注时更明智的决定。[35]局外人不怕输掉自己的钱，所以在胜算概率较大时，他们更愿意投注，并且愿意下更高的赌注。

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因为它表明，负面偏差并不会同等地影响所有决定。受负面偏差影响较大的是那些对我们自身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保全和保护自我（应该还有恋人、伴侣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但如果是像赌博实验中的受试者那样做事关他人的决定，大脑就不那么容易受到影响。

因此，当你要做潜在代价高昂的决定时，不管决定属于何种类型，你都可以咨询那些了解风险，但个人利益又不会受损的人，譬如同事、朋友或顾问，以避免安全瘾的干扰。例如，股票市场投资者最常犯的一种错误是，因不愿承担损失而持有下跌股太长时间。这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沉没成本谬误的一种变体。当个人或公司因不想白白损失投入项目的时间和资金而拒绝放弃一个注定失败的项目时，便会发生这种谬误。这时最好是止损，但止损决定极其痛苦，通常要等到一个站在不同视角且无个人利害关系的局外人出现，他们才能下定决心止损。

在凯利克服安全瘾，遵循建立在专业分析之上的规则之后，他发现统计学家其实低估了这种策略的好处。一如预测，他的球员经常在四档短码数时强攻成功，但他们也经常在四档长码数时进攻并取得成功，从而使进攻得分能够绰绰有余地弥补进攻失败时丢掉的分。但这还不是全部。一项额外的好处是每周的训练方式：他们不再需要练习弃踢，这样一来每天就多出25分钟训练时间，可以练习其他技巧。另一项好处是为整场比赛增添了灵活性。当传统进攻方面临三档长码数时，防守方可以后退，专注于阻止传球而不是跑动，因为防守方知道进攻方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防守凯利的球队则困难得多。这支球队可以在第三档进攻时尽情使用任何策略，可以短传，也可以长传，可以短距离跑动，也可以长距离跑动，因为球队知道，自己在第四档还有一次机会。

球队还得益于一种意料之外的心理效应。教练爱用“士气因素”解释为何不听从统计学家的意见。“士气因素”一直是他们在第四档进攻时选择稳妥战术的标准借口之一：如果球队冒险失败，球员会感到气馁，表现也会受到影响。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坏事确实会对情绪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但凯利的球队并未受到这种影响。球队的表现并未在失败后出现恶化。凯利对数据进行了分析，以判断第四档强攻战略的影响，结果发现心理影响只会发生在另一支球队身上。

如果防守方未能阻止普拉斯基学院队的四档强攻，它会突然变得更容易犯错误，并在接下来的某个回合中丧失之前赢得的长码数。凯利的球员能够很好地应对第四档进攻时的挫折，因为他教会他们放眼全局，但另一支球队却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只盯着一次失败。凯利不仅让自己的球员克服了负面偏差，而且利用“坏”的力量震慑了对手。

在这些优势的共同作用之下，阿肯色州诞生了一支新的强队。当传统高中校队的进攻方拿到球时，会在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达阵或射门得分。凯利则会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得分，平均每场比赛得50分左右，而且几乎全部是达阵得分，因为他的策略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射门。其他教练在第四档进攻且靠近对手方得分线时会选择通过射门得3分的稳妥方案，而不是冒险争取能得6分的达阵得分。但凯利不会妥协，除非射门的胜算远大于达阵，而这种情况一个赛季大约只出现一次。在其余时间里，不论他的球员在球场上哪个位置，也不论球队还需要推进多少码，他都会努力争取，并且大获成功。

在凯利执教之前的30年里，普拉斯基学院队只有两次打入阿肯色州锦标赛的半决赛，而且两次都输了，而在凯利执教的16个赛季中，球队13次进入半决赛，7次赢得州冠军。这一记录为他赢得了全美国的认可，荣获《今日美国》报颁发的年度全美橄榄球教练奖；[36]他还应邀在全国各地演讲，阐述他的激进策略。

然而，他仍然没能改变其他教练的想法。在理性的世界里，他的记录足以激励一批模仿者，但安全成瘾是非理性的。他说：“教练们会听我讲，说我分析的概率是对的，然后他们会解释为什么这对他们的球队不起作用，为什么他们承担不起丢掉工作的风险。”他还表示：“这种损失厌恶一直延伸到大学。我试过在大学里找一份教练工作，甚至是在那些你认为没什么可输的学校，因为他们的球队从来没赢过，但主管体育的人担心，如果他们聘用我，而我的办法不奏效，那他们可能会失业。”

唯一被他改变的是老家那些曾在他的球队第四档进攻失败时向他发出嘘声的球迷。在他的第一个赛季，有太多人对他的策略抱有敌意，以至在一次少有的弃踢时，球迷们竟疯狂欢呼起来。但球迷现在已经看到了长期效果。他的总体正向性比率（192胜27负）远远高于4∶1，就连顽固坚守传统的人也被说服了。凯利说：“如果现在有人发出嘘声，看台上的人会转过身来大喊，‘嘘什么嘘，笨蛋！我们一直用这种办法赢球’。”

这是抑制“坏”的力量的一种策略：用“好”压倒“坏”。突出积极因素的技巧有很多种，稍后我们会讨论这些技巧。但我们首先将重点介绍一种效率较高的策略：消除负面影响。由于存在“四比一定律”，从坏事着手能大大增加你的优势。

[1] R. M. Schwartz, C. F. Reynolds III, M. E. Thase, E. Frank, and A. L. Fasiczka, “Optimal and Normal Affect Balance in Psychotherapy of Major Depression: Evaluation of the Balanced States of Mind Model,”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30 (2002): 439—50.

[2] F. Fincham, “Marital Conflict: Correlates, Structure, and Context,” Current Directions in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2003): 23—27, and J. W. Howard and R. M. Dawes, “Linear Prediction of Marital Happi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 (1976): 478—80.

[3] H. L. Friedman, “A Test of the Validity of the Slater-Sussman Measure of Marital Integration”(master’s thesis, Emory University, 1971).

[4] R. W. Levenson and J. M. Gottman, “Marital Interaction: Physiological Linkage and Affective Exchang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1983): 587—97; R. W.Levenson and J. M. Gottman, “Physiological and Affective Predictors of Change i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1985): 85—94; and J. M.Gottman, “The Roles of Conflict Engagement, Escalation, and Avoidance in Marital Interaction:A Longitudinal View of Five Types of Coupl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61 (1993): 6—15.

[5] D. Kahneman and A. Tversky,“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American Psychologist 39(1984): 341—50.

[6] P. D. Windschitl and E. U. Weber,“The Interpretation of‘Likely’Depends on the Context,but‘70%’Is 70% — Right? The Influence of Associative Processes on Perceived Certain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5 (1999): 1514—33.

[7] B. Bilgin,“Losses Loom More Likely Than Gains: Propensity to Imagine Losses Increases Their Subjective Probability,”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8(2012): 203—15.

[8] E. Rubaltelli, S. Dickert, and P. Slovic, “Response Mode, Compatibility, and Dual-Processes in the Evaluation of Simple Gambles: An Eye-Tracking Investigation,”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7 (2012): 427—40.

[9] R. H. Thaler, “The Value of Saving a Life: A Market Estimate”(Ph.D. dis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74).

[10] A. G. Miner, T. M. Glomb, and C. Hulin, “Experience Sampling Mood and Its Correlates at Work,”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78 (2005): 171—93.

[11] B. L. Fredrickson, “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 and Buil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Psychology 47 (2013): 1—53.

[12] 不幸的是，另一位学者从弗雷德里克森的日记研究中得出了荒谬的极端结果。心理学家马西尔·洛萨达(Marcial Losada)用取自流体动力学方程的复杂数学模型分析了日记数据。他计算出的比率为2.9013，据称这是达到“心盛”所需的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的最小比率。他的论文于2005年发表在一家知名期刊上，其中的数学运算大多数心理学家都看不懂，但研究结果引人注目；参见B. L. Fredrickson and M. F. Losada, “Positive Affect and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Human Flourishing,”American Psychologist 60 (2005): 678—86。2.9013的正向性比率被称为“洛萨达线”（Losada Line），一度被学者们毕恭毕敬地援引，但后来其他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比率根本就是建立在武断假设和初等数学错误之上的无稽之谈；参见N. J. L. Brown, A. D. Sokal, and H. L. Friedman,“The Complex Dynamics of Wishful Thinking: The Critical Positivity Ratio,”American Psychologist 68 (2013): 801—13。对于这一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批评，洛萨达未予回应，而弗雷德里克森承认复杂的数学分析存在漏洞。结果《美国心理学家》杂志正式撤回了这篇论文中涉及洛萨达计算的部分，同时保留了弗雷德里克森的贡献。这个小插曲虽然尴尬（怎么会有那么多社会心理学家被扯淡的数学运算打倒？），但如弗雷德里克森在2013年的回应中所述，它无损弗雷德里克森实地研究的价值，也无损使用基本计算方法来比较好事件和坏事件影响的许多其他研究的价值；参见B. L. Fredrickson,“Updated Thinking on Positivity Ratio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8 (2013): 814—22。

[13] R. J. Larsen, “Differential Contributio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o Subjective Well-Being,”in Eigh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sychophysics, ed.J. A. Da Silva, E. H. Matsushima, and N. P. Riberio-Filho (Rio de Janeiro, Brazil: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sychophysics, 2002), 186—90. See also R. J. Larsen and Z. Prizmic,“Regulation of Emotional Well-Being: Overcoming the Hedonic Treadmill,”in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ed. M. Eid and R. J. Larse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8), 258—89.

[14] D. DiMeglio,“Customer Satisfaction Stagnates in Ominous Sign for Economy, ACSI Data Show,”press release, National ACSI Q1 2018, July 12, 2018, http://www.theacsi.org/news-and-resources/press-releases/press-2018/press-release-national-acsi-q1-2018; R. East, K.Hammond, and M. Wright, “The Relative Incid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Word of Mouth:A Multi-category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4 (2007): 175—84;and T. O. Jones and W. E. Sasser, “Why Satisfied Customers Defect,”Harvard Business Review(November—December 1995), https:// hbr.org/1995/11/why-satisfied-customers-defect.

[15] https://en.yelp.my/faq#rating_distribution.

[16] B. Puri and S. E. Clark, “How to Transform Consumer Opinion When Disaster Strikes,”Reflections from Practice (Medford, MA: Fletcher School, April 2012).

[17] J.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New York: Pantheon, 1949).

[18] C. K. Morewedge,“Negativity Bias in Attribution of External Agency,” Journal of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8 (2009): 535—45; J. K. Hamlin and A. S. Baron, “Agency Attribution in Infancy: Evidence for a Negativity Bias,” PLoS ONE 9 (2014): e9611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96112; and G. Bohner, H. Bless, N. Schwarz, and F. Strack,“What Triggers Causal Attributions? The Impact of Valence and Subjective Probability,”European Journalof Social Psychology 18 (1988): 335—45. See also M. Hutson, The 7 Laws of Magical Thinking: How Irrational Beliefs Keep Us Happy, Healthy, and Sane (New York: Hudson Street Press, 2012).

[19] 贝比·鲁斯魔咒指美国职棒球员贝比·鲁斯因1920年被波士顿红袜队卖给纽约扬基队而诅咒红袜队无法再拿总决赛冠军。——译者注

[20] 山羊魔咒指1945年美国职棒大联盟总决赛期间，芝加哥山羊酒馆的老板威廉·塞尼斯携山羊进场观看球赛时，遭工作人员阻挡后愤而诅咒的事件。——译者注

[21] M. Friedman, A. C. Grawert, and J. Cullen,“Crime Trends: 1990—2016,”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April 18, 2017,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 publication/ crime-trends1990—2016.

[22] D. Desilver, “Most Americans Unaware That as U.S. Manufacturing Jobs Have Disappeared,Output Has Grown,”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25, 2017,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7/25/most-americans-unaware-that-as-u-s-manufacturing-jobs-have-disappearedoutput-has-grown/.

[23] N. Gillespie,“TSA Celebrates 10 Years of Sucking!,” Reason, November 17, 2011, http://reason.com/blog/2011/11/17/tsa-10-years-of-sucking.

[24] A. Halsey III, “GOP Report: TSA Hasn’t Improved Aviation Security,”Washington Post,November 16, 2011, 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commuting/gop-report-tsa-hasntimproved-aviation-security/2011/11/16/gIQAvqRQSN_story.html?utm_term=.3b3c0c70233b,and J. Tierney, “Monuments to Idiocy: Let’s Honor the Public Servants Responsible for Giving Us the TSA,” City Journal, Summer 2016,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monumentsidiocy-14620.html.

[25] J. Tierney, “The Big City: Twisted Logic on Im proving Air Security,” New York Times,October 2, 2001, https://www.nytimes.com/2001/10/ 02/nyregion/the-big-city-twisted-logicon-improving-air-security.html, and J. Tierney, “Fighting the Last Hijackers,”New York Times,August 16, 2005.

[26] W. Gaissmaier and G. Gigerenzer,“9/11, Act II: A Fine-Grained Analysis of Regional Variations in Traffic Fataliti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errorist Attack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2012): 1449—54.

[27] Associated Press,“Tiger Grabs Doral Lead,”Gainesville Sun, March 24, 2007, https://www.gainesville.com/article/LK/20070324/News/604156668/GS/.

[28] D. G. Pope and M. E. Schweitzer, “Is Tiger Woods Loss Averse? Persistent Bias in the Face of Experience, Competition, and High Stak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2011): 129—57.

[29] 1码约等于0.9144米。——编者注

[30] D. Romer,“Do Firms Maximize? Evidence from Professional Football,”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 114 (2006): 340—65, and B. Cohen, “NFL Teams Should (Almost) Always‘Go for It’on 4th and 1,”Eagles Rewind, August 13, 2013, https://eaglesrewind.com/2013/08/13/nfl-teams-should-almost-always-go-for-it-on-4th-and-1/.

[31] G. Easterbrook, The Game’s Not Ov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5), 173—82.

[32] “4th Down: When to Go for It and Wh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09/05/upshot/4th-down-when-to-go-for-it-and-why.html.

[33] Associated Press,“Belichick Defends Decision to Go for It on Fourth Down vs.Colts,”NFL.com, November 16, 2009, http://www.nfl.com/news/story/09000d5d81441ff6/article/belichick-defends-decision-to-go-for-it-on-fourthdown-vs-colts.

[34] 这一部分的引文和事实取自对凯文·凯利的采访和他手下球队的成绩记录。

[35] E. Polman,“Self-Other Decision Making and Loss Avers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9 (2012): 141—50.

[36] J. Halley, “All-USA Football Coach of the Year: Kevin Kelley, Pulaski Academy (Ark.),”USAToday, December 20, 2016.

02

爱情里少做错事更重要

一个冒犯之举在世界上其他人眼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如果让一个人非常介意，就会毁掉一段关系。在争吵时，最好研究一下伴侣的反应，而不是不断诉说你的苦衷。少说，多听。同恋人、子女、朋友、同事或任何其他人打交道时，避免坏事要比做好事重要得多。关键不在于你为别人做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

第二章

爱情里少做错事更重要

传统婚礼誓词中有个优雅的对称句：“无论顺境或逆境”。但爱情并不是对称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爱情有多么偏斜。在婚姻或任何其他关系中，“坏”都比“好”重要得多。当“坏”的威力左右你的判断时，微小的冲突即可产生毁灭性后果，进而促使你采取行动，进一步疏远伴侣、朋友或子女。负面效应会放大他们的错误，不论这些错误是实际犯下的还是你凭空想象的。首先，你会责怪他们忘恩负义，因为内心的自负放大了你的优点，从而使你的思维出现偏差。于是你搞不懂伴侣、朋友或子女为何如此自私，对你的种种美德以及你为他们做的一切视而不见。你反复思考人生中最让人烦恼的谜题：他们为什么不领情？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这要感谢追踪夫妻幸福度变化情况的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考察了夫妻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价，发现婚姻状况通常不仅没有随时间得到改善，反而会逐渐下滑。[1]婚姻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婚姻状况的改善，而取决于避免下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婚姻是悲惨的。热恋的激情会消退，因此，仅靠一开始促使夫妻结合的快感无法让婚姻维持好几十年，但大多数夫妻都能找到其他的幸福来源，并总体保持满意（只是不像刚开始那么满意）。不过，满意度有时下降得太过剧烈，结果让婚姻走进了死胡同。研究人员通过监测夫妻互动情况以及对他们的持续追踪，已经建立起有关感情破裂的理论，这套理论颇令人意外，或者至少让研究人员和发生争吵的夫妻感到意外。但该理论倒不致让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感到震惊，因为他早在1869年就发布了类似的理论，当然，他没有做任何实验室研究。[2]

这套理论出现在特罗洛普的小说《他觉得他是对的》（He Knew He Was Right）中，这部小说太有先见之明，这种先见反倒成了小说的软肋。它未能引起维多利亚时代批评家和读者的共鸣，因为故事情节似乎太离谱：一个幸福的家庭莫名其妙地破裂了。小说的主人公路易斯·特里维廉和埃米莉·特里维廉拥有所有优越条件。他们年轻，彼此相爱。两人长相俊美、聪明、人品好且出身体面人家。埃米莉的父亲是驻偏远殖民地的外交官，她缺乏社会地位和金钱，但路易斯两者皆有，并乐意与爱妻分享。这对新婚夫妇刚在伦敦定居时似乎是一对完美夫妻，特罗洛普仅在小说中埋下一个伏笔，也就是埃米莉父母的对话。在对话中，埃米莉的母亲表示发现女婿“喜欢按自己的路子走”。

埃米莉的父亲说：“但他的方式非常好，他可以做很好的向导。”

母亲回答说：“但埃米莉也喜欢按自己的路子走。”

婚后头两年，夫妻俩生了个男孩，依然过得很幸福，这种幸福生活一直持续到埃米莉在家接待她父亲的老友——一位中年单身男士的那一天。埃米莉觉得在家接待单身男士无所谓，这情有可原，因为她刚刚进入伦敦社交圈，还不太了解其中的规则。但路易斯很担心，这倒不是因为他怀疑自己的妻子出轨，而是因为这位单身男士有浪荡子的恶名，以前他去过另一名已婚女士的家，结果造成了丑闻，导致这家人被迫离开了伦敦。路易斯向埃米莉解释了情况，期望她能意识到，若单身男士再上门，势必会招惹是非，但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并坚称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路易斯被她无动于衷的态度激怒了，他发起脾气，宣称他不想让单身男士再到家里来。

路易斯的发作让埃米莉既伤心又委屈。丈夫怎么可以这么轻蔑地对待她？她对他忠贞不渝，他怎么可以妄加猜测，质疑她的品行？单身男士下一次上门时果然开始与她调情，埃米莉意识到路易斯说得没错，但她还是无法原谅丈夫的粗鲁。她告诉自己，她会让那位男士别再来了，但路易斯得先为自己的恶劣态度向她赔礼道歉。

但路易斯现在没心情道歉。妻子怎么可以又跟这个轻浮的家伙见面？她怎么可以如此无视他的感情？他提出了那个永恒的问题：她为什么不领情？接着，他对这段感情进行了盘点：

随后，他开始历数他对妻子的种种好，他给予她的种种恩惠。他深爱着她，把他拥有的一切与她分享，却对她别无所求，只求她爱他，这难道有错吗？他拥有金钱、地位、名望，拥有一切让人生变得有价值的东西。他在世间偏远的角落里寻到她，她没有财富，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社会地位……但他却把自己的心、自己的手和自己的房子都给了她。

这番盘点准确无误，但归根结底，路易斯的想法与埃米莉对自己种种忠贞行为的总结一样，都是错误的。他们的婚姻走进了死胡同，因为他们纠结于错误的东西。

当爱情撞上礁石

想象你在与某人约会，对方做了惹你生气的事情（这可能不难想象）。你的伴侣可能喜欢乱花钱，爱跟你的朋友调情，或者听你说话时心不在焉。你的伴侣还可能是个闷葫芦，他在你朋友面前一声不吭，却总是拿不着边际的废话招你烦。对此你会做出何种反应呢？

1. 顺其自然，希望情况能够改善。

2. 向伴侣解释你为什么烦恼，并商讨折中方案。

3. 生闷气。嘴上什么也不说，但在感情上疏远你的伴侣。

4. 找出口。威胁分手，或者开始寻找新伴侣。

这些答案构成一个矩阵，该矩阵被用在一项有关约会情侣如何处理两性关系问题的经典研究中。[3]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会采用两种总体策略，一种是建设性策略，另一种是破坏性策略，每项策略既可能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建设性策略看似明智、值得赞赏，但其实并不会发挥太大作用。被动地保持忠诚不会对感情进展构成显著影响，主动尝试达成解决方案也只能略微改善状况。

关键在于坏事。如心理学家得出的结论所示：“一段感情能不能‘奏效’，较少取决于伴侣为彼此做或未做的好的、建设性的事，而较多取决于伴侣在应对问题时做或未做的破坏性的事。”当你为伴侣默默坚守时，伴侣通常觉察不到你的忠贞；[4]但当你从伴侣身边默默离开或者发出愤怒威胁时，则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报复螺旋。

主持上述研究的卡里尔·鲁斯布尔特（Caryl Rusbult）说：“保持长期关系之所以极其困难，原因在于一方迟早会出现负面倾向，这种倾向持续的时间很长，长到另一方开始以负面方式应对。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感情就很难挽救了。”[5]负面态度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疾病，而且传染性很强。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当伴侣被分别要求思考感情中各方面的情况时，他们用于思考消极方面的时间要比思考积极方面的时间长得多。要想克服坏事带来的影响，必须在负面螺旋发生之前使之停止。

现在假设你成功维持了恋爱关系，而没有碰到任何问题（这个想象起来可能要难一些）。你的恋爱修成正果，刚刚步入幸福的婚姻，你的灵魂在飞翔，你的心灵在歌唱，你的大脑充满催产素、多巴胺以及其他与爱情相关的神经化学物质。你可能没心情参加科学研究，但有一些新婚夫妇被劝说参加了一个名为“PAIR”（Processes of Adaptation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意为亲密关系中的适应过程）的长期项目。[6]这些住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夫妇在婚后头两年接受了心理学家的采访，随后心理学家对夫妻关系中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进行了归纳整理。

有些结婚不久的人已经表露出对伴侣的矛盾之情或敌意，这些人往往很快就离婚了，但大多数夫妇表现出对彼此的浓情蜜意，婚后又一起庆祝了好多个纪念日。但从长远来看，新婚的柔情并不是预测婚姻能否持久的可靠指标。十多年后，许多曾经“恩爱到几乎神魂颠倒”的夫妇已经分手。整体而言，离婚者在结婚之初的爱恋之情比长期维持幸福婚姻的人深三分之一。在短期内，激情使夫妻能够战胜疑虑和争吵，但这些正面情感并不能让婚姻长久维持。我们再一次看到，夫妻如何处理负面事物（疑虑、失望和问题）是预测婚姻能否维系的可靠指标。负面因素对年轻人的打击尤为严重，这是早婚者比晚婚者更容易离婚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年轻人经济上往往比较拮据，从而面临更大压力。

当然，一些夫妻选择分手会比较好，但是有太多人糟蹋了本可以维系的感情。对夫妻关系进行追踪的研究人员屡屡困惑地看到，即使没有明显的原因，关系也会遭到破坏。为验证一项理论，心理学家桑德拉·默里（Sandra Murray）和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将一些伴侣带入实验室，向他们发放问卷，并要求他们背对背在桌上填写问卷。[7]研究人员向这些伴侣解释说，他们将回答相同的问题，并强调在填写表格时不得以任何方式交流。

这些问卷其实并不一样。其中一种是问受试者不喜欢伴侣身上的哪些特质。研究人员告诉他们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只写一个也可以。这些伴侣平均约会了一年半时间，他们有一些不满，但大体来说相当满意。他们一般会写下伴侣身上一两种不太理想的特质，然后就放下笔。另一组伴侣则领到一项截然不同的任务：列出家里所有东西。根据指示，他们至少要列出25件物品，于是他们开始大书特书，分门别类地写下各种家具、炊具、小玩意儿、书籍、工艺品，当研究人员5分钟后返回时，他们通常还在认真地写。

与此同时，另一组伴侣则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儿，听着背后的唰唰声——以为对方肯定罗列了一大堆他们的缺点。他们只能勉强列出一两点不满之处，但他们的伴侣显然对这段感情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随后，研究人员按照惯例向伴侣们告知了真相，所以没有人带着一肚子不开心回家。但在揭示真相之前，研究人员询问了更多与感情有关的问题，他们发现，这个圈套对一些人，也就是抱有不安全感的人影响较大。自尊感高的人（以实验之前进行的一项测试衡量）感到些许威胁，但一笑了之，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知道伴侣欣赏自己；但自尊感较低的人对假想中的潮水般批评反应强烈，他们一听到背后唰唰写字的声音，就担心伴侣排斥自己，这种恐惧占据了他们的大脑。为自我保护，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们降低了对伴侣的评价和爱慕程度。他们觉得感情变得不再那么亲密，不再那么可靠，对感情也不再那么乐观了。缺乏安全感的人其实并没有必要做出这种反应，因为在现实中，他们和安全感较强的人一样被伴侣欣赏，但他们把自我怀疑投射到伴侣的头脑里，以为伴侣会像他们自己一样做出苛刻的评价。

默里和霍姆斯在另一项研究中对一批新婚夫妇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追踪调查，他们发现，这种不必要的自我保护对感情构成的伤害特别大。[8]在很多情况下，夫妻关系似乎很好，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但后来其中一方出现了不安全感。即使没有任何实际危险，他们也会在精神上疏远伴侣，或者贬低感情的价值。他们会变得特别反感例行的付出，比如晚上待在家里，而不是与朋友一起出去聚会。他们的感情起初非常牢固，但与《他觉得他是对的》一书中的婚姻一样，很快就破裂了。

在特罗洛普的小说中，旁人都弄不懂路易斯和埃米莉为何如此愤怒。亲朋好友一次又一次央求路易斯和埃米莉忘掉怨恨，但每一次和解尝试都失败了。比如路易斯寄给埃米莉的那封恳求挽回婚姻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丝毫不怀疑你到目前为止犯过什么错，甚至不怀疑你说过什么有损我作为你丈夫的地位或者你作为我妻子的地位的话。”

他期待她能领会这番宽慰，但她并没有，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区区几个词上：他不怀疑她到目前为止犯过什么错。“到目前为止！”所以他肯定怀疑她今后会与人通奸！在她心里，这个词的分量比信中所有其他爱的宣示都要重，但路易斯摸不透她为何依然心烦意乱，于是他愤怒地推动冲突进一步升级。小说的情节让许多读者跟路易斯和埃米莉的朋友一样挫折感十足，他们搞不懂，两个相爱的人怎么会不断误会彼此并做出过激行动？但这部小说极为精准地描述了负面效应如何侵蚀亲密关系。特罗洛普写道：“事实是，两人都认为对方应该承认错误，但双方见面时又都极为恼火，根本不愿让步。”

研究人员通过观察伴侣之间的生气拌嘴，发现了与特罗洛普所描述的情形相同的性别差异模式。和路易斯一样，缺乏安全感的男性往往最害怕伴侣出轨。他们无缘无故地妒火中烧，占有欲和控制欲变得极强，从而对感情造成压力并最终导致女性离开他们。而缺乏安全感的女性担心其他形式的拒绝甚于担心出轨，她们的反应往往是充满敌意而不是嫉妒。研究人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里对来自纽约市的一些伴侣进行了一项研究，通过录像记录这些伴侣讨论问题时的情景，并对各种不同的反应进行归纳整理。[9]

每当伴侣中的一方出现负面行为，比如抱怨、以敌意口吻说话、翻白眼、推卸责任、侮辱对方，研究人员都会对相关行为进行分类和统计。由杰拉尔丁·唐尼（Geraldine Downey）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缺乏安全感的人最容易出现负面行为。这些人自身对拒绝的恐惧无疑加剧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对他们来说，争吵不止事关具体问题，而且反映出深层问题，也是感情出现危机的不祥信号。他们极易受负面偏差的影响，以至生活在焦虑之中。他们的恐慌反应是疏远自己的伴侣，而研究人员通过若干年的跟踪调查发现，不幸的是，他们的伴侣真被疏远了。事实证明，对他人的拒绝很敏感的人到头来孑然一身的可能性尤其大。他们对拒绝的恐惧变成了自证预言。

这种负面效应在罗伯特·莱文森（Robert Levenson）和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等研究人员针对西雅图的夫妇开展的一项更详细的研究中得到证实。[10]研究人员通过仪器测量这些夫妇的脉搏及其他生理反应，并在他们谈论当天事件和讨论问题时进行录像。之后，夫妻双方分别观看了录像，并评判他们在对话中各个时点感受到的正面和负面情绪。三年后，研究人员对这些夫妇进行追踪，看哪些人仍然维系着幸福的婚姻。事实再次证明，消极时刻比积极时刻重要得多。在交谈中表现出的压力水平（通过生理唤醒或负面情绪水平衡量）最高的夫妇最容易变得不幸福。正面情绪互动对婚姻前景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但夫妻双方如何回应对方的负面情绪却至关重要。如果妻子以怨愤回应丈夫的怨愤，或者丈夫漠然对待妻子的批评，夫妻关系可能会恶化。

在同性伴侣中，负面因素造成的问题似乎较小。西雅图的研究人员对一批同性伴侣进行了逾十年的跟踪调查，发现男女同性恋伴侣在处理冲突时往往比异性伴侣更积极。[11]在提出异议和回应批评的方式上，同性伴侣更为积极，事后也能继续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在异性伴侣中，最常见的冲突模式是“女性—需求—男性—退缩”，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女性发起抱怨或批评，而男性以退缩作为回应。这种模式在同性伴侣中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如果伴侣是两名男性，他们发起抱怨的可能性较小；如果是两名女性，她们在受到批评后退缩的可能性较小。

不论性取向如何，许多伴侣都指望在争吵后用非言语方式和解，但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是美好的性爱也无法弥补痛苦的争吵。一项有关新婚夫妇之间言语和非言语交流的研究表明，负面对话（表达愤怒、伤害、怨恨）的数量能够有效预测婚姻的幸福程度，以言语表达爱意仅能带来一丁点帮助，以性爱方式表达爱意亦无法产生明显效果。[12]其他研究发现，性爱有一定益处，但“坏”的力量起主导作用。婚姻咨询师、心理学家巴里·麦卡锡（Barry McCarthy）认为，良好的性生活可以使婚姻幸福感提高15%~20%，而当性生活不理想或缺失时，其影响力则要大得多，伴侣的幸福感可下降50%~75%。[13]他的结论与戏剧《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n Roof）中大家族的女族长（“大嫂”）给出的建议恰好吻合。她指着床对儿媳妇说：“婚姻要是撞上礁石，礁石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感情中的负面效应。当鲍迈斯特问学生为什么认为自己会是好伴侣时，他们列出了一些正面的东西：友好、善解人意、床上功夫好、忠诚、聪明、有趣。这些东西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关键是要避免负面的东西。能够管住嘴不说恶毒或刻薄的话，对感情产生的影响要比说一句好话或做一件好事大得多。

追求“足够好”

婚姻研究得出了一条令人欣慰的教训，它的意义已然超越了婚姻本身。社会科学家发现，负面偏差支配着亲子、师生、师徒、上下级等许多正式关系，还支配着非正式关系，比如邻里关系。社会心理学领域最早发现的一条规律是“接近效应”，该发现来自20世纪40年代的一项研究。[14]这项研究异常细致地追踪了波士顿一个由新建洋房和公寓组成的社区邻里友谊的形成过程。

事实证明，决定友谊的因素与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相同：位置、位置、位置。人们与左邻右舍交往的可能性最大，形成友谊的概率随距离的增加而急剧下降，以至仅相隔几个门洞的邻居就很少往来了。接近效应（也被称为接近原则）似乎为心理学教科书增添了令人愉悦的色彩，为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关系提供了坚实证据。只要路人相遇得够频繁，总能找到交集。

不过，也有其他一些研究者考察了另一个社区，即洛杉矶市郊的一个洋房住宅区，并对邻里仇恨和邻里友谊同时进行了研究。[15]事实证明，仇敌甚至比朋友住得更近。接近效应存在着阴暗面。与邻居相处时，“坏”比“好”的影响更强、速度更快。研究人员通过考察社会交往状况发现，建立友情需要大量社交活动，但一两次不良接触就会把邻居变为永远的仇敌。

这一结论无法为心理学教科书增添多少乐观色彩，但我们可以从该结论以及有关亲密关系的负面偏差的其他发现中得出实用且令人欣慰的教训。这条教训是：不管是对待邻居、配偶、子女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要用力过猛。

不必太在乎婚姻咨询师。咨询师要求所有人用心经营感情，他们给夫妻安排了一项又一项任务：每天做爱，抽空共进浪漫晚餐，去异国度假，在海滩上长时间散步，袒露心扉。家长要做的琐事就更多了。自弗洛伊德学派把孩子的神经症归咎于父母以来，家长就觉得自己肩负沉重的责任，必须事事做对。但近期有关负面效应的研究让人们松了口气，因为研究显示，这些努力的影响被高估了。

对工作繁忙的父母来说，一些最鼓舞人心的证据来自对智力的研究（智力可能是人们理解得最深入、测量得最精确的心理特征）。心理学家考察了不同的群体，比如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或者由养父母抚养的孩子，以分析决定孩子智商的两大主要因素：基因和环境。研究人员在测量完孩子的遗传潜力（基于亲生父母的智商）之后，便可以看出孩子的认知发展如何受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的影响。[16]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个人指导、大量书籍以及进入好学校和培养项目的机会。如果父母教育程度低，为生计挣扎，孩子获得的智力资源就会减少，必须与更多的障碍做斗争。

多项研究表明，如果孩子成长在低收入家庭，家长是未受过良好教育或事业有成的成年人，孩子就不太可能充分实现智力潜力。一些孩子在面临很多人生挑战（甚至正是因为这些挑战）的情况下，智力仍然发展得很好，但平均而言，他们的智商低于根据基因潜力所预测的智商。一些研究甚至发现，遗传潜力与实际智商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恶劣的环境压倒了优秀的基因。

但对社会经济阶层较高的父母而言，环境几乎无关紧要。他们子女的智商几乎完全取决于基因。父母拥有学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属于中产阶级还是富人，事业上仅仅是马马虎虎还是非常成功，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在一定水平之上，教养方式并不会对子女智力构成太大影响。有钱的父母可能会为子宫里的胎儿放莫扎特的小夜曲，聘请最好的家教，让孩子上最昂贵的学校，但他们并不能显著提高孩子的智商。通过避免负面环境，他们可以确保孩子的遗传潜力得到发挥，但仅此而已。

相同的规律也适用于育儿的情感层面。[17]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父母只要避免暴力、虐待，不要漠不关心即可，除此之外，父母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差劲的教养方式会伤害孩子，极其认真负责也未必能让孩子更快乐或更健康。一组荷兰研究人员对大批青少年进行了采访，向青少年了解他们父母的优劣特质，随后得出结论认为，教养方式在青春期并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关爱和提供情感支持等好的特质几乎没什么效果。事关孩子们成长，至少对预测哪些孩子不快乐、哪些孩子会触犯法律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坏的特质，比如家长发脾气、管教太严厉和不公平。

鉴于上述结论，一些心理学家建议家长放松神经。不必追求完美，也不必认为自己的孩子非得参加每一场足球比赛，非得为学校的每一个项目出力，做个“足够好”（即好得恰如其分）的家长即可。你的孩子仍然会有不错的表现，你的婚姻和生活中其他领域也将因此获益。“足够好”这一理念尚未在今天的“直升机父母”[18]和“虎妈”军团中流行起来，但这是非常好的建议，也值得扩展到其他关系中。

不妨做个足够好的丈夫、足够好的妻子、足够好的朋友或邻居、足够好的老师或老板。在你自己的行为中，当你诠释他人的行为时，不要一心追求完美，而要避免低级错误。以下是一些具体策略：

不要过度承诺。受心理学家所说的计划谬误的影响，大多数人所承诺的往往比自己能做到的要多。我们倾向于低估完成一项任务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当我们无法按时交付时，我们希望家人、朋友或同事至少能领会我们的好意——看我想方设法为你做了多少事！但他们并不会。负面效应会发挥作用。他们关注的不是你的好意，而是坏结果。

不要指望因额外的努力而获得赞誉。当你做的事情超出承诺时，这种慷慨可能并不会得到赏识。艾莱特·格尼齐（Ayelet Gneezy）受亚马逊启发而开展的实验便证明了这一点。[19]格尼齐注意到，当亚马逊的包裹比预定时间提早送达时，她并不会特别感激。格尼齐和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在对学生展开的实验中发现，这种反应很常见。

如果票务代理人卖给学生的座位不如承诺的好，学生们会责备代理人；但如果座位比承诺的好，他们也不会表现出额外的感激。在一项实验中，学生每解决一道谜题会获得一定报酬，而另有一人会自愿（免费）帮助他们解其中的10道谜题。如果这个人解得不好，学生们会指责他不靠谱和不够努力；但不管这个人是刚好履行承诺，还是超出承诺，多解了5道谜题，他所获得的评价都是一样的。解额外的谜题显然要花费更多工夫，但接受他慷慨之举的人并无感激之意。

请记住，“坏”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含义。一个冒犯之举在世界上其他人眼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如果一个人非常介意，就会毁掉一段关系。即使一件事在你看来无关紧要，你也必须应对好伴侣的反应。我们在有关夫妻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婚姻破裂的原因常常是男性和女性倾向于关注不同种类的“坏”。男性更担心伴侣出轨，女性则更担心伴侣在情感上退缩。关于人格的大量研究文献还揭示出其他性别差异。

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开展的研究表明，男女之间最大的性格差异涉及负面情绪。[20]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感受愤怒、焦虑和抑郁，她们也比男性更善于觉察他人的负面情绪。当研究人员向受试者展示表情各异的面孔时，男性和女性都能敏锐地辨别快乐的面孔，但女性对恐惧、悲伤和愤怒面孔的辨别明显更加准确。[21]女性的这种优势可以用进化论解释：长久以来，婴儿的存活依赖于母亲识别非言语求救信号的能力；此外，由于女性的体型一般比男性小，所以在愤怒升腾到身体暴力之前及早发现他人的愤怒可能是一种进化优势。在情感上退缩的丈夫可能是通过隐藏负面情绪来换取婚姻的和谐，但妻子很容易看穿他的心思。

这种情感上的差异常常让男性搞不懂问题出在哪儿。这就是特罗洛普的书名《他觉得他是对的》所揭示的重大问题。路易斯对事实的把握确实没错，他警告妻子不要做可能使名声受损的事情，但他说话的方式却是大错特错，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愤怒责备会对妻子产生何种影响。特罗洛普写道：“他本该温柔地同她说话，用胳膊搂着她的腰跟她解释，与这位朋友保持距离对他们两人都好。当我们不得不这样说话时，眼神和语气能为所说的话增添更多的意义——比话语本身重要得多。”路易斯在自己眼里是正确的，但这段婚姻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他妻子的视角与他大相径庭，而路易斯太过迟钝，没能意识到自己给妻子造成的痛苦。在争吵时，最好关注一下伴侣的反应，换位思考一番，而不是不断诉说你的苦衷。少说，多听。

让“坏”时刻发挥“好”作用。我们的大脑在进化中形成关注负面的特质，因为这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当一段感情出现问题时，不要绝望到以为你们彼此不适合。不妨从教训中学习。不要将批评视为恶意攻击，而应视为有益的反馈。当路易斯警告埃米莉见她父亲的朋友会破坏她的声誉时，他是在为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埃米莉是伦敦社交圈的新人，需要学习他们的行事方式并避免绯闻。埃米莉却把路易斯的警告当作对她人品的控诉和婚姻危机的征兆，从而未能吸取对她个人有帮助并有助于巩固婚姻的教训。如果路易斯看到自己的傲慢语气如何不必要地冒犯到她，他同样也可以从两人的第一场争吵中吸取一些教训，但他也没能把握机会，从而避免下一场争吵。“坏”其实可以成为好老师。

责备之前应三思。要提防心理学家所说的一种极为常见的错误——基本归因错误。[22]假设一对夫妇打算在一家特别的餐厅见面并共进浪漫晚餐，但其中一人来晚了。来晚的一方会将迟到归咎于特殊情况，比如在办公室遇到麻烦或者交通堵塞。但如果你是在餐厅等待的那一方，你会倾向于做出更多解读。你告诉自己：“这人一贯如此。”同时，你会愤怒地将迟到视为伴侣不靠谱和自私的表现，或者认为迟到意味着更糟糕的情况，比如“她已经不爱我了”。

你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犯了基本归因错误，这是一种根据实际上由外部环境导致的行为判定他人内在品质的倾向。当我们未能在“停止”标志前停车时，我们会倾向于为自己开脱，比如“一棵树挡住了我的视线”；但当我们看到其他人这样做时，我们会认为责任全在他们自己，我们会想：“这人车怎么开得这么烂！”

研究人员最初的理论认为，这种错误适用于所有类型（包括好的和坏的）的行为，但他们最终看到的是熟悉的负面效应：这种错误仅发生在对负面行为下结论时。[23]事实上，当他人有积极表现时，我们往往较少解读，我们会说：“他得了全A，因为他的教授打分很松。”但当我们自己有积极表现时，则会揽取一切功劳，我们会说：“我得了全A，因为我是个好学生。”我们往往会在评判某人的负面行为时得出有失公允的概化结论，即使对我们熟悉的人也是一样。

于是，你再也无心享受浪漫晚餐，而是为伴侣迟到的无礼行为生起了闷气，而你的伴侣则感觉自己因为无法控制的事情而受到了不公指责。心理学家本杰明·卡尼（Benjamin Karney）和托马斯·布拉德伯里（Thomas Bradbury）曾根据新婚夫妇的“归因风格”对他们进行分类，并发现，长期看，这种相互误解会对亲密关系产生致命影响，[24]最倾向于将伴侣的失误归因为永久性内在特质而非暂时性外部因素的人，最终离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克服这种归因错误并非易事，这也是它被称作“基本”错误的原因之一，但一旦你意识到归因错误的存在，就可以有意识地进行校正。不要一上来就把伴侣的错误归咎于品性缺陷，或将其解释为永久性问题的征兆，不妨先强迫自己考虑更温和的解释，然后把你的伴侣往好处想。

当你们争吵时，不妨引入一个假想的裁判。另一种转换思路的方法是使用伊莱·芬克尔（Eli Finkel）所说的“婚姻小花招”。[25]芬克尔用“婚姻小花招”指代他的社会心理学家小组向芝加哥地区已婚夫妇传授的一种简单技巧。心理学家每四个月向这些夫妇询问一次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和近期的最大冲突。与通常情况一样，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在研究开始后的第一年缓慢下降。进入第二年后，当这些夫妻报告最近的冲突时，心理学家为其中一些人安排了一项额外任务：想象你是观察这场争执的中立第三方，你会怎么看？你能找到解决分歧的好办法吗？

这些夫妻写下假想裁判的裁决书之后，心理学家指导他们在家吵架时尝试采用这种第三方视角。这种办法奏效了。这些夫妻的婚姻满意度不再下降，并在之后的一年里保持稳定，与这项研究中其他夫妇满意度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通过采用假想裁判的视角，这些夫妻克制了愤怒，变得更愿意倾听和妥协。

征求第二意见。如果假想的裁判不起作用，不妨试试真人。当你的视线被不安全感扭曲时，转换视角可能特别困难，但你随时可以向判断力未因害怕拒绝而被扭曲的人征询第二意见。这是夫妻心理治疗的主要好处之一。但这并不是说你必须找专业人士征求意见。在特罗洛普的小说中，如果路易斯或埃米莉听从朋友的建议，整场危机本可以避免。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条建议来自埃米莉的妹妹，她意识到路易斯并不是有意要侮辱埃米莉，她告诉埃米莉：“如果我是你，我会忘掉这件事。”

暂停评判。忽略伴侣的冒犯是维系婚姻的最可靠方式之一，不管冒犯是你假想出来的还是真实发生的。我们有一位朋友在浴室镜子上贴了一张纸条，时刻提醒自己要正确看待妻子的缺点，纸条上写道：“你也不是好东西。”研究人员在扫描情侣的大脑后意外地发现，一些人似乎无须纸条也能做到这一点。[26]社会心理学家徐晓梦和亚瑟·阿伦（Arthur Aron）与神经学家露西·布朗（Lucy Brown）合作，在中国北京对一些初坠爱河的情侣进行了研究。他们向这些人出示了其恋人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结果发现恋人的照片在与多巴胺奖励系统（该系统也可以被可卡因和其他强烈快感激活）相关的回路中触发的活动要多得多。

但是，热恋的激情一旦减退，又会发生什么呢？三年后，只有半数的情侣还在一起。为探求这些情侣恋情持久的原因，研究人员回顾了与他们相关的原始数据，并与分手的情侣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一种令人意外的重大差异浮出水面：当注定能将恋爱修成正果的人看到伴侣的照片时，用来做负面判断的前额叶皮质区域的活动就会明显减少。他们的批判功能受到抑制，感情之树便得以茁壮成长。

在针对纽约市结婚20年以上的夫妇进行的一项脑部扫描研究中，上述发现得到了证实。社会心理学家比安卡·阿塞韦多（Bianca Acevedo）和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发现，对婚姻最为满意的配偶（通过一份问卷衡量）前额叶皮质区域活动较少。此外，他们在看心上人的照片时抑制了自己的负面偏差。他们的配偶无疑并不完美，但他们的婚姻却幸福而持久，因为他们的大脑自动遵循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描述的原理：“爱情总是看不见缺点。”[27]

布莱克的智慧在考察伴侣错觉的其他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28]研究人员通过让受试者评价自己和另一半的品质来衡量这些错觉。最不切实际的伴侣（将另一半理想化，对另一半的评价高于自我评价的伴侣）最有可能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满意并维持关系。这种积极错觉还有一种额外好处，也就是认为对方也会对自己持这种理想化看法。这样一来，双方的感觉都会变得更好。

如果你无法自然产生这些积极错觉，不妨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注意伴侣的优点，以便培养积极错觉。当他表现出一个优点时，告诉他你钦佩那种品质。当你对他的一个习惯感到恼火时，试着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并寻找好的一面，譬如说，他度假时总带太多行李，但至少不会忘带任何东西，有些东西你自己最终可能也用得着。

不要当真。即使你的大脑回路检测到伴侣的过错，你仍然可以佯装不知。不妨遵循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婚礼当天从婆婆那里得到的建议：“稍稍耳背有时有助于婚姻幸福，每一桩美满的婚姻都是这样。”半个多世纪之后，金斯伯格将这一建议转达给听她演讲的大学生，并解释说，她不仅在家里，而且在她工作过的每个地方，包括最高法院，都认真遵循了这条建议。[29]

金斯伯格告诉学生：“如果有人说了轻率或不友善的话，最好当耳边风。”她还说：“愤怒或气恼地回应并不能提高说服力。”当然，你不能总当耳边风，因为有些冒犯让人痛苦到无法忍受。有些问题必须正视，但迅速报以愤怒的回应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在推特时代。

如果你必须回应，切记不要让事态升级。表达你的态度，解释困扰你的问题，但要保持冷静。再说一遍，请记住，有些事情在你看来似乎十分可怕，但在其他人看来却无伤大雅，所以不要指责对方粗鲁或有恶意（稍后我们将讨论如何传达批评和坏消息）。不要生闷气，也不要报复，因为小分歧可以迅速演变为一场大战。由于存在负面效应，冲突会自然呈现升级趋势。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博阿兹·凯萨尔（Boaz Keysar）和同事便通过测试两个版本的“独裁者游戏”，巧妙揭示出这种现象。[30]

在标准版游戏中，一名玩家拿到100美元，并被告知可以与另一名玩家分享这笔意外之财。拿到钱的玩家被称作“独裁者”，因为他可以决定如何处理这笔钱——与其他玩家平分，给其他玩家较小的份额，或者全部留给自己。在他做出决定之后，游戏玩家会互换角色，进行另一轮游戏。在这轮游戏中，另一名玩家新获得一笔100美元的意外之财，由他决定如何分配。接下来，他们会玩更多轮游戏，轮流当“独裁者”。

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中，这种标准版游戏进行得很顺利。“独裁者”通常在一开始把较大份额分给自己，但他分给另一名玩家的钱数也足以令其感到满意。在游戏的下一轮，对方通常会报答他，分给他的钱数至少与他之前给出的钱数相当，随后，他也会报以慷慨回应。随着游戏轮数的增加，玩家越来越接近对半分配。

但当研究人员尝试该游戏的负面版本时，气氛就不那么友好了。在这个版本中，研究人员以另一种方式形容这笔意外之财，他们不是把它称作送给“独裁者”的礼物，而是说这100美元已经给了另一名玩家，“独裁者”现在要决定自己拿回多少。与标准版相同，“独裁者”仍然有权分配100美元，只是这笔钱是以损失而非获利的形式呈现。另一位玩家不是从“独裁者”那里收到礼物，而是自己的钱被“独裁者”拿走了。

在这一负面版本的游戏中，“独裁者”一开始通常比标准版本中表现得更慷慨。他意识到，另一名玩家会因自己的钱被拿走而不满，因此，他通常不会把较大的份额留给自己，而是把钱平分。但这种分配方式仍然让另一名玩家感到不满。在下一轮中，另一名玩家通常会拿走更大的份额，以六四开分配这笔钱。在接下来的几轮中，玩家越来越自私，情况也变得越来越糟糕。玩家不仅为他们所觉察到的冒犯而相互报复，而且将对抗升级。在实验结果的启发下，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了一项修订版互惠规则：你帮我挠背，我也帮你挠背，但如果你夺走我的一只眼睛，我就要夺走你的两只眼睛。

所以，你在回应之前应当先控制自己的愤怒。不要报复，不妨这样说：“我会努力保持积极态度，但你也得这样做，否则我不可能一直保持积极。”无论你说什么，请记住，虽然眼下的情况似乎很糟，但你们中任何一方都可以轻易让情况变得更糟。

遵循“负面黄金法则”。大多数人对自己评价甚高，并以为朋友和家人很容易看到自己身上的优秀品质。我们期望他们关注我们对他们的好、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为他们的生活带去的欢笑，但他们似乎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到这些。

与恋人、子女、朋友、同事或任何其他人打交道时，避免坏事要比做好事重要得多。关键不在于你为别人做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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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与巴里·麦卡锡的私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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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直升机父母是指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父母，他们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刻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编者注

[19] A. Gneezy and N. Epley, “Worth Keeping but Not Exceeding: Asymmetric Consequences of Breaking Versus Exceeding Promis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5 (2014):79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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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W. Blake, 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Blake, ed. John Samps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8); https://www.bartleby.com/235/154.html.

[28] S. L. Murray, J. G. Holmes, and D. W. Griffin,“The Benefits of Positive Illusions:Ide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atisfac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996): 79—98.

[29] K. J. Sullivan,“U.S. Supreme Court 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 Talks About a Meaningful Life,”Stanford News, February 6, 2017, https://news.stanford.edu/ 2017/02/06/supreme-courtassociate-justice-ginsburg-talks-meaningful-life/.

[30] B. Keysar, B. A. Converse, J. Wang, and N. Epley,“Reciprocity Is Not Give and Take:Asymmetric Reciprocity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Acts,”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2008):1280—86, https:// dx.doi.org./10.111/j.1467-9280.2008.0222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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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坏”而生的大脑

如果一个想法触发了一种基本的恐惧感或威胁感，人就可能做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反应。前额叶皮质也能处理较为乐观的想法，但不会产生如此强烈或迅速的影响，因为“坏”主宰整个大脑和神经系统。大脑仅在有意识寻找“好”的时候才对好人做出反应，但从来不会停止对坏人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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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为“坏”而生的大脑

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Felix Baumgartner）渴望从距离地面24英里高的气球舱体中一跃而下。[1]在这之前，他已是粉丝眼中大名鼎鼎的“无畏费利克斯”。他曾从世界上最高的两幢建筑上跳下；曾穿戴碳纤维滑翔翼飞越英吉利海峡；也曾站在克罗地亚一个深达600英尺的洞穴边缘，一头扎进黑色虚空，随后又一如既往地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面对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流层超音速跳跃，他并不发怵，至少一开始没有。他兴奋地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哈韦沙漠，在航空航天专家的指导下训练。训练场附近便是最早将超音速飞行变为现实的空军基地。费利克斯在谈及他所面临的风险时，冷静地列举了任务执行期间种种可能的死法。这个轻软的大气球占地40英亩，由塑料制成，比干洗袋还要薄，可能会在上升过程中被地面风摧毁，导致他还没打开降落伞就坠地而亡。如果他的航天服在12万英尺（约3.6万米）高空的稀薄空气中失去压力，他的血液就会开始沸腾。但还有比这更值得担心的事情，因为他的身体可能在下降时失控。当他加速到时速700英里（约1 120千米）以上时，他身体的一部分将突破音障，而其余部分仍将处于亚音速状态，这可能会造成湍流，导致致命的“红视”，即身体快速旋转，快到血液从眼睛里喷出。

一天下午，费利克斯在训练时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身体进入超音速状态时会发生什么。”不过他还是认为：“我确实害怕。但我已经学会控制我的恐惧，使恐惧不致妨碍我。”41岁的奥地利人费利克斯在他的伞兵和职业冒险生涯中已经从高处往下跳过2 500多次，但这一次，他必须应对新的挑战：量身定制的航天服和头盔。在地面训练中穿戴这些装备时，他感到与世隔绝，因为他感觉不到外面的空气，也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自己的呼吸。有那么一些时刻，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迫切想要脱身，但他还是保持着信心。

他说：“这是心理问题，我不担心，因为我很擅长给自己做心理辅导，直面挑战并加倍努力。”

当天晚些时候，费利克斯进入风洞进行了第一次飞行测试，他的出色表现似乎证明他完全有理由自信。笨重的增压服和头盔让他的任何动作都显得非常笨拙，他摇摇晃晃地进入风洞，看起来就像得了关节炎的无敌浩克，但气流一旦将他抬离地面，他就熟练地摆出正确的下落姿势，头朝下呈45度角。他和工程小组都感到欢欣鼓舞，每个人似乎都清楚地看到他具备宇航员所需的关键素质。接下来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了，也就是把费利克斯和他的加压太空舱放入得克萨斯州一个空军基地的高空舱，模拟升入空气稀薄而寒冷的平流层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持续5个小时。

在动身前往得克萨斯的前夜，费利克斯在洛杉矶的公寓里收拾好了行李，但那天晚上他睡不着。他一直在想：5个小时。在航天服和头盔内禁闭那么久，能不能受得了？天亮时他得出了答案：不可能。早晨6点，他订了一张返回奥地利的机票，然后去了洛杉矶机场。他在机场给指导该项目的航空航天工程师阿特·汤普森（Art Thompson）打了个电话。

他说：“阿特，对不起，这件事我办不到。”汤普森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随后试着安抚他。

汤普森告诉他：“不要动，我现在去机场。”

费利克斯说：“不，我做不到。”

这时，他已经坐在机场的地上哭泣起来。他的赞助商是红牛饮料公司，已经为这个项目投下不计其数的金钱，聘请了几十名工程师、生理学家和技术员奋战了三年。他辜负了所有人。他的冒险生涯到此为止。

“无畏费利克斯”终于在“坏”的力量之下屈服了。他并不害怕有朝一日进入太空，从24英里的高空跳下，但今天他却害怕到不敢穿着航天服在地面上安全的环境中坐上5个小时。在这些年的训练中，他成功地将恐惧隐藏起来，但恐惧一直在暗中滋长。一开始，他只是在穿上航天服、戴上头盔几分钟后感到轻微的不适。接下来，他不等戴头盔就早早开始感到恐惧。在他从洛杉矶的公寓开车前往训练场的路上，当他看到盖蒂博物馆，知道自己距沙漠中的训练场只有一个小时路程时，他会紧张起来。当他到达兰开斯特郊区，看到意味着只剩15分钟车程的帕姆代尔湖时，又会升起一阵焦虑。他开始把这个湖想象为死囚牢房的入口。

等到他走进大楼穿航天服的时候，最微小的东西都会刺激到他。更衣室里的氖灯太亮了。他受不了头盔上橡胶封条的气味。他让每个人都相信他拥有完成高难度任务所需的素质，但他装不下去了。他宁可忍受临阵脱逃带来的耻辱，也不愿被囚禁在那件航天服内。

为什么胆怯占据了上风？他刚穿起航天服训练时宣称的自信去哪儿了？费利克斯说不明白，但他在之前的谈话中说对了一件事：这是心理问题。

胆怯的大脑

大脑为保护身体而进化。大脑构建得相当缓慢，主要是通过增加新结构而非替换旧结构，从而创造出应对新危险的新系统。神经学家已经辨明三种主要的威胁预警系统。[2]从进化角度而言，最古老，也最简单的系统是基底神经节系统。这些神经元簇已经在低等爬行动物身上启用并发挥作用。它们很可能是以自动的、“硬连线”的方式运行，仅检测标准类型的威胁并拉响警报，而这足以让动物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鳄鱼可不会通过召开委员会会议、制订应急计划或与对方谈判来应对威胁。

在进化过程中的稍晚阶段出现了另一种威胁警报系统，该系统通常被称为边缘系统，其中包括杏仁核。杏仁核是位于大脑中部的结构，体积小，但影响力大，会在生物体面对威胁、危险和问题时触发情绪反应。杏仁核并没有取代基底神经节，而是与基底神经节共同运作，使生物体的理解能力进一步提高，并做出更加灵活的反应。

这些系统是在语言形成之前很久进化而成的，即使在我们并未有意识地觉察到威胁时也会做出反应。神经学家发现，一张充满敌意的面孔会先在对方大脑的杏仁核触发反应，之后才会引起大脑其他区域的反应。[3]基底神经节很可能以一种先于情绪反应的方式运作，并在进化中形成过度反应。这种反应通常会让动物在本可安全待在原地的情况下逃跑，但这种错误的代价远远低于被捕食者捕获的代价。对如今生活在城郊的我们而言，住所周围并没有许多致命威胁，但大脑中的古老区域仍然以相同方式做出反应：寻求安全总好过追悔莫及。

在进化过程中的晚期阶段，第三种警报系统在前额叶皮质中形成了。“前”是指该区域在大脑中的位置，它位于额叶前部，因此从进化角度看应该是相当新的东西。人类的前额叶皮质远比其他物种发达。前额叶皮质参与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爬行动物无法做到）的各种活动，譬如逻辑推理、有意识思维和执行控制。它可以评估事件的象征意义，包括用语言思考。因此，前额叶皮质比基底神经节系统或边缘系统更加灵活、更加专业，同时它还可以激活那些较老的系统。如果一个想法（比如，那个湖意味着再过15分钟我就得穿航天服了）触发了一种基本的恐惧感或威胁感，人就可能做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反应。前额叶皮质也能够处理较为乐观的想法（比如，这套航天服将帮助我创造一项世界纪录），但不会产生如此强烈或快速的影响，因为“坏”主宰整个大脑和神经系统。

当你观察身边世界时，你的注意力会自然而然地被威胁吸引。年仅8个月的婴儿会更快地转头看蛇的图片，而不是青蛙的图片，看悲伤的脸，而不是开心的脸。[4]当5岁的幼儿观察一组面孔时，他们会更快识别悲伤的面孔，而不是开心的面孔，他们识别恐惧表情或愤怒表情的速度甚至更快。[5]当成年人戴上向两只眼睛显示不同图像的眼镜时（一种被称为“双眼竞争”的实验方法），大脑会用更长时间专注引起恐惧或厌恶的图像。[6]在一次双眼竞争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张学生的照片。[7]看照片之前，研究人员先散布了一些关于这名学生的八卦，比如他帮一位老妇人搬杂货，或者他向同学扔了一把椅子。随后，他们向一只眼睛显示学生的照片，向另一只眼睛显示一座房子的照片，测量大脑在图像之间来回切换时聚焦于每一张图像的时间。当这名学生被描述为扔椅子的人时，大脑关注他面孔的时间比他被描述为好心人时要长得多。大脑真的对善视而不见。

神经系统的这种偏差在斯特鲁普测试中亦有体现。[8]斯特鲁普测试是研究大脑自动程序的经典方法，研究人员在测试中给受试者看单词，并要求他们辨识字母的颜色。快速作答的诀窍是忽略词语的意思，而仅关注颜色，但对某些单词来说较难做到。如果你看到用红色字母拼写的“green”（绿色）一词，你就得先推翻大脑对词语含义的自动诠释，所以要用更长时间才能给出“红色”这一答案。当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表示负面特质的词语时，也会发生同样的延迟。受试者对“不诚实”等词语的反应时间要比对“友好”等词语的反应时间长，因为大脑自动对坏的特质投入较多关注，而对好的特质关注较少。这种偏差也会影响人的记忆。当受试者事后被要求回忆尽可能多的词语时，他们记住“不诚实”等词语的可能性是记住“友好”等词语的两倍。

负面偏差甚至延伸到通过脊椎传递的简单神经信号，这些神经信号控制着反射功能，比如当手接触锋利或灼热物体时的缩手反射。[9]缩手反射是人类和动物的原始反射，与促使生物向前移动的伸肌反射同时进化。但缩手反射比伸肌反射强得多，而且不易受到干扰。杏仁核中也存在类似的失衡。杏仁核是大脑中控制情绪的古老区域，参与一些基本程序，比如想要某些东西（在弗洛伊德时代，人们将其与“本我”这一欲望和冲动之源联系在一起）。杏仁核在人做评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某种东西被认为是好还是坏取决于人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当你饥肠辘辘的时候，食物显得又好看又美味，因为它能满足你的欲望。杏仁核参与无意识处理进程，但也会受到有意识的指令和目标影响，因此，杏仁核的反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调节。

为检测杏仁核的灵活性，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名人的照片，同时测量受试者杏仁核的活动。[10]当受试者被要求寻找正面图片时，杏仁核在受试者看到喜欢的影星或特蕾莎修女时较为活跃，而在看到恶棍时则活动较少。反之，当受试者被要求寻找负面图片时，杏仁核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图片反应更强烈。因此，杏仁核的情绪反应可以通过有意识思维和实验者的指示来调节。但“坏”的力量仍然显而易见。人在寻找坏的事物时，处理正面信息的活动会减少，这表明大脑相当擅长抑制不相干的好消息。但大脑并不擅长抑制不相干的坏消息。大脑仅在有意识寻找“好”的时候才对好人做出反应，但从来不会停止对坏人做出反应。

即使你的处境顺风顺水，杏仁核也会不断寻找光明背后的阴云。[11]实验人员发现，当受试者做出一系列事关赢钱或赔钱的选择时，不管已经赢了多少钱，杏仁核都会对潜在损失保持警惕。即便有人做对了所有赢钱选择，杏仁核也会继续对没有实现的威胁做出反应。有些人对潜在危险或威胁非常敏感，他们的大脑对危险返回的每一点蛛丝马迹不断拉响警报，即使这些危险从未发生过。正常模式应该是，大脑通过一种被称为“消除”（extinction）的程序停止对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反应，但这种逐渐消失的过程很难驾驭，因为难以分辨所避免的是真正的威胁还是不存在的威胁。如果你担心早饭不吃甜甜圈地球就会爆炸，最后你会吃下很多甜甜圈。到目前为止，吃甜甜圈确实是有效的，不是吗？

这种特定的恐惧可能是无害的，除非你正在努力减肥，还有一些时候，对威胁抱有本能的恐惧无疑有所助益。研究人员在让杏仁核部分受损的人做一系列选择时发现，杏仁核的负面偏差极强，即使在大脑受到物理损伤之后仍然具有部分保护功能。[12]这些选择有时以损失形式呈现：你愿意支付25美分罚金，还是愿意在输赢概率各半的情况下打赌（赌赢了不会损失一分钱，但赌输了会损失1美元）？支付25美分比打赌明智，因为从长期来看，打赌的平均花费为50美分。还有，你愿意支付25美分，还是愿意在有10%的概率损失1美元的情况下打赌？这时的正确选择是打赌。即使杏仁核受损，人们一般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将损失降至最低。但当选择以正面形式呈现时（你更愿意拿到25美分的报酬，还是靠打赌赢1美元），这些人就变成了可怕的赌徒。他们选择了机会渺茫的投注，放弃了稳妥的赚钱机会。大脑处理好事的能力太弱了，杏仁核稍有损伤便破坏了这种能力。只有“坏”的力量才强大到足以生存下来。

大脑的负面偏差对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那些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是有益的，但对他来说却没有任何好处，他一看到“死囚湖”，一闻到头盔上橡胶封条的味道，就会心跳加速。负面偏差在触发他自主神经系统的战逃反应。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着心率、消化、排汗、性反应和排尿等基本功能，该系统的运作大多是无意识的，从而解放了有意识的思维，使之专注于更有新意、更重大的事情，比如写诗、看电影或者做人生抉择。但即使在人进行有意识的思维活动时，自主神经系统也会从旁协助，比如根据光线强弱调节你的瞳孔。该系统负责管理身体的能量水平，科学家称之为“唤醒”（不要与性兴奋混为一谈，尽管肯定有一些交集）。费利克斯一旦被唤醒，他的肾上腺就会通过血流输送压力激素；他的心跳加快，呼吸变得短促，出汗增加；他的消化系统放慢速度，为他的肌肉释放能量，但也让他的五脏六腑产生了紧张感，进而加剧了他的恐慌。

自主神经系统既能被坏事唤醒，又能被好事唤醒，但研究人员发现，“坏”的威力照旧比“好”强大。人在应对坏事时，呼吸会变得特别急促，瞳孔会放大，而瞳孔放大是另一种唤醒迹象。受试者被要求猜测两张扑克牌中哪一张更大时，错误的猜测会比正确的猜测更易引起瞳孔放大。[13]面对金钱得失时，人们更易被潜在损失，而非潜在收益唤醒，即使在人们并未意识到恐惧时，这种偏差也非常明显。[14]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在高额投注和小额投注之间进行选择，而他们并未表现出任何有意识的偏好：受试者的前额叶皮质想必意识到这两种投注方式的输赢概率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相当平均地分配了投注方式。但当受试者选择高额投注并承担较大损失风险时，他们的心跳更快，瞳孔也放得更大。

要完成平流层跳伞的壮举，费利克斯必须驾驭他的本能恐惧，控制他的杏仁核，并遏制自主神经系统的战逃反应。他原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做到，但事实上，他需要一个了解人类思维的人助他一臂之力。

正向思维大师

三个月之后，在机场含泪拨打电话的费利克斯又回来了，他要重新面对航天服，还要面对团队的质疑。费利克斯的训练师是美国空军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老将，做过许多类似的项目。这些项目能立即筛出任何抱有这种恐惧的人，是有志成为飞行员或宇航员的申请者接受的首轮考验之一。有时候，测试员会在申请者穿上加压航天服并戴上头盔之后离开房间，而不做任何解释，也不说什么时候回来。航天服的冷却系统将被关闭，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航天服会越来越热，越来越幽闭。测试员通过隐藏的摄像头观察，把考生在那儿留上至少一个小时，或者直到考生开始抓狂。

另一项测试是把候选人放在小而黑暗的箱子里，让他在那里蜷缩24小时。费利克斯的教练中有一位名叫乔·基廷格（Joe Kittinger）的老大爷，在20世纪50年代的箱子测试中睡得很安稳，但他的许多空军战友没能通过测试。

他说：“这一关你要么永远过不了，要么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基廷格从没听说过有谁能克服这种恐惧，项目主管阿特·汤普森也没听说过。当费利克斯问汤普森空军和航天局为出现幽闭恐惧症的飞行员和宇航员提供过什么样的培训时，汤普森回答说：“他们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直接淘汰，再找一个人。”这就是必要素质的关键之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在费利克斯返回兰开斯特的当天，汤普森及其团队开会讨论了他们的关切。这次会议没有邀请费利克斯参加，他在门外等待，而里面的人在考虑让他继续下去的风险。会议结束时，有人向费利克斯传达了判决：团队对他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他并没有为进入平流层做好准备，并怀疑他永远无法做好准备。轮到费利克斯与团队见面时，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他发现自己独自坐在一侧，其他人都坐在房间另一侧。费利克斯既尴尬又愤怒。在25年的跳伞和定点跳伞生涯中，他一直不负众望，但现在没有人再相信他了。他只暴露了一次弱点，团队就同他划清了界限。

当他与被请来帮他解决问题的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热尔韦（Michael Gervais）坐在一起时，他并没有感觉好多少。热尔韦的专长是“高风险环境”。他曾为重量级拳击手、海军战斗机飞行员、职业曲棍球手和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做过咨询。他们第一次会面时，热尔韦指着一把空椅子，让费利克斯想象他儿子（费利克斯并没有儿子）坐在那儿。费利克斯会如何向这个想象中的儿子解释情况呢？

费利克斯觉得很荒唐：居然要跟一把空椅子对话，但他还是说起话来。这个练习的关键是要让他正确看待自己的问题，从眼前的危机中后退一步，向他在乎的人解释问题的全貌，即使这只是假想中的人。热尔韦想看看这项任务与费利克斯的人生观的契合之处。这项任务对他究竟有多重要？经历这种痛苦值得吗？热尔韦在与运动员和战斗机飞行员交流时发现，他们愿在恐惧中坚持不懈，承受巨大风险，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不去尝试的痛苦。他们宁愿骨折或死亡，也不愿为错失机遇抱憾终身。等到费利克斯与他想象中的儿子谈完，热尔韦确信费利克斯抱有坚定的意愿，他向费利克斯承诺，他会为他指路。

热尔韦想让他运用一套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策略，这套策略被称为“最小化”策略，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谢利·泰勒（Shelley Taylor）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当时泰勒已因研究罹患晚期乳腺癌的女性如何形成“积极错觉”而出名。“积极错觉”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信念，但能够极其有效地帮助这些女性与病魔斗争。[15]通过建立一些错觉，譬如接纳防止癌症复发的迷信观念，创造了对事件的驾驭感。例如，一名妇女说服自己可以通过食用大量芦笋泥防止癌症复发，尽管（或者可能是因为）她受不了芦笋泥的味道。另一种心理策略是将自己与处境更糟的妇女进行比较，以便重构自己的处境。例如，切除一侧乳房的人通常将自己与切除两侧乳房的人进行比较，而不是与仅切除肿块的人进行比较。

泰勒后来建立的理论认为，坏事件引起的反应与好事件不一样。坏事件会引起两种不同的、在某些方面截然相反的反应，也就是“动员”和“最小化”。[16]动员让人切换到高速挡（快醒醒，处理这个问题），激发前文提及的无意识生理反应，并让人有意识地努力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更加仔细的分析。泰勒注意到，动员的表现可能会因性别而不同。男性通常运用经典的战逃反应，变得咄咄逼人或者在社交上退缩，而女性的反应通常是向孩子和其他亲人倾注更多爱意，泰勒将这种反应称为“照料和结盟”（tend-and-befriend）。

动员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但无限期注入肾上腺素、皮质醇和其他应激激素是没有意义的。一旦电击消退，就会自动产生最小化反应，大脑会释放内啡肽、血清素和催产素来产生良好感觉。初学跳伞的人在跳出飞机时会经历一段恐怖时刻，但他们落地时通常欣喜若狂。一部恐怖电影越恐怖，观众就越喜欢，因为他们看完电影会感到快乐和放松。

好在这种最小化效应不会从反向发挥作用，这一点电影行业应该感到庆幸：人们看完一部喜剧之后，并不会带着满心焦虑、仇恨或沮丧离开影院。身体不需要进化出把好事最小化的机制。在快乐中晕晕乎乎地度过一生并不是很好的进化策略，这样你就看不见朝你走来的狮子，但屈服于永恒的幸福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好事件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很快就会消失。只有坏事件才必须被最小化，好让你不致被“坏”的威力击垮。

除了给自己注入让人愉快的激素外，你还可以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策略来最小化“坏”。弗洛伊德将这种技巧称作防御机制，而这一思想比弗洛伊德的大多数其他理论更经得起推敲。心理学家已经积累了实验证据，证明人们确实是通过使用置换（责备孩子，但其实是生配偶或老板的气）或投射（你才是抱有敌意的人，不是我）等防御机制处理不良情绪。我们非常善于让自己相信，我们的错误和失败应该归咎于别人。这种自我欺骗可能是破坏性的，但泰勒在与乳腺癌搏斗的女性身上观察到，积极错觉对于克服“坏”的力量非常有用。

为帮助费利克斯将不良情绪降到最低，热尔韦首先让他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他在航天服里面，无法动弹，所以没有办法逃脱。这样会发生什么呢？费利克斯认为自己会恐慌到心脏病发作。

热尔韦说：“你不会因恐慌而死。”航天服不会对他产生致死的威力。威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而克服威胁的方式是找出所有触发因素，记录从洛杉矶的公寓到兰开斯特的更衣室这一路上焦虑情绪的积聚情况。热尔韦对大脑制造恐惧的力量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制造恐惧是人类讲故事能力的一部分，并猜想这种能力形成于原始人在稀树草原的火堆边围坐的时代。

有人会给这群人讲一个可怕的故事，细节栩栩如生：蛇的咝咝声，敌方部族战斗时的呐喊，持长矛冲锋的人圆睁的眼睛。这些让听众听得浑身战栗。他们面前只有火，但脑海中的画面逼真到让他们的身体做出了反应。这就是费利克斯开车去兰开斯特的路上对自己做的事情，他给自己讲故事，导致他的身体对更衣室做出了反应，就好像那是一个刑讯室。

热尔韦为费利克斯的旅程提供了新的心理意象：一列失控的火车。在洛杉矶，费利克斯一旦开始担心这件航天服，他便乘上了一列负面想法之车。当他开车经过盖蒂博物馆和“死囚湖”，当他看到更衣室里的氖灯，闻见头盔里橡胶封条的气味，听到面罩咔嚓合起的声音时，火车正加速驶向灾难。热尔韦让费利克斯画一张路线草图，在草图上画了一列火车，并在他想象自己经过沿途各站点的过程中监测心率。

费利克斯的心率和呼吸一旦加速，就必须停车，平复心情，然后才能继续前进。热尔韦要求他一路上按照从1到10的分值为自己的焦虑程度评分。如果焦虑程度在经过“死囚湖”时升到了3，就要先把焦虑程度降回1才能继续前进。如果当他到达更衣室时，焦虑程度又出现回升，他就不能立即穿上航天服，而是要等到恢复平静。

费利克斯的目标不只是减轻恐惧，而是要消除恐惧，为此，他要运用热尔韦传授的两种技巧：正确思考、正确呼吸。热尔韦告诉他，不要把航天服当成监狱，而要想想它有多么特别。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定制航天服。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只能从三种标准尺寸中选择一个，但这套航天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这是一件漂亮的制服。它是你的朋友，而不是你的敌人。它给你纯净的氧气，让你在人类去不了的地方呼吸，让你的血液不致沸腾。它让你进入一家专属俱乐部。橡胶封条的气味就是成功的气味。这套航天服会把你从无名小卒变成超级英雄。

费利克斯对这通热血激励将信将疑，这很好理解，但这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一种成熟技巧，并已成为心理治疗的黄金标准。认知行为疗法本质上是一套克服负面偏差的策略。创立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学家摒弃了针对焦虑和抑郁的传统疗法——精神分析法，他们不是设法挖掘被认为对这些疾病负有责任的童年创伤，而是把重点放在当下。他们发现，抑郁症患者在看待自己、看待世界和看待未来的方式上存在极端的负面偏差。抑郁的人一味关注自己的弱点和失败，忽视自己的长处，并将成功视为侥幸。他们将区区一次挫折解读为致命错误，并想象它会导致最糟的结果。

研究人员将这些负面偏差归入“负面过滤”（negative filtering）、“正面折扣”（positive discounting）、“灾难化”（catastrophizing）等类别，并制定了理性克服恐惧情绪的策略。研究人员发现，非常简单的技巧即可发挥良好效果，比如写下你的恐惧，然后强迫自己换种方式诠释处境。研究人员多次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在治疗抑郁症方面跟百忧解或依地普仑等药物一样有效，而且没有副作用。[17]没有任何疗法像认知行为疗法那样被研究得如此透彻，[18]而且能够安全有效地用于治疗多种疾病，[19]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障碍。[20]

费利克斯使用了认知行为疗法中一种名为“因应陈述”（coping statement）[21]的技巧，该技巧经证明有助于克服恐惧。实验室研究甚至证明，因应陈述可以提高人们忍受身体疼痛的能力。热尔韦不断重复这些正面陈述，使它们成为费利克斯在焦虑来袭时念叨的咒语。这些话费利克斯听得越多，重复得越多，似乎就越可信。这套航天服是很特别。当他对着镜子试穿航天服时，他开始想，嘿，挺酷的。

为循序渐进地增强忍耐力，费利克斯一开始只戴头盔，不穿航天服，这样就可以感受到手臂上的气流，避免出现与世隔绝的恐慌感。在第一次治疗中，费利克斯的焦虑程度在一小时结束时达到了8分，于是他们暂停了治疗。但第二次他坚持了更长时间。随后，他们进阶到穿着全套航天服治疗，而费利克斯学会了一种新的呼吸方式。当积极咒语不足以克服恐惧，前额叶皮质的理性宽慰无法与杏仁核的原始反应相匹敌时，费利克斯便专注于深呼吸。

这是一种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发送无意识信号的有意识策略。循着火车隐喻的脉络，你可以想象这个系统之下有几个发挥油门和刹车功能的子系统。“油门”是交感神经系统，会使脉搏、呼吸和其他战逃反应加快。“刹车”是副交感神经系统，会做出与之相反的反应，这些反应有时被称为“休息—消化反应”（rest-and-digest）或“进食—生殖反应”（feed-and-breed）。研究人员在冥想者身上观察到这种反应，并发现可以通过深呼吸激活该反应，因此也称之为放松反应。[22]

费利克斯这样激活放松反应：他把手脚紧紧并拢，屏息30秒，然后缓慢地深呼吸，直到不再焦虑，为进入流程中下一环节做好准备。到了该戴头盔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焦虑，而是保持着平静，即使他的焦虑程度在面罩闭合时从1升至3，这种程度的焦虑仍然可控。他会反复念叨“这一跳会让我成为超级英雄”，然后不断深呼吸，直到焦虑程度回到1。以前他会在工作人员封住头盔时感到心慌、透不过气，会听到自己急促而吃力的喘气声。而现在，缓慢呼吸让他放松了很多，他甚至开始享受纯氧注入肺部的体验。

他说：“深呼吸似乎是种简单的笨办法，但确实很有帮助。让好空气进入肺部，就能改变一切。”只用了几周时间，他就能在航天服内待好几个小时了。当进行实战模拟的大考之日来临时，他并没有因担忧而失眠一整夜。航天服内的5个小时好像过得很快，他出来的时候，团队报以热烈的掌声。“无畏费利克斯”又回来了。

训练无所畏惧的大脑

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空军的老将们为费利克斯的脱胎换骨惊奇不已，但迈克尔·热尔韦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这种治疗并不新奇，他在各种类型的客户身上都取得了类似的成果，有对当众讲话怕得要死的企业高管，有在大型比赛中窒息的橄榄球队员，有一想到要求加薪就吓得瘫倒的雇员，有不敢乘坐电梯的幽闭恐惧症患者。在热尔韦看来，只要你足够用心地克服恐惧，你就可以做到，甚至不必花钱接受专业治疗。不论你的恶魔是蜘蛛、高度、公共演讲，还是任何焦虑障碍，你都可以效仿热尔韦用在费利克斯身上的策略：

• 说出口。你可以面对一把空椅子，把它当成一个真人并与之交谈，就像费利克斯那样，由此入手开始你的练习。但到了某个阶段，你可能希望被真人倾听，不论是治疗师还是你信任的其他人。谈论恐惧可以帮助你克服恐惧，谈论你正在取得的进步则可以帮助你取得更多进步。

研究人员发现，在分享信息方面，“坏”与“好”差别很大。[23]如果人在好事发生时与他人分享好消息，日后就更容易回忆起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项研究，以及如何正确回应配偶或朋友宣布的好消息）。但告诉别人你生活中的一件坏事并不会让你更有可能在日后记住这件事。这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复述本身可以加强记忆。这种现象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我们在坏事发生时已经投入了极大关注，即使复述一遍也不会显著加深记忆；另一种解释是，坏事件因为你的谈论而失去了一些力量。倾听者可能会帮你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至少让你看到自己不是唯一碰到这种麻烦的人从而略感宽慰。迈克尔·热尔韦为费利克斯这样的客户带来的最大助益之一，是让他了解到还有很多人也曾与非理性恐慌做斗争，并最终学会如何战胜恐慌。

• 绘制失控列车的行驶路线。假设你是幽闭恐惧症患者，会在电梯内感到恐慌，这种焦虑很可能在电梯门关闭之前就开始逐步加剧了，或许从你走进大楼的时候就开始了。当你走进大楼前门时，焦虑之车会加速，当你沿着走廊往前走，当你看到电梯时，列车还会进一步加速。不妨在脑海中标出上述路点，或者像费利克斯那样写在纸上。

• 调节车速。一旦确定恐慌路线上的路点，不要贸然前进，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如果你感觉自己开始出现战逃反应，不妨使用费利克斯学到的其他技巧。

• 背诵咒语。准备好因应陈述：一些陈述可以反复默念，以盖过非理性的负面想法。有些治疗师建议把它们写在卡片上随身携带。这类陈述应当简短而切合实际。如果你害怕当众讲话，不要向自己保证你能冷静地发表无可挑剔的演讲。不妨试着对自己说：“如果我偶尔紧张，偶尔犯错，大家都能接受。”如果你害怕电梯，提醒自己注意以下事实：电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空间之一，它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我的腿可以放松了，不用爬那么多楼梯。这些台词乍听似乎很傻，但它们说得千真万确，而且最终能够奏效。如果你在意外情况下惊慌失措，不妨求助于热尔韦教给费利克斯的另一句话：你不会因恐慌而死。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反复念叨：这一关总会过去的。

僧侣们早就知道，仅仅是重复话语就能让人平静下来。费利克斯被热尔韦传授的技巧深深打动，他开始阅读关于少林寺僧人的资料。少林寺是坐落在中国河南嵩山脚下的一座著名古刹，因少林武功而闻名世界。练习少林功夫的僧人通过诵经清除杂念。欧洲的僧侣虽不习武，但也通过吟诵格里高利圣咏追求类似的净心效果。科学家发现，当僧侣和练习超越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人[24]反复念叨“唵”之类的咒语时，心率会减慢，血压会下降，激素水平也会随放松反应而发生变化。[25]

• 呼吸。手脚并拢30秒，然后放松，用腹式呼吸法缓慢地深呼吸。热尔韦说：“深呼吸是对身体发出的信号，告诉身体我们是安全的。”深呼吸也是让你将注意力集中在恐惧之外的方式。热尔韦建议通过定期练习来训练和减轻日常压力，一开始可以做持续10天、每天10次的深呼吸练习，然后增加到持续20天、每天20次深呼吸。

我们还可以运用一些更为复杂的放松策略，比如修正认知偏差。修正认知偏差有助于克服大脑对负面图像和想法的自动关注。不论对儿童还是成年人，这种疗法都具有巨大的普及潜力，[26]因为人们可以使用电脑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自行接受治疗，[27]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强化正面词语、正面图像以及对中性陈述的正面解释。例如，人们会在屏幕上看到两张面孔闪动，一张是敌对的面孔，另一张是中性的面孔。他们遵循指示在屏幕上寻找字母，以训练自己不去关注敌对的面孔。心理学家尚不确定这种疗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比如在鸡尾酒会上观察陌生人的面孔，但它通常能减轻焦虑感，[28]一些研究表明，接受过治疗的人能够更加冷静地应对演讲等挑战。[29]

许多人已经借助一种名为“诠释训练”（interpretation training）的认知偏差修正方法克服了恐高症。[30]与其他恐惧症一样，恐高症在传统上也用暴露疗法治疗，这需要一名治疗师面对面地劝说患者往上走几步，往下看，再往上走几步，再往下看，这样逐步往高处走。但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仅仅让人面对电脑屏幕完成口头练习，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恐高症患者要在一些场景描述中输入缺失的字母，例如：“你站在一幢五层公寓楼的楼顶。你手抓栏杆，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没上过这么高的地方。从屋顶上下来对你来说将是e_sy（容易）的事情。”之后，恐高症患者会被问到从屋顶上下来是容易还是困难。

让恐高症患者阅读场景描述并回答“容易”，这听起来就跟费利克斯的咒语一样荒诞不经，但这一简单的行为却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这些人在电脑上完成区区三小时的练习之后，就能像另一组接受常规暴露疗法的人一样爬楼梯和耐受高度了。其中许多人仍然感到焦虑，但他们像费利克斯一样掌握了思考自身状况和处理自身焦虑的新方法。

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贝瑟尼·蒂奇曼（Bethany Teachman）说：“有恐惧症的人希望避免恐慌发作，但不要一上来就以此为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把恐慌放在一边。恐慌发作让人不舒服，但并不危险。这是错误的警报，是对恐惧的恐惧。一旦下定决心忍受恐惧，就会产生一种主宰感，恐惧最终会失去控制你的力量，恐慌就不会再发作了。”

不管你以何种方式面对恐惧，不管是依靠治疗师、网站、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还是上文概述的五步策略，最终目标都是提高正向性比率，使“好”远多于“坏”。当你的头脑纠结于某种危险时，不妨用正向思维将其压倒。当压力激素开始激活战逃反应时，不妨利用放松反应产生大量让你放松和宽心的抗压激素。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突出积极方面，能够帮助你应对任何类型的威胁。费利克斯学会应对幽闭恐惧这种只存在于头脑中的危险后，便能够专心面对平流层中真实的危险了。

自由下落

费利克斯与航天服的最后一次斗争是当着全球观众的面进行的。2012年10月14日凌晨4点，费利克斯在新墨西哥州罗斯韦尔飞行场的一辆拖车上穿上了航天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摄制组都聚集在这里。他坐在那儿，平静地吸着纯氧，看着视频，到点之后，他爬进了太空舱。他的心率保持正常，为每分钟六七十次，即使在太空舱被有史以来最大的载人升空气球拉离地面时，他的心率也未超过100次。

在两个半小时的升空过程中，全球观众增加到逾1 500万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直到气球接近6万英尺（约1.8万米）高空时，费利克斯提出他的头盔有些问题。

乔·基廷格说：“费利克斯，检查一下你的监视器；费利克斯，检查你的监视器。”突然，无线电信号断了。

基廷格并不是真在给费利克斯发送有关监视器的指令。他的话是预先安排的暗号，用来切断向记者团和公众播送的音频。他们想在私下里应对这场危机。费利克斯在摆弄调节面罩中加热丝的表盘，他感觉不到热气。

他说：“我呼气时，面罩上会起雾，除非我再次吸气，否则面罩清不干净。所以清除雾气的应该是氧气，而不是热气。”

当他坐在比较温暖的太空舱内时，这不是什么问题，但当他打开舱门，站在太空舱的台阶上时，无法加热的面罩会立即冻结。

他告诉任务控制中心：“如果我站在外面，面罩冻结了，我回不了太空舱，也跳不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将无法挤回太空舱并重新密闭舱体，当他在零下60华氏度的平流层区域急速降落时，他的面罩也不可能解冻。看不到下方的地球，他就无法调整自己的方向，停止失控的旋转，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打开降落伞。要是打开得太早，离地面太远，他会飘移太长时间，以致耗尽氧气。要是打开得太晚……

任务控制中心的工程师开始计划中止任务，但费利克斯不愿考虑这种可能。他的呼吸和脉搏保持平稳，他咨询了任务控制中心的跳伞专家，并就盲跳时机商定了应急计划。面向公众和媒体的音频播送恢复了，音频中并未提及这一新风险。当气球升至127 852英尺（约38 969米）高空，创下载人飞行最高纪录时，基廷格和费利克斯过了一遍包括40个项目的清单，准备将他与太空舱的生命线断开，并打开便携式电源组。面罩的供暖系统似乎可以正常工作，这让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费利克斯打开舱门，请地面上的观众欣赏下方地球的景色，地球的蓝色边缘在太空的黑色背景之下呈现出弯曲的形状。

费利克斯身上带着100磅重的装备，包括氧气、摄像机、降落伞、电源组，从太空舱中搬出这些装备使他的心跳达到每分钟160次，但这并不是恐慌的战逃反应。他站在台阶上，抓住扶手，试着“吸入这一刻”（他后来的说法）。看到费利克斯下方那颗星球令人眩晕的景象，任务控制中心的记者们震惊不已——怎么会有人胆敢跳入那片虚空？但对费利克斯而言，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他冲下方行了个礼，在平流层说了最后一句话：“我现在要回家了。”然后，他非常小心地向前倾身下落。

34秒之后，费利克斯下降了6英里（约9.6千米），成为第一个凭借自己的力量（重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突破音障的人。地面上一位牧场主和救援队听到了低沉的隆隆声。他继续加速，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844英里（约1 360千米），1.25马赫。

4分20秒之后，他终于拉开了降落伞，同时创下了119 431英尺（约36 402米）的自由下落纪录。[31]他滑翔到沙漠中的高地，双脚轻柔着地，随后跪下来，挥舞拳头庆祝胜利。然后他站了起来，救援队赶到，帮助他最后一次摘下头盔。

“成功了！”他高声喊道，双臂高高举起。他说：“我想我的肩膀上刚刚减掉2 000磅的重量。我想拥抱整个世界。”他后来解释说，在那一刻，他想的不是他创造的纪录，而是更重要的事情。

他说：“我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跳伞本身，而是正视我的恶魔，也就是航天服。我从没想过我能克服焦虑。迈克尔·热尔韦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这就像一个奇迹。”

跳伞成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热尔韦一起庆祝。他说：“我有了受用一生的工具箱。”热尔韦表示同意。在热尔韦看来，费利克斯的探索能为与恐惧做斗争的每一个人带来启发。

一开始，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就像费利克斯在训练中吃尽苦头一样。但如果你能正确面对恐惧，你就可以忍受并驾驭恐惧。费利克斯控制住了自己的幽闭恐惧，他身穿航天服，蜷缩在狭小的太空舱内，一直升入平流层。当他打开舱门时，美景尽收眼底，而你也将看到属于自己的壮美风景。

热尔韦说：“一旦消除恐惧，你的眼前便是充满无限可能和自由的世界。”

[1] 有关超音速跳伞项目的记述取自对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迈克尔·热尔韦、阿特·汤普森、乔·基廷格和红牛平流层跳伞项目组其他成员的采访，以及蒂尔尼在项目进行期间的其他报道。参见J. Tierney,“Daredevil Sets Sight on a 22-Mile Fall,”New York Times,October 8,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0/09/science/fearless-felix-baumgartner-to-try-to-become-first-sky-diver-to-break-sound-barrier.html, and J. Tierney,“A Supersonic Jump, from 23 Miles in the Air,”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10, https://www.nytimes.com/2010/03/ 16/ science/ 16ti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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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S. A. Steinman and B. A. Teachman,“Reaching New Heights: Comparing Interpretation Bias Modification to Exposure Therapy for Extreme Height Fear,”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Clinical Psychology 82 (2014): 404—17.

[31] J. Tierney,“24 Miles, 4 Minutes and 834 M.P.H., All in One Jump,”New York Times,October 14,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0/15/us/felix-baumgartner-skydiving.html.

04

这样批评才有效

开场的赞扬可能会使随后的批评更加痛苦。要提出批评或传达坏消息，首先要了解你的听众。当你提出批评时，一定要让员工有时间消化，并提出更多问题来观察他的反应，比如“这公平吗？”或者“这有意义吗？”大脑一旦收到批评，就会切换到高速挡，警觉地接收信息，以便应对威胁。

第四章

这样批评才有效

“坏”会扭曲你的判断，但也能让你变得更聪明。我们将在本章和下一章中看到，“坏”的力量可以激励学生，帮助成年人发挥潜能，并促进最崇高的事业。要使用“坏”的力量，我们首先要了解批评的影响，了解批评造成的痛苦和带来的益处。我们不妨从斯蒂芬·波特（Stephen Potter）说起。[1]

波特是英国幽默作家，早在心理学家提出“负面效应”这一术语之前，他对负面效应的认识就已经很深入了。他意识到负面效应能派上大用场，而且并没有假装把它用在什么高尚的事业上。波特的书都是一些狡猾的社交花招的汇编，旨在“让对方感觉哪里出了问题，哪怕只是一点点问题”。他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克敌制胜术》（Gamesmanship），他将克敌制胜术定义为“在没有作弊的情况下赢得比赛的艺术”。后来，他将这一概念扩展到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并创造了另一个英语单词“oneupmanship”（先发制人），这是一种使弱者战胜强者的策略。

假设你在参加晚宴，主导话题的是一位大谈近期旅行见闻的“世界公民”。但不管他谈中国政治、刚果雨林还是秘鲁美食，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的你都可以让他乖乖闭嘴。你可以平静而权威地用一句话反驳他对任何国家的任何概括：“没错，但南方不是这样。”

波特认为，批评只要以假装友善的方式巧妙传达，便可以成为先发制人的机会。波特把自己撰写书评的技巧称作“书评术”（reviewmanship），他写道，书评术的精髓是“表明要是你有时间，其实应该由你亲自写书，既然你没有时间，你也乐见别人动笔写了这本书，尽管该书明显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同样，写书评也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例如，你不需要了解任何植物学知识，就可以评论普雷斯伯格博士的《喜马拉雅山杜鹃花寻访记》（Rhododuron Hunting in the Himalaya）。你甚至连书都不需要读。你可以随便挑一个脚注中援引的姓名，感叹作者未在正文中肯定“无可挑剔的学者卡拉梅萨”（管他是谁呢）所做的贡献。或者找一种索引中未提及的植物的拉丁名，然后遗憾地指出：“普雷斯伯格博士完全没有回答与钟状杜鹃有关的问题。”

我们不推荐这种评论方式，当然也不会推荐给任何打算给本书写评论的人。但我们确实钦佩波特的洞察力。他比今天的大多数父母和高管更了解糅合赞扬与责备所产生的效果。研究人员颇费了一番功夫才领悟波特的“先发制人”文学理论，但这套理论最终在一些巧妙的实验中得到检验，比如一项让人们阅读书评的实验。[2]以下是正面的书评：

美国作家阿尔文·哈特（Alvin Harter）在小说处女作《更长的黎明》（A Longer Dawn）中，以充满灵气的文字证明了他是一位极有能力的年轻作家。这是一部给人以强烈震撼的中篇小说，要是你愿意，也可以把它看作散文诗。它探讨了几大基本主题：生命、爱情和死亡，饱含热情。全书共128页，每一页都达到了卓越作品的新高度。

你觉得这位评论家有多聪明，有多友善？现在请看以下这段评论：

美国作家阿尔文·哈特在小说处女作《更长的黎明》中，以平淡无奇的文字证明了他是一位极其无能的年轻作家。这是一部没什么震撼力的中篇小说，要是你愿意，也可以把它看作散文诗。它探讨了几大基本主题：生命、爱情和死亡，但缺乏力度。全书共128页，每一页都达到了低劣作品的新高度。

每一篇评论的句式和分析完全相同，但以反义词逐一替代正面词语，会对评论家的声誉产生奇妙的影响。在这项实验中，看到负面评论的人对评论家的评价明显高于看到正面评论的人。说小说写得差的评论家在善良、公平性和亲和性方面得分较低，但在文学专长方面得分较高。开展这项实验的心理学家特蕾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还利用《纽约时报》书评栏目发表的两篇评论检验了这种效应——一篇是盛赞，另一篇是痛批。这两篇文章出自同一位评论家之手，但阿马比尔做了一番掩饰，她改变了署名，然后请受试者为每篇评论的作者评分。不出所料，受试者认为做出痛批的评论家比给予盛赞的评论家更聪明，尽管实际上是同一个人。阿马比尔的结论是：如果你想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通常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显得“友善但乏味”，要么显得“冷酷但睿智”。

阿马比尔的另一项研究表明，环境会对你的选择产生强烈影响。[3]这项实验把受试者放在听众面前，要求他评价某个人的工作。如果这位评价者认为自己的地位比听众高，并对自己的学识抱有自信，他的评价通常比较仁慈。但如果评价者对自己的学识不自信，并感觉自己的地位比听众低，他做出负面评价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他会试图使用“冷酷但睿智”的策略，以抬升自己的地位。表现刻薄无法为他赢得友情，但可以赢得尊重，即使这种批评有失公允。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贝内特遇到社会阶层较高的富有贵族达西先生时，便实践了这种先发制人的策略。[4]她立刻开始在他背后嘲笑他。最终，她在意识到自己对达西先生的不公之后，向姐姐坦白了这样做的原因。

她解释说：“我以为对他这样厌恶会显得我格外聪明，虽然毫无理由，但足以激励人的天分，启发人的智慧。一个人可能不停地骂人，却说不出一句公道话；但你要是常常取笑他人，不可能从来想不出一句妙语。”

要想显得睿智但又不冷酷，可以尝试用善意缓和批评，或者至少使用波特传授的那种假善意。他最喜欢的一招是在负面评论的开头加上“恕我冒昧”，比如“恕我冒昧，普雷斯伯格博士的行文有些晦涩”。波特称这一策略为“恕我冒昧术”，并宣称这是“表明你是好人的妙招”。波特的智慧再一次被实验证实，研究人员将这种策略命名为“非偏好标记”（dispreferred marker）。“非偏好标记”是描述“恕我冒昧”这类短语的语言学术语，因为它表明句子中包含负面成分（非偏好）的信号（标记）。我们经常在句子开头使用这些标记，比如“说实话”、“恕我直言”或“遗憾地说”。但它们可以放在句中任何位置以缓冲打击，譬如：“到第17次入山寻访杜鹃花时，大多数读者都已筋疲力尽，但普雷斯伯格博士，承蒙上帝保佑，又坚持写了200页。”

为检验这些短语产生的影响，由消费心理学家瑞安·汉密尔顿（Ryan Hamilton）领导的研究小组开展了一项实验。[5]研究人员给一些受试者看亚马逊的商品列表以及顾客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总体是褒扬（“这款手表让我感到惊喜”），但结尾包含一些批评（“有时候表带有点挤，还有点磨”）。另一些受试者看到的版本是在批评之前插入几句话：“我其实不想这么刻薄，但是……”这几句话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他非偏好标记也是一样，比如“我必须实话实说”和“不要误会我”。读到这些评论的人比读到未经编辑的评论的人更加渴望购买这款手表。他们知道这款手表并不完美，但他们忽略了手表的缺陷，因为他们发现评论者更加亲和，也更加可信。在《消费者研究杂志》上发表研究结果时，研究人员自己也使用了这一策略。他们为这篇论文取了个得体的学术范儿副标题“口碑传播中非偏好标记的使用”，但在副标题之前写道：“实话说，这算不上你读过的最好论文。”

做批评家会让你显得更聪明，但如果这不是你的主要目标呢？如果你与波特不同，你是真想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又该怎么办呢？这是个更加棘手的命题。传递批评或其他负面信息可以产生许多积极成果，但前提是方法要对，而大多数人都不知该如何做。

传达坏消息的错误方式

长期以来，企业管理者一直给下属强喂“批评三明治”。这种思想也被称为“反馈三明治”，是由玫琳凯创始人玛丽·凯·阿什（Mary Kay Ash）在20世纪80年代推广开的。[6]她建议经理们像做三明治那样，把所有批评意见夹在表扬中间。这听起来挺合乎逻辑，而且能减轻年度评估为管理者带来的痛苦。大多数人觉得当面批评难以启齿，所以从表扬入手会好受一些。管理者先说一通员工的长处和成就，再进入批评这一实质部分，然后切换回来，以几句好话作结，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谈话——或者至少在管理者看来是愉快的。

但员工通常并不觉得愉快。到这时，开场的所有表扬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员工无法把坏事从脑海中抹去，他被三明治中间的部分给噎住了。一次本应激励员工改进工作的谈话却把员工弄得灰心丧气。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限于年度评估。如何传达坏消息是最古老、最尴尬的社交难题之一。当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纳德（Douglas Maynard）开始系统分析这一问题时，[7]他注意到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民间传说的演变而不断更新。有一个笑话阐述的观点值得一提。这个笑话说，一个男人在妹妹旅行时照顾她心爱的猫，妹妹旅行一周后，他打电话给她，并立即告诉她一个坏消息：“你的猫死了。”妹妹伤心欲绝，责备他的唐突。她说，他应该婉转地传达这个消息，她建议说，可以先打电话告诉她猫在房顶上，没有办法安全地下来。“然后我们会挂断电话，过一小会儿你要打电话，说猫从屋顶上掉下来受伤了。然后你可以再打电话说猫死了。这样我才能慢慢接受。”哥哥道了歉，妹妹继续旅行。一周后，她又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说：“你好。呃，妈妈在屋顶上，我们没法把她弄下来。”

这个笑话演绎了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坏消息应该分步传达，因为人们还没有为听坏消息做好准备。但听者真想晚点听到坏消息吗？检验“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这句老话的研究人员并不这么认为。研究人员问人们想先听哪个消息，结果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希望先听坏消息。[8]只有在被问及更喜欢如何传达好坏参半的消息时，人们才表示，从好消息开始说感觉更舒服。一位管理者认为，他一上来先说一堆赞扬是出于好意，但他这么做更多是为自己好。大多数员工宁可先过一遍坏消息。

事实上，鲍迈斯特在与临床心理学家肯尼斯·凯恩斯（Kenneth Cairns）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开场的赞扬可能会使随后的批评更加痛苦。[9]在这项研究中，大学生们接受了一项人格测试，然后会获得反馈。这些反馈据称是基于计算机对他们人格的分析生成的，实则与学生在测试中的表现无关，但这个善意的谎言促使学生更关注反馈。电脑上闪出一张据称与学生人格相符的形容词列表，然后要求学生把能记住的形容词尽可能多地写下来。

一些学生看到的列表中主要包含“自信的”和“诚实的”等正面形容词，而仅有少数负面词语，如“恶意的”“贪心的”；另一些学生看到的列表则主要为负面词语。不管学生看到的是哪一张列表，赞扬的词语都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学生们只能记住不到一半的正面形容词。批评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并非在每种情况下都是如此，当学生们看到一张主要为负面形容词的列表时，他们也忘记了其中的大部分词语。

只有在学生看到类似“批评三明治”的列表（主要为正面形容词，只包括几个负面形容词）时，负面词语才会真正变得令人难忘。这些零星的刺激物大都留在了学生的记忆中。对上述现象的解释在研究人员分析处理批评的不同方式之后变得清晰起来。根据之前的心理测试，他们知道一些学生已经非常善于否认过失。他们符合“压抑者”（repressor）的定义。压抑者是指倾向于逃避或否认任何坏事的人。临床心理学家认为，与压抑者沟通尤其困难，因为他们不会承认自己需要任何帮助，管理者可能也会发现压抑型员工难以相处。在实验中，压抑者能够相当熟练地忽视一连串的批评。当他们看到主要是否定形容词的列表时，他们会快速浏览，迅速敲击键盘，从一个单词移到另一个单词。他们事后记住批评词语的可能性比其他学生小。这并不奇怪——这就是压抑者的行事方式。

但当压抑者看到主要为正面词语的列表时，情况会发生显著逆转。他们放松了戒备，用更多时间享受每一个赞美——随后，当“敌意的”或“欺骗的”这样的形容词出现时，他们会大吃一惊。而他们事后甚至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记住每一个缺陷。尽管压抑者善于逃避坏消息，但事实证明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批评三明治”的影响。其余的学生（非压抑者）受到的打击并没有那么严重，但他们对这些零星批评的记忆也比其他词语的记忆更加清晰。这项实验的结果恰好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观察相吻合。[10]杰斐逊说：“我发现，指责即便没有根据，一丁点指责带来的痛楚也比热情赞扬带来的愉悦更为尖锐。”

要想使赞扬或其他好消息产生持久影响，大脑必须使其从短期工作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中。当负面消息在好消息之后接踵而至时，这一过程就会被打乱。大脑使用大量能量集中应对新威胁，致使之前的快乐因一种被称作“倒摄干扰”（retroactive interference）的效应而丧失殆尽。至于快乐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学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快乐实际上已经从记忆中抹去，另一些人则认为快乐仍然留在记忆中，但由于负面信息的竞争，已经很难找到。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这种效应都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常常想不起坏事发生前夕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员工与上司面谈之后会纠结于他们受到的一两句批评，而想不起在此之前得到的那么多表扬。“批评三明治”或许合乎逻辑，但大脑不会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处理威胁性信息。“坏”的力量会干扰大脑记忆“好”的能力。如果要说让人不好受的话，你需要考虑到负面效应——然后让负面效应为你所用。

传达坏消息的正确方式

要提出批评或传达坏消息，首先要了解你的听众。这一步似乎不言而喻，却经常被跳过，而且跳过这一步的不仅仅是那些给每个人喂同款“批评三明治”的管理者。医生按理说是世界上传达坏消息的顶尖专家，他们整天都在做这件事，但太多医生没能掌握这一基础步骤。有大量医学文献讨论如何向患者宣布坏消息，但其中大部分认为应该由医生制定议程。医生被认为极其博学和强大，可以就如何组织对话和控制患者反应预先做出准确计划。

但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纳德在研究这些对话时发现，“病床礼仪”最好的医生并没有设定议程或遵循任何脚本，而是从患者那儿获取线索。这些医生会当面传达消息，而不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这样就可以观察患者的反应，并做出相应调整。他们通常先询问患者的感觉，然后会问诸如“到目前为止你了解到了什么”或者“你觉得情况怎么样”这样的问题，以便试探患者的看法。如果医生有检测结果的书面报告，他可能会给患者看，然后问：“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

提问使患者不再只是被动的听众。人被坏消息惊到目瞪口呆时，第一个冲动是自我保护，也就是战逃反应。一些患者试图逃避；另一些人则想射杀信使，或者至少与信使争辩。但如果先问患者自己的看法，患者第一个表示自己的身体有问题，他就会更愿意面对现实并继续交谈。

一旦患者承认存在问题，医生就可以肯定患者的看法，并解释为什么患者说得在理。梅纳德称之为“看法呈现序列”（perspective display sequence）。[11]这是一个由三个步骤组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医生首先征询患者的看法，接着确认看法，然后传达坏消息的细节。医生不再是令人憎恨的坏消息传播者，而是成为与患者看法一致并希望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人。当然，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当被问及看法时，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回避问题，说诸如“你是医生，你来告诉我”这样的话。但即便如此，患者这时的感觉也更像是与合作伙伴对话，而医生则对患者想如何处理消息有了更好的认识。

当医生进一步解释时，他可以继续观察患者并提出问题，同时注意不要走得太快。宣布坏消息之后，人们会有一种冲动，会急于去做一些不那么痛苦的事情，比如鼓励对方，或者为下一步治疗提出方案。但跟进坏消息的最好办法是闭嘴。停顿片刻，可以给患者一点消化打击的时间，也可以让医生估计患者的反应。如果患者说不出话来，医生可以说，“我知道这一定很难”，从而温和地诱导患者做出反应，然后问诸如“对此你最担心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医生需要弄清楚患者下一步需要什么，而不是继续进行更多的解释和规划。

同样的指导原则适用于传达任何类型的坏消息或批评。以下是一些策略：

考虑你的目标。你是只想帮助某人在情感上消化不愉快的事实，还是想设法刺激他们做出改变？不论哪一种情况，如果将一些好消息与坏消息一同传达，这个人会感觉更好，但传达顺序取决于你的目标。[12]在一项有关排序策略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安吉拉·莱格（Angela Legg）和凯特·斯威尼（Kate Sweeny）向受试者发放了一份人格问卷，随后就他们的特质给出反馈（和往常一样，反馈是假的）。[13]先听到“坏”话后听到“好”话的受试者会以较好的心情结束实验，但努力纠正不良特质的意愿较弱。先听到“好”话后听到“坏”话的受试者则充满忧虑，但也更渴望自我完善。要想激发动机而又不让人泄气，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你可以采取折中的方式，在谈话接近尾声时专注于积极反馈，同时以明确的提醒作结，说明哪里存在问题以及如何纠正。

提问题。无论你是批评伴侣、朋友、学生还是同事，提问题都很有用。如果你要对员工进行正式评估，不要机械地提供“批评三明治”或任何其他“菜肴”。如果拿烹饪打比方，更好的比方是：提供一份菜单。

你可以先致一段简短的欢迎辞，让员工知道他做了一些不错的工作，你期待他们明年能有更好的表现。研究人员发现，一点点的正强化会让人更容易接受之后的负面反馈，你也不想让员工坐在那儿揣测面谈是否会以他被解雇告终。[14]接下来要看看员工想如何推进。给他一份主题菜单：他的长处、做得不太好的地方和改进的方法。如前文所述，大多数人喜欢先把不好的事情解决掉，但如果这名员工不是这样，那就继续表扬他。不过别说得太久，也别以为他会记住。你之后还得重复一遍负面反馈，因为只有在经历坏事之后，才能记得住赞扬。

你可以用医生传达坏消息时使用的问题慢慢切入批评环节：“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有书面记录可参考，比如生产率、销售数据或已完成项目清单，你可以先给员工看看，让他们自己做出判断。有些员工（譬如鲍迈斯特研究的那些压抑者）会拒绝找出任何弱点，从而迫使你亲口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但大多数人会认识到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而这就是你的突破口。你可以肯定员工的判断，温和地扩大讨论范围，给出你对他的问题的分析。当你提出批评时，一定要让员工有时间消化，并提出更多问题来观察他的反应，比如，“这公平吗？”或者“这有意义吗？”

把批评意见明确传达给对方之后，就要开始利用“坏”的力量。大脑一旦收到批评意见，就会切换到高速挡，警觉地接收信息，以便应对威胁。现在你可以开始突出积极的一面，因为好东西将被植入长期记忆——当然，将和坏东西一同植入。同往常一样，每一件坏事需要用若干件好事来弥补，所以不要吝惜赞美。提高正向性比率的一种方式是着眼于未来的成就，而不是纠结于过去的错误。你可以向员工指出，他在过去一年里错过了一些最后期限，然后花更多时间讨论如何安排工作，以使他在来年取得成功。假如员工的个性导致他在过去一年里难以顺利推进团队项目，不妨为今年制订更多个人项目计划，并称赞他积极主动，能够在有权自行安排工作时取得出色成绩。

给予赞扬时，不必担心赞扬显得夸张或不真诚。[15]大多数人自以为能够看穿虚伪的奉承，但社会学家克利福德·纳斯（Clifford Nass）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考察人对奉承的反应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纳斯为一台计算机编写了程序来奉承“二十问游戏”[16]的玩家。计算机假称想到一种动物，每个游戏玩家要在提出一系列判断题之后设法猜出动物的名称。计算机从来没有告诉玩家是否猜对了动物，但赞扬他们提出的问题“巧妙”“聪明”“一针见血”。一些玩家相信表扬是应得的，因为他们被告知，电脑确实在评价他们的游戏表现。这些玩家自然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同时对电脑也很满意，在亲和性和准确性上给电脑打了高分。

而另一些玩家则在实验开始时被警告不要相信计算机。他们被告知，评估软件尚未完成，所以电脑暂时只能提供与玩家表现无关的评价。这些玩家恰巧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当他们后来被问到是否关心电脑的评论时，他们都说不关心。一个学生愤怒地写道：“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与真实表现无关的评论。”

但奉承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它提高了后一组玩家对自身表现和电脑性能的评价。他们跟前一组玩家一样喜欢电脑，甚至给这台电脑的准确度打出同样的高分。虽然他们意识到赞扬是假的，却无意识地吸收了奉承话并喜欢上了奉承者。这项研究让纳斯相信，只要奉承足够多，几乎总能奏效。

赞扬要有新意。纳斯建议，要平衡开会时的一些负面评论，应该准备一长串正面评论，最好是因新奇或巧妙而令人难忘的评论。不要只是称赞推销员的技能，不妨管他叫“成交高手”。当你面对一位显然才华出众、完全有理由抱有自信的人时，这种奉承可能显得多余或肉麻。但不要以为成功就能让人对批评产生抵抗力。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时曾到纽约视察，他与纽约市长埃德·科赫乘车穿越中城，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街道两旁欢呼。当他们穿过第四十二街时，里根朝车窗外看了看，惊呼道：“看那个家伙，他朝我竖了中指！”科赫无法理解他的反应。[17]

他说：“总统先生，别这么闹心。成千上万的人在为你欢呼，只有一个人对你竖中指。那又怎样？”

里根答道：“南希总这么说，她说我只看得见竖中指的人。”

没有人对批评毫不介意。李·丹尼尔斯曾执导奥斯卡奖获奖影片《白宫管家》（The Butler），并制作了备受评论界赞誉的热门电视剧《嘻哈帝国》（The Empire），但他仍然无法忍受对他作品的任何负面评论。[18]有些评论满是溢美之词，但他总是纠结于其中仅有的一句批评。他说：“批评就像一把刀，一次又一次刺伤你的心脏，所以我学会了不看评论来保护自己。”

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推荐使用丹尼尔斯的策略：让别人帮你阅读评论，同时确保这个人不会把那句要命的坏话讲给你听。社交媒体的兴起意味着，现在几乎每一家企业、每一种职业都会被人评头论足。你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忽视这些评论——Yelp上的顾客或RateMyTeachers（学生评价老师的网站）上的学生很可能为你提供一些有用的指导。但是，如果你亲自浏览种种刻薄的评论，你会被辱骂和中伤弄得心神不宁，以至记不住任何其他东西。最好让别人来浏览评论，挑出公允的批评，然后给你一份概要，连同评论摘录——应该是经过精心编辑的正面评论与负面评论的混合体。你的个人审查员应该足够友善，要在任何批评之后给予大量赞扬，但也应该足够强硬，要认识到批评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温斯顿·丘吉尔认为，“批评就像人体的疼痛。疼痛不是令人愉快的感觉，但是如果没有疼痛，身体会变成什么样呢？”[19]和身体疼痛一样，批评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批评让人把注意力放在发生异常情况且容易进一步恶化的方面。如果传达方式得当，与赞扬进行适当的组合，几句批评通常就足以纠正问题。但有时候，我们需要动用一种更强大的“坏”。

[1] S. Potter, The Complete Upmanship, Including Gamesmanship, Lifemanship, One-Upmanship and Supermanship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2] T. M. Amabile,“Brilliant but Cruel: Perceptions of Negative Evaluators,”Journal of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 (1983): 146—56.

[3] T. M. Amabile and A. H. Glazebrook,“A Negativity Bias in Interpersonal Evalu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8 (1982): 1—22.

[4] J.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09), 196—97, Kindle.

[5] R. Hamilton, K. D. Vohs, and A. L. McGill, “We’ll Be Honest, This Won’t Be the Best Article You’ll Ever Read: The Use of Dispreferred Markers in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1 (2014): 197—212.

[6] M. K. Ash, Mary Kay on People Management (London: Futura, 1984), 39.

[7] D. W. Maynard, Bad News, Good News: Conversational Order in Everyday Talk and Clinical Sett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8] A. M. Legg and K. Sweeny,“Do You Want the Good News or the Bad News First?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News Order Preference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40 (2014): 279—8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13509113, and L. L. Marshall and R. F. Kidd,“Good News or Bad News First?,”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9 (1981): 223—26.

[9] R. F. Baumeister and K. J. Cairns,“Repression and Self-Presentation: When Audiences Interfere with Self-Deceptive Strateg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1992): 851—62.

[10] T. Jefferson,“Letter to Francis Hopkinson, March 13, 1789,” Founders Online, 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01-14-02-0402.

[11] 取自与道格拉斯·梅纳德的私人交流以及梅纳德的书《坏消息，好消息》(Bad News, Good News)。

[12] A. Nguyen, A. M. Legg, and K. Sweeny,“Do You Want the Good News or the Bad News First? News Order Influences Recipients’ Mood,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s,”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Riversid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ournal 5 (2011): 31—36.

[13] Legg and Sweeny,“Do You Want the Good News or the Bad News First?”

[14] Y. Trope and E. Neter,“Reconciling Competing Motives in Self-Evaluation: The Role of Self-Control in Feedback Seek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1994):646—57, https://dx.doi.org/10.1037/0022-3514.66.4.646.

[15] E. Chan and J. Sengupta,“Insincere Flattery Actually Works: A Dual Attitudes Perspective,”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7 (2010): 122—33; C. Nass, The Man Who Lied to His Laptop (New York: Current, 2010), 16—38.

[16] 出题者先想出一个答案，如物品或国名，提问者向出题者提出20个问题，而出题者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提问者须据此猜测正确答案。——译者注

[17] E. I. Koch,“Reagan’s Afterlife on Earth,”Jewish World Review, June 8, 2004, http://jewishworldreview.com/0604/koch_reagan.php3.

[18] S. W. Hunt and L. Rose, “Lee Daniels, Damon Lindelof, A-List Writers on Race,Ignoring Critics, an‘Empire’Axing,”Hollywood Reporter, May 11, 2015, https:// www.hollywoodreporter.com/features/lee-daniels-damon-lindelof-a-794430.

[19] Parliamentary Debates (Hansard), January 27, 1940, quoted in W. S. Churchill and R. Langworth, Churchill by Himself: In His Own Words (New York: Rosetta Books,2013),“Maxims,”Kindle.

05

奖励与惩罚的妙用

惩罚的威力极其强大，强大到通常无须真正动用。一个大威胁可能比许多小惩罚更有效。惩罚使人们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产生内疚心理。内疚激励人们通过忏悔、道歉、补偿和重申承诺改善与伴侣和朋友的关系，并在工作中发挥激励作用。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的妙用

不论你想要完善自我还是改造他人，批评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如果批评未能产生效果，或者如果你希望避免潜在问题，就需要使用正面或负面的直接激励。也就是说，你要考虑一个最古老的社会科学问题，同时也是最可疑的陈词滥调：胡萝卜还是大棒？

语言学家认为，这一表述可追溯至19世纪中期，[1]当时欧洲和美国有一幅漫画，描绘一名骑师通过在马匹面前摇晃胡萝卜而赢得一场比赛；还有一则被反复转述的故事，借一头驴子谈论育儿之道，这头驴子仅对奖励有反应，而对棍棒无动于衷。[2] 1851年，美国一本杂志总结了其中蕴含的所谓民间智慧：“用胡萝卜激励马的实验告诉我们，要引导，不要驱赶。”[3]

但到底有没有人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从没在肯塔基德比（Kentucky Derby）赛马会上见过有谁在获胜的马匹面前挥动胡萝卜。骑师们更喜欢鞭子这一大棒路线，而鞭子也是针对驴子和骡子的传统激励工具。如果19世纪的道德家费心观察一下他们那个时代的赶骡人，是不会发现任何诱人的蔬菜的。南北战争期间拉炮车的人并不是好言好语哄着骡队爬上泥泞的山丘。[4]他们以高超的运鞭技巧和别出心裁的咒骂而闻名，而上级军官也能够容忍，因为赶骡人坚持认为，诅咒动物是这项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从古老的“胡萝卜还是大棒”的故事中得出了一个不同的教训。这些故事真正说明的是，我们渴望相信奖励比惩罚更有效。挥舞胡萝卜比挥舞大棒更让人愉快，所以即使有相反的证据，我们还是会告诉自己挥舞胡萝卜更有效。今天的家长、教师和管理者依然秉持这一信念，尽管研究人员在有关诱因的实验中不断证实“坏”的力量更加强大。另一群专业人员，即神职人员也秉持这一信念，神职人员一直在做有关德性行为动机的实验，而他们开展实验的历史要比心理学家长得多。

在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基督教牧师一直在尝试种种方案，试图解决一个老大难问题：如何在周日早晨填满教堂的长椅。这对创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狂热清教徒而言并不是什么问题，但他们的虔诚没能延续多久。到18世纪初，他们的后裔已是一群目中无神的人，其他殖民者也是一样。[5]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加入教会。美国人平均每天下肚六杯酒，通常从早餐开始喝，波士顿和费城的人均酒馆数量比阿姆斯特丹还要多。[6]从婚礼后不到9个月出生的婴儿人数判断，在小夫妻当中，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比去教堂的人还要多。神职人员经常哀叹，殖民地陷入了不信神的境地。

然而，1740年在殖民地巡回布道的英国牧师乔治·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却在东海岸引起了轰动。从佐治亚州到缅因州，成千上万的农民放下农活，到草地或最近的城镇广场听他布道。在波士顿，他吸引了3万名听众——比全城的总人口还要多。怀特腓德的听众会痛苦呐喊，泪流满面，宣称自己获得重生，回家后更会发誓永不犯罪。

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报告他在费城的见闻：“看到居民的礼仪举止迅速发生变化，真是太棒了。他们以前从不思考宗教问题，对宗教漠不关心，而现在似乎整个世界都虔诚信教；傍晚在城里散步时，不论走在哪一条街上，都会听到家家户户在唱赞美诗。”[7]

美国人为什么突然开始虔诚信教了？历史学家曾想方设法解释第一次大觉醒（First Great Awakening），也就是怀特腓德和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等美国牧师引领的这场奋兴浪潮的成因。种种理论将这场浪潮与文化变迁、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但最简单、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自罗杰·芬克（Roger Finke）和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这两位社会学家，他们研究了教会的兴衰历程，并独立证实了负面效应。

人间地狱[8]

宗教教派起初是一个小团体，是一小群把自己与社会隔绝开来的虔诚信徒，譬如因拒绝遵守英国国教建制而逃离英国的清教徒。但清教徒一旦在马萨诸塞州立足，就不再是局外人，而是成了建制派。该教派发展成为在新英格兰占据主导地位的公理会，而美国圣公会（普世圣公宗的美国分支）则以相同的方式统治其他殖民地。这些主流教会能获得政府补贴，即使不吸引热忱的新成员加入，也一样可以生存。

这些教会的牧师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而不是凭魅力蛊惑民众之徒。他们的布道优雅而理性，立足于在哈佛和耶鲁学习的那一套崇尚理性主义、鄙视情感主义的神学理论。神学院教导他们把上帝视为遥远、抽象，带有几分仁爱的神灵，与《圣经·旧约》中诅咒罪人下地狱的愤怒形象大相径庭。博学的现代牧师并不利用布道坛宣扬永恒的天谴，甚至不一定相信地狱的存在。

但奋兴运动者相信地狱，而且非常强调。乔治·怀特腓德告诉他的美国听众，不要被否认“地狱磨难之永恒性”（他在佐治亚州进行的一次布道会便以此为名）的现代神学家迷惑。[9]他说，“这群盲人的领袖可悲至极”，并警告说，他们对地狱的否定必然“助长不忠和亵渎”。他敦促罪人们想象自己永远被“肮脏的魔鬼”、“无休止的烧灼”和“蠕虫般缠绕不休的良心自责”折磨。乔纳森·爱德华兹在1741年那场名为“愤怒的上帝掌中的罪人”的著名布道会中详细阐述了这一图景。[10]他摒弃了耶鲁大学教授的那套神学，将康涅狄格州的听众比作悬挂在地狱深渊上方的“令人恶心的虫豸”。

爱德华兹警告说：“呃，罪人！想想你身处的可怕险境。这是一个巨大的愤怒熔炉，一个宽广的无底深渊。你挂在一根细线上，周围燃烧着神圣的愤怒之火，每时每刻都可能把线烧焦，把线烧断。”

那些布道震惊了建制教会。一个公理会牧师协会谴责怀特腓德使出“全套把戏和诡计，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指控他犯有“激情”罪。后来成为耶鲁大学校长的公理会牧师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抱怨说，奋兴主义者的策略是“严肃、冷静、庄严地把人吓到神经错乱”。主流教会在一些地方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阻止奋兴主义者布道，但他们的斗争并未取得成功，特别是在美国独立革命缔造了一个不承认任何官方宗教的国家之后。主流教会一旦失去特权地位和补贴，它们的牧师就不得不参与竞争，而竞争可真是像地狱一样残酷。

作为一种激励策略，火和硫黄（《圣经》中两种惩罚罪人的武器）在第一次大觉醒期间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十分盛行。自18世纪以来，归属教会的信徒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增加了两倍，与欧洲数百年来的世俗化趋势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今天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属于某一教会，而欧洲则有那么多长椅是空的？芬克和斯塔克在《美国教会的变迁》（The Churching of America）一书中做了精辟的社会学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不是因为美国人骨子里更有灵性，也不是因为美国人有特殊的文化焦虑，不同之处在于，欧洲政府一直给予建制教会官方认可和补贴，而美国并未给予任何教会垄断地位。

竞争在18世纪开始之后，信徒人数增加最多的并不是主流教会，而是延续怀特腓德和爱德华兹那套地狱之火传统的卫理公会。卫理公会的布道者并不是由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他们通常是不拿报酬、业余布道的地方居民，受前来访问的巡回牧师领导，而这些巡回牧师自己也没受过神学院的训练。卫理公会在18世纪初只是一个很小的教派，到1850年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宗教教派。之后，他们遇到了主流教会的老问题。随着卫理公会的兴盛，该教派建立了神学院，而这些神学院的毕业生开始宣讲被称为“新学”的较为温和的教义。传统教义的信奉者抱怨说，“这个系统的典型思想是仁爱”。

我们再一次看到，福音无法与地狱较量。到19世纪末，卫理公会不再是美国最大的宗教派别。在竞争中得胜的新秀是惧怕地狱的天主教和浸礼会信徒，他们的教会迅速发展，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最终，这些教会的许多神职人员革新了教义，结果又输给了奋兴布道者，这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迅速发展的福音派和五旬节派。和以往一样，建制教会也对新兴教派粗暴的神学理论颇有微词。20世纪80年代，主流教会卫理公会的牧师理查德·威尔克主教（Bishop Richard Wilke）开始敦促他的同僚从竞争中吸取经验教训。

威尔克主教解释说：“吸引大量信徒的教会相信罪、地狱和死亡。耶稣的教导来自他的切身体验，他解释、经历并征服了罪、地狱和死亡。如果没有罪，我们就不需要救世主；如果不需要救世主，我们就不需要牧师。”[11]如果没有邪恶，没有地狱的威胁，牧师就会失去好运，失去意义，失去工作。

基督教在美国的发展史并不是一项受控实验，但数据集十分可观：数亿人暴露在相互竞争的条件之下。他们肯定喜欢听牧师在布道中谈论一个善良、温和的神，但真正让他们挤坐在教堂长椅上的是愤怒的上帝发出的威胁。心理学家阿齐姆·沙里夫（Azim Shariff）和他的同事已经在更可控的条件下证实了这种效应。

在一项实验中，沙里夫让学生们做数学测试，并要求他们不要利用电脑故障作弊。当然，他动了些手脚，好了解学生究竟有没有作弊。当他寻找区分作弊者和未作弊者的因素时，发现学生的性别和人格测试得分都无关紧要，学生是否信教也不重要——虔诚的学生和其他人一样有可能作弊，关键在于学生如何看待上帝。[12]如果学生用“爱报复”、“可怕”、“爱惩罚”和“愤怒”等字眼形容上帝，则考试作弊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但是如果他们用“宽恕”、“给人安慰”和“仁爱”这样的字眼描述上帝，作弊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沙里夫据此撰写的论文题为《凶神造就好人》（Mean Gods Make Good People），爱德华兹应该会对这个标题点头称道。

沙里夫还将目光投向实验室之外，对几十个国家的犯罪率进行了比较。[13]他对67个国家的近15万人展开调查并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凶杀率（最可靠的犯罪晴雨表）与贫困程度或收入差距的关系，远不如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密切。调查中专门问及有关天堂和地狱的问题。在一些国家，相信天堂的人比相信地狱的人多得多，而这些国家的凶杀率往往高于平均水平。许以上天的奖赏显然并不会对当地的杀人犯起到太大的威慑作用。但在另一些国家，似乎确实存在一种超自然的威慑力，因为人们越相信地狱，凶杀率就越低。坏的力量从现世延伸到来世，至少在抑制暴力冲动方面是这样：地狱比天堂更强大。

奖励与惩罚

在乔治·怀特腓德布道三个世纪之后，实验心理学家也迎来了自己的“大觉醒”。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研究动物如何学习是美国几乎所有心理学系的主要任务。B. F.斯金纳（B. F. Skinner）提出的方法和其他类似的关联学习理论占据主导地位。一项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奖励和惩罚必须立即施行。要教会动物不要做某事，就必须在它违反规则之后立即实施惩罚——当时估计的最佳时间是半秒之内。

但后来有一位名叫约翰·加西亚（John Garcia）的年轻心理学家报告了一项不同寻常的发现。[14]加西亚在旧金山一个美国海军实验室工作，当时正在利用老鼠研究辐射的影响，这是原子武器发展之初的一项热门课题。他把老鼠放在房间里，让它们暴露在不同水平的辐射中。房间里的塑料瓶盛有水，但加西亚观察到，老鼠很快就不愿再喝瓶里的水。他猜测，老鼠可能是把塑料瓶里水的味道与辐射造成的恶心感联系在一起（加西亚自己对恶心感很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当过陆军航空部队飞行员，但由于饱受晕动症和高原反应的困扰，他不得不放弃飞行）。加西亚开始测试老鼠对各种口味、场景和声音的反应。他让一些老鼠在进入辐射室之前喝它们喜欢的糖水。后来，这些老鼠在受到辐射之后便不再想喝这种甜饮料了。

加西亚的发现引起了轰动。人们原以为联想学习须经过多轮强化（著名的“学习曲线”），但加西亚的老鼠仅经历一次糟糕体验就会避开有甜味的水。人们还以为，只有当强化发生在体验之后的半秒之内时，学习才成为可能，但对加西亚的老鼠而言，即使负面强化（在辐射室经历的恶心感）在喝完水后好几个小时才发生，它们仍然学会了讨厌有甜味的水。许多专家认为加西亚的结果肯定是错的，或者可能是假的，但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后来被称为“加西亚效应”的现象。即使几小时之后才进行强化，老鼠也能够完成学习，但前提是强化必须为负面。老鼠可以学会厌恶几小时后让它们恶心的食物，但并不会喜欢上一种后来产生良好效果的食物。

人类的大脑和味蕾也会表现出类似的偏差吗？比利时的研究人员让高中生品尝一系列含有中性调味料的液体，这些液体要么加入了糖（学生们喜欢），要么兑入了一种难喝的苦味饮料。[15]一周之后，学生们品尝了更多含有各种中性调味料，但没有加糖或兑入苦味混合物的液体，并为这些液体评分。这一次，学生们讨厌之前与苦味饮料混合的调味饮品，但他们并未对之前加糖的调味饮品表现出任何喜爱。和老鼠一样，这些学生也从坏经历，而不是从好经历中学到了东西。

这种效应解释了为什么人在幼年时经历某种不愉快的饮食体验之后，会永远不再喝某种饮料，比如朗姆酒或玛格丽塔酒。鲍迈斯特在他年幼的女儿身上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当她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她什么都敢吃，甚至喜欢吃生鱼。有一次，大人在吃寿司时问她要不要吃婴儿食品，她抗议说：“我不吃宝宝的东西，我想吃寿司。”4岁时，她在父母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的婚礼上当花童。婚礼上提供寿司。好几个研究生和新娘的朋友看到一个小女孩喜欢吃寿司都很惊讶，他们不停地给她拿，看她开心吃寿司的模样。但后来她吃得太多了，觉得有点不舒服。从那一天起，她就再也不想吃寿司了。

有一项巧妙的奖惩研究是围绕幼儿和弹珠展开的。[16]研究人员在实验中教这些孩子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将弹珠作为奖励。一些孩子一开始拿着一个空罐子，每做出一次正确回应便会拿到一颗弹珠。其他孩子则是一开始拿着满满一罐弹珠，每犯一次错误会损失一颗弹珠。奖惩是完全平衡的，所以如果两个孩子学习速度相同，不论一开始拿到的是空瓶子还是装满弹珠的瓶子，离开时瓶里的弹珠数量会完全相同。但他们的学习效果明显不同。因犯错而受到惩罚的孩子学习速度快得多，所以他们最终得到的弹珠比那些通过奖励学习的孩子要多。

家长和教师担心惩罚会让孩子伤心，但心理学家约瑟夫·福加斯（Joseph Forgas）发现了心情低落带来的意外优势。一项要求受试者回忆在商店看到的物品或描述事件的实验表明，坏心情能够提高记忆力。[17]心情低落的人表达得更准确，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为专注；他们的表达也更简洁，只提供相关信息，而不会说废话或无关的内容。[18]当心情低落者被要求评判某人的工作质量时，他们较少因对长相的肤浅印象而产生偏见。[19]在一项测试说谎者的能力的实验中，不快乐的人比快乐的人表现得更好。[20]坏心情使他们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

失败的滋味不好受，但它提供的信息比成功多。分析考试得高分的原因并不能为你提供太多有用信息，因为你得把试卷每一部分都做好才能得高分。但分析低分试卷会迫使你关注错误之处。欧洲军事史屡屡证明，最强大的军队是前一场战争的失败者，因为失败促使他们进行重组和战略创新，而胜利者只是沉浸在自满之中。奖励使你将注意力转向内心，惩罚则迫使你更加仔细地审视世界并做出改变。

“坏”的适应性好处已经在训练人们预测噪声的实验中得到证明。[21]如果人们不是对噪声无能为力，而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噪声，他们便会对噪声更加关注。在有关改变动机的研究中，这些益处也得到了证明。大多数人都想减肥，但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害怕看起来胖，而不是希望看起来苗条。[22]大多数人想要帮助别人，但他们对负面刺激而非正面刺激做出回应的可能性更大。在一项田野实验中，研究人员与红十字会合作发出了两项略有不同的献血呼吁。[23]正面呼吁（要求受众帮助拯救某人的生命）促使一些人响应号召参加了当地的献血活动。但在收到负面呼吁（防止某人死亡）之后，参加人数增加了60%。数十项其他研究表明，公共健康信息（比如呼吁接受癌症或心脏病检查）如果建立在恐惧之上，则公众，尤其是女性响应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24]如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言，死亡的可能让人聚精会神。[25]

不过，虽然证据非常清楚，民众还是愿意相信胡萝卜比大棒更有效。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不是认可惩罚的价值，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远离曾经十分普遍的严厉惩罚。[26]这种做法对许多学生，特别是对来自弱势家庭的男孩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教育机构与主流宗教团体一样，仍在继续宣扬福报，尽管这种方式效果不佳。师范院校向教师灌输的理念是，要注重表扬孩子，而不是强调他们的错误，学校也不愿惩罚犯错的老师或学生。

这种理念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缘于20世纪70年代的自尊运动，而自尊运动是心理学史上最令人遗憾的错误之一。[27]研究人员注意到，在许多事业中，高自尊与个人成功存在关联，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提升自尊将有助于学生成长进步。可惜的是，这些研究人员把因果关系弄反了：成功确实会提高自尊，但自我评价高并不会让人更成功。自尊理论很快就遭到心理学研究者的质疑，但许多教育工作者和所谓的儿童发展专家仍然信奉这种理论。一本广泛使用的给教师的指南阐述了这种权威共识，书中呼吁“减少对竞争和成绩的重视”，鼓励在“友好和相互支持的氛围中”开展合作活动。[28]

因此，孩子们玩的是人人都能拿到奖杯的游戏，游戏中极少出现失败这一选项。许多学区实行“自动升级”政策，允许更多的学生在未掌握基本阅读能力和算术知识的情况下一路读完高中。不让学生不及格和留级复读的理由是为了避免损害他们的自尊。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为检验学生的自尊是否会受到影响，心理学家赫伯特·马什（Herbert Marsh）对大批德国中学生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查，并特别关注那些留级复读的学生。[29]事实证明，这些学生留级当年的自尊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随成绩的提高而上升，这种改善在此后的若干年里还能继续保持。针对佛罗里达州小学生的一项研究也揭示出类似的益处。[30]

留级复读，与年纪较小的同学一起念书一开始无疑很尴尬，但你会逐渐适应，第二次学习课本肯定也会变得更加简单。因此，你会得到更高的分数，变得更加自信，与自动升级相比，你为下一年级的学习所做的准备也会更加充分。升入不配升的年级并不会让你感觉更好，对学习当然也没有什么助益。

成绩单上那些你不配得的分数对学习也毫无帮助，但既然学校不愿惩罚学生，打高分已经成为常态。[31]许多学校取消了F级，有些学校完全取消了评分。老师的评分标准比过去宽得多。近几十年来，高中成绩一直在上升，[32]现在的平均成绩是B，但这并不是因为学生越来越聪明。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得分并没有随平时学习成绩的上升而上升。如果学校仍然对学生进行排名，那么整体成绩的上涨就不那么重要了，但大多数高中连班级排名也取消了。[33]

这些宽松的政策对来自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的学生影响较小，因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家庭教师）一直瞄准进入精英大学的长期目标。他们学习很努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因在SAT（美国高考测试）和其他标准化考试中得不到好成绩而受到惩罚。但其他学生则受到了损害。

1980年，美国的大学里有一半是男生，但今天女生与男生的比例已接近3∶2，因为有太多男生学业一塌糊涂。[34]教师们哀叹，男孩总把时间浪费在玩电子游戏而不是做功课上。但他们不应该简单地指责男孩，而应该考虑一下游戏为何如此吸引人。游戏玩家是通过争夺积分和争取更高排名来学习。游戏不是通过避免失败来保护他们的自尊心，而是让他们一再被杀死，被迫从头开始。这些惩罚使他们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最终得分超过其他玩家而获得成功。如果学校为他们提供同样的激励，他们也会在学校里认真学习。

男孩比女孩成熟得晚，所以男孩的自制力建立得较慢，[35]而对于由单亲（经常负担过重）指导和管教的男孩来说，建立自制力显得尤为困难。[36]研究人员一再发现，单亲家庭对男孩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对女孩更大。[37]如果学校的管教也不严格，男孩更容易在学业上面临困难。传统教育者依靠明确的规则和惩罚让男孩坚持正道，强调竞争而非合作，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激励男孩的最好方式之一。

一些美国教育家尝试了类似的策略，以帮助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的男孩和女孩。在学校逐渐接受“人人拿奖杯”理念的过程中，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与白人和亚裔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越来越大，令这些改革人士感到警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美阅读和数学测试中的族裔成绩差距一直在缩小，但在90年代又有所扩大。到90年代末，西班牙裔十二年级学生的平均得分与白人或亚裔八年级学生相同，非裔美国人十二年级学生的平均得分就更低了。为什么这么多少数族裔学生会落后四年之多？学者和学校管理人员为这种差距找了各种借口，将其归咎于校长和教师无法控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

但一些校长没有推卸责任，他们发起了一场名为“拒绝借口”的运动，该运动的名称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塞缪尔·凯西·卡特（Samuel Casey Carter）2000年出版的著作《拒绝借口》（No Excuse）[38]，以及曼哈顿学院的阿比盖尔·塞恩斯特罗姆（Abigail Thernstrom）和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Stephan Thernstrom）在此后出版的著作《拒绝借口：缩小学习中的种族差距》（No Excuses: Closing the Racial Gap in Learning）。[39]奉行“拒绝借口”理念的学校复兴了传统做法，强调纪律、竞争和惩罚。这些学校不是强调合作，而是定期测试每个学生的个人能力。教师不鼓励“相互支持”的小组讨论，不采用只在学生举手时才提问的做法，而是通过随机提问考验学生。学校为学生和教师都设定了明确的标准，达不到标准就要立即承担后果。

成功学院（Success Academy）是一个由47所秉持“拒绝借口”理念的特许学校组成的网络，这些学校集中在纽约市最贫穷的社区。成功学院的学生必须穿着制服，上课时要坐直，在教室之间走动时必须列队并保持安静。违反规定或者学习不够努力的学生会被及时纠正，如果没有改观，他们将面临进一步的惩罚，比如被罚坐“冷静椅”。学校会迅速找家长处理问题，学生受到停课处分的频率也比普通公立学校系统更高。

成功学院的每个学生都被分配了一系列个性化的“成长目标”，比如在两周之内将阅读技能从F级提高到G级。还有一种额外激励是将全校学生分配到两个小组中，一个叫“蓝队”，另一个叫“橙队”，这两个小组相互比拼，争取比对方更快实现目标并赢得奖项。当学生参加综合能力测试时，班级成绩表会从高到低列出个人成绩，底部的“红区”显示哪些学生没能及格。名列前茅的学生能得到奖励；进步最大和最努力的学生也能得奖。全勤的学生获得“零缺席英雄”奖，最勤奋的学生可以享受“努力派对”，而不努力学习的学生则要在“努力学院”补习功课。

学生们的进步情况不仅受到教师的监督，而且受到校长和总部管理人员的监督。他们可以直接查看学生的试卷、作文、练习和其他作业，看看学生做得怎么样，以及得到了什么样的指导。前纽约市议员、成功学院创始人伊娃·莫斯科维茨（Eva Moskowitz）表示，她进入教育界之后，最先让她感到震惊的是教育体系对学生的期望值很低。她原本计划照搬传统课程，但最终创建了一套自己的课程，因为现有课程对学生的要求太低。她还发现，教师的期望值也太低。

她说：“当我开始看学生的作文时，发现老师最常给的评语是‘不错’。一些老师几乎给每个学生都打A。我们已经改变了这种情况。我们的孩子很少得A，得B也很难，有很多是C。”学生得不到及格分就不能升级，而是要留级。

通过每周或每月监测学生的进度，校长和总部的管理人员可以迅速了解哪些班级和学校成绩落后，从而了解哪些教师和校长需要立即辅导和其他支持。督导经常在班级听课，当教师的教学技巧有问题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当着学生的面纠正老师。有时候，督导会自己接管班级几分钟，以示范更好的教学方式。如果额外的帮助最终无法提高成绩，教师可能会被降级为辅导员或助理教师，校长可能会换人。与大多数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工不同，成功学院的教师和校长没有终身教职，他们若是失败会受到惩罚，包括被解雇。

这一大棒战略的成果十分亮眼，并反驳了对缩小种族和收入差距感到绝望的教育工作者的论调。成功学院下属学校均为公立，对所有人开放，录取由抽签决定，因此它们教育的是所在社区学生的代表性样本。四分之三的学生家境贫困，有资格享受午餐补贴；超过90%的学生为有色人种，以非裔美国人为主。在纽约市的普通公立学校，通过纽约州水平考试的学生不到一半，通过考试的有色人种学生更是不到三分之一，[40]但在成功学院，95%的学生通过了考试。[41]这一成绩使成功学院进入纽约州所有学校的前1%。成功学院下属47所学校的成绩高于该州所有公立学区，包括以白人和亚裔为主的富裕郊区。这些学校在它们所在的社区备受欢迎，每个名额有超过五名申请人，录取与否由抽签决定。

事实证明，“拒绝借口”方针在波士顿、华盛顿和芝加哥等其他城市的特许学校中也很受欢迎，而且已经在严谨的研究中得到验证。由于特许学校以抽签方式招收学生，它们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开展自然随机实验的机会，抽签落选者可作为对照组。研究人员通过追踪中签者并将他们与仍在普通学校就读的落选申请者进行比较，一再发现城市特许学校的学生比附近公立学校的学生进步更快。而当研究人员仔细观察哪些特许学校做得最好时，发现大多数都是严格贯彻“拒绝借口”方针的学校。2017年，一项针对五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特许学校相关研究的荟萃分析认为，特许学校的学生每年取得的进步几乎是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的两倍，这种进步足以在四五年时间里消除不同种族学生的成绩差距。[42]

可惜的是，所有这些令人鼓舞的数据并未说服大多数教育者，促使他们反思对胡萝卜而非大棒的偏好。在联邦法律和州法律的压力之下，一些普通公立学校对某些违规行为（主要是涉及武器和毒品）采取了“零容忍”政策，但这些政策并不影响对学生的教育方式，而僵化的官僚制度导致公立学校的学生多次受到荒唐的惩罚，比如因在汽车仪表板上的小柜里放了一把铅笔刀而被停学。要想让惩罚有效，必须公正地实施惩罚。这就意味着，处理棘手问题时必须将决定权赋予教师和校长，并让他们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

维持良好的纪律需要付出努力，这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很痛苦，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成年人对施加惩罚抱有抵触。特许学校面临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工会的抵制，后者反对因学生表现不佳而惩罚教师。反对者批评成功学院让太多学生停课，并声称这是迫使表现不佳的学生退学的策略，但事实上，成功学院的学生留存率高于普通公立学校，[43]停课显然并没有阻止学生学习，而是恰恰相反。批评者还抓住孤立的事件争辩说，成功学院给学生和教师施加了太大压力。成功学院一位失望的教师痛批一名学生数学考试中的错误并撕毁她试卷的情景被偷拍之后，奉行进步理念的教育工作者和记者纷纷提出批评，但学校的家长却没有。[44]他们立即团结起来为老师辩护，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从这位老师的严格要求中受益良多。

教育机构更喜欢胡萝卜而不是大棒，这在大学校园更加明显，在大学里，“人人拿奖杯”的理念已经成为常态。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生通常每周花40个小时上课和学习，当时最常见的成绩是C。今天的大学生只花27个小时，[45]而最常见的成绩是A，老师会给近一半的学生打A。[46]同样，这并不是因为学生比过去更聪明。当研究人员使用外部指标（对大学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的批判性思维和其他技能测试）衡量时，他们发现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学生学的东西要少得多，学习速度也慢得多。

2011年开展的一项严谨研究发现，在大学一、二年级，近一半的学生没能在批判性思维、复杂推理和写作技能方面取得明显进步，三分之一的学生即使到大学四年级也没能取得明显进步。[47]一项后续研究证实，这些学生能力的停滞不前在毕业之后对他们造成了影响：他们是最难保住好工作的群体。[48]但学生们并不觉得丧气，也没有为浪费大笔学费而懊恼，而是普遍对自己的教育表示满意。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在大学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也不能怪学生，他们毕竟得了那么多高分。

这些学生自己并不会吸取教训，除非有人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惩罚是强调经验教训的最有力方式。当然，我们并不是建议全盘恢复维多利亚时代的做法，体罚不再是家常便饭，这是好事，但我们主张少用胡萝卜，多用大棒。如果依靠奖励，学习过程可能会让每个人更加愉快，但进步会比较慢，孩子最终成绩会比较差。如果你想让孩子在餐馆守规矩，最好在他们每次发脾气时予以惩罚，而不是通过贿赂孩子来让他们懂礼貌。不让孩子吃甜点或者暂停他们用餐所产生的影响，会比给孩子额外优待更加持久。你可以奖励孩子取得好成绩，比如每得一个A给他们一笔奖金，但如果成绩显示孩子在偷懒，你就应该扣去一些零花钱。

一些学校曾试图通过限制A的数量来遏制成绩上涨，但由于遭到学生和教授的广泛抵制，这些努力一直止步不前。[49]教授担心学生在网上给出差评，以进行报复，学生提出的理由也合情合理，他们认为，在所有其他学校都给高分的情况之下，如果他们的学校压低成绩，他们就会处于竞争劣势。鉴于此，比较实际的解决办法是所有学校都实施名为“真实评分”或“诚实成绩单”的改革。[50]成绩单上不仅要列出学生的成绩，还要报告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并将这名学生与同级生进行总体比较。这种做法既能让研究生院和招聘者了解学生的相对能力，又可以弥补不同学科之间的成绩差距（文科比理科学生平均高出近半个绩点）。

到目前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学校实施了这种改革，但我们希望学生、家长、研究生院、招聘者和公职人员（得克萨斯州议员就在呼吁出台要求该州公立大学提供“诚实成绩单”的规定[51]）能敦促其他大学也实施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向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等教授的努力表示敬意。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的曼斯菲尔德一直在开展自己的反对分数膨胀运动。[52]哈佛大学的成绩中位数是A-，而曼斯菲尔德给每个学生两个分数：一个是成绩单上的正式分数，通常是A，另一个是反映学生真实表现的分数，通常比较低。虽然这算不上是我们想要的惩罚，但肯定比再给一个A好。

披着大棒外衣的胡萝卜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奖杯，但在某些方面，成年人的世界与学校并没有太大不同。与大棒相比，管理者更喜欢胡萝卜。对员工的标准激励是年终奖，而不是惩罚，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年终奖是激励员工的更好方式。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经济学家在芝加哥附近一个小城检验这一原理时发生了什么情况。[53]

这项研究是在芝加哥高地学区开展的，该学区的学生主要来自低收入家庭，在学习成绩测试中的得分也低于伊利诺伊州其他地区。经济学家为当地的教师提供了两种激励方案。他们建立了一个奖金池，为教师提供人均4 000美元的绩效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8%），具体能拿多少钱要依当年学生数学成绩的提高幅度而定。其中一组中小学教师被承诺以通常的方式支付绩效工资，即作为年终奖。但实验证明，这种方式的激励效果很有限，他们学生的数学成绩并没有明显提高。

另一组教师年初每人拿到4 000美元（相当于奖金平均金额）的预付款，并签署了一份合同，同意在年底返还多拿的部分。他们的经济激励与第一组相同，但这种激励以罚金而非奖金的形式呈现，从而产生了大为不同的效果。他们的学生数学成绩显著提高，显然是因为这些教师真的不想在年底还钱。

鉴于这一证据，公司是否应该放弃传统的年终奖制度，转而实施预付制度？这应该有助于提高生产率，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因为员工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免受到处罚。但这也会产生新问题。该如何迫使员工还钱呢？公司可能需要与员工提前签订合同，但这样一来就得请律师，还会有一些麻烦事。还有，要是员工年底没钱怎么办？可以从未来的工资里扣，但要是他因此辞职呢？就算员工真有钱支付年终罚金，又有哪个管理者想在假日季扮演刻薄鬼呢？

但我们还是有办法利用“坏”的力量重组奖金，早些时候参与研究芝加哥高地教师奖金问题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李斯特（John List）便通过一项实验检验了一项策略。该实验在万利达集团位于中国南京的一家工厂进行。[54]这是一家组装数字相框等产品的工厂，如果工人提高自己的产量，每周可额外领到人民币80元（当时相当于12美元，超过工资的20%）。一些工人被告知，如果能达到目标，这额外的80元将作为奖金在一周结束时发放。其他工人则被告知，他们的正常工资将增加80元，但如果没有达到新目标，这笔钱将从当周工资中扣除。这两项提议听起来不一样，但实际上是相同的，也就是如果你本周达到了新目标，下一周就可以多拿80元。

这两种方案都激励工人提高了产量，但方案的构建方式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激励表现为惩罚（扣工资）时，比发奖金更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激励效应持续了一周又一周，为工人提供了额外收入，同时也提高了公司的利润。提高工人生产率比招聘新员工更便宜，因此公司的边际生产成本下降了7%。与芝加哥高地的学校系统不同，这家电子工厂利用了“坏”的力量，而又没有扮演刻薄鬼的角色并惹恼工人。工厂并不需要强迫工人还钱，因为只要让工人知道存在罚款的可能性就够了。

这就是惩罚的优势之一：惩罚的威力极其强大，强大到通常无须真正动用。奖励必须持续发放，但惩罚无须实施，只要施以威胁就足以产生持久影响。事实上，一家食品公司在处理一件令人难堪的破坏案之后发现，一个大威胁可能比许多小惩罚更有效。

薯片的启示[55]

1969年，零食企业Frito-Lay请木偶艺人吉姆·亨森（Jim Henson）为新品牌Munchos做广告。亨森用一个名叫阿诺德的毛茸茸紫色木偶来展现这种厚薯片的魅力。贪吃的阿诺德喉咙里发出狂喜的咕哝声，狼吞虎咽地吃下一整袋薯片，连袋子都吞进了肚里。这则广告富有创意（阿诺德后来成为《芝麻街》里的饼干怪兽），里面有一句令人难忘的广告词：“不只是Muncho！”

但一些消费者最终发现，这句广告词还有另一重含义。Frito-Lay开始收到消费者的投诉信，这些消费者一直很爱吃Munchos，但某天他们把手伸进袋子里拿薯片时，却发现薯片上用黑色水笔潦草地写着：“去你妈的。”这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觉得倒胃口。是的，不只是Muncho，但这也太过分了。

Frito-Lay的高管也不觉得好笑。他们向消费者赔礼道歉，并解释说那句话并不代表公司对消费者的态度。随后，他们经追查发现，所有写有下流话的薯片都出自达拉斯附近的一家工厂。那家工厂的工人拿走刚做好的薯片，写下下流话，然后再把薯片放回包装区的传送带上。Frito-Lay的培训和发展总监迪克·格罗特（Dick Grote）被派往工厂，上级给他的指示是“管教好那些笨蛋”。

但格罗特得出结论认为，工人们并不是公司里唯一的笨蛋。同许多公司一样，Frito-Lay一直在使用一套名为“累进式规训”的官僚制度处理旷工或在工作中犯错（比如违反安全规定）的员工。工人第一次违规时，会受到正式的口头警告，并在档案中留下记录。警告计入档案之后，工人就无法把记录擦干净了。一旦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下一次违规时就会自动收到书面警告。主管会把这名工人叫来面谈，递给他一份打印好的带有谴责字眼的表格，并要求他在上面签名。这名工人被批评搞得晕头转向，感觉自己未经审判就被判有罪，通常拒绝签字，于是主管会在档案里再放入一个黑材料，然后把带着一肚子气的工人打发回工作岗位。

一般来说，过不了多久又会发生一起违规事件，工人将被自动停职并停薪三天，从而导致工人全家在那一周预算吃紧。工人返回岗位时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愤怒，而主管把工人赶走的决心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定，他紧盯着工人，想再找出一次违规行为。在格罗特到来之前的9个月里，该厂210名员工中有58名被解雇，在工厂内造成了恐慌的氛围。格罗特认为，这种惩罚制度根本不可能让工人把水笔收起来。该公司的“累进式规训”思想似乎已经沦为那句可笑的古老军令：鞭笞将持续，直到士气好转。

格罗特与主管们交谈，发现他们也不喜欢这套制度。他们不喜欢火药味十足的对抗，因为工人常常是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他们的配偶经常往来，孩子也常常一起参加少年棒球联盟的训练。一位主管不希望友情被自动惩罚破坏，经常对工人的违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直到忍无可忍，而到这时他已经受够了，只想把工人扫地出门。于是他会启动正式程序，尽快实施每一项处罚。工人被这种不公平的处置激怒也在情理之中。

格罗特建议废除这一制度，并取消小处罚。取而代之的制度是，当工人第一次做错事时，会与主管进行一次名为“提醒1”的面谈。在面谈中，主管会指出错误，说明公司对员工的期望，并指导员工如何履行职责。这是我们在上一章中推荐的技巧：指出问题所在，但之后应花更长时间讨论如何纠正错误。如果工人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达到了期望，违规记录将从他的档案中删除。如果工人没有达到期望，将会再进行一次名为“提醒2”的面谈，此后，工人将不得不用整整一年的完美表现来清除违规记录。

如果工人在那一年里再次违规，他将被遣送回家一天。但这一天并不是作为一种惩罚呈现，而是被称为“决策休假”。工人会正常拿工资，因为他应该利用这一天思考他在Frito-Lay的前途以及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威胁。

格罗特回忆说：“我们让员工带薪休假，是想传达公司对待这种情况的严肃态度。主管会告诉工人，‘我们以前谈过这个问题，你同意承担责任。我们希望你利用这一天来决定你是真的想在这里工作，还是应该另谋高就。如果你决定走，别有什么思想负担。但如果你决定回来（我们也希望你回来），你要了解，如果再出一次问题，你就会被解雇’。”

格罗特的提议受到了公司高管的质疑。取消小惩罚的举措似乎宽松到危险的地步，而带薪休假听起来根本不合常理。如果没有自动处罚，上司是否会失去管束工人的手段？表现优秀的工人会对消极怠工者获得一天带薪假奖励感到不满吗？会不会有工人为拿到一天假而故意惹麻烦呢？但这套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便证明这些担忧都是多余的。如格罗特所愿，该制度让工人感到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怨恨老板，从而缓和了敌意。格罗特在与员工面谈时发现，称职的员工并不介意有问题的员工休一天带薪假。只要主管能够迅速处理问题，员工并不介意以何种方式施行纪律处分；主管们也开始积极执行，因为对抗不再像从前那样火药味十足。格罗特说：“主管及早干预的意愿增强了，因为新制度为他们摘掉了恶人的帽子，换上了一顶好人的帽子。”

即使工人不再面临立即生效的自动处罚，最终失去工作的威胁也足以发挥威慑作用。在新制度实施后的第一年里，解雇人数减少了2/3，从58人降至19人。第二年更是只有两名工人被解雇。

Frito-Lay的顾客再也不会从袋子里拿出写着下流话的薯片了。

从那时起，世界各地的组织纷纷采用格罗特的这套办法。格罗特所说的这种“无惩罚规训”利用了“坏”的长期力量，同时使员工或管理者免于付出短期代价。和不愿当恶人的Frito-Lay主管一样，除了施虐狂，谁也不喜欢执行处罚。有时候，处罚会让每个人都更难完成工作，威胁可能比处罚更切实可行。格罗特的办法并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叫“暂缓执行的规训”（discipline in abeyance），也就是施加处罚但推迟执行。一名工人可能会受到无薪停职两周的处罚，但被告知处罚要到6个月后才生效，如果他在此之前保持干净的记录，惩罚将被免除。于是，工人的反应不再是泄愤和复仇，而是专注于避免未来的损失。

在理想情况下，员工还会产生另一种感觉：内疚。内疚是一种被低估的情绪。虽然内疚通常被视为一种神经症，一种被归咎于天主教修女、犹太母亲和亚洲父母的内心诅咒，但内疚能够发挥重大的社会价值。愤怒、焦虑或抑郁等大多数其他负面情绪往往会降低人的生产率，但鲍迈斯特、琼·唐尼（June Tangney）、弗朗西斯·弗林（Francis Flynn）和其他心理学家屡屡证明，内疚可能相当有用。[56]

心理学家对内疚和羞耻做了仔细区分。羞耻并不能产生与内疚同等的社会效益。感到羞耻是想，“我是个坏人”，既然无法改变根本的自我，人们往往会退缩、躲藏或泄愤。感到内疚则是想，“我做了一件坏事”，而坏事是可以补救的。内疚激励人们通过忏悔、道歉、补偿和重申承诺改善与伴侣和朋友的关系。内疚还能在工作中发挥激励作用。实验室实验和针对员工的调查表明，人越容易感到内疚，工作就越努力，对公司的忠诚度也越高。这一结果支持了与蒂尔尼共事的一位《纽约时报》编辑的管理哲学：“掌控内疚感，就能掌控记者。”

这种做法似乎是自私的操纵行为，如果你为并未犯错的员工、朋友、学生或子女制造内疚感，确实就是在操纵。但人都会犯错，我们都需要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助人进步的最快方法就是正确使用负面效应。Frito-Lay工厂的工人一旦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的愤怒一旦转化为内疚，就不需要立即受到惩罚。只要有一次存在于未来的威胁就足够了。在现代社会的高管看来，格罗特的方法似乎是革命性的，但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乔治·怀特腓德和乔纳森·爱德华兹深谙诱导内疚之道，他们不会动辄立即实施惩罚；若要树立一种遥远未来的威胁，地狱无疑是最佳选择。

[1] M. Quinion,“Carrot and Stick,”World Wide Words, 2009, http:// www.worldwidewords.org/qa/qa-car4.htm, and J. Freeman,“Carrot Unstuck: A New Twist in an Old Debate,”Boston.com, March 8, 2009, http://archive.boston.com/bostonglobe/ ideas/ articles/2009/03/08/carrot_unstuck/.

[2] “The Neighbour-in-Law,” in L. M. Child, Fact and Fiction: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New York: C. S. Francis, 1846), 156—57.

[3] The Eclectic Magazine, August 1851, quoted in Quinion,“Carrot and Stick.”

[4] G. C. Armistead, Horses and Mules in the Civil War: A Complete History with a Roster of More Than 700 War Horse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3).

[5] R. Finke and R. Stark, 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1776 — 2005: Winners and Losers in Our Religious Econom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 2, Kindle.

[6] J. Kross,“‘If You Will Not Drink with Me, You Must Fight with Me’: The Sociology of Drinking in the Middle Colonies,”Pennsylvania History 64 (1997): 28—55.

[7] B. Franklin,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Henry Holt, 1916), chap. XI,Kindle.

[8] 这一部分的史料引自芬克和斯塔克撰写的《美国教会的变迁》一书。

[9] G. Whitefield, The Collected Sermons of George Whitefield (Jawbone Digital, 2015), loc. 7265—7304 of 14,042, Kindle.

[10] J. Edwards,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Musaicum Books, 2018), “1.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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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D. Autor, D. Figlio, K. Karbownik, J. Roth, and M. Wasserman,“Family Disadvantage and the Gender Gap in Behavioral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267 (2017), and M. Bertrand and J. Pan,“The Trouble with Boys: Social Influences and the Gender Gap in Disruptive Behavi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54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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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 Thernstrom and S. Thernstrom, No Excuses: Closing the Racial Gap in Learni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40] 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Measuring Student Proficiency in Grades 3—8 English Language Arts and Mathematics,”September 26, 2018, http:// www.nysed.gov/common/nysed/files/programs/information-reporting-services/2018-3-8-test-results-presentation.pdf.

[41] 资料来源包括对成功学院的伊娃·莫斯科维茨和安·鲍威尔的采访，and E. Moskowitz, The Education of Eva Moskowitz: A Memoi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7); R. Mead,“Success Academy’s Radical Educational Experiment,”New Yorker, December 11, 2017,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2/11/success-academys-radical-educationalexperiment; K. Taylor,“At Success Academy Charter Schools, High Scores and Polarizing Tactics,”New York Times, April 6,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4/07/ nyregion/ at-success-academy-charter-schools-polarizing-methods-and-superior-results.html; Success Academy Charter Schools, https://www.successacadem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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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K. Taylor, “At Success Academy School, a Stumble in Math and a Teacher’s Anger on Video,”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2/ 13/nyregion/success-academy-teacher-rips-up-student-paper.html?_r=0; E. Green, “Beyond the Viral Video:Inside Educators’Emotional Debate About‘No Excuses’Disci pline,”Chalkbeat New York,March 8, 2016, https://ny.chalkbeat.org/posts/ny/2016/03/08/ beyond-the-viral-video-insideeducators-emotional-debate-about-no-excuses-discipline/; and Moskowitz, Education of EvaMoskowitz, 320—22.

[45] P. S. Babcock and M. Marks,“The Falling Time Cost of College: Evidence from Half a Century of Time Use Data,”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2011): 468—78, http://faculty.ucr.edu/~mmarks/Papers/babcock2010falling.pdf.

[46] S. Rojstaczer,“Grade Inflation at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radeInflation.com, March 29, 2016, http://www.gradeinflation.com; S. Rojstaczer and C. Healy,“Where A Is Ordinary: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Grading, 1940—2009,”TeachersCollege Record 114 (2012): 1—23; and C. Rampell,“The Rise of the ‘Gentleman’s A’ and the GPA Arms Race,”Washington Post, March 28, 2016, https:// 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rise-of-the-gentlemans-a-and-the-gpa-arms-race/2016/03/28/05c9e966-f522-11e59804-537defcc3cf6_story.html?utm_term=.73a99f546f4b.

[47] R. Arum and J. Roksa,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Kindle.

[48] R. Arum and J. Roksa, Aspiring Adults Adrift: Tentative Transitions of College Graduat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and K. Carey,“The Economic Price of Colleges’Failures,”New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14, https://www.nytimes.com/ 2014/09/03/upshot/the-economic-price-ofcolleges-failures.html?rref=upshot&abt=0002&abg=0&_r=0.

[49] J. Saffron,“Reforms Aimed at Fighting Grade Inflation Are Falling Short,”James G.Martin Center, May 4, 2015, https://www.jamesgmartin.center/2015/05/ reforms-aimed-at-fighting-grade-inflation-are-falling-short/.

[50] T. K. Lindsay,“If A Is Average, Say So — the Dawn of Honest Transcripts,” Minding the Campus, December 18, 2013, https://www.mindingthecampus.org/2013/12/18/ if_a_is_average_say_so-the_da/.

[51] T. Lindsay,“Texas Legislature Looks to Lift College Grading Standards,” Forbes, February 28, 2015, https://www.forbes.com/sites/tomlindsay/2015/02/28/the-texas-legislature-looks-to-liftcollege-grading-standards/#52e0bd41a037.

[52] T. Andersen, N. Jacques, and T. Feathers,“Harvard Professor Says Grade Inflation Rampant,”Boston Globe, December 4, 2013, https://www.bostonglobe.com/metro/2013/12/03/harvard-professor-raises-concerns-about-grade-inflation/McZH fRZ2RxpoP5Xvwged1N/story.html, and M. Q. Clarida and N. P. Fandos,“Substantiating Fears of Grade Inflation, Dean Says Median Grade at Harvard College is A-, Most Common Grade Is A,”Harvard Crimson, May 26, 2017, https:// 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13/12/3/grade-inflation-mode-a/.

[53] R. G. Fryer, S. D. Levitt, J. List, and S. Sadoff,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Teacher Incentives Through Loss Aversion: A Field Experiment,”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237 (2012).

[54] T. Hossain and J. A. List,“The Behavioralist Visits the Factory: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Using Simple Framing Manipulations,”Management Science 58 (2012): 2151—67.

[55] 根据对迪克·格罗特的采访以及他的著作《无惩罚规训：让问题员工表现优异的靠谱策略》 (New York: AMACOM, 2006)。

[56] R. F. Baumeister, A. M. Stillwell, and T. F. Heatheron,“Guilt: An Interpersonal Approach,”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 (1994): 243—67; J. P. Tangney and R. L. Dearing,Shame and Guil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2); F. J. Flynn and R. L. Schaumberg,“When Feeling Bad Leads to Feeling Good: Guilt-Proneness and Affectiv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2): 124—33.

06

剔除不容忽视的“烂苹果”

烂苹果会腐蚀它的同伴。添加坏成员所产生的影响是添加好成员的四倍。预测团队表现的最可靠指标是团队中最差者的得分。一个懒惰、令人讨厌、情绪不稳定的人足以破坏整个团队，即使团队中有一个特别优秀的成员也无济于事。别指望“烂苹果”自己变好。

第六章

剔除不容忽视的“烂苹果”

伊莱扎·比灵顿（Eliza Byington）进入学术界之前，在职场上偶然发现了“坏”的力量。在亲密关系中传染性极强的负面情绪也可以在更大的群体中迅速传播，而且通常没有人注意到。比灵顿在美国西海岸一家视频制作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这家公司的工位设在一个很大的开放空间内，这种构造意在鼓励合作，但员工之间却没有太多交流。在工位上办公的销售代表极少聊天；在外墙周围有办公室的经理们总是关着门。大多数人独自到外面吃午饭或者在办公桌上吃饭，而不是使用公共休息室。比灵顿认为这里的气氛相当压抑，不友好，直到一名销售代表患上心脏病，开始每周三天在家办公之后才有所改变。

这个代表是办公室里比较爱交际的人之一，他喜欢跟同事聊天，但他也有刻薄的一面，当他谈起跟客户打交道的事情时，他会嘲笑客户，重述打电话时的对话，以显示客户有多么愚蠢，多么招人厌。在员工会议上，他会取笑犯了小错的人，还会在资历浅的同事讲话时翻白眼。如果他对某件事不满意，他会大声抱怨。不过，他工作做得很好，比灵顿从来没有把他当成问题，她压根儿没怎么关注过他，直到他开始在家办公。

在他没来上班的那几天，经理们开始敞开大门。销售代表开始去彼此的工位上串门，交流故事和策略，并在会议上提出了更多改善公司经营的想法。有个人带来自制的布朗尼与同事分享。另一个人带来收音机播放古典音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休息室吃午饭，晚上有时还会结伴出去喝酒。办公室的气氛变得友好起来——前提是那位刻薄的销售代表不在。他一回来，办公室就又安静下来。比灵顿开始与当时在华盛顿大学商学院读研究生的威尔·菲尔普斯（Will Felps）讨论这种奇怪的现象。[1]他们颇为好奇，开始在学术文献中寻找解释。

他们发现了越来越多关于“烂苹果”影响的研究。“烂苹果”一词取自一句古老的谚语，但最近的通俗用法扭曲了这个词的原意。我们现在所说的“烂苹果”似乎是指不能代表整个群体的孤例。当一个组织受到丑闻打击时，辩护者会抱怨说，把个别离经叛道者自己犯的错归到所有人头上有失公允，毕竟就算最井然有序的组织也难免有几个烂苹果。语言学家杰夫·农伯格（Geoff Nunberg）认为，这种用法上的变化可以追溯到奥斯蒙德兄弟乐队1970年那首触怒了乐评人和卫道士的热门歌曲《一个烂苹果》（One Bad Apple），[2]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女孩，一个烂苹果不会毁掉一整筐苹果。”

“烂苹果”这句谚语源自农业时代，当时人们认识到苹果不会成串生长，也知道一筐没有冷藏的水果会发生什么。本杰明·富兰克林警告说：“烂苹果会腐蚀它的同伴。”[3]他这句话发扬光大了至少从14世纪开始流传的智慧，当时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间接提及了这句谚语，说“烂苹果”最好剔出，莫烂了“其余的果实”。[4]该书作者乔叟的观点是，烂苹果不可能一直是孤例。事实证明，他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比奥斯蒙德兄弟更准确。

毁掉一筐苹果

有关社交影响的一些开创性研究来自心理学家琳达·乔治（Linda George），其研究对象是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患者。她的同事起初对她的结论不以为然。当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认为患者的恢复情况受到他的家人和朋友与他的互动情况的影响似乎是荒谬的想法。但这方面慢慢积累起极有说服力的证据。有大量访客探望的患者比独自一人住院而无人探望的患者恢复得更快，能够更早、更健康地出院。“社会支持”成为医学和心理学研究圈的时髦术语。[5]事实证明，接受家人和朋友的安慰和帮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降低压力激素水平，减轻老年人的认知衰退。这些帮助使人们变得更快乐、更健康，而且与减少感冒、延长寿命等多种令人愉快的结果有关联。

研究人员接下来开始考虑社交影响的另一面。当你同大病或事业上的挫折做斗争时，拥有充满爱心的配偶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可能是一种福气，他们可以鼓励你，为你出钱出力，提供建议和信息，并给予你愉快的陪伴，但如果你配偶的回应主要是唠叨或轻视你的问题呢？要是你的朋友说“我早就跟你讲过”，然后给出不中听的建议该怎么办？如果他们出去八卦你的倒霉事呢？那些怀恨在心的人呢，不管是职场上的竞争对手，还是受够你的配偶？研究文献中很快便出现了另一个术语：社会阻抑。科学家开始在统计分析中同时衡量支持和阻抑这两种现象。许多乐观的研究人员失望地发现，负面效应在发挥作用。当然，从本书开头读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会感到意外。

研究发现，社会阻抑比社会支持的影响更大。一项针对寡妇的研究发现，社交冲突对寡妇的幸福感影响较大，而朋友和亲戚给予的帮助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小。[6]针对老年人，包括丧偶者或残疾者的研究发现，不良社会关系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比良好社会关系强烈得多。[7]当这些老年人与他人进行愉快互动时，事后会感到更快乐，但对生活中潜在问题的担忧并不会减轻。与此同时，不愉快的互动让人更不快乐，更加担心自己的问题。这里的教训并不是应该忽视生病和失去亲人的人。他们确实需要支持，但要记住，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不妨密切关注他们的反应和需要。如我们在第二章中了解到的那样，多听、少说通常更好。

你或许认为，刚刚失业的人会从与朋友的联系中获得特别多的助益。毕竟，突然失业往往会让人沮丧和焦虑。但研究人员在对失业者的社会联系进行为期数月的追踪后发现，会见朋友也有不利的一面。在失业后的头几天，朋友带来的支持和阻抑是平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批评和讽刺开始产生比鼓励更大的影响，让人更加焦虑和沮丧。[8]当你失业时，你的心理健康所受的影响与周围人给你带来的痛苦成正比。

在工作中，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与难以相处的老板共事。一项有关职场中社会阻抑的研究对斯洛文尼亚警察部队长官和同事有意阻抑某一名警官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比如贬低他的想法，对他不理不睬，侮辱他，伤害他的感情，在他质疑程序时奚落他，让他感觉自己无能，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以及散布关于他的谣言。这些冒犯对警官造成了有害影响（他更有可能报告头痛和其他身体问题），同时也伤害了警察部队。[9]

如果阻抑由同事实施，员工往往会设法主动报复整个组织，比如窃取设备。如果阻抑由主管实施，员工则会选择较为被动的报复方式，比如在工作时磨洋工。和往常一样，研究发现，主管和同事的正面行动无以补偿负面行动。事实上，最令人沮丧的情况是主管时而支持，时而阻抑。当一名员工去找老板，希望得到鼓励（因为他过去得到过鼓励），结果却感觉自己受到侮辱时，他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可能在工作场所搞破坏。

更多的证据来自澳大利亚一家快餐连锁运营商。[10]研究人员对该公司旗下36家餐厅员工的“遵纪”和“违规”行为进行了分析。为顾客提供周到服务和帮助同事等良好的行为使员工赢得上司的更高评价，但并没有显著加快服务速度。对餐厅盈利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的是违规行为。如果当班员工中有坏员工，也就是爱迟到、偷懒或取笑同事的员工，顾客就不得不等待更长时间才能吃上不怎么快的快餐，“去向不明”的食物会增加，因为员工要么浪费了这些食物，要么给朋友送了太多免费餐食。

一些公司已经尝试通过对求职者进行人格测试来筛选“烂苹果”，如果措施得当，这种方法可能是有效的。心理学研究者对“大五”（Big Five）人格维度非常关注。“大五”理论是通过对无数种人格特质的相互关联进行严谨统计分析而得出的。与弗洛伊德和荣格抽象的大理论不同，“大五”理论不是先构建解释心理机制的宏观概念系统，再逐步寻找细节来填充，而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大五”理论一开始便表现为数据形式的无数细节，这些数据是用来观察具有某一特质的人是否也具有另一种特质。随着统计学的进步，研究人员最终发现这些小的相关性如何形成聚类，也就是形成一组组结合在一起的特质（并与其他特质组群区分开来）。经过大量数字运算以及关于统计方法和研究结果解释方式的争论，研究人员最终确定了五大主要组群。最近还出现了添加第六大聚类（与道德特质有关）的动向，知道科学家喜欢争论的人应该不会感到意外。

你可以借助“CANOE”一词分辨“大五”人格维度。“CANOE”即Conscientiousness（尽责性）、Agreeableness（宜人性）、Neuroticism（神经质）、Openness（开放性）和Extraversion（外向性）。与“烂苹果”关系最密切的是前三个，这些维度已被发现与工作表现相关。[11]尽责性是衡量自制力、纪律性和工作积极性的标准。宜人性衡量你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人融洽相处和协作，而不是整天争吵和挑事。神经质是衡量情绪波动的标准，是要看你有多焦虑，多抑郁，多容易被激怒，多爱发牢骚。

情绪不稳定的人可以独自从事创意工作，但如果你要召集一帮人一起做项目，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或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就不是理想人选了。心理学家曾在实验室研究中观察由四人组成的团队开集思会，结果毫不意外地发现，由情绪稳定者组成的团队比由情绪不稳定者组成的团队产生了更多的创意。[12]但当研究人员把两名情绪不稳定者与两名情绪稳定者混在一起时，却发现了令人意外的情况：混合团队并不比全部由神经质组成的团队表现更好。添加性格稳定的成员会有些微改善，但不具统计显著性。研究人员发现了熟悉的4∶1的比率：添加坏成员所产生的影响是添加好成员的4倍。

在实验室之外，一项对几家制造企业员工开展的人格研究也揭示出类似的模式。[13]研究人员先对工作团队成员“大五”人格中的关键要素（尽责性、宜人性和神经质）进行衡量，随后考察了每个团队的表现，看成员之间能否顺畅沟通，能否避免冲突，对彼此的欣赏程度，以及工作量分担的公平程度。科学家原以为，团队成员人格测试的平均得分是预测团队表现的最佳依据——毕竟，平均分体现出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但事实证明，预测团队表现的最可靠指标是团队中最差者的得分。一个懒惰、令人讨厌、情绪不稳定的人足以破坏整个团队，即使团队中有一个特别优秀的成员也无济于事。明星无以弥补“烂苹果”造成的损失。

这些研究使比灵顿和菲尔普斯得以更好地认识办公室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与菲尔普斯的教授特伦斯·米切尔（Terence Mitchell）合作，在一篇题为《烂苹果如何、何时以及为何会毁掉一筐苹果：负面群体成员和功能障碍群体》的论文中阐述了这个问题。[14]论文中包含一套分类系统，确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烂苹果”。这些类型并不是互斥的，一个人可能不只属于一种类型，但“烂苹果”产生的影响依类型而异。菲尔普斯对商科学生进行的一次实验便揭示出这一点。他把学生分成由四人组成的小组，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是为特定的企业寻找最佳战略。其中一名成员接受了训练，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在一些小组中表现正常，但在另一些小组中要扮演以下三种“烂苹果”中的一种：

• 浑蛋。“浑蛋”在学术文献中的正式称谓是“人际关系偏差者”（interpersonal deviant），研究人员在解释这种“烂苹果”时将其翻译为“浑蛋”。这类人会嘲笑、侮辱同事，搞令人生厌的恶作剧，咒骂，开粗俗的玩笑，做出各种各样的粗鲁举动。当菲尔普斯实验中的扮演者进入浑蛋模式时，他会用“你在开玩笑吗？”或者“你以前真上过商学课吗？”之类的问题来回应别人提出的设想。

• 懒汉。这个“拒绝努力者”逃避责任，完不成自己的工作。由于他做的工作较少，他可能拖慢项目的进度，但也会产生更为隐蔽的影响。他会在团队中播撒不和谐的种子，因为其他人讨厌承担过多工作，开始觉得自己像傻瓜。在菲尔普斯的实验中，处于懒惰模式的扮演者会把两脚放在桌上，开始用手机发短信，而不是和团队一起工作。

• 丧气鬼。这个“情感消极者”充满不良情绪。为进入状态，在菲尔普斯实验中扮演丧气鬼的人想象他的猫刚刚死去。在其他团队成员讨论想法时，他会闷闷不乐，脑袋耷拉在桌上，这很快就影响到整个团队，因为负面情绪传染性极强。仅仅向人们展示一张愤怒的面孔就会让他们生气，而且负面情绪持续的时间往往比正面情绪更长。当一个团队对工作充满热情，或者至少不抱抵触情绪时，团队会有较好的表现，但如果有人持续闷闷不乐、悲观、焦虑或愤怒，团队的士气就难以维持。[15]大量研究表明，与抑郁者互动的人事后也会心情郁闷。[16]

在菲尔普斯三个版本的实验中，“烂苹果”的影响都显而易见。平均而言，有“懒汉”或“浑蛋”的团队比没有“烂苹果”的团队表现差35%左右。“丧气鬼”对团队的影响略小一些，但会导致其他成员压抑热情并在情感上退缩。这三种“烂苹果”都使团队的行为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会议开始时，大多数团队成员都是聚精会神、充满热情，端坐在座位上准备工作。但扮演者一旦进入懒散状态，其他人就会开始用“随便”、“无所谓”或者“我们先放着，把这件事做完再说”来回应建议。当扮演者装作“浑蛋”时，团队其他成员会变得无礼而粗暴，而且不仅是在回应这位扮演者时，团队成员相互间的态度也会变得粗鲁无礼。当这位扮演者把脑袋耷拉在桌上扮成“丧气鬼”时，其他人很快就会开始无精打采，最终也把脑袋耷拉下来，到会议结束时，就跟每个人的猫都死了一样。

幸运的是，除非你在一个真正不正常的地方工作，否则你与同事进行的大多数交流都会是愉快的。研究人员曾前往美国中西部的一家制造企业，追踪员工在整个工作日与同事和主管的接触情况，结果发现，一般员工与同事和主管的正面接触相当于负面接触的三倍。[17]但当研究人员观察员工的情绪在一天中如何波动时，负面效应再次得到证实：每一次负面接触都很糟糕，其造成的总体影响大于许多次正面接触。员工一大早可能精神抖擞、心情愉快，但一个“烂苹果”很快就会破坏氛围。

在这三种人中，给团队造成最多痛苦的是“浑蛋”。其他人可能会拖慢团队的进度，挫伤团队的士气，但抱有敌意和侮辱他人的“浑蛋”会让同事感到受伤和委屈，特别是在“浑蛋”暗示同事根本不配成为团队一员的情况下。这会激起一种原始的恐惧：社会排斥。这种恐惧的重大影响直到最近才被心理学家发现。

“没人选择你”

驱动人类的本能是什么？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断是爱欲和攻击性，但现在看来，他的论断令人生疑。毕竟，有些人既不寻找性伴侣，也不与人争斗，照样过得怡然自得。爱欲和攻击性确实是重要的驱动力，但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最近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另一种更深层、更基本的冲动上。用几十年时间研究孤独问题的田纳西大学的心理学家沃伦·琼斯（Warren Jones）便精辟地总结了这种冲动。[18]

他说：“我碰到过很多说自己没有朋友的人，但我从没碰到过不想交朋友的人。”

心理学家直到过去20年才开始关注这种冲动，相关研究始于鲍迈斯特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为这种冲动引入了一个正式的术语：“归属需要”。[19]当然，鲍迈斯特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人们渴望社会关系的学者。鲍迈斯特与论文合著者、韦克福里斯特大学的马克·利里（Mark Leary）援引了以往对归属需要的观察，包括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17世纪提出的观点：“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距今更近一些，芭芭拉·史翠珊也在歌曲中表达了人需要彼此的看法）。鲍迈斯特和利里认为，虽然这种渴望众所周知，但心理学家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人类基本动机”。归属需要的强烈程度应该与进食需要相当，因为我们大草原上的祖先无法独自生存，要想活下来，必须成为群体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的大脑肯定进化出了渴望与关心他们的其他人频繁接触的认知和情感系统。至少这是1995年那篇论文中提出的假设，该论文呼吁科学家们通过系统地探索归属需要来检验这一假设。

第一大挑战是要弄清如何研究归属需要。鲍迈斯特起初很难说服他的研究生做这一课题，因为这个问题尚属冷门，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愿意与他合作的人，这位合作者叫琼·特温格（Jean Twenge），是一名博士后，后来因研究年轻人的自恋和焦虑而闻名。[20]他们设计了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对研究对象进行人格测试，并告诉其中一些人，测试结果表明他们注定一辈子缺少浪漫伴侣或亲密朋友（在实验结束时，研究人员会告诉他们结果是假的，让他们放心）。这些被判处社交死刑的人反应比另一些被告知容易出事故、一辈子要多次遭受严重身体伤害的人更消极。[21]社会排斥虽然只是诸多坏消息中的一个，但它对你的影响比其他类型的坏消息更强烈、更深刻，甚至超出了经常骨折和看急诊。

另一种方法是在实验室再现操场分组活动的悲惨记忆，让受试者重温选边站队这一典型的尴尬仪式。这些实验一开始是让一群大学生聚在一个大房间里聊天。接下来，学生们被带到一个个单独的房间里，并被要求写下希望在下一环节实验中与之合作的其他两个人的姓名。然后，其中一名研究人员会回来宣布结果。不过像往常一样，他们并不会把真实情况告诉实验对象。

研究人员并没有统计受试者想跟谁合作，而是随机传达了以下两条信息中的一条：有些人被告知“每个人都选了你”，其他人则被告知“没有人选你”。研究人员在研究了两组人（“受欢迎的孩子”和“壁花”）的反应之后，最终会说出真相，让每个人高高兴兴地回家。这种实验技巧后来被称为“投票离岛”（voted-of-the-island）规程，得名于电视真人秀《幸存者》（Survivor）中采用的淘汰参赛者的方法。

研究人员已经使用上述技巧及其他方法，对归属需要进行了数百项研究。[22]他们开发了衡量归属需要的量表，并证实这是一种基本和普遍的动机。在接受调查的数千人中，每一个人都表达了某种程度被社会接纳的渴望。就连“北塘隐士”（North Pond Hermit）克里斯托弗·奈特（Christopher Knight）这种著名的孤独游魂也渴望博得他人的好感。[23]奈特隐居在缅因州的森林里，27年未与人联系。2013年，当他最终被警察发现时，他不好意思向警察展示他的藏身之处，因为他没有机会事先整理。归属需要在大脑中根深蒂固，而且呈现出清晰的模式，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负面偏差。

社会排斥比社会接纳的影响要强得多。突然感觉自己备受欢迎的人，比如那些被告知“每个人都选了你”的学生通常与控制组的成员反应差不多，或者只是略好一些。而那些感觉自己像“壁花”的人反应则比控制组糟糕得多，他们的自制力明显受到影响。[24]实验显示，他们更容易拖延工作，吃不健康的食品，进行高风险赌博和大把花钱。他们在智力测试和短期记忆测试中的得分也较低，而受欢迎的学生得分与控制组差不多。[25]

如果没有研究人员意外发现的另一种效应，“壁花”的负面反应还会更糟。鲍迈斯特和特温格原本预计“壁花”的负面情绪会激增，但事实证明，“壁花”的总体反应相对温和。[26]“壁花”肯定不如其他学生快乐，因为他们流露的正面情绪较少，但他们所表现的负面情绪也没有显著增加。他们似乎麻木了——事实证明，麻木不仅限于情感方面。随后的实验表明，社交排斥导致这些学生的心率突然减慢，[27]身体感觉变得迟钝。[28]研究人员让受试者把手指放在钳子里，并逐渐夹紧钳子，与其他学生相比，“壁花”会较晚感觉到疼痛，而且能在疼痛出现后忍受更长时间。

他们对社交排斥的反应似乎与那些虽然受了伤，但直到比赛结束才感觉到疼痛的运动员相似。这是一种自然防御机制，据推测，进化出这种机制是因为它能使受伤的人尽快逃离险境。我们的祖先既需要一种抵御野兽和敌方部族攻击的防御机制，也需要一种抵御部族内部社交打击的机制（没有人选择跟你一起狩猎或采集）。

事实上，好几批研究人员发现，这两种防御机制涉及相同的神经回路。心理学家内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在受试者玩一款名为Cyberball的电子游戏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扫描。[29]在这款游戏中，玩家一开始是与另外两个人一起抛接球，但慢慢被晾在一边看其他两个人互相抛球。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在受试者重温一种更糟糕的拒绝形式时（注视最近抛弃他们的浪漫伴侣的照片）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扫描。[30]对这两组人来说，在感受情感拒绝时激活的大脑区域与感到身体疼痛时激活的大脑区域相同。

此外，他们的情感痛苦可以用缓解身体疼痛的非处方药治疗。心理学家内森·德沃尔（Nathan DeWall）对Cyberball玩家进行脑部扫描和调查后发现，服用泰诺缓解了社交排斥带来的痛苦。[31]连续三周、每天服用扑热息痛的人所报告的由社交排斥造成的伤害变小了。一项后续研究表明，使用大麻（大麻所影响的一些神经受体与泰诺相同）也能缓解社交排斥的痛苦。[32]治疗头痛的药片也能治疗心痛，这似乎挺奇怪，却具有进化意义。社交排斥可能与身体威胁一样致命，大脑正在高效地使用相同的防御机制应对这两种威胁。

鉴于维持社会关系至关重要，对“壁花”来说，最合乎逻辑的策略是更加努力地与他人相处。但大多数人并不会采取这种方式，至少在遭到冷落后不会立即这样做。与身体攻击一样，排斥造成的冲击极大，促使人们做出以下两种反应中的一种：战或逃。其中比较简单的策略是逃跑，研究人员称之为“社会退缩”。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对此进行了考察，他们首先让学生感到被排斥，然后让他们帮别人一个忙，向慈善机构捐款，或者玩一个需要与别人合作的游戏。一如既往，负面效应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被社会接受并不会造成很大不同，受欢迎学生的表现与对照组相似，但“壁花”帮助别人和与人合作的意愿明显减弱。[33]在一项研究中，实验员打翻了笔筒，铅笔散落到学生旁边的地板上。控制组和受欢迎组的学生迅速弯下腰帮忙捡起铅笔，但“壁花”们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实验员捡起所有的铅笔。这种不友好的态度并不会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他们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表现得特别友善；但不友好是一种自我保护，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壁花”会自己偷偷溜走，被抛弃的恋人则独自坐在家里听《让我的心变硬》或《我永远不会再坠入爱河》这样的歌曲。

另一种常见的反应是战斗——怒火中烧，试图报复。虽然愤怒和攻击无助于结交任何朋友，但它们确能通过分散人对悲伤和焦虑的注意力来帮助人们改善情绪。如德沃尔对实验结果的总结所述，这些人开始通过“覆着血的眼镜”看世界。[34]在实验中，人们一旦遭到排斥，就开始做最坏的假设。他们会把别人认为模棱两可或中性的言行解读为敌视和攻击。当他们有机会惩罚别人，包括惩罚与他们早先所遭排斥无关的人时，他们会变得更具攻击性。

在实验室环境中观察到人对轻微冷落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是非同寻常的。研究人员通常很难在实验室内诱发反应。数千项研究表明，要想观察到攻击行为，通常得用刺耳的侮辱和直接的冒犯来激怒实验对象。人们一般不会对任何人实施攻击性行为，除非对方做了某些特别冒犯他们的事情。但社交排斥实验明显是个例外。人们一旦发现自己属于没人选择的群体，就会猛烈攻击一个无辜的人。

当研究人员给他们泄愤的机会（让他们评价其他人的工作能力，或者在比赛期间发出惩罚性警告），他们便会抓住机会惩罚某个与他们早先遭拒毫无关系的人。他们会报复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因为即使在实验室里，社交排斥也是非常痛苦的。当然，在实验室之外，排斥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一项对校园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枪手都遭受过同龄人或浪漫伴侣突兀或长期的拒绝。他们随意开枪射击几乎不认识的同学，因为孤立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自己与世界为敌的感觉。[35]

研究人员测试了几种缓和排斥影响的方法，比如指示“壁花”考虑与谁结伴，或者安排他们与其他人进行友好互动。这些小步骤是有效的：“壁花”的敌意和攻击性减少了。如果你在一个群体中有被排斥的感觉，你可以通过加强与另一群体的联系获得慰藉。不过，这种策略虽然能让个人感觉更好，却可能让群体之间产生敌意，从而在组织内部造成问题。如果销售团队的一个浑蛋侮辱了市场团队的某个人，而这个人随后从自己的团队中寻求安慰，这样一来，市场团队便会产生更强的团结情绪，但他们可能会怨恨整个销售团队。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感觉自己所在的群体遭到排斥，便会联合起来实施报复，而且他们的行为甚至比个别“壁花”更具攻击性。[36]他们个人的复仇欲望被另一种原始本能放大了，也就是整个部落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一个“烂苹果”不仅会腐蚀自己的同伴，还会让他们彼此反目。

拯救一筐苹果

当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读到鲍迈斯特那篇题为《“坏”比“好”更强大》的论文时，立马想到他最爱使用的对“烂苹果”的称呼：“asshole”（浑蛋）。这个词是多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一次教员会议上提出来的，萨顿在那里教授组织心理学。他和同事当时在讨论如何填补系里的职缺，这时有人推荐了一位以擅长研究（好）和性格不佳（坏）著称的候选人。另一位教授立即表示反对。

他说：“听着，我不在乎那个家伙拿没拿过诺贝尔奖，我只是不想让任何浑蛋毁了我们的团队。”

其他教授表示赞成。他们把自己的系建成了关系融洽的避风港，与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争吵和背后中伤绝缘。他们决心不让任何人破坏这种氛围，于是他们制定了一项非正式政策。从那时起，他们在讨论系里职位的候选人时都会问：聘用这个人会违反我们的“拒绝浑蛋规则”吗？

“拒绝浑蛋规则”非常管用，萨顿对该规则进行拓展延伸，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随后又出版了一本名为《拒绝浑蛋规则》（The No Asshole Rule）的畅销书。[37]在为“拒绝浑蛋规则”寻找科学依据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坏”比“好”更强大》这篇讨论负面偏差的文献，并在自己的研究中重点参考了这篇论文。

他说：“《“坏”比“好”更强大》这篇论文在很多方面指引了我的工作，它一直是我的博士生最喜欢的论文。这项研究以及我本人对管理者行为的观察改变了我对有效的领导者、团队和组织由何造就的看法。首要任务应该是消除负面因素，而不是突出正面因素。”萨顿在咨询工作中通过消除负面因素帮助一些公司提高了效率，但他也发现，大多数组织仍然不懂如何做到这一点。

处理“烂苹果”的第一步是识别他们。萨顿建议，如果你想判断某人是否与这个标签相匹配，不妨先问两个问题：

1.与疑似浑蛋交谈之后，你的自我感觉有没有变糟：有没有感觉受到压迫、羞辱，感到无精打采或者受到轻视？

2.疑似浑蛋是不是把恶意对准权力较小的人，而不是更有权势的人？

一种更加精细的方法是使用“大五”人格测试。[38]研究者和公司招聘人员发现，应聘者难以在测试中靠作假蒙混过关，而且有证据表明测试结果有助于预测工作表现。这项测试对于识别“懒汉”最有效，因为许多研究表明，尽责性指标得分低意味着相关人员在任何类型的工作中都会遇到麻烦。宜人性和神经质指标并非普遍适用，而是取决于所涉及的工作类型，但它们对于识别“浑蛋”和“丧气鬼”可能很有参考价值。

但这些测试方法招聘者可能尚未掌握，或者并不实用，充其量只能作为参考。在招聘过程中，并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人又快又准地识别“烂苹果”，必须得下一番功夫。工作之前的面试越多越好。理想的策略是看到应聘者的实际表现之后再雇用他们，要么先看实习表现，要么先让应聘者与员工一起参与项目。但即使到那时，你看到的可能也只是应聘者最好的一面，等到发现自己雇了一只“烂苹果”，可能为时已晚。到这时，你可能很想放任不管。管理者宁可避免对抗，员工则感觉对新同事无能为力。但拖延时间越长，你受到的伤害就越大。不妨参考以下经过研究人员和管理者检验并得到推荐的“烂苹果”处理原则：

保护自己。与“烂苹果”共事的最大危险是，他会把你也变成“烂苹果”。菲尔普斯和比灵顿在研究中发现，这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以至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比灵顿建议：“要记住，情绪和负面行为会迅速传染——包括传染给你自己。设法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积极，并注意团队的情绪。找机会对同事表示尊重，并通过你的评论和肢体语言营造积极的情绪基调。”尽量减少与“烂苹果”的接触，当对抗无法避免时，给自己事后平复心情的机会。与其生气或拿别人出气，不如听听音乐。

给苹果换个筐。有时候，“烂苹果”一旦换了地方，就没那么烂了。当一个团队关系紧张时，迅速调换主管或许既能解决问题，又不致在其他地方引发新问题。一名主管在某个团队中可能显得粗暴刁钻，但在另一个团队中则可能显得直率爽朗。

不要随便贴标签。不要把有益的批评和刁难混为一谈——我们希望周围的人能够坦率地谈论问题并挑战他人的想法。记住，在某一场合招人厌的人并不一定永远是“烂苹果”。

别指望“烂苹果”自己变好。“烂苹果”与“好苹果”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行为方式，还在于他们对正常行为的认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两类人的观念存在差别，他们通过观察受试者如何参与旨在测试互利合作意愿的游戏，建立了一种被称为“三角形假设”（triangle hypothesis）的理论。[39]倾向于合作的玩家往往会准确地假定游戏中有两类玩家：一类是合作者，另一类是优先考虑自己的非合作者。合作者一开始希望与另一类玩家合作，但如果事实证明对方是自私的，他们也会变得自私，以实施报复。而非合作者的行事方式往往基于一种不同的假设，也就是所有其他参与者都和他们一样自私。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很自私，而且不理解为什么会冒犯那么多玩家。

隔离“烂苹果”。当年轻的史蒂夫·乔布斯拿着5美元的时薪，刚开始在雅达利（Atari）工作时，闻起来真的像个烂苹果，因为他喜欢素食，而且以水果为主，讨厌除臭剂和淋浴。他管年长的同事叫“笨蛋”。老板的处理方式是安排他上夜班，这一隔离策略让办公室恢复了平静。还有一些公司成功使用了物理隔离：让“烂苹果”独自远程办公。[40]

还有一种更大胆的隔离策略：当一项工作需要团队合作时，把所有的“烂苹果”都放在同一个团队里。结果可能是可怕的争吵，但有时候他们会相处得比较融洽。当团队中每个人都咄咄逼人时，通常表现强势的人可能显得很正常。如果团队成员全都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以为其他人也是跟自己一样自私的人，他们至少知道可以对彼此抱何种期望。

及早干预，不要不好意思。你可以从建议和辅导等审慎的措施入手，但不要指望创造奇迹。你很可能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予以警告和处罚。萨顿敦促公司考虑“浑蛋的总成本”。一家硅谷公司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一名经常冲同事发火，结果导致助理痛苦到辞职的明星推销员采取了行动。

到领取年终奖时，他收到了一份列有明细的清单，上面写着他的行为在这一年里为公司造成的损失。其中包括高管、人力资源员工和律师为处理他发脾气造成的麻烦而花费的325个小时，他的无理要求产生的2.5万美元加班费，他按要求接受情绪管理咨询而花费的5 000美元，以及为招聘和培训一名新助理花费的8.5万美元。他的奖金总计被扣除了16万美元。当然了，他愤怒不已，16万美元相当于他奖金的一半以上，但这种惩罚其实还算仁慈，因为总额中并不包括他同事的所有情绪波动和生产力损失，如果把这些费用算进去，他很可能会欠公司钱。

要结合整筐苹果来评价一个“烂苹果”。如果只看一个浑蛋的个人表现，他可能相当出色，他为公司贡献了巨额收入，价值大到不容解雇。但事实未必如此。男装连锁店运营商Men’s Wearhouse的高管在处理整个连锁店系统业绩最好的一名销售员时便启用了自己的“拒绝浑蛋规则”。尽管这名销售员的业绩十分亮眼，但他曾多次与其他销售员发生冲突，因为他拒绝帮他们接待顾客，有时还试图抢走他们的顾客。他被解雇后，店内其他销售员都没能达到他的数字，但整体销售额却增长了近30%。[41]

不要强迫“好苹果”适应坏行为。笔者几年前参加过一次小型会议，该会议旨在让不同领域的专家汇聚一堂，通过切磋产生新颖创意。一开始，大家的讨论顺畅无阻，富有成效。但慢慢地，有一个人开始把控讨论。他的行为就好像把小组讨论变成了他的私人研讨会、一场他与其他每个人之间的对话，这位哲人实际上包揽了一半的发言，其余发言机会则在其他9名小组成员之间分配。当别人试图说话时，他会提高音量，不让他们说话。人人都很沮丧，但没有人想顶撞这个无礼的家伙。

于是，小组讨论主持者使用了经典的办法：建立新规则。在会议剩余时间里，想发言的人必须先举手，然后依次点名发言。这使得更多人有机会说话，但严重阻碍了讨论。你无法立即对某人的观点做出回应，而是得等上一段时间，轮到你发言时，讨论通常已经转向另一个方向。当然，那个粗鲁的家伙一直举着手，所以他还是会不停插嘴。这本应是一场富有成效的集思会，结果却未取得任何进展，只产生了一些零散的评论和想法。

富有成效的结果是后来出现的。当他们为下次会议起草计划时，决定不邀请那个粗鲁的家伙。这一次，他们在互动讨论的过程中真正产生了一些成果，而且不必制定举手发言的规则。他们又一次独立发现了“拒绝浑蛋规则”，而且这项规则再次发挥了效果。

解雇浑蛋不要犹豫不决，但也不要表现得像个浑蛋。如果其他策略不奏效，那就尽快除掉“烂苹果”。但不管他造成了多大麻烦，都要宽容。这不仅仅是他的错，而是你们共同的错，因为你一开始就不应该聘用他，而他马上要承受后果了。不妨慷慨地向他提供你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包括时间、建议、遣散费，以便他能找到另一份适合他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体面之事，而且是最聪明的策略。即使他不在公司了，你对待他的方式也会被留下的每个人记在心里。负面效应将发挥作用，对被解雇员工的一点点残暴会比你为其他人做的任何善事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 对伊莱扎·比灵顿和威尔·菲尔普斯的采访。

[2] G. Nunberg, “Bad Apple Proverbs: There’s One in Every Bunch,” Fresh Air, NPR, May 5,2011, https://www.npr.org/2011/05/09/136017612/bad-apple-proverbs-theres-one-in-everybunch.

[3] B. Franklin, Poor Richard’s Almanack (Philadelphia: New Printing Office, 1736), Kindle.

[4] G. Chaucer, “The Cook’s Tale,”in The Canterbury Tales (Ware, UK: Wordsworth Editions,2002), 151.

[5] J. Holt-Lunstad, T. B. Smith, and J. B. Layton,“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rtality Risk:A Meta-analytic Review,”PLoS Med 7 (2010): e1000316, https://doi.org/ 10.1371/journal.pmed.1000316; J. Lynch, The Broken Heart: The Medical Consequences of Lonelin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and J. T. Cacioppo and W. Patrick, Loneliness: Human Nature and theNeed for Social Connec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6] K. S. Rook, “The Negative Sid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1984): 1097—108.

[7] M. A. Okun, J. F. Melichar, and M. D. Hill,“Negative Daily Even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 Tie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Older Adults,” Gerontologist 30 (1990): 193—99;J. F. Finch, M. A. Okun, M. Barrera, A. J. Zautra, and J. W. Reich,“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 Ties Among Older Adults: Measurement Models and the Prediction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Well-Being,”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7 (1989): 585—605, https://doi.org/10.1007/BF00922637; and J. T. Newsom, K. S. Rook, M. Nishishiba, D. H. Sorkin, and T.L. Mahan,“Understand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 Exchanges:Examining Specific Domains and Appraisal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0 (2005): 304—1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833824/.

[8] A. D. Vinokur and M. van Ryn,“Social Support and Undermin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Their Independent Effec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Unemployed Pers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1993): 350—59.

[9] M. K. Duffy, D. Ganster, and M. Pagon, “Social Undermining in the Workplace,”Academy ofManagement Journal 45 (2002): 331—51, https://doi.org/10.2307/3069350.

[10] P. D. Dunlop and K. Lee, “Workplace Devianc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and Business Unit Performance: The Bad Apples Do Spoil the Whole Barrel,”Journal of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5 (2004): 67—80, https://dx.doi.org/ 10.1002/job.243.

[11] G. M. Hurtz and J. J. Donovan, “Personality and Job Performance: The Big Five Revisited,”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5 (2000): 8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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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取自私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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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R. I. Sutton, The No Asshole Rule (New York: Hachette, 2007),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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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H. H. Kelley and A. J. Stahelski,“Social Interaction Basis of Cooperators’ and Competitors’Beliefs About Other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1970):66—91.

[40] W. Isaacson, Steve Job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43.

[41] No Asshole Rule, chap. 3, Kindle.

07

提升顾客评分的方法

将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作为重点；设法创造更多好印象；预测并消除任何可能成为负峰值的刺激因素；持续监测顾客的反应，留心意外发生的问题；出现投诉时，不管看似多么琐碎，都要迅速回应；不要只是纠正，要用“好”压倒“坏”；不管客人多疯狂，多讨厌，都要以好基调收尾。

第七章

提升顾客评分的方法

卡萨布兰卡酒店[1]并不是纽约市最有名的酒店，也难言是最豪华的酒店，但却是最非凡的，因为它击败了网络世界的“坏”。互联网放大了负面效应，让怪咖、诽谤者和巨魔瞬间接触到比以往更大的受众群，但卡萨布兰卡酒店想出了在这个新竞技场上取胜的妙招。每天晚上，纽约近500家酒店都会为在猫途鹰（Trip Advisor）上赢得好评而展开激烈竞争；而第二天早晨，卡萨布兰卡酒店总是会取得胜利。卡萨布兰卡酒店获得了极多的5星评级，以至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跻身全市同行业前五位，而且通常高居榜首。

考虑到那些曾经入住酒店的奇葩客人，卡萨布兰卡酒店的连胜更显得引人注目。那些客人预订最小、最便宜的房间（酒店已经注明只有一张窄床），然后给出1星评级，理由是住不下4个人。他们懒得打开窗户，却抱怨缺少新鲜空气。他们抱怨免费早餐配不上住宿费，并嘲笑“快乐时光”酒吧提供的免费葡萄酒是“12美元一瓶的货色”。许多人震惊地发现曼哈顿中城有街头噪声。一位给出1星评价的客人抱怨说，卡萨布兰卡酒店周围都是乌泱泱的人流，他在选择一家以“位于西43街、距时代广场只有几步之遥”为卖点的酒店时显然没有想象到会有这种问题。另一位批评者称，当他发现时代广场“粗俗不堪”时，“立即感到失望”——当然，他把这种“粗俗不堪”归咎于酒店。

还有一位“月亮女郎”。她过了午夜才登记入住，并且直到办理入住时才第一次通知酒店说她需要一间看得到风景的房间，而且不是什么风景都可以，她需要看到月亮。由于卡萨布兰卡酒店是一座被摩天大楼环绕的六层建筑，这一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实现，而且在那一时刻（凌晨1点），唯一的空房是五楼为她预留的那个房间。

酒店店员并没有配备显示当晚月球轨迹的天体图，他说他无法保证能看到月亮，但希望客房其他方面能满足她的要求。但她对其他方面也不满意。细细检查完房间之后，她打电话给前台，抱怨房间根本没有窗户。店员知道房间里有两扇带有木制百叶窗的窗户，便主动提出可以上楼替她拉起百叶窗，这样她就可以看到窗户了，但她表示拒绝，并宣称这个房间不可接受。店员提出可以在一家姊妹酒店为她提供另一个房间，但她也拒绝了这个提议。她提起行李箱离开了酒店，并在猫途鹰上发布了一条评论，描述她在卡萨布兰卡酒店的“可怕”遭遇。

她写道：“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纽约市，住进这家汽车旅店，很可能就再也不想重访纽约了。”“没有窗户。房间里没有窗户。我简直不敢相信……房间跟壁橱差不多大，又没有窗户，就像睡在棺材里。”这条1星评论的标题是“非常失望！！！别住他家！!!”

在前猫途鹰时代，酒店经营者尽可以向“月亮女郎”这样的客人愉快作别，因为他们知道，她再也不会来酒店了。但在今天，像她这样的客人从来不曾真正离开，他们的1星评级会在猫途鹰上保留多年，吓跑成千上万潜在的客人。不管你做什么生意，心存不满的顾客都在网络世界发挥着空前强大的影响。

他们获得极大的权力，以至催生了一个利用负面效应牟利的新兴地下产业。勒索者在猫途鹰、Yelp、谷歌或脸书上发布差评，以敲诈酒店经理和餐馆老板，这些差评有时配有摆拍的污物或虫子的照片，勒索者随后提出，如果为他们免单就删除评论（勒索者知道，区区一次关于食物中毒或臭虫的指控就能掀起轩然大波）。企业得应对竞争对手及其雇用的枪手发布的虚假评论，还得处理顾客发布的极不准确的评论。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极其严重，于是，由阿德里安·阿什利（Adryenn Ashley）这样的打击负面评论专家组成的“小作坊产业”应运而生。阿什利是旧金山的一名顾问，她帮助企业处理差评，并在一个名为yelp-suks.com的网站上收集恐吓案例。

她说：“我每周至少会接到一次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哭诉Yelp快把他们搞破产了。他们感到无助、饱受欺凌、孤立无援、不中用，感觉自己似乎也有错。他们怨自己不了解Yelp的运作方式，不知该如何消除差评。”[2]Yelp和猫途鹰的威胁仅针对企业，但网上的负面评论可以让任何社交媒体使用者（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产生同样的绝望情绪。

卡萨布兰卡酒店无法让“月亮女郎”的点评消失。它仍然放在猫途鹰网站上，许多选择酒店时直接浏览“1星点评”的客人一眼就能看到。但卡萨布兰卡酒店照样做得红红火火，因为它已经学会如何应对网络世界中“坏”的力量。

星级中的谬误

假设你在网上浏览一则有关枫林大厦公寓楼的点评，你将看到一个名叫帕特的人写的评论：

这个社区不错，这幢楼里的人善良而友好。房租不贵。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会向所有人推荐这儿。

你认为这则点评的分量如何？研究人员将点评发布在为实验创建的几个网站上，以检验其影响，结果发现影响大小取决于点评出现在什么地方。[3]当点评发布在名为“帕特的博客”的个人网站时，似乎不如发布在被标榜为“真实公寓住户的点评”网站ApartmentReview.com时可信。

但当帕特的点评为负面时，读者的评价方式就不同了。

这个社区不好，这幢楼里的人很刻薄，也不友好。房租太贵。我讨厌这个地方，我不会向任何人推荐这儿。

一眼看去，这一版本的点评中有几处似乎很奇怪。大楼的住户真的都很刻薄、不友好，还是帕特太招人厌，无法与任何人相处？如果房租太贵，帕特为什么要搬进去，又是如何住下去的呢？帕特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赶了出来，现在想向房东寻仇呢？这条点评是否更多地事关帕特的个人问题，而与枫林大厦的问题关系不大？

如果思考一下上述问题，我们理应认为这条负面点评比那条正面点评疑点更大，因此，我们会更多地关注点评发表在哪里。但在实验中，人们对此却关注较少，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认为，投诉不论发布在帕特的博客上还是发布在ApartmentReview.com上都同样可信。不管帕特是谁，负面效应都扭曲了人们对枫林大厦的判断。谁都不希望住进这么差劲的地方。

其他一些研究证实了这种网上负面偏差：计划度假的人花更多时间研究负面评论，[4]他们更易受负面评论而非正面评论的影响，即使是并未点出任何具体问题的负面评论也会左右人们的看法。[5]亚马逊和巴诺书店（Barnes&Noble）对小说和非虚构类图书销售趋势的分析揭示了我们熟知的负面效应：1星评论对销售造成的损害大于5星评论对销售带来的促进。[6]帕特或“月亮女郎”这种愤怒的顾客造成的危害极大，以至商业研究者把这类顾客归入一个特殊范畴，并称之为“恐怖分子”。这个名词在猫途鹰和其他网站上的1星评论出现之前很久便被创造出来。对传统的口碑建立过程的研究表明，心怀不满的顾客比满意的顾客更有可能讨论自己的经历并告诉更多的人。[7]

这方面的一些开创性工作是施乐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8]施乐每个月选择一个由4万名顾客组成的样本，请这些顾客按照从1到5的分值（3分为中性）对满意度进行评分。最初的目标是把所有顾客的评分转换为4分（“比较满意”）或5分（“非常满意”），但该公司后来发现，4分远不足以确保顾客回头。那些“比较满意”的顾客的忠诚度并不比中性或不满意的顾客高多少。施乐意识到，任何微小的不满都可能扼杀销售，于是施乐将目标调整为争取让所有顾客给出5分。

购车者、飞机乘客、患者、电话公司客户和电脑购买者的情况也是一样。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数万人给出的评级后得出结论认为，唯一忠诚的顾客是那些给你评5分的人——其中大多数人不会说你生意的坏话。[9]在给出5分的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热情到能够进入研究人员所说的“使徒”范畴。你无法指望其余给出5分的人或任何其他顾客从事使徒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研究人员所说的“雇佣兵”类别，如果能得到更划算的交易，他们会立即转向另一家公司。有些人是“人质”，他们购买你的产品只是因为别无选择，如果有新的选择，他们会很高兴地逃跑。最糟糕的是“恐怖分子”，他们不仅不满，而且决意散布恶言。

你最应该关注哪些顾客呢？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和小厄尔·萨瑟（W.Earl Sasser Jr.）认为，如果试图吸引中立或略有不满的顾客，回报将微乎其微。回报较高的方式是集中精力把评4分的人变成评5分的人，最好是变成“使徒”。但回报最大的方式是把注意力放在最不满意的客户身上。防止顾客变成“恐怖分子”将产生四倍的投资回报——回报不是来自这名顾客，而是来自若不采取措施便会被吓跑的潜在顾客。

如今，“恐怖分子”的力量被极大地放大了。加拿大乐手戴夫·卡罗尔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拒绝赔偿被行李搬运工砸坏的吉他之后采取的行动使他成为民间英雄和商学院的案例研究对象。[10]他写了一首名为《联航砸烂了吉他》的歌，并在YouTube（油管）上发布了一系列视频，点击量已超过2 000万次。[11]大多数不爽的顾客没有卡罗尔那样的投诉才能，但在社交媒体上，成为“恐怖分子”并不需要太多天赋。麦当劳为提高自己的推特影响力，曾邀请顾客在推特上分享亲身经历，并推广一个主题标签“#mcdstories”（意为“麦当劳故事”）。[12]许多顾客发推文称赞麦当劳，但也有人说坏话，他们谈到食物中毒的传闻，指责吃麦当劳会引起糖尿病，有人写道：“McDialysis, I’m lovin’it.”[13]不到两个小时，麦当劳社交媒体总监突然停止了推广活动，他解释说：“#McDStories未能按计划进行。”他指出，当天关于麦当劳的72 000条推文中，只有不到2%为负面，但这些推文不断被文章和博客引用，并被转发在“#McFail”[14]这一主题标签下。

但网络也让顾客的赞誉更容易被听到，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件幸事。过去十年，点评网站的平均评分上升到4.0~4.5星之间（满分为5星），[15]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像卡萨布兰卡酒店这样的企业已经学会如何把更多的顾客变成“使徒”。虽然开心的顾客并不像不开心的顾客那样情绪激昂，但他们有“公开自我提升”（public self-enhancement）的冲动。[16]心理学家使用“公开自我提升”这个术语，是因为它听起来不像“炫耀”那么招人厌。

假设你以自己深谙美食和熟悉本地餐馆为傲。如果你在一家价格不菲、上菜慢吞吞的法国餐馆吃了一顿平庸的晚餐，你当然可以在谷歌、Yelp或OpenTable上发表让餐馆难堪的点评来发泄不满。但既然你是本地菜肴的权威，你为何要选择那家餐厅，浪费那么多钱呢？一则恶评未必对你有利，所以你可能并不想把它贴出来，还不如大谈一番你在一家土耳其餐馆发现的一些小亮点，这可能让你显得更有品位。这种自我提升策略会导致人们更愿意发表正面评价，而这正是研究人员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

当人们谈论自己花钱买的东西时，他们大多会提及自己最喜欢的美食和成功的购物之旅。但在谈论别人的经历时，人们更喜欢讲述糟糕的餐馆或不好用的小玩意。实验结果发表在一篇题为《论吹嘘和八卦》的论文中，这篇论文很好地总结了线上和线下口碑的运作方式。人们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功，八卦别人的失败。[17]

这并不是说吹牛者在撒谎。大多数顾客是真心满意，因为只有让顾客满意，生意才做得下去。一次糟糕的经历仍会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不开心的亚马逊购书者发表评论的可能性比开心的顾客更大，但开心的顾客要多得多，以至一般的图书都能得4星。一本书早期的点评往往特别积极，这些热烈的赞美不仅能促进图书销售，而且能鼓励其他书迷发表自己的好评。

然而，只要有人发布差评，负面效应就开始扭曲评论。其他人即使喜欢某样东西，也会变得不太愿意给予好评。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先让人们对一部黏土动画短片发表意见，然后给其中一些人看网站上对这部短片的点评，并要求他们发布自己的点评。[18]当受试者看到的点评为正面时，他们的判断并未受到影响，他们给出的评价与未看任何点评的人相同。但当受试者看到的点评为负面时，他们会压抑对这部电影的热情，并发布较低的评价。他们对这部影片的个人看法其实并没有改变，但他们变得不太愿意公开表达。谁也不愿给人留下缺乏洞察力、无法发现不足之处的幼稚印象。

这种焦虑造成的后果是，一旦出现差评，许多原本满意的顾客就不再发布点评。研究人员屡屡发现，亚马逊上图书和其他网售产品的评分往往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19]某件产品一旦得到一条或两条严苛的评论，其他顾客就会失去发帖点评的兴趣，随着在线讨论的减少，意见开始由少数活跃分子主导——这类顾客喜欢对不同的商品发布大量负面评论，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20]

事实上，其中一些人并没有买东西，而只是冒充顾客。在一项全国性调查中，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承认曾就自己没有使用过的产品或服务发布评论。[21]一项研究比较了针对在线服装零售商的点评和购买活动，结果发现5%的点评者并没有购买服装，而且这些好事者给出1星评价的可能性比真正的顾客高出一倍。[22]我们还可以在亚马逊的书评中观察到同样的模式：“已确认购买”顾客给出的评分高于其他点评者（有些人很可能是在乱喷自己没读过的书）。要发现这些欺诈行为并不容易，但研究人员辨别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迹象，可能有助于我们鉴别真伪。[23]虚假评论，不论正面还是负面，篇幅往往都略长于平均水平，但评论中提供的关于产品或公司质量的具体细节较少，更多是提供一般意见或不相干的信息。这些评论往往还使用更多感叹号。

网上差评之所以获得更多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负面效应，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正面评论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对一家餐馆菜肴或一本小说文笔的赞美可能来自朋友和家人，甚至餐馆老板或作者本人。亚马逊加拿大网站的一个小故障曾短暂暴露了一些点评者的真实姓名，结果不出所料，对图书的一些5星点评来自作者本人。[24]但网络欺诈是双向的。你可以从黑市上雇人写点评，让他们捧红你的生意或者扳倒你的竞争对手。分类广告网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上登过一则广告，招募“已有Yelp账户并发表过50条以上点评”的人，“为一家餐馆写质量较高的点评”，每条点评的报酬为25美元。[25]如果你不那么挑剔，还可以在网上找到批量运营商的报价，它们会以每条5美元的收费发布虚假点评。[26]

帮助企业打击网络诽谤的英国顾问克里斯·埃明斯（Chris Emmins）在猫途鹰上发现，有一名评论者声称在一个月内住过巴黎的51家酒店，还抽时间住了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数十家酒店。[27]埃明斯还做了一件令猫途鹰更加难堪的事情：他提交了自己写的虚假点评，结果使一家已经关门好几个月的餐馆一跃升至伦敦餐厅排行榜第十七位，领先数千家竞争对手。没有人确切了解这种欺诈有多普遍，但它具有统计意义，由南加州大学的迪娜·梅兹林（Dina Mayzlin）领导开展的一项营销学研究便证明了这一点。[28]

研究人员在比较猫途鹰和亿客行（Expedia）上的酒店评论时注意到，当一家地方性独立酒店与附近的连锁酒店竞争时，会呈现出一种可疑的模式。研究人员推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地方性酒店的老板更注重通过网上评论吸引客源，而网上评论对连锁酒店来说则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旅行者对万豪或汉普顿酒店已经有所了解。地方性酒店经营者需要说服旅行者放弃知名品牌，所以他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酒店获得赞誉，让与他竞争的连锁酒店遭到痛批。他极有可能在猫途鹰上这样做，因为猫途鹰允许任何人创建身份并免费发布评论，而亿客行只允许真正支付酒店住宿费用（通过亿客行）的客人发表评论。

果然，当研究人员进行比较时，发现地方性酒店在猫途鹰上的5星评级比例始终高于亿客行，而附近连锁酒店在猫途鹰上的1星评级要多于亿客行。有人试图在猫途鹰上抹黑这家连锁酒店，而头号嫌疑人就在隔壁。一般来说，地方性酒店若是弄虚作假，会花费更多精力抬升自己，而不是摧毁竞争对手——他们发布的虚假好评多于虚假差评，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扮成使徒不像扮成恐怖分子那么肮脏。但差评仍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可能会对酒店利润造成很大影响，因为其他研究表明，评级每下降1星，会迫使酒店将客房费率下调约10%。[29]

对接近排行榜顶尖位置的企业来说，这些数字尤为残酷，因为这些企业有超多竞争对手拥有近乎完美的评级，只要有一两个差评，就会导致排名直线下滑，并从潜在顾客看到的第一张网页上消失。旧金山附近有一家名为Botto Bistro的餐馆，这家餐馆的老板们对Yelp上负面评论造成的不相称影响失望透顶，于是他们发起了反攻。[30]他们在脸书主页和菜单上嘲讽Yelp上的武断批评，并设定了目标，立志成为评分最低的餐馆。他们为任何给餐馆评1星的人提供25%的折扣券，于是，他们的忠实顾客便兴高采烈地在Yelp上发了一大堆带有荒谬投诉的1星评论。“橄榄里面有坑！”“水太糟糕了！”“比萨确实好吃，但是没有好吃的中国菜！”“这家糟糕的餐厅用的是新鲜食材，而不是罐头酱汁和蔬菜！”“我们的车胎爆了，工作人员修不好！”

这是一种抵消负面效应的方式，而且卓有成效。带有嘲讽意味的负面评论盖过了真实评论的影响，这家餐馆吸引了许多看得懂笑话，并欣赏这种顽强反击Yelp之举的顾客。我们非常钦佩Botto Bistro老板的反抗精神，但我们认为，这种战略并不适合大多数企业。卡萨布兰卡酒店才是更好的范例。

“峰终定律”

“你们有什么秘诀？”经常有人向阿黛尔·古特曼（Adele Gutman）讨教这个问题。古特曼是助力卡萨布兰卡酒店及其母公司图书馆酒店集团旗下其他六家精品酒店获得成功的幕后英雄。位于纽约、多伦多和布拉格的酒店全部常年跻身所在城市的猫途鹰排行榜前十位，而位于布达佩斯的Aria酒店2017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酒店，荣获猫途鹰年度大奖。

因此，古特曼收到了其他酒店经营者抛出的大量问题以及在行业会议上授课的邀请。她会谈商学院的那一套，阐述“声誉管理最佳实践”，并提出“服务就是营销”之类的口号，但有一个词她会不断重提，这就是“阳光闪耀”。[31]她面带微笑地说出这个词，用修得完美无瑕的手指比画着，以说明酒店员工在每位客人身上闪耀的阳光。

她说：“你必须在好事上加倍努力，如果你设法与每一位客人建立联系，你就给自己买了一份防止负面评论的保险，因为人们不太会说朋友的坏话。你得做到极致，才能让客人把坏事忘掉。我从来不说‘满足客人的期望’或‘让客人满意’这样的话。只要我说‘阳光闪耀’，我们的员工就能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阳光闪耀”可不是心血来潮的策略。这是古特曼在2005年执掌卡萨布兰卡及其姊妹酒店营销业务之后建立的一套制度。当时这些酒店在猫途鹰上的排名较低。古特曼意识到，若论价格，这些酒店无法同低端酒店竞争，若论豪华，又无法与高端酒店竞争。它们都是有格调的小酒店，譬如，卡萨布兰卡酒店的主体风格来自电影《卡萨布兰卡》，但无法提供富丽堂皇的套房或一览无遗的美景。但古特曼也知道，豪华并不能保证一家酒店登上猫途鹰排行榜的榜首。瑞吉酒店（St. Regis）和广场酒店（The Plaza）等纽约的豪华酒店经常被较便宜的酒店超越，因为这些酒店的客人期望值太高，总能找到一些可抱怨的地方。要把猫途鹰上这个至关重要的第一网页做好，秘诀在于避免负面点评。

她在研究点评之后起草了一份清单，列出了客人从预订到退房，与酒店之间的所有接触点，并决心在每一个点上让阳光闪耀。前台开始写日志，列出客人的每项要求或投诉，并记录处理方式。古特曼下功夫聘用了开朗、外向的员工，并指导他们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吸引客人注意。卡萨布兰卡酒店的电话预订员不只是预订房间，他们还会询问客人为什么来纽约，以及是否有特殊需要。

从门童、前台职员到服务生，每个人都应该笑着说：“欢迎光临！”他们还把客人的到来当作特别开心的事，他们会问：“哦，您是第一次来纽约吗？希望您入住愉快！我们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客人最大限度地享受纽约。如果您需要任何建议或帮助，一定要告诉我们。”服务生带客人看房间时会观察客人的反应并向经理汇报。如果客人态度比较冷淡，经理会打电话确认客人是否满意，可能的话，还会调换房间。

这套欢迎仪式可能有点热情过度，毫无疑问，一些疲惫的客人宁可不这样大惊小怪地办理入住手续。但在研究人如何形成判断的学者看来，这一策略非常有意义。第一印象确实非常重要，而且一定会受负面偏差的支配。研究人员从追踪面试官反应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最明确的证据。[32]当应聘者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时，只会对面试官产生轻微影响，而且这种微弱的好感可能很快被逆转。但是，如果应聘者开头几分钟表现不佳，则不得不在接下来的面试中努力弥补，能够回到中性状态就算很幸运了。如果面试以不良基调收尾，求职者最好还是另谋高就，因为最后印象差比第一印象差还要糟糕。这便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峰终定律”（peak-end rule）的例证。在一项让人把手浸入冰水的实验中，受试者要将手在冰水中浸泡60秒，[33]休息片刻后，再次把手浸入水中，但这次要在水中浸泡90秒，在最后30秒，水温会稍微高一点。随后，受试者被告知要再做一次实验，并被问及更喜欢哪一种方式。大多数人更喜欢第二种方式。尽管第二种方式持续时间较长，总体而言痛苦更大，但事后却不那么痛苦，因为结束时是浸泡在较热的水中。这种效应从结肠镜检查或肾结石摘除手术患者的反应中得到证实。[34]与手术持续时间和疼痛程度相比，影响更大的是疼痛峰值和最后阶段疼痛水平这两大因素。

还有一项不那么痛苦的实验也证明了峰终定律。有一年万圣节，达特茅斯的研究人员蹲守在一幢房子里，为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分发糖果。一些孩子只拿到一块好时巧克力棒，另一些孩子则先拿到一块好时巧克力棒，随后又拿到一块泡泡糖。当研究人员让孩子给这家的糖果打分时，后者比前者的满意度低，[35]最后那块寒碜的泡泡糖让这段体验变糟了。糖果多了反倒不开心，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孩子气，但在另一项实验中，成年人收到礼物后的反应与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一些人拿到一张热门电影的影碟和一张普通电影的影碟，结果他们的满意度比只拿到热门电影影碟的人要低。我们由此得出的教训是：送礼物时，要把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

峰终定律与坏经验和好经验都有关联——当然，关联程度并不相等。假设你的上司要分配年终奖，并将你同另一位做销售的同事进行比较。这位同事业绩稳定，每周都在为公司赚钱，而你的起伏较大，但在这一年里，你俩为公司带来的年度平均收入是相同的。上司将对你俩分别给予何种奖励？韩国的研究人员对上述情况的各种变体进行了检验，他们根据峰终定律预计，上司会更关注每周的高低极值，而不是年度平均水平。[36]

事实证明研究人员说对了一半。如果你最极端的一周是业绩最差的一周，上司对你的评价确实会比对你同事的评价低，即使你在一年中逐渐弥补了这种劣势也无济于事。但如果你最极端的一周是业绩最好的一周，你最终也只能拿到和同事相等的奖金。上司的评价并不会被那一周的亮眼数字左右，在上司眼中，这一周的亮眼业绩被你同事在许多个星期里比你略好的业绩抵消了。

峰终定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猫途鹰上的点评者会抱怨退房时令人不悦的意外（“小心迷你吧账单”），或者纠结于街道噪声造成的失眠。这些抱怨有时可能琐碎得可笑（“发现淋浴间里只有一管洗发水，让我极度沮丧”），但阿黛尔·古特曼都会认真对待。

古特曼说：“客人的点评就像免费的顾客焦点小组，即使有失公允，也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她未在客房内设置迷你吧，而是提供免费瓶装水、免费Wi-Fi和免费早餐，从而消除了退房时引发不快的明显诱因。

为避免造成不愉快的心理落差，古特曼在网站上展示每间客房的照片，并在细节上下功夫，说明客房内有什么（房间和床的大小），没有什么（“看不到城市景观”）。酒店网站上提示说，面朝43街的客房街道噪声较大，背面的客房采光稍差。有睡眠问题的客人被力荐使用酒店的“畅享宁静方案”，该方案提供铺在床垫与床单之间的床褥、各种特殊的枕头、耳塞、白噪声机，还可提供配有内置耳机的发带，以播放舒缓的音乐。

古特曼还创造了一个酒店与客人的“接触点”，她通过全天提供免费零食和咖啡吸引客人去休息室；她还每晚举办招待会，提供葡萄酒和奶酪。这种做法不仅仅是要用免费赠品安抚客人，它给了古特曼和员工更多闪耀和预防投诉的机会。她说：“当你不断测量客人的体温，你就可以发现他们是否有一些羞于表达的小事，这些小事能够决定评分是4星还是5星。”如我们所见，倾听“坏”是克服“坏”的关键步骤。

得益于以上种种策略，卡萨布兰卡酒店十多年来一直在猫途鹰上保持着5星评级。近90%的评价为5星，只有不到3%的评价低于4星。古特曼的一些策略仅适用于酒店业，因为大多数行业并没有每天在提供葡萄酒和奶酪的招待会上与顾客打交道的机会，但其基本策略可以应用于其他行业。古特曼的秘诀是一套克服负面偏差和峰终定律的技巧：

1. 将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作为重点。

2. 设法创造更多好印象（如果“阳光闪耀”这句口号显得过于老套，不妨自己想一个）。

3. 预测并消除任何可能成为负峰值的刺激因素。

4. 持续监测顾客的反应，留心意外发生的问题。

5. 出现投诉时，不管看似多么琐碎，都要迅速回应。

6. 不要只是纠正，要用“好”压倒“坏”。

7. 不管客人多疯狂、多讨厌，都要以好基调收尾。

大多数交易以顾客支付账单结束，这难言是最好的基调，但聪明的企业可以找到减轻客人不满的方法，比方说，一些餐厅提供免费甜点，或者跟账单一起奉上免费巧克力。网飞（Netflix）早期收取的逾期费激怒了没能按时将电影归还当地租赁门店的顾客，而取消逾期费使网飞取得了蓬勃发展。L. L. Bean、Lands’End、宜家和Nordstrom等零售商为安抚不悦的顾客，允许他们晚于正常的30天宽限期退货。租车公司和酒店已经学会提前提示客人将要添加进账单的所有税费，以免客人在看到账单时大惊失色。

但一些企业仍然顽固地忽视峰终定律。为什么那么多商场最后要让购物者在柜台前排长队结账？为什么那么多航空公司最后要让乘客在行李领取处等待半个小时？为什么那么多报纸的网络版文章要在结尾处发更正，告诉读者原文中某个微不足道的小错？在印刷时代，报纸一旦印出来，发更正是纠正错误的唯一办法，但在今天，任何错误都可以立即在网上直接纠正，这样以后的读者就不会看到它了。读者为何要在意先前的版本是否拼错了某人的姓名，或者写错了君士坦丁堡战役的日期？真正严重的错误确实有必要更正，比如对某人的不实指控，但除此之外，只有少数较真的人对更正感兴趣。我们可以把所有更正都放到一个网页上，以便安抚这类读者，同时为普通读者节省些精力。这些报纸现在的做法分明就是让原本令人满意的体验无缘无故以坏基调收尾：即使你喜欢这篇文章，我们也想让你知道我们的员工真的无能，我们为他们感到羞愧，以至我们会浪费你的时间，告诉你一个你从未发现的错误。

峰终定律中的“终”在网络世界中尤其严苛，因为在愤怒中离开的顾客比开开心心离开的顾客更可能发布点评。为抵消这种负面偏差，古特曼会在所有客人离开后给他们发送电子邮件，敦促他们发布点评，她还注册了一项即时传送猫途鹰和其他几十个网站上最新点评的服务。一些公司强调每条点评都会回复，但卡萨布兰卡酒店通常不会回复正面点评。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教授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对回复猫途鹰上点评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过分析，他认为这是一项明智的策略。他发现，酒店发布回复有助于提升网上评价并提高收入，但前提是要适度。如果潜在客人要不停浏览5星评级后的感谢信，他们会感到厌烦，并开始浏览其他酒店。安德森建议回复不超过40%的点评，并像古特曼那样专注于负面点评。[37]

只要出现3星或3星以下的点评，古特曼或酒店经理就会在网上发布回复，并直接给客人发邮件。客人通常会被安抚到删除或者修改点评。即使评论者原封不动地保留点评，酒店也会通过回复确保客人的愤怒不会是读者最后看到的东西。对点评的处理将在良好基调中画上句号。

卡萨布兰卡酒店总经理约翰·塔博阿达（John Taboada）曾这样回复一位抱怨街道噪声并做出1星级评价的点评者：“我们极为震惊地获悉，您在本酒店度过的一晚未能让您满意。”为显示酒店的震惊程度，塔博阿达解释说，他已经同工作人员讨论了情况，并已尽一切努力满足这位客人的需要，比如设法为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房间，以及主动提出为他提供一台白噪声机和其他睡眠辅助用品，但塔博阿达得体地指出，客人拒绝了这些提议。

塔博阿达的回复可能长达五百字或一千字，比负面评论长得多——这也是重点。这是我们前文讨论的恋爱关系处理策略的商业版本：倾听对方的意见，认真对待他们的负面反应，并用更多正面反应来抵消。塔博阿达通过详细解释情况，说明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为确保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再发生所制订的新计划，他正在压倒“坏”，在辩论中占据上风。读者看完后不会去想批评者的抱怨，而是想着酒店致力于让客人舒心的努力：即使是对最不友好的奇葩，酒店态度也很友好。

卡萨布兰卡酒店办得红红火火，因为这家酒店即便对“月亮女郎”这样的客人也热情地闪耀阳光。“月亮女郎”抱怨完她那间没有窗户的“棺材房”之后，以一句毒誓结束她的点评：“我将尽我所能，在一切地方举报这件事。这是不对的。任何顾客都不应该在任何地方忍受这样的遭遇。”卡萨布兰卡酒店本可以陈述她的古怪行为并据此反击，但该酒店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表现出和解姿态，并引导读者去看这间客房的照片，照片中的客房有两扇窗户。卡萨布兰卡酒店没有指出点评者脑子不正常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是向未来的客人提出令人宽心的建议：“如果您有任何特殊需求，比如想住可以看到月亮的房间，最好提前告诉我们，这样如果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前告诉您。”“月亮女郎”再也没有来过卡萨布兰卡酒店，但其他客人蜂拥而至。

[1] 与卡萨布兰卡酒店有关的材料取自对图书馆酒店集团副总裁阿黛尔·古特曼和卡萨布兰卡酒店总经理约翰·塔博阿达的采访，以及卡萨布兰卡酒店网站https:// casablancahotel.com/和猫途鹰的评论和评分，参见https://www.tripadvisor.com/Hotel_Review-g60763-d113317-Reviews-Casablanca_Hotel_by_Library_Hotel_Collection-New_York_City_New_York.html。

[2] 取自对阿德里安·阿什利的采访。

[3] M. Lee and S. Youn,“Electronic Word of Mouth (eWOM): How eWOM Platforms Influence Consumer Product Jud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8 (2009): 473—99, https://vdocuments.site/electronic-word-of-mouth-ewom-how-ewom- platforms- influence-consumerproduct-judgement.html.

[4] A. Papathanassis and F. Knolle,“Exploring the Adoption and Processing of Online Holiday Reviews: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Tourism Management 32 (2011): 215—24.

[5] J. Lee, D. Park, and I. Han,“The Effect of Negative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on Product Attitude: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Review,”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7 (2008): 341—52.

[6] J. A. Chevalier and D. Mayzlin, “The Effect of Word of Mouth on Sales: Online Book Reviews,”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3 (2006): 345—54.

[7] J. Goodman and S. Newman,“Understand Customer Behavior and Complaints,”Quality Progress 36 (2003): 51—55; E. W. Anderson,“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Word of Mouth,”Journalof Service Research 1 (1998): 5—17, https://doi.org/10.1177/109467059800100102; R. East, K.Hammond, and M. Wright, “The Relative Incid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Word of Mouth: A Multi-category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4 (2007): 175—84; and T. O. Jones and W. E. Sasser,“Why Satisfied Cus tomers Defect,”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 December 1995), https://hbr.org/1995/11/why-satisfied-customers-defect.

[8] J. L. Heskett, W. E. Sasser, and L. A. Schlesinger, The Service Profit Chain: How LeadingCompanies Link Profit and Growth to Loyalty, Satisfaction, and Value (New York: Free Press,1997), Kindle.

[9] Jones and Sasser,“Why Satisfied Customers Defect”; and Heskett, Sasser, and Schlesinger,Service Profit Chain.

[10] Gulliver,“Did Dave Carroll Lose United Airlines $180m?,” Economist, July 24, 2009,https://www.economist.com/gulliver/2009/07/24/did-dave- carroll-lose-united-airlines-180m.

[11] D. Carroll,“United Breaks Guitars,”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5YGc4zOqozo.

[12] K. Hill,“#McDStories: When a Hashtag Becomes a Bashtag,”Forbes, January 24, 2012,https://www.forbes.com/sites/kashmirhill/2012/01/24/mcdstories-when-a-hashtag-becomes-abashtag/#5eac3887ed25.

[13] “McDialysis”为“Mc”（麦当劳）和“Dialysis”（透析）组成的合成词，“I’m lovin’it”为麦当劳广告词，意为“我就喜欢”。——译者注

[14] “McFail”为“Mc”（麦当劳）和“Fail”（失败）组成的合成词。——译者注

[15] Review Trackers,“2018 Review Trackers Online Reviews Survey: Statistics and Trends,”https://www.reviewtrackers.com/online-reviews-survey/, and G. A. Fowler, “When 4.3 Stars Is Average: The Internet’s Grade- Inflation Problem,”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5,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en-4-3-stars-is-average-the-internets-grade-inflationproblem-1491414200.

[16] A. C. Wojnicki and D. Godes,“Signaling Success: Word of Mouth as Self-Enhancement,”Customer Needs and Solutions 4 (2017): 68—82.

[17] M. De Angelis, A. Bonezzi, A. M. Peluso, D. D. Rucker, and M. Costabile, “On Braggarts and Gossips: A Self-Enhancement Account of Word-of-Mouth Generation and Transmission,”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9 (2012): 551—63, https://doi.org/10.1509/jmr.11.0136.

[18] A. E. Schlosser,“Posting Versus Lurking: Communicating in a Multiple Audience Context,”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2 (2005): 260—65, https://doi.org/10.1086/ 432235.

[19] X. Li and L. M. Hitt,“Self-Selection and Information Role of Online Product Reviews,”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 (2008): 456—74, https://dx.doi.org/10.1287/isre.1070.0154; W. Moe and M. Trusov,“The Value of Social Dynamics in Online Product Ratings Forums,”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8 (2011): 444—56, https://doi.org/10.1509/jmkr.48.3.444; and D. Godes and J. Silva,“Sequen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Online Opinion,”Marketing Science 31 (2012): 448—73, https://doi.org/10.1287/mksc.1110.0653.

[20] W. Moe and D. Schweidel,“Online Product Opinions: Incidence, Evaluation, and Evolution,”Marketing Science 31 (2012): 372—86.

[21] You Gov Omnibus Survey, January 2014, https://today.yougov.com/ topics/lifestyle/articlesreports/2014/01/22/21-americans-have-reviewed-products-and-services-t.

[22] E. T. Anderson and D. I. Simester,“Reviews Without a Purchase: Low Ratings, Loyal Customers, and Deception,”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51 (2014): 249—69, https://doi.org/10.1509/jmr.13.0209.

[23] Anderson and Simester,“Reviews Without a Purchase,”and M. Ott, Y. Choi, C. Cardie, and J. Hancock,“Finding Deceptive Opinion Spam by Any Stretch of the Imagination,” Proceedingsof the 4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troudsburg, PA: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1): 309—19.

[24] A. Harmon,“Amazon Glitch Unmasks War of Reviewers,”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2004, https://www.nytimes.com/2004/02/14/us/amazon-glitch-unmasks-war-of-reviewers.html.

[25] M. Willett,“A Craigslist Ad Is Offering $25 for Fake Yelp Reviews of NYC Restaurants,”Business Insider, May 14, 2013.

[26] K. Knibbs,“If You Can’t Spare $25 for a Fake Yelp Review, There’s Plenty Available for $5,”Digital Trends, May 14, 2013, https://www.digitaltrends.com/social-media/fake-yelpreviews/#!K80fU.

[27] 取自对KwikChex总监兼联合创始人克里斯·埃明斯的采访，https:// kwikchex.com/，以及O. Smith,“TripAdvisor Under Fire over Fraud Detection,”Telegraph, March 22, 2012,https:// www.telegraph.co.uk/travel/news/TripAdvisor-under-fire-over-fraud-detection/。

[28] D. Mayzlin, Y. Dover, and J. Chevalier,“Promotional Review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Online Review Manipul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2014): 2421—55.

[29] C. Anderson,“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Lodging Performance,”Cornell HospitalityReport 12 (2012): 6—11; H. Öğüt and B. Taş,“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Customer Reviews on Online Sales and Prices in the Hotel Industry,”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32 (2012): 197—214;and E. N. Torres, D. Singh, and A. Robertson-Ring,“Consumer Reviews and the Creation of Booking Transaction Value: Lessons from the Hotel Indust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Hospitality Management 50 (2015): 77—83.

[30] Botto Bistro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 bottobistro/，Botto Bistro Yelp page,https://www.yelp.com/biz/botto-italian-bistro-richmond-9.

[31] A. Gutman,“Library Hotel Collection: 5 Secrets to Brand Reputation Building,”Review Pro Case Studies, January 21, 2019, https://www.reviewpro.com/blog/ category/case-studies/, and A. Gutman,“Best Practices in Reputation Management: Whose Job Is It Anyway?,”Hotel Business Review, February 17, 2013, https:// www.hotelexecutive.com/business_review/3353/best-practices-in-reputation-management-whose-job-is-it-anyway.

[32] B. I. Bolster and B. M. Springbett, “The Reaction of Interviewers to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Information,”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45 (1961): 97—103.

[33] B. L. Fredrickson and D. Kahneman,“Duration Neglect in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s of Affective Episod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1993): 45—55.

[34] D. A. Redelmeier and D. Kahneman,“Patients’Memories of Painful Medical Treatments:Real-Time and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s of Two Minimally Invasive Procedures,” Pain 66(1996): 3—8, https://doi.org/10.1016/0304-3959(96)02994-6, and D. A. Redelmeier, J. Katz, and D. Kahneman,“Memories of Colonoscopy: A Randomized Trial,”Pain 104 (2003): 187—94,https://doi.org/10.1016/S0304-3959(03)00003-4.

[35] A. M. Do, A. V. Rupert, and G. Wolford, “Evaluations of Pleasurable Experiences: The Peak End Rule,”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5 (2008): 96—98.

[36] H. Lee and R. S. Dalal, “The Effects of Performance Extremities on Ratings of Dynamic Performance,”Human Performance 24 (2011): 99—118.

[37] C. Anderson and S. Han,“Hotel Performance Impact of Socially Engaging with Consumers,”Cornell Hospitality Report 16 (2016): 3—9.

08

波丽安娜式“快乐游戏”

世界各地的人都倾向于“更频繁、更多样、更轻松”地使用正面词语而非负面词语，波丽安娜式的乐观倾向是普世人性。人们禁不住要阅读有关丑闻和枪击事件的报道，但人们更喜欢分享令人欢欣鼓舞或者激发敬畏之情的文章。人们以积极方式应对创伤，从而变得更善良、更坚强、更关注生活中的乐趣。

第八章

波丽安娜式“快乐游戏”

“波丽安娜原理”并没有那么讨厌。这是一种具有坚实理论依据的强大心理效应。研究表明，我们天生拥有防御负面效应的能力——一些能力无意识地发挥作用，还有一些可以有意识地调动。“波丽安娜原理”只是碰巧得名于一本甜腻小说中招人厌烦的主人公。

波丽安娜是埃莉诺·H.波特（Eleanor H. Porter）1913年创作的小说《波丽安娜》（Pollyanna）[1]的主人公，是一位圣徒般的孤女，她遭遇了一连串无端的残忍、随机的悲剧、荒谬的巧合，却保持着匪夷所思的乐观态度，她还与跟她一样缺乏真实感的人物展开了令人尴尬的对话。不过，这些都没有阻止《波丽安娜》立即成为畅销书。[2]这部小说很快推出续集，被改编成百老汇轰动一时的热剧，当时十几岁的海伦·海耶斯（Helen Hayes）凭借该剧开启了表演生涯。

电影制作权以在当时算得上天价的11.5万美元卖给了有“美国甜心”之称的影星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皮克福德自己制作电影，时年27岁的她还亲自饰演12岁的波丽安娜。剧本被安排给另一位好莱坞顶尖人才弗朗西斯·玛丽昂（Frances Marion）编写。玛丽昂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她们两个女人都被小说中的伤感场景和悲情吓坏了。她回忆说：“我们继续机械地拍摄我俩都觉得恶心的电影。我讨厌写，玛丽讨厌演。”[3]

但波丽安娜又一次取得了胜利，1920年的那部电影轰动一时，波丽安娜成为皮克福德演艺生涯中的决定性角色。在1960年迪士尼版电影中饰演波丽安娜的海莉·米尔斯（Hayley Mills）也是一样。“波丽安娜”系列小说的生命现已延续了逾一个世纪，图书销量达到好几百万册，并为更多的电影、电视剧、棋盘游戏、漫画和其他作家编写的十几部续集提供了灵感。

波丽安娜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种克服负面影响的心理策略。波丽安娜对自己处事之道的描述可能有些招人厌，但研究者所说的“波丽安娜原理”是一种真正的洞见。

小说中的波丽安娜很早就展现出这种洞见。那是在她来到位于佛蒙特州小镇的姨妈家后不久。姨妈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独自住在一座大宅里，她冷冷地向波丽安娜打招呼，然后领她上楼，小女孩看到一间间空卧室里的豪华地毯和家具，感到惊讶不已。后来，波丽安娜发现自己被安排在阁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墙壁上空空如也，也没有窗帘，但她很快就看出这个房间的好处：没有什么会分散她对窗外景色的注意力！波丽安娜向她姨妈的仆人解释说，她在玩已故父亲在西部传教点教给她的一种游戏。最开始玩这个游戏是在一些捐赠物品运抵传教点的那天。波丽安娜想要一个洋娃娃，但在那批物品中，给孩子的东西只有一对小拐杖。她感到失望，直到父亲教导她要始终寻找快乐的理由：庆幸你不需要拐杖！

波丽安娜把这个快乐游戏教给她的新邻居。快乐游戏迅速点亮了镇上每个人的生活，就连刻薄的姨妈也学会了微笑，并得到应有的奖励：找了个很棒的老公。波丽安娜在被车撞伤并双腿瘫痪之后遭遇了短暂的信仰危机，但随后又振作起来，在小说结尾，她奇迹般地站起身走起路来。说到这里，你就能明白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让皮克福德和导演格里菲斯等其他好莱坞名流感到震惊。格里菲斯称之为“有史以来银幕上最不道德的故事”，因为它是“由镀金的瞎话构成的错误哲学”。[4]

但这不是瞎话。作为艺术，《波丽安娜》确实有些俗气；但是作为科学，快乐游戏一点也不坏。

好话的力量

如果你手头有一支笔或一个键盘，在阅读下一段之前，不妨先试着做一个练习：在20秒时间内，快速列出与情绪有关的词语。

除非你已经受到波丽安娜的影响，否则你的清单中很可能包含更多与坏情绪而非好情绪有关的词语。在芝加哥、墨西哥城和六个欧洲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人们总是列出更多诸如“愤怒”“害怕”这样的词，而不是像“快乐”这样的词。[5]，[6]一些学者在仔细研究各种语言的词典之后得出类似的结论：表示坏情绪的词要比表示好情绪的词多得多。[7]语言中的这些负面偏差凭直觉便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坏”的力量更强大。人们更关注负面情绪，自然会以更多方式描述它们。但人们更常使用哪一类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直觉不太相符。

研究人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处于大萧条期间，联邦政府正想方设法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一些失业的学者受聘统计书籍和其他出版物的字数。[8]他们发现，“好”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是“坏”的5倍，“较好”出现的频率是“较坏”的5倍。“爱”和“甜”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是“恨”和“酸”的7倍。提及幸福之处比提及不幸福之处多得多，比例高达15∶1。之后的研究人员对十几种其他语言进行了小规模研究，并发现了类似的正面偏差。心理学家杰里·鲍彻（Jerry Boucher）和查尔斯·E.奥斯古德（Charles E. Osgood）对上述证据进行调查之后，于196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波丽安娜假说》（The Pollyanna Hypothesis）的论文，该论文提出，世界各地的人都倾向于“更频繁、更多样、更轻松”地使用正面词语而非负面词语。[9]

他们写道：“我们猜测，波丽安娜式的乐观倾向是普世人性”，但该假说直到大数据时代才得到验证。2012年，佛蒙特大学一个应用数学家小组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对约30万首歌曲、《纽约时报》的200万篇文章、300万本图书和8亿条推文中的5 000个最常用的英语单词进行了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尽管我们对负面事物更为敏感，但波丽安娜效应在所有媒体中均占据主导地位。[10]甚至在充斥着恋人哀叹的歌曲中，正面词语与负面词语的比率也在2∶1左右。推文中的正向性比率接近3∶1，书籍和报纸文章中的正向性比率更是接近4∶1。

随后，佛蒙特大学的数学家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广泛的数据。他们与非营利机构Mitre Corporation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了一种名为“快乐计量仪”（hedonometer）的计算机算法，[11]对涉及10种语言的文本中的情感内容进行衡量，[12]这些文本包括图书、新闻报道、歌词、影视剧本、网站和社交媒体帖子。乐观倾向同样在每一种媒介和每一种语言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像《白鲸》和《罪与罚》这样情感阴郁的小说，总体来看也是正面词语多于负面词语（尽管结尾部分肯定是令人沮丧的）。

既然波丽安娜假说已经得到证实并升级为波丽安娜原理，下一个问题便是为何会存在这种现象。

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非常简单，这就是“好”比“坏”更常见，所以我们有更多好事可聊。“快乐计量仪”的分析显示，就连擅长传播坏消息的报纸其实也相当积极，因为令人沮丧的全球时事报道总是被刊登体育赛事捷报、艺术成就、慈善捐献、奠基仪式、婚礼和授奖的其他版面盖过。我们在前文中指出，日记研究表明，好日子与坏日子之比一般为3∶1，因此生活中的好事多于坏事。

但日记研究还表明，坏日子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今天过得不好，明天会有较大可能也过得不好，但好日子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延续到下一天。[13]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被问及生活中经历的好事和坏事时，他们会花较多时间思考坏事，用较长时间讲述坏事。[14]新闻编辑知道，人们也会花更多时间阅读恐怖报道而非正能量的特写。因此，仅用好事发生的频率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为什么不断使用正面词语。正如鲍彻和奥斯古德在1969年提出波丽安娜假说时所推测的那样，鉴于我们对“坏”格外关注，似乎还有其他东西促使我们保持乐观态度。

他们问：“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答案当然不仅限于心理语言学本身，而是涉及人类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这些结构得以维持的条件。如果人类群体的成员不断寻找、不断谈论生活中及邻里间的丑陋事物，很难想象这一群体能长久维系关系。”

突出积极方面有一些明显的社交益处。人们喜欢被恭维，爱听好话，并且认为乐观的人有魅力。研究人员发现，通过以数码方式修改照片中的面部表情，在面部添加微笑，能够让旁观者认为照片中的人更有吸引力、更慷慨、更健康、更友善。[15]积极的语言也会带来同样的裨益。在第四章中，我们注意到评论家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做出给人以“冷酷但睿智”之感的负面评价，二是做出给人以“友善但乏味”之感的正面评价。表现友善通常是最好的社交策略，至少适用于专业批评家以外的人。

不论当面交谈还是网上交流，展现积极态度都会让你更显亲和，也能让听众更加振奋。研究人员通过追踪推特账号的热度发现，发送积极的推文能够比发送消极的推文吸引更多关注者。[16]另一项研究表明，推特用户所发推文的基调往往取决于他们所见推文的内容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用户更渴望采用乐观的主题。[17]虽然消极的推文吸引了更多的即时关注（它们会被更快地转发），但事实证明，积极的推文从长远来看更受欢迎，传播范围也更广泛。[18]这些推文被转发的频率是消极推文的两倍，被点赞的频率是消极推文的五倍。备受媒体关注的推特大战并不是常态。有些人喜欢在网上争吵（主要是政治阶层，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群体），但大多数人更喜欢突出积极的一面。

当然，消极的推文或帖子比积极的推文或帖子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网站仍然很容易让人心烦。在各大主要平台中，YouTube让人情绪低落的可能性最低，至少按照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的说法是这样。[19]该学会通过调查少年和青年人等最重要用户，对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了比较。这些用户在访问YouTube一段时间之后报告了许多积极情绪，而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情绪。[20]鉴于他们观看和相互分享的内容，这种现象很好理解：政治新闻或其他新闻数量较少，而音乐视频和电视秀占了大部分，以及其他流行内容，比如视频教程、漫画、搞笑表演、励志故事和家庭视频（包括许多可爱的动物）等。总体而言，YouTube减轻了他们的焦虑感、抑郁感或孤独感。

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产生了一些益处，使用户拥有更强的社群归属感和来自朋友的情感支持。但这些平台上的同侪压力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脸书、Snapchat（色拉布）和Instagram（照片墙）上展现他人美好生活和完美体形的照片，引发了嫉妒与忧虑混合的“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FOMO）以及对身体形象的焦虑。最容易引起身体形象焦虑的平台是Instagram，原因显而易见：Instagram已经成为营销平台，名流和模特在上面炫耀自己花大价钱塑造的身材，私人教练则会发布那些似乎住在健身房里的达人的照片激励你健身。一些研究人员报告说，这类图片让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但我们必须客观看待这些研究结果。

我们需要警惕“弗雷德里克·沃瑟姆效应”（Fredric Wertham effect）。该效应得名于纽约的一位精神病医生，他的拙劣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曾引发对青少年阅读偏好的道德恐慌。他撰写的《引诱无辜》（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一书被《读者文摘》浓缩为一篇题为《漫画书——为违法犯罪提供蓝图》的文章。美国国会就此举行了多场听证会，各地还颁布了数十项地方性禁令。最终，漫画书恐惧被证明毫无根据，但研究人员和记者一直在重犯沃瑟姆的错误。[21]他们仓促得出结论认为，年轻人正在被电视、摇滚乐、说唱、电子游戏等新的祸害腐蚀。如今，社交媒体也跻身祸害之列，人们指责社交媒体造成了种种危害，比如所谓“脸书抑郁”和“照片墙嫉妒”。

将社交媒体与孤独、焦虑和抑郁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受到传统媒体的关注，但许多耸人听闻的结论建立在不甚可靠的相关性和实验之上。与此同时，一批严谨的研究得出了更多令人欣慰（但宣传报道也较少）的结果。研究人员报告称，社交媒体使用者实际上拥有比其他互联网使用者更紧密的人际关系，[22]心理也更健康，[23]社交活动的增加并没有加剧抑郁[24]或导致更多其他心理和行为问题。[25]一些用户确实会有负面情绪，但他们往往是那些已经被不安全感困扰的人。[26]

毫无疑问，年轻人在网络世界面临同侪压力、敌意和排斥，但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一样得时刻面对这些问题。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弗格森（Christopher Ferguson）在回顾与社交媒体有关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网络的危害被夸大了——年轻人仍然主要受线下同龄人和线下互动的影响。[27]弗格森对有关体形的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发现社交媒体上的图片不会显著影响男性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而只会对部分女性，也就是已经相当担心这个问题的女性产生微弱影响。[28]

我们从中得出的教训是，不应当逃避社交媒体，而是应当明智地使用它。研究人员在分析网络社交规范和用户感受之后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在“积极但诚实地”展示自己的同时避免侮辱他人是一种责任。[29]，[30]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也确实是一种获取成功的策略。发布更多积极信息的人被认为更有吸引力，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因而感觉更快乐；而发布消极信息的人得到的鼓励则较少，最终可能感觉更糟。

因此，发布积极的内容，关注积极的人，访问积极的网站会带来益处。如果你缺乏安全感，不妨少花点时间看精心摆拍和修过的明星和模特照片，多花点时间看朋友和家人的照片。如果有一些朋友老是发让人产生“错失恐惧”的度假照片，你应该庆幸自己可以随时取消关注。要保持积极心态，不妨关注那些传播乐观情绪、斯文有礼的人，而不要关注愤怒或刻薄的人。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快乐的小天地。

大众媒体的那句老话“无流血，不头条”并不适用于社交媒体。人们阅读的内容与分享的内容之间有很大差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纽约时报》在6个月内通过电子邮件分享得最多的报道，结果发现负面报道被分享的可能性低于正面报道。[31]人们禁不住要阅读有关丑闻和枪击事件的报道，这类报道通常位居浏览排行榜榜首，但人们更喜欢分享令人欢欣鼓舞（比如《惊喜的新来者爱上了这座城市》）或者激发敬畏之情的文章（比如关于宇宙结构的新理论）。

神经学家在一项测量社交热度的实验中探索了我们关注的东西与讨论的东西之间的差异。[32]研究人员在受试者接触新观点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最令受试者兴奋的是激活与编码和检索记忆相关的脑区的观点。但后来引发最多讨论的并不是这些观点，而是激活大脑另一区域的观点，也就是与社会认知（对他人的认知）有关的区域。人们在决定传达哪些观点时，关注的不是最令个人感到兴奋的观点，而是最有可能吸引他人的观点。

当然，人们确实会讨论坏消息，但即便如此，他们随后也还是会进入乐观状态。“快乐计量仪”研究小组对全球逾1 000亿条推文的分析表明，在恐怖袭击和其他坏消息发布之初，推特用户的反应会变得比较消极，但随后会出现反弹，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推特用户使用的正面词语也多于负面词语。

佛蒙特大学“快乐计量仪”团队负责人彼得·谢里丹·多兹（Peter Sheridan Dods）表示：“新闻媒体上有可怕的报道，推特上也有可怕的帖子，但我们往往不会没完没了地谈论。语言是伟大的社会技术，我们在语言的帮助下渡过难关。语言能够为我们植入无意识的行为和思想，正面偏差似乎就是其中之一。”[33]

这种正面偏差比我们使用的语言更为深入。它不仅仅是戴给别人看的快乐面具。心理学家还发现，我们回忆过去和看待当下的方式存在正面偏差，这是波丽安娜原理在内心的体现。我们追忆往昔，使今天的自己更加快乐。“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总是比“好”更强，但我们已经发明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快乐游戏来削弱“坏”的影响。

内心的波丽安娜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心理学家一直寻找各种理由解释人为什么不快乐——而且也别奢望变快乐。心理学教科书中讨论快乐情绪的笔墨不多，却花费两倍的篇幅讨论不快乐的情绪，[34]学术期刊中也有类似的负面偏差。心理学家强调事件的不良影响：童年记忆引发的终生神经症，创伤后压力的持久影响，衰老的破坏性影响，还有据称困扰所有人的死亡恐惧。

我们充其量是被困在“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35]上不断踩踏，因为即使好事件也无法让我们永远振奋。1978年对彩票中奖者的一项著名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36]一开始，中彩会带来快乐，但这种快乐会慢慢消失。一年之后，研究人员再次询问彩票中奖者的感受，结果发现中大奖的人并不比他们的邻居更快乐，对未来的看法也不比邻居更乐观。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比另一组因事故而瘫痪的人更快乐。这一发现似乎表明，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被困在水车上。

“快乐水车”已成为心理学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有关彩票的研究也成为记者的最爱。记者援引这项研究来证明大众信仰的“彩票诅咒”，每当某个彩票大赢家离婚，陷入抑郁、贫困或死亡时，这个诅咒总会被重提一遍。但单凭这一项研究是得不出定论的。该研究仅涉及伊利诺伊州的22名彩票中奖者，而且没有实际衡量中头奖如何影响他们的幸福感。研究仅仅记录了他们在某个时间点的感受，通常是在中头奖后的一年之内，并将他们的感受与一些邻居的感受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自己也承认这些局限性，并呼吁开展进一步研究，追踪中奖者在中奖前后的感受。

针对英国彩票中奖者的几项研究使追踪研究最终得以完成。[37]一些中奖者的心理幸福感在中奖后第一年略有下降，其中一些人在第一年倾向于更多地饮酒和吸烟，因为他们还不适应这种好运。但这些影响很快就缓解了，两年之后，中奖者的心理状况明显好于中奖之前。彩票诅咒到此为止。金钱确实买来了幸福——这对我们这些没有中过大奖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人未必会被困在“快乐水车”上，我们只需要想些别的办法振奋心情就可以了。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唤醒内心的波丽安娜来实现这一点。

研究人员正在修正有关心理创伤的传统思想。相关思想是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被诊断出患有“炮弹休克”这种新型疾病后出现的，这种疾病后来被称为“越战综合征”，并最终被冠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更为广义的名称。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当严重，也是负面效应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与好事件不同，有些坏事件对人的影响会持续好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一个具有持久影响的坏事件，比如一场让人无法再使用胳膊或腿的事故，可能会永久降低一个人的幸福程度。这一发现是对“快乐水车”理论的又一次打击。

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们也注意到其他一些现象。虽然许多人（据估计至少有一半的人）在生命中某个时候经历过创伤性事件，但大多数人并未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五分之四的受害者事后并未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从长期来看，他们往往会变得更坚强。他们没有留下永久的伤疤，而是经历了创伤后成长。“创伤后成长”是理查德·特德斯基（Richard Tedeschi）和劳伦斯·卡尔霍恩（Lawrence Calhoun）这两位心理学家引入的一个术语，[38]并不像创伤后应激障碍那样广为人知，毕竟“好”永远不会像“坏”那样有新闻价值，但创伤后成长却比创伤后应激障碍常见得多。研究发现，超过60%（有时甚至是90%）的创伤受害者经历了创伤后成长，包括那些最初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

这种成长并不是创伤的结果，创伤本质上是糟糕的，并且会产生有害后果。就连《波丽安娜》的作者也无法为降临在女主人公身上的瘫痪命运想象出一线希望。波丽安娜绝望地问道：“如果我不能走路，我怎么可能为任何事情高兴呢？”但没过不久，当镇上的人纷纷来到她姨妈家，告诉她生活如何因她而改变时，波丽安娜又开始玩快乐游戏了。她回想起自己做过的好事，露出开心的笑容，她说：“不管怎么说，我可以为自己曾经拥有双腿而高兴。”尽管玛丽·皮克福德觉得波丽安娜的反应令人恶心，但这些反应与心理学家今天用来描述创伤后成长状况的清单恰好吻合：对生活的领悟增加，与他人的关系加深，形成了新视角，确定了新的优先事项，人格力量增强。成长不是来自创伤，而是来自应对创伤的方式，人们以积极方式应对创伤，从而变得更善良、更坚强、更关注生活中的乐趣。

这些人运用一系列防御手段抑制负面偏差，而这些手段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尽管一件坏事会比一件好事引发更强烈的即时反应，但负面情绪通常比正面情绪消退得快。这种“情感消退偏差”（fading affect bias）[39]并不是普遍现象，抑郁症患者的不良情绪会持续较长时间，但在追踪人们情绪的实验中，情感消退偏差被反复观察到。首先，受试者来到实验室描述他们对最近发生事件的感受，之后，他们会再回到实验室回忆相同的事件。到那时，他们所有的情绪都减弱了，但负面情绪比正面情绪消退得更多，那些花最多时间与他人讨论坏事的人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第一章所述，当人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时，负面效应对判断的扭曲最强。当“坏”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则不会那么容易反应过度。因此，你可以同别人谈论你的问题，你谈论得越多，就越容易变换角度思考，从而有助于缓解焦虑。

不管你能否得到外界的帮助，大脑内部都有一些机制可以减轻“坏”的刺激。我们早些时候讨论了其中几种机制：罹患乳腺癌的女性抱有“积极错觉”（她们会形成过于乐观但有所助益的期望），婚姻幸福的配偶在评价伴侣时则倾向于抑制大脑的批判功能。人们也会创建对过去的积极错觉。研究人员常说，我们喜欢透过玫瑰色的眼镜回望过去，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不愉快的记忆似乎比年轻人要少。这并不符合逻辑，因为活得更久的人显然经历了更多坏事，但研究人员却反复观察到这种现象。例如，当婴儿和学步儿童的父母被问及是否后悔生孩子时，许多人会很快说是。但当子女已成年的父母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们更有可能说不，他们会说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

凌晨3点换尿布的记忆和小孩子发脾气的记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一篇论文的标题所示，那些痛苦的时刻“被忘记了，但并没有消失”。[40]这篇论文考察了人对与自己相关的正面或负面信息的记忆。人们在得到提示时，既能想起不好的事情，也能想起受到的赞扬。但如果在不提供任何线索的情况下让人回忆，他们回想起的坏事就没那么多。坏事还在人的记忆之中，但被藏在了较深的地方，随时都可以被重新推上水面。其他研究表明，突然在脑海中闪现的那些无意识记忆更有可能是负面的；但当我们有意识地回忆往事时，我们会戴上玫瑰色的眼镜。

球迷对球队夺冠赛季的记忆十分鲜活，但对球队没能获胜的那许多个年头的记忆却模糊得多。失败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淡，但球迷会在脑海中和谈话中一遍遍重温胜利。笔者的一位同事通过与彩票玩家一起排队买彩票，观察到彩票玩家也呈现出相同的倾向。这些彩票玩家爱跟她谈过去的中奖经历。当她礼貌地询问以往的失手经历时，彩票玩家很快会把话题转回到他们的胜利上。

经常赌博的人必须是快乐游戏高手，因为负面效应使赌博的习惯极难保持。损失毕竟比收益影响更大，而且多数赌客都是输多赢少。是什么让赌客一直赌下去呢？一项实验可以为我们揭示答案。在这项实验中，有经验的体育博彩玩家要对下周日的橄榄球比赛下注。[41]比赛结束后，玩家们会结算注单，研究人员要求他们说明哪些地方判断正确，哪些地方判断有误。三周之后，这些玩家被要求回忆他们下注的比赛，并回顾各场比赛中是否有特别重要的战术。你或许以为他们会大谈自己押对的比赛，哪怕只为追求更好的自我感觉，让自己敏锐的眼光打动听众，但事实证明，他们沉浸在一种较为复杂的乐观心态中。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惜败”上——他们认为这是一些本可押中的赌注，因为他们正确地选择了更出色的球队，可惜这些球队因偶然事件输了比赛，比如裁判的误判或不凑巧的失误。他们花费更多时间谈论那些没能押中的赌注和比赛中的偶然事件，而不是他们的正确预测。这是他们重新考量输赢记录的自利性方法。如果他们选择的球队在比赛中获胜，即使球队打得很差，只是侥幸得胜，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证明他们有眼光，因而不需要再想太多。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的球队在势均力敌的比赛中落败，他们就会关注偶然事件，以便说服自己一直以来的预测都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有机会在这些球队再次比赛时下注，即使他们选择的球队第一次输了，他们也会再次选择同一支球队。这些赌客并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负面偏差形成的理由），而是丝毫不受负面偏差的影响并加倍下注。

当然，就连小说原著中的波丽安娜也不会推荐在赌场上玩快乐游戏。玫瑰色眼镜可能会成为蒙蔽我们的危险眼罩。但是，在没有金钱风险，也不需要领悟重大教训的情况下，这副眼镜可能相当有用。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可以通过训练人们在进入房间时关注友善面孔而非敌意的面孔来缓解社交焦虑。这项技巧似乎可以随年龄增长而自然习得。一些追踪眼球运动的实验表明，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看向微笑的面孔，而不是皱眉或紧绷的面孔。看到带着惊讶表情的面孔时，年轻人往往认为这个人受到了坏事的惊吓，而老年人更有可能解读为惊喜的表情。

研究人员已在数十项考察哪些类型的词语、图片和故事会引起注意并被牢记在心的研究中观察到老年人身上的这种“积极效应”。[42]与较为年轻的成年人相比，60岁以上的人更易回忆起婴儿微笑的照片，而不是事故汽车的照片。脑部扫描显示，老年人大脑中的情感功能区对负面图像反应较少，而对正面图像反应较多。听到别人批评自己时，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少生气。一项实验室实验发现，老年人在决定买哪一辆车，选择哪一位医生或哪一家医院，或者考虑带什么礼物回家时，会比年轻人更多地关注每种选择的好处，而更少地关注每种选择的坏处。做出选择后，老年人也比年轻人更为满意。

老年人内心的“波丽安娜”在德国开展的一次脑部扫描实验中被清晰地显现出来。[43]这项实验使用了一款电子游戏，游戏中有7个封闭的盒子，除一个盒子里装的是讨厌的小魔鬼，其他盒子里装的都是金子。玩家要一个一个地打开盒子，保留在盒子里找到的任何金子。他们想玩多久就玩多久，但如果打开的盒子里是魔鬼，就会损失之前找到的所有金子。因此，玩家通常会先打开几个盒子，之后便会追求稳妥，见好就收，这时研究人员会告诉他们魔鬼藏在哪里，以及如果玩得久一点可以多赚多少钱。

这种错失的机会会产生何种影响？研究人员对三组玩家进行了分析，这三组玩家分别是：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老年人和心理健康的年轻人。研究人员发现，年轻人（平均年龄25岁）与抑郁的老年人（平均年龄66岁）反应相似。这些人想到损失的金钱，与后悔相关的大脑区域就变得高度活跃，这也影响到他们玩下一轮游戏的方式。健康的年轻人和抑郁的老年人会继续冒更大也更愚蠢的风险。

只有健康的老年人才能够不后悔，这在脑部扫描和随后的游戏中都得到了证明。老年人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赢到的金子上，而不是为错失的机会而懊悔，他们不仅保持了更加快乐的情绪，而且通过更高明地玩游戏赢得了更多金子。由神经学家斯蒂芬妮·布拉森（Stefanie Brassen）领导的德国研究小组得出结论认为：“摆脱悔恨是反映老年阶段情绪健康复原力强弱的关键要素。”

当然，老年人经历的憾事比年轻人多。他们每天要承受更多疼痛和痛苦。他们也经历了更多的失望。笔者曾见一位老纽约客坐在百老汇大街中央的一条长凳上，用一句悲伤的话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在服装行业犯下了你们能犯的每一个错误。”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似乎有些不祥，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所有人晚年都要面临的凄惨命运吗？但现在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有证据表明这位老人不具代表性。遗憾的是，他实际上并不像他的同龄人，而更像一个25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人能够克服失望情绪，找到更多快乐。

有关这一论点的证据不仅仅来自诸多证明积极效应的实验室实验，其最有力的证据（也是对“快乐水车”理论的又一次重击）来自世界各地的调查。这些调查要求人们评价自己的幸福感和对生活的满意度。研究人员一次又一次发现，幸福感在中年时会下降，然后又将回升。幸福感通常在50岁左右触底，之后持续上升几十年时间，因此人在60多岁时比20多岁时感觉更幸福，这种幸福感在七八十岁时仍然保持上升势头。这种U形幸福曲线已经在几十个国家被观察到，并通过追踪人在几十年里的幸福状况得到证实。[44]

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似乎最为显著。发达国家的人往往随年龄增长变得更加富有，但他们幸福感的增强不仅仅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钱，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控制收入和其他因素（如就业状况和教育程度）的情况下，生活满意度也会在晚年上升。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证据来自欧洲国家抗抑郁药物的使用趋势：抗抑郁药的使用在45~50岁之间达到顶峰，随后逐步下降。[45]人走到生命尽头，与严重疾病和残疾做斗争时，可能会郁郁寡欢，但研究人员普遍发现，在此之前的老年阶段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

这种模式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也能观察到。一项针对动物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逾500只黑猩猩和红猩猩的国际性研究便揭示出这一点。[46]研究人员向饲养员询问这些动物的情绪总体上有多积极以及在社交中获得多少乐趣，结果发现，老年猿类（40多岁和50多岁）比中年猿类得分高。年长的猿类不那么容易产生负面偏差，应该是缘于一些与人类相同的进化原因。老年动物不需要像年轻动物那样学习那么多东西，所以它们不需要太关注自己的错误。

老年人还有望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健康方面的助益，因为负面情绪和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实验人员发现，免疫系统较强的老年人往往也更善于回忆积极的图片。[47]这一发现支持了积极效应系一种进化适应理论：当免疫系统随年龄增长而变弱时，人体会自动启动让性情趋于温和的进程。老年男性产生的睾丸素较少，使他们不那么咄咄逼人，也更有同情心；而年长的女性产生的雌激素更少，使她们变得不那么焦虑，而且更加自信。这些激素变化以及大脑老化过程中发生的其他变化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老年人更善于调节负面情绪。

但老年人的乐观心态也缘于他们自己有意识的选择。在针对存在认知障碍（比如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人开展的研究中，积极效应会减弱，[48]在一些让人分神的实验中也是如此。当实验人员要求受试者在看图片的同时留意声音时，年长者并不能比年轻人更好地回忆小狗和婴儿的温馨图片。

老年人的积极心态并不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论是在实验室里观看照片，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超越衰老之痛而保持阳光心态，都需要付出心智努力。老年人是在有意识地玩快乐游戏，而其中一些策略在任何年龄都可以奏效。

快乐游戏

康斯坦丁·塞迪基德斯（Constantine Sedikides）在40岁时发现，自己每周都会多次被奇怪的感觉缠绕。[49]当时他刚刚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搬到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他不断想起老家，被一股股怀旧思绪冲击。每周有那么几次，他会突然想念教堂山的老朋友，记起他们的羊肉烧烤和感恩节晚餐，当地咖啡的浓烈味道，秋季举行周末橄榄球赛时湿润空气的甜香。这些记忆之鲜明让他感到惊讶。有一天，塞迪基德斯在与南安普顿大学的一位同事共进午餐时提到，他在经历这一阵阵怀旧情绪之后感觉特别好。

塞迪基德斯的同事是临床心理学家，他说：“你的话让我难以置信，你不能活在过去。这是适应性障碍的临床征兆。”他接二连三地向塞迪基德斯提出诊断性问题，问他是否抑郁，是否倦怠，是否对性生活失去了兴趣。

塞迪基德斯坚称一切正常，但他的同事仍然坚信怀旧是一种病态，并在心理学文献中找到许多依据。“怀旧”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瑞士的一篇医学论文中，其含义是“一种本质上由恶魔导致的神经疾病”。[50]从此，“怀旧”便一直背负着恶名。

医科学生约翰尼斯·霍费尔（Johannes Hofer）将希腊语中的“返乡”（nostos）和“痛苦”（algos）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以描述在海外作战的瑞士雇佣兵的思乡情绪。这种情绪被认为会严重削弱人的意志，以至瑞士军官禁止演奏一首据信能引发这种疾病的阿尔卑斯山挤奶歌，违者会被处以死刑。[51]军医认为瑞士人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耳膜和脑细胞在年幼时曾被持续不断的牛铃声损坏，但医生很快也在其他国家发现了这种可怕的症状。[52]怀旧被归为“忧郁症”的一种形式，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认定为“移民精神病”、“退行表现”和“精神压抑性强迫症”。

但塞迪基德斯并不觉得忧郁或压抑，跟精神错乱更是搭不上边。他在社会心理学圈内以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和幽默风趣闻名。塞迪基德斯出生在希腊，他的姓氏本来写作“Tsedikides”，但他去掉了第一个字母“T”，使之不管正读倒读都完全一样。他还考虑过把自己的名字改成“Bob”，以实现完整的回文效果，但他觉得“Bob Sedikides”这个名字跟他不太搭。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过得很愉快，他在那里研究了人们如何通过过滤信息提升自我形象，但他并不渴望回去。一阵阵怀旧思绪使他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也能够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应对南安普顿的工作。

在1999年的那顿午餐上听到同事的质疑之后，塞迪基德斯开始研究怀旧现象，最终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目前有数十名社会科学家在从事相关研究。

他们创造了一个动词“nostalgizing”（怀旧），以便把这种对往昔饱含感情的追忆与纯粹的回忆区分开来，并在实验室实验中通过播放受试者年轻时的流行歌曲诱发怀旧情绪。他们用问卷衡量世界各地的怀旧程度。大多数人报告说一周至少怀旧一次，很多人会怀旧三到四次。不管生活在英国还是中国，人们一般更常在寒冷的日子里怀旧，[53]实验表明，在较冷的房间里怀旧会让人感觉比较温暖。[54]人们在遭遇坏事或情绪低落时也会更频繁地怀旧——实验室实验和日常生活经验反复证明，怀旧能够振奋精神。[55]

经过20年的研究，科学家对怀旧的看法已和以往大为不同。科学家发现，怀旧不仅不是病理现象，而且可以缓解孤独和焦虑。[56]怀旧频率较高的夫妇感情更好。诱发怀旧情绪能够使写作更有创意，行为更加慷慨（通过校友聚会激发怀旧情绪的大学筹款人应该不会对这一结论感到惊讶）。怀旧激励我们完成任务，克服逆境，向着目标奋斗。[57]研究人员鼓励人们在动手工作之前先花几分钟回忆往事，结果发现这些人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作压力，[58]比如老板的粗暴或不公。怀旧通过拓宽我们的视角，让我们从生活中感受到更多意义。[59]塞迪基德斯喜欢引用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中一个人物对自己为何爱追忆往事的解释：“人人都需要记忆。记忆把无意义之狼挡在门外。”[60]

怀旧并不是纯粹的正面情绪。怀旧苦乐参半，略带失落，但最终能带来满足感。文学史上第一位怀旧者奥德修斯每天都在苦苦思念伊萨卡的家人，这些记忆激励他在返乡之路上克服重重障碍。[61]当研究人员对《怀旧》（Nostalgia）杂志（是的，有一本杂志专门追忆往事）中的文章进行系统分析时，发现正面情绪远多于负面情绪。[62]他们在不同国家开展的实验中收集的故事也揭示出类似的现象，这些故事都是快乐多于痛苦。世界各国的人都有关于假期、婚礼、野餐和徒步旅行的美好回忆。

塞迪基德斯说：“典型的怀旧记忆始于你在别人帮助下解决的一个问题。例如：我去参加家庭聚会，哈里叔叔走过来说：‘蒂娜，你胖了吧？’然后玛莎婶婶走到我跟前说：‘哦，蒂娜，甭理哈里叔叔。他这人你懂的。来跟我喝一杯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聊起家人，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故事的开头是不识趣的哈里叔叔，这很糟糕，但结局很好。怀旧让你感觉与他人有更多情感联结，产生一种由过去到现在的延续感，所以你会感觉更加幸福，觉得生活更有意义。”

所有年龄段的人都会怀旧，就连年仅7岁的孩童也不例外，他们喜欢重温生日派对和假期的回忆。但不同年龄段的人怀旧程度有所不同。怀旧情绪在中年略有下降，到老年又会再次上升，呈现出与人一生幸福感变化趋势相同的U形曲线，而这并不是巧合。塞迪基德斯和他的同事发现了怀旧与幸福感之间直接的相关性：成年人为重温往事花费的时间越多，对当下就越满意，对未来也越乐观。[63]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能够更好地收获怀旧的益处，从而变得更加快乐。在这些研究结果的启发之下，塞迪基德斯自己会更多地怀旧，他希望其他人，所有年龄段的人也能多多重温往事。

这是自心理学家开始纠正心理学领域长达一个世纪的负面偏差以来可望出现的最有前途的策略之一。过去20年，自马丁·塞利格曼发起积极心理学运动以来，心理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如何克服问题，而不是一味纠结于哪里出了问题。[64]是什么赋予创伤受害者复原力，使他们变得更加强大？为什么老年人纵使身体状况较差，也会报告说自己感觉更幸福？一些研究人员推测，老年阶段的积极效应由认知能力下降导致，老化的大脑会避免负面信息，因为这类信息较难处理，但这一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当老年人需要做重要决定时，他们仍然可以专注于负面因素，在实验中，老年人做这类决定时的表现与年轻人一样好。

老年人并不是头脑简单的盲目乐观者。他们不忽视问题，也不把坏情绪埋藏在心里，但他们不会被“坏”压倒。他们从挫折中汲取经验，就好像经历创伤的人会获得新的力量。他们能够更好地处理复杂的情绪，就好像怀旧的人即使在心心念念追忆一去不复返的往日乐事时也能感受到快乐。他们关注的不是失去的东西，而是留下的美好记忆。他们较少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烦扰，而更多地关注小乐趣。

阅历带来智慧，岁月带来新的视角。对老年人中这种积极效应的一种主要解释是，老年人的时间概念发生了变化：由于这辈子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他们更注重享受当下，而不是努力实现长期目标。他们用更多时间与亲朋好友相处，而把较少的时间花在鸡尾酒会和相亲上。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把这种对积极效应的解释称作“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老年人通过练习“社会情绪选择”来避免“坏”的力量。[65]年轻人通常更关注未来，因为他们能活更长时间。但年轻人也能学会转换视角看问题，当研究人员在实验中或者通过提醒年轻人生命脆弱而鼓励他们关注当下时，年轻人身上会表现出与老年人一样的积极效应，并能获得一些相同的益处。

在《波丽安娜》中，快乐游戏是由一个青少年教给大伙儿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快乐游戏。年轻人永远不会跟年长者玩得一样好，因为年轻人必须更多地关注“坏”。刚刚开始职业生涯和寻找浪漫的年轻人必须从错误中学习，必须拓宽眼界，因此，他们只能忍受鸡尾酒会和相亲。中年人不得不面对抚养孩子及照顾年迈父母的情绪挑战和经济挑战，他们的紧张感更强，因为他们的生活中有更多压力。

但每个人都可以从快乐游戏中获益，不管是青年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没有人会被困在限制幸福的“快乐水车”上。下面我们来看看最近的积极心理学研究得出的一些具体策略：

转换叙事视角。伤残的士兵和事故受害者通过重述生活经历可以实现创伤后成长。他们不是把创伤视为粉碎人生规划的不幸，而是视为开辟崭新道路的契机。这种技巧也可以用来处理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坏事。我们可以不把被解雇视为失败或职业杀手，而是视为通往更好职业的动力。对创伤受害者和其他人进行的实验表明，每天花15分钟进行“表达性写作”能带来显著益处。[66]“表达性写作”是指写下你的问题和你对问题的感受。这种练习迫使你直面生活中的“坏”，并帮助你通过应对“坏”来实现超越。

分享好消息。在马克·吐温的诸多名言中，有最多实证支持的是《傻瓜威尔逊》(Pudd’nhead Wilson)中威尔逊的一点智慧：“悲伤可以独善其身，但要想充分享受快乐的价值，必须与人分享。”[67]心理学家对前半句抱有争议，因为向他人倾诉悲伤有一定好处，但他们一致发现，分享快乐的益处要大得多。[68]

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增值”（capitalization）。心理学家雪莉·盖博（Shelly Gable）和哈里·里斯（Harry Reis）曾通过分析日记以及在实验室观察人们如何谈论自己经历的好事来研究“增值”的影响。当别人对你的好消息反应热烈时，你会感到更加快乐，你的成就似乎更有意义。它可以帮助你品味这一刻。塞迪基德斯在对大学生和校友的研究中发现，一项经历今天你品味得越多，今后你就越有可能从重温这件旧事中享受更多的乐趣。[69]

当你听到别人分享的好消息时，要高兴，或者至少做出高兴的样子。要想让好消息“增值”，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如果听者只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而不是做出热情的反应，就没有人能获得益处，说话者到头来可能也会泄气。研究人员已证明，改善夫妻关系的一种最快方法是训练他们为彼此庆祝日常生活中的小小胜利。技巧很简单：仔细倾听好消息，面带微笑，在回应中倾注些许热情（可以说“哇，太棒了！”），然后追问更多细节。这样一来，胜利就显得更大，胜利者不仅感到更快乐，而且会与伴侣走得更近，对伴侣会更加信任，更加慷慨。[70]这是一种双赢，证实了文学作品中的又一名句，这句话出自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之口：“美德，愈传扬愈滋长。”[71]

列出你遇到的幸事。培养“感恩心态”是积极心理学运动确定的最有效策略之一。[72]研究表明，感恩心态与较低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较好的健康状况和较高的长期生活满意度有关联。当人们被鼓励历数自己经历的幸事时，在遭到挑衅时便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对包括伴侣在内的其他人也会表现得更加友善。他们晚上会更快入睡，睡眠时间更长，醒来时更加精神焕发。

年长者自然比年轻人更精于此道，但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以下经过研究人员检验的技巧：列出你心怀感激的五件事。可以是一天里发生的特定事件，也可以是像“很棒的朋友”这样的特定人物。每天记录最为理想，但实验表明，一周记一次即可发挥效果。[73]另一项行之有效的策略是“感恩拜访”：写一封300字的信给那些让你生活变得更好的人，列出具体理由，然后拜访他们并大声朗读。[74]在实验中，进行拜访的人快乐程度有所增强，抑郁程度有所减轻，这种状态在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听他们朗读这封信的人心情肯定也变得更好）。

如果这些事情太麻烦，你可以尝试一年一次的感恩练习，只需要两分钟，花费不超过一块桌布的价钱。在感恩节聚餐时分发钢笔，让在座的每个人在桌布上写下他们感激的人和事。我们没有关于这一策略有效性的数据，但有来自我们自己在感恩节的切身体验，我们发现，这样做能让晚餐更快乐。当你在每年的感恩节重复使用这块桌布时，这种策略的效果会逐步增强，在一年中剩余的时间里重温桌布上的文字亦是一种乐趣。

抽时间怀旧，并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塞迪基德斯不仅享受回忆，而且通过在当下有意识地营造可成为未来愉快回忆的温馨时刻促进“可预期的怀旧”（anticipatory nostalgia）。生日晚宴和周末旅行等活动带来的好处会在活动结束后持续很久。塞迪基德斯建议，公司在判断是否为节日派对买单时，不妨考虑他研究中的一项结论：员工对公司活动的怀旧记忆越强，跳槽的可能性就越小。在生活中，当塞迪基德斯与朋友、家人和同事聚会时，他会遵循一句箴言：“让它令人难忘。”

珍视过去，但不要把过去同现在比较。如果把过去与现在进行比较，激起一种像歌曲《路漫漫》所传达的那种怅惘之情，怀旧就没有任何益处。这便是斯蒂芬·斯蒂尔斯（Stephen Stills）在《组曲：朱迪蓝色的眼睛》中描述的陷阱，他唱道：“不要让过去提醒我们现在不是谁。”[75]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自我中断”（self-discontinuity），这是一种与身体和心理疾病有关的失落感和错位感。更好的做法是利用过去来理解生活的意义，把记忆看作资产，而不是把它看作对你所失去的东西的提醒。

当波丽安娜瘫痪在床，说她庆幸曾经拥有能够走路的双腿时，似乎乐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可以用“Pollyannaish”（盲目乐观）来形容，这也是乐观一词最坏的一层含义了，但她的基本策略是合理的。在比《波丽安娜》好出一大截的电影《卡萨布兰卡》的结尾，一个比波丽安娜可信得多的人物使用了同样的策略。当汉弗莱·鲍嘉在停机坪上向英格丽·褒曼道别时，他不是沉湎于自己失去了什么，而是想着还拥有什么，想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他说：“我们将永远拥有巴黎。”他说得没错。[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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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指人经历正面或负面事件之后迅速回归正常快乐的倾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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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这一部分是依据对康斯坦丁·塞迪基德斯、蒂姆·怀尔德舒特（Tim Wildschut）、埃里卡·赫珀（Erica Hepper）、张咏怡和克莱·劳特利奇（Clay Routledge）的采访。要了解怀旧相关研究的概况，参见C. Sedikides and T. Wildschut,“Finding Meaning in Nostalgia,”Reviewof General Psychology 22 (2018): 48—61; C. Sedikides, T. Wildschut, J. Arndt, and C. Routledge,“Nostalg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2008): 304—7; 以及J. Tierney,“What Is Nostalgia Good For? Quite a Bit, Research Shows,”New York Times , July 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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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M. E. Seligman, T. A. Steen, N. Park, and C. Peterson,“Positive Psychology Progress: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Interventions,”American Psychologist 60 (2005): 410.

[75] Cited in C. Sedikides, T. Wildschut, C. Routledge, and J. Arndt, “Nostalgia Counteracts Self Discontinuity and Restores Self-Continu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 (2015): 52—61, doi:10.1002/ ejsp.2073.

[76] Cited in M. Vess, J. Arndt, C. Routledge, C. Sedikides, and Tim Wildschut,“Nost-algia as a Resource for the Self,”Self and Identity 11 (2012): 273—84, http:// dx.doi.org/10.1080/15298868.2 010.521452.

09

危机的危机

最大的问题以及自由繁荣的最大障碍是“危机贩子”对负面偏差的利用。末日预言家不断煽动恐惧，深刻扭曲了公众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他们通过大肆炒作微小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来引发恐慌反应，他们制造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他们解决的问题。其结果便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的危机”。

第九章

危机的危机

不论你在消化今天的坏消息，还是思考人类的未来，我们都建议从三项假设出发：

1. 世界似乎总处于危机之中。

2. 危机永远不像听上去那么可怕。

3. 危机解决方案可能很容易使情况恶化。

没错，世界上是有一些真正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确信，最大的问题以及自由繁荣的最大障碍是“危机贩子”对负面偏差的利用。这是负面效应造成的最恶劣的社会后果。末日预言家不断煽动恐惧，深刻扭曲了公众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他们通过大肆炒作微小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来引发恐慌反应，他们制造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他们解决的问题。

其结果便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的危机”。当然，我们并不想吓唬任何人，让读者以为这是人类生存的全新威胁。由于危言耸听者整日在媒体上叫嚷，现代社会负面信息的弹幕尤为密集，尤为迅猛，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容易受到危机贩子的影响。1918年，早在有线电视新闻和网络出现之前，H. L.门肯（H. L. Mencken）便将公共话语描述为“种种狂热的论战”，并敏锐地觉察到政治和公共政策中的根本问题。

门肯写道：“政治实践的全部目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用各种妖魔鬼怪恐吓民众，让民众保持警惕（并因此嚷嚷着让政客把他们领到安全之处），而大多数鬼怪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1]

妖魔鬼怪的具体样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有别，但各路政客利用的都是相同的基本认知偏差。不管政客拉响的警报事关恐怖分子、移民、新技术还是环境灾难，他们都一致主张：世界正因前所未有的威胁而坠向地狱。他们渴望重现昔日的辉煌，那时公民是善良的，国家是伟大的，地球是一片净土。他们有关世界在走下坡路的悲观看法符合人的直觉感受，因为我们对当前的负面事件反应过度（“坏”惯有的威力），审视历史时则又使用不同的滤镜。如第八章所述，我们往往透过玫瑰色镜片看待自己的过去。面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事物，我们在回看时也会抱有类似的正面偏差。

我们被心理学家凯里·莫雷韦奇（Carey Morewedge）所说的唱片店效应[2]愚弄了：我们的记忆就像一个唱片店，里面存有各种各样的新歌，但只会存最经典的老歌。他的实验表明，人们在评价今天的文艺作品时，倾向于将其与自己年轻时最好的文艺作品进行比较。如果你从今天电台放的歌里任选一首，与涅槃乐队（Nirvana）或珍珠酱乐队（Pearl Jam）的歌曲相比较，并据以评价音乐界现状，难免要哀叹今天的乐坛已经告别20世纪90年代的黄金时代，开始走下坡路了。但20世纪90年代的人并不觉得当时是黄金时代。人们不仅听涅槃乐队的歌，也听《疼痛而破碎的心》和《我太性感》，并将这些歌曲与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引领的黄金时代相比较。同样，当我们把今天的领导人与林肯和丘吉尔相比，或者把今天的政治口角与历史教科书上的伟大成就进行比较时，我们肯定会觉得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

这个黄金时代谬误几千年来一直在误导我们。这是我们在前一章中发出警告的不良怀旧形式：把过去视为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这一谬误由赫西俄德（Hesiod）于公元前8世纪正式引入。赫西俄德是古希腊诗人、农民，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3]和今天的末日预言家一样，他也哀叹新技术的危险。他解释说，人类曾经“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安逸、宁静的生活，拥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牲畜成群，受到神灵的眷顾”。[4]但在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盗走火种之后，众神便把装满祸害的潘多拉魔盒带到人间，以惩罚这项技术创新。此后，黄金时代让位于较为低劣的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并最终让位于现在的黑铁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永远无法从劳作和悲伤中得到喘息”。很快，情况会变得更糟：“宙斯将毁灭这个凡人种族。”

赫西俄德为希腊写的讣告有点操之过急，因为这份讣告比帕特农神庙和伯里克利时代还早好几个世纪；但他比现代的末日预言家更现实，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确实面临多灾多难的未来：被侵略者征服，经常发生瘟疫和饥荒，大多数人一辈子贫困或遭受奴役。这是工业化之前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宿命。人类一直受到《启示录》中四骑士，即死亡、饥荒、战争和瘟疫的威胁。半数儿童在5岁之前死亡。轻伤或感染可能致命。作物歉收就意味着挨饿。

几乎人人都很贫穷。要想获取财富，只能从别人手里抢夺，或者逼迫他们为你干活。农奴注定要终生劳作，以养活他们的领主。在每一片有人居住的大陆，奴隶制都是天经地义的传统。[5]技术发展缓慢，时断时续，统治者动不动就会镇压对现行体制构成威胁的发明和异端邪说。[6]古罗马皇帝扶持受过教育的精英，但不会让普通平民分享财富和知识，波斯、印度和中国的皇帝也是一样。中国的技术进步，比如第一台机械钟和大大改良的炼铁方法，曾因官僚畏惧变革而受到压制。

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民众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欧洲出现一套革命性的思想和制度。罗马帝国的覆灭使欧洲大陆分散成许多独立的领地，使得学者、发明家和商人能够自由分享知识和创新而不受帝国干预。中世纪曾被怀念古罗马有闲阶层美好生活的人错误地封为“黑暗时代”，但用法国历史学家让·金佩尔（Jean Gimpel）的话说，中世纪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新时代之一”。[7]他认为中世纪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古罗马经济由奴隶的劳动驱动，而中世纪的工程师们在欧洲各地修建水坝，建造效率较高的新型水车，以便利用自然力。风车广泛使用，并被用于排干低地诸国沿海地区的水。日耳曼“野蛮人”发明了一种大幅改良的钢材。维京人在造船和航海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机械钟和眼镜问世了。得益于轮作技术的进步以及耙和一种新型重犁的发明，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因此普通人比古罗马时代吃得更好，身体也更健康。

中世纪的修道院促进了研究和创业，因为它们像现代公司那样生产和销售产品，修道院院长相当于首席执行官。意大利北部城邦的商人和银行家引领了一场商业革命，使商品和催生文艺复兴的思想实现了跨国交流。在意大利的城邦被外国君主控制之后，商人和艺术家纷纷迁往低地诸国。[8]后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对市民的盘剥又促使创业资本转移到英国，在那里，君主权力受到法律限制，科学家、工程师和资本家联手推动了工业革命。

人类由此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经济学家迪尔德雷·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用“大丰盛”（Great Enrichment）[9]一词描述19世纪和20世纪令人惊异的财富大爆炸和自由的大拓展。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平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但过去短短两个世纪便增长了10倍。工业革命使人类无须征服或奴役他人便能创造大量财富。哲学家和神学家早就认识到奴隶制的道德罪恶，但废奴运动直到机器能够取代奴隶之后才形成气候。新技术通过商业化走向大众，减轻了每个人的负担，把普通民众变成了有能力要求新的普遍权利和自由的中产阶级。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日益繁荣的民主国家。[10]

“四骑士”的威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阻挡了死亡：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寿命翻了一番。战争仍在一些国家肆虐，但如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很可能生活在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11]普通人所面临的因战争或其他形式的因暴力而死亡的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小。未来发动战争的动机已经减弱，因为各国不再迫切需要从邻国夺取财富或农田。尽管人口在增长，但北美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在退耕还林还草，因为农民可以用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预计世界其他地区也将出现这种趋势。[12]

遭受饥荒和瘟疫折磨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据估计，20世纪全球只有一半的人获得充足的营养，[13]而今天这一比例达到近90%。[14]现在很多地方最大的营养问题是肥胖。自1950年以来，全球在抗击疾病方面取得极大进展，贫穷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0年——这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阶段。[15]世界各国的识字率和教育程度都在上升，[16]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闲暇。[17]在19世纪中叶，典型的英国男性从10岁开始到50多岁去世，每周工作逾60小时，而且没有年假。今天的劳动者一生享受的闲暇时间是当年的三倍，这多出的20万小时自由时间是一份丰厚的馈赠。

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几乎都在改善，唯有一项指标例外，这就是希望。[18]我们越健康、越富有，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越悲观。在国际性调查中，最富有的人态度最悲观，也最无知。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知道世界各地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他们预计未来几十年会进一步改善。但富裕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并不持这种乐观态度，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进步之大。[19]

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20]全球贫困率降低了三分之二，[21]但大多数北美人和欧洲人以为这些比率保持不变或有所恶化。当被问及世界在变好、变坏还是保持不变时，只有不到10%的人说正在变得更好，绝大多数人认为情况正在恶化。[22]

我们已经逃离了“四骑士”的魔掌，但大脑仍然受负面偏差的支配。我们的反应恰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言：没有吃的，只有一个问题；有很多吃的，就有很多问题。我们发现了发达国家的问题，担心遥远的风险。我们开始看见尚不存在的问题，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和他的同事在2018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很好地证明了这种倾向。[23]

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一系列彩色圆点，并要求他们判断每个圆点是否为蓝色。随着实验的推进，蓝点出现的概率下降了，但受试者铁了心要看出跟先前数量相同的蓝点，于是他们开始错误地将紫点归为蓝点。当研究人员向人们展示一系列面孔，并要求他们辨别带有威胁表情的面孔时，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随着威胁面孔出现概率的下降，人们会进行补偿，将中性面孔错误地归类为威胁面孔。在最后一项测试中，受试者被要求评价一系列科学研究计划（有些计划明显符合伦理，有些模棱两可，有些则显然不合伦理），并否决不合伦理的计划。这次也是一样，随着不合伦理的计划出现概率的下降，人们会通过否决更多模棱两可的计划来加以补偿。

即使研究人员事先明确提醒受试者目标选项出现的概率会下降，甚至特别指示他们“保持一致”，并为准确的回答提供现金奖励，受试者仍旧会犯错误。人们一旦开始寻找异常，即使异常正在消失，他们也总能看出点不对劲。由于我们的大脑更善于发现坏的异常而不是好的异常，即使生活状况改善，我们也会不断想象新问题。正如吉尔伯特所言：“当世界变好时，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会更加苛刻，这可能导致我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世界其实并没有变好。进步似乎倾向于把自己掩藏起来。”

吉尔伯特将上述现象称为“普遍性导致的概念改变”（prevalence-induced concept change），他认为，这有助于解释我们在公共话语中注意到的一种趋势。预期寿命在增加，每个人的生命所受的传统威胁在减少，我们却花费更多时间担心人类面临的假想危险。我们的祖先有充分理由害怕自己过早死亡，但他们一般不去操心其他所有人的生死存亡。我们对自己的长寿不以为然，却一心想象恐怖主义、核武器或气候变化对地球上的文明或生命构成“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危险的迫近程度似乎与恐惧成反比：危险越遥远，警告越可怕。安全和繁荣的环境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担忧，有更多的事情去恐惧，也让更多恐惧贩子有了利用这些情绪的机会。

兜售“坏”的商贩

现代世界将永远处在危机之中，因为现代世界的财富和自由缔造了一个危机产业。在农业时代，社会只能养活少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通常依附于皇室贵族，而这些保护人不欢迎知识分子批评他们的政策，肯定也不会付钱给任何人去警告大众。末日预言家以神职人员为主，他们有政治头脑，深谙坚持精神危机论的价值。他们就上帝的审判日或是等待罪人的个人审判日（地狱危机）发出警告。但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民主和教育在欧洲的普及，新的世俗末日预言家阶层出现了，图表、理论和印刷机是他们的武器。

该阶层已经发展出一个由记者、政客和越来越多来自学术界、智库、企业和非营利团体的“专家”组成的行业。某样东西一旦出了问题，或者至少是看起来出了问题，他们便会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没有耐心分析长期趋势，也不相信人们可能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工具。他们声称，没有专家的指导，灾难就无法避免。

他们利用时事激发原始的情绪，比如仇外情绪。仇外情绪事关人类祖先的生死存亡，从乌尔、杰里科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都有充分的理由修筑城墙，因为城墙可以阻挡构成持续威胁的外敌。这种威胁在北美已经不复存在，但仇外的政客仍然可以煽动起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热情。70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的超级军事大国，这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时代，但专家们一直就“导弹差距”“脆弱窗口”或其他所谓关乎国家存亡的威胁发出警告。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并同意销毁四分之三的核武器，危机消停了一小段时间。[24]但即使没有令人信服的军事对手，美国专家也巧妙地找到了发出警报的新理由。伊朗和伊拉克这样的小国突然变成巨大的威胁，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恐怖主义被升格为一种永存的危机。与苏联的威胁相比，恐怖主义威胁算不了什么，但国防和安保支出还是在增加。

危机贩子就算不担心外敌，也总能在国内找到敌人，他们通常会挑出某一不受欢迎的群体。负面偏差对美国社会科学界最珍视的一种观点——“接触假说”产生了不幸的影响。接触假说认为，群体之间的偏见可以通过让群体相互接触来克服。社会科学家的想法相当合理，他们认为，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是由无知造成的，因此，人们一旦了解了外部群体，这种偏见就会克服。但当研究人员通过研究种族多样性较高的社区来检验这一假说时，却发现情况恰好相反，不同群体比邻而居的社区偏见程度更高。

近年来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开展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25]如接触假说所预测的那样，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等少数族裔互动最积极的白人的种族偏见确实有所减弱。但是，尽管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接触大都是积极的，人们的判断仍会被“坏”的力量扭曲。每一次负面接触产生的影响都比正面接触大得多，以致产生了负面的总体效应：你与少数族裔接触越多，就越有可能产生偏见。假设你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住在移民家庭经营的商店隔壁，你在商店购物时可能会与移民家庭有很多正面接触。但是，如果你被少找了零钱，或者这家人十几岁的孩子曾在人行道上捣乱，区区一次负面接触就会给你留下很大阴影，成为你与邻居谈论的那种负面八卦。

这些发现当然不是支持社区隔离的理由。另一些研究表明，当愉快的互动多到足以压倒负面互动时，偏见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从中得出的教训是，任何社区的人都需要牢记“坏”的力量，并弥补其造成的影响。当我们评判外部群体成员，特别是被多数人污蔑的群体的成员时，这一教训同样适用。[26]负面偏差使我们易将个体的冒犯迅速概化为对整个群体的憎恶——然后便会去寻找更多冒犯者。猎杀女巫的本能很容易被激起。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把道德恐慌解释为异常现象，并将其归因于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但事实上，景气时期和不景气时期都会发生道德恐慌。杰西·沃克（Jesse Walker）在讲述大众妄想史的《美利坚妄想国》（The United States of Paranoia）一书中记录了一系列永不消停的道德恐慌和疯狂阴谋论，[27]而延续这些恐慌和阴谋论的不仅仅是边缘群体。这类论调针对少数群体，但经常被多数人接受。主流神职人员和记者在18世纪讲述关于邪恶卫理公会教徒和震教徒的可怕故事，到了19世纪，他们又开始谈论同样邪恶的天主教徒和摩门教徒。当然，今天的对象是穆斯林。移民潮向来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不论移民是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中国人、日本人、拉美人还是阿拉伯人。

道德恐慌一旦发生，政客便会遵循一种经典的非理性思路：“必须采取行动。问题非同小可。因此必须做点什么。”但政客极少关心解决方案能否带来益处，也不关心历史经验是否表明，解决方案反倒会把情况弄得更糟。不妨思考一下近年来政界对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人数增加的反应。社会上一直有人存在药物滥用倾向，但政客和记者不关心如何为滥用者提供治疗，也不关注深层社会原因，而是不断试图消灭碰巧引起关注的药物，期望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以往开展的打击大麻、海洛因、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和其他毒品的运动已将数百万美国人送进监狱，花费超过一万亿美元，[28]但这些毒品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获得——黑市价格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29]与此同时，毒品变得更加危险，因为黑市的物流因素促使毒贩出售浓度更高、药效更强的品类，这就像美国禁酒时期取代啤酒的浴缸杜松子酒[30]。因此，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科因（Christopher Coyne）和阿比盖尔·霍尔（Abigail Hall）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开展的长期毒品战导致毒品摄入过量的情况不降反增。

但在围绕阿片类药物致人死亡的恐慌中，这些教训被忽视了。负面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阿片类处方药为患者带来巨大福音——至少有5 000万美国人饱受慢性疼痛的困扰[31]——但大多数记者更喜欢纠缠于一小部分患有药物滥用障碍的人。只有少数记者能够冷静地看待问题，比如《理性》杂志的雅各布·苏鲁姆（Jacob Sullum）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玛娅·萨拉维茨（Maia Szalavitz）。两党的政客都投票决定限制阿片类药物处方。特朗普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政客对使用阿片类药物的看法：“阿片很容易上瘾。病人手断了进医院，出院时已经吸毒上瘾了。”

事实上，医学期刊上刊登的对患者的追踪研究以及联邦政府年度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显示，[32]患者成瘾的概率可能不到1%或2%，[33]而死亡风险就更低了。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一再表明，大多数滥用处方止痛药的人并不是从医生手里获得药片的。[34]因过量服药而死的典型受害者往往有酒精或药物滥用史，[35]通常还有精神疾病史，他们非法获得止痛药，因将止痛药与酒精、镇静剂、可卡因、海洛因或其他危险物质混合服用而死亡。[36]纽约市卫生局的统计数据显示，97%的服药过量致死案例涉及至少两种物质。

对阿片类药物处方的打击使患者更难获得适当的止痛药，却没能阻止另一些人滥用这类药物。由于黑市上可获得的处方药越来越少，这些人转向更为致命的替代品，如海洛因和芬太尼。[37] 2010—2017年，阿片类药物处方总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而与阿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人数却增加了一倍以上。[38]煽动危机导致死亡人数每年增加2.5万人，还导致数百万患者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

危机行业的另一可靠生意来源是技术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恐惧贩子总会看到下一个潘多拉魔盒。[39]在19世纪， 《纽约时报》担心电灯会损伤视网膜；英国医生曾警告，乘坐火车会造成脑损伤（由颠簸和震动造成，据说这些颠簸和震动害处极大，乘客可能会突然变成凶暴的“火车疯子”[40]）。今天的危言耸听者并没有掌握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但他们警告说手机和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癌症。他们会援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联邦机构所遵循，并载入欧盟和联合国法律文书的审慎原则，也就是：不应引入任何技术，除非这种技术先被证明安全可靠。这种形式原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但它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官僚压制机械钟时遵循的信条相同，也和那套做法一样与科技发展背道而驰。如科学记者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所言，审慎原则最准确的陈述方式是：任何事情都不要第一次做。[41]

危言耸听者挑拨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的关系（造就了美国目前的红蓝割裂局面），并推动阶级斗争（工业革命缔造的另一种新事物），以唤起古老的部落本能。在人人都很贫穷的漫长历史时期内，要想利用阶级分化是很困难的。但由于“大丰盛”提高了收入，缔造了新的社会阶层，便有了新的恐惧和仇恨可以利用。作家威廉·塔克（William Tucker）认为，有两种煽动手段一直都很灵验：一种是告诉穷人富人太有钱，另一种是告诉富人穷人太多。[42]众所周知，第一种手段引发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许多国家消灭了资本主义。另一种手段已被一批知识分子利用，最先利用这种手段的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马尔萨斯是英国牧师，他担心英国人口出现激增，因为人类的预期寿命在工业革命期间有所提高。1798年，马尔萨斯根据数学计算颇有把握地宣布，由于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粮食的增长，注定会有大批人遭受饥饿之苦。

事实与马尔萨斯的预言恰好相反，却没能阻止其他学者一遍遍重犯他的错误。负面偏差蒙蔽了他们，使他们看不到良好的长期趋势。在20世纪，“大丰盛”使发展中国家人口激增，于是，自20世纪40年代《被掠夺的星球》（Our Plundered Planet）[43]和《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44]等书籍出版以来，各路畅销书便纷纷预测全球将发生饥荒。1972年，一群“罗马俱乐部”[45]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建立了计算机模型，预测食品和能源短缺将导致全球“人口爆炸”。畅销书《人口炸弹与富裕的终结》（The Population Bomb and The End of Affluence）的作者、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让这种情境广为人知。1970年，埃利希担心包括6 500万美国人在内的全球41亿人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灭绝”中丧生。[46]

1977年，埃利希和一位名叫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的学者在生态学教科书中写道，政府有权为避免大批人挨饿而限制家庭规模。书中讨论了“非自愿生育控制”方法，包括在青春期少女皮下植入“绝育胶囊”，只有取得“官方许可”才可移除。[47]作为一项知识型事业，人口危机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欧洲的学者、记者、活动家和捐赠者推动的，是具有西方色彩的现象，但承受人口危机论后果的却是世界其他地区。这种鲁莽的末日预言触发了20世纪一些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48]拉丁美洲、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数百万妇女接受了绝育手术，而且通常是强制性的。

看到全球饥荒并未如期而至，埃利希和霍尔德伦推迟了日期。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警告说，到2020年，气候变化造成的饥荒可能导致全球10亿人死亡，[49]而霍尔德伦2009年在白宫科学顾问任命听证会上被问及相关问题时，还坚称这种可能依然存在。[50]从今天的情况来看，霍尔德伦的预测水平和以往一样差劲。据估计，自2010年以来，全世界一年只有不到4万人遭受饥荒之苦[51]——这是有记载以来的最低数字，尽管从马尔萨斯的时代到现在，全球人口已经增长了7倍。此外，近年来非洲虽然有人在饥荒中死亡，但这并不是由粮食普遍短缺所致，而要归咎于内战，因为在内战中，敌人故意让对方挨饿。[52]

霍尔德伦的错误预测和消灭基本人权的企图并未妨碍他当上总统科学顾问，甚至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同处于末日预言阵营的记者照例给这位同行行了方便。政治学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系统追踪了学者、专栏作家和其他收取报酬的公共预言家所做的近3万项预测，他发现，在危机行业，错误预测极少会葬送一个人的事业。[53]他报告说，这些专业人士的预测准确率比纯粹瞎猜高不了多少（用他的话说是，就像“投飞镖的猩猩”），事实上比一些普通人的预测更不靠谱。专家们以自信和夸大其词弥补了准确性的欠缺，这就是他们的话被不断援引的原因。在危机行业中，记者、政客以及向记者和政客提供可怕预测的专家相互依存。记者需要耸人听闻的故事，政客需要竞选议题，专家需要知名度、声望和经费。

我们把这些群体称为“坏”的商贩，但他们竭尽全力兜售“坏”并不只是为了钱。他们中有许多人真的感到了危机。最有说服力的末日预言家是那些相信自己预言的人。小鸡真的相信天要塌下来。问题不在于小鸡是否真心相信，而在于它对落到头上的橡子的误判和处理问题的计划。

小鸡和其他动物非常害怕这个想象中的妖怪（门肯的说法），对安全的渴求促使它们跑到狐狸的洞穴里寻找避难所，结果狐狸立即就把它们吃了。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警示教训，这个教训也适用于“危机的危机”。世上有很多饥肠辘辘的狐狸。

集体愚昧

就算末日预言家夸大其词，他们不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吗？毕竟，负面效应会让损失变得更严重，所以就算事实证明没有必要，采取额外预防措施也算是有备无患。要是预言家这次说对了呢？这是危机行业的惯用逻辑。但我们需要考虑一个更大的问题，用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话说就是“社会愚昧”。

奥尔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美国经济学家，他发现了民主社会繁荣的最大障碍。他研究了集体行动问题，探讨了追求理性私利的个人到头来如何损害整个社会——这是一种社会愚昧。他最有名的著作是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54]这本书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令人费解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出现如此迅速、如此惊人的复苏，创造了经济奇迹？为什么战胜国英国却沦为“欧洲病夫”？英国曾是工业革命的发动机，到了20世纪却发展得极其缓慢，这种状况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英国病”的成因。奥尔森将“英国病”诊断为经济动脉的硬化，是由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优待逐步累积而导致。作家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日后称之为“民主硬化症”（demosclerosis）。[55]

奥尔森告诉读者，当实业家团体、工会、农场主、专业协会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价格，夸大利润和工资，为争取补贴、提高关税、避税、出台限制竞争的法规而展开游说时，国家会受到何种影响。这些行为到头来会让社会，尤其是让没有强大特殊利益团体可依靠的穷人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但社会愚昧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普通公民并没有与任何一个游说团体做斗争的个人动力。除非出现重大颠覆，譬如摧毁德国和日本权力结构并使经济重启的战争，否则特殊利益集团将继续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牟取私利。

奥尔森解释说：“这是由千万个小伤口造成的死亡，是由所有强大团体在社会中植入的一种现状偏差。这些规则歧视新人、新企业、新想法——而一个社会的活力恰恰应该来自这些地方。于是制度硬化开始出现，阻塞了国家的动脉。我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这种硬化很难发现，因为这些社会愚昧没有一个是致命的，但如果数量足够多，最终可以让社会陷入困境。”

奥尔森认识到，煽动危机是“民主硬化症”中固有的组成部分，因为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都乐于煽动危机。这些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信奉曾任芝加哥市长和白宫幕僚长的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的名言：“绝不要白白浪费一场严重的危机。”[56]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会因对炒作或不存在的问题反应过激而受益，但揭穿危机的真相不符合普通公民自身的利益。因此，小鸡面临的质疑很少，而且通常至少有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会积极扮演狐狸的角色，提出一种快速解决方案。

危机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危机，解决方案也不会带来任何长远益处，但政客们太心急了，根本顾不上查明真相。他们匆匆赶去救援，便能立即收获公众的关注和其他好处（比如竞选捐款）。不管政客实施何种政策，其影响都会在危机结束之后持续很久。当一个国家为打仗而扩充军队时，军队编制并不会在打完仗之后缩小到原来的规模。经济学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在探讨政府规模膨胀史的《危机与利维坦》（Crisis and Leviathan）[57]一书中记述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官僚机构、监管规定和补贴并不会在危机之后消失，从这些政策中获益的特殊利益群体也不会消失。

危机的成本会累积起来，而且这种成本不仅限于货币形式。我们耗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担心微不足道或凭空想象的威胁，到头来反倒导致我们的处境变得不那么安全。与宣布新技术为非法的古代皇帝一样，现代的危言耸听者也阻碍了缔造“大丰盛”的创新步伐。农业科学家在20世纪中叶掀起的绿色革命促使亚洲人口激增，他们预计，转基因作物的使用也能促使非洲农业发生类似革命，但第二次绿色革命受到绿色和平组织和欧美其他反转基因活动人士的阻挠。[58]他们开展的运动不仅吓倒了公众，致使半数美国人认为转基因不健康，[59]还导致基金会和政府减少了对转基因研究的资助，阻止了非洲农民种植能够养活更多人并与营养匮乏做斗争的作物。这种煽动恐惧的行为甚至导致赞比亚官员在饥荒期间拒绝外国粮食援助，因为其中含有转基因生物体。[60]

据估计，每年有100多万人因缺乏维生素A和其他微量元素而死亡，并有至少25万儿童因此失明，通过基因技术开发的营养强化大米、香蕉和其他粮食品种能够减轻这一问题。这些作物被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是安全的，其中包括14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将反转基因运动称作“对人类的犯罪”，[61]但科学家与公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甚至比在进化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分歧更大。[62]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绿色和平组织用于游说和宣传的预算，因缺乏维生素A而面临失明和死亡的儿童也没有。

得益于遗传学的进步和新兴数字技术，医学研究者已经为发起自己的革命做好了准备，但他们也发现自己受制于种种新障碍：以经典的“民主硬化症”方式逐步构建的巨型监管壁垒。每当一种新药或新技术出现问题，受害者都会被记者和诉讼律师当作信手拈来的素材，据以宣称新的危机，进而促使监管机构为今后的药品研发增设保障措施。但最大的医疗丑闻其实是种种保障措施造成的累积效应，这种效应减缓了人类攻克肥胖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疾病的速度。过去25年，新药研发的平均成本增加了5倍。现在开发一种新药的总成本达30亿美元，[63]更有人估计高达60亿美元；[64]审批程序通常需要10年以上，书面材料多达数十万页。当某个组织有序的群体受到影响时，这种丑闻偶尔会引起关注，比方说，艾滋病患者便成功削减了一些导致救命药迟迟无法上市的烦冗审批环节。但这个问题通常无人关注，因为受害者不易识别。

有多少人在等待救命药物研发完成或通过审批的过程中死亡？没有人知道医学经济学家所说的这个“无形的墓地”有多大，但它无疑是庞大的。你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感受煽动恐惧带来的危害：欧洲和美国每年有数十万人死于与尼古丁相关的监管法规和技术恐惧。

尼古丁声名狼藉，因为它与吸烟有关，而吸烟作为头号可预防死因，理所当然值得恐惧。但吸烟的致命风险并不能归咎于尼古丁。吸烟者是死于香烟烟雾中的数千种毒素和致癌物。如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所言，尼古丁本身“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比咖啡因更大”。[65]和咖啡因一样，尼古丁也会让人产生依赖，但亦能带来显著益处。尼古丁已被证明可以帮助人们控制体重，减轻焦虑，改善注意力、情绪、记忆力和警觉性。[66]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很多人知道吸烟有多危险，但还是继续吸烟。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呼吁戒烟的声浪很高，但欧洲国家仍有至少15%的成年人吸烟，[67]其中仅有一个国家例外。

这个国家便是瑞典。瑞典的吸烟率已经降至7%，因为很多人转向了名为唇烟（snus）的尼古丁替代来源。唇烟是一种装在小袋子里，经口摄取的无烟烟品。得益于这种卷烟替代品，瑞典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在欧洲最低，据估计，如果欧洲其他国家效仿瑞典，每年可以挽救35万人的生命。[68]但欧盟非但没有鼓励这一趋势，反而在除瑞典以外的任何地方都禁止唇烟。

官员们为何要禁止这样一种拯救性命的产品呢？原因在于一个不可思议的特殊利益集团联盟所煽动的恐惧。这种通常在“危机的危机”中部署的联盟被经济学家称为“浸礼会信徒和私酒贩卖商联盟”[69]。浸礼会信徒是指呼吁出台蓝色法[70]的浸礼会牧师，私酒贩卖商则指希望卖酒的商店在周日关闭，好让他们可以非法卖酒的私酒贩子。浸礼会信徒为政客提供了增加私酒贩卖商利润的堂皇借口，还创造了从心怀感激的私酒贩卖商那里收取回扣的机会。

在反尼古丁联盟中，扮演“善良”浸礼会信徒角色的是禁烟运动中的强硬派，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尼古丁制品，坚持认为戒烟是唯一可接受的政策。扮演私酒贩卖商角色的则是通过压制来自无烟烟品的竞争而获益的行业，其中包括烟草公司（原因很明显）和销售尼古丁替代制剂的制药公司。这类替代制剂有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含片和尼古丁贴片等。事实证明，没有任何制剂受到试图戒烟者的欢迎。

这个联盟（照例有危言耸听的记者相助）创造了一个流行概念，即无烟烟品是危险的，尽管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无烟烟品至少比吸卷烟安全99%。对唇烟使用者的长期研究发现，罹患口腔癌的风险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增加，心肌梗死、中风或任何其他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风险也未增加。[71]但这种散布恐惧的做法连同高明的幕后游说使欧洲法律一直禁止唇烟，[72]并使美国的唇烟商家无法宣传自己产品的安全性。[73]

现在，该联盟把注意力转向了压制竞争，这种竞争来自对它的生意构成更大威胁的产品：电子烟。电子烟通过气雾输送尼古丁，不会产生卷烟烟雾中的种种毒素。2019年开展的一项严谨研究证明，这些雾化棒能够有效地帮助吸烟者戒烟，效果相当于口香糖或贴片等尼古丁替代品的两倍。[74]自电子烟于2010年面市以来，美国的吸烟率大幅下降，成年人吸烟率首次降至15%以下。[75]事实证明，广受欢迎的电子烟JUUL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吸食卷烟者戒烟，[76]华尔街分析师认为JUUL会对烟草行业构成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结果导致烟草公司股价连同卷烟销售额大幅下跌。

电子烟技术可望挽救全球数千万人的生命，但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却在“浸礼会信徒和私酒贩卖商联盟”的游说下采取了取缔或严格限制电子烟的措施。[77]他们通过援引审慎原则来证明这类措施的正当性：尽管雾化尼古丁的危害并未得到任何证明，但我们尚不确定这项新技术绝对安全。这种逻辑是正确的，但其恰恰表明审慎原则有多可怕。不论电子烟最终可能带来何种危害，用英国最负盛名的权威医学机构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话说，其影响与卷烟相比都显得微乎其微，该学会得出结论认为，电子烟的安全性至少比卷烟高95%。[78]担心明天可能出现的微小假想危险，而不是今天的重大现实危险，这是一种荒谬的安全成瘾，是负面偏差最神经质的表现。

然而，采用这种思路的不仅有监管机构，还有不断报道电子烟假想危害的媒体。记者们关注美国青少年中的电子烟“流行病”，并称之为通往吸烟的“门户”，但与此同时，年轻人的吸烟率已骤降至历史低点，降幅比电子烟出现之前大得多。[79]大多数尝试电子烟的青少年不会经常吸，转抽普通香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而且许多人使用不含尼古丁的烟液。[80]

没有人愿意看到青少年养成吸烟的习惯（电子烟行业也支持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但我们不能以这种风险为由，出台限制措施（比如禁止调味烟液）阻碍所有年龄段的吸烟者戒除卷烟。饮酒的青少年比吸电子烟的青少年多得多，[81]但我们并不限制成年人卖酒，尽管酒精对青少年构成的危险要大得多。电子烟不仅更安全，而且能带来巨大益处：自电子烟出现以来，青少年的吸烟率已经下降了一半。[82]

你或许认为这种变化会受到控烟团体的欢迎。有些团体的确持欢迎态度，但大多数团体患上了一种致命的“优生优育基金会综合征”（March of Dimes syndrome）。这是危机贩子群体中常见的病症，当然，优生优育基金会这家机构本身要比危机贩子有价值得多。优生优育基金会是为抗击脊髓灰质炎而创建，但并没有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基本消除这种威胁之后宣告胜利并就此解散，而是找到了新的斗争目标。控烟团体和公共卫生官员的情况与之类似。他们基本完成了向公众普及吸烟危害并使大多数公共场所禁烟的任务，现在吸烟已是公众普遍厌恶的行为，他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如何让媒体关注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威胁呢？

他们需要找一种新威胁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电子烟不幸成为最容易拿来说事的威胁。他们的恐慌运动有助于公共卫生官员和活动家获得预算，但这对公众健康来说却是一场灾难。过去十年的调查显示，公众对电子烟的看法发生了逆转。[83]电子烟起初被认为比卷烟更安全，但现在美国人普遍认为电子烟与卷烟同样有害，甚至危害更大。欧洲人也受到了类似的误导。[84]这意味着，数百万烟民被劝导不要改吸电子烟，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最终归宿是埋葬“危机的危机”受害者的无形坟墓。

我们或许得继续承受社会愚昧的代价，但我们不希望自己到头来也是一副末日预言家的腔调。我们不希望太过关注个别问题，到头来错过更宏大的图景。尽管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有种种不必要的障碍，但人类在朝着更健康、更富有、更智慧的方向不断迈进。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大丰盛”仍在持续，假如我们能够学会不搭理恐惧贩子，从而克服一场真正的危机，“大丰盛”的前进步伐会更快。

我们需要弥合民意调查所显示的一种差距，也就是：大多数人对世界感到悲观，但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在社区的前景感到乐观。研究人员称之为“乐观差距”（Optimism Gap）[85]，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我很好，他们不好’综合征”。在美国和接受调查的其他发达国家，多数人预计自身的财务状况下一年会有所改善，却对他们所在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形势持悲观态度。[86]大多数人在被问及移民、失业、少女怀孕、犯罪和毒品等议题时表示，这些问题他们所在的社区并不存在，但在他们所在的国家却很严重。他们对全国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要比对自己所在地区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低得多，对全球环境质量就更不满意了。

研究人员毫不意外地发现，乐观差距与危机行业有关：你收看电视新闻的时间越长，看得越专注，对世界的看法往往就越悲观。[87]怎么可能不悲观呢？不管你这一天过得多愉快，四处兜转的记者都会发现，甚至捏造一些新的恐怖事件来给你泼冷水。不管你多么娴熟地运用本书中的策略来应对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的负面偏差，你仍然得与“危机的危机”做斗争。这是一种不同的挑战，需要不同的策略。

削减末日论的不当利益

为什么华盛顿特区周边都是美国最富有的郡？[88]这是因为，“民主硬化症”使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首都。几十年来，由共和、民主两党轮流坐庄的联邦政府不断扩张，使聚集在当地的游说者、律师、承包商、监管者、记者大军和各路专家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其他地区的人经常谴责这种财富和权力集中的状况，但收效甚微。由于“危机的危机”是一个集体行为导致的问题，一般的个人没有动力去戳穿末日预言家，或者抵制华盛顿权力的增长，而记者、游说者和危机行业的其他人则有十足的动力继续煽动恐惧。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主动金盆洗手。

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改变对末日预言的激励。我们需要更多地奖励政治家理性谈论风险的行为，比方说，奥巴马就宣称恐怖主义并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89]我们还需要鼓励分析人士正确看待问题，就像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 Consensus）所做的那样，邀请知名经济学家按照成本效益高低对援助全球穷人的方法进行排名。在这些经济学家的优先事项清单中，减缓全球变暖的排名远远低于抗击疾病和营养不良。[90]此外，由于惩罚比奖励更有效，我们需要设法削减末日论者得到的利益。以下是一些建议：

利用网络戳穿谎言。尽管记者钟爱恐怖故事，但他们被迫减少了一类特殊的题材：都市传说。他们过去常常随意提及一些经典都市传说，比如纽约下水道里潜伏着鳄鱼，快餐店用啮齿类动物冒充鸡肉（比如传说中的肯德基炸老鼠），还有万圣节给小孩发有毒的糖或者藏有剃须刀片的苹果。那些传说都是假的，但谁知道呢？记者们喜欢说，有些故事太精彩了，精彩到让人不忍核实。这可不全是玩笑话。

但现在我们可以在系统调查都市传说的网站Snopes.com上轻松查询这些奇闻逸事。该网站有一个搜罗流行都市传说的资料库，并为这些传说标注真假，可供记者轻松查阅。读者也能够查阅，只要在网上发布Snopes上揭穿都市传说的链接，就可以立马让记者颜面扫地。这种打击很有效，因为Snopes已经因为准确的调研而建立了口碑和受众群，正在成为一家受欢迎的网站。这表明打假活动是有市场的。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评价末日预言的类似资料库。危机不像都市传说那样容易揭穿，没有什么需要查证的故事，但只要了解一点背景，就可以有效地为耸人听闻的论调降噪。当你看到一张图表显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的全盛时期）的袭击和死亡事件比今天多得多，[91]你就会发现恐怖主义似乎并不是什么致命威胁。当你看到北极熊数量的变化趋势（北极熊数量近几十年来有所增加），看到它们从前在比最可怕的全球变暖预期还要热的气候中生存下来的事实，就会发现有关北极熊走向灭绝的预言（会颇有仪式感地配上一张趴在融化浮冰上的瘦弱北极熊的照片）似乎难以置信。[92]如今，这类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有些网站承诺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但它们大都与特定的意识形态阵营结盟，因此，它们的分析会被与之对立的阵营忽视。我们需要像Snopes.com那样的资料库，这种资料库须以中立著称，将所有信息收集在一个易于访问的网站上。这种资料库要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它可以为预言家和种种预言设置记分卡，让“坏”的力量派上好用场。负面偏差使我们倾向于关注可怕的预测，同时也使我们倾向于格外关注错误。如果人们能看到末日预言家多么容易犯错，他们就会失去一些力量。

颁布“帕蒂法”。[93]帕蒂·韦特林（Patty Wetterling）11岁的儿子雅各布在明尼苏达州的住所附近遭到奸杀，此后，韦特林领导了呼吁对性侵者进行强制公开登记的运动。1994年，一项以雅各布名字命名的联邦法律获得通过，两年之后又颁布了一项扩展该法规定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以另一名被谋杀的儿童——梅根·坎卡的名字命名。韦特林重返华盛顿，当克林顿总统在玫瑰园签署《梅根法案》时，她就站在他身边。而今，韦特林有了一项新事业：消除这些法律造成的伤害。她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中的严苛条款，这些条款让无数在任何人看来都不算性侵者的人落入了圈套，比如与17岁女孩发生性关系，后来又与女孩结婚的19岁少年；又如那些因给另一名同龄人发色情短信而终身留下污点的少年。

可惜政客们并未从《雅各布法案》和《梅根法案》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越发坚定了利用个人悲剧的决心，仓促起草以受害者姓名命名的法律。唐纳德·特朗普呼吁出台《凯特法案》，以纪念旧金山一名被移民谋杀的妇女；此外，还有好几十位受害者的姓名出现在联邦法律和州法律的名称中。这是一种情感勒索。将法律人格化可以吸引眼球（受害者的家人可以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助于加快通过速度（谁敢投票反对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但这会缩短理性的辩论，造就糟糕的公共政策。因此，为向帕蒂·韦特林致敬，我们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议制定最后一项人格化法律：《帕蒂法案》，这项法律将禁止再用儿童或任何其他人的姓名为法律命名。

成立“红蓝丝带小组”。在尚无全天候新闻报道的时代，对危机的常见反应是委任一个“蓝丝带小组”[94]进行调查。但等到长篇报告出炉时，危机往往已成旧闻，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根本无人理睬。蓝丝带小组成了拖延和不作为的代名词，成为不耐烦的记者频繁嘲笑的对象。

但如果站在公众的角度，拖延其实利大于弊。拖延有利于防止蹩脚的想法仓促成为法律。在一个热点事件之后，通常会有一个利用民众焦虑情绪的短暂窗口期，但公众要求政府采取激进行动的呼声很快就会平息。考虑到记者不停歇地追逐新闻热点，政客无休止地渴望在电视上露脸，蓝丝带小组今天俨然成了老古董，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寻回这一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不要被“必须做点什么”的冲动牵着鼻子走，并仓促颁布法律。不妨任命一个委员会，委员不能是清一色的来自危机行业的普通专家，因为这些专家总喜欢建议给自己划拨更多经费。不妨建立一些相互竞争的团队，采用公共和私营部门开创的有效模式来规划军事战略、设计航天器、改善网络安全和管理其他项目。这种做法被称为“红队演习”[95]。一个名为“蓝队”的小组分析问题并制订解决方案，然后由一个负责寻找缺陷的“红队”进行点评，一个裁判小组主持你来我往的辩论，最终提出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处理危机的提案——假设到时还有人关心这个问题。

与末日预言家打赌。当专家信心满满地预言灾难时，你要问这位专家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原意打赌吗？对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期间末日预言感到失望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便在《科学》杂志上运用过这一技巧。[96]传统思想认为，由于人口不断增长所产生的需求超过地球上日益减少的供应，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将会飙升。而西蒙的看法与末日预言家不同，他研究了长期趋势，知道由于人类善于寻找新供应和替代品，知道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下降。西蒙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他预计石油或任何其他自然资源今后会变得更便宜，他愿就此与人打赌。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和日后成为白宫科学顾问的约翰·霍尔德伦接受了挑战。1980年，他们挑选了铜、铬、镍、锡和钨等五种金属，并押注1 000美元，赌10年后这些金属的价格会走高。当赌约在1990年到期时，这五种金属的价格都降低了，末日预言家不得不付钱并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97]

西蒙的策略也曾被其他人采用，包括本书作者蒂尔尼。2005年，蒂尔尼下注5 000美元与《纽约时报杂志》封面文章的作者打赌，那篇文章也是预测油价将随世界石油供应耗尽而飙升。蒂尔尼2010年拿到了他赢的钱。[98] Long Bets网站自称“负责任预测的竞技场”，它已将这种做法制度化。[99] Long Bets由生态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作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创建，并得到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资助。该网站允许用户就任何话题发布预测并与人对赌。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是2007年由沃伦·巴菲特进行的，他预测，普通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未来10年内的表现将超越对冲基金，并就此与对冲基金经理们打赌。[100]巴菲特赢了220万美元，并把钱捐给了慈善机构。

Long Bets上大多数赌注在2 000美元以下，但钱的多少并不重要。打赌的好处是，它迫使人们做出具体的、可检验的预测，预测错了就得付出代价。如果末日预言家希望社会花费大笔资金应对威胁，就应该不惜押上自己的金钱和声誉。

不要纪念恐怖主义受害者。缅怀死难者的冲动是高尚的，但将恐怖袭击受害者视为特殊的烈士阶层只会在未来制造更多受害者。烛光守夜、全国默哀、庄严的周年纪念仪式、石碑，这些东西本意都很好，但它们无意中美化了恐怖主义，激起了公众的恐惧并鼓励了未来的袭击者。对“圣战”分子而言，曼哈顿市中心的“9·11”纪念馆会让他们产生自己永垂不朽的幻想。当然，恐怖袭击死难者的家人值得同情和安慰，但事故和其他悲剧的死难者的家人一样值得同情和安慰，而我们并不会为他们举行周年纪念仪式或建造公共纪念碑。纪念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最好方式是找到凶手、惩罚他们，然后忘记他们。

停止为“恐怖庸俗作品”颁奖。当恐怖分子的炸弹爆炸，反社会者横冲直撞时，报纸编辑的脑海中会立刻蹦出一个词：普利策奖。电视新闻制作人则对皮博迪奖抱有憧憬。他们知道，评委经常把大奖颁给针对这些悲剧的细致报道，所以他们动员每一名精锐干将，从每一个想象得到的角度进行报道——这种宣传正中恐怖分子下怀。一批记者炮制了一篇讲述反社会者的长篇人物特写，包括他的童年故事，他在脸书页面上的叫嚣，还有他扮成武装突击队员的照片——这正是他所渴望的荣耀。这种宣传启发其他反社会者制订自己的计划，从而导致了被研究人员视为大规模枪击事件主要原因的“媒体传染”。[101]研究人员与受害者的父母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一道，通过“Don’t Name Them”（不要公布他们的名字）和“No Notoriety”（不要宣扬恶名）两家组织，共同敦促记者不要频繁提及凶手的姓名，也不要刊登他们的自我宣传照片和宣言。[102]

一些记者接受了这些建议，并承认自己扮演了恐怖主义宣传者的角色，但大多数记者无法抗拒这种详尽的报道，就算并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说。[103]我们知道记者面临竞争压力，谁也不想在戏剧性的报道中被同行抢占先机，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普利策奖和皮博迪奖评委总是奖励这些记者煽动恐惧的行为。评委们并没有面临尽力提高网络流量的压力，他们本应给那些启发公众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新闻作品颁奖，而恐怖庸俗作品既没有启发意义，又不具服务功能。

减少末日论者的利益会提升公众话语权，但只要有顾客，兜售“坏”的商贩就会继续做生意。归根结底，要打击恐怖庸俗作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危机论散布行为，最好的办法是停止关注。这似乎是绝无可能成为现实的乌托邦，因为“坏”的力量对大众极具吸引力，末日预言家从早到晚都能找到机会。数字革命使错误信息和恐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而这确实让一些人更加焦虑和愤怒。

但和往常一样，未来并不像你所耳闻的那么可怕。

[1] H. L. Mencken, In Defense of Women (Mineola, NY: Dover, 2004), 29.

[2] C. Morewedge,“It Was a Most Unusual Time: How Memory Bias Engenders Nostalgic Preferences,”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6 (2013): 319—26.

[3] M. N. Rothbard,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1995).

[4] Hesiod,“Works and Days,”lines 110—80, in Hesiod: 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a,trans. H. G. Evelyn-Wh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5] J. Black, A Brief History of Slavery (London: Robinson, 2011), 12—50, and M. Meltzer,Slavery: A World History (Boston: Da Capo, 1993). 梅尔策得出结论认为，“奴隶制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很普遍”。

[6] 有关18世纪之前历史的资料来源包括R. Stark, How the West Won: The Neglected Story of the Triumph of Modernity (Wilmington, DE: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2014)。以及J. Gimpel,The Medieval Machin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Penguin, 1977)。

[7] Gimpel, Medieval Machine, viii.

[8] J. B. De Long,“Overstrong Against Thyself: War, the State, and Growth in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A Not-So-Dismal Science: A Broader View of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ed. M. Olson and S. Kähkön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 5.

[9] D. N. McCloskey, Bourgeois Equality: How Ideas, 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 Enriched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10] M. Roser,“Democracy,”Our World in Data,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 democracy.另见一项估计，即72%的人生活在自由或部分自由的社会里：Freedom House, Freedom inthe World 2018,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 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8。

[11] S.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Penguin, 2011), Kindle, and M. Roser,“War and Peace,”Our World in Data,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war-and-peace.

[12] J. H. Ausubel, I. K. Wernick, and P. E. Waggoner,“Peak Farmland and the Prospect for Land Sparing,”Population Development Review 38, S1 (February 2013): 221—42, and M. Roser and H.Ritchie,“Yields and Land Use in Agriculture,” Our World in Data,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yields-and-land-use-in-agriculture.

[13] M. Roser,“Hunger and Undernourishment,”Our World in Data,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hunger-and-undernourishment#what-do-we-know-about-the-decline-ofundernourishment-in-the-developing-world-over-the-long-run。这篇文章援引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20世纪40年代所估测的50%的比例。罗泽（Roser）提醒读者，早期数据未必准确，但他认为这一估测值是“衡量营养不良规模的有用指标”。

[14] FAO, IFAD, UNICEF, WFP, and WHO,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18 (Rome: FAO, 2018), 4.

[15] M. Roser,“Life Expectancy,”Our World in Data,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 lifeexpectancy.

[16]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Literacy Rates — UNICEF Data,”July 2018, https:/data.unicef.org/topic/education/literacy/, and M. Roser,“Global Rise of Education,”Our World in Data,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global-rise-of-education.

[17] J. H. Ausubel and A. Grübler,“Working Less and Living Longer: Long-Term Trends in Working Time and Time Budgets,”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50 (1995):113—31, 以及2019年与Jesse Ausubel的私人交流。这篇论文在1995年估测的闲暇时间已经更新，以反映之后预期寿命的增加。有关另一国家的类似估测参见J. de Koning,“The Reduction of Life Hours of Work Since 1850: Estimates for Dutch Males,”SEOR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 , no. 2016/1, https://www.seor.nl/Cms_Media/The-shift-from-work-to-leisure.pdf。

[18] 有关人类进步的概况参见Our World in Data, https:// ourworldindata.org/; R. Bailey, TheEnd of Doom: Environmental Renew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15), Kindle; G. Easterbrook, It’s Better Than It Looks: Reasons for Optimism in an Age of Fear(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8), Kindle; S. Pinker,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New York: Penguin, 2018), Kindle; 以及S. Moore and J. Simon, It’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 100 Greatest Trends of the Last 100 Years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0)。如果想大致了解衡量人类福祉改善情况的各项指标，参见R. Wile,“31Charts That Will Restore Your Faith in Humanity,”Business Insider Australia, May 23, 2013,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au/charts-that-will-restore-your-faith-in-humanity-2013-5。

[19] Ipsos, Perils of Perception, September 2017, https://www.ipsos.com/en/ global-perceptionsdevelopment-progress-perils-perceptions-research.

[20] M. Roser, “Child Mortality,”Our World in Data,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childmortality.

[21]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8: Piecing Together the Poverty Puzzle(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8), 21.

[22] YouGov 2015 survey, quoted in M. Roser,“Most of Us Are Wrong About How the World Has Changed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Pessimistic About the Future),”Our World in Data,July 27, 2018, https: ourworldindata.org/wrong-about-the-world.

[23] D. E. Levari et al.,“Prevalence-Induced Concept Change in Human Judgment,”Science 360 (2018): 1465—67.

[24] G. Easterbrook, The Progress Paradox: How Life Gets Better While People Feel Wors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Kindle.

[25] F. K. Barlow et al.,“The Contact Caveat: Negative Contact Predicts Increased Prejudice More Than Positive Contact Predicts Reduced Prejudic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Bulletin 38 (2012): 1629—43.

[26] S. Paolini and K. McIntyre,“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for Stigmatized, but Not Admired Outgroups: Meta-analytical Tests of Intergroup Valence Asymmetry in Individual-to-Group Generalization Experiment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 chology Review 23 (2019): 3—47,https://doi.org/1088868317753504.

[27] J. Walker, The United States of Paranoia: A Conspiracy Theo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2013).

[28] C. J. Coyne and A. Hall,“Four Decades and Counting: The Continued Failure of the War on Drugs,”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811, April 12, 2017, https:// 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79445.

[29] D. Werb et al.,“The Temp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rug Supply Indicators: An Audit o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Systems,”BMJ Open 3 (2013): e003077,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13-003077, and T. Bronshtein, “Explore How Illegal Drugs Have Become Cheaper and More Potent over Time,”Stat, November 16, 2016, https:// www.statnews.com/2016/11/16/illegal-drugs-price-potency/.

[30] 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推行禁酒令期间用谷物酒精、水和香精自行勾兑的烈酒。——译者注

[31] J. Dahlhamer et al.,“Prevalence of Chronic Pain and High-Impact Chronic Pain Among Adults—United States, 2016,”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67 (2018): 1001—6,http://dx.doi.org/10.15585/mmwr.mm6736a2.

[32] G. A. Brat et al.,“Postsurgical Prescriptions for Opioid Naive Patients and Association with Overdose and Misuse: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BMJ 360 (2018): j5790, https://www.bmj.com/content/360/bmj.j5790, and M. Noble et al.,“Long-Term Opioid Management for Chronic Noncancer Pain,”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1 (2010): CD006605, https://doi.org/10.1002/14651858.CD006605.pub2.

[33] J. Sullum,“Trump Says Pain Pills Are‘So Highly Addictive.’He’s Wrong,”Reason,August 17, 2018, https://reason.com/blog/2018/08/17/trump-says-pain-pills-are-so-highly-addi,and M. Szalavitz,“Opioid Addiction Is a Huge Problem, but Pain Prescriptions Are Not the Cause,”Scientific American, May 10, 2016, https:// 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mind-guestblog/opioid-addiction-is-a-huge-problem-but-pain-prescriptions-are-not-the-cause/.

[34] Center for Behavioral Health Statistics and Quality, Results from the 2017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 Detailed Tables (2018), tables 6.53B, 1.82A, 5.2A, https://www.samhsa.gov/data/sites/default/files/cbhsq-reports/NSDUHDetailedTabs2017/ NSDUHDetailedTabs2017.htm#tab1-82A.

[35] E. M. Johnson et al.,“Unintentional Prescription Opioid-Related Overdose Deaths:Description of Decedents by Next of Kin or Best Contact, Utah, 2008—2009,”Journal of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8 (2013): 522—29, and J. Sullum,“Opioid Commission Mistakenly Blames Pain Treatment for Drug Deaths,”Reason, November 2, 2017, http://reason.com/blog/2017/11/02/opioid-commission-mistakenly-blames-pain.

[36] A. J. Visconti, G. M. Santos, N. P. Lemos, C. Burke, and P. O. Coffin, “Opioid Overdose Deaths in the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Prevalence, Distribution, and Disparities,”Journal ofUrban Health: 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92 (2015): 758—72;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Epi Data Brief,”June 2016,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 loads/pdf/epi/databrief72.pdf; and J. Sullum,“Are You More Likely to Be Killed by Opioids Than a Car Crash?,”Reason, January 17, 2019, https://reason.com/blog/2019/01/17/are-you-more-likely-to-be-killed-by-opio.苏鲁姆（Sullum）分析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多种死因数据库2017年的数据，https://wonder.cdc.gov/mcd-icd10.html。

[37] J. Bloom,“Dear PROP/CDC, Here’s What Happens When You Over- Restrict Pills: More Deaths. Nice Going,”American Council on Science and Health, December 12, 2018, https://www.acsh.org/news/2018/12/12/dear-propcdc-heres-what-happens-when-you-over-restrict-pillsmore-deaths-nice-going-13663, and J. A. Singer,“As If We Needed It, More Evidence Emerges Showing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Changed the Opioid Crisis into a Fentanyl Crisis,”Cato atLiberty, November 2, 2018, https://www.cato.org/blog/we-needed-it-more-evidence-emergesshowing-government-has-changed-opioid-crisis-fentanyl-crisis.

[38]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Data Brief 329,”November 2018, https://www.cdc.gov/nchs/data/databriefs/db329_tables-508.pdf, 下述文章对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J. Sullum,“Opioid Related Deaths Keep Rising as Pain Pill Prescriptions Fall,”Reason, November 29, 2018, https://reason.com/blog/2018/11/29/opioid-related-deaths-keep-rising-as-pai。

[39] J. Tierney,“The Optimists Are Right,”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29, 1996,https://www.nytimes.com/1996/09/29/magazine/the-optimists-are-right.html.

[40] E. F. Torrey and J. Miller, The Invisible Plague: The Rise of Mental Illness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New Bruns 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98, and J. Hayes,“The Victorian Belief That a Train Ride Could Cause Instant Insanity,”Atlas Obscura, May 12, 2017, https://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railway-madness-victorian-trains.

[41] Bailey, End of Doom, 75.

[42] W. Tucker, Progress and Privilege: America in the Age of Environmentalism (Garden City,NY: Anchor, 1982), 89.

[43] F. Osborn, Our Plundered Planet (Boston: Little, Brown, 1948).

[44] W. Vogt, Road to Survival (New York: W. Sloane Associates, 1948).

[45] D. H. Meadows, D. L. Meadows, J. Randers, and W.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23.

[46] P. Ehrlich,“Looking Backward from 2000 A.D.,”Progressive, April 1970, 23—25, quoted in V.Brent Davis, Armageddon (Springville, UT: CFI, 2005), 16.

[47] P. R. Ehrlich, A. H. Ehrlich, and J. P. Holdren, Ecoscience: Population, Resources,Environment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7), 786—77.

[48] M. Connelly, Fatal Misconception: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 (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d C. Mann, The Wizard and the Prophet: Two Remarkable Scientists and Their Dueling Visions to Shape Tomorrow’s World (New York: Knopf, 2018), 522—23.

[49] P. Ehrlich, The Machinery of Na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274.

[50] 美国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任命听证会，2009年2月12日，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ublic/index.cfm/hearings?ID= 9BA25FEA-5F68-4211-A18179FF35A3C6C6.

[51] J. Hasell and M. Roser,“Famines,”Our World in Data, 2019, https:// ourworldindata.org/famines.

[52] S. Sengupta,“Why 20 Million People Are on Brink of Famine in a‘World of Plenty,’”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2/world/africa/why-20-million-people-are-on-brink-of-famine-in-a-world-of-plenty.html.

[53] P. E. 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Kindle.

[54] M.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相关资料引自该书以及20世纪80年代对奥尔森的采访。

[55] J. Rauch, Demosclerosis: The Silent Killer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56] G. F. Seib,“In Crisis, Opportunity for Obama,”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1, 2008,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22721278056345271.

[57] R.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58] D. Ropeik,“Golden Rice Opponents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Health Problems Linked to Vitamin A Deficiency,”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15, 2014,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guest-blog/golden-rice-opponents-should-be-held- accountable-forhealth-problems-linked-to-vitamain-a-deficiency/.

[59] Pew Research Center,“Public Perspectives on Food Risks,”November 19, 2018, http://www.www.pewresearch.org/science/2018/11/19/public- perspectives-on-food- risks/.

[60] H. E. Cauvin,“Between Famine and Politics, Zambians Starve,”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2002, https://www.nytimes.com/2002/08/30/world/between-famine-and-politics-zambiansstarve.html.

[61] Laureates Letter Supporting Precision Agriculture (GMOs), http:// supportprecisionagriculture.org/nobel-laureate-gmo-letter_rjr.html.

[62] Pew Research Center,“Major Gaps Between the Public, Scientists on Key Issues,”July 1,2015, http://www.pewinter net.org/interactives/public-scientists-opinion-gap/.

[63] J. A. DiMasi, H. G. Grabowski, and R. W. Hansen,“Innova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New Estimates of R& D Costs,”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47 (2016): 20—33；以及与迪马西（DiMasi）的私人交流，迪马西2018年更新了他的测算。

[64] A. S. A. Roy,“Stifling New Cures: The True Cost of Lengthy Clinical Drug Trials,”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Project FDA Report 5 (April 2012).

[65] 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Nicotine‘No More Harmful to Health Than Caffeine,’”August 13, 2015, https://www.rsph.org.uk/about-us/news/nicotine-no-moreharmful-to-health-than-caffeine-.html. 皇家内科医师学会在回顾文献之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尼古丁“本身害处并不是特别大”；参见Tobacco Advisory Group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Harm Reduction in Nicotine Addiction: Helping People Who Can’t Quit(London: RCP, 2007), preface。

[66] S. J. Heishman, B. A. Kleykamp, and E. G. Singleton,“Meta-analysis of the Acute Effects of Nicotine and Smoking on Human Performance,”Psychopharmacology 210 (2010): 453—69.

[67] European Commission,“Attitudes of Europeans Towards Tobacco and Electronic Cigarettes,”Special Eurobarometer 458, March 2017, table QB1, https:// 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ResultDoc/download/DocumentKy/79002.

[68] A. Milton, C. Bellander, G. Johnsson, and K. O. Fagerström,“Snus Saves Lives: A Study of Snus and Tobacco-Related Mortality in the EU,”Snus Commission’s Third Report, May 2017,https://www.clivebates.com/documents/SnusCommissionJune2017.pdf.

[69] J. H. Adler, R. E. Meiners, A. P. Morriss, and B. Yandle,“Baptists, Bootleggers & Electronic Cigarettes,”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33 (2016): 313—61, http://digitalcommons.law.yale.edu/yjreg/vol33/iss2/1.

[70] 蓝色法指限制或禁止在星期日进行商业活动的法规。——译者注

[71] P. N. Lee and J. Hamling,“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mokeless Tobacco and Cancer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BMC Medicine 7 (2009): 36, https://doi.org/10.1186/1741-7015-7-36.

[72] G. Ross,“The EU’s New Tobacco Directive: Protecting Cigarette Markets, Killing Smokers,”Forbes, January 10, 2013, https://www.forbes.com/sites/realspin/2013/01/10/ theeus-new-tobacco-directive-protecting-cigarette-markets-killing-smokers/.

[73] H. Campbell,“FDA Denies Modified Risk Tobacco Product Status for Snus,”American Council on Science and Health, December 14, 2016, https:// www.acsh.org/news/2016/12/14/fdadenies-modified-risk-tobacco-product-status-snus-10592.

[74] P. Hajek et al.,“A Randomized Trial of E-Cigarettes Versus Nicotine-Replacement Therapy,”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0 (2019): 629—37, https://doi.org/10.1056/NEJ Moa1808779.

[75] T. W. Wang et al.,“Tobacco Product Use Among Adults—United States, 2017,” Morbidity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67 (2018): 1225—32, http://dx.doi.org/10.15585/ mmwr.mm6744a2,an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Summary Health Statistics: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2017,”table A-12a, https://ftp.cdc.gov/pub/Health_ Statistics/NCHS/NHIS/SHS/2017_SHS_Table_A-12.pdf. 历史趋势参见A. LaVito,“CDC Says Smoking Rates Fall to Record Low in US,”CNBC, November 8, 2018, https://www.cnbc.com/ 2018/11/08/cdc-says-smokingrates-fallto-record-low-in-us.html。

[76] J. Tierney,“Juul Madness,”City Journal, July 15, 2018, https:// www.city-journal.org/html/juul-labs-vaping-prohibitionists-16029.html.

[77] J. Tierney,“The Corruption of Public Health,”City Journal, Summer 2017,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corruption-public-health-15323.html,and J. Sullum,“Surgeon General Undermines Harm Reduction by Pushing Anti-vaping Policies and Propaganda,”Reason,December 18, 2018, https://reason.com/blog/2018/12/18/ surgeon-general-undermines-harmreductio.

[78]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Nicotine Without Smoke: Tobacco Harm Reduction (London: RCP, 2016), 58, 185. 英国公共卫生管理机构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参见英国公共卫生署2015年委托撰写的报告：A. McNeill et al.,“E-Cigarettes: An Evidence Update,”第80页。另见D. J. Nutt et al.,“Estimating the Harms of Nicotine-Containing Products Using the MCDA Approach,”European Addiction Research 20 (2014): 218—25, https://doi.org/10.1159/000360220, 以及M. Siegel,“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Report on Electronic Cigarettes Confirms That Vaping Is Much Safer Than Smoking and Has No Known Long-Term Health Effects,”The Rest of the Story: Tobacco and Alcohol News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 January 24, 2018, http://tobaccoanalysis.blogspot.com/2018/01/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report-on_24.html。

[79] D. T. Levy et al.,“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Vaping to Smoking Initiation Among US Youth and Young Adults: A Reality Check,”Tobacco Control, November 20, 2018, https://doi.org/10.1136/tobaccocontrol-2018-054446, and B. Rodu,“Federal Officials,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Federal Surveys: E-Cigarettes Are Not Gateway Products,”Tobacco Truth, February 21,2018, https://rodutobaccotruth.blogspot.com/2018/02/federal-officials-please-pay-attention.html.

[80] B. Rodu,“The FDA’s Teen E-Cigarette-Addiction Epidemic Doesn’t Add Up,”Tobacco Truth , October 1, 2018, https:// rodutobaccotruth.blogspot.com/2018/10/the-fdas-teen-e-cigarette-addiction.html. 这篇文章分析了CDC 2017年全国青少年烟草使用调查的数据，参见https://www.cdc.gov/tobacco/data_statistics/surveys/nyts/index.htm。

[81]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Monitoring the Future Survey: High School and Youth Trends,” December 2018, https://www.drugabuse.gov/publications/ drugfacts/monitoring-future-survey-high-school-youth-trends.

[8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想方设法转移公众对青少年吸烟率方面好消息的关注。两家机构多次发布新闻稿和公告称，青少年“烟草使用”（这一用语具有误导性，因其涵盖电子烟和卷烟）呈现令人警惕的上升态势，却未向公众说明联邦调查的结果，调查显示卷烟使用呈现下降趋势。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资料页中汇总的年度全国青少年烟草使用调查学生吸烟率数据（“青少年与烟草使用”，https://www.cdc.gov/tobacco/data_statistics /fact_sheets/youth_data/tobacco_use/index.htm）显示，2011—2018年，高中学生当前吸烟率由15.8%降至8.1%，初中学生则由4.3%降至1.8%。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年度健康访谈调查数据显示青年人吸烟率也呈现类似的下降趋势。禁烟活动家比尔·戈德歇尔（Bill Godshall）2019年1月18日参加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的名为“消除青少年电子烟使用：药物疗法所发挥的作用”的听证会时便在证言中汇总了相关数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10—2017年，18~24岁成年人的当前吸烟率由20.1%降至10.4%。

[83] J. Huang et al.,“Changing Perceptions of Harm of e-Cigarette vs Cigarette Use Among Adults in 2 US National Surveys from 2012 to 2017,” JAMA Network Open 2 (2019): e191047,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19.1047.一项较新的全国调查发现，仅有2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电子烟比卷烟安全，50%的人认为电子烟与卷烟一样有害，13%的人则认为电子烟比卷烟更有害。参见Rasmussen Reports,“Most Say E-Cigarettes No Healthier Than Traditional Ones,”August 16, 2018, http://www.ras mussenreports.com/public_content/lifestyle/general_lifestyle/august_2018/most_say_e_cigarettes_no_healthier_than_traditional_ones。

[84] European Commission,“Attitudes of Europeans Towards Tobacco and Electronic Cigarettes,”Special Eurobarometer 458, March 2017, p. 22, https:// 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ResultDoc/download/DocumentKy/ 79002.

[85] D. Whitman, The Optimism Gap: The I’m OK — They’re Not Syndrome and the Myth of American Decline (New York: Walker, 1998).

[86] B. S. Bernanke,“How Do People Really Feel About the Economy?,”Brookings, June 30,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ben-bernanke/ 2016/06/30/how-do-people-really-feelabout-the-economy/.

[87] M. E. McNaughton-Cassill and T. Smith,“My World Is OK, but Yours Is Not: Television News,the Optimism Gap, and Stress,”Stress and Health 18 (2002): 27—33.

[88] T. P. Jeffrey,“Census Bureau: 5 Richest U.S. Counties Are D.C. Suburbs; 10 of Nation’s 20 Richest Counties in D.C. Area,”CNS News, December 6, 2018, https:// www.cnsnews.com/news/article/terence-p-jeffrey/census-bureau-5-richest-counties-still-dc-suburbs-10-top-20.

[89] I. Schwartz,“Obama: Like I Said at the Baseball Game, ISIS‘Can’t Destroy Us,’‘They Are Not an Existential Threat,’”Real Clear Politics, March 23, 2016,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video/2016/03/23/obama_like_i_said_at_the_baseball_game_isis_cant_destroy_us_they_are_not_an_existential_threat.html.

[90] B. Lomborg, Global Problems, Smart Sol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91] C. York,“Islamic State Terrorism Is Serious but We’ve Faced Even Deadlier Threats in the Past,”Huffington Post, November 29, 2015, https:// www.huffingtonpost.co.uk/2015/11/28/islamic-state-terrorism-threat_n_8670458.html.

[92] S. J. Crockford, State of the Polar Bear Report 2018 (London: 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 2018), https://www.thegwpf.org/content/uploads/2018/02/ Polarbears2017.pdf; M. Ridley,“The Polar Bear Problem,”The Rational Optimist, August 11, 2011, http://www.rationaloptimist.com/blog/the-polar-bear-problem/; and J. Tierney, “The Good News Bears,”New York Times, August 6, 2005,https://www.nytimes.com/2005/ 08/06/opinion/thegood-news-bears.html.

[93] J. Bleyer,“Patty Wetterling Questions Sex Offender Laws,”City Pages, March 20, 2013,http://www.citypages.com/news/patty-wetterling-questions-sex-offender-laws-6766534, and T.Frank,“If a Law Has a First Name, That’s a Bad Sign,”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9,2016, http://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frank-named-laws-20160919-snap-story.html.

[94] 蓝丝带小组是指受命调查、研究和分析某一特定问题的专家小组。——译者注

[95] M. Zenko, Red Team: How to Succeed by Thinking Like the Enem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and S. Koonin,“A‘Red Team’Exercise Would Strengthen Climate Science,”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red-team-exercise-wouldstrengthen-climate-science-1492728579.

[96] J. Simon,“Resources,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 Oversupply of False Bad News,”Science 208 (1980): 1431—37.

[97] J. Tierney,“Betting on the Planet,”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2, 1990, https://www.nytimes.com/1990/12/02/magazine/betting-on-the-planet.html.

[98] J. Tierney, “Economic Optimism? Yes, I’ll Take That Be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2010.

[99] The Arena for Accountable Predictions, longbets.org, and J. Tierney,“Can Humanity Survive? Want to Bet on It?,”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07, https:// www.nytimes.com/2007/01/30/science/30tier.html.

[100] A. Kabil,“How Warren Buffett Won His Multi- Million Dollar Long Bet,” Medium,February 17, 2018, https://medium.com/the-long-now-foundation/how-warren-buffett-won-hismulti-million-dollar-long-bet-3af05cf4a42d.

[101] S. Towers, A. Gomez- Lievano, M. Khan, A. Mubayi, and C. Castillo-Chavez, “Contagion in Mass Killings and School Shootings,”PLoS ONE 10 (2015): e011725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17259.

[102] Don’t Name Them, http://www.dontnamet hem.org/, and No Notoriety, https://nonotoriety.com/.

[103] B. Stelter,“‘No Notoriety’ Campaign to Not Name Mass Murderers Sees Progress,”CNN Business, October 2, 2015, https://money.cnn.com/2015/10/02/media/ media-decisions-namingshowing-killers/index.html, and M. Follman,“How the Media Inspires Mass Shooters, and 7 Ways News Outlets Can Help Prevent Copycat Attacks,” Mother Jones, October 6, 2015, https://www.mother jones.com/politics/2015/10/media-inspires-mass-shooters-copycats/.

10

“好”的未来

“坏”比“好”更强大，有时似乎坚不可摧，但我们相信，“好”一定会占据上风。“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攻破，因为我们对“坏”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透彻。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转换叙事视角、关注自己的喜乐和品味生活中的美好时刻来对抗“坏”。

第十章

“好”的未来

“坏”将永远比“好”更强大，但“好”的前景正在改善。我们列举了负面效应产生的种种危害：错误的判断、无谓的争吵和社会愚昧，但我们确信，“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攻破，因为我们对“坏”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透彻。人类形成了对自然界的新认识，使得工程师和科学家能够驾驭自然界的力量并克服自然界的危险，从而使人类寿命在“大丰盛”期间提高了一倍。在不断了解自己内在本质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努力驾驭和克服负面影响。

我们可以像打败“四骑士”那样，运用前额叶皮质驯服古老脑区的原始冲动，或者至少训练自己认识到这些负面冲动是如何扭曲感知和决策的。如前文所述，“四比一定律”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而是一项仅供参考的粗略指南。如果你提醒自己，通常需要四件好事才能抵消一件坏事造成的影响，你就知道自己对坏事的直觉反应并不可靠。遇到挫折时，不要大惊小怪，不妨将挫折与你取得的进步做一番比较，看看孰轻孰重。

当伴侣让你失望时，不要往最坏的地方想，不妨强迫自己站在伴侣的角度看问题。或者采用第三方视角，当你做错事时，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在你看来微不足道的小错会对你的伴侣、家人或老板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铭记“负面黄金法则”（关键不在于你为别人做了什么，而在于没有对别人做什么），你就可以避免悲伤并节省精力。避免食言比超出他人预期为你带来的好处更大。不必追求完美，做到足够好即可。通过认识批评的影响以及“批评三明治”的无效，你可以更有效地传达批评，也可以更积极地接受批评，使批评带来教益而不是摧毁信心。认识到惩罚比奖励有力得多，你就能成为更好的家长、教师或管理者。

当你认识到安全成瘾的非理性，你就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承担新风险做好了准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橄榄球教练一直在第四档选择弃踢，但有些教练略微增添了几分冒险的勇气就取得了巨大胜利，我们期待最终有更多人借鉴凯文·凯利的成功经验。压倒直觉反应需要付出努力，但“无畏费利克斯”据以平息恐慌的技巧正在被其他人借鉴，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借鉴。应对问题员工和愤怒的顾客也需要付出努力，但企业正在学习避免让“烂苹果”破坏团队，并效仿卡萨布兰卡酒店消除负面影响的策略。网络世界的负面效应迫使公司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而顾客自然会发现新的槽点，进而迫使公司进一步改进工作，从而更好地服务公众。

心理学家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已被负面偏差扭曲了太长时间，于是他们找出了一些新策略来突出正面。他们意识到，人并不会被困在限制情绪波动范围的“快乐水车”上。通过观察大多数创伤受害者如何变得更坚强，大多数人如何在晚年变得更快乐，心理学家们已经证实，各种各样的波丽安娜快乐游戏确实能够发挥作用。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转换叙事视角、关注自己的喜乐和品味生活中的美好时刻来对抗“坏”的力量。怀旧不仅是欣赏过去的工具，也是照亮现在和未来的工具。研究人员发现，积极的心理活动对身心都有益处，对生活满意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总体死亡率较低便是明证。

当然，这些令人开心的发现所吸引的关注并不如坏消息那么多。但我们乐观地认为，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改变的。

“低坏饮食”

每一项新的通信技术都会受到质疑，尤其是受政治和知识精英的质疑。苏格拉底抱怨说，写作削弱了人们的记忆能力。[1]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禁止印刷机，[2]因为印刷机对宗教团体和传统抄写员的工作构成威胁；而天主教会的领导者则禁止异端书籍。[3]报纸被指责为社会孤立的罪魁祸首，[4]广播被斥为煽动的工具，电视则被贬抑为“茫茫荒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这片荒原开始改变，让位于成百上千个有线电视台和好几百万个网站时，技术恐惧者做出了更多的灾难预测。按照一位经常被人提到的“媒体生态学”教授的说法，信息革命让美国进入了没有“超验目的感或意义”的“极权主义技术统治”。[5]《数据雾霾》（Data Smog）[6]和《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等书籍就“信息过载”发出警告，并哀叹新媒体的粗俗：叫卖立方氧化锆戒指的购物频道，没完没了的信息广告，还有让通灵师、占星家和色情明星大出风头的娱乐节目。

末日预言家不可避免地获得了最多关注，但也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乐观主义者，他就是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1990年，当互联网还局限在少数极客的小圈子内部时，他就出版了一本名为《后电视时代的生活》（Life After Television）[7]的书。书名在当时听起来很荒谬，因为那时候电视网和有线电视拥有庞大的观众群，但吉尔德幸灾乐祸地预计大众媒体将走向衰落。随着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走向成熟，他又预见了娱乐业的黄金时代。

吉尔德1997年时曾说：“我同电视网高管辩论后，他们会过来跟我说：‘瞧，你不懂。大家喜欢我们放的节目。我们做了市场调查，发现观众都是笨蛋。’嗯，当我面对传统电视节目时，我是笨蛋。要找好东西太麻烦了，就算你找到了，很可能也不符合你的特殊兴趣。即使有50乃至500个频道，电视也还是‘公分母’最小的媒介。你根本不会去只有500本书的书店。在图书或杂志行业，99.7%的东西显然不适合你，互联网就是这样。互联网这种媒介是人们的首选，它偏向每一个体擅长的领域，而不是极少数共同兴趣，这些共同兴趣大都是挑逗性和耸人听闻的。”[8]

事实证明，吉尔德的乐观看法是正确的。随着有线电视频道的激增和网络的成熟，人们可以在网飞、亚马逊和YouTube等平台上随时随地观看任何想看的节目，电视网时代让位于一个富有深度的正剧、喜剧和纪录片层出不穷的黄金时代。当然，现在仍然有大量垃圾，但也有比以往任何荧幕上看到的任何东西更丰富、更复杂的史诗级系列片。一旦电视网高管丧失对节目的掌控，电视就超越电影成为创新的媒介。观众不仅仅想看俗套的情景喜剧或购买立方氧化锆戒指，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会选择欣赏精品。

如今，社交媒体领域也在发生这种变革。人们摆脱了旧大众媒体新闻的寡头垄断，正在寻找自己的新闻来源，而对灾难的预测再次出现。专家和政客谴责所谓左右选举的“假新闻”的兴起，谴责使民意极化的“意识形态筒仓”（ideological silo）和“回音室”（echo chamber）。[9]美国和欧洲一直有人呼吁，应像监管公用事业公司一样监管谷歌、YouTube、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但悲观主义者又一次炒作这个问题，并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

没错，人们确有可能退入意识形态的筒仓，但分析在线行为的学者们发现很少有人真的这么做。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观点仍然温和，民意调查显示，他们的观点在最近几十年里并没有太大变化。巨大的变化（明显的意见极化）并非发生在民众当中，而是发生在社会科学家所称的政治阶层中，其中包括危机行业的大多数行为体：立法者、政治活动家、竞选捐赠者、记者、游说者和为公共政策而战的学者。他们把自己隔离在政治光谱的两端，并试图拉拢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他们的恶意斗争使人们普遍产生了政治学家莫里斯·菲奥莉娜（Morris Fiorina）所说的“虚假极化”之感。典型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准确地认识到自己是温和派，但他们误以为对方的选民已经极端到危险的地步，因此，他们对另一方的敌意越来越强。

这种日益增长的敌意时常被归咎于社交媒体，但该趋势在脸书流行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而且这种党派敌意在较年长的美国人当中也一样强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年长者访问互联网的时间相对较少（他们看有线电视新闻的时间较多）。催生虚假极化的并不是社交媒体，责任主要在于传统大众媒体、政客以及危机行业的其他人：他们用尖厉的声音不断吓唬公众，并妖魔化任何不赞成他们就新近危机所提解决方案的人。看他们每天每月、每时每刻相互抨击，会产生和每晚看犯罪报道相同的效果。你开始相信问题比实际情况更糟。

你无法阻止专业恐惧贩子从事他们的工作，也无法阻止他们传播的消息触动大脑中的古老区域，但你可以从一开始就不看他们。我们将负面偏差与积聚卡路里的冲动进行过比较：在人类祖先生活的稀树草原上，两者都是适应性行为，但在今天的环境中却很有问题。“大丰盛”导致人类的腰围大大增加，因为有太多让人发胖的食物整天诱惑着我们。食物的丰富，加上联邦政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以碳水化合物代替脂肪的可疑建议，导致肥胖率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大幅攀升。[10]但这一趋势在过去15年里有所缓和，肥胖率实际上已经连续数年下降，因为许多美国人开始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11]他们食用更多坚果、谷物和水果，并减少了汽水和其他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在我们撰写的关于自我控制的《意志力》一书中，我们指出，垃圾食品很可能是一种最难抵御的诱惑，但人们正在学习如何抵御它。[12]

我们希望在信息消费方面看到类似的趋势，看到人们选择“低坏饮食”。兜售“坏”的商贩并不比卖垃圾食品的商贩更具诱惑力。我们使用两种基本方法，即最小化负面和突出正面来应对个人关系和商业中“坏”的力量，这些方法也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扭曲政见和民意的负面偏差。发生校园枪击或恐怖袭击时，不要在电视直播中沉迷好几个小时。当政客和专家相互攻击时，换个频道。如果你设法遵循“四比一定律”，每看一则负面报道，就看四则正能量报道，你花在新闻频道上的时间就会少得多。这需要一些努力，但正变得越来越简单，因为我们有了许许多多新的选择。

旧媒体就像大呼小叫地报道最新犯罪或丑闻的小报。新媒体则如乔治·吉尔德所预测的那样，更像是一家书店，里面有成千上万册图书，吸引着对各种不那么耸人听闻的东西感兴趣的人。尽管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挖苦、泄愤和狂喷，但它其实比大众媒体更加乐观。我们在第八章中提到，人们更喜欢上传自然奇观而不是大屠杀的照片。人们结成网上社群，是基于共同的知识和文化热情，而不是基于对政敌的共同蔑视。

他们从在YouTube上讲课的教授那里了解历史和宇宙学，在Instagram或脸书上与老朋友共叙旧情并享受怀旧的乐趣。他们点开书籍和长文的链接，了解科学进步和文化创新。通过仔细选择网友和筛选消息来源，你将以更阳光也更准确的视角看待世界。你会发现，好事与坏事的比例远远大于4∶1。

每一项新技术都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我们确信，数字革命带来的好处将远远超过其造成的代价。“大丰盛”年代最优良的传统是将人们从中央集权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地开展实验并分享创新。社会上总会有愚蠢行为和道德恐慌，但个人可以学会独立思考。这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原因。

我们抱有与苏格兰记者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相同的乐观态度，他早我们很多年发现了“危机的危机”。麦凯并没有使用这个标签，但他在经典之作《大癫狂：群体性狂热与泡沫经济》（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中清楚地提到了这个问题。该书出版于1841年，讨论了历史上激起猎巫、经济投机泡沫、世界末日恐慌和其他“大众愚昧”的狂热。麦凯没有提供太多诊断方法（社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多年后才建立起关于负面偏差和社会愚昧的理论），也没有装模作样地提出任何宏大的政治解决方案。他没有提议重塑社会。他的目标和我们一样，是启发他的每一位读者。

他写道：“常言道，人从众思考，也将从众疯狂，唯有独立思考，才能逐一缓慢恢复理智。”[13]

我们都受到负面效应的影响，但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步出阴影。每个人都可以克服负面效应，或者把它变成我们自己和社会的优势。这就是生命日臻完善、文明日趋进步的方式。“坏”比“好”更强大，有时似乎坚不可摧，但我们相信，“好”一定会占据上风。

[1] Plato, Plato’s Phaedrus: Complete & Unabridged Jowett Translation, trans. B. Jowett (Boston: Actonian Press, 2010), section 275, Kindle.

[2] M. M. Coşgel, T. J. Miceli, and J. Rubin,“Guns and Books: Legitimacy, Revolt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12, March 2009, https://opencommons.uconn.edu/ 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56&context=econ_wpapers, and E. B. Ekinci,“Myths and Reality About the Printing Press in the Ottoman Empire,”Daily Sabah, June 8, 2015, https:// www.dailysabah.com/feature/2015/06/08/myths-and-reality-about-the-printing-press-in-the-ottoman-empire.

[3] M. Lenard,“On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Demise of the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Journal of Access Services 3 (2006): 51—63, https://doi.org/10.1300/J204v03n04_05.

[4] V. Bell,“Don’t Touch That Dial!,”Slate, February 15, 2010, https:// slate.com/technology/2010/02/a-history-of-media-technology-scares-from-the-printing-press-to-facebook.html.

[5] N.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Knopf, 1992),and N.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 Viking, 1985).

[6] D. Shenk, Data Smog: Surviving the Information Glut (New York: Harper One, 1997).

[7] G. Gilder, Life After Television: The Coming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and American Lif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8] J. Tierney,“Technology Makes Us Better; Our Oldest Computer, Upgraded,”New York TimesMagazine, September 28, 1997, https://www.nytimes.com/ 1997/09/28/magazine/technologymakes-us-better-our-oldest-computer-upgraded.html.

[9] M. P. Fiorina, Unstable Majorities: Polarization, Party Sorting & Political Stalemate(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7); L. Boxell, M. Gentzkow, and J. M. Shapiro,“Greater Internet Us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Faster Growth i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ong US Demographic Group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 (2017):10612—17, https://doi.org/10.1073/pnas.1706588114; S. Iyengar, G. Sood, and Y. Lelkes, “Affect,Not Ideology: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on Polariz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6(2012): 405—31, https://doi.orm g/10.1093/poq/nfs038; 以及Pew Research Center, “Trends in American Values: 1987—2012,”June 4, 2012, http://www.people-press.org/ 2012/06/04/partisanpolarization-surges-in-bush-obama-years/.

[10] G. Taubes, Good Calories, Bad Calories: Fats, Carbs, and the Controversial Science of Diet and Health (New York: Knopf, 2007), and N. Teicholz, The Big Fat Surprise: Why Butter, Meat,and Cheese Belong in a Healthy Di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11] C. D. Rehm, J. L. Peñalvo, A. Afshin, and D. Mozaffarian,“Dietary Intake Among US Adults, 1999—2012,”JAMA 315 (2016): 2542—53, https://doi.org/10.1001/ jama.2016.7491, and M. Sanger-Katz,“Americans Are Finally Eating Less,”New York Times, July 24,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7/25/upshot/americans-are-finally-eating-less.html.

[12] R. F. Baumeister and J. Tierney, Willpower: Rediscovering the Greatest Human Strength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215—37.

[13] Charles Mackay,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Lexington,KY: Seven Treasures, 2008), “National Delusions,”Kindle.

致谢

写书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朋友和同事给予我们许多帮助，多到“好”压倒了“坏”。我们首先要感谢与罗伊·鲍迈斯特合作撰写《“坏”比“好”更强大》那篇原始论文的心理学家们，他们是埃伦·布拉茨拉夫斯基、卡特里恩·芬肯奥尔和凯瑟琳·福斯。我们借鉴了马丁·塞利格曼在积极心理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还借鉴了罗德尼·斯塔克以有别于传统的视角讲述的宗教和科技创新史。为从当下的坏消息中分辨出好的长期趋势，我们借鉴了朱利安·西蒙、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他也是一位研究第四档弃踢之弊端的专家）、斯蒂芬·摩尔、马特·里德利、罗纳德·贝利和史蒂芬·平克等一批杰出乐观主义者的智慧。我们感谢马克斯·罗泽及其领导的网上出版物Our World in Data如此细致地描绘了现代生活中的美好趋势。

我们从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作家那里得到慷慨的帮助和指导，包括布莱恩·安德森、克里斯·安德森、阿德里安·阿什利、杰西·奥苏贝尔、乔纳·伯杰、保罗·贝斯顿、戴维·布莱克（他指点我们关注了特罗洛普对负面效应的探索）、露西·布朗、伊莱扎·比灵顿、内森·德沃尔、约瑟夫·迪马西、彼得·谢里丹·多兹、克里斯·艾敏斯、威尔·菲尔普斯、克里斯托弗·弗格森、埃利·芬克尔、莫里斯·菲奥莉娜、哈里斯·弗里德曼、马修·根茨科、丹尼尔·吉尔伯特、乔治·吉尔德、比尔·戈德希尔、迪克·格罗特、乔纳森·海德、马特·哈特森、凯·海莫维茨、多米尼克·约翰逊、安吉拉·莱格、约翰·李斯特、希瑟·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梅纳德、凯里·莫尔韦奇、约翰·穆勒、格里·奥斯特罗姆、P. J.奥鲁尔克、乔纳森·劳赫、布拉德·罗杜、康斯坦丁·塞迪基德斯、阿齐姆·沙里夫、迈克尔·西格尔、勒诺尔·斯凯纳齐、雅各布·苏鲁姆、卡斯·桑斯坦、罗伯特·萨顿、凯特·斯威尼、菲利普·泰洛克、理查德·泰勒和特维·特洛伊。感谢所有人，还感谢那些在采访中与我们分享故事的人，包括普拉斯基学院的教练凯文·凯利；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迈克尔·热尔韦、乔·基廷格、阿特·汤普森以及红牛平流层跳伞项目组其他成员；成功学院的伊娃·莫斯科维茨和安·鲍威尔；以及卡萨布兰卡酒店的阿黛尔·古特曼和约翰·塔博阿达。

我们要特别感谢约翰·邓普顿基金会，尤其是克里斯托弗·莱文尼克对本书写作的支持以及对鲍迈斯特和其他心理学家研究的资助。约翰·蒂尔尼的写作得到《纽约时报》和《城市杂志》的支持，这两家媒体发表了他就书中涉及的一些主题（包括怀旧、波丽安娜原理、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的跳伞壮举和电子烟）撰写的文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创作硕士写作项目则为苏克里蒂·亚达瓦提供了为本书做调研的实习机会。亚达瓦富于创意、积极主动地运用她的经济学背景和新闻直觉来研究负面效应。我们感谢亚达瓦和实习项目的主管帕特里夏·奥图尔。鲍迈斯特能够抽出时间和精力写这本书，要感谢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罗素·塞奇基金会和昆士兰大学的支持，我们还感谢乔丹·兰德斯为研究提供的协助。

我们自始至终都得到出色的作家代理人克里斯汀·达尔的热情鼓励，她帮助我们打造了本书的主要思想。ICM的卡罗琳·艾森曼和塔玛拉·卡瓦也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协助。我们的编辑弗吉尼亚·史密斯娴熟地指导我们反复修改书稿，并在这一过程中给我们出了些绝妙的点子。我们感谢她，还感谢卡罗琳·西德妮、莫琳·克拉克，以及企鹅出版社团队的其他成员。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家人和朋友。他们忍受着我们对写书的痴迷，耐着性子读完书稿，还帮我们出谋划策，考虑合适的书名。克里斯托弗·巴克利、帕特里克·库克和帕特里克·蒂尔尼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海伦·费舍尔勇敢地保持着“积极错觉”。卢克·蒂尔尼冷静地坚持着。黛安·蒂斯温柔、可靠、坚定。谢谢你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好的 /（美）罗伊·鲍迈斯特，（美）约翰·蒂尔尼著；牛小婧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1

书名原文：The Power of Bad

ISBN 978–7–5217–2184–3

Ⅰ. ①会… Ⅱ . ①罗… ②约… ③牛… Ⅲ . ①心理学－通俗读物 Ⅳ. ① 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21351号

Copyright © 2019 by John Tierney and Roy F. Baume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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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Press,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会好的

著者：［美］罗伊·鲍迈斯特 ［美］约翰·蒂尔尼

译者：牛小婧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40千字

版次：2021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1925

书号：ISBN 978–7–5217–2184–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推荐序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推荐序2 负面效应——人性的基本原则

序言 负面效应

01 “坏”究竟有多坏？

02 爱情里少做错事更重要

03 为“坏”而生的大脑

04 这样批评才有效

05 奖励与惩罚的妙用

06 剔除不容忽视的“烂苹果”

07 提升顾客评分的方法

08 波丽安娜式“快乐游戏”

09 危机的危机

10 “好”的未来

致谢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