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编辑推荐

- 内容简介

-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1)

-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2)

-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3)

-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4)

-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5)

-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6)

-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7)

- 吃人的鲸鱼(1)

- 吃人的鲸鱼(2)

- 吃人的鲸鱼(3)

- 吃人的鲸鱼(4)

-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1)

-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2)

-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3)

-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4)

-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5)

-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6)

-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7)

-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8)

-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9)

-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1)

-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2)

-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3)

-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4)

- 迷途知返的灵魂(1)

- 迷途知返的灵魂(2)

编辑推荐

等了很久，终于有一本书，把管理咨询王国的偶像们拉下神坛。

内容简介

没有念过MBA，不知管理为何物，一个找不着工作的哲学博士，通过两周对《金融时报》和《追求卓越》临时抱佛脚式的突击，就这样误打误撞地进入了管理咨询行业，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管理大师，甚至开办了与麦肯锡对打的700人咨询公司……这究竟是一段意外离奇的迷情之旅？还是一场瞠目结舌的荒诞闹剧？甚至是管理咨询业界的悲哀和反思？

管理咨询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生意？

管理咨询师擅长的，到底对生意的管理，还是管理这门推销自己的生意？

当拥有MBA学位的人数将超过芝加哥市的总人口，读MBA到底是进入工商业高层的必备敲门砖，还是如杰克·韦尔奇所说，纯属“浪费时间之举”？

管理咨询师的必杀技真的就是 “即兴发挥”？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1)

我进入管理咨询领域的经历，就好像一个人出行时转错了弯，迈入一处以前从不知道的区域。那时，我正在完成自己关于19世纪德国哲学的博士论文。我曾经在一家快餐店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夏天，这也算是我的商业经验吧。而张贴在餐厅职员室的一张颂扬“质量、服务、清洁”美德的海报，则是我对管理理论的唯一认知。我并不太清楚管理咨询是怎么回事，只是感到它听起来并不像是我这样的人应该从事的工作。我真不知道自己将会遇到怎样的事情。

我的探险之旅是从酒吧中的一场台球赛开始的。当时一年一度的招聘期此时早已结束，我眼看要大败给一对最近已经收到某著名咨询公司邀请函的大学生。他们令人眩晕地谈论着他们这份 “公司战略”领域的职业，但是我总觉得有非常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才22岁，而我都快26岁了，有什么事情，他们能为工商界办到，而我不能做得更好的？

事实上，我迫切需要一份工作。我的银行存款已跌落至3位数。我唯一可以胜任的职业，就是教授纯理论哲学。然而，由于在哲学上有些略显晦涩的异见，对这门学科，我已经产生了某种厌倦情绪（说句公道话，这种感受似乎是双方面的）。当我凝视着沿着预先设定好、却又不可预测路线蹦蹦跳跳的桌球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种想法：与其在来年整日看电视，倒不如为《财富》500强企业提供战略建议，这样我也可以赚些快钱。

第二天早上，我打印了一份履历表，然后将复制本寄往10家管理咨询公司。通常情况下，应聘者在寄往各家公司的简历上，都会写上一些个性化的语言，热情洋溢地“宣誓”为这些公司效力是自己儿时起便有的梦想。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的附函中只用了简短的3句话来表明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10封求职信中的9封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旋即回绝，并且还附带说了一些假模假样的话：你肯定会在别处找到适合你的工作。然而，其中一封履历表碰巧落在了某个“小型”咨询公司的合伙创始人手中，在他计划来访的日程表上正好有那么一点空隙。我后来得知，这位合伙人当时正着手一项“实验性”的招聘计划。

将我和实验室的小动物归为一类似乎是公平的，毕竟我寻找的也是一份“实验性”的工作。在赢得了面试彩票之后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我对朋友、家人以及满脸狐疑的教授们说，我计划先挣一两年大钱，然后再重新追寻自己真正的事业（不管这份事业究竟是什么）。迫于生计，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打磨过镜片，伯特兰&#8226;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曾写过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那么，我兼职做一名公司顾问又有何不可？这就是我的逻辑推理。

尽管我获得那份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对自己未来的咨询之路，我已经开始设定惊人的抱负了。我对朋友说，纯理论哲学已经深陷于故弄玄虚和理想主义的沙漠中，不能自拔。管理咨询象征着重回物质世界，而哲学必须从物质世界获取灵感。我想象自己站在某个巨型公司的前甲板上，四处寻找象征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白鲸。“朋友们，前往东亚市场！”在我的幻想世界中，我大喊道：“被人遗忘的角落正是我们获利的良机! ”

不管怎样，我好斗的本能已经完全淹没了对即将踏上的征程的理性思考。不妨假设面试的岗位是一名网球指导老师，既然有望获得，我就决心要一击即中。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每天早上我都会把《金融时报》一字不落地通读一遍。我将繁琐的德文书搁置一旁，转而青睐由汤姆&#8226;彼得斯（Tom Peters）与罗伯特&#8226;沃特曼（Robert Waterman）所著的那本令人愉悦的畅销书《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从这本书中，我学到了类似“价值驱动”（value-driven） 这些词汇，并且学会了赞扬“宽严并济”（simultaneous loose-tight properties）的优点，也不管这些优点究竟是什么。每天晚上，我都会手捧一本公司理财方面的书籍，直至鼾声响起。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2)

1998年春天，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早晨，在一家巴洛克风格酒店的会议室中，散乱地摆放着几张最近腾出来的路易十五世的座椅。我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准备接受亨利的挑战。亨利是一位50来岁的英国人，衣冠楚楚，满头银发，矮小的身材使他棱角分明的脑袋显得硕大无比。我坐在椅子上，向前探着身子，同时拉了拉西装的袖口。这套西装曾伴我度过在中学辩论队时的峥嵘岁月，自那以后，它似乎变得越来越紧。我等待着时机，准备阐述自己对“全球化”、“证券化”，以及面临残酷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迫切需要建立宽严并存的管理体制等问题的看法，这些都是我最近两周深思熟虑的成果。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想论述那套管理咨询与捕捉鲸鱼极其相似的理论。

在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之后，亨利笑了笑，或许是暗自得意的笑吧。他摸了摸下巴，同时将脑袋稍稍地歪向一边，然后直视着我，开始提问：“英国有多少家酒吧？”

生活中的惊奇无所不在，这大体上是件好事。每份惊奇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作为一名管理咨询师，我的职业生涯正是由一长串这样的学习机会组成的。同所有的咨询师一样，我能接受这样的教育，完全是拜客户的慷慨大方所赐。在他们的资助下，我游遍了世界，成为几十种学科的专家。我协助创建了一家新的咨询公司，好像火箭一般，腾空跃起，随即又轰然爆炸，只留下无休止的指责声和一堆尚待处理的诉讼案。之后，股票市场运用其神秘莫测的智慧，冷漠地将奖赏和惩罚分配给那些根本不配得到这份恩赐的人士以及无能之辈。肇始于这次面试的试验延续了10年之久。坦率地说，它有点失控，有时还变得特别丑陋。但是最终，它的确带来了一些有趣而又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的经历带来了一系列恼人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最终促使我撰写此书。甚至在我面对这个关于英国酒吧的问题之前，烦恼已经开始显现。其中有一个问题令我特别不解：为什么有人竟然愿意雇佣我担任管理咨询师？在我接受这份邀请函（这也是唯一的一份）后不久，我又换了一种问法：为什么有人愿意雇佣一家会雇佣我的管理咨询公司？我浪费了很多脑力，试图驱散心中的猜疑：或许这家咨询公司犯了一个尴尬的错误？公司的合伙人是否正在敲打他们的脑门，想搞明白他们怎么会鬼使神差似地从事如此危险的一项试验？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我进入咨询领域这件事最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它很“正常”。在那个时候，甚至包括现在，像我所在的这种公司一直在疯狂地招募各种各样的人士。你可以想象，其中有一些人的资历甚至连我都不如。

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在美国名牌大学的校园内，随处可以听到一种巨大的“吸气声”，最近有一位作者将这种声响的来源贴切地称为“世界上最新的职业”。虽然管理咨询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早期的那几十年，但是，在它出现之日起的很长时间里，管理咨询业一直都只是绅士们的专属领地。1980年，全世界可以和咨询扯上关系的行业雇佣的专业人士大约有30万（其确切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咨询业的定义）。而且，在一些顶尖的咨询公司里，年轻雇员的在职时间一般只有1.9年，造成的结果就是，咨询业对新雇员的需求量大得惊人。大约有1/4毕业于顶尖商学院的研究生，以及名牌大学1/6的本科生，都会以向他人提供企业管理建议的方式开始其职业生涯。

当然，这一切都与金钱有关。当我未来的雇主为我开出75 000美元的起薪时，我着实吓了一跳，为一位找不到工作的哲学家提供如此高的薪水，似乎是一项不高明的决定。这使我对公司合伙人在资金使用上的精明程度产生了怀疑。然而不久，我就有理由怀疑，究竟是谁愚弄谁。同顶尖公司的任何一位普通的咨询师一样，不久我就被以每年大约50万美元的“身价”，推荐给公司的客户。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3)

这样的数字加重了我对于新发现的这份职业的神秘感。当我即将从研究生院毕业的时候，一位老教授用一个问题概括出了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当时，我们正在一起吃炸鱼和薯条，和蔼可亲的教授皱了皱眉头，问我：“如此多所知甚少的人，怎么能凭借告诉他人如何做好自己本分工作的方式，赚取如此巨额的金钱？”

就在我准备接受这份新工作时，我突然对自己在商业知识上的明显缺陷感到有点不安。我给拥有MBA学位的哥哥打了个电话，向他请教一下商业用语方面的学问。他只是笑了笑，然后说，如果他的同学听说我没有上过商学院，却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他们一定会非常郁闷的。我在百货公司买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随后便面对穿衣镜，练习了一下所谓的商业用语。在上班的头一天，当我穿着一身新行头，走近公司位于第五大街的写字楼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奸诈的推销员，而且身上连骗人的玩意都没有携带。我确信，我这个冒牌MBA肯定会被识破的。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MBA已经从一项可以点缀门面的附属品，演变成一种进入工商业高层不可或缺的敲门砖。1968年，美国大学授予了不到18 000个商业类硕士学位。在我开始工作的1988年，这项数据已经增长至7万人。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已接近14万，这意味着，在美国授予的每4个硕士学位中，就有1个是MBA学位。在下一个10年，拥有MBA学位的人数将超过芝加哥市的总人口。事实上，将有数百万人接受商业语言培训，估计所有人都想“出人头地”。

而我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我没有上过商学院这件事并不重要（这是我遇到的另一个惊奇）。虽然我的商业生涯并没有任何值得荣耀的事情（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说法），但是，我的职业生涯是处于高峰，还是跌入低谷，与我没有商业学位这个事实并无任何关系。更重要的是，我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的运气不错，可以和一群教育背景千奇百怪的咨询师一起共事。他们当中有律师、医生、化学工程师、天体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当然也有MBA。正式的评估和我个人的估计都显示出，那些没有MBA学位的咨询师，一般要比MBA出身的咨询师表现得更好。咨询业的其他人士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伦敦办事处的一位员工这样说道：“通常情况下，没有MBA学位的咨询师所受到的评价，要好于上过商学院的同事。”麦肯锡公司(McKinsey)决定就此事展开内部调研，他们将雇员按照工作年限分为1年、3年和7年这3个层次。“在所有层次上，”该公司的首席招聘官告诉《纽约时报》：“没有商业学位的员工的表现，至少不差于就读过商学院的员工。”

此种情况绝非管理咨询这个特殊行当所独有。在一篇评论MBA综合表现的文章中，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杰夫瑞&#8226;菲佛（Jeffrey Pfeffer）与克里斯蒂娜&#8226;方（Christina Fong）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具备MBA学位或者获得MBA课程的学分，与职业是否成功并无关联。”亨利&#8226;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或许是当代最富才华的商学院课程批评家。他认为，在如今国内最有名望的4位CEO（首席执行官）中，没有一个拥有MBA学位，而在《财富》杂志一篇题为“CEO为何会失败”的文章所提到的CEO中，有40%拥有MBA学位。杰克&#8226;韦尔奇(Jack Welch)是上述4位最富名望的CEO当中的一位，他碰巧是一位化学工程博士。最近，他建议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的学生应该将更多的精力花在构建社交网络上。“你们需要了解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学到。”他说道。据媒体报道，当韦尔奇说出追求MBA学位纯属“浪费时间之举”这句令人愤慨的话时，坐在一旁的商学院院长被震惊得目瞪口呆。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4)

那么，商学院提供给世界的研究资料，是否要比他们授予学生的学历证书更有使用价值呢？人们同样有充足的理由来怀疑这一问题。1988年，由商学院自身发起的一项研究清楚无误地总结道：“对于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以及成果，工商界的主要管理人员要么很少关注，要么置之不理。”2003年的一项研究证明，“大多数商学院……并没有有效地开创出‘有用的’商业思想。”在我所共事过的同事和客户当中，我想不出有哪一位认真地，或者说系统地依赖管理方面的学术文献。

然而，商学院的入学人数一直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商业教育的基本思想依然被广泛接受，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它的批评者。例如，2005年，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两位著名的教授，沃伦&#8226;本尼斯（Warren Bennis）与詹姆士&#8226;奥图（James O’Toole）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发表了一篇引发热烈讨论的文章。在文章开头，这两位教授坦率地宣称：“商学院正在错误的方向发展。”但是，他们随即笔锋一转，声称：“同医学与法律相似，商业也是一门职业，商学院也是专业性学校。”

然而，商业教育的前提需要接受开诚布公的质疑。毕竟，如果事实证明，拥有医学博士与一位医生的职业表现并无关联，或者医生们通常会忽视医学院提供的研究资料，那么有些问题就必须被提出了。我经历的事情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商业是一门职业吗？经理人需要接受商业管理方面的培训吗？商学院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在接受我的这份新工作之前的那几个烦躁不安的星期里，我决定去本地的书店寻找答案。实际上，管理方面的书籍有两种：有一类书籍是商学院教授强迫学生必须阅读的，而人们实际购买的是另一类，也就是所谓的“管理大师”的著作。我将自己辛苦挣来的奖金的一大部分奉献给了这些大师。然而，一开始工作，我就发现自己太过忙碌，根本没有闲暇打开这些藏匿在隐蔽处的书籍。只是在我的咨询生涯划上一个可耻的句号之后，我才终于有时间聆听这些大师的教诲。坦率地说，这种阅读体验令我感到万分震惊。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5)

先来谈谈好的一面，这些大师的确可以大大丰富你的幻想世界。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我发现自己经常难以克制想要成为一位CEO的冲动。我真的想做出英勇的决定：出售表现不佳的部门，征服新市场，释放出“我的属下”创造性的天赋，特别是如果这意味着可以收到满怀感恩之心的股东赐予的价值数百万美金的股票期权，意味着可以让我的面容以一位“富有远见卓识、不守常规的人士！”的姿态出现在《快公司》杂志的封面上。为了审视公司的管理过程，“将三四十个同事召集在一起，将他们划分为四五个团队”，管理大师加里&#8226;哈默尔（Gary Hamel）在他著作里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章节中这样写道。当然可以，我想。然后，我或许会让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带上我和我欣赏的属下一起去滑雪胜地阿斯彭游玩。

然而，当我放下这些大师的著作时，我感到自己好像刚刚触摸到一大袋辣味玉米片的底部。吃玉米片的时候，感到味道的确不错。但是，最终留给我的又是什么呢？例如，当我重新翻开吉姆&#8226;科林斯(Jim Collins)所写的《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一书，随便阅读其中的一页时，我发现了这样的字句：“所有从优秀迈入卓越的公司都敢于直面当下残酷现实，并以此为契机，探寻通往卓越的路径。”说得很对！但是，还有其他的变通之法吗？难道要依靠对当下现实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实现卓越？《追求卓越》一书的作者自己承认， “过于袒护”、“陈词滥调”是此书的8大教训之一。随即他们又改变口吻，声称，这些老生常谈所具有的“强度”可以神奇地将其转化成更有意义的事物。他们用该书的续篇《追求卓越的激情》（A Passion for Excellence）的第一章，证实了这样的观点：他们的著作实际上是“对显而易见之事的一种炫目的诠释”。但是，照此说来，第二章是否真的有存在的必要？

然而，与这些大师著作相关的最奇怪的事情，并不在于其可疑的内容，而是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篇幅。你或许会认为，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提供管理建议的市场需求量，与公司专机内饰设计的市场需求相当。鉴于提供此类咨询的大多数人自身并没有管理过大公司，而且似乎满足于用不证自明的言论抚慰读者，你或许会认为此类市场甚至更小些。但是事实上，告诉人们如何管理大企业自身就是一门大生意。这仿佛是一帮被解雇的公司专机装潢工，在小型货车的车主当中，发现了一群追随者。当我费力地阅读这些提供管理建议的书籍时，我不可避免地沉思着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如此劣质的书籍怎么会如此畅销？

在我的咨询生涯开始后不久，我就发现，我优厚的薪水，甚至包括我极高的“身价”，仅仅是公司微不足道的一点小钱。事实上，管理咨询师之所以能为自己标出每年50万美金的价格，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为之工作的那些人认为50万算不上是一笔巨款。

2006年，《财富》500强企业的CEO的平均报酬高达1500万美元。2007年，尽管经济已经开始衰退，CEO的平均年薪依然持续增长。如今，CEO的平均薪资大约是普通工人的400倍，而30年前，大约是40倍。连同金钱而来的，是人们对于工商界卓越领袖的无比崇敬之情。大学领导、慈善家、医院管理者以及政客都做出承诺，他们要像CEO那样管理自己的专属领地。乔治&#8226;布什是美国首位成为总统的MBA。在2000年的大选中，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位“CEO总统”。公认的看法是，无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寻求救赎的灵魂、一种濒于破裂的关系，还是一个陷入困境的超级大国，解决之道就是，将其转变为一家私营公司，然后像CEO那样对其实施管理。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6)

许多人有正当的理由质疑，如今工商巨子的表现是否无愧于如此巨额的薪酬、如此尊崇的地位。例如，家得宝百货公司（Home Depot）的CEO罗伯特&#8226;纳德利(Robert Nardelli)获取的离职赔偿金数以亿计；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Credit）的CEO安吉罗&#8226;莫兹罗（Angel Mozilo）赚取的美金与前者不相上下，但是他所创建的企业却将抵押贷款发放给了那些根本无力偿还的人士。面对这种现象，人们势必要提出一些问题。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关于高管薪酬水平的调查中，美联社评论道：“CEO薪资的涨跌，与该公司股价或利润的变化方向并无关联。”美国的CEO平均赚取的薪酬是欧洲同行的2至3倍。但是，正如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 Airlines）的主席加里&#8226;威尔逊(Gary Wilson)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就他们对股东的贡献而言，并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的CEO表现得更好。”

但是，与当今这些经营管理的超级英雄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并非他们是否“物有所值”，而是这样一个疑问：究竟是谁为谁工作？经理人是在为他们的公司效力，还是恰恰相反？在这样一个董事会成员往往是CEO最亲密的朋友，董事会主席经常兼任CEO，股东在公司的地位变化无常的世界中，这并不是一个无聊的问题。这与古罗马人看到罗马帝国开始变得难以驾驭时，他们扪心自问的问题是同一种类：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ies? （大意是：谁来管理经理人？）

这次物质世界之旅激起了我心中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或许是此番旅行最令我惊奇的事情。徒有其名的专家、证明无知的学问、写得异常糟糕的书籍，以及谁在掌控企业这一恼人的问题——我以前在哪见到过这些现象？不管是在其最好还是最糟的时刻，管理学都让我想起了那门我原以为已经被我摈弃的学科——哲学。在我提前退休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深入审视管理学文献，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无意中走入一个陌生而凌乱的后院。我发现，管理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还不如说是由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和秘密议程组成的结合体。在这门学科中，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要比找到正确的答案重要得多；各种问题与其说是得以解决，倒不如说只是得到暂时的调和，最大的奖赏往往属于那些能够专注于一件真正重要的大事的人。

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即管理学实际上是人文学科中被忽视的一个分支，它隶属于哲学史研究（假如真的将其归类的话）。我意识到，管理理论家之所以缺乏深度，是因为他们仅仅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去探究哲学家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钻研了数千年的事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未来的商业领袖阅读一些历史书、哲学随笔或者仅仅看一部精彩的小说，都要比追求商学院的学位更有收获。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工商界人士放弃他们的商业学位，我们大家的境遇会变得更好的原因。

不幸的是，管理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事实，并未得到广泛的认知。几乎一个世纪以来，在商学院、管理理论家以及咨询师当中，对管理学本质占支配地位的认识与之截然不同。我现在认为，我穿梭商业世界的历程中所遇到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正是源自对管理学本质这种被广泛认同，但实际上却是大错特错的观点。我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溯这一思想的演变历程、揭露其缺陷，并提出取而代之的观点。

进入咨询界：误打误撞的球门(7)

传统观点认为，管理是一门技术——它由一堆技巧组成，以科学观测为根基，由专家为其提供养分，而且是可以传授给学生的。“如果你的车库里有两部轿车，每间房子都有一台电视机，每个口袋里都装有数字化设备，你要知道，这一切全是拜现代管理理论的发明者所赐。”加里&#8226;哈默尔如是说。他还将管理学的创设与燃气汽车的发明相提并论。彼得&#8226;德鲁克(Peter Drucker)将与之相似的管理学基本思想，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声称：“管理已经改变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管理是一门技术学科的观点，可以追溯至早期一些很有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亨利&#8226;法约尔(Henri Fayol)、玛丽&#8226;帕克&#8226;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尤其是所谓的“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8226;温斯洛&#8226;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对管理的这种认识根植于美国的历史。这种思想是为了以一种适合于民主国家的方式理解经济权威与合作而进行的一份有价值的努力。它的力量汲取自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对峙：民主国家主张平等的本能，与现代国家建设所需的等级安排之间尚未解决的冲突。在这方面，它横跨于那场始于18世纪末期托马斯&#8226;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与亚历山大&#8226;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间的争论。当前，它在支撑引领现代大学制度的精英主义理想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导致它产生的基本矛盾依然有效，这种管理思想将依旧是美国思想的一大特征。

但是，现代管理思想绝对是极其错误的，它已经将我们引入了危险的境地；它让我们错误地为没有科学性的问题寻求科学的答案；它给实际上属于道德和政治范畴的问题提供虚假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它让人们对管理技能的本质和价值产生出一种很容易被利用的幻觉；它诱使我们在性格形成时期，投身于那些并不存在的学科的培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促使人们对于繁荣的源泉产生误解，让我们忽视了我们的福祉所依附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基础。

16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8226;培根认为，偶像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中出现的幻觉（有时是源自我们有限的理性能力，而语言的误用以及庸师的诡辩术，经常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导致对这个世界产生误解，使非理性行为得以延续。按照这一定义，这种管理思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这是一个涵盖一大堆浅薄问题的大而无当的词汇。正是这个由语法错误、错误感知以及迷信组成的大厦，使得众多本应该关门大吉的企业得以继续运营。在《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一书中，尼采发誓，“要用小槌敲击偶像的肚腹， 听它发出空洞的声音”。我希望说明的是，管理偶像同样需要被好好地敲打一下。“那么，英国究竟有多少家酒吧？”

“我不太清楚，很多吧？”我冲口说道。

“你为何不猜一下呢？”亨利说。此刻，他脸上的笑容肯定是一种自鸣得意的坏笑。

“是不是20万？”

在尴尬地沉默了一会之后，我终于明白，原来他是在考验我。我应该给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和我一起打桌球的老兄，并没有提醒过我“案例面试”方面的技巧。这种技巧在咨询师圈内已成为一种规范，以至于商学院专门开设这方面的培训课程，为学生日后面试做准备。

英国大致的人口数量和当地酒吧一种啤酒的价格，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与之相关的事实。我深深吸进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开始进行一长串数字的运算，其中有很多数字是我刚刚从发热的头脑当中拽出来的。在疯狂地四舍五入并顺便添加一些附加因素之后，我最终得出结论：英国有10万家酒吧。正确的数字应该是76 000，亨利说。

当然，准确性并非问题的关键。此番演练的目的，是观察我是否能基于一些几乎是完全虚构的事实，毫不费力地谈论一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主题。现在回想起来，这的确是对管理咨询的一次极好的介绍。

“即兴发挥”是一位管理咨询师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一项技能——尽管我的脑子里还冒出其他一些不太礼貌的措辞。在我整个咨询岁月中，我一直都感到自己是在“现编现讲”。实际上，有时我感到自己的咨询生涯仿佛是一部独幕剧，一场比一场荒谬可笑。

每个人都受到自身经验的限制。在某些方面，我的经验要比大多数上过管理课程的人更加有限。我在本书的某些章节所讲述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好行为的模型。事实上，我帮助创建的这个公司的历史，与其说是关于当今管理世界正确的一面，倒不如说是关于其错误的一面。不管怎样，当我在书中呈现出我工作经历中的一些场景的时候，我希望诸位读者能够明白，我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的故事有何特别之处，而恰恰是因为，这大体上是一种普遍现象。

吃人的鲸鱼(1)

第1章数字真相——科学管理背后隐藏的黑洞

“鲸鱼”指的是一种曲线图。它的正式名称叫做“累积客户收益率”(Cumulative Customer Profitability)， “斜表”也是它的一个常用名。在做咨询师的头几年，我不分昼夜地埋头研究各种各样的图表，但“鲸鱼”却是这段经历的精髓所在。对我来说，它就像是一块玛德琳蛋糕。一看到它与众不同的曲线，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昔日的情景：裁剪、粘贴各种图表与教科书；匆匆地穿梭于机场；为那些西装革履、满腹狐疑的人士解释幻灯机播放的各种资料；在价格高昂的酒店中，醉眼惺忪地与同事交流各种荒唐无比的故事。“鲸鱼”腹部的某个地方，是咨询智慧的精髓——令人意想不到地洞悉数字对生活的掌控力。同时，我也不由得在这个曲线图中，看到了某种行业已落空的“承诺”，就如同依附在砖墙上的一扇窗户、旧照片上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容。

“鲸鱼”永远是故事的一部分，每一个与“鲸鱼”有关的故事都有其特定的背景。 “鲸鱼”的形状各有不同，不仅要考虑到受众的需要，还要满足演讲者的雄心。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故事又都是相同的，故事情节、人物角色，都是一样的：倒霉的委托人、极其聪明的咨询师、令人意想不到的见解以及皆大欢喜的结局。我的第一个与“鲸鱼”有关的故事肯定是在纽约听到的，大约是在我入行之后，接待第一个付费客户之前所度过的那一两个月“待业时光”中的某个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正和一群年轻的同事，懒洋洋地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中，公司的头头们正在通过简短的幻灯图片，讲述他们最新的“航海奇遇记”。

最好的讲述者是一位叫做罗兰的高级合伙人，他对我随后的咨询生涯影响最大。招募我的合伙人亨利，削瘦而冷酷，宛若一个人体刀片。而总是乐呵呵，长得胖呼呼的罗兰，总会让遇见他的人感到人生原来如此美好。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猎手。我经常看到他穿着灯芯绒长裤，以及那种肘部带有皮革的夹克，前往某个小旅舍。他在中欧森林的深处有一处居所，我们经常在追踪潜在猎物时在那里会面。我曾经在他的客房休息过，那间小屋简直就像是一个动物陵墓，挂满了目光呆滞的动物头颅，这些动物有的来自非洲，有的来自亚洲，还有的出自美洲。罗兰有其单纯且吸引人的一面（虽然这是以恶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我问乔（抑或是别的什么人），”罗兰通常会这么说（或者与这种意思相差无几的说法），“乔，对你的下属正在做的公司业务，你究竟了解多少？你能不能现在就告诉我，你的哪个客户有利可图？”乔可能是一位笨拙的委托人、某家大银行的高级经理等诸如此类的人士。

在咨询公司的体系中，罗兰类似于一个鱼叉。他擅长将带倒刺的鱼钩，深插于毫无猜忌心的客户的机体之中。他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本领，能够发现对委托人而言真正重要的事物。“委托人理解此类事物的运作方式，是非常重要的，”罗兰曾对我这样解释道。“这类似于搭乘平行的两部电梯，彼此之间，需要互相扶助。”罗兰不仅仅是向乔兜售某种东西。他已变成了乔，承载着乔在与某个大型组织的危险处境进行抗争的过程中，困扰着他的所有希望、恐惧与不安全感。他学会了像猎物一样思考，就像古代在洞穴作画的画家，罗兰敬畏他的猎物。

“乔让我看他收到的各种报告，”罗兰继续说，轻蔑地哼了哼鼻子，似乎他刚刚闻到某种劣质奶酪的味道。“他知道这些报表全是垃圾！我对他说，你怎么能忍受这种状况？”

吃人的鲸鱼(2)

大多数企业中，搜集财务数据是为了做账和经营上的目的：了解现金流量，估算需要交纳多少税收等。然而，如果要分析商业活动，这样的信息经常是不完整的，甚至有一定的误导性。

“你认为他有多大岁数？”在会议室的后面，一位新来的同事小声问我。

我瞅了瞅罗兰饱经风霜的脸庞，看了看他的大肚皮，尝试着猜了一下：

“50出头？”

事实上，他那时只有37岁。

在公司的新雇员中，这样的对话已发生了很多次。对于我们来说，罗兰就是活生生的前车之鉴。我们常常互相叮嘱，如果在咨询公司工作10年，我们也会变成他现在这般模样。另一方面，对于他放纵的生活方式，我们却有点着迷。不久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也开始抽雪茄，喝名酒，从事极限运动，在这些方面，我们正竭力与罗兰保持一致。

罗兰和他的团队为乔提供的分析，往往会遵循预设的步骤。首先，他的团队会构建一个与咨询委托人的客户有关的数据库，详细列举每位客户在前一个年度购买的产品和交易情况。接着，他们会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建立一个损益表，包括企业除非常规支出之外的所有开支。然后，他们会设计一些运算法则，以每一种产品和交易的详细模型为基础，将企业的收入和成本分配至每一位客户。当然，这些运算规则非常复杂，远远超过普通委托人的理解能力。这样就产生出一个分析报告，精确地描述出每一位客户对于咨询委托人的收入、费用以及利润的“贡献”。最后，罗兰的团队依据这些客户的赢利性，制作出客户“排行榜”，这样委托人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它的利润中有多少是赢利性最高的客户贡献的，有多少是赢利性最差的客户创造的。

“瞧！”当报告会到高潮时，罗兰通常会这样说，然后就将幻灯片砰地关掉。幻灯片上显示的是他的曲线图：累积客户收益率、收入、费用（图1—1）。它就是那只探寻累积客户收益率的海中怪兽——鲸鱼。他将他仿若触角一般的手指，挪移至鲸鱼曲线图至关紧要的最上方，说道：“看这个拐点！棒极了！”

图1—1传说中的鲸鱼图

这个典型的图表显示出，咨询委托人最顶尖的20%客户，为委托人带来的生意非常之多，他们创造的利润超过委托人的账面利润总额。这就意味着，假如委托人只做这些客户的生意，它所获取的收益会比目前多得多。在接下来70%左右的客户的上方，线条趋于平坦。这就显示出，这些客户对公司利润的贡献非常之少。而在最后10%的客户的上方，线条急转直下。这意味着这些客户正在减少委托人的利润。罗兰喜欢将每一组客户用硕大的大写字母标出：星级客户为A，浪费空间的客户为B，劣等客户为C。

曲线图上较低的两条线进一步诠释了这一结果。中间那条线描述的是相同的客户在收入中的累积份额。不出所料，这条线开始时呈现跳跃状，随后趋于平坦。它显示出，只占据客户数量20%的A类客户贡献了收入总额的80%。而其余80%的B类和C类客户在收入总额中，仅仅占据了20%的份额。最低的那条线表示的是费用。你可以观察到，这条线在开始阶段有一个很大的增幅，这意味着A类客户在费用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大。同时，在这条线的尾部有一处明显的上扬，这就显示出，C类客户正在显著提升费用。这样就可以看出，“劣等客户”正在蚕食委托人宝贵的资源，但是并没有为其带来收入。

吃人的鲸鱼(3)

“乔尿裤子了！”罗兰得意洋洋地说道。面对这样一份对其核心业务令人震惊的分析报告——他的属下究竟在想什么，难道他们是在为那些无利可图的客户做事？乔别无选择，只能雇佣我们解决这个麻烦。这正是咨询师孜孜以求的时刻：大脑对于官僚的歪风邪气的胜利。

我不记得，将它称为鲸鱼是我的创意还是别人的。不管怎么说，对这个野兽的种类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

“我们的鲸鱼变胖了。”一位资深同事说。他指出胖鲸鱼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种形状表明，C类顾客正显著提升费用、增大亏损。

“如果它在末尾露齿而笑，问题就更复杂了。”有人插话说。露齿而笑意味着收入线在末端向上倾斜，这显示出，即使C类客户总体上来说是蚀本生意，但是它们依然为委托人带来可观的收入。

有人建议说，寻找“驼背”的鲸鱼是很重要的。驼背的出现，也就是利润曲线突变，是不同品质客户之间的转折点。

“有没有人见过海豚？”海豚是非常理想的形状——利润、收入和费用全部向上倾斜。

总之，我已经喜欢上了一群非常不寻常的人士。我的一位同事是个很有天赋的音乐家。他经常按捺不住地表示，他宁愿谱写交响曲，也不愿摆弄电子制表软件。另一位来自英国的同事，其冷嘲热讽的本事相当了得，他的话经常影射着不那么友善的弦外之音。公司里还有一位集金融奇才兼赛车发烧友于一身的欧洲“种男”，他经常和他的一群女友缠绵悱恻地“煲电话粥”。我的许多同事都是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同才华横溢的理科学士一样，他们的笑声犹如汽车喇叭般刺耳，经常运用深奥的统计概念，来决定中午去什么地方吃饭。更成熟一些的同事基本上都是MBA出身，差不多30岁，已经成家了。他们戴那种很庄重的眼镜，喜欢谈论只是在半夜哭泣时分才能见上一面的孩子。这是一个完全国际化的团体，欧洲各个大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代表加盟。

除了我们都有些过分年轻，并且都是男性（只有少数几个例外）之外，我们的相同之处还在于，我们是一帮做低级滑稽表演的人，头戴螺旋桨那种。亨利拉来一帮他认为脑袋最尖的人士，组建了这家咨询公司。同时，他似乎想让这些人感到不太安全。结果就是，一屋子的人都竭力证明，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一个。公司里的竞争氛围极其浓厚，这是一个用数字羽毛装饰自己的场所。如果公司的某位合伙人在场，这种数学上的姿态就会变得更富侵略性。

所有好的鲸鱼故事，都是以同一种方式终结的：一张甘特图（Gantt chart）。这张图表显示出，我们在来年如何为陷入困境的乔开展工作，其中的虚线意味着，这样的工作有望延伸至不可预期的未来。我可以想象出，罗兰通常是以这种方式结束他的分析报告会的：在高射投影仪散射的光辉里，直起腰板，环顾房间四周。当他在公司内部的会议中谈论他的最新猎物时，他经常会面露微笑，宛若一位在一帮满腔热情的狩猎勇士簇拥之下，裹着毛皮衣物的部落首领。

鲸鱼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罗兰和他那一帮猎人能够步入一家陈旧的银行，然后将其业务的内部结构一一揭露，我觉得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于乔和他公司里的那帮官僚，我产生了一种发自本能的鄙视。难道他们没有观测出他们的生计取决于极少数核心客户？一想到如此多的经济权力由这样一帮傻瓜掌控着，真让人深感不安。我开始觉得，在每一家企业中，少数客户、产品、店铺或者雇员才是企业真正应该关注的，其他的仅仅是一些转移注意力的东西。有了这样的见解，我想象着自己也能够步入某家公司，告诉其经理人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吃人的鲸鱼(4)

事实上，罗兰和他的团队所发现的，几乎是一个普世法则，也就是所谓的“80/20原理”，或者叫做“帕累托法则”（Pareto’s Law），然而我更愿意视之为“大鲸鱼法则”。 19世纪末期的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弗雷多&#8226;帕雷托（Vilfredo Pareto）注意到，在许多国家中，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遵循着一种特定的数学模型。他设计的方程式显示，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中（抑或相似的比例）。在全世界数百年针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帕雷托准则被无数次应验。罗马尼亚裔美国工程师、曾提出质量控制理论的咨询师约瑟夫&#8226;朱兰（Jospeh Juran)表示， 帕雷托准则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和制造业领域，他称其为“至关重要的少数与没有意义的多数”原则。

大鲸鱼法则所涵盖的，已远远超过金钱的范畴。无论是在罗兰的图表中，还是在帕雷托的方程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发挥作用：鲸鱼的确存在，并且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你收藏的20%唱片占据了你80%的听歌时间；2小时富有成效的努力弥补了8小时毫无回报的辛劳；一本“巨著”中的几十页说出了这本书的所有内涵；3个简单的词汇足以概括出整整一下午交谈的大意；偶然的邂逅导致终生关系的确立；我们想象中的过去仅仅是由少量的记忆构成。大鲸鱼法则专注于真正有意义的事物。它是每一位管理大师开出的必做清单上的头号事项。它谈论的是突破口、获利良机、最佳位置，它是成功的秘密。

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好处理，我那时相信我已经掌握了一种可以让捕鲸成为小儿科（至少是在商业环境下）的工具：电子数据表。尽管现在看来似乎很奇怪，但是，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哲学系毕业的研究生，我以前从没有见过电子数据表。幸运的是，在我刚开始工作时度过的那段“待业时光”里，公司为像我这样的人组织了一个为期3周的“小型MBA”培训，这项培训的主要成果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制作电子数据表的乐趣。

在聪明能干的老师的帮助下，像我这样一个以前认为“倒退”主要是一种发生在娇生惯养的小孩身上的坏事的人，如今也可以使用几个按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s）和其他简单的统计分析。这令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份惊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体验类似乎另一件让我持续惊讶的事情：一个人竟然可以步入一个充满危险物质的金属壳电子管，仅仅几个小时后就出现在地球的另一面。在电子数据表出现之前，很少有人尝试过制作适用的曲线图，这无疑需要进行好几个小时辛苦的计算。在经过了这3周的培训之后，我学会了在几分钟内就制作出这样的图表。同如今大多数咨询师一样，我不久就发现我已经离不开电子数据表了。它是对商业秘密进行严苛的科学分析时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我离开咨询业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运用数字化的方式看待生活这一习惯一直伴随着我。这是我和几乎每一位体验过咨询快乐的人的一个相同点。亨利曾经告诉过我他对于咨询的定义：“一种运用委托人想象不出的数据做事的工作。”米特&#8226;罗姆尼(Mitt Romney)在描述他的咨询生涯时，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你会得到委托人拥有的、但是从未运用过适当的方法分析过的数据，将这些数据撕裂……找出一些崭新而大胆的答案。”管理咨询最好的时刻是对我们现实所具有的数字特征的一种认可——这一事实经常被不懂数学常识的文科学生轻易地忽视，认真审视这些数字对于解释我们周围世界的构造大有裨益。在某些方面，咨询生涯早期的一段日子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段时期。其间所受的教育是我在上大学时所没有学过的。赫尔曼&#8226;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曾经说过: “捕鲸船是我的耶鲁，我的哈佛。”要不是我的鲸鱼是由数字构成的，我也可以发表这样的宣言。

在我刚开始从事咨询的那段日子，我对于数字式解决方案的信仰，已到了有点夸张的程度。同整整一代MBA一样，我已经认同了这一理念：管理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与数字有关，管理自身也称得上是一门应用科学。回首过去，我刚刚开始咨询的时候本应该询问很多问题：管理都是与数字相关吗？它是一门科学吗？如果是的话，这对于生活、工作和教育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那么咨询师正在干什么呢？

假若我了解的情况更多，我或许会知道这种管理思想，连同它引发的所有问题，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了。我或许会猜想到，我们这些当代的咨询师所具有的见解、所玩弄的把戏以及所犯过的错误，都在以前出现过。它们的谱系至少可以追溯至所谓的“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8226;温斯洛&#8226;泰勒。然而，当我开始工作时，我对泰勒几乎一无所知，只是模糊地觉得他是一位被奉若神明、总是带着秒表的怪人，对于他开创的这一传统我知道得就更少了。在对架构起我职业生活的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所知寥寥的情况下，我有点懵懂无知地迈入了历史。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1)

泰勒很会讲故事。他最钟爱的，是一个关于92磅生铁条的故事。在他的家中，坐在壁炉旁，爱猫“栖息”在肩膀上，面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满怀敬仰之情、认真聆听的企业主管，这个生铁的故事他肯定讲过很多次了，越讲越好，以至于每一个动作和笑料都铭记于心。

有一次，他故作关切地说道：“大多数人认为科学管理主要是与处理生铁有关。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句话惹得听众咯咯发笑。生铁的故事是一长串我们如今称之为“商业个案研究”的第一例，它是谈话的中心环节，而类似的谈话又构成泰勒1911年的著作《科学管理原则》(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的基础。这本书引发的革命，最终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以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管理咨询业。

泰勒的家是一个12 000平方英尺，建造于殖民地时期的社区，四周布满了有百年历史的黄杨木树篱。它坐落于费城市郊的栗子山（Chestnut Hill），俯瞰美丽的Wissahickon山谷。邻居当中有许多名门望族，其中包括迪斯顿家族（Disston），以及发迹于百货业的沃纳梅克家族（Wanamaker）。1904年，48岁的泰勒来到栗子山，结束了此前循环反复的人生轨迹。在足迹遍及美国各个角落，深入工业经济的各个区域之后，泰勒终于在这个离优雅的费城郊区德国城4英里的地方安顿了下来。

泰勒的父亲生活得富足而安逸，据说他这样的费城绅士刚一出生就过上了“退休”的日子。他的母亲出身于温斯洛（Winslow）家族——这个靠捕鲸发迹的新英格兰家庭，它的祖先可以追溯至早年的清教徒移民。出生于1856年的泰勒很早就显示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们跑柱式棒球的场地，似乎毫无精确规划的必要，根本没有必要花上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来丈量场地，”在回忆泰勒对这种室外运动与众不同的处理方式时，一位昔日的玩伴这样说道。令未来的诋毁者们欣喜的是，12岁的泰勒的第一项发明是一种特殊的睡眠吊带。每当他在床上翻身时，吊带上的钉子就会将他刺醒。据说泰勒趴着睡时经常做噩梦，这项发明能起到预防的作用。

由于泰勒出身好，加之头脑灵活，他很轻松地就跨入哈佛大学的校门。不愁吃穿的安逸生活正在向他招手。但是，在经历了某种神经衰弱的病症之后，泰勒去了一家机械厂，干起了学徒的工作。在家人和朋友惊愕的目光下，他穿上了工装，说起了脏话，开始学习如何切割金属。吵闹的车床和钻头深深地影响着刚工作的泰勒对管理的看法。泰勒在工厂进行的第一次试验是为了确立车床运转的最优速度。正是在他寻求改善机械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人和机器有相似之处，都具有相似的可操纵性。正如他在家中所讲述的那样，科学管理就是机械工厂的逻辑向人类世界的一种延伸。这种观点的基础就在于机器技术和人类组织技术的相似性。

在企业液压厂以优异成绩完成4年的学徒期之后，泰勒来到了密德瓦钢铁公司。在这家工厂，泰勒用了6年的时间从普通工人一直干到首席工程师。1893年，在离开密德瓦和另一家制造公司之后，泰勒自创门户，宣称自己是一位独立的“管理咨询工程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世界上首位管理咨询师。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基本上是在火车和酒店里度过的。就像一阵迷途的暴风雪，泰勒的足迹遍及美国的工业版图。当他来到栗子山时，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讲是他的权利，其他人只要洗耳恭听就可以了。往往是说完开场白之后，他便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是如何在伯利恒钢铁公司从装载92磅生铁条至铁路手推车这个过程中，提炼出一门科学的。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2)

泰勒说，这个故事起源于1899年的春天，当时，伯利恒钢铁公司手头上的“猪”太多了。这家公司拥有6千名员工、5台鼓风炉以及一家在费城中部理海河延绵起伏的河堤上，延伸了1/4英里的机械工厂。它是美国经济中的一家巨型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生产了数千吨未加工过的“生铁”。之所以称之为“猪”，是因为这些重92磅的长方形生铁条的两端的表面刻有V形痕，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和猪的模样有几分相似。在被称做“农场”的工厂的上方有一小块土地，上面堆放着8万吨的货物，或者说大约2百万头“猪”，这些都是前几年铁价低迷时积累下来的。如今，在前一年秋天短暂而辉煌的美西战争引发的需求的刺激下，生铁的价格高涨。这些生铁条即将被装到铁路货车上，发往市场。

由75人组成的一个工组负责将生铁装到货车上，泰勒对他的听众说道。这是一种极其费力，会让人浑身出汗，而且看起来非常愚钝的工作：工人从地面上的生铁堆中举起重达92磅的生铁条，上斜坡，把它堆放在火车厢内，喘着气走下斜坡，每天这样的过程要重复数百遍。但泰勒认为，这是一门有待发现的科学。就这样，他构想出了一个或许可以被视为宣告现代管理科学诞生的问题：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能够向车上装载多少吨生铁条？

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总部，他仔细查阅了公司的账簿，然后计算出工组中每个人每天的装载生铁量为12吨半。这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佳工作量吗？泰勒一边说，一边摇了摇头。那时，一般人或许只是问一下工头他们是否可以做更多，要么，或许会基于直觉或“工厂传统”作出某种大致的估计。这样，这个问题可能就“凭经验”解决了。泰勒说，要从处理生铁的过程中提炼一门科学，第一步就是用基于定量观察和受控试验的精确分析，代替凭直觉办事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

泰勒管理新思维的核心在于，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活动，不管有多么卑微，都可以通过缜密的分析加以改良。他说他一直以来的目标是找出“一种最佳方式”完成既定任务。在未曾被运用过的领域运用数学，是他所有著作的一个鲜明特征。他管理新哲学的精髓可以被浓缩至这样一条准则：更聪明地，而非更辛苦地工作。

泰勒对定量分析的推广隐含着管理焦点的一项基础性改变，即从记账转向问责。正如经理人自此之后所领会的，分析的中心目的在于能够理解并控制绩效。至少与泰勒赖以成名的工时与动作（time-and-motion）研究同样有用的是，泰勒为了将一个企业的财务数据剖析至其最低端的产品，而创建的成本会计（cost-accounting）方法。资本预算、财务控制、利润分析以及现代管理信息体系中许多令人惊奇的分析方法，都可以追溯至泰勒所作的种种实践。“如果你不能测量它，你就不可能管理它”，他是这句理应被视为管理咨询首要箴言的最初提倡者。

面临管理生铁业务这一挑战，泰勒召集了一队被他称做“大学生”的助理，并为他们配备了特别订制的十进位秒表，然后将他们派往“农场”，从事针对生铁搬运的试验。他们的任务是测定一个工作日究竟可以装载多少生铁。很快，科学便带着精确的答案回归了。分析显示，在恰当的监督下，一个工人每天可以装载的生铁量为47吨半，他承认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几乎是实际工作量的4倍，但是在科学面前无需争辩（顺便提一句，对助手们使用何种方法得出这个数据这一问题，不管是在关于其家中谈话的书籍还是手抄稿中，泰勒都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描述。但是很明显，对于这个删节，他的听众们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关切）。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3)

将理性之光投射于生铁业务的第二步就是“科学地选择工人”。泰勒说，过去，经理人往往将一项工作分配至任何一个碰巧正路过的工人。他们将工人按照大类归类，用同样的方式对待相同一类中的每一个工人。但是，这样的做法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泰勒坚称，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都有一种人最有能力执行这项工作，对于这项特定的工作而言，他是“头等人”。他认为头等人和其余人的区别“同一头运货的好马和驴子的区别一样大。”因此，将他们置放于“同一个马厩”是非常荒唐的。泰勒坚称在单个工人的招聘、培训和报酬方面存在着科学的方法，因此可以说，他是现代人力资源部门的精神始祖。

泰勒声称科学管理将提供一个基础，确保工人和管理层在追求提高生产率这个共同目标的过程中进行“兄弟般的合作”。泰勒抱怨说，在过去的工厂，工人们几乎没有和管理层合作以共同提高生产率的动机。事实上，他们通常认为，少出点力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懒惰；还因为工人们信奉 “劳动合成谬误”，即需要做的工作总量是固定的，因此高效率工作意味着他自己或者其他工友可能会丢掉饭碗。泰勒将这种故意怠工的现象称为“磨洋工”。他充满激情地断言，这是工业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之一。

要想消除“磨洋工”现象，就需要直截了当地告诉工人管理层的目标，同时科学地制定出货币奖励方案。其基本思想在于，摈弃以往使用的计时工资，而采用计件工资的方式计算工人应得的报酬，通过这种方式让工人享有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部分收益。泰勒认为，科学管理会让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工人们获得了更高的薪水，而对资方而言，单位成本得以降低。

事实上，在描绘置于科学管理之下的未来世界时，泰勒听起来就像是一位向往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科学管理消失之时，就是不公平现象重返之日”他说。科学管理的精髓在于，“和平代替战争；兄弟般的合作代替纷争与冲突；同舟共济，而非互相倾轧；相互信任，而非猜忌提防；它会让我们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他是第一位鼓吹用“双赢”之道解决工厂问题的思想家。

这项计划的最后一步，在于以非常清晰的职能划分为基础，将处理生铁蕴含的科学根植于一种新型的组织。泰勒表示，“计划”和“执行”是工业界两个基础职能，这两项职能最好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士完成。“搬运生铁这项工作所要付出的实际劳动”就其性质而言，是如此粗俗，如此简单……完全可以把一只理解能力强的大猩猩训练成一位比任何人效率都要高的生铁搬运工。但是，处理生铁的科学却并非如此。这门科学“是如此了不起，如果没有一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士协助，即使对一位最适合干这种工作的人来说，要理解这门科学的原则，抑或根据这些原则干活，都是不可能的。”

就在他（理论上）减少生铁工人的数量、缩小他们的职责范围时，泰勒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职业门类——科学的生铁管理者。他处理的所有其他活动都产生出相同的结果：将工作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别，一类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者，另一个全新的类别是完全运用智力的管理者。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他绝对是一位工厂之中的“二元论者”（dualist）：工人只有躯体，没有思想；管理者只有思想，没有躯体。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4)

泰勒所讲的生铁故事，最终都以皆大欢喜的结局收场。昔日的伯利恒公司在生铁搬运中采用了全新的方式之后，在其连绵起伏、满眼翠绿的工厂中，四处可见头等搬运工热切地与科学的管理者合作的景象，8万吨生铁很快就被热情高涨的工人们发往市场。

泰勒最大的天赋是归纳，他最宏大的一次归纳就是，将他在伯利恒公司充当咨询师的特定经验，上升至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思想。他宣称，适用于生铁搬运的管理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他试图证明，管理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它的“基本原则同工程学一样，内容确切、界定清晰。”他之所以先着手处理生铁搬运中的问题，只是因为他想从最底层做起。言及至此，他便可以清楚地表明，管理科学的适用性是无止境的。他宣称：“同样的原则可以以同等的力量应用于所有的社会活动：住宅的管理；农场的管理；大大小小生意的管理；教堂、慈善机构、大学以及政府部门的管理。”

泰勒这种宏大归纳之法，在管理学这门新学科的创立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然，管理“实践”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管理“思想”却是一种新事物。如果没有某种管理，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可能建成的，中国的长城也抵挡不住蒙古人的进攻，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体系也就不可能存在。

泰勒的贡献在于，他坚称所有这些活动应该被视为一种事物。尽管泰勒同时代的其他人——特别是在一家法国采矿企业担任高管的亨利&#8226;法约尔(Henri Fayol)，他的专著《一般管理与工业管理》（General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极富洞察力，也从事过管理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是，泰勒是第一位、也是最成功的一位管理思想倡导者。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管理”这个术语的发明者。不仅如此，他还宣布了管理的定义。他说，管理是一门专业技术。就如同工程学和医学一样，管理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应该成为经过特殊培训的技术人员的专业领域。

泰勒并不是在兜售一种更好的捕鼠器。他所宣扬的是一种对于工作的新的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坚称，实施科学管理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许多评论家认同这一判断。管理大师彼得&#8226;德鲁克认为，“科学管理理论……很可能是自《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以来，对美国对西方思想所做的最大、也是最持久的贡献。”在讨论泰勒和他同僚们的工作时，加里&#8226;哈默尔这样说道，“正是在20世纪初期所创建的工业管理的推动下，开明的政策和科学发现才得以转化成全球性的经济繁荣。”经济学家哈里&#8226;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表示：“再怎么高估科学管理运动在现代公司和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过分。”

同任何影响深远的革命一样，泰勒发起的这项革命也拥有一支先头部队，其中包括他的同事以及一直追随他工作、后来的一帮助手。在20世纪的头几年中，栗子山上的这个团体，很可能会被误以为是一个宗教狂热组织。一些观察家将泰勒与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路德&#8226;马丁相提并论。有人认为他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人甚至认为“泰勒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堪比全能之神——上帝。”正如泰勒的墓碑最终所镌刻的那样，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科学管理之父”。生铁以及其他与伯利恒公司有关的故事，更是被奉为“圣经”。泰勒的追随者不断涌现，甚至在泰勒去世之后，这些追随者依然到处传播科学管理的福音。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5)

或许是因为他后来被劳工领袖有效地“妖魔化”，或者是由于他令人厌恶的个人风格，经常被人们忘却的是，在泰勒的咨询师和委托人圈子之外，泰勒在初期最热情的支持者竟然是当时进步主义运动的明星。因为英勇地写过对约翰&#8226;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抨击性调查报道而马上名声鹊起的“扒粪”记者艾达&#8226;塔贝尔宣称：“在美国工业史上，在促进真诚合作、构建更正义的人际关系方面，没有人能做出比泰勒更大的贡献。”“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极少数有创造性的天才之一。”《新共和》杂志的专栏作家沃尔特&#8226;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称赞泰勒主义（Taylorism）是一种改良社会的有效手段。西奥多&#8226;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正视“国家效率这一问题”。著名改革家莫里斯&#8226;库克（Morris L.Cooke）在教育领域散播科学管理思想，并声称，“基督教的愿景与民主梦想”都不会充分实现，直至“科学管理的原则渗透至劳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10年，泰勒终于登上了全国性报纸的头版。那时，刘易斯&#8226;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一位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律师，参与了一项针对数家铁路公司的司法诉讼案。铁路公司请求政府准许他们大幅度提高货物运价，布兰代斯代表消费者一方与其展开斗争。在与泰勒和他的几位门徒会谈之后，布兰代斯断定，科学管理之父“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仅仅在智力方面，还在于他的品格。”布兰代斯决定将反对涨价的理由确定为：通过采用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铁路公司便可以得到他们垂涎的金钱（1天100万美元，他断言）。转瞬之间，科学管理成为全国性话题。1天100万美元！报纸头版发出这样的尖叫。

1911年，为了满足公众对于科学管理日益增长的好奇心，泰勒和他的一众门徒仓促地赶制出《科学管理原则》一书——基本上是他在栗子山家中的谈话内容，只是将泰勒引用工人们的一些粗俗语言剔除掉了。此书盛行一时。阿尔伯特&#8226;哈伯德(Elbert Hubbard)等自学成才的大师们立即采纳了这种追求效率的学说，并且说明它怎样应用于私人生活。

在法国、德国以及日本，政客们和工商界领导人手捧泰勒书籍的译本认真阅读，仿佛这本书就是强国之路上熠熠生辉的指示牌。饶有趣味的是，科学管理最热情的支持者中有一些人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1918年，列宁在《真理报》上宣称，“我们必须在俄国安排针对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学习和传授工作，进行系统地试验，使其适用于我们的目的。”苏联的五年计划——无疑，这是对管理的终极挑战，正是直接从泰勒最成功的门徒之一亨利&#8226;甘特 (Henry L Gantt)的著作中汲取了灵感。

泰勒掀起的这股追求效率的风潮，在弗兰克&#8226;吉尔布勒斯（Frank Gilbreth）的生活和工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此人是泰勒的早期崇拜者之一，曾经在砌砖工作上有过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吉尔布勒斯的工作受到《科学管理原则》一书热情洋溢的称赞。他和他的太太莉莲&#8226;吉尔布勒斯（Lillian Gilbreth，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决定按照泰勒的原则抚养他们俩的12位子女，以此报答泰勒的知遇之恩。他们的2位子女在小说《儿女一箩筐》（Cheaper By The Dozen）中，以令人陶醉的笔触记录下了这种抚育方式的成果（这本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而且不止一部）。在此书中，读者可以了解父亲为了用最富效率的方式抚养子女，而采用的种种不同的策略，例如，用一种特别的哨声召集紧急家庭会议；采用心理试验的方式赠送礼物等。对烦恼不断的父母们来说，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些自助性的方法，例如，爸爸发现，双手使用剃刀刮胡子，可以将早上修整仪容的时间缩短44秒。然而，他最终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经过计算之后发现，要包扎由此导致的脸上的伤口又添加了整整2分钟。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6)

事实证明，两位在1908年5月第一次去栗子山“朝圣”的人士，成为泰勒科学管理思想最重要的听众中的代表性人物。已经是泰勒拥趸的华莱士&#8226;萨宾（Wallace Sabine），时任哈佛大学新成立的应用科学研究生院院长。同他一道去的是艾德文&#8226;盖伊（Edwin Gay），这位瘦长结实、精力充沛的经济学教授，刚刚接受建立哈佛大学商学院之责——这将是美国专门面向研究生的第一所这样的学院。泰勒所讲述的生铁故事以及其他有关科学管理的言论，似乎正是这两位哈佛人想要听到的东西。

哈佛和其他大学对于商业教育学科的浓厚兴趣，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大规模工业化和企业合并浪潮必然导致的一种后果。创建了巨型新企业的“强盗式资本家”们——例如，一向以无知为傲的铁路巨头科尼利厄斯&#8226;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自学成才的钢铁巨人安德鲁&#8226;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可以对学术研究嗤之以鼻（正如泰勒自己起初的态度一样）。但是，他们建立的大型组织却没有这种资本。在一家大型公司中，成功不只是依靠鼓风炉冒出大量烟尘就可获取。商业是一种带有官僚制度特点的职业，就如同所有的此类职业，它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一种对于头衔和学位的偏好。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类似哈佛这样的大学正在争论是否有必要为外交官和公务员设立专门的学位。

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应不应该设立一种专门的商业管理学位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美国大学，多少有点受到普鲁士建立培养军国主义国家管理者学校的启发，着手进行一项试验（据称，这项试验至今还未得出结论）。1881年，约瑟夫&#8226;沃顿（Joseph Wharton）提供资金，筹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这是美国大学中的第一所商学院。1900年，达特茅斯（Dartmouth）紧随其后，建立了艾摩塔克商学院。在随后的20年中，又有十几所大学加入了这一阵营。

然而，到了1908年，商学院试验的前景看起来一片黑暗。哈佛大学在没有解决好传授内容的情况下，就决定提供MBA学位，这绝对是一个恶劣的兆头。一方面，学校当局十分厌恶在校园内创建一所庸俗的职业学校的想法，打起了退堂鼓；另一方面，工商界认为这种花哨的学位并无存在的必要，盖伊深陷其中，进退维谷。“我不断被商人们告知，我们没有能力传授为商之道，”在一封给经济学家同僚的信中，盖伊恼怒地写道。带着这种对于商学院课程的迫切需要，他来到了栗子山。

就座在泰勒家的壁炉旁，盖伊听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答案，“我确信，在商业技能中，存在着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商业的根基，”盖伊后来对他的经济学家朋友这样说道：“这种科学方法目前几乎不存在……但是，我很高兴送你一篇泰勒先生撰写的文章。”科学管理思想是一种理想的结合体，它不仅可以带来学术上的声望—毕竟，它是一门科学，而且还可以提供职业满足感，它似乎传授的是实用性技能，比如如何管理生铁生意。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7)

在一番甜言蜜语之后（泰勒本就是一名哈佛大学的辍学生，他也曾经认为学习花哨的学位毫无用处），科学管理之父终于被说服支持一项计划，即将他的著作作为MBA教育第一年的课程。在1909—1914年期间，泰勒每年冬天都会造访哈佛所在地坎布里奇，向学生开设一系列讲座，这些演说的美中不足之处是，泰勒总是不合时宜地抛出几句咒骂的语言。使多为进步主义分子的哈佛人激动不已的，不仅仅是泰勒的科学思想，还在于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讯息。盖伊的同事萨宾给泰勒写了一封恭贺信，认为泰勒“所追寻的，正是一个重大社会学问题唯一理性的解决之道。”

在达特茅斯的艾摩塔克商学院，哈罗&#8226;佩尔森声称，泰勒主义是“唯一一种条理清楚、符合逻辑的管理体系，因此是一门可以传授的科学。”1911年，佩尔森组织召开了世界上第一次科学管理研讨会，并成为“泰勒协会”的主席。

1913年，盖伊邀请泰勒加入哈佛商学院教职员行列。泰勒接收这份邀请的可能性，就如同罗马教皇接受红衣主教莽撞的杯酒之约的可能性一样，微乎其微。“我正在费城管理的这所散播科学管理思想的学府，要比阁下位于坎布里奇的学校大得多，”他做出了这样的回复。事实上，在栗子山之巅，科学管理之父继续讲述生铁以及其他的故事，让那些慕名而来的众多访客听得津津有味，他的语调依然那么坚定、那么言之凿凿，以至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产生过丝毫怀疑。

讲完最后一个故事后，在引领访客们游览当地一家采用泰勒体系的工厂之前，好客的主人通常会邀请所有人同他一道参观他的住宅。当他们走到楼上位于屋后的阳台时，参观的高潮出现了。正当聚集在一起的访客们停顿下来，打算欣赏美丽的花园以及远处壮丽的山谷时，一群鸽子总是会神奇般地从屋顶俯冲下来，散落在四周的树篱之上。

有一位门徒是泰勒家的常客。他每一次来访，总能目睹鸽子从天而降的神奇景象，这令他感到非常惊讶。这位门徒决定对此展开调查。他发现，在屋子的另一边，有一排鸟笼。每当泰勒和访客们到达阳台时，他似乎会向家中一位女仆发出一道秘密指令，这位女仆会即刻跑到园丁那里报信，然后园丁便及时地将笼中之鸟释放出来。就这样，鸽子从天而降、在访客头顶自由飞翔的神奇一幕终于上演。

指使的快感

20世纪头10年，之前一直专注于为委托人提供化工和土木工程解决方案的亚瑟&#8226;李特工程咨询公司，穿越了由泰勒架设的这座“科学管理之桥”，开始向CEO提供“管理工程”方面的咨询服务。到了50年代，亚瑟&#8226;李特公司的元老们将管理咨询的神秘技艺，传授给了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MBA学生布鲁斯&#8226;亨德森。1963年，亨德森离开公司，建立了波士顿咨询集团。最终雇佣我的那位亨利，曾经在70年代聆听过亨德森的教诲。1984年，在辗转汉密尔顿这家大型咨询公司之后，亨利和他的几位朋友自创门户，建立了我加入的这家公司。亨利将知识传递给了比他资历浅的同事罗兰，罗兰又将这门神秘技艺传授给了我。 在某种意义上， 我加入了一家具有悠久历史、将秘密世代相传的行会。我的知识谱系可以追溯至科学管理之父本人那里。在我参与的第一项工作中，我实际上就是泰勒昔日所称的“大学生”中的一位，只不过我的生铁工厂是大型公司（大多数是银行）的客户支持部。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8)

不久，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位牙医，强加给他人巨大的疼痛，所以似乎没有人乐意见到我。然而，我并不会拔牙，我的目的是从一些明显焦躁不安的人那里提取数据。敌对情绪在我的“工厂”中四处弥漫，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种敌对状态似乎在我们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我为罗兰做的第一个项目中，雇佣我们的汉斯是唯一一位在我们抵达之后对我们友善的人士。汉斯长得又瘦又高，不太爱说话，总是带有黑眼圈，从他犹如瓶底的眼镜下投射的目光可以看出，他也是不太信任我们的。

和我交谈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公司的等级制度中，比汉斯这样的经理人低两三级的雇员。我和这家环球金融机构规划部的某位地位低下的员工（我们就把他叫做“施密特”吧）的对话大体上是这样进行的：

我说：“我们想得到30 000亿个客户的交易数据，这些数据是从59个从来没有交流过的部门的信息系统中提取出来的。”

施密特说：“这种数据是不可能有的。”

“我们需要在星期二早上得到。”

“绝不可能！星期二过节，大家都放假了！”

“好吧，星期一下午怎么样？”

“但是，明天是周末！”

“好极了！我们可以在办公室会面！”

“但是，这些数据不干净！”

“脏就脏吧，无所谓。”

“我没有这个权限！”

“星期三，我们将会和董事会成员见面，这些人负责雇佣、解聘你的老板以及你老板的老板。那么，你有什么话说？”

“呃！”

很快，和许多年轻的咨询师一样，我打算搬出坐落在遥远的城镇中的酒店客房，我在那里唯一认识的几位当地人很讨厌我。

在许多咨询案例中，一个组织内部的敌意总是有其特定的来源。在汉斯供职的银行中，这双邪恶的眼睛来自一位名叫尤尔根的高级经理人。他是一大堆业务的负责人，在手绘的组织图上，这些业务被谨慎地描述为“尤尔根世界。”

“这么说，你们是汉斯雇佣的人了？”在终于肯屈尊与我们见上一面时，透过他吐出的一层层烟圈，尤尔根这样说道。

他轻蔑的口吻就如同水泥般浓厚。我猜测他的年龄大约是我的两倍，他的体重可能也是我的两倍吧。他的尊容和头发看起来好像是在一个烟灰缸中来回滚动。

泰勒与荒诞的生铁轶事(9)

在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津津有味地为我们讲述一些与咨询师有关的笑话。

“你们知道咨询师的定义吗？”他说。“一种看着你的表、告诉你时间的职业！”

“哈哈！”他狂笑道，那种腔调清楚地表明，他猜想我们以前听到过这个特别的笑话。

“你们知道咨询师为什么喜欢得痔疮吗？”

我们惊慌地看着他。

“因为这可以让他们看起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还讲了几个笑话，有一个笑话不适宜地拿咨询师与妓女做比较，另一个讲的是一位乘坐在热气球上的咨询师。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位咨询师的结局十分糟糕。

“哈哈！”

对于这位毫无同情心的家伙，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应对。但是，罗兰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也可以让他成为我们的客户！”当我们在电话中讨论这次会谈的结果时，他充满激情地说道。

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主意。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逐渐明白这是咨询天才的神来之笔。

经过高层的干预之后，数据终于如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渗入我们的电子制表软件。我最终收集到的各种数字如海洋般浩瀚，我确信，从这些混乱、繁多的小数点中，不会浮现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罗兰并不在身边，他只是偶尔回复一下电话，传达一些鼓励性的秘密信息。我调配了许多花哨的方程式将各种各样的数据柱联系在一起。当数据最终停止流入，当我收起怪诞的方程式时，我的第一份分析报告终于大功告成。令我震惊的是，“鲸鱼”立刻浮现出来了。同那些突然从深海中冒出的真正的庞然大物一样，这些“鲸鱼”也有出水芙蓉一般的容颜。一切都毫无希望地扭曲着。

罗兰回来后，我们径直来到汉斯的办公室，向他交付布满闪亮图表的初始“诊断”报告。罗兰一脸严肃的表情，就好像是一位牧师直面一位正在自慰的青少年。分析报告上的消息令人沮丧——“尤尔根世界”的情况尤其严峻。在汉斯正在睁大的双眼中我可以看出，猜疑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那种样子，就好像他在中学毕业班全体学生面前，被人扒了个精光。看着汉斯用渗汗的手掌举着的鲸鱼图表，我觉得它颠倒的样子的确像一个鱼钩。

在返回机场的出租车上，罗兰象征坏消息的皱眉消失了，浮现上来的是一副笑容可掬的面容。此时，我们的委托人正在痛苦地扭动着，鱼钩上的倒刺在它的肉体内越插越深。我感受到了捕猎之后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感。同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在机场送别罗兰之后，他肯定会动身前往某个遥远的大陆去根绝另一种动物，而我会返回酒店，为深入“尤尔根世界”做充分地准备。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1)

科学管理运动的激情，源自美国对科技无比狂热的迷恋。虽然我们往往认为，没有什么能和现在的“信息时代”创造的奇迹相比拟，但是泰勒和他的同代人有更大的理由陶醉于他们自己的时代所创造的技术成就，电网、电话网络、内燃机、汽车、飞机、冷藏车、汽轮、收音机、机关枪、坦克、潜艇……简言之，这些所有持续影响现代生活结构的技术突破都是在泰勒出生的1856年至他死亡的1915年这段不平常的时期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8226;吐温——他的另一名字叫萨缪尔&#8226;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在这方面是他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曾恭喜沃尔特&#8226;惠特曼(Walt Whitman)拥有远见卓识，出生在一个产生出“令人惊异、形形色色、数不胜数的煤焦油产品”的时代。

比煤焦油时代的实际成就更为宏大的，是这些技术突破引发的期望与雄心。马克&#8226;吐温似乎认为，随着排版机器的发明，人类的问题可以安全地交付给历史书解决。 威廉&#8226;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他的同伴，期望科学能够为与死人交流的可能性提供新的契机。弗兰西斯&#8226;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及他那些参与优生运动的朋友断言，现代生物学，特别是高尔顿的表弟达尔文提出的进化理论，将为社会和政治政策问题提供无可辩驳的解决办法。那时，科学讨论会的话题变成了颅相学，甚至颅相气象学——通过审查一个人头上的肿块预测天气的变化。“科学饮食”运动的领导人坚称，如果人们按照科学规定饮食，疾病便可以被根除。根据“伟大的咀嚼者”豪瑞斯&#8226;弗莱彻（Horace Fletcher）的科学建议，许多人开始“细嚼”他们的食物——每吃一口，嚼上100次。有一位叫弗雷德里克&#8226;奥古斯塔斯&#8226;贝克的梦想家，狂热地相信科学将在消除邪恶问题上取得进展。他鼓动建造一些巨大的磁铁，如果布局合理的话，这些磁铁将消散那些他认为发自地球中心、导致人行为不端的“邪恶能量”。还有些人暗示，科学甚至有助于获得上帝的介入。“学习正确、科学地祷告，”诺曼&#8226;文森特&#8226;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后来这样建议道：“使用一些经过验证的方法，避免草率地祷告。”

这股追捧现代技术的热潮有其非常肤浅的一面。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喜欢的是科学产生的效果，而不是方法。他们很少有耐心去做依据受控的观察测试假定这种单调的工作。他们想要的，是针对慢性问题的快速治疗方法。他们期望科学证实最令他们满意的信念，而不是将他们推翻。实际上，美国人这种明显的反智幻想依附于一种浅薄的假设：无论科学会带来什么，它都肯定有助于人类的完善。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当马克&#8226;吐温提出“机器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进步”时，他只是“认同了他同代人的错误观念。”

这样的伪科学言论之所以能经受住常识和经验证据的考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满足了一种情绪上的需要——技术进步自身更是加剧了这种需要。在科学引发的狂热背后，总是隐匿着一种猜疑：人类取得的技术进步，会威胁人类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伪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掌控这种可能剥夺这个世界使命感和存在意义的物质力量。它反映的是一种依靠科学回归宗教的战略——如詹姆士和他的朋友所设想的，使用电话与死人对话，这并不是进步的一种化身，而是一种倒退。

科学管理在科学巫术兴起的时代出现，当然不是一种巧合。泰勒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劳工问题”，与贝克用磁铁解决邪恶问题的做法极其相似。它是一种巨大的希望机器，一种试图让工厂在道德方面达到完美境地的超自然的技术。它不是科学，而是科学的一种“虚影”，简而言之， 它是一尊神像。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2)

伏尔泰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上帝并不存在，他无论如何都要被创造出来。泰勒所创造的这尊神像也同样如此。被视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管理，并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骗局。与它相关的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是，这样一种显然不近情理的思想是如何生存下来并四处传播的？为何要创设这样一种异想天开、显然充满矛盾说法的东西？最简单的答案是，科学管理满足了太多的期望和祷告，它不会仅仅因为在逻辑和事实上的缺陷而被人们忽略掉，它的矛盾就是现代工厂中的矛盾，它以一种荒唐学说的形式，将这种矛盾放大、夸大。

科学管理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是因为它体现了许多美国人一向青睐的理想事物。它对效率的宣扬，在这个最早由清教徒居住、深本&#8226;富兰克林早睡智慧熏陶、以实用主义为哲学传统的国家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它坚称知识——不是出身、社会地位或任意袒护，应该充当经济权力的根基，这种观点迎合了美国人的信仰：美国是一个没有等级的国度。当泰勒穿上工服，去机械工厂工作时，这种行动隐喻的是对平等观念的大力宣扬。科学管理中乐观的一面——它认为， 工厂的冲突将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反映了美国乌托邦式的信念：进步很快就会使幸福成为一种普世法则。科学管理的最终吸引力在于，它承诺将在美国的民主价值和它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之间——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心目中的美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提供一幕胜利的终曲。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最早支持泰勒的那些参与进步主义运动的人士认为，他的工作为“科学服务于民主”做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表率。

但是，从理想到欺骗性的自负——从预想期望的事物到对事实视而不见，经常只需短短的一步，而泰勒是一个时常大步跳跃的人物。 “实践活力是一种美德，”历史学家理查德&#8226;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我们的历史在精神层面的断裂之处在于，经常将实践性神秘化。”泰勒浪费时间的秒表仪式，以及对生产之神执行的其他毫无效率的宗教仪式，都微妙地体现出他对实用性的疯狂膜拜，甚至连他的私人生活也不例外。当泰勒去高尔夫球场放松时，他带着自己发明的、带有Y字形把手的推杆（科学计算的结果显示，这可以把推球的准确性最大化）。他还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网球拍，这种球拍的头框与握柄呈15度倾斜，他说这样有利于兜接低球。在泰勒的世界中，有许许多多节省时间的机会，但是从来没有像空闲时间这样的事物存在。在约翰&#8226;多斯&#8226;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杂乱无章的小说《美国》中，有一部分是对科学管理之父苛刻的描述：泰勒临终前最后一个动作是给他的手表上发条。如果已经没有生存的时间，如此紧密地记录时间又有何意义？这位小说家想要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科学管理所倡导的无阶层理想，也变成了忽略美国（甚至科学管理运动自身）社会阶层现状的一种工具。尽管泰勒声称，他和那些穿工服的朋友们已经建立了同志般的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那些“小骡子”的一员。如果不是仰仗他良好的出身，泰勒从工人起步一跃成为咨询业 “龙头老大”的这一幕就绝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在《科学管理原则》一书中，他承认，他之所以能时常为工厂带来变化，恰恰是因为他同他的工友们不一样，他获得了管理层的“信任”和“理解”。 他或许也可以指出，他和这些管理者都是乡村俱乐部的会员，经常一同参加各种派对。他的很多工作实际上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恶意掠夺。他的工作其实就是从那些以前怀有戒心的工人和工头那里收集信息，然后将其汇报给工厂的管理者。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3)

作为一位显赫的公谊会教徒家族的后代，约瑟夫&#8226;沃顿（Joseph Wharton）不管是骑马，在新英格兰海滩冲浪，还是监管他的锌镍矿帝国，都表现得同样自如。对于阶层因素在商业这门新生职业的出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比泰勒理解得更透彻。沃顿是他的远方姻亲伊迪丝&#8226;沃顿（Edith Wharton）在她的小说中以异常冷酷的笔触所描写的“高层社会”中的一员。在沃顿家族的世界中，上流阶层传统上让他们的后代从事法律或者进入政府机构这类文雅的（但是没有浓重逐利气息的）职业。纽兰&#8226;阿彻是伊迪丝的小说《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一书的主人公，也是“老纽约”的典范人物。他从事法律业既不是因为他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也不是出自个人爱好，而是因为这是“要做的事情”。正如伊迪丝所意识到的，也是约瑟夫极其清楚地明白的那样，这样一种聊赖的处事方式，有可能让这些“有价值的人”堕落成毫不相干的群体，权力与荣耀将来存在于商业之中。在为他创建的商学院所写的章程中（这家商学院现在依然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瑟夫&#8226;沃顿特别提到，他的目标群体就是那些拥有“遗产”和“财富”或许不屑于从事商业的年轻人。

从根本上拒绝承认经济权力的现实，是管理神像中所有这些矛盾的根源所在。通过将管理简化为一种知识，泰勒将管理权力描绘成一种总会且只会产生好结果的事物。正如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管理一旦被应用于坏的目的，它就不是科学管理了。”但实际上，管理层之所以拥有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学问，特别有德行，而是因为没有权力什么事都干不了。这种权力总是有可能应用于好的或者坏的目的。正如同其他形式的权力，它总是试图延伸自身的空间，并且会不可避免地被滥用，除非对其加以遏制。

科学管理对于权力的谬见，来源自深植于美国历史的一个矛盾。一方面，美国人往往赞成这样的观点：他们的国家不受历史规则的羁绊。在他们的国家，人类合作中的种种问题已经被解决，权力总是被应用于好的目的。“真诚比虚伪更糟，无知比腐化更加恶劣”，小说家菲利普&#8226;罗斯（Philip Roth）的这番言论，将浸淫在自我陶醉的气氛中的这种乐观的自负阐释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从对人类本性的一种更加古老、更加黑暗的理解中汲取其力量。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非常明白，权力总会被滥用，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一种主要优点在于遏制权力的政治制度。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詹姆斯&#8226;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经发表过举世皆知的言论：“如果人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人由天使来治理，对于政府的内外控制就没有任何必要了。”科学管理，如同其隶属的乌托邦传统，与美国创始者这种清醒的智慧背道而驰。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4)

有些历史人物是因为他们给出了问题（比如说，一个物理方程式、一项机械发明）的答案而名垂青史。而有些是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而被人们所铭记。比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虽然他们所声称的发现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会减弱他们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触及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所以不会被人们忘却。就如同我们袜子中的毛边，他们不停地摩擦同一个伤口。泰勒显然属于后者。他并没有为协调民主理想与现代经济生活现实这一问题，找到一项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他仅仅是重申了这一问题，然后将其用大写的字母蚀刻于美丽的画面之上。

“管理体系，它包含差异分析、资本预算、项目管理、绩效报酬以及战略规划等，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加里&#8226;哈默尔在2007年这样写道。他还认为，泰勒应该位列人类伟大的施恩者之中。彼得&#8226;德鲁克认为，管理的发明是一项史诗般的成就，以至于他试图将这一荣耀归为己有。1993年，德鲁克在为其1946年的著作《公司概念》所写的序言中，他声称，是他的这本书“将管理确定为一门学科，一项研究的领域，这一点已得到公认。”这两位以及大多数其他的管理思想家都认为，管理是一项发明，就如同电话是一项发明的道理一样。在他们看来，泰勒是一位坚强的先驱，就如同旋转拨号电话已经被按键式电话取代一样，他的工作已经被超越。

但并非如此。泰勒所发明的并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种宗教——它依然是泰勒当年创始的那般模样。如今的管理理论，正如类似加里&#8226;哈默尔这样的大师满口技术性言辞表明的那样，其所回应的希望与矛盾，和导致科学管理产生的那些希望与矛盾一模一样，因此它依然拜倒在泰勒创设的神像的脚下。

诚然，在泰勒之后，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原理一直在以许多方式演化和改良。例如，泰勒首先开创的成本会计方法，在如今的管理信息体系中已经发展成更加复杂的分析项目。在运营管理这项分支中（它是泰勒遗产的实践核心），不管是在规划、进度安排研究方面，还是在生产、供应以及分配活动控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运营管理研究者们据称已经校正了泰勒所用方法的错误之处，并且取得了不凡的、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

但是，新的成本会计方法在本质上仅仅是管理人员的新工具而已，就如同文字处理软件是作家的新工具一样。就此而言，电话也是管理人员的一种有用的工具，事实上它比大多数成本会计制度更加有用。运营研究的种种成就尽管十分显著，但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商业种类（主要是制造业和分销业）中有限的活动而已。运营管理至多是一般而言的商业管理这一主题的一小部分，其实它仅仅是泰勒在预言“彻底的心理革命”时所想的事物中的一小部分。

泰勒最总体的观点，甚至对非常平凡的任务进行缜密的定量分析，也会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达成我们的目标，它依然一如往昔地正确。但是，工厂中所有的冲突都仅仅是因为缺乏知识这个前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已。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如同在科学管理中一样，这个前提总会导致将解决管理当中问题这项单方面的责任分配至管理自身。它将管理权力的滥用简化为错误的技术，而不是错误的目的，工厂中不受遏制的权力便由此产生。

管理神像继续向商业教育施加最直接的影响。虽然由于泰勒这个名字与公众争议联系在一起，他和他的学说在商学院已经不受青睐，但是他最基本的思想，即商业管理是一门应用科学，依然是商学院创设的根基。例如，1959年，戈登和霍维尔就商业教育状况所做的一项非常有影响的报告呼吁，重新振兴商业教育的科学根基。在发现科学管理并没有神奇地解决人类合作的问题之后，泰勒的继承者们走向前台，呼唤更多的奇迹出现。

迷途知返的灵魂(1)

“马修，你的前途一片光明，”透过一缕缕灰色的烟雾，罗兰这样对我说。“我会给你充分的行动自由。”

在一张洒落着面包碎屑和微小的龙虾汤滴的桌子对面，罗兰谈论着他对我未来职业生涯的美好期许。他描绘了一幅有着巨大收益前景的﹑客户蜂拥而至的景象，还讲述了一些肯定会带来新鲜鲸油的攻击言论。其实就在那一刻，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一位令他满意的新人选，另一个乔，罗兰认为我应该去会会他。

在污浊的烟雾中，我笨拙地往后移了移身体，一边咳嗽，一边谈论着策略。我推测什么样的策略能够被乔接受，什么样的技巧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应该找哪些专家入场。对我来说，用这样的方式谈话已是小菜一碟。作为一名咨询师，我已经染上了谈话的习惯——只是谈谈，无穷无尽地谈话，只要能使交谈继续，无论谈及怎样的观点。我们说得越多，咨询费就越多。有时在我谈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灵魂出窍的感觉，似乎正在侃侃而谈的不是我，而是其他人。我的脑子似乎变成了一个吹风机：轻轻地启动开关，热风和噪音便从我的嘴中喷出，而我的其余部分已经远遁而去。

我做咨询师已经3年多了。在我当初接受这份工作时，我想这将是一个1年，至多是2年的学术假期，然后我便会追寻自己的事业，无论它究竟是什么。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断推迟着重返岸边的时间。部分原因是，至少依据通常的标准，我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我的薪水已经比开始的时候翻了一番，在我入行的第3个年头，我薪酬的增长幅度在公司可以说数一数二。同时，尽管我对我们的许多业务持怀疑态度，但我不能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完全没有经济价值。的确，我们大体上是一种充满官僚色彩的KD40技术分析指标的一种，KD指标的技术含义是“随机指数”(stochastics)，KD指标由K值和D值构成的。——编者注；但我推想，总得有人让机器运转。有时，推动我一直走下去的，正是这份工作的极其荒谬性。试图帮助一个年龄是你两倍的人士，应对一个你只是在飞机上粗略地阅读了一下的问题，的确具有挑战性。

我也对我的同事产生了好感，他们中有很多和我一样，都被这样的咨询经历搞得迷失了方向。就总体而言，他们是我所遇到的一些最奇妙、最有趣的人士。从对他们变化和成长的观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共事过的那位音乐家，用他的咨询工作所得购买了一套顶级录音设备。为了能够全身心地探寻音乐之神的奥秘，他最终下定决心放弃对金钱的追逐。那位赛车发烧友在选定他的德国女友之后，就搬到德国去了，在那里，他可以驾驶他的赛车在高速公路上任意驰骋，再也不用担心超速罚单了。那位瘦骨嶙峋的物理学家最终则成为一位比较成功的商人。

然而，我和罗兰谈得越多，我越觉得心神不安。当我凝视未来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无止境的、由牛排和龙虾组成的列队，以及一排排一眼望不到头的法国名酒酒瓶。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我通常吃的是那种让人渴望稀粥的英国饭菜。如今，我已养成了用一张在世界上最好的酒店和餐厅畅通无阻的信用卡任意消费的习惯，这种令我上瘾的状况让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在我的脑海深处，我知道某个人正在买单，但是感觉上好像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迷途知返的灵魂(2)

在那段时间，我无家可归。当我在纽约的公寓租期终结之后，我并没有劳神去找一家新公寓。我将我的财物寄存在朋友和亲戚那里，然后便从一家酒店飞往另一家酒店。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支付房租了。当然，我之所以没有家，是因为我没有生活。除了有时给已经疏远的朋友打打电话，我与人几乎所有的交往都与工作有某种联系。甚至我的假期也与工作融为一体。如果我在威尼斯度周末，这是因为我要在米兰参加一个商业会议。我已经演变成泰勒理想中的人物，一个纯经济的机器，只不过由于我昂贵的咨询服务，以及在豪华旅行中肆意挥霍的花费，我变成了一位毫无效率的效率专家，一位对经济美德拙劣的模仿者。

我的这份咨询师工作，就是要将这种荒诞且错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委托组织中的施密特和他的同事。我不会要求委托人的员工做我自己不做的事情，虽然我的确希望他们少花些钱来完成。咨询师是公司世界中的禁卫军，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们过去常常从他们敌人的家园中抢夺一些少年儿童，然后将他们与社会的其余部分隔离，放在一起抚养，并给予他们价值不菲的补偿金，以换取他们对王位的绝对忠诚。事实证明，这也是培养咨询师的一种不错的方法。

我意识到我已经步入了咨询生活这个自命清高（或许是邪恶）的圈子。通过自我选择，为委托组织提供咨询是一个比一家典型的公司更加机能失调的过程。结果是，咨询师的种种建议和计划往往以比通常更高的频率失败。毫无意义的努力的重复使用，让咨询师对人类的状况产生了一种卑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与正在进行的根除计划结合在一起，反过来使得咨询师特别擅长他们的主要任务，即严厉指责机能失调组织内的人士。

罗兰很清楚这一切。他是一位能安然面对自己处境的部落首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对他很尊敬。他知道，杀戮总是鲸鱼故事的高潮部分。但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的雇员却并不一样，他们开始让我感到气愤。当他们鹦鹉学舌一般重复他们听到的某个童话故事，或者对某个聪明的分析技术发出由衷的赞赏时，我真的很想将他们一脚踢到楼下。他们所讲的美妙的故事似乎是有意拒绝承认我们成功的掠夺性根基。他们令人恼怒地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特权，似乎错把自己生来的好运当成了世界自身的完美。

“你在这家公司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罗兰向我保证。“你已经具备了观察大局的眼光。”他展开双臂，似乎是在勾勒他不断扩大的腰围的发展趋势。

我瞄了瞄自己的腹部，又一次感到恐惧。我的肚子正在演变成一个小型保龄球。我生平第一次发胖，想当初，我还是研究生院三人皮划艇中自豪的一员。我自己的道林&#8226;格雷（Dorian Gray）画像正在变成现实。我意识到，再过7年，我也会成为罗兰那副模样。我将变成南瓜那样大的吹风机，找不到关闭的开关在何处。

我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了。

当安德鲁&#8226;卡内基到了33岁这个成熟的年龄时，他给自己写了一封信，宣称：“如果再继续整日埋头料理生意，总是想着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更多的钱，肯定会让我完全康复的希望破灭。我将在35岁时不再参与生意上的事务。”当然，卡内基后来还是照做不误，成为钢铁业的一位超级富豪。我28岁了，感到自己特别堕落，成为大富翁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是为了早日退休，我十分渴望放弃这个成为一名薪酬丰厚的公司器具的机会。

在我与罗兰那次共聚午餐的几个月之后，我呈交了辞职信，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并且坚信我再也不会从事管理咨询这项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