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五万年中国简史（上册）

五万年中国简史（下册）

作者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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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阵容

导言 中国的诞生：第一批智人踏上中华大地(从5万年前开始讲起)

01 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

02 你的身体里流着谁的血

03 “长江”的名字来源于东南亚的语言

04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时仅指中原一带

05 由北到南：华夏文明如何覆盖到南方

06 避乱江南：你的祖籍是哪里

07 胡、汉文化的融合：北方王朝如何进行统治

08 后来居上：南方的“逆袭”

09 从东到西：“大中国”形成了

第一章 先秦：中华文明的气质来源(公元前10000—前221年)

01 河曲支流上诞生的中华文明

02 自然气候催生出的龙凤符号

03 国家起源：神权与君权的合一

04 夏：连接传说和历史的时代

05 殷商：酒文化与人殉习俗

06 周人的天下观与天命观

07 如何对待战败者：来自西周的大智慧

08 建立在血缘基石上的封建制

09 同姓不婚其实是一种政治策略

10 西周——两千年礼乐文明的源头

11 西周的崩溃源于王室内部的经济危机

12 西周灭亡：一场错误婚姻导致的亡国惨剧

13 春秋大变局：礼崩乐坏，权力下移

14 管仲变法与齐桓公称霸

15 春秋五霸大事迹

16 吴越争霸：历史重心向东南倾斜

17 铁器、初税亩和“国人”权力的失落

18 战国五个阶段的搏杀史

19 战国大变法：人类群星闪耀时

20 秦国东进：挡不住的虎狼之势

21 秦王扫六合

22 秦始皇的难题：统一之后呢

第二章 秦汉帝国：中华帝国的框架(公元前221—189年)

01 大一统帝国是必然出现的吗

02 中国历史为什么跳不出改朝换代的怪圈

03 秦朝为什么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

04 儒家关于皇权传递的合理想象

05 “五蠹”与“七科谪”——什么职业会成为秦皇汉武的打击对象

06 宦官——皇权的寄生者

07 郡县制下的官吏考核

08 “李广难封”背后的汉代社会等级制度

09 “新郎”的来历和汉代官员选拔

10 造反者也是学习者：汉如何重走秦帝国的老路

11 王莽：葬送西汉的理想主义者

12 靠文书传递维系着的汉帝国

13 王昭君们：购买和平的代价

14 卫青霍去病：帝国的铁血青年

15 秦汉时代的工商文明：“千人大工厂”的出现

16 汉武帝：中国第一个“国企”的创造者

17 汉代农民竟然比明清农民更富有

18 远去的战国——游侠时代的结束

19 “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家垄断了教育资源

20 中国古代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东汉

21 告别山鬼——为什么美丽的传说越来越少

22 用皇权推动养老问题的大汉王朝

23 中国古代历史为什么走不出循环的死结

24 振大汉之天声：帝国的遗产与汉民族的诞生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民族与思想大融合(公元189—589年)

01 传说中的“黑暗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02 东汉末年分三国的深层原因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

03 二重君主制：“伯乐”和“老板”的矛盾

04 禅让：曹魏代汉的闹剧背后是什么

05 司马懿政变：比轮盘赌还冒险的孤注一掷

06 邓艾与钟会的悲剧：西晋政权的结构性矛盾

07 晋武帝司马炎：就让我任性一次

08 “最丑”皇后贾南风与八王之乱

09 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分裂的背后是民族融合的困境

10 长歌当哭：士族政治的僵化与衰落

11 有“胡”自远方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

12 魏晋南北朝与东罗马的文化交流

13 魏晋南北朝与萨珊波斯的文化交流

14 丝绸之路“掮客”——粟特人为何在中原做起了高官

15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来宗教——佛教与祅教

16 海陆交通的发展推动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17 中日奇缘：魏明帝赠给日本女王的百枚铜镜

18 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船就到过波斯湾

19 曾经强大的草原民族，他们去哪里了

导言 中国的诞生：第一批智人踏上中华大地(从5万年前开始讲起)

姚大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清华国学研究院特聘教授

民族史、蒙元史、边疆史专家

01 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

在本书的开始，我想谈谈中国起源、发育和壮大的时空节奏变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舞台，中国历史就是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来的一出又一出精彩绝伦的、长达数千年的戏剧。

但是数千年以来不断发生变化的，不光是舞台上演出的那些大局面和大走势，而且连作为舞台的中国本身也在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既然如此，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就应当先弄清楚“何为中国”的问题。所以作为这门课的一个引子，我先要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的时空范围是如何变化的。

中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今天这样大的。如果能把时间倒推三千多年，去问一问生活在那时的人们，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到底有多大，答案一定会大大出乎你的意料。最初的“中国”，画到今天中国的地图上，只是一个点而已。所以中国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大的。尽管我们今天追溯祖国历史的时候，必须以当代中国的疆域作为它的空间范围，但是今天的这条边界线其实并不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

传统时代称为“中国”的一系列王朝政权，绝大多数都不如今天中国那样幅员广阔。那么中国到底是如何越变越大的？笼统地讲，中国的发育和壮大，是在一种迭经转换的时空节奏中实现的。它可以被概括在自南向北、由北到南，再从东往西这样三个语词之中。三个语词，分别标志了三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

其中自南向北的阶段长达四五万年，然后是由北到南的阶段，有三千年，最后是从东往西的阶段，有一千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变化节奏——越是靠近现代就变得越快。

现在就从最早也最为漫长的那个时段讲起。所谓自南向北，是指绝大部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分成不多的几批人群，先后从东南亚进入今天中国境内，并且在寻找生存空间的艰苦探索中，朝着各个可能的方向挺进，逐渐自南向北扩散到中国全境的那个过程。它发生在从公元前四五万年直到公元前两千年这样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

我这么说，可能会让不少人不以为然，或者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会问，根据我们以前读过的教科书，中国境内不是有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70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等古人类吗？你怎么能说我们的祖先人群进入中国最多只有四五万年的时间呢？这不是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下子砍掉一百五六十万年吗？

当然，如果说中国的历史要从中国这片大地上出现人类讲起，那么中国史确实应当从元谋人、蓝田人开篇。但是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的祖先，与全球现代人共同的祖先人群之间，早在大约180万年前，就在物种演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了。所以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如果我们想追溯的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历史，那么它就真的只能有四五万年可说。当然四五万年也已经足够漫长了!

这也就是说，四五万年之前，中国大地上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全部史前文化以及部分晚期石器文化的创造者们，其实是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他们比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更早生活在这里。所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重大变局，实际上正应该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取代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那段神秘的故事。

四五万年前进入中国的我们的祖先，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属于大约7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的后裔人群。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全球现代人类都源于这一支现代智人，它们是罗德西亚人的后裔。不过走出非洲的还不止这一支人类。

我们刚刚提到，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早期人类的祖先直立人，在大约200万年前就已经走出过非洲，不过他们的后代在最近30万年前都已灭绝了。产生出罗德西亚人的祖先海德堡人，形成于100多万年以前，他们后裔中的一支，在80万年前也曾经走出非洲，然后在约50万年前分离并且逐渐演化为智人的另外两个亚种，又称为早期智人，那就是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两者都曾与现代人共存于世直到三四万年前，并且相互间有过生殖的交流。所以我们现代人体内除了罗德西亚人的基因以外，还有少部分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现在有“智人三分”的说法，就是指现代人的直系祖先罗德西亚人，以及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三者而言。甚至在罗德西亚人的后裔中，也有比今天人类的直系祖先更早走出非洲的。他们至少在西距地中海三公里的以色列境内的斯库尔洞穴留下了他们的遗迹，时间大概是10万年以前。他们后来似乎也灭绝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今日人类的直系祖先走出非洲的故事。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们并不是唯一走出非洲的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共同祖先，曾先于我们的祖先，在80万年前就走出了非洲。比他们更早走出来的，有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直立人，时间约在190万年之前。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则是在距今20万年前，在非洲大陆演化为现代智人的。而他们走出非洲，则是在大约7万年前。

6万年前，他们已经沿印度洋海岸线和东南亚到达澳大利亚，现在一般称他们为早亚洲人，因为他们比进入亚洲的后一批现代人要早上2万年。早亚洲人里滞留在东南亚的部分，后来又从东南亚进入东亚。

约4万年前，在晚亚洲人出发东行之时，现代人祖先人群从中东到达欧洲。另外，从中东向北行进的人群中，有一支折朝东北方向迁徙，在1万年前到达北美洲和南美洲。今天的人如果要这样走，就必须渡过白令海峡。可在那时候，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地，还没有被海水淹没。最初历尽千辛万苦而得以踏上美洲土地的现代人的先祖很可能不超过200个人。

就是这样，再加上留在非洲的与我们共祖的人群，也就是今天的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的祖先，除南极之外的全球各大洲就都被现代人占满了。

最早进入今天中国境内的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属于从早亚洲人中分离出来的人群。在四五万年前，他们辗转踏进中国的土地，在后来说蒙古语和属于通古斯语系各种语言的人群中，留下了来自他们的较多血脉。所谓通古斯语系是指流行在今天东北和俄罗斯的鄂温克语、鄂伦春语、乌德盖语、满语、赫哲语，乃至已经消亡的女真语等各种语言。

此后下一次从西亚进入东亚的人群迁移，发生在4万年前，所以称他们为晚亚洲人。他们是横穿印巴次大陆[1]的北部，在3万多年前到达东南亚的。这批人中的一部分，在盛冰期，也就是2.5万～1.5万年前之间的一个最寒冷的时期，从南方进入今中国境内，又随着盛冰期的结束和冰川的消退而自南向北迁徙，逐渐分布到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可以说，晚亚洲人充当了塑造上古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面貌的主角。此外，在亚洲北部，自南向北扩散的东亚人群，与从中东向西伯利亚扩散的西方人群相融合。而在中亚，新疆成为东西方人口迁徙运动的交会地区。一方面有东亚人群的西去，另一方面又有西部欧亚人群的东来。这些也对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

到现在为止，想来我已经说清楚了，中国现代人的直系祖先们是在何时以及如何从外部世界走进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的。我猜想，一定会有为数不少的朋友心里有点纳闷：你说的这些关于早期人类起源和他们在全球漫游的信息，又是从哪里获得的？

02 你的身体里流着谁的血

现在我们要对前面讲过的内容做一点带注释性质的补充，但是这可能会使读者失去某些耐心，所以我想把它们变换成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一点：早期人类是如何发现到达全球的那些迁徙路线的？前面提到过早亚洲人，也就是大约7万年前向东进发的那批现代智人，是一直沿着海岸行走的。从我们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原始人类的生存能力还极端低下，而在浅海附近，他们最容易获得动物蛋白的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在以采集、狩猎等攫取型经济来维持生计的时代，定居的大型人群将会很快因为四周生活资源的枯竭而陷入绝境。所以早期人类不得不分解成比较小的群体，在盲目地向外围世界不断离散和移动的过程中，去寻找各自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明确目标的漫游中，绝大多数群体由于遭遇这样那样的自然障碍，比如各种地理上的天险、瘟疫的袭击，以及其他的突发性灾难等，而归于灭亡。

只有一道接一道地通过了“瓶颈”压缩的少数幸运者群体，才得以继续生存。由这些幸运者群体无数次的偶然选择所连接起来的浪迹天涯的脚印，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迁徙路线”。换句话说，这些所谓“路线”并不是出于早期人类的主动设计，而是他们以数不清的生命作为代价，去“试错”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有关人类起源和原始人群向全球迁徙的这么多信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对生命科学研究者以外的其他人来说，至今还带有某种颠覆性的知识，主要来自分子生物学(也有人称之为“分子人类学”)在最近三四十年里面迅速发展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教科书里，仅“人类”一个物种单独占据着动物遗传谱系里“人科”的位置，高居在“猩猩科”之上，但分子生物学完全改变了这一认识。原来属于“猩猩科”的黑猩猩、大猩猩等三个物种，今天已经完全被归入“人科”。

而与我们现在的讨论关系更密切的是，人们曾经普遍相信，现代人进入东亚的路径，是从西面先到达亚洲北部，然后再从北向南散布到东亚各地的。但是由分子生物学提供的信息，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现代人类是从南方进入东亚的。

分子生物学所关心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在分子水平上考察和研究人类起源，以及不同人群间分化和融合的机理和历史。这里所谓分子水平，是针对男性人体细胞核内第23对染色体中的一条Y染色体上那一丝DNA而言。因为它就是由一个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一个长串复合分子构成的。如果把它拉长，可以有两米长，上面大约有6000万个碱基对，也就是基因片段。在父亲遗传给儿子的Y染色体的有些区段，基因片段的排列会因为Y染色体与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的结合，而发生序列重组。但是Y染色体上有3000万个基因片段，是位于非重组区段的。

在从父亲到儿子的世代传递中，位于非重组区段的这3000万个基因片段，除每代平均有一个会发生随机突变外，都会以相同的编排序列，完整地由父代遗传给子代。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基因突变也会一代接一代地遗传下去。因此如果样本齐全，根据这个区段上基因片段的排列，就不难把出于同一个父系的所有后裔成员编入一个血缘谱系之内。同样，人类细胞内的线粒体基因片段[2]，也可以由母亲完整地遗传给女儿，所以从线粒体DNA可以追溯一个女人的母系血缘关系。

有关人类DNA研究的突破，先是出现在对线粒体DNA的研究方面。20世纪70年代，全人类女性都出自一位非洲夏娃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然而这项研究中的某些疏漏之处，引发了针对它的暴风骤雨一样的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检测技术的显著进步，不甘心的研究人员们重新振作起来，并且把考察对象更多地聚焦到Y染色体DNA上面。

现代人类是某一个非洲夏娃与某一个非洲亚当的集体后裔，对这一见解现在已经很少有行内人再会提出疑问了。一种似乎导向死胡同的研究路径，在经历一番柳暗花明的转折之后，重见天日。基因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性的例证。

Y染色体DNA不仅可以用来追溯个体的父系血谱，也可以用来检测各个大型人群的独特遗传结构。不仅如此，对拥有各自特定遗传结构的不同人群之间分化和融合的相互关系，以及它的历史过程的探查，现在也有了可能。

早期人类从祖先群体中离散开来，四处游走，再加上他们因为一再遭遇各种自然与社会性的灾难，而发生群内人口严重耗损的所谓“瓶颈效应”[3]，都必然会导致祖先人群原先拥有的相当一部分根部基因变异在群体各个分支中丧失，尽管每个分离人群的下游基因变异可能在持续增加。因此，具有同祖亲缘联系的各人类群体的根部基因变异最丰富的所在地，便是那一系列同祖人群起源的地方。这就是论证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基本原理。研究线粒体DNA和常染色体DNA，对于揭示上述秘密，也可以发挥各自特殊的功用。

人身上的不同基因突变对后代产生的影响也非常不同。一方面，每个人群都会在一些特别时段生成若干对本群体父系遗传贡献非常之大的个体，从而把属于他们的基因突变传递给这个人群中占很大比例的后代成员。

另一方面，部分基因突变从人类生命史中被“抹去”，也不只发生在远古时代。没有生育或者没有生育男性后裔者的基因突变，也容易随世代的更替而最终丢失。这种不断发生的基因突变遗失，有效地抑制了被传递下来的基因变异多样化的规模。有些研究揭示出，生活在不同时期的对现代人有直接遗传贡献的人，也就是得以把属于他们自身的基因突变一直保留到现代人基因组中的个体，包括非洲夏娃和非洲亚当在内，总数不过8.6万而已。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对于没有后代会产生一种深刻的焦虑。但是如果你发现人类绝大多数的个体实际上都没有能留下自己的直系后裔，你还会受这一类的焦虑的干扰吗？

好了，现在可以结束这个可能已过于枯燥的科普话题，接着讲述现代人在进入中国境内后如何四处迁徙的基本情况了。

最早大约4万年前进入中国的早亚洲人，其实至少有两支。其中携带D单倍型的一支，应当是在四五万年前从中国云南与缅甸交界处的山谷走廊进入中国的。这支人群在青藏高原的羌族和藏语系民族中留下了很稀薄的遗传成分。东南亚以及印度洋东部安达曼群岛上的尼格罗陀人，则是尚未进入中国的D单倍型人群的后裔，虽然在其中有些人群里，这些遗传成分几乎已经完全丢失。他们是中国古代小说描写的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短发卷曲，对主人忠心耿耿的“昆仑奴”的原型。

另一支携带C单倍群的早亚洲人，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沿东海与黄海海岸线北上，在1.5万年前抵达黑龙江南北，成为今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各族共同祖先人群中最古老遗传成分的贡献者。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祖先人群的最早分化就发生在此之后。

与早亚洲人一样，晚亚洲人也是分别从滇缅走廊和今天两广的陆海边界入境的，时间大约在2万年前。他们的染色体类型中最突出的是O型，还有少量的N型乃至更稀少的Q型和R型。今天靠近中国边界的东南亚邻国人口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极可能源于已经进入中国，在人口膨胀后又重新溢出今中国版图的晚亚洲人。

从两广的陆海边境进来的那批晚亚洲人，是后来构成壮侗语系各民族，例如壮族、侗族、傣族、水族等族的最古老的祖先人群，他们恐怕是从上古直到秦汉记载中经常提到的“百越”的主要成分。直到东汉时，从今天的越南北部，北至杭州湾，仍然“百越杂处”，分布着骆越、夔越、夷越、瓯越、闽越、于越、南越、扬越、大越、山越等名目繁多的越人。他们未必都是同一种人，未必说同一种语言，但其中一定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壮侗语人群。

春秋后期，在江汉流域仍然有不少壮侗语人群的分布。两汉之际的刘向，在《说苑》这部书里采用两种方式记录了一首《越人歌》[4]，一种是它的汉语翻译，另一种方式则是借用汉字来记录《越人歌》的本来语音，类似于有些小朋友用“古特毛宁”四个字来记录英语“早上好”的发音。今天研究壮侗语的专家，可以毫无困难地借当代壮、侗语的知识，对汉代用汉字记音的文本从事试读。他们通过这个方式翻译出来的文本，所表达的意思与刘向记录的汉译本十分贴近。虽然刘向记录的译文可能因为深受汉代流行的楚辞风格影响，而已经变得“宛若楚辞”。

这个例证非常生动地表明，所谓“越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说的是属于壮侗语族的古代语言。他们沿海岸北上，走得非常之远。活动在上古中国北方的“东夷”中，可能还有他们的后裔，甚至主要就是由他们的后裔构成的。

如上所述，从两广陆海边境和从滇缅走廊进入中国的晚亚洲人，同样在南部中国后来的人口史和民族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对华北来说，后一批人群，也就是从滇缅走廊北上的晚亚洲人的影响，相比而言就要大得多了。

03 “长江”的名字来源于东南亚的语言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从滇缅走廊，也就是从今天的云南省和缅甸交界地区进入中国的晚亚洲人。当然在他们不停迁徙的路上，也总会有些人不时地就地停下来，不再跟随同伴继续往前走。

沿滇缅走廊北进的人群中最早沉淀在西南中国的部分，后来演化为说孟-高棉语[5]的各个人群。历史上所谓的“百濮”[6]，其主体可能就由他们构成。顾名思义，我们不难想象，现代说孟-高棉语的民族，就应该包括高棉人，也就是柬埔寨人，以及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孟人。

古代孟人的分布空间后来受到从北方南下的缅人的严重挤压。后者属于藏人的亲缘人群，在语言上同属于藏-缅语族。越南语也属于孟-高棉语族。如今在中国境内，只有在云南边界还生活着三个人口极少的孟-高棉语民族，即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但在古代，孟-高棉语人群在中国的分布，还可能从西南地区大规模地向外扩展。

就像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当原先居住在华北的上古时期的汉语祖先人群，沿着汉水到达长江，并且入乡问俗，向当地的土著询问如何称呼长江时，当地人回答他们说，它叫krong。这个词在孟-高棉语里的意思就是大河流，南下的汉语祖先人群把它误解为长江的专名，用“江”这个汉字来记录krong的发音。

上古汉语里是存在着诸如kr-、pl-等双声母的，也就是字头辅音包含两个辅音的元素。“江”字就是以kr-为首辅音的双声母字，所以正好用它来记录外来名词krong的读音。汉语里的“江”就这样变成长江的专名。只是到后来，它变得可兼指流入长江的大支流，再转义为可以泛指一般大河流的普通名词；而它的读音则从最先的krong演变为kjang，而后随16或者17世纪的汉语新产生出j-、q-、x-三个辅音，最终演变为今天普通话里的jiang。

“江”从土语中泛指大河流转义为汉语中对一条大河流的专称，与到达南美的欧洲人把印第安语里泛指大河的普通名词“密西西比”误解为今天密西西比河的专名，道理完全相同。另外据文献记载，中国南方当时有人称死亡为“札”，孟-高棉语就把“死”叫作chad。而“札”在古汉语里是一个带尾辅音-t的收声字，所以用来记录chad的读音也正好。可见孟-高棉语人群在上古中国的南部呈大面积分布的状态。

这一批晚亚洲人当然没有全体止步在中国的西南一角。其中折向东偏北继续前行者，在今天华中地区发展成说苗、瑶语的各支人群，是今天湖北、湖南地区苗族、瑶族等人群的祖先。而从继续朝着大体上正北的方向前行的那部分群体里，最终分化出占今天中国人口90%之多的最大民族，也就是汉族的祖先人群。

由南向北穿越四川盆地的晚亚洲人，看来在翻越秦岭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拓展，一路分布到太行山的东麓。这部分人曾经说一种原始汉藏共同语。在公元前大约40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6000年前，他们又分化为说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共同语的两群人。

这也就是说，几乎囊括今河南、山西和陕西省范围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其创造者很可能是原始汉藏共同语的人群。在仰韶文化形成发育约千年之后，共同创造了这一文化的人们开始分化成两个分别说原始汉语与说原始藏缅共同语的人群。造成这一分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身处仰韶文化西部边缘的一部分人，因生态环境不宜于进一步的农业开发，而选择把原来从事的农业和流动畜牧混合经济逐步推向专门化流动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因此逐步从他们原先的居地迁往更西更南的宜牧地区。中国学者新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综合分子生物学、考古和语言史领域的研究，把上述分化的年代定位于5900年前。由此可见，继碳十四测定技术的发明之后，基因研究对于推动第二次“考古学革命”起到了何等重大的作用。

与上述过程同时，位于西进人群之东的仰韶人，不但与它更东面的其他人群发生频繁密切的交往，还在西面逐步占据了由于原始藏缅共同语人群的向西退却而留出来的旧地盘。而原始汉语就是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的。

研究汉语史的人早就认定，汉语和藏语起源于同一种远古的共同语言。证据实在太多了，现在只举一个同源词作为例证。古藏语“鱼鳞”“盾甲”读作khrab，上古汉语里把“甲”读作khrap，这两者是千真万确的同源词。只不过“甲”的读音在汉语复声母分化后变成kjap。入派三声后变成kja，然后在汉语首辅音j-、q-、x-产生后，变成它今天的语音jia。经历此种复杂音变后，一般人很难再从语音角度直接感知两者之间的同源性。现在分子生物学以基因为根据，推断汉藏两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人群。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结论，恰好可以在这里互相印证。

除了上面提到的汉藏共同语人群以外，活动在河西走廊到今新疆一带的，主要是从更西面的中亚地区迁移进来的若干支印欧语系的人群。不过他们的历史大概超不过4000年，远远不及活动在东亚的人群那样久远。从东亚也有人往西一直走到那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被吸纳进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印欧语人群之中去了。

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印欧语人群的起源地在黑海和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区，原始印欧语人群的最初一波扩张，可以粗分为三支，分别到达西欧、今天土耳其所在的小亚，以及东部哈萨克斯坦草原和阿尔泰山—萨彦岭山地。

上述第三支人群在4000年前移居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各个绿洲，他们所说的语言被后人称为“吐火罗语”，是著名学者季羡林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们一直在该地生活到公元9世纪，被在那里建立统治的回鹘人，也就是维吾尔族人征服，并且最终淹没在其语言归属于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人里面。

天山以北和塔里木盆地西部，也被从西方进入的东伊朗语人群所占据，分别是游牧的月氏人和靠绿洲农业以及过境贸易为生的于阗塞人。于阗塞人大致与吐火罗人同时被它西面的邻国喀喇汗王朝征服，并且也很快融合进突厥语人群之中。

在今天中国境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克尔克孜、撒拉等六个讲突厥语族诸语的民族。原始突厥语人群的起源地应该是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从遗传结构上看，这个人群中除有O、C等源于东亚和东北亚的染色体基因成分外，还含有在印欧语人群中高频分布的父系单倍型R1a1。因此，原始突厥语人群与原蒙古语和原始通古斯语人群，不像是从同一个祖先人群分化出来的。过去学术界曾经把这三个语族合称为“阿尔泰语系”，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语系是否成立，遭到越来越多专家的怀疑。

本世纪初，一位博学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出版了三卷本的巨著《阿尔泰诸语辞源学词典》。但是另一个以分析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分而享誉全球的德国语言学家在对这本书的书评里指出：读完这本试图肯定阿尔泰语系身份的书以后，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成立。语言学和分子生物学又一次以各自不同的切入路径，达成了彼此非常接近的认识。

好，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中国境内讲各个主要语系属下各种语言的上古人群。但说到这里为止，“中国”其实还没有出现。然而由于上古人群付出了成千上万年的、自南向北逐渐打开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中国”很快就要从一片混沌的东亚大陆上逐渐浮现它的身影了。

04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时仅指中原一带

也许会有不少人，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就只是一部汉民族史，最多再加上四周许多边边角角的所谓“落后文化”，它们都满怀崇拜地围着汉文明团团转。带着如此印象的人，读了前面几节后，一定会有点吃惊。中国历史其实远远不只是汉人的历史，而必须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例如，它必须包括在新疆那一大块中国领土上，曾经存在过的说印欧语的不同人群的历史与文化。有人这样描写新疆当年的人群、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

“塔里木盆地早期文献所反映的社会、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其复杂程度可以与我们今天在一个国际枢纽空港所看到的情况相比。

“沙漠极有利于保存干尸、干尸上的衣着、其他随葬物品，以及书写在石头、木片、皮革、纸张之上的数不清的文献。20世纪早期，一个前往塔里木盆地的德国探险队，带回来17种不同语言的文本。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于公元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领略上述那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一个最常见的来自西方的商人，他在家里说的应该是粟特语；在他曾到访过的佛教寺院里，经文可能是混合梵语的，而日常用语则是吐火罗语；如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达和田，他或许需要用和田塞语从事交流；如果他在那里遭遇来自南边的劫掠，他就必须说吐蕃语以求从对方手中解脱，或者祈求被说汉语的军队解救；他甚至会突然碰到一名买卖羊群的说现代波斯语的犹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转变的风向，他还会让他的儿子花点时间学习回鹘语——一个重要的突厥语部族的语言。这个部族将在公元9世纪君临塔里木，变成下一个支配该地的民族和语言群体”。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以上所提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讲授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才需要介绍的内容。

前面几节已经相当全面地描述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从南方北上，分布到这片极其广袤的土地之上。且走且住的漂泊生活，把他们所创造和继承的叫作“文化”的各种遗物、遗迹、遗址，留在难以数得清的地方。

非常关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晚年回国时总带着一张描图纸，上面是由他本人手描的一幅中国地图，标注了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的所有地点。他曾把这张图展示给我看，激动地说：“你看，黄河流域已经被画得密密麻麻了!”何炳棣特别在意华北的新石器文化，他称那里是“中国文明的摇篮”。

事实上，最近40年的考古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是新石器文化在全国各地如同“满天星斗”一样全面繁荣的局面。它记录的正是从现代人在四五万年前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经过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000—前3500年，再到公元前20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结束之时，我们的祖先自南向北开发中国大地的辉煌成果。

但是直到自南向北阶段的结束，“中国”这个舞台仍然没有被搭建起来。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历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随着华北在“满天星斗”的局面中突起，中国发育的时空节奏也就由自南向北转变为由北到南。“中国”的出现就在这个阶段的第一个千纪，也就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下半段。

代表了中国考据学全盛时代的乾嘉学派，有一个基本学术主张，叫“循名责实”，也就是根据对事物的命名，去追寻它的实质意义。既然出现了“中国”，那就让我们先从“中国”这个名称的意义入手，导出下面对“由北到南”和“从东往西”这两个阶段的讨论。

“中国”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曾先后有过五层意思。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初叶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铭文记录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且让我安顿在这个称为中国的地方。周武王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了，但至少这个名称在周成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流行了。这里的“中国”是指今天的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大体上与后来把那一带视为“土中”，也就是天下中心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国”的第一层含义。

中国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大约包括今天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但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要靠做概念的减法推演出来。什么叫概念上的减法呢？就是看看古人把哪些地区排除在“中国”的范围内，通过减掉这些地区，反推出当时古人认为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范围。

荀子说，战国时候的秦，“威动海内，必将危害中国”；韩非说，中国的君主们都知道，南方的越国越是富强，对中国就越不利。从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包含秦和越两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处于今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秦国和处于今天浙江省地区的越国，还不算在中国的范围之内。不只如此，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也不包括吴、楚在内，也就是不包括广大的长江以南地区。

《汉书》记载，刘邦股部的左侧有72颗黑子，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在皮肤上的痣。唐朝人颜师古在这里注释说，所谓黑子，在中国都称为黡子；而吴、楚的民间，把它称为“誌”。“誌”也就是“记”的意思，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把“痣”叫作“记”。所以秦、越、吴、楚，都曾在“中国”的范围之外。可见这个“中国”，仅指中原而言，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那个地区。

中国的第三层含义，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列举天下的八座名山，说它们“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位于关中的华山被列入“中国”之内，可见司马迁所说的中国，也就是距今2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所理解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部包含在中间。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了第四层含义，也就是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王朝。在后来，甚至也可以指立国于南方的中央王朝，比如说建都南京的东晋、建都杭州的南宋所曾经控制的全部版图。当“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时，它当然就经常会远远地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天的广东、云南，但是正如我们稍后将会说到的，直到那时候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根本不是讲汉语的人群。

“中国”的第五层含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以及他们的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的地域。

万斯同主编的《明史稿》，在讲述云南各个土司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大体说起来各个非汉族的人群的风俗与中国大不一样。)明代的云南早已经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所以很清楚，这里的“中国”是指有别于当地各种土著人群的汉族和汉文化的地区。

清代探测长江上游水系，说它“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这是说长江源头是在西番，也就是西藏，几经回转与曲折而流入中国。关于黄河的河源，清人又说，“蒙古谓之敖敦塔拉，西番谓之索罗木，中华谓之星宿海”。敖敦塔拉即oto-un tala，翻译成汉文，意思是星星川，汉语星宿海之名即源此。青藏高原本来就在清版图，也就是第四层意义上的“中国”之内。所以这里在有别于“西番”“蒙古”意义上所使用的中国、中华，仅是指汉族、汉文明地区而言。

“中国”的最后那两层含义，就是一个统一帝国的全部版图，以及这个帝国内部的汉文明所覆盖的地区，这两层含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实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地拥有两个互相有联系但又绝对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这个词起源于汉文明，所以满语里面的“中国”(tulimbai gurun)源于汉语“中国”的意译，如果要把它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居中之国”；蒙古语的“中国”叫dumdatu ulus，是从满语再转译过去的。中国在藏语里就叫krong-go，维吾尔语里叫jung-guk，一听就知道它们都是汉语“中国”的音译。但到两千多年后的清朝统治下，起源于汉文明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版图极其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远远超越了最初哺育过它的汉文明的地域范围。

所以中国的扩大，既是诸夏或者华夏逐渐拓展它的生存空间的过程，更是中国超越华夏的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大中国”的过程。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塑造“中国”的时空节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正像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在新石器时代以及铜器和石器并用的时代，史前文化是以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形式，像“满天星斗”一样散布在今天中国范围的地域内的。而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华北地区的人群从遍地开花的史前文化中突围出来，率先跨过文明的门槛，进入缔造早期国家的历史轨道。

一个已经拥有国家机器的人群——哪怕在很长时期内，那还只是一种非常初级的国家机器——相对于还处于“前国家”的组织状态中的周围人群，在调动和利用物质以及人力资源方面，当然就会占尽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都日益超越中国其他地方的华北人群，开始向南拓展自己的控制与影响，于是改变了中国时空进程的方向与节拍。它的特征可以用“由北到南”这个词来加以概括，与此前数万年间“自南向北”的态势刚好相反。

这个以“由北到南”为特征的时空发展阶段，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结束于13世纪初叶，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前后一共经历3200多年。它可以再细分为三个时间段来讲。

第一个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代。经过1000多年的发育，一个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人群，在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的西周后期已基本形成。此后不久，它就开始拥有最初的自称，也就是“诸夏”或“诸华”。到公元前500年前后，华北核心地区已经见不到“非我族类”，也就是非“诸夏”的各种人群。这就是说，诸夏已经在华北形成独大的局面。

“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是从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也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到东晋建立，经历了800多年的时间。这时候，诸夏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势能，逐步加快了向南方的长江流域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过程。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尤其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以长江流域作为立国根本，对诸夏文化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国渗透，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由北到南”的时空变迁阶段的最后一阶段，从公元310年代持续到1200年代，相当于东晋年间直到宋金对峙的900年那一段，通过三次基本上是被动的大规模的向南方移民运动，汉文明完成了对南部中国的全覆盖以及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华北向南方的转移。

南宋王朝和金王朝都自称“中国”，可是查一查历史地图就不难知道，占据今天中国版图一半以上的辽阔的西部地区，并不在当时中国的范围之内。相对于由元朝和清朝建立的中国而言，那还只能算是“小中国”。而从“小中国”转化成一个“大中国”的变迁，那是在1200—1910年代的700多年里实现的。在这700多年里，中国发展的时空变迁又改换了它的节奏，而将以“从东往西”作为它的特征。

现在我们需要把思路从上面这个提纲挈领式的“预告”，转回“华北突起”的话题上来。所谓“华北突起”，指的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华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渐被整合为一体的同时，超越全国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门槛，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

“华北突起”的第一个表现是在“三代”，也就是夏、商、西周三个人群的先后推动下，华北的政治组织经历了从早期国家到相当完备的国家形态的演化。

它的第二个表现是，从大约西周中晚期，也就是从西周共和与宣王中兴时代起，经过之前1000多年的互相征服、共处与互动，源于夏、商、西周的不同人群及其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终于形成了同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大型人群。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汉民族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的诞生，最早可以推到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再往前推，虽然已存在“夏人”“商人”“周人”等，但还不能说他们是已经形成了拥有相同文化的同一个人群。而现在，属于这个汉族前身的人群所共有的文化被创建出来了。

它的主要成分，只能举几个重要的来说说。第一，在这个时代早期汉语已经形成了。第二，记录这种语言的书写系统，甲骨文和金文，也就是铭刻在早先卜骨与此时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已经形成了。第三，一种典型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块范浇铸技术也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商代晚期，以及东周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往往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第四，国家的典礼形式，也就是西周创建的礼乐制度形成了。第五，天文历法形成了。这个历法，俗称农历，也被称为夏历，是一个结合太阳运行和月亮运行周期的历法。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民间还在使用它。

“华北突起”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经过整合的汉语人群在春秋前叶，或者至少是到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已经拥有了明确的名称，那就是“诸夏”，也有称为“诸华”的。你看“华夏”之名虽然晚出，但其实早已经隐含在“诸夏”与“诸华”的名称之中了。这里的“诸”字之义与“诸位”的“诸”相同，表达一个复数的概念。“夏”和“华”为什么都要使用复数形式呢？

意思是“夏”或者“华”，作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人群，是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政体构成的。因为直到西周为止，专制君主官僚制还没被发明出来。所谓专制君主官僚制，要到战国的后期才出现，在秦汉获得确立和巩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一个权力中心才可能通过增加官僚的层级，不断扩大它的控制幅度。所以在这之前的统治者只有通过分封体系来瓜分他们手里的统治权力。商王和周天子都只是成百上千个各自为政的独立政体的盟主，而不是后世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中的皇帝。所以要用“诸”字来界定“夏”，或者“华”。自从秦统一以后，“天下”同归于大一统的帝国，“诸”字所表达的复数意义不再存在。所以从汉代开始，我们看到“华夏”的名称才逐渐流行。

“华北突起”的第四个表现是，随着诸夏人群的势力膨胀，原先与他们共存于华北核心地区的各种非诸夏人群，逐渐从他们原先的活动地盘上消失了。他们是以两种不同方式“消失”的，一是被融化在诸夏之中，而不再保持原有的不同文化；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持续的“夷夏”互动中，不断向华北核心地区的外围退却。

关于这个问题，拉铁摩尔有一段话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他指出，古代汉文献总是宣称，诸夏只在抵抗侵略和保卫自己文化时才从事战争，华夏与戎狄的战争都起因于戎狄的攻击。但这些说法传达给读者的，在拉铁摩尔看来，只是一种“肤浅的印象”。所谓戎狄入侵，事实上经常是他们被迫把较好的土地让一部分给汉族，而向另一部分汉族取得较贫瘠的土地，并且逐渐以这样的方式退到中原的边缘。

拉铁摩尔指出，在这个过程里，汉族所统治的土地无疑是在增加。这个过程是与中国封建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并行的。称霸的国家，就是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掠地最广的国家，他在这里指的实际上是秦和楚。所以到春秋、战国之交，华北已经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空间结构，也就是诸夏位于核心、夷狄位于外缘这样一种人群的分布格局。

《左传》记载孔子在公元前500年说过的一句话：“夷不乱华，裔不谋夏。”它分别把“华”与“夏”、“夷”与“裔”当作可以互相替换的等义词来对举。“裔”的意思是边缘，把“夷”与“裔”相对举，这就说明当时的夷狄已处在华北边缘区域了。

所以直到大约公元前第一千纪的中叶，我们终于可以明确地画出汉族的祖先群体，也就是诸夏人群所分布的地域范围了。采集于公元前11—前6世纪的《诗经·国风》部分，记载着当时在各地传唱的古汉语民歌。把产生这些民歌的地方标到地图上，就可以获得诸夏人群在当时的分布范围。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再加上以今陕西渭河盆地为核心的关中地区。

诸夏聚集地的南部边缘，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一线，再西面则以秦岭为界。这条界线，恰恰与中国南北分别以“江”或者以“河”来指代大水流的分界线相重叠。大家一定记得，“江”字被创造出来，最初是为了用来记录汉语外来词krong的读音。因此只有在南方，才用“江”字来指代长江以及其他的大水流。这与《诗经·国风》中根本没有南方民歌的记载恰好互相印证。可以看出，南方本不是诸夏的原始居住地。

说到这里，我们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分布广泛、数量繁多的中国史前文化，为什么会是在华北最早实现了走向文明的突破？

05 由北到南：华夏文明如何覆盖到南方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态环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面对南部中国多山、多树丛，沼泽、河流到处泛滥无常的自然环境，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原始农业人群，只能以很小的人口规模，分别长期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小块地域里。在那些地方，河里有鱼类和蚌类，丛林里有野菜、水果、鸟禽，生活资源相对丰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间，却极不容易。

而在华北的黄土地带，包括西部的黄土高原、东部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情况就正好相反。黄土地易于开垦，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须、也较容易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就极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内部，以及各人群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所以，与远古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华北地区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发展得更早，也发展得更快。

这种“北强南弱”的形势非常生动地反映在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记载中，那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他们两个，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而另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纪，他们都居住在当时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华北。

从华北俯瞰中国南方各种原住人群的时候，两人都用“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地势低湿，男子大多短寿早夭)来概括江淮以南的人类生存状态。他们写道，江南地广人稀，农夫放火烧田，再浇水浸泡焚烧杂草留下的灰烬，就地肥田，然后种稻。因为蔬果鱼虾富饶，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的百姓生性苟且、慵懒，既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也没有千金大富之家。可见明显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发生。

与此同时，当年中原的诸夏文明却早已呈现出一派发达成熟的形态。还是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在华北大小城市里，来来往往的行人拥挤到摩肩接踵的地步，把他们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连缀成一幅遮蔽太阳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群，个个行色匆匆，都在为夺利图财而争相奔走。

在这里我们看到，华北的史前文化最终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文明，最重要的牵引力不外以下几点：一是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的增强，二是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技术的发展，三是产品分配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讲完了“由北到南”的第一个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商、西周时代，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战国时代，华北在这个时期完成了超越中国其他地区各种史前文化的过程。

我们一定记得诸夏形成的黎明时期所创造的“中国”，这个时候依托着诸夏的发育也很快膨胀，从只能在地图上表现为一个点，而扩展到整个中原。到了由北到南的第二时段，也就是公元前500—310年代，“中国”就更快地从中原变成一个覆盖秦汉帝国全部版图的舞台。现在轮到诸夏借这个舞台来演出从华北走向南方的戏剧了。

诸夏进入南部中国的历史一定极其久远，比诸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还要早得多。西周时，吴国和楚国就已经立国于长江流域；但是直到春秋战国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诸夏文化共同体的范围。两国的王室虽然都声称自己是从北方南迁的，但楚王面对中原诸侯，仍然自称“蛮夷之君”，也就是说，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老百姓都是蛮夷。

无论他们真的是出于北方的移民，或者实际上是从文化上被诸夏融合的土著精英，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带有上古汉语方音特征的古吴语和古楚语，很早已经流行在这些地方的上层社会。屈原的楚辞写得那样优美，似乎不是一个把汉语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人能轻易做得到的。带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的楚辞，表明诸夏文化起码已经构成楚地精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对华夏文化在淮河—汉江—秦岭一线以南地区的传播，以及那里社会经济的开发，是一种极有力的促进。东汉在今杭州湾以南开凿的人工湖，即历史上有名的镜湖(又称鉴湖)、余杭的南湖，还有杭州湾南岸的人工运河，都极大地改良了那里的水利系统。当然，推进是逐步实现的。

与北方相比，秦汉对南部中国的控制仍然还未深入。秦以郡为单位来治理地方。过去有人统计过，秦设在淮河秦岭以北的郡的数目，是南方郡的数目的2.2倍。东汉在全国设置郡国共99个，其中位于南部中国的交州(相当于今天广西、广东省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以及荆、扬二州江南部分的只有15个。

西汉末年登记在籍的人口数，南北比例为1∶32。之所以有这样的南北差异，当然与那时候南部中国的人口本来就比北方要少得多有很大关系。但是另一个原因也值得指出来，那就是北部中国作为秦汉立国的基础所在，国家采取的是像铺地毯那样全方位展开的面的控制；而对南方的统治，根据当时的国力，还只能实施仅限于点与线的有限控制而已。

所谓点与线的有限控制，就是建立一个与北方核心地区相连通的、稀疏的交通干线网络，再把网络的节点安放在不多的那些地理位置最紧要或者农业条件最优越的地方，通过设置官衙(也就是衙门)、驿传(也就是信息传递的站点)、屯戍(也就是屯兵和戍守，秦代曾经以50万北方军人戍守岭南)、亭障(也就是简易的军事防御工程)、小规模的移民点(指把罪犯及其家属迁到边远地区，与非华夏的土著混杂居住)等方式，对地势复杂、幅员广阔的南方实施一种粗略的管控。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早期帝国对南部中国的治理，是着力编织一个经络系统，像一个“网线袋”那样把南方套了进去。通过纵横交叉的由网线构成的经络系统，北方把有限度地控制南方所必需的基本能量输送到南方，等待逐渐生长出来的“肌肉组织”，慢慢地把经络系统包裹起来。

那么“肌肉组织”又是什么呢？一是为寻求更多更好的生存机会(比如说可以逃避政府的赋税徭役)而从北中国迁往南方的农民、小商人、手艺人；二是因为较早被国家收编为民户，乃至受北方移民的文化影响而逐渐“华夏化”的当地人群。秦统一以后，淮河、泗河流域的非华夏人群大多变成了国家的编户，加快了他们融入华夏之中的历史进程。到汉朝，当地土著融入华夏的局势，以更快的速度向南拓展。

华夏的“肌肉组织”在南部中国的发育，在紧接秦汉之后的三国时期有了重大的进展。这与孙吴立国于长江流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孙吴的国都，一开始在今天的武汉，后来搬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统治基础安放在南部中国的华夏国家，它为华夏文化在南方的扩展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

在孙吴之后三四十年，东晋和南朝又先后建都南京长达270多年，长期以半壁江山与十六国、北魏以及北魏的继承者东西魏、北齐北周相对峙，南京因此获得“六朝古都”的名声。这个名称很容易被人记住，可是大多数人对隐含在它里面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重大变迁的信息或许并不真正理解。正是这个“六朝”时代，尤其是因晋王室的南迁而启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给南部中国带来了秦汉无法与之比拟的人口与文化局面的重塑。而孙吴成为这次持续300多年的重塑过程的“第一记推动”。

东汉末年，后来成为蜀国大臣的许靖，为避乱从江南坐船流亡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后来他回忆一路所见说：“经历东瓯、闽粤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语出陈寿《三国志》)可见从今天的浙江南部到福建，当时还没有什么讲汉语的人群。但是再往北一点，情况就不一样了，汉语已经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在地化”过程而演化为当地的方言。比如说，古吴语是在东吴地方由上古汉语演化成的方言，它就是现代吴方言的前身。上海话称你为“侬”，那时就已经这样说了。对两晋之际南下的北方人而言，古吴语已经变得使他们完全听不懂了。东晋初年，一个后来以品鉴人物而著名的破落贵族，去拜访名噪一时的丞相王导。回来后有人问他对王导的印象，他说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特别之处，只是会“作吴语”而已。这个人后来受到王导提拔，他说王导的本事只限于会讲吴语，或许未必尽然。但会讲吴语，对当时从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来说，是笼络南方本土上层人物的感情，拉近与他们距离的一种重要技能，所以不能小看能“作吴语”的意义。

在楚地“地方化”的汉语，也已有很久的历史。汉代人就说过，“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语出贾谊《治安策》)。在楚地长大的人，就不能不讲带有楚地口音的汉语。王导的堂兄王敦，口音里就带有“楚音”，大概与他在荆湖待的时间较长有关。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刘裕出于楚地，虽然几世住在江南，但是他的楚方言的口音没有变化。

由此可知，楚方言与古吴语方言之间的区别很明显。北方汉人与已经生活在南方的汉人之间，不但在语言上已有不同方言的区别(当然当时的南方还有古蜀方言的存在，就是四川的方言)，并且也已经发展出文化上的其他区别。一个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南方的汉人爱喝茶；饮茶之风虽然已经传到北方，但那时北方汉人最爱的饮品还不是茶，而是大约从西面的羌人那里传播过来的奶酪。南下的北方士族用奶酪招待一个当地人，吃得这个人整夜拉肚子。这个倒霉的南方人自嘲说，身为南方之人，差点做了北方之鬼。饮茶之外，还有鱼羹、蟹黄，甚至槟榔，也都变成南方汉文化的代表性标志。

如果说孙吴的开拓性南下还只是一个为时不长的试探，那么西晋政权在北方民族深入华北的压力下，被迫向南方撤退，把华夏遵循着“由南到北”的时空节奏继续发展的过程，又推入了一个新的时段。

06 避乱江南：你的祖籍是哪里

我们已先后讲述了中国按由北到南的时空节奏发育壮大的前两个时段。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诸夏人群率先建立起早期国家，在国家动员能力的推动下诞生、发育，占据了华北核心地域，并蓄势待发。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最先一个时段。后一个时段从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以秦汉大一统王朝和孙吴立国江南的政治架构为依托，华夏人群开始把自己的文化覆盖到淮河—秦岭之南的南部中国。

所以下面将要接着讲的，是由北到南的时空发展节奏的第三个时段。它起始于公元310年代，终止于1200年代，也就是从两晋之际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在这个阶段，华夏人口进一步南移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哪里呢？可以说不再像前两个时段那样，来自它想要扩大自己生存空间的纯主观需求，而是由于它受到周边非华夏人群大规模进入华北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退往南方，并最终在那片新土地上安家落户。

在这900年里，相继发生过三次华北大乱的局面。第一次是在公元310年代的两晋之际，分布在华北边缘地区的若干少数民族先后闯进华北，西晋政权被迫从洛阳出逃，迁往南京。北方许多世家大族带领着依附在他们大庄园里的数量巨大的劳动人口，纷纷追随晋王室避乱江南，这就导致了中国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因为乱局演变为不可挽回的形势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间，所以称为“永嘉南渡”。

华北第二次大乱起因于安史之乱，也就是唐朝安置在河北边地的少数族群出身的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从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一路发展为一场历时八年、遍及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大灾祸。虽然经过八年平叛，安史之乱算是被镇压了，但唐朝从此不再太平，始终在时好时坏的形势下，越来越快地往下跌，一直跌进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的大乱之中。在这段时间里，北方人口始终在断断续续地往南迁。

第三次的南迁是在1120年代，金灭辽以后与宋交恶，于是乘灭辽之势大踏步南下，逼得宋王室渡长江南走，并且一度撤退到海上避难。因为这时正是北宋的靖康年间，所以史称“靖康之难”。三次大乱所引发的人口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南北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以及那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下就选择其中若干最主要的情节，分别说一说。

西晋末的“永嘉南渡”，实际上是晋王室的内乱，也就是所谓“八王之乱”进一步恶化的结果。西晋开国未久，动荡的政局就从接连不断的宫廷政变，演变为由晋宗室的八个藩王参与的华北大内战。自东汉以来，一些非华夏族群已逐渐移入华夏边界的外围，中原内乱的形势又使他们先后参加到混战中来。

他们有些是华夏军队的雇佣军，另外一些是原来的雇佣军成了新的军阀后，在他们手里又再发展出来的新雇佣军。随着他们从雇佣军逐渐变身为具有各自独立目标和立场的政治—军事势力，西晋政权面对他们的反叛节节败退，最后只好狼狈南逃，把一片狼藉的北部中国留给他们继续互相厮杀。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直到北魏统一华北，在那里先后有过匈奴、鲜卑、羯、氐、羌和賨人[7]六个非华夏人群，前后建立了超过十六之数的政权。所以即使不把北方的两个汉族政权，即冉魏和前凉计算进去，“五胡十六国”的笼统概括，其实也还是不够准确的。历史上著名的“魏晋风度”，在西晋后期已经从竹林七贤对虚伪道德的批判，彻底堕落为赤裸裸的道德虚无主义的脱口秀。晋政权的南迁，也把这种腐朽透顶的士族文化全部移植到江南。不过西晋王朝带到南方的大量的劳动人手，又极大地促进了南部中国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

两晋之际这次人口事件的一个特点，是南迁者往往是以整个家族为单位一起行动的。这里所谓“家族”不仅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拥有血缘关系的血亲成员集体。当时，大大小小的贵族家庭所拥有的庄园里，还有许多依附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家庭，这些依附劳动者被称为宾客、乡党(也就是同乡、乡亲等)。

像这样垄断了大片山水田地的大庄园，当时遍布全国各地。庄园里“奴婢千指，徒附万计”(“奴婢”指家内的服务人员，千指是说他们总共有一千根手指，也就是奴婢有百人之多；“徒附”是指在田野里生产的劳动力，他们的手指要以万计，也就是有千人之多)。这些奴婢、徒附都是不能自由离开庄园的附庸劳动者，社会地位有点类似农奴。所以他们只能毫无自主选择地跟随主人一起往南搬迁。南迁的散户后来也往往被有权有势的庄园主兼并。

像这样集体迁徙的结果，就是北方某个地方的人口，大都相当集中地全体落脚在南方的某一个地方，聚族而居，不改籍贯。南下初期，许多北方移民还有“旋返之期”(也就是很快就会北归原籍的希望)。东晋和南朝前期政府把这些外来侨民单独编组起来，设立一个与他们故乡同名的政区单位来安置他们，称为“侨置州郡”，与其所在地的土著民户分开管理。隶属于这些设置在南方、却又以北方政区名称命名的侨置州、郡、县里的户口，称为侨户。侨户可以不纳或少纳国家赋役。真正受惠于这项政策的，当然就是一般侨户所依附的士族庄园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来人口在南方都已经安居乐业，埋葬祖宗的坟头也多柏树成行。因此从东晋末叶到南朝宋齐，政府又不断推行改“侨置”为“土断”的政策，大批“流寓”(也就是暂时寄居他乡)的郡县陆续被取消，合并到当地原有的政区中。北方移民的正式身份就这样逐渐消失，他们都融合到南方的编户中间。

正是由于东晋安置北方流民的侨置州郡这种特殊制度，专家们才有可能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这次人口南流的大致规模。在永嘉之乱至晋朝统治集团南迁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从北方各地迁往南方的流民人数至少有90万之多，占西晋时北方人口的约1/8，占南朝刘宋人口的1/6。这些人不是均匀地散布到南方各地的。从北面南下的人口，只要往南走到有空地可以立足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往南行进。结果他们大都沉淀在淮水以南，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北地区，以及从秦岭南至成都这片土地上。尤其是在今天江苏和安徽一带，屯集了北方南迁人口的大约一半之多，外来者的人数在这里甚至超过了土著居民。

这样大规模南迁的结果是，从今天的镇江、南京直到芜湖一带，这里从古汉语的古吴语流行区逐渐转变为侨民们所说的北方方言区。南北汉语方音的不同，成为当时汉语不同方音的许多差别中最容易辨别的一个特征。所以成书于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颜氏家训》说，有两个标准可以核定或者确立语音的正确与否。一种是南渡前的洛阳口音，一种是南渡后的金陵口音。因为南迁士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都要高于当地的士族，所以洛阳口音在当时被誉为来自中原的“雅音”，也就是被认为是标准的语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

北方音随流民南下的范围，这时候甚至已经到达浙江的南部。唐朝有人写诗说，“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语出张籍《永嘉行》)。这里所谓的晋语，大概是指西晋移民带去的洛阳的“雅音”而言。

北方人口南渡给南方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大批南渡的北方人口对南方生产的开发，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太湖流域的农业经营方面。太湖其实像一口扁平的浅底锅，很难盛得住水。长江在洪汛期间，江水多通过在芜湖附近分出的一条支流，向东直泻太湖，然后再从它的东南沿岸溢出太湖，经由吴淞江注入东海。

当时的吴淞江宽阔“可敌千浦”，意思是说它的宽阔比得上数百条小河。它是感潮河流，海水容易倒灌进来，从而抑制出海水流的流速，导致江水夹带的泥沙大量淤积而泛滥。所以太湖的东南，也就是明清中国最富饶的鱼米之乡，当年近乎一片泽国。人只能待在地势较高的丘陵山地，望着泛滥的河滩和水底下的土地无可奈何。

古人开发太湖流域的努力，从春秋到两汉、孙吴一直在持续，到东晋和南朝，筑堤疏水的活动加剧。那时候的堤坝，是把上万亩土地围入其中的大堤坝，堤外是河道，堤内通过排干积水，在地势较高的地方逐渐形成大片垦田。

到南朝后期，太湖东南到杭州湾南部的所谓“三吴”[8]已变成重要的粮食产区，可以做到“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三吴有一年丰收，周围若干个郡，就可以免于粮食短少的忧患)。今天江苏省常熟县的县名，意思是常年能有好收成，正是在那时被命名的。当然在长江流域以南，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仍有很多地方在从事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也就是先在收割后的农田里放火，然后灌水肥田。

07 胡、汉文化的融合：北方王朝如何进行统治

我们已经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三次重大人口事件中的第一次，即“永嘉南渡”对南部中国人口分布格局与经济文化变迁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由于五胡势力的深入，北半个中国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所谓“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再到北魏的继承王朝，即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华北在两百六七十年间轮番经受了一系列北方少数民族(以下我们就把他们简称为北族)王朝的统治。他们的统治集团在建国前，都已经移入华夏地域的边界，又在一步一步介入华夏社会军事与政治斗争的过程里，深深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

这一段“渗透”的经历，在这些统治者的行为与意识里刻下了极深的印记，所以研究者们有时把他们建立的政权概称为“渗透王朝”。这种渗透王朝在南北朝之后并未绝迹。唐朝后的五代里，除了开头和最后的两个政权，中间三个都是由说突厥语的沙陀人建立的渗透王朝。

渗透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向华夏社会渗透的长期过程中，北族上层统治者有充分与反复的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与位于汉地之外的他们的原居地，以及原住地之上的亲缘群落日渐疏远，甚至断绝了联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根源意识淡化了，也因此丧失了从原居地的同族中汲取独特人力资源的可能性。如果把它们与我们以后将要说到的辽、金、元、清等政权相比，对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十六国里最早建国的匈奴人刘渊，就曾拜一个山西的儒生为师，跟他学习过《诗经》《易经》和《尚书》，他还尤其喜爱《左传》。建立了北魏的鲜卑拓跋部，自认来自大兴安岭北段，可是仍然生活在那里的、与他拥有共同祖先的鲜卑部落，却被北魏统治者改名为“室韦”，即将他们视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夷狄”。这样的事情，是绝不会发生在蒙古人或满族统治的时代的，这两者都把留居在“后方”的同族看成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也正因为这样，在吸纳华夏文化，把它当作自己最主要的政治与制度、文化资源方面，渗透王朝的统治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远远超过10世纪之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然他们自认是与华夏人群不同的“夷狄”，但随着他们越来越“象”华夏政权，北族王朝的自信心也变得越来越强。

十六国时期，北族虽然都已经在华北建国，还把南迁的东晋视为偏安之国，但仍然认为晋朝才是正统所在、天命所助。到了北魏前期，在北族在自认是有异于华夏的夷狄同时，又以中华自居，开始形成一种中华意识，而这种中华意识却又摆脱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观。到孝文帝改革后，汉人与北族就越来越快地演变为同在中华意识下的两个亚群体。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我们已经开始使用“汉人”这个名称了。的确，大概就是在北魏后期，当北族也被纳入“中华”的范围时，原来称为华夏的那个人群就逐渐用“汉人”来指代了。在统治者与被他统治的人口属于同一个民族时，王朝的名称可以用来指称王朝治理下的所有人，例如“秦人”“晋人”等。但在北族王朝时期，所谓“魏人”“齐人”(这里是指北魏、北齐)，乃至“国人”等，都专指北族统治者而言。被统治的华北原居民，既不属于“魏人”或“齐人”，更没有资格成为国人，那么他们该如何称呼呢？“汉人”在这时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也就是指汉朝时民众的集体后裔。这个意义上的“汉人”的称呼，就是后世的汉族这个名称的来源。

进入华北腹地的不同人群与当地人群的互相融合，或者说叫作“涵化”，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正像我们在上面谈到的，北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接受汉文化的浸润；与此同时，汉人也把源于北族文化的许多成分吸纳进汉文明之中。比如汉人从前不坐椅子，只是跪坐，或者盘腿席地而坐。后来汉人开始使用“胡床”，就是从马扎演变而来的折叠椅，也就是后世太师椅的原型。它是汉人从北方游牧民那里学来的，汉代时已传入宫廷，在南北朝的汉人上层社会里已经非常流行。战国时，赵武灵王为学骑射而令赵国人改穿窄袖紧身的“胡服”，包括有裤腿的裤子在内。在这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又兴起一波穿“胡服”的浪潮。

北宋沈括早就在《梦溪笔谈》里总结说，“自北齐之后，中国衣冠全用胡制”，这是说从北齐以后，中国人(这里指的是汉人)穿的衣服帽子，全是胡人的样式。辛亥革命前，经学家刘师培写过一篇文章，从音乐、衣服、宫室器具、礼俗言文四个方面论证“中国并不保存国粹”的观点，其中很多例证，都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个时期有关。

比如说“魏晋以降，古乐衰微，而相杂以羌胡之音”(魏晋以来，古代的音乐都衰弱了，而混杂进了少数民族的音乐)；七七守丧的制度，始于北魏；北朝流行穿靴，而汉族朝仪后来也以穿靴为制度，诸如此类。鲜卑语称兄长为“阿嘎”，汉人用“哥”字来记录它的声音。这个“哥”字在汉文里的原意是指唱歌的歌。因为被移用作兄长的同义词，所以后来只好又另造一个字，就是使用到今天的那个“哥”字旁加“欠”的“歌”字。

与两三百年前十六国时期华北残破不堪的局面相比，北朝后期的汉文化，获得了极大的改观。《洛阳伽蓝记》记录了一位流亡北方的江南士人的话：“自晋宋以来，南方人一直还把洛阳想象成一片荒土，把长江以北全当作被夷狄破坏的地方。最近到洛阳一看，我才知道衣冠之家、名门大族都还在中原。礼仪的富丽与盛大、人物的层出不穷，让我眼花缭乱，一言难尽。我们对北方人难道还可以不加敬重吗？”

北族既然和汉人在文化上互相融合，那只能依靠统治地位的高低来维持民族身份的差异了。所以当隋唐的建立消除了北族的特殊政治地位后，进入腹地的北族后裔就迅速融入了北方的汉族之中。注解《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叹说：“呜呼!自隋以后，华北著名一时的人物中，出于过去北族的子孙占了十分之六七，现在还要辨别他们是否真属于汉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南方汉人的情况也一样，在本群体中吸收了很多南方土著。汉族就是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们可以在这里结束对“永嘉南渡”的描述了。

关于后面两次北方人口的南下运动，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与宋朝“靖康之难”后的人口变迁，人们注意得较多的是后面那一次。不过前面一次现在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按《旧唐书》的记载，自从发生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后，中原变乱不断，像襄阳、邓州的百姓，开封、洛阳这两个京都的贵族，全部向南逃到湖南、湖北地区，所以荆州南部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十倍以上。《旧唐书》又说，长江下游地区也因为东西两京(长安、洛阳)遭受叛军蹂躏的威胁，而成为大户人家南走避乱的目标地。到达江西的北方移民，成为后来客家人的先驱人群。

有关“靖康之难”和宋金交替，我们都已经从“泥马渡江”“岳母刺字”等说岳故事中感受过它沉重的历史分量。这里不必再细说。而伴随宋政权的南移，中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的过程也结束了。中国史上“唐宋转折”的全部历史成果，正反映在南宋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高度繁荣之中。

08 后来居上：南方的“逆袭”

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两次动乱，分别导致了后面两次北方人口大规模的南迁。正是这两个重大事件引起的全国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大变迁，带动了自唐宋变革起中国经济、文化和政治格局的全方位转换。

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估算公元750年和1200年这两个年份的中国人口数。前一个年代，恰好在安史之乱前夕、一派歌舞升平之时；而后一个年代则在经过靖康之难推动的人口运动大体结束，并且这个人口转移的后果已被相关地域基本消化之时。

所以这两个年代之间人口数据的差异，正好可以反映出上述两次人口南迁造成的对全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影响。统计结果告诉我们，在此期间，长江下游的人口增长了643%，长江中游增长率为483%，闽浙地区更是高达695%；两广地区人口也从公元742年的30多万增加到1200年的120万，增幅达到3倍。而华北人口在同一时期内的增长只有52%。南方人口的增长，显然主要是因为它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而不是由于那时南方人生殖能力的突然提高。

这一点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提供的结论也完全符合。在每100个现代南方汉族个体中，平均有92人的父系遗传基因最终源于北方汉族中的男性，而有54个人的母系遗传基因最终来自南方土著的母亲。南方原住民的数量一向很少，他们被稀释在滚滚南来的移民人流中，这使上述人口变化的局面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人口替代的过程。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近代以前欧洲农业状况的估测，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业、小麦种植或水稻种植，所能获得的热量比分别为1∶4.4∶21.6。由此可见，在近代技术发展起来以前，水稻种植是能向人类提供最多热能的大田产业。中国南方能够持续不断地接纳并消化这么巨大的北方移民潮，除了那里本来就地广人稀之外，另一个重大的原因，显然就在于经过改造的南方的水系和温度条件适合于可以供养更多人口的水稻种植。

随着南部中国的人口增加和生产开发，北方汉人开始改变对南方的印象。这种改变，其实在安史之乱阻断了北方对唐朝中央政府的赋税供给后，就已经被人们猛然看破。人们发现“中原释耒”(中原农业荒废，“耒”是一种农业的工具)之后，中央政府依靠从南方抽取经济支持，就是所谓“漕吴而食，辇越而衣”(靠水运吴地的粮食，陆运越地的丝麻)，居然也足以维持对非农业人口的供给。所以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现在天下以江淮地区为国家的命脉)，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现在从江南地区获得的税赋占到天下全部税赋总额的十分之九)。

经历了两宋之际的又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之后，江南的经济发展超越两淮(也就是以今天的扬州为龙头的江淮之间的地域。历史上曾经把今天分别属于江苏和安徽的淮南部分称为淮东和淮西，所以有“两淮”这样一个地名)、赶上北方，并进而超越北方的阶段。

南宋王朝始终未能摆脱军事上的积弱局面，这大概给现代中国人留下了太多有关它的负面印象。所以人们很容易忽略南宋历史上光彩十足的那一面。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转移；而12、13世纪的欧亚旧大陆所见证的，无疑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南宋时代。

我们都知道南宋流行一句谚语，叫“苏湖熟，天下足”(只要苏州和湖州地区丰收，就足以供给天下非农业人口所需的粮食)。这句谚语的产生，表明长江三角洲这时已成为天下粮仓。金初向宋政府索要绢绸一千万匹；金人检点从北宋府库拨出的这批购买和平的费用后，只收下“北绢”，就是宋政府从北方收来的丝绸，而把“浙绢”，就是从浙江征收的丝绸被全数退回，理由是与北方产品相比，它们过于“轻疏”。这表明直到11世纪末，华北的丝绸纺织技术仍高于南方。北宋的所谓“五大名窑”，就有四个位于北方，这是瓷器制造技术北胜于南的证明。

这样的局面，由于两宋之际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移而很快改变了。南宋人对自己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有明确的意识。他们断言，天下的经济、文化优势如今几乎已全归南方所有，比如以前山东的邹鲁地区儒学兴盛，现在儒学最发达的地区已转移到福建、浙江一带；丝织业过去以山东青州和齐国旧地最有名，现在则以四川为最。北方盛产枣和小米，这是南方没有的东西，南方盛产茶叶，这是北方没有的东西。北方盛产兔子，而南方则盛产鱼类。但是北方的山货、野味，利润很有限，南方的水产品却获利丰盛。漕运、海盐、水利、灌溉，也都兴旺于南方；这些在北方，或者根本没有，或者都已衰落。当时的诗人刘克庄在他的《小斋》里写道：“南船不至城无米，北货难通药缺参。”南北如果不通有无，南方所缺，不过是一些珍稀的药材，而北方的基本生活需求，即对粮食的需求就会面临危机。

经济的发达支撑起文化的迅速提升。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唐前期进士人选的地理分布，以及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特别是明代科举前三名的出生地，马上就能发现，南方文化如何已大踏步地走到北方前面。从宋代开始，南方士人进入最高权力中枢，也逐渐成为不可抑制的趋势。宋太祖曾把不许南方人进入议论军国大事的殿堂列为祖宗之法，但随着王钦若、王安石等南方人入相，这个规矩就被打破了。

宋元之际改朝换代的动荡与破坏，也没有完全终止这种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加上某些新历史因素的刺激，它一路延续到元朝的中后期。同样，汉文明下一轮的辉煌，也从明后期开始，安然越过明清更替、满族皇室入居北京的政治大变局，而持续到清乾隆朝之末。清朝所谓“京派”学术传统的中坚人物，实际上大多数出生在南方。

尽管南方领先于北方的形势像凯歌行进一般，一路发展到明清，但就“追寻中国发展壮大的时空变迁节奏”这条线索而言，1200年代之后，从北到南的发展阶段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到西”的发展时期。那么分界为什么是在1200年代呢？

历史变迁过程往往把连续性夹缠在变迁之中。因此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做到把它像刀切斧断那样截然分解为两段。我们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寻找某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来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这样的标志，出现在1200年代，甚至可以更准确地说，它们出现在1206年。

这一年在中国的南方，以及在北方的蒙古草原上，分别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在南宋，由专权的宰相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正式实施。在大漠南北，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上各个主要部落，建立了大蒙古国(蒙语叫作Yeke Mongqol Ulus)，自称成吉思汗。南宋的北伐迅速以全线溃败收场，韩侂胄被南宋朝廷杀死，他的人头被送到金朝，以表达南宋向金谢罪的诚意。另一方面，蒙古铁骑此后不久就大举南下，最终并非重演过去那样由北向南的统一，而是开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对东西部中国进行整合的宏伟过程。

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讲述主题，从中国形成、发育的时空节奏变迁的前两个历史阶段，转移到它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1200到1910年代的那个“从东往西”的阶段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古代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群与长城以南汉地社会的关系，认作一种南北关系。为什么这里说的却是东西关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们不妨尝试从地图上把金和南宋版图相加后的幅员与元版图的幅员，或者是明、清国土范围比较一下。只要你能意识到，明朝之所以能实现对西藏的主权治理，实际上是元代的历史遗产，你就很容易发现，元与清这样的帝国与北宋、宋金以及明代疆域之间的差别正在于，与后者相比，前者是极大地向西—西北方面拓展了。所谓“从东往西”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通常认为，元和清所开拓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只是它们对汉唐模式的国家体系的继承，充其量也只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大或进一步改善而已。但是我现在要问：在最近1000年里开拓出疆域如此辽阔的元和清，都属于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那是一种偶然吗？这里面究竟是否包含着汉文明以外的、来自中国北方民族的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贡献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09 从东到西：“大中国”形成了

我们已经讲完了中国发育成长过程中时空节奏变迁的前两个阶段：由南往北与从北到南。现在我们的讨论要进入它所经历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东往西阶段。有些朋友或许根本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会讲，汉和唐不是都曾把疆域扩大到今新疆以西的地区了吗？怎么能说“从东到西”只是发生在1200年代之后呢？

是的。如果你翻出中国历史地图来看，汉唐版图确实都已被画到了新疆以西。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首先，观看历史地图时最要紧的一点，是你要注意那张图的“标准年代”，也就是它到底是根据哪一年的资料画出来的。例如最流行的那张唐代全图，是以总章二年(669)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画出来的，它反映的是唐代疆域最辽阔时期的状况。虽然当时的西藏和云南都还不在唐的国界之内，它的国土之大仍足以让人震撼。不过唐朝300年间，它的疆域并不都是如此广大的，甚至只要从公元669年再往后推迟两三年，唐代版图也就不再是那个样子了。

几乎从670年代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的相当一部分就长期地沦为双方拉锯和争夺的地段。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奔唐朝的东突厥逃回漠北，重新建立起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对西域的间接统治，大约维持了110年(从公元630到670年，再从公元693到760年)，加上公元8世纪中叶唐军困守龟兹、北庭等孤城又有30余年(公元760—792年)，它对西域实行间接统治的时间，总共140年左右，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前后不过40年而已。

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这张地图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突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扩展所及的地域范围同时，也抹杀了唐朝国家政权在统治不同区域和人群方面所存在的性质与力度间的巨大差别。

在唐朝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国家对各州县的治理是全方位的；与此相反，对于处在它东、西、北三方最边远的地区，唐所能实施的“羁縻统治”，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地步。所以如果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那就会对唐代国家的能力，产生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虚妄印象。

所谓“羁縻统治”，就是一种松散的间接统治，它的前提是承认所在地区各级地方政权的原有统治权。“羁縻”两个字的意思，分别是指用来套住马的笼头，也就是“羁”字；穿在牛鼻子里的缰绳，那就是“縻”字。它们合成一个词，指采用简便的方法来控制难以用其他方式驾驭的力量。西方学术界用“松散控制(loosely controlling)”来翻译这个词，还是很准确的。它的核心内容是册封和朝贡制度，而以经济引力和军事弹压为其后盾。

“册封”是说，由朝廷颁发一个与内地官职类似的官号给当地土著的头领，允许他在承认政治上从属于朝廷的前提下，继续拥有对自己部属的统治权益，并且在家族内可以世袭这个官号。接受册封者需要定期(是指一年或每若干年一次)带着当地土特产，到王朝首都表示自己的恭顺，并接受以皇帝名义馈赠的“回赐”，这就叫“朝贡”。

汉文明圈里的人往往把这种“朝贡—回赐”关系看作是政治上表达归属和接受归属的关系。但对有些履行“朝贡”的势力来说，他们看重的其实是“朝贡—回赐”形式下的贸易关系，也就是通过朝贡来获得某些日常生活必需品，比如盐、铁器，或者高级消费品，比如丝绸、金银器、漆器、瓷器、茶叶等。

除了上述经济吸引力之外，朝贡制度的后盾还有军事弹压。当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非常强盛，而在某个方向上实施“羁縻”的地域又过于广袤的时候，中央王朝就会在那里选择一两个战略要地，在那里屯戍两三万军队，执行军事弹压任务。有时还会在那里设置几个州县，为驻军提供某些后勤服务，这些州县的户籍人口一般都很少。

要指挥和供养这些军事据点，主要靠与统治中心及后方的经济腹地相连接的交通干线。朝廷维护干线网络畅通，以及通过这个网络向前线“输血”的支出成本极其昂贵。近几年的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新疆段上货币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恰恰就是唐政府以军费和行政开支的形式，对那里进行巨额财政投入的时代。这种时间上的重叠绝不是偶然的。历史上很少有几个王朝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这样的代价来保住那些极边地区。

各位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提到过秦汉帝国通过点与线的有限控制来治理南方的问题。那就是先用一个与北方核心地区相连通的稀疏的交通干线网络，把南部中国套进“网线袋”，再在这个经络系统周围逐渐培育出“肌肉组织”，最终将南方驯化为与北部中国完全同质的国土。但是在西部，传统王朝驯化南方的经验却很难起效。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西北中国，“经络系统”周围的“肌肉组织”长期发育不良，甚至根本没有发育出来。因此中央政府一旦撤走，它在当地统治过的痕迹便很快湮灭。这与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对被征服的波斯、中亚等地带来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影响，根本无法比拟。

由此可知，建立在军事弹压和经济吸引力基础上的对羁縻地区的象征性统治，与朝廷在郡县地区实施的基于主权的治理，其性质和力度都大不一样。传统国家负责羁縻地区事务的机构叫鸿胪寺，它本是专掌“宾礼”(也就是接待宾客的礼仪)的部门。宾礼原有内外之分，对外的宾礼就是所谓“边仪”(接待沿边各个国家或各个部落人员的礼仪)。

羁縻国家或部落的首脑来朝见皇帝时，由鸿胪寺核定招待他们的等级；在这些首脑的子孙们来申请世袭官号时，也由鸿胪寺鉴别他们与已死去的首脑之间的亲属关系，并据此决定他们是否拥有继承权利。此外，在朝贡的使节到达王朝边界时，鸿胪寺还要负责制定和监视他们入境后的旅行路线和往来待遇，以及沿途接待的相关礼节。很明显，鸿胪寺所具有的这一部分职能，在现代就属于外交部的职责范围。可见朝廷处理与羁縻各国、各人群关系的行动，与其说是在实施国内治理，不如说是在处理准外交关系。

所以，把按郡县制治理之下的国土，与除它以外的羁縻地区毫无区别地看成是同等程度的、被传统王朝括入囊中的版图，并且进而把这个意义上的版图与现代国家的疆域等量齐观，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准确的认识。可惜有很大一部分人，至今还在这样简单化地理解中国历代王朝“版图”的性质。

从我现在表达的观点出发，就很容易看出来，由元朝和清朝所实施的对西部中国的统治，与以汉和唐为典型的那种处理与羁縻国家关系的治理体制是如何大不相同。清朝统治蒙古高原、新疆、藏族地区等庞大地域之时，各地的最高负责人是驻防将军或办事大臣(如乌里雅苏台左副定边将军、伊犁将军、绥远将军、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等)。这些将军或大臣既管理军队，又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

而在中央政府一级，则由理藩院负责具体筹办各项治理业务。理藩院的管理范围，包括设官、户口、更木、赋税、军事、刑法、交通、贸易、宗教等。这种全方位的治理，与汉唐式国家对羁縻地区的松散控制，真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一点早就被清朝的雍正皇帝看破了。他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本朝。”他所说的“中国”，是指位于中国东部的被汉文明覆盖的地域，那是一个“小中国”；他所说的“塞外”，就是主要位于西部、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的非汉文明地区。雍正口里的“中国”和“塞外”合在一起，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大中国”。

这个大中国的诞生，并不是对汉唐国家模式的简单继承或稍加改进的结果，而是因为加入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建构模式才成为可能。它与辽、金、元、清先后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做出的宝贵而独特的历史贡献，是绝对分不开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最近这1000年内“从东往西”的整合，仅继承了宋、明疆域的中国，还能有今天这样辽阔的版图吗？

现在让我们再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形成与发育的时空节奏变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四五万年前开始到公元前2000年，这是一个漫长的“从南到北”的历史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3世纪初，大约有3000年时间，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晚期，是中国“从北到南”发展的历史阶段；这里介绍得最少的是第三个阶段，即“从东往西”的阶段，也就是1200年之后，中国决定性地超越汉文明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从而转化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中国”的阶段。之所以按这样的比例来安排内容，是因为在本书后面的一些专题里，特别是在讲到元朝的历史时，我们还将花较多的篇幅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1] 印巴次大陆，即南亚次大陆，包括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和中段的南侧到印度洋之间的广大地区。

[2] 人体所有细胞(除红细胞)内都有线粒体，但只有女性的线粒体基因能随其卵子遗传给后代。

[3] 瓶颈效应原指大量人口通过同一个狭窄的出入口时造成的拥堵，常用来比喻事物发展过程中各因素和环节之间的关系，指由于某个因素或环节出现问题而造成事物发展过程的停滞。

[4] “越人歌”的汉译歌词为：“今夕何夕兮搴(qiān)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pī)好兮不訾(zǐ)诟(gòu)耻。心几(jī)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yuè)君兮君不知”。

[5] 孟-高棉语，包括越南语、高棉语、孟语、巴拿语、德昂语等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语言。

[6] 百濮，古代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称呼。

[7] 賨人，又称寅人、板楯蛮，是当代土家族的“主源”。其存在于春秋战国之前，主要分布于嘉陵江畔。古书中记载，该民族勇猛彪悍，且善歌舞。——编者注

[8] 据《水经注》记载，以“吴兴”(今浙江)、“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三吴”。

第一章 先秦：中华文明的气质来源(公元前10000—前221年)

李山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启功先生弟子

中国文化史专家

01 河曲支流上诞生的中华文明

如果把农耕变革看作是一个划时代的时间节点，那么从旧石器文明到新石器文明，人类文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些成规模的农耕聚落出现了，这时候来比较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文明的区别，也比较容易理出脉络。

我们过去主要是靠文献记载来探讨中国的历史，即三皇五帝夏商周。可是20世纪考古学大发展，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的遗迹，将先秦时期的中国历史又往前推了9000年，这就是新石器文化。

新石器时代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革，就是农耕革命，有意思的是这场革命是世界性的。为什么呢？这个时期，大自然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这时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结束了，全球开始变暖。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人类就开始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农耕变革就开始了。这一变革全世界各个文明大致同步发生。

那么在中国，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学能看到的最早的农耕文明，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在河南省舞阳县，应该是南阳盆地略靠北，发现了贾湖遗址，贾湖遗址的时间和彭头山遗址相近，可能略晚一点，但也晚不了多少。这个地区也发现了水稻栽培的痕迹，有学者就提出，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因素有长期、中期和短期因素。长期因素就是大自然，一个文化人群他们所生存的这种地理空间，实际上决定了他们如何去生存。人总是在生存中寻找和大自然的默契，然后寻找自己的生存道路。在距今1万年前，人们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耕聚落，人类社会也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把中国的一些特点和一些同时代的古老的文明(比如说像两河流域的文明、埃及文明)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一些门道。

过去有学者说过，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是诞生在黄河流域，但是我们的农耕聚落却并不是在大河的干道上，而是在黄河、长江的支流上，在支流的弯曲、润泽之处，比如渭河流域。黄土高原的地形是一层层的台地，离水最近的地方有一层，略远一点、略高一点又有一层，最高的那就到了黄土高原上了。而考古学家发现，仰韶文化不是在离水很近的地方，因为那很危险，一发大水就冲毁了；也不是在最高层，因为高层取水不方便，它在中间的台地上。除了渭河流域，在洛阳一带还有伊水、洛水，还有山西的汾河流域，我们最早的文明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些支流上。

中国在秦汉以后是专制社会，有一个庞大的皇权统治着一切。这种皇权的起源是什么呢？起源于治理大河。实际上，中国真正开始挖渠、挖沟、治理大河，搞灌溉农业，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比如说秦汉时期开始有大规模的工程。此前虽然我们有大洪水的传说，但那不是挖沟挖渠，而是洪水泛滥后，重新整理山河，它是突发性事件。

我们中国的这种农耕文明产生在什么地方？从空间上讲，它是在河流的支汊上；从大的气候条件来说，中国农业产生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区里面。从6月开始，到七八月，华北平原高温多雨，基本上年年如此，这就是一种稳定的长期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

可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一个小聚落想种一点小米或者水稻，就需要确定什么时候种合适，以确保种下去以后老天爷就开始下雨。年年如此，人们的经验就会逐渐丰富，劳作手段会逐渐提高，于是粮食就慢慢变多。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组织生产最自然的单位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春种秋收，年复一年，慢慢地随着聚落中人们工作经验的丰富、劳动技能的提高、工具的改善，人群会渐渐壮大。这样一来，这个地方的空间就容纳不下了，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迁到别的地方。这样蔓延开来，家族、氏族、部落慢慢发展，我们可以用一个古语“平流漫衍”来称呼这种现象。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最天然的血亲意识、血缘关系就发挥了作用，就保存下来了。

假如是在两河流域，这种关系就难以维持。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尼罗河也是人类的发源地，可是大自然所提供的条件是要迫使当地的人群改变这种按血亲、血缘去组织生产的模式。为什么？研究一下那个地方的气候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在两河流域，一年中有8个月是没有雨的，即使偶尔下点雨，降雨量也很少，只有200毫米左右，这对于农耕来说是不够的。他们能依靠的只有河流，可是河流的汛期，也就是发水期一般是每年的4—6月，而这里的庄稼是在4月收割，也就是说等河流的汛期到了，庄稼却已经不需要水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两河流域最早的农耕，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最肥沃的下游地带出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由西北向东南流，最早的农耕聚落大体在上游，也就是不发洪水的地区。

可是人类是聪明的动物，总知道哪儿的土地肥沃，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总要向最肥沃的地区进军。于是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治理大河。底格里斯河在巴格达的河段以及幼发拉底河在拉马迪的河段，就和黄河下游的某些河段一样。我们知道黄河是一条地上河，在下游地区，由于泥沙的堆积，导致河水的河床高于两岸的地面，比如郑州这一带。而要治理它，就要灌溉，要修渠，要挑沟，要修蓄水池。因此我们可以在两河流域看到并行的水沟，因为水沟会淤塞，所以必须挑新沟，这样的话农业就可以在肥沃的土地上诞生。人们一旦可以掌控大自然，能够利用大自然的资源，那获得的财富是巨大的。

话说回来，要进行这样一种艰辛的劳作，任何家族都办不成，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必然要在原有的天然的血缘组织之上重新组织社会关系。西方学者魏特夫讲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时，就提到一个庞大的权力统治一切。这一理论可以套用到两河流域，这样的话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就必然诞生了。

同时尼罗河流域也存在这个问题，尼罗河最早的农耕发源地也是出现在离洪水较远的地区，后来发展着发展着，就发展出了落母(古埃及的一种聚集区)。人们开始挑沟，开始修蓄水池，开始利用尼罗河泛滥过后的泥土，但是这种肥沃的泥土也要灌溉，这样一个灌溉区就形成了。在公元前3100年，最古老的王朝统一埃及的时候，有三十几个这样的灌溉区，所以它整个社会和两河流域又有不同。

总而言之，这种灌溉农业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协调大家。这点在我们中国的某些时代也是适宜的。比如大禹，他不就是因为组织民众治水而成了万民的领袖吗？可问题是中国的洪水泛滥是一个偶然现象，不是长期的。所以，孔子赞美大禹修沟渠的功绩，而不是治洪水。过去也有水利专家讲：“我这一辈子不是要修大坝而是给农田排旱。”如何让农田不旱，雨季到来的时候如何让农田排涝，关键还是修渠。所以回到刚才我们的话题，中国的社会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自然条件。

02 自然气候催生出的龙凤符号

自然环境催生的社会生产形式不同，由此产生的社会习俗和文化气质也不同。

比如说宗教现象。在宗教现象中包括了许多很实际的内容，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主题——飞鸟、太阳，还有龙凤——中国文化的符号，以及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含义。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什么代表中国呢？红色，中国人喜欢大红。另外就是龙和凤，我们现在结婚总会出现龙凤的符号，比如说从语言上我们讲“龙凤呈祥”。如果婚礼办得讲究一点，女孩子就会戴凤冠霞帔。所以龙和凤代表男和女。

很有趣的是，根据考古发现，在很早期的文明中就出现了鱼和鸟这样的形象，实际上它们就是后来龙和凤的起源，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比如说在陕西，仰韶文化较早的时期就出现了鱼和鸟的符号。在今天的宝鸡北首岭一带发现了一件仰韶文化的陶器，上面有一种图案，就是一只鸟叼着一条鱼。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条鱼，会发现它像一条泥鳅，尾巴被鸟叼着，有点残。

上面是仰韶文化较早期的鱼和鸟，而在今天河南省临汝还发现了几百年后仰韶文化略晚时期的一幅图画，被学者称之为《鹳鱼石斧图》。这幅图画是什么样的呢？也是一只白鹭似的鸟叼着一条鱼，这条鱼直挺挺的，失去了所有的反抗能力。而这只鸟两腿粗大，长着三只爪子，很硬地杵在地上，和地呈一种斜角关系，看着很有力。在图像的右半边，画着一把大斧子，这把斧子做得很精美。总之，它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北首岭文化出现的那幅图，是有相似之处的，都是鱼被鸟叼着，表现的都是一种鱼和鸟的关系。

有学者研究这个现象，提出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物候现象。人类观察大自然，发现春天的时候会出现鸟捕鱼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打开《诗经》，头一首诗就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就是“呱呱叫”。关关叫的鸟往往都是扁嘴，在河洲上捕鱼的鸟往往都是像鸭子似的，脚上长蹼。这种水鸟出现在北方的沙洲上，意味着春天到了。

这种物候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就和后来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龙有关系。龙是什么？龙不是一条泥鳅吗？我们知道龙是在天上的，所谓“云从龙，风从虎”。那么泥鳅，怎么就飞上天了呢？我觉得这个学者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想象力，他说这代表着春天时鸟叼起鱼上天这一现象。古人观察到了这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在一年当中最初发生的时间，往往就是春天。

著名学者严文明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考古学家，他认为这个鱼被叼，意味着崇拜鱼的族群被一个崇拜鸟的族群打败了，这是另一种解释。

这种鸟的主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比如说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一个陶缸，这个缸上面画着一幅图像：下面是一个山头，山头上顶着一个圆，圆下面画着一个月牙。最初发现的时候，人们认为这是一幅文字画，也有人把它读成“炯”，说月牙是云气。但是也有学者提出来，说这不单纯是一个“炯”字，实际上这是太阳离开山头的那一刻。下面那个月牙代表着翅膀，这又跟鸟联系起来了。

实际上太阳是会飞的。像《岳飞传》里面还说“眼见得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岳飞枪挑小梁王以后，出汴梁城看到了什么？太阳西落，月亮东升。月亮就是玉兔，太阳就是金乌，这个金乌根据更古老的文献记载，它有三条腿，是阳之极。

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太阳出山带着翅膀，这是古人的想象。古人并不把太阳当成6000℃的一个天体，他们认为它可以飞。所以，像《淮南子》之类的保存中国古典神话的著作中都讲太阳有十个，十个太阳中有九个落在树上，有一个在天上巡行。太阳从树上飞起来，飞行一天回到那棵树上。我们顺着这种思路去思考的话，“后羿射日”“十日并出”的背后其实意味着历法乱了，所以这是一个历法的故事，这是我们在大汶口的发现。

总结一下，说到底古人还是在追求时令。我们读《山海经》的时候，里面偶尔会出现这样的话，说日从哪个山入，日从哪个山出，月从哪个山入。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太阳初升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那么古人为了寻找时令，要观察太阳从哪个山头出来，以它做标记以辨别不同的时令，《山海经》记录的就是这么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北师大有一个老校友专门研究民俗学，他就提出《山海经》是一部历法书，或者是包含着很强烈而隆重的历法观念的一部著作。《山海经》中体现的是四方观念，以人为中心看四方，实际上对应着春夏秋冬。说它是个历法著作，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这个话题涉及中国古人的一种追求，这还得从我们的农耕文明的发祥说起。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生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不同，它起源于大河的支汊上，先民们在弯曲之处便于取水的地方种植农作物，按照《周易》的话说就是“云行雨施”。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中华文明诞生在一个四季非常分明的环境中。于是什么时候刮风，什么时候下雨，基本上“天行有常”。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个“天行有常”就是云行雨施，气候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庄子说“秋水时至”，这个“时”就是按时。

诞生在这样一个自然气候区，会对一个民族产生长期的影响，那么势必就引来一种精神活动或者一种文化活动。那就是寻找大自然的节律，观察大自然的变化。春天到来会发生什么？人们就观察到鸟捕鱼，把鱼叼上天，这就是春天的象征。

03 国家起源：神权与君权的合一

从古人这种重视自然节令变化的传统出发，我们下面就来讲讲在这种文化土壤上诞生的中国历法。在各个考古发现中，都体现出我们先人对时令、历法的看重。

新石器时期的很多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先人对历法的看重。比如在今天的浙江地区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我们知道河姆渡文化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前面我们提到的大汶口人群是崇拜太阳的，而大汶口在今天的山东，从山东到今天的浙江距离极远，存在地域性的差别，但是河姆渡文化崇拜的主题仍然是太阳。在一个牙板上，上面分明地刻着两个鸟捧着一个太阳，所以有学者就说这个是“双凤朝阳”。这个主题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延续到现在，过去的大被面上就有丹凤朝阳的图案。

河姆渡之后，距今天5000~4000年的时候，在浙江杭州湾北部，兴起了一个文化，这个文化是以玉器为典型代表的，这个文化向北发展，到达过江苏和山东的交界地带。这个文化就是“良渚文化”。

良渚玉器上经常会出现一种形象，就是一个脑袋上长着羽毛的人，这人长着一张方脸，嘴里是一口乱牙，下半身跏趺坐着，脚的形状是鸟爪子，两手拿着两个圆，这两个圆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圆应该和法器有关，看着像是玉器，我非常怀疑是玉币。从浙江桐乡出土的这个器物里面，我们发现巫师死后会把玉币戴在腕子上。包括后来红山文化也有这种东西，那是一个礼天的东西。我们知道玉币是用来礼天地的礼器，而天地中最大、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日月，尤其是太阳。整个图像既像只鸟，又像个人，其实是一个巫师和他所崇敬的对象合一的形态，很好地体现了这句话：在中国上古时代，掌握了时令变化规律的人，就掌握了权力。

我们从山东大汶口文化，讲到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这些文化时代虽然有早晚，但是共同的特征是礼敬太阳。古人早就观察到万物生长靠太阳，“春日迟迟，采蘩祁祁”，意思是春天的太阳升起来了，是时候去野外采摘野菜了!太阳变暖意味着时令的变化。中国人并不是崇拜这个天体本身，中国人在意的是天体的运行，十只鸟按节奏和规矩依次升起和落下。实际上，这就是汉代有位大夫说的“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帝王最大的事情是维护老天的秩序，如果老天的秩序出问题，你帝王要负责任的。这当然是后话了。在上古时代，这种掌握时令的权力属于巫师，后来这个权力被皇帝给拿走了。

这种对时令历法的重视，发展到后来，慢慢地就发展成了一种宗教、一种信仰。

早期的鸟捕鱼发展到良渚时期，就变成了一个人鸟合一的很神秘的图案。另外大量玉器都掌握在巫师的手里面。红山也是如此，红山文化玉器时代略微比良渚早一些，那些玉器也掌握在这些巫师手里面，人们投入大量的心力、智力、体力去制造玉，去发现玉，最后由他们来掌握，然后这批人慢慢就异化成了君王。

从大汶口到良渚，我们发现了一种宗教的产生和变化，起初只是对时令进行追寻，然后慢慢地向宗教，甚至迷信发展，最后巫师和他所崇拜的对象合一了，神秘化了。过去有些老先生就说《五帝本纪》很有意思，有些帝什么都不做，就是聪明。帝颛顼的特点是“绝地通天”，通天地，这不是大巫师的神通吗？还有他的后辈帝喾，帝喾的特点也是聪明，说他生下来能自言其名，生下来以后老爹老妈在发愁给他起什么名字，他说不用发愁了，我叫喾，这不吓死人吗？“自言其名”其实就是说他聪明，注意，古代人就选聪明人、能通神的、能预知未来的人做君主、做帝王。所以对于神权和现实的这种政权，古人是将它们合二为一的。为什么大家听你的？因为我知道时令变化，因为我能呼风唤雨。这样一来，慢慢地这个权力就从平等中超越出来。本来它有很实际的功能，就是“预测时令变化，指导农业生产”，这些巫师是部落里面比较有学问的人，但是随着神权的越来越神秘，慢慢地累积，就异化了。实际上我们从后来对帝王责任的描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你要负责，祭祀也要由你来负责)，我们就能看到这种神权和君权的合一。

我们知道夏代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建立的，那么在这之前有一个遗址叫陶寺遗址，在今天的山西省襄汾县。这个陶寺遗址发掘出了很多坟墓——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宗族埋葬其中。这个领袖他也埋在这个宗族的坟里面，给他单选一个位置，以突出他的尊崇地位，实际上这已经进入国家的前夜了，也可以说有点国家政权的性质了。所以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社会开始分成阶级了，也就是穷和富、尊和卑之间的差距拉大了。虽然在同一个大家族，但是也出现了穷人和富人的差别，而且这种矛盾逐渐激化，这样的话必须得形成一个超越宗族之上的共同权力来维持秩序，也可以说是统治大家，甚至也可以说是剥削大家。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权力来维持秩序，那可能比被剥削和被压迫更惨，人类社会无以维持。

所以关于文明时代的到来，也有学者说我们可以简化成两条：一个是超越普通人的公权力的出现；另一个是社会分成阶层，有了军队，有了警察，有了维持政权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暴力工具。这就是国家时代，也可以说是进入文明社会了。

接下来我将给大家讲一讲公权力发展的两条后续的线索——祭祀与战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

我们先说祭祀。祭祀和宗教有关，也就是和崇拜有关，也可以说和迷信有关，人类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迷信，我们会崇拜。

《史记》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史记》从黄帝记起，这个黄帝到底存在不存在，现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可是《史记》相信是有的，那么《史记》是怎么记录黄帝的？说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鬼神山川封禅”。“鬼神山川封禅”，说的就是建立一种宗教秩序。一个领袖要建立一种共同的信仰，才能把大家黏合起来。

另外，人们之所以有崇拜，会迷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愿望。这种愿望实际上就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追求人类自身的繁殖。从一些考古遗迹发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蛛丝马迹。

在仰韶文化时期，半坡出现了很多彩陶，这些彩陶是用900多摄氏度的温度烧出来的泥土制成的食器。其中有一个彩陶盆上就画着鱼。这很有意思，因为鱼是很能生的，一条雌鱼生的小鱼，它自己都数不清，这就代表一种卓越的生殖能力。我们可以推测，古人观察自然，看到鱼产子很多，所以就在生活日用品上表现它、崇拜它、祈求它。

考古人员在北方辽河流域发现了一个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时期的宗教遗址，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生殖崇拜的文化遗址。这个庙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女神。崇拜女性就和生殖有关。这个庙的遗址往上走几步，就是一个平台，有学者统计过，说这个平台能容纳十万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宗教中心，它能凝聚方圆几十里甚至百里的民众，大家一起来上庙，一起崇拜这个女神，这就是一种社会的凝聚。

现在我们知道，要想生孩子就找妇产科的大夫。但是在今天的河北太行山，还保存着一个奶奶庙，这个奶奶庙有点像送子观音庙，祈求她，她就能保佑祈求的人早日得子。所以这一些现象我们说它是纵贯古今的。

1999年，我到衡阳去上课，上完课就去爬南岳衡山，发现那一天正好是一个宗教节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到这儿来上庙，有的人衣服前面还写了“心诚则灵”，还穿上统一服装。方圆几百里的民众这一天都聚集在这里，这一宗教节日就起到了连通一个地区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人群之间互相交流，形成一个共同体的一种有效的媒介。这种宗教崇拜是恒久的，比如说哪天庙会了，大家都来交汇产品，交汇商品，看戏等，这就形成了一个节日。这种节日不要小瞧它，它是一种文化、一种风俗，是一种统一性的文化现象，它的力量不可小觑，实际上我们今天仍然有节日，比如说世界杯，到那一天全世界男人都疯了。

上面我们说的是这种宗教、迷信的力量，它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人进行集体活动，进行共同的祭祀、文化交流，这客观上促进了共同体的诞生。所以这对公权力发展是一个刺激。但是公权力要发展，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战争。我们来看《史记》里面的记录。

刚刚我们说《史记》的记录是从黄帝开始的，那么黄帝做的第一件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打仗。打的是蚩尤，说“蚩尤为暴，不能伐”，接着又来了一句“炎帝，欲于亲临诸侯”。一个蚩尤，非常暴戾；还有一个炎帝，想当老大，也就是出了两个敌人。那么战争的结果怎么样呢？《史记》记载，黄帝都打赢了，因此他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天下的共主。

为什么战争胜利了，黄帝就能成为天下的共主呢？其实，要动员一个人群征服另一个人群，对于人群的管理、组织以及后勤力量的动员，都有很高的要求。具有这种组织能力，才能建立起国家的雏形。所以战争对公权力发展是一个刺激。

而且我们在考古发现里面也能看到，战争对不同人群融合的刺激作用。比如在今天的江苏北部，有一个新沂市，新沂市有个花厅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大墓，这个大墓的主人来自浙江，就是良渚文化人群，而墓里的殉葬者却是来自大汶口文化的人群。这就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人类不同的文化人群，比如说良渚文化人群和大汶口文化人群，他们的相遇，带来的并不是握手、友好、拥抱，而是你死我活。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王权的象征——大斧子，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本来斧子是用来开荒种地的，后来斧子也被用来砍人，所以《诗经》里面说，周公东征的时候是“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斧子破了，斨也是斧子，可见战争是多么激烈。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城墙和城邑出现了，这都是为了抵抗其他部落的进攻。客观上战争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家权力的发育。

04 夏：连接传说和历史的时代

我们前边讲的都是史前时代，再往后，我们看到历史进入一种传说的历史时代，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记住了黄帝以及他这个族群后边的几位重要的帝王。那个时候权力扩大了，城市从小型发展到中等，再发展成一个很大的城市。有了天文观象台，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社会的发展、财富的集中，权力的所有者逐渐就要从依赖原始的天然血亲联系而产生的宗族长、部落长，慢慢异化为国家政权的领袖，变质为帝王。而历史上紧接着就诞生了夏、商、周这三大王朝，实际上此时已进入了帝王时代，也可以称为王权时代。

我们这一讲主要是来谈一谈夏朝的特点，还有它的基本史实。首先来说夏代。夏这个人群，它最早的领袖是禹。尧舜时期，大洪水泛滥，禹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率领民众治理大洪水。禹传位给儿子启，开启了“传子不传贤”的传统。按照孟子的说法，这也是上天选择的，就是说禹似乎也想把权力交给贤人，但是他的儿子启就是当时最大的贤人，大家办事情不去找别人，就专门找启。于是启就自然成了合法继位者，这是孟子的一个说法。

启当权以后，中国历史就进入夏王朝时代。夏王朝建立以后，一共延续了近500年。商王朝的历史也是500年左右。而周代呢？西周只有270多年，加上东周可就长了。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周文王当年为姜子牙推车推了800步，于是姜家就保周朝保了800年。如果算上春秋战国，那时间差不多。

我们说回夏朝，夏朝有将近500年的历史，《史记》里面记载了夏朝每一代王大致的事迹，到了夏桀时，因为他酷虐，民众造反。当时民间还流行一个口号，叫“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阳什么时候完蛋，我宁愿跟你一块儿死。这是痛恨到无以复加了，只要你死，我陪你一起死我都愿意，其中包含着为后代造福的意思，可见这种仇恨是多么深刻。

夏代的这些历史，比较笼统，我们只知道在夏代的历史当中，存在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人群的融合问题。当夏王朝建立了它的政权以后，夏启干了一件事，这被记载在《尚书·虞夏书》的一篇很短的文字《甘誓》中。

“甘”是个地名，“誓”就是军前誓词。这个《甘誓》篇实际上就是“夏启伐有扈”。“扈”这个地方过去认为在陕西，但是现代学者，比如顾颉刚先生和他的学生刘启宇先生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刘先生一辈子治《尚书》，他注解《尚书》时就提出来，“有扈”就是“有崮”，它的地点不在陕西，而在今天山东范县这一带。这是一个东部人群，大概崇拜鸟。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因为这说明夏王朝建立了以后，它周边还有其他的人群。那么对这些人群该怎么办？《甘誓》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策。

《甘誓》篇里边说，因为有扈人群不听天命，他们蔑弃神明，于是我们奉天之命，“剿绝其命”。这是很残暴的一种命令，“剿绝其命”，实际上就是要干掉他。我们看到了一种模式，当一个强大的政权诞生了以后，这个王朝周边还有一些人并不听它的。这个太正常了，中华文化是多元发生的，虽然在中原地区文明率先实现了突破，进入国家时代，有了强大的政权、强大的军队，从发展水平上说它很先进，但是它对周边人群采取了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开了一个先例——剿绝其命。历史新的一个阶段就开始了。

我们说尧舜时期“小族依附大族”是一个凝聚的过程，文质彬彬。为什么大家怀念那个时代呢？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进入用战争去平定别人、去扩大家国的范围。而一旦国家形态确立，那就会主动扩大家国的范围。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殷商，西周建立封建制后才结束，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在讨伐了有扈后没过几代，夏朝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太康失国。《史记·夏本纪》里边记载，虽然太康失国，丢掉了政权，但是他还是把权力传给了他儿子仲康。仲康又传给了相，相后来被人杀死。相有个遗腹子叫少康，少康又“中兴”，再次夺回政权。大家看到这里肯定会产生疑惑，太康不是失国了吗？他怎么还能把权力传给儿子呢？我们这里要补一句，《史记》所记载的是太康所在的那个宗族，宗族部落的权力是世袭的，他可以传给他儿子。但是，此时国家的最高权力已经不在太康这一系手中了，周遭那些族群也不再听他的话了。太康失国，少康中兴，那么夺了太康权力的这个人叫什么呢？叫后羿。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十日并出”用现代的理解就是历法乱了。后羿在神话传说里，是一位东方人群(东夷人)的领袖。根据《左传》记载，他是从鉏迁过来的，那么这个鉏在哪儿？鉏在今天河南省滑县，后羿实际上是从东部平原来到西部。在东夷人群和西边华夏人群的交界地带，来了一支人群，把夏朝的权力夺了。后来他们又杀死了相，相有一位夫人，怀着孩子跑了。跑到娘家，这个娘家叫有仍氏，遗腹子少康继承了有仍氏部族的权力，就这样，他慢慢积累，又把权力夺回来了，这就是“少康中兴”。

我们看到这其实还是个东西人群的问题。《甘誓》篇告诉我们启向东打，扩张自己的地盘。夏这个人群，应该来自西部的高原，他们的主要扩展方向是向东，一直到桀，都在向东扩展。后来据说桀征东夷，打了胜仗后亡的国。

过去傅斯年先生在蔡元培先生诞辰的纪念文集里就提出了《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很出名，实际上当时的历史问题是东西问题。仰韶文化区域和大汶口龙山文化区域在中原黄河这一线贯穿，因为当时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所以东西人群都在蓬勃发展，这两大人群的融合是当时的一个主调，一个大问题。所以夏朝人用了征服的手段。

另外，就是从文化上讲，我们今天辗转看到了前人对于夏朝文化的论述。夏朝人“尚忠”“尊命”(相信命)；“事鬼敬神而远之”，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他们注重人事，忠于职守。这是《礼记》里面的说法。

过去有位柳翼谋老先生，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中国文化史》上、下两册。他说所谓“尚忠”就是忠于职守。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公而忘私、忠于人事的表现。现在考古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在宋振豪先生所写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就提到在河南登封这一带发现了一个考古遗址，那是夏朝的根据地。夏人的生活区域在二里头，就在现在的偃师，中岳嵩山周围这一带。这个地方有一个城邑，被大水冲毁了几回，夏人经过多次修整，始终不肯搬走，这跟后来殷商人那种好迁移的习性不一样。夏人尚忠。

我们今天从屈原的《九歌》里面，似乎还能看到夏人文化的遗迹。说到《九歌》，就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楚国人。楚国人其实并不是湖北这一带本生本土的原住民，在殷商崛起时期，他们从中原迁徙过去。楚国人的文献里边谈到，他们过去在许和昆吾一带居住。许是今天许昌这一带，南阳盆地这一带，昆吾则要更靠北。

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大约在殷商兴起的时候，有一支人群南迁了，把当年屈家岭文化人群赶走了，这实际上可能就是楚人。注意，楚国人带来的是北方文化、中原文化。为什么？因为《九歌》里边有祭河伯的，河伯是黄河神。当然《九歌》里边也有大量的南方文化，但是《九歌》的诞生时间已经到了战国时期，屈原是改写也好，还是创作也好，已经是变化得有点面目全非了。

05 殷商：酒文化与人殉习俗

我们下面来谈谈殷商文化、殷商历史。按照《尚书》的说法，殷商这个族群的始祖叫契，也是尧舜时期的人。契的后代里有一个叫冥的官员，这个人曾经为了治水而死于水中，所以世世代代被祭祀。过了若干代以后，商汤伐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王朝的都城在哪儿呢？比方说最著名的就是“盘庚迁殷”，把都城迁到了今天安阳这一带，于是商王朝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王朝。

殷商的历史有500年左右。商朝和夏朝实际上都属于王权社会。但很明显，商王朝它的地域更加辽阔。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一些传统文献来证实这一点，而且还有一些相关的考古发现。比如说过去有一位老前辈，他谈到在渭河流域就有殷商早期的军事据点。另外在山西中南部，也发现了殷商人军事驻扎的痕迹。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湖北有一个盘龙城遗址，在今天的武汉市黄陂区，那是殷商时期的一个军事重镇、城堡、要塞。殷商人的足迹竟到达了湖北这一带，充分证明了殷商人“无远不届”这一特点，他们的脚步走得真是远。

我们知道青铜器制作到了殷商时期已经非常发达了。后母戊，也叫司母戊大鼎，足足有870多公斤，现在在国家博物馆里保存着，这是国之重器。当时的坩埚才12公斤，一次最多只能熔化十几公斤的铜和锡。大家算算，要铸870多公斤的重器，得需要多少坩埚啊。由此可见当时铸造业的分工合作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规模。

有一些中国科技大学的学者，用现代高科技来分析青铜器矿料的来源，最后分析出来这矿料来自云南。当时在云南和华北平原之间有一条商道，专门用来运输青铜矿料。这个发现是很有意思的。

李学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东南亚一带，似乎也有商朝人的痕迹。若干年前，在美洲的加利福尼亚海滩上发现了一些石锚。我们知道古代的船得用锚链，后期用铁，更久远的时候用的是石头。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石头并不产自美国的西海岸，而是产自中国的江浙一带，时代就相当于殷商时期。另外，在美洲还发现了一个古代文明，它的有些字跟殷商的甲骨文是很像的。这些都引人遐想。从这些或可靠，或猜测的证据都可以说明商朝人是一个游走的人群，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商朝人的特点——无远不届。

另外商朝人为什么叫“商”，这涉及商朝人的族群起源问题。大致而言，商朝起源于东部的平原地带，它的文化气质和周人差异非常大。我看了一些相关文献，文献中说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把做买卖的人叫商人，就是因为殷商人喜欢做买卖。这个也见于《尚书·九诰》里面，周公说，殷商人愿意做买卖，可以，让他拉着牛车去；想喝点酒，如果不妨碍社会公共安全，也可以。周人不行，周人贵族如果酗酒，周公说：“把他带到我这儿来，我来杀头。”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些殷商人不愿意种地，就开始做买卖。村里边来了摇拨浪鼓的，是谁来了？殷商遗民来了，就是做买卖的人来了。久而久之，“商人”这个称号就成了做买卖的人的专用称号。这是学者们的推测。由此可见，商人的文化气质跟周人是很不相同的。

我们今天中国人遵循的文化传统，很多不是殷商人的。殷商人好周游世界，好做买卖，同姓而婚。做过国家博物馆馆长的朱凤瀚先生，他有一篇文章《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里边就提到，殷商人结婚是非常封闭的，他们同姓而婚。周人就不是，周人专找异姓结婚，男的娶媳妇一定要找一个异姓姑娘；女儿嫁出去也不能嫁给同姓，“百世不通”，就是姬姓男女，一百代不可以通婚。我们今天大体遵循的是周人的传统。当然，有些殷商人的传统我们也继承下来了，比如好喝酒。

那么，殷商人的都城在哪儿呢？我们通过考古，发现了几处。比如在今天河南郑州有个人民公园，当年有人在那儿修建筑，就发现了郑州商城遗址，里边还出土了青铜器，那是它的都城。后来偃师也发现了都城，而偃师的都城似乎比郑州还要早，殷商人什么时候迁到今天黄河北岸的安阳这一带，也就是殷墟这一带的呢？有文献记载，是在盘庚时期。我们今天看《尚书·商书》有三篇文献，盘庚上篇、中篇、下篇。说了半天，主要是劝告他的民众，让他们跟他走。对一般民众讲话，那会儿还商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商量是商量了，对小民说话的口吻还是很凶猛，借着鬼神说话，说如果不听话我就告诉鬼神，让你断子绝孙。

而盘庚迁殷之后，商朝也的确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到了武丁时期，商朝国力强盛。我们知道，武丁时期，有位著名的妇女叫妇好。她的坟就在殷墟里边，深埋地下几十米，“洛阳铲”挖不到，所以保存了大量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国家的宝贝。今天去看殷墟，一定要看看妇好墓。有人说她是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的确，在甲骨文里边就记载了她率领军队5000人。所以商朝的女性很厉害。

我们知道今天商代最了不起的发现就是商代甲骨文，商代的历史因此成为有确凿文字记载的信史，我们也因此可以和3000多年前的文字面对面。当然，甲骨文的试读，今天还是个很大的课题，也是一门很艰深的学问。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武丁时期伴随着大量的对外扩张和战争。传统文献里也有这种记载，高宗伐鬼方。高宗就是武丁，鬼方在哪儿？大致在山西、陕西北边交界的这一带，这个人群到了西周时期还存在着。殷商人伐的是羌方、氐族、羌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些族群都很遥远，但是在古代，他们就生活在殷商王朝的周围，属于叛附不定的人群。所以战争越打越剧烈。

《左传》《战国策》和《吕氏春秋》中都有记载，当年禹得了天下以后，“会诸侯，有万国”。怎么当时有那么多国家？老一辈史学家夏曾佑最早的《中国史稿》这本书里边就谈到了，他说一个大的族群，有它的城墙，有它的领袖，有它的生活区域，那这就是一个国。

商汤伐完夏桀，到了“薄”。“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高土坡上的宗教建筑，实际上这就是他的老根据地。据史料记载，商汤在回到“薄”以后，举办三千诸侯的大会，这时候一万个诸侯只剩下三千了。从记载可以看出他们数量的变化是非常剧烈的。到了周武王灭商的时候，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同意周武王灭商。那么有史学家就反推，不同意周武王的，还有商王朝的党羽，加起来也有一半，也还有一千六七百个国，这个记载和《左传》所显示的数字是一样的。《左传》就讲过，说大族不爱护小族，小族不侍奉大族，所以过去万国，现在还剩1000多个了。我们从武丁时期的征伐可以看到，族群在不断地减少，但是征伐的难度越来越高。

王国维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边就说，殷商王朝周边的地方政权叛附不定，经常爆发战争。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一种现象，战俘被用于各种各样的杀殉、祭祀、殉葬等，古代人用人做牺牲，用处不一样，名称也不一样。宁晋侯家庄的武关村大墓，打开以后非常吓人，390个人头码在那儿，因为他们的一个王死了，所以杀了这些人做牺牲。

那么这些殉葬的人是谁？在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大册里边就谈到他们并不是殷商本族人，可能是战俘。殷商本族人再穷，也不会被拉去殉葬，反而是抓来的这些战俘，平时可能干一些粗重活儿，一到祭祖时，几百号人就被全部杀掉。

北京大学过去有一位老学者孙淼先生，写了一部《夏商史稿》，他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描述那个情景：被砍杀的这些人，有60岁的老头，也有十来岁的孩子，看着令人毛骨悚然。

这就是我们说的殷商文化。殷商人在殷墟盖一个宗教建筑，比如说乙二十组，一共杀死了640多人。他们修建一座房子，在安地基的时候，要在四个墙角下边埋四个小孩子；安门的时候，还要杀人，门口里边埋两个，外边埋两个，有的坐在那儿，还挎着刀，阴间守门；上梁时，还要杀若干人。所以一个宫殿族群，殉葬的有600多号人，这就是殷商文化的阴森恐怖之处，我们可以称之为“鬼魅缠身”的时代。

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困境的表现，商朝跟周边人群越打，关系越紧张，它虽然很强大，但大家却都怕它、厌恶它。正是这种战争造成的死亡，导致殷商的鬼神观念特别强烈，所以就用新鬼去防旧鬼。我们当然可以从殷商文化习俗的角度去看它，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带有的那种历史的色彩。像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这本书里边就说，青铜器物上的饕餮文带有狞厉之美。狰狞的美，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困境在精神上的表现形式。

盘庚迁殷以后商朝变得强大了，青铜器制造很发达，甲骨文也出现了，中华文明迅速地发展。但是一个问题也正变得越来越严重，那就是一个王朝，在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先进的、代表文明水准的家国社会，那么周边人群怎么办？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地摆在了那个时代人的面前，应该怎么办？

06 周人的天下观与天命观

商王朝继夏王朝之后，经营了500多年的天下。在公元前1046年(距我们3000多年)，周武王在甲子日这一天早晨，灭掉了商王朝。

战争打得很快，按照《史记》里的说法，周武王带着三千“虎贲之士”，直捣敌巢。当然这是周武王的骨干部队，同时还有来自其他方国的军队，就是那不期而会的八百诸侯。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今天重庆、四川一带的八个南方族群，他们也跟着周武王一起来打击殷商王朝，最后殷商王朝迅速地土崩瓦解。

这件事情发生在甲子日，这是从很久以前延续下来的说法。那么是不是真实的呢？是的。因为我们挖掘出来一个青铜器，它是西周早期的一个簋。簋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底盘的大碗，它是盛粮食用的容器。古人祭祀祖宗时，鼎是放肉的，簋和斗是放粮食的，这不能搞错了。我们看到有些广场的大鼎里面装满了粮食，那是错误的。这个簋就叫利簋。总而言之，这个器物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告诉了我们，就是在甲子日这一天，周武王克商。

此时的殷商王朝已经腐败到极点了。过去有一个传说：起初，人们都在骂商纣王，有人就向周武王提出，我们讨伐他吧？姜太公、周武王就说不用，因为现在还有人骂他、关心他，过一阵子没人骂了，再讨伐他。

实际上从军事角度来说，武王的这次行动是擒贼擒王，多少有点像斩首行动。据说“克商甲子”之前的那一天，整个武王的阵营，就是姬家的主力和他的友军，就像过年一样前歌后舞。据说到了刘邦时期，在重庆一带还保存着这种舞蹈，叫巴渝舞。古时候景颇族以及其他一些西南兄弟民族在打仗时会跳舞。在世界范围内，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也提到，古代欧洲人会在战前跳舞以鼓舞士气。

刚才我们说过，周武王带着三千虎贲之士，那么按照古代的兵制“五家出一兵”来推，三千虎贲对应的那就是1.5万户。一户人家有多少人？孟子说“八口之家”“七口之家”，那么我们就按八口之家算，1.5万户乘8，也就是十几万人。史学家估算，武王统治下的民众少则六七万人，多则十几万人。就算还有其他的人没算上，也不会超过20万人。可是殷商王朝有多少人呢？史学家保守地估算也有百万之众。所以这是一个极不对等的战争，周武王是以少胜多。这还是诸多诸侯抬着他、护着他的结果，其中包括八个西南族群，而这西南八个族群对武王的拥护实际上是周文王政策的结果。

所以有人就猜测，可能周人在强大了一些以后，就想直接和殷商人开战，结果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后来文王学聪明了，开始走迂回包抄路线，联合弱小的力量。注意，这种联合本身带有一种开放性的特征。他弱小，所以要联合。而陕西这一带，考古发现先周时期(就是周人正式建国之前)各种类型的考古遗址比较多。周人在陕西这一带生活，他生活在一个不同人群杂错的地带，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开放的精神。所以他就开始走包抄路线，向西南、东南迂回着走，于是就有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局面，九州中，有六州诸侯跟随他，就这样战胜了殷商王朝，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历史记载里面有很多细节，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所以常常能够从一些细节中看出强烈的文学色彩。虽然有文学色彩，但是它们的象征意义可能更能通达历史的本质。有一部书叫《逸周书》，这里面就记载了周武王登高一望——当然这个登高登的哪个高，其实比较含糊——看到了大量的殷商遗民。而刚才我们说过，周武王带着三千虎贲之士战胜了殷商王朝，结果他登高一望，看到那么多的殷商人。作为一个依靠军事获得胜利的领袖，根据《逸周书》记载，他一晚上没有睡着觉。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周武王赶紧把弟弟周公旦请过来，和他说了一些话。

大致说了两件事：

第一，周公你来继位。周武王身体不好，50多岁就死了。据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武王在位仅三四个年头，其间一直饱受病痛折磨。而且《尚书·金縢》篇里面也反映出武王多病，所以有周公为他祈求神灵这样的事情。而成王还年幼，所以周武王就说，我死了你来继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人都实行哥哥死了弟弟继位的传统，后来慢慢就变成弟弟继位后，等到哥哥的儿子大了，再让哥哥的儿子继位，这叫“一继一及”。所以周武王就向周公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要求被周公拒绝了。周公当时流着眼泪，表示不想接这个班，而是想辅佐自己的侄子。《逸周书》是这样讲的。

然后就是第二件事，也就是都城建在哪儿的问题。这也是周武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的。他考察了地形，认为都城应该建在夏王朝的故地，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因为这是天下中心，大家来这儿“道里均”。意思是大家走的路程一样，很公平。

这实际上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政治决策。当周人战胜了殷商王朝以后，大家都对新的统治者心存疑虑。周人的统治并不稳固，对于那些帮助过周人的联合族群，今天你好好对他们，他们就和你联合；明天不好好对他们，他们就可能起来拥护别人，推翻你；另一方面，殷商人那么多，远远比周人强大，周人只是趁着殷商统治者政治腐败，一时在武力上战胜了他们而已。所以向天下人表明自己的心迹，便成了重中之重。在洛阳这一天下的中心建都具有极深的政治隐喻——这是为天下人建的都城。正是因此，洛阳这个地方在周初若干时间里就成了历史的一个热点。

我们说，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思想决定你的行为。周人在洛阳建了都城，而且在这儿演出《大武》[1]乐章，就是为了向天下人宣誓一种和平政治，这实际上是一场重大历史转变的开端。

洛阳在文献中称“洛邑”“新邑”。在《尚书》里面会称“新邑”，在金文里面也这样称呼。这个举措，伴随着一种观念的变化，也就是“天命观”的诞生。“天下观念”和“天命观念”，只差一个字，含义却不同。还有就是它推陈出新地实行了一种制度，那就是“血亲大封建”。这几个制度的实施使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先来看“天下”观念。“天下”这个词，出现于西周的中早期。它的宗旨就是要相信上天，当然“天命”也是如此。“天下观念”就是包容所有。我们在前面讲过，周文王联合诸多的弱小族群，开始走“包抄”路线。这样一种联合，就是“天下”。“天下观念”是一个空间观念，用现代语言意译，就是举目望去只要有人类的地方、有人群的地方，我们都要用“天下”来概括。

而这首先就要有个都城以安顿庞大的人群，这个都城就叫“中国”。“中国”这个词见于何尊，距我们今天3000多年了。何尊出土了以后，在它上面就出现了“中国”两个字，何尊上的这个“国”字并非写作繁体的“國”，也不是我们今天用的简体的“国”，而是写作“或”。“或”字的右上边是一个“戈”，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一个城邑，这就是“国”。“国”这个词跟“城郭”的“郭”是同源的，它们语义相近，读音也相近。

与中国相对的是四方。后来的文献《尚书·禹贡》篇以及《国语》里都写到了五服制。五服制就是中国周围要有诸侯拱卫着。“中国之内”，按照传统文献的说法就是京畿地带，这一片土地是王朝直属的，但这块直属之地上也有诸侯，以土地分封贵族，这些诸侯往往叫伯。

有位旅美的学者叫李峰，他在研究西周王朝政治制度时就谈到这个问题。这些京畿地带的诸侯是离周王室最近的，他们要向王进贡东西，比如说谷子、小米、小米糠、小米的秸子等；这之外的诸侯叫侯卫，他们守卫着王朝疆域，这就是侯；再远的诸侯实际上就是一些周的同盟者，或者一些跟周关系不是很紧密的国家。这些远方的诸侯，离得稍近的，就让他定期来朝拜，比如说一年来朝拜一次，他只要不闹事就可以；再远的诸侯一辈子来一次就行了。

总而言之，越远的责任越小。最远的诸侯只要不闹事，不侵犯我们，就可以和平共处。然后对于这些远方的诸侯，我们要想跟他们搞好关系，得“修文德以来之”，然后“文化不改，武力加之”，意思就是，如果你实在闹得凶，我们也不是不能打。周王朝是不是真正地去执行了这个政策是一回事(像穆王就向外扩张)，但是这种文化观念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分层次的，有远近亲疏，这就是“天下”。

实际上在《老子》和《管子》里面都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看世界要“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你看家里的问题，就要以家为尺度；你看国的事情，就要以国为尺度；你看世界、看天下就要以天下为尺度。而不是拿着一把尺子量到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不合适。

所以天下观念的确有它的优点。而只有地域多元文化发生，才能有这样的意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对待这种意识，不必一味抹杀，它是有它的长处的。“文”这个词在先秦时期，有的时候等同于“德”。“文化”这个词还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文化”你，就是感染你。你不听？不听就打你，所以他并不是不要武力。我们也不是说那些野心勃勃的王就完全遵守这种观念(比如汉武帝、唐玄宗)。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汉武帝开边拓土，就有人批评他；唐玄宗开边拓土，杜甫就写《兵车行》，去批评他。所以这是一个文化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格局甚大。虽然有这个观念，但在事实层面上，古代的统治者未必遵循得那么好。我们不能看到古代有这些观念，就认为古代有多么光辉灿烂。

实际上这个“天下观”直接导致了封建。从远古以来，群体数量多了，总会向外洇，诸侯就会去占地盘。殷商王朝人越来越多，就只能往外发展。这种发展，就像我们在宣纸上滴一滴水，然后“唰”的一下就往外洇。而周家的封建制，那可不是一滴水往外洇啊，它是把整张纸洒满了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五六十个诸侯被封建到全国各地，这是个大手笔。这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应用，通过封建，周人掌握了一些军事要地。

封建制实际就是武装殖民，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太行山，太行山向东有八陉，也就是八条通道。于是在八陉的东边，也就是今天涞源县这一带，建立了燕国。然后沿着汉水流域，在泰山南边封鲁国，泰山北边封齐国，把局势控制住，这是占领先机。

当然，我们前面说过，武王封建他的范围小一些，你看鲁国，傅斯年先生就说，鲁国一开始在河南鲁山县，就是离着嵩岳山地不远的地方。后来周公主政的时候，一下就派到了“大东”。在《诗经》里面提到，大东是远东，即荒远的东方。建立鲁国以占领泰山以南的地方，在泰山以北则建齐国，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庸国。山东那一带就有很多土著国家，不把你灭掉，但是你得听从当地诸侯的调遣。所以像这样一种大手笔的政治就出现了，这是封天下。周公《立政》篇中就说道：我们周家的子弟，拿起你的干戈，到天下去，海域苍生我们都要管，都要安顿。

天下观念，是一个宏大的观念。封建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周人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张。我们前面讲过，考古显示，如山东半岛这样的地区在夏、商这段时间里，仍然保持着一种本地的特色。真正的西部的文化要素，就是华北平原西部——像陕西、河南——这一带的文化要素，大量地进入山东地区，这是随着西周封建才出现的。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局面，什么局面？就是周全面地跟各地人群相接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

按照周武王麾下“三千虎贲之士”来反推，我们得出周的人口规模有十几万人。他一共封建了71个国家，其中53个是姬姓国家。诸位，10万无论是被53还是71除，数量都很少。所以在公元3000年前，我们如果登高一望，看到的一定是周家的贵族打着旗帜，带着不太多的人群到遥远的各地去抢占先机，占领军事据点，未雨绸缪地消除叛乱的种子。这个是周公时期与成王时期完成的，康王时期还在进行。但是不要以为封建就结束了，一直到宣王时期，分封依然在进行。它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哪儿出了问题，就在哪儿分封一个诸侯。比如说燕国这一带出了问题，他可以派一个韩侯过去。韩就在今天的北京正南，在那儿建一个韩国。再比如，当年楚国人北进，直逼南阳盆地，于是他就把他舅舅放到南阳去。他用的依然是封建的方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他的法宝。

所以封建的这些邦国，在一开始就是王朝的派出机构，虽然它有国家、有军队、有治理民众的权力，甚至诸侯之间可以交聘(会盟)，彼此走亲戚，但是，它是服从周王朝的。这些诸侯真正开始各自谋自己的事情，那是西周王室崩溃以后了。西周王室不行了，大家各自谋自己的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是在齐国，还是鲁国，抑或是其他地方，青铜器的制作规制都是一样的。所以封建的邦国多多少少有点像驻扎在当地的一个军事单位，它有家属，它有城市，它有人民，但是它不忘自己是一个派出的军事单位。我们刚才说过，因为周人很少，所以一旦失去了整体的联系，周人的政权就要完蛋。所以在一定时间内，可以维持一种“分”和“合”的向心力和分散力之间的平衡，就像卫星不会脱离行星一样，但是慢慢发展就会出问题。所以封建是一个大手笔，天下观念和封建制是相配而行的。

那么天命观念又是什么呢？天命观念实际上是周家用来说服殷商人的。我们中国人崇拜上天，从远古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探索大自然的运行规则，太阳从哪个山头出来，月亮从哪个山头下去，诸如此类。“天人之学”是中国最早的学问，由巫师掌握着，后来帝王就变成最大的巫师，汉代人还知道这一点。汉代人给皇帝上书，说“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意思是，帝王最大的事情是维持上天的秩序。在殷商时期，天并没有丧失它的这种神威。有一位学者叫陈梦家，早年是个诗人，后来做学问，他写了《殷墟卜辞综述》。他谈道，在殷商甲骨文当中，上天有许多神的权能，但是你仔细看，它并没有脱离原始的刮风下雨，降灾降病。所以，在殷商人的观念中，天挺可怕的，甲骨文中很少谈论天有没有德行，就算有谈及，也很少。这个观念被周人利用了。

我们看文献，周人一上台，就开始用“天”来说服殷商，他偷换了概念，注入了一种新的要素，就是德的要素。“尚德”是西周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后来被儒家继承下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天命是什么意思？周人在《尚书》里面反复说，过去我们老百姓都是上天的子民，可是上天没法治理大家，于是它要选择人间的代理人。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选择的标准就是谁有德，谁对民众好，就选谁。一开始选择了大禹，是因为他治洪水有德行；后来选了商汤，也是因为他有德行。夏桀没德行了，老天爷只能换代理人，于是就选择了商汤，现在商纣王闹得太凶，老天爷又开始选，选择了我们的文王、武王，这叫“配天”。

天在人间有它的副手，帮助它来管理民众，能有这样荣耀的人叫“配天”，即德配天地。我们周人能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我们的文王，还有文王的祖父太王积德。我们的老祖宗当年在尧舜时期曾经种粮食，为大家提供了饭食，这就是积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一个早晨灭掉你们，这是天意，所以你们不要闹。在《诗经》里面有这样的话，说殷商人没有丧失大众的人心之前，也是配天命的。那怎么办呢？既然上天如此，那就跟我们一块儿自求多福吧，这叫革命。所以中国的革命思想实际上就是历史王朝的兴替，就是从上天回到上天。给你权力，如果你不好好干，就收回去再发放给别人。这实际上是在给被征服者做思想工作。所以周人用天命这种文化观念，一方面给自己上台做一种修辞，另一方面他也拿这种修辞去说服别人。

总而言之，西周的变革，首先从观念上，有天命观念的出现，也有天下观念的树立，同时在现实中实行了封建制。周人的贵族所到之处，当地的土著人群开始与周人融合，于是历史就改变了过去的形态，开始走向统一化的文明进程。一个王朝带着所有人往前走，慢慢地，一个民族就要诞生了。一个文化的民族，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生活秩序，这样的人群将被造就出来。

07 如何对待战败者：来自西周的大智慧

前面我们谈到，西周建立以后，实行封建制。在这个制度实施的同时，它确立了超越阶层的指导概念，也就是天下观念。周人为了说明自己的合法性，把古老的这种上天崇拜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天命观念。实际上天命观念、天下观念都是包容的、讲究怀柔的。怀柔，就是用柔性的力量，用文治的力量，来统一大家，团结大家。

包容天下，首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殷商遗民的问题。前面我们也讲到周武王在洛阳建都，他是想为天下人建个都城。我们说这是一种姿态，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政治术。那么真正地考验周人是不是以一种宽大的胸怀包容天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他如何对待战败者，也就是殷商遗民。

我们知道商纣王被杀掉了，商朝的贵族也被杀了不少。我们也知道周初有“三监之乱”，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去平定叛乱。所以这个事情，对于周人而言，也是个大事情。关于后来的封建，我们要补充一点。前面我们谈到过，武王的封建他实际上是围着洛阳这一带，层层向外铺展。但是到了周公时期，他把整个的周人族群，迅速地散布到各地去。像泰山南部，就封了鲁国。周公摄政期间，他把诸侯像扔手榴弹一样扔出去，四处开花，让他们到全国各个要害地方去建立军事据点，也就是建立邦国，建立侯卫，守卫周王朝。实行这样大手笔的封建，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应该注意这里边的不同，这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做法。所以《诗经》里面《大雅·文王》篇说，周家是“旧邦维新”。这就是中国文化转变时期，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特点，它是从旧因素里面推出新因素，也就是推陈出新，移步不换形，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不是断裂式的。

这种制度的实施，导致了后来某些殷商顽民的造反。于是，周家就把这些顽民的上层分子中某些不好控制的，迁到洛阳去，那儿正好要建一个新的都城。于是洛阳实际上分东、西两部分，它有一个周人执政的都城，也有一个殷顽民的聚集地，但是他们只有聚落，没有城墙。这在古代的文献中是有记载的。虽然有多个王朝在洛阳这个地方建都，拆了盖，盖了拆，地理考察挺麻烦的，但是这个情景大致是清楚的。

我们再次回到刚才的话题，周人统治者如何对待殷商遗民呢？这里面有一个历史段子，见于《尚书大传》。《尚书大传》这部书是西汉初期的一部书，是对《尚书》的解释。里边谈到一则逸事。说这个周武王灭了商以后，晚上睡不着觉。他十分焦虑，怎么对待这些殷商遗民？于是，他就问姜太公，就是姜子牙。姜太公说：“我们要杀!杀一个少一个。”周武王一听，好家伙，殷商遗民上百万，得杀多少人哪!不行，他觉得不对劲，于是就问召公。召公这个人是周文王的儿子，但是好像是庶出。武王就问召公，怎么处理这些殷商遗民？召公就说：“有罪的，杀!反正人多。”武王一听，商纣王领导下的殷商老百姓犯错误的太多了，所以还是觉得不行，于是就问周公旦。周公说：“无罪的不杀，有罪的也不杀。不但不杀，还要各田其田，各宅其宅。”什么叫“各田其田，各宅其宅”？就是有田的种自己的田，有宅子的住自己的宅子。《尚书大传》说，周武王听了这个建议以后，旷然若觉天下之已定。旷然，就是心胸开朗了，好像天下已经定下来了。实际上，它是事后的一种形容，就是对待殷商遗民的政策有上、中、下三策。后来周武王死了，周公执行的就是他所决定的这个策略。历史就是这样，遇上个明白领导人，中国历史是一个样子；遇上秦二世那样的领导人，秦朝就迅速灭亡。以对待殷商遗民为例，起码周公采取的是宽大政策。我们知道，孔子就是一个殷商遗民，他的祖上是宋国人，宋国贵族。他曾说：“甚矣!吾之衰也，吾不复梦见周公。”(我衰老了，我再也梦不见周公了。)这明确地记载在《论语》中。那么这种感念之情，似乎不单是一个文化问题，其中就蕴含了周公对殷商遗民的态度问题。

过去胡适有一篇文章《说儒》，讨论了“儒”是怎么来的。他说，就像罗马在军事上战胜了希腊，可是希腊在文化上战胜了罗马；殷周之际也有这个问题，周人战胜了天下，可是周人在文化上落后。周公也说了，他说我们的文王是“修商人典”，就是学习商人的这种文化。“典”就是礼典、法典、各种典则、典章制度。所以当他战胜了殷商以后，大量的殷商有文化的人进来了，进来了以后，帮助他作册，帮助他记录历史，还帮他制定典礼。

历史上的生活是很复杂的，一个人会写，会起草文件，也就会做史官记录，同时他也可以主持典礼。我们要注意，这是一个文化吸收的问题。就这样周人建立了西周文明。我们在下面还会跟大家讲到，西周文明是我们华夏，也就是中国后来精神传统的根源。它吸收了很多前代的文化，产生了一种文化系统，而这个文化系统后来被儒家坚持，然后就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大家可以去看看，四书五经的成书年代，没有一个不是周代。说夏、商很了不起，有青铜文明，但是没有一部书是那个时候写定的，这个就是问题。

你提出来一个“天下观念”，又提出来一个“天命观念”，但如果你只提观念，而在胸怀上，在做人做事上，一点精神状态都没有，它就完全是一种修辞、一种遮掩。从周代人对待殷商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到，他的确是采取了一种包容政策。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说的“天命”“天下观念”是吻合的。说到这儿，我们不妨顺着往下说。比方说周人的开放性，我们在前面说过，考古发现，在陕西先周时期遗址中，各种文化类型并存，正是因为这种开放性，周文王可以“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可以凭此联合弱小。实际上这种传统在西周以后，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西周中期的都城中心已经挪到了陕西这一带。也可以说，到西周中期，陕西已经成为世界中心，这就是一种开放。

另外，这种开放还表现为什么？除了包容殷商人，还进一步表现为要向殷贤民学习。《尚书·康诰》里面有相关记载。《康诰》这篇文献是西周初期周成王任命周文王最小的儿子康叔治理殷商旧地民众的一道命令，这个康叔就是卫国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劝告他：第一，你不要用我们周家的法度去判案子，你要用殷商的刑法去治理殷商民众，不然的话他们不习惯；第二，殷商人要喝点酒，喜欢做买卖，可以容他们；第三，要宣扬文王之德；还有一点，就是要向有德行的殷贤民学习。殷商五百年，出了好多贤王。

我们要注意这一文献，周公封建的时候正值周初，周人刚刚战胜殷商王朝，他就提出向有德行的先王学习。这不是哲学观念，它是一种真正能见胸怀的精神状态。一个弱小的周人族群，为什么能取得那么大成绩？跟这种开放的胸怀是有关系的。我们通过了解他对殷商遗民的态度，可以看到他那种包容情怀。而这种包容情怀，才是一种真正的天下胸怀、大智慧。实际上这是周人以弱小战胜强大以后能够站住脚，能够在文化上有所建树的根本原因。

08 建立在血缘基石上的封建制

西周，实行了一种新的制度，就是封建制。封建制实际上是一种以血缘为尺度进行的封建。中国文化因为它独特的地理条件，从新石器时期以来，它的农耕文明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四季分明的东亚大陆季风气候的环境里面，使一种很天然的关系，即原始的血缘关系得以保存、蔓延，并成为凝结社会群体的一个线索。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它的痕迹。

西周封建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血缘原则，所以天下封建的诸侯，姬姓就占了50多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周人群体实际上很小。老一辈史学家谈西周的历史的书里就说，当时不定有多少这种过去身份不高的周人，就因为他们占了一个姬姓，就弹冠相庆，纷纷到东方去做主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血缘关系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尺度，变成封建的一个标准。周文王几个儿子——管叔、蔡叔、霍叔、康叔等，包括周公、召公都有了各自的封国。召公被封到了燕国，就是今天北京这个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琉璃河，北京的远郊区，发现了燕国当时的墓葬遗址，这样的话可以确定它早期建国就在琉璃河附近。封建首先是姬姓团体，姬姓贵族；同时，还有姻亲；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同盟者。但是往往这些同盟者都有姻亲关系，这是封建的两个主要部分。

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褒封，就是把一些过去的部族领袖的后裔封建。《史记·周本纪》里面提到，像黄帝之后、尧舜之后也都封建了一些国家。比如说像今天河南省东南部的陈国，就是舜的后代。周人还分封了殷商贵族的一支，也就是微子这一支。微子启，据说是商纣王的兄弟，但是他是庶出的，也就是非嫡夫人所生。于是就封他到宋国，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去干什么？血食先王。就是去给商汤，以及商汤之前的列祖列宗、先公先王，上冷牛羊肉、猪肉，这叫血食。宋国人在春秋时期，是中原诸侯的铁杆盟友。我们知道到了春秋时期，历史的主轴，是中原诸侯。其中晋、齐，尤其是晋，老跟南方的楚国干仗。而宋国人往往是站在中原诸侯的立场上的。宋保存了大量的殷商文化。我们知道殷商人有殉人的习俗，先王死了以后，要杀大量的活人去祭祀，这个现象在殷商很普遍，尤其是殷商的王室墓里面发现了很多这样死于非命的人口。那么这种现象，居然在一个西周中期的墓葬里面发现了，有十几具尸体在那里放着。大家觉得很奇怪，周人中已经很少见到这种现象了，那这是谁干的呢？后来恍然大悟，是宋国贵族干的。

也就是说周人对殷商遗民采用了一种绥靖政策，你的生活方式不变，这跟“各田其田”“各宅其宅”，实际上是一样的。在《尚书》里边我们看到，殷商人好喝酒，让他们喝去吧。所以有学者说，这是毒化政策，这种绥靖不怀好意，喝酒喝多了，他政治上就不反动了。如果殷商人愿意做买卖，那就让他们去做买卖。另外，用殷商的法度治殷商。在宋国，甚至可以被允许杀殉，周王室不加干涉。所以，宋保存了很多的殷商文化。一直到后来，宋国出了一个哲学家庄子，他的文章写得跟中原其他国家的文章不一样，大概有些这方面的文化原因，这就是文化上的渊源。

前面我们曾经跟大家谈到过，你看那些所谓的重要邦国，都在重要的交通道路上，都在军事要地，它首先是防范什么？防范反叛的这种可能。封建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周人那么少，你带着很少的人去建国，建一个土围子，你就要跟天下所有的异族、异姓接触，这极有可能导致灭亡。但是封建制实施了200多年，取得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些主要的封建国家，它的灭亡大多是在春秋时期。

汉代也实行封建制。刘邦打天下时，有彭越、英布，包括韩信他们帮忙，于是就封他们做王。刘邦活着的时候，就把这些异姓王干掉了，然后“刑白马”，规定非刘氏不能称王。结果，刘邦死后20多年，景帝三年，七国就闹起来了，王室容不下诸侯，诸侯也不听王室的，引发了一场大乱。然后，汉武帝削藩、推恩，这个历史教科书上都有讲，让诸侯也去封建子弟，把土地越切越零碎，叫“推恩令”。

到了西晋，又有人提出来要封建，虽然并没有说大规模封建，但是给了实际权力，结果导致“八王之乱”。后来，到了唐朝李世民时期，又有人提出来我们要封建，封建是王道，是与诸侯共治天下。李世民这个人是有样学样，认为文有文套，武有武套，圣贤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恢复“三王之治”，多好啊!结果，魏征就写折子，将一条条理由列出来，说咱们这个条件不成熟。

吕思勉先生就在他的《隋唐五代史》里面说，李世民如果当时封建，立刻就乱。于是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周代采用封建制能兴旺270年，而后来的王权，只要封建，准乱。诸侯尾大不掉，就闹起来了。像汉代，七国造反，这是典型的一例。

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我肤浅地理解，西周实行封建主义时，中华民族这个底盘还没形成。你看夏，夏人是夏贵族带领他的族群，按照血缘关系大大小小、亲属远近，七大姑八大姨组成一个庞大的人群，然后取代了尧舜；然后商朝也是，由子姓贵族，带领着他的同姓、异姓这些有血缘关系的，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人群，它是以族姓来分别的；周人也是，以姬姓群体为主导。所以那个时候是族群代兴的历史。而这种代兴的历史，就是这个族完了，那个族起。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民族，民族必须得大家在一起生活，要超越这种族群、族姓的区别。族群的实质是一种以血缘意识来分别、来凝结的群体。周人还没有摆脱这个，无法形成一个民族。所以，周封建这些诸侯，诸侯被封建出去了以后，他们没法闹独立，而中央也离不开这些诸侯，这样就保持了一种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平衡。但是到了汉代就难了。在汉代，一个诸侯封建出去，他没有外在的威胁；而在西周建国之初，鲁国被封建在遥远的山东，位于泰山南部，他面对的是龙山大汶口文化以来的东夷人群，他要不是以中央为靠山，以其他的同姓诸侯为联盟，为倚仗，团结它的内部，他怎么可能在那儿长期驻扎呢？所以一个外在压力，迫使他不能够沿着独立的方向去走，这就是一种平衡。这种平衡的条件没有了，再搞封建就乱套了。

所以在中国，这种分权制的体制，是很难实施的，尤其是农耕社会。有学者就称，周王朝封建制形成的这种权力结构是贵族分权制体制，周王掌握着最高权力，但他不掌握所有的权力。诸侯有军队、有人民、有他的外交，他是实体性的存在。周王掌握着最高权力，但是它形成了一种内聚和分散力量的平衡。这就是封建制的成功之处，它有一个特殊情形下的历史的条件，就是民族在形成。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封建制最后慢慢造就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即一个文化人群。所以封建制像一只老母鸡孵蛋，把不同的鸡下的蛋，让一只老母鸡孵，最后孵出一窝小鸡，这些小鸡认的就是同一个妈妈。封建制最终孵化出了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这就是封建制最大的成功之处。

09 同姓不婚其实是一种政治策略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人重血缘关系，而周封建了以后，不论是它的联盟也好，还是它的同姓也好，都到各地去建诸侯。于是，一种新的融通就出现了。

现在我们回到历史中，到了春秋时期，周人和其他人群的界限就彻底消失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周人的智慧，那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智慧。周人在封建的时候，他走到一个地方，面对的是一个宗族、一个氏族、一个部族和群体。比如到了山东，他看到了东夷人，是用武力、用血和火去达到融通，消除这种阻碍，还是用联合的方式、柔性的方式？周人选择的是后者。这里面蕴含着历史的智慧。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人都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亲。那怎么办？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出现了，就是婚制的变革。

我们曾经谈过，姬姓的同姓男女，是百世不能通婚的。这就是所谓的“同姓而婚，其生不蕃”，说两个同姓结了婚，生不出孩子来。不蕃，“蕃”就是繁荣；“其生不蕃”，就是子孙不会多。可是这并不是说，周人早就意识到了血缘太近，会导致生育恶果。虽然两个姬姓男女不能结婚，可是周人的姑表亲——那个血缘关系是非常近的——是可以结婚的。有的时候周人把女儿嫁出去了，比如说嫁给一个贵族家，生了个男孩，接着舅舅又把女儿嫁给这个男孩，这就是姑表亲。实际上一直到解放前，这种姑表亲还流行着，人们并不觉得麻烦，不觉得不对。可是两个同姓，比如说我姓李，然后村里面还有一个姓李的，我们是刚刚出了五服的(一个老祖宗，五辈过去了)。注意，如果你们结了婚，村里面都会觉得你不对劲，所以这就是同姓不婚的概念。那么这种同姓不婚，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觉得它形成了一种功能，什么功能？周人尽量节省资源。你像殷商似的，你都同姓结了婚，那怎么联合异族？所以周人的女儿，要嫁出去。周人要大量地娶异姓的女儿。你不是相信血缘关系吗？那好，我们就建立血缘关系。你是东夷，我是华夏，那好，我们结了婚，既是东夷也是华夏，所以这个姑表亲，实际上就建立在一种融通血缘的价值上。所以周代婚姻，在它整个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我吭吭哧哧搞了一辈子，做了点《诗经》研究。其中，《诗经》里面头一首诗就是《关雎》。《关雎》是讲什么的？现代学者都把它视作一首爱情诗。但是，说它是爱情诗，也对，也不对，说得不准确。这是一首恩情诗，强调有情人成眷属；也可以说这首诗不是表达爱的，而是祝愿结婚的人婚后幸福的。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的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没有人这样去表达爱情。在《礼记》里面，就谈到了婚姻的这种重要性。鲁哀公问孔子，说我们是大男人，又是做贵族的，怎么还去亲自迎接女孩呢？孔子说，亲迎之礼啊，不能这么说。为什么？你看把这个女孩请过来，她上给你伺候祖庙，下给你传宗接代，你不去亲迎，行吗？所以，婚姻在周代社会生活当中，实际上起着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它联合着不同的族姓，这是婚姻的责任。所以说，中国的第一部诗歌集子，第一首诗，就是说婚恋。

按照基督教的哲学史，人类社会从上帝造人开始。但是中国人不去讲，中国人讲什么呢？讲天地有阴阳，然后生万物，由男女组成家庭；有了男女，就有了父子，有了父子就有兄弟，于是人伦就产生了。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一种改写样式，是更大的社会群体所出现的新现象，逻辑上父子关系就是君臣关系，这是中国的伦理。我们今天虽然不赞成这种观点，但是你得知道，这是一个老逻辑，它是历史造就的。

另外周人他要以极少的人口统一天下，要统一那么多的四方诸侯，有很多人不是他的同姓，他就必须通过一种婚姻关系，来达至一种血亲。所以说周家的贵族，如果结婚的话，叫“一娶九女”。他不娶一个姓氏的，他要迎娶多个姓氏的女子来填满他的后宫。周家的女儿要出嫁也遵循类似的原则。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东周时期周王要将女儿嫁给齐国，那就要遵循陪嫁制度，叫“媵嫁制度”。媵就是“送”的意思。怎么送？周王如果嫁女儿，公主就带着她的妹妹和她的侄女——陪嫁女。同时还要有两个同姓国家的女子陪嫁，比如说像卫和晋，或者其他国家。这九个辈分不同、地位不同的女孩要一起嫁到齐国的后宫。这个媵嫁制度，在《公羊传》和《左传》中都有记录，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分歧。

为什么这么干？这实际上就组成了一个“女子小别动队”，到人家家里面去，把人家后宫占满了，伺候公婆，生儿子。生出儿子来，下一辈齐国君主，就跟周家有了血缘关系。所以，在《左传》里面你可以看到，周王在春秋时期见了同姓诸侯，叫他们伯父、叔父。这样的话，姑表亲这种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费孝通先生有一本书，对了解中国很有帮助，叫《乡土中国》。它里面有句话叫“一表三千里，众姑表亲”。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也问我的学生，说咱们现实生活中，你们家跟伯父、叔父来往得多，还是跟舅舅、姨来往得多？你平时住姥姥家多，还是住大爷家、叔叔家多？反正我小的时候一放了假，就跑到姥姥家去，我们这一辈的都如此。这种姑表亲关系，到今天我们还能从实际生活中看到一些痕迹。

我们生活中处处洋溢着那种传统、那种古老的气息。实际上你追寻起来，这跟周人有关。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婚姻的生活方式是周人确立的。周人就用这种关系，把姬姓的这种血缘的管道，和天下的所有姓氏都连起来了。这又是一次重大的推陈出新。

周人所处的社会壁垒重重，异族信奉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我们同族的，没有血亲关系的，我们不亲。那好，我们就建。怎么建？通过婚姻来建。所以姑表亲这种“一表三千里”现象，就成了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这就是打破壁垒。所以，与封建制相伴的，实际上是它的婚制变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周人他不对抗，他要融通，其中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当然，在其他方面他也融通。所以到了春秋后期，周人和其他人群的这种界限就彻底消失了。一开始周人建国，他要围一个土围子筑起来。比如说像鲁国，我们今天到曲阜去，你还能看到西周时期的那个鲁国城，在它的东边，现在还有七八米高的西周城墙遗址在地面上露着呢，这就是国。国，就是城郭，周人就在里面住着。当然里面住的不仅仅是周人，因为周人来的时候，还有大量的殷商人跟着他。我们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么你立一个国，就还需要手工业者。所以在《左传》里面就记载，有很多手工业者，从殷商遗民中被选调出来，到东方去立国，他们的身份还是不低的。比如说鲁国人给他们立一个土地庙，按照他们的方式去祭祀，给他们一定的权力，这些人都在城里面住，也就是所谓“国人”。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群周人及殷商人。

注意，殷商人也是外来者。站在当地土著的角度来看，周人和殷商人都是外来闯入者，所以可能形成对峙。但是周人实际上并没有与土著形成这种对峙。对峙的倾向是有的，但是周人在苗头产生时消除了它。他们用婚姻的方式，还有其他的方式，联合当地土著的上层。《左传》里面记载鲁国君主的夫人们，有的来自宋国，有的就是来自当地的那些附庸国，比如说风姓、仁姓，这些姓氏都是当地的土著，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缓和矛盾。所以慢慢界限就消失了，这个变化，对于中华民族是至关重要的。

封建制就这样得到了巩固。通过这种婚姻的联合方式，周人和土著形成了一种缓慢的融合。这是一个民族在大地域建立文明，一开始必然需要有的智慧。殷商时期，殷商人采取的是武力征服的模式。周人放弃了这一点以后，他要找到新的方式，其中硬性的制度就是封建。跟封建制相配的是宗法制的形成，也就是血缘关系的制度化。那么制度化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周文王有兄弟，他的兄弟还要生儿育女。那么在这一支里，注意，有的封建出去，去做一个诸侯，还有一些留在陕西。随着这个家族慢慢延续，这个家族的人就会有一个宗族长，但是无论如何，最终的祖庙就是文王的。这个族群，它永远在中央有股份，它在中央有一个代理人，是它的大的宗族长。王要统率这些人群，他就找这个宗族长，这个宗族长再找下面的小的宗族长，这就是宗法制，层层不尽。周人试图通过这种措施统一天下人。

有些诸侯封建出去了以后，他们是第一代，之后他们的嫡子当了君主，嫡子还有其他兄弟，其他兄弟跟周王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大支套小支，像网一样，永远往外伸，网纲或者是在王室手里面，或者是在诸侯手里面，但是最终的总纲在王室手里面。因为周王是天下诸侯的嫡长子，他还是天下异姓诸侯的表兄弟。

以上我们介绍了封建制，以及与封建实施相伴的婚姻融通天下。同时我们也讲了，与封建制相表里的宗法制。宗法制的特点，就是从这一个家族衍生出去的众多的分支永远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有一些宗法制的成员，已经很贫寒了。但是，说起来，他还是周文王的弟弟、哥哥的一支，这个都在谱牒上写着。在观念上，他还认为他是周文王的后代，这就是宗法制的特点。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很难这么追寻了。

10 西周——两千年礼乐文明的源头

前边我们讲西周建国，取代了商王朝，实际上实行了封建制。在文化观念上崇尚德行，然后提出来以一种“天下”的格局，包容天下众多的人群。我们也说过，它对殷商人采取了一种宽大政策，对一些有用的人予以选拔，就是“迪简在王庭，有服在大僚”这样一个基本政策。

在这样一种大格局的历史之下，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远古以来的那种巫风、巫觋的文化，变成礼乐文明。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从远古走向上古，也就是走向西周文明最大的一个变化。也可以说礼乐文明奠定了我们后来中国文化的基础，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虽然西周过去了那么多年，可是礼乐文化的这种精神经过儒家的提升、整理、总结，一直延续到我们后来的历史当中来。

今天，我们很多的习惯和理念，就来自礼乐文明。我们先不说礼乐文明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就说礼乐文明的一些文化现象。比方说，到了西周时期，对这些文明做一种文字的总结，就出现了所谓“五经”。我们说商代有甲骨文，商代有很发达的青铜器制造，但是五经里边《周易》的写定时间不是在商代，尽管它包括了一些商代的历史；《尚书》它的写定也不是在商代，尽管《尚书》里边包括《商书》这部分；《诗经》虽然也包括《商颂》几篇作品，但是这几篇作品我们从它的文字表现形式，一些用词、用语，还有一些语法以及作品的风格来看，它实际上是西周时期写定的。

你看《诗》《书》《周礼》中记载的古老的典礼，一定包含在《仪礼》这书里面，但是礼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新形态的。这个应该是和殷商文化与西周文化的融合有关的。后来随着礼坏乐崩，儒家非常在意这个礼仪，就开始记录这些礼怎么做，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这是礼仪在当时的一些行为仪注。就像我们结婚似的，第一步、第二步怎么做。我们通过观察周礼，能看到一些周文化的特征。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文化是融合的结果。《诗》《书》《礼》《易》《春秋》中的《春秋》，出现时间更晚，但它在文化上依然是从周的。孔子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虽然是一个殷商遗民(他是宋国的后裔)，但是他认为在文化上自己选择的是周文化，是从周的。夏朝的文献我们见不到，殷商我们勉强能见到一些甲骨文，一些占卜的文字。文献的写定是在西周，这是一种文明成熟的标志。就像一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虽然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但还什么也不知道；然后慢慢长大，终于上小学了，一开始有点昏天黑地；但是到了二三年级突然开始用日记本写自己的生活了，开始用文字来反观自己了，这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成熟。

礼乐文明就这样诞生了。而这些文献跟礼乐文明存在着很重要的关系。我们来看《诗经》，实际上《雅》《颂》的诗篇记录的就是礼乐文明歌唱的那一部分。《礼》刚才我们说过，仪礼，就是礼怎么进行。这合起来就是“礼乐”，而礼乐最本质的特征是珍惜生命。

前边我们应该讲过，殷商人盖殷墟，盖乙二十组宗庙群。为了什么？为了给这个宗庙群祈福，防止鬼魂的骚扰，就从奠基开始，在四个角上埋小孩子，一个角上埋一个，把他放在那个杵的下边。然后到安门了，要杀人。然后落成了、上梁了，还要杀人。所以一个乙二十组这种大型宫殿遗址，盖完了以后，在它周围发现了641具尸体。

也就是说有这么多人为了一座宫殿而死于非命，多么漠视人命啊!这是殷商作为一种巫术文化，即鬼魅缠身的一种状况。到了周代，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样大规模地使用人来殉葬的现象了。《诗经》里面有一首诗也是讲盖房子的，我们做个比较，就能看出文明的进步。注意，我们刚才说过，周代房子的遗址附近，并没有像殷商似的，动不动就发现许多人为献祭而死。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不再杀人了，那么他们用什么来为房子祈福呢？用诗篇。所以就有一首诗叫《小雅·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秩秩斯干”，“干”就是“涧溪”，古人讲究风水，喜欢将房子盖在水边。“秩秩”就是清澈的溪涧水，然后南望悠悠的终南山。“南山”，在西周的诗篇里边就是指终南山。所以一副光景就浮现出来了，这是一副审美的光景，近处是清澈的流水，远处是悠悠的南山。“悠悠南山”这个“悠”字，让我们联想到陶渊明说的“悠然见南山”，这两字是非常有意趣的。这个大山，在近处望时才是绿色的，远望就是远山如黛，黛是一种颜色，就形容远山的这种漂亮。说房子“如竹苞矣”，根连根，实际上就是指丛生；“如松茂矣”，像松柏一样茂盛；说“兄及弟矣”就是兄和弟们住在这里；“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但愿兄弟们住在这儿，永远相好，不要相互算计。这就体现了进步，是一种内在文明的提高。为房子祈福，用优美的诗篇去祝福它，祝福生活在这里人的幸福。这首诗应该是周宣王时期房子落成典礼时所作，周人不再用人命为房子祈福了，而是改用了诗篇，这就是进步，这就是文明。我们说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是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看到这是在国家层面出现的一种进步。

礼乐文明是什么？就是敲敲锣、打打鼓、唱唱歌，然后送送礼吗？孔子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它的内在是一种珍惜生命、关爱生命。实际上周人用宽广的心胸对待天下人的基础，是把别人都当成人，不要动不动就把人脑袋砍下来，给自己的祖宗献祭，这是蒙昧的，是鬼魅缠身的。

你再看看周人祭祖。我们知道祭祀是最容易跟宗教迷信连在一起的，可是你看诗篇能发现，他们主要祭的是一种文德，而文德的体现就在周文王身上。实际上给武王献祭的诗就很少。我们知道武王是真正的夺权者，可是祭祀他的诗篇就远不如周文王多。为什么？因为周文王讲文德。周文王当时没得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是走联合之路，治国安邦用的是和谐之策，所以他能收住人心。除了赞美文王，还赞美谁？赞美始祖后稷。这当然有周人自己的考虑了，尧舜时期遭了大洪水，说他们的始祖为天下人提供粮食，负责为天下人种地，他做农官，积了德。尽管只是一种修辞，甚至可能有点虚伪，或者造假，但实际上它不是在强调暴力，不是在强调厮杀。它强调什么？强调公德。周文王也是强调他有德行，叫文王之德。

文王之德，包括很多方面，《诗经》里有一首诗叫《大雅·思齐》，“齐”(通“斋”)就是庄重的意思，“思”是语词。讲的是谁？讲的是文王的母亲和文王的夫人。赞美一个王，赞美他什么？赞美他的家庭。实际上这里边含着中国文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家庭。什么叫有德呀？好夫人，好母亲，造就好儿子——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逻辑。所以一种尚德的、尚和谐的文化就诞生了。另外我们知道典礼有仪式，我们每个人都参加过仪式，好的仪式，能把我们带入一种庄严的情境、优美的情境，使我们忘掉身上的鄙俗，大家融为一体。实际上这是人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演绎，突出的是大家是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礼乐文明具有非常高的审美价值。

随着礼乐文明诞生，经典著作也产生了。什么是一个民族？它得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对生活的理解、共同的价值取向。通过经典的传播，造就了一批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然后民族才被塑造起来。

什么叫中国人？从汉代开始，这五部经典就被设为国家考试科目，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之后就是独尊儒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读这些书，阐释这些书，一直到近代。所以这些经典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想象。它们打造了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共性，所以礼乐文明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儒家就是礼乐文明的捍卫者，他们从礼乐文明里提出了人道与中庸和谐的原则。中国文化从商跨入周，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就是礼乐文明的诞生。当然周代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这个变局，王国维老先生对其的评价是“殷周之变是历史未有之”。王国维老先生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殷周制度论》，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剧烈的变革，这之后历史变革的剧烈程度也不如它大。

另外，宗法制也是前所未有的制度。今天我们一说宗法制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保守的制度，但是在那个时代，它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它是顺势而为。

总而言之，周文化的胸怀是宽广的，是包容天下的。它是尚柔化力量的，也是尚德行力量的，这些就是礼乐文明的基本品质。

11 西周的崩溃源于王室内部的经济危机

西周经历了200多年，创造了一个礼乐文明，也就是保存在《诗经》《尚书》《易》，还有《礼》当中的这些内容。

此后这个王朝就开始走向了衰落，新的变局就出现了。王朝政治没有不败的，那么作为封建制的西周王朝，它为什么会走向衰败呢？我们就讲大的方面，首先封建制是一个什么制度呢？这是一个以土地，或者说以赏赐换忠诚的制度。西周大规模地封建，周文王的儿子很多，武王打败了殷商之后，一共封建了70多个国家，姬姓之国占40个。

这些诸侯被赏赐一片土地，然后就镇守一方，守土有责。除了这些诸侯，还有就是周人的大小贵族。王朝总得有战争，就得不断赏赐这些人。金文里边有关于赏赐土地，赏赐各种车、马、器的记载。车马上边不是有很多器械吗？就把旗子和各种各样的货物赏赐给他们。久而久之，王朝里边就孕育出了一个阶层。什么阶层？就是贵族阶层。每一个贵族都要有一片土地，有的叫封地，有的叫采邑，不论叫什么，他都需有一块吃饭的地方。王朝总得安排他们，他们立了功，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奖赏。

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西方有一句话叫“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比如说王封建了诸侯，诸侯再封建一些他的下属，这些诸侯的下属并不直接归王领导。所以有的时候王封建了一个诸侯，某种程度上就失去了和这个诸侯下面人的联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西周后期，周王的王朝之师打不动了，于是就调诸侯的军队，而要调诸侯的军队，他就必须向诸侯发命令，诸侯再向他手底下的那些大臣发命令。周王室是不能直接向诸侯国里边那些有作战本领的人发令的。这就是所谓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周王赏赐诸侯，赏赐那些大贵族，大贵族再赏赐自己手底下一些小贵族。这一局面在金文里表现得很清楚。

这样封来封去，200多年来，在王朝内部就孕育了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这个阶层在王朝里边要吃、要喝、要富贵。反正土地就这么多，靠开边拓土，远远供不应求。所以这样一来，王朝经济日益陷入困顿。

到了西周后期就出了个周厉王。周厉王很猛，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他发动了一场改革。他的改革不外乎就是把山、林，以及水里边的鱼、鳖、虾、蟹，还有水草，这些公共财产收归国有。过去地广人稀，大家去砍砍柴、打打鱼，没人管。但现在周厉王说，不允许，这些都是我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话也是西周后期说出来的。这样的话会得罪一般的民众，使他们生计艰难。可是我们要知道，西周实行的是宗法制，很多一般民众在宗法上属于大贵族，也可以说间接地伤害了贵族利益。所以周厉王在位三十几年，再加上天灾不断，国人就暴动了，国人暴动就把周厉王轰走了。这些“国人”，他们是周朝最基层的人，实际上这背后很有可能有贵族的推动。周厉王被轰走了，但是周王朝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和后来的农民起义是大不相同的。后来的农民起义把王推翻了以后一定要自己坐王位。可是在周代，把王轰走了，贵族们就站出来了!我们知道周厉王在被驱逐了以后，有所谓“周召共和”，就是两个大贵族的家长，大家在一块儿商量事情，所谓“共和”就是有事共同商量。

我们看到贵族阶层的总体力量应该说是超过王室的，所以他们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国人暴动的时候要杀周宣王。周宣王名叫静，当时还是太子。他年纪很小，召穆公就把周宣王藏在自己家里边，国人不干。召穆公就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了。这种记载真实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后来周宣王即位的时候，十分倚仗这些大贵族。这样就又出现了一个中兴局面，但是维系了没多久，周宣王的政治就重新陷入混乱。

等到周幽王继位，干了十一年，天下就大乱了。这是我们从历史的层面看到的封建制自身的矛盾，你用不断的赏赐来换忠诚，这就意味着王朝的力量慢慢被削弱。而与此同时，一个强大的贵族阶层，就会慢慢被培养起来。所以它一定会出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历史进步造成的。在《诗经》里边，有一首诗叫《常棣》。棠棣(常棣)是一种花，在中国文化里边叫“兄弟花”，因为它一个花托开好多花朵。所以大家用其比喻兄弟，一个老娘生几个儿子，大家是手足相连。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按现代学者解释，就是棠棣花是多么光华灿烂啊，接着来了一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然后诗篇就反复说兄弟亲。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这是什么意思？说家里边老婆孩子啊，是容易团结的；兄弟团结了，这才是真正的深厚的欢乐，“湛”就是深厚的意思。

如果我们从反面来看这首诗，就能看到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变化。我们现代人结了婚，生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小家庭。古人一般说“五口之家”，这是最基本的家庭规模。但是在西周，尤其是西周早期的时候，这种小家庭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当时的生产力低，你想拿石头的工具、拿木头的工具去播种那点土地，一定要大伙一起干。这个是有学者研究过的，比如说朱凤瀚先生研究商周家族形态，写了一本专著，叫《商周家族形态研究》。这个书就是利用甲骨文、金文这些第一手材料，来看这些殷商家族形态的变化。实际上从商代到周代早期，人们的生活中，晚上睡觉是小家庭式的，两口子带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吃饭、穿衣，还有经济核算，都是以大家族为单位，生产的单元大。为什么？因为人多力量大，只有人多了才能对付那点土地。但是，到了《诗经》这个时代，西周晚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诗开始强调兄弟，说兄弟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已经提倡兄弟团结了!这其实意味着兄弟开始不亲了。由此去推，我们能看到的是核心小家庭日益盛行。注意，这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的是生产力的提高。这里边有一个难题，就是中国人什么时候用铁的问题。

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用铁器，这是个学术难题。我们知道铁分两种：有陨铁，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铁。陨铁，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商代就有了，考古还发现了用陨铁做的器具。而人工开矿石炼铁，现在公认的说法是在春秋早期就开始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三门峡一带，发掘了虢国的墓葬，墓葬里边有一把剑。这把剑的柄是玉质的，剑身则是铁质的，当然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化验那些锈，确认是人工铸铁。这个器物是什么年代的呢？是两周之交。有人说是西周晚期，有人说是春秋早期的，差不了多少年。

在今天山西有个黎城县，发现了古楷国墓葬。这个古楷国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人工铸铁，而且因为盗掘比较严重，所以考古报告里边说得很保守，说最晚不会晚于西周晚期。

另外，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当时四川这一带是贡铁的。我曾经用文献的方式考究，就是用今文的一些语词去考察。《禹贡》这个文献它不会太早，但也不会晚于西周中期，四川那儿盛产铁，这说明那个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哪儿有铁，然后将之作为珍贵之物贡献给朝廷。后来到了春秋时期，到处都可以冶铁，就用不着贡铁了。可以说西周中期就开始使用铁器了，就是因为有人贡献铁，这样这个铁器就有可能逐渐投放到农业生产上了。

另外农业这种东西，就算工具不变，生产经验逐渐提高的话，产量也会增加。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原来几个兄弟带着自己老婆形成大家族一起生活的日子逐渐不流行了，因此《诗经》才提倡兄弟团结。

也就是说一个大宗族、一个大的家族的兄弟几个在一起生产，这种现象慢慢过时了。这就是西周衰落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外寇入侵。读《诗经》和金文，我们会发现，在西周晚期，西北来了一个强敌叫猃狁。这个猃狁有时候写作西戎。周王朝跟他们打仗，打仗就得花钱，财政一旦出现问题，就必须变本加厉地去掠夺原本属于贵族的财富。这一掠夺，大贵族不干了，这个王朝就走投无路了。

西周之所以迅速走向衰亡，有以上这些方面的原因。这些变化，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中国马上就要进入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春秋战国。

12 西周灭亡：一场错误婚姻导致的亡国惨剧

前边我们讲了国人暴动，是因为厉王想增加国库收入，想集权，但是失败了。失败了以后，经历了宣王中兴。周宣王即位的时候很小，在位时间很长，总共干了46年，早期那些贵族辅佐着他，周宣王向贵族让渡了不少权力，所以局面还能勉强维持。但是像召穆公这样的贵族去世以后，王朝就陷入混乱了。

到了东周，大家就说周宣王、周平王、周厉王、周幽王都是“贪天祸”的人。其中平王是东周初期的王，东迁以后的第一代王。这四位王都被评价为“贪天祸”的人，可以想见宣王也做了不少这种事情。

但是国家并没有亡在宣王手里，而是亡在了幽王手里。实际上幽王时期的政治状态跟厉王时期差不多，但这个王朝早已是苟延残喘，绳子既已经老朽了，那从哪儿断、什么时候断，就是老天爷说了算了。周幽王上台以后，干了11年就完蛋了。此时的国家已经破败不堪了，边患严重，内部矛盾重重，死气沉沉。而周幽王就是“望乡台上跳芭蕾——不知死的鬼”。他在婚姻上出了问题，于是就出现了“女人是祸水”这样一个故事。我并不同意将亡国的责任推到美女身上。我们不应该用那种很老朽的观念去想问题。但是婚姻出问题，的确是西周灭亡的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西周建立的时候，它有几项原则，其中一项原则就是你必须得给大家利益，大家才跟着你走。所以我们看《诗经》中的宴饮诗，周王宴饮，请大家吃饭，“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讲这个鸟成群地飞，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跟着王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在《诗经》这个《伐木》篇里边，就说，“于粲洒扫，陈馈八簋”。“八簋”指代的是王，“陈馈八簋”是说用吃饭的那个簋，请大家吃饭。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如果王不给民众带来利益，而老是专利，那老百姓和贵族可不就是要反对你？

其中还有一项原则就是利用婚姻关系。我们实际上在前面讲过婚制变革，它是封建制、宗法制必须有的一个重要的关节，就是利用这些姻亲关系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周幽王恰恰在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然后那根绳子终于就断在了这个事情上。

周幽王原来的王后是申后，申是姜姓，而且可能有戎狄的血统。申，是一个很强悍的人群。周宣王时期，南边楚国崛起了，楚国在周厉王之前就称王了，周厉王上台以后，楚王因为惧怕周厉王，所以最后自动取消王号，但是楚国的势力依然在向北进。到了周宣王时期，面对楚国的进逼，宣王就将他舅舅申侯，迁到了今天南阳盆地这一带。

你看，姻亲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周幽王本来娶申后，生了太子宜臼。这个太子宜臼就是周平王。男人啊，经常在一个问题上犯错误，就是把持不住自己，周幽王遇到了褒姒，就喜欢上了她。中国古代的有些故事具有一种幽深的含义。于是我们在《国语·郑语》里边就看到了一种说法，说褒姒灭周啊，这是天意。

怎么是天意呢？这背后有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在西方有一个悲剧叫《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生下来，有人就预言——他要杀父亲娶母亲。后来这故事七绕八绕，最后俄狄浦斯终于杀了父亲，娶了母亲，生了一群孩子，管他叫哥哥也可以，管他叫爸爸也行。就是这么一个悲剧。俄狄浦斯为了寻找真相，最后发现真相竟是这个样子，于是扎瞎了双眼，躲起来，没脸面示人。

类似的寓言故事，我们在传统文献里也看到过。夏朝衰落的时候，有个姓褒的神，变成了两条龙，然后“同于王廷”，在夏朝的这个王廷上边交合。两条龙翻云覆雨，流了很多水，这种水叫“漦(ch)”。夏朝人就把这个龙漦贮藏起来了，就像我们有些药品说明似的，贮藏在阴凉通风之处。经历了殷，经历了西周，也没人打开这个罐子。结果到了周厉王时期，有人就打开了，结果这水流了一朝廷。为了消除它，就让女人呐喊，这里其实有宗教仪式的意味。结果这一喊不要紧，这水里边就化出了一只很大的鼋，就是老鳖。结果这个鼋被惊动以后，就三爬两爬，爬到王府里边去了。

这个时候王府里，有一个还没换牙的小丫头。我们知道一般孩子换牙是在七八岁，也就是说这小丫头七八岁都没到。被老鳖撞上后，开始没什么，等到她15岁的时候，竟然就“无夫而受孕”了。当时正是宣王时期。周宣王上台以后，民间就有儿歌，说“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檿”就是山桑。山桑因为弹性好，所以可以做弓箭的弧，也就是弓的弓背。“箕服”是什么？“箕服”就是箭袋子。“服”读“背”音，就是指箭套子。这句儿歌的意思是，做弓箭的和做箭套子的人将来要灭亡周国。然后这个谚语就在那儿传，小孩就唱，周宣王一听，说这还得了，于是就满城抓那些做小买卖的、卖武器的。结果，正好有两个褒国夫妇，一听说要抓人，这老两口撒腿就跑，跑到半道的时候，就听到了一个娃娃的哭声。这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说撞了老鳖的那个女孩生下的娃娃。那个女孩15岁时，没有结婚就怀了孕。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是夏代的龙漦让她受孕的，这是龙和王权的象征，本身就是不祥之物。怀了孕自然要生，生了孩子以后怎么办？未婚生子，这去哪儿报销啊？哪儿报户口啊？没法报账。所以，她就把小娃娃扔了。结果这对褒国夫妇正好路过，遇到了这个孩子，于是就收养了她。

这里边其实有个寓言，隐喻了夏朝自有了王权就存在的问题，孕育着，孕育着，早晚要爆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王权自身的毛病实际上是不可克服的。

后来，这对褒国夫妇就带着这娃娃跑到褒国去了。这娃娃长大以后，那真是人见人爱，她的美具有极为强大的杀伤力。褒国君主非常喜欢她，就将她纳到宫里边。后来周幽王伐褒国，褒国打不过，就把褒姒献给了他。于是周幽王就娶了褒姒。这一娶褒姒，“男人重后妇，女儿重前夫”，就不得了了。很快，她就给周幽王生了个儿子。

她不生儿子还好，生了儿子，后妈那一套就来了。周幽王就准备先把原来的太太给休了，然后再把原来立的太子宜臼——就是后来的周平王——给废掉。结果，申后和太子就跑到娘家去了。王后的娘家是强大的申侯。申侯于是就联合了缯国，还有西戎，一块儿伐周。这一下周幽王那个千疮百孔的王朝不堪一击，就被灭掉了。

之后就出现了平王东迁，历史就此进入东周时期。我们说东周分两段，大体来说，一个是春秋，一个是战国。注意，我们今天所说的春秋，严格说起来是从鲁隐公开始的，而鲁隐公时期已经到了平王末期了，那时关于春秋的记载才开始。但是在学术界，包括大家习惯上，一说春秋，往往都从东迁开始算起。我们说西周崩溃了，但是西周的诸侯没有崩溃。东周初期，他们大权在握，就活跃起来，开始大搞封建。这样，诸侯内部也慢慢培育出一个强大的贵族阶层。之后这个贵族阶层就把诸侯取代了，战国就来临了。

所以，关于从西周到战国这一历史的变局，孔夫子在《论语》中说的一段话，是非常准确的，他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然后不超过十辈人之后，礼乐征伐就开始自大夫出。自大夫出，还顶不住，权力就不断下移，最后成了“陪臣执国命”。孔子是春秋晚期人，他就看到了像阳虎那种家臣，最后掌握了大夫的命运。但是家臣并没有成事，最后是大夫们成的事，终于在齐国发生了“田陈篡齐”，在晋国就发生了“三家分晋”，这样的话就进入了新的时代——战国时代。

这些国家再拼杀、再剿灭，就像几匹狼一样互相撕咬，直到秦国统一天下。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大势，也是我们后面要重点讲的。

历史就是由无数的偶然与必然组成的。不改造文化，就有很多的必然性，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

13 春秋大变局：礼崩乐坏，权力下移

东周从春秋到战国这样一个历史大势，用《论语·季氏篇》里边孔子的话来描述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春秋这段历史。春秋之名是从一部编年史《春秋》而来的。这部书跟孔子有没有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春秋》记历史大事是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然后记录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记载了242年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它实际上分几个阶段呢？钱穆的《国史大纲》中的分期是可取的，它将之分成这样几段：东周初有85年的时间叫“前霸主时代”；齐桓公开始一直到晋悼公死，这128年的时间是“霸政时代”，而“霸政时代”的关键在晋和楚；这128年过去了以后，就到了春秋晚期了，也就是“霸政衰微时期”，又有90年。简单地说，春秋分为“前霸主时代”“霸主时代”和“后霸主时代”这三个阶段。

前霸主时代，天下大乱。西周崩溃，然后东迁，东迁了以后，王室有内乱，诸侯有内乱，于是爆发了一场战争叫“襦葛之战”。结果周王被郑国人打败了，自那以后他就有点一蹶不振了。接下来出现了两个小霸主，一个是郑庄公，一个是鲁庄公。鲁庄公我们比较熟，就是《曹刿论战》里的那个君主。

那么在鲁庄公之前有郑庄公。而郑庄公这个人，如果读《古文观止》，大家对他也应该比较熟悉，这个人叫“寤生”。这个“寤”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逆着生(脚先出来，难产)，就是“忤逆不孝”的通假字“忤”；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指他生下来就睁眼，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妨人。结果他妈妈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寤生”，可见对他不喜欢到了什么程度。可是这个人颇有作为，他主要的作用就是把周王的权威一巴掌打翻了!这是两个“庄公”霸主。

那么霸政时期，主角首先是齐桓公，然后是晋文公，以及之后的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我们从这几位霸主可以看到，有老有少。比如说像宋襄公，这个人是殷商贵族之后，他有很多太过人道的观念，叫“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此二句指不伤害上了年纪的人，不攻击没有准备好的敌人。在西周强盛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在殷商强盛的时候，可能是这么个打法。它遵循了一种太平世道的战争打法，但到了春秋时期，如果还用这种打法，那这霸主就不太合格了。

我们说打仗，叫“征”，这个“征”就是一个双立人，一个“正确”的“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征者，正也”。比如说西周封建了很多国家，有些国家不老实，就像害群之马一样，这个时候周天子就要组织军队去“正”他。另外有些诸侯国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这样的现象，那么周天子也可以领着军队去纠正他。所以要注意，春秋时期的战争不叫战争，跟我们后来跟日本打，或者跟异国势力打，或者是在王朝崩溃、争天下的时候你死我活这种打是两回事。在周人的观念当中，有很长时间“战征”的那个“征”，是为了纠正列国的错误而不得已采取的武力措施，所以敲着锣打着鼓，而且还要指明你的错误在哪儿。这个“征”并不是要伤人，不是要掠夺土地，而是要纠正错误。

所以，在《国语》当中，鲁国有个大臣就说“大刑用甲兵”，你诸侯国出现错误以后，我们就给你上刑，纠正你。所以“征”、打仗，不是要杀人放火，而是要纠正错误。注意这个观念，在春秋争霸战当中我们会看到，宋襄公就老老实实地坚持了这一点。打仗嘛，我们就得像君子，有点像西方老贵族决斗，要定好时间，定好地点，你走几步，我走几步，咱们同时开枪，谁也不许玩猫腻。可是，他生错了时代了。

孟子说，霸道跟王道有个区别，就是假借仁义之名，行自私自利之实。像这种争霸，到了晋文公时期就变得非常清晰了。虽然霸主有它的客观作用，但是发展自己的势力，谋求一个国家的这种私利，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可是呢，这列国打仗，大家都要在面上过得去，所以有的时候不得不玩阴的。比如说晋楚“城濮之战”的时候，晋国人会提出“师直为壮，曲为老”，我们要打这个仗，但是我们决不先挑起这个战争，这样的话列国就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于是就施展了各种手段，让楚国人处于道义的下风。于是，晋国人跟楚国打，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全站在了晋国人一边，这样的话楚国人非败不可了。我们要注意，这就是一个时代特点，就在这样一个特点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贵族文化的现象。这就是霸政时期的特点。

那么霸政衰微，就涉及另外一个特点。我们知道西周封建诸侯，它实际上是一种武装拓殖、武装殖民。王朝政治强盛的时候，这些诸侯也没有心思发展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邦国、自己的文化。比如说鲁国，它从未想过要在泰山以南建立鲁邦政治、鲁邦的文化。这是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候。

但是，西周一崩溃，诸侯就开始要谋求自己的发展了。我们知道西周封建是以土地、以赏赐换忠诚，一旦遇上天下大乱，列国开始谋求自己的私利，开始发动战争，列国之间就开始要积极发展军备，另外也要用土地换忠诚，用赏赐换忠诚。所以，慢慢地，越是强国(比如说晋国)，它内部的卿和大夫(君主之下的这些贵族势力)就发展得越快。

所以这样的话，这些诸侯等于是又走了西周的老路，早晚有一天这些大夫要发展势力，要跟君主分庭抗礼。所以权力为什么下移呢？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变化，这个变化在逻辑上又走了一次西周之路。等到霸政结束了，晋悼公死了，天下的大夫们一看，终于没霸主看着自己了，所以列国又开始进入内乱阶段。这个内乱阶段，就变成了一种夺权、一种嬗变，又是一个乱世降临，这个乱世最终使得历史走向了战国。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四周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了华夏。这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所谓“四夷”，按照这个《礼记》的说法，南边叫“蛮”，东边叫“夷”，西边叫“戎”，北边叫“狄”。这些人实际上和当时的华夏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华夏这个人群是以农耕为生存方式的。而这个戎、狄，他们越是离华夏远，游牧色彩越重。

他们进入华夏以后，根据有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开始转变为农耕居民，甚至有些人也开始学当时的《诗》《书》《礼》，这就是进步了。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变成中国了。不论你是谁，你接受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你就是华夏，你就变成中国了，我们就以“中国”对待你；相反，你接受了“夷礼”，我们就只能是将你当作“夷狄”看待，我们看你是不是自己人，看的不是种族、血缘，而是文化!

所以通过这一融合，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所谓的南蛮也好，西戎也好，北狄也好，几乎就是和华夏的那些邦国是犬牙交错地住着。比如山西，山西沿着汾河谷地是封建了一些周的诸侯，但还有一些要地，像太行山两边，东侧的平原、西侧的山地，大部分都住着所谓的“戎”“狄”。甚至有些地方，比如说在沂水、洛水的源头，都有戎狄。这些戎狄的语言和穿着，跟中原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被发左衽”，孔夫子说，假如没有齐桓公和管仲当时抗击夷狄，我们这些人就被发左衽了。“被发”不是中原的发式，“左衽”就是衣领向左边开，这些都是戎狄的特征。但是随着这些戎狄渐渐融入华夏，一到了战国时期，已经找不到痕迹了，所以这又为秦汉大一统政治奠定了根基。

还有一个态势就是在春秋后期，思想家开始出现了，于是就开启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如果我们从细部说，社会的内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权力下移之外，“国人”这个阶层在整个的变动中逐渐消失。到了战国时期，就已经很难看到国人这个群体的影子了。这个消失对我们中国文化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一个将要孕育思想高峰的时代，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消失的时代。

14 管仲变法与齐桓公称霸

这一节我们来谈谈霸主。首先我们要谈一谈齐国的霸业。谈齐国的霸业，那么一定要谈管子(管仲)的改革。

管仲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一代贤相，在齐桓公称霸之前，管子就对齐国进行了改革，也可以说，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进行改革的人物。

首先说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国语》说要“三其乡伍其鄙”，然后“作内政而寄军令”。实际上要点就是把对民事的管理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所谓“三其乡伍其鄙”，就是要把乡一分为三，这个乡主要是指能够出战士的乡。那么整个齐国有多少乡呢？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也就是划了六个乡是不参与战争的，他们要为战争提供服务，提供战争所需要的各种物质基础。所以实际上是士乡十五，这士乡十五一共组织了三支军队，齐桓公领导一支，然后另外两个齐国的贵族——国氏跟高氏——各领导一支。这就是三乡军队。

管仲这样组织军队，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利用大家的互相熟悉，“五人”是最基本的活动军事单位。《国语》中记载，他说要“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他们是乡亲，互相熟悉，祭祀的时候共同祭祀鬼神，祈求福报。面对死丧，他们互相抚慰，有祸和灾都共同承担。这样一个基本的组织，就叫“三乡”。管子实际上就利用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血亲意识、乡里意识来组织军队。

那么这个“伍其鄙”又是什么呢？这就涉及乡和鄙的区别。二十一乡都是齐国的基本民众。“国”的范围就是一个土围子。在土围子里你得吃饭，得种地，得有工商业，还得用城邑保护这么一片地区。所以土围子外还有一个周边地区，这就是所谓的“乡”。但我们知道齐国它不可能光管一个临淄及周边地区，它还有泰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实际上这些地区往往都是“野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有城邑，也有统治者，但是整体被征服了，所以他们就被作为“鄙”进行管理。这就是“国野”制度。《国语》里边的《齐语》记载说：“三十家为一邑。”邑设有司，就是设一个官员。十邑为卒，十邑，就是300家，每家出一个人。注意，出一个人不一定是上战场打仗，可能是做后勤、做运输等。十邑就是一个卒，卒有卒帅；十卒构成一个乡，然后乡有乡帅。这样的话，他把“鄙”也组织起来，这个鄙叫五属大夫。这就是“三其乡五其鄙”，这就是“作内政而寄军令”。这种行政区域的划分，蕴含着一种军事精神。所以为什么齐国率先称霸？这跟管子用军事精神管理是分不开的。

另外就是管子为了管理乡野，还实行了一种比较公正的改革，即“相地利而衰征”。什么叫“相地利而衰征”？就是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收粮食。广大的乡野，每一块田地质量不一样，产量也不一样，你不能说你有五亩地，他有五亩地，你那五亩地是山坡地，非常瘠薄，他那五亩地是水田，是便于灌溉的肥沃田地，却收一样多的粮食，这就不公平。所以他要“相地利而衰征”。管子治国，治纤治细，他非常讲究，要考察每一块地的质量。凭借这样的精神，他能够鼓动民心，这就是改革。

另外还有一项关乎军事的改革，就是在士、农、工、商组成的乡里边，他强调士跟士住在一起，农跟农住在一起，工跟工住在一起，商跟商住在一起。就是要重新规整，要“定民之居”。这某种程度上是和历史发展的态势相悖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士、农、工、商不杂居是非常僵化的一种划分，为了方便，就把工、商(尤其是商人)的居住地点划得很死，这非常不好。这个改革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就难以持久。它和商鞅变法用土地刺激战争热情是不一样的，杀人以获得土地，这符合人性。所以为什么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业难以持续，有这方面的原因。

管仲的改革还特别强调什么？人才。比如说他有一个“三选法”。二十一乡的乡长要向政府推荐贤人；官长也得在自己的部门中寻找贤人，推荐人才；最后，君主齐桓公要亲自相相面，看一看，问一问，不能说谁推荐了，我们就照单接收，没有那么便宜。这叫“三选法”。三选法达到了这样一个状态，叫“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当然“匹夫有恶，也可得而诛也”，好人能得到奖励，干坏事要受到惩罚，功过分明。这是法家精神，真正的、健康的法家精神。

经过管仲的一番变革，齐国率先适应了春秋这样一个战争时代的历史要求。管子这个人很有意思，《论语》里边对管仲的评价还是比较真实的。孔子的学生子贡和子路都质疑管仲不是个仁人志士。管仲一开始辅佐的是公子纠，公子纠跟齐桓公小白两人争位，后来小白赢了，公子纠死了。另外一位辅佐公子纠的大臣叫召忽，就死节了(注：为保全节操而死)，而管仲不但不死节，还一转脸就辅佐了公子纠的敌人小白。

孔子在回答这两个学生的问题时提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是谁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是管仲的力量啊!“如其仁!如其仁!”说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论语》中，孔子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很少赞美他是仁者，可是管仲就得到了这一赞美，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要不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抗击夷狄，我们这群人就被发左衽变蛮夷了)。这里也提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的价值，那就是抗击夷狄，捍卫了中原文明的生存方式，所以“民到于今受其赐”，就是我们要拜他之赐。

另外，在《论语》中也说到管仲这个人的行事，说他“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而无怨”。说管仲这个人物不简单，伯氏这个贵族做错了事，被管仲没收了封地。伯氏受罚后十分贫困，以至于只能吃粗粮，但是即使如此，到死也不埋怨管仲。像苏轼就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容易，罚了一个人，让这个被罚的人不埋怨自己，这个就不简单了。这个人在人格上是有深度和高度的，这就是管仲有趣的一些地方。

另外，相传管仲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当然这个未必是管仲说的，这句话见于《管子》。《管子》这本书是战国时期的人依托管子写的。齐桓公问：“鲍叔牙能不能接你班做宰相？”当时管仲病了，但实际上鲍叔牙可能比管仲年纪大，死得更早一些，所以这件事的真实性存疑。然后管仲就说：“鲍叔牙不能做宰相。”齐桓公说：“为什么？他当初可是推荐你做宰相的啊。”管仲说：“鲍叔牙这个人是非太分明，有的时候内心就难免不宽阔。”搞政治，好人得容，坏人也得容，因为一个人的身上有君子心，也有小人心。好的宰相能让大家多发挥君子心，少发挥小人心。另外，朝廷是能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什么人都往这儿混，一个宰相专容纳好人，排斥坏人，那坏人就要算计你，他们成事不足，败事可是有余，这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这都是关于管仲的传说，带有强烈的智慧色彩。

孔子在评价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时候提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这个“谲”就是“诡诈”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对两代霸主做了德行上的评价——齐桓公是正派的，并不耍心眼；晋文公就有些诡诈了。孟子认为，霸道就是“以力假仁”，骨子里边存的是掠夺别人权利的心，名义上却打着仁义的口号，这就是“谲诈”。这种谲诈现象，在晋文公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后来的霸主，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有这个色彩。

鲁闵公元年(前661)，发生了一件事情——狄把邢国给围了。邢国在今天河北省邢台这一带。邢国的使者向齐国求援。这个时候齐桓公已经在位25年了，管子前期的改革已经实施完并开始奏效了。齐桓公拿不定主意，就问管仲：“我们救不救？”管仲说了一句话：“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意，这十六个字非常重要。“戎狄”就是指当时的异族，和“华夏”相对。

“诸夏亲昵”，诸夏就是华夏，华夏的这些国家，彼此都是亲人。这实际上就说到了封建所造成的这种“一家人”的感觉。这对后来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同时，管仲也是第一个利用这种民族亲近感办大事的人。民族大义这面旗帜一被竖起，齐桓公的行为就有了一个纲领——以“攘夷”为目标让大家联合起来。而“攘夷”必须有一个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就是周天子，这就是“尊王攘夷”。于是齐桓公就派人给邢国解围。同时，齐桓公出于安全的考虑，把邢国迁到了夷仪。关于夷仪这个地方在哪儿，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山东聊城这一带，靠近齐国。《左传》中记载，齐国和诸侯的军队在帮助邢国迁移的时候，邢国宫廷里边的青铜器、珠宝一件都没有丢。大家是一家人嘛。什么叫一家人？我帮你搬家，我拿你东西，那不叫一家人。在遭受灾难的时候，人们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诚心诚意，才是最感人的。

这样邢国的形势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但是刚刚稳定不久，到了第二年，卫国又出事了。鲁闵公二年(前660)冬，戎狄开始进攻卫国。卫国在黄河北岸安阳这一带。西周初期，周公的弟弟、文王的儿子——康叔被封建在这里，有殷商背景，而且也是个老牌国家，在春秋之前是一等大国，很亲贵的国家。但卫国多年来不思进取，再加上那个卫懿公好仙鹤，让仙鹤坐战车，招摇过市，这就得罪了国民(有资格穿上铠甲去打仗的这些人)。结果，战争来了，穿着盔甲的国人就说，既然允许仙鹤坐战车，那就让仙鹤去打仗，你找它吧。这种情形下，卫懿公只好临时组织了一支军队，去迎战敌人。在出发前，他把政权交给两个大夫，大概就连自己都感觉凶多吉少了，就跟他夫人说：“你听他们的，我去打仗。”于是在荧泽，即卫国的北部，和敌人遭遇，结果大败。大败了以后，北狄一窝蜂把他围了，然后把他杀死了。这是《左传》的记载。有些史书像《吕氏春秋》讲得更惨，说狄人把他吃掉了，吃得还剩一片肝。一个叫弘演的人，一看君主死得这么惨，觉得不能让他死无全尸。于是他走上战场，找到君主的一片肝，然后把自己的肚子剖开，将肝放进去，这就等于给了君主一具尸首。

在卫国军队打了败仗以后，有两个史官被抓了起来，一个叫华龙滑，一个叫礼孔。他们两个商量了一番，觉得应该回去报信，就跟那个狄族的首领说：“我们两个是史官，掌握着卫的祭祀大权，也就是说国民听我们的，我们先去报信，让国民开城。”结果狄人就放了他们，他们两个回去后，就向本国传达了一个消息，说这城不能守了。这一消息传开后，国民一窝蜂逃离了城市，向东南跑。北狄过来以后，民众连个依托都没有，毫无组织地撤退，结果被北狄砍瓜切菜般屠杀。民众向东南渡过黄河后，数一数幸存的人数，一个几百年的老牌国家，最后还剩下730人，这是非常惨痛的。

这个时候卫国的臣民就盼星星、盼月亮地希望诸侯能伸出援手。在这个时候，齐桓公遵循着“诸夏亲昵”这样一个大原则，率领诸侯沿着黄河一岸布防，是很名正言顺的。当然，实际上他只能守住黄河的东南，黄河西北岸基本上已经沦陷了。由此可见，那次北狄入侵是一次很大的异族进入中原事件。有学者探讨说，北狄为什么跑到平原上来肆虐呢？这应该和晋国有关系，因为晋国在山西境内剿灭这些戎狄，扩张领土，于是戎狄就过了太行山，向华北平原的华夏人群复仇。而齐桓公他们这些人就沿黄河东南岸防御，正因为如此，北狄才没有进一步泛滥。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由来。

《左传》中记载，齐国还给了卫国的民众很多门材、木材、鸡鸭。另外君主出门得坐车，尤其是君夫人，但逃离的时候也许是太慌张，连车驾都不知道丢哪儿了，于是齐国又送给君夫人涂有色彩、图画的车，还有一些礼服。这样，卫国人算是得救了。

齐桓公把局势稳定了以后，先在曹这个地方给卫国建了个临时都城。卫国君主代代更迭，卫懿公死了，戴公即位，接着戴公也死了，然后卫文公即位。但卫国人不能总是在临时都城里待着，于是齐桓公又组织诸侯，在今天的河南滑县，花了几年时间替卫国人把都城给建成了。卫国人住进新的都城，很高兴，连丧亡之痛都忘掉了。所以《左传》记载：“卫国忘亡。”后来卫文公又发奋努力，若干年后恢复了国家。以上就是齐桓公的霸业。

这一霸业使中原诸侯看到，齐桓公是肯帮忙的，他能够用自身的力量去保护大家，所以大家都听他的。但是对管仲而言，他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改革打造一个强大的齐国，实际上他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匡正天下。他在葵丘之会公布了这么几条：不要像周幽王那样，因为小老婆生了儿子，就动辄把立好的太子废掉；另外就是“毋曲防，毋讫籴”。什么叫曲防？曲防就是以邻为壑。大家都是周文王之后，闹洪水了，你不能修个沟，专门把水往邻国引，让洪水流到邻国去。引申之意就是不要用灾害伤害其他邻国。“毋讫籴”是什么意思？“毋讫籴”就是邻国发生灾荒了，你不能囤积着粮食，不往外放。另外不要专杀大夫，要尊重贤人，等等。这个本来应该是周天子来公布的，可是周天子家里边正上演庶子夺权的戏码，没工夫搭理这些。但这样一来，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齐桓公攘夷可以，可要真正匡正这个天下，他是办不到的。齐桓公、管仲在这个意义上是悲剧性人物。

总而言之，我觉得孔子还是看得比较真切的，当时如果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那戎狄泛滥，华北地区的诸侯国可能就沦陷了。沦陷了以后，华北地区的人群就只能“被发左衽”了，中原华夏这种建立在城邑、农耕基础上的文明生活，可能也就丧失了。

这就是齐桓公的霸业。

15 春秋五霸大事迹

前面我们谈到，孔子对齐桓公的评价是“正而不谲”。那么齐桓公之后的诸侯又有很多变化，例如晋文公就“谲而不正”，就是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有管仲这种明白人辅佐着他，讲民族大义，所以他“存邢救卫”，担起了一种霸主应负的责任。所谓霸主就是代行天子的权力，管理诸侯。那么管理诸侯必须得捍卫诸侯的生存权利，同时也捍卫了中原文明的生存方式。

跟齐桓公属于同类的还有宋襄公，他讲仁义、讲公正，但不合时宜。他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不重伤”。“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没有排列好军队的时候，你不要去打。西周讲秩序的时候，王权控制天下，可以讲这一套。因为“大刑用甲兵”，我征战你是要纠正你的错误，所以大家要排好队伍打一仗。“二毛”就是老人。“重伤”说的是什么呢？“重伤”就是一个士卒在战场上已经受伤失去战斗能力了，你不能再去把他扎死、砍死，这是不对的。国际红十字会是讲这个的，国际战争法庭也是讲这个的，但是宋襄公却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他的敌人是丝毫不讲这个道理的。这就造成一种结果，就是把自己的民众推向战场，让他们像猪羊一样被人宰杀。

从晋文公开始，几位霸主各有特点。而晋文公按孔子的说法就是诡诈，就是不诚实、不正。晋文公在霸业初期，也是辅佐王室。但在公元前636年，王室出了点丢人现眼的事情——当时东周的王是周襄王，周襄王从北狄娶了个老婆，这个老婆跟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好上了，后来王子带还伙同嫂子，把哥哥赶到郑国国境内去当寓公(喻指贵族、官僚等流亡外国，此处指周襄王被王子带赶到郑国)，这样的话天下无王，正是称霸的好机会。晋国人，像子犯(晋文公的舅舅)他们，就提出：尊王以号令诸侯。晋文公的舅舅目的不是要尊王，而是看到了借尊王以立大功的机会。扶正了王以后，晋文公就向周王提出了非分的要求——“请隧”。这事在《国语》跟《左传》里边都有相关记载。关于“隧”，学术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天子六隧”，就是天子死了以后，要修六条墓道；“六隧”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指郊外的原野。晋国一开始封建的时候，它的国土很小，地位也不高。按照《左传》记载，它只能“坐一郡”，这是个小诸侯，大诸侯可以“坐三郡”，天子“坐六郡”。“请六隧”其实就是索要郊之外的广大原野，也就是要地盘。另外，按照过去的那种区域划分，晋国属于王畿千里，就是周王直属范围的诸侯，它只能保有最基本的生存的国土，再要更多的国土，就有点非分之想了。

周襄王这个人，虽然性格有点软，但是在政治上也还不算是彻底窝囊。于是他就用不软不硬的话，把晋文公给顶回去了，说：“叔父，你以六隧为条件的话，你就得重新打天下了。按照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是没有资格提这个要求的。”这样一来，晋文公也没辙。但是既然晋文公的要求已经提出来了，那么王必须得出点血，于是王就把南阳的阳樊、温、原，还有州、陉、絺、鉏、攒茅，这些田给他了。这个南阳不在今天的河南南阳市，而在洛阳以北、山西南部，即太行山南侧的阳坡地上，那里都是肥沃的良田。晋文公为了造成既定事实，没等周王的话音落地，马上回家组织军队，驱赶当地的民众，想强行占下这个地方。

结果在收阳樊的时候，阳樊人不服，晋文公就把阳樊围了。围了以后，他就说，如果你们不服，那我就要“残其民”，要残杀里边的民众。这个时候，有个叫仓葛的，隔着城跟晋文公说：“重耳你是谁？我们又是谁？我们原来不是一家人吗？这个阳樊里面住的人，不是王的父兄，就是他的甥舅，这都是亲人啊!如今您平定了王室之乱，却要残害他的姻亲，老百姓怎么拿你做榜样？”晋文公一听，觉得这个人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把阳樊人放出去了，但是地盘还得要。

伐原的时候，晋文公还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跟大家约定，如果不能在七天内攻下原，就命令士兵班师回朝。结果过了七天原还没有降，晋文公就下令撤军。这就体现了晋文公的心计，他要向大家表示我讲信用。此时，有间谍传信说，原这个地方坚持不了一两天了。但是晋文公说：“哎呀!既然我跟大家约定了七天攻不下原就撤兵，那即使他们投降，超过了七天，我也要撤兵。”这个消息巧妙地让原城里边的人知道了，大家觉得这个人好讲信用，于是就请降了。

从这些事情里都能看出他那种惺惺作态，要把自己放在道义的立场上去办事情的心理。我们知道晋文公的定霸之战(晋国从此取代楚国成为霸主)，是城濮之战。城濮之战这场战争，楚国这边的将军是子玉，他出自楚国的既得利益者家族，能打，有本事，但是情绪非常暴躁，有点目中无人。而晋文公他们这帮人老谋深算，就利用了他这一性格弱点。晋文公的舅舅子犯说了一句话，“师直为壮，曲为老”。什么叫“师直为壮”？“师”就是军队，出师有名，站在道义的立场上，那气就壮；理“曲”了之后，军队士气就低落。为了“师直为壮”，晋文公君臣就千方百计地装出一副不愿意打仗，却又不得不打仗的样子。我们知道，春秋有四个大国，北方的秦、齐、晋，南方的楚。现在晋、楚在打仗，晋国这边采取了很多措施，让秦和齐都站在了他们一边，这样一来，这场仗就打赢了。可怜那个子玉，他被老谋深算的晋文公，还有子犯、先轸这些能掐会算的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上。

总而言之，我们看晋文公，他既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争霸的目的，又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的共主、维护天下公平的人，他是尊王的，是攘夷的，把楚国当成假想敌，以此来号令大家。

这是一大变化，以后的霸主，都带有这一色彩，历史就进一步滑向了歪斜的方向。

那么秦穆公导致的历史变化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在于他争霸中原的成就，而在于他霸西戎(就是向西发展)，开地十二，也有人说是二十。这在中国古代的边疆开拓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实际上诸侯大都发挥了这个作用，尤其是楚国。楚国八百年，由汉水流域向江汉流域，甚至向今天的岭南地区进发，为边疆的开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秦穆公霸西戎，开地十二是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前面我们说过，秦穆公这个人死活想往中原发展，到中原来做霸主，因为这样更风光。但是他打完一仗——崤之战，这一梦想就破灭了。他本想趁着晋文公去世，悄悄地派一支军队从晋国国土上穿过去，偷袭郑国。当年他帮助过郑国，郑国也希望秦国能派兵保护它，于是秦国就派了一支军队在郑国驻扎着。秦穆公想利用这支军队掌握着北城的钥匙这一优势，偷袭一下郑国。但事实上秦军要走好几百里地才能到郑国，这种偷袭是很难成功的。结果，当这支秦军回来的时候，晋国人在先轸的领导下阻击了他们。这会儿晋文公刚死不久，他的儿子晋襄公还没有正式即位。本来替国君服丧应该穿丧服，可是没办法，要打仗，只能脱下丧服，披上盔甲。结果就在崤这个地方，晋军一战大败秦军。

崤山是山岭地带，有学者说东西大概长7.5公里，这是一条一线天式的通道，十分险峻。

秦国不是没有明白人，当时有个蹇叔，在秦穆公向东偷袭的时候，就为他的两个儿子哭泣。他那两个儿子跟随军队出征，他就说你们俩肯定回不来了，你们俩死了以后，我都不知道你们的尸骨埋在哪儿。秦穆公不听。结果这一场战争，晋国跟山地的戎人配合，就在这个狭长的谷地打了一场伏击战，也就是著名的崤之战。

同时，《公羊传》说这场战争秦国人是“匹马只轮无反者”，没有一匹马、一辆战车完整地回来，三个主帅都被抓了。这一场战争从军事上讲是晋国的完胜，但是从此秦晋渐行渐远，秦国人之后转为跟楚国人合作。所以这场战争晋国虽然打赢了，但从政治上来说是失败的。实际上，赵崔(就是当年跟随晋文公出奔的那个赵崔，他死了以后谥号“成子”)对这场战争是有不同看法的。后来他提出，如果秦国要报复，我们让它胜一回吧，不然这关系没法挽回。

然而他已经老了，说话不算了，当时主政的是善于军事谋略的先轸。总而言之，秦穆公从这以后，明心见性了，知道秦国要想向东发展，决跳不过三晋这堵墙，于是就转头向西发展。他任用大贤人由余攻略西戎，由余来自戎狄，他是一个从中原逃到戎狄的有文化、有智谋的人，就这样秦穆公“遂霸西戎，开地千里”。这为后来秦国的基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把中原文化多多少少向西拓展了。这是他的历史贡献。

那么楚庄王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说过，楚国争霸的过程，就是开发南方的过程。实际上他们从西周开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对中国的南方开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齐桓公争霸的时候，楚国向北的势力实际上已经发展到河南省的南部甚至中部，离今天的郑州不是很远了。之后齐桓公称霸，晋文公跟着称霸，他们向东南发展，这会给历史带来新的变化。楚庄王的争霸战就是邲之战。这个“邲”在哪儿呢？就在今天郑州西边荥阳这一带，黄河边上的一个小地方。这也就是说，楚庄王的势力高峰时期，是到达了黄河岸边的。

邲之战爆发时，晋国正值内乱。这场战争，晋国虽然派人出战了，但是将帅不和，这样一来这个仗肯定没法打。结果，邲之战晋国人惨败，但败得很有趣。比如说在胜利的楚国人追逐晋国军队的时候，晋国的战车上边装了很多旗子和装备，跑不动。后边追的这些楚国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这个旗子拔了，你们就跑得快了。楚国人之所以对溃败的晋国人那么客气，是由于楚庄王的态度。《公羊传》里记载了楚庄王的一段话，大概意思是：我们两个君主不和，跟这些小民无关。这就是楚庄王，显示了一种高度的人道精神。

《左传》中记载，邲之战的时候，楚庄王来到战场，看到尸横遍野。这个时候有个大臣就提出，国家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能不能修一个京观[2]，纪念一下？楚庄王这时候说了一番话，大致意思是说：西周武王建国的时候，曾经演奏过一个大武乐章，这个大武乐章讲了七种战争的德行。其中最主要的原则就是“止戈为武”，这个“武”字，下面一个“止”，上面一个“戈”，这意思是“止戈为武”。七种武德分别是“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禁暴”，就是禁止暴虐事件发生。我们打仗是为什么？“大刑用甲兵”，当列国有暴虐事件发生时，我们要用武力去禁止。“戢兵”就是收兵，把兵器收起来，实际上就是“止戈为武”的意思。“保大”，就是要保证大权应该在王手里边。“定功”，就是使功劳、功勋确定下来。“安民”，我们要使民众得到安稳。“和众”，使大众得到和谐，大众和谐了，天下的财富就多起来了。这叫“武有七德”。说完他对战争的理解之后，楚庄王又带着尊敬的态度评价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晋国士卒，称他们是“名节尽忠，以死隽名”，说这些人都不是坏人。民众尽为国事叫“尽忠，死君命”。他们都是听了君主的命令，抛尸在战场上的，修一个纪念碑把他们镇压在下面，这并不能体现我们的善良。他接着又补充道，什么情形下修京观呢？抓住了那些扰乱天下的大奸大猾后，修京观，这是可以的。至于眼前这些死在战场上的人，并不是坏人，都是一些忠臣，他们是为了国事而死在战场上的。我们为他们收尸，埋起来就行了。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悲天悯人的精神。

楚庄王对战争的理解，在当时的诸侯中，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而在能够原谅敌人这一点上，即使是后世的中国人也很少有能理解的。当然楚庄王这也有可能是在邀买人心，但是能说出这一番话来，能够对敌人的尸体予以原谅，无论真假，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以上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事迹。

16 吴越争霸：历史重心向东南倾斜

前面我们说到五霸的特点，以及他们之间所显示的历史变化。春秋争霸的历史变化，实际上有很多方面，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争霸以及争霸之后的变化。

首先，春秋争霸一开始的重心在中原，但春秋五霸过去之后，历史的重心就开始向东南方向倾斜了。到了春秋中后期，吴越渐渐兴起。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我们知道，远古时期，在今天的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就有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位于宁波余姚市河姆渡镇)、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区西北部瓶窑镇)。商代的时候，在今天的江西一带，有所谓的吴城文化，考古人员在江西一带发现了一些青铜器。再往后，就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期，也就是吴越争霸。而吴越争霸实际上就是由于楚国不断地向南方拓展，惊醒了吴越这一带所潜在的历史力量，促使它们崛起。其实，自远古以来，这个地区始终有人生存，只是没有崛起的契机。

《左传》以及清华简(由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系年》这一篇，也讲到吴越争霸和晋楚争霸的关系。这种关系很有意思，跟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的叫夏姬，她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一个叫御叔的大夫。夏姬生了一个儿子，叫夏征舒。但是清华简出土的文献《系年》有不同的记载，说夏姬的丈夫就是夏征舒。这个女人长得非常漂亮，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就组团到她家去瞎闹。夏征舒长大后，就用强弓硬弩把陈灵公给射死了，而仪行父则逃到了楚国。这样一来，楚庄王就找到了灭陈的理由，一下就把陈国灭了。后来他听了大臣的建议，觉得灭一个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所以又恢复了陈国。就这样，夏姬作为战利品，来到了楚国。楚庄王对她很感兴趣，但是大臣劝他，说这个女人不吉利，妨男人。楚庄王还是英明的，一咬牙没要。但是按照《左传》的说法，子重、子反也都想要她。

这时候有个叫申公巫臣的就站出来，说这个女人已经弄死好几个男人了。子重、子反一听这个，摸了摸脖子也打消了念头。后来楚庄王就把她送给了连尹襄老。在灭陈之后的邲之战当中，连尹襄老也死了。之后，连尹襄老前妻生的儿子黑要也跟夏姬有了一种瓜葛。这个女的长得漂亮，所以人见人爱。

十多年过去了，申公巫臣始终对夏姬念念不忘，后来他就约了她一块儿逃跑。他让夏姬到郑国去找她丈夫的尸体，然后约定在郑国见。申公巫臣是外交官，他到齐国访问，在回来的路上就将复命的任务交给了副使，自己跟夏姬一块儿跑了。就在这个时候，子重、子反等留在楚国的大臣得知了这一消息，心说：你不让我们娶，原来你是给自己留着!结果，这两人就把申公巫臣留在楚国的家属杀掉了，这是泄私愤。

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巫臣和夏姬之间应该是有某种默契的。按照《左传》的记载，陈国灭亡的时候，夏姬的儿子已经能开弓射箭杀人了，他的年岁肯定不小了，那此时的夏姬怎么也得三十多岁了。又过了十来年，夏姬早已经是老太太了。但是，文献记载未必可靠，关于她有很多不可信的说法，比如说她三次返老还童，回到18岁。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清华简《系年》可能更可信呢？如果她是夏征舒的媳妇，那申公巫臣跟她跑的时候，她应该还在诱人的年纪。总之，因为申公巫臣把她带走了，所以楚国人杀掉了他的家属。申公巫臣就立下毒誓，要让楚国从此不得安宁!于是他就跑到晋国，向晋国提了一条建议，在楚国的背后培植一股力量，也就是吴国。

而后来吴国又得到伍子胥和孙武的帮助，吴王阖闾依靠这些人霸业中兴。而吴国的崛起，又引发了越国的崛起。而越国的崛起很有可能就是楚国人在吴国背后培植的力量。

总之，历史大势向南方滚动，春秋争霸由中原发展到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孔子在世的时候，其他诸侯国就受越国、吴国的威胁，吴国甚至在伍子胥的领导下，三战入郢，打了著名的柏举之战(公元前506年，由吴王阖闾率领的3万吴国军队深入楚国，在柏举击败楚军，随后占领楚国都城郢)。

在不断的战争当中，中国文化的热点在不断地扩张，这是一大变化。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在争霸过程当中，尤其是霸业结束了以后，列国的大家族开始兴起。这些大家族，尤以晋国的家族为典型。而晋国自进入春秋以来，为了保证权力的合理继承，有一条规矩，叫“不畜群公子”，就是不养群公子。一旦老的诸侯确定了接班人以后，其他的公子就到其他国家去做“寓公”，免得他们生出非分之心——夺权。我们知道当时是个家族时代，要想打仗就得利用一些家族，于是统治者就在晋国内部培植了几大家族，其中有范氏、中行氏、韩赵魏三家，以及栾氏等六七个大家族，这些家族慢慢火并，后来剩下三家，也就是韩、赵、魏。

这和后来春秋战国之际发生权力更迭有密切的关系，贵族权力内部的大家族趁势崛起。我们看到，历史在不断重演。周王的贵族，为国家征战，慢慢发展出一个庞大的贵族阶层，导致王权衰落；而在列国，这种情形重演了一遍。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变化。

还有一项变化就是国人走下了历史舞台。国人这个群体变成了“编户齐民”，就是一般小百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封建制开始说起。前边我们也讲过，有些学者说国人是平民，实际上这都是受西方历史的影响。因为西方的确有个平民阶层，在和贵族阶层不断地较量，争取权利。比如罗马，一开始罗马人的公民权只被授予了很少一部分人，罗马城里边的其他人，比如手工业者以及非罗马人，就不断地向贵族要求权利。一开始设保民官保护他们的权利，后来他们进入议会，人家开会商量事情，他们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听席上，再后来慢慢就有了投票权。所以，在西方，平民阶层向贵族争夺权利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明晰的。于是有的学者就受了这个影响，认为所谓国人就是平民，实际上不是，要比那复杂得多。

还是从封建说起，封建的时候，比如伯禽封于鲁，他必须带着他的家族、亲人们一起前往鲁地，这些人就是贵族。但我们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过小日子是这样，一个国家也不例外，同样需要手工业者，需要各方面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西周封建的时候，就把一些殷商人中有手艺的，直接分配给诸侯。像鲁国在《左传》中就有对长勺氏和尾勺氏的记载。《曹刿论战》里边讲战于“长勺”，这里的“长勺”指的就是做长把勺的这个人群。在西周封建的时候，殷商遗民长勺氏就被封给了鲁国，同时晋国封建的时候得了九族，卫国封建的时候得了殷民七族。这些人相对于周人而言，他们是被征服者，而在土著眼里，他们实际上都是征服者、闯入者。

对于周人来说，这些人是殷商遗民，如果不好好待他，他不给你干活，他跟你不一条心，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周人对这些人也是以拉拢为主，给他们立社，赋予他们相应的政治权利，他们也就成了国中人。所以国中人成分非常复杂，绝对不像罗马那样有清晰的阶级斗争，而是有不同的来历。所以我在《中国文化史》里边讲，国人就是城里人。虽然城里人也有等级之分，但是他和城外的野人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国野对质”，野人就是土著，而国人就是周家封建的时候，在土围子周边生活的这些人，这是诸侯权力得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把姬姓的贵族比作石头，那么被分配给周人的殷商遗民就是砖瓦，虽然脆点，但也是材料；野人就是被征服者、被管理者。当然从大的文化上说，野人到了春秋后期也有晋升的机会了。所以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意思就是野人要想做事，就要先学习礼乐，那些先做了官再学礼乐的都是国中人，因为他们属于周家比较亲近的人。

这些国人实际上是有不少权力的。《周礼》里边讲，有几种事情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比如说国家有了大危难以后，是战，是和，还是迁走？诸侯要召集国人到自己的庭院来，进行商量、表决。国家想迁都，迁不迁？得和国人谈一谈。另外就是国家立君主，确定不了人选，贵族内部已经没法子了，这也要征询广大国人的意见。这些权力都是原始的民主遗风。因为大家都是从外地来这儿闯荡的，如果不一条心，那事就没法办了。但是到了春秋时期，这些人慢慢就被老贵族忘掉了。到了战国时期，他们和野人一起变成了纳税户，编户齐民了。

17 铁器、初税亩和“国人”权力的失落

讲国人就必须涉及一种税制的改革，那就是“初税亩”。这种改革实际上直接导致了国人处在了一种新的经济地位上。这就使国人从一个有相当大政治发言权的群体，变成了后来的一些纳税户，也就是“编户齐民”。

在西周时期，国人是出劳役的一族，他们要为君主、诸侯服十分之一的劳役，比如说100天，你要抽出10天来，这就是十分税一。但是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历史开始出现变化。春秋到战国最了不起的变化，就是铁器在农耕方面的广泛使用。铁器什么时候在中国大规模地运用于农耕，学术界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基本上就是从春秋早期开始的。

商朝时期，在中国的新疆，就有人工冶铁的痕迹(新疆那个时候还不属于华夏)。在商代，人们就开始用陨铁打造一些工具，有考古发现的实物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河南省古虢国遗址发现了春秋早期古虢国玉柄铁剑。在西周时期，四川这一带曾经向王朝贡铁，这见于《禹贡》——《禹贡》应该是西周中期的文献，里面讲到四川这一带要向王朝进贡一些珠宝和铁，可见那个时候铁器还是比较珍贵的。那么到了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广泛地运用于农耕，于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大家族劳作方式的解体。人们从此就开始更广阔地开垦土地。这个时候诸侯觉得再用劳役地租的方式就不合理了，于是就要重新丈量一下你的土地，然后根据你现在开垦的土地的大小，向宫室和诸侯纳税。

所以《春秋》经记载，宣公十五年(前594)提出初税亩。晋代杜预对其进行了注释：“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其一。”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人们的负担。《左传》在记载这个事情时也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说它不合礼法，明确表示反对。所以《公羊传》说，为什么《春秋》要记载初税亩呢？就是为了讥讽当权者贪得无厌。在周代，中国只有几百万人口。偌大一个黄河流域，人口数量如此之少，可以称得上是地广人稀。《左传》记载，一直到春秋后期，在今天的开封到商丘这一带，还有许多邑的荒田闲置。当铁器使用普遍了以后，勤劳的中国老百姓，自己主动去开垦土地，这未必是政府组织的。政府觉得过去的纳税方式不合算了，所以要履亩而税，这实际上是一种扩张权力的表现。

一种新的工业技术——冶铁技术的出现，为当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口增加了，国土上田亩数量也增加了，从而使得各国的实力得到增强。但是如果细说起来，百姓得到的利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有人说，原来开垦土地没有合法化，现在履亩而税了，就是无形中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制。注意，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一块土地，它最实用的价值就是产粮食。田里如果产了100斤粮食，诸侯说收10斤就收10斤，说收20斤就收20斤，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的私有权是残缺不全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民众在捍卫自己的劳动所得方面，力量是非常脆弱的。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里边曾经说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在中国古代的税收以及经济生活方面，政府是直接跟农民对立的。所以我们说“初税亩”不是在承认私有制，这种所谓私有制是虚假的。像汉武帝这样强横的君主，打仗没钱了，他就强行规定，家里有多少钱，你就给我出多少钱，这叫“算缗”。到了这个时候，这种私有制的虚假性就显示得更加清楚了。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门，所以我们说理解这个问题是理解古代的一把钥匙。

这就导致了后来国家权力的日益膨胀。周武王伐商的时候就几千号人；晋文公打仗的时候，也就几千号人。但是一进入战国，一个廪丘之战，齐国、卫国跟三晋打，光是撂在战场上的尸体就有3万具。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组织军队的能力是无限扩张的，这还是战国初期。有些学者说，初税亩只是被记录下来了，但因为大家反对，所以并没实施。我们不能相信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如果没实施的话，国家养军队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人的政治发言权失去了以后，很多其他的权力也就保不住了。

过去山东有一个学者，他有一篇文章讲，春秋时期，在整个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的民主遗存。实际上我觉得用“遗存”的说法可能有点不合适，但这篇文章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非常有启发性。他举了好多例子，来证明国人(一般民众)有好多权力。比如像春秋比较早的时候，卫懿公之所以惨败，就是因为他好仙鹤。我们前面讲到过这个事情。他因为好仙鹤而得罪了国民中那些可以打仗的人。结果北狄入侵的时候，这帮人就说你不是让仙鹤坐战车吗，让仙鹤去打仗吧。通过这件事你可以看到，得罪了国人，会导致一个国家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另外，在曹国发生过一件事情，它的君主被晋国抓走了，抓走了以后曹国的国人不干，就把这件事情捅到诸侯大会上，晋国最后没办法，就把他们的君主放回去了。还有一个例子，宋国有一个贵族杀了君主，国人深恨他。结果有一天，宋国闹疯狗，大家追着疯狗一路朝这个贵族的家来了。这个贵族因为心里有愧，以为是来抓他的，撒腿就跑。我们说中国的春秋时期不能算是民主制，实际上是分权的贵族制，虽然如此，但国人还是有相当的权力的。然而，随着国人经济地位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方面，国人都在失去权力。

比如说在西周有一个大蒐(sǒu)礼，什么是大蒐礼？就是国家要打仗了，然后男性贵族们，以及那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发言权的男人，要举行一次狩猎大赛，驾起战车去狩猎，谁表现得好，就选谁做中军主帅。选完中军主帅后，就要公布法度，因为你既然选了他，就要听他的。另外在战争中如果有人临阵脱逃，那要在大蒐礼上当着所有有权力的男人的面说这个人该怎么处罚，这是惩治权。这个仍然是一种古风的民主，到了春秋后期，这种民主就慢慢地消失了。

之后在晋国发生了一件事。范宣子、赵央等大臣，在最后一次大蒐礼上，让大家出点铁，然后把国家的一些法度铸在铁上，以后再也不举办大蒐礼了。于是也有些学者说，这是中国首部成文法的公布，但是这个成文法和十二铜表法不一样，不是为了捍卫私人的权力。国家公布这种法律，是为了明确量刑标准。以后有事，按法度来，再也不用召集所有的国民来商量，来决策了。这种所谓古风的民主就逐渐消失了。

这种权力的消失，在春秋时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民众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了。为什么会出现三家分晋、田陈篡齐？历史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20世纪70年代在山东银雀山出土了《孙子兵法》，其中有一篇叫《吴问》篇。吴王问孙武子：“你预测将来晋国谁能够最后得势？”孙武子回答：“韩、赵、魏。”为什么是韩、赵、魏呢？因为其他家族对民众比较抠门。比如，按照过去的算法，“六十步见方”是一亩，那么韩、赵、魏在租赁给大家土地的时候，规定一亩地交10斤地租，但在实际收税的时候，租给你一亩地收你10斤粮食，现在租给你三亩地，也只收你10斤，民众当然就得到好处了。当那些诸侯在虐待民众时，有些大夫之家开始邀买人心。这些大夫之家用这种方式让民众支持他们，韩、赵、魏得势应该说是必然的。

这是在三晋。那么在齐国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田陈篡齐。“田陈”[3]指从陈国来的一支田氏贵族。陈国在春秋初期发生内乱，这个时候正是齐桓公时期，当时有个陈公子叫完，也就是陈完，他来到齐国以后，就在齐国做工正。田氏一连七八代都担任工正一职，累积了财富。转眼之间就到了齐景公时代。我们知道鲁迅有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个给孺子做牛的就是齐景公。据说齐景公的儿子要骑马，骑马得拉缰绳，于是齐景公就叼着绳子给儿子当马骑，最后栽了一个跟头，把牙都摔掉了。他对儿子那么好，可是他对民众如何呢？有一年，晏婴(我们知道晏婴是齐景公时候的大贤臣)到晋国去访问，访问之余和另外一位晋国的贵族叔向，谈到了自己国家的政治，非常忧虑地说：“保不齐我们的权力早晚落到田氏手里边。因为田氏现在有钱，他们从山上弄来山货，运到齐国卖，那个价格跟在山上的价格是一样的，他们从海上将鱼、盐运到齐国都城里卖给百姓，那价格仍然是不涨一分。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这赚的不是吆喝，而是人心。除此之外，他们借贷给民众的时候，用的那个斗很大。而向民众收取的时候，就拿政府规定的那个小斗收，这就是‘大斗出，小斗入’，这样的话，民众必定趋之若鹜。”叔向也说：“我们也快了，我们的国民对君主，就像对待寇仇一样。”老贵族就这样一步步走向灭亡，为什么？因为他们忘记历史了。

封建制所形成的这种君臣关系，它不是一种对立关系。一个贵族带领他的民众到远方去创立一个邦国，大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非得一条心不可。一旦他们忘掉了这个以后，将来有阴谋家夺权，民众就会假装不知道，或者反过来参与其中。后来，齐国的田氏家族就杀了孺子，让公子阳生上台(田乞对齐晏孺子继位之事很不高兴，他后来拥立了齐景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阳生为国君)。齐国的老百姓就假装没看见，这样的话，田氏就把权力夺走了。而在晋国，三家最终也分了晋。

我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三家分晋、田陈篡齐若干年以后，孟子看到齐国、魏国“路有饿殍，厩有肥马”。那么，我们就要问了，田陈和韩、赵、魏当年扩大田亩的精神哪儿去了？你大斗出小斗入的精神哪儿去了？前面我们说他们是“邀买人心”，原因就在这儿。一旦他们得了权以后，当初你吃下去的“免费”午餐，如今得利滚利地还给我。政权的更替，并没有对民众的生活状况有任何改善，反而因为大量战争的出现使生活变得更困苦了。

在经济上虚假的私有制，以及与此相伴的民众各方面权力的失去，直接将历史引向了战国，也产生了权力的更替，诸侯更大规模地驱使民众上战场，去争夺最高权力。这一点在战国表现得更为明显，于是新的历史阶段到来了。

18 战国五个阶段的搏杀史

“战国”这个名字，出自《战国策》，在《秦策》《楚策》中都出现了这两个字。所谓战国就是七个国家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但是，有学者统计，春秋250多年，战国也是250多年，但战国的战争频率反而要比春秋低一些。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战国只有七个大国，春秋列国就多了。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面的“表”上就写，大的诸侯有12个，实际上数目远不止这些。因为列国多，所以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如果这些都算是战争的话，数量当然就多了。

战国从哪一年算起呢？有两种算法。

一种是公元前475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的“表”里面，记录了六国的年表，六国指秦之外的东方六国，这实际上也就是战国的年表。它从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75年即周元王元年，为《史记》的《六国年表》开始的那一年)开始，结束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即公元前221年，这样的话，加起来就是255年。

还有一种算法，是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21年。为什么呢？因为公元前40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东周的周威烈王承认了韩、赵、魏三家为诸侯。韩、赵、魏三家虽然瓜分了晋国，但他们得领到“营业执照”，才算是合法。这种算法比从《六国年表》开始的那一年算，要少73年。现在史学界更倾向于以《六国年表》开始的那一年为战国的起始点，即公元前475年。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我们可以把战国的历史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有90年的历史。这90年的历史，前半段还在春秋的尾巴上，越国还在称霸。我们知道越王勾践打败了吴王夫差，灭了吴国。但是不久，越国就被楚国灭了。

战国初期的历史主角是魏国，魏文侯把魏国打造成了一个一流的强国，他的霸业维持了一百多年。魏文侯这个人，在历史上不是很出名，他的名声要比魏武帝曹操小得多。可是要论政治文明，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很值得重视。他用了一些有儒学背景的贤人。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李悝，李悝“尽地力之教”，提倡生产要广种薄收，要“收获如寇盗之至”；另外，国家要注意控制物价，不要发生“长安谷贱太伤农”这样的事情。能够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文明。除李悝之外，还有吴起，我们知道吴起有兵法传世，他在魏国的时候，魏国的疆域达到顶峰。魏文侯做了50多年君主，他死后，由魏武侯继位。魏国鼎盛时期的90年，是包含两代君主的。魏武侯一死，魏国这90年的鼎盛期就结束了。战国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一共是37年，这一段时间魏国仍然是一等强国。此时魏国在位的王是魏惠王，又叫梁惠王。为什么叫他梁惠王呢？是因为他把都城从山西迁到了今天河南的开封，开封古称“梁”。梁惠王在位的时候，魏国很强大。但是，此时另外一个国家崛起了，那就是齐国。田陈篡齐发生的时间，要比三家分晋晚。而齐国的这个田陈，他也想让周王承认他诸侯的地位，于是他请当时魏国的君主帮忙。所以一开始，魏国没太瞧得起齐国。齐国(田齐)早期的君主叫齐桓公(与春秋时的齐桓公谥号相同)，下一任君主是齐威王。威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任用了邹忌。此外，威王还任用了另外一个贤人，那就是孙膑。这个时候，梁惠王犯了一个错误，他想把三晋再次统一起来，将韩和赵给灭掉，于是他就开始攻打赵国。结果，齐国人在孙膑的影响下，出手救赵，桂陵之战爆发。这场战争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围魏救赵。

十年以后，梁惠王不死心，又去灭韩。结果这个时候，齐国的孙膑和田婴跟魏国打了一仗，这一仗叫马陵之战。马陵之战我们都知道，诞生了一个“孙膑斗庞涓”的中国历史故事。这一打不要紧，魏国一百多年的霸业轰然倒塌。梁惠王受了很大的打击，他的太子也死在了这场战争中。魏国没办法，只能约齐王在徐州相会，我承认你称王，你承认我称王，咱们平分霸业。实际上这个时候魏已经衰落了。这是战国的第二阶段，以齐、魏徐州相王为标志，一共是37年。

接着就到了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齐和秦两强并治，一共是48年。齐国从威王时期开始强大，延续到宣王，然后到湣王时期霸业衰落。湣王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战略，那就是灭掉了宋国。宋国位于今天河南商丘一带，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周建立的时候，这个国家是殷商遗民之后，由殷商贵族建立。这是个老牌国家，占着一片比较好的平原上的土地。齐湣王贪心不足，想把这块土地抢过来。他灭了宋之后，就招来天下诸侯的共愤。于是，秦国、燕国，还有韩、赵、魏这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燕国从北边打，其他国家从西边打。只有一个楚国，假惺惺地帮他，最后把齐湣王给害死了。所以齐湣王灭宋这件事情，就成了齐国霸业衰落的一个标志。

齐和秦的对峙一共延续了48年。在这48年当中，秦国崛起了。秦国的崛起是从秦孝公开始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一共干了18年，为秦国打造出了一个特别适合战国时期那种列国竞争、列国兼并的国家体制。接着就到了秦惠王时期。秦惠王任用张仪，欺压楚国。所以这两个国家，一东一西，都很强大。但是，之后齐国衰落了，秦国却仍然保持旺盛的势头，这一过程延续了48年，这是第三阶段。

之后，战国就进入了第四阶段。秦惠王去世了以后，秦武王即位，但没几年他就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呢？有一次，他跟几个力士比赛举重，扛大鼎，结果把自己的腿骨给弄折了，没多久就死了。接着就是秦昭王继位。我们知道秦昭王的母亲就是电视剧中的“芈月”——秦宣太后，实际上“芈月”这个名字是假的，应该叫她芈八子。来自楚国的宣太后辅佐了秦昭王41年，然后秦昭王自己又干了十几年。秦昭王在位共50多年，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秦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东方国家中，齐已经衰落了，魏也不行了，韩始终就没有强过，只有一个赵实力尚强。赵也经历了一番改革，也就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胡服骑射改变了以战车为主导的作战方式，加入了骑兵，也就是利用了草原力量。我们知道赵国在今天山西北部，实际上它向北已经发展到了包头，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草原这一带。草原上像楼烦人之类的游牧人群能征惯战，他把这种力量纳入军事当中，组成一支快速部队。所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军事改革。赵武灵王去世了以后，赵惠文王继位，廉颇、蔺相如就活跃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跟秦昭王对峙的一个格局。但是赵惠文王去世后，赵孝成王打了一个长平之战。长平之战赵国大败，赵国的有生力量被削弱了不少。三年以后邯郸又遭到秦国围困。实际上秦国如果在打完长平之战后立刻就围邯郸，邯郸就完了，可是中间隔了一段时间，这就给了赵国喘息的机会。这个时候，东方诸侯十分恐慌，邯郸一灭，赵国一完，唇亡齿寒，就轮到自己了。所以在魏公子无忌他们这些人的主导下，列国组成联军解围邯郸，甚至形成了对秦国的反攻，使秦国在战场上一时失利。第四个阶段是以“邯郸解围”为标志，一共延续了29年。这29年，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战略上讲，由“合纵连横”发展到“远交近攻”。

之后，战国就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秦灭六国的阶段。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一共是36年的时间。然而秦帝国只维持了14年就崩溃了，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那么，以上就是战国的总体局势。

19 战国大变法：人类群星闪耀时

战国是一个社会、文化各方面变化剧烈的时代，也可以说是走向新的王朝政治的一个转型时期。各国普遍都实行了变法，要把过去那种不适于征战的社会结构，改变成适合打仗、适合在兼并中占领先机的一种结构。

这个变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战国的变化有很多，比如说国民和他的君主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了，像韩、赵、魏，还有齐国，都换了君主。另外在思想上也变了。可是主要的变化，还是政治上的变化。春秋战国第一次变法，就是管仲的变法，就是“三其乡伍其鄙”“寄军令于内政”这种改革。之后就是魏文侯任用李悝“尽地力之教”。关于这个尽地力之教，我们这里稍微详细地讲一讲。

李悝变法的全貌，今天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有一部分重要内容保存在了《汉书·艺文志》里面。李悝为国家和农民算了两笔经济账。从国家方面讲，土地一共有多少，除去那些不能耕种的山泽，还有人们的住宅之外，有600多万亩。这些耕地如果勤种，每亩就能够多收三升，不勤就歉收三升，这样的话，政府必须保障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后李悝又给农民算了一笔账，他说一个农民之家种100亩地(那时的100亩，合现在的30亩左右)，这百亩土地能产多少粮食，缴多少税，口粮要除去多少，剩余还有多少。然后，农民将这些剩余的粮食卖出去以后，卖得的钱要进行各种宗教活动、吃饭穿衣、婚丧嫁娶。这样一来，卖粮食所得的钱不够。怎么办？只有靠政府来刺激大家生产。

政府刺激生产的手段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号召农民“杂种五谷”，以备灾害。比如说今年适合小麦生长，不适合大豆生长，你光种大豆可能就砸了锅；另外就是力耕数耘，要使劲耕，使劲耘；最后，“收获如寇盗之至”，收获的时候就像防贼一样，一粒粮食都不留，迅速归仓。除此之外，政府还提倡在空地上，比如说庐舍旁边种桑、种菜等。农民丰收，粮食多了以后就容易导致粮价下跌。所以这个时候，李悝又在“尽地力之教”之外强调，政府应该用权力来干预。他提出了一条“平粜法”[4]。“粜”，指的是粮食的出卖。现代作家叶圣陶有一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面就讲了中国古代朝廷，它收税不收粮食，收银子、铜钱，这样农民就必须把粮食变卖。而政府收这个租税，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在秋收后几天内必须交齐。这样一来，越丰收粮食价格越跌，这个事情不单是先秦有，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都有。李悝的办法是政府采取干预政策，以调控物价，不要让农民粮食丰收了，反而吃亏。我们说这是李悝变法中文明价值比较高的地方。

魏文侯这个变法，对于魏国的崛起有很大作用，在经济上他发展了生产，而且提倡多种经营，生产的深度和广度都扩大了。一个政府这样号召组织人民是很少见的，中国古代的政府经常是只会收税，但要刺激整个社会发展经济，往往办法少。

另外魏文侯、魏武侯统治时期，任用吴起改革军事。大致就是选那些优秀的子弟去当兵，让当兵成为一件荣耀的事。除此之外，当兵还可以免除税收，但这个也带来了问题。后来荀子检讨这个兵制，说战国200多年，当兵的人一旦变多，政府的收入会锐减。但是起初的时候，效果的确非常好，在这样的制度下，魏国的军队也很能打仗。

东方还有其他国家变法，比如说吴起在楚国的变法。魏武侯时期，吴起遭到迫害，就到了楚国帮着楚王变法。吴起的变法，实际上时间很短。因为他辅佐的楚悼王死了，楚悼王死了以后，这些贵族就开始反扑。吴起的变法，主要是抑制贵族的势力，充裕民生；另外就是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加强国防，疏散贵族。疏散贵族这一条，要了吴起的命。楚悼王一死，这些贵族回来办丧事时，见了吴起，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拿箭射吴起。楚国有条规矩，谁把箭射到王身上，就灭谁的族。所以吴起就爬到楚悼王尸首旁边，结果射他的人误将箭射到了楚王的尸体上。这样的话就等于嫁祸这些贵族，结果这些贵族有几十家被抄家。阻碍中央集权的，往往是贵族，当然了，这个变法的深度远远不如商鞅变法。

在齐国，有邹忌主持变法。《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就是邹忌让齐王照照镜子，让他反思一下自己的国内政治。主要的变法措施就是举荐贤人，比方说举荐了孙膑。还有就是疏通民意，政府办错了事，让民众提提意见，这个变法实际上是相当浅层的。

在赵国有公仲连举荐贤人。这件事情又表现出了战国时期另外一个变化——贤人、游士的风起云涌。这些策士，自己读过书有些办法，就周游列国寻找晋身之阶。这种现象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春秋后期，孔子周游72个列国。到了战国时期，游走列国蔚然成风。“士”这个阶层崛起，风云激荡。在这样的风气下，当时有纵横家、阴阳家等各种各样学派的人找机会投身政治。他们有思想，也有行动。这也是那个时代比较宏阔的地方。

之后，赵国又开始了胡服骑射的变革。赵国一开始其实并不是很强，但是在赵武灵王引进草原的力量后增强了实力。要骑马，就涉及穿衣服的问题。华夏的服装有两种比较流行的样式：一个是上衣下裳(cháng)，上面是一件短衣，下面要穿个裙子似的东西，这个不适合骑马；另外还有一种叫深衣，有点像长袍，外面要扎腰带，更不适合骑马。所以，赵武灵王毅然决然地把这些服装换掉，换成短衣襟小打扮，有点像裤子，适合骑马。这个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对，赵武灵王的叔叔就说：“我们华夏跟蛮夷不同之处，就在于穿的衣服不同。你现在改了，我们不成野蛮人了吗？”赵武灵王就问这个叔叔：“穿衣服是为了什么？衣服是为人服务的。方便人活动的衣服才是好衣服。”他叔叔就被说服了。之后，胡服这一适合马上作战的服装，就在赵国推行开了。这就是赵国的大致变革情况。

最深刻的变革发生在秦国，那就是商鞅变法。站在秦国的角度看，商鞅变法为秦国打造了一个特别适合战争的制度。

商鞅变法的时候实行户籍制。商鞅规定，家里面如果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成年了，但还不分家，那就收双倍的税。按照秦国商鞅变法的理想状态，百姓必须是五口之家。我们要注意，五口之家属于一个政治概念。《孟子》里面说“七口之家”“八口之家”，《周礼》里面也说“七口之家”“八口之家”。在过去，一个正常的家庭有老人，有孩子，多养几个孩子，七八口人、六七口人是很常见的。而五口之家则是政府对小民的期望，以此构成一个纳税单位。政府要扩展税源，战争要花钱，所以一方面用土地刺激人们的战争热情，另一方面要让民众积极纳税。不是说把土地给了你以后，你就在自己的土地上称王、不纳税了。为了保证这一点，政府就要对家庭进行干涉。它的基本逻辑就是，如果兄弟两个成年后不分家，那就收双倍的税，这样的话，百姓只好分家。五口之家后来就变成了政治经济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就是变法干预人民生活的一个例子。

另外就是打击那些游走列国的策士。实际上在《商君书》里面就提到了要烧书。因为他要“力出一孔”。他把工商业和这些游说之士，都视为国家的“虱子”，认为他们会导致国家的积贫积弱。总而言之，这个大变法，就是要把人民彻底地军事化，刺激大家的战争热情。在战国这样兼并的时代，它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时期，就是一种枷锁，这种副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大。

商鞅变法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是听话的还是不听话的，都挨收拾。按照汉代人的记载，说秦国有一天在渭水河畔杀那些不听话的人，杀了几百人，水都变成胭红色。后来有些人看国家强了，又赞美变法，即使是这样，还是得吃一刀，说这是乱民。伸头吃一刀，缩头又吃一刀，就是不让你说话，这样一来，一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就会出现。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法的时代。变法的成功与否，就是看能不能有效地把民众组织成一个战争机器。只有秦国做到了这一点，而恰恰也就是这个战争机器，把六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20 秦国东进：挡不住的虎狼之势

马陵之战以后，秦和齐这东西两大国形成了对峙，就出现了合纵连横的运动。

什么叫合纵连横呢？《韩非子·五蠹》篇里边说“合众弱以攻一强”，这就是合纵；“事一强以攻众弱”，这就是连横。我们中国是东西为横，南北为纵。所谓“合纵”，实际上就是夹在中间的这些弱国，合起来对付秦，有的时候，也对付一下齐，对付一下楚。但是，合起来对付秦是经常发生的。连横实际上是东西两大强国，尤其是秦，联合其他东方小国，去收拾其他国家。这就是“合纵连横”。

商鞅死了以后，秦国任用的人有公孙衍、张仪，这些人都属于纵横家。这个现象东方也有，像孟尝君田文也合纵，包括和庄子谈哲学的惠施，某种程度上也是纵横家。孟子生活的时代，正赶上商鞅变法之后，是纵横家纵横天下的时代。所以孟子的学生景春就说，公孙衍跟张仪岂不大丈夫？他们一露面，天下就恐惧；他们歇下来，天下就安宁。这见于《孟子·滕文公》篇。但是孟子认为这些人不是什么大丈夫，是“妾妇之道事人”，只是谄媚权力罢了。纵横家的主要特点是在列国之间搞这种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他们更像是一些外交人员。

马陵之战以后，魏国没办法，就只能跟齐国搞好关系，这是谁出的主意呢？是当时的哲学家惠施。我们前面也讲过，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相王，就有点互通有无、抱团取暖的意思。这样一来，楚国人不高兴了，你们互相称王，还把楚国放在眼里吗？于是就攻打徐州。这个时候秦也开始发动军事行动，向东进攻魏国。有一个叫公孙衍的人，在秦国任大良造。虽然这是个魏国人，但是打起自己的祖国来毫不留情。雕阴之战爆发，公孙衍杀了魏国将军龙贾。雕阴在今天陕西省甘泉县，也就是河西地带。到了公元前329年，张仪到了秦国，他也是一个魏国人，早年的时候做策士，游说过楚国。他到了秦国后，受到秦惠文王的欣赏，做了秦国的客卿，之后又把公孙衍给挤走了。张仪的贡献实际上有两点：一、削弱楚国；二、帮助秦国向东发展。最终在公元前324年，张仪领导着秦国的军队，占领了今天的三门峡这一带。这是一个秦国出入东方的咽喉要路，是通向东方的大门，这对韩、魏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张仪的一大功劳。

公元前325年的时候，秦惠文君称王了，他一称王，被张仪挤走的公孙衍就很不高兴，于是就组织五国相王。其中有魏、韩、赵、燕，还带了一个小小的中山国。这个中山国在今天石家庄西北靠山地这一带，它的国土大的时候，向北到河北保定这一带。中山国是由白狄建立的国家，虽然不大，但是很能打，它是灭了国又复国，很是强盛过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它也被拉进了联盟。称王了以后，这几个国家就组成了联军，要和秦对着干。

到了公元前322年，秦国为了拉拢魏国，就让张仪到魏国去当相，这样，就把“不知腐鼠成滋味”的惠施挤走了。张仪的意图是拉拢魏国去侍奉秦国，给诸侯做个榜样。这样的话公孙衍当然醋意大发，于是他就联合了韩、赵、魏三晋，加东边的齐、南边的楚，一起伐秦，这就是五国伐秦。

五国伐秦，推谁为首呢？最后是推了楚怀王为纵长，楚怀王这个时候风光得很。但是真正开始伐秦后，事情就不对了。公元前318年，修鱼之战爆发。五国中真正出兵打仗的，只有离着秦国最近的韩、赵、魏，结果一战而败。

这就是合纵连横，在这个过程当中，赵国胡服骑射，开始改革。而秦国在这期间，不单搞外交，还做了一件很扎实的工作，那就是把巴蜀灭掉了。

这对楚国而言，是致命的，秦国一拿下巴蜀，就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秦攻楚就好比是站在高山上向下扔石头，楚国是挡不住的。今天我们从陕西奔成都的话，要走“金牛道”，这个“金牛道”就是当年秦国经营四川的时候，慢慢开辟出来的。也就在这个时候，秦国人像李冰父子，还有张若等人开始治理巴蜀，这都是治蜀功勋卓著的人。尤其是李冰父子，修了都江堰，控制了水源，使四川变成了天府之国，从此没有旱涝之灾。这为秦国统一天下，尤其是打败楚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另外，秦国还兼并了义渠。义渠在今天甘肃宁夏，临着陕西这一带。惠文王的时候就开始打击它，当惠文王死了以后，惠文王的另外一个儿子昭王即位，芈八子把义渠的国君杀死在床上，义渠彻底消失。

我们知道秦国是一个边地国家，向南、向西、向北都有发展空间。它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扎实，而不是光搞外交，称个王，弄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在公元前314年，又出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于东方六国最后被秦国灭亡，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那就是齐宣王攻占燕国。

燕国的子之是一个权臣，他让燕王哙把权力给了他。结果太子那一派势力就非常不满意，这导致燕国内部矛盾重重。于是，齐宣王在公元前314年，命令匡章等大将，用了50天的时间，把燕国灭掉了。就在燕国跟齐国打成一团的时候，秦国人趁机开始向东攻打韩、魏。这样一来，韩、魏只能投入秦国的怀抱。于是，就形成了东边的齐和南边的楚结成伙伴，西边则是秦和韩、魏联盟的局面。这个时候秦国又采取了两大行动。一个就是占领了汉中，那是秦岭以北和巴蜀的战略要地。汉中一下就把巴蜀和关中地区连成了一片。另外一个，是占领了一个纵向的、通向东方的战略要地——宜阳。这个宜阳属于韩国。从陕西向东走，有这么两条通道。其中的正东通道，就是通过三门峡走函谷关这一带；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崤山的山地向南，直通东周的首都，就是洛阳这一带。后者的关键正是宜阳。

这个时候，齐和楚团结在一起，秦和韩、魏团结在一起。秦昭王上了台以后，昭王的母亲芈八子，就跟娘家楚国搞外交，她凭借高超的手段拆散了楚怀王跟齐国的联盟。等到楚国人和齐国人的关系破裂了以后，秦国就发兵，打击楚国。

到了公元前279年，秦国的兵锋抵住了楚国的咽喉。我们知道秦国有个很著名的将军叫白起。白起打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有人都怕他。当时的将军，像廉颇这些人，都未必是他的对手。根据文献记载，白起这个人，长得是面孔白皙，眉毛、头发稀疏，两只小眼睛炯炯有神，可以盯住一个东西看半天。他这个人杀人不眨眼，打仗的时候很擅长利用军事优势去屠杀敌方的有生力量。公元前279年，白起攻打鄢(今湖北纪南一带)。在打鄢的时候，白起注意到，在鄢的上游地区有一条河。于是他一边修堤坝，一边通过军事威慑让楚国把大量的军队调到鄢来做防御。等到楚国的军队到得差不多了，他就挖开堤坝，把鄢给淹了，几十万人死于此役。多少天以后，那个地方的尸体，扑哧扑哧地烂，所以《水经注》里面说那儿叫臭池，又叫白起池。杜甫说“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攻敌制胜，并不是一定要杀伤敌人。可是秦国实行的是军功制，它鼓励战争中对敌人进行杀伤。这一方面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但另一方面导致秦军不太人道。到了第二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军队就占领了郢都。

我们知道，伟大的文学家屈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倒霉的时代。有人说屈原的作品《九章·怀沙》就是白起灭郢的时候写的。“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说老天爷不帮助楚国呀，百姓可倒了霉了。楚国人往东迁移，就把都城迁到了今天的淮阳，也就是古代的陈这个地方。

楚国这样一个七八百年来一直盘踞于南方的大国，就这样灰溜溜地丢了半壁江山。这对东方列国而言，是致命的。因为南方一座大山没了以后，局势就很难再保持平衡了。

在合纵连横的过程当中，秦国的优势渐渐呈现。但是，假如东方六国不出问题，秦国统一天下是不是还能那么顺利？

实际上，我们看战国的历史，秦国虽然经过了商鞅变法以后变得很强悍，但是如果东方不出事情，秦国统一天下会非常困难。就单单一个魏国，秦国屡次进攻想把它拿下，却都没成功。我们可以说，这东方的六个国家在战国时期，如果国策得当，就不至于那么容易被人消灭。

天下大势，地缘相互之间的犬牙交错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头脑里想象一下，秦国在西边，横在它中间的就是韩、赵、魏这三堵墙。

合纵连横时期，秦国是千方百计地想向东发展。比如说秦武王，秦武王就想直接打洛阳，占天下。结果“举鼎绝膑”，把膝盖骨压折了。这个故事也是一个象征，就是其他东方六国还都比较强盛的时候，秦国想取代周王室，自己接那个班，是办不到的。它力小而谋大，所以把自己压死了。

攻占郢都后，秦国这个时候，就想腾出手来对付三晋。但是，如果东方齐国不出问题，秦国还是拿不下三晋。但是恰在此时齐国出了大问题。

这个齐国出大问题，要从公元前314年说起，这一年齐宣王派了军队用了50天的时间，把燕国拿下了。拿下了以后，他也不能久占，因为燕国叛乱不断。这个事还跟孟子有关。孟子这个人很有意思，齐宣王派使者来问：“燕可伐乎？”孟子说可以。结果后来齐宣王就伐燕国，占领燕国以后，军队就在那儿驻扎着，没想到燕国人反抗不断，齐国深陷泥潭。然后举国之人就怨孟子，你作为大儒怎么给我们的王出这么个馊主意啊？孟子就说，我当时的确说可以伐燕国，但是我没说谁去伐是可以的。王派人来问你燕可不可以伐，你竟然说你不知道谁去伐燕国，这就是一种托词。齐国军队作为侵略军遭到燕国人反抗，被赶出了燕国，燕国得以复国。转眼就来到了燕昭王时期。燕昭王一心想复这个仇，他这个时候也联合韩、赵、魏等国。燕昭王实际上利用了一个人——苏秦，来削弱齐国。

关于苏秦的记载主要是在《战国策·秦策》，还有《史记》的《苏秦列传》中。我们要注意，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秦国人已经把历史书烧得差不多了，所以他没办法，只能根据当时手头有的史料来写，也就是《战国策·苏秦传》。我们今天可以大致判定，《战国策·苏秦传》中的苏秦是战国后期的纵横家为当时纵横家们写的一个教科书式的人物。于是，书中就用了小说家言塑造苏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苏秦传》把苏秦的年代整个跟张仪的年代颠倒了，认为苏秦在前，说苏秦活着，张仪就不敢乱说乱动，等苏秦死了，张仪才帮着秦国欺负楚国，等等。现在看来，《苏秦传》的记载整个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湖南马王堆出土了战国纵横家帛书，这个里面记载的苏秦是比较可信的。可惜这个材料司马迁没有看到。苏秦这个人一辈子是合纵派，也的确反秦。但是他更主要的成就是替燕昭王游说当时的齐湣王去攻打宋国。我们之前说过，宋是小国，是殷商的遗留物。它经历了整个西周的历史变迁，从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战国都存在着，它有一座很重要的城市叫定陶。定陶这座城市见证了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因为它虽然不是一个政治中心，但却是一个商业中心。它不依托于政治，而是依托于便捷的交通，在大平原、交通要道上，成为一个繁荣的经济中心，乃至文化中心。

苏秦千方百计撺掇齐湣王：你把宋国拿下来，你就天下第一了。燕昭王处心积虑要报仇，他看得很清楚，齐湣王一旦拿下这块土地，就成了天下的公敌。齐湣王这个糊涂蛋，听了这个话后，就开始轻举妄动。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齐湣王只看到了攻取宋国的好处，却没看到副作用。果然，齐国拿下了宋国后，就成了天下的公敌。

燕昭王是一代有为君主，他任用名将乐毅，令其率领秦、韩、赵、魏、燕五国军队，从西北角攻入齐国。乐毅这个将军动作非常麻利，没用多长时间，就几乎把齐国整个拿下了，只剩下莒还有即墨这两座城市没攻下来。楚国人这个时候就假惺惺地去帮齐国，其实楚国人的目的是想夺回当年齐国占领的楚国淮河以北的一片土地。所以，楚国人就打着救齐的名义派大将军淖齿进入齐国，把齐湣王逮住了，然后把他给弄死了。原本三晋南边有个楚国，北边有燕国，东方有齐国，如果把三晋比作一堵墙，那楚、燕、齐就是门后的顶门杠。如今楚国东迁，齐国衰弱，两根支撑没了。至于燕国，燕昭王在的时候很强，曾经向东北发展，把地盘向东胡这一带发展，拓展到辽东地带。但是不久，新王上了台以后，也就变得平平了。所以三晋这堵墙北边，虽然还有一个燕国在那儿待着，但是它的支撑力不够。

我们回首这段历史，列国之间，如果不是贪图那点利益，而是谋求更远大的目标，秦国哪能这么快就一统天下？即使是燕昭王，他也没有想过，一旦齐国被干掉了以后，该怎么抵挡秦国。当然，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但是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和生存，是有启迪作用的。面对一个虎狼之国的强秦，列国这样做，等于是自毁长城。我们后人在检讨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往好里想历史问题，老觉得“美是美的”，但实际上背后可能有大的灾难。就像燕国这一次，武用乐毅，文用苏秦，把齐国一下打垮了，看似很厉害，但是打垮了以后，秦国马上就要转入一种新的战略阶段，就是由合纵连横转变为远交近攻。

齐国的衰弱使得秦国与东方六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整个东方，就三晋孤零零一堵墙。这个时候秦国人马上转变策略。原来是合纵连横，现在不用了，改成远交近攻。所谓的远交近攻，就是像推土机一样正面推。这样一来，就引发了韩、赵、魏的反弹。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说阏与之战，秦国的将军在太行山和赵国的将军赵奢打，结果被赵奢打败了。这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功劳，之后赵国就跟秦国杠上了。赵国这会儿是东方最强的国家。尽管如此，但是大局上，由于南边的楚和东方的齐衰落了，整个的态势依然对秦国有利。然后，远交近攻就开始了。

就在三晋孤立无援，眼看一推就倒时，秦国实质上的当政者魏冉采取了不恰当的策略。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即位，上台后辅佐他的是他的母亲，来自楚国的宣太后。宣太后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就是魏冉，这个人在昭王前期，曾经5次出任秦的相国，也就是丞相，一共加起来有25年之久。魏冉这个人要说也不是没有本事，他也给秦国向东打制定了一些策略。但是，他采取的主要是远攻之势。他特别主张打齐国。因为他能从打齐国中得到好处，能得到封地。比如说像定陶，就是在齐湣王拿了宋国土地，被五国“破鼓万人捶”之后，归了秦。秦就把这块飞地封给了魏冉。这样一来，魏冉的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他还想实行封建制，自己立一个国。这时候秦国实际上陷于一种国策的犹豫和彷徨，这个对秦国的统一是极其不利的。

但是，秦国在整个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人才政策实行得不错。秦这个国家文化落后，它也自知落后，知道重用人才，从秦孝公开始就用商鞅。虽然秦惠文王不喜欢商鞅，上了台就把商鞅车裂，但是在吸收东方客卿这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先后起用了公孙衍和张仪。这个政策帮了秦国大忙。公元前268年，东方的一个纵横家范雎来到了秦国。

范雎这个人很有特点，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人家给他一顿饭，这点恩情他一定要回报人家；别人看他的眼神不对，瞪了他一眼，这种仇怨也要报回去。范雎就是这么一个恩怨分明的人。这种人往往性格太刚烈，心胸难免狭窄。范雎就死在他这个性格特征上。

范雎早年跟一个叫须贾的人出使齐国。齐国对须贾不感冒，却很看重范雎。须贾就有点吃醋，回来以后向宰相魏齐说了他一些坏话。魏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揍这个范雎，打折了他的肋骨，然后把他扔到厕所里边，弄个席子盖着，无论谁去小便，都可以用尿浇他。后来，有人帮助他逃离了魏国，他才死里逃生。然后他又被引荐给昭王。范雎就对秦昭王讲：“现在啊，我们秦国的局势非常危险，我们的国策制定者越过韩、魏这样的国家去直接攻齐，这是不利于君主，而利于大臣的。”这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魏冉。昭王这个时候已经在位近40年了。宣太后驾崩以后，魏冉就被昭王罢相，后来更是被赶到了定陶。一个权臣就这样被收拾了。

秦国新的主政者变成了范雎。范雎制定了新的国策，就是远交近攻。哪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呢？那就是韩。

韩的大部分领土在洛阳附近，就是在今天的河南省的西部这一带。这正好堵住了秦国的东西交通路线。还有一部分在今天的山西上党山地。所以说公元前262年，秦军取野王，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庆阳，直接截断了上党与韩国南部土地的直接联系。接着在公元前260年，秦国开始派大将王龁进攻上党。上党地区的地方长官冯亭一生气，就把这块土地交给了赵国。赵国的决策者，也是只看到了好处，没看到背后的危险。本来秦国人是打韩国的，可到了公元前260年，与秦国对峙的成了赵国老将廉颇。我们读过《廉颇蔺相如列传》，对廉颇这个将军是很熟悉的。老将军他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你的后勤。而秦军的补给线要比赵军长，所以他就准备跟秦国耗下去。秦国人耗不起，只能打，双方互有胜负。结果是赵国损失了几个副将，于是赵国的当局就开始坐不住了。据史料记载，秦国人散布谣言，说我们不怕廉颇，我们怕马服君的儿子。马服君就是赵奢，赵奢这个人打阏与之战的时候，把秦将胡伤打了个落花流水。结果赵国果然中计，换上了赵奢的儿子赵括。结果秦国人一听赵括来了，就悄悄换上了“屠人将军”——白起。而且下了一道死命令：谁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砍谁的脑袋!实际上白起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假装软弱。赵括这个人，嘴上说兵法很有一套，但没有战争经验。他老妈知道他那两把刷子，就跟赵王上书，说我儿子不行。然后赵王说，你儿子行。他老妈就说，您说行那就行吧，但将来他要是打了败仗，你可不能株连我们家人。结果战场上，秦国人佯败，往回一撤退，骄傲的赵括就追，这一追就被人家给包围了。包围了46天，断了粮，人吃人。赵括没办法，只能组织军队突围，他自己也被秦军射杀了。最后秦国军队坑杀降卒40万。

现代的学者对40万这个数字有不同的看法，说哪有那么多军队啊？五家出一兵，那赵国得多少人啊？所以有学者就提出来，说是10万军队，其他的都是民夫，这也是有可能的。总之，这个地方是死了不少人。若干年前，当地的农民在翻土地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骨头，而根据历史记载，在唐代，或者更早的时候，不断地有人到那儿去收尸、竖碑，给亡魂以慰藉。

总而言之，这是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杀人最多的一场战役。秦国统一天下一共杀了多少人呢？是160多万，而白起这个将军，一个人斩首多少呢？90多万。这个将军不愧为屠人将军。长平之战赵国惨败，最后白起将剩下的240个幼儿放走了。白起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让这240个小孩子回国以后，把战争的恐惧传染给赵国人。这样的话，按照他的算计，军队稍事休息，马上越过太行山，围攻邯郸，就能把赵拿下了。

然而，这个时候秦国内部出了问题。打长平之战的时候，魏冉已经完了，新的决策者是应侯范雎。有人就对范雎说：“你让白起立这么大功，将来统一天下以后，你在朝堂上还有立锥之地吗？”我们现在按照《战国策》中范雎的品行看，实际上不用别人劝说他，他自己就坐不住了。于是他就跟昭王说：“咱们军队太累了，而且这次打长平之战，虽说我们杀了赵国40多万，但我们的军队也损伤不少啊。”昭王听了范雎的话，就把战争的脚步停下来了。这一停下来，就出问题了。

长平之战是在公元前260年发生的，之后秦军休养了两三年，这几年时间，无论是对赵国还是诸侯而言，都是一个喘息的机会。后来秦国再攻打邯郸，先后派了王陵和王龁去，可是都失败了。这个事情导致了两个人的死亡，一个是白起，一个就是范雎。

先来说白起。白起，他作为一个将军，非常明白，一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发动的时间、地点。如今攻赵的时机已经错过了，硬要打，十有八九打不下来。白起这个人能杀这么多人，和他的军事才干是有关的。和春秋时期相比，战国时期的战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领们更多地开始运用野战、包围战、运动战、佯动、佯败这种策略，因为战争的形势变了。像春秋时期，以城市攻防为重点，但是在战国就变成了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重心。白起在这方面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的。

秦昭王派人打邯郸，打不下来，就去找白起。白起称病不干了。这一下秦王就翻脸了，把他贬到今天甘肃省灵台。当白起被赶走的时候，范雎对秦王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话，说白起“怏怏然”，就是悻悻的，有气。秦王一听，这还得了!就赐了白起一口剑。于是白起就自杀了，白起自杀之前还说了一些良心话，说自己杀了40多万降卒，活该有这样的下场。事实上，白起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杀降卒，而是因为他对抗了君主，他没看清楚自己的身份。

那么范雎是怎么死的呢？秦国有一条法律，就是你推荐了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干得好，表扬他的时候你也有份，起码光荣；但如果你推荐的人出了问题，就连你一块儿收拾。结果，这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范雎，就吃亏在这个地方。他向王推荐了郑安平和王稽。郑安平做将军，打邯郸。结果在这一场战役当中，郑安平投降了，还被赵国封了个爵。这一下，范雎的半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另外，当时王稽在任河东太守，河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一带。秦国人把魏国、韩国的地方拿下来以后，在那儿设置郡县。结果王稽也出了问题了，他也通了敌。郑安平投降了赵国杀不着，但是王稽却是被秦国人治了罪，同时也连累了范雎。所以说人在哪儿兴，就在哪儿亡。比如白起，他因为军事才华而从一个士兵迅速成长为战国时最厉害的将军之一。最后他也是死于对自身才华的自信上，因为他自恃才高，眼空无物，藐视了秦王，结果换来一把自裁的剑。这个范雎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结果他也死在这个事情上。

21 秦王扫六合

秦昭襄王一共做了56年国君。公元前250年昭襄王去世，儿子孝文王即位。昭王做了50多年国君，等轮到孝文王的时候，他也50多岁了，结果只做了三天国君，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死了。之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即位。庄襄王在位时间也不长，三年后他也去世了。庄襄王名字叫异人，他的经历有点像垃圾股蹿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是昭王不起眼的一个孙子，有好多兄弟都比他有资格继位。正是因为不受重视，所以他后来被送到了邯郸做人质。在那里，他遇上了一个大商人吕不韦。传说吕不韦看上了异人，觉得他“奇货可居”。这个商人有政治眼光，他把异人当作了一个政治商品，不仅给他钱，还给了他一个媳妇。于是吕不韦买了一个邯郸的美女，先跟她发生了关系。这个美女怀了孕，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这个说法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大家不无怀疑。后来，昭王死了以后，这个异人就意外地咸鱼翻身，上位了。实际上这也是吕不韦帮忙运作的结果。当时有个华阳夫人很得秦王的宠爱，身份很高，但是没儿子。所以，吕不韦就在她身上投资，在她面前给异人说好话，最后异人就上台了。没多久异人死了，他儿子嬴政继位。嬴政上台的时候才13岁，到他22岁亲政，中间八年就是吕不韦在台上执政。

这里面还涉及一件事情。据说秦始皇的亲妈跟吕不韦老是藕断丝连，吕不韦后来忙于政治，就找了一个大阴人——嫪毐。嫪毐在宫内主内政，吕不韦在外面主外政。

不知不觉，嬴政就到了22岁，该亲政了。公元前238年，嫪毐作乱，结果这一作乱，嬴政显示出他雄才大略的一面，手段极高。他任用昌平君和昌文君平定叛乱，杀死了数以千计的人。实际上嬴政这样做不单是因为嫪毐秽乱宫廷，可能还带有亲政清洗的色彩。这件事还让嬴政找到了铲除吕不韦的借口，将他发配到蜀国，后来吕不韦就自杀了。吕不韦这个人，他在主政8年间，编了一部书——《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这部书，按照学术分类，属于杂家著作。这个时候，百家争鸣已经经历了200多年，从春秋到战国，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于是就有人开始总结各种思想，尤其是关于政治的一些思想，以指导未来。吕不韦编这部书，也是花费了很大心血的。读一下这部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吕不韦实际上是想调整一下自战国以来崇尚军功的这种暴力政策。天下统一的格局，在荀子、应侯范雎那个时代就已经明晰了。《荀子》里面保存了一篇文献，里面记载了荀子到秦国去，跟应侯谈论一些军事及政治上的事情，荀子已经感觉到了，秦将统一天下。但是，荀子委婉地批评“秦国无儒”，称秦只有霸道，没有王道，夺取天下用霸道可以，但统治天下，还用那一套，结果肯定不会好。结果确实如此，秦国统一天下后15年就乱了套了，崩溃了。

吕不韦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思想，《史记·秦本纪》就讲，吕不韦主政的时候，“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有罪的，赦免他们的罪；过去有功劳的，应该给他们修一修庙，做做纪念，以收拢人心。“施德厚骨肉”，这是儒家主张的，不要一味地用刑法，而要“布惠于民”，争取民心。另外他还主张黄老政治，主张君主要无为，由大臣们来做事，君主不要处处显示自己聪明，而是要集中大臣的聪明，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被自己蒙蔽。在这一点上，他正好和雄才大略、刚愎自用的秦始皇形成了冲突。秦始皇之所以要收拾他，这一点大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汉代人，比如说贾谊就提出“秦不能更化”。什么意思？你凭借武力征服天下，但你不能用武力治天下。这个道理，到了刘邦那个时候，陆贾也跟他讲过，劝他要实行德政。刘邦就说：“你老子我是马上得天下!”陆贾说：“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刘邦比秦始皇要灵活得多，他就接受了劝谏。当然，刘邦是因为接受了秦国的教训，他才变得这么灵活。

秦始皇没有这样的历史经验，他一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自信能靠武力统治天下。秦始皇这个人是非常傲慢的，他得了天下以后，有一次到湘水，一阵风惊扰了他。他起初很害怕，但后来听说舜的妻子娥皇、女英是这个地方的神，他勃然大怒，把山上的树全部砍了，然后把山涂成赭红色(赭红色是罪犯服装的颜色)。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后，有一帮溜须拍马的人，说他的功劳超过了三皇五帝。舜不是三皇五帝之一吗？舜的老婆跟他闹事，所以他当然要生气。

这就是一个靠强大的军事集团进行统治的代表人物，但他忘了，比军事力量更强大的是民众的力量。实际上，统治者的小船说翻就翻，秦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吕不韦被干掉，使得秦国一种新的可能性被掐灭了。崇尚军功，试图用拳头、用暴力打天下，进而统治天下的这个势头，反而得到了加强。后来有个军事家尉缭子，在他的军事著作里面就提到，打仗不是为了杀人，没有抵抗的城市不要进攻，没有罪的人不要杀，这个应该是有感于秦兵的作为提出的。而且，他还说，秦始皇这个人，长得像豺狼，双眼狭长，是要吃人的，我赶紧离他远点。秦始皇是不是长得那么丑，未必。但不可否认的是，秦始皇的个人性格对秦的灭亡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将秦皇汉武并称，但秦皇跟汉武不一样，汉武帝这个人有一股子理想主义精神，激情澎湃，到了晚年还知道悔过，下轮台诏书罪己。在这一点上，秦始皇是远远不如的。

接着我们就要讲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过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一开始也不是一帆风顺，因为有个赵国横在那儿。我们知道战国进入倒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秦、赵形成了对峙。长平之战秦人虽然把赵国人打得很惨，而且夺取了战略要地上党，但是赵国依然有很强的抵抗之力。赵国最后一代王叫迁，他不信任廉颇，廉颇无奈之下只得离开赵国。失去了廉颇后，赵国还有名将李牧，以及一个叫庞煖(xuān)的将军，庞煖在最后还组织几个国家进攻秦国。赵国接近北方，经过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后，它的军事精神起码还在。另外，它经常跟匈奴打仗，所以它的国防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凭借过硬的军事基础，李牧曾经两次把秦国的将军打败，令秦人很是吃了些苦头。但是秦国人办不到的事情，人家赵国人自己可以办。后来，李牧就被郭开他们害死了。这之后，秦一统天下的脚步便无可阻挡了。

公元前231年，秦灭韩，正式拉开了秦统一天下的序幕。

公元前229年，王翦破赵；公元前222年，又是以王翦为首，攻打燕国，到了公元前226年，攻入燕都。当时的燕王叫燕王喜，燕王喜有个儿子叫太子丹。公元前227年，王翦攻燕国的时候，太子丹想了一个招，派刺客荆轲去杀秦王。故事本身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但是就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比螳臂当车还不如。公元前226年，燕国就被攻破了，当时的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到了辽东。四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燕王喜被抓，首级被献给了秦国人。

公元前225年，王贲用水淹大梁的方式，把魏国灭掉了。接着到了公元前223年，将军王翦开始进攻楚国。在这之前，攻打楚国的将军是李信。当时秦始皇问李信：“你用多少人能打下楚国？”李信说：“20万。”秦始皇回头又问老将王翦，王翦说：“得60万，而且需要很长时间。”秦始皇一听，心想：我为什么不用只需20万人的将军呢？于是就让李信去，结果李信无论如何也打不下楚国。后来秦始皇没办法，只得又去请王翦，说：“你要60万，我就给你60万。”王翦说：“你还得多给我些良田美宅。”这是给秦始皇传递一个信息：我这个人没大志向，我就是贪图富贵。就这样王翦在公元前223年灭掉了楚。最后一个被灭的国家是齐，是谁灭的呢？是王翦的儿子王贲。公元前221年灭掉了齐王建，打齐国是最省事的。

这就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不到十年，秦始皇就摧枯拉朽地把这些残余的六国势力荡平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败军不经扫帚扫”。前面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去做准备，又是合纵连横，又是远交近攻，结果最后十年，就像拿簸箕撮垃圾一样，六国一下就被撮掉了。于是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上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如果秦始皇用了吕不韦的观念，秦国可能有“更化”的机会，但是它并没有。于是，一个靠着武力胜利的皇帝，要君临于万民之上了，他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感觉，对秦国的政治、国祚是有影响的。那么这个新的王朝所确立的新的传统是什么？我们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22 秦始皇的难题：统一之后呢

秦始皇灭六国，使华夏重新获得了统一。但是，秦始皇的统一与原来周代的那种统一，形态是不一样的。

周代实行封建，所封建出去的诸侯、诸侯下面的大夫，以及王室下面的那些大家族，都是有自己的权力的。它是一个分权制的贵族政体。王占有最高的权力，但是并不是占有着所有的权力。诸侯在一个国内，他的大臣有封地，实际上他并不能够直接去管理封地里面的人，他只能管理他的大臣，这就是一种分权制的、等级制的贵族政体。这和秦代所建立的新的大一统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主要表现在，秦是用武力把所有可以跟他对抗的权力消灭掉了，尤其是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

下一步就是划定郡县，由中央负责官吏的这些部门委派干部到各地去管理，几年一换，几年一考核，而且可以随时撤换。这样的话，王权就直接地贯穿了上和下，也就是可以直接管理基层。这是一种新的大一统的方式。所以，王、王室、大臣、官僚集团，他们是天；广大的编户齐民——纳税户，是地。中间没有高山支撑，就是这样一个格局。

我们具体来谈一谈，秦国统一天下以后，都做了些什么。首先，统一天下的战争打完了以后，秦始皇并没有休息。在统一天下的同一年，秦就对广大的南方发动了战争。在浙江、福建、江西的南部，还有广东、广西这一带，当时居住了不同的南方人群。这些人群有福建的“闽越”、广东的“南越”，以及广西的“西瓯”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派一个叫屠睢的尉官，率50万大军，分兵5路，分别向东南、正南、西南进军。到了公元前214年，基本上把这地方拿下了，然后设立了新的郡和县。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国军队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不是武装抵抗，而是大自然。南方水网密布，山路崎岖，交通是个大问题。而为了运兵、运粮，为了经营南方，秦始皇就派了一个叫史禄的去修建了一个渠道，叫灵渠。这个灵渠在今天的广西，它主要是把长江支流——湘江，以及珠江的上游——漓江，沟通起来。这两条江，它们的发源地在同一座山上，一个流向南，一个流向北，这个工程非常浩大。灵渠到今天依然在，前年我曾经自驾游，到那儿去看，灵渠的水仍然清澈，依然可以看到秦人所建的堤坝，这就是秦人了不起的地方。灵渠修好后，从陕西出发，渡过汉水、湘江、漓江后，来到西江，就可以进入珠江，这样就能到广东了。这就是秦国人给后世留下的很重要的遗产。

在西南方向的云贵高原这一带，当时住着很多“边人”。于是，秦始皇也开始派武装力量去经营。与此同时，还令人修建通往云贵高原的五尺道(五尺的道路)，现在这个痕迹还存在，这也是秦朝了不起的地方。

在北方，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派大将军蒙恬率领30万人北伐匈奴，基本上把匈奴赶到了黄河以北的河套地区，然后在打下的地区设九原郡。

秦始皇通过征战扩大了当时的版图。一开始秦国刚刚统一的时候是36个郡，若干年以后，经过一轮新的扩张，在新占领的地方设立新的郡，就达到了46个。所以在中国的边疆历史上，秦朝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年代，虽然它的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武功没的说。

另外，秦国还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在中央，最高的首领称“皇帝”。我们知道，周人称“王”，夏、商也称“王”。春秋的诸侯，没有一个人敢称“王”的。当然，楚国人称王，但它地处边地，有一点南蛮的性质；吴和越称王，那也是到了春秋后期了，这都属于僭越之举。齐桓公也好，晋文公也好，都叫公，叫霸主。那么秦国人称帝，前面还加了一个“皇”字，就是皇帝。皇帝是最高决策者，乾纲独断，大权独掌，手下设三公九卿。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遵循的都是秦朝的这一制度，一直到唐代，才开始实行六部制。

三公第一是丞相，丞相就是后来我们俗称的宰相。第一个宰相就是李斯，这是文官最高长官。武官之首是太尉，主兵。三公中最后一位是御史大夫，有点副宰相的意思，它的职责是掌监察，地位略次于丞相。这就是三公。那么九卿呢？“九卿”的这个“九”字不一定代表数量就是九个，只是表示数量多的虚指。其中有负责宗教生活的奉常(后来汉代改成太常)、主要负责保卫皇帝以及传达皇帝旨意的郎中令、统领皇宫警卫部队的卫尉、掌皇室马车的太仆、管刑法的廷尉、主管王朝边地少数民族的典客、管理皇帝宗亲事务的宗正、主管经济以及负责管理粮食生产的治粟内史、管理皇家山海收入的少府、负责统率保卫京城部队的中尉，还有一个主爵中尉(主爵负责爵位的颁发、排列，主要是负责掌列侯)。这些官职就是中央的九卿官员。

而在地方上，我们知道，秦代实行郡县制。秦国有46个郡，这么多的郡怎么来治理呢？主要是在地方上分郡、县、乡、亭四级。郡的长官叫郡守，也叫太守。这是文官，也是一郡之长。下面还有一个尉官，就是管军队的。另外还有一个负责监察的监官，这个跟中央御史大夫的职责是相互关联的。县则设县令，然后十里设一亭，亭是秦国最小的基层单位。每个亭设立一个亭长，刘邦年轻的时候就当过亭长。十亭就是一乡，这就是秦朝地方上基本的制度。

除此之外，秦始皇还制定了许多其他制度。比如说统一货币、统一文字，这叫“书同文，车同轨”。说到车同轨，秦国人在建设交通道路方面是做了不少事情的。除了五尺道之外，还修了直道，直道是从云阳(今天陕西北部)，沿着山岭、山坡，直接通到九原，这是一条“高速公路”。这个在今天陕西省的旬邑，以及洛川一带都还留有痕迹。秦人修大道，对于宽度、长度等都是有规定的——多远要设一个亭，多远要栽树，秦国大道对这些是规定得很严的。我们知道《诗经》时代就说到“周道如砥”，从西周时期开始，就非常重视道路问题，但是真正将之发扬光大的是秦国。

我们看《剑桥中国史》，上面说秦国的道路，总里数加起来比罗马人修的道路还要长一些。所以，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也可以说“条条大路通咸阳”。

秦国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修灵渠，修万里长城，修秦始皇的坟(骊山陵)，可以说，秦人在修大工程方面，是有很大作为的。总之，秦立国十几年，给历史留下了不少的遗产，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珍视。

我们检讨这段历史，这种大一统，既有长处，也有短处。过去的历史学家在说到这段历史时，都说秦国的统一，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等。这种讲法，似是而非。哪里的广大人民希望秦国统一？当然盼统一，比如说有人盼齐国统一，有人盼魏国统一。我看史书的时候，很少看到有人表达这个愿望。所以这其实只是假借民意。秦国之所以能统一，不是符合了人民的愿望。秦国的统一，也不是商业的结果，秦国人对商业采取的是敌视政策。我们从这段历史中看到了一种政治的无限发展，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这段历史中，缺席的恰恰是一般的民众，甚至是一般的贵族。与王朝的力量相比，个别群体的力量往往是微弱的。我们在前面讲过初税亩的问题，当王朝为了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扩张军队，而直接向民众增加税收的时候，不论是贵族还是一般小民，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个很是耐人寻味。

回顾秦国统一天下、七雄争霸，我们看到的是，谁能够最有效地把民众当成一种战争工具来驾驭，谁就能够得天下，秦国在这点上做得最好。但是，一个王朝得了天下以后，仍然让民众用军事的原则去生活，这样的王朝是没有前途的，也是没有活力的。秦国迅速地崩溃，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说吕不韦这个人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原因就在这儿。

总之，最后秦国能统一，靠的是强权，能够将所有的民众的力量都汇聚到统一这一目标上，这样它就能获得胜利。注意，这种历史本身是有严重的局限性的。汉帝国得了天下以后，刘邦他明白，马上能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所以汉代有过一段繁荣，我们知道司马迁对吕太后的评价并不高。但是他写完吕太后的传记后，就说：唉!吕太后这个人主政十几年，政令不出房榻，与民休息，让民众自己去生活。结果带来的是一个太平之局。这些话意味深长。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家国，什么是长久之道？秦国的胜利和秦国的迅速衰落，可以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启示。

[1] 《大武》是周代编创的歌颂武王伐纣获得胜利的乐舞作品，《六舞》之一。

[2] 古代为炫耀武功，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编者注

[3] “陈”和“田”古时同音，田氏祖先是陈国公子，到齐后改姓田。——编者注

[4] 李悝根据上熟、中熟、下熟、平、小饥、中饥、大饥七种不同年成制定政府调控预案。熟年买入百姓手中的余粮，饥年则将其卖出，以平易粮价。这就是著名的“平粜法”。

第二章 秦汉帝国：中华帝国的框架(公元前221—189年)

武黎嵩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秦汉史学者

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专家

01 大一统帝国是必然出现的吗

中国古代历史常有一些时代和王朝会连称，比如有所谓的秦汉、隋唐、唐宋、明清。假如我们把这些王朝根据类型和时代来划分的话，大致上可以认为，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时代，唐宋时代是第二帝国时代，明清时代则是第三帝国时代。

什么叫作帝国呢？它有这样的一些标准：第一，要统一；第二，文化上要发达；第三，在经济和对外交往上有独立自主的一套体系。这样的时代，我们把它称为帝国时代。而作为第一帝国的秦汉时代，它的意义不同于第二帝国、第三帝国，它实质上为中国开启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格局。

秦汉时代，人们面临的最大变化、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大一统”是汉朝人自己的说法，“大”是一个形容词，“一统”是描述当时国家统一的情形。所谓的大一统的中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大”，是疆域的大；所谓的“一”，是文化上的统一；所谓的“统”，是自上而下有着紧密的结构。“大一统”就是中国古代帝国共有的一些特征。然而秦汉帝国的到来，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一蹴而就的——秦始皇打了几年的仗统一六国，这个大一统帝国就到来了——并不是这样。可以说在前进的道路上，秦汉帝国碾碎了太多的绊脚石。

我们知道，经过550余年的淬炼，东周时代经历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被消灭。到了战国初年，形成了七大诸侯国。那么这七大诸侯国经过重新的排列组合，就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西方的秦国，另一个是东方的六国。西方的秦国希望灭掉东边的国家实现统一，而东方的六国用尽一切办法，希望阻挡秦统一的脚步。然而，统一的时代终归还是到来了。

六国想了许多办法阻挠秦国统一。首先是军事上的办法。军事的办法就是六国的合纵。苏秦等人游说各国君主，联合起来共同向西进攻，希望消灭秦国，最少也是阻挡秦国东进的步伐。然而我们看到，在秦的强权之下，六国军队可谓不堪一击，合纵的联盟一触即溃。在发现联盟无效之后，六国又想出了新招数，这就是第二个办法——消耗秦国的力量，那就是疲民。

他们想方设法让秦国的老百姓疲于服徭役，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成为无坚不摧的军人。他们向秦国输送水利专家，让秦国在关中兴修水利，我们知道这就是著名的郑国渠。秦人当然知道东方六国的用意，然而，利用郑国修郑国渠，水利的修治使得秦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进行农业生产。这些农业生产的成果，则源源不断地成为秦向东方讨伐六国的物资和战略储备。

在发现“疲民”这一招无效之后，东方六国祭出了最后的撒手锏——派刺客刺杀。我们听说过的故事中就有荆轲刺秦王，也有秦统一之后，张良在博浪沙妄图用大铁锤刺杀秦始皇的故事。然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没有挡住秦统一的步伐。经过了几十年大规模的战争，以及最后数年摧枯拉朽般的兼并战争，秦人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秦始皇的时代，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时代——秦帝国。

近千年之后，唐朝的大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面这样形容秦的统一：“六王毕，四海一。”秦的统一，是几百年战争状态的结束。秦统一的过程，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同样也是残忍暴力的。无论是秦统一的进程，还是六国反抗的进程，都充满了血腥。到了战国最后一两百年，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十万人齐上阵。在秦赵的长平之战中，赵国人动用了40万人，结果这40万人最后被秦人全部活埋；在灭楚的过程中，秦国动用了60余万人，希望一鼓作气消灭楚国。大家知道，这样大的战争和这样大的战争消耗，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如何让灾难不再上演，“统一”就成了当时人们的共同期待。有人在战国中期曾经问大思想家孟子，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安定啊？孟子说“定于一”，只有统一了，天下也就安定了。

到了秦始皇时代，统一真的到来了。唐朝诗人李白在一首《古风》当中这样描绘秦的统一：“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东方的诸侯终于偃旗息鼓，臣服于秦人的强权之下。第一时代的秦汉，为后两千年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和国家形态。他们为后世中国的统一和国家结构、政权模式都打下了基础。秦汉帝国成为历代帝国的蓝本。

毛泽东同志就曾说，百代都沿秦政法，可以说，这是对秦构建政治制度的极高评价。百代而下，两千年的中国都逃不开秦朝为我们划定的范围。秦帝国的统一尽管从形态上讲是血腥的，是暴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残忍的，可是我们也能看到，秦在统一的进程中，它的很多理念是超前的，甚至是现代的。

早在秦统一之前，在设想未来统一国家的制度时候，秦人就提出了所谓的“书同文，车同轨”。也就是说在统一之后，不仅在文化上要统一，大家要说一种语言，写一种文字，在生活方式上也要统一，所有的车轮要一样大，所有的车辙要一样宽。当然我们知道，同文同轨，这只是统一措施中的一个方面。秦人的统一不限于文字、不限于车轨。通过考古我们发现，秦的统一实际上开启了古代的“标准化”时代。

我们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的陶俑可以看出，成千上万的兵马俑是标准化制作出来的，它们的身高、体态、部件，都如标准化制作一样，可以互相易位，拆卸安装；从出土的秦代兵器也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箭镞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秦代的兵工厂是一个流水化、标准化作业的大工厂。

可以说，秦的统一将战乱已久、分崩离析的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并不突兀。战国以来，各个国家相互竞争，相互效仿，最终实现了所谓的“同质化”。什么叫同质化呢？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你建立郡县，我也建立郡县；你鼓励工商业，我也鼓励工商业；你奖励耕战，我也奖励耕战。各个诸侯国相互学习，相互效仿。所以说，春秋战国550余年的酝酿，无论从制度上、思想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已经为统一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准备。

可是历史是吊诡的，秦的统一最终只维持了15年便崩溃了。秦汉这个第一帝国时代的前奏显得短促，秦似乎就像一个打来的大浪，看起来波澜壮阔，然而一阵浪花拍上海岸，顷刻间便灰飞烟灭。秦帝国的灭亡，使得另一群人从民间崛起，他们既没有贵族的身份，也没有显赫的家世，更没有悠久的传统，他们只是秦帝国之下的编户齐民。然而在秦帝国的废墟上，他们重新搭起了一个大架子。这个架子，就是后来延续了400年的汉帝国。尽管看起来，汉帝国的开头没有秦帝国那长达几百年的铺垫，甚至刘邦本人作为一个市井之徒，远远没有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高贵出身。可是这个小心翼翼、亦步亦趋地模仿着秦朝建立起来的汉朝，却实打实地延续了400年。这400年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最为辉煌壮丽的帝国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这400年给我们这样的民族烙下了一个印记，那就是“汉”。

秦汉的大统一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这些思考是需要用很多很多的资源来回答的。第一，秦这样大的一个帝国，何以二世而亡？汉这样一个起于草根，起于民间的皇室，又何以延续了400年？秦汉看起来相似，在本质上有哪些不同？第二，两千年前，在那样一个我们印象中蒙昧初开的时代，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是依靠何种力量，抟成这庞大的疆土？这样庞大的疆土，它的方方面面为何对当时的中央有着向心力？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没有崩溃，靠的是什么把它们联系和凝聚起来的？第三，我们要问，两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这样有着几千万人口的大国？他们没有现代化的技术，更没有现代化的交通、通信手段。可是从史料和出土的文献看来，秦汉这样的庞大帝国被我们的祖先们治理得井井有条，它的奥秘到底在哪里？第四，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第一帝国延续了400余年之后为何走向崩溃？这种崩溃之后，为何又迎来了长达数百年的分崩离析，导致中国走向分裂？

秦汉尽管从帝国形态上、政治单元上灭绝了，可是秦汉的文化没有中断，汉语、汉字、汉人、汉族都留了下来。这些文化的符号深深地刻入我们的心里，刻入了我们的血脉。汉灭亡了，却给它的子孙留下一个永远不会灭亡的名字——汉。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变局，这种变局结束了西周以来500余年的分崩离析，结束了战乱，结束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们看到一个恢宏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恢宏的时代有太多之前没有过的耀眼光芒，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时代的改革和变迁？这个时代的皇权有何种特点？这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氛围又是怎样的？我们如何来评价这个时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探索以上这些问题。

02 中国历史为什么跳不出改朝换代的怪圈

秦汉帝国时代为中国确立了皇帝制度，那么皇帝制度有哪些特征？它对后两千年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这一节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来看秦的统一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可以说，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后代中国可能遇到的政治问题，秦始皇的祖父、父辈都已经遇到了。比如秦国曾经出现过权臣吕不韦，曾经出现过外戚，曾经出现过太后专权，曾经也出现过宦官乱政。这些都为后来秦始皇施政、立法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为了保证秦帝国最高权力的集中而不分散，秦帝国最终还是确立了“父系集团传承最高皇权”这样的游戏规则。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国家权力——皇帝他掌控整个国家——这种权力只在皇帝的家族内部，以父子相继的这种形式向后传递。这种王权不可以分散，不可以传到这个父系家族以外的家族。

可是我们又发现，秦帝国它还有另外一面特征：秦帝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庞大的官僚帝国。什么叫官僚帝国？就是所有的帝国官员，都是皇帝的“打工仔”，所有的帝国官员都是为皇帝个人服务的，他们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劳动，换得皇帝的权力分配，换得皇帝的支持、得到皇帝的赏赐，领取一份薪酬。

过去有一个词语叫“庶人之在官”。换句话说，官员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那你就是普通的一介老百姓——庶人。只有当皇帝认可你了，你才是国家的官员。所以我们看到，秦帝国就好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公司，它的所有员工都是经过严格选拔、仔细考量，才录用为国家官员，为国家服务的。而这样一个庞大的“公司”，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却是在家族内部进行传递的。

这样一个结构充分体现了秦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帝国，而这种理性，也影响到了秦的皇室。我们可以说，秦皇室是中国古代最为寒酸的皇室。大家想一想，秦朝没有皇后，没有诸侯王，甚至在秦始皇死之前也没有太子。秦没有了贵族，没有了可以分享王权的人。

故而，这样一个极其理性的帝国，它建立的政治制度有这样一些特征：首先，皇权是皇帝个人的私属物品，可是同时，皇权也代表了一个集体，代表了一个国家，它是整个国家的公权力，故而任何人不得分享皇权，也不可以利用皇权进行牟利；其次，为了保证皇权的尊严和至高无上，其他人不得享有皇帝授予之外的任何特权。当时的人有这样一个说法，哪怕你是宰相的子孙，也要根据国家的规矩服徭役，缴纳赋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他是整个国家的掌舵人，他也是整个国家的所有者，他要为国家的走向负责。

那么，我们如何来概括秦帝国的这种国家形态呢？一位日本学者用这样一个词来概括，他说秦汉中国的国家形态是一种“父家长制”的国家形态。

那么，何谓父家长制？所谓的父家长制，是这些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非血缘的人，他们结合在一起，而其中有一个人又像一个父亲和家长一样，来统治和管理他们。可以说，父家长制是非血缘的集团，以“父家长”这种家内奴隶制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刘邦的集团全是沛县这一带的豪杰、小吏、游侠这种下层人物。可是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刘邦是这个集团当中的领袖，而其他人有的叫作“客”，就是客人；有的叫作“中涓”，就是我们所谓的替他家服务的人；有的叫作“舍人”，就是他家里雇用的人；有的叫作“士族”，就是他家中的武士和军人。他们这些人结合在一起，而刘邦既是他们的家长，又是他们的主人，可是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家庭血缘关系。

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刘邦死后，吕太后哭泣，但是呢，不够哀伤，别人就问她，为什么吕太后忧心忡忡？吕后就说，当年这些军功贵族都是跟刘邦一起起来的编户齐民，他们都是一样的市井之徒。今天刘邦死了，他们会不会认汉惠帝这样一个小孩子做自己的家长呢？吕后担心他们不会认。所以吕后说，“非尽族是”，不把他们全部族灭掉，汉朝无法得到安宁。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父家长制。

可以说，父家长制既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构造形态，又是秦汉这些帝王王室的构造形态。每一个集团中的领袖，要担负起这个集团的责任。也正是由于这种国家形态，皇权只许我一家独大，其他人不可以来分配，不可以来分享。又因为专制君主具有公权力的性质，为了实现公权，那么就必须有秩序化的结构和范围。于是围绕着皇权，就形成了一系列特殊的规矩和规范。

皇帝要唯我独尊，皇帝的名号别人不能分享，皇帝自称为“朕”，皇帝说的话叫作“圣旨”，皇帝传的命令叫作“上谕”，等等。后两千年的中国，皇帝就成了中国实际上至高无上的主宰。而那个“神”，那个“天”，则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说，秦汉帝国奠定的结构是，皇帝开始实施对他治下的所有人的人身支配。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的帝国是“一竿子捅到底”，也就是说皇帝可以管到每一个具体老百姓的头上。这种父家长制下的帝国，可以说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撕裂。

我们可以将秦汉帝国的政治体制视为一种特殊的嫁接。可以说它在最高权力上依然延续着上古时代的“宗法氏族制度”。宗法氏族制度就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一个大的家族网络。而在国家管理的具体的“公务员”任用上，它是官僚契约制度。这就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选贤举能，考察、选拔、奖励、罢黜，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把它叫作官僚制度。在皇权上，秦汉帝国采用的是上古时代的宗法氏族制度；而在官僚任用上，它采用的又是战国以来一种合理化的官僚契约制度。这两种制度嫁接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秦汉帝国的国家结构。上古时代的宗法氏族制度和战国以来的官僚契约制度，在这里走向了合体。理性的官僚制度的机体、血脉传承的君权结构，成为这个机体的大脑。

我们可以看到，秦汉的帝国，官员犯了错，有退出机制，他会受到惩罚，他会被免职。但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控者——君主，他既是君又是父，他无法退出。所以，在官僚体制下，官员有退出机制；然而在父家长制的皇权下，皇帝是没有退出机制的。

所以秦汉帝国最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最高皇权应当如何传递和转移？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老是改朝换代？因为在这个体制中，皇权是皇帝个人的私产，它同时又代表着国家的公共意志。作为公共意志，它享有着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作为皇帝的私产，它可以任意处分。所以皇权在古代帝国，它具有双重合法性；正因为它拥有的双重合法性，使得人们没有办法去矫正皇权的错误；为了矫正这种错误，只有从外部机制上摧毁皇权，彻底摧毁帝国，重建一个新的皇权，才能矫正过去皇帝造下的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老是改朝换代的原因。

秦汉之际的改朝换代，我们可以说是一次偶发事件。假如秦始皇知道与民休息，不滥用民力，秦似乎不至于二世而亡；假如历史给秦朝几百年的时间，以秦帝国这种理性思维，似乎可以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这种路径可以帮助皇帝矫正治理过程中的错误。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给了秦15年的时间，秦“崩盘”了。“崩盘”的结局是，不同的力量从外部摧毁了秦的皇权，摧毁之后它们重建一个新的皇权。尽管这样的摧毁看似解决了问题，可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结构。所以后来的时代避免不了改朝换代的常态。

唐朝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这样写道：“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二世可至万世而为君。”秦如果能够爱六国的人，它怎么会只传递两代人？可以传到千万代人而为君。可是秦没有来得及做这样的反思，后代的人又不反思秦，所以一代一代的人，重蹈皇权从外部被摧毁这样的覆辙。

秦汉之际的改朝换代，尤其是秦的皇权从外部被摧毁，在司马迁看来是不可想象、古代也没有出现过的。司马迁在《史记》的《秦楚之际月表》里面说，刘邦这些人，兴起于闾巷之间，他们发动的战争摧毁了秦的皇权，比三代以来的革命还要暴力。而刘邦重建的汉朝，恰恰又使用了秦给他们立下的制度和规矩。秦的法律、秦的制度又成了汉立国的依据。刘邦集团从外部摧毁皇权、重建帝国，在汉朝，又被塑造成拨乱反正的楷模，这就为后世中国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就是每当皇权发生错误的时候，从外部摧毁它，重建一个新的皇权，这是正当的，是符合正义的。

刘邦死后，汉朝的大臣们这样歌颂刘邦，他们说刘邦起于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功劳最高，所以，他是汉朝的太祖。这种表彰和鼓励，也为中国的底层民众一呼百应地站起来，挑战皇帝的权威，立下了楷模。这是秦汉的大变局，我们无法说清它是一个正面的教材还是一个反面的教材。总之我们知道，每一次从外部摧毁皇权，带来的都是国家的动荡、生灵的涂炭。曹操在描绘汉朝末年战乱的结局时说，洛阳周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动荡尽管摧毁了一个残暴的政权，可是它也给身处其中的老百姓带来了无限的灾难。

重建帝国，谈何容易!正因为早期的秦汉帝国没有探索出矫正皇权的合理模式，这样一个外部摧毁的渠道，使得人们看到了古代中国循环往复、一次一次的改朝换代，人们在改朝换代当中体会着历史的因果轮回。

03 秦朝为什么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

秦为什么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了？这个问题不是今人才问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刘邦就向他的臣子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你们每个人啊，不要隐瞒我，要向我总结一下，秦为什么丢了天下？我刘邦，一个区区草民，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你们每个人都要跟我讲讲这个道理。他专门让一个士大夫叫陆贾的，写出一部新书，来解释秦亡、汉兴的历史教训。秦朝为什么会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呢？我们知道传统的解释，无非是说滥用民力、严刑苛法、垄断资源等。今天我们想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秦的崩溃原因到底是什么？

秦的灭亡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权制度之下，因为迷信强权而导致帝国崩溃。虽然秦的崩溃可以说空前——此前没有过，可是它并不绝后。因为我们知道，后一次因为迷信强权、滥用民力而崩溃的是隋。可是秦的灭亡给后代的帝国竖下了一面镜子，让后代的君主理解权力的使用必须有边界。

我们可以想象，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北筑长城，南开灵渠，发50万人戍守岭南的时候，那是多么不可一世的君主啊!可是，太多不可一世的王朝，都是被几个流氓敲响丧钟的。秦的崛起非常不容易，秦的崛起和统一用了550余年的时间，可谓“风风雨雨来时路”。可是秦从瓦解到灭亡，只用了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这个教训是多么大呀!

首先我们要知道，在秦灭亡之际，有哪些人希望秦朝灭亡。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亡秦三叹”，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可是从来没有人分析过，“亡秦三叹”代表了秦强权压迫下的哪三种反抗力量。

我给大家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传说有一次，秦始皇南游，游到了会稽郡。会稽郡的郡治是今天的苏州，也就是当时的吴县。在吴县生活着战国时候的旧贵族——项氏家族。在观看秦始皇巡游车队的人当中，有一个少年俊杰叫项羽，他看着秦始皇威武的样子，说了一句话叫“彼可取而代之”，我是能够取代他的。项羽是要灭亡秦的第一股力量，也就是战国时候六国的旧贵族。他们不服从于秦的压迫和统一，他们要回到六国的旧秩序。

我们再看第二个故事，秦统一天下之后，有很多人被要求服徭役。传说秦始皇为了修自己的骊山陵墓，动用了72万人为他做劳役。在这些服劳役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负责押送本县这些服徭役的人去咸阳服役的小亭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所长，这个人叫刘邦。在咸阳，刘邦看到了秦始皇威武的样子，发出了感慨：“大丈夫当如此矣!”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也要像秦始皇这个样子啊!刘邦代表的是战国时代以来的商贾、豪强、游侠、市民、底层官吏，这种社会的中下层精英。

第三个故事，有一个闾左之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住在棚户区的穷人，这个人叫陈涉。陈涉早年跟他的同伴一起在田里耕种的时候，他对同伴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些王侯将相，难道是天命生来，他们就该富贵的吗？可以说，陈胜代表了战国和秦代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生死存亡边缘挣扎的这些底层人。于是“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三句话就被人概括成了“亡秦三叹”。三个男人发出了三声叹息，一个庞大的帝国——秦朝，就这样被摧枯拉朽一般灭亡了。

我们可以说，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只是点燃了一把火，而将这把火烧成燎原之势的，却是以上三股势力的合谋。战国时代六国的旧贵族、秦朝社会底层的精英，以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这些边缘人，他们合起伙来灭亡了秦朝。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一些人的合谋下，秦真的有招架之力吗？

我们要来回答一个问题：秦为什么会崩溃？秦的崩溃，是由于秦那种不讲道理的法治，击碎了所有人的安全感。所以旧贵族、底层人、社会精英合起伙来，要击碎这个“法治”的秦国。我们知道，陈胜、吴广走向反秦的道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押送一批刑徒去服徭役，恰巧因为下了大雨，路被冲断了，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按照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根据秦严苛的法令，误时就要被杀。

走投无路的陈胜、吴广，他们这样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逃亡，被抓回来是个死；我们起来反抗、造反，也是一个死，终归都是一死。不如我们铤而走险，试一把，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可以说秦的所谓的严刑苛法，击碎了所有人的安全感，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次所谓的秦的“法治”的牺牲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家一定要合起伙来推翻秦。不推翻它，我们都没有活路。

除了击碎所有人的安全感之外，秦的崩溃还因为它堵上了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秦，它全面管控社会。任何人如果要想获得认可，获得富贵，都需要在政权体制内活动。也就是说，秦把每个人上升的通道都堵死了。

秦的强权把一些本来和权力之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逼成了自己的敌人。《史记·儒林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陈胜、吴广起兵造反的时候，山东曲阜的孔家的几个儒生，抱着孔子传下来的礼器就投奔了陈胜、吴广。孔子的嫡孙孔甲，成为陈涉的臣子，结果和陈胜、吴广一起死在了乱军当中。

司马迁总结说，陈涉只不过是一个耕田的匹夫，他驱使这些瓦合的庶族，起来反抗秦，他做出的事情微不足道。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后代背着礼器就去投奔陈涉，要当他的臣子呢？那是因为秦焚书坑儒，把这些儒生的事业断绝了，他们没有出路，只有跟着陈涉，或许才有一条出路。所以我们说，秦的强权给自己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它把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全堵上了。堵上了一个空间，就意味着这个压力要增大。就这样，秦帝国像一个高压锅一样越来越胀，压力越来越大，最终走向崩溃。

最后我们要总结，有人说秦是法家治国，秦的法治不是号称中国古代最为严明、最为令行禁止的法治吗？结合上一节，我们应该知道，秦所谓的法治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而是为了维护君主的强权。我们要理解，法治的前提是立法的公正，而秦的立法本身，并不是为了每一个老百姓，而是为了维护皇帝对于国家的控制。

所以，秦尽管是法家国家，可是法家不代表法治，秦的司法理念和秦的司法实践，都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它是为了皇帝和君主服务的。在这一前提之下，每一个老百姓，随时可能成为为了君主服务的法治牺牲品。我们要理解，抽象的、公正的契约精神，也就是真正的法治在中国的建立，要到两千多年以后了。所以秦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它为自己埋下了太多的雷，是它为自己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当所有的敌人、所有的雷一齐引爆，一起希望它灭亡的时候，大秦帝国只好自己走进坟墓。

04 儒家关于皇权传递的合理想象

我们提到秦汉帝国，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大家会经常挂在嘴边，那就是儒学成为汉朝的官学。我们提到汉武帝都会说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好像是说，儒学是在汉武帝特别的关爱和提拔之下，才成为中国古代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可是通过这一节，我想告诉大家，儒学在汉初的崛起并非偶然，而儒学也并非我们后世想象的那样，只为专制君主服务。儒学在皇帝看来，是一把双刃剑。

秦的灭亡使得法家思想遭受了重大的打击。秦汉之际，战国以来的制度转型没有完成，旧制度已然崩溃，新制度却还没有建立。那么这样一来，新的秦汉帝国将以何种面貌来被加以诠释、来被告知世人，这就是儒家要做的工作，而这一工作是借“春秋学”进行的。所谓《春秋》是儒家的一部经典，它记载了春秋时代，鲁国从鲁隐公到鲁哀公242年的历史。《春秋》本来是一部历史书，但是儒生说，孔子在编订历史书的时候，他用历史批判的方式阐释未来的新社会将以何种面貌来建设。所以儒学便利用“春秋学”开启了一个历史批判和社会建设的运动。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学习历史并不只是往回看。就像我们人一样，当我们背对着历史的时候，我们面前是未来。学习历史，是我们用当下的眼光去看待过去，而获得的知识，将是面向未来的启示。所以历史并不只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问，历史还是一门关于未来的学问。同样，秦汉时代的历史学也是这样，它借批判过去告诉大家，我们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儒家的春秋学，其中尤以公羊学派最为重要。传说这个学派最初的传人名字叫作公羊高，因此学派以公羊为名。儒学的公羊学，它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一套最高权力应该如何传递的理论。这种理论，就好比悬在帝国天子头上的一把利剑，既可以帮助帝国皇室树立权威，也可以随时掉下来，斩断这个王室的合法性、正统性。

首先，儒学的春秋学要解决政治危机，解决制度性的焦虑，它区别于从人性论的观点入手，它是从政治制度、从整个国家结构入手来加以解释。春秋学要求，用服装的颜色、礼仪的名号、各种象征性的仪式和符号来重建政治秩序。其次，这也是秦没有完成的思考，在儒学的春秋学当中得以延展，那就是——最高的皇权应当如何传递？当这个家族已经不能够再承担统治全国、掌控皇权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应当如何合理地、安全地退出。最后，儒学春秋学要确定一些政治伦理，比如说继承关系，比如说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国与国之间的邦交关系。而这一切，汉人都有一个信仰。他们相信儒学的春秋学是孔子赠送给汉朝人的一份礼物，是孔子替汉朝制定下的“法则”。

理解了春秋学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春秋学有哪些要素。根据汉代的经师解释，儒学的春秋学有所谓的“三科”“九旨”。所谓“三科”，就是三个科目；所谓“九旨”，就是有九个具体的条款。三科的第一科，叫“张三世”，所谓“张三世”就是说，孔子的《春秋》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孔子亲眼看到的，第二个阶段是孔子用耳朵听到、他的上一辈人传说的，第三个阶段是更早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只能通过再转手的传闻而获得，这就是所谓的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三世。

“三世”的格局是如何的呢？由于孔子亲眼看见的离自己太近，说话不能太直白，只能是微词；而稍微远一点的所闻的时代，关系已经不那么密切了，可以哀婉当时发生的祸乱；而那个最远的传闻时代，已经和现在没有什么联系了，反而可以秉笔直书，写出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合理。可是，通过从传闻到所闻，再到所见的时代的这样的描绘，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最远的时代最乱，稍微近一点的时代好一点，而现在的时代，由于孔子有所畏惧，所以把它写得比较好。

通过这种历史批判，就构建了一个由乱世到升平世、到太平世的社会进化的时间逻辑。这种时间逻辑，通过历史批判，为未来发展重建了历史的目的论，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必将走向太平。太平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春秋学的“张三世”的观点。

第二个观点叫“异内外”。也就是说《春秋》认为，鲁国是内，诸侯国是外；诸侯国是内，而那些周边的蛮族是外。通过这种“华夷”之辨的观点，重建人们对于华夏、对于族群、对于国家、对于文化的认同。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春秋学的“存三统”的观点。春秋学认为在整个西周时代，同时存在三个天命所赋予的古代王国的传统。比如说周王室是当下的王，所以周是“时王”；此前的商王室，以宋国这一诸侯国的形式保存下来，在宋国可以保存商代的礼仪、制度、文化；再往前有一个小国叫杞国，它保存了夏的礼仪、制度、文化。而杞是夏的统治者的后人，宋是商的统治者的后人，周是当下的统治者。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天下当中，保存了三个天命所赋予的、依照时间关系存在的传统。

这个理论听起来非常奇怪。那么“存三统”到底是要说什么呢？它是想说，一个天下有三个政权的传统，每当有新政权建立的时候，三者中最遥远的那个政权就要退出，所以中国历史就成了夏、商、周三个传统汇聚，转而商、周、汉三个传统汇聚，再往后新来了某一个时代，那么汉就退居第二位，就成了周、汉、某。后来王莽改制和曹魏代汉都使用过“存三统”的观点。“存三统”的观点将汉朝纳入自古以来“天命”的法统之一，看起来是把汉朝圣统化了。

可能有人会问，在汉朝人的信仰当中，“新三统”是商、周和汉，为什么没有秦？那是因为在汉朝人的眼中，他们不承认秦曾经获得了天命。秦是暴力和倒行逆施的象征。所以在汉朝人的眼中，秦叫闰位，就是多出来的一块。而真正的天命，只在商、周和汉之间传递。

那么汉是如何获得天命的呢？周朝的孔子编了一部《春秋》，这部《春秋》为汉朝人建国和行政立了法度和规矩。汉朝人从周朝的孔子手里接过了真实的天命。所以在汉人的“三统”信仰里面，商、周、汉构成了他们的“三统”，这就是所谓的“新三统”。

可是大家也知道，“存三统”也同时暗指三个法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不会像秦朝那样万世一系。汉朝早晚有一天，也会和夏、商、周一样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历史上的三统之一。可以说，春秋公羊学利用“存三统”的观点，为汉朝合理地、安全地退出政治舞台、交出最高权力，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支撑。而这种退出，从大国变成小国，从小国退出历史舞台，又为王室提供了安全的保障，不至于被灭绝、被屠杀。所以儒学的春秋学可谓是在原始的状态下，为最高权力的转移提供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这种方案尽管看起来神奇，可是大家知道，这个方案在汉代，尤其是在西汉时代，可是切切实实被实践过的。

汉武帝是一代雄才伟略的英主，他的时代也伴随着汉帝国的很多变化。我们知道，汉武帝上台继位的时候，大家颇有一种“好像时间开始了，一个美好的时代到来了”的感觉。可是汉武帝在位50余年，横征暴敛，发动对外战争，搞得民不聊生。当汉武帝过世之后，在整个汉朝的天下，一个新的呼声慢慢地越来越大。这个呼声就是：“唉!按照公羊学的说法，是不是我们汉朝又该改朝换代了呢？”

我们看到，有这样几个人物在呼吁。董仲舒的再传弟子中，有一个人叫眭孟。有人听到泰山、莱芜山南传来汹汹的几千人的声音，跑到那儿一看，一块倒下的大石头，忽然自己站起来了；在另外的一个昌邑王国当中，一个社稷坛中的枯了的木头又重新发芽；在上林苑里，一棵柳树倒在地上，结果又活了。

于是眭孟就这样解释这些现象，说这是有人要从民间成为天子，也就是说，要改朝换代了。眭孟还引用董仲舒的话：即便汉朝有继体守文的君主——就是继承此前圣人的身体，守住国家制度的这些君主，你也不能妨害更为圣仁的人，接下来继承天命。眭孟进一步说，汉朝是尧舜的后代，尧舜有把国家传给别人的美德。你们老刘家经历了汉武帝这样的时代之后，应该找一个更为贤达的人把皇位让出来，自己保留一个小国，就像商朝的那个宋国一样，让出天命。眭孟的这个呼声被当时秉政的大将军霍光听到了，霍光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眭孟斩首示众。这是利用公羊学为改朝换代发出声音而引来的灾难。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夏侯胜。夏侯胜听说朝廷要给汉武帝搞纪念活动，他坚决表示反对。他说，汉武帝时代，天下虚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们一大半因为战争和灾荒而死，这样的人没有德泽于老百姓，怎么可以为他设立纪念的庙乐呢？尽管夏侯胜因为否定汉武帝被抓了起来，可是很快人们又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将他放了出来。

最后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盖宽饶，他也是儒家春秋学的传人。他引用《韩氏易传》来解释，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五帝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要把皇权在公开的场合进行传递。而后来的夏、商、周才是把皇权作为私产，在自己家族内部传递。这就好比四时运转一样，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要把这个位子让出来，传给更为贤德的人。当然盖宽饶的这些观点，并没有被汉宣帝接受。后来盖宽饶在汉朝的未央宫北阙下，用自己的佩刀自杀，以尸谏——就是用尸体向国家提意见的这种形式，要求遵照春秋公羊学，合理地改朝换代。

我们通过这三个例子，以及公羊学“存三统”的学说可以看到，儒学的兴起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附和君主的意志，为君主做诠释。儒学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儒学是有自己的关怀的。它通过“存三统”的理论，希望构建出天命转移的合法规则。利用这种规则，可以让最高的皇权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合理地转移；使国家在动荡最小的前提下，实现改朝换代。我们知道后来的王莽和再后来的曹丕，都是利用儒学“存三统”的观点，合法地从前朝获得了政权。

所以中国历史后几千年，大家会发现，从曹魏到西晋，到宋、齐、梁、陈，到隋唐，再到五代十国的梁、唐、晋、汉、周，再到宋，这种“禅让”的把戏，一次一次地上演。大家总希望好像有一个真正的神在主宰天命，天命在不同的家族之间传递，使这种传递看起来不那么血腥，看起来不那么难看。这是2000余年前先民们用自己的智慧为秦的崩溃之后如何传递皇权，做出的另一番假设。

05 “五蠹”与“七科谪”——什么职业会成为秦皇汉武的打击对象

我们知道，秦朝开启了大一统的模式。大一统的模式下，有一种政治理念，叫作“兼覆无遗”。国家为了捍卫公权力，要对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全面的压制和管控，以实现步调一致。为了构建秦汉的这种“兼覆无遗”的政治理念，曾经有四位思想家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分别是：商鞅、荀子以及荀子的两个学生——理论家韩非和政治实践家李斯。我们可以说，秦汉的政治框架，从最终的理念上都强调“兼覆无遗”。兼覆无遗就是国家权力要全方位地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荀子在他的作品《王制篇》开篇就表达了这个主张。荀子说，对于“奸言、奸说、奸事、奸能”——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学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物、能力，以及不服从法律管理的人——如果他们听从国家的教诲，那么国家就教育他们；如果不听从，国家就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和国家总是唱反调，那么国家就要消灭他们。所谓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盖子一样，要把整个社会盖起来，这就是荀子提出的观点，叫“兼覆无遗”。

换句话说，所谓的“兼覆无遗”，就是让你茫茫四海无路可逃。秦汉时代的中国，尤其是秦代，强调“国无异俗”，也就是说国家要一元化地治理。商鞅在他的《商君书·刑赏》中提出，一个好的国家，它的赏赐原则要统一，它的惩罚原则要统一，甚至连它的教育原则也要统一。他解释说，你的赏赐原则统一了，你的军队就所向披靡；你的刑罚原则统一了，你就能够令行禁止；你的教育原则统一了，你的国家里才能步调一致。

我们知道商鞅的这种观点，最后给他自己下了一个巨大的套。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他把太子的老师处以刑罚，因而得罪了太子。等到秦孝公死后，太子上位，商鞅不得不逃亡。可是当商鞅逃亡到秦国边境的关口的时候，半夜里他要出关，而守关的士兵对商鞅说：“商君定下了法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出关。”商鞅十分感慨：“正是我定下了这样严明的法令，最终让我自己也无路可逃。”

秦汉的这种严刑苛法的治理，有时候甚至会表现出一种反智的倾向。什么是反智？反智就是对知识的憎恨、对知识的怀疑，认为知识和由知识所带来的智信，对人有害无益，对社会管理有害无益。所以无论是韩非，还是韩非所秉承的老子学说，都对知识和人的智慧采取一种蔑视和反对的态度。韩非在《韩非子》一书里，引用老子的话说，一个好的社会治理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也就是说秦治下的老百姓要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肚子吃得饱饱的；秦治下的老百姓要没有什么志向，只听从国家的安排，但是他们的体格要非常强壮。

如何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虚心、实腹、弱志、强骨”？秦设想了一种政教合一、万众一心的未来社会的远景。《商君书》在《算地》篇里就提出，秦的老百姓没有事的时候不要读书，尤其不要与外国的知识分子交通。而且商君把社会上动用《诗》《书》和其他文化资源，蛊惑老百姓，让老百姓对国家的法令予以议论、予以非议的人，叫作“六虱”——就是六种虱子，有的人把它说成“六蝎”——就是六种蝎子，这些都是试图利用文化资源，利用其他资源，动摇政治基础的群类。对于这些群类，商鞅认为要用武力予以镇压。

同时，国家通过垄断所有的渠道，达到举国自下而上步调一致、令行禁止的效果。这并不只是单纯的理想，秦汉的帝国，尤其是秦帝国，也切切实实做到了。秦帝国治下的老百姓，个个没有什么独特的想法。他们的目标就是两个：一个是好好种田，一个是好好为国家打仗。通过种田获得财产，通过打仗获得社会地位。所以在战国时候，秦国的士兵无不以一当十，无不斗勇成狠。当时东方六国人把秦国的士兵称为“虎狼”。

那么这样一支“虎狼之师”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秦帝国为了塑造这群虎狼，他们要精准地打击社会上的其他对象。比如说韩非子就在自己的文章《五蠹》篇当中提出有五种人，要着力打击。第一种人是学者，也就是儒生。因为学者会引用《诗》《书》等古代经典来非议政治、来议论政治。第二种人是言谈者，就是我们说的纵横家。他们会游说君王，他们会互相串联，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第三种人叫带剑者，这指的是游侠，他们会凭借武力，除暴安良，武断乡曲。当政府无法管的事情由这些游侠来管，任由他们私下里复仇、报复的时候，国家的公权力就被游侠侵害了。第四种人叫患御者。用今天的话说，叫掮客，他们在不同需求的人——有人需求富贵，有人需求财产，有人需求政治地位——之间拉皮条，让他们相互交易，获得满足，这是所谓的患御者。第五种，韩非认为是所谓的工商之民。所谓的工，是指从事生产的人；所谓的商，是指从事贸易和流通的人。韩非认为工商之民，他们有强大的经济资本，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本，调动很多的社会资源，最终可以妨害官府的行政。韩非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称为“五蠹”。

而这五蠹之中，除了学者和带剑者，也就是儒家和游侠，要重点打击之外，韩非子认为，还要重点打击的是商人。秦和汉都有所谓的“七科谪”。什么叫七科谪呢？就是每当国家遇到挖河、修长城、移民、修建陵墓之类大的徭役工程的时候，要首先征发七种人来为国家服务。哪七种人呢？第一种人是所谓的赃吏，就是你替国家服务，可是你贪赃枉法的。第二种人叫逋亡人，就是犯了罪逃跑的。第三种人叫赘婿，就是自己已经穷得养活不了自己，要倒插门到别人家里的人，国家说你这种人国家把你养起来，你要替国家服徭役。从第四种人开始，就是本人有市籍的，然后父母有市籍的，以及祖父母有市籍的，你就属于国家“优先”，这个优先是打引号的，就是国家要先征发你来服徭役。以上是六种。加上最后一种叫闾左之民，就是穷人。合起来一共是七种人。

这七种人当中我们会发现，秦汉帝国既打击穷人(就是那些贫穷到无法自谋生路的人)，又打击商人。为什么？因为秦汉帝国认为，商人可以利用资本来撬动社会。所以，秦汉“七科谪”的结果，是把所有人都固定在了土地上，成为农民，成为国家的兵源，成为为国家缴纳税赋的稳定的财政提供者。

秦汉时代的知识界对于专制的皇权具有普遍的压力感。所以我经常在课上对同学们说，如果你们想要穿越，一定要看好时代，不要轻易穿越，万一穿越到了秦代和汉代，或许你就成了“五蠹”，或许你就被“七科谪”了。西汉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大一统，因为一人专制，而对政治有普遍的压力感，这是一种全面的感受。《战国策》上记载，齐宣王见到一个叫颜斶的大臣，齐宣王对颜斶说：“你到我跟前来。”而颜斶也对齐宣王说：“王，你到我面前来。”这是战国时代的知识人，是自由时代的写照。君主和知识人是平等的关系，知识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向君主叫板。可是当秦汉大帝国时代到来的时候，又有哪一个知识分子敢向秦始皇、汉武帝叫板呢？有的只是东方朔这样的，通过插科打诨的形式，婉转地向君王提一提建议而已。汉代楚辞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的军功集团都是楚人，另一方面是因为《离骚》当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恨心态凸显出来。人们对专制皇权，对知识人被戕害，对独立的人格被扭曲，发自内心地表示怨恨和憎恶。

《晋书·庾峻传》这样描绘秦朝，它说“秦塞斯路，利出一官”，秦把人们上升的路途全部堵起来了，人要想获得认可，要想实现自我，只有和国家、政府、皇帝合作，得到皇权的认可；“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在民间有名声，可是得不到国家认可的人，商鞅说这就是六种蝎子，韩非说这就是五种蛀虫。

一个有趣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韩非到底算不算是五蠹呢？他自己算不算是言谈者，算不算是学者呢？各位，在专制皇权之下，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韩非同样被专制皇权碾得粉碎。他和他的同学李斯都死于秦的强权。所以秦汉帝国对于社会阶层的全面压制，导致没有一个人能从这样的体制当中幸免，即使是提出“五蠹”的韩非，最终也难逃“五蠹”之一的命运。

06 宦官——皇权的寄生者

一个统一的帝国，需要层级化的代理人来贯彻统治者的意志，而围绕最高的权力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帮助皇帝进行统治的时候，他同时也在分享着最高的权力。秦汉帝国的历史上，几乎爆发过中国古代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权力异端，比如女主，比如外戚，比如这一节我们要重点讲的——宦官。

你如果熟悉世界历史，会发现宦官这一依附于皇权而生存的奇怪的权力寄生品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从宦官个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是历史的悲哀，也是生命的悲哀；但是从权力的角度来讲，宦官是权力的异端。所有人都会认为宦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邪恶、最为黑暗、最为扭曲的一股政治势力。今天我们着重要讲的就是汉代的宦官。

我们知道，秦汉时代围绕着皇权出现了很多权力的异端。首先是女主利用皇帝年幼实际掌握政权。那个时候不叫“垂帘听政”，那个时候直接就是临朝称制、临朝听政。所谓女主就是皇帝的母亲，这种女性以皇帝母亲或者是前朝皇后的身份执掌政权。西汉初年有吕后，西汉中期有窦后，西汉晚期有享国60余年的太后王政君，也就是王莽的姑母。

到了东汉，比较出名的有邓太后邓绥。我们知道，这位邓太后是一个工作狂，而且因为她是高密侯邓禹的后人，她还非常有文化、有素养。她不但自己有文化，她还要求自己身边的这些郎官、侍卫也要有文化。她要求羽林和期门(就是我们讲的禁卫军)，每一个士兵必须通《孝经》。邓后在临死之前，她还要求宦官用肩舆，就是用小轿子把她抬着，围着尚书台转一圈，就是围着“办公厅”转一圈，看看还有没有没有完成的公文、没有批达的诏书。可见她是一个工作狂，她是把权力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把自己视为权力的化身。这是我们讲的汉家女主。

女主，她不单单要依靠个人来执政，还要利用第二股势力，这一股势力就是因为裙带关系而被信任的外戚。外戚因为自己的女性亲属成为皇帝的妃嫔，成为皇帝的皇后，成为皇帝的母亲，从而能够染指政治。汉代最初有吕氏家族，汉武帝时代出现了平阳卫氏家族、霍去病和霍光的霍氏家族以及中山李氏家族。

西汉末年，王莽家族号称“一门五侯”，在王政君的庇佑下，王氏子弟先后担任大将军的职务来辅政，实际就是掌控政权。我们知道，西汉有所谓的辅政将军，你看他的名号，就知道这个将军不是用来领兵的。他是干什么的呢？这种将军他是作为政权的实际操控者来辅政的。西汉时代的辅政将军的名号，有大司马、大将军，有车骑将军，有骠骑将军，有卫将军，等等。这些将军，他都是以中朝官的领袖的身份，把控政权，操控政治。到了东汉，这种由外戚掌权的特征愈演愈烈，出现了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这样的将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梁冀。

梁冀在中国历史上又被称为“跋扈将军”。梁冀作为外戚专擅朝政，他本来认为小皇帝非常便于控制，可是有一天临朝执政的时候，这个小皇帝对着梁冀说，这是一个跋扈将军。于是梁冀内心当中对这个皇帝产生了忌惮，就借着给皇帝送点心的机会，把他毒死了。皇帝被毒死的时候，拉着自己老师的手说，我刚才吃了一碗面条，心里觉得闷，如果给我一口水，我大概还能活。然后梁冀就在旁边说，喝水他就会吐，不能让他喝水。小皇帝就因为梁冀的一份有毒的点心被毒死。可见，东汉的外戚不但操控政权，而且操控着少年天子的生死。他们以辅政的身份，利用朝廷的、宫廷内部的官僚体系掌控朝政，是一股黑暗势力。

皇帝年轻的时候受制于所谓的外戚和母后，等到皇帝年长之后，他们为了摆脱母后和外戚的控制，就要利用身边的人进行反扑，所以在汉代第三股分享皇权的势力出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宦官。宦官的崛起有一个历史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尽管有宦官，但是在早期，尤其在西周以来数量并不是很多。宦官的产生主要是一种刑罚造成的。中国古代有所谓的“五刑”，首先是杀头，这个叫大辟；其次是宫刑，也就是阉割；再其次是刖刑，就是砍掉腿或者是脚；然后是劓刑，就是割掉鼻子；最后，最轻的叫黥刑，是在脸上刻字，或者叫作墨刑。那么受了宫刑的人，就成为皇宫内部的奴隶性的服务人员。

这种人本来为数不多，他主要是为宫廷、皇家服务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武帝因为经常在皇宫内办公，不出皇宫，所以他就需要大量的宦官在宫廷和外朝之间传递消息、传递公文。于是，宦官就形成了一个机构和班子。这个班子被称为中书谒者令，就是中书和谒者的合体，充当替皇帝跑腿、批答公文、办事这样一种角色。谒者是专门负责来往拜谒，受皇帝的差遣去传话；而中书是在宫廷内部担任皇帝的秘书。

那么中书谒者令作为汉代宫廷内部的宦官机构，就逐渐地开始染指政权。到了东汉时期，有一个官职，叫作中常侍。我们知道汉代有中朝官，有所谓的侍中、中常侍等。这个中常侍在西汉时代是由士人充当的，到了东汉时代就改由宦官来充当。为什么改由宦官来充当呢？这和光武帝刘秀有很大的关系。

光武帝刘秀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他不大相信大臣能够认认真真、负责地将工作做好。据历史记载，说光武帝这个人，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办事非常认真。他经常亲自给大臣写公文，在一块手札，就是我们讲的一张便笺纸上面，用小字写10行字，说明光武帝做事情非常认真。

正因为他认真，历史上对光武帝有一个评价，叫“亲总吏职”，他要亲自承担一些官吏的职务，比如说过去由宰相和九卿负责的具体行政事务，到了光武帝时代，他都亲自揽在自己手里。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宦官可以上下其手——专权。所以到了东汉，中常侍这个职务，就由宦官来充当。

宦官刚开始没有显出多大的力量，但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让宦官崛起。这要从汉安帝说起。汉安帝是东汉的第六个皇帝，当时他已经立了皇太子，叫刘保。结果，汉安帝的乳母和另一派的小宦官江京、樊丰等人，就通过说坏话的形式，多次诋毁皇太子刘保的乳母，共同构陷太子。汉安帝就把太子刘保废掉，贬为济阴王。安帝驾崩的时候，宦官孙程等人不满于安帝的乳母和其他宦官的为非作歹，就团结了19个宦官，共同发动军事政变，迎立济阴王。于是济阴王，也就是原来的废太子刘保，被立为皇帝，这就是后来的汉顺帝。同时，在这一过程当中，孙程等人诛杀了汉安帝时代的外戚和一些反派宦官。由于孙程等宦官有拥立汉顺帝的功劳，所以汉顺帝同时封孙程等19人为侯，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立顺”，就是立了汉顺帝这件事情。

于是宦官的势力在东汉就开始抬头，两大特征成为他们抬头的标志。第一大特征，此前宦官从没有封侯之例，但是到了东汉，宦官可以封侯了；第二大特征，就是宦官从宫中发动宫廷政变，这种宫廷政变假借皇帝的名义，不需要外朝朝臣的支持，就可以直接诛杀大臣，宦官就这样拥有了生杀予夺之权。又过了若干年，到了汉桓帝时代，出了一个外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跋扈将军梁冀。汉桓帝在忍无可忍之下，决定除掉梁冀，可是汉桓帝又没有可靠的人选可以帮助他。

历史就记载了这样一个非常邪恶的场景，说汉桓帝有一天在上厕所的时候，拉住身边的宦官单超的手，问“外舍与谁不相得”，这个外戚梁冀，跟哪些人关系不好？单超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宦官里面有四个人，分别是左悺、具瑗、徐璜、唐衡，我们几个是一条心，由我们一起来诛杀梁冀。汉桓帝就把这四个人加上单超，五个人叫到一起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呢？就是用血涂在每个人的脸上，因为神是要闻到腥气，它才能够得到满足。把血涂在脸上，就表示我们向神起誓，我们这几个人结盟了。于是单超这五个宦官就跟汉桓帝合谋，动用中央国家的力量，以皇帝的名义，一道圣旨，就用兵围了跋扈将军梁冀的府第，将梁冀家族悉数诛灭。因为他们立下了这样的功劳，所以汉桓帝非常高兴，当日就封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和唐衡五人为侯，这就是所谓东汉的五侯家。

这五人封侯后，单超早死，剩下的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四人，就各饮宾客，鱼肉乡里。当时有一种说法，老百姓说，叫“左回天”，左悺能够把天挽回；“具独坐”，这个具瑗啊，就像一个神一样，别人跟他在一起开宴会，要单独为他设一个座位，以示对他尊重；“徐卧虎”，这个徐璜就像一只趴着的老虎；“唐两堕”，这个唐衡趴在地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端庄的仪容，可是即便这样，他的威严和势力都非常大。

在东汉历史上，先有孙程等19名宦官拥立汉顺帝，后有单超等五名宦官，帮助汉桓帝诛杀梁冀，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立顺”“建桓”。可以说，宦官直接参与了中央政权的这种废立诛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发现大臣想要诛杀宦官，必须借另外一派宦官的力量。比如说，为了诛杀陷害汉顺帝的宦官，必须借用孙程等宦官的力量；而宦官如果想要诛杀大臣，就像单超等五人诛杀梁冀，则不需要借助任何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和皇权相结合。所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燃烧起了一股烈火，宦官作为政治势力当中最为黑暗的一股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到了东汉后期，士大夫和官僚集团主要的打击和斗争对象就是宦官，由此就引发了东汉历史上的两次“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的结局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后来直接引发了十常侍乱政。何进等人想要诛杀宦官，没有成功，反而被杀，他们召董卓进京，从而引发了整个东汉王室的动荡，这就是三国的开篇——十常侍乱政。这个故事大家比较熟悉，我就不多讲了。

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来说一说东汉宦官这种专权的历史现象如何理解。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东汉宦官》的条目当中这样说，宦官因为跟皇帝一起居住在“禁密”，就是居住在深宫当中，每天在皇帝的耳目之前，他能够观察到皇帝的喜怒哀乐，能够了解皇帝的喜好；同时他又容易根据皇帝的喜好，说一些投皇帝所好的话，做一些投皇帝所好的事。皇帝的意志和决策，不由自主地就被宦官改变、转移。于是宦官就借着皇帝的意志，开始分享皇权的威严。

范晔在《后汉书·宦官传》的《传论》当中这样认为，他说宦官因为在皇帝身边，他们能够理解、能够学习、能够了解国家的政事出入。皇帝年少的时候，由母后临朝，等到皇帝年长了，又要依靠宦官从母后手里夺回权力。宦官手握王命，宦官手里拿着的就是皇帝的命令；口衔天宪，嘴里说出来的话就代表皇帝的意志。一般人很难分辨宦官的话到底是宦官个人的意志，还是皇帝的意志。于是宦官就寄生于皇权之上，可以作威作福。

东汉之初，光武帝因为亲总吏职，大量地信用和使用宦官；东汉之末，因为宦官之乱，酿发了政权的动荡和中央的瓦解。过去学者有这样一个说法：“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你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宦官分享皇权，伴随着皇权开始，也伴随着皇权结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皇帝制度终结，宦官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同时，宦官这种政治生活当中最为邪恶的一股力量，也脱离了人们的视线。

我们想要真正了解秦汉帝国，就要知道，宦官之所以能够坐大，是由于皇权给他们的宠幸和权威。所有皇帝利用的人，同时也在分享着皇帝的蛋糕。这是古代中国帝国不可小觑的一种历史现象。

07 郡县制下的官吏考核

我们知道，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一个巨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国家，它采取的体制是中央政府下辖郡县的这种体制。我们发现，全世界和我们同等体量的国家，直到今天，很多还都选用的是联邦制，这是为了便于管理。而中国却是从一开始，两千多年前就选择了这样一条郡县国家的道路。

所谓的郡县国家，就是国家在政体上，只有一个中央政权，其他所有小的行政单元，都是这个中央政权的分支机构，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中央政府到郡、县这样一种国家结构。这种国家结构是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

战国以来的另外一大特征是氏族制度，所谓“氏族”，就是过去以血缘为单位凝结成的组织。随着与氏族制度相匹配的分封制度、宗法制度逐渐瓦解，郡县制度全面铺开，贵族被消灭，官僚制度得以发展。从国家选拔人才的角度来说，由过去贵族世世代代担任职官、获得封地，转为推荐和选拔有德、有才能的人，任用为国家的官僚。这是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看它的转变。

我们从地方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荀子曾经说，西周是封国七十一，同姓五十三。就是封了71个小国，其中是周朝的直系亲属的、同姓的有53个。战国以后，中国逐渐由这种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转而成为郡县国家这种由上到下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制度。

首先我们要问，这种郡县制度是如何诞生的呢？我们可以说，郡县制度是军事兼并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每个国家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都要进行变法，变法当中重要的一个制度转变就是实行郡县。郡县制度可以更为集中地把军权统一在一起，更为方便地调配资源，而这一切都是为战争服务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城邦国家。古代中国有城邑，所谓的城邑就是用土围了一个四面的城墙，这个叫邑。这种城邑只是一个政治小单元。城邑由贵族来管理，贵族占据了城邑，同时把城邑周边的土地作为资源来耕种，这种城邑逐渐扩大，就形成了领土国家。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可是这些领土国家是没有郡县的观念的，每一个小的城邑都由君主分封给卿，或者是大夫，由他们世世代代地享有和管理。

那么这些城邑怎么就变成了郡县了呢？我们知道，县最初的出现是因为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把秦关中地区大大小小的邑，有的是乡，有的是聚(所谓的聚就是聚落，它连小的城郭都没有，就是一群人相对集中地聚集在一起)，汇集起来设立了30余个县，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县。县的官员不再世袭，而是由中央政府指派，叫“千石之令”，大概是领一千石俸禄的这样一个官员来管理。

那每当扩张获得了新的土地后要怎么办呢？秦又有了新的办法。在获得了新的土地之后，就在这些土地上设立一个更高的行政单位，叫作郡。比如秦在灭掉韩国之后，就设了三川郡；在灭掉楚国之后就设了楚郡。郡下面设县，郡的首长叫郡守，县的首长叫县令或者县长。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几个政策之一。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第二个问题，这种军事兼并产生的郡县制，它的特质是什么？换个问法就是，这种郡县制，它有哪些特征？它有哪些有利于国家的因素呢？首先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郡县制有严格的层级制度，它的最底层的一个单位叫作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社区或者是村，里上面有乡，乡上面有县，县上面有郡。汉代还在郡之上设立了一个监察机关，叫作州部。这个背后的特质是，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郡、县、乡、里，把中央政府所要颁布的命令直接落实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

所以我们会发现，秦汉时代很多事情，比如说一些刑事案件，从地方上由郡、县、乡、里，一直呈报到中央，最后由中央的廷尉府——就是最高的审判机关，或者由御史府——由最高的监察机关批复获得处理。这也就是说，皇帝通过郡、县、乡、里这样的机构，开始直接管理国家的每一寸土地，管理国家的每一个人。

第二个特质，我们会发现，郡县这种国家结构，每一个层级的负责人都是临时的，是被雇用的。是君主发给俸禄，官僚替君主完成国家权力，在地方治理之后，国家会给他一定的回报，这就是薪水。所以本质上，这是一种雇佣制度，是皇帝雇用代理人来管理国家。所以每个层级无论是郡守，还是县令，他们都只是代理人，他们不是权力的所有者，说到底只是命令的执行人而已。

那么这种郡县结构的地方行政，它的优点在于什么呢？优点在于便于垂直管理，效率高。我们知道伴随着战争，秦已经铺设好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这个被称为驰道。国家的法令，通过这种“高速公路”能很快地传递到地方。所以也就是说，秦始皇有了一个什么想法，有了一个什么规矩，可以通过这种一层一层的层级，传递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

而它的缺点在于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为了完成中央的任务，很多基层的官吏、代理人，他们不需要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只需要管皇帝下的命令，有没有完成。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皇帝给的，不是老百姓给的。所以在这种体制下，郡县制度它所维系的是中央的权威，是皇帝的权威。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总结明代的政治得失时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说封建制度、封邦建国的这种“联邦”制度，它的缺点在于国家权力过于分散，无法整合，无法统一；而“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郡县制的这种不合理因素，在于国家权力过于集中，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中国古代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反叛者或者敌对势力、敌对政权，只要倾尽全力打掉某个朝代的中央政府，打掉它的首都，这个朝代就迅速灭亡了。这就好比一个人，只要打掉他的心脏，或者打掉他的头脑，这个人便再也不可能活过来了。所以作为政治制度，专制君主通过郡县直接支配人民，他克服了氏族制度的这种束缚，克服了分散，使得君主能够直接管理人民。我们有学者称之为“一竿子捅到底”，就像一根竹竿一样，皇帝拿在手里，一直捅到地方。

这里也要说一下，在这种“一竿子捅到底”的制度下，作为政府的首脑，皇帝其实并不轻松。以秦始皇为例，他作为国家的最高元首，每天都要亲自答复各个地方反馈上来的公文，给予指示。传说因为秦代用的是木牍和木简，所以秦始皇每天批的公文重达上百斤，这些都要由秦始皇一个人做出决策。在这种郡县国家里面，其实所有层级的代理人都不需要动脑筋，只需要最高统治者一个人动脑子，他一个人发挥作用就可以了。

我们发现，这种郡县国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秦崩溃后，有很多参与灭秦的人都希望回到战国的旧秩序。可是大家发现，秦汉之际的时候，郡县制作为一种有效的、效率非常高的、早就为人们所接受的政治制度，已经无法逆转地成了历史的潮流。

秦朝在地方上，尤其在郡这个单位上，把权力分为三个方面。郡守(也就是这个郡的行政长官)承担一郡的行政权和司法权；郡尉又叫都尉，行使一个郡的军事权，他可以征发和训练民兵；而御史又被称为监御史，行使对一个郡官僚的监察权。秦代还没有建立起普遍的选官制度，秦统一中国之际，它的官僚都是由军人转化而来的。

可以说，这种制度在设计上是非常合理和有效的，这种制度也帮助秦迅速地实现了统一。可是人们接受这种制度有一个过程，在汉朝建国的时候就实行了郡县制和分封制相结合的这种制度。为了避免中央权威到达不了遥远的地方，汉朝又在这些地方的郡县之上设立了诸侯王国，这种诸侯王国就好像一个帽子一样戴在郡县的头上。

为了避免秦那种长期的、消耗民力的动员机制，汉朝初年，实行官员久任制度。什么叫久任呢？就是地方官员长期保持不变。举个例子，汉代某一个官员在某一个郡担任郡守，中央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不给他改变工作。为了表示对他的工作的认可，就给他增加俸禄以保证地方官对于地方治理的尽责以及政策的延续、稳定。在这种基础之上，经过了汉代的高祖、文帝、景帝，到武帝时代，郡县制度可谓是全面铺开。

我们知道，秦朝建国的时候，中国境内是36个郡。到秦朝灭亡的时候，有学者认为，秦已经增长到了48个郡。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是这个数字，因为秦人尚六，他们喜欢6或者是6的倍数，所以36个郡是一个和6相关的数字，48个郡仍然是一个和6相关的数字。到了汉武帝时代，经过开疆拓土，汉朝又增加了很多郡。到了西汉灭亡的时候，大概是105个郡。东汉时代是103个郡。在秦汉时代，中国经历了从36个郡到100多个郡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而郡下的县，基本保持在1500个左右的规模。郡县制的全面铺开，建立起了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这样一个稳固的、牢靠的关系。

我们可以讲，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在经历了从古到今的多次分裂后，最终又能够走向统一，而这种统一往往又能保持两三百年之久，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上实行了郡县制，将国家的管理权集中到了中央，集中到了皇帝手中。

郡县制它不是孤零零的一个行政制度，它还有很多配套的措施。尤其是到了汉武帝时代，郡县制度全面铺开，做了很多调整和配套。

首先是官僚的选拔，也就是所谓的“察举”制度。通过在民间选秀才、选孝廉(孝廉是一个郡一到两个人，秀才是一个州一个人)，把民间的精英选到中央，由中央统一培养，统一分配，这些人是公务员的候补梯队。而地方的行政长官可以选廉吏，就是比较清廉的官吏和治剧(剧的意思是比较繁杂)。廉吏是指那些个人操守比较好的官员，治剧则是指那些能力比较强的官员。同样是从德才两个方面选拔人才作为官员提升的依据。也就是说到了汉代中期，官员的选拔已经有了新的制度。

第二个是官僚的教育。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就设立五经博士。这里的五经指的是儒学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它就用五经来教育老百姓。那么五经博士设立之后，儒学成为国家认可和推广的教育。通过经学教育，将所有国家代理人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语言话语和道德操守统一起来，这样就为国家的“候补公务员”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教育支撑。

第三个就是官员的考绩。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官员、公务员有考核，其实这种考核最早始于秦汉时代。汉代规定，每年的八月，各个乡、县的地方官要统计你这一个地方开垦了多少田，收了多少粮食，做了什么事情，滋生了多少人口，然后向郡汇报，郡每年九月派一个官吏向中央汇报工作，这叫“上计”。

而郡县“上计”之后，这个汇报工作的人要向中央政府的宰相和皇帝报告：这一年我这一个郡到底有没有开发更多土地，有没有滋生更多人口，钱粮是如何征收和支配的。而地方官吏郡守和县令，每三年要考核一次，这叫三年考绩。三年考绩之后，要判定他的序列，名列前茅的叫作“最”——就是最好最坏的最；排在最后的叫作“殿”——殿是这个宫殿的殿，就是排在最后，殿军。排在前面的“最”要给予迁，排在最后的“殿”要给予黜，就是所谓的罢黜。

大家很难想象，在秦汉时代，尤其是一些低级官吏，如果经过考核排在最后，而且犯的错误比较明显，是要被郡县的这些长官扒掉裤子打屁股的。后来是皇帝发现这样也不太合适，还专门发了一道圣旨，不许郡县侮辱长吏，就是不许打县令、县长的屁股，但是一般的官吏如果经过考核不合格，该打还是要打。

同时，为了考核好官员，汉代在汉武帝时代将全国分为13个州[1]，每一个州派一个中级官员叫刺史，去监察这个地方上的郡。这个刺史是不管老百姓的，他是按照六条来考核郡的郡守。所以刺史是针对谁的呢？刺史主要是针对2000石的郡守和郡尉的。这种考核也成为地方官员升迁和罢黜的一个基本标准。

可以说，为了郡县制，秦汉时代建立了一套人才选拔、官僚考核、人才教育的系统。大家要问，儒学何以独尊呢？简单一句话回答，就是儒学把自己的教育系统绑在了国家的选官系统上。你想做官吗？那你就要接受我儒家的经典教育。所以两千年的中国，儒学之所以能长久保持独尊，成为每一个人的信仰，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选官系统和儒生们的教育系统绑在了一起。

做一个总结。毛主席曾经说过“百代都行秦政法”。一百代以来，大家都沿着秦的法制建设、法令建设，这种秦的法令建设，最重要的就体现在郡县国家这个层面上。郡县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石。中国古人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郡县治，则天下安”，只要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治理好了，这个国家就安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郡县国家——这种战争催生出来的高效率的副产品，后来成为两千年来中国维系统一和行政的基石。

08 “李广难封”背后的汉代社会等级制度

我想从一个小问题来引发大家的思考：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玉雕有一个非常奇特的题材，雕了一匹马，马上面趴了一只猴子，人们把这个题材叫作“马上封侯”。很多时候这种题材也被画成画像，一幅画，中堂上挂了一匹马、一只猴，这似乎是中国人的一个理想。甚至我看到一个学者刻了一方印章，叫“拥书可拜小诸侯”，就是我自己家里四面墙都是书，我就好像是一个小的诸侯、小的侯爷一样。甚至陆游的诗里也会写：“当年万里觅封侯。”那么“封侯”到底在中国古代是何种意味？爵位，又是一种怎么样的安排？我想通过这一节，帮助大家理解爵位在秦汉时代的意义。

今天距离我们祖先生活的秦汉时代已经很远了。在秦汉时代，我们的男性祖先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他和今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每个人身上会背着一个爵位，这个爵位叫作军功爵。这个爵位是什么内涵？又有什么意义呢？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爵位产生的背景，是小家庭化的这种社会。秦汉时代经过商鞅变法之后，把氏族制度下的大家庭剿灭掉了，分割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家庭。商鞅变法就曾经有一个规矩，说民有二男而不分异的，则倍其赋。就是家里你有两个成年男孩，这两个成年男孩你不分家的，你的家长和两个成年男孩，每个人要加一倍的赋税，这是要把大家庭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家庭、小单元。所以我们会发现秦汉时代的这种户和口，就是人口和户，往往是一种五口之家的对应关系，就是父母、一个老人加上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种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化的单元格局。

这种小家庭，家庭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贾谊在《治安策》里讲到秦朝的风俗时，就说“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帚箕，立而谇语”，说儿子把自己的铁锨和锄头借给父亲用，脸上就好像有恩惠一样；母亲到儿子家里来借一个簸箕，借一个笤帚，儿媳妇对着这个母亲，张口就骂，就表示一种“你好像占了我便宜”一样。

贾谊的这种批评恰恰向我们展现了，秦汉时代的国家，它的基层单元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家庭。这种小家庭又是以什么为网络被串起来的呢？答案就是爵。

在秦汉时代，爵分为二十等，四个层级。第一等叫君，就是封君，有彻侯和关内侯。第二等叫卿，有九个层级，从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这九个层级。我们比较熟悉，商鞅变法当中，商鞅就曾被封为“大良造”。这个所谓的大良造就是这个九个卿里面的第三级，叫大上造。那么再往下一个层级是大夫，大夫有五个层级，第一个叫大夫，高一点的叫官大夫，再高的叫公大夫，再高的叫公乘，最高的大夫叫五大夫，因为他是第五级的大夫，所以叫五大夫。

大家知道，秦始皇登泰山的时候遭遇了风雨，这个时候，秦始皇躲在一棵松树下避雨，这棵松树就被秦始皇封为“五大夫松”。这个五大夫松，不是五棵大夫的松树，而是第五级大夫的松树，叫“五大夫松”。

那么再往下就是一般的士卒，分为四等，一等叫公士，就是普通的士兵；接下来叫上造，就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类似于今天所谓的军士长；接下来是簪袅，就是可以骑着马，头上戴着这个小冠，象征一种军官的身份；再往上叫不更，就是经过多次战争和打仗，已经成为成熟的士兵。

秦汉的爵位分为二十等，从公士到列侯，这些爵位你如何能够一步一步地往上升迁呢？你要通过军功。秦汉时代的战争是相当残忍的。我们知道，秦汉时代打完仗之后，要数每一个士兵杀死了多少个敌人，从而记你的功劳。大家想象一下，当事人如何数你杀了多少敌军呢？在战场上他们有这样一个规矩：每杀死一个敌兵，要把敌兵的右耳朵割下来，然后拴在战胜的这个士兵的身上，等到一场仗打完就数一数，他割了多少个耳朵，就意味着他杀了多少个对方的士兵；每斩杀对方多少个士兵，就意味着他可以在爵位上获得多少的提升。

而这个爵位有什么用呢？首先这个爵位是特权的象征。爵位可以抵罪。你犯了罪之后，通过降低你的爵位，或者是免除你的爵位，可以抵一定的刑罚。爵位还可以减免徭役。有爵位的人，56岁就可以免除徭役，而没有爵位的人，要到了60岁才能免除徭役、兵役。汉代还有一种规定，这种规定是一种特权化的规定。刘邦在起兵的时候给自己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帽子，称为刘氏冠。《汉书》的《高帝纪》记载，刘邦规定爵位达不到第八级——公乘以上，不准戴这种刘氏冠。爵位的特权不仅体现在生前，还体现在死后。列侯的坟可以高4丈，就是40尺高，而普通人的坟，只有几尺高。

另外，国家所有的资源性的分配，都和这些爵位挂钩。《九章算术》上有这样一个记录，说今有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5人，打了5头鹿。我们常识认为5个人打了5头鹿，应该是怎么样？平均分配，每人1只。秦汉时代可不是这样分配，秦汉时代的分配方式是，大夫可以得1又2/3只鹿，而公士仅能分得1/3只鹿。参加同一场打猎，爵位越高的人，分得的猎物的份额也就越高。另外，爵位和你平时能够获得的资源、许可也有关系。汉代规定，关内侯最多可以占有95顷土地，也就是说如果买土地的话，关内侯最多可以买95顷，而公乘只能买20顷，大夫只能买5顷，而普通的公士只能买1.5顷，也就是说，普通的公士只能买150亩的土地。

汉代不仅男性有爵位，如果男性死了，这个家庭由一个成年女性作为户主，那么这种女性就被称为女户，这个女性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爵位，用这个爵位参与国家事务的分配。一旦打起仗来，这些背着爵位的男性就组织成军队，而相应的爵位就对应了相应的军官和待遇。

我们大概知道，秦汉时代，每100至500名士兵，就由1名享有五大夫爵位的人来率领。而且秦汉时代规定爵位分为官爵和民爵，普通老百姓最高的爵位只能是第八等，叫公乘。如果你获得的层级已经超过了公乘，怎么办呢？你可以把这个爵位让给自己的儿子，让给自己的弟弟或者是哥哥，让给自己的哥哥或弟弟的儿子；而如果你做了官，获得了600石以上的官职，则可以赐爵为五大夫。

这也就是说，官僚的职级和他所获得的爵位有一个对应的关系。这些爵位还可以继承。如何继承呢？根据秦汉时代的法律规定，成年的男子从20到23或24岁不等，要到所在的单位，就是所在的乡、县，去进行登记。这种登记被称作“傅”。这种傅就意味着你接下来可以成为这个家庭的继承人，或者你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你可以享有爵位的获得，以及爵位的买卖、继承等。

秦汉时代，随着爵位主人的死亡，这个爵位就消失了，但是只有一种爵位是可以不降低标准直接传给后代的，那就是侯爵。侯爵在汉代非常稀少。刘邦建国的时候，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兄弟，一共封了143个侯爵。这143人当中，除了4人是刘邦的亲属——直系亲属和亲戚之外，其他的139人都是依靠军功获得的侯爵。而这个侯爵可以毫不损耗地一代一代传给子孙。当然子孙如果犯了罪，这个侯爵也就被取消掉了。

我们知道，秦汉时代的名将李广，一生遭遇多次战争，在汉代人的眼中，李广是最应该被封为侯爵的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李广到死都没获得侯封，这就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成语，叫“李广难封”。这里面除了李广个人的这种悲剧之外，我们也看到封侯在汉代曾经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美好的梦想。

最后我们要说，在整个秦汉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爵位是须臾不可离的这样一个身份标志。不仅我们今人有身份证，汉代人也有所谓的“身份证”，秦汉人把自己的身份标识称之为“爵里刺”。“爵”就是自己的身份，“里”就是记自己的籍贯，“刺”就是名刺，就是一个名牌，这个“爵里刺”往往要写上：首先你的职务是什么，其次你是哪个郡的人，你是哪个县的人，你是哪个乡的人，你是哪个里的人，你的爵位是什么，你多大年龄，你长什么样子。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司马迁，司马迁的“身份证”就这样写：“太史令”是他的职务，“茂陵”是茂陵县，他是关中人，“显武里”是他所在的这个“社区”的名称，他的爵位是“大夫”，他的名字叫“司马迁”，“年二八”28岁，他的太史令职务是“三年六月乙卯除”(除就是任命的意思)，他的行政级别是“六百石”。所以两千年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司马迁的“身份证”是这样一个描绘。

可以看到，爵位是秦汉时代每一个人必备的身份特征。有了爵位，爵位越高，就意味着你享有越高的特权；而爵位越低或者是没有爵位，就意味着你在生活乃至各项活动当中，你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分配的优先权。所以说，“李广难封”的背后，是秦汉一种特殊的国家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就是国家用身份编成了一张网，而把每一个人都纳入这张网当中来。

09 “新郎”的来历和汉代官员选拔

在男女结成婚姻的时候，丈夫被称为“新郎”，“新郎”好像已经成为将要结婚的男性的一个标志。然而“新郎”到底指的是什么？“郎”又是如何来的？我想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渊源。“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官的名称，可是它又不是真正的官。“新郎”这个郎官，它是中国古代宦官的一种名称。可是大家又要说了，哎呀，老师您说的宦官不就是太监吗？“新郎”这么吉利的名字，怎么能和太监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一个错误的认知。

早期的宦官，指的并不是我们后来讲的太监、阉人，宦官是一种特别的学习为官的方式。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郎官”，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秦汉时代，为了配合官僚制度，统一的大帝国发明了全新的官僚选拔机制，架设了由地方到中央、流通的官员选拔渠道。可是这样一个渠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长期的铺垫，这种铺垫就是源自战国时期的“宦”这样一种特别的官吏的学习和选拔机制。秦朝曾经在焚书坑儒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想学习法令的，可以以吏为师。以官吏作为老师，这不是一句随便说的话。

《礼记》上就有“宦学事师”的说法。所谓“宦学事师”就是学习做官、学习成为官僚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学徒是没有工资的；他不但没有工资，还要向官吏缴纳学费。而一旦将来成为官吏之后，这种学习到的本领就成了一种谋生手段。所以秦汉时代专门有一种职业，就是通过学习为官，为将来做官，以及官的低级官员、公务员——吏做准备。那么这是跟着低级官员学习，叫作以吏为师。

那么跟着君主和皇帝学习，叫作什么呢？这就叫作宦。而跟着皇帝和君主学习的人就被称为宦官。这些学习的人，很多时候，君主会对他们进行赏赐，有任免，他们就被参照公务员管理，所以他们身上就有了公务员的行政级别，叫作“秩级”。我们看到一些早期的官员往往是“比多少石”，这个“比”就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意思。那么这些宦官在学习和见习期间，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这个身份就叫作郎。

郎是什么意思呢？在皇宫，皇帝居住的宫殿周围，有所谓的廊，在廊下，有侍卫执着一个戟。郎最早的意思就是拿着一个兵器值班的这些侍卫。我们知道韩信在项羽的帐下就曾做过执戟郎中。这些郎官就是皇帝的私人卫队，他们一方面承担着保卫的工作，一方面也向皇帝学习如何成为公务员，他们同时也被皇帝派出去参与一些使节、传达命令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就形成了对官僚、对事物的一些认识。

郎官和官吏不同，在皇帝看来，郎官是属于自己的私人卫队，是自己的私属，和真正为国家服务的官存在区别。

我举一个例子，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这个人其他时候对大臣都非常好，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温和的人。可是，刘秀有一个毛病，他身边的这些郎官，做事情稍微让他不满意，他就用手中的手杖顺手敲打他们。这些郎官，有的就默默地忍受。有一天，刘秀又对一个郎官不满意，就拿起自己的手杖捣了这个郎官一下，这个郎官站起来就跑，刘秀就在后面追。这个郎官一边跑一边喊：“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天子有天子的威仪，诸侯有诸侯的威仪，从来没见过哪一个国君站起来自己打郎官的。刘秀听了之后哈哈一笑，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郎官不同于国家真正序列的公务员，他实际上是皇帝身边选拔来跟着皇帝承担侍卫工作，同时学习、见习，将来成为公务员的这样一批人。

那么这些郎官是哪里来的？秦汉时代关于郎官的选拔有这些规定。首先，贵族的子弟可以优先获得成为郎官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知道，汉代初年，功臣张良的儿子就在宫中作为一个见习公务员为皇帝服务。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赀(zī)选”。所谓的赀选，就是你家里要有钱，你才能够参与郎官的选拔。要多有钱呢？有一种郎官叫常侍郎，就是经常在皇帝身边工作的郎。这种常侍郎要有500万的家产，你才能够获得入选为常侍郎的资格。为什么呢？在担任郎官期间，他的生活费用要自理，他的衣服要自己买，他参加国家仪仗队，骑的马要自己买，他身上别的带有仪仗性质、礼仪性质的剑要自己买。

汉代有一个担任廷尉(就是大法官)的人叫张释之，他早年跟他哥哥是同居。所谓同居，就是跟他哥哥没有分家，两个人财产在一起。他因为哥哥特别有钱，就被选为骑郎。所谓骑郎，就是皇帝出行的时候承担保卫和侍奉工作的郎官，他在汉文帝面前服务了十年，没有被升迁，没有被派出去做官，张释之就很不高兴。他说：“久宦减仲之产，不遂。”说我再这样担任郎官，我二哥的钱就要被我花光了。算了，我还是回家吧。正因为张释之主动要求辞职，所以他的上一级的管理人员，中郎将袁盎，就知道张释之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就特别向汉文帝推荐了张释之。张释之因此就由骑郎升为谒者，成为国家更高一级的公务员。所以郎官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拔叫赀选。

第三种，是通过门荫。父亲或哥哥做到了2000石以上郡守、部长这样的高级官吏，自己就能得到成为郎官的资格。

汉武帝时代还有一种创新，就是所谓的“孝廉郎”。什么叫“孝廉郎”呢？就是在地方的老百姓当中选拔，比如说，每到逢年过节组织大家做事情比较廉洁、侍奉父母比较仁孝的这种人，分别以“孝”和“廉”作为考核标准。这种人通过考核之后，就被推荐到中央充当宿卫官，这就是所谓的“孝廉郎”。

汉武帝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给地方上的文教精英出路，这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建议。董仲舒提出来，这些读了书的人，自己德行很好，朝廷要给他们出路。那么汉武帝就说，那这样，每个郡根据大小分配名额。汉代规定，大郡每年可以推荐两个人到中央来担任郎官，小的郡可以推荐一个人，再小的一些边郡，每两年推荐一个人来担任郎官。

孝廉的分配是完全按照地域化来分配的，它保证每一个郡每年或每两年都有人能够被推举出来。所以，这就像我们今天的高考一样，高考是按照省来分配名额，而当年的孝廉选拔是按照郡来分配名额。通过这种分配，从而建立起每个郡的人才上升通道，从地方到中央，它可以实现个人由一个地方的精英，成长为中央国家的官员。

那么这些被选过来的郎官，他们的出路怎么样呢？这些郎官应当说都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他们每三年在中央升迁一次，刚开始叫郎中，后来叫侍郎。郎中是比三百石，就是参照三百石公务员来管理；侍郎是比四百石，参照四百石的公务员来管理；最高级别的郎官叫中郎，是比六百石，参照六百石的中央中高级官吏来管理。这些郎官的出路，被称为“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所谓“上应列宿”，就是这些郎官将来可以担任部长，像天上的星宿一样；或者放出去做县令、县长，管理100里的土地，这叫“出宰百里”。可以说成为郎官是有美好的前途的。

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公主，她向皇帝请求：我的儿子可不可以到中央来当郎官？皇帝可能是出于一种故作姿态，就说了刚才这句话，郎“上应列宿，出宰百里”，郎官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的，我可以赐给你家很多钱，但是你不能夺了其他贫寒子弟的这个路径。

郎官既然是由孝廉选拔出来的，那么地方的孝廉又是如何来的呢？地方的孝廉是由地方的两千石的官吏负责选拔出来的。由于地方的两千石负责选拔孝廉，所以这种权力往往被看成是一种极为厚重的选举权力。崔寔在他的《政论》里面就曾经这样说，“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说州刺史他有权力推荐茂才，郡太守他有权力推荐孝廉。所以州郡的这个公文来了，就像一声霹雳一样打到地方，地方的官吏都认认真真执行；得了皇帝的诏书往墙上一挂，大家知道就好了。这就是崔寔所说的“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州刺史和郡太守，之所以他的权力这么被看重，就是因为他们有权向中央推荐地方上的人才。

那么这种由地方向中央推荐人才的方式，正好又符合了儒学所谓的“智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的理想，就是说，你的能力和才华能够为一个官服务，你的行为能够在一个乡里得到老百姓和官员的认可，你的道德符合君主的要求，进而能够被推荐到中央去工作。这种要求下，两汉时代，地方上的人为了让自己能够被推荐，往往要特别强调克己修身，就是克服自己身上的各种毛病，让自己成为道德的楷模，成为别人公共话语中的核心和灵魂人物，然后被推荐到中央。

为了获得乡里的赞誉，我们知道很多人就开始玩起了“行为艺术”，故意做出一些大家觉着非常奇怪，但是很有道德操守的行为。比如说我们会发现，二十四孝作为中国古代24个孝子的经典案例，很多都发生在东汉时代。例如所谓的郭巨埋儿，郭巨为了孝敬老母亲，挖个坑，准备把自己的孩子埋掉；王祥卧鱼，自己家的父母想吃鱼了，大冬天打不到鱼，自己趴在这个冰窟窿上要把冰融化，然后从里面捞到鱼，结果一个鲤鱼被感化了，主动跳上来，让他拿回去侍奉双亲。

所以，这种“行为艺术”就成为当时人为了获得乡区赞誉的一条路径。为了获得乡区的赞誉，一个人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这种人生轨迹。大家以前在中学课本上都学过一首长诗，叫《陌上桑》。《陌上桑》里罗敷女这样形容自己丈夫的人生经历，她说自己的丈夫是“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就说自己的丈夫啊，15岁就在府里做一个小吏，20岁在府里就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官吏。这个“朝”指的是县官的办公地，府尹的叫作“廷”，“二十朝大夫”指的是20多岁就成为郡县的一个主要的属吏。“三十侍中郎”，30岁被推荐到中央做了郎官，做了10年郎官；“四十专城居”，40岁就从中央放出来做了县令，或者做了太守。说“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他的容貌非常美，皮肤比较白，长着雅致的胡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经过了20余年在官府和中央的训练，他连走路都是公府里面那种慢吞吞、一板一眼的姿态。

《陌上桑》的描绘并不是个案，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东汉，乃至整个汉朝，地方这些精英，从一个小吏成为中央国家的管理人员的一条必由之路。所以说，人才经过地方的举荐，通过入仕、选举，进入中央。选举的中心在地方，人才的荟萃也在地方，而地方的人才经过察举进入中央高层权力核心，又保证地方对中央这种向心力和流通管道的畅通。所以在郡县制之后，通过人才的选拔，建立地方到中央的顺畅的通道，保证了国家对于人才的任用，同时也保证了地方对于中央的信任和依赖。

讲了这些，大家就知道，古代所谓的“郎”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所谓的“新郎”，就是刚刚担任郎官的年轻人，把丈夫比喻成新郎，是一种赞美，更是一种吉祥的说法。所谓的“新郎”就意味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所以今天我们把丈夫叫作新郎，它的历史渊源正是汉代官吏选拔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而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正是我们的先民探索国家治理和人才选拔的一种合理的尝试。

10 造反者也是学习者：汉如何重走秦帝国的老路

下面我们来讲一个新的课题：汉是如何重走秦帝国的老路的？我们要理解，汉政权它是打着“反秦”的旗号起家的。但同时，它也是秦最大的继承者。秦奠定的帝国格局被汉完全继承。那么汉为什么选择继承秦？换句话说，秦汉间权力转移之后，如何将统一帝国运作模式固化成为新帝国的形态？

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帮助大家加强对秦汉交替的理解。我们想一想，汉高祖刘邦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有的听众会张口回答，汉高祖刘邦，当然是汉朝人。真的吗？我们仔细想一想，刘邦一生总共活了60多岁，他在汉朝只生活了7年，他在秦朝生活了10多年，而他的一生30多年接近40年的时间是生活在战国的尾巴上。所以如果我们从大多数的角度来看，刘邦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战国时代的人。可是因为他是汉高祖，我们会有一种错觉，说刘邦是汉朝人。如果我们把刘邦看作是战国时代的人，那我们看秦汉之间的关系就更为清楚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来回答，秦汉之间是什么关系？司马迁在研究秦汉历史，撰写《秦楚之际月表》的时候，就说了这样一段话，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四海，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他说从秦末到汉朝初年的历史，经历了三次转折，第一次转折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第二次转折是在项羽的领导下，诸侯合起伙来消灭秦朝；第三次转折是平定四海，最终实现新的统一，建立新的帝国，这就是汉朝。

司马迁说“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就是从秦朝崩溃到汉朝建国的五年之间，国家的名号转了三次。哪三次呢？秦转变成为陈胜、吴广的“张楚”，陈胜、吴广的张楚转变成为项羽的“西楚”，而项羽的西楚又转变成为刘邦的“汉”。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说，“非张楚不足以亡秦”，不把楚这个最为仇恨秦的国家的名号拉出来，是不足以灭亡秦朝的；“不承秦，不足以立汉”[2]，如果不继承秦朝，就无法建立新的汉朝。所以我们就要理解，为何“承秦”才能“立汉”？

我们要分析一下汉朝初年，刘邦的军功集团当中，那些人物都是一些什么身份。我们先看看萧何。根据《史记·萧丞相世家》记载，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萧何“文无害”，就是说他的水平最高，对法令的掌握最为娴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因为“文无害”而成为沛县最主要的官吏，也就是说他相当于沛县的秘书长或者是组织部部长。

我们再看汉朝的第二位宰相，也是刘邦集团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平阳侯曹参。平阳侯曹参也是沛县人，他说“秦时为沛狱掾”，他是监狱的管理官员。萧何是主吏，萧何是他的上级，两个人都是秦代沛县的豪吏。

我们再看第三位刘邦集团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后来的汝阴侯夏侯婴。夏侯婴是“沛厩司御”，他是沛县负责车马的一个小官吏，而且他跟刘邦的关系很好。每次夏侯婴作为负责车马的官吏迎送客人，路过刘邦所在的泗水亭时，都要跟刘邦聊聊天，一直聊到太阳西斜才回去。后来有一次，两个人大概是喝酒喝多了，打了架，夏侯婴受了点伤。夏侯婴为了替刘邦遮掩，防止刘邦背上打伤人的罪名——故意伤害罪，还说了假供，做了伪证，结果夏侯婴也被连坐抓了起来。

我们看看刘邦集团的萧何、曹参、夏侯婴，他们的身份是第一类，都是秦的小吏，就是秦的下级“公务员”。我们知道，刘邦本人也是秦的下级“公务员”。

接着我们看汉朝军功集团当中的第二类人。在汉朝初年曾经长期掌握兵权的太尉周勃，他是沛人，是刘邦的老乡，而他的身份是“以织薄曲为生”，就是编席子为生。而且，农闲的时候“吹箫以给丧事”，就是别人家里办丧事了，他就吹吹打打。第二个人就是刘邦的连襟，我们知道刘邦的太太叫吕雉，吕雉的妹妹叫吕媭，吕媭嫁的是樊哙。樊哙这个人在鸿门宴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救了刘邦。樊哙是什么人？《史记》记载说樊哙“以屠狗为事”，他在沛县主要工作是屠夫，杀狗的。第三个，曲周侯郦商。郦商是高阳人，他不是刘邦的老乡，可是当陈胜起事的时候，郦商东、西聚集了数千个少年参与起兵，等到刘邦到了陈留的时候，郦商就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刘邦来领导。所以，我们发现周勃、樊哙和郦商这三个人都是市井之徒。所谓市井之徒，就是没有一份正当的职业的人，他们不是农民，而是混迹在社会的底层人物。

第三类刘邦集团的人物叫卢绾(wǎn)。卢绾这个人跟刘邦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卢绾的父亲跟刘邦的父亲，两个人关系本身就很好，等到后来刘邦跟卢绾同年同月同日生，乡里人都来祝贺两家的孩子同日而生。刘邦年轻的时候，有事经常躲避出入——就是逃脱官吏的追捕，卢绾就跟他形影不离。有时候刘邦睡在什么地方，卢绾也睡在什么地方。两个人经常是同吃同睡，同在民间为非作歹，所以卢绾这个人是刘邦的亲信。

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刘邦集团、汉朝的军功集团有这样三种人。第一种人是秦故小吏，第二种人是市井之徒，第三种人是刘邦自己的亲朋好友，关系比较密切的。那么刘邦在这个集团当中，他的地位又是如何的呢？《史记·高祖本纪》这样形容刘邦，他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意思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人，都是懂得法律的，非常爱惜自己，唯恐造反这件事情做不成，秦会灭他们的门，所以在起兵造反的时候，他们把领导权让给刘邦。而且他们说，大家平时经常能听到刘邦有很多异象，而且通过占卜，刘邦作为领袖最吉利，于是大家才立刘邦为沛公。故而我们知道，刘邦之所以能够成为汉朝建国军功集团当中的核心人物，并非由于他有多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人格魅力，而是一种时势让大家觉着可能他出来挑头更为安全。所以刘邦在这个集团当中就不具备绝对的优势。

那么如何将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刘邦，从这些小吏、市井之徒、乡亲父老当中推成一代领袖，成为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呢？有这样一个家族，有这样一群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刘邦的外戚——吕氏家族对刘邦建国所立下的功劳。《史记·高后本纪》这样记载，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说吕后这个人性格刚强，是她帮助刘邦底定天下，而诛杀功臣都是吕后的力量。

我们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吕后后来参与诛杀韩信、彭越等人。可是吕后如何帮助刘邦定天下的呢？在史记的另一篇文章《荆燕世家》里面，司马迁借田生之口这样讲吕后在汉朝初年的地位，他说“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所谓“推毂”，就是当车轮在向前进的时候，一个人从旁边推着车轮，让车走得更平稳、更快。

司马迁在两处地方肯定了吕氏家族对刘邦事业做出的帮助和贡献。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吕氏家族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首先我们知道吕氏家族是参与帮助神化刘邦的人。如何参与帮助神化刘邦？有这样三则故事。

第一则故事，吕后的父亲刚搬到沛县来的时候，大家看来了一个有名的富翁，就都去表示祝贺。在祝贺过程当中，每个人都要送一点钱。当时主持仪式的人说，送钱不满一千钱的人就坐在堂下。刘邦这个时候闯进来，大声说：“我贺一万钱!”就是我有一万钱送给吕公。满座皆惊。萧何就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刘邦这个人我了解，他经常说大话，真的很少做成事。而吕公这个时候说：“我以前经常给人看相，看的人很多，没有一个人比刘邦的相貌更好。我有一个女儿，我在这个宴会上决定，把女儿嫁给刘邦作为夫人。”这是《史记》记载的一则故事。我们知道《史记》记载这则故事的时候，已经是汉代的中期，这个故事已经成为汉朝人的常识。

可是我们想一想，刘邦这样一个市井之徒，在一次宴会上，登高一呼说他送了一万钱来，但其实一分钱也没拿。吕公就能够凭借他的眼光说刘邦以后能成大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邦，这件事情可靠吗？这里无非是要渲染刘邦天赋异禀。刘邦有奇特的相貌，吕公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长者，一眼就看到刘邦相貌非凡，这其实是吕氏家族的人在帮助塑造刘邦的神话。

第二个故事是这样的。《高祖本纪》记载，秦始皇经常讲，东南有天子气，而刘邦就经常到处逃窜，在逃窜的时候，吕后经常能够知道刘邦在什么地方，其他人都不知道。有一次刘邦就很奇怪，问吕后说：“你怎么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吕后就说：“我看到你头上有云气，所以跟着这个云气就找到了你。”这本来是一句夫妻之间的家常话，却被浓重地渲染，并被写进了《史记》里面。而刘邦所谓的“云气”和秦始皇所谓的“东南有天子气”，我想都是汉朝初年的人为了塑造刘邦的神话而说的一个故事而已。这种故事的塑造者无疑又是吕氏家族的人。

我们再看一个小故事。有一天吕后带着两个孩子，就是汉惠帝和鲁元公主，在田里耕种。有一个老妇过来看相，看到吕后说：“夫人你的相貌很好，贵不可言。”吕后又让他看了一下这两个孩子，老妇就说：“夫人，你之所以相貌这样富贵，是因为这两个孩子的相貌非常好。”过了一会儿，老妇走了，刘邦回来，吕后把这个故事讲给刘邦听，刘邦赶快追上这个老妇请她看相。老妇说：“刚才看孩子和夫人的相貌贵不可言，实际上都是因为您啊。”

这又是一个佐证刘邦是真命天子的预言。这三则预言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见，是吕氏家族在刻意塑造刘邦的神话。他们要改变刘邦只是一个妥协产物的现状，要改变刘邦只是这些下层的小吏、市井之徒当中一员的本质，他们要把刘邦推向汉高祖的宝座。

后来的韩信和彭越之死，吕后也多多少少有参与。韩信临死之前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因为外部有军事叛乱，刘邦率领军队在外镇压叛乱，为了防止韩信在长安作乱、里应外合，于是吕后就派萧何召韩信进宫，然后直接将韩信抓住，杀死在长乐宫的钟室。刘邦平定叛乱，回到长安，听说韩信死了，《史记》这样记载刘邦的态度，叫“且喜且哀之”，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他的大对头韩信终于被消灭了；悲伤的是，一代英雄竟然如此没落!我们知道，帮助刘邦下决心诛杀韩信的正是吕后。

第二个也是楚汉战争中的功臣彭越。彭越被封为梁王，被人告发谋反，关在洛阳。刘邦把彭越的罪行赦免，把他贬为庶人迁到四川。在彭越去四川的路上，正好遇到吕后从西向东来，吕后答应彭越向刘邦求情，说他无罪。可是当吕后把彭越带到刘邦面前的时候，就对刘邦说：“彭越是楚汉战争中的豪杰，这样一个人你放他去四川，岂不是自己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诛杀他，所以我把他带过来了。”于是吕后让彭越的下属告发彭越，彭越就被杀了。

综合以上，我们了解了刘邦集团的成分结构，了解了刘邦集团当中刘邦的位置和他的出身；我们又了解了吕氏家族怎样帮助刘邦一步一步走上皇帝的宝座。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这样一个从民间崛起的皇帝，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是不会跟自己的同僚分享反秦斗争胜利的果实的。那么，如何让自己的权力一家独大，不再被分享，不再被蚕食？只有走一条熟悉的老路，那就是向秦学习，重建帝国，重新登上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高祖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说刘邦死后，吕后把刘邦已经死掉的消息隐藏了四天，不发丧。她跟别人谋划说：“当年这些军功将领和刘邦一样，都是老百姓，编户齐民。而现在这些将领要北面向我们刘氏家族和吕氏家族称臣，他们心里怎么会服气？他们怎么会臣服于一个少主？不把这些军功贵族杀掉，天下是不会安定的。”也正是基于此，吕后后来对这些军功贵族大开杀戒。

我们知道皇权一旦到手，就不愿意分享。如何维系住这到手的皇权，就成了刘邦和吕氏家族要好好动脑筋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只有借用秦帝国的旧架子，重新走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皇帝一家独大的老路，才能让这个新兴的帝国看起来更加稳固。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如果不向秦学习，就没有汉。所以我们说，造反者也是学习者。曾经反秦的急先锋刘邦，他最后走上了模仿秦帝国的道路。

11 王莽：葬送西汉的理想主义者

提到王莽，大家都会想起一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王莽这个人，现在就成了一个伪君子的象征，一个篡逆、大反派的人物。《汉书》把王莽放在倒数第二，给他立了一个传叫《王莽传》，明显是作为反面教材放在里面的。可是王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把他推向历史舞台中心的？王莽是自己要求篡夺汉家政权，还是被历史潮流顶到了那样的一个位置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重新考量的。

我们说王莽的失败，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可惜的一次理想主义乌托邦的失败。首先我们来看王莽的背景。王莽上台和生活的背景是西汉的中晚期。西汉的中晚期以来，汉代的政府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汉朝初年由军功集团赳赳武夫形成的政府，已经转变成为由儒生文治政府来把控政局。

我们看到，首先皇室的学术背景发生了转变，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三代皇帝都已经是儒家教育出的知识分子。而另一方面，经术之士充盈朝廷，所谓“经术之士”就是有学养、有文化的这些儒生，例如像萧望之、韦贤、匡衡、孔光、谷永、龚胜、薛广德等。他们都因为在经学上有突出的成就，在文化上有较高的造诣而成为国家的高级官吏。这些人的上台，给当时的政局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变化。

首先，他们利用经学批评政治，犯颜直谏，直接指摘政治得失；其次，他们利用阴阳灾异之说，借天人感应抨击政治失败。可以说西汉后期，儒生知识分子的理想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我们以汉武帝时代为分界线。经过比较可以发现，汉武帝之前儒生的理想在于“改制”和“更化”。所谓“改制”和“更化”是消弭秦朝政治遗留下来的一些特征。而汉武帝之后，儒生的理想在于“改制”和“复古”。所谓“改制”和“复古”，就是走向太平，实现儒生理想当中的、理想主义的太平世乌托邦。那么儒生如何来展现自己的理想？通过现存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西汉后期，儒生通过批评政治，通过议论政治，展现自己的主张。

第一个主张，他们崇尚节俭，节制宫廷开销，避免与民争利。我们以汉元帝时期的重要官员贡禹为例，贡禹曾提出，皇宫、长乐宫和离宫，这些地方用来看门的守卫可以减少一半。减少一半，替国家服徭役的人就少了。而国家养了10万多奴婢，这些官奴婢无所事事，每年要收纳老百姓的赋税来养他们，应当把这些官奴婢免为庶人，让他们去镇守边关，替国家服徭役，由国家养活他们。

贡禹又认为，凡是国家的重臣，不得参与经营性的活动，与民争利。如果犯了就要削去官爵，不得仕宦。更为激进的是，贡禹还主张取消货币。贡禹认为，货币的铸造，一年要花费10万以上奴隶的人工；一个奴婢的生活需要7个中等农民的税赋才能供养。而10万人工就意味着70万人要出税赋来养这些采矿、炼铜、铸钱的人。那么贡禹主张，不如我们把货币取消掉，不再使用金属货币，而改用古代的贝壳做货币，这样的话就可以减省70万人的赋税。

我们今天听来，这些政治主张完全不顾经济和现实的客观规律，完全是出于儒生的朴素的、质朴的理想主义。

第二个，儒生们主张宽刑，就是刑罚要宽，不能像汉武帝时代那个样子，严刑苛法，更不能效法秦朝。

第三个，儒生们提出政权要合法地传递和转移。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有个儒生叫谷永，他说出这样一段话，他说“臣闻天生烝民，不能相治”。老天生的老百姓啊，无法管理，所以“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所以，老天为老百姓设了君主，让君主来管理老百姓。谷永接着说，“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为民也”。意思是说设了天子，设了诸侯，都不是为了天子本人，也不是为了诸侯本人，而是为了老百姓。谷永接着说，“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大家听了这段话，甚至都觉着，这已经不像是两千年前汉朝人说的话，倒像是出自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的主张一样，其实他们的思想渊源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千年前儒生议政的时候，就直接挑战皇权的权威，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皇帝、哪一家人的天下。也正是如此，在以上主张的基础之上，在西汉末年，一股“托古改制”的思潮泛滥开来。

这些托古改制的思潮，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他们要改变汉朝建国以来宗庙的祭祀制度；二、他们要改变汉朝建国以来祭天的郊兆制度[3]；三、他们要改变汉武帝以来形成的职官制度；四、他们要改变秦汉以来形成的经济制度，恢复井田，以乌龟壳和贝壳代替金属货币。可以说西汉后期，托古改制之风日盛，这种改革是没有出现统治危机情况下的自我革新。

为什么这样讲？根据历史记载，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时代，汉朝已经十分富裕，而且这个时候，汉朝的人口滋生已经超过此前所有的历史记载。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开始自我革新、自我改革，这不是危机中的拨乱反正，这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去追求更高的高度；也正是基于此，王莽被逐步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我们看看王莽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出身。根据史书记载，王莽出身孤寒，但是却非常有操守和德行。他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政君凭借自己是汉元帝的皇后，是汉成帝的太后，是汉哀帝时代的太皇太后的身份，将家族兄弟都封为列侯。而王莽的父亲因为早死，没能得到封侯。王莽的同辈兄弟皆是诸侯子弟，奢靡腐败，而王莽由于年少时父亲早死，孤贫，他折节为恭俭，乐于学习儒家经典。

他对母亲和已经孀居的嫂嫂十分关爱，他把兄弟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养。据说王莽的叔叔王凤生病的时候，王莽衣不解带地在旁边侍奉汤药，乱首垢面接连数月。王凤临死之前，把王莽托付给太后王政君，说我们王家呀，王莽是最为贤德的人。于是王莽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在政治上有了出身的王莽并没有因此而腐化堕落，他是更加折节邀买人心，匿情求名。据说王莽的哥哥王永早死，留下一个儿子名叫王光。王莽让王光在博士门下学习，王莽每次放假回家的时候，都要让车马先到太学，带着羊肉和酒去慰劳王光的老师，同时将多余的钱财分给王光的同学。所以学校里的老师、学生都出来观看王莽，认为这是一个贤德的大臣。

王莽将王光养大之后，在同一天为他和自己的儿子王宇一起举办婚礼。正当宾客满堂的时候，一个人上来汇报说，王莽的母亲突然生病，要饮药，王莽突然就要求宴会停止，自己转入内堂去侍奉母亲汤药。可见，王莽不但是一个贤德的人，而且在别人面前还要装出一副孝子的形象。也正因为如此，王莽在民间获得很多人的赞誉。

王莽不但自己恭俭退让，他连自己的妻子也管得非常严格，要求妻子实行节俭。王莽的妻子衣着非常简朴。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就派自己的夫人去王莽家里问候。王莽的妻子出来迎接，人们看到一个中年女性衣不曳地，身上的衣服连膝盖都盖不住，以为这是王莽家的奴婢，一问才知道，这原来是王莽的夫人。大家都大吃一惊，没想到王莽这么节俭。

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王莽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也正是这种威望，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一致要求王莽出来担任士林的领袖。但王莽走上执政的位置，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汉哀帝时代，王政君为了避让汉哀帝家的外戚，将王莽贬斥回家，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居住。

王莽在人生低谷的时候，还赶上这样一件事情。他的一个叫王获的儿子，误杀了一个奴婢，王莽就严厉地责备他，逼他自杀，以示自己公正廉明。据说王莽在封地居住了几年，官吏和老百姓上书替王莽讼冤的有数百份。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在人们的拥护声当中，一路又回到了汉朝的中央，回到了执政的位置上。

我们讲了王莽的出身，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下王莽的理想主义改革。王莽的改革可以说是在我们刚才讲的西汉末年激进主义的基础之上全方位的改革。王莽改制有这样一些措施：

第一个措施就是实行土地国有的制度，所有土地由国家分配，不得买卖，这个就是所谓的“王田制”。

第二个措施，就是王莽规定，当时国家最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奴婢不得买卖，由国家统一分配，这就是所谓的“私属制”。

第三个措施，王莽规定，如果各地之间出现物价的不同，有的地方物价高，有的地方物价低，那就由国家在低的地方收买，在高的地方售出，从而调节物价，这种措施被称为“五均”。“五”是多的意思，“均”是均衡物价的意思，所谓“五均”就是多方面地均衡物价。

第四个措施是所有的贷款都要由政府来发放，这就是所谓的“赊贷”。

第五个措施，由于王莽以上的经济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所以王莽又实行币制改革。他颁布“五泉十布”，就是五种泉币和十种布币。所谓“五泉”，就是从“小泉直一”(就是一块钱)到“大泉五十”(到面值五十块的钱)，又颁布“十布”，从“幼布一百”到“大布黄千”(就是从面值一百的铜钱到面值一千的铜钱)。最后，王莽还颁布了面值五百、面值五千乃至国宝金匮直万，就是面值一万块的铜钱。

王莽以上的改革造成了全面的经济混乱。后世学者把这种改革叫作“六管”，就是六种国民经济重要的命脉，在当时都由国家行政权力管控，它包括盐、铁、酒、货币、五均和赊贷。“六管”由国家管控，就意味着民间经济失去了活力，市场失去了调节作用。当时的国民经济被王莽的改革活生生地逼到了崩溃的边缘，王莽的政权也在人们的起义当中冰消瓦解。

我们可以说，王莽政权的崩溃，是一次理想主义乌托邦尝试的失败。这种理想的尝试并不是建立在政治危机之下而进行的调整，而是在西汉政治、经济都走得非常平稳，都走到一个新的高峰的时候，为了追求更高的顶点，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太平盛世而进行的改革。这种前卫的、激进的、乌托邦式的改革，是儒家的一次尝试，同时也葬送了儒家的理想。王莽的失败，为中国古代儒家的经济改革敲响了一次警钟。儒学的理想主义并不能够解决残酷的现实问题，它不但没有把人们带到太平世，反而把人们推向了另外一个深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秦汉的帝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做出了很多的尝试。有的努力是正面的，而有的尝试却是买了一个巨大的教训。

12 靠文书传递维系着的汉帝国

这一节我们来谈谈，秦汉帝国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管理体系和管理体制的。

我们可以说，汉代是一个文牍国家，就是通过信息的传递与行政的管理这种文书化的形式，将庞大的帝国管理起来。那么汉代有多少个郡国呢？汉代有13个大的省级行政区划，叫作“州”[4]，加上中央的所在地司隶校尉部，一共是14个这种省级的监察区；然后有103或105个左右的郡，每个郡又有若干个(小的有七八个，多的有三十几个)县级的行政单位。

汉代的官员有多少呢？根据西汉末年的统计，定编的官员从最低级的左使到中央的丞相，一共是12万人上下。这12万人如何管理，如何让他们知晓皇帝的意志和中央的政令，以及这12万人又如何把国家的政令传递到每一个老百姓头上，它如何实现这种管理方式？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公文、文件、文书，由上而下地把中央的政令贯彻下去；再一个，就是由下而上地把地方的情况向中央汇报。

除了每年底例行的“上计”之外，像是地方的行政案件，尤其是像死刑案件，也要以文书的形式向中央报备。遇到了疑难，不知道该如何判理的案件，要向中央奏谳，由中央批复。所以，通过文书就实现了这种上传、下达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文书是一种信息交换的机制，中国古人很早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文书系统来管理国家。

也就是说从中央(咸阳、长安、洛阳)，到地方的州(刺史)、郡(郡守)、县(县令、县长)，乃至到普通的乡、亭，这样一个庞大的、有着若干层级的帝国，它一层一层地进行管理和控制，依靠的是文书来传递信息、下达管理指令，通过庞大的公文交换系统，联系着帝国的管理命脉。

这个文书传递系统，它依赖于这样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交通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文字的使用，第三个因素是文书的传达和管理的体制。那么我们就来一一分析秦汉帝国这个文书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在《史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秦始皇是非常勤政的，他每天批的公文要重达一百二十石(这个“石”是一个重量单位)[5]，可见这个公文来往是非常复杂和繁多的。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么多的公文是如何传递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战国以来的交通系统。战国以来，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为了调动军队、运输补给而修建了各种各样的交通设施。比如说在中原的黄土大道上，大家夯筑、打筑了道路；在相对偏远的山区，或者是道路不太方便的地方，人们沿着山谷和峡谷修建了栈道。可以说自战国以来，这种道路的修筑已经成了联系各国之间军事、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的桥梁。

秦统一以后，修筑了很多驰道。这个驰道是国家专用的“高速公路”。根据史书记载，秦的驰道有50步宽——这个“步”不是我们今天一步两步这个步子的意思，它这个“步”指的是一种计量的宽度——两边还要种上树。为什么要种树呢？一个是标志道路和一般的农田、其他设施的界限，最关键的是，国家遇有重大的事故可以直接砍伐驰道两边的树木，作为战略物资，同时叫“隐以木椎”[6]。

这个“木椎”，有的学者把它解读成为一种武器。我想，这个木椎大概就相当于削尖了的栅栏，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旁边的防护和隔离的设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秦汉时代规定，驰道的使用是由国家专控的，一般人是不可以使用驰道的。这个驰道皇帝的车马可以走，传达中央紧急文书的驿使也可以走。所以驰道是保证交通高速、实现文书传递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

除此之外，在驰道上，它要有管理驿递的一些机关和设施。秦汉时代建立了从中央到郡县普遍驿递的一个机构，我们把它叫作传(zhuàn)，有的学者把它读作传(chuán)。汉代的文书传递方式有这样几种形式，一种叫“以驿行”，所谓以驿行就是以驿站(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种机要文书)传播；第二种叫“以邮行”，这个邮就是像发邮件一样，是民用的传播方式；第三种叫“以亭行”，所谓以亭行，就是一个一个政治单位、政治单元之间相互传递。

而其中的“以驿行”这种形式又分为置传、驰传、乘传和轺传四个等级，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普通快车、特快车、动车和高铁。当时规定，四匹马拉的车，这是高速的传播工具。如果四匹马的腿比较长，就意味着这马跑得比较快，叫四马高足，称为置传；四马中足，四匹马，腿稍微短一点的，称为驰传；四马下足，四匹马，但是腿比较短，这个马匹比较矮小，这个称为乘传，这个“传”就是交通工具的意思；如果是一匹马、两匹马，它拉的车是比较轻的小车，被称为轺传。

不管是置传、驰传、乘传还是轺传，只要动用国家的公共交通工具来传递文书和物资，都要持有中央或地方专有的印信，被称为传信。如果是中央发公文，要由中央的御史大夫(就是副宰相)在公文上面加上御史大夫的印章，这样做一是为了保密，另外也标志着公文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各级的驿传都要给予一定的保障。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公文能够通过高速的公路系统，迅速地传播。

公文的传播，还有赖于各级官吏对于文字和文书的掌握，这里面我们就要强调一个新的小问题：汉代的人，识字多不多呢？或者普通的汉代民众认不认识字呢？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汉代的基层老百姓识字率是非常高的。这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有学者从汉代的简牍文书当中发现，在当时的边境上，沿着长城有所谓的烽燧。什么叫烽燧呢？就是在长城边上有若干的据点，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置一个烽火台，在汉代叫烽燧。烽燧是戍守长城的一个单位，它相当于一个小队，里面有一个燧长，就是主管业务的一个小官，同时，底下有很多的屯卒(就是士兵)。这样一个烽燧，就是一个最基层的军事堡垒，一个最基层的军事单位。

一个烽燧居住着一支小队，他们驻扎下来戍守这样一个小的安全点。这个点上的士兵，基本上都是识字的，因为这些士兵的来源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学者们就普遍判断，汉代的普通民众识字率是非常高的。汉代一般的民众，9至12岁之间，要利用冬天农闲的时候，和闾里(就是乡里)的认字的官吏学习文字。学多久呢？三个冬天。所以汉代的基层官吏，比如说三老[7]，比如说相关的啬夫、有秩[8]、里长[9]，包括一些在县衙或者是在郡守府服务的小官吏，都是认字的，而且认字的年龄都比较低。

《陌上桑》里这样提到罗敷的丈夫的，说“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这个15岁的“府小吏”，要认多少字呢？根据汉代的法律规定，试史学童(就是担任书写的学童)要能讽诵，就是要能背诵9000字，当然这个背诵9000字也就意味着能够书写9000字。这个9000字不是说9000个生僻的汉字，而是说能够背诵9000字的文书，他就可以到县衙里面，或者是到郡守府，去担任一个下级的小官吏，或者是一个书办[10]。

汉代民间流传着教一般民众识字的课本，叫《急就篇》。《急就篇》除了教大家认字之外，还包含了一般官僚文书的书写格套。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汉代的底层老百姓也是识字的，因为识字就可以接受国家的管理，同时也可以把民间的情况通过文书制度反馈到上一级。汉代的帝国通过文书规范民间生活，到了东汉时代，就形成了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叫“五曹诏书，题乡亭壁”。所谓“五曹诏书”，就是由中央的尚书台发布的诏令。普通的老百姓在哪里获知中央的诏令呢？这个诏令会专门抄写、悬挂在乡或者亭的办公衙署的墙上。所以老百姓就通过乡、亭墙壁上的文书，了解和认识国家法令。

而且汉代规定，这个法令要由乡官一点一点地讲给老百姓听，让老百姓能够明白意思。在甘肃省悬泉这个地方的一个驿站，出土了一块墙壁，这个墙壁上就书写着西汉末年的《月令诏条》，就是每个月农民要做什么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一般老百姓的识字率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汉代的文书是什么样子。汉代的文书，一般都是以“简牍”的形式出现。所谓的“简”，就是把一根一根的竹片或者是木片编在一起。所谓的“牍”，就是单独的一片木板。简外面要用封套，就是用丝织品把它包起来打上结，在这个结上挂上封泥，把它封印起来；而这个牍，外面要有一个像信封一样的函套，叫检署，把检署卡在牍上，用绳把它扎起来，绳打结的地方用封泥把它贴起来，在上面盖上印章以示保密。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密文书。

汉代还有一种一边传播一边宣讲的文书，叫作“觚”，又叫作“露布”。它是一个六棱体的木牍。一根木棍，把它削成六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写上文书的内容，然后由负责传递文书的人拿在手上，一边传播，一边奔跑。他或者是嘴里喊，或者是每到一处，由所在官员抄写——这种传递的过程，也是宣传国家政令的过程。在今天甘肃就出土了一个画像砖，砖上有一个驿使图，画的就是一个驿使骑着马，手里拿着这样一个觚传递文书的形象。

而文书的传递是有制度的。根据出土的文献可以看到，要在落款上写明这个文书是由谁主发(就是谁起草)；同时，规定了这个文书要在什么时间内送达什么地点，它有传播的时间限制。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书制度，国家才能被管理得井井有条。

汉代每个老百姓还有所谓的户板，就是他自己有一个户口本。每年八月，由官员到县、乡去核查老百姓的户口，九月由县向郡汇报这一年这个郡、这个乡、这个县它的人口增减的相关情况。然后，由郡向中央上计(就是把一年的统计报表报到中央)。正是通过这种文书，中央朝廷实现了对广大地域上100多个郡国的管理。可以说，不但官员熟悉文书，就是民间的老百姓也非常熟悉文书，这种文书对于民间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后来的道教——道教萌芽于东汉末年，而道教的很多用语其实就来自汉代的文书——有一些咒语会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这三句话就是汉代文书一般结尾的格套。“太上老君”是这个文书的颁发人。“急急”表示这个文书它传递的速度，汉代的文书有“急”和“急急”来标志这个文书的不同等级。“如律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文书所描绘的内容外，其他文书没有描绘的按照律令来执行。

不仅如此，人们也会用官文书的形式来描绘民间生活，甚至形成民间的一些风俗。举个例子，从汉代到明清时代，中国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封建迷信的文书，一般叫作买地券、镇墓券或者叫作买地莂。它通常是刻在砖头上，或者是铅板上，有的是书写在木牍上，人下葬的时候就将其一起埋驻地中，这是告诉地下的这些鬼神，这块葬地已经有主了，你们就不要来侵犯了。这个买地券很多时候就是汉代文书的一种迷信的翻版。

比如说在出土的文献当中，有一个孙成的买地券。他是东汉建宁四年(171)过世的，安葬时在墓里放了一张券。这张买地券中就说，“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这是告诉大家他买下来这个墓地，四邻各是谁家的；“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就是说这个买地券当中所标明的地理位置上的填土，上面所生的任何物质都归孙成；“田中若有尸死，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就是他买的这块地里面，如果还有其他的死人，男的就是孙成的奴隶，女的就是孙成的奴婢，都归他驱使；旁边还列了樊永、张义、孙龙等人作为他的见证人。

这样一张买地券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汉代的买地文书一样。其实根本就不是。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买地文书，好像是告诉死者，你只要带着这券，这个墓地你就永远拥有了。这是汉代的官文书在民间生活，乃至丧葬用品当中的一种翻版。

可以说，文书管理是汉代国家管理的一种普遍形式，这种信息的交流，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实现了国家意志对于民间的管控、民间的信息向中央的汇报，通过信息传递，通过驿站和驰道传播信息。所以说，古代中国这么庞大的幅员，这么辽阔的疆土，就是靠着这种形式把它管理了起来。我们用一个不大恰当的比喻，秦汉帝国是靠什么维系的呢？可以说它是靠文书来维系的，也可以说，秦汉帝国就是靠着“快递”在维系着这么庞大的疆土。

13 王昭君们：购买和平的代价

秦汉时代的大一统帝国，除了自身的构建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它与不同文明之间发生了碰撞。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的政治考量，最终催化出了“和亲”这种妥协的办法，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昭君出塞”这一成语。

作为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因为她个人的不幸，被历史上的诗人们、文人们反复吟咏。唐朝著名诗人杜甫在他的《咏怀古迹五首》当中这样描绘王昭君，他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琵琶、胡语、怨恨，就成了王昭君所承载的和亲公主的形象。

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碰撞，以及农耕文明天生的军事弱势，催生了和亲，催生了妥协。而这一切到底合理不合理？到底是古人的政治智慧，还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和期待？我们这一节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秦汉时代的和亲公主们。

“和亲”政策是被一场灾难逼出来的。我们知道，就在楚汉战争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渐壮大起来，这个族群被称为匈奴。正当汉兵和项羽相拒的时候，北方的游牧民族首领冒顿单于崛起了，他麾下拥有控弦之士30余万。在刘邦已经取得天下、汉朝建立的时候，一场军事灾难让汉帝国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汉朝刚刚建国的时候，把六国的一个旧贵族韩王信(这位韩王信不是汉初三杰的韩信，而是韩国的旧贵族韩王)封于代地，定都马邑。就在这个时候，匈奴人大举进攻代地，围攻马邑，韩王信就投降了匈奴。匈奴人乘势向南进攻太原郡，兵至晋阳城(也就是今天的太原)下。

此时正值天寒地冻的冬天，汉兵士卒冻得手指都断掉了。刘邦在晋阳城下和匈奴人形成了对峙，匈奴人装作逃跑，一路向北走。刘邦就率领少部分骑兵，从晋阳一路向北追。

匈奴人多骑兵，汉人都是步兵，匈奴人一向北跑，追赶的刘邦军队就脱节了，除了少数骑兵能跟上，大部分的步兵都被落在了后面。这一追就追到了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突然匈奴人掉转马头，将率先到达平城之下的这些骑兵团团围住，把刘邦围在了白登山上。当冒顿单于纵30万骑兵围困刘邦之时，刘邦的32万步兵还在从晋阳陆陆续续奔向平城的路上。就这样，刘邦的军队被围在白登山上七天七夜，吃尽了苦头。当时的民间歌谣传唱道：“平城之下祸甚苦，七日不食，不得弯弓弩。”在平城之下，士兵们七天七夜没饭吃，拉不开弓，射不了箭。

就在这危急关头，陈平出了一个奇计，那就是离间单于和阏氏(匈奴皇后)的关系。就这样，陈平通过贿赂匈奴的皇后，解了刘邦的白登之围。

刘邦派刘敬奉宗室的女孩为公主，嫁到匈奴为单于阏氏，同时送去了大量的布帛、酒米、食物等作为陪嫁。他们相约汉朝和匈奴为昆弟关系，以和亲的方式终结战争。所谓的昆弟，就是一种远房兄弟的关系，也就是说汉朝和匈奴谁也不比谁大，谁也不是谁的敌人，两方是势均力敌的兄弟间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和亲”，这也是“和亲”两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当中。

然而这种短暂的和亲并没有换来匈奴人对汉朝的尊敬。刘邦死后，吕太后执政，冒顿单于用挑衅和试探的方式向汉朝发来了书信。冒顿单于对吕太后说：“我这个人生在草莽之中，长在牛马成群的地方，数次到了中国的边境，非常喜欢中国，十分想到中国来游玩一下。我听说您丈夫死了，一个人独自生活，我们两个一样，我的妻子也死了。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要不我们交换一下，取个乐。”

你看，这是匈奴人对汉朝太后的侮辱、挑衅，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上的试探。而经过理性思考之后，一贯刚毅的吕太后竟然放软了身段。吕太后说：“我已经老了，头发也掉了，牙也缺了，走路都不稳了，单于你就不要惦记我了，我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送给你两辆漂亮的车、几匹马，好让你过上快乐的生活。”同时，吕太后又赠上了金银、美女，来贿赂单于，实现第二次和亲。

汉朝初年，经过刘邦和吕后两次和亲政策，构建起了用金银、货币、财宝和中原的女子，向匈奴换回短暂和平的方式。然而高祖刘邦和高后吕雉定下来的和亲规矩，并没有换来匈奴人对汉朝的尊敬，亲是结了，可是和平却没有到来。所以我们说和亲，是亲而不和。

在冒顿单于统治的时代，那时汉朝的皇帝是汉文帝，匈奴右贤王曾经入寇河南地。冒顿单于死后，老上单于继位。在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老上单于又率领14万人突入北地，烧了汉朝的回中宫!匈奴人的骑兵前锋进犯的位置，已经距离汉代的离宫——甘泉宫很近很近，于是汉文帝吓得赶快派出千乘10万骑，屯守在长安周边，以防匈奴人突入关中地区。

到了老上单于的后期，匈奴人日益骄横，他们每一年都要突破汉朝的边塞，在边境上烧杀抢掠，掠人民甚重，尤其是云中、辽东一带(就是今天的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一直到辽宁南部这一带)最甚。每个郡都有上万人遭受匈奴人的抢掠，有的人口直接被掠到匈奴。匈奴这种常规化的南下抢掠，已经成为汉朝边境上的重要祸患。

老上单于之后，匈奴人立了军臣单于作为自己的领袖，军臣单于继位一年多之后就又和汉朝撕破了脸，绝和亲，他们分别派3万骑兵突入上郡、云中郡，烧杀抢掠，老百姓受害甚多。

汉文帝忍无可忍，数次准备动兵跟匈奴决战，但是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史书记载，汉文帝晚年经常在上林苑里演习骑兵，他时刻做好跟匈奴人对抗的准备。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和亲这样的政策并没有给汉朝带来和平，只是纵容了匈奴而已。

除了跟匈奴的和亲，汉朝还把公主嫁给匈奴的敌人，通过拉拢敌人的敌人，来实现共同对抗匈奴的目标。

在西域，曾经有一个小国叫乌孙国，这个小国本来居住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后来由于匈奴人的驱赶，他们将国家迁到了赤谷城这个地方。赤谷城在今天的新疆境内，靠近伊犁。乌孙国距离长安8900里，它有12万户，60多万人，强兵18.8万人。汉朝为了对付匈奴，就派出公主去和乌孙联合。

汉朝第一次派出的公主是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这个江都王是一个荒淫无耻的王，他犯了罪后，汉朝就把他的女儿派出去和亲，带有一种惩罚的性质。公主到了乌孙国，自己独自居住在一间房里。当时乌孙的国王叫昆莫(少数民族乌孙对其国君的称呼)，年龄已经很大了，又和细君公主言语不通，公主非常难过、忧愁，就作了一首歌叫《悲秋歌》。细君公主这首歌这样唱，她说：“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细君公主这首哀歌传到了汉朝，汉武帝只是派使者多送去了一些汉朝的土特产，而没有让她回来。乌孙国和西域诸国往往实行所谓的收继婚制，这种婚俗和大汉不一样。所谓的“收继婚”，就是继位的国王(或单于)，要继承前一个国王(或单于)所遗留下来的所有女人。那么细君公主就要下嫁给下一代新国王。细君公主听到这样的消息，向汉武帝汇报说，我不能做出这样有悖伦常的事情。而汉武帝为了保持和乌孙的关系，向细君公主这样回信：你就遵从当地的风俗吧，我们汉朝要和乌孙联合，共同消灭匈奴。就这样，细君公主在乌孙国先后嫁了一老一少两代昆莫，最后抑郁而终。

细君公主死后，汉朝又派了一位公主，她是另一位诸侯王——七国之乱当中被杀的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解忧公主到了西域，同样发挥着联合乌孙对抗匈奴的作用。解忧公主前后在乌孙50余年，嫁了三代乌孙王，为乌孙生下了三个男孩、两个女孩。直到她70多岁的时候，汉朝对匈奴的作战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主向汉宣帝上书说，我在塞外已经50余年了，我想埋到自己家乡的土地上，我要葬回汉地。此时汉朝的皇帝已经从汉武帝、汉昭帝转为汉宣帝。汉宣帝看到解忧公主的上书，专门派使者出玉门关，迎解忧公主回国。甘露三年(前51)， 70余岁的解忧公主，在和亲50余年、嫁了三任丈夫之后，终于回到了长安。汉宣帝以公主的规格赐其奴婢、田宅，让解忧公主在长安安享晚年。

我以前每次提到解忧公主的时候，都非常感慨。作为一个和亲的使者，我们认为她是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女性，她的一生是不幸的。最后我们要讲我们的主题——王昭君，王昭君的和亲与前面两位公主，以及再之前的公主们都不一样。

王昭君出嫁的背景是北匈奴已经破亡，北匈奴的领袖郅支单于被杀，南匈奴领袖呼韩邪单于在九原郡向汉朝边关上投书，要求向汉朝投降，愿意成为汉朝的附庸。这个过程中，汉朝为了交好南匈奴，就安排王昭君出塞和亲。

就这样，王昭君被送到了南匈奴，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王昭君被封为宁胡阏氏。她跟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男孩。呼韩邪死后，王昭君依据匈奴的收继婚制，又嫁给了复株累单于，又生了两个女儿。在匈奴，王昭君先后嫁了两任丈夫，生了三个孩子。直到王莽时代，因为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和王昭君都是汉元帝的宫人，所以王莽千方百计把王昭君的女儿赎回来，送到汉朝的宫廷。

同样，作为个体的王昭君，她的生命是不幸的，然而就当时的时势来讲，王昭君确实起到了建立南匈奴和汉朝两国、两个民族之间沟通纽带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在杜甫写下“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时候，似乎王昭君的命运就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是毛延寿收了贿赂，把别人画得好看，而王昭君没有给贿赂，所以把王昭君画得很丑，这才使得王昭君被迫出塞一样。

杜甫之后又过了数百年，宋朝的大诗人王安石试图替王昭君翻案。王安石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汉元帝不识王昭君，不喜欢王昭君，王昭君在塞外可以找到自己的知心人。然而王昭君真的在塞外找到了自己的知心人了吗？我们无从推测王昭君跟呼韩邪、复株累两位单于的关系和感情如何。

青冢的荒草已经埋没了所有的历史尘埃，我想感慨的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太多的小人物、太多的弱女子承受了这种千钧重担，她们用一己的生命，用一生的幸福去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后人看来，这是值得被歌颂、被吟咏的；而在她们本人来讲，这无疑是人生巨大的悲剧。

14 卫青霍去病：帝国的铁血青年

这一节我们要讲这样一个问题：汉武帝为什么要倾尽全国的力量来抗击匈奴，以解除匈奴对于中原地区的压力？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又是如何完成的？

可以说，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起承转合的重要关节点。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汉武帝时代刚刚兴起和壮大的匈奴人，没有遇到汉武帝这样一个下定决心要血战到底的英主，而是自恃武力，试图消灭中原文明，那么我们中华会不会就像古罗马一样，因遭遇蛮族而陷落？好在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追寻着历史的足迹，去观察、去理解汉武帝是如何打赢这场仗的。

汉武帝时代，汉朝和匈奴关系最大的变化，就是进攻和防守方的易位。元光二年(前133)，也就是汉武帝在位的第八年，汉武帝主动设了一个局，试图引诱匈奴进入汉朝边塞的一个城市——马邑，然后在马邑城周围消灭匈奴的主力。尽管这一次马邑之围，因为消息走漏而没有成功，从此汉和匈奴也进入了失和与交战的状态，但是马邑之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汉和匈奴攻守易势了。

要理解汉武帝为什么要选择主动进击这样一个姿态，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分析：

第一，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力已经达到鼎盛，财富已经积累得非常丰厚，所以汉朝有了对外用兵的客观条件。我们可以借用司马迁一句话来形容汉武帝当时的心理状态。司马迁在《史记》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里面这样回答，他说：“况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汉武帝作为一个想要大有作为的君主，他已然席卷海内了，怎么会不想办法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呢？

第二，我们可以把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理解成历史上恩怨的清算。《汉书·匈奴传》上记载了汉武帝这样一封诏书。他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大意是说，汉高祖刘邦的时候被围在白登山上七天七夜，是莫大的耻辱；吕后时代，冒顿单于写信侮辱吕后，这是对汉朝的侮辱。过去《春秋》经上记载，齐襄公复九代之前的仇恨，这是值得人们歌颂的。所以汉武帝这一次主动进攻，是选择在这样一个国力强盛的条件下，清算历史恩怨，在意识形态上树立汉代对外扩张的国家形象。

汉武帝用人可谓是不拘一格，为了打赢对匈奴的战争，他用了两位青年将领作为统帅，一位叫卫青，一位叫霍去病。这两个人是舅甥关系，卫青是舅舅，霍去病是外甥。从身份上来讲，他们的出身都不算高贵。卫青是私生子，霍去病也是私生子；卫青曾经做过马奴，霍去病是卫青在回家路上捡回来的。两个出身都不算高贵的青年将领，在自己血气方刚的年龄，倾尽全力为国家打赢了这样一场决定性的战争。

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问题，先后组织了三次歼灭性的战役和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第一次战役是河南之战。在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前后，匈奴人杀入上谷(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一带)一带，汉武帝派卫青和两位当年与卫青一起做马奴的朋友公孙敖、公孙贺，率军抗击匈奴，一直追匈奴追到了龙城(今甘肃天水)。在这一次小规模的胜利之后，第二年(元朔元年)，汉武帝又派卫青出云中，也就是今天黄河的河套地区，收复了河南地，把黄河以南所有的土地收归汉朝所有，并在这一块地区设置了五原郡和朔方郡。五原郡和朔方郡的设置，以及河南地的收复，意味着汉朝关中地区再也不受匈奴人的威胁了。

第二次战役是漠南之战。在元朔五年(前124)的春天，汉朝派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高阙(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西北方向)出发，又任命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属卫青率领，从朔方郡出发，一路向漠南(今天蒙古高原的南部)挺进。漠南之战，七位将军深入匈奴的腹地，他们以横截之势将匈奴斩为东西两大块，从此匈奴不可能在中国北方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解决了汉朝战略上东西首尾难以兼顾的问题。漠南之战中，就演出了七位将军横绝大漠的这样一个场景，被称为“七将绝幕”。

又过了数年，到了元狩二年(前121)，以冠军侯霍去病为首，率领一万骑兵出陇西，发动了河西之战。这场战役中，霍去病以“闪电战”的打法，由河西地区沿着祁连山下，扫清祁连山河西走廊周围的匈奴势力，彻底为汉朝打通了从陇西到敦煌的这条道路，使得汉朝长安以西，出陇山，往西域去的道路被扫清，而汉朝中央的西部再也不受匈奴人的骚扰。

这场河西之战，为后世留下了两大闪光点，值得后人追记。一大闪光点是作为匈奴人世世代代居住的焉支山、祁连山被收入了汉朝的版图；另外一大闪光点是，年轻小将霍去病，不带辎重，不带粮草，以轻骑兵闪电战快速突击的方式，给予匈奴人沉重的打击。我们知道，匈奴人是善于用骑兵的，而汉人是善于用步兵的，霍去病对骑兵的使用，使得我们汉人第一次用匈奴人的打法，打垮了匈奴人。

经过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三次小规模的战役，汉朝已经奠定了对匈奴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到了元狩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的夏天，汉武帝又派卫青和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向匈奴发起了最后的战争，这就是所谓的漠北之战。

在漠北之战发起前，汉武帝已经发现，卫青的打法是扎硬寨、打死仗，步步为营，稳步推进；而霍去病的打法是以闪电战的形式，轻骑突击、长途奔袭。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获得战争的主动权的角度来讲，霍去病的打法似乎更符合汉武帝的心意。所以刚开始，汉武帝是安排霍去病出定襄(大致在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一带)，后来听说匈奴换了方向，于是又把卫青调过来出定襄，让霍去病从代郡出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霍去病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而匈奴的单于却和卫青遭遇了。卫青的军队带着辎重，已经出了汉朝的边关上千里地，到了蒙古高原的北部。

就在这时，卫青发现，匈奴单于早已经陈兵塞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卫青喜欢扎硬寨、打死仗，所以当遇到单于之后，卫青用武刚车(外面用盾牌和铁甲包裹的战车)围成环，搭了一个营寨，然后纵五千骑兵向匈奴人发起进攻。匈奴人急忙派一万骑兵迎击。

就在双方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太阳要落山了，大风刮起来，沙漠戈壁上的沙粒被风吹得击打人的脸。无论是匈奴人还是汉军，都无法清晰地辨认对方的军队。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汉兵纵左右两翼包抄、包围单于，单于发现汉兵突然围上来了，而且兵马强壮，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匈奴人可能占不了什么便宜。于是单于带着六匹壮马和数百个骑兵，偷偷地从西北方向突围逃跑。

汉兵过了很久才发现匈奴单于已经逃遁，又追了数百里，都没有发现单于的踪迹。于是汉兵在卫青的率领下斩首万余骑，登上了赵信城，烧了匈奴人的老巢，率军凯旋。而另外一边，霍去病率领骑兵也是横扫匈奴，封狼居胥山，抓获匈奴的将领、相国、当户都尉80余人，斩首、俘获70400余人。而自己的5万骑兵只损失了三成。可以说在漠北之战中，无论是卫青，还是霍去病，都取得了对匈奴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这种胜利并不是轻松获得的。我们研究历史会发现，汉武帝发动三次对匈奴的战役和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一共四次大战，都是每隔几年打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们通过研究认为，那是因为汉朝的国力不允许它连续作战，只能是积累几年，粮草丰盈了，出塞决战一次；再积累几年，再出塞打一次。就在漠北之战结束的时候，史书上记下了这样一条史料，说“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就是霍去病和卫青两支骑兵各5万人，加上私人的马匹，出关的一共是14万匹。而这一仗打完，入塞的马匹不足3万匹，也就是说，为了打赢这场对匈奴决定性的漠北之战，汉朝耗费了11万匹马这样惨重的代价。

从此之后，匈奴人再也不敢轻易地进攻汉朝。而此后，汉朝也没有再组织大规模对匈奴的进攻，根本原因就是国力已经消耗殆尽了。就是在这样对匈奴的惨胜之中，汉朝迎来了重振天威的那一天。元封元年(前110)，也就是发动对匈奴战争的接近20年之后，那一年的冬天十月，汉武帝亲自率师巡行边塞，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18万骑，旌旗千余里，威震匈奴。

可以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农耕文明的领袖，率领军队在游牧族群的地区誓师、阅兵，这也标志着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汉朝的边塞获得了安宁。

然而历史是不能这样轻轻松松就带过的。“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汉武帝倾尽全力击溃匈奴，这给汉朝整个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可以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有人曾经计算，汉朝为了支援边境上抗击匈奴的战争，从中原地区向边塞运送粮草，60余石粮食到了边境上只剩下一钟多粮食。也就是说为了向边境运送粮草，要消耗掉几十倍的粮食，才能把粮草运到塞上。而另一方面，为了支援前线的战斗，往往是“丁男披甲”，就是成年男性去参军了；“丁女转输”，就是成年女性在后方运送粮草，整个天下都为战争而摇动。

对于历史的评判，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秦汉帝国以一个农耕文明的基础，倾举国之力，争取到了和平、稳定、发展的空间。我们不能说这种战争就一定是正义的，但是我们要对那个时代付出努力的人，抱以同情的理解。

15 秦汉时代的工商文明：“千人大工厂”的出现

本节我们来谈一下秦汉时代的工商文明。中国的秦汉时代，就有千人的大工厂，这种周流天下的商业活动，是战国以来的工商传统，它呈现出的是繁荣的商品经济。秦汉时代的中国，由于战国以来不同地域间的贸易，形成了地域化的生产中心和周流天下的大市场。可以说，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以及促进商品流通的商人之间的分工与互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我们甚至会不自觉产生这样一种怀疑：古代的中国曾经有一条通往工商文明的道路，可是，我们最终没有选择它，仍然选择了农耕帝国。首先，战国到秦汉时代，是一个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大比拼的时代。自然经济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小国寡民的、自给自足的、一种区域化、封闭的经济形态。老子在《道德经》里这样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好的社会，邻国之间的老百姓都互相能够看得见，鸡叫了，狗叫了，相互都能听得到。人们乐于待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穿着自己的衣服，吃着自己的食品，安享着自己的风俗，从事着自己的职业，老死也不相往来。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到了汉代，司马迁就说，老子这种理想在汉代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人们对物质有着某种欲望，这种欲望刺激着生产和流通。司马迁这样形容，说人啊，嘴里想吃小猪和鲜嫩肥美的蔬菜，耳朵想听美好的音乐，眼睛想看美好的事物，而内心又希望能够获得荣誉感，正是这些欲望刺激着生产，刺激着流通。老百姓已经浸染于这种大规模的市场活动很久了，哪怕你去一家一户轮流劝说他们，让他们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老百姓也是不乐意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秦汉的国家统一给市场的广泛流通带来了某种可能。而由于汉朝初年“清静无为”的政策——从上到下，官员们都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在维护一般的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官员们不太去干涉民间的行为，这使得民间自发的商业活动越来越多。

汉代，全国性的流动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在今天的东北地区、靠近朝鲜这一带，这个地方是汉代的辽东四郡(所谓辽东四郡，即在辽河以东，汉代设置了四个郡一级的地方单位，包括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和临屯郡)。在辽东四郡有一些汉代的墓葬，在这些墓葬里面，就出土了西工官[11]所制造的黄金扣器和白银扣器。什么叫漆器？就是汉代人使用的碗、盘子、杯子，为了清洁雅致，尤其是轻便，他们用麻、竹、木做胎，外面大量地髹漆。另外，为了让它的使用期尽可能延长，还在这个漆器的边沿，用薄薄的金皮或者是银皮把它包边，这种漆器被称为扣器。一个四川生产的漆器扣器，最终出现在了东北地区鸭绿江的两岸，可见汉代的这种经济活动是多么发达。

经济活动的发达也带来了经济思想的开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面就这样提到，说汉代的西部地区(主要是指关中地区)多树木、竹、牛毛、玉石；而汉代的东部地区，主要是今天的山东和黄河中下游平原，多的是鱼、盐、生丝、漆器，以及能够为人们提供娱乐的声色(声是声音，色是表演)；而江南地区，多出产一些基本的金、锡、丹砂等矿产资源，犀牛角、玳瑁、珠玑之类的珠宝，以及一些姜、桂之类的基本调料；而龙门、碣石以北的北方地区，主要是山西、河北这些地区，多马、牛、羊、筋角。

所以可以说，各地不同的物产，都是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它们通过生产、商业流通实现了共享。司马迁相信，经济有其内在的规律，所以他在《货殖列传》里面表达了对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态度，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司马迁认为，经济活动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下，它有自发的运转原则。统治者对于经济的最好的态度应该是根据经济的客观规律而行动；其次一等，是用引导的方式来对待经济规律；再差一点的态度，就是用一种教育的态度扭曲经济规律；再差一点的是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最差的态度是统治者直接利用强权干涉经济活动，与民争利。可以说，汉代的经济思想已经是非常开放了。

在汉代，追求财富是否能够得到认可呢？我们一直认为，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当中，追求财富，获得美满的生活，是一个可以做但是不可以说的事。我们知道很多古代的商人，尽管拥资巨万，可是他们对商人这个身份却不认同，而更想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读书人，或者是一个官僚。他们更认可的是一种道德的文化，而不是商业这种追求利益的文化。

可是我们知道，在汉代，人们是认可这种追求财富的倾向的，认为生活的富足是建立道德文化的基础。司马迁引用《管子》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人的精神建设要植根于深厚的物质基础之上。他说礼仪这种东西，是在人们有了富足的生活之后才开始讲究的；生活如果不富足，人们就会变得穷困潦倒；穷困潦倒的人，哪还有心思讲究礼仪呢？所以在汉代，人们认为贫困是值得羞耻的事情，而没有本事让自己致富，则被人们看不起。

在汉代，一度很多人都来追求财富，用各种办法致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汉代形成了很多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而这些城市当中，商业文明是非常发达的。比如关中地区。关中地区是西汉和秦的王畿，就是中央政权所在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就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关中这个地方，它的人口只占全国的30%，土地也只占全国的1/3，可是关中地区聚集了天下60%的财富，所以关中地区是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

在汉代出现了很多中心城市，像邯郸(今河北邯郸)、燕(今北京)、洛阳(今河南洛阳)、临淄(今山东淄博)、睢阳(今河南商丘)、彭城(今湖北荆州)、寿春(今安徽淮南)等。这些地方在汉代都是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的存在都有赖于商业文明和手工业生产。

这种中心城市周围，还有着地域化的农业生产中心，比如在山西的西南部安邑就有大量的枣树；在关中和河北就有栗树；在蜀汉、江陵，也就是在今天的四川和湖北的西部，种着橘树——汉代专门设置了负责收购和转运橘子的“橘官”，屈原也曾经写过《橘颂》。可以想见，橘在汉代人们的生活消费当中是十分重要的水果。再比如，在河南的南部有漆树，通过漆树生产生漆；在齐鲁有桑树和麻，这个主要是保障人们的穿衣；在关中的南部，在渭川平原上有竹，汉代的人们用竹子做一些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手工制品，比如说竹筐、箧(就是小箱子)，以及书写用的简牍，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地域化的农业生产中心，反过来支持着大都会的商业活动。同时，汉代还有规模性的手工业生产。比如说在这些大的都市当中，有酿酒、制造酱、制造浆(浆就是饮料)、制造皮革的作坊；同时，有粮食、生活日用的柴、竹器、马、铜器、木器、铁器的贩运；还有僮，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劳动力市场等。这种规模性的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生产出大量的手工业制品，同时也激发了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我们举几个汉代典型人物的例子。

汉代有一家人姓卓。卓氏本来是赵地人，秦灭六国之后，被强行迁入蜀地。夫妻两个到了迁徙地，结果发现这个地方矿产资源丰富，而且劳动力比较便宜。于是他们就到了临邛(今天四川的邛崃这一带)，靠着这一带的矿石冶铁，成为四川地区远近闻名的冶铁致富的手工业大业主。《史记》里面记载说卓氏“用铁冶富”，他们是依靠铸铁炼铁致富的，“富至僮千人”，他们这个家族控制着上千手工业生产的工人；说他们家“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也就是说，他们有了钱之后修筑一些园林，从事一些娱乐活动，比一些封建君主还要奢侈。

再比如河南南阳的宛县(今南阳市)有一户姓孔的人家，他们同样也是靠冶铁致富的。他们致富之后，说“家致富数千金”，他们家致富之后资产有数千金。汉代一金相当于一万铜钱，数千金就是有数千万的家产。坐拥如此家产，他们就引领了河南南阳这一带的社会流行文化。说当时“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当时这些做生意的人，连生活方式都模仿这个宛县孔家。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汉代这种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已经有点现代“千人工厂”的味道，也正是因为这些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催生了汉代原始的金融业。

我们只知道，明清时代有所谓的钱庄、票号、当铺。但其实在汉代，也有了这种通过炒作资本而形成的金融行业。汉代把这种行业叫作“子钱家”(把钱作为“母亲”，用钱来生钱)。汉代中央政府规定，子钱家最高的利润，不得超过20%，也就是说汉代的放贷，它的利息不能超过20%。但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人们需要钱的时候，在子钱家里借贷，有的时候付给的利息可能是100%、200%，甚至300%，所以汉代也有专门用金融业致富的人家。

《史记》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子钱家的小故事。在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长安当中这些列侯是以军功封的侯爵，国家一旦遇到大的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是军官，要去带兵打仗。“七国之乱”爆发，战争打起来了，这些列侯准备出征了，他们要准备一些衣装、行具，还有一些川资，包括自己的口粮。可是仓促之间哪有这么多钱呢？他们就跑去子钱家里，相当于我们讲的可以贷款的人家里去借钱。汉代有很多子钱家在关中，因为这些列侯的封地都在关东，而七国之乱的战场恰恰是在关东，所以这些子钱家都不敢把钱借给列侯们，生怕这一仗打输了，他们还不上。

这时候有一个叫无盐氏的子钱家，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借给这些列侯，要求获得10倍于政府规定的利息。我们知道汉代规定利息最高不超过20%， 10倍就是200%的利息。所以三四个月之后，“七国之乱”平息了，无盐氏的千金一下子变成了三千金，成为关中的首富。这是汉代利用资本致富的情况。

我们可以说，在汉代，尤其是在西汉时代，追求致富是当时一般民众的社会心理。那么人们如何致富，以及致富之后如何保持这种财产的升值呢？

汉代的致富，有所谓的“本末”，所谓的“本”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如说农业或者是手工业；而“末”呢，是从事一些比较卑贱或者是流通领域的行业。“本”是树干，“末”相当于树梢。

汉代有一种说法叫“用末致富”。司马迁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你从事农业生产致富，不如从事手工业生产；从事手工业生产致富，不如从事商业的流通；你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刺绣，不如站在市场上去叫卖货品。

可是致富之后，如何使这些资产保值和稳固地升值呢？汉代人又说，“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所谓的“本”就是通过购置农田、购置田产，让这些资产获得保值和增值。而汉代，对于致富，人们又有着一个精神，就是所谓的“诚一之道”。只要你专注地、一心一意地做一件事情，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富起来。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的结尾，列举了各种致富的形式，他说有的人靠农耕致富；有的人靠博戏(就是开赌场)这种很恶劣的行业致富；有的人靠挑着货郎担子行贾致富；有的人靠贩脂(贩猪油)来致富；有的人靠卖浆(卖酒水卖饮料)致富；有的人靠做竹器来致富；有的人靠做胃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做卤菜)来致富；有的人靠做马医致富，这个马医不是我们今天的兽医，有点像专门维修汽车的4S店。司马迁说，致富的方法有许许多多，只要你能在一个行当里面做到极致，都可以富起来，而富起来的根本缘由就是你专注、诚一。

司马迁又说，致富是没有可以复制和模仿的方式的。他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富，没有一个统一的模范、统一的渠道。而这些货品又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人，你只有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注才能获得财富。同时，也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能力差而丢失财富。有了财富的人，获得和封建君主一样富足的生活，这在汉代被称为“素封”。

我们曾经拥有如此活跃的大市场、大流通的时代。可是这样一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大概就是从战国的早中期开始，到西汉中期就被消灭掉了；我们也曾经有机会走工商文明的路径，甚至我们都有了工商文明的这种理念，可是最终，我们这个民族还是选择了农耕文明。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向？原因就在于汉帝国对经济利益的争夺和管控。

16 汉武帝：中国第一个“国企”的创造者

我们讲到汉代曾经拥有一个活泼泼的市场，这种市场是大市场，是流通的市场。而在这种市场的主导之下，有了不同的规模经营，甚至出现了千人工厂，出现了这种区域性的行业中心，甚至伴随着区域性的行业中心，出现了一些大城市，即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活泼泼的市场被打压下去？后来的中国又为什么走向了农耕文明的道路呢？我们首先要来考虑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农业人口的问题。

汉朝初年，伴随着休养生息和战争的远去，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增长。汉朝初年，一个分封的列侯，他的侯国里面的老百姓也就是几百户人家，按照五口之家的规模，也就是几千人；但是到了西汉中期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封邑大都变成了几千户的一个小城市。可以说，从西汉初年到西汉中期，短短的100余年时间当中，人口出现了一个爆发；而另一方面，伴随着工商活动的发展，农业人口在迅速地向工商业转移。

上文提到，当时中国有区域性的、专门化的、工业生产的这种小中心的存在。比如说关于冶铁，汉代著名的冶铁家族有四川的卓氏、宛县的孔氏、济南的曹邴氏。还有比如说提供人们最重要的生活物资的盐。汉代的盐分两种：一种是海盐，一种是池盐。从事盐的生产，也需要大量的人工。此外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子钱家、从事畜牧生产以及流通业的这种大商人。这种大量的、专门化的生产部门的出现，使得原有的农业人口大批量地转入工商业，这就引发了当时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家对于这种现象的忧虑。

他们忧虑什么呢？他们忧虑人口激增会导致对粮食、口粮的需求的激增。而另一方面，相对于人口的激增，农业人口的数量在减少。由于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农产品的产量，以及每年新开垦的土地的垦田量始终没有增加。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经济思维：当农产品需求量增加，而相对生产不足的时候，农产品的价格会上涨，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会导致劳动力和资本流入农业市场，这是一个经济的自然规律。我们今天能够理解，可是两千年前的中国的先贤们，他们更为紧张的是，如果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尤其是这种上涨背后，所暗含的是粮食生产的不足，那必将有一批人挨饿，而挨饿的显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所以他们带着这样一种关怀，就开始忧虑工商文明对于农业的剥夺和侵害。在这种情况下，汉代的经济活动就出现了另外的反向要求。这种反向要求首先体现在，经济活动要求资源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也就是生产各种手工业制品的原料和生产的货物，要自由地流通。当然这种自由的流通是以利益为旨归的。哪个地方价格高，我就卖到那个地方，它不会被特定的集团所把控。也就是说，它追求的是利益，而不是权力。可是我们会发现，在西汉中期，由于长期的对外战争，国家对某些特定的资源又有依赖，这就造成了国家需求和商品流通的方向之间发生了差异。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由于大规模的工商活动和这种商品、资本的自由流通，豪强出现了。在有钱人的庇护之下，游离于国家组织之外的游侠、奴婢以及在各种有钱人之间串联、游说、互通有无的掮客(汉代把这种人叫作患御者)[12]，大量地滋生。在西汉政府看来，这些人都是国家要重点打击的对象。

可以说，大规模的工商活动产生的一个结果是，生产和流通没有按照国家的需求走，而这种生产和流通又产生了一些不服国家管的人。于是国家就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工商活动实际上是在利用自由市场，挑战国家的权威。这种情况下，汉代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我们看到，从西汉中期开始，一个活跃的市场被打压下去，工商文明开始向农耕文明回归。接下来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这种回归的原因和形式。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汉代的分税制度。汉代的税收，种类非常繁多，主体上有这样几种，其中归中央政府管的，主要是田租和算赋。汉代的田租，它的税率比较低，通常是十五税一，就是收亩产量的1/15。很多时候国家为了表示对农民的关照，把税率降到三十税一，也就是说只收一个单位亩产量1/30的所得税。这是田租。

另外，从汉高祖四年(前203)开始，规定凡是15岁(15岁一般被称为使童，尽管没有完全成年，但是他已经可以从事一般的生产和劳动了)到56岁的成年男女，每年要向国家缴纳120个钱的算赋。这个算赋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国家要帮你组织军队、保家卫国，你这120个钱，是帮助国家养军队的，所以不论男女，只要是15到56岁的成年人，只要你活着，这一年你就要为国家缴120个钱。这是第一种，就是由政府掌控的税收。

第二种就是由皇帝私人掌控的税收，这一部分主要是特产和专有税。我们把汉代的山、林、沼泽，和不能用来耕种，但是大面积存在，可能产生物产的土地，叫作薮泽，这种山林薮泽尽管不能在上面从事农业生产，但是里面可能会有鱼、野兽、树木、竹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物产。这种山林薮泽的税收归皇帝私人所有。同时，由于皇帝的钱不够用，于是再加收一部分人口税。汉代规定，7岁到15岁的未成年儿童，每年减半或者打四折收口赋，这一部分钱也归皇帝私人所有。

管着国家钱的机构叫作“大司农”，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门；管着皇帝私人荷包的机构，叫作“少府”。所以，秦汉时代的大司农和少府有点像大家都了解的清代的户部和内务府的关系。大司农管着国家的常规开支，比如说官员的工资，还维系着各种国家权力——比如说驿站，乡、亭里面的治安等；而少府则管着皇帝个人的消费，这里面很大的一块是军费，打仗了，就要赏赐那些军功贵族，这些赏赐的钱往往要从皇帝私人的荷包里面掏出来。

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武帝在位50余年，他发动了长期的对外战争，同时他有很多“形象工程”，比如说去巡狩，举行泰山封禅(这是一种古代帝王祭天的仪式)；他还搞了很多国家工程，比如说修建离宫别馆，进行不同地域的祭祀，赏赐军功贵族。当然，汉武帝本人还十分奢侈，挥霍无度，这种情况都造成了汉代的资源相对匮乏。这里的资源匮乏，主要指的是皇帝私人荷包的匮乏，因为政府每年花的钱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知道，当皇帝个人财政吃紧的时候，有两种形式来获得资源。一种是直接积累财富。在西汉中期就发生了卖官鬻爵的现象，国家把官拿出来卖，卖了之后，钱归皇帝。除此之外，国家还通过增加赋税的方式，垄断社会资源。第二种是间接的形式，就是进行资源开发，找到更多的赚钱的门路，比如说开发农田、山林。国家通过设立一些工商部门，对这些资源进行管理，以达到赚钱的目的。

汉武帝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为国家(其实就是为他自己)赚钱。首先他发现，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有两种物资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是农具，关键在于冶铁；另一个就是食盐，人活着就得吃盐。所以汉武帝规定盐、铁专卖，私人不得从事盐、铁的经营。他把南阳孔氏家族的大冶孔仅和齐地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任命为大农丞(大司农的副手)，专门负责管理盐、铁事务。在这种情况下，盐、铁的生产就完全被国家垄断了。

除了进行国家垄断的经营之外，他还通过开征商业税和财产税的形式增加税收，摧毁工商阶层。比如说，他对商人的奴婢、牲畜、用来运输的车船以及他们占有的田宅，都开征税赋，目的是打垮一部分商人。汉武帝还专门设计了针对商人的财产税，他要求商人对自己的资产进行估值，然后按照估值缴纳一定比例的税赋。大家知道，土地比较容易估值，可是房产有的时候不容易估值。另外，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依附于房产的一些牲畜的估值会不准。

这个时候，一个叫杨可的人向汉武帝建议实行一种叫《告缗法》的法令。这个“缗”是汉代铜钱的计量单位，一千钱叫一缗，叫缗钱。那么这个“告缗”是什么意思呢？告缗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财产估值不准——这个不准主要是把自己拥有的高额财产低估，从而逃避国家税收。其他人去告发他，这个时候这个告发的人就可以获得被告发的人的一半财产，而这个被告发的人的所有财产将被充公。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杨可《告缗法》行，中产以上，大抵遇告皆破家”。

汉代的“中产”的资产规模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估产在20到30万钱的财富水平以上。这样一个中产之家，会有几十亩到一百亩地，有一个大的牲口，比如说牛，或者是马，然后还有一座宅院，以及一些奴婢，这样一个家庭就是中产家庭。而超过这种规模的很多的富裕家庭，都因为《告缗法》而被摧毁，然后回到了贫、雇农的水平上去。

通过盐、铁专卖，和开征商业税、财产税等手段，这个国家把工商业的大户摧毁掉了。这是秦汉以来重申政府的权威，展示“兼覆无遗”的基本国策。所谓“兼覆无遗”，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要把整个社会盖起来，汉代人管这叫“覆盂”。那么通过这种经济手段，重申了国家的权威，修正了战国和秦汉早期“休养生息”以及自由经济过程中，社会上非政府力量坐大的事实，也通过摧毁工商业，实现了政府对于社会的全面管控。

这个时候，更多的资产就从市场和流通领域转入了对于土地的投资，而更多的原来从事工业生产和流通的人口就转入了农业生产。当单位农业人口更多地从事生产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有一个新的发明被创造出来了，那就是“精耕农业”。“精耕农业”就是本来一亩地投入一个人，现在一亩地投入两个人，这个时候草就除得更多，虫就抓得更多，种植和管理就更加精心。

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走的是农业社会的道路，也不是每个农业国家都有精耕农业。在东亚地区，只有中国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从事的是精耕农业，这和秦汉社会的工商文明转向有很大关系。那么，最后我要说，当大量的工商业被摧毁之后，人们还是有工商需求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个补充性的政策，就是由国家设置工官。

所谓的“工官”，它是一种专门从事工业生产的官僚机构，它的主管官员都是有品级的，比如说令、长、丞。而它所管理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自由民(就是工人)，一种是官奴婢，就是由国家负责养活的、从事工业生产的官奴。比如说在四川的蜀和广汉(汉代有蜀郡、广汉郡)，这个地方就设置了生产金银器和漆器的西工官。

在《盐铁论》中就提出，一个漆器的茶杯，它的生产需要一百个人工单位；而一件漆器的屏风，要费一万个人工单位。四川一个错金的漆器茶杯，可以换五个青铜的茶杯。可见，这些手工产品是非常奢侈的。而大家知道，由官府设置的这种生产部门生产出的手工产品，除了少量进入流通领域之外，大都是为了官员和君主，以及各级官吏服务的。

所以，汉代尽管有了国有的生产部门，但是这种国有的生产部门的工官，主要是为君主和官吏服务的，它不是针对市场的。而且我们看到，这种工官的管理模式，其实是模仿战国、秦汉以来大的“企业”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流水线作业的生产模式。

1924年在朝鲜平壤石岩里丙坟汉墓，出土了永始元年的一个漆器的饭盘。这个饭盘是朱底黑彩，底部涂着红色的漆，上面有黑色的画，绘有三组云气纹环绕的熊形，口沿部有镏金的铜扣。而要生产这样一个漆器，需要髹工(上漆的工)、上工(绘画的工)、铜扣黄涂工(专门生产镏金的铜扣)、画工、洀公、清工、造工(分别负责漆器外面刷表层漆、最后整形，以及生产制造的工)、护工(相当于今天的生产“检验员”)，还有管理生产事务的长、丞、掾、令史。一个漆盘的生产，往往要经过七八道乃至十几道工人的程序，它符合《盐铁论》里面讲的，一个漆器的杯子，要用上百个人工单位的描绘。

可以说，那个时代生产管理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可是这种高水平的管理，并不是用在民用的工业上，而是用在了国有的工业上。可以说，汉武帝因为暂时的经济紧张，而通过盐、铁生产国有化的手段垄断了利源，同时，将最关切百姓生活的盐、铁、酒等必需品的生产和销售管理权收归国家所有，通过各种手段摧毁民间经济当中的规模经济生产。这是一种战时搜刮民财的政策，尽管它保证了汉武帝时代对外作战的胜利，但是完全地摧毁了一个活泼泼的自由市场，摧毁了民间工商业，也消灭了附着在工商业上的游侠、游士等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它使得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控制更加严密，当老百姓成为附着到土地上的农民之后，这就更便于国家获得稳定的税收和兵源。

17 汉代农民竟然比明清农民更富有

我们再来说一下汉代的农业生产和汉代的乡村生活。

汉代的乡村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把它概括为“前有水井后植桑”，这是一种田园诗般的农业生活和乡村生活。首先，我要说一句，我们不要错误地理解汉代，也不要错误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汉代的农民，他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可能要远远超过我们对于后代，尤其是对于晚清时代农民的生活水平的理解。

首先，我们看一看秦汉时代农业生产的一个特质。汉代的农业生产，是小规模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在一片一片的农田上，通过精细化的农作，实现精耕农业的特征。这种精耕农业，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东亚地区的周边民族当中，包括中国的一些南方族群，比如说像海南岛的黎族，他们也有农业，但是他们采用的就不是我们汉族的精耕农业。这种农业植根于战国时代以来的一种以城市生活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即中国走“四民社会”的道路进行社会分工。社会当中有知识人，有专门的农民，有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手工业者，还有进行商品流动的商贾。这种社会化分工下，无论是手工业者，还是专门从事农业的农民，他们都是一种专门化的技术人员。

从战国到秦汉，庞大的、繁华的都市随处可见，营造起了浓厚的工商文明的氛围。这种赚钱赢利和契约互惠的工商文明，就塑造了当时上至城市里面的老爷、贵族，下至农村的农民的市井心态和思想观念。

另一方面，从战国到秦汉时代，由于国家需要战争的物资，那么就要求单位土地上的产量能够发挥到极致。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大量的由国家组织、动员民间力量，修整各个层级的水利设施的一系列的举动。而田地的开垦、水利的修治，让农村生活十分景气，呈现出一种富足、安康、欣欣向荣的气象。所以秦汉真正的农民阶层生活不是非常辛苦。而且农民大体上都维持着一种小康到富裕之间的状态。

而对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来说，汉代的皇室还掌握了大量开垦的公田。这些田由政府组织农民开垦，开垦之后归国家所有。国家会把这些公田借给平民耕种，等到耕种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这些公田就被分给底层的平民使用。当然，它的地理位置不如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水利便利的、条件比较好的田土。

所以汉代的乡村生活是非常景气的。在汉代，人们模仿孟子所刻绘的乡村蓝图——孟子在他的文章当中提出，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就是五亩大的一块田宅，周边种上桑树；“五十者可以衣帛”，人到了50岁就可以穿上丝绸的衣服；然后你家里再养上一些小鸡、小狗、小猪，“七十者可以食肉”，70岁的老人，每顿饭都可以吃上荤腥。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还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呢？根据一个出土的遗址，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很典型的乡村生活。

在2003年，河南内黄三杨村遗址被发现。由于黄河泛滥，这个小村落被淤泥、淤沙埋藏在黄河的河床之下，所以它的庭院布局、耕作田垄都保存得非常好。我看到过这个遗址的照片，连农田里面被犁耕过的一道一道的犁痕都被压在黄沙下面。当被揭露出来之后，我们能够看到，这就是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耕过的地。房屋的屋顶和坍塌的墙体基本上都保持着原状。而且根据考古，这里面没有人的遗骸，说明老百姓已经有序地撤离了即将有洪水到来的这个小村落。

这个河南内黄三杨村遗址，在既往的考古发现当中极为罕见，因为它非常完整地向我们揭示了汉代农村的真实场景。它反映了汉代中下层农民生产、生活的状况以及生活环境。

内黄三杨村的遗址里，每家每户都有一条一两米宽的小路通往这个村落的干道，这个干道有几米宽；每一家每一户有一个院落，院落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后面是宅，中间有一道墙或者篱笆门，隔出一个两进的小院落；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一口水井，而这个宅院的后部会有一个厕所，它和这个主体的房屋隔着有几米远。这个厕所里面的人们的粪便，很可能会被积攒下来，作为田亩的肥料使用；而这个宅院的后部，往往种植有一排、两排，乃至于三排的桑树。从出土的现场可以看到，很多桑树的树根、树干还都存在。这就是一个汉代的田园场景。

这种场景在汉代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在江苏的盱眙和东北的辽河流域，都发现过类似的汉代村落。我们的感受是，汉代的老百姓其实生活得挺好。超出我们想象的是，这个内黄三杨村的村落里面，每一家每一户的房子都是有瓦的。这和我们印象当中，晚清时代河南农村都是夯土墙，上面苫的是茅草这种民居风格是不一样的。可见，汉代的老百姓生活还是挺富足的。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汉代的一个老百姓，他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他一年要花多少钱？

我们举几个例子。根据汉代的历史文献记载，一户人家有130亩土地，价值不到1万钱，这户人家就算是贫寒了，是不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啊？明清时代，家里有个十几亩土地，我们就认为是小康了。尽管汉代的亩，一定比明清时代的亩要小一些，但是130亩地，养活两口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无独有偶，《居延汉简》中有几个简记载了居延这个地方一些人的生活状况。有一个叫礼忠的人，他有500亩土地、1座宅院、3个奴婢，还有车辆和牲畜，总计价值在15万左右，这个15万，大概还达不到汉代一个所谓的“中产”的标准。可是，如果放在明清时代，那完全就是一个“土豪”的生活质量。

汉代《居延汉简》里面还记载了一个叫徐宗的人，他有一间房子、两头牛、50亩地，这些加起来价值1.3万。这个价格是由当事人核算的，不是我们今天人核算的。我们知道，晚清到民国时候，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生活需求，就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是在汉代，有两头牛、一间房子、50亩地的徐宗，拥有1.3万铜钱的资产，也只是一个刚刚“脱贫”的下层农民。

那么汉代每年每个农民大概要消费多少呢？我们以一个家庭为单位来算一算。根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说他屯田时手下有10281个人，需要口粮27363斛的粮食。“斛”是汉代的一个计量单位，一斛大概是10斗，一斗是10升。每人每月所得的未去壳的粗粮，大概是2.66斛。这个2.66斛指的是壮年男性士兵每个月必需的口粮。

东汉的崔寔在《政论》里面就讲，一个五口之家要有两个成年男子，我想大概是一个男主人，加上一个男性的奴婢；或者是一个男主人，加上他的男性的成年儿子。两个成年男性每个月要6斛左右的口粮。这个6斛，是没有经过脱皮的粗一点的口粮，比如说粟；女性约需要2.1斛，儿童约需要1.2斛，所以五口之家每个月要消耗11.4斛的口粮，每年就是136斛。

汉代一斛为10斗，一斛约20公斤，也就是40斤的粮食。所以一个正常的五口之家，一年要消耗的粮食就是2720公斤。这里的粮食指未脱壳的粗粮——粟。再加上社交(比如说农村逢年过节要送礼以及一些乡社活动)、穿衣服、土地税、人头税等开销。满满地算来，汉代每一年这一个家庭要消费1万个铜钱，可以说这还是很不小的一笔数字。

虽然花费甚多，但是50到100亩的田，加上一个大牲口、两三个劳动力，每年赚到的钱大致可以满足这样的生活条件和标准。所以可以说，汉代的老百姓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相对美满和殷实的生活。

除了汉代基层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外，我们还要谈谈一些民间组织。河南省偃师商城博物馆里，保存着东汉的《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这是一件刻在石头上的契约文书，叫“石券”。所谓的“父老”，就是为了承担“父老”这样一个职务，大家立下的一个契约，这个契约被称为“”。这个“父老”讲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东汉的侍廷里(“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村，靠近县城，就叫里；靠近乡村，就叫聚)，一共有25户人家，他们一共敛了61500钱，买了82亩的田。这块田每亩值750个铜钱，可见这个田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块82亩的田是如何使用的呢？不是说这82亩的田归某一个人，这82亩的田是作为这25户人家的公共财产，由里父老租用。里父老就是这个社区的负责人。在汉代，如果被选为父老，可以说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额外的任务，谁当了这个里的父老，就把这个田租给他使用，他就可以种植这个82亩的田，同时他就要承担相应的作为父老的义务和责任。

如果这个人不再担任这个里的父老——社区的负责人，他就要把这个田交出来，交还给下一个担任父老的人来使用。可以说，这25户人家，他们为了自我保障，就共同买了80多亩的公田，把这个公田作为公共财产(他们把它叫作客田)，交给他们这个社区的负责人来经营，以此公共财产来补贴家用。这个行为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也体现了汉代农民自我补偿、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民间社会的情况。

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汉代的农民其实有一个非常幸福、殷实的生活场景。尤其是汉武帝时代之后，它将工商文明摧毁，把大量的农民赶回土地上之后，好像农民也生活得不错。可是我要说明一下，这种殷实的生活场景，一切要以安定为背景。刚才我们也讲了，一个五口之家，一年要花1万多钱，这刚刚好是这个家庭财产的全部，所以他一年的辛苦劳作，可能结余非常少，只能是满足家庭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在安定的条件下实现的。

可是我们知道，汉武帝以后有一些战争和动荡。一旦这种家庭遭遇征兵和动荡，他们的美好生活就将成为泡影。我们在上一节里也讲过，当这些富余的劳动力被重新锁定到土地上的时候，他们就又成为国家稳定的税收，同时也是国家稳定的兵源。他们幸福的生活来自安定，可是一旦战争打响，他们就成了士兵，而失去主要劳动力的一个五口之家，他们的生活就面临着灾难性的结果。

总之，在不打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民间社会，是一副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的图景。它是人们在走出战国这种纷争的年代之后，底层和民间走上了一种安定、稳固、殷实的生活方式的折射。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汉代的农业，它是一幅可以让我们作为田园诗来想象的生活场景。

所以，东汉时期有很多的乐府诗歌都是描绘的民间的生活情况。我很喜欢《陌上桑》，里面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这样一幅图景，恰恰就是汉代民间社会的写照。我们把汉代的民间想象成一个比较殷实、比较勤勉、比较田园的乡村生活方式，它和我们理解的后世贫苦的农村确实有很多的不同。

18 远去的战国——游侠时代的结束

2018年，著名的武侠作家金庸先生过世。金庸先生通过小说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叫“侠”，可是这个“侠”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真实的游侠世界是不太一样的。

依靠武力或暴力解决社会问题的体制外力量，我们把它叫作游侠。其实，我们知道的游侠有很多，可是我们没有把他们想成是游侠。比如说汉朝的第一个皇帝——汉高祖刘邦，他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前半生，有三四十年时间生活在战国时代，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有十多年的时间，生活在秦的统治之下；最后又有十二年的时间，生活在从反秦到立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所以总体上，汉高祖刘邦其实是一个战国时代的人。

在汉高祖刘邦的关系网当中，以及他本人的身上，都带有游侠的色彩。他的儿女亲家叫张耳，他是刘邦女儿鲁元公主的公公(张耳的儿子叫张敖，娶了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同时，这个张耳曾经是战国四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养的门客，所以张耳本人的身份就是一个游侠。而刘邦呢？他除了是秦的小吏之外，另外一层身份也是游侠，刘邦在秦统治下的沛县犯了事儿，就跑到张耳的家里，一躲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可见，他有一张游侠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关系网。

我们所谓的民间社会，是一种游离于体制力量之外的社会网络。可以说，战国以来活泼泼的市场使得民间社会有了发展空间，形成了一批可以武断乡曲、扶弱济困的游侠阶层，而汉朝的皇室就是从这个阶层当中滋生出来的。伴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到来，游侠的命运又将如何？权力的网络和这种民间社会的关系网络发生冲突的时候，又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要讲的：远去的战国——游侠的时代结束了。

首先我们看，游侠的兴起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士”是什么？“士”本身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平民，他们是通过学习掌握知识之后，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战国的诸侯服务的一批人。伴随着列国竞争的战国时代到来，这种士的阶层就凸显出来。

我们知道战国初年，最先进行变法改革的是三晋当中的魏国。魏国重用了两个臣子进行变法图强，一个叫李悝，李悝又被叫作李克，传说他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是子夏的学生；另外一个将领叫吴起，他也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是曾子的学生。可是他们从儒家那里学到了知识之后，就脱离了儒家，转变为利用知识为诸侯变法、富强求治的实务性的技术人才。新兴的贵族都以获取人才作为增强实力的保障，那么选拔人才的标准，除了需要这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之外，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成为人才，都可以成为被选拔的对象。

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他们为了执政，为了富国强兵，养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最典型的是齐国的孟尝君，说他养的人才是“鸡鸣狗盗之徒”，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游走在“刑事犯罪”边缘的犯罪分子。但是如果“技术特别过硬”，孟尝君都把他们当作人才来豢养。

战国时代的布衣都被贵族养起来，成为游侠。除此之外，战国时代的游侠中还有一种精神倾向，那就是墨子的墨家传统。墨子其实也是儒家的门徒，但是他是儒家当中的左派力量，他讲求除暴安良，讲求绝对的公平和正义。墨子甚至宣称，要以武力的方式制止武力的暴虐，他用武力维持正义，在乱世当中，用武力解决局部的秩序问题。所以，墨家就成为战国时代游侠的精神领袖，所以我们又把墨家叫作“墨侠”。

正是由于战国时代“士”的崛起，新兴的贵族广泛地养各种人才，以及墨家的这种“墨侠”传统，战国时代就有了一个新的阶层出现，这就是所谓的“游侠”。游侠又分卿相之侠和布衣之侠。那些依靠着王权，倚仗着自己有经济实力，收揽很多人才的人本身就被称为侠。所以在秦汉时代，我们看到春秋末年吴国的公子延陵季子，以及战国的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大贵族，由于他们是王者的亲属，所以有了卿相的地位。他们显名于诸侯国之间，招揽天下各种各样的贤士，他们就是游侠。这种游侠，他们顺风而呼(就是顺着风大呼一声)，这个声音不需要多大，但是它可以传得很远。那是因为这种卿相之侠，他们有势。这里的“势”是指一个人拥有资源，拥有资本。

战国时代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游侠，这种游侠被称为布衣之侠。他们生活在普通的乡里、闾巷之间，他们有名声，愿意帮助别人，而且他们讲求信义，除暴安良，尤其是为别人做了事情之后，不愿意留下名声；他们为别人做事的时候，一旦答应，就非常讲信义；尽管他们被当时的法律和官僚镇压，但是在民间他们的名声很大，这种人从战国到秦汉时代都有。

我们知道，战国以来就有这种游侠的传统，比如说春秋末年刺杀吴王僚的专诸、战国初年刺杀赵襄子的豫让，以及战国末年刺杀秦始皇的荆轲、秦舞阳。这些刺客，本质上讲都属于游侠。

游侠作为一股体制外的力量，用自己的实力操控社会，在权力不能触及的地方扶弱济困。司马迁形容那个时代时说：尧舜这种大圣人还曾被困在井里；商汤的贤臣伊尹，还曾经做过比较低级的工作；姜太公、傅说这些名臣，曾经在民间受过各种屈辱；百里奚喂过牛；管仲坐过牢；孔夫子在陈、蔡这些地方遭受过各种劫难。这些名人都有遭灾的时候，何况那些以“中才”(本身资质很一般叫中才)涉乱世的普通人？他们受到的磨难，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些人遭遇的困难，往往需要游侠来替他们解决。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我曾经对《史记》和《汉书》里面记载的游侠的家世渊源和籍贯进行了一个统计，发现在战国时代，关东六国的地域环境当中产游侠，而秦地是不产游侠的。我后来思考了一下，这可能和商鞅变法以来秦的政策有关，尤其是秦的国家权力已经深入民间，把民间牢牢地掌控起来了；而且秦有一种法令叫“告奸”，如果你的乡里邻居犯了罪，你知道之后不去举报他，可能你要被处以同样的刑罚。所以秦的土壤当中是没有游侠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汉朝初年，项羽的将领季布藏在民间，别人知道他是季布，他也知道别人知道他是季布，可是他就能在民间一个游侠的家里，一藏藏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当地有这种丰厚的土壤，能够容忍这种社会人的存在。而关西的秦，尤其是秦故地，是不能容忍游侠存在的。

汉代游侠有很多，我就举一个人物，让大家知道汉代的游侠，以及游侠的命运。这个人非常重要，他叫郭解。郭解的外祖母叫许负，这个人很厉害，她给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以及汉代的丞相周亚夫算过命、看过相。所以郭解的外祖母，是一个地方上的小风云人物。郭解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游侠，在汉文帝时代，被汉文帝诛杀了。

郭解这个人跟司马迁是认识的，或者说，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认识的。郭解这个人的形象，是一个言不压众、貌不惊人的普通人，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他个子很矮，五短身材。史书上说他“短小精悍，不饮酒”，也不大喝酒；“少时阴贼”，他年轻的时候，阴森森的不说话，如果跟谁有了矛盾，他会找个机会，把这个仇家杀掉。他平日里通过偷偷地铸造假币、挖掘坟冢、杀人越货，或者是替朋友报仇来谋生。

可是，他好像又有天命护佑一样，每次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总有办法逃开。他就这样逃脱了国家的管制，成为地方上小有名气的一个游侠。等到年长之后，他展现出了很多美德：一个是他生活比较节俭，他出门从来不坐车；再一个，他常常做一些除暴安良的好事，以获得名声。获得名声之后，他自己心里很满足，却从不把功劳挂在脸上，所以他在民间很有威望。

有这样一个故事，郭解的外甥有一次跟别人喝酒，喝多了，他就要灌这个陪他喝酒的人，这个人不愿意喝，两个人就发生了冲突。这个人一怒之下拔出佩刀，把郭解的外甥杀死了。然后，这个人就逃亡了。

郭解的姐姐就说：“以我弟弟郭解的名声和威望，人家把他外甥杀了，竟然到现在还找不到杀人犯!”于是郭解的姐姐就把郭解外甥的尸体扔在路上，不收尸，以此羞辱郭解。郭解就派人暗中搜寻，最后找到了这个杀人犯。这个杀人犯被追得急了，最后没有办法，就偷偷地到郭解面前来认错。郭解问他相关情况，他就据实说，是因为两个人喝酒的时候产生了争执。说完之后郭解就说，这个事是我外甥做得不对，你杀他也没有什么错，于是就把这个杀人犯放掉了。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姐姐说，这个事，是我们家孩子不对。然后由郭解出面，将他的外甥收葬了。当地人听说郭解的这种处理方法之后，都赞颂郭解为人有雅量，有气度，所以拥护他的人就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案例，郭解出入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人比较阴贼，而且势力蛮大，人们都避开他。有一次，郭解出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乡里。这个人就箕踞着，面对郭解非常傲慢地坐在一边，也不向郭解行礼。所谓的“箕踞”，就是两脚张开，两膝微曲地坐着。因为中国古人是不穿裤子的，尤其没有内裤这一说，下身就穿一个裙子，所以这种坐姿就很不礼貌。

这种情况下，郭解就让人去问，这个对他不太礼貌的人是谁。郭解的这个朋友就准备把这个人杀掉。郭解说：“我住在这个地方，别人对我不尊重，那是我道德不够高尚，他有什么罪？”于是偷偷地找到了他所在县的官僚说：“我要帮这个人忙，等到他要服徭役的时候，我来出钱，帮他逃脱徭役。”所以每次到服徭役的时候，那个人总觉得该轮到自己了，结果都没有轮到他。于是他到处打探消息，最后发现是郭解出面帮了他。这个当时叉着腿、对郭解不礼貌的人，就光着膀子背上荆条，去郭解家里负荆请罪。郭解这件事情一做完，当地的社会人，就更加依附郭解、佩服郭解。

而且郭解这种以德报怨的行为，还体现在他做了好事不留名。洛阳这个地方有两家人家发生械斗，械斗之后，两家几代人之间仇怨不绝，最后就请郭解来调解。郭解就在夜里分别见了这两户仇家。经过郭解的调解之后，两家人大概都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件事情就算平了，两家人家就和好了。

郭解在调解完这件事情之后对两户人家说：“我听说洛阳地方有很多民间的豪侠都来调解过你们的矛盾，你们都不听。今天，我的话侥幸入了你们的耳，但是我不能干涉别的士大夫在这个地方的权威，你们等我走远了之后，再请别人来调解。然后装作听从调解，不要让别人知道是我在其中做了工作。”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对郭解更加佩服，做了好事不留名，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具体做了什么事。

郭解的这种行为，使得他在民间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他这种声誉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有人请他吃饭，安排、照顾他。在他的家门口，夜里常常停着十几辆车等着求他办事。大家看，这样一个豪侠，俨然是地方的一个大势力，他可以替人解决的问题，比官府可以替人解决的问题还多。这就是我们讲的游侠在民间的这种关系网络和社会行为。可是郭解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游侠，竟然被汉武帝下令诛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汉武帝时代有一个政策，他要把地方上这些有名望，尤其是资产比较丰厚的人，搬到京师——关中附近来居住。这个郭解家里很穷，我刚才讲过了，他出门都不坐车的；而且他替别人办事，消灾解难之后，往往自己要贴一笔钱，甚至他也不拿别人的钱。这种情况下，郭解其实是不够资格被搬家的。但是大家知道，郭解当时的名声实在太大了，远近闻名，所以当地的官员，就不敢不把郭解列入搬家的名单里。从关东搬入关中，搬到茂陵附近之后，这等于又多了一层监控的网络，所以郭解不太想搬家。他就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汉武帝的妻弟——大将军卫青，想让他替自己去向汉武帝游说。卫青对汉武帝说：“郭解家太穷了，他其实不够搬家的标准。”

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汉武帝的反应是什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大将军都说了嘛，给他个面子。结果汉武帝的反应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身上没有一官半职，竟然可以撬动大将军来替他说话，可见这个人的势力之大!所以，郭解家必须搬!于是郭解家就从关东搬到了关中，搬到了茂陵，而主持搬家、负责审核名单的这个人是县里的县掾，他是县里的一个叫杨季主的豪强的儿子。郭解的侄子查到这件事情之后，就找了个机会，把这个县掾的头砍了下来，于是郭家和杨家就结了仇了。

郭解到了关中，这些有名望的人都来跟郭解拉关系交往，关中的这些人也慕名替郭解办事。郭解进入关中之后，这些替郭解出头的人，又偷偷地把杨季主，就是县掾的父亲也杀掉了。结果杨家因为搬迁郭解，父子两人被杀。杨家人就到未央宫来告御状。结果郭解的门客因为受了郭解平时的恩惠和帮助，替郭解出头，又在未央宫宫门口把杨季主家来告状的人杀死。这样一来，身上背着三件命案的郭解就被汉武帝盯上了。

郭解被汉武帝盯上后，就赶快逃亡。他把他的母亲安顿在一个地方，自己到了临晋关，准备从临晋关过黄河，向东面逃。临晋关有一个游侠叫籍少公，他跟郭解素不认识。郭解走投无路了，要出临晋关，就登门去拜访了籍少公，对籍少公说：“我是郭解，想请你帮我!”籍少公竟然就安排郭解出关，帮他逃到太原郡。

郭解所过之处，凡是帮过他的人，都被告发。官吏一直追郭解，追到临晋关的籍少公家的时候，这个籍少公为了保护郭解，竟然自杀了。然后这个口供就断掉了，郭解因此逃过一劫。不久，国家大赦天下，郭解又蒙混过去了。

正当郭解觉得没事的时候，又一件事情发生了。郭解的老家有一个儒生，跟皇帝的使者坐在一起谈天，郭解的一位门客在宴饮的时候赞美郭解。这个儒生就说，郭解专门以“奸事”犯公法，触犯国家的法律，他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好人呢？这个受过郭解恩惠的门客，就把这个儒生给杀了；不但杀了儒生，还把这个儒生的舌头割下来。这件事情很快查到了郭解身上。郭解在向官吏汇报的时候说：“我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让我的门客去杀这个儒生，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这个杀人的人也逃亡了。”于是，官吏向上汇报，说郭解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关系，是别人因为他的缘故杀了人。

这件事情汇报到了中央。主持审理这起案件的是御史大夫公孙弘，这是西汉著名的大儒，而且是西汉以儒生拜相封侯的第一人。这一次，一个儒生因为跟郭解的门客争论被杀，公孙丞相一出手就下了个狠手。御史大夫公孙弘在讨论郭解案件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定论，他说：“郭解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行使暴力，他对别人不满，就有人替他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但这个罪比他亲手杀人还严重。”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心里不高兴，瞪瞪眼，就有人替你杀人，你这个势力到底有多大？所以御史大夫公孙弘把郭解的罪上升为“大逆不道”，这就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了。这属于古代的十恶不赦。这个案件批复下来，汉武帝决定“遂族郭解翁伯”，这样一个游侠就被族灭掉了。

从此以后，汉武帝派出酷吏，派出绣衣御史[13]到地方上去诛杀各类游侠。伴随着我们以前讲过的，各种工商地主、大的工商业者被摧毁，游侠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和自由流动的市场也没有了，所以“游侠”这个阶层就从民间消失了。

司马迁在写完《史记》的《游侠列传》之后感慨了一下，说以后这些所谓的游侠，不过是民间的盗贼而已!他们和郭解这种有原则、有气度、有尺度的游侠是完全不一样的。游侠的消亡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空间越来越扁平化，民间社会可以自由流动、自我调节的手段越来越单一，整个民间社会只能依赖国家的权力而存在，任何想跟国家权力争夺民间社会的行为，都被国家权力所摧毁。

所以，我们回到开头，金庸先生尽管描绘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游侠世界，尽管后来的大诗人李白专门写了一首诗叫《侠客行》来描绘侠客的风采，可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游侠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中国古代社会也再也没有了游侠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于郭解这个人的孰是孰非，我们有多种视角、多种价值来评论他。然而我们知道，以后，再也没有郭解这样的人了。

19 “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家垄断了教育资源

这一节，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大家在中学课本里面都已经学过，即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的“独尊儒术”，就是儒生把自己的教育系统绑在了国家的选官系统之上。在我们的理解中，好像儒学是被汉武帝挑中了，要用它来统治整个社会。可是我这一节讲的这个观点，要颠覆大家的这种认识，那就是儒学不是被皇帝选中的，而是这个学派的一些特质，使得皇帝不得不跟儒学合作。

那么儒学的特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儒学从先秦到秦汉时代，它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它利用古典文化进行文化教育，独霸了西周以来的所有旧传统。因为它掌控了教育资源，所以皇帝只要想建设一个文官政府，就必须跟它合作。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知识都来自教材，即使是信息技术极度发达的今天，大家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我们小学、中学课本上学过的那些名人名言、小说、古诗词。同样，儒学之所以力量大，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教材，掌握着战国、秦汉的教育命脉。

首先我们看到，战国到秦汉时代，确实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儒生。我们回顾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我们会发现，道家有老子和庄周、慎到，法家有商鞅、韩非、李悝、吴起，兵家有孙武、孙膑，名家有惠施、公孙龙等。这些思想家，都是伟大的个体。可是当我们审视儒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除了孔子、孟子、子思、曾子这些个体的儒者之外，他们背后，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一个群体性的、儒学的学术集团存在，动辄上百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记载，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孔子的学生澹台灭明的弟子就有300个；《孟子》的《滕文公》篇记载，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说孟子出门的时候，后面跟着几十辆车，几百人在后面跟着；汉朝初年，叔孙通降汉——叔孙通是秦的博士，在汉朝建国之前，他就投降了汉朝，据说从弟子百余人；秦始皇封泰山，因为不知道封泰山该采用什么礼仪，就从齐鲁一下子征来博士70多个人；而汉朝初年，鲁地的儒生申公，他有弟子千余人。所以我们看到，儒家不是以个体为单位在战斗，而是存在一个掌握儒家经典，教授、解释、发挥、传播，甚至是组织学生在乡里和社会中践行儒学道德要求和礼仪规范的教团。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些儒生，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以及他们这样生活带有哪些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学生当中主要有两种思想倾向的人，我们分别把他们叫作“用世之儒”与“传经之儒”。所谓的用世之儒，像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或是经营商业，或是辅佐诸侯；孔子的弟子子夏，孔子的学生曾子，他们分别教出了李悝和吴起这样的学生，而李悝和吴起没有成为儒生，而是选择服务于诸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把这种儒生叫作“用世之儒”。

可是用世之儒的结局好不好呢？似乎不太好。因为大多数用世之儒是孟子的后学，而孟子的后学，在秦焚书坑儒的时候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东汉的学者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就说“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到了秦朝，焚书坑儒，孟子的这些后学就被一网打尽了。秦的反传统使得“用世”一派的儒生，也就是利用儒家经典为朝廷服务的这些儒生遭到摧残，其人亡，其学散，其术灭。

儒家还有另外一种儒生，他们是专门从事教育的儒学集团。我们看到战国时代，人们在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儒家学派的人，都能吟两句《诗》《书》，所谓的《诗》《书》，就是《诗经》和《尚书》。《诗经》我们今天看到有305篇，包含了《风》《雅》《颂》，过去学者认为《诗经》中的《国风》，反映的是民间社会的生活，其实不是这样。《诗经》的《国风》也反映贵族生活，比如说《诗经》的第一篇《关雎》，里面讲“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普通的老百姓家里是没有钟、鼓的，所以《诗经》反映的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贵族生活。那么《尚书》呢，主要是记载古代帝王和公卿的重要的讲话、命令、文诰。所以《诗经》和《尚书》反映的是西周以来王国政治和贵族生活的经典。这种儒家经典实际上是作为公共话语，成为人们言说和树立价值尺度的依据。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们多多少少都能学两句、说两句《诗》《书》呢？他们的老师是谁呢？我们可以想见，春秋战国时代，当诸侯国控制力向民间扩散的时候，民间的老百姓通过私人的学习(我们把它叫作私学)，获得知识、技能。这种私学可以是学习技术，也可以是学习兵家、道家思想，而更主要的是，首先要学习认字，要通过学习从一个不认字的人变成一个掌握文字、文化的人。

那么战国时代有没有识字课本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战国时代是没有识字课本的。那么战国时候的人是靠什么来识字的呢？我们猜测，根据《论语》里面孔子说“小子莫若读书”“多识鸟兽虫鱼之名”，我们怀疑《诗》《书》，尤其是《诗经》就是战国以来，儒家用来从事民间教育的这样一个“识字课本”。那么人们要想识字，就要读《诗经》，这样就会不自觉地受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学正是利用这种教育的形式，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民间。

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式下，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中国有这样几部字典，分别叫《仓颉》《爰历》《博学》，这些字典都是出现在秦汉之际，准确地说，都是出现在秦焚书坑儒之后。我们大胆地想象一下，从战国以来，秦最早由商鞅提出了禁绝《诗》《书》，禁绝《诗》《书》就是要禁绝人们利用《诗》《书》上的价值尺度批评政治。那么继承商鞅想法的，有韩非。法家认为所有和教育、学问相关的内容都处在儒家的笼罩下，要想打破这个樊笼，就必须清除儒家经典，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学术系统，这个学术系统，秦朝把它叫作“以吏为师”，就是让官吏来做老师。

秦统一之后，秦始皇非常贸然地施行了这样一个以吏为师的传统。可是问题来了，《诗经》和《尚书》被秦禁了，普通老百姓怎么识字呢？识字的字书没了。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李斯、赵高等人纷纷开始编字典。传说《仓颉》篇就是秦丞相李斯所作，《爰历》篇就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篇就是秦太史令胡毋敬所作。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字典的编制和秦统一文字有关。而我们看到，汉朝初年，这些闾里的书师把《仓颉》《爰历》《博学》三篇，以60字断为一章，一共是55章，称为《仓颉篇》，主要不是用来统一文字，而是用来从事民间对一般老百姓识字的教育。

我们可以认为，在秦汉之际，秦在消灭了儒家的这种教育传统之后，它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教育系统，那就是以“字书”为认字课本的教育系统。结果我们都知道，非常可惜，秦焚书之后没多久，这个朝代就灭亡了。它以字典为教育的系统并没有贯彻多久，而儒家的《诗》《书》传统死灰复燃!我们看到汉朝初年，刘邦的第四个弟弟刘交，好书多才艺，他是荀子的再传弟子，他本人就喜欢《诗经》。汉朝初年的很多学者，都是儒家教育系统里面教育出来的学者。所以伴随着秦的灭亡，儒家以《诗》《书》为基础的教育系统再次获得成功。

可以说，儒生当中这种不问政事、以民间教育的权力来构建自己在民间权威的传经之儒，获得了和用世之儒不同的生活空间。他们在民间从事教育，民间的教育权反过来让他们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独立的生活态度，两者相得益彰。他们利用自己的教育权威，重构了民间社会里面对于儒学的认识，可以说这种系统，以近乎封闭的态度，直面战国秦汉时代的社会变迁。

《史记·儒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汉高祖刘邦已经消灭了项羽，只剩一座鲁城没有打下来——这个鲁城是项羽最初的封地。等到刘邦带着士兵把鲁城包围起来的时候，他就听到鲁城里面的儒生照样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刘邦就非常感慨，没有强攻鲁城。可见，这些传经的教育知识分子，完全不计外部环境的恶化，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以教育为职业，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以这种庄严和自信的态度来面对社会的变迁。

经学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和秦系的教育系统已经不同了，它不仅仅是识字和知识的教育，还可以提供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和原则。而且由于学习的课本主要都是《诗》《书》，是西周时代的贵族文化典籍，这也就为学习的内容注入了古代贵族文化的恢宏气象。所以一边教育、一边培养这些读书人的宏伟理想，让他们感受这如长河落日般绚烂而壮丽的感染力的儒家经典，就成了学者们想象当中的未来空间。

我们要知道，选拔官僚首先要选拔有文化的人，而有文化的人哪里来呢？有文化的人都是儒家这些知识分子，在民间教出来的。可以说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不是汉武帝要不要选择儒家的问题了，而是只要想和知识集团合作，他就必须跟掌握了教育资源的儒家合作。

所以独尊儒术的背景是什么？独尊儒术的背景是，掌控了整个民间教育集团的儒生，最后获得了与皇帝合作的机会。可以说，独尊儒术的过程，是儒者在民间经营了三四百年的民间教育的成功；而儒学也很聪明，他们把自己的教育系统绑在了国家的选官系统之上。国家你想选官吗？你一定要选受过教育的人，这个受过教育的人一定是受过我们儒家教育的人。

所以，无论是汉代的荐举制度，还是唐宋以后的科举制度，要想成为国家官僚，首先要接受儒家的教育。儒学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管控整个知识集团，它就是利用自己的教育系统，和国家的选官系统绑在一起，这一绑，就绑到了1905年，直到清朝宣布“废科举”，儒家的教育系统才和国家的选官系统解除绑定。

所以说，儒学的成功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蹴而就、拍脑袋决定的，而是儒学在民间沉潜了数百年之后，向皇帝的一次叫板和摊牌；而皇帝在选择镇压了社会所有的力量之后，最后决定和知识精英合作，而这个知识精英就是来自儒者集团的这样一批人。汉朝经历了五六十年的缓慢换血，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时代，官僚集团当中已经基本上都是儒生教育出来的士大夫阶层，所以汉朝也逐渐地儒家化了。到了东汉时代，社会风尚已经完全成为儒家理想当中的样子，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中国古代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东汉。

20 中国古代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东汉

在独尊儒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背后，儒学作为文教精英集团，他们成为先秦以来唯一被国家权力所扶持、所认可的社会阶层。而文教精英集团当中成长起来的儒生和士大夫，他们在维护纲纪、秉持风宪的同时，也在修身成德，引领着社会风尚。秦汉帝国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清流运动”，酿成了“党锢之祸”。可是从这些党锢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复古的气质和贵族的精神。

“党锢之祸”是怎么回事？这要从汉顺帝时代开始说起。汉顺帝时期有一个跋扈将军叫梁冀，他掌控政权，并且毒死了小皇帝，立了汉桓帝。后来，这个跋扈将军梁冀危害到了汉桓帝个人的统治，于是汉桓帝就利用五个宦官除掉了梁冀。这五个宦官分别是单超、左悺、具瑗、唐衡、徐璜。因为他们帮助汉桓帝消灭了跋扈将军梁冀，所以被汉桓帝同日封侯，号称“五侯”。单超早死，剩下的四个人为非作歹，尤其是他们的宗亲、子弟、亲属，在地方上鱼肉百姓，老百姓就给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这就引发了官僚集团和士大夫对于宦官的激烈反抗。

一些在地方上的官员，就把这些宦官的子弟、宦官的财产抄没，对他们进行打击，引发了汉桓帝末年第一次党锢之祸。汉桓帝借口张俭等人在地方上擅杀宦官子弟，又借口在洛阳的学生群体编造谣言，批评皇帝，尤其是批评皇帝的老师，抓了一批官僚和士大夫，这叫第一次党锢之祸。

但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由于汉桓帝的老丈人窦武等人的居中调和而不了了之，皇帝把抓的这些人放了出来。放了出来之后，把他们禁锢在地方。所谓“禁锢”就是不允许他们出来做官，只能在这个地方老老实实待着。所以这些人就被称为“党锢”。

汉桓帝死后，汉灵帝继位。汉灵帝继位之后，这些被禁锢的士大夫，以及他们在中央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有了一个判断：可以利用窦武作为皇太后父亲掌权的机会，一举消灭宦官。于是他们就密谋消灭宦官，结果事情泄露，被宦官先发制人，先是把窦武害死，然后又在地方上大肆抓捕和诛杀士人。因和这件事有关而被杀的官僚和士大夫，前后有数百人之多。这件事情被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可以看成是官僚集团和士大夫们，与皇帝以及依附于皇帝的宦官、外戚的统治集团，两者之间的一次摊牌。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里这样形容，说三代以来，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这个“东京”指的是洛阳。也就是说顾炎武认为，从夏商周以来一直到晚明时代，这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当中，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就是东汉。为什么顾炎武会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说东汉的社会风气最好？

首先我们要讲一讲，秦汉以来社会风俗的几次大变化。可以说，秦汉以来社会风气的第一次大变化，是从秦亡到汉兴，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时代的社会变迁。这个时代，伴随着战争的结束，政令比较宽赦，人们也不讲究繁文缛节，人们讲究解决问题，叫“轻死重气”，所以这个时候的风俗崇尚“任侠”；伴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各种侠客武断乡曲，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在前几节当中，讲到工商社会，讲到游侠，都和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有关系。

第二次变化是汉武帝以后。汉武帝崇尚儒学，推崇《诗》《书》，所以学术研究和利用儒家经典教育百姓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儒者就以自己的经典为指导，讨论政治、批评政治，为国家政治设计走向，甚至引起了汉宣帝时代要讨论儒家经典义理的异同，从而解决国策的转向问题。

到了王莽时代，王莽通过制造自己的各种神话，“篡夺”汉朝政权。当然这个“篡夺”是加引号的，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王莽的上台是有他的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在王莽时代，有一些人就认为，不应该跟王莽合作，而应该隐居乡野。所以等到东汉建国后，这些在王莽时代不出仕做官，讲究名节的人，在东汉初年就成了道德楷模，为人们所看重。

东汉时代，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一方面，士大夫在王莽以来追求名节的风气引领下，注重修身；另一方面宦官和外戚交替秉政，士大夫就和统治集团之间产生了矛盾，这就造成士大夫和统治集团的激烈抗争。那么两次党锢之祸，就是士大夫集团和皇权以及依附于皇权的宦官和外戚总的摊牌。

这个时候，士大夫集团批评执政的公卿，批评皇帝，表现出了一种婞直的风尚。所谓“婞直”，“婞”就是耿直，“直”是直率，不管外部环境如何，直接提意见，表达了这样一种风尚和取向。

秦汉的社会经历了这样的四次变迁，而东汉的时代被认为是世风最美好的时代，和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我们看一看，东汉的社会风气到底是怎么样的。可以说，王莽的“篡位”对后来的继承人刘秀，也就是东汉的光武皇帝，刺激很大。

我们上次讲过，为了推王莽上台，全国好多人写信歌颂王莽的功德，可以说王莽是被抬上历史舞台的。汉光武帝刘秀，有鉴于此，就故意地尊崇人的节义，就是节操和道义，敦力明史。他所举用的都是那些操守比较好的、在王莽时代没有什么恶行的人，这就导致社会风俗为之一变。而东汉初年，自光武帝、明帝、章帝时代，又崇尚儒家经典教育。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时代，连皇帝的羽林军、虎贲军，就是皇帝的警备军队都要通《孝经》，可见这个时代教育是多么普及。正是在这种风俗下，养成了汉代人个个都注重名节，讲究节操。

汉人讲究节操，有很多“行为艺术”的表现。比如说东汉的官员到某个地方去上任，要“十日一炊”，十天做一次饭，而且“长茹蔬菜”，就是不吃肉，以表示自己的清廉；有的官员“计日受俸”，到就任的地方后，按说他应该干满一年，但是去的时候已经是二月了，走的时候是十一月，没有干满一年，那他就把一年的工资除以365份，然后，乘以在这儿待的天数，按照实际工作的时间来拿薪水，这叫“计日受俸”；还有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老婆孩子在家里遭了饥荒了，来投奔他，他就故意把老婆孩子关在门口，不让他们进府衙，这个叫“不纳妻子”。这在东汉时代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官僚用以表示自己清廉的“行为艺术”的模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党锢之祸爆发的时候，东汉的民间社会对这些被朝廷抓的党锢人物，体现的是一种同情、帮助、支持和保护的态度，这就是东汉的风俗。

我们举东汉党锢之祸当中的两个人物作为例子。一个人物叫范滂。范滂是汝南郡的功曹，他在党锢之祸当中名声很大。建宁二年(169)，也就是汉灵帝继位的时候，大诛党人。诏书下来，就要抓范滂，郡里的督邮吴导抱着国家颁下来要抓范滂的诏书，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驿站的传舍里，趴在床上哭。范滂听说吴导作为督邮在这个传舍里哭，就说，他来肯定是为了抓自己，所以就主动去县里投案自首。这个县令名字叫郭揖，他听说范滂来投案了，把自己的官印和绶带解下来，准备和范滂一起逃亡。他说：“天下这么大，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呀？”我们知道，后来《三国演义》中记载了一个人物叫陈宫，他也一样，当曹操被抓之后，他就解了印绶跟曹操一起逃亡，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风俗。

范滂就对当时的县令郭揖说：“我死，这个罪责就结束了。我不能拖累你，更不能让我的母亲跟我一起颠沛流离。”范滂被杀的时候，他母亲来看他，母亲就说：“你今天和国家的贤士大夫‘李杜’这些人齐名了，你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你又想有个好名声，又想活的时间长，怎么可能呢？”当时的东汉时代有这样几个著名人物，早期的李固、杜乔，后来的李膺、杜密，因为他们都姓李、杜，所以当时把这种社会上的清流领袖称为“李杜”。范滂见母亲这样支持他，非常感慨，就把儿子叫过来教育：“我想让你做坏事，但是坏事不能做；我想让你做好事，但你如果做了好事，那就是害了你。”范滂被杀了后，听到范滂讲这些话的人，都潸然泪下。范滂被杀的时候33岁，这是党锢之祸当中非常感人的一个人物。

另外一个人物叫张俭。张俭在党锢之祸中，因为下狠手治理在他家乡为非作歹的宦官的亲属，而被别人举奏。张俭被举报后，就从家乡逃走了。张俭在逃亡途中“困迫遁走，望门投止”。什么叫“望门投止”？意思就是不管这个人家他认不认识，看起来像个高门大户，是个读书人家，他就敲门，请求他来保护。人家一听说他是张俭，都保护他，并且帮助他逃亡。他一路逃亡到了山东，住在东莱县的一个叫李笃的人的家里。外黄县的县令，名字叫毛钦，他拿着兵器就追到了李笃家门口。李笃为了保护张俭，就拉着毛钦说：“张俭是名闻天下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今天就是能把张俭抓到，你忍心把他抓走吗？”

这个毛钦就站起来，拍着李笃的背说：“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李笃就说：“我李笃虽说好义，但您今日已得义一半啊!”这个外黄县令毛钦叹息而去，李笃就想办法把张俭送出关塞，送到北方去了。张俭逃命经过的地方，因为隐藏张俭，而有数十家人都被族灭。当时史书记载，叫“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我们看到，一个是留下来等死的范滂，一个是逃亡的张俭，他们在被害的过程当中，都有地方官员愿意以破家灭门为代价保护他们。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李笃、毛钦、郭揖、吴导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了，可是就因为保护了范滂、张俭而被历史留下了名字。

我们又看到，张俭可以望门投止，拍拍门说，我是张俭，请保护我，当时的人就真的愿意保护他。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末年的社会风尚到底有多好。所以，顾炎武就感慨，东汉末年，朝政日益昏聩，国家的政治日渐败坏，可是这些君子，他们依仁蹈义，舍命不渝，仍然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管外面雨下得多大，天多么黑，到了天该亮的时候，鸡照样打鸣。这就是讲东汉的这些君子、士大夫，不管政治多么恶劣，都不因为外部环境的恶劣而扭曲自己，我该干什么，我还干什么。

所以虽然东汉的时候，皇帝一个比一个浑蛋，政治日益败坏，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可是“倾而未颓、决而未溃”，这个国家看似要倒，看似要亡，最终又苦苦地支撑了接近半个世纪。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东汉有一个好的民间社会，有一个好的社会风俗。

东汉社会的儒生，他们有理想化的情绪，在生活上崇尚节俭，恪守节操，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理想严苛，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严格要求统治者。我们看到，东汉时期这些政治家、士大夫，不管是遇到像梁冀这样的跋扈将军，还是遇到像汉桓帝、汉灵帝这样的昏君，抑或是遇到了像曹节、王甫、侯览这样的大宦官，他们都是迎难而上，跟这些黑恶势力做斗争。

比如在东汉党锢之祸的最后一幕中，有一个人物叫陈蕃。这个陈蕃大家对他很熟悉，因为王勃在《滕王阁序》里面曾经写过“徐孺下陈蕃之榻”，说的就是这个老人。在汉灵帝时代，他是太尉，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因为他是天下名臣，所以在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的时候，宦官本来是没有想过，也不太敢动陈蕃的。可是当陈蕃听说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后，他就带着自己的学生和官属冲入皇宫，跟宦官做最后的斗争。最后，被宦官团团围住，抓起来害死在监狱当中。《后汉书》这样评价陈蕃，说他“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隐起来不履行社会责任，独善其身，这是不合道义的，所以陈蕃即使屡次被别人羞辱，他也不退，他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说他“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以儒者的社会责任感作为自己的准则，虽然前途漫漫，可是他从来没有懈怠。

东汉到了最后的五六十年时，国家一直处在动荡当中：公元168年爆发党锢之祸，公元183年爆发黄巾起义，公元189年爆发董卓之乱。可是百余年间，尽管有这种政治的昏聩和国家的动荡，但一些大的军阀始终不敢篡夺最高政权。一些权臣和军事将领，中央一纸诏书，他们就俯首称臣。乃至于我们知道，完全不讲游戏规则的曹操，他以武力统一北方，最终都不敢走出篡夺汉朝江山的那一步。

《后汉书》说“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汉朝最后这五六十年苟延残喘，全靠的是这些仁人君子，他们用心力来维持这个国家最后的一口气脉。儒学在东汉社会治理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下层，它维护着地方网络，塑造着社会风气。东汉的社会风气之好，是后代社会难以想象的。早期的儒生们没有那种老于世故的沧桑感。

可以说，东汉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最美好的时代。这个时代有累世经学，他们靠经学传家，因之而起门阀；他们操守自持，以仁义为标榜。但是随着东汉的崩溃，随着皇权和士大夫、官僚集团在最后的摊牌当中两败俱伤，中国一个绵延四百年的大一统王朝，就这样冰消瓦解了，儒生们从以操守自持，从以道德用事，而改为人人做好自己的“自了汉”。

伴随着东汉的结束，中国历史的又一个大变局即将开始。这个时代到底带给我们哪些变化？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要来总结两汉时代的社会变化。

21 告别山鬼——为什么美丽的传说越来越少

我们讲一个小笑话，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大家庭，我们有56个民族。可是大家会发现，56个民族中有55个民族能歌善舞，只有一个民族，提到它的时候不能歌也不善舞——这就是汉族。为什么汉族不能歌善舞？这和汉族是一个风俗划一，而缺乏地域文化多样性的民族有关。

我们很难想象，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北到长城，南到南海，东到东海，西到流沙的庞大国度里，大家过着同样的节日，说着同样的话，行着同样的礼仪。汉代人把这样的生活，称之为春秋大一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就是《春秋》经上尊崇的“大一统”。这里的“六合”指的是天地、上下、左右，六合刮一样的风，九州大地像被一根绳穿起来一样。这种整齐划一的风俗，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有意被建构出来的？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有两部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今天仍然是大学里面中文系的必读作品，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相对于《楚辞》——它描绘的只是南方的一小块地——《诗经》里面所描绘的，虽然是中原地区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里面所蕴含的价值观、文化、风俗是一致的。而我们从《楚辞》当中可以读出非常多样化、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

所以，我们要讲一讲汉代的民间风俗。在西汉，我们还能看到齐、赵、楚、梁这样的称呼，这些都是战国时期国家的名字。然而经过了200多年，经过了帝国的意识形态渗透，这种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与自我主体就被消解掉了。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东汉，大家再也不说齐、赵、楚、梁这种国家的称呼，而开始用济南郡、彭城郡、广川郡，这样统一帝国下的郡县作为称呼。我们可以看到秦汉帝国内部已经开始高度地同构化了。

在《楚辞》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山鬼》。《山鬼》里面我特别喜欢这一句：“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这里的“辛夷”，指的是用一种花或者一种树木做的车子。这辆车上面有一个桂树的旗帜，而这个车是由“文狸”(大概是一种像猫的动物)和“赤豹”(也是一种猫科动物)拉的。

这一句就很有意思，很有南方文化想象的空间。《山鬼》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山中之鬼等待自己心上人来与她幽会的故事。它描绘的山鬼，是一个美丽、率真、痴情的少女形象。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象征、描绘和想象，这在其他的文学作品里面不太常见。

我们发现，《楚辞》当中充斥着想象力丰富的地域文化，比如说屈原后来写的《湘君》《湘夫人》，《天问》里面写的楚国的庙里面各种各样的神仙鬼怪，这些在后来的文化当中逐渐淡出，从中国的“大文化”就是所谓的主流文化，变为了“小传统”，即一种小的民间文化。那么这种风俗的统一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要来讲讲汉代的风俗统一和地域文化消亡的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会发现，汉代的士大夫特别注重风气的引领和培植。汉光武帝他本人就特别节俭，他用节俭的风俗教育臣下，他经常讲论儒家经典，到半夜里还在跟功臣、士大夫们讨论经典；汉光武帝的臣子邓禹有13个儿子，让他每个儿子选一门经典，作为自己立身及教育子弟的文本，所以邓禹的家庭就闺门修整，看起来是家风、家教非常好的一个门庭。所以东汉虽然不像西汉，有司马相如、东方朔、公孙弘、萧望之这些非常厉害的人才，但是士大夫的士风和家法之良好，似乎还要超过西汉时代。

民间又怎么样呢？汉代有所谓的酷吏，还有所谓的循吏。所谓的酷吏，就是以严、以猛、以苛来治理地方。汉代的酷吏喜欢以杀人立威，整肃地方环境；循吏则不讲求苛，他们讲求宽，讲求风尚的培植和风气的引领，讲究敦风化俗。

举一个人物作为例子，这个人物是今天的安徽舒城县人，当时属于庐江郡，叫庐江舒人。这个人姓文，因为他的民间声誉很高，大家尊称他为“文翁”，“翁”就是老人的意思。文翁做的是蜀郡太守，就是四川地区的行政长官。

文翁在四川，看到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又和不开化的蛮夷接触比较多，民风不够好，他就选拔自己官署里年轻的小官吏张叔等十几个人，亲自给他们上课，教育他们，又把他们派到京城长安。这个时候是汉景帝时代，这些人被派到长安后，跟博士弟子学习经学，或者到中央机关学习律令；同时文翁减少自己的开支，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些四川的特产，赠送给长安那些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每年，儒生从长安学习回来，文翁就把这些学行高尚的人推荐为地方上的主官。同时他又在蜀郡的郡治成都县，招收县以下的子弟为学官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学习，学习完之后，到地方上去补这些郡县的基层官吏。

做完这些之后，整个四川地区的风尚为之一变。人们就说，蜀地的学问学风比齐鲁还要高、还要好。正是在这个蜀郡太守文翁的倡导之下，这个郡国开始设立基层学校，开始进行教学。

我想说的是，文翁他只是一个地方官，他本只需要治理好这个地方，保持地方的稳定，他不需要有其他的作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官，他通过选拔官吏、选拔人才到中央去学习，然后这些官吏再回到地方来从事教育、从事管理，改变了一个地方的风俗。这种办法后来在汉代铺开。直到今天，成都还有一个石室中学，传说就是文翁所建的最早的学校的所在地。

和文翁行为相似的还有一个人，是河北的燕人(今天的北京人)，他的名字叫韩延寿。韩延寿活跃在汉昭帝时代，被魏相推荐给霍光，从而担任官员的一个人物。他后来担任淮阳太守，以治绩卓著而闻名天下。再后来他就迁为颍川太守。颍川这个地方在河南，向来难以治理。

我们知道颍川这个地方，在过去是颍阴侯灌婴家的封地。《史记》里面有一篇文章叫《魏其武安侯列传》，里面就记载说，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编了一首歌谣，叫“颍水清，灌氏宁”，颍水如果是清清的，这个灌家就会安定；“颍水浊，灌氏族”，如果颍水哪一天变浊了，这个灌家应该一个一个被诛杀。可见这个灌家在当地是横行乡里，被老百姓忌恨。

正因为这个地方社会风气不好，国家就想选比较好的官吏来治理。韩延寿这个人就被选来担任颍川太守。韩延寿到了颍川之后，就先把郡中年长有威望的、素为大家所信任的几十个人请过来，给他们设宴，亲自礼遇他们，请他们实事求是地告诉他当地的谣俗。“谣俗”是什么呢？“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舆论，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舆论条件，那么人们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呢？就通过编一些歌谣，通过传唱歌谣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俗”就是当地人的一些风俗。

通过这些长老了解谣俗，了解颍川地区的人们的疾苦之后，他就一一地做了改革，使得当地和睦亲爱，消除怨恨。更为重要的是，韩延寿还要求，颍川地区的这些校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在校学生)要穿着礼服，拿着祭器，到老百姓家里，挨家挨户地帮助老百姓，如果发生了婚丧嫁娶的礼仪，就由这些儒生帮助他们行礼。所以老百姓就接受了这些儒生所习的礼仪规范。这样一来，私自造偶人、偶马的这种民间风俗就被改变了。

通过韩延寿、文翁主动改革社会风俗，使得过去人们对于社会上的不同信仰、多元的想象，逐渐地统一起来了，回归了儒家经典的规范。所以，东汉时代以后，我们就看到，伴随着这种移风易俗、敦风化俗的行为，过去那种地方上纷繁复杂的信仰就不再有了。我们可以说，汉代的这种信仰风俗，尤其是丧葬风俗，经历了周代的礼制，演变成为汉代的制度。而汉代的制度最终所展示出来的丧葬制度成了日常生活的一种展现，就失去了信仰和宗教的意味。汉代人“大象其生”，像他生前的样子一样，安排自己死后的灵魂世界。

在文化上的统一到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复杂纷繁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楚辞》有一篇文章叫《招魂》，里面有这样一句，它说“天地四方，多贼奸所；像设君室，静闲安所”，这句话的大意就是天地四方，有各种各样的鬼神；把你的像，画在你的墓葬里面，让你的魂灵获得安息。这中间蕴含着一个非常复杂的想象空间，对人们的魂灵有某种期许、某种期待。而伴随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这种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逐渐都消亡了。对于鬼怪的想象，到了汉代之后逐渐扁平化，逐渐减少，甚至逐渐统一。

在汉代，除了有这种地域性的文化之外，还有很多外来文化会渗入中国文化当中。比如说，在汉代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就是关于西王母的故事。传说这个西王母要见汉武帝，还专门派了一只青色的鸟作为使者，跟汉武帝相见。所以汉代的文化当中，西王母成为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中、西的文化交流。随后这种西王母的信仰很快就中国化了。比如说中国文化里面讲求阴阳，于是东汉的人就发明了一个和西王母相对应的神祇，叫“东王公”。所以我们会从东汉的画像石中看到，左边坐着西王母，右面坐着东王公。之后，这两位神很快从一种美好的想象，和汉代人现实生活当中有社会地位的老年男性和女性融合在了一起。

这一外来文化在一两百年的时间当中迅速本土化，即“本土”成中国文化。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我们总有一种对异域空间的想象，这种想象里面，往往寄托了我们现实当中解决不了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会想象西王母有某种法力，西王母有某种神药，可是伴随着这种风俗的变迁，这种异域空间的想象又会逐渐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而我们发现，两汉时代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在不断地扩展，而我们的想象世界在不断地被压缩的时代。

我们很难想象，在汉代这样一个社会，两家人相隔数千里，但他们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汉代的信仰开始扁平化了。这种扁平化最终就成了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

在经历了从西汉到东汉这一过程后，真的实现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这一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希望抵抗这种同质化、同构化的社会倾向呢？有的。比如说，在西汉时代，江淮之间有一个诸侯国叫淮南国，淮南国的国王叫刘安，刘安聘请江淮之间的儒生，编撰了一部书，叫《淮南子》。

《淮南子》当中有一篇文章叫《齐俗训》。《齐俗训》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讲，天生万事万物有各种各样的差别。这种差别、这种多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消灭这种差异呢？《淮南子》的《齐俗训》正是想通过这种抗争来改变两汉时代儒生希望敦风化俗、统一风俗的理念。

可是我们知道《淮南子》的这种抗争是非常无力的。到了东汉时代，这种文化上的“大一统”终于到来了。我们可以想见，东汉时代，无论是居住在渤海郡的人，还是居住在颍川郡的人，抑或是居住在长沙郡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生活习俗都已经接近，甚至相同了。这是我们理解的从战国到秦汉的一大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我们讲的，从政治上的统一、军事上的统一，终于走向了文化上的统一——秦汉帝国终于在帝国内部实现了文化上的同构。

我经常讲，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的时候你去做一些民俗志的社会调查，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从任何一个偏远的地方、一个农村里面调查出来的婚俗、礼俗、葬俗，其实多多少少都能找到古代中国儒家伦理的影子。为什么？因为儒家的这种敦风化俗、整齐风俗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它制造了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延伸、不断同构化的巨大的国家。所以说，正是这种敦风化俗，使得两千年前生活在一块广袤土地上的人们，开始有了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知识背景、共同的价值尺度、共同的信仰，以及共同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汉族。就是这样一个族群，在这样一种刻意的构建下，他们在文化上终于统一了。

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统一？这种统一是我们中华民族诞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这种统一也让我们的文化失去了很多多元的、繁复的、有趣的东西。所以秦汉以后，我们很难看到一些地方性的、地域性的文化。尽管有《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这样记载一个都市、一块地域的风俗人物的文献，可是它们远远不能和国家意识形态下的“二十五史”相抗衡。所以你们会发现，中国的地方志大同小异，每个地方的景色、每个地方的人物，甚至连每个地方的事件，多多少少都带有相同的味道，那就是因为我们真的统一了。

22 用皇权推动养老问题的大汉王朝

我们再讲一个和汉代社会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用皇权养老的大汉王朝”。我们发现，汉朝这个社会是一个小家庭化的社会。在前文中，我们多次讲汉代是一个“五口之家”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养老就成了一个问题。

上古以来的氏族制度，被战国和秦帝国的“实用主义政治”击碎了，大家族一个接着一个被瓦解。庞大的氏族组织，被这种五口之家的小单元的平民社会取代了。那么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如何生活，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在反秦的浪潮中，继承了秦帝国全副衣钵的大汉王朝，在一开国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保障的新观点——“本朝以孝治天下”。利用皇权推动养老，可以说是两汉400多年政治的一个基调。

熟悉历史的都会发现，汉代从汉高祖刘邦以后，每一朝皇帝死后的谥号当中，都有一个“孝”字，汉文帝叫孝文帝，汉景帝叫孝景帝，汉武帝叫孝武帝。从汉初开始，就推行以“孝”治天下。皇帝把孝看成是立身成人的最基本的准则。故而帝业如何，乃文乃武，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可是皇帝作为国家的政权继承人，他的最基本的立身标准，就是要讲孝道，也就是说，皇帝要以身作则地执行养老任务。

刘邦的儿子汉惠帝刘盈，为了彰显孝道，令郡和诸侯王国，为刘邦立了高庙，在民间选拔“孝者”“悌者”“力田”这一类的道德模范，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让他们专门从事教化，为民表率。据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说，汉朝初年，国家颁布了《受鬻法》(这个“鬻”其实是粥，即国家赐给的粮食)，法律规定：凡是拥有大夫(也就是第五级以上爵位)且年满90岁的老人，和一般年满95岁以上的全体老人，国家每个月赐给粟米一石，供这些老人熬粥养生。

到了汉武帝时代又规定，老百姓90岁以上就能享受《受鬻法》的福利。为了让老人有所养，这些老人可以让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孙子免除徭役，来专门服侍老人的生活起居。到了东汉时代，《受鬻法》演变成了行糜粥的制度，以示对老人的优待。年龄从90岁以上扩展为70岁以上，而这些老人，可以按照年为单位，领取国家颁发的专门用于养老的粮食，叫粟米。受众扩大了，颁赐也更具有象征意味了。这时候，孝道和养老就已经弥漫了整个东汉社会。

在汉代，为了表明孝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有一部书成了所有人的必读教科书，这就是《孝经》。《孝经》这部书可以说是来历不明，因为它是在汉代出现的，此前没有人提到过这本书。《孝经》当中记载了孔子为他的学生曾子讲孝道大义的一篇文章，开篇就说：“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就是孔子对曾子讲，孝是天经地义和人伦。

汉代还流行过一段孔子的自述，他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我的志向都记在《春秋》经里了，我的所有行为方式都写在《孝经》里面。汉文帝时代为《孝经》专门设立了研究的官员，叫“孝经博士”。汉武帝时代罢黜了杂学博士，孝经博士虽然取消了，但是《孝经》和《论语》却成为汉代小学入门的必读经典。所以汉代做官的人，只要读过儒家经典，可以说都读过《孝经》。

在汉代有所谓“七经”的说法，就是把儒家经典的“五经”[14]和《论语》《孝经》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的必读书。而且国家在基层的学校当中，也配备《孝经》，经师专门为地方上的这些老百姓讲《孝经》。可以说在汉代，《孝经》是一部家喻户晓，无论士庶男女人人都能背诵的经典。

东汉光武帝和汉章帝两次下诏书，要求“虎贲士皆习《孝经》”，也就是说，凡是中央警卫团的士兵，都要求他们读《孝经》。有的史书说是“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要求中央警备军队的士兵们都要通《孝经》。除了经典上的保证之外，汉代的选官也从有孝心的人开始。汉代选官最重品行，号称“名教”，就是以名誉作为教化的旨归，而人的名誉和品行当中，最受重视的就是孝心。

汉武帝时代，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国家要求每个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荐“孝廉”两个人。经过考核之后，这两个人可以作为“见习公务员”，就是我们以前讲的郎官。这个郎官被称为“孝廉郎”，“孝廉郎”是国家官僚队伍的“后备军”。而所谓的“孝廉”，就是他在立身上要孝；他的行为，要廉洁。可见，当时在选官制度上，也把“孝”作为一个人品德的基本的考察标准。

将推行孝道与选官制度挂钩，这是汉代的一大发明。那么为什么汉朝要不遗余力地推行孝道呢？这与集权帝国的治理实践有关。西汉它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是一个平民化的集权帝国，社会治理的单元是一个个的小家庭，甚至是自由民。这个自由民，既有农村的自耕农，也有城市的小手工业者、小工商业者，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脆弱的。失去了庞大的家族，自由民的养老问题就无法解决。我们看到，汉代的户口，甚至出现过女户，就是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死掉之后，没有了支撑，就由家庭当中的妇女直接成为这个家庭的户主。所以汉代是有女户的。

那么通过制度性的手段，崇尚孝道，提倡家庭养老，无疑是最简单的解决社会保障的一个路径。在迷信“郡县治而天下安”的汉朝皇室眼里，一个个小家庭和睦了，那么郡县自然就安定了。汉朝人笃信孔子说的“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说一个人如果对父母孝顺了，他就一定是忠诚的，他对君主就会很忠心，所以汉代人讲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要在孝子家里找忠臣，将人遵循孝道与否与这个人将来是否能够胜任为国家服务的官吏挂起钩来。

国家还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和制度保障老年人的权利，比如说，汉代通过“赐王杖”来保护老年人。汉文帝时代就颁布了《王杖诏书》，向年满70岁的老年人颁赐王杖。所谓的王杖就是将青铜器铸造成鸠的形象，作为手杖的杖首，凡是接受这个王杖的人，就成为受到国家专门照顾的老年人群体。

汉代有免老制度，年满56岁到62岁之间不等的男性，根据你爵位的高低免除徭役和赋税。年满70岁，受一定特殊的待遇。根据《王杖诏书》，70岁的老人接受了王杖之后，就享受六百石官吏的政治待遇。这个“六百石”是中级管理者和低级管理者之间的一道鸿沟。凡是享有六百石待遇的老人，在进入官府之后，可以不用一路小跑(表示很战战兢兢)；如果不是主动地动手打、杀伤人，也可以免予起诉，或者不受刑事案件的牵连；普通老百姓辱骂、殴打持有王杖的70岁以上的老人，要以“大逆不道”的罪判处死刑。

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河平元年(前28)前后，在汝南郡的西林县，有一个叫“先”的老人，他年满70岁了，受赐一根王杖，结果他在某天受到了县里面的一个游徼(这个游徼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公安局的一个刑警队的队长)吴赏的随从的殴打。这个老人便到汝南太守处去告发这个小官吏吴赏，太守不好判断这个案件，就把案件上报到廷尉府。廷尉府批复，罪名清楚明白，因殴打持有王杖的70岁的老年人，吴赏被处以弃市的罪行。所谓“弃市”，就是杀死之后，尸体要扔在这个市场上，暴尸以示警诫。

由此可见，王杖在地方上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两汉时代多孝子。也正是因为提倡孝道，在以皇权督促民间养老的社会风气下，我国历史上就出现了这种“两汉多孝子”的独特历史现象。

在民间故事《二十四孝》当中，汉文帝亲尝汤药、蔡顺拾葚异器、郭巨埋儿奉母、董永卖身葬父、丁兰刻木事亲、姜诗涌泉跃鲤、陆绩怀橘遗亲、黄香扇枕温衾、江革行佣供母，一共九个典型的案例都出自汉朝，这在《二十四孝》故事当中占了三分之一还多，而且其中又以东汉人最多，这与崇尚名教、讲求孝道的东汉社会风气有关。

孝道本为人伦常情，可是为了彰显孝道，突出个人的品行，不免就演出了“郭巨埋儿”(郭巨为了养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的儿子埋掉)、“董永卖身”(董永为了葬父亲，把自己卖到别人家里当奴婢)这种有悖常理的极端行为，这些行为又被后世人称为“愚孝”。

这种愚孝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行孝本身，这和汉代有了孝行的名声之后能得到很多社会利益会有关系。汉代尽管看起来多孝子，但未必真的都能够孝顺父母。汉代晚期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举秀才，不知书”(举秀才的人根本不懂《书》)，“举孝廉，父别居”[15](举孝廉的人，父亲跟他都不住在一起，他也从来不管父亲的事情)。

可见，这个孝行的名声和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已经因为利益关系的掺杂，而变得不那么纯粹了，这就是我们讲的皇权养老的大汉社会。

23 中国古代历史为什么走不出循环的死结

我们前面已经领略了秦汉帝国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说，秦汉的立国意义，在于为后世中国提供了一个立国的样板。通过历史的实践，将结构、疆域、文化固化成了观念。可以说，后代的中国都是延续着秦汉帝国的余风、余脉在前行；同时，这也将中国历史带入了两千年的死结循环当中。我们如果要重新审视历史的境遇，就要回答历史的伦理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政治上的成功与道德上的合乎伦理，真的能够统一吗？我们似乎看到，秦汉之际，项羽更像一个英雄，而刘邦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家与国、公与私、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真的能统一吗？现实的失败与将来可能的青史留名相比，后者又真能弥补前者吗？

古人说，“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南宋的遗民谢枋得在他《与李养吾书》里面就提到，大丈夫行事，要讲究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就是论你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不论是否取得成功)；论万世，不论一生(要讲求千秋万代的名声，而不论你一己的成败得失)。谢枋得说，“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人活着就像有一个超脱于现实之外、永恒的气息在那里，天地鬼神都能随之而在一样。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可是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获得永恒，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回溯的伦理问题。千秋万代名与英雄的寂寞身后事，真的可以达到历史天平的平衡吗？

我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这一个小故事和五首诗有关系，这五首诗都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就是项羽作为秦汉之际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在乌江渡口最终选择了为他自己的军队殉难，而没有逃离战争的现场，回到他的老家——会稽江东，卷土重来。《史记·项羽本纪》里面这样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老天要灭我了，我还过江干吗呢？“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尽管江东的父老子弟们不说我，我内心难道不会惭愧吗？所以项羽选择了自杀。可是围绕项羽该不该死、项羽死得值得不值得，中国历史上有反复的讨论。

唐朝大诗人杜牧，路过乌江亭——项羽自刎的地方，他写下《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胜败是兵家常事，能够忍辱负重才是真男儿。江东还有很多的英雄才俊，谁能预料将来是否能卷土重来呢？所以杜牧对于项羽选择自杀给予质疑。

又过了不到200年，宋朝的大诗人王安石用《叠题乌江亭》唱了一首反弹琵琶的曲子。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说，项羽的败是必然的，因为从战国到秦崩，中原地区的百姓已经厌恶了战争的灾难，项羽之败肯定是势难再起。江东子弟今天都在，但哪个还愿意为项羽卷土重来呢？

如果说杜牧唱了第一首“反弹琵琶”，王安石又在杜牧的基础上第二遍“反弹琵琶”，清朝的学者姜宸英——他是康熙年间的探花，著名的诗人——又对王安石唱了第三首“反弹琵琶”。姜宸英说：“虞歌曲尽怨天亡，潮落沙平旧战场。千里江东羞不渡，六朝曾此作金汤。”项羽因为虞姬唱了一首歌，就感慨是老天要灭亡他，等到历史远去，我们重新回顾这一旧战场，那千里大江，项羽当年不愿渡过的地方，东吴、东晋、宋、齐、梁、陈都曾在这里运作起了小朝廷，过着安乐、稳固的生活。所以姜宸英是对王安石又唱了一个反调，他认为项羽没有选择回江东是战略上的失误。

以上三者都是古人，最后两首则是来自一个近现代的名人，这个人物叫章士钊，他在《柳文指要》里面又对杜牧的《题乌江亭》再次提出了新评价。章士钊是赞同杜牧的。章士钊说：“公孙落魄叟回肠，破庙题篇事可商。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作天地大文章。”杜牧在乌江亭感慨项羽是“王孙落魄”“叟回肠”，我老头章士钊也很感慨这件事情，在破庙里题写一篇诗，让大家来讨论。杜牧诗中有四个字，入了有心人的眼底，变成了天地之间的大文章。章士钊说的这四个字，就是杜牧所说的“包羞忍耻”。人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忍住耻辱，负住重担，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第二首诗当中，章士钊再次提出“包羞忍耻”四个字的重要性。章士钊说：“柳州箕庙杜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人争隐忍定兴邦。”章士钊说，柳宗元的《箕子庙》和杜牧的《题乌江亭》，这两篇文章都写到，材质强大的男儿、英雄都不愿意投降，这和李清照讲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一样的。可是章士钊接着说，“两字叠山牢记取”，就是谢枋得说的，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哪两个字应该记取呢？一个人要想获得现世的胜利，“隐忍”两个字非常重要。

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故事，包括杜牧、王安石、姜宸英、章士钊、谢枋得，我把它叫作“乌江四叠”，就是用五首诗重新、反复审视项羽该不该过江这一件事。读者朋友们，讲完这个，我其实是满腹感慨。换作我，我也不知道是该忍耻包羞地活下来，还是应该为了那一口气，成全了自我，了断了自我。当我们站在今人的立场，去回溯历史的时候，我们个个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不知道历史会怎么样，但是这向我们阐释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历史是有其内在的历史伦理的。

然而在秦汉时代，我们也看到中国历史的反向伦理，这是中国历史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西汉末年，有一个诸侯王叫东平王刘宇。他听说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非常好，就上疏向国家要求抄一套《太史公书》，即抄一套《史记》和诸子书。

汉成帝就问执政的大将军王凤：“东平王刘宇来要诸子书和《太史公书》了，能不能给他？”大将军王凤这样回答，他说：“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王凤对汉成帝讲，《太史公书》里面啊，有些战国的纵横家的阴谋诡计，以及汉朝建国时候的谋臣奇策，还有天官、阴阳、灾异等社会现象，以及国家的山川扼塞，这些都属于国家应当保守的秘密，不能够给诸侯王。

然后，大将军王凤又说：“陛下不要直接回绝东平王刘宇，陛下就说，五经是圣人制定的，什么事情都载在儒家经典里面，你如果真的喜欢大道，你的太傅和丞相都是儒生，让他们把五经拿过来，给你早晨、晚上讲一讲，你就可以用来立身、陶冶情操，小的这些计谋，能够破碎道义，小的这些路，无法到达远方。你越想走得远，结果反而会陷溺其中。所以，诸子书和《太史公书》不足以留矣。”

这个小故事讲完之后，我想说这样几个感慨：第一个，历史是一面镜子，明了历史的人会变得聪明，而想让别人变得不够聪明，那就让他不了解历史，或者告诉他被扭曲的历史。可是，尽管要愚化他，让他不了解历史，还要编一套说辞来给予回应。这就是汉代政治中的这种政治伦理。

也正是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东平王刘宇在很早的时候就选择了逃离政治。东平王刘宇历二十年，汉元帝驾崩，刘宇就对大臣们讲：“汉大臣都说天子(汉成帝)太小，不能治天下，希望我去辅佐天子，因为我是汉成帝的叔叔、汉元帝的弟弟。我看到《尚书》说‘晨夜极苦’，每天早晨做事，晚上也要做事，非常苦，让我干，我干不来。现在正好是大丧期间，我知道怎么摆脱这件事情了。”

等到诏书下来，东平王刘宇哭了三次之后，照样喝酒吃肉，妻妾不离。在服丧期间，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正因为这种态度，新皇继位，下诏书，削了他两个县。可是过了三年，又把这两个县还给了东平王刘宇。东平王刘宇采取的是一种政治上“自污”的方式，就是我故意犯错，消除你的戒心，让你觉着我在政治上是一个没有危害的人。我们发现，这种伎俩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专制时代是很常见的。

秦代大将王翦去灭楚，他就不断地向秦王要求财产和土地，以此来让秦王对他放心；萧何为了使得刘邦对他放心，就故意贪赃枉法，让刘邦把他下狱，让他有把柄握在刘邦的手里；而东平王刘宇也是这样，为了逃离政治，而采取这种反向的伦理方式来自污。

我们可以说，大一统的时代，政治上的专制和权力上的集中，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政治上的死循环。君主为了拢住自己的权力，就不断地将手伸向民间、贵族和官僚集团。而这种伸手造成的危机，又加剧了他皇权的衰退。皇权的衰退又使得他不得不再次伸手。

所以大家会发现，秦汉时代的中国已经无法走出历史循环的这种死结，无论何种伦理都解决不了。我们观察中国古代的历史会发现，中国古代弥漫着很多国家不曾有的、一幕接一幕的改朝换代的情况，而这在秦汉时代尤为突出。秦朝经过五六百年的积累，统一了天下，却转瞬即逝；汉朝经过五年的辛苦鏖战，取得了天下，延续了四百年。

秦汉的这种变迁，让我们领略到兴亡之间唾手可得。转瞬之际，沧桑百变，中国历史到底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演进呢？我常常把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归结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叫作“结构性的崩溃”，就是整个机体已经到了无药可医、无法可治，没有任何办法进行和解、调试、改造的时候，整个结构就崩溃掉了。我们看到，其实秦的崩溃和东汉的崩溃，都是这种结构性的。

而我们在秦汉时代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所谓的“抽芯一烂”，就是整个地方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大的灾难，而最高统治者，以及统治者的周围发生了质变，甚至发生了“癌变”。比如西汉末年，为了追求更宏大的理想，王莽被推上历史的舞台，而王莽改革的胡来，造成了新莽中央政权的“抽芯一烂”。无论是这种“抽芯烂”的结局，还是这种整个社会土崩瓦解的结构性崩溃，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后世中国不断地上演。而最让我们感慨的是，这种王朝的更迭，似乎是无法走出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人们总相信，新时代会比旧时代好一些，可是很快又发现，没好几天，又走上原来的老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要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主宰时代命运的这个最高权力？它到底在时代的运行当中，有着什么样的力量、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最高权力符不符合历史的伦理？它会不会酿成更多的历史的反向伦理和人间的悲剧呢？我总说，学历史是找不到答案的，更多的是给人一种感悟。我们很难从秦汉的大变局当中得出历史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历史展开的影子，看到历史最初的那个原点。

24 振大汉之天声：帝国的遗产与汉民族的诞生

我们如何理解秦汉？秦汉在中国古代史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常讲，秦汉是中国历史具体展开的一个总序，甚至可以说，后世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一些现象，在秦汉都出现了，后世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一次又一次地修订。

首先，我们看国家政体，秦汉时代由封建，也就是这种“诸侯联邦制”的政体，最终转变为了郡县的政体。后世尽管偶尔会出现封建，但是总体上郡县制度被稳固地继承下来了。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仍然是秦汉的郡县制度。

在行政层级上，秦是郡、县两级制，汉是州、郡、县三级制，后世的中国，是道(路)、州、县三级制，有的时候是省、府、县三级制。也就是说，在行政层级上，秦汉的探索，也和后世的实践几乎一致。

秦汉时代，是我们从城邦国家过渡到领土国家的一个重要时代。那么什么才是汉的领土？什么才是确定我们国家领土的标准？大汉的边界在哪里？研究历史，我们发现确立秦汉的边界有两条标准：一个是“王化所被”，就是中华的文化被接受、被使用的地方就被看成是中国的国土；一个是“流官所及”，就是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员所管理的土地就是中华的国土。

我们会发现，如果单纯从“流官所及”上来讲，后世中国的疆域比较局限；可是如果从“王化所被”上来看，我们的领土又大了不少。在明清时代有很多国家成为明帝国和清帝国的附庸。

从权力的传递关系来看，秦汉时代有三种最高权力转型的办法都在中国上演了。第一种是暴力革命，刘邦、项羽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了秦朝；第二种是世袭，以父子相承、兄终弟及的形式传递最高权力；第三种形式是禅让，前一朝皇帝完整地把最高政权让出给新任的皇帝，这个在西汉末年王莽改制的过程当中，和东汉末年曹魏代汉的过程当中，都分别上演。但是最后我们发现，改朝换代使用最多的办法是革命。

在秦汉时代，人才选拔也成为国家管理的重要方面。秦汉时代有考试，有荐举，以荐举为主，以考试为辅。我们可以想象，后世中国的人才选拔，也没有逃出这两种形式。

秦汉时代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有羁縻，例如和亲、称兄道弟；也有征服，倾尽举国的力量，跟这个民族发生战争，最终消灭它，或者征服它。秦汉帝国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农业文明征服游牧文明为数不多取得全胜的时代。

秦汉时代，对于经济管理的政策，有放任自由的文景时代，有全面管控的汉武帝时代，也有不分青红皂白，一切收归国有的王莽时代。人们可以说开辟了三种不同的试验田，最终走向了放任经济自由发展和国家局部管控相结合的道路。

秦汉时代对于民间社会的管理，有的是放松整体而管理家族，有的是具体严抓狠打，管到个人头上。总之，秦汉时代制造了一个“扁平”的社会。可以说，在今后的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不同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在秦汉时代都已经尝试过一遍了。

难怪前四史能够成为历朝历代君主和士大夫必读的史料。因为《史记》所述、《汉书》所讲、《后汉书》所记、《三国志》所载的历史问题，其实在后代当中都能找到影子。历史学可以说是无用之学，如果我们用老子辩证的眼光看来，无用至极，是谓之大用也。

我们读历史，无法改变现状；更重要的是，我们读历史，无法杜绝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灾难、变乱再一次产生。然而我们读历史，知道古人的兴亡成败后，能够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知道如何把一个乱世拨回正轨。

清代有一个词人叫项鸿柞，他很有意思，他在词中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如果不干点无聊的事情，怎么打发掉人这一辈子呢？我们人这一辈子很短，我们所经历的很有限，可是我们可以通过读历史，开阔我们的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命运，看到更多人的人生。

我是一个历史学者，通过阅读历史，经常会感慨：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心灵最为震撼的一个刹那是在2017年8月，我和几位学生走到了甘肃的玉门关，在玉门关的长城边上，看到了很多用来点烽火的草。它们一层一层，十厘米一层，码得整整齐齐，等待着被使用。两千年过去了，它们已经石化，有的已经被沙漠上的黄沙掩埋了起来。然而那一刻，我的眼前似乎能看到，汉代的人在那儿辛辛苦苦地戍守着长城，积累着用来点燃烽火的这种柴草以备敌人的到来。

我经常感慨，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有今天，是无数的先贤和祖辈用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换回来的。他们用生命在试对，或者在试错。可以说，我们今天都是在延续着前贤的脚步。我特别喜欢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被记录在范晔的《后汉书》上，是班固当年随着车骑将军窦宪驱赶匈奴，保家卫国，登上燕然山，在燕然山上勒下的一段碑铭。2017年的时候，这一段碑铭被重新发现，公布出来。

这段碑铭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我们的祖先，为了我们这一块土地的安宁，他们立下了这样的誓言，用一劳永逸的办法，用短时间内奢侈的花费，换取永远的安宁。尽管我们知道这不可能，但是他们的说法仍然是这样掷地有声。尤其是这样一句——“振大汉之天声”，我仿佛看到2000年前那个帝国的遗产穿越了时空，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线索，一直来到今天。

秦汉帝国虽然灭亡了，但是它留给我们一个汉民族，留给我们一个中华，留给我们一段文化，留给我们一段记忆，留给我们一套制度。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基因都曾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们无法逃脱那个时代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烙印。我想，秦汉帝国带给我们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诞生”这样一个伟大的课题。历史啊，是一部读不尽的书，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阅读、一起来分享。

[1] 包括朔方、兖州、青州、豫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扬州、荆州、益州、凉州、交州。

[2] 见中华书局出版的田余庆著《秦汉魏晋史探微》。

[3] “郊”是周代的祭天制度，在郊区祭祀上天叫作“郊兆制度”。秦代由于不知道周代的祭天礼仪，是在雍地祭祀秦的上帝，汉承秦制以后，也就沿袭秦的祭天办法，现在要改成按照周代的祭天办法来祭天，这就是所谓的改“郊兆制度”。

[4] 大致是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州和公元194年分的雍州。

[5] “石”作为计量单位，读本音(sh)较多，也可读作(dàn)。

[6] “隐”即“筑”的意思。

[7] 主要有县三老和乡三老，乡三老类似于乡长，主要负责当地的教化和税收，是当地的“精神领袖”。刘邦是县三老的创始人。

[8] 三老、啬夫、有秩、游徼、乡佐都是汉代乡官的名称，是汉代农村和中央政府直接沟通的重要桥梁。

[9] 又称“里正”，即“里”的行政长官。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一里有80~100户人家。

[10] 即管办文书的属吏。

[11] 秦朝曾在蜀郡设置“东工”，生产军队急需的兵器等产品；到了汉代，政府又在蜀郡设立“西工”，主要生产漆器、蜀锦等。

[12] 指帮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现代称“皮条客”“黄牛”等。

[13] 即绣衣直指，“绣衣”表示受君主的尊宠，“直指”表示行事公正，不徇私。

[14] 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15] 这两句传说是汉桓帝、汉灵帝时期流行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民族与思想大融合(公元189—589年)

仇鹿鸣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石刻文献学者

魏晋南北朝史专家

钱文忠[1]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师承季羡林先生

佛教文化研究学者

01 传说中的“黑暗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中国人谈历史，统一与分裂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三国演义》开篇的那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谓妇孺皆知，也反映了一般人在王朝循环观念下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因此，大多数人对魏晋南北朝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分裂时代，进而联想到因为国家分裂，战乱频繁，而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生活痛苦。因此传统观点也把这一时代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特点是，分裂的时间持续得非常长。中国人平素喜欢讲“强汉盛唐”，汉和唐是一般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两个朝代，迄今为止，仍是各种文学作品、电视媒体宣扬的盛世。尽管“汉唐”这个词经常被使用，但是我们查一下中国历史朝代表便不难注意到，在汉与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横亘着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分裂时期。

我们把《三国演义》的开头——公元189年董卓进京，视为东汉政权瓦解的标志，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的实际起点。尽管在此之后，东汉政权名义上仍维持了三十几年，但已是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格局。大家熟悉的三国英雄人物曹操、刘备、孙坚等都在此期间登场，相互厮杀。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平定了南方的陈朝，重建了统一。在整整四个世纪的时间中，除了西晋曾经有十几年的短暂统一之外，其他时候中国都是处于分裂的状态。这种分裂状态维持时间之长，是秦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所不曾有过的。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除了时间长之外，另一个特点是“碎片化”，尤其是在前期，我们一般称之为“东晋十六国”。中国北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先后走马灯般出现了十六七个或短命或割据的政权。尽管在此之后，中国历史上仍有分裂时期，但可以注意到，之后的分裂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五代十国，从公元907年到960年，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而且五代十国时的北方，主体仍然是统一的，只不过是五个短命的政权旋起旋灭而已。

到了之后辽、西夏与北宋，以及金与南宋对峙的时候，中国的主体仍然是统一的，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碎片化的分裂很不一样。我们现在经常讲，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是我们站在几千年以后回看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这一说法当然不错，但是一个生活在隋唐初年的人，能否得出这样的认识，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秦汉帝国当然是大一统的时代，尤其是东西两汉存续了400年，是非常成功的统治。但在此之前，是500多年的春秋战国；在此之后，是四个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都是分裂动荡的时代。甚至我们需要反过来追问——为何经过了魏晋南北朝这么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仍旧能重新走向统一，而不是陷入进一步碎片化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长的分裂时期。在此之后，我们才能确认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也是魏晋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刚刚我们讲到两汉有400年的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数得出的成功王朝，那么我们首先要讲一下，在魏晋南北朝的统一与分裂之前，东汉这样一个成功的王朝是如何瓦解的，并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东汉与西汉都是刘家人建立的天下，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汉朝宗室刘秀起兵兴复汉室，定都洛阳，后来的人为了将之和定都长安的西汉相区别，一般称为东汉。也正因为如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西汉与东汉的统治结构是相近的。但其实不然。刘邦在中国古代开国皇帝中出身算比较卑微的，早年只是一个亭长，类似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而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也大都出身平民，比如樊哙曾以杀狗为业，夏侯婴则是一个马车夫，汉初第一功臣萧何出身稍微好一点，也只不过是沛县的县吏而已。因此清代的学者赵翼讲，西汉初年出现的是一个典型的布衣卿相之局。但是到了东汉，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了西汉200多年的统治，被分封在全国各地的刘氏宗亲都已成为当地的豪强。如刘、刘秀兄弟起兵之前，就是居住在南阳的豪族，刘秀的起兵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地豪族的支持。因此，东汉政权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豪族联合政权。

在此背景下，东汉与西汉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西汉的皇后很多都出身卑微，甚至到了中后期也是如此。大家熟悉的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都是如此。但是东汉的皇后大都出身世家大族，每一个皇后都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族。或许是历史的偶然，东汉的皇帝大多短命，尤其是汉章帝之后，连续十来个皇帝都是幼年继位。最年幼的殇帝，继位的时候出生才百天，真正是襁褓中的婴儿，这给了太后临朝听政的机会，而这些执掌朝政的太后，出身世家大族，家族本身在朝廷中就很有影响，进而重用她们的兄弟或父亲，控制朝政，形成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后来，为了更久地控制朝政，甚至刻意选立年幼的皇子继位。《后汉书·皇后纪》讲，东汉的情况是“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意思是讲，东汉的皇帝因为短命，所以往往来不及留下自己的子嗣，而要从宗室中选择其他的子弟来立为皇子，这给了太后临朝听政的机会。而太后贪恋权力，往往选择年幼的皇子立为小皇帝。但是，当年幼的皇帝慢慢长大，不免要产生夺回权力的想法。由于外戚与太后牢牢控制了内外朝(汉代实行内外朝制度，正式的朝会是在外朝举行的，皇帝居住的地方是内朝，属于宫廷中的生活区，称为“禁中”，普通朝臣不能出入。只有少数带有“侍中”头衔的朝臣才能出入。尽管侍中后来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宰相的官名，但在汉代，最初是名实相符的，意思就是说，有了这个头衔，就能够出入禁中)，那些有意独揽大权的外戚当然也明白孤立和控制皇帝的重要性，往往以录尚书事、大将军等头衔牢牢控制着内朝。尚书台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大臣给皇帝上奏章，都要经过尚书台的中转。控制了尚书，就能成功地隔绝内外，使得皇帝身边缺少可以信任的朝臣。于是孤立无援的皇帝只能依赖身边的宦官，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来夺回权力。

一旦亲政，皇帝便大肆封赏有功的宦官，甚至不惜给予封侯的待遇，造成了宦官跋扈的局面，宦官的亲属和依附宦官的势力也跟着狐假虎威，横行不法，鱼肉百姓，搞得民怨沸腾。《三国演义》开篇中提到的“十常侍”便是东汉晚期宦官专权的一个典型。更糟糕的是，亲政之后的小皇帝往往经受不住声色犬马的诱惑，纵情享乐，无心政事，不但造成了政治的败坏，而且导致皇帝本人年纪轻轻就突然去世，有些甚至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又给了太后选立新的年幼继承人的机会，外戚再次当权，等到小皇帝长大，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和斗争。于是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构成了东汉中期以后政治上反复出现的恶性循环。

02 东汉末年分三国的深层原因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

在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循环中，东汉的政治日益腐败，卖官鬻爵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连三公这种相当于宰相的高位都可以通过行贿来获得。这种现象，招致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激烈批评，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波澜。当时人们将这种批评政治的风气称之为“清议”。范晔《后汉书》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所谓“国命委于阉寺”，就是说国家的权力被宦官所掌握，而士大夫羞于与之为伍，大家都纷纷起来议论政事，品评人物，形成了东汉清议的风潮。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所讲的，“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其实便是指这一时期政治的腐败。

清议的核心是品评人物，议论政治得失。在汉末清议的环境中，一位士大夫的声望和品行，并不是由他的官位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有没有得到清议的肯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2]，汉末士人勇于批评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历来受到非常高的评价。

清议刺激产生了一套与官方评价不同的人物评价标准。当时敢于反对宦官或者德行高尚的人被称为“清”，得到士大夫的推崇；宦官和因为依附官宦而掌握权力的官僚，虽然身居高位，却受到士大夫的鄙视，被视为“浊流”。在清议中，得到士大夫最高评价的人物，根据他们的德行与才能分别被标举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号。比如，什么样的人能够被称为“君”呢？《后汉书》中便有解释，“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就是为当时人所景仰和效仿的人物；而“八厨”的“厨”字有些难以理解，其实指的是用财产周济别人的人，有点类似于《水浒传》中仗义疏财的“及时雨”之类的角色[3]。这些被士大夫所推重的清议领袖，一方面批评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积极打击宦官及其党羽。

党锢之祸的爆发，表面上看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有一个叫张成的人，依附于宦官。据说张成善于占卜，能够预知未来，他预测朝廷很快就要大赦天下，故意纵容他的儿子杀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字元礼)逮捕了他之后，不顾赦免的命令已经下达，仍旧把他杀掉了。李膺是当时人景仰的士人，被称为“天下楷模李元礼”。于是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结党，诽谤朝政，朝廷下达了逮捕“党人”的诏书，历史上一般称之为“党锢之祸”。

被列入党人名单的，大都是公认正直而有声望的士大夫。尽管他们遭到朝廷的追捕与迫害，但当时人仍愿意冒着危险，收留和庇护党人。“八及”之一的张俭在逃亡的路上，很多人宁可冒着被牵连的危险也要保护他，谭嗣同“望门投止思张俭”[4]的名句便是化用这一典故。同样，对党人的迫害也激起了舆论强烈的反弹，当时刚刚平定凉州的羌乱，声望非常高的名将皇甫规，甚至因为自己没有被列入党人的名单而感到非常羞耻和愤慨，主动上表要求把自己列进党人的名单中接受处分，可见人心的向背。

党锢的兴起有偶然的因素，特别是建宁三年(170)第二次党锢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窦武与陈蕃一起密谋诛杀宦官，失败之后，宦官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窦武与陈蕃都名列三君，是当时士大夫清议的领袖，因此朝廷镇压的残酷和牵连的范围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这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宦官、士人与皇帝三者之间矛盾的激化。

“结党”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我们可以注意到，繁体字的“黨”下面其实是一个“黑”字)，古人也一直有“君子不党”这样的说法。因为皇帝制度的设计是希望大臣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效忠于皇帝本人，大臣们一旦结党，便意味着有自己的小集团，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所谓“结党营私”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结党就等于迈出了不忠于皇帝的第一步，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在中国古代控告大臣结党，其实要比控告大臣“贪污”这样的罪名严重得多。

尽管清议在后人看来表现的是士大夫的气节和风骨，值得表彰，但在当时，对皇帝的权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秦汉以来，皇帝的统治是通过官僚制来实现的，对官员个人的升迁和贬谪是皇帝控制、评价官僚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在清议的浪潮中，“清”与“浊”取代了官位的高低，成为评价士大夫的标准。试想，如果皇帝重用提拔的人被视为浊流，遭到士大夫的鄙夷，皇帝的权威何在呢？

因此，表面上看，党锢是士人与宦官的冲突，但究其实质是清议和皇权的对立。对于士大夫来说，党锢同样是巨大的打击。表面上看，党锢的处分并不算重，“锢”是禁锢的意思，就是禁止党人做官(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剥夺政治权利”)。但这些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很多都是出身于地方的官僚家族，东汉政权对党人的处分和追捕，使得很多地方大族产生了与东汉政权离心的倾向。因此，到了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为了挽回人心，防止党人与张角等人合谋，立刻解除了党锢的禁令，但更沉重的打击是在心理层面。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代一直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思想，到了东汉末年，已经有300年的时间，可谓深入人心，受到世人广泛的尊奉。汉末的清议，最初是按照儒家道德标准来批评政治的，本意是“反宦官不反皇帝”，参与其中的士人，很多有着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严苛的道德操守，他们无疑希望皇帝能够按照儒家的理想来治国，抛弃宦官，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但最终，士大夫发现皇帝竟然站在了宦官一边，士人的道德理想一下子破灭了，而维持这种道德观念的儒家意识形态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失去了对士大夫的吸引力，后来玄学、清谈兴起，士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放浪形骸风气的出现，都与此有关。成汤、周武王、周公、孔子都是儒家学说中的圣人，在汉人眼中是不能够被非议的，但是在清谈的时代，这些人也可以被讨论，这个其实就意味着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

此时，我们发现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汉末魏晋时，人们经常论辩的一个话题叫作“君父先后”论，就是皇帝和你的父亲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应该站在哪边？这个题目带有一点伦理学的色彩，有点类似今天网络上流传的经典段子——“当你的妈妈和你的女朋友同时掉进水里的时候，你先救谁？”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困境的隐喻，大家的看法也各种各样，并不统一。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一话题能够成为公众性的话题，背后反映出来的实质是什么呢？在士大夫看来，国家和家族的利益是有可能发生冲突的，这个时候就要选择是继续忠于朝廷，还是维护家族的利益。但是早先，士人没有这样的焦虑，汉代选拔官员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因此，汉代察举制基本的名目叫作举孝廉。孝，我们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品质，和你做官的能力没有关系，但是这是汉代人考核官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在这一观念中，“家族”与“国家”是一致的、同构的。但到了此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家与国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我们经常讲，后来的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往往注意保全一家一姓的地位，而缺少忠诚于朝廷的观念，这是士族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而这种“先家后国”的转变，其实可以追溯到汉末，党锢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可能并不能算是非常重要，但对于士大夫心理层面的打击可以说是非常深远的，维系两汉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也是之后长期分裂局面形成的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

03 二重君主制：“伯乐”和“老板”的矛盾

除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魏晋南北朝分裂还有其他原因。汉代选拔官员的制度一般被称为“察举制”，察举与后世通过科举考察官员有所不同，本质上仍是一种推荐任官的制度，每一个郡根据人口数量的多寡，郡守有权推荐若干士人出任官职。以最常见的举孝廉而论，大约每20万人可以推荐1人。学者一般认为，汉代通过将独尊儒术与察举制结合，建立起了一套相当有效的制度。独尊儒术使得儒家经典成为士人想要做官就必须阅读的书籍，在潜移默化之间统一了士大夫的思想。察举制一方面促进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则使全国各地的精英都有机会进入中央做官，参与政治，大大扩展了两汉的统治基础。但是其中也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当时有条件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并且通过察举制获得做官机会的人，大都是出自地方上的世家大族，而非一般的老百姓。因此察举的权力，名义上虽然操持在朝廷任命的郡守手中，但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则有被地方大族把持的危险。

因此，如何监督地方官员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汉代疆域辽阔，在古代的交通与通信条件下，要对千里之外的地方官加以有效的监督，谈何容易。一方面，汉代非常重视对郡守人选的选拔，汉宣帝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两千石”就是郡守的品秩。郡守作为莅民之官，在汉代非常受重视，一旦有突出的政绩就很有可能入朝为九卿，被提拔为宰相的例子也不鲜见。这算是正面的绩效奖励。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刺史制度予以监督。汉代的郡有100多个，数量不少，事实上造成了中央监察的困难。自汉武帝开始便分天下为十三刺史部，派出刺史巡行各郡，以“六条问事”，就是以六个主要的条目来考察官员是不是行为不法。其中的核心就是检查郡守有没有和地方的豪强相勾结，鱼肉地方，祸害百姓，比如其中一条是“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这一制度运行有效的奥秘，就是用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来监督品级比较高的官员。汉代的郡守是二千石，刺史虽然权力很大，负责监察郡守有没有不法的行为，但是本身的品秩只有六百石。地位相对比较低的刺史有着非常强的晋升动力，因此，往往会努力地扳倒地位比自己高的郡守，避免了常见的官官相护的弊端。

历来讲到汉代制度的优点，刺史监察是经常被举出来的例子，明末的思想家顾炎武曾经赞赏这一制度是“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就是用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来监察品级比较高的官员，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这可以说是刺史制度设计上独具匠心的一面。

刺史监察在初期确实称得上运行有效，满足了中央监督地方的需求，但是时间一久，弊端也渐渐暴露出来。尽管刺史名义上品秩比较低，但是权力很大，郡守们的奖惩、升迁，都操持在他们的手中，逐渐反客为主，地位凌驾于郡守之上。起初，刺史仅有监察的职能，也没有固定的驻地，要在各郡当中巡行，后来慢慢有了固定的治所，甚至侵夺了郡守的行政权力，当然这些刺史的权力并不是制度化的。到了黄巾起兵之后，天下大乱，宗室刘焉上奏“以为刺史威轻”，建议把刺史改成州牧，提高品级与地位，选择有威望的大臣出任。刘焉的上表其实包藏着自己的私心，他已看到天下即将大乱，不想继续留在洛阳，想找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来躲避战乱。改置州牧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刘焉就自己请求出任益州牧，他和他的儿子刘璋两人割据益州二十多年，直到被刘备消灭。我们读《三国演义》时，荆州牧刘表、冀州牧袁绍、徐州牧陶谦这些熟悉的称谓便源于这次改革。

从刺史到州牧，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名称的变化，但影响深远。汉代地方是郡、县两级制，全国有100多个郡，虽然有些不便于管理，但是每个郡的力量都很有限，即使郡守有意图谋不轨，也很容易被镇压。但把刺史改为州牧之后，等于在郡的上面又增设了州一级，变成了州、郡、县三级制，州直接管辖郡，一个州牧控制的土地和人口约占据了天下的1/10。因此一旦州牧个人有了野心，很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变成割据一方的诸侯。

历史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汉末群雄割据、互相混战的局面中，州恰恰成为最重要的行政单元。地方行政体制从二级制到三级制的转变，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地方坐大，中央衰落，这也是造成长期分裂局面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另外，随着监察的松弛，察举制逐渐被地方大族所控制，最晚到东汉后期，本地世家大族的子弟，享有优先被推荐的权利，已被视为惯例。州郡僚佐中比较重要的职位按例都被地方上的大姓所垄断，州郡的大吏往往带有世袭性。

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汉代人非常看重的人伦关系，即府主与故吏的关系。这一关系的重要性，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大家都知道，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局面当中，袁绍一度实力最强，拥有四州的地盘。或许有读者已经注意到，袁绍坐大所掘得的第一桶金，竟然来得非常容易。冀州这块天下最富饶的土地，是韩馥主动让给他的，袁绍没有花费一兵一卒。当时如果从实力对比而言，韩馥控制的冀州，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粮食和军队都非常充沛。而袁绍与董卓决裂之后，虽然号召关东的诸侯起兵讨伐董卓，但他自身实力有限，与韩馥之间的实力对比相当悬殊。尽管韩馥本人对是否要把冀州让给袁绍，也很犹豫，但最终仍下定了决心，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他是袁家的故吏，袁家对他有恩，如果此时不回报袁家，反而兵戎相见的话，会被天下人耻笑。

因为征辟是汉代士人进入官场的第一步，因此辟举者(就是推荐的人)和被征辟的人(被推荐的人)之间所形成的府主与故吏的关系成为汉代人最看重的人伦关系。顾名思义，“故吏”的意思是“以前的属下”，但是这种关系并不随着官员任期的结束而终结，反而是终身性的，即故吏一直有回报府主的义务。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将府主故吏的关系与君臣关系并提，认为汉代有“二重君主制”，故吏同时忠于皇帝与府主，这一说法有不少学者支持。因此我们看到，袁绍本人尽管才能平庸，但他却能够成为汉末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最重要的资本就是他出身显赫。袁家“四世三公”，就是连续四代人都做到了“三公”的高位，在这一过程当中，袁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这些曾经受过袁家恩惠的人，都有义务回报袁家的恩德，成为袁绍可以利用的力量。史书记载，袁绍的叔父袁隗被董卓杀死后，天下的人都对他们家遭受的灾难感到同情，人人都想回报他们家的恩惠。于是，州郡的人起兵，都是假借着为袁家报仇的名义，由此可见袁家的影响之大。

这种府主与故吏的密切联系，在中央权力强大的时候尚看不出有多大的问题。一旦中央权力衰落，府主有意割据一方，而他们辟举的故吏大都又出身于地方上的大族，两者结合，便成为割据势力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黄巾起兵之后，东汉为了镇压黄巾，允许地方自行募兵。我们看到曹操、孙坚、刘备这三个三国的奠基者，尽管出身各自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镇压黄巾的过程中，招募军队，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势力。这一举措虽然对于镇压黄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也打开了地方军事化的“潘多拉的魔盒”，各地有野心的人都可以借此名义招募军队，互相攻伐，中央任命的刺史、郡守，经常被这些地方实力派驱逐，甚至杀害。天下大乱的格局，遂一发而不可收。

04 禅让：曹魏代汉的闹剧背后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曹魏取代东汉是通过禅让的形式。所谓“禅让”，名义上仿照上古时期的圣王，传贤不传子，把天下让给更有德行的人。因此，表面上看，汉献帝是主动把皇位让给曹丕的。整个仪式有很强的表演性，为了表示谦虚，曹丕还不能立刻接受皇位，起码要推让三次，显示出自己是为天下苍生的福祉考虑，才勉强接受皇位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虚伪的表演，汉献帝无疑也是在威逼之下，才被迫配合这场演出。曹丕本人在完成禅让仪式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尧舜之事，吾知之矣”。尧和舜都是中国古代的圣王，他们就是通过禅让来传递皇位的。正是因为现代人已经看穿了其中的虚伪，所以便很少去关心这场戏在当时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禅让。古人所说的“革命”，与现代汉语中的“革命”意思稍有不同，指的是天命的改变。儒家思想强调尊君，自然不会鼓励臣子起来推翻君主。但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如果前一个王朝的统治太过残暴或者太过腐败，失去了民心，便同时也失去了天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失去了民心，就失去了天命。于是，此时臣子起来推翻君主便不再是乱臣贼子，而是顺天应人的举动。《周易》中讲“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成汤、周武王虽然曾经是夏桀、商纣的臣子，但他们的起兵是具有合法性的，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儒家推崇的圣王。在这一语境下，“革命”往往是指用暴力手段推翻前一个王朝的统治，其中暗含的意思是前一个王朝因为胡作非为，已经失去了天命而被推翻，新王朝是建立在否定前朝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上的。秦末各地起兵反秦便是如此，所以陈胜讲“天下苦秦已久矣”，就是天下人怨恨秦朝残暴的统治已经很久了。但禅让的意思则微妙得多，汉献帝之所以要把皇位让给曹丕，名义上是因为曹丕更具有德行，人心归附，因此拥有了统治天下的资格。禅让是通过“和平”的形式进行的，因此也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

禅让完成之后，汉献帝被封为山阳公，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之内保留汉的正朔，依旧使用天子的礼仪。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通过“禅让”的形式转移政权，对此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传统。魏晋及隋唐新王朝的建立，大都采取了禅让的形式，一直延续到宋代，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但在形式上仍然是要由后周的小皇帝把皇位“禅让”给他。

历来对于曹操是否有取代汉室的野心有很多争论，但这种对于个人心理的揣度，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很难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验证。但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点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自从公元189年董卓进京之后，东汉的统治实际上已宣告瓦解。从建安初开始，曹操便控制了汉献帝。尤其当他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统一北方后，独揽朝政，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取汉而代之的外在条件。一方面，我们看到曹操做了一系列铺垫的工作。比如说封魏公、加九锡(皇帝才能够使用的九种礼器，包括车马、服装等)，最后晋爵魏王，一步步地逼近皇位。另一方面，曹操确实终其一生，也没有迈出称帝的最后一步。直到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丕才取汉而代之，东汉王朝名义上又延续了30多年。这些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的行为，或许可以证明，虽然汉献帝早就没有了什么实际的权力，但是曹家要真正取汉而代之，却也不那么容易。

两汉400年的天下，尤其是西汉末年王莽一度篡汉成功，但很快又迎来光武帝的中兴。所以在当时人看来，汉确实是一个“千年帝国”，具有很强的合法性，甚至到了魏晋南北朝，起来造反的人，很多人也自称姓刘，或者是本来不姓刘，但是冒姓为刘，显示出“汉”这个符号在当时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其实，如果我们把“皇权”这个概念，进一步分解为“权力”和“权威”两个不同的层次，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汉王朝实际的统治在黄巾之乱后已经宣告瓦解，但是汉的政治权威则维持了更长的时间。这便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义所在，也是之所以要通过“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汉魏易代的原因所在，因为汉在当时人看来具有很强的正统性。

事实上，在皇权转移的过程中，如何恰当地表现“天命有归”的正当性，其意义不下于对实际权力的操控。表面上看，这些政治话语的构建只是对于权力的一种缘饰、一种装点，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丧失道德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当然，如汉献帝那样，仅仅具有合法性，而缺少支撑它的实力，也会瓦解，这点恐怕是现代人读史的时候多少会忽略的一面。

我们从另外一个例子中也可以注意到正统的重要。我们比较一下三国三个君主称帝的时间，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紧接着221年刘备称帝；但到了八年之后，公元229年孙权才称帝建立吴国。我们都知道，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中讲道，“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基业稳固，可以说，在三国之中，吴国的疆域与统治是最早形成的，但称帝的时间反而最晚，尤其是在魏、蜀两国都已经称帝的情况下，孙权为什么迟迟没有迈出那一步呢？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较之于魏、蜀两国，吴缺少足够的正统性。

曹丕称帝是承袭了汉王朝的正统，尽管禅让是一场表演，但表面上演得还算逼真，汉献帝主动把天下让给了曹家，一副“你情我愿”的样子。刘备则是汉王室的远亲，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尽管血统上不但疏远，而且有些可疑，但这个身份给刘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他只要声称汉献帝的禅让是被迫的，他就有复兴汉室的权利与责任。刘备称帝的时候也利用了一个谣言，这个谣言说汉献帝已经被曹丕杀害，既然献帝已死，作为汉的宗亲，刘备的称帝也显得顺理成章了。

因此，曹、刘两家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宣称他们继承了汉的正统，孙权则两边不靠，地位尴尬。更麻烦的是，孙权原来在汉的官僚系统中也爵位不高，仅仅被封为南昌侯。孙权袭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孙刘联盟破裂，为了防止受到两面夹击，在刘备可能复仇的情况下，孙权一度向曹丕称臣，对于给予归降的孙权什么样的待遇，曹魏政权中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刘晔便反对封孙权为吴王，他的理由是“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耳。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孙氏尽管三世据有江东，但他仅仅是汉的南昌侯，所以他和江南的老百姓并没有君臣的关系。所以刘晔主张可以封孙权为万户侯，但绝对不能封王。“王”距离“皇帝”仅一步之遥，封孙权为吴王其实给他日后称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台阶。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刘晔是有先见之明的。

孙权非常重视祥瑞，也喜欢改年号。比如说，在正式称帝之前发现夏口、武昌两地都出现了黄龙、凤凰。可以说除了武则天之外，孙吴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年号的政权。我们看看孙权称帝前后所使用的各种年号：黄龙、嘉禾、赤乌、神凤。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祥瑞都曾经接连登场，被用了个遍。越是喜欢改年号，越是喜欢制造各种祥瑞，就说明内心越虚弱，这些祥瑞、年号的改变，恰恰反映出孙吴统治合法性的不足。

05 司马懿政变：比轮盘赌还冒险的孤注一掷

曹丕通过禅让的形式完成了汉魏易代，开启了三国鼎立的时代。正始十年(249)的高平陵之变则是曹魏历史的转折点，趁着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奉魏帝曹芳之命到洛阳郊外的高平陵为他的父亲扫墓的机会，赋闲多年的老臣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控制了中枢政权，进而开启了代魏的历史进程。

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十一年前，景初二年(238)末，魏明帝弥留之际，司马懿与曹爽一起接受顾命，辅佐幼主。不久之后，曹爽就奏请转司马懿为太傅，剥夺了他的实权，自己独揽朝政。到高平陵之变时，司马懿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已经有十年。此时突然发动政变，并取得成功，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对此，宋代学者叶适曾有一段评论，大意是说，高平陵之变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曹氏的基业虽然没有像两汉那么稳固，但是到此时已有半个多世纪。一般的老百姓都已经认可了曹魏政权。司马懿虽然是两朝托孤重臣，但此时已经失去了权力，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借着皇帝外出的机会关闭城门，夺取权力，和造反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最愚蠢的人也不敢做的。司马懿号称智谋过人，竟然如此轻举妄动，这是灭族之祸，竟然还取得了胜利，真是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高平陵之变前，曹爽与司马懿双方实力的对比。自从曹操起兵以来，根据曹魏的军事传统，中央的禁军一直是由曹氏与夏侯氏的人控制，司马懿早年虽然多次率领大军在关中抗衡诸葛亮，有很高的声望，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染指禁军的指挥权。而我们再来看看曹爽。作为名臣曹真的儿子，他给一般人的印象只是一个纨绔子弟。确实，他在辅政之前并没有太多的事迹值得称道，也缺乏必要的政治历练，但他在魏明帝时，曾经担任武卫将军一职。因此，曹爽对禁军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执政之后，任命他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又先后任命自己的亲信毕轨、夏侯玄出任中护军，借此牢牢控制了禁军，为曹爽长期把持朝政奠定了基础。因此，司马懿发动政变时，所能依靠的力量非常有限。

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的行动大体安排如下：自己先率领军队占领武库，然后命令长子司马师、弟弟司马孚率领军队攻取司马门，次子司马昭率领军队监视太后，司徒高柔代理大将军的职务，控制曹爽的军队，太仆王观代理中领军的职务，控制曹羲的军队。在以上的战略要点都被控制的情况下，最后才和太尉蒋济一起，率兵屯驻在洛水浮桥边，准备迎击曹爽可能的反扑。

从司马懿的安排中不难看到，武库的得失对高平陵之变的成败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他的儿子司马师虽然为政变豢养了三千死士，但是私藏兵器、甲胄历来都被认为是试图谋反的大罪，处分非常严格，司马懿虽然是朝廷重臣，但恐怕也不可能密藏有足以武装三千人马的武器。因此，只有在占据武库之后，参与政变的人马才能获得大量的武器。这是其他行动得以展开的前提。

另一方面，占据武库等于切断了忠于曹爽的军队的武器来源。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除了正在担负巡逻、宿卫任务的兵士之外，其他禁军部队平时身边也没有武器，武器被集中保管在武库之中。

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知道，洛阳武库位于城市的东北角，而曹爽的府邸恰好位于武库之南，曹爽选择此地为府，大概有便于就近控制武库的意思，可知曹爽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无能，他也知道武库的重要性。因此，司马懿想要夺取武库，必须经过曹爽的府邸，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留在洛阳的曹爽妻子刘氏，以为司马氏的目标是攻取曹爽的府邸，惊慌失措，双方对峙，冲突几乎一触即发。但司马懿完全没有和曹爽府中的卫士纠缠，经过了曹爽府，径直奔武库而去。司马懿早就断定，在洛阳城中群龙无首的局面下，忠于曹爽的军队并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他首先攻取武库的釜底抽薪之举，已经切断了城内曹爽军队的武器来源，瓦解了他们抵抗的意志。

司马懿需要攻取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司马门，其他的司马氏成员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孚都被安排参与攻打司马门的战役。司马门是洛阳宫城的正南门，是拱卫帝王、保护宫城安全的主要屏障，也是宫城防卫的重心。司马懿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攻取司马门，进入宫中，控制了太后，由郭太后下诏废黜曹爽，才能为这场政变染上一些合法的色彩。另外，只要控制了司马门，隔绝宫内外，驻扎在宫外的曹爽、曹羲两营的军队与宫中就失去了联系，自然也掀不起大的风浪，整个政变可以算是大功告成。

总体而言，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一生所经历过的最为艰难的斗争，面对掌握禁军的曹爽，司马懿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明显处于劣势。但是由于曹爽兄弟轻率地带着小皇帝出城谒陵，致使政变发生后，城内禁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司马懿运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抓住了这一转瞬即逝的良机，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放弃攻击曹爽府邸这样显而易见的目标，转而把有限的力量集中于武库、司马门这样最富战略价值的地方，铤而走险，奋力一击，从而改变了整个魏晋历史的走向。

除了司马氏家族的成员之外，参与政变的蒋济、高柔、王观等人都是曹魏的老臣。表面上看，这场政变似乎得到了曹魏政权中元老和功臣们的大力支持。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曹魏老臣之所以支持司马懿发动政变，主要是对曹爽之前改革的不满，他们意图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但是他们并没有支持司马氏改朝换代的意图和打算，反而“心存曹氏”。因此，在司马氏家族独揽朝政之后，他们与司马氏家族也渐行渐远，甚至有些人成为司马氏专权的反对者。例如之前同情高平陵之变，曾帮助司马懿说服曹爽放弃抵抗的两位朝臣许允、尹大目，后来都站在了反对司马氏的立场上：许允参与了李丰废司马师、拥立夏侯玄辅政的计划，而尹大目则在司马师讨伐文钦、毌丘俭之役中临阵泄密，暗助毌丘俭。所以司马懿尽管在高平陵之变后，掌握了曹魏政权，但他代魏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事实上，司马氏家族经过祖孙三代、四人长达十六年的努力，才最终完成了魏晋易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则是一般人注意不多的司马师。

在之前讲过的高平陵之变中，司马师豢养的三千死士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记载，政变是由司马懿、司马师两人精心谋划的，司马昭事先都不知情。司马懿死后，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的身份执政，继续控制朝廷。虽然司马师从嘉平三年(251)执政到正元二年(255)去世，其间不足五年，时间上并不长，但对司马氏代魏的进程而言，却是意义非凡。司马师执政后，他所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司马懿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更多的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声望和长期积累下来的人脉，生前并没有来得及对中央和地方潜在的反对者加以清洗。而司马师则逐步扫除了中央与地方的反对势力，对内镇压了李丰、夏侯玄的未遂政变，废了齐王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借此肃清了朝廷中忠于曹氏的力量；对外则亲征淮南，平定了毌丘俭的起兵；同时，司马师以曹魏官二代为中心，培植起一支支持司马氏代魏的政治力量，他所援引的贾充、钟会等人，后来都在代魏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通过司马师的努力，奠定了魏晋易代的基本格局，也正是因为司马师有大功于晋室，他的养子齐王司马攸在魏晋之际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很多人主张立他为太子，接续大统，对于西晋初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6 邓艾与钟会的悲剧：西晋政权的结构性矛盾

司马懿父子两代人经过苦心经营，大体完成了魏晋易代的准备工作。那么，为什么西晋要到高平陵之变的十六年之后才得以建立呢？其间发生了哪些重要故事呢？

曹魏景元四年(263)的伐蜀之役可以说是小说《三国演义》中最后的一个高潮，邓艾率领手下的将士，翻山越岭，穿过崎岖的阴平小径，绕过剑阁天险，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成都平原上，进而一举灭亡蜀汉。这场奇袭是中国军事史上有名的经典战例。

但令人奇怪的是，战争的胜利反而激化了两位主将——钟会与邓艾之间的矛盾。钟会抵达成都之后，污蔑邓艾谋反，将他囚禁。后来钟会又在姜维的撺掇下，意图割据自立，遭到监军卫瓘(guàn)的讨伐。在混乱中，两位伐蜀的主将先后被杀，胜利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悲剧。这个故事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那么，在邓艾与钟会的矛盾背后，是不是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先看一看这两个人的出身。

邓艾原本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典农是曹魏负责屯田的机构，一般来说，参加屯田的农民比自耕农地位更加低，而且贫穷，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因此，邓艾的出身可以说是相当卑微，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战功才得以登上高位，没有任何能力之外的资本。而当时官场的主流是曹魏“官二代”，邓艾与他们在社会出身和文化风习上有很大的不同。《世说新语》中记载过一个和邓艾有关的故事。邓艾有一点口吃，司马昭嘲笑他说：“卿云艾艾，定是几艾？”你说话的时候经常“艾、艾”，那你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邓艾的回答非常漂亮：“凤兮凤兮，故是一凤。”用的是《论语》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之门，喊“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典故，其实意思就是说，接舆说“凤兮凤兮”，其实只有一只凤凰。但是在这个玄风兴起、崇尚清谈的时代，邓艾的口吃无疑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

钟会则不同，他是汉末名臣钟繇的儿子。颍川钟氏是汉末清议中最受推崇的家族，在士大夫中有很高的声望。作为曹魏官二代，钟会与司马昭关系密切，是司马昭最亲信的谋臣之一。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和钟会有关的故事。有一次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四人约好一起出行，但是钟会迟到了，司马昭便嘲笑他说：“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就是说，你和人约好了，为什么要迟到呢？在此处，司马昭故意提及了“遥”这一钟会的父亲钟繇名讳的同音字。我们之前讲到过，魏晋人重视孝道，因此与人交谈，万一不小心提到了对方已故的父亲、祖父的名字，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冒犯行为，连谐音字也不行，被冒犯的人应该当场痛哭，表示被触及伤心之事。当时有些清谈名家，在一日之内与上百人接谈，而能做到不触犯任何一个人的家讳，这是记忆力惊人的表现。但反过来，如果是关系十分亲密的朋友，有时候则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这成为魏晋名士特有的一种“智力游戏”。司马昭便是因为钟会的迟到，拿他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来反应敏捷的钟会也不甘示弱，他反击道：“矫然懿实，何必同群？”意思是说，我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何必要和你们一起出发？一方面美化了自己迟到的行为，更在短短的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另外三个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这同车的四个人都是曹魏的官二代。这场智力游戏的第一个回合，无疑是钟会占了上风。司马昭不甘心吃亏，继续发问：“皋繇何如人？”再次触犯了钟会的家讳。钟会回敬道：“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同样回击了司马昭。

当时，把持朝政的司马昭已经开始准备篡魏，人称“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虽然还不是皇帝，但是已经有了皇帝的派头和排场，对于旁人而言，事实上已经有了君臣的差别。但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贵公子之间依然可以毫无顾忌地拿对方父祖的名讳来开玩笑，以为戏乐，并无太大的尊卑、等级之差。司马昭对于钟会的信任和重用，便是建立在这种深厚友谊的基础上的，与邓艾相比，亲疏差别很大。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伐蜀之役，这是一场受内政驱动的战争，并非司马氏有统一天下的志向。早在五年之前，甘露三年(258)二月，司马昭平定了淮南诸葛诞的起兵，已经扫清了篡位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因此到了那年五月，便有了“封晋公，加九锡”的提议。有了之前汉魏禅让的先例，大家都明白这标志着“禅让”连续剧的正式开场，高贵乡公曹髦讲了句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什么叫作“路人皆知”呢？就是说，一旦有了“封晋公，加九锡”这样的动议，司马氏要篡位的野心，就连路边的人都知道了。此时，曹髦这位性格刚烈的年轻皇帝，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率领亲随出宫攻打司马昭，结果还没走到司马昭的府邸便被人刺杀了。但是曹髦的被杀给司马氏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同时也戳破了“禅让”连续剧中“你情我愿”的面纱。在此之后的五年中，尽管屡次有“加九锡”的提议，但是司马昭一直没敢接受，魏晋易代的进程陷入僵局。

在此背景下，司马氏被迫寻求建立不世之功，来重启代魏的进程，而不是因为魏蜀两国的实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事实上，直到司马昭决心伐蜀的前一年，姜维依然在骚扰曹魏的边境。最初邓艾对于伐蜀也是反对的，直到司马昭专门派人去说服之后，他才勉强同意。因此，整个伐蜀之役是钟会一手谋划的，邓艾只不过受命率领偏师而已。

这样大家都能够想象，心高气傲的钟会被姜维堵在了剑阁，最后让邓艾抢到了头功，他心中的嫉妒、愤懑、不满可想而知，两个人之间矛盾的激化便是自然而然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邓艾、钟会冲突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后来的伐吴之役中。从益州顺流而下的王濬(jùn)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在秣陵停军不前，接受王浑的指挥，而是直取建业，逼迫孙皓投降，这便是唐人刘禹锡的诗歌当中所讲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王濬的胜利激化了他与王浑之间的矛盾。王浑上表指责王濬违反诏命，不接受调度，污蔑他有罪，朝廷中的大臣则建议用囚车把王濬押解回来，幸好这次司马炎的处置比较稳妥，否决了这一提议，只是下诏责备王濬，没有激起更大的祸端。

观察一下王濬、王浑两个人的出身，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王濬家族在整个曹魏时代都没有仕宦的记录，与司马氏家族缺少渊源，因此在司马氏集团中处于边缘地位。而王浑出自太原王氏，他的父亲王昶是曹魏的司空，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如果说邓艾与钟会之间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类似的冲突在王濬、王浑身上的重演，反映的则是西晋政权的结构性问题。

实际上，西晋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事、征辟等方式凝聚起来的利益共同体，加上魏晋之际玄学与清谈的崛起，这些士大夫除了政治利益之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西晋政权的核心都是司马氏家族最为熟悉的姻亲和世交，没有任何起自孤寒的新鲜血液。这种政治基础的狭隘化，实际上是西晋开国之初就显得暮气深重的重要原因。

曹魏官僚子弟为了垄断既得的政治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排他性，不但激化了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这种对于政权的垄断，在抑制了官僚阶层内部流动的同时，也造成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僵化和缺乏活力，无法应对新的政治危机。左思《咏史》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场景：位居高位的人都是官二代，而有才华的、出身贫寒的人只能做下层的官员，这也是西晋短促而亡的深层次原因。

07 晋武帝司马炎：就让我任性一次

司马炎虽然在咸熙二年(265)接受了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的禅让，建立了西晋。不过相对而言，他是一个弱势的皇帝。司马炎登基的时候已经30岁了，之前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历练，他的父亲司马昭在完成了灭亡蜀国、称王、开建五等、制定礼律等几乎所有代魏的准备工作后，在距离登上皇帝宝座仅差一步的时候去世了。尽管史书中没有记载司马昭去世的详情，但咸熙二年五月，司马昭完成了建天子旌旗、立王妃为王后、立世子为太子、建晋国百官等一系列工作。此时距离他八月去世，之间留下了三个月的空白，我想，司马昭是在这三个月中暴病不起，突然去世的。因此，司马炎尽管名义上是西晋的开国之君，死后谥号为“武”，但他主要是仰赖父辈的基业才得以登上帝位的，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

另一方面，他的弟弟齐王司马攸，早年被过继给没有子嗣的伯父司马师。我们之前讲到过魏晋易代的基础是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奠定的，齐王攸又是司马懿生前指定过继给司马师的嗣子，如果不是司马师的意外早死，西晋的皇权本来应该传递到齐王攸手中。而且据说齐王攸颇有才华，当时人认为他“才望出武帝之右”，就是比他的哥哥司马炎威望更高，更有能力，在司马氏集团内部具有极强的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据说，司马昭经常说“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景王是司马师的谥号，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司马师打下的天下，和我没有关系。他自己只是暂时代理宰相的位置，选择立储的时候，司马昭也曾经有过犹豫，曾说“百年之后，大业宜归于攸”，等他死后，天下最终还是要还给齐王攸的。最后，司马昭是在贾充、何曾等人的劝说下，才立司马炎为世子。不管司马昭的这些表态是真心还是假意，但因为司马师有大功于西晋，使得齐王攸也具有继位的合法性，这点是没有疑问的。

本来随着晋武帝登基为帝，他与司马攸之间君臣名分已定，这件事情已宣告结束，但随着太子司马衷年龄的增长，他的愚笨却成为朝廷中普遍担忧的问题。伴随着“要不要废太子”的争论，齐王司马攸地位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起初，由于武帝正值壮年，接班人的问题尚未凸显，双方暂可相安无事。但到了咸宁二年(276)，晋武帝病危这一意外事件，彻底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晋书》对这件事情只有简略的记载，“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正月元旦的元会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朝会，象征着国家的礼仪秩序，武帝因病取消了咸宁二年的元会，说明他的病势无疑已相当沉重。更关键的是，由于元会参与的人数众多，大量前期准备的工作和各地上计吏(到中央来汇报工作的官吏)赶往京城，都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无疑，前一年十二月的时候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全面展开。但是武帝因病突然取消了元旦的元会，这件事无疑会在准备参与元会的上万官吏中引起强烈的忧虑。这一关系到国家体制的重大典礼突然被取消，实际上是把武帝病危的消息透露给了帝国上下所有的官吏，使得皇帝身体状况这样绝密的消息不再能够像往常那样被保守在宫廷的内部，而成为整个朝野上下关注的公共话题。

那么，这场把41岁的武帝击倒的瘟疫，又起源于何处呢？史书记载，在两个月之前，武帝还亲自在宣武观检阅了军队，说明此时武帝的健康状况依然非常良好。那么武帝突然身染重病的唯一可能，便是与十二月在首都洛阳暴发的瘟疫流行有关。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瘟疫是一种死亡率非常高的传染性疾病。武帝虽然贵为帝王，也未必能够逃脱这场灾难，甚至一度传出了病危的消息，直到咸宁二年三四月间，武帝的病情才逐渐好转。

在武帝病危的三四个月中，朝臣围绕着“万一武帝去世，由谁来继承皇位”的事情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协商。由于太子司马衷的愚笨众所周知，当时朝廷中的主流意见是希望由齐王攸来入继大统，甚至连一贯支持武帝的贾充也表现出了犹豫。但是武帝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恢复了健康，那么所有拥立齐王攸的努力只能暂告一个段落。

西晋政治表面上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中。可是钟摆虽然再次摆回了原点，但齐王攸的威胁已深深地在武帝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此之后，武帝不顾朝臣的反对，一反魏晋以来抑制外戚的传统，转而重用外戚杨氏，将之作为自己的亲信力量加以培植，抑制功臣、宗室两股既成的势力。在此之后，武帝开始积极筹备伐吴。可是我们需要注意到，武帝准备伐吴并不是因为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十年的皇帝，从来没有提起过要伐吴。他其实是希望借助伐吴成功带来的威望，改变自己弱势皇帝的形象，从而把齐王攸彻底地从朝廷中驱逐出去。

毫无疑问，公元280年伐吴的胜利、天下的统一大大增强了武帝的权威。当时人讲“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宣帝定燕”就是指司马懿曾经平定了辽东的公孙渊，“太祖平蜀”是指司马昭灭亡了蜀汉，而司马炎平定了吴国，统一了天下，因此他可以和他的父亲、祖父相比，成为一个强势的皇帝。借此助力，武帝得以摆脱功臣与宗室的牵制，重新把目光投向内部，以求彻底解决齐王攸的问题。

太康三年(282)十二月，武帝最终下达了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的命令，要求齐王攸立刻赴任，离开洛阳。诏命下达之后，立刻招致了朝野上下强烈的反对。史书记载曾经上书反对此事的大臣接近二十个人，其中包含了宗室、外戚、禁军将领、清流名士等多股政治力量，齐王攸本人也拖延着不走，皇帝与大臣之间形成了互相对峙的僵持局面。这场争论随着齐王攸在第二年三月的暴病身亡而戏剧性地画上了句号。

表面上看武帝似乎取得了胜利，齐王攸的去世消除了太子继位最大的政治隐患。但是在胜利背后，武帝却在西晋政治中留下了难以弥缝的裂痕。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的是，大批朝臣反对外放齐王攸，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司马攸取代太子司马衷，而是希望维持朝廷中的政治平衡，不要发生大的动乱。事实上，官僚集团作为政治既得利益阶层是最希望保持稳定的。因此，武帝的姻亲王浑所谓“若以妃后外亲，任以朝政，则有王氏倾汉之权，吕产专朝之祸。若以同姓至亲，则有吴楚七国逆乱之殃”，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外戚可靠的话，那么王莽篡汉、吕家专权都提供了历史的教训；如果你认为宗室可靠的话，那么汉景帝的时候吴楚七国之乱也是一个教训。因此，外戚和宗室任何一方独揽朝政，都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在武帝不愿意废黜愚笨的太子的情况下，王浑提出的以齐王司马攸、司马亮、外戚杨珧三个人联合辅政的建议，实际上是应对武帝去世之后政治变局的最佳解决方案。可惜武帝在咸宁二年之后，和齐王攸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根本不愿意接受任何将齐王攸留在权力中枢的安排。

由于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抗争，朝廷分裂成了同情齐王攸的多数派与支持武帝的少数派。特别是武帝后期最有才能的政治家张华，因为反对将齐王攸外放，也失去了武帝的信任。由于这一裂痕的存在，在武帝晚年的政治中，更加倾向于重用外戚、亲信，尤其是杨氏家族，将公开的政治运作变成了一个小集团内部的密室政治，甚至只信任外戚杨氏，使得本来就存在着统治基础狭隘、官僚阶层流动性不足毛病的西晋政权，进一步走上了狭隘化的道路。

武帝为这场胜利所付出的另外一个代价是：他所倚重的外戚杨氏在西晋政治中彻底名誉扫地，失去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支持与信任。武帝一死，他精心设计的辅政格局也便轰然倒塌。

08 “最丑”皇后贾南风与八王之乱

危机在晋武帝病危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陪伴在武帝身旁的外戚杨骏假传旨意，命令司马亮出镇许昌、都督豫州诸军事，以便自己独揽朝政。此刻，武帝先前看重司马亮的最大优点——没有政治野心，反倒成就了杨骏的专权。在朝野人心归附的情况下，司马亮却主动选择了退让，连夜奔赴许昌。武帝去世之后，司马衷得以继位，史称晋惠帝。晋惠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除了大家熟知的，他听说国内正在闹饥荒，有人饿死，于是问手下大臣“何不食肉糜”之外，他的另一桩逸事则是问了手下大臣一个颇具“哲学”色彩的问题——“外面的青蛙叫，是为公还是为私？”尽管有学者认为晋惠帝并不是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白痴”，甚至他都不能算是晋代最愚蠢的皇帝。据说东晋时候的安帝，“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连最基本的语言表达和感知冷热的能力都没有。

连续出了两个白痴皇帝，大概只能推想司马氏家族的遗传基因存在着一些缺陷。毫无疑问，惠帝的智力仅相当于三四岁的小孩，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只能任由身边的大臣摆布。

经过了晋武帝晚年的一系列政治风波，作为排挤齐王司马攸的主谋，杨骏此时虽然大权在握，但是朝野上下对他的讨厌有增无减。杨骏试图通过大量赏赐来收买人心，似乎也没收到太好的效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之前被排挤到政治边缘的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发现了机会，她利用朝野上下对外戚杨氏专权的不满，召楚王司马玮进京。司马玮与禁军中不满杨氏专权的将领孟观、李肇等联合，发动政变诛杀了杨氏一家。贾皇后是西晋开国功臣贾充的女儿，史书记载她的相貌“丑而短黑”，说她又矮又黑，而且性格残酷，又善妒。加上她后来擅权妄为，历来人们对她评价非常低。其实较之于杨骏之流，贾皇后的政治手腕要高明很多。在政变的过程中，她先是唆使楚王司马玮借着混乱把宗室元老司马亮和威望甚高的功臣卫瓘一起杀掉，接着反过来嫁祸楚王玮，指责楚王玮假传旨意杀了司马亮与卫瓘，把他处死，为自己独揽朝政扫清了障碍。晋武帝晚年精心设计的身后安排，在他死后不到一年便已分崩离析，两位辅政大臣的候选人杨骏、司马亮先后在政变中被杀，贾皇后作为一系列血腥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挟惠帝以令天下”，掌握了朝廷大权。贾皇后虽然性格残暴，但她执政的元康年间是西晋政治“回光返照”的稳定时期，当时人说“主昏于上，政清于下”，意思就是惠帝这样的皇帝是非常昏庸的，但是当时的政治倒还算清明。这主要归功于贾皇后能够信任富有才干的大臣张华，双方合作，保持了西晋政治的稳定。由于张华出身卑微，在曹魏官僚子弟占据多数的西晋统治集团中属于另类，所以他的特点是“退为众望所归”，但“进无逼上之嫌”，他尽管声望很高，但是因为出身寒微，在政治中没有支持的力量，所以对皇权不构成威胁，可以放心地把日常政务交给他打理。

但安定了几年之后，新的矛盾在太子司马遹(yù)与贾皇后之间产生，并逐渐激化。与愚蠢的父亲相反，司马遹自幼就聪明过人。据说有一次宫中失火，他的祖父司马炎登上城楼查看火势，年仅五岁的司马遹特地把武帝拉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提醒他说如果这个时候让有野心的人看到皇帝站在明处，您很容易遭人暗算。这让晋武帝啧啧称奇，特地把他分封在传说中有天子气的广陵。可以说司马遹这位天资过人的皇孙的存在，是愚笨的司马衷得以保持太子地位的重要因素。武帝的如意算盘是，只要皇位能够平安地传递到他所钟爱的司马遹手中，那么他立白痴为太子的政治冒险就可以算是大功告成。因此，惠帝一朝太子司马遹的影响和人望非比寻常。由于司马遹并非贾皇后亲生，太子和贾皇后之间的关系本来就相当微妙。一方面，贾皇后诱使太子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打击他的声望；另一方面，也在为废黜太子寻找理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司马遹落入贾皇后设计的圈套，被诬陷而遭废黜。张华、裴(wěi)等大臣虽然力争，但仍无法挽回太子的命运。第二年三月，太子被贾皇后所杀，刚刚获得近十年喘息时间的西晋政权，重新面临山雨欲来之势，只是这场风雨要比当时人所预计的来得更大、更猛烈，最后彻底摧毁了整个国家。司马遹虽然被杀，但他悲剧性的命运反而获得了当时人更大的同情。早年为了巩固司马遹太子的地位，特地为东宫配属了一支强大的禁军，此时这支精锐的禁军部队，成了点燃新的政治风暴的导火索。依然忠于太子的禁军选择与富有野心的宗室赵王司马伦合作，一起发动政变。

在这场政变中，不但贾皇后一族被杀，连带着之前与赵王伦有宿怨的张华、裴等富有声望的大臣，也一并遭到了处死。张华等人的死标志着西晋原有权力结构的彻底崩溃。之后野心勃勃又志大才疏的赵王伦自立为帝，激起了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yóng)、成都王司马颖三人起兵反对，史称“三王起义”。武帝晚年为了保证司马衷继位之后，能够坐稳天下，特意将司马氏的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并且兼任地方长官，掌握地方上的军政大权。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中央出现问题，这些地方上的诸侯王能够起兵勤王，保全司马家的天下，形成所谓“内外相维”之势。可惜最后的效果恰恰相反，这些坐镇一方的诸侯王确实纷纷起兵，参与到内战中去，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勤王，而是为了争夺天下。于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动乱开始从中央波及地方，原本局限于洛阳朝廷的政治争斗逐渐演变成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全国性的内战。尽管此后西晋王朝名义上还风雨飘摇地存在了十八年，但是一个能够正常运作、驾驭地方的稳定的中央权力早已不复存在。

尽管学者一般将楚王司马玮诛杀外戚杨氏的政变视为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的开端，但这场动乱真正扩散到全国，造成巨大的破坏，则是从赵王伦的政变开始的。更重要的是，八王之乱不仅是一场残酷的内战，而且在这场内战的后期，战争的双方纷纷把北方胡族的力量引入中原，尝试依靠强悍的胡人武装压倒对手，取得内战的胜利。这一冒险的举动开启了“五胡入华”的历史进程。所谓“五胡”指的是在八王之乱后期，陆续进入中原的五个主要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在西晋灭亡之后，这些少数民族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八王之乱后期，战争主要在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之间进行。其中司马颖引入了匈奴刘渊的力量，司马越则与鲜卑合作，双方攻战不已。这些借着八王之乱的机会进入中原的胡人，很快就发现了西晋统治内部的腐败和软弱，不甘心位居其下，于是纷纷自立门户。尽管名义上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最后的胜利者，但此时西晋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匈奴人刘渊和他手下的羯族大将石勒率领的大军，早已席卷北方。司马越在率领军队抵抗石勒的路上病故，西晋军队的主力也因此被石勒消灭，西晋的历史落下了帷幕。接下来便是动荡的五胡十六国时代。

09 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分裂的背后是民族融合的困境

那么在八王之乱中被引入中原的那些胡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追溯到更早的东汉。在大家一般的印象中，西汉的武功无疑是要强过东汉的，卫青、霍去病这些率领大军穿过沙漠，出击匈奴的名将都出现在西汉一朝。东汉尽管曾有过“窦宪燕然勒功”的业绩，但窦宪只是一名外戚，谈不上是名将。不过稍显奇怪的是，汉武帝时，尽管名将辈出，也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并没有真正使匈奴屈服。东汉尽管武功不如西汉，但匈奴对东汉的威胁要小很多，它的边境也更加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匈奴自西汉中期分裂之后，便趋于衰弱。南匈奴更是经常性地臣服于汉朝。在此过程中，他们慢慢移动到边塞附近，替汉朝守边，减轻了汉朝的边防压力和开支，而作为交换，汉朝为他们提供粮食、物资等方面的补给。因此在东汉一朝，匈奴不再成为主要的外患。同时，定居于边塞附近的胡族慢慢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例如我们上一讲提到过的汉赵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他早年曾经随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和《马氏尚书》，喜欢读《春秋左传》《孙吴兵法》，史书说他《史记》《汉书》以及诸子百家等书都读过。这其中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刘渊对汉文化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这点应当没有疑问。

变化不仅发生在北方的边境，在西北的关中地区也是如此。西北的羌乱是东汉一代持续最久的边患，长安作为西汉的首都，原本是最富饶的地区，受此影响也日渐衰败。后来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后，下令把武都(在今甘肃省陇南市白龙江中游一带)的氐人迁徙到关中，想利用这些少数民族来抵抗蜀汉，当时人认为这是“弱寇强国”的妙计。结果到了西晋初年，关中地区也分布着大量的羌人和氐人。东汉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南下，越过长城，在辽西、幽州、并州、关陇一带和汉族杂居，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迁徙自然形成的结果，然而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也蕴含着危机。西晋初年，河西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的起兵，声势浩大，持续了多年才被西晋军队勉强镇压，这便是一个强烈的警示。当时人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曾经有一个叫江统的大臣，撰写了《徙戎论》，主张趁着西晋国力尚强，要把这些少数民族重新迁到塞外安置，以免后患。之后五胡入华的局面，确实证明了江统建议的预见性，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果西晋政府接受了江统的建议，把这些定居于内地的少数民族强制迁徙到塞外，就能避免危机了吗？恐怕结果是更快地引发动乱，激起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

如果说之前的八王之乱只是西晋政权内部的动乱，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类似的事情，但是五胡的卷入不但扩大了内战的范围，使内战变得更加残酷，更关键的是战争引发的民族流动与迁徙，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的人口构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

不可否认的是，连年的战争造成的生产凋敝、粮食匮乏，使得生存竞争变得异常残酷和激烈。在此过程中，胡人和汉人，乃至于胡人与胡人之间的民族冲突，甚至互相屠杀，比比皆是。民族矛盾尖锐，成为十六国时期的重要特征。

在此背景下，为了驾驭对立的双方，十六国政权中，不少都采取了“胡汉双元”的统治方式。所谓胡汉双元统治，是指对胡人与汉人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管理，设置不同的机构，分而治之。以十六国最早的政权——匈奴人建立的汉赵为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这是统治汉人的方式。至于他们辖下的胡族部落，则设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这种统治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适应胡、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减少矛盾与冲突，但本质上仍是战乱时的权宜之计——把胡汉分割开来，而不是融合胡汉。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大都在此之前有过长期在边塞附近生活的经历，对于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较为熟悉。因此，尽管五胡政权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但很快便能仿照中原王朝的样子，建立起一套官僚制度。但这一走向汉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引发胡族政权内部的矛盾。例如后赵的建立者石勒的儿子石弘，文质彬彬，爱好汉文化，但他继位之后，很快就被石勒的侄子、战功赫赫的大将石虎废黜。十六国各政权皇位继承的过程中，代表政权汉文化的一面，但又相对文弱的继承人，被强悍的、统领胡族部落的将领推翻是相当常见的。而每一次政变与对抗都会引发新的胡汉冲突，这也是十六国政权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

这些迹象表明，当时不但存在着胡族与汉族之间的冲突，在胡族政权内部也有着汉化与胡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普遍存在于十六国的各个政权中。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在五胡之中，实力较强的匈奴、羯族、氐族、鲜卑慕容部，都有争霸中原的实力和野心，成为十六国历史的主角。总体而言，内迁较早、汉化较深、离洛阳较近的民族，首先建立霸权；内迁较晚、汉化较浅、离洛阳较远的民族，又依次建立霸权。

在这十六七个走马灯式交替的政权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苻坚建立的前秦。前秦统一北方之后，苻坚又萌生了统一天下的志向，亲自率领90多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南征，但在淝水被东晋军队击败。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据说苻坚当时看到八公山上的草木皆似人形，我们熟悉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成语，便源出于此。淝水战败之后，前秦的政权也宣告瓦解。但在十六国的君主中，苻坚是相当特别的一位，他具有融合胡汉，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雄心，他早年排除了氐族贵族的干扰，重用汉族大臣王猛，励精图治，先后灭亡了前燕、前凉、代国，夺取了巴蜀，甚至派遣吕光远征西域，逐步统一了北方。他灭亡前燕之后，仍然信任前燕的王族慕容暐、慕容垂，较之于之前十六国的各个政权都是以本族人作为统治的核心，苻坚的用人与施政无疑具有超越民族本位的宏大气象。他甚至不顾大臣的劝谏，把氐人的子弟分散到全国各地，而不是像之前那样集中在都城附近，拱卫政权。可惜的是，在当时民族对立的局面下，苻坚无疑是一位过于“超前”的统治者，他做出的种种“将混六合以一家”，融合胡汉的举措，最终却导致了前秦在淝水之战后迅速瓦解。之前受到苻坚信任的慕容垂等人，纷纷借机起兵，北方再次陷入分裂与混战的局面之中。

苻坚的失败意味着在五胡入华的大变局中，无论是分隔胡汉还是融合胡汉，都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十六国时期的中国北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碎片化的分裂局面，这与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胡汉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分布格局的改变及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也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重要因素。当然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自秦汉以来已成为一个经济、文化上的整体，在政治上不可能被长期分割，十六国中几个较为强大的政权，无不以统一北方为目标。互相冲突的背后又蕴有融合，乃至再次走向统一的可能。只是不可否认，在这一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着艰难乃至残酷的一面，这或许是传统意义上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黑暗时代的重要原因。

10 长歌当哭：士族政治的僵化与衰落

较之于战乱不已的北方，南方的形势相对稳定。我们把时钟拨回八王之乱的后期，眼看着北方形势日益紊乱，出身琅琊王氏的士人领袖王衍，为司马越谋划了“狡兔三窟”之计——分别派遣王澄出镇荆州，王敦出镇青州，司马越本人则留在洛阳。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点：首先王澄、王敦都是王衍的弟弟，王衍选择派他们去出镇地方，也有保全家门的意思，显示出中古士族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之上的行为特征。其次，王衍选择的“三窟”都在长江以北，最初他并未考虑到退守江南，可见在当时人心中，偏安江南并不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政治选择。只是形势的恶化超过了王衍最坏的预计。随着司马越的大军全军覆没，王衍本人也被石勒俘虏。以清谈闻名的王衍还想乞求活命，跟石勒说自己“少不豫事”，意思是说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不关心实际的政治事务。石勒听了大怒，说：“破坏天下，正是君罪!”意思是说导致天下大乱的，就是你们这些只会夸夸其谈，但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人。

随着北方大乱，西晋覆灭，甚至连有机会逃到江南的司马氏宗室也寥寥无几，总共不过五个人，史称“五马过江”。其中坐镇江南的司马睿，最初仅有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头衔，他和西晋的几位皇帝在血缘上比较疏远，因此在人望和正统性上皆有大的欠缺。司马睿本来并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但随着北方的沦陷，使他因缘际会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由于司马睿本人威望不足，无法独立撑起一个政权，必须仰赖世家大族的支持，与王衍一样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导便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据说司马睿起初声望不高，没有得到吴地士族的拥戴，王导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利用三月上巳(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描绘的便是过这个节日的过程)司马睿出游的机会，王导和王敦及其他中原来的名士都毕恭毕敬地跟在司马睿的后面。江南大族的领袖纪瞻、顾荣看到这一场景，都非常惊讶，不由得拜倒在路边，这才让司马睿声望大增。

正是在王导的支持下，司马睿才得以在江南站稳脚跟，进而称帝，建立了东晋，史称晋元帝。但正是由于司马睿本人实力不足，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王导、王敦兄弟的拥戴，东晋成了中国历史上皇权相对衰落的一个时期。据说晋元帝即位的时候，特地拉着王导和他坐在一起，接受百官的朝贺。王导再三推让，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意思是皇帝像太阳一样，臣子是不能够和皇帝坐在一起的。琅琊王氏在东晋政治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所谓“共天下”的实质是士族与皇帝共同掌握权力，这构成了东晋政治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一般把东晋及之后的南朝视为典型的士族社会。什么叫作士族呢？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经有一个定义：“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就是说士族的地位并不仰赖于官爵的高下，而是凭借家学和礼法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尊重。刚刚讲到的琅琊王氏便是东晋最有声望的家族。由于士族的地位源于其他士大夫的承认，而不是皇帝的任命，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与皇权相抗衡的社会权力，出现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现象。

据说南朝的齐武帝非常宠信纪僧真，任命他做中书舍人。纪僧真尽管出身卑微，但仪表堂堂，举止也颇有士人的风范。纪僧真有一次对齐武帝说：依靠陛下您的宠信，我得以升至高位，甚至我的儿子也娶了士族荀昭光的女儿，我剩下唯一的愿望就是自己能够成为士大夫。这让齐武帝犯了难，说：这件事情我无法决定，你需要去见江斅(xiào)和谢瀹(yuè)，这两位都是当时士大夫的领袖。于是纪僧真奉齐武帝的旨意去见江斅，孰料刚刚坐下，江斅便吩咐左右，“移吾床让客”，意思是把他坐的凳子移开，以此表示自己根本不愿意和纪僧真搭话，还把他赶了出去。败兴而归的纪僧真回去禀告齐武帝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士大夫不是皇帝能够说了算的。这件事情很好地说明了中古士族独立于皇权之外的特性。海外的汉学家喜欢把中古士族与西方的贵族相比较，从这点上来说，倒有几分相似。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士族倚仗自己的门第，可以轻松地获得高官厚禄；另一方面，依靠家学礼法，创造了精致的文化。他们主要依靠封闭的通婚圈来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如纪僧真这样的人，不管他本人到底才能、风度如何，出身便决定了他不会被士族社会接纳。因此，由士族主导的魏晋南朝，尽管产生了灿烂的文化，但其实是一个缺乏流动的时代。在此背景下，这一精致的文化也走向了形式化，变得空洞。

汉末的清议早变成了没有现实关怀的清谈，士族本身也日渐失去活力。当时的名士都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作为行为准则。意思就是做官的时候，不关心做官的责任；处理政务的时候，也不关心应该如何来处理——对于具体的政务毫无兴趣。东晋南朝虽然名义上承袭了西晋的正统，但此时也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中，从中产生不了重建统一的力量。

尽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出口最终是由北方统一了南方，但东晋南朝对于江南地区的开发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我们现在介绍自己，都习惯地称自己为南方人或者北方人，即使居住在陕西、四川这样的西部省份，恐怕也不会自称是“西方人”。但将南方和北方作为中国地理与文化的天然划分，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汉代有一句著名的俗语叫作“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意思是说关中、陇右一带因为民风彪悍，盛产名将和勇士；关东地区则文化繁荣，汉代的宰相多是出自关东。说明汉代人其实是以“东”和“西”来划分地理和文化的。如果再往前追溯，楚汉相争，战国时期秦与东方六国的对峙，甚至周武王灭商，都是东西向的对抗。因此在秦汉时代的人心中，中原才是决定天下走势的核心区域，江南虽然腹地广阔，不过是帝国边陲，无关大局。一代枭雄刘备，听说曹操占领了荆州，想要南奔苍梧，投奔他的老朋友吴巨。最初没有想到联孙抗曹，固然是因为他与孙权没有什么渊源，但恐怕也与江南之前从来不是中国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板块有关。司马迁的《史记》中讲“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记录的可靠性多少有点让人怀疑，但无疑代表了北方人对江南的普遍观感和想象。

直到东晋初年，司马睿还对江南大族顾荣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就是说我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心中常常感到惭愧。这句话的背景，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至少司马睿在心理上仍以北方作为中心，江南只不过偏居一隅。但两百多年后，这一认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听说隋朝的军队打过来了，仍然自信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就是说江南这个地方才是王气和正统的所在，北齐的军队三次打过来，北周的军队两次打过来，都遭到失败，隋朝人现在打过来，也一定会遭到失败，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南方的认识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经过了东晋南朝对江南腹地的经营和开发，到了隋唐帝国重建统一的时候，形势已大不一样。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全汉昇对此有很好的总结：“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仍然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经迁移到南方去了。”这一从“东西”到“南北”的变化，直到现在仍影响着中国，而这无疑也是魏晋大变局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魏晋南北朝尽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乱世，但是正因为经历了这段乱世的曲折发展，到了隋唐时代，统一才真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而经过东晋南朝的苦心经营，南方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与文化上与北方并驾齐驱，甚至逐步超过。我们今天观察到的中国南北的不同，最初便奠基于此。

11 有“胡”自远方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

在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之前，我有两点要说明一下：第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而且研究难度很大。有些具体的问题，学术界恐怕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公认的观点，甚至意见分歧很大。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那么我只能选择我个人认为比较合适的一两种观点来为您讲述。我想，在面对非常遥远的古代历史这个领域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把它大致归纳为“让证据说话，照逻辑思维，凭常识判断”。有这么一种态度，我想我们可以比较理性客观地去看待遥远的过去。

第二点要说明的是，本节和接下来的几节所依据的主要是我非常尊敬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小甫教授，还有范恩石、宁永娟老师，三位联合编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这本论著的视野开阔，内容全面，论据确凿，而且结构安排非常恰当。

这一节主要跟大家讲述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沿着哪几条道路进行。换句话说，我们要讨论文化“通道”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指的是公元220年到589年，这一段历史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做了干净利落的总结，叫“北方民族融合、南方经济发展”。这样的概括，简单明了，大致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北方的经济没有发展，事实上，北方的经济也有所发展；也绝对不是说南方就没有民族融合，南方当然也有民族融合，比如山越、蛮、僚这些族群，都经历了一个汉化的过程。

这一段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个人看来，是“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进入中原地区，并且创立政权。这五个民族之后都逐渐和汉族融合。

而在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当中，当时许多外来的东西都带着一个“胡”字，“胡”就是表示外来的、胡人的东西，比如胡饼、胡饭、胡羹、胡椒、胡麻、胡瓜等。还有一些胡俗——胡人的风俗、语言、歌曲、音乐，比如“羌笛何须怨杨柳”中的羌笛，就是胡人的乐器。这些胡俗都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如果在有关那段历史时期的记载中看到一个“胡”字，我们大致就可以判断，它不是中原本来就有的东西。

当然，我们讲文化融合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并不简单。在这个阶段，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是主流。但同时，不同的文化也相互竞争。而后一种情况，有的时候非常惨烈。文化融合最好的例子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他甚至禁止当时的鲜卑贵族讲鲜卑话，禁止他们穿民族服装，而且要把他们的鲜卑姓氏改掉，按照中原士族的传统，去判定门第的高低——你是不是世家大族？你的门第高不高？

这样的制度，当然反映的是当时兄弟民族的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交融，这是让我们非常欣喜的，也非常乐于看到和听到的。然而同时也不能否认，那时也有大规模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比如“六镇之乱”[5]就是反汉化的，它反对自己的民族，或者其他的兄弟民族汉化。“六镇”指的是沃野(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乌加河以北)、怀朔(朔州，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在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怀荒(今河北张北)这六个军镇。所谓的“军镇”就好比今天咱们讲的军区，边防军区大致分布在今天的河套西北(黄河的河套)到河北张北县一带的边际，本来是北魏用来抵御柔然，保卫首都平城的六个军事重镇。在北魏末年，这里发生了暴乱，史称“六镇之乱”，这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反汉化的现象。但无论如何，文化交流始终是在进行与加深。进入中原的其他各个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元代有一个非常著名和重要的历史学家叫胡三省，他最大的贡献是为《资治通鉴》作了注。在注《资治通鉴》的时候，他有一段感慨非常有道理，非常有见识。我在这里给大家引述一下，他讲“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意思是从隋朝开始，声名远播的人中，代北的子孙十居六七。我们知道，代北的子孙往往是指这些胡族，或者有胡族血统的人，这些人在十个里边占六七个。在这种情况下，氏族之辨还有什么意思呢？胡三省的这个说法是非常有见识的，而且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他讲的虽然是“自隋以后”，但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是直接连着的，魏晋南北朝结束于公元589年，那不就是隋朝建立的时候吗？所以它实际上总结的，是隋以前的历史进程，以及这个历史进程到隋以后显现出来的历史现象。到那个时候，代北的子孙已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句话非常有意义，充分反映了不同的族群、文化势必要融合、交流的现象。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政治比较混乱的时期，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当时的对外交通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分裂而停滞，陆路、海路的交通仍然在发展，尤其是海路，甚至有加强的态势。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三国时期，曹魏占据了全部中原地区，并且统一了北方的绝大部分，所以曹魏政权就陆路、海路并举，大力去推行对外的交通；蜀汉和孙吴则分别经营西南、东南，尤其是东吴，大力发展海外交通，海上的航运业非常发达。东晋和南朝继承的正是东吴的航海和对外交通，它们依然高度重视和海外诸国的经济关系、贸易关系。

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海路交通日渐发达，但是陆路和西域各国的往来依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最主要的通道。通过陆路、经过西域，和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各国互相往来。因此，整个魏晋南北朝，中外的往来和交通并没有因为政治局势的混乱而有很大的衰退，相对来说还是稳定和繁荣的。特别是北朝，时局比较稳定，尤其在北魏全盛的时候，与各国的交通非常密切。通过西北的陆路，也就是陆上交通，文化交流盛况空前。

12 魏晋南北朝与东罗马的文化交流

我们前面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比较混乱。但是实际上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讲，那是一个非常繁荣、非常精彩的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的陆路交通有很大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条道路：

一条叫南道，也就是比较南面的一条路。它出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南的古董滩附近，因位于玉门关以南，故名“阳关”)，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边缘西行，翻越葱岭(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到达身毒。“身毒”这两个字读音还有问题。在古籍当中有过这样的注，说要读成juān dú或者yuán dú这样的音。其实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读成shēn dú就可以了。所谓的“身毒”大致上是指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一带。再到大月氏，相当于今天阿富汗那一带。这是南道。

中道是出玉门关(位于今甘肃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经过白龙堆(简称“龙堆”，位于新疆天山南部、若羌县以北、罗布泊东北部)、楼兰故城——楼兰故城就是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沿着孔雀河(也称“饮马河”，位于新疆库尔勒市，是源于博思腾湖的无支流水系)，到达焉耆[6]，再靠着天山的南麓往西走，到达龟兹[7]、疏勒[8]，然后再翻越葱岭，到达波斯、大秦。波斯就是指今天的伊朗这一带，当然不严格对等；大秦是指东罗马帝国那一带。这是中道。南道和中道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汉代就已经被开辟了。

那么除了南道和中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条新道叫北道。它出玉门关，向西北，横穿大沙漠，经过高昌(大致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东南)，往西到焉耆，然后再和中道会合。这个北道在后来还有发展，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陆上交通除了南道、中道、北道这三条道路，还出现了一条很重要的道路，有的学者把它称为“青海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呢？源于吐谷浑[9]排挤诸羌，占据了今天青海附近的地域。南北朝的时候，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南北对立、南北分治，所以东晋南朝就要经过吐谷浑，来和西域以及漠北的柔然联系，这样慢慢地就发展出了一条青海道，这条道的走向大致和河西走廊平行。青海道的出现和发展，还有北道的征辟，对东西方的陆路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助益。在这些道路沿线，人们发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遗存，反映了当时陆路交流的繁盛。

我们先来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东罗马的文化交流。有人会说，东罗马不是离我们很遥远吗？即使在今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罗马都是非常遥远的。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到罗马也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1000多年前的古代。大家有这个想法和认识非常正常，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史实。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和罗马帝国的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和罗马帝国其实一直有文化交流，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交流发展得更快了。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西罗马帝国的都城依然在罗马，但西罗马帝国不久后就覆亡了；而东罗马帝国是当时的西方大国，它在极盛的时候，疆域往西抵达意大利半岛，包括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东边和波斯接壤，当然那个时候的波斯是萨珊王朝，而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和中国的联系比较频繁。

北魏曾经迁都洛阳，当时的洛阳城内就有不少东罗马商人。可以这么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城内住的来自东罗马的人，恐怕数量不会比今天洛阳城内居住的来自这一片疆域的外国友人少，可能还会多一点。由于当时的东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的实力都非常强盛，因而拜占庭的金币(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和萨珊波斯的银币就成为西亚、中亚一带流通的货币。

沿着丝绸之路，这些外国钱币也流入了中国，甚至在部分中国地区流通。这是有证据的，比如在新疆沙漠里边，我们曾经发现过怯卢文[10]的文书，它里边就有记载说，一名胡人用两枚金币和若干枚银币买了一名男性奴隶，用一枚金钱买了非常漂亮的地毯等。在中国境内发现过不少东罗马的遗物，其中最多的就是东罗马的金币，还有它的仿制品——在当时仿制东罗马金币的情况还不少，当然我们不能拿今天的观念去套这个现象，认为它是“伪钞”，因为它是金币，它本身的价值在那里。

而在墓葬当中出土的金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含于死者的口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握在死者的掌内。不管这个风俗是不是受西方的影响，反正他们嘴里含的金币和手上握的金币是从外国传来的，或者是仿制外国的，这一点没有问题。

有些考古发现揭露出来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事实，简直可以说是匪夷所思。1973年，在河北赞皇的一座墓里，出土了一枚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时期铸造的金币，还出土了两枚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甥舅共治的公元527年所铸的金币。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这个墓葬的主人落葬的时间和金币印制的时间相差居然还不到50年。换句话说，这个金币在东罗马那边铸造了还不到50年的时间，就传到了河北，并且已经落葬了。大家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东罗马之间的交流多么迅捷和密切!

这些金币的出土和发现，很好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东罗马帝国之间来往的频繁。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的金币，很多是公元5世纪到6世纪中期所铸造的，这也证明了当时从西域东来，经由河套地区的北方陆路非常繁荣兴盛。

除了东罗马金币，经由北方的几条路线传进来的，还有东罗马风格的玻璃器，制作这些玻璃器的技法非常独特，是磨花技法。由于深受上流社会的喜爱，玻璃器往往作为珍爱之物随葬。在六朝时期的古文献里，很多都提到过玻璃器，比如晋代的郭璞在《玄中记》里就讲，大秦国(东罗马)有五色玻璃，红色最贵。在《世说新语》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到玻璃，称玻璃为宝器。豪门大族中，很多家用器皿都是玻璃材质的，比如说有一个贵族洗澡，他的侍女用金澡盆来盛水，琉璃碗盛澡豆。那个时候的人洗澡是用澡豆，他居然用琉璃碗来盛澡豆，在当时人看来这真是奢侈至极呀!又比如帝王如果驾临到臣子家里去吃饭，那么食品当然要讲究，餐具也要讲究，这时就会用到琉璃器。

这些琉璃器之所以被认为来自东罗马，不仅因为它们带有鲜明的东罗马风格，还因为通过对它们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发现好多是钠钙玻璃，而钠钙玻璃和东罗马玻璃的基本成分是相同的，这个是更坚实的证据。在中国乃至于今天的韩国出土的一些玻璃器皿，现在的学者都认为，它们很有可能来源于罗马时期的黑海北岸，所以有日本学者提出“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麝香之路”这种概念，甚至有日本学者提出，在中外文化交流当中存在着一条“玻璃之路”。西晋的时候有一位诗人叫潘尼，他还专门为琉璃碗写了一篇《琉璃碗赋》。他的赋是这么说的：“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阻远。”也是在强调它的珍贵与来之不易。

当然，传进来的东西肯定不只是金币和玻璃器皿，它们多种多样，我无法一一列举。我就举山西大同出土的三件镏金高足铜杯和一个银碗为例。研究者通过对它们器形和纹饰的研究，明确断定这几件器物带有鲜明的希腊化风格，所以认为它们是地中海东部一带的金属工艺品。这样的金银器皿，当时传进来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家农舍的房基底下，发现了一只东罗马镏金银盘。这个银盘，它的东罗马或者说西方的色彩太明显了，一发现就广受学者的关注。不光是国内学者，它们也受到了国际学者的关注。这个银盘上面的花纹非常繁复，内部有很多相互勾连的葡萄卷草纹，这个就明显带有地中海一带的色彩了。特别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个银盘上面还有一个年轻的男性神像，他头发卷曲，上身裸露，肩上扛着一根类似权杖一样的东西，靠坐在一头非常威武凶猛的动物身上；银盘上有铭文，据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教授研究，这种文字用的字母是古代大夏的希腊字母。

古代“大夏”大致的地域在今天阿富汗的东部。学者对银盘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银盘上面的神像还分好几层，不只有刚才我们讲到的最扎眼的那个神像。银盘的第二层有12个神像，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11]。而盘子正中的那尊青年男性的形象，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丘斯，以此推断，这个银盘生产的时代在公元4到5世纪，而它的产地总归不出意大利、希腊或土耳其这几个地方。当然，对它的产地和制造时间，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人认为它是公元2到3世纪，在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者西亚制造的一件银盘；也有人认为它是公元3到4世纪，罗马帝国东部行省出产的银盘。这个其实都不太重要，反正我们知道，它肯定是来自西方的，沿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陆上交通线传到了中国内地。

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银盘上有一行大夏文的铭文，作为当今中国非常杰出的西域、中亚古代语言的研究者和试读者，林梅村教授就把它试读出来了——这一行铭文的意思是“价值490个斯塔特”[12]，也就是490个金币。大家想想，这个盘子如此精美，当然是价格不菲的，这个铭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这种金银器，还出土了青金石，它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被当作宝石[13]。现在有很多朋友喜欢收藏青金石，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今天中国的领土范围内，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发现青金石的产地。而自古以来，举世闻名的青金石产地是阿富汗东北地区。所以有很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就认定，中国古墓当中如果有青金石出土，就可以判定它的来源是阿富汗。实际上青金石在中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出土，比如在江苏徐州、河北赞皇、陕西西安的墓葬里边，都出土过镶嵌有青金石的物件。那么青金石的传入当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前面还讲到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对立，东晋、南朝如果要和西域或者漠北联系，往北是走不通的，因为往北走是北朝，道路被阻隔了。所以东晋、南朝就开发出一条新的路线——经过吐谷浑同西域和漠北联系。这条路线怎么走呢？实际上是沿着长江到益州(今天的四川)，然后到鄯善(今天新疆的若羌)，走一条和河西走廊大致平行的通道，因为要经过青海境内，所以这条通道叫青海道。由于南朝把吐谷浑的首领封为河南王，所以这条路又称河南道。当然这个河南跟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河南省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条道路是我国古代沟通东西方的又一条重要路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条路特别重要。因为对于南朝来讲，它可以说是和西方世界、漠北沟通的最重要的一条路。

过去我们对这条路认识不清，这条路的走向是从今天的兰州往西，经过青海乐都，到达青海省省会西宁——西宁是非常重要的，十六国的南凉当初就曾在此处建都。如果大家到西宁去旅游观光，可以发现西宁市区现在还有很多古迹。从西宁往北，从达坂山[14]口和著名的扁都山[15]翻越祁连山，就进入了河西走廊，也就是中外交通的大通道。东晋著名的高僧法显，西行求法，走的路线有一段跟这条非常相近，甚至重合，那就是从长安经兰州到西宁，再北上翻越达坂山到达张掖的这一段。我们知道这条路非常有意思，可以说四通八达，沿着岷江而下，甚至可以到达成都!这一条西宁到成都的路线，是南朝通西域的重要路线。如果我们发现南朝有来自西方的物品，那么很有可能是通过青海道传进来的。

在青海道沿线，我们确实发现了大量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物和遗迹。1956年，就在青海西宁旧城区内的城隍庙附近施工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陶罐。这个陶罐是公元5世纪末埋藏的，当时的百姓如果遇到什么事(比如有战乱)，就把陶罐藏在这里。人们将其取出，打开一看，里面有银币数百枚。当然它们有些后来流散了，最终被征集回来的不到百枚，但是学者判断，其中有百余枚是萨珊波斯时代贝鲁斯王铸造的银币。贝鲁斯王是萨珊波斯非常有名的统治者，他的统治时间是公元459年到484年。大批银币在青海西宁被发现的事实，说明这些银币当时大量在这条线路周围流通。

2000年，在青海乌兰县的一个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过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查士丁尼一世的金币。在青海道附近发现东罗马金币和贝鲁斯王的银币不是一次两次。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这条线路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研究和探索，这里有上千座古代墓葬，比如非常著名的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的都兰墓葬里边就发现了130多种丝绸。通过对这些丝绸残片的研究，我们可以确定其中112件是中原汉地制造的，18种是中亚、西亚制造的，它们已经混在一起了。这其中有一块织锦，上面织的文字是波斯人使用的婆罗波文，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pahlavi[16]，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可以确认的中古波斯文织锦。这块织锦在中国青海的发现，足可证明这条道路的重要性。

13 魏晋南北朝与萨珊波斯的文化交流

我们在前面曾经几次提到过“萨珊波斯”这样一个王朝。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萨珊波斯之间交往的密切程度、频繁程度，丝毫不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东罗马的交往，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下来我想着重为大家介绍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萨珊波斯的文化交流。在公元3世纪初，中国当时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而伊朗高原上则出现了统一的萨珊王朝。萨珊王朝存在的年份是公元226年到651年，大致上和我们的魏晋南北朝相当。当然，它覆灭的年代比魏晋南北朝结束的年代晚了几十年。伊朗高原一带的古国和古代中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既深又广，这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伊朗高原上的萨珊波斯王朝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就非常频繁而深入。到了之后的隋唐时期，中国和伊朗高原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从《魏书》开始，中国就开始使用“波斯”这个名称，所以萨珊王朝我们也称它为“萨珊波斯”，它是古代伊朗地区非常强盛的一个王朝。在它的西面就是罗马帝国，它和罗马帝国经常互相征战、争雄；而向东是突厥，它和突厥互有联姻。由于它和突厥之间有联姻的特殊关系，所以萨珊波斯往东通向中国内地的道路是比较通畅的。当然，历史上也曾经中断过，但是总体上是比较通畅的。波斯的使节可以由陆路直抵中原。

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北魏的时候，波斯曾经多次派遣使团来和中国通好，《魏书》中就记载了十个到达了北魏的波斯使团，前五次到了北魏的都城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后五次到达的是公元493年北魏迁都后的新都城洛阳。北魏洛阳城中有很多的波斯商人，我过去在别的场合说过这话，现在我依然可以这么说，我想学者们是会同意的。在今天的洛阳城内，来自伊朗的外国朋友的人数，恐怕还不一定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萨珊波斯的人数多。而比较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波斯的使者也通过陆路深入南朝。梁武帝年间就有记载，波斯国曾经派遣使者来进贡，也就是来“献佛牙”，其实就是带着佛牙[17]作为礼物送给梁武帝，因为梁武帝信佛。在梁武帝时期，还有波斯的使者来贡献方物，也就是地方特产。这个现象屡见于记载。

南京博物院现在保留着《职贡图》的残卷。《职贡图》上是“梁元帝萧绎”这样一个题名。当然，此画到底是不是梁元帝时期的，姑且存疑，有可能是一个摹本。而在波斯国条题记里边就引用了释道安《西域诸国志》[18]的长文。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波斯通使南朝所走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青海道，或者称河南道，也就是从西域经过吐谷浑，即今天青海这一带，南下益州到达四川，然后再溯长江而下到达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的萨珊波斯遗物，应该是萨珊波斯的银币。在1959年5月，有过一次非常惊人的发现。在中国最西部的县份——乌恰县，其西面的深山当中有一条古道，修路工在山崖下修路的时候，在一条石头缝里非常偶然地发现了13根金条和947枚波斯银币，这数量是非常大的。而这947枚波斯银币全部属于萨珊波斯时期。

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往东，在新疆的库车、焉耆、吐鲁番，再往东到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省区，都出土过萨珊银币。当时萨珊波斯的银币是一种国际货币，广泛流通于东欧、中亚之间。公元六七世纪，还在中国河西地区[19]通用。《隋书·食货志》里边有这样的记载，北周时期——北周当然也是魏晋南北朝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河西这个地方，通用的是西域的金钱或者银钱，而北周是不禁止的。从出土文书和考古发现来看，所谓的“西域金银钱”里边，相当一部分是萨珊波斯的银币，它们在中国境内都通用。

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还有萨珊的玻璃器，通过对这些玻璃的颜色、加工方法、类型进行对比，对纹饰进行研究，对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这一批类似的玻璃器皿，基本上是伊朗的萨珊玻璃。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出土的萨珊玻璃器皿，它的数量恐怕还没有在日本传世和出土的萨珊玻璃器皿多。换句话说，日本历代相传的或者从地下出土的萨珊玻璃器，比在中国到今天为止发现的可能还要多。比如在日本奈良县，它的古坟里边就出土过萨珊波斯的刻花玻璃碗。而学术界针对这个情况，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日本的萨珊玻璃器皿应该都是通过中国传入的。换句话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未来，在中国境内会有更多的萨珊玻璃器皿出土。

公元5到8世纪之间，中国的上层阶级流行使用的金银器皿普遍非常奢华，这也应该是受到了中亚和西亚的影响。早在公元五六世纪，萨珊波斯的金银器就已经传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考古发现是相当多的，我们也不在这里跟大家一一列举了。

如果我们说金银器、玻璃器、金币、银币，这些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的文化交流物品，那么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器物传进来的同时，有一些制造工艺也传了进来。工艺当然就不像器物那么具象、那么直观了。而且这些技艺传进来以后，它们的用途还发生了改变。比如，西方在加工金属器皿图形、纹饰的时候，会采用一种叫锤揲(dié)[20]的技法，就是用小而尖的锤子在金属器皿上敲。这种被用于金属器皿上的西方锤揲工艺，却在河北景县一个公元6世纪中期的墓里边出土的青瓷樽上发现了。换句话说，从西方传来的锤揲工艺，原来是用在金属器皿上的，居然被瓷器的故乡——中国用在了瓷器装饰上。

河南安阳北齐的一个墓葬里面出土过一件瓷扁壶，表面的胡人乐舞图也是模仿锤揲手法弄出来的。在公元五六世纪，中国非常流行的双耳扁壶，毫无疑问，是受到了伊朗高原在公元1到3世纪就开始流行的双耳扁壶的影响。当然，伊朗高原上流行的主要是上釉的陶器，而不是瓷器。

在南京曾经出土过两件玻璃碗。这两件玻璃碗在制造工艺上采用的是吹制法成形，这也让当时的发现者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根据文献记载，中国的玻璃器采用的是传统的模铸法，用模子把玻璃液熔化以后浇在里面，有点像做青铜器的办法。当时中国并没有掌握吹制玻璃的技法，然而这两件玻璃碗是采用吹制法成形。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到北魏以后才有了玻璃吹制技术。《魏书》里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形容西边来的人非常擅长制作五色琉璃。说他们的技艺，“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旁观的人都惊讶地以为这些玻璃器皿不是凡人所能做出来的。“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也就是说，从西方传来的玻璃器皿，以及它的制造技术，把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给打垮了。

除此之外，还有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公元6世纪中叶的墓葬中发现的织锦。在织锦的花纹、纹饰方面，汉族式样或者内地式样的山、云、禽兽纹，已经都几乎消失了，流行的是成对的禽类或者兽类，以及植物纹样，其中有些形象，比如狮子、单峰骆驼、莲花、对称排列的忍冬(金银花)等，这些原本是中亚、西亚和佛教艺术当中非常常见的风格，而它们此时已经出现在中原所织成的织锦上。很多学者判断这应该是中原地区为了外销而专门设计的。

在陕西三原，人们从一个公元582年的石棺中还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雄野猪的形象。根据一位非常著名的伊朗学家的研究，雄野猪是波斯拜火教神话中斗战神[21]的形象之一。我们不妨扯远一点，《西游记》里讲，唐僧师徒四人在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西天取经成功以后，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这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波斯那一带的影响。中国的丝绸织造技术很早就传入了西域，然而经过魏晋南北朝，中国丝绸的制造技术和花纹图案反而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影响主要是来自萨珊波斯。毫无疑问，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萨珊波斯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

14 丝绸之路“掮客”——粟特人为何在中原做起了高官

自西向东说完东罗马和萨珊波斯之后，我们再来讲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或者说在我个人看来，更愿意把它称为族群——粟特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和地位。

粟特人主要生活在中亚的绿洲地区——阿姆河[22]和锡尔河[23]一带。他们生活的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西南部。从地理位置来讲，粟特人所居住的区域离中国更近一点。实际上，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粟特人的地位和作用也确实更为重要。

粟特人主要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也叫祆(xiān)教，我在后面还会为大家专门做介绍。粟特人的特点是善于经商，也做一些半农业半牧业的营生。他们很早就出现在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周围。在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东西方之间的陆路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发达，而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交流是以粟特人为中介来进行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期，粟特人操纵着东西方贸易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很多粟特人迁到了中国新疆地区和内地，频繁地在中亚、西亚和内地之间转贩经商。出于经商的需要，他们在沿途的很多地方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宜居地。这么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比如对祆教的信仰)、生活方式以及一些文化艺术传播到这些地区。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敦煌。敦煌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处于一个要冲的地位。最晚到公元4世纪初，敦煌就有来自康国[24](大致相当于撒马尔罕[25])的粟特贵族百来人，这些贵族加上他们的眷属、跟班、奴仆，竟然有千人左右。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再举个例子，姑臧(今天的武威)也是一个商业转运、物流的重镇。在这个地方也聚居着很多粟特人。

在中亚考古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探险家斯坦因[26]在1906年的时候，于敦煌以西的一个古代烽火台底下，发现了九封粟特文写的信札，它的年代正是公元4世纪的初年。其中有几封信就是粟特人从姑臧或者敦煌，写给故乡撒马尔罕(也就是康国)，以及布哈拉[27](也就是安国)的，信中汇报了他们经商途中的一些情况、困难等。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信札。而北魏都城洛阳，更是当时中外人士会聚、文化交流的最大中心，那里更不例外，生活着很多粟特人。文献当中对洛阳这种异文化汇聚的盛况多有记载。近年来，在洛阳发现了很多北魏的陵墓，在这些墓中出土了一些须发是球状的、高鼻深目形象的陶俑，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是西域或者中亚一些民族人士的形象，这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东魏迁都邺城(大致包括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郊一带)，也有很多商胡[28]、粟特人随之来到了邺城；到了北齐年间，商胡不仅在贸易领域和文化领域拥有重大的影响，甚至在政治方面也形成了非常大的势力。某些皇帝宠信的人当中就有西域商胡，或者说粟特人。官僚士大夫中有很多投机钻营的人，和他们称兄道弟，甚至给这些商胡做干儿子。有些帝王因为缺钱，就把地方的官职拿来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州县官职都被胡商买到了。

公元574年，高思好[29]起兵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商胡丑类，擅权帷幄，剥削生灵，劫掠朝市。”这表明粟特胡商的行为已经引起公愤了。北齐宫廷里边，得势的中亚粟特胡人数量非常多，他们都是凭一技之长得到宠信的。这些“一技之长”，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当然是所谓的雕虫小技，是不值一提的。当时有一些人被称作“胡小儿”[30]，古时候将来自中亚的一些民族称为“胡族”，“胡小儿”这个称呼多少带有一些贬义。在这些“胡小儿”里有些人名，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来自粟特这个族群，比如康阿驮[31]，姓康，是来自撒马尔罕的；穆叔儿，姓穆，是来自Merv[32]这个地方的——这些都是中亚商胡家族。这些富家子弟当时深得帝王的宠信，在帝王的左右伺候，领受恩惠、好处，地位和宦官差不多。有的人甚至当了很大的官，比如当上了开府仪同三司[33]的曹僧奴、曹妙达父子；有些胡人因为特别擅长弹琵琶，所以被开府封王，比如何海和他的儿子何洪珍；此外还有何朱弱、史丑多等十来个人，都是因为能歌善舞，在音乐方面有特长，而受到了帝王的青睐。曹、何、史姓皆是出于昭武九姓[34]。

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西域的商胡，或者说粟特人这个族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生活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在北齐的墓葬当中，屡屡发现和粟特人有关的文化遗存。比如2002年，在太原就发现了北齐的徐显秀墓，在那里出土了一枚镶嵌着蓝宝石的金戒指。很多学者判断，这就是当时粟特商人带入中国的珠宝装饰品。徐显秀墓里边还发现了一幅壁画，这幅壁画得到了大家高度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壁画中有菩萨连珠纹，这种独特的纹样是由外来的连珠纹和中国的菩萨像相结合孕育出来的，反映了北齐盛行的胡化之风。

在北周都城长安，同样活跃着很多粟特胡商，这已经被最近一些年多次重大考古发现所证实。2000年，在西安发掘了安伽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墓葬，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个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北周时期粟特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墓志讲“安伽，字大伽，姑臧昌松人”，也就是今天武威一带的人，他曾经担任过同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萨保、大都督。所谓“萨保”是中原王朝对商胡管理祆教祭祀活动的官员的称谓，是一个官职。安伽的祖先毫无疑问是安国人，在安伽墓出土的石刻围屏上，更是有很多胡人的形象，这些人带有明显的中亚民族特征，他们使用的酒器更是和我们中原所用的酒器有明显不同。

2003年，在离安伽墓只有两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北周贵族史君墓。我们前面提到过，史姓也出于昭武九姓。在这个墓里边，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考古发现：一扇墓门是一块整石，上面刻有粟特文和汉文，记载了墓主人史君的生平。从汉文的记载来看，这位墓主是北周凉州[35]萨保，也是主管祆教祭祀的官员；墓主的妻子姓康，来自康国，即撒马尔罕。这座墓里边有很多石刻，使用了高浮雕的手法，非常醒目。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墓主人降生、狩猎、商旅等各种场景；还可以看到墓主人夫妇在家中对饮，或者说在葡萄园里设宴饮酒的场面，石刻中显示出的粟特文化色彩非常明显。当然，石刻里有祆教的文化，也有汉文化的影响。

2004年，人们又在距北周安伽墓大概150米处，也就是距北周史君墓2000多米处，发现了一位名字叫作康业的粟特人的墓葬。根据出土的墓志上讲，康业还是康国国王的后裔，他死于北周天和六年(571)，死后被诏封为甘州(今天的甘肃张掖)刺史。但是研究者注意到，康业的尸骨用丝绸裹着，没有经过二次瓮葬这样的粟特人葬俗——原本粟特人的葬俗应该是人在死后经过狗吞食，或者天上的鹰啄食之后，尸骨的肉被吃光，然后再用瓮来收埋骸骨，是不用棺椁的。然而康业的尸骨是用丝绸裹葬，说明他已经采取了汉人的葬俗，这肯定是因为康业生前长时间旅居在长安，已经有很高的汉化程度了。这个墓有围屏，在围屏上有线刻图案，里边有很多人深目高鼻或者高鼻秃头，胡人特点都非常明显。

粟特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当中的声名、他们的作用，近几年来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想，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随着我们对传统文献理解的日渐深刻，对于粟特这个族群的研究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15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来宗教——佛教与祅教

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各种学说、思想乃至宗教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对当时中国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当然，这绝不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精神层面的交流或者讲文化层面的交流就仅仅是由西往东，而中原地区并没有文化向西方的输出。《北史·西域传》就曾经讲过：“高昌(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一带)有《诗经》《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这段记载是非常重要的，它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文化也在向西方传播。它说在高昌那一带有人学习《诗经》《论语》《孝经》，而且还有学官，即专门的政府机构来教授这些学生。不过这些学生并不是用汉语来读这些经典，而是用胡语——西域当时的各种语言——来读。这段记载被新疆考古发现证实。我们在新疆考古发现中，发现了古抄本《毛诗序》等汉文典籍。为什么我要把重点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受到的从西方传进来的文化、宗教的影响？因为这一方面的史料和研究比较多，而中原文化对西域、对中亚，乃至于对更远地方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讲还比较薄弱。

魏晋南北朝时期，沿着陆路交通要道传播进来的众多宗教中，最重要的当然首推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西域高僧陆续进入中原。两汉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原的一个发端，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的一个繁荣期，并且是“中国化”的一个时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真正扎根中国大地。那个时候有很多来自西域、印度和中亚的高僧都到中国来传播佛教、翻译佛经。其中特别著名的鸠摩罗什[36]，就是来自西域的。在中国佛教的翻译史上，如果要推举出两位最伟大的译经大师的话，毫无疑问，一个是玄奘大师，另一个就是鸠摩罗什。玄奘大师的翻译被称作“新译”[37]，而鸠摩罗什则是旧译的代表，他们是两座高峰。

我们绝不要忽视这么一点，就是玄奘的翻译虽然是新译，但是并没有完全替代鸠摩罗什的翻译。因为鸠摩罗什的翻译非常有文采，非常有个人特点。事实上，迄今为止，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还有好多依然在流行。鸠摩罗什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去世后不久，北天竺(有来自今天印度地区北部)一位叫菩提流志[38]的僧人也来到了洛阳，他曾经会集了700多位僧人，一起来翻译佛经。从魏宣武帝永平初[39]到东魏孝静帝天平年间[40]，也就是说从公元508年到537年，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菩提流志一共译出了39部(127卷)佛经。与菩提流志大致同时期的北天竺的勒那摩提、佛陀扇多，还有南天竺的般若流志，也先后来到洛阳翻译经典。而菩提流志和勒那摩提所翻译的，大多数是印度佛教非常重要的一派，也就是无著和世亲一派[41]的经典，比如《深密解脱经》《入楞伽经》[42]《摄大乘论》《师地经论》。一直到今天，对佛教文化有所了解的朋友还都知道这些经名，甚至有些朋友还会经常去阅读。

而在北齐和北周时期，又分别由北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和阇那崛多来翻译佛经。北朝的佛教和南朝的佛教在当时就已经表现出了很鲜明的区别。北朝的佛教特别重视禅法，也就是禅定之法；而南朝或者说南方的佛教比较重视佛教义理的探究。用一句不太精确的话来说，就是南方的佛教比较重视从宗教学、哲学学理的角度去研究。鸠摩罗什在长安的时候，他传授的主要是中观[43]学说，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鸠摩罗什传承的学说在北朝几乎没有什么传承。

北朝受到大家崇信的是一些佛教禅师。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北朝影响最大的禅师是佛陀禅师，他的名字就叫佛陀，也就是觉者、觉悟者的意思。他是天竺人，在魏孝文帝迁都以前就来到了北魏，深受孝文帝的崇信。佛陀定居在少林寺，而当时的少林寺因为有佛陀禅师驻锡[44]，经常有人“闻风而来，纵横数百”，意思就是这寺庙里边经常有几百个人来听佛陀禅师讲禅、讲授佛法，少林寺也因此以禅法闻名。

比佛陀禅师稍微晚一点到达北魏的还有一位禅师，他在中国就更有名了，就算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也应该是知者甚多，那就是菩提达摩[45]。菩提达摩大约是在南朝刘宋灭亡(公元479年)前来到中国的，他先是来到了南朝。而到了刘宋后期，他就往北走，到嵩山洛阳一带传播禅法。和佛陀禅师不一样的是，菩提达摩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当道者的特别尊重。但是他传授的禅法，以《楞伽经》为指导，提倡一种高度自觉的实践，这和以前的禅法，也就是和佛陀禅师的禅法有着很大不同。因此反而是从南边来的菩提达摩的禅法代表着，或者说象征了北方禅学发展的方向。

他的禅法后来经过慧可(禅宗二祖)等人的传播，在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达摩被尊称为禅宗的创始人。迄今为止，禅宗不仅是在中国、在整个汉字文化圈，甚至在西方世界都有广泛的传播。而它最早的发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除了来自西方的僧人到中土译经，中土的僧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兴起了一股西行求法的热潮。西行求法的人当然各有目的，比如有的人是要到西方去求经、找经典，有的人要去拜访名师，有的人要去朝拜圣迹，等等。西行求法的人往往都是信仰坚定、发心宏大，并且有学问的僧人，都是带着非常明确的追求到西方去的。用今天的说法就是留学，当时叫求经，所以他们能吸收当时印度佛教的一些思想。他们对文化传播、宗教传播做出的贡献特别大，值得我们重视。

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曹魏时代的朱士行是第一人。朱士行是颍川人，也就是今天河南地区的人，年少出家。大概在公元250年，有一个僧人叫昙摩迦罗[46]，他把戒本[47]传入中国，于是在中国就诞生了受戒剃度的制度。朱士行就依法成为比丘[48]，也就是真正合格的出家僧人。在朱士行以前，中国没有依照戒律受戒剃度的僧人，大多是离俗为僧。所谓“离俗”就是离开世俗，成为僧人。即一个人说自己出家了，再也不管世俗间的事情了，那他就算僧人了。换句话说，其实朱士行之前的僧人，按照佛法和佛教戒律，都是不具足的、不圆满的，因为他们没有受戒。而朱士行是中土沙门的第一人，也就是第一个真正的出家人。

他出家以后曾经在洛阳讲《道行般若》[49]，也就是《小品般若》。他应该没有学习梵文的机会，所以讲的内容依据的是译文，他当时就觉得译文很难理解。确实如此，今天我们很多朋友来读汉译佛经，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难理解，佶屈聱牙。因为这些经文是由1000多年前域外的一门古代语言翻译成当时的汉语的。1000多年以后，我们读起来当然不容易。其实在朱士行那个时候，读译文已经感觉不太容易了，何况译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他就发愿要去寻找原本，弥补这样的缺憾。

甘露五年，也就是公元260年，朱士行从长安西行出关，到了今天新疆和田一带——当时叫于阗。他在那里找到了《放光般若》的梵文本。《放光般若》也叫《大品般若》，《道行般若》叫《小品般若》。《小品般若》的篇幅小，《大品般若》的篇幅大，那么《放光般若》当然就比较完整。在太康三年，也就是朱士行西行求法22年后的公元282年，他派遣弟子把他在于阗找到的《放光般若》送回洛阳。朱士行后来没有回到中原，他留居在西域，一直待在于阗。他80岁的时候，在于阗去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的故事。

比他成就高的、比他走得远的人多的是。在东晋南朝，西行求法的法显[50]最为著名。有很多人讲，虽然在法显以后很多很多年的唐代的玄奘名声更大，但是如果要从既走海路，又走陆路，并且在域外游历的区域更为广阔——这些角度来讲，法显是更胜一筹的。甚至有人还说，综合各方面考虑，法显应该是西行求法的华夏第一人。

法显的西行求法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占有非常独特的一页的。他留学天竺，求经而返，归国以后一直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翻译佛经，同时他还详细记述了西行求法的历程，留下了一部书。这部书有很多名称，既叫《高僧法显传》，也叫《佛国记》，又叫《历游天竺记传》等，现在统称为《法显传》。这是一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的极重要的著作。对于法显所经过的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古代历史文化来讲，《法显传》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那些地方的古代文献留存很少，而那些国家往往不像中国那样对历史记载那么重视，所以它们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据法显的记载来研究和探寻的。

法显是南朝著名的求法僧，而北朝则有北魏末年的宋云、惠生，他们的行迹保留在北魏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洛阳伽蓝记》[51]里，这部书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当然只是片段。北齐的时候，又有宝暹(xiān)、道邃到西域，他们回来的时候带了260部西域文字的——当时也叫梵本——佛经回来，那个时候已经是隋代了。到了唐代，有玄奘、义净、慧超、悟空等，西行求法盛极一时。而这些人往往都有行记传下来。这些对于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就非常重要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许多僧人都参与到翻译佛经这个工作当中，并扮演不同的角色。当时翻译佛经是有不同的分工的。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水平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政府对佛经翻译这项工作往往大力支持，从经济角度、组织角度提供保障。因此，译出的佛经量大质精，而且更加系统。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大乘、小乘[52]，还是经、律、论[53]，佛经大体上都已经被翻译过来了。由此中国佛教就迈过了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进入了一个中国化的进程，为后来佛教各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后来佛教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宗派[54]，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为佛教完全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的佛教石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是受到高度尊重的。按照中国一般的说法，有四大石窟，哪四大呢？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它们在甘肃；大同云冈石窟，这是在山西；洛阳龙门石窟，这是在河南。这四大石窟都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而它们开凿的年代都在南北朝时期。

所谓的石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制，它一般是在河旁边的山崖上开凿，慢慢形成一个群落，进而形成一个佛教寺庙。由于很多石窟，它的洞窟非常密集，今天凿一个，明天凿一个，越凿越多，所以往往都有“千佛洞”之称。“千佛洞”绝不是敦煌莫高窟的专有名词，很多石窟都叫千佛洞。这些石窟对于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当然有特别的意义。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种在山崖上开凿洞窟、石窟的行为，主要是受到伊朗的影响。

古代波斯有个国王大流士一世[55]，他统治的年代非常早，是公元前522年到前486年，比秦朝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还要早两三百年。在大流士时期，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山叫Behistun，也就是贝希斯敦[56]摩岩的石窟，或者叫龛窟，波斯石窟的开凿从那时起就已经有了；印度最早的石窟是巴拉巴尔石窟群[57]，它的开凿年代也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在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时代；印度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在南印度，也就是阿旃陀(Ajanta)石窟[58]，它的开凿在公元前2世纪。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石窟的开凿都比中国的四大石窟早。

所以中国四大石窟受到西方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西方的石窟艺术影响到中国是经过了中介的。当然它要一步一步、一站一站传过来，而著名的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59]，就是一个中介。巴米扬的石窟融合了印度的石窟建筑和犍陀罗艺术[60]，把石窟和巨型的造像结合起来，形成了在中亚地区非常独特的一个艺术流派，就叫巴米扬流派。巴米扬石窟所在的地点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北，兴都库斯山区的巴米扬溪谷当中。这个地区就非常靠近古代连接印度、伊朗和中亚的交通要道。中国的僧人玄奘和新罗的僧人慧超，都曾经到达过这个地方。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把“巴米扬”翻译成为“梵衍那”，这是不同的音译，他详细地描写、记载了当地最著名的大立佛——大佛，还有卧佛像。

非常可惜，大家都知道大立佛，也就是巴米扬石佛，在近年已经被摧毁，这引起了全世界高度的关注。这一人类的艺术瑰宝就这样被后人摧毁了，这是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非常神奇的是，玄奘记载的大卧佛，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找到。玄奘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可谓言之凿凿，但是没找到。而巴米扬大佛的制作年代大概是公元2世纪，它旁边的石窟开凿年代应该更早，现存的石窟还有2000多个，分布的长度长达3公里。巴米扬艺术对中国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以及前面我们提到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不仅如此，我们在巴米扬石窟群和中国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以及中国其他四大石窟之间，还能找到一个更准确的中介，那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茨(Tilmetz)附近，它有个古城，古代叫呾密城[61]。这个城西北角有个卡拉丘[62]佛寺遗址，也是一个石窟寺。呾密城位于阿姆河边，这个地方从古到今都是中亚地区的要道。

从地理位置、考古学证据、文物断代等角度研究，呾密那个地方的石窟应该就是巴米扬艺术传至中国的又一个起点。这一步步的影响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佛教的石窟一般来讲开凿于公元3世纪。在公元5到8世纪非常兴盛，中国境内最晚的石窟大概开凿于16世纪，所以跨度有一千三四百年。而开凿的高峰期正在魏晋南北朝。新疆地区以拜城的克孜尔石窟最为有名，开凿于公元3世纪，极盛期是公元4到5世纪，最晚的石洞窟，开凿于公元8世纪。克孜尔石窟的某一些窟形，高度接近巴米扬石窟，这个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了。

敦煌莫高窟中，现存最早的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然后陆陆续续一直延续到14世纪。壁画、塑像的风格暂且不提，我们就看年代，它明显要晚一点。甘肃永靖天水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其中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无量寿佛[63]的佛龛上有年代题记，它记名是公元420年，这非常珍贵，因为这是中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窟龛。云冈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非常著名，它是公元5世纪60年代开凿的。学者现在普遍认为，公元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石窟受到新疆的影响，这和佛教艺术由西往东的传播路径是完全吻合的。

现在，我们如果到大同的云冈石窟去看，能够明确地看到这些影响。像第九窟，大门左上方，有交脚弥勒龛，两边的柱头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希腊化的爱奥尼亚式[64]，这个明显是受到了从犍陀罗、巴米扬传来的西方艺术的影响。

当然，西方传进来的这些艺术样式，到了中原以后，也很快受到了中原艺术的影响。比如金刚力士是佛教造像当中很常见的一种样态，起源于古印度的护法神，而传进中国以后，北魏时期的金刚力士像，除了有西方的文化因素，还非常明显地受到了汉族的传统武士像、门立像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绝不只有佛教。实际上还有一些当时西方流行的宗教，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了中国。这些外来宗教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在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有些影响的程度，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握。

前面为大家介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这个领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一个族群——粟特人。我接着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种外来宗教，就跟粟特人这个族群有非常密切的关联。那就是拜火教，也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

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有一个人，名字叫琐罗亚斯德，这个人大概出生在公元前628年。然而他去世的年份比较确定，是公元前551年。这个年份距离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公元前221年，这期间还差了300多年，是非常古老的一个人物。

“琐罗亚斯德”这个名字很多人也许觉得陌生，但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读过一本书，这本书被归在西方哲学的类别里面，是德国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尼采写的一本书，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书有中译本，收在商务印书馆著名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这里的“查拉图斯特拉”就是琐罗亚斯德。尼采用了这么一个古老的拜火教，或者祆教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他的这本书，可见这个人物在西方的重要性。

这位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在波斯东部创立了一种宗教，这种宗教的主要特征是主张善恶二元论[65]，崇拜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它的经典是波斯古经《阿维斯塔》(Zend-Avesta)。大家把这个宗教称为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以后称为祆教。现在，在各种出版的著作当中也有一些场合提到这个宗教，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字经常容易被印错，因为如果印成了一个“衣”字旁，那边的“天”字再印得稍微不准确一点，就会变成“袄”字。所以也有的朋友会念错——念“袄(ǎo)教”，其实是“祆(xiān)教”。“祆”这个字的本义是指胡天，也就是指外国的天神，胡就是外国的意思。其主要的仪式是在祭司麻葛[66](Magus)的指导下去礼拜圣火，所以又被称为“拜火教”或者“火祆教”。Magus这个词，还有些学者认为跟我们汉语当中的“巫”有特殊的关联。这个宗教在古代波斯，以及后来的萨珊波斯时期都被确定为国教。

粟特人很早就信奉祆教，《魏书·西域传》里边就提到说康国[67]——也就是粟特人聚居的地方——“有胡律”，有他们本民族的一些法律、律典；“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这是汉文典籍当中最早出现“祆”字的地方。火祆教或者叫琐罗亚斯德教，它是粟特整个族群信奉的宗教。根据《汉书》的记载，早在西汉成帝年间——成帝年间是公元前32年到前7年，粟特商队已经在丝绸之路上频繁往来，从事商贸活动。当然，这些来华的粟特商队的组成成员当中，毫无疑问是有祆教徒的。换句话说，中原最早接触到祆教或者琐罗亚斯德教应该早在西汉年间。

当然，这只是我们根据常识做出的推断。那么这个宗教到底什么时候比较正式地，或者说比较成规模地传入中国？我们可以从匈牙利加入英国籍的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的一次发现当中找到一些证据。这位斯坦因在1907年曾经在敦煌西北一座长城的烽火台底下找到了几封粟特文的古信札。从这批信里边我们可以判断，最晚到公元4世纪初，粟特人从零零星星地到中国来经商转变成有组织、成规模地到中国来经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祆教大概最晚在公元4世纪初已经进入中国了。祆教最初只不过是在粟特人的族群内部比较流行，所以中原汉地的民众对他们的宗教起先是了解不多的。但是随着来华的粟特人逐渐汉化，融入中原汉族的生活群体当中，中原人对祆教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在《晋书》《魏书》《资治通鉴》等中国的史籍当中都可以找到对“胡天”，也就是祆教所祭祀的天神的记载。而北魏、北齐年间，在当时的京城和各个州都设置了一个官职叫萨甫。萨甫，也就是隋唐时期的萨宝。从朝廷的角度来看，它是以胡商——也就是粟特商人的首领来管理这个群体，同时也管理祆教的宗教祭祀，萨宝是其官名。在隋代的时候它是正九品，而到了后来的唐代，已经是正五品，它的地位提高很快。这在《旧唐书》和《通典》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关于这些萨宝，还有好多考古发现可以证实其存在。西安就发现过北周的安伽墓，它的墓主人安伽就是同州萨宝，也就是同州这个地方的粟特人的宗教领袖和族群领袖。在他墓葬墓门的额上，发现了填涂色彩的雕刻，因此也叫刻绘。还有一幅祆教祭祀图，图的中部是火坛，这个火坛放在莲花三驼座上，而且旁边有骆驼，骆驼背上驮着一个圆盘，盘内有升腾的火焰。

在这个墓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胡人的形象，有好多器皿和图案都带有明显的粟特的色彩。火坛上的莲花座，一般认为和异域宗教传入中国有关。但是我们又发现，在图案里边的这些飞天伎乐，与传入中国的佛教飞天伎乐，不管是在外形上还是服饰上都看不出明显的区别。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祆教传入中国应该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并且出现了“中国化”。所以它的图案一方面带有明显的粟特的色彩，一方面又有中国化的色彩。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安伽墓的墓门上面，伎乐飞天的体貌特征已经有明显的中原汉人的风格，它的图案也已经明显地汉化。

在西安的北郊，还发现了北周史君墓，墓主是北周的凉州萨宝。史君墓非常大，出土了很多与拜火教有关的非常精美的浮雕，内容很丰富。当然，对史君墓的内容、图案的一些试读和阐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波斯的非常重要的宗教——祆教或者拜火教已经传入中原相当长的时间，出现的中国化或者汉化的样态，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且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也展示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和精彩，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它的神秘。

16 海陆交通的发展推动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前面我们主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这个领域，学术界关注得比较早，研究得比较细，资料相对也比较多。然而中国文化也有东向的交流，甚至还有南向的交流。在这个领域，学术界注意得相对比较晚，研究成果相对要少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它们。

所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交流，这个东方主要是指亚洲东部。提到亚洲东部，我们一下就会想起朝鲜、日本，当然包括中国。

首先为大家讲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从公元313年，高句丽攻陷乐浪(lè làng)、带方开始，到公元668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区域为止，一共355年。这个历史时期，被称作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公元220年到589年。换句话说，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和中国的魏晋南北朝相比，它的起、始都差不多晚了百来年，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重叠的。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是指哪三国呢？是指位于北部的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西半部分的百济和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东半部分的新罗。

尽管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和朝鲜都经历了很多的战乱动荡，但是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高句丽，因为当时的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它基本上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辽东的遗产，所以它天然就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中原的南、北王朝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可以看一个数字。按照史书记载，高句丽使节访问北魏、北齐、北周的次数就多达90多次，有的时候一年里有两三个使团到达。而访问东晋南朝的使节也有将近30次，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百济、新罗也一样，跟中国的往来是非常密切的。

除了朝鲜半岛之外，大家千万别忽略了，按照传统来看，越南这个东南亚国家也是算在亚洲东部的。为什么会把越南也算在亚洲东部呢？这里边不仅是一个地缘的考虑，也有一些历史文化的因素。因为亚洲东部这四个主要的国家：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它们在历史文化方面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很多学者把它归纳成这样四点——汉字文化、儒家思想、律令制度、佛教信仰，而这四者的核心实际上是汉字文化。日本有一些学者，干脆把整个东亚世界就称作“汉字文化圈”。

中国的汉字大概自战国到西汉初传入了朝鲜半岛——这个时间很早。到了三国时代，朝鲜半岛的人民广泛使用汉字和汉文。所以当时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文人，很多都能写非常棒的汉文文章。而这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给中国南北朝各代的公文、表疏，也都采用非常标准的中国文章和格式。

我们先看高句丽，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著名的好太王碑。“好太王碑”是个简称，全称是“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这是高句丽的长寿王在公元414年为他的父亲立的一块墓碑。这个墓碑在哪里呢？在今天中国吉林省集安县集安正东。这个碑很大，上面一共刻了1775个字，内容都是关于好太王的功绩。这个碑在刻好以后1000多年，大家都没有注意过，而到清朝的光绪初年才开始被学术界关注。大家对这块碑有高度的评价。比如清代叶昌炽在《语石·奉天一则》中就讲碑“字大如碗”“方严质厚，在隶楷之间……所记高句丽开国武功甚备。此真海东第一瑰宝也”，由此可见，时人对它评价非常非常高。所以这块碑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书法审美价值，喜欢书法的人都知道好太王碑。

对于百济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看一下，因为百济很早就通过辽东接触到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公元277年，百济就派遣使节与西晋联络。此后，百济依靠它非常发达的造船业，往来于黄海之上，因此，百济对汉文化的吸收相当全面。我们这里也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发现了百济的武宁王陵，也就是百济国王的陵，它的年代在公元6世纪初，里边出土了大量的来自中国南朝的物品。武宁王在位23年(公元501年到523年)，这个时候是百济中兴时期，国力比较强盛。它与中国南朝的梁往来通好。墓志中提到武宁王有个头衔叫“宁东大将军”，这实际上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朝给他的封号。在百济境内，我们还发现过一些碑，上面有些碑文，甚至运用的是骈体文，也就是所谓的四六文，四字一句、六字一句，这属于南朝非常典雅的文字。中国古籍当中有记载，那个时候的百济“颇解属文”，就是说他们非常懂得怎么写文章。

新罗在三个国家中建国晚一点，它在建国初期连文字都没有。但是大概到了公元251年出现了一个人物(见于朝鲜史籍的记载)，这个人叫妇道，我们现在基本可以断定他写的文字就是汉字。大概到公元3世纪中叶，汉字、汉文已经在新罗普遍流行，甚至新罗的国名都很有意思。根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在公元503年的时候，新罗的臣子们开会说：“始祖创业以来，国名未定，或称斯罗，或称斯卢，或称新罗。”意思就是说我们国名都没定呢，创业到现在，有的时候被叫斯罗，有的时候被叫斯卢，还有的时候被叫新罗。“臣等以为，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则其为国号宜矣。”由此可见，国名最后被确定为“新罗”，背后完全是中国文化的思维，甚至新罗的这些臣子，把朝鲜语称之为方言，认为标准的语言应该是汉语。新罗与汉文化的交流，后来得到了日益广泛、深入的发展。到了公元504年，新罗仿效中国礼仪，也制定了丧服法，就是规定了怎么服丧，怎么慎终追远；公元514年采用谥法，也就是人死了以后要给他一个谥号；公元520年颁示律令，并且规定了百官穿的服饰，就是应该实行“朱紫之制”，也就是要根据官品的大小，穿红的或穿紫的，完全模仿中国；而公元536年新罗干脆模仿中国建了个年号叫“建元元年”；公元545年，当时的新罗王下令撰修国史。

所以我们看到，高句丽、百济、新罗这三个国家和汉字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朝鲜的三国时代，朝鲜人民在使用汉字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部分地进行再创造，比如用简体字。有些简体字我们现在还经常在用，比如“部门”的“部”，它就简化成“卩”，现在咱们很多人写的时候还顺手这么写，这个现象最早出现在朝鲜半岛。他们还造了一些字，比如畓，上面是流水的水，下面是田，这个就是指水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汉字文化是中国和朝鲜半岛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时汉字文化必然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汉字文化当然就格外重要。

“汉字文化圈”扩大至朝鲜半岛后，儒家学说进而成为朝鲜半岛的统治思想。。

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中最早受儒学影响的是高句丽，我们在前文提到了其中的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在高句丽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非常发达的儒家思想就和高句丽原有的文化结合起来，成为高句丽的统治者追求合法性的工具，或者是它合法性的一个支柱。根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在公元372年就模仿中国的东晋王朝，正式设立了太学，这是儒学的教育机构。太学是设在中央的最高学府，主要招收那些贵族子弟，讲授的内容和中国一样，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也讲授《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这四史，还有一部《晋阳秋》，这部书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但是是辑佚的，因为它之前散失掉了。

太学的目的是培养官员，而且它又模仿中国，在最高学府当中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只要通五经，就可以获得一个称号——五经博士，可以在里边当博士。高句丽不仅在中央设立太学这样的教育机构，它在地方上还有教育机构，叫扃(jiōng)堂，以招收地方的贵族子弟，当然也有一些平民子弟，不完全是贵族。高句丽跟儒学之间的关联，咱们就举它的教育机构这一个例子。

而百济在公元405年——这是有记载的，这个年代信息非常可靠——就有一个五经博士叫王仁，他携带《论语》十卷东渡，把儒学传到了日本。从这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看出，百济的儒学教育已经相当发达。百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甚至引起了中国史书的注目。所以在中国的史籍当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百济的记载，比如《周书》里边就有《百济传》，它讲百济“俗重骑射”，意思是说它原来的风俗是比较看重骑马、射箭的；“兼爱文史”，它同时也开始热爱文史了；“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其中特别优秀的很会写文章，而且通晓阴阳五行学说，这个完全是受中国的影响；“用宋《元嘉历》”，它的历法用的是南朝宋的《元嘉历》；而且“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有投壶[68]、樗蒲[69]等杂戏，而尤尚弈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些医药、占卜，甚至投壶、下棋的技艺和爱好都是跟中国学的；“婚丧之礼，略同华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它的婚丧也是跟中国一样，父母或者丈夫死了以后要服丧三年，但实际上是27个月，这个现象也跟中国的内地非常像。《旧唐书》里边都有记载，它说百济的“岁时伏腊[70]，同于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百济的好多节气都是跟中国一样的，它的书籍有五经还有子书和史书，它的公文跟中国的格式是一样的。百济人的思想方式、生活样态，非常明显地带有汉文化的特点。

咱们用一个故事来解释。百济有一次打仗，打仗的时候胜者看到败者已经逃跑了。你为了缴获战利品，扩大战果，一般都要追的，但是百济有个将军居然这么说：“尝闻道家之言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多求”——他不追了。这位将军完全根据中国道家的思想来行事，“知足不辱”的意思是我只要知足，就能避免挫折，避免受辱；“知止不殆”则是指，我知道在哪儿停住，不要一味地往前冲。我今天得到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我何必还要去贪多？于是他停了。你看，这完全是一个中国士大夫的口吻。

百济还有个国王，因为过分喜欢下棋，差点亡了国。高句丽那时候在图谋百济，它知道百济王喜欢下棋，就派去一个叫道琳的僧人去当间谍。这个僧人是个围棋高手，百济王就拖着他天天下棋，结果被僧人道琳知道了百济很多情报。高句丽乘虚偷袭，竟然就把这个国王给杀了。大家看看，举这两个例子，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汉文化是怎样浸润在百济人的生活当中的。

三国当中接受儒学最晚的，是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东半边的新罗。在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新罗开始接触儒学。到了公元6世纪的时候，儒学得到新罗国家层面的认可，成为官方学说。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公元503年新罗的统治者给自己改了一个称呼。新罗在公元503年以前，它没有“国王”这个称号，而是把自己的统治者称为“居西干”。到了公元503年，新罗的统治者才被称为国王，并且采用新的国号、年号，采取中央集权制，用儒家的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等等。当然，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三国时期的朝鲜半岛，对儒学文化有着非常广泛的吸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当时儒学思想传到了朝鲜半岛，并且传得很普遍，传得很深入，然而并不见得儒学思想就可以完全支配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统治者的思想。应该说儒学是跟朝鲜半岛的原始宗教，比如祖上神，还有新罗的花郎思想[71]、花郎精神，相互作用。儒家的学说在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还没有成为教育贵族子弟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要等到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于公元788年制定了用儒家经典和汉文作为考试手段的规范，也就是所谓的“读书三品出身法”，这之后，儒学才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儒家文化或者儒家经典，对于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的影响；一方面也要很客观地看到，它的影响还是有局限性的。

佛教传入朝鲜的时间是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到5世纪前半期，我们只能模模糊糊确定这样一个时间。而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东晋和十六国时期佛教空前发展的时期。最早接受佛教传入的当然是北方的高句丽，一般我们认为，僧人顺道是第一个把佛教传入高句丽的，但事实恐怕不见得是这样。因为根据中国的佛教史籍《梁高僧传》[72]的记载来看，在顺道到高句丽传播佛教之前，高句丽肯定有人已经皈依佛教了。在小兽林王之后的国王——故国壤王也皈依了佛教，他在佛教传播的历史上比较重要。为了能够让国民都信仰佛教，他在公元392年向全国颁布了一个命令，命令高句丽的人民都要信佛。之后的广开土王，也就是我们在上一节里提到的好太王，也致力于发展佛教。他刚继位一年，就在高句丽的南部都城平壤(当年是地跨鸭绿江两岸的)，一年内造了九座规模很可观的寺院。在好太王的治下，高句丽居然呈现出一个佛教国家的样貌。由于国王大力弘扬佛教、褒扬佛教，很多读书人都到寺院去出家。而为了更好地学习佛学，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到中国来留学，有些名字在历史中被留了下来，比如义渊、慧观、定法师等。

他们到中国来学习，当然不仅是学习佛经，还会学习中国其他的文化知识，然后再把它们带回高句丽。而高句丽不仅接受佛法的传入，它还主动地对外传播佛法，往百济、新罗和日本派去僧人，对这些地方进行传教。因此，高句丽在佛教传播的历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再来看百济。佛教最早传入百济当然也是和中国有关的。《三国史记》——一部朝鲜的史书——有明确记载：公元384年，阴历秋七月，枕流王(百济的一个国王)派遣使节前往晋朝贡；而在九月——就过了两个月，胡僧摩罗难陀(Malananda)就从晋朝到了百济。国王枕流王把他引到宫内，给予了他高度礼遇，佛法就此在百济开始传播。第二年——公元385年春二月，摩罗难陀就在汉山创建了佛寺，并且已经有了十个僧人。

在历史上，百济经常派遣使节到中国来求佛经，而中国一般也都答应百济的要求。非常有意思的是，从百济的寺庙建筑布局结构上来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对百济在佛教文化层面的影响。百济的寺院基本上是单塔式寺院，也就是一个寺庙一座塔。中国基本也是这样。同时，百济的寺庙坐北朝南，一般将南门、塔、法堂、讲堂——按照这个顺序——安排在一条中轴线上，四面都用回廊和外部隔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的建筑体。我们如果在脑海中想一下中国的寺庙，就会发现中国的寺庙也大多如此——特别是一些古老的寺庙，而新的寺庙却不一定。

另外，百济的佛像和中国的佛像也有密切的关系。百济的佛像是非常有名的，在佛像艺术界，“百济的微笑”尤其出名，就是百济的佛像上经常有非常亲切、神秘的笑容，人们无以名之，但它又非常有特点，所以大家就把它叫作“百济的微笑”。我们在百济境内，也就是在今天的首尔——韩国的首都郊外有个地方，曾经发现过公元400年左右中国制作的佛像，由此可以看出，百济在早期应该是大量从中国引进佛像的，但是不久后它就形成了自己的佛像风格。而这所谓“百济的微笑”是有来由的。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个微笑和北魏太和二年(478)由河间乐成县张卖所造的弥勒像非常相似。张卖所造的弥勒像，面容不似成年人，而是童子状，笑得非常柔和。只不过非常可惜的是，这一座在佛像史上非常重要的弥勒像今天在日本，而不在中国了。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百济的微笑”固然是百济佛像的特色，但是它也难免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像的影响。百济也有摩崖石刻，它在山岩上造像，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和中国的渊源。百济的如来像——那套如来佛的像，普遍穿着又宽又大的通身袈裟，就是整套的袈裟。这个装束应该是北魏孝文帝改制汉化以后，学习南朝世族着装的结果，孝文帝的衣着习惯表现在北魏的佛像雕刻上，后来又传入了百济，这些渊源都是班班可考的。

佛教传入新罗的时间比传入高句丽要晚五十年。《三国史记》也有记载，新罗的法兴王继位十五年后，才决定承认佛教。那为什么他会决定承认佛教呢？公元521年，法兴王派了使节到中国南边的梁朝，使节亲眼看到了佛教在梁朝所起的作用，然后他想到了当时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之间关系非常紧张，有的时候甚至是剑拔弩张。所以他就想通过佛教来祈求国泰民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到了公元544年，新罗就兴建了兴轮寺，准许人出家。

佛教传进新罗的时间比较晚，但是新罗王室信奉佛教却非常虔诚。法兴王之后有几个国王都剃发，穿上袈裟，取了法号。这很像梁武帝。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最虔诚信奉佛教的皇帝，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新罗当然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到中国去求法，他们带回来很多佛经和先进的文化。而中国南朝的梁、陈也不止一次地派遣使节和僧人，并赠送佛经给新罗，这些都是有记载的。比如公元549年，梁朝专门派了使节和一个新罗的留学生(叫觉得)一起送佛舍利到新罗。这样的记载，在历史上还有很多。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它们之间的交流绝不仅局限在汉字文化、佛教信仰这两个层面。他们在艺术、工艺等方面也都有非常频繁的交往。我们先来看高句丽的艺术。我们通过考古，发现了不少高句丽墓室，这些墓室都比较华丽，面积比较大。墓室里边有很多壁画，通过这些壁画，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高句丽的艺术和魏晋南北朝艺术的关系。它的神灵的题材——在墓室里边会画很多神灵——很多是取材于中国的神话故事，比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种神兽是代表四方的，在中原汉代的墓葬里边早就出现了，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了。高句丽晚期的墓室壁画里，也以这四神为主，这当然就体现了它跟汉文化的渊源。还有一些甚至出现了驾鹤仙人王子乔——这是中国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个仙人——以及伏羲、女娲等形象。甚至高句丽在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的土坟，都是模仿中国来造的，它的墓室的结构呈T字形。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我们在高句丽发现过一个墓，墓里边有狩猎图——很多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汉代的狩猎图，高句丽就把它作为一个范本，画到了本国的墓葬里。

高句丽和中国在音乐方面也有很多交流。比如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当时中国晋朝的人将一个七弦琴送给高句丽人。高句丽人虽然知道它是乐器，但是不知道怎么弹奏，于是出了很高的一个价格，来悬赏招募会弹这七弦琴的人。后来，晋朝传进来的七弦琴，在高句丽就成为非常流行的乐器。

当然，中国也有很多工艺品和生活用具，大量地传到了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这种现象太多了，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交流也非常频繁。新罗的前身叫辰韩，辰韩出产铁，铁是辰韩的货币，而且还是它的主要输出品。辰韩一直往中国出口铁，这个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记载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朝和东北亚也有经济交往，像宋、齐、梁、陈和高句丽、新罗、百济都有贸易往来，尤其是南朝的刘宋、萧梁，这两朝和高句丽之间的贸易特别发达。中国方面输出丝、绢、绫、锦；而中国方面从朝鲜半岛进口箭、箭杆、金银饰物、马匹等。北朝的各国，因为和高句丽有陆路相连，所以它们之间也有贸易往来，而且比南朝通过海路要安全而便利。北朝与高句丽的商贸往来相当普遍，这里因为篇幅的原因就没有办法一一为大家介绍了。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双方(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三国时代的朝鲜)在农业技术方面有很多交流，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关乎民生的大问题。这种交流主要在于农作物的品种、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等，这些方面中国对朝鲜也有影响。中国的稻作农业(就是水稻种植)传入朝鲜半岛；某些水利建设的方式也是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牛耕法——用牛来耕田，也是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在中国传进去之前，史籍记载说朝鲜半岛“不知乘牛马，牛马尽于送死”。这是指马韩[73]。他们不知道怎么利用牛和马，就只能看着它老死。辰韩也只是“乘驾牛马”——知道可以骑它，但是不知道用它来耕地。到了公元502年，新罗有一个王，在他的统治时期才使用牛耕。牛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17 中日奇缘：魏明帝赠给日本女王的百枚铜镜

接下来讲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从历史上看，日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很明确的统一政权，然而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依然是精彩纷呈的。

公元3世纪前半叶，日本出现了一个势力强大的方国邪马台，我更愿意称它为地方政权。我们史书当中称它为倭国，因为我们历来是称它为“倭”。邪马台，是一个译音，一听就是外语。很多学者认为邪马台就是日语里的やまと(ya ma to)，也就是大和国，我们称它为倭国。邪马台国有一个女王，叫卑弥呼。公元238年，她就派遣使者到了洛阳，与曹魏互赠礼品。当时曹魏的统治者是魏明帝，他赠给了倭王卑弥呼很多精美的丝织品、珍珠、铅丹，特别重要的是魏明帝还因为她是个女王赠送给她百枚铜镜。铜镜在早期中日文化交流当中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魏明帝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还给她颁授了金印、紫绶。

到了公元266年，倭王又派遣使节来了。一直到公元5世纪中，倭国出现了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当时慢慢形成的以畿内地区为中心的全国性政权就叫大和政权。现在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大和政权与邪马台之间存在很鲜明的关联。大和政权依然经常派使节到中国来。根据《三国志·倭传》的记载，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细节：当时曹魏带方郡的汉文文书，或者册封亲魏倭王的诏书，能够送达给当时邪马台国的女王。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在当时的邪马台国应该有人能够试读汉文，甚至能够书写汉文。

我们前面提到过铜镜，在日本就出土过大量的铜镜，里边有各种中国镜，还有非常特别的三角缘神兽镜。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出土，数量已经有400多枚，现在可能还要多。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近几年，三角缘神兽镜在中国也有发现，日本就有学者认定，三角缘神兽镜就是公元239年或者公元240年魏明帝所赐的那100枚铜镜。日本学者认为这个可能是魏王朝为了倭人特别铸造的。但中国的学者观点略有不同，我们认为这些三角缘神兽镜应该不是中国的铜镜，但是它和中国的吴镜，特别是长江下游会稽郡的吴镜有密切的关系。种种证据表明，日本出土的这些数量巨大的三角缘神兽镜，是由中国吴地的工匠，也就是长江下游的这些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制作的，这个推断大概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这个推断是有一些证据支撑的。1986年，在日本京都附近的一个地方出土了一枚铜镜。在这个铜镜上面标着年号，这个年号是“景初[74]四年”。这就太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知道“景初”这个年号没有四年，这个年号很短，转眼即过。换句话说，这铜镜很可能是由吴地、长江下游的工匠，东渡日本以后到日本铸造的。因为他在日本，当时既没有微信，也没有手机、网络，不知道在中国年号已经改了，以为还是景初年。所以他就延续景初年号往下数，在镜上刻“景初四年”，实际上景初没有四年。这是一个重要的痕迹，因为如果是日本工匠铸的，他不大会用景初的年号，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中国去的工匠铸的，他还记着自己故国的年号，但是他应该已经跟故国隔断了，他不是在中国铸的，如果在中国铸造，不知道景初没有四年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中国长江下游，也就是吴国的一些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凭着自己的技术去铸造铜镜。

根据日本古文献和书籍的记载，中国南朝的一些陶工、缝衣工也到了日本。通过从日本出土的一些陶俑身上的服饰等，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考古发现现在还证明，本州、九州这些地方的建筑也受到了中国一些木构建筑的结构性的影响。我们在前面讲中国和百济之间的汉字文化交流的时候，讲到过百济有一个博士叫王仁，他在公元405年就已经从朝鲜出发到达日本，还带了《论语》去。王仁到了日本后，就教当时日本一个叫稚郎子的皇子《论语》，还教他《千字文》，这是日本人学习汉文最早的记载。而根据《宋书·蛮夷传》的记载，在宋顺帝升明二年，也就是公元478年，当时的倭王派遣使节到中国，使臣带来的表文已经纯粹是汉文的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仅仅过了六七十年，日本掌握汉文的程度就非常高了。

而除了使用汉文，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利用某些汉字做音标，类似于后来的假名。公元8世纪以后，日本人受梵文的影响，用草体的汉字(草书)制造出了平假名，用汉字的楷体(楷书)的边旁制造出片假名。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日本虽然不是那么发达，但是中国和日本列岛之间的交流，内容已然相当丰富，相当精彩，这非常重要。

还有越南，很多学者也把它放到东亚世界里，理由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学者把东亚世界称为汉字文化圈，而越南在古代也和朝鲜、日本一样，曾经长期使用汉字、汉文。直到13、14世纪，越南人才创造出字喃，字喃的意思就是越南字，但是仍然是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汉字的造字方法来表达越南语的。所以我们去看越南的一些史籍，很多是用汉文写的，甚至越南的很多文学作品、诗集也是用汉文写的。只是到了近代，越南才有了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越南文，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文，所以我们把越南也放到这个里边来提一下。当然，我们要注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相当丰富的，绝不只是局限于采用汉字，只不过限于篇幅，我没有办法为各位做详细的介绍。

18 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船就到过波斯湾

再来看一个相对来说常被大家忽视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什么呢？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以及南亚诸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这个区域，在传统的说法当中，我们称它为南海。这个区域的交通，主要是通过海上航行。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西域(也就是西方)、和东亚世界(也就是朝鲜、日本、越南等)的交流来讲，中国和南海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但过去我们关注得不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海的交通在两汉的基础上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关于这方面，文献记载有很多，《三国志》《晋书》《梁书》《魏略》里边都提到过。根据《梁书》记载，孙权黄武五年，也就是公元226年，有一个大秦(东罗马)的商人来到了中国的南方，他叫秦论——因为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你从哪个国家来，就用那个国家的名字作为你的姓，反正洋人的名字长，我们也搞不清楚，于是就给他起了个中国的名字叫秦论。他从海路来到中国，并且得到了孙权的接见。孙权非常好奇，觉得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一个人实属难得。于是，他就向秦论询问了大秦那里的风土、民俗等。秦论回国的时候，孙权还派了一个东吴的官员跟着他一起回去。只可惜这位官员身体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在途中就亡故了。秦论应该是独自返回的大秦。

而公元244年到251年之间，孙权还派出了朱应、康泰作为正式的使者访问扶南，因为扶南主动来进贡，所以这个算是回访。扶南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相当于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他们受到扶南王范寻的接见，并且待遇非常隆重，毕竟这是大国来的使节嘛。这个是历史上中国的政府官员第一次正式访问柬埔寨。而根据《梁书》的记载，朱应、康泰还访问了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并且努力地在探寻通往大秦(东罗马)的道路。因为史籍当中一直有记载，比如《魏略》就记载大秦“常利得中国丝……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意思是说罗马帝国一直希望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中国的丝绸，而由于中间陆路隔着安息，也就是隔着伊朗那一片地区的国家，要遭受中间商盘剥，所以罗马一直是想跟中国有直接交流的。朱应和康泰在十几年之后，还受到秦论来访的影响，所以他们到了东南亚，也不忘打探罗马帝国的消息。

朱应和康泰还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针对扶南居民的装束，他们向国王范寻提出建议。今天柬埔寨当地人腰间围的纱笼，已经成为东南亚人民族特色最浓郁的服饰。现在很多学者认为这个纱笼就是朱应和康泰当年建议他们穿的。纱笼就是围在腰间的一条横幅，仔细一想，在朱应和康泰去的时候，当地的人恐怕还没有穿衣服的习惯呢。而朱应和康泰来自东吴，那个地方是很讲究穿着的，二人看不过去，就建议他们披个布。当时的布料可能不是那么多，于是扶南人就在腰间围了一圈布。所以纱笼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民族服装，还是来自东吴的两个官员的建议。

而早在公元230年，当时东吴的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就曾经率领过一支万人船队到达了夷洲，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这是史书上记载的大陆和台湾直接来往的最早记录。南朝的远洋贸易，那更是主要往海路发展，广州就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的一个集聚地。南朝的船经常远渡重洋，抵达波斯湾。大家想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早在南朝的时候，中国的船竟然就到达了波斯湾。当时和南朝通商的国家，从历史记载来看，就有大秦(东罗马)、波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在岭南地区，相应就孕育出了很多以海上贸易为主要职能的城市，最有名的是番禺，另外还有曲江(今广东韶关)、合浦(今广东合浦)、徐闻(今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这些城市在南朝的时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个时期中国和南海交通，也就是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乃至于波斯湾那边更远地方的交流，并不是仅见于文字记载，而是有考古发现作为实物证据的。我们在前面几次提到的西方的玻璃器皿，就是最好的证据。我们今天是可以对这些玻璃器皿进行分析的，中国古代也有做玻璃的技术，但是它的化学成分和来自地中海东岸、埃及的玻璃不同，样式和形制也不同。所以我们判断，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很多玻璃器是来自西方的，它们的化学成分和样式等因素让这一点无可争议。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我们传统的说法主要是从陆路，实际上不一定，现在有些学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早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海路系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天竺之间已经有海路相通了，所以有很多中外的佛教僧人都是搭商人的船到达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出发航行。前文提到过的《法显传》记录了法显沿陆上的丝绸之路到印度，然后又从海上的丝绸之路回国的所见所闻。法显搭着商船，曾经到过耶婆提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一带，在那里还住了五个月，后来又搭一艘船回国。南朝的时候，中天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师叫求那跋陀罗，他也是通过坐船到了广州。

中国佛教史上有四位著名的翻译家、译师，其中之一就是天竺著名的僧人真谛。他的生存年代是公元499年到569年。他是在公元546年，经过柬埔寨，先到达广州，然后再到达建业(今天的南京)。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长江口出发，经过南海，到印度的海路是畅通的。只要海路便利，人们就不用走路，在船上待着就行，同时能带的东西也更多，但是要说真的比陆路靠谱，那还真未必。当时的人受限于对天文、气象的认识程度，对风向、洋流的把握不会那么精确。而船是要跟着风走的，所以有的时候风吹到哪里算哪里。海路不像陆路，陆路人们可以计算时间，一天走多少里，这种计算是相对比较可靠的，海路就真的说不准。

在当时，广州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从广州出发，沿南海西行到波斯(今天的伊朗)，那一带的海上交通之路开通得很早，恐怕比我们历来想象的都要早。所以广州在那个时候就非常富庶。《晋书》里有记载，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意思是去做一趟贸易所挣来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南齐书》里边有记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物积王府”，这些都是描写广州的富庶的。

在那个时候，中国丝绸依然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陶瓷器。通过新兴的水下考古，我们发现了好多沉船，捞起来后，找到了不少证据能够证明这点。

前面我们提到过，中国境内出土过很多来自东罗马和萨珊波斯的金币、银币。我们可以看到，波斯的银币集中在广东北部以及雷州半岛。广东是中国东南沿海省区里，出土波斯银币最多的省份，这个是和它在中国南洋贸易上独一无二的地位相匹配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南海交通不仅有中国的史籍记载，西方有些史籍当中也有提到。公元6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出生在埃及的希腊富商叫科斯马斯(Cosmas)，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教各国风土记》。这本书就明确提到，当时的海路交通一般是从波斯湾到斯里兰卡，然后转舵东北，航向东南亚和中国。科斯马斯也提到，从波斯湾到今天斯里兰卡之间的贸易，控制在波斯人的手里，而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直接到达过东罗马的。即使是斯里兰卡到波斯之间的这段海路，中国去的船也不多，比外国船要少很多。

19 曾经强大的草原民族，他们去哪里了

有很多考古发现可以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北方草原的东西交通线路非常活跃，因为魏晋南北朝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阶段。草原的游牧民族像柔然、嚈哒、高车，以及后来兴起的突厥，变动非常大。

北匈奴西迁以后，东胡的鲜卑族就移居到了匈奴的旧地，逐渐变得强大起来。魏晋时期，中国北方草原上活动的主要是鲜卑各部(因为鲜卑是个大名称，它的下面有好多部落，学术界一直有这种说法)。鲜卑和西伯利亚(Siberia)这个名字的产生是相关的。换句话说，西伯利亚的得名大概就是来自鲜卑族。西晋末年我们知道变乱很多，在中学教科书上还提到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由于北部中国非常空虚，鲜卑族就趁机南迁。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建立过很多政权，北朝的各代统治者都是鲜卑人，或者是鲜卑化了的其他民族的人，包括汉人。鲜卑各部和西方各国、朝鲜半岛，还有中原地区，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考古发现非常多，我们在前面也讲到过。我们举一个单独的例子。东亚地区整个的马具系统，主要是来自鲜卑，这个是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的。马具当然不仅是马鞍了，还有马镫、缰绳等，这些明显都是鲜卑的。

鲜卑拓跋部南迁建立北魏，东胡的柔然势力又在草原上崛起。柔然曾经长期和北魏为敌。所以它实行的政策非常巧妙。北魏南迁后，建都洛阳。在北方，柔然居然经过青海、西域等通道，跟南朝联系，一度形成了南北夹击北魏的局面。柔然在历史上用过几个年号，都是汉文的年号，反映出它跟汉文化之间还是有关联的。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亲自率领大军，分东、西两路奔袭柔然，柔然可汗大败。当然这种攻击也不止这一次，所以此后柔然就不断地有部落往西方迁徙。这一迁徙很重要，不仅牵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还影响到了民族分布，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今天的民族格局、世界格局。柔然被北魏太武帝打败后，一部分部落就来到了欧洲。到了欧洲以后，当地的人称它为阿瓦尔(Avar)。阿瓦尔鸠占鹊巢，又把斯拉夫人给赶走了。于是斯拉夫人又迁徙到以前日耳曼民族所遗留下来的空地上，由此斯拉夫人建立的小国遍布东欧。

历史上一度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势头，就是遍布东欧的斯拉夫人可能会合建出一个自己的大帝国。然而公元9世纪末，马札尔人又占据了多瑙河流域的中部，和匈奴的后裔合流，于是将斯拉夫人分隔为南北两半。此后，这两部分斯拉夫人的文化发展就各走各道了，实际上他们原来都是斯拉夫人。这个对今天的世界都有深刻的影响。由于柔然的扩张，又迫使匈奴的余种——嚈哒，我们也称其为白匈奴，开始往西迁移。当时的很多北方草原的民族，比如高车(也就是铁勒)，包括再晚一点的、原来被柔然征服的突厥，都逐渐地兴起。北部草原呈现出一种你来我往的景象。这个当然会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带来直接而剧烈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草原之路，近来也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考古发现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对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部草原的民族迁徙和变动，而导致或者促使产生的文化交流有进一步深刻和鲜明的认识。

[1] 本章中，自“传说中的‘黑暗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至“长歌当哭：士族政治的僵化与衰落”为复旦大学仇鹿鸣先生所作(第278页—315页)；自“有‘胡’自远方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至“曾经强大的草原民族，他们去哪里了”为复旦大学钱文忠先生所作(第315页—第364页)。——编者注

[2] 详见《诗经·郑风·风雨》。

[3] 施耐庵所作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人物宋江，别号“及时雨”。

[4] 出自谭嗣同《狱中题壁》。

[5] 又称六镇起义，指南北朝时期，北魏正光五年(524)，由六镇的鲜卑化贵族与将士的待遇和升迁不如洛阳的鲜卑贵族而引发的六镇“反汉化”的动乱。

[6] 即《汉书·西域传》的焉耆国，又称乌夷、阿耆尼，是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古国。

[7] 当时的西域大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等区域。

[8] 当时称为疏勒国，是龟兹的西邻。

[9] 吐谷浑(tǔ yù hún)是中国古代居住在西北部的民族，原是鲜卑族的一支，唐后期为吐蕃所灭。

[10] 楼兰人使用的官方文字。

[11] 奥林匹斯山十二神是古希腊宗教中最受崇拜的12位神，包括宙斯(众神之王)、赫拉(天后)、波塞冬(海神)、雅典娜(战争和智慧女神)、阿波罗(太阳神)等。

[12] 斯塔特即stater，是古希腊的金币单位，也被古代中亚地区所采用。详见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一文。

[13] 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之一，我国古时称为璆琳、金精、瑾瑜、青黛等；佛教称为吠努离或璧琉璃。

[14] 地处青海省大通与门源两县的交界处，是青海通往甘肃的交通要道。

[15] 即扁都口，位于祁连山中段，甘肃省境内。

[16] 即巴列维语，是一种中古波斯文。

[17] 一般指释迦牟尼佛的牙齿舍利。

[18] 又名《西域志》《西域诸国记》《西域传》《四海百川水源记》等。

[19] 包括现在甘肃的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故称“河西”。

[20] 这种工艺充分利用了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用锤敲打金、银块，使之延伸展开成片状，再按要求打造成各种器形和纹饰。

[21] 斗战神有10种化身，包括一阵猛烈的狂风、一头长有金角的公牛、一匹长有金耳和金蹄的白马、一匹发情的骆驼、一头公野猪、一个15岁的青春少年、一只Vareghna鸟、一只弯角的公绵羊、一只尖角的野山羊和一个武装的战士。详见王小甫《拜火宗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22] 阿姆河，中亚流量最大的河流，注入咸海。

[23] 锡尔河，中亚最长的河流，注入咸海。

[24] 古代中亚民族国家，西汉时称作康居国，位于锡尔河至阿姆河之间。

[25] 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城市，位于乌兹别克斯坦。

[26] Marc Aurel Stein，汉译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英国籍犹太人，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创始人之一。

[27] 即Bukhara，乌兹别克斯坦城市，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28] 指古代到中国经商的胡人，多指粟特、大食商人。

[29] 南安王高思好，是北齐神武帝高欢的从子——上洛王高思宗收养的弟弟。

[30] 指胡人的乐工。

[31] 康阿驮、穆叔儿是北齐时的富家子弟，后文的曹僧奴、曹妙达、何朱弱、史丑多、何海、何洪珍等人大都是当时著名的胡人乐工。见唐代李延寿《北史·恩幸·齐诸宦者传》。本段可参考李建栋《北齐时代的西域胡戎乐东渐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32] 即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

[33] 开府仪同三司，官名。开府，指以自己的名义自置幕府与幕僚部属的行为。得授仪同三司加号者可以得到与三公一样之待遇。开府仪同三司一般是魏晋至元朝时，朝廷对有功大臣功劳的重赐。

[34] 指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10多个小国的泛称，其王均以昭武为姓。《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

[35] 即姑臧，古时也称雍州、休屠，今甘肃武威市，又称雍凉之都。

[36] 东晋时期后秦高僧，是世界著名思想家、佛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是中国佛教八宗之祖。

[37] 佛学术语，与“旧译”相对，旧译指旧时的翻译，新译则指唐以后所译的经论。

[38] 梵文Bodhiruci的音译，也译作“菩提流支”，佛经翻译家。

[39] “永平”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第三个年号，从公元508年8月—512年4月。

[40] 指公元534年10月—537年。

[41] “无著”和“世亲”都是菩萨的名字，即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世亲菩萨是无著菩萨的弟弟，二者都是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也称唯识学派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

[42] 即《楞伽经》，全称是《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43] 佛教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中观是大乘佛教的两大基本潮流之一，中观思想源于初期大乘时期流通的《般若经》，“般若”在佛教中是“智慧”的意思，念bō rě。

[44] “驻锡”意为僧人出行，以锡杖自随，故称僧人住止为驻锡。“驻”即车马停住，或止住、停留之意；“锡”是指僧人所用锡杖。

[45] Bodhidharma的音译，即民间常说的达摩祖师，禅宗的创始人。

[46] 也译作昙柯迦罗、昙摩柯罗、昙柯罗等，意译法。

[47] 指昙摩迦罗所译的《僧祗戒心》，这是佛教戒律在汉地最早的流传，后世也因此奉昙摩迦罗为律宗始祖。

[48] 指年满20岁，受过具足戒的男性出家人。

[49] 《道行般若》《小品般若》以及后文出现的《放光般若》《大品般若》都是佛经名。

[50] 法显(334—420)，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卓越的革新人物，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51] 简称《伽蓝记》，是东魏杨炫之所著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

[52] “大乘”“小乘”都是佛教的主要派别，“大乘”是梵文“摩诃衍那”的意译。“摩诃”是“大”的意思，“衍那”是“乘载”(如车、船)或“道路”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从生死大河的此岸，到达菩提涅槃的彼岸，成就佛果。主要经典有《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小乘”是梵文“希那衍那”的意译，主要经典有《阿含经》等。小乘佛教属于南传佛教，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

[53] “经”“律”“论”都是佛教文献的组成部分，“经”即“经典”，是佛一生所说的言教的汇编，也是佛教教义的基本依据；“律”是佛所制定之律仪；“论”是对经、律等佛典教义的解释或重要思想的阐述，一般被认为是菩萨或各派的论师所作。

[54] 中国佛教主要有八宗，一是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二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三是天台宗；四是贤首宗，又名华严宗；五是禅宗；六是净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又名真言宗。

[55] 即Darius I the Great，公元前521—前485年在位。

[56] 贝希斯敦是个山名，位于今伊朗克尔曼沙汗省，大流士一世用多种语言将自己的事迹刻在了此处的大石崖上，即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

[57] Barabar Grottoes，位于印度比哈尔邦格雅城北。

[58] Ajanta Caves，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

[59] 即Bmyn Caves，是位于阿富汗兴都库斯山中的佛教遗迹。

[60] 犍陀罗(Gandhara的音译)原本是古代印度的一个地名。犍陀罗艺术是指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今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巴基斯坦北部及中亚细亚的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的希腊式佛教艺术。

[61] 即Tirmidh，西域古国名，今译为泰尔梅兹。

[62] 即Kara-Tepe， Tepe在波斯语/突厥语中意为“墩”或“小丘”。

[63] 即阿弥陀佛(梵语Amitābha)，又名“无量佛”“无量光佛”等。

[64] 古希腊三大柱式之一，即Ionic Order，特点是纤细秀美，柱身有24条凹槽，柱头有一对向下的涡卷装饰。

[65] 该理论认为，原始之初就存在着善与恶两大本原，存在着以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代表的光明势力与以阿赫里曼为元凶的黑暗势力的矛盾和斗争。

[66] Magus麻葛是祆教的专职祭司阶层，也称玛哥斯僧。

[67] 古代中亚民族国家，我国西汉时期称之为“康居国”。

[68] 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也是一种礼仪。

[69] 我国古代始于汉末的一种棋类游戏，由国外传入。

[70] 也称伏臈，指古代两种祭祀的名称，即伏祭和腊祭之日，或泛指节日。

[71] “花郎”是朝鲜三国时期新罗封建贵族阶级的青少年团体组织。

[72] 也称《高僧传》，南朝梁僧慧皎所撰。

[73] 古代朝鲜半岛南部有三个小部族，它们分别是马韩、辰韩、弁韩。

[74] “景初”是魏明帝曹睿使用的年号，从公元237年3月至239年，共使用三年时间。

目录

第四章 隋唐五代：帝国的盛放与凋残(公元581—960年)

01 隋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

02 隋唐大一统：“南朝化”还是“北朝出口”

03 隋炀帝挖大运河是因为已经预料到经济重心将南移

04 鸡肋半岛：为什么高句丽打不下来

05 安史之乱是均田制崩溃的结果

06 为什么说唐朝是“平庸的盛世”

07 “边缘人”李白为什么会成为唐朝文化的象征

08 唐代才子辈出，武则天居首功

09 为什么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出现在唐代

10 “丝绸之路”——政治、文化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11 隋唐时期引入的外来物种：马、骆驼、葡萄

12 “昆仑奴”到底是什么人

13 唐代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为何要模仿佛教

14 为什么说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15 对安史之乱的再反思：华夷之辨

16 安史之乱导致中国“尚武”精神的衰退

17 藩镇割据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18 陆上丝绸之路是如何衰落的

19 宦官专权：唐玄宗为何如此信任高力士

20 犬牙交错：晚唐政治的混乱局面

21 长安的没落：从此不再是“都城”

22 “近世”的开启：贵族政治的终结与官僚政治的登场

第五章 宋朝：现代的“拂晓时辰”(公元960—1279年)

01 宋朝：近代化的启幕

02 宋朝的蹴鞠与相扑

03 宋朝人怎样逛公园

04 中国的第一支“专业消防队”

05 宋朝人的公租房

06 宋朝人的福利

07 宋代女性的财产权和离婚权

08 宋朝人读什么报纸

09 宋朝也有“经济开发区”

10 发达的海外贸易让宋代的钱币远抵东非海岸

11 早在宋朝就建立了从发行纸币到汇款、兑换的完整金融体系

12 宋朝的“招拍挂”

13 套在皇帝身上的十道绳索

14 宋朝圣旨与明清圣旨有什么不同

15 宋朝的新旧两党与现代政治的左右派如出一辙

16 平民可提立法建议，法官须经司法考试

17 独一无二的司法程序

18 宋朝发现冤案之后会怎么办

19 宋朝的终局

第六章 元朝：中华版图的重构(公元1271—1368年)

01 元朝等同于蒙古帝国吗

02 没有元朝开创的新型国家建构模式，就没有今天中国的辽阔疆域

03 黑河—腾冲线：地理之外的意义

04 元朝的第二个冲击：终结官僚机构对君权的约束

05 御前撤座的背后：对皇权的束缚松开了

06 为官兼为奴：元代官僚体制的变异

07 文天祥的宁死不屈，其实与“民族主义”无关

第七章 明朝：没能进入的大航海时代(公元1368—1644年)

01 明代为什么没能进入大航海时代

02 变来变去的海禁政策

03 打破明王朝宁静的葡萄牙人

04 明朝只有一位皇帝：明太祖高皇帝

05 明太祖的文化政策：思想禁锢的政策与实行

06 封闭路上的小插曲：“外向”的明成祖朱棣

07 朱棣五次北伐的是非成败

08 仁宣时代：从外到内的全面收缩

09 土木之变：“英主”之梦的破碎

10 明朝多元化社会的形成

11 有钱才是大爷：新的价值标准兴起

12 公开挑战：私学VS官学

13 多元价值观的形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14 明代消费观念的转变：奢侈论

15 “知行合一”的诞生源于明代多元价值观的形成

16 “元敬词宗先生”：戚大将军的华丽转型

17 张居正的财政改革

18 西学东渐：大航海时代的浪花

19 东林党人：担当和意气

20 “万历援朝”：30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

21 喋血萨尔浒：改变明朝命运的一战

22 官逼民反：内外交困的大明皇朝

23 明朝灭亡：那天的景山，微风，小雪

第八章 晚清：世纪末的大恐慌(公元1840—1912年)

01 “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为何不是鸦片战争

02 晚清外交危机为什么从越南开始

03 朝鲜如何从坚定的属国变成危机导火索

04 甲午之战，中国憋屈在哪儿

05 欲迎还拒：日本为何一再拒绝和谈

06 马关谈判：一场一波三折的谈判

07 三国干涉还辽

08 新媒体：维新“大合唱”的混声部

09 甲午惊雷的余波：维新运动崛起

10 恭亲王去世，对光绪帝意味着什么

11 礼部究竟做错了什么而遭遇“一锅端”

12 “后维新时代”的权力危机：大阿哥事件

13 义和团为什么起于山东

14 不到三月遍地红：华北大乱

15 公使馆“失联”，北京城里发生了什么

16 北京“失联”的同时，南方发生了什么

17 联军的复仇，主要针对谁

18 战后“清算”：究竟哪些人错了

19 新政：流亡途中的反省

20 改革陷入瓶颈，日俄战争带来新希望

21 “预备立宪”如何开启中国新的时代

22 倒逼着清政府决心改革的，恰恰是革命党

23 废除科举，“范进”们怎么办

24 光绪之死可能与慈禧无关

25 后慈禧时代：袁世凯得罪了谁

26 国会请愿运动：“民粹”的压倒性胜利

27 都是铁路惹的祸

28 武昌起义：为什么是新军

29 紫禁城的黄昏：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第四章 隋唐五代：帝国的盛放与凋残(公元581—960年)

于赓哲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百家讲坛名师

隋唐史专家

01 隋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

隋唐历史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一统”的时代。在公元589年，隋文帝发兵平定了陈朝，统一了整个中国。我们一般认为，这是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为什么说它是第二次呢？前面不是还有个西晋吗？西晋也曾经统一过中国，这点不假。但西晋的这个统一，首先，它时间很短；第二，从文化心理上来说，也不具备大一统的特点。而且那时候危机四伏，比方说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当然这个不是西晋的责任，因为从东汉以来，民族矛盾这个问题就变得日益尖锐，到了西晋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为后来的民族冲突可以说是埋下了一个伏笔。此其一。其二，当时南北方刚刚统一不久，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甚至在文化心理上都不具备统一的样貌。

举个例子，比方说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也就是后来的晋元帝，他作为东晋的开国皇帝，到江南的时候，他甚至跟江南土著世族的首领，也就是顾荣说了这样一句话：“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意思就是我寄居到你们的国土之上，我内心感到非常惭愧。这里边就有问题了。不是大一统吗？不是已经统一中国了吗？什么叫作“寄人国土”啊？谁的国土呢？当然指的是孙吴的国土。晋朝是统一了孙吴的[1]。但无论是北方人也好，南方人也好，都认为晋是一个征服者。所以晋元帝本人跑到了江南来，会觉得自己是“寄人国土”。

作为一个政治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就足以证明，他们当时在心理上还不具备大一统的特质。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孙吴被西晋征服是公元280年的事情，距离晋元帝说这个话也就只过去了3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我们很难说，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更不要提它很快就分崩离析了。光从文化心理这个角度，我们也很难承认它是一次大一统。真正的中国秦汉以来第二次大一统，就是隋唐时期。所以我们重点要说一下的是，隋唐的大一统与秦汉的大一统究竟有何异同。

首先我们来说“同”。哪些方面“同”呢？显而易见、不用多说的是疆域的统一；第二，就是结束了贵族政治。秦与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结束了贵族政治。秦始皇当时一统天下，秦所延续的实际上是商鞅变法以来的基本路线。商鞅变法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其实当时不仅是商鞅，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几乎都试图走这样一个路线，那就是巩固君主专制，巩固中央集权，打击贵族势力。秦始皇就是沿着这个政治路线进行下去的，而且秦始皇可以说奠定了未来中国2000年的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格局。

别看后来历朝历代的史官对秦始皇的评价都很低，都把秦始皇作为暴君来对待，但是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是沿着秦始皇所制定的这个基本路线、基本轨迹前进。这也就是所谓“百代犹行秦法政”。秦始皇所奠定的这条路线，要我说有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三大要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常态”，就是正常状态。

这三大要素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这个不用说了，什么叫官僚政治？官僚政治跟贵族政治是不一样的。我们前面说了，秦也好，隋也好，都结束了中国的贵族政治时代。你要知道，贵族政治时代实际上是贵族对于最高统治者——国王或者皇帝，形成一种掣肘的关系。贵族的权力与王权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在先秦，中国曾经存在过这样的贵族政治时代，君主与贵族之间是一种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的微妙的关系。但是商鞅变法等一系列战国时期的变法，试图摆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他要做到君主一家独大，做到君主专制，这是他们的一个理想，而毫无疑问的是，秦始皇本人成功了。而且说实话，在商鞅变法那个时代，秦国本身的贵族势力就比较薄弱，所以商鞅变法在秦国能够成功，这也是原因之一。在统一了山东六国之后，秦始皇又采取了一个“弱关东强关中”的基本路线，打击那些山东六国的旧贵族。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以项羽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六国旧贵族，积极地参与到了起义的队伍当中。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对秦始皇打击贵族势力的行动展开了反扑，这是一种反弹。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最后的胜利者，恰恰是刘邦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者，而西汉也正是一个平民时代。

我这里顺便再说句题外话，秦朝以前的贵族政治时代，塑造的是有利于贵族政治时代的一种思维模式。可是到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时候，陈胜、吴广能喊出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足以证明，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不断打击贵族势力，烘托王权之后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变化，连陈胜、吴广这样赤贫的农民，也能诞生出这样的一种思想来，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刘邦作为一个平民出身者，最后能够取代秦朝，一点儿也不奇怪。说实话，刘邦虽然否定了秦王朝的合法性，甚至咸阳城都是他给打下来的，秦王子婴也是向他投降的。但实际上，刘邦继承的恰恰是秦始皇的政治衣钵。君主专制、官僚政治，这两点他都继承下来了，只有中央集权稍微走了一点弯路，为什么呢？他搞了一个分封制。当然了，我们可以理解刘邦的想法。为什么说可以理解？

其一，当时的人们在讨论秦王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的时候，总结了很多很多的教训。对于究竟搞分封，还是搞中央直辖的郡县制，这个问题在当时本来就众说纷纭。对于刘邦来说，没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可以汲取，所以他采取这个办法，我们可以理解。此其一。

其二，刘邦的分封实际上是先后进行了两轮，在第一轮分封当中，刘邦是通过分封这种形式，达成与战争时期那些功臣的一种妥协。我们千万不要把韩信、彭越等这些人与刘邦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般的君臣关系。他们之间与其说是君臣，毋宁说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是他们的利益。所以对于刘邦来说，你既然曾经给人很多的许诺，就必须给人家真正的利益，人家才能够死心塌地地为你服务。所以对于刘邦来说，第一轮分封可谓是不情不愿。到了后来，把这些功臣铲除了之后，他又搞了第二次分封，这第二次分封我们也知道是以刘姓诸侯为主的。这个说白了是一次历史的倒车，不过好在这个“倒车”后来被刹住了——文景时期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搞了“推恩令”等一系列的措施，诸侯的问题、诸侯的势力，就逐渐地被抑制下去了。

所以西汉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加平民化的色彩比较浓厚，但是这个历史特征到了东汉又出现了变化。你不要看东汉、西汉都是汉，但是东汉和西汉有很大的不同。东汉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从建国之初，在土地政策方面就不抑兼并，所以就出现了大庄园、大土地所有制，而大庄园、大土地所有制带来的就是门阀大族的出现。这些门阀大族、世家大族仰仗着自己雄厚的经济基础，大肆扩张势力。他们既有土地，又有财富，还有部曲[2]，然后还在政治方面享有特权，在朝中担任高官。

更要命的一点是，很多家族竟然仰仗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垄断学术。为什么要垄断学术？垄断学术在那个年代好处大极了，因为那个年代不是印刷术时代，想获得成套的教材，想博览群书，是桩很难的事，往往只有有财力的人才能够做得到。这些世家大族通过对学术的垄断，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年轻人都投到他们的门下，变成他们的门生，然后再由他们推荐到中央去当官，与这些被推荐者形成了所谓“门生故吏”这样一种关系，就等于钩织了一张牢固的政治人脉网。所以到了东汉，政治就走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大庄园、大土地所有制带来的世家大族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贵族政治的高峰。而这个政治高峰的顶点就是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

当时有一句话形容门阀政治，叫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东晋时期还有句民谣说“王与马共天下”，这里的“王”是指琅琊王氏，“马”是指皇室司马氏。“王与马共天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表彰王导[3]的建国的功勋，但实际上“王与马共天下”是贵族与皇权共治天下的意思。但问题在于，这是中国政治的常态吗？肯定不是，它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国政治史发展上的一种“变态”。中国历史的常态仍然是秦始皇所奠定的那三块基石，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而且皇权本身是极不喜欢贵族的，原因在于贵族与皇权之间能够形成抗衡。既然想做到权力的绝对化，那皇帝当然不希望有人与自己抗衡，所以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政治形态与隋唐不一样，甚至连思想、思维都不一样。

举个例子，在古代，那些士大夫一说起道德标准就是俩字——“忠”“孝”。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阶段内，“忠”和“孝”哪一个更重要。我给大家讲个关于曹丕的故事。曹丕当时还是世子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宴请群臣，然后喝着喝着，他给大家出了一道题。他说，如果有一丸药——灵丹妙药，能够起死回生，这个时候，你的父亲已经病危了，与此同时，你的君主也病危了，这个药只能给一个人，你给谁？这下子大家众说纷纭。就在这个时候，大臣邴原站起来厉声回答：“父也!”那么曹丕听了之后只能笑笑了事——他还能怎么着？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有求于那些贵族的。尤其是曹操去世之后，曹丕自己当了魏王，然后紧跟着他又想取代东汉，让汉献帝禅位，那么对于他来说，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获得这些世家大族共同的支持。所以他搞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

曹丕问的那句话——“这丸药给谁吃？”大家听了一定觉得耳熟，这不就是今天女孩子问男朋友的——我和你妈都掉到河里，你先捞谁？这算是这个问题的“原始版本”。大家听着觉得是个笑话，但是如果这个话不是曹丕问的，而是清代的雍正皇帝问的，雍正的那些臣下敢不敢回答说“给我爸”？绝对不敢。所以后来，唐长孺先生专门关于这件事写了一篇论文，探讨了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君父先后论”。

也就是说，在当时贵族的社会观念当中，“孝”排在前面，为什么？因为“孝”意味着服从于家族利益，孝是贵族立身的根本，因为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权势都来自他们本身的出身，也就是他们的家族。而对于皇帝来说，皇帝当然希望听命于他的不是这些首先服务于本家族的贵族，而是依附于他的官僚。那么由魏晋南北朝这种贵族政治样态，发展到隋唐，后来又发展成明清那样一个绝对专制的时代，这个历史轨迹，说实话非常值得我们玩味。

可以这么说，魏晋南北朝不能代表中国政治史的常态。中国政治史的常态在魏晋南北朝曾经出现了一个波折，但是隋唐的大一统可以说推动中国的政治回归到了正常状态的轨道上去。这算得上是隋唐大一统帝国的一个重大的历史影响。所以自打隋唐以后，中国的君主专制可以说如脱缰野马一般，彻底“放飞自我”了。我们可以注意到宋、元、明、清时期，君主专制是一日强过一日。当然了，宋朝还好，为什么呢？宋朝毕竟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有与皇权共治天下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而且崇尚所谓“祖宗之法”。而“祖宗之法”当中，“尊重知识分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说，君主专制在宋朝还不是特别突兀。可是到了元、明、清这个阶段，中国的君主专制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要说中国君主专制什么时候开始一路高走了，应该说是从东晋以后，到了南北朝的后期，已经开始出现了端倪，而到隋唐达到了一个顶峰。贵族在政治上丧失了自己的特权，政治方面走向了衰退。

还有一个就是，取代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旧世族的一个新政治集团出现了，那就是以科举制为依托的官僚。这些官僚集团的出现，可以说促使隋唐的君主专制走向了高峰，而这也是隋唐大一统帝国带来的新的历史样态。所以说这个“大一统”并不仅仅体现在疆域的一统，它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中国历史推回到所谓的“常态”当中去。

02 隋唐大一统：“南朝化”还是“北朝出口”

自隋唐大一统以来，尤其是隋代发明科举，唐朝大力推举科举之后，中国的官僚政治终于找到了适合它的发展轨道，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依托了。无论是当年的秦也好，还是隋唐也好，官僚政治的出现都有利于中国政治回归常态，也就是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当然了，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历史常态”，它是怎么形成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皇权发展的内在要求。说到这个，咱们不得不来说两句中西对比的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作为一个君主来说，追求自己权力的绝对化，这是人类的共同点，西方的君主也不例外。但是在西欧的历史上，对于他们的君权来说，起码有两股势力可以形成制衡：一个是教会的力量，一个是贵族领主的力量。可是对中国来说，教会的力量不存在。因为中国从殷商时代开始，就已经完成了“君主”与“国家最高大祭司”这个角色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能够制衡君主专制的宗教方面的力量。而对于贵族这个问题来说，前面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了，秦汉也好，隋唐也好，都对贵族的力量有过打压，其中“培养官僚政治”毫无疑问就是打压贵族政治的一个不二法门。

而这里我们要辨明的第二个问题是，隋唐大一统与秦汉大一统有一个不同，就是关于“南朝化”和“北朝出口”这样的争论。这是史学界持续多年的一个争论。

要知道隋唐与秦汉相比较——如果硬要比较的话，咱们可以这么说，秦始皇时期的大一统相对来说背景比较简单。首先秦始皇时期的民族关系比较单一化，不是说没有民族关系问题，而是说没有隋唐那么复杂，这是其一。第二个，秦始皇时期的地域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个年代主要的地域矛盾就是东西矛盾。这个东西矛盾其实是把文化的冲突与政治的冲突融为一体。平定了山东六国，那么一系列的问题自然就得到了解决。但是到了隋唐时期，这个大一统面临的问题是：首先南北疆域要一统，同时民族文化也要一统。所以说，那个年代的背景比秦始皇时代要更加复杂。著名的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就坚持认为，隋唐大帝国的盛世与“南朝化”密切相关。

南朝和北朝当中哪一个更能够代表未来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哪一个对隋唐盛世的形成贡献更大？唐长孺先生认为是南朝。南朝化包含如下几个要素：第一，隋唐时期继承了南朝庄田制[4]的发展；第二，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和兵募制(等会儿我们会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府兵的问题)。这里主要指的是，到了唐玄宗时期，出现了当年南朝曾经出现过的趋势，就是国家的军事制度由原来的“义务兵役制”转向了“职业军人”制度。

还有一个就是税收，“两税法”[5]最终取代“租庸调”[6]。这也被唐长孺先生认为是南朝化的一个倾向。还有就是他指出，唐代的折纳[7]以及钱重物轻[8]等问题，与南朝的情况也差不多，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局限性。另外他还提到过，在力役方面，唐代出现了和雇、纳资代役的历史特点，而这也是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尤其是“和雇”。“和雇”指的是政府在市场上用市场价去雇用工匠。这个我们要多说两句。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由于一直是农业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模式占据了主体，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有个特点——商业需求不够旺盛。我们可以肯定，起码从西周那个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所谓“工商食官”的现象。什么叫“工商食官”呢？就是工商业从业者依附于官府，为官府服务。到了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百工”制度，什么叫百工制度呢？也就是官府将工匠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边，另立户籍，让他们世代从业，甚至连婚姻都只能在工匠内部进行解决。换句话说，这些工匠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说好听点只能叫作“半自由”状态。这样的一种工匠制度，到了南北朝时期，在南朝出现了一种“和雇”制度来取代它。什么叫“和雇”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更人性化的一种制度，用市场价去雇用工匠。大家可以想见，一个失去了人身自由、劳动产品被别人无偿占据的工匠，和那种“和雇”制拿工资，按件计钱的工匠，谁的劳动积极性更高？谁更能促进技术的发展？谁能对历史做出更大的贡献？毫无疑问，是“和雇”制度之下的这些工匠。所以“和雇”制应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纳资代役”也就是允许百姓通过自己交钱给国家的方式免除徭役，否则的话，百姓们就要被国家拉去，无偿地给国家提供劳动力。一年总要出去那么十几二十天，这个对于百姓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要知道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自古以来，最沉重的负担往往并不是地租，而是徭役。因此，允许自己交钱来纳资代役，这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而唐长孺先生指出，这些都是南朝发明的。

这些先进的制度到了唐朝被继承下去，而这些制度又不可否认地会对历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所以唐长孺先生就说，这又是唐朝“南朝化”的一个例证。另外他还特别指出，唐朝特重文学，尤其是进士科，还加试杂文，也就是诗词歌赋。他认为这也是当年南朝的风气，因为南朝就特别重视文学。因此唐长孺先生的结论就是，隋唐帝国的兴盛、隋唐历史发展的样态与南朝化密切相关。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著名的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以及阎步克先生等，他们又提出一个观点叫作“北朝出口”。什么叫“北朝出口”呢？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北朝做出的贡献更大。而隋唐历史在继承南北朝的历史基础之上，在种种的激烈碰撞之后，历史发展所走的这个出口是北朝所奠定的。阎步克先生就说：“北方少数民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激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和演进的契机，体现在交替的胡化与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体制化运动，扭转了魏晋以来帝国的颓势，构成了中国走出门阀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所以这就叫作“北朝出口”。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隋唐一统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到了中华传统身躯之内”。也就是说，一方面隋唐帝国继承了汉魏以来正统的中国文化，一方面又把少数民族勇武善战、尚武的风气给继承下来。而且还有一点是，北方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它们的历史都比较短，发展程度都欠发达，但是有时候这反倒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历史包袱比较轻。所以这些北方的政权往往能够在制度方面有很多创举。反观历史包袱比较沉重的南朝，就不见得能够做得出来。比方说，北魏时期能够实行均田制，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梦想的“耕者有其田”。虽然均田制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段都适用，而且它必然走向瓦解，这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提到，但是均田制的出现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而且它这个合理性还体现在，它能够被后来的历代政权所继承，包括隋唐，足可见它的合理性和生命力。

再比如说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府兵制原本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与东魏对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控制区内的人力、物力资源，才创造出来的制度。可是府兵制与均田制良好地结合在了一起，表现出了超强的生命力，它被隋唐帝国延续下来。府兵制有以下优点：第一，能够保证国家的兵源；第二，在财政上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中央的压力。因为府兵的衣、甲、资、粮，甚至包括马匹这些东西都是自备的。为什么自备？就是因为它与均田制相结合。在均田制制度之下，你既然已经享有了土地，那么你就要对国家尽义务，不能只有权利，没有义务，也不能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府兵制具有它的合理性。

还有一个，比如说北魏冯太后[9]主政时期，用“三长制”来取代“宗主督护制”，这也被认为是中央政府加强对农村基层社会掌控的一个有力的措施。所谓“宗主督护制”，这是战乱年代的一个权宜之计。这些宗主督护都是当地土著的大族，他们以坞堡，也就是那种军事化堡垒为依托，然后有自己的武装来管理本地的老百姓。这种宗主督护制，皇权肯定不喜欢，原因是他们一定会与政府分庭抗礼。所以到了冯太后主政期间推行了“三长制”，“三长”也就是所谓的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管理农村基层社会。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政府所委派的。从这点上来说，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本身就是中央对农村基层社会加强控制的一个体现。而这些措施都被隋唐帝国所继承。北朝那些少数民族政权，能够想出这种措施，和他们历史包袱比较轻，而且想象力比较丰富是有关的。这些设计当然对隋唐历史有着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必须再强调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南北问题之外，还专门强调过一个“河西文化”的问题。他认为隋唐的文化有三大来源，除了南与北，还有一个河西文化。为什么呢？因为河西地区地处偏远，天高皇帝远，所以在东汉以来的社会动乱当中，反倒比较安宁，因此接纳了很多从中原逃过去的知识分子，使得原本在文化上处于荒漠状态的河西地区，一举变成了文化发达之地。而这些文化后来到了隋唐帝国时期，又反过来反哺中原。因此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惟此偏隅之地，保留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历经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足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元，承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些要素都被隋唐继承，因此咱们可以这么说，隋唐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它与秦的大一统有很多的相同点，但也有很多的不同点，尤其在民族关系的处理、民族文化的融合、南北疆域的统一，以及南北文化心理的统一方面，比秦朝完成得更加彻底。所以这次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巨。

03 隋炀帝挖大运河是因为已经预料到经济重心将南移

隋炀帝这个人，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一言难尽。为什么？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他把辉煌与失败完全结合到了自己一人身上，他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影响是非常独特的。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隋炀帝造成了隋朝二世而亡，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从这点上来说，隋朝的短命，他是难辞其咎的。但是与此同时又有一个问题，隋炀帝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昏君？他跟历史上我们所说的那些昏聩无能的君主是不是一回事？很明显，又不是。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没法把隋炀帝的一生做一个完整的展现，也没有办法对他的一生做出一个整体的评价。所以我们就重点来谈一谈隋炀帝所修建的大运河，以及大运河所带来的历史影响。

造成隋炀帝个人悲剧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关键的就是他有着极强的战略前瞻性，高瞻远瞩；但是又有着极差的执行力，丝毫不知道自己执行力的边界在哪里；而且做事冲动，性格容易走极端。在大运河这个问题上，他把自己的优缺点都展现出来了。

就战略前瞻性而言，我们应该承认，并不是后世所说的，隋炀帝想到江南去游玩，为了方便，所以修建了这样一条大运河。说实话，皇帝要想去哪儿游玩还非得坐船？当年秦始皇巡游全国的时候，那不照样就是坐马车去了吗？对于皇帝来说，游玩是小事一桩，关键就在于，隋炀帝已经率先意识到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

要知道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北方经济领先于南方长达将近4000年的时间。您看三皇五帝的传说、尧舜禹的传说，以及夏商周三代，几乎都是黄河流域的事情，黄河流域长久以来领先于长江流域。从三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这个样态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到了三国时期，江南的经济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三国志》里边曾经这样评价吴国，说：“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陆机写的《辩亡论》也曾经说吴国“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对当时的孙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然，要指出的是，它这里虽然的确指出了孙吴的富庶，可是第一，古人用语有时候有点夸张；第二，古人不太讲概念的精确性。那时的南方部分地区的确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的来说，地域发展很不均衡。比方说吴国的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太湖流域到长江三角洲，这是当时长江流域率先发展起来的地方，而其他地方当时很不发达。比方说，当时浙江的部分地区，以及江西、安徽、湖南等这些地方，都是欠发达的状态。所以三国时期这些形容孙吴富庶的话语，我们不要将之理解为当时的整个长江流域都已经富得流油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南方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孙吴时期开始获得了进步，要一直到什么时期才达成了中国经济重心彻底的南移呢？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是要到南宋。比方说张家驹先生写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他就提出，南宋时期中国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还有李剑农先生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经济领域之重心移于东南》，其中一节提出，“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郑学檬先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这本书中也说，“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经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

这就有个问题，我们所说的隋唐，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它处于怎样的历史节点之上呢？我们必须指出，南方经济的发展与隋唐帝国密切相关。开发南方，可以说隋唐贡献巨大，但是具体到我们所要谈的这个隋炀帝身上来说，在他那个年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个现象，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北方，相对来说还是要比南方富庶，人口也更多，农业发展的历史积淀也相当深厚。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隋炀帝意识到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了。从这一点看，他的战略前瞻性就相当强。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他就修建了这个大运河，他的目的是沟通中国的经济重心与中国的政治中心。

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了，可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的政治重心后来始终保留在北方。比方说隋唐时期，政治中心在北方，北宋的首都也在北方，南宋是因为形势所迫迁到了南方去，可是辽、金，这不也是与宋朝并列的吗？它们本来就是北方的政权。到了后来的元、明、清，又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政治重心选择在了北方。这里边有个问题，既然经济重心已经转移了，政治中心为什么一定要保留在北方？

要知道，政治重心的核心当然就是首都。自古以来，定都有如下几种模式：

第一种，是选择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之地。比方说当年殷商时期多次迁都，他们迁到亳(bó)或者迁到殷墟，也就是今天河南安阳这个地方，更多的都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问题。

第二种，是选择易守难攻之地。比方说刘邦为什么选择长安？是因为长安乃“四塞以为固”的地方，在战略方面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这是他选择首都的原因。

第三种，就是选择自己战略方向上的重点。比方说西周为什么把自己的首都由周原[10]迁到了丰镐[11]？那就是因为文王、武王那个时期已经开始谋划攻打殷商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要把自己的大本营向东方推进，所以选择了西安附近的丰镐。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问题，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三家分晋之时，魏国的首都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内。那么后来它为什么要把首都迁到大梁——也就是河南的开封？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国前期魏国正在与齐国争霸，它的战略方向在东边，所以它要把自己的首都选到东边。

定都第四种模式，就是选择自己的发迹之地，或者说自己的势力大本营所在地。比方说韩、赵、魏三家分晋。三家分晋之后，他们都把首都定在自己家族的所在地，因为这是他们的势力大本营。还有比方说五代时期，后梁的建立者朱温为什么选择汴梁当自己的首都？原因就在于那个地方是他立身之根本，大本营之所在地。

定都第五种模式，在准备进行改革的时候，为了摆脱旧势力对自己的束缚，也会采取迁都这样的方式。比方说北魏孝文帝改革，要由山西大同把首都迁到洛阳；隋炀帝改革要由长安迁到洛阳去；武则天改革也要由长安迁到洛阳去。为什么？就是为了在那儿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体系来，割裂保守势力与保守势力大本营之间的关系，利用那个时候交通和通信的不便利，打一个时间差，以便自己政策的贯彻执行。

定都还有一种模式，就是选择那种需要严防死守，需要天子权威去震慑的地方。比方说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他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定都北京？原因就是当时蒙古势力对明朝的边境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而北京当年也曾经是永乐皇帝的大本营之所在地，所以他选择了那儿。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西周的周公为什么营建洛阳。那时洛阳叫洛邑，为什么把洛邑变成了东都？原因就在于他要用这种方式来震慑那些殷商的遗民。

所以说中国古代都城之选择，必然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的：一个就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地位；还有一个就是战略焦点。就经济地位而言，5000年文明史上，北方长期领先于南方，大一统王朝多半定都在北方。就战略焦点而言，历史上战略焦点主要是两个主线，一个就是江淮地区，这是南北斗争的焦点，还有一个就是农耕与游牧交界区，这是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斗争的焦点。所以我们在地图上，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特点，如果我们画一条线，从北京画到太行山以东，然后画到关中的北部，你会发现这条线就是中国传统的农耕区与高原(或者说草原)之间的一条分界线，而中国著名的古都多半靠近这条线，比如说长安、洛阳、开封、北京、安阳、大同——我们现在所谓十大古都当中，这条线旁边就占了六个。

这条线是农耕民族的底线，可以说，谁要是失守了这条线，就意味着政权的灭亡。也正是这个缘故，北方地区必须有大的政治实体在此起到震慑游牧民族的作用。首都在哪儿，官僚体系的重点就在哪儿，各种资源也会倾向哪儿。所以，在这儿定都可以保证国家的战略安全。也正因为这样，对于隋炀帝来说，尽管他意识到了经济重心的南移，但也不能马上就把首都迁到南方去。所以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沟通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修建大运河。

为什么一定要修河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古代各种运输方式当中，费效比最好的就是水运。不仅是古代，即使是现在，交通物流体系如此发达，但是你问问那些企业家，什么运输方式费效比最好、成本最低？毫无疑问还是水运，水运是最好的一种运输方式。所以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尤其在那个地租和商业活动当中，食物还可以起到货币作用的时代，更需要一种经济、便捷的运输手段，那么水运就是不二之法门。所以大运河挖通了之后，就等于取南方之财富，供应北方之政治中心，完成整个大一统帝国的战略均衡。因此隋炀帝所修建的这条大运河，应该说在历史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它的战略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唐朝的皮日休就曾经说大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12]。另外还有一首《汴河怀古》也曾经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说隋朝灭亡是因为这条河，但是，我们到现在还受益于这条河。

隋的灭亡跟这条河有没有关系？当然也有一定关系，这条河虽然是用多个旧河段改造而来，但即便如此，对于民众来说修建它的负担也是很沉重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不过话说回来，它为后世带来的战略利益也是相当巨大的。所以说“至今千里赖通波”，还不仅是到皮日休那个年代。大家发现了吗？一直到宋、元、明、清，这运河都在发挥作用，甚至于到了元代，元代把首都定在了大都，也就是北京，然后搞了个“京杭大运河”取代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了，但是仍然需要保留运河这样的一个基本设置。这足可见运河的战略意义。正因为运河战略意义十分大，所以不管怎么改朝换代，不管首都定到哪里，运河这种运输模式是我们必须保留下来的。

隋炀帝大运河的中枢是洛阳城，他后来也把自己的首都迁到了洛阳城。他那个洛阳还不是汉魏洛阳[13]，而是他新建的洛阳城。这里边有个问题，那长安呢？理论上来说，既然粮食能够从南方运到洛阳，那么洛阳不是在黄河岸边吗？粮食在那个地方装上船，然后再往西边走，进入渭河，不就到长安了吗？理论上来说是这样，隋炀帝可以不迁都，可以用运河把南方的粮食直接运到长安去。但是问题在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样实际操作起来效果很差。因为有三门峡天险，三门峡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峡谷，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而且更要命的是，河道中央有一块巨型的礁石，自古以来毁船无数，造成了航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充满危险。这块石头很有名，叫“中流砥柱”。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听到珠江航运、长江航运，但很少听说黄河航运。黄河自古以来的航运只能是阶段式的、节级式的，它不能做到通航，三门峡就是一个巨大的“肠梗阻”。这就造成大运河粮食不能顺利地运往长安，所以隋炀帝选择建新的洛阳城，然后自己定都在这里，这个不是偶然的。

04 鸡肋半岛：为什么高句丽打不下来

隋炀帝亡国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高句丽的问题。高句丽可以说是隋朝二世而亡的一个直接导火索。

当时，朝鲜半岛正处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的形势错综复杂，三国的背后都有国际势力进行角逐。说实话，自古以来朝鲜半岛的问题就不是朝鲜半岛内部的事情，而是国际化的问题。这三个国家在外边都有自己的盟友，比方说高句丽的盟友是靺鞨(mò hé)，这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是满族的先祖。而百济在外面也有自己的盟友——日本。到了唐朝，百济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唐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这是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唐朝大获全胜，几乎全歼了日本舰队。第三个国家就是新罗，而新罗也有盟友，就是中国。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就与中国的地理位置而言，新罗是最远的一个，连“一衣带水”都称不上。朝鲜半岛的西部是百济，新罗则在东南方向。但是偏偏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在三国角逐当中，以中国为奥援，始终抱紧中国这根大腿，到了何等地步呢？比方说南北朝时期中国分为南北了，你猜新罗是向北朝称臣，还是向南朝称臣呢？新罗做出的抉择是同时向南北称臣。每次派使团去朝贺的时候，都要派一个往北走的使团，一个往南走的使团。由此可见，在外交方面与中国搞好关系是新罗的基本方针，而新罗也是促成隋炀帝伐高句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新罗与高句丽之间矛盾重重，两国之间互有攻伐，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新罗的综合国力是比不上高句丽的，所以在两国的战争当中，新罗一般都居于下风。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当然希望中原王朝能够伸出援手帮助自己，如果能够出兵灭掉高句丽，那最好不过了。因此新罗不断地向中原王朝提出请求。

而且当时的中原王朝与高句丽之间也有着矛盾。比方说隋文帝时期，就曾经发生过高句丽联合靺鞨进犯隋朝边疆这样的事情，结果当时隋文帝派出了自己的儿子汉王杨谅，率领30万大军对高句丽进行了反击。但是这场战役无果而终。为什么呢？首先，高句丽方面遣使求和，而且写的国书措辞相当谦卑，上面写的是“辽东粪土臣元……”——自称自己为“粪土臣”。今天有些人看到后非常高兴，拿当年高句丽的国书自称为“粪土臣”这事儿来笑话高句丽，其实也没啥可笑话的，为什么呢？自称为“粪土臣”，这是汉代以来中国公文的格式、落款之一，高句丽只不过是延续汉代以来公文的一个模式，因为它们的文化很落后，连文字都用的是中国的文字，所以学中国的公文格式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时它是求和了的。而隋军这边也遇到了问题，一是粮运不济，再就是军中暴发瘟疫了，所以军队就撤回来了，因此这场战役实际上没有打起来。

可是话说回来，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隋朝维系整个东亚国际秩序，靠的是朝贡体制。那个年代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观念，但是它有朝贡体制，讲究的是你对我的服从。你来给我进贡，就相当于我们之间构建了一种藩主与从属的关系，所以朝贡机制是中国古代外交的核心之所在。可是在整个朝贡机制当中有一个缺口，就是高句丽。高句丽的民族性格桀骜不驯，而且有很强的自尊心。高句丽对隋朝就不进行这种恭敬的所谓“进贡”，所以对于患有严重强迫症的隋炀帝来说，这个高句丽的缺环让他耿耿于怀，觉得这是对他“国际权威地位”的一种挑战。

另外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朝鲜半岛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引发过多次的战争和动乱，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这些王朝不把朝鲜半岛打下来，直接占领它呢？第一，也不是没有打下来过的时候，汉武帝时期就设置过辽东四郡，唐朝也曾经打下来过，设置了安东都护府。但是总的来说，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农业民族的这种内敛性。农业民族不是没有领土的扩张，但是农业民族的领土的扩张，只限于对适耕地区，只限于自己的政治权力能够到达的地方。朝鲜半岛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路途遥远，悬垂海外；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朝鲜——尤其是北部，多山地，气候苦寒，对于中原人来说，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条件比较恶劣，那么对这个地方的领土自然也就没有多大的兴趣。我们有些朋友经常会说，我们中国从来不搞领土兼并!其实不搞领土兼并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我们中原民族，由“炎”“黄”这两个黄河中游的部落联盟发展到现在这么大的一片疆域，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兼并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可是我们毕竟还有一定的内敛性，我们跟大航海时代那些西方的殖民者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农业民族对于领土的欲望仅仅满足于适耕地区，对于那种比较蛮荒的地区，我们是没有多大兴趣的。而朝鲜半岛在中原王朝看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满足于让它们当一个藩属国，而不是去兼并它们。

还有一个问题，伐高句丽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可以注意到，整天以隋炀帝为反面典型，天天拿他来教育臣下的唐太宗，到了晚年，也就是贞观十九年(645)，自己也走上了御驾亲征伐高句丽的征途。这也就说明：第一，伐高句丽有其合理性；第二，伐高句丽真难，以至于皇帝都要御驾亲征。而且令人无语的是，两位皇帝都失败了。虽然说唐太宗这次失败带来的后果并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仍然要说，起码贞观十九年这次伐高句丽是失败了。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伐高句丽为什么这么难？

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高句丽路途遥远。以那个时候的交通，要绕过整个渤海湾才能够进入高句丽的疆域内，而且当时由辽东通往内地的道路，开发程度相当低，沿途的人口也比较稀少，能够获得的补给相当有限。对于中原军队来说，这种远征可以说困难重重。这是其一。

另外，伐高句丽还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粮草的问题、运输的问题，这是个技术问题。可这个技术问题是相当难以解决的。比方说开皇十八年(598)的那一次，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的战争，就已经出现了30万人的军团粮食不够吃的现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隋炀帝的大运河到了洛阳还不算完，还要向北。永济渠要一直通到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一带，就是因为要用运河来为未来伐高句丽的战争输送粮草。

隋炀帝第一次伐高句丽的时候，他竟然一口气出动兵力113万，而且还“馈运者倍之”，也就是说，输送粮草的民工的数量还两倍于军队。换句话说，一支300多万人的庞大队伍，就这样上了前线了。这里边有个问题，高句丽地势狭窄，山地众多，能够展开113万人的兵力吗？再者，伐高句丽真的用得着110多万的兵力吗？答案是用不着。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这又体现了隋炀帝性格方面的一个弱点，他根本没有真正做好对高句丽的军事斗争的准备。第一次伐高句丽，借用黄约瑟、刘建明等先生的看法，隋炀帝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对高句丽抵抗决心的估计也严重不足，他其实是搞了一次武装大示威、武装大游行。也就是说，他认为通过出动一支亘古未有的庞大的军团，就能吓得高句丽举手投降，这是他的主要目的。所以他从洛阳出动了113万的军队，这个军队每天发一军，走了40天才从洛阳出发完毕。

可是这样的一个军团，首先在军事上毫无必要，再者，过于庞大的人数对后勤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战斗还没开始的时候，粮草就已经不济了。换句话说，通过运河运军粮都已经无法满足100多万人的需求了。这个时候隋炀帝执行方面的那个弱点又开始体现出来了，隋炀帝竟然想征发更多的民夫前往辽东前线运军粮，这个想法有大问题。前面已经征发了200多万民夫，而且这200多万民夫走的时候，将华北地区的大的牛车、马车全都带走了。这次又新征发了60万民夫，让他们往前线运军粮，人的动员好说，可是牛车、马车怎么办呢？这时候隋炀帝想当然的行政作风就体现出来了，他竟然命令农夫们两人一组，用鹿车向前线运军粮。什么叫“鹿车”？大家不要望文生义，以为是梅花鹿拉的车，农夫们可不是圣诞老人。鹿车是形容那个车很窄，仅容一鹿。其实一直到几十年前，在农村还能够见到这种独轮小推车，它是农村生产生活当中的短途运输工具。这怎么能够用来往辽东前线运军粮呢？但是隋炀帝就干得出来。

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这些民夫也是人，他们也得吃粮，最后的结果就是，用小推车载着几石粮食往前线运军粮，到了前线，无粮可交——民夫自己把粮吃完了。也就是说隋炀帝组织了一次60万人的“公费大旅游”。你从这件事上就能够看得出，隋炀帝在后勤组织方面的能力可以说是一塌糊涂。而且这里边还体现出了隋炀帝对民力的轻视和滥用，以至于第一次伐高句丽之后，山东等地区就引发了民变，这就是隋末农民大起义。

而山东地区爆发民变一点也不偶然，因为这个地方的民众负担最为沉重。大量的民夫被征调入伍，或者是充当运粮的民工，这是其一。其二，胶东半岛的很多农民被迫去给隋军水军打造战舰，每天很长一段时间泡在海水里边。要知道，海水是有腐蚀性的，我们现在洗完海水澡之后，上岸还要用淡水冲一下。可是这些民夫每天很长一段时间都泡在海水里，以至于很多民夫腰带以下都溃烂了。所以山东地区率先爆发了农民起义，这一点也不偶然。而我们也知道农民起义就是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也是隋炀帝时期所造成的很多社会矛盾最后的一个集中体现。

我这里顺便还要再提一下唐太宗。隋炀帝伐高句丽，虽然导致了国家的灭亡，但是他伐高句丽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高句丽对于整个隋唐帝国的国际权威和国际地位是一种挑战；第二，高句丽起码在隋朝那个年代，曾经与突厥之间有秘密外交，这一点也让中原王朝无比警觉。而且，隋唐两代都有共同的盟友，也就是新罗。为了支持自己的盟友，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领导地位，必须对高句丽有所动作。所以唐太宗伐高句丽，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伐高句丽之前，唐太宗还交代了自己的一个心理动机，他决定在自己还能打的时候，为后代解决高句丽这个刺儿头，因为贞观十七年(643)的时候已经换太子了，新换上来的太子是晋王李治。李世民认为晋王李治性格比较软，所以他要替这个性格比较软的儿子事先消除高句丽这样一个刺儿头，因此他就又走上了伐高句丽的道路。

可是隋朝所遇到的那些困难，唐太宗也都遇到了：粮草运输的困难、气候的早寒、道路状况的糟糕，这些都是唐朝后来伐高句丽失败重要的原因。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说要吸取历史教训，可是有时候历史教训吸取得太多了，也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比方说，因为当年隋炀帝出动军队规模过大，造成了国家不堪重负，最后灭亡。因此唐太宗伐高句丽的时候，自己只率领了直系的军队10万人左右，由113万人变成10万人，这叫矫枉过正。113万人太多，可10万人又太少。后来唐军打安市城(今辽宁省大石桥市北汤池村)久攻不下，与兵力过少恐怕也有很大的关系。

从隋唐两代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能够看得出，隋唐两代伐高句丽都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可是我们农业民族张力的界限就在这儿，我们所满足的，也只是维持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一个国际秩序而已。这也就解释了，后来费了将近70年的时间，在唐高宗总章二年(669)终于把高句丽灭亡了之后，为什么唐朝的势力迅速就转向了西北边防，去对付吐蕃，而拱手将取得的胜利果实逐渐地让给了新罗。就是因为新罗虽然说将唐朝的势力排挤出了朝鲜半岛，但在外交方面，新罗大多数的时间段对唐朝是比较恭顺的，它服从于唐朝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第二，新罗在文化上积极向唐朝学习。唐玄宗曾经夸赞新罗，说“新罗友类中华”，意思是，新罗在文化上是属于中华体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唐朝愿意承认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因为从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之后，朝鲜半岛起码暂时不是中国战略方面的短板了，也不构成一个太大的问题了。

05 安史之乱是均田制崩溃的结果

“均田制”大家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过，我们知道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就是租庸调制。什么叫“租庸调”呢？“租”就是田租，也就是说按亩纳粟；“庸”指的是力役，也就是每年要无偿地替政府服役若干时日。比方说，隋朝曾经规定每年服役一个月，就是30天，后来又减为20天。第三个，就是“调”，指的是互调。也就是说纳土产税，你要随乡土所产而纳——看你本地有什么样的东西。租庸调就是国家总的一个税收方式，它的基础就是均田制。

而我们重点要谈的是，为什么说均田制是历史的特例？为什么我们说均田制从它诞生的时候，就决定了最终它一定会走向瓦解？还有就是，它成功的那些要素对我们今人来说有哪些启迪？另外，均田制的崩溃给唐代究竟带来了什么？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重要内容。

我们也知道，均田制是北魏时期实行的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历史的特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有一个梦想，叫“耕者有其田”。可是话说回来，“耕者有其田”在大多数历史时间段里就像一个乌托邦，它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能够做到每个人平均拥有土地吗？平均拥有土地之后又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大多数时间内，贫富差距加大、土地兼并才是常态，“耕者有其田”反倒是一个特例。而且它在北魏时期能够出现并且成功，那是由北魏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唐长孺先生对于均田制的一些看法。他说北魏均田制之所以能够成功，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国家掌握了改革的资源。他说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抛荒田，这是战乱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当时中原萧条，千里无烟，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国家掌握了这些无主的田地后，用均田制来分配给农民。也就是说，国家首先得掌握改革的资源，这样改革才有希望成功。

另外，他指出，实行均田制对于大小地主的既得利益并没有多大的损害，他们可以通过奴婢及耕牛授田，广占土地，这是北魏均田制的一个特点。它规定，奴婢虽然不是良人，是贱口，但是仍然可以占有土地，也可以参与均田，而且家里边的耕牛也可以参与均田。有牛就说明你家的生产力强，那当然就可以多给你一些土地。当然了，国家有规定，你不能为了分土地，而到外地给我买1000头牛来。所以国家规定，一般来讲，一户限四头牛授田。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提醒大家注意，什么样的人拥有更多的奴婢和耕牛？毫无疑问，就是这些地主。所以地主在这场改革当中，他们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这就是改革的第二个要点。改革和革命不一样，革命是损害一个阶级的利益，满足另一个阶级的需求，而改革要尽可能地实现多方面的共赢。所以北魏政府的这种举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保证了广大地主阶级对于这场改革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

唐长孺先生指出，掌握政权的拓跋贵族和中原土地很少有关系。我们也知道，北魏是在原来的代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原本的经济基础在山西的北部代京[14]、大同这一带，在那里他们拥有大片的牧场和耕地。从事农牧的主要是奴隶和隶户[15]，所以均田制的推行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换句话说，这些拓跋贵族也不反对改革，原因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根本就不在中原这一带，你在中原搞不搞均田制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这告诉我们改革成功的第三个要素，就是绝对不能引发执行者队伍的抵触。也就是说改革需要“干部队伍”，而这个干部队伍对改革本身不能有抵触的情绪。

总结起来可以发现，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几乎都有这样共同的特点。这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基本原理。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均田制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因为北魏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当时主持改革的是冯太后。我们必须多说一句，冯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伟大的女性政治家之一，她有很多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而均田制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均田制在她的主持之下，设计合理，而且实施得张弛有度，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的成功就体现在北魏即便灭亡了，均田制仍然被后续的王朝所继承。一直到唐朝，均田制才逐渐地走向了瓦解。

一个改革措施，自打它出现，一直到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时间能够长达数个世纪，那就足以证明这个改革本身是非常成功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正如开篇我们所说的，均田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它必然会走向瓦解，因为它有一个解决不了的核心矛盾——就是人口的增长与耕地的增长是不同步的。尤其是国家形势稳定，生产力发展之后，人口的增长是相当显著的，耕地不是说没有增长，但是耕地增长的速度是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的。到了盛唐鼎盛时期，全国总人口据估测可能达到了6000万左右，甚至有学者估测说人口达到了8000万左右，这个人口已经数倍于北魏时期了。所以对于均田制来说，北魏那个时期可以行之有效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可是到了隋唐时期，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土地就这么多，那请问，这个土地还怎么分配得下去呢？所以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土地越分越少，乃至于到最后无地可授的困境。还有就是，越是繁华地带，社会矛盾就越尖锐。比方说长安、洛阳附近，唐朝政府要通过一系列措施，限制人口的迁徙。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开始逃往偏远地区。因为他们在内地本来也得不到土地，得不到土地的情况之下，国家的赋税方式又是以人身为本。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脱离政府的户籍控制，逃往土地资源相对比较宽充裕的偏远地区去。结果均田制就这样开始走向了瓦解。

所以均田制瓦解的过程伴随着另外一个过程，也就是逃户的出现。可以这么说，逃户问题在唐高宗和武则天那个时代就已经变得比较明显了。逃户又叫作“浮逃户”，说白了就是脱离了国家户籍控制的农民，他们甘愿当黑户。他们当黑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本乡本土，他们已经得不到应该得到的土地，而这个时候贫富差距加大，国家的税收政策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于他们来说，负担过于沉重，那只有一个办法解决问题，就是逃走，不在政府的控制之内，减轻自己的负担。这些逃户，说实话有利有弊。我们千万不要站在统治者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官府认为好的事情不一定好，官府认为坏的事情也不一定坏。就逃户这个问题而言，有利有弊，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因为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国家财富的基础就是人口，手段就是户籍管理，人口逃亡了，对于国家来说，当然就是税赋方面的一大损失。可是对于农民来说，第一，逃亡使他们生活负担减轻；第二，这些农民不能往大城市旁边跑，不能往开发已经很成熟的地区跑，他们都逃往南方等欠发达地区，间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要不为什么说中国的南方在隋唐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北方逃过去的大量的农民，不仅自身就是劳动力，而且还带去了先进的耕作经验和先进的文化。这样促使南方得到了开发与发展。所以，浮逃户虽然与均田制的瓦解密切相关，但是带来的历史影响可以说有弊也有利。

还有就是土地兼并现象在那个年代日渐严重，这也是均田制必然走向瓦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人有智力的高下、机遇的好坏、体质的强弱，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村出现贫富差距是必然的，贫富差距最后带来的结果一定会体现在田制之上。所以很多学者在论述均田制瓦解的过程时，就认为，土地兼并、农户逃亡等现象是共同造成均田制瓦解的原因。唐长孺先生的《均田制的产生与破坏》这篇文章就认为：“均田制的破坏是在农村内部土地私有化过程当中，和大土地所有者进攻的过程当中瓦解的。”换句话说，内外两重的原因造成了均田制的破坏。汪篯先生写的《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里也提到，均田制的实施在于士族的败落。我们可以看到，汪先生的眼光更加深远，由小见大，他说均田制的实施在于士族的败落，代替大族和豪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部曲佃客制[16]的是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佃户制。由于豪强经济衰落和崩溃的速度超过了普通地主经济成长和发展的速度，而“普通地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还没有强大到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以控制大部分土地和农民的程度”，那么在这个时候，均田制就发展建立起来了。但是到了唐朝，尤其是唐朝前期130多年的历史当中，总的趋势是均田农民中的自耕农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日渐缩小，自耕农经济不稳定，豪强地主经济崩溃，但是普通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则迅速上升，这也带来了新的土地兼并等问题，造成了均田制的瓦解。

汪先生的说法，见仁见智，我们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存在着真正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说，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均田制的出现与瓦解，的确伴随着传统意义上豪强经济的衰落与庶族地主的崛起这个趋势。均田制在这样一些不可逆转的因素的作用之下，走向了瓦解。那么均田制给唐帝国带来了哪些影响？经济基础是决定一切历史走向的最根本的因素。均田制的瓦解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这其中有一个就是府兵制的瓦解。

府兵制由西魏宇文泰所创立，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兵农合一。农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三年一检点，归军府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物力资源潜力；与此同时，府兵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府兵要自备衣甲资粮，自备马匹，以缓解中央的财政压力。你享有了土地，那么就要对国家尽这样的义务。可是问题在于，一旦均田制瓦解，其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民之间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当府兵的经济基础，他们也加入到了逃亡的阵营当中来，最后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府兵到了后来无兵可调。

到了唐玄宗开元前期，全国的府兵就已经停了上下鱼符。什么叫作鱼符呢？鱼符是唐代用来调兵的凭证，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虎符，因为李渊的先祖叫李虎(八大柱国将军之一的李虎)，为了避他的名讳，所以唐代调兵的凭证不叫虎符，而叫鱼符。停上下鱼符意味着兵府无兵可调，府兵制最终走向了瓦解。

府兵的基本架构、官制还保留着，但是府兵制度本身已经名存实亡了。可国家不可一日无兵，怎么解决呢？在高宗时期出现了兵募制。兵募制就是国家募兵，但是兵募制实施得并不算很成功，因为兵募制在实施的过程当中，由自愿入伍最后演变成了由乡村官吏强行摊派。在《旧唐书·刘仁轨传》当中，对这个有生动的描写：那些贫困人家的子弟，被乡村的官吏抓住之后，是“推背即来”——推着你的背，把你塞到军队里面来。刘仁轨已经注意到这些士兵的战斗积极性是相当差的，因为他们不是真正自愿入伍的。

到了唐玄宗时期，这个问题依然非常尖锐。那怎么办？偏巧这时候唐玄宗手里边有足够多的钱，因为这个时候是开元、天宝时期，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国家花钱雇人来当兵，换句话说，由义务兵役制转向了职业军人制度。刚开始是由张说组织，在关中地区进行了这样的改革，很成功。后来受到这次改革的鼓舞，在李林甫主政年代，唐朝又实行了长征健儿制度。顾名思义，健儿指的是军人，长征指的是久驻边境。

要知道，在西魏宇文泰时期，府兵制有一个基本核心，这也几乎是西魏、北周、隋唐帝国的一个政治底线之一，就是要在军队的部署方面，保持内重外轻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唐朝前期，全国数百个兵府当中，关内道——长安附近兵力，占到了全国总兵府的43%左右，也就是说，国家掌握了将近50%的兵力。以此驾重而驭轻，防止地方叛乱，巩固中央集权。可是到了唐玄宗天宝时期，实施长征健儿制度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军队都是国家用钱养的，这是一种投入。有投入就必须有产出，更何况天宝时期，唐朝对外战争非常多，于是唐玄宗将全国大多数的兵力，也就是招募来的长征健儿，交给了十个节度使加以管理。久而久之，由西魏宇文泰时期内重外轻的兵力布局，转变为外重而内轻。中央手里边掌管的军队处于绝对劣势而不是优势。十个节度使手里掌握了全国将近90%的兵力。

这样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形成，带来的结果就是安史之乱。安禄山一个人身兼三镇节度使，手里的军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与契丹和奚[17]的作战过程当中，他的军队积攒了很多的战斗经验。这是由实战锻炼出来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用来对付中原虚弱的那些军队，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再加上安禄山本人的野心以及其与杨国忠等人的固有矛盾，最后酿成了安史之乱。所以说实话，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这是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是积重难返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来说，帝国的危机从唐玄宗忘记历史经验，建立了募兵制度之后，已经是积重难返，安史之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这一切都与均田制密切相关。

06 为什么说唐朝是“平庸的盛世”

科举制出现于隋代，大兴于唐代，后来被历代王朝继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一个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制度，必然有其合理性。更何况这个制度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它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传到了欧洲，受到那些正在与贵族和教会势力进行斗争的第三阶级的极大推崇。他们非常推崇中国的科举制，而且我也赞同他们的看法，这种看法抓住了科举制的精髓，那就是科举制是对贵族世袭垄断权力的一种挑战，给了平民以上升的希望和机会。

的确如此，后来中国的科举制被加以英国化的改良之后，变成了文官制度，而这种文官制度后来又推行到了整个世界。可以说世界文官制度的基础，或者说起码是来源之一，就是中国的科举制。有一句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出现，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冲击了贵族政治，为官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温床。所以对于皇帝来说，这是他们迫切需求的东西，因为有利于加强他的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

科举制之前，中国的选官制度是什么？在先秦那个年代毫无疑问是世袭的选官制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贵族社会，等级森严，所以政府的官员一般来说都是由贵族子弟世袭而成。到了秦汉时期，出现了郎官制度和荐举制度。这个荐举制度有一部分内核被后来的科举所继承。当然了，在实施过程当中还是有波折的。所以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发展的，永远是有波折的。什么波折呢？就是曹丕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18]，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给了门阀大族世代选官权，有利于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最后的形势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而这样就造成了阶级的固化。而一个时代如果阶级固化，尤其是当年轻人和底层人士失去了上升的机会和希望的时候，这个国家距离动乱也就不远了。所以说维持社会的流动性，维持一定的阶级升降的窗口，对于政治实体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在隋文帝时期，他在察举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科举制，可是现在学术界有看法认为，隋代的科举制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其实只是一个改良版的察举制，在察举制的基础上加上了考试的内容，所以它与过去的察举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这是其一。第二点，隋朝的科举制其实只是隋朝庞大选官体系当中的一个点缀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规模很有限，它每次取士也不过十数人而已。其中设置的秀才科还特别难，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考得中秀才，因此秀才科到了后来名存而实亡了。你从这个考试难度的设计也能看得出来，当时隋朝的皇帝只是把科举看作是选官的一个点缀而已，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制度有怎样的生命力和伟大的意义，但是这一点被唐朝发现了。唐朝对科举制有继承，但是更重要的是有发挥。

唐朝对科举制高度重视，比如说唐太宗。他不仅扩大科举制考试的录取规模，而且还意识到了科举制对于他的统治有怎样的助益。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唐摭言》当中记载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正要举行科举，考生们络绎不绝地进入考场，从端门城门洞里边进去。而唐太宗本人站在端门的城楼之上往下观望，看到这些天下的年轻才子纷纷进入这个城门。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说得难听点叫口不择言，其实我更怀疑也许当时唐太宗喝了点酒，酒后吐真言，袒露了他的真实的想法。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句话说得很得意。什么叫“彀”？“彀”原始含义指的是弓箭的射程，引申含义指的是包围圈、陷阱。也就是说天下的英雄啊，你们都中了我的计了，你们来到这儿就遂了我的心意了。原因很简单，他意识到，通过科举制，能够让天下英才为其所用，可以做到“野无遗贤”；还有一层深层的含义，他大概是不可能说出来的，但是科举在历史上的确起到过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钳制思想。

为什么这么说？说实话，对急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皇帝来说，钳制思想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虽然历史上钳制思想的举措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但这里边有高妙和笨拙的区别。比方说秦始皇时期钳制思想的办法就是简单而粗暴的，也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不管坑的是不是真正的儒，但是起码“焚书”这个举动表明了他的态度。也就是说秦始皇钳制思想的办法是不让天下人读书，“以吏为师”——这是他当时提出来的。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就是后来我们所总结的叫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说白了是另外一次思想钳制行动，只是这个行动比起秦始皇更加温和，也更加巧妙，他采取的办法，不是不让人民读书，而是让人民只读一种书。而唐太宗的这番话体现出科举制在钳制思想方面起到的另外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不仅让你们只读这一种书，而且让你们心甘情愿地读这一种书，因为读我指定的考试参考书，你们就可以当官。这样一来，天下的士人、天下的读书人，从小就读官府所指定的经学书目，从而在思想上自动地向统治者靠拢。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太宗钳制思想的方式，比起秦始皇、汉武帝又更进一步，更加巧妙，有更大的利诱蕴含其中，可以说让天下的读书人甘之如饴。

葛兆光先生写《中国思想史》的时候，他形容唐朝用了一句话，我们一般的读者听起来觉得有点难以理解，他说“唐朝是一个平庸的盛世”。什么意思？他是从思想史这个角度来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唐朝虽然是一个盛世，但却是一个思想平庸的盛世。由他这样一说，我们现在想一想，确实是这样的。唐朝有很多伟大的文学家，唐朝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唐朝真的缺少那种划时代的思想家。当然，唐朝涌现不出杰出思想家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是科举制。因为科举制固定了天下读书人从小阅读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产生思想的碰撞。你要知道伟大的思想都是在碰撞当中产生的，可是当天下的价值观趋向一统的时候，伟大的思想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壤。所以，我起码部分同意葛兆光先生的这样一种看法。唐太宗的这番话，体现出来的就是唐朝重视科举制的一个根本原因。一个是选才，一个就是钳制思想。当然武则天对科举也非常重视，而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关于武则天对于科举的改革和贡献，我们留在后面来讲。

总之，科举在唐代呈现出的特点就是越来越重要，规模越来越大。在选官的诸多渠道当中，它是发展势头最为迅猛的。在唐代要想当官，可以通过门荫，可以通过科举，可以通过流外、入流[19]等诸多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当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毫无疑问就是科举。到了唐朝后期，科举已经变成了选官渠道当中最主要的一条，以至于一旦一个考生考上了进士，旬日之间，美名就能传遍天下。而且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就真正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一个大逆转。所以天下但凡家庭稍微有点条件的人，都愿意读书。就是因为读书在那个年代真的能改变命运。到了宋朝，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宰相必须出身进士。宋朝绝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的宰相都是从进士当中选拔出来的，以至于进士科后来又被人们称为“宰相科”。

宋朝以后，科举仍然是一路高走，一直到清末，西方学校教育体制进来取而代之。科举千年以上的生命力说明了它的合理性。它最大的合理性，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给他们提供了实现人生大逆转的机遇，给了他们平等竞争的希望；对于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他们巩固自己的权力，帮助他们建立官僚政治，结束贵族政治。官僚是听命于皇权的，所以对于皇帝来说，喜欢官僚而不喜欢贵族，科举制正是破解贵族政治的一把利器。也正因为如此，自打科举在隋唐时期出现以后就一路高走。

不过话说回来，这里要匡正一个历史认识的误区，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科举破坏了贵族政治，建立了官僚政治。也许有人会觉得科举出现之后，那些世家大族、原来的贵族大概一个个就如丧考妣般惶惶不可终日。是这样吗？历史没有这么简单，历史的发展是纷纭而复杂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地耙梳史料，就会发现，科举出现以后，传统的世家大族在初期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感受到了那种震动。但是世家大族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选官方式。为什么？因为世家大族比起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人家世代以来就有良好的家族教育的门风，有良好的文化基础，更不要说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所以人家转型也比别人转得要快。

因此与以往我们设想不一样的是，到了唐朝后期，这些世家大族也都纷纷地、积极地参与到了科举当中，而且人家在科举当中，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占据优势。比方说在“牛李党争”[20]当中，李党的领袖李德裕就很反对进士，他认为进士福薄，认为进士没有贵族子弟那样的气质。而且他在皇帝面前还专门对进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概的意思是，进士也没什么好自傲的。他举了自己的祖父李栖筠为例。他说：我祖父李栖筠啊，当年想当官，但那阵儿当官的途径已经很狭窄了，最后我的祖父没有办法，他就参加了科举，结果一举中的——考上了，这也说明考上进士没有多了不起吧？那么完事之后呢，据说李栖筠把考试用的那些书撇到了一边去，尤其是家中从此不治《文选》[21]。

不治《文选》意味着什么？当时世家大族眼睛里边正经的学问就是经学，而进士科当中加试的一些诗词歌赋，也就是一些杂文，在他们看来是雕虫小技。所以考上之后，就跟现在高考一结束有的孩子撕书一样，把那《文选》扔到一边去了，不要了。从这个举动就能看出，世家大族对于科举是什么态度：第一，你们科举考的这些东西都是雕虫小技；第二，我要考，我就考上了，有啥了不起的。

的确是这样。现代学者夏炎对当时一个著名的大家族——清河崔氏做了统计。历史上山东旧贵族当中有所谓“五姓七家”[22]，这个清河崔氏就是五姓七家之一。根据夏炎的统计，这个清河崔氏在唐朝一共入仕287人，其中有确切记载入仕途径的是84人，剩下200多人怎么入仕的我们不清楚，但是就这84人而言，其中只有18人靠门荫入仕，而剩下的68人则靠科举入仕。通过这一连串数字，我们可以发现原来人家世家大族适应能力很强，人家的子弟完全可以通过科举，继续维持自己的门第。所以用科举这个方式入仕，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感觉。而且还有学者发现，唐朝后期科举试场上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弘农杨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这些著名的老牌子世家大族，他们的子弟去参加科举的时候，中举率极高。换句话说，世家中经常能出高考状元、出学霸。他指出，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家族日常教育里边有很多独到的应试技巧的培养，由于世家大族参加考试有很多经验，世代累积下来，然后形成了一整套考试技巧的培养。

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唐代的科举考试不糊名，只有吏部铨选[23]有糊名。既然不糊名，也就意味着判卷的时候主考官能够看到考生的姓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唐代的科举再公平，这个考生他本身的家庭地位、社会名声也会对他能否被录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世家大族原本就有庞大的人脉网。在这样的一个不糊名的考试当中，无形当中就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这么说，科举对于贵族政治肯定是会构成冲击的，甚至会对贵族政治形成致命的打击，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些世家大族通过科举，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门第，但是话说回来，科举也让他们的思想在悄悄地发生改变。而且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上来，也没有办法继续通过旧有的贵族政治这个手段去维持自己的门第，他们也必须服从官僚政治的游戏规则。所以总的来说，官僚政治还是可以占据上风的。

综合以上，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科举出现于隋，大兴于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且科举在实施过程当中，皇帝喜欢，平民也喜欢。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改革，因为它照顾了多方面的利益，为多方面的人士所接受，这也就使得它的生命力变得无比强大。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延续时间相当长，而且由中国走向了世界。甚至发生了搞笑的一幕，当它传到法国，被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加以推崇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本土的科举制已经走向了僵化，因为那个年代是八股文的时代。可是这样一个僵化的东西传到西方去，西方人仍然认为它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因为它的内核仍然是给普通的民众以改变阶级地位的希望。一个给人希望的制度，可以说永远是一个好的制度。

07 “边缘人”李白为什么会成为唐朝文化的象征

说唐朝能离得开唐朝的文学吗？绝对不可能。我们天天说大唐盛世，说唐朝的文化，那么唐诗毫无疑问是唐朝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唐诗几乎就是唐朝的象征。像余光中写的《寻李白》说，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这个颇具有文学化色彩的描述，我是心有戚戚焉的。要知道，李白的仕途并不顺，就其身份而言，他只不过是整个唐朝主流社会的一个边缘者。但是李白通过他的诗歌变成了整个唐朝文化的一个象征。说唐朝谁会想不起李白呢？所以说实话，从这点上也能够看出，诗就是唐朝文化的象征。但是唐朝的文化还不仅仅限于诗歌，不管是什么体裁，总之唐朝文学的兴盛是一个公认的现象，非常引人注目，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一谈唐朝的文学为什么如此兴盛。

要说起文学兴盛繁荣的原因，无非是内因和外因。就外因而言，唐朝300年国运，起码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国家经济是比较繁荣的，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这样一个稳定繁荣的景象，当然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外部的有利环境。而且在那个年代，文化上开放包容，吸纳了很多外来文化。请大家注意，外来文化除了给我们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物种，在思想上也会对我们产生一个激励，会有一个碰撞，而很多灵感与火花就诞生于这种文化的碰撞当中。所以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也是促进唐朝文坛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谈诗当然离不开士人。唐朝的知识分子有个什么特点呢？唐朝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而且他们还比较率直，很少有掩饰。对于他们来说，想取功名利禄就是想取功名利禄，这没有什么好掩饰的，没有那么多虚伪。所以唐朝的文学，像是一些笔记、小说还有个特点，就是快意恩仇、直抒胸臆。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唐朝文学快意恩仇，而且还有个特点——很少教训别人。我们发现宋朝以后的文学总喜欢在里边加上所谓的教化的作用。知识分子总是摆出一副要教训别人的姿态，哪怕写的是风花雪月，也总是要加上一句——我写风花雪月，你如果在这里边只看到风花雪月，那就说明你没有悟透我的深意啊!但是唐人没有这样的风气。唐人很率直，对自己的人生欲望毫不加以掩饰，他们是积极入世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而这毫无疑问也影响到了唐代文学的发展。

举个例子，比方说唐朝诗歌当中的边塞诗。边塞诗一方面跟唐朝积极进取的国防策略和开疆拓土的那种欲望密切相关。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边塞诗人呢？这些边塞诗人为什么去边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渴望建功立业。所以唐代诗人李贺写诗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大有当年班超投笔从戎的勇气，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读书，不如去边疆建功立业，你要想名列凌烟阁，你就要“收取关山五十州”。所以他们非常具有积极性，而且也从来不怕艰难险阻。在这种情况之下，促生了边塞诗这样一种豪迈的诗歌品格。所以边塞诗的出现，也能特别清晰地展现出唐代士人的那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而且唐朝的诗歌还有实际的作用，这个跟科举是密切相关的。科举在武则天时代加试杂文，而在武则天时代之前，科举主要考的内容是经学。严格来说，经学跟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武则天一旦加试杂文，也就是诗词歌赋这些东西之后，一时之间天下的读书人就开始把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诗词歌赋的创作当中去了。这样的现象带来的结果，就如《通典》所说的“无齿童子耻不言文末”，天下的孩子们都纷纷地参与到文学内容的学习当中来。一个经学，一个文学，他们都必须去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晋升的资本，只有这个才是以后建功立业的不二法门。所以文学从这个时候起变得无比重要。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唐代科举不实行糊名制。也就是说考生的姓名响亮与否，对于考官是具有影响力的。如果考生本身就已经名声在外，或者考生本身获得了考官的青睐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的考试将会顺利很多。可是，通过什么方式能让考官知道我呢？毕竟还没参加考试的时候，就已经名满天下的考生是凤毛麟角的。唐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叫作“行卷”和“温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年轻的读书人往往四处交游。我们可以发现，唐代诗人有一个特点，好像个个爱旅行，走的地方多得不得了。现在有网站专门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根据唐诗统计，这些诗人都去过哪儿，你输入某个人的名字，网站就给你弹出一张行迹图，把这人去过什么地方密密麻麻地标出来，很有趣。但是，唐朝的诗人为什么爱到处游历？他们到处游历，除了游山玩水，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实际上是为了结交其他的士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当官的人。为什么？一言以蔽之，混一个脸熟呗。当然了，不能说光脸熟就可以了，那家里的厨师人家也脸熟呢!有什么用啊？对吧？你得让人家知道你的才华，所以他们有一个惯常的做法，叫作“行卷”。意思就是说把自认为得意的那些诗歌编辑起来，形成这么一卷或者两卷文书，然后送到人家达官贵人的府上去，希望人家打开看一看自己的诗歌，进而欣赏自己。而且到了考试之前，为了不让人家考官忘记自己，还要把同样的诗集给人家再送一次，这叫“温卷”。

行卷与温卷的习惯又促进了唐朝诗歌的兴盛。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绞尽脑汁写出那些自认为得意的诗句。既然天下的读书人都把精力放在这方面的创作上，那诗歌能不繁荣吗？所以唐朝诗歌的兴盛与科举制也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刚才我提到过的唐代文人的交游和游历，也是文学兴盛的另外一个侧面原因。因为在游历的过程当中士人们增长了见识，促生了灵感。面对浩浩大川、巍峨高山、苍茫大漠，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也会激发文学的灵感，这也是文学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还得强调一下，宗教思想也是文学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要知道，唐朝有个现象，那就是有很多诗僧，很多高僧本身就是著名的诗人。为什么？那是因为唐朝的佛寺有一个特点。严耕望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其中提到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唐朝的寺庙往往担负着学校的功能，高僧就是高级知识分子，而很多读不起书的人可以到寺庙去读书。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僧人为了培养学生文学的能力，也使得自己发展出了文学能力，更何况佛、道的宗教思想本身也可以影响文学的发展。比如佛教的人生观、佛教对生死的态度、道教对仙境的想象，这一切都会对文学产生莫大的影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耳熟能详的、脍炙人口的名篇《长恨歌》。不知大家是否发现，《长恨歌》的最后部分，描绘的唐玄宗又与杨贵妃见面的场景，那实际上是对仙境的描写。因为唐玄宗本人信道教，杨贵妃也曾经出家为女道士，外号叫杨真人，所以白居易描绘了这样一个道教的仙境，这不就是道教对文学产生影响的一个案例吗？

从文学发展自身来说，唐朝文学的繁荣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一方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已经单独成为一门学科，不再依附于原来的经学了。而且那个年代，骈体文把文章之美推向了极致，影响了唐朝的诗人，同时那个时候诗歌的声韵形式也已经基本成熟了。换句话说，一种新的文学体式已经呼之欲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到了唐朝结成了硕果。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直发展到唐代，新的文体不断地出现，并不仅仅体现在诗这一种文体上。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诗的出现是比较早的，诗的成就是最大的，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散文成就也相当显著，而且带动了文学的变革。还有唐代的小说也非常繁荣，比如“唐传奇”的出现，就标志着中国文言体小说的成熟。而且当散文、小说、诗发展到一定的瓶颈阶段，再往上发展比较困难的时候，唐代又有一种新的文学体式发展起来了——词。我们现在一说词，总是说宋词。咱们经常说“唐诗宋词”，不可否认的是，词在宋代的确最兴盛、最发达，不过话说回来，唐代也有很多优秀的词，就像宋朝也有很多优秀的诗一样。实际上文体的大发展也是文学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说一种重要的表现。

唐朝文学兴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唐朝在政治上基本没有搞过文字狱。有的朋友可能要提出反对意见，那韩愈写《谏佛骨表》不是导致他被贬官了吗？可是那个严格来讲不是文字狱，因为《谏佛骨表》中的“表”其实是公文，这只是政见不合带来的问题。虽然我们后来把《谏佛骨表》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但是它最初是一个公文。我们可以注意到一般来讲搞文字狱的年代，文学往往会受到遏制。而唐代是没有的，或者说是极少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白居易这样的人竟然胆大包天到可以把皇帝与贵妃的那点私事写到自己的诗歌里边，还描绘得绘声绘色，那这样的事情在搞文字狱的年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所以这大概也是唐朝文学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且有意思的是，唐朝前后期文学家的地域分布还能体现出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转移的迹象。比方说在唐朝的前期和唐朝的中期，我们统计著名诗人的籍贯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黄河中下游著名诗人非常多，除此之外，长江下游，尤其是长江的太湖流域、长三角等这一带，著名的诗人也不少。但是发展到宋代，这个分布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北方著名诗人的数量明显减少，南方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这个增加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仅是长江下游了，长江的中游，甚至上游也大量地出现了杰出的诗人、文学家、词作家。甚至于在唐代被视为文化蛮荒地带的，比方说福建、广东等地，到了宋代，它们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们也能看出，唐朝诗歌的繁荣兴盛，与经济基础的变化是有关联的。经济和文化永远是互为表里的，这是文化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

08 唐代才子辈出，武则天居首功

武则天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度也相当高。短短的篇幅里要想把她的一生给大家讲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挑重点来谈一谈。

首先是武则天对贵族势力、旧世族势力的打压。山东旧世族在唐代，我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叫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以所谓“五姓七家”为代表的山东旧世族，他们本身在唐朝的政坛上已经失去了巨大的影响力，但在文化上、在社会观念上，他们依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比方说在婚姻市场上，人家五姓七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以至于即便是贵为宰相，向五姓七家求婚也不见得能成功；甚至皇室女都有可能竞争不过五姓七家的女子。唐文宗时期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他要给自己的女儿选女婿，结果天下那些名门望族、旧世族纷纷不接招，所以唐文宗当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家都已经当了200年天子了，怎么还不如这些旧世族呢？但是社会观念就是如此，当时全社会范围内都是这样认为的。比如说，唐代有一个打油诗人叫作王梵志，号称“为老百姓写诗的人”，他的很多诗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要不是有敦煌文书的发现，他的很多诗作就湮没无闻了。就在那些为老百姓所写的打油诗当中，他也提到过择媳——选择儿媳妇要选大家女。连他都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可见门第观念如何深入人心。

这个门第观念影响到了方方面面。毫无疑问，五姓七家在整个的门第系统当中都是居于顶端的。这样的现象，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当然是有苦难言。皇帝要追求的是自家的独大，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独大，在社会观念当中，皇室也要有崇高的地位。所以从唐太宗时期制定《氏族制》，就在不断地打击山东旧世族。武则天本人也在打击。大家要知道，武则天深受门第观念之害，原因很简单，武姓是小姓，她还不像李世民，李世民不仅是皇帝，而且李家号称是陇西李氏，也是大世族。而武是小姓，不仅那个时候是小姓，到现在，武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姓氏当中，恐怕人数排名还是靠后的。当年李治要立她为皇后的时候，她之所以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坚决反对，原因很多，但其中恐怕有一点就是她的对手王皇后是太原王氏，而武姓只是一个小姓。

还有后来武则天掌权的时候，突厥的默啜可汗曾经向唐朝求婚，要求与中原王朝结姻，请求唐朝送一个皇子过去，结果武则天派了武家子弟。默啜可汗大怒，说你给我派来的是冒牌货，“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我女儿要嫁的是李氏。而最要命、最让武则天深恶痛绝的，感受到极大打击的是默啜可汗当时说了一句话，“武姓，小姓也”——连这个外族的首领都看不上她这个姓氏。武则天深受其害，因此她在掌权期间制定了《姓氏录》。

《姓氏录》就是以当朝官品为高下，给天下的世族定等级，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行推行她所建立的社会等级。但是这个东西成功了吗？坦白地说，可能发挥了部分的作用，但是总的来说仍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改观。一直到唐朝后期，唐文宗仍然在哀叹，说200年天子不如崔、卢、李、郑、王这些世族。咱们这么说吧，社会观念这个事，真不是靠行政上的一纸命令就能改变得了的。武则天当时为了打击这些山东旧世族，还搞了忌婚嫁制度。什么叫忌婚嫁制度？山东旧世族在婚姻市场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往往瞧不起别的家族，甚至连宰相也不放在眼里，他们通婚的对象往往是大家族。而武则天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她在李义府、许敬宗等人的鼓动之下，下达了一个禁婚令，意思是禁止五姓七家互相通婚。而五姓七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竟然出现了突击结婚的浪潮。

大家知道，每个家族都有那么几个没落的宗族，这些名门的没落宗族竟然在这次禁婚令中捞到资本了。他们对外声称“我乃禁婚家”，意思是说，皇帝禁止我们通婚。这对于大家族来说，谁能名列榜中，谁反而就很光荣。因此武则天主持的这场变局，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作用有限。不过话说回来，这仍然体现出了武则天加强皇权的努力，她努力的方向是符合历史大趋势的，尽管这个历史大趋势好与坏，另当别论。

第二个，武则天的科举改革。武则天的几个革命性的科举改革非常有效，对中国科举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一个改革就是殿试。武则天之前，唐高宗时期就有殿试。什么叫殿试？我们也知道，隋唐时期的科举，刚开始是由吏部来主持的，后来改为由礼部来进行主持，那么礼部主持完考试之后，进士都已经考上了，而这时候皇帝要求在大殿上再进行一次考试，由他来给这些进士定个等级。这里就有问题了，为什么皇帝一定要再组织一次考试呢？武则天之所以把这个殿试制度化——在她之前，她的老公唐高宗有殿试，但那个殿试不是经常举行的——有个深刻的用意，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拉近皇帝与考生之间的私人关系。要知道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当中，最亲近的关系毫无疑问是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但是除这之外呢？中国人特别重视师生关系。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的师生关系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拟血亲”关系。意思就是模拟血亲。这种拟血亲的关系，模仿的就是父子的关系。中国有句话叫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什么一定要把师和父拉在一起呢？就是中国人认为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关系，仅次于父子、母子关系，所以这是一种拟血亲的关系。而皇帝一旦主持过一次殿试，那么这些考生就再不是普通的考生了，而是天子门生。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历朝历代的进士们都自称天子门生的原因，他们都参加过殿试。参加了殿试，你与皇帝就不仅仅是普通的君臣关系，在君臣关系之上又加入了一种更加温情的人伦关系，是一种师生关系。一言以蔽之，增加殿试就是为了拉拢与年轻士人之间的感情，这是一个感情联络的手段。

武则天针对科举还进行了一个重大的改革，那就是创办了武举。中国的科举出现武举就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的。武则天为什么要创办武举呢？在这里我推荐一本书——雷海宗先生写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雷海宗先生在这里边探讨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尚武精神的周期性变化问题。要知道，如果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民族究竟是不是善战的民族？是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实际上很难回答。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而农业民族是有惰性的。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战乱，我们会锻炼出勇猛、善战、尚武的一代人来；但是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以后，农业民族的那种具有惰性的社会生活，会腐蚀掉尚武的精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年满洲入主中原的时候，满洲八旗兵的战斗力相当强悍，以那么少的兵力，打遍了中国。当然其中也包括吴三桂等这批“伪军”的帮助，但是八旗兵的战斗力还是举世公认的。可是问题在于，到了康熙皇帝要平定吴三桂的时候，当年建国那一代人还没有完全死光，可八旗兵的战斗力已经直线下降了。由此可见，稳定的农业生活对于尚武精神的破坏。所以雷海宗先生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尚武精神是有周期性变化的，和平时期过久了，尚武精神就会变得低落。

武则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在武则天那个年代，虽然边境上也有战争，但是总体来说国家的形势是稳定的，社会生产力是向上发展的。可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造成了尚武精神的败落。当时武则天举办了一次射箭比赛，让大臣们通过射箭分出冠亚军来，结果获得前几名的清一色都是胡将。获得第一名的是高句丽人泉献诚。泉献诚获得冠军之后并不高兴，而是在武则天面前谏言说：臣恳请陛下以后不要再举行这样的射箭比赛了，因为臣恐外国知道现在汉人不善射，以后就有侵中华之心。这件事恐怕对武则天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刺激。所以后来武则天想到的办法就是在科举当中开创一个新的门类——武举。武举，要考武艺，考文化，考身体素质，武则天通过这些办法来促进尚武精神的培养。

根据《通典》的记载，第一次武举是在长安二年(702)举办的，考试的程序与科举是一样的，内容包括射箭、骑术、负重、枪术，另外还要看身材、看口才。举办武举的目的，就是鼓励年轻人去练武，去参军。以前靠考试，可以当官；现在靠考试，还可以成为武将，用这种方式来培养尚武的风气。大家要知道，科举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标杆，这个标杆一旦立起来，就能够起到引导的作用。武举的举办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以至于在后来，历朝历代都延续了武举这个考试模式，而且武举真的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比方说郭子仪。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头号功臣，可以说是唐朝的再造之臣，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靠武举出道的，这大概是历史上武举培养的最成功的人士之一。

那么武则天对科举还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武则天还在科举当中加试杂文，杂文也就是诗词歌赋。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唐朝文学的兴盛与科举当中加试杂文是密切相关的。《通典》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取士。……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也就是说，当时天下的读书人把极大的精力投入到诗词歌赋的创作当中去，“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家都希望依仗自己的文采，通过考试获取荣华富贵。所以唐朝文学之兴盛与武则天密切相关。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没有，唐朝大诗人虽然非常多，但唐朝最有名的大诗人，大多数出现在武则天执政以后。比如李白、杜甫、王维、贺知章、白居易、刘禹锡、皮日休、柳宗元等。而武则天之前，唐朝有哪些杰出的诗人呢？我相信如果您不是做历史或文学史研究的，往往要费好大的一番思量，一般很多人只能说出个“初唐四杰”来。造成这么大反差的原因是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武则天加试杂文，这才大大促进了唐朝文坛的兴盛，让天下的读书人把极大的精力投入到了诗文的创作当中去，这才催生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所以你要问我唐朝诗歌文学之兴盛，谁是头号功臣的话，我觉得李白不是，武则天才是。这是武则天对于科举的贡献。

另外，武则天时代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就说过，武则天改变中国政治重心之布局，输东南之财富，以支援中原，而且提拔那些文学之士；并且武则天为了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还特别重视提拔中低级的官吏。这些中低级官吏往往是一些庶族地主出身，或者是破落贵族家庭出身，这些人后来就变成了官僚政治的主体力量，而武则天对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李义府。当年武则天斗倒了王皇后，想自己当皇后，但是遭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余志宁等人的坚决反对，高宗对此也一筹莫展。由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反对，朝臣当中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支持高宗和武则天。高宗那段时间真正变成了孤家寡人。后来出现了一个契机，有一个叫李义府的官员率先站出来表示支持皇帝换皇后。这个李义府为什么要支持呢？原来李义府的官职是中书舍人，他曾经得罪了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要把他贬到壁州去当司马。结果他得知了这个消息后，非常惊慌，因为他知道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第二天这个敕书就要下达了，所以他只有这一晚上的反击时间。他计无所出，就跑去找自己的朋友王德俭商量，结果王德俭给他出了个主意，说：“现在人家已经抓住你的把柄，要把你贬官，这个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立功。你通过在皇帝面前立功，把你现在这件事遮掩过去，将功折罪。”

那么，怎么立功呢？王德俭指出，皇帝这时最渴望的，就是有人能站出来支持他换皇后。所以你不如立刻向皇帝上书，支持皇帝换皇后。于是这一天本来不应该由李义府值班，但是他与自己的朋友换了个岗，然后趁着连夜值班，就给皇帝上书支持立武氏为皇后。而武则天从此也就开始重用李义府，李义府可以说是武则天第一批重用的官员。而李义府这样做很明显是出于私人利益，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但是话说回来，李义府这样出身的人在武则天时代很受重视，而武则天用的就是这些没有家族可以依靠的人，由于没有什么背景，他们要想获得荣华富贵，就只能依靠皇权。武则天对于中低级官员，对于庶族地主的提拔，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

09 为什么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出现在唐代

说起唐朝的女性，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武则天。武则天可能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有名的一位女性。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把武则天看作是一个女性强权政治人物的话，类似的强权女性政治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几乎每个朝代都会有那么几位，但是女皇却只有一个。这里边有个问题，像武则天这样的女皇，为什么单单出现在唐代？为什么除了武则天，别的时代不会有女皇？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唐代的女性社会地位较高，也就是说，武则天就好比一个金字塔的塔尖，我们不要光盯着这个塔尖，我们要注意到，它底下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然后才会诞生出一个女性皇帝来。就好比中国乒乓球队打遍全世界无敌手，是因为它底下有一个庞大的乒乓球人口，因为中国人很喜欢打乒乓球，会打的人多，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唐代的女性地位的确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按照目前一般的看法，人类历史上曾经有母系氏族社会。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母系氏族社会。这不是我们探讨的主题，大家可以从别的渠道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总之一句话，在上古时代，决定男女两个性别社会地位的首要因素就是经济地位。在经济生产当中，谁占据着优势，谁就是主力军，那么在社会地位当中，毫无疑问谁就要高一些。自古以来，尤其是农业文明兴起之后，农业文化是需要强壮的劳动力的，所以男性的地位日渐抬高，人类就此开始了一个男权社会的时代。

唐代社会性其实还是男性社会、男权社会，但是它却是男权社会当中的一个变异的时代。这个时代里边，女性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有过显著的提高，妇女们活跃于各个领域，巾帼不让须眉，而且有着空前的自信和自由。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史上妇女社会地位最高的一个阶段，起码是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时期内最高的一个阶段。所以，隋唐女性让我们觉得非常亲切，觉得她们特别有魅力，自信的人永远是美丽的。隋唐文化如果没有这些女性的华彩篇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隋唐文化。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武则天，是因为她诞生在这样的时代里。

那么我们说唐代女性地位比较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没有比较，就没有真知，和其他的时代相比，我们会发现，隋唐女性有很多社交的自由。首先，她们是没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种概念的，裹脚也是没有的。她们有不少活动的自由。杜甫名诗《丽人行》里边写“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绘的是上巳节的时候，男男女女，大家都在外面郊游，嬉笑怒骂，那时候人们不会觉得女性出来抛头露面有什么不妥。

其次是异性交往的自由。比方说女性出外，不可能不跟异性打照面，不可能不跟异性产生接触。那么产生接触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禁忌呢？完全没有禁忌当然也不可能，但是没有其他时代那么多。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白居易写的《琵琶行》，作者“浔阳江头夜送客”，听到这个琵琶声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擅长弹琵琶，于是就“移船相近邀相见”了。这在中国古代其他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好家伙，大半夜的，你“移船相近邀相见”，你俩谈啥呀？但这在唐代根本就不是事儿。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白居易还可以把这个写成诗，还是千古名篇，这在其他时代肯定是不可以的。

在异性交往的自由当中，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恋爱、婚姻。当然唐代的婚姻仍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的包办婚姻，这一点跟其他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唐代女性的择偶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比方说，父母会征求女孩子的意见，甚至还会创造条件，让这个女孩子看一看自己未来的夫君长什么样，让女孩自己有一个把握。比方说，历史上公认的“坏人”李林甫纵有万般不是，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其中对待女儿婚姻的豁达态度就是值得称赞的。李林甫当时位高权重，有很多官员平常就来家里面求他办事、商量公务。李林甫一共有六个女儿，六个女儿长大了以后，都到了婚配年龄。李林甫采取的办法就是，在自家那个平常办公的墙上开个洞，每逢有年轻官员进来议事的时候，他就让自己的女儿坐在窗户后面偷偷地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这些官员的仪表、举止、气质，你喜欢谁，跟我说，这当爹的呢，再去找个媒人跟人家商量商量。因此，唐人给李家的这个窗户起了个名字叫作“选婿窗”。从这件事你能看得出，唐朝女性在自己的婚姻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不过还是那句话，包办婚姻还是包办婚姻。

另外，还有些人经常拿唐代的笔记小说里女性自由恋爱的故事来做例子，说是可见唐代的女性都是自由恋爱如何如何。但是要我说的话，笔记小说是文学作品，而且文学作品当中有个特点——物以稀为贵。他们歌颂自由恋爱，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真正的自由恋爱少，所以才值得歌颂。因此我们不能拿那个来举例说明唐代的女孩子普遍自由恋爱，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如果现在还有哪个女孩子到处跟别人说“我是自由恋爱的”，人们并不会当一回事。大家都自由恋爱，你有什么特别的呢？所以我说，有比较才有真知，正是因为其他的时代对女性的禁锢实在太多了，才凸显了唐朝的可贵。

唐代女性的婚姻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唐代女性再嫁受到的阻挠也比较少。不过这里边有个史料话语权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正史记载的，以及其他一些文献里写到的唐代女性，多数出自文人的笔下，而文人士大夫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是属于中上层的，所以他们笔下的女性能不能代表唐朝社会整体情况，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这就是史料话语权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通过墓志等这些东西来进行研究，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特点，就是唐代女性再嫁，无论是寡妇再嫁，还是离婚再嫁，相对来说比其他的时代要多，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通过墓志等资料，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上层社会女性的自由度更高，中下层女性的自由度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乃至于中下层女性更多地遵从所谓“三从四德、从一而终”这样的观念。这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所谓贞洁烈女的表彰，唐代也是有的，这也是遵从着儒家的道德标准而进行的表彰。不过话说回来，同样是贞洁烈女，唐代的标准与其他时代的标准并不一致。举个例子，张籍写的《节妇吟》一诗很著名，其实是作者受到了藩镇李师道的邀请，他不愿意去藩镇替人家服务，于是虚拟了一个小女子的口吻来拒绝了人家的邀请。他描述的是一个已婚妇女接到了仰慕者送来的珠宝、珍珠，她表示感谢的同时，又拒绝了人家。诗的最后有这样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请大家注意，这首诗叫《节妇吟》。就是在张籍的眼里，这样的女性就是贞洁烈女，所以叫作“节妇”。但是这首诗到了明清时代，遭到了明清那帮士大夫强烈的抨击，原因正是明清时代对贞洁烈女的评价标准，跟唐代是不一样的。

唐人眼里，什么叫贞洁烈女？只要肉体没有出轨就行，精神出轨无所谓。而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明清时代是不可接受的。在明清时代，女性从里到外都要符合他们所谓的“贞洁”的标准。明清时期的很多士大夫对这首诗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彼妇之节，岂不岌岌乎？”那意思就是说你这叫什么贞洁烈女，你这个节操不就岌岌可危了吗？还有他们搞的一些诗的全集，比如说《唐诗别裁》，就特意不收这首诗。为啥不收？因为他们认为张籍笔下的节妇有辱名节，根本不配叫节妇。所以可以看到唐代和明清关于女性贞操的概念、定义是不一样的，唐代相对来说比较宽容。

唐代女性还有一个特点——性格外向者居多，积极主动者居多。不仅是那些政治人物，甚至女将军在唐代也是屡见不鲜的。比方说隋末唐初，农民大起义当中曾经有一个女将军姓霍，这个姓霍的老太太非常能打，性格彪悍，人送外号“霍总管”——隋唐时期“总管”的意思就是“司令”，就是“霍司令”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位鼎鼎有名的女将军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在她的父亲还没有到长安的时候，就已经把长安城的外围扫荡得差不多了。平阳公主所率领的军队号称“娘子军”。所以说隋唐时期，这样的女性人物的出现，是有着社会基础的。武则天则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除了这些女性的政治家和女性的将军，唐代的女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女才子特别多。武则天本人就是一个女才子，她作得一手好诗，写得一笔好字。唐代的书法专书《法书要录》当中，专门把武则天收进去，承认武则天是一位书法家。而且武则天在科举当中加试杂文，大大地促进了唐朝文坛的新生，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还有，武则天最喜欢的秘书，也就是唐中宗时期的昭容——上官婉儿，不仅她的祖父上官仪曾经是唐朝文坛之领袖，她本人也是文坛领袖，她自己设置有文学馆，她的私邸里边经常有诗人与她唱和往来，而且她是一个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以至于如果谁写的诗受到了上官婉儿的赏识，可以说一下子美名传天下。这个上官婉儿在政治方面当然也是非常有作为的，她有一个绰号叫“巾帼宰相”。她最后死于李隆基之手，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这是另外的话题，但是上官婉儿的才华是不可否认的。除了上官婉儿，还有一些传奇的女性，比方说宋氏姐妹，在一个家庭里边接二连三地出现才女，这样的情况在唐代屡见不鲜。因为唐代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比其他的时代应该说更高一些。要知道，那句特别缺德的话“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唐代是绝对没有的。

为什么隋唐时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原因不仅是女性地位比较高，而且关键是社会接纳程度还比较高。男性好像也没有谁痛心疾首说：“哎呀!本朝女性地位太高了!太糟糕了!”隋唐的文化特点以及民族融合，恐怕对这种现象的养成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还比较小。我们可以注意到，虽说从汉武帝时期就出现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这样的行为，但是儒学从汉一直到唐，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官方学说、官方经学的地位。把它变成全社会每一个人的行为标准、道德标杆，是宋朝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此时对于女性的束缚不是说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缝隙。在这个缝隙当中，唐朝的妇女们茁壮成长起来，这个历史机遇是相当好的。“三纲五常”在那个年代是有的，但是它对于女性的约束力是比较小的。男性也没有宋朝以后对女性保持的那样高的警惕性。当然了，宋人对女性的警觉，尤其对女性从政的警觉，恐怕也跟唐朝是有些关系的，主要就是因为武则天。我们注意到，武则天的历史形象在唐代其实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到了宋代之后一日不如一日，宋朝人对武则天尤其持负面看法。有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宋朝人认为要杜绝本朝再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对于武则天历史形象的这种塑造，也成为反映不同时代女性地位高低的一个历史表象。

除了礼教的束缚比较少，我们必须承认，游牧民族的文化也对隋唐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隋唐是承接魏晋南北朝的一个时代，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有民族之间的冲突，也有民族之间的融合，有文化的对抗，但是同时，更多的是文化方面的互通有无。要知道，隋唐皇室本身就有少数民族血统，而且文化上的融合比血统上的融合更加重要。而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当中，女性的地位比较高。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恐怕是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他们本身没有这种礼教的观念。而且，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人口一直是比较稀少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每一个人力资源都是宝贵的，因此他们的女性往往也是奋发有为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她们也是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木兰辞》。《木兰辞》出现于北魏，最终定稿于唐代。而《木兰辞》所描绘的应该就是一个北魏或者是西魏、北周时期的代父从军的女性。她很可能并不是一个汉族女子，而是一个鲜卑族女子，而她能够替父从军，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游牧民族的女性马术娴熟，而且性格奔放。因此产生一个木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这里顺便说一下。她叫木兰，却不姓花。花这个姓，是明代的通俗小说给她强加的，《木兰辞》里从来没有提她姓什么。有学者怀疑，木兰可能姓穆桂英之“穆”，这也只是个推测——推测她是鲜卑改姓过来的这个穆姓。也就是说，她是鲜卑人的可能性的确比较大。

《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曾经在自己的书里评价过北朝的女性。颜之推的评价很珍贵，原因在于颜之推本来是生活在南朝的，后来他又来到了北方，由于他个人的经历，他完全有权力、有能力对当时南北朝女性不同的风格做出自己的评价。他来到北方之后很吃惊，他发现这些北方妇女太彪悍了，走亲访友毫无约束，打官司带子求官，为丈夫诉冤……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他用了四个字来评价当时北方的民风，那就是“妇持门户”，就是说妇女都是管家、掌权的。我们现在有时候开玩笑，把老婆叫作“掌柜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可能真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叫作“妇持门户”。颜之推就思考，这种风气是怎么来的。他紧跟着说了，“此乃恒、代之遗风乎”，他认为这是从代北带过来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风气。我认为颜之推这个推断是正确的，他意识到这是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渊源，那么隋唐时期出现了女性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你如果不否认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对隋唐文化的深刻影响的话，就能够意识到，草原游牧民族对待女性的态度也影响到了唐代，所以武则天诞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不是偶然的。

10 “丝绸之路”——政治、文化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唐朝文化，令我们魂牵梦绕的一点就是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颇符合鲁迅先生所说的这个“拿来主义”，真正有自信心的文化，从来不盲目地拒绝外来事物，什么东西都能够拿来为我所用。整个唐朝，对外贸易相当频繁。唐朝对外交通一共有七条干道，这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一条由营州入安东道，一条由登州海路入高句丽和渤海，一条由夏州通往大同、云中道，一条由中受降城进入回纥道，一条安西入西域道，一条安南通天竺道，还有一条广州通海夷道(也就是海上交通路线)。

在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名著《唐代交通图考》中，总结唐朝的对外交通网，“大抵唐朝交通以长安、洛阳大道为轴枢，汴州、岐州为轴枢两端之延伸点”，然后他指出，以这样的一个轴向四方辐射，发展出一个通往各地的交通网。而且他还指出，“广州、交州(交州位于今天越南的河内这一带)则为对外海运之港口也。全国大道，西达安西，东穷辽海，北逾沙碛，南尽海隅，莫不置管驿，通使命”，唐朝的对外交通就是这样一幅繁荣的景象。所以唐朝对外交通道路网是相当发达的，而这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应该说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从汉朝开始，中国正式拥有了丝绸之路。虽然说在此之前就已经有通往西域的商路了，但是人们认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应该还是要从汉朝开始算。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陆上丝绸之路都非常兴盛，但是我这里要谈一下我个人对于丝绸之路价值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夸大丝绸之路的经济价值，我这里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有一个重要的缘故，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我们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并不兴旺。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古以来的历代王朝——虽然不是全部，执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一方面，是商业需求并不旺盛；另一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都是用骆驼等运输工具来进行运输，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费效比极低。古代的陆路运输费效比极低，所以有一句老话叫作“百里不运粮，千里不运草”，那意思就是说，运送这些体积大、重量大、单位价值又比较低的东西的话，陆路运输是得不偿失的。你要知道，商人是要盈利的，如果运大而笨重，单位价值又比较低的东西，他是无法盈利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决定了陆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商品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轻而贵重。首先，它体积重量不能太大，而且一定要比较贵重，这才可以盈利。比方说外界输入到中国的金银器、香料、皮毛等这些东西，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轻而贵重。换句话说，也就是奢侈品。我们对外输出的其实也是奢侈品，比方说我们对外输出的丝绸、瓷器。这些东西卖到外国去的时候，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陆上丝绸之路贩卖来的这些东西，称不上是雪中送炭，最多就是一个锦上添花。

当然，海上丝绸之路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宋朝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特别兴盛，海运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费效比最高的运输方式。从那个时候开始，外贸在经济方面起到的意义才真正变得无比巨大。但是我们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经济价值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否定丝绸之路的价值呢？不是的。毕竟经济价值只是价值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整个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意义极其巨大。因为它是一个物种交流的窗口，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

我们要知道，当时中国位于整个欧亚大陆的东端，相对来说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封闭的，尤其是那个年代，无论是日本也好，还是朝鲜半岛的国家也好，都不够发达。他们是我们的学生，在那个年代，他们对我们的文化的影响并不大，这跟“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中国的那种巨大影响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中国那阵如果想与外边有文化交流，想从外边引进一些技术和物种的话，只有向西这个方向。这种情况下陆上丝绸之路毫无疑问是不二选择。所以陆上丝绸之路对于我们来说，更大的作用不在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商品，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是一个输入的渠道。这点对我们更重要，甚至于它还大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物种多样性。

比方说，汉代以来引进的很多东西，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人餐桌上一些常见的、耳熟能详的东西。可是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汉代丝绸之路上输入的香菜、大蒜、石榴、核桃、葡萄，还有辽代以后进入中国的西瓜，明清时期进入中国的苹果，等等，这些都是外来的水果。大家可以想见，如果中国人的餐桌上、我们的冰箱里没有了这些东西，那你不觉得我们的生活会减色很多吗？更何况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当然这个跟陆上丝绸之路没有关系)，那就是辣椒。我们可以想想中国吃辣的省份有多少？麻辣烫、火锅在全国到处可见，可是辣椒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它来自美洲。甚至再往远里说，我们现在吃的主食当中两大主食——米和面，大米毫无疑问是中国原产的，但面粉是产自两河流域，5000年前传入了新疆。在新疆通天洞遗址，我们发现了5000年前的小麦，大约在3500年前传到了我们内地。小麦是来自外界，饮料当然也是如此。我们对外输出的是我们原产的饮料——茶叶；而外界给我们输入的是咖啡之类的饮料。这些饮料也是对外交流的结果。也就是说，物种的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

而且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来说，还有政治方面的意义。中国维系自己的国际大国地位的一个标志，就是朝贡体制。在朝贡体制之下，中国是非常欢迎那些远道而来的国家的，他们把这些远道而来的使者都看作是向慕王化。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特点，外交与内政是很难区分的。所以胡人、蕃客除了在经济方面有意义，在政治方面也很有意义，因为他们能满足皇帝们“万邦来朝”的梦想。也就是说，皇帝希望这些胡人能够扮演一个政治表演的工具，来烘托“天朝上国”的地位。比方说王莽时期，王莽听说上古的时候有远夷重译而来，意思就是说这些远夷语言不通，离中国又很远，直接来到中国的话，都找不到合适的翻译，以至于要辗转翻译，就是甲地的人先来到了乙地，然后把语言翻译成乙地的语言，乙地的语言再翻译成汉语，中国人才能听得懂，这就叫作重译而来。结果呢，王莽上朝的时候就想找这种重译而来的远邦的使者，但是他找不到。找不到的情况下，他竟然找人去扮演重译而来的外国使者。这种虚荣心体现出了在某些君王心里，有远邦而来的使者是“天朝上国”诸多元素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这种大度，古代的政府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比如说胡商就很喜欢与政府做交易，把东西卖给政府，因为政府能够给出比市面高得多的价格来。在阿拉伯人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里边就提到过广州市舶使贸易——广州市舶使是唐朝中期设置在广州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对外贸易，尤其是为宫廷采购物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出手非常大方，以至于胡商们都希望入港之后，能够与市舶使进行交易，因为他们往往会拿出几倍于市场价格的钱来买他们的商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体现“天朝上国”的气魄。因此这是一笔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

你看唐朝的各个皇陵，前面都有番臣像或者番民像。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象征着万邦来朝，象征着皇帝的国际地位。还有国子监讲学要求有外国人去站立旁听；宣布大赦，也要求有番民、僧侣在列。后来在唐德宗时期还出现了一个现象，本来很多胡人入华之后，都开始穿汉服，但是唐德宗特地下令“番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毕竟如果穿汉服，别人就看不出你们是外国人了。他的目的就是要展现一个花团锦簇、万邦来朝的繁荣景象。所以，胡人在中国除了是经商的主力，对于最高层来说，他们也是一个维系“万邦来朝”繁华景象的符号。

11 隋唐时期引入的外来物种：马、骆驼、葡萄

我们前面列举了很多汉代输入中国的外来物品、物种，那么下面我们来说说隋唐时期有哪些。当然了，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只是拣比较重要的来看一下。

首先是马匹。中国，尤其是中原内地，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地区，缺乏优良的牧场，自然也就缺乏优良的马种。我们的马场一般都分布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但马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军事力量的保障。马匹在军事上的战略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可是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是缺乏优良马种的，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不断地努力，希望能够获得外面优良的马种来改良本土的马种。据统计，中国从外边大规模输入优良马种，历史上起码发生过五次，而其中的一次就发生在隋唐。

比方说隋炀帝征吐谷浑的时候，他听说青海湖那个地方有一种马——龙马，于是他带着军队攻打吐谷浑的时候，还带了上千匹母马，为的就是到青海湖去寻找龙种进行交配，以求改良马种。只是“青海湖有龙种”是不准确的情报，这种道听途说的结果，就是隋炀帝不可能有什么收获。很多人把这个事件看作是隋炀帝行为不靠谱的一种表征，但是我必须得为他辩白几句，隋炀帝的情报可能真的是不准，但这样做是有合理性的。

《新唐书·五行志》里边说：“马者，国之武备，天去齐备，国将危亡。”说实话，在中国历史上，你要让我说哪两种动物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话，我觉得就两种——马和牛。牛维系我们的农业生产；马维系我们的国防。所以隋炀帝对马种的渴望我是颇能理解的。到了隋朝灭亡的时候，设置在陇右地区的马场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据说唐朝政府刚刚接管的时候马场里只剩3000匹马。后来，唐朝政府在陇右等地区设置了很多的国家监牧，也就是国营的马场，鼎盛时期，其中饲养的战马多达70余万匹。

唐代的马很多都是外来的马种，比方说谢弗所写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就曾经说过，他认为唐朝的雕塑和壁画当中出现的那种非常肥壮、看起来又比较矫健的马，是一种草原野马和阿拉伯马的混血品种。他说：“阿拉伯马的种系在唐朝处于不利的境地，蒙古矮种马就在毗邻唐朝的地区，所以阿拉伯马很难保持与蒙古矮种马相抗衡的地位。唐朝灭亡以后，西方骏马的种系就开始渐次消亡，而随着元、明时代蒙古矮种马的大量涌入，到了近代的初期，西方马的种系就完全绝迹了。”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唐代的马还是草原野马与阿拉伯马的混血品种。所以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唐代壁画当中的马，看起来跟我们今天常见的很不一样，既不同于西方的阿拉伯马那样的高头大马，也不同于我们后来常见的那种比较矮小的蒙古马。谢弗认为这是因为唐朝灭亡了以后，中国马的血统当中，西方骏马的种系逐渐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方草原的蒙古矮种马。所以后来我们常见的就是这种蒙古矮种了。但唐代当时这个马种的来源，首先一个是国家自己饲养，还有一个仍然是对外交流的结果。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唐王朝把西域地区以及河西走廊都丢给了吐蕃。原先国家的主要牧场都设置在陇右、河西地区，那这怎么办？曾经有“天才”提出到福建去养马，结果马到那儿之后全都死了。自古以来，福建就不是个养马的地方。那么怎么解决马种和马匹的来源呢？后来唐朝政府主要是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回纥进行马匹交易。回纥又叫回鹘，他们与唐朝政府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友好的，他们给唐朝输入了大量的回鹘马。虽然每年买回鹘马，这件事情给唐朝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回鹘马还是缓解了唐朝社会上下对马的渴望。

另外一个隋唐时期引入中国的物种就是骆驼。我们也知道骆驼最擅长的就是长途运输。从先秦那个年代起，中国人就开始接触骆驼。到了唐代，骆驼已经变成了极其常见的动物品种，而且是长途贸易不可或缺的驮兽。因为我们知道骆驼特别能耐饥，而且能耐干旱，非常适合于沙漠运输。因此骆驼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丝绸之路的象征。现在很多人如果说起丝绸之路的话，脑子里边想到的还是大漠孤烟、驼铃阵阵的那种景象。

而骆驼在唐代的远途贸易当中可以说是常见的一种驮兽，需求量相当大，而且骆驼的品种还很多，比方说双峰驼、单峰驼，这都曾经出现过。回鹘、吐蕃、突骑施、于阗都是唐朝骆驼的来源地。骆驼在唐朝灭亡之后，在中国的北方仍然得到广泛运用，甚至一直延续到现代。比方说北京地区，骆驼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消失的。我们不要忘了老舍先生的名篇《骆驼祥子》，用“骆驼”来形容祥子，那是因为当时的人们熟悉骆驼，才能够用它来做这个比喻。唐代不仅用骆驼来做工具，甚至还用骆驼毛进行纺织，而且还吃骆驼肉。比方说在唐代的宴会当中有一个不可多得的珍馐美味，就是驼峰，往往用来烤着吃。

还有其他重要的物种比方说葡萄。唐代从国外引进的水果、蔬菜品种不少，但是我在这里要将葡萄单独拎出来讲，因为葡萄不仅是水果，它还能带动酿酒行业的发展。自古以来，中国酒主要是粮食酒，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欧洲地中海地区，他们的酒是葡萄酒。喝葡萄酒是外界对我们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首先，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汉代就有葡萄酒，汉代从大宛国引入了葡萄，在长安试植成功，但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许是发生了品种的退化，产量很少。《洛阳伽蓝记》曾经记载，北魏洛阳城里边的人们，如果得到一串葡萄，“转饷亲戚，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意思就是说，人们得到一串葡萄之后不舍得吃，甲家拿着一串葡萄去看望乙家，乙家不舍得吃，拿着去看望丙家，丙家也不舍得吃，拿着去看望丁家……这样的行为，我相信大家都觉得比较眼熟。可能每个人小时候都经历过这种事，亲友春节到你家来拜年会提礼盒，这些礼盒父母是不让你打开的，因为父母要拎着它们去看望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样做足以证明，在当时葡萄很珍贵，以至于后来在《大唐新语》当中还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唐高祖时期的一次宴会上，侍中陈叔达竟然偷葡萄!他一边吃，一边往袖子里面偷偷藏葡萄。唐高祖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偷藏这个葡萄？结果他回答说：“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意思是说，我母亲患病口干，想吃葡萄，我买不到。唐高祖有感其孝道，还给了他很大的一笔赏赐。这个故事听起来挺感人的，可话说回来，高祖时期，贵为侍中的陈叔达，想获得一串葡萄都如此不容易，可见葡萄仍然是很珍稀的。

那么什么时候葡萄变成了大众水果？要知道，如果葡萄一直如此珍稀的话，是促进不了酿酒行业的发展的。其实这个时间一点都不晚，就在距离唐高祖时代很近的唐太宗时代。唐太宗时期，派遣大将侯君集破高昌国，设置了西州，而高昌国所在地正是新疆吐鲁番。吐鲁番自古以来盛产葡萄，一直到现在。结果侯君集在那吃了优良的葡萄之后，就把吐鲁番的葡萄种带回了内地。他带回来的据说是马乳葡萄，也就是今天吐鲁番仍然盛产的马奶子葡萄。葡萄种被带回来了之后，在禁苑种植成功，然后其他的葡萄品种后来也就陆续地进入了内地。葡萄从唐太宗时代开始，便成了一种大众水果，走入寻常百姓家。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唐朝就出现了葡萄酒行业，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著名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根据各种文献来进行统计，我们现在能够知道，唐朝的葡萄酒品种至少在八种以上，葡萄酒也大大地丰富了唐人的生活。

除了葡萄，还有蔗糖。在唐朝以前，中国人吃的糖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自然糖，也就是蜂蜜；还有一种则是麦芽糖，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饴。这两种糖都有它的天然的短板。蜂蜜虽然又香又甜，但是蜂蜜有个问题——那年代由于蜂蜜大多数是野生蜂蜜，所以价格比较高。而且那个年代，土蜂即便是人工养殖，产蜜率也不高，所以蜂蜜特别昂贵。而麦芽糖的问题在于它相对来说甜度比较低，而且难溶于水，得用开水泡上之后，搅拌很长的时间，才能逐渐融化。这两种糖都有它的缺陷，限制了中国甜食的发展。后来这个问题在唐代发展了蔗糖技术之后得到了解决。

制蔗糖的技术引自印度，而且印度有可能是全世界蔗糖的发源国。著名的学者季羡林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作《糖史》，专门讲糖的历史，其实是以糖为窗口，看的是中印文化交流。他注意到很多语言当中的“糖”字的发音都来自梵语，词根都是来自梵语，甚至甘蔗本身其实也是外来物种。而且他注意到在《三国志》中索引的《江表传》当中就出现过甘蔗饧。换句话说，季羡林先生怀疑，三国时代其实已经有蔗糖了，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流行开来。他认为，这种东西可能是一种用阳光暴晒甘蔗汁提取出来的糖浆，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蔗糖、砂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么，到了什么年代，成熟的砂糖技术、蔗糖技术才进入中国的呢？答案是唐代。根据《新唐书》的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派遣使者前往摩伽陀国(摩伽陀在中天竺)，在那儿学习了熬糖法，然后在扬州试制成功。而且据说，中国所榨制的蔗糖比印度本地产的还要好。从此以后，成熟的蔗糖榨制技术就进入了中国。而蔗糖甜度高，价格适中，又很容易溶于水。这样的几个特点使得它在烹饪这个领域内一下子大行其道。

除了吃的，我们下面谈一谈金银器。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技术，坦白地说，不如中亚和西亚。因为中国工匠的主要注意力在青铜器和玉器，尤其是玉器。到现在，最喜欢玉器的仍然是中国人。西方并不重视玉器，而西方自古以来特别重视的是金银器。所以地中海地区，甚至是西亚、中亚等这些地区，金银器制作技术相当高超。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外来的金银器就大量地涌入了中国。中国自古以来是不缺乏金矿的，以中国本地的黄金，结合外来的技术，那就能催生出璀璨的金银器文化来。

中国人找金矿还是很有一套的。中国人很早就总结出寻找各种矿脉的经验，比方说，地面上多姜属植物的，那么地下应该就有铜矿或者锡矿；地上多野葱的，地下可能有银矿；如果冬青比较多的，那地下可能就是金矿。唐代的金矿主要集中在巴蜀、岭南、安南等地。金矿多，又有外来的金银器制作技术的熏陶，再加上我们也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最不缺的就是能工巧匠，所以，不久以后，也就是在南北朝后期到隋唐的各个阶段内，中国的金银器制作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时代的金银器制作技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浓厚的中亚、西亚风格，尤其是受到了波斯萨珊王朝的巨大影响。比方说何家村金银器，它们大概是唐代金银器当中最有名的一组了。这套金银器出土于西安的何家村现场，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在它上面有浓厚的外来文化的特色，有可能是直接从外边输入的，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工匠按照外国输入的技法来进行制作的，总之，它们受到了外来文化巨大的影响。比方说这组金银器当中著名的那个兽首玛瑙杯，这是一件玛瑙加黄金的绝妙工艺品，线条优美，制作技艺高超。它原本就是一件酒器，原型就是古希腊的来通杯(来通意思是流动)。这种酒器在地中海地区的考古当中是屡见不鲜的，而在遥远的东方，它又出现在了这个何家村，所以它也是受到外来文化巨大影响的一件典型器物。有关唐代的金银器，我推荐大家看一看北大齐东芳先生关于唐代金银器的系列研究。关于何家村金银器，也请大家关注一下他的一本新著叫作《花舞大唐春》，专门说的就是这个何家村金银器。如果你打开那些何家村金银器的图片，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美轮美奂。

当然了，影响唐人生活的外来物种实在是多得不得了，由于篇幅有限，不允许我们一一叙说了。举凡食品、金银器、宝石、药物、纺织品，甚至连宠物都有引进。唐朝的开放、包容，使得这些东西与中华文明有机融合，后来变成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12 “昆仑奴”到底是什么人

除了物品，下面我们还要谈一下人的交流。在唐代，在外来的番民、番客中，各种人种都能够见得到。唐朝开放包容，除了当时与世隔绝的美洲，几乎各大洲的人都有来到唐朝的。黄种人自不待言，白种人、黑种人在唐朝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丝路上经商的主力——粟特人，他们本身就是白种人。粟特人高鼻深目，而且他们是整个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在唐代的笔记小说当中，粟特人多得举不胜举。而且这里我们要特别指明的一点是，后来粟特人大量地定居在唐朝的内地，与唐朝人通婚，久而久之，相当多的粟特人融入了中华民族，再也不是外国人了，而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比方说，现在北方地区有些姓氏，我们虽然不敢说是全部，但是部分这些姓氏的人，应该是粟特人的后代。比方说曹、安、康、米、何、史等这些姓氏，其中就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粟特人的后代。

白种人好理解，那么黑人是怎么回事呢？唐代有一种人叫作昆仑奴，昆仑奴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的就是东南亚人，我们把他们叫作昆仑奴；还有一种则指的是西域来的西方的黑人。那么这些黑人是怎么来的呢？这些黑人应该是中东地区黑奴贸易的结果。阿拉伯人将撒哈拉以南的黑种人贩卖到了欧洲，也贩卖到了东亚。这些进入中国的黑种人就是我们所谓的“昆仑奴”。

外国人来到中国都做些什么？除了经商，一部分是使节，还有一部分是僧侣。大家可千万不要忘了，中国佛教传入的历史中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汉明帝时期的永平求法。永平求法过程中进入中国的就是西域的僧人，他们把佛教传入了中国。在这整个外来宗教传播的过程当中，外来的僧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当中也会提到。除了僧侣，还有就是定居在我们内地的外国人的后代。他们严格来说已经不能叫外国人了，而是永居中国的中国居民了，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唐朝对外国人的包容，不仅体现在文化的诸多方面，还体现在政治制度中，唐朝允许外国人来当官，军队当中也有很多胡兵胡将，他们为唐朝的开疆拓土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当然了，坦白地说，安史之乱也跟胡兵胡将有很大的关系，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个安史之乱，就否定了胡兵胡将的正面作用，更何况，镇压安史之乱叛乱的，也有很多胡兵胡将，比方说哥舒翰、李光弼(契丹人)。所以如果要让我来评价胡兵胡将在唐朝起到的作用的话，我仍然认为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

唐朝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参加科举，并专门设置了宾贡科。什么叫宾贡科呢？原先我们认为，宾贡科可能是专门针对外国人设置的一种科举考试，试题也是另外出，当然了，录取也是另外录取，别有名额。但是现在根据各种研究发现，宾贡科并不是单独设置的一门或一场考试，而是让外国人正常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在录取名额分配上，会对他们有所倾斜，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高考当中的少数民族加分。所以应该说，外国人或者说少数民族在唐朝的内地生活是比较惬意的，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感觉。

从各个方面来看，唐朝都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时代。而且外国人带来的文化也是相当多的。比方说古希腊时期的数学知识，古希腊的医学，还有外来的天文学的知识，这些也都辗转地进入了中国，对中国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比方说音乐，我们也知道音乐是精神生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中国文化还有一个特点——超级重视音乐。我提醒大家注意，儒家文化的基础就是礼乐制度。乐本身就是中国文明的基石之一。而偏偏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在唐代引入了大量的胡乐，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们非常喜欢胡乐，而且把胡乐变成了我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最早的胡乐可能是西汉时期引入中国的，比方说《晋书·乐志》就曾经记载过胡角、胡笳传入中国的历史。从这些乐器加个“胡”字就能表明，它们来源于西域。到了魏晋隋唐时期，更是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外来的乐器、外来的舞蹈、外来的音乐，大大地影响了唐人的生活，以至于大诗人元稹曾经为此写了一首诗叫《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诗中有这样的四句话：“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他是站在士大夫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评价此事的，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怎么搞的？妆容上学胡人，甚至音乐上也学胡人，他看不惯。但是话可说回来，这样的看不惯，不是反倒说明那个时候胡音胡乐的盛行吗？而且我还要提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元稹本身就是鲜卑族人，严格意义上说也算是个胡人，却对胡化现象提出了抨击。可见对于一个人来说，文化属性比血统重要得多。

我们可以引用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到的唐代外来音乐的情况，他说：“自八世纪开始啊，唐朝的流行音乐听起来与中亚国家的音乐简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还特别指出，《霓裳羽衣曲》就是外来乐曲。《霓裳羽衣曲》非常有名，杨贵妃就擅长跳这个，可是《霓裳羽衣曲》的原型是婆罗门曲。换句话说，极有可能是印度乐曲。然后传到了凉州，被凉州都督献给了唐玄宗，唐玄宗改编之后为其起了这个新名字。在唐玄宗时期，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天竺乐、高句丽乐都进入了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宫廷音乐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而且汉唐时期，外来的乐器也是相当多的，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比方说之前提到的胡角、胡笳，另外还有琵琶、筚篥、羯鼓、箜篌，这些都是外来乐器。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我们的传统乐器，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外来乐器有机地融合到传统音乐当中的结晶。

唐朝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对于唐人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篇幅有限，我们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我们要把这一点说清楚：这种外来文化影响是全方位、立体的，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了唐人的思维模式。从这点上来说，所谓传统文化其实一直是动态的。传统文化本身其实就是很开放包容的，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时间点的传统文化就是纯粹的传统文化。也正因为它不纯，总是在吸收外来的优良的文化，所以才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精神，也是我们的文化魅力之所在。

13 唐代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为何要模仿佛教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西典东来，就是外来宗教在唐朝的传播情况，重点是“三夷教”。所谓“三夷教”，也就是景教、摩尼教和祆教。为什么称其为三夷教呢？是因为它们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信奉者主要是胡人、外国人，所以被唐朝人叫作三夷教。

我们先谈一个历史现象，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宗教宽容的风气，外来宗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比方说在唐朝之前，佛教就是最有名的外来宗教，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不仅迅速发展起信者，而且还出现了本土化的迹象。到了唐朝，本土化的迹象已经相当普遍了，后来就彻底地实现了本土化。中国人对于宗教信仰是相当宽容的，自身有宗教信仰，同时对外来的宗教信仰也不进行盲目的排斥。佛教的进入证明了这一点，而三夷教的进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当然了，中国的皇权是不大会担心宗教对自身构成什么致命的威胁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以宗教为武装而掀起的起义或者叛乱屡见不鲜，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历代对于宗教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保守估计，从殷商时代开始，中国的君主就已经变成了国家的大祭司。因此不管什么样的外来宗教，我们发现，从朝廷皇权这个角度上来说，很少看到他们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基本的政治架构和价值观。以祭天地和太庙祭祀为核心的宫廷主要祭祀仪式、祭祀活动、祭祀体系当然是排斥外来宗教的，因为这些才是宫廷的、皇权的信仰的核心部分。而其他的宗教在中国的皇权看来，只要有利于教化人心、安抚人心，它都是可以接纳的，更不要说唐代自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

唐朝时期，外国人在中国人数众多。比方说晚唐时期，广州的外国商人及其亲属加起来数字很庞大。有一个史料说是12万，另一个史料说是20万，不管是哪一个，考虑到当时广州的总人口大概也就是几十万，那广州外国人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之大，就非常引人注目了。另外，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泉州等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外国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唐朝本身就有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三夷教的进入与壮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们首先来谈一下景教。景教也就是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教派。聂斯托利本人，曾经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的主张与罗马教廷是不一样的，他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罗马教廷就把他看作是异端。后来经过教会大会的共同决定，对他实行了绝罚，聂斯托利教派的身份就变得不合法了，因此有一部分教徒就逃到了波斯。在波斯，他们受到了当时波斯政权的保护，久而久之在那儿发展壮大起来了。到了唐朝贞观时期——贞观九年(635)，阿罗本将景教带到了中国。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当时唐太宗非常欢迎景教的进入，而且派出了房玄龄到郊外去进行迎接。“景教”这个名称就是汉地的基督徒起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教派到底叫什么，想了半天，最后定了“景教”这样一个名称。

那么为什么叫“景教”？有的学者认为是“光明辉煌”的意思，还有的人则认为“景”就是“基督”的谐音。而且这些景教教徒来到中国之后，获得了政府的承认，然后又在各个地方设置教堂，当然他们这个教堂不叫“教堂”，按照当时中国的称谓，那时候没有“教堂”这个词，因此按照中国人对宗教场所的习惯称谓，它们都被称之为“寺”。不仅长安有，全国各地都有基督教堂，所以《景教流行中国碑》里边说，“法流十道”，意思就是指他们的宣教、宣传到了十道，教堂也设到了十道。“十道”指的是“贞观十道”，当时贞观年间，唐朝政府把全国划分为十个大区，这十个大区，就叫作“十道”。那么唐太宗为什么欢迎景教的进入？唐太宗本人信仰基督教吗？可以肯定的是，唐太宗不信。那么唐太宗为什么欢迎它呢？其实说白了，中国历代的皇帝对于宗教的传播，一般来讲，只要是有教化人心，有利于社会风气培养的宗教，都是持欢迎态度的。而且宗教在中国享受的是一种事后追责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会对宗教的进入采取事前的审查，你如果真的在中国惹出了很大的麻烦，甚至威胁到皇权的统治的话，会对你进行事后的追责。事后追责制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的。所以，唐太宗派遣房玄龄去迎接阿罗本，还允许他们设置教堂。对于外来的宗教，只要是正经的信仰，唐太宗大概都是这样一个态度。

当时景教在中国，不仅有众多的教堂，而且有很多的信徒，并且广泛参与慈善活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餧(喂)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自古以来，基督教就热衷于各种慈善活动，也热衷于各种医疗活动。而且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古代有很多外来的科学技术，也与基督教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说：“自古以来，宗教之传播，莫不假天算、医学以为工具。”也就是说，数学、天文和医学是传教的重要利器。而基督教在这方面对中国的影响甚大，从唐代一直到明清，都是如此。在唐代，基督教徒当中也有一些名人，比方说伊斯，伊斯是郭子仪重要的助手，堪称郭子仪的左膀右臂和智囊。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中，就记载过他的事迹。另外，除了他，整个唐朝300年历史里，有明文记载的基督徒也屡见不鲜。基督教在唐朝的传播还是比较顺利。

但是在唐武宗会昌毁佛期间，基督教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景教和佛教一起遭到了政府的禁止，这是为什么呢？景教进入中国之后，它传教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景教走的是上层路线，这个是在模仿佛教。我们要知道，从汉明帝永平求法以来，佛教的传播就一直走的是上层路线，而且很成功，以至于景教进入中国之后也走了同样的路线。第二，景教进入中国之后，它发现要想让中国人接受自己，就必须借用一下佛教既定的一些术语体系，这样中国人才好理解。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单从文字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年代景教的很多经典看起来与佛教高度相似。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中，使用佛教用语的情况就非常多，比方说有“僧”“妙有”“空有”“无为”“高僧”“广慈”“施主”“大德”等词；《景教三威蒙度赞》里也提到“无上”“诸天”“清净”“慈恩”“妙乐”“广度苦界”；在《一神论》里提到过“虚空”“四色”“神通”“果报”“功德”“布施”……总之一句话，景教传播的过程当中，大量借用佛教的词汇，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景教与佛教各自的特征，很多人是把它们混为一谈的，甚至政府也不见得能分清。比方说刚才提到的郭子仪的重要助手伊斯，他立功之后，政府给伊斯的名号是“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你从这个称谓看得出，政府也把他与佛教的高僧混为一谈了。所以会昌毁佛，针对的是佛教，但我们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毁佛的同时，由于景教的外在形式比较接近佛教，因此也遭到了政府的毁弃。

当然了，景教并没有因此完全在中国绝迹。我曾经审读过一篇韩国留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专门探讨中国古代基督教的传播，他指出在新疆、内蒙等地，唐朝的时候就一直有景教教徒的存在。后来到了元代，景教教徒再度大规模进入中国，当然那时候景教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也里可温教。所以景教在中国并没有真正被赶出国门。

除了景教，我们还要再谈一谈摩尼教。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他是公元3世纪的人，主要是在巴比伦等地区进行传教。他创立这个新宗教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普世性的世界宗教，超越一切宗教，所以他曾经自称是佛祖和耶稣的继承者，是全人类最后一位先知。摩尼教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世界观，把一切现象归结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且强调人应该努力向善，应该去达成光明世界。所以在中国，人们又赠予了摩尼教一个新的名称，叫作明教。摩尼教进入中国之后，它的信仰者也主要是外国人或者是少数民族，而且它曾经一度被政府定为邪教，遭到过禁止。开元二十年(732)七月的敕文是这样说的：“未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这个敕文两道意思：认定摩尼、摩尼法妄称佛教，是一种邪教，因此要加以禁止；但是同时又指出，在唐朝国土内，西胡等这些外国人以及少数民族，信仰它的人，不需要被治罪。也就是说，这项禁令主要是针对汉人，禁止中原人士去信仰这个宗教。

摩尼教在传入唐朝的同时也传入了回纥，后来被回纥定为国教。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曾向回纥借兵，回纥兵为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回纥人在唐朝后期地位相当高，政府拿他们没什么办法，几乎可以说享有治外法权。凭借这种特殊的地位，回纥人在唐朝内地大力推广摩尼教。根据《佛祖统纪》的记载，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允许摩尼教徒在长安设置了一座摩尼寺，叫大云光明寺，然后又允许他们在荆州、洪州、越州等地都建立摩尼寺。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洛阳、太原又建摩尼寺二所。

自此以后，摩尼寺遍布中国境内，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本质上是回纥仰仗自己的特殊地位强行推行的结果。结果到了唐武宗会昌元年，回纥被黠戛斯击败，国势衰落，回纥从自己的祖居地逃跑了。回纥的国势一衰落，唐武宗立即就对摩尼教进行了打击，下令关闭江淮诸镇的摩尼寺，尤其到了会昌毁佛期间，更是对摩尼教进行了严酷打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记载说“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杀摩尼师”。

据记载，仅在长安地区，被杀掉的摩尼教高僧就达70多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摩尼教再也不能在社会上公开传教，转而在民间秘密流传，并且与中国本土的一些宗教信仰相结合。到了五代、两宋期间，摩尼教仍然在传播，而且还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比方说宋朝著名的方腊之乱、钟相起义，还有就是元代末期的韩山童、刘福通起义，都受到了摩尼教巨大的影响。陆游写过一个《条对状》，其中曾经提到过当时民间宗教信仰的情况。他指出，摩尼教在当时宋朝还广泛地存在着。他说：“淮南谓之二襘(guì)子，两浙谓之摩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我们可以看到，陆游同时提到了“摩尼教”“明教”这样的称谓。所以说实话，这个时候摩尼教的信仰可以说是相当普遍，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底层社会。我们这里顺便说一句，明朝国名之由来，也有可能跟明教有关系。有关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吴晗先生写的《明教与大明帝国》。

除此之外，还有祆教。祆教的教主是琐罗亚斯德，他出生于米底王国，后来改革了原来的多神教，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并在波斯得到了传播。而在中国，琐罗亚斯德教有一个称谓叫祆教，或者叫火祆教。因为琐罗亚斯德教崇尚光明，所以他们崇拜火。在他们的祭祀仪式当中，火总是不可或缺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把它叫作火祆教，或者叫作祆教。唐代僧人慧超写过一本《往五天竺国传》，他在其中记载：“自(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他提到的主要是一些粟特人国家，他说这些国家都是拜火祆的，而且在中国新疆的高昌、焉耆、疏勒、于阗等地也在流行这个火祆教。

火祆教，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进入了中国，在唐朝当然也有。当时在洛阳有两座火祆教的寺庙，在长安有四座。而且在唐朝的政府机构当中，还专门设置有管理祆教的机构，并且还实行委托式管理。也就是说，在胡人当中，从北朝时期开始就有一种官职叫作萨宝。这些被任命为萨宝的人，大多数就是祆教的祭司。根据荣新江先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一文中的研究，安禄山就是一个祆教徒，史思明也是祆教徒。他说：“安禄山自称为‘光明之神’的化身，并亲自主持粟特人聚落中群胡的祆教祭祀活动，使自己成为胡族百姓的宗教领袖。他利用宗教的力量来团聚辖境内外的粟特胡众，利用‘光明之神’的身份来号召民众。大量番兵胡将追随安禄山起兵反叛，不能不考虑‘光明之神’感召的精神力量。”

除了三夷教，其实还有很多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比方说严耀中先生就专门研究过印度的婆罗门教。他认为，婆罗门教通过“碎片分合”和“借瓶送酒”的方式也广泛地进入过中国。什么叫“碎片分合”呢？指的是婆罗门的经典、教徒、传教者，以及仪轨、法术等在中国曾经出现过，甚至还出现过婆罗门的神庙。什么叫作“借瓶送酒”呢？就是说佛教吸收了很多婆罗门教的教义和仪轨，然后传进中国。

总之，三夷教、婆罗门教这些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足以向我们展现唐朝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唐朝相对也比较开放。当然了，冲突不是没有，但是总的来说，唐朝还是持一种对外来宗教开放包容的态度，它们也成为唐朝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4 为什么说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节点，当然这里边所说的“衰”，其实还是从正统的官方史学的角度所说的“衰”。如果从中央权威衰弱以及人民所遭受的战乱等各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的确是一种衰。不过，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能够继续延续150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这一时期唐朝地方的发展也是引人注目的。并不是说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国家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一种境地。

不可否认的是，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历史被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安史之乱前，唐朝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安史之乱后，则成了藩镇割据、多种势力角逐的政治局面。而且这种政治局面，对于后来的五代和宋初的政治走向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说安史之乱的影响力是持续的、跨时代的。

那么安史之乱究竟是怎么爆发的？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恐怕又要涉及前面所讲的均田制。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均田制的崩溃与安史之乱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均田制造成了府兵制的瓦解，府兵制的瓦解带来了募兵制，而募兵制最后又使得节度使兵力壮大，最后酿成了安史之乱。在均田制那一讲里边，我们已经反复地提到了这个话题，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为什么一定是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又为什么一定诞生在唐玄宗的时代？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分析的。

唐玄宗应该说是唐朝历史上相当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同时他也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因为他集辉煌与失败于一身。而唐玄宗在位期间，唐朝进入了最繁华的盛世，也就是开元天宝盛世，同时又带来了最大的灾难，也就是安史之乱。如此大的一个反差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非常耐人寻味。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唐玄宗就是一个所谓的“拨乱反正之主”，他的上台扭转了武则天晚年以及唐中宗和唐睿宗时期政治混乱的局面，尤其是一扫中宗和睿宗两代皇帝的那种软弱的作风，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个是不容否认的。

在他的治下，整个唐帝国走向了一个高峰。唐玄宗统治的基础，就是所谓的“姚崇十策”。姚崇十策究竟存不存在，史学界现在还有争议，但是如果将姚崇十策基本的精神内核与唐玄宗前期的行政风格相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着高度的吻合。姚崇十策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吏治，不上边功，不宠信宦官，不宠信外戚，限制个人欲望的发展……非要概括的话，就是三个字——不折腾。要知道，“不折腾”三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做到真的很难，而且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不折腾”不但要求统治者克制个人的欲望，还要克制自己“青史留名”的野心。我们中华民族在古代是一个农业民族，政府只要做到不干扰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尊重农业发展规律，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防环境，然后，再维持国内水利设施的运行，以及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应，一般来讲，就会获得良好的回报。因为，我们这个农业民族有个特点，就是非常勤劳，而且非常聪明，只要不折腾，一定会有良好的回报。

开元天宝时期，唐朝的国力达到了一个巅峰，终于完成了唐太宗没有完成的那个梦想，就是国力反超隋朝的鼎盛时期。但是危机也开始酝酿。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均田制的瓦解，贫富差距的加大。按理说均田制瓦解，贫富差距加大，失地农民增加，国家首先就应该在税收等问题上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样才能够避免危机的爆发。但是很遗憾，唐玄宗要么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的存在，要么是意识到了，但是没有勇气去进行这种伤筋动骨的大改革。

我们所说的“伤筋动骨的改革”指的是什么呢？在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均田制逐渐崩溃的情况之下，税收的基本原则不应该再以人身为本，而应该以资产为宗。这也就是后来“两税法”的基本精神。可是这样的改革是唐德宗时期发生的，而没有在唐玄宗时期发生。唐玄宗恐怕是没有勇气进行这种会对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造成损害的改革的，所以他采取的都是些缝缝补补的“小手术”，比方说对客户[24]和漕运问题的改革，以及税收方面的一些改革等。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愿意进行大改革，而更愿意用“小手术”来掩盖眼前的这些“创伤”和问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唐玄宗在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当中，还表现出了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迷信于他的平衡手腕。其实唐玄宗几十年的天子当下来，自有他的一套成功的法宝和经验。他在朝中同时扶持多股力量互相进行制衡，让每一股力量都有饭吃，但是又不至于吃得太饱。一旦遇到一家独大、一家独赢的时候，他会及时地为对方踩上一脚刹车。

我们每次说中国古代政治弊端的时候，除了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还往往提到一个弊端，叫作“朋党之争”。但皇帝真的不愿意看到朝中出现派系斗争吗？并不尽然。有的皇帝是乐见其成的，唐玄宗就是其中一个。对他来说，朝中出现派系斗争是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是他有意进行扶植、引导的。因为越是有派系斗争，越使得斗争的双方互相产生一种制衡关系，而这种制衡关系是有利于他的君主专制的。并且朝臣之间的斗争使得朝臣会更加仰仗于皇帝的权威，因为只有通过皇帝的权威，才能保证自己获得所谓的胜利。所以对于皇帝的统治来说，所谓的派系斗争往往并不见得是坏事。

在唐玄宗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他的朝中就从来没有缺过这种派系斗争。比方说在他的统治前期，有文学与吏才集团之间的矛盾。所谓文学集团就是仰仗科举等方式上来的官僚；所谓的吏才，就是地方官通过自己的政绩，然后一步一步上来的官僚。在早年间，文学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张说，吏才集团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宇文融；而后来等到张说和宇文融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们又有各自的政治继承人。张说的政治继承人是张九龄，而宇文融的政治继承人就是李林甫。

这种文学与吏才之间的矛盾持续多年，最后以张九龄的失败宣告结束。但是唐玄宗的平衡术在这时候又开始发挥作用了，眼看李林甫就要大获全胜的时候，唐玄宗却给他迎头浇了一盆冷水，给他踩上一脚刹车，原因就是唐玄宗绝不愿意看到朝臣当中哪一派势力独大。

这种制衡术也体现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在唐玄宗中期，唐玄宗最喜欢的妃子是武惠妃。武惠妃生有寿王李瑁，我这里顺便说一句，寿王李瑁很有名，也就是后来杨贵妃的前夫。但是很有可能我们是把这位前夫的名字搞错了，当然这个不是现代人搞错的，而是正史里边就搞错了，他的名字应该叫李琩，这是我们现在根据唐代的一些碑刻，以及墓志发现的一个漏洞，两个字的字形实在是太像。但是我们这里仍然按照习惯称法把他叫作李瑁。武惠妃生有寿王李瑁，而寿王李瑁聪明伶俐，很受唐玄宗的喜爱，因此武惠妃就希望唐玄宗能够立李瑁为太子。可当时唐玄宗自有太子，就是这个太子李瑛。所以武惠妃就产生了扳倒李瑛的念头，而他在外朝当中得到了李林甫的支持，但是李瑛也有自己的保护人，李瑛的保护人不是别人，就是张九龄。有张九龄的勉力支撑，武惠妃多年不能得逞。

但是，后来张九龄在政治斗争当中失败，下台之后，李瑛和他的另外两个兄弟就迎来了灭顶之灾。唐玄宗一日杀三皇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皇子事件”。三皇子被杀之后，太子位空悬。那么立谁为太子？对于李林甫来说，当然要支持寿王李瑁。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玄宗却突然放弃了寿王李瑁。为什么？就是因为唐玄宗认为寿王李瑁的势力过大，他不愿意看到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太子。为什么说他势力过大呢？首先，寿王李瑁本身很受唐玄宗的喜爱；第二，寿王李瑁的母亲是最受宠的武惠妃，虽然武惠妃此时已经去世，但是唐玄宗对武惠妃的感情还是在的；第三，寿王李瑁早年曾经是由唐玄宗的大哥——李宪抚养长大的，这又牵扯到一个皇兄的问题。还有就是，寿王李瑁在外朝又得到了李林甫的大力支持。一切有利因素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偏偏就是这样，唐玄宗不能选择。唐玄宗最后选择了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原因就是李亨的社会关系相对来说很简单，没有什么背景。而一个没有背景、弱势的太子正是唐玄宗所需要的。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能看得出，当一方势力坐大，几乎要完全胜利的时候，唐玄宗一定会给对方踩上一脚刹车。

张九龄下台后，与李林甫相对抗的就是后来的杨国忠。杨国忠是李林甫晚年最大的政敌。杨国忠是外戚，靠着杨贵妃的裙带关系上来的。上来了之后，由于他在敛财方面颇有一些手腕，深得唐玄宗的欢心。唐玄宗晚年时期，生活方面变得日渐奢侈，用度一日胜过一日，所以需要大量的金钱，而杨国忠可以投其所好。更重要的是，唐玄宗认为可以利用杨国忠制衡李林甫，所以杨国忠与李林甫之间的斗争，应该说仍然在唐玄宗的设计之内。

与此同时，唐玄宗在军中也搞平衡术。在唐朝的军队当中，他最重视的就是东北边防军和西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以安禄山等人为代表，西北边防军早年间曾以王忠嗣为代表，后来则由哥舒翰代替。唐玄宗同时给哥舒翰和安禄山封王，而且都让他们掌管重兵。安禄山本身又跟杨国忠有矛盾，这对于唐玄宗来说，是乐见其成的。但是这个平衡术恰恰成了后来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呢？唐玄宗的平衡术这些年行之有效，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他原先手下的这些大臣和派别，除了皇帝的支持，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资源，可是安禄山不一样。首先，安禄山在边关镇守多年，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且他手头的军队是常驻边境的长征健儿，当年在募兵的时候，有很多长征健儿是当地的胡人，他们与安禄山同文同种；并且安禄山本人极有可能有祆教的信仰，通过宗教，他也能团结很多人；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假子”制度，使得军队出现了私人化的一个倾向。

久而久之，安禄山的野心膨胀了，他与朝臣之间的矛盾，自有他自己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利用手中的军事力量加以解决，这与以往的派系斗争是截然不同的。而唐玄宗很明显对这个缺乏心理准备。其实最终逼反安禄山的主要就是杨国忠，他与安禄山矛盾深刻，并且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预言安禄山将反，可是皇帝对此不愿置信。而为了证明自己，杨国忠对安禄山在长安的私邸进行了突击搜查，逮捕了安禄山的很多亲信并且加以杀害，这件事直接激怒了安禄山，使得安史之乱提前爆发。这原本不在安禄山的短期计划之内，但是杨国忠的这一行为迫使他提前发动了战争。

所以说安史之乱的本质是什么？追根溯源，仍然是均田制的瓦解，经济基础的变化。但是这其中一系列的行政失误，比方说改革不彻底，比方说唐玄宗对所谓平衡术的运用，以及对安禄山的失察，综合作用下来，才酿成了最后的安史之乱。所以说安史之乱的爆发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结果。

15 对安史之乱的再反思：华夷之辨

其实“华夷之辨”，自古以来就有。大家可以翻开《尚书·禹贡》看一看，战国时期人们对天下的概念，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然后四周像同心圆一样地分布着所谓的四夷，而且认为“中国”在文化上是具有绝对的优势的，是应该教化天下的，这是那个时候的华夷之辨。而到了唐代，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唐代实际上是很开放包容的，对于胡人有很大的宽容度。

但是安史之乱却引发了华夷之辨，原因很简单。因为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他们手下又有很多胡兵胡将；后来的藩镇割据当中，河北三镇又有很明显的胡化的色彩。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人们对于胡人、外夷的这种警觉，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华夷之辨要一直延续到宋代。华夷之辨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起码从文化心理上来说，唐帝国事实上已经开始走向瓦解了。

要知道，原本中原与四夷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朝贡、册封和羁縻来加以维系的。朝贡体制我们前面反复提到过，就不用说了；至于册封，由于中国在整个东亚世界具有绝对的力量优势，所以，四夷的各个政权无不以获得中国皇帝的册封为荣，这有利于他们在国内地位合法性的确认，所以册封是当时中国对外施加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汉朝就已经有了这种四夷的册封，唐朝更是大规模地推行，而且唐朝还对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广泛授予各种羁縻府、州、县的官职，大量地册封那些可汗以王、公等爵位。

而且，当时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授予的官职也是为数众多，以致无法做完全的统计。而且很多胡人还进入了唐朝中央政治中枢来任官，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安史之乱之前，可以说唐人对于胡人的态度是相当友好开放的，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大地改变了唐朝，它影响到了唐朝的中央集权，影响到了皇帝的权威，不仅造成了藩镇割据，而且在文化上也造成了分裂。

什么分裂呢？就是人们开始热衷于华夷之辨。比方说古文运动，我们一般都把这个作为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课题来对待，但是古文运动的背后就有安史之乱的影响。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已经指出过，他就认为，“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所以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反感，在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当中就出现了华夷之辨。因此，陈寅恪先生指出，“尊王攘夷”实际上是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古文运动的核心领导者当然就是韩愈，但比韩愈稍早的知识分子，比方说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这些人，还有与韩愈基本同时代的，比方说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他们多多少少其实都有些华夷之辨。元稹所写的诗中就体现出这个特点，他指责中原地区多胡装、胡乐。有意思的是，元稹本人就是一个鲜卑人，他就是广义上的胡人，但是，他对于这种胡化也是痛心疾首，因为他早已经汉化，他是站在汉民族这个角度来评价这件事情的。但是所有人的这些思想的表述，都不如韩愈那样直白、那样清晰。所以陈寅恪先生指出，韩愈这个人，之所以反佛，就是因为他对一切夷狄文化都有所警觉，而佛教为夷狄之法崛起的根本，所以要被力排痛斥。就这样，韩愈发展起了他的古文运动。现在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安史之乱的确在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了华夷之辨的思想，甚至知识分子重拾了春秋时期的那句口号——尊王攘夷。

我们知道，当年无论是齐桓公也好，还是晋文公也好，都搞过尊王攘夷。而事过多年，到了唐代又出现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种复古主义的旗帜说白了，就是人们痛定思痛，反思安史之乱的结果；另外是人们不满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中唐以后文坛出现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他们都有个共同的思想内核就是复古。而这种复古与当时强调华夷之辨的文化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杜佑写《通典》的时候，甚至对四夷有这样一种看法：“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这个观点可能就更加激进了：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可教化的，应该对他们“来则御之，去则备之”。但是话说回来，唐朝毕竟是一个已经多年实施开放包容政策的国家，文化心理上也不可能立即发生180度的扭转。所以还有很多唐人，对于华夷之辨有自己的思考，在我看来他们的思想相当先进，而且很睿智。

唐宣宗大中年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一个大食国(阿拉伯)人叫李彦昇。李彦昇参加了唐朝的科举，他是由大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汴梁这一带)的地方官推举上来的。他不仅参加了科举，还一举中第，很多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大梁就不该推荐这样一个夷人到这来。难道中华无人了吗？有一个知识分子叫陈黯，写了一篇文章叫《华心》，专门探讨这个观点。他说：“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就是说，如果按地域划分的话，自然有华有夷，可是如果按照教化这个角度来说，难道天下有华夷的区分吗？有倒是有，但是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来区分华夷呢？他说：“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仪，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重点根本不应该看他所处的区域，甚至都不是他的血统，也不是他的外观。我们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他的心。他的心是华，他就是华；他的心如果是夷，他就是夷。哪怕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土生土长的汉人，如果你的文化属性是夷，那你就是夷；哪怕你高鼻深目，是一个大食人，只要你认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你心是华，那你就是华，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周伟洲先生认为，陈黯所谓的“心”主要指的是汉族传统文化当中的礼义和仁义道德。他认为华夏之人若无礼义，则是形华而心夷。还有很多学者则认为，陈黯所说的这个“心”，其实是一种民族文化认同意识。你只要认同华夏的礼义、道德、文化，你就属于华夏。这一点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一致。陈寅恪先生在多本著作当中反复强调：“看一个人更重要的是看他的文化属性，而不是血统。”所以那种以血统为标准，断定历史上哪一个朝代好，哪一个朝代坏；或者以血统为标准，断定哪一个历史人物好，哪一个历史人物坏，这种思维是要不得的。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上也讲不通的思维，这种思维还远远不如1000多年前的陈黯。

还有一个唐人叫程晏，他写了一个《内夷檄》，也跟陈黯的思想比较相似，他说：“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也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这与陈黯的思想如出一辙，意思是说一个人他是夷还是华，关键看认同不认同我们的仁义忠信的文化，认同的话，他就是华，不认同，就是夷。

但是，我虽然肯定了这两个人的思想有其先进性，但是我要指出，他们仍然提出了自己华夷之辨的标准。他们的华夷之辨并不是指的血统，而是指的文化属性。所以说白了这仍然是一种华夷之辨，只是相对来说，他们的认知比以血统为标准的认知要更高一筹。

后来金代有一个著名的儒生叫作郝经，写了一个《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在其中，他竟然说了这一番话，他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毫无疑问，郝经是站在女真政权的角度，对宋朝的官员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你不要再强调血统了，不要再强调你们是代表着中华之正统，凡今天能够用中国之士，能够行中国的教化王道的就是中国之主，跟民族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了，郝经是替女真政权说话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他的话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思想，与前面我们所说的陈黯、程晏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郝经只是把他们的思想拿过来为女真统治者所用，用这个反过来解释女真政权的合法性。

当然，宋朝的华夷之辨比唐朝更加普遍，态度也更加坚决。其实宋朝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帝国了。宋朝是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的一个政权，它不是帝国。帝国要同时包容多种文化、多个民族，甚至自身就是多民族的融合体。而宋朝无论从文化还是民族属性上来说，相对都比较单一。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人说唐帝国，但是我们很少听说宋帝国，因为宋朝真的不是一个帝国。

在这里，我愿意引用现代历史学者江湄的一篇文章，叫作《宋人的“华夷之辨”与“中国”意识》来做一个总结。他指出，宋朝与多个民族政权——辽、金、蒙古、大理、吐蕃和安南并存，甚至与辽、金、蒙古的统治者地位对等，都是并称天子，互相之间订立和约。那个时候的国际关系，已经是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了，再也不是以中原为核心，中原的帝王再也不复唐太宗“天可汗”那样崇高的地位。所以宋朝不像唐朝，宋朝已经不是天下的共主了，甚至连霸主都称不上。江湄女士指出，对于宋人来说，“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已然成了想象。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宋朝士人继承了中唐以来韩愈倡导的‘严华夷之辨’，进而阐发、弘扬之，春秋学、正统论自(北)宋朝庆历年间兴起，至南宋愈来愈盛，一致地以‘严华夷之辨’为主旨，‘华夷之辨’遂成为两宋时代的一个思想主题，一种极具时代性格的政治与文化意识”。而且江女士还特别指出，华夷之辨其实从先秦开始就一直存在，唐朝也有，但是宋朝的华夷之辨的特点更加普遍、激烈和绝对，“以至于坚决反对让‘夷狄’接受乃至接触华夏文明，认为应该让‘夷狄’安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夷狄’一旦接触到了先进的华夏文明，他们的贪心野心就会被激发出来，而给‘华夏’带来祸端。宋朝人甚至主张，‘夷狄’介于人与禽兽之间，和‘华夏’有着本性上的绝对差异，根本不可能接受先进的礼乐文明。这样的思想意识在南渡之后更加强烈”。江湄女士下面这句总结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她说：“自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将两宋‘华夷之辨’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渊源、国族意识的萌芽。”而这种变化与安史之乱密切相关。

16 安史之乱导致中国“尚武”精神的衰退

我们下面来谈一谈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出现的文武分途，这又是一个跨越朝代的现象。也就是说，安史之乱带来的不仅有华夷之辨，还有文人集团对于武人集团的警觉。而它持续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宋朝扬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的确立。

你要知道，安史之乱是军人掀起的，给唐朝带来了深刻的灾难。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安史之乱之后还出现了藩镇割据，藩镇割据清一色又都是一些军人政权，尤其是以河北三镇，还有淄青、淮西为代表的这些割据藩镇，也都是军人政权。这是第一个方面。

另外，即便是忠于唐中央的那些武人，也经常出现叛乱。比方说唐德宗在削藩的时候，就接二连三地遭遇叛乱。刚开始，平乱战争还比较顺利，但后来各个藩镇联合起来反对他，有所谓“四王”[25]。后来泾原兵马使的兵马——防秋兵在路过长安的时候掀起了兵变，德宗被迫逃往奉天，结果遭到了朱泚(cǐ)的长期围攻，差点命丧奉天城。后来帮助他平定叛乱的朔方军节度使李怀光，紧跟着又发生了叛变，德宗又逃往了凉州。

总之一句话，唐德宗接二连三遭遇军人的叛乱，以至于他统治的后半阶段意志消沉，非常厌倦征伐之事。唐德宗这个经历，是唐朝皇帝们在安史之乱之后一个典型例证。唐朝的藩镇割据，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武人集团与中央集权之间的一种对抗。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能不产生对武人集团的警觉吗？尤其是手握笔杆子的文人完全可以畅所欲言。所以在史料当中，我们就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文人集团从这个时候开始，对武人产生强烈的敌视。当时的武人，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基本上就是一个贬义词，谁要被归结为武人，就觉得自己遭到了别人的轻视、蔑视。

《因话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郭子仪曾经向皇帝提出要求，想授予某一个人州县官，结果有司竟然不答应，皇上也没有批准这件事。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判官叫张昙，张昙马上就扬言，这是宰相不知体，你看咱们郭将军多大的功劳，平定整个安史之乱，堪称大唐再造之臣，这样一个功勋卓著之人求一小利而遭到阻挠，这就是宰相不识大体。但是郭子仪听说了这件事之后，跟手下人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首先，他这话告诉我们，当时朝廷上下的确是对这些武将和藩镇一味地姑息，不敢得罪他们，生怕又引起新的叛乱，所以这帮藩镇变得日渐跋扈。节度使死了，父死子承，朝廷只能事后承认；后来连“父死子承”这个机制都被破坏了，牙兵牙将兴起了，藩镇节帅的亲兵稍有不满，就把节度使赶走或者杀死，然后自己拥立一个节度使，皇上也只能事后去追认、承认而已。所以他说“方镇跋扈”。在这种情况之下，武人但凡有所请求，皇帝没有一个不同意的，叫作“求无不得”。但是我郭子仪现在向皇帝求一个任命、一个属吏，皇帝竟然不同意。这说明在皇上的眼里，我郭子仪不是那种武臣，所以你们应该祝贺我，因为皇上对我很放心呀!

我这里顺便说一下，郭子仪这个人特别会做人。郭子仪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对武人充满怀疑的气氛当中，能够始终屹立不倒，并左右逢源，这个人有极高的情商。这番话就能很好地体现出他这个性格特点来。我们知道，正因为他是再造大唐的功臣，正因为他军功卓著，也正因为他在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郭子仪的后半生可谓是小心翼翼。那个著名的故事“打金枝”就是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自己的儿子打了公主之后，郭子仪吓得要那样负荆请罪？就是因为他儿子说：“你们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父亲是不想当而已，我父亲要想当早就当上了。”这番话让郭子仪大惊失色，因为他怕的就是皇上有这样的看法，那这话从自己的儿子嘴里边说出来，可怕不可怕？皇帝该怎么想？所以他要负荆请罪。

郭子仪可谓自古以来处理矛盾的高手之一，明明是朝廷展现出对他的戒备心理，但是被他解读为这是不拿我当外人。“不以武待子仪”，可喜可贺。而且根据《唐语林》的记载，那个判官张昙后来因为另外一件事得罪了郭子仪，结果被郭子仪给杖杀了。为啥呢？就是因为张昙讽刺郭子仪是一个武人，郭子仪反倒发了火了，可见“武人”两个字对于郭子仪来说是敏感词，他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对于这个故事，我们千万不要当热闹来看。这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之后，人们对于武人的那种印象。郭子仪小心翼翼回避，就是怕人们把他归到武人的行列当中去。

安史之乱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我们之前说过，就是藩镇割据。那么面对藩镇割据、武人集团跋扈的局面，中央有多少办法呢？唉!要是真有办法，也就没有唐朝后来100多年的藩镇割据了。总的来说，唐朝对藩镇的斗争，除了唐宪宗和唐武宗时期取得过阶段性的胜利，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办法的。既然没有办法在军事上压服你们，那么就从文化上进行压制，这是文人擅长的事情。武人耍枪杆子，文人耍笔杆子，虽然我不能打死你，但我可以骂死你。所以在唐朝后期的文化当中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文人对武人的敌视。从很多事情上可以体现出这点来。

我举个武成王庙的例子。武成王庙是唐朝国家祭祀体系的组成部分。谁是武成王呢？也就是著名的姜尚(姜子牙)。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文圣人是孔子，武圣人是关羽。但实际上唐人并不崇拜关羽，关帝崇拜那是很晚的事情。唐人崇拜的武圣是姜子牙。唐朝从开元年间开始，就由政府主持对姜子牙的祭祀。姜子牙的身份、地位与孔子是相当的，当时孔子在唐朝被称为文宣王，而姜子牙被称为武成王。二者享受的祭祀是一样的，比方说文宣王庙里边有“十哲”，就是儒家历史上十个著名人物，而武成王庙里边也有历史上十个著名的军事人物，即张良、孙武、吴起、白起、韩信等这些人，他们是武成王庙里边供奉的“十哲”。但是安史之乱之后，知识分子们就对武成王庙发起了舆论攻击。他们认为武成王吕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不过是西周的一个臣子而已，所以你不能用“敢昭告”这种措辞来祭奠他，这是其一。其二，他们说姜子牙无论德行还是勋业，都没法跟孔子相比拟，所以不能跟孔子平起平坐，应该降低他的规格。多亏了皇帝力排众议，武成王庙的规格才得以继续维持。知识分子们对武成王庙发难，不是偶然的，他们认为武成王庙是属于武官系统的，这是武人应该祭祀的东西。我们文官应该把他压低，让姜子牙在级别、规格上都低于文宣王孔子，从而让武人心里头明白，你们地位要低于文人集团。

另外一个就是春秋学派的崛起。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之后，崛起了一个春秋学派。这个春秋学派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主张放弃“三传”，也就是《左传》《公羊》《穀梁》，而转回到《春秋》的原文当中去寻找真谛。他们思想的核心是“舍传求经”，而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明王道”。“明王道”的意思就是要提倡“忠”。他们对于这个“忠”相当重视，在他们看来，武人集团藩镇割据是不忠的行为，是他们应该重点攻击的对象。所以在关于武成王庙的讨论当中，春秋学派积极参与。而春秋学派在政治方面的主张就是，通过崇古、尊古这种方式来重新申明王道，强化中央集权。

唐宪宗时期曾经一度收复了河北三镇，但是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河北三镇降而复叛。河北三镇降而复叛的深层原因，当然就是河北三镇藩镇割据已久，唐朝在这儿根基不稳，但是导火索之一，与文武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

河北三镇作风淳朴，虽然河北地区这些藩镇的节帅是军阀，但是一个个跟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普遍来说，河北地区当时文化水平比较低下，胡化色彩比较浓厚。而宪宗时期，河北三镇投降之后，唐中央向河北三镇派驻了官员，这些官员与河朔地区将士质朴的作风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央的官员进城的时候就坐着肩舆——轿子的前身，此前河北将士甚至连肩舆都没见过，因此见了之后非常惊讶。而且这帮中央的官员来了之后，就认为河北地区都是反贼的后代，因此极力压制河北的将士，并且在语言上也多加讥讽。比方说韦雍、张宗厚等唐朝的官员，曾经在酒醉的情况之下，骂这些河朔将士为“反虏”，而且还说了这么一番话：“今天下无是，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意思就是别看你们一个个孔武有力，你们就是能拉得两石那么强有力的弓，又能怎么样？不如认一个“丁”字。这是讽刺人家没有文化，站在文人的角度讽刺这些武将。所以最后河北三镇叛乱的时候，这些士兵首先要杀的就是韦雍和张宗厚，虽然他们对河北三镇的言语攻击不是引发河北降而复叛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里能够体现出的，就是文人对武人的轻视。

在杜牧后来写的《注孙子序》当中，他就曾经指出了当时的这种社会现象，说：“复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搢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他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代开始，非得把人分成文、武。要知道，在唐初，关陇集团的特点是不分文武、出将入相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将李勣可以当宰相，文臣长孙无忌也有过带兵打仗的记录。到了唐朝中后期，文人与武人在职业上的分隔就越来越清楚了。安史之乱之后，文化上又出现了分裂，所以杜牧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分为二道，曰文曰武”，使得那些士大夫没有谁敢讨论军事上的事，“不敢言兵”，耻于言之。谁要偶然谈一谈军事，谈一谈兵，那么人们就认为你是个“粗暴异人”。他描绘的就是唐朝文人的这种心态。

甚至文人集团对于武人的这种压制，体现在了科举方面。武则天时期为了培养尚武精神，创建了“武举”，从武则天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武举都在举行。可是也就在唐德宗时期，那些反对武成王庙的文人，甚至把矛头指向了武举。比方说，武举当中要考射箭，所以这些考生被允许带着弓箭进入皇城。但是这些知识分子连这个问题也要进行攻击，他们指出，允许数百人之多的考生，携带弓箭出入皇城，这绝对是不合适的。结果唐德宗听了之后，下令停止射箭考试，不许他们再携带弓矢出入皇城。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反对，偏偏这时候有人反对？说白了就是找碴儿，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对武人集团进行打压。

这个事情到了宋朝愈演愈烈，原因很简单，唐朝有藩镇割据，五代政权(梁、唐、晋、汉、周)也清一色都是军人政权，而且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上来的，甚至包括赵匡胤本人，也是通过兵变上台的。那么对于赵匡胤来说，当然要对此有所警觉，他会想：宋朝要跳出这个历史怪圈，不能再让历史循环进行了，我虽然是通过兵变上来的，但是绝不希望我身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宋朝的基本国策是什么呢？是重文抑武。陈峰先生写了一本书叫作《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他分析了北宋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从最初产生到成为所谓的“祖宗之法”，再日渐强化，最后被定型的变迁过程。他指出，崇文抑武政策对宋朝的国防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导致了国家武装力量核心——武将群体的萎靡、无能以及自卑，更造成了一个时代“尚武”精神的沦丧，并且最终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势。

我提醒大家注意，宋朝对外战争从建国之初就少有胜机，甚至连西夏这样的地方性政权都无力应对。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军队战斗力的低下是重要原因，而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与武人集团的消沉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宋朝在吸取历史教训的时候矫枉过正的结果。

17 藩镇割据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藩镇割据是唐朝后半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藩镇割据并不只是影响了一个唐朝，还影响了后边的五代乃至宋代的政治结构、政治形态，甚至还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要讲藩镇割据，首先我们当然就得谈一下藩镇割据的开端，也就是节度使的出现。节度使是在安史之乱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按照菊池英夫的看法，他认为唐朝前期实行的是所谓行军制度，从行军制度到藩镇的形成一共经历了如下几个过程：由行军到镇军，镇军到军，军到节度使。相应地，军队的长官就经历了由行军总管到镇军总管，再到军使再到节度使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节度使原本只是单纯的军事长官。

但是往后发展，就出现了一个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就是一旦在某一个重要地区设置一个军事长官之后，由于他需要指挥战争，需要调配各种资源，久而久之，皇帝会给他越来越多权力。其结果就是节度使由单纯的军事长官，变成集军事、行政、财政等一系列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官僚。再加上一些别的因素，节度使势力坐大就是非常有可能的了。安史之乱也是这么爆发的。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唐代宗初年到唐德宗末年，一共有将近40年的时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的最后一个领导者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宣告平定。但是安史之乱平定的过程不仅艰辛、牺牲巨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整个过程当中，唐朝根本没有建立起一个可靠的、完全听命于中央且富有战斗力的中央军群体，而是建立了很多藩镇，利用这些节度使的力量以及回纥的兵力来平定藩镇的叛乱。结果平定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为了安抚那些安史旧臣，唐朝中央政府采取了绥靖政策。

比方说，中央政府委任安史旧部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这三个人的统治范围基本上涵盖了今天河北省的全境以及山东的北部。这一带同时还有薛嵩任相卫节度使，统治范围在河北的西南部，到冀、豫、晋交界地带。薛嵩死了以后，相卫节度使的地盘就被田承嗣兼并了。

我这里顺便说句题外话，薛嵩是薛仁贵的后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薛刚反唐的事件，甚至根本没有薛刚这个人，但是薛家的薛嵩的确参与过反对唐中央政府的安史之乱。薛嵩投降之后，态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恭顺的。可是他死了以后，他的地盘被田承嗣兼并，由此河北三镇逐渐形成，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卢龙、成德、魏博，而这三镇就变成了整个藩镇割据的核心力量。河北三镇可以说自成一统，而且节度使职位是父死子承，或者由牙兵牙将来拥立，这个情况之前也提到过，朝廷无权过问，能做的只是事后承认而已。

后来到了唐德宗时期，唐德宗刚开始当皇帝的时候雄心勃勃，是一个富有理想的君主，继位之后，他准备铲除藩镇。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故了，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朝廷要求继承父位。这次唐德宗不按照惯例出牌了，唐德宗禁止李惟岳继承他父亲的职位。结果一时间，有好几个藩镇觉得唇亡齿寒，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联合李惟岳武力对抗朝廷，然后唐德宗就发兵去攻打他们。

但是唐德宗的军事策略有一个巨大的先天缺陷，就是中央当时手里头根本没有可靠的富有战斗力的直属军队，或者说没有成规模的直属军队。因此他采取的办法就是调藩镇的力量去打击藩镇。藩镇听命于中央，那一切好说，但是如果藩镇起了私心，中央该怎么办？刚开始战斗还比较顺利，比方说淄青的李正己病死了，他的儿子李纳大败，李惟岳也被部将杀了，剩下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就在这时，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了，然后唐德宗就委任他为成德节度使，局面一时看起来似乎很好。但是这个时候，唐德宗调去打那些叛乱藩镇的幽州节度使朱滔，却与这些藩镇联手，造唐朝朝廷的反。

到了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自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联手反抗中央，还有一个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凑热闹。李希烈在消灭了梁崇义之后，自称为天下都元帅，不久竟然又称帝，号称楚帝。我这里顺便说一下，李希烈就是杀害颜真卿的罪魁祸首。然后又发生了一件对唐德宗的内心构成了极大打击的事件，那就是泾原泾师兵变。怎么回事呢？我刚才提过，唐德宗的军事策略是调藩镇的军队打藩镇，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他当时调泾原兵马使的军队到淮西前线去作战。这些军队满怀信心，以为路过长安的时候，皇帝一定会亲自出来犒赏他们，所以带了很多家属跟着行军，这样就可以把皇帝赏给他们的绢帛或者金银直接搬回家去。结果到了长安却发现，有司别说是赏赐了，甚至都不让他们进城，而且给他们供应的饮食也非常差，连酒都没有，结果这些士兵一怒之下发生了哗变。说实话，唐朝中央政府在当时真的是权威丧尽了，哪个地方稍微有点不注意，就能引发一场新的叛乱。结果这帮家伙一叛乱，加上长安城空虚，唐德宗只得被迫逃往奉天。然后这些叛兵拥立了朱滔的兄长——正在长安赋闲的朱泚，朱泚自称秦帝。这下天下出现了四个王、两个帝(秦帝和楚帝)，由此人们把这场动乱称为“四王二帝”之乱。然后这些叛军围攻唐德宗所在的奉天城，唐德宗的生命安全岌岌可危，差点被叛军所杀，多亏了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增援，这才逃得一命。但是，紧接着，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因为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对朝廷不满，又叛乱了。李怀光的朔方军原本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勋部队，是当年郭子仪、李光弼的老部队，这样的一支部队竟然叛变了。这对于唐德宗来说，当然在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后来这些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从此以后，唐德宗一蹶不振。《唐会要》是这样说唐德宗的：“承奉天之难，厌征伐之事，戎臣优以不朝。终老于外。”也就是说，这一场削藩反倒大大打击了唐中央，使得唐德宗意志消沉。

这是藩镇割据的第一个阶段，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阶段内唐德宗也不是全无举措。唐德宗晚年虽然没有再对藩镇发动什么新的进攻了，但是唐德宗在两方面做了准备：一方面，实行了税收改革，采取了很多措施使得国家的财政得以改善，为未来的削藩奠定了财政的基础；另一方面，开始有意地建立一支中央军——神策军。

神策军原本是天宝十三年(754)，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临洮建立起来的，原本是唐朝众多部队当中一支不起眼的部队，但是后来这支部队屡次勤王有功，尤其是军事指挥权曾经归属过大宦官鱼朝恩。唐德宗建立中央军队的时候，他最信赖的就是这支神策军，而神策军后来听命于中央。在后来的很多削藩战役当中，神策军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唐朝后期的政治就是这个特点——压倒了葫芦起了瓢。怎么讲呢？神策军的指挥权始终归于宦官之手。神策军的主要指挥者是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而护军中尉往往是由宦官兼任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神策军在帮助皇帝平定藩镇的同时，也变成了宦官专权的一块基石，因此也是一把双刃剑。

唐代藩镇割据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唐宪宗时期。唐宪宗此人精明强干，雄心勃勃，可以称得上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的前前任皇帝是唐德宗，德宗死了之后是顺宗，顺宗下台之后是他。这里我必须指出的是，德宗积攒下来的家底，也是帮助宪宗成就一番事业的重要因素。唐宪宗在武元衡、裴度等人的支持之下，对淮西等叛变藩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叛变藩镇派出刺客暗杀了武元衡，打伤了裴度，即便如此，也没有干扰到唐宪宗的决心。结果以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被擒为标志，唐宪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河北三镇也都相继归降。

由此，乍看起来唐朝似乎平定了纷争，一时显得前途光明。但是历史往往是由不少偶然事件组成的，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暗杀了。他死了之后，继位的是唐穆宗。穆宗、敬宗、文宗连续三位皇帝都属于懦弱无能之人，尤其是穆宗。穆宗继位之初，朝廷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藩镇既然已经平定，那么就应该裁汰兵员、减轻财政方面的压力。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时候距离当年的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十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各个藩镇已经形成了一些职业的军人集团。这些职业军人集团除了参军、打仗、吃官粮，别无长计，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基础。结果朝廷要休兵，就强行让这些人退伍，却没有给他们找好退路。于是这些得不到生活保障的退伍老兵纷纷潜入山林，变成了所谓山野盗贼。河北三镇降而复叛的时候，他们又立刻加入到叛军里边，而且带着比以前更大的怨恨。

河北三镇之所以降而复叛，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河北三镇胡化时间已久，无论是从心理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与中央格格不入，更何况中央派去的那些以张弘靖等人为代表的接收大员，也有处置失当之处。他们一方面在文化上蔑视这些河北将士，另一方面自己生活奢靡无度，引发了河北将士的反感，甚至贪污受贿，把中央原本要给兵士的赏钱也都全部贪污了下来，由此引发了河北将士的不满。河北三镇首先由卢龙发难，然后紧跟着成德、魏博加入，由此河北三镇重新恢复了割据的局面，中央再也无力镇压。一直到后来唐武宗时期，中央才对泽潞的节度使刘缜展开讨伐，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能算是局部的胜利，而河北三镇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归顺过中央。

张国刚先生有一本名著叫作《唐代藩镇研究》，他在其中把藩镇进行了划分。我们要知道当时全天下到处都是藩镇，但并不是所有的藩镇都像河北三镇一样是反抗中央的。按照张国刚先生的说法，藩镇可分为河朔型藩镇，以河北三镇、淮西、淄青为代表，他们公开与中央对抗，是叛乱型的藩镇；中原型藩镇，是指像汴宋、武宁、忠武、河阳、泽潞等藩镇，他们多数时间段内是听命于中央的，而且能够保卫中央；边疆型藩镇，比方说凤翔、邠宁、鄜坊、泾原、天德、银夏、灵武；以及南方负责镇守边境的藩镇，比如安南、岭南、桂管、黔中等；还有就是东南型藩镇。

东南型藩镇非常重要，因为整个中央的财政全部仰仗东南型藩镇，比方说浙东、浙西、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等这些地方，它们的地方税收大部分上供中央。可以说唐朝中央在安史之乱之后，还能够支撑150年，与东南型藩镇财富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所以不同藩镇的问题，我们不能同等对待。也就是说藩镇是纷纭复杂的，类型是多变的，而且藩镇与中央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比方说河北三镇完全是抗命中央，父死子承，或者由牙兵牙将来进行拥立，而其他很多藩镇人事任免则直接听命于中央。

说到节度使的更迭，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那些叛乱型藩镇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前面提到的牙兵牙将的问题。刚开始，藩镇是所谓父死子承，结果后来正如孔子形容春秋时期的政治一样：刚开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后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后来政由大夫出。而藩镇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历程，一开始，是由中央委任节度使，结果后来父死子承，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结果后来连诸侯都不管用了。他们身边的禁军和亲军，也就是所谓牙兵牙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稍有不满，他们就发动兵变，然后拥立自己满意的将领，最后逼迫中央来承认。因此藩镇的权力结构也出现了下移的迹象。另外张国刚先生还认为，在唐代财政制度的规定下，军费开支是地方化的，这意味着地方财政由节度使来掌握，这直接导致兵士与藩帅之间在财富分割上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是引发牙兵牙将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牙兵牙将的叛乱也导致节度使更迭频繁。

《唐会要》把这个现象形容为“甚于一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帮家伙更换节度使的速度跟下棋一样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现象后来也影响到了五代乃至宋初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五代，后梁基本上还是唐朝藩镇的一个变种和翻版。但是从后唐那个时期开始，我们发现对中央的权威构成巨大威胁的已经不是地方藩镇了，而是中央禁军。这个中央禁军说白了，就是唐代各个藩镇的牙兵牙将。而后来赵匡胤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针对的就是禁军的指挥权，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

所以五代的政治也好，北宋初的政治也好，其很多形态都要到唐代藩镇割据的现象当中去寻找最初的来源。而且前面提过藩镇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这里，还体现在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胡化的问题。由于河北三镇胡化的色彩比较浓厚，所以引发了唐后期到五代乃至宋朝的华夷之辨的思潮。另外就是这些藩镇的割据，使得文人集团对武人集团开始心存芥蒂，而文人集团对武人集团的这种敌视态度，后来也影响到了宋朝国策的走向。所以说藩镇的问题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唐朝一朝的历史，它影响巨大、影响深远。

18 陆上丝绸之路是如何衰落的

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国际地位急转直下。首先，安史之乱之后，通往西域的道路一下子就中断了。为什么呢？因为唐王朝把西域地区和河西走廊相继都丢给了吐蕃。安史之乱之前，吐蕃一直与唐朝争夺这些地方的控制权，但是双方原本基本上还可以称得上是势均力敌，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前，哥舒翰在青海，还曾经取得过对吐蕃作战的一系列胜利，比方说夺取九曲之地和石堡城等。

但是安史之乱改变了一切，因为当时河西的军队、安西四镇的军队全部都被调往内地去勤王，造成了在这个地方唐朝势力的空虚，而吐蕃则乘虚而入，用了若干年的时间，将河西地区还有安西地区全部都给占领了。占领了之后，当然对唐朝丝绸之路的贸易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唐朝后来的外贸方向转向了北方，主要的贸易对象是回鹘。而贸易种类实际上主要是马匹，其原因还是跟吐蕃有间接的关系。

吐蕃占据了河西、陇右，导致了原来唐王朝设置于此的一系列马场的丢失，而马场的丢失使得唐朝的军队失去了马匹的供应，这个对于国家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好在这时唐朝与回鹘之间的关系尚算友好。回鹘曾经派兵帮助唐朝平定过安史之乱，然后回鹘就担负起了给唐朝供应马匹的任务。当时的回鹘主要聚集在今天的北方草原上，他们从这里给唐朝每年供应大量的马匹，而唐朝则用丝绸等物品进行交换。

虽然总的来说双方还是盟友关系，但是回鹘人经常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甚至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个回鹘人犯了罪，在长安被有司关到了监牢里边，然后其他回鹘人竟然集合起来，去监狱里边劫狱抢人，而唐朝中央政府却对此无可奈何。在马匹贸易上更是如此，一是回鹘人的马价不容唐朝人商讨，还有就是回鹘人供应什么马，唐朝人就要接受什么马，以至于唐朝每年买的马质量良莠不齐。但是还是那句话，有总比没有好。虽然每年给回鹘的买马钱造成了唐朝财政方面巨大的压力，但是起码马匹的来源多多少少算是有了保障。

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丝绸之路上不光只有唐朝和吐蕃的问题，葱岭东西的政治局势也颇为复杂。葱岭以西的中亚河中地区，逐渐被大食占据。而葱岭以东当时主要是吐蕃的势力范围。结果到了唐朝的后期，尤其是回鹘在北方草原上被黠戛斯击败之后，回鹘政权瓦解，一部分回鹘人又逃往了西域地区，结果逃到这儿之后又与吐蕃之间发生了矛盾，而吐蕃与大食之间也有矛盾，互相攻斗不止。这就导致了当时内地通往西北边疆的“道路梗绝，往来不通”。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安史之乱之后，丝路上的贸易就变得日渐稀少，丝绸之路在这个阶段已经有名存而实亡的趋势了，甚至在考古上我们都有这样的发现。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敦煌壁画中发现，吐蕃占据敦煌之后，敦煌壁画中凡是吐蕃时期绘制的，颜色都发青绿色，与此前的壁画的颜色相比，就变得比较单一化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敦煌当时通往内地的商贸之路已经断了，很多原本可以从内地输入的颜料没有供应了，因此当地的画师只能使用敦煌当地生产的这个矿石颜料来进行绘制，这就导致了色调的单一化。

甚至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吐蕃占据时期，敦煌地区敦煌文书硬笔字增多了。所谓的硬笔就是用木杆或者是芦苇秆做的笔。那么为什么不用毛笔呢？也不是说没有毛笔，吐蕃占据时期就仍然有很多毛笔字，但是毛笔字的数量在减少，而硬笔的书法在增多。据推测，一个重要的缘故，恐怕就是毛笔的笔管需要竹子，而敦煌本地是不生产竹子的。吐蕃在青藏高原上，也不可能有竹子，这就造成敦煌地区与内地的贸易中断了之后，竹子输入不进来了，所以就不得不采取替代的方式，用所谓的硬笔来进行书写。所以在吐蕃占据期间，敦煌文书中硬笔书法作品的数量明显增加。

你从考古上的这两个小事例就能看出当时丝绸之路上贸易中断的状况。而且到了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也对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造船业应该说在唐代就已经比较发达了。据说唐朝的船大的可以载货万石以上，甚至还出现了水密舱结构等在当时来说称得上是高端的科技。到了五代宋朝以后，造船业更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的港口，比方说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等。海上贸易的数量日渐增多，这也对陆上丝绸之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不过我们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严格来说，虽然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总量肯定在减少，频次也在减少，而且性质多多少少也发生了变化，但陆上丝绸之路并没有真正完全断绝过。

这点在宋朝与西域之间的贸易上也有所体现。我们也知道宋朝自建国之始，对西北地区就没有强有力地进行过控制。宋朝与西域之间的贸易，其实主要体现为朝贡贸易。比方说于阗国，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一》的记载，于阗国使者来供方物之时，这样说道：“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与远人作主”，而且还说“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提到了当时从瓜州、沙洲到于阗一路上的景象。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行旅如流，还是有商人的，只是贸易路线没有原来那么长了，可能贸易的总量也没有原来那么多了，但是还是有的。当时于阗国与宋朝之间，主要的贸易种类有两个，一个是马匹，另外一个是玉石。于阗就是新疆和田，和田的玉声名远播，而宋朝当时对玉石的需求量很大。

另一方面，宋朝的政府对于阗等国家的使团非常慷慨，往往会回赐几倍的财物给他们，因此这些西域国家后来就都抓住这个机会，大量地给宋朝政府进贡。其实说白了，这些国家就是把朝贡当作生意来做，希望你能够给我大量的回赐，以至于进贡的商品后来多到有时候供一次乳香可以达到三万斤以上。毫无疑问，这有一点儿“此地人傻钱多，速来”的感觉。当然宋朝政府也不是那么冤大头，后来专门下敕要限制他们使团的规模和每次进贡的总数。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是吃了亏的。

所以总的来说，宋代丝绸之路的特点是朝贡贸易居多，民间商贸不如唐代那么兴盛，而且宋代丝绸之路最大的特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发达。至于海上丝绸之路，唐朝的繁荣程度远远赶不上宋朝。

另外，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区域性的贸易还是有的。比方说当时的南疆以喀什为中心，由于中亚和南亚的贸易，当时喀什的商人可以一直到印度去进行商贸活动；还有北疆以今天的伊犁为中心，与中亚之间也有贸易；另外也有哈密、吐鲁番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贸易，这些贸易都没有中断过，只是没有以前那么繁荣了。

那么，丝绸之路的衰落对于唐朝的国际地位有没有影响呢？其实要我说，与其说是丝绸之路的衰落导致了唐朝国际地位的下降，不如说是唐朝的衰落导致了丝绸之路的衰落，或者说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其实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就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帝国的资格，再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国际影响力了。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也都在不断地崛起，与其分庭抗礼，甚至就如之前说的，某种程度上连回鹘都可以欺压唐朝。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大可能再把唐朝称之为强有力的帝国。我觉得还有一个事件也能够体现出唐朝国际地位的降低，就是从公元894年开始日本再也不派遣唐使来中国。为什么？就是日本觉得唐朝已经衰落，换句话说没什么可学的了。遣唐使的断绝大概也是唐朝国际地位降低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9 宦官专权：唐玄宗为何如此信任高力士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唐朝后期历史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也就是宦官专政。

在谈这个之前，我们要知道宦官专政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主要是三个时代，也就是东汉、唐和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代靠近，或者是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很多人一说起宦官专政，头脑当中想到的就是明朝的那些太监。但是实际上宦官专政最严重的时代是唐代，不是明代。因为唐代的宦官可以杀皇帝，可以拥立皇帝，可以掌握军队，当然更可以杀宰相、杀大臣。这种事情在明代，即便是魏忠贤这个级别的大宦官也极难做得出来。所以如果要论宦官专政，唐朝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宦官历来都被认为不是好人，但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很难用好坏来评价历史人物。一般人都认为宦官不是好人，可是皇帝为什么要信赖他们呢？唐朝有好几位皇帝，都是死于宦官之手，我们提到的唐朝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唐宪宗——就是如此。其实皇帝信赖宦官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认为宦官乃刑余之人，是些不正常的人。甚至一提起宦官，我们都能够脑补出半阴半阳的样子来。但是对于生长于深宫之中的那些皇子来说，宦官和宫女是他们自幼常见的两种人，他们并不觉得这些人有什么不正常。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个现象，宠信宦官往往是一个王朝中期后期的现象，开国君主极少有人信赖宦官。那些成长于深宫之中的皇子，对宦官且不说多么亲近，起码并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正常。

另外宦官的问题还牵扯到中国政治史上一个屡次出现的现象，就是近侍之臣的外廷化问题。这个跟宦官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在中国的官制史上有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君主本身具有二元性：一方面他们是天下的君主，一副高大全的形象，这是对外的；另一方面对内而言，他往往有一些自己的私人欲望需要满足，有些自己的私人事务需要进行办理。可是，这些事如果交给外朝大臣来处理是不合适的，因此皇帝总是会扶持自己身边的近臣，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们来办。更何况皇帝有时候出于与外朝大臣相对抗这样的一个目的，也会扶植自己身边的一些近臣。

比方说汉朝为了分宰相职权，汉武帝那个年代开始大力地扶持身边的一些近侍之臣，如尚书、侍中这些人，而尚书、侍中这些官职，原本真的只是在皇帝身边服务的一些近侍之臣，级别并不高。但是久而久之，他们由于被皇帝用来对抗外边的相权，势力逐渐壮大起来，到了隋唐时期演变成了所谓的三省六部制。可是一旦到了这个阶段，他们也就变成了新的所谓外朝了。那么皇帝就需要扶植起新的近侍之臣来对抗外朝。

比方说唐玄宗时期出现了翰林学士、翰林待诏，翰林苑建立起来了。翰林院原本建立的时候，仅仅是皇帝的顾问机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陪皇帝娱乐的，比方说有斗鸡供奉、棋待诏，还有一些画工。但即便是这样的机构，后来也被皇帝委任去做一些机密之事。久而久之，他们的势力也开始出现了壮大的迹象，甚至翰林院、翰林学士到了宋朝以后也完成了自己的外廷化。所以说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而宦官有一个好处，虽然同样是皇帝的近侍之臣，但是由于生理缺陷，他们不可能变得外廷化。对于皇帝来说，这个特别重要，这些宦官自小陪着自己长大，能帮助自己办一些事情，而且又不用担心他们的势力坐大，变成所谓的外朝与自己形成新的对抗。久而久之，宦官的势力就这样被培养起来。宦官满足了皇帝二元性当中一端的需求。所以对于皇帝来说，他们是需要宦官这样一种人群存在的。

因此我们不要拿我们的道德评判体系来看待宦官，觉得宦官好像由于生理缺陷，为人、心术大多数都不正。历史没有那么简单。历朝历代的皇帝之所以不约而同地用他们，足以证明宦官的存在起码对于皇帝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而且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唐朝的宦官专政实际上是在唐太宗时期就已经出现端倪了的。我们讲一个唐太宗的故事。虽然是第二位皇帝，但唐太宗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唐朝的开国君主。唐太宗对宦官并不是一味地信赖，甚至扶持宦官，唐太宗终其一生没有这样的行为。但是有一次宰相房玄龄和高士廉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然后就问了一句：“北门近何营缮？(北面正在搞什么工程呢？)”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唐朝有所谓南衙北司之城，北司指的是在北边宫城里服务的宦官的机构，南衙指的是在宫城南部以及皇城之内的宰相官衙。所以外朝大臣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我们称之为南衙北司之争。当然，唐太宗时期并没有南衙北司之争。但是当南衙的这些宰相问起北司正在搞什么营缮的时候，唐太宗却怒了。唐太宗对房玄龄和高士廉说：“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这个话充分体现出唐太宗的心理，即使是雄才大略如唐太宗，一个对宦官并不信赖的人，但是在他眼睛里，宦官的事仍然是自己的私人事务，宰相无权过问。我北门搞营缮，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件事情很有代表性，它被视为南衙北司之争中皇帝心理的一种体现。

实际上，在唐玄宗时期，宦官专权的口子已经被打开了。这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唐玄宗开始任用宦官担任监军使。监军使使得宦官的权力渗透到了军队这个领域当中来，而军队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第二体现在唐玄宗对高力士的信赖。高力士一生对唐玄宗忠心耿耿，大概是唐朝最有名的一位宦官了，而且高力士在唐玄宗早年的政治斗争当中，帮助唐玄宗做了非常多的事，所以官拜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对高力士的信赖可以说无以复加，以至于高力士在宫廷之外可以有私宅、有自己的家人、有自己的家眷。我这里顺便说一下，唐朝大宦官都是要结婚的，而且都是有孩子的，当然都是养子。为什么呢？他们要在形式上保持一个完整人生的这样的印象。

但是高力士几乎不到自家去过夜，他晚上一般都住在大殿之外。原因是唐玄宗说过“力士当上，我寝乃安”，意思是说只有高力士在外边值班，我晚上睡觉才能够安宁。当时高力士权势大到什么地步呢？皇帝见了他不呼其名而直呼其将军；太子见了，称高力士为兄；其他的王、公主见了高力士，称他为翁或者爹。当时很多宰相的任免，唐玄宗也都征询过高力士的意见，这里边包括宇文融、李林甫、韦坚、安禄山、杨国忠等这些人。一言以蔽之，高力士对政局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

话说回来，高力士个人的品行是相当不错的。制度方面的缺口这时已经完全打开了，可是正是由于高力士个人的品行，使得唐朝的宦官专权推迟出现了。高力士有弄权的条件，但是他本人并不弄权，高力士对唐玄宗始终是忠心耿耿，而且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是维护皇帝的权威，维护皇帝的利益。比方说在李林甫权势最高涨的时候，高力士曾经不止一次地劝说唐玄宗，“威权不可假于他人”，意思是警告唐玄宗，你不要让宰相的权势过大，大权还是要你自己来掌握。高力士这么说也是因为那时候唐玄宗倦政怠政，也就是诗歌当中所说的“从此君王不早朝”。高力士为此反复地劝说过他。

高力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的确有些人是倚仗着他说好话，而得登高位，但是一旦这些人因为危害到了皇帝的利益，而被法办之后，要想找高力士说情，高力士绝不开这个口。而且后来我们也知道，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被架空成了太上皇，高力士在内侍省也失势了，被流放到南方。在南方，他得到消息说唐玄宗去世了，当即口吐鲜血，就这样死了。以至后来唐玄宗陵墓总共就两座陪葬墓，一个是肃宗的生母杨氏的陪葬墓，还有一个就是高力士的墓。高力士对唐玄宗那是真正的忠诚，也正是他的这种自我约束，使得宦官专权推迟出现了，可是这不见得是个好事。因为当时唐玄宗权威尚足，中央的威望尚在，但在这个阶段内，高力士通过对个人的约束，使得宦官专权这个问题看起来不那么突出，同时也就失去了最佳的预防和解决的机会。

20 犬牙交错：晚唐政治的混乱局面

安史之乱之后，高力士的继任者李辅国，是唐朝宦官专权的第一人。这个家伙本名叫李静忠，曾经担任过高力士的仆役，后来入东宫伺候太子李亨。在马嵬坡兵变当中，他参与了诛杀杨国忠的行动。也正是他后来与张良娣、建宁王等人，一起劝说李亨与唐玄宗分道扬镳，他们先前往河西，后来又前往灵武，然后在那里，李亨继位当了皇帝。因此，对于唐肃宗来说，李辅国可以说是有拥立之功，但是这个家伙没有高力士那样自我约束的自觉性。

他设置了一种专门机构叫查事厅子，可以把它理解为明朝太监所掌握的东厂，就是一个特务机构，专门来侦察百官的行动。他后来权势大到何等地步？他曾经对年轻的唐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意思就是说皇上你就坐在那儿，什么事也别管，外边的一切军国要务由我来处置。虽然他后来被程元振派人给刺杀了，但是宦官专权从他这个时候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宦官专权在这时还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援，也就是君权。

我前面说了，在唐玄宗时期，宦官就已经开始担任监军使，而且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初，监军使边令诚曾经杀害过大将高仙芝和封常清，足见宦官之嚣张。而到了安史之乱相州战役的时候，宦官鱼朝恩总监九军，号称“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后来又加名号曰“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也就是全国的总监军。观军容使的设置，使得宦官掌握了中央军队。尤其是在唐德宗时期扶持神策军成为中央禁军后，宦官以神策军中尉的名义，掌握了这支军队，使得神策军变成了效忠宦官的武装力量。而且当时为了分外朝宰相之权，皇帝还为宦官设置了很多新的机构。这些宦官就此与南衙相对抗，权势变得无以复加。这些为宦官设置的机构包括枢密使、宣徽使、学士使、内弓箭库使、内庄宅使等。

另外，唐玄宗时期，广州设置了市舶使，市舶使也由宦官来担任。而这个市舶使的位置使得宦官在远洋贸易、港口贸易这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因此宦官权势日渐增大，尤其是后来又设置了枢密使。枢密使就是唐代宗时期创立的，也由宦官来担任。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职能非常简单，就是替皇上掌管枢密、储存文书，但是不久，枢密使就开始侵夺宰相职权，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宰相枢密共参国政的局面。唐代后期出了很多大宦官，一般来讲，你要判断哪些宦官是大宦官的话，只要注意他们的头衔。如果他们的头衔是枢密使或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话，一般来讲就是宦官的头领，也就是大宦官。

宦官权势后来大到可以参与军国大政，甚至决定君主的废立，南衙北司之争也是愈演愈烈。朝臣之间，由于党争的需要，往往勾结宦官，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需要朝臣的帮助。这两派之间是既争斗又互相利用，关系错综复杂。比如说晚唐时期的宰相崔胤，他联合外边的藩镇，也就是朱温，而宦官则联合另外一个藩镇，也就是李茂贞，双方就这样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后以朱温围攻李茂贞，李茂贞屈服，唐昭宗被朱温给劫持走而宣告结束。

所以通过这个事件就能看出，当时藩镇、朝臣、宦官之间是怎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朝臣不是没有对宦官做出过反抗，但是这些反抗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都是这样。

我们首先说一下二王八司马事件，它与永贞革新密切相关。永贞是唐顺宗的年号，顺宗是唐德宗去世之后继位的皇帝。顺宗早年间是相当有作为的一个年轻人，可是在他当皇帝的时候，已经力不从心了。因为顺宗在当皇帝之前就已经严重中风了，继位典礼时，他甚至都是被人抬到大殿上去的。上台之后，他委任王叔文等人进行了一番改革，王叔文的集团当中，有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等人。这些人的改革就针对两个问题，一个是宦官专权，一个是藩镇割据。所以他们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收夺宦官兵权，制裁嚣张的藩镇，打击贪官污吏，废除宫市、五坊小儿，以及减免民间欠税和各种杂税。

而这些改革势必会破坏宦官集团的既得利益。所以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联合神策军暗中策划宫廷政变，再由韦皋等人趁机上表，胁迫顺宗禅让。顺宗久病失语，再加上遭到了宦官与藩镇联手的反抗，所以被迫禅让于唐宪宗。而宦官得势了之后，王叔文等人遭到了贬逐，王叔文被赐死，而柳宗元他们八个人则被贬到了外地去当司马。我们知道柳宗元被贬到了柳州，文学史上有时候把柳宗元称为柳柳州，就是因为他在柳州担任过柳州司马。而二王和这八个司马合起来，就是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

二王八司马事件体现了朝臣与宦官之间的斗争。但是在宦官与藩镇联手的反抗和反弹之下，这场改革很快就宣告失败。而后来继位的唐宪宗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是最后也死于宦官之手。晚年的唐宪宗服用丹药导致重金属中毒，重金属中毒带来的一个症状就是脾气起伏不定，喜怒无常。当时伺候他的是陈弘志等人，由于受不了唐宪宗对他的责罚打骂，陈弘志最后杀害了唐宪宗。他杀害唐宪宗之后，其他的宦官又把他给诛杀了，而且王守澄、梁守谦等宦官还借此夺取了大权，拥立了唐穆宗。我这里顺便说一句，历史上不止一位唐朝的皇帝死于宦官之手，可是为什么这不能引起其他皇帝对于宦官的警觉呢？原因是皇帝们的思维模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会从整体上去否定整个宦官专权，而只会把这个视之为偶然事件，或者是这个皇帝本身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比方说如果唐宪宗不服丹药，脾气不那样暴戾无常，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皇帝不会对整个宦官集团持否定的态度，只会认为某些宦官是不好的，或者是某位皇帝做得不对。

其实，历史上死于丹药的人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唐太宗不也是死于丹药吗？为什么皇帝还是矢志不渝地吃丹药？原因很简单，他们不从总体上去否定丹药的价值，而是认为服用丹药的方式不对。

韩愈也是这样的人。韩愈写过文章专门抨击服丹药这种行为，他说我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吃丹药死的，丹药这个东西只能杀人，不能救人。他是有这样的认识的，但是你以为韩愈就不碰丹药了吗？不是。韩愈到了晚年也开始吃丹药，而且他的心理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皇帝们对宦官的心理是一样的。他不否定丹药本身，而是认为那些吃丹药死的人是因为服用方式不对。因此韩愈吃丹药的方式是不直接服用，他把丹药用来喂鸡，然后他吃鸡肉。我们知道重金属会残留在鸡肉里边，结果他还是因为重金属中毒而死，所以后人写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说的就是这件事。韩愈这个心理和皇帝们对宦官的心理，背后的思维模式如出一辙。

唐朝后期，皇帝与宦官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皇帝被宦官杀害，另一方面很多皇帝又是被宦官拥立的。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都是被宦官拥立的。可见唐朝后期的皇帝必须有宦官的扶持，才能够当上这个皇帝。

后来又发生了一个著名事件——甘露之变。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甘于接受宦官的专政，唐文宗就不愿意接受。唐文宗本人也是宦官拥立的，但是他上台之后，矢志不渝地想铲除宦官专政的现象。太和四年(830)的时候，他曾经委任宋申锡为宰相，试图让他去主持消灭宦官的事务，但是这件事情遭到了宦官先发制人的反击。宦官污蔑宋申锡谋反，最后唐文宗无奈把宋申锡贬官到外地去了。到了太和八年(834)，宦官王守澄将李训、郑注两个人引荐给了唐文宗，而唐文宗任命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别看李训和郑注是宦官推荐给皇帝的，但这两个人在对待宦官的问题上态度与皇帝是一致的，他们也想铲除宦官。

于是唐文宗、李训、郑注就联合起来密谋如何铲除宦官，他们最后定下来的策略是这样：李训主内、郑注主外。郑注在凤翔担任节度使，在那儿积攒兵力作为外援，而李训则准备发动宫廷政变，联合金吾大将军韩约等人刺杀宦官。唐文宗对这一切当然知情，而且非常支持。在太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开始动手了，他让金吾大将军韩约给皇帝奏称，左金吾仗院内有一棵石榴树上面降了甘露，大家要知道，降甘露在唐代是作为祥瑞来对待的。

皇帝听了之后假意欣喜，然后让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人去左金吾仗院内视察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甘露。仇士良、鱼志弘等人当然对此没有任何戒备，他们就来到了大明宫的左金吾仗院内，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中层干部的重要性了，负责具体执行的人不行，你这个计划再完美也不行。问题就出在韩约的身上，韩约带着仇士良和鱼志弘等人进入左金吾仗院内的时候，越走越慌张，自己把自己给吓住了，仇士良、鱼志弘等人由此就产生了戒心。一进到院子里，仇士良等人四处一张望，竟然看到了伏兵!于是他们转过身来急忙往回跑，禁军就在后面追。结果这些宦官直奔含元殿，抓住皇上就往内廷跑。原因很简单，他们想跑入内廷，把内廷大门关上，然后召神策军过来保护自己。对于李训等人来说，当然不能让宦官把皇帝给劫持走，于是他们指挥着金吾卫的将士在后面追击，杀死宦官数十人。

宦官抓住了皇帝的一只手，双方展开了对皇帝的争夺。就在这时，仇士良站了出来，一拳将李训击倒在地。就趁着这一空当，这些宦官裹挟着唐文宗就进入了宣政门，然后把门关上，紧急召唤神策军入援。而李训一看大门关闭了，就知道大势已去，于是骑上马就逃了。神策军赶过来后，关起长安城的城门，开始搜查李训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李训、王涯、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都遭到了杀害，据说当时受牵累者众多，整个长安城可以称得上是一片血雨腥风。

而郑注这时正率领500个士兵奔赴长安，想作为外援，途中听到政变失败的消息，他无奈返回了凤翔。结果刚回到凤翔，监军宦官已经得到了政变的消息，将郑注给杀死了。这场屠杀规模之大，据说朝堂为之一空。

而宦官集团最后是怎么覆灭的呢？宦官集团主要是灭于朱温之手，这就联系到了前面我们所说的唐昭宗时期宦官、藩镇以及外朝大臣之间那种错综复杂、又有勾结又相互斗争的一种局面。宰相崔胤勾结的是朱温，宦官韩全诲等人勾结的是李茂贞，后来宦官拥着唐昭宗投奔了李茂贞。结果朱温到了关中西部后，围攻李茂贞，李茂贞被迫求和，而朱温接受讲和的条件就是让李茂贞交出皇帝和众多宦官。朱温随后对被俘的宦官展开了一场大屠杀。宦官专权就此也就宣告结束。宦官专权虽然结束了，但是唐朝距离它的灭亡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一言以蔽之，宦官专权贯穿了几乎整个唐朝历史的后半阶段，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和谐的插曲。但是这个不和谐的插曲之所以诞生，说白了还是皇权的需要。宦官势力能够坐大，与皇帝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宦官能够满足他私人的利益，同时也能够变成他与外朝对抗的一个工具。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把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反过来也能伤到他自己。不管怎么说，宦官专权在整个唐朝后期历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北宋建国之后，对宦官专权的警惕，应该说也是来自唐朝的教训。整个宋朝都没有明显的宦官专权的迹象，这是对历史教训的吸取。

21 长安的没落：从此不再是“都城”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长安是十三朝古都，但是唐朝灭亡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王朝定都长安了。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也不是唐朝之后的人不想定都长安。比方说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经派出了自己的太子朱标到长安去视察。因为当时有人建议他说，天下最适合定都的就四个地方，一个是河东，一个是汴梁，一个是洛阳，还有一个就是关中。提建议的人还说，这四个里面最适合定都的就是关中，于是朱元璋派出了朱标进行视察，朱标回去之后给他献了陕西地图。但是过了没多久，由于鞍马劳顿，朱标得病去世了，而这件事也就被搁置了。朱标还一直在病榻上跟自己的父亲商讨定都之事，可是这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其实要我说，即便朱标不死，明朝的都城也不大可能定到西安(长安)去。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长安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首都的条件了。

要探讨长安为什么丧失了做首都的条件，我们首先得明确一点，原先是什么条件促使长安成为首都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方面，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在《史记》当中把它称赞为天府之地。历史上被叫为天府之国的地方一共有八个，而陕西关中是第一个。

二是陕西关中的这个地理形势之有利，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险固之地。按照《史记》的说法，就是“四塞以为固”，因为它四面都有天险，是一个巨型的盆地。北边是黄河以及陕北高原；东边在汉代的时候虽还没有潼关，但是有函谷关，函谷关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南边是巍峨的秦岭；西边有陇山这样的天险，而且还有一系列的关隘。长安位居其中，战略上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地位。所以刘邦当年在垓下之战中击败了项羽之后，本来准备定都洛阳的，但是遭到了娄敬以及张良的劝阻。娄敬提出的理由是，“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险固之地，从战略安全这个角度来说，也应该选择定都长安。如果形势有利，就出去打；如果形势不利，就退回来坚守。而且刘邦那个年代，刘邦与韩信、彭越等这些战略盟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还很微妙。对于刘邦来说，仅仅消灭一个项羽是不够的，他还要为未来的斗争做好准备，所以刘邦选择在关中建立自己的首都，他在渭水南岸建了长安城。

当年长安成为首都，主要是上面这两方面的原因。可是这两大因素，到了唐朝时期，都遭到了破坏。经济方面，长安当首都的时间也许有点太长了，在古代的生产力条件下，周边的环境也很难再达到维持一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存在的标准。随着人口的增加，长安对环境的压力日渐增大，一方面，是粮食的短缺；另一方面，是燃料的短缺。后者尤其致命，我提醒大家注意，燃料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人虽然自先秦时代就开始使用煤炭，汉代我们也在河南发现过冶铁的遗址，其中有使用煤炭的痕迹，唐代当然也有，但是煤炭的普及程度始终不高，木柴仍然是主流。包括平常的烹饪、取暖，乃至砖窑、手工业生产，都大量使用木炭、木柴，这就造成了对自然环境过度的索取。

再加上到了唐朝的后期，整个气候环境转向寒冷，寒冷期的到来使得我们的降水线南移，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关中地区的干旱。另外隋唐时期的人们处理生活污水的方式是采用渗井向地下排水，北方城市尤其如此，因为北方不像南方城市，有那么多的自然河道可以利用，结果又造成了城市地下水的污染。几大因素综合作用，就使得自然环境，尤其是植被环境受到了破坏，地下水遭到了污染。

而植被环境遭到破坏，又带来了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又带来了粮食的减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后来植被破坏到了何等地步呢？先不说唐晚期那个寒冷期的到来，即便是唐德宗时期，气候条件尚可的情况下，植被的破坏也已经十分严重了。在唐德宗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司在同州(同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东部、关中东部这一带)发现一个山谷里边有上千根大木头，于是举朝欢庆。原来在关中地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采伐到这种堪作大型建材的巨木了。偶然在一个山谷里有了发现，大家可以说是欢欣鼓舞。

从人们这样的反应，能够看出，在唐德宗时期，环境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而且老百姓是求方便、求便宜的。别说唐代，即便到了宋朝以后，煤炭虽然在燃料结构当中所占比重甚大，但普通老百姓该烧木柴还是要烧木柴的。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现代化矿井，能够产出这么多煤炭来，当时的煤炭还有产地的限制。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清末民初的那些照片当中，每逢照片当中出现山地的时候，往往是光秃秃的。其实中国植被的改善是最近这几十年来才开始的。而汉唐时如果有照相机的话，比方说唐德宗时期到长安拍一下，我们大概也能看到“童山濯濯”这样的景象。

在经济方面，环境的破坏带来的是粮食的减产，而经济地位的下降也是长安最后不能成为首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必须指出，此时东南地区也开始崛起了。我们在讲隋炀帝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经率先敏感地意识到，南方经济的开发必然后来居上。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隋唐这个时代已经悄然开始了，到了唐朝后期就越来越明显了。在隋代以及唐朝前期，说实话，北方论粮食产量与南方还没有什么天壤之别。要说北方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就体现在北方经常遭受一些干旱的打击，而南朝相对来说水资源比较丰富。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南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可能比北方要强一些。从当时各种统计数据来看，北方的粮食产量总体上与南方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到了隋唐时期，出现了关中地区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关中地区粮食不够吃，不是说关中的农业生产退步了，而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毕竟长安城是一个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古代的生产力很难供养这样的城市。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于是就接二连三地出现皇帝带着百官和后宫，前往洛阳去吃粮。因为洛阳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可以更方便地获得从华北以及南方运来的粮食。这个事件有一个雅称叫作“天子就食”，说白了就是高级讨饭。隋文帝、唐高宗时期都出现过这样的事儿，唐玄宗时期也不例外。

于是唐玄宗时期出现了一个政策——和籴政策，就是由政府出资来收购关内诸道老百姓手里边的余粮，然后把它储备起来。由于官府是用市场价来收购这些粮食的，所以老百姓乐于交易。比方说天宝八年(749)，长安附近就通过和籴获得了50余万石粮食，这些粮食基本上够吃了。因此从开元后期开始，唐玄宗就不用再去洛阳“天子就食”了，可见这个时候长安的地位还算相对稳固。但是这种地位的稳固是无法持续的，北方的农业生产仍然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这是其一。何况，还有更要命的一点，也就是战乱。外族的入侵一般是从北方来的，安史之乱也是如此。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安史之乱一打就是八年，而基本上没有波及南方。北方原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但是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之下，可以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方的财富和粮食就变得日渐重要。第五琦曾经说过“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另外韩愈也曾经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他说当时中央财政的收入江南占了十分之九；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把江淮的财富称之为国命之所在；唐宪宗自己也说过，军国费用取自江淮，所以江淮的财富成了唐朝后期立国的根本。没有江南的粮食和财富，唐中央政府可以说连一天都支持不下去。至此，经济重心已经开始朝南方转移了。而经济重心的转移势必带来政治中心的转移，倒不见得说经济重心到哪儿，政治中心就必然到哪儿，但是一定会有影响。

政治中心后来在五代以及宋朝转向了河南地区，这个并不是偶然。原因就在于河南地区当时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江南地区以及华北地区的财富，而长安却不容易。长安之所以不容易，还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问题，就是漕运的艰难。通过陆路运输粮食，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靠漕运。可是用漕运将粮食运到长安是非常艰难的，主要就是三门峡的这个“肠梗阻”，这个“肠梗阻”造成了整个运输体系效率的低下。而唐朝为了维持长安的地位，曾经做出过许许多多的努力，比如漕运的改革，比如辗转运输制度的发明，比如变造清货，还有刚才提到的唐玄宗的和籴政策，等等。这些都是为了缓解漕运的压力，或者改善漕运的条件，这样做当然也会有一定的效果，可是诸位读者朋友想到一个问题没有，这样做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唐朝灭亡以后的君主对长安本来就没有这么深的感情，为什么非得付出这么大代价来维持长安的地位呢？既然别的地方可以取而代之，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长安最后不堪重负，终于支撑不下去了。

除了经济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战略地理问题。自古以来，定都的地点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战略方向来选择。要么是受威胁的方向在哪里，中央就在哪里镇守，也让各种资源向那个地方倾斜，有利于那个地方的防御；要么就是将首都定在政权起家的大本营；还有一个就是在战争当中，随着形势的发展产生的需要。

在唐末藩镇争霸的战斗当中，以及后来五代时期，长安在战略方面地位日渐下降。比方说五代时期，朱温在凤翔地区击败了李茂贞之后，劫持了唐昭宗，然后把唐昭宗带往洛阳。而他自己的大本营在汴梁，大家知道洛阳、汴梁都在河南的中部，相距并不遥远。

他把唐昭宗带到洛阳，是因为洛阳原本就是唐朝的东都，又靠近自己的大本营汴梁，以便控制住唐昭宗。而且临走的时候，朱温对长安城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不仅把长安城的百姓迁往洛阳，而且还把长安城加以毁弃。他把长安的宫城、宫殿拆毁，然后，将大型的木件都投入渭河里，由渭河将之冲到黄河里边，然后他再派人在洛阳以北的黄河河面上，驾着船去拦截那些木料。为的就是用它们来建洛阳的宫殿。从这点上来说，又能印证我们前面那个说法，也就是那时候找大木头已经比较困难了，所以他要废物利用，利用长安城的这些旧木料来建洛阳的新宫殿。长安城就此一蹶不振，地位一落千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在那儿建都了。

而且到了开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07年，朱温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当时天下的形势是，朱温的主要势力范围集中在河南地区，在中原，而当时与他敌对的或者说起码未表示归顺的，主要有河东地区李克用的政权、关中西部李茂贞的秦岐政权、四川地区王建的蜀政权，以及淮南地区杨渥的政权。而对于后梁来说，这几大势力当中威胁较大的势力是河东地区的李克用以及关中西部的李茂贞，这两个方向是当时后梁主要用力的方向。除此之外，淮南地区的杨渥也是一个尚未归顺的政权。而原本威胁比较大的李茂贞通过凤翔攻守战之后，势力已经不足以威胁到朱温政权的安全了。蜀地的王健更是不足为虑。巴蜀地区虽然地势险要，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言，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这个地方毕竟地势不够开阔，人口也不够多，所以这地方有个特点，就是自保绰绰有余，但是往外经略天下，恐怕单以此地为基地还是比较困难，当年的诸葛丞相就是这样失败的。所以王建的政权也无法对后梁的政权构成什么威胁。

那么对于朱温来说，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晋争霸。又要思考如何对付河北地区的其他势力，同时能够压制住淮南的杨渥这个方向。所以朱温把首都定在自己的大本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别无选择。一方面这里是自己的大本营，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隔绝李克用的势力与淮南势力。

也正因为这样，朱温建立政权的时候，除了将河中府交给了自己的养子朱友谦，其余滑州、汴州、郓州等地都由他亲自来控制，然后他又以汴州为开封府，作为自己的东都，也就是事实上的首都。从他这个时代开始，河南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就基本上确立下来了。就这样，政治中心完成了东移的过程。而且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经济重心这阵儿已经开始南移了。经济中心的南移和政治重心的东移都决定了长安再也不可能成为首都。

22 “近世”的开启：贵族政治的终结与官僚政治的登场

我下面要对隋唐300年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隋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陈寅恪先生指出过这一点，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也涉及这一点。唐宋变革论的倡导者内藤湖南，就认为唐代开启了中国所谓的“近世”。他指出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贵族政治的衰退和独裁的兴起。他认为唐朝尤其是唐朝后期的历史，基本上开启了宋朝以后历史的新样态。

他说：“贵族失势的结果使得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再也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要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就再也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它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过的，贵族政治走向了终结，由官僚政治取而代之。不仅如此，内藤湖南还认为人民的地位，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他说：“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利，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在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如奴隶一般，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了解放。”

内藤湖南还指出，贵族阶级被消灭了之后，君主与人民之间再也不隔着一个贵族阶级了，君主与人民直接相对，这也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才有的事情。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缴纳地租、服力役、提供生产成果。唐朝中期以后，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当中得到了自由解放。讲到宋代，他对王安石变法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经过王安石的新法之后，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

内藤湖南还说，唐朝朝廷群臣之间有党争，宋朝也有党争，但两朝的党争性质不一样。唐代的朋党以贵族为主，专注于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他的意思是说，唐朝的党争是以身份为界限、以身份为区别进行斗争；而宋代的朋党之争则是以不同的政治主张为界限、为标志而进行斗争。此外，他认为经济也有很大的变化，唐宋之交是实物经济的结束，货币经济的开始。

内藤湖南甚至把“唐宋变革论”直接引向了文学艺术这个层面上。他说首先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经学由原来的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他认为这是学术平民化的一种体现。还有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转为形式比较自由的散文体，诗、词、曲、音乐等各个方面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由发挥。他把这称之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和艺术。内藤湖南的这些观点，见仁见智，其中有些我也不见得完全赞同，但是他指出的平民化色彩的确是存在的。唐朝的社会性质是贵族化色彩和平民化色彩并存，但是到了宋朝，可以说贵族化色彩已经荡然无存了。从宋朝开始，只有贵人而无贵族了。平民化的色彩毫无疑问占据了上风。

另外，在唐宋时期，知识分子整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都出现了改变。在这里我推荐包弼德所写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这本书，他在其中提出这种政治和社会的整体转型就是从唐朝开始的。他部分同意了唐宋变革论的看法，指出这种转型在北宋逐渐完成，豪门大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受到了打击，而地方上普通士族阶层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而且到了这个阶段，家族世袭的职官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而士人阶层要通过科举才能够踏入仕途。他认为到了11世纪末，通过两种传统的途径，也就是门第与职官来维持其身份也已经不可能了。

士人阶层如果想维持自己的社会上层地位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为学”，就是通过自己的学问。无论是参加科举来当官，还是维持当官之后的社会名望，都要通过“学”。而且学的过程当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宋朝的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入世、奋发有为的精神。原因就是宋朝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即所谓祖宗之法。宋朝延续了唐朝中后期以来，文人对武人的那种敌视和压制。扬文而抑武，对知识分子特别重视。宋朝一方面是不杀文人，另一方面就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大有一种与皇权共治天下的责任担当精神，皇帝也比较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所以这些知识分子特别奋发有为。我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宋朝的这些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比起唐朝官员来说，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的来源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了，绝大多数都是靠着科举上来的，都是以文学、学问为自己的立身之根本，与唐代那种多来源的官僚队伍已经有所区别。

随着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不断地向南方转移，到了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彻底转移到了南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在整个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北方领先南方长达4000年，而到了最近1000年南方才后来居上，而这个趋势也是从隋唐阶段开始的。文化重心毫无疑问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我们前面在提到唐代文学的时候，就曾经说到过这个现象：在隋唐，尤其是隋唐历史的前半阶段，北方的才子，从人数上来说对南方还是构成了绝对优势；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以后，一直到宋代，南方的文化名人，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诞生，数量后来居上。到了明清时期，甚至占据了绝对优势，南方地区到了明清时期能出现一个村出三位状元的情况，而这在北方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种在科举上的地位悬殊，体现出的就是文化地位的悬殊。因为政治中心有时候不见得跟着经济中心走，但是文化中心总是能跟着经济中心进行转移的。

我们前面提到过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现象，这对五代和宋朝的历史构成了极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军人政治的崛起，以及统治者对这种现象的警觉，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就不多说了。在唐朝藩镇割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五代政权，又对宋朝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代政权当中，应该说后唐的建立是一条分界线。后唐之前的后梁只是唐代藩镇政权的一个延续，是藩镇政权的一个扩大版。而后唐有一些跟后梁不一样的历史特点。它的政权组织形式当中有一个显著特点——胡汉结合。我们知道后唐的建立者是沙陀族出身。另外，对于后唐的君权来说，它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藩镇，而是来自身边的禁军。基本上可以说，禁军对皇帝的影响，就是唐后期藩镇牙兵牙将对节度使影响的扩大。从后唐时期开始，禁军势力逐渐发展成了左右政局的主导型力量。

于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的那个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了，“杯酒释兵权”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是不是以这么戏剧化的形式进行的，史学界对此是有争论的，但是夺权是确凿无误存在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赵匡胤劝这些大将时，说了这么一番话：“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大家请注意，唐朝后期影响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的是藩镇，而这时宋朝为了集权，搞了这个“杯酒释兵权”的事件，而此时，赵匡胤却说，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当个节度使，出守大藩呢？可见在赵匡胤的眼里，对他构成威胁的是禁军的兵权，而不是节度使。

为什么？因为经过唐朝末年的大洗牌和后来五代历代政权的打击，节度使对中央政权来说，已经不那么具有威胁性，相反禁军的问题变得很突出。范学辉先生写的《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里提到，“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宋初新贵集团取代后周旧臣的重要举措。因为宋太祖赵匡胤与柴荣留下来的那些后周大将之间是战友关系，你不要看他们关系比较亲密，再亲密也不是自己人。而宋太祖与自己的亲兵卫士们之间是养与被养的关系，带有强烈人的身依附色彩。换句话说，亲兵卫士是自己的嫡系部下，相当于他的私人奴仆。“杯酒释兵权”说白了就是从战友们手里边把兵权夺过来，交给自己亲近的嫡系部下。他用这种方式，尽可能消除禁军对自己的威胁，这才是“杯酒释兵权”的主要目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五代时期，各代政权的中央体制其实就是唐代藩镇体制的延续与扩大。比方说周藤吉之曾经说，五代的天子大多都是节度使出身，所以他们的中央机构多采取节度使体制，节度使支配体制是五代基本的政治结构。到了宋代，武人的支配体制解体，依靠文官的政治机构建立起来。节度使的支配形态仍有残存，但其内容逐渐变质。也就是说五代时期的政权，其实也是唐代藩镇的一个残存与延续。但是五代时期原属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中央与藩镇之间的矛盾，最后演变成了中央与禁军之间的矛盾。

这也就解释了宋朝建立后一系列的改革指向。其根本目的当然仍然是巩固自己的权威、巩固皇权，但是主要是针对禁军的掌控权。赵匡胤要用那些威望较低的将领、自己的私人奴仆来取代原有的禁军将领，然后建立所谓的三衙制度，把调兵权转给枢密院。从文化上，他也打压武人集团，目的是消除晚唐以来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现象，但是结果就是禁军的战斗力十分低下。也就是说，宋朝为完善中央集权、巩固君主权威，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唐朝的300年，也是一个大帝国的30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宋朝已经无法再复制唐朝这样的一个帝国模式了。唐朝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它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治下多民族共存、多种文化共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起码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有着足够强大的实力维持整个东亚的国际秩序，享有崇高的国标地位。唐太宗的那个“天可汗”不是白来的，真正是唐朝国际地位的一种体现。可是安史之乱造成了这种地位的下降乃至瓦解。

到了宋代，严于夷夏之防的宋王朝与周边多个异族政权是一种平等相处的关系，有时候甚至还位居人家之下，而且民族关系相对来说也比较单一，宋朝的武力相对来说也不够强大。因此宋朝已经不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成分相对单一的政权。

唐朝300年中，中国可以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继承了古典时代的很多传统，又开创了宋朝以来很多新的历史形态。没有唐朝这300年，很多历史现象我们是无法得到圆满解释的。这大概也是唐朝历史的魅力所在。

[1] 公元280年，西晋灭孙吴。

[2] “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编制的名称，到魏晋南北朝时指家兵、私兵。

[3] 王导，东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历仕晋元帝、明帝和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

[4] “庄田制”是由南朝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土地制度，含义从由地主占有的土地，逐渐转变为由皇帝或朝廷颁赐给公卿贵族的私人土地或田产，也称别墅、庄园、别业、山庄等。

[5] 唐德宗年间开始实施，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

[6] 唐朝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推行的赋役制度。

[7] 唐时实行两税法时，称按钱折价交纳粟帛为“折纳”。

[8] “钱重物轻”是主要发生于中晚唐时期的经济问题，指两种货币比价发生波动，铜钱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所引起的现象。

[9] 北魏冯太后，即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献文帝拓跋弘的嫡母，孝文帝元宏(拓跋宏)的嫡祖母，主要事迹包括临朝辅政、诛杀乙浑、太和改制等。

[10] 包括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扶风县和眉县的一部分。

[11] 丰镐，即丰京和镐京的合称，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12] 见《皮子文薮·汴河铭》，“涿郡”即今北京，“江都”即今扬州。

[13] 汉魏洛阳位于今洛阳城东15公里处，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在今洛阳城区兴建东都，故城从此败落。

[14] 即北魏前期的都城，位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15] 隶户是南北朝时期的一种贱民阶层，也被称为“杂户”。

[16] “部曲”即私人武装，“佃客”是租地主家的地来耕种的佃农，他们和地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平时给地主种地，战时则跟地主上战场。

[17] 中国北方古代民族的名称，南北朝时自称“库莫奚”﹐隋唐时期简称为“奚”。

[18]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

[19] 唐代官员，进士出身的称清流，多做朝官，明经等其他科考出身的称浊流，也有做朝官的；清流和浊流统称为‘流内’。而通过别的途径当官的称‘流外’；有一定才学而无法出仕的就是今天相沿成习后所说的不入流。在官场上，清流看不起浊流；流内看不起流外。

[20] 一般指唐代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

[21] 即《昭明文选》，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

[22] 也称“五姓七望”，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今河北安平县、深县、饶阳、安国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县)、范阳卢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带)、荥阳郑氏(今河南省)、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所以称之为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家。

[23] 唐朝的科举制度只是取得出身，并不授予官职。授官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铨选，即从现有官吏或是取得身份后的人群中选拔任命。

[24] 客户，指以佃食为生、不入国家户槽的私家佃农，或者脱离私家羁绊而不入国家户籍的客籍之户，或者归入国家户籍，因不堪繁重赋役再度脱离国家羁绊的客籍之户。——编者注

[25] 指冀王朱滔、魏王田悦、赵王王武俊、齐王李纳。

第五章 宋朝：现代的“拂晓时辰”(公元960—1279年)

吴钩

知名宋史研究者

专栏作家

宋代社会生活史专家

01 宋朝：近代化的启幕

让我们来做一道非常简单的历史科目试题，你读中学时可能做过。请听题——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在什么时间？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打开了中国大门，他们既是‘强盗’，也是‘先生’，他们侵略中国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才有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

历史教科书还告诉我们，在晚明时候，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意思？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早期近代化”“近代化开端”的意思。

而在日本与欧美汉学界，许多学者则相信，早在宋代，中国历史已出现了近代化转型。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历史学界有两大经典假说，一个是前面说到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另一个是“唐宋变革论”。这个“唐宋变革论”讲的又是什么？简单地说，持这一论点的历史研究者认为，中国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将唐代与宋代划分成两个时代，唐朝属于中世纪，而宋代则是近代的开始。

日本、欧美汉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是这么认为的。日本有个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叫作宫崎市定，他说：“宋代社会已经表现出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换句话说，原来“资本主义萌芽”这棵“芽”，不是在晚明“萌”出来的，早在宋代就“萌芽”了。

法国也有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中文名叫白乐日，他曾经发起一个庞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宣布要研究宋代是如何比西方更早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的。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美国华人学者黄仁宇，甚至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纸币、航海用的指南针、利用水力带动的纺织机器，全都在宋朝出现了。如果前面这些历史研究者说得都有道理，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国家的近代化怎么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如何理解这三个近代化开端的时间冲突？

我觉得，认同“宋代开始近代化”的学者，可能只注意到“唐宋变革”，而忽略了后面还有一个“宋元变局”。13世纪，元朝先后灭掉金国、南宋，统一大江南北。这一次改朝换代，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事关重大，因为意味着宋朝制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

宋元易代发生的制度断裂，主要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宋朝人认为，君臣是一种公共关系，皇帝与大臣各有职守，各有职权，皇帝再大，也不能侵占大臣的职权。但是在元朝，君臣关系变成了主奴关系，臣成为君的奴仆，大臣哪怕贵为宰相，也要入宫服役，伺候皇上。

第二个例子，由于君臣关系变成了主奴关系，皇帝对大臣当然可以随便处置。想打屁股就拖下去打屁股，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没什么不可以的，这就是“廷杖”。

第三个例子，宋代实行募兵制，入伍当兵基于自愿，而不是强制，国民基本上已不用服兵役，而且当兵还有工资领。元朝则是将一部分家庭划为军户，这些家庭必须出成年男丁到军队服役，如果父亲不幸死了，儿子就替补上去。世世代代都是军户，都要服役。

第四个例子，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夜禁制度，入夜即禁止居民上街溜达。有不少朋友很向往大唐，想穿越回去，我要提醒他们：如果你是夜猫子，习惯晚上出来逛街、喝酒，那就别穿越到唐朝了。要穿越的话，也应该穿越到宋朝，因为宋朝时，宵禁制开始松懈、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和24小时营业的商店。但是，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不准居民逛大街、摆宴席、点灯。

宋元之际发生的变局，当然不仅是这些，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总而言之，元朝建立的制度，与“唐宋变革”以来的宋朝制度之间，发生了一种断裂。元朝的制度主要继承自金国、辽国、草原部族的旧制，以及唐朝的一部分制度。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元朝会将一部分人口——比如从战争中掠夺来的或犯下罪行的人口——罚为奴隶，赏赐给贵族。这些奴隶的子孙后代，也将是奴隶，世世代代都是奴隶。这样的做法，不但元朝有，金国有，辽国有，唐朝也有，但宋朝是没有的。

而元朝之后的明朝也会将一部分人口罚为奴隶。事实上，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制度遗产，比如当众打大臣屁股的廷杖制度，将一部分家庭划为军户的制度，晚上不准市民上街溜达的制度，出一趟远门要申请通行证的制度，等等。

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朱元璋建立的体制甚至比元朝的还要落后，比如说，元朝的海外贸易还是延续宋朝制度，中国商人可以出海贸易，外国人也可以来中国做生意，而朱元璋却实行非常严厉的海禁，禁止中国商民出海。同时，外国人要来做生意，必须以朝贡的名义，带上你们国王上表称臣的“贡表”，按天朝规定的时间来，否则就别来了。

朱元璋对市场、商业、金融都不感兴趣。他建立的王朝，好像也不需要发达的商品经济，因为政府的税收主要靠农业税，而且税率很低，只有5%左右，税收的总额也不多，大约是宋朝的三分之一。这点税够不够用？够，因为明王朝给官员发的薪水比较低，七品县令的月薪是7.5石大米，大约1000多斤的样子；衙门的公办用品，比如桌椅、笔墨、纸张，都向民间无偿征收；国家要修个城墙、建个水利工程什么的，也是征用劳务，不用发薪酬。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制度之下，是不可能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明王朝用了一两百年的时间，摆脱掉朱元璋定下来的制度，才有了晚明的商业繁华。但这个时候，距离明王朝灭亡已经不远了。

清兵入关，清承明制，实行的制度大体还是朱元璋的那一套。1793年，大清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通商请求。这不奇怪，因为乾隆皇帝跟朱元璋一样，都是眼光短浅的帝王。直到晚清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打进来，又摊上太平天国运动，在巨大的战争成本压力下，清政府才不得不将征税的重点转到商税、关税，开始兴办洋务，发展实业，重新拉开近代化转型的序幕。

之所以说“重新”，是因为类似的近代化早在宋代时就已经出现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在“唐宋变革”背景下，宋代所出现的近代化表现，以及“宋元变局”背景下，宋朝文明的失落。

02 宋朝的蹴鞠与相扑

说起相扑，大家都知道，那是日本的国技；而说起足球，大家也都知道，那是欧洲人的天下，以致欧洲杯比世界杯还要精彩。但在1000年前，这两项运动都是宋朝的全民运动，风靡天下，朝廷设有皇家足球队、皇家相扑手，民间也是经常摆开场子，一言不合就踢球、相扑。

相信大家都听过《水浒传》的故事，故事里有个坏人，叫作高俅，他就是一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当然，宋朝时候不叫“足球运动”，而是叫“蹴鞠”。按施耐庵《水浒传》的讲述，高俅的名字便来自足球：原来，京师人见高俅踢得一脚好球，便叫他“高毬”，这个“毬”是“球”字的最早写法；后来高俅发迹，觉得“毛求”不好听，便改为“高俅”。高俅能够发迹，也跟足球有关，因为他球踢得好，所以得到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的赏识。

除了擅长踢足球，高俅还会相扑——对，就是现在日本的国技相扑。《水浒传》有个情节，高俅领兵征梁山泊时，被擒上山，不过，因为宋江想着受招安，不敢为难他，反而大酒大肉伺候。宴会上，高俅喝醉了，吹牛说：“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第一。”梁山泊的二把手卢俊义也喝醉了，听了高太尉的大话，不服气，便指着燕青说：“我这个小兄弟，也会相扑，也是天下第一。”高俅一听，站起身就要跟燕青较量较量。结果刚一交手，高俅便被燕青扳倒在地，输了这场较量。当然，我们不能说高俅牛皮吹破，毕竟他喝醉了酒，而且年纪又大，力量与灵敏度肯定都不如年轻的燕青。

历史上高俅确有其人，原是苏东坡的书童，后来苏东坡将他推荐给好朋友、驸马王诜，因此有了机会结识端王。发迹后，对苏家一直挺感恩的。他也确实擅长踢足球，至于相扑技术是不是也很厉害，我倒没有考证。不过，这里讲这个故事，并不是想讨论高俅这个人踢球与相扑的水平如何，而是想说，像高俅这样喜欢蹴鞠、相扑的人，在宋朝是非常常见的。

有人说，现代足球的起源就是中国的蹴鞠，中国蹴鞠的鼎盛期就是宋代。不过，我并不同意说宋朝的蹴鞠与现代足球是同一回事，虽然都是踢球，但踢法还是不同的，比如现代足球的球门设在球场的两端，双方球员有直接的交锋与对抗，宋朝蹴鞠的球门立在球场的中间，将比赛的双方隔在两边，双方球员没有直接的接触与交锋，对抗性差很多。

不过，宋朝蹴鞠的制度却与现代足球很接近，比如宋朝出现了类似于足球俱乐部的组织，还出现了类似全国超级联赛的比赛。

宋朝人的足球俱乐部，叫作齐云社，也叫圆社。有个美国人说，世界是平的；宋朝的齐云社则说，天下是圆的。什么意思？齐云社意思是说，这里不分贵贱，小伙伴们平等踢球。高俅第一次见到端王时，端王邀请他下场踢球，高俅不敢，说他身份卑微，怎么敢陪亲王踢球。端王说，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无妨。

齐云社制定有社规，比如其中“十戒”：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戒猖狂，戒词讼，戒轻薄，戒酒色。

齐云社也会组织全国性的蹴鞠邀请赛，叫作“山岳正赛”，类似于今日的“足球超级联赛”；参赛的球队需要缴纳一定费用，叫作“香金”；最后胜出者可获得奖金与锦旗，叫作“球彩”。

跟蹴鞠一样，宋朝的相扑也有自己的俱乐部、全国性的比赛。宋朝的民间结社是相当自由的，喜欢踢球的可以参加“齐云社”，喜欢文身的可以参加“锦体社”，连妓女们都可以成立一个“翠锦社”，相扑爱好者参加的社团，叫作“相扑社”。

相扑社，甚至官府，还会举办全国性的相扑大赛，叫作“露台争交”。南宋时，杭州的护国寺有一个大露台，就是设来举办相扑锦标赛的，登台竞技的相扑手来自各个州郡，都是各地选拔出来的好手，夺冠者可得到奖金、奖杯、锦旗。

宋朝的每一个城市，差不多都建有一处或几处市民娱乐中心，叫作“瓦舍勾栏”。瓦舍里面，每天都有商业性的相扑表演。那些靠商业比赛、商业表演吃饭的职业相扑手，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号。《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宋人笔记中，都收录有南宋后期杭州明星相扑手的名单，名单上有以下这些名字：武当山、撞倒山、韩铜柱、曹铁拳、宋金刚、王急快……光听名字，你应该就能脑补出这些相扑手的厉害模样来。

更有意思的是，宋朝瓦舍中，还经常有女相扑表演。男相扑与女相扑，哪一种更有噱头，更能吸引眼球？以一般市民的趣味，当然是女相扑了。所以，瓦舍里，那些收费的商业性相扑表演赛，通常都会以香艳的女相扑热场，招徕观众入场，然后才是男相扑手的正式竞技。女相扑手中，也出现了一批名号响亮的明星，她们的名字也被《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收录进去。

说到女相扑，宋朝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年元宵节，按照惯例，宋仁宗登上宣德门城楼，观看楼下的“元宵联欢晚会”，与民同乐。晚会上表演的节目包括女相扑，女相扑手着装清凉，表演场面火爆。当时担任谏官的司马光很是看不惯，向宋仁宗上了一份奏表，委婉地批评了皇帝。司马光说，宣德门这么严肃的场合，怎么可以用来表演女相扑，成何体统？请皇上下旨，今后妇女不准在街市上相扑。

不过，朝廷显然没有禁止女相扑，因为宋朝的瓦舍里，天天都有商业性的女相扑表演。我还看过一份南宋的宫廷宴会节目单，上面居然也有女相扑。

其实，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并不是相扑或者蹴鞠本身，而是这两项运动所反映出来的宋朝社会面貌。我想，只有一个富足、繁华、制度宽松的社会，市民才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足球、玩相扑，成立齐云社、相扑社，举办全国性大赛，观赏女相扑表演。

宋朝之后，不管是蹴鞠还是相扑，都逐渐衰落了，至于女相扑，更是难觅其踪。为什么会这样？这跟官府的禁制有关。

元朝禁止民间练习相扑之技，敢私自学相扑的，抓起来打板子77下。至元二十一年(1284)，福建行省向中书省打了一个报告说，近年来，各地都有奸民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他们练习相扑，甚至掏钱请老师来教，长此以往，必定是民风剽悍，那还了得？中书省接到报告后，很快做出批示：今后，凡发现有人拜师学习相扑，邻居有义务向官府举报，一旦查实，教相扑的、学相扑的，都要被决杖77下，拜师的钱物赏给举报者。邻居若知情不报，打板子67下。这一禁制下，你还敢玩相扑吗？

明王朝则禁止踢球。洪武二十二年(1389)，朱元璋发出一道榜文，严禁军人唱戏、下棋、踢足球，发现有唱戏的，割了舌头；下棋的，砍断手；踢足球的，砍断脚。这个禁令可以说是非常狠，非常严厉的。不要以为朱元璋只是说说而已，当时就有两名士兵因为玩蹴鞠，被剁掉右脚，全家发配云南充军。虽然这一禁令针对的是军人，但在剁脚的恫吓下，想踢足球的一般平民，估计也是心惊肉跳的。事实上，民间的蹴鞠也是被禁止的，天启年间，皇帝就亲自传旨，严禁民间举放烟花、踢球。皇帝都下圣旨不让踢球了，你还敢玩足球吗？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蹴鞠、相扑的没落是无关大局的小事，其实它反映了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宋朝的社会，相对而言管制宽松、生活富足，因此市民才可以自由自在踢球、相扑；而生活在元朝、明朝的市民，随着官府对社会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想玩玩足球与相扑，都不那么容易了。

03 宋朝人怎样逛公园

2018年夏天，我在北京出差，顺道去游了一天颐和园。大家知道，颐和园过去是清王朝的皇家园林，1928年才成为国家公园。我游颐和园，倒不是被那里的湖光山色与皇家建筑所吸引，而是想实地感受一下昔日皇家园林变成城市公园的历史感，亲身体验一下一个平头百姓置身于昔日皇家林苑的感觉。

那天游颐和园的市民很多，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看着游人走过十七孔桥，或在昆明湖泛舟，或登上万寿山，踏入昔日的皇家宫殿，恍惚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到宋朝，在东京开封府游览金明池。

为什么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因为金明池是北宋的皇家园林，里面也有一个像昆明湖一样的大池子，临水建有亭台楼阁。更重要的是，每年三月初一，宋朝政府都会开放金明池，放市民入内游览、观赏，而且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是一个多月。

开放期间，市民不但可以游览金明池的皇家建筑，还能观看到各种精彩的文娱表演，因为宋朝政府照例要在金明池上举行盛大的水上文娱会演，节目精彩、形式丰富，有水师演习、水上杂技、游泳比赛、跳水表演、赛龙舟，等等。水上会演停歇的时候，游人可以租赁游船游湖，就如颐和园的游客泛舟昆明湖。

金明池还准许商家在园内开设临时性的酒肆、茶坊、饭店、商铺、地摊、勾栏，以便游客走到哪里都有坐下来休息的地方，同时还可以吃吃吃，买买买，欣赏文娱节目。更有意思的是，金明池内还设有解库，相当于今天的银行营业点，大概是考虑到游客在吃吃吃、买买买的时候，身边带的现金很快就花光了，那么可以到解库贷款。服务真是周到啊!

不仅如此，金明池在开放期间，还允许游客“关扑”。“关扑”是宋朝词汇，换成现在的说法，就是博彩。皇家园林内居然可以博彩，天啊!而游客最兴奋的事，莫过于游玩一天，还能赢得不少“战利品”，如衣服、瓷器、茶叶、美酒、日用品之类，人们将这些“战利品”装在竹篮里，用一根竹竿挑着回家。

最令人兴奋的事我还未说，那就是三月二十日这天，宋朝皇帝照例会来金明池，观看水上会演，与民同乐。当然，皇帝是坐在临水宫殿上看演出，游人则在楼下观看，根本不用担心会清场。因此，皇帝驾临那一天，金明池的游人会特别多，比平日增加一倍。在金明池游玩的宋朝市民，还真说不定会偶遇皇上，一睹龙颜。

生活在其他王朝的市民可能不敢相信：皇家园林居然会向市民开放，市民居然可以在皇家园林内吃喝玩乐。想象中应该是严肃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的皇家宫殿内，居然任由游客博彩、喧哗，普通游客居然可以在园内与皇帝一起看演出。

我们拿清朝的颐和园对比一下。颐和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1)，原名叫清漪(yī)园，咸丰末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中叶，慈禧太后重建，更名为颐和园。不管这个园子叫清漪园，还是叫颐和园，都是皇室禁地，平头百姓想都别想入内参观。乾隆四十五年(1780)，有一个叫侯义工的平民，因为喝醉了酒，不辨方向，误入清漪园，结果被抓起来，发配黑龙江，赏给披甲人为奴。

清王朝的小民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进入颐和园游览的？说起来真是讽刺，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与光绪仓皇逃走，当年是庚子年，所以又叫“庚子事变”。颐和园也被洋人占领了，有一些市民便跟着洋人，入园参观。

“庚子事变”过后，清廷对洋人的态度出现180度大转变，极力讨好，多次邀请各国公使与他们的家眷来颐和园游览，还准许外国人申请入园参观。但是，本国的臣民还是不可以进入。

辛亥革命之后，末代皇帝退位，颐和园被列为皇室私产，归“小朝廷”所有。不过北洋政府有限开放了颐和园，允许市民申请游园，但每月只开放三次，以农历逢六之日为参观日，且每次参观只限10人，女性不准申请。之后，由于发给清室的经费不足，北洋政府又实行“购票游园”制，颐和园的入门券每张售大洋1元2角，园中的排云殿、南湖、谐趣园、玉泉山、游船另行收费。当时的一块大洋，可以购买五六十斤大米，按购买力折算，差不多是现在两三百元。这个门票是很贵的。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颐和园才被划为国家公园。现在颐和园也收门票，联票是五六十元，不算贵。

今天我们游颐和园，如果留心，便会发现，颐和园内，昆明湖极大，万寿山的宫殿也挺气派，但道路、走廊却很窄小，游客稍多就显得十分拥挤。这是为何？因为乾隆造这个园子的时候，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有那么多人进来参观。他建造的是皇家禁苑，不是公园。

在历代王朝中，只有宋王朝将一部分皇家园林开放给市民游览，并确立为一项固定的制度。所以我们说，宋朝的一部分皇家园林，已经具有国家公园的性质。

但是，皇家园林毕竟位于京城，能到皇家园林游玩的市民，通常是京城的市民。京城之外的其他人呢？比如苏州人、杭州人、广州人，他们是否也有机会游览公园？

这涉及一个问题：宋朝城市是否出现了公园？许多朋友可能会说：宋朝怎么可能有公园呢？作为城市公共设施的公园，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晚清时才传入中国，上海租界的外滩公园是中国的第一个公园。外滩公园诞生之前，中国只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它们都不是共享的，而是独占的；它们都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

其实，这话说得太绝对。前面我们说过，宋朝的一部分皇家园林，并不封闭，而是定期向市民开放。宋朝的私家园林其实也有对外开放的惯例，每到春暖花开之时，很多私家园林都会打开大门，任由外人入内参观。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小词名《钗头凤》，这首词题写在什么地方？就是绍兴的沈园。当年陆游游沈园，遇到前妻唐琬，触景生情，写下这首忧伤的《钗头凤》。沈园就是一个私家园林，是一个姓沈的人家建造的，所以叫沈园。但是陆游、唐琬都可以到那里游赏，如果它是封闭的，大概就不会有《钗头凤》这首词问世了。

不过，私家园林毕竟不是公园，我也没有打算将宋朝的私家园林说成公园，宋朝另有名副其实的公园，宋朝人一般叫“郡圃”“州园”。郡是州郡，圃就是园圃，郡圃、州园就是州一级政府建设的园林。县一级政府也会建造园林，一般叫“县圃”。

不管是郡圃，还是县圃，都是当地政府筹集资金兴建的，属于地方政府所有并管理的公共园林，并不是私家园林。地方政府兴建园林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官员在工作之余，有一个放松身心的地方；二、给当地老百姓建造一个可以游玩的场所。因此，这些园林都是对公众开放的。

开放的形式也有两种：一、定期开放，通常是在每年的春天，春暖花开、景观最美的时候开放园林；二、长年开放，即一年四季都打开大门，任由公众游览。这样的园林，跟我们今天逛的公园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它就是公园，宋朝人的公园。

也许你会问：你说的宋朝公园，是不是只有个别地方才有？不是。按宋朝人的记载，每一个州城都有一个以上的公园，很多县城也建造了公园，甚至一些市镇都有公园。可以说，在宋朝，城市公园是一种普遍的公共设施。其实，“公园”这个词也不是晚清从日本传进来的，宋朝人已在使用这个词语了，而且含义就是指“公的园”。

为什么宋朝的地方政府热衷于建造公园？这跟宋朝人的施政观念有关，宋朝的执政者认为，老百姓有一个游乐的地方，是政通人和的体现；衙署园林里的湖光山色，不应该由官员独享，而应该与民共享。孟子不是说过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宋朝有不少衙署园林，名字就叫“众乐园”。

宋朝之后，地方官府便丧失了建造郡圃的积极性，原因大约也有两个：一、他们认为，官府修建嬉游之所，纯属浪费公款；二、他们认为，市民沉溺于嬉游，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于是，宋朝式的公园建设便没落下来，以致今天许多朋友都未曾听说过宋朝居然有公园。

从宋朝的公园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宋朝政府的施政理念、宋朝市民的公民权利，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后世的王朝中也难以比拟。

04 中国的第一支“专业消防队”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第一支专业的城市公共消防队出现在什么时候？

我在网上看到各种回答：有人说，1868年香港总督召集志愿者组成的义勇消防队，是中国最早的消防队。又有人说，中国第一支消防队，是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意大利部队在天津租界组建的救火队。还有人说，1866年，上海租界成立的上海第一救火车队，才是我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支城市消防队。总而言之，城市消防制度最早要么诞生在香港殖民地，要么出现在租界里，是洋人带进来的先进玩意儿。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到北宋的东京开封或者南宋的临安杭州看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开封与杭州都设立了专业的消防机构。北宋开封与南宋杭州都是超级大都市，常住人口超过100万，这个数字在现代社会不算什么，但在800年前，那是很惊人的城市规模了，要知道，当时的巴黎、伦敦，城市人口不过是10万左右。

宋朝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很多原来的农村人口都脱离土地和原籍，涌入城市讨生活，城市里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流动人口，导致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北宋开封与南宋杭州的人口规模很快就突破了100万。常住人口这么多，住房密度肯定很高，而且，中国古代的住房多是土木结构，很容易引发火灾，因此，势必要求发展出一套公共消防制度。

那宋朝的消防制度是不是很原始、落后呢？不妨跟晚清城市的消防制度比较一番。我们以南宋杭州与晚清上海作为比较的样本，因为南宋杭州的消防建设代表了宋代公共消防制度的最高水准，晚清上海也是当时国内公共消防建设最为完善的城市。

南宋末有一个叫吴自牧的文人，写了一本记录南宋都城杭州城市风貌的著作，叫《梦粱录》，书中有杭州消防制度的介绍。按《梦粱录》的介绍，南宋杭州的消防体系，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侦察火警的警报设施，宋朝政府在杭州城内外修建了23个高塔，高约16米，叫作“望火楼”，上面有防火兵日夜瞭望，24小时值班，一旦发现哪一处建筑物起火、冒烟，立即发出火警；二是灭火队，火警拉响之后，将由灭火队负责赶往失火现场扑火，他们是职业的、专业的消防官兵，叫作“潜火兵”。杭州每个望火楼下面都设有一个灭火队，23个灭火队总共有潜火兵2000多名。另外，杭州城内四壁、城外四壁，都驻扎了潜火兵，共有3000人。这个消防队伍是相当庞大的。

潜火兵灭火的工具主要是水桶；水袋——牛皮做成的装水设备，可以抛入失火点；斧头——用于破拆；云梯——用于登高；还有一种唧筒，是用竹筒做的，有点像水枪，可以喷水灭火。

晚清上海租界成立火政处之后，也建造了一个用于侦察火情的火警钟楼，有点像宋代的望火楼，上面也有瞭望员日夜值班，一发现火情就马上敲响铜钟。这个火警钟楼是木头做成的，具体高度未知。后来，大约是1910年，上海华界也修建了一座更高大、高雄伟的火警钟楼，高为35米左右，比宋代的望火楼差不多要高出一倍。

火警钟楼拉响火警后，负责扑火的是救火队。上海租界火政处下设10支救火队。早期的救火队员都是志愿参加的业余消防员，平日各有各的工作，听到火警钟声才各自赶往失火现场。他们的灭火工具要比宋朝的先进，已经用上了水龙，即铜制的水枪，还有运用蒸汽驱动的救火车，等等。

上海租界火警钟楼的报警机制也非常先进。火政处将整个租界划分成四个消防区：美租界消防区、英租界北区、英租界南区、法租界消防区。美租界失火，火警钟声是响一下，停顿10秒，再响一下；英租界北区失火，警报是连响两声，停顿10秒，再连响两声；英租界南区失火，警报是连响三声，停顿10秒，再连响三声；法租界失火，警报是连响四声，停顿10秒，再连响四声。救火队员听到火警钟声，根据钟声的频次就能判断出失火的区域，赶往失火现场。应该承认，租界这个报警的方法相当巧妙。

但是，我要告诉你，南宋杭州的火警也是这么报警的。临安府将杭州城内外划为若干个消防区，以不同的代码来表示，比如朝天门内的代码是三，朝天门外代码是二，城外代码是一。假如望火楼上的防火兵发现朝天门内失火，则发出警报，在望火楼上挂出三面小旗，夜间则挂出三个灯笼，表示失火的区域；如果发现天门外失火，挂出的小旗或灯笼数目则为二；如果城外失火，则是挂一面小旗或一个灯笼。

望火楼下驻扎的潜火兵，马上可以根据小旗或灯笼的数目判断出失火的大体方位。如果是本区域失火，潜火兵看到火警信号后，不用等候上司命令，即刻集合出动，赶往现场救火；如果是本区域之外失火，即集合起来，听候上司调配。

所以我有点怀疑，晚清上海租界的火警报警机制，是不是从南宋杭州的消防制度获得的启发呢？

通过比较南宋杭州与晚清上海的消防制度，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消防设备与技术来说，当然是晚清上海租界的更先进一些，但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南宋杭州的更胜一筹。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晚清上海实行的火警报警机制，南宋杭州早已推行。而且，南宋杭州的潜火兵是专职的消防官兵，他们的职业就是灭火，平时需要接受专业训练；而晚清上海的救火队，早期是业余的消防队，专业性未免要打一个折扣，后期才以雇用的专业消防员为主。

那么，是不是只有南宋杭州才设立了专业的公共消防队呢？不是。开封府、建康府(就是今天的南京)、静江府(就是今天的桂林)，还有绍兴府、徽州等城市，都有望火楼与消防队。正因为宋王朝建成了一套即便是放在19世纪都堪称先进的城市公共消防体系，这些城市发生火灾之后，马上就有专业的消防官兵出动扑火，而不劳百姓动手。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要坚持认为，只有到了晚清才在租界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消防队？不能不说，这实在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偏见与成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宋朝这个专业的城市公共消防体系，在宋后便不复存在了。明清时期尽管也设有负责防火、灭火的机构，但要么专业性不够，要么公共性不足。让我举两个例子说明：

明朝设有“火甲”，我们不要因为它带有一个“火”字，便以为它是专业的消防队。其实不是。“火甲”是按照里甲复制出来的劳役单位，官府将若干户编为一甲，甲中人户轮值承役，晚上出来巡逻，防贼防火，是基层行政组织兼负责防火事务，而不是专业、专职的公共消防机构。

清代京师设有“火班”，“火班”官兵的职责就是救火，看起来似乎跟宋朝的潜火队差不多。但是，清朝“火班”只服务于皇城、皇宫的防火与灭火，与市民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我们只能说“火班”略有专业性，却无公共性，并不是城市公共消防组织。

正是因为宋朝消防制度的断裂，明清时候城市公共消防的缺失，或者说，明清城市当局在建设公共消防方面无所作为，所以到了晚清，随着城市化的展开，城市的防火、灭火问题越来越迫切，各个城市的商团才不得不自己解决问题，组建救火队。

从以上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城市已经非常发达。消防队制度的先进，是宋朝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发达的一个标志性体现。

05 宋朝人的公租房

不知道你有没有为租房子住还是买房子住的问题困扰过。租房子门槛低，容易办；买房子至少得掏一笔首付款，不容易办，准确地说，是极不容易办，但未来的丈母娘可能会逼着你买房子，不买就甭想结婚。不过我觉得，年轻人就算一时买不了房子，租房子居住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我们能穿越到北宋的东京开封府看看，就会发现，当时不少官员都是租房客，也买不起房子。

不信？来看一个小例子。宋仁宗时期，有一个叫作章伯镇的官员，跟欧阳修、司马光等学术界大腕都有往来，当过翰林学士，是一名体制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就是学者型官员。他发牢骚说：在京城当官，月初，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好慢；月底，又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为什么？因为月初等着发工资，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月底要交房租，感觉一转眼一个月又过去了。这位章伯镇，看来是一名“月光族”。

不过，章伯镇也不必抱怨，因为在北宋前期，即便在宰相这个级别的高官当中，也有租房子居住的。为什么？因为京城寸土寸金，房子非常贵，一套普通住房叫价1300贯，一套豪宅至少是几十万贯，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少说也得5000万元以上。大多数人是买不起的，连高官都要租房子，普通市民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这也挺正常。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一个城市的规模越大，经济越繁荣，人口流动越频繁，那么这个城市的居民中，租房居住的比例就会越高，自购房的市民比例则会越低。经济学者将居住在属于自己产权的住房的家庭户数所占比例，叫作“住房自有率”。一般来说，城市的住房自有率要远远低于农村，大城市的住房自有率要低于小城市，经济越发达，住房自有率就越低。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普查数据，2010年，美国居民的房屋自有率大约是65%，而城市居民的房屋自有率仅为47.3%，纽约市更是只有33.0%。

大家都知道，租房的门槛远远低于购房，因而也更容易满足城市中低收入人口、流动人口以及年轻群体、单身群体的住房需求。如果一个城市的住房自有率比较低，租房子的居民比例大，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城市比较开放，人口流动比较频繁，年轻人进入这个城市讨生活就相对容易。

那么，宋朝东京开封府的住房自有率大概是多少呢？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估算和统计，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北宋开封的100多万居民当中，大约有一半是租房客。也就是说，住房自有率只有50%。今天日本东京的住房自有率大约也是50%。日本东京是当今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而北宋东京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超大型城市，没有之一。为什么说没有“之一”呢？因为当时其他国家的都城，人口规模最多是十万人、几十万人，而北宋东京的常住人口超过了100万。

在北宋东京购买一套房子很难很难，可能一个小市民奋斗一辈子都买不起，但是，在那里租一间房子居住，倒是很容易。因为，北宋京师的房屋租赁市场十分发达，有大量的民房出租，其中既有高档的豪宅，也有低端的简陋房屋。市场上还出现了类似于房产中介公司的牙人，你要租房，找他们就行。

更重要的是，宋朝政府也向东京市场投放了一大批公共租赁房。这批公共租赁房的数目有多少？我可以提供一组数据——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北宋天禧元年(1017)，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有23 300间；天圣三年(1025)，增加到26 100间。

北宋后期，东京开封府的常住居民超过100万人，按五口一家计算，则有20万户，假设每户需要住房一间计算——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古人说的一间房，不是指一个房间，而是指“一开间”，一开间可以被分隔成几个小房间，供一户小家庭居住——那么2万间公屋便可以供应10%的东京人口居住。

问题是，这些公租屋的租金贵不贵？普通市民租不租得起？这里也有一组数据——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天禧元年，宋政府提供的23 000多间公屋，共收到租金14多万贯，计算一下，便知道平均日租金是17文钱左右；天圣三年，26 000多间公屋共收到租金13多万贯，平均日租不足15文钱。

这个日租水平会不会超出一般市民的承受能力？我们要来看看宋代城市下层居民的日收入。有学者研究过这个课题，我平日也留意过一些宋朝平民收入的数据，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北宋东京的下层市民，不管是摆地摊卖点东西，或者给人家做用人，或者在官营手业场打工，日收入一般是100至300文钱。也就是说，一名下层市民，只要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便可以租到一间房子，有了一个安身之所。

再跟私人物业的租赁价格比较一下。当时开封的高档住宅，月租15贯左右，折算成日租金，就是500文钱一天。一般的住宅，月租也要三四贯钱，折算成日租金，大约是100文钱一天。相比之下，平均日租才15文的公租房，可谓是价格低廉，具有廉租房的性质。

网上有人问：《水浒传》里的武大郎，是个卖炊饼的，靠这点收入能住得起一栋小楼房吗？了解了宋朝城市下层市民的日收入与房租水平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武大郎住的房子是公租房，按他卖炊饼的收入，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租金低廉，宋朝政府还会给予公屋租户另外的一些优恤，比如：公屋的租金从承租日的第六天算起，前面五日免租金，是留给住户搬家、收拾物品的时间。前段时间，我有一套房子租出去，大度地免除了前七天的租金，这是向宋人学习。

遇上大雪天气，或者是冬至、寒食等重大节日，宋王朝通常也会下诏减免房租；日租金15文钱以下的贫困住户，减免租金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宋政府还规定，租户的房租不能随意增加，即使是因亏损原因，实在需要调整租金时，贫困户的房租还是不能提高；若是公屋需要拆迁，租户还可以获得若干“搬家钱”，补偿标准是同批拆迁业主的一半。你看，是不是很有人情味？

宋朝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公司来管理这些公屋。这个公司叫“店宅务”。当然，这里的“公司”要打一个引号，因为宋朝时还没有“公司”的说法。不过，从公司职能的角度来看，宋朝的“店宅务”，真有点像现在的物业公司，主要负责公租房的招租、收租与维护。

宋王朝的各个州郡几乎都建有公租房，设有店宅务，不过还是以京师的店宅务规模最大，管理最为完善。京师店宅务有两个，叫左右厢店宅务，是平行、并列的两个公司，各设监官、勾当官，相当于总经理与执行经理，下面各有四五十名业务经理和500名房屋维修工人。

店宅务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公租房管理制度，我挑几条比较有启发性的规定介绍一下：一、店宅务的管理者、工作人员不得承租本务辖下的任何公屋；二、已经在京师购置了物业的市民也不得承租店宅务公屋；三、租户租赁公屋，必须是自家居住，不得转租给他人；四、租户若购买了房屋，必须退还店宅务公屋。

这些规章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当“二房东”，租下公屋，再转租他人，从中牟取差价。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了，店宅务公屋的租金低于市场价，当“二房东”有利可图。应该说，禁止公共租赁房的住户当“二房东”，是很合理的要求，今天的公租房制度也应当写入这样的禁约。

1000年前的政府，能够建成数以万计的公共租赁房投入市场，并形成一整套相当完备、周密的公租房制度，这很不简单。可惜的是，宋朝之后，这套公共租赁房制度并没有延续下去，朝廷对市民的住房问题不再那么在意。这也是历史的一大转折。

06 宋朝人的福利

我前面给大家讲了宋朝的城市公园、城市消防、城市公租房制度，总的来说，是给大家介绍了宋朝的城市文明。下面要介绍的是宋朝的社会福利制度。

假设有一户贫穷的人家，生了孩子，养不起，政府就给他发一笔钱，帮助他养孩子。又有一个孤寡老人，没有子女养老，政府便将他送入免费的福利院养起来。穷人不幸生了病，没有钱治疗，政府让他们到福利药店看病、抓药。如果穷苦老人去世了，家属买不起墓地，政府还建造了一块福利公墓来安葬他们。大家说，这是不是福利制度？

肯定是。虽然这样的福利制度在现代国家不足为奇，但今天我要说，早在宋代，宋朝政府已建立了这么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救济制度，你会不会有点惊讶？

不信？请听我慢慢道来。

宋朝政府对穷困人口的救助，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针对贫民生育的救助、针对贫民养老的救助、针对贫民治病的救助，以及针对贫民殡葬的救助。把这四部分合起来，宋政府提供的福利救济正好是覆盖了贫民的“生老病死”。

先来说“生”的福利。宋朝政府对贫民生育提供的救济，包括两个类别。一是给生育的贫困家庭发放救济金，这叫“胎养助产”。南宋绍兴年间，宋政府开始推行“胎养助产令”，贫困家庭生下了孩子，无力抚养，官府要发钱救助，一名婴儿可获得4贯的“奶粉钱”，以购买力折算的话，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0元。对贫困家庭来说，这笔钱无疑是雪中送炭。二是成立孤儿院收养弃婴与孤儿。因为尽管政府发放了胎养助产的救济金，但许多贫民生下了婴儿还是会将他们遗弃，社会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弃婴问题。怎么办？宋政府只好设立收养婴儿与孤儿的福利孤儿院，当时叫“慈幼局”。有些贫民生了小孩，自己养不起，还往慈幼局里送，令人心酸。宋朝时人们还不知道怎么生产奶粉，慈幼局要出钱雇用奶妈哺乳，待孩子大一点，才用米糊喂养。

前面说的是宋朝政府对贫民生育的救助。接下来我们谈谈“老”的福利。宋朝在京师和地方都设有福利养老院，北宋时叫“居养院”，南宋时叫“养济院”。凡60岁以上的鳏寡孤独老人，都可以进入福利院养老。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1升米和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宋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炭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

再来说“病”的福利。宋朝政府给贫困家庭提供的治病福利，也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是政府提供低于市价的药品，南宋时，临安与各州县都设有官药局，类似于今天的平价大药房兼门诊部，老百姓生了病，可以到官药局就诊取药，官药局只卖成本价；二是设立收治贫困病人的福利医院，叫作“安济坊”，凡有卧病无依的贫困病人，均可送入安济坊免费治疗。最早的福利医院出现在北宋元祐年间，是苏轼在杭州担任太守时创建的，当时叫“安乐坊”，后来宋朝政府将这类福利医院统称为“安济坊”。

生老病死，前面我们说了生育、养老、治病方面的福利，下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宋朝人“死”的福利。不管古今中外，总有一些贫困人口不但活得艰难，而且不幸去世了也无人送葬、无地可葬，非常可怜。为此，宋朝政府要求京师与地方都划出一块荒地，建成福利公墓，叫作“漏泽园”。里面收养没有亲属的死者，如果贫困家庭愿意将过世的亲人葬入漏泽园，也是允许的。漏泽园还聘请了有德僧人主持、管理，为亡灵超度。

此外，宋朝还有针对流浪乞丐的救助。我们知道，宋朝贫富分化严重，人口流动频繁，大量流民涌入城市讨生活，许多人甚至沦为流浪乞丐。因此，对流浪乞丐的救助也是城市政府的当务之急。宋朝对流浪乞丐的救济，也可以分成两个类别：一是根据宋神宗颁发的“惠养乞丐法”，每年农历十月入冬之后，各地政府要将流浪乞丐一一登记在册，每人每日发米豆一升，从本年十一月初一开始发放，至来年三月的最后一天停止；二是根据宋徽宗时期的居养法，遇有冬寒雨雪天气，允许流浪乞丐进入居养院生活。居养院通常从农历十一月初开始收留流浪乞丐，至明年二月底遣散。我们去看北宋《清明上河图》，可以在图中找到几名乞丐。《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清明时节的东京街头，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三四个月，寒冬季节，那么居养院就有义务收留这些流浪乞丐，以免他们饥寒交迫，横死街头。

我们说宋王朝建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救济制度，并不是夸张之词。当然，宋朝福利制度的覆盖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只是覆盖贫困人口，而不是覆盖全民。这是与现代福利国家的不同之处。

但放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建立的福利制度可以说是最发达的。宋朝之前，历代王朝当然也有针对贫困人口的救济，但这些济贫行为有个特点：基本上是临时性的救济，比如发生灾荒之后，政府会开放粮仓赈灾，我们很难说这是福利制度。

宋朝之前，也出现了若干负责救助贫民的机构，比如唐朝有“悲田养病坊”，是收留流浪乞丐与孤寡老人的组织，但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基本上是佛教寺庙设立的，日常也由僧人主持、管理，“悲田”的名字即出自佛教，当然，政府也会拨款协助。现在日本一些寺庙还设有悲田院，应该就是唐朝传过去的制度。与其说，“悲田养病坊”是国家福利机构，倒不如说是宗教人士主持的慈善组织。

宋朝之后呢？元朝时，除了医药救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宋代建立的绝大部分福利机构都作废了。明朝建立后，保留着惠民药局与养济院两个福利机构，但到明中期便难以为继，大多也都荒废了。清代则只剩下养济院一个福利机构。总而言之，元明清时期虽然有一些福利机构还在维持运转，但已经不会像宋王朝那样，由政府建成一个“从摇篮到坟墓”全覆盖的贫民福利体系。这里的原因跟明清时期的“小政府”形态有关，明清政府的税收都以农业税为主，税收规模很小，无力承担更大的福利开支。

明清时期大放异彩的是民间慈善组织，从晚明开始，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各种救济贫寒人家、孤寡老人、弃婴、寡妇的善会、善堂，它们都是由地方士绅、商人所建立和主持的，功能跟宋代的福利机构类似，但性质不一样，属于民间慈善组织。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宋朝之前，针对贫困、孤寡人口的救助，主要由道教、佛教等宗教组织负责。这是因为，宋朝之前的社会，相对静态，人口流动并不频繁，城市尚未出现严重的贫困人口问题，政府既没有建立福利体系的压力，也缺乏建立福利体系的财政能力。搞社会福利是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的，但宋朝之前的王朝，税收主要来自农业税与人头税，工商税微不足道，所以整体税收规模有限。

宋朝之后的社会救助则主要由民间士绅建立的慈善组织负责。这是因为明代前期实际上回到了中世纪的静态社会，晚明之后虽然出现了严重的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但明清政府职能退化，财政无力支持国家福利，只好依赖民间慈善组织救济贫困人口。

唯独宋朝，由政府建成了一套全方位的国家福利制度。宋朝是一个相对动态的社会，原来固化的社会阶层已被打破，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很频繁，城市化在加速，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在唐代，人口10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几个，而到了北宋，则增加到40多个。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必然产生了大量城市贫困人口，需要政府救济。也只有宋朝的政府具有这个财力，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接近一亿贯，是汉代的七八倍、唐代的五六倍、明代的三四倍。只有拥有这样的财政收入水平的王朝，才搞得了覆盖面比较大的社会福利。

现在我们说起福利制度的起源，一般都会认为源自16至17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为了解决都市出现的大量贫困人口，出台了一系列“济贫法”，而这些法案被认为开创了国家福利制度的先河。英国也被认为“是最早的福利国家，是最早进行社会保障立法的国家”。

然而，根据英国早期的济贫法，国家对贫困人口的救济是很粗暴的，比如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它规定教区可以将流浪乞丐关入教养院，强制劳动；1662年颁布的《住所法》又规定，穷人只有在出生地才可以获得救助，变更居住地的人，如果沦为救济对象，便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相比之下，宋代福利救济的做法，显然更加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07 宋代女性的财产权和离婚权

接下来，我们要讲宋朝人的财产制度。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一位生活在宋朝的女子，究竟有没有财产权。

我说一个小故事：南宋时，巴陵县——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有一名未婚女子，姓石，人称“阿石”。这是宋朝人称呼女性的习惯，比如一个姓吴的女子，人们一般会叫她“阿吴”。阿石已有婚配，但尚未成亲，未婚夫叫廖万英。

阿石父母双亡，也没给她留下什么遗产。她的叔叔石居易——跟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同名——可怜这个侄女，便送了她一块田产。阿石委托她的亲哥哥石辉将这块田产卖出去，换成现金，用来添置结婚的嫁妆。但石辉是一个无赖，之前因为吃喝玩乐，欠下一屁股债，他居然将卖地所得的400贯钱据为己有，用来还债。400贯钱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有一二十万元。也就是说，哥哥吞占了妹妹的嫁妆，数额还不小。

阿石的未婚夫廖万英听到消息，很生气，便跑上门，向大舅子石辉索取400贯钱。石辉不给，廖万英便将他告上了法庭。那么法官会怎么判决这起财产纠纷案呢？

法官先将石辉臭骂了一顿：“你作为兄长，父母不在，长兄为父，妹妹要出嫁，你本来有责任给妹妹准备嫁妆，但你非但没掏一毛钱，还将叔叔助嫁的田产霸占了，你丢不丢人啊!”

然后，法官又将廖万英骂了一通：“你男子汉大丈夫，却盯着未婚妻那点嫁妆，羞不羞啊？现在闹上法庭，就算你得到了嫁妆，但亲戚之间的感情已难以修补，岂不是得不偿失？请反省你的做法，是否恰当。”

虽然法官对诉讼双方都做了道义上的谴责，但案子应该怎么判，还得按法律来。根据宋朝的法律，法官认为，廖万英有权利要求石辉归还未婚妻的陪嫁田，石辉必须将田地赎回来，还给妹妹与妹夫。

这个财产纠纷案的判决告诉我们，宋代的女性是有财产权的。一般来说，未婚的女孩子的财产权是以嫁妆的形式存在的。未嫁女可获得一份嫁妆，作为她从娘家继承的财产，是宋朝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我们不能小看宋朝人的嫁妆，因为宋朝流行厚嫁之风，女孩子的嫁妆非常丰厚，不仅是一些金银首饰，而是几亩、十几亩甚至几十亩的田产，或者是一套或几套房产。

南宋时，法律又对女儿所能继承的财产份额做出规定：“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什么意思呢？就是兄弟姐妹分家的时候，姐妹分到的财产，是她们兄弟的一半。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当然是男女不平等，但放在中国历史上，这真的是难能可贵。要知道，不管是宋朝之前，还是之后的朝代，法律都没有赋予女性“合得男之半”的财产继承权。

“女合得男之半”，这是女孩子有兄弟的情况下能继承到的财产份额。还有一种情况，一户人家只生了女儿，没有生男丁，按宋朝人的说法，这叫“户绝”——以古人的观念，只有男丁才可以传承香火，没有男丁，意味着香火要断绝。宋朝法律规定，在户绝的情况下，女儿是可以继承到父母的全部遗产的。

这里的女儿，是指未出嫁的女儿。如果这户人家既有未出嫁的女儿，又有已出嫁的女儿，那遗产怎么分割？法律规定：未出嫁的女儿继承三分之二，已出嫁女继承三分之一。这个规定我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出嫁女之前已经继承到了一笔嫁妆。

前面我们说过，女孩子继承到的财产，通常都是以“嫁妆”的形式保管。到了出嫁之时，她可以带到夫家，归小夫妻共同所有，娘家是不可以占用这笔财产的。所以在前面的故事中，廖万英起诉他的大舅子，才能获得胜诉。

夫家也不能占用媳妇带来的嫁妆，因为宋朝法律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古代都是大家庭，户主一般都生育几个儿女，财产是大家庭的共同财产，将来户主过世，兄弟姐妹才分家。而媳妇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属于小夫妻的私财，不是大家庭的共同财产。分家的时候，这个私财是不用拿出来分的。

因为法律有这么一个规定，所以有一些小伙子贪便宜，就用大家庭的共同财产买房买地，然而在产权证上写明是妻子的嫁妆，这样，分家的时候，这些财产就不用拿出来分，而是落入自己的口袋。当时有一些大家族的家长，苦口婆心告诫子女：不要这么做，这么做虽然可以占点小便宜，但日后会吃大亏。为什么会吃大亏？我们下面会说到。

既然妻子的嫁妆归小夫妻共同所有，那么丈夫对妻子的嫁妆是不是有支配权？不一定。因为嫁妆的支配权通常还是牢牢掌握在妻子手里。也就是说，怎么保管、处分自己的嫁妆，妻子说了算。如果丈夫动用妻子的嫁妆，会被别人瞧不起，别人会指指点点说：这个男人真没出息，连老婆的财产也要挪用。

当然，妻子很多时候会将自己的嫁妆拿出来，交给丈夫使用。当一个妻子这么做的时候，通常会被当成好人好事称赞一番，写入人物事迹中。这也说明，妻子不拿出自己的嫁妆，是本分；拿出来了，是美德。

由于嫁妆实际上是归妻子本人支配的，将来万一小两口离婚，妻子可以带着她的财产回娘家，或者改嫁。所以，宋朝有些大家族的家长，才会告诫子女：不要将大家庭的共有财产偷偷改成你妻子嫁妆的名义，这么做虽然可以占点小便宜，但日后你妻子要是改嫁了，这些财产就会被她带走啦。

宋朝两个家庭结成亲家，在新郎新娘成亲之前，双方要交换婚帖。其中女方的婚帖会写明：出嫁的是我们家哪个小娘子，排行第几，芳名叫什么，生辰八字又是什么，还有很重要的一栏，是列出陪嫁的嫁妆，金银珠宝多少，田产多少，房产多少，写得清清楚楚，不能含糊。为什么要列明陪嫁的嫁妆？是炫富吗？当然不是，这是婚前财产证明啊，将来万一小夫妻离了婚，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妻子改嫁，这婚帖上的嫁妆，妻子是可以带走的。婚帖就是财产证明书。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宋朝的女性是有财产权的。放在中国历史上，不包括现代社会，宋朝女性所拥有的财产权也是最大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先说宋朝之前——唐朝的情况。唐朝女性也有法定的财产继承权，也是以办嫁妆的名义继承父母的遗产，但继承的份额很少，是她兄弟聘礼的一半；在户绝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男丁的情况下，女儿可以继承全部遗产。宋朝的女性财产继承权延续自唐朝制度，并在唐朝制度的文明基础上做出了发展。比如唐代女性的嫁妆份额，是她兄弟聘礼的一半；北宋初还是沿用这样的规定，但在南宋时，女性以办嫁妆名义的财产继承份额，已扩大到她兄弟所能继承份额的一半。这一财产权的扩大，我认为与宋代的厚嫁之风有关，一个女性的陪嫁财产越多，她在夫家的地位越高，即使以后离婚，她还可以带走属于她的财产，生活也会有一定保障。

宋朝之后呢？明清时期，法律很少提到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不过按民间习惯，女孩子一般也可以以办嫁妆的名义从父母那里继承到一部分财产。请注意，这是民间习惯，而不是法律规定。未经法律确立的权利，毕竟是不稳定的，可能有些地方有这样的习惯，有些地方则没有。而且，按明清的法律，女性带着嫁妆进了夫家，这个财产也将归夫家所有，以后离婚回娘家，或者改嫁，是不可以带走的。

明清法律明确承认的女性财产权只有一种情况：在没有儿子继承香火的情况下，女儿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如果父亲没有生儿子就去世了，族人有义务给他挑选一个继子继嗣，财产也由继子继承，还是没有女儿的份。跟宋代相比，明清女性的财产权可以说出现了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退？这跟明清的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僵化有关。明清时期，理学已经被尊为国家正统。而在宋代，理学只是一种民间学派，理学以“在野”的地位，对帝王与士大夫群体提出了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而理学成为国家正统之后，却以“在朝”的地位，对民间社会包括对女性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

前面我们讲到宋朝女性的财产权，她们可以以办嫁妆的名义从父母那里继承到一笔财产，出嫁的时候带到夫家，如果离婚，则可以带走这笔财产。那么可能你要问了：宋朝的女性能够提出离婚吗？古代社会不是只有休妻，而没有离婚吗？其实，宋代的女性也是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我先讲一个李清照离婚的故事：

许多朋友应该知道，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曾经离过婚。她与第一任丈夫赵明诚情投意合、志同道合，可惜造化弄人，靖康事变之后，赵李二人辗转南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南宋初，赵明诚病逝于建康，即今天的南京，李清照孤苦无依，只好再嫁张汝舟。

谁知张汝舟娶李清照，只是贪图她随身携带的珍贵收藏品——李清照与赵明诚有收藏名人书画、古董的爱好，不过这些收藏品在南下的过程中丢失了一些。当张汝舟发现妻子并无多少财产时，竟然对李清照大打出手。看透了第二任丈夫真面目的李清照，决定摆脱这段失败的婚姻，离开张汝舟，保全第一任丈夫赵明诚留给她的遗产。

为了成功跟张汝舟离婚，李清照将丈夫告上了“法庭”。李清照起诉张汝舟，没有直接提出离婚，而是揭发张汝舟履历造假、骗得官职。原来，按宋朝的科举制度，屡考不中的读书人，如果考试的次数达到若干次，可以得到朝廷的照顾，赐予功名，安排工作。张汝舟考不中进士，又想捞到一官半职，只好在履历上造假，谎报应试的次数，骗到一个小官职。但张汝舟居然蠢到一边搞“家暴”，一边在妻子面前吹嘘履历造假的黑历史。李清照既然与丈夫闹翻，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告到衙门，揭发张汝舟造假的事。结果，张汝舟被问罪，还被押送到外地劳改，李清照成功跟他离了婚，不过她自己也坐了九天牢。

有人认为，李清照闹离婚却坐了牢，说明宋代女性起诉离婚，将会受到监禁。这当然是误解。北宋初制定的《宋刑统》，也就是宋朝的“基本法”，确实有规定：如果妻子揭发丈夫犯罪，即使控告属实，也要受惩罚——两年有期徒刑。但这条法律针对的不是闹婚姻，而是为了防止夫妻之间相互控告，陷入人伦困境，跟闹离婚没有关系。而且，北宋的这条法律，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通常并不会被引用的，是一条睡眠条款。《宋刑统》抄自唐朝法律，里面有很多条款都是与宋朝社会脱节的，在实际的司法中并不适用，都是睡眠条款。事实上，李清照最后也没有被判两年有期徒刑，反倒是她控告的丈夫张汝舟被判了刑。

除了李清照离婚这件广为人知的事情，在宋代的史料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闹离婚的记载。我再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北宋末，有一个姓章的读书人，我们叫他小章吧。他是苏东坡的粉丝，而且是超级铁粉，凡是苏东坡的文章，他都会找来拜读。他的妻子姓陈，长得非常漂亮，但小章爱苏东坡胜过爱妻子，常常读苏东坡的文章，彻夜不眠，就冷落了妻子。妻子本来就对小章不大满意，因为他长得比较丑，现在又受丈夫冷落，便提出离婚。两人就真的离了。

另一个例子。唐州有一个富商，叫作王八郞，这名字很特别。王八郎在外面包养了一个“二奶”，嫌弃结发妻子，想和她离婚。他妻子说，离就离，谁怕谁？当下就拉着丈夫的袖子，跑到衙门。法官判决准许离婚。并判女方可分得王家的一半财产，女儿的抚养权也判归女方。

这样的事例很多，由于篇幅所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而言之，在宋朝，女性闹离婚，并不是个别事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有一个宋朝人非常愤怒地吐槽过：现在的妇女啊，太不像话了，简直将丈夫的家当成客栈，“偶然而合，忽而而离”，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事实当然不会这么夸张。但显然，宋朝女性主动离婚的现象，已引起了一些“正统”男士的强烈不满。

那么宋朝的法律承不承认女性的离婚权利呢？古人离婚的形式，不外三种：一是夫妻协商离婚，双方都愿意离，好聚好散。在宋朝，这叫“和离”。法律对和离是不干预的，你们夫妻商量好就行。前面苏东坡铁粉小章与妻子的离婚，便是和离。

二是丈夫主动要求离婚，妻子虽不愿意，却必须接受，没的商量，这叫“休妻”。古代男性在七种情况下，是可以单方面休妻的。这七种分别是：一、妻子无法生育；二、妻子淫乱；三、妻子不孝敬公婆；四、妻子爱惹口舌是非；五、妻子盗窃；六、妻子爱妒忌；七、妻子犯有恶疾。这叫“七出”。当然，“七出”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很不公正，我们要批判。

三是妻子主动要求离婚，丈夫不管愿不愿意，也必须接受。套用“休妻”的说法，我们不妨称这为“休夫”。在敦煌出土的唐宋时期的文书中，就有一张“休夫”的文书，其中说的是，一个叫“阿孟”的妻子，因为与丈夫过不下去，便把亲戚、邻居请过来，作为见证人，然后，在大家的见证下，阿孟将丈夫遣送出门，结束婚姻关系。为什么可以将丈夫遣走，因为她丈夫是“上门女婿”。

那么宋朝法律是否承认妻子有“休夫”的权利呢？是承认的。按宋朝的立法，在七种情况下，妻子也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而丈夫必须接受。这七种分别是：

一、丈夫如果外出三年不回家，妻子可以向官府申请解除婚姻。

二、丈夫如果带着财产离家出走，导致妻子生活陷入困顿，妻子有权单方面解除婚姻，自由改嫁。

三、丈夫如果将妻子雇给他人做奴婢，妻子可以要求离婚。

四、丈夫如果强迫妻子为娼，妻子也可以要求离婚。

五、妻子如果被丈夫家里的亲属强奸，即使强奸未遂，妻子也有权提出离婚。

六、丈夫犯罪，被判押送到外地“劳改”，妻子若提出离婚，也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李清照就是利用这一条立法，与第二任丈夫张汝舟解除婚姻关系的。

七、在古代，婚约具有法律效力，不过宋朝法律又规定，男女双方订婚后，如果男方三年内无故不履行婚约，女方也可以单方面解除婚约。

这七条承认女性有权提出离婚，而丈夫只能无条件接受的立法，大多数都是宋朝独有的法律。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习惯性地认为，宋朝女性受程朱理学的束缚，地位低下。我想这里有双层的误解。第一，在宋代，程朱理学只是民间各个学派的其中一种，影响力并不大，甚至有一段时间，程朱理学还被朝廷禁止，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束缚女性。整体来看，宋朝的社会风气，是比较务实、功利、开明的。

第二，程朱理学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刻板，比如宋朝有几个理学家是明确反对女孩子裹小脚的，在著名的理学家程颐家族里，女性就从不裹小脚。再比如，北宋的理学家程颐说过一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再嫁，但程颐同时也认为，男性丧偶，也不应该再娶。与其说，程颐是歧视女性，不如说是对士大夫家庭提出了比较苛刻的道德要求。事实上，宋代理学家提倡的严格的道理要求，都是针对士大夫、皇帝而言的，并不是针对寻常百姓。孔子说，礼不下庶人。庶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不懂那么多的礼节是情有可原的，不应该用严格的礼教来要求他们。

事实上，宋朝女性有独立的财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要求离婚，离婚之后可以带走她的个人财产，可以自由改嫁，社会舆论并没有歧视改嫁的女性，甚至有一位皇后，也是改嫁过的妇女，那就是宋真宗的皇后刘娥。虽然宋朝无可否认也是男权社会，男女并不平权，但我们平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女性的地位，是要高于其他王朝的。当然，不能跟现代社会相比，但我们也不要低估宋朝的文明程度。

08 宋朝人读什么报纸

前面我们讲了宋朝女性的权利，下面我们将目光转向宋朝的读报人。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北宋末年，宋王朝与金国闹翻，金国发兵南侵，包围了开封城，宋徽宗与宋钦宗父子被迫前往城外金营，与金国元帅谈判，却被扣留在金营。开封城内，人心惶惶，不知事态发展如何。这一天早晨，关心时政的开封市民在报摊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报上刊登的一则新闻说：金营元帅将召集开封城内的文武百官、士大夫、市民代表前往秘书省开会，推举出新的皇帝。大家才知道大事不妙，要换皇帝了。

当时，徽宗的儿子赵构——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逃脱在外，率领一支军队驻扎于山东的济州，对京城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心里非常焦虑。赵构的亲信便发出招募信息：哪一个人有办法潜回开封城，打探消息，重重有赏。有一个叫作李宗的小吏，自告奋勇说自己可以。于是，这个李宗被派回开封。他打扮成农夫的样子，设法混入了开封城。一个小吏怎么打探朝廷的重大消息？他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买一份报纸。几天后，李宗带着报纸，设法出了开封城，回到山东。赵构看了报纸刊登的消息，这才知道开封城的百官、军民已经被迫推选了张邦昌为新皇帝。张邦昌是北宋末的宰相，靖康年间，因为投靠了金兵，深受金国青睐，所以被金兵扶植为傀儡皇帝。

上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至迟在北宋末年，开封的市场中已出现了报纸，想了解时政新闻的市民，可以向卖报纸的小贩买一份。这种报纸，宋人称之为“朝报”，或者称为“邸报”。

从朝报、邸报的名称便可以看出，这是官方发行的机关报。也许有了解邸报历史的朋友会说，中国汉唐时期已经有邸报了。没错，汉朝与唐朝也有邸报，不过，汉唐邸报的性质与宋朝的不太一样。汉朝时，各郡国在京城设有联络机构，叫作“邸”；唐朝时，各个藩镇也在京师派驻联络机构，叫作“进奏院”，当时驻扎在京城的邸、进奏院，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几十个，有点像后来的“驻京办”。它们的职责之一，是将朝廷的重大消息抄录下来，不定期寄回本地。这就是最早的邸报。这时候的邸报，是手抄的，通常每次只抄录一份，抄好之后，通过邮递系统送回本地，阅读者是该地的行政官员。所以，这个时候的邸报，并不是报纸，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传递信息的公文。

宋朝京师也设有进奏院，负责刊印邸报。但宋朝的进奏院并不是各地派驻京城的联络处，而是中央政府设立的一个机构。如果说，汉唐时期的邸、进奏院有点像“驻京办”，那么宋朝的进奏院则像是“国务院新闻办”，它的职责之一是定期将重要的皇帝诏令、大臣奏章、人事任免消息等抄录下来，整理成文稿，送枢密院审查，然后刻板印刷，印成邸报，寄往各地，甚至在京城的报摊上销售。这时的邸报，虽然性质还是政府的公报，但已出现了新闻媒体的特点，与汉唐时候的邸报不一样。

宋朝开封的一般市民，也可以通过阅读邸报，了解朝廷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以，赵构阵营派回来的情报人员，才可以通过买一份报纸得知京城最近发生的大事。

除了前面我们介绍的邸报，宋朝京城还出现了一种私人印卖的报纸，叫作“小报”。如果说，邸报类似于机关报，小报则是市场化的民间小报。小报的办报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尚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似乎很神秘，因为在宋朝，小报是非法的，办报人不便于公开身份。

可以知道的是，小报养着一批线人、通信员，有些线人负责打探宰相机构的消息，有些线人负责打探京城其他政府部门的消息，还有的线人负责打探内廷的消息。他们分工明确，一有可以报道的消息，这些线人立即记录下来，飞快送到小报编辑部，小报的工作人员马上雕版、印刷，然后送到订户手里。市场上的书报摊，也有人偷偷卖小报。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宋代一份小报的定价，不过有一则记载可以参考：宋宁宗时，有人在市井中叫卖漫画——一张纸上画着一群乌贼出没于潮头，题为“满朝都是贼”，一份卖一文钱。当时的小报，估计也是一份卖一二文钱。

那么，为什么在官办的邸报之外，还会冒出民办的小报呢？主要是因为，小报可以弥补邸报的不足。

首先，从报道内容来看，我们知道，邸报的内容要先送枢密院审查。哪些内容可以报道，哪些内容不可以报道，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一些会影响民心的灾难新闻、军事方面的信息，以及尚未最后决定的人事任免消息，都是不允许公开报道的。

而小报由于是非法出版物，可以绕过审查，所以报道内容不受限制，邸报不能报的内容，小报也敢报出来。换句话说，读者可以从小报中读到更多的消息。

其次，从发行速度来看，由于邸报的内容要审查通过才能刊登出来，而审查需要时间，等到审查通过，往往已经过了好几天。而且，邸报的发行周期是每5天出版一期，每10天往各地邮寄一次，也就是说，通常两期合并在一起邮寄，因为这样可以节约邮递的成本。但其中难免在这个环节花费几天，在那个环节耽误几天，等外地的读者收到邸报时，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

而小报绕过了审查，探知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之后，马上就可以雕版开印。为了抢时间，小报通常采用蜡板来雕刻，蜡板是由蜂蜡与松香制成的，质地软，雕刻容易，速度快。小报印出来之后，很快就可以通过隐秘的发行渠道销售出去。

也因此，小报非常受欢迎，发行量非常大。不过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发行量，只知道有一些办小报的人，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收益，这也激励了很多人冒险发行小报。

当然，小报为了追求时效性，又缺乏必要的审稿机制，很多时候将小道消息、传闻，甚至不实的信息也刊布出来，真实性与权威性都远远比不上邸报。有时候，小报还捏造假新闻，比如北宋末，宰相蔡京被罢免，小报便刊发了一道宋徽宗痛骂蔡京的圣旨。但是，这道圣旨其实是小报伪造出来的。这将宋徽宗弄得很尴尬，他特别下了一道诏书澄清事实，还让官府调查到底是哪一个胆大包天之徒伪造了圣旨，举报者奖赏500贯钱，但什么都没查出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这是宋王朝对民间小报无可奈何的体现。小报经常报道虚假新闻，或者透露不宜公开的信息，宋政府很想将小报一禁了之，但就是禁不了。这也反映了当时朝廷对民间控制力并不强大的一面。

邸报、小报并存，小报风行一时，是宋朝社会特有的风景。宋朝之后是元朝，一般认为，元朝官方已停止了发行邸报；民间倒出现一种类似宋朝小报的报纸，叫作“小本”，但发行并不顺利。清代前期也有小报，但乾隆时便被消灭了。清代官府的控制力远胜于宋王朝，将办小报的人抓几个砍头，便没有谁敢再办小报了。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新闻史的一个变局。

邸报则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出现了民间“抄报行”，他们的工作是到衙门抄录邸报的内容，然后到市场上销售。为了吸引眼球，抄报行有时还会刻意多抄录一些奇闻异事，比如有官员在奏章中报告说，某地出现了一个“男变女”的怪事。像这样的神奇事件，抄报行是一定会抄录下来的。

不过，我们要注意，明清的抄报行绝不是近代的报社，因为他们只能抄录邸报内容，可以是摘录，但不能修改、增添文字，更不能发表意见。

学过新闻史的朋友可能知道，1609年，德国出现一份报纸，一周出一期，每期只有一页，只刊登一条新闻，发行范围是德国的中南部城市奥格斯堡。这份报纸叫作《通告——报道或新闻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定期出版的印刷品周刊。但了解了宋朝小报之后，我们会知道，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其实出现在13世纪之前的中国宋代。宋代邸报也是定期出版，印刷发行，发行范围是全国；宋代小报则可能是不定期出版，但也是印刷发行，发行范围通常在京城，然后传播到各地。

09 宋朝也有“经济开发区”

我们都知道，宋朝有别于其他王朝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非常重视经济建设，工商业很繁华，在财政收入结构中，工商税与官营企业的营利性收入首次超过了农业税，占70%以上。那么宋朝的商品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今天，许多地方都会成立“经济开发区”，由某个地方政府规划一个专门的区域，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区的经济建设。但我们未必知道，宋朝也有“经济开发区”。当然，宋朝的“经济开发区”与我们现在的经济开发区是两码事，定义完全不同，我们只是借用了“开发区”的说法而已。

这类“经济开发区”，宋朝人自己称之为“监”，太监的监。

监有两个读音，读jiān的时候，是动词，如监察、监督；读jiàn的时候，是名词，指衙门名称，比如国子监，是古代的教育主管机构，内十二监，是明代的内廷机构，而十二监的工作人员，就是太监。用“监”来命名行政区，则是宋代特有的现象。

宋朝政府会在一些特殊的地区成立“监”，这些地区通常是盛产矿盐、金属矿的地区。假设有这么一个地方，地下蕴藏着大量的铜盐，可以长时间开采，那么宋朝政府通常会在这里成立一个“监”，来管辖这片区域，相当于政府将这片产铜区划为“经济开发区”。

这样的“监”，首先是一个行政区，因为在“监”这个区域内，不仅地下有丰富的矿藏，地面上还有田地、房屋、村落、城市，生活着很多人口，这些人口都归“监”管辖。所以，“监”设有行政长官与其他公职人员，组成一级政府，负责管理辖区内的民政、财政、司法等公共事务。

其次，“监”也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比如设在产铜区的监，需要成立一个“矿业公司”开采地下的铜矿，然后，从开采出来的铜矿中冶炼出铜，再用铜铸造铜钱。这个“监”的经济职能，就是组织采矿—炼铜—铸币这个过程。等到地下的矿藏开采得差不多了，“监”的设置会被撤销，变成一个普通的行政区，或者并入附近的行政区。

其实，这种建立在矿产基础上的行政区，在现代中国是比较常见的。比如黑龙江的大庆，就是从石油开发发展起来的城市；山西的大同，则是从煤矿开发发展起来的城市。宋朝也有一些城市，是从铜矿、盐矿的开采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就是宋朝的“监”。

宋王朝先后设置了40多个以“监”命名的行政区，换句话说，就是先后成立了40多个“经济开发区”。按行政级别来分，这些“监”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与州平级的“监”，大致而言，相当于现在市一级的经济开发区，下面通常辖有若干个县；一类是与县平级的“监”，相当于现在县一级的开发区。除此之外，宋朝还有大量隶属于县的“监”，它们实际上是县政府管辖的规模较小的矿场，不算是独立的行政区。

宋朝之前，并没有行政区性质的“监”，只有“国子监”“司天监”之类的中央政府机构；宋朝之后，行政区“监”的设置也被废弃。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与不同王朝对待矿业开采与经济发展的态度差异有关。比如，在明朝，一个地方若被发现储藏有大量的金属矿，明政府往往会将当地的矿坑封掉，不准开采。因为明朝皇帝认为，矿产开发，会吸引大批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加入到采矿队伍中，荒废了农业生产。而且，一个地方聚集了大批采矿的游民，对当地的社会秩序也会造成破坏和威胁。这是明朝官府不乐意见到的。

但宋朝政府的态度与明朝截然不同。我们前面已讲过，在宋朝，如果一个地方被勘察到丰富的矿藏，政府往往会将这个区域设立为“监”，负责开发矿产。宋政府对矿产开发非常积极，因为开采出来的金银铜铁，全都是财富。不采白不采，采了不白采。

除了类似于经济开发区的“监”，宋朝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还设立了很多负责管理经济事物的部门，我们称之为“经济部门”，而宋朝人通常用“务”来命名这类经济部门。

宋朝政府设立的务，有商税务，负责征收商税；有酒务，负责销售商品酒和征收酒税；有交子务、会子务，是发行纸币的机构；有便钱务，是提供金融汇兑服务的机构；有市舶务，是征收关税的机构；有造船务，是官营的造船厂；有楼店务、店宅务，是公共租赁房的管理机构。还有其他的务，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宋朝的每一个州县衙门，都少不了要设置几个“务”，来管理当地的经济事务。

这些“务”都配有专职的经济官员。许多我们都听说过的宋朝名人，比如写“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写“爱莲说”的周敦颐，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以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当过征收盐税、商征、酒税的经济官。

宋政府每年都要对经济官进行考核，主要是考核他们的经济绩效。比如对酒务官员，会考核他一年卖酒多少钱，比去年增长或亏损了百分之几，有一套非常细致的考核指标。超额完成年度指标的酒务官员与工作人员，会获得物质奖励，比如将超额完成的那一部分收入，拿出1%奖励给酒务官员，拿出0.5%奖励给一般工作人员。

许多人都会说，宋朝的行政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冗政冗官。宋代的政府人员配置确实要多于其他王朝，这里既有冗官的因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明清时期的县衙，正式的朝廷命官往往只有一个，就是知县，至于知县的副手与属官，比如县丞、主簿、典史，很多时候并不配齐，也不设什么经济官员，因此，整个衙门看起来非常精简。而宋代的县衙，有知县——相当于县长；县丞——相当于常务副县长；主簿——主管民政与财税的副县长；县尉——主管社会治安与司法的副县长；除了他们，还有几名经济官员，负责征收商税、酒税、经营官办的企业。我们与其说这是冗官的体现，不如说宋朝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比较强烈。

从将盛产金属矿、盐矿的地区划为“经济开发区”，到各个州县衙门都设立了经济部门，配置了经济官员，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宋朝的重商色彩：政府积极开发矿产、经营企业、开拓市场，将征税的重点从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上。

为什么宋王朝会这么热衷于设立“经济开发区”，热衷于设立经济部门？主要是迫于财政的压力。宋朝的财政开支非常庞大，养兵需要钱，政府购买物资需要钱，国家雇用劳动力需要钱，发展社会福利也需要钱。如果仅靠传统的农业税，是不足以维持的，政府必须将征税的重点转到非农业税上。为此，宋政府需要积极开发矿业，大力发展工商业，发行纸币与金融证券，鼓励海外贸易，成立官办企业。宋朝工商业蓬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正来源于此。

宋朝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不再对建立“经济开发区”与经济部门持有多少热情，为什么？因为明清政府对工商税不感兴趣。那为什么明清政府对工商税不感兴趣呢？简单地说，是因为在明清时期，政府职能退化，财政开支比较少，靠农业税已经足以维持，财政压力没那么大。直到晚清，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陆续爆发，导致清政府的财政“压力山大”，不得不开征厘金，即商税，兴办洋务，设立大量经济部门，开设官办企业，发展工商业与金融业。而晚清的近代化，就是这样被迫拉开序幕的。

10 发达的海外贸易让宋代的钱币远抵东非海岸

在商品经济活动中，货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铜钱，是中国古代最常用的货币。今天，人们有时候还能从地下挖到古代的钱币，包括宋代的和其他朝代的。与其他朝代的钱币相比，出土的宋朝钱币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出土量往往非常大。其他王朝的钱币，挖出来的数量，是以枚计算的，一次出土几枚、几十枚，而宋代的钱币，出土量是以吨来计算的，通常一挖就是一吨、几吨。比如2003年，四川绵阳发现一个古钱币窖藏，一共挖出重约7吨的南宋铁钱；2006年，山东东营市一个建筑工地，居然挖掘出30多吨宋代的铁币；2010年，陕西华县一处建筑工地也挖出一个巨大钱窖，里面大约有4吨宋朝钱币。

为什么宋朝钱币的出土量会这么巨大？因为宋朝政府铸造钱币非常积极，最高峰时，两年的铸币量就超过了明王朝200多年的铸币总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货币经济规模之大，商品流通的规模之大。

第二个特点，出土的宋朝钱币分布非常广，从中国本土，到朝鲜半岛、日本岛、东南亚群岛，再到印度半岛、中东地区，甚至非洲东海岸，都有宋代的铜钱出土。1888年，英国人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发现了宋代铜钱；1898年，德国的考古学家又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宋代铜钱；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口与肯尼亚境内的哥迪遗址，也先后发现了“熙宁通宝”“政和通宝”“庆元通宝”等宋朝铜钱。你打开世界地图看一下，这些地区都位于非洲的东部。

这些从非洲土地上挖出来的宋朝铜钱，是从哪里来的？历史研究者相信，很可能就是宋朝的海商带去非洲做生意留下来的。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朝人对非洲并不陌生。南宋有一位官员，写了一本书，叫《诸蕃志》，里面就介绍了几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还记录了一条从泉州到埃及的航线。而且，宋人的造船技术很厉害，能造出庞大的海船，小者可以乘载二三百人，大者可以乘载五六百人，甚至上千人。航海的宋人还用上了罗盘，即指南针。宋朝人的笔记就提到了航海使用的指南针。从技术角度来看，宋朝商人将他们的海船开到非洲东海岸，是没有问题的。

宋朝政府也鼓励海外贸易。当时中国的整条海岸线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港口。宋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设立了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市舶司就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它的职能跟海关是差不多的，包括查禁走私与违禁品、征收关税等。一艘满载商货的宋朝商船，只要到市舶司申请一张“公凭”，类似于出海贸易许可证书，便可以扬帆出海，将他们的商货运到东南亚、印度半岛、波斯湾甚至非洲东海岸贸易。

宋朝海商带出去的商品，主要是陶瓷、丝绸、纺织品、工艺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有时候也会偷运铜钱出海，因为宋朝铜钱制作精良，价值稳定，购买力坚挺，非常受海外商人的欢迎，是东南亚一带的硬通货，地位有点像现在的美元。但宋朝政府是明令禁止铜钱出口的，因为尽管政府拼命铸币，但还是时常发生“钱荒”，铜钱不够用。然而，由于宋朝铜钱在海外深受欢迎，还是有很多海商偷偷地走私铜钱。所以，今天人们才能够在许多国家挖到宋代的钱币。

宋朝市舶司对出口贸易是不征税的，对进口商品则征收大约10%的关税。宋朝海商从海外带回蕃货，或者海外的蕃商载货来华贸易，需要在市舶司报关、纳税。蕃商、蕃货的蕃，就是外国的意思，蕃货是进口货，蕃商是外国商人。

宋政府不但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也非常欢迎海外蕃人前来大宋做生意。因为从进口贸易中，政府可以征收到非常可观的关税。在南宋一年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进口贸易的贡献大约为2%。宋高宗曾对大臣说：市舶之利，对国家很有帮助，你们要好好经营，多多鼓励蕃商来我们大宋做生意。

宋朝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拿出实际行动的。比如，蕃商积极来华做生意，缴纳的税达到多少钱之后，就可以获授一个官职，当然，这是荣誉性质的。蕃商在华的财产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南宋时，有一个南洋商人不幸在宁波病逝，当时的宁波政府便派人将商人留下来的遗产送回他的国家。每年，在蕃商回国之前，市舶司还要大摆宴席，给他们饯行，请他们明年再来大宋做生意。

也有很多蕃商选择在宋朝长期生活。他们自称是“住唐”，其实是“住宋”。宋朝政府对蕃商在华居留也是欢迎的。在泉州、广州等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宋政府会划出一块居住区，供外国商人居住，对外国商人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轻微罪行的司法裁判，宋政府也给予尊重。泉州与广州还修建学校供蕃商的子弟入学读书。

宋代繁华的海外贸易、开放的格局，大体延续到了元朝，但在明朝时就中断了，因为朱元璋立国之后，推行严厉的海禁，禁止大明的海商出海，违者抓起来杀头，家人发配充军。即使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民间依然不准出海贸易。海禁一禁就是200年，当然，其间沿海有猖獗的走私活动。直到隆庆初，朝廷才放开海禁，开放漳州的月港。

同时，朱元璋又将海外贸易纳入朝贡体系中，外国商人要来大明做生意，必须以朝贡的名义，带上他们国王的贡表，按天朝规定的时间来，否则，你就不要来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跟宋朝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宋朝政府看重的是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商业收益，而朱元璋看重的是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了皇帝后，多次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但朱棣的目的也不是商业收益，而是要招揽朝贡，耀兵海外。

清代初期，清政府又是实行非常严厉的海禁，片板不得下海。到康熙年间，海禁总算结束，商人可以出海贸易了，但清廷对出海商船的大小有限制，双桅以上的大船是不可以出海的，一条船的水手、船员不能超过28名。双桅，就是张挂风帆的桅杆有两根，以前航海的船，都是帆船，风帆越多，动力越足。清政府要控制桅杆与水手、船员的数目，应该是为了防止海商的势力变大，威胁到朝廷。

也是在康熙年间，清廷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设立了四个海关，管理海外贸易，史称“四口通商”。但到了乾隆年间，皇帝又不准西洋商船在厦门、宁波、上海入关，只准在广州海关入关，“四口通商”变成了“一口通商”。而且，西洋商人可以来广州做生意，但不能直接与一般商人、市民交易，买卖货物必须由“广州十三行”经手；洋商也不准在广州过冬，每年冬天，来广州做生意的洋商必须回国，或者到澳门暂时居住。

为了说服清政府向西洋商人开放更多的口岸，英国曾在18世纪末派了一个使团，来到大清国，拜见乾隆皇帝，提出两国通商的请求。乾隆皇帝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使团，但坚决拒绝了他们提出的通商要求。

与宋代相比，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开放程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倒退。也许小伙伴们会问：为什么明清政府在海外贸易上会表现得这么保守与封闭？有人说，是因为朝廷盲目自大，自认为天朝地大物博，应有尽有，不需要与外夷做生意。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明清的财政以农业税为本，虽然税收总额不大，但政府职能与财政开销尽量控制在最低水平，对工商税包括关税的需求并不热切，因此，朝廷对发展海外贸易也就缺乏足够的动力。而宋朝则不一样，政府开销非常大，财政压力也很大，如果哪一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少了，税收减少了，政府就会很着急，要想办法吸引外商来做生意。

11 早在宋朝就建立了从发行纸币到汇款、兑换的完整金融体系

大家都知道，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有一条华尔街，虽然街道狭窄、短小，但由于这里汇集了美国证券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以及各个大银行、保险公司的经理处，小小的华尔街便成了美国的金融中心，闻名于世。其实，在北宋的东京开封府与南宋的行在临安府，也有一条“华尔街”。当然，这里的“华尔街”需要打一个引号，只是借用的一个名词。

北宋开封的“华尔街”位于皇城东南边的一条街巷，叫“界身”，很奇怪的一个名字。在这条街巷内，“屋宇雄壮，门面广阔”，都是金银彩帛店铺，其间的每一次交易额，动辄就是成千上万贯，骇人听闻。

南宋杭州的“华尔街”位于临安城御街南边，从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大街两边都是金银铺，门口堆着金银器皿以及现钱，以显示其资本的雄厚。附近还有许多家富豪开设的解库(解库，就是典当行)，经营抵押贷款业务。

金银铺买卖的是金银首饰、金银器皿，为什么我们要说一条金银街是“华尔街”，是宋朝的金融中心？这是因为宋朝金银铺的业务还有生金银的交易。生金银就是金块、银块，实质上就是货币。我们都知道，金银在古代是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的，宋朝人也用金银当货币，不过，一般不会把它们用于日常交易，日常交易还是用铜钱、纸币，金银只是当作价值储存工具。假如你有10万贯钱，可以到金银铺换成黄金或者白银储藏起来。再假如你手里有10两银子，要上街买衣服、化妆品，你也需要先到金银铺将银子换成铜钱。也就是说，金银铺提供了货币兑换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是金融机构。

更重要的是，这些金银铺还有一种重要的金融业务：买卖“交引”。所以这些金银铺又叫作“金银交引铺”。那么交引是什么？就是茶引、盐钞。宋朝对茶叶与食盐实行专卖制度，经销商想要贩卖茶叶、食盐，需要先到宋政府开设的专卖机构，用现钱或金银购买一张茶引或盐钞，然后再凭这张茶引或盐钞到茶场、盐场换成茶盐贩卖。这个时候的茶引与盐钞，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提货单。

这是国家专卖制度下的交引。另外，在政府购买业务中也有交引：宋朝在西北边境驻扎有军队，驻军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比如粮草。宋政府的军粮大部分都是向市场购买的，但西北边境本土显然没有那么多的粮草卖给政府，需要南方的粮食商人贩运粮食过去。为了吸引商人过来，宋政府用非常优厚的价格购买粮草，支付的工具就是交引，比如你将价格一万贯的粮草运到边境，卖给边境所在政府，当地政府会偿还你价值两万贯的交引。然后，你拿着这张交引，可以到盐场、茶场提取价值两万贯的茶盐货品。这个时候的交引，也可以理解成提货单。

听起来，交引好像与金融没什么关系。别着急，我再说下去你就明白了。商人得到交引后，可以用于提取茶盐货品，也可以不提货，转手卖出去。毕竟，去提货需要时间，而转手卖出去则马上可以兑换成现金。也就是说，交引既是提货单，也是有价证券。而买卖交引的场所与机构，就是交引铺。所以宋朝的交引铺又有点像今天的证券交易所。

宋政府用一张张印出来的交引向商人购买军需物品，而不需要支付现金；或者用一张张印出来的交引吸纳茶盐商人的现金，而不用立刻提供茶盐货品——因为商人拿着交引去茶场、盐场提货，总是需要一段时间。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从而实现政府融资。这就是金融。

对商人来说，他们运着一批物资到西北边境贩卖，换来一张交引，虽然这张交引的附加值很高，有好几倍的利润，但是，如果要去茶场、盐场兑换成茶盐货品的话，需要耗费时间，这个时间可能是一两年，很多时间是等不起的。这时候，他可以到交引铺，将手里的交引换成现金，虽然要低价出卖，但还是有利可图，而且大大缩短了资金周转的时间。交引铺就是买入交引之后，可以囤积起来，在合适的时机提高价格卖给茶盐商人，或者直接提取茶盐货品。也就是说，有了交引铺这个交易中介，交引便不再仅仅是提货单，而是可以转手的有价证券，就如有了期货交易所之后，期货合约不再仅仅是提货单，而是一种金融工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宋朝的金银交引铺是金融机构。这类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北宋东京皇城东南边、南宋杭州御街南边的“金银行一条街”，所以我们戏称那里是宋朝的“华尔街”。当然，在其他大城市，也是开设有交引铺的。

交引的发行、交引铺的出现，这些都显示了宋代金融的发达程度。但宋朝金融的发达，不仅体现在交引与交引铺上，除了交引，宋朝政府还发行一种比较特别的有价证券——度牒。度牒本来是政府发给僧尼、道士的身份凭证，你要出家当和尚，需要向官府申请一份度牒，证明你是合法的和尚。没有度牒，则是非法的和尚。向官府申请度牒，需要交一笔钱。

后来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干脆将度牒拿出来售卖。度牒的官方价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略有差异，大致来说，一道度牒约100多贯到300贯，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是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管你想不想出家，都可以掏钱买一张度牒。很多富人买度牒，其实也未必是想出家当和尚，而是将度牒当成一种牟取利益的工具。因为按古代的法律规定，出家人可以减免一部分税收，富家买了度牒，可以作为减税的凭证。

宋朝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是北宋时在四川流通的纸币，因为四川是铁钱区，铁钱笨重，可能你到市场买一斤肉，就得带着几斤重的铁钱出门，非常不方便。后来便有一些商人开了交子铺，说：你在我的铺里存入铁钱，我给你开具一张存单，你可以随时拿存单来我的交子铺取现，我收2%的手续费；你也可以将存单直接拿去买东西，当现金使用。这个存单就是最早的交子，人们叫它私交子，也就是私人发行的交子。

私交子发行了几年，就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有些发行商卷款逃跑了，当你带着一叠交子到交子铺兑换现金的时候，发现交子铺关张了。你手上的交子就成了废纸。这是四川交子的一次危机。当时的四川政府出来收拾残局，干脆将交子收为官方发行，成立一个交子务，发行官交子，也就是官方发行的交子。南宋时，纸币的应用范围更大，东南地区出现了会子，是南宋最重要的纸币。

除了发行纸币与有价证券，宋朝政府还发行了一种汇票，叫作“便钱”或“飞钱”，意思就是，会飞的钱。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如你是杭州的商人，要带10万贯的本钱到扬州去采购货物，这10贯钱有多重？少说也有500吨。古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你要是真带着十万贯钱骑鹤下扬州，那只鹤肯定会被压死，它飞不到扬州。

这么重的本钱如何从杭州搬到扬州？在宋朝，不用搬。因为宋政府在京城与地方设立了金融汇兑机构，你在杭州的汇兑机构存入10万贯，换成一张飞钱，相当于今天的汇票。然后，你带着这张汇票到扬州的汇兑机构，兑换成现钱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在明朝，一个京城的商人要到山西进10万两银子的货物，就只能雇用保镖，用马车将10万两白银搬运到山西，因为没有汇兑白银的金融机构。直到清代中期，这样的汇兑机构才再次出现，叫“票号”。但票号并不是政府设立的，而是山西商人创办的。

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官府都没有像宋朝政府那样积极地去建设各种金融机构或者发行各类金融工具。我们看明清时期，也有不少金融机构，比如钱庄、当铺、票号，它们也发行了钱票、银票等金融证券，但这些，都是民间自发发展起来的，政府对于发展金融业几乎毫无兴趣，置之不理。不能不说，这是中国金融史的一个遗憾。

12 宋朝的“招拍挂”

今天，房地产为许多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按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城市住房的土地是国有的，开发商拿到的只是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假设某个城市有一大块地皮要划出来建设商品房，市政府通常会以“招拍挂”的方式，将这块地的70年使用权转让出来。什么是“招拍挂”呢？招，指招标；拍，指拍卖；挂，指挂牌。这是三种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它们的竞价形式略有不同：招标，竞买者只报一次价，出价保密；拍卖，竞买人在指定时间、地点公开竞价，可以多次叫价；挂牌，竞买人在挂牌期限内可多次出价，出价保密。

中国内地的“招拍挂”制度，效法自香港。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土地是公有的，港府享有土地所有权和大部分土地的支配权。港府再通过“土地批租”的形式出让土地业主权给予私人或单位，而土地批租的方式主要就是招标与拍卖。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又延续自英国。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按英国法律，大不列颠王国的全部土地名义上都归国王或国家所有，国王通过批租，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私人。

不过，土地“招拍挂”制度的渊源，我们也可以从宋代的历史中找到。历史进入宋代，土地公有的“均田制”已经瓦解，总体来看，宋朝的土地主要都归私人所有，但宋政府也拥有一批官地，这些官地通常都是农业用地，但政府的官员肯定不会自己下地种田，所以他们通常会雇用佃农来耕种，或者干脆将官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转让给私人。而宋政府转让官地的方式，就采用“招拍挂”的做法。

当然，宋朝时并没有“招拍挂”的说法，而是叫作“扑买”或“买扑”。扑，带有博弈、竞争的意思；买，就是买卖、交易的意思。合起来，就是竞价买卖。宋朝很流行的“扑买”，跟现代社会的招投标、拍卖制度是非常相似的。

假设宋朝时杭州有一大片官地，政府觉得自己亲自管理很麻烦，而且财政也需要一笔钱，所以决定将这片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转让给私人，那么宋朝官府采用的转让方式，通常就是招标、拍卖。我们根据史料的记载，来还原宋朝拍卖一块官地的整个过程。

首先，主持拍卖的杭州官府要对拿出来招标的“标的”——即要拍卖的那块官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进行估价，设定“标底”。这个“标底”的设定，当然不能张口就来，而是要合情合理、有依有据。宋朝政府通常会根据这块地的位置、面积、产量估算，并参考邻近类似地块的市场交易价，进行综合评估，采取一个适中的价格，立为拍卖的底价。

然后，杭州官府要在热闹的地方，比如衙门的粉壁、城门、街道等处张贴招标的公告：政府现在要拍卖一块地皮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位于哪里，面积是多大，底价又是多少，欢迎有意竞买的人在限期内，前来竞价，在底价的基础上添价投标。投标的期限，一般是一个月至三个月。

当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投标的。宋朝政府对投标者有资格审查：政府官员、官户以及名下田产超过多少百亩的大地主，是不可以扑买官田宅的；提供不了担保财物与担保人的一般平民，也是没有竞标资格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有合法身份的宋朝人，只要你有财力，都可以前往投标。

在投标的有效期内，杭州官府会在州县衙门设立一个大木柜，将它锁好，接受竞标者的投标。凡符合资格、有意投标的人，都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填好“标书”投入木柜之内。“标书”的内容主要是你愿意出的竞买价是多少钱，你可以担保的家产又是多少，担保人是谁，然后还要亲笔签名。你填写的“标书”是密封的，除了你自己，其他人都看不到你“标书”的内容，所以宋人将这个投标的过程叫作“实封投状”。

木柜旁边有官吏监督投标，并且登记每个投标者的投标时间。这个时间登记很重要，后面我会说到。投标的有效期到期之后，便截止投标，木柜立即被运回杭州衙门。假如限期之内没有人前来投拍呢？这就是“流标”，官府一般会调低标底，挑一个时间再次公告招标。

接下来要进行的，便是拆封、评标的程序。木柜的拆封必须是公开的，有州政府多名官员在场，并允许公众观看。搞暗箱操作是不行的。宋朝的评标标准通常采取最高价原则，即出价最高的那个人中标。如果出最高价的有两人以上，即以先投标的那个人胜出——所以在投标的时候才要登记时间。中标人倘若反悔，不想要这块地呢？那他就要罚款，按其出价的10%进行罚款。

按照惯例，租佃官府所拍卖地块的人具有优先扑买的权利。开标之后，政府一般要知会原来的租佃人，告知他说：这块地的中标价已经出来了，是多少钱，你愿不愿意按这个价钱承买，请在五日之内给予明确答复。如果原租佃人愿意出这个价，那么这块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则归他；如果他不愿意出价，则归竞标的人。

中标人确定之后，还有一道程序要走——公示，以表示整个招投标过程的公开、公正。最后，由政府给中标人颁发一张“公凭”，类似于“产权证”，证明你拥有这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同的概念。如果政府拍卖的是官地的所有权，那么你中标之后，这块地就完全归你所有了；如果政府拍卖的是官地的使用权，那么你所扑买到的，只是这块地的若干年使用权与收益权，到期之时，政府会回收。当然，在期满的前一年，政府要先询问你，是否有意继续承包，如果有意，政府通常会给予一定优惠，比如你可以“分期付款”；如果你无意再承包，政府即贴出公告，重新招标。

这就是流行于宋代的处理国有资产产权流转的“扑买”制。放在13世纪之前，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招投标制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挑不出大的制度性缺陷的。

宋朝的“扑买”制不仅用于官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转让，在出让官营酒坊、矿坑、河渡的经营权，出让食盐、茶叶的特许经营权，乃至承包一些集市的税收时，都会采用“扑买”的方式。

最常见的“扑买”形式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实封投状”：竞标人出的竞买价是秘密的，除了自己谁也不知道，跟今天的投标一样。除了“实封投状”，宋朝政府还实行过一种公开竞价的“扑买”制，叫作“明状添钱”。什么意思？就是竞标的人聚在一起，公开叫价、竞价，谁出的竞买价最高，谁就能得到“标的”。你看，这个“明状添钱”是不是跟今天的拍卖很相似？

毫无疑问，“明状添钱”的拍卖，要比“实封投状”的投标更刺激，更能激发恶性竞争。一些竞标人志在必得，难免会失去理智，将竞买价越叫越高。比如官府拍卖一个酒坊五年的经营权，五年收益预计是50万贯，但在公开竞价的热烈气氛下，出价人可能会头脑一热，叫出80万贯的竞买价。结果就悲剧了，虽然赢得了经营权，但五年经营下来，却亏了大本。所以，“明状添钱”的竞拍制只实行了很短一段时间，便被政府叫停了，还是推行“实封投状”的招标制。

宋代之后，招投标制度便衰落了。2002年版的《辞海》将“买扑”解释为“宋元的一种包税制”，并称“元沿宋制，但包税范围扩大”。这个解释是不准确的。宋代的“买扑”不等于包税，虽然宋政府有时会将一些小集市的税收权承包出去，但“买扑”制更多的还是用于转让官营手工业的经营业、专卖品的特许经营权、国有资产的产权。到了元代，“买扑”才只限于包税。至于明清时期，基本上就没有听说有什么“扑买”制了。

为什么“扑买”制度会在明清时期消失？简单来说，是因为明朝人很反感宋朝政府大搞投标、拍卖的行径。宋王朝推行“扑买”制，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给人的印象似乎很贪婪，如同一个拼命抬价的大商人。这样的政府形象，是不合明清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所以明朝人将宋代的“扑买”制大骂了一通，当然也不会沿用宋人的做法。

13 套在皇帝身上的十道绳索

在帝制时代的政治中，皇帝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帝王高高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许多朋友可能会以为，既然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那皇权一定是不受任何限制与约束的，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的。所以人们说到皇权，总是会用到“皇权专制”这样的固定词组。在秦始皇时代，或者是朱元璋时代，再或者是清代的乾隆时代，也许皇权的确是专制的。但在宋朝，君主几乎是不可能搞什么“皇权专制”的。

一直以来，诸多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与通俗的历史叙述者都认为，宋代是“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但我这几年留心宋代政制，却有一个发现：宋代的君主假如想搞专制，在法理上、制度上以及权力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

我仔细考究过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放在历代王朝中，可以说是最为完备的。其中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制度约束，也有其他王朝所没有的制度约束。两宋300余年，从未诞生过一个独裁的君主，倒是专权的宰相出现了一大串，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名单：从北宋的丁谓、王安石、蔡京，到南宋的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宋代可能没有很好地解决宰相专权的问题，但君权则是受到有效限制的。

现在就来看看宋代的君权受到了哪些约束。

首先我要说的约束皇权的第一种力量——“天”。也就是上天的天、老天爷的天、天命的天。我们现代人基本上都受过科学教育与理性启蒙，似乎难以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之心。但在古代，包括宋代，帝王确实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可以说，“天”就是古代帝王心目中最不可亵渎的神秘力量。大臣也会利用“天”的力量来约束皇帝的行为。

我举一个例子，宋徽宗时期，执政的变法派为了打击保守派，将保守派列入黑名单，刻在石碑上，竖立在京城与各州县，这就是“元祐党人碑”。到了崇宁五年(1106)正月，有“彗星出西方”。在古代，这被认为是“星变”“灾异”，是上天对大宋统治者表示不满的警告。宋徽宗心里也很疑惧，赶紧下诏，请大家直言朝廷施政有什么失德之处。有官员趁机上书，劝皇帝解除元祐党人之禁。徽宗接受了这一建议，令人将“元祐党人碑”毁掉。

你要是以为天上出现一道彗星就让皇帝诚惶诚恐，是没有科学头脑的缘故，那也未必。比如宋朝人已经知道，月食是因为地球挡住了太阳投到月球的光线，而且宋朝人可以预测出很准确的月食时间。但这不影响宋朝的群臣将月食当成上天的警告，每当发生月食，皇帝就要反省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我觉得这不是愚昧，而是懂得敬畏。

第二种约束宋朝皇权的力量是“道理”。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宋太祖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最大？可能你会替赵普回答：皇帝最大。但赵普是不可能这么说的。赵普说：道理最大。道理最大，即意味着皇帝不是最大，皇权也不是最大。虽然皇帝掌握着极大的权力，掌管着国家暴力，但他不能代表道理。道理有时候也掌握在匹夫手里，当皇帝不占理时，就要屈服于道理，屈服于匹夫。

第三种约束宋朝皇权的力量是“誓约”。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了一块石碑，每一任皇帝继位后，都要到太庙默读石碑上的碑文。石碑上刻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三行文字，第一行写道：“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使犯下谋逆之罪，也只能在狱内赐其自尽，不得当众处斩，也不能连坐旁支。”这是因为大宋的帝位是从柴氏手上得来的，他们要优待前朝的皇室。第二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第三行：“子孙若是背叛这两条誓言，天必殛之。”殛，就是杀死的意思。如果违背誓言，就要受到天谴。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开国皇帝给子孙立下如此誓约的，只有大宋赵匡胤一人。

有人说，誓约只是一份秘密的遗诏而已。这话不对。誓约不仅是太祖的遗诏，从碑文的用语我们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宋朝皇帝与上天的立约。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的遗诏更大的约束力。事实上，两宋300多年，这一誓约都得到遵守，皇帝基本上没有诛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第四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祖宗家法”。宋代是最重“祖宗家法”的一个朝代。从字面看，“祖宗之法”是皇帝的祖宗制定下来的法律，但实际上，“祖宗家法”未必都是皇帝祖宗的意思，而是由儒家士大夫整理出来，包含了一系列习惯法、惯例、故典的制度体系。因为他们是以“祖宗”的名义保存下来，其权威大于现任君主的权力，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做出让步。

第五种约束宋代皇权的力量是“条贯”。换成今天的说法，即法条、法律。历朝立法至宋代时最为完备，用南宋学者陈亮的话来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条贯、法令不但约束官吏与平民，对皇帝的行为也构成某些限制。

我举个例子说明。宋仁宗的妃子很久没有提升工资——以前的嫔妃是有月俸的，妃子便找皇帝吐槽：“官家，你就不能下一道圣旨，给我们加工资吗？”仁宗说：“我下旨是没有用的。”妃子说：“我不信。皇上金口玉言，谁敢不听？”仁宗说：“你要不信，那就试试。”然后亲笔写了一张条子：给某某妃提一级工资。但管后宫开支的官员将皇帝的条子退了回来，理由是：“不合条贯，恕无法办理。”那个妃子只好又向皇帝吐槽：“原来御笔也没有用。”

第六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史官”。传统中国的史官制度非常发达，皇帝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起史官记录在案。吕公著曾经告诫宋神宗：“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宋太祖时，有一日罢朝回宫，闷闷不乐。内侍问：“官家怎么啦？”太祖说：“早朝时有一件事做错了，史官必记录下来，所以感到郁闷。”因此，如果君主在乎身后的历史声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第七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经筵”的制度。经筵，就是教皇帝读书，意在通过对皇帝的教化，让皇帝自觉遵循为君之道。“经筵”意味着皇帝不是天生圣明，而是要接受儒家教化的。

第八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公议”。宋代比较尊崇“公议”，宋人自己说：“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抗争。

第九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国是”。这是宋朝特有的制度安排，指君主与士大夫共同商定、制定出“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宋人称之为“国是”。“国是”一旦确定下来，对皇帝、对廷臣都有约束力，皇帝想单独更改“国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宋朝皇帝权力构成最有力约束的，是第十种力量——中枢的权力结构。宋朝的中枢权力结构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用宋朝人自己的概念来说明。宋人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治”二字，即体现了宋朝权力结构的一大特点：士大夫并不是皇帝统治的工具，而是治理天下的主体。所以，士当以天下为己任。

那么，具体又如何“共治”呢？宋人又说：“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在宋人的观念中，皇帝尽管处于权力结构的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但天子“君临天下”“统而不治”。皇帝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应该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政府——即宰相机构来执掌。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皇帝是不可能专制的。如果皇帝要揽权，往往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侵犯廷臣的职权，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对宋朝皇帝与皇权构成约束的力量有：天、道理、誓约、祖宗家法、条贯、史官、经筵、公议、国是和权力结构。我们不妨将它们形容为套在宋朝皇帝身上的十道绳索。宋朝的皇帝可以说也是“戴着镣铐跳舞”，其实他没那么自由，也没那么专制。

14 宋朝圣旨与明清圣旨有什么不同

宋朝皇帝受到的制约，也体现在圣旨的格式上。我们来看看宋朝的圣旨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出台的。

从圣旨的文书格式来看，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不少编写古装电视剧的编剧朋友不了解这些差异，往往会将唐宋时期的圣旨写成明清圣旨的格式。那么唐宋圣旨与明清圣旨的文本格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2017年2月，有媒体报道，浙江绍兴市的草塔镇某村庄发现了一份“唐朝圣旨”，是唐代宗李豫于广德三年(765)颁给河中节度使郭子仪的告身。告身，就是皇帝颁发的任命状。据说那个小村庄有多户人家姓郭，自称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代，郭家人一直保留着这份“唐朝圣旨”，作为传家宝。2017年农历正月初三取出来祭拜先祖时，被前来考察的人发现，这才有了“绍兴小村惊现唐代圣旨”的新闻。

从新闻配发的“圣旨”图片来看，这份“圣旨”的文字大意是说，因为郭子仪平定叛乱、政绩卓著，皇帝赐封郭子仪为河中节度使。“圣旨”的开头，有八个字：“奉天承运皇帝制宝。”

十多年前，浙江的武义县也发现了一份宋代的圣旨，是南宋末宋度宗授予马光祖为“参知政事兼管文殿学士”的告身。“圣旨”的开头也是八个字：“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落款是“宋咸淳二年八月十五日”，并加盖“敕命之宝”的印章。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两份所谓的唐朝“圣旨”与宋朝“圣旨”，都是后人伪造的。因为唐宋圣旨的文书格式不是这个样子的。唐宋圣旨的开头通常是两个字“门下”，或者一个字“敕”。到了明代，才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作为圣旨的开头语。

唐宋圣旨的落款，也不是盖一个“敕命之宝”的皇帝宝印，而是一大串签名，从宰相、副宰相，到中书舍人、给事中，再到接受这份圣旨的尚书省官员、制作圣旨的工作人员等，大家都要签名。到了明清时候，这一大串签名就不见了，只盖一个皇帝的宝印。

这种圣旨格式的差异反映了什么？不仅是官方文书形式的改变，更是皇帝圣旨出台程序的变迁。宋代圣旨常用的开头语“门下”，是指宰相机构——门下省，表示这道圣旨是经由宰相机构颁发的；而明清圣旨的开头语变成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则意味着圣旨是皇帝直接下发的。

这是因为，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之后，皇帝直接指挥政府，成了政府的首脑，代表皇帝命令的圣旨，当然也是由皇帝直接颁发。而在宋代，皇帝只是国家元首，并非政府首脑，政府首脑是宰相。一般情况下，皇帝并不能直接指挥政府，而是由宰相来指挥。皇帝的圣旨，虽然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但在程序上，必须经由宰相机构颁发。绕过宰相机构直接发布的圣旨，通常会被认为不合法。

宋朝的圣旨，不但必须由宰相机构颁发，而且，从起草到生效，通常都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程序。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宋朝时一道圣旨的出台流程。所有的圣旨，当然都是以君主的名义发布，君主有权力直接授意拟旨，但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宰相机构先将意见写成札子，进呈皇帝，获得认可，再授意起草圣旨。

负责起草圣旨的人，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元丰改制前则是知制诰起草圣旨，并不是说皇帝指定哪一个亲信太监，就可以让他起草圣旨。中书舍人的职责有二，一为“制词”，即根据皇帝的旨意起草圣旨。宋朝人将皇帝的旨意称为“词头”。中书舍人有一项特权：如果他觉得“词头”不合法度，无论这词头出自皇帝本人的意思，还是宰相进呈的意思，他都可以拒绝草诏，这叫作“封还词头”，是宋朝法律明确赋予中书舍人的权利。

中书舍人若“封还词头”，而皇帝又固执地非要下诏不可，那么可以由次舍人草诏，但次舍人同样可以“封还词头”。理论上，只要中书舍人达成“拒不草诏”的一致意见，便可以将一道不适宜的圣旨书“扼杀于萌芽状态”。

不妨来看一个例子：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参知政事王安石欲将自己的亲信、新法的支持者李定破格提拔为御史，皇帝也同意了。但李定这个人人品很坏，声名不好，知制诰宋敏求即拒绝起草任命李定的诏书，封还词头，并于三天后辞职，接替他的另外两名知制诰苏颂、李大临，也以“爱惜朝廷之法制”为由，再次封还词头。为让李定顺利通过任命，神宗与王安石免去苏颂与李大临之职，任命听话的人当知制诰，这才总算将李定弄进中央政府当了御史。

如果负责草诏的中书舍人认为词头并无什么失当，或者他懒得多事，总之将诏书起草好了，也写得很漂亮，便可以进呈皇帝认可，然后抄在黄纸上行下，叫作“录黄”。但这不代表圣旨就一定可以颁发下去，它还要经中书舍人“宣行”，这就涉及宋代中书舍人的另一项职权——宣行圣旨。

如果宣行的中书舍人认为圣旨不当，他有权拒绝在录黄上签名，不宣行，实际上就是驳回圣旨。如果负责宣行的中书舍人并无异议，便可签名表示通过，即完成宣行的程序，这叫作“书行”，再发至门下省审核。

负责审核录黄的门下省机构是给事中(元丰改制前为“封驳司”)。给事中如果认为圣旨不当，也有权力封驳。宋代给事中封驳圣旨的权力也是法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南宋初，有个叫作王继先的御医，因为治好了高宗之病，高宗想封他为“武功大夫”，圣旨下达，被一位叫富直柔的给事中封驳回去，因为这种破例的人事任命不合宋代的“伎术官法”。高宗说：“这是特例，让给事中放行吧。”但富直柔不屈不挠，再次封驳。最后高宗不得不屈服，收回成命。

给事中如对录黄没啥意见，便签署下自己名字，表示审核通过，这叫作“书读”。给事中若未“书读”，门下省长官(宰相)先签名，则为“违制”。显然，中书舍人不“书行”，给事中不“书读”，都对皇帝的圣旨构成了合法的封驳。

一道诏书经过中书舍人“制词”“书行”，以及给事中的“书读”三道关卡之后，如果都没有发现问题，就可以成为正式的圣旨，交给宰相机构的分支——尚书省执行了。但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作为正式政令的圣旨，必须有宰相副署。宰相如果不副署，圣旨也无法生效。有了宰相的副署，圣旨才能够生效。

那些同意这道圣旨生效、颁发的人，从中书舍人、给事中，到三省的长官，即宰相，都需要在圣旨上签名。所以，我们在宋朝传下来的圣旨中，可以看到一长串签名。签名既代表权力，更代表责任。将来若是发现这道圣旨是错误的政令，那么所有在圣旨上签名的人，都需要问责。

圣旨生效、实行之后，如果发现诏书有失当之处，该怎么办呢？还有最后一道关卡——台谏。台谏拥有论列政令得失、审查诏书乃至追改诏书的法定权力。前面我们提到宋神宗要封李定为御史，却受到知制诰一而再，再而三封还词头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有尾声：宋神宗与王安石通过更换知制诰的办法，如愿以偿地将李定任命为御史，但是，其他御史官不久又以李定没有为母亲“丁忧”为理由，展开对李定的弹劾，最后迫使李定狼狈辞职。

了解了宋朝圣旨的出台流程，我们会知道，在以宋代为历史背景的古装电视剧里，皇帝喊一声“拟旨”，马上就可以发布一道圣旨的镜头，这不过是编剧自以为是的想象而已。

当然，宋朝皇帝有时候也会绕过中书舍人草诏、给事中审核等法定程序，也不用宰相副署，直接下诏，这叫作“手诏”“内降”“内批”。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不鲜见。但这类私旨在法理上并不具备合法性，政府也可以拒不执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政治正常时期，宋朝的君权是受到多重制度性制约的，皇帝不大可能“有权就是任性”。

但这么周密的圣旨出台程序，到了明清时期便找不到了，明代废除了宰相制度，宰相副署圣旨的机制也就不复存在。不过明朝的内阁学士在草拟圣旨时，还可以封还词头，六科给事中在审核圣旨时，也可以封驳。而在清代，封还词头与封驳圣旨的做法基本都消失了，理论上，清代皇帝随随便便就可以下一道圣旨。

这种情况体现在圣旨的文书格式上，就是圣旨的开头出现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常用语，圣旨的结尾不见了一串签名，换成了皇帝的宝印。这其实也是皇权得到强化的反映。

15 宋朝的新旧两党与现代政治的左右派如出一辙

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朋党、党争。比如东汉末年，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党争，演变成“党锢之祸”；唐朝有“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为领袖，李党以李德裕为领袖；明朝则出现了类似东汉“党锢之祸”的党争，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相争。那么宋代的朋党与党争有什么特别之处？何以值得我们拿出来讲一讲？

宋朝朋党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朋党。首先，不管是汉唐，还是明清，朝中虽有朋党的事实，但朋党中人却不敢自称结党，因为朋党、党争是犯忌的事；“朋党”一词也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但在宋朝，开始有士大夫为“朋党”正名。庆历年间，仁宗皇帝与执政团队论及朋党之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朋党既不可禁，也不为害。范仲淹的同僚欧阳修还特地写了一篇《朋党论》，里面说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治理天下，也离不开君子之党。这是公开鼓吹朋党。

欧阳修的观点，在宋代得到宽容对待，皇帝也没有反驳他。在几百年后，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这名专制君主说：如果欧阳修今日发表朋党论，朕必定狠狠治他个妖言惑众之罪!欧阳修应该庆幸他生在宋王朝，若是生在大清的康雍乾盛世，恐怕早就被砍掉脑袋了。

这是宋朝党争的第一个特点，开始有人公开地从正面评价朋党。

宋朝党争的第二个特点是，参与党争的两派士大夫，往往私人关系还不错，甚至是好朋友、亲兄弟，比如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个是旧党领袖，一个是新党领袖，但他们私下里也是好朋友。王安石与王安国是一对兄弟，但王安国却反对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台湾学者蒋勋先生说：“王安石跟苏轼、司马光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争论，形成党争……他们上朝意见不和，但下来还是好朋友，王安石跟苏东坡常常在一起写诗，一起下棋，可是上朝的时候你是新党，我是旧党，清清楚楚。我想这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有的开明的状况。”

蒋先生的描述可能有点理想化，但确实反映了宋朝党争独有的一大特色。反观东汉的“党锢之祸”，晚明的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之争，那可是你死我活，一方要置另一方于死地。不过，北宋的党争发展到后期，也开始恶化，出现了将对手列入黑名单的极端做法。

宋朝党争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士大夫派系的分化与私人恩怨毫无关系，只因为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巨大差异，才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的政治主张保守一些，是保守派；另一方则激进一些，是变法派。

从熙宁变法到北宋覆灭的五六十年间，新旧二党各执一见，展开激烈的政治竞争，都在争取将本党的政治主张确立为“国是”。国是，就是基本国策的意思。一旦哪一派的政策主张被确立为“国是”，那么理所当然，这一派便获得了执政权，另一派的人则通常下野、退隐——他们不必担心会因为政见不同而被诛杀。直到另一派说服君主变更“国是”，他们才回到朝廷执政，而原来的执政团队则集体下野。

而其他王朝的朋党，不管是汉代的士大夫清流与宦官集团，还是唐代的牛党与李党，抑或明代的东林士子与宦官集团，这些都不是以明确的政见差异进行区分，而是基于私人感情、私人利益形成朋党。

宋朝的新党与旧党不但以政见的差异分成两个派系，而且，从政见来看，新旧党就如近代的左右派。我讲一个小故事：

宋徽宗刚刚当皇帝时，曾经想调和新旧党之争，所以任命保守派的韩忠彦与变法派的曾布为宰相，兼用新旧党。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有一个叫作邓洵武的起居注官，鼓动宋徽宗重用新党，接续父兄的变法大业。徽宗的父兄就是宋神宗与宋哲宗。邓洵武这么说：“陛下是神宗皇帝之子，当今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当年神宗皇帝推行新法，韩琦坚决反对；如今韩忠彦当宰相，废罢先帝的新法，如此看来，韩忠彦作为韩琦的儿子，能发扬父志，而陛下作为神宗皇帝的儿子，却不能继父志也。”这个邓洵武的父亲邓绾，也是神宗朝的新党中人。如果徽宗能够恢复新法，他邓洵武自然也可以发扬父志。

为了说服徽宗，邓洵武又献上一幅图，更准确地说，是一张图表，图上列了一份新旧党任职统计表格，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个类别，分为左右两栏，左栏为新党中人，右栏为旧党中人。只见右栏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而左栏的名字则寥寥无几。

邓洵武用这个表格告诉徽宗，这几十年前，朝政基本上都被保守派占据了，皇上您若要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就应当起用变法派。

你注意到了没有？邓洵武将旧党名单列于右边，将新党名单列于左边，我们运用政治学光谱的知识，马上便会发现，这个左右之分，居然非常符合今日人们对于左派、右派的界定。因为宋神宗年间，新党与旧党在朝堂上发生过多次政策辩论，这些政策辩论，看起来就像是现代国家议会上左右派之间的争辩。

你若不信，请听我细说。新党力主变法，认为“祖宗不足法”，就如美国左翼领袖奥巴马喊着“改变”上台，王安石也是以一揽子变法方案获神宗赏识，而成为执政官。而旧党则与近代保守派一样，更希望传统与惯例得到尊重，他们倒不是反对改良，只是不赞同激进的变革，就如司马光说：“治理天下就如修建房屋，有破漏的地方可以修补，如非完全破坏，不应该折旧重建。”

新党追求国民财富分配的平等，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试图运用国家的强制力与财政资源，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阻止贫富悬殊。这一主张，跟近代左翼政党并无二致。而旧党显然更注意对富民阶层的财产权保护，如苏辙认为，贫富分化，是天经地义的，你王安石凭什么打着救济贫民的旗号剥夺富民的财产？观点与近代右翼政党如出一辙。

新党又主张强化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预市场，介入市场。熙宁变法中的“市易法”，简单地说，就是在城市、城镇设立商业银行，向商户发放贷款，收20%的年息；“均输法”则是设立国营贸易公司；“青苗法”就是国家成立农村小额扶贫银行，向农民放贷，当然，也要收一年20%利息。新党的这些经济政策受到旧党的猛烈抨击，比如旧党中人认为，国家当了放贷的金融商，那是与商人发生了角色错位，市场的应当归市场，官方不要插手介入。显然，旧党更加赞同自由经济。

同所有的保守主义一样，旧党更强调道德秩序，也更愿意服从道德的约束，他们每每以“君子”自任，而以“小人”攻击新党。新党中的王安石本人固然品行无可挑剔，但他看起来就跟左翼自由派一样不太关心个人品德，因为在他的阵营中，确实集合了一班品行低劣之人，如李定、舒亶、吕惠卿、邓绾、曾布。

更能体现宋代新党之左派色彩者，是他们的“国家福利”政策。我们现在都知道蔡京是奸臣，但未必知道蔡京执政之时，曾力推“国家福利”，如建造福利养老院、福利医院、福利公墓，贫民的生老病死，由政府给予救济。北宋福利制度非蔡京首创，却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达至鼎盛。而当蔡京罢相前后，福利制度也随之收缩。

我们回过头去看新旧党的这些争论，真的会觉得有点像近代议会上左派与右派的大辩论。

16 平民可提立法建议，法官须经司法考试

前面我们介绍了宋代的政治制度，接下来，我们要讲讲宋朝的法制，领略一下宋朝独有的法制文明。首先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古代的法律是如何制定出来的？

现代国家的法律，通常都是立法机关订立出来的。但古代有专门的司法机关，比如廷尉、大理寺，就是没有一个专门的立法机关。为什么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说，王法就是王的法，皇帝说出来的话，都是王法，哪需要什么立法机构？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今人自以为是的想象而已，我们前面几讲中已经说到，宋朝的帝王并不能“出口成敕”，每一道皇帝诏敕的出台，都有着非常严谨的程序。诏敕出台之后，要成为国家的法律，还需要经过立法的程序，并不是皇帝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成为圣旨的。也并不是皇帝随便下一道圣旨，就可以编为国家法律。

古代不设专门的司法机构，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古代的立法频率极低。一个王朝通常只在立国初期，会组织几位大臣，在前朝法律的基础上，修订一部本朝的基本法，比如汉朝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汉律》；唐朝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唐律疏议》；宋朝在《唐律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宋刑统》；明朝也是在《唐律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大明律》；清王朝则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大清律》。一部基本法制定出来之后，这个王朝便不再进行频繁的立法活动。因此，古代王朝没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立法机构。

但我们要说，宋朝是一个例外。

宋王朝在制定了《宋刑统》之后，依然进行了频繁的立法。晚清的梁启超统计过中国历代王朝的成文法编修情况，发现宋朝立法最为积极，几乎每一任皇帝都会编修法典。宋代法典之多，也远远超过其他朝代。由于长年需要立法，宋朝出现了专门的、常设的立法部门，叫作“编修敕令所”或者“详定敕令所”。“编修敕令”的意思，就是将以前颁布出来的敕令加以整理、修订、删定，编订成正式的法律文本。这样的立法活动，宋朝长年都有。如果不设立专门的立法部门，就无法应对这么繁密的立法活动。

宋朝的立法繁密到什么程度？宋朝人自己说，一个聪明人，如果热衷于立法，成天都在寻思哪个领域国家尚未立法，穷尽大半辈子的智慧，突然想出一项新法，自以为新奇，便得意扬扬地跑到衙门，献上立法建议。结果，衙门的人查了大宋法律汇编，告诉他：类似的法条国家早已制定出来了。这位聪明人只好失望地回家，洗洗睡了。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说，你这个例子不靠谱，因为就算宋朝真的立法频繁，但订立一条什么法律，从来都是皇帝和高官说了算，哪里有平民百姓插嘴的份？还跑到衙门献立法建议，这不是自讨无趣吗？

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宋代，每一个平民百姓确实可以向朝廷提出立法建议。宋朝繁密的法律体系，有一部分条文也是来自民间智者的建议。

宋朝平民如何参与立法呢？主要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是日常的参与。在平日任何时候，任何一名宋朝的臣民，如果认为现行法律存在“不便”或“未尽”之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向所在州政府投状，以书面形式提出修订立法的建议，再由州政府将意见书送达中央政府。当来自各地的立法意见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即可成立修敕所，启动立法程序。凡立法建议被采纳的平民，会给予物质奖励，或者录取进政府部门工作。

我相信，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下，民间必定会产生一批“立法爱好者”，他们整天琢磨哪些事情需要立法，然后向朝廷提建议。事实上，熙宁变法期间推行的“市易法”——翻译成现在的说法，大概就是“国营企业贸易法”，这一贸易立法便来自草泽布衣魏继宗的上书献策。

第二个途径是国家立法时期的参与。朝廷成立修敕所、启动立法程序之后，按照惯例，宋政府要在天下各个州县衙门与热闹的地方贴出公告，宣布国家现在进入立法期，诸色人等如有立法建议，请赶快到州政府投书。比如，政和元年(1111)二月，宋徽宗任命宰相何执中提举修敕所，开始新一轮立法。何执中领导的修敕所很快给诸路监司发出公文，要求诸路各个州县都贴出公告，“晓谕官吏、诸色人”，有任何立法建议，都可以在两个月内前往所在州政府密封投状。州政府收到辖下官民的立法建议书后，以“急脚递”(相当于现在的快递)送至京师。

宋朝平民参与立法的第三个途径，是在新修订法律的试行时间。一部新法典制定出来后，通常还要在小范围试行一段时间，而不是立即在全国范围推行。在试行时间内，如果民众发现其中的缺陷，也可以向朝廷奏陈立法得失，并建议修订。比如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新的编敕完成，提交皇帝批准。仁宗皇帝下诏说：“新编修的敕令暂时不要雕印，先抄写副本，发至各路试行一年。一年内发现有问题，如实汇报朝廷，再做修订，修订后才雕版印刷，颁行天下。”

现在，如果我说，宋代的每一个平民都有机会向政府提出立法建议，大家应该会相信了。我们不能不承认，宋王朝的立法机制是相当了不起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会发现，宋人的立法程序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立法民主”，而这一制度化的“立法民主”，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从其他王朝中找不到类似的制度。

那么，宋王朝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地立法呢？我总结一下，原因主要有三个：一、《宋刑统》抄自《唐律疏议》，许多条款都是与宋代社会现实脱节，无法适用的，需要用新的敕令来代替；二、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旧的敕令也总有滞后的时候，需要不断修订新的敕令；三、宋朝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制的朝代，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

可以说，宋朝立法频繁，正是国家重视法制的表现。宋朝对法制的重视，还有另一个表现，就是要求官员熟读法律，接受法学训练，太宗曾下诏，今后官员必须“习读法令”。宋朝的科举考试设有法学专科，叫作“明法科”；新科进士授官之前，要接受吏部考试，叫作“铨试”，铨试主要考法律题。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多少少都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

特别是司法官，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必须具备相对专业的法学素养。宋政府要求，司法官必须先通过司法资格考试，当时叫作“试法官”。

宋朝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设有专职的司法机关，这些司法机关都要配备专业的司法官，他们一般来自“明法科”及第进士、“铨试”合格进士。此外，还有一部分司法官是从官僚队伍中转任过来的，他们申请转任司法官之时，需要先通过司法资格考试，考试由刑部与大理寺共同主持，御史台负责监督。

宋朝的“试法官”会考什么题目呢？我们以神宗朝熙宁二年(1069)的“试法官”为例加以说明。这年的“试法官”考六场，一天考一场：前五场都是考案例判决，要求每场案例包含10~15件刑名；第六场考法理题五道。所有的案例试判都需要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应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可以在试卷上标明。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才有司法考试，宋朝也有。

可惜的是，宋代之后，元明清三朝均不设专门的法律考试，“明法科”与“试法官”考试都被取消，铨选也不复重视官员的法学修养。

17 独一无二的司法程序

许多人可能都会认为，中国古代没什么司法程序，你看电视剧的包青天审案，一桩案子，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义正词严宣判后，又大喝一声“狗头铡伺候”。

但实际上，在宋朝，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审讯与判决情景。包拯果真如此断案，则严重违反司法程序，将受到责罚。宋代刑事司法程序的繁复、严密程度，可以说是历朝之冠，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过于“烦琐”。

按宋朝司法制度，一件刑事案进入了庭审程序，主审法官的责任是审查事实，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这叫“推勘”。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审讯法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任。

这一道庭审的程序走完，进入第二道程序。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这叫“录问”。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审程序推倒重来，更换法庭重新审讯，这叫“翻异别勘”。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进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法官，这名法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如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这叫“检法”。然后，这位法官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

判决委员会负责起草判决书，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若对判决没有异议，则集体签署，将来若发现错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责任。对判决持异议的法官，可以拒不签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呈请上司另审。判决书获得全体法官签署之后，才可以进入下一道程序——送法院的首席法官做正式定判。

首席法官定判后，还需要对被告人宣读判词，询问是否服判。这时被告人若称不服判，有冤要伸，那么将自动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原审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级法院组织新的法庭复审，将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原则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供申诉的机会。

如果被告人在听判之后，表示服法，那么整个案子告一段落，呈报中央派驻各地的巡回法院复核。巡回法院若发现疑点，案子复审；若未发现疑点，便可以执行判决了。但如果是死刑判决，且案情有疑，则必须奏报中央法司复审。

你看，宋朝的刑事审判程序多么繁复。在这套繁复的司法程序中，有三项机制是宋朝特有的。哪三项呢？

第一项是“鞫谳分司”的机制。鞫(jū)，是推鞫，审讯的意思；谳(yàn)，是定谳，检法定罪的意思。鞫谳分司，就是“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其原理有点像英美普通法体制下，陪审团负责确认犯罪是否属实，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在宋朝法院内，负责审清犯罪事实的是一个法官，叫作推勘官；负责检出适用之法律的是另一个法官，叫作检法官。两者不可为同一人。这便是“鞫谳分司”的基本精神。

在一起刑案的审判过程中，推勘官唯一的责任就是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审讯清楚。审清了案情，有证人证言、物证与法医检验报告支撑，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服押，推勘官的工作便结束了。至于被告人触犯了哪些法条，当判什么刑罚，则是另一个法官——检法官的工作。

检法官的责任是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将一切适用的法律条文检出来。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来说，宋代立法频繁，法律条文浩如烟海，一般的士大夫不可能“遍观而详览”法条，只有设置专业的检法官，才可能准确地援法定罪。

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独立的检法官设置也可以防止推勘官滥用权力，因为检法官如果发现卷宗有疑点，可以提出驳正。如果检法官能够驳正错案，他将获得奖赏；反过来，如果案情有疑，而检法官未能驳正，则将与推勘官一起受到处分。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司法官滥用权力。

第二个机制是“录问”。录问是插在“推勘”与“检法”之间的一道程序。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审结束之后，检法之前，都必须启动“录问”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录问官核查案状，再提审被告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询问被告人所供是否属实。被告人如果自认为无冤无滥，即签写“属实”，转入检法定刑的程序；如果认为自己受了冤枉，则可以喊冤翻供。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动进入申诉程序：移交给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讯。

录问官在录问的时候，若发现案情存在疑点，被告人可能含冤，有责任驳正，否则要负连带责任；如果录问官能够及时驳正错案，则可获得奖励。设立录问的程序，用意自然是为了防止出现冤案、错案，因为在庭审中，推勘官完全可能会锻炼成狱，被告人屈打成招。所以宋人坚持在庭审之后、检法之前插入一道“录问”的程序。刑案未经录问，便不可以判决；即使做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论处。

为了防范录问官与推勘官、检法官串通一气，法律还规定，一起案子的录问官与推勘官、检法官不可以存在亲嫌关系，在结案之前不可以相互会面，更不可以讨论案情，各自独立做出判断。

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个宋朝特有的司法机制是“翻异别勘”。翻异，就是翻供的意思；别勘，是另外审理的意思。宋代的刑案被告人在录问、宣判与临刑之际，都可以喊冤翻供。一旦翻异，案子便自动进入别勘的申诉程序。

一起案子进入“翻异别勘”的程序之后，负责重新审理本案的推勘官、录问官与检法官，都必须是另外一批司法官，原审的法官不可以参与别勘。而且，别勘的法官与原审的法官也不能存在亲嫌关系。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异，就必须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审，国家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资源，并不得不忍受缓慢的司法效率。这正是宋政府令人钦佩的地方。

当然会有一些犯人利用“翻异别勘”的机制，一次次认罪画押，又一次次喊冤翻异，于是一次次重审，没完没了。为避免出现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状况，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宋人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予“翻异别勘”做出次数限制，北宋实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南宋时又改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异别勘”。但还是有一部分案子突破了法定次数的限制，如淳熙年间，南康军民妇阿梁，被控与他人合奸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阿梁翻异近十次，这个案子前后审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后，法官据“罪疑惟轻”原则，从轻发落，免阿梁一死。

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得承认，宋代的司法程序设计得非常周密？难怪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徐道邻先生要说：“中国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发展到最高峰……就制度来讲，这一段时期，确实是举世无双。”宋史学者王云海先生也说，宋代司法制度“达到我国封建社会司法制度的顶峰”，其“周密的判决制度在中国古代实在是首屈一指的”。

可惜，我们熟悉的《包青天》《大宋提刑官》等电视剧，虽然讲的是宋朝司法的故事，却未能展示“翻异别勘”“录问”“鞫谳分司”等宋朝特有的司法程序。看电视剧的观众，恐怕也不知道宋朝时居然有那么周密、繁复、精细的司法程序。

更可惜的是，不管是“翻异别勘”，还是“录问”“鞫谳分司”，这些司法机制在宋朝之后都不复存在，并没有被元明清继承下去。这是因为，取代宋王朝的元王朝，是一个比较粗糙的王朝，所实行的法政制度都是粗线条的，宋代形成的那么细致、繁复的司法程序，不合元朝政府的胃口，自然不会被继承。这个历史变局令人遗憾。

18 宋朝发现冤案之后会怎么办

前面我们介绍了宋朝繁复、周密的司法程序，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司法程序再严密，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避免错案、冤案。宋朝当然也会发生冤错案。下面我就来讲一起发生在北宋的冤案。

宋仁宗年间，陇州(今陕西陇县)下面的陇安县，有一个叫庞仁义的平民突然跑到县衙，检控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是杀人越货的劫盗。陇安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董元亨立即逮捕了马文千、高文密等人，交县法庭审讯。那个庞仁义又指使他的妻子与小妾做伪证，指证赃物，坐实了马文千等人的罪名。县衙破案心切，动用了刑讯，嫌犯之一的高文密大概因为熬不过去，死于狱中；其余四人则画押认罪。案子经陇州法院复审，判处马文千等四人死刑。

马文千的父亲上诉至陇州知州那里，但知州孙济却不予受理。经过一系列法定程序之后，马文千四人被执行了死刑。恰好这个时候，邻近的秦州(今甘肃天水)捕到真的盗贼，司法系统这才发现，马文千等人原来是冤死的。既然发现了冤案，接下来该怎么办？

宋朝政府立即展开两项工作，一是调查、问责，查清这个冤案是什么人造成的，再追究责任。在宋代，政府已建成了一套详备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今天我们要理解这套制度，须先了解四个概念：“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这是四种类型的司法犯罪，简单地说，故入人罪，是指司法官徇私枉法，故意将无罪之人判有罪，或将轻罪判为重罪；故出人罪则是指司法官故意为罪犯开脱，将有罪之人判无罪，或者重罪轻判；失入人罪，是指司法官因过失，误将无罪之人入罪，或将罪轻者重判；失出人罪，则是指司法官因为失误，将有罪之人判无罪，或将罪轻之人判重罪。

宋朝对这四种错判的责任追究，有着重大差别。故入人罪与故出人罪因为是故意犯罪，受到的处罚最重，处罚的基本原则是以同罪反坐。比如一名无辜者被故意判了死刑，以后冤案若被发现，则故意错判的法官也将被判死刑。

受处罚最轻的是失出人罪，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宋政府对失出人罪的司法官并不问责。问责制度这么设计，是为了贯彻“罪疑惟轻”的司法理念。因为面对一起有疑点的案子，失出(判得轻了)不问责，失入(判得重了)要追责，法官当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宁可失出，不可失入。从司法的实际效果看，这跟现代司法制度强调的“疑罪从无”是差不多的。

宋政府对失入人罪的处罚，要比对失出人罪重得多，按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的一项立法，凡司法机关失入人死罪，如果被错判死刑的犯人达到三名以上，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要被“刺配千里外牢城”；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开除公职)、“编管”(限制人身自由)；负次要责任的法官“除名”；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追夺职称、勒令停职)。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达到两名，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发配“远恶处编管”；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负次要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勒停”(勒令停职)。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只有一名，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发配“千里外编管”；负首要责任与次要责任的法官“勒停”；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冲替”(调离本职)。

以上对法官的处罚“遇赦不原”，即碰上国家大赦，也不给予赦免处罚。

我们前面讲的陇州冤案，就是一个失入人死罪的案子，被错判死刑的无辜者有四个人。这不可能不追究责任。最后，责任调查清楚，陇州判官李谨言、推官李廓、司理参军严九龄(均为陇州的法官)、陇安县尉董元亨，对五人冤案负直接责任，一并开除公职，发配到广州服役；陇州司理院的狱吏被杖脊，刺配沙门岛；陇安县狱吏被刺配广南牢城；对冤案负有连带责任的权州事孙济，被贬到烟瘴之地雷州当一名小官。

此时，正好遇上国家大赦，但宋仁宗还是没有赦免孙济等人之罪责，严惩了错案责任人。仁宗皇帝又给诸州县下了一道诏书，申明自今往后，法官鞫狱，如果冤枉好人，必定严惩无赦。

在追究法官责任的同时，宋政府还做了另一项工作，给受害者家庭发放经济补偿。仁宗皇帝下诏，给本案冤死者的家庭“赐钱粟”，免三年差役。赐钱粟，是赐给钱物与粮食，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赔偿”。当然，宋朝并没有“国家赔偿”，但说成是对冤案家属的经济补偿，是没问题的。

在宋代，冤案平反之后，含冤的人或其家属可以得到一份经济补偿，并不是只有陇州案一个特例，而是相当常见。我前几年曾收集到一些事例，这里介绍两个：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当时有一份自边关发往朝廷的军事密函，在传递过程中居然被人私自拆封，并塞入一封匿名信。出于保密的需要，宋朝的军事情报必须装在密封的竹筒内传递，叫作“递筒”，任何人私自拆开递筒，都是严重触犯法律的行为。现在递筒里面的密件被调包，朝廷当然震惊，彻查下来，获悉是池州的“递卒”——递卒就是送快递的士兵，叫作汪青，私自拆开了递筒。

当时宋朝与金国在边境对峙，汪青触犯军纪，后果很严重，所以被判了斩刑。几年后，却发现原来是其他递卒偷拆了递筒，朝廷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而且被冤杀了。

既然是冤案，对法官的责任追究是免不了的。当年主审汪青案的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他倒不是一个糊涂官，曾平反岳飞案。他对汪青案的错判应该是无意的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问责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赵粹中受了处分，其他有牵连的法官狱吏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责罚。

同时，宋孝宗下诏，给冤死的递卒汪青家“衣粮十五年”，即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以弥补汪青之冤。这个“给衣粮十五年”，便是宋政府给予错案冤死者之家属的经济补偿。

就我收集到的案例来看，这类经济补偿在“冤死案”的平反过程中最为常见。那么未死人的冤案是不是就没有经济补偿呢？也不是。来看第二个例子：北宋雍熙年间，宦官何绍贞出外办事，办好回京，走到开封府辖下的中牟县，天色未明，见到几个人手持武器，行走于路旁。何绍贞怀疑他们是盗贼，便将他们抓起来拷问，这些人受不了刑讯之苦，供认是盗贼。然后何绍贞押着他们回到京城。宋太宗得悉，先是非常吃惊，继而想道：这些人虽然手持武器，却未闻有抢劫的行为，如果真为劫盗，怎么可能束手就缚？因此，太宗命令开封府来调查此案，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开封府最后查清楚了，原来这些人都是中牟县的县民，因为要到嵩山拜神祈祷，连夜赶路，所以带了武器，作为防身之用。宋太宗接到开封府的结案报告，说：“差点冤枉了好人。”下诏将无事生非的何绍贞抓起来治罪；几名受了冤枉的县民则“各赐茶卉、束帛”，遣送回家。这里的“茶卉、束帛”，也类似于经济补偿。

当一宗冤案平反后，官府能够给受害者家庭做出经济补偿，毫无疑问是人道主义的体现。虽然这还不能说是司法赔偿制度，但是，如果宋朝的冤案补偿惯例得以延续下去，假以时日，未必就不能演化出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司法赔偿制度。

可惜的是，这一经济补偿的惯例，宋后便中断了。我在明清时期的冤错案中未能找到经济补偿的记载。不妨来看一看清末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小白菜被人诬告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亲夫，两人含冤入狱，受尽酷刑。审到最后，法官大人说：你们并未杀人，回去吧。既没有对含冤者受过的苦表示道歉，更没有做出任何经济补偿。不但如此，还将小白菜打了八十大板，革了杨乃武的功名以抵刑罚。因为法官大人认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关系不清白，才惹出了这档官司。

从有经济补偿到没有经济补偿，这一小小的历史变局真令人大感遗憾。

19 宋朝的终局

我是南方人，更精确地说，是潮汕人。在我的家乡，山野间、海角间，散落着很多宋代遗迹，这些宋迹，是宋王朝穷途末路之际在我家乡留下的悲怆背影，也是千百年来我的乡亲对宋王朝永不忘却的纪念。

南宋咸淳九年(1273)，樊城、襄阳为元兵攻破，临安门户大开，蒙古军团顺长江而下，直指临安。三年后，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兵占领临安，太皇太后带着五岁的宋恭帝赵显投降。但此时，南宋尚未灭亡，因为恭帝的哥哥益王赵昰、弟弟卫王赵昺在一部分大臣的保护下，顺利逃出临安城，一路南下。

他们逃到婺州时，礼部侍郎陆秀夫带着一部分宋朝大臣前来投奔。在温州时，又召回宰相陈宜中、大将张世杰。两个小王爷与将领、大臣在温州登船入海，自海路抵达福州。五月，众人在福州拥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以福州为行在，改元“景炎”。

但是，元兵穷追不舍，福州已非久留之地，南宋小朝廷只能离开福州，流亡南下。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端宗君臣经海路进入我家乡境内，在一处叫作“甲子门”的港口登陆。元兵很快杀到，危难之际，当地渔民首领郑复翁率领疍民击退元军。自此之后，郑复翁便追随宋端宗左右，直至后来在崖山(今在广东新会)迎战元兵，覆舟而死。“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这是了不起的盖世功业，而明知狂澜已不可挽，仍然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郑复翁击退元兵后，我家乡的士绅范良臣也捐献粮草、犒劳宋师。南宋流亡政府得到父老乡亲之助，惊魂稍定，驻扎于甲子港，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悲凉的春节。宋师停驻的渡口，有一怪石嶙峋的山头，因为宋师在这里待渡，所以后人取名为“待渡山”。明朝万历年间，当地官员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凉亭，名叫“进食亭”，亭内立有陆秀夫、范良臣给宋帝献食的石像；亭下又建有一处神庙，叫“将军宿”，纪念勤王报国的郑复翁。至今在广东陆丰甲子古镇，还可以找到“进食亭”“将军宿”等遗迹。

景炎二年(1277)正月，在郑复翁带领的500名义兵护送下，南宋流亡政府从甲子港出发，沿着海岸线往南行驶，进入我家乡东部的东溪。他们准备将战船驻泊于水陆交通便捷的丽江浦，以此作为抗元大本营，并在此等候文天祥率领的部队会师。

明清时期，闽广商船可以从福建泉州航海而下，再经我家乡境内的东溪—西溪，从丽江浦出海，直抵广州湾，从而绕开海岸线弯曲、暗礁密布、波涛汹涌的广东遮浪半岛。但是在南宋末年，这条航线尚未开辟，因为东溪—西溪是断开的，中间是田野、荒地。南宋军队来到这里，发现东溪—西溪相距最近处不及四里，且地势低洼，决定开凿一条运河，贯通东西溪。

南宋流亡政府遂暂时驻扎于东溪，一面休整，一面命士兵开挖运河。宋师开凿的这条运河，后来被命名为“宋溪”，宽约60米，深为5米，长为1500米，笔直无曲，将东溪与西溪连接起来。宋师其后全部覆灭于崖门，但他们在我家乡留下的宋溪，却遗泽于后人，方便了商族往来。明清时，往来福建、广东的商船，还都要经过这里。

宋溪之畔，后来形成了一个村落，叫作“宋溪头村”。村北五里处的山岭，有宋师为运输之便而夯筑的土阶，长约500米，后人取名“宋师岭”；村西有一圆形小山，相传宋端宗与其弟赵昺曾在上面扎营，称为“宋王山”。如今故迹尚存，常有文人墨客至此凭吊。

可惜东西溪已凿通，元兵却步步迫近，南宋“行朝”只得在景炎二年年底左右，从丽江浦泛舟出海，又开始了在海上的漂泊、流亡。

撤退之际，端宗曾在我家乡境内的鲘门镇平岭扎营夜宿。半夜地震，地动山摇，宋帝大惊，相传陆秀夫用草鞋蘸上泥水，在一块大石头挥书“壮帝居”三字，周围居然安静下来。明嘉靖年间，一位叫作雍澜的官员途经我家乡，听到这一传说，前往平岭凭吊，并在岩壁上题刻了“壮帝居”三个大字；清代乾隆年间，本地乡绅集资在“壮帝居”石刻下建造了一座庵寺，名叫“宋存庵”，取“江山永在，宋室长存”之意。今天庵寺还在，只是只剩下残瓦颓垣，门额依稀可见“宋存”二字，残壁犹存两副对联，其中一副写道：“风雨难磨王者字，君臣犹享宋时山。”大宋虽亡，但怀念它的乡亲，却以修庵祭祀的方式，隐讳地表达了“宋室长存”的愿望。

景炎三年(1278)春夏之际，南宋流亡政府在海上漂泊之时，年仅10岁的端宗皇帝承受不了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流亡生活，不幸在湛江的一个小岛病逝。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端宗的弟弟赵昺为帝，改元“祥兴”，进驻崖山。

这个时候，在江西辗转作战的文天祥追寻着南宋朝廷的足迹，赶至我家乡的丽江浦，但是，此时宋端宗已经退走，君臣终不能会师。恰好邻近的潮阳县，有盗贼勾结元朝将领张弘范，进攻县城，文天祥只好移师潮阳，对付元兵。张弘范是一名悍将，迫使文天祥又退回我家乡。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二十日，文天祥部在我家乡一处叫五坡岭的山坡埋灶做饭，被元军围困，全军覆没。文天祥吞服下随身携带的冰片，意欲自尽殉国，却因为药力失效，未能死成，被元兵抓住。

三年后，文天祥在元大都就义，死前留下绝笔《衣带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两百年后，明正德十年(1515)，我家乡的一名士绅提请广东提学在五坡岭上建立表忠祠，祭祀文天祥。当时的惠州守备又建了一个“方饭亭”，位于表忠祠之后；惠州知府从庐陵取来文天祥的画像，勒刻在石碑上，并于画像碑题刻文天祥《衣带铭》，立于方饭亭内；又在亭柱铭刻一副对联：“热血腔中只有宋，孤忠岭外更何人。”

“热血腔中只有宋”的孤臣孽子，不仅是文丞相一人。祥兴二年(1279)春，南宋流亡政府与张弘范率领的元军在崖山展开最后一战，结果我们都知道，宋师大败，陆秀夫背负宋帝昺蹈海而死，数以万计的宋朝军人与遗民投水殉国。张世杰突围而出，却在海面遭遇台风，将士劝他登岸，他说：“不必了。”他登上柁楼，仰天大呼：“事已至此，难道是天意吗？如果上天不能复存赵宋，则大风吹翻我的船。”说完，风浪越来越大，船果然翻掉，张世杰落水殉国。

宋师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我的家乡，一名正准备驰往崖山勤王的南宋将士，望着西南方向恸哭，随后在“壮帝居”附近跳岩而亡。乡亲不知其姓名，称他为“岩公”，又在其跳岩处修建了一座“岩公庙”，庙内奉祀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岩公四位忠烈。

我的乡亲与南宋末代朝廷的交往，以“待渡山”的勤王启幕，以“岩公庙”的殉国落幕。在乡亲心目中，那一个他们生死相随的王朝从未远去，一直活在庵寺、祠庙连结起来的平行世界中。

尽管元朝代宋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但相传我家乡的乡亲从不承认这么一个王朝，他们不使用元朝的国号与年号；若是家中老人去世，子孙只修墓，不立碑，以避免墓碑上出现元朝国号、年号。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传说时，心里非常震撼，想不到家乡的先人会以如此决绝的态度拒绝新朝、缅怀旧宋。

我无法判断这一传说的真伪，但在2007—2011年的全国文物普查期间，人们在我家乡发现了多处无碑古墓，从形制、建筑风格看，正是宋元墓风格，似乎可以与那个古老的传说相印证。即使传说的内容不可信，但这一传说出现本身，已经显示了人心所向。

一个王朝的覆灭，也许并不是特别值得惋惜。我家乡的朴素乡民其实不知道，随着宋王朝的灭亡，宋代中国所取得的文明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断裂。这，才是最为可惜的。

第六章 元朝：中华版图的重构(公元1271—1368年)

姚大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清华国学研究院特聘教授

民族史、蒙元史、边疆史专家

01 元朝等同于蒙古帝国吗

当人们被问到“元王朝给中国带来了哪些重大的变化”这个问题时，绝大多数人可能会立刻想起“崖山之后无中国”那句话。是啊，如果元朝的统治把中国的存在都中断了，那还有比这更重大的历史影响吗？更多的人未必同意上面的说法，但在他们心里其实也多少有些疑惑，觉得这话好像也有点道理，所以即使认为这样说恐怕是错误的，也不知如何反驳。我们稍后会马上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元代带给中国历史的重要变迁，我们可以举出很多项。比如在今天回族的形成过程中，元代就是一个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时期；西藏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也始于元朝；元曲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座高峰，跟元朝通过读书入仕的困难，以及思想和文化钳制相对宽松有密切关系；另外，科举考试核心内容的调整，使理学确立了在传统中国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这也正是发生于元王朝。但是我在这里想着重讲述的，是这一时期两个最根本的方面：其中之一是元朝开创了与传统的汉唐模式很不一样的崭新的国家建构模式；另一个则是从东晋六朝以来形成和固化的官僚体系制约、抗衡专制君权的原有机能，经过并不专制的元朝皇帝之手，却反而被基本摧毁了。

现在让我们先说前一个方面。由元朝搭建的不同于汉唐的帝国模式，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历史的，即取法于辽、金两朝。不过辽、金在构造一种新帝国模式方面的尝试还很初步、很不成熟。尤其是金朝，自海陵王开始就大体上终止了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它们能留给元朝的历史经验和影响，还相当有限。元朝是从蒙古帝国转化而来的，因此元代国家建构的另一个更直接来源，就是它自身的祖型——蒙古帝国。那是一个囊括了众多被征服民族的庞大帝国，它的幅员在最大时曾达到马其顿王国的四倍、罗马帝国的两倍。

话说到这里，就必须对一个看起来简单但又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加以澄清：蒙古帝国和元王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两者的历史定位到底有什么不同？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蒙古帝国是一个辽阔的世界性帝国，它的历史是一部世界帝国的历史，而不可能被单独涵盖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之中，正如同没有人会把罗马帝国的历史看成仅仅属于现代意大利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欧亚大陆很多国家的历史，都存在一个“蒙古帝国占领时期”。而今日蒙古国的历史，或许应该包含一段“蒙古国在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完全没有理由把蒙古帝国的历史整个地包含在现代蒙古国的历史之中；当然也没有理由认为它应当整个地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元朝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为从蒙古帝国的分裂中产生的一系列继承国家之一，元朝的历史，已不能再看作是中国被某个不属于中国的政权所统治的一段殖民史。因为元代疆域的绝大部分为今日中国所继承，元代的政治统治中心，及其人口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重心都位于今日中国境内。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元朝的蒙古族，今天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当今蒙古族总人口约有一千一百万，其中有六百一十多万人生活在中国，三百二十多万生活在蒙古国，另有八十多万生活在俄罗斯。构成蒙古族总人口大半的，是当代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既然由汉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经常把邻近汉地的各少数民族地域一起纳入版图，那么对于由蒙古族建立的并且主要位于现代中国版图上的元王朝，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它也是对此前“中国”的全方位继承呢？中国既然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那就应当对这些民族曾经在中国版图上建立过的王朝政权予以平等看待。我们不能说，只有皇帝宝座上坐的是汉族的政权，才能拥有在历史上建立统一国家的资格；只有汉族出身的皇帝，才有权力在历史上统治包括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这块版图。

所以，我们当然应该毫不动摇地肯定，元朝像汉唐宋明一样，是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政权。元朝的历史，是构成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道理，对于如何认识清朝在中国史上的历史定位问题，也同样适用。

其实，上面说到的元朝源于蒙古帝国又与蒙古帝国迥然不同的认识，在元代人的心里还是很清楚的。蒙古帝国采用“大蒙古国”(Yeke Mongqol Ulus)作为自己的国号；忽必烈在1271年采纳汉语词汇“大元”作为新国号，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来那个“大蒙古国”的称号。一直到元代晚期，蒙文碑文里使用的正式国号，或者叫“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Dai On-kemeke Yeke Mongqol Ulus)，或者是它的压缩形式“大元大蒙古国”(Dai On Yeke Mongqol Ulus)。甚至被明朝赶回草原后，蒙古人仍长期把“大元”当作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庄严名号，尽管他们逐渐淡忘了它的真实历史含义。明史上著名的“达延”汗，其名号“达延”就来源于对“大元”名号的另一种汉字音译。

对蒙古帝国和元王朝之间的区别意识，同样反映在下述事实中，即元代加封的本朝先帝庙号，其中有两个包含“祖”字。他们把开创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尊称为本朝“太祖”。这与唐人尊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太祖相似——李虎因为最早受封为唐公而被视为“建邦启土”奠基人。除了元太祖，元朝还有一个含“祖”字的皇帝庙号，即元世祖忽必烈。元以前历朝庙号以“世祖”相称者凡十余例。其中最合谥法制度者，应数东汉尊光武帝为世祖的成例，用这个尊号“以明再受命”，也就是表彰他再度接受天命、重建国家的功业。自三国后，这个尊号的使用就越来越失去轨度。晋武帝司马炎、十六国里夏国的赫连勃勃都以初立国之君而称世祖，南朝萧梁临近亡国时的短命君主，“秉性猜忌”“御下无术”的梁元帝，也被赠封为世祖。而金朝则把它拿来封授从未即过帝位的完颜阿骨打之父。所以刘知几才会说，自曹魏而下，“祖名多滥”(称“祖”的规矩已经完全被破坏)。元以忽必烈为世祖，则是因为他大规模改弦更张，重新建立了一整套国家制度。拿当时颁布天下的汉文诏令上的话来说，新政权要实现的新目标，是“绍百王而继统”。“绍”即承袭、继承；它要继承的“百王”，不是指草原历史上的单于、可汗们，而是指中原历代帝王。它要接续的正统，指的也是中原皇统。可见与东汉光武相似，忽必烈实际也被当作一个重建帝业的人物来对待。两个带“祖”字的庙号，就这样把蒙古帝国与元王朝之间有关联又必须加以区别的关系说清楚了。这可能表明元人心里明白，漠北的大蒙古国和漠南的大元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家，不只是首都搬了一次家而已。我们今天使用的“蒙元史”一名，其实并不是指“蒙古人做皇帝的元朝史”，而只能理解为蒙古帝国史和元代史二者的合称。

从上面对蒙古帝国与元王朝之间区别的分析，必然要引出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拿什么时间作为一个节点，来把蒙元史一分为二呢？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变迁，大都是渐进的，不会像被刀切斧断过那样呈现清晰的边界。但是对历史变迁的分析既然需要从中划出阶段性来，那就必须找到某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把它们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依从如今大多数人获得新知识最便捷的途径，也就是查询“百度百科”，那么元朝就是从1271年开始的。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忽必烈虽在1260年称帝，但他为本朝选择“大元”这样一个国号，却是在12年之后。因此可以说，在1271年之前，确实还不存在可以称之为“大元”的王朝。根据另一种看法，元王朝的历史应从它征服南宋的那一年，也就是1276年算起——元军在这时攻下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宋帝出降。但也有人认为还应当往后推迟两年多，把南宋流亡小朝廷溃败崖山、小皇帝投海自尽看作宋元交替的年份。照这样的主张，则元朝始于1276年或1279年。这是根据传统中国的“正统论”原则来确定朝廷更替年代的结果。

但是以上见解都忽略了一点，即如何把元王朝的建立放置在从蒙古帝国到元王朝的历史性转变这个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事实上，几乎与元王朝同时从蒙古帝国中分裂诞生出来的，还有另外四大汗国，即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位于南俄草原的金帐汗国，以及位于西亚的伊利汗国。前三者都是从成吉思汗另外几个儿子的封地转变而来的；而伊利汗国则属于忽必烈的皇弟旭烈兀，他身为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的总指挥，独吞了那次征服的成果而自立于一方。由此可知，脱离欧亚西部四大汗国的形成去解释元王朝的建立，是不大容易的。所以还得寻找一个更合适的时间节点来标志蒙古帝国的瓦解，以及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帝国五大继承国家的产生。

这个时间点其实也不难确定，那就是1260年。这一年及其稍后，在蒙古帝国的东部和西部，接连爆发了两场由成吉思汗家族内讧而引起的帝国内战。

1259年，蒙古帝国大汗蒙哥在四川前线战死。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依靠汉地和北方草原的政治经济资源，先后宣布继承大汗之位，由此导致两人之间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争。东方战火燃起后不久，在西部，就在前面提到的忽必烈皇弟旭烈兀和金帐汗国之间，又为争夺高加索山南麓的丰美草原而交恶。金帐汗为此不惜与蒙古宿敌、埃及的玛木鲁克王朝结盟，以求击败自己的兄弟之邦。

这两场战争，足以成为昭告蒙古帝国分裂的标志性事件。而终于击溃阿里不哥的忽必烈早在1260年就抢先称汗，其新政权的成立恰好又与蒙古帝国的解体前后衔接。这样看来，把后来被赋予“大元”国号的那个新王朝的历史起始点追溯到1260年，不就是一件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吗？

所以，1260年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的北部、西北及西南地区，自此就从蒙古帝国的统治转入元代中国治理之下。这时候，南宋距离它的灭亡还有近二十年；中国分处于宋、元两朝并存的状态中。在传统的“正统论”早已过时的今天，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认为，其中只能有一个政权才具备代表中国的资格。1206年，后来演变成世界帝国的“大蒙古国”诞生于蒙古草原。而到1260年，这个世界帝国已无可挽回地陷入解体的命运。就是在从中分化出诸多大型的地域政权过程中，元代中国开始现身于东亚。

自从元朝征服经济富庶、文化优雅的南方汉文明地区，并逐渐消化了这种征服的辉煌战果后，当代以及后世的人们更加强了对元代历史景观中一系列汉化特征的感知。一部似乎完全按照中原传统建立起来的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国家机器，一个史无前例地接近《周礼》中理想模板的汉式首都，尤其是那部按传统“正史”风格书写的汉文版《元史》，使元王朝从外表看来与汉唐差别不大，只不过如今住在比汉唐的京师更像汉唐的元大都里的皇帝，是一个蒙古人而已。

这样的感觉出自身居汉地的汉人心中，并没有什么可奇怪之处。随着对“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观念逐渐被蒙古统治者理解和接受，元政府越来越注重以汉法治汉地。事实上只有很少的蒙古人进入人口稠密的汉地社会，而散居乡村的汉族民众甚至很少有机会看到身穿元朝制服的汉人官吏。直到元末，即使是在江南一个很繁华的小城镇里，人们仍然会对偶尔出现在街上的骑着马的蒙古族妇女感到非常稀奇。“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姑固”(忙不迭地卷起珠子门帘，好仔细打量骑马经过门口的那个戴着形状特别的“姑固帽”的蒙古妇女)。

但“汉化”只是元代多元文化景观中的诸面相之一。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元王朝的国家建构模式与汉唐不同，是因为它从前身蒙古帝国借用了，或者说继承了国家组织框架，而这个国家组织框架是以多元化的因地制宜原则为显著治理特征的。在汉地之外的元代疆域内，如藏地、蒙古社会或女真地区，人们感受到的是各自截然不同的“在地化”[1]的统治图景。元代的汉人士大夫普遍把本朝视为“中国”，事实上“中国”也已经成为官方汉语文书对本朝的自称，它甚至还出现在元朝的汉语外交公文中。但在元代的蒙古语中，我们却一直只看见对构成“大元”版图各大区域的分别称呼，如达达国土(蒙古地区)、唐兀惕田地(西夏地区)、乞答惕田地(北部汉族地区)、土伯特田地(藏地)、哈剌章田地(也叫“黑爨田地”，是原大理国疆域；“章”是对蒙语中Jang的音译，后者源自藏语中对南北朝时代云南“爨”部名称的音译，藏语写作lJang，“丽江”就是它的另一种汉字音译)、察罕章田地(云南西北境内的纳西人地区)、蛮子田地(原南宋属地)、畏兀儿田地(维吾尔地区)、女直田地(女真地区)等等。一句话，在元代蒙古人的观念里，除了“大元”之外，似乎还没有产生一个可以用来涵盖所有这些地方，因而能与汉语“中国”相对译的专指的集合名词。蒙古语用于对译“中国”的Dumtadu ulus，很可能是晚至清初才从满语Tolimbai goron转译过来的。当然，我应当在这里强调：元朝的蒙古语里是否存在“中国”这样的专名，这个问题远不如乍一想来那般至关重要。因为“大元”这个词本身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等义词。

元朝也始终没有扔掉从蒙古帝国继承过来的政治统治权力的各种合法性象征。这不但体现在元朝一直保留着“大蒙古国”与“大元”的蒙、汉双语国号这一事实中，并且还通过与之相关联的其他一系列采用蒙汉双重符号体系的制度设计，每时每刻都隆重地表达出来。

对蒙古人来说，住在大都皇宫内宝座之上的人，始终是他们的大汗或合汗，虽然汉人都习惯于把他称为皇帝。按照汉制，皇帝在死后有一个庙号，我们已提到忽必烈死后称为世祖，他的下一任皇帝死后称成宗，那是表彰他能遵循世祖遗训，善于守成。但元朝皇帝还各自有一个“国语尊称”，即蒙古语尊号，大概在生前就被授予并使用了。如称忽必烈为“薛禅合罕”(Sechen Qaγan，意思是贤明合汗)，称元成宗为“完者都合罕”(üljetü Qaγan，意思是有福之汗)，诸如此类。既然身兼皇帝和大汗两种身份，大汗(皇帝)即位时，就需要按两种不同传统分别履行两次即位仪式。在依据中原范式设计的“皇帝即位受朝仪”里，实际上已经掺入了按蒙古旧制举办大汗登位仪式时最核心的成分。但此外还必须有一次纯草原式典礼，举行时禁止汉族大臣在场。

元朝还一直使用两种纪年方式。蒙古旧制以十二生肖纪年。这种纪年法到底是最初就起源于北方游牧人群，还是中原先以十二生肖与地支相配，然后传入北方民族的，现在还很难确切认定。但至少蒙古的十二生肖纪年，其渊源来自草原传统。元代的汉语公文采用汉式的皇帝年号加干支纪年，但蒙语公文以及从蒙文“硬译”过来的白话体汉文公牍仍延续十二生肖纪年的传统，或用十二生肖纪年加汉地农历月日，再加文书起草地点的格式化表述来结束公文。如“猴儿年二月十八日，漷州有时分(意思是在漷州的时候)写来”“鼠年二月十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我们其实已经提到，元朝的法定官方语文，其实至少也有两种，那就是蒙文和汉文。此外皇家的祭祀礼仪也有蒙汉两套且并行不悖。

千万不要以为，仪式典礼是虚无缥缈的繁文缛节。国家典礼是一种非常实在的东西。它可以通过形塑人的态度而实实在在地引导人的行动，因而拥有强大的动员力量。元代共存并用的两套符号体系，代表了它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的权力资源和合法性基础。这是元王朝能够维持一个空前庞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02 没有元朝开创的新型国家建构模式，就没有今天中国的辽阔疆域

在前面，我们讲到元朝有两个庙号里带“祖”字的皇帝、元朝究竟建国于何时的四种不同见解，以及元代创建的两套国家符号体系，这两套体系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权力资源和合法性基础。所有这些都意在说明，元代对中国的统一，采用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建构模式。它既没有照搬蒙古帝国的原样，也不是一板一式地完全照搬“汉法”，建立一个纯粹汉唐体制的国家。元代能给中国历史带来不同于以往的统一新局面，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国家建构的新模式。

所谓“新”，是相对于“旧”来说的。那么这里所谓“旧”指的又是什么呢？那是指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国家建构模式。按过去更流行的说法，也可以称它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但它在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术语是autocratic bureaucracy，对译为专制君主官僚制，这可能更准确简便。这个体制的产生，在中国要远远早于西方。从战国中后叶开始，它就在各国试行。秦帝国依靠它完成了统一大业，并把它推行到秦的全部疆域之内。接着在西汉中叶，它演变为一种稳固的支配性体制，并以其成熟的汉唐形态获得充分展开。

上述国家建构模式，对于有条件实施以郡县或府县为基本治理单元的地区，具有强大的控制效率。但对于那些不能建立郡县或府县治理体制的“夷狄”地区，它的能力就相当有限了。唐在那些地方实行的“羁縻”制度，外国学者用loosely controling，也就是“松散控制”来翻译这个专名，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只要追问一下，在汉唐型的中央政府里，究竟是谁在负责这些“夷狄”“诸蕃”的事务，他们所管辖的又是哪一类事务，我们就能看清楚，汉唐式政府与这些无法被纳入郡县管控体制的大小人群之间的实际关系了。

秦汉政府处理“蛮夷降者”或“归义蛮夷”事务的官署名为“典客令”。西汉后期，典客令被归并到按法定礼仪接待国内诸侯王的“大鸿胪”衙门内。此后鸿胪寺的职能范围渐有扩大。它在隋唐时主要负责具体安排内外宾客接待，以及包括吉凶吊祭在内的各种官方典礼或仪式。其中针对“夷狄”的职责，那就是“蕃客辞见，宴接送迎”。把此项职责说得更翔实一点，那就是“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凡……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若诸蕃人酋渠有封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这段话是说，“四方夷狄”来朝见时，鸿胪寺要负责分辨来人的身份等级，以相应的宾客礼仪来招待他们。从宋代法制规定中，我们还能够进一步了解到，凡有“诸蕃蛮入贡”，鸿胪寺官员还须负责审议由边州申报的入境使团的“国号、人数、姓名、年甲及所赍(携带)之物名数”，“其缘路州往来”(经由怎样的路线往来)，其“到发日时及供张馆设之礼”等事。对初次来宋使团，鸿胪寺还须收集“其国远近、大小、强弱，与已入贡何国为比”(与哪个已经入贡的国家相接界)之类的基本信息。

在此处不厌其烦地交代鸿胪寺的相关职能，是为了说明，汉唐式国家与郡县制以外地区的关系，与其说具有一国之内、君臣之间尊卑关系的属性，不如说更接近于处在同一个等级化国际体系中的两国之间非均衡的，或者说得更直率一点就是不完全平等的外交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鸿胪寺所承担的那部分职能，应属外交关系范围。

羁縻体系在唐以后还在沿着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历史轨迹不断演变。凡走到改土归流那一步的“蛮夷”，就以编户齐民的身份被最终纳入郡县体制，其所在地区因此也就转化为按州、县划分的国家版图一部分。然而并不是所有羁縻地区都会沿着这条道路，被覆盖到郡县制的管控范围之内的。凡停留在羁縻层面而未能向土司建制进一步演化者，就完全有可能随着东亚进入近代国际关系的过程而走上另一条道路，即从原先存在的与中央王朝之间的非均衡依属关系，也就是属国与天朝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转化为原则上相互对等的真正外交关系。

那么，羁縻地区沿着上述两个不同方向分道扬镳，表现在地域空间内又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呢？如果以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作为经验判断的依据，我们就有理由把直到民国初年尚未改土归流、因而依然存在土司设置的地域，认定为传统中国有能力推行土司建制的最边缘区位。同时，那里也就是从“化外”向国家版图的转化历程所能抵达的最远地理范围。仔细研读一下清末或民国前期的行政区划全图，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西部有将近一半的疆土，并没有在上述地理范围之内。

这就是说，直到清末为止，如果历史中国只是遵循汉唐式国家建构的单一模式持续演进和扩大，那么当代中国就不可能拥有现实中那样辽阔的疆域。当今中国境内属于“内陆亚洲”的那一大部分领土，就很可能无缘被划进中国的边界线之内。

这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在它跨入近代之前，一定早已拥有除汉唐体制之外的另外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多亏了这另外一种模式的推动，才使中国有潜力把历史上的“西域”真正巩固地囊括进它的版图。

那么，汉唐之外的这另一个模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此话出自雍正皇帝：“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所谓“中国之一统”，属于前面提到的汉唐模式的贡献。但对于“塞外之一统”，汉唐模式的作为就十分有限了；那主要出于元朝和清朝的贡献，也就是应当归因于这两朝推行的边疆帝国建构模式的伟大功业。从创造出国家统一的新范型、新局面的高度去定位元、清两朝的历史性贡献，在我看来大概不存在过分之处。

如果上面的说法可以被接受，那就应当承认，对元朝和清朝在推动中国的统一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我们至今还没有赋予它们理应获得的那种高度的肯定。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学，对元和清的统一当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这种肯定的主要理由，是两朝都日益积极地采纳了以专制君主官僚制为核心的汉法、汉制。它们能有所成功，是因为主动汉化；它们后来失败，则是因为汉化得还不够。也是基于这样的见解，两朝的统一，被看成不过是汉唐模式在规模上的拓展或扩大而已。在此种观点的笼罩下，元、清在亟须突破汉文明自身限制的那些活动领域内所获得的带有原创性的成功，很难被人们揭示出来，加以表彰。对于元、清统一中国的肯定，因此也就远远没有到位。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通过“减法”的演算，去彰显发展于元、清的那种国家建构模式的重要地位。你看，若从当代中国版图中扣除汉唐模式所能奠定的疆域范围(这块疆域主要分布在东半部中国)，还会剩下西部一大块领土是汉唐模式很难加以有效处置的。所以“西域”加入中国版图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除汉唐体制外，传统中国必拥有另一种国家建构模式为它提供疆土“驯化”的新能力。我把它称为边疆帝国范式的国家构建模式。

晚清之前的历史文献，几乎没有把传统时代的中国各王朝称为“帝国”的义例。不过正如古籍中不使用“专制”“独裁”等词语来界定传统皇权的特征，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不能使用这些字眼来分析传统皇权的性质一样，古无“帝国”之称也不能成为今天不能用帝国来界定汉唐等大一统王朝的理由。于是就有必要把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区分为两类来认识。所谓“边疆帝国”，就是从诸如唐、宋、明等专制君主官僚制帝国的边疆发育壮大起来的(flontier empires developed from flontiers of empiers)。它进入并统治了很大一部分汉地社会，但与此同时，仍然牢牢控制着自己的发源地区，把它视为本族文化、本族人力资源及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渊源所自。这是边疆帝国与我在前文提到过的直到公元10世纪为止的那些“渗透王朝”大不一样的地方。

应当说，在元代之前，这样的边疆帝国已经存在了。那就是辽、金两王朝。辽代占有的汉地，只有所谓的“燕云十六州”一小块。金征服了淮河、秦岭以北的几乎全部汉地社会，并把统治中心移入汉地。它建都于今天的北京，为其后列朝所效仿。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两宋以后，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完成，但是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非但没有南移，反而从今天的西安、洛阳、开封所在的纬线向北推进五纬度，挪到了北京。这是为什么？

明朝建都北京，一方面是受残留在明前期的浓厚的蒙古政治文化影响，但更可能是因为通过政变夺得帝位的燕王朱棣的老巢就在那里。而元、清建都北京，就应完全出于下述考虑，即力求在经济发达的南部中国与最高统治集团的战略后方或根据地之间维持领土结构上的必要平衡。金以松花江流域为“内地”，元把蒙古高原视为“祖宗根本之地”，清更是用“柳条边”把位于东北的本朝“龙兴之地”长期封禁起来。汉人眼里的“废地”“边远酷寒之地”，对边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却是朝廷“根源”所系、传承本族血脉的故土。所以首都北移，是帝国的领土结构改变使然，恐怕还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政治中心跟随版图北扩的寻常移动。

边疆帝国模式在辽金两朝还处于初创阶段，而它的形态在元朝则已经显示出十分清晰的轮廓。所以雍正才会跳过辽金，断言“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这一模式在汉地社会主要借用汉唐式专制君主官僚制的治理框架，包括用汉式皇帝制度来包装最高权力机构的外在形象。正因为如此，公元10世纪之后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帝国留给汉地社会历史记忆中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它们的“汉化”特征。

但在汉文明地域以外的帝国版图上，政治景观就大不相同了。对于此前历代王朝按汉唐模式采取羁縻统治的地区，边疆帝国“因俗而治”的管控程度相较于前者获得很大的提高。蒙古高原位于戈壁以北的部分，连同更北面的西伯利亚旷野，被划为“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后改称“岭北行省”。从表面看，它被纳入与汉地同一类型的行省体系，实际上这么大的区域内只有一个名义上路级、一个名义上宣慰司级的政区(和宁路和镇海宣慰司)，其下未设置任何州县。但是现在该地域内的军民之事全归中央政府派驻在那里的行省丞相总领，有效地分割了在那里拥有各自封地的诸多宗王手里的权力。政府对游牧民收取羊马百匹抽一的赋税。这是汉唐式国家对羁縻地方的松散控制所不可比拟的。

元政权源出于漠北蒙古，因此岭北情形或有特殊之处。那就再看看西藏。元朝对那里的当地统治者们，同样不是给上一批官号，就不管不顾了。《元史》以“郡县土番之地”来概括本朝对西藏的治理。它的意思只是指把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控范围，其实那里并没有郡县。当时藏区被划分为三道，相当于今青海藏区、四川藏区和今西藏自治区，后者再分为前藏、后藏及阿里三路。由朝廷选派的藏人担任统领各道政教事务的最高军民长官，藏语俗称“本钦”(dpon-chen，译言大官人，应是蒙古语官号yeke noyan的藏语对译专名)。在中央，统领藏地各道诸色事务的专门机构是宣政院。所以元人说，大凡藏地“军旅、选格、刑赏、金谷之司，悉隶宣政院属”。也就是说，藏地的军事、人事、刑法、财政等方面的重大事务都归宣政院管。宣政院由元帝封授的“帝师”总领。作为朝廷特设的最高宗教职位，帝师的职权主要是为皇帝提供治理藏地的政教方面的建议，推荐宣政院及藏地各级官员人选。另外，藏地还由忽必烈第七子及其后裔以藩王身份世代出镇，成为那里的最高军事统帅，并对地方社会及行政秩序负有督察之责。

毫无疑问，上述“僧俗并用、军民通摄”的体制，与治理汉地的方式有很大差异。但元朝中央对藏地的渗透力，无疑远远地超过了汉唐模式支配羁縻地区的程度。

元代宣政院被清人追溯为清代理藩院的制度渊源，而理藩院正是负责署理除八旗蒙古之外的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各部，南疆回部及藏地军政事务的中央机构。清代御用文人们力图为本朝的每一个机构或部门都找到一个前代来源，通过展示清朝每一种制度都渊源有自，来证明清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但他们不得不坦承，在明朝和宋朝，他们找不到可以与理藩院相比拟的衙门。他们当然找不到，因为它根本就属于与汉唐体制无关的另一种国家建构模式。

两种国家模式的另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表现在二者的理想治理目标也完全不同。汉唐模式的理想治理目标，被古人十分生动地概括在这样九个字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是就基础设施而言，可以按下不表。后两个“同”，是指统一使用汉文，统一用儒家伦理改造风俗。这也就是主张用汉文化去覆盖全部国家版图。

边疆帝国式的建构模式则完全没有这样的诉求，哪怕只是在理想中也无此诉求。元政府没有试图用蒙古语来取代流行于帝国疆域内的各种语言。相反，它之所以希望推行八思巴字母，就是希望用这种实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的统一字母，来拼写各种各样的书面语。在清代，官方颁布的《五体清文鉴》把满、蒙、藏、汉、回(指维吾尔)五种通行文字的语汇并列于一书，以便臣民兼学互通。

我想这里无须强调，元清政权都不会有维护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平等与发展的现代观念。但为了防止不同民族乃至同一民族中被分隔开来的不同亚群体联合起来从事反抗活动，也为了防止跨民族的互相干扰所最易于引发的民族冲突，从而给安定的政局带来破坏，两朝都竭力奉行把各大型人群的社会活动限制在各自地域范围之内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及其文化，在相对自主和宽松的形势下，维持各自的生存和发展。

03 黑河—腾冲线：地理之外的意义

如果在地图上画一条东西分界线，把传统中国的汉文明覆盖区(包括分布在它边缘的土司建制地区)与其余被边疆帝国纳入中国的国土分别开来，那就很容易发现，这条分界线与“黑河—腾冲线”的走向极其吻合。

我们在中学地理课堂上都已经知道，黑河—腾冲线最早是由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来的，所以也称为胡焕庸线，简称“胡线”；1987年，他又根据当时的最新数据调整了对这条线的说明。这条直线，从东北到西南，将今天黑龙江省东北部的黑河与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腾冲连接在一起，把当代中国国土划分为大体相当的两部分。在占国土面积43%的东半部，分布着中国总人口的94%；而占国土面积57%的西半部，则只拥有全国人口的6%。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上述人口分布格局可能会有所改观，特别是把大量流动人口纳入统计的话。但是在讨论中国历史时，把胡线作为一种基本背景资料来使用，则大体是不错的。

那么，中国人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鲜明夺目的区域分布反差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忽略掉胡焕庸线为追求直线效果而牺牲的部分准确性，那就可以认为，它与40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走向十分贴近。我们知道，年降雨量在中国国土上的分布，大体是从东南到西北逐渐减少的。400毫米的年降雨量，是雨养农业，即仅靠自然降水来维持的华北旱作农业所必需的最低供水量。不用说，雨水更充沛的中国南方稻作农业区，自然位于这条线以东。在它以西，虽然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中还存在一些规模不大的灌溉农业，但是从总体上讲，这条线划分了中国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的地理范围。青藏高原东半部以及横断山脉地区的降水条件虽然可以满足雨养农业需求，但那里海拔过高、地势陡峻，实际上无法从事农耕活动。恰恰是在这块地方，胡线向南偏离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而向农牧分界线靠拢。总之，黑河—腾冲线，也就是胡焕庸线的走向，呈现出与中国农业分布区的西部边界几近重叠的状态。

还不止如此，胡焕庸线的走向，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历史分布地域的划分形势也基本相符；需要加以修正的，只是东部的农业区内还包含着若干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如傣族、壮族、朝鲜族等。针对这样一种人口分布态势，毛主席曾评论道：“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

胡焕庸线既划出了汉族历史分布区的西界，又划出了中国宜于农业的地理区域的西界。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还记得汉族的早期分布曾经局限于淮河—秦岭以北，那就很容易认识到，汉文明扩展自己生存空间的地域范围，主要指向至少能够从事雨养农业的各地区。在上述地域之内，它会以极顽强的毅力，像铺地毯一样地朝着外部世界去拓展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但它向外部的展延也在适宜农业生产地域的最边缘一线戛然中止，这是因为汉文明和汉族的生计方式，是与农业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们很早就已发现，长城线的蜿蜒展开，正好与十七英寸(约43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两相叠合。修造长城的人当然不了解这样一条线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凭着实际经验去掌握宜农区域向北推进所可以到达的极限位置，然后把长城修筑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再拿宜农地理区的西界(也就是黑河—腾冲线以西地区)，与汉唐模式各帝国内的府县及土司建置地区的西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两条界线其实也是相当吻合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汉唐帝国模式最适合的发育环境，是传统农业生计以及前现代汉民族能够立足和发展的地方。汉唐式帝国对外扩展是否能成功，都取决于此。只要有可以垦殖的土地，就会不断有汉人往那里迁徙。最初没有汉族人口的南部中国，往后能被汉唐式帝国完全“消化”，就是因为那里宜于农耕，宜于汉民族的立足与发展。我们在前面讲过，秦汉帝国对南部中国的整合过程，起初是在那里构筑一个稀疏的管控网络，这个网络由为数不多的官衙、屯戍要塞、驿道和驿传、亭障、小规模移民点等组成；然后，在这个像网线袋一样把南方领土整个套在里面的经络与血管系统周围，会慢慢长出越来越丰满发达的肌肉组织，把经络系统包裹在其中，并使它发育得日益强壮细密。这种肌肉组织就是顺着最初的管控网络向南迁徙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汉族农户。他们逐渐担负起供养那个管控系统的责任，从部分到全部，而该系统最初完全是靠国家的物质和人力补给来维持的。再后来，国家在南方的收入不仅能满足治理当地所需的花费，还可以倒过来以大量财富反哺中央。

在沿汉族社会周边外沿建立的土司建置地区，情况也差不多如此。这些地方也大多位于黑河—腾冲线以东，属于可以从事雨养农业的边缘地带。不过，由于那里早已存在势力较大的原居人群，再加上距离遥远、进出不便，而且剩下的好地也不多，所以起先几乎没有汉族农户迁入。但是，随着晚明以后人口压力的显著增加，到那里寻找生存机会的汉族人口也日渐庞大。这些人当然不属于所在地区土司的管辖范围。可是客观上又存在对他们加以管束的必要，包括向他们征收国家赋税。于是，在原来只设立土司的地区兼设流官建置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并且还一路从土流并置，走向改土归流。

可是，除了在汉族社会周边成功建立起土司体制的地带之外，汉唐式帝国对位于更西部的辽阔的羁縻地区，就只能采取“不依赖移民占领而从外面将统治伸入其地”的方式，通过册封当地首领，驱使他们定期朝贡的制度，予以间接控制。由朝廷派往那里的驻军孤悬于这些绝域异邦之地，在必要的时候实行武力弹压。虽然从西汉开始就在推行边地“屯垦”，也就是由驻军和小规模汉族移民在异域屯垦，部分自养，但这种脆弱的前线屯垦很容易荒废，远征军只有靠常年从内地“输血”的方式，由朝廷调拨大批钱粮装备来供养。

与南方的情形完全不同，西部和北部的羁縻地区，由于没有汉族农户随后跟进，在接通腹地的干道网络周围，也就不会有肌肉组织成长起来，更不用说承担起替代外部供血的本地化补给功能。只要朝廷因经济困难而被迫停止输血，它在那里的政治权威就会很快衰竭。汉唐式国家经营西域的努力时断时续，其收效则事倍而功未及半，基本原因正在这里。

但对源于蒙古草原的游牧人群来说，控制西部中国的困难要小得多。尽管北部欧亚大陆真正的草原地带位于北纬五十度线上下。但是在它以南，还有许许多多与沙漠绿洲靠得很近的半荒滩草原，足以支撑向南扩张的游牧人的生计需求。所以蒙古人要维持对草原以外中亚各地区的统治，就不会碰到汉地军队所面临的那种后勤补给障碍。清前期的满族一直以骑射见长。它利用共同信奉藏传佛教的条件，拉近了与蒙古族的距离，又在征服广阔的中国西部的战争中充分借助了蒙古军队的力量。这是元、清两朝实施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时拥有的独特优势。

04 元朝的第二个冲击：终结官僚机构对君权的约束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元王朝对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所做出的非同寻常的巨大贡献。现在要说到它对中国历史的另一项重大冲击。不过，这项冲击与元朝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性质上很不一样。它含有较大的负面意义。这就是元朝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专制君主官僚制从体系内部约束君权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惯行体例；而这些制度和惯例，原本是皇权与它的官僚机构之间，在近千年反复博弈的过程中，好不容易才形成并逐渐得以固化的。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内，官僚机构是服务、从属于专制皇权的。所以有的学者用“君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来形容两者的关系。也就是说，天下之大，无处无人不受制约于君主一人的权力，却没有一个人能制约君主。秦始皇或汉武帝就是这样“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独裁君主。

不过君主再“勤政”，也无法做到事必躬亲，何况他还要有花天酒地、游山玩水的享乐时间。他既不会愿意、事实上也绝对不可能事事独揽，所以还需要订立各种明确的法律法规，让他的官僚机构可以按照既定制度去处理众多常规性的事务。同时，在皇帝手里则仍然保留着突破法定制度，根据“圣衷独断”任意处置相关事务的特权。因此，在唯我独尊的君权与臣下必须遵守的制度规定之间，就不免会造成某种冲突或张力。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生动地说明存在于两者之间的这种张力。

唐朝有一个县官犯了勒索钱财的罪。唐玄宗大怒，下令司法部门判他死刑。负责审理此案的大理寺长官要求按照唐律把他流放。玄宗再次下达手令，坚持要大理寺处死他。大理寺长官回复皇上说：“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意思是君主有任意决定臣下生死的大权，如果由你直接下令，怎么处置都可以；但如果交到我的手上办理，我就只能按刑法来对他量刑，而不能再顾及你的意志。结果还是把这个县官流放了事。

在秦皇汉武时代，官僚系统制约君权的有关制度或惯例，还没有显示出什么明显迹象。这样的制度成分或惯例，有不少是在两晋与南朝皇权显著衰落、门阀贵族势力“平行于或超越于皇权”的时期逐渐产生和发育起来的。例如汉魏之际有一个叫门下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责，原是协助君主审批中央行政部门呈送皇帝的奏章文书。但从门阀势力直逼皇权的东晋开始，它竟然拥有了对君主诏令实行“封驳”的权力，就是以决策不当或与过去体例不符等理由，把以皇帝名义签发的文书重新包扎起来，退回不发。两晋之后，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的这一类权力，经过国家治理的长期实践，已在无形中变成传统的一部分。此后的任何一个皇帝，哪怕心里再反感，也都没有能力将它们一举废除。唐宋的皇帝诏书往往以“门下”开头，就是因为公文草拟完稿后的第一道运作程序，就是把它送到门下省进行审核。而到北宋前期，随着新儒家集体意识的又一轮高涨，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观念大行其道。这是传统中国所见证的臣下约束君权的最后一个典型时代。那时候官僚对于皇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门下有封驳之权。嘉祐(1056—1063)年间，宋朝廷决定把在中央监察部门任职满届的唐介派到外地做官。以皇帝名义签发的委任书也已经准备好，送到门下省审核，等待通过。可是门下省的官员认为唐介身为专门从事抨弹时政、揭露非法违法事件的谏言官，“有补朝廷”，意思是他在朝内能发挥更有益的作用，所以不应外放。于是他们行使“封驳”权力，驳回这个文件。皇帝只好把唐介再度安排到监察部门。北宋门下省封驳来文最著名的例子，是范祖禹坚持不同意对一名吏部尚书的任命，为此封还、进奏，总共反复了九次。

门下封驳，发生在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件已形成之后。而在此之前，宋代受命起草高级官员升迁或降免诏书的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如果觉得王命不当，就有缴还“词头”(皇帝指示原文，交代需要由起草人敷衍成一篇漂亮文告的主旨)、拒绝起草这份诏书的权力，称为“封缴”。中书舍人封缴始于富弼，他后来成为著名的宰相。宋仁宗时，外戚刘从德死后，寡妻出入内廷，当时传言说她与仁宗颇有私情，得封“遂国夫人”。后来两人关系不好，刘氏的封号被取消。可是仁宗不久又思恋故人，下手令把“遂国夫人”的封号重新赐予刘氏。起草诰命的任务落到当时还是中书舍人的富弼头上，他不肯从命，缴还词头。这件事就此作罢。之后不久，中书舍人胡宿接到皇帝指令，要他为任命一名太监担任内侍省副都知的官职写一篇委任状。胡宿也选择抗命封缴。仁宗问宰相文彦博，过去是否有此类先例。文彦博回答，富弼曾这样做过。仁宗只好换另一个人来写这道诏制。从此之后，中书舍人封还词头的事就不时发生。其间最有名的一个事件，是为了反对提拔王安石的一个亲信，有三名中书舍人先后拒绝起草委任状，在皇帝面前的辩论多达七八次，三人最终相继为此去职。这就是著名的“三舍人”事件。宋人盛赞三人的行为说：“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间养成风俗。”

中书舍人经常在夜间被召入宫中，去起草重要的人事任命诏书。朱熹说：“迁谪人词头，当日命下便要，不许隔宿。”意思是皇帝要升迁或贬谪官员，命令下达之日，就必须形成文书，容不得拖到次日早晨。苏轼就时常摊上这样的差使。他这样描写冬夜入宫的情景：“微霰疏疏点玉堂，词头夜下揽衣忙”；“醉眼有花书字大，老人无睡漏声长”。意思是皇帝在夜间下达了委任大员的指示，他急忙穿好衣衫，冒着大雪来临前疏疏落落飘下来的小雪珠，赶到翰林院衙门。上半夜的酒还没有完全醒，视力模糊，所以把字写得很大。草稿完成后递进宫内让皇帝审阅，想在衙门里打个盹；年纪大了难以入睡，只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胡适曾把好诗的标准定为写白话、不用典故。他举出的例子，是李商隐的一些名句，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或者“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苏轼的这两联诗句，也完全符合写白话、不用典故的标准。

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负责起草的诏制文告，并不止于人事任命方面的内容。在撰写与其他各方面“政刑庶事”相关的重要文件时，他们同样拥有就国家大政提出反对意见，因而“缴章”(缴还批示，中止文书形成流程)的权力，并向皇帝上奏说明自己反对的理由。

即使在君主的诏旨已被撰写成美文，通过门下审核，且经由中书省下发到有关执行部门之后，处理具体事务的行政官员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扣留下发文书，暂不执行，把自己的不同意见上奏给皇帝。这叫“执奏”。北宋前期执奏之风，甚至可以用“嚣张”两个字来形容。当时人评论说，“臣访察近日睿旨差除，三省多方执奏，肆行沮格；三省欲有进拟，冀圣意之必从、除目之必下。倒置如此，臣窃忧之”。意思是，最近只要皇上想以某职任命某人，三省大臣就必定千方百计通过执奏来阻挠。而三省打算提拔什么人，就一心指望皇上必定采纳之。上下本末，全颠倒了，实在令人担忧。惯于“执奏”，已经发展到“君倡而臣不和，上行而下不随”的局面，以至于有人用“有司执奏，无不垂听”来奉承宋朝皇帝的宽容。

宋人自己对上面这一套约束君权的制度化运作，是很有一点陶醉的。他们说：“批旨之所行苟有未安，则大臣不嫌于执奏；诏令之所达苟有未当，则给舍(门下给事中与中书舍人)不惮于封还。内外相维，一归于正。”又说：“宰臣执奏，台谏论列(由御史台督察是非)，给舍缴驳，经筵留身(给皇帝讲说经书后留下不走，对朝廷大政提出意见)。我朝求言之常法。”

上面讲述的这些情况，或许使各位感觉有点诧异。因为历来的中国历史教学，强调的都是专制主义皇权在宋朝获得了划时代强化的趋势。众所周知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不就反映了宋代皇权的加强吗？怎么你现在说的反而是皇权好像处处在受臣下的掣肘呢？如果你能这样想，那你的确就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下面我将会说到，两宋君主与他们的官僚机构，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之中。只有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懂得，上述关系在元朝究竟又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化。

05 御前撤座的背后：对皇权的束缚松开了

我们都知道，宋太祖用美酒加上“白驹过隙”的比喻，敦劝中央禁卫军的高级将领们放弃禁军执掌权，到地方就职，安养天年。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君主，都能买得起更好更贵的美酒，为什么只有赵匡胤才做得到用美酒换取部下手里的军权？如果把考察的时间往前推移，就会发现自五代以来，皇帝削减军阀势力的努力一直处于进行时。若把观察再往前推几步，我们还能发现，自从东晋以来，一度跌落到谷底的皇权，早已在逐步摆脱日渐衰落的贵族政治控制，并缓慢地恢复自己在秦汉时所曾拥有过的无上权威。这一趋势很清楚地反映在君臣间的尊卑反差重新被拉大的长时段过程中。

在秦汉时期，臣下见君主时严禁随身携带武器。但到了西晋，君臣相见，“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带剑”。这一风气，持续于整个南北朝。直到隋代，才重新规定，朝会时登殿者，必须解除佩剑、脱去军靴(军靴里易于藏匿暗器)。到了唐朝，百官进入宫殿门，要经过“监搜御史”搜身检查。后来又规定，宰相入殿，停止监搜，算是对百官首脑的特别优待了。

到这时为止，大臣的尊严虽已不如从前，但最高权力集团成员在御前议政时，在皇帝面前每人还有一个座位。宋太祖一即位，这种“坐而论道”的权力也被蓄意取消了。宋初的最高权力集团中人，在北周时都与赵匡胤一起在朝内做官，而且地位还多高于赵匡胤。这帮从前曾参与“黄袍加身”的政变密谋者，一夜之间变作赵家臣下，他们真的能服气吗？皇帝如何才能在与他们相处时将今非昔比的君臣名分突现出来呢？于是有了御前撤座的安排。

关于宋初的宰相们被御前撤座的故事，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一说是出于宋太祖本人的强势推行。最初召集讨论军国大事的御前会议时，有关部门按照惯例，还依次为宰相以下的各人布置了座位。宋太祖一进会议室，就把脸一板，下令撤去众人座椅。

不过对从前老在一起混的兄弟们如此无情，怎么做得出来？于是又有了暗中安排的说法。有一段宋人笔记记载，从唐朝以来，凡大臣见君主，都会在殿上按官位高低排列座次，然后集体讨论各人需要请示的事情。宋太祖即位后的一天，宰相范质等都还坐在各自的位子上。太祖对他们说：“我眼睛有点花，你们把各人手里的文件都拿到桌前来，好让我观看。”一帮人纷纷站起来走到太祖桌子前，等他们看着皇帝一一就请示文件做出回应，转身想回到原先的座椅上去时，发现座椅早已被预先吩咐好的太监们搬走了。

过去坐论天下结束后，“常从容赐茶而退”，大家一起喝喝茶再告退。现在站着说完话，不便再站着喝茶，所以“啜茶之礼”自然也就废除了。也有人说，站着见君上，是范质自己向赵匡胤提出来的。因为他在后周位至宰相，比赵匡胤当年的身份还要高。现在做了赵匡胤的臣子，不得不格外表示自己的恭顺畏惧。无论这件事最初起意于何人，总之高级官僚从此只能站着与皇帝商议国家大事，一站就站了近千年。

天子与群臣间的尊卑反差缓慢而确凿无疑地日益扩大，显示出隋唐至两宋皇权不断抬升的明显迹象，但这还不是前者的全部内容。皇权实施对官僚体系的绝对支配，最重要的一个“抓手”是任命宰相。“人君所论，只一宰相”。这就是说，任命或更换宰相人选，是皇帝用来实现自己的统治意志，实现或调整他所中意的大政方针最重要的手段。这个权力，绝对是被皇帝所专断的。掌握在皇帝手里的人事大权，不止于任用宰相，还包括委派担任其他重要职务的高级官僚。君主左右的权臣、嫔妃、宦官等都可能对君主任用大臣的决策施展某些影响，不过这只是法定程序之外对君主权力的隐性盗用。宋真宗晚年身体不好，与寇准的关系也变坏了。丁渭、李迪同为宰相，在真宗跟前请示如何处置寇准。真宗回答：可以把他安排到一个“小处”(就是不太重要的州郡)当州官。丁渭与寇准是政敌，就在请示公文末尾写上：“奉圣旨，命他到远小处(地理上偏僻且不重要的州郡)做州官。”李迪看见丁渭这样写，责问道：“皇帝之前的话里没有‘远’字。”丁渭咬定他确实听见了皇帝口中的那个“远”字。两人为此大吵起来。可见专制君主对朝政的把控，是切切实实被贯彻的。

现在我们看到，在从隋唐到两宋的专制君主官僚体制内部，存在着两种趋势。二者在并长争胜的同时，按各自的轨道持续演进：其一是专制皇权在支配官僚体系方面的权威与权力在逐渐增长；其二则如我们前面所描述的，官僚体系约束皇权的制度安排和惯行体例，也自东晋以来在经历一个逐渐被固化的过程，成为历代皇权无法轻易摆脱的一系列“旧例”。这种对于皇权的约束，在北宋士大夫精神高度奋发的情况下，甚至达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程度。

那么这二者之间有矛盾吗？如果从静态的权威与权力分配的角度看问题，二者之间非但互相矛盾，而且是你死我活、互相颠覆的。那就像要把一块蛋糕切成两半，这一半大了，另一半就必然要变小。可是如果我们能学会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它也可能像是在拉一根橡皮筋，这一头的拉力增大了，为维持平衡起见，另一头的拉力必然也要增大。这样一来，结果就不是你大我小，而是在两头拉力同时增大的平衡中，橡皮筋本身的张力也在增大。皇帝支配官僚体系的权力、权威，与官僚体制反过来对皇权产生的制约力量，完全可能同时在强化。当然，它也使得专制君主官僚制这一权力体系内部的张力大大加强了。

06 为官兼为奴：元代官僚体制的变异

在上文里，我们一直在为后面将要展开的话题做铺垫，这些都是非有不可的介绍。不懂得宋代的历史，你就很难透彻了解元代对中国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真正切入主题了。

以上提到的两种趋势并长争胜的平衡局面，在元朝统治时期被完全打破了。让我们话分两头，分别看看这两种不同趋势在进入元朝以后的命运。

先说专制君主权威与权力的扩张。这一趋势随北宋入金、由金入元，而持续不断地增强。金朝一直自称，所立制度都以唐为楷模，暗指本朝制度比北宋更加古典与纯正。但是唐朝一般不在朝堂上杖责大臣。唐玄宗时曾将一名三品朝官处以杖刑后流放。此人大概因为伤口受到感染，死于流配之中。这件事不仅被当朝人反复引为“事往不可复追，岂可复蹈前失”的教训，直到宋朝仍然被当作“唐家待士不用廉耻”“唐时风俗尚不美也”的证据。宋朝士人自己感觉，“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对士大夫不使用体罚，更不能处死。“不杀士大夫”，是传说中宋朝不多的几条“祖宗家法”之一。

但是到了金朝统治时期，当堂责打士大夫，就变成一项家常便饭式的处罚。尤其是在权臣术虎高琪当国时，对士大夫动辄绳捆索绑，滥加责打，如同对待奴隶。文臣都被迫随身携带一种叫“地龙散”的麻醉止痛蜡丸，在受刑前嚼碎吞咽下去，用以消痛。当时人作诗讽刺说：“嚼蜡谁知味最长，一杯卯酒地龙香。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

朝杖的流行虽开始于金，但金的统治还仅限于北部中国。蒙古人从金人手里接过华北，又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整个中国。用打烂屁股来惩戒朝臣的做法，由此演变成覆盖全中国的国家行为。著名明史专家吴晗认为，明朝的“廷杖”是从元朝学来的。从元到明，“朝官一有过错，一顿棍子板子鞭子，挨不了被打死，侥幸活着照样做官”。吴晗的推测，应当是正确的。

元朝完全改变了两宋善待士大夫官僚的“祖宗家法”。元世祖忽必烈听不进激烈的批评，曾命令手下人当堂痛刮批评者的耳光。当然，被打耳光的人是他的蒙古亲信，皇帝未必完全把他当成一般文人朝臣看待。但是这样的风气，难免会对本来由一定的礼仪程式加以节制和规范的君臣关系，起到一种侵蚀的作用。

朝臣受杖之事，在现存元代史料里并不多见。不过看来当时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再也不会如唐宋大臣们那样一本正经地提出什么抗议了。元前期一个大奸臣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后，忽必烈责怪他的监察机构没有及时提醒他，吓得御史台官员们向皇帝担保，心甘情愿地接受君主在撤职、追还俸禄或朝杖三者中选择处罚他们的方式。忽必烈以后的下一任君主在位时，朝中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互相告讦。中枢权贵站在前者一边，打算处死监察官员。消息一外传，形势变得非常紧张。后来经过反复辩论，皇帝决定对双方都处以朝杖，不再继续追究。决定公布后，满朝文武居然“众呼万岁”。可见这时已经没有人再感到杖刑对士大夫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人身羞辱了。

君臣尊卑间的距离在元代进一步拉大，是在一个很深刻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个背景就是，在蒙古游牧社会内，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朝着奴婢与主人(元代翻译为“使长”)的关系演化的趋势。这样的主—奴关系于无形之中渗透到汉文明的君臣关系之中，导致了汉地社会内君臣关系的异化。

把大汗—皇帝与臣僚们的关系视为主人与奴婢关系，最先流行于蒙古人范围内。元代有一种从蒙古语公文逐字直译为汉语词汇的“硬译体公牍文书”，今天的汉语读者会觉得它疙里疙瘩、怪兮兮的。比如皇帝圣旨的结尾，多带有“圣旨俺底”(jarliq—manu)一语，翻译成文雅的古汉语，就变成“钦此”。蒙古大臣们在一份给新即位皇帝的奏折里宣称：“如今皇帝新即位，歹奴婢每更索向前用心出气力。”这话的意思是：不肖的奴婢们(“每”是名词奴婢的复数后缀，相当于今天汉语里的“们”。事实上现代汉语的“们”就来源于元代的“每”)要比从前更加认真，为新皇帝效劳。

对皇帝自称“奴婢”的人，不只蒙古人，也包括西夏及其以西地区各种人群在内的色目人、北方汉人，以及南宋故土上的人。这一点与清朝还不一样。在清代有权利对皇上自称奴才的人，只限于八旗中人。但在元代，可以说全体官僚都已变成蒙古皇室的奴婢。

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亚洲学会的一个分组讨论会上报告过自己的这项研究。一位担任评论员的美国教授把我提出的这种历史现象概括为“元代社会关系的奴婢化”趋向(slaverization)。这种奴婢化在蒙古社会里，本来是带有很大亲和力的联结人际关系的黏合剂。蒙古主人与“老奴婢”(ötögü bo’ol)之间，会结成极其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元代文献因此把皇家的“老奴婢”翻译为“元勋世臣”。

元末有一个皇家“老奴婢”，尽管已是身居最高位的大官僚，却照样把自己的儿媳妇送入宫中做皇太子的奶娘。所以当时人都把他的儿子脱脱称为“奶公”，这位“奶公”后来也做到宰相。脱脱的儿子加剌张与皇太子同岁，两人整天在一起玩耍。有一天他先背着皇太子在宫中绕行，接着皇太子也想把加剌张背起来走。加剌张说，我是奴婢，不敢让主人背。皇太子急得大声号哭，惊动了皇帝。老奴婢的身份是世袭的，元代称为“大根脚”，就是出身高贵的意思。

但是汉文化对主奴关系的理解就很不一样了。把主奴观念注入君臣关系中，不仅不能在汉地社会再造那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反而消解了中原体制中君主礼遇大臣的长久传统。结果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忌地虐待臣下，让官吏戴着链条枷锁判署公文，甚至把人剥皮实草，暴尸示众。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隋唐以来专制君主凌驾于官僚系统之上的权威不断被强化的趋势，在元代仍然持续而不曾中断。但在另一方面，官僚系统约束君权的趋势，在元朝统治之下阴错阳差地被终止了。

后一趋势为什么会中断？其原因不是元朝君主为了强化自己手里的权力，而有意破坏了臣下制约君权的传统。元朝的皇帝未必特别专制。在推翻元政权的朱元璋看来，元末朝纲大乱，并不是君权过于专断的结果，反而是所谓“主荒臣专，威福下移”，或曰“后嗣沉荒(意思是后来的继位者意志沉沦，行为荒怠)，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监察部门公报私仇)”。在几个并不特别想追求专权的皇帝手里，居然把限制君权的陈规旧俗轻而易举地破坏殆尽。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它与元朝的统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草原游牧社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游牧经济的分散性和流动性，使得草原社会难以形成如同汉地社会那样高度集权的统治。所谓草原帝国，实际上更接近于这样一种政治共同体：它对外采取帝国形式，对内则通过分封制度把相对独立的各部落联合在一起。这样的联合体大都把家产制观念从私法领域引入国家范畴，从而形成所谓“家产制国家”，像瓜分家产一样地在统治家族内部分配和传承统治权力。家产制国家与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显著区别：一是缺乏分层级的统一管理体系；二是最高权力圈对国家治理和皇族的家政管理职能不加区分，权臣要员往往一身而兼二任；三是上下统治者之间，乃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主要依据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义务和风俗，而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约束结合在一起。

在巩固对汉地社会统治的过程中，元政府采纳利用了许多属于汉文明的制度成分。但它始终没有放弃源于家产制国家的若干重大遗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兼有中央警卫军、皇帝内侍、参议军国机密等多项功能的怯薛制度。

“怯薛”一词源于蒙古语keshig，意谓轮值，这里指轮番护卫的意思。它是一支近万人的中央禁军，其中的大多数人用于宫城内外的军事守卫。因为地位显耀，所以会有许多想混进怯薛或假冒怯薛的人。禁军中依仗特权身份做坏事的也大有人在。元代有一首诗歌名为“怯薛行”。诗中描写道：“怯薛儿郎年十八，手中弓箭无虚发。黄昏偷出齐化门，大王庄前行劫夺。”这是说他们武功都很好，黄昏从北京城东面的齐化门(今朝阳门)溜出去，到通州境内一个叫大王庄的地方去抢劫。“通州到城四十里，飞马归来门未启。平明立在白玉墀，上值不曾违寸晷。”这是说，做了坏事赶快往回赶，在回到京城时，城门还没有开启。天亮时已经站立在宫殿内当值的地方，一点也没有迟到。这首诗的最后说：“不用移文捕新李，贼魁近在王城里。”有关部门不必到处发文去追捕恶少，贼头就在离得很近的王城内。

在中央禁卫军里，有一千到两千名成员的地位要比其余成员更高。他们属于近侍怯薛，服务于宫中。这批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其他王朝照例由宦官承担的职务。元朝皇室使用宦官，或许始于从南宋接收过来的李邦宁。但因为宫内用怯薛服侍大汗早已是无法动摇的旧体例，宦官的势力就不容易再发展起来。所以后来的人说：“元一代无宦官之祸。”

元代留下的一则珍贵记载，透露出近侍怯薛服侍大汗于宫帐之内的细节。此人名叫董文忠，因为排行第八，大汗不唤其名，向来以董八称之。每到当值的日子，董八鸡鸣就进入帐殿，一直半跪到点蜡烛时分才下班离去。若轮到值夜班时，就蜷缩在大汗床前，半睡半醒地守候着。大汗“中夜有需”(大概要喝水，或要小便壶之类)，他“不须烛索，可立至前”，即不点蜡烛就能在暗中摸索到大汗需要的东西，即刻递到他手里。一次晚上，因为实在太困，董文忠不小心睡着了。大汗唤不醒他，便叫睡在身边的妃子用脚蹬醒他。妃子不敢踢，大汗说：董八待我，超过对亲生父亲，你身为他的姨母，踢他一脚，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怯薛只是代替了过去的宦官而已。怯薛在元代政治中所承当的角色，比从前的宦官不知重要多少倍。

前面说到的一两千名近侍怯薛中，又有近百人被挑选出来，有资格在当值的日次参加由大汗—皇帝主持下的议决军国大事的最高国务会议。

这百余人中，包括四位世袭的总怯薛长及其家族成员，以及被选入怯薛的其他功臣贵族或其后裔。这些人中有很多同时在外廷担任各种最高级职务，所以往往“昼出治事，夜入番值”，即白天到任职衙门里去处理公务，晚上则轮番入内宫侍候大汗。他们“贵盛虽极，然一日归至内廷，则执事如故”(一旦回到内廷，仍像从前一样恭敬谦卑地服侍皇帝)。

其中也有不少年龄还不大的“贵臣子弟”，以“质子”身份进入内廷，来这里磨炼才干、经历世面。在这个意义上，怯薛不但是元朝培育和提拔中高级官员的人才库，也是大汗维持与权力集团的高层成员之间浓厚个人关系的纽带。元朝的权力核心就被这样一小群半身份化的世袭官僚贵族所占据，其他一般出身的人是很难挤得进去的。元朝后期虽开设科举取士制度，可是经过科举进入仕途者，哪怕是蒙古人、色目人，在官场的风头也远不如怯薛出身者健。当时人感慨：“终怜右榜人(右榜指科举考试中的蒙古人、色目人中选名单)，不敌怯薛健。”《元史》说：“天子前后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孙之生而贵者。”明人追述往事说：“其世臣巨室，自四怯薛外罕所考见。”这些话都是非常精当的。

我在这里花很多篇幅描写元朝的怯薛，是因为从它身上，可以最生动地反映出被元朝继承下来的草原政治遗风。那是透过典雅的古汉语资料很难被我们感知到的。现在我想再举一段所谓硬译体的汉语公牍文书，以便我们进一步去体认和汉唐宋明非常不一样的那种属于元朝的独特风貌。这是一段从圣旨里摘出来的君臣对话，事关汉地某个刑事案件：

“那姓陈的令史每的头儿，那杀了的人的笔体根底学着，‘我少人的钱有，更和人一处打官司有。我自抹死也。’么道这般捏合写下文书，那死了的人的怀教揣着来。俺商量得他根底打一百七，今后勾当里不委付呵怎生？”么道奏呵。

“那的是最合敲的人。敲了者么道。”

案情涉及扬州一个吴县令被属下谋杀的经过。上面这段话的大意是：那个为首的陈姓令史模仿被杀害者(吴县令)的笔迹，伪造了一封书信说：“我欠了人家钱财，又陷入跟别人的官司之中，所以只好自杀了。”然后把这封信揣在死人怀里。我们(指向皇帝汇报的官员们)商议下来，觉得应该把他打一百零七下，今后永不录用。您看如何？官员们这样上奏后，皇上说：这样的人最应当处死。把他杀了吧。

对于这种古朴、率真、粗犷、少文饰且不够精致细密的草原遗风，你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体会到浸润在这种风格里的蒙古统治集团，是如何难以理解唐宋式专制君主官僚制的精巧安排。宋元时有一句谚语：“三世为宦，方知穿衣吃饭。”出于同一汉文化的人，想要脱胎换骨，从底层变身为上流社会中人，尚且要经过三代熏陶。而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实现“密码”的转译，自然就更为艰难了。

有一个研究元史的外国学者，用“非正式性”来形容元代政治制度的特殊性。是的，相对于汉唐宋明的高度规程化治理模式，元朝看起来确实不那么“正式”。因此，蒙古人不在意那套繁复的限制君权的制度设计和运作环节，不是因为它可能掣肘君权的实施，而是因为他们压根儿把它视为无益于事的繁文缛节。

我认为自己已经讲清楚了，宋代君主官僚制内部的两种不同趋势各自增长、又互相牵制的局面，如何以及为何在元时期遭到了决定性的破坏。长时期以来一直在持续的专制君权的抬升趋势，在金元两代一仍其旧。而在另一方面，官僚系统限制君权的各种制度及惯例环节，因为受到草原政治文化“非正式性”属性的抵制，很快衰弱于无形之中。两种趋势间的张力连同由这种张力而得以维系的皇帝与官僚双方的权力平衡，就这样在元朝存在的约一百年间成为不复返回的过去。并不专制的元朝皇帝们，竟在无意之中替明清两朝皇帝史无前例地强化自己手里的权力，扫清了制度方面的障碍。

说到这里，我们的故事讲得可能算很完满了。但是，你或许还会追问：那么，元朝是否应当为明清两朝专制君权的恶性膨胀承担全部责任呢？或者转换一下提问角度：如果没有出现元朝那样源自汉文明外部的统治政权，中国历史上还会出现与明清相仿佛的高度专制的皇权政治吗？

历史研究不是“命理学”。现在我们不可能具体描述“假如不曾有过元朝”，最后六百年间传统中国的历史图景将会如何。但至少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宋代皇权政治决不会像有些学者曾以为的那样，已经显露出“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征候”。其次，我们依然还可能透过历史变迁的轨迹看出一种君权高度膨胀的基本趋势。

中国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实在是太早熟了!它定型于秦汉固然是早熟；即使从它经历东晋的低谷阶段后又重臻鼎盛的隋唐算起，也仍然是太早熟了。过早发达的专制政治，压制了几乎所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组织的正常发育，致使皇权在没有任何抗衡的局势下独尊、独大。与一个专制国家共生的，往往会是巨婴的社会和不忠诚的人民。隋唐以后，专制皇权重新走上不断增强的道路早在元朝之前就已演变为不可逆转的既定态势。

就这个意义而言，北宋前期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不过体现了君主专制官僚制下难得出现的最宽松局面，而不是君主专制下必定产生的结局。事实上，从北宋中叶开始，君臣关系就已在逐渐离开“共治”状态。其中最关键的变化，是在君-臣之间的张力结构中，宰相从代表官僚立场的“百僚之长”慢慢变成皇帝的附庸。从王安石到蔡京，再到南宋“绍兴体制”中的秦桧，“权臣”施压的对象主要变成在他之下的官僚群。而面对君主，他们只是可以被皇上任意进退的工具。

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文化，并不具备从内部突破专制体系的潜力，虽然它也并不必然地与从外部世界传入的现代文明各种要素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详尽探讨了宋代理学家们试图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委婉曲折的心路历程。他们把每一次“召对”(被皇帝约谈)都看成“得君行道”的巨大机会。欲“行道”须先“得君”。传统儒家的本意与本事，都只能是在专制君主官僚制的框架限制内去发挥的补苴罅漏之道。

所以我的结论是，即使没有元朝的推动，专制君权日益增强的趋势也会在宋以后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我们恐怕没有理由认为，明清专制君权的强化全是元朝惹的祸。

07 文天祥的宁死不屈，其实与“民族主义”无关

王朝鼎革，对先后当家的那两家皇室，以及他们的文臣武将们来说，自然是惊天动地的变局。不过现在很多人视宋元更迭为莫大变局，并不是站在两家皇室及其将相立场上看问题的结果，这是从“大变局”论者自身出发的一种当代感受；不只如此，他们还将自己这种感受直接投射到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去，误以为那时候的人们必定也有与他们同样的想法，根本不能接受由一个蒙古人出身的皇帝来统治汉文明社会的事实。我说“一个虚幻的‘大变局’”，就是指浮现在他们心目中的这片非历史的幻影。

宋朝军民曾经对南下的元兵做过殊死抵抗。这种行动具有“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的性质，事实上它们曾出现在每一次改朝换代之际。同时也正如其他很多次的改朝换代一样，在“两国相争”随着宋朝的灭亡而很快过去之后，汉地社会安然接受了元朝的统治，尽管坐在天子宝座上的是一个来自蒙古部落的皇帝。在国家属于一姓、一家的时代，民众对国家的义务只是交税纳粮服差役。对他们来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国家兴亡是他们无须挂心的事情。谁当皇上，给谁纳粮，才是老百姓的分内事。灭国者，易姓而已，不值得变成老百姓眼里的“大变局”。

那么，亡国后的南宋官僚士大夫是不是认为，汉文明照临之下的这一方河山，绝不能被一个出自“夷狄”的蒙古皇帝所统治呢？如今大概有很多人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心里最先想到的例子，可能就是文天祥。

那就让我们谈谈文天祥。文天祥曾不止一次被元军扣留和俘获。在最后一次被俘时，宋室已落到真正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匆忙吞下随身带着的毒药，又喝下许多水，好让毒药尽快发作。可是环境已窘迫到连干净的水也找不到了。急性腹泻意外起到排毒的作用，竟使他求死而不得。在被元军从广东押解到北方的路上，他曾绝食很多天，想让自己饿死在故乡江西，但还是没有遂愿。到达元朝首都后，他被关押了将近四年，经受过无数回劝降的考验。劝说他的人里包括元朝宰相、元帝忽必烈、文天祥从前的同事、与他身份相当的宋朝状元宰相，乃至已降元的宋朝皇帝本人等，但他丝毫不曾改变早已立定的志向。用他本人的话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虽刀锯在前，应含笑入地耳”!他终于履行了自己的庄严承诺，英勇就义。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英雄之一。连蒙古人也称赞他说：“赵家三百年天下，就是这一个官人。”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

但是他的故事里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细节，一直被今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就使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文天祥，多少偏离了历史上那个文天祥原来的模样。他究竟为什么而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有必要仔细倾听文天祥自己的诉说。

他的二弟曾为南宋守惠州，降元后做了新朝的官。文天祥在北京监狱里听说二弟到首都来朝见元帝忽必烈，于是写了一首诗说：“弟兄一囚一骑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但是这句话并没有责备或谴责的意思。因为诗的最后一联写道：“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诗中的“三仁”一词，原指商末的三个王室成员：微子去国流亡，箕子佯狂装疯，比干因犯颜劝谏商王而被杀。孔子所谓“殷有三仁焉”，即指此而言。那么文天祥诗里的“三仁”所指何谓呢？在他写给幼弟的一封信里，他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老二为奉养老母尽孝，只好入新朝做官)，季也其隐(至于最小的你嘛，还是隐居的好)。……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让千年后的人们，因为弟兄三人的不同选择，而称道我们三人)。”很明显，诗里的“三仁”与信中的“三人”，是两个完全等义的用语。他对二弟的谅解，反映出儒家的忠与孝，以及忠与恕两对观念之间的纠结或紧张，但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考察的问题。

与当前讨论有关的是，文天祥尊重二弟的选择，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在元与宋两个王朝之间不存在夷夏等差的区别，它们是同样可以为之效命的对象。

文天祥本人虽然早已做好了为宋王室殉命的准备，但他也没有完全排除选择活下去的可能。他曾十分明确地表示：“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意思是说，如果承蒙宽大，将我释放，让我以道家者流的身份回去故乡，那么今后要我作为方外之士给朝廷出出主意，那还是可以的。但是元朝给他的只有另外两种选择：要么像为宋服务一样地替元朝做事，也就是在元政府里做大官；要么就做烈士，为宋死命。文天祥的回答很干脆：“岂有事二姓之理？”为此他勇敢地选择了死亡。他一再强调自己可以接受以“黄冠”“方外”的身份活下去，说到底也是在婉转地表达绝不能在元朝做官的心意。

无论如何，文天祥以死抗争，并不是因为他以夷夏之辨为理由而拒绝元朝统治的合法性。他的立场与我们今日称为“民族主义”的立场毫无关系。那只是一种前朝“遗民”的立场，即前朝曾做过官员的人在王朝更替后所应当持守的道德立场。它不要求你投身推翻现政权的地下活动。你完全可以承认新王朝的合法性，只要你不进入新的政府里去做官就行了。遗民身份及身而止，无须代代相传。文天祥有一个儿子接受了元朝的官职。这对他来说无可指责，因为遗民的儿子无须再受制于其父辈所必须遵从的道德约束。

文天祥并不是宋元之际的一个孤立个案。现在我再举一个在当日差不多同样有名的人，来进一步证明以上的说法。

征服南宋之后，忽必烈派了一个叫程钜夫的比较熟悉江南社会的人，到南部中国去“寻好秀才”，即寻访可以用来治理江南的当地优秀人才。在程钜夫开列的二十多名“好秀才”的名单中，居于首位的据说是与文天祥同榜的进士谢枋得。此人参加过南宋最后阶段的抗元战争，兵败后逃入武夷山里，靠替人看病、算命和卖药材度日。程钜夫向他表明来意后，谢枋得写过一封谢绝推荐的信给程钜夫。其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大元治世(太平盛世)，民物一新(人民与万物都面貌一新)；宋室旧臣，只欠一死(可惜我是宋朝遗留下来的旧官僚，只剩下一口气未断，是不能在此盛世有什么作为了)。”他从此东躲西藏，想逃避政府的委派。但是福建地方当局还是找到了他，强迫他进京接受官职。现在他面对的是与文天祥相同的有限选项：做官或者了断自己的生命。结果他在京师的一个庙里绝食身死。这时距离南宋灭亡已经好几年了。

最有意思的是，元朝灭亡后，不肯到明政府里做官的元遗民，数量甚至比见于记载的宋遗民多得多，其中大多数又都是汉族中人。钱穆本人把元亡明兴看作是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同时他又失望地发现，那时候的人们却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他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古今差别，却又在无意中触犯了不应以今律古的训诫。当代许多人误以为文天祥是为坚守华夷之辨的立场而死，恰恰是从相反的角度在重犯钱穆的上述错误。

近二三十年来，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获得了许多很值得我们重视的新见解。其中与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关的，主要有以下这些：第一，民族不是完全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纯客观存在物，而恰恰是由人们的意识，也就是由所谓“民族认同”参与塑造而产生的；第二，民族因此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共同体，而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第三，民族的存在已久历年岁，它可以分为传统时期的民族与近现代民族两种不同形态；第四，近现代民族与近代才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密不可分，事实上它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第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早期民族主义所竭力追求的单一民族国家，其实并不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多民族国家才是现代国家最为普遍也最“正常”的形式。根据早已过时的民族主义信条，去衡量一个尚未存在民族主义的时代里的人物行为和他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经常误读文天祥的原因。

[1] “在地化”，此处指一个国家对一个地方的统治，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适应当地需求。——编者注

第七章 明朝：没能进入的大航海时代(公元1368—1644年)

方志远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百家讲坛名师

01 明代为什么没能进入大航海时代

公元六七世纪到中国来的日本、朝鲜留学生及外交使节，曾经为隋唐政府强有力的统治和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而惊叹；但是，同时来到中国的波斯商人，却窥测到中国皇帝的虚荣心和中国官府的自欺欺人。

13世纪来到中国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曾经记载了中国元朝的繁荣和强盛；但16世纪末，马可的同胞利玛窦教士，更多看到的是明朝这个“天朝大国”的愚昧和落后。

法兰西哲人伏尔泰18世纪还在大声赞颂：当我们还漫游在亚平宁原始森林之中的时候，中华帝国就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一般。但不到一个世纪，他的国人就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一道，占领了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的都城北京。

不得不说的是，不管是日本、朝鲜留学生，还是马可·波罗、伏尔泰看到和听说的中国，不管是波斯商人、利玛窦，还是英法联军与之打过交道的中国，都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打过交道的中国，看似矛盾，但都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某个真实的侧面，是大象的某一个局部。日本、朝鲜留学生和波斯商人的身份不同，接触群体不同，感受也不相同；马可·波罗走马观花和利玛窦的身处其境，感受也不一样；伏尔泰站在远处观风景，看到的是风光无限，英法联军近处打交道，遇到的是不堪一击。

这个庞大的帝国，自从秦汉以来，在许多个时段，都是在一个皇帝和一大群官吏的统治之下，都是以天朝大国自居。如果没有野蛮的“胡人”“洋人”的威胁，如果没有该死的“流贼”“乱民”的闹事，如果没有罪恶的野心家、阴谋家觊觎政权，这个国家的君主永远是“伟大”的。因为在他们的统治下，这块东方大地，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和灿烂的文明，也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和新的灿烂。而他们的种种丑恶，则因为有“春秋笔法”，不为外人所知。

当西方还在神权统治下，处于“黑暗时代”时，我们为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普降甘露而沾沾自喜；当西方摆脱了混乱和愚昧并建立起发达文明、选择了民主政治以后，我们又不禁埋怨，为什么中国旧有的政治体制和习惯势力竟是如此顽固，使我们改革和开放的步履如此艰难，乃至兴一利而出百弊，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层出不穷？

于是，比较研究之风蔚然而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有人豁然开朗：原来，西方之所以能够建立近代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中世纪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经济上的庄园林立，还有一个教皇和无数教堂在参与政治斗争和经济生活。于是有人进一步发现，原本是古代中国繁荣三大基石的君主制、大一统、个体农业，竟然是阻碍中国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三大障碍。

那么，中国是否应该退回去，退到那个曾经被诅咒过的西方中世纪，然后再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

其实，中世纪的西方人也未必愿意看到国家的破碎，正如当代中国人不可能接受头上有一个至高无上、操持生杀大权的君主一样。西方中世纪的黑暗中其实孕育着推动进步的积极因素，中国中世纪的繁荣下掩盖着阻碍进步的愚昧痼疾，都不是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各自历史发展的结果。

如果不将中国和西方进行横向比较，如果东西方不发生接触，而只是孤立地从东方和西方各自发展的轨迹来看，那不仅西方在进步，中国同样也在进步。谁能不顾历史事实，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比汉唐时期、宋元时期的中国落后了？但又有谁能够断定：如果没有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猛烈撞击，如果不是中国被卷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清朝就一定是中国的末代皇朝，明清时期也一定是所谓“封建社会”的晚期？

既然东方和西方幸运而又不幸地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那就无法不让它们相互影响。事实是，即使人类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星球，以今天的科技发展，各星球之间也迟早要相互影响，就像几百年前欧洲大陆和亚洲、美洲由相互隔绝到成为邻居一样。

我们曾经诅咒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东方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西方也曾经诅咒，东方的“黄祸”所及，把一个好端端的罗马帝国折腾得七零八落，从而导致了若干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如果没有“黄祸”的西进浪潮，也许就没有西方近代民主制产生的土壤；同样，如果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或许也就没有近五个世纪以来东方的现代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成果。

那么，和“大航海时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处于同一时代的明朝，在中国历史和同时代的世界历史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有人认为，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就已经退出世界先进行列。也有人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到明朝，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处在世界的前列，是清朝的统治，导致了中国的落后，甚至到清中期，中国也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些看法，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乃至中国中心论。

有不少朋友问我：你怎么看？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明朝所处的14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是什么？是以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明朝的“GDP”、清朝的“GDP”为标准，还是以另外一些学者所注重的一般民众的生活状态为标准？

和谁比？这很重要。已故评书家单田芳先生说到一个人的武功，最著名的口头禅就是“得看和谁比”。那么，是和日本比还是和东南亚比？和东欧比还是和西欧比？和某个国家比还是和所有国家的最先进事迹比？

这个问题一直以来让中国人活得很累，也很纠结。因为至少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老是被人欺凌、被人看不起。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这里的“落后”指的是什么的落后？是单纯的武器落后还是从制度到文化的全面落后？

第二，中国是否真的曾经先进过？什么时候先进、先进的表现是什么？如果真的曾经先进，那如何持续先进、能否持续先进？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在百米跑中风驰电掣的“飞人”博尔特，现在不是被人超越了吗？这就好比跑马拉松，如果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前进，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是第一？这一次第一，下一次第一，永远会是第一吗？所以，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还是偏离了路线。如果路线正确，持续前行，处在第一还是第二，处在第一集团还是第二集团，我认为并不十分重要；恰恰相反，如果有人领跑，我们跟跑，或者相互领跑，一齐跑向正确的终点，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好。

当然，有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用他们的冒险精神，跨越重洋，寻求新的资源，开辟新的生存空间的时候，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明朝确实和它擦肩而过。这一次的擦肩而过，使中国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在民族发展的马拉松中，不断被其他选手超越，也导致了中国后来被“列强”分割、被强邻入侵。这种被列强凌辱、入侵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得我们一直保持着警惕，警惕被分割、被凌辱的历史重演。

如果用当下时髦的“问题意识”进行讨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明朝为何没能进入大航海时代、如何才能进入大航海时代？但是，在这种“问题意识”下提出的问题，也同样难以回答。因为，这类问题既无解，也有无数的解。因为按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个明朝没有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原因，也可以指出明朝有无数个可以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契机。但是，虽然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些原因，对于明朝人来说，是无意义的“马后炮”，我们却仍然得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不为明朝的遗憾，而为了今天的觉悟，为了明天不为今天而遗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愿意先把问题放下，以“了解之同情”，看看明朝276年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与宋元相比有何不同，自身行进的过程中又有何变化，答案或在其中。

02 变来变去的海禁政策

如果说汉唐时代中国的对外交流、对外交通，主要是通过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进行，那么到了宋元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但被开辟出来，而且更加繁荣。明朝建立之后，这个势头甚至还在延续。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穷苦，但越是出身穷苦，一般来说就越是爱面子，这就是所谓“极端的自卑”导致“极端的自尊”。元朝原本在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等地设立了市舶司，朱元璋为了表示天朝的大气，把市舶司设在了苏州太仓的黄港，也就是浏河，用以接待各国来南京的使节和商人。这个新立的市舶司到南京，大约就是天津到北京的距离，可以说是当年明朝都城南京的“国际门户”，是那个时候明朝的“天津”，民间则称之为“六国码头”。当然，所谓的“六国”，既可以认实，也可以认虚。如果认实，那就是高丽、琉球、日本、安南、占城、爪哇；如果认虚，那就是“无数”。那时的浏河、黄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万帆蔽江。当代太仓画家邢少兰先生根据历史记载，绘有《六国码头通商图》，再现了当年太仓黄港的繁荣。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命人在南京聚宝门外建起了六家酒楼，人称“六楼”，分别命名为来宾、重译、轻烟、淡粉、梅妍、柳翠。“六楼”内设有官妓，接待来自海外各国的使节和商人，“以安远人”。通过市舶司及“六楼”，人们也可以获得一些“夷情”，及时向朝廷报告。当然，一些在南京的明朝“京官”和国内商人，也是“六楼”的常客。

但是，好景不长，几起看似突发实则时时发生的事件，使明朝的海洋政策发生了变化。

先是洪武元年二月，御史大夫汤和攻取福建之后，奉旨班师明州(宁波)，拟在明州建造海船，运输北征的粮饷。因为此时的北京，还在元朝的占领之下，朱元璋正在筹备派遣大军北上。但是，汤和的“班师”船队途经浙江近海舟山群岛时，遭到当地昌国州(今浙江省舟山市)兰秀山民的攻击，指挥徐珍、张俊战死，后来汤和也因此受到处罚。接着，这股“兰秀山民”乘机渡海，攻陷了象山县的县城。虽然这起民变很快被当地官府平息，却引起明朝朝廷的高度重视。第一，这些“兰秀山民”不仅攻城略地、攻击国家的正规军队，还拥有元朝的枢密院印。此印是元末活动在浙江沿海的方国珍遗失的，有这颗印，既可以号召江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也可以与元朝及此后退居塞外的蒙古政权遥相呼应。第二，“兰秀山民”被明军击败后，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他们中的一些人远遁海外，在位于中国黄海东北边缘连接日本诸岛和朝鲜半岛的济州岛建立据点。第三，像“兰秀山民”这样的“岛寇”在舟山群岛和整个东部沿海还有不少。他们或商或盗，对希望把整个国家统治得如铁桶一般的朱元璋来说是强有力的挑衅。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内战争(南北朝)中失败的日本武士，以及商人、浪人，从元末开始，就在中国沿海骚扰劫掠，被称为“倭寇”。明朝建立前后，“倭寇”在沿海的活动仍然十分频繁。明太祖曾“数遣使赉诏书谕日本国王，又数绝日本贡使，竟然不得倭人要领”(《明史·张赫传》)。这就是明太祖不了解“倭情”了，他以为当时的日本和明朝一样，以为日本的“国王”可以管得住“倭寇”。洪武二年，更有一股倭寇在中国海盗的引导下，多次深入崇明及距京师南京不远的苏州一带，应该也到了“六国码头”太仓黄港一带，杀掠居民，劫夺财货。这股“倭寇”及“海盗”，光是被太仓卫生擒的就有数百人之多。

这一事件几乎和兰秀山民事件同时发生，即使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明朝政府也必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看待。何况，中国沿海的“海盗”或“岛寇”，与“倭夷”的相互勾结早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当时，凡是沿海地区发生的“倭变”，几乎都有海盗引导；同样，凡是有大股的海盗活动，也多有倭寇参与其中。在我的印象中，逃散的“兰秀山民”不但在济州岛建立了据点，还是明朝有记载的第一批“冒牌倭寇”。

外部的倭寇与内部的海盗，以及二者的相互勾结，成为困扰明代海疆的主要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明太祖在洪武三年批准曹国公李文忠的建议，在浙江设置七个卫，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力量；第二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州、台州、庆元(宁波)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即无业游民，共十多万人，隶各卫为军。又通告当时的高丽政权，联合对济州岛进行清剿。此时，是明朝建立的第三年。此后，明朝在北起山东，南经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沿海及近海岛屿上建城75座，大规模建造海船，加强海上巡逻，并鼓励水师出海作战。到洪武末，沿海包括长江下游两岸，共有军卫54个，千户所99个，巡检司353个，烽堠997个，总兵力40多万人、舰船1000多艘，形成了一个从沿海到近海、到远洋的具有纵深防线的海防体系。

应该说，明太祖朱元璋的这些部署，对于肃清海盗、消除“倭患”，保沿海民众平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明太祖是要面子的人，倭寇、海盗不给他面子，他就不给这些贼寇面子。于是，在加强海防力量的同时，不断颁布、重申禁海令，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苏州太仓的黄港市舶司，也在洪武三年二月被撤除。

这些举措，开了明朝禁海之例。而这一类的举措，恰恰是中国历代统治者觉得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但也是最不顾沿海民众利益、对中国长远发展带来最大危害的手段。

此后，明朝沿元朝之旧，把市舶司设在了宁波、泉州、广州。但是，这些市舶司和宋元时期并不相同。

第一，时设时罢。洪武七年九月，为配合海禁，革除了设置不久的广州等三市舶司。直到成祖即位后，才在永乐元年(1403)八月重新恢复。各市舶司设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两员(从六品)，另有吏员(包括负责翻译的“通事”)若干。在各市舶司置驿馆，以接待来华的外国贡使及其随行人员，福建的叫“来远”，浙江的叫“安远”，广东的叫“怀远”。“平定”交趾(越南)后，在该处增设云屯、新平、顺化三市舶提举司，使市舶司的数量增加到六个。宣德时明军撤出交趾，云屯三市舶司也不复存在。嘉靖三年(1524)以后，因为日本商人“争贡”事件而诱发了旷日持久的“倭患”，罢去宁波等三市舶司，至三十九年(1560)才恢复。

第二，各种限制。海外贡使的进入路线、时间、人数、船只均有限制：宁波市舶司接待日本贡使；泉州市舶司接待琉球贡使；广州市舶司远离中原腹地，又近南洋，故可接待占城、暹罗及南洋、西洋各国贡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形成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官方格局。琉球、占城及由陆路“进贡”的朝鲜，因为是明朝的属国，皆两年一贡；日本因“倭寇”问题，十年一贡；其余国家三年一贡。如果未至“贡期”或过了“贡期”，除有“特恩”，市舶司皆不予接待。每次接待的“贡船”只能是一至两条，随行人员限定在150至200人，超过的船只及人员，不得入港。

第三，职责变化。按朱元璋、朱棣父子的认识，市舶司的主要职责，不是征收进出口商品贸易税，而是接待来华的海外各国“贡使”。所以，业务上听命于中央的礼部，行政上则归各布政司管辖。为了保证“贡品”不致流失，也为了更好地控制极其有限的“朝贡”贸易税的征收，自正统(1436—1449)、景泰(1450—1457)始，或由所在省份的镇守中官兼领市舶司事，或在市舶司增设提督市舶太监。从此，市舶司虽然在表面仍受中央礼部和所在布政司管辖，实质上却受内府控制。人员、物质提供及馆舍的修缮，由布政司负责，“赏赐”给贡使的礼品由礼部筹办，而贡品中的珍品则由市舶太监直送内府。这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外国的贡品是朝贡给皇帝用的，但皇帝的回礼，用的却是老百姓的税收。

不得不说的是，海外从来就是“不靖”的，如同边境的“不靖”一样。明朝统治者的防务思路，和历代统治者边境防务思路一样，希望画一个“防务圈”，把所有的威胁挡在防务圈外，把臣民圈在圈子内。于是，北部边防是修长城，海上防备是禁出海。这个思路在文学作品上也有体现，《西游记》中孙悟空常常用金箍棒画个圈圈，让唐僧蹲在里面，自己就放心了。所以说，不管是否有“兰秀山民事件”“倭寇事件”，只要明太祖的性格不变、明朝以农立国的精神不变，禁海是或迟或早的事情。

但是，就在明朝的禁海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郑和下西洋。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时有二十多个儿子，这个成就足以令其自豪。当年周文王为何能够奠定取代商朝的基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儿子多，不但有伯邑考这样的孝子，更有姬发(周武王)、姬旦(周公)这样能够昌大家业的能干的儿子。所以，朱元璋也效法当年的周武王，创建明朝之后，在立嫡长子朱标为太子的同时，把其他的儿子分封到西安、太原、北平、开封、武昌、长沙、大同、大宁等地，希望在这些藩王的拱卫下，大明皇朝能够千秋万代。但人算不如天算，太子英年早逝，太孙朱允炆继位。四年之后，老四朱棣“靖难”成功，夺取了皇位。幸亏朱棣有本事，也幸亏其他兄弟本事不大，没有酿成西晋那样的“八王之乱”。

“靖难”成功的朱棣成了明朝的“太宗”，到嘉靖的时候，改庙号为“成祖”。

有明一代的基本制度，是“太祖”朱元璋一手制定的；但有明一代一切露脸的事情，都是“成祖”朱棣做的，而最露脸的一件，就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是云南人，本姓马，小名三保，回族。“马”是居住在内地的“回民”的通姓，据说是“穆罕默德”第一个字母“M”的发声，表明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后代，是“穆斯林”。有记载说，郑和的家族曾经十分显赫，原住中亚，六世祖赛典赤·乌马尔入元后，封为“咸阳王”。令人费解的是，这位“咸阳王”并没有住在咸阳，而是被放在了云南，成了元朝镇守云南的梁王的属下。郑和出生在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到四年之间。10岁左右，明将傅友德、蓝玉率大军征云南，元朝在内地的最后一块地盘为明军占领，末代梁王赴滇池而死，郑和父亲也战死。郑和被俘之后，被施以宫刑，入宫为小宦官，后归属于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改姓“郑”。对被俘虏的少数民族少年施以宫刑，是明朝前期的通常做法，通过这种方式进宫为宦官的少数民族少年，不但有回族的，还有蒙古族、女真族、瑶族的，等等。成化时代(1465—1487)著名的宦官、创建西厂的汪直，便是被施以宫刑的瑶族少年。

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有一批宦官在战场立功，为首的几乎都是少数民族：郑和、孟骥是回人，云祥、田嘉禾是蒙古人，王彦、王安是女真人，等等。王彦被称为“狗儿”，郑和被称为“马儿”，两人作战英勇，尤敢先登。后来，王彦被派往巡视黑龙江、镇守辽东，郑和则奉命出使西洋、镇守南京。传说中的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洪音虎步。”有一种说法，说成祖准备派遣郑和下西洋前，曾咨询相师袁忠澈，袁忠澈连赞得人，说论貌相才智，宦官中没有可以比肩的(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

永乐三年，也就是1405年农历六月，郑和奉命和另外一位宦官王景弘一道，率部通使西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远航。大军的集结地点，就是以往的“六国码头”，苏州太仓的浏河黄港。

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空前壮举。据记载，这一次的远航，有“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包括军队、翻译及各类技师，以及文职随行人员，分别乘坐着“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组成庞大的“联合舰队”，从苏州太仓刘家河出长江，途经福建海域，在五虎门即今福建福州闽江口一带进行休整，等候东北季风的到来。然后由福建海域南下，经南海抵达今越南中部的占城。第二年六月，郑和的船队到达今印度尼西亚一带，途经爪哇及苏门答腊的旧港，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锡兰、古里。

“锡兰”即今印度半岛东南、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中国古籍中曾称之为“狮子国”。“古里”在今印度西南部的科泽科德一带，《宋史·外国传》称其为“南毗”，元代江西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称之为“古里佛”，活动在元、明之际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口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称之为“卡里卡特”。“科泽科德”的这个“今名”，以及《伊本·白图泰游记》里的“卡里卡特”，实为翻译成汉文时的转音。

“古里”是古代印度洋上的交通要冲，也是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商人来往印度洋的中转站。汪大渊乘坐中国船到过“古里佛”；伊本·白图泰则说，自己在“卡里卡特”及马尔代夫一带漂荡的时候，乘上了一艘中国船，到了中国福建的泉州。

永乐五年(1407)九月，经过两年多的航行，郑和率船队回到了南京。随同郑和一道来南京的，有沿途各国派来的使者，他们代表各自的君长，向大明皇帝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并且带来了各处的“贡品”，这就是所谓“朝贡”。可以说，这些“朝贡”使者，是被郑和“招”来的。这也是中国历代朝贡的通例，所以叫作“招徕远人”。

郑和回京时，还给成祖朱棣带来了一件礼品：占据着“旧港”的“海盗”首领陈祖义。旧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东南口，属“三佛齐”国，今为印度尼西亚的“巨港”。“旧港”是从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从太平洋进入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后来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费信在自己的《星槎胜览》中，说到这个“三佛齐”：

古名三佛齐国，自爪哇顺风，八昼夜可至其处。自港口入去，田土甚肥，倍于他壤，古云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言其米谷盛而多贸金也。民故富饶，俗嚣好淫，水战甚惯。……地产黄熟香、速香、降香、沉香、黄蜡、鹤顶之类，货用烧炼五色珠、青白瓷器、铜鼎、五色布绢、色段、大小瓷瓮、铜钱之属。

此地不但土地肥沃，盛产稻谷及各种香料，而且有自己的手工业，特别是地处南洋与西洋的通道马六甲海峡的东南侧，是谋生发财的好地方。宋元以来，已经有无数的汉人漂洋过海来到这一带，陈祖义也是随着这股持续几百年的海外移民浪潮，在明朝建立以后来到三佛齐的。可以断定的是，陈祖义一定是个人物，是位英雄，所以才拉起了一支队伍，干起了亦商亦盗的营生，成了远近闻名的海盗领袖，甚至成了旧港的港主。据史料记载，郑和的船队到达后，陈祖义假装投降，却暗中图谋偷袭，由于计划被泄露，反被郑和俘获。向郑和告密的，是当地的另一位华商领袖。所以，不排除陈祖义是华人移民内部矛盾和斗争的牺牲品。后来，这位告密者成了明朝在当地的代理人。

明成祖褒奖了进贡使者，对于抗拒天朝的陈祖义，下令斩首示众。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郑和船队又出动了六次，所以有“七下西洋”之说。《明史·郑和传》开列了郑和所到达的三十余国。最远的航行，直抵今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红海沿岸的苏丹、沙特阿拉伯及阿曼、也门一带。

郑和的七次下南洋、下西洋，处处“宣天子诏”，态度好的当地首脑，赐其君长；有不服者，用武力威慑；有图谋妄动者，以兵除之。这个时候的明朝兵力强盛，而沿途并没有大国、强国，所以，郑和的船队耀武南洋、西洋，颇有当年西汉陈汤的气概：“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被郑和所“除”、所“诛”的，不但有“海盗”首领、汉人陈祖义，还有一些地方酋长和君主。第二次“下西洋”来到锡兰，锡兰国王觊觎郑和携带的财物，一面将郑和请入其国，一面派兵劫掠郑和的船队。如此雕虫小技，自然被身经百战的郑和识破。郑和乘虚攻破其城，俘虏了国王及其妻子、官属。第三次“下西洋”时，苏门答腊“伪王”的一个弟弟，由于没有得到明朝的官方认可，未在封赏之列，恼怒之余，率兵追击郑和官兵，结果连同妻子在内，反被郑和俘获。被俘的锡兰王和苏门答腊伪王弟，均被郑和带回南京献俘。当然，和对陈祖义不一样，对于这些“外国人”，成祖朱棣显示了“大度”，批评教育之后，礼送回国。这也是中国历代皇帝的通常做法。

诸位想想，这些事情在当时，是何等风光。这些事情，大大彰显了明朝的“国威”，给皇帝朱棣带来了极大的面子。朱棣也给郑和及其一行，还有“朝贡”使者们极大的面子，“爵赏有加”，既加官晋爵，也厚给赏赐。

宣德八年(1433)四月，郑和在最后一次远航中，病逝于古里，享年63岁。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文献记载中的郑和下西洋“宝船”，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按那个尺寸复制的船只，只能在太湖中行驶，却无法下海，更无法进入大洋。郑和走了，“郑和下西洋”从此成为一种记忆，但由其开创的南洋、西洋贸易网络，却直接影响着这一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也成为此后葡萄牙人由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的动力。

六十多年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沿着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抵达古里。如果郑和下西洋推迟六十多年，或者达·伽马提前六十多年，郑和近三万人的庞大船队，或许会和达·伽马的四艘船、170名船员遭遇，不知会发生什么故事。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在太祖朱元璋严令禁海的大背景下，成祖朱棣为何派遣郑和下西洋？对于这个问题，古人早已做了回答。《明史·宦官传》说了两个原因：一、“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后来的人们也有多种说法，比如“物质交流”“增进友谊”等。

我一直认为，《明史·宦官传》说的两个原因十分到位，至少揭示了郑和下西洋的“初始”原因，或者说是明成祖朱棣命郑和下西洋的“初心”。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帝王和常人一样，解决的问题首先都是“当务之急”。对于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的朱棣，“当务之急”是取得国内、国际的“认同”，需要让自己的存在变得“合法”。

建文帝下落不明，是朱棣的一块心病，不管是死是活，总得有个着落才好。所以，即位之后，他迅速向各地派遣总兵、镇守宦官，既是弹压、打击各种不服气，也是希望尽快得到有关建文帝的信息。这是明的，还有暗的，那就是派遣给事中胡濙遍访各地，秘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而建文帝从海上出逃，也未尝没有可能。郑和“下西洋”，即由此而起。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和寻找建文帝，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即使找到建文帝，别人不给，本人不服，你怎么办？

所以，“郑和下西洋”首先是一个政治行为。至于后人所说的那些“原因”，有些是过程中的“追加”，如“物质交流”；有些则是客观上的效果，如“增进友谊”。设身处地为朱棣着想，夺位之初，万机丛脞，哪里有闲工夫搞什么物质交流、增进友谊？

当然，既然要去寻找建文帝，还要炫耀中国的富强，那就得沿途交朋友、拜码头，会见各国的国君和头面人物，就得多带拿得出手的礼物。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增进了友谊，也有了礼尚往来的“物质交流”。等到朱棣发现，南洋、西洋竟然还有如此多的宝物，“物质交流”遂成了“追加”原因，甚至成为主要原因，而“初始”的乃至第一位的关于寻找建文帝踪迹的原因，也随着朱棣皇位的巩固而逐渐隐去。

据王士性《广志绎》追记，郑和下西洋时，一面向海外各国宣扬明朝的国威，一面搜求海外珍奇之物。所以，郑和的船队除了携带大批的丝绸、瓷器、铁器、铜器之外，还带有七百多万两白银，前后耗费600万两，买回了大量的香料、染料、花木、玩物等。这个香料，也是后来推动葡萄牙人开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物品。

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其著名的《瀛涯胜览》中，详细列举了郑和采办的诸物，如古里的宝石、珍珠、珊瑚，溜山的龙涎香、椰子，祖法儿国的乳香、芦荟、没药、香苏合、油木，阿丹国的猫睛石、金珀、蔷薇露、金钱豹、驼鸡、白鸠，等等。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到万历时期，南京的静海寺仍然藏有郑和买回的西域画《水陆罗汉像》，每到夏季，张挂出来，南都士女观者如潮。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关于郑和下西洋时明军抢劫当地财富的记载。所以，郑和带回的所有物质，一是“朝贡”来的，二是采购来的。但是，这样的“物质”交流，以及通过这种物质交流所换来的“友谊”，成本是巨大的。

先说“朝贡”。随同郑和来南京朝贡的各国、各地使者带来的“朝贡”礼品，是需要双倍乃至多倍价钱的。郑和所到之处，造访各地君王、酋长，这是需要有厚礼的；各地使者随船而来，然后再由下一拨下西洋的船队送回，这一来一往及在南京的接待，也是需要花费的；朱棣接受了别人的贡品，得回赠礼物，而且要“厚往薄来”，回赠的物品要比进贡的物品更值钱。

再说“采购”。物品采购的过程，本来是精打细算、讨价还价的过程。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批量采购”，没有办法考察市场、等待商机，所以和“招徕”朝贡一样，都是“政府行为”，是不计成本的。同样，采购的物品和朝贡的物品一样，只是提供给皇室消费，没有进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样的“物质采购”，就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用今天的时髦语，郑和下西洋从经济的角度说，是缺乏“造血功能”的。

所以，随着明成祖朱棣和郑和本人相继去世，“下西洋”便难以为继了。但是，作为有明一朝的盛事，“郑和下西洋”的记忆是长久且激动人心的，所以每每为后人提及。半个世纪之后，有人打算重走郑和路。这个事情，发生在明成祖的玄孙宪宗成化时代。

和成祖朱棣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命郑和下西洋不同，宪宗朱见深想再走郑和路，却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严格地说，是出于宫廷消费的考虑。

明朝皇帝本来都是勤政的。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到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乃至丢了皇位的建文皇帝朱允炆、曾经被蒙古人俘虏的正统皇帝朱祁镇，都是每天上朝，散朝之后和大臣一道议政。但是，宪宗朱见深却开了明朝皇帝只上朝、不和大臣讨论政务的先河，从此“帘高堂远，君门万里”。但就是这位性格内向的皇帝，干了一件让当时的人们瞠目结舌的事情：皇后由于“杖责”了皇帝朱见深的一位心爱的女子，刚刚当上皇后一个月，就被废掉。此时的皇帝朱见深才17岁，而他的那位心爱的女子，是比他大了18岁的万贵妃。皇帝不允许任何人对贵妃不敬，尽可能满足贵妃的一切喜好。而这位万贵妃，又是一位“好玩”而又喜欢奇异珍宝的女人，轰动一时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是因为她的喜爱而从景德镇的御窑场生产出来的。或许是受万贵妃的影响，或者是遗传了祖父宣宗朱瞻基的基因，朱见深也成了大玩家、大艺术家。各种艺术品，通过宦官的采办，源源不断进到宫中，那些专门从事珍宝贸易的商人，也因此发了大财。

但是，国内的珍宝毕竟有限，于是有宦官出主意，说：当年“三保太监”郑和出使西洋，所获奇珍异宝无数，如果皇上让奴才等也做一次郑和、下一次西洋，那应该能为皇上和贵妃弄到更多的珍宝。皇帝心中一动，又听说兵部还保存着郑和当年下西洋的航海图，当时称“水程图”，想取来看看，遂命文书房宦官去兵部索取。航海图之类的文档由兵部“车驾司”保管，兵部尚书项忠命“车驾司”保管典籍的吏员调取，竟然不见。项忠大怒，以为吏员偷懒，命继续寻找。但吏员连找三天，仍然没有找到。

虽然航海图没有找到，皇帝想派人重下西洋的传言，却是闹得沸沸扬扬。言官们纷纷上疏，对此事进行抨击，事情于是不了了之。但是，兵部尚书项忠感到奇怪，问“车驾司”郎中刘大夏：库中的案卷，怎么会丢失呢？刘大夏笑道：“三保太监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以一时弊事，大臣所当切谏者。旧案虽在，亦应毁之，以拔其根，安得追究其有无邪？”项忠闻言，肃然起敬：“公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公矣!”(万表《灼艾余集》卷下)

那么，航海图到底是怎么失踪的？原来是“车驾司”郎中刘大夏听说皇帝要调取，提前将其藏匿。刘大夏后来确实做了兵部尚书，但他自作聪明藏匿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则是多此一举。第一，宪宗皇帝也就是因为听了宦官的唆使，好奇而已，并没有真心打算再“下西洋”，所以科道官一批评，也就没有了下文；第二，这个时候的明朝，正在成为没有权威的“小朝廷”，没有财力再来一次下西洋；第三，如果明朝真有财力，再“下西洋”，根本用不着半个世纪前郑和的航海图，中国的商人、中国的海盗和日本的倭寇，可以提供比郑和航海图精确得多的新的航海图，可以提供比郑和时代先进得多的航海经验和航海技术。

而这个时候的葡萄牙人，正在非洲好望角一带徘徊。十多年后，达·伽马的船队到了印度的“古里”即科泽科德。

虽然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伟大壮举，但并不意味着永乐年间的明朝开放了海禁。恰恰相反，“郑和下西洋”本身，也是禁海的一部分。浩浩荡荡的船队，不但是向南洋、西洋诸国彰显国力，也是对所有在中国沿海活动的倭寇、海盗的威慑。在旧港捕获远近闻名的“盗首”陈祖义，是对中国所有走私者、越海者的警告；在锡兰捕获锡兰王、在苏门答腊擒获伪王之弟，是对所有觊觎中国沿海的各国海盗的警告。在海上可以自由出入的，是官方的船队，而不是民间的武装。

对于明朝的“禁海”，有一种说法，叫作“片板不许入(下)海”，或“寸板不许入(下)海”。当然，这个“片板不许入海”或“寸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并不是说不允许任何船只下海，而是不允许任何没有经过官方许可的船只驶出近海、驶入远洋。要点有三：第一，中国的沿海渔民和商人，只能在近海作业或贸易，不得出洋；第二，为了限制渔民和商人出洋，限制船只的规模，不许建造双桅或多桅的大船；第三，有违犯上述禁令者，本人和家族以及知情不报者，都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

但是，中国沿海的居民祖祖辈辈都在海上谋生，中国沿海的商人多少年来都在和外国人做生意，朝廷怎能通过强制手段把他们的生路切断呢？且不说朝廷没有这么多钱来养活他们，即使有，也无法改变他们早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是他们居住在滨海地区这个生存环境决定的。所以，禁止民众出海的法，才真正是违“法”，因为它违背了人类生存的规律。任何法律，都无权剥夺民众的生存权。

所以，沿海的渔民、商人，以及沿海地区的官员和军队，在大多数时间里，特别是在明太祖、明成祖去世之后，并没有认真地遵守或执行禁海令。渔民照样出海捕鱼，捕着捕着就跑远了。商人照样出海做生意，但在近海哪里有大生意可做？于是也远渡重洋到日本、南洋、西洋去了。官员在衙门，军队在营地，即使派出一些船只进行巡逻，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如果真正做到了“片板不许入海”，又怎么可能发生后来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水手、水师、航海师，许多就是从平时冒着砍头危险出海捕鱼、出海做生意的渔民、船夫和商人中招募而来的。没有平时的锻炼，没有出远洋的经验，他们怎么可能把郑和及郑和的庞大船队送到印度洋和非洲沿岸去？

但是，这个“片板不许入海”的政策，又毫无疑问造成了明朝海洋政策的保守，阻碍了中国在明朝的对外交流和发展，也使得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退出世界先进行列的告别仪式。而且，这个政策实际上成为沿海官军敲诈勒索的依据。

为什么这样说？沿海官军是知道沿海居民要靠出海才能谋生的，也知道商人是需要出洋才能真正把生意做大的，他们平日懒得管，管起来就可以抓人，抓了人就可以向对方开罚单，或者索取赎金。这样，国家政策就成为他们敲诈勒索的依据。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政策，以及官军的敲诈勒索，造就了明朝沿海地区无数大大小小的海盗团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倭患”的危害。所有的政策和法律都要与时俱进，凡是不适应时代的法律和政策，都必须及时修正或废除，否则，只能成为“腐败”的依据。就明朝的禁海而言：

其一，渔民出海作业、商人出海贸易，都是需要组织、领导的，这和内陆地区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而且，出海作业、出海贸易，遇上海盗也是经常的事情，即使在今天，世界各大洋的贸易航路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海盗。出海的商人一旦遇上海盗，他们需要抵抗，所以，船上又得多带武器。平时是捕鱼和经商，组织起来他们就是军队了。

其二，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出洋的渔民和商人，都属违规违法，官军平时睁只眼闭只眼，但随时都可以拘捕。这种情况多了，遇到强大的官军检查，渔民、商人自认倒霉，花钱消灾。一旦遇上官军的小部队，那么就可能拔刀相向了。于是，渔民、海商就半渔半盗、亦渔亦盗，半商半盗、亦商亦盗了。

其三，由于“海盗”和海外联系密切，海外有什么先进兵器，如日本的倭刀、鸟铳，葡萄牙的火枪、火炮，他们都可能先行购买，官军反而没有。所以，在与官军的斗争中，在和海上其他力量的斗争中，“海盗”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一股又一股的军事力量，有的还占据了沿海的岛屿作为据点。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盗”部队，甚至成为整个东亚最强大的海上武装。

到正德、嘉靖时期，随着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海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了，不仅本国的商人大量出洋贸易，日本的商人及武士、浪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沿海，有机会做生意便做生意，有机会抢劫便抢劫，他们同样占据着一些沿海岛屿，既为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分赃和集合力量的“匪窝”。

这个时候，还有一股力量从大西洋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了中国的南海，并且在珠海的入海处占据了一个岛屿，建立了据点。这个据点后来很出名，它的名字叫“澳门”。占据澳门的是一群葡萄牙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火器，倭寇和海盗也通过他们，获得了一些先进的火器。

所有这些海上的变故、沿海的变故，都和明朝的海洋政策——“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发生严重的冲突。但此时，明朝在沿海的军事力量，在急剧下降。海上巡逻的哨船和海上作战的战船，按当时的记载，是“十存一二”(只剩下不到原先的20％)。即使这十存一二的战船、哨船，也是破旧不堪的。

一面是倭寇和海盗的力量越来越大，一面是明朝在海上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日本武士、浪人和商人成了“倭寇”，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沿海渔民、商人和无业游民成了“海盗”。“海盗”们为了避免连累家人，打扮成“倭寇”的模样，操着夹杂闽、浙乡音的五花八门的“倭语”，这些“假倭”和“真倭”携起手来，真假难分，形成了大大小小无数股“倭寇”，并且在嘉靖中后期，发展为延续二十年之久的“倭患”。

但是，所谓的“倭寇”，是“真倭”少而“假倭”多。《明史·日本传》比较客观也比较保守地估计：“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有人认为，在嘉靖中后期“倭患”最厉害的时候，“受害”最剧烈的是浙江，接着是南直的东部即今江苏，然后是福建、广东。但所谓“倭寇”的成分：“率海上奸氓……无赖少年，借为前行，推波鼓焰。其间真倭仅十之一二，绝与其国王不相闻。”(董应举《崇相集》)而在现有资料的记载中，著名的“倭寇”首脑，如徐海、汪直(与前文的瑶族宦官同名同姓)，都是中国商人，是“徽商”的海上领袖。

我们讨论的，不是当时的“倭寇”如何荼毒民众，而是要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明朝政府主观地认为，通过“禁海”可以保护沿海民众不受海盗及倭寇的荼毒，但成为明朝两大祸害之一的“倭患”，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禁海”所造成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是如何防患民众出海，而是如何保护民众出海。

明朝的禁海，不仅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也使得整个中国的发展，与“大航海时代”的趋势背道而驰。而所谓的“倭患”，从一定程度上说，恰恰是沿海民众、沿海商人和外部力量一道对明朝的“禁海”令，进行的猛烈冲击。

在这种潮流之中，一些在浙江、福建、广东任职的官员，对禁海政策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当大规模的“倭寇”平息之后，痛定思痛，四川汉州(今广汉)籍福建巡抚涂泽民在隆庆元年(1567)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开海”，允许经过官府批准的海商出洋通商。这个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当时明朝的内阁首辅，是大名鼎鼎的松江人，即今上海人徐阶。这个事情，被人们称为“隆庆开海”。“隆庆开海”说明，在当时，无论是内地还是沿海的官员，都有相当部分倾向于开放海禁。

但是，“隆庆开海”的地点，不在广州、泉州、福建、宁波，更不在当年的“六国码头”苏州太仓，而在《大明一统志》中也找不到的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月港”，位于嘉靖时期从福建漳州府龙海县分出的澄海县。只是，无论是建议开海的福建巡抚涂泽民，还是批准开海的内阁首辅徐阶，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在《大明一统志》中没有记载的月港，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巨港”，可通“东西洋”。这个东洋，指的是今菲律宾以东，乃至美洲；这个西洋，指的是印度洋到大西洋的辽阔海域。由于刚刚经历了“倭变”，所以月港通的“东洋”，不包括日本。

尽管我们不断说到所谓明太祖的“寸板不许下海”，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出现在明朝的官方法令之中。如同明太祖朱元璋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以及“宦官不许识字”的禁令一样，在明代官方文献中，也并无记载。

在我所见到的文献中，最早说到“寸板不许下海”的，是嘉靖时代的朱纨。朱纨在嘉靖二十六年由南赣巡抚改任浙江巡抚，并且提督闽浙两省军务，职责是防倭、御倭、剿倭。来到浙江，朱纨失望地发现，所谓“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只是一种回忆。中国的、日本的、南洋的、西洋的，形形色色的海商，不同相貌的海盗，全在浙江、福建沿海活动，繁荣得很，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朱纨向朝廷上疏，疏中特别提出：“我朝立法垂训，尤严夷夏之防。至今海滨父老相传，国初寸板不许下海。”(《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诛获海寇)》)“父老相传”的“寸板不许下海”，比任何官方文字都更为形象地概括了当年禁海之严，但如今，只是“相传”而已。

朱纨上此疏的目的，是希望朝廷给他更大权力，重启禁海令。但是不久，朱纨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原来海禁不行，问题看似在海上，根子却在京师，于是发表了一番惊人之语：“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明史·朱纨传》)每当读到朱纨的这段话，我心里就充满敬意。

但是，“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全球贸易、海上繁荣，不是想禁就禁得了的，朱纨不久就因为过于严厉地禁海而被构陷下狱。随着“倭寇”的平息，随着月港的“开海”，中外贸易越来越繁荣，大量的美洲白银、日本白银、欧洲白银，源源不断通过走私贸易涌入中国。市场繁荣了，商人的腰包鼓起来了，但这些银子和明朝政府竟然很少有关系，令明朝的皇帝特别羡慕。从哪里能获得白银？于是，国内挖矿，海外寻金。

万历皇帝起初认为，民间如此多的白银，一定是各地有银矿存在，于是派出矿监税使，四处开矿，但得不偿失。因为经过历代的开挖，国内已经没有多少银矿了。就在这时，有人报告，说原来民间的白银主要并不来自内地，而是来自日本和吕宋，这也确实是当时国内白银的两个来源。但是，日本过于遥远，而且是“倭寇”的所在，吕宋则近在咫尺，如果能在彼处开矿，那就不愁没有白银了。

吕宋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台湾的南面，西北距漳州海澄、泉州同安一千多公里，是菲律宾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这一群岛的政治、经济中心。今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就在吕宋岛。自从隆庆时代“月港开海”，吕宋汇集了大批来自漳州、泉州等地的中国海商。到万历时期，这里已经在西班牙人的占领之下，他们是从美洲横渡太平洋而来的。从此，吕宋成了中国和美洲贸易的中转站。

万历三十年(1602)农历七月，有位名叫张嶷的福建漳州籍男子来到北京，通过北京的一位低级军官上疏，说福建海外有座“吕宋岛”，岛上有座“机易山”。这座机易山，树上长着金豆，地上遍是银矿，如果派人前往开采冶炼，每年可得黄金10万两、白银30万两。这个消息大大地刺激了想银子想得发疯的万历皇帝。皇帝立即予以批准，让福建巡抚派员连同张嶷前往吕宋查勘，如果此说属实，再行开采。

万历皇帝的这道去吕宋开矿的旨意一下，“举朝骇异”。“举朝骇异”四个字，是《明史·外国传》的原文。骇异之余，都察院都御史温纯上疏劝阻，说即使机易山盛产金银，也决无树长金豆、地遍银矿、任人开采的道理，哪里可能一年弄到10万两黄金、30万两白银呢？此其一。其二，朝廷在福建已经派了矿监，如果机易山真有金银矿，他们岂不早就行动，怎么可能让利给后来之人？温纯特别指出，如此弱智的编造、如此荒唐的故事、如此浅显的道理，以皇上的聪明，怎么就相信了呢？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

但在当时的体制之下，只要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坚持己见，官僚机器只能围绕着他的意图运行。于是，请求往吕宋开矿的“原奏”张嶷被送到了福建，当地政府“持不欲行”，想采用“拖”的办法，把这件事情搁置下来。但是，朝廷不断督促，福建巡抚无奈之下，敷衍皇帝，派了一位名叫王时和的八品小官、海澄县(今福建漳州龙海市)的县丞，以及一位低级军官，当地驻军百户干一成，带着一干人马和船只，前往吕宋勘查，同时通报给了吕宋的统治者。

无论是西班牙统治者，还是原住民，听说大明朝要派军队来吕宋勘查采矿，都大为惊恐。当时在吕宋经商的华人有好几万，他们百般解释，说天朝这次派员来吕宋，别无他意，只是因为有奸徒造谣生事，朝廷才派使者来核实，使者一来，就可揭穿奸徒的把戏。

低品级的文官王时和带着随从人等在吕宋登陆，当地首脑(史料没有记载是西班牙人还是当地人)一面命僧人在路旁散花，以示欢迎，这是接待尊贵宾客的最高礼节；同时盛陈兵卫，以防意外。当天，首脑摆下盛宴，接待天朝来的使者。宴席之上，当地首脑突然发问：“听说天朝打算派人来敝邦开山挖矿，可有此事？”

王时和还来不及回答，首脑继续发问：“山各有主，怎能随意开采？比如你中华有山，我邦之人可去开采吗？”

王时和更为语塞，首脑又问：“树生金豆，是何树所生？”这九个字也是《明史·外国传》的原文。因为张嶷在给万历皇帝的奏疏中说过这个地方遍地是银矿，树上也结着金豆，这件事情传到了吕宋，所以吕宋首脑有此一问。

首脑连发三问，问得王时和张口结舌。这也难为他，因为他自己根本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于是频频看张嶷。这事不是你挑起的吗，怎么关键时候成了缩头乌龟？

张嶷倒是见多识广，随机应变，张口就答：“听说吕宋遍地是金，又何必问这金豆长在什么树上呢？”但是，这种随机应变显然是耍无赖，引来满座嘲笑。

当地首脑突然变脸，将一干人驱逐出境。

王时和莫名其妙地被派到吕宋，受了一番奚落和惊吓，又灰溜溜地回到海澄，不久即惊惧而死。但是，吕宋的事情并没有因此了结。当地统治者担心明朝皇帝惦记着吕宋遍地金银而出兵，又担心在吕宋的华商做内应，于是调遣军队，又鼓动原住民，屠杀在当地定居、经商的两万五千多华人。而且，将被杀死的两万多华人的财产封存，派遣使者投书福建巡抚，说是华商密谋作乱，不得已而除之，请令死者家属往吕宋领取亲人遗物。

万历皇帝得到这个消息，既惊且怒，金子银子没有得到一两，却导致两万多华人丧生，便向福建巡抚下了一道诏书，对张嶷进行严厉斥责，并且让其“议治”吕宋西班牙人之罪：

(张)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明史·外国传·吕宋》)

当然，这是一道没有任何意义的诏书。第一，诏书谴责了张嶷等人欺骗朝廷，造成巨祸，损威辱国，将其枭首，传示海上，却对自己的愚蠢行为没有任何反思。第二，诏书要求福建的官员议定吕宋酋长的罪行，提出惩治办法，你皇帝都没有办法，巡抚又有什么办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让我议罪，我就议罪。当时的福建巡抚名叫徐学聚，根据皇帝的旨意，移书吕宋首脑，谴责其“擅杀”之罪。这个罪名很滑稽。什么叫“擅杀”？就是没有皇帝的命令，擅自杀戮，仍然是以天朝自居，而将吕宋视为属国。

西班牙人怎么办？不理睬。明朝怎么办？没办法。《明史》用了五个字的感慨：“竟不能讨也。”这才真是丢人现眼。

这个看上去荒唐的事件，却可以视为自从郑和下西洋以来明朝官方第一次主动“走出去”，但很快就脸面丢尽退回来，并且导致两万多华商丧生。更丢人的是，福建巡抚徐学聚在给吕宋当局的“抗议”书中，不仅编造谎言，把张嶷之被“枭首”时间移置到华商被杀之前，而且把因为皇帝的贪财、皇帝的荒唐而丧命的无辜华商称为“贱民”，表示不会因为贱民被杀而与“友邦”大兴干戈，甚至不惜向西班牙人献殷勤，表示既往不咎，任其“商舶交易”“往来如故”。

03 打破明王朝宁静的葡萄牙人

不只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更早的时候就在南中国海活动。弘治十一年(1498)，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船队抵达印度的科泽科德，下一步，就是从印度洋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道，逆向通往太平洋。

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我们说到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当我们说到葡萄牙人前赴后继从非洲西海岸向南，千辛万苦绕过好望角，探索到通向印度洋的航道时，我们充满着敬意。由他们所开创的“大航海时代”，将人类带进了新的纪元。但是，当我们说到葡萄牙人麦哲伦及其团队同样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向西通过大西洋，又由美洲继续向西穿越太平洋抵达东亚，再由印度洋、大西洋回到西欧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有些矛盾，既感佩他们的冒险精神，也因为他们开始干预亚洲比如菲律宾的事务而担忧。而当我们说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东南亚和中国南海，乃至来到中国内地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谴责了，因为他们打破了我们的宁静，增加了我们的忧患。但也不得不说，就明朝而言，葡萄牙人的到来，以及后来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并没有带来太大的麻烦。相反，帮了不少的忙，也让当时的中国人见识到，这些来自“大西洋”的人，确实在不少地方比我们高明，用今天的概念说，比我们先进。

葡萄牙人是在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来到中国南海的，但对于他们的来头，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明史》史馆的学者们给出的依然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定位：“佛郎机，近满剌加。”可见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对西洋的形势是何等无知。正德年间来到东南亚的葡萄牙人，开始占据了马六甲海峡北岸、今马来西亚南部，并在那时定居下来，这就是“殖民”了。这里本来有一个“满剌加国”，是郑和下西洋到过的地方，满剌加国和旧港所在地“三佛齐”一样，接受了明朝“敕封”。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取而代之，成为统治者，并且在正德十三年(1518)派遣使者，打通了宦官的关节，来到北京，要求和明朝建立关系，当时称为“请贡”。

如果这个事情放在100年前的永乐时期，成祖朱棣问明了来人不仅是来自“西洋”，而且是来自“大西洋”，一定是大大的高兴，一定要厚赏来者，甚至一定要派遣使者，将其护送回国。如果是这样，或许中国的船队那个时候就可以从好望角到达“大西洋”、抵达欧洲了。中国不知道将会变成怎样，世界也不知道将会变成怎样。当然，应该不会怎样，充其量就是带来一些没有见过的珍宝而已，并且留下比郑和下西洋更值得铭记的故事。因为即便有哥伦布的故事、达·伽马的故事、麦哲伦的故事，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荷兰人的故事、英国人的故事、法国人的故事，“大航海时代”和全球贸易也是不会产生的。

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不是永乐年间，而是正德年间，所以就更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因为这时的明朝“朝廷”，早已习惯关起门来过日子，所以十分轻蔑地打发了使者，让其回国。但是葡萄牙使者——有记载说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所遣，名叫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虽然被遣“还国”，但一直迁延不去，不但自己在广州市舶司的“怀远驿”住了下来，“筑室立寨，为久居计”，并且还留下了一位名叫“亚三”的“火者”，即名叫“亚三”的被阉男子。这位“亚三”不但多才多艺，而且通晓华语，成了明武宗正德皇帝的贴身宦官。但后来人们发现，此人原来不是通“华语”的“夷人”，而是通“夷语”的“华人”。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明朝朝廷还在“禁海”，明朝的士大夫还全然不明白“西洋”，更毋论“大西洋”的情况，但中国东南沿海的民众，特别是经常出海或者在东南亚定居的华人，已经和葡萄牙人打成一片了。比如长年在吕宋的两万多华商，也早和西班牙人、吕宋人互通有无、和平共处，只是因为万历皇帝要去那里开矿、寻找“金豆豆”，而不是通商贸易，才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不断有言官建议，要驱逐滞留在中国的葡萄牙人，甚至还有人提出，应该勒令葡萄牙人退出占据的“满剌加”，因为那里从郑和下西洋以来就是明朝的“属国”。但是，这只是明朝的一厢情愿。事实是，沿海地区通过和葡萄牙人交易，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当时的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为了筹集上贡给朝廷的香料和其他“舶来品”，对葡萄牙人网开一面，不但允许其出入珠海、货物往来，而且允许进入广州自由贸易。这样，不但给朝廷的贡物有了着落，广东的官员也更加富裕起来，因为他们的薪水开始用海外的舶来品支付，变卖之后，收益比朝廷给的十分可怜的薪水要高得多。嘉靖九年(1530)，福建莆田籍巡抚林富直接上疏，提出和葡萄牙通商有“四利”，否则，“公私皆窘”：

利一：祖宗时诸番在常贡之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林富把这一点放在首位，十分有趣，因为只有先满足皇帝的要求，才谈得上其他。

利二：广东、广西民变不断，连年用兵，库藏耗竭。和葡萄牙人通商，可以充军饷。说完给皇帝的好处，林富接着说形势，用兵需要钱粮，不通商则无钱粮。

利三：广西的军饷素来仰给于广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林富指出，不但广东需要通商供给钱粮，广西同样如此。

利四：沿海居民以通商为生计，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贸易，衣食便在其中。林富最后一条才谈民生，这也是中国君主制的特色，小民的事情从来是放在最后附带考虑的，除非是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林富的建议，代表着朝野许多官员的认识，这些建议剥去了皇帝禁海的面子。当然，到这个时候，明朝的皇帝已经不怎么要面子了。林富的这个建议，比涂泽民在月港开海的建议，还早了四十年。

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合法地以澳门为依托，在中国住了下来。但当时的澳门，还只是广东香山县属的一个名叫“壕镜”的半岛。当地人称出海口为“澳”，由于是香山县的出海口，所以有个更好听的名称，叫“香山澳”。

定居香山澳后，源源不断的葡萄牙人闻讯而来，地盘不断扩充，“筑室建城，雄跨海畔，若一国然”，成为“雄镇”。由于中西之间文化风俗的不同，和当地居民的纠纷自然也不可避免，这本来也是正常的现象。清修《明史·佛郎机传》，倒真是对当时明朝和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客观的评述：“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迄不许其朝贡，又无力以制之，故议者纷然。然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但是，明朝对其产生疑虑，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一，倭寇，不管是真倭还是假倭，一直在沿海为患，如果这批“佛郎机”和他们勾结在一起，岂不是更加难办？第二，葡萄牙人也确实制造过麻烦。事情发生在嘉靖二年(1523)，几艘葡萄牙船未经当地官府的许可，来到广东新会的“西草湾”，和前来防御的明军水师发生了冲突，被明军俘虏了42人、斩首35人，截获了两艘战船。

但是，终明之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真没给明朝带来太大的麻烦，还至少在两个方面，为明朝做出了贡献：第一，葡萄牙人的火炮，被称为“佛郎机”，后来在明朝对蒙古人、女真人、日本人的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第二，澳门成为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落脚点和根据地，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大批的传教士，都是从澳门进入中国的，带来了不少新鲜的东西，开拓了明朝人的眼光，出现了徐光启等一批在明朝就已经真正“放眼看世界”的人。

人们曾经设想：郑和下西洋，其实有可能使明朝引领“大航海时代”；正德、嘉靖时期的“倭变”，特别是“佛郎机”即葡萄牙人的到来，则有可能是明朝进入“大航海时代”的契机；甚至万历时期向吕宋寻找“金豆豆”，也有可能是明朝进一步和“大西洋”人，乃至和“美洲”人接触的机遇。

但是，明朝最终还是没能融入这个时代。这就不得不从内部进行考察了。事情的变化，外因还真的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讲述“明朝的政治心态”，为大家分析明朝没有走进“大航海时代”的内因。

04 明朝只有一位皇帝：明太祖高皇帝

1368年农历正月乙亥(初四)，朱元璋在南京的“钟山之阳”祭告天地，即皇帝位，建国号“明”，年号“洪武”，去世后庙号“太祖”。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的皇朝宣告诞生。

有一种说法，明朝只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就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这个说法虽然有点绝对，但明太祖朱元璋对于明朝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建立明朝。

清朝的康熙皇帝可谓明太祖的知音。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第三次巡视江南，决定再度亲往祭奠明太祖在南京的孝陵。随行的大学士们上奏，说前两次下江南，皇上皆亲自往孝陵祭奠，事不可三，此次由大臣代行即可。但是，这个意见被康熙皇帝驳回：“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清圣祖实录》卷193)结果不但去了，还特别手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的匾额，至今尚在。

康熙的这种态度，当然是出于对前代开国帝王的崇敬，不知是否也有其父顺治皇帝的影响。顺治十年(1653)，顺治帝和内院的范文程、宁完我、陈名夏等人读《资治通鉴》，突然发问：“中国帝王，自汉高祖以下，何帝为优？”众人推举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宋太祖、明太祖诸帝，其中，又推唐太宗为最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的“共识”。没有想到当时年仅16岁的顺治发表了不同意见：“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为什么这样说？“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清世祖实录》卷71)

顺治、康熙父子二人对明太祖的推崇，既是因为朱元璋赤手空拳，建立起偌大的家业，更是因为他一手设计的国家制度，不仅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业，而且因为“规画周详”，为清朝所继承，故有“清承明制”之说，犹如“汉承秦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规画周详”，既是指具体的措施，更是指立国的精神。

明太祖朱元璋活了71岁，在位31年，有足够多的时间，在借鉴秦汉、隋唐、宋元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设计他的国家制度。明朝的国家制度，既是对秦汉以来国家制度的延续和发展，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当然话说回来，并不是在位时间越长，思考就越完美，有时候越是多虑，越是过犹不及，就如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人算不如天算。”

秦汉以来中国君主制的基本要素，无非两点：第一，君主专制，这是相对于官僚集团而言；第二，中央集权，这是相对于地方权力而言。朱元璋在这个过程中的贡献，是确定了“以内制外、内外相制”“以下制上、上下相维”的全方位制衡原则，确保国家机器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能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构成威胁。也有两个要点：第一，废除宰相制度；第二，打造内廷宦官和外廷文官两套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双轨制”政治体制。

一些历史著作和民间高手，喜欢将中国古代的皇帝和宰相，比之于总统和总理，评书家更每每将宰相说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表象来看，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从本质上说，毋宁将皇帝和宰相的关系看成是现代家族型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董事长可以世袭且具有决策权，总经理则永远是高级打工仔。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关于皇帝和丞相或宰相分工的法律条文，《汉书·百官公卿表》给“丞相”下的定义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这个定义很含糊，也很微妙，关键在两个字：一是“丞”，一是“助”。“丞”者“秉承”也，“助”者“辅助”也。所以，丞相的责任是秉承皇帝的意图、辅助皇帝管理国家事务。这样，皇帝和丞相的职能就具有重叠性。如果皇帝年富力强而又事必躬亲，丞相就是协调各部门贯彻皇帝意志的“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以其人生阅历、从政经验和学识见解贯彻皇帝的意志。这也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皇帝和丞相的关系。只有在皇帝不问政事或者本来就是傀儡的情况下，丞相才有独立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但风险也是很大的，常被认为对皇权构成威胁，被指责为“专权”“擅政”。正如明太祖所反复强调的，国家一旦进入这种时代，改朝换代就为期不远了。

从秦汉到宋元，虽然宰相的名称有不同、权力有起落，宰相制度却始终是皇帝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在以谋反罪杀左丞相胡惟庸后，直接废了明朝的宰相府——中书省，同时，将原来中书省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正三品提升为正二品，让其分掌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又将作为军队最高统率机构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称五军都督府，分统在京各卫和地方各都司。接着，废除品秩过高的御史台，改设都察院，掌监察，品秩与六部尚书一样，正二品。这样，中央一级的权力结构宣告定型。

宰相制度的被废除，既是明朝国家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也是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明太祖对自己的这一改革进行总结：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明太祖实录》卷239)

朱元璋的这段话，后来被列入《皇明祖训》的“甲令”。但是，将秦朝的二世而亡归之于“始置丞相”，不免危言耸听，果真如此的话，继往开来的汉代也就不会设宰相了。但在当时，明太祖的任何决策，都可以是“国家意志”，废除宰相制度的要害是：取缔文官系统的首脑，以各部门或各权力系统的相互制衡作为维护皇权的基本手段或方针，这是对皇帝集权、中央各部门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各部门分权的明朝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原则的法律规定。

在明太祖精心设计的明朝国家权力结构中，除外廷的文官、武官系统外，还有两股极为重要的力量：其一是内廷的宦官系统，其二是诸王系统。虽然有记载说，明太祖曾经立有禁令，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政务，但洪武时期，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二十四衙门的设置，以及宦官的出使、视军、侦刺，已经显示出与外廷相抗衡的“以内制外”的态势，并最终形成明朝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内廷宦官系统与外廷文官系统的双轨制权力体系，实质上是通过宦官系统对文官系统进行制裁。而从洪武三年开始，分三批封的二十三个诸侯王，少者领兵三千，多者统军近两万，不仅足以挟制各省都司，而且负有在紧要关头起兵“靖难”的“以外制内”的责任，至少最初的愿望如此。

因此，明朝的国家权力就其结构来说，可划分为两大集群：其一是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军事及监察等权力机关，这是用以治理国家、管理民众、镇压反抗、抵御外侮，即主要用以维护国家稳定的权力体系；其二则是内廷宦官和外地诸王，这是专门用以控制文官、武将以维系朱明王室的权力体系，宦官的态势是以内制外，诸王的态势则是以外制内。

与此同时，由六科十三道组成的明代言官系统，体制上属于文官，职能上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是明太祖“以下制上、上下相维”治国理念的产物，拥有站在传统道德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立场上，对一切社会问题和官场弊病进行揭露和抨击的法律权力。明朝的文官系统、宦官系统、武官系统、诸王系统，以及一切所谓“皇亲国戚”，都在他们的监督之中。作为皇帝的“耳目”，“六科十三道”可以对任何的违法、违纪行为“风闻言事”。

虽然有几个时段，明朝出了几位权力比较大的宦官，也有“宦官专权”之说，但是，明朝的宦官，“参政”是全方位的，而他们的“专权”是可控制的。所以，明朝的宦官，如刘瑾、魏忠贤，权力再大，只要皇帝三天不接见，立即身首异处。

05 明太祖的文化政策：思想禁锢的政策与实行

洪武四年(1371)三月，刘基致仕。明太祖朱元璋手书问天象，刘基详细做出条陈，大旨是：“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稍济以宽大。”(《明史·刘基传》)刘基如此回复，是有针对性的，直指朱元璋的立法与行政过于严厉。朱元璋对刘基的回复并不认同，声称：“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夏燮《明通鉴》)可见，君臣二人所谓的“蜜月期”早已过去，他们在对形势的认识和立法的思想上，产生了重大分歧。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明太祖以严治国、以猛救弊的思想和行为逐步升级，持续对富民及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打击和压制、对社会财富进行剥夺，大批杀戮功臣、严厉惩治贪吏，残酷打击持不合作态度或者通过言论、文字讥讽统治者的文人，形成了洪武时代“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

生逢顺治、康熙两朝的朱彝尊，或者是出于对清代文字狱的憎恶，或者是出于明朝遗老的怀旧之心，在他笔下，洪武时代君臣融合，士大夫过着闲适优游的生活：

孝陵不以马上治天下，云雨贤才，天地大文，形诸篇翰。七年而《御制》成集，八年而《洪武正韵》成书，题诗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阁，赏心胡闰苍龙之咏，击节王佐黄马之谣。日历成编，和黄秀才有作；大官设宴，醉宋学士有歌……唯其爱才不及，因之触物成章。宜其开创之初，遂见文明之治。江左则高、杨、张、徐，中朝则詹、吴、乐、宋，五先生蜚声岭表，十才子奋起闽中，而三百年诗教之盛，遂超轶前代矣。(《静志居诗话·明太祖》)

事实是，明太祖虽然出身贫苦，却是自学成才，更受到士大夫的影响，喜欢舞文弄墨，而且热衷于“文化统治”。《洪武正韵》等篇的制作，目的正是在于建立新的模式和规范，套用孔子的话，就是在元朝“礼崩乐坏”之后，重新建立起行为规范。参与乃至主持这些文化活动的宋濂记载了修订乐章的情形：洪武四年六月，礼部尚书陶凯等制成《宴享九奏乐》，朱元璋对身边侍臣说到制礼作乐的目的，同时对元朝的状态进行批评——

礼以导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唯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队舞，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哓淫亵之乐，悉屏去之。(宋濂《洪武圣政记》)

制作《洪武正韵》和“九奏乐”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导中和、崇治体”，都是为了革除一切“流俗喧哓淫亵之乐”，特别是“淫词艳曲”。我们今天认为的元代文学艺术的时代成果，当时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元曲、杂剧，正在革除之中。

朱彝尊津津乐道的江左、中朝、岭表、闽中诸子，在洪武时几乎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嘉靖、万历时代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洪武时代，若论诗名家，毫无疑问当推刘基、高启、袁可师，但是，刘基虽然有佐命之功，却被下毒而死，至于是传说中的胡惟庸所致还是另有隐情，不得而知；高启虽然参与过修《元史》，却因为出言不慎，泄露了宫中的一些污秽，被借故腰斩；袁可师则因为替太子辩解而忤旨，为避祸而假装疯癫。若论文学，无过于宋濂、王祎。宋濂致仕之后，因为胡惟庸案的牵连，一子一孙被杀，自己被放逐四川，死于途中；王祎因为奉命往云南劝降被杀，尸骨无存。

生逢自由奔放的嘉靖、万历时代的王世贞，深深同情生活在严峻冷酷的洪武时代的前辈，特别发出感叹：“士生于斯，亦不幸哉!”(王世贞《艺苑卮言》)这才是当时文人的真正感受。而且，悲剧不只是发生在刘基、高启、袁凯、宋濂、王祎数人的身上。清人陈田有《明诗纪事》，在《明诗纪事》的“序”中，陈田一口气列举了洪武年间最为著名的35位诗人。根据我所见到的材料，这35位诗人中的32人曾征辟为官，但这32人中，有9人被杀或死于非命，他们是刘基、汪广洋、高启、张羽、徐贲、谢肃、黄哲、王偁、魏观。另有3位因事得罪：杨基、唐肃、刘崧。也就是说，洪武时期曾经被起用的著名诗人，有近一半被杀、被害、被罢，其中包括地位最高、名气最大的刘基(御史中丞，诚意伯)、汪广洋(中书省右丞相，忠勤伯)。而所谓“吴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幸免，其中三位被杀。

由于文网之密、政治形势之严峻，江西贵溪县夏伯启叔侄二人，为了躲避官府的征用，当然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惜将右手拇指砍去。明太祖闻报大怒，连同屡征不出的“苏州人才”姚润、王谟，均诛其身而籍其家，并且将其列入《大诰》，作为典型案件，以警示天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律”，即由此而起。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说到苏州常熟一位读书人黄钺：“日游市肆中，见书，不问古今，即借观之，或竟日不还。是时天下新定，重法绳下，士不乐仕，人文散逸。诏求贤才，悉集京师。钺父见其子好学，甚恐为郡县所知，数惩之不能止。”(《黄叔扬传》)

好学便是招祸，喜欢读书唯恐郡县得知，谱曲作词则可能自招灾祸。一切娱乐，几乎都被禁止。在明太祖看来，娱乐和淫词艳曲一样，只会使人好逸恶劳、败坏道德，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大明律》有这样的条文：“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禁止搬做杂剧律令》)但在具体的实施中，更为严厉。

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一道“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有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因为违令吹箫唱曲，被命将上嘴唇连同鼻尖一起割去；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巡保蹴圆，命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成祖即位之后，继续打击各种艺术。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有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国初榜文》)对我们今天称之为“艺术家”的艺人，则通过服饰方面的限制，进行歧视。比如男性歌者，须戴绿色头巾，而乐工的头巾，则须黑色；女性乐工，须服黑漆唐巾等等，以视和“良民”有别。

国家通过法令对文学艺术及其传播者表示公然的歧视，并用严刑峻法对参与者进行打击，文学艺术创作只能归于沉寂。

但是，明太祖的治国，决不止于这些“大棒”。对于普通民众，对于安分守己务农、务工、经商并且向国家好好交税、服役的“良民”，对于安分守己读书并且积极参与科举的读书人，对于安分守己为朝廷办事的官员，朱元璋都给予充分的保护，并且不断告诫官员，国家刚立、天下初定，需要固本强根，民众犹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同时，要求全体民众，学习朱元璋自己手定的《大诰》以及他亲自主持修订的《大明律》，学习反映优良传统的“乡选规民约”，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

所以，每当说到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和文化政策，我心里也充满矛盾，赞成他的治国“初心”，不赞成他过于严厉的法律和限制。但是，二者如何协调？朱元璋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智慧。

06 封闭路上的小插曲：“外向”的明成祖朱棣

我经常和朋友交流，有明一代的基本制度，大抵是“太祖”朱元璋一手制定的，但有明一代一切露脸的事情，大抵都是“太宗”朱棣做的。嘉靖时期把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是有道理的。

虽然在经过不断修订和“篡改”的《明太祖实录》中，有关于朱元璋说四子朱棣“肖己”的记载，《明史·成祖本纪》的赞语也说，成祖的“雄武之略，同符高祖”，但是，朱元璋、朱棣父子二人的旨趣，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建立“大明”之后，太祖朱元璋更注重修炼大明皇朝的“内功”，所以把精力放在了内政上，对外则一面禁海，一面告诫子孙后代不轻易挑起战争，并且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爪哇、三佛齐等，但不包括蒙古，因为那时明朝边境的最大威胁，还是蒙古各部。

成祖朱棣不一样，“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的主要精力放在持续不断地对外开拓上，他更注重的是“外功”。当然，他有一个能“守成”的太子、后来的仁宗朱高炽，永乐时期的一般事务，是由“监国”的太子处理的。

虽然明朝人从道义上不认同朱棣夺取皇位，却在感情上为有这样一位横空出世的帝王感到骄傲。这种骄傲体现在《明史·成祖本纪》的赞语中：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明史》虽然最终成书在清朝乾隆年间，但秉笔者是受黄宗羲影响的“浙东学派”，代表着明朝遗老的看法。但《明史》最后又是经过乾隆皇帝“钦定”的，能够被他认同“远迈汉唐”四个字，是对朱棣的极高评价。“治隆唐宋”“远迈汉唐”，恰恰表现了朱元璋、朱棣父子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功业：老子朱元璋的风格是“治”，儿子朱棣的风格是“迈”。

《明史·外国传》有一段概括：“成祖以武定天下，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于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

为解除北部边患，朱棣五次北伐，迫使鞑靼部称臣、瓦剌部远遁，多次深入漠北，渡饮马河(今蒙古境内的克鲁伦河)，直抵擒胡山，刻石纪功：“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明太宗实录》卷108，永乐八年四月)这是何等气势。

在大漠以东的黑龙江一带，明成祖设立了奴尔干都司，治所位于距黑龙江出海口约100公里的特林，曾经七次派兵巡视，与郑和七次下西洋遥相呼应。巡视黑龙江的亦失哈，在特林地方两次修建永宁寺，立《敕建永宁寺碑》《重修永宁寺碑》。《永宁寺碑》的碑文用汉、蒙、女真三种文字镌刻，两侧则是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的“六字真言”。

南边因为安南内乱，出兵平定后，设交阯(即交趾)布政司，成为明朝的一个省。

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卫青的部队直抵阗颜山(燕然山)，即今蒙古共和国的杭爱山南麓，霍去病的部队更在乌兰巴托东北的狼居胥山，举行庆功大典。东汉和帝时期，窦宪、耿秉率汉、羌和南匈奴的联合部队，摧毁北匈奴主力，在卫青曾经到达过的燕然山，刻下了“纪汉威德”的纪功石碑。唐太宗时代，李绩和李道宗、薛万彻等人率领唐军及突厥、铁勒诸部，打击薛延陀部，兵锋直抵杭爱山。

但是，无论是汉还是唐，都是命将出师，唯独朱棣，是亲自率军，深入漠北。至于黑龙江流域，则无论是汉还是唐，都是兵力未及之处。而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不但在印度洋上示威，而且直接在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地面设置了三佛齐、满剌加等宣慰司，成为明朝的附属，更是汉唐所未见。

所以，对于朱棣的“武功”，《明史》说“远迈汉唐”，毫不为过。但是，朱棣不仅有“武功”，还有“文治”。这方面的大手笔，是《永乐大典》；另外，更有后来成为科举依据的三部“大全”。

《永乐大典》的全书已经散失，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对《永乐大典》的成书过程与贮藏情况做了概述：全书共22877卷、目录60卷，从永乐元年七月始，到二年十一月成，用时一年半，初名《文献大成》，由翰林院学士解缙总其事，参与者有147人。由于时间仓促，纰漏较多，遂调集2169人，共与此事，由解缙、姚广孝等人共同监修，到永乐五年十一月告成。由于卷帙过大，无法付梓。此书始存南京，迁都北京后存于北京的文楼。嘉靖四十一年，调集儒士200人，开始重录正副二本，由高拱、张居正主持校理，到隆庆初告成，原本归于南京，重录的正本贮于内阁所在地文渊阁，副本贮于“皇史宬”。明朝倾覆时，南京的原本和北京皇史宬的副本被毁，而存于文渊阁的正本，也只剩下2422卷，十仅存一。

《永乐大典》是明朝也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书活动。对于这次活动，晚明孙承泽集中了当时人们的看法：“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春明梦余录·文渊阁》)战事刚定，如此兴师动众，目的确实是希望通过修书，平息士大夫中的不平之气。但随着时局的稳定，“附加”的意图也就凸显出来，那就是对中国历代文献做一次全面的整理，所以取了《文献大成》之名，朱棣在“敕旨”中说到这个“初衷”：“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无厌浩繁。”(《明太宗实录》卷21)

通过《永乐大典》的编撰，文化人的心态确实平稳了不少，也触发了朱棣继续进行“文化建设”的兴趣，于是有《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的编撰，由接替解缙为内阁领班的胡广主持。这三部“大全”的编纂速度也十分惊人，从永乐十二年(1414)十一月修书的“上谕”发布，到第二年九月，为时10个月，260卷全部告成。其中，《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70卷。

如果说“大典”是整理历代文献，“大全”则是确立朱熹学说的地位：《五经大全》经注的依据是朱学，或为朱熹本人的著作，或为朱熹弟子的著作，或为朱熹推崇理学家著作；《四书大全》则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翻版和扩大；《性理大全》所收的“先儒”著作，除两篇外，其他的不是朱熹所作便是朱熹所注。可见，成祖朱棣是把编纂“大全”作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大制作。此后，全国官学学的是“大全”，科举考试考的也是“大全”，致使清朝《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说：“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底，具在于斯。”而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的确立，也是以明代三部“大全”的编纂为标志的。

如此推崇朱熹之学，当然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但不知是否也与“国姓”为“朱”有关。有记载说，明太祖建立大明之后，曾经接见过一位来自朱熹家乡的“朱”姓读书人，问其是否为朱熹的后人，因为朱元璋希望自己的祖上也和朱熹有点瓜葛。

朱棣之为“成祖”，对明朝最为重大的贡献，还是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由此巩固了父亲朱元璋奠定的明朝基业。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既富且强的皇朝，都必须有两种资源：农业资源、牧业资源。都城在北京、在西安乃至在洛阳，都在特定的时代享有两种资源。但是，如果都城窝在南京，则只有一种资源，可以富，但绝不可能强。所以，所有定都在南京的政权，都是迫不得已的“半壁江山”。

07 朱棣五次北伐的是非成败

对于成祖朱棣“远迈汉唐”的开疆拓土，人们做了种种解释，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说朱棣的母亲是位蒙古族女子，甚至说实为元顺帝的一位妃子，带着身孕侍候朱元璋。由于身上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有着蒙古人热衷于“征服”的基因，所以朱棣一生和当年成吉思汗、忽必烈一样，都在征战。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有一个人们没有察觉、没有留意的因素，那就是“靖难之役”的惯性。

“靖难之役”打了四年，战争随着朱棣直取南京戛然而止。战争结束了，战争机器却难以停止，战争的惯性仍然在发生作用。“靖难之役”的主要军事力量，由燕府护卫指挥使张玉、邱福、朱能等，以及宦官马儿郑和、狗儿王彦等统领。“靖难之役”后、永乐期间的重大军事行为，出兵辽东并巡视黑龙江，是王彦的部队；下南洋、西洋，是郑和的部队；北击蒙古，是丘福的部队；平灭安南，是张玉、朱能的部队。而对蒙古的战争，同样是这台战争机器惯性运行的结果。随着这台战争机器内部的能量逐渐消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就逐渐停息。

蒙古各部一直是明朝的边患，朱棣希望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不给子孙后代留祸害。所以，“靖难之役”留下的最精锐的部队，让同样是“靖难之役”留下的第一名将丘福统率，出征蒙古。但是，一贯知人善任的朱棣这一次犯了错误。丘福确实敢战，但并不具备全军统帅的素养，况且他当时已是67岁的高龄。在进入漠北之后，丘福中了蒙古人诱敌深入之计，全军覆没。这是整个永乐时期，明朝军队最为惨重的败绩。这一次的失利，更让朱棣感到事态的严重，决定“御驾亲征”，并且致书在南京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对于蒙古“若不早殄灭之，边患未已”。

这一次朱棣清醒了，放眼大明朝的文臣武将，除了自己亲自出马，还有谁能够制得了蒙古人？而整个“靖难之役”，最高统帅也正是朱棣本人。为了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边患，朱棣做了充分的准备：工部打造了三万辆“武刚车”，专门运输粮草；户部筹备了20万石粮食，随军行动；行军的路上，每5公里的路程，筑一城堡，储存粮食，以备大军回程时食用。北伐大军集中了当时能够调动的所有机动部队，调集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清远侯王友督中军，安远伯柳升副之，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督左、右哨，宁阳侯陈懋、广恩伯刘才督左、右掖，都督刘江督前哨。行军过程中，各军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都配备了火器，用以对付蒙古骑兵。除了朱棣本人，又有谁能够调动大明朝的一切资源？

尽管朱棣想用倾国之力，一举解决蒙古的问题，但汉唐以来，在北方广袤草原上生存的游牧民族，又有哪个是真正被汉族政权“殄灭”的？以成祖的思维来看，他是把这个时候散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开平、北至北海的蒙古各部，看成了当年以北京为都城的“元朝”，犹如明太祖当年把处在动荡中的日本视为由一个强力君主统治的统一国家。如果说当时的元朝是一只在北京的“虎”，而此时的蒙古各部，则是散布在各地的群狼。明朝前期，蒙古有三大部，从东到西分别是：居住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黑龙江)、吉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是兀良哈部；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一带(今蒙古国)中、东部和内蒙古北部的是鞑靼部；活动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今内外蒙古)西部和新疆北部准噶尔一带的是瓦剌部。此外还有甘肃西部的赤斤蒙古等部。地域辽阔，而且各部又有多个山头，攻占一个山头，就像打散了一个狼群，但还有多群狼在活动，而打散的狼群不久又汇聚在一起。

成祖朱棣的五次北伐，真正深入漠北并且取得一定胜利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但即使是这两次，虽然直抵蒙古腹地，迫使鞑靼、瓦剌称臣，但也并没有对蒙古各部形成真正的打击。网络上传播的所谓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溃蒙古五万铁骑，完全是子虚乌有。《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是：北伐“班师”至“飞云壑”时，鞑靼部阿鲁台来战，“上率精骑冲锋，大呼奋击，阿鲁台堕马复上，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所谓“名王以下百数十人”，其实就是斩获百数十人如此而已。《明史·成祖纪》只是说“追北百余里”，杀敌多少，未见记载。

其实，只要动动脑子就可以想象得到，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唐朝李绩、薛万彻等挺进杭爱山，都是采用骑兵突袭、冒死血战的方式。而且，还分别有归降的匈奴、突厥及各部的参战。成祖朱棣北伐，六路大军，保持相对固定的距离，携带大批辎重，浩浩荡荡向北挺进，克鲁伦河是过了，鄂尔浑河也是到了，“擒胡山”上也是立碑了，但是，蒙古人稍试锋芒，也就跑了。所以，成祖的大军前脚班师，刚刚“称臣”的鞑靼、瓦剌，后脚就“犯边”了。第一次北伐在永乐八年，历时五个月；第二次北伐在永乐十二年，也是历时五个月。而两次的相隔时间为四年，说明筹划一次都不容易。但是后面的三次，分别是在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年年出兵，年年“北伐”，也就是年年驱赶，除了兴师动众、耗费钱粮，在军事上并没有任何效果，反倒可以看出朱棣对蒙古各部的无奈；而蒙古各部的轮番“犯边”，却是对大明皇帝的公开蔑视和挑衅。

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伐”为例，作战部队不算，仅粮饷的运送，就有“总督官”三人、“领车运”官26人、“领驴运”官25人。随后督运的，又有“总督官”两人，副官27人，护送马军1000人、督军5000人，运驴34万头、运车近14万辆，拉车的民丁超过23万人，总共运粮37万石。这些粮食说是给作战部队的，但如此庞大的运输队伍，又该用粮多少？这一次的“北伐”虽然也到了“杀胡原”(即今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的呼伦湖一带)，并且烧毁了鞑靼阿鲁台部的辎重，但阿鲁台却闻讯远遁。朱棣在回师途中，顺带收拾了已经归属明朝却和鞑靼勾结的兀良哈部，可以说是出了一口气。

这样接二连三、兴师动众的“北伐”，严重损耗了明朝的国力，受到包括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人的抵制和批评，夏原吉因此下狱。朱棣第五次“北伐”班师时去世，临死之前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原吉爱我!”就这四个字，内容丰富。第一，认识到蒙古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到底该怎么办？并无良策。第二，承认后三次“北伐”，只是为了撑面子，实则徒劳而无功。而五次“北伐”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两大遗产：第一，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蒙古的大规模南下，为“仁宣之治”和“正统”时代留下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第二，造成了一个假象，一个以为大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晃晃脑袋就可以吓退蒙古人的假象。而这个假象，直接导致了后来“土木之变”的发生。

08 仁宣时代：从外到内的全面收缩

虽然“远迈汉唐”，虽然有文治武功，但朱棣在明朝的帝王中，只能算是“异类”。所以去世之后不久，继承他事业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所做的事情，便是对他的“拨乱反正”，是“回归”。回归到哪里？回归到太祖朱元璋的治国道路上来。而他们的行动，则表现在两个字——收缩。

怎么收缩？第一，停止下西洋；第二，从安南撤兵。这可以说是仁、宣时代在“外事”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举措。

仁宗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但因为性格不同、作风不同，不为朱棣所喜。朱棣喜欢的是次子朱高煦，这个儿子不但性格像自己，而且在“靖难”中出生入死，救过自己，所以他一直想让老二高煦做“秦王”李世民第二。虽然由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最后还是老大高炽做了皇帝，朱棣却一直不满意。朱高炽做了二十年的“监国”，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老子成祖去世而继位，却不到十个月就病逝。但就在这十个月中，仁宗中止了郑和“下西洋”，让其与王景弘一道，带着“下番”官军，镇守南京。郑和、王景弘也成为明朝最早的“南京守备太监”。同时，仁宗与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密谋，策划从安南撤兵。

严格地说，仁宗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的性格倒是和祖父朱棣有些“隔代遗传”，所以尽管赞成并继承了父亲的“收缩”政策，却仍然希望能够和祖父一样，在北京的紫禁城接受各国使者的“朝贡”。所以，在宣德五年，让郑和、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人还是那帮老人，船还是那些老船，所以并不过于折腾。而就在这一次下西洋的返回途中，郑和在印度的卡泽卡特去世。老人没有了，老船后来也就搁置不用了。有意思的是，北边的亦失哈巡视黑龙江，也在宣德时期重新开启，并且重修了“永宁寺”、重立了《重修永宁寺碑》。

虽然郑和下西洋的中止得到以户部为代表的实权部门支持，但对于从安南撤兵，不少永乐时代的老臣无法接受，他们不愿意看到将士打下的江山被拱手相让。所以，仁宗去世、宣宗继位不久，皇帝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为一方，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安南弃守的争论。事前，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宣宗召见杨士奇、杨荣，告以欲弃安南之意，并戒之曰：“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用不着等三两年，五个月后，宣宗便召二杨及蹇义、夏原吉，共议安南事。宣宗首先表态，说是继续在安南驻兵，得不偿失，不如放弃安南，专意内政。何况，安南本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明示的“不征之国”。蹇义、夏原吉当即表示反对：“太宗皇帝平定此方，用费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宣宗随即征求二杨的意见。二杨早已得到宣宗的明示，此时自然心领神会，并准备好了历史依据：“陛下此心，固天与祖宗之心。交阯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当时不有其地，而尧舜禹汤文武不失为圣君。太宗初欲立陈氏，所以为圣。汉唐以来，交阯虽尝为郡县，然叛服不常，丧师费财，不可殚记，果尝得其一钱一兵之用乎？陛下天下之父母，何与豺豕辈较得失耶？”(《明宣宗实录》卷16)宣宗借二杨之口说出了自己不便说的话，二杨秉承宣宗的意旨左右面议，蹇义、夏原吉毫无思想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仁宣时代的“回归”和“收缩”，更表现在国内的政策上。虽然宣宗一直热衷于珍宝诸玩，不断派出宦官在各地采买各色玩物，但整个文官系统的主流思潮，是恪守太祖时代的思想禁锢、文化限制政策。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宽松期后，明朝的文化政策再一次严厉起来，宣德末年都御史顾佐的一道关于革除官妓的奏疏，可以视为节点。祝允明《野记》将其记载在永乐时期：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挟娼饮宿者有律耳。永乐末，都御史顾公佐始奏革之。国初，于京师官建妓饮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安远人，故曰来宾、曰重译、曰轻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后乃浸浸放恣，解带盘薄，喧呶竟日，楼窗悬系牙牌累累相比。日昃归署，半已沾醉，曹多废务矣。朝廷知之，遂从顾公之言。

对于这一事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沈德符的记载说，事情发生在宣德时期，而非祝允明说的永乐时期。顾佐曾两度任都察院都御史：第一次的时间是宣德三年七月至宣德八年闰八月，第二次的时间是宣德九年十月至正统元年六月。其奏革官妓，沈德符说发生在宣德时是可信的。但是，革除官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政治文化形势重新严峻的表现。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宣宗去世，继位的是年仅9岁的英宗朱祁镇，国家大政方针由号为“二杨”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司礼监太监王振主持。杨士奇既是台阁体文学的领袖，又是一位恪守传统道德的官员，从他领衔的内阁给新君立年号为“正统”，即可知其政治倾向。杨士奇在《三朝圣谕录》中曾不无自夸地记载自己在永乐时和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仁宗朱高炽之间的一次争论：

一日，殿下顾臣士奇曰：“古人主为诗者，其高下优劣何如？”(士奇)对曰：“……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有诗集甚多，何谓不足为？”对曰：“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作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在《尚书注》诸书，作诗特其余事。于今殿下之学，当致力于重且大者，其余事可姑缓。”

帝王之学所重者固不在作诗，但记诵辞章，竟被杨士奇视为“俗儒”。主持内廷事务的司礼监太监王振，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二杨存在矛盾，但对于维护传统道德和秩序，与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罪惟录》记载：英宗为太子时，王振即“导之以礼”，英宗“雅敬惮之”；英宗即位后，“尝与小臣击球，(王)振至而止。诘旦，驾在阁中，振跪奏曰：‘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王振的这番话，不但批评时下的皇帝英宗，而且批评已经去世的皇帝宣宗，内阁杨士奇等人听了，连连赞叹：“宦官中宁有是人!”(查继佐《罪惟录·宦寺列传》)

如果不是发生了土木之变，在士大夫们的眼中，正统时期的朝政实优于宣德，原因就在于外廷的文官首脑和内廷的宦官首脑，都恪守祖宗法度和圣贤道理，而最高统治者英宗也予以配合。在他们的背后，又有一股巨大的支持力和推动力。当时的南、北国子监首脑，都是正统派的人物，南监为陈敬宗，北监为李时勉，时称“南陈北李”。

《明史·陈敬宗传》说陈敬宗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的威严：“敬宗美须髯，容仪端整，步履有定则，力以师道自任。立教条、革陋习。六馆士千余人，每升堂听讲、设馔会食，整肃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

《明英宗实录》收录了李时勉为北京国子监祭酒时的一道奏疏：

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唯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意，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

可见在当时，仁宣时代的“回归”与“收缩”，并不仅是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官僚集团的主流思潮，所以被后世称为“仁宣之治”。既然仁宣时期是对永乐时期的“修正”，仁宣为“治”，永乐虽然没有视为“乱”，但至少是被认为“不治”的。

09 土木之变：“英主”之梦的破碎

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北边的游牧、狩猎民族，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制约因素。由于北边民族的参与，爆发了“五胡入华”，造成了“安史之乱”和唐朝的由盛转衰，使得辽夏压迫下的北宋“积贫积弱”，发生了让北宋亡国的“靖康之难”及此后南宋向金称臣的“绍兴和议”。而后来的蒙古，在席卷欧亚大陆的同时，灭金、灭夏、灭吐蕃、灭大理、灭南宋，还在“中华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元朝”。当然，同样是因为北边民族的参与，造就了汉武帝的开边拓土和两汉的强盛，造就了隋唐的富强，以及明成祖的“远迈汉唐”。

明成祖的五次北伐，对蒙古各部势力的消长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过程及此后的一些时间里，鞑靼各部的力量在消退，瓦剌各部的力量在聚集、在发展，而兀良哈各部，则是鞑靼强盛附鞑靼，瓦剌强盛附瓦剌。但是，无论是鞑靼、瓦剌还是兀良哈，又都是一边时时在明朝的边境活动，一边又接受明朝的“敕封”。这也是草原民族在和中原“帝国”打交道时的智慧，表示归顺是给你面子并且得到利益，不断弄出一些事情来，则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以瓦剌部而言，永乐时接受明朝“敕封”的，有“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等等，他们死后，分别由儿子们袭封。永乐十六年，马哈木去世，儿子脱欢袭封为“顺宁王”，其后力量渐大，得到各部的拥戴，被明朝封为“太师”。正统四年，脱欢去世，儿子也先不仅袭封为“顺宁王”，还继承了“太师”的称号。势力一大，新的一轮折腾也就开始了，他们希望从明朝得到更大的利益。

永乐时代明朝的“面子”，一定程度上是“朝贡”带来的。而“朝贡”的实质，是用中国的财富，换取周边各民族及南洋、西洋各国给中国皇帝的面子。当然，客观上也可能保持一段时间边境的相对安定。但是，这种“厚往薄来”的“朝贡”，也是民众和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随着“仁宣”时代开始对“朝贡”规模进行收缩，这一措施延续到正统时代就停止了，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多的财富来支撑面子。开始的时候，瓦剌的马哈木、脱欢、也先部，每次“贡使”限定为50人，由于“朝贡”是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不断要求增加人数，由几十人到几百人，乃至增加到两三千人。这支浩浩荡荡的“朝贡”队伍，成了理直气壮地索取财物的“丐帮”，一旦明朝的“赏赐”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则制造事端。

当然，不管是否能够满足要求，正统十四年(1499)瓦剌的大举南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此时的瓦剌，已经把蒙古“群狼”拢在了一起，大规模地向南觅食。

此时的明朝正统皇帝朱祁镇，虽然在位已经14年，由一个9岁的少年成长为23岁的青年，但行政能力并没有长进。在位的14年中，开始是太皇太后张氏，以及内阁杨士奇、杨荣等人，帮助管理国家，后来则依靠司礼监太监王振。但是，虽然治国能力没有太多的长进，朱祁镇的梦想还是有的，而且十分强烈。什么梦想？做“英主”的梦想，梦想效法伟大的曾祖父朱棣，亲率大军，北伐蒙古。只是随着“靖难之役”战争机器的停止运行，明军再要远涉漠北、北伐蒙古并不现实。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在得知瓦剌也先部逼近大同，并且在沿边各处分道南下的消息之后，朱祁镇当即决定，御驾亲征。这个匆匆忙忙的决定，遭到几乎所有在京官员的反对。但也有人支持，支持他的是老师加监护人、司礼监太监王振。七月十五日，是中国农历的“中元节”，英宗一面派人祭奠曾祖父太宗朱棣的长陵、祖父仁宗朱高炽的献陵、父亲宣宗朱瞻基的景陵，一面调兵遣将，命皇弟郕王朱祁钰镇守北京，武官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等，文官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等，扈从亲征，率领京军三大营，要捕捉也先的主力，击而败之，实现自己的“英主梦”。

就在这一天，前方明军遭受惨败。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人率部与瓦剌战于大同东北的阳和，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逃回大同。明朝朝廷后来把这一仗的失利归罪于监军太监郭敬，说是诸将为其所制、师无纪律所致。但事实是，在“靖难之役”的战争机器停止运行之后，明朝军队在野战中已经无法抗击组织起来的蒙古骑兵的冲击。即使在“靖难之役”战争机器尚在运行期间，丘福率领的明朝最精锐的部队，也没有办法在漠北和蒙古鞑靼部“野战”。接受了丘福的教训，成祖北伐时，不得已命各路大军“结阵”推进，而不是像当年卫青、霍去病以及李绩、薛万彻那样奔袭数千里，寻找匈奴、突厥主力决战。

七月十六日，英宗率大军离开北京，此时离决定“亲征”才五天。由于王振在正统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英宗本人的缺乏主见，所以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后来的研究者，更相信这个所谓“御驾亲征”的主意，实则来自王振。《明英宗实录》直接就此事发表评论：“是举也，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促就道。”(《明英宗实录》卷180)

全然没有实战经验的朱祁镇，却要效法久经沙场并且多次和蒙古人交手的曾祖朱棣，实现自己的“英主梦”，不啻是汇集着数以十万计的羊群，给蒙古瓦剌部的群狼送礼。大军离开北京的第二天晚上，驻跸龙虎台，不知从哪个营房传来蒙古人袭击的警报，引起全军的混乱，折腾一个晚上，才知道是讹传，尚未见敌，锐气已尽。刚出居庸关，遇上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伍不成列，军纪荡然。七月底，军至阳和，这是宋瑛、朱冕阵亡之地。十多天过去，仍然是伏尸蔽野，众心为之一寒。八月初，军至大同，雨下得更大。从阳和之战中逃回的石亨，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战况，极言瓦剌兵锋之盛，力劝英宗率大军“回銮”。目睹了阳和战场的惨状，听取了石亨的现身说法，皇帝朱祁镇和太监王振决定，从大同退兵。但选择哪条路线退兵，成了问题。

由于是皇帝的“御驾亲征”，是要和瓦剌主力决战，所以离京时的方向选择了北出居庸关，趋宣府，再到阳和、大同。而回师，则是为了躲避瓦剌主力，所以打算趋向东南，经蔚州(今河北蔚县)、过太行山，由紫荆关(今河北易县)回京。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这条道路的选择出自王振，因为蔚州是王振的家乡，他想带着皇帝从家乡通过，向家乡父老炫耀自己的富贵。虽然王振定这条路线，是出于他的私心，但这也确实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如果是这样，后来的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但是，王振的家乡观念很重，见连日下雨，怕大军路过时践踏庄稼，所以临时决定，由原路返回，这就要趋向东北，经阳和、宣府、居庸关。这条路线比较凶险，正是瓦剌主力活动的地区。

果然，大军到宣府时，有谍报说瓦剌军从后跟踪而来。朱祁镇命“恭顺侯”吴克忠殿后，阻击瓦剌军。但是，吴克忠没有能够阻挡瓦剌军，本人战死，又是全军覆没。于是，再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军四万前往阻击。朱勇是“靖难”名将朱能的儿子，曾经多次随成祖、宣宗北征，正统时期，又多次领兵在喜峰口等地击退瓦剌，在当时的明朝将领中，威望、功勋仅次于张辅。但是，朱勇、薛绶的四万骑兵，在宣府西北的鹞儿岭中了瓦剌军的埋伏，再次全军覆没、主将阵亡。

这里要重点提一提朱勇的副将薛绶，这是一位蒙古族将领，祖父在洪武时归附了明朝，赐姓薛；其父从朱棣“靖难”有功，并多次扈从北伐蒙古，封“永顺伯”。薛绶继承了父亲的爵位，骁勇善战，屡立战功。这次和朱勇一道，奉命抵御也先、保护皇帝的撤退。战至箭尽弦断，仍然格斗不已，杀“敌”无数。瓦剌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将薛绶肢解，发现竟然也是蒙古人。《明史》的记载令人震撼，让人不由得对蒙古勇士肃然起敬：“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相与哭之。”不但“永顺伯”薛绶，“恭顺侯”吴克忠也是蒙古族将领，三代事明，赐姓吴，与弟朱克勤一同率兵阻击瓦剌，所部死伤殆尽，兄弟双双阵亡，吴克忠箭尽弦断，仍然格杀数人。

朱勇、薛绶、吴克忠率领的，可以说是扈从朱祁镇亲征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三位将领也都是能征惯战的名将。他们战死，令明军士气全无。大军匆匆退至居庸关西北的土木堡，被瓦剌一阵冲杀，伤亡过半，余部溃散。最可惜的是太师英国公张辅，出征安南时，被当地民众视为神明，此时以75岁的高龄，扈从朱祁镇，和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一道，死于乱军之中。“英主”没做成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王振因为被视为祸首，被朱祁镇的侍卫所杀。

如此顺利地击溃由皇帝亲自统率的明军、俘虏明朝的皇帝、获得无数的辎重，对于瓦剌和也先来说，倒是意外之喜。因为他们并没有取代明朝、恢复“大元”的打算，大举南下，只是为了子女玉帛。于是，以被俘的皇帝朱祁镇为奇货，瓦剌浩浩荡荡杀奔京师而来，要索取更多的财富。

这个时候的明朝，正处于向上发展的时代，明朝在北京的精英们，以新任兵部尚书于谦为首，包括内阁首辅陈循、吏部尚书王直，还有司礼监太监兴安、金英，他们说服皇太后孙氏，做出了一个极其伟大的决策：被蒙古俘虏的那个皇帝我们不要了，我们有了新的皇帝。新的皇帝是谁？朱祁镇的弟弟、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在逃回北京的石亨等将领的支持下，于谦组织了极为坚决而成功的北京保卫战，给瓦剌各部以重创。各地守军也组织起有效的力量，随处对瓦剌各部进行袭击，迫使其重新退回塞外。

人们一直有个疑问，皇帝朱祁镇御驾亲征，到底带了多少部队？据扈从朱祁镇亲征、侥幸从土木堡逃回、后来成为一代名相的李贤记载，是30万(《天顺日录》)，而并非各种历史著作、历史教材、历史读物所说的50万。朱祁镇死后，由李贤主持，给了他一个很滑稽的庙号“英宗”，以圆这位想做英主而没做成的皇帝的“英主梦”。

10 明朝多元化社会的形成

“土木之变”可以说是明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正统皇帝朱祁镇效法曾祖永乐皇帝，率领浩浩荡荡的50万大军，当然不是“北伐”而是“耀兵”，竟然被蒙古瓦剌部冲击得七零八落，皇帝成了俘虏。

这个事件让人们看到，立国近百年的大明帝国的战争机器，在蒙古人的活动区域，如果进行野战，竟然是只庞大的“纸老虎”。与此同时，这件事也给了普通民众一些启示，皇帝离开了紫禁城，或许真是“纸老虎”。如同中国象棋中的“将”和“帅”，是不能离开“九宫格”的，是不能脱离“士”“相”保护的。或者正是由于这个启示，被蒙古人俘虏的正统皇帝的儿子成化皇帝，干脆就不出紫禁城了。不但不出紫禁城，甚至连大臣们也不愿接见。

这位年号为“成化”、庙号为“宪宗”的皇帝名叫朱见深，是英宗正统皇帝的长子。他一岁十一个月的时候，父亲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俘虏，叔叔朱祁钰做了皇帝，就是明朝历史上的“景泰帝”。弟弟景泰皇帝朱祁钰遥尊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为“太上皇”，又在皇太后的干预下，立侄子朱见深为太子。两代人的故事，弄出了三代人的名号，虽然是因为皇太后没有文化而又顾着自己的嫡亲孙子所致，但包括大学士陈循、兵部尚书于谦在内的大臣们也没有修正，可见当时形势的紧急。

在顶住了蒙古人对北京的冲击之后，景泰皇帝的帝位看似巩固了，于是把侄子朱见深从太子的位置上拿了下来，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是，被立为太子的儿子竟然不明不白就病死了，不知道是不是应了古人的一句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儿子死了，景泰帝自己也一病不起。被蒙古人放回来、被弟弟景泰皇帝幽禁在南海子的哥哥正统皇帝，在一帮铁杆的帮助下，恢复了帝位，这就是“南宫复辟”。老子朱祁镇重新做了皇帝，儿子朱见深也重新被立为太子，八年后更继承了皇位，这就是成化皇帝，也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想看看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的那位成化皇帝。

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23年，留给人们最深印象的是两件事：第一，宠幸万贵妃；第二，只上朝不议政。

朱见深继位的时间是天顺八年正月，时年17岁。七月壬申(十九日)，立吴氏为皇后；八月癸未(二十二日)，废皇后。从立到废，前后只隔了34天。类似的变故，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但明朝仅此一次。这个举动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而究其原因，竟然是皇后借故惩罚了皇帝心爱的一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万贵妃。

万贵妃比皇帝大18岁，但皇帝置宫中三千佳丽为无物，心里装着的只有这位万贵妃，这不但不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也被当代的人们视为畸形爱情而嘲笑。但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伟大的。朱见深两岁时就和父亲分开，而母亲周氏是位“悍妇”，他由祖母身边的宫女万氏带大。从这位刚刚20岁的宫女身上，朱见深得到“母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知道自己另有母亲，对万氏的“母爱”逐渐转化为“姊爱”“情爱”。在他和万贵妃之间，皇后才是“第三者”。

《明史·贵妃万氏传》说：“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宪宗即位的时间为天顺八年(1464)正月，如果按照这来推算，万贵妃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去世时，是58岁，出生则应该是宣德四年己酉即1429年。有人把万贵妃的生年说成是宣德三年戊申年(1428)，是因为只知道宪宗的“成化元年”在1465年，却没有注意宪宗的即位是在天顺八年即1464年正月。宪宗出生于正统十二年丁卯(1447)十一月，天顺八年(1464)正月即位时，按周岁是16岁，虚岁是17岁。《明史》为了说明皇帝和贵妃二人之间年龄的悬殊，贵妃用的是虚岁，皇帝用的是周岁。这是历代史家的无耻之处，也是今日关心者所不查之处。

朱见深在位共23年，和伟大的唐太宗在位的时间一样长。但人与人不一样，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23年里，做了多少事情？明宪宗朱见深却最多只认真做了一两年皇帝。他只在即位初的一两年里才公开出席一些活动，然后就进入了半休眠状态。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对明朝皇帝的“亲政”状态发表了如下感叹：“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七十年之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帘高堂远，君门万里。”而首开“帘高堂远，君门万里”先河的，正是宪宗皇帝朱见深。

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到建文帝朱允炆，再到成祖朱棣，中经仁宗、宣宗，乃至曾经被蒙古俘虏的英宗，还有救急皇帝景泰，都十分勤政。不但每天视朝，视朝之后，还要和大臣“面议”国家事务、圣贤道理。“视朝”及“视朝”之后的“面议”，应该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但从宪宗开始，只是“视朝”而不“面议”，视朝开始成为走过场的仪式。那么，遇上军国大事，大臣们怎么和皇帝沟通？由司礼监太监、文书房太监上传下达。这种状况，让文官们十分难堪，尤其是作为文官之首的内阁大学士们，每每向皇帝上疏，要求恢复过去的“面议”制度，于是发生了“万岁阁老”的事件。《明史·万安传》记载：

(成化)七年冬，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司礼中官乃约以御殿日召对，且曰：“初见，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将入，复约如初。比见，(彭)时言天变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尽心。”时又言：“昨御史有疏，请减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旧便。”帝可之。(万)安遂顿首呼万岁，欲出。(彭)时、(商)辂不得已，皆叩头退。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帝自是不复召见大臣矣。

这是著名的“万岁阁老”故事的由来。赵翼《陔余丛考》在言及成化末，万安劝阻尹直面议要求时，说：“自七年召见时、辂后，至此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也。”这些记载固然是事实，却容易造成错觉，以为宪宗不召见大臣、不面议政事是从成化七年才开始的。其实宪宗即位之初便如此。由于他天生口吃，幼年多艰，造成了心理上的自卑和对万贵妃的依赖，而李贤为内阁首辅，和司礼监配合默契，故宪宗视朝之后，面不面议并不妨碍君臣的沟通和政事的处理。成化四年，彭时为首辅，其权威远不如李贤，又是谦谦君子；次辅商辂，是有明一朝唯一的“三元”进士，会读书、习礼仪，但也是书生。而同在内阁的还有一位万安，虽然与彭、商和睦相处，却通过裙带关系交通万贵妃，遇事先为自己打算。这样一来，内阁的力量便大打折扣，宪宗与内阁及外廷的沟通，便由司礼监和文书房一手掌控。内阁所言之事，“或留中，或下所司，多阻格”(《明史·彭时传》)，彭时遂悒悒不得志，才屡屡请求宪宗召见面议，于是有了退朝后的“万岁阁老”事件。

这两起事件放在一起，加上其他种种的荒唐，遂使这位“宪宗皇帝”被视为明朝最无所作为的皇帝之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皇帝的无所作为，放任了社会的自由与开放。成化时代，成为明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由于这种转变不是由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所推动，也不是以惊天动地的事件为标志，而是通过社会内部自身的运动及无数琐细小事来表现，故而滑出了人们的视野。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推动。但这个过程中，皇帝的“不作为”，竟然也为其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朝人对此也看得十分清楚，在批评了他一段时间之后，给了“宪宗”皇帝一个十分不错的评价：“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明宪宗实录》卷293)明代社会正是在宪宗皇帝“垂衣拱手”的宽松管理下，“不动声色”地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11 有钱才是大爷：新的价值标准兴起

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大抵经历了150年、三个阶段。从太祖洪武至英宗正统时期(1368—1449)，明朝建国的前80年，虽然也有过“小阳春”，但大抵上属于严峻冷酷的时期。经过元末长时间的全国性战争，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经济需要复苏，社会需要稳定，国家权力强势控制社会。在这期间，曾经发生过明太祖严惩贪官、滥杀功臣，以及对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实施打击，也发生过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后对建文旧臣的持续镇压，还发生过明英宗时期对小说、戏曲的禁止。而且，在洪武、永乐两朝，还通过强制性迁徙，把农民起义时期的“杀富济贫”演绎为“夺富济国”。在实施打击的同时，重开科举，招揽读书人，谋求广泛的社会支持。从此，科举成为军功之外通向仕途的“正道”。在当时，谁能进入国子监读书，谁能中举人、中进士，谁的官做得大，谁就有价值。所以，读书人的出路只盯住一条：举业。这才是最有效、最体面、最符合国家意志的脱贫道路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方式。“仕途”或“官本位”也成了国家倡导、民众公认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

英宗正统至宪宗成化时期(1436—1487)，明朝建国的80到120年间，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瓦解。随着社会经济的渐次复苏，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各地城市趋向繁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变得强烈起来。统治者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军功贵族，还是文官地主，他们都是社会财富的控制者。所以，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也开始松懈，于是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财富。谁能够看准时机发财，那也是本事。于是，弃学经商的现象开始大量出现。这种价值标准的产生及被社会逐渐认同，成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推动下，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跃起来，并且影响中国50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宪宗成化至武宗正德时期(1465—1521)，明朝立国100到150年间，随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消费的需求也逐渐加强，人们对精神的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在这方面，上层与下层、贵族与大众有着共同的喜好和需要。大众需求推动了上层需求，上层需求刺激下层需求，文化产品、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一道构成明代社会的基本需求和财富来源。于是，第三种价值体系——“文化”，开始出现。不少读书人通过诗文、书画、民歌时曲、说唱词话、通俗小说，不少能工巧匠、名医名卜，以及精通或粗通堪舆、星相、占卜、房中术、黄白术等各种术数的人，通过他们的技艺，获得了社会地位、政治身份或经济收益。

在这个过程中，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发生了一件500年前“感动中国”的事情。

根据竺可桢、王绍武等先生的研究，地球的北半球，从14世纪下半叶也就是明朝建国那段时间开始进入“小冰期”。而在15世纪20年代，也就是永乐末年及宣德年间，中国的气候比过去更为寒冷。“土木之变”和景帝即位的1449年—1450年，华北发生明代最冷的气候现象——汉水、太湖、淮河结冰。这一气候的总态势，使得宣德、天顺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比洪武、永乐期间更频繁、更严重。

不得不说的是，明朝政府这个时候还是“责任政府”，努力帮助民众共同度过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饥荒。但是，官府有赈灾之心却无赈灾之力。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在官府。明太祖、成祖期间，要求各县均设“常平仓”，储存粮食，以备灾荒。但是，随着洪武、永乐严峻冷酷政治气氛过去，官场的腐败也不可避免地严重起来，“常平仓”的实际储存和账面数字严重不符。

第二在储存。粮食的储存和黄金不同，既怕潮湿又得通风，需要不断倒仓，这就需要极大的成本。三年粮食丰收，不但粮仓装不下，甚至觉得粮食根本不是问题。等到需要粮食的时候，粮食不足了。

第三在人口。随着人口的增加，一旦遇上灾荒，政府的赈济压力比过去大得多。

有官员开始在富民之中“劝赈”。一开始是官府向富民借粮，后来发展成富民主动向官府纳粮。正统二年，明朝廷做了一件十分漂亮的事情，把各地捐粮富民的典型共十人，一并请到北京，进行嘉奖。不但给予“义民”的光荣称号，而且免除全家若干年的杂役，还以皇帝的名义，赐给嘉奖令。这既是巨大的荣誉，也是巨大的无形资产，给其他富人以示范，成为一种“国家动员”，用“感动中国”的人物，动员其他的富民。在这一“动员”之下，短短三年时间，有数百上千的富民因为纳粮、纳草、纳马、纳银而受到嘉奖。

这个时候，朝廷恍然大悟：原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民间竟然又储藏了如此多的财富。于是大事小事、有事无事，以各种名目、各种荣誉，动员富民捐纳。朝廷在动脑子，如何从富民那里多弄到一些钱财；富民也在动脑子，如何从朝廷那里获得新的资源。义民的称号通过捐纳得到了，冠带也有了，不但自己有了，父亲也有了，甚至帮去世的爷爷也捐了。然后，有富民开始向朝廷提条件，捐可以，但得让本人或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到国子监读书有何好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入编”了，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对于富民的这项要求，礼部坚决反对，不能让国家的最高学府有铜臭味。但是，礼部要的面子，挡不住户部要的银子。于是，从景泰到天顺，十年时间，有上万富人子弟通过捐200多两银子，或者三到五匹马，或者几百石米，进了国子监读书，后来更降到120两银子。

这个现象的发生，令许多通过苦读而进入国子监的监生极度不满，有600多位国子监生发布联合声明，不屑与这些“富二代”为伍。针锋相对的是，有100多名通过捐纳进入国子监的富家子弟也发布联合声明：有本事还是没本事，考场上见。结果，在接下来的多次科举中，不少“富二代”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正了名，他们不但中了举人，有的还中了进士，让人刮目相看。

在富家子弟通过纳粮、纳银、纳马进入国子监的启发下，明朝出了一条新的政策：三品以上的京官，可以有一子或孙“荫”为国子监的监生。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通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又在官场苦熬了若干年才做到三品以上京官，这种资格在入国子监读书的问题上，只值富人的120两银子。

这个事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

意味着明朝的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对个人财产合法性的承认。国家权力不能再像洪武、永乐时期那样，时时通过强制迁徙及抄没，剥夺富人财产。

意味着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之间的态势发生了变化。社会财富、个人财产不但受到国家的公开承认，而且当国家权力需要社会财富帮助时，需要用国家荣誉进行交换，富民则可通过个人财富，和国家权力讨价还价。

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化。原来，科举、做官并不是唯一的出路，通过各种方式发家致富，同样可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财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人们公认的价值标准，民众在“仕途”之外，有了“财富”这一选择。弃学经商、弃农经商成为诸多读书人或“社会精英”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出路，用句今天的时髦语：“有钱就是大爷。”明代社会从此进入“仕途本位”与“财富本位”并存的发展阶段。

江南地区从明朝前期的严峻冷酷中缓过气来之后，苏、松、杭、扬重新成为大众文化、大众娱乐的策源地，并且创造出极大的社会财富，推动了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

12 公开挑战：私学VS官学

在“财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的过程中，“文化”也开始体现出它的价值。它的重要表现是，私人办学、私人讲学逐渐兴起，“私学”对“官学”形成猛烈的冲击。

在明太祖的“制度建设”中，学校建设是重要的一环。当时有两种性质的学校：一是官学，由政府出资兴办、派员管理，并且承担学生的生活费用，免除学生家中的二丁徭役，包括中央的国学即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学及卫学等；二是社学，由政府提倡、民间集资兴办，或全由民间筹办。此外，也鼓励乡学、里塾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抚、安抚司的“儒学”，对皇帝进行教育，或皇帝为标榜尊重儒学而设的经筵日讲，以及对皇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宗学、对内廷宦官进行教育的内书堂等，也属官学。

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目的有二：一是教化，即通过学校普及政府的法律法令，灌输封建道德思想；二是培养封建国家所需要的管理人才。

不得不说，明朝对于“官学”是十分重视的。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监生的人数达8000多人，永乐二十年，仅南京国子监就有监生9900多人。而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明朝全国有140个府、193个州、1100多个县，各类生员加在一起，在校生当不下10万人。据顾炎武估计，明末生员大约有50万人，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

政府督促民间兴办的“社学”，可以视为“社区学校”或“乡间学校”。社学带有官民合资兴建的特点。学堂由乡社自行筹建，民间子弟入学衣食自理，也没有像监生、生员那样优免其家二丁差役的待遇，但教师由官方聘请。不得不说，这种半官半民的学校从来都是不可能持久的，时间一长，官方推民间，民间推官方。官方不可能长期支付教师的薪米，贫家无力供养子弟读书，富家则往往自募教师。所以，社学的兴废，完全看地方官的态度。

成化、弘治时代的陆容，对包括社学在内的各类官督民办、半官办学校的弊病进行了抨击：

作兴学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谓作兴，率不过报选生员、起盖屋宇之类而已。此皆末务，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士气、敦厚士风、奖励士行，今皆忽之，而唯末是务。其中起造屋宇，尤为害事。盖上司估价，动辄计银几千两，而府县听嘱于由缘之徒，所费无几，侵渔实多。是以虚费财力，而不久复敝，此所谓害事也。况今学舍屡修，而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盖近时上司但欲刻碑以记作兴之名，而不知作兴之要故也。(《菽园杂记》卷2)

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是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特别是社会财富控制的多元化相伴而来的。景泰以后，特别是成化以后，拥有社会财富，或者说拥有一定数量可自由支配财富的，已经不再限于皇室、藩府、富商及各级政府衙门。作为个体的各级各类官员、吏员，包括文职、武职官和宦官，以及他们的家属、部属，大大小小的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僧寺、道观的各层人物，乃至樵夫渔父、贩夫走卒各色人等，虽然程度不一样，但都在以各种方式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因而同时也可能成为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者，其中，包括对教育的购买。明代的私人讲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天顺二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朝野震惊。复辟帝位不久的英宗皇帝朱祁镇，特派“行人司”的“行人”，往江西抚州崇仁县，将一位年近70岁的老儒请到北京。这位“老儒”名叫吴与弼。行人带去的皇帝给吴与弼的敕旨说：

尔与弼潜心经史，博洽古今，蕴经国之远猷、抱致君之宏略。顾乃嘉遁丘园，不求闻达。朕眷怀高谊，思访嘉言，渴望来仪，以资启沃。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诣所居，征尔赴阙，仍赐礼币，以表至怀。尔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翘待之意。

视府、州、县等官学中无数的教授、教谕、训导为无物，皇帝派专人请一位在地方讲学的老儒，这是大明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但是，这位江西崇仁县老儒吴与弼，虽然礼节性地到了北京，当面感谢皇帝的关心，却态度委婉而又坚决地辞官不做。这让皇帝、官员们十分不解。多少人为了一官半职，在科举的道路上奋斗终生，却未必能够如愿，如今竟然有人拒绝了皇帝亲自送到手上的官职。英宗皇帝反复劝说，吴与弼反复婉辞，理由只有一条：自己年事已高、疾病缠身，不能玷污了朝堂。皇帝看得出来，这老头并非迂腐之辈，让大学士李贤继续做工作，务必让其就职。但是，吴与弼仍然称病。吴与弼是明智的，虽然皇帝做出了姿态，但以大学士李贤为首的文官们是不乐意的：如果动辄弄个乡村学究到北京来做官，我们这些科举出身的有何脸面？

当然，像吴与弼这样的拒绝行为，如果放在明太祖时代，也许十个老头也被砍了，但这个时候的英宗皇帝，对这位年岁比自己大一倍还多的老者，显示出了大度，顺从老人自己的意愿，不再勉强，再遣行人将他礼送回老家，让当地官府按月给米，赡养终身。皇帝的这种大度，实是时代风貌变化的反映。几年之后，英宗去世了，这位老头还活着，一直活到80岁，成化五年才去世。

吴与弼被礼聘之事，对于当时的私人讲学，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应该说，吴与弼是有真才实学的。有明一代，最后被请入孔庙从祀孔子的，只有四位：山西的薛瑄、江西的胡居仁、广东的陈献章、浙江的王守仁(即王阳明)。四位之中，竟然有三位和吴与弼有关：胡居仁、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学生；王阳明曾经向娄谅请教学问，而娄谅也是吴与弼的学生。黄宗羲认为，王阳明学说，娄谅“为发端也”。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加上吴与弼的示范，以及娄谅讲学于江西上饶、胡居仁讲学于江西余干、章懋讲学于浙江兰溪、陈献章讲学于广东新会，使得各地书院在这股风气的推动下复兴。

成化元年(1465)，因朱熹讲学并立有教规而闻名，但此时早已荒废的江西星子县的白鹿洞书院，得到修复；成化十二年，由陆九渊创办的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得以重建。与此同时，南直隶扬州的资政书院、江阴的延陵书院，也得到兴建。随着王阳明、湛若水等四处讲学，书院更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及全国，到嘉靖时更形成高潮。以江西为例，见于记载的明代所建书院有185所，其中有具体兴建年代的148所，成化以前的97年中仅17所，成化至正德的57年中有14所，嘉靖一朝的45年中有44所(《江西通志·学校》)。再如北直隶，见于记载的明代书院有81所，有具体兴建年代的65所，弘治以前为空白，弘治、正德时建11所，嘉靖时建了22所(白新良：《明清直隶书院述论》)。

一方面，著名的书院多为在职或致仕官员所创，如王阳明建龙冈书院、濂溪书院，邹守益建复古书院，以及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建东林书院，他们建这些书院都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学说，乃至发表政见。这些书院在当地乃至在全国的影响力，远非官办的府、州、县学乃至国子监可比。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各类书院，则多由家族或学者自行创办，对当地的文化普及、道德教育，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些书院传播的思想、文化，又往往和政府的“主流”思想相左。所以在嘉靖十七年，以及万历、天启年间，在张璁、张居正、魏忠贤执政时，先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捣毁书院的事件。但是，随毁而随建，书院成了明中后期士大夫乃至农、工、商贾吸取新思想、阐述新观点的所在。当然，由于受科举的影响，一些书院也成为科举的附庸。而一些著名书院的学生，还获得了与府州县学生员同样参加科举的资格，如白鹿洞书院，天启时有10个参加乡试的名额，吉安白鹭洲书院更有42个之多。

13 多元价值观的形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是明朝科举的“大比”之年，有两位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同时参加了这一年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两位人物，一位是唐寅唐伯虎，另一位是王守仁王阳明。但是，二人结局不一样。

唐伯虎因为考试前见了主考官，被人质疑有行贿之嫌，被贬为吏，从此放弃仕途、放浪形骸，在明朝的“体制外”折腾艺术，闯下了极大的名头。“六如居士”的书画成为珍品，“唐伯虎点秋香”的戏曲成为经典。但是，唐伯虎虽然是在体制外折腾，却恪守道德底线：“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汪砢玉《珊瑚网》)

王阳明以会试第二名、殿试第十名中了进士，进入了官场，从此在明朝的“体制内”做官，在体制内建功立业，但同时也在“体制外”折腾，讲学授徒，公开挑战程朱学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体制内”建功立业，还是“体制外”授徒讲学，王阳明都闯下极大的名头，被封为“新建伯”，成为明朝以军功封“伯”的三位文官中的一位，又被送进孔庙，成为明朝从祀孔子的四位“大儒”中的一位。

之所以把王阳明、唐伯虎二人同时推出，是为了说明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明朝前期的“严峻冷酷”已经过去，正在进入“百年承平”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呈现繁荣、风气日渐开放、思想趋向自由，多元化的社会正在到来。所以，不管是在“体制内”做官、建功立业，还是在“体制外”创作艺术、讲学授徒，或者从事其他的职业和活动，都有成功的机会，都可体现出人生的价值。这是一个真正“生产”天才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时代。

王阳明出生前十一年，“江南四子”之首的祝允明祝枝山出生在苏州府长洲县；前两年，“风流才子”唐寅唐伯虎出生在苏州吴县。王阳明出生的后一年，“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出生在陕西庆阳(即今甘肃庆城)；四年后，识拔张居正的顾璘在苏州出生。在王阳明出生的前后，苏州的木工蒯祥、石工陆祥，因为工艺天才，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侍郎；而江西的术士李孜省、邓常恩，则以精通术数，也分别做到正三品的通政使、太常寺卿。更多人的选择，则是“弃学经商”，徽商、晋商、江右商等地域性商人，由此而崛起。

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垂衣拱手，不动声色”的成化皇帝，为时人所指责的，不仅是宠爱万贵妃、不接见大臣，还曾经让一位叫汪直的宦官组建西厂，又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封了几千名“传奉官”。而这几千名“传奉官”，可以认为是“三百六十行”的代表性人物。

成化二十一年(1485)正月初一傍晚，发生了明朝开国以来罕见的一次被称为“星变”的陨石雨。正月初三，成化帝下诏求直言。应诏言事的吏、礼、兵、工四部及六科十三道不约而同将主要矛头对准了“传奉官”，称其为“招天变之甚者”。接着，各有关部门对现任“传奉官”进行了统计，总数近3700人。当然，这还不是最多的时候，最多的时候达4700多人，为北京在编文官的两倍。即以这3700人为例，其公开身份：一是文官，供职在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衙门，共有500多人；二是武官，主要供职在锦衣卫等京卫，也是500多人；三是匠官，供职在工部及内府各宦官衙门，人数最多，达1300人；四是僧道官及教坊司官，有1000多人，其中“番僧”占大部分。但对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分析，就不是文官、武官、僧道官和匠官那样简单，他们是真正的“三百六十行”，可分七大类。

第一，文书类。从事这类工作的“传奉官”，有儒士、监生、生员，有在职或被罢免的低级文官，还有被称为“杂流”的义官、工匠、胥吏及各类社会闲杂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华、武英二殿及内阁制敕、诰敕二房，或者在部院等衙门做“书办”，为“书办官”，见于记载的约有150人，他们是书写公文的高手，属“秘书”人才。另外一些人，隶属内府的御用监等衙门，主要工作是在仁智等殿专门抄写或改编小说、经书及词典、歌谣之类，见于记载的约200人，他们是通俗小说、传奇杂剧或民歌时调的作者或改编者，或者是佛经故事的翻译家，他们可以被统称为民间文学家或艺术家。

第二，医术类。因为是通过“传奉”得官或升迁，所以每每被言官们斥为“庸医”。但他们多出身于医生世家，其中不乏名医。如钱宗嗣、钱宗甫，都是江南名医，钱宗甫更为传统医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方术类。这一类的“传奉官”，可以说和医术同源而异流，包括各类数术。有祈祷术，既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更祈祷皇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这是例行公事的常规性祈祷；应急性的则有祈子、祈雨、祈雪、弭灾等。有星命术，通过观察天象预测吉凶、查看地貌指点风水，阴阳卜筮等可以归于此类。有符箓术，通过画符念咒的方式，役神驱鬼、去病消灾，五雷法、扶鸾术等可归于此类。有房中术，通过外服丹药、内行导引等办法，强身健体、强化性功能。当然，这些方术也是相通的，尽管他们在当时受到诟病，但人们只是不满他们跻身官场，并不怀疑他们的“数术”。实际上，这些数术中的一部分，在当时其实堪称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行祈雨、祈雪术者，必然对气象的变化规律有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一次祈雨或祈雪的成功，就是一次准确的天气预报，而不成功则是预报的失败，这在现代天气预报中也是常见的，只是准确的概率更高而已。再如行房中术者，至少是治疗性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的专家。当然，成功与否也不仅要看术士或道士治疗水平的高低，还要看接受治疗者的心理和生理条件。

第四，技术类。这一类与医术、方术相类似，也可以视作专业技能之士，包括：天文生和钦天监官，他们对天象进行观测并发布预言，且负有修订历书以指导农事的职责；阴阳人，他们通过察看风水为人选择宅基坟地、预言吉凶为人提供祸福信息；乐舞生和太常寺官，他们通过歌唱舞蹈进行祈祷祝福并与上天对话。

第五，工匠类。他们是从事器物制作、工程建筑与装修等工作的工匠，多达1300人，在“传奉官”中占有最大的比重。他们之中，有建筑师、篆刻师、印刷师、器物制作及鉴赏师，以及从事其他各类手工制作者。他们大多是各个工种的高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为“蒯鲁班”的木工蒯祥和玉器制作高手陆祥，他们都以资历和工艺升迁至工部侍郎。

第六，艺术类。见于记载的有近200名“画士”，这足以说明书画家在传奉官中的分量。但传奉官中的书画家远不止这个数字，以成化二十一年(1485)闰四月恢复全俸的17位锦衣卫传奉官为例，虽然公开身份都是锦衣卫及其他京卫的军官，但其实全是画家。其中，都指挥使倪端工山水人物，都指挥同知殷偕专攻花果翎毛，都指挥佥事周全尤擅画马，他们的作品，皆名贵一时。

第七，番僧类。在传奉官中，数量仅次于匠官的是“番僧”，这是元明时期站在汉人立场上对活动在内地的藏族僧人的称呼。《明史·西域传》说，明太祖招徕番僧，目的是为了“化愚俗，弭边患”，他们在加强中原与藏地的文化交流、增强藏民及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上，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大量的“番僧”在内地，包括在北京，也是因为他们多身怀“秘法”或“异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副产品生产与运销，交通运输与车船制造，酒楼茶馆与饮食供给，典当质押及铸钱制币，以及制瓷造纸、采矿冶炼、刻板印刷、戏曲小说等行业，均可发家致富。

14 明代消费观念的转变：奢侈论

《管子·牧民》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但衣食足也思淫逸，从这方面来说，上层社会的所有需求和喜好，除了程度不同之外，和大众的需求和喜好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人心、人性的本能。从明朝社会来说，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和社会财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是同步发生的。

天顺元年(1457)，刑科都给事中乔毅等人上疏，说京师富豪的新追求：“近来豪富竞趋浮靡，盛筵宴、崇佛事，婚丧礼文，僣拟王公。”(《明英宗实录》卷277)这种风尚很快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成化六年(1470)户科给事中丘弘等人上疏：“(京师)近来风俗尚侈，亡论贵贱，服饰概用织金宝石，饮宴皆簇盘糖缠，上下仿效，习以成风。”(《明宪宗实录》卷86)适应人们的需求，同时也引导、推动这种需要的，是一批敏锐捕捉到这种需求信号的商人，他们被正统派官员称为“射利之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屠宗顺，因为替皇室采办珍宝，景泰时就升锦衣卫千户，其子屠芝升百户，并予世袭。

奢靡之风不仅在都城北京兴起，在洪武、永乐年间受到严厉压制的曾经繁华之地苏州、松江、杭州等处，也在迅速复苏。苏州儒士王锜描述了亲身体会到的家乡变化：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阊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寓圃杂记·吴中近年之盛》)

嘉靖《永丰县志》则记载了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南方县城——江西广信府永丰县——从正统到成化间的风气变化：正统年间，男子服装，只有达官贵人可用苎丝绣边，女子服饰也一眼可以看出贫富。但是，二十年过去，到了成化年间，从服装上根本看不出一个人身份的高低，只要有钱，什么样的服饰都敢穿。正统年间请客，菜肴、果品各备四五种，皆为当地土产，远近亲朋，无不赴会。到了成化年间，菜肴、果品没有几十种便没面子，而且仿效南北二京的派头，张灯结彩，上不了台面的亲戚，干脆不请，亲情让位于钱财。

服饰的讲究、宴会的排场、器物的玩赏、市井的繁华，在成化帝即位之前或者即位之初已经在各地悄然发生，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这些都是以物质财富的逐渐积累和政治环境的趋向宽松为前提的。社会风尚的变化，在通过物质消费表现出来的同时，也通过文化消费即文学艺术的传播表现出来，“文化”继仕途、财富之后，成为新的价值标准。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用了明朝中后期十分流行的一段话：“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富贵不必诗书，而蓄资可致。”(康熙《华州志·风俗》引明代人言)但其实，诗书也是可以致富的。

正统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曾经说，当时有《剪灯新话》之类的小说流行，不但“市井之徒”争相传诵，国子监的监生们也日夜记忆，作为谈资。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明人小说，不仅有瞿佑的《剪灯新话》，还有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但这些还只是文人作品，其读者也主要是市民中的读书人。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文学作品，这时也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版刻的或表演的方式广为流通。

景泰、成化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叶盛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徵，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小说戏文》)小说、戏曲在流行，民间时曲也有了新的品种，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现今发现的明代最早的时曲刻本，便是成化七年(1471)北京书坊金台鲁氏所刊《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这些不仅说明时曲传唱的普遍性，也说明有人正在从事这方面的收集、整理和创作，同时还说明，“淫词荡曲”的版刻、发行已不受限制了。

东南地区本来就是传奇的发源地，此时正在兴起“海盐腔”。陆容《菽园杂记》记：“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弟子’，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

虽然陆容将“戏文弟子”们的表演称为“南宋亡国之音”，丘弘也要求对“尚侈”之风“严加禁格”，李时勉更请求严厉查禁小说并拘捕创作者、传播者及收藏者，但是，正如《明史》作者所说，当社会财富逐步积累、社会风俗趋于奢侈、政治环境日渐宽松之时，对于这些现象，非不欲禁，是“不能禁”(《明史·丘弘传》)。叶盛根据自己的体会，道破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

在“不以为非”乃至“推波助澜”者中，就有以往的翰林院侍讲，后来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虽然李时勉在正统时要求查禁《剪灯新话》，但他在永乐间为翰林侍讲时，却为同乡也是同年好友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作跋，极尽赞美之词：

吾友广西布政使李公昌祺，示予所为《至正妓人行》，凡千二百余言。观其横放浩瀚，若春泉注壑，浼灂而不穷；流丽动荡，若纤云行空，变态而难状。自昔文人才士，辞藻之盛，未有过于此者。(《剪灯余话·至正妓人行·跋五》)

在“不以为非”乃至“推波助澜”者中，也包括英宗、宪宗父子。给事中乔毅曾上疏说五件事：敦忠孝、黜贪污、举荒政、息刁讼、禁奢侈。英宗只是“特允”前两项，对于包括“禁奢侈”在内的后三项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令所部斟酌以行”(《明英宗实录》卷277)。刑部尚书陆瑜提出拘捕屠宗顺等人，以为贡献宝石者戒，成化皇帝更是反应冷淡：“姑置不问。”(《明宪宗实录》卷86)这种反应一方面是主观上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客观上的“不能禁”所致。政府颁布的有关禁令，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为了表示姿态和导向而已，其作用甚至是在替这些作品做免费广告。

事实上，包括被丘弘等人视为该当禁废的亡国之音、淫巧之术、不经之书、尚侈之俗，不但正在风靡全国城乡，也正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并且通过他们的行为，向社会做出示范。即以我们说到过的“成化斗彩鸡缸杯”为例，在当时和后来，也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明朝万历时期的玩家沈德符说当时的瓷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沈德符说这些斗彩酒杯的价格：“初不过数金，余见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万历野获编》)十年之间，价值飞涨。清乾隆时期的朱琰《陶说》说：“成窑以五彩为最，酒杯以鸡缸为最。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双值钱十万，当时已贵重如此。”明朝千钱值银一两，朱琰所说的“钱十万”与沈德符所说的“银百金”是等价的。

15 “知行合一”的诞生源于明代多元价值观的形成

仕途、财富、文化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出现且并存的过程，也是三重价值标准相互渗透的过程。国家权力的控制者积极寻求社会财富、寻求文化地位；社会财富的控制者也积极寻求国家权力的倾斜和保护，同时附会风雅，要成为“文化人”；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同样在谋求政治权力、谋求社会财富。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商人固然是要追逐利益，文人也多“坐在利欲胶漆盆中”，王阳明在给弟子黄宗明的信中指出这一现象：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王阳明全集·与黄诚甫》)

名为问道德，其实是在谋功名；说是谋功名，其实是在谋利禄。张瀚历数明代浙江的人物：刘基、方孝孺、于谦、胡世宁、孙燧、王守仁。为王阳明的倡导加注脚：“此数君子者，岂非志于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富贵不足以累其心者耶!”(《松窗梦语》)

这种将“功名”视为“道德”，将“富贵”视为“功名”的现象，王阳明称之为“心中贼”，希望用“致良知”恢复人们心中早已泯灭的“良知”，少一些“私欲”，多一些“天理”。王阳明和历代的“思想者”“哲学家”及同时代的“学者”不同，他不但能讲学授徒，还特别能办事，别人搞不定的事情，到他手上，都能迎刃而解。所以，随着王阳明本人的被神化，“王学”也风靡全国，直有取代朱学之势。

但是，对于王阳明的成就、王学的风靡，统治者并不高兴。王守仁一死，明朝朝廷便对他进行清算。当时“朝议”对王守仁做了这样的“盖棺定论”：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若夫剿[灭]畲贼、擒除逆濠，据事论功，诚有可录。……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明世宗实录》卷90)

“廷议”有保留地肯定王阳明的“事功”，全盘否定王阳明的“学说”，直指为“邪说”，从而引起阳明弟子及所有推崇、同情王阳明和王学的人的不满。

但平心而论，“廷议”对王阳明学说的评价，并非全是攻击，倒有几分客观。当时的学术讲究师承关系，如湛若水为陈献章的弟子；陈献章和胡居仁、娄谅等，则是吴与弼的弟子。再如王艮，是王阳明的弟子；徐樾、颜钧是王艮的弟子；何心隐、罗汝芳则是颜钧的弟子。但是，王阳明从未入任何学者之门，尽管拜谒过娄谅，也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娄谅的弟子。王阳明学说，也确如“廷议”所说，是从批评朱学而起；为了调和与朱学的关系，断章取义地收录了朱熹的一些自我反省的书信和言论，说是朱熹晚年已经后悔早年著述太多，致使脱离了学术的根本，这种说法引起了更大的争议。而王门弟子，也确实是良莠不齐，招致诸多的非议。但是，这个“廷议”，又是典型的“立场决定观点”，对于王学的精髓——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以“此心在物则为理”为核心的“心即理”——视而不见，全然抹杀。

但是，这个时候的明朝，已经不是洪武、永乐时期的明朝，朝廷的认识影响不了舆论。与朝廷的冷漠乃至封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阳明的灵柩所过之处，南安、赣州、吉安、临江各地，百姓遮道，哭声震地；因学术分歧与王阳明存有芥蒂的江西铅山籍退休大学士费宏，同样因为学术分歧而由原先的挚友转而与之分道扬镳的江西弋阳籍礼部尚书汪俊，专门赶到贵溪迎候灵柩。弟子钱德洪、王畿刚刚离开绍兴，准备北上赴京参加殿试，得知老师逝世的消息，再一次放弃殿试，一面讣告同门，一面掉头而西，经富阳、桐庐、衢州、常山、玉山、上饶，与王阳明养子正宪一道，在江西弋阳迎候王阳明的灵柩。

嘉靖八年二月四日，王阳明的灵柩抵达绍兴。从这以后，一直到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落葬，前来凭吊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之中，有王阳明的生前好友湛若水、伍文定、刘节、龙光等；有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省，绍兴、杭州等府，山阴、会稽、余姚等县的官员。门人之中，已是吏部尚书的方献夫，以及黄绾、欧阳德、邹守益、魏良弼、薛侃、王臣、黄宗明、翁万达、陆澄、万潮、应良等，纷纷从各地赶来凭吊。多的时候，同一天抵达绍兴的竟然有上百人。不少友人和弟子从江西一直将灵柩护送到绍兴，接着又在绍兴操办丧事。

王阳明去世了，王学却更加迅猛地在全国传播开来。

嘉靖九年五月，阳明弟子薛侃及董沄等人，在杭州城南5公里王阳明曾经游历过的天真山，建起了一座可容纳100多人住宿的书院，宣传王学。邹守益、欧阳德、方献夫等弟子在书院兴建时，专程从北京、南京等地赶来，搬砖运瓦。

嘉靖十一年正月，由吏部尚书方献夫发起，兵部侍郎黄宗明、翰林编修欧阳德、程文德、杨名，六科给事中戚贤、魏良弼、沈谧，南京礼部侍郎黄绾，以及钱德洪、王畿等王门弟子40多人，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京师庆寿山房集会，相互激励，共倡王学。

嘉靖十二年，已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的欧阳德，与同门何廷仁、黄弘纲、刘阳、钱德洪等，聚会于南京僧寺，开讲于南京国学，王学信徒闻风而至。

嘉靖十三年，邹守益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与同门刘邦采、刘文敏等在安福(今江西省吉安市西部)建复古、复真、连山书院，加上刘邦采原来所创的“惜阴会”，合称为“四乡会”，宣传王学。春秋二季，齐往吉安青原山，会讲王学。

此后，凡有王门弟子或再传弟子为官或为乡绅的地方，无不建立书院及祠堂，祭祀王阳明、传播王学。《传习录》《阳明年谱》《阳明文录》，以及《朱子晚年定论》《山东甲子乡试录》等文稿也一再印行。特别是王艮在泰州及江北广大地区聚众讲学，硬是闹腾出了一个泰州学派。

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间，阳明弟子聂豹的学生徐阶以大学士职务之便，与欧阳德、聂豹等人，讲会于北京灵济宫。灵济宫又称洪恩灵济宫，始建于成祖永乐时期，至王阳明出生的成化时代，达于极盛。嘉靖时期，灵济宫虽然已经在败落，但仍然是北京的“大去处”。在徐阶的号召下，王门弟子上千人大会灵济宫，声势何等浩大。

隆庆元年(1567)五月，科道官耿定向等人联名上疏，为王阳明颂功。吏、礼二部经过会议讨论，对王阳明重新做出了评价，不但全面肯定王阳明的“事功”，称为“文武之全才”，而且高度评价其“学术”，说是“阐圣贤之绝学”。“圣贤”之学已“绝”，经王阳明的阐发而重见天日。到万历十二年，在“舆论”的倒逼之下，也为了树立一个想为国家办事、能为国家办事的典型，王阳明被送入孔庙，从祀孔子。

王阳明的学说既是明代社会多元化的产物，也推进明代社会的多元化，尤其是思想的多元化。从此，以南京、苏州及江南地区为主要发源地，思想家、文学家、在朝的“清流”派、在野的闲散官员，以及小说、戏曲、歌谣等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策动者和表现形式。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直接摧毁了明朝国家的一体化，而这些社会思潮及其推导者，并不对后果承担责任。

16 “元敬词宗先生”：戚大将军的华丽转型

在明代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和追求也在多元化。一代名将戚继光，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推动下，向“文化人”转型。

明朝的名将很多，如开国名将徐达、常遇春，如先在“靖难之役”中奋勇当先、后又带领庞大舰队游弋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郑和(尽管是宦官)，如与戚继光齐名、在剿灭倭寇的战争中屡建战功的俞大猷、刘显，如率军从荷兰占领者的手中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等。但是，唯独戚继光，不但在南北两条战线都取得赫赫战功，而且在军队建设中，给后人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榜样，特别是还留下了从山海关到八达岭长达数百公里的长城，让当代的人们继续享用他的贡献。

戚继光能够做出如此大的贡献，而且在当时就产生重大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戚继光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同时得到执政大臣如徐阶、高拱、张居正，以及如胡宗宪、谭纶等总督的支持；第二，戚继光身边聚集了一批了不起的人才，这些人才帮助他出谋划策打胜仗、帮助他搞好和上级的关系；第三，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他交结了一批著名的文化人，这批文化人推动着戚继光由纯粹的军事将领向文化人、“儒将”转变，并且向社会各界传播着戚继光的个人魅力和重要贡献。

在这些文化人中，有两个人物对戚继光的角色转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位都在嘉靖后期和万历前期大名鼎鼎，一个名叫王世贞，一个名叫汪道昆。他们和张居正同一科，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而且都做过兵部侍郎，所以有“两司马”之称。

两司马之一的王世贞是苏州太仓人，字元美，中进士的时候只有19岁，比同年中进士的张居正还小四岁，是活跃在嘉靖、万历年间的文学群体“后七子”的领袖，也是嘉靖后期和万历前期的文坛领袖。鉴于他的名气，有人认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应该就出自王世贞之手，而书中的蔡京父子，暗指的就是他的仇人严嵩父子。

两司马的另一位汪道昆，是徽州休宁人，字伯玉，也是大大有名的文化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署名“天都外臣”的《水浒全传》的“序”，就出自汪道昆之手。王世贞曾经把汪道昆和“后七子”的另一位领袖李攀龙并称，说是：“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于鳞是李攀龙的字，伯玉是汪道昆的字。王世贞的这个评价，令汪道昆更加声名大噪。

汪道昆和戚继光的交情，早在嘉靖剿倭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戚继光为福建总兵，汪道昆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官职巡抚福建，二人在剿倭的战争中成了莫逆之交。隆庆元年，戚继光应召为神机营副将、蓟镇总兵，正在赋闲的汪道昆陪同而行，带着戚继光去拜访自己在太仓的“石友”王世贞。

汪道昆比王世贞大一岁、比戚继光大三岁，年龄相仿的两大文人、一位大将军，在王世贞太仓的别墅“弇园”聚了三天。在这三天时间里，不知道喝了多少美酒、听了几场昆曲，也不知道讨论了多少共同关心的家事国事和天下事，戚继光于是也和王世贞成了“石友”。

这一次拜访，令戚继光大开眼界。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的繁荣，昆曲发源地苏州太仓的娱乐，王世贞那个号称“弇园”的别墅的典雅，和文化人在一起的情趣，都使戚继光感叹不已。自己戎马半生，荣誉无数，自以为享尽了天下的富贵，和这些人比起来，自己原来是个土包子，是乡下人。

从此以后，戚继光在工作之余，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文化人交往。他要在军旅生活之外，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丰富自己的娱乐活动。

在戚继光的神机营衙门和总兵府，王世贞、汪道昆以及其他文化人介绍来的朋友往来不绝。戚继光对他们来者不拒，热情款待，帅府中总是高朋满座。戚继光和这些文化界的朋友吟诗作赋、相互唱和。王世贞和汪道昆也时时与他书信往来，对戚继光不断进步的文章和诗词进行褒奖。

文人们开始像尊重王世贞一样尊重戚继光，他们尊称戚继光为“元敬词宗先生”，戚继光对这个称号十分得意。要知道，“元敬词宗先生”这个称号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戚继光字“元敬”，王世贞字“元美”，当时的人们把王世贞称为“元美词宗先生”。人们把他看作是文坛领袖、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是后辈文人的祖宗，所以称其为“词宗先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用在戚继光身上的这个“元敬词宗先生”，有多大的分量。

戚继光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天才，但要说吟诗作赋，其实并非当行。只是由于戚继光给了王世贞的众多追随者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把作为明朝“九边”之首的蓟镇，建设成了文化人聚会的文化中心，所以大家感谢他，给了他至高无上、与王世贞平起平坐的文化尊号。

但是，戚继光得到这个新的荣誉称号、这个至高无上的文化尊号，也是花了大价钱的。在蓟镇的十六年，人人都知道戚继光好客、尊重知识和人才。于是，慕戚继光威名前来拜访的，希望在总兵府谋得一官半职的，希望从“元敬词宗先生”那里获得一点盘缠或创作经费的，从京师到蓟镇，络绎不绝，道路相望。

时间长了，戚大将军也感到压力大了。修筑长城、坚固堡垒、招募军队、铸造武器，需要大量的银子；孝敬皇帝、孝敬内阁、孝敬司礼监、打点兵部户部及都察院官员，也需要银子；为了满足各方面朋友的需求，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失望，更需要银子。所以，尽管戚继光竭尽所能弄银子，但进银子的渠道远远没有从北京到蓟镇的道路宽广，进银子的速度远远没有成群结队的朋友来得快捷。

《明史·戚继光传》对戚继光的贡献、本领做了高度的评价，但在将戚继光和俞大猷进行比较时，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为什么说戚继光操行不如？因为戚继光缺钱。明朝的官员和清朝不同，清朝自雍正时推行“养廉银”制度，戚继光这个级别的官员一年有“养廉银”三至五万两(《清世宗实录》卷54)，除了支付自己日常的开销之外，还可以用来迎来送往。但在明朝，在万历时期，戚继光这个级别的官员每年实支的岁俸，仅12石米、200多两银子(参见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那么，送皇帝、送张居正、奖赏各色人才的银子从哪里来呢？不言而喻了，他得四处弄钱，人们开始对他的操行表示怀疑。当然，若干年后，人们又对戚继光弄钱表示理解。因为戚继光坐镇蓟州十六年，边境安谧，“不知省国家几千百万钱粮、全边塞几千百万赤子”!(董应举：《崇相集·严海禁疏》)他花的钱，比起他节省的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岳飞了不起，他的名言是：“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他不说武官不爱钱、文官不怕死，武官不爱钱固然是好事，但如果惜死、不会打仗，再不爱钱、再两袖清风也是枉然。

17 张居正的财政改革

在明朝多元化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位政治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了不起的，13岁时被湖广巡抚顾璘视为“国器”，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留存翰林院，以自己的沉着、老练，以及准确的判断力、果断的执行力，得到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等人的器重和提携，又和同事高拱、司礼监太监冯保等人私交密切。应该说他具备了一流政治家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从此踏上了“帝师”和“辅相”之路，利用“南倭北虏”缓解的时机，给已经两百多岁正在“老迈”的明朝，注入新的活力。

其实，明代社会这个时候是充满活力的，因为民间有无穷的创造力。王阳明虽然去世，王学却风靡一时，弟子王艮更折腾出一个“泰州学派”。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相号召，其子王襞则提出，所谓的“人欲”与“天理”，只在人的“迷”与“悟”之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明儒学案》)。后来的弟子颜钧、罗汝芳、何心隐等，更鼓动舆论，倡导个性，被黄宗羲称为“赤手搏龙蛇”；李贽和高僧达观，则被称为“两大教主”。两大教主和《水浒传》《金瓶梅》一道，引导人们思想，官方话语却无人关注。

多元化社会的来临，严重冲击政府的权威。奢靡之风刺激着高消费，激励着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发家致富。源源不断的海外舶来品、海上贸易带回的巨量白银，刺激着丝绸、茶叶、瓷器的生产。虽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时时发生，但整个社会的繁荣、社会财富的积累，却是当时的“主流”。用当今的时髦语，当时的明朝，正在成为一个“小政府”，而当时的明代，正在成为一个“大社会”。社会财富积累了，政府财政却是捉襟见肘。

张居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横空出世的。有人称，明朝只有一帝，是为太祖高皇帝；明朝只有一相，是为江陵张居正。无论是太祖高皇帝这一“帝”，还是张居正张江陵这一“相”，虽然相隔两百年，执政理念却是一脉相承。朱元璋是用“重典”治天下，“条例章程，规画周详”；张居正则是“尊主权”“一号令”，讲究“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朱元璋和张居正的执政风格，那就是“集权”。尽管他们理念相近、风格相似，措施也相仿，目的却不相同。朱元璋的重点在政治，张居正的重点是经济，准确地说，是财政。被人们称之为“张居正改革”的所有措施，都是围绕着国家财政进行的：

一、清丈土地。明朝以农立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税，虽然两百年间，人口增长、土地开发，但有大量的土地没有纳入国家的税收范围，是“隐瞒”的、“偷税漏税”的土地。所以，张居正在重新建立起“朝廷”权威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丈土地。在中央的督查和严责之下，这项工作卓有成效，税田由原来的600多万顷，增加到700多万顷。

二、摊丁入亩。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政府难以按原来的户口征收“户税”和“丁税”，于是，将原来的“户税”和“丁税”的50%~60％，摊入田亩中征收。这就叫“摊丁入亩”，后来被清朝继承，实行全部人丁的“摊丁入亩”，成为雍正皇帝“改革”的重大内容之一。好处是国家的税收多了一层保障，问题是一些非农业人口减少了税收，而农业人口加重了负担。当代学者认为，这有利于解除民众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我认为是牵强附会。

三、两税折银。随着海外贸易的繁盛，白银成为国内的流通手段或交换手段，但是，这就造成了以实物税为主体的明朝朝廷的购买力下降。张居正顺应这一趋势，将实物征收改为白银征收。从此，白银不但在民间，在政府也成为“本位”，成了全社会的交换手段。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地域之间的不平衡性，白银的流通在明朝同样也是不平衡的。东南发达地区高兴了，西北落后地区就发愁了。

四、精简税收。明代税收和历代一样，时间一长，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也趁机中饱私囊。张居正“改革”的一个著名成果，就是在浙江、江西等地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税收统括起来，以省、府、县为单位，形成总额，摊派到各税户。这样的好处是简洁明了，民众纳税心中有数，官员想额外谋私，便不容易了。当然，一段时间以后，又从上到下增加了许多收税的新名目。所以，“一条鞭”实是政府永久无法兑现的承诺。

张居正的改革，使当时的明朝官场重新振作起来，也为财政拮据的明朝财政提供了极大的利益。尽管因为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压制了许多人的言行而遭受批评，死后更被万历皇帝清算，但张居正仍然得到后世的普遍赞赏。后来首先提出为张居正平反的，正是当年因为弹劾张居正而遭受廷杖的“东林党人”邹元标。

但是，在明朝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自由与张扬成为潮流，张居正的“尊主权、一号令”成了和明成祖的向外开拓一样的“异数”。而张居正改革本身，也并没有真正顺应“大航海”的时代，眼光仍然是“农业税”，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扭转明朝的财政、真正给明朝注入新的血液。

18 西学东渐：大航海时代的浪花

就在张居正执政期间，有位意大利的传教士来到了澳门，后来经过肇庆、南昌、南京、临清，并且像正德时代的葡萄牙使者一样，通过宦官的路子，辗转到了北京，一路传播可能使明朝“华丽转身”的外部信息。这位来自“大西洋”的意大利传教士，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叫“利玛窦”。当时内地的中国人把藏族佛教徒叫“番僧”，于是便把这位来自大西洋的传教士叫“洋僧”或“西僧”，也就是“洋和尚”“西洋和尚”。因为在一般的老百姓眼里，只要是传教的，都是和尚。其间的区别，只是汉族和尚或者藏族和尚，中国和尚或者外国和尚，如此而已。

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公历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到了北京。本来欧洲人到亚洲、到中国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且不说元朝大开放时代，马可·波罗等欧洲人大批量来到中国，即使在“海禁”盛行的明朝正德年间，荷兰使者也曾经到过北京。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利玛窦的到来，仍然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礼部官员查阅《明会典》，说上面只记载了西洋国及西洋琐里国，没有什么大西洋，更没有听说过什么“意大利”，所以，这个名叫“利玛窦”的“洋僧”，“真伪不可知”。可见，这个时候的明朝“朝廷”封闭到什么程度。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礼部官员在糊弄万历皇帝，不想让他接见利玛窦。

虽然礼部官员排外，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利玛窦自有他的办法。这位“洋僧”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甚至比国内一般的士大夫更加深刻。通过各方朋友的介绍，利玛窦在沿着运河北上路过临清的时候，联系上了天津税使马堂。据利玛窦自己的说法，并不是他主动联系上马堂，而是因为马堂贪图他的财物而扣留他，于是不打不相识。不管是利玛窦主动找到马堂的路子，还是马堂贪图利玛窦的财物，反正马堂帮助利玛窦联系上了万历皇帝。利玛窦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带来了家乡的“特产”，而这些特产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也是郑和下西洋时没有见到的。这些“特产”主要有自鸣钟、世界地图、三棱镜、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及一些欧洲的书籍。

利玛窦到北京后的一个月，他的礼品由马堂送进了皇宫，立即引起皇帝和贵妃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各种造型的自鸣钟，不仅在中国，在整个远东都是前所未有的，简直不可思议。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报时，靠的还是“水漏”“沙漏”或“日晷”等，“更夫”也是各地不可或缺的职业。谢肇淛《五杂俎》将当时中国的报时方法和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作比较，说到自己的感受：

西僧璃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今占候家时多不正，至于选择吉时，作事临期，但以臆断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测，阴夜之时，所凭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况于山村中无漏可考哉。故知兴作及推禄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于辛亥(1611，万历三十九年)春得一子，夜半，大风雪中，禁漏无声，行人断绝，安能定其为何时？

不仅自鸣钟，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当时叫《山海舆地全图》，又叫《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同样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尽管有郑和下西洋，有汪大渊、伊本·白图泰记载，但他们都只是在印度洋活动，还只是在地球的“这一边”，却不知道地球的“那一边”。所以中国人相信的，仍然是天圆地方的概念，不知道世界的全貌，不知道地球竟然是圆的。我们想象不出万历皇帝见到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有何感想，只知道类似的地图在利玛窦带到中国来的时候，有另外的西方人带到日本，令日本人大吃一惊：原来日本这么小？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大日本”。

转眼之间，利玛窦到北京已近一年。礼部官员始终对这个“洋僧”不放心，提出将其遣返。但是，礼部不提倒罢，提出来反而提醒了万历皇帝，原来这个“洋僧”还在北京，但不知道这位洋僧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奇心促使万历皇帝派了两位画师，给利玛窦和他的徒弟画“等身像”。画师在利玛窦的配合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万历皇帝见了利玛窦的画像，不禁笑了起来，这不是个回族人吗？身边的宦官提醒皇帝，利玛窦不是回族人。也许是因为利玛窦赠送的礼品让皇帝开心，也许是因为利玛窦的画像让皇帝产生好感，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于是万历皇帝下旨，允许利玛窦在北京长期居住。从此，不但是利玛窦，和利玛窦一样来自大西洋的“洋僧”接踵而至，北京城里从此多了一道风景线。

“大航海时代”，来到中国大陆、来到北京的有两股西方势力。

第一股西方势力，是我们已经说到过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这股势力的到来，无疑是对明朝的一个挑战，因为明朝的广东当局几乎没有力量控制澳门葡萄牙人的活动。但同时也给了明朝一个机遇，一个学习西方商业经营和武器制造的机会。努尔哈赤在天启六年带着女真军队想进山海关，结果在宁远被袁崇焕指挥的明朝军队用火炮击伤。这些火炮，或者产自澳门，或经由澳门的葡萄牙人卖给明朝，有“佛郎机炮”，还有“红夷大炮”。

第二股西方势力，就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

“大航海时代”开启了西方的海外扩张史。在这个扩张史上，基督教、罗马教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玛窦以及随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正是被罗马教皇派遣到东方来传播西方文化、基督教的。所以东方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传教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法国“殖民者”“侵略者”的盟军。西方殖民者、侵略者通过坚船利炮对东方进行武力征服，传教士对东方进行的则是文化征服，包括西方的宗教、艺术、器物、科学技术，如自鸣钟，等等。这股势力的到来，无疑也是对明朝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明朝的一个机遇，一个了解西方文化、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机遇。

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的马尔凯州，在罗马教会学校读书期间加入了耶稣会，学习了哲学、神学、天文学、历法和算学，以及多种其他语言。后来被耶稣会派遣到东方，先后在印度、安南传教，此后来到澳门。万历十二年，利玛窦获准进入内地，结交了一批汉族士大夫，先在肇庆传教，此后经韶州、南昌、南京来到北京，虽然没有见到皇帝，却如愿以偿地在北京住了下来，并且为其他传教士进京铺平了道路。众多的中国文化人出于对利玛窦的佩服和对西方科学的好奇，成了耶稣的信徒，同时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利玛窦入住北京第七年，也就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当时的一位著名中国文化人、编撰了《农政全书》的徐光启，和利玛窦共同翻译出版了汉文版《几何原理》的前六卷。此后的几十年，有150多种西方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甚至和明朝钦天监的官员们，对当时已经漏洞百出的中国历法进行修订，制定了被清朝继承的“崇祯历”。

这时，距离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还有两个半世纪，距离1894年发生的甲午海战还有300年，时间不是太短。但是，中国在明朝和后来清朝的统治下，没有抓住机会，不但没有赶上已经走在前面的西方，更被抓住了机会的日本甩在身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几何原理》后续的翻译工作，随着利玛窦去世停顿下来了。后面几卷，直到清朝的咸丰七年，也就是1857年才翻译出来，距离前六卷被翻译出来的时间，中间隔了250年。而这250年，正是中国被西方抛在身后的250年。

19 东林党人：担当和意气

外部世界在大踏步前进，而明朝的万历皇帝正在“赌气”，和母亲赌气，和外廷文官赌气。因为他喜欢一位郑姓女子，并且封这位女子为贵妃，这就是郑贵妃。二人情投意合，郑贵妃为皇帝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是活泼可爱，取了个名，叫“常洵”。熟悉明史的朋友知道，这位“常洵”，就是后来被李自成在洛阳俘虏的“福王”。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却没有办法立郑贵妃为皇后，也没有办法立郑贵妃的这个儿子为太子，因为母亲不同意，言官们也不同意。赌着这口气，万历皇帝沉醉于酒色中，同时一心一意给郑贵妃和儿子常洵聚财，挖矿、寻金，无所不用其极，一旦不遂意，便大发雷霆，人们称他犯了“酒、色、财、气”四种病。事实上，到了万历时期，这“酒色财气”已经被认为是上下互通的“社会病”，比王阳明时代更严重。

明朝士大夫从来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心中装着家国情怀，有献身精神，对于这上上下下的“酒色财气”病，他们痛心疾首，希望能够有所改变，有所作为。于是，一股政治力量迅速崛起。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改革，对天下的事情进行重新规划，希望使明朝得到振兴。这股政治力量，被政敌取了一个十分响亮的称号——“东林党”。

“东林党”的领袖，名叫顾宪成，是明朝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在万历四年北京应天府的“乡试”中名列第一，是南直隶的又一位“解元”。这是一位从小认真、执着得有点认死理的年轻人，但对于思想领袖，认真、执着、认死理恰恰是不可或缺的个性。顾宪成进入仕途之后，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个性。正是因为这种个性，顾宪成毕生为他所认定的真理而奋斗，毕生向他所认定的不符合道德、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人和事做斗争。即使是皇帝、内阁，只要不符合道德、不符合原则，顾宪成均予以批评。

张居正去世后，申时行、王锡爵相继为首辅。王锡爵也是有些个性的，他有一次把顾宪成叫到内阁，私下进行沟通。王锡爵是苏州太仓人，顾宪成是常州无锡人，都来自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前者是嘉靖四十一年会试的会元、殿试的探花，是翰林院的前辈；后者则是万历四年的解元，是官场中的晚辈。二人之间，本来应该有诸多的共同语言，但讨论政务辄不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了二人的一段对话：

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

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谁怕谁!但是，这暴露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说明明朝已经没有统一意志了。

但是，正如谷应泰所说，这个时候的王锡爵还算是君子，整个官场也还比较宽松，随着意气越来越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认真、执着又认死理的顾宪成被削籍，革职为民，回到了老家无锡。无锡原有“东林书院”，为南宋名儒杨时的讲学之所。顾宪成虽然被“削籍”，却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声誉。这也是明代中后期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谁因为得罪皇帝、得罪内阁而受到惩罚，谁就得到舆论的更多赞赏。在常州府知府和无锡县知县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和弟弟顾允成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一道，讲学其中。

讨论世道、讨论学术、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东林书院的主要功课。顾宪成本人声望既高，同志中又多宏儒达士，一时之间，从者如云。在万历政局中，出现了一个议论朝廷是非、官场曲直的评价中心，一个公开与庙堂分庭抗礼、公开与当权者叫板的舆论中心，并在朝野上下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一些由于同样的原因受到处罚的官员回到家乡后，也办起书院，和顾宪成一样，聚结“同志”，和东林书院遥相呼应。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身在书院，胸怀天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是东林“同志”的胸怀和抱负的写照，他们力图成为道德的坚守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名声一大，问题也就出来了，包括顾宪成在内的“东林同志”，开始将自己视为正义的化身，开始和自己批评过的晚年张居正一样，变得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开始党同伐异了。这个时候，发生了“李三才事件”。

李三才也是万历中后期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为凤阳巡抚，辖区内有四位“矿监税使”：山东矿监陈增、仪真税使暨禄、扬州税使鲁保、沿江税使邢隆。这些矿监税使既为万历皇帝，也为自己谋求利益，大肆掠夺社会财富，其中又以山东矿监最为猖獗。山东全省自巡抚以下官员，无不受陈增凌辱，唯独李三才，不仅在气势上压制陈增，而且“按律”对其爪牙进行打击，击毙多人，并没收其搜刮的民财数以十万计。天下拍手称快，陈增为之“夺气”。

为什么李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官员难以做到？无非是他一身正气，无欲则刚。这正是顾宪成和他的“东林同志”共同倡导的气节，而李三才在对付这些“矿监税使”时的谋略和手段，却是顾宪成等书生所没有的。

东林书院的讲学和议论，从不忌讳触动和刺激当权者，恰恰相反，顾宪成希望这些批评能够唤起当权者的良知，能够令他们改弦易辙，更希望在当权者中寻找到可能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同志”。因为，精神教化固然可以涤清社会，政治权力则可实实在在拯救民生。想当年阳明先生，如果不是做了南赣汀漳巡抚，又立下不世之功，他的学说怎么能令人信服？顾宪成在寻找“同志”，李三才也在寻找“同志”。顾宪成和东林同志对李三才的所作所为大加赞赏并广为宣传，李三才也对顾宪成和东林书院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李三才和顾宪成都有着伟大的抱负，但是他们的抱负不一样。顾宪成是道德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问道德者”。问道德者关心的是过程，是问心无愧。李三才是功名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问功名”者。问功名者关心的是结果，是成王败寇。顾宪成是道德家，李三才是政治家。所以，顾宪成为人光明磊落，为人处世令人信服。李三才则需要施展阴谋诡计，行事作为自然有争议之处，也必然触犯他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对李三才的批评也多了起来。但是，顾宪成是办事认真而且执着的人，他认准了李三才就要力挺李三才，这就等于引火烧身。此后，凡是反对李三才的，同时也反对东林；而东林诸同志为了捍卫他们的政治楷模，谁反对李三才就是他们的敌人。本来是相互扶持，却变成了相互拖累。

事情到了这一步，矛盾自然也就尖锐起来。因为任何批评、任何表扬，都有其片面性，顾宪成和东林书院同志所批评的人，难道就一无是处？顾宪成和东林同志所褒扬的人，如李三才，难道就十全十美？这些矛盾在对一些具体的人物、事件的态度上形成分野，于是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与东林观点对立的政治群体。以山东人为主体的被称为“齐党”，以湖广为主体的被称为“楚党”，以浙江人为主体的被称为“浙党”，以南直隶昆山人为主体的叫“昆党”，以宣城人为主体的叫“宣党”，等等。而所有这些“党”，又给东林人士冠上一个名称，叫“东林党”。

从万历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南明，明朝朝廷的朋党之争，由此而生。这样一来，就只有斗争而没有妥协，只有党同伐异而没有是非原则，最终酿成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斗争，彻底摧毁了明朝士大夫的元气。

20 “万历援朝”：30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

我曾经一再重复一个观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离不开也无法摆脱“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的改善，可以给国内发展带来机遇；“国际环境”的凶险，可以给国内发展带来危机。明朝也一样。“倭寇”和“海盗”的客观存在，导致了明朝的主观禁海，成为与“大航海时代”擦肩而过的重要原因；“北虏”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了明朝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并且不断消耗着明朝的国力。但这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政权，明朝朝廷需要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的压力，谁让你朱家要争做这个皇帝，谁让你们挤破脑袋要钻进官场？既然做了皇帝，既然进了官场，既然掌控着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资源，你们就得承担责任。

就在张居正通过改革，让明朝的朝廷重新振作起来、让明朝的国库重新鼓胀起来的时候，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又发生了，而且都是发生在张居正去世的十年之后，发生在“后张居正时代”。

内部的问题是：万历二十年初，一位名叫巴拜的蒙古族将领，在副总兵的职务上退休之后，又毛遂自荐，要求为国立功。注意，他的这个“国”是明朝而不是蒙古。但是，小心眼的宁夏巡抚看不惯他的举动，处处为难他、给他小鞋穿。加上其他各种原因，巴拜愤怒了，和子弟们一道，发动兵变，杀了巡抚，联络河套地区的“套虏”，由此兵连祸结。明廷调集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等五镇的兵力，历时八个月，将其平定。这场动乱，被称为“宁夏之乱”。也就在同一时期，以播州即今贵州遵义一带的土司杨应龙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因为与明朝当地官府发生严重冲突，战争连年不断，缅甸、安南也在此时挑衅。明朝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剿抚并用，方告平息。这场动乱，被称为“播州之乱”。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巴拜、杨应龙有多少不是，明朝宁夏、播州地区的官员都难辞其咎。中国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把“治吏”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因为吏治一腐败，兴一利而出百弊。而且，各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都直接与“吏治”相关。

外部的问题是：万历二十年，日本以“借道”为名，入侵朝鲜。作为宗主国，明朝出兵援朝，经历了一场前后绵延六年之久的“跨越国境”的战争。

嘉靖末年开始，虽然东南沿海的“倭患”平息了许多，但并不说明“南倭”的问题彻底得到解决，恰恰相反，它正在以新的形式严峻起来。过去的“倭寇”，可以说是“散兵游勇”，是由日本国内战争失败的武士，谋求海上生存的海商、海盗，再加上中国沿海的居民构成，目的是发点小财。但是此时，随着日本国内的统一，由丰臣秀吉掌控的这台在统一战争中打造的“战车”，和当年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打造的“战车”一样，也无法因为国内战争的平息而停止转动。战争机器继续运行，瞄准的方向当然是海外，首先是离得最近的朝鲜半岛，然后就是离得较近而且积聚着巨大财富的中国，到了近代，还瞄准了同样有吸引力的东南亚及更为广大的地区。毫不夸张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和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侵入朝鲜，是循着一条道路走过来的，战争机器有多强，走得就有多远。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三日，日军在朝鲜釜山登陆。五月十日，朝鲜国王的告急文书已经由兵部上呈给万历皇帝，书中称：“倭船数百，直犯釜山，焚烧房屋，势甚猖獗。”(朝鲜《宣祖实录》卷26)但是，在从日军登陆到告急文书抵达北京的二十天时间里，日军已经占领了朝鲜的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正在逃往平壤的路上。接着，日军接连攻占开州、平壤。朝鲜的“三京”及三分之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

明朝政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驱逐“倭寇”。朝鲜军民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惊恐、溃败之后，也开始组织起对日军的抗击和骚扰。前后持续六年的朝鲜战争，由此开始。朝鲜将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倭乱”，因为万历二十年，是中国农历的“壬辰”年，朝鲜奉中国为正朔，用的是中国的纪年；日本人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因为此时是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庆长年间；明朝的中国人，则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因为发生在万历时期、发生在朝鲜。

虽然说决定了“援朝”，但当时明朝做出这一决策，是十分艰难的。艰难在哪里？艰难在敌友的情况不明朗。早在日军侵朝之前，就有在日本的福建籍华商许仪后、陈甲(有文献记为“陈申”)等人，通过各种途径，冒死向明廷传递信息，说朝鲜一面为中国属国，一面又向日本进贡，并且将在日本起兵侵犯中国时为其前驱(朝鲜《宣祖实录》卷27)。当时的日本，确实已经禁止琉球向中国进贡，又每每威胁朝鲜。而当时的朝鲜，一方面是明朝的属国，另一方面也一直想在辽东夺得一些好处，并且确实屈于日本方面的压力，暗通款曲。这方面的情况，若干年后，徐光启在奏疏中就述说了当年日本“引诱”朝鲜、朝鲜立场摇摆的状况：

朝鲜之国俗，绝重世类。下奴籍者，永不得与良人齿。有大功当封拜，乃为除其籍，子孙得仕进，犹止冗员也。奴籍韩某以擒反者功，除籍，其子(韩)翼，应进士科为举首，不得铨京朝官，遂弃去不仕，放浪江海间。因之日本，说(丰臣秀)吉……何不取朝鲜王之，而名为人臣乎？因盛陈鲜弱可取状。秀吉意不能无动。(韩)翼因为之谋：先使人问朝鲜以“夹江洲地”在鲜辽之间者，今安在，以激(朝)鲜，且微挑之以欲复故地，当假若兵力。鲜君臣怵于倭，而贪于复故地，果盛言疆地肥饶，为辽将所强取。若假大国之兵威压境而取之以归我，幸甚。(丰臣秀)吉遂大发兵入。朝鲜之南境，多高山林木，巉险连亘，甚易守。顾以为彼取侵疆于我，而不知其阴袭之也。故倭能枕席过师，以至王京。至王京者为中路，其先锋将(小西)行长至之日，以犒师薄为名，遽杀其大将栗某而入。国王匆遽，不知所出，间携其妃走平壤、达义州，而两王子东北行相失，逐为东路副将(加藤)清正所获也。(徐光启《海防迂说》)

徐光启特别声明：“此语闻之东征将士，将士闻诸朝鲜之村学究，真伪不可知。”徐光启说这个传说来自“东征将士”，东征将士又得之于朝鲜的“村学究”。村学究们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官场，应该是韩翼的同情者，于是幸灾乐祸地述说了这个也许有“原型”，但也有可能出于杜撰的“离奇”故事，而“东征将士”或者又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创作”。

正如徐光启奏疏中所说，朝鲜那么大的地方，其南部又是崇山峻岭，怎么一点抵抗也没有？是日军过于凶悍，还是朝鲜过于柔弱，抑或是朝鲜和日本联手，共同对付中国？所以，类似的传说就不能不令人将信将疑，也使得明廷及辽东官员接二连三地派人前往朝鲜，希望查明真相，以为庙堂决策提供依据。后来人们知道，明朝的猜疑是错的，朝鲜之一溃千里，并非与日本勾结，而是政治上的腐败所致。三百年后的“甲午战争”，日军占领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又花了多少时间？

当然，疑虑归疑虑，万历皇帝在内阁张位、兵部尚书石星的支持下，迅速决策，出兵朝鲜。而且，一旦决策，就调动了当时能够调动的最精锐的部队：名将李如松为全军统帅，所部有经过李氏父子长期培养的辽东镇的“辽兵”和吴惟忠等人率领的蓟州镇“浙兵”——辽兵是以东北汉族为主体，包括蒙古、女真的多民族部队，作战勇猛；浙兵则是当年戚继光带到蓟镇的训练有素的惯战之师，而且娴熟火器。有意思的是，戚继光、李如松都出任过明朝京军“三大营”的“火器营”的副将，所以都对使用火器得心应手。

李如松于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鸭绿江畔誓师，二十一年正月初四便兵临平壤，初九对平壤发动全面进攻。当天晚上，伤亡惨重的日军小西行长部撤出平壤。李如松挥师南下，朝鲜的北部日军全部被肃清。但在距离汉城约15公里一个叫“碧蹄馆”的地方，李如松部遭到日军的阻击，双方伤亡惨重。李如松率军退回开城，日军也退守汉城。两军进入对峙态势。军事上的平衡，就是谈判的开始。

此后，日军撤出汉城，龟缩在釜山，李如松所率的明军主力，也撤出朝鲜，朝鲜国王李昖重回王京汉城。虽然日本和中国同是撤军，目的却不相同。明朝是为了还朝鲜以独立和平安，日本却是为了重新备战。所以四年之后，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日本发起了新一轮侵朝战争，明朝也开始新一轮援朝战争。这一轮战争前后持续了将近两年，明朝由于国内问题太多，无法全力以赴地进行在朝鲜的战争；日本同样由于力量不足，只能在朝鲜的南部与中朝军队抗衡。双方展开消耗战。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军心大乱，急于撤回。中朝军队趁机发起攻击，日军损失惨重，但中朝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中国海军将领邓子龙，都在这次海战中殉国。

中日之间四百多年前在朝鲜的这场较量，由于日本国内的动荡而以明朝军队的“惨胜”宣告结束，但留下的后患却极为严重。

21 喋血萨尔浒：改变明朝命运的一战

万历“朝鲜之役”，可以说是郑和下西洋后，明朝军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国”作战。有学者认为，日本入侵朝鲜，目的只是要求中国开放海禁，和日本做生意。这种看法显然是书生之见，受到日本方面的影响。当年的“倭寇”，虽然是“散兵游勇”，尚且抓住机会就劫掠，统一之后、战争机器启动之后的日本，当你有力量阻止它的时候，那就是做生意；你没有力量阻止的时候，那就是占领了。这场战争结束后，中日两国之间有两个半世纪没有发生战争。但就在这两个半世纪中，形势发生了完全不利于中国的变化。

所以，以此来看当时的明朝，无论是出于对朝鲜的“道义”，还是对自身的保护，都是必然要出兵朝鲜的。当然，也是因为这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给明朝带来了比朝鲜战争本身更为深远的影响。主要影响有二：一、对明朝财政的影响；二、对辽东形势的影响。关于财政的影响，我们之后再说，这里先说对辽东形势的影响。

第一次援朝，明朝主要调动的是辽东镇的“辽兵”，特别是李成梁、李如松父子所部将士；同时辅之以蓟州、宣府二镇的“浙兵”。与李如松共同受命出征的经略蓟辽朝鲜等处军务兵部侍郎宋应昌，曾经评点各镇兵力：“(蓟辽保定山东)四镇兵马，唯蓟、辽为盛。使经略分之御倭，则御虏之兵弱；听其御虏，则无以御倭，此柄权之不便也。”(《经略复国要编·初奉经略请敕疏》)但在当时，两害相权取其轻，辽东兵和蓟州兵皆抽调援朝。

第二次援朝时的明军，来自四个系统：麻贵统领的宣府、大同、延绥三镇兵，刘綎统领的以川军为主体的西南兵，陈璘统领的广东及闽浙水师，以及董一元统领的蓟镇及辽东兵。辽东兵在明军之中，已经不具备“主力”的地位。究其原因：第一，当日本动员更多的力量侵入朝鲜时，明朝也得倾更多的力量才能应付。第二，在攻占平壤，特别是碧蹄馆的战斗中，辽东精锐伤亡沉重。第三，女真的崛起，使辽东的形势严峻起来。正应了宋应昌的判断：“分之御倭，则御虏之兵弱。”不但如此，由于第二次援朝仍然调动了辽兵，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等人也在行间，导致李如松在辽东孤立无援，战死疆场。这一结局，对于明朝在辽东的统治，损失巨大。而对于正在崛起的女真，却是极大的利好。

女真人是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牡丹江流域的古老民族，现在所知道的见于汉人文献中的最早名称是“肃慎”。此后，又在汉人的文献中称为“挹娄”“勿吉”“靺鞨”等等，唐朝的时候曾经建立过一个颇具规模的“渤海国”。北宋末年，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影响力更大的政权，国号为“金”。这个金先是攻灭了契丹人建立的辽，然后长驱南下，于1127年灭了汉人建立的宋，攻占了都城汴梁，俘虏了退休皇帝徽宗和在位皇帝钦宗，此后，统治着淮河以北的中国北方地区。

在蒙古崛起和元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金政权灭亡。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和北方汉人一道，被元朝统称为“北人”。仍然生活在东北的女真人，则根据蒙古人对他们的熟悉程度，分别被称为“熟女真”和“生女真”。这个叫法很纯朴，也很可爱。熟悉的女真是熟女真，不熟悉的女真自然是生女真。不但对于女真，对于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是如此。比如苗族，汉苗杂居地的，对他们熟悉，叫“熟苗”；在深山居住的，不熟悉，就叫“生苗”。永乐时期亦失哈在松花江、黑龙江一带巡视的，正是这些生女真、熟女真，并且以“奴尔干都司”进行联络，将大大小小的女真首脑，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等等，比较著名的有建州卫、海西卫等。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也出于对汉文化的向往，明代的女真和唐宋时代一样，逐步向南迁徙，同时也填补了蒙古人以往的地盘。

明朝对于女真，和对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采用的是“羁縻”手段，既笼络，又打击；女真对于明朝，也是既听命，也反抗。所谓时势造英雄，在这种打击与抗争、捣乱与镇压的斗争中，明朝的军队中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是李成梁、李如松所在的李氏家族；而在女真的部落中，产生了一个更加伟大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是爱新觉罗家族，努尔哈赤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

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女真的一个贵族家庭，六世祖名叫猛哥帖木儿，是明朝在建州女真中设立的建州左卫的都督，永乐、宣德时期，曾经三次到北京朝贡。其后家道中落，但贵族身份仍然存在。努尔哈赤从小和同伴深入长白山的深山老林猎取走兽、采集山货，将其带到开原一带与汉人贸易，对在汉人中广泛流传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片段耳熟能详。有资料记载，努尔哈赤甚至一度投身到明朝在辽东的军队中，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运用“三国”“水浒”中的哥们义气和用兵谋略，结交朋友、打击对手。在这个过程中，努尔哈赤对于明朝军队的腐朽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一件意外的事情，成了努尔哈赤后来所作所为的一个动因或者说借口。

有位女真首脑据寨反明，明军围攻，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进入被围的寨中调停，并且有里应外合之意。但是，明军攻破寨子的时候，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死于乱军之中，有一种说法是被明军趁机所杀。事后，明军将领做出道歉，送回遗体，明廷也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是干大事的人，但凡干大事的，都沉得住气。他一面接受明朝的官位，以此号召本部；一面开始兼并建州女真的其他卫所部落。努尔哈赤后来告诉别人，是以祖父、父亲的“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向明朝讨还血债。此事发生在万历十一年，此时的努尔哈赤25岁，和当年从军时的朱元璋同岁。

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官员，谁也没有在意这个年轻的女真人，甚至希望看到他与女真人之间仇杀和兼并。自从李成梁、李如松父子死后，辽东精锐又在朝鲜战争中遭受重挫，明朝不少官员对此反倒如释重负，因为在他们看来，李氏父子的势力太大。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的明朝，只有李氏父子通过以家族、家丁为骨干凝聚起来的“战车”，才有可能和努尔哈赤正在打造的“战车”相抗衡。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并发展到动摇国家安全的地步，除去种种间接因素，一定有两大因素在直接发生作用：一是当地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二是朝廷和当地的贪官、庸官、污吏在帮忙。等到明朝醒悟过来，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女真各部，形成了极大的势力。当时辽东军民有一个看法：“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在女真人原有的狩猎组织基础上，创建了“八旗”，每旗以6000人计，拥有战斗人员5万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今辽宁新宾称帝，建国号为“金”，并且以“七大恨”为号召，宣布讨伐明朝。

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震天动地，明朝决定先下手为强，从全国各地调集精兵强将，以在第二次援朝战争中为统帅、此时已经退休的杨镐为经略，讨伐女真。但这个时候的杨镐，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而曾经在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有“刘大刀”之称的名将刘綎，也已年过60岁。在兵部的不断催促下，10万明军，号称47万，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底，兵分四路，深入女真腹地，准备围攻赫图阿拉，彻底摧毁这个妄图和明朝对抗的政权。在知道了明军的部署之后，努尔哈赤坚定了一个应对原则：“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就叫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至于两军的士气，没有办法比较：女真是怀着必胜、必死的信念，为生存而战斗；明军则从各地征调而来，在士兵们看来，女真远在辽东，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朝廷为了这次军事行动，向全部田地加征“辽饷”，如果抛尸辽东，家里人怎么办？未战之前，已无斗志。

双方最为惨烈的战斗，发生在距离赫图阿拉50余公里的萨尔浒。这场被称为“萨尔浒之战”的战斗，实际上只持续了一天时间，努尔哈赤集中八个旗的女真主力，加上筑城的女真丁壮，共约六万人，对杜松率领的两万五千多明军分而歼之。明朝准备了近一年的这场战争，也在一周之内全部结束，除了逃跑的一路，其他三路明军全军覆没。

这场战争对于明朝来说，是灾难性的。从此以后，女真步步进逼，席卷辽东、跨越长城，明军谈“虏”色变。但是这个虏，已经不是当年的“蒙古”，而是“女真”。

22 官逼民反：内外交困的大明皇朝

中国有句老话，叫“屋漏偏遭连夜雨”，灾难总是带连锁反应的，西方称之为“蝴蝶效应”。“北虏”制约着明朝的财政，“南倭”影响着明朝的通海；援朝战争导致辽东精锐丧失，辽东精锐丧失在一定意义上导致女真的发展无控；女真的崛起，导致明朝对辽东的用兵，从而加派田赋；田赋的加派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催生了各地的民变；民变导致内乱，内乱加剧外患，大明皇朝便在这内忧外患之中，轰然坍塌。

正如我们不断强调的那样，尽管明代社会多元化，但明朝朝廷仍然在恪守“祖制”，包括张居正的财政改革，也是在明太祖当年定下的框架内运行，以农业税为基础，特别是以田亩税为主体。这也没有办法，中国历来如此。嘉靖前期，每年入户部太仓的田赋银两，约200万两白银，支出则“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为原则，勉强可以维持。

危机从嘉靖中叶开始，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鞑靼部俺答兵临北京，明朝开始“增兵设戍，饷额过倍”，第二年的京、边岁用，接近600万，是户部岁入的三倍。怎么办？明廷的办法是向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加派。幸好危机不久就过去，“岁用”恢复正常，加派也停止，但这给朝廷提供了一个思路——加派是应急之法。

通过张居正的清丈田亩，加上商业税，万历年间户部“岁入”增加到400多万两。但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上涨，“岁出”也在水涨船高，“九边”军费达390万两。如果有突发事件，户部就束手无策了，得向皇帝申请内府的银子。当然，明朝有收入的衙门不只是户部、工部，还有太仆寺。太仆寺的“马银”，是明朝用来应急的，特别是用来支付紧急状态下的军饷，在张居正“改革”后，累积达1000多万两。但是，从万历十八年到三十二年，14年间，被借支1058万两，仅剩27万两。其中，两次援朝，除了户部正常支出之外，向太仆寺借支了560万两，成为造成明朝财政拮据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在前面说到的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影响，对财政的影响。

当太仆寺老库银不断被借支之时，明朝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派出了“矿监税使”，到处采矿课税，这是针对城市的，引起了极大的动荡。于是又回到老路上，向田亩要钱。所以，当万历四十六年，明廷面对努尔哈赤的咄咄攻势时，又重启加派。当时的户部根据张居正时代清丈出的田亩数量，每亩加银三厘五毫，由于用于辽东战事，所以叫“辽饷”。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加二厘。三年之内，每亩加派赋税九厘，每年共520万两。这520万的“辽饷”，相当于明朝全年的“正赋”，即每个农户在理论上一年得纳两年的田税。

明朝加征“辽饷”，实属无奈。结果不但在总体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以表面的公平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公平。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如苏松江浙，面积狭小，人口稠密，人均土地较少，按田亩摊派，负担相对较轻；陕西、河南地域广阔，人口相对较少，人均土地较多，按田亩摊派就十分不利。以万历四十六年第一次加派辽饷为例，在当时的加派中，如果以农户为单位，河南是苏州的7.32倍，是松江的6.03倍。即使以“口”为单位，河南也是苏州的2.94倍、松江的1.61倍。长年受“套虏”侵扰的陕西，户均加派为苏州的4.64倍、松江的3.82倍。

加派的后果很快就呈现出来，天启二年(1622)，巡按甘肃监察御史高推奉命巡视，当地民众见了御史的乘舆，遮道跪伏而告：“辽饷苦，不减则民当饿死矣。”(《新饷苦累难支疏》)为何如此？父老告知：当地土地荒薄，三亩地的产量不如别处一亩，即使是丰年，每亩也不过产粮五斗。在没有辽饷之前，一半用于交税，一半用于活口。有了辽饷之后，一半纳税，一半充饷，根本没有剩余，哪里还有活路？当时的辽东督师熊廷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出自己的担忧，如果继续加派，“三户之民，必有投牐而起者矣”(《答周毓畅》)。

不出熊廷弼所料，几年之后，关中连年遭灾，当地官员既迫于上司的压力，更缺乏对民众的同情，催粮征饷，急如星火，一位名叫“王二”的农民，振臂一呼，带着一帮兄弟，闯入澄城衙门，杀了知县张耀采，揭竿而起。接着，府谷的王嘉允、汉南的王大梁、阶州的周大旺，相继而起，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没有得到粮饷的“饥军”群起响应，整个陕西陷入了动荡之中。

但是，就像当初明朝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有些麻木不仁，以为是女真的内乱一样，此时的明朝也认为陕西发生的事情，不过是饥民的闹腾，不久自当平息。此时“辽事”正吃紧，袁崇焕为了让崇祯皇帝宽心，做出了违心的承诺，说是五年之内当恢复全辽。明廷更将重点放在了辽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辽饷”，在每亩九厘的基础上，再加三厘。这就是火上浇油了。此后，更为著名的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也投入民变之中，被称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局面开始形成。明朝既要应付来自东北的女真，又要应付来自西北的武装起来的农民。

崇祯八年(1635)对于明朝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

这年正月，由于官兵的重重压迫，多路义军被赶过了黄河，他们的首领则齐集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共同商讨如何协同作战。不管人们对明末农民战争持何种看法，也不管人们对后来明亡清兴的结果持何种态度，荥阳“会议”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13家的首领从来就是各自为战，相互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名号也五花八门：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除了高迎祥、张献忠，没有一个是真名。当然，高迎祥、张献忠也是有绰号的，高迎祥自称“闯王”，张献忠自称“八大王”。

就是这一次的“会议”，明朝的灾星李自成开始崭露头角。首领们议来议去，没有结果，李自成作为高迎祥的属下，发表了意见：“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李自成主张，当分兵定所向，至于成败，听天由命。这个既讲究人力，又听从天命的主张，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决定，13家72营兵分五路：一路向南对付来自四川和湖广的官兵，一路向西对付来自陕西的官兵，一路向北扼守黄河，高迎祥、张献忠一路向东，还有一路往来接应。当然还有一个约定：“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

就这样，高迎祥、张献忠一路向东，破固始、占霍丘、焚寿州、陷颍州，然后乘胜攻陷凤阳。为何要攻凤阳？因为这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这里有朱元璋出家并发迹的“皇觉寺”，更有朱元璋的祖陵。

《崇祯实录》记载高迎祥、张献忠等人进凤阳、毁“皇陵”的过程：

贼陷凤阳，诈树旗进香，前骑后步。贼大至，而无城，遂溃毁公私庐舍，光烛百里。杀知府颜容暄、推官范文英等6人，武官41人，横尸塞道。焚皇陵楼殿，燔松30万株，杀司香太监60余人，高墙罪宗百余人。

最富戏剧性的是，守卫皇陵的明朝官军，见了“强盗”高迎祥、张献忠等，“皆伏迎道左，呼‘千岁’”。说明明朝军队对上司的奉承训练有素，一旦倒戈，也可以派上用场。

皇陵被焚毁，对于明朝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毁。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得知这个噩耗，素服痛哭，遣官祭告太庙，下罪己诏，自责为不肖子孙。

第二年即崇祯九年，一块据说是从汉朝传到宋朝，再由元朝从南宋投降的太后手上所得的“玉玺”，被归降的蒙古王作为表忠心的贡品，献给了后金大汗。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去世多年，接替汗位的，是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能够以这个身份得到多个兄长和排位更前的贝勒们的支持，继承父亲的汗位，说明皇太极不简单，不是坐享其成而是靠竞争上岗的。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原来做了二百多年皇帝的朱元璋及其子孙，是没有“传国玉玺”的。崇祯九年四月，得了“传国玉玺”、自认为是合法的中原之主的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目的非常明确，水能克火，用带“水”的“清”，取代带“日”、属“火”的“明”。

虽然明朝在应对女真的战争中一筹莫展，但对付农民军，还是有效率的。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官军分路围剿，农民军损失惨重，王嘉允、高迎祥等人战死，张献忠等人向明军请求投降，李自成等人则潜伏在山区。

眼看明朝国内的形势扭转了，但“大清”通过他们的行动，救了张献忠、李自成。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分两路进关，京师戒严，正在陕西、河南对付农民军的明军，在洪承畴、孙传庭的率领下，奉命增援北京。官军一撤离，张献忠等人重新倒戈，乘机向明军发起攻击；李自成等人则从陕南进入河南，更多的饥民加入农民军的队伍之中。

从此，张献忠部活动在长江一线，李自成则在黄河流域，形成了既分工又竞争的两大势力，李自成建国号为“大顺”，张献忠建国号为“大西”，客观上和“大清”南北响应。明朝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23 明朝灭亡：那天的景山，微风，小雪

虽然说崇祯八年是明朝灾难性的一年，但其实，自从崇祯皇帝继位，乃至继位之前的几年，明朝就几乎年年都是灾难，是天灾与人祸并起。

我和谢宏维教授这些年研究明代灾荒史，对相关材料做了整理和统计。崇祯时期是有明一代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尤以旱灾、疫灾为甚。

气象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崇祯时期的大旱，是近50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特大旱灾期。特别是从崇祯十年(1637)到十六年(1643)，受灾区域遍及西北、华北、华中、华东23个省(区)。旱的结果是江河断流、泉井涸竭，颗粒无收。其中，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的许多地区，连续干旱五年甚至更长。据文献记载推测，黄河、海河流域从崇祯十年开始，降水量急剧下落，崇祯十三年(1640)到达最低点，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五月至九月不足200毫米。史料的记载，则是“赤地千里”，岂止是千里，是赤地万里。北旱的同时，南方更多是水涝。崇祯十三年以后，北方降雨增多，而南方干旱，成了北涝南旱。瘟疫也开始流行，蝗灾更加严重。

和崇祯十年的重大旱灾同步，疫灾在崇祯十年前后开始严重，北方更甚于南方，到崇祯十三四年，蔓延到全国各地。

仅以北京及周边为例。北直隶的瘟疫从崇祯十年零星出现，卢龙、昌黎、迁安、乐亭等县开始有瘟疫记载。十一、十二年，宣府怀安、邱县开始出现瘟疫。根据记载，这些瘟疫是伴随着饥荒而发生的。到了十三年，瘟疫范围扩张，邢台、大名、唐山、内丘和广宗等县发生瘟疫。如唐山县，“大旱，人饥，瘟疫流行，死者无算”；肥乡县，“大疫，岁饥，树皮草粒皆尽，人相食，村无烟火”；大名县，“瘟疫传染，人死八九”；交河县，“大饥，民相食，甚至食子，妻妾食夫，大疫”。崇祯十四年，北直有三十多个州、县，大瘟疫伴随着大旱灾、大饥荒而至。如深州，“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邻舍不敢往来，道路不敢单行，甚至有骨肉相食者，有发新冢食者，又兼瘟疫大作，十死八九”；清河县，“春大疫，奇荒之余，疫疠流行，沿门遍户，至有一室之内积尸枕藉，殷盛之家孑遗靡留者”；鸡泽县，“疫大作，死者十损六七，村落几绝烟火”。最南端的大名府长垣县大旱，飞蝗食麦。瘟疫饿殍，人死七八，互相杀食。清丰、滑县、内黄、南乐等县的情况与长垣相似，也是“人死八九”或“人死大半”。到了十五六年，保定、宣府等地“瘟疫大行，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均据各地县志)可以说，从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瘟疫几乎横扫了整个北直隶。

每当读到这些材料，加之东北的女真、西北的民变，总不免同情在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崇祯帝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父子两代可谓十分凄惨。父亲朱常洛由于是宫女所生，而且是万历皇帝“少不更事”的无意作品，所以不被喜欢。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情投意合，一心想把郑贵妃的儿子、三子常洵立为太子，遭到母亲李太后和文官们的坚决反对，延续十多年之久的“国本之争”也因此而起。之后，朱常洛好不容易被立为太子，好不容易等到万历皇帝去世，继承了皇位，不到一个月就病死了。常洛死后，长子朱由校继承了皇帝，这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所谓“东林党”的斗争几乎贯穿着整个天启时期。朱由校做了七年皇帝，去世了，终年23岁，遗命让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崇祯皇帝，时年仅17岁。

由于后来成了亡国之君，历史研究者以成败论英雄，指责朱由检用人不专、求治过切、刚愎自用、过于严苛。但是，一个17岁的少年，相当于今日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从来没有实践经验，从来没有接触过社会，接手的是一个疮痍满目、从里烂到外的破摊子，你让他怎么办？朱由检自己也时时感慨：“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明史·李建泰传》)

如此烂摊子，让他依靠谁？依靠正派的士大夫？不错，朱由检继位不久，就铲除“阉党”，重用“东林党人”。朱由检继位不久，就召回了在各地的镇守中官，让文官、武官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但是，言官和武官都不争气，这一代的“东林党人”已经没有当年顾宪成、邹元标等人的正气和原则，没有了李三才等人的办事能力，更加暴戾、更加党同伐异，一句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文官里面也有能办事的，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等，但是，能干的少、迂腐的多，廉洁的少、贪腐的多。武将里面也有能打仗的，如祖大寿、满桂、曹腾蛟等，但同样是能打的少、会跑的多，敢战的少、怕死的多。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廉洁的往往只知认死理却办不了事，能打仗的又打着算盘保存实力，你让皇帝怎么办？杀？确实杀了不少，但杀得尽吗？前面的杀了，后面的就一定行吗？有记载说，崇祯皇帝除了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外，还有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这个时候，宦官曹化淳倒是想起了一个人，又有权威又能办事，那就是阉党领袖、明朝最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一代名臣倪元璐也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学问和名望兼备的“山人”陈继儒，但陈继儒此时已经去世了。无论是荒诞的曹化淳还是迂腐的倪元璐，都在企盼有这样一个人，既有权威，又有威望，还众望所归并令人生畏，但是，举目望去，大明朝哪里有这样的人？不要说魏忠贤、陈继儒，就是朱元璋、张居正重生，又能怎么样？到了这个份上，明朝气数已尽，崇祯皇帝干了他能够干的所有事情，但无力回天。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顺”军挥师东进，一路上势如破竹。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破外城，京军溃散。三月十九日(4月25日)黎明时分，崇祯帝来到前殿，鸣钟集百官，通知官员该上朝了，但人影也没有。无奈之下，崇祯帝仓皇出了神武门，来到万岁山即今北京故宫北边的景山，天下着小雪，有点微风，身边只跟随着太监王承恩。君臣二人面面相觑，双双吊死在景山的寿皇亭。

死前，崇祯皇帝在衣襟上写了一段话：“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薄城三次，逆贼直逼京师，是皆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祖宗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毋伤我百姓一人!”这段话出自张岱的《石匮书后集》，但我一直对其有所怀疑，仓促之间，哪里来的笔和墨？

《明史·庄烈帝本纪》所载大抵相似，但没有“可将文武尽皆杀死”之句，但最后做了一个评价：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我一直认为，明朝的灭亡是不能由崇祯帝一人背锅的。它的灭亡，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最为根本的原因，乃是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组成这个国家政权的皇帝及文官、武官、宦官的“精英”们，越来越把“国家”视为谋求个人和家族利益的工具，越来越漠视民众的利益和生死。万历时代的国内开矿课税、海外淘金寻衅，开启一场对“有产者”的剥夺；以“辽饷”开始的多种摊派，则是对乡村“有产者”的剥夺，其结果是，一切作为这个政权的基石的有恒产、有恒心者，都对明朝朝廷失去了“恒心”。但是，上上下下的统治者不肯放弃自身的任何利益，用陈继儒的话，“拔一毛而助天下”的事也不干，宁可亡国，也不损家。我在百家讲坛《万历兴亡录》的最后一集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仅仅是广大民众需要社会保障，国家政权同样也需要社会保障。民众需要的社会保障是生老病死，政权的社会保障同样也是民众的生老病死。因为只有民众的生老病死得到保障，他们才有可能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权的生老病死承担负责。否则，你可以不管我的生老病死，我们也可以不管你的生老病死。

衰败的明朝灭亡了，繁荣的明代也随之结束，其中的教训极其惨痛。随着李自成迅速败亡和清朝入主，中国进入新一轮的再破坏、再恢复之中，距离“大航海时代”、距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也就更加渐行渐远。

第八章 晚清：世纪末的大恐慌(公元1840—1912年)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晚清史学者

中国近现代史专家

01 “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为何不是鸦片战争

我们常常称晚清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对于这场巨变，我们可以对其作出很多不同的理解。大家最习惯的说法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意味着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秦之变”之后的第三次大变革。但我们今天再看的话，可能1840年的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变化并不是非常巨大。虽然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了“五口”[1]，引进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但是1860年清朝和英法联军再次发生冲突时，中国仍然没有向西方表示屈服。之后，从1860年到1894年的34年里，中国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路径，反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经济从原来的跌到低谷，又迅速回升到了世界第二。到此时为止，中国的整个发展道路，没有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调整。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增长是在原来的政治框架下发展的。这表明，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仍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革。过去很多研究者都把晚清之变推到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整个清代的历史只有268年，如果这样算，70多年都是晚清史，那整个清时期的架构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晚清历史，其实应该是晚清最后的20年。

晚清的最后20年发生了这么几个巨大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固有的道路有问题，于是才有了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巨变”。这一巨变不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也不是发生在洋务运动，而是发生在1894年——清朝被日本打败了。甲午战争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距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差距，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距。

过去很多人讲中国过去如何落后，但要我说，其实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前不落后。我们看1860年到1894年，中国工业化的增长速度非常迅猛，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在30年当中的增长，没办法和中国30年比。中国经济并不落后，那中国落后在哪里呢？是没有随着工业化增长而建构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其中蕴含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根本差别。农业文明是一个熟人社会，我们出门在外，大家总觉得能托到一个熟人帮忙——哪怕是一个表舅。而在工业文明中，我们找不到熟人，你到上海、北京去打工，要找一个熟人，是非常难的。只有在工业文明下的陌生人社会当中，大家才能重视契约精神。正是通过和西方的这一系列战争，中国表现出了和西方的一系列差别。中国人自身的文化告诉我们：知不足，要学人家的优点，见贤思齐。

我们现在很多人抱怨说中国之前落后，不学西方——此前，中国在自己的文明体制下经济迅猛地增长，有什么必要学西方？但是当中国真正被一个完全西方化的日本打败之后，中国迅速地改变了。所以，讲晚清史，讲的其实就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中国迈出了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这一步，就意味着晚清大变革的真正开篇。“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不是发生在1840年，不是发生在1860年，而是发生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这是我在开篇想讲的一点。

另外，开篇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宗藩解体。宗藩体制是解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过去的体制没优点。中国的宗藩体制是一个什么体制？中国的历史在过去的3000年当中，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柔性向外扩张的历史。其实“中国”最初只是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在不到3000年的时间里——孔子距离今天不过2500年，在孔子的时代，鲁国、齐国都在今天的山东境内，像今天的安徽部分地区还不属于所谓“中国”。但是不到2500年的时间，中国就迅猛地从一个弹丸之地构建起了一个大帝国，它凭什么这么坚固，就是因为华夏文明的中心不断地在以一种“中心文明”的形态往外柔性地扩张，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以夏化夷”。

华夏文明向四周辐射，四周的文明洼地则不断地往文明中心集聚，中国的文明体系就是这么形成的。秦汉帝国建立之后，虽然不断在改朝换代，但中国这种文明边疆的扩张，一直没有停止，它就使中国的文化边疆、政治边疆不断扩大。到了乾隆年间，中国的属国已经达到45个，北边已经到了贝加尔湖，东边直抵太平洋。太平洋当中，像琉球群岛，从明初的洪武年间开始就是中国的属国；南边越过了南海，到了南海之南——吕宋(就是今天的菲律宾)；西南到了泰国、缅甸、柬埔寨，直抵印度洋。

中国古典文明当中的国家是一个王朝政治，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的建构是来自西方，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之后，欧洲结束了三十年战争，通过一系列条约建构起民族国家。中国明清一代才开始建构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不会再因为某种政治、宗教原因轻易发动战争。发动战争都是在主权国家之间，这慢慢就形成了边疆。

在这之前，中原王朝宗主国对周边采取一种很松散的统治方式，不干预他国的内政。属国体制对于内部的治理分成几个层次：中原地区当然是个王朝政治，治理严密；第二圈是由外边的土司管理的地区；第三圈就是属国。周边的属国经过漫长的接触、冲突，退出，再进入。

随着西方十六七世纪的殖民主义发展起来，英国、荷兰、法国这些殖民主义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这些国家东来以后，中国传统的宗藩体制就面临一个正面冲击。我们从宗藩解体开始说起，是想讲晚清大变革当中所隐含的一个国际背景。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不期然地在十八九世纪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在甲午战争之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殖民主义的东来和中国宗藩体制的解体，以及中国工业化的发生。

02 晚清外交危机为什么从越南开始

中国的属国架构是一个很庞大的政治体。南部边陲的属国最多，从南海之南的吕宋，一直到印度洋旁边的缅甸、泰国、柬埔寨。但是最重要、跟中国南部本土最靠近的属国就是越南。

越南历史上和中国有扯不清的复杂联系。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时候，秦朝的统治往南已经到了岭南地区。越南北部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从这时候开始就很多了。中国历史上还有几次人口大迁徙运动，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中原地区人口向南迁徙，其实就是一个人挤人的过程。北部的人把中原人往南挤，中原人把原先住在南部的人再往南挤。所以，如果要问谁是最“纯”的中国人，那中国的南部周边的人——越南人、马来人——可能是最纯的中国人。

以上这些都是想表明越南和中国有血脉相连的关系。在越南独立之前，越南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它使用汉字，使用中国王朝的正朔，甚至年号的设定都和中国有关联。它和中国保持着很密切的朝贡关系，过几年就会派人到北京进贡，中国清政府也派使臣过去。在这漫长的历史当中，按照过去文明的增长和积累来看的话，如果有某种特殊原因，比如越南内乱，它可能就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随着新航路的打开，在商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往远东而来，越南等太平洋、印度洋的沿岸地区就成为他们最早觊觎、占领的地方。

在十六七世纪，法国的势力慢慢登陆南部越南。越南的领土呈长条状，可以分为南越、中越、北越，当时叫作南圻、中圻、北圻。其中和中国联系最密切的是北圻，也就是北越，它和中国的云南、广西山水相连。这一地区的边民，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通婚的关系。

法国人在十七八世纪就占领了南部越南，特别是南部六省(越南总共三十几个省)，南部六省在漫长的殖民过程当中，就渐渐地西方化了。这是西方的殖民主义统治和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别。中国的宗藩体制是一种“文明”的征服，就是说我是文化高地，我对这儿不实行政治上的征服，不派总督，不强制你接受我的文明、接纳我的军队的改造。但西方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政治上的改造，它是总督制，要殖民地按照宗主国的文化来建构新的政治架构。越南南部被法国殖民之后，就开始慢慢地剔除中国文化，替换成了法兰西文明。经过这种改造之后，越南内部就慢慢分裂成了“亲中国”和“亲法国”两派。一拨人认为法国好，另外一拨人认为中国对他们好，这种分裂慢慢地发展着、滋生着——中国的宗藩解体大多和这相似。这样一种亲清朝和反清朝的势力斗争，在遇到某种外部危机的时候一定会爆发。

就这样，西方势力逐步地扩展到东方来。特别在18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了，大量的工业产品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越南在这个过程当中，接纳来自法国的工业产品，接受工业化的改造，慢慢地内部也就发生了变化，觉得中国落后了。在十八九世纪，他们处在第三者立场，明显感觉到中法之间在文明水准上已经渐渐地拉开了差距。这时候，中法的文明在越南人心目中已经有了高下之分，这也是我们在分析这一段历史时必须注意的。

在这种状况下，一旦遇到某种特殊契机，越南一定会脱离中国的本土，脱离宗藩的管束。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进行了二十年，中国内部的购买力开始增强，西方开始对中国的市场产生期待。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研究，认为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边疆危机。所谓边疆危机，就是外部势力想从边疆突破，到内地来发展。中国的边疆危机最先发生在南部边陲，从越南这个突破口开始。此后，周边的属国开始陆续脱离中国的约束。

越南问题的爆发是在19世纪80年代，这时中国经过二十年发展，积蓄了一些力量，觉得可以亮亮肌肉、动动手了。所以越南问题发生之后，清政府对越南并不是完全袖手旁观、放任不管的态度。其间中国其实跟法国做了很多直接交涉，提出你在南部越南这么做我不管，但是中圻和北圻要保持它原来的架构。

这中间实际上有个大问题，那就是越南人本身作为第三者，它看到了中法两国发展的差距。同时，越南人也并不是完全接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19世纪80年代越南要脱离大清帝国。大清帝国内部的强硬力量过去没面对过这种情况。过去属国要分离，可能会利用中央王朝没有力量的时机，脱离就脱离了。但现在大清有力量，就不让它脱离出去。所以在1883—1884年越南问题暴露之后，中国和法国就围绕着越南的前途发生了战争。

但是，中国的军队在进入近代之后，一直没有经过真正的近代化改造，完全没有战斗力。而且中国的军队主要以拱卫京师、防范内部叛乱为原则，没有专门为对外战争准备的军队。因此当时从地方上调的一些军队，到越南打得一塌糊涂。清流[2]们主张打，朝廷也支持打，打胜了好办，结果打得一塌糊涂，怎么办？于是，1884年慈禧太后就趁这个机会改组政府，把政府当中主张对法国强硬、对越南强硬的人给换下来，换上了李鸿章，这就是甲申政变(也称甲申易枢)。

我认为，李鸿章和恭亲王在引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其实都是一致的，一直主张对外要尽量地和解，尽量维持和平的外交姿态。李鸿章接替恭亲王之后，中国要与法国和解的思路更明白，他慢慢就制定了一个善后的策略。

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一定要有很鲜明的国界、主权、领土。因此李鸿章在1884年和法国人漫长交涉的时候，一方面，为了中华帝国的威严，不能轻易丢掉属国，因此在那儿摆阵布局，打了一个镇南关大捷，把法国人打败了；另一方面，李鸿章凯旋后，不跟法国人打了。后来好多人研究这个就搞不清楚，说打胜了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这个时候，李鸿章趁着这场胜利，同意越南独立，承认越南的独立地位，不再和你建构这种宗藩体制了；之后和法国也达成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架构，允许法国通过越南进入中国的云南自由贸易，南部边陲通过中法战争就打开了。

越南的独立是表面的，背后体现的其实是它和中国的关系疏远了，和法国走近了。法国成为越南的保护国，中国原来的宗主国地位就被剔除了。越南的这个例子，很能表明近代中国的宗藩体制是怎么解体的。从越南开始，一直到朝鲜结束，这四十几个国家都是在这么一个架构当中，慢慢脱离了大清帝国。

那么，在1860年之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时候，大清帝国是怎么看待这些属国的呢？我们之前建构属国体制的时候，属国除了是文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自然扩展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拱卫中央，拱卫中原本土。它使中央王朝处在一种很安心的状态：外部势力要进入，你总要从我的属国经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属国承担了一个“替天子守四方”的功能。

在工业化时代的新式武器发明之前的冷兵器时代，一个外来的敌对势力想绕开属国打到中心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工业革命发生了，在近代之后，属国的这种防御性功能越来越淡。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也不过派了一万人，就可以在东南沿海畅通无阻，长驱直入，直接打到大沽口，打到天津，直逼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的军队也不过就是一两万人，也可以在中国的沿海长驱直入。

这两次战争给中国的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属国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意义不像原来那么大了。

03 朝鲜如何从坚定的属国变成危机导火索

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和日本则是隔海相望，它是太平洋的一个重要出海口。朝鲜在全球格局当中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东北亚则更重要。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整个人类为东北亚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基本上就是远东地区的一个火药桶、导火索。

我们看中国的国运，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几次都是被朝鲜牵着走的，比如1894年和20世纪50年代。当然这也和我们政治中心的设置有关。当你的政治中心不在这里，或者你不在乎的时候，那就不是问题，你一旦在乎，那就成了问题。所以，随着日本实力的增长，朝鲜问题就发生了。

我们怎么来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战略企图？日本有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也是它在实力增长之后，必须踏上大陆的原因。大家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日本要踏向大陆只有两个踏板：在南部是中国台湾，北部就是朝鲜半岛，这两个踏板成为日本踏上大陆的必经之地。

日本自身作为一个面积很大的岛国，同时又是远东地区最先踏上工业化改革之路的，所以一旦它对周边释放出要踏上大陆这一信号，必然会使朝鲜、中国台湾等地区受到影响，不管这个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所以明治维新启动不久，它就开始对朝鲜提出诉求，不断地派水利工程师，到朝鲜的周边去测水文地质。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到另一个国家来通商，一定要先测水道，否则轮船没法过来。

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而且中国内地和朝鲜通婚的也非常多。在中国的古史记载当中，就说朝鲜人是殷商的箕子之后，是商王室的后代。当然这个说法朝鲜现在肯定不会认同，其实都是有史记载的。总体来讲，在四十多个属国当中，朝鲜和中国来往最密切。其他的属国可能是三年一贡，朝鲜一直维持一年三贡，来往的频率非常高，因为它近嘛。

此时，日本的实力发展起来之后，要求和朝鲜建立某种近代国家关系。大概在19世纪70年代，它们的联系越来越多，日本希望和朝鲜建交、允许日本的投资进来。这个时候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而中国并不希望朝鲜和外部世界有独立的接触。日本要打开朝鲜的大门，首先就是去打探中国的立场，看同不同意它进入朝鲜。

在这种状态下，1875年，日本测量水文的军队，在江华岛和朝鲜军队发生了冲突事件。冲突爆发之后，日本就和朝鲜展开了谈判。谈判的同时，日本使了一个外交伎俩——来北京找清政府谈，这当然是带威胁性质的。意思是：这是你的属国，如今它打了我们的军队，你要赔偿。面对索赔，清政府当然不愿付。于是，清政府就说，这是你和朝鲜的事情，你们直接谈。

最后日朝双方谈成了一个《江华条约》，朝鲜和日本就建立起了外交关系。这导致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日朝之间的来往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而加快——包括日本在朝鲜的投资、朝鲜对日本的接受度等。因为日本毕竟是经过近代化改造的。

在这之后，朝鲜内部出现了一个事大党，有一拨人坚持和清政府来往，认为清政府好，是我们的靠山；同时出现了一个开化党，觉得日本是经过近代化改造的，这个国家比较平等。在朝鲜的中国外交官和日本外交官，派头姿势都不一样。日本外交官跟朝鲜人交往的时候，更多强调平等的原则；中国的外交官则采取宗主国的姿态——比如对朝鲜国王的太后，我们中国的文献中从来不叫她国王太后，而叫她闵妃。其实就是站在“上国”的立场上，将对方的等级贬了一等。

从中就可以看到经过近代化改造和没有经过近代化改造的差别。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建交后就迅速发展得火热。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清政府究竟怎么来处理东北亚问题？朝鲜如果成为日本的属国，对清政府的威胁可能更大。所以当时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1882年就开始调整东北亚的政策。

这个时候，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势力都进入东北亚了，怎么让这个地方既不脱离中国的约束，又不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李鸿章这时候调整了思路，他认为应该让朝鲜对世界开放。如果朝鲜向世界开放，各个大国都在朝鲜有投资，有经济利益，有经济诉求，那么朝鲜一定能成为一个很稳定的地区。如果中国主导了朝鲜的开放，朝鲜一定还是跟中国关系最好。

于是在1882年，李鸿章促成了朝鲜和美国的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独立，美朝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朝鲜设立领事馆。之后仿照美朝的条约，在中国的帮助下，朝鲜就迅速和世界各大国——英国、法国、德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朝鲜一下子就被纳入世界体系当中来了。这样一来，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迅速增强了。

中国的政策调整之后，朝日建交以来朝鲜的亲日倾向就迅速有所修正。这也引起了日本的恐慌。所以两年之后，也就是1884年12月，日本在朝鲜发动了一次政变，策动颠覆原来亲中国的朝鲜政府，希望建构一个亲日本的政府。在这件事中，日本人遇到了后来在中国历史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人——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驻朝鲜的军事指挥官，才二十几岁，英勇果断，率领军队冲进皇宫，把日本公使和日本军队给打跑了。这一次袁世凯确实不得了，率领1000人打走了200名日本军人，一下子奠定了中国在朝鲜的主导权，解决了1884年的朝鲜政变。

此后中国完全而有效地控制了朝鲜，日本当然不甘心。在第二年(1885)，日本就派专使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天津谈判，要解决善后问题。伊藤博文说：“去年的政变，你就这么把我们公使和军队给打了，你要赔偿。另外，这是不宣而战，你要处分袁世凯。”李鸿章讲：“两军交战，打就打了，怎么着？另外，我的军队、我的将领主动开战，而且打赢了，我应该表彰他，怎么能够处分他呢？”

虽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的谈判当中(这些记录保存至今)互相扯皮，但是两个人在交往过程当中，又彼此仰慕。李鸿章对伊藤博文的印象非常好，伊藤差不多比李鸿章年轻20岁，是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伊藤对李鸿章也很尊重。但是，印象再好，李鸿章也不会处分袁世凯，因为如果处分了一个主动打击对手的将领，将来军队怎么打仗？

在这次的谈判中，双方聊得也很好，而且中日又是近邻，李鸿章一高兴就说了一句影响十年之后两国大势的话：“中国方面此后如果要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我们会主动向你通报。当然，如果日本将来在朝鲜有什么行动的话，也应该通过外交渠道告诉我们。”双方这就达成了一个默契。这就是1885年的《天津专条》。我们今天去还原当时的场景，这句话完全是李鸿章即席讲出来的，但是它对十年之后的朝鲜事务影响非常大。十年之后，这句话不幸成为中日朝关系演变的一个最直接动因。

此后朝鲜走向了一个稳定的状态。1884年，中国驻朝鲜的最高商务督办就是袁世凯，他成了朝鲜实际上的“太上皇”。从1884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时间，在中国的引领和主导下，全世界的资本都流向朝鲜。朝鲜这十年的发展非常迅猛。

但是朝鲜的发展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虽然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政治改革跟不上。政治改革并不一定是要改变皇权架构，而是指改变政府的行政架构。朝鲜的行政效率和军队的现代化改革都跟不上，如果朝鲜一直维持着和平发展，那问题不大，但是一旦发生危机，它就没有能力做出应对了。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迅猛发展。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对朝鲜的要求和诉求变得越来越多。

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山县有朋，他看到了朝鲜对日本的重要性。山县有朋等日本政治家提出，如果朝鲜不能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支柱，那日本就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因为日本要发展，就一定要踏向大陆。明治维新的基本目标和诉求就是要和世界诸强竞争。我们研究明治维新都会注意到两点：一个就是日本海军建构，另一个就是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的说法。他把利益线和国境线做了一个区分：日本的本土是国境，但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到哪儿，哪儿就是日本的利益线。这样日本就有很大的一个诉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建构自己的海军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和朝鲜、日本和中国之间，迟早要爆发一次正面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朝鲜的状况确实比较麻烦。放到中、日、朝这种架构当中来看，中国当时对朝鲜的这种管制，以及在殖民地事务中作为宗主国的参与，做得还是不够。不够在哪儿？

李鸿章在1884年引导朝鲜走向世界，是他的进步性，但与此同时也遗留了很多残余问题，比如不允许朝鲜抛开中国单独和外国进行外交。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时的朝鲜，已经在和世界各国打交道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比如在美国人看来，朝鲜国王就是朝鲜国王，王后就是王后。而在中国人看来，朝鲜的王后还是闵妃。清政府，包括李鸿章在内，都没有真正理解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这样，朝鲜就想冲破清政府的约束。在19世纪80年代，朝鲜人主动和美国交涉，派了朴定阳使团到美国去，中国这时候应该顺水推舟——我帮你和美国打交道。中国在华盛顿有大使馆，如果对朝鲜使团提供帮助，一定会使中朝关系更亲近。结果李鸿章、袁世凯和清政府怎么做？禁止朝鲜去美国!最后禁止不了，就要求朝鲜使团到了华盛顿，先到中国大使馆报到，由中国公使带着去见美国国务卿，之后才能去谈判。不仅如此，参加外交活动的时候要跟在中国公使后边，吃饭也得跟在中国公使后边。假如清政府换一种说法：你到了美国，所有遇到的困难我都帮你，我们可以陪着你去见一下美国总统，见一下美国国务卿，这样朝鲜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结果，朴定阳这次出使美国，清政府不断地发电报对朝鲜施加压力，反而使朝鲜内部反中国的倾向越来越强。这时候，中国觉得应该加强对朝鲜的管制，而不是允许它和世界自由地交往。当时袁世凯是驻朝鲜的最高外交官——商务总督兼外交首席，他对中日和朝鲜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作出的判断是非常幼稚的。当时这一拨年轻的政治家认为，中国帮助朝鲜发展，目标不是帮助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让朝鲜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这种判断就会发生大问题，朝鲜人内心深处肯定会不满。

另外一个是对世界的判断。日本在多大程度上会干预中国处理朝鲜问题？当时的清政府外交官还不理解日本的变革和发展，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的政治改革，中国外交官观察后都认为那是日本政府没有力量的表现。日本在1889年公布宪法，即《帝国宪法》， 1890年开始开议会。开了议会后，日本的政府和议会就整天处在一种紧张的摩擦当中。我们今天知道，议会体制下的政府三权分立，可能使国家更有力量。但是我们当时第一流的外交官，包括驻日本的公使，驻朝鲜的袁世凯，给李鸿章的报告都在强调日本没有力量，认为未来一旦发生危机或冲突，中国可以一举决定朝鲜的未来，可以把朝鲜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也为后来甲午战争埋下一个很大的伏笔。我们回溯来看，1894年发生冲突的所有的火种在之前都已经具备了。

04 甲午之战，中国憋屈在哪儿

在甲午战争之前，朝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对外部世界也是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状态。但是这时对朝鲜有影响力的，可能也就只有中国和日本，朝鲜还不能够和其他的国家建立更加亲近的关系，这是地缘政治造成的。在这种状态下，朝鲜如果能很好地实现政治改革，往现代国家转型，那它对中国而言可能会是一个帮助。但是此时，中国本身政治没有转型，那么朝鲜亲近日本，亲近美国，就会导致一个价值观的落差。甲午战争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就在这里。1894年春天东学党起义之后，这种矛盾就暴露了出来。

由于朝鲜在整个经济增长、工业化发展过程当中，没有整体性的协调和发展，有一部分人就被工业化运动给甩出去了。东学党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对政治的反抗，他们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如果有足够的力量，军队的效率比较高，那还可以迅速地镇压骚乱。但是东学党起义之后，从4月起一直闹到了6月，5月最严重，起义军直逼汉城(也就是现在的首尔，当时它首都所在)。这样朝鲜就面临很严重的内部危机。这时候朝鲜国王就想请求宗主国出面。在中国的宗藩体制下，藩国有难，宗主国有责任出兵。所以朝鲜国王就请求中国帮他把东学党给镇压下去。当时驻朝鲜的是袁世凯，朝鲜政府把这个文件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就报给李鸿章。

李鸿章最终同意向朝鲜派出两千精兵。大清帝国当时经济振兴的威名还是很大的，1888年北洋海军成为亚洲第一，它的经济增长和军事力量都显得很像那么一回事。所以李鸿章派两千军队到朝鲜去，东学党马上就作鸟兽散——没有镇压就结束了。但是这导致一个大问题，我们前面讲到，十年前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会谈的时候有个说法——如果将来我们任何一家在朝鲜要动手的话，要告知对方一下。当年完全是一句客气话，结果这一次非兑现不可。李鸿章也是君子，他在下令出兵朝鲜的时候，就把这个消息电告给中国驻日本大臣汪凤藻，由汪凤藻通过外交渠道告诉日本政府：清政府在履行番邦有难，宗主国出兵的原则；同时，根据十年前和伊藤达成的共识，通告贵方我们要出兵了；贵方不要多想，事情一结束我们就回来。

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涉，但没想到，这个时候突然节外生枝。因为中国的理由是“藩邦有难，宗主国有权利出兵”，率有道伐无道，这是周朝以来的一个道义原则。但这个时候日本外务省马上做出回复：“我从来没承认朝鲜是你的属国。”

日本这句话有没有理由呢？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日本的这句话，是有理由的。因为1874年日朝建交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两个独立的、平等的主权国家会谈，当时日本没有将朝鲜定义为“大清帝国的属国”。当时日本反复强调，双方是对等的独立国家。因此这个时候日本就否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这下该怎么办？

6月3日中国出兵，出兵之后中日交涉。到了6月28日，日本驻朝鲜的公使大鸟圭介就问朝鲜的国王：“你们朝鲜是否还是中国的属邦？如果你要认为自己还是属邦，那么日朝已经谈成的1875年以来的外交关系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我是和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谈判，现在你突然变成清帝国的属国，就和我们原来谈的原则不一样了。”

日本的威胁对朝鲜影响是很大的。从1875年到1894年，中间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日本在朝鲜的投资，日朝之间的联系，都是大事情。朝鲜政府反而不好表态了。朝鲜政府把它的难处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了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报告给了李鸿章。

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立场的游移。实际上真正感到恐慌的是袁世凯。袁世凯这时候很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朝鲜一旦决定放弃和中国的藩属关系，中国在朝鲜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

经过各种努力，朝鲜政府以一种比较巧妙的方式答复了日本的刁难，也就是含糊其词。从朝鲜的立场来讲，既不想得罪日本，立马和日本处于冲突状态，也不想得罪中国，毕竟是几百年的藩属关系，清政府并不过分干预属国的内政，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容忍属国的腐败，要的就只是一个宗主国的名分。

袁世凯此时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力量介入，比如俄国的强力干预，那么日本人很可能不满意朝鲜的含糊其词。而李鸿章认为中朝的属国关系和其他国家没有关系，只要朝鲜不明确地否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就不会动摇。所以他就讲不要过分指责朝鲜，不要把朝鲜推到敌对的方向去，尽量跟朝鲜缓和关系，好好相处。

在这种状态下，中日两国在朝鲜就陷入了僵局，尤其是中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清政府6月从中国出兵2000人，这时候不能撤回，但是接着大规模出兵也不对，要再出兵的话就可能把东北亚火药桶给点燃了。

就这样拖到了7月中旬，清政府出兵已经一个月。日本外务省就给驻朝鲜的公使发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破局。7月19日，日本公使向朝鲜政府提出建议，他说中国以这种保护属国的名义向朝鲜派军队，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日本是和一个独立的朝鲜打交道，现在清政府在这里驻扎军队，名义上是保护朝鲜，实际上是成为朝鲜的“太上政府”，因此他认为朝鲜应该出面驱逐清军。同时日本要求朝鲜政府限时答复。

在这种僵持状态下，假如袁世凯继续在朝鲜驻扎下去，假如他也拥有足够的军队，日本公使敢强迫朝鲜国王驱逐中清军，袁世凯大概也敢动真格的。但这时袁世凯突然回国，日本利用这个机会策动了一次政变，把朝鲜的国王给换了，换了大院君上台。7月25日，大院君首先宣布之前签订的中朝条约是无效的，宣布清朝在朝鲜的驻军、利益是非法的。而且他请求日本公使率领日军驱逐在朝鲜的中国军队。

就在当天，日本获得了朝鲜的授权，对清军不宣而战。“济远”舰、“广乙”舰、“高升”号被日本海军击沉。其中的“高升”号，还是清政府向英国租的。为什么要租英国的？因为李鸿章不想和日本发生冲突，他觉得英国跟日本是盟国，日本不会打挂着英国国旗的英国船。但是日本不管这些，因为日本不惜一切要破局，特别是它现在拿到了朝鲜的授权，有足够的理由出面驱逐清军。

“高升”号事件，对清政府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原来是个中朝问题，现在等于变成日本在打中国，而且日本是替朝鲜打中国。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时日本也宣布对中国作战。

当然，我们分析这两份宣战诏书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二者还是有差别的。日本宣战是真的要打，要决一胜负；中国的宣战实际上是指责日本的不道德，并没有真正拉开架势要打，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打的心理准备。为什么呢？

其一，中国的军队在体制上没有办法和日本比。当时，中国的海军和日本的海军一样，最好的战舰都是德国生产的；两国的海军将领都是在英国、法国接受训练的。但是日本在整个明治维新期间，完成了整体的军事现代化。特别是陆军，日本完全按照德国的陆军体制来改造它的陆军，并且采用了大本营制度。这时候清政府连陆军部都没有，海军部也没有成立，只有一个海军衙门，北洋海军受海军衙门管辖。这一点李鸿章心里很清楚，中国的军队是没有力量和日本打的。

其二，通过十年前的中法越南战争，李鸿章清楚地看到世界大势——宗藩体制已经没有存在的空间。李鸿章就认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应该换一个新思路，重建和各个藩国的现代关系，而不能继续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来指挥这些藩国。所以李鸿章就寄希望于国际干预。

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有个一贯的主张：当不可能打赢或者不值得打的时候，李鸿章肯定不去打，所以他就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那么李鸿章现在怎么办？在中日宣战状态下，李鸿章就开始调兵遣将，尽管迟了，但是李鸿章确实做了，准备把军队逐步地调过去。

所以，我们看到，清朝军队里最重要的淮军将领，像叶志超、聂士成之前就进了朝鲜了。这时又大规模地向朝鲜派军队。到了9月初，进入朝鲜的中日两国的军队差不多都在一万多人，而且战略目标都很明确。中国的目标就是想打一次镇南关这样的大捷，于是向平壤集结，平壤背靠中国，打完了撤退也很容易。所以中国军队在被派过去之后，是处在一个守势状态，目标就是守平壤；日本军队进了朝鲜之后，开始分批完成对平壤的包围。这场攻防战，中国赢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大概到了9月初，清军和日军都完成了集结。

到了9月12日，日本的军队就分成东、西两路开始对平壤发动仰攻——平壤位于高坡之上，中间高、四周低，向平壤进攻，是从下往上攻。清军的几个重要的将领马玉崑、左宝贵、卫汝贵也都确实打得很顽强，而且也都属于职业军人，是淮军将领中的名将。应该说一直打到15日，双方互有胜负，互有伤亡，并不是谁占有绝对优势。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我认为平壤战役是整个甲午战争当中近乎唯一的亮点。

但是最后这场战役清朝还是失败了。一个原因是日军对平壤的围困做得的确滴水不漏。另外，更重要的是中方军队的战地最高指挥官叶志超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当然也有可能是和后方的联络出现了问题。9月15日傍晚，叶志超面对里三层外三层的日军，认为如果这样继续打下去，清军很可能成为日本军队的瓮中之鳖，最后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身陷重围，对军队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殊死搏斗，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时候摆在他面前唯一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固守平壤，顽强地抵抗，节约兵力，等待援军。但是我们翻看史料，你会感觉到，在那个时间点，他似乎失去了和后方的联络，他不知道清政府李鸿章这边的安排。援军究竟什么时候能到？这一万多人究竟会不会孤零零地被日军给团团包围住，最后被一举歼灭？他陷入了犹疑。

在这时候，他就做出了一个判断上的重大失误——想趁着夜幕降临的时候，让军队突围出去。当天的天气是有利于突围的，傍晚下雨了，在雨幕的遮蔽下，清军从平壤撤退。但是这种状态下的撤退叫什么呢？这叫兵溃如山倒啊!清朝军队在冒雨撤退的时候，自相践踏，草木皆兵，伤亡无数。等到日本军队被惊动，再派兵追杀，清军更是所剩无几，清朝在朝鲜战场上的军队就这样近乎全军覆没。

事实上，叶志超判断援军遥遥无期，这是错误的。我们知道这场平壤保卫战的最高峰就是9月15日。我们还知道什么呢？第三天(9月17日)就是黄海大战。这意味着将有几十艘北洋海军的战舰，护送援军到朝鲜来。9月17日，援军于朝鲜的江口登陆。就是说只要叶志超再坚持一天，援军就到了，结果就在这一关键时间点上，叶志超他们选择了撤退。

与此同时，日本的军队正从平壤追击逃亡的清军。另外，日本的海军在中日宣战之后，一直在海上搜寻清朝海军，试图与其主力决战。9月17日，中国的北洋海军主力——几十艘舰队把陆军卸下来以后，在返航途中生火做饭，战舰上冒出的炊烟一下子被日本的海军给捕捉到了。大约在11点，两军发现了彼此，互相靠近。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2点左右，两国军队进入大炮的射程之内。差不多接近下午1点的时候，黄海大战爆发。

中日两国的海军战斗的总时长其实不到五小时，1点前开打，不到5点双方的舰队炮弹差不多打完了。此时，双方的死伤和舰队的损伤情况都差不多。等到炮弹都打完后，双方就逐步撤离战场。从结果来看，黄海大战虽然是一场规模很大的战斗，但是它并没有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

清政府虽未觉得黄海大战之后，自己就注定失败了，但这场大战对清政府的震撼是很大的，日本的海军竟然能与大清分庭抗礼。之后，中国迅速作出了调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一个是加强外交斡旋，和日本寻求妥协，但这个代价是要清政府能接受的；第二个，把所有受损的战舰和完好的战舰统统拖走。好的战舰被开到了刘公岛海军衙门，停在港湾里被保护起来，这是在向日军示弱，表示自己无意开战；另外，凡是受损的战舰都被拖到了旅顺港船坞那儿去修理，修完了之后再拖到刘公岛。

我们可以看到，中方很清楚地展露了自己的态度：我不打了。这时，按照常理来看，一方都举白旗了，那另一方自然见好就收了。但是日本军队很不道德，竟然派出军队在山东半岛登陆，直扑威海和刘公岛，把刘公岛的清朝海军团团包围住。这个时候，清朝海军方面就试图呼叫北京，希望派陆军来援，但此时他们与北京的联络早已中断了。如果我们今天去刘公岛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它两边环山，炮台在山上，如果没有很强大的陆军去保护它，日本的海军、陆军一旦登陆作战，就可以很轻易地把清朝军队瓮中捉鳖。但是如果有强大的陆军，把山头、炮台保护住，那日本的军队就仰攻不上来了。

然而当我们读这些史料的时候，你会看到，就在日本军队攻打刘公岛的时候，北洋海军的将领是从战舰上跑到山头上，再去用大炮打。这样一来，自然挡不住日军的进攻。9月17日的黄海大战，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的1月。到了1895年2月，清军实在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被日军团团包围，彻底失去了外部的消息。我们知道，北洋海军接受的是现代化的军事训练，打不赢就投降的理念在士兵们心中早已扎根；另外，北洋海军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的教官，也就是雇佣军。他们拿着清朝的薪水，是为其训练海军的，不会为大清献身。因此，在被团团包围的状态下，这一拨外籍的军人就对战地指挥官施压。他们要求战地指挥官按照现代战争的原则投降。而在这个时候，日军又不断地给清军发劝降信，这一行为对军心的扰乱也很厉害。

就这样，拖到了1895年2月11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只好自杀，刘步蟾、张文宣等一批将领跟随他自杀。丁汝昌他们吞食鸦片自杀之后，其他的这些北洋海军的将士，都在美国洋员浩威动议下集体投降。所以日本很快就攻进了港湾。之后日本为了表示对丁汝昌的敬佩，就给了他一个最高的军事礼仪，把他的灵柩用缴获的中国军舰很隆重地送出来。北洋海军就此覆灭。

北洋海军在威海的覆灭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整个大清失去了海上的力量，这等于京师的门户全面被打开了。一部分日军从山东半岛登陆；北边还有一支日军从辽东半岛登陆；之后，日军还有一支往台湾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大清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尽快结束战争。

05 欲迎还拒：日本为何一再拒绝和谈

等到威海刘公岛的战争结束后，其实大局已基本确定。实际上再往前推，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战争的主要指挥官李鸿章，发自内心地认为这场战争不该打。不该打的原因之一，是他觉得大清的增长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大清虽然当时在军事上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但这种排名其实是注入了很多水分的，并不是一种真实实力的体现。

第二个不该打的原因是1894年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它的关键性在于，这一年中国政治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调整。我们知道，1888年光绪皇帝17岁的时候，慈禧太后提出退居二线，因为光绪这个时候亲政了，作为太后，自然就要让权。于是，慈禧就开始修颐和园，打算从此不在宫里边住了，不再干政。毕竟儿子大了，一切应该由他自己做主。这个想法没有任何问题，后来，讲慈禧和光绪母子之间如何反目成仇，好像从小关系就不好。但我们阅读大量的史料，你会感觉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真的是比亲生母子还要亲。所以太后在1888年光绪皇帝17岁的时候提出要让位，那是发自真心的。

但是，光绪皇帝不同意，他讲：“妈，我才17岁，还太年轻了。这么大的国家，我怎么当得起呢？”而且光绪很虚弱，从小身体就不好。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不同意，认为皇上现在还没有能力接下这么大一个帝国，光绪的爹——淳亲王也不干，之后礼亲王也表示不同意，王爷大臣都觉得太后这个时候不能够完全把担子交给光绪。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慈禧太后就同意再干几年。

但是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交接方式？它的节点在哪儿？后来就找了1894年太后60岁生日这个日子。1894年，为什么给太后祝寿那么隆重？因为这就是国家大典，通过这样一种很隆重的仪式，将权力从太后手上完整地移交给光绪皇帝。从那时起，光绪皇帝就将成为国家的唯一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因此，从1894年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太后不断地赏赐跟随她几十年的大臣们，并发布命令。这一事件和这场战争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的。正是因为这场大典，使李鸿章在战争的准备和启动的时候，受到很大的制衡。你如果将李鸿章在中法战争和平定太平天国时显露的手腕，与甲午战争作对比，就可以看出他确实束手束脚的。李鸿章从一开始就受制于太后生日的政治大典。而且我们看到，清政府什么时候才敢甩开膀子跟日本打？是在太后生日结束的第二天。太后的生日是10月10日，农历十一月十五日。这一天就是日军攻占金州的日子。太后生日一过，清政府就下决心甩开膀子打。当然这一年太后的生日，也被搅黄了。慈禧过生日在下半年，而中日朝鲜冲突发生在上半年，李鸿章不能讲先打，打到最后再给太后过生日，把战争的胜利作为贺礼。所以一直到6月，中日朝鲜问题矛盾爆发时，李鸿章也不敢打，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国际调停上，他希望凭借自己的外交人脉，通过外交调停来解决中日冲突。

当然外交调停实际上根本不解决问题，这里边很复杂。有的列强是不认同中国之前的发展路径。英国跟中国交往时间最长，这时候也站在日本这边，并不认同中国；美国从来就是实用主义外交，是一个商务主导、自由贸易主义的外交，从两次世界大战、甲午战争都可以看出，美国不会主动介入两国之间的调停，打不打是你们自己的事情，美国人不去操这个心，前提是不能影响美国在远东的自由贸易。与美国类似的，英国这时候也跟日本讲：我们是朋友，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打到上海周边去，因为英国的利益在上海周边。因此，中国这时候实际上找不到能影响日本的列强。

李鸿章找来找去，最后只能盯住俄国公使。6月，俄国公使经过天津的时候，在李鸿章的要求下，他答应替中国调停，但实际上后来也没有发挥作用。当然，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的人脉还是影响了后续的一些东西，比如三国干涉还辽，那是国际上的一次外交调停，但是在这之前的战争中，想要找到人来调停是很难的。到了10月，恭亲王出面，想请赫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出面调停，也没能够做到。列强不愿调停，战争就只能在这么一种状态下打。黄海之战后，大清确实感到了一种震撼：清朝的陆军竟如此不堪一击。没有陆军的配合，海军也无能为力。

打到最后，实在没法打了，清政府不得已就只能求和。求和归求和，但帝国体制的尊严不能丢，面子比其他东西都重要得多。所以清政府就试图找一个中间人到日本去通个话儿，最好能够不经过清政府，就把这事搞定摆平了。这一拖就拖到了11月，有人就想到派中国的洋员——他既得是中国的雇员，又得不是中国人。最后选中了德璀琳。德璀琳是一个德国人，但他同时也是中国的女婿，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可以算是半个中国人了。清政府就对德璀琳说：你到日本去打探一下，能谈成最好，谈不成，至少你把消息带回来。就这样，德璀琳大概在1894年11月东渡日本。他去了之后，其实也就摸了一下大概情况，基本上没有起到作用。日本政府根本没拿他当一回事，日本人很清楚，清政府这一手只是试探。如果清政府想求和，怎么也得派个有分量的人来。所以日本方面根本不接待他，德璀琳到了神户之后根本就找不到门，大清政府给他的文书他都交不掉。好在德璀琳还算聪明，他心想：既然交不掉，那我通过邮局寄吧。于是，他在日本通过邮局把文件寄给了日本政府。原本是要见到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手交付的重要文件，结果被他通过日本的邮局给寄掉了。寄完之后，德璀琳就回国了。

德璀琳回来之后，这时候中国的外交空间、渠道非常小。之后驻日本的公使和外交渠道只是偶尔给中国传递一下消息。美国的外交使节告诉中国，日本并没有完全堵住中日沟通的渠道，并不是要一直打到底，因此还有和谈的空间，但是具体怎么谈，你们自己去想。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德璀琳回国以后，清政府就在各种外交力量的影响下，很快决定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刚刚任命的湖南巡抚邵友濂，以中国全权代表的身份到日本去。张荫桓没有功名，但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外交官，起初跟着李鸿章办外交，之后担任过驻美国公使，兼驻古巴、驻意大利公使，属于早期外交官当中很牛气的一个人，国际视野很好，也很会说。他在出发去日本时，给朝廷留下了一封信，对于朝廷究竟怎么来配合他在日本谈判，都有安排。

1月底，张荫桓等人抵达日本。日本人是正儿八经想和清朝谈，但是等到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见到张荫桓和邵友濂之后，日本方面仍然拒绝和谈。日本认为中日之间这场战争的冲突非常重大，张荫桓、邵友濂的地位，是没有办法做出重大决定的。从这可以看出，在外交谈判中，谈判双方的地位对等性非常重要。因为日本这边是政府第一人日本首相出来谈判，那么中国这个时候就应该派出与之身份相等的人物。在日本的眼中，能够和伊藤对等的就是恭亲王、李鸿章。但是恭亲王身体一向不好，此前休养了十年，甲午战争时刚复出，而且过了三年就去世了。恭亲王肯定来不了。那么李鸿章是战争的指挥官，既让他打仗又让他投降，那也是难为人。所以这时候，清政府面临的局面就很尴尬了，张荫桓勉强还算有一点资格，但是日本人又不认同。伊藤博文和日本政府方面就希望清政府要有高规格的负责人来谈。后来伊藤博文在交涉的时候，甚至讲：清政府方面如果派出一个高规格的，我可以到中国去谈。当然，这个消息他并没有和张荫桓说。张荫桓在那儿被晾了几天之后，会谈就结束了。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丝转机。跟随张荫桓去的人中有一个人，名叫伍廷芳，他在后来的政治史上还算有点地位。伍廷芳是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在英国留学期间获得了法律博士的学位，之后成了香港最早的职业律师。伊藤博文跟伍廷芳是老相识了，十年前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天津会谈的时候，伍廷芳就跟在李鸿章身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遇上了，互相当然要聊几句。伍廷芳见了伊藤博文，就说：“伊藤首相，中堂大人向你问好!”伊藤回应：“向中堂问好!”之后拍拍伍廷芳肩膀说：“能再聊一会儿吗？”

于是，伍廷芳在陪着张荫桓结束正式会谈之后，就因为这种私人关系，又留下来跟伊藤谈了一会儿话。伊藤讲：“伍君，如果中国方面真的想和谈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总得派个像样的来吧？弄一个什么湖南巡抚来，不是糊弄人吗？”伍廷芳听了伊藤的话，连夜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清政府。决策层收到这个情报之后，一下就找到了方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迅速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让李鸿章辛苦一趟。李鸿章作为战争的指挥官，又是反对发动这场战争的，这时候让他去和谈，他的心里怎么想？必定是五味杂陈。李鸿章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在天津移交了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职务，前往北京。此时是1895年2月中旬，之后他在北京待了十天，一直在和两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讨论这个事情。之后他又和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讨论日本会提出什么问题，到时怎么来应对。晚上则和各国公使交流，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什么帮助，以配合他和日本谈判。

他在北京和皇上、太后讨论预案的时候，也讨论了割地赔款的问题。李鸿章说：“赔款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少赔。”关于割地，李鸿章说：“地绝对不能割，毕竟这是祖宗的祖业，开疆拓土挣来的，日本要，我们就割出去了，那有何面目见祖宗呢？”因为当时传媒已经很发达了，日本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要清朝割地的意思，各国也都猜到了，报纸上也都有报道。后来接着讨论，如果到了非割不可的时候，日本可能会要辽东、台湾。李鸿章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能为国家争一分是一分，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说，在这么一种体制下，我们真的没办法去指责某一个人，因为他在里边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李鸿章在谈判时做出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都是提前有预案的，都不是他在谈判现场随机决定的，而是在北京，和军机处、总理衙门大臣、皇上、太后讨论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种中日的冲突放在一个大的架构当中去看，而不是追究李鸿章这样一个在一线做事情的大臣的责任。

我们看到，甲午战争之后骂李鸿章的很多，但是朝廷根本不当回事。不仅不当回事，而且在朝廷看来，李大人挨骂是受了委屈，所以恭亲王专门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你不要听外边这些人胡说八道，还是好好的，该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我们心中自有权衡。也就是说，实际上朝廷很清楚这并不是李鸿章能够决定的事情。

李鸿章出使之前，光绪皇帝光是正儿八经地召见他单独谈话就有四次。临离开北京，还有一次单独会面、单独交代。单独交代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大概是充分授权。但是，当我们讨论李鸿章在日本的举措和决定时，他好像并没有违背在北京做出的预案。就这样，3月初李鸿章离开了北京，经天津到日本去谈判。此时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了，但这场战争的后续影响却还远没有结束。之所以说战争事实上结束了，是因为毕竟李鸿章这一去，战争肯定就不会再打下去了，清朝政府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后边的问题依然非常复杂，因为中日之间的战争，打成这个样子，彼此都忘记初衷是什么了。这场战争为什么爆发？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现在又怎么办？本来是为朝鲜的前途而打的，最后打得清朝要割地赔款，谁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对清朝后边的历史发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国运的作用，这涉及中国的方向性选择问题。

国内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就清朝的基本国策，比如宗藩架构、属国体制、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反思都由这场战争及之后的谈判开始。所以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放在这么一个大背景当中来理解，才能看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06 马关谈判：一场一波三折的谈判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了100多人的代表团到日本去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谈判。这是一次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谈判，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历史。

李鸿章的代表团很庞大，总共有130多人，身份最高的随员李经方是他的儿子。后来，他在李鸿章被刺伤之后作为临时代表，替李鸿章签字、接受文件。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科士达。科士达原来是美国的国务卿，是法律专家，他此次是作为首席法律顾问和外交顾问出席的。科士达在这次谈判当中，为清政府作出的贡献其实也很大。过去很多研究者认为，科士达可能在某方面更倾向于认同日本。原因在于，他有时候劝清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这个“劝”我们究竟怎么来理解？不同的人对科士达在这次谈判当中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不同的理解都摆出来。如果我们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来理解，可能是科士达觉得李鸿章刚刚从农业文明走出来，对西方的这种近代交往规则不太理解，于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阴谋论的角度去理解，那可能是帮助日本代表给中国施压。

除上述两人外，还有几位重要的随员，可能各位读者也都听说过，像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徐寿朋、于式枚都是当时很有地位的文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处理李鸿章的文件。罗丰禄是与严复一起的第一拨留学英国的海军。第一拨留学英国的海军其实出了很多人才，当时这一拨留学生到英国去，不仅是研究海军的发展、海军的技术，像严复后来从事的就是翻译和教育。罗丰禄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基本上一直跟在李鸿章身边，是李鸿章幕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李鸿章很早就通晓西方的经济学术语，他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经济学方面最前沿的知识，而且不仅能够消化，还能利用。那么他的这些知识是从哪儿来的？最近的资料表明，是罗丰禄提供的。罗丰禄和西方人已经是同一种思维形态了。因为近代以来留学最成功的就是幼童。幼童留学能达到他的留学国的水准，思维与该国人处于同一种状态。近代以来留学成功的，一个是留学美国的幼童，还有就是严复、罗丰禄这一拨到英国去的。他们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再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反馈给中国，这和后来胡适这一拨成年人出去留学完全不一样。

日本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都是明治维新时期重要的日本政治家，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他们和世界各个重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远非当时的清朝所能比，也不是李鸿章所能想象的。他们和西方的外交界、政治家的关系，也是李鸿章这一代人所不能达到的。李鸿章是中国高官当中第一个出国的，尽管是到日本去谈战后的安排。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在这之前根本不把外国当回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之前清朝不觉得到外国去考察是重要的。李鸿章这一次去日本其实也不是考察，仅仅是和日本的外交官、政治家进行了一般的接触，但是你可以看到，这还是对后来中国的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鸿章当然希望3月19日就正式开始谈判，第一次谈判是礼仪性的谈判，双方进行一些礼节性的安排，主要是寒暄、聊天。

第一天的聊天当然也没有聊什么非常实质性的内容，因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已经很熟悉了。十年前他们在天津逗留了很长时间，给彼此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没有什么大的历史隐患。这一次他们见面之后，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之间的朋友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因此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聊了很多。

在聊天的时候，李鸿章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清朝战败，但以个人的身份表达了对大清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没有像日本一样进行政治改革，而错过实质性进步和发展的惋惜。如果我们不清楚此前的背景的话，肯定就搞不清楚李鸿章为什么这么讲。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李鸿章都不认为日本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他一直坚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更不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李鸿章坚定地认为中国的路是对的。1871年日本人就跟李鸿章讲：中堂你们这样做可能不行，教育不发展，社会不解放，军队不改革，一味守住坚船利炮，这样没法真正强大起来。那时候中日之间是友好的，是日本来求中国建交。李鸿章怎么说呢？他讲小国怎么能懂大国。

1885年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天津谈判的时候，在聊天、喝酒的时候，伊藤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中堂，你们应该考虑一下国家的发展模式了。你看，到1885年的时候，清朝所有的企业都还是国家的。”

十年过去了，甲午战争大清打得非常艰难，经费从哪儿筹措都不知道。原来牛烘烘地讲中国的增长很快，实力很强，但是等战争一开打，要买枪炮子弹了，才发现政府掏不出钱来。没钱怎么办？中央财政说，不是一直说两江有钱吗？而且你的企业发展最好，金陵制造局、江南造船厂利润都很高，应该借点钱给中央买枪炮。两江哪有钱啊!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国际金融界、国际实业采取中立政策。也就是说日本贷不到世界银行的钱，中国更拿不到别人的钱。中国自己的企业要保留资金，怎么可能支持这种战争？这次的战争真是给清政府上了一课。

李鸿章感慨，就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没有能够像日本那样进行政治改革、变更体制，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慨。而这个认知对两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变革至关重要。在1898年政治变革之前，高官中只有李鸿章一人有海外观察经验。他经历的两次重要的观察：一次是到日本去谈判，另外就是第二年的欧美之行。

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突然提出一个要求——日本人感觉到李鸿章是临时起意的，但中国方面其实是早有预案的。李鸿章讲：“伊藤君，我们是不是先宣布一下停战？”这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因为当时的战争格局，是日本的军队处在一个进攻的态势，中国的军队一溃千里，从朝鲜溃到国内，北洋舰队差不多已经全军覆没了。也就是说中国处于颓势，而日本则处在一个进攻的态势，所以李鸿章讲，既然你同意谈判，咱们就应该先停战。伊藤博文这时候没有办法立刻答复李鸿章，于是说：“明天我给你一个答复。”第一次的谈判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李鸿章他们几个人就从船上下来正式登陆。刚到日本时，李鸿章其实是不想上岸的，毕竟是作为战败方，他不愿踏上日本的领土。后来日本方面以及中国的随员觉得，70多岁的老人，谈判究竟谈多少天还不知道，如果每天吃住都在船上，船又晃得厉害，要是出了问题就麻烦了。最后在他们的反复劝说下，李鸿章就同意了移到岸上，住到给他安排的一个官邸里边去了。第二天下午，会谈就正式开始了。

其实第二次谈判实质性的内容也不多，因为这次谈判算是正式谈判的第一次，整个谈判序列中的第二次。这次谈判一开始，伊藤博文就对昨天李鸿章提出的停战要求，作出了明确的答复。伊藤博文讲：“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可以答应清朝停战的要求，但是有一个条件，清朝方面要把大沽口、天津和山海关三个地方交给我方。另外，在停战期间，驻军的全部费用要由中国方面承担。”

李鸿章一听到伊藤博文提出这样一个提议，顿时就火了。李鸿章说：“你们太没道理了，这三个地方日军现在还没有占领，就让我们把它们交给你，凭什么？”另外李鸿章讲：“从1870年到现在，我已经当了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我这次只是因为要谈判，才让别人先暂时管着。我要是答应了你们的要求，那我怎么和直隶的老百姓交代？难道要我和百姓们说，你们总督我把这三个地方移交给日本作抵押了？”李鸿章不同意把这三个地方交给日本。但是日本讲：“你不交出这三个地方，我们肯定没法宣布停战。”这个时候李鸿章说：“天津怎么办？”天津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衙门所在地，更关键的是天津是个通商口岸。天津到1895年的时候已经成为北方大港、国际上最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个地方有很多外国的企业，利益纠缠。

伊藤这个时候说：“在把这三个地方(大沽口、天津和山海关)移交给日本之前，你们要把清朝的军队和衙门都撤走。至于天津通商口岸的事情，很简单，当然应该交给日本来管理。”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反复地拉锯、驳难，到最后双方都不让步。李鸿章最后就很不高兴地说：“中日两国是兄弟之邦，你们开出这样的停战条件，未免欺人太甚。这三个地方都是属于直隶的地盘，你们这样做让我一个老人很没面子。”李鸿章在后来的谈判当中，几次都试图倚老卖老，以获得日本的同情，但是日本根本不买账。后来李经方讲：“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不谈停战的事情，直接开始议和。”但这一次好像又超出了日本的预案。日本这时候还没法作出决定。后来我们研究，日本迟迟不愿意把自己的所有要求迅速交给中方，是担心中国方面把这东西向国际社会公布。一旦国际社会看到日本的要价这么高，也许会抵制日本。日本在这次战争以及后续谈判的过程中，它不怕中国，看重的是国际社会的眼色。

我们要注意到，日本的目标不是征服亚洲。很多研究者觉得日本的目标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是要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其实这是不对的。日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明治维新之后，它定的战略目标是让西方强国承认它是大国。大国的定义不是说你体量大，而是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因此在做很多事情时，它不在乎中国的眼色，在乎的是西方这些国家怎么来看它。如果我们当时的政治家能利用好这一点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上面得很多分。国际社会看到日本哪一点做得不好，就会抑制日本。西方国家是用文明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日本，日本所顾忌的正是违反这种西方国家的规则，因为它要跻身西方大国俱乐部里边去，中国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么一个思路。第二次谈判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第二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当天就通过电报把谈判的情况告诉了朝廷。光绪皇帝知道日本的意见后，非常生气，觉得日本的条件太苛刻。总理衙门于是迅速由兵部尚书孙毓汶拟了一个电稿，同意李鸿章、李经方的预案建议，就是如果日本答应停战的条件这么苛刻，那就不停战了，直接谈。这个电报打过去之后，日本在中国口岸的间谍就将之破译了。日本把这封电报扣留了差不多18小时才交给李鸿章。那么在这18小时中，日本就加紧了对台湾、澎湖列岛的进攻，为下面迫使清朝割让台湾作准备。

3月24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春帆楼进行第三次会谈。这一次会谈，李鸿章根据北京的指示，在谈判一开始就宣布：我们不谈停战了，我们就专门来谈议和；你们把所有的条件一次全开出来，我们看哪个能同意，哪个不能同意。伊藤见直接进入了议和流程，就答应了李鸿章的要求，但还是要拖一下，说：“明天上午交给你。”之后就又进入了闲聊的状态。可以看到日本迟迟不愿意拿出全部的要求。此前，美国公使通过各种渠道想打探日本的要价究竟是什么，但都没搞清楚。

第三次会谈的当天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故。谈判结束之后，李鸿章在回驻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日本浪人。这个日本浪人叫小山六之助，也叫小山丰太郎。这个26岁的日本小伙子，开枪打中李鸿章，子弹射在左眼下一寸左右的位置，幸好没有致死。

李鸿章在日本被浪人枪击的事件改变了谈判的格局。他受伤之后，日本担心李鸿章拍拍屁股回国治伤，一旦如此，就把日本置于不义之地了：第一，日本在战场上不可能再进攻；第二，国际社会一定会严厉谴责日本，日本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当天晚上日本天皇、皇后、日本朝野各界都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去慰问李鸿章。日本的天皇和皇后专门派自己的御医去给李鸿章治疗。李鸿章在当天晚上和他的幕僚团队会商的时候，有没有提出停止谈判回国？当然有了。但最后还是听取了美国顾问科士达的分析，他说：“如果这样干的话，一个是这场战争会拖下去；其次，日本和国际社会反过来会觉得中国的外交人员不成熟，在耍小孩子脾气。”

另外，日本的医疗条件应该说还是比当时的中国要好一些，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谈判都应该进行下去，不应该借这个理由就把谈判终止。就这样，日本方面得以在李鸿章受伤之后继续谈判。第二天，日本政府就主动放弃之前的要求，宣布开始停战谈判。之前李鸿章苦苦哀求，也没有达成的停战谈判，因为中了一枪，把这事解决了。

3月30日，日本政府和李鸿章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宣布日本承诺停战三个星期，也就在这三个星期，中国方面要完成一些议和的项目。当然，停战协议里不包括日本停止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进军，但对中国大陆的辽东、山东半岛的进军停止了，也不再要求清朝方面把山海关、天津和大沽口交给日本。

4月1日，中日举行了第四次谈判。清朝方面紧急任命李经方为首席代表。陆奥宗光就和李经方谈，将日本方面的书面要求全部交给了清朝。第一条，要求清朝明确承认朝鲜独立；第二条，割让奉天南部和台湾、澎湖列岛；第三条，赔偿日本的军费；第四条，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将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等七个地方向日本开放；第五条，降低日本人进入中国的各个子口税[3]；第六条，日本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自由地从事制造业，可以办厂。根据这一篮子要求，后来就签订了所谓的《马关条约》。李鸿章在日本的后续谈判中，主要就是围绕着日本的要求在谈。朝鲜问题没什么可谈的，清朝方面也有预案；割让土地，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谈的，台湾、澎湖列岛最后还是割让了，奉天南部，也就是我们讲的辽东半岛，后来日本方面也没有让步。

至于缔结新的通商条约，在1896年、1897年都有后续谈判，等于是中日之间的商业谈判，后来基本上也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李鸿章在这次谈判当中很恐慌，因为如果这样搞的话，中国的经济会破产。但是伊藤讲：“这件事情一定要做，清朝一定要同意开放口岸，允许日本的企业到中国来自由办厂。”甲午战争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局？关键就在这一条。这一条就在客观上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内部发生的，而是从外部发生的。日本通过这个条约要求中国同意日本的企业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在一个特殊的区域中自由办厂，这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原来严格管制金融的经济模式。这样，日本的企业就能够在这些通商口岸中自由办厂、自由投资、自由汇出。日本的条件被清政府接受之后，李鸿章再退一步说：“中国同意你们的要求，但你是不是别告诉其他国家？”伊藤笑而不答。我们今天去看，这笑而不答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的要求也是列强的要求。列强在过去几十年和中国打交道当中，最讨厌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式的，而是国家管制的。

外国资本主义以一种非常强势的姿态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进行投资，那么中国资本怎么办？我们今天讲，这是外国资本享受国民待遇，其实说得不准确。不是外国资本享受国民待遇——因为清朝当时的国民待遇本身就很低，没有达到自由资本主义的标准——而是要达到与自由资本主义在西方同等的待遇。它使得中国的企业、私人资本，也必须享受自由资本主义的规则。中国的民族资本迅速因为外国企业而获得，所以我们讲，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中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这是被外部力量倒逼出来的。

第四次谈判涉及的是非常实质性的内容，后面还谈了许多其他的条件，没办法，最后以李鸿章为首的外交团队也只能接受了。李鸿章当天就把日本的条件用一封很长的电报发回国内。我们过去批判李鸿章卖国，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李鸿章在谈判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没有擅自做主的空间和可能。他把这些日本的条件全部通过电报发到北京。北京那边拿到电报之后，军机处、皇上、太后、总理衙门就对其进行了很仔细的研究。

李鸿章当时在电报当中，不仅把日本的要求发过去，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关于朝鲜问题，对日本的要求不要再迟疑；关于割让土地问题，奉天南部不能割让；关于赔款，争取把日本要求的3亿两减少一些。之后，李鸿章把日本的要求从3亿两减为2亿两，这是他在整个谈判中所达成的最大贡献，其他的条件基本上都没有动。至于通商的权利，李鸿章认为日本提出的自由投资的要求，可能会妨碍中国的国计民生，建议缓议。以上这些就是李鸿章给朝廷的建议。

过了几天之后，北京方面给了李鸿章一个指示，割地能避免就避免，最多南边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北方再割让一个辽东半岛。另外赔款方面，清政府的心理底线是赔1亿两。

这个指示很快被发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在4月9日就拿着朝廷发来的指示给了日本方面一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提出了两个重大修正：一个是土地只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另外赔款就定在1万万两，其他没有争议。就通商问题，李鸿章认为反正这个条约里边只是讲个原则，具体谈判起来非常复杂，修正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先不谈。

4月9日，这一修正案被交给了日本方面。第二天，也就是4月10日下午，中日举行了第五次谈判。这是李鸿章出面和伊藤博文进行的第四次谈判。在这次谈判当中，伊藤博文对中国的修正案作了答复。日本的答复是：首先，赔款2亿两，少一分都不行；另外，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

日本方面还反复表示，这是日本最后的条件，没有再讨论的空间了。这次谈判之后，伊藤博文对李鸿章的哀求仍然不予理睬。到这里，其实谈判就等于完全结束了。李鸿章最后还要挣扎一下，他讲：“就看在我的面子上，能不能再减5000万两!”我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心里面十分难受。但伊藤讲：“能减的我都减了，现在一分都不能减。”

4月15日的第五次谈判到这儿就结束了。其实朝廷已经有指示，能争一分是一分，如果实在不能争的话，就签字。因为清政府在这时候也深刻地感觉到拖不起，战争是要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国家也会处于紧张状态。所以4月17日的上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再次在马关春帆楼相会，他们以各自国家的总理大臣、全权大臣的身份，签了这份后来被叫作《马关条约》的协议。

07 三国干涉还辽

当时满族贵族、大清的统治阶层面临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辽东半岛——《马关条约》规定了辽东半岛永久割让。谈判完、签完字的第二天，李鸿章回国。李鸿章上船的时候，回头冷冷一笑，日本人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他们就觉得中间有诈。第二天，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法国、俄国、德国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同时向日本发出了一个照会：别的不说，你们要把辽东半岛还给清朝。

辽东半岛对于满洲贵族和大清帝国来讲，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清朝的老祖宗发祥、起源的地方，具有圣地的性质。这时候把这个起源地割让给日本，那等于是把大清的根给割掉了，这对于清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在留存至今的档案中，也可以找到三国干涉还辽的蛛丝马迹。我们看到，李鸿章在准备出发去日本前，在和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及中国的政治高层会商准备预案的时候，也密集地和各国驻华大使、驻华公使协商，这里边就有个相互关照的意思。而且我也提到，在日本的条件提出来之后，清政府代表团的顾问科士达建议李鸿章把日本的条件告诉这几个国家，从这就可以看到，清政府方面和日本谈判的时候，就希望列强能够出于国际公道，帮帮中国。

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多轨外交在运转着。《马关条约》一签字，德法俄三个国家立刻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收到抗议之后，马上就指示外交官，要了解这些国家究竟是什么意思。日本的外交官接到日本外务省的指示后，很快就开始打探。但是这三国的外交官什么也不说。就这样交涉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日本的极力追问下，这三个外交当局就讲：什么事也没有，不还就打。这三个国家已经准备把军队拉到台湾海峡了。如果日本不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就要面临和德国、法国、俄国三国同时开战的局面。那么这个威胁是真实的。日本尽管进行了多番的外交打探，但始终没弄明白这些国家的底牌究竟是什么。

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日本同意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跟三个国家的外交官讲：割让辽东半岛都写到《马关条约》里边了，已经是煮熟的鸭子了，你现在硬是让它飞走了，是不是得给点补偿？这三个国家讲：我没有任何补偿给你，你们如果有什么条件想跟中国谈，那和我无关。后来中日之间有一个关于辽东半岛的后续谈判，日本试探性地讲：辽东半岛原先是割让给我的，结果我什么也没拿到，你得赔我3000万两，这笔钱叫作赎辽费。

后来我们很多历史书讲，这个赎辽费很荒唐，因为辽东半岛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割让给日本之后，日本在三国的干涉下不得不归还，竟然还要求中国花3000万两银子买回来。这虽然荒唐，但却是事实。那么这个事实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这三个国家之所以让日本交还辽东半岛，并不是在针对日本，完全是清朝政府在背后推动。而清政府之所以要求日本返还辽东半岛，又完全是出于中国的内部政治原因。因为它是大清帝国的发祥地，所以大清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要回来。

法国、俄国、德国这三个国家这样强制性地干涉日本还辽，当时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最早其实还有英国，英国跟李鸿章关系是很好的。英国觉得这事涉及中国的尊严，愿意担起这个责任，说给日本递个话。但后来英国退出了，就只剩下这三个国家。

1895年马关谈判的时候，这三个国家对中国的诉求是什么呢？尤其是德国，它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期，国际资本有一个东移运动。在欧洲，部分国际资本已经充分饱和，那么国际资本转移的方向就是亚太地区。中国成为一个国际资本的洼地。德国就是最急切要到中国来的国家。清史委员会早几年出版过一个德国水利工程师写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1871年他就在中国的沿海，勘察哪个地方的水温条件最好，气候最适合德国人生活，适合做港口。

就在1871年的这次考察中，德国人基本认定，中国沿海最接近德国气候环境的，可能就是胶州。这样一来，德国就开始逐步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之后就一直在和清政府交涉，试图索取一个和香港一样的基地、一个外岛。等到马关谈判的时候，德国这几个国家觉得这可能是获取港口的一个契机。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德国人、俄国人、法国人为什么这么积极。

1895年《马关条约》签字后，三个国家干涉把辽东要回来了。但是德国、俄国和法国要求得到一个小港口的事情，清政府只是拖延，一直不愿意兑现，一直含含糊糊地说：这事在研究，在讨论，肯定办。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驻德国的公使许景澄被德国人反复的催问搞得很烦，喝酒聊天的时候就讲：“跟朝廷打交道，如果你老是按照你们的规则去要求他，他就会一直含含糊糊地应付你，你再拖个十年都这样子，你先斩后奏就简单了。”

在这一背景下，1897年11月1日万圣节发生了一件事，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被杀了。传教士因底层摩擦而被杀，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这两个传教士被杀，一下子使德国找到了先斩后奏的理由。德国皇帝获得这个消息之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他心说：皇天不负有心人啊，终于找到借口了!于是，立马下命令，让驻远东的德国舰队出兵占领胶州。驻胶州的中国将领章高元很快就给山东巡抚衙门、总理衙门打电报请示：德国人来了，我们是把他打出去，还是不管？总理衙门的电报说：别打，我们撤。之后从1897年11月起，中德就开始秘密谈判，清政府和德国讲：传教士的意外丧生，咱们一定按照规定赔偿，所有的抚恤，我们都从优给，你们撤走吧。德国人拒绝。

到了1898年3月，在漫长的中德谈判过程中，德国起初是想参照香港模式，让清政府把胶州永久割让，但是清政府始终存在心理障碍，觉得政府会背上卖国、背叛祖宗的骂名。最后，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既然割让不行的话，那不能租吗？

于是德国公使马上给德国政府发电报，说只要我们承担每年的租金，就可以得到一块土地了。后来清政府觉得，这思路倒很好，你可以租100年，你负责投资开发，我们负责税收，还提供劳动力、连带的市场以及周边的开发。之后，我们能获得很好的综合性效益。清政府就主动提出不要租金。

由于中德之间通过几个月的磨合，达成了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一个星期不到，中法就按照中德合同模仿、改写、签订了关于广州湾租借的协议。租期100年，由法国进行投资，100年之后原封不动地还给中国。又过了一个星期，中俄关于旅顺大连湾的租借协议也签订了。

08 新媒体：维新“大合唱”的混声部

近代新媒体并不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才出现的，《马关条约》签订之前，观察的视角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中国近代以前的政治从来就是在出了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才有求于民间。平时封建统治者希望你少说废话，但等到大家都不说话、对其视而不见的时候，统治者才开始慌了。乾隆晚期到嘉庆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就是因为之前朝廷压制了言论。龚自珍说，这太可悲了，大家都不说话，没有人为朝廷出主意。英国发展成什么样子，世界发展成什么样子。中国人不知道。原因是知识人都将注意力放到古代的典章制度这种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上去了。这在近代不止一次给中国教训。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毕竟是战败了，一个4亿人的大国打日本，不仅打不过，还被日本打成这个样子，几乎追到家门口(北京)了。这种状况下，你就没什么好傲慢的了。于是知识精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言论空间。关心政治的知识人就开始以谈论维新为时髦，探讨中国应该怎么办。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1895年前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带有后来那种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比如京师强学会。京师强学会是官方默许成立的，康有为和他的弟子都是重要的成员。

康有为属于那种话语强势的人，他后来夸大了自己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当中的贡献、地位和影响。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死者的话语弱势以及后死者的话语强势。后来者想怎么说，先死者都没法反驳；后死者讲的是他知道的一面，他说的似乎都不假，也都有理，因为他是站在后来人的角度去看的。那么康有为就属于话语强势的人。后人说他造假，说他人品有问题，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我一直认为康有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造假，他说的都是有根据的事情，虽然是假的，但那也是别人告诉他的。我们要对康有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给予一个比较恰如其分的评价。包括梁启超在内，他们都属于那种话语强势的人，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似乎感觉戊戌变法就只是他们师徒两人干出来的事儿，这就是一个错误。

当然，康有为、梁启超对于广义的戊戌维新运动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他们俩是最早意识到中国需要一个组织化的改革的。他们讲的“群众”中的“群”的概念就来自荀子的思想。荀子最早讲，人类之所以和其他物种存在区别，就在于人意识到了群体的存在和力量。到了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就反复强调、宣传将群众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和意义。

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就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集体活动。当时叫游宴。这种游宴起到了很大的“泥鳅效应”。它通过这种形式使社会松动，因为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原子化的状态，互相之间都不来往。当每个人都是孤单的个人的时候，大家就都不敢讲话了，也没法产生思想。思想一定是在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中，在一种刺激和被刺激的状态当中，才能发生的。而且更多的时候还有一个抱团的问题，让一个人独自讲话，会害怕，但是在不断游宴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慢慢找到一种价值认同，这个时候胆子就大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承认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拨新兴的知识人在《马关条约》之后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且他们注意到了中国政治的特殊性。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西方启蒙运动，没有经过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还不是中国的工业化)，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很多的政治发展、政治变化必须依赖体制内的开明官僚。

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特别注意这一点，而且他们并不认为体制内的旧人就一定反动，也不认为体制内的年轻人就一定进步。他们觉得翁同龢、孙家鼐比较开明，他们能够接受新的观念，而作为帝师，他们对维新的认知程度决定了皇帝的认知程度。所以在这一点上，翁同龢等人对新思想的接纳，可能也体现了中国观念的进步。

康梁维新运动，除了和开明官僚的老者有这种对接之外，他们还要在体制内寻找中坚力量，也就是年富力强、影响力大，而且思想开明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1895年8月之后，康有为在陈炽——也是体制内的年轻官僚的帮助下，就和袁世凯、杨锐、丁立均、沈增植、沈增桐这些年轻的高官一起成立了强学会。强学会它的诉求是什么呢？强学会，顾名思义就是让国家强大。等于说，你是在体制的外围，给体制做贡献，起到的是一个补充、补救的作用。如果说政府连这些都不能容忍的话，这个政府就无可救药了。当时，他们的这种做法还是在体制内获得了相当多人的认同。京师强学会成立之后，很快就获得了不少的认捐，像沈增植、沈增桐、袁世凯、杨锐、丁立钧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捐助人。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钱的，没有钱，你连个小册子、宣传提纲都印不出来。

陈炽、丁立均、沈增植、张孝谦这几个人就成了组织者和管理者。陈炽和沈增植都是翁同龢的重要助手；张孝谦是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这样的人事布局对他后来的发展非常有利，也就是和体制内的高官勾兑，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按照最初的规划，京师强学会最早其实只是一个政治清谈沙龙，讲启蒙思想，讲中国应该怎么发展，但康有为绝顶聪明，慢慢把它转化成一个商业机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的目标，是想把它办成一个图书馆性质的商业性机构，组织翻译大量的西方作品。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强学会这一拨人也有他们认识不足的地方。比如对李鸿章的认识就明显不对。李鸿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应该有强学会这种组织，他希望能够对强学会有所影响，有所帮助，于是他派人送来捐款，却被康有为、梁启超拒绝了。如果从康有为的角度去检讨，能看出他还是没有做到广泛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其实志同道合并不是一种绝对一致。政治运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志同道合者，这才是进步的表现，康有为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他当然很注意在官方争取力量，比如他们对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拉拢。张之洞是有名的洋务运动领袖，也是在政治高层获得高度信任的，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格局当中，张之洞的重要性仅次于李鸿章。所以，这时候维新运动的几个主导者虽然瞧不起李鸿章，但对张之洞还是竭力地沟通、拉拢。

我们今天从汪康年保存的往来函件可以看到，张之洞一开始支持新媒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媒体——《时务报》。但是后来张之洞也认为《时务报》的很多说法过分离经叛道。张之洞最反感的就是康有为讲的经学史上的旁门左道——竭力鼓吹孔子改制、新学伪经。这个东西和当时中国学术的主流看法相当不一致，主流看法就认为这个东西太荒唐了，是典型的胡说八道。一方面我们承认新媒体出现的正面意义，它对中国的思想进步、启蒙运动的发生，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它们背后对经济的诉求。我过去专门写过一篇长文章，就讲《时务报》是如何从一个最重要的言论机关，慢慢演化成一个勾心斗角的平台，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个刊物的观感。

《时务报》在维新运动当中，对思想启蒙，对中国政治转型、进步，贡献非常大。但是就在那短暂的进步之后，《时务报》内部马上就发生了分歧。康有为、梁启超陷入对权力的争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利益变多，这也成为后来1898年政变的导火索。后面我们还会仔细地去分析一下《时务报》后来的波折。从《强学报》到《时务报》，一脉相承，它们都带有最直接的维新色彩。《时务报》后来成为近代报刊史当中的名刊，乃至于我们今天仍然觉得，近代有新报刊以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时务报》。《时务报》的生命并不是很长，康有为、梁启超离开上海，到湖南去介入实际变革的时候，《时务报》的影响力就衰弱了。此后，章太炎办的《译书公会报》，还有他参与的《实学报》，罗振玉在上海办的《农学报》，康广仁在澳门办的《知新报》，这些被称为广义上的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新报刊。

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缺少一个充分的舆论准备时期，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存在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资产阶级运动发生前，有个很漫长的思想启蒙、舆论准备过程，因此西方后来就走得比较稳。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匆忙发展起来的。政治上的不配套，思想、舆论上面准备得不充分，给我们后来一百多年来的变革带来了种种问题。我们从历史的背景来分析，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

09 甲午惊雷的余波：维新运动崛起

我们过去讲《马关条约》之后发生了公车上书，从史实上看，这种说法没有问题。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李鸿章把条约的内容传到北京，北京的知识界获得这个消息后，就组织了一次上书请愿。他们给皇帝写信，通过督察院把信件递上去。4月14日，李鸿章把中日谈判中，日本提出的最后修正案和李鸿章给出的意见，用电报发到国内。谈判的时候，清政府对这个条款有讨论：哪些可以接受，哪些能够再争一争？如果不能争就拉倒，争取尽早签约，结束战争。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的知识界策动了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主要针对的就是《马关条约》的几条条款：朝鲜问题不必说，赔款问题也没什么，打败了赔款，这是近代战争天经地义的事；最不可接受的，是台湾的割让。

这是引起当时公车上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在北京的台湾学子上书，声泪俱下，好好的怎么把我们的故乡整没了，我们不甘心被称为日本的皇民。非台湾的举子也在讲，我们和台湾都是同胞，如果把台湾丢掉了，那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的发展留下很大的隐患。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希望能够拒绝《马关条约》，再战。这个思路体现在康有为起草的上清帝书当中，当时在上面签字的大概有1300人。

这份上书在康有为的整个上清帝书当中，按照完整的序列去排的话，应该叫上清帝第二书，主要针对的就是《马关条约》中的割让台湾这一条款。康有为认为台湾割让，天下离心，市民涣散，中国危急。他建议皇上调整政策，首先要拒绝，不要在这个条件上签字，拒绝日本的和平方案。我们今天从事后来思考他的这一建议，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他要做到这一条，就顺势提出了改革的诉求。

他提出，在现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中国想废约再战，就必须改革，就必须做到以下几条：皇上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之后要惩办那些主张求和的、割地赔款的大臣，要追究那些在战场上不战而退的将领，要下诏鼓励士气，重新开始。

针对更多的细节，他提出了几个建议，比如迁都。我在前面讲到近代中国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国都的位置问题。在当年那种背景下，北京作为首都是很不安全的。其实当时这个建议也是朝野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日本军队占领辽东、山东半岛之后，北京的屏障中只剩下山海关、天津大沽口还没有沦陷，但实际上北京的屏障已经没了。所以这时候中国要想再战，只有迁都。

而迁都其实也很简单，1900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就是迁都，迁都并不是轰轰烈烈，把六部都迁走，而是把行在[4]转移——最高领导人转移了，首都就不再是别人手中的一个筹码。

但是1895年这次提出“迁都再战”，清帝国基本上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要说的话，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如果有序转移到西安去，那英国在东部沿海再怎么折腾，可能也不在乎了。你还能打到西安去？真要打到西安去，光靠几千人的英国军队恐怕远远不够，毕竟中国的地域太广阔了。但是那时候清政府也没这个准备。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来，中国也没有想到去迁都。这个时候，迁都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对一个“老大”帝国来讲，基本上也是不可行的。这是第二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就是“练兵强天下之师”。我们知道，甲午战争说到底是没打赢，打赢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不要讲中国的发展落后，不要讲中国没有整体性的政治改革，什么都不要讲，就这一句话——赢者通吃嘛!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康有为和这些新知识人建议：一定要练兵，强天下之师，要重返战场再打一番。

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这一拨支持者的爱国情怀，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来，这些情怀其实是滞后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清帝国的决策者在1894年10月，在黄海大战、平壤大战失败以后，就已经接受外国的建议，开始训练新军，而且是按照德国的方式训练新军，当时的目标就是训练10万新军重返战场，和日本一决胜负。之后到了1895年5月，也就是说七个月之后，这一拨维新知识人才提出来。这些知识人毕竟是政治的外行、政治的边缘者，他们并不清楚实际的政治运转情况。我们后边说到康有为时也会讲到，他觉得是很重要的建议，实际上在清代高官那儿早就考虑过、做过。这中间体现出的其实是地位的落差，是时间的落差。因此也就使这种建议的价值极大地打了折扣。

第四个建议就是康有为讲得比较泛泛的“变成法”，即“变法成天下之治”。归纳下来就是什么？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所谓富国六法，是钞法、铁路、机械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四法是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四法是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这几条其实就是后来维新派改革的总体主张，但是我们真正去分析起来，可以看到，康有为文件当中讲的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概括起来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我们公平地讲，这些建议都严重滞后。为什么后来清政府给康有为的职务不高？那是因为他讲得并不很高明，他讲的这些东西清政府其实都办了。

这次运动之所以叫“公车上书”，是因为参与上疏的是举人，而举人在过去传统中国体制下都是由公家派车接送的。当然，除了“公车上书”之外，还有其他的举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政府来表达不同的建议，这被叫作公车联章，就是连续向皇帝、向朝廷施压，提出改革的建议，那确实是一个很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当时的这种政治格局下，有一种对政治的斡旋运作，在提供某种助力。台湾问题，从清政府的决策者角度来讲，如果中日不妥协，不签《马关条约》，那战争就不会结束，战争如果不结束，对中国肯定是弊大于利。公车上书，是知识界希望通过给皇帝和朝廷施加压力的形式，来改变一些既成事实，但事实是：如果他们改变了这一事实，战争就不能结束。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无论从哪个角度和环节去试图改变光绪皇帝的意志，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台湾移交是一定要做的。在这种状态下，这种请愿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很准确的史料，以说明“公车上书”究竟是怎么一点点被推动的，背后的动力源——翁同龢是怎么做的。但是凭借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能感觉到其中的逻辑关联——策动者一定是来自高层，否则他不可能知道这个情报。后来“公车上书”停止，也有这方面的关联，毕竟朝廷决定了只能这样做，那也就毫无办法了。“公车上书”所引起的波澜，也就不了了之，自然不可能对《马关条约》构成影响。

“公车上书”虽然对《马关条约》影响有限，但它却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中国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局，还像之前那样浑浑噩噩的，可能不行了。《马关条约》之后引发的这些知识人的上书运动，包括前面我们讲的维新报刊的出现，其实它背后都是同一个导向：中国可能不能在过去已有的道路上继续走了，原来那种只抓经济、只追求坚船利炮的发展思路不行了。中国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改革。

于是，开明的官僚和原来的这些知识精英慢慢发现了未来发展的交集点。这个时候一些维新派慢慢地就被推到前台来，像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都是通过各种特殊的关系递交给皇上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在这个时候送到了光绪皇帝的办公桌上，他们都开始观察到和思考到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有问题，中国应该找出一条新路。所以“公车上书”、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中国改变原来既定的发展路径。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马关条约》大局已定的时候，清帝国很快就有所改变。5月谈判结束，协议签订。等到7月初，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个重要的谕旨，叫作《举人才诏》。这个谕旨就要求选拔一拨具有世界眼光，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形势的人。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甲午之后的改革逐步开始了。

在高层的号召下，1894年7月，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部下胡燏棻给皇上上了一个《变法自强疏》，提出了中国只有走变法自强的道路，才能够雪耻。在这份奏折当中，胡燏棻提出了一个将筹饷、练兵、工商、学校等都包括在内的近代金融体系，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改革，就改变了之前那种局部改革的畸形的中国发展道路。

而且胡燏棻也是最早提出重建海军的官员。海军在黄海大战被围歼之后，中国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胡燏棻这个时候就提出要重建海军，不能因为这次失败了就害怕。

《马关条约》对中国是一个空前的奇耻大辱。这件事情确实对帝国的信誉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同时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不论是满族人统治，还是谁统治，中国人所传承的儒家孔子知耻而后勇的思想，还是千古不疑的。失败了不要紧，人生也好，国家也好，没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之后爬起来就好。

所以可以看到，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的国民性体现出了了不起的地方，中国并没有就此被打趴下，而是迅速重新站起来，开始了自己的维新。更伟大的是什么呢？是以敌人为榜样，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难的一点。我们被日本打败了一年都不到，转身就向日本学习。中国朝野各界，中国的知识精英都认为我们最应该学的不是英美，而是日本，所以之后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留日运动。我们近代许多重要的政治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跑到日本去学习。

10 恭亲王去世，对光绪帝意味着什么

维新运动就发生在《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这个时候它的路径基本上就是学日本，中国朝野各界对日本的高度认同，是1895年之后一个新的趋势。但有一个人对日本比较反感，那就是李鸿章。虽然李鸿章仍然把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当好朋友看待，但是总的来讲，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对日本的反感是非常强烈的。

1896年他到俄罗斯去签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主要的作用就是抑制日本，俄罗斯承诺，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如果中国遇到了日本的压力，俄罗斯会出手帮中国。当然，俄国和中国签订密约，不是没有好处的，俄国在中国获得了东北地区的优先投资权。但这也不是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要发展，不是和日本合作，就是和俄国合作，在地缘政治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又是一个与日俄利益相关的区域，总要寻求外部合作。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言论空间的打开，市民社会的建构，工业化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政党政治的释放，没有一条是中国人的创新，都是日本走过的路。

这种发展从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一直延续到1898年。我们看史料，可以感觉到中国这三年的发展非常快。经济增长了，资本主义成长了，资产阶级成长之后一定会要求权力的制衡和分享。英国大宪章运动和其他国家的这种权利运动，它都是基于私有财产的一个充分化，没有充分的私有财产，你要求什么权利运动？

中国在传统体制下，国土的自然消长，要么是通过战争夺回来，要么是打败了丢掉。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到了1898年，中国终于和列强达成了妥协，那就是通过谈判和租让来解决土地问题。

但是在当时的民众看来，都花钱把日本人割让的辽东半岛给赎回来了，结果现在又把胶州湾、广州湾、大连湾——从南部沿海到北部沿海，全部租给别的国家。说是租，但谁能看到租金呢？何况清政府最后又说不要租金了，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来讲是很可怕的，他们认为国家要灭亡了。

在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看来，这件事情比甲午战争还残忍。我们今天去读谭嗣同的作品，里面有两句诗：四万万人齐落泪，天下何处是神州？其实这两句诗不是写的甲午战争，是写在胶州湾租借之后，他们认为胶州湾的租借就是中国毁灭的开始。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黄遵宪去了湖南。后来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人也都去了湖南，一群人在那里创办了湖南时务学堂。当时，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亡后之徒”，他们假定中国灭亡了，说：国家灭亡了不要紧，还有湖南，湖南人不亡，中国就不亡。今天想来这句话真是太霸气了。但当年他们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胶州湾的租借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还是值得从正面去讲述的，但这个道理没法让康有为、严复这一拨人认同。清政府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意义，政府内部并没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可以看出当时朝野缺乏一种充分的沟通。清政府当然是有傲慢的理由的，因为它认为它做得对。而且清政府有兵有枪，你拿它也没办法。再加上那个时候主持中国朝政的又是恭亲王，他是政治强人，他就这样做了，你怎么着？

在1860年到1898年这38年中，慈禧太后始终如一地是大清帝国的最高掌门人。之后就是两个皇帝：一个小皇帝同治，一个小皇帝光绪，叫同光中兴。同光中兴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化的进步、城市化的发展，这都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皇帝毕竟太小了，而在中国的传统架构当中，慈禧太后又没办法整天到各地去巡视，受到很大的限制。另外，由于身份受到限制，和外官的接触也不是很充分。作为一个掌门人，对国家的这种实际发展可能就缺少真切的认识。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协助她和小皇帝处理朝政的皇叔就变得尤为重要。而恭亲王正是以皇叔的身份在过去几十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恭亲王一直主政到了1884年。1884年由于中法战争等原因，慈禧太后把他免职，换上了醇亲王。醇亲王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爹，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但是醇亲王的身体一直不好，1891年就去世了，那么在清廷内部和满洲贵族的架构当中，就缺少一个重要的担当者。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日关系紧张，慈禧太后又把恭亲王请回来了。恭亲王就参与了甲午战争后半段的指挥和善后。但是这个时候恭亲王的身体已经很差，1898年5月29日，他就去世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随着恭亲王的去世而终结。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就从原来的一个纯粹的器物化变革，转向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恭亲王去世，其实在当时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这里边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人亡政息的规律——因人而起的中国政治，那个人不在了，事情一定就会发生变化。

恭亲王去世的当天，和他有来往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都认为中国政治会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可能会非常迅猛，超出人们的预判。恭亲王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可能新的时代要开始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胶州湾事件引发了知识界的抗争和诉求。大家的预感是对的。

我们看到，恭亲王5月29日去世，到了6月11日，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封诏书，宣布在北京成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成为中国新教育的示范和指挥机关。这份诏书在发布的当天没有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国内外都认为这封诏书和历来的公文一样，不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公文国家，这种皇帝的诏书发得很多。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这份诏书的价值，将其看作是中国政治变革的开端。

这个诏书是翁同龢帮忙起草的，而且应该是他主笔的。但是翁同龢怎么也想不到，11日他起草改革的诏书，四天之后，光绪就把自己给开掉了。光绪皇帝发布命令：把翁同龢开缺回籍，交地方官管束。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么多年来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其实这表明甲午战争的战败，翁同龢确实是有责任的。光绪皇帝在诏书当中，对翁同龢的责任讲得很明白，无论是从光绪主观的观感还是公道的角度，几年来的事情他都有责任。从近因上来看，他最近情绪反复无常，光绪问他一个什么事情，他马上就发火，因为他是老师嘛。

我们知道，在清帝国当时的架构当中，甲午战争开打以后，李鸿章先是指挥战争，后来去组织善后谈判，而翁同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成了政治的主导者。前面我讲到战争还款，翁同龢是重要的角色。而且，当时有传言说翁同龢和张英华(总理衙门大臣)，在向英国、德国、俄国借钱的同时，拿人家回扣。中国政治的这种传言，有时候比实际发生的事更有杀伤力。当然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像这样的事情，我一般是持质疑态度的。但不管怎么讲，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之后，光绪皇帝对他的信任感是逐步在减弱。恭亲王去世十几天后，就把他赶走了。

那翁同龢开缺后，中外各界对此有什么反应呢？和我们后来的研究很不一样。后来好多人研究说，这是慈禧太后斩掉了光绪皇帝改革的左膀右臂。这是基于康有为的叙事，将翁同龢看作是康有为的同盟军，是光绪皇帝的庇护人。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历史是，康有为在整个政治架构中相当边缘，康有为见过皇上一次，慈禧太后他一直就没见到过。他见翁同龢也没有多少次，他并未身处政治的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在获得慈禧太后的充分理解和认同之后，胆子还是很大的，此时能够制衡光绪皇帝的力量，基本上没了。太后和他是母子关系，保持着对彼此的尊敬，他们不构成制衡关系。原来能够制衡他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亲爹(醇亲王)，一个是他皇叔(恭亲王)。他爹不在了，有力量的皇叔也不在了，而光绪皇帝这时候也28岁了，是正儿八经的成熟政治家了。所以我们今天去看史料，就会感觉到光绪皇帝这时的目标就是想成为像明治天皇、彼得大帝这样优秀的政治家，当然也想像他的祖上康熙爷那样，能够建功立业，振兴这个王朝，使它重新变得强大。

11 礼部究竟做错了什么而遭遇“一锅端”

戊戌变法这一百天的改革措施，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角度去归纳。政治上，光绪皇帝希望有所变革，后来改革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政治上出了问题，后面我们会专门讲；经济方面的变革是1898年一百天改革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光绪皇帝的基本思路和实际政策的导向就是要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制定一些合适的政策法规，如一系列的知识产权类法律、商业法律、技术进步类法律；军事改革方面则延续了1894年天津小站练兵开始时的路径；教育上，后边有一个专题会详细讨论科举制度的改变以及新教育的发生，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

先说政治，光绪皇帝考虑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如果不发生改变，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之后，怎么来容纳它？怎么分权？也许这中间光绪皇帝的思考没有那么深入，但他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希望在政治上给言论留出空间。因此他在改革后不久，就下令允许臣民上书。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只有集众智才能够改变中国，才能够推动进步。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各个衙门的青年一代政治家，也就积极地上书言事，提出很多建议。其中，礼部主事王照，给皇帝提了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皇上要向全国宣布，中国的危机并没有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更不能被眼前暂时的和平假象所迷惑。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并不安稳，乱民到处滋事，排外主义盛行，这些东西不纠正，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问题。这第一个建议是要让国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处境和实际的政治发展。第二个建议，王照提出中国应该加强首脑外交。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几百年了，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要说欧洲小的王国，就连欧洲的两个大国——德国和俄国，它们的皇帝说见面就见面了，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最高领导人在这种很随意的交流当中，才能真正建立感情，解决问题。王照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所调整。应该开展首脑外交，把皇太后和皇上的形象更好地传递出去。当时王照建议光绪皇帝带着太后周游世界，到东西洋各国走一走，要通过这种形式来加强中国和世界的关联。他还建议光绪皇帝带着慈禧太后到日本去走访一下。这对于近代国家来说是很正常的，不要说友好的国家，就是敌对的国家也需要来往。他的第三个建议就是在学部之外成立一个教部，专门处理教案冲突。

三条建议中最关键一条其实就是第二条，让太后和皇上到东西洋各国走走，去了解世界。其实这是每一个强大的国家都干过的事情。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改革之初，也化妆易服，到西方国家去看看；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领导人，也大都改姓易名，到欧美去考察。中国到1898年为止，只有李鸿章出去过两次，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皇上和太后，以及恭亲王、醇亲王，都没出去过。

所以，从政治眼光的角度来看王照的建议，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正是这件事情引起了后来政治上的厮杀。王照的主管大臣、礼部的两个部长、两个副部长，礼部最重要的六个人都反对把这份建议送上去。因为这六个人的思路和王照不一样，他们觉得王照这小子提这个建议太恶毒了。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想到两年前李鸿章到日本去谈判，被日本浪人啪一枪打了，幸好没打到致命的地方。这时候王照提出让太后和皇上到日本去访问，这个居心太叵测了。礼部大臣就把王照的这个建议给扣下来了。王照也没辙，他回家之后，晚上找康有为等人喝酒聊天，就把这事儿随便和他们说了。康有为兄弟俩听到之后，立刻对王照说：“还不趁这个机会闹一下？因为皇上讲得很明白嘛，臣民上书言事，不允许扣留!他扣了你的建议书，就违反了皇上的规定!明天上班的时候找他说，你占着理。”王照没经得起康有为、康广仁的撺掇，他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再次上书，这次上书不是提这些建议，而是直接控告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说他们阻挠上书，阻挠新政。王照仍然把这份奏折交给礼部，由这个机关来往上传递。

王照按康有为兄弟俩的建议讲了一句硬话：你们如果不给我递上去的话，我就直接到督察院去了。礼部几个大臣看到这种状况，生怕事情闹大，商量之后，就把王照的奏折转上去，但是同时加了一个说明，说这个折子我们之所以没转，是因为这里边的建议太荒唐了，怕引起太后和皇上的不适。

光绪皇帝拿到礼部六大臣递上来的王照上疏和礼部六大臣的解释之后，他就觉得机会来了。他认为改革过程中，之所以很多命令下达后没有反馈，就是因为官僚主义太可怕。过去我们讲，光绪之所以改革不成功，是因为阻挠的力量太强，守旧力量太强。实际上不是阻挠力量太强，而是因为时间太短，没有给底下的官员们足够的消化时间。我们看到，光绪皇帝后来批评两江总督刘坤一，他认为刘坤一这一拨老臣都很荒唐，我给你发电报下命令，你没有反馈；之后我又追加一个电报，问你那个电报收到没有，还是没反馈。光绪皇帝就很恼火，他觉得改革运转不起来。

这一次礼部扣下了王照的建议，让光绪皇帝觉得有了一个整治干部队伍纪律的理由。光绪皇帝就把折子批给了吏部，让吏部研究一个处理方案。吏部的官员们搞不清楚皇帝心里是什么想法，而之前大清帝国又有一套严整的管理官员的规则。照过去的规则来看，这些礼部官员的罪责不过就是耽搁了一下公文上传，扣一下当月的奖金也就是了。于是，过了几天，吏部就作了个汇报，按过去的规则简单处分了一下礼部的官员。光绪皇帝看到吏部的处理结果后，一下子就火了，认为吏部的干部也不得力——我下令叫你们从严处理，结果你们就这样糊弄我？光绪皇帝就讲，这几个人都必须从重处理，于是把礼部的六个高官全部免职，从而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光绪皇帝是28岁的英明君主，但是他对这些人的处罚毕竟是超出他们的罪责了。像怀塔布、许应骙，他们从进士做到礼部尚书，那也得几十年工夫，结果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一下子给他免除一切职务。这个事情就给后边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这些礼部高官既然觉得这个处分超出了自己的罪责，那么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错了也得纠正啊!更何况这几个高官跟朝廷和内宫的关系错综复杂。怀塔布是满族人，怀塔布的太太跟太后关系非常好，整天陪着她一起聊天、吃饭、看戏。她老公给开除了，你说她会不会跟太后说？她和太后说的话逐渐传开，到后来，大家反倒觉得皇上在处理这个事情时表现得很幼稚。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后来引发戊戌政变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们过去讨论政变的时候，讲了很多因素，但事实上，它的导火索可能就在王照这件事情上。王照事件正慢慢发酵，但光绪皇帝的改革，并没有因为免掉这几个人的职务而停止往前发展。在这之后的第二天，他就直接把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这几个人提拔为军机处小章京。在这个过程当中，清帝国内部有一个行政体制的调整。

我们看到，当中国工业化发展之后，在原来的六部之上，就进行了一次行政上的改革，1860年之后出现了总理衙门。到了1895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工矿企业的发展，原来已有的总理衙门、六部，架构又出现了不足之处，这个时候王照就建议设立教部、学部、商部。在1898年，工商部、路矿部……各种改革行政机构的建议都被提出。

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了对新的社会进行管理，行政改革势在必行。那么行政要想改革，首先就要改革政治架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意识到，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当中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君主专制下，没有自由言说的空间，这还不是民间的言论开放，而是在政治决策上，没有单独的一个议政机构。像中央层面的决策，决策者就是执行者，执行者又是监督者，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所以，在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之后，当时认同改革的有识之士达成了一个共识：在高层政治当中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用来“讨论”的机构。于是，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改革。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旧衙门被废除，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被废除的干部怎么来安排？这种议论直到王照事件之后，渐渐达到顶峰，也随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名称，比如“集贤苑”“议政局”“懋勤殿”。随着讨论的进行，这种建议越来越多，我们可以从戊戌变法的档案史料当中看到，里面有许多针对此事的奏折。这种建议并不是来自某一个个人，而是来自各个方面，即是说，它们绝非康有为一个人的建议，后来的张元济这些人，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那么，这种建议对皇上、对清廷的决策有没有影响呢？答案是有的。到了1898年9月初，光绪皇帝慢慢觉得，专门成立一个议政的机构，似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9月初，光绪皇帝下定了决心，宣布可以在内廷开一个懋勤殿，选上几十个人，再聘请一些外国的专家，专门用来讨论中国的制度改革，看看哪些制度是应该改的，哪些机构是应该废除的，对于中国制度有一个通盘的考虑。这些想法在9月中旬大致得以形成。在9月13日早晨，光绪皇帝召见了来自湖北的一个候补知府——钱恂，向他征求关于设立议政院的意见，实际上也是通过钱恂把他想设立新机构的消息传递给张之洞、刘坤一。他们几个人如果能够认同这个观点，那么对后来政治的发展也会有益。

我们通过钱恂的一些记录可以看到，到了1898年9月14日，光绪皇帝已经十分清楚设立新的机构——懋勤殿的必要性。他下定决心之后，就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直接引发了后续的冲突。

光绪皇帝觉得设立懋勤殿事关重大，于是他就把刚刚被任命为军机章京的谭嗣同叫来。他告诉谭嗣同：现在要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先去查一下历朝的文件，看看康雍乾几朝是怎么设立新机构的，比如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康熙时期设立南书房；把这些东西给整理出来，之后我再和太后商量一下。这是谭嗣同的责任，军机章京就是干这事的嘛，皇上让你整理文件，你就整理文件好了。但谭嗣同下班以后，顺路就到了康有为家，他们两家相距不过500米。在康有为家，两人边喝酒边聊天，彼此交换情报。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谭嗣同说了不该说的话，引发了后来的故事。

谭嗣同说：“我到北京这几天(谭嗣同是高干子弟，他爹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你们都和我说，皇帝和太后有矛盾，我始终不相信。但是如今，我信了!今天皇上让我起草一个文件，说是准备这几天去颐和园探望太后的时候给她看看，讨论讨论。就这种破事，皇上你决定不就行了吗？你怎么还要我准备文件，带给太后看看？可见皇上是真的没权力。”

谭嗣同这是做了一种不该发挥的发挥，不该想象的想象。他的这些发挥其实已经超越了事情本身的真实性。光绪皇帝让他起草这些东西，可能只是单纯地想在看望太后时和她一起讨论讨论，绝对不能引申发挥出来皇上怕太后，皇上没有权力的结论。

接着，谭嗣同就提到光绪让他起草这个文件后，说要安排数十个议员，再聘请几个东西洋的专家，来讨论中国的未来该怎么办。这件事情糟就糟在言者无心，听者又多意了。光绪皇帝讲的东西，谭嗣同做了发挥；谭嗣同在康有为面前讲的东西，康有为再接着发挥。康有为说：“哎，哥们儿，你看看推荐哪几个人去做懋勤殿的议员？”康有为想到这上头去了。于是，康有为就让谭嗣同推荐几个人给光绪。谭嗣同就推荐了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转身又去找王照，也让他写个推荐信，把自己和谭嗣同推荐上去。

康有为接到这个消息，他想到的是推荐谁去干这个事儿；谭嗣同则是忧心忡忡地认为皇上没有权力，受制于太后。我们分析这些史料，会发现说话人关注的重点和得到这个消息的人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种错位状态下，康有为把这消息在北京官场中传播开来：皇帝今明两天会去颐和园讨论政治改革的事儿，我起草了个名单，大家也推荐几个人，很快中国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于是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京的官场慢慢都知道中国的政治改革终于启动了，皇上准备去讨论这个事情了，应该说在一个小圈子里，大家还是很兴奋的。

但是，光绪皇帝根本就没和太后讨论这个事儿。9月14日，也就是第二天，光绪皇帝去颐和园看望太后，当时的确带了这份谭嗣同起草的文件，到那儿之后就把它交给登记处了，因为他不必拿着文件当面跟太后商量这事。那么太后到底看没看呢？不清楚，但至少光绪回来之后没有回音，这就引起了官场的变化。

过了几天，大家一看，这事儿没下文了，就觉得皇上是真没权力，报上去之后太后还是不批嘛!这一下谣言就越传越广。现在我们知道光绪皇帝之所以带着文件去了，却没有下文，是因为事情出了岔子。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去看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就在那儿坐着等他。两个人见面之后寒暄了几句，太后就讲：“哎!你处理事情太鲁莽了，礼部那几个大臣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了，为我们爱新觉罗家族卖力多年。你怎么因为一点小事就把人家开掉了？弄得怀塔布的太太最近天天在我跟前哭哭啼啼，烦死了。他们压了王照的奏折，那把奏折提起来不就行了吗？他们干了一辈子，最后因为这点小事被开了，肯定很难过。”

光绪皇帝就辩解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杀一儆百!之后我肯定会让他们官复原职，但是这次的处罚一定要从严，因为现在整个官僚体制运转滞涩，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他们母子俩就在这个事情上争来争去，发生了言语的摩擦。但他们毕竟还是母子，最后光绪陪她吃吃饭、看看戏，这气儿也就消了。懋勤殿的事儿就提都没提。

而且再往下发展，还有一件事是康有为想都没想到，到死都不知道的。当天晚上，皇上和太后谈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屋子，越想越心烦，他不是烦太后批评他，他是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笨!他认为自己没有把事情处理好，于是就把杨锐叫到自己房间里面说：“杨爱卿，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做才能既让中国的改革往前走，又不惹太后生气。你看现在乱糟糟的，今天被太后这么训了一通，我多冤枉啊!我一心想把这事办好，结果太后这么说我。”

杨锐听到皇上这么讲，就说：“皇上，这事我可不能掺和。”因为从满洲人入关起就有一条规定，宫里边的事，汉臣没有资格插嘴。杨锐心想：这事我怎么能掺和，打死我也不敢说。光绪皇帝这个时候就一再相劝：“你主意多，见多识广，得给我出出主意。”杨锐一再拒绝：“我不能讲，我讲了要杀头的。”

光绪皇帝见杨锐实在不肯说，就给他写了一道密诏，大概意思是说：我最近观察皇太后的意思，是不想让旧的法律、制度全部改变，也不想把那些老谬昏庸的大臣全部罢黜，换上年轻、有为、通达的新的干部，让他们来议论政治；太后担心如果这样做，会失去人心。

光绪皇帝接着强调，他的想法很明确，希望能够用坚决的态度来推动中国的改革。但是皇太后认为，罢免礼部六大臣的决定，处罚过重，令他不得不对此作出调整。这实在是令他心烦。他也知道，中国积弱不振以至于阽危，都是因为这一拨旧大臣昏庸、无知、耽搁。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将这些昏庸的大臣全部罢职，也许能够推动中国的发展，推动大清帝国的进步，但是可能会出大问题，毕竟他这位子也不是那么稳固。

这份密折最关键的是：要能帮助革新旧法，将这些昏庸的大臣都给罢免掉，任用一拨年轻有为的新人，由他们来议论、处理中国的政治，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条件是不能有负圣意——不能让太后生气。最后写道：“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这份密诏实际上是杨锐的免死诏。戊戌政变发生之后，杨锐如果把这个诏书拿出来，清廷就不可能杀他。之所以杨锐宁可一死也不把诏书拿出来，是因为这里边的内容，会牵连光绪皇帝。

当天晚上光绪皇帝写完密诏之后，把它给了杨锐。杨锐就给皇上提了三点建议。光绪皇帝认为这三点建议解决了中国当时最困难的问题。但是这三点建议康有为到死都不知道。杨锐都讲了什么呢？

第一点，重建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威和次序，应该由皇太后郑重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自将天下授给皇上，而皇上也要正式地确认皇太后在大清帝国王朝政治中的至上地位，同意皇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这样就把皇上、太后的次序理顺了。

第二点，鉴于新政推行以来的次序混乱，杨锐建议皇上要对所有的改革方案进行通盘考虑，以有先后，以有次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新政诏书连篇而下，臣民目不暇接。虽然获得一些舆论的喝彩，但实际效果极差。

第三点，人事变动至关重要，在新政期间大臣更替不能太快。如果有些大臣确实不行，少给他事干就是了，可以把他晾在那儿，但不能把他罢免，因为一旦这样做，他就会折腾出事来。

杨锐讲，皇上如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特别是能够改善跟皇太后的关系，那中国的改革就能推行下去。当然后来杨锐又讲了，其实到目前为止很多的问题，都源于官场次序的失衡：北京官场中，有一个人上蹿下跳，一直在搅局，很多消息都是从那边制造出来，或传递出去的，这个人就是康有为。所以杨锐这个时候讲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这是除那三个建议外最关键的建议。要想平衡太后和皇上、皇上和旧大臣之间的关系，就绕不开康有为。但是我们也知道，康有为年初来到北京，过了几个月，已经成为中国1898年改革的推动者之一——过去他可能夸大了自己的分量，但是现在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且在一百天当中，他给皇上写的建议、以他的名义写的建议，以及他用别人的名义写的建议加起来，数量之多，是别人根本没法比的。所以这时候杨锐虽然建议“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但这事儿办起来挺麻烦的。

但后来清廷内部经过一番商量之后，想到了一个思路，康有为的专长不是办报、编书吗？既然他擅长这个，那就用这个理由把他支出北京。杨锐和光绪最后也认同了这个思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到了9月17日，林旭就被皇上召见。召见前，杨锐就建议林旭不要再给皇上出那种激进的主意，最好和康有为保持距离，同时让他去劝康有为离开北京，到外地去办报。这个意思是大家息事宁人，和平解决问题。

在17日的上午，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在讨论中他们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北京官场现在出现的这些次序失衡，康有为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够通过各种关系劝康有为早点离开北京，那对变法是有利的。于是，光绪皇帝这个时候就明降谕旨，让康有为尽快离开北京。这个谕旨在很多书里边都有，后来引起争议，令康有为的认识产生偏差的，是这句话——“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不就办个破报纸吗？还不得迁延观望，这是什么意思？康有为是这么理解的，他想：宫里面一定发生事情了，皇上是让我出去找救兵啊，否则只是办个报纸怎么还让我不得迁延呢？我们知道康有为是具有超强想象力的人，他这时候就得出了个结论：皇上遇难啦，让我去上海找外国人救他!你说这都哪跟哪呢？但事实如此。而且如果仅仅明发谕旨，康有为看到之后仍然可以不理。因为之前决定让他去上海办报的时候，早就有文件下来了，他没去不也没事吗？

紧接着，当天林旭下班之后来找康有为，结果康有为不在，出去唱歌喝酒去了。林旭留了个字条说：康先生，明天早上我来找你，你可不要乱走。第二天(9月18日)，林旭见到康有为后，就讲：“康先生，你赶紧去上海办报吧，别在这儿耽搁了。”康有为振振有词地说：“什么事那么严重啊？皇上竟然又下了谕旨。两个月前发给我，我都没去，这次我凭什么要去？”这个时候林旭就严肃地说道：“圣上口谕，接旨!”康有为赶忙跪下接旨。林旭念出这么一段话：“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康有为一听，这口谕话里话外给人的感觉是皇上现在正处在一种危难之中，这不就是叫他去救他嘛!林旭的谕旨一下子让康有为觉得这里边问题太多了，说到底这是信息不对称。林旭传完谕旨之后，康有为马上就谢旨，说：“好，我一定遵旨。”然后写了一个谢旨的条陈，林旭带着回宫，报命给皇上：“我跟康有为说了，他会走。”另一边康有为一转身就找了康广仁、梁启超、徐世昌等人。一拨人聚在一起，抱头痛哭，说：“唉!这下麻烦了!宫里面发生政变了，我们伟大的皇上被囚禁了!我们现在要出去找援军，找英国人，找美国人，来救我们皇上，否则大清帝国完蛋了!”

这个时候康有为觉得，自己作为被皇上寄予厚望的人，不能一走了之，必须做点什么。他想出了一招，那就是找军队包围颐和园，捉拿皇太后，让皇太后交权。事情发展到这儿，一下子就变质了。康有为此时不再只是一个让书生害怕的人，他成了随时准备为这个国家牺牲的人。他说多年前他就差点死去，之所以没死，是因为国家需要他——他有这种圣人情结。他当时就思考，找谁来包围颐和园。

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有人说找董福祥。董福祥是从甘肃来的回民将领，性格蛮横，有人担心控制不住他。后来，有人提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这个人有维新思想，待人接物很客气，那就是袁世凯。他的客气尤其体现在对待康有为上，平时见了康有为，嘴上总是要说“康老师好”。之后，有些同学去看康有为，回来后，袁世凯就对他们讲：“见了康老师问好了吗？”我们当然得承认，1895年之后，袁世凯确实是维新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接受维新思想的中级官员中，他给强学会捐款捐得最多，活动得也最积极。但是你让他发动政变，我觉得这就不靠谱了。袁世凯此时刚刚被提拔为副部长，如果他在场，可能一开始就会讲太荒唐。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提出反驳意见。这样一来，他们就觉得袁世凯有可能赞同。更荒唐的是什么呢？谭嗣同作为一个高干子弟，竟然把康有为讲的一些判断当作事实。

这只是康有为一个人的判断，不一定是事实啊。但谭嗣同认为康有为的判断就是事实，现在就应该找军方发动政变。于是谭嗣同制定了计划，打算先找袁世凯，获得他的帮助，等袁世凯包围颐和园后，再打电报让大刀王五、唐才常这两伙江湖人士进去把太后抓住。到了18日晚上，谭嗣同就按照这个思路到了法华寺去找袁世凯。

袁世凯此时刚刚被提拔为副部长，在北京一方面是接受皇帝的训话，另外就是要谢恩。18日，谭嗣同夜会袁世凯。根据资料推算，谭嗣同11点开始与袁世凯交谈，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交谈的过程应该说还是很激烈的，我们今天去看毕永年的日记和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可以一点点还原那个场景。袁世凯作为当事人，他的记录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事实上现在学术界通过比对资料，也认为袁世凯的记录比较真实，可以还原出事件的大概面貌。

谭嗣同见到袁世凯时，两眼冒火星，气势非常强，而且裤子里鼓囊囊的，袁世凯就认为他是带着枪，存着杀人之心。因此袁世凯立刻下了判断：这人来者不善，我得好生应付。谭嗣同讲：“你之所以能当上副部长，全赖皇上的恩情和康先生的推荐，如今皇上遇到大难，康先生想请你帮个帮，你难道不应该义不容辞地出手相助吗？”但是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谁是他真正的恩人，他太清楚了，官场之错综复杂，不是说谁写了推荐信，谁就是他的恩人。接着谭嗣同给袁世凯描述了他们的分析。袁世凯听完，就认为他们讲得不靠谱。袁世凯首先就质疑一切的前提：“谁告诉你们两宫有矛盾？”这个谭嗣同没法回答。

然后，袁世凯马上化被动为主动，他质疑道：“你还是军机章京、皇帝近臣呢，大清帝国的军队怎么调动你不知道？别说我如今只是个副部长，就是级别再高，我能指挥天津的几千人马直扑北京吗？我还没走出天津就被抓起来了。”袁世凯的话一下子就把谭嗣同问蒙了，因为中国的军队向来是彼此牵制，相互提防。后来，袁世凯就和谭嗣同商量出个法子：明年太后要跟皇上到天津阅兵，到时只要让皇上写一个小字条，给一个暗示，他就可以干。

经过一场漫长的谈话，谭嗣同基本上被袁世凯的理由说服了。谭嗣同就带着结论，从法华寺回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待他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在东华门附近。在那里，谭嗣同就把情况跟康有为讲了。康有为这时候觉得再依靠袁世凯已经不靠谱了，但是他仍然不死心，在随后的两天里，又做了很多工作。他去找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对康有为这些人是深表同情的，但他一个传教士没有改变局势的力量，而且英国公使又不在，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康有为又想到了伊藤博文。他在19日的下午和伊藤博文云遮雾障地谈了几个小时，这个谈话的记录后来都公开了。从这个谈话中可以看到，康有为不敢把他的判断都说给伊藤博文听。

因为伊藤是清政府的客人，明后天就有一个觐见计划，他要是胡说八道称宫里边政变了，那整个日本政府就会牵涉其中，会引发巨大的外交问题。因此康有为和伊藤的谈话当中，就不好涉及这些事情。康有为说：“伊藤君啊，你见到太后后，替我美言几句，我们可都是忠心爱国、支持大清国改革的人。我们对太后绝无二心。”伊藤博文对中国的派系情况根本搞不清楚，对于康有为讲的，他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过去了事。我觉得日本因素、伊藤博文来华因素、李提摩太因素，所有的外国因素都不构成后来政变的爆发条件，政变就是由于中国本身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康有为包围颐和园、捉拿皇太后的政变计划还只是在一个“朋友圈”里面流传。外围知道这件事的，只有袁世凯。在这种状态下，袁世凯就觉得：这个事情要等到天津阅兵时再发动，或者拿到皇上的谕旨，能够让我有凭据，否则的话就没法干；反正事情的主动权在我，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们做什么和我都没关系。

这时候，问题又出在了康有为身上。跟伊藤博文谈完话之后，他回到家一看——我家墙头怎么被推倒了？他就开始疑神疑鬼。回到屋里面——哟!我的抽屉怎么被翻了？他心里就开始发慌。晚上再和几个学生一通分析，越想越悲伤。学生就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老师你还是赶快离开吧!你离开了之后，你有出路，我们就不怕，皇上就有救，我们中国也有救。”他们的思维进一步发散，就说：“你出去找英国人，只要英国人帮我们，一切就好办了。”而且还提出：“我们留在北京吸引清政府注意，这样你可以更安全地出走。”还有人建议说：“那个荣禄在天津，就等着抓你，别往天津去，往蒙古跑，跑到蒙古后再往南跑，就安全了。”康有为说：“不，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直奔天津。”

康有为连夜买了票之后，带着一个仆人直奔天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更没人抓他。他高高兴兴地来到天津，一问，还没有立马去上海的船票。于是，他洗了个澡，喝了壶酒，这才买了船票往南走，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等到他的船都到烟台之南了，清政府才反应过来，急忙给天津的荣禄打了个电报，让他赶快派人去追，捉拿康有为。

结果康有为一到上海，英国公使就把他带走了，清政府自然没法抓他。康有为就这样溜走了。这就坐实了他的罪名：如果你没事，你能跑吗？就因为有事儿你才跑嘛。

另一方面，在北京，康有为的消失也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康有为是个很活跃的人，平时上蹿下跳的，突然不露面，就让人心里犯起了嘀咕：他到哪儿去了？他离开的话怎么没打招呼？怎么没有关于他的消息？这样一来，步军统领衙门就到他家里去找他，但是去找他的人又不认识他。他弟弟康广仁在那儿坐着，那步军统领衙门一看——哎，康有为啊？跟我们走!他弟弟说：“好。”他弟就被当作康有为，给抓到步军统领衙门关起来了。

这时候他弟弟就生出了一个自作聪明的想法——只要你们还错误地认为我是康有为，就表明康有为是安全的。我可以牺牲我自己，保住我哥哥；保住我哥哥，就保住了维新事业；保住了维新事业，就保住了大清帝国和皇上。这都哪跟哪啊？但他就这么想了。康广仁在牢里还真就一句都不说，你问什么他都不说。后来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当一个人被完全隔绝外部信息时，内心是非常恐惧的，因为你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康广仁被关押了几天后实在受不了，就说了：“要不是你们提前动手，我们就已经成功了。”康广仁讲了一个英雄故事，讲他们怎么策划这场政变，他们准备怎么抓皇太后。这听的人都听傻了：这个人疯了吧？康广仁反复地强调一条，我们是要为伟大的皇上干掉皇太后。在他们几人的讨论中，的确是这么个思路。但这个消息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恶果。审判他的人不敢把这个消息报给皇上，而是绕开皇上报给了太后。

12 “后维新时代”的权力危机：大阿哥事件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在宫里接见完伊藤博文后，都已经回到颐和园了，听到康广仁的口供，立刻又从园子里边回宫，对光绪皇帝和大臣又哭又骂。她骂这些大臣：“我把皇上交给你们，让你们看着，你们怎么看成这个样子，你们的责任心在哪儿？”

之后，又转过来骂皇上：“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对你那么好。你4岁时，我把你接到宫里边来，一直照顾你，一直帮着你，给你找好的老师，让你接班，结果你和那些没良心的王八蛋勾结在一起害我。”皇上一开始其实听得很迷糊，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听着听着，他慢慢悟出来：原来慈禧太后是认为他掺和进了康有为他们的谋反计划。

光绪皇帝知道了这里边的脉络后，慈禧太后就问他怎么处理。光绪皇帝这个时候也乱了方寸，下令将他们杀掉。戊戌年的这一重大事变发生之后，最不该做的就是草率地把这几个人都杀掉。光绪下令后，下面的人迅速按照康广仁的供词实行抓捕。先是到了谭嗣同家抓谭嗣同。谭嗣同是英雄好汉，他一上来就说：我跟你们走。这一下子就把康广仁的供词坐实了。然后，又派人去抓刘光第，刘光第说：“那个老太婆，她早就该让位了。哪有退位之后又干预政治的呢？”刘光第和政变没关系，但刘光第一直就反对慈禧太后继续干政，所以他也被抓了。不到一个星期，所有的涉案人员就都被一网打尽了。之后就按照光绪皇帝的命令，将他们全部处死!当然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张荫桓。

张荫桓当时被抓了之后，由于他是外交官，在国外有很高的声誉，日本外交官就连夜找到李鸿章，他说：“李中堂，现在只有你能救张荫桓。”李鸿章说：“你不知道张荫桓是我的敌人吗？尽管他早年跟着我干，但后来他又背叛了我，他活该。我跟他矛盾很深，我为什么要救他？”日本外交官说：“中堂，看在我的面子上，帮一帮他，而且正因为你和他有矛盾，所以你一句话就可以救他了。”李鸿章说：“现在都半夜三更了，我怎么救呢？”日本外交官听出李鸿章话里的意思，知道他同意了，就讲：“中堂大人，只要你想救，总有办法的。”所以，后来在所有被抓捕的人当中，只有张荫桓躲过一劫。实际上张荫桓可能是康有为对朝廷内部矛盾想象的一个信息源。他们是小老乡，康有为很多信息是来自张荫桓。

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给戊戌六君子翻案的事情才提上日程。杨锐的儿子把杨锐当年拿到的皇上的密旨交出来，摄政王将这份文件交给了庆亲王，让他研究一下对戊戌大案的处置是否有有失妥当的地方，因为这是先皇帝的一块心病，也是太后的一块心病。

这个案子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庆亲王组织讨论后，得出的结果是杨锐可以翻案，其他人不能翻案。政变是事实，但杨锐是为了保皇上，他是无辜的。杨锐当年如果把这份皇上写给他的东西拿出来，大概他就不会死。但是杨锐不死，光绪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杨锐在1908年被平反了，其他人都没平反。这就导致康、梁对清政府心生怨恨。

我们今天仔细去研究康、梁的资料，尤其是梁启超的资料，你会发现梁启超对清廷的厌恶，不是发生在光绪活着时，而是在1908年这次要求平反的事情被拒绝以后。后来各地陆续出现骚乱，到1911年滦州兵谏发生后，梁启超对清朝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原来的保皇党。清廷在1908年戊戌大案平反问题上处理得太极端了，康、梁确实是参与了政变，但是你不能永远让人背着这个罪责，戊戌党人总要回国的。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外面流亡，这个案子始终得不到处理。现在光绪和慈禧都不在了，那顺水推舟，将戊戌党人大赦，这样其实对晚清政治改革是有好处的。结果，除杨锐外的所有人都没有被平反，这应该说是晚清帝制最后出问题的一个很大原因。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讲光绪。光绪皇帝在政变之后，心里边实际上是非常灰暗的。这个时候他就在检讨自己：我还是不行啊，我怎么遇人不淑呢，我怎么没有对人基本的辨别能力呢？就在戊戌事件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光绪皇帝连羞带怒病倒了，这就成了后来政治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光绪皇帝小时候身体就不好，而在改革当中，光绪皇帝又很亢奋，在经过这样一次事变的折腾后，他的身体终于垮掉了。

更糟糕的是，光绪皇帝在年轻时，身体可能就出了问题，所以他大婚十年，皇后、妃子都有，但就是没有子嗣。在中国的帝制体制下，权力的传承一旦出了问题，就麻烦了。1899年这一年他的病时好时坏。政变发生之后，中国政治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国际社会的观感问题。

在1898年之后，国际社会把清廷内部看作是有两个派系。之所以如此，与康、梁在海外流亡时对其添油加醋密切相关。张之洞当时就跟日本外务省交涉说：“你们日本太过分了，怎么不管管康、梁？别让他们胡说八道了!”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反复在讲：我们皇上又被囚禁瀛台了，我们皇上又不被允许说话了，我们太后跋扈。总而言之，就是骂太后，赞美皇上。我们今天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完全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在政变之后不断在海外这样讲。因为海外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他这么讲，外国人信，之后再反馈给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也就信了。只有高官不信，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资料，凡是能和皇上、太后接触的军机大臣、总督层面的高官，从他们的嘴里听不到清廷内部存在两个派系这种信息。我们读鹿传霖、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的资料，都发现不了太后跟光绪皇帝有矛盾。刘坤一虽然在1899年要换皇帝时，表示了反对，但是他的资料当中也没告诉我们两宫有矛盾、在国家发展上有什么保守和改革的派系区分。所以，我们讨论近代史和晚清史的重要事件时，要重新调整视角，不能人云亦云。

在这种状态下，光绪皇帝的身体情况，就被外国人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风向标。1899年这一年，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引起了国际资本的高度波动。因为从1895年《马关条约》开始，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开始增加，列强的利益在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就特别看重。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这一年就时刻关注着皇上的身体状况。

到了1899年夏天的时候，关于光绪身体不好的谣言四起，清廷方面为之烦恼不已。都说皇上身体不好，但皇上身体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怎么办？当时中国重要的官方发言人是庆亲王。外国人问庆亲王：“皇上怎么样？”庆亲王就讲：“皇上很好啊，皇上和太后一起处理政务，完全没问题。外边都是在胡说八道。”后来窦纳乐就说：“你这种讲法没用，因为中国有说话不诚实的记录，你这样说没人信。”他建议，“你要真的想证明皇上的身体没问题，那就必须让第三方来证明这个说法是诚实可信的。”庆亲王和高层会商讨论之后，就决定让第三方做个鉴定。这样，皇上的身体状况就不再是国家的最高机密。1899年10月，各国公使就推荐了法国驻华公使馆的医生去给皇上做一次会诊。中国的太医院和各省的名医也对皇上做了会诊，发现皇上身体没有大问题。毛病是有，但不致命。并不像外面传的那样，皇上不能履行职务，马上就要死掉了。之后法国的医生经过仔细的检查之后，也向总理衙门出具了一份诊断报告。

法国的诊断报告上写道，按照西方医学的观察，皇上患有慢性肾炎。但只要改善他的饮食，加上必要的药物治疗，排尿就能够恢复正常，气闷就能够消失，皇上的病情会逐步好转。总体而言，皇上的病并不影响他继续履行皇帝的职务。11月5日，皇上和太后一起接见日本使臣。又过了一个月，等到1899年底，他们又在宫里边集体招待英法德日俄等国家的公使和夫人。这一时期，太后和皇上的外交活动，比过去要频繁得多，其中他们俩共同出席活动的次数更是明显增加。

实际上，我们真正去研究史料，就会发现光绪和慈禧真的没矛盾。但是到了1899年底的时候，光绪皇帝的病情发生了反复，这个时候为了中国的政治稳定，清廷满洲贵族内部觉得应该考虑一下接班人的问题了。所以，就有人提议给他过继一个孩子。当这个思路得以确认之后，究竟过继谁就成了大问题。慈禧太后提出几个条件，一个是与皇族关系要亲近；另外要年纪小，小才好培养。

谁家的孩子更合适呢？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和溥字辈的满洲贵族谈话，就看哪一个孩子合适。后来，他们就选择了端郡王的儿子。端郡王之前一直处在政治权力的边缘化状态，1891年，才做到御前大臣。他虽然是皇族，但是地位不高。

照理来说，挑选光绪皇帝的接班人时，应该从几个王爷当中选最优秀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专制体制下的帝位传承，是一个高层的民主架构。它其实是一场博弈，最终找的并不是哪家的孩子优秀，而是看家族。它的前提条件是这个家族不能太狠，你很狠、很坏，那一旦把权力给你，大家就都没有活路了。

我认为当时最好的接班人，应该是庆亲王的儿子，他做过商务部部长，一表人才，而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为什么不能找他？因为庆亲王太跋扈。除此之外，就是恭亲王家的孩子，但慈禧太后心里面很反感他家的孩子，所以恭亲王家也不可能。那么假如不发生其他问题的话，后来的摄政王载沣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他这个时候的年龄比后来选出的大阿哥稍大一些。之所以他没有被选上，是因为光绪皇帝的心结。政变之后，太后心里面总在怀疑光绪，你说康有为这一拨人闹事和你无关，你怎么证明？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就面对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怎么让太后相信他真的没介入其中。因此，我想光绪皇帝的立场也决定了大阿哥的人选限制。光绪皇帝大概在第一时间讲，他们家再也不出皇帝了。首先亮出一个姿态，这事和他真的无关。这样一来，醇亲王家族也就放弃了帝位的继承权。

醇亲王家不出，恭亲王家不出，庆亲王家不能出，剩下的选择就不多了，排来排去，最后就排到了端郡王家。1900年1月，端郡王载漪的儿子被选为大阿哥，名字叫溥儁。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反响。国内具有改革倾向的人，对这件事情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经元善策动了上海的一千多名资本家给朝廷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也给朝廷上书，讲这个事情不能做。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大阿哥这个帝位继承者，光绪皇帝确实很难履行皇帝的职责，他的身体状况是个大问题。当时清朝已经延续了200多年，王朝礼节特多，光绪皇帝受不了这种礼仪性的活动，所以后来他就不参加了。但是有些活动，皇帝推不掉，像是那些王爷100岁的冥诞，你皇帝不来的话，规格不够。

所以，确定大阿哥的人选，从各种角度来讲，都有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件事确实很难让各个阶级都理解。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刚刚起步，也弄不清真相，因为王朝政治是秘密政治。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出了问题，大家都难免心存疑虑：换人之后会不会换路线？

其实清廷在选择帝位继承人时，没想过换路线。但是实际导致的结果却引起了国内外的恐慌和动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担心大阿哥上位、光绪皇帝被排斥后，会不会使大清帝国的维新道路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国内恐慌表达出来了，国外恐慌没有表达出来，但在随后的排外主义运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恐慌的体现。所以我们讲后边的几个重大事件，也都能从1898年的事情当中找到它的逻辑起点，它们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都能够在1898年的改革政变中找到脉络。

13 义和团为什么起于山东

大阿哥事件导致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中外关系的紧张。本来这一事件只是纯粹的清帝国内部事务，或者说是满洲人的内部事务，跟汉人都没多大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导致了后来很复杂的中外误解。

如果我们真正回到历史的现场去研究，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让端王爷的孩子来当未来的领导人？是因为他没有政治立场。但是人到了一定的地位后，是必须有立场的。我们可以回过头去想一想，如果当时外国人很快对端王表示祝贺，那他对外国人肯定会产生一种亲近感。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大阿哥选出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不断鼓吹“大阿哥事件”颠覆了清帝国改革的路径。他们一直在呼吁不承认端王的新政府。外国人就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对端王爱搭不理。其实这是把端王推向了对立面。

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呢？中国的封建王朝体制下，统治者需要的是一种威严和被尊敬的感觉。结果，从1900年1月选出大阿哥，一直到3月，外国人不表示任何赞成、支持。这是不对的，你表示祝贺，不仅说明我们的邦交关系是好的，另外它对于中国的威权体制来说是个加分项。

1900年春天，端王慢慢就被塑造成了一个排外主义者。将心比心，如果有一个人莫名其妙反对我、不理我，我们也会排斥他。了解了这一背景后，我们再来讲一讲义和团为什么起于山东。

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19世纪晚期，德国统一之后，它在对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山东的沿海，特别是尚未开发的胶州是最适合德国人居住的环境。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人对山东的投资就越来越多。到了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自由投资，这使德国人再次加大了对山东的投资力度。德国在1897年利用了潮州教案，出兵胶州。到1898年3月，中外通过谈判，就达成了胶州湾租借100年的协定。此后，胶州就归德国人管理了。

德国人对山东实行的是殖民管制，也就是完全按照德国的规则来管理。德国的势力范围当然不只是胶州，它以胶州为基地，向山东内地辐射。胶济铁路是其中的关键，这条铁路一直从胶州修到济南，它对山东的农民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修铁路得征地，开工厂也得征地，那么农民、地主就不得不离开土地，成为流浪者。这是其中一个背景。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山东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乡村的民间英雄的情结，武风很盛。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乡村随之解体，农民脱离土地。当人们失去职业、失去正当收入的时候，能做的就只有强身健体。在清代的义和团档案当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很多练功夫的——我们叫他们义和拳，其实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这是义和团起于山东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山东乃甲午战争的主战场，日本人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来去围攻威海和刘公岛，之后向内地进军。主战场在山东，所以集结了相当规模的清军。等到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军队就原地遣散了。过去的研究者，特别是一些外国研究者将义和团的领袖大师兄、二师兄称作社区精英。因为从军队里边遣散的这一拨官兵原是当地的农民，所以这些军人相当一部分就在城乡之间游走，成为乡村英雄。如果遇到一家人欺负另外一家，大师兄就对被欺负的这家拍拍胸脯，说：“兄弟，这事我帮你办了。”然后找几个人就把欺负人的这家给打了。那么后来山东的地方矛盾，就由这一拨人出手去摆平、协调。

第三个因素，就是山东的民教冲突非常激烈——天主教、基督教和无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之间的冲突。西方宗教传到中国来，其实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唐朝时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后来蒙古人建立元朝，基督教的影响也很大。等到明朝晚期，利玛窦进入中国，基督教就算是正式在中国生根发芽了。而且传教士到中国、到远东来都有献身精神，他们不怕死、非常执着。

等到工业革命爆发，外国资本在1860年大量进入中国。等《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来中国的传教士就更多了。各个国家的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互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都在看谁发展得多。在这么一种无序的竞争下，就有一拨中国农村社会的地痞流氓，被吸纳进了教会，进而利用了宗教的豁免权。

山东这种民教冲突当中，宗教的豁免权体现在教会、教堂享有和中国的官府直接打交道的特权，教民如果和非教民发生冲突，教会出面来跟中国地方政府交涉。一般来讲，中国地方政府是偏袒他们、向着他们的。这样一来，山东的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化了。这是义和团起于山东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第四个因素，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高层政治背景的变化——从光绪皇帝到大阿哥。山东巡抚的人选先后经过几次调整，而急着调整山东巡抚，都是因为他们和高层的政治背景不同，以及在对外关系的看法上有差别。甲午战争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山东巡抚是李秉衡。李秉衡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对外国是比较强硬的。因此在他统治的一段时间里，山东比较平静，义和团没什么动静。

不久，张汝梅接替了李秉衡。张汝梅觉得山东义和团闹得厉害，今天这个地方闹事，明天那个地方闹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也是经过朝廷同意的，那就是化拳为团。他想把它体制化，使其成为一个官方可以掌握的工具，最不济也可以往里面安插一些人手，以知晓动态。

但由于山东的问题实在太复杂，张汝梅这件事最终没干成。这个时候就换了甲午战后的第三任巡抚——毓贤。我们知道毓贤是后来引发庚子国变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毓贤在山东巡抚及后来的山西巡抚任内，折腾出的事情都很大。李鸿章给朝廷写的建议里边，就提到：像毓贤这样的人，那不是杀的问题，千刀万剐都不能解中国之恨哪!

毓贤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他后来在太原把170多个传教士——大人、小孩，诱骗到巡抚衙门，一次性全部杀掉。毓贤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毓贤是满族人，他和朝廷、满洲贵族之间有很复杂的关系。我们今天去读这些史料，会感觉到毓贤深深地介入了大阿哥事件当中。

大阿哥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深度介入到了朝廷的纠纷当中，他的排外的强硬立场表现得非常明显。在1899年的下半年，外国公使就要求清政府把毓贤给换掉。说如果毓贤不换掉，山东的事情可能会复杂化，会出大问题。特别是美国公使康格，他强烈要求清政府一定要把他换掉，而且跟清政府讲，不仅要把他山东巡抚的职位撤掉，还不能再把他任命到传教士多的地方去。

毓贤的排外情绪太严重了，甚至达到一种变态的程度。外国的要求，特别是美国的要求，使清政府意识到这的确是个问题。在这种状态下，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公使，点名要让袁世凯来接替毓贤出任山东巡抚。

14 不到三月遍地红：华北大乱

清末民初有一句话叫“非袁莫属”，这不是袁世凯和他身边的人吹出来的，事实上在李鸿章之后，真正对世界有充分了解的确实就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年轻的时候驻过朝鲜，和外国的外交官们直接打过交道，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当列强提出让袁世凯接替毓贤到山东去时，清政府就同意了这个建议，把毓贤免职，让他在北京赋闲。

袁世凯上任之前对山东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了解，在路上又去找了对山东义和拳有相当研究的一个大知识人——劳乃宣。劳乃宣写过一本《义和拳源流考》，这本书是我们今天研究义和拳的一部经典作品。袁世凯就通过劳乃宣，对义和拳的来龙去脉有了了解。

他还带了他的智囊徐世昌——后来在五四期间做过大总统。徐世昌和劳乃宣，包括袁世凯身边的其他幕僚，就给他提了一个政策性的建议，以平定山东这种扰攘不宁的现状。1900年，袁世凯初到山东，就发布了一个告示，大意是：所有的义和拳拳民，你们现在如果放下练武的念头，回家去种地，那既往不咎，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你们继续乱来，惹出了事那格杀勿论，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们知道袁世凯是带着军队到山东去的，那是随时会动真格的。因此在袁世凯软硬兼施的政策下，一大批义和拳的拳民们都回去了。这事就迅速平定下来了。但是很快就爆发了卜克斯事件。卜克斯是个英国传教士，年龄大概在30岁。他是一个偏执型的疯狂传教士，不怕任何危险。1900年初，他从泰安回他的教区，走到肥城张店村时遇到了十几个中国人。这十几个中国人是义和拳民，他们与卜克斯不期而遇，就想：我们把这卜克斯绑了之后，找个大户去敲诈点钱。如果卜克斯是一个很柔弱的传教士，把他当人质去坑一个大户自然没问题；但卜克斯是一个三十来岁身强力壮、会点功夫，又对宗教十分狂热的人，他觉得这几个中国人违背了上帝的信条，必须接受宗教教育。卜克斯就拉开架势，准备让这几个人受洗礼、入教，试图改造他们。

在冲突中，卜克斯说：“袁大人讲了，如果你们乱来，就格杀勿论。”这几个中国人想：你如果去举报的话，我们就肯定死无葬身之地了，一不做二不休，与其你先动手把我们干掉，还不如我们先把你杀了。这几个中国人在这时候理所当然地也带有一种侥幸心理：这么大的山东，袁世凯巡抚哪能知道这个事儿？于是，这几个人就把卜克斯给干掉了。干掉之后，把尸体扔到水沟里面去，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没事了。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卜克斯是从一个教区到另外一个教区去的，两个教区之间还是有联系的。结果过了几天他还没到，教区就把他失踪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英国的教会知道卜克斯失踪后，就要求总理衙门迅速把人找出来。总理衙门跟袁世凯一讲，袁世凯赶紧派人去找。这一找，发现人已经死掉了。这一下就麻烦了。

卜克斯的死亡，是后来山东问题和中国问题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节点。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中央层面对于如何处理山东的义和团发生了分歧。当时袁世凯在山东采取强硬的措施，已经快要把山东局面平定了。如果总理衙门和朝廷按照袁世凯的这一思路继续执行下去，那整个华北都能平定下来。

但是袁世凯惹了一个麻烦，死了一个卜克斯。朝廷里面，很多言官就提出，这种搞法不行，这样搞下去，会破坏中外关系。结果因为这个，袁世凯在山东也缩手缩脚不敢做了。但是他强硬的命令还在那儿，这就导致在山东的义和团，有一拨还没回到田地的人，或者有一拨回去后也没地方去的，在卜克斯事件之后，选择了离开山东。因为山东强硬，其他地方不强硬，在言官的影响下，在朝廷犹豫不决的时候，各地都不敢对义和团采取强硬的措施，直隶也不敢。地方的官员都担心：万一再出现一个卜克斯事件怎么办？在这一过程中，义和团就进入了华北地区(当时的北直隶)。“不到三月遍地红”，义和团从山东出来了。

卜克斯事件爆发之后，中外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英国驻中国公使和其他国家的公使都要求清政府严惩那些打死外国人的拳民。当时的清政府之所以释放义和拳，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前面我们提到，对于大阿哥上位，外国人一直不表态，这就造成了当局者的不满。另外，毓贤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他来到北京后，在与各位王爷的沟通中提出：在和外国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有求于我们，如果在山东和外国人打交道不顺利，那就释放一下义和团，让他们闹一闹。我们近代以来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喜欢利用这种民间的排外力量。等到卜克斯事件发生之后，英国公使急匆匆地找到总理衙门和端王，要他们处理一下义和团。但是毓贤和端王所期待的就是利用这种危机，让外国人向大阿哥问好。清政府的目的其实很单纯，就是找个台阶下，表现出两国修好的姿态，使清政府在民间的形象有所改变!但外国人却不这样想，他们觉得端王这是无理取闹，坚持不给端王背书。这样中外之间就僵持住了。

卜克斯事件发生，中外交涉复杂化之后，其实台阶是有的，但是外国人一直坚持不妥协。就这样一直拖到了3月，卜克斯事件的后续依然没解决好。义和团从山东进入大直隶地区后，开始不断惹事——做出了拆电线杆子、拆铁路等一连串的破坏性行为。我们知道按清帝国原来的管理方式，对这种刑事犯罪的处理那是非常严格的。但是这个时候，由于处在中外交涉的大背景下，这样一种刑事犯罪也没有能够及时得到处理。所以三个月过去了，中外之间的这样一种紧张不仅没有得到消解，反而越来越厉害。

当时各国驻华公使与朝廷、总理衙门的接触交往也非常频繁，但是他们只谈现实当中发生的中外冲突：你又在哪儿打我的传教士，又在哪儿打我的教民。他们根本不去回应大阿哥的问题。

清政府方面本来想利用这一事件把原来的疙瘩给解开。只要迈出这一步，中外之间就可以和解，就没有1900年的大国难，但是外国按照什么路径走呢？抗议，联合抗议，四国公使、五国公使联合抗议。抗议到最后发现没用的时候，就在渤海湾举行军事演习。之后通过外交渠道发照会，抗议清政府，要求清政府限期去剿灭大刀会、义和团。

当外国只是就事论事地对中国提出要求，却对中国关切的问题完全没回应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麻烦。清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究竟该怎么对待义和团和各地民众，越来越犹豫，越来越找不到思路。中外之间的误会和不理解逐渐积累、发酵。

15 公使馆“失联”，北京城里发生了什么

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展，它的时间进程是非常快的。袁世凯去山东是12月底，紧接着第二年的1月就发生了卜克斯事件。卜克斯事件发生之后，义和团就慢慢往山东外渗透。等到2月，义和团已经渗透到了天津的城乡，之后进入了天津的市区。1900年的时候，天津已经是北方很繁华的一个国际中心了，那里居住着许多外国人。义和团进去之后，并不是见人就杀。他们在那儿摆开阵势，只要看到哪里有块空地，就立个坛练功。这种行为无疑是有碍观瞻，影响社会秩序的。清政府在这时候立场也比较犹疑，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时间在这种犹疑中一晃而过，这是二三月的事。

等到4月，义和团已经把势力扩大到了环北京地区。当时北京的管制体制实际上是很严格的。九门提督把九个城门一放下来，连苍蝇都飞不进去。那么为什么在1900年春天，义和团几十万人能进到北京城里去？因为政府一直对整治义和团还是利用义和团，犹豫不决。然而，时间是不容人犹豫的。到了5月，整个京城已经到处是坛口，到处是义和团练功的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对这一现状实行很严厉的镇压、驱逐，因为政府本身有诉求。

事实上，并不是说释放了义和拳之后，他们就去对付外国人了。义和拳这一拨民众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是有自身诉求的。公使馆、外交区里边藏的教民，都是他们村里面的。在这之前，他们可能就围绕某种物质利益和这些教民发生过冲突，于是就追着这拨教民跑到公使馆去了。另一方面，公使馆和教堂又必须保护这些教民。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四五月，北京就陷入了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大家对这种混乱都束手无策。

列强当时如果一开始就拿出一个主张来，或者和清政府达成充分的沟通，可能事情也就平息了。但是如果不涉及他们的利益，各国公使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只有涉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才会表达一下立场。5月17日法国公使开始向各国公使通报，华北的局面越来越严重，在保定有60多个天主教徒被杀死了。到了18日，英国公使也向各国公使通报，在北京东南40英里处有一座教堂被烧了，一个中国牧师被杀死了。又过了一天，5月19日，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大主教樊国梁神父写了一封信，在各个公使当中传阅。樊国梁的这封信是1900年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

樊国梁在5月19日的这封信当中，用最灰暗、最阴森的笔调描写了北京和华北地区日趋恶化的形势和可能面临的危险。他认为北京已经被义和拳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更多的义和拳正在收紧对北京的包围圈。所谓的宗教迫害只是一个掩饰，他说义和拳的真正目的是要消灭在中国的外国人。樊国梁的这封信，引起了外国公使的高度紧张。樊国梁那时已经60多岁了，在中国也住了38年，能够说很流利的中国话，和中国各界也有充分的接触和了解。因此各国公使对樊国梁的情报都信以为真。当然我们今天看这封信，知道它其实夸张化了，它是一条扭曲的情报，但正是这扭曲的情报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

樊国梁这封信导致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日本、荷兰，总共11个国家的公使，在第二天5月20日，集中到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的官邸，开会讨论他们应该怎么处理樊国梁这封信所描述的华北和北京的危机。当天，他们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让清政府施压。毕竟列强也不好直接出兵，但清政府镇压不镇压还要看他们的决策。剩下可以做的就只能是保护自己了，采取收缩的办法——把外国人集中到公使馆去，之后加强保卫。

给清政府施压是没用的。清政府有自己的思路，但清政府自己的思路是不清晰的。慈禧太后这时候还是最高领导人，她对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很犹豫，这些教民是很委屈，但拳民也很委屈。对于慈禧太后来讲，拳民也是她的子民，她怎么忍心去杀自己的子民啊？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外国人能采取的有效措施就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己保护自己。

在5月27日，庆亲王出面接见了英国公使和俄国公使，表示朝廷已经下决心平息北京、天津的动荡局势。但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其实庆亲王心中也没底，各国公使也没有底。这种状态拖下去，北京的局势越来越动荡，越来越紧张。当时北京的公使馆里边的卫队很少，教堂甚至没有卫队，在总税务司、海关的外国人也没有人去专门保护。另外在直隶，很多大的铁路工程处的外国人也没办法保护。这时候公使团就觉得要把外国人尽量都集中到一起，派外国的卫队加以保护。他们就跟庆亲王交涉：“我们是不是能再派点卫队？”庆亲王说：“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清政府是有力量保护你们的，你们最好别派。”后来外国公使讲：“1898年北京发生政变的时候，我们从天津派了卫队保卫我们自己，中国方面也是同意的。”庆亲王讲：“如果你硬要派的话，我也不反对。”于是，在1900年5月底，各国公使就派了使馆卫队进北京。

虽然外国公使们的本意只是自保，但这件事情确实使华北和北京的局面变得更紧张。外国卫队从天津浩浩荡荡往北京开的时候，它就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恐慌。所以我们看到，使馆卫队往北京来的时候，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拆铁路、拆电线杆的行为。我们过去的研究说这是当时的清朝百姓反现代化，但考察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会发现事情并非那样。事情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恐慌，他们不知道这是使馆卫队。他们眼见外国军队浩浩荡荡往北京开了，觉得那肯定是来镇压他们的，与其被镇压，那还不如先把路给堵了!所以这实际上是在交涉过程当中导致的一场误会。

这种行为对外国卫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英国的西摩将军，他在非洲战场上表现得非常英勇。他率领第二拨使馆卫队从天津出发，结果花了二十来天硬是进不了北京，就被堵在天津和北京之间的杨村那个地方。往前走，铁路给拆了；往后退，铁路又给拆了。这个结果会让外国人感到北京的局势恶化了。

各国将领到了天津之后，就召开了会议，他们讨论下来，觉得北京的这些同胞处境可能危险了，很难把他们救出来。此时，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又被切断，电报线也没了，公使馆那一拨人和外边失去了联系。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进军北京去解救我们的公使和同胞，必须集结相当数量的军队才能做到。后来他们推算了一下，大概得准备8万人才能往北京进军。因为当时在华北、在北京的义和团有三五十万人，在这一带的清军大概有20万人。在这样的考虑下，在天津的各国军队，就放弃了对北京的及时救援，不愿意用小股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和尝试。同时，他们给各国政府发电报，让他们赶快派军队来，在天津集结后一起进军。这是5月底、6月初发生的事。

等到电报线中断后，各国的公使就在公使馆里面困守，此时他们与外界已经失去了联络，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在这种状态下，他们非常恐慌，而且公使馆又被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既有清军，也有义和团，他们也搞不清情况。后来研究表明，在公使馆的外围，第一圈的清军其实是保卫公使馆的，而第二圈的义和团确实是要冲进公使馆抓人的。抓谁呢？要去抓他们村的老孙、老王那些教徒。

这时候天津方面又出了问题。在天津的外国将领一直在研究为什么他们进不了北京，得出的结论是后勤保障被掐断了。我们知道天津的大沽口有两个炮台，居高临下遏制住了进北京的通道。如果不能够顺利地通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大沽口，那就根本进不了北京。所以各国将领就认为，一定要把大沽口炮台控制在手里。

但是此时各国又没跟中国宣战，不能贸然派兵攻打，所以只能发一个请求函、通牒，请求清政府把大沽口炮台让给他们。于是他们就发了一份文件给驻大沽口炮台的中国将领罗荣光。罗荣光是位职业军人，他在收到了联军和各国领事的这样一个带有通牒性质的函件后，不敢独断，马上请示直隶总督裕禄。直隶总督在这时候并没有得到外国的消息，他对罗荣光的这么一个请示也大意了，并没有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大沽口这边从下午2点打到了次日凌晨7点，守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大沽口炮台就被联军占领了。

裕禄很快得到了联军占领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他得到这个消息的同时，又看到了各国驻天津领事给罗荣光的所谓最后通牒的同文通牒。裕禄一看这个东西就发慌了，赶快把这事告诉北京。此时北京和天津之间已经没有电报了，只能用六百里加急去送消息。但裕禄犯糊涂了，这时候他应该送大沽炮台已经丢失的消息，结果他问皇上和太后：外国人现在很蛮横地要大沽口炮台，我们给不给？他竟然送了一个滞后的消息。

这个消息到了北京之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端王、庆亲王赶紧开会。对天津、全国的局势，他们现在也看不明白了。太后看到外国索要大沽口炮台，当时就火了。大沽口炮台从明朝开始就是北京的屏障，是想要就能给的吗？当天太后就讲：“起草，给11个国家直接发文件。如果你们这样做，那就都给我走人，中断外交。”后来我们讲的所谓宣战诏书，就是这个东西。我想如果当年的慈禧太后知道大沽口炮台已经没了，一定会有另外的处理方式。

这份文件制定完，发出去的时候，当然也引起了朝廷大臣们的争议。但是这个时候太后火气很大，就把好多事情极端化处理了。这个发给11国的同文照会，送到公使馆之后又引起更大的麻烦。外国人肚子里根本就没有弯弯绕，各国公使一看到这个东西，就认为清政府这个时候就是要赶他们走!就是要断交!

而且外国人现在也不知道，天津的大沽口炮台已经在他们手里了。各国公使在接到同文照会后，从当天晚上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上，一夜都没睡觉，整个公使馆里面的人都很焦虑，因为中国文件规定24小时内走人。要知道自1860年清朝与各国开始建交起，公使馆已经办了几十年，而且公使们又都是带着家眷来的，24小时就让他们走人，路上安全怎么办？要知道整个华北现在正值动荡之时。各国公使毫无办法，谈了一夜，竟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头去总理衙门谈判。只有德国公使克林德，年轻气盛，他说：“你们一个个真是废物，既然你们都不敢去，那我去。”

克林德在第二天早上坐着轿子就往总理衙门去，他心里当然也很害怕，吹着口哨，自己给自己壮着胆子，卫队跟在后边。如果克林德顺利地走进了总理衙门，能够跟中国方面加以沟通，我相信历史一定会改写。但没想到的是，克林德从公使馆出来，到了东单路口，就被清军一枪干掉了。克林德被打死之后，外国公使更恐慌了，连收尸都不敢。克林德事件使这个事情变得更麻烦，北京高度恐慌，公使们封闭了公使馆的大门，和中国不接触、不交往。闭门55天后，列强就发电指责中国很过分，包围大使馆这么多天，这是要逼死他们!慈禧太后自然是极力喊冤：如果我们真想干掉公使的话，几万清军可以轻而易举踏平公使馆，我们之所以派兵围住它，其实是想保护它，而且在这50多天当中，我们一直有派人送水果送粮食。但是由于两边的误会，中国方面按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送的水果粮食，大使们不敢动，不敢吃，生怕里边有毒。这么大的国家灾难，最后竟然是一场误会导致的。

那么在天津这边，为什么一拖拖了几十天呢？刚才我讲了，就因为外国人严重高估了北京的局势和中国方面的力量。他们认为义和团的力量太强大了，如果不集结起足够的兵力，没法去救人，于是他们就在天津等待军队集结。我们看外交史料，当时英国人讲：“日本离得很近，能不能让日本尽快派几万人到北京把各个公使救出来？”日本人说：“其实我们很想帮这个忙，这不仅是帮各国，也是帮中国嘛。”但是也有个别国家说：“怎么能让日本这个小国家出风头呢，如果这次让它出力的话，下次还有我们什么机会？”这些个别国家一表达这个意思，日本外交决策者就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因为日本的整体利益要和西方国家保持一致，不能为了出风头而得罪西方国家。这样一来，局势就彻底恶化了。

16 北京“失联”的同时，南方发生了什么

1900年夏季，就在北方局势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转的时候，南部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究竟是怎么判断，怎么思考的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前，我们要先搞清楚南部中国当时所处的一个大背景。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长江口岸开始的，以上海为中心，整个长江流域是近代发展最迅猛的地方。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60年代再加强，特别是到了1895年外国资本自由进出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获得了很不一样的发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出现了。

东南地区的督抚们——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这几个人都是从洋务运动时期一路走过来的，应该说他们都是对朝廷忠心耿耿的重臣。但是他们现在面对北方的这样一种紧张局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判断，北方之所以和外国关系闹僵，它的症结主要在最高领导人的调整，最高领导人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端王，可能就没这问题。

这些大臣觉得，端王上台之后，中央政策出了问题，因此他们就利用朝廷在北方和外国交涉不顺畅的机会，来调整自己和外国的关系。慈禧太后的同文诏书发布以后，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看了就讲：“这事怎么能够这样做？怎么能够就这样跟外国人打起来？”这几个人都是和外国人打过交道的，所以对中外的局势看得非常清楚，他们觉得这是在把整个国家推入灾难中。

于是李鸿章就和其他几个大臣商议，最后决定把诏书当作伪诏!他们后来就开始为此找理由，提出可以把端王政府看作一个伪政府，伪政府的诏书，自然是假的嘛!后来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也没出什么大的问题，毕竟端王政府当政的时间很短。虽然李鸿章等人拒绝奉诏，但是整个长江以南、长江两岸依然很恐慌。因为外国人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力度极大，一旦和外国人的关系处理不好，会造成经济的动荡。他们这个时候就在商量，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当时驻上海的各国领事也很多，而这些领事都是能够独立决策的。中国方面的这几个大臣就商量，决定委托在上海的盛宣怀、上海道[5]他们有意识地和公使接触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解决的办法。后来上海道受几个总督的委托，和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协商，慢慢达成了共识。中国方面要求各个公使不要把军舰开到长江流域来，不要在上海登陆，不要卷入北方战火当中去。外国在这一点上也挺乐意，就约定不对长江流域出兵。另一方面，外国要求中国的这几个督抚保证他们在长江流域侨民和财产的安全。

所谓东南互保就是中外地方政府在东南地区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事情，避免介入北方的战局。这等于宣布独立了。就在这种状态下，东南地区躲过了这场战争。多亏了东南互保，才让动乱止步于淮河流域，没有让它进入南方。

应该说，这些大臣擅自作出了一个对中国并不坏的决定，当然这也是经济决定了政治，正是长江流域和东南地区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大家的意识发生改变，才能走到这条路上。如果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的发生，还是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那么在农业经济状态下，南方一定是和北京站在一起，不可能发生这种分裂的。

也正是因为东南地区资产阶级的发展，1900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参与的都是一些在上海的体制内和体制边缘的知识人、政治家，比如唐才常、严复、容闳等。相关的资料经过义和团事件后，基本上都毁掉了。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和边缘化的史料当中，去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他们希望成立一个与大清毫无关系的中国国会。中国国会的成立还意味着这一拨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准备利用这次外部危机来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中国国会在上海开了几次会，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这两个人在国际上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也都对外部世界有了解。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架构一定会建立起来。

参与这个中国国会的还有唐才常，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国会的活动之后，很快就顺着长江，到汉口找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恩主——张之洞。我们通过研究也可以看到，唐才常到达武汉之后，开始策动张之洞在华中地区称帝建国。在1900年北方最危急的六七月，张之洞也的确在这方面动过脑筋。我们不要从张之洞个人的立场来看待他想称帝这件事，当时中国的形势下，大家其实都希望张之洞能登高一呼，让整个南部中国脱离战争的灾难。

但张之洞毕竟受的还是传统的知识教育，特别是形势比人强，一切都取决于外国究竟和清政府怎么交涉。外国如果觉得清政府是一个可废弃的政府，那南方像中国国会、武汉的张之洞、华南的李鸿章大概都可以有所作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等到联军向北京进发的时候，联军表现出来的姿态并不是以分裂中国为诉求，各国政府很明白地表达了，仍然以慈禧太后的清政府为政府。这样一来，张之洞这一拨人的态度立刻就转变了。

中国国会烟消云散，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张之洞不仅停止所有的活动，而且转手就把唐才常给杀了。所有关于自立军的细节资料，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可以将此理解为杀人灭迹、销毁证据，毕竟事关叛逆，我相信正常人都会这么做。在1900年夏天，在北京局势最紧张的时候，还有一个老臣需要重点关注，那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在1898—1899年的时候就外放到广东，做了两广总督。两广总督镇守的是中国的南大门，而且南方毕竟和外国人交往很多，所以李鸿章的位置就显得尤其重要。当北方局势紧张之后，各方势力都在拉拢李鸿章。大概在6月，西太后就发布一封诏书，让李鸿章赶快北上，和外国议和，以挽救和外国的关系。

7月，北京的局势慢慢明朗起来，各国军队开始往天津集结，中国与各国公使之间也慢慢恢复了联系。李鸿章接受朝廷的安排北上，到了上海之后，就把上海作为基地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打交道，形成了一个“李鸿章政府”。打交道的结果是，各方的政治力量觉得，在目前的状态下，可能还是维持清帝国原有的架构为好。就这样，1900年北方危机引起的南方的骚动，最后在整个大局改变的时候停息了。时间虽短，但这件事情是在1900年国难重大事件当中，中国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值得单独拿出来讲一讲。

17 联军的复仇，主要针对谁

清军和义和团对公使馆的围困持续了50多天。这件事情令双方都很尴尬：对清政府来讲，撤也不是，继续围困也不是，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列强也很尴尬，在天津的领事和军队的指挥官们，鉴于西摩将军的使馆卫队受挫，认为要想进入北京需要很强的兵力，大概需要8万人。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在北京的双方僵持了50多天，这期间公使和外部的联系全部中断，列强想和他们联系，但联系不上。他们要想发电报就只能通过中国的总理衙门，但列强发给他的公使的电报，一般都是要用密电的，这里面就涉及密码的问题。由于他们认为此刻与清政府处在一种敌对状态下，要是把密码交出来，再去发这个电报就失去意义了。因此当总理衙门跟这些公使讲“你们给自己国家发个电报，说你们还活着”时，公使们就讲：“我们发电报就等于把密码交给你了，我们不发。”

结果在这五十来天的时间里，全世界都不知道在北京的这些公使和外国人究竟怎么样了。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北京就此成为全世界注目的中心，但是谁也不知道真相，没有人敢于进到北京来打探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样一拖就形成了前面我们讲的南方的资产阶级和列强达成的一种局部妥协。8月4日，八国联军完成了大致的集结，其实这时候德国的1万多军队才刚刚从德国出发，离到达北京还有很漫长的时间，但是这会儿也不等了。8月4日联军从天津出发，开始向北京进发。

在原先列强的估计中，北京周边的清军和义和团是一支很强大的军队。毕竟有几十万义和团，20多万的清军，看着的确是个很吓人的数字。结果我们看到，联军8月4日宣誓出兵，很顺畅地就打到通州去了；然后只花了10天的时间，8月14日，联军的先头部队就攻到了北京的城墙边上；8月14日的夜间，先头部队就通过东便门、朝阳门、永定门这几个城门进入了北京城，然后迅速摸到了公使馆，以确保公使们的安全。

这样北京就解围了，这时全世界才知道，公使们都还活着，没出现大的问题。所谓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

值得一提的是，列强到了北京之后，引发了一系列治安管理的问题。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是事实，这个不必怀疑，大量的史料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与一般的战后乱局要稍微做点区分，这一次八国联军和1860年的英法联军那一次，有某种相似性。凡是发生义和团集结的地方，凡是明确排外的王爷的大院子，几乎都成为联军复仇的重点。

战争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紧接着是和谈善后的问题。其实在一开始，在中外冲突发生之后，清政府并没有真正要和外国开战的决心和信心。前面我们讲到，所谓的宣战诏书只是一个外交姿态。中外冲突发生之后，清政府的主导者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及端郡王、庆亲王、李鸿章、张之洞这些重要的大臣，并没有说要和外国人决一死战，更不像樊国梁神父讲的那样，要把外国人都扔到太平洋去。事实上，清政府也并没有想过要攻破公使馆。清军如果和八个国家的联军打，可能打不过，但是清军去攻打防守力量不是很强的公使馆，并不难。

所以慈禧太后后来就讲，要攻破公使馆，那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她没有这么做，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它。这确实也为后来的和谈、为列强不惩处慈禧太后留下了一个可能性。等到中外冲突发生之后，北京的局势开始恶化。6月上旬，慈禧太后就和光绪皇帝商量，要让李鸿章从广州火速到北京来。因为我们知道，曾国藩之后，李鸿章就是中国外交的首选，重大外交事务都由李鸿章出面去处理。不论是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抑或是去欧美访问，李鸿章不仅是首选，而且是唯一的中国外交代表。

李鸿章接到这个指令之后，也迅速表示，愿意北上去和列强沟通。当时是6月，如果他能迅速赶去坐镇北京或者天津的话，可能八国联军就不进北京了，他有这个能力。

但是这个时候，中国内部有一股很强硬的要和外国一决雌雄的力量，像端郡王、董福祥、庄王，这一拨人大概都是想通过“掰手腕”来和外国决胜负的。义和团此时也被策动了，他们不仅自己不向外国人妥协，而且刺杀任何想和外国人妥协的人。列强本身也存在意见的分歧，列强当中，德国在义和团这一事件上损失最大，它的公使在北京被枪杀，它最重要的投资区域山东也遭到破坏，所以德国不支持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在这种状态下，李鸿章就很难办。李鸿章到了上海之后只好滞留在上海，一连滞留了50多天，没有办法北上去解决这件事情。他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里，也不是干待着，而是把上海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他通过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发电报给中国的驻外使节，在上海和各个国家的政府沟通，这对于缓解北方的压力，缓解中国的局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驻外的大使、公使，直接听命于李鸿章，李鸿章在上海发出指示，这些人就在柏林跟德国谈，在伦敦和英国谈。在和谈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李鸿章就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李鸿章和俄国人的关系起了不小的作用。1896年，李鸿章刚刚出使俄国和欧美，在俄国签了一个《中俄密约》，这也是近代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密约。《密约》保证中国20年没有大事，这个没保证成，迅速就出现了义和团这档子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俄国还是履行了《中俄密约》当中“能帮中国就帮中国”的承诺。

俄国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帮了李鸿章，不仅派军舰将他送到天津，还出面和其他国家交涉，提出把中国打烂了不符合大家的利益。另外，俄国一方面和八国联军一起出兵，同时也保持了自己单独的行动——后来八国联军驻扎在北京，俄国先撤走了。俄国和西方国家不同步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给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谈判打开了一个缺口，对于1901年议和起到了很重要的有助于中国的作用。

另外，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并非完全一致。美国人在这时候始终在坚持着对中国的惩处要适可而止的原则，不能过多地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能够趁机来敲诈中国，让中国付出更多的赔款。同时，美国政府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中国方面，美国不会放弃和清政府打交道，转而承认其他政府。中国国会、张之洞和唐才常的自立军、两广独立，这所有的计划都在美国的这一宣布下烟消云散了。而美国当时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世界政治的发展，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去分析所谓八国联军，基本上就能看清其中的格局了。日本和中国是近邻，英国在中国投资最大，它们也都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日本认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那整个亚洲的问题就会变得很复杂。而英国在中国投资这么大，如果中国彻底失败了，对英国的利益也有巨大的损害。其实当时谈判中，态度最恶劣的是德国。德国公使在这次事件当中被枪杀，所以德国的行动带有复仇的意味，就趁这个机会向中国大举用兵。特别是在北京的局势基本稳定的时候，依然浩浩荡荡地从德国开来了1万军队。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派出一个最高规格的代表团，专门到德国去赔礼道歉。这个也表明，在这次事件当中，中德冲突的严重性。

等到联军8月15日进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同一天带着大批随员离开了北京。过去我们讲这是仓皇出逃，但其实联军包围北京之后，给宫里边发过一个通报，让太后、皇上不要离开北京，列强会在外围将紫禁城保护起来，确保皇家绝对的安全和尊严。因为联军的目标是要和中国谈判，你走了之后，让他们跟谁谈呢？他们不可能和义和团谈，也不能和某一个地方政府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离开了北京后，就浩浩荡荡地带着随员从怀柔开始往西安转移。到了西安后，很快就建立了行在(一个临时的首都)，一切运转都以西安为中心了。

18 战后“清算”：究竟哪些人错了

李鸿章是9月15日才赶到北京的，在李鸿章赶到北京之前，庆亲王就已经在和赫德商量，怎么能够尽快地去谈判。

清政府在这之前的原则是：这件事和我无关。清政府原来坚持，事情的起因在于民教冲突，是你们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和我们的老百姓发生了冲突，这才导致了一系列矛盾。清政府的意思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受害者。如果这样扯皮的话，这个事情肯定就没法谈了。因此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赫德就跟中国方面的一些有国际眼光、有远见的人——李鸿章、庆亲王、刘坤一、张之洞这些人——去沟通。他就提出，谈判要想获得某种进展，首先必须弄清一个重要的原则——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中国在这之前是没有国际法的信念和坚守的，因为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才接触到国际法。所谓从国际法的层面来反思，就是说清政府要对几个问题有基本的认定：这场战争究竟为何而起？中国的责任在哪儿？

另外，关于这件事情本身，不论慈禧太后怎么解释，都很难说清，为什么把公使馆围了50多天，更解释不清的是外交官怎么就被刺杀了。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结果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街上，你把堂堂的德国驻中国公使一枪就给“解决”了!在20世纪文明世界出现这种事情，西方人就会觉得中国野蛮。所以如果清政府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和道歉，那和谈就没法进行下去。

在整个议和谈判当中，最关键的是要追究肇祸大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达成了这种基本的认识之后，就开始向清政府提交“谁错了”的名单。中国大臣当中，首先当然是端郡王错了，然后是董福祥错了，毓贤错了……这一系列名单慢慢排出来之后，就要追究比较具体的责任，一个都不能放过，死了也得追究。特别像毓贤，之前我们已经讲了，他在山东出了那么多的事情，到了山西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那儿把170多个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孩子诱骗到巡抚衙门，一次性给处死了。在非战争状态下，你去枪杀这些无辜的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孩子，这是反人类!这种人不追究说不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慢慢就有了进展。

等到10月初，法国政府就向各国政府提交了一个讨论的底本，上面罗列了应该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归纳起来看，第一个是追究战争肇祸大臣的责任；第二个，要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不能让更进步的、更先进的军火被运到中国来，这个在协议签订之后执行了很长时间；第三个，要给予受难者公正的赔偿；第四个，要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和这些相配套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拆除大沽口炮台。大沽口炮台从明朝开始就是防卫北京的一扇大门，但是从《辛丑条约》开始，大沽口炮台到北京的所有军事设施全部被拆除，也就是说北京、天津就此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当然，后来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等西方社会发生分裂后，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对中国的军事管制，自然解体。只有中国的近邻日本一直坚守到中日再冲突。为什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还有关东军在中国？还有华北驻防军？这都是《辛丑条约》的规定。

1900年10月，英国公使出面，召集各国公使对法国的提案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最后形成了对中国议和的条款的一个大纲。1900年底，这个议和大纲以“议和大纲十二条”的形式向中国提出来了。西方各个国家于1900年12月24日正式提交议和条款。1901年1月，正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匆忙发布了一个新政改革的诏书。

有了各国公使在法国方案的基础上所讨论出来的十二条，后来中外之间的讨论就比较简单化。尽管争论的时间很长，但讨论的重心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赔偿能力上，要对财产有一个清算，更重要的是，要对列强的损失有一个估价。中国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四亿两银子。

四亿两银子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其实最难的就在这上面。俄国和德国在这时候希望中国能够多赔给他们点，最好都赔现金，能像《马关条约》的时候那样一次性付清。但是因为有了前面《马关条约》的赔款教训，赫德这次介入得很深，清政府和各国政府就同意，以赫德为主导成立一个赔偿清算委员会，清算中国究竟有多少赔偿能力。之后列强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不要让中国破产，赔偿是以处罚、警告为原则，绝对不能破坏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能竭泽而渔。同时，赔偿委员会对列强讲，你们不能漫天要价。特别是战争都结束了，你还往中国派军队，把这笔军费也算进赔款里，这显然不合理。所以，后来赔偿委员会让各个国家自己报一下损失，结果出来后，赫德和赔偿委员会一看，这还得了!按这样赔，中国非破产不可!最后拦腰一斩，每家都砍掉一半，回头再去谈判。而在这里边占大头的一部分是对死去的外国人的赔偿，这笔费用非常大。另外，因为这场事件而死的中国人，列强也要求赔偿，特别是那些在外国机构里边做事情的中国人。如果不给这批人赔偿，将来排外事件还会发生，谁还敢给外国人做事情呢？如果国际机构在中国找不到中国雇员，那就没法在中国运行。所以列强在赔偿的时候，要求一定要把这一笔列入整个赔偿计划当中，所以才形成四亿两银子的天价赔偿。

在刚才讲的对祸首的惩处上，名单逐步地细化，等到后来协议签订的时候，要惩处的名单就比较清晰了：从庄亲王载勋开始，到端郡王载漪，再到辅国公载澜，这都是王爷层面的；官僚层面，像毓贤、刚毅、董福祥、英年、赵舒翘、徐桐、李秉衡、启秀、徐承煜。这里边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我过去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过细节的分析，但这些都不展开了，各位可以去看看，这些资料也都很好找。

条约中还有其他的规定，像重新划定使馆区的界限；废止中国军事上的力量；如果将来哪个地方再出现煽动学生和老百姓排外，那这个地方的行政官员就要受到处分；停办科举。谈判从1900年9月开始，一直谈到了1901年的9月，持续了近一年，最后达成了《辛丑条约》，其实当时叫作《北京议和条约》或《北京善后议定书》。在我们过去的历史记述当中，这一事件叫“庚子国变”“庚子国难”，后来我们叫“义和团战争”，也叫作“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各种名字其实都表达了这件事情的某一个侧面，都是对的，但是都不太准确。不管怎么讲，1900—1901年中国在这样一次巨大的灾难、冲突、变革当中，又一次受到新的冲击，之后也有所调整。

19 新政：流亡途中的反省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强一直盯住不放的，是要惩罚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所谓罪魁祸首。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罪魁祸首中，其实真正由列强成立国际法庭去处死的，只有在保定的几个人。保定发生教案后，列强从北京出兵到保定去复仇，之后在那儿组织了一个军事法庭，通过审判将当地的几个清廷官员处死。但更多的都是由列强同中国官员点名之后，由清政府来处死。这是1900年战争之后处分当中最主要的问题，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一百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反省这件事情，也必须注意到，其实这些所谓的肇祸大臣被双重妖魔化了。在列强的眼里，在清政府的眼里，都觉得他们是罪大恶极，残暴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背景，他们最残忍的事情主要发生在两国交战之后。比如毓贤，此前，毓贤在山东虽然排外、操纵义和团，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去屠杀外国人，这件事是发生在两国交战之后，这就带有一种弱者不择手段进行反抗的意味。

清政府后来处死包括毓贤在内的这一拨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基本上都不服气。在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且罪行公开的情况下，在兰州处死毓贤的时候，老百姓是怎么表现的呢？老百姓可和两年前清政府处死谭嗣同这几个人时不一样，处死谭嗣同时，老百姓到他跟前去扔菜帮子，但是毓贤他们这些人被处死的时候，老百姓反而为他们鸣冤叫屈，联合起来纷纷上书，希望清廷能收回成命。

1901年2月14日，清政府发布了一个很重要的公告。清政府宣布，从1900年6月20日到8月14日的这些谕旨，并非全部代表清廷的最高层，而是夹杂了“矫擅妄传”的内容。我们知道，6月20日端王改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离开北京。这一下就把端王给抖搂出来了，端王就成了伪造朝廷谕旨。

这个公告解决了几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东南互保的问题。1900年6月，东南互保的大臣违背朝廷让他们北上勤王的指令，和列强达成局部妥协，当时李鸿章给的理由就是“这是伪诏”。那么现在1901年的这个公告一发，等于说李鸿章这一拨人抗旨是正当的，没有罪，反而有功!这一下子就从法律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也为惩处这些肇祸大臣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就这样，在议和谈判中，清政府慢慢地找到了思路。之后，条约中的这一系列东西也都逐步被落实，这些对中国之后的变化影响很大。但在对此次国难的一系列反思当中，有识之士其实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步伐迈了几十年，向西方学习了几十年之后，特别是当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都发生之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中国的朝野各界其实都在反思。在1900年8月20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向西行的路上，就发布了一个罪己诏。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的两年中波折不断、问题不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改革停滞了，中国没有延续1898年开启的改革路径继续往前走，这才导致了大倒退、大逆转。

紧接着清政府就开始发布新的命令，下诏求直言，希望内外大臣都能够对中国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就等于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中国要慢慢重回1898年的政治改革的道路，转型成一个近代国家。

各国对中国的这一表态也持一种欢迎的态度。1900年10月，日本在回复光绪皇帝的国书当中就表示，如果清政府有意早日结束战争，重建和平，那就应该明降谕旨，断然不要再去使用那些守旧大臣，而应该选派那种有威望、有能力、有世界眼光、有政治追求的大臣。英国很快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希望能够重启改革。特别是清政府下诏求直言后，这种立场很快也得到了中国的政治官僚的呼应。在这个呼应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新明星冉冉升起，那就是袁世凯。

我们知道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1900年这场战争当中，他也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义和团冲出山东的其中一个诱因，就是袁世凯间接导致的。之后，在华北动荡的过程当中，袁世凯坐镇济南，使济南成为沟通北京和南方大臣们的一个枢纽、一个关键。当时北京与各地的电报打不通，就只能通过济南传递消息，南方的电报打给袁世凯，袁世凯就通过六百里加急，派人送往北京；北京要给南方什么指示，跟外国有什么联系，也写信用六百里加急送到济南，再由袁世凯处理。我们现在看这些档案可以发现，北京以袁世凯为中心，上海以盛宣怀为中心，在不断地沟通信息。袁世凯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当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朝廷下诏求直言之后，袁世凯也是一再以个人的名义给清廷出谋划策，提出建议。他建议朝廷要积极地筹备、重启改革。他认为战争一定会结束，而如何发展才是中国之后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所以他希望清廷在这次灾难大体了结之后，重回原来的发展轨道。袁世凯在1900年就不厌其烦地去劝说政治高层，改革要主动，不要拖，更不要让列强牵着鼻子走，最后被逼着改革。

李鸿章的意见和袁世凯差不多，他在谈判结束后就去世了。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的想法也一样，他们三个人不断地写折子，有时候单独写，有时候联合写，每个月不厌其烦地上奏，给朝廷提建议。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去想办法影响朝廷，影响政治最高层，让朝廷最高层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改革的意识。

在各方面的影响下，特别是列强在惩处肇祸大臣的时候，放弃了对最高层的责难，使慈禧和光绪能轻装上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政府在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一个所谓的新政诏书。

新政诏书里边的这句话是后来研究者经常会引用的：“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这封诏书正式拉开了重新改革的序幕。

我们过去的研究者讲，清帝国这个时候完全是政治儿戏，你说改革就改革，你说不改革就不改革。但是我们做历史研究也会看到，其实这很难用“政治儿戏”来简单地评判，因为清帝国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它的直接反应就是重新走改革之路，这就使中国在之后存在一种新的变化和可能，即中国不是陷入一个停滞的时期。只要它改革，只要动起来，总会有机遇。

20 改革陷入瓶颈，日俄战争带来新希望

辛丑议和与新政的开启，使中国历史重新回到了一个上升的轨道。今天我们以后来人的眼光回看历史，1901年之后，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有实质性的启动。比如在行政体制改革上，清政府确实是想按照立宪的原则，模仿日本的政治措施，设立商埠和一些新的机构。可以说，1901年的新政实际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的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的这种成功经验，对中国启发非常大。甲午战争后，日本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中国很快就调整过来，开始学日本，留学日本一度成为热潮。而之后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打击也很大，辛丑议和之后，中国的新政开启，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说，那还得学日本。所以，中国近代的几次改革都是学日本，我们今天要对近代史建立一个新的认识，必须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改革虽然在发展，但是也有它的问题，也有它的瓶颈。我们看1898年，维新最重要的诏书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这标志着新教育的重新启动。但是由于排外问题一直没解决，在1900年的战争中，不仅新教育没有发展起来，反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京师大学堂都被义和团占领了，后来被八国联军征用过。

在1901年新政开启之后，新教育真正迅速发展起来，全国各地的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我们今天的大学、中学、幼儿园这一套现代教育体制，就是1901年之后开始建立的。

在1901年到1903年期间，司法改革也有个重大的进展。1903年发生了新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慈禧太后因为中俄外交谈判的泄密案，把著名记者沈荩给打死了，说他泄露了中俄谈判当中的一个消息。中俄谈判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前面我们讲过，义和团受阻于淮河防线，无法进入南方，所以他们只能往北方走，再从直隶往东北渗透。义和团往东北渗透的时候，俄国人一点不客气，出兵把东北占了。等到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义和团基本上就被平息了。

俄国作为八国联军中重要的一方，也参与了对《辛丑条约》的修订。同时由于俄国单独占领了中国东北，它和中国之间还有个关于东北的善后问题需要进行谈判。善后谈判究竟进行得怎么样？沈荩作为新闻记者，就想要将其中的消息告诉民众。这个时候沈荩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媒体记者，他通过任何一种手段挖到的消息，当然都有权利发表了。新闻记者不存在泄密的问题，他们的职责就是替人民谋求新闻嘛!沈荩把一些消息透露出去之后，清政府就把他抓住了，据说慈禧太后下令，活活把沈荩打死了。

沈荩之死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外国抗议，要清政府处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提出要对中国的新闻体制进行改革，同时必须调整司法体制。中国的司法体制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下来，有自身农业文明的东方性，中国古典司法和近代司法的差别究竟在哪儿？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古典法律非常野蛮，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像是大辟之罪、凌迟处死、在脸上刺字。西方经启蒙运动之后，就认为人要死得有尊严，怎么能够凌迟处死呢？杀人不过头点地。这种凌迟处死的处罚多残忍啊!3000多刀!要割三天三夜!其间还要保证犯人的大脑清醒。任何一刀割到血管、动脉，都会造成犯人的死亡，这样就没法完成这一刑罚了，从技术角度看，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刑罚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社会。农业文明社会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它的犯罪率是极低的，这就导致古代没有专门的司法官员，往往是行政官兼管司法。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应该把中国古典的法律看作是一种威慑性的条款。

所以我们读中国历史会发现，虽然凌迟处死这一刑罚确实存在，但是各位掰掰手指头算一算，历史上真正凌迟处死的有多少？数量没那么多。我们知道袁崇焕是被凌迟处死的。当年袁崇焕在满洲人的反间计下，被指控犯了严重的叛国罪，这才被凌迟处死。但是这种案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

沈荩案之后，新教育的改革、司法改革被提上日程，清政府下最大的决心，让沈家本和对西方近代司法体制有深入研究的伍廷芳(曾是李鸿章的随员)，重构中国的司法体制。1903年沈荩案引发的司法改革作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它重构了一个近代的司法体制。这个司法体制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国民政府时期。民国建立后，政府就宣布：在某一个法案没有全面公布的时候，就按照清帝国改革之后的司法执行。所以过去我们讲清承明制，汉承秦制，很大程度上，民国是延续了清代的政治。所以为什么民国初年没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因为它只是国体的变革，从帝制变为共和，满族退出统治舞台，但是它的政策、外交关系、内政的基本原则都没有变。

新政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到了1903年、1904年的时候，改革走着走着就走到瓶颈了，中国的根本制度究竟怎么办？改革新教育、办学校、增加警察、增加市政设施、改革司法……这些措施都是对的，但是始终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国家制度问题。

1901年，新政改革开始的时候，梁启超在他的《立宪法议》中就提出了中国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架构。当时全世界的政治架构有三种：一个是美国这样的共和架构，梁启超认为共和架构不适合中国，因为它太激进了，且对国民的素质、能力要求比较高；第二种是中国正在执行的君主专制架构，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这种君主专制；第三种，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那就是世界上主流国家正在执行的，也是中国应该采纳的方向——君主立宪架构。在当时，梁启超的这种看法可以称得上是先知先觉了。

在1901—1903年，大家都不觉得不改变根本制度有什么问题。但到了190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日俄战争爆发。在义和团战争中，俄国人趁机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在与清政府的善后谈判中，俄国人答应把东三省交还中国。但是俄国在之后的过程当中，拖拖拉拉开始耍赖了。

东三省被俄国占领，这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当时日本的目标是走向世界，和欧美诸强竞争，东三省是其战略的关键所在。俄国人在东北横插一杠子之后，就侵犯了日本的利益，所以日本希望中国出兵，把俄国人赶走。中国虽然有这个心，却没有这个力。这个时候，日本说：既然你没力量，那我帮你。日本就和俄国交涉，要求他撤走。俄国人当然不愿意。于是日本人就和俄国宣战，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

日本在十年前，以一个岛国的身份打败了中华帝国——甲午战争；十年之后，它又是以一个岛国的身份，和一个欧洲的大国开战。要注意，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君主专制体制；日本则从1868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已经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君主天皇就不再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的君主。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俄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来了，大清的最高领导人却对之坐视不理。这真是太荒唐了——两个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打，我们只能冷眼旁观。中国方面只是把在可能爆发战争的地点附近的军政人员撤出来，老百姓实在撤不走。战争发生之前，中国朝野各界对这场战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未来有所判断。基本上有两种看法，清政府的最高层希望俄国能打赢，因为这可以证明君主专制的体制更优越，从此不要跟我谈君主立宪，一切一如既往。在野的以及朝廷体制内的中下层官员、知识精英，他们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觉得日本应该能打赢，而且必然大胜。我们看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都参加了军国民教育，参加义勇军，支持日本。这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日本跟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中国人作为个体出来支持日本。日俄战争打了一年，打得非常激烈。日本一个小国打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俄国一开始也是盛气凌人，但是这场战争最终的结局出来后，日本还真就和中国的非主流的看法一样，战胜了俄国。

日本胜利直接导致了俄国对自身进行调整。俄国在战争中，就开始调整政策，放开言论自由，开始改革俄国的杜马(俄国的议会)。这一系列改革，反过来对中国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清政府开始思考是不是也要进行体制的改革。

日俄之间一场大战落下帷幕后，一直旁观的美国人终于出手了，开始出面调解日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只能干看着。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打，结果战后安排和中国无关，中国的外交官杨儒就觉得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侵犯。于是，他就建议朝廷，应该有所改革，应该让西方国家觉得我们是一个与他们差不多的、可以交朋友的国家。

另外，这次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俄国大败，还给了中国的革命党一个重大启发。我们可以回溯一下中国革命党的崛起。中国的体制性反抗是从1894年开始的，但起初只是一股非常小的力量。

孙中山1894年6月去找李鸿章，和他谈的是改革。我们今天看孙中山写给李鸿章的这份建议书，里面没有什么革命的意思。在甲午战争进行的时候，他看到了国内清军、清衙门的腐败。此时他对战场上的情况并不清楚。之后，他离开中国到了檀香山。到了那儿后，他获得的信息就完全跟国内不一样了。为什么四亿人，只有一个孙中山在这场战争当中觉醒？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过像他那样的经历：战前到了李鸿章衙门，看到过清政府的腐败；战争过程当中跑到檀香山，在一种自由媒体状态下，看到战场上中国的惨败，而中国的媒体给国内传导的信息是：好像有这么一个冲突，但中国表现得并没有太丢人。余姚人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与新潮》中讲，到了1900年的时候，余姚人都不知道有甲午战争!

孙中山在1894年觉醒。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后来1896年在伦敦蒙难[6]，使他从一个小小的反叛者迅速上升为一个很有名气的领袖。清政府竟然到国外去绑架一个反体制的人，一下子把清政府置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后来我们很多研究者讲，清政府是革命者的制造厂，革命家不是他自己干出来的，是清政府打压制造出来的。我们看孙中山，从1894年他开始产生革命的念头起，到1896年、1897年成为一个影响力如此巨大的革命领袖，其中清政府有很大的“功劳”。

这种打压是无力的，各地这种类似的组织反而越来越多，孙中山的兴中会，后来蔡元培、章太炎这几个人成立的光复会，黄兴、宋教仁在湖南的华兴会……各地的反清组织在1905年之前开始出现，但是这些组织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你反清，我也反清，你是老大，我也是老大，我怎么能够听你的呢？但是俄国被日本打败之后，俄国内部的变革，1905年俄国革命的发生，特别是俄国开始变革这一消息对清政府的传导，使中国的革命者一下子觉醒了。

所以过去列宁讲，1905年亚洲的觉醒是日俄战争导致的结果。俄国发生变化，使清政府觉醒，继而革命者也开始觉醒。革命者觉醒的一个表征就是1905年8月，各派革命者都到新圣地东京去了。日本改革之后，实力大增，所以这些革命者就很信服日本，东京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在那儿开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各个分散地反对清政府的力量团结起来了。中国同盟会刚成立，这时候正雄心勃勃，孙中山任总理，宋教仁任执行长。可以看到这一个架构其实就是影子内阁。他们就准备趁着这个机会回中国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且明明白白叫“中国”——中国同盟会。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的意义不在于通过武力推翻了某个东西，而是反过来从外部压制了清廷，让清廷感觉到如果再不动真格地进行变革，江山就不保了。

所以，在外交的困境、俄国的变化，以及革命党的外部压力下，清廷在1905年发生了觉醒。本来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外交官就判断，日本要胜，俄国要败，中国应该争取主动，早点改革。等到战争结局越来越明朗的时候，外交官和各地的督抚就开始向朝廷建议，希望中国能够改革，联合日本抗拒俄国，同时和美国、德国搞好关系——总体来讲就是让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国家建立新的关系。

等到1905年的时候，朝廷就让各个衙门、各个督抚尽快给朝廷出主意。在朝廷要求下，几个重要的大臣就给朝廷提了一个建议。

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周馥是李鸿章最早的幕僚，从幕僚一步步爬上了两江总督的位置)，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他们联合起来建议朝廷要宣布用12年的时间实行立宪政体。袁世凯在这之前也曾经派专门的人员到日本去考察过。在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这些人的建议中，他们都认为日本是中国的榜样。作为东方儒家传统背景下的国家，能不能立宪，能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这些大臣眼中不成问题，也就是说对儒家传统的解释，它不构成实行宪政的障碍。

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朝廷要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引领中国往世界主流国家转型，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这大概就是1905年日俄战争给中国政治的一个启发。这样一来，清政府在1905年7月就作出一个决定，准备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商部右丞绍英这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

当时清政府在督抚、高官的压力下，确实有改革的想法和冲动，也确实有往这个方向去走，但是清廷的最高决策层其实并没有坚定的信念。

根据安排，他们这五个大臣分别组织了两个代表团，在1905年9月24日，从北京分批出发。他们希望能够到东西洋看一看，提高清朝的国际影响力，以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改变。但是由于最高层没什么信心，所以这些大臣也就只是出去看一看，准备也不是很足。没想到就在1905年9月24日上午他们出发的时候，安徽桐城的吴樾发动了自杀性攻击，在前门火车站(今天的前门铁路博物馆)扔了一颗炸弹。五大臣受伤，吴樾当场被炸死。

吴樾牺牲了，但这件事情造成的结果和他的预想完全相反。吴樾这些革命党去炸五大臣，他们的目标是阻止清廷往宪政上改革。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革命那么多年了，你改革宪政了我们干吗去？在宪政的架构中，是没有革命存在的余地的。一个国家实行宪政了，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放在一种宪政的架构下解决，革命是无法发生的。这才是吴樾炸五大臣真正的诉求。

炸弹炸完之后，受伤的被送到医院去了，没受伤的回家去了。但是这次的袭击对这些大臣和清政府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震撼。

之后朝廷就问这些大臣：“你们还敢出发吗？”大臣们说：“当然敢了，而且必须去!”我们今天去分析，为什么这些大臣和清政府反而更坚定了出洋考察宪政、中国实行宪政的这种决心呢？道理很简单，他们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害怕宪政的不应该是清政府，而是革命党人。实行宪政之后，革命党就没生存空间了嘛。本来清政府并没有实行宪政的心理准备，但吴樾临门一脚，反而让他们下定了决心。所以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尊重、敬仰吴樾的这种革命精神、革命情怀，但是它的结局不是促进了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高潮，而是使清廷坚定了立宪的决心。

俄国宣布改革是在10月17日，十天之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就面谕军机大臣，应该加强对中国宪政的推动。11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宪，仅仅过了两天，中国方面的端方等出洋考察大臣，就通过电报和袁世凯、张之洞、周馥商量，请求两宫明降谕旨，宣布立宪。我们看到俄国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处在一种很微妙的互动状态，俄国的变化立马就导致中国的变化。

到了11月18日，清廷就谕令政务处王大臣开始筹定宪法大纲。这使中国的立宪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和发展。

10月底，五大臣的人员重新进行调整，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绍英、徐世昌，重新出发。依然分成两路：一路到日本去，一路到欧洲去。两个代表团去了大半年的时间，他们考察了好多国家。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当时这种媒体、通信环境下，向国内传导了这些国家宪政的意义、措施、步骤。朝廷既然派大臣出去考察宪政，那就说明中国已经在往宪政的路上走了，所以从1905年到1906年，国内的宪政情绪逐日高涨，使我们感觉到当时人们对宪政前所未有的亢奋和期待。等到1906年中，五大臣相继回到国内。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传递的消息和国内的舆论，也渐渐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层。

21 “预备立宪”如何开启中国新的时代

过去我们批判清廷的改革缺乏诚意，清廷在最初确实没有诚意。作为一个政权，让它从全能政权向一种有限的责任政权转型，换作谁都不愿意。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之所以弄假成真，我们应该看到确实和吴樾的自我牺牲有很大的因果关联。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走向君主立宪也不是儿戏。从1901年梁启超讲宪法建构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开始，他们这一代人都在推动这一事业。前面我们讲过，袁世凯是1901年新政后，中国的第一汉大臣。从1901年新政到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袁世凯起的作用非常大，可以说君主立宪架构是他一手推动的。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杨度。我们过去在讲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时候都会带着一种嘲弄的口吻讲一个故事：五大臣其实都是纨绔，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说是出去考察，但报告基本上都是梁启超、杨度帮忙起草的。这个说法其实有失偏颇。君主立宪在成为中国人共识的过程当中，梁启超、杨度、袁世凯都是不可忽视的人物。袁世凯是从体制内推动中国往君主立宪转型；梁启超是从言论上、舆论上推动转型；而杨度和宋教仁这些君主立宪主义者，他们则在实践层面作了很大的贡献；还有后来的章宗祥，他们反复在演说，给体制内的高官讲解怎么样能挽救中国。

因此五大臣出洋考察，在某种意义上，不仅获得了国内资产阶级的认同和支持，甚至连梁启超也认为这是对的。因为梁启超不是个反满主义者，他在外边流亡，是因为清政府指责他1898年试图捉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他没办法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杨度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本来就是体制内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试图把自己对君主立宪的认识和五大臣的认识都结合起来。所以五大臣在日本考察的时候，梁启超、杨度帮助他们整理这些文件是很顺理成章的。而且这里边还有人际关系的影响，到日本去考察的团队当中有个重要的参赞官——熊希龄。熊希龄跟杨度既是老乡，又是同学，他在和杨度喝酒聊天的过程中，就提出能不能为他提供点资料。从人情的角度来讲，当然应该提供了，何况这对国家还有好处。

在这么一种大的背景当中，五大臣就逐步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像有皇室背景的载泽，他在出访期间看到了君主立宪的好处，就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在英国的时候就很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在回国之后推动中国的宪政发展。当然宪政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仅仅是一个政治架构的改革。载泽在英国看到了一些东西后，他很清楚宪政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制度调整，包括财政制度的改革、地方自治的改革、官僚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晚清宪政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改革。议会的重要功能不是在审查、任免干部，而在审查政府的预算和支出，因为只有控制住政府的预算，能够遏制政府的支出，才能使国家往良性的方向去发展。

他们在国外考察的时候，受到各个国家的影响，这对他们回国之后推动国内改革有很大的帮助。东、西方国家也对中国改革的诚意相当认同，像伊藤博文在看到中国终于开始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后，在跟考察团谈话的时候，也谈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给中国提出了一些建议。关于晚清的宪政改革的历史，这些年来的研究比较充分，也出版了很多著作和论文，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找相关的资料。

总而言之，五大臣出去之后看到了君主立宪的好处，看到了它的意义，这些好处和意义概括起来就是后来戴鸿慈和载泽通过密折向皇帝、皇太后所传达的“三个有利于”，他们认为君主立宪体制的改革、建构，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减轻外患，有利于消除内乱。

首先是第一个“有利于”。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皇位永固、王朝万岁是最正当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皇帝们的理想就是一世二世以至于万世。但从秦始皇开始，到后世的历代君主，没有人做到。当时人就觉得问题出在君主专制上。在考察宪政的大臣看来，只要走向君主立宪，就可以实现皇位永固的梦想了。

君主立宪制度下，君主的权力不再是一个绝对权力，多了一个议会帮你出主意，就好比是我们今天说的外脑。毕竟再聪明的君主，也总有犯糊涂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能够驳疑、能够讨论、能够进行否定性论证的外脑，那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补充与助力。所以他们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中的第一个“有利于”就是有利于皇位永固。对一个统治者和王朝的建构者来讲，这太重要了。

第二个“有利于”，是有利于减轻外患，也就是西方列强的威胁。五大臣在考察时的秘密报告、谈论中都在讲：外国人瞧不起我们，总觉得我们和他们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中国走向了君主立宪，那么外部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就会减小。为什么呢？因为近代中西之间发生交往以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上的落差。这个落差就在于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君主立宪的转型。君主立宪的优越性在于制度变化后，一个国家的政治角色有可预测性。1906年初人家主流国家都实行君主立宪了，中国还是皇帝拍脑袋，军机大臣执行，这种模式的风险就很大。

第三个“有利于”，是有利于消除内乱，这里的内乱指的是革命党起义。我们知道从1901年新政开始，全国的暴力动荡，每年都要发生几十、上百起。新政改革之后，由于新政使阶级重新进行利益调整，社会不仅没有变得更平静，反而变得更动荡了。而在动荡过程当中，由于底层民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暴力性的抗争、武装性的抗争接二连三地发生。那么底层社会的这种不公正，只能是通过尽快完成宪政改革、实行君主立宪来解决。宪政改革完成了，阶级利益重新确定了，那社会的动荡就会逐渐消失，革命党也就消停了。

这三个“有利于”的看法，对晚清时期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对高层政治家的心理影响非常大。大家慢慢觉得君主立宪的改革可能会真正使中国成为一个可预测的、繁荣的、稳定的国家。载泽和戴鸿慈这几个考察大臣，他们最初是通过密折的方式把这些意见提交上去。国内的这些督抚、内外大臣也都在通过各自的办法，对中国在君主立宪过程当中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往上提出自己的建议。

等这些舆论的准备大致完成，两路考察大臣也都回到国内后，这些大臣就组织了几次考察宪政的汇报会，把这三个“有利于”的大原则给太后和皇上讲明白。太后和皇上理解了之后，原本复杂的国家体制的大变动，一下子变得非常简单。在会上，太后就讲：“既然是这么好的事，为什么早不办？”大臣开玩笑讲：“因为先前没有机会跟您说。”既然现在有机会说了，而且道理都说明白了，那么太后就讲：“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抓紧做，一天都不要耽搁地去做。”于是，8月25日清政府宣布，开始立宪改革。几天之后，实际性的推动就开始了。1906年9月1日，皇帝发布预备立宪的诏书，这标志着预备立宪的正式开始。

所谓的预备立宪，就是正式君主立宪前的一个预备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思路所参照的是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有一个充分的心理上的准备，这点和中国不一样。但是中国此时距离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已过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心理上已经开始慢慢地成熟。虽然中国心理已渐渐成熟，但还是留出了一段时间作为缓冲，并不是说今天说了明天就执行，而是有节制地去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廷专门设立了宪政编查馆，每年编订计划，用几年时间走完这条预备的路，然后再宣布正式立宪。

从今天的立场来看的话，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个很严肃的国家体制的变更，不是一场儿戏。过去有人讲，慈禧太后很自私，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趁机宣布开始预备立宪。慈禧太后这个时候才70岁，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的寿命都很长，她怎么知道过两年自己就要死了呢？这种说法很荒唐。我个人觉得，清帝国在这个时候宣布立宪，原因就是形势比人强。国内外的大势只能让清政府往这个方向走。这也就是同时代的孙中山讲的，“顺势者昌，逆势者亡”，世界的潮流在那儿，浩浩荡荡，容不得清政府不变。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们可以感觉到清廷宣布君主立宪后，一下子挽回了人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人民对国家政治真正发自内心地有认同感、有代入感。

9月1日开始预备立宪，到了9月3日，北京的学界就开始隆重开会，纪念朝廷宣布君主立宪开始。之后不久，上海、天津、保定……大大小小的城市也都开庆祝会，发自内心地为预备立宪感到高兴。开庆祝会的花销并不是来自清政府，而是来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投入。到了1906年的时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了，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中国的资本主义更发达，在这个地方，商界、报界、教育界无不开会庆祝，无不欢呼，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新方向、新道路。这时候，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声望。所以说，找到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定能够挽回人心。

22 倒逼着清政府决心改革的，恰恰是革命党

前面我们讲到，通过考察、国际的压力、国内革命的倒逼，君主立宪成为一种可能。过去的很多研究者就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革命似乎是不断地往高潮发展。其实我觉得我们要重新理解革命与改革的关系，革命和改良不构成一种竞争的态势。在这之前，清廷确实把孙文的这种暴力革命看作是很烦心的事情，但是根本不构成威胁。如果盘点一下1906年之前革命的势力，你会发现它们和整个大清帝国的统治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那革命的意义在哪儿呢？

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断从外部给清廷施加压力。今天在这里扔颗炸弹，明天在那个地方制造一个言论，像《民报》上发表的很多言论，对于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开明的政治界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俄国改革开始发生，中国革命党受到启发，孙中山他们就跑到东京成立了同盟会。我们今天讲孙中山他们的革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成功，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从外部推动、倒逼了清廷的改革。

我们说革命是清廷走向君主立宪的外部动力之一，那么反过来说呢？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君主立宪改革，它会给革命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1906年之后，革命运动达到高峰，革命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一波接一波，暗杀活动、武装暴动，在清廷宣布宪政改革之后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

这个事情怎么理解？打个比方，革命和改良就好像跷跷板的两端。之前讲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吴樾。从革命党的视角，吴樾去炸五大臣，本意是想阻止清廷改革，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么现在清帝国开始改革了，这就反过来倒逼革命，革命的机会变少了。正是由于机会很少，所以必须加快步伐，这也是为什么革命运动看着反而变得高涨起来。

到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一宣布，改革的路径更明白了，君主立宪眼见着就要实现了，革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大多数中青年的知识人在时代的大潮当中，其实是没有坚定立场的，革命的力量强了，就倾向于革命；之后改革的力量强了，就倾向于改革。清帝国这边宣布君主立宪后，一下子把海外流亡的这些革命者都引回来了。

刘师培的例子最典型。刘师培是神童，考秀才、考举人都是旗开得胜，1903年如果他考上了进士，那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专业的大学者。结果1903年他名落孙山，那时留学日本已经成了一股风潮，于是他也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在日本，他遇到了章太炎，遇到了革命党，遇到了一拨激进主义者，于是就参与了革命。刘师培两口子不仅参与革命，而且是革命的极端主义者。他们很快就信奉了无政府主义、信奉暗杀。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要想改变政治、改变历史，其实只要凭借个人英雄主义，干掉最关键的一个人，这样代价最低，效果最好。因为换掉一个关键的人物后，可能国家的方向就改变了。他们用这种方式，希望中国能够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为非常正当的行为，因为清廷如果不改革就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在1906年清廷宣布改革之后，特别是过了一段时间，清帝国还是很有诚意地一步步往前走的时候，像刘师培这样的人就退出了革命，重新回到改良的路上。结束流亡状态回到国内后，刘师培两口子和章太炎，他们都通过各种渠道在跟体制内的高官沟通、联络。

章太炎跟张之洞联系，说：“你们现在反正已经开始君主立宪了，我看革命也没希望了，我就不革命了。但是我有个条件——”

张之洞说：“你说说。”

“你赞助我到印度出家去。”

张之洞说：“也可以。你不革命，去印度研究佛教，把佛教的道理引到中国来，这很好，我可以支持你。说吧，要多少钱？”

章太炎就报了一个数字。张之洞这边也很精明，说：“给你钱可以，但要分年拨付。”章太炎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纯粹的书呆子，他讲：“分期拨付肯定不行，谁知道你干到什么时候，你不干了之后，我找谁要去？”所以，最后章太炎没有去成印度。

我们再看刘师培。刘师培两口子这时候既不是去印度学佛教，也不是继续到法国去研究无政府主义，到俄国去研究社会主义。刘师培两口子这时候都很年轻，属于很职业的革命政治家，有一种国家的命运都系于自己一身的感觉。于是他们就跟两江总督端方联系：“我们能回国吗？”端方讲：“你们只是误入歧途嘛，你们愿意回来，我当然欢迎了。”刘师培两口子就在这种状态下回来了。

端方也是具有很强烈的改革精神的新派政治家，刘师培回来之后，给他出了很多主意。我们过去的研究骂刘师培“当了清廷的鹰犬”，这种说法首先是站在反清廷的立场上讲的：我们都反清廷，结果你反着反着跑掉了，你跑掉之后还检举我们，那你就是叛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刘师培是叛徒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他其实只是回归到了改革的主流上。之后，他就将自己知道的革命党的情况都说了出来，将可能愿意回来的人的名单交上去了。

1907年，刘师培给端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主意，很难说这个主意究竟对中国社会是好还是坏。

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大，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新政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新政有它的正当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新政增加了很多新的税收。领导人想要有新的作为，就要有新的投入。这种新的投入在人民的支付能力能够承担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如果超出人们的能力就会引起动荡。

刘师培给端方的建议书里面专门批评了新政所挑起的社会动荡。我们在研究晚清社会动荡的时候，注意到新政改革中的新教育是引起上千起动荡的重要原因。教育的改革很有必要，但是到了1901年开始全面推广新教育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和资金的筹措确实是个大问题。这样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民众的抗争。刘师培在他的建议里边讲，一些非必需的新政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可以看到，革命党在这一过程当中，仍然对进一步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每一波起义都会推动清帝国的宪政改革往前走。到了1907年的时候，清政府就把考察政治馆改组为宪政编查馆，由军机处直接管理。这种宪政编查馆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对改革的推动和发展贡献非常大。它编订了清廷未来若干年的改革日程表，推动成立了资政院。清政府将资政院定位为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一个过渡形态的议会机构。

我们知道，其实君主立宪的全部完成有两个标志：一是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议会架构；二是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责任政府。只有议会的架构完成，责任政府完成，君主的权力得到了节制，对君主权力的边界进行了划定，由议会机构去讨论，由有限的行政机构进行执行，再由议会机构进行总结和考核，这样一个国家才算完成了宪政的改革。

宪政改革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其实要从已经走过的路来看的话，也没有什么难的，按部就班往前走就是了。事实上，清帝国的改革也确实是在外部革命的压力下按部就班地走，各省的咨议局，中央的资政院，也都陆续成立了。

1908年7月，清政府公布了咨议局的章程，稍后自己就开始了各省的咨议局的选举，为后来的选举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晚清，中国人选举的能力，对秩序的把控，对贿选、伪选举的防范，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比如选举人的资格，我们今天讲，选举人资格是不分男女的，只要是18岁以上的公民，不分财富，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晚清的选举不是这么规定的。晚清咨议局的选举首先规定选举人必须有财产。我们今天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讲财产不是每个人权利的必要附属部分。但是在近代政治当中，如果一个人连财产都没有的话，他怎么能够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因此可以看到咨议局对选举人、被选举人的资格的认定，有一个对财富的要求。

另外，对于那些不是本省籍的人，如果要在本省籍参与选举的话，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他必须在这个省连续居住10年以上；其二，是必须有相当于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我们看美国的前国务卿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希拉里是纽约选出来的参议员，她就必须先居住在纽约，在那儿有资产，才能够代表那儿选举。这是对她身份的一个限定。

我们看到晚清的议会选举，并非如我们过去所批判的那样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在讨论这几年的准备时期时，需要用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去看它的意义。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清帝国和革命党处在这种跷跷板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场很大规模的辩论——到底是革命好还是改良好。最后双方都认为自己胜了，对方输了。革命党这边出场辩论的主要是汪精卫、胡汉民这几个。主张改革的辩论的主将是梁启超等人。梁启超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讲逻辑，指责对方逻辑不对；革命党这边就讲，跟你讲什么逻辑，我只讲结果。

这场大辩论最后不了了之，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在发生急剧性的分化，像梁启超、康有为，以及海外从维新改良走过来的这一拨人，渐渐地回到了清帝国的立场上，认同清帝国是对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革命阵营也发生了分化，像刘师培这样的，就出走回到了改革的阵营；像章太炎就走到第三者阵营去了——两边都不玩。

23 废除科举，“范进”们怎么办

新政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那就是1905年废除科举。对此，这些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比较主流的声音基本上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后来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参加革命，导致了清帝国的结束。我个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我认为革命发生和清帝国的终结之间没有逻辑关联。在中国的农业文明面对工业化冲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抑或是因为知道中国的财政难处，所以没有痛下决心进行改革。这样在前面耽搁了很多年，导致这个事情变得复杂化了。

我们知道西方对中国直接产生影响，是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开始。到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得中国不得不进行洋务运动，谋求发展。这个时候，中国没有想过要像日本那样去建构一个新型的教育体系。

虽然1860年中国开始办洋务之后，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新知识机构——同文馆。但这和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全国普遍性的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不是一个性质。日本做的是一个现代教育的移植，它完整地继承了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的教育的一套完整体系。日本全国有八所国立大学，每所国立大学都是一个大学区，规定一个国立大学下边有多少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下边有多少中等学校，中等学校下边有多少初级学校，初级学校下边有多少幼儿园——日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性的现代教育的移植。

当时，清政府就只办了同文馆，而没有办全国整体性的大学。那么同文馆的性质接续的是什么呢？它接续了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一个特点——精英教育。中国这几百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说到底是个精英体制，且是一个政府不干预的精英体制。中国古代从殷周之际开始，官学慢慢地就被废除掉，学术下移。到了孔子时代，自由讲学之风大盛，一直延续到晚清。我们知道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延续了2000年，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有一个长时期的自由讲学传统，中国思想的发生、传播是一个相当自由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过程。

政府管的是人才的选拔。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只靠皇帝家的人就把整个国家给管了，王朝也需要人才。在最早的时期，对人才的选拔和我们今天一样，就靠察举。从上往下叫“察”；从下往上，大家写个推荐名单，这叫作“举”。察举是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干部选拔方式。那么察举制度好不好呢？确实很好。尽管出了那么多贪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察举制度也选出了很多好官。察举体制一直从春秋战国延续到了魏晋。秦之前的东周列国，应该说还是选出了很多不错的人。但是后来中国进入了比较稳定的王朝形态，察举制度就开始变质。到了两汉王朝，几百年的时间里，察举制度造就了巨大的家族势力。世族的出现导致了察举制度失灵。到了魏晋时期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虽然仍是群众推荐、领导考察，但是大家族不仅把领导给搞定了，而且把群众也给搞定了——把民意给收买了。各位如果读一读《人物志》《世说新语》《后汉书》会发现那个时候对人物的点评比我们今天厉害多了，几句话就把这个人物的本质给说出来了。这个时候要想贬你，几句话就把你踩下去了；要想赞美你，几句话就把你捧上天了。《人物志》《世说新语》《后汉书》里边这样的故事多得不得了。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不是当时自然发生的，而是那些大家族在背后操纵舆论，操纵了群众的“举”的力量。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选拔人的公正性就此丧失殆尽。选拔人的公正性失去之后，真正受伤害的是体制，是政权。政权找不到可用之才，这个就很麻烦了。如果一个王朝都是一些废物在上面糊弄，动不动出洋相，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政权的威望丧失。因此从魏晋开始，到南北朝这样一个过渡期，大家都在思考究竟怎么来解决这个人才选拔问题，最后就慢慢走向了一个东西——考试。

所以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转型过程当中，科举制度就慢慢地形成了。当然，我们不太清楚科举制度最初形成的时候，考的是什么，反正就是要考；怎么命题不管，但是必须在同一张卷子上考。从隋唐到五代，在这样一个不断考试的过程当中，科举制度逐步完善。当然在隋唐时期，考的是才华，因为它没有考试的范围。

这种方式当然也可以考出人才，但是它有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缺少规制。只有在一个有规制的状态下考试，才能对考生的能力有一个准确的判定。于是，我们看到，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逐步地就规范化了。这一事件的标志是各地书院的产生，岳麓书院等几个最有名的大书院都是在宋代诞生的。从此，考试的内容就可以复习、可以准备了。我们看到，一直到晚清，书院都存在。书院就和我们今天的中学一样，学生们在里面集中复习科举考试。而且书院还请了一些名师在那儿坐堂，这些名师被称为山长，朱熹也当过山长。因为只有这些大思想家、大学者才能为书院的学子提供更优良的辅导。科举考试只是给你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边还要有所发挥，还要体现你的学术思想。没有思想的学问，肯定没有活力。只有学问有了思想，你的文章写出来之后，阅卷的人才有可能给你高分。在科举考试漫长的几百年发展当中，它逐步规范化，到了明代，已经规范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考试怎么考，卷子怎么出，文章怎么写，都有了明确的规范，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八股体制。

八股文其实是考试的技巧。从命题到答题，都有严格的规范，如此考生就能摸清楚其中的规律，对其进行复习。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它最后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文章都写得很好，但都是没有内容的无病呻吟，或者都是很形式化的东西。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状态下问题不大，但是等工业革命的影响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就不得不走向了改科举的道路。

清政府起初为什么只是改科举，而不是废科举呢？因为如果要像日本那样全面构建中国的新教育体制，那一定是个巨大的扰民工程。即使是到了新政时期，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建新学堂时，仍然引起了各地的抗争和骚乱。因为政府是建构在农业文明体制上的，融不到那么多资金。要办任何事情，所需的钱最终都要摊派到老百姓头上，那老百姓肯定不答应啊。从这个角度去理解1860年之后中国改科举这件事，才能够弄明白其中的原委。

统治者想慢慢改变科举这样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形式，起初是出于一片好意。最开始的确没出什么问题，反正只是改个命题罢了。当年最早期的改变从1860年开始，就考英国怎么强大的，法国怎么改革的。其实就是考议论文。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增长，大家渐渐发现改科举这条路走不通，因为有很多东西是科举容纳不了的。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的制造业发生以后，它需要大量有技术、有知识的劳动者。但科举考出来的人，还“之乎者也”，还四书五经，还朱熹二程，根本不能满足当时对人才的需要。当时需要的是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人才，而物理、化学、数学很难容纳到科举体制当中来。你说学生没有经过学堂教育，直接就命题考数学，让学生怎么考？你考简单的加减乘除还可以，更复杂的就没法考了。化学、物理更不用说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科举和新教育就成了非常尴尬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中国的传教士就给清政府、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提供了很多建议，讲应该办大学，应该办新教育。于是，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办学堂，传授综合性的西方近代知识，物理、化学这些都传授。之后大概在70年代，传教士就在烟台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大学，作为一个示范。但是中国如何走向整体性的新教育这个问题。在八九十年代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重视。一直等到甲午战争打完后，才引起大家对科举的抨击、探讨。

甲午战争打完，对科举的指责成为检讨甲午的一个方向。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在指责科举制度耽误了中国，认为中国的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不是北洋不行，不是中国国力不行，而是因为科举。严复、梁启超的作品当中都在反复地指责这件事情，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创办新式教育。所以等到1898年，百日维新的第一个重大诉求，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

1898年康有为跟皇上的谈话中——这是两人唯一一次谈话——他提出不仅要创办新教育，关键是要废除旧教育。在与光绪谈之前，康有为就在北京散布过“废科举”的消息，后来他跟皇上谈完之后也在谈论废科举。史料当中记载，当时北京的考生就讲：康有为，是你提出的废科举，要是真的执行了，我们就把你干掉。以至于康有为后来出门都是带着保镖的。

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能够动议废高考吗？废高考之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不是国家无人可以选拔。不考试了，领导者仍然可以通过个人关系去找人才嘛，现在人才多了去了。最受伤害的其实是考生。这些年大龄考生可能不多了，因为现在出路比较多，读书不行，还可以打工嘛，真的读到大学毕业，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但是在科举体制下，“大龄复读生”可是多得很。我们都读过《范进中举》，范进当时多大年纪了，还不是照样复读；另外我们看张謇，张謇复读了二十年仍然在考，当然他是边工作边复读；严复也考了四次，起码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当然他们是有工作的，还有一拨人是没有工作的复读生。要是把科举废了，这些人怎么办？

康有为自己边办万木草堂，边给别人办补习班赚钱，一边自己还复读，后来带着学生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废科举，那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复读生、考生受害，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1898年康有为提出废科举，其实是一个不可行，也不正当的建议。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清廷本身决策是对的，清廷在这儿走了一个双轨路线：一方面，创办新教育，成立京师大学堂，吸引大家接受新教育，之后就可以参加工作；另一方面，旧教育则回到它原来的本位上去，成为专门的公务员考试。科举本来的目的就是为国家选拔行政人才。于是在1898年康有为的建议被否决之后，朝廷就让张之洞和陈宝箴去设计科举改制的方案，其实就是要重建科举制度。

新教育发展、重建科举制度双轨并进，我相信如果做得好的话，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创举。因为说句实在话，我们的科举制度对17世纪之后西方的文官制度的形成，真的是起到了直接性的传导作用。史学家何炳棣，在用西文史料研究科举制度的传承的时候，明确地提到，17世纪之后的西方的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所以1898年清帝国的这么一个决策，有它的正当性，但是也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京师大学堂1902年重建，开始正儿八经地办学，像孙家鼐、张伯熙、劳乃宣这些人都对新教育的发生、发展贡献很大。但是这个时候，新教育很难赢得青年知识人的认同，青年知识人这时候就算跑到京师大学堂来上学，学完之后还是没有出路。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要想在政府工作，还必须获得一个进士学位。你辛辛苦苦到京师大学堂学新知识，学了几年之后，回头还得去考科举。我们可以看到，从1901年到1904年，清政府一直想对其作出调整，把人们吸引到这种正常的教育上去。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1903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这些措施都是想把青年一代纳入新的体制当中来，去学新知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这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这时候根本没法办新教育。

在这种状态下，到了1905年的时候，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他们才动议停科举以推广学校。科举本来是一个选拔人的制度，但在这时候出现了非此即彼的结局，导致其不得不被废除，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改变了。

但并不能认为1905年的废科举引发了后来的政治动荡，引发了辛亥革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多一批有志于继续读书的年轻的知识人，他们要么出洋留学了，要么就进入新式学校了。至于那些没有新知识背景的人，清政府也没有任凭他们去参加革命，去造清政府的反。对这一拨不愿意去接受新知识教育的人，清政府也按照他们已经有的学位来安排，根据举、贡生员的能力，给予任用。

24 光绪之死可能与慈禧无关

1906年预备立宪的诏书正式发布以后，其实清政府对新政的推动还是比较迅速的。在1906年之后，中国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气象完全改变了。中国开始向一个近代国家转型，构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

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08年8月，《钦定宪法大纲》发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距离真正的现代国家只有一步之遥。再坚持一下，《钦定宪法大纲》得到落实之后，中国也就真正进入立宪时代了。但是中国的不幸就在于，每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就会发生一个突发事件。

1908年8月27日，光绪皇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他就对大臣们讲：“我这是作了一个很重大的贡献，中华帝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成文宪法，我为此而死，也心甘情愿。”这句话光绪究竟是说了还是没说，我们姑且不论，但这话还真是一语成谶。他在钦定宪法颁布之后几个月后——11月14日，就突然去世，年仅38岁。但所谓突然去世，也不是说当天暴病而死，而是经历了两三个月的生病的过程。

但是奇怪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光绪皇帝去世之后不到24小时，慈禧太后也去世了。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清帝国两个最高的政治领导人相继死亡，这事引发了之后一百多年的议论。特别是到了最近几年，我们国家清史委员会出资对光绪皇帝的衣物做了一个科学鉴定。研究结果表明，他的衣服上面留有剧毒——砒霜。国家清史委员会的鉴定当然是靠谱的，在衣服上有剧毒，这是事实。但能不能从有剧毒就推测出光绪皇帝是被谋杀的呢？等这个报告发表之后，有的学者就讲，有剧毒，当然是谋杀。进一步推测，是谁杀的？当然是慈禧太后了，他们母子成仇嘛。慈禧太后自己要死了，提前把她的仇人给杀了。为什么杀？怕她死了之后翻案。

在过去的话语体系当中，这些都有逻辑关系。而且晚清放开了新闻的自由和媒体的自由之后，进入了“自媒体状态”，自媒体状态下会有很多不真实的消息，而晚清的历史又是个宫廷秘密政治时代。这就导致各种传言甚嚣尘上。除了慈禧杀了光绪的传言外，还有人说是袁世凯杀的，传得绘声绘色，说是光绪皇帝死之前写了“杀袁”二字。还有人说是李莲英杀的，说是李莲英伺候光绪皇帝的时候没伺候好，光绪皇帝就很烦他，他害怕慈禧太后死后光绪皇帝报复他，于是就动手了。其实对于这些传言，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去讨论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否定它们的可能性。但历史学讲究的是证据以及历史的逻辑，我们可以采用排除法排除某些人的嫌疑。

首先袁世凯可以被排除，因为他没有杀人之心。而且袁世凯背叛光绪皇帝、出卖维新派的故事可能是子虚乌有。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袁世凯“有密未告”》有过详细论述。我们前面讲过，1898年秋天谭嗣同找袁世凯帮忙，要他派兵包围颐和园，但是袁世凯拒绝了，他看出来包围颐和园的计划不可行，因为没法从天津调兵。另外，袁世凯当时还觉得两宫之间有矛盾这事儿不靠谱。继而他提出，如果太后真想谋害皇上的话，他一定会帮皇上，因为下个月在天津有个阅兵。最后阅兵还没发生，谭嗣同就被抓了，然后被处死。所以也有观点认为，袁世凯并没有告密，也就不存在背叛光绪皇帝一说；何况就算是告密了，光绪皇帝也不会恨袁世凯，毕竟袁世凯是朝廷的大员，知道有人谋反，难道不该禀报朝廷吗？综上所述，袁世凯和光绪之间无冤无仇，他害皇上的可能性，我觉得完全可以排除。

至于李莲英更不可能杀光绪。因为在大清的政治体制当中，阉人是没有资格介入政治的。

现在我们从实际出发，来分析一下慈禧杀害光绪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从血缘的角度来讲，在慈禧的儿子同治去世之后，光绪可能是她血缘上最亲近的人了，光绪等于就是慈禧亲生的，更何况他是公开过继。所以我们不能觉得光绪不是慈禧亲生的，她就一定会害他。当然母子之间偶尔也会有言语上的冲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样，这在情理上也可以理解。但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他们母子相处应该说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后来光绪被选为皇帝，从他被接到宫里边一直到最后，太后对他真的是全程照料。如果各位觉得我这种讲法比较空泛，可以去读一读瞿鸿禨的记录。

瞿鸿禨在1900年陪着太后往北京、西安去的时候，跟太后有详细的谈话和记录。在他的记录里边，慈禧太后就讲：“外边都在说我们母子不和了，皇帝见了我都要吓死了。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我是怎么照顾他的吗？你们知道他入宫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吗？你们知道我们母子之间的真实感情吗？”我在读那些资料的时候，就感觉到，可能过去的晚清自媒体的传言高估了他们母子之间的这种冲突。这种高估是源于1898年那次政变，当然光绪皇帝也确实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解释清楚，因为六个人被迅速处死了，他没办法去解释。康、梁在海外说“瀛台泣血，囚禁十年”，这个事大概是不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来理解1900年御前会议的时候，光绪皇帝对“宣战诏书”发脾气呢？

宣战诏书发布的时候，太后和几个大臣讲：“你们把这个送给各国公使。”光绪皇帝马上就火了，说：“不能这样做，这样会惹大麻烦的，应该再想个办法。”如果光绪皇帝这时候是被囚禁的，在那儿只有听的份，那他绝不可能如此表态。

晚清的这一段故事，都是太监宫女写的野史，可信度都不高。里面的场景细节可以对我们重构历史起到帮助，但是他们讲的与政治相关的内容都不可信，因为他们是没有资格真正介入政治的。其实在晚清的最后十年，在1901年之后，他与太后应该已经恢复到原初的关系了，不论是外交人员还是中国的大臣，对他们母子都是同等对待的。

我们今天去读晚清最后时刻大臣们的文献，比如鹿传霖的日记，你在那里边完全看不出太后和皇上之间存在裂痕。我们今天读袁世凯全集关于晚清最后十年的相关部分，同样也感觉不到他们母子身处两个政治阵营。这些来自官方的记录，才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基本依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清宫档案、光绪皇帝病案的记录基本上是一致的。

近些年来，对于清宫档案和光绪病案的研究也出了不少文章，可以看到光绪皇帝是属于久病的正常死亡。他年轻时候就得了肾病，此后也一直没好，使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个时候也没有血液透析，就靠太医院的中医调理又活了十年。

光绪皇帝是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动不动就发火，动不动就下发命令。但我在读这些资料时，发现这个时候太后也好，大臣也好，没人对他怎么样。

光绪皇帝一直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恢复健康，到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放弃，下命令让各省的督府推荐各地的名医过来，期望能够把他的病治好。但医生治的是病，治不了命。光绪皇帝大概是由于肾病慢慢恶化，导致大便一直不通畅，最后憋死的。我们还要注意到，光绪自8月生病以来，他的病案在当时不仅没有人保密，而且被广为传播。今天去读《申报》，可以发现，当时宫里边是及时发布光绪病情变化的消息的。

假如大家能够认同光绪是病死的这个结论，那我们再往下分析其中的几个可疑点。首先，光绪病死得怎么那么巧？光绪皇帝病死了，慈禧太后马上又死掉了，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读一读瞿鸿禨的记录。

瞿鸿禨讲，太后的死亡和光绪的死亡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温馨的故事。根据清政府发布的正式文件记载：太后的生日是10月10日，也就是北京换季的时候，老太太又喜欢吃点凉的东西，结果吃了就拉肚子了。拉肚子并不一定会拉死人，太医断断续续给她治疗了，也有缓解，但腹泻还是没有真正止住，毕竟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我们现代医学还是有差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光绪皇帝发病了，他们俩分居两殿，通过光绪的太太——隆裕太后交流。隆裕太后今天到太后这儿来看看，明天到皇上这儿来看看，将双方的病情告予彼此。

那几天最忙的，一个是隆裕太后，一个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之后光绪皇帝回天乏术的时候，就安排了之后的接班体系：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也就是实际接班人；载沣的儿子被任命为小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光绪皇帝的未亡人隆裕太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监国，替代了慈禧太后的角色。从这个接班体系的安排上，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关系，他们的关系真的那么恶劣吗？如果他们母子两个冲突很厉害，怎么还一定要用光绪家的人？前面讲过，当时光绪皇帝耍脾气说：我们家不再出皇帝了。在这种状态下，最后仍然安排了他的弟弟、他弟弟的孩子以及他太太接班，那等于说光绪皇帝的政治路线不会因为他的死亡而中断。他们母子的关系，也不是你死我活，或者等慈禧死了光绪给自己翻案。

光绪皇帝是正常死亡，所以他和慈禧在商量对后事的安排的时候，仍然是在传承爱新觉罗家族的这样一个法统，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俩死之前都发布了一个遗命诏，当然我们也百分之百地可以知道这个遗命诏不是他们写的，但是遗命诏和他们的思想不可能是完全背离的。我个人对这样一个正当政府的文件是从来不持质疑态度的。一个政府在没有考虑到将被推翻的时候，不可能伪造政治文件。这种状态下的政府文件，我认为它和统治者的意志不可能是相反的。

光绪皇帝的遗命诏里边怎么说呢？他讲：我不幸，命该如此!我满腔热情地想让中国强大，想让清帝国繁荣，走向一个宪政架构。但是天命不可违，身体不行，顶不住要死了。他回望过去几十年，一再感激的是皇太后对他的照顾，对他的教育，对他的恩情。虽然这个文件在遣词造句上可能有夸张，但是不可能意思相反。

慈禧太后死之前也有一个遗命诏，慈禧太后的遗命诏是怎么说的？慈禧太后说：我这么一个最伟大、最聪明的儿子死了，我作为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的人生的全部希望、全部理想都破灭了。在这种状态下，当她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完全有可能因悲伤过度而离世。

还有一个疑点没解释，那就是究竟光绪身上的毒是哪儿来的？对此我也思考过，另外我也找医学专家讨论过，这个剧毒的功能究竟是什么？这个毒会导致什么结果？

几个专家都告诉我，如果光绪皇帝吃了这个剧毒，立马就会七窍流血暴毙，不存在其他的文献记录当中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事。后来我就问这些专家，这种毒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衣服上的？专家讲应该是在死亡之后出现的。中国自古以来对遗体的保护都是以毒攻毒，马王堆汉墓里的尸体就是用有毒的液体保存的。

我知道这个信息后，接着就作出了一个推测：这些砒霜是用来保护光绪遗体的。为什么要保护光绪的遗体呢？因为光绪死的时候才38岁，没有像历代帝王一样一接班就修陵墓。也就是说他此时还没有陵墓，没有办法下葬。那么光绪皇帝的遗体就必须先保存下来，然后去修陵。还有一个问题，光绪皇帝作为一国之主，如何处理他的尸体难道会没记录吗？光绪皇帝是1908年去世，1913年和他太太隆裕太后一起下葬。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急剧变化，清帝国亡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光绪停灵的记录。所以说光绪的这个毒是怎么放上去的，还没有一个文字上的依据，只能通过外围资料进行逻辑上的推理，等待将来有一天那些记录出来之后，我们可以验证这种猜测是否属实。

25 后慈禧时代：袁世凯得罪了谁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前，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新的班底。我们可以分析对比一下清政府新的班底和旧班底。

从1860年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在慈禧太后主政的48年间，中国是一个威权的政治架构，即有威望、有决断力的一个架构。我们可以讲没有一个光绪时代，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时候有一个完整的慈禧太后时代，而这个时代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比较明确的表达，叫“同光时期”。1860年是同治元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光绪最后一年，“同光时期”其实就是慈禧太后时期。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节点。这48年是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是中国的工业文明从零开始起步到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我们如果将1860年的中国与1908年这48年后的中国进行比较的话，不论是政治架构还是社会生活，不论是组织架构还是教育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再对后慈禧太后时代推出来的摄政王、宣统小皇帝、隆裕太后进行一下简单分析。这几个人的年龄比1860年的班子的年龄还偏大一些：隆裕太后40岁，慈禧太后1860年时只有26岁；摄政王29岁，恭亲王当年也只有28岁；小皇帝的年龄都差不多。那么政治经验呢？我们应该承认，到这个时候为止，隆裕太后的政治经验远远多于1860年的慈禧太后。因为隆裕太后不仅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儿，关键是隆裕太后1888年跟光绪结婚之后，就一直在见习着政治。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每天陪着太后，还不知道政治怎么处理吗？隆裕太后是个政治人，每天处理政务，她的政治经验远远多于当年的慈禧太后。

摄政王更不得了，他是晚清王爷当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我们今天去读茅海建老师整理的张之洞的资料，其中记载的一件事很重要。载沣为义和团事件从德国赔礼道歉回来，到上海时，张之洞为他准备好了送礼的清单，到北京后礼品该送给谁，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从张之洞这种对载沣的细心照料，可以看出载沣应该是中国政治结构当中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他年龄比较大，经验比较丰富，而且眼界也比较开阔。可以说，由隆裕太后和载沣来接班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萧规曹随，中国照理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在确定接班人的时候，实际上慈禧太后也不是独断专行，也和满洲贵族和汉大臣有过充分的协商。但是等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大的问题。头一个大问题就是袁世凯开缺。袁世凯开缺回籍是清帝国最后这几年的一件大事。1909年1月初，摄政王载沣就下令，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

由于袁世凯的形象在1916年之后完全负面化，所以大多数的评论都觉得这是袁世凯咎由自取，是载沣在履行他哥哥的遗嘱。甚至有人觉得载沣还不够狠，他如果杀掉袁世凯，可能后来就没有辛亥革命中这种朝政的变动。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这些年来，对袁世凯开缺究竟是怎么回事，有越来越清晰的研究。

我个人也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谈他开缺的原因。他当时宣布的理由是脚疼，不能走路。我们今天很多人说这是假的，脚疼怎么三年之后又出来了？袁世凯的全集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出版之后，我们才看到：袁世凯在这之前，确实因为脚疼而多次请假。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出疑问——你既然脚疼不能上朝，那光绪皇帝在的时候你没辞职，怎么光绪皇帝不在了，你1月就开缺了？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外交失败。

中国的外交失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的时候，当时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这几个国家，组合起来展开了外交斡旋。中国当然希望拉住美国和德国，建构一个新的同盟。而且当时德国提议说，如果建构一个中美德同盟，可能中国的很多问题会更容易解决。因此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清廷就派了唐绍仪到美国出使。当时是1908年，中国进行新宪政改革之后，国际形象很好，不仅老百姓拥戴，外国也对中国有好感。

于是唐绍仪就风尘仆仆、高高兴兴地到美国出差，去重谈中美德联盟的事项。但是中国的情报泄露了，日本人获得了唐绍仪出使美国的细节。唐绍仪在经过日本时，日本官方已经对唐绍仪到美国后要做的事情了如指掌。日本就好酒好菜地招待唐绍仪，把他留在日本，每天讨论如何构建中日关系。其实日本人的目标是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和美国加紧谈判，扰乱中德美的合作。日本还真做到了。

唐绍仪在日本觉得：日本对我真好，对我好不算什么，主要是对大清国好。我们清帝国政治改革之后，人家对我们很尊重啊!唐绍仪在日本很跋扈的，他在跟日本谈的时候，就说：“你们应该把孙文赶走，这才是中日友好嘛!我们都改革了，你还让他在你们这儿反清，这肯定不行。”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时候就接受了唐绍仪的建议，驱逐孙文，驱逐革命党，包括康、梁在内，这时候都受到影响了。当然日本方面对孙中山和康、梁等人也有安排，给他们送点礼金，说：“哎呀，哥们儿，这没办法!你可能得先躲一躲，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充分的盘缠。”日本大概给了孙中山一笔钱，结果这笔钱给了之后，很快被章太炎知道了。章太炎就说：“日本人给的这笔钱是给我办报纸的!你孙文怎么就拿了跑到南洋去花掉了？”这样一来，革命党内部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发生纠纷。

改革者、革命者、流亡者，都因为唐绍仪这次日本之行受到影响。但是唐绍仪万万没有想到，他主要的使命是到美国谈同盟问题，结果被日本捷足先登，先一步达成了日美同盟。其实按照唐绍仪在美国的人脉，挖挖墙脚，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毕竟日美友好不影响中美友好嘛。而且我们知道，唐绍仪是一个一流的外交人才，努把力，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

但是唐绍仪到了美国之后，突然面临一个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动——两宫死亡。我们刚才讲了，这是一桩自然发生的事件，但是在当年有人可不这样认为。光绪皇帝死的当天，在美国的康有为就给美国总统打了个电报——你可不要承认清朝现在的那个伪政府，他们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不对的，我们伟大的皇上被他们害死了!中国此时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今天我们的学者利用美国的外交档案，研究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外交调整，可以看到，美国人也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情报都很准确。美国对很多中国的内部传言，也都是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唐绍仪的外交使命就构成一个很大的障碍。

美国对中国政治未来的稳定性产生怀疑后，唐绍仪的外交使命基本上就不可能再成功了，只好回到国内，这意味着中国外交的大失败。而中国外交大失败的责任人就是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了。这是1909年初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大背景。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下中国的传统政治架构。中国的传统政治架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皇上换人了，光绪不在了，主政的人变成了载沣。那么像袁世凯这样手握重兵，拥有辉煌履历的人，原本就会令新的主政者忌惮，如果连请辞的姿态都没有，那不是使他们更害怕吗？中国传统朝政当中，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有它的道理的。应该给新接手的最高领导人一个重新组建班底的机会嘛!所以袁世凯在这时候请辞，载沣也就批准了。我从这个角度去理解1909年的袁世凯开缺，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论，但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那么袁世凯开缺表明什么呢？表明载沣的心胸格局有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不仅是袁世凯开缺，而且另外几位重臣也相继请辞或者开缺。比如很有力量的端方、岑春煊，好几个跟袁世凯同朝为官的重臣，都在这一过程中离开了。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和载沣的心胸格局小有关。

而载沣的格局小，又引起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担心。为什么慈禧太后去世之后，晚清的政治危机开始发生？而这一政治危机的发生不是由向立宪转型引起的，而是由来自立宪派对中国必须加快政治改革，尽快实行宪政的压力引起的。各地的咨议局和立宪党人，他们都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希望让清帝国的改革往前走得更快一点。清政府对各省的这样一种要求，在最初时期也给予了默许和同意。所以我们看到就在载沣执政的最初两年，也就是1908年到1909年，中国的君主立宪的步伐因为这种因素而加快——各省咨议局开议，中央资政院开议。一方面我们看到载沣的格局有问题，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载沣对民主、对宪政的认识有他正确的一面。他毕竟是到西方见过世面的，知道什么叫宪政。但是同时他的格局和他的认识也制约了后慈禧太后时代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与速度。

26 国会请愿运动：“民粹”的压倒性胜利

最初宪政按部就班地按照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活着时候制定的政治日程表往前推动着、发展着，这种发展有摄政王把握，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渐渐地，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改变。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国运一直受制于东北亚的整体形势。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朝鲜就脱离了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这种所谓的独立国家和越南一样，实际上成为了他国的附属地。

朝鲜脱离中国之后，渐渐地就和日本越走越近。到了1909年的时候，日本就开始和朝鲜有一个合并的谈判。到了1910年的时候，日本和朝鲜就宣布合邦(也叫日韩合邦)。

日韩合邦是造成20世纪早期中国第一次政治危机的一个外部原因。这被当时的政治家、知识分子认为是一个亡国的信号，是个危机，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朝鲜这时候已经被日本给灭了，下一步日本就要来灭中国了。这个理解当然也有它对的一面。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嘛!为什么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策动立宪游行？就是因为外部危机咄咄逼人，已经不容许我们从容改革了，如果我们不立马宣布立宪，我们就要像朝鲜人一样成为亡国奴了。

1909年的时候，中日两国在北京达成了一个《界务条款》。日本承认延边是中国的领土，用这种承认来换取日本在东北地区开采矿产资源、修筑铁路，以及干预东北地区司法事务的这样一种权力。日本在东北地区这种殖民活动的活跃，就导致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恐慌。

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之后搭建起的新班底，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弱势的机构——宣统皇帝这时只有三四岁，而中国1908年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又确定了“皇权至上”这一原则，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民族资产阶级就忍不住感到担心，觉得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被押在了一个不成熟的小孩身上。当然，小皇帝的背后还有监国摄政王载沣，但载沣在面对这些重大危机的时候，优柔寡断，故意地往亲民和“我懂现代”这种角度去发展、去塑造自己，可能也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对他的信心受到了影响。

因此我们看到，在《界务条款》发布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就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一个外交危机。如果当时的皇帝仍然是光绪这样的成年人，可能没问题，中国可以一步步往完整的宪政国家走。但现在外部危机加剧，而中国的内部结构当中又是个小皇帝，小皇帝背后又是这么一个弱势的摄政王。那么民族资产阶级就觉得，把身家性命寄托在这样的领导者身上有点不稳妥。所以，在1909年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立宪党人，他们就以上海为中心开始策动请愿运动。他们希望清廷能够同意在1910年提前召开一次临时国会，制定比较正式的宪法，有序地推动中国的立宪进程。

请愿是权利，同意不同意只在政府，我向你请愿，是因为我承认你的合法性，而不是要推翻你。而且这些民主资产阶级慢慢和驻外公使、督抚们结合起来。这些督抚和公使通过对世界大势的观察，对中国外交危局的观察，也认为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步骤这么慢吞吞地15年、20年去执行，那等到完成君主立宪，中国也就不存在了。中国可能就会像朝鲜一样，被日本给吞并了。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等到1910年1月底，摄政王载沣就对国会请愿运动发布了一个谕旨，肯定了请愿代表的这种爱国热忱，但是也强调现在国民素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提升，宪政的筹备还不是很完全。如果这个时候强行召开国会，那会增加很多困扰，可能为真正的宪政前程留下阴影。摄政王这个时候重申了他的一个原则：宪政必立，议院必开，但是朝廷不会轻易改动原来已有的计划。

我个人在阅读这些史料的时候，很赞赏摄政王的原则和坚持。因为国家政治转型的时候，有计划政治和无计划政治，差别非常大。“九年立宪”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博弈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大家已经认同了以九年为期来立宪，实际上按部就班地进行，大概1915年就可以立宪了。所以这个时候摄政王就讲，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按部就班地按照这个计划去执行。但是当事人很难认同这一点。

摄政王的这一番话语，并没有真正安抚请愿运动的参与者，他们回到自己的属地之后，并没有安下心来。相反他们迅速地结集，开始筹备第二次请愿运动，很快又征集了30万人的签名，准备在1910年5月再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请愿，向朝廷施压。

到6月的时候，他们就都集中在都察院，把这请愿书通过都察院递交给朝廷。他们要求清政府积极回应人民的要求，在一年内开国会。这第二次请愿运动闹出来的动静非常大，动员的力量也很大。但结果是朝廷更恐慌——如果你们提要求我就改的话，那下回你们要是再遇到什么地方不满意，岂不是又来闹了？所以政府对人民的很多要求是不能让步的，一旦让步就形成了一个多米诺骨牌。因为晚清还没有真正进入宪政架构，在宪政架构下，只要通过议会什么都能改，少数服从多数嘛!但是在中国当时的这种架构下，已经达成了九年立宪的共识，日程表都排出来了，每年干什么，到什么时候怎么做，都是可以预见的。结果你们现在通过这种闹事的方式，靠集结的人多，声音大——30万人的签名，几百人行动，到北京提要求，这一方面给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同时也使体制内负有责任的决策者心怀不满——我今天同意你了，明天你还不消停。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次请愿运动没有达到请愿者的预期，体制内的高官在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事肯定不能答应，要是答应的话，必定一发不可收拾。因此他们在北京这么一闹之后，清廷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修改改革日程的这么一个建议。

但清廷也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摄政王载沣，他不算是一个铁腕人物。后来我处理这些史料时一直在想，假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活着，面对这个问题，大概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即使发生了，他们也会很利索地处理好。结果载沣一方面通过体制拒绝了，但是他个人又想当好人，不断通过某种渠道表达——其实我对你们很认同，我希望宪政改革能够早日往前推动。这样一来，清政府的立场就出现了裂缝，反而激起了请愿者的希望。于是他们就策动了第三次请愿运动。

1910年7月，日本和俄国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二次的《日俄协定》。这个《日俄协定》和第一次签订的协定一样，其实是在解决1904年日俄战争的后续问题。他们这一次会议和1907年的那次会议一样，是背着中国去解决东三省的利益分配问题。这就使中国体制内的官员产生了很严重的外交恐慌，包括体制内的高官督抚们，都会觉得中国如果现在不立宪，那之后再立宪也没意义了。日俄的会议是7月开的，8月国会请愿代表团就加紧工作，召集动员各省有这种提前开国会、提前立宪政治意识的人到北京去，这就组织起了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1910年10月，国会请愿代表团在北京就向朝廷、摄政王、资政院、会议政务处请愿，他们的目标就是请政府宣布立即召开国会，立即采取措施，以救国亡，抵制日本、俄国对中国的蚕食。这次请愿运动非常惨烈，10月7日，国会请愿代表向政府请愿的时候就出现了自杀、自残等极端行为。与其说这是“要挟”，不如说他们是要用自残的方式——用刀子在身上挖掉一块肉，来表达提前开国会的这种信念。在请愿运动中，也有人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来分化清廷的决策层。对于如何处理国会请愿活动，清廷往往是通过召集军机大臣开会，来做出决策。这时候，请愿代表就今天去找摄政王，明天去找庆亲王，后天去找其他王爷。用这种各个击破的办法，使政治高层产生了意见的分歧。在这里边还可以看到，很多政治家有一种近代政治当中不该出现的、迎合民众诉求的想法。晚清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庆亲王，他是老资格的政治家了，他的内心应该是很坚强的，也应该知道中国该怎么办，但是他面对请愿运动时，说：“其实我个人也认同应该尽快开国会。”庆亲王是什么角色？庆王是军机处的首席，当他说“可以这么做”的时候，就为请愿运动加了一个很重的砝码。

资政院在这个时候也通过了速开国会的议案。之后他们再拿着通过的议案去找摄政王载沣。载沣这个时候也就不到30岁，看到庆亲王都同意，他被逼无奈下就对请愿代表表示：我个人虽然认为立宪的过程还是应该按照原先的计划进行，但我也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人，这事儿我个人也做不了主；你们如果能够让资政院通过正式的决议，那我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就在高层这样一种不断调整的过程当中，国会请愿运动的结果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到了10月26日，在摄政王讲话的第二天，资政院就通过了一个奏请朝廷顺应民意，迅速开国会的决议。决议呈给摄政王之后，摄政王也没什么话说了，只好建议把“能不能提前开国会”的事情，正式提交给会议政务处及王大臣会议讨论，以作出最终决定。

11月3日，摄政王载沣又约见了会议政务处的王大臣，之后就开始正式讨论该如何处理各省督抚和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请愿。结论是应该尽量缩短正式国会的筹备期，这就给原来的这种计划政治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清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咱们就到此为止，朝廷接受你们的建议，可以考虑提前开国会，但是各位从现在开始都应该回去，不要再闹事，不要在北京滞留。在清廷政治改革的最关键时候，民意、民粹压倒了理性。

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讲，国会请愿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朝廷终于答应提前开国会。但是从中国宪政史的角度来讲，国会请愿运动获得的成功恰恰意味着中国立宪的失败。还是孔子那句老话“欲速则不达”。

朝廷答应了提前开国会，结果政治危机不仅没有平息，反而变得更复杂化。后来清帝退位和政治转型的麻烦，都能从这儿找到根据。

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摄政王载沣和军机处给予积极的回应，答应提前开国会。按照这一新的计划，预计在1911年5月就可以正式完成宪政的第一步——宣布责任政府。晚清的宪政改革，其实说到底就这么两大块：一个是正式选举的国会系统；一个是责任政府，即从皇帝的权力中分出一个议政的机构。

但议会选举对国民的知识结构有一定的要求，特别是中国原来是精英政治，老百姓作为选举人不识字。所以我们看晚清宪政改革的日程表，它里边就规定了每年识字率的增加。好多人读史料，都说这个是作假，识字率怎么可能提高得那么快呢？我后来分析史料，这里的识字率不是说这个人要认识1500个字、3000个字。这里识字率的意思是，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要认得彼此的名字，之后你得能写出你自己的名字。

我们在讲科举的时候，说到中国古典时期的社会是一个精英知识结构，它并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识字。我们中国的古代为什么使用文言呢？为什么知识人显得地位高？因为那个东西很难啊!中国自古以来文和言是分离的。知识人之所以傲慢，是因为我不仅跟你一样说话，我还能写文言文，这才是中国过去这种精英政治获得尊重的原因所在。但是等到宪政架构建立后，如果连国民识字率都不能达到，那么这样的宪政肯定是不合格的。

朝廷对国会请愿运动给出了正面的回应之后，国内就平息下来了。没想到到了1911年3月29日，就爆发了黄花岗起义。

这时候立宪已经在日程表当中了，5月就要宣布责任内阁。3月的起义，其实是革命党的最后一搏。到了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公布，应该说这标志着中国政治上的巨大进步。随着责任内阁名单的公布，从1901年新政开始以来，很多争论的政治问题都迎刃而解。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很多人就把原因归结到军机处这个机构上，提出要废军机处。恭亲王在19世纪90年代再次出山的时候讲“废我军机，夺我大清”，这种主意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认为军机处才是维护大清帝国的关键力量，是个很重要的机构。后来新政时，慈禧太后说“五不议”，当中就有军机处不议，这就接续了恭亲王的军机处不能废除的主张。但是实际上，等到责任内阁宣布之后，军机处不废而废。军机大臣直接移到了新的责任内阁当中来当大臣。

除此之外，责任内阁还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责任内阁有十个部，每个部一个部长——民政部、外交部、司法部……这就解决了过去满汉双轨制的问题。满汉双轨制是清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建立的一个架构，每一个部门有两位主官：一位满大臣加上一位汉大臣。满大臣管政治正确，汉大臣管技术、管业务。这样就势必会造成一些问题。一个是权力不能够合一，另外它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一个部两个负责人，肯定就会扯皮。当然，对统治者来讲，扯皮就是监督嘛!所以满汉双轨，它实际起到的是权力制衡的作用，虽然有它的道理，但是它确实也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浪费。这一次在改革当中，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个人觉得在第一届责任政府宣布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真的是进步非常大，往前走了一大步。

但是这件事情也惹出了一个大麻烦，问题就出在名单上。总共是十个部，再加上一个内阁总理大臣，以及两个协理大臣(副总理)，共13个人。原本只需要让原来当过军机大臣的，以及那些重要的官员入内阁，就能很平稳地就过渡过来了。结果名单出来后，大家一看，13个人当中，9个来自皇族满洲贵族，只有4个汉人。汉大臣觉得自己吃了大亏，这就等于是满人一手主导改革，把权力都集中到他们手中去了。晚清时期，满汉的分裂、矛盾越来越厉害，和曾国藩、李鸿章时代没法比。因为新政开始之后，慈禧太后确实是对满洲贵族当中年青一代有所扶持，刻意地有所提升。所以汉大臣和汉人知识分子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于是载沣只好出来作解释，宪政改革完成之后，没有满汉之分。当然我们知道正式取消满汉之分的文件，是袁世凯提出的。但是载沣这句话的道理是对的：现在你们觉得这九个人都是满人、贵族，是因为你们的内心深处有个阶级界限。道理虽然对，但事实是你选的确实都是满洲贵族嘛!既然你说没有满汉之分，那为什么不把九个汉人评选出来呢？汉人军功贵族不是更多吗？我们看袁世凯内阁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中只有一个满人，那还是因为要让他去处理周边民族问题，其他的都是职业技术官僚。

所以，我认为载沣的解释，在理据上可以成立，但是事实上，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又很缺少说服力。在这么一个状态下，新内阁的成立一方面是解决了过去十几年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这就是皇族内阁、权贵内阁。这些意见提上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庆亲王还是比较拎得清的。庆亲王给载沣打了个报告，他说：“这个建议提得好，我们清帝国的传统就是皇族不介入政治。我现在当内阁总理大臣不太合适。”庆亲王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但是载沣还是按照他的那个原则，说：“他们不想让皇族进内阁，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这个界限，我们没有。”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载沣坚持这个意见，也是后来责任被推到他身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27 都是铁路惹的祸

这还仅仅是宪政改革之后出现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没导致根本性的颠覆，真正导致清廷政治根本性颠覆的，是新政府成立之后颁布的第一号新的经济政策——宣布全国的铁路干线实行国有化。但是我们也必须如实地讲，这个政策尽管是新政府成立之后宣布的第一号政策，但对它的讨论却是早已有之。

清帝国从1906年起，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了，这个时候还是铁路建设的初期。中国的铁路建设真正启动是在1895年，那时大规模的外国资本进入，才使中国的铁路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南北两大干线和东西的连接线，都是因为外国资本进入才在1895年开始建设的。由于中国铁路的投资量很大，对技术性设施的要求很高，中国的民族资本没这个力量，因此在1895年到1903年，民族资本并没有介入其中，而是观察着外国资本是如何运转的。渐渐地，他们发现外国资本也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而是把土地拿到手之后，再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去融资，以此获得巨额资本。

我们看到京广铁路和京沪铁路的建设过程中，用的都是国际资本，而并不是招标的这个公司本身的自有资金。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生，哪懂这个道理？那个时候，我们的企业家还是我有多少资本，就做多少事情。我们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差不多都是从乡镇企业干起的，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和宏大的规划。但是外国资本的示范，给中国的民族资本巨大的启发。

到了1903年这个时候，外国资本在铁路、矿产资源的投资上，已经开始到了收获期。他们的这种巨额回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看得有点眼红。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在1903年就向清政府要求——哎，铁路建设这种特权，你不能只给外国人，我们也应该一起均沾啊。所以，在1903年清政府就制定了一个政策，允许中国的民族资本对铁路进行投资。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在中国民族资本进入铁路建设之后，一方面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做大，另外一方面确实使中国的铁路事业有了一个很良性的互动。1903年之后，民族资本承建的一些线路做得很好，像浙江、福建、广东的民族资本用这种融资的办法整体性地修路，修得很不错，也能够通过这种基础设施去盈利。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相比，依然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玩潜规则，玩投机取巧。并不是说国际资本都是正当的，但它确实在标准化规则化上做得更好一些。民族资本通过黑金政治、行贿受贿的办法，解决了很多问题，也留下了很多矛盾。

从1906年开始，清政府就对地方的铁路建设做了一个调研。调研后，就发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全国铁路的规划混乱，各省乱修，有的是宽轨，有的是窄轨，这就没法接轨；另外可能会产生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你融到资了，最后你不修，就没法偿还利息。

基于这种状况，1906年清政府就颁布了一个统筹全国铁路的文件。大概思路是，将来的主要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主办，不太影响全局的这种支线，交给民间办。这些支线用小轨、窄轨也没问题。铁路规划的问题好解决，但融资的风险在这时候仍然没有解决，后来就继续调研。

等到1911年5月，盛宣怀(当时负责邮传部)的部下慢慢地就对铁路的修筑形成了一种新的思路。他提出了一个把铁路干线明明白白收归国有的办法：用路权抵押，向外国借钱，向四国银行团借钱。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已经达到资本过剩的状态，国际资本很雄厚，再加上中国政治改革推动之后，中国的国际信誉也在提升，向外国人借钱并不是很难。

盛宣怀的主张渐渐就被政府接受，而且政府认为这是清帝国改革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于是清帝国就把这些重大政策放在新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二天来宣布，可以看到是很郑重其事的。

但是呢，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个政策一宣布，引起了全国的反对。你国家眼见现在修铁路可以赚钱了，就出面用国际上的钱，把我们民间筹资修的路都收归国有。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到处都在抗议这个政策。但是我们看到，这时候主持这个事情的盛宣怀，坚信这个政策不错。铁路如果那么乱搞下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中国头脑稍微清醒点的政治家都觉得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用国际银行的钱去修是对的。但是盛宣怀十分傲慢，他认为既然他是对的，那他理这些抗议做什么？根本不理。

盛宣怀采取的是一对一谈判的战略，一个省一个省谈，结果他很快就平息了湖南、湖北的闹事，浙江很快也安定下来，江苏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某个省融资修路的已经开修了，那中央把这个路权收回来，然后把钱给你退回去就是了；如果你没修，那路权我收回来，到时候你不要修了，由中央来修，你把你的钱退给融资、投资人就行了。

问题出在了四川这地方。四川的钱筹到了，但是路没修，买股票去了。买股票也可以，如果这时候股票处在赚钱状态，国家不让修路，那大不了就把钱退给投资者。对于这些投资者而言，给他们点利息最好，没有利息的话，因为投资者分解到个人的时候，额度并不是很大，没赚着这个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恰恰在这时候遇到一个最大的难处，四川不仅没修路，关键是股票还亏本了。所以其他各个省都平息了，就四川没法平息!

对于究竟如何处理这件事，当时中国既有实业经验也有政治意识的张謇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张謇讲：这件事情很简单，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因为当时允许地方修路、允许融资是中央的政策，这个时候中央财政就应该出钱，把四川的这些融资人的钱退回去!但盛宣怀讲：我又没错，错的是四川。而且四川的铁路总公司这些人也有贪污的嫌疑，那盛宣怀更不愿意这样了。张謇讲：你先买单，把老百姓的民怨平息下来，再处理这些人。但是盛宣怀认为：我太正确了，我凭什么这么干？

辛亥革命的老人大多是从“保路运动”开始干革命的，“保路运动”的一个理由就是清政府贪婪，侵害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在四川策动了“保路运动”，要保路权。他们抗议的是中央政府把路权卖给外国人，用外国人的钱把我们修筑铁路的权利——正当的资本主义发展权利——给剥夺了。

他们从5月开始抗议，一直抗议到10月。一开始声势很大，整个四川沸腾，但到后来就只剩下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轮流在总督府门口待着，在那儿彰显自身的存在——你如果不解决，那我们每天都来抗议。双方谁也不肯妥协，就这样僵持着。谁也没有想到，包括盛宣怀后来也没想到，这会导致一个帝国的崩溃。

28 武昌起义：为什么是新军

四川的僵局，清政府始终没办法处理。我们看那些档案，四川总督这时候也觉得闹就闹呗，他每天该上班上班，卫队该站岗放哨就站岗放哨。闹事的这拨人也是如上班一样的感觉。我们今天去还原这个场景，不必太悲情地去描述它，它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在这种僵持当中，时间走到了10月，总督府门口出现了流血事件。这时候，我们才看到清政府开始支援四川，重新起用端方做铁路大臣，让端方从汉口、武汉调新军到成都去。

当然端方也没有走到成都，半路上就被他的部下给干掉了。这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件大事。端方总体来讲还是一个很有改革思想、开明意识的新官僚。过去好多年，我们是从革命的角度去解读端方之死，认为端方是死于手下新军的起义。其实现在新的史料可能不是太支撑得起这个观点。

端方这个人爱好收藏，这种爱好也不是个坏事，以之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是可以的。但端方有一个毛病是喜欢炫耀。如果在和平时期，在你的总督府、铁路大臣衙门里面，炫耀一下也没问题。但恰恰就在端方带着军队从武汉出发的这个特殊时间，中央的军饷迟迟发不下来，这些士兵见端王爷手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就火了，于是发生了谋财害命的事情。

端方从汉口、武汉带了新军往四川走，这是清帝国解体过程中最致命的一件事情，直接导致两湖地区空虚了。如果仅仅如此，那还不要紧，也不至于发生问题；但是恰恰在这时候，湖北发生了新军哗变。在这里我们先说一下中国军队的状况。我们知道中国军队是从1895年开始小站练兵的，是个近代军队的构建。在经历了1903年、1906年、1908年几次大的操练、整军后，训练出了几支近代化集团军，被称作北洋六镇，直属于中央。同时各个省也组建了新军，像是湖北新军、湖南新军、浙江新军，这就有点地方军的意思了。按照计划，中国军队全部被改造成新式军队的时候，应该达到36镇。可机动的中央六镇，以及不可机动的、像是国民警卫队一类负责地方防御的30镇，共同构成整个中国的军队体系。中国的军事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向了近代化之路，而且相当一部分军事将领都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北洋六镇的将领都到日本、德国去学习过，好多将领的日语和德语都说得相当好。

我们看晚清政治改革，所有的重大改革决断，都是带有军方背景的人在优先支持、拥戴、推动。当然这在不发生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好的，但一旦发生问题了，就不可遏制。所以我们看到1911年这么一个短暂的时期，从皇族内阁到铁路国有，到最后在成都出现保路风潮，再紧接着在一种空虚的状态下，湖北就发生了新军哗变。

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革命叙事成为主导，慢慢地就建构起了一个武昌起义的革命话语体系。包括后来那些辛亥革命的先驱者、存世者，写了很多回忆录，把日知会、闻学社都描述成是革命团体。我在研究的时候，总觉得不太对劲。清政府主导的新式军队的力量，和革命有没有关联呢？应该说有一定关联。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革命在1905—1906年的那种状况——你清政府不改革我就革命了。而一旦清政府改革后，就不存在一个年轻的军人或知识分子说“我要革命到底”。

因此我们去讨论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生的事情时，我想其实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清帝国体制内的新军人的抗争。之所以发生这种抗争，是因为他们对政治太关切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太强了。从1901年的新政到1906年的宪政，他们是经历者，也是坚守者。

现在清帝国的最高领袖载沣所作出的决策——铁路国有和皇族内阁，在他们看来是倒行逆施。在这种状态下，武昌新军的起义实际上是要求清廷重回宪政改革的正途。我们看到武昌起义发生之后，经过几天的发酵、等待，他们找到黎元洪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黎元洪、湖北军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清帝国重回宪政的正路。如果当时清政府发罪己诏，废除这几个决定，重新回到改革原来的那种既定的共识当中去，那我想湖北的风浪大概不至于持续下去。但是湖北新军起义之后，清政府不仅不给予正面的积极回应，而且派出军队来镇压。这不仅没有终结湖北军政府，反而让湖南新军也紧接着宣布独立。

湖北、湖南独立后，10月22日资政院开会，摄政王载沣发表讲话，他仍然在强调宪政是当务之急，要求资政院在先前筹备的基础上能够更有进步，集思广益，以期尽早完成。但是之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推动。

之所以说没有实质性推动，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湖北、湖南僵持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出现了连锁反应，九江新军、陕西新军相继起义。在这个过程当中，新军之间互相勾连。具体怎么勾连的，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这些文件。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起义的新军之间应该有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施压的行动。

各地的新军连续性地发生哗变之后，不到20天，北洋六镇也出事了。北洋六镇属于中央军，这支军队也没有经过国家化的改造。北洋六镇的军人，他们本来的功能是拱卫京师，他们的布防地点在滦州、石家庄、太原。10月29日，清廷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让步，驻扎在滦州的清军将领就发布了一个通电。我一直讲，所有新军人的这种哗变，其诉求都不是革命，而是继续实行君主立宪。所以我们去看滦州军人的要求，通电当中仍然是这么几个简单的诉求：要求清廷加快政治改革，重回宪政轨道。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共和了，我推翻你不要你了，那是后来的事情。

而且等袁世凯出山和黎元洪交涉的时候，袁世凯一上来就讲——我让清帝重回宪政轨道上来，你能不能让湖北军政府解散，让军队重回营房？一开始南北交涉的时候，黎元洪说：“告诉袁大人，没问题。只要清帝国重回改革宪政的轨道，那湖北军人一定回到营房。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这事平息了之后，袁大人可别把这些老哥们都给抓起来，不能秋后算账。”所以可以看到，这之前的20天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军方对中央倒行逆施的一个表态。等到中央军也发生兵谏，这意味着：如果你清政府还没有实质性的表示，那就别怪北洋六镇不客气了，他们是拱卫北京的屏障，防止别人来打北京，但是如果他们转身打北京，那北京是毫无抵抗之力的。清帝国这时候才真正感到了恐慌和危机。

所以在滦州兵谏的第二天(10月30日)，清帝国就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罪己诏的内容也是关于宪法改革的，宣布维新更始，实行宪政，解除党禁，尽快颁布宪法，组织完全内阁，决心以踏踏实实的政治改革，重新唤起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动荡，归结到最后都是清政府能不能实实在在地推动中国君主立宪的改革。

清政府的这个表态确实赢得了立宪党人的认同、同情和默许。在宣统皇帝罪己诏发布的第二天，资政院就通电各省说，皇帝已经下诏罪己了，中国已经重新回到改革的路径上去了，各个省咨议局是不是可以停止这种武装抗争？朝廷不会再用武力去镇压各地的叛乱，人民也不要再用武力去逼朝廷。资政院呼吁各方最好能够通过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纷争。

可以看到，清政府的罪己诏试图将局势再次拉回到和平的宪政轨道上。因此，就在资政院出面通电各省之后的第二天(11月2日)，摄政王就开始让资政院起草宪法。摄政王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把宪法制定完成，然后公布出来，以推动宪政改革的实质性进展。之后，资政院于12月3日匆匆忙忙地通过了一个推行了许多年都没有结果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很快颁布。

这个《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也是中国宪政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比原来1908年的《宪法大纲》更严密，它是参照了东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法文本，力图制定一个和英国的君主立宪架构一样的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颁布，应该是清帝国重回宪政轨道的一个重大转折。又过了几天，等到11月8日，资政院又通过选举的办法，推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改组政府。可以看到，在滦州兵谏之后局势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清帝国终于在中央军的压力下，作出了改变。到这时候为止，我觉得20天的动荡应该已经算平息了，局势也稳定下来了。等到11月13日，袁世凯就从武昌前线返回北京，重组内阁，重回宪政体制。

袁世凯内阁是很典型的一个近代三权分立大架构下的责任内阁，从新的内阁名单也可以看出，这同时也是个非常专业的技术内阁。原来大家议论纷纷，意见很大的所谓“皇族内阁”“权贵内阁”被改组后的内阁取代了。

内阁改组后，大家对内阁的成员也没有意见了，袁世凯是军功出身，而且里边几个内阁总理大臣，包括各部的部长，都和皇族、贵族没关系。问题到这里解决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是议会。我们知道，晚清的议会——资政院——是一个特殊的架构，它处于向议会过渡的进程当中。这个资政院是1908年构建的。资政院的议员，编制是200个人。这200人中的100个是各省咨议局选出来的，另外100个是钦定议员。钦定议员是非选举议员。从那100个钦定议员的组成结构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难度并不大。其中10个议员是纳税大户，属于实业界的代表。谁纳税多，谁当，这很合理。而且可以随时更换，这次是张謇，那么下次可以换别的大实业家，这都不是问题。另外，还有10个议员是大学者，这个也没问题，因为大学者一般年纪都很大了。像严复是1921年去世的，这时候他的生命还有10年的时间，当满一届最多也就四五年，然后就退休了。

问题就出在满洲贵族这一块。清帝国的政治架构是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架构，人家这些贵族的祖辈为大清立下过功劳，在没有走到宪政之前，他们坐拥特权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我们现在也没法理解君主立宪国家的国王了。你英国女王、日本天皇凭什么坐天下？这里面存在血统传承的正当性。我们从今天的立场去看，满洲贵族在新的宪政架构改革当中拥有正当的权利，我觉得不必太过排斥。但是在这里边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种选举架构下，把三十来个满族贵族和有满洲贵族身份背景的人放到各省选举，各位可以猜一猜他们选举的结果会是什么？很难选上。是因为他们本质就恶劣吗？是因为他们无能吗？不是。是因为平民对他们的一种天生的敌视。因此具有这种优越出身背景的人，在选举体制下很难获得选举人的认同。但是在当时这种僵局状态下，议员就是选举出来的。

而且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智囊、智库提出一个新思路讲，是不是能够给那些满族的贵族，比如清帝国的八大铁帽子王(此时已经到了12铁帽子王)，每家一个万年国代呢？在大清帝国的建构过程当中，这些人是流过血的，劳苦功高，那按照大清帝国的承诺，开国功臣的后人当然就应该世袭罔替，接着做这个永久议员。但这个主意是我们在100多年后想到的。100多年前，那些政治家没有人这样想问题，但是你不解决这问题，清朝的贵族们就不同意。

我们看到，晚清政治改革到最后，之所以失败，其实就失败在这么一点点的问题上。后来等到大清帝国解体，民国建立后又过了十来年，秩序始终不能安定下来，我们才看到参加过1911年、1912年这种政治大转型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开始反省：我们当时没有冷静地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才导致了这么一个结局。导致了什么结局呢？终于有人忍耐不住动手了。

29 紫禁城的黄昏：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在南北之间谈判形势无比复杂的时候，革命党就成了一枚重要的棋子。我们知道，孙中山在1911年12月17—18日回到中国境内，这是他流亡之后第一次入境。他在广州遇到胡汉民。孙中山讲：“当年我去过上海，陪我到上海转转。”因为上海是政治中心嘛，南北和谈在上海。于是胡汉民就陪着他到上海去。这个时候孙中山突然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

他大概在12月22日到达上海。此时，南北之间的谈判，因“究竟议会怎么开”的问题而僵持不下。孙中山的战友——黄兴、宋教仁都在上海。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是第一号革命党领袖。他来了之后，他的这些朋友，就带着他去拜码头。在拜码头的过程中，孙中山突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他去看赵凤昌，赵凤昌说：“你可以开府建基啊，你可以成立政府啊!”

我们知道赵凤昌原本是张之洞的办公厅主任，之后因为替张之洞背锅，在体制内没法发展了，就被安排到上海做一个寓公，拿点干薪。

赵凤昌住的地方叫惜阴堂，那惜阴堂不仅皇族会来，革命党会来，还是立宪党的中心。革命党的黄兴偷偷回国时经常在赵凤昌那儿进出；赵凤昌和袁世凯也有很特殊的关系；跟张謇的私人关系更是极好。

赵凤昌见了孙中山，跟他谈了之后，建议他开府建基，成立政府。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在东南地区的陈其美这一拨革命党人早就建立了上海军政府，和其他势力互相厮杀。在这之后我们看到，南京临时政府的建构速度急剧加快，一个星期之后基本框架就出来了。

1912年的第一天，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了。那么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它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呢？它的基本意义在倒逼清廷。我把它放到一个整体的格局当中来考虑，就是立宪党人支持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目的并不是要成立一个革命党人领导的共和政府，而是用这样一个临时政府去逼清廷。在1911年12月下旬，他们并不是要逼清廷退位，而是要让清廷在议会选举宪政架构当中，满足立宪党人的要求。在这中间，孙中山的贡献非常大，而且孙中山在当了临时大总统之后，确实有模有样地颁布了一些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没有出南京城，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它对清政府有一个倒逼和威慑的作用。和当初吴樾扔炸弹一样，扔炸弹解决了宪政内部改革，那么现在成立临时政府，宣布一些极端的激进的改革措施，其实同样是倒逼清廷——你让不让步？

清廷没法让步，它始终没法解决立宪问题。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和新军彼此进行了沟通，这几派力量聚合在一起，站在了清帝国的皇族、贵族的对立面。而皇族、贵族是清帝国的所有者，新军将领是清帝国的高级雇员，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几代都是清帝国的高级干部。这个时候有些人就走向极端。立宪党人、新军人提出，可以考虑让皇帝退位，可以在君主制、民主制当中作出选择；革命党说，推翻清帝国，走向共和；新军老将又提出，皇帝是我们老东家，就算是要让他退位，也要尽可能优待。所以我们看到，就在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皇族皇室优待条款》。

《皇族皇室优待条款》的出现，我个人认为是加速了后来清帝国的瓦解。这个东西对大清帝国现在的掌门人隆裕太后太有诱惑力了。摄政王在滦州兵谏时就引咎退位了。隆裕太后跟着慈禧太后走了那么多年，应该说是有眼光有见识的，但是隆裕太后在这一次变动当中，确实可能存在对实际情况把握不太周全的地方。我们看史料，面对南北谈判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满族贵族在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之后，隆裕太后准备用武力把那些独立的地方给打下来。隆裕太后就问：你们谁能够出面把武昌平定？当时的海军部长、陆军部长都是皇族，还都是醇亲王的弟弟，这两人听到隆裕太后的话，头一低，不敢说话，因为他们没有临战经验，只是纸上谈兵。隆裕太后一看，靠满洲贵族的这些高官，不可能打赢战争。而这个时候南方的那些老臣又提出400万的赡养费，这一下子就使问题复杂化了。隆裕太后就在琢磨一个问题：要是打了，一旦打不赢，那南方的承诺肯定就不兑现了。我们看到，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军方将领的态度就非常重要。如果军方将领能够维持大清帝国的法统不变，那革命党根本不算个事儿。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以段祺瑞为首的几十个新军将领也出了问题。他们在南北交涉中看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清帝国的满族贵族确实是没人，而且也确实心胸很狭隘。这时候与其让它继续耽搁下去，还不如就让清政府下台。于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新军将领段祺瑞以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的身份，率领前方的46个将领，联名给朝廷发了一个通电，恳请朝廷能够定国家为共和政体。但是这份通电的言辞也很矛盾，一方面恳请朝廷立定共和政体，另一方面又说“巩皇位而奠大局”，并没有说要废掉皇上。最后为什么清帝国的完整性似乎没有被破坏，但同时又建构了一个民国的共和架构？这中间其实体现了当事人的犹疑和矛盾的。

当时列强见中国的动荡老是不能解决，也受不了了，因为他们在中国投资巨大，如果中国一直处于这种动荡的状态下，投资恐怕是都得打水漂。于是列强也提出一个建议——那是不是在让皇室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建构共和？列强大概和新军的将领们也有所表示——很快就春节了，你们能不能在春节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时间点是清帝退位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在春节前，终于解决了清帝宣布退出中国政治统治的这件大事。在新的架构当中，袁世凯被授权组建临时政府，和南方谈判构建新政府。袁世凯获得了从清帝国到民国的法统的一个传承。之后袁世凯就宣布了对皇族的优待政策。

清帝国在1912年2月12日退出中国的政治之后，从大清帝国变成了“小清帝国”，皇帝被允许在紫禁城内继续称孤道寡，也就是说清帝国依然存在。而且在后来的实践当中，紫禁城的清帝国有点上国的味道。民国对清帝国，完全还是对老东家的那种感觉。很快隆裕太后去世，隆裕太后的葬礼成了民国成立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办得非常隆重。这个时候，你看不到也感觉不到后来郑孝胥讲的“民国乃敌国也”，反而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一个帝国的解体、民国的构建不是通过残忍的复仇，而是通过这样一种“禅让”的办法，最后使上国和新构建的国家之间形成一个还能相处的状态，从而完成了主权、外交、领土、人民的移交。我曾经讲，这是中国的“光荣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权力的和平转移，也是很值得回忆、重视的非暴力事件。

[1] 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

[2] “清流派”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个政治流派，主要代表有李鸿藻、翁同龢、陈宝琛、张之洞、张謇等。

[3] 近代中国对洋商征收的一种内地关税。

[4] 指天子所在之处。

[5] 上海道是清朝略高于上海县、松江府，低于江苏省的行政区划，当时的上海道台是余联沅。

[6] 1896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