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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推荐语

- 内容介绍

- 作者简介

- 主编推荐

- 目录

- 导 言（1）

- 导 言（2）

- 导 言（3）

- 导 言（4）

- 导 言（5）

- 导 言（6）

- 改变世界格局的特殊战争

-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战争

- 冯·布劳恩们的贡献

- 二战后的人才战争

- “9·11”：美国的转折点

- 中国的人才抄底

- 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

- 人才战争：全球化制造

- 全球化三个阶段

- 人口结构的变化

- 国际产业转移

- 全球人才流动的新趋势

- 人才外流与流失

- 人才流失的重灾区：非洲

- 人才外流可耻？

- 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

- 海归时代

- 人才回流的发生

- 人才的融入与再流失

- 回归者的国籍与绿卡

- 人才环流与共享

- 政府决策对于企业吸引人才至关重要

- 鼓励人才环流的必要性

- 人才环流的门槛

- 全是金钱惹得祸？

- 人才需要“软环境”

推荐语

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

胜于核武器

胜于金融街

胜于石油

这是一本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的书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 王波明

宽带资本董事长 田溯宁

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 唐骏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徐小平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袁岳

IDG创业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 熊晓鸽

联袂推荐

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关于人才战争的残酷就在于此！

--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

在智慧资本时代，人才成为生产力最活跃部分。如何能在全球范围吸引优秀人才参加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应是我们国家核心国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提出问题令人思考。

--田溯宁，宽带资本董事长

我们已经经历了从劳动力，制度，技术到现在的资源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才是最终的竞争格局，中国要真正崛起，人才将是最关键的核心竞争力。

--唐骏，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

国家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战争》不仅讲述了时下国家竞争的格局，更点明了未来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徐小平，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知战之道而后胜多，否则多疲于奔命。

--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古今中外，皆莫如此。

--熊晓鸽，IDG创业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

内容介绍

为什么因为缺乏医生，塞拉利昂2003年婴幼儿死亡率高达16.6%，人均寿命不足40岁，而在美国芝加哥的塞拉利昂医生却还比塞拉利昂全国还多？

为什么美国的“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来自欧洲？为什么欧洲免费输送科学家让美国爆炸了原子弹、制造出了导弹、把人造卫星送上天、使宇航员登上月球，冷战中却还需要美国人的保护？

为什么美国最近十年的高科技企业三分之一都有印度或中国的创始人？为什么美国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接近40%来自外国出生？为什么这些外国出生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有22%来自中国大陆？为什么中国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留学博士学成不归的比例高居新兴国家首位？

为什么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80％、北京大学76％高科技专业毕业生都去了美国，并且从2006年开始荣登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为什么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为什么中国送出了世界最多的140多万留学生，却只有30多万人回国？为什么中国官方的社科院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在中国，一边是大学应届毕业生曲折绵长的求职长队，一边是中国企业海外人才抄底的新闻报道。单纯地说全球人才紧缺并不足以概括目前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才战争”。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另一方面，人才浪费则是这一矛盾的有一种重要表现。

“科教兴国”、“人才是第一资源”、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但是，人才战争却能让一切人才培养都变成“为他人作嫁衣”。世界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的背后，是罗斯福发起的“特殊战争”。美国完成了从诺贝尔奖得主只有德国三分之一到聘用全世界三分之二诺贝尔奖得主的转变过程，才成为了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

全球人才战争，才能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化世界的最终命运，这也是中华民族未来三十年能否实现崛起和复兴的关键。

中信出版社年度大作，人才问题专家王辉耀先生多年心血的结晶——《人才战争》为你讲述一个真实世界的资源争夺战。这场开始于60多年前的战争，不使用枪炮导弹，没有血肉模糊的短兵相接，却比任何一场战争更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人口众多也无法掩盖中国人才资源短缺的现实。人才战争最近的赢家美国，也正在自食“9&#8226;11”后人才战略失误的苦果，而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则正在遭遇人才瓶颈。纷繁复杂的世界背后，涌动着的人才暗流才是决定世界中心的重要力量。

《人才战争》将用最真实的讲述，让你看到，眼前看似波澜不惊的世界，正在发生一场真正关系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的“暗战”。

作者简介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欧美同学会商会和2005委员会创始会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顾问。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等多家经管学院客座教授。历任中国经贸部官员，全球最大工程管理咨询公司SNC-Lavalin公司董事经理和AMEC-Agra公司副总裁，加拿大驻香港商务参赞，GE、西门子、ABB， 三菱、阿尔斯通等多家跨国公司顾问。在国际人才，国际商务和中国海归群体有一定的研究，出版著作20余本。

主编推荐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大书——《人才战争》

关于全球资源争夺的书，没有数百种也至少有数十种之多。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日渐活跃，关于资源争夺的话题也频频见诸报端。但是在众多设计矿产、资本、技术等资源争夺和多方博弈的主题当中，对全球人力资源的关注却显得格外单薄，这正是我们为什么重点关注这一选题并举全社之力进行选题的论证、与作者频繁沟通、进行深入细致的后期策划的原因。而《人才战争》也是对出版社与作者共同努力最好的回报，这本书体系完整、全面，而不失重点突出。在对人才争夺的讲述中，对人才战略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人力资源实为国家实力的根本。举例而言，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地区财富惊人但综合国力落后的石油大国，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晰地看到日本、以色列这样资源贫乏，但身居世界强国之列的国家。凡此种种，不无表明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面对如此重要的资源，我们反观自身会发现——中国是人口大国，但远不是人才强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提升，中国的人口文化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另一方面，一流的人才分布在世界各地，而国内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摆在眼前，让人不能不思考我们的人才战略和用人机制。

《人才战争》无疑将成为同类题材的代表作。本书从国际间人才争夺的历程回顾开始，横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六十多年的历史，详尽记录、分析了美国、西欧诸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日本、以色列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匮乏国家、“亚洲四小龙”国家、“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人才战略上的种种决策与得失。书中对各国政府在人才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来自于作者的实地采访和对大量资料的整理、加工。

如果说本书的成功首先有赖于它的题材的选择，那么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作者王辉耀先生的辛勤“耕耘”。撰写这样一部鸿篇巨制，需要付出的劳动是可想而之的。而且，如果不是在这一领域多年的浸渍，恐怕仅仅是废寝忘食的阅读资料也难以对这一主题有深入的研究，更不要说能够洞悉国际人才流动的内在机制了。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王辉耀先生几次大规模修改手稿，一部分原因是对国际人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思考，另一部分则是在对原书精益求精的仔细审读中不断的完善和修正。作为出版方，我们深知一部好的作品的背后一定需要一位为此付出巨大心血的作者。可以说，作者是一本书成败与否的根本，而他的思想和态度则全面体现在全书的字里行间。

很遗憾，寥寥数语难以尽数这样一本好书，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能有自己更深入、更独到的认识和想法，也真诚欢迎大家就本书与我们沟通。

目录

导 言

第一章：特殊战争

人才战争的硝烟似乎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战争都更浓烈，从全球版图来看，这场开始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世界大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1．世界中心交替的背后

2．人才战争：全球化制造

第二章：新趋势

所有国家都开始意识到人才在流失，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似乎每个国家都是人才外流的受害者，可现实是，人才全球流动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1．人才外流与流失

2．人才回流与回归

3．人才环流与共享

4．孔雀为何东南飞

第三章：十种武器

看看今天的美国，每个人都很容易理解什么叫“拥有人才，就拥有了未来”。可是某个国家的战略再怎么成功，也无法简单套用，各国究竟凭借什么手段，布置自己的人才争夺攻势？

1．移民制度

2．招收并挽留外国留学生

3．双重国籍

4．特殊人才特殊待遇

5．国家猎头

6．跨国公司

7．研发机构

8．民间社团、基金会、人才信息库

9．国际合作办学

10．通过风险基金、创业扶助、高科技园区吸聚人才

第四章： 移民国家

极富包容性的文化是这些国家在吸引人才方面的天然优势，既便如此，各国能够利用这个优势，则效果各有不同……

1．美国

2．加拿大

3．澳大利亚

第五章：欧洲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十年，对整个欧洲来说，是人才大量向美国流失的五十年，欧洲也企图恢复资本主义早起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指定自己的人才战略……

1．德国

2．法国

3.英国

第六章：亚洲四小龙

在这些令人注目的经济体上，曾经发生的经济奇迹，与人才的聚集有直接关系，如今昔日的辉煌还历历在目，而如何重塑成功，则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人才……

1．韩国

2．新加坡

3．中国台湾

4．中国香港

第七章：袖珍强国

如果还有比美国的强大更有力的例子，用以说明人才的重要，那非日本、以色列和爱尔兰莫数了，在自然资源极度贫乏的条件下，这三个国家向世人展示了真正的人才优势是何等厉害……

1．日本

2．以色列

3. 爱尔兰

第八章：金砖之国

资源短缺、市场庞大，问题重重、潜力惊人，“金砖四国”似乎是眼下国际社会最为复杂的经济体，各种矛盾在其内部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未来则在于谁能在“人才战争”中取得先机……

1.印度

2．俄罗斯

3．巴西

第九章：中国崛起的软肋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人才问题上的保守十分突出。即使与自身经济开放的步伐相比，面对国际人才流动，中国的现状也令人堪忧……

1.中国现状

2.改革开放三十年应对战略回顾

第十章：海归时代

海归不都是人才，但如何面对海归中的人才，对于时下的中国则至关重要，那些曾经在国外学习和积累经验的人，究竟有多大潜力，关键要看中国给他们多大的舞台……

1.海归成为国家发展的中流砥柱

2.中国归国留学人员的分布

第十一章：中国的海外军团

爱国不只是狭隘的留在祖国，遍布世界的华人，与中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密不可分，未来他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海外华人的现状与分析

2.中国海外军团的评估

3.中国海外军团的现状与发展

第十二章：归还是不归?

或许人才战争注定没有最终的赢家，但是阶段性胜利已经足够让人欣慰，在整个20世纪后半页美国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例证，而未来，有理由期待中国有所斩获……

1．选择回归

2．回归之后

附录

导 言（1）

2006年，德国商会主席路德维希?布劳恩向德国政府发出告诫：许多德国年轻人包括高素质人才，认为在其他国家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警报信号” ，越来越多的德国技术人才移居海外，将对德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德国《世界报》忧虑本国的人才流失以及政府的不重视

已经有超过110万具备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英国人在海外生活和工作。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3月援引经合组织调查报告警告政府说：在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当中，没有其他国家的高学历人才外流会如此严重。英国BBC则干脆声称，英国高技术型人才流失严重，已达近50年之最。英国《独立报》则援引世行报告做出结论：英国人才流失海外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最为严重，这将对英国经济长远发展构成严重影响。

--尽管是人才战争赢家，英国人依然为每一个人才的流失而紧张

尽管流失人才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和印度，但2004年俄罗斯信息部副部长DmitriMilovantsev却非要为本国找出一个世界之最--俄罗斯高级工程师流失率全球比例最高。科学院工会主席维克托?卡利努什金称过去10年约有50至80万名俄罗斯科学家出国后再也没有回来。非国立大学协会委员会主席弗焦尔诺夫在2005年则估算说，人才流失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俄罗斯总理普京不得不回应：政府将于2008年至2010年期间向科研领域投资约250亿美元，以阻止人才外流。

--俄罗斯忧虑自身在人才战争中巨量的人才流失

盘踞世界首富交椅多年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2007年3月来到美国国会，却忍不住进行炮轰：“我们必须欢迎这个世界的伟大天才，而不是将他们赶出这个国家……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美国的移民政策赶跑了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同年底，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联合进行研究调查，主持研究的印度裔学者维维克?瓦德瓦称：“美国正历史上第一次遇到逆向人才流失……我们失去了可以带来创新和竞争力的人才，而且还创造了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 。

--美国终于担心自身不再能够持续吸纳全世界的人才

李光耀2002年在国庆晚宴上强调新加坡要以美国为榜样：“在这个时代，所有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如果拥有达2亿8000万人口的美国都需要吸收外国人才，只有300万人口的新加坡更必须这么做。”李显龙这位海归总理也对着德国《明镜》周刊认同父亲的观点说：“我们需要大量人才。你拥有得越多，你就会做得越好。”

--新加坡领导人对吸纳外来人才的共识

导 言（2）

“清华大学培养了大量芯片专业的研究生，百分之八九十跑到国外去了。于是就有一个这样的逻辑：中国花高价培养的人才流失到国外，给外国企业搞科技创新，然后这些跨国公司再来到中国，利用其创造的知识产权大发其财。”一位中国学者如此愤怒地形容本土的人才流失。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80％、北京大学76％的高科技专业毕业生都去了美国，并在2006年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当然关键是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因此，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中国是全球数量最大的人才流失国

马来西亚2001年开始吸纳了200名高端海归进入政府部门工作，5年后在职者只剩下1人。全国热议，高教部长含沙射影地指责留英学生说：请留学生切匆看重金钱，要有爱国意识，学成后记得回国贡献。英国大马学生理事会立刻回应：“促请大马政府切匆把拒绝回国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看成贪图钱财者”。当地媒体也发表社论：“政府在处理人才外流时，不应继续以爱国意识挂帅，草率认为这些人才不爱国和贪婪；而是应该具备务实态度，提倡公平和自由，提高我国生活素质和发展机会。”

--马来西亚故事表明人才战争不是“请回来”就已经结束

印度在2003年承认双重国籍后，人才回流的数量和比例迅速增加。因此，《印度时报》颇为自得：“一直到最近，损失顶尖人才的主要还是印度和中国。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美国正面临‘逆向人才流失’……这种人才流动的受益者则是过去的输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繁荣的经济，已经开始吸引那些到海外发展的人回国工作。”

--自身的发展与对手的危机提供了人才回流的机遇

人才战争正在全球范围内日渐激烈地发生。

这个世界千百年以来爆发过无数次战争。世界各国为石油而战，为金钱而战，为转嫁危机而战，为宗教信仰而战，为统一与独立而战，为征服与反抗而战，为意识形态分歧而战，为民族情结和文明传统而战。但是，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所有的战争都没有这样一场战争来得更为根本与致命。

人们说科技和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然而，技术与知识由人而来，为人所掌握，不过是人的创新和创意而已。人们说“货币战争”至关重要，掌握财富分配的金融最为根本，然而所有的货币、资金以及实物，都掌握在人的手里，金融衍生物不过是聪明人的游戏。人们说只有武力和战争才能彻底消灭对手，然而战略为人所设计，武器是为人所发明。人们说能源才是最重要的资源，然而弹丸之地、四面受敌、不产几吨石油的以色列能够对抗中东石油国家半个世纪……许多国家还为自身的落后寻找了人口过多、土地与资源均量少、国家发展起步晚、自然灾害多、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化等种种借口，中国和印度因此也成为了“国强民穷”的典型。然而，同样东方文化、起步较晚、非世界交通咽喉位置、面积不如中国云南省、人口却高达1.2亿、多火山地震同时资源贫瘠的日本，各类人均自然资源指标比中国与印度更为严峻，却成为了仅此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人均收入一度高居世界第一。

导 言（3）

人才战争所争夺的对象，正是那些能够左右全世界经济、军事、金融、能源、科技等所有重要领域命运的顶尖人才。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世界大国首先是人才大国。人才战争的成败，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向世界的命运。

一位学者在英国《金融时报》大发感慨：“人才大战(war for talent)与所谓的‘反恐战争’有些共同之处。两者都需要对一些难以固定的东西进行大面积地、令人焦虑地搜索；两者都耗资不菲，而且两者都允许领导人夸大其辞。”

但是，人才战争早已经不是小规模的常态事件。全球化的深入，市场经济的确立、新的科技革命、全球分工协作的细化、国际产业的转移、跨国公司的崛起等，推动了人才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无论官方民间，政府和企业皆不能置身其外，各大行业无一幸免。任何国家即使不去全球人才市场争夺自己需要的人才，仅仅留住本国优秀人才也要面临一场国际战争。

截至2005年，全世界已经约有1.91亿人在出生国以外工作，地球上每3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移民。在安哥拉、布隆迪、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乌干达、坦桑尼亚， 33％至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已经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工作。而海地、斐济的比例超过60％，加纳达到83％ 。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甚至都有超过50万以上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流失到西方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仅仅在1990年到2000年间就接受了415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移民，欧盟当时15个成员国10年间也接受了200多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印度媒体就把这种“培养阶段”由本国投入成本、“产出阶段”却去了外国贡献的情况称为“奶牛现象”：牛的嘴巴在印度，吃的是印度的草，挤奶的却是外国人。

很显然，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去增强了对手，不仅仅是人才教育、培养、培训、替代成本的不可收回，还意味着经验、理念、技术、知识、资金的损失，最严重的是导致自身错过重要的发展机遇。一位加拿大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

最不合情理的是医疗、教育领域的人才流失。在贫穷落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赞比亚1964年独立后所培训的医生90%移民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每年公立医院受训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的马拉维护士比马拉维本土还多。与此同时，全球57个极端缺乏医务人员的国家有36个在该地区，将近50％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这还导致截至2004年还有26个非洲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低于50岁，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莱索托、塞拉利昂人均寿命甚至不足40岁。

导 言（4）

这样的现象在塞拉利昂体现的最为典型：医疗人员的不足让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高达16.6%，妇女生产死亡率则是2%，但是，在美国芝加哥医院里，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整个国家的医生还多。

一个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的教授就对此极为愤愤不平：“这种公然从不太发达的国家掠夺人才资源的做法让人无法接受……如果不采取政治行动，这些高级人才就会不断地向富国流动，只有一小部份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这一体制的外围受益者，其余的则会被边缘化，它们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尤其是卫生和教育则会继续恶化。”

但是，至今为止，在全球人才战争当中，激烈的争夺战并不时常发生。对人才流失极为重视甚至不惜“夸大其辞”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因为重视人才而获得大量人才流入的赢家。例如美国、英国吸纳了全世界最读的顶尖人才，如今仅仅只有其中一部分人才返回祖国，或者流入的人才量开始减少，媒体、企业主、学界就开始忧心仲仲，以为“国将不国”。

而那些人才战争的长期输家--那些因为人才缺乏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仿佛是人才过剩的人才大国，对此毫不在意，见怪不怪，不以为然。许多国家对尖端技术保密，却任由能创新这些技术的人才流失；能够为海外知识专利付出高额费用，却不愿为引进那些能创造这些知识专利的人才付出报酬。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据联合国有关统计，截至2005年全世界大约30个国家制定了便利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计划，但其中17个都是发达国家。

这是最为糟糕的局面：处于劣势的国家，不采取积极、主动、灵活的战略，反而自愿挨打，不进攻、不迎战、不反击、甚至不防守。政府任由短视的“明政策”与腐败的“潜规则”控制国家，外国人才进入遭到拒绝，本土人才遭受排挤而离开，并且振振有词：本土人才的离开是因为他们不爱国，海外人才没有得到引进与使用是因为他们不适合国情……。

在这场不见硝烟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印度并不是人才流失比例最高、受害最深的国家，但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华人已经超过600万，2000年以来每年都有大约40万人离开中国，大部分是通过技术、投资移民以及留学等渠道流失的人才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在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但是，我国官方研究机构却不得不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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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5）

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接近140万留学生，居世界之最，而归国留学人员却只有39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需要指出的是：学历越高，专业全球越紧缺，回归的比例就越小。在1990 至1999 年，大约47%外国出生的博士会选择留在美国，最重要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中国博士生滞留率却高达87%，不但远高于中国台湾(57%)和韩国(39%)，也超过同样以人才流失严重著名的印度（82%） 。

清华和北大是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但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 。从2006年开始，清华和北大已是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2007年，被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录取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居世界各国留学生之首。由于留学生大多学成不归，因此，中国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大的高科技人才供应国。美国《科学》杂志就把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如果人才培养演变成“为他人作嫁衣”，“人才强国”的大国战略从何谈起？并且关键的是，中国在人才战争中处于“只出不进”的状态，改革开放三十年，数以百万的人才流失海外，却没有多少外国顶尖人才归化中国。人才战争这样严峻的局面，正是遮浮在中国崛起与复兴上空的最大阴云。

尽管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的72%，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的78%，博士生导师的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主任的72%，都有过留学经历和海外背景。但是，如果四分之一不是留学生回归比例，而是滞留海外的比例，中国将获得多大的人才效益？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的博士总数不过18493人 ，但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估计中国出生移居美国的博士都有62500人。依赖能源经济的俄罗斯自称人才流失的损失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那么，人才流失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有多少？

导 言（6）

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人才流失并没有影响中国过去的经济腾飞，那么未来也没有必要过于强调。然而，需要反思的是：“龙的世纪”中的“中国龙”难道能一直是个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挥洒“血汗”的“苦力”？中国高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高出口与投资推动、低附加价值、低价劳动力付出、低端产业增长为主的“中国制造奇迹模式”还能持续多久？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耗国及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如此能耗的产出只有美国三分之一的经济规模，全世界还有多少能源可供这样的中国经济在2030年超越美国？西方能够不因此高唱“中国威胁”吗？

庞大的人口或许决定了中国不一定要放弃“中国制造”的角色，低端产业会转移到中西部。但是，中国还必须同时向占有大部分利润的高端产业进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国的崛起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不能只是成为世界的头号制造大国，走出去的是“体力工人”与“技术工人”，而在海外投资、并购等脑力战场上却成为“屡战屡败”的“冤大头”。中国需要成为世界知识经济大国和全球主要智力玩家，需要吸聚世界顶尖而不仅仅是中国顶尖的人才。

日本证明了全球化时代的强国之路，没有能源、土地、交通，却可以依赖人才资源，而揽全世界的土地、资源、市场为己所用，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则证明了全球化时代领袖世界之路，不仅仅要培养以及挽留本国的顶尖人才，还要获得全世界大多数的顶尖人才，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也必须打赢这一场的全球人才战争，才能真正恢复汉唐荣光，成为世界大国，完成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与复兴。

改变世界格局的特殊战争

“我们必须欢迎这个世界的伟大天才，而不是将他们赶出这个国家……我们应当鼓励他们成为美国永久公民，这些人将与美国本土出生的天才一起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

－－微软创始人比尔&#8226;盖茨

1492年，当哥伦布开始那趟因为发现美洲新大陆而名垂青史的远航时，他身边88人相当部分是以参加这次冒险作为政府特赦条件的罪犯。1620年，当41名男乘客在北美普罗温斯顿港签订了美国史上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些开拓者基本上都是流亡在外的英国清教徒。1788年，当菲利普船长在澳大利亚杰克逊港建立第一个英国殖民区，船上同时还有736名囚犯，英国人首先把澳洲当成一个流放囚犯的地方。

时至今日，短短几百年间，这些昔日只有冒险家、失意者、流亡者、囚犯、被贩卖的奴工才会往返其中的蛮荒之地，已成为全世界最令人向往、最为繁华的机会之都。美国、澳洲、加拿大不再只是吸引外乡人来此淘金的“新大陆”，也成为了全世界人才眼中实现梦想的“移民天堂”。世界格局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尤其美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过程，首先要归功于其人才战争。

1．世界中心交替的背后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战争

在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人们就跟今天谈论中国、印度的崛起一样，广泛讨论美国的崛起。但是，世界格局并不会自然地发生更替性变化，欧洲依然是全球化世界的领跑者。即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大收渔翁之利，在其首倡成立的“国际联盟”当中还是沦为配角，未如愿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担心历史重演的罗斯福总统询问他的国家科技局长：“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要做些什么？”

这位科技局长的回答是一份叫《科学技术－－无止境的边疆》的报告，他声称：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甚至是美国的3倍，科技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而要迅速改变美国科技落后于欧洲的现状，就必须采用特殊手段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建立特殊部队，利用战争的特殊时机，发动一场对战败国顶尖科学家进行“明抢”的人才战争。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战争

局并不会自然地发生更替性变化，欧洲依然是全球化世界的领跑者。即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大收渔翁之利，在其首倡成立的“国际联盟”当中还是沦为配角，未如愿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担心历史重演的罗斯福总统询问他的国家科技局长：“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要做些什么？”

这位科技局长的回答是一份叫《科学技术——无止境的边疆》的报告，他声称：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甚至是美国的3倍，科技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而要迅速改变美国科技落后于欧洲的现状，就必须采用特殊手段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建立特殊部队，利用战争的特殊时机，发动一场对战败国顶尖科学家进行“明抢”的人才战争。

1943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迅速以1个伞兵师、2个装甲师加上第6集团军重兵出击，目的是掩护一支刚刚成立的“阿尔索斯”突击队的秘密行动。“阿尔索斯”间谍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抢在任何国家尤其苏联之前，俘虏德国、意大利那些优秀的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搜集技术情报与资料，并劝服这些可以改变国家战略实力的科学家加入美国籍，为美国工作。

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平采纳的最有远见的建议之一。美国在这场人才战争当中并不缺乏具备实力的竞争对手，但是，那些本可以成为竞争者的国家并没有对外国科学家产生兴趣。美国和苏联同时攻入德国，为了战后发展，都在占领区掠夺自认为最值钱的资源。当远离本土万里的美国跨洋过海地把那些高学历“战俘”运回国时，视重工业为国家发展重中之重的苏联，正集中精力“抢运”成千上万的机器和设备。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最重要资源的看法的不同，也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

二战之前，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总数甚至是美国的3倍。但人才战争半个世纪过后，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40%已经来自“美国制造”，超过70%的诺贝尔奖得主被美国聘用，在美国工作。美国能够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并在高科技领域持续“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天赋远超其他的族群，而是因为美国不问种族、不分国籍的人才战略，成功地让它吸聚到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从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的研发，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与应用，美国这些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每一个项目都有外国科学家充当关键性角色。

冯·布劳恩们的贡献

冯·布劳恩正是美国在二战开世界先河的“特殊战争”的“特殊成果”。

“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是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之后的名言。但是，当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与之通话的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官员高呼的却不是阿姆斯特朗的名字，而是一个正在地球上工作的人——“你踩下的脚印，也是布劳恩博士的足迹”。

没有阿姆斯特朗，美国的航天部门可以立刻找到同样出色的宇航员。然而，冯·布劳恩的工作就没有这样的可替代性。曾参加过德国纳粹党卫队的德国人冯·布劳恩，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火箭专家。1942年德国成功发射的世界首枚能到达太空的A-2火箭就是他的杰作。1944年9月7日，德国使用他设计改良的A-4火箭（又称V-2导弹）空袭英国，再次震撼整个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火箭和导弹的首次登台亮相。

1945年，冯·布劳恩被美国搜捕人才的“特殊部队”俘虏后，连同他的工作团队126名工程师一起被秘密运到美国。但是，随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冯·布劳恩等这些“纳粹同犯”不但没有送上军事法庭，还成为了美国的座上宾。

冯·布劳恩一到美国，就被安置在美国陆军装备设计研究局工作。1955年，他加入美国籍，然后领导设计了美国的朱庇特-C火箭，被用以成功地发射了西方第一颗人造卫星“探索者1号”。1961年，冯·布劳恩成为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分管“阿波罗”登月工程，直接领导“土星”5号火箭的研发设计，这一火箭被用以运载阿波罗11号飞船，最终使人类第一次顺利登上月球。

美国能够如此接纳一个来自敌对势力的外国科学家，并让他成为“阿波罗工程”这样的项目主管和国家最高的科学顾问，对人才“不拘一格”的开放可见一斑。因此，另一个外国人——出身中华民国的公费留学生钱学森能够参与美国机密的技术部门，最终受到政府嘉奖，也一样不那么令人奇怪。

后来成为中国“两弹元勋”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二战中是美国国防部科学顾问组成员之一，曾跟随老师冯·卡门到欧洲参加技术情报审讯。正是在钱学森的询问下，冯·布劳恩写出了《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的书面报告。钱学森也因此提出发展美国火箭技术的规划建议，并获得美国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发展局的称赞：“（钱学森）在参加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发展局所作计划的工作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成功的贡献。”

也正是因为钱学森参与项目的重要性，后来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金布尔才会说出那句著名的证明“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威胁：“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事实上，如果没有极端保守的“麦卡锡主义”一度占据美国舆论主流，钱学森此后是否会愤怒地要求回到中国还是个未知数。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麦卡锡时代，一度被当作美国上个世纪最黑暗的时期，不仅仅大批海外出生、或与“赤色”有过接触的优秀人才遭到怀疑与排斥，即使连当时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都难以避免被批评成“红色分子”，著名将军乔治·马歇尔还因此被迫辞职。

数年的“麦卡锡风波”带来的怀疑、监视、迫害，让钱学森三十年后都还耿耿于怀。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时表示：钱学森在美国工作20年，对美国军事科学发展做出极大贡献，麦卡锡黑暗时期的横加迫害没有道理，美国政府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授予“国家勋章”。钱学森当即拒绝说：“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麦卡锡主义”并不为美国政府所支持，相反，它是以“政府批评者”的角色出现，通过影响社会舆论来逼迫政府在政策上就范，使得杜鲁门政府与其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成为舆论的“被胁持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曾无奈地说：“我们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正因为美国主流政治精英们并不同意“麦卡锡主义”以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意识形态作为选拔、使用人才的标准，才最终通过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在1954年推动国会发表了谴责麦卡锡参议员的决议。

开放——尤其是不分种族、不问国籍地向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入籍并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是美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词。拥有冯&#8226;布劳恩这样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而不仅仅只是美国本土最顶尖的人才——为美国工作，则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根本。而成为人才战争的赢家又与美国对待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评估人才、激励人才等战略与制度紧密相关。

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我们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国力源于自己的移民传统和我们欢迎的异乡侨客。这一点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及。”

二战后的人才战争

美国在二战后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苏联虎视眈眈，欧洲渴望复兴。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关于国际货币主导权的争执，也可以看见英国人根本不甘心将世界领袖的交椅让给美国，“日不落帝国”渴望着通过继续维持国际金融体系以英镑为中心货币，进而继续主宰世界经济。

美国能够一路领跑至今，根本原因在于其足可以成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榜样的人才战略。根据联合国一项统计，截至2005年，全世界大约有30个国家制定了便利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计划，其中一半以上是发达国家。相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德国、英国、法国等传统发达国家的人才战略与制度已经非常值得称赞，并都开通了人才凭借才能、技能、投资获得签证、绿卡以及随后入籍的渠道，甚至许可这些来自外国的人才保留双重国籍。但是，“一山还比一山高”，相对美国来说，这些传统发达国家在人才战争中依然不够积极主动，不够开放兼容。

直接“抢劫”人才资源，只能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做法”。美国随后开始改革移民、留学教育、科研等制度，从直接争夺人才的短期战略过渡到长期引进人才的制度建设上来。美国战后第一部强调技术移民的《1952年移民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该法规定全部移民限额中的50％用于引进美国急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突出才能的各类人才。《1965年移民法》、《1990年移民法》又先后进行了补充。符合“国际利益豁免”的优秀人才可以直接申请绿卡，而具有世界级水准的“杰出人才”甚至不需要先在美国居住以及拥有工作。另外，1990年，美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H1B非移民工作签证，该类签证必须由美国雇主为具备本科学历的高技能外国公民进行申请，从而将引进人才与自身需要相结合起来。这一签证为短期引进外国人才而服务，但也接纳外国人才的移民倾向。

前美国人口普查局局长肯尼斯&#8226;普莱维特(Kenneth Prewitt)就指出：“年轻的外国人才涌入可以填补我们的劳动力缺口，提供关键技术，并培育新兴产业。”

凭借日渐积累的硬件、软件等各方面优势，全球顶尖人才也源源不断地从欧洲、亚洲、非洲流入到美国，寻找着他们的“美国梦”。英国BBC援引OECD报告甚至声称，全世界62%的“顶尖科学家”都居住在美国，美国也做了最巨大的努力来吸引这些人才1。仅仅在2003年，整个欧盟都大约有40万高级人才在美国工作，并且75%高级研究人才愿继续留在美国2。在俄罗斯，普京在2004年2月其“全国人才会议”上指出，从1990年到2002年俄罗斯科研人员减少了55.2％，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流失到美国与欧洲。

当然，从比例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顶尖人才流失要更为严重。近二十年，中国和印度还新兴成为最大的人才流失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高新技术人才渴望前往美国工作；最优秀的学生视美国为深造的最佳选择，并且往往一去不归；许多企业主、文娱明星、政府官员基本上在国内发展事业，却把在国内获得的巨额财富砸向海外，按照外国政府指示进行投资，仅仅只是为了换张绿卡……。

尽管有些学者鼓吹人才流失的概念已经过时，人才外流似乎只有好处。但是，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球科学院副教授罗宾&#8226;伊戴尔（Robyn Iredale）则评论说：“那些鼓励这种人才流动的政策，毫无羞耻地把目标锁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技术人才，尤其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这让人无法接受。”这个学者还指出：“如果不采取政治行动，这些高级人才就会不断地向富国流动，只有一小部份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这一体制的外围受益者，其余的则会被边缘化，它们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尤其是卫生和教育则会继续恶化。”3

有些国家蒙受损失，自然会有另外一些国家因此受益。美国能在二战之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持续领跑世界半个世纪，在全球人才战争中成为最大赢家就是关键。

“9·11”：美国的转折点

“9·11” 是美国历史也是美国人才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开始让美国检视自身的国家防御战略。过去，他们把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视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此后，美国把恐怖主义的个体当成了更大威胁。伴之而来的则是对外来移民的排斥，移民、留学政策的日渐保守。概括地说，美国人在打击非法移民的同时，却忽略了要保护那些为美国发展提供技术或投资的合法移民，同时还在以国家安全隐患为名把美国需要的许多外来人才也拒之门外。

2002年，美国对学生签证的颁发数量下降了20％，被允许进入美国的具有特殊技能和高等学历的技术移民则减少了65%，H1B年签证总额也在布什政府手上从超过20万回落到6.5+2万。还大约有20万高科技移民离开了美国，返回祖国去发展1。2003年，美国对学生签证的颁发数量又降低了8％。2004年，美国国际留学生入学申请在90％研究院都有大幅下降，平均下降率约为三分之一。

很难说清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景气，跟克林顿时代H1B年签证额从6.5万增到20万有什么关系。也很难说清布什时代的美国步入下滑通道，与H1B年签证额从20万回落到6.5万有何直接联系。但很明显这两者相互关联，经济不景气带来人才流失，而在人才战争当中的新保守主义则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失。

美国产业联盟协会在2004年的调查当中就指出：过去两年仅仅只是签证的延误，就起码对美国企业造成了300亿美元的损失。当时美国的信息技术协会主席菲尔·邦德就表示：“国会应该尽快取消（签证配额）上限，以更好地响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2005年4月27日，当时的世界首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也牢骚满腹：“我们必须欢迎这个世界的伟大天才，而不是将他们赶出这个国家……我们应当鼓励他们成为美国永久公民，这些人将与美国本土出生的天才一起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当被问到如果美国法律由他来写，他会怎么做。盖茨回答说：“我肯定会废掉H-1B签证上限，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一种决定。”

2007年，盖茨来到美国国会再次发表批评：美国拥有最好的大学，但外国学生毕业后却无法留在美国工作。每年6.5万+2万（获得美国本土硕士及以上学位外国留学生可不受H1B签证名额限制，但每年最多2万名额）的H1B签证数以及14万绿卡数，正在使高技术人才大量流向海外，如不及时采取措施，美国将很难在今后五十年内保持科技的竞争力。

比尔·盖茨进行抨击的背后，正是微软因为保守的移民制度而蒙受了巨大损失。他个人就声称微软因此与它中意的三分之一的外国人才失之交臂。声势如日中天的谷歌公司两名主管全球移动应用方案经理沃尔夫和高级政策顾问查维斯也在博客上透露：谷歌公司2007年提交的300宗H1B申请当中，有90宗被拒绝。

如果连微软、谷歌这样新经济产业巨头引进外国人才，申办签证都有三分之一被拒签，其他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可想而知。2007年9月11日，美国十三个州的州长甚至联名向美国国会发函，敦促美国国会承认外来人才的作用，增加H1B名额和缩短绿卡等待时间，并表示具有高技能的外籍专业人士以及美国公司的项目正在流向国外。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责政府日渐保守的人才政策说：“如果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外国人才每年给美国创造的财富何止亿万。不错，美国是给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援助。但这笔账真正算起来到底谁赚谁赔，美国人难道算不过来吗？”2

《同名同姓》是美国2006年的一部电影，反映了外来人才在美国的移民生活。《经济学人》发表评论就借机讽刺“9·11”后的美国不再持续吸引全世界的顶尖人才，这使美国开始走向衰落：“到目前为止，由于国会未能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所有有关合法移民的努力也都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外国人才如今享有比以往更多的选择，澳洲、加拿大、英国、德国以及法国等许多国家正努力招揽人才……印度和中国也正在崛起，印度人和中国人曾愿为在美国工作做出任何牺牲。如今，他们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选择了……美国拥有全球最出色的大学，能给予真正优秀人才最好的机遇。但美国的官僚机构不能再认为人们会为在美国择业而忍受一切。美国也必须认识到移民不再涌入的后果。大学院系会渐停运转，高科技公司因人才枯竭而陷入困境，纽约可能被伦敦超越，失去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3

从主观层面来说，美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外来顶尖人才。而在客观领域，经济衰退、负债巨大、连续的战争，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更让美国泥足深陷。与此同时，过去被美国踩到脚下的竞争对手又正在相对地崛起，并日益重视全球人才战争。这导致了美国对于全球人才吸引力持续下滑，也导致美国出现了人才逆流的趋势，许多流入美国的人才又重新离开。

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2007年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知识产权、移民积压与人才逆流：美国的新移民创业者》。资助大学对人才逆流进行调查研究的考夫曼基金会副总裁罗伯特李坦就表示：尽管非法移民已经过千万，但“这些人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技能的。而高素质的合法移民的流失，才是更大的问题。如果这些人都回到各自原来的国家，将是美国的全国性悲剧。”4

该研究调查2006年全美国际专利申请情况时发现，几乎25%的发明家来自美国境外；而在1995-2005年间，所有在美开办的工程及科技公司中，有25%创办人是来自美国境外，其中一半在硅谷创业，仅仅2005年就聘用了45万人，并带来520亿美元的营业额。同时，依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外来移民只占美国劳动人口12%，但在全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47%都是外来移民。其中，“大约五分之一新的合法移民和三分之一的高级雇员或者计划离开美国，或者在持观望态度。”5

“如果这批人才回到他们的国家，美国的竞争优势将会面临什么问题？”生于印度德里、在杜克和哈佛两所大学讲授工程学和商学的维韦克·瓦德瓦教授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持续撰文警告政府注意人才逆流，他是哈佛大学研究美国逆向人才流失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得益于吸引世界顶尖人才。现在，由于移民政策存在缺陷，美国已经为无数高技能专业人才的离开‘创造了条件’。美国用自己的技术和市场训练了他们，使他们变得更有价值，这对美国来说是双重损失：美国失掉了有助于创新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人才，却创造了潜在的竞争对手。”6

中国的人才抄底

日渐蔓延的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的人才流失。同时，美国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加拿大已建立起类似美国的人才战略，德国、英国、法国进入21世纪后都改革了移民签证制度。中国、印度、韩国、巴西、墨西哥、越南等新兴国家都开始重视那些流失在海外的杰出人才，建立各类人才回归计划，除了中国只是出台绿卡制度之外，其他新兴国家甚至都开始明确承认双重国籍，以减少海外人才回流的顾虑。

一位美国学者就忧虑说：“即使每个国家只带走2％的人才，对于美国的影响也将是巨大”1。

印度的《印度时报》也评论说：“一直到最近，损失顶尖人才的主要还是印度和中国。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美国正面临‘逆向人才流失’。美国‘不合时宜’的政策，阻碍了高技能移民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这种人才流动的受益者是过去的输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繁荣的经济，开始吸引那些到海外发展的人回国工作。”2

金融危机已经让中国、印度直接到美国去“人才抄底”。中国中央部门中组部就迅速出台了引起海内外关注的“千人计划”。2008年，中国上海市政府也牵头组织了金融人才招聘团奔赴英美。后来在一次接触当中，上海市人事局局长就向我表示：尽管过去5年，上海市政府多次在海外招募，但如此抢手还是第一次，上海市政府甚至从欧美运回来的简历都重达300多斤，仅在纽约的招聘会，一百多个岗位就来了一千多个应聘者，许多人甚至打着“飞的”（把飞机当出租车使用）来赶时间。

当然，不仅仅是上海，江苏的无锡、辽宁的大连等中国新兴城市都在看准这个大好时机。我与无锡人事局的领导有过沟通和交流，这些“开全国风气之先”去海外人才抄底、甚至引起国外关注的政府官员都很有开拓精神，非常务实，局长都是亲自率队前往欧美招聘优秀的留学人才，无锡在支持海归创业这方面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包括培育出无锡尚德这样的高科技海归企业。用他们话说，上海、无锡等地都建有借鉴西方经验的科技园，也有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雄心，而配套以“凤巢”，却不去海外引进“凤凰”——高科技人才，无疑是本末倒置。

进行“人才抄底”的不仅仅是政府，也包括有雄心跨出国门的企业。重庆金山科技集团董事长王金山在2009年1月跟随温家宝总理访问了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参加了这次著名的“采购之旅游”。金山科技正谋划在美国上市，因此，在欧美具有实践操作经验的国际性金融人才不可或缺。在过去，尽管开出高薪，但英美金融人才大多数还是不愿来华工作。而此次王金山在英国相约面谈的伦敦金融街人士曾高达上百人，他还“抄底”了一个英国21人的一流医药研发团队，此前这个团队要求支付高昂的转会费，如今将其招入旗下却不花一分钱。

“这不是人才打了对折吗？”王金山接受媒体采访说：“看到这种情况，我当面向总理建言，应该把海外抄底人才和技术上升为国家战略。”3

事实上，缺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多以失败告终的根本原因。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不应有任何质疑。只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并购，而没有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与扩张，这肯定不是正常的“开放”。并且，中国也不应该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直扮演“工人”角色，肯定需要成为全球智力产业的主要竞争者。

但是，这些西方产业有多大的“泡沫”？中国是否能够“救活”？中国有没有能对西方的产业进行准确评估的人才？即使是优质资产，中国是否拥有在西方当地经营与竞争的人才？许多本土人才虽然熟悉国内的市场、法律、游戏规则，其国内竞争力已经得到证明，但他们是否熟悉国外情况？是否具备国际上的优秀竞争力？是否有在西方当地多年具体操作、运营的实践经验与业绩？国家和企业是否值得用上百亿美元的财富去让这些“新手”去国外“赌博”和“交学费”？

海外投资、并购、扩张的成功还取决于是否具有国际化的人才。这些问题正是被长期忽略，因此导致中国海外扩张失败居多。我们不能把国际经验照搬进中国的国情土壤之上，可是也要习惯不能把中国的经验照搬到西方以及国际上使用。如果没有熟悉西方市场、能在西方当地经营、以及能与当地西方顶尖人才展开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自身培养不了又不愿引进，引进了又无法妥善使用，自然，“摸着石头过河”的跨海出征，结果难免是钱“打了水漂”。经济学家郎咸平就指出：“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要有充足的资本和人才。我们现在不缺资本，缺的是人才。”

并不是说中国人不善于在西方经商，或者在海外遭到歧视无用武之地。在东南亚股票市场，华人上市公司大约占到70%。在美国硅谷，2005年度根据营业额评选出的150大上市公司名单当中，有18家华裔企业。然?，这些华裔要么是当地土生土长，或从小移民过去，或是当地留学并工作多年，不但熟悉以及完全融入当地，并且从基层一路奋斗到高层，其在西方的实战能力和经验已经为事实上的业绩所证明。因此，与其使用远在中国只能“隔海观花”的本土人才去经营一切，为什么不能在海外收购资产、商品、技术的同时，也去收购这些能在当地经营的人才呢？

在2006年，百度因为在中国的成功已经难以撼动，开始进军海外。有人就揶揄说：“他们听华尔街的声音太多了，可能觉得这样能更快赚钱。”

“为什么没有人质疑美国公司说：美国市场那么大，你为什么还要做美国以外的市场？”李彦宏的回答非常干脆：“15年之后，百度的收入应该有50%以上来自中国之外。只把中国市场做好是不行的，在30年前中国企业也许没这样的机会，可是现在，中国的搜索企业如果不能在国际上拥有相应的地位，这是说不过去的。”

而百度进军日本的人才选择则正是榜样。2008年1月，百度进入日本市场，请来的是索尼前董事长出井伸之担任独立董事，以便打响在日本商界圈子里的知名度。随后，百度在日本组建人才团队，招聘要求就是“日本人，对互联网和搜索引擎有着深刻了解”。 李彦宏甚至不要求这些人会中文或英文，当被问及日本市场需要做什么样的产品时，李彦宏也表示“不知道”，他认为这需要由当地团队决定，他们只教授“方法论”。

美国人一直期待中国利用庞大“中国美元”进行“金援”、购买债券、投资收购那些危机重重的产业，就像80年代日本人所做的那样，甚至可以买下洛克菲勒中心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楼。但是，如果中国是去抄底人才，美国人就难以表示“欢迎”了。2008年12月5日的《华尔街日报》也表达忧虑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向海外输送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而现在轮到中国从华尔街吸收专业人才了。”

美国学界和媒体界的担心，则证明了中国这次做对了事，这才是美国最核心的资产。在过去，美国也曾有过经济停滞、日本迎头赶上的处境。但是，美国只需要“留得青山在”——留住了人才，通过出售产业、发行国债等重新获得资金，然后注入到产业调整、科技创新、制度改革当中，就往往又能够获得重新繁荣的机会。但是，这次连韩国的《朝鲜日报》也意识到：“中国虽然热衷于招聘人才，但在摇摇欲坠的西方金融机构的收购和投资方面则显得‘漠不关心’。”4

某种程度上，中国这次“学精”是通过头破血流的方式得到了教训。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海外并购和投资当中所付出学费已经太多。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国内大多数媒体和专家对于中国“人才抄底”第一反应就是：需要深思缓行。诚然，人才引进与人才使用必须结合起来，国家引进人才是为了帮助发展，人才也需要“事业留人”，“共赢效应”才是保持长期合作的根本。

但是，有许多媒体喜欢不分情况地过分夸大国情的特殊性，一提到海归以及引进海外人才，不看招聘的具体岗位和要求，不问水土不服的原因是海归自身调整出了问题还是本身制度和环境不利于人才发展，首先就是去怀疑这些海外人才要求高，熟悉西方而不适应国情。最后，这些被鉴定为“水土不服”的高级人才转而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效力时，结果却又让采信这些舆论的政府和企业“有苦难言”。

“中资银行成外资超级提款机”在2008年成为中国各大媒体热点，因为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成功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失败形成了太鲜明的对比。也是国内的媒体称：目前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而这些外资在短时间内都获得了高额溢价，不管中国的银行是否想贱价出售股份，事实上都成为了外资机构的超级提款机，造成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一位社科院研究员还以2006年美国高盛、德国安联、美国运通等公司用大约295亿元人民币收购工商银行10%股份为例，指出一年后这些股份市值2755亿，外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中国净赚2400亿元。

但是，这些专家和媒体却没有意识到：为高盛、美林进行中国业务运作的中国区高管们，大多正是那些被他们认为“水土不服”、并由此成为质疑“人才抄底”理由的海归。当企业不问具体原因，就以“特殊国情”和“水土不服”等拒绝人才，最终付出的代价只能是自己。海外人才也并没有因此被耽误，这正是国际人才的基本特征，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外国以及外国企业也能取得成功。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审计业，即使中国对外资进入有明确限制。2005年中国评出百强事务所，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德勤等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依然占了百强所业务总收入的49．46％。“四大”基本垄断了中国高端审计业务以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所有审计业务，因此，2007年我主持《海归推动中国》丛书采访时，当时人民币升值还没有成为热点，安永华明的董事长葛明就已经指出：中国大型企业海外上市全都由“四大”审计，许多具体数据中国的政府领导和企业高管都不清楚，而美国人（四大都是美国公司）却知根知底，因此，将来如果谈判人民币升值，必然会让中国处于被动位置。

然而，为“四大”中国公司效力的却基本都是中国人。例如在安永华明的数千?员工当中，95%都是中国人，其中大约五分之一是海归。葛明自己就是海归出身。在全球化当中，当本土企业只用懂中国的人才时，外国竞争对手却既有熟悉西方又深刻了解中国的人才。中国在全球进行这样的智力博弈，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只会更多。

作为少有并购后融合成功的案例，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后，连续几任全球总裁都找了“洋人”。第一任沃德是原IBM副总裁和个人电脑业务总经理；第二任威廉·阿梅里奥以前是美国戴尔公司的副总裁，此前也在IBM工作过，此后的总裁罗里·里德也是个美国人，在IBM工作25年后因为收购进入联想工作将近四年。实际上，联想董事会的成员一半以上也都是外国籍人士。因此，柳传志、杨元庆是船长，但充当联想“走出去”先锋却是那些在西方土生土长、并有多年当地市场实践经验的西方人，这或许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个提醒。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怠”。即使招揽的人才只了解西方，只要根据自身情况适才适用，在这个全球化背景下与西方企业展开竞争时，也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

并非只有中国和印度会去美国“人才抄底”。旨在改进欧洲国家政策的智库兰德欧洲 (Rand Europe)其理事就在《金融时报》发出进攻号角：“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1这位作者指出今后10年欧洲将短缺50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欧盟主席巴罗佐(JoséManuel Barroso)也意识到了欧洲的创新、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危险，就提议欧洲要成为“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创意和企业的磁石”，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按现行运作模式恐怕——“诺贝尔科学奖仍会留在美国”。

从1901年到1950年，欧洲培养了73%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的得主，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这些顶级科学家大部分都流失到了美国。这些人才的离去不只是带动了科技中心的转移，他们进入大学等教育机构也让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培养地。如今，截至2005年，全世界学术排名前20所的顶尖大学，有17所在美国，2所在欧洲，1所在日本。在过去10年，只有20%的自然科学奖项给了欧洲科学家。美国则培养了40%以及聘用了70%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

尽管欧洲能从发展中国家补充更大量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未必是全球最顶尖，因为发展中国家堪称世界顶尖的人才也一样首选美国。何况，高端人才从来都是多多益善。因此，欧洲有识者都认为，欧洲需要像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拿出胆识、远见、魄力，去把在美国全球最优秀的新爱因斯坦们请到欧洲来工作和居住。

从英国皇家学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人才流失论”以来，欧洲国家的学者和媒体一直发出警告，要求政府重视“人才流失”并采取措施。欧洲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几乎是不约而同，德国在2000年开始实施“绿卡工程”。法国在2007年开始实施“优秀人才居留证”和“外派职员临时居留证”制度，英国则在2008年10月正式实施新的“记点积分制”移民制度。但是，以色列建国之后，邀请爱因斯坦出任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二任总统，都没有完成将“爱因斯坦请回欧洲”的任务。

美国的经济衰退提供了机会，但欧洲在人才战争中的实力却不得而知。不过，可以预测的是，欧洲还会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以更好地为全球人才战争服务。例如非法移民的打击将会加大，普通人移民欧洲的困难也会加大，但他们会继续扩大接纳留学生，尽可能提高学费，握有巨大的财富或在商业、科技等领域才能非凡的人士也会更加受到欢迎。

人才战争：全球化制造

或许，你这辈子都不会出国，但从你喝的饮料、口袋里的手机到上班坐的地铁，都可能是“西洋货”或有外资股份。如果有台接上宽带的电脑，那么你能随时访问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与任何一个角落的朋友联系。

或许你会说，你是个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你是这辈子不需要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民工，你也不需要电脑、手机等任何高科技商品。但是，外国议员一个有关中国农产品残留有毒化学物的提案，可能让你田地里的产品贬值。金融危机导致沿海大批工厂倒闭，一些从韩国、台湾来的工厂主甚至可能没有付清你的工资，就一夜之间消失。

这就是当下的世界，不管是否承认，我们的生活都被全球化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而人才战争能够成为一场全球战争，也源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让人才成为第一资源。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与接轨、世界各国产业发展不平衡、国际产业的转移与分工协作、跨国公司的崛起……这些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让全球人才战争的发生不可避免。

全球化三个阶段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将全球化划为3个阶段：“全球化1.0时代”发生在1492年到1800年，主要推动力量是国家与政府；“全球化2.0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主要推动力量为跨国公司；2000年开始进入“全球化3.0时代”，这一阶段主要动力是互联网和个人。

尽管托马斯·弗里德曼只是诠释自己全球化的理念，但也折射出了一些人才战争新趋势：例如跨国公司带来的人才本土化；互联网使个人可全球“零距离化”工作，因此使人才战争可以绕开国籍、绿卡、签证等限制行事。但是，“国家全球化”时代的彻底结束，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作为标志性尾声事件；现代意义上跨国公司的全面崛起则发生在二战之后；“个人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战争，最主要的推动力不是信息科技革命和互联网，而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确立，让人才成为了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

过去，自给自足的经济决定了人才战争所争夺的对象，只能是少数领域的极少数高端人才。有识之政治家尽管会招揽“天下贤能”以及“收买”敌国的人才，但依然局限于小范围之内。中国最强盛的堪称为世界大国的汉唐时代，无一不与国家的开放有关，秦用商鞅变法始成强国，匈奴王子金日磾成为了汉武帝五位托孤辅政大臣之一，而在唐朝，政府内部仅仅高丽人就有高仙芝、王毛仲、金允夫、金忠仪、李正己等人担任过地方最高长官或高级将领。但是，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美国每年14万的职业移民当中，直接发放绿卡的杰出人才名额都高达4万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1492年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过认识世界，但海洋一直是不可逾越的天堑。而哥伦布的冒险、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则使人类第一次成功地跨越海洋，把有人类居住的各自隔绝的六大洲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是“全球化1.0”的“国家全球化”阶段。此时的全球化为各国政府所主导，进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认知、政策以及实力，从开辟新航路的冒险家，到那些在欧洲之外进行人力和能源掠夺的殖民公司，例如早期统治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背后都有着浓重的政府色彩。

这一世界块垒铲平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的是血腥的屠杀、野蛮的战争、奴隶的贩卖、资源的掠夺。打破国界的敲门砖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侵略；萌芽的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由劳动力通过圈地运动来保障；经济全球化带来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要求，但其背后是总量过亿的奴隶贩卖；能源、资本、消费形成世界统一市场的同时，则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沦为少数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这一阶段，欧洲国家更看重实体物质资源的掠夺，但全球人才战争已经开始渐现端倪。

全球化第二个阶段是“企业全球化”时代，跨国贸易和跨国企业开始崛起。许多政府发现占领一个国家，不过是为了使用其土地，获得其矿产、人力资源，销售自己的产品，而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文明而“体面”地全球化自由贸易来实现，这一征服世界的方式比充满血与火的战争无疑要“和平、合法并且文明”多了。

同时，私有经济也逐渐崛起为全球性垄断企业。自1882年由27家公司合并组成美浮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开始，到200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已经超过6万家，在全球建有分支机构80多万家，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以及所有的经济领域和产业部门，占世界总产值的40%，国际贸易的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基本左右整个世界经济。

私有企业的跨国扩张也许会受到政府和政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行为，并不一定怀有政治目的，尽管政府的决策与政策可能会为私有企业的竞争，并影响他们的命运。企业与企业之间争夺人才，企业也与政府为自身需要的人才而展开竞争，企业全球化还使全球人才战争延伸到了民间领域，并且本土企业即使不从事跨国贸易，也一样可能在本土面对来自海外政府与跨国公司的竞争。跨国企业带来了“人才环流”、“人才本土化”等新趋势，也使人才战争成为涉及全球每一个主要行业的常规战争。

“全球化3.0”时代是“个人全球化”时代，但这个阶段对于人才战争的最大影响，在于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知识经济的确立，使人才成为第一资源，智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简单地说，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

知识经济不等同于虚拟经济，也包括实体经济例如制造业的高端部分。与传统经济不同，知识经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性要素不再是机器、劳动力、设备、能源等实体物质，而是人的智力、知识、创意、技能等脑力因素，产业价值和利润也大部分流入这一个环节。世界银行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当前世界工厂、土地、工具以及机械所凝聚的财富日益缩水，而人力资本对于一国的竞争力正变得日渐重要，在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美国，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相比，重要性要高出三倍多”1。

知识经济成为一个“时代”，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人才阶层创造了主要的国家生产总值，这是一个个的产业，各国需要争夺的不仅仅是顶尖科学家和领军型人才，还包括高新技术人才、基础领域的高级人才、以及自身缺乏的实用型技能人才。因此，世界各国不能只是为诺贝尔奖得主之类人才开通移民入籍的“绿灯”，诺奖得主需要的助手与研发团队、其发明专利产业化所需的经营型人才，也在同样的引进范畴。

人口结构的变化

到2050年，欧洲、美国、日本、中国，都可能出现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人的老龄化状况。按照目前趋势，从2000年到2050 年，意大利的人口预计将减少22%，爱沙尼亚减少52%，拉脱维亚减少44%。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中国虽然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未来10到20年内也将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当然，日本和欧洲的老龄化要快得多，甚至出现了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人口负增长。

低出生率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2000 年到2050 年期间，整个欧洲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从15%上升到28%，仅仅在10年后，每100个退休者就只有87个年轻人来进行补充；而日本将从17%上升到36%。

联合国人口处2000年发表一项报告也指出：如果接纳移民是维持欧洲现有劳动力的唯一办法，那么目前欧洲接纳移民的数量还需要提高很多。该报告认为欧盟15个国家（现在为27个成员国）若在2050年还保持当时的人口规模，在此期间将需要输入大约4700万移民；若要维持15-64岁年龄组现行规模稳定不变，将需要输入7900万移民；若要维持现行的老年人赡养比稳定不变，将需要输入6.74亿移民，就算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也需要移民1.12亿人1。

对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地广人稀，劳动力总量不足，并不能够支撑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也同样需要补充大量移民。澳大利亚联邦移民部长伊文斯就指出：澳大利亚必须坚持大量吸纳移民的政策，是考虑到如果不增加吸纳新移民，澳大利亚人口不到五年便会老化，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大量劳动力过剩，并且还在以爆炸般速度继续增长。在未来40年，全球人口有望增长26亿，从目前的65亿增长至2050年的91亿，但几乎所有的增长都将集中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可能会从目前的53亿增长到2050年的78亿，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增长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世界人口结构的畸形变化，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长上存在的巨大反差，自然会加速全球人才的流动与竞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快速增长，自身的产业和经济规模却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就必然会促使遭遇经济困难的人们离开家乡寻求发展。同时，发达国家延迟退休年龄、通过分工协作提高效率、实现区域人才自由流通等措施，依然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必须会选择获得大量移民进行补充。

自然，即使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不以知识产业为主，可替代性强的低端产业也并没有太多外包，任何一个国家也只会更欢迎那些能做出更大贡献的杰出人才，以及那些能为本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投资人士。尽管当地人不愿做的家佣、清洁、建筑等工作也长期需要外国劳动者，低技能移民的进入并不造成本土劳动者的薪酬降低、就业受影响。但是从长期看，这些低技能劳动者还是容易成为政府负担，并且因为缺乏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在融入当地社会往往相对困难，容易形成种族对立问题。

因此，从整体来说，发达国家包括任何一个接受移民的国家，尤其是在申请成为本国的永久居民或公民这一点上，采取“选择性”的移民政策都会成为一种必然：要么是本国公民亲属优先，同族裔血统优先；要么就是人才和投资者优先，让移民政策为人才战争服务。

国际产业转移

伴随着科技革命，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当某些高新产业能够创造越来越多的生产价值时，当产业价值链大部分利润日渐流入到智力生产环节时，发达国家就会越来越多地发展耗能低、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保持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研发、品牌、营销、产品设计等产业链高端部分的控制，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低端部分，逐渐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海外地区。

成本更为廉价，是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地的首要因素。不仅仅是劳动力、土地要廉价，也还需要有更小的政治、社会、政策的成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主要出现过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大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家转移，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时代，日本的高端人才几乎将前往美国学习、培训、研究、工作，视为成材的必经途径。

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等开始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自身则开始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附加价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才回流，而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大量外流，并伴随着比例相当高的人才流失。

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将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开始大量回流，留学人才回归比例在产业升级之初大多超过五成，而中国、印度则成为欧美新兴主要的人才输送国。

国际产业转移会带来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当这些工业国家在承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逐渐掌握一定程度的技术，从仿造中学会创新，则必然会向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升级。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新兴工业国家从事制造业的优势会逐渐递减，跨国企业必然开始把这些低端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这会带来国际产业的再次转移。

中国、印度等尽管制造业发展已经登峰造极，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只能放在附加值更高的第三产业和知识产业上。但是，拥有超过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劳动力过剩严重，再加上严重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跟经济增长同步进行，或者说依然相对廉价。同时，数以千万的人无业可就，也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些国家不可能像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一样迅速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列，新一轮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不会那么快地发生。

未来二十年内的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不是要放弃“制造中心”而升级成为“创造中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会“腾笼换鸟”，但中西部地区会希望把那些制造业承接过来。或者用俗话说，就是“制造中心”和“创造中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全球人才流动的新趋势

2008年诺贝尔奖的表述曾让日本很受刺激，首先是南部阳一郎作为美籍日裔科学家领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日本文部科学省表示：“从国籍上说，南部现在不能算是日本国民。但考虑他赖以获奖的科学成果是在日本国籍时期取得，因此从心理上说，我们希望将其视为日本人进行庆祝。”

日本文部科学省后来决定，在正式记载中将南部阳一郎作为美国获奖者进行表述，同时却坚称“今年日本共有4人(包括南部阳一郎在内)荣获诺贝尔奖”。可事实上，南部阳一郎虽然49岁才加入美国籍，但31岁就来到美国，科研成果也是在美国取得，科研的经费、设备、报酬由美国提供，工作成果也服务于美国。

接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公布，又把还没有放弃日本籍的下村修当作美籍日裔科学家通告全世界。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一开始就把下村修的国籍写成“美国”。人们似乎没有疑议，因为下村修跟南部阳一郎一样，从31岁就移民美国，此后为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服务，就连获奖时的例行采访也是在其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进行。

这两件事严重刺激了整个日本社会，这比同年华裔诺奖得主钱永健对着中国媒体否认自己是中国科学家带给中国的刺激有过之无不及。平心而论，钱永健为美国效力无伤大雅，毕竟除了血统之外，钱永健是纯粹的美国生美国长。而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却本是日本人，在30多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刻去美国寻求发展。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自称科技立国的日本，竟然无法留住本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这无疑是种耻辱。

就连中国的新华社也报道说：“30多岁就赴美研究的下村修获化学奖，诺贝尔奖网站一开始把他的国籍错写成‘美国’。日本诺奖获得者中带着的那一丝美国色彩，让日本人欲说还休，并开始反思本国的人才流失现象。”

既然“硬件”没有问题，那么人才不回归祖国，自然就跟政府政策、体制文化、人文环境等“软件”有关。或者说不是政府没有钱，而是政府不愿为科学家付出高工资。《日本经济新闻》就发表评论指出：“美国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其科学研究者的收入也比日本研究者多数十倍。此次获奖的结果从一个侧面显出日本人才外流的问题。”

日本领军人才“美国制造”的背后，确实是日本严重的“人才外流”。截至2008年，一共有16名具有日本血统的人获过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有9位，但不仅仅是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汤川秀树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生理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奖期间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日本自然科学领域一半以上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只有益川敏英一个人不会说英语。

因此，尽管人才外流会带来人才流失，日本却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些通过“外流深造”培养出的领军型顶尖人才，已经是本国科学发展的主力军，对于日本发展与崛起的作用不可替代。或者说，日本需要考虑的不是阻拦的“人才外流”，而是如何在人才流动当中避免人才流失。当然，事实上人才外流虽然频繁，但日本的人才流失并不严重，并且带来的贡献远大于损失，16名日本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只有一位不是日本籍。

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才跨国流动不可避免，但人才外流却是把双刃剑，一个国家该如何对人才的外流、滞留、流失加以区分？如何培养与使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如何有效地保障人才外流后，将来会携带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充足的资金与经验回归？如何制定应对全球人才战争的人才战略？

人才外流与流失

截至2005年，全世界约有1.91亿人在出生国以外生活与工作，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保持着每年约3%的增长率1。简单地说，全世界每35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移民，而每5个移民当中有1个生活在美国。出于人才战争的考虑，当今世界各国的移民、签证政策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与高技能人才，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比如低技能劳工。因此，劳动力的全球跨国流动，日渐演变成人才跨国流动。

人才的跨国流动对于输出国来说是“人才外流”，对于接受国来说则是“人才流入”。尽管“人才外流”不意味着“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不等于“人才归化”，但从整体趋势来看具有一致性。目前，“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是：

——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向最发达国家美国大量流失人才。欧盟2003年大约有40万高级人才在美国工作，并且高级研究人才75%愿继续留在美国2。德国每7个本土毕业的博士就有1人会前往美国寻找工作，根据德国基金会统计，43%在海外工作的德国科研人员还并不打算返回德国。当然，英、法、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能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补充更大量的人才，因此整体上依然是人才净流入国。

——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失。在2000年，经合组织国家接受的每10 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就有6 名来自发展中国家，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甚至超过30%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去了经合发组织国家，发展中国家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大多选择留在西方发达国家。以数量而论，则中国、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失国。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流失人才，同时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才从发达国家回流到新兴国家。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由于经济持续的增长，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开始吸引大批海外留学人才与族裔人才回流，并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例如独联体国家的人才就会大量流失到俄罗斯。

人才流失的重灾区：非洲

1963年，英国皇家学会因为发现大批英国科学家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并给英国经济造成损害，首次公开提出了“人才流失”论。当时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欧洲不得不用鞍前马后追随的代价，来换取美国先进的原子弹、火箭、导弹等武器的保护。但是，学者们却发现正是大量的欧洲顶尖科学家流失到美国，才让美国这些领域的科技实力赶超欧洲，领先全世界。

不过，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发展中国家问题似乎更严重。从流失比例来看，人才流失影响最严重的灾区，往往是非洲这样人才总量不多、最需要人才改变现状的最贫穷地区。200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论就指出：人才流失严重，是阻碍非洲国家发展并影响其顺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1。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撰文抨击说：不发达国家从屈指可数的财政收入中挤出巨资投入人才培养，但所培养的人才最终却去为强国服务，其中非洲受人才外流影响最大。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而这些人才对这些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又是必不可少的。”2

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不发达国家国家为人才流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非洲国家。在安哥拉、布隆迪、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 已经有33％至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去了经合发组织国家，斐济的比例超过60％，加纳达到83％3。

2004年就有一项研究指出，目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工作的非洲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超过100万，非洲国家每培养1名高科技人才大约需要18．4万美元，这笔费用可供非洲最不发达国家500个农民生活一年4。人才的缺乏又使非洲国家同时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以弥补必要的人才缺口，每年该项开销又高达40亿美元，占非洲每年所获外来援助资金三分之一。因此，只是人才教育、培训、替代成本的损失，对于经济困难的非洲来说都已经非常庞大。

而在医疗、教育等特殊领域，人才战争带来的伤害更为深远。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所言：医生和护士是穷国向富国提供的“最有悖常情的资助”。2005年，挽救儿童组织（ Save the Children ）和 Medact 组织进行研究调查，就估计英国从海外补充了大量专业医务人员，其中仅仅从加纳引进医生和护士自 1999 年以来就节省了6500 万英镑的医生培训费和 3800 万英镑的护士培训费。

但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医疗关系生命，教育关系未来，这种损失还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非洲拥有全世界20%的人口，但只有占全世界3%的医务人员。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医务人员缺口100万以上5，全球57个极端缺乏医务人员的国家有36个在该地区，将近50％的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因此，时至2004年，有26个非洲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低于50岁。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莱索托的人均寿命甚至低于40岁。利比里亚的婴幼儿死亡率也有15.7%，马拉维妇女生产死亡率也达到1.8%……

然而，这些非洲国家并不是没有努力培养医生。因为医生的缺位，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为16.6%，妇女生产死亡率为2%，近30％婴幼儿会在5岁前夭折，人均寿命不足40岁。但是，美国芝加哥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医生总数还多。这也不是特例，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所培训的医生90%移民到了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显示每年在公立医院受训的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来自马拉维的护士比马拉维本土护士总数还多……。

这一切的背后正是全球的人才战争。正如一位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所说：“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6

人才外流可耻？

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曾联合新浪网进行调查——“你怎么看待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4797人参与投票，73.94%的人认为中国人才留在海外不归是种耻辱，只有27.06%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国外更合适发展。根据报道，一位接受采访者虽然没有出过国，却不无激动地表示：“这种出去就不想再回国的人，往往是没有民族感的金钱主义者，爱国主义思想缺乏，个人的得失高于一切。”

为中国人才流失在海外不归而觉得耻辱，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媒体与被采访者似乎都把“人才外流”当成了“人才流失”，明明问题设计是“怎么看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却变成了“怎么看中国人才流失到海外”的回答。这显示出媒体和学术界的常识性错误：如果“人才外流”到海外就成为了“耻辱”，出国留学、工作都属于“人才外流”，那么也就意味着从在海外搞革命的孙中山，到出去留学过的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再到政府派驻海外的大使官员，全都成为了耻辱，要消除这一“耻辱”，只能是像满清政府一样彻底“闭关锁国”，这是何等的谬论？！同样，外国人才只要在中国长时间地工作、学习、生活过，就一定热爱中国吗？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曾经留学英国，他就曾经呼吁：“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是挡不住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流动比以往更多，会比以往有着更多的全球化范围的就业机会。比如说，中国网通在日本开设分公司，会聘请日本人作总经理，而外资在中国开设分公司，同样也会请中国人作总经理……我们不能抱怨门打开了，人走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开发自己的优势”。

其实，即使是联合国的专家也常常把“人才流失”与“人才外流”对等起来。2008年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就对全球人才流动下结论：“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只会给那些引进人才的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对发展中国国家则会造成损失；但如果加以有效和明智的管理，人才流动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受益”1。

人才的外流与流失，人才的流入与归化，在人才流动当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国家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人才出国的学习、深造、交流、工作，都是人才外流的一部分，是否带来人才流失也存在不确定性。外流的人才很可能是暂时“滞留”在海外学习或者工作；很可能不确定将来是否留下，甚至很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国外为祖国的政府、企业等工作。

事实上，即使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上认为”，也不能够否认落后国家外流留学生等前往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理念、经验、文化以及制度，对于国家崛起有重大的帮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明治天皇时代的日本，都因为自身的落后而向先进国家“外流”了大批留学生。中国洋务运动时也派出了官费留学幼童。同时，即使发达国家也可能需要派人去发展中国家学习、受训、工作，以便帮助本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的扩张。

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益川敏英是日本9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唯一不会说英语的科学家。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诺贝尔奖纪念演讲中就以“I can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说英语）”作为开头。这位教授不但不会说英语，过去也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常常嘲讽重视英语的东方社会风气说：“因为不会英语，所以（我）研究物理”。对于有记者问“如果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就（把诺贝尔奖）还回去。”

然而，生平首次出国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后，益川敏英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人都用英语说话，只有我一个人用日语，这看起来不太好。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半吊子。”益川敏英开始后悔——或许不一定非要学好英语，但一个人应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随后，他在面向大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嘱咐说：“研究生毕业以后，要把目光转向国外。”

韩国媒体报道这一事件，就把新闻标题取为：“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悔恨。”2

益川敏英的悔恨无疑是对人才外流的一种肯定。简单地说，只要是这个民族还没有夜郎自大到自认为完美无缺，只要是有正常国际交往、不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只要有本土企业跨出国门去海外发展，从官方到民间就都不可能没有“人才外流”。并且，这些肯定不是“耻辱”。

另外，即使“人才滞留”在海外，也可能是拿着留学或工作的签证，不一定意味着人才流失。留学生毕业后立刻回国，也不见得是个理性选择。一个公认的研究结论是：留学生滞留海外“较长时间之后（一般5 到10 年）”，将自己在西方所学付之实践，获得足够的海外经验，再从海外返回祖国。因为有足够的积蓄与海外实践，往往更容易融?原籍社会并发挥作用3。

相反，那些一毕业就去国外、毕业后又立刻回来的留学生，往往可能因为在国内、国外都缺乏实践经验，既没有国际化优势，又比本土人才更容易水土不服，反而容易沦为“海待”。我在2007年进行一项海归回国创业成功的调查，结果发现300位回国创业成功的人士平均都有5到6年的海外工作经验。橡树资本（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德淼就以一个老海归的身份告诫说：“我觉得留学生应该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个人认为至少要5年。”

一般来说，“人才流失”是指人才离开祖籍国并“归化”（对另一方来说）所在国。从法理上说，“归化”意味着放弃原来国籍并加入新国籍，即从国籍上说其实已经变成了外国人才。从广义来看，“人才流失”是指人才不再为祖籍国做出贡献，加入了所在国并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服务。尽管由于双重国籍的存在，许多人加入外国籍并不意味着散失原国籍，更难以说明已经“归化”，但大多数情况下，移民入籍依然可以成为人才流失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即使全球化深入到多么“非传统”的时代，高端人才的流失带给原籍国的“收获”也绝不可能多于“损失”。除非这些杰出人才创造的科学技术、知识专利、文化创意、以及资金财富，在祖籍国都能免费共享，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机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干脆就是这些知识、技术、人才一文不值。否则，只要一个国家为获得人才所创造的知识、技术、专利、财富需要付出代价，就不可能不存在零合竞争，人才流失就必然带来输出国的损失。

一般来说，“流失”的人才跟外流以及环流的人才不同，他们并不是暂时性地离开祖国，甚至通常是携带全家一起移民。因为大多数接受国会许可其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能同时移民入籍。因此，这些海外人才大多不但不会把自己大部分收入用以向祖籍国汇款和投资产业，不会视为祖籍国效力为首要选择，更多的情况反而是把自身掌握的技术、经验，以及在祖籍国获得的财富、产业都携带去了海外。于情于法，都是如此，接纳国也会要求他们带来多少万美元的投资，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或者提供何种贡献和技能。

概括地说，人才外流是否会造成人才流失，将因为输出国的特点不同而明显不同(例如国家大小、发展水平)，随所涉职业与行业特点（例如祖籍国与所在国的行业发展情况与人才供给情况）、教育筹资的模式以及移民类型(例如短期、永久、循环)等不同而不同。

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

1963 年，利根川进大学毕业后进入京都大学病毒研究所，跟随渡边格从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渡边格是当时日本少数自美国归国、具有完整分子生物学训练的海归科学家之一。在利根川进跟随做了两个月研究之后，渡边格忽然建议说：如果你想要学好分子生物，日本的环境还不够好，应该去美国完成学业。

这一个建议也改变了利根川进的一生。经过考虑之后，他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实验室做了一年博士后。1969年，利根川进进入沙克研究院（Renato Dulbecco）实验室。1970 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免疫研究所工作。198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利根川进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然而，导师渡边格的建议，利根川进的经历，并无特别之处。二战结束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日本大多数高科技人才都在走同样的成材模式：在日本完成大学的学业，去美国读硕、博；或在日本读完博士后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最后再回到日本发展。总之，“出厂”前最后“制造”环节要留在美国。日本贸易振兴会曾设立“Tigersgate2000”基金，旨在培育日本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但是，日本贸易振兴会申请资助的第一条件是这些年轻的创业者首先要迁居美国，或在那里学习和工作过。

这一奇怪的的人才培养模式，或许有些无奈，但却是客观所迫。日本的教育实力不但落后于美国，也滞后于自身经济的发展。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整个亚洲也包括日本进入二十强只有东京大学这一所，而进入前50强的日本大学则只有3所，这一数字甚至只与中国香港相当，远逊于其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因此，自身教育实力不济，外流人才去美国学习，借美国的大学培养自己的人才，也就成为了日本重要的选择。

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日本才有。先后就读过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后成为第一任总理，他培养长子李显龙的成材方式也是将儿子送往世界最优秀的大学，而非留在新加坡最好的大学学习。于是，李显龙先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后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获硕士学位，期间还在美国堪萨斯州参加陆军指挥和参谋培训。如今，李显龙已成为新加坡的现任总理。

自身教育体系和实力落后，就把学生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去“借鸡生蛋”，这也正是“人才外流”的意义之一。一个落后国家要崛起于世界之林，去世界上最发达先进的国家学习技术、经验、理念必不可少。

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自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除了早期欧洲之外，所有目前存在的新兴大国，从早期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到上世纪下半叶的日本、韩国、以色列，再到本世纪的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复苏的俄罗斯，甚至包括爱尔兰、新加坡、越南、墨西哥。无一例外，都有庞大的海外族裔人才资源。与此同时，大多数中东国家尽管通过石油成为“富国”，并有庞大的外来人口，但主要是外籍劳工，并没有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因此并没有成为新兴大国。

印度政府曾公开反驳联合国的人才发展报告，表示联合国所称的“印度每年因人才流失损失20亿美元”是不正确的。当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人才外流除了会携带技术、资金、经验回流之外，也会带来了汇款、投资以及对跨国贸易的帮助。汇款是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之后的第二大外部资金来源1。2005年，世界汇款总额72％大约1670 亿美元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印度和中国是收到海外汇款最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引进外资当中，海外族裔也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外流的人才做出贡献是建立在回流以及环流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一再强调的观点，真正带来外包业务和汇款投资也大多是滞留在海外、却在进行人才环流的群体，而不是已经彻底流失海外的本土出生的人才。相反，那些彻底流失的人才，反而会把在祖籍国的资金和产业转移到海外，因此损失通常会高出所能带来的回报，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崔大伟曾对“侨居方案”展开研究，他认为这一方案可以改变人才流失，使人才即使侨居国外也能为本国做出贡献。但他在引用AnnaLee Saxeninan对于360名在硅谷华人企业家和雇员的调查数据也不得不承认，考虑在中国设立公司的人当中，23％的人经常和内地交流技术，而不考虑在中国设立公司的华人，只有9％的会进行交流技术。

因此，包括“印度经验”其实是说：政府应该开放地看待人才外流，不为可能的人才流失而因噎废食，支持出国留学和来去自由，鼓励人才环流以及在海外也贡献祖国，以便培养能在全世界竞争的顶尖人才。遏制人才流失的方式不是闭关锁国，而是通过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与环境，来吸引住那些杰出的人才。

海归时代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先后崛起为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和印度又随后崛起为新兴国家。同时，一个并非巧合的现象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几乎都出现了“海归时代”的现象，海归成为高新技术领域、新经济产业高端人才的主要来源，并在政治领域也发挥重大的作用。

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从汤川秀树到下村修，超过一半是“美国制造”，超过三分之二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过，只有一个人不会说英语。而在政治领域，日本最近4任首相，有3位是在国外留学过的海归。小泉纯一郎曾就读伦敦大学，安倍晋三曾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现任麻生太郎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留学。

在中国台湾地区，目前两大领导人马英九、刘兆玄都在北美留过学。马英九是哈佛博士出身，跟吕秀莲是校友，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刘兆玄“内阁”成员一半以上是博士，大部分都留过学，例如所谓的“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监察院长”王建煊毕业于哈佛大学。新竹科技园区是台湾高科技产业中心，产值一度占台湾地区GDP10%，但其中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30%。

在中国香港特区，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现特首曾荫权也曾在哈佛大学留学。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2008年世界大学排行榜，香港进入50强大学有3所。香港的教育已经非常国际化，但是各领域的精英依然相当部分是海归。因此，2008年5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人选，被媒体披露8位副局长有5个拥有外国籍，就像台湾总统马英九等政府官员以前也有过美国绿卡一样，引人注目。

在中国大陆，政治领域中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都在海外留过学。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的72％、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的78%，博士生导师的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的72%，都有过留学经历。中国大多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经济或高科技企业都是海归创建。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创办的企业约占我国外资企业总数的70%，投入的资金大约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

在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外孙拉吉夫·甘地在80年代分别担任总理，都是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海归。现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印度的基础经济并不牢固，而今天的相对繁荣主要靠信息产业拉动经济增长，而这归功于海外印度裔带来的外包业务。海外印度裔的汇款是印度第一大外部直接资金来源。2004年，印度引进外资总额大约50亿美元，而从海外收到汇款却高达217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因此，有人形容，如果没有海外印度裔与海归，印度肯定一穷二白，什么都不是。

在新加坡，李光耀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吴作栋在美国威廉斯学院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李显龙先后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就读，三任总理全部都是海归。

新兴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海归时代”，这并不是说一定要重用海归，或者海归就一定是人才。一个完善的人才机制不应该去问这个人才是“海龟”还是“土鳖”，重要的是“适才适用”。在人文领域，海归能够提供国际化的视野、经验、理念，这对本土人才是一种补充。在无国界的科技领域，海归优势可能不只是“补充”了国内技术领域的空白，那些毕业于世界顶尖名校的海归还可能掌握了更先进关键的科技。这对中国崛起意义重大，例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获得者，就有21人是海归。没有那批海归，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崛起。

这一现象归结于中国大学的科研实力与培养科学家的能力，与世界顶尖名校还有很大的差距。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的大学，敢自称国内顶尖就等于世界顶尖。本土培养的顶尖人才不等于世界顶尖人才，而对于一个志在成为世界大国的新兴国家来说，他们需要的的人才却不仅仅是国内顶尖，还需要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样来看，这些新兴国家不约而同地出现“海归时代”，就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迹象，而是重视人才的必然结果。

无论莫汉·辛格、李显龙还是马英九、曾荫权，引领海归潮的留学生不是哈佛、剑桥就是牛津出身，这些世界级名校生即使在欧美本土发展，也一样会成为社会“精英”。同时，非世界名校毕业、尤其是毕业于教育实力甚至不如国内名校的海归，回归后却出现了大量“海待现象”。这也证明了“海归时代”并非滥竽充数，而是新兴国家发展中的一种理性选择。

人才回流的发生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 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的时候，人才将大幅度回归。调查也显示，当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每年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归国的海外人才也会大幅度增加。

所以，一般在人才输出国的境况改善到足够有吸引力之前，大规模已经移民的人才返回现象极少发生。当意大利北部成为非常富裕的地区之后，早先移居到德国和美洲的意大利人被吸引回来；而早年迁移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人回到了俄罗斯联邦，则是因为国家开始复兴；在巴西、秘鲁和拉美其它地方的第二代日本人对鼓励他们回到日本工作做出了响应，是因为日本经济已经腾飞。

但是，尤其对于人口密度大、人均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规模增长的亚洲国家来说，不一定非要完全达到那些硬件指标，或者说不一定要等到国家经济腾飞已经完成，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就可能在此之前大批回国。

人才回流与国家崛起相辅相成。人才回流推动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但是，人才的回流不仅仅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很可能因为本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初步改善、政府的承诺和决心、显现端倪的市场空白、做出成就的机遇，就做出回归的决定。

还有许多非市场因素左右着人们的选择，例如对国外经历感到失望、对家乡以及亲人感到思念、原籍国出台了双重国籍使他们不需要放弃海外一切。例如中国台湾地区，2000年选举挑起族群议题后，就出现了一次移民热潮。2004年“3·19”枪击案发生后，陈水扁上台，因为对政府的失望，台湾当年移民数比前一年增加了十倍。

我国在2000年以后也出现了经济继续增长、留学生回归比例反而下降的现象。因此，不能只把人才回流强调为市场现象，认为留学人才“穷则离开，富则归来”，而忽略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的重要性。

三星经济研究所2007年曾进行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人定居在美国的比例，在1992年至1995年为20.2%，1996年至1999年升为31.3%。而此后部分完成产业升级、经济更为发达的2000年至2003年，却有达到46.3%的博士会选择留在美国1。

其实，一个国家最需要以及最利于人才回归受到重视并发挥作用的阶段，往往是经济开始起飞、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教育体系又相对滞后（通常与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不匹配），进而形成需要大批高知识技能人才、自身培养体系却又无力供给、同时还无力全面吸引外籍人才的“真空时代”。这一阶段政府空前重视留学人才回归，同时人才回归后的发展机遇也空前之大。就像企业寻找市场空白一样，没有已经开始成型的市场，往往容易成为“先烈”；但市场完全成熟，竞争就会特别激烈。而在两者之间的阶段，很可能是发展空间巨大，市场具备了盈利的基础，竞争对手又不多，而且政府还可能会出台扶植的优惠政策。

人才的融入与再流失

2006年，我在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关于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调查时，当时就注意到了“海待现象”。当时的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花了三到六个月时间才找到工作，另外还有6%的海归花了一年以上时间找工作。也就是说，起码有6%的人做过一年“海待”。

长期“海待”的出现，要分两类情况。第一类属于自身素质与能力的问题，这些人是留学生，但不能称之为留学人才，甚至是典型的“方鸿渐”和“南郭先生”。在国外找所交费就可以入学的大学混个文凭，凭借国内对海外教育情况的不了解而滥竽充数。留学期间不学无术，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在国外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因而在留学签证到期后不得不离开。

第二类则与留学生的能力无关，而与心态等主观原因有关。当一个人在不同文化环境和国度，生活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适应了异国文化，回到祖国后，反而会出现对本土文化有不适应的症状，这叫“重返本文化休克（Reverse Culture Shock）”。这种重新融入可能需要海归自己调整。即使很杰出的人才，如果定位和期望过高，都可能在现实土壤中找不到落点。此类问题，除了海归在任何一个阶层也都可能出现。

真正需要社会思考的现象是第三种：这些人才是因为落后的国情、环境、潜规则等原因，造成回归本土后难以融入，或者说形成人才浪费。落后国家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本就是为了改变自身某些落后的现状，到头来却以落后的国情来要求海归：要么接受同化，要么选择离开，无疑也是莫大的悲哀。

这些人才也往往能够“人挪活”，换个环境就能重新发挥才能，“人才再流失”也就会成为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最后蒙受损失的不是人才本身或者使用这些人才的外国机构和企业，往往是拒绝人才的那些国家。改变这一情况，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做出改变，而不是要求海归们来适应国情。改变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对国家有益。就像孙中山、黄兴等早期海归回到中国一样，如果要求他们必须适应国情维护封建专制，也就是要求他们与满清王朝同流合污，那么，今天的中国将不可以想像。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不够透明、公平的用人制度，腐败之风盛行，往往跟经济落后、国家贫穷一样，是导致大量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议员华裔林吉祥在2007年感谢元首新年施政致词时，就讽刺其政府说：“政府承认在过去40年，因为歧视政策导致逾百万名有才华、有创造力、有领导能力的马来西亚人才流失到国外，是我们建国进程中最失败之处，同时认为需要一项国家政策以阻止人才外流。这对庆祝50周年国庆的马来西亚非常具有意义。”

林吉祥还在自己文章中引用了一名网友的故事：“我的叔伯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是一名毕业自皇家军校的皇家童军。在六十年代离开马来西亚，在MIT毕业后到耶鲁大学攻读电脑科学博士学位。我敢说当时的电脑时代才刚刚开始，他在获博士学位后选择了回国，并开始在马来亚大学找工作。结果，对方却直接告诉他：马大有职位空缺，但只给土著申请。于是，他决定回到美国寻找更宽阔的发展空间，目前已成为美国公民数十年。他为电脑科学领域做出极大贡献，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过他却从来不曾原谅过马来西亚政府。我想，这辈子他也绝不会原谅马来西亚。”

“宁当外国一棵草，不做祖国一个宝”只是极少数的极端例子，多发生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对于滞留海外的人才来说，最终是选择“归化”还是回归或是两地间“环流”，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会把各类因素考虑在内，根据自身对这些因素的侧重以及对两个国家进行综合比较来做出权衡。经济因素和事业发展空间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一个高端人才如果回归祖国之后再流失，过去接受来自政府或企业的邀请也已经表明他们大多其实能够接受经济不够繁荣、收入相对下降、硬件支持不足等客观现实，愿意共同努力去改变。这时，这些海归的再次离开祖国，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不是收入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硬件原因，而是来自政府腐败、人才机制不公平、体制文化不开放、签证手续僵硬等软件原因。

马来西亚政府曾经规定，对自愿回国投资创业的留学生，免除两年所得税及所有固定资产税，对其配偶及子女发放永久居留证，并且凡申请回国服务的留学生均可在半年内获得永久居留证。从2001年开始，马来西亚共吸纳了200名高端海归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大马南洋网在2006年5月的调查当中却发现：目前在职者竟然只剩下1人。马来西亚高教部长拿督慕斯达法因此含沙射影地指责留英学生，称切匆只看重金钱，应学成后回国贡献，有爱国和国家意识。

英国大马学生理事会立刻回应说：“促请大马政府切匆把拒绝回国的英国学生和专业人士看成贪图钱财者”，并指出不回国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文化、环境、政府制度与政策等。这一事件也引发了马来西亚各大媒体的全面关注，有媒体就发表社论称：“政府在处理人才外流时，不应继续以爱国意识挂帅，草率认为这些人才不爱国和贪婪；而是应该具备务实态度，提倡公平和自由，提高我国生活素质和发展机会。”1

马华署理总会长也批评政府说：人力资源部和科艺部所推行的吸引大马专业人才回流计划是一大败笔，非但无法吸引人才回流，反而使更多海外大马人惧怕回乡贡献。原因除了大马无法提供与国外相媲美的薪金之外，“更重要的是本地的研究设备不符国际水平、行政程度繁文缛节、政府选拔人才机制不够公平透明等，都必须检讨。”2

回归者的国籍与绿卡

2008年，在中国的两岸三地，台湾、香港、大陆先后都上演了一场“国籍（绿卡）风波”。

作为归台留学生的马英九因为曾经拥有“美国绿卡”，而在竞选时饱受攻击。马英九上台后，刘兆玄内阁又被民进党踢爆，因为“外交部长”欧鸿炼等多人拥有外国绿卡。国民党则反击，绿营过去“入阁”官员持有“绿卡”或外国国籍者多达22位，驻瑞士代表刘宽平甚至就还同时拥有瑞士的国籍。

2008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从民间团体和外国企业选拔的8名副局长和9名政治助理的名单。结果，担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的苏锦梁律师首先被发现持有加拿大护照而引发风波。此后，媒体调查国籍发现：8名副局长中有5人、9名政治助理中有4人拥有双重国籍。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这些人都是提高香港竞争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人才，请不要追究双重国籍问题。”

“国籍风波”也波及到了内地。著名影视明星巩俐的先生黄和祥是新加坡人，但她入籍新加坡还是引发了争议。新加坡海外收入免税，国内个人收入的最高税率远低于中国，大学前的教育免费，是世界上免签证入境最多的国家（超过180个）。巩俐个人如果要去好莱坞发展，无疑会因此更加“方便”。所以，许多人指责她是“见利忘义”、“不爱国”。随后，中国网络开始流行一份“明星换籍”的名单，爆出大批中国明星其实已经是外国明星。

当然，严格来说，台湾和香港的“国籍（绿卡）风波”与内地的“明星换籍”有本质的区别：“明星换籍”是私事，政府高官有外国护照问题是公事。但是，另外还有个区别：许多明星纯粹在中国学习、工作，收入也来自中国，入外国籍后依然在中国发展，外国护照并不是必需品，某些贪官甚至是把外国护照当作“逃跑后路”来办。而马英九这类拥有外国护照的情况，并不是有了钱或当了官后就想“狡兔三窟”， 不是因为“赶时髦”、“逃税”、“不爱国”、“退路”等任何原因，而是当官或有钱之前在海外留学与工作的遗留问题，是过去在海外生活的一种现实需要而已。

因此，从法理上看，“明星换籍”可能不该指责，马英九们则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但从情理来看，马英九们则也是不应该指责。某些明星、官员、企业主国内发展事业，身份却换上了外国籍，确实可能是因为海外交往和旅行的方便；而马英九们本来在国外发展得很好，并且拥有外国绿卡可以永久居留国外，来回方便，但他们却选择了回归祖国效力，甚至放弃了外国护照，这反而只能说明他们更热爱祖国。

一位台湾朋友曾向我抨击说：“同样的绿卡风波，我们是谈公事，大陆有人却把私事牵扯到“不爱国”等公共行为，无疑说明一部分人缺乏法制观念和开放心态。”

同样的绿卡风波，我们把钱学森这样放弃国外身份而回来报效祖国的海归当成英雄，台湾却把因为爱国而放弃外国护照回来的海归当作不爱国的例子，这说明台湾社会也有是非不分，以意识形态为纲的现象。

不过，台湾的问题也在大陆存在。有一位曾经遭到舆论炮轰的海归就抱怨说：“有些人在国内做事，有了钱就办移民，甚至把妻子儿女都送出去，孤身一人在国内当“裸官”，但没有人去指责；而我全家都在海外生活得很好，为了回国发展主动放弃海外的事业，却还被抓住外国护照问题而斤斤计较。一个有能力就想出国，一个有能力就想回来，却这样被区别对待，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还有一位华侨在网上表示：在中国社会，非华裔外国籍人是上等人，华裔的外国籍人则里外不是人。

当然，包括明星在内，只要没有伤害到国家正当利益，申请外国籍以及移民都是个人自由，跟“叛徒”、“不爱国”挂上钩是不合适的。衡量一个人是否爱国，标准不在于其国籍，而在于内心以及行为上对国家利益的态度。否则，抗战时期许多海外华人华侨捐钱捐物，国内也有上百万没有放弃中国籍的人当了汉奸，就无法正确判断谁是爱国者。何况许多人甚至只是申请外国籍，并没有要求也不希望放弃中国籍，是目前宪法规定他们必须放弃中国籍。

台湾某家媒体就曾评论“国籍风波”说：“如果要说有外国的国籍和绿卡就一定没有忠诚度，那么最爱国的国父孙中山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中国最著名的爱国者之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就职中华民国总统时，就同时拥有美国籍。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因为反清活动而遭受通缉，不得不流落海外筹备革命行动。当时，美国又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孙中山按正常渠道是很难进入美国。因此，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就通过朋友、亲戚的帮助，伪称出生于夏威夷而申请到了美国籍。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表示：“你不能质疑孙中山对中国的忠诚度，如果他要当美国人，他当年可以留在国外，他可以生活得很好，他当医生可以做得很好，不是嘛？但他却为了中国的未来而甘冒生命危险。”

值得关注的是，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孙中山已不需要美国身份作为掩护，但他一直到逝世的时刻都还一直保留着美国籍。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孙中山在国共两党都地位崇高，因此两岸都有默契地掩盖这一事件——即“一个外国籍人士担任总统”。然而，这又是属于“纸包不住火”的事件，国共两党根本也掩盖不了，1904年4月7日，孙中山从夏威夷前往旧金山，美国移民局官员因为对其国籍产生怀疑，一度扣留过孙中山，并记录在档案当中。

真正的情况其实是：首先，孙中山不是外籍人，美国和当时的中国都默认双重国籍，所以孙中山加入美国籍不意味着没有中国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北洋军阀，以及孙中山本人，都不认为如果拥有外国护照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因此，即使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也没有宣布放弃美国籍。

海归、留学生以及人才环流群体拥有外国护照的比例相当高，至于海外出生的族裔人才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顶尖人才，则基本都是外国籍。国家必须开放性地看待这一问题。与台湾、香港舆论的质疑相反，海外媒体就反而是“一边倒”地声援香港政府“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韩国《朝鲜日报》就以“人才莫问国籍”作为标题称：“（中国）1200年前（唐朝）就不问国籍选用天下人才来谋求国家发展，到了21世纪为什么反要追究国籍呢？”最后还认为韩国需要学习：“竞争国都开始放眼海外选拔人才，而我们还在追究是谁的人、属于哪个阵营。想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到心灰意冷。”1

人才环流与共享

海鸥一族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我认识多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是最早一批从北美到香港工作的大陆留学生。作为投资银行家的刘二飞家在香港，公司业务大多在内地，受雇公司总部在华尔街。他经常的行程单可能就是一次环球旅行路演：从香港出发，到达新加坡，东京，然后英国伦敦，接下来跨越诺曼底海峡登陆欧洲大陆，法兰克福、日内瓦、苏伊士、米兰、阿姆斯特丹，一路马不停蹄，然后飞越大西洋去美国，洛杉矶、旧金山、丹佛、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

然而，刘二飞并没有多少时间真正去“环游世界”，这是工作需要。工作让他一年当中三分之一时间在香港，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还有三分之一是在世界各地“漫游”。刘二飞正是时下时髦的“太空人”或海鸥一族。我在200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海归》一书中曾首次定义这批人为来回飞的“海鸥”。。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也是一个典型的海鸥，与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前相比，他最大的工作变化是要经常出差。杨元庆每个月至少有两次越洋飞行，本人也很快成为各大航空公司的顶级会员。联想在印度、北京、纽约和罗利都有“总部”，杨元庆也不得不辗转于几个地区总部之间。尽管他还是中国国籍，但却已经把家搬到了美国罗利市。过去，杨元庆一说英语就磕磕碰碰，如今，他已经能用英语跟公司的外籍总裁交流，甚至用英语演讲。

海鸥一族正是“人才环流”群体的典型代表，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和跨国企业的崛起，当跨国企业为了使业务接近重要消费市场，或转移生产基地到海外廉价地区，或为了“走出去”进行海外扩张，就会让人才流向工作所在地，“人才环流”便成为了大规模的趋势。同时，不仅仅是投资银行家、企业家，还包括许多外交官、学者、科学家等，海鸥或者说“空中飞人”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

在留学生、移民当中，相当大的比例都在进行这种“循环流动”。多伦多大学2007年发布的华裔移民跨国创业与经营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加拿大的华裔移民企业家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加拿大与他们的原居地之间循环流动。以开展跨国经营为主的企业家有42%。他们的平均企业年收入30%来自于国际贸易，其中有接近75%的华裔企业家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者协助过中国企业来到加拿大发展。1

国际化的背景和视野，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持有多国护照，具有跨国界和文化操作处理能力，这些通常被看作海鸥或“人才环流”群体的显著特征。《福布斯》亚洲版将杨元庆评为“2008年年度商业人物”时就评价说，杨元庆和联想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跨越东西方的国际化商业模式，“他们独创了一种跨越文化藩篱的全球商业模式，并由此产生一种不寻常的、非东方或非西方的东西。这对许多正在施行全球化扩张的公司来说，是个难得而永恒的借鉴。”

杨元庆成为海鸥的过程，是联想国际化的缩影。2004年，联想董事会经过4个月的研究，最终决定批准以12亿5千万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正式向海外大规模进军。当时，联想的年营业收入不到30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大中华地区。2007年，联想年营业收入已经超过160亿美元，60％来自大中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被当作中国民族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的榜样。

同时，即使没有现实的需要，日渐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国际化素质当作雇员素质的重要指标，并越来越重视全球招聘人才。即使在相对保守的东方，外籍CEO越来越多。日本日产汽车公司的CEO卡洛斯·戈恩就是法国人，黎巴嫩后裔，出生于巴西。日本的索尼公司还于2005年3月7日任命了具有英、美双重国籍的霍华德·斯金格出任董事长，使索尼“掌门人”交椅上59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在过去五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企业(S&P 500)中拥有国际经验人数的比例，也从26%增加到34%。同时，企业的人才培养也开始习惯将一些骨干雇员派往海外拓展经验，甚至将跨国外派当作晋升高级管理层的必要程序。

世界著名猎头公司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公司的中国区董事长郭皓就称：“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跨地域的文化，没有在不同的非商业文化里生活和工作过，就不能算真正的国际经理人。”

政府决策对于企业吸引人才至关重要

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认为跨国企业的人才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才环流”，与政府无关，是企业或市场自己的事情。这是个明显错误的观点，例如“人才环流”跨越国界所需的签证或护照，批准权并不在企业手上；各国政府个税的起点、比例、最高税率等不同，也会影响企业在不同地区招聘以及使用人才所付出的成本。因此，无论是国外企业“请进来”还是本土企业“走出去”，政府的税务优惠、放宽对入境签证的限制都能发挥积极甚至关键的作用。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2008年在审计各国税务时就发现，全球人才战争以及人才流动性的增强，正迫使各国政府进行税务竞争。在过去六年，世界最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平均下降了2.5%。在接受他们调查的87个国家当中，33个在过去6个月调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7个国家出现税率上调。他们还因此认为，中国日渐成为各公司拓展新业务的首选地点，如果能够推出税务优惠以及调整移民签证制度，将更有利于相关人才流向中国。

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5%，远高于新加坡20%和香港的17%，极不利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中国工作。我在和UT斯达康公司前CEO吴鹰聊天的时候，他就表示UT斯达康公司在高峰期曾经聘用了数百位海归，但高税率一直是该公司聘用高层次人才的障碍。

我认识的另一位海归——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主席张红力，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就在两会上提交议案，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如果你是跨国公司亚太区总部的负责人，你到中国内地工作就会多缴三倍的个税，你会不会愿意把家搬到内地来？会不会积极建议和推动将地区总部设到北京或上海？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一方面，动摇和削弱了跨国高级人才和留学归国人员在华长期工作的决心和意愿，影响了跨国公司将区域总部或管理中心迁往内地的进程，更不利于高级人才的引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少内地优秀人才的出走和个税流失……（人才离开中国），个税也就根本无法收入国库。结果是既丢西瓜，又丢芝麻。”

在毕马威的调查当中，大多数中国公司都希望政府推行政策鼓励企业在其国内发展，并允许从海外任何国家录用优秀人才建立自己的员工团队。而在税收上，85%在中国有业务的公司都乐于接受通过税务优惠帮助企业吸引人才的做法。此外，50%受访者认为政府应当通过税务优惠吸引人才。毕马威中国的税务合伙人符碧琴表示：“中国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吸引企业和人才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1

毕马威亚太地区税务主管龙恩来也指出：“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部分国家存在巨大的本地技术人才缺口。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面临本地经理人才短缺的公司数量更多……由于本土人才缺乏，某些‘投资热点地区’的公司并未取得预期的效率或业绩。这些公司希望通过吸纳国外人才来弥补差距。但政府必须承担起为人才市场注入灵活性以满足业务需要的责任。”2

前微软副总裁李开复离开微软加入谷歌时，曾引发一场官司。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李开复一直很佩服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谈及比尔·盖茨时，他很喜欢引用一个经历来表达比尔·盖茨对中国的深刻了解。那是他刚来北京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的时候，第一次去向比尔·盖茨汇报工作，谈话接近结束时，盖茨突然问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你在北京是怎么解决户口问题的？”

“当时我被吓了一跳，几乎回答不出来，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户口。”李开复回忆说。后来，还有一次他向比尔·盖茨介绍在中国的公司招聘了20名很优秀的大学生时，比尔·盖茨又表示关心说：“那他们的户口都解决了吗？”

李开复或许只是想表示比尔·盖茨熟悉中国，然而，却透漏了一个信息：即使微软这样的公司，即使比尔·盖茨和李开复这样的高管，都会因政府的政策而受到影响。甚至看上去与国家重视人才无关的户籍问题，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属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利于人才流动，可能影响到企业的人才招聘。

鼓励人才环流的必要性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也确实需要一批人才留在最发达或技术最领先的国家，掌握最新技术与经验，将其传递回国内。也需要一批族裔人才滞留在海外，引导原籍国的企业出口与外包，推动文化传播。当然，也还需要一批本土人才充当“企业走出去”、“文化走出去”的开拓者。

对于留学生来说，人才环流的直接影响就是产生了一大批“海鸥”。2008年10月11日，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参加了怀雅迅大学商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次海鸥创业论坛，在论坛上我还特意做了“海鸥回国创业现状与展望”的演讲，就特意举例指出：中国教育部在2000年某项调查中就发现，551位在13个工业园区设立企业的海归当中，只有44％的人基本居住在国内；而在国外的华裔移民也是如此，多伦多大学2007年发布的华裔移民企业家研究报告就统计，加拿大在中国出生的华裔企业家当中，有42%会开展跨国经营业务，这当中四分之三的人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协助中国企业来加拿大拓展市场。人才环流的趋势正在日益增强。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留在国外可能起的作用更大。”现任德国一家大学副校长的丁先春博士就曾经说：“我在学校主管科研，学校里的100多个科研项目都由我管理，这是一个群体优势。我可以做中德技术交流的桥梁。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比我单枪匹马回国来，再去与国外交流要容易得多，也比我一个人回国做出的贡献大。国外先进的不只是技术，管理更为突出。我在德国可以为中国引入先进的技术，帮助联系交流合作，起到一个窗口和桥梁的作用，比我回国成为一个单方面的技术人才对中国的作用其实更大。”

经常在国内、国外飞来飞去的卢伟博士则对媒体表示：“电信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产业，在这一行中，一个星期知识就会更新。如果我放弃了在硅谷的工作回国来，就等于放弃了信息源。可是没有更新的知识，很快就会落后、死亡。所以我不能放弃硅谷。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就不回来创业了，政府现在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重视我们都能感受到，北京的环境也很成熟，现在不少学子都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来回，把先进的知识技术带回来，让国内和国际之间密切沟通。这不仅能让我国仍不先进的技术有较快的提高，又能保留自己现有的研究条件不至于落伍。而且这样生活、子女、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一般来说，当两个国家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甚至能够互补的情况下，人才“环流”的共赢效益会很明显：人才环流成为互通有无的桥梁，帮助缺乏资金和技术、却拥有劳动力和能源的国家获得产业转移的机会；帮助拥有资金和技术、却缺乏劳动力和能源的先进国家进行产业转移；最后，也帮助人才自身获得了良好的事业发展。因此，人才环流的“共赢”效应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发展中国家、能源缺乏国与能源富裕国之间。

人才环流的门槛

联合国定义的人才环流中不包含海外人才短期回国访问，而基本上在海外定居。时间比例是个关键词，人才环流的群体必然经常性地往返于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一般拥有多国的国籍、永久居留权、长期签证。因此，简化国籍、绿卡、签证等移民与入境制度，是“人才环流”必不可少的保障。

“人才环流”与人才的“回归”或“归化”相比，区别在于这种人才流入不但不一定是永久性，而且从现状来看就充满了不固定的因素。因此，人才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政治体制、人文环境、经济发展不那么挑剔，甚至不介意政府腐败、社会动荡、科技落后，而这些往往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最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能通过放宽对国籍、绿卡、签证的限制，而有效地推动“人才环流”的发生。英国公众政策研究协会(IPPR)的研究也指出：“人口流动的门槛越低，永久移民的人就越少。”1

国籍和签证无疑是人才环流的最基本门槛。为不使这些移民入境制度成为人才环流的障碍，欧盟就致力于使27个成员国的人才能够在整个欧盟区域内自由流动与工作，不受国籍限制。与此同时，还针对非欧洲国家的人才推出了“蓝卡计划”。只要有欧盟成员国认可的大学文凭或至少五年的工作经验、在欧盟成员国境内找到固定工作、薪金是该国同等职种平均薪酬1.7倍就可以申请。

“蓝卡计划”不同于工作签证，获得者不但如当地公民一样在家属团聚上不受限制，可以自由更换工作。而且在一个欧盟成员国工作满18个月后，就可以申请去任何另外一个成员国工作。当然，也不等同于绿卡，因为这一计划只是为了推动“人才环流”，签证有效期一般为四年。欧洲议会也声称：“（蓝卡计划）既不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人才流失，也不会使蓝卡持有人享受到比欧盟成员国公民更高的待遇”。

如果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才回归，过于设置高门槛，例如要求在国籍必须“二选一”，放弃外国籍申请本国籍才能不受限制地发展。结果就必然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大多数人才都只会选择发达国家。即使那些本土出生、事业有所建树、深怀民族情结的海外族裔人才，让他们放弃一切回到更为落后的祖（籍）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艰难的选择。这并不仅仅是“爱国”所能简单解释的问题，人才回归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使用，或者祖（籍）国不具备发挥其才能的基础，回归将成为输出国、接纳国、个人“三不赢”的局面。

如果发展中国家对于非核心、机密领域的海外人才放弃这种想法，从强调“人的回归”过渡到“才的回归”，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散居在海外的族裔人才，会很愿意与祖（籍）国进行项目合作、技术交流、回国投资创业、在海外为祖（籍）国的企业效力。如果不具备回国的条件，这些人才虽然会继续滞留在先进的发达国家，但保持处在技术潮流前沿，等到祖（籍）国具备产业基础时再回归，那么在海外的经验积累也会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才顶尖来说则更是如此，如果不以放弃本国籍为前提，尽管目的国落后贫穷，只要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发展，排斥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如果设置投资几十万美元、创造就业岗位、具备高技能等门槛，这种放宽绿卡和入籍的限制，则必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贡献。因此，简化入境签证，提供人才获得绿卡和入籍的渠道，也是吸引外国投资以及跨国企业进入的重要手段。

全是金钱惹得祸？

在狗咬人才能成为新闻的今天，“人才浪费”往往比人才竞争更容易引发媒体的关注，例如人们更喜欢对博士在国外洗碗、教授在当厨师的故事津津乐道。这正是典型的“人才浪费”，“人才浪费”是指拥有高技能、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从事与其所受的教育、培训以及技能并不相关的工作。无论对于接纳国还是输出国来说，这都是个双输的局面，但对于权衡并做出决定的个人来说，他们可能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或者在国外赚到了一笔钱。

然而，现在出现的一种舆论趋向，就是把一切人才流失都归为“金钱惹得祸”。只要有高端留学人才不回国，或者人才离开，大家就认为肯定这个人爱钱不爱国了。只要留学生没有回国，就会扣上“切勿看重金钱，应有爱国之心”的大帽子。这样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中国也不例外。

2004年的冬天，一篇《上海芯片人才大逆流》的文章就引发了关注，因为上海的中芯国际、宏力、华虹等知名半导体企业有200多名工程师去了新加坡工作。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有关官员甚至透露，相关部委专家还组成了调研小组赴上海进行过调研。中芯国际的总裁张汝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失败。”

但是，张汝京却不承认这是因为企业之间的薪金差距造成人才的离开，尽管新加坡公司挖人开出的薪水是中芯国际的5倍。张汝京认为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整体吸引力改变了一切，他表示：“5倍薪水的同时，相应的开支也增长了5倍。实际上是绿卡等特殊待遇对一些大陆员工很有吸引力。”1

人才从整体上看，大多确实是流向那些能够提供高收入、或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迈伦&#8226;热内尔承认：“科学家是一个移动的专业阶层。哪里有支持，他们就会去哪里。”2

但是，经济上的支持并不是唯一。因为做出杰出的成就与贡献，不仅仅需要收入保障、经费充足、硬件设施完善等基础，还需要“软件”方面保障。我国中央组织部出台吸引人才的“千人计划”之后，一位来自马里兰大学College Park分校大气科学家李占清就对媒体分析说：“钱很实际，但决定因素是我们在中国是否能像在美国一样高产。”3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科研投入最高的国家，也有一个能兼容多元文化、富有移民色彩的人文环境，但到美国的移民依然约有20%在到达10 年内又离开，就整个一生而言，则有1/3 的移民会最终离开美国4。因此，人才战争不能解释成金钱游戏。

人才需要“软环境”

“在国内，常青藤盟校博士出身的是科长级，而司法考试出身的则是部长级别。我还是想回到美国。”

一个韩国留学博士向媒体表示，本土顶尖的人才可以当部长，世界顶尖的人才却只能当科长，所以他不愿意回国。韩国职业能力开发院与美国科学财团、学术振兴财团联合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在归国博士当中，选择“从事比自己学位水平低的工作”的博士占32.3%；而在留在美国的博士中只有19.1%的人选择此项。由于回国发展还不如在国外更受重用，因此，韩国留学博士回归率正从经济奇迹时期开始逐年下降。许多接受调查的博士们指出：“刺激爱国心已经没有效果，政府必须出台相应对策。”1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谈到新加坡如何吸引外来人才时，首先提到第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必须是开放宽容的社会。让这些人才觉得在这个地方自在舒服，愿意居住，把家人带来。所以必须是一个开放、平安、有法治的、有系统的国家。”2

新加坡吸引的人才以华裔为主，这些华裔主要来自新加坡周围的马来西亚、印尼。东南亚有些国家的种族问题非常严重，人才不是没有得到合理评估与使用，而是根本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新加坡也由此受益。2006年9月15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某一论坛上就突然呛声说：“我们的两个邻国（印尼、马来西亚）都与当地华人发生问题，华人本身很成功，工作勤奋，所以他们是被有系统地边缘化了。”

李光耀的话甚至引起一场外交风波，印尼和马来西亚要求新加坡做出道歉。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甚至批评李光耀“傲慢及不尊重邻国”，其现任总理巴达维则谴责说尽管并非全体华裔都生活得很好，但是，华裔并没有被边缘化。然而，在马来西亚本国进行的调查当这中，却有大约42％的网友支持李光耀的说法，认为马来西亚的华裔没有被边缘化的人只有18％。

一个印尼的华裔母亲这样写信告诉自己在海外留学的儿子：“记得生下你的时候，仅仅因为不是原住民，所以必须为你多办一个国籍证来证明你是这个国家的人。从你读书开始，国籍证又成为了‘被敲诈证’，办任何手续都要亮出这个证件，多交纳费用以及被勒索，有一次你父亲愤怒地问‘华人难道不是人吗？’他们就是这么回答‘华人是人吗！’我想告诉你，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就永远别回到这个地方。”

即使在东南亚种族问题得到改善的近几年，问题依然存在。在马来西亚，非巫裔学生在考大学时会受到不公平对待，考上大学又很难获得奖学金，毕业后即使能力突出也很难成为国立大学校长这样的一把手。因此，马来西亚过去五年一直实施人才回流计划，平均每年却只能吸引大约50名杰出人才回国。大多数人才流向了新加坡以及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然后一去不返。

在民进党当政期间，中国台湾的族群矛盾也被无良政客挑起，外省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出卖台湾”。因此，过去10年，从中国台湾移民至加拿大与澳洲的人口高达9万人，通过移民和留学流失到美国的人才则更多，企业家则喜欢前往大陆发展，这也导致台湾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民进党政府因此对台商投资大陆设置了最高40%的上限，并限制某些产业的外迁，以为通过“闭关锁国”可以阻拦人才外流。结果，许多台商干脆换成为美国、加拿大的国籍，即可以曲线地来到大陆投资，同时也不使留在台湾的亲人受到牵连。来自台湾的中芯国际总裁张汝京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台湾《联合报》曾评价台湾人才竞争现状说：“在过去，多数国家都不欢喜外来移民，设限阻止。现在不一样了，世界是平的，有人才而后有竞争力，各国竞自延揽人才，一场‘全球人才争夺战’激烈展开。各国纷纷修改移民政策，并广纳外国留学生，以种种优惠条件，欢迎人才来归……台湾领导人经常提醒民众，大陆对岸有多少多少颗导弹正瞄准台湾，要大家提高警觉。但台湾面临的最大威胁未必是对岸的导弹，而是人才流失对台湾竞争力造成的致命伤。”3

在这位台湾学者的眼里，台湾的“脑力外移”，“其中又以去中国大陆者为多”，肯定不是因为大陆人均收入高。而是因为大陆事业发展机会多，同时，“台湾内斗不止，政客认为‘把经济搞好也不一定选得上’，于是继续以意识形态锁台，继续让产业萎缩；中青年找不到工作，只好外逃寻生路。”

相比政府排斥人才的政策与制度，长期的社会环境、制度文化等是更深层次的“软件”因素。曾经留学丹麦的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就指出：“尊重人才，首先要尊重他的知识和创新，要创造留得住、用得上人才的合适环境和氛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南部阳一郎因为创造“自发对称破缺”理论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并独得一半奖金，因为另外两个获奖者小林诚?益川敏英只是解释了这一理论。由于南部阳一郎1970年已经加入美国籍，日本国内非常遗憾。许多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到日本，南部阳一郎就表示：主要是芝加哥大学能够提供可以同研究专业基本粒子物理学领域以外的人自由交换意见的研究环境。

南部阳一郎的好友新加坡学者潘国驹教授则暗示：“我曾经问南部阳一郎教授为什么不愿回日本，他告诉我，他的顾虑是一旦回去就可能陷入行政和人事等诸多杂务当中，无法专心从事科研。”4

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普遍有这样的文化弊病：认为集体利益可以高于个人正当利益，重视等级秩序，企业盛行家族文化，官场有道不明的“人际关系政治”，即使在最需要注重自由的学术机构也往往像“官场”。一位中国的海归教授也曾如此自述：“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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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作者简介

主编推荐

目录

导 言（1）

导 言（2）

导 言（3）

导 言（4）

导 言（5）

导 言（6）

改变世界格局的特殊战争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战争

冯·布劳恩们的贡献

二战后的人才战争

“9·11”：美国的转折点

中国的人才抄底

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

人才战争：全球化制造

全球化三个阶段

人口结构的变化

国际产业转移

全球人才流动的新趋势

人才外流与流失

人才流失的重灾区：非洲

人才外流可耻？

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

海归时代

人才回流的发生

人才的融入与再流失

回归者的国籍与绿卡

人才环流与共享

政府决策对于企业吸引人才至关重要

鼓励人才环流的必要性

人才环流的门槛

全是金钱惹得祸？

人才需要“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