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字：01-2018-559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禁食与盛宴：美食作家佩兴丝·格雷的一生/（英）亚当·费德曼著；刘志芳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5

书名原文：Fasting and Feasting：The Life of Visionary Food Writer Patience Gray

ISBN 978-7-5203-4265-0

Ⅰ.①禁… Ⅱ.①亚…②刘… Ⅲ.①佩兴丝·格雷（1917-2005）-传记 Ⅳ.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1220号

FASTING AND FEASTING by ADAM FEDERMAN

Copyright © 2017 by ADAM FEDERMA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White River Junction，VT，USA

www.chelseagree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高雪雯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超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6

字数 327千字

纸书定价 72.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佩兴丝·格雷（1917—2005）是20世纪最畅销的美食作家之一，其著作《今日主菜》《汲甘露于万物》曾风靡一时，拥趸者甚众。而她提出的“吃本地、吃当季、吃自制”这一生态理念和生活理念，如今无疑已在世界范围内蔚为潮流。

在本书中，传记作家亚当·费德曼讲述了佩兴丝鲜为人知的传奇一生：孤独而又叛逆的童年时代；复杂的感情生活；曾在二战期间独身抚养一双儿女；《观察家报》每周“女性专栏”的第一位编辑；编写菜谱、制作美食、设计珠宝和纺织产品、翻译并编辑书籍、养育家禽牲畜。同时，她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欧洲，甚至花费10年时间和丈夫（比利时雕塑家诺曼·莫门斯）游遍整个地中海地区，只为寻一处安身之所。在生命的最后30年，她定居在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区，且有意识地拒绝主流社会，其居所不通电、无现代化取暖设施、没有电话，所写文字也仅在亲朋好友之中流传。因此，她渐渐离开了大众的视野，但她通过写作传达的生活态度仍在影响一代代人，其珍视传统美食和地方菜的观念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佩兴丝·格雷既属于那个时代，又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作者简介

亚当·费德曼，传记作家、记者。他为《国家》杂志、《卫报》《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美食》《烹饪漫谈》《地球岛杂志》《阿迪伦朗达客生活》等出版物撰稿，是英国国家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富布赖特研究员、米德尔伯里环境新闻研究员、波尔克调查报告奖获得者。此外，他还曾是一名厨师、面包师和糕点师，现居美国佛蒙特州。

刘志芳，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英美文学、学科教学（英语）。在《社会科学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外国国名文化研究》等专著2部，《日常生活英语新900句》等编著12部。主持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地厅级社科基金项目1项，校级重点教研项目1项。

冯超，吉林师范大学英语口译专业硕士毕业。参与编辑《分好类，随时背15000英语单词》，参与翻译《景德镇官窑瓷器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佩兴丝·格雷（Patience Gray）

赫尔曼·斯塔纳姆，大约于1920年拍摄（由米兰达·阿穆尔-布朗提供）

奥利芙的肖像，约翰·科利耶大约于1906年拍摄（由米兰达·阿穆尔-布朗提供）

两岁半的佩兴丝，1920年5月拍摄（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奥利芙和她的三个女儿（从左到右）佩兴丝、海伦（“蒂尼”）和塔尼娅（由米兰达·阿穆尔-布朗提供）

罗戈特“山景”农舍，佩兴丝于1943年搬入（大卫·金特尔曼的木雕画）

佩兴丝和尼古拉斯，于1944年拍摄（由米兰达·阿穆尔-布朗提供）

佩兴丝和她儿时的伙伴贝蒂·巴纳多在德国，1937年拍摄（由米兰达·阿穆尔-布朗提供）

托马斯·格雷，1946年拍摄（由爱德华·里夫斯拍摄/米兰达·阿穆尔-布朗提供）

佩兴丝和米兰达，1942年拍摄（由米兰达·阿穆尔-布朗提供）

佩兴丝坐在丘陵上，战后不久（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重建中的“劳格斯”，1950年或者1951年（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佩兴丝坐在“台球房”窗边（由斯特凡·布扎什拍摄/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佩兴丝和佩姬·安格斯，20世纪50年代（由莫尼卡·皮金拍摄）

诺曼在为伦纳德·吴尔夫雕刻《歌利亚》，1957年（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彼得·谢泼德写的带有“山景”农舍周围植物的感谢信（由尼古拉斯·格雷/斯佩格力兹农庄档案馆提供）

大卫·金特尔曼为《今日主菜》画的封面（由企鹅出版社提供）

大卫·金特尔曼为《今日主菜》画的封底（由企鹅出版社提供）

大卫·金特尔曼为《今日主菜》画的肉块（由企鹅出版社提供）

欧文·戴维斯和他的一只宠物猫在新区（由杰克·尼斯伯格拍摄）

佩兴丝肖像，由她在《观察家报》的同事大卫·西姆拍摄

阿波罗纳斯明信片，20世纪60年代初拍摄（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沃尔夫·艾尔沃德在卡拉拉，大约于1967年拍摄（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诺曼在卡拉拉采石场脚下（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薄荷科的开花植物Bocca di Lupo。佩兴丝在信中写道：“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太美了。让园艺看起来像编织。”（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诺曼和佩兴丝在斯佩格力兹，1971年（由弗朗西斯科·拉迪诺拍摄）

诺曼和沃尔夫在奥特朗托散步（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佩兴丝戴着她的一枚戒指在工作室，1971年（由弗朗西斯科·拉迪诺拍摄）

奥利芙在斯佩格力兹，1972年（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诺曼，20世纪80年代（由塔尼娅·米奇利拍摄）

佩兴丝接受BBC德里克·库珀的采访，1988年7月（由尼古拉斯·格雷提供）

佩兴丝在斯佩格力兹，20世纪90年代（由多里斯·斯基乌马拍摄）

艾伦·戴维森在去世前不久接受荷兰伯恩哈德王子颁发的伊拉斯谟奖，2003年（由Praemium Erasmianum基金会/维基百科提供）

诺曼和佩兴丝，1992年（由格雷斯·帝纳波利拍摄）

前言

佩兴丝·格雷（Patience Gray）所著的《汲甘露于万物》[1]是20世纪最重要的烹饪书之一，备受读者喜爱，但是，此书作者却鲜为人知。因她在意大利南部的一遐方绝域生活了三十余载，仅寥寥可数的几位美食作家和评论家知晓其人。她的居所不通电，也无现代化取暖设施，更没有电话与外界沟通，她喜欢说——故意误用格特鲁德·施泰因的话——她仅为自己和朋友创作。一如出版商艾伦·戴维森所言：“她仅企望把自己积累的知识以文字的魅力世代相传，流芳子孙。”1

艾伦发现了尘封已久的格雷手稿。1986年《汲甘露于万物》一经出版，便被奉为经典，格雷终于浮出历史的地表，声名远播。美国《美食家》杂志盛赞此书“卓尔不群，妙不可言”，称格雷可与英国两位著名的游记作家帕特里克·雷·佛莫尔和佛雷亚·斯塔克，以及英国美食家伊丽莎白·戴维比肩。美国闻名遐迩的美食作家约翰·索恩在对《汲甘露于万物》的早期评论中写到，只有英国大文豪D.H.劳伦斯才能和她一样，把地中海生活“丰富而撩人的性感”2诉诸笔端。克诺夫出版社的烹饪书编辑朱迪丝·琼斯为此书作评，但是，琼斯说，他们惶惶而不敢为之，膜拜和欣喜之余，唯有摘抄数页，以便“在我需要醒目提神之际，一睹为快”。3美国已故小说家吉姆·哈里森在《无美食，毋宁死》中赞誉佩兴丝是“英国伟大旅行家布鲁斯·查特温旅途中的必备食粮”。4换言之，她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美食作家。《汲甘露于万物》既是食谱，也是游记，更是自传，它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天涯之外、稍纵即逝的鲜活画卷。《汲甘露于万物》的问世，使佩兴丝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细腻的笔触和惊人的笔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仰慕者前来普利亚区[2]朝拜。英国知名记者保罗·利维和著名播音员德里克·库珀在BBC《美食》节目中特意为她开辟了一个专栏。她还和丈夫——比利时雕刻家诺曼·莫门斯——携手登上了意大利时尚杂志Casa Vogue。

尽管佩兴丝喜欢被关注，但她依旧过着隐世的生活，来访的记者、美食作家、亲人、好友都对她不甚了解。“她的身上笼罩着一圈神秘的光环”，遮蔽了过往。5她的朋友乌尔丽克·福斯温克尔回忆：“她独独钟于一切神秘的东西。她酷爱诡秘的房间、阴暗的角落和神秘小说等。”6她对占星术和神秘主义的兴趣，以及她对可食用植物和菌菇的渊博民俗知识，都增强了这种神秘感。在普利亚区，她曾与一条大黑蛇共处一室，旁人都畏而远之！这与佩兴丝的星座天蝎座的象征意义相契合。她还恰巧出生在万圣节当日，难怪保罗·利维等人在《观察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专栏中称其为“现代女巫”。

然而，她在多次访谈中都提供了一些有关她早年生活的诱人线索：她的曾祖父是波兰的一位拉比[3]；她在苏塞克斯的一座古宅中度过了战争岁月，并在那里学着饲养家禽；战后她在伦敦含辛茹苦地养大一双非婚生儿女。1962年，她踏上了在地中海地区的漫漫之旅，此前，她一直与当时诸多赫赫有名的设计师和园林建筑家共事。1952年，她主编了一本有关室内植物和园林的书。截至1955年，她一直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平面设计系的主任助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她为爱丁堡织布厂设计纺织产品，并为华尔帕博壁纸有限公司设计壁纸。1958—1962年，她担任《观察家报》每周“女性专栏”的第一位编辑，展示出她在艺术设计领域的横溢才华。

2005年，我在季刊《饮食艺术》上看到佩兴丝的讣告，才知道伊人已逝。该杂志主编埃德·贝尔曾到佩兴丝位于普利亚区的农舍登门拜访了两次，他在回忆中称《汲甘露于万物》在美食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7这是一位眼光敏锐、常常毫不留情的评论家的最高赞扬。后来，我在父母的橱架上也看到一本《汲甘露于万物》，在其中一页的空白处写着“加泰罗尼亚小牛肉炖梅干土豆”，“肥而不腻，鲜美多汁，悠悠绵香，简单易做”。我一字不落地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合上书页，作者笔下款款而来的香气久久萦绕。我被作者匠心独具的书写折服了。此书的前言部分指出，要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交替规律饮食养生，关于禁食与盛宴的描写历历如画。这和我以前读过的任何文本都不一样，尽管书中的观点个性化较强，但却极少透露作者的往昔经历。只有一处叙述了战时在苏塞克斯林中采蘑菇一事，也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而已。我自然想一探原委，查个水落石出了。

佩兴丝不仅写出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最畅销的烹饪书《今日主菜》，还主译了《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4]。1961年，此书的英译本首次发行。自传散文集《工作之险，童年之梦》[5]和在希腊纳克索斯岛一年旅游见闻《斑鸠与蛇》[6]都是她的杰作。她还编辑整理了好友欧文·戴维斯记录的加泰罗尼亚食谱集。由于我对佩兴丝知之甚少，所以，我迫不及待地给她女儿米兰达书信一封，询问详情。米兰达在佩兴丝离世后出版了她的插图书《肯陶洛斯的厨房》[7]。米兰达告诉我，佩兴丝的所有往来信函、未出版的书籍和其他相关资料都放在普利亚区的家中。该住所现由佩兴丝的儿子居住，2006年，我第一次去拜访了他。

此行从莱切火车站启程。莱切市以巴洛克建筑和美味甜点著称。一路上，广阔的农田、古老的橄榄树、古代遗迹、新建的太阳能帆板随处可见。再往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水天一色，令人恍如置身于海市蜃楼。佩兴丝和诺曼住的古朴的斯佩格力兹农庄（Masseria Spigolizzi）能够俯瞰地中海，与意大利版图上“鞋跟”最南端的普雷西切和萨尔弗两个村庄毗邻。在晴朗的夜晚，落日的余晖洒满整个卡拉布里亚区；而在阳光明媚的白天，可以从半岛的东海岸远眺阿尔巴尼亚和科孚岛。如今，这里已成为欧洲消夏胜地，但依旧人烟稀少。佩兴丝和诺曼于1970年在此定居，那时，由于持续多年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处都是荒郊旷野。外界几乎没人听说过萨伦托半岛，更不必说选择此地安家落户了。意大利犹太作家卡洛·莱维二战时因为反法西斯而被流放到巴斯利卡塔。他根据这段经历写了自传《基督停留在埃博利》，书中有句话：“只有敌人、征服者、心智不健全的人才会踏上这片土地。”8可见这里多么空旷、荒芜。

佩兴丝和诺曼的朋友认为搬迁到卡拉拉是一次“非洲放逐”。卡拉拉位于托斯卡纳区中心，那里的大理石工业曾繁荣一时，他们在此一住就是五年。佩兴丝自己也质疑这片地中海玛基群落的荒凉和所住农庄的孤寂。1968年，佩兴丝在看望了母亲奥利芙后，给她写信说：“普利亚区虽令人神往，但不宜居住，人迹罕至，实乃道尽途穷之所在。”

佩兴丝和诺曼用了十年时间游遍地中海地区，寻找合适的安身之地。他们的足迹遍布纳克索斯岛、加泰罗尼亚、卡拉拉和威尼托。《汲甘露于万物》既是一本游历书，也是馈赠友人——农民、农场主、劳工——的佳品，因为这是一本可以让他们果腹的食谱，而这些食谱中又蕴含着宏大叙事，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埃德·贝尔等人都给予了佩兴丝高度评价。自《汲甘露于万物》出版以来，魅力不减，阅读量与日俱增，读者也对其爱不释手。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美食作家奈杰尔·斯莱特在一篇文章中盛赞它是食谱艺术化创作的典范。几年后，英国大厨阿普丽尔·布卢姆菲尔德将其看作“掌中宝”。2016年，伦敦奎维迪斯奢华大酒店的主厨杰瑞米·李说，《汲甘露于万物》“走在时代的前列”。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少有人真正对施有机化肥的可食用植物、喂有机饲料的猪和家庭自制香肠感兴趣。时过境迁，现在佩兴丝提倡的“吃本地、吃当季、吃自制”的生态理念已被广为接纳。关于有机食品、野生食物的文章在《美食与美酒》和《祝你好胃口》等杂志上比比皆是，并出现在非烹饪性质的主流出版物中。2006年，《纽约客》杂志的比尔·比福德在他的纽约寓所撰写了杀猪的畅快与惊险。城市花园、农舍屋顶都绿植茵茵，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当今，一些世界顶级餐厅都不惜斥巨资，购买土地，自耕自种，培养有机食材。佩兴丝在《汲甘露于万物》中说：“这些古老的烹饪方法会再次回归，会让城市餐厅的厨师避繁就简、灵感迸发。”其实，她希望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烹饪方法在乡村和城市都能得到保留与传承。她的夙愿实现了！《汲甘露于万物》已经广为传阅，成为无数人的灵感源泉。但是，佩兴丝本人却是“一位几乎被遗忘的美食女王”，对她传奇一生的翔实报道姗姗来迟。

[1] 原书名为“Honey from a Weed”，直译为“从野草中采蜜”，译者此处意译为“汲甘露于万物”，旨在传递出佩兴丝所倡导和践行的回归自然、回归原生态的生活理念，也正契合她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所言：万物皆神圣。——译者注

[2] 普利亚区又称阿普利亚区。——译者注

[3] 拉比（rabbi），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和智者的象征。——译者注

[4] 《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Larousse Gastronomique），一本法国美食百科书，主要介绍法系菜谱和烹饪技巧。——译者注

[5] 《工作之险，童年之梦》（Work Adventures Childhood Dreams）。——译者注

[6] 《斑鸠与蛇》（Ring Doves and Snakes）。——译者注

[7] 《肯陶洛斯的厨房》（The Centaur’s Kitchen）。——译者注

佩兴丝·格雷生平年表

1917年10月31日，佩兴丝·珍·斯塔纳姆在英国萨里的沙克尔福出生。

1929—1930年，佩兴丝就读于贝克斯希尔的索恩班克学校。

1934年，佩兴丝从伦敦皇家学院毕业。

1934—1935年，佩兴丝客居德国柏林。

1935—1938年，佩兴丝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主修经济、政治科学、地理和德语。其间，她和好友贝蒂一起去匈牙利旅行，游历了比利时、德国、奥地利，足迹沿着多瑙河一直延伸到布达斯，并于同年12月，再次回到德国。

1938年夏，佩兴丝和塔尼娅去了罗马尼亚。

大约1939年年初，佩兴丝邂逅托马斯·格雷。

1939年夏末，佩兴丝和好友玛丽·贝斯特、尼古拉斯·达文波特去诺曼底旅行。

1941年1月17日，佩兴丝在《伦敦公报》公开声明，佩兴丝·斯塔纳姆正式更名为佩兴丝·格雷。十天后，儿子尼古拉斯·格雷在肯辛顿出生。

1942年7月，女儿米兰达出生，不久后，因战争局势被疏散到赫特福德郡一个叫桑登的小村子。

1943年，佩兴丝离开托马斯·格雷，去往罗戈特的“山景”农舍和母亲奥利芙一起生活。其时，她已怀有和托马斯的第三个孩子布里奇特，这位小女儿出生不久便去世了，这给佩兴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1947年春天，佩兴丝去了她妹妹海伦意外身亡的瑞士阿尔卑斯山，然后又启程去往意大利。同年，佩兴丝移居到伦敦的汉普斯特德。

1948年，二战结束后，佩兴丝偕同凯瑟琳·沃森去了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游玩。

20世纪50年代初，佩兴丝开始探索所谓的小众艺术——版画、珠宝、纺织品和室内装饰。

1951年，佩兴丝买下了位于伦敦的“劳格斯”宅邸的一部分——“台球房”。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租“台球房”的租金成为她收入的主要来源。

1951—1955年，佩兴丝在皇家艺术学院平面设计系工作。其间，1953年，佩兴丝到法国布列塔尼的洛克玛里阿屈艾海滨小镇游玩。

1955年，佩兴丝离开皇家艺术学院，主要做《住宅与花园》的兼职编辑。

1957年4月，《今日主菜》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发行（与普丽姆罗丝·博伊德合著，1960年，此书荣获德国美食学会颁发的银质奖章）。

1958年，佩兴丝在《饮者大观》杂志做编辑。同时，她也为《时尚芭莎》撰写一些文章。同年11月，她和欧文在卡拉布里亚、巴斯利卡塔和阿普亚区旅行。

1958—1961年，佩兴丝就职于《观察家报》。后担任《观察家报》“女性专栏”的第一位编辑。

20世纪60年代初，佩兴丝开始为爱丁堡织布厂设计纺织品，为华尔帕博壁纸有限公司设计壁纸，为一艘P&O号游轮设计丝网印刷壁画，还替伦敦骑士桥上的伍兰兄弟百货商店设计了一个墨西哥工艺品展。

1961年，佩兴丝参与翻译的《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的英译本首次发行。

1962年，佩兴丝和诺曼搬到意大利卡拉拉居住。同年，她踏上了地中海之旅。

1963—1964年，佩兴丝和诺曼生活在希腊纳克索斯岛上。

1965年4月，佩兴丝和诺曼再次启程前往卡拉拉。

1969年，佩兴丝根据欧文收集的食谱整理的《加泰罗尼亚烹饪书：一本不存在的食谱》出版。

1970年春，佩兴丝和诺曼搬到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区的斯佩格力兹定居，并在此度完余生。

1986年，《汲甘露于万物》出版。

1988年8月11日，佩兴丝接受了BBC《美食节目》主持人德里克·库珀的采访。

1989年1月，《斑鸠与蛇》出版。

1991年春，《邂逅萨伦托半岛》发表。

1992年，佩兴丝和诺曼登上意大利时尚杂志Casa Vogue。

1994年2月10日，佩兴丝和诺曼在好友见证下举行了婚礼。

2000年，《工作之险，童年之梦》面世。

2002年，佩兴丝接受了BBC《美食节目》主持人西蒙·帕克斯的采访。

2005年3月10日，佩兴丝在斯佩格力兹家中去世，死于中风。在她去世后不久，其遗作《肯陶洛斯的厨房》出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青葱岁月

第二章 托马斯·格雷

第三章 多事之秋

第四章 汉普斯特德

第五章 《今日主菜》

第六章 欧洲风情

第七章 断舍离

第八章 长路漫漫

第九章 工作就是生活

第十章 天之涯 海之角

第十一章 新生活

第十二章 荒野窘境

第十三章 《汲甘露于万物》

第十四章 邂逅萨伦托半岛

第十五章 回首往事

第十六章 万物皆神圣

致谢

参考文献

第一章 青葱岁月

佩兴丝和诺曼前往意大利南部之时，她已经52岁了。对他们夫妇而言，真正的人生始于斯佩格力兹。诚然，佩兴丝一生中有许许多多新起点，但此次远迁萨伦托半岛最南端的普利亚区是她与英国、与过去的一次至关重要的离别。普利亚区和伦敦远隔天涯，对从未离开过欧洲的人来说，简直是难以想象。以意大利语为母语的人都听不懂当地人的方言，就像鸡同鸭讲。有些村子甚至还说着源于荷马时代的古希腊语——格里克语（Griko）。佩兴丝在《汲甘露于万物》中说有种被放逐到上古洪荒的感觉。

1968年，经过长途跋涉之后，他们踏上了这片千里无人烟的荒原。佩兴丝瞬间就被当地各种植物、树木、花卉深深地吸引住了。在第一次旅行中，她看到了“带刺的豆科植物的小种子”“香气袭人的小水仙、轻柔的星状番红花和小仙客来”。10月，大地上遍布一簇一簇海葱，正是普利尼曾详细描写过的——“肉质花冠，似百合花状的翠绿叶片”。1布满岩石的地表覆盖着橙黄色的青苔，到处都是石化贝壳的痕迹。由此可见，数百万年前，这座海岛尚在海底。早春是佩兴丝寻找野生天冬的时节，梨树枝条上梨花怒放，馥郁的蓝色迷迭香缀满枝头，“水仙花恰似枝状烛台上的闪闪繁星”。2到4月中旬，紫色的蓟花、黄色的蒲公英、蓝粉色的琉璃苣、野蒜（至少有8种）、鲜红的罂粟花都竞相盛开——那是一片花的海洋，姹紫嫣红，分外妖娆！

佩兴丝收集了萨伦托半岛上近450多种可食用野生植物中的许多植物，光是蒲公英就种类繁多。佩兴丝说，他们采摘时“能够准确叫出它们的植物学学名”。从早秋到次年1月，再到春天，林林总总的真菌层出不穷。3佩兴丝视其为“大自然馈赠的最美味的盛宴”。直到80多岁高龄，佩兴丝还在不停地寻找、识别新的野生物种，更是耗费大半生搜寻18世纪的草本植物。

佩兴丝称玛基群落是“人类未曾污染的净土”。几乎所有珍贵野生草本植物都生长在这里。4当地人常常看见她身着飘逸长裙，脚穿布鞋，手提篮筐，独自一人采寻于山水间。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是她最舒适、最无拘无束的时刻。

佩兴丝搬到普利亚区后就很少再回到英国了，直到1990年，在她去世的15年前，才最后一次故地重游。佩兴丝一生都没有忘记她在英国的往昔岁月，在斯佩格力兹和其他地方留存的数千封写给亲朋好友的信函都证明了这一点。她一直是《观察家报》和《卫报》的忠实读者，这些报纸是其母亲奥利芙从英国定期给她邮寄的，一路辗转三周后，佩兴丝和诺曼在报纸上读到的新闻便成了旧闻。但是，佩兴丝最喜翻阅报上刊登的老同事彼得·海沃斯和菲利普·汤因比等“几位友人”的作品。而从实用角度讲，这些旧报纸还可以在漫长的寒冬里用来引火。

对佩兴丝来说，用她的老雇主、英国媒体支柱——《观察家报》的旧报纸给橄榄树火堆添柴加薪是件令人畅快的事。佩兴丝赋予火深刻的寓意。她曾劝告一位遭遇不幸的朋友“把往事付诸灰烬”，一如她把人生中的某些插曲，包括郁郁寡欢的童年都化作云烟，任其随风散去。5佩兴丝把自己的人生轨迹分成两段：一段是在二战后的伦敦；一段是1962年开始的地中海之旅。而后者至关重要。这种划分基本上忽略了她人生中的前30年，这也正是佩兴丝三缄其口的一个时间段。在其回忆录中，唯有第300页出现了“隐匿”“谎言”等寥寥数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她的童年。

《汲甘露于万物》以“火旁沉思”的场景开篇，又以“火旁沉思”结束，遥相呼应。火是烹饪的关键，具有摧毁与再生的力量。书中第一章，佩兴丝就区分了各种木材的不同火力，譬如各种果树、无花果树、柳树、橄榄树、冬青树等，它们在菜肴的制作过程中都起着不一样的辅助作用。佩兴丝注意到，地中海的矮树丛和玛基群落的干枯灌木丛会被“一支火把焚烧殆尽”。6

佩兴丝和诺曼在普利亚区安顿下来的那个夏天，一场大火吞噬了整个山坡。牧羊人用这种方法让草木再生，为饥饿的羊群提供牧草。火焰在舞动，生命在火海中燃烧，整个场面壮观而震撼。

当火势慢慢退去，表层的黑灰被风吹散，佩兴丝和诺曼惊奇地发现，周围撒满了宛若“宝石般的碎片”——零碎的火石、黑曜石、骨片和陶器碎片。

“俯身捡拾，”佩兴丝写道，“我们惊叹着门外这座千百年来一直守望爱奥尼亚的荒山。这是自史前4万年来，既无记载也未被污染的圣土，即使偶尔有工匠居住。”7

佩兴丝认为自己的家族史也同样模糊不清，既因为她父亲对其犹太血统的遮掩，也因为她母亲身上爱德华时期温文儒雅的中上层阶级背景。她母亲奥利芙生于巴斯[1]世代经商的乔利家族，颇有名望。家里有多家百货商店专营女性服饰，尤其是丝绸和花边。乔利家族不仅在商界和政界赫赫有名——奥利芙的外祖父曾任巴斯市长——家里还出过多位作家、评论家和画家。

佩兴丝的外祖母埃塞尔·多贝尔·乔利（生于1856年3月31日）有个远近闻名的会客厅，许多闻名遐迩的画家都是这个沙龙的座上宾，其中包括漫画家乔治·杜穆里埃、肖像画家休·里维埃（她的堂兄）、拉斐尔前派画家约翰·科利耶和为安德鲁·朗的童话故事配图的插画家亨利·贾斯蒂斯·福德等。埃塞尔的三个孩子都精通乐器。奥利芙的姐姐多萝西（又称“多多”）对佩兴丝的童年影响极深，这位姨妈是小提琴家，在伦敦拥有自己的业余弦乐四重奏乐团。（她也因为常常和巴勃罗·卡萨尔斯、阿尔弗雷德·科尔托、菲力克斯·萨蒙德举办音乐晚会而为众人所熟知。）她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和法语，能驾驭德文，周游各地。她们的父亲亨利·科尔盖特医生（生于1850年12月1日）是伊斯特本的外科医生，为了省下取暖费，也为了独自一人留在国内潜心搞研究，他几乎每年冬天都把妻女送到欧洲小住。科尔盖特毕业于医科大学，其父是一名内科医生，他对工作可以说达到了忘我的程度，吃住全在书房。儿时，佩兴丝和姐妹们常去外祖父家度过周末。“一位满头银发的绅士”“硬翻领，上浆的袖口，晨礼服，灰色的维多利亚晚期风格的礼帽”。8佩兴丝从他那里继承了一件维多利亚时期的手工艺品——大理石臼和研杵——用来做各种丸剂和药水（用草、矿物质、根茎），她经常把这些用在烹饪中。

在一次去欧洲的冬日旅途中，奥利芙遇到了她的白马王子赫尔曼·斯塔纳姆，一名运动健将、军官，也是人物摄影师，教名为瓦尔沙夫斯基。其父保罗·伊西多·约翰·瓦尔沙夫斯基是希伯来学者，一位波兰拉比的儿子，后离开华沙，于1865年皈依基督教。（再后来，他成为一名牧师，向犹太人传教。）保罗是位多才多艺的魔术师，可以不用任何“机械设施或者助手”就能凭空变出百般花样。他还是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会员，著有涉关“圣经音乐”和希伯来语的书籍。91872年，他迎娶了第二任妻子哈里特·斯塔纳姆，林肯郡一位有名的农场主的女儿，曾做过家庭教师。三年后，两个孩子中较年幼的那个降生在布莱顿市，即赫尔曼。赫尔曼15岁就当了摄影师学徒。多年后，他在圣雷纳多开了自己的工作室。橱窗上，店名“瓦尔沙夫斯基”几个字赫然醒目。1903年，为了跻身军界，他改用母亲的娘家姓，以便掩盖自己的波兰出身。

尽管赫尔曼还是继续用波兰名字“瓦尔沙夫斯基”来给一些照片签名，包括他自己的自画像，但在1915年3月和奥利芙结婚时，他却没有用这个名字登记。在《苏塞克斯快报》结婚启事栏中，他用的是皇家野战炮兵队H.S.斯塔纳姆上尉这个名字。

1917年10月31日，也就是她父母婚后第二年，佩兴丝·珍·斯塔纳姆在英国萨里的沙克尔福出生。她排行老二，姐姐塔尼娅生于1916年1月，妹妹海伦（蒂尼）生于1919年6月。佩兴丝6岁前都住在萨里戈德尔明镇的家里。那是一座两层楼的17世纪红砖砂岩院落，也是佩兴丝“最愿意回忆的家”——米切斋[2]。10几间宽敞的橡木板间隔的房间采光十分充足。抬眼望去，窗外的花园里枝繁叶茂，芬芳的玫瑰娇艳欲滴，各种果树随风摇曳。佩兴丝的少女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直到1929年金融危机前。家里始终雇有保姆，其中一位法国保姆常在下午带着孩子们散步，采摘蒲公英、山大黄和野生菊苣来做沙拉。家里的园丁鲍尔钦先生帮助奥利芙“重现”了由一行行整齐排列的紫杉树环绕的詹姆士一世时期风格的花园，园中尽是牡丹、罂粟花、耧斗菜、飞燕草。花园的中央是一座石头砌成的小池塘，池塘边是成片成片的薰衣草，边上还围着“可供儿童藏匿”的栅栏。著名的园林建筑家和园艺家格特鲁德·杰基尔住在离这里不远的明斯特。霍尔广场的花园就是由他设计的，与米切斋近在咫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赫尔曼曾在几个炮兵部队当兵，还在1919年被任命为美索不达米亚某部队的旅长。但他一直憧憬着解甲归田，过上平民生活，乃至还养过一段时间的猪。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举家搬到东苏塞克斯的贝克斯希尔，他重操旧业，再次开始摄影。全家靠奥利芙继承的乔利家族的巨额遗产才得以维持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

在贝克斯希尔，斯塔纳姆一家住在一个叫小庸[3]的村子里。佩兴丝向同学们自我介绍说，这个村名太好记了，因为她和这个名字恰恰相反，她本人“既不渺小（little），也不平庸（common）”。11佩兴丝身材高挑，有着深棕色的齐肩发和一双棕色眼睛，还在少女时期，她就是与众不同的局外人。和大多数中上层或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子一样，佩兴丝和她的姐妹们接受的主要是家庭教育，家庭教师来自法国或瑞典。在回忆录中，佩兴丝记录了弥漫在家里的压抑气氛，每到晚上，她们都“被迫穿着一样的花领边小丝绒裙子坐在客厅里”。121929—1930年，佩兴丝在贝克斯希尔的索恩班克学校就读。根据那时的一本宣传册得知，该学校倡导“良好的现代化综合教育、塑造性格、自立自强”。毕业后，她获得了去皇后学院深造的奖学金。不过，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贝克斯希尔结识了1923年来此定居的巴纳多夫妇——维奥莱特和弗雷德里克（又叫“巴尼”）。巴尼是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医学系主任，育有五子，其中老大和老二都出生在印度。1921年，巴尼一家返回英国伦敦创业，他们的五个孩子有时候和佩兴丝姐妹们共用一位家庭教师，可以说和她们一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这些孩子是一个团队，”佩兴丝写道，“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13这两家称得上是世交，后来，佩兴丝的女儿米兰达与维奥莱特和弗雷德里克的孙子阿什琳·阿穆尔-布朗喜结良缘。

佩兴丝与巴纳多家的长女贝蒂亲密无间，情同姐妹。贝蒂比佩兴丝年长6岁，但她们都有独立意识，自小聪慧，喜欢冒险。1937年，佩兴丝和贝蒂一起去匈牙利旅游，她们一路搭顺风车游历了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后又沿着多瑙河一直到了布达佩斯[4]。佩兴丝说，在这次冒险中，她们“有一次是坐着牛车，赶了3英里路，横穿了整个匈牙利平原”。14

1938年，贝蒂和克里斯托夫·万·菲雷尔-海门多夫——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斯基的弟子——结为伉俪，夫妻二人在尼泊尔和印度东北部的部落生活了将近40年。15尽管她们很少见面，但贝蒂是佩兴丝一生都记挂的人。1939年，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再也没有人比她更心思细腻、善解人意了。”

因为两家交好，所以她们从小就金兰情深。据说，佩兴丝和贝蒂比亲姐妹还亲，她就读伦敦经济学院时曾借住巴纳多家，在此期间，两人情谊也日渐深厚。1987年，贝蒂去世后，她的儿子尼古拉斯写信给佩兴丝说：“您是我母亲毕生守望的神秘佳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在小庸村的家是佩兴丝不愿回忆的，尽管她在这里结下了童年最宝贵的友谊。在某种程度上，是她与父母每况愈下的紧张关系为这里蒙上了阴影。佩兴丝认为她是“在虚伪中长大的”，16她毫不掩饰内心对父母的鄙夷。他们生活死板，刻意维持体面，桎梏般的束缚给她的童年蒙上了恐怖阴影，导致她怏怏不悦。据她本人说，青年时代的她，“坚决不能再忍受这样的痛苦与折磨”，以致她终其一生都在逃离这个家庭，那无疑是个漫长而备受煎熬的过程，她也借此影射姐姐和妹妹的顺从和隐忍。17佩兴丝从来就没意识到，她是三姐妹中唯一有机会到竞争激烈的伦敦寄宿学校上学的孩子。父母供她读了大学，给她出国游玩的自由——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就搭顺风车游历整个欧洲。与此相反，她的长姐塔尼娅被送到了瑞士一所女子精修学校学习如何做一位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她至今也未意识到，她母亲对她的教育和学识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很不理解母亲在回忆录中对她父母的描写，”她的女儿米兰达说，“这完全可以是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但在母亲的字里行间，我所熟悉的那个外祖母面目全非。”18

随着时光流逝，英国代表了她童年的缺失，那里有一些小小的欺骗和“未曾说出口的事情”。她不愿谈论生死、美丽、爱情等人生重要话题。如果连她父亲自身的犹太血统都要被隐瞒——佩兴丝认为这是爱德华时期社会压制的许多“禁忌”之一，也是她一生都在对抗的——那还有什么东西是能见得光的呢？就像她所说的，“为什么他们可以隐瞒真相，却总是要求我们说实话”？19

20世纪30年代初，赫尔曼被诊断为癌症。他最后放弃了摄影和耕作，继续他的军旅生涯，指挥了贝克斯希尔和伊斯特本两地的几支炮兵部队。据传闻，他备受炮手拥戴，曾受命带领伦敦诸郡的第58炮兵部队参加国王杯炮兵总决赛。20

但是，对女儿而言，他是一个寡言少语、喜怒无常、离群索居的父亲。佩兴丝只能通过偷偷溜进他的更衣室和书房，闻着他穿过的皮衣和吸过的烟草的味道，看着满抽屉类似丢勒的“著名雕版画”《骑士、死神与魔鬼》的蝴蝶标本来揣摩他的内心世界。在一道上了锁的玻璃门里整齐摆放着各种书籍，佩兴丝找来钥匙，如饥似渴地阅读英国作家乔治·博罗的《莱文格罗》，还有约瑟夫·康拉德、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塞万提斯等文豪的作品。多年后她写道：“我至今仍记得每本书在书架上的具体位置。”21

如果说这是偷师学艺，那伦敦皇家学院则打开了佩兴丝广阔的求学之路。1930年，在她13岁生日之前，她被送到多萝西姨妈家寄宿，姨父厄德利·霍兰是位产科医生（曾因在妇科领域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骑士爵位）。“（紧锁的）房门都敞开了。”22在皇家学院时期，佩兴丝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和霍兰一家共度的。霍兰家位于学校拐角处的安妮皇后大街，在这里，她受到了学术界、艺术界精英的熏陶，也对英国上层社会的循规蹈矩心有余悸。姨父厄德利爵士和夫人琴瑟失合、水火不容，佩兴丝在一首诗的开头这样描写他们的关系：“她在餐桌上向他吐口水。”所有人都说厄德利是个张扬跋扈的男人——“性格耿直，高冷得近乎傲慢”。有人描述，每天早上，他一离开，大家就会长长地舒一口气。23

尽管家里的气氛令人窒息，但多多姨妈为佩兴丝打开了许多大门。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的意大利厅，佩兴丝步入了艺术的殿堂。多多姨妈带她领略了什么是妙手丹青、神工意匠，“这后来成为我私人风景的一部分”。佩兴丝把这些在“光线、色调、构图方面的神来之笔”和母亲收藏的“乌黑沉闷的”佛罗伦萨维奇奥桥、圣十字教堂、圣母玛利亚教堂的画作相比较。24佩兴丝对多多是敬仰的，她有威严，也总鼓励佩兴丝学习德语和经济。多多长得高挑、端庄，身着一袭狐狸毛披肩，头戴一顶贴发帽，脸上遮着一块面纱。从多多姨妈那里，佩兴丝继承了某种目无余子的清高。“她自视高人一等”，米兰达说，她“这是受到多多姨妈的影响。多多聪明睿智，博学多才，精通多门外语”。25多多姨妈在音乐方面也造诣颇深，每天上学之前，她都教同在皇后学院念书的小女儿简弹钢琴。有时候，她会教孩子们吟唱德国作曲家舒曼的声乐套曲，或者德国钢琴家门德尔松的《请倾听我祈祷》。

神学家F.D.莫里斯于1848年创建了第一所皇家女子学校，尽管该校在很多方面都很进步，但是，直到1931年佩兴丝入学时，学校才任命了第一任女校长——霍洛韦女士。皇家学院治学严谨，学术水平极高，鼓励所有成绩优秀的学生去大学深造。全校实行小班授课制（15人以下）和开放式教学（学生不用像其他女子学校一样穿校服）。这里大多数学生都在14岁以上，佩兴丝入学时算是年龄最小的了。但她品学兼优，只用了三年就修完所有课程。在皇家学院读书是她人生的一大幸事，且因为上大学时年龄尚小，故在皇家学院又多读了一年。佩兴丝的同学斯蒂芬妮·菲尔兹于1964—1983年担任校长一职，她说佩兴丝是一位天资聪颖的画家，在中级地理课上，能娴熟地画出整个世界地图。26在皇家学院的最后一年，她开始住校，室友便是德国犹太裔移民伊迪丝·格里茨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侄女——“高大、帅气、随性”27的安·斯蒂夫。这是位于伦敦的一所生气勃勃的校园，佩兴丝敬佩那里老师们的“卓尔不群”，他们总是充满了精力和激情。

法语教授莫里斯·蒂埃里让佩兴丝终生难忘，他为18世纪环球航行的法国探险家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写了一本自传。佩兴丝甚至知道美国有一种叫九重葛（bougainvillea）的藤蔓植物，“花叶薄如蝉翼”，就是以这位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28莫里斯操着一口“纯正的法语”，二战期间，他曾通过电波向敌占区的法国做演讲，其对文学的那份挚爱和对教学的那种奉献让学生们刻骨铭心。29他的学生们都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听课，据佩兴丝说，“在课堂上，他借拉辛和高乃依笔下韵律优美的法语，带着激情和活力，把学生们带上探险之旅。这位智者引领着呆坐在桌旁的我冲过英吉利海峡，去勇敢地面对他的神”。30这些神灵日后也变成了她的神。

这所学校十分重视自然史，霍洛韦小姐力图提高自然学科的教学质量，努力倡导并狂热践行自然研究。夏日里，“霍洛韦小姐带队”，31和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5]的植物学家M.L.格林女士一起，领着学生们在大自然里遨游。格林女士还带大家到贝克斯希尔等地采蘑菇。

在皇家学院，佩兴丝一直随身带着父亲在军队时拍的一张照片。她入学后不久，父亲就身患癌症，在瑞典接受实验性放射治疗。佩兴丝说，他那时候就是一块“不能亲吻”32的癌性褥疮。1934年，佩兴丝完成学业，霍洛韦小姐在给伦敦经济学院的推荐信中写道：“能力出众，略显肤浅。”她还指出，佩兴丝与“文人雅士交往甚密”，极可能是因为她与霍兰一家及其朋友们的关系非同寻常。33假如佩兴丝能在1935年秋天去伦敦经济学院上学期间休学一年去德国旅行，那她就可以偶尔去看看弥留之际的父亲了。

她写道：“我发现我原本是爱父亲的。但是，为时已晚。”34

1935年，就在她18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的父亲与世长辞。

赫尔曼去世后，佩兴丝没有回家目睹母亲的悲痛和孤寂，这可能是一件幸事。1935年10月，她开始了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活，主修经济、政治科学、地理和德语。她的一位导师是日后的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这自然是我的错，”她写道，“他演讲的主题都太抽象了，听得我云里雾里。”35另一位重要的老师是加拿大经济学家、登山家坎贝尔·西科德，他向佩兴丝推介了许多对她影响深远的书目，如《大自然的艺术形式》，这是德国摄影大师卡尔·布洛斯菲尔德于1928年出版的植物摄影集，被认为是20世纪早期的先锋之作。布洛斯菲尔德在柏林做过雕塑，教过书，为了研究各种植物标本的底层结构，并达到理想的微距效果，他自制了一架装有一米长风箱的照相机。布洛斯菲尔德将自己拍摄的100多种植物称为“植物界的瑰宝”。这些植物都放在白色背景下，被放大很多倍，有的甚至是原物的30倍大小。36在一个崭新的自然界里，蕨类植物、乳草类植物、蓟属类植物都以花卉的形式呈现。在影集里，植物的茎、南瓜的卷须都拍摄成了令人惊叹不已的画卷，读者甚至能隐约闻到作品中厚重的铁艺味道。佩兴丝常去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借阅此书，百读不厌，她说：“每一页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37

尽管她在学习上三心二意，对经济学也是兴味索然，但是，她是一位进取心强，努力上进的学生。在申请荣誉学位时，她仅有《高等经济学》这一门课不及格，《英国宪法》《法语》《德语》和《经济学》等课程全部通过了考试。

比她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在大学前两年，她和巴纳多一家住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座富丽堂皇的五层楼豪宅里。巴尼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生活奢靡，沉迷赌博。38家里人说，由于他在加尔各答大学经常举办奢华舞会，挥金如土，以至于被免除公职，但他在伦敦也营造了一种类似的友好氛围。他甚至给那些“可能来参加舞会的人，或者愿意留下来过夜的人”39都送了一把家门钥匙。贝蒂就像他的秘书，帮他举办通宵晚会——佩兴丝把这叫作“知识分子活跃之地”——凌晨时分饭菜就早已备好，通常有蔬菜和鱼，那是巴尼晚上回家前去科分园蔬菜市场和比灵斯哥特鱼市购买的。40

在大学里，佩兴丝有几位像玛丽·贝斯特、芭芭拉·库钦斯基这样青春活泼的密友。芭芭拉的父亲——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雷恩·库钦斯基——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讲师。许多年之后，佩兴丝和芭芭拉合译了《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并于1961年出版。由于芭芭拉的姐姐乌尔苏拉是苏联一号间谍，军情五处（MI5）调查了芭芭拉及其全家与著名物理学家、德国共产党党员克劳斯·福克斯的关系。福克斯战后一直从事英国原子弹计划，乌尔苏拉负责把从福克斯那里获得的秘密情报传递出去。有趣的是，佩兴丝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军情五处留存的芭芭拉1947—1951年的档案中。41大学最后一年，佩兴丝和玛丽·贝斯特在伦敦西区合租了一个阁楼公寓，屋内设施简陋，仅有一个单灶煤气灶、楼梯平台上的卫生间和一个“难看的方形石头水槽”42。贝斯特出生在多塞特郡一个田产丰厚的贵族家庭，后嫁给一个激进的工会会员。她把佩兴丝引荐给了尼古拉斯·达文波特，一位记者、作家，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挚友。达文波特先后为《新政治家》和《旁观者》杂志的政治、经济专栏撰稿，是英国家喻户晓的作家，佩兴丝经常和他在他离牛津不远的辛顿庄园共度周末。也是在这里，佩兴丝遇到了电影制作人亚历山大·科尔达和Vogue时尚杂志的编辑莱斯利·白兰琪等人。

临近毕业之际，佩兴丝不打算就业。她显得焦躁不安，不知所措，为当年为什么选择了经济学和社会学而“困惑”。1937年，她曾和贝蒂去过匈牙利。1938年夏，大学毕业后，佩兴丝和塔尼娅用从贵格会获得的一笔助学金去了罗马尼亚，她们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住了下来，用了几周时间周游各地。“她们一度走到了俄国边界。德涅斯特河对岸就是荷枪实弹的士兵”。43多年后回忆起来，佩兴丝总是说，这次不合时宜地跑到罗马尼亚游玩，她险些被羁押在“铁幕之后”。

确实如此。1938年，罗马尼亚和苏联以及德国的关系剑拔弩张，两个国家从战略角度考虑，都想与东欧国家结盟。那些现代边界就是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灰砌成的。苏联想确保能穿过罗马尼亚境内，重新启动比萨拉比亚谈判，而德国人正觊觎罗马尼亚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粮食。1937年，罗马尼亚和苏联部队在德涅斯特河流域爆发冲突，罗马尼亚试图保持中立，期望在必要的时候，英法能够伸出援手。1938年3月，德国入侵奥地利，引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局势陷入紧张状态。同年夏天，欧洲其他国家放弃抵抗，罗马尼亚与德国签订了一项武器协议来换取燃料。佩兴丝和塔尼娅在抵达罗马尼亚之前，对这些瞬息万变的欧洲地缘格局了解甚少。她们的房东大多是富足的土地所有者，佩兴丝回忆说，她们享用着丰盛大餐，吃着鱼子酱、鲟鱼、冰镇布丁，喝着一瓶一瓶的香槟酒。44

1938年9月，佩兴丝返回英国。当时，为了避免两个国家间发生军事对抗，英国正和德国谈判。事实上，他们在那个夏天拒绝派一个高调的代表团去罗马尼亚，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鼓励反德联盟的迹象。9月30日，他们签署了《慕尼黑条约》，条约规定捷克斯洛伐克把说德语的苏台德领土割让给德国，这一协议导致希特勒得以“肆无忌惮地”向东扩张。英德两国和法意等其他缔约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一年之后，希特勒就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领土，入侵波兰。这就赤裸裸地暴露出妄想维持欧洲权力平衡的绥靖政策荒谬至极。虽然佩兴丝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也不想从政，但她为国家的鼠目寸光忧心忡忡。

1934—1935年，她住在德国。1937年12月，当她再次回到德国，见证了纳粹冲锋队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列队行进的“恐怖盛况”。她写到德国人的狂热让她触目惊心，这些场面和她自己在知识方面的醒悟是不可调和的。在波恩休学的那一年，她放弃了经济学研究，转而学习艺术和建筑学课程，参加了艺术史学家保罗·克莱芒的讲座，他写的56卷册的莱茵河流域的历史遗迹清单给佩兴丝带来了很大启示。她写道：“这座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欧洲古城复活了。”尽管她也力图去弄懂希特勒的欲求，但是，她不成熟的乐观主义和她甜蜜的初恋弱化了她对希特勒噩兆般崛起的恐怖。当时，佩兴丝和25岁的外交官沃斯特-霍斯特·冯·德尔·莱耶坠入爱河，她写道：“他从天文台上跳下来，驾着一辆黑色的小马车接我，一起御风而去，到那父母再也管不着的地方。”45

1937年，当她回柏林小住时，才完全明白了希特勒的真正意图。她去看望了在皇家学院时的同窗好友伊迪丝·格里茨的母亲，她住在“柏林的最北边……宽敞的公寓，上面写着‘（马克斯·）利伯曼’”。46佩兴丝后来叙述，这位“美丽的深肤色犹太女士”告诉她，希特勒的魔鬼计划不仅是要占领东欧，还要给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建集中营。佩兴丝答应让奥利芙做这位女士及其小女儿的担保人，这样，她们就可以去伦敦和伊迪丝团聚了。佩兴丝回到伦敦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几个月之后，这家人在诺丁山的一个普通公寓安顿了下来。

佩兴丝总是认为她减少去罗马尼亚的行程，把塔尼娅单独留在那里，是要回来亲眼看看英国对希特勒的军事推进有什么反应。数年后，佩兴丝在写给《长日留痕》的作者石黑一雄的信中描绘了英国上层社会在《慕尼黑条约》签订后，令人心寒的画面。她说，当她1938年从罗马尼亚回到家中，她惭愧地发现“亲戚们都蜷缩在收音机周围，喜极而泣，呼应着张伯伦的‘和平时代’”47，她还惊愕地发现多多姨妈对阿道夫·希特勒持有“莫名其妙的狂热”。48

尽管佩兴丝对政治兴趣泛泛，但她还是在外交部找了一份做打字员的低职工作（这一时期的职业档案没有保存）。佩兴丝负责向新闻界提供外交部的每周报告，要用“一部老机器复制13个副本”。49其余时间，她就起草一些无关紧要的信函和“未必重要”的速记，这些都是为了那每周25先令[6]的微薄薪水。

1939年7月，在英法向德国宣战的2个月前，在一封信头印着外交部的信中，佩兴丝写到她现在的工作状态，就是“英国式慵懒”，这个词准确地影射了静坐战争的无目的性。50她通过阅读用法语写的有关古希腊城市拜占庭的书籍，参加艺术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讲座（她形容为“就像聆听优美的室内音乐”）和去电影院来消磨时间。51

年仅21岁的佩兴丝不敢奢望在外交部工作太久——她写道：“至少他们现在还没有辞退我。”——但她也没有下一步的具体打算。她抱怨白厅一直强调效率和“以她的名义做出的牺牲”，她期望能“主动做些事情”。52诚然，她学习了经济学和德语，但她对这两个领域并不感兴趣，她钟爱的是文学和艺术。一个月后，她在一封信中说：“我要写本自己的书——来消磨这个单调乏味的苦差事。”53

那个夏末，佩兴丝、玛丽·贝斯特和尼古拉斯·达文波特结伴去诺曼底旅行，参观了雷安得利斯附近塞纳河流域的一些修道院和别墅。据佩兴丝说，他们觉察到战争正在一步步逼近，最终迫不得已缩短旅程，一行人在1939年9月3日，也就是盟军向德国宣战前回国。佩兴丝一回国就被外交部解雇了，得到的部分解释是因为她常常出国旅游，涉外交往过多。后来，达文波特在军情五处的一位挚友透露说，佩兴丝是一位“可疑人物”。54

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佩兴丝后来写道：“我很开心被解雇了。”55

她欣然离职是因为遇到了托马斯·格雷，她惊喜地发现他朋友圈里的那些流亡知识分子、共产党人、西班牙内战的老兵都是那么神秘莫测。托马斯比佩兴丝年长8岁，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是一位正式共产党员，并自诩为艺术家。他有点像流浪汉，既气宇轩昂、温润儒雅，又邪气魅惑、反复无常。佩兴丝不断研究、习得数门语言，在阅历增多后认为，“一个人必承受地土”。[7]托马斯就是佩兴丝应该避之若浼的生死劫。56

[1] 巴斯（Bath），是英国唯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译者注

[2] 米切斋（Mitchen Hall）。——译者注

[3] 小庸（Little Common）。——译者注

[4] 布达佩斯（Budapest），匈牙利首都。——译者注

[5] 邱园（Kew），英国皇家植物园，包括建于18世纪位于伦敦西南部的泰晤士河南岸的邱园和1965年扩建的位于苏塞克斯的韦园（Wakehurst）两大部分。——译者注

[6] 先令（Shilling），英国的旧辅币单位。——译者注

[7] “一个人必承受地土”（one could inherit the earth），出自《圣经·马太福音》5：5。——译者注

第二章 托马斯·格雷

无人知晓佩兴丝和托马斯·格雷是怎么结识的。托马斯既和左翼有交集，又出入于令她神往的文艺圈。二战之前，他在哥哥米尔纳开的设计公司供职，尽管在设计方面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但他始终自诩为“艺术设计师”。这位怀才不遇的艺术家鼓动力强，对女人有勾魂摄魄的魔力（海军档案上记载，他声称自己是舞台设计、弹药制造等多个领域的专家，他的上司说：“看起来像通才硕学。”1）。恰值花信年华的佩兴丝涉世未深，对他自然没有任何免疫力了，和托马斯交好的左翼艺术家兼教育者南·杨曼记得，他们之间的这段婚外情也曾是男欢女爱、缠绵悱恻。2

但是，两人的情缘注定是一场闹剧罢了。在他们交往期间，托马斯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与他年纪相仿的妹妹玛格丽特对他了如指掌，她说，他常常随意闯入别人的世界，又常常没有任何解释就不告而别，此外，还用公司做幌子，招摇过市、自吹自擂。他哥哥在写给佩兴丝的女儿米兰达的一封信中回忆说：“我们通常会把自己设想为一两个人；汤姆却频频幻想他可以是很多个不同的人。”3托马斯的一位堂兄是精神科医生，他认为托马斯患有精神分裂症，然而，这一诊断证据不充分。但是，有一点毋容置疑，他是个极度偏激的人，佩兴丝说：“就像美国作家亨利·米勒一样混迹在贫民窟。”4

托马斯·阿奇博尔德·坎贝尔·格雷1909年1月出生于格林威治，家中兄妹5人，他有两个妹妹，两个哥哥。9岁时，他被送到艾森学院的寄宿学校，像许多同龄孩子一样，觉得寄宿生活痛苦不堪、难以忍受。他告诉母亲，他在学校“遭受苛待，十分想家”。5后来，他终究习惯了离家在外的寄宿生活，并与日后成为小说家兼插画家的默文·皮克结为昆弟之好，他们都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奇异的黑色幽默天赋。托马斯是音乐社团委员会成员，参加了学校的辩论俱乐部，是公认的优等生。毕业后，他获得了普通中学证书，并于1921年进入大学。据比他小一岁的妹妹玛格丽特回忆，在假期，他们兄妹经常一起如饥似渴地阅读埃德加·华莱士和H.C.麦尼尔的连载小说和通俗小说。麦尼尔在小说中塑造了斗牛犬特拉蒙德这一人物，那是一位负伤的一战老兵，寻求冒险刺激以打发退役后百无聊赖的生活。尽管他们有一个“安稳、快乐的童年”，但玛格丽特暗示，托马斯可能是个“缺乏情感关怀的”孩子。6

托马斯在选择医学、艺术还是写作上举棋不定。最后，他选择了医学，去了圣托马斯医学院，这让年轻时就怀有从医梦想的会计师父亲喜出望外。3年后，托马斯辍学了，其中具体缘由不详，这令他的父亲大失所望。据玛格丽特说，是他第一任妻子艾丽西亚·库珀-威肯斯劝他放弃医学，转而投身艺术和写作的。他们育有一对儿女，很可能因为当时她怀了第一个孩子，急于结婚，托马斯才觉得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两人于1932年成婚）。托马斯在艺术上没有任何建树，他没有稳定的职业，对自己的规划也是改来改去，“他总是说要写作或者画画”，玛格丽特写道，“但从未行动过”。7

1933—1934年，他和某个艺术家团队的创始成员皮克住在萨克岛，在岛上，他做过渔船工人。1935—1940年，他在哥哥米尔纳经营的工业设计合营企业当设计师。他的第一段婚姻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大约1939年年初和佩兴丝邂逅时，他已经和妻儿分居。那年秋天，托马斯招募佩兴丝加入了他刚刚参加的艺术与娱乐战时理事会，该理事会的使命是雇用一些艺术家，使艺术与文化大众化。该理事会主席指出，“战争时期比和平时期更需要艺术与娱乐”。8

这个理事会在1939年9月英德宣战后不久成立。他们的鼓吹得到了众多重量级人物的鼎力协助，其中包括：作家萧伯纳、艺术批评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指挥家托马斯·比彻姆爵士等。米纳尔·格雷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印刷师和工业设计师之一，他也参与其中，并且可能力荐弟弟托马斯·格雷任名誉秘书（正因如此，理事会的小册子和宣传资料都做得光亮优美，颇具现代美感）。佩兴丝本人被任命为理事会秘书，她是仅有的几个领薪水的会员之一，实际上，她的薪酬最高。她描述了在一个早期委员会会议上，她“胡乱扯了几分钟”，相当有趣，“纷争不断”。9

作为荣誉秘书长，托马斯接下一份棘手的任务——争取政府扶持，以便维持理事会的运转。1939年11月，他写信给教育委员会，请求援助，但遭到了极大的质疑。1939年11月16日，他顺利约到内政部几位成员召开资金援助会议，此次会议的决定是“政府不会给予任何财政支持”，但是，托马斯依然反复提出申请。10“我认为整个事情近乎荒诞”，与会的一位官员说，“我无法想象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都联名加入”。11托马斯的任期不长，业绩平平，一位内政部秘书这样描写他：“无聊之至、愚昧之极。”其他理事会成员“可能也像我们一样，是可忍，孰不可忍”。12

托马斯转而呼吁个人捐助者和政府代理机构支持1940年5—6月启动的“巴斯试验方案”。这个试点项目策划了一些当代艺术展，有构成主义艺术家尼古拉·佩夫斯纳和艺术评论家埃里克·牛顿的讲座、舞蹈和管弦乐队演出、中央宣传部制作的电影系列片展等活动。佩兴丝和托马斯周游各地，用托马斯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对流浪儿”游山玩水，顺便拜见一下剧院经理和艺术团体。134月，在一所简易的旅馆里，他们有了儿子尼古拉斯。天有不测风云，巴斯试点项目启动之际，适逢静坐战争结束。1940年5—10日，德军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几周之后，英国和盟军从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25日，法国向德国投降。在此之前几个月，佩兴丝在一封寄给母亲的信中说：“假如没有战争，我们会很快乐。”“我认为这是过渡期，是一场噩梦。我们该醒了……世间事物一分为二：白与黑、好与坏、美与丑。我们今日、明朝、永世都要心地纯洁。”14

佩兴丝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托马斯在西班牙内战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为他们在切尔西安排了一所小公寓，他辞去艺术与娱乐战时理事会荣誉秘书长职务，在富勒姆区的一所地方志愿军培训学校做炸药教练。佩兴丝写道：“伦敦被防空袭信号照得灯火通明，炮火连天，硝烟弥漫。”15德国战斗机对这座城市日夜轰炸了两个月。在1940年9月到1941年5月的闪电战前期，伦敦被轰炸得满目疮痍。在此期间，有100万家庭流离失所，40%的房屋被摧毁，大约3万平民丧生。

在这种情况下，单是恐惧和焦虑就会对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生孩子是一种心理和情感的双重考验。早在1938年，一个医疗队在向卫生部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如果人口密集的伦敦持续遭受空袭的话，人们会患上歇斯底里、精神崩溃等心理疾病。空袭警报让人屏气慑息，人们精神上的承受力到达临界点。这比遭受空袭还要让人不知所措、苦不堪言。政府很快就向市民发放了免费的橡胶耳塞和防毒面具，整个城市烟尘弥漫，街上到处都是前一夜轰炸的残骸。《纽约客》驻伦敦记者莫莉·番特-唐斯在轰炸开始时报道：“对伦敦人民来说，有个宁静的夜晚是件奢侈的事。现在只有糟糕的夜晚、更糟糕的夜晚和不算糟糕的夜晚。”16在整个闪电战中，人们惶惶不可终日，青年男子奔赴前线，妇女和儿童都被疏散，伦敦人口锐减了25%。从1941年1月开始断电，食物定量配给，大家万念俱灰，生无可恋。佩兴丝说：“感觉世界末日来临了。”她想立刻就飞到托马斯身边，17而托马斯则说他从来就没有奢望过能在这场战争中幸存。

战地记者乔治·奥威尔写的日记捕捉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怀疑心理和宿命论，“每一个人都在白天寻欢作乐”，他写道，“似乎从来都不曾想过、也不愿期待夜晚的降临。就像动物一样不问前途，只要此刻食能果腹、居能安身，就心满意足了”！18

战争带给托马斯的是某种英雄主义。在极限压力下，他能英勇果敢、身先士卒，多次挺身而出，数次获得嘉奖。1940年10月，他带领一支精选部队拆除了两颗定时炸弹，这两颗落在居民区附近的炸弹计划在着陆48小时后爆炸。另一次，他用了近4个小时，从11英尺深的泥浆和残骸中挖出了未引爆的弹药。因为这两次英勇行为，托马斯被授予英国最高平民奖章——乔治十字勋章。后备军官学校的一位上尉写道，托马斯“在紧急情况下，冷静沉稳、能力过人，是地方志愿军的典范”，而且，必须“表扬格雷先生在这两次事件中的突出表现”。19后来，在海军服役期间，托马斯因为在矿井恢复工作中胆略过人，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但是，他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一次地方志愿军常规训练中，托马斯因操作炸药失误，他的面部和双手被严重烧伤，最终住进了贝思纳尔格林医院。据佩兴丝回忆，该医院设备简陋，无法处置严重烧伤，她每天亲自给他换药，往伤口上涂抹一种锌和蓖麻油的混合物。“触碰到这些惨不忍睹的伤口，对他对我都是撕心裂肺的痛”，她这样写道，“但他还是坚强地挺了过来”。20

提及那些英勇事迹时，佩兴丝指出，“任何一个普通英国人”在紧要关头都会挺身而出，“托马斯·格雷只是最大化地发挥了这种品质罢了”。21她对托马斯着墨并不多，唯有他在战时的壮举是个常见话题，对他其他的性格特征，她避而不谈。她不愿为他辩解，甚至根本就不想提起他，只把他描述为“英勇的”会简单得多。这样就不用去承认他是谁，不必解释她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战争让无所事事的托马斯找到了人生目标，战争结束，他的使命也随即终结。他的妹妹玛格丽特说：“在战争年代，他经历了辉煌和巅峰——也许也是他需要的磨炼和激励。”22

佩兴丝也需要某种鼓励和认同。在尼古拉斯出生的1941年1月之前的几个月，她只身前往泰晤士河畔亨利镇附近的斯普林克去拜访维奥莱特·巴纳多。维奥莱特和她两个最小的孩子在战争爆发前搬到此地。（佩兴丝儿时的伙伴贝蒂此时已经和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夫前往印度做实地调查。）维奥莱特住在一幢“富丽堂皇，但孤独寂寞”的豪宅中，她的丈夫巴尼一直留在伦敦。佩兴丝本以为自己会受到亲人般的欢迎，23毕竟，这些都是她人生中最熟悉、最喜爱、最尊重的人。一个快要临产的孕妇在战火中旅行的坎坷与艰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是，佩兴丝还是历尽万难，来到了斯普林克。她沿着私人车道又步行了一英里才找到这所俯瞰泰晤士河的豪宅。她是喝下午茶时候到的，夜幕开始降临，维奥莱特却把她拒之门外，“你不要脏了我的门”，她在转身离去之际告诉佩兴丝：“你让家人因你而蒙羞”。24

佩兴丝以为她目前的处境不会影响她和亲戚朋友的关系，但是，在维奥莱特那里吃的闭门羹动摇了她和托马斯·格雷的爱情，她必须在托马斯和传统的中产阶层之间做出抉择。很多人像维奥莱特一样，与她割袍断义。佩兴丝后来写道：“这只是刚刚开始，除了我的同龄人之外——包括亲爱的姨妈（多多），我的母亲，还有其他人——都当作我已经暴死街头。”25她感觉自己就是个被全世界抛弃的“败家子”。她必须自谋生路了。也许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事后，佩兴丝说，事实证明维奥莱斯特帮她“认清了什么才是人间真情”，她至今时时感念。但当时对佩兴丝而言，这就是致命的迎头一棒。261942年10月，维奥莱斯特的独子弗里曼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牺牲。几天后，维奥莱斯特跳进泰晤士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无论别人态度如何，佩兴丝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她要做妈妈了。1941年1月17日，佩兴丝在《伦敦公报》公开声明，佩兴丝·斯塔纳姆正式更名为佩兴丝·格雷。27

不久后，她就领取了新的身份证和粮食定量配给本。

十天后，即1941年1月27日，尼古拉斯·格雷出生在肯辛顿市圣玛丽·艾伯特医院。这座城市遭到了猛烈的炮火袭击，在闪电战中，医院被轰炸了三次，20多名医护人员和患者惨死。

那时，托马斯在西布罗姆维奇的地方做志愿军工作，佩兴丝带着尼古拉斯赶去与之相聚。但是，没人知道，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们有多少时间是在一起的。托马斯向来就不是一个养家糊口之人，尼古拉斯出生后不久，他就逼佩兴丝去索要她祖父留给她的遗产。在佩兴丝的一生中，奥利芙一直都在接济她，可大部分情况下，她还是自己想办法渡过一道道难关。1941年12月，托马斯参加海军后，他们就聚少离多了。他好像就没有照顾过她。佩兴丝怀米兰达的时候，要带着几个月的身孕在《自由丹麦人》杂志做主编助理，这是一份丹麦流亡政府发行的地下左翼报纸。1942年7月7日，米兰达出生时，托马斯驻扎在布莱顿附近的一个以海岸为基地的训练场——皇家海军舰艇沙德格号（米兰达出生在25英里以外的霍舍姆）。她出生证上的名字是卡萝尔·珍，但是，佩兴丝总是叫她米兰达。在这张出生证上，托马斯的身份是皇家海军二等水兵和平民设计师，他和佩兴丝从不同时填写同一个住址。

在米兰达出生后不久，佩兴丝就被疏散到赫特福德郡的一个叫桑登的小村子，和另一位年轻的单身母亲同住。（那时，厄德利负责卫生部的产妇服务以及把妇女从伦敦疏散到赫特福德郡的监管工作。他很可能也参与了佩兴丝的撤离和安置任务。）尼古拉斯被送到了康沃尔南部的弗艾伊选区，和佩兴丝儿时的保姆住了一段时间。桑登的“考克旅馆”是一对美国侨民夫妇在1938年购买的一所19世纪农舍。（佩兴丝后来说，他们在附近的田地里埋藏了6英镑的燕麦粉以备德军入侵。可惜，几个月后，当她再挖出来时，全部发霉了。28）这对夫妇在伦敦时就购置了“考克旅馆”做日后的临时避难所，后因参加了战时的儿童疏散工作，就把这所房子提供给儿童居住。

1942年夏末秋初之际，佩兴丝和米兰达在“考克旅馆”照了张合影。佩兴丝依靠在砖房边，微笑地看着镜头，怀里抱着瞪着一双水灵灵大眼睛的米兰达。佩兴丝讨厌照相，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中，看起来眉欢眼笑的一张。

她开始意识到，托马斯为人夫和人父都很不称职。他和多名女子有染，并酗酒成性。（托马斯孤独终老，于1996年圣诞节死于肝硬化。）他们夫妻过着“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异地生活。1943年1月初，托马斯在海军档案上填写的家庭住址是桑登“考克旅馆”。据此猜测，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住在一起。他的一位上司说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足智多谋”“特立独行”“难以与之合作”，总之是不招人待见。29大家很快被他吸引，却又马上对其生厌。“那些和他交往的人认为他是魅力无限的”，他的哥哥米尔纳回忆说，“但是，一旦对他产生了怀疑，就会疑点重重。真相大白之后，人们恍然大悟，对其敬而远之”。30

有了米兰达之后，佩兴丝眼睁睁看着幸福渐行渐远，多情变无情，她用“愚不可及”来界定自己与托马斯这段短暂情感。正如英国作家A.S.拜厄特的处女作《太阳的影子》中的奥利弗和安娜，17岁的安娜·赛富勒尔爱上了年长她很多的奥利弗，一位满腹牢骚的教授、文学评论家。他对安娜举世闻名的小说家父亲顶礼膜拜，利用了安娜青春年少的懵懂和脆弱。后来怀着奥利弗孩子的安娜在牛津和一个同学相知相恋，她打算和奥利弗一别两宽。可是，在最后一刻，安娜意识到，她与奥利弗终究是蜂缠蝶恋，剪不断理还乱。“无疑，这是一个让人忧心如焚，而又意料之中的结局”。

“奥利弗和托马斯·格雷不是如出一辙吗？”经年之后，佩兴丝在给姐姐塔尼娅的信中写道，“我就是那优越感十足，又傻头傻脑的女孩。我对他知之甚少。他真的精明强干吗？他确实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吗？他就是我今生的情劫吗”？31与安娜不同之处在于，佩兴丝最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托马斯。她后来说，托马斯被她的举动震惊了。不仅离他而去，她还是在知道自己已经怀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时决然转身，与之长诀。

如果他从朦胧走来，那佩兴丝确信他就是一个模糊的人，就连他自己的骨肉都对他茫无所知。他们从未谋面——至少孩子们不记得曾见过他——尽管佩兴丝愿意给孩子们讲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父亲匆匆把孩子们送到伦敦车站，大家依依惜别，他目送渐行渐远的汽车，孑然一身走在街上。她有时候解释（或者索性就不解释）：“那就是你们的父亲！”再后来，她就让孩子们告诉同学，他们的妈妈是离异单身母亲，这在战后是普遍现象。许多年来，孩子们都不清楚佩兴丝和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米兰达15岁，佩兴丝才告诉她，自己从来就没有婚嫁过。有一次，她们在离托马斯定居的泽诺村庄不远的康沃尔度假，同行的朋友也认识托马斯，但大家都没有去看望他。

米兰达说：“她不能宽恕自己犯下的错误。”佩兴丝遇人不淑，“她悔不当初……所以，难以启齿”。32

1943年晚秋，佩兴丝来到罗戈特（Rogate）和奥利芙一起生活。如何向孩子们解释托马斯·格雷已经不再困扰她了，毕竟，在兵荒马乱的困苦时期，活下去才是她最大的压力。

第三章 多事之秋

佩兴丝在罗戈特这段简朴、原生态的生活好比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经历。“山景”（Hill View）农舍是母亲奥利芙的家，她常去沙夫特伯里的陆军医院做志愿图书管理员，所以不常在家住。1939年，为了方便照顾中风的姐姐多多，奥利芙搬到了“山景”农舍。多多和厄德利爵士在附近的维克哈姆拥有一个方圆190英里的农庄，农庄里有几个玫瑰花园、一个游泳池和一个宽敞明亮的客厅。客厅里立着一架豪华钢琴，天花板上的图案是群星捧月，玄关处有一个英国摄政时期风格的玻璃陈列柜，里面摆满了各种瓷器雕像和古银鼻烟壶。相比之下，奥利芙的家很寒酸，她的房子以前属于一个农场工人，是一个未经装饰的质朴砖房（在西苏塞克斯很常见）。房子的外层涂着小卵石灰浆，有一个门廊和一个花房。

奥利芙家不通电，没有热水，不曾安装水暖设施。凉水来自后院的一个雨水蓄水池，得亲自动手，用水泵引到阁楼的水槽里。洗澡水要在厨房煤油炉上的水壶里加热，或者在餐厅烧柴火的炉灶上烧开。饮用水要从时常干涸的175英尺深的井里打上来。

佩兴丝没有汽车。反正她不会开车，也没有买车的必要。她们需要步行2英里去离罗戈特最近的商店买面包、糖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战时，公交车线路中断——这也是教区委员会会议中经常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佩兴丝和孩子们去任何地方都要步行。

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话。佩兴丝偶尔才能看见一张报纸。她描述在“山景”农舍的生活“要完全自力更生，要把桶从井下摇上来，把水从屋顶抽下来，去拾柴火，一个星期靠3英镑维持生计”。1

在起初的几个月里，她不仅要自食其力，还要从丧女之痛中恢复过来。第三个孩子布里奇特天生体弱多病，佩兴丝无力抚养这个孱弱的婴儿，无奈之下，于1943年9月，把她送给了别人，她的养父母给孩子重新起名叫普鲁登丝。尽管她已经把孩子给了别人，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再照顾另一个婴儿了，但是，佩兴丝依旧去给她喂奶，希望她能活下来。佩兴丝不知道是该祈祷这个命运多舛的孩子健康活着，还是祈祷她去往极乐世界，脱离苦海。布里奇特仅在这个世上活了三个月，当时年仅26岁的佩兴丝未被允许去参加葬礼。佩兴丝在战后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布里奇特过世后，“我游荡在漫无边际的精神荒原”。2

佩兴丝住在罗戈特时和大部分亲戚朋友都失去了联系。但是，这个小村子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们还有邻里相伴。农工伍尔福德一家和克劳科一家世代居住在此。科罗内尔和凯米斯夫人还有他们的儿子帕特里克是他们的近邻。偶尔也会有一两位好友来访，德国侨民保罗·罗森鲍姆就是几个常客之一，他后来成为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弦乐器经销商。

保罗·艾瑞克·米切尔·罗森鲍姆生于1911年，后在海德尔堡专攻法律。他在20世纪30年代逃离德国，接受了家庭包办婚姻后，定居伦敦（其他家人都去了美国）。和成千上万的德国以及奥地利侨民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犹太人，被迫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英国避难。其中有组建阿玛迪斯四重奏团的第一个小提琴家诺伯特·布莱宁，他与保罗是至交。受其影响，保罗对音乐也十分感兴趣。

佩兴丝通过托马斯·格雷与保罗相识。保罗和托马斯有个共同的朋友——作家兼插画家默文·皮克。因为皮克的牵线搭桥，保罗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黛安娜·温德姆。当时，黛安娜在经济战务部工作。她曾是皮克在艺术中心学校教画画时的学生，直到1968年皮克去世，师生二人都交往频繁。战后，当保罗和黛安娜结婚时，他隐去了自己的姓，改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叫保罗·保罗。

佩兴丝战后才得知（像许多流亡人士一样），保罗是自学成才，被迫在艰难困苦中重塑自我。对这些难民来说，过去就是一个现在可以投射的空白屏幕，佩兴丝一直顾虑重重的家庭背景不再是一个负担，她终于获得了身心解放。在世人眼里，佩兴丝目前的生活状况和她为什么姓格雷都无关紧要（更何况格雷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姓氏。）大家揣测她也许是离异，也许她的丈夫在战争中阵亡，也许都不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佩兴丝直接简称自己为“格雷夫人”，这一称呼暗示她是已婚女士。3在流亡者和难民中，她很欣慰不用解释自己的真实身份。保罗的女儿伊莎贝拉说，大家从来没有猜测过——至少没有公开质疑过——佩兴丝的孩子们的父亲是谁，她就是位母亲。4多年后相识的作曲家阿尔文·柯伦说：“好像佩兴丝生来就如此，无须解释什么。”5

保罗重塑自我的能力吸引了佩兴丝，他身上带有佩兴丝在学生时期就欣赏的欧洲传统，还精通多门语言，知识渊博，温润如玉。“他绝顶聪明”，伊莎贝拉接着说，“上知天文下通地理”。6保罗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战后，他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带回了自己装桶、灌瓶的葡萄酒或者成箱的橄榄油。他定期寄回德国香肠，酷爱索和区的熏鲑鱼片，卖家只允许他一个人自切购买。他擅长做萨白昂甜点，这种意大利蛋奶甜羹是由蛋液、糖和马沙拉白葡萄酒做成的。“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伊莎贝拉说，“在制作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如果做得不理想，他就会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7

战后初期，佩兴丝和保罗在苏塞克斯租出租车游玩（保罗和佩兴丝都不会开车）。他们逛古玩店，搜集心仪的乐器和其他物件。保罗独具慧眼——他从房间对面就能看出一件乐器的做工和生产日期——每每因为发现了别人忽视的稀世珍品而欣喜若狂。

他们都对音乐情有独钟。1949年10月，佩兴丝和保罗安排了一场巴瑞利弦乐四重奏表演。那是奥地利小提琴家瓦尔特·巴瑞利[1]在特劳顿的圣乔治乡村教堂组建的。尼古拉斯说：“大家对是否可以在教堂鼓掌，各执一词。”8通过保罗的引荐，佩兴丝有幸邀请到阿玛迪斯四重奏团、歌剧演唱家奥达·斯洛博德斯卡亚或者大提琴演奏家阿玛丽利斯·弗莱明——保罗的情人——到她的汉普斯特德公寓表演。由于保罗所从事的行业和他的个人魅力，他认识时下古典音乐界的几乎所有名流。20世纪50年代中叶，保罗和黛安娜搬到离“山景”农舍不远的伊宾，英国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指挥埃里克·格伦伯格有时去那里度周末。

保罗的才智、聪慧和好奇心吸引了佩兴丝。她写道，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难以名状的’人。他情感丰富，看似轻率幽默……又反复无常、忧郁满怀”。他们之间“不是身体探险”的关系。保罗帮她度过了在罗戈特那段“漫长而孤独的”时光，他把这个农舍看作一个临时住所，这对佩兴丝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他在一起，我找到了家的感觉，舒适而安逸，”佩兴丝写道，“在深渊边缘的家。”9

“也许是她和保罗的友情”，米兰达说，“让佩兴丝在这个风景秀丽、与世隔绝的地方过得正常而理智”。10

这个“风景秀丽、与世隔绝的地方”盛产的植物和真菌让佩兴丝眼前一亮，不是因为她对烹饪感兴趣，至少起初不是，是源于他们置身美景之中。她就像发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和布洛斯菲尔德《大自然的艺术形式》中诱人的意象毫无二致——这是一个占据她余生的世外桃源。

佩兴丝在一篇未发表的散文中写道：“这片风景旖旎、郁郁葱葱的秀美树林激发了我对各种真菌的兴趣。森林地面上散落着各种靓丽的精灵，有带白点的小红帽、有毒的毒蝇伞……灿烂的赭色鸡油蘑。”她从农舍穿过杂草丛生的花园，就来到了遍地真菌的松林。阡陌纵横的小路上、横穿林地和爬上小山的人行道旁以及西苏塞克斯的农场里都长着丰富的藓类、菌类、蕨类植物。孩子们再长大些就可以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到几英里之外去拾贝壳、捡化石、采蘑菇。

那时，佩兴丝还不知道她母亲的农舍正位于英格兰最肥沃的、进行广泛真菌研究的绝佳地带。附近的黑斯尔米尔博物馆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上百种的真菌展览，佩兴丝撰写《汲甘露于万物》时，还特意到此博物馆查阅资料。这里每年都举办野生花卉、苔藓类、地衣类、草药和水果类展览，因为菌类会快速腐烂，所以，几乎每天都要替换新的样品，这也证明了当地物产之富饶。E.W.斯万顿在1897—1947年任该馆馆长，他在1934年写到，这个区域“以真菌植物群的多样性而受到全世界的瞩目”。11佩兴丝在这些长有松树、桦树、西班牙板栗树的森林里识别了她第一本书《今日主菜》中提及的200多种真菌。

邻里们简直不敢相信，佩兴丝在附近的森林里竟然能找到如此多的真菌。事实上，她之所以对真菌持有浓厚兴趣，一是因为二战期间真菌学意外复兴；二是定量配给制迫使百姓寻找新的方法去改善（或者替换）清淡、乏味的饮食；三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移民以前就有采蘑菇的习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研发盘尼西林的战略意义——一块霉菌或者真菌可以给伤员疗伤。12

1945年，乔治·史密斯在真菌学会会长的《真菌学与战争》演讲中回顾了近几年的变化。他解释说：“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该学会前景堪忧。”13秋天的采摘被取消。为了避免引起无聊、放纵的嫌疑，严肃的野外调研被搁置，被忽视的真菌学前景黯淡。

“现在，形势有所改变”，他接着说，“食物定量配给制是原推动力。见多识广的难民帮助英国大众慢慢意识到，商店里价格不菲的人工培植的真菌不是改变单调菜肴的唯一途径，我们还可以去野外采摘其他美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南肯辛顿博物馆（现在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和皇家园艺学会举办的可食用真菌与有毒真菌展览吸引了不计其数的观众。1942年，参加国内最重要的真菌学家约翰·拉姆斯博顿讲座的人还屈指可数，但随后听众就逐渐增加。1943年，英国真菌学会组织了一次盛况空前的野外采摘，全国的女子学院都呼吁专家在识别真菌方面做讲解、演示和培训。“真菌意识”（fungus conscious）这一词条被收录到词典中。14

到二战结束时，每年到黑丝尔米尔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参观者和会员高于以往。顺便提一下，1940年8月，这座博物馆也惨遭轰炸，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据报道，E.W.斯万顿馆长和妻子死里逃生，“当时，他们正在熟睡。一个炸弹从窗户射进来，落到卧室，随即爆炸”。15斯万顿在1923年面向大众出版了第一本真菌通用指南。战争期间，他和同事A.A.皮尔森一起收集并命名了800多种真菌物种，其中一些样本被送到牛津大学的真菌实验室做研究，他们分析了这些样本作为制菌剂、生化剂在有效抑制有害菌繁殖方面的潜在用途。

乔治·史密斯的演讲还远没有结束。他在1945年的会长演讲中提出：“战时，真菌学发挥了不可比拟的作用。真菌的重要性也广为人知。”

但是，一些可信、易得的野外食用菌指南书不多。约翰·拉姆斯博顿1943年写的《食用菌》是企鹅出版社的系列丛书[2]之一，具有很大的实用性。拉姆斯博顿在前言中写道：“因为战争的爆发……人们对用可食用菌来丰富饮食十分感兴趣。这是由来自各地的外来移民发起的，因为他们的家乡都有吃真菌的习惯。”161939年，由企鹅出版社发起，尼古拉·佩夫斯纳主编了一套真菌图书，出版社破例把这套书做成精装本发行，每本仅售1先令。这些薄薄的小册子设计精美，便于野外随身携带，书中内容广泛，包括花卉、贝壳、鸟类和蜘蛛等主题。在纸墨短缺的战争困难时期，这些晦涩难懂的真菌图书却设计精美，质量上乘。

拉姆斯博顿在1924年当选英国真菌学会会长，1946年连任。他是真菌研究领域的公认权威，为真菌基础知识在英国的普及做出了卓越贡献。拉姆斯博顿的书是佩兴丝孩子们的启蒙书——米兰达说：“我们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快乐地大声朗读他笔下描写的古代菌毒。17他最喜欢讲述一个来自欧里庇得斯的故事：一个女人和家人采了些真菌，却“误食而亡”。几年后，《食用菌》问世。佩兴丝还弄到了安德尔·毛伯兰克的两卷本《可食用菌与有毒蘑菇》的亲笔签名，书中配有大量的插图，佩兴丝视其为基本阅读书目，一生都在使用。18

史密斯和拉姆斯博顿都注意到，人们对真菌的浓厚兴趣源于战时自给自足政策的推进，也受到食物进口大幅减少和粮食定量配给的影响。战争时期，食物进口锐减了一半，从每年的220万吨减少到110万—150万吨。为了弥补食物短缺，土豆和小麦的产量有所增加。到1943年，英国的耕地翻了一番，面包成为主食。出现在1942年的“国民面包”（national loaf）一词象征着战时英国单一的饮食。“为胜利而挖掘”运动倡导所有家庭种植一切他们能种植的作物——从土豆和圆葱，到西红柿和豆子——来补充食物。（因为圆葱以前主要依靠进口，所以成了英国在整个战争时期最短缺的食物。）1940年1月，黄油、培根和糖开始定量配给，两个月后，就连肉的供应也限量了。1940年禁止出售奶油，大部分的奶酪、鸡蛋、圆葱、橘子、水果和蔬菜都依赖进口，很难弄到。凤尾鱼和柠檬成为奢侈品。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人们无法顾及饮食的多样性和可口性了”。19

尽管佩兴丝住在偏远的罗戈特，但是，住在乡下也有乡下的好处。在市场上能买到的食物，全国就那么几样，但佩兴丝的邻居们自己养鸡，种植圆葱、韭菜、土豆、根菜、小葱和榛子等。奥利芙还自己栽种果树和草莓，包括一种果实可以做甜点的苹果树、黑加仑子、红加仑子、树莓、罗甘莓、樱桃、鹅莓等。在农舍后面的林子里就能摘到野生的覆盆子和黑莓，食品储藏室装满了各种果酱（实际上，战争时期制作的果酱口味最佳）和无糖水果罐头（糖也是短缺食品）、各种干蘑菇、用线串起来的干苹果片。佩兴丝和奥利芙用梅子和青李子换来蔬菜和鸡蛋。（那个时候，大家能买到的都是蛋粉，很难弄到新鲜鸡蛋。由于谷类饲料有限，所以大规模养鸡场的鸡蛋产量暴跌。自家饲养母鸡的数量反而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1150万只。）怀孕的妇女和儿童可以额外领到用来购买某些特殊食品的定量配给券。如果他们有门路，还可以买到一些牛奶、黑加仑果汁（最后都是用橘汁代替）和难吃的冰岛鱼肝油。大多数人对采摘野生食物不感兴趣，但佩兴丝却很重视收集植物和真菌来丰富饮食。多年后，她告诉BBC，在战争时期搜寻食物“绝对有必要”。大家总是“饥不择食”。20

国民都厉行节约，政府更在政治宣传中暗示铺张浪费就是不爱国。佩兴丝和奥利芙把定量配给本合在一起买火腿和鸡肉，“吃一次鸡肉就是过节，”尼古拉斯说，“佩兴丝每次都把盘子里的鸡骨头收得一干二净，然后用来做汤，或者留着下次再吃。奥利芙种大黄、树莓和鹅莓，她做了无数瓶水果罐头和果酱，还把红花菜豆切成丝，用盐腌制贮存。今天，这道菜依旧是我的最爱。”

佩兴丝很少夸赞奥利芙是一位勤劳肯干、心灵手巧的主妇，但在罗戈特时，她确实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奥利芙是位出色的烘焙师，做出的农家馅饼、蛋挞、蛋糕都让人回味无穷，她还是位精力充沛的花匠。（顺便说一句，佩兴丝从来就没有对烘焙和甜点感兴趣。）战后，在从“山景”农舍去汉普斯特德的旅途中，奥利芙常常会在威斯利的皇家园艺协会停留几日，她是皇家园艺协会和皇家全国玫瑰会会员，这些协会的会员们很重视去参观向公众开放的私人花园。佩兴丝的长姐塔尼娅也是一位酷爱园艺的园丁，战后，她成为一位出色的受人尊敬的植物摄影师。佩兴丝对奥利芙的描述不多，在一本回忆录中，佩兴丝说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她看上去是“一个引人注目又难以捉摸的人：‘吉卜赛’装扮，深红色的手帕包着乌黑的秀发，穿着长裙，外罩匈牙利绣花衬衫”。21

在“山景”农舍，花园里的植物恣意生长，半野生植物、花卉、蕨类、灌木丛、玫瑰花和果树纵横交错，遍地都是吊钟花、毛地黄和夜来香。百卉千葩，暗香袭人，美艳的南唐斯丘陵一览无余，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些微微倾斜的白垩丘陵视为“苏塞克斯的标志”。22佩兴丝把自己看作“在胜景中做礼拜的异教徒”，周围的景色总是令她不由地目酣神醉。23

战争结束了。但是，物质方面的改善并不明显——定量配给制一直持续到1954年，毕竟国内的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国家重建要持续数十年——但佩兴丝一想到快要脱离这种孤独寂寥的日子，内心就有种轻松感。罗戈特的基础服务落后：村里没有自来水和排水系统；没安路灯；公交车服务也很糟糕。奥利芙从多多姨妈那里继承了一辆战前的福特车，这给家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不久后，她们安装了电话、液化气炉具、室内冲水马桶。然而，直到1955年，村子里才通电。1946年，佩兴丝还住在罗戈特，但她已经打算回伦敦独立创业，一有可能她就会把孩子留给奥利芙，独自坐火车去伦敦。

1946年11月底，佩兴丝的妹妹海伦在几百英尺高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失足身亡，卒年27岁。当年10月，海伦在皇家陆军女子军团服完兵役后，就去了瑞士蒙特利镇的一所私立学校教英语。一个星期天早晨，她到罗什德内山散步，山顶白雪皑皑，日内瓦湖尽收眼底，不想失足从800英尺高的雪坡滚落到山涧中。直到第二天，她的尸体才被找到（《格洛斯特郡回音》日报头条报道“一位英国女士在峡谷意外身亡”），奥利芙前去瑞士认领。

奥利芙痛失爱女。海伦是所有孩子中和奥利芙已故丈夫赫尔曼长得最像的（佩兴丝描写海伦像爸爸一样，蓝眼睛、高鼻梁、满头金发）。紧接着，20世纪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袭来。24尼古拉斯和米兰达最早的记忆就是那个严冬，“林间桦树被厚厚积雪压弯”，他们不得不拉着雪橇去罗戈特拖回1英担[3]（大约等于112磅[4]）的煤炭。25停电、煤炭短缺、失业率上升让战后情况变得更加恶劣。

在此三年之前，佩兴丝也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因此，她对身为母亲的悲痛感同身受，于她而言，海伦的离世也是一种切肤之痛。但是，海伦的身亡并没有拉近母女俩的距离，相反，她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佩兴丝常说，奥利芙因失去最小的爱女而椎心泣血，她希望“死去的是我和塔尼娅，而不是海伦”。她好像无法原谅母亲整日沉溺在“自我怜悯的海洋里”，那种哀伤是佩兴丝无法承受的。“我千方百计地安慰我的妈妈”，佩兴丝写道，“但我发现这种可怕的同情几乎要了我的命”。26

佩兴丝早就有返回伦敦之意——孩子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海伦的离世让她更不愿久留此地。

在离开之前，佩兴丝觉得有必要去妹妹出事的地方悼念亡灵。1947年春天，她启程去了瑞士阿尔卑斯山，然后又去了意大利，她写道：“只有身临其境，我才会完全领会那种撕心裂肺的悲恸。”27她后来提到了这次“在高山峻岭中独自漂泊”的旅行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帮助她“找到重要的东西，摒弃了暂时的忧伤”。28

她没有去蒙特利，而是乘火车去了位于瑞士东部、连接圣莫里茨和意大利波斯吉亚沃的伯尔尼纳山口。佩兴丝沿着山谷爬上山，一路记下了白头翁状的银莲花，然后蹚过山顶的积雪，沿着陡坡来到了波斯吉亚沃。接着，她坐汽车到了意大利的维琴察，又从维琴察去了拉文纳。她写到，这是一个被世人抛弃的原始的“小山村”。最后，她去了乌尔比诺，漫步在15世纪的公爵宫。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为此宫殿做的风景画“和后面的小山彼此呼应”。“恐怖战争”之后，这算是一次重生。佩兴丝认为“乌尔比诺是我去过的最和谐的地方”。29

几个月之后，佩兴丝从汉普斯特德给奥利芙写了一封别有深意的信，她似乎要找到母女间的共同点，或者从过去几年的黑暗中找到某种出路。“回避悲伤于事无补”，她在信的开头说，“命运不断重复着上次的打击，直到我们变成世界大灾难面前的渺小幸存者”。她叙述了在海伦去世后到瑞士旅行的意义时说：“在这次美丽的、重获勇气的旅途中，蒂尼相伴在侧。”

“现在我知道她在哪里了”，佩兴丝接着说，“我不是在审视自己，我是情不自禁地在回望您。布里奇特死去时，我发现我在无边无际的精神荒原上游荡。某天深夜，我从死亡线上走了回来。于我而言，聆听最棒的音乐就是一场精神探索，它会涤荡你心中所有忧伤，直至你空灵而归。旅行、登高也是如此。我们只能活在精神世界里，而孩子们就像在鸟池里喝水的蓝山雀，正一点一点地消耗我”。30

当佩兴丝从意大利旅行归来，奥利芙送给她在汉普斯特德购置房产所急需的4000英镑。1947年春，佩兴丝搬到了汉普斯特德，自此，“山景”农舍就成为了过去，一个她早已准备好离开的家。

[1] 瓦尔特·巴瑞利（Walter Barylli），奥地利小提琴家。——译者注

[2] 此处的系列丛书指企鹅出版社在1939—1959年出版的一系列袖珍专著，硬皮封面，彩色印刷。——译者注

[3] 1英担（hundredweight）=112磅=50.802千克。——译者注

[4] 1磅（pound）=0.45359237公斤（千克）。——译者注

第四章 汉普斯特德

尽管佩兴丝已经与托马斯·格雷恩断义绝——她的孩子们直到50多岁才看到他的照片——但当她于1947年春移居伦敦时，还是不得不继续投靠他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事实上，这个云集了建筑师、设计师和各界知识分子的圈子对她以后的记者生涯很有帮助。随着1957年《今日主菜》的出版和她担任《观察家报》第一位“女性专栏的编辑”，她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布里奇特和她妹妹的过世依旧是她最大的痛，但此时佩兴丝不像在罗戈特时那般孤立无援了，她可以再次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可能正是通过她与米莎·布莱克和F.H.K（昂里）.昂里翁之间的友谊，佩兴丝才在汉普斯特德的维尔沃克街23号找到了住所。布莱克日后成为了英国战后最杰出的设计师，他与妻子及两个孩子住在这条街对面。昂里翁和他的妻子达夫妮——亚瑟·克斯特勒的昔日恋人，曾翻译过他的杰作《中午之黑暗》——住在附近的庞德街上。其他的邻居还有艺术家兼作家芭芭拉·琼斯、出版经纪人格温达·戴维、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尔弗雷德·尼曼、景观设计师弗兰克·克拉克、作家兼画家奥利芙·库克和她的丈夫——摄影师埃德温·史密斯。毋庸置疑，佩兴丝发现战后的汉普斯特德的知识分子圈生气勃勃，像一个庇护所。

布莱克和昂里翁都是流亡者。1912年，2岁的布莱克与家人一起从俄罗斯流亡至此，并在17岁时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Z工作室。昂里翁于1914年出生于德国，1936年取道巴黎来到此地，他曾在巴黎著名的埃科勒·保罗·科林的高级设计工作室学习平面艺术。他们都是佩兴丝欣赏的移民知识分子，如同保罗·保罗（罗森鲍姆）一样，他们把英国视为自己的家，而不像佩兴丝那样一直试图摆脱其束缚。他们也都是艺术家，左派艺术家国际协会成员（布莱克一生都是一名正式共产党员），都曾周游各国。

布莱克和昂里翁都曾就职于巴西特-格雷艺术家与作家集团设计公司，该集团由托马斯·格雷的哥哥米尔纳于1921年创立。米尔纳是一位知名的印刷师及平面设计师，后来被称为英国设计界的“众神之一”，他致力于把战后伦敦的艺术与工业相结合。巴西特-格雷集团几经变更，1935年更名为工业设计合伙公司。二战爆发前，托马斯·格雷在该公司工作，并可能在1939年或1940年将佩兴丝引见给了昂里翁和布莱克，佩兴丝总说昂里翁凭空地认为托马斯·格雷就是一个“天才”。战时，米尔纳·格雷、昂里翁和布莱克都被征入情报处工作，他们在那里设计宣传海报、举办展览，进行公共宣传。

昂里翁为佩兴丝提供了第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在为庆祝英国节[1]而做的乡村农业展中给他当助手。1951年的英国节是为英国的过去和未来举办的庆典，布莱克是该艺术节的主要建筑师之一。早在1946年，他就发表了一幅南岸展厅远景草图。佩兴丝和其他助手负责给所有植物布展，他们在名为“自然景观”的乡村展区展出活体植物和鸟类，之后还要将这些动植物搬到南岸展厅。佩兴丝写道：“许多工作都是通过电话布置的——植物的测量和昂里翁准备装植物的玻璃箱的规格。”1事实上，艺术节的景观美化和昂里翁的展区布置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搬运大量植物、花卉和树木，近70棵半长成的树木需要从城市周边运到南岸展厅。正如米莎·布莱克回忆的那样，“犹如一夜之间在夏季盛放”的成千上万的郁金香和蓼、独活、掌叶大黄、海甘蓝、橐吾、阔叶竹等各种各样的“造景”植物交相辉映。2由于在展厅建好前活体标本无法入内，自然景观展区的中心放置了一棵由石膏雕刻的人造树，周围环绕着水池、林地植物、鲜花和不同地区的动植物立体模型。为体现英国艺术家的伟大使命，乡村展区陈列了很多英国本土的动植物，旨在展现英国自然景观的多样性和相互依赖性。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昂里翁帮助佩兴丝谋得了好几份工作：在皇家艺术学院任职；担任《建筑评论》和《住宅与花园》杂志的自由撰稿人和编辑；为《饮者大观》和《美酒与美食》等出版物做调研。他向她引见了普丽姆罗丝·博伊德，她们日后开启了一段非正式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并合著了《今日主菜》（博伊德也是昂里翁在英国节期间的助理）。“我常常想，我欠昂里翁太多了”，几年后，佩兴丝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不仅在工作上，还在友谊上。他让我对工作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3法语词“mé tier”表示“工作”，指代“职业”或者“技艺”，在佩兴丝的整个人生中，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

昂里翁也给她的审美和广阔的艺术观带来了影响。战后，大家齐心协力致力于让艺术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中，并将工程、制造、设计和建筑等各种学科整合到一起，以解决英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住房和交通方面的问题。英国节第一次汇集了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充分体现了这股潮流。米尔纳·格雷和米莎·布莱克在他们成立的设计研究所的宗旨中写道：“有必要重新整合艺术和工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迈向一个崭新的、富有活力的文明。”佩兴丝曾在皇家艺术学院担任新成立的平面设计系主任迪克·古亚特的助理。皇家艺术学院为了使艺术和商业相结合，于1948年进行了重组，查尔斯·达尔文的曾孙罗宾·达尔文任校长，并聘请了不少艺术工作者作为教职人员。（巧合的是，1951年，罗宾的妹妹厄休拉嫁给了诺曼·莫门斯。诺曼后来成了佩兴丝的丈夫。）1950年，曾是商业艺术家的古亚特在皇家艺术学会题为《脑、心和手》的就职演说中，试图模糊纯艺术和应用艺术之间的区别。他详细阐述了带有贬义的商业艺术的重要性，以及商业艺术能丰富而非降低人们的生活。商业艺术，他解释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4

像昂里翁和布莱克这样一直在皇家艺术学院工作的建筑师和设计师都是新设计时代涌现出的先锋艺术家，而英国节也成了20世纪50年代开展各种跨学科整合的实验平台。米莎·布莱克的女儿朱莉娅说：“对于昂里翁和我父亲来说，英国节确实成就了他们的事业。”5

英国节也间接地成就了佩兴丝。尽管她在大学里主修的是经济学，但她一直对艺术、文学和音乐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在1934—1935年，她还在德国期间就一直对环境建筑如痴如醉。她听了很多关于建筑学的讲座，还有尼古劳斯·佩夫斯纳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做的启发性演讲。她甚至说：“我诉诸建筑来摆脱那个单调乏味的童年。从那以后就一直如此……这是一种基本的心理体验或认知。”620世纪50年代初，在昂里翁等人的指导下，她开始探索所谓的小众艺术——版画、珠宝、纺织品和室内装饰——这些成为英国现代主义中一个关键的但并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构成元素。7在《观察家报》做记者的十年间，由于所谓的烹饪、时尚和园艺等女性主题已经成为当时成名作家的写作热点，佩兴丝只能把纺织、工业设计和建筑等应用艺术作为商机切入点。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除了报社工作外，佩兴丝开始涉足各种艺术形式，她简单地称为“造物”。她是与爱丁堡织布厂厂长阿拉斯泰尔·莫顿合作的最后几位设计师之一，该厂是20世纪的一家先进纺织厂。她还为华尔帕博壁纸有限公司设计了新颖的帕拉朵系列壁纸。

佩兴丝觉得一辈子都应该感谢昂里翁，因为是他开启了她的职业生涯，并让她相信艺术和商业可以并举。1960年，在当代艺术研究院展出的昂里翁的作品目录上，佩兴丝祝贺他能够在“侵入铜墙铁壁般的商业生活”的同时，又不失他的艺术原则。因此，她写道，英国人终于开始关注“事物的外表”，而昂里翁尽他所能促成了这一点。

她总结道：“他在日常生活中勇敢地为艺术代言。”8

战后，汉普斯特德成了艺术家和作家们的聚居地。尽管它不像伦敦其他地方那样满目疮痍——该市的大部分区域和“所有乔治时期的珍贵建筑和露台都保存完好”——市里还是出现了大片空地、杂草丛生的花园和炸毁的房屋，9（1939—1942年，该地人口减少了1/3以上，从原来的90000人锐减至58000人。）周围一派衰败荒芜的景象。尼克和米兰达记得一个战后被废弃的网球场上挂着破球网，无人料理的温室里杂草丛生，还有一栋偶尔闲置的房子。这里距离市中心很远——有时被称为“汉普斯特德的荒野”——偏僻落后，租金极其便宜。10佩兴丝当时的邻居兼朋友莫德·默多克写道：“与当今伦敦任何一个有教化的社区相比，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都很贫穷——穿着自制的衣服，坐三等车厢，在市场里逛来逛去，寻找廉价水果和蔬菜。但是，我们并不在乎自己贫穷与否。”11战争结束后，该地区建起了一些保障性公房。佩兴丝形容它“仍是一个各色人等混杂的村庄”。弗拉斯克步行街上有一家文人墨客经常光顾的酒馆，酒馆外面，有人叫卖着各种贝类——鸟蛤、海螺、贻贝——以及鳗鱼冻。沃尔沃科街23号距离汉普斯特德荒野仅有一箭之遥，是一个广阔的半原生态公园，拥有着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佩兴丝有时还会去背阴的池塘游泳。

佩兴丝在弗雷德·乌尔曼的《摩洛哥日记》后记中写道：“在战后的几年里，汉普斯特德仍然到处是轰炸后留下的废墟。”（乌尔曼是因小说《团聚》而闻名的一位德国画家兼作家，同住于汉普斯特德）。“很多贫穷的艺术家和作家乘坐廉价的飞机撤退到这里。这些有鉴赏力的流亡者：一旦接受了故乡的湖泊变为鸭塘、小砂石土丘代替了斯瓦比亚山、森林变成了马栗树和灰树、奔流不息的莱茵河和内卡河变成了眼前的泰晤士河，瞬间就会抹去记忆中的岩壁、古堡、巴洛克风采、低斜的葡萄园、啤酒花园和露天咖啡馆，也就永远失去了那份舒适和安逸”。12

佩兴丝用奥利芙给她的钱买下了这栋年久失修的爱德华时期的四层楼房，并将其中三层改造成公寓出租，以补贴家用。她的第一个租户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外甥女波莉·希尔，当时是一名公务员，后来成了一位成绩斐然的社会人类学家。佩兴丝住在一楼，屋外有一个长方形大花园，因她“种了一垄一垄的土豆”，花园又恢复了生机。13她还在阳台上种了喇叭花和洋红色的天竺葵，站在那里可以俯瞰温泉街。温泉街的名字源于这里的疗养温泉，因诗人约翰·济慈于19世纪初在此疗养而名声大噪，曾吸引了全城的养生爱好者慕名而来。因此，在佩兴丝搬入后不久，作家芭芭拉·琼斯问她做了何等惊世壮举才“住在此等圣地”。14

事实上，佩兴丝此时还不是专职作家，她似乎考虑要在汉普斯特德开一家自己的古董店或画廊。1948年或1949年，黛安娜·保罗刚生下女儿伊莎贝拉后不久，佩兴丝在写给她的信中说，她正在考察“附近的老瑞根西郊区域，找些物美价廉的物件，在汉普斯特德建立一个欢迎母子二人的客户群”。她和保罗·保罗在苏塞克斯时经常光顾一些古董店，结交了一些业内人士。在温泉街安家时，她与奇切斯特一家古董店的合伙人亚历克·希尔通信频繁，在置办家具方面他给她提出了一些建议。佩兴丝去罗戈特时，希尔先生推掉一切事务，全力帮她挑选她可能想用来装饰新公寓的物品——一个红木灯柱、一副铁质的胸甲和镜子。他在信中写道：“等你下一次离开阴郁的伦敦，踏上我们神圣的苏塞克斯土地时，这些东西正等着你来检视。”15作为回礼，佩兴丝会告诉他伦敦有哪家画廊最新开张，并偶尔帮他搜罗些他感兴趣的物件——一部二手中式打字机、一盏吊灯、一条挂毯。希尔在一封信中问她“格雷画廊”何时开业，还提醒说：“你的左邻右舍不会允许你把温泉街改造成商业大街的。”16

然而，由于她对管理租户之事不感兴趣，佩兴丝很快就决定卖掉这所房子。1951年，她买下了一座由J.S.奈廷格尔设计的维多利亚时期豪宅的一小部分，这座被称为“劳格斯（The Logs）”的宅邸位于坎农路附近，尼古劳斯·佩夫斯纳将之描述为带有尖拱门和哥特式图案的“骇人之作”。莫德·默多克的丈夫斯坦利收购了这座被废弃良久的建筑，并决定将其改造成六个独立的“公寓”，其中，被称作“台球房（Billiardroom）”的部分曾是这座豪宅的厨房，带个小花园和地下室公寓，这就是佩兴丝安在伦敦的家。佩兴丝称为“一居室”，是“一个拒绝一切物质主义、逃避现实的避难所”。17

亚历山大·吉布森是该房屋改造项目的建筑师，是米莎·布莱克的好友，也是设计研究所成员，该设计研究所是战后伦敦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公司。他们共同为英国节设计了雷加塔餐厅，该餐厅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能容纳五百名客人边就餐边欣赏泰晤士河风景；花园则由弗兰克·克拉克设计。佩兴丝早在几年前就见过吉布森，“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坠入爱河”——不久之后他们就传出了绯闻。18吉布森比佩兴丝年长约十岁，风流倜傥、和善可亲，佩兴丝后来说他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知己”。19吉布森已婚，并有三个孩子，他的妻子莫莉·吉布森是BBC广播公司《和妈妈一起看》节目的木偶戏演员，夫妻间的关系很开放。他与佩兴丝这段持续了近十年的婚外情从未被大家认可，佩兴丝将之形容为“一种奇怪的地下生活，不敢曝光，但孩子们可能会有所察觉”。20

实际上，他们两家之间往来十分密切，米兰达和朱莉娅·吉布森是闺蜜。亚历山大和佩兴丝晚上出去之前，常常会把尼古拉斯和米兰达哄睡。两家每年都互换圣诞节礼物，在佩兴丝的鼓励下，米兰达还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给亚历山大做了一本插图书，在书里，亚历山大“总是英雄”形象。尽管大家谣传吉布森夫妇都很开放，各自都有很多情人，但莫莉还是无法忍受亚历山大和佩兴丝之间的纠缠，更无法容忍亚历山大对佩兴丝肆无忌惮的爱。据佩兴丝说，莫莉不久就“气势汹汹地冲到我家，给我下了最后通牒”。21但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佩兴丝和亚历山大依旧偷偷摸摸地交往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未婚母亲仍是少数，私生子所占比例极小，只有5%或更少。此外，所有未婚母亲所生的孩子中，有近一半被收养，只有极少数的未婚母亲会选择自己抚养孩子。尽管战争带来了一些变化——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门投身工作，离婚也更为常见——但非婚生子仍然是奇耻大辱。正如在罗戈特追求佩兴丝的一位年轻人帕特里克·凯米斯所写的那样：“我常常听到一大堆规劝。大家都强调你完全不适合做我的女朋友，主要因为你是个‘堕落的女人’。”22这种观念在战后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未婚母亲也可以享受公共住房的时候，才有所改变。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基纳斯顿在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那样，“婚姻”是“不容置疑的准则”。23

不出所料，佩兴丝的许多女性朋友也是单身母亲或未婚。值得注意的是，她与保罗·保罗、米莎·布莱克和弗雷德·乌尔曼等流亡者的交情很少延伸到他们的妻子身上。她与达夫妮·昂里翁也是泛泛之交，并不十分亲密，与普丽姆罗丝·博伊德的伙伴关系也仅限于工作上的往来，除此之外，彼此并不了解。事实上，佩兴丝极其嫉妒其他女性，特别是如果感到她们在某些方面对她有威胁的时候。“佩兴丝的嫉妒心真的很强”，佩兴丝在20世纪50年代结识的阿里亚纳·卡斯坦说，“她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妒妇，是不由自主的嫉妒”。24然而，佩兴丝喜欢那些选择走自己的路的女人或像她一样的局外人。

20世纪50年代初，佩兴丝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月台上结识了作曲家伊丽莎白·勒琴斯，两人都要坐火车送她们的儿子去基督公学，一所霍舍姆区外的传统的英国男孩“公立学校”。严格来说，伊丽莎白并不是一位单身母亲，在20世纪30年代，她与第一任丈夫——歌手伊恩·格伦尼——育有三个孩子。后来与伊恩分手，投入了指挥家兼BBC音乐制作人爱德华·克拉克的怀抱，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康拉德，并于1942年结婚。伊丽莎白的行事风格不落俗套，她经常上穿一件乱蓬蓬的裘皮大衣，下配一条阔腿裤。据她的传记作者说，她“与别的母亲不一样”。25在20世纪20年代末，佩兴丝曾在苏塞克斯的巴纳多家里见过这位穿着定制休闲裤、梳着男士短发的“新女性”。她甚至拿着一个10英寸长的烟嘴，透着一股逼人的“蔑视和高冷”。尼克在回忆起佩兴丝和伊丽莎白到访基督公学时的情景说：“当这两位身着奇装异服的女士从火车上下来时，你会自惭形秽。”26

在佩兴丝的眼里，勒琴斯有着与众不同的美。她鹰钩鼻，手指修长，烟不离手，佩兴丝很钦佩她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对作品的全身心投入。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里，她能成为前卫派作家的先锋，实属不易。她还常常要为了生计干些“苦力”，就为了挣到电台和电影院给的那点佣金。

1983年，伊丽莎白去世后，佩兴丝在给评论家彼得·海沃斯的一封信中回忆道：“伊丽莎白妙语连珠，着实让我刮目相看。”她继续说道，“我们都必须为我们做过的蠢事和可爱的孩子们承担全部责任。这与过早‘解放’的女性无关，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处境就是‘罪孽深重’。我们都忽视了婚姻的约束”。27

佩兴丝不仅在意志刚强、艰苦奋斗方面与伊丽莎白很像，而且，两人都和父母相处不融洽，尤其与母亲的关系十分紧张。伊丽莎白的父亲是英国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他和埃米莉·利顿在1897年结婚，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在致海沃斯的同一封信中，佩兴丝感同身受地说：“像玛格丽特·杜拉斯一样，她（伊丽莎白）天生带着一种杀人的血腥。毫无疑问，她和许多人一样，既无法承认爱也无法承认恨。她可能会杀了她母亲。”她们之间感情深厚，就在伊丽莎白去世的前一年，佩兴丝得知她的公寓失火之后，给她寄去了一张支票。

当时，佩兴丝还有其他几位好友。她的朋友、建筑师罗斯玛丽·谢恩斯泰特是英国战后公共住房设计部门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伦敦郡议会里首位获得高级职位的女建筑师。舞蹈家兼教师凯特·纽曼也是她的朋友，她将佩兴丝引见给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大师约翰·西摩尔。20世纪50年代初佩兴丝又认识了阿里亚纳·卡斯坦，她们都在《住宅与花园》杂志工作。罗斯玛丽和凯特的孩子——罗伯特与桑德拉——还有朱莉娅·吉布森都经常去“山景”农舍与尼古拉斯和米兰达共度周末和假期。

1950年，尼古拉斯9岁，他被送到基督公学寄宿学校上学。这种安排可以让佩兴丝有时间去工作和旅行——她于1948年和1950年到意大利旅行。尼克一直把“山景”农舍当成自己的家，他回忆说：“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28长大后，他和米兰达称呼外祖母奥利芙为“妈咪”，而对佩兴丝却直呼其名。

1951年秋，在英国节落下帷幕之前，佩兴丝开始在皇家艺术学院担任迪克·古亚特的兼职助理。她在那里的第一年，平面设计系的教职人员有爱德华·鲍登、约翰·布林克利、艾布拉姆·盖姆斯和约翰·纳什。巧合的是，他们几乎都参加过英国节，都有全职装订员和印刷员。昂里翁于1953年成为这个系的教员。大卫·金特尔曼曾师从古亚特，1953年毕业后，也就是佩兴丝在那任职的最后一年，他担任了该系的初级讲师。佩兴丝明确提出，必须请金特尔曼为她的第一本书《今日主菜》画插图，这是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也是他为企鹅出版社全文绘制插图的唯一一本书。

1948年，罗宾·达尔文接任皇家艺术学院院长，他认为学院已经与时尚、工业和艺术潮流脱节。为了让学院成为更有活力之地，他要求教师们继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成绩的同时，还要传授给学生们相关领域的知识。他还任命Vogue时尚杂志的前编辑玛奇·加兰领导新成立的时装学院。古亚特本人有商业背景——他曾为壳牌石油公司设计广告——是罗宾·达尔文的密友，他们战时在同一个民防部任伪装官。

平面设计在当时是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有时候大家认为这个词是古亚特杜撰的，其实，这个词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古亚特确实对这一词语的普及和首次在学术中的使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没人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他后来写道，“但它有一个目标范围”。29

也许是因为没有学者能给出统一定义，所以，平面设计系把插画、版画、排版和海报设计等各种科目整合到一起。平面设计系成立了一个叫“狮子与独角兽”的小型出版公司，该名字取自英国节上古亚特协助设计的“狮子与独角兽”展厅的名字，此外，他们还创办了一本开创性的学生杂志《方舟》。其实，这两个出版事业起步的时候，佩兴丝还在学院读书，但她已经看到平面设计系要凭借自身力量致力于书籍制作的决心。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佩兴丝都渴望设计一本自己的书。20世纪90年代，她和普利亚区的一家小出版社合作，制作了一系列小书和自己的回忆录。

创新意识和“教育爱好者”的存在让平面设计系充满了达尔文所期望的活力。佩兴丝和很多老师成了朋友，她常在周末到萨福克的大巴德菲尔德拜访画家兼插画家爱德华·鲍登，那是个充满活力的社区，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群集此地。在那里，她遇到了另一位画家兼园艺爱好者约翰·奥尔德里奇，在其影响下，她在坎农路的花园里选种了一些植物。设计师兼印刷师约翰·布林克利是她的崇拜者和追求者，他曾为她亲笔写过一首心灰意冷的诗，诗的结尾是，“记忆里洒落的满是你的芳名/我的最爱佩兴丝，怎奈海角天涯/冷艳高贵如你，求而不得如我”。30迪克·古亚特对她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55年4月，他给她写了一张便条，说为她的离开“倍感伤心”。31

虽然她有大卫·金特尔曼所说的“有机会接触和交往许多年轻有为、眼光前瞻、事业如日中天的人士”，但以她那样的背景和雄心而言，这份工作太过平庸乏味了。32据金特尔曼说，她费尽心力花了很多时间为古亚特做了些琐碎工作，如代写书信，更何况，当时在大学工作的女性——除玛奇·加兰之外——都是附属角色。罗宾·达尔文不愿意给她们晋升的机会，薪水又少得可怜。33尽管这是一份兼职工作，但她还要每天在汉普斯特德和南肯辛顿之间奔波。很多时候，米兰达早已放学到家，佩兴丝还在回家的路上。

因此，她继续做自由撰稿人，并继续与普丽姆罗丝·博伊德合作。她下午和晚上在家工作，在此期间，她们制作了一张名片，详细列出了她们擅长的领域：从法语和德语到绘图，再到室内园艺和园艺学。每小时收费5先令，外加路费。

在卡片上罗列的众多专业领域中，佩兴丝最感兴趣的应该是园艺和园艺学。她从奥利芙那继承了对植物和花卉的热爱，也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侍弄“劳格斯”高墙之内的花园。她栽种了许多香料植物，如薰衣草、各种药草、铁线莲、蛇麻草和爬满了墙壁的花叶地锦（一种攀缘植物），此外，还种了一大片野蔷薇。她还任由粉红色的虎耳草恣意生长，这是一种在战后迅速繁殖开来的野草。大键琴手特雷弗·平诺克从1973年开始租住“台球房”，后来，他从佩兴丝手中买下了这座房子，他将花园形容成“一方乐土”。景观建筑师乔佛瑞·杰利科之妻苏珊·杰利科把她的花园照片收入了汉普斯特德私人花园相册集。34在照片上，佩兴丝的花园有一种和奥利芙的“山景”农舍花园截然不同的美，那里有精心打造的痕迹，呈现出一种半原生态。佩兴丝在《观察家报》上写到了城市花园的局限性：空间有限、土壤贫瘠，还有“贪吃的麻雀”。但她也说不应该视这些因素为障碍，并建议她的读者选用“真正有生命力”的植物，比如藤本植物和其他攀缘植物，如绣球花——只要不是“开得耀眼的蓝花”——还有山茶。她还在铺路材料、铁艺家具和土壤等方面给出了建议。“大家还需要建一个室外房间”，她写道，“在夏夜里享受悠闲时光，或者在屋内冥想，抑或从阳台或透过一扇打开的窗户欣赏外面的美景”。35苏珊·杰利科在1956年出版的《新式小花园》里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观点，她把小花园比作“私人书房”，强调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

佩兴丝喜欢花园和“所有荒芜、僻静之处”，有时候，她甚至偷偷潜入当时一些著名的私人花园。36擅自闯入私人领地的惊险里带着一种快感和见到花园这种神圣地方的紧张感，或者，在佩兴丝看来，这僭越了私人所有权的底线。米兰达说：“和佩兴丝一起擅自闯入私人花园要比去博物馆刺激多了。”37在米兰达大约10岁的时候，佩兴丝带她爬上了锡恩公园里船库附近的一堵高墙，然后打算找个合适地点跳下去，就为了探寻佩兴丝所说的一个“神奇花园”。米兰达回忆，当她们慢慢往下爬时，那家主人突然出现了，“他仰着头问我们到底要干什么，”“佩兴丝眼睛近视。当她下降到能看清的高度时，才意识到这个人是罗宾·达尔文。我们赶紧退了回去，落荒而逃”。38达尔文在1951年从伊顿公学的一个老朋友那里租了这栋18世纪的帕拉第奥建筑风格的房子。还有一次类似经历：当时她们住在佩兴丝在汉普斯特德的朋友兼邻居贝蒂·马辛厄姆在肯特的农舍里。贝蒂是一位园艺和花卉专家，给格特鲁德·杰基尔写过传记。佩兴丝领着米兰达走了5英里路，去了西辛赫斯特的一个下沉式药草花园，这是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一处著名房产。当她们听到有声音从房子里传来时，赶紧趴在盛开的百草香里，小蜜蜂在她们身边飞来飞去，这时候，多亏一头驴叫了几声，她们才没被发现。

佩兴丝第一次正式开始研究植物是在1951年或1952年，那时候，她正在编辑和研究由《建筑评论》上的系列文章汇编成的一本书。汉普斯特德的一位邻居、景观建筑师弗兰克·克拉克和她的苗圃园丁妹妹玛格丽特·E.琼斯共同执笔写了《室内植物和花园》，此书的受众是非专业人士，主要介绍如何培育和挑选当地物种和“能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存活的外来植物”。39克拉克曾经负责英国节的景观设计和雷戈塔饭店的室内花园设计。他深受战前克里斯托弗·滕纳德的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影响，二人曾在20世纪30年代共事。40到战争结束时，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日渐式微，克拉克和彼得·谢泼德等在英国节上工作过的景观建筑师们开始把兴趣点转向地方特色，或者地方的重要性，注重本土形式和植物群。他们开始着手界定这一学科。（战后，克拉克负责景观建筑研究所的工作。）谢泼德在他1953年出版的《现代花园》中指出，“总体来说，本土植物比外来物种更适合，但也绝非如此”。41

《室内植物和花园》是对小型花园和本土植物越来越关注的一个早期例子。对佩兴丝而言，这本书好比各种物种的分类法和命名法的速成班，为她日后进行可食用野草、植物和地中海地区真菌研究打下了基础。佩兴丝在写给负责出版了《汲甘露于万物》的艾伦·戴维森的信中说，在编辑《室内植物和花园》时，她和著名的植物学家威廉·斯特恩密切合作过。“有一段时间”，她写道，“我就差住在皇家园艺图书馆（现林德利图书馆）了”！斯特恩在1951年之前担任该图书馆馆长。42斯特恩头脑聪慧，对自然历史极感兴趣，日后成了一位多产的作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他编写的长达550页的《植物学拉丁语》至今仍是标准的词源学参考书目。斯特恩有时候被称为“现代的林内乌斯[2]”。43

毫无疑问，佩兴丝在斯特恩的指导下收获颇多。但在此书的致谢中，她坦言自己“对植物学一无所知”，她自称只是在改述詹姆斯·芒格里斯的话。1839年，詹姆斯出版了一本异想天开的书——《植物的日历》，《室内植物和花园》就是模仿这本书写成的。“本手册中如果出现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植物学方面的不足之处”，她继续道，“都会被毫不犹豫地拦在她的（编辑的）门外”。44

不管她有什么顾虑，这个话题于她总是很有诱惑力。她又开始着手为克拉克的第二本关于苗圃园艺的历史书做调查，可惜该书一直没有出版。不过，这些工作——各种花卉和植物的分类、相关英德文献资料的阐述和植物学历史注释——为她日后撰写《汲甘露于万物》打下了基础。

佩兴丝比较喜欢阅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园艺大全。例如，由罗伯特·斯威特撰写、埃德温·达尔顿·史密斯做彩色插图的《英国花园》（1838）；托马斯·里弗斯的《业余栽培玫瑰手册》（1840）和约翰·阿伯考姆毕的《园丁袖珍词典》（1786）。她还查阅了16世纪的草本植物资料，其中包括一些植物花卉的木版画和铜版画，尤其是约翰·杰拉尔达的《植物志或者植物通史》（1597）；亨里克·万·奥斯滕的《荷兰园丁：非凡花匠》（1703），其中囊括了果树栽培、郁金香培植和花园里的花文化。佩兴丝赞许地说：“这里的‘花匠’是知识的爱好者，而不是商业园丁。”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的《园艺百科全书》（1822）对她产生的影响最深远。劳登是他那个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景观设计师和园丁之一，他于1783年出生于苏格兰，是一位农场主的儿子。他的精力极其旺盛，常常白天一连12个小时不吃不喝一直工作，晚上还能继续工作到深夜。劳登是新一代博物学家[3]的典范，他激情四射，精通各门学科，在许多自然科学领域享有盛名。他发表了大量的论著，编辑了数个有关园艺和自然史的期刊。他还发展了一个“花园式”（gardenesque）设计理论，主要强调树木和植物的个体性。

在佩兴丝的眼里，劳登是那么与众不同。他知识渊博，对蔬菜及其作为食材之外的各种用途都持有浓厚的兴趣，也探讨可食用菌和可食用野生植物等问题。他说这些都很值得深入研究，“以便让绅士家的园丁在食物匮乏时节向周围的贫困邻居们推介一些可以用来充饥的食物”。45顺便提一下，与劳登同时代的迈尔斯·J.伯克利牧师也鉴别出了6000多种新的真菌物种，这是那个时期求知精神的最好例证。劳登的《园艺百科全书》中有一章叫《蔬菜王国》，这一章下面又分成蔬菜解剖学、蔬菜生理学和蔬菜分布情况3个小节。46这本书生动逼真，包罗万象，涉及肥料、气象学、栅栏和农业文献资料等许多方面的内容。

除了在《汲甘露于万物》的早期版本中频繁引用劳登外，这本书的初稿里还有一个独立的附录《蔬菜部落》，这是直接采用了《百科全书》的布局结构。她模仿劳登的写法，在《蔬菜部落》中把各种植物按照“它们的习性、栽培和在家庭经济中的用途”进行了分类。47佩兴丝也把卷心菜类、可食用根茎和适合做果酱与腌制的植物做了类似的分组，还概述了这些植物的起源和用途。她在向劳登致敬的同时，也从现代读者的角度对内容做了一定的更新。佩兴丝认为，劳登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园艺师，还是一位求知若渴的人”。他的作品给她带来了喜和忧：喜的是，在19世纪的果菜园里居然有那么多可以用来做菜的植物；忧的是，这么多的植物知识和品种都消失了。“地中海人今天仍然很珍惜”，她在1970年版的《汲甘露于万物》中写道，“许多曾经长在英国的蔬菜，被伦敦附近的苗圃园丁们带到市场，或者培植在富人家的果菜园里和乡间地头”。

《汲甘露于万物》的最后定稿里没有收入《蔬菜部落》，但是，书中随处可见劳登的园艺方法和他在此领域的渊博知识。实际上，这本书与当时的烹饪书有很大的不同，它在结构和观点上更接近维多利亚时代的园艺和植物书籍。最后出版时，《蔬菜一族》代替了《蔬菜部落》，此外书中还包括了可食用野草、真菌、果酱、蜜饯、花卉和水果等章节。

但在1951年或1952年，在佩兴丝第一次接触到劳登的作品时，她还不是一位职业作家，更不必说是一位烹饪书作家了。事实上，弗兰克·克拉克写的关于苗圃园丁的书从未发表过，但是，佩兴丝依旧在一个标着“植物研究”的文件夹里保存着她做过的笔记。她一直坚持上午在皇家艺术学院上班；下午和普丽姆罗丝·博伊德一起工作。大约在1953年夏天或者秋天的某段时间里，她们开始讨论写一本包括“私人秘方”和欧洲“大餐”的烹饪书。在这本日后取名《今日主菜》书的前几页里，两位作者在有关草本植物的章节里指出，劳登对野菜（荷兰芹、龙蒿、莳萝）和烹饪用香草（百里香、鼠尾草、薄荷和迷迭香）的区分很“混乱”。很遗憾，这是多年以来园艺目录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两个类别的区分缺乏一定的逻辑基础”，她们写道，“所以，莫不如就简单地记住，除了几个特例外，烹饪用香草同时属于两个植物家族——唇形科和伞形科”。48

那时，还没人敢用新鲜的药草烹饪，甚至也无人栽培新鲜的药草。食物配给制在1953年依然实施，可食用蔬菜和特色食品极其有限。不久后，这种状况就有了改观，像《今日主菜》这类烹饪书率先折射出人们对新的食物和烹饪方法的迫切需求。

[1] 英国节（the Festival of Britain）是一个全国性的展览和博览会。1951年夏天举办的英国节吸引了英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游客。——译者注

[2] 林内乌斯（Linnaeus），瑞典博物学家，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译者注

[3] 博通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专家的尊称。——译者注

第五章 《今日主菜》

1953年11月，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博伊德建议企鹅出版社的埃伦·雷恩出版一本按照国别和主题划分的“欧式烹饪书”。1所囊括国家主要为作者游历过的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西班牙；主题包括汤类、鱼类、意大利面和草本植物。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壮举。两位女士从未撰写过烹饪书，也不擅长庖厨之事。佩兴丝后来说，她们是从现实出发撰写此书的——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都急需这笔收入补贴家用——像她们一样整日忙于工作的职业女性，尤其是像佩兴丝这样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士（普丽姆罗丝一生未育），都想拥有一本简单实用的烹饪书。基于此，这本书主要是每餐介绍一个主菜，佐以“日常”沙拉、奶酪、水果，“条件允许的话”，外加一瓶葡萄酒。此书是首例大批量发行的平装本烹饪书，可读性强，且物美价廉，每本仅售3先令6便士。作者的烹饪方法简易规范，绝非专业人士的高谈阔论，乃是两位家庭主妇对在异国游历时品尝过的美食念念不忘，受其启发，如法炮制；抑或热衷烹饪的业余爱好者小试牛刀。佩兴丝在30年之后的再版前言中说：“我有时也心有余悸。我们竟敢在1954年写本烹饪书。”2

那时，唯有尤妮斯·佛洛斯特没有质疑她们的资质，她是企鹅出版社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编辑部幕后主任。她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这个建议具有可行性。她向作者承诺，必定给她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她还建议作者扩大此书所涉及的国家范围，并对某些食谱和烹饪方法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从而避免了一些“失误和歧义”。3尽管佛洛斯特表示自己不擅长烹饪，但她对这本书的兴趣超出了出版商的一般关注度。她时常和作者交换意见，还赠予佩兴丝一本19世纪意大利美食之父佩莱格里诺·阿尔图西撰写的“意大利烹饪圣经”——《厨房科学与美食艺术》和一本当下流行的《意大利烹饪法宝》。大约在她与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一起工作的同时，尤妮斯·佛洛斯特对争取到伊丽莎白·戴维的第一本烹饪书《地中海美食》的平装本版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50年，此书由约翰·莱曼出版，“这是一场艺术的飨宴”，她告诉戴维的传记作家阿泰米斯·库珀，“令人神怡心醉”。4佛洛斯特还是位画家兼作家，在她去世的房子里留下的数台未通电的冰箱里装满了她的画作和未竟的自传手稿。戴维后来写到，在佛洛斯特的一再坚持和埃伦·雷恩的鼎力相助下，《地中海美食》才得以再版。

1937年，佛洛斯特来到企鹅出版社任秘书一职。随后，她一路晋升，最终担任公司首位女董事。这都得益于戴维和佩兴丝以及普丽姆罗丝用“烹饪专家”5匿名撰写的一些评论稿件。佛洛斯特人脉广泛，她把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格雷厄姆·格林、英语文学史上最具摧毁力和最有成果的讽刺小说家伊夫林·沃、女推理小说大师多萝西·L.赛耶斯等最成功的作家推介到企鹅出版社。鉴于她在公司的影响力，企鹅出版社妇孺皆知的吉祥物和商标——企鹅——就以她的名字命名为“弗洛斯蒂”（Frostie）。6一直到1954年年初，佛洛斯特还在游说企鹅出版社的编委会，为这本由两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撰写的欧式烹饪新书斡旋。当时，伊丽莎白·戴维在美食作家中声名狼藉，烹饪书的出版有待专业化。

佛洛斯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准一个时机——“过早尝试”，她写道，“可能适得其反”——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同事。1954年4月，出版社接纳了佛洛斯特的建议。7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一直在酝酿书名。3月末，佩兴丝从她工作的南肯辛顿的皇家艺术学院给佛洛斯特寄了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寥寥数字：“以‘今日主菜’为题，如何？”8普丽姆罗丝曾提议用一个更平淡的名字《异国饮食：菜品汇》。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出版社预付一半稿酬——200英镑；作者收款撰文。

1954年，英国取消定量配给。多年来备受非议的国民面包——一种致密的、淡灰色的强化全麦面包——逐渐被白面面包取代（不过，这种国民面包直到1956年还在销售）。1953年，食糖限购取消。1954年5月，黄油限购取消。两个月后，肉类限购取消。这标志着各种食品都解除了限购，一些基本食物的供应和普通家庭主妇的烹饪习惯都开始发生变化。人们的工资逐渐上涨，国民具备了改善饮食的条件。这并不是说每顿饭都精心备制、选材奢侈，而是说大家有机会购买一些以前买不到的肉块、整鸡、黄油或奶油。

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战争的影响，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不能再依靠家庭佣工，很多佣人被送到工厂做工，这促使这一代的英国女人发现了烹饪的乐趣。她们需要实用的烹饪书。伊丽莎白·戴维1954年11月出版的《意大利美食》被伊夫林·沃选为年度最佳图书，在此之前，烹饪类书籍从未获此殊荣，这表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烹饪书会备受关注。第二年，戴维在企鹅出版社编辑的《地中海美食》的前言中惊讶地发现，与过去两年相比，“书中提到的每一样国外食材都能在国内买到”。9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在《今日主菜》中写到，去逛伦敦苏活区的商店和集市的乐趣“就如同清晨在威尼斯的里亚尔托桥旁的市场闲逛”。10

当然，人们不是一夜之间就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实行了十几年的食物定量配给制也不是全取消，更别说柠檬、凤尾鱼、橄榄油等奢侈品能比比皆是了；举国上下也决非突然全偏好地中海南岸的口味。事实上，大多数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饮食习惯没有太多变化，他们依旧去超市购买冷冻食品和脱水食品。但是，尝试着在家做点炖牛肉或者豆焖肉还是可以的。

《今日主菜》提倡“精打细算”，两位作者也竭力迎合惜时如金、囊中羞涩的家庭主妇的需求。在前言中，她们认为和战后的意大利、法国一样，“英国人普遍生活拮据”；而且，“大家不常在厨房做饭，只是偶尔为之”。11妇女，尤其是那些职业女性，根本无暇做饭，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很明智地考虑到了这点。她们在开篇就重新设计了橱柜，撤去所有罐头食品，摆放调料、香草、橄榄油和大米、意大利面、豆类等若干主食，这样，即使没有时间去采购，也可以随时随地烧出不错的饭菜。她们还建议如何挑选肉类，如何买到价格实惠的佐餐葡萄酒。

文中呈现的菜谱和生活方式反映了佩兴丝的生活状态。她喜欢在苏活区购物，在那里，她可以买到黑麦面包、鹅肝酱、橄榄油和猪肉。《今日主菜》中列出了许多供应商和她常常光顾的专卖店及其商品：骑士桥街哈罗德百货商店的肉食店，帕尔米贾诺店的奶酪、干香草和葡萄酒，卡代克夫人经营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希腊风格街铺里的厨具、餐具、盆罐和平底锅。实际上，对佩兴丝来说，卡代克街铺是一个神圣之所，她最喜欢店里的简单铜制炊具、盖子上印着兔子和丘鹬的光滑盖碗。在她笔下，这里就是一个“厨师的仙境”。12这家商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卡代克夫人和丈夫开的。最初，商店是给餐饮业供货，卡代克夫人亲自采购。她在法国走街串巷，把心仪的货物带回伦敦，因此，店里出售的都是一些难得的物件。由于伊丽莎白·戴维和佩兴丝等作家的推广，这家商铺成为苏活区的地标，受此启发，戴维在1965年开了家自己的厨具商店。对于佩兴丝来说，店里出售的不仅仅是厨房用品，在校对《汲甘露于万物》时，佩兴丝谴责一位编辑对卡代克夫人厨具店的重要性模棱两可（那时，这家店已经不营业了）。佩兴丝说是卡代克夫人给她带来了“诗意般的灵感”，虽然此店已经关闭，但卡代克夫人是不朽的。“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并没有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忘却吗？”佩兴丝在一次实物教学课中说，“它们至今历历在目”。13

佩兴丝在汉普斯特德的小厨房里参考《今日主菜》里的大部分烹饪方法和菜谱试做了菜品。这个厨房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简直太小了，特雷弗·皮诺克回忆说：“这个厨房是弹丸之地。”14尼古拉斯把它称作“车载厨房”。厨房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样装置，包括一个战前的铸铁小煤气灶和一台有红黑菱形图案的冰箱。佩兴丝很少用这台冰箱，后来索性就拔下电源，不再使用。“我不喜欢屋里塞满复杂的机器”，佩兴丝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说，“虽然我爱好烹饪，但我讨厌一些小器具”。佩兴丝家的开放式厨房与客厅相连，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设计。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写到，厨房正逐渐成为“生活空间的一部分”。但是，佩兴丝家的布局并不规范，要知道大多数厨房和客厅之间都隔着一堵墙，或者至少用一个开放式橱柜或层架隔离，以免客人直接看到厨房。佩兴丝在汉普斯特德的公寓是敞开式居室，带有天窗，在高处睡觉，让人有种身处教堂的感觉。她在一张可以俯视楼下花园的超大桌子上写作、做家务，“她工作和生活都在同一个房间里”。15在给《观察家报》撰写的一系列有关现代家居的文章中，佩兴丝形容“台球房”的面积约为一间“普通简易住宅”大小，16但是，这种开放式设计在视觉上更宽阔。她把自己的家比作“谷仓、船屋，或者空果壳”，有点像她和诺曼·莫门斯后来住的地方。

她在家里的“狮王酒吧”下厨烹饪佳肴，款待宾客。这个酒吧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吧台，由楼上走廊里的一个木架支撑而成，墙上挂着一个18世纪雕刻的狮子头，亚力克·希尔在奇切斯特海滨发现了这个海水打磨的纹章残骸，便赠予了她。这个吧台将厨房和客厅一分为二，常常是三五知己围坐吧台，把酒言欢。常客大卫·金特尔曼和昂里翁等人都来自皇家艺术学院，他回忆说，宾客们在此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如果举行大型晚宴，佩兴丝就把飘窗旁边的大餐桌兼书桌清理出来，摆上菜肴，大家可以边享受美食，边透过高大的拱形窗户欣赏花园美景。“她对烹饪着了魔，”她的朋友阿里亚纳·卡斯坦说，“她举办的每一场宴会都是葡萄美酒，推杯换盏。”17她注重每一个细节，从吃的菜到喝的酒，到听的音乐，再到用的餐具，无一不是精挑细选、精心备制的。菜肴都装在从意大利购买的沙拉盘中，或者做成葡萄叶形摆放在上好的伟吉伍德陶器里，所用酒杯都是乔治王时代的玻璃杯。每逢周日，他们就到花园里用餐。佩兴丝独出心裁，用砖砌了一张桌子，再铺上一块方石板。

但是，他们吃的都很简单：一个主菜，搭配沙拉和奶酪。就像《今日主菜》里一样，没有什么饕餮大餐。米兰达说：“我们每天就吃这样的饭菜，”她还记得如何做红酒炖牛肉的汤汁，“一顿只做一道菜。这本菜谱就是为她这样处于窘境的人所写。”18那时，佩兴丝每天上午去皇家艺术学院上班；下午和周末，她都会泡在卡姆登镇公共图书馆“潮湿的地下室”里研读布里亚-萨瓦兰1848年“精美插图”版的《味觉生理学》；或者在卷帙浩繁的伦敦图书馆里查找19世纪法国大厨梅特·卡勒梅尔和于尔班·迪布瓦的书。19晚上回到家，她已经没有充裕的时间做顿像样的晚饭了。

但这并不是说此书中没有奢侈的大餐或异国风味。伊丽莎白·戴维的《地中海美食》和《法国烹饪》等早期作品之所以为广大读者推崇，部分原因就是要人们摆脱英国战后的艰苦生活。她们直接借鉴了戴维在希腊、法国南部的旅行经历和她二战时期在开罗的生活体验。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受境外游的启发，在《今日主菜》的一些精彩段落提及了她们在法国和意大利享用过的美食。她们写道：“缘于对美食的享受和对回味一下在国外各地享用过的美食的渴望，我们才厨艺见长。”20在后来展望出版社出版的前言中，佩兴丝解释道：“定量配给制和‘紧缩’逐渐结束。我们风尘仆仆地周游各地，就是希望在定量供应和‘苦修’结束后丰富战后岛上的烹饪方法。”21她这里是指1937年去匈牙利和1938年到罗马尼亚的旅游。其实，这本书最精彩的一段描写是佩兴丝和贝蒂·巴纳多1937年去匈牙利的旅行：“对任何一位坐在多瑙河畔布达的小馆子里，边品尝精心烹制的牛肉，边眺望另一岸，看着佩斯桥上挂着的一串串灯笼，感受着战前温暖夏夜的人来说，这道菜值得一做。”22二战后，在1948年，她又偕同在苏塞克斯的世交凯瑟琳·沃森去了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她们沿着那不勒斯南部的岩石海岸徒步旅行，一路风餐露宿，只吃点意大利面、水果，或者红酒等简餐。凯瑟琳说：“这样既经济又实惠。”231953年，佩兴丝带着孩子们，凯特·纽曼领着女儿桑德拉，一起到法国布列塔尼的洛克玛里阿屈艾海滨小镇游玩。佩兴丝笔下的这个小渔村“远离尘嚣”，仅有一条公路与外界相通。24她们住在劳特拉姆旅馆，劳特拉姆既是这家旅馆的厨师也是主人，他曾在巴黎著名的梅子海鲜店做学徒。她们在一张面向厨房的大椭圆形餐桌就餐，这样，佩兴丝就可以观察劳特拉姆先生如何做菜了。“他套着长及靴子的长围裙，戴着一顶贝雷帽。”25店里菜肴丰富，鲜美可口。面包都是用上好的布列塔尼黄油和奶酪制成，店里还有成堆的当地牡蛎、新鲜的豌豆和从海里刚刚捕捞上来的红鲻鱼。她们并不试图用这些异域特产做食材，以在英国做出同样的菜品。在《今日主菜》的前言中，两位作者在描写布列塔尼鱼汤——各种鱼和圆葱、土豆、草本植物一起水煮——的时候，似乎有种致谢的意味。所以，她们指出：“这道菜独具风味的天然食材——鲜鱼、柔软的黄土豆和布列塔尼圆葱——是我们所部分缺失的。”26

“白葡萄酒红鱼”菜谱是佩兴丝从劳特拉姆先生那里偷学来的，由此可见，佩兴丝的观察力之敏锐和技法之精湛。（这个食谱没有写进《今日主菜》，后来发表在她的回忆录和《肯陶洛斯厨房》中）做这道菜的秘诀是，调味汁须是锅里熬过的果汁；鱼须用葡萄酒和黄油烹制；然后用“优质黄油和少许面粉”勾芡。佩兴丝通过细心观察学到了劳特拉姆不愿透露的手艺：首先要把黄油和面粉调好，然后分成几小份，最后放入熬过的果汁中调拌后才会做出完美的调味汁。“这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工序的‘简易’食谱的绝佳例子，也是地道的布列塔尼人不愿意告诉你的秘诀”，佩兴丝写道，“我不得不在他做调味汁的关键时刻到外屋厨房当面讨教。”27尼古拉斯记得佩兴丝整天待在劳特拉姆的厨房里问各种问题。

根据大家所说，普丽姆罗丝也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厨师，对真菌兴趣十足，热衷园艺。她的丈夫是BBC制片人唐纳德·博伊德，夫妻二人也居住在汉普斯特德，和佩兴丝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普丽姆罗丝的闺蜜海伦之女说：“普丽姆罗丝是一位登峰造极的大厨。”达夫妮·昂里翁也记得她是位了不起的厨师，总能做出“绝佳美味”。28佩兴丝记得她做的豌豆汤、炖菜、鹅肝酱、砂锅菜、火腿起司蛋卷、腌口条、沙拉和法国奶酪都色香味俱全，因为食材全部“新鲜进口，从不冷冻”。普丽姆罗丝生于1910年，22岁到过俄国，然后去阿姆斯特丹学习绘画。根据她向企鹅出版社投的一本未被采用的传记记载，她曾师从一位巴黎大厨学习烹饪。1943年，她嫁给了年长自己7岁的博伊德——一位记者，写了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向枪支致敬》。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她是“前卫的‘职业女性’的典范”，据佩兴丝所说，她“常常向我宣传‘女权’和‘职业装’”。29多年后，佩兴丝在写给普丽姆罗丝的外甥女的信中说她“性格坚定”“本性暴躁好斗”，不易相处。其实，佩兴丝本人也是如此。30

1951年英国节后，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就开启了她们的非正式商业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在写《今日主菜》时，她们几乎没在一起工作过，她们就一些分工原则达成共识。当佩兴丝发现普丽姆罗丝写的菜谱不可操作时，她不得不重写了书中的大部分菜谱。米兰达说：“让佩兴丝震惊的是，普丽姆罗丝甚至没有验证过她自己写的食谱。”31在佩兴丝一再坚持下，在书的封面上，她的名字排在普丽姆罗丝之前，这种没有按照字母先后顺序的排名违反了出版惯例。在一次商品目录发布会上，她们的排名被偶然颠倒后，佩兴丝给“艾伦爵士”写了一张简短的便笺声明她自己写了“此书的八分之七”，所以“有权以非字母顺序排列作者”。32这是两人不和的根源，也是此书在20世纪60年代初虽有很大需求，但未出修订版的原因。她们都性格古怪，彼此并不亲近。大卫·金特尔曼在给本书绘制插图期间常去拜访佩兴丝，但从来没有遇到过普丽姆罗丝。

1954年夏，金特尔曼获得了皇家艺术学院颁发的到意大利旅行三个月的奖学金。佩兴丝与他在大学时候就有交情，所以，她向尤妮斯·佛洛斯特推荐他为本书绘制插图。佩兴丝很关注每个制作环节，她坚持认为，这本烹饪书不仅要让读者知道这些菜肴的出处，还要指导他们怎么挑选各种鱼、肉和意大利面。佩兴丝深知插图对于理解信息的重要性。她给佛洛斯特写信说，她希望这本书“配上像《维多利亚自然史宝库》里那么精确的鱼类插图”。33因为知晓“那些令人思绪驰骋的画面”惟妙惟肖地出现在伊丽莎白·戴维的前几本书中——即约翰·明顿为她的《地中海美食》和《法国烹饪方法》做的插图——所以佩兴丝认为插图会让书籍更具有“实用性和装饰效果”。34明顿画风优美，其绘画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具有教育意义，这正是戴维想要的效果，她坚持他在她的第二本书中配上一些盆、锅等厨房用具的实物插图。佛洛斯特和佩兴丝也一致认为书中必须有一些实用、精确而又不失高雅的图画。35

金特尔曼还在皇家艺术学院上学时，明顿就是学院的教师和知名画家，故而对他稍有了解——他把明顿描写成“憔悴的，却有鼓动力的人”——对他给伊丽莎白·戴维设计的插图和方案了如指掌。36这些书通常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有一个场景描绘，然后配有很多的相关图画来说明主题。

金特尔曼在大学时和爱德华·鲍登、约翰·纳什是同窗，企鹅出版社的编辑对他很熟悉。他是在学校吃午饭时遇到了出版社设计部主管汉斯·施莫勒的。1955年，他为居伊·德·莫泊桑的小说集雕刻了一个山间小屋的封面，这是他接手的第一单封面设计。施莫勒在1949年接管了传奇人物——瑞士设计师扬斯·斯科尔德的工作，他做事一丝不苟，细致入微。金特尔曼说：“施莫勒是一位严谨的完美主义者。”37尽管金特尔曼给企鹅出版社设计了无数封面，但《今日主菜》是他在这个公司的处女作，也是唯一一项全程完整参与的工作。

从一开始，佩兴丝和金特尔曼就商定在《今日主菜》中加入大量详细而准确的插图。这些有关鱼类、牛肉、羊肉、猪肉、小牛肉和真菌的准确插图是其他参考资料中所没有的。佩兴丝给他列出了需要绘制的物品清单，还把他带到哈罗兹百货公司的食品区。金特尔曼一连数日在地下室观察屠夫的工作，下班后，屠夫们还友好地送给他一袋刚出炉的香肠。他也到埃塞克斯郡在乡下屠夫那里待上一些时日，他在那里租了一间房子。房主约翰·刘易斯是一位印刷商和图书设计师，曾拜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某位导师门下。金特尔曼在这里学会了如何肢解整头猪和全羊。多年后，在普利亚区，佩兴丝就是从这本实用书中学会了养猪、杀猪。真菌的插图以其他书为参考，但主要参照了约翰·拉姆斯博顿写的《食用菌》。

《今日主菜》的淡粉色封面别具一格。封页的前半部分是一个法国家庭几代人共进晚餐的画面；后半部分是杯盘狼藉的饭后残局：饭菜一扫而空，一些水果和几个葡萄酒瓶散放在桌子上，几只养尊处优的猫懒洋洋地趴在椅子上。这并非封面的初稿。起先，金特尔曼的构图是一位男士正在法国或者意大利的一家餐馆前面研究菜谱。但施莫勒和两位作者认为，封面设计要呈现出本书的基调，这样的画面会让读者曲解作者的意图，领会不到作者是要用一种轻松的、个性化的方式倡导读者在家用餐。施莫勒给金特尔曼写信说：“封面必须彰显家庭烹饪的主题。”38所以，她们最后决定采用一大家族人围坐餐桌，共进晚餐的创意，金特尔曼的神来之笔让这一画面成了此书的亮点。但是，他可能没有告诉施莫勒，封面上坐在桌子上首、留着浓密络腮胡的族长原型是加斯顿·多米尼奇，一个在1952年被指控谋杀了一家英国人的法国农民。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一直占据着国际新闻头条。1957年，多米尼奇被送上断头台，处以死刑（但后来，他被宣布无罪）。同年，《今日主菜》出版发行。

金特尔曼在欧洲没有多少旅游经历，只去过法国。佩兴丝给他提供了很多意大利旅游攻略，他也在出发之前仔细研究了意大利地图。佩兴丝强烈建议他选择她在1947年她妹妹去世后去瑞士徒步旅行的那条路线——穿越瑞士伯尔尼纳山口，这样，他在意大利不容错过的第一美景就是穿越瓦尔奥普夏沃山谷。“佩兴丝替我规划了整个行程”，金特尔曼说，“我当然记得看见田野里那些小山村的经历，顺着山坡缓缓而下，在下面几英里远的地方感觉十分温暖，如置身于地中海地区。”39佩兴丝告诉他，除了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这些必游之地外，维罗纳、利维诺这样的小城也值得一去。欧洲之行接近尾声时，他去了锡耶纳，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下来，旅馆的主人是一位厨师，金特尔曼为他画了些他在自家厨房做饭的画像。《今日主菜》里面有许多居家画面——一套古朴的三人餐具、火炉上沸腾的汤锅、墙上挂着的餐刀和小巧的器皿——偶尔还会出现法国或者意大利店铺以及细腻逼真的鱼类、肉类和真菌类的插图。

金特尔曼1954年去意大利的写生簿是此书插图的模板。“当时，我一张照片都没拍，全是现场作画”，他说，“这些素描簿是我最重要的创作指南。”40它们让人有种身临其境之感。

正如佩兴丝所言，金特尔曼的插图“折射出了撰写此书的冒险精神”。41

在写《今日主菜》期间和整个20世纪50年代，佩兴丝常去罗戈特，周末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她就把孩子留在奥利芙那里。大卫·金特尔曼至少去过一次，后来，他特意作了一幅奥利芙农舍的木版画赠给她。在罗戈特，佩兴丝对书中可食用野生菌章节的内容做了实地考察。那时，在烹饪书中写这样的话题也算是奇葩。在农业部的一位生物学家和约翰·拉姆斯博顿等人的鼎力相助下，佩兴丝在罗戈特以及周边地区发现了200多种真菌。早在1910年，农业部就颁布了可食用菌和有毒真菌的公告，她参照这些公告挑选出了可食用菌种，然后又从中挑出了30多种“美味爽口”的真菌。42

在写给尤妮斯·佛洛斯特的信中，佩兴丝表露出对真菌的兴趣。鉴于相关资料不多，她认为英国急需一张真菌识别图表。佩兴丝写道：“我想借助《今日主菜》来传播点真菌知识。”431957年，也就是《今日主菜》出版的那一年，美国研究员、民族植物学家R.G.沃森和他的俄国妻子瓦莲金娜出版了一本题为《蘑菇、俄国和历史》的真菌专著。他们把不同的文化和地理区域划分成喜欢蘑菇的食菇爱好区和害怕蘑菇的非食菇爱好区，英国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佩兴丝甚至建议企鹅出版社出版“可以挂在学校、家里和城镇大厅等地的指导性和装饰性的系列真菌识别图表”。44佩兴丝阅读了拉姆斯博顿的书、1954年E.M.韦克菲尔德新出版的手册《观察员的常见真菌手册》和莫布朗的《可食用菌与有毒真菌》，积累了大量的真菌知识，俨然是位食用菌专家了。真菌和植物与花卉不同，不能通过叶子和果实来描绘，无法做到绝对准确的鉴别，所以，在很多指南书和烹饪书中都有警示语和免责声明，对那些不常食用的真菌，唯一完全准确的鉴别方式就是制作孢子印[1]。制作孢子印需要24个小时，然后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同时，佩兴丝也在做调查研究，她发现在英国，以大众可以承受的价格能买到的最新真菌书籍屈指可数。韦克菲尔德建议她写野外指南时说：“目前，有关真菌的书供不应求。”45

佩兴丝不仅对蘑菇兴趣浓厚，还对大自然有着广阔的视野。她喜欢收集海星、被冲到海滩上的玻璃鱼浮漂、树叶和蕨类；与孩子们散步时，他们会捡拾贝壳、化石，偶尔还会拾到燧石工具和箭头，他们有时候步行或者骑行几英里到罗戈特周围的乡间考察。在佩兴丝的鼓励下，尼古拉斯和米兰达花了大量时间在家里自编自画一本叫《煤油灯》的杂志，杂志名来源于1955年“山景”农舍还不通电的困境。“我们花了大量时间编辑这本杂志”，那年4月她们写道：“因为这或许是煤油灯下的最后一次书写。”在这本杂志中，他们记录了每周的探险活动，开辟了朱莉娅·吉布森和罗伯特·谢恩斯泰特（罗斯玛丽的儿子）等好友的美文专栏，编录了当地的动植物群。杂志里还有很多英国海鸟、蘑菇的详图或者素描——尤其是标志性的毒蝇伞——和各种古生物化石。

对佩兴丝而言，作画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一种方式。她一生都偏好钢笔画和在彩色相片上做植物和真菌的木版画，她很欣赏莫布朗在盘子上画的“惟妙惟肖的植物”。多年之后，她给一本有关地中海地区植物和花卉的新书写了书评，她认为，书中的彩色照片很容易被遗忘，与手绘或者木刻没有可比性。“图画会引人沉思”，她写道，“可以激励一个人去追梦。”46她有一次回忆起翻阅姨姥姥格特鲁德·朱莉的水彩画和其他画作时的感受。朱莉和佩兴丝都是近视眼，“我认为眼睛近视是她画出的山水画独具画风的主要原因”，佩兴丝在给奥利芙的信中说，“她先捕影后构图。”47来罗戈特的客人们都热衷于作画，米兰达记得毕业于皇家艺术学院的芭芭拉·琼斯和汤姆·英格拉姆两位画家和插图画家来过一两次，他们每次都带着素描簿去山下的哈丁谷写生。

20世纪50年代早期，偶尔来“山景”农舍的客人之一是彼得·谢泼德，此人是罗斯玛丽·谢恩斯泰特的朋友，也是参与英国节展览工作的资深景观建筑师。谢泼德是一位天赋异禀的画家——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写生簿——对植物学和鸟类学有着特殊的兴趣。企鹅出版社出版了他画的鸭子和林地鸟类丛书。英国乡村生活博物馆珍藏着他的写生簿，里面的蝴蝶、鸟类、猫头鹰、飞蛾、植物、树木、花卉和女性人物都挥洒自如、惟妙惟肖。他认为像孩子般沉浸在大自然中是培养景观建筑师的重要一课，在《现代园林》中，他恳请同事们对园艺学中的植物做个初步了解。“他自己身体力行，充分利用了这些植物学知识”。48他的儿子保罗说，“他是老派业余博物学家，是一位对植物、鱼类、昆虫和鸟类了如指掌的通才。”49佩兴丝和谢泼德一家有几次一起在威尔士度假，罗斯玛丽·谢恩斯泰特的母亲也住在威尔士的阿伯多维，整个20世纪50年代，威尔士都是佩兴丝和孩子们的大后方。弗雷德·乌尔曼在威尔士北部的柯尼奇特山坡上有一处住所，佩兴丝来到这里就如同回到了家。与他在汉普斯特德时相比，“他在《重逢》《团聚》中的自画像更透着股青春年少的浪漫气息”。50米兰达记得，在一次去威尔士的旅行中，她们清早就起床去采松树伞蘑菇做早餐，佩兴丝还收集了一些掌叶铁线蕨，把它们压成美丽的图片。后来，米兰达和尼克把这段历程记载进《煤油灯》杂志里，并给这些松树伞蘑菇起了个拉丁名字“Lepiota procera”。他们说这些蘑菇“味道偏甜”“香滑可口”。佩兴丝从谢泼德那学到很多知识。有时候，他们一起去参加皇家园艺学会举办的展览会，或者一同去听音乐会。佩兴丝时常向他咨询她要识别的各种植物，米兰达说：“彼得·谢泼德培养了佩兴丝的对各种植物的判断力。”51

1952年，佩兴丝收到了谢泼德寄来的明信片。谢泼德说他们一丝不苟、不遗余力地对真菌、蕨类和藓类作了研究。“山萝卜是白发藓属”，谢泼德写道，“常见于白垩上的山毛榉中和南部的松林荒野中，长在草丛里，直径达3英尺，像绿山羊。经野鸡和兔子抓扯后，会长成奇怪的垫子状。在汉普郡的福利村被称为“福利面包”，在伯纳姆比奇斯和北部荒野像苔藓一样成片生长。52

谢泼德说他童年的第一个回忆就是水仙花的鲜黄色花冠，和佩兴丝一样，他也认为绘画是理解自然的一种方式，据说，他画画“就像在轻松地说一门世界通用语言”。53拜访“山景”农舍后，他给佩兴丝寄去了一封带有钢笔画的致谢信，信上画着毛地黄、蕨类和其他植物。这似乎体现出了他的观点：“在每一块土地上……植物都神奇般地分类而生。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地带，它们努力生长着，为生物圈做着或渺小或伟大的贡献。”54

佩兴丝也用这种积极的态度来研究蘑菇和后来的可食用植物及野草，这既是对自然界的庆贺，也是谢泼德所说的“生存模式”。她试图把收集到的植物进行归类，最后进行烹饪和品尝。佩兴丝说劳登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园丁，还喜欢刨根问底”，谢泼德也是这样。55

1955年3月末，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把《今日主菜》的手稿交给了尤妮斯·弗洛斯特。“一年多来，我们莫不呕心沥血，方得《今日主菜》杀青甫就”，她们写道，“此书为鉴。”56

几个月后，佛洛斯特回信说，她和一位“烹饪专家”审评了这份手稿。她得此佳作“欣喜若狂”，但是，书中尚有几处需要进一步商榷。57她没有告知，也从未透露过这位没有写出姓名的专家就是伊丽莎白·戴维。实际上，戴维在6月就写了10页书评，她说此书堪称“完美”，书中的食谱“正宗、实用，描述清晰准确”。但她认为全书太过渲染，偶尔矫揉造作，败笔是那些“天马行空的长篇大论”。58“虽然有些评语有点简短，”佛洛斯特写信提醒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请务必注意，书评报告历来都是开诚布公，言简意赅。”59

伊丽莎白·戴维是第一位给《今日主菜》写书评的人，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戴维生于1913年，与佩兴丝是同时代人，两人常被放在一起比较。虽然她们的写作风格和对食物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但她们的性格却惊人地相似。两人都孤傲不群、精益求精、固执己见。她们的生活经历也有颇多相似之处：皆出生在中上层家庭，早年都到国外游历，年长男性导师对她们的眼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尤其在饮食方面。诺曼·道格拉斯之于伊丽莎白·戴维就像古籍商和美食家欧文·戴维斯之于佩兴丝。

大家都很好奇，尤其是很多美食作家都在猜测，既然两人相同点颇多，那她们对彼此的印象如何呢？她们也许1961年在她们共同的朋友欧文·戴维斯家里有过一面之缘。巧合的是，欧文·戴维斯和诺曼·道格拉斯也交情匪浅。欧文之前和她分享了一些珍藏版目录书。1961年3月，欧文给伊丽莎白·戴维写信说：“您周五有闲暇时间吗？我请客，把我的一位挚友佩兴丝·格雷介绍给您，她也很期望有机会与您结识。如能赴约，我们就吃个便饭。”按他一贯的谦逊风格，他又补充说：“您写的食谱都是别人不会做的，所以，我不会按照您烹饪书上写的食谱做菜的。”60这次邀约没有下文。许多年之后，佩兴丝在给一位美国美食作家兼散文家约翰·索恩的信中间接提到了这次所谓的相识：“我告诉你，欧文曾设晚宴款待伊丽莎白·戴维，我是特约嘉宾，”她写道，“当时的场面太可笑了”。61

无论宴请的情况如何，这两位女士互相憎恶、势不两立是不争的事实。1989年，伊丽莎白·戴维和作家乔纳森·米德斯在里沃咖啡馆共进午餐，酒过三巡，伊丽莎白·戴维说她认为佩兴丝“令人讨厌”“自命不凡”。62佩兴丝也在一些信件里批评戴维书呆子气太重，“言辞冠冕堂皇，不接地气”，漏洞百出。63她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意大利美食》中鱼类插画的诸多不足之处。但是，她们又彼此尊重，伊丽莎白·戴维与佩兴丝的出版商艾伦·戴维森亦是臼杵之交。在《汲甘露于万物》出版后，她寄给佩兴丝一张贺卡，说她对此书爱不释手。64接着，佩兴丝就否定了她们是敌手的传言，称伊丽莎白是一位“真正的先驱”，说“她的作品无人能望其项背”。65

1955年，当伊丽莎白·戴维读《今日主菜》的草稿时，这两位女士很可能还不曾谋面。那时，戴维已经出版了4本书，是位声名鹊起的作家和记者，所以，大家都很看重戴维对饮食和葡萄酒的看法。实际上，她已经为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审阅和编辑了一些烹饪手稿。

戴维给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她认为本书应该“侧重实际经验”。她还向尤妮斯·佛洛斯特坦言，她自己也“出现很多书评报告中提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她希望“其他作者不要重蹈覆辙”。66

她批评一些作者大书特书，频繁从小说中摘录片段（有时候，戴维也确实如此），让人觉得故弄玄虚。她建议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通读全文，尤其是前几章，然后做大量删减。许多美食作家推崇《味觉生理学》的作者——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她对这种盲目崇拜进行了严词抨击：“我为这些作者（尽管还有其他人）感到悲哀。他们竟然把布里亚·萨瓦兰奉为介于莎士比亚和耶稣基督之间的神灵。”值得注意的是，一位评论家表扬戴维在她的第一本有关意大利美食的书中没有参考萨瓦兰。戴维发现有关葡萄酒这一章节写得不够具体，她就几个食谱提出疑问：“作者真的在炉子上做过正宗炖菜吗？”“1品脱[2]的鸡肉足够配1磅米饭吗？”她不同意在砂锅菜的食谱中加入甘蓝，认为作者不应该鼓励英国人“使用不必要的食材”。67事实上，佩兴丝在展望出版社后来出版的前言中还列出了伊丽莎白·戴维在《今日主菜》中没有发现的错误。

或许，最能体现她们制作饮食的分歧之处在于，戴维完全否定了真菌章节的撰写。此章节篇幅宏大，内容广泛，里面包括了蘑菇识别概述，对一些不同菌种（佩兴丝在罗戈特至少识别出11种牛肝菌）的探讨，以及各种配菜方式。戴维认为，这些都超出了此书的内容范围，写起来会很吃力，因此建议省略这些，专门写食谱。关键是，她暗示可以用人工栽培的蘑菇代替，她写道：“毕竟，这章还是有益的。我们还是应该考虑采用人工栽培的蘑菇，一则可以就地取材；二则价格合理。所以，有必要物尽其用。”她对英国可食用野生蘑菇的多样性不屑一顾，觉得这些毫无研究价值可言。

尽管戴维一生都致力于烹饪和饮食，但她没有身临菜园种过菜，只是偶尔养个盆栽植物。据她的闺蜜多琳·桑顿说：“她一步也不愿意挪动。”68她腿脚不便，脚踝肿胀，50岁时得过脑出血，因此她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或者坐在餐桌旁写作。也难怪她认为有关真菌的章节枯燥乏味，超出了烹饪书的范围。相反，佩兴丝以她渊博的野生食材知识而声名显赫（以《今日主菜》中的真菌章节为证），而这些知识是需要用一生去搜寻、归类和品鉴的。正如她在《今日主菜》中写道：“此章献给那些把烹饪实验方法和博物学兴趣相结合的人们。”69

诚然，对佩兴丝来说，野生食材色香味俱全。她认为，真菌就是“大自然馈赠的绝世盛宴”。70

1957年4月，《今日主菜》面世。一个月后，伊丽莎白·戴维寄给尤妮斯·佛洛斯特一张明信片以示祝贺，她写道：“我希望您和艾伦爵士能给英国的烹饪带来一场变革。”71

虽谈不上是烹饪变革，但这本书的确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销售量节节走高，前10个月就售出了大约50000本。《今日主菜》成了大多数家庭厨师最标准的参考书，一位仰慕者写道：“我认为《今日主菜》是所有喜欢自己烧饭的朋友们的必备指南。”72巴黎蓝带厨艺学校的梅里埃尔·唐斯和罗斯玛丽·休姆说这是企鹅出版社出版的烹饪书中，她们最喜欢的一本，意大利面和真菌等章节是她们的最爱。73简·格里格森还淘来二手书赠给友人。小说家安格拉·卡特这样赞誉她得到的第一本烹饪书《今日主菜》：“这不仅仅是一本指导烹饪的书，更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行文优美，插图绘画生动逼真。”74此书的声誉已经远播国外。纽约的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的编辑伊丽莎白·西夫顿把从朋友那里得到版本奉为珍宝，她写道：“不知何故！我逢人就兴致勃勃地描述这本书，不分场合地点。”75佩兴丝的另一位朋友告诉她，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警戒读者：此书“仅供娱乐消遣，不足以为美国专业厨师做参考”，但她依然在格林威治村很多公寓的书架上见过这本书。76

为了庆祝此书的出版，尤妮斯·佛洛斯特宴请两位作者和汉斯·施莫勒（大卫·金特尔曼在西班牙旅游）到“享乐”餐厅共进午餐。这是伦敦牧羊人市场里的一个时尚俱乐部餐厅。此书历经两年才得以出版，其间因为修改、审稿、注册、插图设计等环节一再延迟。这些精美插图投入印刷后，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都如释重负，佩兴丝说：“多年的悬悬而望，此书终得以问世，喜悦之情无以言表。”77此书的意外走红为企鹅出版社拓展烹饪书发行打开了一条新路径，截至1970年，该出版社已经出版了40多本烹饪书。

1957—1961年的四年时间里，《今日主菜》一直都在印刷发行（1963年，因为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的原创分歧问题导致此书没有修订再版）。1960年，此书荣获德国美食学会颁发的银质奖章。

佩兴丝说：“《今日主菜》能获此殊荣，我倍感高兴。”她接着又挖苦说：“我多么希望这块奖章是法国美食学会颁发的！”78

《今日主菜》出版之际，佩兴丝已经中途改行了。她在1955年离开皇家艺术学院，继续自由撰稿，主要做《住宅与花园》的兼职编辑。她与摄影师迈克尔·威克汉姆成为黄金搭档，一位自学成才的青藜学士，被称为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从家具制作到绘画、园艺、厨艺，威克汉姆样样精通，他因为给美国著名的康泰纳仕出版集团做过精美的室内设计而闻名遐迩。佩兴丝回忆说：“只有他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79设计师特伦斯·康伦称他为“从18世纪穿越到20世纪的通才”。佩兴丝被这位古怪、任性、特立独行的才子迷住了。80这十年间，她还一直与皇家艺术学院平面设计系的导师昂里翁合作（1959年，米莎·布莱克任工业设计系教授）。1958年，佩兴丝和昂里翁一起在西里尔·雷的《饮者大观》杂志做编辑，这是一个专门刊登有关酒类文章的文学期刊。英国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爱尔兰作家艾丽斯·默多克、英国游记作家彼得·弗莱明等都在这个期刊发表过美酒随笔。昂里翁参照佩兴丝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安德烈·西蒙的私人收藏和国家电影资料馆查找的资料来给杂志中的文章配蒙太奇插图（1953—1958年，昂里翁担任《饮者大观》的美术总监顾问）。从1958年开始，佩兴丝也为《时尚芭莎》撰写过一些有关冷餐酒会、冰冻甜食、厨房设计创新和户外野餐等文章。81

大约在1957年年末或1958年年初，佩兴丝的姐夫约翰·米奇里——《经济学家》杂志的驻外编辑——鼓励她申请《观察家报》“女性栏目主编”这一新职位。《观察家报》是大卫·阿斯特拥有并主编的伦敦顶尖报纸，该职位则主要负责烹饪、消费研究、“女性感兴趣的话题”等“家居”方面的内容。82尽管佩兴丝写过烹饪书，但她从未以美食家自居，一直在艺术和设计领域谋职。大约这个时候，她给《观察家报》的时尚主编艾莉森·赛特尔写信说她对这些话题“相当感兴趣”。831958年3月，她联系上了巴斯福德图书社的画家兼出版商布莱恩·巴斯福德，请求他“做我的自由撰稿研究员/编辑助理”。84她会见了赛特尔，提出了出版一个大型画报的设想：拟以40位英国名人的宅邸为特写，以设计、装潢、建筑、时尚报道和美食为专栏。她还建议把罗宾·达尔文、昂里翁、米尔纳·格雷、约翰·奥尔德里奇、马奇·加兰和“重量级美食作家”伊丽莎白·戴维等也列入其中。

令佩兴丝始料未及的是，她最终入围《观察家报》“女性栏目主编”候选名单。她针对“职业女性能成为合格的母亲吗？”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让阿斯特等编辑十分满意。阿斯特对职业女性，尤其是单身母亲一直顾虑重重，而佩兴丝一直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权衡。当她准备偕同好友欧文·戴维斯在早春时节去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南部旅游时，她接到了“一份急电”，通知她已被录用。

[1] 孢子印：又称“孢子纹”，是指菌菇孢子散落而沉积的菌褶或菌管的着生模式。孢子印及其颜色是伞菌分类依据之一。——译者注

[2] 1品脱=568.26125毫升。

第六章 欧洲风情

《今日主菜》出版后，佩兴丝才见到欧文·戴维斯本人。欧文是位著名的古籍商和藏书家，他可能是给佩兴丝在食材和烹饪方面带来了最大影响的人。她总是说，欧文得知她在认识他之前曾写过一本烹饪书后倍感惊讶，也有人说，她渊博的真菌知识令他折服。他邀请佩兴丝去他在布伦瑞克广场的家里共进晚餐，后来，佩兴丝说，他的厨房朴实无华，只有一幅18世纪手工上色的版画，画上一位男士正在牡蛎酒吧用餐。佩兴丝看着欧文在厨房里准备晚餐，才领会到“烹饪艺术的精髓所在”。1

欧文生于1889年，他大半生都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寻找各种善本。孩童时期，意大利就是他的梦想国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把自己放逐到那个国家……但是，我没有那么高的艺术天赋，而且如意大利人所说，我也没有钱。”2但他日后却成了意大利早期书籍印刷行业的顶级权威之一。1953年，他为全国图书协会在伦敦组织了一次书籍印刷展览会。欧文本人也是位颇有名望的大厨，诗人奥利弗·伯纳德在20世纪50年代见过戴维斯，他说：“他能做出八珍玉食。”“这些菜肴美味无比”。3在《汲甘露于万物》中，佩兴丝回忆了她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布伦瑞克广场吃过的正餐：酸模汤、五香凤尾鱼、鲜芦笋和希腊韭菜；茴香沙拉配葡萄酒和洋葱炖鳗鱼、奶油比目鱼和龙虾；松鸡、焖鹧鸪、鹌鹑和野鸡等野禽盛宴；煮猪蹄和油炸土豆条。欧文还是位知名的法国和意大利葡萄酒品鉴专家，1934年，他出版了一本带有线画地图和插图的关于葡萄酒与烈酒的《新手指南》。4他与赫赫有名的法国葡萄酒商、美酒与美食协会的创始人安德烈·西蒙交情匪浅。20世纪50年代，佩兴丝为此协会的同名会刊《美酒与美食》撰稿。5

欧文不仅向佩兴丝展示了传统烹饪的“诗学意义”，还在1958年夏天带她去了意大利南部。6那时，佩兴丝还没有到《观察家报》工作。他们从那不勒斯租车出发，一路向南到了卡拉布里亚，然后穿过巴斯利卡塔沿海平原到达了普利亚区。对欧文来说，这是一次访古探幽之旅，佩兴丝则在回忆录中说：“与欧文此行就是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罗马作家小普林尼、勒诺尔芒、英国小说家乔治·吉辛、欧里奥利和诺曼·道格拉斯的视角来审视意大利南部地区。”7事实上，他们追溯了诺曼·道格拉斯和他的情人朱塞佩·欧里奥利在20世纪30年代初寻找大希腊（又叫“Greater Greece”，指公元前8—前7世纪古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的一系列城邦的总称）时游历过的路线。1990年，在给《纽约时报》一位编辑的信中，佩兴丝解释说：“他（欧文）时常告诉我，道格拉斯根本就没有去过萨伦托半岛。我和欧文在1958年的卡拉布里亚、巴斯利卡塔和阿普亚区之行完全是步道格拉斯和皮诺·欧里奥利的后尘。他无意去探索萨伦托半岛南部的莱切省……只想去道格拉斯去过的地方。”8

欧里奥利是欧文在图书业的第一位合作伙伴——1911年，他们在佛罗伦萨开了一家书店，在欧里奥利和诺曼·道格拉斯私奔之前，他们还有可能是恋人。“我并不是天生的同性恋”，欧文在回忆录中说，“我是在剑桥和后来在佛罗伦萨的日子里才体味到爱上一个男子的真切感受。那时候，同性恋几乎是强迫性的”。91907年前后，欧里奥利搬到伦敦，他在剑桥以教意大利语为生。他们也许在此相遇。1911年，他们在佛罗伦萨开了第一家书店之后回到伦敦，在博物馆街24号开了第二家书店。1931年，欧文成为独资经营者，二战之后，店面曾迁到马多克街奥姆广场，最后搬到了汉普斯特德新区他自己家。在这里，他有一个庞大的私人图书馆。而欧里奥利也继续做图书生意，他因第一个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而广为人知。

1922年，欧里奥利和道格拉斯交往后就和欧文分手了。但是，他和欧文依旧是朋友，只要欧文来意大利，他们就会见面。1936年，在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的第二次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欧文想方设法把诗人托尔夸托·塔索的一本珍贵手稿卖给了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作家理查德·奥尔丁顿认为欧里奥利可能也参与收购塔索的这个手稿。“他（欧里奥利）的两个极富价值的发现是指莎士比亚的对开本和有塔索或者阿廖斯托——我不记得是哪个了——亲笔注释的手稿。前者以几百英镑的价格在伦敦售出，后者由意大利政府收购”。10欧文的这本塔索手稿卖出了高价，但是，由于当时战火纷飞，他无法把这笔钱带回英国。他花了一半钱进行了一次意大利全国奢华游，另一半用来购书。欧文的继女艾安茜·卡斯韦尔在给佩兴丝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们去佛罗伦萨的旅行：“欧文、欧里奥利和道格拉斯整日里吃吃喝喝。”11（1941年，欧文和艾安茜的妈妈艾薇·埃尔斯托布结婚。通过住在汉普斯特德的艾薇和约翰·卡斯韦尔，佩兴丝第一次见到了欧文）欧里奥利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罗马涅本地人，他是一个香肠制造商的儿子——“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喜欢吹嘘——是他把欧文带到了美食和美酒的天地中。欧文那时写道：“我开始酷爱美食。我逐渐意识到烹饪是第六艺术。”12

一种相似的冒险精神让佩兴丝和欧文的1958年之旅别开生面。他们坐在小型菲亚特车里，以乔治·吉辛的《爱奥尼亚海滨》和弗朗索瓦·勒诺尔芒的《大希腊》和《穿越阿普利亚区和卢卡尼亚》为指南，穿行在偏远崎岖的道路上。佩兴丝对这次旅行做了断断续续的记述，她一路欣赏着未经雕琢的质朴风景、断壁残垣的建筑和狂野美丽的大海。13他们去了比西格纳诺，因为欧里奥利说此地盛产希腊盆罐；又去了塔兰托，因为道格拉斯说正是在这个地方，猫被从埃及引进了欧洲（欧文是爱猫之人）；还到了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特拉尼市的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城堡。他们的饭菜很简单，常常仅有面包、奶酪和葡萄酒。佩兴丝用“压抑沉闷”和“如坟墓一般”来形容入住的宾馆，这里食品严重短缺，食物有时更是难以下咽。

但是，也有美食：在爱奥尼亚海岸的特雷比萨切卡车停车场，他们吃到了橄榄、洋蓟、意大利熏火腿和意大利通心粉；在塔兰托码头，他们品尝了烤贻贝——用大火把贻贝烤开，放入别有风味的果汁、面包糠、大蒜、荷兰芹和帕尔马干酪，再抹上橄榄油，最后在热烤炉里烤成褐色——佩兴丝说：“这也许是我们吃过的最可口的菜。”她后来把这个食谱收录在《汲甘露于万物》中。萨瓦河流域出产的轻度起泡的烈性葡萄酒，莱切产的色香味俱全的甜点，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和“阿普利亚区的万里碧空”都深深地刻在了佩兴丝的记忆里：

视野很开阔。远方是小方块状的亮白农舍，眼前是美丽的白色城堡状农场，方形塔楼被包围在锯齿形墙内。然后，你会欣喜地看到乡镇里长长的街道两旁是一排排炫目的白色房屋（偶尔还出现浅蓝色、淡铬黄或水粉色）。笔直的街道上，农民坐在两边门廊里，他们身着黑色装束，点缀着白色的街景。

尽管欧文还是坚持不去莱切南部，但佩兴丝依旧第一次领略到了萨伦托半岛的异域风情。多年后，她选择在此处安家落户。她和欧文还去了最南端的阿格罗波利、帕埃斯图姆和波西塔诺渔村，这些地方都让佩兴丝难以忘怀。1968年，在佩兴丝和她的丈夫诺曼·莫门斯第一次去普利亚区谋生之前，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有趣的是，我和欧文竟去了那个地区考察，其中有几处地方让我终生难忘。”15

对欧文而言，善本交易和美食学是密不可分的，他把去佛罗伦萨购书的旅行恰巧安排在时令芦笋和豌豆上市的时节。他还在收购善本的同时，顺带买几桶葡萄酒、几箱新榨橄榄油，或者几瓶陈年老醋，抑或和几位收藏家吃顿饕餮大餐。欧文在1959年写给佩兴丝的信中描写了他和那不勒斯书商加斯帕雷·卡塞拉吃的那顿丰盛大餐：各种海鲜、林林总总的意大利面，还有“（诺曼）道格拉斯40年前喝过的那种纯伊施酒”。16

佩兴丝在欧文的引导下，很快就充分利用了《观察家报》众所周知的轻松工作环境，可以随时离开英国和办公室的“小牢笼”。此报编辑大卫·阿斯特的父母是腰缠万贯的美国人，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阿斯特不愿意雇用专家，更喜欢聘用自己的朋友，或是在他广泛的社交圈里物色人选，随他们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据佩兴丝说，阿斯特告诉她这一职位的“理想候选人”一直没有时间接任这一工作，她猜想可能是《时尚芭莎》前编辑、时尚记者安妮·司各特-詹姆斯。二战后，很多年轻作家来到这家报社工作，这里被视为英国一流的文学和知识论坛。让他们吃惊的是，这里的工作性质很随意，就像阿斯特早期招募的迈克尔·戴维所说：“这里的管理原则是，《观察家报》应该由非专业人士撰写。”

佩兴丝如鱼得水。她早期在“女性视角”旗下发表的《快乐圣诞》就是以她和欧文1958年去巴黎的旅行为素材。17欧文带她去了他最喜欢的地方：带有醇香酒窖的“艺术家餐厅”，著名的“雷什”海鲜啤酒屋和“风车磨坊”，埃迪亚尔和馥颂百货商店。在这里，你可以“预见每一个美食愿望”。他带她领略了塔马罗·德·马瑞尼斯、吕西安·舍勒（诗人保罗·艾吕雅的出版商）和布拉西奥·加兰蒂等古籍商的私人收藏品。佩兴丝写道：“在奥特伊某位著名书商的府上有一摞又一摞的珍贵书籍。”

在11月的那几天里，气温已至零下，街上白雪皑皑——佩兴丝写道：“雪花纷飞，天寒地冻。”——欧文向她展示了她所不知的巴黎的另一面。18欧文领她去了一个偏僻的、专卖法国乡村香肠的商店，这是“某位书商的秘密会所”。他们在一张简易小桌旁落座，外面是狂风暴雪。他们在“艺术家餐厅”品尝了菱酥和皇家野兔肉。19他们拜访的这位隐士是“瘦骨嶙峋的”加兰蒂先生，他向他们展示了很多非常罕见的书，这些书从小公寓的地板一直摞到屋顶。20“地板上全是他收集的书和文章”，一位同行的收藏家写道，“一本摞一本，高到令人炫目”。21后来，他们又品尝了海鲜馅饼、烤牛肝和精品山羊奶酪。也是在1958年11月的这次旅行中，欧文介绍佩兴丝认识了加泰罗尼亚雕塑家阿佩-莱斯·费诺萨，其作品给佩兴丝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佩兴丝在《观察家报》中写到，费诺萨富有表现力的青铜雕塑“一反本世纪中叶充斥的艺术性雕塑，而重申生活中的极乐”。22

对于局外人来说，佩兴丝和欧文的关系让人费解。欧文比她年长近30岁，虽然魅力不减，但也有点“疯癫、怪异”。23他身材矮小，长相显老，头上顶着一缕缕雪白头发，不是叼着烟斗，就是抽着廉价的意大利托斯卡纳雪茄。奥利弗·伯纳德在回忆录《征服》（1990）中，把他描写成“像个小侏儒，长着鹰钩鼻，快快乐乐地忧郁着”。24大卫·金特尔曼说他一直就搞不清楚欧文，他总是认为他们是情人，无法理解佩兴丝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欧文的继外孙女哈丽雅特·威尔逊记得在阿格罗波利和欧文度假时，她的母亲艾安茜不许佩兴丝穿比基尼。25事实上，他们不可能是情人，那时候，佩兴丝和亚历山大·吉布森关系暧昧，而且，欧文在很大程度上更喜欢男人。恰恰是他那种超凡脱俗的性格和他的聪明才智——他会说包括拉丁语在内的5门语言——还有他的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吸引了佩兴丝。佩兴丝也以同样的角度反观自己：古怪、文雅、沉着。阿里亚纳·卡斯坦说：“佩兴丝的所有朋友都是局外人。”26她像欧文一样鹤立鸡群。彼得的儿子保罗·谢泼德在儿时见过佩兴丝，他说她“特别的古怪”。27在伊丽莎白·勒琴斯的儿子康拉德·克拉克的记忆里，她似乎“自带异域风情、性格活泼”。28佩兴丝本人后来说，她穿一套自以为时尚的黑衣，但“人们对我的装束感到震惊”。29

佩兴丝频繁的国外游历经验，以及她广泛的兴趣爱好，恰巧与给读者介绍欧洲风情的使命相契合。在某种意义上，这起源于她在《今日主菜》中的做法。佩兴丝在业余时间写给《观察家报》的一篇随笔中说：“我期望能把欧洲风情带给英国大众。”30所以，她就在自己的专栏中带着读者一起畅游欧洲。她的栏目涵盖了各种主题：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瑞典的玻璃制品、陶器和家具厂；意大利都灵61年展览会；1960年希斯罗机场直飞撒丁岛的首次通航启动仪式。她还借此机会和漫画家兼插画家恩索·阿皮切拉一起，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撒丁岛之旅。佩兴丝慧眼识人，把这位人才引荐到了《观察家报》。在有关撒丁岛的文章“无名手工艺品”中，她十分庆幸“这种神秘而美丽的本土文化模式在与当今工业‘文明’的碰撞中未遭破坏”。她喜欢去卡利亚里早市看看那些酸豆、带大理石花纹的豆子和西葫芦花，当地人在手工编织的篮子和地毯中编入了摘自附近山坡的水仙和其他植物花卉，其中所蕴含的高超技艺和渊博知识让她惊叹不已。“在手工编织挂饰上的风景画里，长在灌木丛中、石头旁和麦田里的岩玫瑰、野锦葵、夹竹桃、罂粟花竞相绽放。画面上的粉红色、淡紫色、洋红色、深红色的柔和色调不会让你感动吗？”佩兴丝以环球观光客的身份向世人展现了撒丁岛之美和她所赞赏的乡土文化之美。她在文末点明了她作为一名职业作家的职责，她指出：“一旦Lambrettas牌摩托车、冰箱和租购等外界事物闯入，一个村庄自给自足的本土文化就会终结。”31

阿皮切拉后来成了一位出色的室内设计师，还自己经营了一个餐馆，他记得佩兴丝对很多事都很好奇。有一次，她花了一天的大好时光和一个渔村的老人交谈。在这个村子里，有许多人因为用炸药捕鱼而崩掉了手或者手指。阿皮切拉说：“这些断肢者不需任何帮助就能自己点燃一支香烟。这种能力让她着迷。”32

他们的话题总是自然而然地转到烹饪上。出生在那不勒斯的阿皮切拉会告诉佩兴丝他儿时吃过的一些菜肴，他妈妈在战时常给他做的一道简单的意大利面引起了佩兴丝的兴趣。这是一种地道的穷人料理：这道面食里有焦糖圆葱、意大利面、橄榄油、帕尔玛干酪和黑胡椒。阿皮切拉说：“一提起美食，我们就津津有味地聊个没完没了。”33

尽管佩兴丝在《观察家报》供职领薪，但她还是继续做自由撰稿人。她最大的工程之一就是翻译了《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的部分书稿。1958年3月，她收到了这本书的13000多页书稿，历时3年才翻译完。尼娜·弗劳德、芭芭拉·麦克雷·泰勒（曾用名库钦斯基，是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至交，她的邻居），还有美食作家莫德·默多克（在《今日主菜》中，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感谢默多克“阅读了全文，并不吝斧正”）都参与了此项翻译工作。伊丽莎白·戴维负责编辑了译稿完成后的参考书目部分。

《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由著名厨师普洛斯珀·蒙塔涅于1938年在法国首次发行，奥格斯特·埃斯科菲耶为此书作序，这本书的英文版在问世前至少反复印刷了10次。这种延迟可能部分原因是这本书内容浩繁——100万多字的翻译对任何一位译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因为没有英文读者来证明这样做的正当性。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烹饪书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烹饪书开始畅销，《今日主菜》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大批烹饪书涌现出来……形成了一股浪潮”。34英国人在家里烹饪时也越来越热衷于法国菜的繁杂技法。伊丽莎白·戴维在1960年出版的《法国地方烹饪》很受欢迎。同年，约瑟夫·多农的《经典法国菜》、亚历山大·瓦特的《简单法式烹饪艺术》等法式烹饪书陆续出版。1961年，《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的英译本最终问世。同年，朱莉亚·希尔德的《掌握法式烹饪的艺术》在美国出版。

《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的英文版编辑之一夏洛特·特金是希尔德20世纪30年代初在斯密斯学院上学时的同窗，是个亲法派。1937年，她在蓝带厨艺学校就读。她的丈夫是位大学教授，休假期间住在法国。她和希尔德都希望帮助美国家庭主妇揭开法国烹饪的神秘面纱。几年后，希尔德写到，特金带头翻译了《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为这个国家的饮食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5

埃斯科菲耶未等此书出版就与世长辞了，他在原版序言中指出，这本书的使命就是要记录“法国菜的变迁历程”“描绘出一个民族自远古以来的各个演变阶段”。36正如书名所示，这是一本法国菜的百科全书，收录了从苹果到阿马尼亚克酒，到丘鹬蛋奶酥和萨巴里安尼甜点等成千上万个条目。编辑们很清楚，在翻译这本被誉为“法国烹饪圣经”的典籍时困难重重，因为这本神圣典籍的特征就是真实性。他们在前言中写道：“我们一致认为，试图‘使之现代化’或者重写这样一本经典的百科全书是一个巨大错误。”37

没人知道佩兴丝到底翻译了这本书的哪些章节，但是，誊写这些食谱、方法和技巧的艰辛过程让人刻骨铭心。佩兴丝翻译这本书时恰逢与欧文·戴维斯相识之际，要知道他在法国烹饪和葡萄酒方面的知识无人能及。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佩兴丝在校订《汲甘露于万物》时也出现过的问题：因为《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在英国哈姆林出版社和美国皇冠出版社同时发行，所以，英美读者都面临计量单位转换问题。“几年前，当我翻译了《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的四分之一时，一开始我坚持‘编辑’美国计量单位”，佩兴丝给艾伦·戴维森的信中写道，“四位译者极力反对，最后他们赢了。这种计量转换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带来比较麻烦的调校”。38事实上，佩兴丝好像误以为译者占了上风：英美版本都有换算表。美国版本在菜谱中还标明了杯子与汤匙的量度。

但是，还是有人批评译本没有忠于原文，佩兴丝的一位同仁斯拉巴布在《观察家报》撰文中说，也许“把这本书现代化”就是一大憾事。最初的版本里“包括了一些动人的、古色古香的篇章”。39

佩兴丝在翻译《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的同时，也在寻找她在《观察家报》的立足点。报社给了她一个撰写女性话题的艰巨任务，但是，时装、植物、花园、艺术、文学、酒和食品等大多数关于女性的常见话题被知名的媒体人写过了。难上加难的是，报社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政策，也就是说，佩兴丝在很大程度上要自己决定在女性专栏写些什么内容。1948年，大卫·阿斯特接任该报编辑，他倡导自由、开放的知识氛围吸引了乔治·奥威尔、亚瑟·克斯特勒、艾萨克·多伊彻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后来，在佩兴丝任职期间，菲利普·汤因比、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和尼尔·阿舍森也为报社撰稿。在这些文学大师汇集的地方，佩兴丝必须开拓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当她和艾莉森·塞特尔共进午餐时，她意识到自己才疏学浅，尚需努力，要知道艾莉森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做Vogue时尚杂志的编辑，是英国第一位战地记者，还是“一位不服输的专业人士”。

佩兴丝写道：“我感兴趣的话题，难免也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们所热衷的，百分之百会出现在报纸的其他版面中。”40赛特尔写的是时装，萨克维尔-韦斯特谈的是植物和花园，斯拉巴布——报社的匿名烹饪作家——和西里尔·雷介绍的是酒和食品。但写建筑、设计和各种工艺，比如珠宝、纺织和版画制作等话题的人并不多。基于佩兴丝有过皇家艺术学院的任职履历，她正适合在这些领域下一番功夫。她写道：“这些怪异的主题开始出现在女性栏目中。”41但她并没有完全脱离女性感兴趣的话题，也写了很多有关最新厨具和家居日用品的文章——电冰箱、家用电器和新颖的坛坛罐罐——还刊登了一些有关最新时尚眼镜和化妆品的报道。

她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昂里翁、米莎·布莱克、米尔纳·格雷等友人，并以他们为专题写了些报道。她评论了皇家艺术学院（“印刷系仍然办得红红火火”）和中央艺术学院的学生作品，报道了芬兰的纺织品设计新品和在伍尔兰德举办的日本日用品展览会。她还为昂里翁1960年当代艺术协会展览撰文。在回应她写的昂里翁1960年展览目录的报道时，她说：“我们慢慢地接受了设计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元素的理念。”42其他文章是关于英国家具展和位于伯克利黑斯的威廉·莫里斯红屋百年华诞（佩兴丝后来也加入了威廉·莫里斯工艺美术协会）的探讨。在这些文章中，她重点讨论了艺术和工业的关系，以及工匠和艺术家在机器大生产时代能否幸存。在评论一些有关手工编织、木雕、织物印染和玩具制作等手工艺品的书籍时，她注意到：“尽管我们的工业社会似乎要决心清除这些工匠，但依旧有很多人致力于手工制作，并乐在其中。”43

她也同样对新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力争把艺术和生活更好地融合到一起。在一个住房量锐减、住房面积溢价的城市里，这是人人关心的问题。在佩兴丝的文章中就经常出现生活设计主题，她写过学生宿舍、老年人一居室住宅和“工作浴室”等话题，也提及过远洋班轮的室内设计、普遍存在的丑陋的移动住宅（此处，她引用佩姬·安格斯的话：“从艺术家的视角研究移动住宅”）和巴黎的阁楼公寓。44她还给文采四溢、反对传统观念的设计师诺曼·波特做了一辑人物专栏。波特在他的卡农贝利公寓设计了他所谓的阳台厨房，佩兴丝把它描写成“一道别致的厨房风景”，这是一种没有任何遮挡的房中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相当于今天的敞开式平面布局或者岛式厨房。45波特是位无政府主义者、诗人和设计导师，佩兴丝在日后的一封信中说：“他非常不愿意被曝光！他知道在这个独立的、反资本主义的厨房里，可能无人能够像他这样正视‘烹饪’。”46

有很多像波特这样的设计师和工匠让佩兴丝推崇备至，她和波特都具有某种艺术性和反权威性。她给赫塔·希尔丰做过人物专题，一位瑞典陶瓷雕刻家，两个孩子的母亲，其工作就是在抽象实验和日常用品之间自由切换，佩兴丝说她“已经把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了”。47佩兴丝还报道过出生在奥地利的陶艺家露西·里，目前，她的作品收藏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约克美术馆里。佩兴丝称其作品为“纯粹的艺术，尽管她的陶器也可以用来插花”。48她还报道过另一位奥地利流亡人士——珠宝商格尔达·佛罗金格，她认为“自从战争以来就被忽视的”现代珠宝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艺术形式。1961年，佛罗金格参加了格德斯密斯现代珠宝国际展，接下来一年，他在霍恩西艺术和工艺学院建立了珠宝实验室。据佛罗金格说：“有些比较严肃的新闻记者已经开始意识到，珠宝设计正在发生变化。佩兴丝正是最早发现这一变化的记者之一。”49

尽管佩兴丝质疑“女性话题”这一概念，并很少在文章中提及社会中女性角色的改变，但她还是通过对里和佛罗金格等女性艺术家的报道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虽然她们在许多年之后才得到大众的认可。在她的周刊专栏中，她仅一次正面提及现代艺术是怎样表现女性，又是如何定义她们在社会中的角色的。鉴于画家都是以自己的认知方式来反观女性，佩兴丝攻击了现实主义画家伯纳德·比费和约翰·布拉特比的作品，认为他们扭曲了女性形象。她特别鄙视比费，她写道：“他笔下的女人就像是斧头般的伤人利器，如铜制床架那么坚硬，像拔了毛的母鸡一样无精打采，干瘪得像棵橡胶树。这是对女人一种刻骨的仇恨。”布拉特比把他的妻子琼描画得也好不到哪里去，佩兴丝用“憔悴、苍白、忧郁”来形容他给妻子画的画像。佩兴丝渴望看到的是乔治·鲁奥笔下神秘而优雅的意大利女人、莫迪利亚尼画的女孩和毕加索创造的光辉人物。“啊！摆脱比费们和布拉特比们吧，”她写道，“摒弃他们的愿景”。50

佩兴丝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很讨厌这个词——她蔑视任何形式的集体归属，而更看中个体自主性。她自认为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成为任何群体中的一分子。她的女权主义英雄，如果有，就是哈里特·韦弗·肖——詹姆斯·乔伊斯的拥护者和赞助人；玛格丽特·杜拉斯——佩兴丝笔下的“女性的忠实朋友”和她的朋友伊丽莎白·勒琴斯。51多年之后，很了解佩兴丝的尤金妮亚·帕里说，尽管佩兴丝启发了很多女性，但她“从未有过女人可以彼此拥有和壮大的想法”。52佩兴丝在许多方面都过着女权主义的生活，但她本人拒绝女权主义者这个标签。

《观察家报》和整个舰队街仍然是男权社会。尽管佩兴丝很怀念那里的时光，但她也十分清楚“在都铎街，女人根本不是讨喜的人”。53阿斯特本人也对职业女性感到不安，他认为“只有一位妻子和母亲才能真实地书写女人”。54如果你是一位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位妻子和母亲的话，阿斯特主张你在家做个贤妻良母，而不是出来工作。从来没有人考虑过一个单身母亲所面临的特别挑战。佩兴丝在回忆录里写道：“在50年代末，你不可能公开讨论如何在赚钱抚养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同时，设法和放学后的孩子们同一时间到家。”55但是，佩兴丝更愿意和伊丽莎白·勒琴斯在她们去基督公学看望她们儿子的三等车厢里私下讨论这个难题。

但是，佩兴丝在《观察家报》并不是一个边缘人物，即使该报张扬个性者大有人在，她还是特别引人注目。“她会穿紫色长筒袜之类的奇装异服”，佩兴丝和艾莉森·赛特尔的秘书琼·索森回忆说，“即使在《观察家报》这样的地方，她也属另类中的另类”。561950年，当简·鲍恩刚刚入职《观察家报》时，她还是位新手，日后，她成为她那个年代优秀的肖像摄影师之一。她记得佩兴丝会给她安排各种临时任务：去拍个商店橱窗照片，或者给某个怪异的展览照相。鲍恩说：“她让我去做的事情都非同寻常。”57佩兴丝还经常让她去给卡代克夫人的展品拍照。卡萝尔·霍尔那时还是位年纪轻轻的秘书，后来成为了编辑助理和记者，她说佩兴丝过去也总安排她出去为她的专栏收集资料。霍尔说：“她身材高挑，容貌姣好。她的品位无可挑剔，总是劝大家去购买时尚品。”58

在某种程度上，佩兴丝已经完全融入了《观察家报》那些轻松活泼、我行我素的作家、批评家和知识分子当中了。尼尔·阿舍森给同事们的评价是，“这些同事们文才出众，机能失调”。59她有时候害怕遇到菲利普·霍恩比，这个人会在“下班数小时后，从苏活区某个鬼地方突然冒出来”，且每一次都要给她一个紧紧的大熊抱，但她还是很钦佩他的创作能力。在她离开英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奥利芙一直坚持给她邮寄《观察家报》的过刊，佩兴丝每次都一字不落地从头读到尾。她在1989年写给该报的乐评人彼得·海沃斯的一封信中指出，他是唯一一个“《观察家报》的‘老卫士’，在阅读还是一种乐趣的时候”。60在回忆录中，佩兴丝认为是乔治·赛登的到来把她挤出了《观察家报》。在20世纪60年代初，赛登对该报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但事实是，她开始质疑记者总是写其他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或者如她说的那样：“关于造物，”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她尊重她的好友和同事”，《观察家报》的插画师大卫·金特尔曼说，“他们都是些聪明睿智的人。但是，我认为佩兴丝对这种商业性工作很快就会厌倦”。61佩兴丝说，如果该报和全国都“迎合消费市场”，那她宁愿置身事外。62

那时，她已经认识了诺曼·莫门斯。诺曼是一位雕塑家、诗人，他在搞创作的同时也看透了艺术界商业风气日重的现实。实际上，她在1958年夏天去《观察家报》工作之前就在佩姬·安格斯的苏塞克斯农庄第一次见到了诺曼。

佩姬在20世纪20年代与艾利克·勒维利厄斯和爱德华·鲍登都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设计，她是战后杰出的设计师和教育家，以倡导左翼政治和去商业化艺术而著称。她和米莎·布莱克都是国际艺术家协会会员。1934年，他们都在该协会的首次大型展览会上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她和《建筑批评》的资深编辑、批评家J.M.理查兹有过短暂的婚姻，所以，她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佩兴丝在汉普斯特德相识也就不足为怪了。佩姬和亚历山大·吉布森是密友，吉布森的儿子理查德后来娶的便是佩姬的女儿维多利亚。佩兴丝和佩姬都很刚毅（她们都在战时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自强不息、热爱大自然。和佩兴丝一样，佩姬也热爱苏塞克斯那种简朴的乡村生活。日后，在遥远的赫希底里群岛中的巴拉岛，她购置了一座古朴的石砌院落。佩兴丝后来称她为“一个未成名的另类的社会栋梁”。63

佩姬在苏塞克斯的农舍名为“富朗斯农庄”，农庄的围墙都是用火石砌成的，这是佩兴丝除了在二战期间居住的罗戈特之外的另一眷恋之地。富朗斯农庄有个室外厕所，不通电，点石蜡灯，没有自来水。来访者认为，与其说这里是一种乡村生活，莫不如说更像是在野营。然而，佩姬还是吸引了一些兼具创造力和神经质的人进入她的社交圈，使得富朗斯农庄以艺术家聚会和类似工作坊的氛围而闻名。她在1933年发现了这个农庄，同年，佩兴丝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故交勒维利厄斯和鲍登在大巴德菲尔德定居，也吸引了大批天资非凡的画家和设计师前往。英国建筑师塞吉·希玛耶夫、匈牙利画家拉斯洛·莫霍伊-纳吉和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卡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也常去富朗斯农庄。战后，富朗斯农庄依旧是艺术的殿堂。可以说，佩姬就是为艺术而生。

在月圆之夜，他们常常在富朗斯农庄附近的白丁汉姆山顶的空蓄水池（供牲畜饮水而挖的水坑）里燃起篝火，载歌载舞。“她的邀请名单简直就是当今著名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展览目录”，佩姬的传记作者卡罗琳·特兰特写道，“那些没有资格参加派对的人就成排睡在老鼠出没的草垫上，或者挤在谷仓里”。64在每次仲夏夜派对上都有一个仪式性的标志矗立在山头，这个标志大多是用回收的废旧物做成——可能是从战时用过的降落伞上拆下来的蓝绸子蒙在废旧火车厢的行李架上——这个蓝女神的缔造者之一就是诺曼·莫门斯。他是富朗斯农庄的常客，他和妻子厄休拉·达尔文住在山那边的南海顿。

在1958年夏的某一个特别之夜，佩兴丝和米兰达乘火车到了佛尔，又步行穿过可以眺望南唐斯丘陵的田野，来到了佩姬的农庄。艾利克的儿子约翰·勒维利厄斯和佩兴丝的朋友奥利芙·库克以及爱德温·斯密斯也在那里。

诺曼是带着他的小妹妹鲁莎一起来的，鲁莎恰巧和米兰达同日出生，都刚刚过完16岁生日。实际上，诺曼和厄休拉都是佩姬相当要好的朋友。1951年，他们在几英里外的纽黑文买了一所住宅，并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陶器厂。厄休拉的前夫是画家朱莉安·特里维廉，他们育有一子叫菲利普。菲利普8岁的时候就和继父诺曼一起生活。在富朗斯农庄的创新精神鼓舞下，约翰·勒维利厄斯在两家之间安装了一个“电话”。他在唐斯丘陵架起了几英里长的电缆，电缆两端各拴上几个咖啡罐，当摇动把手时，两端的咖啡罐就会发出叮当声。诺曼、厄休拉和佩姬经常见面，他们都喜欢艺术节、凯尔特神话故事和异教徒仪式。1958年夏天的那个夜晚，厄休拉留在家里照顾82岁高龄的父亲，没有随诺曼一起去佩姬的农庄。

佩姬和诺曼都认为艺术对日常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她最喜欢诺曼提出的“艺术为了生活”这一口号（“艺术为了生活”也是卡罗琳·特兰特2005年给佩姬写的自传的标题）。她常把这个口号作为一些邀请函的签名或者标识。他们对艺术的态度很有趣，比如经常像蓝女神的呈现方式那样借用一些古代神话故事。当然，他们也是勤勤恳恳的、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近几年来，佩姬已经是现代主义设计大师和壁纸与瓷砖设计界的领军人物。2014年，她在汤纳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作品展，米兰达当时还误以为其中一张名为“流行艺术史”的海报是诺曼的作品。她说：“诺曼和佩姬的创作如出一辙。”651945年，佩姬痛苦地结束了自己的婚姻。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竟无意之中给佩兴丝和诺曼牵了红线。佩兴丝很欣赏佩姬活泼可爱的性格和无政府主义精神，也知道佩姬在和诺曼的暧昧之间犹豫不决。很多年后，佩兴丝在一封信中写道：“被抛弃后，她（佩姬）情不自禁地觉得必然会和留下的这个人走到一起。没想到历史再一次重演。”66

佩兴丝只是偶尔才去富朗斯农庄，她似乎刻意和诺曼保持距离。后来，她在给诺曼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此生的邂逅：“看到你是多么危险的事情。”67在佩姬的聚会上，发生性关系和搞出绯闻都是常有的事。“富朗斯农庄是个让大家坠入爱河的地方”，德萨·勒维利厄斯在她的自传里写道，“这里的空气、田野和丘陵都释放着自由、开放的欢乐气息”。68更何况诺曼一表人才、生龙活虎，且不落窠臼。家具设计师季尔·肯尼迪毕业于皇家艺术学院，他和诺曼结识于20世纪50年代。在他的记忆里，诺曼“气宇轩昂，与众不同，又不墨守成规”。69诺曼的妹妹鲁莎比他小20岁，视他如兄如父，在她的眼里，他“天马行空、幽默风趣、阳光快乐”。70

当佩兴丝和诺曼都在佩姬家时，他们刻意回避彼此。1960年或1961年，诺曼在写给佩兴丝的一封没有标明日期的信中提及了在富朗斯农庄的聚会：“我们明天晚上都和别人有约会。我想明晚我们是没时间见面了。所以，如果你我不能见面的话，那对我来说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1959—1961年，米兰达常和“佩姬的小跟班”朱莉娅·吉布森（后来，她给佩姬的卡姆登工作室印壁纸）在一起，米兰达也说佩兴丝那时候“不常去佩姬家”。

尽管如此，佩兴丝和诺曼还是会经常见面。1958年，在他们命定般的相遇后不久，诺曼就开始在佩姬的位于阿德莱德大街的伦敦工作室工作了。他从那里直接去汉普斯特德看望佩兴丝，但直到4年后，他们才一起首次踏上去卡拉拉大理石采石场之旅。

第七章 断舍离

到1960年，佩兴丝和诺曼已经预感有朝一日要离开英国了。这种双重生活让他们倍感焦虑，他们感觉迟早有一天，他们都会背井离乡。佩兴丝会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选择走自己的路，诺曼称“为了自由，需要大胆放手做些可怕的事”。1在此期间，他们通过缠绵悱恻的信件表达彼此间炽热的爱，也正是这样强烈的爱引发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诺曼虽然名义上还和厄休拉一起生活在南海顿，但实际上，他一个人待在遥远的博德明高地、霍普顿森林以及德兰克等地采石场的时间越来越长，他自学石雕，一个人在卡车里过夜。而佩兴丝依旧与亚历山大·吉布森藕断丝连，亚历山大甚至认为他们的关系比以前更让人安心了。同时，佩兴丝对她在《观察家报》负责的专栏逐渐失去热情，她厌倦了报道别人的创作，撰写艺术很难替代艺术创作本身。

1961年年末，诺曼在给母亲梅里埃尔的信中提到他和佩兴丝的绯闻以及他目前的“纠结”。他一直想厘清自己作为一名雕塑家的前途和个人的生活走向，在这些偏僻幽静的采石场里，他似乎找到了答案。他在一年前写道：“是时候该下个赌注了。去哪儿呢？有时答案近在咫尺。”2诺曼或许还没决定好何去何从，但基本确定的是，他的“目的地”不会是南海顿。与此同时，佩兴丝也整日坐立不安，她对自己在《观察家报》的角色感到十分困惑。根据米兰达的说法，佩兴丝在1960年夏天说要“摆脱她的孩子们”。3尼克离开“台球房”很长时间了，他1950年就被送入基督公学。他在罗戈特度过了他大部分的学校假期，他说：“‘山景’农舍是我多年来唯一真正的家。”4佩兴丝在1958年年初遇到诺曼时，米兰达年仅16岁，但是，在“台球房”这样极其缺乏隐私的开放式房子里，为避免在母亲的爱情生活里既碍事又尴尬，她1960年9月就从“劳格斯”搬了出去。

诺曼在很多方面都更为进退两难。他已为人夫，与厄休拉一起共度了十余载。对厄休拉和她前夫的儿子菲利普而言，他是位慈父，诺曼和厄休拉结婚时，他才六岁（厄休拉的第一任丈夫是艺术家朱莉安·特里维廉，他为了画家玛丽·费登而抛妻弃子）。诺曼和厄休拉经常一起工作，他们过着平平淡淡但还算舒适的生活，在艺术上曾合作过1951年英国节中斯塔福德郡的“狮子和独角兽”系列。遇见佩兴丝时，他正开始严肃地思考艺术家在社会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他与厄休拉以前的舒适生活和南海顿现在的压抑气氛。当时厄休拉的父亲伯纳德·达尔文因为需要全天候照料，已于1958年搬来南海顿同住。厄休拉忙于照顾自己的父亲，无暇顾及诺曼。1961年11月，诺曼在写给佩兴丝的信中说：“留下也许会更舒服些，但安于现状会要了我的命。”

佩兴丝也苦苦挣扎于情感纠葛之中，她说自己和亚历山大·吉布森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婚姻”。51961年春，亚历山大为了挽回她的芳心，把数年来她送他的各种信物一一寄回。据佩兴丝的儿子尼克回忆，其中一个物件是她在比利时一家旧货店里发现的玻璃镇纸，邮差送来包裹时，佩兴丝让他拆开，“那时他心如刀绞”，尼克说，“每天都给她寄回一件信物”。6理查德·吉布森则说：“我父亲失去佩兴丝是件好事。他只是想试着维系这段感情罢了。”7

与此同时，年近45岁的佩兴丝深深感觉到，她花费了大部分时光为别人做研究、搞翻译和写作，而所有这些毫无成就可言。“这么多年来，因为出于一种奇怪的‘谦卑’，我一直在为别人作嫁衣”，佩兴丝于1976年写道，“我是真的热爱工作”。8但是，她也在寻找自己的创作路径。20世纪60年代初，她开始为爱丁堡织布厂设计纺织品，为华尔帕博壁纸有限公司设计壁纸，为一艘P&O号游轮设计丝网印刷壁画，还替伦敦骑士桥上的伍兰兄弟百货商店设计了一个墨西哥工艺品展（这家商店的总经理马丁·莫斯是简·鲍恩的丈夫，也是佩兴丝在《观察家报》的同事）。诺曼鼓励她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就像他在自己职业生涯里所做的那样，他写道：“你必须发挥你身上的所有闪光点。”9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她对自己从事的《观察家报》的专栏工作一直顾虑重重——总是给其他艺术家写报道，从未创作过自己的作品——不过，她堪称一位成功的作家和记者。《今日主菜》是20世纪50年代最畅销的烹饪书之一，同时，首译了《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还为伦敦的顶级报纸之一撰稿，此外，她有一个活跃的朋友圈和同事圈。她从汉普斯特德的文艺圈里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自英国节以来，她俨然已成为雄心勃勃的国际大都市群体中的一分子，”米兰达说，“伦敦的生活七彩缤纷”。10

令人诧异的是，佩兴丝依然被她自己的过往所牵绊，她内心充满了她所谓的“障碍和恐惧”。多年来，她对于自己和托马斯·格雷的婚外情缄口不言。战后，她向罗戈特的牧师肯·马修斯忏悔过。1947年，她同意在特威克教堂给尼古拉斯和米兰达施洗礼，这是份书面忏悔，因此，马修斯是唯一一个她向其吐露秘密的人。若干年后，她向一位朋友讲述：“当时我的嘴巴就像被封住了一样。”11当她遇到诺曼时，距离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马修斯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在此期间，虽然她几乎从未提起过托马斯·格雷这个名字，也竭尽全力不去想他，但他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她当时已经和诺曼坠入爱河，但是，她很清楚，离开亚历山大也并非易事。或许，难上加难的是，她觉得她需要“清除”她的过去，为和诺曼的未来留出空间。

她在给诺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想要解释一下我的感情经历和异于常人的生活。”但又不加掩饰地补充道，其实，她无力做出任何解释。12但是，如果她自己都无法解释，那谁又能解释得了呢？她暗示自己“一生都在伤害他人”；她想知道，如果诺曼知道这些后还会不会真心爱她；如果她力不能及，那么谁能呢？“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未来，”她继续道，“我们活在当下就好，但如果我们连当下都没有了又会怎样？”13

那时候，在两人的往来信件中，他们经常引用蛇蜕皮这一意味着新生的暗喻来描述他们将如何开始下一段人生。多年后，佩兴丝在普利亚区和一条巨大的黑蛇一起住在工作室里。她指出，蛇是古埃及的十二生肖[1]之一，也与12星座中的天蝎座重叠，而天蝎座又是她的出生星座。

“我想和你聊聊蛇皮，”她在1962年写给诺曼的信中道，“蛇蜕皮的过程很缓慢，在这一过程中，它几乎一动不动，整个过程非常耗费体力，如此才能留下一张薄薄的完整蛇皮。”14

1962年，诺曼正值四十岁——法国艺术家阿里斯蒂德·马约尔在这个年纪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雕塑《坐着的女人》。马约尔是对诺曼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之一，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和版画家，尽管大器晚成。1959年，诺曼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里提及马约尔的职业生涯时说：“如果来世我出生在巴纽尔斯（马约尔的出生地）当雕塑家，这将是个诗意的家谱。”他又补充道：“也许会是这样的，我有三年多的时间破茧成蝶。”

在他从事雕塑以前，诺曼在许多艺术领域都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经验：剧场的布景制作、百货公司的橱窗装饰、壁画绘制以及在设计工作室的工作。战争初期，他在艺术学校主修插图和排版，虽然他父亲希望他当一名建筑师。

诺曼于1922年出生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他的父亲J.B.H.休·莫门斯是家里的五个孩子之一，他家里共有两个男孩和三个女孩。休·莫门斯十二岁时在一个花边制造厂当学徒，他的雄心可不止于此，后来他又上夜校学习了工程学，最终成为密涅瓦汽车公司的高级设计师。密涅瓦汽车公司是当时的顶级豪华汽车制造商之一，在一段时间里，密涅瓦汽车甚至可与劳斯莱斯相提并论。诺曼说他的父亲“制造了密涅瓦汽车”。15休·莫门斯来自一个通神论者家庭，据诺曼的妹妹鲁莎回忆，她祖母卧室里挂着勃拉瓦茨基夫人[2]的“骇人”肖像。休定期练习瑜伽，还参加了印度灵性导师克里希那穆提的讲座。正是受他熏陶，诺曼对占星术和神秘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影响了他日后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诺曼的母亲梅里埃尔·洛蒂·利腾出生在“铁道镇”斯温登城外的南马斯顿村，是家里的四个孩子之一。她的父亲托马斯·利腾是一位手艺高超的木匠，母亲凯特·伊丽莎白·克里普斯似乎与当地贵族有点关系，但这一猜测又有点说不通。他们相遇的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是，这也暗示了这位异国的比利时年轻工程师可能经常来斯温登出差，他喜欢上了当时在电话交换台工作的梅里埃尔。米兰达说：“她（梅里埃尔）总是梦想着会有一位浪漫的骑士从遥远的地方策马而来。”16最终，休·莫门斯带着梅里埃尔飞奔而去，到了欧洲大陆，他们定居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诺曼喜欢说自己是“被英国人领养的佛兰德人”。17他精通五门欧洲语言，并且说得都像母语一样流利。1935年，他的父亲得到克罗姆特汽车制造厂首席设计师的职位，便举家迁往阿姆斯特丹。诺曼曾在英国读过一段时间的高中，并在斯温登和表兄弟住在一起。1939年，他被埃尔克莱克学院录取。这是一所位于荷兰比尔特霍芬的艺术和建筑学院，该学院的创始人昂德里克斯·特奥多鲁斯·维杰德维德是一位理论家、设计师和建筑师，也是一位激进的空想家，他的学说在20世纪初备受关注。维杰德维德还是风靡荷兰的Wendingen设计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一直是位率真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于1987年去世，享年101岁。

诺曼会成为一名艺术家，维杰德维德早期对他的影响可谓功不可没。他们二人一直关系紧密，多年来，共同拥有一个创建艺术社区的愿景。1970年，维杰德维德85岁高龄时，他偕同妻子——著名女演员夏洛特·科勒——到普利亚区拜访了诺曼和佩兴丝。他异想天开地打算帮助诺曼建立他所谓的“奇才之家”（wonderhouse），这一梦想终成泡影。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维杰德维德就提议建立一个行会模式的国际工作团体。

“维杰德维德能解放人的思想”，诺曼写道，“他的想象力十分鼓舞人心，但也是对大家视野的一种挑战”。20世纪60年代中期，维杰德维德多次来到意大利的卡拉拉，有一次，佩兴丝完全被他对艺术和建筑的戏剧性、广泛性和实验性的处理所折服：“我们都完全沉浸在《勇往直前》的无间断的表演之中了。H.T.维杰德维德教授的作品借助手势、图像、声光表演、济慈的诗歌、图形、书札、剪报等辅助手段呈现出三维效果。但是，尽管如此，这个老男孩依然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令人情不自禁地喜欢他。”18后来，维杰德维德请求佩兴丝为他写本自传，被她婉拒了。

诺曼在埃尔克利克学院的深造因战争而中断，他被送往位于莱茵河下游的德国和荷兰边境的克莱沃市，与他的姑父阿基利斯·莫特加特一起生活。当时，德国已经占领了比利时和荷兰，大量适龄男女都被征召到工厂工作。莫特加特是位成功的比利时雕塑家，他娶了诺曼的姑姑路易丝（巧的是，克莱沃也是约瑟夫·博伊于斯[3]的故乡，据传记记载，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经常访问莫特加特的工作室，但是，他和诺曼可能未曾谋面^19）。正是通过他的斡旋，诺曼才暂时没有被强迫充当劳工。莫特加特在当地电影院为他寻得一份电影放映学徒的工作，后来盟军把克莱沃炸成一片废墟，电影院也未能幸免。电影院被炸毁后，诺曼应征到一家军需厂上班。在一次空袭过后，他从地下管道的防空洞里出来，发现幸存者们正拼命地抬起一块巨大的水泥板，试图营救被困在下面的一对母子。这些举起水泥板的臂膀久久萦怀，后来成为诺曼作品的主题之一，这个难以言喻的恐怖画面和绝望一搏的场景同时又象征着希望和重生。诺曼和莫特加特一家在轰炸中幸免于难，他们被疏散到德国贝德堡-豪的一个临时营地，最后返回比利时。莫特加特在轰炸后一无所有，他失去了家和工作室，后来在斯海尔德河畔画着河景，度过余生。

诺曼写到，战后的特点就是“虚幻感”。他应征参加了比利时医疗队，部队遣散后，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担任过舞台设计，也为比利时和荷兰的国际贸易展作过壁画。201948年，他搬到荷兰多伦，和世交简、莉奥诺·胡布里希特一起居住。事实上，他们的女儿露西娅也曾在埃尔克利克学院读书，儿子阿伦德则和诺曼同龄，两人亦是好友。简是一位前任大使和天体物理学家，被佩兴丝形容成像“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公爵”，他是诺曼的终生赞助人。21莉奥诺本人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而简在担任外交官期间游历四方，对艺术也颇有天赋和兴趣。诺曼后来写道：“你们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舒服’的人。”22他们还将诺曼介绍给了厄休拉，厄休拉和丈夫尤利安·特里维廉都是简的朋友。事实上，胡布里希特、达尔文和特里维廉这三家的渊源由来已久。简的父亲是著名的动物学家安布罗修斯·胡布里希特，他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与查尔斯·达尔文有书信往来。朱莉安·特里维廉的祖母是胡布里希特家的人，因此，诺曼在战后不久就在多伦第一次见到了厄休拉，1949年他去英国投奔她。他们都在一个刚成立的手工陶艺工作室工作，那里为退役人员提供就业机会。诺曼和厄休拉于1950年成婚，次年，他们在纽黑文附近购置了格兰奇农庄，翻过山就是富朗斯农场。其实，这正是佩姬·安格斯为他们物色的。

据她的儿子菲利普说，是厄休拉的母亲埃莉诺·达尔文（娘家姓“蒙塞尔”）最先鼓励诺曼从事雕塑的。诺曼的岳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插画家和肖像画家，她的职业生涯始于与W.B.叶芝共事。叶芝对她赏识有加，在其出版的许多书中都采用了她的木版画。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前期，她和弗吉尼亚·吴尔夫是密友。此外，她鼓励她的表妹格温·雷夫拉特（她丈夫家的）从事木雕。诺曼于1952年开始从事石雕工作，他在定期参观康沃尔花岗岩采石场时自学了这些技能。几年后，他写道：“雕塑和卡拉拉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切起源于一次‘可怕的事情’——我从纽黑文的石匠那里买了一块波特兰石头，然后我就跑到康沃尔的一个采石场工作了。”23

诺曼还组建了一个流动哑剧团——“毽子哑剧公司”——在苏塞克斯各个村公所演出。菲利普形容他是“最敏感的继父”，他给菲利普讲的那些富于想象力的故事，后来写成了儿童读物，由费伯出版社出版。241959年，皇家艺术学院的狮子和独角兽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漫画书《佐兹：荣耀的传说》，这是一个讽刺故事，讲述了一位摩托车冠军遇到的各种诱惑。康沃尔采石场的荒凉与艰苦生活条件和格兰治农场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有着天壤之别。1958年，伯纳德·达尔文搬来和厄休拉同住，这让他们宽慰了许多。同年，诺曼和佩兴丝相遇。

伯纳德和诺曼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但他们相处得还不错，毕竟，他几乎和每一个人都相处融洽。这些令人乏味的中产阶级礼仪——格温·雷夫拉特在她的回忆录中称为“充斥着虚假和虚伪的巨大堡垒”——令他身心交瘁。25他抱怨“他（伯纳德家）的暴政”，不满他们“中产阶级的浮华和狂傲”，形容格兰治农场里“每个人都敏感、脆弱，到处是陷阱和随时找麻烦的人”。26诺曼宁愿翻过一座山逃到佩姬家，在那里，“美好的计划和想法再加上朗姆酒”使他焕发新生。或者，他宁愿去造访住在不远处的伦纳德·吴尔夫。27诺曼常向吴尔夫借些书，其中大多是法语书，他们一边豪饮，一边畅谈文学、艺术和政治。吴尔夫委托诺曼为他雕刻一个雕塑，时至今日，这座雕塑还矗立在僧侣之家[4]的花园里。1957年6月，雕刻完成后不久，他在给吴尔夫的一封信中说，他“很高兴获悉……您对《歌利亚》如此满意”。28

诺曼还通过厄休拉建立了其他重要而持久的人际关系。利奥波德·科尔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自诩为“哲学无政府主义者”，他是厄休拉的挚友，经常造访苏塞克斯。菲利普记得他在纽黑文海滩上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经济理论和政治哲学，当时他一定是在酝酿他最负盛名的著作《国家的分裂》，此书于1957年出版。诺曼后来称他为“伟大的朋友”和“面带微笑、充耳不闻的荒诞玄学家”，这是诺曼给予的最高赞誉。事实上，科尔一度要求诺曼给他当时正在撰写的《过度发达的国家》作插图，这本书谴责了资本主义和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1962年，这本书的德语和西班牙语译本出版，但英译本直到1997年才出版。虽然没有成功合作《波尔迪》，但诺曼在他的文件中一直保留着这份手稿的草稿副本。

画家塞西尔·科林斯是特里威廉家的另一位老友，他和朱莉安都在1936年的伦敦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中展出了自己的作品。科林斯和默文·皮克都在中央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绘画，他对大智若愚者的反思广为人知。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还体现在1947年的《愚者的幻想》一文中。他是诺曼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人。诺曼和科林斯都认为艺术家和诗人秉持着抑制工业社会消极影响的愚者理念，诺曼也一直在自己的作品和文章中不断地探索。菲利普说：“诺曼和塞西尔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29然而，与科林斯不同的是，诺曼仍然不为人知。直到1961年，刘易斯在唐纳画廊把他的作品作为主要展品时，他的雕塑才走进大众视野。

同年10月末，伯纳德·达尔文逝世，葬礼在雨中举行，他们全家聚集在查尔斯·达尔文的故居。“篝火和酒让博物馆重焕生机”。30诺曼已经放空自己。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独自一人待在采石场，自由自在，快快乐乐。菲利普说：“身为一个雕塑家，这个地方让他找到了自我。”31在德兰克，他与采石场场主科金先生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无论在哪里工作，他都会和采石场场主交朋友，他与这些“石人”休戚相关。他要找寻他作为艺术家的话语权，同时，又想逃离家庭生活中的纷纷扰扰。他甚至开始在康沃尔寻找合适的农舍和工作室——梦想能和佩兴丝共度余生。

他已年近四十，却仍未破茧成蝶。1961—1962年的冬天，他从康沃尔回到家，在去卡拉拉之前，他一半时间在纽黑文和厄休拉待在一起，另一半时间则在伦敦和佩兴丝共度良宵。

“人不应苛求感情之事”，他在2月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一切随缘——这样才皆有可能，才会开花结果”。32

1961年10月22日，佩兴丝在《观察家报》上做的最后一个题为“珠宝艺术和工艺”的每周专栏出版了，这是对1961年国际现代珠宝展的简要回顾。后来，这个展览被誉为“垂死的行业”中注入了新活力。佩兴丝着重强调了法国设计师勒内·拉立克和C.R.阿什比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的“价值远远超过石头本身的价值”。但是，她也批评了主流社会对宝石的偏见，比如，一款爱德华七世时期的项链“似乎已经破坏了钻石镶嵌的极致”。佩兴丝一贯对爱德华时期的所有东西都持否定态度，她在另外一篇有关珠宝的文章中认为，爱德华时期的银制品看起来很坚固，实则“狡猾地镶上了极薄的银箔，这是另一种谎言”。33

在格德斯密斯展中，另一位突出的艺术家是格尔达·弗勒金格，佩兴丝之前曾对他进行过报道。后来，她还在制作珠宝所需工具方面征求过他的建议。据弗勒金格说，佩兴丝告诉他，这套工具是送给一对启程去美国的年轻夫妇的礼物。这很可能是送给诺曼的妹妹鲁莎和她的丈夫斯蒂芬·肖尔-科尔的，并非自用。佩兴丝和格尔达去了贝里克街的赫林、摩根和索顿，在那里，佩兴丝买了一些基本工具，包括宝石匠的锯子、木槌和钳子。在弗勒金格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佩兴丝也给自己买了一套工具，但过了一段时间，她才认真开始使用这些工具。

佩兴丝的邻居尼曼一家是佩兴丝和弗勒金格的共同朋友，他们经常在尼曼家聚会。有时候，佩兴丝会给弗勒金格推荐客户，《观察家报》的编辑大卫·阿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直在为妻子寻找不同寻常的礼物。她们之间的友谊也许算不上亲密无间，但在频繁的密切交谈中，佩兴丝告诉了弗勒金格一些关于托马斯·格雷的事情，以及她在1943年痛失爱女之事。弗勒金格也离开了她的丈夫，她说尽管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年，但她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弗勒金格说：“我们互相分享了各自所爱的男人的秘密。”34

20世纪60年代初，佩兴丝还没有“放弃文案工作”。35她指的不是她在《观察家报》那份工作——尽管她即将弃之而去——而是指爱丁堡织布厂阿拉斯泰尔·莫顿委托她做的纺织品设计。莫顿接管了家族生意，把它发展成一个龙头企业，他的使命是要把纺织品和现代艺术相融合。所以，他招募了诸如本·尼科尔森、芭芭拉·赫普沃思和保罗·纳什这样的艺术家。到20世纪60年代初，该公司已经发展成20世纪公认的最重要的纺织公司之一。

佩兴丝是最后一批为莫顿工作的设计师之一。1963年，莫顿不幸逝世。在她的设计中，只有一件作品《茛苕》是在他有生之年创作的，该作品是此公司1963年秋季系列展中的亮点。这块棉缎大约四平方英尺，缎面是十分抢眼的亮绿色和橙色。36其他两件作品《大戟》和《沃尔夫之舌》都是在他过世后问世的。37“这两件均以印在高级密织棉布上的幽灵般的植物为亮点”。根据莫顿的传记作者所言，他对佩兴丝的作品十分欣赏，他发现这完全符合公司的前瞻性使命，证明传统和现代主义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它们都是“英国纺织生活的一部分”。38

佩兴丝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与雇主的私人关系，使她脱颖而出的不是她的资历和经验，而是她的个人魅力。“我对阿拉斯泰尔有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喜欢做的事”，佩兴丝在他去世后写道，“我们关系非同寻常，不像和其他人那样只是单纯的交易关系”。39和昂里翁一样，他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方式让佩兴丝心折首肯，他在超越商业艺术局限性的同时，又没有完全摒弃艺术，而是把精湛的技艺和高水平的工艺相结合，做到了艺术性和创新并存。虽然佩兴丝在莫顿和华尔帕博壁纸有限公司做设计工作的时间不长，但这个项目和伍兰德展等其他项目的展品仅仅一个上午就售罄。这给了她一种“新的自信”。40

与此同时，佩兴丝对“舰队街的圈套、陷阱”失望之极。411961年年末，当她收到大卫·阿斯特的通知，说他们同意“放行”——由凯特琳娜·怀特霍恩接替她——她毫不吃惊。她在写给诺曼的信中说自己感觉“自由自在，活力无限”。她在不久后写道，这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更富有创意的生活”。42

在诺曼1962年早春启程前往卡拉拉前夕，他和佩兴丝还没有具体的长远计划。事实上，诺曼打算独自前往，然后，佩兴丝5月去找他。她写道：“我要写一篇你深入卡拉拉的文章。”43他们都会关注的。

“对诺曼来说，在纽黑文的西码头和厄休拉、菲利普挥手惜别”令他心如刀绞。44他发觉他既想离开，又不想因为他的离去而留给他们痛苦。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他甚至暗示厄休拉，有朝一日他还会回来。“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要离开她”，十年后，他给母亲写信说，“但我还是那样做了”。对于菲利普这个年仅19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件伤心的事。他写道：“他走后，我和母亲相依为命。船从纽黑文渡口起航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必须重新振作起来了。”45

诺曼开着贝德福德卡车在瓢泼大雨中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和佩兴丝的朋友沃尔夫·艾尔沃德在巴黎短暂停留。佩兴丝在1956年或1957年就已经通过黛安娜·保罗认识沃尔夫了，黛安娜和沃尔夫的母亲海丝特是好友，也是沃尔夫姐姐的教母。沃尔夫于1938年生于汉普郡，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莱斯利·艾尔沃德的儿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承衣钵。然而，沃尔夫对农业没什么兴趣，反而对歌剧热情满满，他一学会开车就给自己买了一辆名爵跑车。然后，就像他姐姐所说：“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开车去伦敦和东苏塞克斯的格莱德宝歌剧院。”46有一次，他买了格莱德宝歌剧院的票，本打算带黛安娜去，但是，她因事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于是，黛安娜建议他邀请她的朋友佩兴丝·格雷一同去，因为佩兴丝也是个歌剧迷。佩兴丝甚至还为《时尚芭莎》写了一篇题为《格莱德宝野餐》的专题报道，她认为这顿饭应该是一个“简单完美的小杰作”：用帕尔玛火腿、新鲜的绿色无花果、鲑鱼、小胡瓜、奶酪和成熟的油桃，配上第一幕时就在湖里冰镇过的普伊夫美葡萄酒一起享用。这位聪明的歌剧迷还在车里放了一壶浓浓的黑咖啡，以备返家途中提神之用。47

沃尔夫和佩兴丝结为一生的莫逆之交，他们都是歌剧女王玛丽亚·卡拉斯的忠实粉丝。佩兴丝的《汲甘露于万物》就是为他而写，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和她一起探讨美食和烹饪的人。一位老朋友形容沃尔夫长得像明星鲁珀特·埃弗里特，他身形颀长，玉树临风，曾梦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唱家，在巴黎求学时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48他向佩兴丝和诺曼介绍了科坎夫人的餐馆，位于布西街附近，是一家面积不大，但常常客人爆满的小餐馆，楼上就是廉价旅店。餐馆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布列塔尼女士和她的女儿乔经营，如果科坎夫人没有喝得太多的话，就会亲自下厨，做几样简单的小菜，如阿尔萨斯酸菜、三角式菜和贻贝。在这里，大家推杯换盏、放歌纵酒，最后，喝到兴处，科坎夫人和乔还会在桌上翩翩起舞。沃尔夫的妹妹乔安娜说：“找个像这样销魂的地方，沃尔夫最在行了。”49他的好朋友尼古拉斯说：“当我们途经巴黎拜访沃尔夫时，我们都会在科坎夫人那里逗留。”50

沃尔夫在此遇见了让·德尔佩什及其妻子吉内特。吉内特有着跌宕起伏的过往，是科坎夫人的常客，让是画廊老板兼艺术收藏家丹尼尔·科尔迪耶的助理。在战争期间，科尔迪耶曾担任抗战英雄让·穆兰的秘书，为穆兰写过传记，让·德尔佩什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让和吉内特结婚的时候，吉内特正在巴黎小皇宫艺术博物馆当画廊服务员，是资产阶级中受人尊敬的典范。让和吉内特天生就是享乐主义者，对美食情有独钟，他们后来成为佩兴丝和诺曼一辈子的朋友，经常到意大利南部拜访他们。

在巴黎，诺曼还拜访了费诺萨夫妇、雕塑家阿佩尔-莱斯和他的妻子妮科尔。诺曼写信告诉佩兴丝，他和两对夫妇相处得很愉快，费诺萨说：“我同意，”他又对妻子补充道，“他娶了我挚爱的女人”。51费诺萨夫妇要诺曼一定答应他们，在那年夏末和佩兴丝一起去西班牙看望他们。不过，诺曼目前的计划是和沃尔夫一起开车去维泽莱，从那儿，诺曼继续前往卡拉拉，沃尔夫则返回巴黎。诺曼从巴黎写信给佩兴丝说：“沃尔夫仍然认为如果我们不一起去卡拉拉的话，生活会平添很多麻烦。”52在河边小镇凡尔登-苏尔-勒-杜布斯勃艮第的波丘兹喝着河鱼汤、吃着洋葱和土豆、品着白葡萄酒时，诺曼发现没有和佩兴丝同去实属不智之举。最终，他听取了沃尔夫的劝告，把沃尔夫送到了巴黎后他就来到了佩兴丝家，第二天，他们一同前往卡拉拉。

费诺萨经常谈到卡拉拉，长期以来，这里就是大理石雕刻者的朝圣之地。1497年，米开朗基罗首次到此，找到了他最早的、也最负盛名的雕塑作品《哀悼基督》的石料。诺曼和许多人一样，也希望在此成名。卡拉拉是意大利大理石工业中心，周边地区崎岖不平，据说，此地被称为“意大利的西部荒郊”。这里和当今旅游文献资料及美食文章中为人熟知的托斯卡纳的景观有着天壤之别。53事实上，卡拉拉长期以来一直是意大利北部最贫穷、最不受重视的省份之一，由于工业污染，此地是“癌症”高发区，整个城市给人一种不可逆转的衰败感。1728年，孟德斯鸠描述当地的居民为“所有民族中最野蛮、最无法约束的”。而一个世纪之后，查尔斯·狄更斯则用不那么蔑视的眼光来审视这里，他从这“悲惨的土地”54中发现了美。佩兴丝更喜欢引用布莱辛顿夫人的话，这位爱尔兰19世纪的作家以《与拜伦勋爵的对话》而闻名于世。她说，从高高的山口鸟瞰，这座城市堪称“人间天堂”。55

也许那是因为佩兴丝和诺曼住在镇外的卡斯特波乔村（castelpoggio），从那里可以看到山谷对面的大理石采石场的景色，蔚为壮观。在卡斯特波乔村，他们借宿在一个寡妇家，佩兴丝总是在她的著作中称其拉·迪尔斯。迪尔斯是个觅食行家——她不仅为自己和她的儿子收集食物，还为她豢养的动物收集饲料，在地中海的可食用植物和野草中，她给佩兴丝上了第一课。迪尔斯悠然自得地徜徉于高山草甸之上和板栗林之间，这里从山村到海平面海拔落差1000多英尺，地形陡峭。她采集各种东西，有用以取暖和烹饪的一捆捆板栗树枝，还有大部分她叫不上名字的各种野花，这些就是“山区农民眼里的干草”。56她能闻出每棵树的味道。她还特别喜欢蛇，声称森林里的蛇不计其数。佩兴丝和诺曼于4月抵达此地，那时，漫山遍野都是盛开的水仙花、常春花、大戟草、仙客来、海葵、兰花、驴蹄草和报春花——“好一派美轮美奂的春天盛景”。正如佩兴丝在卡斯特波乔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所说：“生长的万物各有其美。”57

“生长的万物”也包括可食用野草和植物。迪尔斯去很远的地方觅食，她像动物一样在田野和森林中穿梭，收集各种稀奇的山地植物，她称为“radici”——字面意思是“根茎”。其中包括各种掌叶大黄、酢浆草、报春花、毛地黄、山驴蹄草、山滨藜、车前草、酸模，以及野铁线莲、野啤酒花藤、野葡萄藤和野天冬的新芽。佩兴丝写到，她的采摘手法就像篱笆里的山羊一样，“啃啃这棵草，再啃啃那棵草”。58

回到家中，她把这些草和植物在流动的水龙头下反复清洗——当时自来水还是新鲜事物——然后在开水里焯一下，沥干水分，倒入橄榄油，再滴少许葡萄酒醋，最后和煮鸡蛋一同食用。迪尔斯还教佩兴丝如何制作各种卡斯特波乔特色菜：把面包屑和帕尔马干酪放到平底锅（这时要用带手柄的陶制砂锅）中秘制的蛋饼；用茴芹、柠檬皮屑和松仁做的发面天使面包（“想喝一杯就去街对面的酒吧，要烤蛋糕就去弄堂里的烤炉那儿吧”）；由常见的栗子粉、水和橄榄油制成的扁厚栗子糕。59大多数烹饪都源于农民的传统饮食习惯，并以战时常见的栗子、真菌和野菜作为主要食材。迪尔斯告诉佩兴丝，在战争期间，卡斯特波乔的村民还吃过野生水仙的根和海葱的茎，海葱和风信子同属天门冬科。有些胆大的人会步行四天，翻山越岭来到达帕尔马。在那里，他们会用栗子粉和盐交换奶酪和油。关于栗子蛋糕，佩兴丝写道：“有些人一直在村里的面包炉里烘焙这种蛋糕，而另一些人则宁愿忘记它。”60

佩兴丝和诺曼住在那里时，村里的面包烤炉是大家聚会的场所，佩兴丝在逐渐冷却的烤炉上烤她的天使面包。“这种蛋糕的做法引来人们的围观猜测”——过路人都好奇地想知道，是不是把盖在上面的布掀起来时，蛋糕就可以出炉了。61

他们在卡斯特波乔过着简朴的生活，就像诺曼所说：“爱情与工作让生活充实。”然而，他们也会碰上活儿少、没钱赚的日子，那是20世纪60年代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诺曼在卡斯特波乔居住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一批大理石雕刻，其中两件在第三届卡拉拉双年展中展出。佩兴丝仍然为爱丁堡织布厂设计纺织品（她是在卡斯特波乔完成《大戟》设计的），也偶尔为《观察家报》和其他出版物撰稿，但是，这两项收入都不稳定。佩兴丝还没有把“台球房”租出去，没想到后来“台球房”的租金成了她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几乎不吃肉，只在星期天奖励自己一点金巴利苦酒，定量购买汽油，喝“最普通的廉价葡萄酒”。但是，和在伦敦不同的是，他们把更多的钱花在了房租和食物上。诺曼形容卡拉拉的物价“贵得让人难以置信”。在写给奥利芙的一封信中，佩兴丝写道：“和我们简朴的生活方式相比，这里似乎贵得离谱。”62如果他们要留下来，诺曼就不得不找一个工作室，以备工作和存放雕刻品之需，最好还能有个助手。尽管如此，诺曼在给胡布里希特夫妇的信中说，这是个“无比愉悦”的季节。他又补充说：“我以前从不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幸福。”63但到了夏天，他们的钱都花光了，于是他们决定接受费诺萨的接济，并搬到了加泰罗尼亚。“目前说来，前景渺茫”，佩兴丝在6月给奥利芙写信说，“我们7月底要去本德雷尔住上一个月，然后再回来。”64

米兰达来到卡斯特波乔看望佩兴丝和诺曼，于是和他们一起乘卡车前往埃尔本德雷尔。他们白天开车穿过法国南部，晚上“睡在遍布薰衣草的田野上”。一天早晨，他们醒来时，竟听到耳畔有成百上千的小蜜蜂在花丛中嗡嗡歌唱。

他们与费诺萨一家住在16世纪的帕尔多宫殿里，这与卡斯特波乔的崎岖山脉相去甚远。1960年夏天，佩兴丝与欧文·戴维斯及朋友阿里亚纳·卡斯坦曾经去过埃尔·本德雷尔，此地古香古色的美让他们为之倾倒。“我过去常常躺在干草垫上，听着拱门下的小机动车在早晨四点钟咔嗒咔嗒地驶过，就像隆隆作响的战车”，她写道，“本德雷尔人正奔赴尘土飞扬的田野”。651958年，在朋友的资助下，费诺萨夫妇卖了几件雕塑品和其他一些艺术品，包括一幅毕加索的画，才买下了这座房子，这里很快就成了艺术家、诗人和朋友们的聚集地。

夏季，沿海的塔拉戈纳省的帕尔多总是门庭若市。诺曼本来想去工作——费诺萨夫妇在城外给他安排了一个破旧的谷仓——但却发现工作效率不高，这些觥筹交错的日子于他而言已“完全背离工作”。66

阿佩尔-莱斯·费诺萨出身卑微，他出生于巴塞罗那郊外，是家里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其父是一位餐馆老板，他希望阿佩尔能子承父业。但阿佩尔违背父愿，他声称要成为一名雕塑家。于是，十四岁那年，父亲和他断绝了关系。随后，他在巴塞罗那学了几年艺术，做过各种各样的零工，勉强度日。他后来说：“如果把我食不果腹的日子都加起来的话，足足有三年之多。”67最终他考上了艺术学校，然后去了图卢兹，最后到了巴黎，开始了他的陶土雕塑生涯。尽管由于他幼年得过脑炎留下了左手颤抖后遗症，但他还是决定用双手来工作。

1923年，他遇见了毕加索，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拐点。毕加索不仅以艺术家的身份鼓励他，还在物质上给予了他很大帮助，买下他许多初期雕塑作品。事情是这样的：费诺萨到巴黎看望一位加泰罗尼亚朋友，他自称是一名雕塑家，毕加索便要看看他的作品，但由于没什么可以炫耀的，他只好回家赶制了五件，没想到毕加索竟毫不犹豫地当场买下了这五件作品。随后，毕加索委托他给自己的妻子奥尔加·科克洛娃画了一幅肖像画。到最后，毕加索一共收购了费诺萨100多幅作品。费诺萨说：“如果没有毕加索，我将一事无成。”毕加索称他为“我和一位未知名的母亲所生之子”。1926年，费诺萨第一次雕塑了科克托的肖像。科克托认为他“虽不是最好的雕刻家，却在世上独一无二”。68他的作品情感丰富，表现力强，常常用极少的材料就能达到最佳艺术效果。这种丰满造型和充沛情感即来源于他所说的“最少的材料”。

“我对费诺萨的记忆”，佩兴丝写道，“是他双手紧握着黏土，人物如树叶生长般奇迹地从他颤抖的双手中跃然而出”。这就像魔术师手中能变出小鸟那样神奇。佩兴丝仍视自己为“十足的文化人”，费诺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发性和无政府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她，他能够用有限的调色板绘制出无限的作品。她后来写到，是费诺萨启发了她“要全身心地投身于自己选择的事业”。69

欧文·戴维斯赠给佩兴丝许多艺术品，其中第一件便是费诺萨在1957年创作的《暴风雨平息了》。1958年，费诺萨在巴黎送给佩兴丝一件雕塑品，见她爱不释手、奉为珍宝，便将之命名为“佩兴萨”。1955年，欧文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诗人兼出版商卢西安·舍勒——认识了费诺萨，他们常常在巴黎见面。欧文向费诺萨图书馆捐赠了许多善本，其中包括但丁《新生》第一版，16世纪的彼特拉克、路易斯·德·贡戈拉的《孤独》，弗朗西斯科·德·克韦多1722年出版的《最后三个缪斯女神》，费诺萨也经常回赠他铜像或陶土雕像。

正是在本德雷尔这个地方，欧文把对善本和美食的兴趣结合到了一起。他一直喜欢烹饪书、早期出版的科学史和医学书籍，也一直在寻找一本14世纪的、用加泰罗尼亚语写的Libre de Sent Sovi[5]，这是一本欧洲最古老的食谱。佩兴丝推测，可能由于他希望找到这份珍贵的手稿，所以才对加泰罗尼亚烹饪产生了兴趣。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那些夏天，他用他潦草的笔迹把收集到的食谱记录在一个黑色小笔记本上。这些菜谱通常由他们的厨师和管家安妮塔·西马尔·隆奇——一位土生土长的塔拉戈纳人——转述给妮科尔·费诺萨，然后妮科尔把它翻译成法语，最后由欧文译成英语。

1963年，欧文在埃尔本德雷尔给佩兴丝写信说：“你简直无法想象这些菜品有多么精致，我认为应该趁它们还没有在国际化的浪潮里销声匿迹之前，把它们记录下来。”“可是”，他又补充说，“我希望你回来时我能把这本书拿给你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余生都会为之奋斗”。70

在埃尔本德雷尔时，安妮塔负责做饭。饭菜摆在院子里一棵遮天蔽日的无花果树下，周围长满了橙色的秋海棠、棕榈树和西番莲。饭菜很简单，午餐以翠绿的西红柿沙拉、生洋葱片和咸凤尾鱼作为开胃菜，然后端上海鲜饭或鱼、沙拉、奶酪以及“金字塔形状的紫色无花果”。安妮塔经常在室外的围炉上或一个钟表状的19世纪的烤肉器上烹饪，费诺萨则喜欢用一根迷迭香树枝给羔羊肉涂上油。客人们把一个带小壶嘴的玻璃罐在席间传来传去，直接用它喝酒，根本不用杯子。“这个玻璃酒罐”，佩兴丝写道，“使这再平常不过的家常便饭变成了一种庆祝仪式”。71

在2013年妮科尔·费诺萨去世前不久，她兴致勃勃地和我回忆起在埃尔本德雷尔与欧文、佩兴丝一起度过的夏日时光。“那些夏天璀璨绚烂”，她说，“那些美味让我们欲罢不能”。72

尽管本德雷尔美不胜收，佩兴丝和诺曼仍然急于在冬天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们讨论了各种可能性：威尼托的巴萨诺-德尔格拉帕周围地区、伊斯特里亚附近的圣斯特凡诺石灰石采石场、康沃尔崎岖的北部海岸，当然还有卡拉拉。

从1962年开始，佩兴丝和诺曼就一直在不停地寻找居所和工作。在他们动身去卡斯特波乔之前，诺曼已经看过了康沃尔的几个地方，其中有一间设备齐全的农舍和工作室——“里面甚至有一台静音石蜡冰箱”——这样他们每周只需购物一次。73虽然这个小屋设备基本齐全，但他们觉得这过于安逸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他们考察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房子，诺曼希望找到一处廉价的僻静之地，使他能够全力准备次年的米兰或伦敦展览。

佩兴丝和诺曼并没有积极地寻求所谓的至简生活或者集体生活，而是力图寻求一些别的什么，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好。他们都向往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在富朗斯农庄已经见过的——那些积极抵制商业社会浮华的乌托邦思想家。在《观察家报》工作期间，佩兴丝曾写过艺术和设计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她对颠覆性设计大师诺曼·波特的革命思想持开放态度，也对昂里翁和阿拉斯泰尔·莫顿这样的朋友与雇主怀有莫大的钦佩之情。她也深受欧文·戴维斯的影响，和他一样有着浪漫主义情怀、欧洲视野和对书籍的挚爱。诺曼所受的影响来自他的导师维杰德维德的乌托邦愿景，以及塞西尔·科林斯那派活泼天真的艺术风格，还有佩姬对艺术和生活的激进态度。他也越来越关注他的朋友利奥波德·科尔所从事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事实上，正是科尔创造了“小即美”（small is beautiful）这个词。后来，这个词成为他的门生E.F.舒马赫那部颇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的标题。

在某种程度上，“少即多”（less is more）是佩兴丝和诺曼的指导思想。最后，诺曼加入了“复活”（Resurgence）团体，这个团体成立于1966年，倡导绿色艺术和心灵，科尔、舒马赫、伊万·伊里奇和E.P.汤普森都是成员之一。诺曼访问伦敦时，在卡姆登镇的另类书店里寻找关于自给自足、生态建设和替代性技术的作品。他是土壤协会的长期会员，该协会成立于战后，是一个倡导有机农业的先锋组织。总而言之，诺曼和佩兴丝都在寻找他们自己的高度个性化的自足模式，以及一种自由彰显艺术的生活方式，这一追求须花费数年才能得以实现。

“20世纪60年代，诺曼和佩兴丝花了大量时间寻找居所和工作”，尼古拉斯说，“他们看似一直和艺术界保持联系，好像紧跟各种潮流。但是，他们很快判定，现有‘艺术家团体’的解决方案于他们自己、于整个艺术界而言都绝非良策”。74

1962年9月，诺曼和佩兴丝离开了本雷德尔，希望回到卡拉拉找到容身之所。他们在卡斯特波乔以北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现了一座简陋的房子，诺曼称为“世界的尽头”，但即便是这样的房子也价格不菲，这个想法最后无果而终。与此同时，诺曼正试图说服卡拉拉的官员为来访的雕塑家提供住宿和工作室，这或许类似维杰德维德建立的国际协会，外国雕塑家可以在里面生活和工作。这个提议也毫无进展。

最后，到了10月中旬，他们已别无选择，只能回到英国。诺曼在给胡布里希特夫妇的信里写道：“没有找到可以过冬的地方。我们遍寻大理石之国，却仍无处落脚。”75他们不情不愿地回到了伦敦，迎来了有史以来降雪最大、气温最低的寒冬，诺曼写道：“佩兴丝和我好像要回到英国安放我们的灵魂。”76

[1] 古埃及的十二生肖：牡牛、山羊、猴子、驴、蟹、蛇、犬、猫、鳄、红鹤、狮子、鹰。——译者注

[2] 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俄国通神学家。——译者注

[3] 约瑟夫·博伊于斯（Joseph Beuys），德国表演艺术家、雕塑家、艺术理论家、教育家。——译者注

[4] 僧侣之家（Monk’s House），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和她的丈夫伦纳德·吴尔夫于1919年买下了这所房子，并接待了许多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有联系的人。——译者注

[5] 这是一个在1324年用加泰罗尼亚语写的匿名文本。这份手稿包含222个食谱，标志着加泰罗尼亚烹饪的开端。——译者注

第八章 长路漫漫

佩兴丝和诺曼熬过了1962年与1963年之交那个漫长的“酷寒肆虐的严冬”，这是自1897年以来最寒冷的圣诞节。整个冬天，他们一边走亲访友，一边寻找生计，一边考虑下一步的安排。佩兴丝继续为阿拉斯泰尔·莫登设计纺织品。在卡斯特波乔有一种开亮黄色花朵的草本植物，名为“大戟”，佩兴丝对它十分着迷。她从意大利给奥利芙写了一封信，问她能否去皇家园艺协会图书馆查阅一下有关此物种的专著。1962年10月，回到伦敦后，佩兴丝欣喜地发现爱丁堡织布厂用她的茛苕[1]图片做广告，整版刊登在《住宅与花园》上。与此同时，她为《观察家报》写了最后一篇自由撰稿的文章，是一篇有关第三次卡拉拉双年展的评论。她在文中特意提及了“费诺萨小青铜之诗歌”和莫门斯，称莫门斯是“屈指可数的雕刻自己的大理石的雕刻家之一”。1

纵然诺曼和厄休拉在上一年春天就分手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常常有书信往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无论厄休拉他们什么时候回到英国，他都会去看望她。他对自己所做的决定忧心不已，他说：“只要一想到厄休拉一个人薄衾孤枕，他就肝肠寸断。”只有每次回到格兰治农场，他心里才会好受点，但这也再次证明他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表面上做个完美（和圣洁的）丈夫，只是‘顺便帮帮’佩兴丝呢？”诺曼在给胡布里希特夫妇的信中写道，“我所受的教育不允许我这么做——唯有听从内心，接受现实”。2

尽管如此，但就像佩兴丝在诺曼出发去卡拉拉前给他写的信中所说，真正的化茧成蝶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也许，离英国越远，解脱得就越快。在《斑鸠与蛇》中，佩兴丝记述了她和诺曼两人在希腊纳克索斯岛（1963—1964）的生活。她在书中暗示，他们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这也许是在汉普斯特德那个冬天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更可能是在最后一刻做出的决定。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于1962年的春夏之交，在纳克索斯岛或者在希腊某个地方匆忙寻找着容身之所和谋生之路。在纳克索斯岛，他们举目无亲，也不知道在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偏僻之地如何活下去。佩兴丝在《斑鸠与蛇》中问了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人们一定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去……”3她没有说出这些“人”姓甚名谁，但是，佩兴丝这里大概指那些不理解他们为何单单选择这个偏远的基克拉泽斯岛的朋友、家人、昔日恋人和同事。

佩兴丝的这个问题更像是在自问。纳克索斯岛有很多矿场，佩兴丝后来写到，他们艰难的地中海之旅变成了诺曼的觅石之旅。她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给出了简短的回答：“我们是来找大理石的。”4但是，纳克索斯岛距离雅典有100英里，唯有乘船方能抵达，如果来到此处只为寻找大理石，那这路途也太漫长太艰辛了。而且，她和诺曼谁都不会说希腊语。

佩兴丝的朋友，住在汉普斯特德的邻居斯塔夫罗斯·帕帕斯塔夫鲁和他那“迷人的罗马尼亚妻子”芙洛告诉他们那里有这么个岛屿。他们还说在阿波罗纳斯有个破败的采石场，采石场里有很多半成品雕塑，其中之一就是闻名遐迩的高30英尺的巨大青年立像。任教于剑桥大学的现代希腊语教授斯塔夫罗斯给他们看了一张纳克索斯岛的旧版实地勘测图，图中绘有崎岖的山脉和深邃的峡谷。他还用正式的希腊外交语体为他们写了一封推荐信，佩兴丝将这份珍贵文件喻为“拜伦式的辞别”。5这封信称佩兴丝和诺曼是希腊人民真正的朋友，当他们有朝一日重返英国时，他们将是英希两国的“最佳大使”。因为距离汉普斯特德十分遥远，再加上斯塔夫罗斯的描述，纳克索斯岛对他们具有很强的诱惑力。“纳克索斯岛在大理石的反射下熠熠生辉”，佩兴丝写道，“它好像是在召唤世人，但又带着令人不安的感觉，既像在欢迎初到者，又好像要拒之门外”。6

1963年5月中旬，佩兴丝和诺曼启程。卡车上装满了雕刻工具和书——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作品，还有一些其他必需品。7佩兴丝还带上了要为蓝范尼尔航运公司的中国大厨撰写的欧洲烹饪指南所收集的资料，多年后，这本书被命名为《肯陶洛斯的厨房》公开出版发行。一个月里，他们在多地辗转停留，最后终于抵达纳克索斯岛：在巴黎，他们拜访了沃尔夫、费诺萨一家和画廊老板亨丽埃特·戈梅斯——佩兴丝写道：“她对诺曼及其作品皆情有独钟”；在圣詹奈特，他们有幸觅得一条5英尺长的蛇皮；在卡拉拉，他们取回了诺曼的作品《西比尔》，并打算将其卖给诺曼的一个赞助人；在威尼斯稍作停留；最后到达雅典。在威尼斯，他们拜访了保罗·保罗，当时保罗正在研究一本关于威尼斯乐器制造商的书——事实上，他最近在布拉戈拉的圣乔瓦尼教堂的洗礼登记簿中发现了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出生证明。他们还考察了可能在次年展出诺曼作品的画廊。8那是比安卡·科昂女伯爵在多塞街的豪华宫殿里开的一个小型画廊，她对诺曼拟定出展的一系列大理石雕刻十分感兴趣。“他不想走回头路”，佩兴丝写道，“空手而归很容易，但这么做是不明智的”。9他们从威尼斯坐船到了雅典，在那里租了一间可以远眺雅典卫城的小屋，又花了几天时间办理了在希腊的居住许可证。

即使他们备好了所有文件，他们还得找到一艘船，把卡车从雅典运到纳克索斯岛。他们联系到了一家旅行社，这家旅行社见到斯塔夫罗斯的信后说：“能把您和卡车安全送到纳克索斯岛是我们的荣幸。”10于是，他们立刻就购买了第二天的船票。6月14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们乘坐一艘小船离开了雅典，历经18个小时的航程，在帕罗斯小岛稍作停留后，到达了纳克索斯岛港口。一架小型起重机将卡车运到了码头。他们随之开始了佩兴丝所说的翻山越岭的“颠簸之旅”。11除了斯塔夫罗斯写的介绍信外，他们就只有一段用希腊语写在烟盒背面的SOS式的求救信号——“您能告诉我去阿波罗那斯怎么走吗？”阿波罗那斯应该是北岸岛屿上的一个小村庄。12

他们在这条路上走了足足几千英尺后拐到了另一条崎岖不平的石路上，山谷两旁种满了茂密的梧桐树和盛开的夹竹桃。阿波罗那斯给他们的第一印象就像“困在茫茫大海里的一座孤岛”，看起来是那么遥不可及。13从港口出发，走了35英里的车程，用掉了12加仑[2]的汽油，当他们赶到时，“骨头颠散了架，浑身脏兮兮的”。14全村150名村民可能都出来欢迎了他们。

一路舟车劳顿，语言又不通，他们就这样在基克拉泽斯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安于现状，摆脱了规划、犹疑，也不再理会他人提出的要求”。但是，前途一片渺茫。15的确，与到过的卡拉拉和以前春季去过的加泰罗尼亚相比，来到纳克索斯岛就是与英国一次决绝的告别。在这里，他们只能用信件和外界联系，信件很不准时，邮递员一周骑着骡子来两三次，每次都通过吹喇叭告诉村民信件到了。但用电话和雅典联系更不靠谱，这里只有少数人会说“某种英语”，佩兴丝和诺曼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幸好采石场老板会说点意大利语。即使诺曼会说好几门语言，最后也不得不学点简单的希腊语。他说，起初最大的障碍就是沟通，他们从未曾离家如此之远。“这个地方就像世界的尽头”，佩兴丝在他们到达阿波罗纳斯几个星期后给奥利芙写信说，“阿波罗纳斯是偏远的基克拉泽斯群岛中最偏僻的地方”。她继续说，“阿波罗在群岛的最深处，长路漫漫，遥不可及。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只能靠海运，但实际上，一艘船也没有来过这里”。16

正如佩兴丝所言，在纳克索斯岛“我们才真切地意识到我们是谁……而且，无论我以前是谁，在这里都是‘无名小辈’。我必须一切从零开始，向希腊妇女学习如何创造性地工作”。17就像在卡斯特波乔那样，佩兴丝一到这里就马上开始向当地的女人和孩子学习。她不仅要学习如何使用村里的水泵——大家每天都要在这里洗野菜、挑野菜——还要学会在村里的面包房烘焙。其实，野菜是阿波罗人的主食，尤其是在冬季新鲜蔬菜匮乏时节。佩兴丝和诺曼很快就意识到，在纳克索斯岛的生活就是返璞归真，诺曼后来写道：“在希腊才是生活最本真的样子。”这种生活似乎让他们摆脱了伦敦的琐碎和世俗。18几年后，佩兴丝告诉BBC，这里的原生态与他们去过的所有地方都不同。因此，纳克索斯岛成为治愈佩兴丝和诺曼过往生活中所有焦虑的良药，是他们抚平离别之痛的最好疗剂。

纳克索斯岛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20世纪60年代初，这里相对来说还没有遭到人类的破坏，一直到1975年，岛上也只有不到10家酒店，且大部分集中在首府。这里的旅游旺季很短，主要在七、八月，佩兴丝和诺曼初次上岛时，阿波罗纳斯正值夏季游客潮。

阿波罗纳斯酒店在旅游淡季兼作洋葱储藏库，那是岛上的主要作物。他们在酒店住了几日之后就商议租下了一所典型的纳克索斯岛民房，这座白石房子（佩兴丝称其为小修道院）是住在附近山村的一对夫妇的。这所房子和隔壁诺曼用来作工作室的洋葱库的房租加在一起是每月5英镑，这比在意大利看过的所有房子都便宜。房子离海边只有一步之遥，出了前门便可以看到海湾的美景，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环境。“我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诺曼写道，“梦想成真”。19

没过多久，村民们便注意到了诺曼的卡车。当地村民家里几乎都没有车，公交车也很少，而且根本没有固定的运行时间。来这里几星期后的一个清晨，他们忽然被叫醒，有人求他们开车送一个生病的孩子去医院。起初，这个孩子看起来似乎病得并不重，他们便拒绝了，但是，晚些时候，那位母亲带着哭泣的男孩又来了。孩子好像正在发烧，他们动了恻隐之心，便开车送孩子去了医院。几天后，又有一位家长带着生病的孩子来求助，诺曼开车带他们去了大约20英里外的霍尔基。一周后，有人想要搭便车去科米亚基，回来途中，他们在科罗诺斯的一家咖啡馆停歇。咖啡馆的主人是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妪，她用自制的乡村面包、橄榄、西红柿、油和葡萄酒款待了他们，最后还上了一道用核桃、糖浆和少许拉基酒制作的蜜饯，《汲甘露于万物》里就收录了这个食谱——绿色核桃蜜饯。春收时节，这辆卡车被调到田里，把100公斤的袋装洋葱运到码头，装上凯科斯船——一种传统的渔船。如果没有诺曼的卡车，村民们只能靠骡子来运输，他们自然感恩诺曼和佩兴丝的善行。作为回报，村民们把成筐的土豆、石榴和豆子作为礼物回赠，佩兴丝到此处一个月后写道：“村民们都在享受这辆卡车所带来的各种便利，我们也不得不有求必应，卡车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20

但是，他们也为这一善举付出了代价。有一天，当地的公交车司机安多尼在码头拦住了诺曼，说诺曼利用这些所谓的善行故意暗中抢了他的生意。显而易见，这里的法律明文规定：公共汽车不得运载货物，私家车辆不得载客。但是，诺曼并没有向这些乘客收费，而且，他觉得这是他回报村民们慷慨以待的一种方式。但毫无疑问，使用卡车引起了公交车司机的愤懑，佩兴丝写道：“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尽管如此，诺曼还是一如既往地用卡车帮助村民，他认为这并无不妥，那些受惠的村民们也都支持他。

他们很快就被大部分村民接纳，经常收到村民们送的新鲜奶酪、葡萄酒和羊奶。阿波斯托利是一位懂得如何“从石头中取面包”的牧羊人，言外之意，他能在夹缝中生存。安耶洛斯是一位有11个孩子的父亲，也是“经济拮据时期的高大父权化身”，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佩兴丝的《斑鸠与蛇》就是献给安耶洛斯的，他是这本书里的英雄。他待他们犹如家人，还邀请他们来参加他大儿子的婚礼，在这场婚礼上，他杀了七只山羊来庆贺。到了9月，沃尔夫从巴黎来访。诺曼和他参与了安耶洛斯的葡萄酒酿制：在一个浅石坑里用脚碾碎葡萄是一种欢乐的仪式。佩兴丝详尽地描述了这一过程，“我多希望跳进葡萄坑里。但那是男人的专属”，她写道，“‘软弱的女人’简直是对烈酒的诅咒：‘健壮的男人，浓烈的酒，力量的化身！’这样的话我听得太多了。人们不禁会想，这种对女性的弱化不过就是更古老的‘红颜祸水’这一观点的幽灵罢了”。21

阿波罗纳斯妇女的角色和佩兴丝所担当的角色迥然不同，她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非希腊人的“妻子”的独特优势。斯塔夫罗斯在信中称他们为已婚夫妇，村民们也这样认为。佩兴丝乐于向当地妇女学习识别植物和花卉，学会做几样小菜——就像他们在科罗诺斯品尝的核桃蜜饯。但有些家务活她是不做的，她们似乎每天都在洗地毯或亚麻布，“女人们弯腰洗着，有时会叫我和她们一起”，佩兴丝写道，“但我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22佩兴丝发现了一种纳克索斯烹豆法——把陶罐放在文火上慢慢煮，这样，她可以抽身回到桌旁重拾笔耕，不用一直站在炉子旁看着。

因为诺曼，她进入了咖啡馆、酒吧或采石场等男人主导的领域。在地中海旅行时，佩兴丝可以随便进出这些场合。她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尽管有些语言障碍，但她还是设法记录了一些食谱，并从咖啡馆老板、农民、家庭主妇那里获取了一些知识。

他们在岛上只住了11个月。在那里的第一个夏天，他们并不是阿波罗纳斯的唯一外来客。8月，一位瘦骨嶙峋、胡子拉碴、秃顶的瑞士画家威利·哈通来此工作了一个月，他住在佩兴丝和诺曼家旁边的“隐士小屋”里。23由于他没有炊具，佩兴丝就每天给他做些土豆和豆子，他成为两人毕生的挚友、强大的后盾，也是诺曼作品的赞助人，收购了诺曼十多件雕塑品。还有一天，美国作家凯文·安德鲁斯来寻找一种如芦苇般高大的植物菖蒲做长笛。在这之前，岛上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偏好“巴黎口味”的沃尔夫来拜访过。尼古拉斯和他当时的妻子科琳娜在初秋到来，他刚刚做了三个月的肺结核疗养。但在阿波罗纳斯没有多余的房子了，他们住在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尼克说：“佩兴丝有一点让人难以接近。”24第二年4月，诺曼·贾妮斯和妻子尼亚来到阿波罗纳斯，他们在佩兴丝和诺曼家住了很久，把这个家当成了“避风港”。当时是大斋节期间，村子里几乎没有什么食物，诺曼·贾妮斯记得佩兴丝在村里的一处坡地上采了些野菜，做了一道“略带苦味的特色沙拉”。25

纳克索斯岛的生活也有其得天独厚的一面。佩兴丝在《汲甘露于万物》中指出，这里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能自给自足，他们在岩石海岸上方的陡峭山谷里种植他们所需的各种作物。自古以来，纳克索斯岛与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许多其他岛屿一样，土地肥沃，淡水资源充足。然而，丰富、新鲜的农产品的生长季节非常短暂，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食物匮乏期。村里有三个商号：安吉罗斯的弟弟经营着一家简陋的马里奥利小酒馆、科斯塔杂货店、扬尼斯咖啡店——储存了大量的家居日用品和基本生活用品。节日期间，他们供应烤章鱼或腌凤尾鱼等普通食品。佩兴丝坦率地称马里奥利小酒馆的招牌菜之一就是“鸡蛋摊薯条”。他们尽量不去科斯塔杂货店——“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现实版的狄更斯笔下的吝啬鬼”。忧郁的咖啡馆老板扬尼斯有五个孩子，咖啡馆里空荡荡的，角落里摆着一个空肉柜，“偶尔放进一袋美国救济面粉”。26

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食物短缺的日子，收获一批新豆子、一网鲭鱼或宰头猪都是一场庆祝盛宴。“在每个食物短缺的季节，上天都会给你意外的弥补”，佩兴丝写道，“在这里，有钱也不一定能吃上饭”。27

然而，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初夏时节，食物品种多样——茄子、秋葵、洋蓟、青瓜、甜椒、辣椒、红薯、羊奶，“在风平浪静时还能捕到鱼”。佩兴丝在纳克索斯岛认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物种，包括角鲨、可怕的鲂鱼、红蝎子鱼、海鲂和颌针鱼等。1969年，尼古拉斯和科琳娜回到这座小岛时，佩兴丝已经开始撰写《汲甘露于万物》了。她写道：“我希望你能画出那些长着漂亮穗状纹理的鱼，并以希腊语命名。”28

尽管那个夏天食物充足，但种种迹象表明，食物短缺的日子即将到来。1963年6月24日，佩兴丝在一本罕见的日记中写道：“已经榨干了纳克索斯岛的最后一滴柠檬汁。”她注意到春天凋谢的花朵——稻草般枯败的，脆弱而多刺。不久，她便开始关注当地植物，扬尼斯不到六岁的女儿安娜给她做向导。安娜骨瘦如柴，“眼睛像甘草珠一样”，能认出见到的所有植物。佩兴丝从当地妇女和儿童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她们几乎每天都采集植物，然后在村里的水龙头下冲洗干净。这里的可食用野生植物（广为人知的绿叶蔬菜）比卡斯特波乔多，是纳克索斯岛饮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2月和3月，妇女和孩子们开始采摘蒲公英嫩叶、野生菊苣、苦苣、牛奶蓟、田里的金盏花、甘菊，以及野生胡萝卜、欧洲防风草、茴香和山萝卜。她们还收获了一些田芥菜、芝麻菜、百里香、香薄荷以及其他种类的薄荷。春天，佩兴丝在罐子里装满了野菜，她“每天都有机会”研究这些丰富的可食用野菜，向她们请教各种问题，她写道：“当时，我正着了魔似的研读地形和植物群的书籍。”2920世纪50年代，她还做了大量蘑菇实地调研工作，并对植物和园林进行了研究。她曾在卡斯特波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向拉·迪尔斯学习，那里有类似的植物群。但她从来没有和这样一群人生活在一起，于他们而言，几乎每种植物和花卉都共用一个名字，有着相同的功能，即在烹饪菜谱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她写到，正是在纳克索斯岛，她开始对野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开始直接从当地人，主要是妇女和孩子那里学习各种植物知识，而不是从书本上，就算阿波罗纳斯人大都是文盲那又何妨。

到9月初，面包等基本用品的供应情况和村民的普遍情绪都出现了明显变化。夏天过去了，雅典游客都已离岛，商店里的货架空空如洗。佩兴丝和诺曼第一次体验了斯塔夫罗斯所说的“无情的”岛上生活，甚至连“海上生明月”的美景也不能再给这里增添一丝浪漫。30佩兴丝在9月写给梅里埃尔的信中坦言，她正在“体会着岛上的那种感觉”，并解释说，“根本就没什么食物可吃”。31他们主要以土豆和豆类过活，这是冬季的主食。他们一天两顿饭，“在阿波罗纳斯寻找食物的结果就是一无所获”，佩兴丝写道，“一无所有也算是这里的一种自然条件”。32

纳克索斯岛恰好是她为蓝范尼尔航运公司新建造的“肯陶洛斯号”上的中国厨师写的欧洲烹饪书的取材地。“肯陶洛斯号”是一艘长480英尺、重8000吨的豪华巨轮。蓝范尼尔航运公司成立于1865年，是霍尔特家族著名的海洋轮船公司的分公司，总部设在利物浦，主要从英国向中国运输货物，大部分是牲畜，有时候也会运载旅客。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轮船，装有空调，可容纳200名旅客，而且，引人注目的是，在去新加坡的途中，他们会为乘客供应由五十头奶牛提供的鲜牛奶、奶油和黄油。写这本烹饪书的活儿是公司的一位经理介绍的，这位经理是阿里亚纳·卡斯坦的朋友，也是《今日主菜》的粉丝。佩兴丝把写这本书所获的500英镑酬金的大部分都用在了纳克索斯岛之旅上。

事实上，在他们离开之前的那个冬天，她就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和食谱测试，不然的话太仓促。她在书的前言部分写道：“在过去几年里，书中所有食谱我都尝试做过”。除了个别菜肴之外，大部分菜肴在纳克索斯岛都很难做，例如，牛肉奇缺。佩兴丝几乎所有的烹饪都是在篝火上，或在冬季利用单环炉做。在阿波罗纳斯，晚上既不炖兔肉也不炖牛肉。然而，这本书的主旨和船上厨房条件有限这两点恰好与佩兴丝在纳克索斯岛的生活相吻合。

到7月底，这本书稿已经快要完成了，佩兴丝在写给奥利芙的信中说：“我正在写这本中国烹饪书的结尾部分。”事实上，她正着手撰写一本更宏伟的书——《斑鸠与蛇》，在《汲甘露于万物》大获成功20年后出版。虽然这本烹饪手册的受众只局限于作业厨师长，但它显然展示了佩兴丝对食物和烹饪看法的微妙变化。它比《今日主菜》更加特立独行：“在烹饪中根本不放精盐”“在蔬菜通心粉汤里不放帕尔玛干酪粉就端上桌”，而且“我通常不吃罐头产品”。这些只是其中几个例子而已。这本书融合了她在卡斯特波乔、埃尔本德雷尔和希腊学到的一些食谱，还收入了她在洛克玛里阿屈艾的劳特拉姆酒店学会的红须鲷配白葡萄酒；“一家雅典餐馆里做的”茄子和纳克索斯岛的秋葵土豆；番茄沙拉（在埃尔本德雷尔餐前的第一道菜）；还有“卡斯特波乔炒鸡”——这道菜可能来自迪尔斯的红酒炖鸡肉。还有不少食谱选自其他烹饪书，包括《今日主菜》中的一小部分。佩兴丝开始向一些厨师和她遇到的村民学习，但更多时候是依靠自己的经验。

佩兴丝和诺曼前往纳克索斯岛后就萌发了出版《今日主菜》的全新修订版的想法。企鹅出版社的年轻文字编辑朱迪丝·布彻写信给在纳克索斯岛的佩兴丝，询问她是否想对文本做修改。33考虑到一封信要大约三个星期才能寄到，佩兴丝说请普丽姆罗丝来修订吧，但是，如果发行新版本的话，她建议重写《盆、锅、炉》这章，替换或删除一些食谱，并大幅修改葡萄酒章节，“因为葡萄酒已经成为英国生活中切切实实的一部分”！顺便提一下，这些与伊丽莎白·戴维在审阅初稿时提出的建议一致。佩兴丝还解释到，在撰写那本中国厨师烹饪手册的过程中，她经常查阅《今日主菜》，“没有发现任何让我汗颜的地方”。34

佩兴丝也借此机会决定要写另一本书，她已经酝酿数月了。鉴于《今日主菜》的读者群是经历过战争和战后的一代人，佩兴丝觉得有必要为年轻的一代写本新书——一套“全新的烹饪难题”。她注意到，年轻的大学生除去各种花销后，伙食费所剩无几。而新兴的雅皮士群体是些“时髦的年轻人”，佩兴丝说他们“喝着威士忌，饮着葡萄酒，吃着奢华小晚餐来交朋友”。这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佩兴丝计划针对这两个贫富阵营写本名为《富人&穷人》的书。她自己确实正在吃着穷人料理——豆子、土豆、米饭、鸡蛋、鱼干和蔬菜。她向富人推荐了她在《时尚芭莎》上写的格莱德堡野餐、冷鸡肉馅饼、劳特拉姆先生的红鲻鱼食谱。事实上，1958年，佩兴丝在《时尚芭莎》发表的系列文章中提到的家禽和兔肉的复杂菜谱都是为那些对娱乐感兴趣的向往上流社会的女性而写。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包含了招聘供应商和服务员的用工信息。佩兴丝问：“你认为企鹅出版社[原文如此]会对这书感兴趣吗？”“阐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会很有趣。一些是蹲在单灶煤气炉旁的穷酸学生；而另一些则是享受现代生活的年轻人！”35布彻说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手册编辑，但从此就石沉大海。然而，佩兴丝的想法很有先见之明——凯瑟琳·怀特霍恩的异想天开铸就了如今的经典《蜗居里的烹饪》，而安德烈·洛奈的《时尚饮食》由企鹅出版社在1963年和1967年出版。（1961年，怀特霍恩的书最初以《角落里的厨房》出版。）1963年或1964年，吉尔·诺曼就职企鹅出版社，她说她从未听说过《富人&穷人》，如果她知道的话，她肯定会出版这本书。36

虽然佩兴丝“远在千里之外”，但她仍然活跃在汉普斯特德的社交圈和文化圈。她真切地希望自己能继续为企鹅出版社写书，并热盼《今日主菜》新版的发行。她唯一的条件就是大卫·金特尔曼所作的封面必须保留。她请布彻转达了对企鹅出版社新任设计总监格尔马诺·法塞蒂的问候。佩兴丝写道：“我想他是在为企鹅出版社的封面创造奇迹。”37

阿波罗纳斯的冬天十分难熬。除了食物短缺之外，佩兴丝和诺曼发现自己要与自然环境抗争，要努力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租的房子坐南朝北，两扇“窗户”面向大海，窗户上有百叶窗，却没有玻璃，如果关上窗户挡住寒冷的北风，那他们就要生活在黑暗中。佩兴丝在2月中旬给梅里埃尔的信中写道：“百叶窗一关，暗无天日的日子就开始了。屋里半明半暗，屋外乌云密布，寒风刺骨，简直是昼夜不分，地板上还冒着凉气，双手冻僵了也得继续工作。”38他们仿佛生活在地狱里。佩兴丝看到村子里的老人都穿着“长及脚踝的大衣，看上去就像高尔基的剧本《底层》里的那个被辞退的演员，他们似乎漫无尽头地等待着这里的生存条件能有所改善。”39

诺曼要在早晨劈好白天用的柴火，他们在厨房里生火取暖。在淡季，很少有迷路的游客和村民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吃过早餐——面包、烤肉油、蜂蜜或柑橘果酱、奶酪和咖啡——他们就开始工作。佩兴丝在打字机前写作，诺曼在隔壁的工作室雕刻，他正忙着制作三十多件雕刻作品，这些雕刻小得可以放在掌心里。这显然是受到在青铜时代的基克拉迪古墓中发现的女神像的启发，他们曾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古文物博物馆里见过它。佩兴丝很喜欢那座博物馆，馆长是一位会说一点点法语的老人，孑然一身，整日在馆里打发时光。他们每次去纳克索斯岛，必去博物馆参观，那里陈列着一些没有日期或说明标签的大理石乐器、小箭头和陶罐。事实上，这些展品从没有被报道过，佩兴丝提到“‘岛上女神’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简直无与伦比”。40

博物馆馆长告诉他们，这些小雕塑通常放在死者手中或被紧紧抱在胸前，他们双臂交叉象征着生死轮回。诺曼正在制作他自己的女神，他在“天然大理石上雕刻”。他选用在海滩上找到的粉白色石头和阿波罗纳斯采石场的纹理粗糙的大理石为原料。41这套雕刻作品于1964年春在威尼斯展出，与这座城市的第32届双年展正好同步。

“如果进展顺利——如果我在威尼斯赚到钱，出版了我的书”，诺曼在12月初给他父母写信说，“我要在这里买房购地——栽种一大片葡萄——是做梦吗？这并非不切实际”。42尽管纳克索斯岛冬天的饮食难以下咽、单调乏味，但诺曼对阿波罗纳斯很满意，并认真考虑是否要在此定居。

因为一辆水泥卡车撞塌了家里花园的围墙，损失惨重，所以，佩兴丝不得不在12月初返回伦敦。这件事发生在他们到达纳克索斯岛之前，佩兴丝一直惦记着此事，因为她必须支付修墙费。此外，以月租100英镑租下地下室公寓的房客说要回美国。43佩兴丝写道：“修墙费要花掉（给蓝范尼尔航运公司撰写烹饪手册）赚到的500英镑。这似乎是件可笑的小事。”44雪上加霜的是，卡罗尔·斯图凯尔本同意以600英镑买下诺曼的作品《西比尔》，这会儿却告诉他们，她对这件作品不感兴趣了。佩兴丝说，原因是“诺曼不如爱泼斯坦有名望”。45

佩兴丝和诺曼在旅途中，一直收到奥利芙寄来的支票。每逢经济拮据时，是这些重要的资金援助帮他们顺利渡过难关。“收到您寄来的大额支票和热情洋溢的信件了”，佩兴丝在1月底回到阿波罗纳斯后写信说，“在银行存进了一笔巨款”。

习惯了纳克索斯岛上孤独而简朴的生活后，英国之行让他们倍感压力与不安。在随后的访问中，不愉快的小冲突一再出现。她说这里一片颓废，抱怨“披头士文化像青苔一样蔓延”。46她给梅里埃尔写信说：“希腊人已经不适应英国的生活了。”47她在《斑鸠与蛇》中描述了邂逅一位美国朋友的情形，佩兴丝认为美国的救济面粉对希腊人毫无用处的看法引起了这位朋友的不满，自尊心使然，他们拒绝吃美国救济面粉。“他们真正需要的”，佩兴丝说，“不是施舍，而是赚钱的机会，自力更生的机会”。48这位美国人指责佩兴丝和诺曼过着“无聊”“平庸”的生活，对当地人毫无帮助。佩兴丝回答说，诺曼是去那里寻找大理石的，他们既不是福利工作者，也不是寄生虫。他们已经尽力而为了，尤其是当村民们需要卡车时，他们也是有求必应。“当然了，我们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佩兴丝后来写道，“但是谁知道呢，也许阿波罗纳斯的人并没有感觉到被抛弃，因为我们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整个寒冬”。49七天的伦敦之旅让他们累得筋疲力尽，唯一值得慰藉的是，在米兰，他们和沃尔夫一起去斯卡拉歌剧院观看了歌剧《唐·卡洛斯》。佩兴丝归心似箭，她希望在圣诞节前回到阿波罗纳斯，村里的孩子们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当时，诺曼正处于为期一个月的基督降临节斋戒中，只能吃豆子、土豆和清汤寡水的野菜，故而看上去“骨瘦如柴，弱不禁风”。50

在那个冬天的余下时间里，她都在撰写《阿波罗篇》。她希望开春回到伦敦时，能把这本书卖给出版商约翰·默里。默里出身于出版商世家——该家族企业创立于1768年，以出版拜伦的作品而闻名，并通过吸引帕特里克·雷·弗莫尔、弗雷亚·斯塔克和德芙拉·墨菲等为出版社注入了新活力。从佩兴丝家再往前走就是莫里和他的妻子黛安娜居住的坎农大宅院，他们是多年挚友，黛安娜还是贝蒂·巴纳多的好朋友。佩兴丝对雷·弗莫尔的书很熟悉，他1958年出版的《马尼：南伯罗奔尼撒之旅》被公认为是关于希腊的权威书籍。当佩兴丝修订完手稿，准备交给莫里时，她从雷·弗莫尔的妹妹那里听说，他写了第二本希腊卷《罗梅利：希腊北部之旅》，佩兴丝担心该书可能会“破坏他对我这本书的胃口”。51确实如此，《罗梅利》在1966年出版，而佩兴丝的《斑鸠与蛇》在20多年后才见天日。

也许除了罗伯特·格雷夫斯之外，对佩兴丝了解希腊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学者凯文·安德鲁斯，尽管她也很欣赏亨利·米勒的《马洛西的巨石像》。有一天，安德鲁斯来到了阿波罗纳斯。他又矮又胖，背着一根牧笛，只穿了一条短裤，带着自制的珠宝——佩兴丝羡慕地称为“野蛮饰品”。安德鲁斯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希腊爱好者。1947年，他用哈佛大学的一份旅游奖学金第一次探索了这个国家，这些旅行见闻为他最有名的作品《伊卡洛斯的逃亡》提供了素材。雷·弗莫尔认为这是内战后对希腊乡村生活描写得“最精彩、最深入的一本书”。52雷·弗莫尔将安德鲁斯描写为一位“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吉卜赛学者”，他的足迹踏遍了希腊各个岛屿。他喜欢夜宿星空之下，喜欢在汪洋大海里畅游。531961年，他住在卡尔帕索斯岛的一个小村庄里，据他的传记作家说，他认为自己比希腊人更希腊。那年夏天，当安德鲁斯——“一头装扮成完美绅士的野猪”——来到阿波罗纳斯时，佩兴丝和诺曼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终于遇到了一个了解这个国家并可以与之顺畅交流的人。54佩兴丝写道：“突然可以和一个人正常交流，而不需用蹩脚的希腊语勉强沟通，简直太令人兴奋了。”55不仅如此，他和佩兴丝都热爱文学、意大利歌剧和荒野之地。

安德鲁斯于1924年生于中国，搬去美国之前曾就读于英国的一所私立学校。他的童年生活有些复杂，他的父亲，或者至少是他认为是父亲的那个人，是美国探险家鲁瓦·查普曼·安德鲁斯，曾于1934—1942年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他的母亲伟泰·博勒普出生于巴黎，父母都是爱好探险的美国人。安德鲁斯在斯托学习古典希腊语后，在二战中成为一名美军列兵（在意大利作战），后考入哈佛大学。然而，他觉得自己不适合住在美国，便在娶了E.E.卡明斯的女儿南希·卡明斯后，于1954年偕妻子回到了雅典。安德鲁斯对自己“黑暗的历史”56的介怀比佩兴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伊卡洛斯的逃亡》的前言中大方地写道：“虽然个人陈述通常都要从作者的背景讲起，但我有言在先：我不会这么做。”57

多年来，佩兴丝与安德鲁斯保持着“一种古怪而又热络的关系”。他们在伦敦时，安德鲁斯会去他们家做客，佩兴丝说，是他激发了她制作珠宝的兴趣，且认为他是关于希腊生活最可信的权威；有时，他们又会产生“激烈的争执”。但佩兴丝和诺曼都特别喜欢他，非常钦佩他知识渊博，勇于冒险。因此，在《斑鸠与蛇》最终得以出版后，即便安德鲁斯给她写了一封极具批判性的信，佩兴丝也没有感到太伤心。他在信中指出了书中诸多不足之处，并指责她对希腊人民有着“近乎殖民主义者的蔑视”。除了一些“绚丽的描写”之外，安德鲁斯怒气冲冲地写道，唯一的优点就是有可能阻止一些“不谙当地情况的外国人”来这里过“简朴的生活”。58

1964年，佩兴丝和诺曼甘愿在阿波罗纳斯度过寒冬的坚韧精神深深打动了安德鲁斯。他们就诺曼雕塑作品的运货代理商一事写信征求安德鲁斯的意见，1964年3月，他在回信中写道：“我由衷地钦佩你们能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生活。春安！”59

3月初，春天似乎仍然遥不可及。大斋节前夕，佩兴丝和诺曼都得了流感，这场流感席卷了整个村庄。佩兴丝在写给奥利芙的信中说：“这几个星期以来，昏天黑地，太阳从未升起，地板上冒着潮气。不知今夕何夕。”60她说春天迟迟不来，缥缈得像个传说。她在村庄上方的斜坡草地上游荡，希望可以找到蒲公英“聊寄春思”。61在大斋节开始的当天，他们收到了诺曼的雇主约翰和卡罗尔·斯图凯尔寄来的包裹，里面有桃罐头、牛舌和牛胸肉。国外邮来的食物就像是一针强心剂，无须劝说，他们即刻摒弃了禁食的戒律，佩兴丝说诺曼讨厌这种虔诚。62

春天终于来了，那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佩兴丝准确记下了3月28日这个日期。山花烂漫，清泉涌动，空气中都弥漫着香甜的味道。山谷里，蜂鸟自由飞翔，大蟋蟀跳来跳去，小溪里，乌龟在游弋。阿波罗纳斯人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他们在田里种洋葱，整个村庄几乎都空了，一片宁静。对于佩兴丝来说，这里恍若天堂，“我每天都跑到岩石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花儿，它们从含苞待放到争妍斗艳，再到花谢结子。一切都在弹指一挥间”。她写道，“生长在岩石缝中的对叶兰就像戴着绿色鸟头的日本面具，棕色的绒毛上印有神秘的花纹。野豌豆像一张金色的网，从悬崖上蔓延而下，紫色、品红色、靛蓝色等拜占庭风格的绚烂色彩点缀在海岬上，流光溢彩，明亮夺目。还有一种水仙花，茎状根，舒展着海星状的叶子，像枝状的烛台，生长在其他植物无法存活的高地……翠绿浅滩的山坡上，玉米随风摆动，藤蔓抽出新芽，银榕树上的嫩叶就像高高举起的绿色小手，在赞美春天的盛景”。63

漫长而难熬的寒冬很快就在记忆里封存，佩兴丝在给塔尼娅的信中透露，他们有可能来年回希腊。诺曼仍然想在纳克索斯岛购置一块地，种葡萄，酿酒，他认为纳克索斯岛葡萄酒的醇香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心无旁骛，按部就班地创作着。佩兴丝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书、绘画，把岛上的可食用植物和野菜编成目录。4月初，诺曼写信给他表弟，说他们终于不再“为安身立命而发愁”，一切都释然了。64佩兴丝写道：“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完全活在当下。”65

但是，他们依旧没有长远计划。诺曼在威尼斯的作品展和返回伦敦——由于保险费的原因，卡车要在7月中旬才能运回英国——让他们再次忐忑不安。他们很可能要在“劳格斯”再过一个冬天，处理一下资产，寻找来年的工作，谈谈佣金问题。“我们能适应现代生活吗”？佩兴丝在信中向塔尼娅问道，“还是在这个小地方跟乡下人一起住久了，产生了乡愁呢”？66

诺曼作品展的时间终于敲定，他仅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做完这些雕刻品，然后把展品运出岛。这需要列个雕刻品清单，开个证明以证明这不是偷来的古董，还要出示进出口许可证。20世纪60年代初，在基克拉迪，雕塑品和古文物交易在黑市很活跃，因此，诺曼的作品受到了希腊当局的严格审查。

这时，美国摄影师路易斯·斯特特纳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来到了岛上。斯特特纳当时正在写一本小说，他们计划在岛上待八个月左右。他记得，当时在阿波罗纳斯没有其他游客，佩兴丝和诺曼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他说：“他们极其喜欢这个地方。”67

1964年4月15日，他们都被邀请参加了由安德鲁斯的弟弟在曼约利斯酒吧/餐厅举办的一场派对。他们一顿豪饮，相谈甚欢，直至深夜。但是，第二天，佩兴丝和诺曼发现两件雕刻品被窃，一件是《华丽女王》，另一件是一个最大的英国人大理石雕像，两件作品皆是由海滩上的大卵石雕刻而成。这件事让他们愕然，决心查个水落石出。佩兴丝给梅里埃尔写信说：“我们在阿波罗纳斯住了这么久，一直很开心。这个地方突然变得那么陌生。”68虽然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了嫌疑人，但他们还是报了警。次日，警察来到岛上做调查，村民们互相怀疑、指责，“整个村庄陷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刻”。69

尽管安德鲁斯告诉过佩兴丝和诺曼，有人偷窃基克拉迪雕塑在黑市做交易，那个纳克索斯岛的公交车司机就从中牟取了暴利。但是，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是基克拉迪雕塑非法交易的高峰期，这就催生了一个利润丰厚的赝品市场。那是一个盗贼猖獗和非法挖掘盛行的年代，在此期间，“数以百计的早期基克拉迪坟墓”被洗劫一空。70纳克索斯岛恰巧是这一交易的中心，诺曼的作坊无意中被非法交易的商贩们盯上。此外，他还与公共汽车司机安多尼就他使用卡车运送村民一事有过冲突，所以，佩兴丝和诺曼很肯定他就是这次盗窃的幕后黑手。

不久，佩兴丝与诺曼意识到，盗窃事件和腐败当局的介入，让他们与阿波罗纳斯村民之间产生了隔阂。诺曼用希腊语在纳克索斯岛的当地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块大理石的代价”的文章。他向村民解释说，岛上的村民在这场盗窃案中没有任何责任，要怪就怪他自己没把工作室的门锁好，让心怀不轨之人有了可乘之机。

然而，解释于事无补，他们觉得对当地人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某些时刻他们甚至怀疑自己可能已经被下了毒。在作品被盗那天，诺曼·贾妮斯和尼亚·帕里刚好来到阿波罗纳斯，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佩兴丝和诺曼几乎每天晚上都和他们在一起。因为尼亚毕业于哈佛大学艺术史专业，所以诺曼请她帮忙给他的雕像编目录和估价。

于他们而言，当务之急就是离开这个岛，好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尽量在5月初，耶稣升天节之前就搬走。后来，诺曼半开玩笑地说，他在纳克索斯岛成了只替罪羊，但在成为复活节羔羊之前却逃之夭夭了。他们在纳克索斯岛遇到贾妮斯和尼亚几个星期后，越来越害怕了。“你无法和佩兴丝争辩是否真的存在某种危险”，贾妮斯回忆道，“我不是说这里肯定没有危险，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没有危险”。71路易斯·斯特特纳说产生这种偏执想法是因为患了“恙虫病”[3]，佩兴丝立刻就否认了这一点，她争辩说他们在岛上生活了这么久，对这里的生活了如指掌。他们不愿意把“这最后噩梦般的日子归因于得了‘恙虫病’”。72他们感到四面受敌。于是，二人请求准备回雅典的贾妮斯和尼亚去找住在吕卡维多斯山的凯文·安德鲁斯的妻子南茜·卡明斯。贾妮斯说：“我们要去告诉南希他们可能会遇到危险，或者他们此刻正处在危险之中。”73佩兴丝还给一位在雅典开通讯社的朋友写了封求助信，她还让他们给一位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捎个信，在他们出发之前告诉了他们这个人的姓名。74

在岛上的最后几天，他们先把诺曼的雕塑和其他物品运到纳克索斯岛，然后等待拿到许可证。佩兴丝感觉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监视之中。在翻越山岭的途中，他们的卡车遭到恶意破坏，她写道：“不出所料，离开阿波罗纳斯之路非常艰难。内心感知的极度恐惧像黑夜笼罩下的花枝，张牙舞爪，令人毛骨悚然。”75

毫无疑问，佩兴丝和诺曼在阿波罗纳斯住太久了。凯文·安德鲁斯说，他们起初在岛上安家惹恼了村民，然后就是诺曼和公交车司机树敌，再到诺曼雕塑的失窃以及后来警察卷入其中，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不再受欢迎了，至于是否有生命危险还不得而知。从纳克索斯岛上船，经过两天的颠簸，他们终于到了雅典，虽然感到精疲力竭，但如释重负。他们住在六层公寓的套房里，站在阳台上，雅典城的美景可以尽收眼底。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做饭，而是点了鸡肉、沙拉、葡萄酒还有水果，佩兴丝写道：“我们的感觉就好像穷人一夜暴富一样。”76

5月中旬，他们几乎一贫如洗地来到了威尼斯。诺曼的工具箱不见了，要么被偷了，要么就是丢失了，在阿波罗纳斯最后一个月仍然让他们心有余悸。米兰达说：“从佩兴丝的神态能看出，自纳克索斯岛归来后她就疲惫不堪。”77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准备自己制作展览的单版海报，但用来创作的工具却丢失了，诺曼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真是祸不单行。”78

诺曼的作品展从1964年6月15日持续到28日，此次展览不仅压力巨大，而且负债累累。诺曼在开展之前满怀希望地写信邀请伦纳德·吴尔夫出席，“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您心仪的大理石雕刻品”，他写道，“这是我在纳克索斯岛一年的工作成果”。79但是，出售结果出人意料，他们发现画廊老板比安卡·科恩伯爵夫人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而且他们没有为举办展览的成本和回扣做好准备，导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一直在努力还债。佩兴丝写道，科恩拿走了诺曼的雕刻品《阿里亚德妮》“作为她应得的那磅肉”。

佩兴丝催促科恩大力推销诺曼的作品，至少要保证作品展能够略有盈利。当她知道科恩并不愿意这么做时，她只能亲自出马，这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到6月底时，佩兴丝下决心不再插手画廊的事。在威尼斯拜访过他们的诺曼·贾妮斯说，这是他唯一一次看到佩兴丝与诺曼吵架，诺曼责怪佩兴丝爱管闲事。80但诺曼在自我营销方面从未取得过巨大成功，他更喜欢把自己的作品赠予友人或与其他艺术家互相交换。在他完成了伦纳德·吴尔夫委托的《歌利亚》时，他连向雇主要工钱都羞于启齿。他在威尼斯展的传记中写道：“人不应逃避现实。我得承认我的作品并不出名。”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真的想逃离那个现实，他对商业艺术界充满疑虑，尽管他需要这笔钱，但他对与科恩就金额和销售讨价还价毫无兴趣。最后，他发誓，除非出于自己的意愿，否则他再也不会被迫展出他的作品。与此同时，双年展正在进行中，1964年的评委会大奖首次颁给了美国人罗伯特·劳申贝格，这标志着流行艺术趋于主导。尼亚·帕里记得展馆外蓝色的绣球花比任何参展作品都漂亮。81

佩兴丝一直对威尼斯情有独钟。威尼斯是欧文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也是他信中常谈的话题，而此次他们的威尼斯之行也并没有因为作品展和经济上的困扰黯然失色。他们见到了保罗·保罗，他带他们去了16世纪的圣乔治马焦雷教堂，还去了一个图书馆听了些古老的修道院音乐唱片。保罗切割了自己的女巫占卜棒，在威尼斯教堂的档案室进行了一个有名的占卜，结果发现了维瓦尔第的出生日期。他在佩兴丝手稿上用了同样的占卜棒，据佩兴丝说占卜棒“抖动了一下，卦象很勉强地显现出一个‘吉’字”。82后来，佩兴丝和诺曼也用占卜棒或钟摆来帮助他们做出一些重要的决定，尽管佩兴丝热衷于自然科学，并投身其中，但她还是觉得占卜很舒心。佩兴丝在1965年写给梅里埃尔的一封信中说“我对此深信不疑”。这里说的就是使用占卜棒。

在展览接近尾声时，米兰达和她的未婚夫阿什琳追随诺曼和佩兴丝的脚步去了阿波罗纳斯。（前一个夏天，佩兴丝曾试图劝说米兰达来岛上。）佩兴丝和诺曼没有阻止这次旅行，他们在岛上的经历也没有让米兰达和阿什琳望而却步。相反，诺曼送给米兰达一个笔记本，他在里面列了一个希腊语词汇表和一些重要的人名地名，还赠给他们纳克索斯岛和阿波罗纳斯的手绘详图。米兰达回忆道：“我们就像是派去的信使，告知大家佩兴丝和诺曼一切安好。”83米兰达和阿什琳在7月抵达时，发现村民们实际上都非常尊敬佩兴丝和诺曼，也热情欢迎了他们的孩子。佩兴丝书中所提的伟大元老和英雄安吉洛斯带他们去看了一块地，他说他要在这里为诺曼建一座房子，他希望也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回来。

[1] 是30种显花植物（被子植物）属的爵床科植物的统称。——译者注

[2] 1加仑（英）=4.54609188升。——译者注

[3] 又名丛林斑疹伤寒，是由恙虫病立克次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译者注

第九章 工作就是生活

纳克索斯岛给了佩兴丝和诺曼那种他们设想的工作环境——没有多少干扰，生活必需品匮乏——但他们在1964年秋返回伦敦时再次面临着和前两个冬天一样的困境：如何寻得一个合适的工作场所。相比之下，纳克索斯岛虽生活成本不高，但未免离大型艺术家社区太远。尽管诺曼对艺术界心存疑虑，但他还是觉得为了展示自己的作品，为了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为了实现他亦师亦友的维杰德（维杰德维德）那个办学或集体工作坊的梦想，他需要和同行们保持联系。因此，他们还是决定回到卡拉拉。但是，他们必须考虑诺曼的创作资金问题。作为雕塑家，他需要一个宽敞的工作室、工具、设备以及一名助手，而所有这些都以诺曼的雕塑品能够销售出去为前提。佩兴丝就诺曼在希腊和意大利完成的雕塑写过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她在文章里直截了当地说：“做石雕并不赚钱。”诺曼在英国工作时，这一点无关紧要，因为那里有花岗岩、多酚、珀贝克石这样相对便宜的材料，他还可以在采石场野营。但像佩兴丝所说，如果“用他渴求的巴斯石灰石或康瓦尔花岗石做大理石雕塑，众所周知，在普特尼桥要花天价”。1

与此同时，1963年阿拉斯泰尔·莫顿去世后，佩兴丝就再没为爱丁堡织布厂设计过产品。虽然佩兴丝在1963年和1964年在《经济学家》上发表了几篇关于设计的文章，但她从事的自由写作越来越少。2他们唯一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偶尔出租“台球房”所收的租金，但由于他们自己也经常使用，所以，这点收入也是杯水车薪，赞助人和奥利芙也不时地伸出援手。佩兴丝已经为蓝范尼尔航运公司撰写完了那本烹饪书，正千方百计地寻找能够出版《斑鸠与蛇》的出版商，但到了年底依旧杳无音信。她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支持诺曼的雕塑事业。

诺曼的雕塑品是经由希腊转运到意大利，运费极其高昂，此外，他们还要支付比安卡·科恩展览费，这笔钱直到1964年11月才付清。诺曼在威尼斯卖出去的雕塑寥寥无几，大多数都卖给了朋友，其他的就随便送人了，还有几件在运输途中损坏。他们觉得整个展览都不尽如人意。为了筹集资金，他们在“台球房”举办了为期两周的诺曼雕塑个人展，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但销量还是不如预期。展览结束时，他们说自己已经厌倦了做“馆长”。“此次展览的目标是要在感兴趣的人的帮助下找到一个可以工作的地方”，诺曼写道，“可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3诺曼形容从巴黎赶来的沃尔夫就像一道“耀眼的光”，他带来了各种美味佳肴：熏火腿、各种奶酪、熏猪肉香肠、蒜味香肠和一大瓶圣艾米隆葡萄酒。他带他们去观看了意大利电影导演卢基诺·维斯孔蒂在科芬花园拍摄的《游吟诗人》后，就给他的“狐朋狗友”带着一堆斯提耳顿干酪和其他礼物回到了巴黎。

在威尼斯展惨淡收场和个人展效果欠佳之后，诺曼给他的朋友和赞助人寄去了一份提案，希望能筹集4000—5000英镑的资金来支付未来两年的生活费用。他把这份提案寄给了简、莉奥诺·胡布里希特、卡罗尔、约翰·斯图凯尔和伦纳德·吴尔夫，希望他们能用这两年完成的大理石雕塑作为交换条件，支持他继续创作。“我想我现在可以请我的赞助人和那些熟悉我作品的人订购我的雕塑品”，他给吴尔夫写信道，“而不是像18世纪作家那样求得援助”。4诺曼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他认为赚回成本，追随他和佩兴丝的远大理想只是时间问题。“大理石雕刻是我的毕生追求”，他在离开纳克索斯岛之前给表妹莉娜写信说，“有了这个信念，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开办一个工作坊和学校”。5

但在1964年年底，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在卡拉拉自食其力。“我认为我们真的不需要建议”，佩兴丝给梅里埃尔写信说，“只需要一些奇迹，比如一个像蘑菇一样突然冒出来的工作室”。6

于是，佩兴丝决定不再出版《今日主菜》，这令人十分费解。这原本可以为她的美食写作和记者职业生涯注入新的活力，但很显然，她有出版其他书籍并赚笔大钱的雄心壮志。企鹅出版社已经筹划好在1965年夏天或秋天推出一本全新的修订版，自从这本书在1961年绝版以来，读者们纷纷来信询问何时再版。1964年6月，佩兴丝从威尼斯写信说：“企鹅出版社正在考虑修订《今日主菜》，这令我喜出望外。”7那年夏天回到伦敦后不久，佩兴丝、普丽姆罗丝和企鹅出版社编辑帕特·西多尔一起探讨了修订事宜。7月底，西多尔在信中希望佩兴丝“能在年底前后完成新版的修改工作”。8

然而，佩兴丝和普丽姆罗丝却在8月中旬终止了她们之间的合作，修订计划破产。其实，在他们讨论这个项目之前就有迹象表明两人关系不合。7月7日，普丽姆罗丝写信给佩兴丝说她只会同意在原条款下做修订，而佩兴丝却想要修改原先的合作条款。“我们必须按照之前的条款修改此书，否则，一切免谈”，普丽姆罗丝写道，“我们工作均摊，利益平分”。9长期以来，佩兴丝一直认为自己撰写了初版中的大部分内容，她后来告诉艾伦·戴维斯，她亲自执笔撰写了每一个字，并对普丽姆罗丝的食谱进行了试做和改写，但是，按照原来的合同条款，预付款和版税是平分的。普丽姆罗丝在给西多尔的信中解释说，自从提出修订此书以来，佩兴丝就要求占有更大的收入份额。普丽姆罗丝本希望在佩兴丝回到英国之后，她们能顺利地解决此事，但她说佩兴丝冷酷无情，毫不妥协。“我同情那些想要更多钱的人”，普丽姆罗丝写信给西多尔说，“很遗憾，这种赚钱的方式和理由，显然无法进行友好合作”。10佩兴丝也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多年后，在普丽姆罗丝去世后，艾伦·戴维森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他写道，佩兴丝告诉他，她曾问过普丽姆罗丝能否修改一下利益平分的条款，“结果，普丽姆罗丝怒火中烧，拒绝再次合作”。11两个女人从此形同陌路。直到1990年艾伦决定再版这本书时，她才获悉普丽姆罗丝已于1982年离世。

很明显，佩兴丝觉得自己有权获得此书收益中的更大份额。即使她撰写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她似乎也不情愿承认普丽姆罗丝所做的工作：大量的调研、一些没有报酬的索引工作，以及和编辑的沟通。让人费解的是，在她和诺曼囊中羞涩之际，在普丽姆罗丝有理由拒绝改变原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她竟阻止了这本书再版。毕竟，分得一半的利润总比一无所获好得多。此外，就在此事化为泡影前的几个月，她对再版此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她与普丽姆罗丝之间关系紧张，这个项目才没有顺利进行。自从《今日主菜》首次发行以来，佩兴丝的食材处理和烹饪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她遇到了欧文·戴维斯，他的鉴赏力——佩兴丝称他是“慷慨与俭省”的结合——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还在卡拉拉、加泰罗尼亚和纳克索斯岛居住过，在那些地方，由于食材短缺，一日三餐是头等大事。烹饪于她而言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19世纪法国厨师烹饪书中精选出来的食谱，正如她在纳克索斯岛写给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朱迪丝·布彻的信中所说：“这里每个人都生活在赤裸裸的贫困之中，但杏和桑葚已经熟了。”12《今日主菜》已经满足了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的需求，但佩兴丝没有就此止步。1980年前后，编辑珍妮·迪尔哈姆再次问她是否还有兴趣修订这本书时，她婉言拒绝了，并解释说：“在这段时间里，我对烹饪的看法有了彻底的改变。”13

这本书有很多地方都经不起推敲。尽管《今日主菜》中没有任何让佩兴丝感到惭愧之处，但她承认其中的大部分食谱需要更新，有些需要完全重写，甚至替换。当艾伦·戴维森最终再版此书时，佩兴丝向他提供了一份长达八页、她称为“重要修正”的清单，并在序言中指出，在此书中发现错误可能会成为“猜谜游戏”。14最后，他们决定只对文本稍作改动，并解释说，对内容做大量更新会破坏此书的“结构和完整性”。但1964年，当他们从纳克索斯岛归来后，修订此书本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得财之道，而且很可能会为撰写《富人&穷人》等其他烹饪书铺平道路。

佩兴丝有二十多年没出版其他烹饪书了，在此期间，《今日主菜》早已绝版，并渐渐被历史的长河湮没。因此，在1964—1965年冬天，佩兴丝又开始赚取佣金，自由撰稿筹集资金，以备春季返回卡拉拉之需。9月，他们报废了那辆“满载快乐和冒险”的老旧军用卡车，购买了一辆二手迷彩绿路虎。诺曼尝试用软木板把驾驶室围起来，以隔音隔热。冬天，他们与许多老友重聚：特别是约翰·勒维利厄斯、欧文·戴维斯和昂里翁。和往年一样，他们邀请了俄罗斯出生的女高音歌唱家奥达·斯洛博斯卡亚共进圣诞晚宴，佩兴丝通过她在汉普斯特德的邻居——作曲家兼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尼曼结识了这位女高音。斯洛博斯卡亚是一位备受赞誉的歌剧演唱家，曾与夏里亚宾和迪亚吉列夫同台演出，她也可以称得上是位美食家，其最爱是烤鹅。茶余饭后，她会坐在沙发上唱俄罗斯民歌和《尤金·奥涅金》中致塔季扬娜的信那一幕。当艾伦·戴维森质疑佩兴丝把六种不同的家禽列入《汲甘露于万物》的“盛宴”这一章节时，她回答说：“别忘了，我为奥达·斯洛博斯卡亚做过好几只烤鹅。她可是赞不绝口呢。”就这样，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15

佩兴丝后来声称，她和沃尔夫设法说服德卡推出了斯洛博斯卡亚未发行的早期唱片，其中包括德卡在1961年发行的致塔季扬娜的信那一幕。沃尔夫经常光顾托特纳姆考特路附近的一家留声机唱片店——菲利普先生的收藏店，此店私下里向重要顾客出售稀有的、未发行的或盗版唱片。尼克说，沃尔夫也许就是在这里无意中发现了斯洛博斯卡亚的唱片。“她就像个传奇”。在提到奥达时，佩兴丝写道，“她拥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没有她，佩兴丝会对伦敦热情寥寥。伦敦就像“一个人坐在一个阴深深的盖子上……当我们离开之际，它似乎散发出一丝怪诞和理想主义的光芒；而当我们置身其中时，它则弥漫着蛋黄粉和溢价债券的臭气”。16

1965年4月，他们再次启程前往卡拉拉，这成为了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中途，他们又折去巴黎，拜访了费诺萨夫妇和沃尔夫，沃尔夫陪他们去了博恩，他坚持要在那里点一顿精制的勃艮第盛宴。“去过希腊之后，就没人想吃五道菜了，”佩兴丝写道，“但能看着沃尔夫享用也算不虚此行。”17

佩兴丝和诺曼在5月初抵达卡拉拉，却找不到落脚之处，他们花了近两周时间寻找工作室和房子，后来在城外的山上发现了一个19世纪的卡萨迪平原酒店。“拉巴罗扎”（La Barozza）的魅力就在于那是一座破旧的别墅，里面设有华丽的铁床，宽敞的壁炉里装着一个悬挂在烟囱钩子上的大铸铁锅，那是寒冬里取暖的唯一来源。这里汽车无法通行，得沿着一条陡峭的骡子道，走15分钟的坡路才能到达房子。佩兴丝情不自禁地写道：“这里没水、没路，所以没人租过。”这条小路两旁长满了荨麻、洋槐和掌叶大黄，群蛇在阳光下沐浴。此外，“这里都是些小山，梯田陡峭，藤蔓盘绕，橄榄郁郁葱葱，森林密密层层”。18他们在卡拉拉相识的画家伊迪丝·施洛斯形容拉巴罗扎是一座“被孤零零地困在伊特鲁里亚山口的”房子，从阳台上可以远眺卡拉拉码头的玛丽娜·迪·卡拉拉海滨度假胜地的万家灯火。当他们从水池里提水时，一侧是阿普利亚区的阿尔卑斯山——“峰顶处点缀着羽毛状的含羞草和深色的伞松”，另一侧是第勒尼安海。19水源地是附近的一个雨水池，里面装有一个年久失修的手摇泵。邻居“尼洛大叔”——他们都这样称呼他——和他的妻子密切看守着这个水池。除星期日可能要洗衣服之外，佩兴丝和诺曼尽量限定自己每天打两桶水，因为如果雨水池干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如此），他们就不得不上山运水。在1969年的干旱期，他们整整两个月都要去山上运水。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佩兴丝和诺曼都会很快按部就班地投入工作中。诺曼在卡洛·尼科利的工作室租用了一块场地，那里汇集了五湖四海的外籍雕塑家，他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达。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他白天上班后，佩兴丝就溜回床上做她的“意大利语功课”，她要阅读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或用意大利语写的普希金的作品。佩兴丝一直以来都对司汤达充满敬意，她觉得他比其他作家更能捕捉到意大利生活中的挥霍无度和碌碌无为。她告诉沃尔夫，当她17岁读完《红与黑》后感到醍醐灌顶，“我所领悟的就是要做好自己”，她写道，“但付诸实践还需数年时间”。20司汤达是一位意大利迷，其处女作《意大利绘画史》是他在博洛尼亚时创作的，他于1800年首次去米兰。在他看来，米兰，尤其是斯卡拉歌剧院，是个神圣之地。他对意大利有着深厚的感情，佩兴丝认为其历史中篇小说《意大利遗事》对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至关重要。她总是不失时机地强调，司汤达的主食是菠菜汁。若干年后，她建议艾伦·戴维森将这道菜收录到他的《牛津美食指南》里。

佩兴丝和诺曼在他工作室对面的克拉拉酒吧共进午餐，他们通常在星期六吃牛肚，星期一吃腌鳕鱼。饭后，佩兴丝整个下午都待在她的“洞穴”（在镇上租的一间小屋）里制作珠宝。到了晚上，他们会在克拉拉小酌一杯，然后，沿着山路步行回家，到家后坐在外面的阳台上，俯瞰着一片片葡萄园和海边时隐时现的灯光。诺曼在六月给梅里埃尔写信说：“多希望今生就如此度过。”佩兴丝写道：“晚上爬山归来，累得筋疲力尽，做完饭后倒头便睡。”21伊迪丝·施洛斯当时的丈夫——作曲家阿尔文·柯伦——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拉巴罗扎没有电和自来水。彼得·罗克韦尔曾好几个夏天都在卡拉拉从事雕刻，与诺曼共用一间工作室，他称为“非常质朴的生活”。22

他们刚到卡拉拉就收到了简·胡布里希特的来信，信中说他会出资1500英镑资助诺曼创业。这是唯一一位支持他们的赞助人，也使他们的生活又平添了一点安逸。与此同时，佩兴丝在汉普斯特德公寓的租金可以用来支付诺曼聘请助理罗伯托·贝尔纳基的费用，那是位颇为敦实的26岁雕塑家，土生土长的卡拉拉人，他们在那里结下了毕生友谊。

艰苦奋斗是卡拉拉人的生活理念。这座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受到大理石产业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直到佩兴丝和诺曼在卡拉拉定居下来的几年前，他们都一直使用橡木搭建的简易滑车，把大理石沿着铺满碎石的陡坡缓缓运到坡下。有时，这些石头会超过20吨重。在写给《建筑评论》的一篇游记中，佩兴丝赞赏那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一群个人主义者”和“无惧无畏的自由职业者”。“消防员”用粗麻绳控制下滑的速度，这项工作劳筋苦骨、百死一生，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死亡事故屡见不鲜。

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修了几条通往山上采石场的陡峭山路。1965年，佩兴丝和诺曼来到这里时，卡车运输已经取代了由几个人控制滑车运送大理石的老办法；蒸汽挖土机和推土机代替了传统的专业技能；大功率的钻石电缆和巨大的链条锯淘汰了用绳索和砂轮切割石头的古老方法。佩兴丝不无夸张地写道：“卡拉拉人在过去的15年里才从中世纪过渡而来。”但毋容置疑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座城市和大理石工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3的确，这是采石场现代化的伟大变革，没过多久，“消防员”换成了卡车司机，否则，大理石业就会衰败。这些变化促进了由碳酸酯和大理石废料加工而成的，用作各种工业材料的细粉尘贸易的蓬勃发展。诺曼通常自己运送大理石，这些石块很小，两个人就能装到路虎上。他对采石场的潜规则了然于胸，罗克韦尔记得诺曼用酒和采石场的工头们交换大理石。

长期以来，这座城市吸引了许多外国艺术家和雕塑家，佩兴丝发表在《建筑评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定为《雕塑家的理想国》。卡拉拉双年展于1957年启动，顷刻之间，这里成为雕塑的主要场地之一。亨利·穆尔、毕加索和路易丝·布儒瓦皆慕名而来，亨利·穆尔还在那有一处避暑别墅。当诺曼1965年从尼科利租了工作室的一角时，卡洛·西尼奥里、阿尔贝托·阿维亚尼、彼得罗·卡谢拉等意大利的顶级雕塑家也在此创作了许多作品。出生于古巴的雕塑家奥古斯廷·卡德纳斯、彼得·罗克韦尔和伊朗艺术家帕尔维兹·塔纳沃利都曾在同一间工作室工作过，正如佩兴丝所写：“工匠大师和傲慢的学徒并肩工作。”24从拉巴罗扎的阳台上可以俯瞰葡萄园和沿岸风光，艺术家和雕塑家们常常来此小聚。尼科利工作室是卡拉拉最后一个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大理石工作室。此地确实名不虚传。佩兴丝发现这里的工作坊通风好、采光足，四处散放着无花果叶遮体的阿波罗、萨宾妇女、圣徒和女神的石膏模型，实乃圣殿之所在。“这个宏伟的地方”，佩兴丝写道，“由于旧传统和自由放任，以及与卡拉拉人的无政府主义智慧密不可分的商业低效率，已经成了一个边缘地带。在此，雕刻可以摆脱旧束缚，将陈旧观念与实际行动区分开来。”25卡洛·尼科利是该工作室创始人的曾孙，他记得，佩兴丝和诺曼是“奇怪，但很棒的人”。26

在他们到达卡拉拉几个月后，受这个城市对大理石情有独钟的影响，佩兴丝踏上了自学制作珠宝的艰难道路。长期以来，她一直对珠宝这种艺术形式颇感兴趣，也是最早撰写现代珠宝的记者之一。格尔达·弗勒金格曾建议她购买了一套入门工具，现在，在卡拉拉的大理石工人和雕塑家的熏陶下，她觉得是时候使用这些工具了。她写道：“为了感觉得心应手，我需要一种像大理石一样坚硬的材料。”27在阿波罗纳斯时，她第一眼就相中了凯文·安德鲁斯的那副粗陋的手镯。安德鲁斯因将废金属改制成珠宝而享誉盛名，他作为一个纯粹主义者，甚至认为用机械工具做的焊接也是一种“颓废”。佩兴丝写到，他用黄金以外的材料制作了相当气派的东西——“戴着像盔甲一样”。当安德鲁斯于1966年来卡拉拉造访佩兴丝与诺曼时，她帮他编制了他的作品清单——戒指、手镯和项链——价格从3英镑到18英镑不等。佩兴丝写道：“诺曼和我坐在那里打磨他的器具，而他却在阅读自己新近写的关于雅典的作品。”28他曾送给诺曼一枚用坚硬的铜块制成的“克里特戒指”，给佩兴丝的是一个用长铁钉做的螺旋状指环。后来，佩兴丝写到，这枚铜戒指象征着她要把金属转化成艺术的坚定“决心”。

1965年8月，佩兴丝带着这种决心开始用小块的佛罗伦萨纯银、从葡萄酒桶上收集的铁，或从碰巧会制作珠宝的市邮递员那里偶得的金块做珠宝材料。没过多久，她就接手了第一笔业务——为一位美国雕塑家的妻子做了一副悬挂着狮身人面像的半月形银耳环。

佩兴丝从来没有料到有朝一日她能靠制作珠宝为生，而且像诺曼一样，经常把作品馈赠给亲朋好友，或者用来交换其他艺术品。她兢兢业业——每天到市场逛几圈后，就直奔工作坊。她详细地列出了她做了什么，为谁做的，以及由此产生的费用。“一个人在九个月内能做多少？”她在一张废纸的顶部写下了她当年的作品。她在另一张纸上计算出了1966—1974年在银和其他金属上的花费。她发现除了研究和新闻工作之外，自己第一次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后来，她把这种手工作业的忘我感觉描述为“通往幸福的大门。”她写道：“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如果你长此以往坚持下去，它就会变成某种心灵之歌。”29

对于佩兴丝而言，只有经过长年累月的工作才能听到心灵之歌，这可以用法语中的“职业”（métier）一词来诠释。她还曾注意到，该词的“神圣起源”可以追溯到拉丁语“ministerium”——意为“职业”或“工艺”。

诺曼也沉迷于工作的意义（和在工作中寻找意义），以及艺术家与他所选择的媒介之间的关系。他是卡拉拉为数不多的致力于直接雕刻的艺术家，这种做法避免使用机械工具和模型或者预备好的图纸。他觉得雕塑的衰颓可以追溯到希腊人用石膏模型和铸造来复制雕像，这个“缩口工艺”，诺曼在1966年罗克韦尔组织的一次直接雕刻展览的目录中写道，“把雕刻家的创作活动局限在预备模型上。这种方法后来在每一次古典复兴中都得到了完善，减少了与材料的直接接触，变成了机械复制过程”。阿尔文·柯伦记得诺曼使用“可追溯到古埃及时的技术”，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类似于“早期人类艺术”30的原始风格。当然，直接雕刻的劳动强度要高得多，回报却更低。但在诺曼看来，这项工作本身产生了一种更自然、更纯粹的形式。“为什么我工作这么努力”？诺曼那年夏天写信给梅里埃尔说，“因为我渴望去工作——它等同于这世上的一切……于我而言，工作就是生活”。佩兴丝补充道：“对于工作，无须多言。如果你做出了选择，那就勇往直前。”31佩兴丝和诺曼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和工作中。

与此同时，佩兴丝继续研究该地区的可食用植物和野菜，以及市场上出售的人工栽培的蔬菜——其中有许多都是她不认识的——扩充了她在卡斯特波乔和阿波罗纳斯学到的知识。阿尔文·柯伦有时会和佩兴丝一起在山坡上游荡，他说她总是四处找寻植物或真菌，具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动物本能”。32虽然他们已经回到卡拉拉，就像一只乌鸦从卡斯特波乔飞了几英里，但拉巴罗扎周围野生葡萄园里的植物却是一系列新物种。就像她在纳克索斯岛那样，她从孩子们、老农妇或偶尔从厨师、客栈老板那里取经。她和欧金尼娅成了朋友。这位年轻女孩的父亲在当地经营葡萄园，她拥有着“丰富野菜知识”，她成了佩兴丝的引路人。33据佩兴丝所说，欧金妮娅将植物分为两类：可以煮熟吃的和拌沙拉生食的。受在巴黎吃过蒲公英沙拉的启发，佩兴丝给塔尼娅写信说，她用葡萄园里的野菜做秘制沙拉，“有些需要煮熟”，她写道，“有些可以直接做沙拉”，包括琉璃苣花、野生芝麻菜、白色的芸苔、野萝卜、地榆和野生茴香叶。34拉巴罗扎附近的植物和野菜往往比她在卡斯特波乔认识的那些更美味——“小、香、脆”。卡斯特波乔的山坡大部分都为稠密的栗树林所遮蔽。

然而，与纳克索斯岛不同的是，卡拉拉还有一个熙熙攘攘的露天市场。佩兴丝几乎每天去工作室之前都要去那里逛逛，她在《汲甘露于万物》中对该市场称赞有加。在他们离开后，这个市场“以发展之名”被迁到了城镇的外围，这个邻近一座12世纪教堂的市场是“老太太们的天下”。市场里挤满了卖血肠、火腿和肥猪肉的屠夫，卖珍珠鸡、鹌鹑和野味的养殖户，还有鱼贩子，他们在深巷中“声嘶力竭的叫卖声在整个市场中回荡”。最让佩兴丝神摇目夺的是市场中心摆放的各种蔬菜：冬季小洋蓟、波罗门参、黑色的鸦葱根；菠菜、卷心菜、野菊苣；白色、绿色、紫色的花椰菜；冬季橘黄色的南瓜。退休的采石工卖着在附近山坡上采的成捆儿的野菜。有个牧羊人把新鲜的意大利乳清干酪裹在山毛榉或香叶里，从山上带到城里。“在那些日子里”，佩兴丝引用了布莱辛顿夫人的话写道，“我能感觉到卡拉拉人确实与‘人间天堂’有联系”。35

她在旅途中识别蘑菇是常事。如果哪里有真菌，而且总是有，佩兴丝就会欣然前往。参观米开朗基罗的出生地时——佩兴丝写道：“朝圣之旅不可避免地让人失望。”——他们住在一个小客栈里。那里的晚餐是三种不同的菌类菜：玉米粥配上用小牛肉和去梗的牛肝菌制成的酱汁；给盖着牛肝菌菌盖的猪排挂糊、油炸；还有在烤箱中高温烘烤的、涂了橄榄油的橙色大乳菇（松乳菇）。36第二天，佩兴丝和这位厨师兼客栈老板一起去寻找真菌，回来后做了一大罐牛肝菌什锦（一种保存在油中的真菌）。37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佩兴丝擅长从陌生人那里学到食谱。一天下午，在卡拉拉山上，她来到了一个看似空寂无人的村庄，那里被誉为托斯卡纳最好的蘑菇之乡。

每一个摇摇欲坠的房屋都房门紧闭，鹅卵石小路上长满了青草，教堂已变成坍圮颓院。这里群山环抱，万籁俱寂。转过街角，看到一扇门打开着，我走过去，一个老农妇弯腰端着一口很大的、弯曲的、发黑的煎锅，里面有一堆真菌。

我跟她打招呼，问她打算怎么做。她不耐烦地说道：“就和平常一样呗。”她邀请我走进空荡荡的厨房，里面只有一张小桌子，两把破椅子，一个黑色铸铁炉子，房间中央有一个排烟管子，旁边有一堆锯开的栗木。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在纳克索斯岛的房间。她开始切牛肝菌盖。

那时佩兴丝方才弄清这个食谱：

她把牛肝菌片成牛肚般薄厚，加入油、大蒜、香薄荷、百里香、荷兰芹文火慢炖，用盐和黑胡椒调味，再加一两勺自制的番茄酱，然后放入一只瘦母鸡的鸡骨架同煮。汤汁越炖越少，当炖至浓稠时，加入一些磨碎的佩科里诺干酪——配上几片粗面包同食。这就是她的午餐。38

我们不知道佩兴丝是否和她一起做了这道菜，有没有被邀请，但我们仿佛能感觉到她自己也做了。

佩兴丝称这道菜为“牛肚牛肝菌”，从这样的描述可以看出，自《今日主菜》之后，她在烹饪方式和食谱撰写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积淀的阅历，而不是她读过的书——当然，她依旧热爱读书——改变了她的眼界。烹饪的场所、烹饪的人和准备食材的方法同等重要。

以这些经验为基础的一本书的大纲已初具雏形，它将既是一个食谱集，也是地中海地区可食用植物和野菜的野外指南。事实上，在卡拉拉那十年里的最后几年里，她开始为出版《汲甘露于万物》做修改和补充，这本书最初的名称是《禁食与盛宴》（Fasting and Feasting）。在1968年的一封信中，佩兴丝把这本书描述为一本“关于我们在荒野生活的烹饪经验的书”。即使如此，她也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本食谱，她写道：“我觉得我有交流经验。”39

佩兴丝仍然陶醉于她周围植物的多样性，并且一直在识别新物种，不管能否食用，她都会画出图样或草图。1966年早春，她在给奥利芙的信中附上了一幅薄荷科药用植物Bocca di Lupo的水彩画。她写到，春天一到，山谷里便满是紫色的番红花、盛开的石楠和丰富的沙拉植物。“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佩兴丝写道，“太美了。让园艺看起来像编织”。

在卡拉拉的第一年，他们工作效率很高，心情愉悦，生活多姿多彩，就像诺曼所说，穿梭于“美酒和大理石”之间（住在隔壁的采石场退休工人内洛叔叔乐于酿制葡萄酒和格拉巴酒）。诺曼常常觉得他的工作正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他写道：“我日思夜想的都是各种愿景、可能性和现实。”401966年1月维杰德维德来访，他们继续讨论开办学校或工作坊的计划。佩兴丝和诺曼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节奏。但他们除了“台球房”的租金外仍然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人资助。虽然他们生活简朴，但开销依然不少：房子和两间工作室的租金、诺曼助手的工资、工具和设备，路虎经常需要修理或更换零件，当然还有日常生活费用。他们把这些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到1966年秋，胡布里希特夫妇资助的1500英镑已经花得所剩无几，他们只好再次寻求援助。诺曼给他的母亲写信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需要钱。”除了1966年6月在《建筑评论》上发表过文章外，佩兴丝还没做过其他自由职业。她竭尽所能地推销《斑鸠与蛇》——她把手稿寄给了企鹅出版社——但也是徒劳。10月下旬，他们从卡罗尔·斯图凯尔那收到了500英镑，梅里埃尔又寄来了500英镑。这两笔钱足以帮他们维持到年底，或许更长时间，至少能维持到他们找到新的赞助人之前。佩兴丝写道：“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41

10月18日，保罗·保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尽管他身体不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早在几年前就发作过心脏病，但他的离世还是给佩兴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是少数几个从战时一路并肩走过来，并对她知根知底的朋友之一。事实上，他的离去也割断了佩兴丝和托马斯·格雷（格雷也于同年晚些时候逝世）的最后一点联系，她在保罗去世两周后给奥利芙写信说：“我满脑子都在想保罗。”42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保罗一直和他的情人——威尼斯的大提琴家阿马丽利斯·弗莱明住在一起，“他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佩兴丝写道，“一切对他来说都弥足珍贵”。43但他依旧与黛安娜和伊莎贝拉保持一定距离。他临终前的境况让人痛心——他已经昏迷了两周，可弗莱明却懒得通知他的家人。一天晚上，保罗的医生从威尼斯打电话告诉了黛安娜这个坏消息。然而，佩兴丝不愿目睹黛安娜和伊莎贝拉的痛苦，反而觉得应该原谅保罗和阿马丽利斯——她向来对她没什么好感。“保罗这件事可以证明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佩兴丝写道，“只有爱和不爱”。44

黛安娜由于悲伤过度，日渐憔悴，然而，佩兴丝对她没有一点同情心。“她对我母亲很残忍”，伊莎贝拉说，“妈妈真的很伤心，佩兴丝却不理不问”。45她对保罗的挚爱和忠贞也许使她对他给别人造成的痛苦视而不见，她不愿意承认黛安娜的痛苦，更不用说当时只有18岁的伊莎贝拉的悲痛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海伦死后她对奥利芙的态度。与此同时，她关于“只是爱和不爱”的论断折射出佩兴丝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初面临非婚生子的困境：有人支持她，有人远离她。毋庸置疑，保罗是为数不多的无条件接纳她的人。

米兰达和阿什琳于12月中旬大婚的消息被当时的经济困境和保罗辞世蒙上了一层阴影。奥利芙给了佩兴丝200英镑，希望她能去伦敦帮助筹备婚礼。佩兴丝说“除非发生特别的事”，否则，她就不去了。她在给沃尔夫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母性本能似乎都突然枯竭了。”46但相比而言，金钱乃是“天赐之物”，佩兴丝说，“要用在刀刃上”。这不是佩兴丝第一次错过米兰达生命中的大事了，她也没有出席米兰达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毕业典礼，反而是奥利芙到场。最终，佩兴丝为新娘和新郎制作了一对结婚对戒，还给米兰达做了一个有翼的荷鲁斯之眼形状的银项链做护身符（荷鲁斯是古埃及的保护神）。

然而在婚礼前夕，佩兴丝突然在伦敦现身，这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阿什琳的母亲艾利达和继父彼得以及米兰达决定只邀请一小部分密友和近亲，这样的决定比较合理，因为婚礼将在佩兴丝的汉普斯特德小公寓举行——正因为这个原因，塔尼娅把来宾的人数限定在30人。塔尼娅在一位朋友的协助下负责婚宴菜肴，阿什琳的几个叔叔和婶婶以及佩兴丝的发小贝蒂都没有在邀请名单上。艾利达是贝蒂的妹妹，但她和佩兴丝向来疏远。据佩兴丝说，艾利达“对她才华横溢的姐姐颇有微词”。贝蒂和艾利达有各自的交际圈，47佩兴丝更偏向谁就不言而喻了。

佩兴丝和艾利达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都不得不独自抚养孩子。1934年，21岁的艾利达嫁给了布朗-波尔森面粉厂的继承人——约翰·阿穆尔·布朗。1935年，他们的女儿菲奥娜出生。三年后，阿什琳出生在北艾尔郡的斯凯尔莫利村，一个可以俯瞰阿伦岛的地方。不幸的是，阿什琳出生后才八天，约翰便死于细菌感染。塔尼娅刚刚从瑞士的女子精修学校完成学业就去照顾悲痛欲绝的艾利达，帮她收拾屋子、做饭、照顾孩子。佩兴丝、海伦和奥利芙都至少来看望过一次。佩兴丝记得艾利达“陷于悲伤之中，无法自拔”。后来战争爆发，出于安全考虑，艾利达和孩子们被送到了加利福尼亚，住在约翰在美国的姑姑家中。战后不久，他们就乘船返乡。

1946年，艾利达嫁给了约翰的堂弟彼得·布朗，他曾经是佩兴丝的仰慕者。次年，艾利达和彼得参加了尼克和米兰达在罗戈特泰威克教堂的洗礼仪式，成了深受他们爱戴的教父母。（佩兴丝本想让黛安娜和保罗·保罗做教父教母，但因为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作罢。）1951年，在佩兴丝搬进“劳格斯”后不久，艾利达借给了她一架大钢琴，彼得会偶尔过来边弹边唱。米兰达说：“艾利达很同情佩兴丝，因为八年来，她也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48

婚礼举行前夜，佩兴丝解释了她为什么在最后决定前来参加婚礼。她第一次向米兰达讲述了她的妹妹布里奇特的悲伤往事，告诉她布里奇特天生体弱多病，只好送人抚养，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米兰达知道她有个妹妹，但是从不知事情的始末），养父养母不允许佩兴丝参加葬礼。佩兴丝告诉米兰达，就是这一段痛彻心扉的回忆驱使她赶到伦敦，一想到不能参加女儿的婚礼，她内心就隐隐作痛。

但她亲自邀请了一些汉普斯特德的朋友——欧文·戴维斯、昂里翁夫妇、大卫和罗莎琳德·金特尔曼，以及贝蒂和克里斯托夫等。这样做可能是对艾利达的刁难，艾利达和贝蒂的关系确实很紧张，而且她也没有邀请她的其他姐妹或彼得的兄弟姐妹。佩兴丝一定要自食其果，因为她没有参与婚礼的策划与筹备。阿什琳记得，由于佩兴丝额外邀请了自己的朋友，所以，到场的有七八十人，远远超过了30人。

婚礼于12月17日在汉普斯特德的罗斯林山一神论教堂举行，喜烛照亮了教堂的过道，朋友们伴着音乐起舞，尼克将妹妹“交给了”新郎。欧文已经年逾古稀，身体孱弱不堪，他赠送给米兰达一个来自那不勒斯圣诞马槽（耶稣诞生地）的16世纪天使。夜幕降临，天空飘着雪花，宾客们从教堂回到“台球房”。

根据佩兴丝的说法，“婚礼是坚贞爱情战胜操劳琐事的产物”。49

回到卡拉拉后不久，佩兴丝收到了彼得寄来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佩兴丝称为“一封苏格兰式的信”——他在信中描述她的行为“任性、傲慢、自私”。他解释说，他们商量好只邀请一小部分亲朋好友，并指责佩兴丝是不速之客，更有甚者，她还邀请了这么多她自己在汉普斯特德的朋友，这简直就是对他的公开侮辱。他还指责佩兴丝对米兰达的婆家几乎不闻不问，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她没有把他作为“酒水埋单者”介绍给她的任何一个朋友。“你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了”，他在信中写道，“我再也不会允许我本人和我的家人受到如此怠慢”。50他强烈要求她给未受邀和受到冷落的家庭成员写道歉信，佩兴丝最终照做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几周后，艾利达又寄来了一封信，她说她原本希望婚礼能“把我们两个家庭聚集在一起”，可佩兴丝不仅邀请了汉普斯特德的一半人，而且她也没有把她介绍给任何人。她写道：“我孤单得犹如置身孤岛。”她进一步暗示说，佩兴丝所有的朋友都听说过，维奥莱特在1940年末把身怀尼克的佩兴丝拒之门外一事。“好吧，佩兴丝，现在你已经报复我母亲了”，她写道，“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百倍的报复”。51她把佩兴丝的回信撕得粉碎，在回信中随信寄回。

在那封信中，佩兴丝为自己给他们带来的不悦而道歉。但她很快就为自己辩解说，是米兰达和阿什琳两个人结婚，不是整个巴纳多-布朗家族。“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她写道，“而你们是一个家族的成员，这是造成我们之间误解的根源”。她还指责他们墨守成规，不能与时俱进。她也否认了艾利达说她对维奥莱特积怨已深、出于报复才这么做。“事实上，我对她很感激”，佩兴丝写道，她指的是维奥莱特，“因为她和我割袍断义后，我才看清了人生中的真情和假意”。52

整件事很戏剧化——佩兴丝起初似乎莫名其妙地决定不去参加她女儿的婚礼，却在婚礼前两天突然露面，然后就邀请了她的众多好友前来参加婚宴。她没有为婚礼做任何事情，但却占尽了风头，而邀请贝蒂就意味着冷落艾利达，这一点她当然心知肚明。米兰达说：“她像第七波潮汐在岸边崩裂。”53大家的反应让佩兴丝坐卧不安。她给未被邀请参加婚礼的阿什琳的每一位姑姑写了道歉信。几年后，她承认自己我行我素，“行事太过分”。与此同时，托马斯·格雷在米兰达成婚八天后，于1966年圣诞节去世，佩兴丝收到米尔纳的一封信，他用他那“漂亮的书法”告诉了她这个消息。

在此期间，诺曼正在巴黎和哈丽雅特·戈梅斯安排一个展览——从未启动的展览。而佩兴丝则过着她所说的“放浪形骸的生活”，几乎不事劳作，甚至终日卧床。最终，她把所有的婚礼信件都寄给了尼克——她说她需要一个单独的证人——但也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就把这些信都烧了吧。54

婚礼上的纷争还没有平息，就传来了欧文·戴维斯过世的噩耗，佩兴丝不久前在伦敦看望过他，感觉到他命在旦夕。1967年5月1日，在他去世的前几周，佩兴丝写道：“他已经在生活中扮演了基克拉迪群岛死者的角色。”不过，她一连好几天都没敢告诉诺曼。虽然她认识欧文不到十年，但他在她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经常说他是个传奇人物，是打开已故作家和艺术家——D.H.劳伦斯、诺曼·道格拉斯、马克斯·比尔博姆等——笔下大千世界的一把钥匙。于他而言，意大利一直都是一个让人着魔之地，他们经常互通书信。佩兴丝这个多产的书信作家，他是她唯一真正通信的人，他们共享过无数佳肴。佩兴丝给阿里亚纳写信说：“这样一位超凡脱俗的人离我远去了，这样一位不可取代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了。我感到痛彻心扉。”55

这些年来，欧文一直很慷慨。他送给了佩兴丝一幅黛安娜·曼托瓦纳于16世纪创作的版画、带有皮埃尔·杜宾签名的《厨房里的秘密》的初版副本（1927年法国烹饪经典著作），还有一张古老的基里姆地毯。但也许最重要的是那个他在埃尔本德雷尔用来记录食谱的黑色小笔记本，以及他的一本未写完的回忆录。没过多久，佩兴丝就想要根据欧文收集的食谱出版一本烹饪书，她希望这会成为“对现今藏书者的一种纪念”。56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手稿上字迹不清。欧文留下了很多疑点，比如烹饪技术经常一带而过，也没有介绍用来制作某菜的特制平底锅或盘子，笔记中对一些蘑菇的描述也语焉不详。在他去世后不久，佩兴丝就意识到这本书“在目前状态下无法出版”。57

除了欧文笔记中有许多地方无法解释清楚之外，这些菜谱的可操作性也不强，其中一些食材在当时很难获得。因此，书名定为《加泰罗尼亚烹饪书：一本不存在的食谱》。欧文认为保存这些食谱比实际应用更为重要。佩兴丝在引言中写道：“这本小书，与其说是烹饪箴言，不如说是那些业已式微的生活方式中的精髓。”她在《汲甘露于万物》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这个项目花费的时间比佩兴丝预期的要长——这本书直到1969年才出版。那时她已经在撰写《汲甘露于万物》了，在这本书中，她不仅收录欧文的几个食谱，还和他用了许多共同的主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记录了一些根植于一种濒临消失的生活方式的食谱。在《汲甘露于万物》里，佩兴丝把这种努力比作一位音乐学家试图记录老歌，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1958年，就在她和欧文访问莱切的几年前，美国民族学家艾伦·洛马克斯和意大利人类学家迭戈·卡尔皮泰拉游历了包括普利亚区在内的意大利南部地区，旨在记录民歌。他们从距离圣玛丽亚·迪·卢卡不远的马尔塔诺出发，一路向北，记录了农业工人、牧羊人和农民的歌曲。洛马克斯在附有录音的文本中写道：“那是一个神话时代。我们中没人怀疑那个世界——那个历经千年历程，由音乐、歌曲、贫困、欢乐、绝望、风俗、暴力、不公、爱情、方言和诗歌所组成的世界——在几年内将会荡然无存……被‘进步’的巫术”取而代之。58

在佩兴丝撰写《汲甘露于万物》和出版这本《加泰罗尼亚烹饪书》时，旅游业的影响、工业的发展以及农村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已经给洛马克斯所指的“神话”世界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在许多方面，正如佩兴丝和诺曼所见，卡拉拉已经被“进步的巫术”百毒侵身。机械化正在迅速取代采石场工人几百年来的古老生活方式，国际艺术市场已经成为中心舞台，文化旅游被标榜为拯救城市。不久，市中心的老市场就会搬迁到边缘地带，并安置在一座普通的现代建筑里。

前人也有像佩兴丝和欧文那样的批判和哀叹，事实上，这几乎与英国人写的意大利游记同出一辙。或许D.H.劳伦斯于1916年出版的《意大利的黄昏》造诣最高，这本书是劳伦斯根据1912年在加尔尼亚诺的加达湖近七个月的生活写成。书名暗示了农耕经济即将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并对“新秩序”提出了严厉的控诉。劳伦斯写道：“这给意大利人带来的痛苦较之给我们所带来的痛苦更大。”59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格外新奇的言论，但佩兴丝和诺曼却亲眼见证了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在20世纪60年代上演。此外，他们开始觉得卡拉拉离伦敦太近了，他们发现自己如此频繁地回到那座城市，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想这样。因此，他们开始考虑在一个更偏远的地方定居，在那里，他们可以过一种像在纳克索斯岛一样的“希腊人的生活”。他们是怎么想的呢？正如1968年佩兴丝所言，“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洞穴住进去”。60

第十章 天之涯 海之角

1967年7月，就在双年展开幕的前几周，佩兴丝和诺曼动身去了法国南部，他们想在那里找个安身之所。诺曼有5件雕塑作品在此次双年展中参展，佩兴丝戏称为“春宫图展览”。1那年冬天他们打算离开拉巴罗扎几个月——那里没有供暖，地理位置也不适合居住——决定在卡拉拉之外另找个地方。他们通过朋友联系上了画家斯文·布隆贝格和他的妻子罗曼·洛尔凯，这对夫妻住在沃克卢斯省的拉科斯特城外。佩兴丝一下子就被散落在风景中的洛尔凯那做工精致的石灰岩雕刻品和她的艺术观吸引住了。她一直埋头创作，几乎完全淡出了艺术圈，对佩兴丝所说的“展览外交”兴致索然。20世纪50年代，她和斯文离开巴黎，来到他们在普罗旺斯的农舍过着避世隐居的生活。约翰·贝格尔——与斯文合著了一本名为《观察方式》的书——在一篇有关洛尔凯雕刻品的随笔中写到，洛尔凯曾拒绝“把她的作品置于任何一种当代艺术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她只想超然物外”。2

现在，诺曼和佩兴丝面临着两难选择：是继续留在比较传统的艺术圈，毫无休止地参加画廊展和展览会；还是自己努力打造一种新生活。在双年展上申请展览的经历令人沮丧；佩兴丝在多封信中都提到了“卡拉拉的艺术势利眼”；他们妄图把诺曼拒之门外。根据她的说法，由于大众呼声和一位重要共产党员的介入才使诺曼的作品被认可。因此，斯文和洛尔凯的生活方式——远离艺术圈里狭隘的诽谤——很有吸引力。佩兴丝和诺曼整日在乡间四处寻找废弃的农场、老磨坊和破败的别墅，但是，大部分价格不菲。离开拉科斯特后，他们去了阿韦龙省蒙彼利埃的石灰岩地区，拜访了泰尔韦·韦尔纳。这是一位“牧羊人雕刻家”，有自己的门徒，但是，这位艺术家及其追随者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深。不过，为了赶回去参加双年展，他们缩短了旅程，“让所有的问题都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3确实，悬而未决的事情太多了。五年来，他们在地中海各地辗转停留，依旧没有寻到一个理想的居住地和一份满意的工作。斯文和洛尔凯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向往的，但普罗旺斯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太过平淡了，况且，他们也负担不起。

与另一对艺术家夫妇的偶遇带来了很大收获。在1966年秋天的某个时候，雕塑家海伦·阿什比和她的丈夫——画家阿诺·曼代洛——来到了卡拉拉。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但在马萨的罗基海滨度假胜地有一所房子。海伦是建筑师兼设计师C.R.阿什比的女儿，她从她已故丈夫、意大利画家弗朗西斯科·克里斯托法奈蒂那继承了罗基的这所房子。

海伦和阿诺已经在巴黎住了多年，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却已打算离开此地，去意大利南部买房置地。早在1966年，海伦和阿诺就有过在普利亚区为艺术家们建立一个工作室的夙愿，这个想法自然吸引了诺曼。海伦一直幻想着重新创造一个类似于她父亲的手工艺行会那样的组织，那是19世纪后期的几个集体生活实验之一——把珠宝、家具制作和书籍装帧等传统工艺与乌托邦世界观相融合。受罗斯金、威廉·莫里斯和爱德华·卡彭特的影响，C.R.阿什比的协会由他在怀特查佩尔给学生所做的一系列讲座发展而来。该协会创立于1888年，发源地为怀特查佩尔。但到了世纪之交，由于退耕还田运动愈演愈烈，作为该运动的知名拥护者，阿什比把协会从贫穷而拥挤的伦敦东区搬到了坎普登，从此与这个小集镇密切相连。海伦作为阿什比的四个女儿之一，于1915年在此出生。

那时，该协会已经解散。海伦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在肯特郡的一个属于她母亲珍妮特·福布斯的大庄园里度过。1919—1922年，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因为阿什比被巴勒斯坦当权政府任命为公民顾问，所以在此期间全家都住在耶路撒冷。阿什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欧洲和美国都赫赫有名，经常在欧美做演讲，还是工艺美术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但他于海伦而言是一位遥不可及的父亲，众所周知，他一直想要一个儿子。1923年，当他们回到肯特郡时，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充满活力的文化界。他曾经是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据他的传记作家说，他是“提前、异常离休”。他最喜欢给女儿们朗诵英国19世纪诗人莫里斯的长诗《人间天堂》。4

海伦在肯特郡的一所英国女子学校就读，她毕业之后曾到德国留学，而后考入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主修中提琴和钢琴，但她发现自己更适合当一名视觉艺术家。她和克里斯托法奈蒂往返于巴黎和卡拉拉之间（他们曾在纽约短暂生活）。1951年，克里斯托法奈蒂意外去世后，她开始从事雕塑和珠宝制作。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住所离她的巴黎工作室很近，两人自然有机会相识。事实上，海伦强劲有力的抽象雕塑也的确透出贾科梅蒂的标志性风格。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遇到了德国犹太人阿诺，他的教名是格吕内鲍姆。二战期间，他和当时的妻子——摄影师珍妮特·曼代洛——先是逃到了法国，然后又辗转至乌拉圭。（1954年，阿诺和珍妮特分手后，他们两人都回到了巴黎。）

当举家前往耶路撒冷时，海伦年仅四岁，但是，父亲创办的协会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据海伦的妹妹费利西蒂说，她一直希望能重现协会的那种艺术与学术氛围：汇聚一群艺术家、作家、工匠和农学家，建立一个“小型的互助‘团体’”。5她和阿诺决定去普利亚区的最南部，此地偏僻干旱，主要生长橄榄树，且房地产和土地都非常便宜。至少，从表面上看，海伦和阿诺的愿景与诺曼没有什么不同。多年来，诺曼与维杰德维德就建立一个类似于19世纪行会的工作坊或社区工作室进行过多次交流。其实，维杰德维德在法国南部卡瓦莱尔附近拥有一小块土地，佩兴丝和诺曼在去年夏天去过那里（也去了贝赛尔采石场）。他们的结论是，“只有腰缠万贯才能做成这样的事情”。6他们只能待在米泽——这个小渔村是拓湖的牡蛎养殖中心——“终日碌碌无为”。这让佩兴丝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初她曾与孩子们一起去过的布列塔尼的港口洛克玛里阿屈艾。“我知道那些地方被毁掉了”，她写道，“但这个地方和那里一模一样”。7

已近85岁高龄的维杰德维德仍然想离开荷兰，他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再受人尊敬，希望远离“这个喧嚣的时代”，实现他和诺曼所共同追逐的“隐士梦”。8然而，诺曼和佩兴丝对应该归属于哪个社区或艺术家团体感到矛盾，佩兴丝甚至比诺曼更矛盾。后来，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她“永远无法忍受属于某个群体或者协会”。9他们有种逃离城市生活的冲动。在1968年5月法国五月风暴之后，许多人都有种逃离感，海伦和阿诺也有这种想法，他们更愿意靠近大地，更想自己耕种，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之中，至于这样的生活到底会如何，他们自己也难以预料。诺曼所设想的则更像一种偶尔有一两位其他艺术家和工匠来访的修道生活：一个“隐士梦”，而非“互助团体”。佩兴丝打算做点药草生意，出售从乡下收集的野生植物，然后写写书。但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必须率先垂范。“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身先士卒”，佩兴丝在写给奥利芙的信中写道，然后，其他人才会跟随效仿。这不是一个艺术家团体，而是尝试建立一种更现实的生活方式。10

1967年11月初，葡萄收获之后，佩兴丝和诺曼离开卡拉拉，前往伦敦。途中，他们再次去了沃克吕兹省，查看了一下留在那里的资产，然后到了尼姆附近，最后抵达阿尔代什。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存放着他们的大部分家当，尽管并不知道何时再归来。现在，他们将卡拉拉视为夏天工作坊，是他们一直寻找居所过程中的一个驿站，他们计划留在“劳格斯”再过一个冬天，诺曼称其为“活跃繁忙的蜂巢区”。佩兴丝正忙着写加泰罗尼亚食谱，从文本解码和食谱的复杂性，到融资出版，诸多挑战接踵而至。当时，佩兴丝正在和欧文的朋友卢西恩·舍勒商讨出书事宜，他已经同意出版此书。舍勒是位书籍收藏家，也是研究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的专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曾在伽利玛出版社供职，还印刷过他自己的限量版书籍。妮科尔·费诺萨答应给食谱配上一系列蚀刻版画，但造价不菲，佩兴丝不得不向欧文的继女艾安茜·卡斯韦尔求助，最后她同意资助该项目。艾安茜的女儿哈丽雅特·威尔逊说：“最后是佩兴丝整合了所有资源。”11因为这本加泰罗尼亚食谱书旨在收录食谱，而不是创作食谱，所以，艾安茜允许佩兴丝使用已经在《汲甘露于万物》中收录的欧文的一些食谱。佩兴丝写道：“这是本不能带入厨房的食谱，否则精美雅致的书页很容易染上油渍。”12

佩兴丝对此书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她对印刷用的纸张类型（她写道：“法国印刷机要比英国印刷机好，”接着又补充说：“法国纸张会粗糙些，但比较适合”）、功能和食谱的可靠性都十分重视。13佩兴丝还来到埃尔本德雷尔潜心研究欧文描述的那些菜谱。此外，她还弄明白了一些烹饪秘诀，比如，必须使用锡或铝烤盘来烹饪烤盐鳕鱼，而不能用铜制或陶制的烤盘，否则，后果会惨不忍睹。她见过费诺萨的管家兼厨师安妮塔每周都用一种陶罐（an earthenware llauna）做这道菜，佩兴丝说那是一种“内部光滑、外部粗糙”、略弯曲的浅平底锅。事实上，在加泰罗尼亚语中，llauna既指“罐”，也指上面描述的那种平底锅，这很容易让人混淆。那年冬天，她开始试做大部分菜谱。这本书最终版里的40多个菜谱都是她从欧文的笔记本中挑选出来的，各章的标题包罗万象，从汤类和煎蛋卷，到蜗牛和海鲜，还有初次尝试的肉菜饭和野味。这些菜谱还介绍了蜗牛和巧克力酱野兔、牛头、牛肚、松鸡以及盐鳕鱼的不同做法。“看来，我们都被欧文天生的轻浮无聊所折磨”，佩兴丝给阿里亚纳写信说，“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烹饪每一个食谱才会弄清楚烤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14其中有些食谱令人费解。一些食材列出的时间比较早，现在已经无法在市面上找到，但欧文却没有注明，还有一些没有鉴别过的真菌。虽然欧文千辛万苦地收录了这些重要的食谱，但他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烹饪说明，这个任务最后就落在了佩兴丝肩上。佩兴丝注意到，那个冬天他们吃过的东西几乎都含有杏仁或松仁。加泰罗尼亚菜的主食之一——比卡达碎酱——是一种由松仁或焯过的杏仁、大蒜、香菜和橄榄油一起搅碎做成的细糊。还有一种用胡椒粒、在牛奶或醋中浸泡过的面包、烤过的红辣椒或苦味巧克力调制的加泰罗尼亚面糊——通常在菜肴出锅前勾芡、提味用。

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食谱是卡拉费尔的三个渔夫的盛宴，佩兴丝一字不差地抄录在了《汲甘露于万物》中，被欧文称为“天下第一宴”，此餐三道菜，需用一整天时间精心烹制。食材有鱿鱼、蚬、䲢科鱼、环形鲷仔鱼、鲈鱼等本地鱼，米饭，章鱼和一些蛋黄酱——加泰罗尼亚做法不用蛋清，只用大蒜、橄榄油和少许醋调制。第一道菜——渔夫的罗美斯扣酱汁——是用很多大蒜和红辣椒做的加泰罗尼亚鱼煲；第二道菜是用剩下的鱼汤，加入一匙蛋黄酱来煮米饭；最后一道菜是洋葱和西红柿炒白章鱼，不用说，席间一定要“喝点”本地产葡萄酒。在列出盛宴的食材后，欧文根本没有根据国内读者的理解方式改编一下食谱。如果他哪怕考虑一点点，也不会如此说明这个菜谱的操作流程：“先搭乘飞机前往巴塞罗那；然后驱车前往卡拉费尔；找到这三位渔夫后，约四点钟光景，和他们一起去维拉诺瓦；鱼上岸后，让他们选鱼……”15佩兴丝有幸两次享用过此盛宴，渔夫们用了数小时才完成这个“灵性烹制”。

20世纪60年代末，伦敦的烹饪状况发生了巨大改观，欧文烹饪书中提到的很多食材都可以在一些专卖店买到了。1963年，企鹅出版社首次出版了《意大利美食》，在此书前言中，伊丽莎白·戴维提及的“充满首创精神的熟食店”和“进步的蔬菜水果店”等各种以前难以企及的地方，现在都随处可见。16即便是主流超市也开始出售一些特色商品，战后的商品紧俏时期已经结束。《今日主菜》中强调节俭和必要时使用替代品的状况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出售各种进口产品的商店和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克劳迪娅·罗登的《中东美食书》于1968年出版。五年后，马德赫·贾弗里的第一本烹饪书《来自印度的烹饪邀约》中认为曾经很难获得的食材越来越常见了。同时，烹饪书的受众和市场都在扩大。

佩兴丝知道没有几个人会阅读这本加泰罗尼亚食谱书，大多数读者只是些朋友和爱书之人罢了。但是，佩兴丝还是要让此书中的所有菜谱都尽善尽美，而且，这也会让欧文这位完美主义者倍感欣慰。佩兴丝写道：“我多希望能为欧文烹饪这些菜肴，也希望他能过来指点一二。”17

欧文不在了，她就为沃尔夫做饭，他总是定期来她这里住些时日，他们在伦敦的那个冬天，他也和他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沃尔夫食欲旺盛，甚至比佩兴丝更好吃。他曾给她寄过一本A.J.利布林所著的《一日三餐之间》的副本，此书是这位《纽约客》记者在20世纪30年代对巴黎饮食的经典叙述。佩兴丝写道：“它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你。”18但沃尔夫自己也是一个苛刻的厨师和批评家。他住在巴黎时，经常去早市选购鱼或野味，还向邻居或当地酒吧的常客请教如何烹饪这些美味。他是为数不多的佩兴丝信赖的几个人之一，佩兴丝会请他审阅自己的书稿，并将其批评谨记在心。事实上，无人完全知晓沃尔夫此生的志向是什么，他中断音乐家生涯，一心想写一本烹饪书。1968年，在他年仅30岁时，他就为自己写了一本“在食谱中穿插着哲学评论的”自传。19除了歌剧外，美食是他的最爱，所到之处，无不是美味佳肴、美酒佳酿，他以大快朵颐、恣意畅饮为人生乐事。佩兴丝在1968年某个时候写道：“沃尔夫会突然就去餐馆。”她列出了他们吃过的菜品（这些都是她事先备好的）：竹笋配蒜泥蛋黄酱、兔肉配蒜泥蛋黄酱、鸽子鲻鱼配蒜泥蛋黄酱、野生草莓、意大利干面，“欧文永远以食为天。他最大的情感问题就是‘酒还够喝吗’”。20

这本加泰罗尼亚烹饪书最终于1969年出版，由佩兴丝编辑并作序。（平装本中还收录了欧文没有写完的回忆录，他委托佩兴丝接着写完，最终由展望图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佩兴丝在前言中主要“强调了大型餐饮”，这是许多新出版的烹饪书中的亮点。出版业的趋势是偏好“充斥着大量彩色照片的大部头书”，她指出，如此一来，欧文·戴维斯书中体现的比较传统的烹饪方法几乎就消失了。的确，自《今日主菜》问世以来，烹饪书出版业已经变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新书不仅反映出了品位的变化——追求更大的便利和高档食物——同时也体现出厨师或作家的人格与形象魅力。与此同时，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摄影成本已经十分平民化，照片开始完全取代佩兴丝的《今日主菜》和伊丽莎白·戴维早期出版的书籍中的手绘插图。罗伯特·卡里尔是一位没有任何食物和烹饪背景的美国记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移居英国，因其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大量的彩色烹饪照片而声名鹊起。1963年，这些照片被编辑成一本名为《世界名菜》的书出版发行。（他的第一本书是一盒烹饪卡片。）1960年，保罗·哈姆林出版了由玛格丽特·帕滕编辑的《彩色烹饪》，这是一部“图片百科全书”，包含蒸煮、电视上播出的小吃和三明治等章节。书中所有的食谱都配有双页彩色照片，总销售量达到200万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卡里尔成为收入最高的英国美食作家。21

不久之后，菜谱就被当作次要的、功能性的文本和一系列指导步骤了。相对于照片，佩兴丝更喜欢在野外指南和烹饪书中使用手绘插图，但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谴责烹饪书出版和插图的短暂黄金时代终结的人。1963年，企鹅出版社推出了系列新手册，重印了《地中海美食》。在得知约翰·明顿的原版封面被替换之后，伊丽莎白·戴维给尤妮斯·弗洛斯特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严词批评了新封面上“恐怖、庸俗、拙劣的彩色照片”。22

然而，欧文的书价廉物美，限量版165册，用纸考究，内含11幅版画，外包装质地柔软，装书盒是用浅绿色亚麻做成的，书脊上印着深红色的书名。哈丽雅特·威尔逊回忆说：“它已经从一本实用的小笔记本变成了一件艺术品。”23佩兴丝很清楚，这不是那种你可以随便带进厨房的书，于作者而言，这本书见证了自己花费大半生心血撰写珍本书的艰辛历程。这本书也折射出佩兴丝对设计、书籍制作和食物的浓厚兴趣以及她的审美。书中绝无彩色照片，却比任何一本烹饪手册更具艺术性，在某些方面甚至与《今日主菜》完全相反。

虽然英美的美食作家很少关注加泰罗尼亚菜系，但这本书依旧是一本严肃的烹饪书，事实上，欧文的书是第一本英语版的加泰罗尼亚烹饪书。24伊丽莎白·戴维撰写的关于地中海饮食方面的书几乎没有涉及该地区，虽然其中有一些来自法国的加泰罗尼亚食谱。直到1988年，关于这个主题的少数权威著作之一——科尔曼·安德鲁斯的《加泰罗尼亚菜系》——仍然认为该地区的食物“是欧洲最后一个伟大的美食秘籍”。虽然欧文的书从外表看令人望而生畏，但得益于佩兴丝的努力，这本书还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年轻的杰里迈亚·托尔是艾丽丝·沃特斯经营的“潘尼斯之家”餐馆的早期厨师之一，他对传统的加泰罗尼亚烹饪方式十分着迷，尤其是蜗牛的烹饪方法。25“在70年代初”，托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大家都认为我在疯狂地推销这道菜和这本书”。26

由于沃尔夫的光临和佩兴丝对欧文的加泰罗尼亚菜谱的倾心奉献，伦敦的寒冬也多了一份温情。虽然佩兴丝目前还处于美食创作界的边缘地带，但她仍然对出版烹饪书籍兴趣不减。她敦促她的朋友阿里亚纳·卡斯坦推进她翻译和更新J.B.勒步耳1897年的经典之作《普罗旺斯的厨师》的想法，这本书汇编了他在马赛的卢森堡酒店担任厨师时所写的1000多个食谱和数百个菜单，佩兴丝对此书了如指掌。在《今日主菜》中，她和普丽姆罗丝把勒步耳和奥斯汀·德·克罗兹的《在法国就餐》作为灵感来源，她们认为《普罗旺斯的厨师》是“烹饪步骤的艺术性示范”，佩兴丝看到了翻译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为了现代厨师和当今家庭的实际需要，书中某些地方需做必要的修改。她写道：“我认为，所有这些19世纪的伟大厨师们都是创新先锋——破旧立新——你也要再这样做一次。”27

她还半开玩笑地怀疑伊丽莎白·戴维是不是没准备好这样做，佩兴丝写道：“我的意思是说她一定是尽力做了。”28显然，佩兴丝一直在潜心研究戴维的书。在写给阿里亚纳的信中，她批评戴维对某些种类的甲壳类动物描写得不够准确，认为她太过于依赖烹饪文献，而不注重烹饪“原料”。“她认为海枣是像小枣椰子那么大的贝类，实际上，它们通常长得非常大”，佩兴丝写道，“通过一本著作参阅另一本著作，一些错误会延续几个世纪。他们只看发表的文字描述，而忽视了生活的真实模样”。29戴维在《意大利美食》中写了一个有关“海枣贻贝”的菜谱，说它们是“枣椰子核状的古怪小贝类”，事实上，它们应该是长条形的。在《汲甘露于万物》中，佩兴丝说它们“有点像大海枣”。不过，更重要的是，佩兴丝强调她自己的烹饪方法是以她的旅行见闻和第一手经验为基础，而戴维则更多使用学术研究的方法。这种批评也有失公允，戴维几乎所有早期作品都是基于她在意大利和法国时的亲身经历创作的，只是她后期的作品，尤其是1970年后的作品发生了学术转向。

当他们在1968年春天回到卡拉拉时，佩兴丝开始酝酿把自己的经历撰写成书。然而，在他们返回拉巴罗扎之后不久，佩兴丝发现自己怀孕了。诺曼一直想个要孩子，他常常想，为何他不能像他的许多荷兰朋友那样人丁兴旺？厄休拉比他年长14岁，因此，他们不可能再有孩子了。1958年，诺曼遇到佩兴丝的时候，尼古拉斯和米兰达都已长大成人，当时佩兴丝不愿意再生一个孩子。但显然，在近10年的相濡以沫中，他们对是否要抚育一个两人共同的孩子持开放态度。然而，在他们的生活即将翻开崭新篇章之际，这个愿景还是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他们是在英国、意大利还是法国抚养这个孩子？他们还能像往常一样生活和工作吗？身边带着一个小孩，他们还能实现创建“更现实的生活”的梦想吗？在五十岁的时候有三个孩子，佩兴丝完全了解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她在给阿里亚纳的信中写道：“我一直生活在希望中，但有时似乎很多奇迹会不期而至。照我的年纪，我都可以当孩子的祖母了，而不是母亲。”30诺曼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这个消息“让很多事情变得简单化”，他们“正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和新的开端”，尽管他在信中没有详细说明。31他们都渴望生下这个孩子，似乎也愿意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做任何调整。

然而，拉巴罗扎山坡陡峭，条件简陋，不适合孕妇居住，他们必须住在一个交通便利、方便就医的地方。海伦和阿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处，那里离海边几百米，从卡拉拉开车大约七英里。诺曼白天去他的工作室，晚上回来，佩兴丝说，她被“软禁”在龙基“平原”的别墅里。她在龙基写的一封信中提到要写《汲甘露于万物》这本书。1968年7月21日，她给奥利芙写信说：“我在着手写一本烹饪书，因为这样我能赚点钱。”她接着自信地补充道：“这本书一定能出版。”他们在龙基住了没几周，佩兴丝就流产了。他们之前就预料到会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佩兴丝也完全清楚高龄孕妇面临的风险和并发症，但是，这个结果还是令人十分失望。“诺曼之前是多么高兴有了这个孩子”，佩兴丝写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32

在流产之前，他们就讨论要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与海伦和阿诺到普利亚区旅行，这表明，即使他们有了孩子，他们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他们无法知道孕妇在纳克索斯岛那样偏远的地方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此去就要背井离乡，与世隔绝，抑或，此处就是他们抚养孩子和建立“一位艺术工作者应有的生活模式”的首选。33

事实上，他们继续工作，这是他们生活中唯一不变的事情。8月中旬，佩兴丝和海伦都在卡拉拉的“第一届国际艺术珠宝双年展”上展示了几件作品。当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著名记者佩兴丝“直接”用金属银创作，制造了“典雅别致的”耳环、戒指和手镯。34此次展览在卡拉拉的米开朗基罗高档四星级酒店的大厅里举行。与此同时，诺曼希望能于次年春天或者夏天，在朋友让·德尔佩什的协助下在纽约做一场作品展，让丹尼尔·科尔迪耶的助理，设在巴黎和曼哈顿的科尔迪耶与埃克斯特龙画廊的共同所有人。然而，在他们离开之前，他们与海伦和阿诺的紧张关系已现端倪。海伦和阿诺本以为他们会同乘他们的小车一起旅行，诺曼写道：“这和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随着事情的发展，恐怕这种分歧会大到无法视而不见。”35事实上，海伦和阿诺更倾向于在普利亚区安顿下来，建立一个公社或行会，并打算到夏末时卖掉他们在巴黎的工作室和龙基的住宅。他们猜测，和雕塑家雅克·里普希茨在比塔圣塔的工作室有联系的艺术家和朋友，或者与他们在巴黎有交集的友人也会加入。

对于佩兴丝和诺曼来说，海伦和阿诺已经做出太多坚定的决定。“将来会发生什么的想法”，诺曼写道，“我们要收购的土地，我们要建造的房屋，我们提供水电的方式，我们要种的庄稼和赖以生存的农作物，我们要招商的公司，我们要在德尔索勒公路另一端的城市里唤醒我们的兴趣……他们的想法，咳，在我们还没看到任何东西，或者甚至我们还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之前就已经形成了”。36事实上，在他们离开前夕，佩兴丝和诺曼还不确定，他们是否会在普利亚区定居，那只是他们的选择之一。

9月25日，他们启程奔赴远在天边、距离卡拉拉650英里的普利亚区。佩兴丝和诺曼开着路虎车，海伦和阿诺开着他们的小型红色西姆卡车，“无论是不是梦之所在”，佩兴丝在信中对奥利芙说，“我们都要去看看”。37

他们在萨伦托半岛停留了两周。意大利的版图呈靴子状，这个锯齿形的半岛位于这只“靴子”的“后跟”上。他们在海滩露营，到“新石器时代”的乡村旅游观光。这里的风景让人如痴如醉，目之所及，一马平川的大地，郁郁葱葱的橄榄树和环绕四周的蔚蓝大海。佩兴丝无法找到合适的字眼来形容眼前的美景。（她曾和欧文一起去过普利亚区，但从未冒险去过该省最大城市莱切的南部。）这是一种令人震撼的美，在她眼里，除了眼前美景，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海伦说：“点缀着橄榄树的岩石景观和碧蓝的天空”让她想起了在巴基斯坦度过的童年时光。38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佩兴丝称普利亚区为“荒原”，这里不仅是人类未曾涉足的净土，还带着一种未知的神秘。她在一封写给阿里亚纳的信中说，就像看到了一个“仅有一人居住”的世界，她又补充道：“当然，这种感觉无以言表。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空旷、荒凉的地方，在这里，一切世俗的东西都显得微不足道。”39

当然，他们去看了几处房产，按照世俗的做法——要买一所房子或农场。他们在爱奥尼亚海边发现了一个佩兴丝描述的“破败的农场”——“就像是希腊的”，她写道，“建在岩石上的长满了常春花的堡垒”。——他们租住了一年才发现，他们是“野兽和人”同居。40这里许多古老的农庄早已废弃，但仍被一些农民、乡下人和牧羊人占用。他们有时会在拱形的房间里熏制奶酪，或者用来遮风挡雨。其他建筑，从远处看，巍峨壮观，走近才知不过是“富丽堂皇的牛棚”。“我们只希望买到几座小石屋和一个杏林园”，佩兴丝写道，“但是，每个人出售给我们的都是数公顷的橄榄树和农业责任！”41

金秋时节，宜人的天气给这艳丽的景色增添了一抹熨帖的色彩。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空气干燥，海水温度适合游泳。容易感冒的诺曼发现这里的气候比卡拉拉频繁的寒流和潮湿更让人感觉舒适，他们在海滩上露营，或睡在卡车的后车厢里。佩兴丝把她所说的“小水仙鳞茎”，其实就是一种海水仙，种在沙丘上，日后还将之采摘下来寄给了奥利芙。她还提到了一种“叫作芝麻菜的美味沙拉草”，她说这是“一种野生的芥末味小白菜”。她还到处收集药草，第一次真正领略了玛基群落——地中海沿岸独有的茂密的灌木丛林，这完全是异域风景——异彩纷呈——遍地都是野生药草、可食用植物和矮树丛，唯有希腊能与之媲美。当然了，普利亚区位于意大利南部，在公元前18世纪和前17世纪曾是希腊的殖民地，也即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提到的大希腊地区（Magna Graecia）。

自从离开纳克索斯岛，所到之处，普利亚区对佩兴丝和诺曼有着最深远的影响。此外，这里还有大量廉价房产和待售土地。然而，当他们在10月中旬返回卡拉拉时，他们并没有决定留下来，他们取道去了阿格罗波利。多年前，佩兴丝和欧文一直住在那里。他们还取道罗马拿回了诺曼的几件雕刻品。一个星期后，他们回到了卡拉拉。佩兴丝晒成了古铜色，活力焕发。她写道：“普利亚区是一个非常令人陶醉的地方，但可能太遥远，并不适合居住，已经到了天涯海角（fin du monde）。”42

虽然佩兴丝很少提及她说的“烹饪书”，但这本书已经初具雏形，除了欧文的加泰罗尼亚食谱外，此书和她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她在给蓝范尼尔航运公司写的烹饪手册中曾收录了一些在地中海旅行时见过的食谱，但这本新书完全是她自己的经验总结。在烹饪领域，她逐渐学会从烹饪文献资料中获取知识。在她生日那天，奥利芙给她寄了一本由彼得·昆内尔爵士写的书。这位诗人兼历史学家曾写过几卷关于拜伦的书，还在意大利南部写了一本关于爱德华·李尔的书。佩兴丝形容昆内尔像“一位学究式的老处女”，说他“大多依靠二手资料创作”。相比之下，她的书比昆内尔写过的任何作品（她已经出版了几十本书）都富有激情，且都是基于“第一手经验”创作的。

与此同时，她对野生植物与花卉生态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她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庭院里的花花草草，这不仅仅是出于对烹饪的喜爱，还有在大自然中找到的某些图样的启发。例如，蜗牛壳上的赭色螺线，或是掌叶铁线蕨的精美叶片。她与彼得·谢泼德首次探讨了这一理念，并应用到了她为阿拉斯泰尔·莫顿所做的纺织设计中。她的许多珠宝设计或取样于大自然，或基于古埃及和古希腊艺术中的自然形态。对佩兴丝而言，自然与园艺艺术的对比越来越明显，因为他们和朋友——雕塑家迈克尔·诺布勒——以及他的妻子艾达·博莱蒂同住。他们拥有一座修葺一新的艾达尼亚别墅和临近加尔达湖的花园，该花园由邱园的一位植物学家设计，融合了英国和意大利风格，有宽阔的草坪、精致的岩石花园和一段碎花楼梯。佩兴丝说英国园艺协会常常来此参观，并将其描述为“不可方物的完美典范”。她在写给奥利芙的信中写道：“艾达尼亚的草坪如台球桌般平整，苍翠欲滴。草坪、灌木丛和岩生植物都有园丁负责浇灌。啊！”43她说，若不是园里还可以“种些能吃的东西”，她才不会对它感兴趣呢，尽管那个时候她和诺曼也没在菜园里种一棵菜。

诺曼是在卡拉拉结识了迈克尔·诺布勒，由于佩兴丝和诺曼需要一所房子过冬，所以，他就把加尔达湖畔的一间小房子兼作画室和工作坊借给他们住几个月。诺曼的母亲梅里埃尔有时也过来小住，她借住在距离此处不远的诺布勒的母亲家中。诺布勒是苏格兰人，20世纪40年代末，他曾师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弗兰克·多布森（他以直接雕刻而闻名）。战争期间，他曾在意大利驻扎，1951年又回到那里，先是在威尼斯生活，后在加尔达湖与艾达一起生活。艾达家在意大利富甲一方，她的父亲是斯卡拉歌剧院的业务经理。20世纪50年代末，诺布勒在维罗纳一家精神病医院建立并管理着一所绘画和陶艺学校，他曾在此医院接受戒酒治疗。这所位于圣贾科莫医院的学校以支持像卡洛·齐内利这样的边缘艺术家的作品而闻名。

佩兴丝发现，与拉巴罗扎相比，加尔达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但她的编书工作进展很快。她有一个小工作室（她称为“橱柜”），可以看到窗外的柠檬树和远处的湖泊与群山，佩兴丝的《汲甘露于万物》的初稿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她说：“这里死气沉沉的生活迫使我写出一些让生活更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生活在这里的意义所在。”44

沃尔夫的经常到访给她带来了很大帮助，他的“巨大胃口”激励了她。他们在维罗纳能吃到在卡拉拉难以享用到的各种各样的美食，沃尔夫轻而易举地就买到了一只维罗纳野鸡，一只母（珍）珠鸡和一只加尔达鸡。佩兴丝形容这是“一种新发现”。在埃尔布集市上有许多黑松露和白松露，鲑鱼、鳟鱼和白鲑鱼等淡水鱼及各种各样的野味。佩兴丝将商店里陈列的野味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石版画上的动物图片和19世纪插图书，如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的《动画自然》进行了比较。她写道：“那里（维罗纳）的食品店都是按照艺术的风格陈列的。”45在12月的一天，让和吉内特把这些野味装上奢华的雪铁龙，驱车将它们运往位于法国南部的勒科尔迪耶的府邸。他们在那留宿一晚，在一个“摆满艺术作品的荒凉宅邸举行了一场帝王盛宴”。46

到2月底，佩兴丝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草稿，并把它寄给了约翰·沃尔弗斯。他是一名以精益求精和激进政见著称的著作经纪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成立自己的代理机构之前，曾与出版商约翰·默里合作过。（佩兴丝也给企鹅出版社寄去了一份。）这本名为《禁食与盛宴》的书包括大约30个章节，中间穿插一些她和诺曼所到之处的见闻与感想。书中的菜谱分类列在《猪》《野草》和《粥》等章节之中。劳登最感兴趣的《蔬菜一族》还附有“水果、坚果、真菌和昆虫”词汇表，书中涉及的很多蔬菜都是佩兴丝在卡拉拉的市场上亲眼见过的。她在一封求职信中说，这本书是这些相对原始之地的真实生活写照。几年后，她将其描述为“对烹饪实践及其起源的研究”。47她设想在外观上要和《今日主菜》在某些方面保持一致，并已经让米兰达和她当时的儿媳科琳娜配插图。1969年，在写给尼古拉斯和科琳娜的信中，佩兴丝说她考虑在文末附上各种昆虫和动物的插图。比如，螳螂、鹿角甲虫、蝉、蝾螈和燕尾蝶。如同《今日主菜》一样，她希望这本书能收录一些不太常见的蔬菜、地中海鱼类和大量不同种类的药草和植物的图画。但最重要的是，她说这本书的作用应该是“启发灵感，而不是教条手册”。

就像欧文一样，她希望将自己认为正快速消失的生活方式写入当今创作领域的“空白”中，虽然她“非常喜欢”写这本书，但她担心出版界对这个主题的狂热和需求会转瞬即逝。他们完成书稿后就马上离开了加尔达湖，佩兴丝因为再次回到卡拉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而倍感欣慰。

在他们去普利亚区之后，佩兴丝似乎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野生植物和花卉，她十分反感加尔达湖湖边那种井然有序的花园。她尽情地在卡拉拉山坡上畅游，寻觅着那些喜人的植物和花卉。佩兴丝在5月写道：“我对野花情有独钟。”48她一直在画仙客来、藜芦和海葵，还收集了“大花瓣的”报春花和她所说的野风信子。在给奥利芙的信中，她谈到了她对“野生植物、老月季和西番莲”的喜爱。49山上盛开着紫色的番红花、野樱桃和白梅花，这让她想起了富士山。“你借阅过塔尼娅那本带有古代药草插图和版画的妙书吗？”她写信给奥利芙说，“非常幸运，我也有一本”。50（提到的这本书很有可能是理查德·G.哈顿在1909年出版的《早期草本植物与花饰手册》）。早春时节是可食用植物的生长旺季，佩兴丝收集了各种野生植物——胡萝卜、防风草、小红萝卜、酢浆草和许多其他植物——用来制作“最美味的小葡萄园沙拉”。51她把自家产的酸橙制成果酱，观看他们的老邻居内洛叔叔打理葡萄藤。

有消息说，那本加泰罗尼亚书终于要出版了，妮科尔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消息，这让佩兴丝又惊又喜。6月，诺曼获悉，他的两个作品——《西比尔》和《雅诗娜·普罗索斯》——会在即将到来的双年展中出展。路易丝·布儒瓦、迈克尔·诺布勒和彼得·罗克韦尔的作品也在参展之列。海伦和阿诺在普利亚区购置了一所房子，他们去巴黎时途经此地。大半个冬日，沃尔夫都是与佩兴丝和诺曼一起度过的，是他让佩兴丝“做出了最精美的肴馔”。沃尔夫已经去南非看望他的妹妹乔安娜了，佩兴丝说：“他打算去卡萨布兰卡品尝一下蒸粗面粉，然后再设法到纳塔尔省去看望乔安娜。这都缘于他有个骑着骆驼去非洲中心的愿景。”52

这是沃尔夫的另一次冒险。他曾戏说要去卡萨布兰卡，再深入非洲腹地。事实上，他是乘飞机从巴黎飞到了南非。翌日，即1969年4月12日，他和乔安娜当时的丈夫——一位葡萄牙外科医生伊雷纽什·达·克鲁斯——一起驱车沿着德拉肯斯堡的悬崖前行。不知何故，达·克鲁斯驾车失控，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滑行一段后翻车，沃尔夫受伤严重，达·克鲁斯却安然无恙。

很快，沃尔夫就因颈部受创而失去知觉，卧床不起。两天后，佩兴丝和诺曼收到了乔安娜的电报，告知沃尔夫生命垂危，他已经多次停止呼吸，随之又感染了肺炎。但他还是活了过来。4月16日，他们收到了一封沃尔夫写的信，此信是在他动身去非洲之前所写。“他好像在两个地方”，诺曼写道，“我们熟知的那个沃尔夫在巴黎对我们心心念念，那个躺在南非的医院里”的人不可能是他。53

佩兴丝脑海里萦绕的是沃尔夫在巴黎时的样子：精通音律，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在科坎夫人家里品着珀诺酒，在他的小公寓里下厨烹饪；另一个沃尔夫则令人难以置信。时年仅31岁的沃尔夫总是把自己比作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波洛摩夫，拥有“无限的造梦能力”。他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酷爱戏剧、歌剧和艺术。佩兴丝和沃尔夫都十分热衷于司汤达的作品，都痴迷于女高音家玛丽亚·卡拉斯，他们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当然，食物也是他们之间永恒的话题。沃尔夫说他一直对食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佩兴丝后来说他是她真正乐意为之烹饪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住在快乐王国的他”，佩兴丝写道，“突然就跌入了悲伤的深渊”。54

到了7月，他的病情趋于稳定，随后转到了位于白金汉郡的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这所医院在二战期间成立，以治疗脊髓损伤而闻名。在诺曼的劝说下，佩兴丝尽量让自己把他看作一个有“自由精神”的人而非一个余生都将被困在轮椅上的人。

“一个人必须有自信心，”在双年展开幕前的那个月，佩兴丝写道，“生命中最大的成功就是爱我们本真的样子。今年是我们领悟生活真谛的重要一年”。55

双年展取得了巨大成功。诺曼应邀去北卡罗来纳和纽约授课、做讲座，来自美国、突尼斯和立陶宛的年轻雕塑家们奉他为“艺术大师”。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雕塑家野口义夫曾在罗马居住，还在卡拉拉南部的采石场工作过，他对诺曼的作品印象深刻。野口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并承诺在纽约的科尔迪耶和埃克斯特龙画廊展出诺曼作品的照片，在那里，野口也曾举办个人艺术展。“经过这么久的蛰伏期，诺曼的作品才开始进入大众视野，这太诡异了”，佩兴丝在信中对梅里埃尔说，“这些作品不是一直都摆在那儿吗？”

“尽管如此，”她继续说道，“我也觉得默默无闻的氛围最适合潜心创作，我一直惧怕诺曼出名”。56

的确，佩兴丝认为，在到底应该坚守默默创作的信念，还是实现艺术家被公众认可的本能愿望之间存在着某种悖论。这并不单单是一个在默默无闻中工作或成名的问题，相反，这是要参与到佩兴丝所不屑一顾的“展览外交”的问题：寻找可以展出诺曼作品的画廊；参加双年展；不停地计算佣金；找到赞助人来购买他的雕刻品，这些推广工作大部分都落到了佩兴丝的肩上。诺曼很矛盾：他似乎既想在艺术领域功成名就，又想摆脱一切物质羁绊，过上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雕塑和写作来传递自己的理念，也一直在写诗歌、儿童故事和哲学小册子，这些都由佩兴丝打印出来，他几乎不需要处理任何商业琐事。此外，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老师，所到之处，总有许多学生和崇拜者慕名而来。他仍然心存建立“奇才之家”的想法，这意味着要在远离欧洲艺术中心的地方找到廉价的土地，但同时还要有更多的受众。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始终坚信艺术家是完美的“社会成员”。在卡拉拉奋斗了四年之后，他终于获得了他自20世纪50年代从事雕刻以来所追寻的认同。“你知道吗，我的作品越来越值钱了”，他在给梅里埃尔的信中写道，“前几天，我的一件12英寸的雕刻品卖了400英镑”。57

无论如何，诺曼急需双年展的激励。他立即着手创作一系列的大型雕刻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很有可能去纽约参展，他觉得这可能是“我必须为之奋斗的一年”。

与此同时，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朋友和外国雕塑家。他们决定在9月中旬再去一次普利亚区，然后回伦敦过冬。他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地寻找住处和工作，并且逐渐接受了这种也许会持续下去的半游牧的生活方式。“我们看过的地方越多，越举棋不定”，诺曼写道，“也许我不想安定下来——也许我本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就是我会做这份工作的原由吗？”58

在佩兴丝和诺曼动身去普利亚区之前，诺曼和他的助手罗伯托在科勒纳特河的河岸上“寻找废墟”，然后把这些废墟变成工作室和住所。他们没找到废墟，却遇到了卡拉拉最后一家尚在营业的妓院。这家妓院由一位梳着“棉花糖发型”的女士经营，她实际上有一套价格低廉的三居室公寓出租，但似乎有一个妓女住在楼上。“对我们来说，晚上太吵了”，佩兴丝写道，“这对罗伯托的诱惑太大了”。59

尽管他们确实打算在萨伦托半岛“寻得个谷仓”，但与之前的旅行不同的是，这次并不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居住的地方。佩兴丝在给沃尔夫的信中说：“我们要去普利亚区疗养、野营、漫步和重塑自我。”60

他们有时露营在荒芜的海滩上，有时住在海伦和阿诺那里。海伦和阿诺已经把在托雷莫扎附近的乡下住宅改造成了画室和工作间，把曾经用来豢养牲畜的画室命名为“水牛工作室”。按照佩兴丝的说法，“这和他们理想之中的家相去甚远”。61

然而，普利亚区仍然是个雄伟壮丽的地方。他们在爱奥尼亚地界探索了近两周的时间才找到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地方。一天下午，他们从海伦和阿诺家出来，一路向东，赶往普雷西切村。中途，他们在一个海拔较高的地方停下来野餐，那是一个农庄，周围是11英亩的土地。房子里的房间都有拱形屋顶，可以从顶端俯瞰半岛的全景和陆地的尽头，离房子一英里半远即是大海。房子的周围是野生的灌木丛，北面和东面是一望无际的橄榄林，南面和西面可以远眺爱奥尼亚海和大部分未受污染的海岸线。“四面八方，一览无余”，佩兴丝写道，“东边的大平原上是一片翠绿的橄榄林，西边是一片蔚蓝的大海。这是一种难以言状的美”。62在测量图上，这个地方被标记为“斯佩格力兹”（Spigolizzi）。这个名字可能来自附近的斯佩基亚（Specchia），是当地居民过去为了警惕土耳其入侵，用一种古老的粗糙石头堆砌而成的瞭望哨之一。

尽管在那天下午，这个极可能是被遗弃的田园似乎还是一片未知的领地，但这块净土将成为佩兴丝和诺曼今后的家。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年之久，在这天之涯海之角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第十一章 新生活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佩兴丝和诺曼与英国的关系都不甚融洽，他们只是偶尔回到“劳格斯”过冬。直到1968年，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在那里定居。1967—1968年冬，他们前往位于威尔士中部的布雷肯地区，那里曾因遍布石灰岩采石场而闻名于世。他们打算在那里寻找一个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然而，到了那儿才发现布雷肯比肯斯“光秃秃的，令人反感”。佩兴丝告诉阿里亚纳，他们“很高兴永远离开英国”。1如果有什么原因的话，那伦敦之行坚定了他们当初离开的决心。他们对城市生活早就失望透顶，佩兴丝说在城市里就好比漂向“消费王国”。1966年，她笔下记述的英国“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已步入不再年轻的“中年”阶段，像块“陈旧的纪念碑”。2后来，她称现代消费社会“令人恐惧”，如同“被困在机器里”。3据大卫·金特尔曼所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佩兴丝蔑视那些遵循更传统的职业道路和为了在像伦敦这样的城市生存下去而做出妥协和牺牲的人，即使是她最尊敬的昂里翁和金特尔曼也多少感觉到了这种蔑视。“我觉得佩兴丝总是自以为是。但我觉得她可能也在心里暗暗鄙视我在这里安家落户（金特尔曼已经搬到卡姆登镇的一座宽敞别墅里），就像她对其他朋友的看法一样。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和她一样过着一成不变的或者创造性的生活”。4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佩兴丝与她的英国朋友和家人经常有书信往来，但她去走亲访友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佩兴丝和诺曼抱怨卡拉拉离伦敦太近了——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理由——其实他们很少去伦敦。与此同时，尼古拉斯和科琳娜住在布里斯托尔，米兰达和阿什琳住在伦敦。佩兴丝现在有四个孙子，但她很少见到他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与佩兴丝相比，塔尼娅和她的伦敦朋友们与她的孙辈们来往更密切。尼古拉斯的女儿罗茜说，她多年来一直以为奥利芙是她的祖母，不知道佩兴丝和她是什么关系。米兰达的第二个女儿莉萨说：“她不是那种会揽你入怀的外祖母。”5米兰达的大儿子马卢斯卡·德拉布尔说：“她无法感受到，也无法表达无条件的爱。对于她的孙辈们而言，只有我们做了让她‘感兴趣的’的事，她才会对我们稍加关注。”61962年后，在尼克举家搬到布里斯托尔的20年间，佩兴丝只去看过他们一次。1963年，尼克因患肺结核在哈姆格林医院住了12个星期。佩兴丝和诺曼当时就在纳克索斯，但她竟没有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儿子。米兰达虽然不常去看她——佩兴丝在20世纪70年代住在希腊时去看望过年轻的阿穆尔-布朗一家两次——无论佩兴丝和诺曼在加泰罗尼亚、卡拉拉，还是最后的普利亚区，米兰达至少去探望过他们。

八十多岁高龄的奥利芙还住在罗戈特，塔尼娅在伦敦，佩兴丝常托她办一些杂事。比如，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里分发她的手稿，或者查阅一些稀有植物或花卉的名称。佩兴丝继续在伦敦雇用了一个著作代理人，并留着她在汉普斯特德的公寓，里面放着她的大部分财产和研究资料。即使身居国外，她也和英国的各家报社保持联系。她仍然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对舰队街一往情深。奥利芙定期给他们寄去《观察家报》和其他报刊。尽管佩兴丝称其“俗不可耐”，但她还是酷爱阅读这些报纸，对彼得·海沃斯和菲利普·汤因比等“几位朋友”刊登的作品青睐有加，称“随着年龄增长，他变得更有人情味了”。7

虽然都是在欧洲，但从他们定居的普利亚南部到伦敦山高水长，那时，去趟意大利版图的“鞋跟”之处绝非易事。尼克每次从布里斯托尔出发，要途经伦敦、巴黎和威尼斯，最后诺曼到莱切迎接。整个旅行“苦不堪言”，惊险重重。后来，即便是莱切，诺曼也无法驱车到达了。他们只好坐慢车，赶在佩兴丝和诺曼去赶集的星期二或星期六到达普雷西切，这样方能与他俩会和。

他们在卡拉拉的朋友们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他们“进入了非洲”。8普利亚区——也就是更广义上的意大利南部的梅佐乔诺（Mezzogiorno）——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偏远落后、与世隔绝的另一个世界。早在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就把南方称为“意大利的印度”。9诺曼给梅里埃尔写信描述了农庄的情况。诺曼很确信地告诉她，塔兰托附近有一个机场，大约有两个小时的车程。由于新建了高速公路，去罗马仅需一天。他写道：“千万别对这距离感到震惊。”看来，这个估算似乎有点不可信。有一次，佩兴丝从拉巴罗扎给奥利芙写信说，她设想有一天会拥有一个“更适合待客”的房子。（奥利芙和梅里埃尔都不曾到卡拉拉去看望过他们。）如果通上电，接上热水，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热水澡。但是，适不适合待客尚在其次，关键是斯佩格力兹太遥远，不适合亲朋好友去旅行。在附近的普雷西切村有一个邮局，是佩兴丝和诺曼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

1970年春，他们搬到普利亚区后不久，在佩兴丝的请求下，奥利芙开始给他们邮寄周报。“《观察家报》很受欢迎”，佩兴丝写道，“除了内容之外，它是提供纸张的唯一来源，而且还可以代替不易点燃的印度无花果[1]来引火”。10

当佩兴丝和诺曼在前一个秋天离开普利亚区时，收购斯佩格力兹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但是，这次交易的详细条款尚未敲定。他们在伦敦度过了一个冬天，佩兴丝继续撰写《汲甘露于万物》。只要她有空闲，她就会带着烤鸡、蒜泥蛋黄酱和鱼子酱去斯托克曼德维尔拜访沃尔夫。她正在等莱利奥·马尔泰洛尼的消息，他们是通过海伦和阿诺结识了这位经纪人和银行家，他当时经办此次收购事宜。最后，佩兴丝和诺曼在4月前往普利亚区，但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主要的障碍是房子的所有权，这11英亩的土地归五个不同的农户所有，虽然最大份额由一个人占有，但他仍然耕种土地、收获橄榄。除了把各方聚齐，说服他们同意出售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延误，佩兴丝说这笔交易前后协商了六次。在谈判期间，他们在海伦和阿诺那里小住了几日，然后便在农庄最适宜居住的两个房间里“露营”。“和这五家农户最后成交实属不易”，佩兴丝写道，“花了一个月时间才让这片古老的农庄整合到一起”。11

5月初，交易最终达成。阿什琳刚刚继承了布朗和波森家族的财产，他拿出了大约3000英镑。那天晚上，佩兴丝借着一盏油灯，在他们新买的煤气炉上做了一顿晚餐。他们喝了一瓶让·德尔佩什为祝贺他们乔迁之喜而赠送的香槟酒，“当我们坐下来吃第一顿晚餐时”，诺曼写道，“因为我们俩突然间内心都盈满了感激之情，所以，我们做了饭前祷告——一种祈祷的感觉——一种真正发自内心的祈祷——感恩拥有”。12就在他们开始怀疑到底能否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安身之所时，他们机缘巧合地发现了斯佩格力兹，这里似乎有无尽的美景和自然美，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交易达成后，佩兴丝在她给奥利芙的第一封信中描述了这里“野性的”美：到处都是仙人掌、野生植物、药草和豌豆，好像除此之外，“这里不长任何东西”。13她称为“狂野、荒蛮的风景”。她告诉沃尔夫她的信件可以概括为三个主题：甲虫、侵蚀和奢侈。“洗脚是种奢侈”，她写道，“光天化日下可以对着屋外的岩石肆意撒尿，多汁的[枇杷]长满翻修路段的两旁”。14诺曼已经在设想请维杰德维德在这里设计几处零散的小型建筑——他称为“斗室”——作为他的学生或来访艺术家的工作室。诺曼和维杰德维德立刻通过书信商讨了这个项目，维杰德维德陶醉于这个意大利南部的建筑构想，醉心于和诺曼的潜在合作，还给佩兴丝和诺曼寄去了一张300英镑的支票。他们搬进新家不久，家中就出现了一条“黑得像柏油的”巨蛇，佩兴丝和诺曼视为一种吉兆。

这座“L”形结构的房子曾是农用房。抹着石灰的干石墙厚三英尺，拱形天花板是由手工开采的凝灰岩（当地的石头）做成。他们把牛棚改成了厨房，诺曼的工作室里则堆满了稻草和粪肥，工作室的地板是用粗糙的石头铺成。诺曼很高兴地说他“拥有的这块最美的深褐色铜板是由好几代水牛在上面践踏和排泄而成”。15就像普利亚区的大多数农庄一样，这栋建筑和周围的土地曾为好几家效力过，花园中巨大的面包烤炉就能证明这一切。从油和葡萄酒，到谷物、乳制品和肉类，他们一切都是自给自足。在离厨房不远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壁炉，可以烘制意大利乳清干酪或熏烤挂在拱形天花板下的肉块。自二战以来，这座建筑主要用作牲口棚，贮存些干草、谷物和木柴，无怪乎佩兴丝在《汲甘露于万物》中说他们搬进了牛棚。

房子下方有一个小葡萄园，山坡上种着橄榄树，此外大部分耕地是荒田，曾经是梯田的几英亩陡坡最近被当作了牧场。根据部分协议，前主人在佩兴丝和诺曼接手的前两年里有权采摘橄榄。田地里长满了齐腰高的杂草——菊苣、茅草和蓟——以及逐渐入侵的灌木丛，由于疏于打理，一些人工栽培的梨、无花果、石榴和樱桃等果树恣意疯长。“印度无花果”已经蔓延到长满青苔的岩石上，佩兴丝写道：“它们就像开路先锋”，破石而出，为各种各样的野草开路：野生的防风草、胡萝卜、燕麦、黑麦和豌豆。佩兴丝把这片土地比作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岛屿——荒凉、孤立、条件恶劣，然而，也有着不可否认的美。那时，只有一条狭窄的土路穿村而过（这条路最终被修整铺平）。水是从土路另一边房子对面的一个蓄水池——“地上的一个罐子”——里提上来的。远处的山村里坐落着一片片的白色小农舍，在漆黑的夜晚，只有半岛顶端的圣玛丽亚·迪·勒卡灯塔在闪烁。“在普利亚区”，佩兴丝写道，“在不知不觉中，舒适就被诗意和怡悦所取代”。16

就像佩姬·安格斯第二年写的那样，他们找到了理想中的乐土。17但诺曼在1969年9月第一次访问斯佩格力兹之后有点过于乐观了，他认为农庄只需要简单修复，无须大动土木。事实上，为了让这个地方适合居住，他们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监督一群杂七杂八的工人修葺，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工作。5月中旬，他们最后一次去了卡拉拉，安排了一个定期从普利亚区到博洛尼亚运送番茄的送货司机取回诺曼的雕塑品，这些雕塑重10吨，用起重机花了6个小时卸货。佩兴丝记得，卡拉拉的朋友们认为，她是因为疯了才去萨伦托半岛这个“冬天狼群出没”、人迹罕至的地方。

他们必须让斯佩格力兹在冬天能遮风挡雨。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季节，有时湿热的西罗科风吹过海面，有时刮着冰冷刺骨的西北风——这所房子坐南朝北，有时则是暴雨倾盆。他们搬进去的时候，根本没有门窗，地面凹凸不平，墙是重新粉刷过的，部分屋顶需要修理，也没有自来水。路的另一边有一个20英尺深的蓄水池。里面装满了从屋顶流下来的雨水，能够容纳1.5万多升的雨水。诺曼和佩兴丝安装了一个两冲程的布里格斯-斯特拉顿牌马达泵，将水箱中的水抽到屋顶上的水槽中，给一个室外水龙头和厨房、浴室、客房里的水槽供水。在普利亚区安装家用水管设施还是个新鲜事物，所以，可选择的配件十分有限。诺曼从卡拉拉买回几个黄铜水龙头和三个大理石水槽。他们还运回了一些家具，包括几把曲木椅和一个做厨房台面的大理石板。佩兴丝写道：“诺曼说任何一位到这里来的人首先要花一周的时间从井里提水。他们就是想知道这种自来水有多珍贵、多罕见、多神奇。”18在过去的几年里，诺曼都用成瓶的葡萄酒款待宾客，并告诉他们：“你们要一醉方休。我们每年都酿制新酒。但要节约用水，不然就无水可用。”

在整个翻修过程中，出于全方位考量，他们和施工人员一起住在佩兴丝所描述的包围状态中。所有的东西都被尘土和碎片所覆盖。夏季燥热无比，隐私暴露无遗，施工漫长无期。所有焦虑一同袭来。工人们——木匠、水管工和石匠——都“筋疲力尽、一贫如洗、傲慢自大、不可信赖”，须不断催促之下才能完成一项工作。19每一笔新交易似乎都被层层的阴谋诡计所掩盖。诺曼被无休止的谈判所激怒。他们还不得不忍受络绎不绝的游客，他们好奇地想知道这些在山坡上安家的外国艺术家是何许人。毋庸置疑，进展十分缓慢。到7月底，在将近三个月之后，诺曼说，农庄“变得越来越不像一个洞穴，更像是一个住所了”。209月下旬，他们还在等待安装门窗。直到10月，佩兴丝才拿出她的工具，构建她的工作室。

月初正值圣特蕾莎修女节，他们与邻居——特蕾莎和萨尔瓦托雷·德·米拉还有他们的女儿劳拉——一起庆祝：大碗西红柿意大利面、煮野菜、“精心烹制的，酸豆配料的公鸡”、沙拉和新核桃——萨伦托半岛的冬季主食。21

特蕾莎和萨尔瓦托雷是最后一批主动在斯佩格力兹山坡的边际耕地种田的农民，他们都来自附近的萨尔弗村。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和家人决裂后，逃到了乡下，住在萨尔瓦托雷自己建造的一间没有窗户的小石屋里。1956年，他们的女儿劳拉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萨尔瓦托雷是在瑞士打工的许多年轻人之一。据估计，1952—1968年，250多万意大利人——当时媒体称为“梅佐乔诺大出血”——从南方迁移到北方和国外。但是，萨尔瓦托雷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国外找到工作并留在国外，不管谋生有多么艰难，他都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萨伦托半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挑战传统婚姻和职业的另类，他们选择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诺曼写道，“他有点不合群……忙忙碌碌，安于现状”。22到1970年，当佩兴丝和诺曼来到此地时，萨尔瓦托雷和特蕾莎已经搬回了萨尔弗，但他们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住在乡下，侍弄通往斯佩格力兹路边的一小块土地和橄榄树。这种兼职安排看上去很另类——住在城外却耕种土地，尽管大多数普利亚人都已放弃种田。在这个地区还住着一些其他农民，但没有一个人像他们一样与佩兴丝和诺曼的关系如此密切。

他们几乎一到斯佩格力兹就相遇了——佩兴丝和诺曼于5月抵达时，萨尔瓦托雷和特蕾莎刚好回来消暑度假。一个建筑承包商雇用萨尔瓦托雷做农庄的内部装修工作，事实证明，他既是个好劳力，又是个得力帮手，可以说是一个专业的泥瓦匠和建筑工人。佩兴丝写道：“如果没有他，无法想象我们要怎样开展一切工作。”23他们帮忙清理了斯佩格力兹周围的土地，那里杂草泛滥，灌木丛生。他们种植的蔬菜和水果也应季采收——成筐的西葫芦、黄李子、枇杷、洋葱、新土豆——或者是诸如第一季种植的莴苣和罗勒之类植物。有一天晚上，他们送来新鲜的“翠绿色的”鹰嘴豆，这令佩兴丝感到无比震惊。她写道：“我从没想过它们会是新鲜的或是绿色的。”24早些时候，萨尔瓦托雷鼓励诺曼用斯佩格力兹产的黑曼罗和玛尔维萨葡萄自酿葡萄酒。这些葡萄颗粒小、颜色黑、口感甘甜。收获葡萄是一年一度的大事，有土生土长的葡萄，有从附近的双子村购买的葡萄，也有从其邻居玛丽亚·维托利亚那里买来的葡萄。她的葡萄是由萨尔弗的老公爵——一位业余农艺师——培植的混合品种。几年内，诺曼酿制了160多加仑的葡萄酒，用掉了10公担，相当于1吨的葡萄。在接下来30年里，萨尔瓦托雷帮助佩兴丝和诺曼建立了一种扎根于土地的生活，特蕾莎向佩兴丝引介了许多传统的普利亚烹饪元素。“我教了她很多东西”，特蕾莎回忆说，“我帮她做酱汁、橄榄油，诸如此类”。25这些是与一种行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重要纽带。萨尔瓦托雷曾有一次和诺曼一起种黄瓜，他打趣地说：“好好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如果我死了，就不会有像我这样的人了；而像你这样的人却有几百万！”26

在卡拉拉期间，佩兴丝和诺曼未曾自己种植食物，他们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土地耕种。1968年，当他们第一次去普利亚区的时候，佩兴丝对“橄榄园”和“农业责任”有点不屑一顾。他们对耕种土地并不是很感兴趣，或者至少不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现在，他们依旧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雕塑、珠宝和写作方面，但佩兴丝是一位颇有经验的园丁，所以，他们也愿意种点供自己吃的瓜果蔬菜。斯佩格力兹周围的土地并不特别适合小规模耕作，这里的土壤是钙质土和石质土。1971年，阿什琳和米兰达来过这里，当时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四处蔓延的“印度无花果”。四周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房子也几乎是露天的。据米兰达说：“光线刺眼，燥热难耐。狂热的风仿佛把撒哈拉沙漠的沙尘都吹来了。”27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种出庄稼需要大量辛苦的传统手工劳作，或者借助一匹老马才行。1972年尼克第一次来访，他回忆说，山坡上的大部分农活都是“老人们用锄头在岩石缝里抠出点土，栽上6棵西红柿秧苗”。28也许唯一比较好的方面就是全年气候相对温和。由于没有耕种经验，佩兴丝和诺曼只能完全依赖萨尔瓦托雷。他既有长期耕种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又有一种能给人带来启迪的好奇心。据佩兴丝所说，他虽然目不识丁，但他有着“毕达哥拉斯式的清晰头脑”。这在他对自己土地的使用方式上体现得最明显。29诺曼和他相处得很融洽，对他“天马行空”30的想象力惊叹不已，有时，他还会给诺曼理发。

在萨伦托半岛，他们向萨尔瓦托雷学会了很多农活：收橄榄、酿酒、种植各种蔬菜，如西葫芦、黄瓜、黄豆和鹰嘴豆，他们还一起购买土豆，每人买半公担（大约110磅）。佩兴丝写到，把土豆切开是一门“艺术”，然后再把切开的土豆块栽到田里。1973年是他们的第一个丰收年，他们收获了自己的橄榄（在萨尔瓦托雷和特蕾莎的帮助下），榨出了近150磅（65公斤）的橄榄油。到了1975年，他们已经种植了数公里的豌豆、蚕豆、大蒜、大麦、小麦和西红柿。他们说自己“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老农了”。31第二年，他们又种了茴香、洋葱、辣椒和菜豆。他们甚至买了两头猪，亲自宰杀。1978年初，佩兴丝写道：“戴维一手拿着《今日主菜》看着上面的杀猪插图，一手持刀；诺曼则用力摁着猪。”32她则参阅了简·格里格森的《熟食和法式猪肉烹饪》和一些在本地学到的东西做了几样菜。

在普利亚区的前5年里，他们都是在萨尔瓦托雷的帮助下耕田，佩兴丝称他为“播种的时钟”。1976年，萨尔瓦托雷在一家橄榄油工厂找到一份工作，他要赚钱买一辆“Ape”（意大利随处可见的三轮迷你卡车）。没有萨尔瓦托雷的帮助，他们只能自食其力了。那时，佩兴丝宣称他们是“园艺先锋”，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了。1974—1975年冬，佩兴丝写到，他们吃的是自己种的干豌豆、干扁豆、干蚕豆，并收获了他们自己的菊苣——“一种可口的苦味沙拉”。

在收获季节，无论是番茄、橄榄还是无花果，农事劳作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生活。例如，制作瓶装番茄酱是一项耗时数天的工作，如果没有特蕾莎的帮助和指导，佩兴丝会做得一塌糊涂。制作这种番茄酱需要把数百磅的莱切西红柿放入几个大缸中，里面加入红洋葱、百里香、迷迭香、海盐和少许水，放到明火上煮熟后，再放到一个手工操作的番茄筛上过滤，将皮和籽与果汁和果肉分离。有些籽在煮之前就已经筛选出来，晾干储存，为来年种植作准备。等到2月，把这些籽种到暖房里，或者种到地里，用塑料布覆盖。在制作这种番茄酱时，其他几种传统的西红柿保存法也值得一试：把用上述番茄筛过滤出的果肉摊在农庄屋顶上的平板上晒干，最后收入玻璃瓶中，用作浓缩番茄酱。而圣女果要迅速焯水，然后费力地去皮保存。这些番茄酱足够享用整个冬天，还可以馈赠他人。“这就像一次军事行动”，佩兴丝描述道，“只是没有硝烟”。33当客房的地板上都铺满了成熟的西红柿时，她慎重其事，闭门谢客（西红柿在7月初采摘，然后要放在封闭的空间里慢慢等它们熟透）。有一次，她的一个孙女突然来此度蜜月，她竟然让她睡在货车里，直到客房地板上的西红柿收起来后方可入住。除了收获蔬菜、橄榄油和葡萄酒外，佩兴丝还可以全年采摘野生植物和药草，从11月到来年2月采蘑菇，继续根据莫布朗的野外指南来鉴定新菌种。他们的土地上也有各种水果树——柑橘、野梨、无花果、石榴、欧洲樱桃、大马士革李子、草莓树、枇杷和其他几种柑橘类果树——还有几棵高大的杏树。这样，在家门口荒原上就又有了另一次收获。

他们在普利亚区定居多年后，佩兴丝回忆起她最初看到特蕾莎、萨尔瓦托雷和劳拉从潮湿的土地上捡起成千上万的橄榄时的惊讶之情。她当时想：“嗯，我才不想做这活儿呢。”34在《汲甘露于万物》中，她将拾橄榄的劳苦比作生孩子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改变了对橄榄和其他需要辛苦收割的农作物的看法，她开始重视这“无尽的收获”——收割、脱粒和保存。埃达·马尔泰拉在20世纪80年代与佩兴丝和诺曼相识，他记得佩兴丝花费数小时从“数百万的黑橄榄”里挑选出最适合保存的样品。他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是由这些每年的仪式构成：7月的调料酱，8月下旬的无花果晾晒，9月的葡萄采收，10月或11月的橄榄采摘，春秋两季的播种。她的信里几乎都是农业版快讯，往往都是地里都种了什么，又长出了什么之类的消息。几年后，佩兴丝甚至提到“做了那么多被解放的妇女永远也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她从工作本身和由此产生的集体精神中受益良多。35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发现了自己的专长。

不出所料，许多这样的实践都写入了《禁食和盛宴》中（一直用这个书名）。随着他们生活环境的改变，书中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初稿寄给约翰·沃尔弗斯之后，她还继续做修改。很显然，他对这本书没有什么兴趣。在他们搬到普利亚区之前的那个冬天，她把她当时认为已完成的草稿寄给了大名鼎鼎的著作代理人、昂里翁的朋友德博拉·罗杰斯。（佩兴丝和罗杰斯直到1977年才见面。）罗杰斯经常支持那些并不一定符合主流文学品位的作品——比如先锋派小说家B.S.约翰逊。她很喜欢这本书，并渴望自己的书架也会有一本，她说这是“长期以来，让代理商坚持不懈的最好激励。”366月，佩兴丝收到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编辑黛安娜·阿西尔的来信。她说，这本书中“有一些非常棒的内容”，但它是“内行书，不是大众书”。阿西尔似乎真的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她说他们曾试图说服企鹅出版社合作出版平装本。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但企鹅出版社拒绝了。“这恐怕让我们束手无策”，阿西尔写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回绝您了”。37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这本书引起的反应似乎都是一样的，罗杰斯称为“出版热情与经济冒险”。38费伯-费伯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显然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但他知道公司永远不会去出版的。双日出版社的路易丝·高尔特也看到了这本书，她曾出版过烘焙鼻祖詹姆斯·比尔德的书。她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迎合美国读者口味的入门级食谱，因此建议佩兴丝与克诺夫出版社的传奇编辑朱迪丝·琼斯联系。后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版了许多开创性烹饪书，包括美国著名厨师朱莉娅·席尔德的《掌握烹饪法国菜的艺术》。实际上，琼斯在20世纪80年代初看到佩兴丝的书稿时便爱不释手，她说她摘抄了数页，“把它们收好，在我需要醒目提神时，拿出来一睹为快”。但她很清楚，这不是克诺夫出版社愿意赌上一把的书，“20年前，我不应该犹豫不决。但可悲的是，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企业集团来说，我们销售人员越来越难以出版这种奇怪而独特的东西”。39

佩兴丝还聘用了特莎·塞尔——另一位著名的著作代理人和《今日主菜》的崇拜者，一位大学老友将她引荐给了佩兴丝。1971年，佩兴丝在写给塞尔的信中承认这本书“难以归类”，但还是将其描述为“试图回归烹饪的意义”。40（1972年，她还将部分手稿寄给了意大利费尔特尼奈利出版社。）尽管这本书的主要焦点是20世纪60年代的纳克索斯、加泰罗尼亚和卡拉拉，但她把在萨伦托半岛的经历逐渐补充到书中，可食用野菜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佩兴丝已经开始为许多野菜确定最新的拉丁命名。（在萨伦托半岛有大约450种可食用野生植物，其中有许多是药用植物。人们只知道它们的俗称。）她还加入了一些她在萨伦托半岛学到的烹饪方法，其中包括在上釉的陶罐形状的锅里小火慢炖豆子和干豆。

尽管这本书在出版商那里遇到了重重阻力，但佩兴丝认为书中传递出的信息和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意义非凡。尽管《禁食与盛宴》是对传统烹饪方法的一种探索，但佩兴丝视其为“未来时代”的指南。41她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正在进行着更广泛的变革，早期的自给自足先驱约翰·西摩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关于美味药草的稀奇古怪的书已经出版”，而所谓的生存主义正在复兴。42

事实上，人们对自给自足和有机农业的兴趣日益浓厚，这是20世纪60年代更为广义上的文化转型的一部分。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激发了一场新的“回归土地运动”，这一运动源于许多人想要自制食品，“自己耕种土地”。这和人们对佩兴丝所说的“消费主义的胜利”及其对环境、食品和水的负面影响的反应一样。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和杂志层出不穷，如《大地之母新闻》，于1970年正式发行，该杂志涉及另类生活和环境问题。同年，海伦和斯科特·尼尔林再版了他们的经典作品《美好生活》，保罗·古德曼为此书作序。1972年，理查德·梅比出版了他的有关英国可食用野生植物的畅销书——《免费的食物》（自此，这本书就不断再版）。西摩的《自给自足农场》和E.F.舒马赫的《小即美》都于次年出版。

这些书中有许多地方都明确涉及了自给自足和环境保护问题，这也正是佩兴丝和诺曼开始认真对待的事情。在《小即美》的第一章中，诺曼的老朋友利奥波德·科尔的门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界定“自然资本”和持续增长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问题。佩兴丝和诺曼订阅了当时还在出版的法国著名环境杂志《荒野》，以及英语版的《复活》。他们还收到了另一份英国环境杂志《生态学家》，该杂志上1972年刊登的《生存蓝图》描绘了一幅地球生态危机的恐怖图景。佩兴丝在读后感中写道：“我觉得我们的东西在一点一点枯竭。”431973年出版的《荒野》杂志第一期也同样悲观，它的标题是《1973：乌托邦或死亡》，文中呈现出一个严重污染的城市景象。《复活》杂志由和平活动家约翰·帕普沃斯于1966年创立，舒马赫、科尔和西摩定期在此发表专栏文章。

佩兴丝从未想过《汲甘露于万物》会成为一本像弗朗西丝·穆尔·拉普1971年写的《为一颗小行星所做的饮食》那样极具争议的书。她也清楚地意识到摆出一种过于规定性的姿态的危险，毕竟这本书既是对他们生活之地的描述，也是对他们所遇到的人和食物的颂扬，而不是一本简单的生活手册。然而，在这本书中，佩兴丝一直关注的是农业、食品和环境等综合主题。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写道：“随着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情不自禁把F.&F.（《禁食与盛宴》）作为生计来源！”44

然而，佩兴丝对出版界越来越失望，因为他们不愿冒险出版一本看似有悖于烹饪体裁惯例的书。早在1972年，她就开始怀疑这本书能否有面世的那一天。几年后，她在写给奥利芙的信中把此书描述为一个“几乎消失了的生活纪念碑”，并表示她将做最后的努力。她写到，如果无人愿意发表，“对尼古拉斯来说，这将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他要子承母业，在2020年出版此书”。45

与此同时，诺曼正忙于规划他的艺术学校——“奇才之家”，他称这个项目为“灵魂的疗养院”。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夏季雕塑学校，他希望能将之发展成一个雄伟的生态艺术社区。1970年夏，部分基于维杰德维德早期要成立工作社区的愿景，诺曼正在筹划一份提案和宣传册，试图寻求外界支持。诺曼保存着一首维杰德维德的诗，并把他的“梦想之家”的草图钉在了他工作室的墙上，他和佩兴丝希望能在山坡上盖4座可以俯瞰海角的小石屋作为来访艺术家的工作室。诺曼的工作室改成“奇才之家”，作为小组学习、授课和向公众开放的讲座中心，他们希望能吸引当地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同时与国外保持专业联系，创造一种协会氛围。他们还期望来访的艺术家可以给他们带来微薄的收入。

这种想法在某些方面借鉴了法国旺斯的一位艺术家——卡特琳·卡罗伊伯爵夫人——的宅邸，佩兴丝于1960年曾到过此地。1955年，卡罗伊夫人的丈夫——匈牙利的第一任总统——与世长辞，为了纪念离世的丈夫，她在老房子设立了一个带有几间工作室的集体工作坊。（1919年，库恩·贝拉执政时期，他们被流放。）为了离开巴黎避暑，沃尔夫自称为诗人，申请了其中一个工作室（住了两年），佩兴丝帮他写了封推荐信。那年夏天，为了完成《观察家报》布置的工作，佩兴丝决定在威尼斯与欧文会合之前去拜访沃尔夫，沃尔夫邀请她住在山坡上的一所小房子里。佩兴丝回忆说，那里没有多少集体精神——四周空空荡荡的，当地居民“往往都去旺斯喝得烂醉如泥”。46沃尔夫在上午写“19世纪的诗”，下午就和其他人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佩兴丝对卡罗伊崇拜得五体投地，称她为古典文化韵味十足的女超人。卡罗伊也会亲自款待让·迪比费、以赛亚·伯林爵士和戈登·克雷格等知名人士。

卡罗伊的艺术家聚居地为佩兴丝和诺曼所设想的暑期学校提供了范本，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他们创办艺术学校提供了一些警示。“卡罗伊这事让我们念念不忘”，佩兴丝在1970年写道，“因为它有些像我们可以给这里的雕塑家提供的东西”。47但在佩兴丝看来，卡罗伊的办学模式还有很多欠缺之处，艺术家们虽然有了栖身之所，但没有收入来源，所以，他们必须考虑如何支付日常开销。（她记得一位德国画家带了整整一皮箱的沙丁鱼罐头，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佩兴丝承认他们也无法提供生活津贴。但最大的问题是，正如佩兴丝所洞察到的，卡罗伊的工作坊没有统一理念，缺乏凝聚力。从佩兴丝的观察来看，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工作——或者无所事事——保持独立的生活。“奇才之家”将会更有向心力，全力为来访的艺术家——主要是雕塑家——提供课程，并以某种方式与更大的社区进行互动。佩兴丝和诺曼认为，像这样的事情在普利亚区定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因为长期以来，普利亚区的年轻人和艺术家都大批外流，更不用说农民了。从“数以百计的人”来实地参观判断，即使在初期，斯佩格力兹项目也会填补此领域的空白。48佩兴丝和诺曼也会从中受益。为了避免故步自封，诺曼觉得他们需要与其他国际艺术家保持联系，“去某地单枪匹马做点小事显得有些狭隘”，佩兴丝写道，“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勠力同心”。49

令人称奇的是，85岁高龄的维杰德维德仍然考虑要搬到普利亚区和诺曼一起共事。1971年4月，他真的和妻子夏洛特·科勒一起去普利亚区拜访了佩兴丝和诺曼。当时，夏洛特已经快80岁了，健康状况不佳。他们很清楚，像斯佩格力兹这样的乡野无法招待这两位要求苛刻的朋友——用佩兴丝的话说，就像用两颗明珠去点缀最新的裤装——他们把两位老人安排在一家酒店里。他们从阿姆斯特丹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到达布林迪西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然而，此处距离斯佩格力兹还有70多公里，又正值寒冷刺骨、狂风肆虐的隆冬，与他们想象中的意大利南部相去甚远，他们差点就要打道回府了。但是，维杰德维德被斯佩格力兹的风景、建筑，尤其是诺曼的作品深深地震撼了。他觉得诺曼的雕塑是更深层次的，几乎是最原始的表述。维杰德维德写道：“当我目睹了这些建筑的简约之美和你家以及工作室拱顶的神秘之处时，我的脑海里涌现出无尽的遐想和渴望。”50维杰德维德的确怀着无限的畅想和期望。他好奇心强，理想丰满，但这次普利亚区之行迫使他“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他年事已高，不再适合做这样的冒险了。尽管他承认自己“内心深处仍在燃烧着火焰”，但他创建一所理想学校或乌托邦式社区的梦想只能留给诺曼去实现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理想是因战争而停办的埃尔克吕克艺术设计学校的延续，“我不得不面对现实了”，他写道，“我已是日薄西山”。51（事实上，他又活了16年，到1987年才去世，享年101岁。）

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诺曼都在修改“奇才之家”的理念，但它从未实现过，至少没有取得正式成果。20世纪70年代初的某一天，他和佩兴丝去听意大利哲学家和活动家兰扎·德尔·瓦斯托的演讲。兰扎于1948年在法国南部建立了一个精神共同体。（德尔·瓦斯托出生在普利亚区。）斯佩格力兹也是一个年轻活跃分子的聚集地。这些活跃分子包括皮皮·科尔萨诺和弗朗切斯科·拉迪诺，他们对土地使用问题和农业改革很感兴趣。二战之后，科尔萨诺收集的有关当地农民起义的历史文献和其他资料被归档在普雷西切的市图书馆中。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邻居决定把她的部分房产——法诺（Fano）——变成一所艺术家的暑期学校。玛丽亚·维托利亚·科隆纳-温斯佩尔出身于那不勒斯的一个贵族家庭，她的祖上是位诗人，还和米开朗基罗有交情。玛丽亚·维托利亚的丈夫卡洛·温斯佩尔从萨尔弗公爵那里继承了法诺，但他并不在那里常住，而把这份家产主要留给妻子打理。她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女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自住在那里，掌管着50多公顷的土地。她说法语，喜欢艺术，与萨伦托半岛上留下来的土地贵族过从甚密。佩兴丝把她描述为一个“真正的贵妇”，她身上散发着贵族气派的“优雅、超然和一种浓浓的基督教精神”。52

1973年，玛丽亚·维托利亚读到一则在法国举行国际建筑比赛的消息，这次比赛的冠军是来自南斯拉夫的概念艺术家、设计师和教师斯洛博丹·丹·佩奇。他的设计是在伦敦郊外的一所实验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的数年工作经验所得。他在那里为一系列地下建筑设计了一个他称为“体验式游乐场”的方案。玛丽亚·维托利亚大约有30栋废弃的小石屋，根据斯洛博丹早期的设想，她觉得他可以利用这些建筑建立一个教育村。佩兴丝把斯洛博丹描述为“蓝眼珠子，火暴性子”，是“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的人。1975年，他初次来访。531976年，法诺基金会教育村第一期夏季班开班仪式启动，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艺术家、建筑师和音乐家们帮助他们耕种土地、修缮房屋的同时，做着自己的创造性工作。诺曼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他被请去教授雕塑。佩兴丝描述了他在峡谷里做的演讲：“和著名的米兰建筑师们畅谈，”并“寻找新的起点”。54但是，由于每年参与者不同，而且只是季节性开班，该项目也只能是种种地、认识几个人罢了。佩兴丝和诺曼认为那些来此消夏的年轻艺术家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所以，他们最后离开了这所学校。由于资金短缺，法诺村于1980年解散。

与此同时，海伦和阿诺也忙着在距托瑞·圣·乔瓦尼几英里远的水牛工作室建立自己的“文化社区”。然而，自1968年他们首次去普利亚区的短短几年后，这对夫妇就分道扬镳了。诺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对至简生活的看法各执己见。夫妻两人聚少离多，最多每月见一次面，并且他们的社交圈没有任何交集。佩兴丝坚决反对海伦和阿诺成立一家小型剧院公司，承办雕塑双年展，以及在乌真托艺术博物馆建立一个现代绘画展区的计划。她担心他们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会招来一些不受欢迎的人——那些对种地不感兴趣的人。在1972年水牛工作室的一个“文化之夜”后，佩兴丝写道：“我真心希望普利亚区能抵御这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入侵。换言之，这会导致圣保罗·德·旺斯整体下滑。”55很明显，自从在普利亚区定居之后，他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海伦和阿诺确实努力要在水牛工作室创造出一种像在巴黎和卡拉拉那样的文化氛围；佩兴丝和诺曼则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照料土地上，对海伦和阿诺想要创建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多兴致。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水牛工作室和斯佩格力兹都被视为“文化的灯塔”，吸引了大批的当地青年和外国艺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留在这里安家落户。海伦和阿诺在建立艺术团体的过程中进行了系统筹划，他们要求创始成员支付会费并招募其他艺术家。他们甚至还起草了一份宣言，阐述了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以农业和创新艺术为核心的“国际文化共同体”的愿望。他们写道：“水牛工作室旨在创造一个平等的文化社区，既具有创造性，又自食其力。”56这个计划起初看起来很有前景，但大多数来这里的艺术家最终都购置了自己的房子，放弃了集体生活。最后，海伦和阿诺违反了意大利的法律规定：这样一个社区里必须设置至少9个常任理事。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但诺曼仍然感激海伦和阿诺向他们推介了萨伦托半岛和银行家莱利奥。他们在莱利奥的帮助下才顺利买下斯佩格力兹，佩兴丝写道：“承蒙二位的努力，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新生活，感激之情铭记在心。”57

20世纪80年代初，海伦借给佩兴丝一份菲奥纳·麦卡锡撰写的父亲C.R.阿什比的传记《至简生活》，其中记录了他在科茨沃尔德手工艺行会中度过的岁月。佩兴丝在写给奥利芙的信中解释说，他们并不认为“至简生活”的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英国，或者是根植于鲁斯金、爱德华·卡彭特和威廉·莫里斯等人的理念这一“虚构来历”。但是，正如麦卡锡在她书中序言里所指出的那样，建立一种所谓的“至简生活”并不像这个短语的字面意义那样直截了当或“简单易行”。即使阿什比的实验在很多方面都卓有成效，最终也由于各种因素难以为继：资金短缺，内部分歧，以及无法成功推销行会产品。

佩兴丝和诺曼知道，建立任何一种形式的社区都要面临挑战。他们担心他们目前要成立的社区规模太小，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种田园式生活方式的回归或浪漫主义的复燃。佩兴丝无视世俗的眼光，按照自己的方式认真生活着，她期望别人亦如此。“她和诺曼如此严肃地对待她的‘至简生活’”，诺曼的继子菲利普·特里维廉回忆道，“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58其实，她对这些艺术家非常不满意。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一些人来到了法诺村或者住在布法利亚，似乎只是想要体验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并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法诺村与海伦和阿诺社区的解体让佩兴丝和诺曼决定不再创办“奇才之家”，然而，诺曼从未完全放弃这个想法。1979年，苏格兰艺术家理查德·德马尔科从赫布里底群岛到基克拉迪群岛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一部分，途经萨伦托半岛，诺曼竭尽全力地筹备了一个诠释自己“境界”的展览，展品包罗万象，从绘画到雕塑，再到几何、哲学著作，以及像测地线这样的小玩意儿。59

不管这样评价是否公允，越来越多人认为，“至简生活”理念与种植自己的食物和拒绝农业工业化有关。那些支撑阿什比行会的手工业——金属加工、家具设计和装订术——不再被广泛应用。当然，自给自足或者至少是生产自己的食物一直都是“回归土地”运动的主要内容——阿什比甚至在他最初的计划中还包括了小农场经营。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回归土地”运动的确是人们对大规模农业生产及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的直接回应。（1973年，年轻的埃德·贝尔称自己是一个“回归土地的人”。他从华盛顿特区的郊外搬到了美国自给自足运动中心——佛蒙特。贝尔于1986年创办了《饮食艺术》杂志，是《汲甘露于万物》的忠实拥护者之一。60）就连佩兴丝和诺曼也投入更多时间来种植自己的食物，他们有着深厚的艺术与设计功底，一直对引发了艺术和工艺运动的工业资本主义表达犀利的批判。佩兴丝还是威廉·莫里斯协会的荣誉会员，她在《汲甘露于万物》中写道：“在这里，与许多其他的人一样——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作为工匠，我们也开垦了大面积的石质红土地。”61

1975年1月，在离所谓美食界的千里之外——埃达·洛尔视为欧美厨师和作家的一个“封闭圈”，其内部成员可能对“至简生活”嗤之以鼻，但对“舒适生活”赞赏有加——诺曼和佩兴丝在斯佩格力兹第一次屠宰猪。62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一直用熟透的无花果和熟土豆作饲料喂猪。根据大卫·金特尔曼在《今日主菜》中所画的插图示范，诺曼自己杀猪，佩兴丝则花了几天时间做香肠、肉酱、意式培根、熏肉和火腿，然后放在厨房旁边的一间带壁炉的小屋里烟熏。佩兴丝写到，肉酱是一种启示，是“一种崇高的盆装猪肉”。63于她而言，在晚上切成薄片的意式熏火腿“像一首诗”。基于这些经验，她日后还撰写了一篇关于如何制作杯形香肠的长文，这篇文章间接促成了《汲甘露于万物》的出版。

[1] 是一种叫作刺梨的美洲仙人掌。——译者注

第十二章 荒野窘境

尽管佩兴丝在卡拉拉时就已经完成了《禁食与盛宴》的终稿，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吃了许多出版商的“闭门羹”，但她始终不肯放弃这个项目。总之，于佩兴丝而言，她早年在斯佩格力兹的经历给写这本书带来了很大的紧迫感。她的田园耕作之乐让这本书关注的焦点是，地中海各地的生活方式与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的烹饪方法之间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她和诺曼最终安顿了下来，不再四处寻找居所和工作，且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比在纳克索斯或卡拉拉的时候要亲近得多。他们与萨尔瓦托雷和特蕾莎之间情深潭水，诺曼说他们亲如手足。他们基本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对佩兴丝而言，生活已经精简到了极致。她在1976年写道：“我的那种感觉已经消失了。”她指的是她完成这本书初稿后的那段时间。1甚至就连她与食物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974年，佩兴丝写到，她“对食物不再那么感兴趣了”，而是“对别人吃东西时的反应感兴趣”。2然而，她在同一封信中叙述了第一次品尝松露屑撒在炒蛋上的味道。“味蕾上的那种滋味太奇妙了”，她写道，“第二天依旧唇齿留香”。多年来，他们一直与大理石工人和农民为伍，每天都吃着粗茶淡饭。在萨伦托半岛，佩兴丝最喜欢的仪式之一就是“茶时间”（merenda）。她觉得这是“食物最简单的形式”。这个词与希腊语mezethes或加泰罗尼亚语refrigeris意思相同，都指工人们的早午餐点心：一杯葡萄酒，外加面包、西红柿和大蒜、生鹌鹑蛋（“带淡蓝色和黄褐色的雀斑”），或咸凤尾鱼。

这并不是说佩兴丝只注重食物的果腹功能——她一直坚持禁食与盛宴的诗意性和愉悦性——她不再对食物本身感兴趣。她想探究某些烹饪传统的起源和意义，同时又不去其神秘性。她拒绝了朋友和经纪人要她参照其他美食作家的作品来重写这本书的建议。1975年，她写信给阿里亚纳说：“为什么‘我的’书必须像E.戴维或爱丽丝·B.托克拉斯呢？”她对两位作家都很赞赏，并认为托克拉斯在1954年出版的一本广受欢迎的烹饪书是“戏剧启示的杰作”。但她认为，如果《禁食与盛宴》成为“另一本烹饪书”，那么它的意义就会丧失殆尽。（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托克拉斯的书，正如佩兴丝所言，“只不过是另一本烹饪书”。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被广泛认为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并因其含有大麻成分的巧克力蛋糕食谱而闻名于世。）针对佩兴丝的书的主要批评之一——至少从出版商的角度来看——是缺乏凝聚力。部分原因在于它涵盖了许多不同地区，并将个人文章和食谱掺杂在一起。3如果说它是关于地中海地区的烹饪，那是完全不恰当的，因为这本书并没有完全涵盖地中海地区极其多样化的烹饪方法。佩兴丝承认自己在书中把食谱和游记进行了非正统编写，但她认为，正是这一点给作品带来了共鸣。她最后说，如果这本书“在时尚烹饪界的边缘地带”，那就这样吧。4她宁愿不出版这本书，把它变为传家宝，也不会做出让步，不会把它变成一本更传统、更畅销的烹饪书。

不过，她明白这本书还需要做进一步修改。她必须把他们在普利亚区的一些新收集的写作素材融入进去。许多章节有些冗长；蔬菜和真菌等主题没有详尽阐述；整个文本缺乏凝聚力。1975年的某天，她把手稿寄给了她的朋友阿里亚纳·卡斯坦，希望她能来帮她做些删改。“如果你能来”，佩兴丝写道，“兴许我们可以完善这本书”。51976年4月，阿里亚纳从卢瓦河谷的避暑别墅出发，千里迢迢赶来，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此书。她之前没有去过普利亚区拜访佩兴丝和诺曼，因此，她被这里粗犷而单调的景色触动了。“第一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就是风景”，她回忆道，“我无法忍受眼前这些用丑陋的混凝土柱子搭建的葡萄园。我的意思是，这让我大跌眼镜。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沃莱总是秀木成荫”。6

阿里亚纳比佩兴丝小20岁，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澳大利亚移居伦敦，此后，佩兴丝就把她纳入自己的朋友圈。佩兴丝不仅帮她找到了栖身之所，还把她引荐给她的许多朋友，包括欧文和沃尔夫。（1959年，佩兴丝、阿里亚纳和欧文三人一起在阿格罗波利度假。）佩兴丝还把她介绍给了美国摄影师杰克·尼斯伯格，两人于1963年喜结连理。尼斯伯格以拍摄巴黎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知名人士而出名，这些照片经常刊登在法语版的Vogue时尚杂志上。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但阿里亚纳一直为英国时尚杂志撰稿，并与美食写作界人士关系密切。她与简·格里格森是好友，经常把简的书送给佩兴丝。她是佩兴丝信任的、为数不多的可以阅读她作品的几个人之一。确实，在阿里亚纳来过之后，格里格森——《今日主菜》的拥护者——写信给佩兴丝说：“我们都为佩兴丝·格雷的另一本佳作感到欣喜……关于书的内容，如果您能告知一二，将不胜感激。盼复。”7

尽管佩兴丝希望获得阿里亚纳的建议，并说她“全力以赴地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但她实际上不太愿意接受她的编辑建议。8阿里亚纳回忆说，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她们一直为删减哪些内容和如何重新架构此书争论不休。阿里亚纳认为此书的大部分内容都要做删减，她说：“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每当我打算删除一部分内容时，佩兴丝就会抓狂”。她回忆说，手稿写在一张张的小纸片上，毫无条理性。以阿里亚纳之见，与其把这本书围绕着不同的标题和食谱——汤类、意大利面、鱼类等——铺展开来，不如按照叙事先后顺序推进。事实上，围绕着雕塑家“寻觅大理石的奇幻之旅”来谋篇布局（在《汲甘露于万物》的序言中，佩兴丝写道：“一块大理石的纹理贯穿这本书”）——是阿里亚纳的建议。她认为《艾丽丝·B.托克拉斯的烹饪书》是战后最重要的食谱之一，并敦促佩兴丝仔细研读。“这是两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国老妇人的故事。那些食谱纯属偶然”，9阿里亚纳说，“我希望佩兴丝的作品也是一本这样的书，而不是一本关于蔬菜、水果等的传统烹饪书”。换言之，她觉得这本书不应是一本烹饪书，而是一本她和诺曼的生活回忆录。

然而，佩兴丝的方法更具有人类学意义。她是一个在烹饪和食物方面严谨治学之人，不愿意把她的书写成一本回忆录。她围绕不同的食物和她在希腊、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见过的可食用植物和真菌来构思这本书，中间会穿插一些个人的建设性建议。此外，她觉得读者们会很反感在不同的章节里重复出现雷同的菜式，“我认为读者们会无法忍受”，她写道，“他们会怒吼：为何不为了便于查阅而把所有的豆汤都编排在一起呢？”10而且，对佩兴丝而言，这些食谱绝非偶然——它们是这本书的核心。

她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和无休止的争论，各不相让。据米兰达回忆，阿里亚纳在那次拜访中把她和佩兴丝的友谊置之度外，“她说了一些我们都不敢说的话”，米兰达回忆道，“在写到英国时，佩兴丝总是带着一股怨气”。11后来，她感谢阿里亚纳——“就像感谢一位外科医生”——把手稿撕开，帮她看到了这本书的真谛。“我很感激你对这本书所做的修改”，她写道，“如果没有你，我肯定永远无法修改《禁食与盛宴》”。12佩兴丝没有直言的是，在她走后的两个月里，她“借尸还魂”，把阿里亚纳建议删除的部分又放回原文中，并按照自己当初的设想进行了改写。她在可食用野菜和真菌部分又开辟了新的章节，摒弃了《蔬菜一族》的大部分内容，这部分里有关劳登和她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着墨太多。到8月底，她把修订版寄给了特莎·塞尔之后，也把同一版本寄给了德博拉·罗杰斯。“除了对文本进行大幅删减之外”，佩兴丝对塞尔说，“我认为这本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并具有自己的呈现方式”。13

除了她的经纪人和几位编辑之外，佩兴丝只请了沃尔夫一人来审阅文稿。当她撰写《禁食与盛宴》时，1968—1969年那个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加尔达湖度过的，佩兴丝会告诉他最新的撰写进度。他是斯佩格力兹的常客。早在1970年，就在他遭遇车祸后的那年，他第一次来到斯佩格力兹。那时，他已经买了一辆英国退役救护车，对其进行改装后，在夏天用来开车旅行。他的整个旅程非常拉风。斯佩格力兹当然不具备沃尔夫这样身体状况所需要的生活条件，包括热水和其他现代化的生活便利设施。事实上，他把每年一度的普利亚之旅视为一次充电。在一年的剩余时间里，他和诺曼以美酒为伴。他的朋友朱莉娅·法林顿说：“他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斯佩格（Spig）。”14

鉴于沃尔夫仍然可以尽情吃吃喝喝，佩兴丝在他来访期间总是待以佳肴美馔，“沃尔夫过去常说，他最感兴趣的事情，除了做爱就是喝酒”，法林顿说，“他总是开怀痛饮，畅所欲言”。15佩兴丝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当然，这意味着她不仅要照顾沃尔夫的起居，还要招待好他的看护人员。他们对简朴的乡下生活显得兴趣十足，更不用说食物了。有几位，尤其是戴夫·马德姆德、多琳和特里·温盖特，都十分勇敢。他们不仅像沃尔夫一样精力充沛、食量如牛，而且还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下厨做饭。多琳曾经回忆说，沃尔夫教她做了欧文版的圣诞布丁，因为要手工碾碎杏仁，她的两只手臂都要累断了（这道菜需要把1.5磅的杏仁去皮、晒干，然后在研钵里捣成细粉）。20世纪70年代末，《哈泼斯&名媛》杂志刊登了沃尔夫的《代理烹饪》一文，文中，“他在汉普郡和弗洛斯尼家中的厨房门口向他的助手们大声喊着食谱”。这篇文章中的食谱包括了龙蒿叶黄油烤比目鱼、脑髓面饼、奶油珍珠鸡和干蘑菇等。这表明他的标准很高，因此，在他每次来到斯佩格力兹的几周里，大家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每一顿饭”，佩兴丝在1972年写道，“沃尔夫都期待一个烹饪奇迹”。16他们尽情享用着鲷鱼（海鲤）、龙虾、野生斑鸠和海胆等山珍海味。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和水里游的，应有尽有。有一次，在沃尔夫走后，诺曼发现花园里到处都是鸽子的羽毛、鱼鳃、鸡骨头和牡蛎壳，看起来就像“史前洞穴的入口”。对佩兴丝而言，这意味着要放下手头的工作，改变日常生活规律。到沃尔夫告辞时，她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只想简单吃点面包和西红柿。“我没有一点食欲”，她在1973年沃尔夫回去后写道，“因为每天都围着食物转”。17当然，他的到访也带来了友爱、欢乐和秉烛长谈，他对艺术、戏剧、电影和文学的热情就像佩兴丝和诺曼正在做的事情一样，从未动摇过。

沃尔夫一般都在盛夏时节过来小住，有时，他和他的随行人员也会赶上有其他客人来访。1972年，诺曼·贾妮斯的一位朋友克里斯汀·布林——时任哈佛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他的推荐下拜访了斯佩格力兹。她当时才二十岁出头，在意大利进行购书之旅，她很想见见这些让贾妮斯心醉神迷的艺术家。她说：“佩兴丝有点拜伦风。”18当诺曼·贾妮斯和他当时的妻子尼亚在阿波罗纳斯遇到佩兴丝时，他们也刚刚二十多岁。当时，贾妮斯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旅行奖学金，他在那里主修哲学，他的一位教授也教过凯文·安德鲁斯。他们当时正徒步穿越这个岛屿。有一天晚上，在阿波罗纳斯的一个拥挤的咖啡馆里，披着一条彩色大披肩的佩兴丝和诺曼一起走了进来，“佩兴丝魅力四射”，贾妮斯回忆道，“她风采照人”。19

对于布林和其他见过佩兴丝和诺曼的年轻游客来说，来到这里就像到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此处荒凉的背景和到达前的长途跋涉都给这里增添了一抹神秘感。“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布林回忆道，“又有谁能过着这种避世的生活呢？”20看着诺曼的雕塑点缀在风景中，还有他画在厨房天花板上的滑稽壁画——上面的画像与英国画家塞西尔·柯林斯的画作十分相似——你就宛若走进了一个艺术画廊。佩兴丝是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人，因为在户外劳作时沐浴着地中海阳光，她皱纹深布的脸庞和肤色更加亮丽。据菲利普·特里维廉于1971年首次来访时说，即使是在普利亚区这样的荒原旷野中，“她也会时时引人注目：手夹香烟，像一位崭露头角的年轻明星，妖艳迷人”。21他们虽然远离大都市，但仍然紧跟时尚潮流，对周围的世界兴趣十足。布林说：“她才思敏捷，睿智过人。她对政治家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对艺术界的动态一清二楚。她一直与时俱进”。22布林还记得有形形色色的人——朋友、客人以及陌生人——定期来访，佩兴丝和诺曼总是拿出最新酿制的美酒与他们开怀痛饮，畅谈甚欢。佩兴丝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备好一桌饭菜，农庄里没有电灯，她就借着昏暗的油灯摸黑下厨。于20世纪90年代来访过的利拉·麦卡利斯特回忆说：“它们（这些饭菜）似乎从天而降。”23

事实上，斯佩格力兹并不像佩兴丝和诺曼所希望的那样僻静，没过多久，这个半岛就被外界发现，他们在1970年到达后不久，其他外国艺术家就开始在附近购买消夏别墅。有些人，比如克劳斯和乌尔丽克·福斯温克尔是奔海伦和阿诺而来，另一些人只是像佩兴丝和诺曼一样要觅得一处来隐居避世。同样，1976—1980年，每年至少有30位艺术家到法诺村。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些考古学家在斯佩格力兹附近进行考古挖掘，探索早期希腊和罗马文明的交会点。他们中的伊曼纽·阿纳迪、布鲁斯·戈兰、特德·鲁滨逊、杜安·罗莱等人成为了好友，有时还会与佩兴丝和诺曼小聚。（1973年，佩兴丝和诺曼又在农庄扩建了一个“塔楼”作为备用客房。）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佩兴丝说，在夏季的几个月里每晚招待20多位不速之客是常有的事。她把8月称为“放牧季和入侵季”。24的确，每年夏季游客络绎不绝，佩兴丝和诺曼只能在漫长的冬季才能心无旁骛地进行创作。

佩兴丝和诺曼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避开大批游客的干扰。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现在成了游客们的关注点。当然，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有吸引力的。来自意大利北部和德国的游客发现了萨伦托半岛未被破坏的海滩，这些海岸很快被开发，用来接纳夏季游客。1978年，佩兴丝说萨伦托半岛已经成为愤世嫉俗的城市居民、建筑师、记者和社会学教授的目的地。她写道：“我觉得很怪异，就像原本生活在一片沙漠中，突然间，很多人冒了出来。”25与此同时，这里修建了越来越多的公路，开发了海滨房产，山坡上架设了电力塔来为新的海滨度假村供电。1980年，意大利政府选择了位于佩兴丝和诺曼家路边的托瑞·莫扎和利多·马里尼之间尚未开发的海岸线作为一座核电站的选址，长期研究核工业潜在风险的诺曼被吓得目瞪口呆。

朱莉娅·法林顿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次访问这里。她记得诺曼说过他为斯佩格力兹将成为另一种“通衢”而恐惧，这是一条歧途。早在1962年，在他和佩兴丝离开英国之前，他就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这与他的艺术愿景密不可分。“我做石雕，因为我相信地球将不再是一个精神上钩心斗角的战场，而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诺曼写道，“雕塑需要场所，需要的是圣土。道路的确很有用——但你看看它都起了什么作用——它让世界变得四分五裂”。26

佩兴丝可能已经满足于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但是，诺曼仍然觉得有必要将他的作品展示出来，并与其他艺术家保持联系。从他们到达的那一刻起，他就担心他们可能会被孤立，“奇才之家”的计划旨在吸引其他艺术家，以避免此事发生。早期，的确有几位艺术家来到了斯佩格力兹，其中以达夫妮·昂里翁和威利·哈通最为知名。1973年1月，佩兴丝和诺曼在苏黎世与威利合办了一次展览。（诺曼一直希望在他们搬到普利亚区后不久就在纽约的科迪尔和埃克斯特罗姆画廊举办这个展览，但这一愿望从未实现。）佩兴丝展示了她的一些珠宝和诺曼精选的雕塑。“苏黎世提醒我，我是一个艺术家”！诺曼写道，“这毕竟是某种‘社团成员’”。27这是他们第一次长时间离开斯佩格力兹。外面的世界和斯佩格力兹有着天壤之别，在2月返回时，佩兴丝写道：“瑞士有集中供暖。我很惊讶，我们怎么能真的住在这里？”28

1975年3月，诺曼愈发雄心勃勃地在白教堂画廊举办了一场名为《来自斯佩格力兹的石像》的个人展。这些大部分是在普利亚区完成的25个雕塑必须先运到卡拉拉，然后从那里转运到伦敦。举办此次展览一波三折，展览时间也被一再推迟。最初委托的主管在开幕之前就逃之夭夭了，但对诺曼来说，这是一次与老友重逢的快乐时光。他与塞西尔·柯林斯、佩姬·安格斯等人重新取得了联系。

诺曼对生活在艺术界之外始终深感不安，他一直在为潜心创作和联系更多受众之间找个平衡点。“奇才之家”还在起步阶段，诺曼仍然觉得他还有很多想法没有落实。1975年末，他认为90岁高龄的维杰德维德很可能对他这个“火炬手”感到失望。29因此，当他得到一份在伦敦中央美术设计学院兼职教雕塑的工作时，他感觉前景大好。1976年12月，诺曼收到了美术学院负责人、著名的英国彩色玻璃艺术家帕特里克·雷诺斯的一封来信，信中说雕塑课程的首席讲师已经去世，诺曼被提名为新的主讲人。雷诺斯和塞西尔·柯林斯是同事，他在这所大学教绘画和人体素描，很可能是诺曼的举荐人。诺曼与该校副校长保罗·伯德也有交情，他曾在罗宾·达尔文负责的皇家艺术学院任教。这份兼职工作将持续春夏两个学期，要在康沃尔郡的采石场或诺曼选择的其他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薪水颇丰，且鉴于诺曼在意大利的工作，学校愿意根据他的需要为他特设职位。一个星期后，诺曼写到，他会接受这份工作，并兴致勃勃地描述他可能会去多塞特郡、谢普顿马利特和他心心念念的博德明荒原采石场。30

他一直渴望有能够展示自己才智和专业的机会。他喜欢教书，据大家所说，他也颇有此方面的天赋。他重返艺术界，和同事朋友们打成一片，他甚至使佩兴丝确信，这将是他们在斯佩格力兹所做事业的延伸。他说：“一切似乎都很完美。”31

然而，离开斯佩格力兹和佩兴丝这么长时间会带来很多难题。诺曼将在最需要人手的农忙时节离开，至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佩兴丝要独自打理农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糟糕的是，这一地带经常发生盗窃事件，佩兴丝和诺曼从来就没有安全感。（多年来，频频有人入室抢劫，海伦和阿诺的水牛工作室也不例外。）诺曼·贾妮斯回忆说，佩兴丝对这一想法持否定态度——她对英国的生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劝阻诺曼前去任职。

虽然诺曼已经接受了这个职位，但他对每年要离开斯佩格力兹一段时间而惴惴不安。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朋友、诺曼的前助手罗伯托·贝尔纳基从卡拉拉来访，他为他们在农庄所做的一切，以及农庄所提供的可能性所吸引，这给诺曼带来很大的触动。他逐渐下定决心，即使人数比伦敦少得多，他也可以在普利亚区更加有效地工作和教学。他说，斯佩格力兹是一个现实的艺术范例，而且，伦敦除了博物馆和画廊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他确信如果他选择离开，他将放弃建立更大的愿景。

2月初，他给雷诺斯写信回绝了这份工作。32雷诺斯并不惊讶，回复说：“我担心你会不会被那些繁文缛节和学生的冷漠所束缚。”在另一封写给柯林斯的信中，诺曼觉得自己辜负了雷诺斯的厚望，诺曼写道：“我在心里对此非常神往，但我自身还有其他事情要做。”33“他觉得如果接受南安普顿街的这一角色，实际上就是在拖延他实现自己的‘奇才之家’和做一个……最后声明”，佩兴丝在给阿里亚纳的信中说，“他突然明白，既然他可以为一些人照亮前行的路，那为什么不先为那些已经来到家门口的人做些事情呢？”34

他们都如释重负。诺曼已到不惑之年，他很清楚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这是人生中的一个拐点，他今生的事业，或者如佩兴丝比喻的——他的“最后声明”——将牢牢地扎根于他们在斯佩格力兹的苦干。他们打开了玛丽亚·维托利亚赠送的一瓶香槟，庆祝人生另一个新起点。

诺曼原本计划在那年晚些时候去伦敦看望他的母亲，但现在他决定不去中央学校了，于是她同意来普利亚区。诺曼的母亲曾在1971年初有过一次特别不愉快的来访，事实上，那次她甚至还考虑过在附近找一所房子安度晚年。佩兴丝告诫她这里没有加尔达湖的美景，也绝非“你想象中的意大利”。35其实，她和佩兴丝一直关系紧张，反而和厄休拉关系亲密。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梅里埃尔很难接受佩兴丝与诺曼的这种生活。1971年，她第一次来访时就和佩兴丝闹翻了，佩兴丝给沃尔夫写信说：“她给我的每一杯茶都是毒药。”36而梅里埃尔在给诺曼的信中写道：“你要在斯佩格力兹生活和工作，亲爱的，但我再也不去了，我的梦想已经破灭了。”奥利芙曾在1971年也来过一次，但那次就愉快多了。据佩兴丝说，奥利芙剥了上万颗豌豆，诺曼不得不从她手中夺走园艺工具。佩兴丝指出：“这就是来斯佩格力兹的访客需要做的事情。”37不用说，梅里埃尔打算搬到普利亚区的想法破灭了。

1977年5月，她们打算重归于好——梅里埃尔已经78岁高龄了——但5月10日，也就是她抵达后的第三天，死于中风。凌晨3点，诺曼在浴室里发现了她，他连夜跑去普雷西切找医生，最后在当地教堂为她举行了弥撒，把她和萨尔弗的农民葬在了一起。

对佩兴丝而言，梅里埃尔的离世撕开了许多旧伤疤。（在梅里埃尔去世后，接下来的几年里亚历山大·吉布森、杰克·尼斯伯格、菲利普·汤因比和伊丽莎白·勒琴斯等许多老友、旧情人和同事相继过世。）在最近的一次伦敦之旅，她处理了一些事务，修改了遗嘱。事实上，在梅里埃尔离开英国之前，佩兴丝就已经去了伦敦，她们一起去的普利亚区。像往常一样，她也去看望了奥利芙，但她们分别时并不愉快。佩兴丝认为奥利芙从来没能从失去她最小的女儿海伦的悲痛中走出来。不知何故，她一直在责怪佩兴丝和塔尼娅。她还确信，奥利芙从不肯原谅她与托马斯·格雷的那段关系，以及她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生活。“我做错了吗？”在梅里埃尔去世几天后，她在给奥利芙的信中说，“也许我今生没有活成您所期望的样子”。38在1984年2月奥利芙去世之前，佩兴丝经常会提到“不孝子的感觉”，以及难得的家庭聚会引发的持续权力斗争。“这感觉有点像走进了哈罗德·品特的荒诞戏剧”，米兰达回忆道，“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互相误解”。39佩兴丝用“可怕”来形容她在1981年那次去看望奥利芙的经历，并用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来总结她们之间的关系：“你住花园里，我在荒野中，”她写道，“你是社会栋梁，我乃山野农夫。思君不必见君，遥遥相挥别”。40

可以说，她们像是在隔岸喊话。但佩兴丝和奥利芙通信频繁，她发现两人之间保持遥远的距离、不当面接触会更好些。尽管她很少见到自己的孙子孙女，但她常常给他们寄去信件和图画，给人一种近在咫尺的感觉。“桌子上或餐具柜里总放着一封信”，莉萨回忆道，“我喜欢阅读这些信”。41在奥利芙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佩兴丝请求她回忆一下家族史，尤其是她父亲的生平。佩兴丝写道：“这会帮助人们了解自我。”42大约在这段时间里，佩兴丝对她的家族史越来越感兴趣。她的曾祖父是一位犹太教拉比，祖父是一位希伯来学者，后来改信基督教。在后来的生活中，她赋予自己这方面的家族遗传基因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她甚至认为她“不尊重或不能融入社会”是由于受到她的犹太血统的压制。43为此，她责怪她的父母对此“遮遮掩掩，用爱德华式的文雅来粉饰外表：所以，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大部分青春期都在试图揭开真相”。44尽管她只是从求知的角度对犹太教感兴趣，但在1989年阿诺弥留之际，她和诺曼还是亲自请来一位拉比担任忏悔神父。他们和朋友奥尔多·马格尼诺一起筹划了这件事。奥尔多和罗马的首席拉比埃利奥·陶阿夫取得了联系。出乎意料的是，陶阿夫热心相助，并说他会派一个下属前去。几天后，奥尔多在机场迎接了这位拉比，并驱车把他送到了水牛工作室。佩兴丝和诺曼从来就没有对这件事抱有任何希望，当拉比出现在他们家门口时，自称是无神论者的海伦和阿诺被惊呆了。显然，阿诺和这位拉比很投缘，他很高兴能想起自己的精神根源。他们用意第绪语交谈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拉比就告辞了。第二天，阿诺便辞世了，这位拉比没有时间去斯佩格力兹，但佩兴丝已经备好了一顿符合犹太教规的晚餐，期待着他的光临。据奥尔多说，她对“要在斯佩格力兹款待一位拉比感到无比激动”。45

她很钦佩奥利芙的旺盛精力和独立精神——她在90岁时仍自己劈柴——并对她多年来给予的帮助深表感激。奥利芙、威利·哈通和胡布里希特夫妇是她为数不多的几个“恩人”，在梅里埃尔去世后，她建议两人言归于好，以免为时过晚。她说她们之间的隔阂是由于没有原谅的能力或意愿：“不只是那些需要原谅的人，还有那些原谅别人的人，”佩兴丝直言不讳地说。几年后，在1982年，佩兴丝与罗戈特的牧师肯·马修斯开始书信联系，后者在她战后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问题一直困扰着佩兴丝，她最近写信给奥利芙说她觉得自己“太偏向于黑暗的一面”，并向马修斯吐露说，她觉得奥利芙“坚决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启示”。“她接受过吗？”马修斯回复说，“我从未记得她何时去过特威克教堂做礼拜”。46

她最后一次见到她母亲是在1983年，当时她正在对伦敦进行一次令人沮丧的冬季访问。奥利芙患了流感，并想方设法要把它传染给佩兴丝。那时，奥利芙已经从一间可以俯瞰教堂墓地的公寓搬到了米德赫斯特的一家疗养院，离费宁不远。（奥利芙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卖掉了“山景”农舍。）她在第二年2月去世，佩兴丝没有回英国参加葬礼。

荒野不再是一个隐喻——自从搬到斯佩格力兹之后，佩兴丝一直生活在那里。她在很多信中都提到了荒野的恢复力，并为所剩无几的荒野痛惜。她说《禁食与盛宴》实质上就是有关荒野的——“石灰岩旷野”。47除了玛基群落外，没有任何地方让她感觉舒服惬意，她把此地形容为“各种珍贵药草的摇篮”。48

她和门前的这片玛基群落共同生活了近十年之久，比在希腊和卡拉拉时更了解这些植物生命。游客们经常回忆起她，在他们的印象里，她就像一个飘荡在风景中的幽灵。与诺曼不同的是，她对教学没什么兴趣，外出寻找可食用野生植物时，除了她的狗，她很少带什么人去。她拒绝任何人进入她的厨房，尽管她继续向当地人学习——即使是那些已经搬离农村的人也经常采集野菜——她宁愿独自出去漫步。在秋天，她几乎每天都采蘑菇，尤其是各个品种的乳菇，其中包括生长在岩蔷薇下面的黏菌——在当地方言中被称为mucchia。她甚至找到了优良、罕见的蜡伞——诗人的真菌。艾伦·戴维森一直认为普利亚区不出产这种真菌，是“（她的）想象中的幻象”。49直到20世纪90年代，佩兴丝都坚持不懈地寻找新的真菌品种。有时，她说在秋天丰收的日子里，一顿晚餐可以做三道菜，道道都是真菌，“如果运气不好”，佩兴丝在某个11月写道，“我又得做野菜了”。50

长期以来，野菜一直是萨伦托人的主食，同时也提醒着人们这是个贫困区。这里盛产野菜，随手就可以采到，它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毫无选择的余地。二战期间，当面包被严格定量配给时，几乎没有其他食物（另一种主食是干无花果），野菜成了为数不多的几种食物之一。但战后随着经济逐渐好转，许多工人去了意大利北部或欧洲寻找工作，人们不再过度依赖野菜。与此同时，超市里出售的人工栽培的菊苣等食品增加了饮食的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取代了传统饮食。也许不可避免的是，很多野菜知识的传承——通常由母亲传给女儿——也开始逐渐消失。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佩兴丝和诺曼在这个地区定居下来时，这些知识几乎消失殆尽了。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损失，因为野菜已经成为贫穷和饥饿的象征。

当然，佩兴丝对此持不同的看法。这些年来，她开始相信野菜是能量的来源——她说只吃一盘野菜就够下午工作所需的能量了——而且，她和诺曼经常吃野菜。他们的家常午餐就是把各种可食用的野菜煮熟，再沥干，然后用橄榄油和辣椒煸炒，配点面包和奶酪。她告诉艾伦·戴维森：“我认为每天都必须吃点野菜。”51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加点野生芦笋、甜菜或茴香等其他可食用野菜。由于玛基群落的草本植物生长环境恶劣，所以，其中植物精华油的含量比栽培出来的同类要高，佩兴丝烹饪的所有食物中都含有此类精油。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尤其是初春和秋天，玛基群落盛产各种野菜。

20世纪70年代，一位叫埃达·里基乌托的友人遇到了佩兴丝和诺曼，她回忆起第一次看见佩兴丝提着篮子走在玛基群落的情景。埃达在附近的阿夸里卡村长大，她很清楚那些采集野菜的人名声都不光彩。她的丈夫马里奥来自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其父自己种植茴香、花椰菜和菊苣，很瞧不起那些出去寻找食物的人。因此，她说佩兴丝不仅教会了她如何识别或烹煮可食用野菜，而且还教会她珍惜野生植物，“佩兴丝本可以购买蔬菜，但她没有这么做”，她说，“自己出去采集野菜有特殊的意义”。52

当佩兴丝在玛基群落采集野生植物时，她也开始收集青铜时代的陶器碎片、古代工具碎片、骨头碎片，偶尔也会有一些箭头。考古学和古代历史是她和诺曼的第二个兴趣爱好，他们的图书馆里收藏的书籍涉及凯尔特的如尼文字、拉斯科的洞穴壁画、巨石阵和吉萨的金字塔。作为一名石雕师，诺曼能“从皂石中分辨出斑岩”。尼古拉斯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描述了他们在30年间里收集的史前古器物，其中有这样的记述：“他在石灰质的土地上犁地时，一块燧石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

在纳克索斯，诺曼发现了一个黑曜石箭头和其他史前工具。只要有机会，佩兴丝一定会去参观这个港口城市的古物博物馆，“岛屿上留存着许多有趣的时间痕迹”，她在纳克索斯写道，“你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你不记得最近的日子，但4000年前的石器时代似乎近在眼前”。53在普利亚区，过去的事情变得更加清晰，从他们踏上斯佩格力兹山顶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地方。佩兴丝写了一篇《斯佩格力兹猜想》，但未曾发表，她在文中探讨了“masseria”的含义，以及塔状石丘具备的潜在功能和点缀在风景中的石堆。

早在1975年，佩兴丝就非常兴奋地写了一些文章，是关于她和诺曼在斯佩格力兹附近发现的青铜时代的陶器碎片。在他们还没有在山坡上看到这些粗糙的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之前，这些碎片本是完美精致的。但当时没有专业的考古学家在附近进行研究——整个20世纪70年代，只有几位热心的当地业余考古学家活跃在斯佩格力兹——佩兴丝和诺曼就把这些古文物收存了起来，只是偶尔向朋友或者访客展示一下。

1978年，佩兴丝给岩画艺术权威伊曼纽·阿纳蒂教授写了一封信，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伦巴第的梵尔卡莫尼卡谷地做了大量实地考察工作。她在信中描述了她在1974年看望米兰达时，在去往卡瓦拉附近的潘盖翁山远足时看到的岩石切口。事实上，在该地区从事地质工作的阿什琳几年前就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图形和伸出双手的枝条状人形。

这封信开启了一段长久的友谊。阿纳蒂从1979年开始在莱切大学教授史前民族学，他有时会去拜访佩兴丝和诺曼，并考察一下他们日益丰富的收藏品。他告诉他们，他们发现的燧石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古老——大约13000年的历史，而不是30000年——是在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海平面上升，淹没了海岸平原后，才被留在了中石器时代。斯佩格力兹周围山坡上的土地离海岸只有几公里，具有战略性意义，这里留存了许多中石器时代的文物。

据阿纳蒂所说，佩兴丝和诺曼是从文化和美学的视角研究考古学，而不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这些器物有什么寓意？它们是做什么用的？他们的制造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事实上，因为他们没有记录发现的日期或精确位置，也没有对这些器物做详细描述，所以，他们的方法完全没有科学性，仅仅关注“其美学方面和表层意义”而已。541983年12月，他们在农庄之外的一处未开垦的土地上发现了许多史前古器物，其中包括燧石刀片、工具以及他们发现的第一个箭头。一年后，莱切的文物主管考察了他们的收藏品，并宣布佩兴丝和诺曼为“馆长”。佩兴丝骄傲地写道：“我们担任了博物馆馆长。”55他们收藏的总共大约3000件物品全部妥善锁藏。

对佩兴丝而言，这些器物为她研究几千年前首次在这座山坡上定居的中石器时代人们的食物收集习惯打开了思路。她强烈地感觉到，她和诺曼所发现的工具和该地区延续至今的食物采集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据她推测，在大型动物群逐渐消失后，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了它们的栖息地，这就导致中石器时代人们的饮食结构开始慢慢地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猎者将注意力转向了软体动物、小鸟、青蛙和蜗牛，一些精致工具的开发迫在眉睫。她指出，在她的萨伦托方言字典里最大的条目是蜗牛、青蛙和野生菊苣，“我想，人们会说中石器时代的人……是美食先驱”，她在《汲甘露于万物》中写道，“他们的手工制品何止是小，简直就是微小，而且做工精湛——鱼钩、半月刀、撬开双壳贝类的小刀片、用来犁地或者抠出海螺的尖头”。56

就像多年前的真菌一样，这些器物自身的美——如她所说的“珠宝般的碎片”——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她。对佩兴丝来说，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们的实际用途。她写信给阿纳蒂：“我常常认为，只有在人类博物馆里，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些最古老的精美象牙、燧石和骨骼文物见证了城市、商业出现之前的文明。”57她把对野生食物的兴趣和相关知识看作连接远古文明的纽带。

佩兴丝和诺曼希望把这些收藏品的官方“管理员”身份当作一种文化壁垒，抵御正在进行的山坡开发。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他们在附近进行了多次考古挖掘。58杜阿内·罗勒是一名考古学家，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萨伦托半岛工作。他说能够认识佩兴丝和诺曼是人生一大幸事，由于他们先前的工作，他自己的项目进展加快。他称他们为“天资聪颖的业余爱好者”，尽管这一学科长期以来一直不愿依赖这些业余爱好者，但他在总结报告中向他们表达了谢意。59在某种程度上，佩兴丝觉得她和诺曼是这方圣土的守护者，她不能无视在废弃采石场倾倒有毒废物、农药的广泛使用、假日别墅施工和核电站建设所带来的威胁。1984年，她认为“几乎全部的萨伦托半岛都被‘亵渎’了”，难以相信剩下的东西会受到保护。60如果能倒退回远古时代，那时候的工具和习俗不失为可以规避当前惨状的一种方式。

第十三章 《汲甘露于万物》

到20世纪80年代初，佩兴丝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出版文字了，尤其在饮食方面，她更是好久没有作品问世。她说，能默默地工作着也其乐陶陶，有时，她还会引用司汤达的“快乐的少数人”来解释自己写作和制作珠宝只是为了朋友圈里少数几位友人。与此同时，她离美食写作界和汉普斯特德的文学舞台越来越远，其生活方式与出版业的价值观也完全不一致。虽然出版《禁食与盛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佩兴丝仍在继续修改并传阅这本书的手稿。1980年，她把手稿寄给了在汉普斯特德的朋友、以前的邻居格温达·戴维——纽约维京出版社的知名编辑人。戴维说这是她很久以来读过的“最令人着迷的书”。1德博拉·罗杰斯还继续为佩兴丝工作，约翰·默里称有望在1982年出版这本书——却最终无果。佩兴丝甚至还试图将这本书投给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黛安娜·阿西尔，1983年2月，她趁黛安娜访问英国期间于伦敦拜访了她。佩兴丝的摇摆不定也许会带来机会，但这次会面也没取得任何进展。到1984年春，罗杰斯万般无奈之下给佩兴写信说：“非常遗憾，我至今还没有找到出版商。正如您所知，我个人很喜欢这本书，但我还没有消除那些乏味的——但我认为是现实的——我尝试过的所有强硬出版商们提出的顾虑。”2

1982年下旬，佩兴丝给《哈泼斯&名媛》杂志（1970年，先前的《时尚芭莎》与《皇后》杂志合并，更名为《哈泼斯&名媛》；2006年，它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的安·巴尔寄去了一篇文章和一段名为《如果你想做香肠》的菜谱节选，这是根据她的养猪经验创作的。《时尚芭莎》长期以来一直是美食杂志的风向标，伊丽莎白·戴维于1949年开始为之撰稿，它也是20世纪50年代末佩兴丝供稿的杂志之一。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如何制作香肠、各种腊肉和其他佳肴美馔。此文是一封写给菲利普·特里维廉和他妻子内莉的信，以“你询问如何做意大利蒜味腊肠”开篇，接着用了三页篇幅详细说明如何制作意大利熏火腿、香肠、培根和肉酱。这篇文章最后转到《观察家报》的美食和葡萄酒编辑保罗·利维手中，他也是《哈泼斯&名媛》的自由撰稿人，并与巴尔有过密切合作（他们于1984年共同出版了《官方美食手册》）。他们拒绝发表佩兴丝的这篇冗长文章，但利维把这篇文章转给了他的朋友艾伦·戴维森。

戴维森，他曾是一名外交官，虽是半路出家，但在美食创作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于1972年出版了一本备受推崇的烹饪书和工具书《地中海海鲜》，是他和妻子简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突尼斯的见闻。那里鲜鱼和海鲜比比皆是，大多数是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作为满腹经纶的学者和藏书家，艾伦竟找不到一本像样的参考书来辨别餐馆里吃的是何物、当地市场上卖的是什么，于是，他决定为他的妻子，或许也为其他受同样困扰的游客编写一本参考书。但是，艾伦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找不到出版的文献来帮助他厘清这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此时，意大利政府委派世界上最权威的地中海渔业专家乔治·比尼教授前往突尼斯调查突尼斯海湾地区的海事纠纷。学者型外交官艾伦和美食博物学家比尼达成了一项协议。

“我觉得比尼的体重能有一吨，他坐坏了我们餐厅的三把椅子。他还很喜欢观鸟，”艾伦后来回忆说，“我的大使有一辆大汽车，配有司机。我告诉比尼‘如果你告诉我这些鱼的学名，我就给你安排最佳观鸟时间’”。3

在比尼的帮助下，艾伦编写了他所谓的“原始小册子”，标题是《突尼斯和地中海中部的海鱼》。此书内容庞杂，用多种语言列出了144种鱼类，以及一些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名单。艾伦的同事罗杰·伊兰对这本小册子极其重视，把它转交给了在开罗结识的伊丽莎白·戴维，她在《旁观者》的每周专栏中对这本小册子赞赏不已。这本书的严谨性和艾伦“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传递令人难忘的信息的才能以及这本书的可读性”4给戴维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戴维在专栏中的广泛宣传，这本小册子迅速走红，1963年6月，她给艾伦写信说：“许多狂热的《旁观者》读者和朋友一直在为您的书叫好。”5自此，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来。后来，她鼓励他在英国发行一个扩展版，并向他引荐了她的朋友兼编辑吉尔·诺曼。

他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艾伦从外交部退休后回伦敦创办了一家小型出版社——展望出版社——和1979年首次发行的杂志《烹饪漫谈》。这本杂志是艾伦、伊丽莎白·戴维和美国美食作家理查德·奥尔尼的心血结晶。那时，奥尼尔正在编辑《时代—生活》的“好厨师”系列，但只被允许使用已经出版过的食谱。在这样的束缚下，他和艾伦合谋多次匿名在《烹饪漫谈》上出版了一些他们想要的食谱，伊丽莎白·戴维也是这项活动的早期参与者。

当利维把佩兴丝有关香肠的那篇文章寄给艾伦时，他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烹饪漫谈》。艾伦拖延了大约一个月，最后他写信给佩兴丝说他不打算采用，但建议她到新成立的美国葡萄酒和食品协会试试，该协会计划推出自己的季刊。1983年春，此协会分两部分出版了佩兴丝的文章，但没支付稿酬。6艾伦感觉这事自己也有责任——是他曾告诉佩兴丝此协会稿酬“颇丰”，所以，他要替她讨回公道。最后，在艾伦的协调下，佩兴丝收到150美元稿费，佩兴丝称他为烹饪界的“圣乔治”。7这个小插曲开启了一段深厚的友谊。

在给艾伦的第一封信中，佩兴丝说她是《地中海海鲜》的忠实粉丝，她还说几年前她曾请求德博拉·罗杰斯给他寄一份《禁食与盛宴》的草稿，但德博拉说她不“认识”他。1981年，在一次偶然的英国之旅中，佩兴丝无意中发现了《地中海海鲜》这本书，此书内容详尽、插图精美，让佩兴丝印象深刻。佩兴丝也曾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可食用野草的拉丁学名，所以，对于艾伦区分自己不熟悉的鱼类和甲壳类动物的个中艰辛感同身受。1965年，佩兴丝住在卡拉拉时，她参照比尼的鱼类目录，帮助食物和农业组织识别了一些地中海鱼类。

艾伦好奇地、饶有兴致地读完了佩兴丝的书稿，但他解释说，除了“无麻烦”再版外，他无意出版任何东西。一则，展望图书出版社的财务状况岌岌可危；二则，艾伦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牛津食物指南》上。他从1976年开始撰写，用了20多年才完成，有一位作家通过他的作品对艾伦进行了评论，他说这本100多万字的大部头“就像是他的一个争风吃醋、贪得无厌的情妇”。8（事实上，他的妻子简后来还买了一套小公寓来存放这本百科全书的参考资料。）然而，艾伦对《禁食与盛宴》欲罢不能，即使展望图书出版社无法独家出版，他也要帮佩兴丝寻找其他出版商。他建议她到约翰·哈里斯的阿里斯图书公司或者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尝试一下，后者有时会在美国发行展望图书出版社的书籍。从一开始，他就觉得这本书前景可观。

针对手稿中存在的弊端，他也是直言不讳。他建议佩兴丝及早修改手稿、增添参考书目、重组部分内容，以及在可食用野菜的常见名后附上拉丁学名（佩兴丝最初拒绝此建议，她认为出现多种语言和方言会混乱不清）并构思一个新题目。艾伦担心《禁食与盛宴》这个书名与布里奇特·安·黑尼施1976年出版的《禁食与盛宴：中世纪的食物》太过相像。不过，他也明确表示，这本书要编辑得有别于传统烹饪书，否则可能会“抹杀这本书独特的优点”。9

佩兴丝极其厌恶编辑的干预，但她却欣然接受了艾伦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原因：在艾伦鼎力相助下，美国葡萄酒和食品协会支付了稿酬；她仰慕他的学识和公正；一本她为之付出15年心血的书有望出版。此外，他还给她写了一些令人愉悦的异想天开的信。

因此，到1984年年底，尽管这本书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坚定支持，甚至连展望图书出版社都不看好，在这种情况下，佩兴丝同意继续按照艾伦的建议作修改。这些努力的结果不一定会如人所愿。1976年，佩兴丝和阿里亚纳经历了一场同样的徒劳。1985年6月，她和诺曼前往伦敦处理她自1983年以来一直想要出售的汉普斯特德公寓。他们与艾伦和简在其“世界尽头”府邸共进晚餐，并商讨了筹资出版试读本的可能性，这有点类似于欧文的加泰罗尼亚烹饪书。换言之，主要是为亲朋好友出几本限量版。方案之一是让诺曼的妹夫斯蒂芬·肖尔-科恩提供一笔无息贷款；另一个方案是如果“台球房”顺利出售，那么佩兴丝会自行出资。据艾伦所说，这次会议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面”，他特别高兴收到了佩兴丝赠送的《法国美食》——一套13卷的由古农斯基和鲁夫为法国餐馆和旅馆所著的经典指南。10

那年夏天，“台球房”出售成交（卖给了她的长期房客特雷弗·平诺克）。8月，佩兴丝给艾伦寄去了一张5000英镑的支票——此书两年内出版时应返还的无息贷款——以支付试读版的出版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签写这样的支票”，佩兴丝写道，“把这张支票寄给您，我感到一种特殊的快乐”。11据艾伦的妹妹罗斯玛丽说：“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好像正在出版这本书似的。”12

编辑手稿的工作随即启动。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佩兴丝和艾伦写了至少70封工作信件，她执意要求用快递邮寄，因为普通信件有时要花三周时间才能到达普利亚区。单邮费这一项就给展望图书出版社增加了总计100多英镑的额外费用，但对艾伦来说，这是值得的。

他后来写到，他与佩兴丝的往来信件“是迄今为止，我写过的数量最多、最引人入胜的”。13

佩兴丝和艾伦能成为朋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艾伦是一名职业外交官，他在外交部工作了30年，于1973—1975年担任驻老挝大使。他曾在牛津大学主修古典文学，滴酒不沾，且是一个喜欢科技的人，热衷于最新的电子产品，早年还对计算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和佩兴丝都跟上了该领域的阶段性发展）。他喜欢谈论和撰写美食，却不愿意下厨烹饪。基于对美食的偏好，他创办了牛津大学食品与烹饪专题研讨会，这个年度学术会议主要以讨论深奥主题而著称。人人都说他是一个蹩脚的厨师，他自认不讳。此外，一些他从小就偏爱的食物委实让佩兴丝大吃一惊：咸牛肉沙拉、黄油白面包、牛排和牛腰馅饼，还有像葡萄干布丁、果酱布丁卷和牛油布丁这样的甜点。曾为艾伦工作了14年的海伦·萨贝利（他们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松糕的书）写道：“艾伦的很多‘吃货’朋友被我们午餐时吃的那些菜吓坏了。”14据他女儿卡罗琳说：“大家都对艾伦的饭菜望而生畏。”15而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佩兴丝好美酒，崇尚返璞归真的生活。她天生擅长厨艺，在厨房里屠宰鸡鸭之类，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她还常去人迹罕至的地中海沿岸的茂密灌木丛林里寻找蘑菇或者可食用植物。人们不禁会想，如果她有一台电视，她会向艾伦提议在恰逢美国出版《牛津美食指南》之际来一趟美国之旅，顺便在《玛莎·斯图尔特秀》节目上做腌熏鲱鱼和面糊烤香肠，让美国观众一睹为快。

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兴趣相投。佩兴丝知晓《地中海海鲜》这本书，但她自己并没有此书，便立即从艾伦那里订购了一本，并赞其“博大精深、构思缜密”。16虽然《地中海海鲜》没有她自己的书涵盖面广，但它以一种清晰、简洁的方式，用多种语言描述了200多种不同种类的鱼，有一种历史厚重感。“这也让我忍俊不禁”，佩兴丝写道，“我眼前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您被一群明艳动人的美女团团围住。她们正在清洗锃亮的铜锅，杀鸡炊黍，邀您共进晚餐”。17这本书有大量插图，其中有一部分选自一些19世纪的文本，而非实物拍照。

看到艾伦的参考书目中包括了欧文的加泰罗尼亚烹饪书，佩兴丝被深深地感动了。艾伦和欧文都是饱学之士，事实上，他们之间有些相似之处：都是五短身材，有点不修边幅，外表看起来古灵精怪。此外，她很欣赏艾伦特立独行的性格，只要是他青睐的书，必不遗余力地出版。他用心、坦诚地对待食物。艾伦在烹饪之外的成就也让佩兴丝刮目相看：他写了一部以布鲁塞尔为背景，以他的外交生涯为蓝本的浪漫惊悚小说——《硕大无朋》；他还痴迷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电影明星（他计划写一本关于这些影星的随笔，但只写完了卡萝尔·隆巴德）；他开一辆1953年产的宾利。当他和简住在离伊丽莎白·戴维不远的切尔西时，他经常送她去圣詹姆斯广场14号伦敦图书馆查阅资料。

他不仅是追星族，还和那些战后声名鹊起的时尚美食作家——伊丽莎白·戴维、M.F.K.费希尔、佩兴丝——交往甚密。艾伦和费希尔也是相知有素，他每次到美国必登门拜访，还向佩兴丝推荐了她的佳作，在推广《汲甘露于万物》时说她们的文风颇有相似之处。尽管佩兴丝对她的书赞不绝口——她把她的散文描述为“诙谐”“撩人”——她却认为费希尔充其量是“烹饪界的美狄亚”[1]，“算不上一位真正的厨师”。18他的女儿卡罗琳说：“佩兴丝无愧为三位最令人崇拜的女豪杰之一，艾伦认为她文笔极佳。”19他的妹妹罗斯玛丽回忆道：“他完全被她的人格魅力征服。”20他还很向往她在那些引人遐想的信件中描写的生活方式，也为诺曼出神入化的艺术作品所倾倒。

这本书的融资情况无法确定，所以，她们只有一年时间来完成修订和绘图。早在1969年，佩兴丝就让米兰达和她当时的儿媳科琳娜·萨古德为这本书绘制插图。科琳娜在1963年和尼克来纳克索斯期间以及1969年返回的途中已经画完了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插图都是在展望图书出版社启动这个项目后完成的。10月初，科琳娜在普利亚区和佩兴丝并肩工作了一个星期，此书中的100多幅插图都出自科琳娜之手。从1985年9月开始，佩兴丝和艾伦通读了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艾伦给佩兴丝寄来审阅建议，佩兴丝在她的好利牌打字机上用红黑两色墨水对书稿进行调整与修改，然后寄回。尽管偶尔会通信不畅，或者她的打字机墨带有时会因萨伦托的酷热而干结，佩兴丝都会一一迅速解决。“她总是第一时间回复我们的编辑建议”，他在11月写道，“她的雷厉风行让我们自愧不如！”21

她很早就明确表示她只与艾伦直接交流，不愿和他的文案编辑兼助理坎迪达·布拉齐尔沟通，尽管艾伦的信中也有很多是布拉齐尔的独到见解。在为数不多的直接写给布拉齐尔的一封信中，佩兴丝写道：“对于您提出的中肯建议，我真的是感激不尽——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22“她更喜欢收到艾伦的来信”，布拉齐尔回忆说，“我们很快就明白这一点”。23她不仅喜欢读艾伦的信，而且对他的建议也欣然接受。他是一位善于沟通的编辑，这也许得益于他的外交官工作经历，他总有办法说服那些作者按照他的意见修改。海伦·萨贝里——她的《阿富汗饮食与烹饪》与佩兴丝的《汲甘露于万物》同年出版——说：“艾伦慧心巧舌，他知道如何与人合作共赢。”“他知道如何让我或他的任何一位作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华”。24

艾伦和佩兴丝互相质疑问难、择善而从。他们都精通烹饪书的历史，特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本，且都擅长自然历史和语言学。“他对她了如指掌”。布拉齐尔说，“她很容易被激怒和误解，他却从不越雷池半步。他知道如何完全掌控她，而她很尊重他”。25也许艾伦作为编辑最大的优势就是他超群的创作才能：他能够以一种极具可读性和娱乐性的方式传递科学和学术信息。作为一名专营烹饪书籍的出版商，他知道如何简明扼要地呈现食谱，能够驾驭几种不同的语言和复杂的、鲜为人知的主题。艾伦在《汲甘露于万物》的编辑上功不可没，但他的妻子简和他的孩子们也常常建言献策。他有一个蓝色的小笔记本，封皮上写着“佩兴丝·格雷：禁食与盛宴”，里面记载着接替坎迪达的伊多妮娅·马格里奇和其他人从语法和措辞，各种食谱的优点、文体等方方面面提出的问题、评论和质疑。有人在一页纸上写道：“如果有人觉得这一章令人费解，就去问问A.D.[2]。”

艾伦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本书应用性强，贴近读者，有点类似于工具书。因为书中许多食谱都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要在不破坏文本流畅性的前提下很好地描述出来，因此，这本书的谋篇布局尤为重要。当然，这些菜谱必须言之有物，艾伦和其他人试做了其中的很多菜谱，还和佩兴丝针对纳克索斯鱼汤交换了心得。蔬菜、真菌、鱼类和花卉等章节的条目编排必须统一规范。“我们希望这本书的版面设计能让读者一目了然”，艾伦写道，“以便他们对书中内容‘一清二楚’，仿佛他们自己也参与了这本食谱书的编写”。26但他也明确指出，强调条理清晰和布局合理不应破坏佩兴丝的风格，这也是他最看重的一点。由于佩兴丝过多地使用长句，读者会云里雾里，摸不着头绪。安杰拉·卡特后来将她的散文韵律与17世纪作家托马斯·布朗爵士作了比较，“您的文体风格不仅气势恢宏、富有诗意，而且深入浅出、言辞畅达”，艾伦如是说，“但后者更可取，尤其是在介绍食谱时”。27

这并不是说她把艾伦的话都当成了圣旨。相反，她每次都向他提出质疑，有时还抱怨他对文本过于挑剔，但她最后几乎总是采纳他的观点。她讨厌在菜谱中标出美国计量单位，在翻译《拉鲁斯美食百科全书》时就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您真的把我与那些鱼和真菌混在一起了！”她在1985年11月写道，“但还是十分感谢！受教了”。28

然而，在此书出版很久之后，他们在通信中仍对许多问题争执不休。艾伦无法理解其中一个称作“番茄面包”的菜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菜肴根本不需要烹调，仅需三种食材。番茄面包是一种只包括面包、番茄和橄榄油的最简单的加泰罗尼亚菜肴：把熟透的西红柿碾碎，抹在面包的两面，然后涂上橄榄油，再撒上盐（偶尔加入大蒜、凤尾鱼或薄火腿片）。这种菜肴在地中海地区有多种吃法，也是佩兴丝和诺曼夏天经常吃的食物。但艾伦认为不可能在面包的两面都抹上番茄碎，面包下面的番茄碎会掉下来，弄得一团糟。（也许很难想象在伦敦的冬天能买到西红柿。）他在他的蓝色小本子里难以置信地写道：“什么？番茄碎怎么能粘到面包的上下两面？”但佩兴丝在加泰罗尼亚时确实是这样吃的，她坚持说完全可以把番茄碎抹在面包两面。但她最后还是妥协了，把书中的这道菜描述为“把熟透的西红柿碾碎，抹在面包片上”，这并没有说清楚是否需要涂抹在面包的两面。29（这个食谱被删除了。）

他们在野菜能否提供能量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佩兴丝凭借自己的经验来判定，艾伦则坚持用某种科学理论来证明这一点。他们有过类似这样的争论：某些植物（尤其是菊苣和蒲公英）中存在的少量碳酸氢钾能否在烹饪过程中分解豆类。在佩兴丝生活过的地方，人们常常会在菜肴出锅的前15分钟，在煮豆子的锅里加入少量菊苣或蒲公英。“从地中海的生活实践来看，豆子和这些植物一起烹饪时更易消化”，佩兴丝写道，“这是事实。我也是这么做的”。30艾伦咨询了伦敦的一位化学家，这位化学家告诉他，虽然大多数植物都含有少量碳酸氢钾，但它连一颗豆子的表皮都不能软化。相反，他说这可能是植物中存在的其他酶、烹饪中常用的盐，或者只是长时间加热才分解了豆子。最后，佩兴丝说她“怀疑”野生菊苣或蒲公英是碱性的，再加上选用了刚收割的豆子——以及在陶器中烹煮——才让它们易于消化。

也许最有趣的是，他们关于多瓣大蒜应正确归类为各种大蒜（葱蒜属），还是野生韭葱的栽培变种（葱属）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佩兴丝说她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简·格里格森曾告诉阿里亚纳野生的韭菜是不存在的。但佩兴丝自从住在卡拉拉以来就一直在收集它们。在这件事上，艾伦没有固执己见，他鼓励佩兴丝一探究竟。最后，她给艾伦寄去了几个野生韭菜标本，包括1987年保罗·利维来斯佩格力兹时放在旅行箱里的那个。她让艾伦把它送到邱园，最终，佩兴丝的观点得到了证实，邱园的植物标本现在有两种佩兴丝赠送的来自意大利南部的葱蒜属样本。从这件事的始末可以明显看出艾伦是一位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人。事实上，当他在1990年重新出版《今日主菜》时，他让大卫·金特尔曼重新画了一幅鲻鱼插图，因为他发现了几处细微的误差。“他对鱼非常挑剔，让我在鱼的顶部多画上一点肉”，金特尔曼回忆道，“我还以为他疯了呢”。31

佩兴丝写完这本引起诸多质疑的书已经有很多年了。美食写作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有关食用菌、素食烹饪、烹饪科学、食用肉类的伦理等各种饮食书相继出版，《烹饪漫谈》和其他专门研究食物的杂志也都备受青睐。1980年，约翰·索恩开始出版他的季刊简报《简单烹饪》；埃德·贝尔的《饮食艺术》于1986年被推出；同年，佩兴丝的《汲甘露于万物》出版。“美食家”（foodie）一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创造出来的，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生活风格。毫无疑问，佩兴丝无法接受这种生活理念。注重清淡口味和饮食美学的新式烹饪法已牢牢占据了上风。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厨师、作家和消费者开始关注有机食品运动、杀虫剂的使用与滥用、转基因作物等环境问题。

对佩兴丝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她在早期写给艾伦的信件中说她已不再阅读现代烹饪书，更喜欢“从马嘴里”收集食谱。32自1970年以来，一些植物的名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关于可食用植物和真菌的新野外指南。于是，佩兴丝写信给尼克，让他去找一本1975年之后的有关可食用野草的现代法国作品和一些有关药草的旧版书。她和简·格里格森商讨能否使用她丈夫杰弗里撰写的有关植物和花卉的综合著作《英国人的植物》。艾伦也给她寄去了他出版的一些书籍的复印本和《烹饪漫谈》过刊里面刊登的文章，他在编辑《牛津食物指南》时积累了大量的珍贵食谱书、食物历史和其他鲜为人知的资料。艾伦几乎对佩兴丝提到的任何书都如数家珍，这导致了佩兴丝所说的“目录学革命”，这一任务在他们的大部分通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33最后，尼克找到了弗朗索瓦兹·库普朗的《可食用野生植物》副本寄给了佩兴丝。这是一本1985年出版的野外指南，附有50种可食用植物的彩色插图。佩兴丝迫不及待地告诉艾伦，库普朗这位受过训练的民族植物学家也不认同“您坚决否认野菜也是能量来源”34的观点。

长期以来，佩兴丝一直在研究植物和真菌，并擅于进行真菌的识别和分类。然而，有一个地区——加泰罗尼亚——她没有做深入调研和详细撰写，这是因为她只在那里度过了两个短暂的夏天，在那段时间里，主要是费诺萨的管家掌厨，她很少有机会出去寻找真菌，更不用说识别真菌了。尽管她编辑了欧文的书，但他在书中未对加泰罗尼亚菜肴中使用的各种真菌加以分类。此外，加泰罗尼亚语于她而言也是一项挑战，《汲甘露于万物》中关于加泰罗尼亚真菌的章节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冲破语言障碍》。事实上，该地区以其丰富的真菌资源而闻名，其中有许多真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被植物学家派厄斯·丰·伊·克尔鉴定，他在1937年发表的综合研究中发现了1000多个物种。因此，佩兴丝花费了大量时间钻研加泰罗尼亚的烹饪书籍，以及有关药用植物和真菌的百科全书。她发现她竟能读懂这些加泰罗尼亚书，参考书目中加泰罗尼亚语著作多达十几本。她将自己非凡的加泰罗尼亚语阅读能力归功于三个方面：第一，“语言本身具有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第二，她曾翻译过萨尔瓦多·埃斯普里于的一些诗歌；第三，她多年学习萨伦托方言的经验积累。

然而，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妮科尔·费诺萨送给她的何塞普·波拉的《我们吃过的东西》，此书首次出版于1981年，同年，该书作者去世，佩兴丝将其描述为“一部最具权威的怀旧作品”。35（荷兰译本于2013年出版；目前还没有英译本。）波拉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加泰罗尼亚作家之一。他的家乡埃姆波达位于法国海岸线附近，其作品经常以当地人，尤其是渔民和农民为素材。波拉称自己本是躬耕的布衣绅士，碰巧成为了作家，他对食物所持的观点和佩兴丝非常一致。他喜欢自己家乡的农家菜，对其他菜系兴趣索然。他写道：“大鱼大肉如同锦衣华服一样提不起我的兴致。”佩兴丝亦如此。36他和佩兴丝、欧文都认为这种特殊生活方式中蕴含的文化传统正岌岌可危，他向亲爱的地中海人民写道：“这是一个注定要消亡的世界。”37

佩兴丝发现对她的书推陈出新不仅可以丰富个人知识，还会受到很多启发。例如，她获悉艾伦有一本17世纪的迪奥斯科里季斯的英文版《药物志》后，欣喜若狂，这本关于药用植物的书被公认为第一本植物学纲要。艾伦和他的助手马库斯·贝尔专门从事目录学研究，他们在搜寻并核查权威资料、确认出版日期以及发掘珍贵或绝版书籍方面都给予了佩兴丝莫大的帮助。不管她从这次编书中获得了多大的乐趣，艾伦的纯学术方法和佩兴丝致力于展示乡村人的粗茶淡饭之间始终存有一定的张力。正如佩兴丝所说，大多数乡民都不会读她的书。佩兴丝是爱书之人，并“一直徜徉于文字之中”，但在过去的15年里，她却阅遍山水，向那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民取经。在《汲甘露于万物》中，她认为是“乡民”和“渔夫”创造了食谱，而非“达官显贵的厨师们”。她宣称这些厨师只是完善了这些食谱，并把它们记录成册，因此，她不希望她的书里都是转摘和引用。尽管如此，艾伦还是陆续给佩兴丝邮寄了一些学者、历史学家和美食作家的作品，并鼓励她尽可能做些引用。佩兴丝曾断言，对艾伦来说，“书本上没有提到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38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艾伦力图避免翻译中出现任何错误。他通过外交工作中积累的人脉，在希腊大使馆找了个人来帮助翻译纳克索斯部分。总而言之，此书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延迟出版，佩兴丝一想到要在冬天“学习希腊语中的吐气音”就会不寒而栗。39

尽管通过书信来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困难重重，但到了1985年后期，他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然而，仍有许多紧迫的问题亟待解决，艾伦觉得当面探讨会事半功倍。事实上，他一直在考虑去普利亚区旅行，以便解决其他的编辑问题，商讨本书的设计和制作，再次确认最后几个问题。此外，他对他几乎每天都在信里读到的普利亚区和当地生活着了魔，希望亲自体验一下。最后，他决定在12月中旬，也就是一年中最萧条和最寒冷的日子里前往。

周日，艾伦乘飞机去罗马，然后坐夜车到了莱切，佩兴丝和诺曼安排了“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接站，第二天他们才到家。佩兴丝从一开始就对他的来访诚惶诚恐，并警告他（和简）这里的条件十分恶劣，她把斯佩格力兹描述成一个“吉卜赛营地”，并说人们应该把它想象成“在室内露营”。40

艾伦也在突尼斯和老挝等偏远地方生活过，喜欢周游世界，但外交职位的待遇与斯佩格力兹的膳宿条件截然不同。这里没有现代化的管道设施、供暖不足、不通电，他之所以向往这种至简生活，可能只是陶醉于佩兴丝笔下的理想王国，而并不想真的过这种简朴的日子。他的妹妹罗斯玛丽和他走动频繁，她在约克郡有一个乡村农舍，“假装过着一种田园生活”。4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因此，几年以后，当罗斯玛丽亲自去拜访佩兴丝和诺曼时，根据卡罗琳的说法：“就像理想变成了现实。”42艾伦或许也带着类似的浪漫憧憬踏上了旅程。

可想而知，虽然意大利南部大部分时间都温暖如春、阳光明媚，但在一幢石砌农舍里过冬必然会非常寒冷，且屋里比外面更冷。大约每天下午4点30分，天就黑了下来，这时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为了欢迎艾伦的光临，佩兴丝和诺曼把一个小煤气炉从诺曼的工作室搬到了所谓的“大使套房”。然而，艾伦似乎并不介意斯佩格力兹的艰苦条件，他在争分夺秒地工作。根据佩兴丝所说，她慢慢地适应了他的作息时间：从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正因为艾伦如此辛苦，佩兴丝觉得更有必要做些精致的菜肴。她在给尼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

刚捕上来的金枪鱼；蛇；辣子鸡；腌荷兰鲱鱼；咸凤尾鱼；煮得恰到好处的猪脚配上卷心菜泡菜，那是用从硕果累累的树上摘下来的酸橙浸泡过的；大米羊肉菜叶包；可口的菜肉馅煎蛋饼；陶罐焖自家种的扁豆，出锅前放入有助于消化的、长在门口的绿油油的野生甜菜；用科学方法（我的科学）烹饪的美味小章鱼；意大利蘑菇面；猪脚蘸奶油酱……此处仅列出部分菜单。43

佩兴丝所说的“我的科学”暴露了她和艾伦在对待食物和烹饪上的差异。艾伦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正经厨师，也从不装模作样。据他女儿卡罗琳说，他的幸福来源就是别人做饭时他在一旁做笔记。此外，他不屑于花大量的时间准备食物，因此，他做的腌鱼就是在熏鱼上浇点开水。卡罗琳说大多数人都认为文如其人，但他对食物这么不以为意，与他美食作家的身份格格不入。她说：“他确实对食物不感兴趣。”44“他对食物的感官方面并没有兴趣”，保罗·利维在提到艾伦·戴维森时曾说，“当我们谈论食物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物种之类的东西”。45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认真对待，他是以一种学术性的，有时是科学的方法对待美食，而佩兴丝则是凭感觉。她总是独自一个人在黑暗中，自己边哼着歌，边做饭或洗碗，她带着敬畏来处理各种食材，无论是鱼还是植物，“就像一个小型的舞蹈演出”。46她的孙女莉萨·阿穆尔-布朗回忆说：“她让食物看起来那么摄人心魄。”47以佩兴丝来看，艾伦用他的学者眼光来看待食物似乎会有相反的结果，在他来过之后，她把自己比作一个反对“数据处理思维”的农民。

然而，他们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最迫切的一个就是番茄面包的配方。尽管在这个季节里，番茄已经过季，佩兴丝还是设法弄到了一个“加泰罗尼亚大小”的番茄，并把实验推迟了很久，希望这个得之不易的番茄快点成熟。但当他们开始试这道菜时，番茄还是没有熟透。艾伦“得意地相信他的顾虑是有道理的”。48然而，很明显，即使是这种亲身经历，也不足以让艾伦完全信服。在1987年去加泰罗尼亚的旅途中，他又想起了这道菜，他和简品尝了好几次。他写信给佩兴丝说：“只有面包的一面能抹上番茄汁。”49他和简还拜访了一个碰巧出版过一本和这道菜同名的小册子（《番茄面包》）的小出版商，该书作者利奥波德·波梅斯给出了正宗配方，非常肯定需要在面包两面都抹上番茄汁（注意不是番茄果肉）。50艾伦总结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面涂法已经被单面取代，因为这样吃起来更方便。佩兴丝回复说，她认为艾伦对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但补充说：“我很欣慰，您终于对这件事释怀了。”51

在他来访的最后几天，大雨倾盆，雨水渗进了艾伦住的客房。佩兴丝已经厌倦了——她开始意识到——给对饮食不感兴趣的人准备精致的饭菜，无论在他面前摆上什么样的菜肴，他都始终如一地满意。她也开始感觉到，比起食物本身，他对食物的分类更感兴趣，但对佩兴丝和诺曼来说，即使最简单的一粥一饭也是盛宴。美食、知音、美酒（这个尤其重要）缺一不可。不过，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他们还是做完了大量工作。艾伦也惊叹于佩兴丝“文能妙笔生花，武能操刀下厨”。52

不过，回到伦敦后，艾伦（平时是一个口若悬河之人）却对这段经历避而不谈。朋友和同事们记得他提到这次旅行时只是一带而过。

回来后，简在给佩兴丝的信中含蓄地提及了这次意大利之旅，“这让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53多年之后，她告诉《纽约时报》，说他“精疲力竭而归”。54艾伦后来描述，他与佩兴丝和诺曼一起度过了“超负荷工作”的一周，而卡罗琳则说，于他而言，这是“乔伊斯式的顿悟”。55

他回来后不久就给佩兴丝寄去了英国园艺家兼日记作者约翰·伊夫利1699年写的《沙拉大全》，这本书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本有关沙拉的英文书。

“致佩兴丝和诺曼”，他写道，“在斯佩格力兹的美食和交谈都是美好的回忆”。

艾伦此行没有敲定这本书的书名。在几个备选中——《引狼入室》《腌美味鲱鱼》《寻大理石的奥德赛之旅》《特产》《宫廷盛宴》《远离庖厨》等——《禁食与盛宴》仍然是最佳选择。（艾伦对这个题目不置可否，但仍不鼓励她选用。）佩兴丝认为这个标题是此书的精髓所在，是她笔下描绘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虽然降临节和大斋节期间的禁食是纳克索斯半岛生活的一部分，但佩兴丝运用的是广义意象，用它来指地中海地区食物相对稀缺的时节。这个书名也体现了欧文对待食物和烹饪的态度——在慷慨和节俭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这让佩兴丝体会到了饮食的意义和乐趣。在佩兴丝看来，禁食和饥饿——有时具有贫穷、仪式或季节的内涵——与屠宰猪或做肉菜饭同等重要。事实上，她觉得这两者之间联系紧密，盛宴的快乐部分源于对饥饿的恐惧和记忆。

在2月下旬的某天，诺曼突然想到用威廉·柯珀的诗歌《菠萝与蜜蜂》的最后几句作为这本书的书名。柯珀是英国18世纪一位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其母在他六岁时就去世了，丧母的柯珀被送到寄宿学校。他在三十多岁时精神失常，之后皈依福音派，专事诗歌和赞美诗创作，其灵感大部分取材于这次精神危机和宗教觉醒。在精神病院住了一年后，他首先在福音派基督教中找到了慰藉，然后在园艺、畜牧和绘画等简单的日常活动中获得了启发。他的代表作《任务》是无韵体诗歌，诗人讨论了一些日常事物（第一章被命名为《沙发》）、自然和宗教信仰。虽然《菠萝与蜜蜂》并不是他最好的诗之一，但最后的对句被广泛引用、家喻户晓。（佩兴丝和诺曼有一本《柯珀全集》。）看到蜜蜂试图要飞过“只有光线能穿过的”玻璃，然后试图落在菠萝树上时，柯珀联想到人类往往愚蠢地执着于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实际上，柯珀自己也种了菠萝树，所以，他对蜜蜂的困境略知一二。）在渴望无法企及的果实时，他写道：

带着绝望的希望，有人张望、徘徊；

有人打破了玻璃，划伤了手指；

但由真理和智慧引导的人，

能从野草中采蜜。[3]

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第四幕的开场里也写了相似的短语。亨利国王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夕告诉他的哥哥，虽然他们可能会身陷险境，但他们也许能借此化险为夷：“这样，我们从野草里采来蜜/从魔鬼那儿获得了道德的教训。”[4]莎士比亚所指野草的范围比柯珀的小，它仅代表一种非常有害的东西，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教训或真理。然而，单独来看，这个短语准确传递出佩兴丝对野生植物的长久爱恋和敬畏，并希望从中挖掘一些更深层的含义。

如果佩兴丝掌握的大部分可食用野生植物的知识都是从农妇那里学来的，她很清楚，她的大部分读者将不得不依靠书籍和野外指南来获取这方面知识——正如她所说，那是“一种更慢、更不确定的方法”。56她指出，罗杰·菲利普斯在1983年出版的《野生食物》一书中就提醒人们在收集可食用植物时，要警惕广泛使用的农药和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危险。这是她和艾伦早先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他们在一本烹饪书中就是否适合提出这样的问题存在争议。读过《地中海海鲜》之后，佩兴丝在写给艾伦的信中指出，他把污染话题放到了一个关于蝎子鱼的小脚注上，确实没有讨论鱼类，尤其是食底泥动物吸食危险毒素的问题。“您真的认为英国人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是一种福祉，”她写道，“而不考虑温士盖-塞拉菲尔德（一个1957年发生火灾的核电站）事故对爱尔兰海中那些鱼类的影响吗？”57

核废料问题尤其令佩兴丝和诺曼扰心，因为在斯佩格力兹几英里外建造核电站的计划最近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此外，虽然萨伦托半岛地处偏僻，但也不再是一块净土，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已经很普遍。黑手党操控的垃圾处理行业污染了大部分地区，在离斯佩格力兹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从农庄就可以看到一个废弃采石场的露天坑里正日夜焚烧家用和工业废料。这些污染问题，外加1986年4月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放射性废料直接排放到欧洲上空，迫使他们不能从屋顶往水箱里汲雨水。他们不得不从普雷西切的一口井里购买了好几卡车的水，共计12000升。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几周后，佩兴丝写信给艾伦说：“您不觉得烹饪被一团灰尘遮蔽了吗？”在1988年拜访过佩兴丝的BBC播音员德里克·库珀对当地的污染情况作了报道，这或许是最真实、最令人难忘的报道：

我期望看到没有受过污染的大地，农民能以古老的传统方式耕耘土地。从远处看的确如此，但是，当你开车经过那些多节的橄榄树，当你看到路边根深蒂固的藤蔓时，乍一看，你可能会认为是一种吓鸟儿的东西。这些像死人一样悬挂在树枝上的空塑料瓶是用来吓唬人的——他们说，这些田地被喷洒了有毒的化学物质。此地危险，禁止入内。58

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修改《汲甘露于万物》的同时，佩兴丝和诺曼也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诺曼保存着一箱又一箱关于生态问题的新闻剪报，他特别关注转基因食品和核能，相信世界末日终会来临。正如佩兴丝所言：“诺曼认为《圣经》中所预言的世界末日将会来临，但一切都照常进行。”59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深感不安，他们在1970年刚来时所见的那片荒野正在迅速消失。那时候，沿海地区才刚刚开始发展，但现在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地蔓延开来。新的度假村、海边别墅和粗制滥造的第二套住房是旅游业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推动房地产热的产物。过度的消费社会——佩兴丝在《汲甘露于万物》中称为“stare bene”，字面意思为“生活良好”——和随之产生的废弃物正在重塑这片土地。对佩兴丝来说，这种转变体现在美国厨房的奇观中——买个昂贵的小玩意儿来加快“作物的成熟”，或通过现有的一切科学手段增加它的“重量”。6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崭新的厨房全都闲置不用；烹饪仍在一些偏僻通道的老式炉子上进行，以免“损害不锈钢的亮度，或者使抛光的花岗岩表面失去光泽”。61在佩兴丝看来，所有这些发展和进步都导致了萨尔瓦托雷和特蕾莎所过的田园生活方式的消亡。

佩兴丝不愿掩饰这些困境，尽管如此，她还是意识到，单凭一本烹饪书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她只是间接地说她的书属于“纯谈论食物，而非盈利”62的时代，但她在最后一章《永别了，萨尔瓦》中还是提到了这些问题。与此同时，佩兴丝和诺曼近期参加了一场当地的反核运动——最初是由一群来自普雷西切的年轻活动人士发起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段卓有成效的关系，诺曼鼓励了几位活动家，尤其是玛丽娜·皮佐兰特、法比奥·蓬佐、罗兰多·奇维拉和维托·皮尼亚泰利，成立了一个名为“安特奥”的街头戏剧团。这群被称为“男孩子”的松散学生和艺术家——克劳斯和乌尔丽克在1989年为德国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关于这个戏剧团的电影《男孩们》——在斯佩格力兹与佩兴丝和诺曼交往频繁。玛丽娜的父亲曾在1970年帮助佩兴丝和诺曼与卖家协商买下了这处房产，她视斯佩格力兹为“第二个家”，称佩兴丝和诺曼是她的“精神父母”。63她后来写了一本由诺曼作插图的诗集。（法诺夏季学校的艺术家克洛艾·德奥亚克与诺曼一起学习，她把佩兴丝和诺曼描述为“精神父母”。）住在基耶蒂的埃达·马尔泰拉常到萨伦托半岛消夏，她也从普雷西切的朋友那里听说过佩兴丝和诺曼，总觉得有必要去拜访他们。她说：“这就像找到母舰一样。母舰是他们（男孩们）可以停靠的码头。”64尼克说：“这些被非正式‘收养的孩子’对佩兴丝和诺曼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90年代末，诺曼曾认真想过要把斯佩格力兹留给他们。”65

罗兰多·奇维拉和路易吉·夸兰塔在1989年创办莱万特图形艺术印刷厂和出版公司时，佩兴丝和诺曼是他们的坚定支持者和顾问。这些年来，佩兴丝和诺曼出版的几本小书和佩兴丝的自传体文集都带有罗兰多的版权标记——Leucasia Editore。此外，罗兰多和路易吉还出版了一份临时文化报《对位》，诺曼经常以顾问和编辑身份密切参与其中，有时也撰写文章或作画。尽管这与他最初成立艺术家学校或乌托邦社区的愿景相去甚远，但这种持续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他“奇才之家”的梦想。

佩兴丝也许听从了艾伦的劝告，没在《汲甘露于万物》中提及环境恶化问题，她说不“希望通过分析工业化的影响让读者忧心忡忡”。66然而，她觉得美食作家有义务去直面这一严酷的现实，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任重而道远。整个20世纪90年代，她谈论的话题的都是抵制孟山都公司[5]的战争，“假番茄”的惊人颜色和“大自然的变形”。67“您可能会说美食作家只有撰写食物的历史，”她在1992年给科尔比·库默尔的信中写道，“才可以规避恼人的污染问题。”68

到1986年夏天，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已经进入尾声。果然，此书比艾伦预期的篇幅更长、成本更高，他不得不提高售价，增加印刷量。最后的标题定为《汲甘露于万物》（《禁食与盛宴》做副标题）。这本书是献给沃尔夫的，他于6月来访，佩兴丝放下手中的修订工作，也借机稍作休息，并“全力以赴备制佳肴”。与此同时，艾伦忙着在最后关头到邱园咨询各个领域的专家：首席真菌学家艾兰·佩格勒博士、一位葱属植物研究专家以及一位果树研究专家。（佩格勒在学术期刊《真菌学家》上简要提及了这本书。）艾伦甚至还和“著名教授”威廉·斯特恩见过面。20世纪50年代，佩兴丝在研究《室内植物和花园》时曾与斯特恩共事。“这是位非凡之士”，佩兴丝在给艾伦的信中说，“很高兴他还健在。我的确有时会怀疑他是否已经过世”。69直到出版那天，他们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各种水果、坚果和蔬菜的地域来源，商业在美食中的角色和“oregano”的正确拼写（或者拼写为“origano”：佩兴丝坚持用“i”，而不是“e”，她认为这是美式英语的讹用）。

这本书的印刷工作在10月中旬完成。几天后，艾伦把前几章的校样寄给了M.F.K.费希尔、艾丽斯·沃特斯和朱迪丝·琼斯，并将其描述为“一本非常与众不同的食谱，依我之见，必成经典”。70他还让哈罗德·麦吉给加利福尼亚北角出版社的杰克·休梅克送去了前44页，麦吉的第二本书《奇异烹调》也在这家出版社出版，他回忆道：“我觉得《汲甘露于万物》太棒了。”71

在斯隆广场的大卫·梅勒设计店里举行发布会之前，艾伦给佩兴丝写了最后一封信。艾伦在信中向她介绍了他的电脑状况（“仍旧运行不畅”）、PPC第24期（“以后登出”）以及当周的忙碌日程。直到11月4日启程的那天清晨，佩兴丝还在忙着采摘橄榄。当她到达希斯罗机场时，穿着白色亚麻衬衫和V领无袖运动衫的艾伦在候机楼迎接了她，然后，他们就开着他刚翻新的深绿色宾利前往伦敦。

[1] 希腊神话中科尔喀斯国王之女，以巫术著称。——译者注

[2] 指艾伦·戴维斯。

[3] 原文为：With hopeless wish one looks and lingers；/One breaks the glass，and cuts his fingers；/But they whom Truth and Wisdom lead，/Can gather honey from a weed。但本书将佩兴丝的Honey from a Weed意译为“汲甘露于万物”，具体参见前言第1页注[1]。——译者注

[4] 原文为：“Thus may we gather honey form the weed/and make a moral of the devil himself”。——译者注

[5] 孟山都公司（Monsanto），一家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其生产的旗舰产品Roundup是全球知名的草甘膦除草剂。——译者注

第十四章 邂逅萨伦托半岛

虽然艾伦·戴维森对《汲甘露于万物》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他远远没有料到此书引起的反响会如此巨大。在艾伦的恳请下，佩兴丝接受了《独立》杂志的美食评论家杰里米·朗德的采访，他尊称佩兴丝为“烹饪女皇”，并说《汲甘露于万物》“将烹饪书体裁推向了极致”。1爱尔兰美食作家西奥多拉·菲茨吉本说：“这本书和过去五十年里出的其他书迥然不同，令人过目难忘。”2简·格里格森认为这是年度最佳烹饪书之一。美食作家兼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德赖弗说佩兴丝的“尘世—幻想—散文”暗示了“明火的乔治·福克斯，一位不用烤箱的厨师”。3安杰拉·卡特在《伦敦书评》撰文，认为这本书不亚于是“对现代英国烹饪书体裁的总结”。4

然而，并非所有的评论都是正面的。菲奥娜·麦卡锡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虽然承认这本书可能有一天会成为经典，但描述佩兴丝为“势利小人”，并称这本书具有“疯狂信念”。她说，这些食谱几乎毫无用处，基于专门介绍研钵和杵的《切和捣碎》这章，她断言这本书“写的全是性”。5佩兴丝将这篇评论归结为“长老会理性主义者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挑衅”，并告诉艾伦，她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争相抢购研钵。6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发行仪式是在大卫·梅勒的店里举行的，店里摆着一系列餐具和炊具，包括研钵和杵。梅勒是麦卡锡的丈夫，而麦卡锡本人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由于麦卡锡的评论，这本书的销量猛增，在1987年卖出了每本17.50英镑的天价，相当于今天的45英镑。《汲甘露于万物》迅速成为展望出版社的畅销书，艾伦在1月增加了发行量。麦克米伦出版社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平装本版权。不久之后，哈珀与罗出版社抢下了在美国的出版权，并支付了1.5万美元的预付款，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展望出版社的最高预期。“我们没有版权部或者任何类似的部门”，坎迪达·布拉齐尔回忆说，“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业务”。7艾伦如释重负，他不必再担心《汲甘露于万物》会让他背负更多的债务。对展望出版社来说，佩兴丝的贷款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汲甘露于万物》投资巨大，总成本将近17000英镑。不过这样一来，他既能够支付印刷费用，又可以提早偿还贷款。

同年晚些时候，这本书荣获英国安德烈·西蒙纪念基金特别奖，跻身1987年澳大利亚格兰菲迪二等奖（克劳迪娅·罗登的《中东烹饪》斩获那年的一等奖）。“他相信此书会成功”，艾伦的妹妹罗斯玛丽回忆道，“但我认为他也被媒体和读者的反应惊呆了”。8佩兴丝也是又喜又惊，“这显然让美食作家们困惑不解”，她在写给阿里亚纳的信中说，“艾伦满心欢喜。因为他现在可以给印刷工人开支了！20年来，还没有任何一本他出版过的作品引起过如此大的轰动”。9

美国人的反响更为强烈。实际上，这本书几乎未经编辑就在1987年10月以一模一样的格式出版，印刷量为10000册。虽然最终在美国的销量不尽如人意，但它受到了众多美食作家和杂志的高度赞扬。《美食家》说这本书一定会成为经典，并称佩兴丝可以和帕特里克·利·弗莫尔、弗雷娅·斯塔克和伊丽莎白·戴维比肩。克里斯托弗·德赖弗在评论中还将她与伊丽莎白·戴维进行了比较，视两人为“劲敌”。佩兴丝觉得这很荒谬，写信给艾伦说伊丽莎白·戴维“没有竞争对手……无出其右”。约翰·索恩在简报《简单烹饪》中说，自从理查德·奥尔尼的《简单的法国食物》以来，没有哪本烹饪书“更多地揭示了食物写作中固有的可能性”。埃德·贝尔在《饮食的艺术》中称这本书为“美文佳作、食谱精品、日常饮食指南”。葆拉·沃尔弗特说佩兴丝“在严肃美食作家中独占鳌头”。1986年，哈罗德·麦吉的英国版《论食物与烹饪》荣获安德烈·西蒙饮食图书奖，几年后，他去拜访了佩兴丝和诺曼。他说这是第一本在比较语境下探讨野生食物、植物和真菌的书之一，但最重要的是佩兴丝的文笔让他钦佩不已，“我从未读过这样的书”，他回忆说，“这是一个黄金标准”。10

毫无疑问，大家对这本书兴趣备至，自然也就十分关注此书的作者，此时距佩兴丝上次撰写《今日主菜》已经过去30年了。《汲甘露于万物》的自传性、对遐方绝域的生动描述以及独树一帜的写作手法都足以说明这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奇女子，它和伊丽莎白·戴维、M.F.K.费希尔的作品一样引人入胜——安杰拉·卡特称其为“十足的波希米亚主义”[1]——但也夹杂着粗野狂放与离经叛道。也许最重要的是，书中描述的生活方式让人心驰神往。

保罗·利维是第一位为佩兴丝写个人简介的美食作家，他于1987年夏天去了普利亚区。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德里克·库珀、哈罗德·麦吉、埃德·贝尔、科尔比·库默尔、南希·哈蒙·詹金斯以及一些其他美食作家都曾到此造访。佩兴丝很注重维护自己的隐私，她想尽一切办法拒绝利维来访。她告诉引荐人艾伦，她和诺曼认为他大可不必为了写这么一篇小文章而兴师动众。而且，因为她名不见经传才能方便向乡民取经，所以，她不希望暴露身份。“我们的生活远远超出常规”，她写道，“因此，这些笑柄——会给读者带来些许愉悦和宽慰”。11但利维执意前来。艾伦像往常一样，最终还是说服了佩兴丝。在给利维的一封短信中，佩兴丝暗示，由于她和诺曼“很少谈论食物”，而且“几乎没有时间准备食物”，因此，她这位美食作家很是枯燥乏味。而且，他来的时候正值节假日，她提醒他会遇到“文化冲击”，并说天气酷热，不宜下厨。她写道：“也许在拂晓时，我可以简单做点吃的。”12利维出生在肯塔基州，在芝加哥大学和牛津大学主修哲学，之后转行新闻行业，他回复说：“我非常期待能体验一下这些文化冲突。”13

20世纪70年代末，利维开始为《哈泼斯&名媛》杂志的私房菜系列撰稿，在文章中论述了打理菜园的乐趣，并制作了像蔬菜什锦这样的简单菜肴。他每年对一些年度烹饪书作6000多字的综述，这在当时可是新鲜事。根据利维的说法，“在心存感激的出版商中掀起了一场骚乱”。141978年，他在为一本名不见经传的美国杂志撰写艾伦·戴维森的个人简介时与艾伦相识，他们都是著作代理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并于1980年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美食之旅。利维经常向牛津食品研讨会投稿，后来，这个研讨会由他负责。他与安·巴尔合著的“吃货文化”——《官方美食手册》于1984年出版，成为美食写作领域的某种转折点。这本书有点文不对题，值得注意的是，它与食物和烹饪关系不大，更多是关于一些业内行情。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一些新式烹饪的趋势，且不说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期了，所有这些都把食物变成了一种时髦的商品（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摩登——敬拜美食”）。伊丽莎白·戴维有点义愤填膺，因为她被写在标题为“吃货名人录”的章节中——其中包含了许多事实性错误——她也撰文回击。佩兴丝读了这篇文章后告诉艾伦，她“很喜欢她（戴维）笔端的‘一小阵葡萄弹雨’”。“吃货的事”，佩兴丝在给艾伦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是一种伪社会学，持有的是一种精英主义倾向”。在别的地方，她还敏锐地加了一句：“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词，只是一桩大买卖。”15在利维来访期间，佩兴丝后来写到，“他经常谈到的话题”16是伊丽莎白·戴维对他的厌恶。

利维于7月24日抵达希腊。当时正值热浪来袭，他们后来得知，这次热浪在希腊附近造成了数百人死亡。（因为他们没有收音机、电话，甚至连温度计都没有，所以，他们不知道这次热浪有多严重。）炎阳似火——温度高达113℉（45℃）。其间，佩兴丝很少做饭，大家也没有胃口，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避暑、聊天，这可能帮了利维的大忙。后来，佩兴丝写到，她怀疑利维暗中“打开一种小型日本仪器，记录了我的今生往事”。17

1987年10月，这篇文章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一个稍作修改的版本于次月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配有她的前同事简·鲍恩拍摄的佩兴丝的肖像，她看上去就像个现代版女巫。利维表示，佩兴丝甚至比本地人还要了解当地植物和药草。他在文末指出，农民们现在来找她寻求药草治疗。“我问她，他们把你当作医生还是女巫？”利维最后说，“佩兴丝·格雷手夹香烟，平静地微笑着”。18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如此评价佩兴丝的人。曾在20世纪90年代造访此地的科尔比·库默尔形容她“像个女巫”，有着“奇异的感知能力”。19

在别处，利维称她是一个“意大利农民”，她每天五点三十分起床到地里干活。他写到，“诺曼的阴茎雕塑”点缀着这片原本贫瘠的土地，利维不曾和诺曼谈论过他的作品——这些雕塑参考了战争时期男人们举起一块混凝土板来解救被困在底下的妇女和儿童的画面。尽管这篇文章对他们的生活略带讥讽，但还是首次勾勒出了佩兴丝的早年生活：1938年去罗马尼亚旅行，与托马斯·格雷的短暂恋情，和普里姆罗斯·博伊德紧张的合作伙伴关系。然而，佩兴丝对于某些事情并未和盘托出，这篇文章中有关她的年龄和她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她形容为“瓦尔登”式的——存在一些事实性错误。有点令人惊讶的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不管怎样，利维把这篇文章的草稿交给了佩兴丝，并表示他“不想印刷出任何您有异议的东西”。20佩兴丝一直反对这件事，尽管她声称对终稿并不满意，但并没有做任何修改或提出其他建议。

这并不是第一次报道斯佩格力兹的生活，但佩兴丝和诺曼可能仍是富有争议的话题。早在1973年，一个意大利艺术杂志就将他们蹩脚地描述为在与世隔绝的原始环境中工作的“新石器时代的新兴人类”。21这篇文章认为，他们远离当代艺术界，选择了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这从他们选用的石材和金属材料中可见一斑。佩兴丝也认为他们自己就像“利维·斯特劳斯那样重新架构新石器时代的生活”。她告诉沃尔夫：“我认为再也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会这般让我心驰神往。”221982年，克劳斯和乌尔丽克·福斯温克尔为德国电视台制作了一部长达55分钟的纪录片介绍佩兴丝和诺曼，名为《太阳&月亮》。在这部纪录片中，佩兴丝和诺曼生活在世外桃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23影片中有两处场景是佩兴丝用占卜棒来搜寻一座用来敬拜神庙的“能量”和爬到树上摘无花果，拍摄的重点集中在诺曼对萨伦托建筑意义的思索上。佩兴丝说诺曼好多年之后才同意拍这个纪录片，他们都对最终结果不满意。不过，他们还是坐了22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德国参加了这部影片的首映式。

这部影片证实了他们最惧怕的事情——对他们所作所为的浪漫化报道掩盖了他们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和苦修。佩兴丝写信给艾伦·戴维森说克劳斯和乌尔丽克“偏离了真正的主题——工作和农业，他们拍摄的是系列风景明信片”。24这不仅没有彰显佩兴丝和诺曼一直秉持的理念——工作乃日常生活的重中之重，而且也忽视了环境退化和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失的困境。事实上，佩兴丝认为她和诺曼与现代生活背道而驰，任何语言描述都无法呈现出他们的生活状况。影片正在拍摄时，朱莉娅·法林顿来访，她记得诺曼把摄像机称为“愚蠢的傻瓜”，无法捕捉到更广阔的画面。25

克劳迪娅·罗登主办策划了一部讲述地中海文化的电视纪录片。当艾伦·戴维森请佩兴丝介绍一下这部即将上映的影片中的“如画风景”时，佩兴丝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了媒体的肤浅和消费主义对民风民俗的恶劣影响。“有一部妙趣横生的影片要在此地拍摄”，她写道，“童话成真了”。26这里的“童话”是指佩兴丝反复提及的“benessere”（字面意思是“福利”，佩兴丝用来指代消费社会的暴行）。她认为，“童话”对当地文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侵蚀。然而，对于许多读过《汲甘露于万物》、后来又去参观过斯佩格力兹的人来说，他们期望看到一种不一样的“童话”——书中所描绘的佩兴丝和诺曼的生活。事实上，这本书的封面展示的是农庄的内部景观和诺曼画在天花板上的壁画，艾伦提及的“如画风景”直接来自她在书中美轮美奂的描写。在修改手稿时，佩兴丝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如何真实地再现农民的生活，并揭示她和诺曼目睹的田园生活消亡的过程。事实上，当《汲甘露于万物》出版时，佩兴丝说她已经不再使用“农民”这个词了——她更喜欢使用有点晦涩的“农学家”一词——因为农民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她写道，“萨尔瓦托雷和特雷莎为了追求毫无意义的‘福利’而远走他乡——这是消费主义的胜利”。27

面对势不可当的工业化冲击，农民的命运，更广泛地说是当地文化的命运，正在成为美食作家们关注的焦点。《汲甘露于万物》出版之际，意大利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卡洛·彼得里尼发起了慢食运动。实际上，这个组织的前身Arcigola在1986年就已成立。1987年，法国农民若泽·博韦成立了农民同盟，这是一个致力于有机农业和环境管理的农业联盟。这两个组织都强烈反对在法国和意大利开设快餐店（许多人认为这对欧洲身份构成了巨大威胁）。博韦开着拖拉机把法国阿韦龙省的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夷为平地。大约十年后，在读完孟山都公司在《复活》中致美国农民的公开信后，佩兴丝写道：“所有美国农民都持有枪支，战争一触即发。”28随着各种不同运动的开展，再加上对转基因作物关注度的日益高涨和杀虫剂的过度使用，一个带有新的政治倾向性的美食写作流派应运而生。“她（佩兴丝）就像矿井里对瓦斯特别敏感的金丝雀”，约翰·索恩说，“警告我们农业正在快速退化，我们所吃的食物在种类和数量上越来越少，维系它的传统正在消失”。29这本书的独特性和给读者带来的感官享受令人着迷，埃德·贝尔回忆说：“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本带有乡土魅力的烹饪书。”30

毋庸置疑，佩兴丝堪称是地中海美食和文化的权威。1988年1月，《汲甘露于万物》在美国出版两个月后，美国《大西洋月刊》的美食作家科尔比·库默尔——一位“狂热的崇拜者”——邀请她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美国葡萄酒和食品协会第六届美食年会上关于“保护意大利区域性传统”的小组座谈。31佩兴丝说承蒙受邀，但这次会议“完全是误导”，她不是一个预言家，也无法忍受长达三天的讨论和美食品尝。她抽身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此外，她对前提本身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保存或保护通常发生在其对象已经消亡的时候”。32她指出，乡村别墅、18世纪的厨房花园和普利亚区每个古老村庄的历史中心都需要保护，更不用说民间美食了，尽管不需要全盘继承。“他们今天吃什么？”她写道，她指的是当地人，“大量不健康的‘塑料’食品。我不会跨越大西洋去细说这些令人痛心的事情……人们应该研究新型工业化饮食对健康的危害，萨伦托半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33

著名记者德里克·库珀是BBC广播公司1979—2001年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以善交工业巨头而闻名，而且常常能从中渔利。他有点像一个揭露黑幕的记者，但他张弛有度、点到为止。他出版了《糟糕的食物指南》和《饮料报告》两本书，严厉批评了英国的餐饮业。他还是苏格兰威士忌的鉴赏家，在这方面的著作颇丰。库珀认为饮食应该简单化，食材选择是关键，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汲甘露于万物》让他爱不释手，因为这本书从学术的视角严肃地探讨食物。1988年春天，他写信给佩兴丝，诚邀她参加一个关于食品政治的广播节目。由于她一直和利维在一起，因此，她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她觉得有必要欢迎德里克·库珀来访，感谢他为艾伦所做的一切。但是，她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食品政治’的看法，不值得劳烦您亲自到斯佩格力兹走一趟。”34

库珀和他的制片人瓦妮莎·哈里森于7月下旬，大约在利维来访一年之后，来到了斯佩格力兹。当时也是热浪滚滚，佩兴丝准备了一顿简单的午饭：凉拌菊苣、煮鸡蛋和小橄榄酱，他们在屋外的无花果树荫下用餐，库珀已经热得无精打采。哈里森回忆说，佩兴丝见解独到，但总是欲言又止，停顿时间很长，他们担心这会影响节目的播出。不用说，开篇就有些不顺畅，他们只有不到两天的录制时间，在整个过程中，佩兴丝都如坐针毡。因此，当有人提议去游泳时，他们都觉得这是一项不错的娱乐消遣，尽管德里克并不会游泳。

佩兴丝把他们带到了一处浅海湾。德里克站在一把印有大朵蓝花的大遮阳伞下，由于沙子热得滚烫，他只好走进齐腰深的海水里。佩兴丝在海中给他找了一些可食用海藻样本，这是一个打破僵局的法宝，他们都放松了下来。然而，当他们打算回到斯佩格力兹继续录制时，他们租来的车陷到了沙子里，且离最近的公共海滩很远，一个人都找不到。与此同时，随着日上中天，天气越来越热，最后他们发现水里有一个潜水员。

德里克以他低沉的男中音著称，他请教佩兴丝意大利语中“帮忙”怎么说，然后大喊“Aiuto”！希望能引起这位潜水员的注意。

哈里森回忆道：“他的声音真的很有穿透力。”这位潜水员有好几分钟都没有浮出水面，最后，他转身朝他们游去。当他浮出水面时，他看到了又高又瘦的佩兴丝站在岩石上，“白发飘飘”，她身旁站着的矮个子男人正“满脸通红地”喊着“Aiuto！”35

这位潜水员开车到斯佩格力兹叫来了诺曼，诺曼开着路虎把车从沙滩里拖了出来。

佩兴丝和库珀有着相似的感知力。接下来的访谈进展顺利，这次采访在8月播出。伴随着用石臼捣药草的声音，佩兴丝说：“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厨师，因为我不追求花样百出，只想满足大家的胃口。”库珀接着说：“那也许就是一个真正的厨师。”36库珀在《听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讲述了这次访谈经历，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对萨伦托半岛持反浪漫主义观点的记者之一，这与佩兴丝的观点完全契合。他写到这片土地上洒满了化学药品，市场上的蔬菜由“杀虫剂、杀菌剂和人工肥料”培育而成，海水也同样受到污染。《汲甘露于万物》中的生活方式“几乎完全消失了”。那么，如何给佩兴丝和诺曼定位呢？库珀没有把他们界定为现代农民，而是把他们描述成试图在恶劣的环境中自耕自种的局外人和艺术家。他们被认为是“怪物”，其坚守的传统耕作方式被视为“离经叛道”。“斯佩格力兹，”他写道，“在被化学农业带来的丰厚利益腐蚀的世界里，停留在时间隧道的某个节点，依旧保留着旧时的传统风格。”37

艾伦总是很关注这些访谈。利维在1987年来访后，对佩兴丝要写自传的想法很感兴趣，他确信她的自传定会畅销。简请求艾伦做委托人，“我得说，保罗的热忱感染了我！”他写信给哈珀罗出版公司的帕特·布朗说，“你知道吗？（不，你怎么可能知道？）佩兴丝是在万圣节那天出生的”。38事实上，在《汲甘露于万物》的编辑过程中，以及在此书出版后的几个月里，佩兴丝偶尔给艾伦寄一些自传性的文章，她称为“小册子”，多年来，这些文章一直在亲朋好友间流传。当《汲甘露于万物》的出版变得遥遥无期时，她开始专心写这些小品文，艾伦把这些文章整理归档，鼓励她把它们收藏起来。

与此同时，他也在忙着《汲甘露于万物》的出版事宜，并担任佩兴丝的著作代理人。1987年8月，她给他寄去了《斑鸠与蛇》的手稿，记述了她和诺曼在纳克索斯度过的时光，这本书当时无法出版。艾伦很惊讶地发现她居然还有另一本书未出版，于是，就把这本书推荐给了麦克米伦出版社的凯尔·凯西，后者负责出版《汲甘露于万物》的平装本。凯西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艾伦的初步编辑之后，麦克米伦出版社同意出版这份被遗忘的手稿。艾伦又有了再版《今日主菜》的兴趣，他告诉佩兴丝此书仍在使用，被许多人视为至宝。佩兴丝多年来一直不愿翻阅这本书，现在也对它另眼相看。既然普丽姆罗丝已经过世，关于重印的磋商变得更加容易。佩兴丝认为安杰拉·卡特让这本书再次声名远播。39卡特在《伦敦书评》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开门见山地说《今日主菜》是她购买的第一本烹饪书，而且，佩兴丝在《汲甘露于万物》中“推动了烹饪书亦是文学形式的理念——其中兼顾食谱、游记、自我启示和艺术品”。此外，她还赞成艾伦用精装版和稍作放大的版式出版《今日主菜》的想法，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示大卫·金特尔曼的插图。

《斑鸠与蛇》于1989年1月出版，封面插图为诺曼的七幅单版画。佩兴丝在1987年写的序言中解释说，20世纪60年代没有出版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这只是我的个人经历”。她很高兴一本当时被认为“太遥远”的书现在出版了。回顾过去，她说他们在纳克索斯的经历是“我们共同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40但她对最终的成书并不满意，尤其是纸张的质量——是在中国香港以廉价的半透明材料印刷的——而且她没有受到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礼遇。这和她习惯了与艾伦共事的情况大不相同，“麦克米伦不再是安东尼·伯吉斯所了解的出版商”，她写道，“而是机器人似的商人”。41尽管纸张的质量很差——诺曼认为这是“纸浆造纸的成本价格”——但这本书很贵。佩兴丝在2月前往伦敦，与刚刚出版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和平共处》一书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一起参加了由梅尔文·布拉格主持的BBC圆桌会议。42尽管佩兴丝和诺曼希望《斑鸠与蛇》能以平装本出版，但这本书几乎无人问津。

然而，1989年7月，伊丽莎白·赫林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了一篇标新立异的评论，称佩兴丝和诺曼是天真、浮躁的游客——“黛西·米勒傻子出国记”——曾严重误解了村里的希腊人。赫林写到，对饥饿、贫困和恐惧的无情叙述未能“超越它们所带来的苦难”，也没有劳伦斯·达雷尔或帕特里克·利·弗莫尔那样的救赎特质。如果有的话，她继续说道：“作者和她的丈夫把纳克索斯、希腊和地中海视为一个可移动的盛宴。”43赫林没有直接提及雕塑被盗事件，但她暗示，佩兴丝和诺曼的猜测是得了妄想症，是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无知的产物。她认为这本书与佩兴丝后来的作品《汲甘露于万物》迥然不同，后者呈现的是在纳克索斯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事实上，标题为“纳克索斯斋戒”的那一章既讲述了岛上生活的艰辛，也流露出享用盛宴的狂喜。）

当然，在《汲甘露于万物》出版时，佩兴丝和诺曼对乡村生活的理解和他们对乡村概念的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萨伦托半岛并不像纳克索斯那么偏远，但是，他们的出现，至少一开始，引起了很大的怀疑。他们已经习惯了被抢劫，但再也没有想过像在希腊那样去报警。此外，佩兴丝在《斑鸠与蛇》的前言中讲述了他们在纳克索斯共度的美好时光：“在阿波罗纳，我们自由自在，互惠互利，幸福快乐”，她写道，“最终的结果也绝不能否定这段经历”。

事实上，赫林是《雅典人》的副主编，该杂志的读者主要是外国人。她是利·弗莫尔的助手，在凯文·安德鲁斯去世之前的很短一段时间里，她曾是他的情人。1988年，她和安德鲁斯在雅典参加利·弗莫尔延迟庆祝《森林与水之间》出版的派对时相识，这本书现在被视为经典之作。当时，赫林正在创办一本自己的文学杂志，希望安德鲁斯和利·弗莫尔能伸出援手。利·弗莫尔应邀相助，把她推荐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文学副刊做书评人。

在赫林的评论出现一个月前，安德鲁斯给佩兴丝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他在信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本书（根据赫林所说，她和安德鲁斯从未一起讨论过《斑鸠与蛇》44）。他在希腊生活了四十多年，对佩兴丝和诺曼面临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甚至在伊卡里亚岛的一个偏远村庄生活了九个月。在那里，他曾被指控为间谍，但他觉得佩兴丝对乡村生活的单方面评价有失偏颇。他怒火中烧，指责她“不懂希腊语”，曲解了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能从当地人的角度看问题。安德鲁斯说当时大家都知道纳索斯岛的古文物被掠夺，并在欧洲各地以高价出售。他说，甚至有谣言说一艘帆船把这些古文物运到了停靠在纳克索斯岛海湾的德国潜艇上。他很困惑，他们怎么能对此事一无所知，“对走私文物的处罚可以是终身监禁”，他写道，“显然，最好的举措就是远离是非。你们自己的不幸遭遇让你们无法探知阿波罗纳人的想法，他们只会感觉到正是因为你们，他们才受到了希腊政府的威胁”。45

然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本书是对狭隘的岛屿生活的真实写照。尼亚·帕里的祖父母来自斯巴达，她说当时“希腊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原始且贫瘠”。46安德鲁斯与妻子南希·卡明斯感情不和，在安德鲁斯去世后，她才与佩兴丝有书信往来。她告诉佩兴丝，她发现这本书“令人震惊，因为里面的内容确凿无疑”，她还说：“这很像凯文的作品，具有希腊影响力”。47

安德鲁斯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他似乎乐于贬低别人的作品，尤其是如果这个作品与希腊有关——而且他在同一封信中保证说，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友谊，然而，这是她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来信。8月下旬，他和赫林乘船前往位于伯罗奔尼撒群岛南部的基西拉岛。9月1日，安德鲁斯——一个把四五个小时的游泳当作家常便饭的游泳健将——游向了无人居住的埃乌戈岛。赫林留在岸边等待，安德鲁斯却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大家才发现了他被海浪冲到岩石上的尸体。

佩兴丝对别人的作品也同样是嗤之以鼻。她认为1984年在牛津食品与烹饪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大蒜的历史和用途的论文欠佳。“如果我们要拜访古人，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她给发表了这篇文章的艾伦写道，“不要生气。希克斯女士有关大蒜的文献太令人震惊了，食谱也是如此骇人听闻，她应该读读贺拉斯”。48艾伦也没幸免，在宣布1993年的牛津研讨会将致力于食物的“外观和感觉”，包括食物的形状、大小、颜色和质地之后，佩兴丝写信说她觉得这个前提很令人反感，“显然，这与营养和味道毫无关系”。她在给研讨会组织者哈伦·沃克的信中写道，“有些事情让人目瞪口呆，很有刺激性。这就好像我们带着棉花糖国王和魔幻巧克力模具在1958年前后突然穿越到伯爵的宫廷”。49艾伦收到了这封信的副本，他感到很惊讶，他问面包和各种各样的意大利面的形状是不是也毫无意义？像磷虾这样的食物，如果变成了“海虾酱”，将会是“近乎完美的小营养包”和“物美价廉、营养丰富的理想食品”。但由于它的外观和触感，会有可能受欢迎吗？最后，他提到佩兴丝自己在《汲甘露于万物》中制作姜饼时描述了“雕塑的快乐”，他反问，是不是这样的事情突然过时了呢？50佩兴丝回信说这其实是一个措辞问题——外形、味道、质地会更合适。（顺便说一下，1988年牛津研讨会的主题“烹饪锅”就是由佩兴丝选定的。）

佩兴丝常常毫无保留地分享她的知识：她的判断总是严谨而尖锐。1989年，艾伦寄给她一份新翻译的贾科莫·卡斯泰尔韦特罗写的《水果、香草和意大利蔬菜》。艾伦的女儿卡罗琳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了这份手稿，她是此书的编辑之一。卡斯泰尔韦特罗出身望族，他在1614年流亡英国时写了这本书，借此温和地谴责英国人的饮食过于依赖肉和糖。他还介绍了他的家乡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季节性水果和蔬菜，以及烹制它们的基本要领和对日常生活的反思。这本书以手稿形式流传，并为广大学者所熟知，卡斯泰尔韦特罗在世时，此书尚未出版。1616年，他在穷困潦倒中客死他乡。直到1974年，这本书才以意大利语出版。

佩兴丝认为这部平庸之作主要取材于早期的医生和博物学家的作品。而卡斯泰尔韦特罗——用她的话说是“一个江湖骗子和势利小人”——让人不敢恭维。51实际上，佩兴丝断定卡斯泰尔韦特罗剽窃了植物学家兼医生科斯坦佐·费利奇的著作。费利奇在1567年写了一篇《关于沙拉的信》。他是一位鲜有人知的乡下医生，与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有长期的通信往来。由于费利奇学识渊博——他还写过鸟类、真菌、通心粉和面包——以及他引人入胜、简洁明了的散文，阿尔德罗万迪请他写了一本关于沙拉的专著，涵盖了马尔什省所有野生和人工栽培的植物。佩兴丝研读了1982年用意大利语出版的“沙拉信”，认为这是一部经典之作。

虽然费利奇和卡斯泰尔韦特罗的朋友圈有很多交集，而且，卡斯泰尔韦特罗也完全有可能对这封信了如指掌，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是剽窃。最重要的是，佩兴丝觉得费利奇的著作比卡斯泰尔韦特罗的更值得翻译和赞扬，她对他的勤学好问、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对动植物生活多样性的兴趣赞赏有加。她在给卡罗琳·戴维森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知识属于农民、医生和植物学家。此书的译者忽视传统（实践），也没有对药草进行深入研究，卡斯泰尔韦特罗亦如此。”52她列举了二十多个修正清单，并告诉艾伦，作为食物历史学家，“我们不应该传播无知”。53

此书的译者是吉利恩·赖利，她还编辑了2007年出版的《意大利美食牛津指南》。赖利在序言中简短地提到了受费利奇的影响，指出这两本书中有一些雷同的元素，并指明卡斯泰尔韦特罗并不是一位植物学家，而是“狂热的业余爱好者”。他很可能读过费利奇的手稿，然而，在《意大利美食牛津指南》一书中，她否定了卡斯泰尔韦特罗借用了费利奇早期作品的说法，称这一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尽管赖利与佩兴丝从未谋面，但她的基本观点还是被转述给了佩兴丝。“她的回答非常坦率”，赖利回忆说，“以至于他们认为我不应该看她的信”。54当约翰·索恩在他的简报《简单烹饪》上为这个翻译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时，佩兴丝写信说，她对他“完全赞同卡斯泰尔韦特罗”感到惊讶，并问他是否能读懂16世纪的意大利文，如果能读懂的话，佩兴丝很乐意给他看看费利奇的信函。佩兴丝为这位不知名作者辩护说，他的植物专著“与富人的餐桌无关，其中一些野生植物的知识和它们的可食用性、药用性都源自山区农民上百年的古老实践，并被第奥斯克里德斯[2]和泰奥弗拉斯托斯[3]等古人印证过”。55

和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一样，费利奇是一位博学家，在许多学科上自学成才，也是一位开拓性的自然学家。佩兴丝在20世纪50年代研读过这位苏格兰植物学家和园艺家的作品，但劳登似乎只专注于人工景观——虽然这样，他的伟大作品也堪称一部花园百科全书——16世纪的意大利博物学家、药剂师和药草研究专家对他们周围的动植物都兴趣盎然。费利奇甚至给阿尔德罗万迪寄去了在离他的家乡皮奥比科最近的港口找到的每一种稀有或常见鱼的标本，佩兴丝也在她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尽管她继续种植蔬菜，但她真正感兴趣的是玛基群落植物的多样性，她将其描述为“未曾被人类染指的大自然”。因此，她写到，她对费利奇的信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以我自己的方式阅读杂草和植物这些生命形式，也是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探索精神”。56

佩兴丝对食物历史和“古人”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她对当代美食写作的兴趣，正如她在1984年告诉艾伦的那样，当她和诺曼在20世纪60年代去卡拉拉生活时，她几乎不再阅读现代烹饪书了。到20世纪90年代，她承认自己“与（美食写作）的主题相去甚远，我几乎对此一无所知”。57她还说她“极其讨厌美食作家”。58因此，当艾伦为他1988年出版的食物选集——《关于禁食与盛宴》征求建议时，她提供了克努特·汉姆生的1890年版《饥饿》（禁食）的部分段落；乔治·吉辛的1901年版《爱奥尼亚海》（有羽毛的食物）；D.H.劳伦斯的1921年版《海和撒丁岛》（肉）和希腊历史学家克赛诺丰（公元前431—前354年）《奇特的饮食》。59艾伦收录了《饥饿》中的一段，叙述者是位一贫如洗的作家，他从一个屠夫那里讨来一块生骨头——他告诉屠夫这是给他的狗吃的——他想吃，却啃不动，还呕吐不止，拿着这块可怜的骨头伤心不已（他称为“华丽的小骨头”）。艾伦还出版了一篇由利奥波德·波梅斯撰写的有关番茄面包的文章和《汲甘露于万物》中的两篇节选：“辛香番茄酱”和“圣诞鱼”——一种莱切产的杏仁糊甜点，用来庆祝基督的诞生。佩兴丝认为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帕洛马尔先生》足以赋予他“食物历史学家”的称号，这本小说中有一个章节讲述帕尔马洛先生光顾巴黎的各种特色食品商店。佩兴丝认为雷克斯·斯托特的“尼罗·沃尔夫系列”故事里的厨子兼管家弗里茨·布雷内在自己的住处收藏的埃斯科菲耶和布里亚-萨瓦林的半身像，还有数百本烹饪书都值得进一步研究。60她还向格兰菲迪奖推荐了威尔·塞尔夫——从1995年开始，他的每周专栏文章在《观察者》杂志上发表——因为他的文章“远远超越了食物和饮料这个无聊的话题”。此外，她说他将是“你所期望的最好的威士忌酒的推广者”。61几年后，约翰·索恩向她推荐了安东尼·布尔丹的作品。布尔丹是美国一位离经叛道的美食作家，他的《厨房机密》于2000年出版，广受赞誉。佩兴丝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尤其是此书开启了烹饪剧本创作。佩兴丝称布尔丹为“鲁莽的浪漫者”。索恩还送了她一本理查德·奥尔尼的《露露的普罗旺斯餐桌》。她对此书很欣赏，但对书中的橄榄酱配方颇有微词，因为这与J.B.勒布尔的经典做法没有可比性。

《简单烹饪》的特刊上刊登的都是作家们希望再版的书籍。佩兴丝选择了丹尼尔·施珀里的非正统的《现代派人士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神话之旅》。这本日记里记载了很多食谱，叙述了作者1967年在希腊小西米岛的一年时光，书中还包含了一段关于肉丸起源的冗长的题外话。这本书更像一个概念艺术作品——施珀里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对自然艺术品的拼贴式展示，或称“罗网画”——而非烹饪书。虽然佩兴丝讨厌他对女人和动物的态度，但她钦佩他为人耿直、文思敏捷，甚至认为这本书与《汲甘露于万物》有异曲同工之妙。很明显，这本书的作者不为迎合任何人，尤其是那些评论家和美食作家，“施珀里可能是白羊座的”，佩兴丝在给赠她此书的乌尔丽克·福斯温克尔的信中写道，“他不愿讨好读者！”62

《汲甘露于万物》发行后，一时洛阳纸贵，佩兴丝的其他作品也陆续出版。1990年，《今日主菜》的修订版出版，一些杂志和期刊也相继向佩兴丝约稿。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几年里，佩兴丝为《简单烹饪》和《烹饪漫谈》撰写了几篇短文，她不仅在小众的美食写作界无人不晓，在其他领域也是名声大噪。1989年，《纽约时报》的半年刊旅游杂志《见多识广的旅行者》的编辑南希·纽豪斯问佩兴丝是否有兴趣做一个有关萨伦托半岛的专题。纽豪斯也非常赞赏《汲甘露于万物》，她觉得佩兴丝对这个美国人还不熟悉的地方进行介绍能够博人眼球。佩兴丝对美国毫无兴趣，她对这个专题嗤之以鼻，在她眼里，美国代表着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尤其是食品问题，而她对旅游业更是不屑。但是，《汲甘露于万物》在美国受到欢迎，以及她与几位美国美食作家的通信使其抵触情绪有所缓和。艾伦的妻子简来自华盛顿，故而他对美国也情有独钟，他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拜访友人后曾在写给佩兴丝的信中提及“早上必去皮特咖啡店喝三杯咖啡；书店里图书丰富；伯克利合作社的食品一半标着‘请勿购买’”。63当沃尔夫去纽约旅行时，他告诉佩兴丝《汲甘露于万物》在弗里克销售。佩兴丝知道后非常欣喜。64

然而，她发现要揣摩透有钱的美国游客，并了解其兴趣爱好并非易事。纽豪斯告诉她，读者们可能对萨伦托半岛一无所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会真的去那里。佩兴丝可以自由撰写一篇旅行见闻，而不是旅游指南。佩兴丝写道：“她告诉我，她的读者都是‘纸上谈兵’。这打消了我很多顾虑。”65最初的标题是《邂逅萨伦托半岛》，这是佩兴丝对家的亲密写照。

这篇文章在1991年春季发表，涵盖了该地区的诸多古代记事，尤其是希腊的影响，并思考了为什么这个半岛“除了一小部分忠实的游客之外，对世人来说就是一本未曾启封的书”。66正如佩兴丝指出的那样，就连诺曼·道格拉斯也不愿踏足此地，她重复着卡洛·利瓦伊的话写道：“大洋彼岸的人侵占了萨伦托半岛，并在此定居。”67正是这种脆弱性导致了自给自足和保守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保护了该地区的许多传统，包括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生产。在此文中，萨伦托半岛“风景这边独好”，“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在各个小村庄和古老的渔港依然盛行。佩兴丝从莱切谈起，概述了这座城市的建筑史和烹饪珍品：木瓜糊、杏仁馅的干无花果、烟熏干酪、意大利乳清干酪、橄榄烤小面包片和莫萨里拉干酪馅的小酥饼。68

我们看到现代生活入侵的唯一迹象就是莱切随处可见的拥堵状况（在其他地方，她曾提到“混乱的公寓街区”和环绕城市的“迷宫般的高速公路”）。69但这座城市是通往半岛最南端的几十个小村庄的门户。回溯过去，佩兴丝写到，橄榄和葡萄树的种植、点缀风景的石头建筑和在民间传统博物馆中展示的传统工艺都象征着“高尚、文雅的乡村文明”。她带我们游览了一些她最喜欢的地方：仍在使用格里克语（一种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的希腊语）的村庄；带有拜占庭和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小教堂；被遗忘的渔村。她一度提到了她鄙夷不屑的浪漫精神食粮。她写到，对旅行者来说，“在半岛上可以探险、放飞自我、置身永恒之中”。沿着爱奥尼亚海岸，“沐浴着希腊北部山区清爽的东风，你可能会领略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欢喜”。70这绝对不是一个被污染破坏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古老生活方式瓦解的地方。毋容置疑，这样的评论永远不会出现在一本光鲜亮丽的旅游杂志上，佩兴丝是从珍爱萨伦托半岛，尤其是岛上自然风光的视角来撰写这篇文章的。然而，此文也凸显了佩兴丝早在1969年为欧文书撰写的前言中就提及的顾虑：她所书写的这些生活方式究竟是“正在迅速消失”，还是能够长久保持。

她在《汲甘露于万物》的序言中明确写道：“音乐专业的学生们录制不再被演唱的老歌。很快，我记录的一些东西也将消失。”71但是，她告诉艾伦，这并不是她要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她劝他不要在封面上使用这句话。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该地区的传统正岌岌可危，但她还是一再强调现在有很多传统的烹饪方法正在被使用，没有立刻“保存”的必要。这本书刚出版不久，她就告诉杰里米·朗德：“尽管整个世界正在分崩离析，但我所描述的却仍在继续。”72十年后，她在给约翰·索恩的一封信中解释说：“有许多年轻朋友很乐意做外婆做过的菜，并使用穷人的厨房。”73她向艾伦指出，《汲甘露于万物》的精髓是关于“食材的卓越品质及其烹饪方法”，她认为这是永恒不变的主旨。74

《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对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佩兴丝本来可以继续为他们或许还有其他人撰稿，但这是她为美国杂志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两者之间远隔重洋，完成一篇文章必然要面临各种挑战——尽管佩兴丝已经使用传真机来加快沟通——似乎弊大于利。佩兴丝更乐于为亲朋好友写点文章。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她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一些当地项目，其中包括字体排印和罗兰多的出版活动。她还专心撰写自传性散文。

[1] 指称那些希望过非传统生活风格的一群艺术家、作家与任何对传统不抱幻想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译者注

[2] 罗马时代著名的医师。——译者注

[3] 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译者注

第十五章 回首往事

佩兴丝对设计、出版和手工书的兴趣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她在皇家艺术学院与昂里翁共事。后来，收藏在欧文·戴维斯的私人图书馆里的著名早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木刻图书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佩兴丝最注重其作品的视觉效果。她认为插图的作用不仅仅是装饰，更是文本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字和图画是密不可分的”，她在《汲甘露于万物》出版前给艾伦的信中写道，“一切都取决于此”。1甚至连她自己的信都是用红色和黑色字体精心写就，周围配有报纸或照片上的影印图片、照片，或像司汤达、卡夫卡这样受人喜爱的作家的肖像、花卉和植物的图画，这些图片都是精挑细选的。佩兴丝说她经常使用一个与“尚未成文的文本”2相关的信头。不论是欧文的加泰罗尼亚烹饪书还是《汲甘露于万物》，佩兴丝都喜欢用自己的方式编辑，对经济效益和读者的期望不甚在意。因此，当罗兰多·奇维拉在1989年开始字体排印时，佩兴丝觉得这是“一个奇迹”。3

罗兰多是对斯佩格力兹和佩兴丝与诺曼的非传统生活方式着迷的朋友和学生之一，他是安特奥剧团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从来没有追求过表演事业，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爱好而已。（安特奥剧团于1991年解散。）他真正的爱好是书籍、出版和印刷。实际上，出身草根的罗兰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和朋友每周一次的例行散步时就遇到了佩兴丝和诺曼。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罗兰多和维托每个周日上午都会到斯佩格力兹去看望佩兴丝和诺曼，最初是好奇心驱使，后来是为了打发单调的乡村生活；最后，斯佩格力兹成了希望的灯塔，是在萨伦托半岛也可以谋生的标志，尽管许多人坚持认为移民才是唯一出路。

尽管家中的藏书屈指可数，但罗兰多对读书的兴趣却由来已久。他把字母表上的每一个字母都看作一件艺术品。童年时期，一有空闲他就去普雷西切的小型公共图书馆，对那里的图书了如指掌。服完兵役后，他先在莱切学习平面设计，后在米兰学习印刷，但他最终决定回到普雷西切追求自己的梦想——开一家印刷店，他称为莱万特·阿尔蒂·格雷菲切印刷店。他定期与佩兴丝和诺曼沟通交流，在多个项目中与之合作，并最终参与出版了佩兴丝的自传体散文集《工作之险，童年之梦》。

每周二，在普雷西切采购完之后，佩兴丝和诺曼都会带着三明治和啤酒去罗兰多的店里共进下午茶，他们讨论自己的工作、当地问题、艺术和政治。地下室的车间里放满了印刷机，包括一台老式的踏板机和一个较新、较先进的海德堡印刷机。佩兴丝认为罗兰多是一个优秀的出版商——她喜欢他挑战“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就像两只在飞行中相遇的蜜蜂”，埃达·马尔泰拉说，“有自己的交流语言”。4

虽然佩兴丝于1989年已经写完了她的大部分小册子（fascicoli，她用这个词指代其自行出版的各种文章），但她最初是打算推出另一位作家的作品。唐·安德烈亚·焦韦内是一个那不勒斯贵族的后裔，20世纪70年代初，他通过共同的朋友里卡尔多·温斯皮尔——玛丽亚·维多利亚的妹夫——结识了佩兴丝和诺曼。他们相识后不久，唐·安德烈亚便带着他的妻子阿德琳·康斯坦丝·舒伯特到斯佩格力兹共进晚餐。他带去了他的小说《桑塞维罗的故事》的第二卷，佩兴丝认为这是一部被忽视的杰作。

《汲甘露于万物》里最令人难忘的一餐，也是佩兴丝觉得唯一“有必要描述”的盛宴，是与唐·安德烈亚和阿德琳在尤根托附近的一家餐馆吃过的，焦韦内夫妇常在那里消夏。在一间没有任何陈设、粉刷一新的房间里，他们吃了用深红色番茄酱搭配的意大利面、蝎子鱼、烤羊肉配红辣椒、烤红鲻鱼、新鲜的山羊奶酪，餐后甜点是绿香瓜和杏仁蛋糕。

另一次去做客时，唐·安德烈亚送给了他们一张他亲手擦洗、熨烫平整的萨伦托半岛上波旁王朝1830年的旧地图。地图上显示，当时这里荒无人烟，海岸上偶尔有一个瞭望塔和零星几个内陆村庄。佩兴丝写到，遇见唐·安德烈亚犹如晴天霹雳，“让我想起石缝中突然长出的蜜蜂兰[1]”。5他们很少见面——唐·安德烈亚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伦敦的一间小公寓里——但他们通信往来十分频繁。

像温斯佩尔夫妇一样，唐·安德烈亚总给人一种他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印象。他自认为是一个局外人，“很乐意默默无闻地工作”。其贵族气息深深地吸引了佩兴丝。唐·安德烈亚1904年出生时家族已经开始没落——这一漫长而痛苦的衰落过程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主题。唐·安德烈亚自幼就饱读诗书，爱好写作。20世纪20年代，他创办了前卫文学杂志《维苏威火山》。他曾在二战中担任骑兵队长。意大利投降后，他先后被关押在波兰和德国军营。佩兴丝与他的部分朋友——骑兵军官德特尔莫·皮尔齐奥-比罗利和艺术家埃米利奥·安布罗恩有书信往来，她说他们的往来信件“（好像）19世纪的小说”。6虽然他们相遇时他几乎已经失明了，但唐·安德烈亚给佩兴丝寄去的信都是用图画装饰的漂亮手写体。

唐·安德烈亚也是一位藏书爱好者。他收藏的上万本书籍都存放在位于中世纪小镇圣阿加塔·迪伊·戈蒂的一个12世纪的塞列沃宫殿中（这个图书馆还珍藏了一本有普鲁斯特亲笔签名的《在斯旺家那边》），这是一座缅怀他们家族史的纪念馆。他的杰作《桑塞维罗的故事》的第一卷于1967年以意大利语出版，唐·安德烈亚告诉佩兴丝，这本书是他构思了20年后才着手撰写的。此书共五卷，唐·安德烈亚自行出版了1000册第二卷后就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随后，这本书被译成多种语言，唐·安德烈亚甚至被看好有可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这部以唐·安德烈亚的生活为原型的史诗小说讲述了20世纪早期，那不勒斯一个家道中落的次子朱利亚诺·桑塞维罗的故事。从他的书中可以明显看出唐·安德烈亚——有时把自己比作《豹》的作者朱塞佩·兰佩杜萨——沉湎于古意大利的浪漫与传奇。在“自传”的第一卷中，他哀叹“摩登世界的密码已经取代了”早期的“区分符号”。7这本书满是对那不勒斯的令人回味无穷的生动描述，以及它的腐朽堕落、世俗的优雅和浪漫愿景。佩兴丝说：“这唤起了我长久以来的意大利情怀。”8

唐·安德烈亚同样欣赏佩兴丝的创作才华。在《汲甘露于万物》平装版的发布会上，他告诉艾伦这不仅仅是一本烹饪书，还是一本极具精神内涵的书。1986年底，他请佩兴丝翻译他刚刚完成的一部“神圣戏剧”——《第三天》，佩兴丝第二年着手翻译。这个故事发生在圣枝主日和复活节之间，是对福音书的复述——“第三天”是基督复活的日子。这是唐·安德烈亚1943年在波兰被囚时反复诵读的一段经文。几年后，他在一种恍惚状态下写了这个剧本。1996年，佩兴丝与罗兰多面向朋友出版了35本限量版，最初的500本意大利原版已无迹可寻，所以，译本成为“原创诗作的唯一印刷蓝本”。9佩兴丝还出版了唐·安德烈亚在一个不眠之夜挥毫而成的诗集《失眠的抒情诗》和“诗歌体书信”选集《图像与虚构物》。事实上，这些是他二十年来写给佩兴丝和诺曼的书信。佩兴丝因“编辑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冷漠”而扼腕痛惜，她简要地叙述了这本桑塞维罗系列小说的出版史以及发现过程。最后，她请求把这些书连同唐·安德烈亚的其他作品一起重新出版，以“安慰这位年轻人”。10

她也很欣赏弗雷德·乌尔曼的《摩洛哥日记》。1995年，她与罗兰多一起再版了这本书，认为此书值得推广。该书讲述了作者战后去摩洛哥旅行的故事，篇幅较短，配有钢笔画，最初由企鹅出版社于1949年出版。20世纪90年代早期，米兰达在剑桥市场的一个小摊上发现了这本已经绝版很久的书，并把它寄给了佩兴丝，因为她知道佩兴丝会对汉普斯特德的一些旧友和邻里的陈年往事感兴趣。乌尔曼和佩兴丝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密，但佩兴丝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初他送了她一本自传，名为《一个英国人的成长历程》。乌尔曼是一位律师，1933年，当听到电话里有人用暗语对他说“今天巴黎是晴天”后，他就从斯图加特逃了出来。在定居英国之前，他曾在巴黎生活，内战期间住在西班牙。像昂里翁这样的德国犹太流亡者一样，他在马恩岛被关押了几个月。这段经历被佩兴丝称为“命中注定的劫难”，很显然，佩兴丝对这群移民持认同态度。她说他们“就像速溶酵母……溶在英国乏味而沉闷的生活中了”。战后不久，佩兴丝回忆说，她在威尔士度假时向乌尔曼讲述了她祖父的故事，他也是逃到英国的犹太难民。

佩兴丝和罗兰多最后出版的书是一个来自萨尔弗的朋友兼邻居安东尼奥·卢波的诗集。“安东尼奥·卢波把这些诗写在一些小纸片上”，罗兰多回忆道，“她（佩兴丝）把它们整合成了一本书”。11事实上，佩兴丝之前曾翻译过以西结·莱安德罗用意大利语写的几则故事。莱安德罗从一个废金属经销商变成了自学成才的雕刻家，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标点符号。12她把这些故事抄送给朋友们，在其中一个故事简介中，佩兴丝模仿莱安德罗的无标点写作风格描述了他们在莱切的第一次相遇。她和诺曼“看到一些画挂在一个车库里我们走了进去&发现莱安德罗独自在几个小画板上作画在这个空空如也的车库中这些画似乎具有魔力我们欣赏着这些作品&我们想要一幅画莱安德罗用方言说起话来就像湍流像瀑布像洪水我们不知所云他反应如此强烈好像全世界都在与他为敌……”

罗兰多还为诺曼出版了《别忘记人类》，这是一本讨论艺术和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哲学专著。这本书是因受邀参加一个关于艺术起源的会议而写，此次会议在瓦尔卡莫尼卡国家史前博物馆举行。他们的朋友伊曼纽尔·阿纳蒂任馆长，阿纳蒂最近出版了《艺术与概念的起源》，对岩画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起初，诺曼邀请罗兰多和他一起参加会议，他们针对这个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诺曼也对这个领域进行了长时间地研究。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此次会议或一篇学术论文不足以阐明他们的观点，于是，他们决定出版一本相关著作。根据罗兰多的说法，是佩兴丝说服他们没有必要前往瓦尔卡莫尼卡，而应“独辟蹊径”。13这本书用晦涩难懂的散文概括了诺曼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从创造性行为到人类对自然的侵犯，就连编辑过原稿、阅读过此书十几次的佩兴丝也承认自己对其中的内容也是一知半解。但是，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件惊人的艺术作品，用平版印刷的方式再现了他后来的一些丙烯酸绘画和线条画。

与此同时，佩兴丝对出版小册子的事漫不经心。她已经把这些文章寄给了艾伦。第一篇文章写于1966年，随后，她断断续续地完成了部分文章，其中大部分写于1988年和1989年。20世纪90年代初，她把这些文章搁置起来。她对亲朋好友说，在如此频繁的全球冲突和动荡之时，她没有兴趣开展任何大规模项目。她在和尼克谈论这本文集时说：“在世界局势紧张之际，我不知何故，认为这些文章无足轻重。”14后来，她告诉她的一个孙女：“我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笔耕不辍，因为那时我觉得没有人会对这些文章感兴趣。”15

事实上，佩兴丝一向不赞成出版自传。这本文集是非常私人的、影印的、简单装订寄出的信函，从未打算给更多的读者品读。直到开始把自己的努力看作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创造性行为，而不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简单描述，她才对艾伦·戴维森一直鼓励她发表这些文章的提议有了兴致。她还读过一些实验性自传：鲍里斯·帕斯特纳克的《安全行为》；卡尔·荣格的《回忆·梦想·反思》（佩兴丝最终为自己的书选择的书名肯定是有所指）；《艾丽斯·B.托克拉思自传》；利雪市的圣泰蕾兹的《灵魂的故事》以及唐·安德烈亚的虚构自传。“我现在意识到唐·安德烈亚和格特鲁德·斯泰因有一个共同点”，她写道，“他们都写过别人的自传”。16

佩兴丝可能也想这么写。在《工作之险，童年之梦》的前言中，她提出了一个有些令人疑惑的说法：自传，因为它的选择性，属于“小说领域”。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延伸。但这也解放了她——或者从她的角度来看，给了她自由——她不必忠实于自己人生中的一些事实，或者更重要的是，不再拘泥于线性叙事。后来，在这本书中，当介绍她的童年时，她引用了作家、传记作者、小说家乔纳森·基特斯的话：“自传是多么压抑、多么大的谎言啊！”佩兴丝坚称书中隐藏着一条信息，但她在后记中写道：“这要由读者来破译。”虽然书中的叙述迂回曲折，且表达着她对这一体裁的公开蔑视，这本书依旧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尽管佩兴丝自由挥洒，但她仍然呈现了她生活的原貌。“此文就是拼贴”，她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时间不是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出现的……不管这幅画看上去多么‘平凡’，它的确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17

毫不奇怪，这种写法并不符合主流出版商的期望，甚至连展望出版社的汤姆·杰因——艾伦1993年把公司卖给了他——也拒绝了佩兴丝。他发现这本书散乱无章，难以理解。他在给佩兴丝的信中解释说，如果不进行大幅删减，对展望出版社来说成本太高。但佩兴丝根本不愿意修改。他觉得这本书没有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缺乏连贯性，结构不严谨，最主要的是，这本书对读者的要求太高。佩兴丝在整本书中提到了很多人名和地名，但没有任何上下文和解释，这就要求读者们不得不在没有作者引领的情况下自己寻找各种线索。“这是一本自传”，汤姆写道，“但事实和人物被深埋在文本中，需要大量的先验知识和辨析能力才能梳理清楚”。18另外，这并不是一本关于食物或烹饪的书，他猜测读者们一定对《汲甘露于万物》的作者寄予厚望。不过这本书的确写了一个佩兴丝最爱的食谱——白葡萄酒鲻鱼。20世纪50年代初，她在洛克马里阿屈埃向一位厨师兼客栈老板学会了这个烹饪方法。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即便这本书是食谱，“读者也无法凭借文字介绍学到烹饪技巧。这足以证明这本烹饪书一无是处”。19

汤姆·杰因的婉拒并没有阻止佩兴丝，反而增强了她自己出版这本书的欲望。这种欲望让她掌控了一切，从字体（博多尼活字）到使用的纸张，再到书中的图片，很多照片都是她和诺曼一起旅行时拍摄的。《旁观者》杂志的一名书评家恰如其分地指出：“可以肯定，任何出版商都不可能照原样出版，但我想格雷女士并不太在乎出版商的想法。”20从1997年开始，她和罗兰多花了三年时间来做这个项目，将文本数字化，修改校对，并设计这本书。就像罗兰多所说，一群美女把打印好的文章转录到了电脑上，图片是从佩兴丝的档案文件中精挑细选的。佩兴丝就像一部电影的导演，她一直负责这本书的全部出版工作，直到它鲜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的确，这本书呈现了作者的一幅拼贴式肖像，这是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画面。正如汤姆·杰因所指出的，“事实和数字”大多被掩盖了，许多照片、油毡浮雕图案和其他图片实际上都是以拼贴形式展示的，就像一本讨喜的美术书。第一章《工作》大致遵循了佩兴丝和诺曼在20世纪60年代离开英国后的生活轨迹。里面的文章大多关于希腊；1964年诺曼在威尼斯举办的展览、卡拉拉的生活和萨伦托半岛的历史和古物——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汲甘露于万物》的姊妹篇。第二章《历险记》追述了1938年与塔尼娅一起前往罗马尼亚的点滴过往；在洛克马里阿屈埃的家庭度假；1961年《观察家报》派往圣·詹奈特的一段重要旅程；在威尼托的帕拉迪亚别墅里漫游时拍摄的那些被废弃的、摇摇欲坠的建筑照片（有些文章糅合了自传、叙事和照片，与W.G.西博尔德的作品很相似）。最简短的第三章《童年》回顾了佩兴丝的早年生活。但省略的内容比其所包含的内容更重要。最后一章《梦想》在形式上最具有非传统性。这部分包罗万象，从唐·安德烈亚的小说到莱切城的巴洛克式建筑，不一而足。本书结尾追忆了欧文·戴维斯，佩兴丝幻想欧文在苏富比拍卖行1985年出售他的藏书时，化身一只蓝丽蝇重返人间。21

托马斯·格雷这个名字在《工作之险，童年之梦》中没有出现，这或许并不奇怪，然而，佩兴丝在自己为什么从未结婚的问题上着墨颇多，却从未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推测出，她决定保持单身的原因是女权主义者对爱德华时期家庭生活的反抗，这也有点道理。《童年》一章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结婚”开篇，答案是“跪着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当我的母亲跪下恳请我的父亲吃饭时，我常常感到非常尴尬。那时，父亲正坐在一张铺着破旧皮革的扶手椅上，全神贯注地读着《泰晤士报》上的第四届领导人”。22佩兴丝意识到，自己可能回避了这个问题，几页之后便又言归正传。她问道：“这不是一目了然吗？”然后，她自答道：“我对传统的领悟，从童年起就与众不同，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小女孩眼中的婚礼不尽是你侬我侬。生活不只意味着千篇一律的‘家庭幸福美满’。”23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她在阐明“无论家庭模式如何，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之后，只字未提托马斯·格雷，并总结说：“后来我变成了害群之马。其中的隐痛难以言表。”24成为一匹害群之马和她为何终身未嫁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但作者并未做任何解释。由于这本书的结构松散，这个问题自然很容易被忽视了。而她对1940—1947年发生的事情几乎只字未提。二战期间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但也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佩兴丝常说，她的成年生活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战后在伦敦抚养孩子；二是与诺曼携手同游。

然而，托马斯·格雷的幽灵并没有完全消失。1991年，米兰达联系到了托马斯的兄妹——他的哥哥米尔纳和妹妹玛格丽特——以了解有关这位父亲的更多信息。那时米尔纳已经90多岁高龄，身体虚弱（他于1997年去世）。她便与玛格丽特通信，玛格丽特对托马斯的生活评价不偏不倚。她在一封信中写道：“一些他做过的（或没做过的）事让人义愤填膺。我相信你母亲有理由对他怀恨在心。”25她还给米兰达寄去了几张照片，提及了托马斯的一些战后生活情况。“从我记事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照片”，米兰达给尼克写信说，“你俩长得一模一样”。26佩兴丝不愿意米兰达过多了解托马斯·格雷的事情，她在很大程度上赞同玛格丽特对托马斯性格的分析，但她认为玛格丽特还是低估了他的缺点。佩兴丝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私人话题，并告诉尼克，探究他人的过往是“一种‘窥阴癖’”。27

佩兴丝常常写到，是诺曼帮助她重新塑造了人生。《工作之险，童年之梦》既是自传，也是写给他的颂词。佩兴丝的这本书是献给诺曼的，他的身影在书中随处可见：开篇和结尾都是他的照片，文末的照片是诺曼靠在酒桶上聆听发酵的“歌声”，他为佩兴丝画的《我的挚爱》为封面增添了光彩。第一篇文章“守护神和赞助者”和第一部分关于工作的文章是对诺曼致敬。关于她自己的工作，她认为诺曼“‘给了我’创作的‘权利’，因为在我认识他之前，我所做的任何创造性的事情似乎都是一种疯狂行为”。28她写道：“很久以前，‘石头人’给我的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生活，而是每天都过新生活的神秘生活。”29据佩兴丝的孙女罗茜所说：“她总是说‘我的生活始于我遇见诺曼’。”30“诺曼所做的就是给佩兴丝创造自由”，米兰达回忆道，“因为他认为那才是我们活着的理由”。31

这种感觉是相互的，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一种共栖关系。诺曼在人生中的关键时刻与佩兴丝相遇相知，他们在彼此的创作中相互鼓励、互相扶持。诺曼的妹妹鲁莎回忆道：“诺曼陶醉于佩兴丝与他想法的共鸣。”32诺曼曾经告诉他的母亲“人生从斯佩格力兹开始”，这与佩兴丝的看法不谋而合，她成了他的缪斯女神，给了他逃离格兰治农场生活所需的动力。1987年诺曼母亲去世后，诺曼每年都会为佩兴丝的生日制作一本精美绝伦的手工书，他在酿制葡萄酒和采摘橄榄闲暇之余都花在了写作和绘制这些艺术品上。这些作品以配图诗、戏剧或寓言的形式展现。第一本书的灵感来自1978年10月天空中出现的两轮新月，这是一本插图日记，里面有诗歌节选、剪报和那天诺曼在绘制地形图时发生的事情。诺曼称为《万圣节前夕：新月祷告》，它以第二轮新月的形象收尾，这显然是他的缪斯女神的理想化写照。他引用了《所罗门之书》中的一句话：“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伴随着她一起来到我身边，她手中有无数财宝”（《所罗门的智慧》7：11）。

佩兴丝从不对外展示这些书，只有极少数人见过庐山真面目。诺曼去世后，她想影印三本她最喜欢的作品，但坚持要自己把书送到普雷西切的印刷厂——而不是给罗兰多——这样她就可以亲手送达，她认为这是她的个人隐私。尽管这些都是诺曼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她拒绝把它们列入他的著作和插图书的目录中。33

事实上，当佩兴丝出版《工作之险，童年之梦》时，她与诺曼已经成婚，佩兴丝在后记中提到了这一点。显然，他们早在几年前就想要结为伉俪，甚至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汉普斯特德筹备过婚礼，但由于佩兴丝所说的“税款原因”，未能实现。诺曼和厄休拉于1972年离婚，当然，佩兴丝和托马斯从未结婚。然而，外国人在意大利结婚并不容易，尽管她从未嫁给托马斯·格雷，但她必须证明他是她孩子的父亲和他已经不在人世。米兰达以前对父亲做的调查帮了大忙，因为她设法弄到了他的死亡证明。诺曼需要提供从出生到现在的居住地记录，以证明他确实只结过一次婚，在欧洲没有其他配偶。此外，他们还提交了一份由那不勒斯的英国副领事迈克尔·伯戈因开具的“能力证明书”。即便如此，在他们结婚当日，佩兴丝的文件中还是出现了不一致信息：一个显示她未婚，另一个说她已婚。他们不得不把婚期延迟到下个星期。佩兴丝写道：“这种巴尔干式甚至拜占庭式的经历提醒我们身处何处！”34

1994年2月10日——一个隆冬里罕见的明媚冬日——他们在萨尔弗镇长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朋友埃达和马里奥·里基乌托担任证婚人（诺曼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见证过埃达和马里奥的婚礼）。佩兴丝做的早餐是，凤尾鱼、洋蓟、垂花风信子鳞茎、“芦笋菊苣”、煮鸡蛋、西红柿干和蘑菇干、炖猪肉、意大利辣酱和黄油土豆。他们开了一瓶让·德尔佩什以前送来的1982年的艾培涅的酩悦香槟。“你能想象出经典的莫兰迪酒瓶”，她在给沃尔夫的信中写道，“但你能品尝到里面的东西吗？这简直就是琼浆玉液”。35

这也许是佩兴丝写给沃尔夫的最后一封信，他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也就是他56岁生日前夕与世长辞。他最后一次访问斯佩格力兹是在1992年，原本计划是1993年，但佩兴丝第一次说他们可能以后很难再见面了。“目前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是否会等到您的来访”，她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岁月不饶人啊”。36自从1970年他们搬到斯佩格力兹以来，沃尔夫已经去过那里二十多次了，他认为每年来此都可以大快朵颐。

多年来，他们给彼此写了数百封信——沃尔夫改良了一种打字方法，即用一根橡皮筋绑在他的手指上——佩兴丝在回信中往往会给沃尔夫附上一个食谱，让他的助手做给他享用。多年来，他们共同编纂了一本出色的私人烹饪书。她在和别人的通信中，总是直截了当，对沃尔夫更是直来直去。她曾对他说：“在我给你的信中，我一直都说真话。”37她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存在，她的信就是他的生命线。朱莉娅·法林顿说：“佩兴丝的信中满满的都是对沃尔夫的关爱。”38

自那次车祸以来，沃尔夫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稳定。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几乎整个2月都在斯托克·曼德维尔接受治疗。他回到布莱顿的家时，身体非常虚弱，但依旧尽可能继续去听歌剧。1994年3月20日，在他去世前一周，尽管他的医生命令他不许外出，他还是想方设法去伦敦看了一场戏剧。3月25日，他给佩兴丝写了最后一封信，祝贺佩兴丝和诺曼喜结良缘，还描述了他看过的古希腊和埃及雕塑展，并说他计划在那年晚些时候去意大利。“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他写道，“感谢上帝。我想很快就会草长莺飞，有时会同时想起你和《大个子莫南》[2]”。39

三天后，与医生坦诚沟通后，沃尔夫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决定放弃进一步治疗，拒绝再次住院。3月29日，他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于家中溘然长逝。

沃尔夫总是第一个听说那些美食作家的人——他们在《汲甘露于万物》出版很久之后还继续前往普利亚区拜访佩兴丝。古稀之年，佩兴丝在她的书中获得了乐趣，却觉得生活有点让人困惑。但她总是很受欢迎，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人最欣赏她，曾写过几本普利亚烹饪书的南希·哈蒙·詹金斯说：“在这个行业的专家中，佩兴丝大名鼎鼎。”4020世纪90年代初，佩兴丝在写给沃尔夫的一封信中说，可笑的是佛蒙特州、波士顿和加利福尼亚的美食作家们要来萨伦托半岛，“在斯佩格力兹喝下午茶”。她没有拒绝他们，她似乎也喜欢他们偶尔从远方来访，她说她觉得“英国人的装腔作势”令人不安。41埃德·贝尔回忆道：“我认为这确实有点谦虚，就像她不相信这些人会对她的书如此赞美一样。”42

正如她在信中所做的那样，佩兴丝乐于揭穿意大利未被污染的净土形象，她迅速披露了在她家门口发生的环境灾难，以及玛基群落的可食用植物和药草所遭受的破坏。虽然她的崇拜者们从她的书中得知她克勤克俭，但他们经常为斯佩格力兹的艰苦条件和成群的猫狗感到震惊（佩兴丝和诺曼拒绝给它们绝育或阉割），尤其是佩兴丝每天烟不离手、吞云吐雾。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她和她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一样，烟瘾一直很重。例如，她在皇家艺术学院工作时的上司迪克·盖亚特每天抽60支烟。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吸烟的态度，尤其是在食品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一些主厨和厨务助理也常常认为吸烟是一种职业危害，纷纷开始戒烟。南希·哈蒙·詹金斯与以撰写美食和游记而闻名的《纽约时报》的副主编R.W.阿普尔一起旅行时被佩兴丝这么重的烟瘾惊得目瞪口呆。43埃德·贝尔写到，他惊讶地得知“佩兴丝嗜烟如命。由于吸烟过量，她脸上皱纹密布，嗓音沙哑”。44

贝尔和他当时的妻子格雷斯·帝纳波利于1992年3月首次拜访佩兴丝，他们驱车从那不勒斯（他正在那里研究一篇关于比萨的文章）出发，带了几种传统奶酪——水牛奶马苏里拉奶酪、烟熏干酪和博康奇尼奶酪——“设定了一个最高级别的赠礼”。45第二个月，科尔比·库默尔在意大利参加一个由国际橄榄理事会主办的关于地中海饮食功效的会议时改道去了普利亚区，和卡罗尔·菲尔德一起前往。菲尔德写过几本关于意大利美食的书，当时他正在研究一本关于意大利下午茶的书。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中途迷路，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送给佩兴丝可以晾干后留到冬天食用的圣女果和一条面包。库默尔回忆道：“佩兴丝直接把这两样礼物退还给了我们，并说‘你们俩不是喜欢这些东西吗？’”她把他们请进屋，端上了各种各样的小吃，有一道是美味的干豆拌圆葱。大约一小时之后，她说：“好了。我们得去种地了。你们请回吧。”当他们上车时，她告诉科尔比，他20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意大利面的文章“没有可操作性”——这是佩兴丝衡量一篇美食写作成功与否的标准。46尽管受到了冷遇，但科尔比特别欣赏佩兴丝的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他是佩兴丝家的常客。他十分珍惜他们之间的友谊。2002年，她给予他写的《慢食的快乐》以极大的支持。

佩兴丝认为将地中海饮食引介到其他地方的想法愚蠢至极，因为这样做必然会把当地菜肴与生活方式，确切地说是农业劳动，也就是饮食的基石分离开来。简单来说，她所烹饪和描写的食物并不是那种可以轻易转换到其他时空的东西，“地中海饮食”这个标签没有考虑到佩兴丝认为的当地美食中至关重要的稀缺性和“不可或缺性”。另外，她在卡拉拉和普利亚区遇到的那种食物，远非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标榜“地中海饮食”的那些鱼和橄榄油。相反，这些食物难消化、富含淀粉、多绿叶青菜和卡路里，旨在满足农民的巨大胃口。她发现，痴迷于食物和营养本身是不健康的，是颓废的迹象。她写道：“现代人对胆固醇的恐惧似乎已经超过了对原罪的恐惧。”并补充说，科尔比给她的一份会议报告——在哈佛召开的一次关于美国饮食的会议——证明“美国人都是病号。他们除了计算胆固醇外，无所事事，害怕肥胖”。47科尔比来访之后，佩兴丝给他写信说：“那些关于美食的文章应该少关注不计后果的品种问题，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基本配料的质量。”48

《汲甘露于万物》也引发了哈罗德·麦吉的类似批评。他在一封写给佩兴丝的信中写到，越来越多的外国食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但有趣的是，大家不再关注“它们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我们加利福尼亚人喜欢把气候、农业和美食与地中海联系在一起”，他写道，“但我们真正了解这些庭院里的盆栽或者超市里罐装的橄榄、葡萄、百里香或迷迭香吗？”49

他告诉她，她的书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他的下一个长期项目——编写一本关于一些常见食物的自然历史书。他于1992年8月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一个分子美食学会议时希望能去她家里做客，他期望能和佩兴丝在玛基群落漫游，这样可以让他更好地了解一些地中海当地药草和植物的生长环境。佩兴丝当然熟悉麦吉撰写的《论食物与烹饪》一书，因为她和艾伦在编辑《汲甘露于万物》期间，在讨论各种问题时提到过这本书。在麦吉来访的前一周，佩兴丝给约翰·索恩写信说：“为了聆听他的教诲，我正在书海里埋头苦读！我心惊胆战。”50

麦吉在斯佩格力兹住了几日。他和佩兴丝骑自行车或徒步遍游乡野，辨认各种药草和植物。时值8月，骄阳似火，他们偶尔会停在无花果树荫下乘凉。餐桌正好放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和许多其他游客一样，麦吉记得早餐时无花果直接掉到桌子上。他说：“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无花果。”对麦吉来说，诺曼种植的番茄让他想起了加利福尼亚的旱地耕作，他还记得他所见过的“最土气的番茄树”结出了他吃过的最美味的番茄。麦吉白天自己做调查研究，晚上和他们共进晚餐。一天晚上，一位医生和他的妻子从莱切来访，他们的谈话似乎不可避免地转向诺曼的重大主题：科技如何“摧毁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东西？”51尽管麦吉和诺曼有一样的担忧，但作为烹饪化学专家，他觉得对诺曼来说，他和这位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科技的阴暗面。晚饭后，诺曼坐在炉火旁，就像《旧约》里的圣人，银须飘动，头顶光环，看上去像个希腊神。麦吉回忆道：“他威严可畏、气势逼人。”52贝尔也回忆说他对诺曼敬畏有加，并说他不认为诺曼和佩兴丝“认同科学在烹饪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佩兴丝以另一种方式令人心生敬畏。她在书信中经常提到一些古典学者、文献资料，特别是俄文和法文资料，以及早期的烹饪书籍。53她更有可能引用一些古老的药草植物学家或19世纪的植物学先驱的成果，而不是最近出版的文献。尼克记得她80多岁时告诉他，她一直在重温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经典。尼克说：“她学识渊博。我难以企及。”54科尔比·库默尔说，他被她信件的深度和丰富性所折服，并告诉她，这些信“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快乐。更不用说敬畏了，我有必要拜读一下您提到的每一篇引文”。55埃德·贝尔说佩兴丝是“一位出色的书信作家”。她写信的速度快，涉及的范围广，让他望尘莫及。收到佩兴丝标志性的黄色信封是贝尔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约翰·索恩来说，他和佩兴丝的通信“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亮点”。56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布鲁斯·高兰在斯佩格力兹住过一段时间。他曾写到，佩兴丝的信“预示着希望和拯救”，说他“没有这些信就活不下去”。57那些书信像一道道光穿过布鲁斯·高兰原本沉闷的学术生活。尽管她偶尔会用一种高傲的语气说话，但佩兴丝总是慷慨赐教，并且热衷于听取其他作家、朋友和家人的意见。她的信写得热情洋溢，并有急迫感——写信是她人际关系的命脉。佩兴丝在给乌尔丽克的信中写道：“有人认为写信是一种罪恶。”又说：“我坚持写信。”58

佩兴丝与约翰·索恩一直保持通信往来，这是一位向传统美食创作宣战的作家。事实上，在1987年《汲甘露于万物》一书出版之后，索恩是第一位向艾伦·戴维森表达了他对该书的喜爱的美国美食作家。59他和佩兴丝都是局外人，都愿意摒弃出版界的惯例——自1980年以来，他出版了他自己的简报《简单烹饪》和一些有关各种话题的限量版书籍——对美食写作界一直盛行的精英主义、媚上欺下和狂妄自大的风气不屑一顾。在宣传他的作品《法外厨师》时，佩兴丝赞扬他是一个“聪明”和“危险”的人，因为他破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自命不凡的烹饪”。虽然他写作的视角与佩兴丝截然不同——索恩对野菜不太感兴趣，例如，他曾写道：“一小口小蒲公英嫩叶就会令我作呕”——但佩兴丝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并认为他的随笔《学会享用》是一篇佳作。诺曼称他为诗人，是唯一一位让他笑不可抑的美食作家。他敢对美食界的大腕口诛笔伐，在发表了一篇几千字的《葆拉·沃尔弗特的问题》后——此书抨击了这位当红作家烹饪书中的傲慢口吻和排他性——他就被业内人士边缘化了。

毋庸置疑，他没有参加1995年5月“奥德威保护信托基金”在莱切主办的会议，这是一个致力于健康饮食和“地中海饮食”的非营利性组织，有近百名记者、作家和营养学家参会。该会全称是“庆祝普利亚区健康、传统的地中海美食”，其宗旨是“向美国人介绍地中海饮食”。佩兴丝最厌恶这种用伪科学的方法研究食物，只专注于探讨营养成分的会议。她在给尼克的信中写到，一群财大气粗的美国作家一边“寻找‘启迪’，一边在宴会上狼吞虎咽。我们还能指望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什么呢？”60佩兴丝拒绝了会议主办方的邀请。然而，她和几位与会者是旧相识或者有过书信往来，所以，她同意出席由南希·哈蒙·詹金斯安排的10人午餐，其中包括科尔比·库默尔、埃德·贝尔、玛丽·泰勒·西梅蒂和卡罗尔·菲尔德。此外，佩兴丝的朋友贝内代托和克劳迪娅·卡瓦列里也受邀出席。卡瓦列里是当地著名的意大利面生产商，刚刚与威廉姆斯-索诺玛公司达成协议，将他的产品销往北美。（已经就包装上的一些食谱征求了佩兴丝的建议。）据詹金斯说，他们在邀请谁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论，葆拉·沃尔弗特因被排除在外而倍感难过。

这次午宴在米米餐厅持续了近四个小时。这是唯一一家佩兴丝和诺曼光顾的餐厅，他们不仅喜欢这里的美食，且与这家餐厅的老板米米是忠实的朋友。20世纪50年代末，佩兴丝和欧文·戴维斯一起前往阿马尔菲海岸旅行时结识了米米，他曾经是个年轻侍者，在波西塔诺的一家餐馆招待过他们。更巧的是，他与佩兴丝和诺曼在同一年搬到普利亚区，几年后，他开了一家可以俯瞰圣格雷戈里奥悬崖的餐厅。尽管佩兴丝对这次会议持有异议，但她似乎很享受美食作家们的宴请。她发现奥德威公司的总裁邓恩·吉福德曾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开了一家远近闻名的餐馆。他气宇轩昂，脚踏实地，她和诺曼毫不犹豫地向他提供了一些关于萨伦托半岛广泛使用杀虫剂的信息。记者们，尤其是女记者们的竞争力，让她想起了很久以前在罗戈特举行的妇女协会的聚会场面。从那时起，她开始在信中称她们为“女神”，就连葆拉·沃尔弗特也设法出席，并向佩兴丝做了自我介绍。61

几周后，佩兴丝给科尔比写信说，她不再关心“这么多富裕的美国人为了避免自己和他人免受心脏病的困扰而想要窥探穷人厨房”里的秘密。她意识到普利亚烹饪和传统食品是一个聊不完的话题，这是“一种旷日持久的欢乐”时刻，也可能是美国人生活中所缺失的。62

对于奥德威组织来说，这是首次在普利亚区举办会议，他们于1999年、2006年、2007年和2013年在此举办了后续活动。在为期一周的2013年烹饪之旅的宣传册中，佩兴丝摘录《汲甘露于万物》中的一段文字，描述了她在普利亚区寻找工作场所的经历以及仿佛“被放逐到远古的那种孤独感”。事实上，1995年的会议正值英美美食和旅游杂志率先发起的意大利热，这些杂志旨在展示意大利的未知领域和其烹饪传统。2004年，《美食与美酒》称其为“意大利的下一个大逃亡”。63萨伦托半岛这颗沧海遗珠终于被发现了。

[1] 蜜蜂兰开的花酷似雌性蜜蜂，有头、有翅、有腹不说，花身上还有许多短毛，简直可以以假乱真。更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还能发出一种雌蜂准备交配时的气味来迷惑雄蜂。——译者注

[2] 《大个子莫南》（Le Grand Meaulnes），法国天才作家亚兰-富尼耶（Alain-Fournier）的作品，被法国人评选为20世纪50本最佳小说之一。小说探讨了爱、友情和幸福。——译者注

第十六章 万物皆神圣

佩兴丝最后一次去伦敦是在1990年，当时是为了推出新版的《今日主菜》。她很高兴见到艾伦，大家都说他在切尔西的家中举办的活动很成功，大卫·金特尔曼也在场。佩兴丝说他很喜欢这些栩栩如生的插图，佩兴丝写道：“就像他刚刚落笔时一样。”1她还见到了老友克里斯托夫·万·菲雷尔-海门多夫，其妻贝蒂是她儿时的伙伴，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2（昂里翁在佩兴丝出发的几个月前辞世。）BBC制片人瓦妮莎·哈里森曾在1988年陪同德里克·库珀前往普利亚区，她记得曾在哈雷街佩兴丝就读的皇后学院附近吃午饭时遇到了佩兴丝。她说：“当时酒吧人声鼎沸。当佩兴丝从门外进来，屋里顿时鸦雀无声。她的打扮非常引人注目。她披着一条蓝色大披肩，风头无两，让人过目难忘。”3

自从1970年她和诺曼搬到普利亚区后，她对英国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她对那里正在发生的政治和经济变化的了解，尤其是在撒切尔执政时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阅读《卫报》过刊（有时晚到2个月）以及与亲朋好友的通信中获悉的。佩兴丝20世纪50年代的朋友兼邻居莫德·默多克给她写信，感谢她撰写了《今日主菜》这样一本好书（此书的原稿借出后再未归还）。她祝贺佩兴丝“实现如此美好的复兴”，并说每当读起这本书时，往事便如潮水般涌现：“那些年我们都很年轻，满脑袋都是快乐和聪明的想法——孩子、花园、亲密无间。”但后来她迁居苏格兰，她解释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钱和财富“摧毁了我们所熟悉的汉普斯特德”。4

事实上，佩兴丝对伦敦生活十分鄙视，她给出的判断也可能会措辞严厉。1989年，当BBC问及她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时，佩兴丝形容它是“一大群人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机器林立的森林中”。5当她去卡姆登镇拜访大卫·金特尔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休时，她当即就问休为什么要换一个这么大的信箱。他们用这个超大信箱装他在工作中收到的大邮件，佩兴丝认为这是她在这个城市迅速中产阶级化的社区里随处可见的放纵表现，休说：“我觉得她很震惊。”6

现代意义上的物质进步总是被视为取代了更有价值的东西，她觉得延伸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的消费主义和便利主义完全是无稽之谈。埃德·贝尔记得，佩兴丝对用冷水煮玉米粥的想法同样感到震惊，因为不管这种做法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都是对数百年传统的冒犯。（在《汲甘露于万物》中，佩兴丝用整整一个章节来讲玉米粥，还绘声绘色地描述“深黄色的”玉米粉“从你右手指缝间如细雨般洒落”。7）她在《汲甘露于万物》中写到，即便在烤箱里烤肉也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烤肉的嘲弄”，这里“传统意义上的烤肉”是指在篝火上用旋转的烤肉叉烤肉。8她对在普利亚区使用玻璃钢酒桶和其他大多数技术进步持类似态度，贝尔说：“科学永远不会胜出。”9

在艺术和文学方面，她也同样毫不妥协。尼亚·帕里回忆说，她给佩兴丝寄了一本由她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玛格丽特·杜拉斯撰写的一本书的英译本，却受到了佩兴丝的责备，她显然觉得用英语读这本书是一种无礼冒犯。克里斯汀·布林说：“她对身边的人高标准，严要求。”10艾利达·布朗的女儿菲奥娜说：“我讨厌她对一个她认为达不到自己智识的人视而不见，这样做大错特错。但我很欣赏她所代表的东西、她创造的东西以及她看起来毫不妥协的立场。”11

这些年来，金特尔曼觉得佩兴丝已经变得越来越刻薄了，但这是她对英国和更普遍的城市生活长期持反感态度的一种表现。他回忆道：“她可能会批评那些屈服于城市化的人。”12金特尔曼最后一次见到佩兴丝是在1995年或1996年，当时他正在莱切，便驱车前去拜访她。“那种感觉真的很棒”，他回忆说，“就像佩兴丝永远不曾离开。一切恍如昨日”。13佩兴丝在1999年写给一个孙女的信中说，她认为“在边缘地带才会有真正的生活”。14

佩兴丝的外貌与众不同。金特尔曼记得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牙齿很不好，长着修长消瘦的“乡下人一样的手臂”，手掌粗糙，骨瘦嶙峋，经常穿着长裙或披着羊皮大衣。她的孙女罗茜回忆说：“她看起来真像个女巫。”15克里斯汀·布林在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来到这里，她至今依旧记得她那粗犷的美，说她“非常自然”，也完全清楚自己的年龄。布林说：“她有点开玩笑地说，人们可能会认为她垂垂老矣。”16

尽管佩兴丝在《工作之险，童年之梦》中声称着自己“并不完全是英国人”，但她尽职尽忠地与朋友和家人保持着联系，并对战后的伦敦生活保留着美好的回忆。17她在《今日主菜》的新版序言中写到，在回顾了《肉块》一章之后，她“非常怀念以前的英国牛肉和我在汉普斯特德高地改造过的‘台球房’里的小厨房”。18在斯佩格力兹留存的大量信件证明她从未忘记过去，正相反，随着年事已高，她想要保存以前的往来信件，并要求收信人把她写的信寄回，打算把这些信传给后代。19她与贝蒂·冯·菲雷尔·海门多夫、阿拉斯泰尔·莫顿和亚历山大·吉布森的孩子们一直保持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她可能是个世界主义者（或者欧洲人）”，尼克说，“但她仍然是典型的英国人，有几分爱德华七世时期郡县中上层阶级的才女风范，尤其在她的谈吐中”。20

诺曼最后一次画展是1991年在剑桥的一家画廊举办的，这个画廊由艾伦·戴维森的妹妹罗斯玛丽经营。（他1989年也在那里举办过一场画展。）在摩肩接踵、气氛活跃的预展上，他与厄休拉久别重逢，并最后一次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利奥波德·科尔，其继子菲利普也在场。21在返回意大利途中，他去布鲁塞尔拜访了几个表兄妹，其中一个在战争期间和他一起住在克莱夫。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诺曼几乎只在萨伦托办过展览，所以，能回到英国举办他的最后一次展览也算是可喜可贺、游子归乡了。1975年的白教堂画展之后，诺曼于1977年从中央艺术学校辞职，归隐乡野，但他仍总是渴望与同僚一起探讨他的艺术理论和理念。

与之前的展览不同，菲利普回忆说，剑桥展览上的作品有些令人不安，颇受争议，它们与诺曼之前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诺曼在日本纸上画了一些色彩鲜明的巨大几何图案，认为它们可以塑造人类行为或“人的精神”。他因为人们绘制个性化的“防护罩”而闻名，比如，他为罗兰多的电脑绘制的“防护罩”旨在抵消机器散发出的负能量。诺曼对这些防护罩的设计基于顾客的个性和精神诉求，他的后期创作在更广泛的层面进一步发扬了这一理念。实际上，诺曼甚至在斯佩格力兹的花园里摆放了彩绘板、粗凿的立柱，甚至有时将一些精美雕塑埋在地下，以促进植物生长。诺曼承认这一理论纯属推测，即颜色和形状的“辐射频率”会以某种方式与植物赖以生存的各种元素——比如氧和氮——发生相互作用，从而聚集地球能量。诺曼称它为“古代符号科学”，并告诉德里克·库珀，这是“雕刻的一个分支”。22菲利普发现展览中大部分较大的画作对于居家摆设来说显得有些过于庞大，于是他买了几幅较小的作品。其中有一幅画上是一对黑白人物像，他总是把他们想象成诺曼和佩兴丝。他回忆说：“这两个人物充满神秘色彩，是用一支小画笔和印度墨汁描绘成的歪歪斜斜的轮廓图。”23

实际上，在举办剑桥展览时，诺曼已经完全停止了雕刻，他因毕生从事雕刻和绘画艺术而导致肩部疼痛。他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读《圣经》上，把他的哲学思考诉诸笔端。除了参与环保运动，特别是研究转基因作物的负面作用外，诺曼还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替代农业的方法。他是英国土壤协会的忠实会员，为农药和其他工业毒物的广泛使用而痛心疾首，因此，他用向四周扩散的圆圈模式种植的花园和田地反映出他日益扩展的宇宙观。在1993年给约翰·索恩的一封信中，佩兴丝写道：“所有的一切都以圆弧和曲线形来种植，都以圆周率的概念为基础。”24

虽然“奇才之家”从未实现，但诺曼与当地艺术家密切合作，是萨伦托半岛一位颇受爱戴的人。他在斯佩格力兹引领了一种活泼的氛围，他的朋友和客人整个夏天的大部分晚上都来这里开怀畅饮、谈天说地。大家说好几种语言——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英语。斯佩格力兹以其独特的方式成为一个文化中心，而诺曼是名副其实的领导者——佩兴丝把他称为斯佩格领主。“他首先还是一个艺术家”，尼克说，“他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性”。25

即使佩兴丝和诺曼年事已高，但他们的生活——体力劳动强，缺乏最基本的舒适——基本上和他们1970年刚来时一样。他们要做修缮农庄（室内每年春天都要粉刷成白色；室外刷成粉色）、打理田地、酿制葡萄酒、采摘橄榄等对于青壮劳动力来说都是十分繁重的事情。还要照料包括橄榄树在内的11英亩土地，且仍然用蓄水池水把喷壶装满后给庄稼浇水，用手或鹤嘴锄除草。1993年，诺曼不再手工除草，他购买了一台除草机——佩兴丝称为“日本割草机”——他的肘部因受伤而无法使用镰刀，而用一台重型柴油耕田机耕作坚硬的石质土壤绝非易事。他们当然喜欢劳动的果实，但收获、脱粒、保存和装罐都很艰辛。在1995年的一封信中，78岁的佩兴丝描述了“春天硕果累累”的标志是“采摘豌豆、豆子、菊苣茎、花椰菜、挖出豌豆的寄生虫豌豆象，和诺曼一起收割黑鹰嘴豆……还有很多其他活，更不用说做饭了”。26第二年，她描述了“在田间耕种时累得要死的下午”。27到了1997年，她说他们主要吃豌豆和豆类、新鲜土豆或大米，以及他们自己种的洋葱和养的鱼，当然还有可食用野生植物。他们很少吃肉。在《汲甘露于万物》中，佩兴丝写到，并非只有她一个人秉持“人应该少吃点肉”的理念。她提到了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毕达哥拉斯对克罗托内人的讲话是“有史以来最感人的倡导素食主义的召唤”，但她也承认自己偶尔会想吃牛肉。28她曾在一封写给阿里亚纳的信中写到，素食主义“会让你更在意营养，而非胃口。事实上，我们就是素食者……不是吗？我们只是偶尔吃点鱼肉罢了”。29萨尔瓦托雷一直帮忙打理田地。在1994年，他们共种了200多磅土豆，尽管诺曼偶尔也会雇用其他帮手，但他们自始至终在土地耕种方面联系紧密。

酿酒要求很高，总是在朋友和邻居的帮助下才能完成，整个过程通常需要长达数天的艰苦劳动：用一两天准备酿酒场地和清洗酒桶；采摘和碾碎葡萄至少需要一天时间；还有一天用来挤压和装桶。在采收葡萄之前，必须把容量为54升的坛子从仓库搬到花园里清洗干净；把从玛基群落采集来的药草先在水和葡萄酒中煮沸后再用来冲洗这些容量为220升、重约90磅的酒桶。（在《汲甘露于万物》中，诺曼写到，人们必须“像对待最好的朋友一样对待这些酒桶”。30）第一天，用路虎把手工采摘的葡萄运回斯佩格力兹后，再用一种手摇机把葡萄粒从梗上剥离下来，然后用脚踩碎。最初的发酵通常持续24小时（偶尔会长达3天，但诺曼偏好清淡的葡萄酒）。漂浮在葡萄汁上的葡萄皮必须定期按下去，诺曼会在夜里起来两次干这项活。

第二天，把葡萄汁倒入一个地下蓄水池中，剩下的葡萄被再次挤压，最后，葡萄汁被装入一个大的镀锌葡萄酒罐里，然后倒进桶里，塞上冬日的百里香以防果蝇飞出去。在采摘葡萄的最后一个晚上，佩兴丝总是设宴款待这些工人，有时甚至有12人之多。奥尔多·马格尼诺说：“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31

经过几周的发酵后，木桶里已经充满了葡萄汁。当诺曼确定葡萄酒不再“唱歌”（发酵）时，就把桶密封起来。第二场盛宴是在葡萄采摘大约两个月后的圣马丁节举行的，根据传统，届时，人们会品尝这些新酿的葡萄酒。

根据收成和天气状况，橄榄的收获将需要几个星期的辛勤劳作。佩兴丝和诺曼种植了45棵橄榄树（后来，他们又种了24棵），占地11英亩。每棵树的周围必须事先除掉杂草、灌木和大石块，清掉自然掉落的橄榄之后，要在树下铺上大塑料网。然后，男人们爬上树，用手或小塑料耙子把树上的橄榄拨落，妇女们则把橄榄装进塑料箱或袋子里，然后运到农庄，用原始的筛分机筛除叶子、树枝、石头、橡子、蜗牛和泥土等。接下来要尽快将250公斤或300公斤的橄榄运到榨油厂立即进行碾磨和压榨。尼克说：“赶上丰收年，佩兴丝和诺曼能收获一公吨橄榄（10公担，四次压榨），可以榨出150多公斤优质特级初榨橄榄油。”321994年，诺曼在采摘橄榄时不慎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头撞到了一块石头上。受伤六年后，他因旧伤复发而不幸离世。

然而，他在2000年去世前有一次大丰收。佩兴丝写道：“这些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慷慨过。”33葡萄的产量也相当高，含糖量达到史上最高，产出的葡萄酒酒精含量超过了15%。

他们以非凡的毅力走过暮年。除了各种农活外，还有日常烹饪、洗衣和清洁等杂活，但几乎都是由佩兴丝一个人承担。衣服要在冷水中手洗，盘子则用在水壶里加热的水冲洗。在一封写给尼克的信中，佩兴丝写道：“诺曼是和佛兰德的打杂女佣们一起长大的。他认为我也是其中一员。”34斯佩格力兹被誉为文化灯塔，每年的游客数量只增不减。1992年，也就是他们登上Casa Vogue杂志的那年，佩兴丝记录了500多位游客，并说访客之多“已经压弯了曲木椅子”。35

80多岁的佩兴丝继续采摘真菌和可食用野生植物。在她80岁生日的前两年，她把1月中旬长出的“新生蘑菇”称为“当地奇迹，尽管这些闪亮的东西还在泥土里”。36大约在同一时间，她给约翰·索恩写信说，她“忍不住带着狗跑到野外采蘑菇”。她尤其为那些“华丽的伞菌”所震撼，它们就像“巨大的珍珠”一样闪闪发光。2000年10月，佩兴丝帮助一位研究药草的朋友辨别了几种毒性较小的植物和蘑菇，并用拉丁语为其命名。这些植物和蘑菇如果只使用很小的剂量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佩兴丝写道：“在过去的1000年里，它们都被植物学家搞得一团糟。”372004年，大约在佩兴丝去世前一年，比尔·麦卡利斯特拜访了佩兴丝，他记得她高兴地向他展示了他们多年来在斯佩格力兹收集的大量慈姑。

在朋友和雇工的帮助下，他们继续做那些干不完的农活。然而，冬天变得越来越难熬，抵御寒冷和潮湿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农庄一个角落的露天壁炉里烧木头，但这一设计并不能给室内加热。妮科尔·费诺萨在1995年的信中写道：“我记得你的壁炉不起任何作用。”她疑惑他们是如何熬过漫漫寒冬的。38木头要劈开，垛起来，然后在早晚拖进屋里让火持续燃烧。备好的引火柴大部分是用斧头劈开的橄榄树和果树。1981年12月，尼克的伴侣玛吉·阿姆斯特朗第一次来斯佩格力兹，她回忆说她这辈子从来没有感到那么寒冷。诺曼患有急性支气管炎，他经常坐在工作室的石蜡或煤气灶前取暖，佩兴丝裹着毛茸茸的羊皮，在壁炉旁的壁龛里睡觉，“像一只蛰居的小动物”。39

他们还在使用油灯照明，并经常给尼古拉斯、克劳斯和乌尔丽克写信，让他们寄来新的灯芯和灯罩。直到2000年前后，为她的好利牌打字机提供服务的商店开始从事电脑销售和维修业务之前，佩兴丝所有的信件都是用打字机打的。

不过，他们也对现代生活做了一点小小的让步。在1996年春，他们购买了一部手机，这让他们可以接到从欧洲任何地方打来的电话，也可以在意大利境内随意拨打电话。由于担心手机的使用寿命，她只在下午6—7点之间开机，“向前迈出一小步”，她写道：“我等着确认它的效用。”40

鉴于他们对科技的厌恶，以及他们所目睹的科学误用，佩兴丝和诺曼对现代医学的智慧和疗效深表怀疑，这也许不足为奇。佩兴丝在本质上反对所有的医疗介入，尽管她在萨尔弗有私人医生，但她从未去咨询过。她唯一一次同意去看医生（一位朋友，而不是她的医生）是在2002年她髋骨骨折之后。（1990年，她去了伦敦的一家医院，当时她摔倒在人行道上，把嘴唇撕裂了。）她相信自然疗法，尤其是玛基群落药草的治疗功效。在《汲甘露于万物》中有大量关于药草和植物在医用方面的注释和与烹饪无关的题外话，佩兴丝对此十分严谨。在她生命晚期，心脏瓣膜虚弱，虽然可以用支架介入治疗，但她拒绝了，反而选择了顺其自然。她甚至一度谈到当大限到来时，她要像生病的小动物一样走到玛基群落中独自死去。41

1997年，诺曼被诊断出肠道癌，要进行化疗。他身体虚弱，又患有黄疸病，经过不同医生的数次会诊后，在他的身体里发现了一个肿瘤。他的十二指肠严重堵塞，需要立即手术。手术很成功。一年后，在一次体检后，佩兴丝写到，他“被宣布摆脱了病魔”42，但他仍需治疗，他选择了顺势疗法而不是化疗。在这个过程当中，佩兴丝和诺曼继续耕种土地，并尽其所能地坚持下去。1999年，他们种植了数百株番茄和“一片可食用的蔬菜”43。

然而，诺曼从未完全康复。他过去曾与周期性抑郁症作过斗争，所以再与癌症较量时，已经是力不从心。埃达·马尔泰拉在诺曼生病期间住在斯佩格力兹，开车送他去就医。他说他变得越来越孤僻，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一个人待在萨尔瓦托雷建造的小石屋里，这里最初是用来养鸡的。1999年来访的诺曼·贾妮斯记得他早餐后就回到那里，坐在阳光下读《圣经》，虽然他仍在创作艺术作品，但他的创作速度已大大放慢。贾妮斯说：“诺曼临死前正在自杀。”44

2000年1月下旬的一个早晨，诺曼刚从流感中恢复过来，就从饭厅通往卧室的水泥台阶上摔了下来，那里没有护栏，他的头部严重受伤。佩兴丝只能将他挪到壁炉前，给他盖上毯子。她给邻居兼朋友米莱姆·斯蒂芬斯打电话，但他们都觉得这么冷的天，让他在火炉边休息一下应该比叫救护车更好一些。第一个晚上，佩兴丝就睡在诺曼身旁的一张露营床上。第二天，诺曼说话仍有困难。他们给佩兴丝的朋友丹妮拉医生打了电话，丹妮拉立刻把诺曼送到30分钟路程以外的特立卡塞的一家医院。由于跌倒，他有些内出血，并发了脑出血，后转到塔兰托的一家治疗外伤性脑损伤的医院，这家医院的神经科医生认识并钦佩诺曼。诺曼的支气管炎和流行性感冒后遗症很复杂，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

佩兴丝一直留在斯佩格力兹，以给诺曼写信的形式记日记。很显然，康复期将会很漫长，于是，佩兴丝叫来了尼克和玛吉。他们当时正把40米长的驳船停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市的马恩河到索恩河河段的运河上——刚要开始履行疏浚合同——便用了24小时，乘坐火车途经第戎、博洛尼亚和莱切，最后到达了普雷西切。

塔兰托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恩里科·皮耶兰杰利是他们一位朋友的姐夫。诺曼的额叶上出现了一个大血块，他被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恩里科认为必须动手术，这是挽救他生命的唯一机会。尼克赶到后，他们告诉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切除部分额叶，病人家属必须在中午之前做出决定。尼克态度很坚决地告诉医生，诺曼是一位艺术家和思想家，这样的手术对他来说是不可行的。但他做不了决定，于是，不得不给佩兴丝打电话。医院墙上挂着的电话坏了，而重症监护区又禁止使用移动电话，在呼啸的寒风中，他站在消防通道外面，用他的法国手机和佩兴丝通了电话。她毫不犹豫地拒绝做手术，但这需要她亲自签名，于是，尼克和玛吉开着路虎回到斯佩格力兹接她。2月7日，诺曼在摔倒两周后回到家，在他住院期间，尼克他们已经把农庄的前厅粉刷一新。当晚，萨尔弗的神父丹·洛伦佐来诵读了临终祷告。第二天，诺曼与世长辞。45

佩兴丝比诺曼大五岁，她从没有设想过她会比诺曼活得更久。在他住院的最后几天里，她得知诺曼病情的恶化是由于错误的乐观判断，探望过他的朋友满怀希望地说他“正在好转”。在诺曼住院的近两周时间里，她从罗兰多那里得到的最新消息让她犹如万箭穿心。在她的朋友贝蒂·海门多夫去世后，佩兴丝和她的丈夫克里斯托夫保持书信往来，克里斯托夫因为爱妻的离世而万念俱灰。他写道：“要是我们共赴黄泉就好了。”46佩兴丝和诺曼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并不止一次地谈到要一起走进大海，没入海浪。

佩兴丝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她相当孱弱。在诺曼去世后的一年里，她苍老了很多。2001年4月，在意大利旅行的奥利弗·伯纳德去普利亚区陪伴佩兴丝，他在《独立报》上为诺曼写了讣告，还为佩兴丝后来整理的一本纪念书写了一首诗。在他逗留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阴雨连绵，他记忆里的斯佩格力兹潮湿、阴暗、悲凉。他住在塔楼的客房里，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雷克斯·斯托特的犯罪小说。“不久前，佩兴丝失去了诺曼，这种悲伤使她日益衰老。和我失去我哥哥时一样”，他写道，“我们平日里吃早餐的厨房在华丽餐厅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而在餐厅后面，佩兴丝就在壁炉后一个类似洞穴的地方睡觉……她不迷人的时候就变得十分严厉；而当她不招待朋友时几乎总是闷闷不乐。”47（奥利弗的哥哥，作家布鲁斯·伯纳德，于2000年春天离世。佩兴丝的姐姐塔尼娅从墨西哥旅行回来后不久，于2000年4月23日去世。）

奥利弗所说的洞穴是从一个低矮拱门进入的壁炉，火炉旁边有一张短石凳，佩兴丝躺在上面无法完全伸展开来。佩兴丝睡在这里，只能把脚放在地上，血液循环不通导致她的双腿严重肿胀。然而，佩兴丝拒绝把腿蜷缩在凳子上，也拒绝接受任何治疗。2000年11月，在给一只野猫喂食时，她被咬伤了腿，伤口最后腐烂化脓。到了2001年年底，尼克和玛吉害怕她被截肢或者有生命危险，便从法国赶来照顾她。正如佩兴丝和诺曼为阿诺所做的那样，尼克决定请一位拉比，这位于1999年被任命的拉比——诺曼·贾妮斯——是她的好友。尼克回忆道：“无力回天了。那年冬天的某日，我便给拉比诺曼打了电话，告诉他如果想见佩兴丝最后一面，就尽快来一趟。”虽然诺曼·贾妮斯半信半疑，但还是决定过去看看。他在2002年年初飞到了斯佩格力兹，那几天他一直在佩兴丝的床边为她唱那不勒斯民歌和歌剧咏叹调，陪她聊天。她听得很认真，时而提出温和的批评和赞扬。

“她对抒情音乐有极深的领悟”，他说，“当我为她唱歌时，她知道我唱的是什么”。48

在贾妮斯来访期间，他们安排了一位心脏病学专家给佩兴丝做检查。贾妮斯设法说服她搬到前厅的一张床上，把脚抬起来，服用一些基本的药物——颠茄和阿司匹林——以缓解肿胀。她的健康状况大有好转——肿胀和脓肿被治愈——如此又活了三年。她继续写作、出版、接待访客，甚至在2002年接受了BBC美食节目主持人西蒙·帕克斯的采访。49

1999年，展望出版社出版了欧文的《加泰罗尼亚烹饪书》的平装版，书中收录了他交给佩兴丝的未完成的回忆录。2000年年初，就在诺曼去世之后，《工作之险，童年之梦》面世。诺曼参与过这本书的制作，他还看过先前的校样。尽管这本书采用了非传统的写作方式，并由意大利南部一家不知名的出版社出版，但《卫报》《金融时报》和《旁观者》都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并获得了彭阿克莱奖的提名。佩兴丝想要为这本书找一家美国出版商，就给法勒-施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的伊丽莎白·西夫顿写了封信，约翰·索恩是她们的引荐人。“如果您想出版《工作之险，童年之梦》，我不收预付款，只要销售版税”，她写道，“我们的目标是出一本漂亮的书”。502002年，汤姆·杰因拜访佩兴丝时获悉，她在纳克索斯岛上为蓝范尼尔航运公司的厨师撰写过烹饪手册，即由米兰达配图的《肯陶洛斯的厨房》，在佩兴丝2005年去世后不久出版。（珀尔塞福涅出版社还在2006年发行了新版《今日主菜》。）在最后几年里，她不再使用自己心爱的工作室，大部分时间都在前厅的床上写作，周围是塞满信件、文件和照片的纸箱。她继续用歪歪斜斜的细长字体写私人信件。

佩兴丝和艾伦·戴维森已经通信20多年了，他在2003年12月去世的消息让人尤为震惊。（萨尔瓦托雷于同年去世。）他在最后一封写给佩兴丝的信中回忆了《汲甘露于万物》的编辑过程，以及他与佩兴丝和诺曼在斯佩格力兹度过的“难忘一周”。他称《汲甘露于万物》是展望出版社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并说他“一直都相信这本书会成为传世经典，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会举世瞩目”。51这本书的确经久不衰，1997年，奈杰尔·斯莱特在一篇关于菜谱写作艺术的文章中评论这本书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美食书。不论作为读者还是厨师，我都陶醉其中。”52利拉·麦卡利斯特是伦敦一家深受推崇的食品店和咖啡馆的老板，与佩兴丝是世交。她说：“对我遇到的一些人而言，《汲甘露于万物》是一本改变人生的书，意义非凡。”53厨师兼美食作家史蒂维·帕尔便是其中之一，他说《汲甘露于万物》“改变了我对烹饪和食物的看法”。54伦敦博卡迪卢波餐厅的主厨兼老板雅各布·肯尼迪说这是“第一本吸引我做厨师的书之一”。55“让我惊讶的是，人们竟没有整天为这本书唱赞歌”，埃德·贝尔说，“他们颂扬伊丽莎白·戴维胜过佩兴丝·格雷。但相比之下，伊丽莎白·戴维算不上一个振奋人心的作家”。56艾伦终于在1999年出版了自己的巨著《牛津美食手册》，后来，因其对“饮食文化”的贡献，他被授予享有盛誉的伊拉斯谟奖。在他去世后，佩兴丝给他的长期助理和合作伙伴海伦·萨贝利寄了一封信和一张200英镑的支票，让她在房中摆满鲜花。

在最后几年里，佩兴丝除了身体越来越糟糕外，有时还出现精神错乱。在某些人看来，她似乎活在一个过去和现在融合的梦幻世界里。她可能会对看护者——通常是家人——冷酷无情（一个外孙形容她“像一只爪子锋利的黑豹”），而对来访者却温柔、和蔼。57不过，她始终精力充沛，坚决果断，直到最后都保持清醒。西蒙·帕克斯记得她当时“非常机智”，并对他关于“农民烹饪”在伦敦已成为时尚的评论提出了尖锐的反驳。她告诉他：“没有当过农民，你怎么能做出农家菜呢？”58比尔·麦卡利斯特在2004年的春天拜访过佩兴丝，他说，当说起美国时她立刻暴跳如雷，“能遇到这样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真是太好了”。59在诺曼·贾妮斯2004年春天最后一次来访后，佩兴丝写信说：“你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动听。”又说，“分分合合，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一起走向天堂”。60

一年后，在2005年3月10日，佩兴丝在斯佩格力兹家中死于中风。亲朋好友聚集在前厅，佩兴丝躺在一张两旁铺着含羞草和从山坡上采摘的紫黑相间的野生鸢尾花的床上，蜡烛在燃烧，特蕾莎在她手里放了一串念珠。根据萨伦托半岛的习俗，她去世后，要打开窗户，让灵魂飞走。

带着作品被误解或嘲讽的担忧，佩兴丝永远离开了这个现代世界。但是读者和厨师都重读了《汲甘露于万物》，因为它为忙碌、机械化和麻木的现代生活提供了一剂解药。在最后一次BBC的录音采访中，佩兴丝尖锐的声音在电波中回荡：“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对人们的要求越来越多。我可以引领他们做一些白日梦，可是，这已经不流行了，不是吗？你可以说，我对现代有一种抵触，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但这又是对立统一的，因为万物皆神圣。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致谢

在我写这本书时，许多人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但我特别要感谢尼古拉斯·格雷和米兰达·阿穆尔-布朗。我在2006年第一次联系到尼古拉斯时，他写信告诉我佩兴丝的文学遗作处于一种“可怕的混乱”状态。他希望我看一看装满信件的壁橱，然后“让它浮出地表，在一个小修道院里找个圣洁的僧侣来写”。我恰恰没有这么做。2006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访问普利亚区，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帮着采摘橄榄，并阅读了佩兴丝留下的一小部分书信和文件。尼古拉斯和米兰达不仅提供了许多可靠信息，而且热情满怀，全程参与。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这本书就不会问世。另外，我必须特别感谢玛吉·阿姆斯特朗，她帮我整理了佩兴丝的所有信件和未发表的文章。毫无疑问，未来的研究者和作家会受益匪浅。除了她自己的想法外，玛吉还提供了许多法语和意大利语信件和文章的译文。我对此感激不尽。

还有许多人慷慨相助，他们或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或分享私人收藏的档案资料。佩兴丝写给乌尔丽克·福斯温克尔的一系列自传体信件和回忆录大多是关于她的童年往事，这些资料是追忆佩兴丝童年时光的关键，我很感谢乌尔丽克的分享。菲利普·特里维廉为我提供了关于诺曼·莫门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信件和重要背景信息。2014年，卡罗琳·戴维森在前往英国的途中特意安排我去查阅了她父亲保存在诺森伯兰的一个谷仓里的档案。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在科布里奇的房地产经纪人办公室的密室里阅读了艾伦·戴维森和佩兴丝的往来信件，这让我很开心，也颇受启发。我第一次有幸见到大卫·金特尔曼是在2010年，当时他给我看了他1954年带去意大利的素描簿，这是他为《今日主菜》设计插图的蓝本。大卫和他的妻子休盛情邀请我和他们共进晚餐。我很感激大卫让我使用了之前未出版的罗戈特农舍的木版画，那是佩兴丝在1943—1947年的居所。

许多英国和美国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都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帮我找到了一些重要资料。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档案和收藏馆馆长尼尔·帕金森和伦敦大学学院档案室的罗伯特·温克沃斯也曾鼎力相助。布赖顿大学档案保管员、高级研究员苏·布雷克尔提供了一些来自F.H.K.昂里翁档案馆和研究图书馆的重要文献。艾森学院、英国乡村生活博物馆、英国皇家植物园档案馆、邱园、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企鹅档案室、黑斯尔米尔教育博物馆、皇家海军研究档案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戏剧和表演收藏厅、苏塞克斯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学院施莱辛格库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书和手稿图书馆等都提供过很大帮助。这本书的大部分是在米德尔伯里学院的戴维斯家庭图书馆完成的。在这里，我也一并感谢。

此外，许多人同意为这本书接受采访或与我分享信件。他们的深刻见解和卓越贡献帮助我撰写了这本书。他们是Emmanuel Anati，Colman Andrews，Enzo Apicella，Ashlyn Armour-Brown，Lisa Armour-Brown，Diana Athill，Richard Bawden，Ed Behr，Oliver Bernard，Julia Black，Jane Bown，Candida Brazil，Fiona Clai Brown，Christine Bullin，Ariane Castaing，Rolando Civilla，Conrad Clark，Sandra Close，Joanna da Cruz，Alvin Curran，Sandy Daley，Rosemary Davidson，Marushka Delabre，Vanessa Denza，Grace DiNapoli，Christine Dirnaichner，Helmut Dirnaichner，Annabel Downs，Julia Farrington，Nicole Fenosa，Gerda Flöckinger，Richard Gibson，Henry Gray，Rosy Gray，Skye Gyngell，Nicholas von F ü rer-Haimendorf，Carol Hall，Vanessa Harrison，John Hendy，Emma Henrion，Max Henrion，Paul Henrion，Lesley Jackson，Tom Jaine，Norman Janis，Nancy Harmon Jenkins，Deborah Kaplinsky，Jacob Kenedy，Tyl Kennedy，Corby Kummer，Paul Levy，Antonio Lupo，Aldo Magagnino，Ada Martella，Bill McAlister，Leila McAlister，Harold McGee，Jonathan Meades，Teresa de Mira，Alison Morton，Isabella Morton-Smith，Jill Norman，Simon Parkes，Stevie Parle，Eugenia Parry，Trevor Pinnock，Marina Pizzolante，Nicholas Quennell，Francesco Radino，A.J.Rathbun，Sarah Reamer，Mario and Ada Ricchiuto，Gillian Riley，Peter Rockwell，Duane Roller，Leticia Roller，Helen Saberi，Corinna Sargood，Ruscha Schorr-Kon，Eric Scigliano，Paul Shepheard，Jean Southon，Louis Stettner，John Thorne，Klaus Voswinckel，Nancy Newhouse，Tico Wolff。

我还受益于与杰瑞米·刘易斯、安德鲁·基德、威廉·利奇、约约·图罗和托马斯·佩恩的面对面交谈和书信沟通。艾琳·埃德米森、尼古拉斯·格雷、汤姆·杰因和凯瑟琳·乔伊斯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在此深表感谢。

我的父母杰伊和多萝西·费德曼，不仅给予我坚定不移的爱和支持，还到大英图书馆帮我查找了20世纪50年代发行的《住宅与花园》和《时尚芭莎》。更有意义的是，我在他们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汲甘露于万物》，我确信他们对食物和烹饪的热爱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书。安德鲁·费德曼和萨拉·费德曼·埃姆斯是我的坚强后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我一直感谢切尔西·格林和马戈·鲍德温，在2014年我认为这个项目没有前途的时候，他们与我取得了联系，并为这个项目注入了新的活力。我的编辑本·沃森在本书的最后阶段给我提供了明智的意见和坚定的支持。

我可爱的女儿，索菲娅和洛拉，在过去的几年里给我带来了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收获。最后，我要感谢萨拉·特鲁斯拉尔，她比我对这本书更有信心，她敏锐的观察力无疑使这本书更具有震撼力。

参考文献

我用以下缩写来指代经常被引用的档案室和文本：

AMS：斯佩格力兹农庄档案室

Victoria and Albert：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戏剧和表演收藏厅

HFAW：《汲甘露于万物》（第一个美国版本，1987）

RDS：《斑鸠与蛇》

WACD：《工作之险，童年之梦》

前言

1.Alan Davidson，“The Prospect Behind US，” Petits Propos Culinaires 47 （1994）.

2.Leo Lerman，“The Cookbook Shelf，” Gourmet，November 1987；Thorne，Outlaw Cook，332.

3.Judith Jones to Alan Davidson，November 4，1986，private collection.

4.Jim Harrison，The Raw and the Cooked：Adventures of a Roving Gourmand （New York：Grove Press，2001），19.

5.2016年4月，鲁莎·肖尔-科尔与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6.2016年5月，乌尔丽克· 福斯温克尔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7.Ed Behr，“An Exceptional New Book，” The Art of Eating 5（December 1987）：6-7.

8.Levi，Christ Stopped at Eboli：The Story of a Year，4.

9.Gray，HFAW，13.

10.Simon Parkes，BBC Radio 4，Woman’s Hour，November 16，2005.

第一章 青葱岁月

1.Gray，HFAW，265.

2.Ibid.，200.

3.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April 10，1981，AMS.

4.1988年8月11日，佩兴丝·格雷接受BBC第四广播电台《美食节目》主持人德里克·库珀的采访。

5.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June 1，1984，AMS.

6.Gray，HFAW，18.

7.Ibid.，346.

8.Gray，WACD，324.

9.Hampshire Chronicle，Southampton and Isle of Wight Courier，August 26，1865，5；Paul Isidor J.Warschawski，Progressive Hebrew Course and Music of the Bible （London：Longmans，Green，Reader，and Dyer，1870）.

10.Gray，WACD，316.

11.Stephanie Fierz to Gray，July 19，1991，AMS.

12.Gray，WACD，305.

13.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14.Patience Gray，“The Free Highway，” The Observer，April 3，1960.

15.虽然贝蒂没有受过人类学家的训练，但她密切参与了克里斯托夫的野外工作，并与他合著了几本书。克里斯托夫在讲述他们在尼泊尔的工作和《印第安部落生活》中，大量引用了贝蒂的日记。

16.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17.Gray，WACD，309.

18.2010年7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与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19.Gray，WACD，327.

20.“Death of Colonel H.S.Stanham，” Hastings and St.Leonards Observer，October 5，1935.

21.Gray，WACD，321.

22.Ibid.，337.

23.J.H.P.，“Obituar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July 29，1967，313-314.

24.Gray，WACD，337-338.

25.2010年7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与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26.Stephanie Fierz to Patience Gray，July 19，1991，AMS.

27.Gray，WACD，340.

28.Ibid.，338.

29.Kaye，A History of Queen’s College，165.

30.Gray，WACD，338-339.

31.Kaye，A History of Queen’s College，155-156.

32.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March 5，1971，AMS.

33.Gwendoline Holloway to Edith Goodyear，February 6，1935，AMS.

34.Gray，WACD，344.

35.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36.Hanako Murata，“Material Forms in Nature：The Photographs of Karl Blossfeldt.” In Mitra Abbaspour，Lee Ann Daffner，and Maria Morris Hambourg，eds.，Object：Photo：Modern Photographs—The Thomas Walther Collection 1909-1949，2.

37.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November 17，1985，AMS.

38.此处对巴尼的描写选自克里斯托夫·万·菲雷尔-海门多夫的《印第安部落生活》。克里斯托夫于1932年在维也纳的一次晚宴上认识了贝蒂，但直到1935—1936年他在伦敦获得奖学金时才开始追求贝蒂，这段时间正好赶上佩兴丝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期。他写道：“如果我想了解在印度的英国人之间的氛围，我就必须得到巴纳多家族的认可。”

39.Barnardo，An Active Life，181.

40.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41.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KV 2/2936.1947年到1951年，军情五处截获了佩兴丝和芭芭拉之间的几个电话，他们在通话中讨论了诸如去歌剧院、“婚姻”和佩兴丝的“最新男友”等问题。档案中显示，芭芭拉和她的丈夫有时还会收到一些信件，这些信件随后被转交给鲁道夫·汉布格尔的兄弟奥托·汉布格尔。他是乌尔苏拉·库钦斯基的第一任丈夫，也是一名苏联特工。其中一些信件显然是佩兴丝写的，尽管她本人似乎并不认识奥托·汉布格尔。

42.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43.Ibid..

44.Patience Gray to Tom Jaine，October 29，1993，AMS.

45.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46.Ibid..

47.Patience Gray to Kazuo Ishiguro，May 3，1990，AMS.

48.Gray，WACD，341.

49.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50.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11，1939，AMS.

51.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52.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11，1939，AMS.

53.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August 4，1939，AMS.

54.根据芭芭拉·库钦斯基的一份档案（KV /2935），1939年，军情五处确实对佩兴丝很感兴趣。该档案包括一份关于佩兴丝·斯塔纳姆写给H.S.斯塔纳姆夫人的一封信的备忘录，这封信是佩兴丝在1939年8月“丢弃”的，当时她正在被监视中。这份备忘录还表明，佩兴丝当时有自己的个人档案，但无法找到那个档案。达文波特和军情五处二把手贾斯帕·哈克准将很熟悉。位于Wormwood Scrubs的办公室被炸后，他就把辛顿庄园作为一个安全的会面地点。达文波特在回忆录中写道：“辛顿庄园的偏远和隐秘无疑吸引了军情五处的一位官员的注意。”

55.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56.Ibid..

第二章 托马斯·格雷

1.Royal Navy Command Secretariat 4：JX310097.

2.2014年11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与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3.Milner Gray to Miranda Armour-Brown，November 12，1978，private collection.

4.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anuary 14，1967，AMS.

5.Margaret Gray to Miranda Armour-Brown，May 3，1991，private collection.

6.Ibid..

7.Margaret Gray to Miranda Armour-Brown，May 17，1991，private collection.

8.Giles Playfair，chairman of the provisional committee，outline of speech，1939，Victoria and Albert，London.

9.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October 22，1939，AMS.

10.Memo from R.Wood，November 20，1939，Victoria and Albert.

11.R.Wood to G.W.Rumble，November 18，1939，Victoria and Albert.

12.M.C.Glasgow to H.F.Rossetti，July 30，1940，Victoria and Albert.

13.Thomas Gray to Eilidh Armour-Brown，May 21，1940，private collection.

14.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October 22，1939，AMS.

15.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16.Panter-Downes，London War Notes：1939-1945，98.

17.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18.George Orwell，George Orwell Diaries，ed.Peter Davison （New York：W.W.Norton，2012），317.在同一篇写于1940年9月21日的日记中，奥威尔指出，由于附近有三四家文具店因为未爆炸的炸弹而被封锁，他被迫好几天没写日记。

19.The National Archive：HO 250/11/455.

20.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anuary 23，1991，AMS.

21.Ibid..

22.Margaret Gray to Miranda Armour-Brown，May 3，1991，private collection.

23.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24.2014年11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与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25.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26.Patience Gray to Eilidh Armour-Brown，January 23，1967，AMS.

27.The London Gazette，January 17，1941，376.

28.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undated，AMS.

29.Royal Navy Command Secretariat 4：JX310097.

30.Milner Gray to Miranda Armour-Brown，November 12，1978，private collection.

31.Patience Gray to Tania Midgley，undated，AMS.

32.2011年6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与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第三章 多事之秋

1.Patience Gray to Norman Mommens，undated，AMS.

2.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private collection.

3.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佩兴丝一直坚称她嫁给了托马斯·格雷。芭芭拉·库钦斯基在军情五处的档案中提到两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她们在对话中讨论了“佩兴丝的前夫托马斯”。早在1987年，《电讯报》上一篇关于佩兴丝的简介提到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和两个孩子的出生”。与佩兴丝同龄的黛安娜·阿西尔在回忆录《并非信件》中讲述了她去看望了一位社工，并考虑是否要终止妊娠。阿西尔被告知：“战争寡妇很多。你可以换工作，戴上结婚戒指，没有人会怀疑的。”

4.2014年11月，伊莎贝拉·莫顿-史密斯和作者在西苏塞克斯的讨论。

5.2015年6月，阿尔文·柯伦和作者在电话中的讨论。

6.2014年11月，伊莎贝拉·莫顿-史密斯和作者在西苏塞克斯的讨论。

7.Ibid..

8.2015年8月，尼古拉斯·格雷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9.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10.Miranda Armour-Brown，email message to author，June 2011.

11.Ernest William Brockton Swanton，A List of the Fungi（Basidiomycetes） of the Haslemere District Including the Forests of Woolmer，Verdley，Charlton，and Singleton （Haslemere Natural History Society，1934），5.

12.正如推动青霉素的发展导致在战争期间对真菌学研究的更大投入一样，把植物和药草用于医学中也导致了对英国本土植物群的密切关注。蔬菜药品委员会率先努力收集红海藻、蔷薇果和荨麻，以及许多药用植物，如毛地黄、颠茄和缬草。

13.George Smith，“Mycology and the War，” Transactions of the British Mycological Society 29 （1946）：1-10。1946年，史密斯还写了一篇名为《霉菌与热带战争》的论文。1942年，约翰·拉姆斯博顿在东南科学协会联盟发表了一篇《真菌与战争生物学》的论文。

14.Smith，“Mycology and the War.”

15.E.W.Swanton，A Country Museum：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Sir Jonathan Hutchinson’s Educational Museum at Haslemere（Haslemere：Educational Museum，1947），105-106.

16.Ramsbottom，Edible Fungi，2。1945年出版的农业和渔业部关于可食用和有毒真菌的公报 ——前一版被敌军烧毁 ——也提到“难民涌入和所有盟国武装部队”急切地收集伞菌，再加上对“战时饮食多样化的渴望”导致“对真菌信息需求”增加。1954年，E.M.韦克菲尔德在《观察员的常见真菌手册》中写道：“对真菌的兴趣源于上一场战争，是由于我们的一些盟友，这可能是美味食物的来源，借以补充单调的定量饮食。”

17.2014年11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与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18.这本书是由菲利普·桑顿赠予佩兴丝的。他是一位旅行作家和业余民族志学家，曾写过两本书：《地图之声：在摩洛哥寻找音乐》和《死木偶跳舞》——关于巴尔干农民音乐传统的研究。

19.Oddy，From Plain Fare to Fusion Food，154.

20.2002年8月11日，佩兴丝·格雷接受BBC第四广播电台《美食节目》西蒙·帕克斯的采访。

21.Gray，WACD，315.

22.Meynell，Sussex，253.

23.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24.Gray，WACD，337.

25.2014年9月，尼古拉斯·格雷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6.Patience Gray to Norman Mommens，undated，AMS.

27.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28.These quotes come from Patience’s author bio on the jacket flap of Ring Doves and Snakes，published in 1989.

29.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30.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AMS.

第四章 汉普斯特德

1.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2.Brown，The English Garden in Our Time，204.

3.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4.Richard Guyatt，“Head，Heart and Hand，” RCA Papers No.2（London：Royal College of Art，1977），4.

5.2014年11月，朱莉娅·布莱克与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6.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7.Cohen，All We Know，200-201.

8.Patience Gray in the exhibition catalogue Henrion：Designing Things and Symbols （London：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1960）.Patience also wrote about the exhibit in February 1960 for the Observer in an article titled “The Designer at Work in Industry.”

9.F.M.L.Thompson，Hampstead：Building a Borough，1650-1964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4），431.

10.Cohen，All We Know，206.

11.Maud Murdoch to Patience Gray，October 12，1990，AMS.

12.Patience Gray，afterword to Uhlman，A Moroccan Diary，31-32.

13.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14.Ibid..

15.Alec Hill to Patience Gray，undated，AMS.Most of the letters between Patience and Hill were written in 1947 and 1948.

16.Alec Hill to Patience Gray，undated，AMS.

17.Patience Gray，“I live in a billiardroom，” undated，AMS.

18.Patience Gray to Norman Mommens，undated，AMS.

19.Ibid..

20.Ibid..

21.Ibid..

22.Patrick Kemmis to Patience Gray，undated，AMS.

23.Kynaston，Family Britain：1951-1957，558.

24.2010年7月，阿里亚纳·卡斯坦与作者在法国旺多姆的讨论。

25.Harries and Harries，A Pilgrim Soul，114.

26.Nicolas Gray in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Puglia，June 2011.

27.Patience Gray to Peter Heyworth，1989，AMS。佩兴丝读了梅里翁和苏茜·哈里斯写的伊丽莎白·勒琴斯传记的书评后写信给海沃斯。

28.2011年6月，尼古拉斯·格雷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29.Rick Poynor，“The Useful Art of Graphic Design，” in Octavia Reeve，ed.，The Perfect Place to Grow：175 Year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Art （London：Royal College of Art，2012），107.

30.John Brinkley to Patience Gray，undated，AMS.

31.Dick Guyatt to Patience Gray，April 2，1955，AMS.

32.2010年7月，大卫·金特尔曼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33.关于罗宾·达尔文对女性的态度，请参阅亨丽埃塔·古登引人入胜、富有同情心的传记：Robin Darwin：Visionary Educator and Painter，133-134。

34.Susan Jellicoe，Photographs of Landscape：Private Gardens（undated：1950s to 1970s），PJELPH 2/L/12，Susan Jellicoe Photographic Collection，The Museum of English Rural Life。该系列包括334幅图片，还展示了佩兴丝的邻居芭芭拉·琼斯和建筑师伦纳德·玛拿西的花园，以及景观设计师布伦达·科尔文设计的几个花园。

35.Patience Gray，“A Room Outdoors，” The Observer，May 1，1960.

36.“所有荒芜、僻静之处”来自珀西·比希·雪莱的诗《朱利安和马达洛》。佩兴丝经常引用这首诗，包括在《汲甘露于万物》中的野芦笋条目。

37.2014年10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38.Ibid..

39.Clark and Jones，Indoor Plants and Gardens，20。这本书的插图由戈登·卡伦绘制。他是《建筑评论》的助理编辑，也是城市景观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40.Chloe Bennett，“Frank Clark—His Legacy” （Edinburgh：Urbanism and Landscape Conference，April 2011）。也可参见Brown，The English Garden in Our Time，195-205.

41.Shepheard，Modern Gardens，18.

42.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September 10，1986，private collection.

43.更多有关斯特恩和他的非凡职业生涯的资料，参见S.M.Walters，“W.T.Stearn：The Complete Naturalist，” Botan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109，No.4 （August 1992）：437-442，doi：10.1111/ j.1095-8339.1992.tb01442.x。

44.Clark and Jones，Indoor Plants and Gardens，10.

45.John Claudius Loudon，An Encyclopedia of Gardening （London：A.& R.Spottiswoode，1824），681.

46.这本《百科全书》经过了大量的修订，并在19世纪多次再版。

47.Loudon，An Encyclopedia of Gardening，606.

48.Gray and Boyd，Plats du Jour，35.

第五章 《今日主菜》

1.1953年11月16日，普丽姆罗丝·博伊德和佩兴丝·格雷把这本书的概要送给了尤妮斯·弗洛斯特。然而，她们早在10月就一本关于“欧洲烹饪”的书联系了埃伦·雷恩。

2.Gray，preface to Plats du Jour （Devon，England：Prospect Books，1990），xi.

3.Eunice Frost to Patience Gray，April 5，1954，Penguin Archive.

4.Cooper，Writing at the Kitchen Table，181.

5.Eunice Frost to Patience Gray，September 27，1955，Penguin Archive.

6.Gaby Wood，“A Touch of Frost：The Story of Penguin’s Secret Editor，” Telegraph，August 5，2010.

7.Eunice Frost to Primrose Boyd，February 24，1954，Penguin Archive.

8.Patience Gray to Eunice Frost，March 24，1954，Penguin Archive.

9.David，A Book of Mediterranean Food.

10.Gray and Boyd，Plats du Jour，26.

11.Ibid.，10 and 61.

12.Patience Gray，“Pots，Pans and Performance，” The Observer，March 5，1961.

13.Patience Gray to Candida Brazil，October 16，1985，AMS.

14.2015年9月，特雷弗·皮诺克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15.2014年11月，米兰达·格雷与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16.Patience Gray，“Modest Conversions，” The Observer，October 18，1959.

17.2010年7月，阿里亚纳·卡斯坦与作者在法国旺多姆的讨论。

18.2010年7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与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19.Gray，preface to Plats du Jour （Devon，England：Prospect Books，1990），xii.

20.Gray and Boyd，Plats du Jour，10.

21.Gray，preface to Plats du Jour （Devon，England：Prospect Books，1990），xii.

22.Gray and Boyd，Plats du Jour，175-176.

23.Carolyn M.King，Katherine Watson：A Life of Poetry，Faith，and Love （Hamilton，New Zealand：Walrus Books，2011），170-171.

24.Gray，WACD，237.

25.Ibid.，243.

26.Gray and Boyd，Plats du Jour，9.

27.Ibid.，249.

28.Daphne Henrion to Patience Gray，April 2，1989，AMS.

29.Gray，preface to Plats du Jour （Devon，England：Prospect Books，1990），xi-xii.

30.Patience Gray to Clare Ajenusi，October 16，1987，AMS.

31.2010年7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与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32.Patience Gray to Allen Lane，July 25，1958，Penguin Archive.

33.Patience Gray to Eunice Frost，May 27，1954，Penguin Archive.

34.Ibid..

35.Eunice Frost to Patience Gray，July 13，1954，Penguin Archive.

36.Julian Bell，“David Gentleman：images of postwar Britain，”Guardian，April 16，2010.

37.David Gentleman in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London，November 2014.

38.Hans Schmoller to David Gentleman，December 13，1955，Penguin Archive.

39.David Gentleman in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London，July 2010.

40.Ibid..

41.Gray，preface to Plats du Jour （Devon，England：Prospect Books，1990），xi.

42.Gray，HFAW，209.

43.Patience Gray to Eunice Frost，January 7，1955，Penguin Archive.

44.Patience Gray to Eunice Frost，October 26，1954，Penguin Archive.

45.Elsie M.Wakefield，The Observer’s Book of Common Fungi（London：Frederick Warne，1954），ix.韦克菲尔德曾于1929年担任英国真菌学会会长。在她1950年出版的《英国常见真菌》中，她评论道：“目前英国没有重要的真菌群，而且大多数有价值的现存作品都已绝版，几乎无法找到，价格上让人望而却步。”

46.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47.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October 22，1939，AMS.

48.Shepheard，Modern Gardens，18.

49.2011年6月，保罗·谢泼德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50.Gray，afterword to A Moroccan Diary，35.

51.2011年6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与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52.Peter Shepheard to Patience Gray，April 7，1952，AMS.

53.Lawrence Halprin，foreword to Downs，Peter Shepheard，7-8.

54.Shepheard，Modern Gardens，20。值得注意的是，谢泼德将野草列为“生存模式”的一部分。在1952年的一次室内园艺演讲中，谢泼德说：“我特别喜欢种植野草。凡在英国节上见过我的花园的人都知道我喜欢野草。”

55.事实上，劳登也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插画家和绘图师。他率先使用木版画来为他的书做插图。

56.Primrose Boyd and Patience Gray to Eunice Frost，March 30，1955，Penguin Archive.

57.Eunice Frost to Patience Gray，September 27，1955，Penguin Archive.

58.Elizabeth David to Eunice Frost，June 6，1955，Penguin Archive.

59.Eunice Frost to Patience Gray，September 27，1955，Penguin Archive.

60.Irving Davis to Elizabeth David，March 21，1961，Elizabeth David Papers，Schlesinger Library，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t Harvard University.

61.Patience Gray to John Thorne，August 14，1998，AMS.

62.Jonathan Meades，email message to author，July 2015.

63.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64.Elizabeth David to Patience Gray，March 22，1987，AMS.

65.Patience Gray to Christopher Driver，undated，AMS.

66.Elizabeth David to Eunice Frost，June 6，1955，Penguin Archive.

67.1955年6月6日，伊丽莎白·戴维给尤妮斯·弗洛斯特的信中提到了她关于《今日主菜》的报道。

68.Thornton quoted in Cooper，Writing at the Kitchen Table，158.

69.Gray and Boyd，Plats du Jour，253.

70.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April 10，1981，AMS.

71.Elizabeth David to Eunice Frost，May 10，1957，Penguin Archive.

72.Judith Watson to Penguin Books，July 21，1967，Penguin Archive.

73.Rosemary Hume to Jill Norman，November 29，1964，Penguin Archive.

74.Angela Carter，“Wolfing I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9，No.14（July 23，1987）：15-16.

75.Elisabeth Sifton to Patience Gray，July 18，2000，AMS.

76.June Owen，“Food News：Cookbooks，” New York Times，June 25，1957.

77.Patience Gray to Eunice Frost，March 7，1957，Penguin Archive.

78.Patience Gray to Pat Siddall，September 26，1960，Penguin Archive.

79.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November 1988，AMS.

80.Terence Conran，“Obituary：Michael Wickham，” The Independent，February 6，1995.

81.这些文章发表于1958年5月至12月，标题为“厨房新方法”“夏日派对魔术”“野餐”“冰淇淋”和“自助餐派对”。

82.Fred Tomlinson to Patience Gray，April 29，1958，AMS.

83.Patience Gray to Alison Settle，undated，AMS。不清楚这封信是否曾寄出。

84.Patience Gray to Brian Batsford，March 12，1958，AMS.

第六章 欧洲风情

1.Gray，HFAW，109.

2.Davis，A Catalan Cookery Book，98.

3.2010年7月奥利弗·伯纳德与作者在英国肯宁霍尔的讨论。

4.John Irving Davis，A Beginners Guide to Wines and Spirits（London：Stanley Nott，1934）.

5.佩兴丝为此刊撰写了一篇题目是“装饰食品”的文章，这是1958年冬刊上发表的关于奥林匹亚豪华酒店和餐饮展览的第一手资料。她看到桌子上摆满了雕刻的火腿、巧克力纪念碑——包括“以石匠的精准度雕刻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神庙，还有精心摆放的三文鱼和大比目鱼后写道：“人们不再怀疑这些菜是否可食用。”

6.Gray，HFAW，109.

7.Gray，WACD，402.

8.Patience Gray to Agnes Greenhall，1990，AMS.

9.Davis，A Catalan Cookery Book，107.

10.Richard Aldington，Pinorman：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Norman Douglas，Pino Orioli and Charles Prentice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54），39.

11.Ianthe Carswell to Patience Gray，September 16，1998，AMS.

12.Davis，A Catalan Cookery Book，103.

13.Patience Gray，“Fragmentary Account of a Journey in Calabria，Apulia，and Basilicata，” June 1958，AMS.

14.Ibid..

15.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21，1968，AMS.

16.Irving Davis to Patience Gray，July 30，1959，AMS.

17.Patience Gray，“Christmas Joie de Vivre，” The Observer，December 7，1958。佩兴丝在1958年8月17日为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没有什么可买的”也借鉴了她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旅行经历。在这篇文章中，她简要介绍了一些她最喜欢的一些巴黎和佛罗伦萨的商店和市场。“你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将物品从周围的耀眼光芒中挑出来”，她写道，保持镇定，抓住机会。无论是怎样的次品都具有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怀旧价值。即使“没有什么可买的”，只要你把它买回家，它就会经得起考验——使用、娱乐、美丽。

18.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undated，AMS.

19.事实上，佩兴丝在和欧文一起旅行之后为《观察家报》写了一篇关于巴黎饮食的文章，但从未发表过。“最好的地方并不总是列出来的”，她写道，“通常你甚至在电话簿上都找不到”。你必须向一个可靠的法国人咨询。回到伦敦后，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稿子刚打印好，印刷室的人就离开岗位，匆匆忙忙跑到巴黎去印证我的说法。”的确，她在文章中描述了一些让人垂涎三尺的菜肴，包括“尝起来像紫罗兰”的油炸香味；用黄油、大蒜和盐做的扇贝是“最佳做法”；还有 Pocheuse bourguignonne——一种用河鱼和鳗鱼与咸猪肉一起烹制的菜肴。

20.Gray，HFAW，111.

21.Leona Rostenberg and Madeleine B.Stern，Old and Rare：Forty Years in the Book Business （Santa Monica：Modoc Press，1988），131.

22.Patience Gray，“Christmas Joie de Vivre，” The Observer，December 7，1958.

23.有几本关于古籍交易的书提到了欧文·戴维斯和他作为传奇收藏家的地位。在列昂娜·罗斯滕伯格和玛德琳·B.斯特恩的《古老与稀有：图书业四十年》中，他被描述为“极其怪异”和“文学妖精”。乔治·西姆斯在《稀有图书游戏》（费城：福尔摩斯出版社，1985年）中称他为“一个非常精明、学者式的商人”。戴维斯和奥里奥利书店的资深合伙人H.A.费森伯格记得他的朋友和同事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藏书家之一”。

24.Bernard，Getting Over It，97.

25.Harriet Wilson in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London，July 2010.

26.Ariane Castaing in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Vendôme，France，June 2010.

27.2011年6月，保罗·谢泼德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8.2016年5月，康拉德·克拉克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9.Serena Allott，“Wild about Creation，” Telegraph，November 14，1987.

30.Gray，WACD，37-46.The essay is titled “At Twenty-Two Tudor Street.”

31.Patience Gray，“Crafts from Obscurity，” The Observer，June 26，1960.

32.2015年5月，恩索·阿皮切拉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33.Ibid..

34.Humble，Culinary Pleasures，167.

35.Julia Child to Mrs.Solon Robinson，March 10，1981，Papers of Julia Child，Schlesinger Library，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t Harvard University.

36.Montagné，Larousse Gastronomique，5.

37.Ibid..

38.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August 26，1984，private collection.

39.Syllabub，“A Book to Banish the Cookery Bull，” The Observer，April 1，1962.

40.Gray，WACD，39.

41.Ibid.，40.

42.Patience Gray，“The Designer at Work in Industry，” The Observer，February 7，1960.

43.Patience Gray，“A Pleasure to Make，” The Observer，March 20，1960.

44.Patience Gray，“Movement and Design，” The Observer，May 24，1959.

45.Patience Gray，“The Space-Makers，” The Observer，April 9，1961.

46.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November 1998，AMS.

47.Patience Gray，“Wanted：Just a Touch of Barbarism，” The Observer，October 8，1961.

48.Ibid..

49.Gerda Flöckinger in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London，November 2014.

50.这篇题为“战斧或门垫”的文章发表在1959年4月19日的《观察家报》上。值得注意的是，页面顶部的标语 “女人视角”改为了“现代女性记录”。

51.Gray，WACD，344.

52.2015年3月，尤金妮亚·帕里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谈话。

53.Gray，WACD，38.

54.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杰瑞米·刘易斯在其出色的新传记《大卫·阿斯特：出版生活》中阐述了阿斯特在《观察家报》对女性和当时氛围的感受。我还参考了理查德·科克特的早期传记《大卫·阿斯特和〈观察家报〉》。

55.Gray，WACD，39.

56.2012年2月，琼·索森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57.2012年3月，简·鲍恩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58.2012年3月，卡萝尔·霍尔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59.Lewis，David Astor：A Life in Print.

60.Patience Gray to Peter Heyworth，December 1989，AMS.

61.David Gentleman in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London，July 2010.

62.Gray，WACD，45.

63.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November 26，1993，AMS.

64.Trant，Art for Life：The Story of Peggy Angus.

65.2014年9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写给作者的邮件。

66.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April 12，1977，AMS.

67.Patience Gray to Norman Mommens，undated，AMS.

68.Ravilious quoted in Russell，Peggy Angus，49.

69.2016年4月，季尔·肯尼迪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70.2016年4月，鲁莎·肖尔-科尔与作者在电话采访中讨论。

第七章 断舍离

1.Norman Mommens to Patience Gray，undated，AMS.

2.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March 28，1960，AMS.

3.2015年9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写给作者的邮件。

4.2011年7月，尼古拉斯·格雷和作者在普利亚区讨论。

5.Patience Gray to Norman Mommens，undated，AMS.

6.2015年8月，尼古拉斯·格雷写给作者的邮件。

7.2015年7月，理查德·吉布森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8.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July 21，1976，AMS.

9.Norman Mommens to Patience Gray，undated，AMS.

10.2010年7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和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11.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12.Patience Gray to Norman Mommens，undated，AMS.

13.Ibid..

14.Patience Gray to Norman Mommens，undated，AMS.

15.Norman Mommens：autobiographical notes.October 1973，AMS.

16.2016年11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写给作者的邮件。

17.Norman Mommens：autobiographical notes.October 1973，AMS.

18.Patience Gray to Tania Midgley，undated，AMS.

19.我要感谢尼古拉斯·格雷对约瑟夫·博伊于斯在克莱沃的生活所做的研究。

20.Norman Mommens：autobiographical notes.October 1973，AMS.

21.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undated，AMS.

22.Norman Mommens to Jan and Leonore Hubrecht，October 16，1962，AMS.

23.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July 17，1965，AMS.

24.2015年5月，菲利普·特里维廉写给作者的邮件。

25.Gwen Raverat，Period Piece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104.

26.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December 1959，AMS.

27.Ibid..

28.Norman Mommens to Leonard Woolf，June 6，1957，Leonard Woolf Archive，University of Sussex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29.2015年5月，菲利普·特里维廉写给作者的邮件。

30.Norman Mommens to Patience Gray，October 1961，AMS.

31.2015年6月，菲利普·特里维廉写给作者的邮件。

32.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February 6，1962.

33.Gray，WACD，157.

34.2014年11月，格尔达·弗勒金格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35.Patience Gray to Norman Mommens，undated，AMS.

36.这件作品由阿拉斯泰尔·莫顿的传记作家、20世纪英国艺术与设计史家莱斯利·杰克逊所有。

37.Jackson，Alastair Morton and Edinburgh Weavers，278.

38.Ibid..

39.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1963，AMS.

40.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41.Patience Gray to Norman Mommens，undated，AMS.

42.Gray，WACD，46.

43.Patience Gray to Norman Mommens，undated，AMS.

44.Norman Mommens to Patience Gray，undated，AMS.

45.2015年5月，菲利普·特里维廉写给作者的邮件。

46.2014年10月，乔安娜·达·科鲁兹写给作者的邮件。

47.Patience Gray，“Picnics，” Harper’s Bazaar，June 1958.

48.1961年1月，佩兴丝为《观察家报》撰写的一篇名为“阁楼巴黎”的文章，是在拜访沃尔夫之后写的，沃尔夫住在布西街上五层的小公寓里。

49.2010年7月，乔安娜·达·科鲁兹和作者在布莱顿的讨论。

50.2011年6月，尼古拉斯·格雷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51.Norman Mommens to Patience Gray，undated，AMS.

52.Ibid..

53.Scigliano，Michelangelo’s Mountain，88.

54.Ibid.，140-141.

55.Blessington quoted in Gray，HFAW，155.

56.Gray，HFAW，186.

57.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May 14，1962，AMS.

58.Gray，HFAW，194.

59.Ibid.，293.

60.Ibid.，292.

61.Ibid.，27.

62.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ne 1962，AMS.

63.Norman Mommens to Leonore Hubrecht，August 4，1962，AMS.

64.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AMS.

65.Gray，HFAW，79.

66.Norman Mommens to Leonore Hubrecht，August 4，1962，AMS.

67.Details on Fenosa’s life come from Nicole Fenosa’s essay in Apel-les Fenosa：Catalogue raisonné de l’oeurvre sculpté （Barcelona：Ediciones Polígrafa，2002）.

68.Ibid..

69.Patience Gray，Cantarem la vida，in Fenosa ou le Limon Ailé（Cognac：Le temps qu’il fait，1997）。Cantarem la vida（《我们为生活而歌唱》）是西班牙歌手雷蒙演唱的一首民谣的标题，诺曼喜欢用吉他弹奏这首歌。

70.Irving Davis to Patience Gray，July 14，1963，AMS.

71.Gray，introduction to A Catalan Cookery Book，9.

72.2010年7月，妮科尔·费诺萨和作者在巴黎的讨论。

73.Norman Mommens to Patience Gray，1961，AMS.

74.2015年1月，尼古拉斯·格雷写给作者的邮件。

75.Norman Mommens to Jan and Leonore Hubrecht，October 16，1962，AMS.

76.Ibid..

第八章 长路漫漫

1.Patience Gray，“Milk-Maid Madonnas and Sugar-Loaf Saints，”The Observer，August 5，1962.

2.Norman Mommens to Jan and Leonore Hubrecht，October 16，1962，AMS.

3.Gray，RDS，3.

4.Ibid..

5.Ibid.，4.

6.Ibid..

7.Ibid.，3.

8.Karl Heller，Antonio Vivaldi：The Red Priest of Venice （Portland，OR：Amadeus Press，1997），37-38.

9.Gray，RDS，4.

10.Ibid.，6.

11.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3，1963，AMS.

12.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June 23，1963，AMS.

13.Gray，RDS，40.

14.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June 23，1963，AMS.

15.Gray，RDS，3.

16.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3，1963，AMS.

17.Gray，RDS，xi.

18.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December 6，1963，AMS.

19.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June 23，1963，AMS.

20.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uly 1963，AMS.

21.Gray，RDS，37-39.

22.Ibid.，119-120.

23.Ibid.，60.

24.2011年6月，尼古拉斯·格雷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25.2012年8月，诺曼·贾妮斯和作者在纽约的讨论。

26.Gray，RDS，22-24.

27.Ibid.，26.

28.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 and Corinna Sargood，January 19，1969，AMS.

29.Gray，RDS，189.

30.Stavros Papastavrou to Patience Gray and Norman Mommens，July 19，1963，AMS.

31.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September 24，1963，AMS.

32.Gray，RDS，23.

33.Judith Butcher to Patience Gray，June 20，1963，Penguin Archive.

34.Patience Gray to Judith Butcher，July 16，1963，Penguin Archive.

35.Ibid..

36.2015年10月，吉尔·诺曼写给作者的邮件。

37.Ibid..

38.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February 23，1964，AMS.

39.Gray，RDS，108-110.

40.Ibid.，43.

41.Ibid.，44.

42.诺曼当时正在写一本名叫Baldoer the Car Basher的儿童读物，1963年以荷兰语出版。

43.这位房客是景观设计师尼古拉斯·科内尔和他的合伙人桑迪·戴利。科内尔是通过他的邻居——颇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伊丽莎白·切斯特顿认识了佩兴丝。

44.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1963，AMS.

45.Ibid..

46.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December 1963，AMS.

47.Ibid..

48.Gray，RDS，78.

49.Ibid.，79.

50.Ibid.，84.

51.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December 1964，AMS.

52.Patrick Leigh Fermor，“Kevin Andrews：Scholar Gypsy，” The Athenian，October 1989.

53.Ibid..

54.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AMS.

55.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1963，AMS.

56.Jinkinson，American Ikaros，21.

57.Andrews，The Flight of Ikaros.

58.Kevin Andrews to Patience Gray，June 6，1989，AMS.

59.Kevin Andrews to Norman Mommens and Patience Gray，March 12，1964，AMS.

60.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March 22，1964，AMS.

61.Gray，RDS，115.The quote comes from a chapter called “Weeds and Obsessions.”

62.这不是他们在纳克索斯收到的唯一一个爱心包裹。11月，诺尔曼的妹妹鲁莎还寄给他们一个装有意大利腊肠、火腿和牛奶的包裹。

63.Gray，RDS，129.

64.Norman Mommens to Lena Mommens，April 1964，AMS.

65.Patience Gray to Tania Midgley，March 27，1964，AMS.

66.Patience Gray to Tania Midgley，April 1964，AMS.

67.2015年1月，路易斯·斯特特纳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68.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May 2，1964，AMS.

69.Gray，RDS，137.

70.Nicholas Stampolidis and Peggy Sotirakopoulou，Aegean Waves：Artworks of the Early Cycladic Culture in the Museum of Cycladic Art （Skira：Museum of Cycladic Art，2008），41。也可参见David W.J.Gill and Christopher Chippindale， “Material and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Esteem for Cycladic Fig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97，No.4 （October 1993），601-659，详细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基克拉迪作品的非法贸易。查尔斯·斯图尔特于1983年3月至1984年10月住在阿波罗纳斯以南约12英里的阿佩兰托斯村。他著有《恶魔与魔鬼：现代希腊文化中的道德意象》一书，这是关于纳克索斯宗教生活和习俗的为数不多的英文研究之一。他在书中说，他要么被视为中央情报局特工，要么被视为非法买卖文物的人。

71.2012年8月，诺曼·贾妮斯和作者在纽约的讨论。

72.Gray，RDS，167.

73.2012年8月，诺曼·贾妮斯和作者在纽约的讨论。

74.佩兴丝的姐夫约翰·米奇里把斯皮罗斯·马基尼斯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们。马基尼斯长期担任希腊议会议员，1973年曾短暂担任希腊总理。

75.Gray，RDS，156.

76.Ibid.，175.

77.2014年11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和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78.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May 20，1964，AMS.

79.Norman Mommens to Leonard Woolf，June 3，1964，Leonard Woolf Archive，University of Sussex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80.2015年2月，诺曼·贾妮斯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81.2015年3月，尤金妮亚·帕里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82.Gray，RDS，xi.

83.2014年11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和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第九章 工作就是生活

1.Patience Gray，“Impossible Business，” September 1964，AMS.

2.Patience Gray，“Design with Everything，” The Economist，March 30，1963；Gray，“Design in Transit，” The Economist，March 28，1964。第一篇文章着眼于英国人对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原则的日益痴迷。在第二篇文章中，佩兴丝研究了工业设计对意大利城市中心的影响，尤其是米兰。

3.Norman Mommens to Leonard Woolf，April 23，1965，Leonard Woolf Archive，University of Sussex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4.Ibid..

5.Norman Mommens to Lena Mommens，undated，AMS.

6.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August 31，1964，AMS.

7.Patience Gray to Pat Siddall，June 8，1964，Penguin Archive.

8.Pat Siddall to Patience Gray，July 29，1964，Penguin Archive.

9.Primrose Boyd to Patience Gray，July 7，1964，Penguin Archive.

10.Primrose Boyd to Pat Siddall，August 29，1964，Penguin Archive.

11.Alan Davidson to Kyle Cathie，April 23，1987，private collection.

12.Patience Gray to Judith Butcher，July 18，1963，Penguin Archive.

13.Patience Gray to Jenny Dereham，October 1980，AMS.

14.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February 13，1989，private collection.

15.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April 19，1986，private collection.

16.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August 31，1964，AMS.

17.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May 3，1965，AMS.

18.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AMS.

19.Gray，HFAW，27.

20.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March 14，1987，AMS.

21.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1965，AMS.

22.2015年4月，彼得·罗克韦尔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23.Patience Gray，“Sculptors El Dorado，” Architectural Review（June 1966）.

24.Ibid..

25.Ibid.，在《汲甘露于万物》中，佩兴丝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卡拉拉人的无政府主义精神。她把这种精神归功于大理石采石工作依赖于“个人主义和人类兄弟情谊”的结合。无政府主义是佩兴丝最认同的政治哲学。

26.2006年9月，卡洛·尼科利和作者在卡拉拉的讨论。

27.Gray，WACD，154.

28.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undated，AMS.

29.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July 21，1976，AMS.

30.2015年6月，阿尔文·柯伦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31.Gray，WACD，97.

32.2015年6月，阿尔文·柯伦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33.Gray，HFAW，190.

34.Patience Gray to Tania Midgley，April 10，1967，AMS.

35.Gray，HFAW，157.

36.Ibid.，205.

37.佩兴丝经常从客栈老板或厨师那里弄到食谱。她的海枣贻贝汤的配方是在Fiumaretta一家餐馆的厨师那里“逐字逐句地”学来的。她还从普罗旺斯的一位厨师那里学到了炖野猪的配方。《汲甘露于万物》中烹饪狐狸的操作流程是“一位老无政府主义者”告诉她的。

38.Gray，HFAW，206-207.

39.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21，1968，AMS.

40.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October 7，1965，AMS.

41.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October 30，1966，AMS.

42.Ibid..

43.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October 28，1966，AMS.

44.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October 30，1966，AMS.

45.2014年11月，伊莎贝拉·莫顿-史密斯和作者在西苏塞克斯的讨论。

46.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November 2，1966，AMS.

47.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48.2015年11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49.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December 26，1966，AMS.

50.Peter Brown to Patience Gray，December 20，1966，AMS.

51.Eilidh Armour-Brown to Patience Gray，January 12，1967，AMS.

52.Patience Gray to Eilidh Armour-Brown，January 23，1967，AMS.

53.2015年11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54.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anuary 14，1967，AMS.

55.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56.Patience Gray to Ianthe Carswell，undated，AMS.

57.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58.艾伦·洛马克斯的《意大利民谣》于1954年录制，1958年由传统唱片公司首次发行，1999年朗德唱片公司发行了新版本。

59.D.H.Lawrence，D.H.Lawrence and Italy （London：Penguin，2007），79.

60.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21，1968，AMS.

第十章 天之涯 海之角

1.Patience Gray to Tania Midgley，July 26，1967，AMS.

2.一天晚上，当佩兴丝和诺曼去拜访斯文和罗曼时，约翰·贝格尔和一位“俄罗斯公主”来共进晚餐。据佩兴丝说，约翰·贝格尔喝得酩酊大醉，指责他们是中产阶级。多年后，她在给艾伦·戴维森的一封信中写到，约翰·贝格尔“因为我们在卡拉拉‘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而对我们恶语相加”。

3.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14，1967，AMS.

4.Crawford，C.R.Ashbee，197.

5.Felicity Ashbee，“Obituary：Helen Ashbee，” The Independent，July 2，1996.

6.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June 21，1966，AMS.

7.Ibid..

8.Hendrikus Theodorus Wijdeveld to Norman Mommens，March 16，1969，AMS.

9.Serena Allott，“Wild about Creation，” Telegraph，November 14，1987.

10.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21，1968，AMS.

11.2010年7月，哈丽雅特·威尔逊和作者的讨论。

12.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March 16，1969，AMS.

13.Patience Gray to Ianthe Carswell，undated，AMS.

14.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15.阿普丽尔·布卢姆菲尔德引用了这个食谱，这也是为什么她认为《汲甘露于万物》是她最喜欢的烹饪书之一。

16.David，Italian Food，xxv.

17.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18.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undated，AMS.

19.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1968，AMS.

20.Ibid..

21.Humble，Culinary Pleasures，206-208.

22.Elizabeth David to Eunice Frost，February 1963，Penguin Archive.

23.2010年7月，哈丽雅特·威尔逊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24.2016年3月，科尔曼·安德鲁斯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25.《汲甘露于万物》中的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食谱是加泰罗尼亚葡萄园蜗牛（152）。它们被饿了几天——相当于美食清洗——然后堆放在一团稻草上。佩兴丝写道：“点燃稻草，用尖木棒把蜗牛从灰烬中取出，然后立即浸入调料汁中……与面包同食，配美酒。”

26.Jeremiah Tower，California Dish：What I Saw （and Cooked） at the American Culinary Revolution （New York：Free Press，2003），288.

27.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28.Ibid..

29.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30.Ibid..

31.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July 21，1968，AMS.

32.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August 13，1968，AMS.

33.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July 21，1968，AMS。这封信是他们和海伦、阿诺住在一起时在意大利朗奇写的。

34.“La biennale internazionale del gioiello d’arte a Marina，” La Nazione，August 18，1968.

35.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September 22，1968，AMS.

36.Ibid..

37.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21，1968，AMS.

38.Felicity Ashbee，The Independent，July 2，1996.

39.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October 15，1968，AMS.

40.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AMS.

41.Ibid..

42.Ibid..

43.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November 10，1968，AMS.

44.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anuary 19，1969，AMS.

45.Gray，HFAW，237.

46.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December 23，1968，AMS.

47.Patience Gray to Tessa Sayle，October 2，1971，AMS.

48.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May 13，1969，AMS.

49.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November 10，1968，AMS.

50.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March 16，1968，AMS.

51.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May 13，1969，AMS.

52.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53.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April 23，1969，AMS.

54.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July 14，1969，AMS.

55.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24，1969，AMS.

56.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August 20，1969，AMS.

57.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September 6，1969，AMS.

58.Ibid..

59.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undated，AMS.

60.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September 10，1969，AMS.

61.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September 20，1969，AMS.

62.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May 10，1970，AMS.

第十一章 新生活

1.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2.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undated，AMS.

3.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1983，AMS.

4.2010年7月，大卫·金特尔曼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5.2014年11月，莉萨·阿穆尔-布朗和作者在诺森伯兰郡的讨论。

6.2015年3月，马卢斯卡·德拉布尔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7.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AMS.

8.Oliver Bernard，“Obituary：Norman Mommens，” The Independent，March 2，2000.

9.参见文森特·克拉帕扎诺对埃内斯托·德·马蒂诺人种学的介绍，The Land of Remorse：A Study of Southern Italian Tarantism。这本书1961年首次以意大利语出版。顺便提一句，德·马蒂诺的一些音乐录音被艾伦·洛马克斯收录在1958年的合集中。

10.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13，1970，AMS.

11.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May 10，1970，AMS.

12.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May 10，1970，AMS.

13.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May 10，1970，AMS.

14.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June 10，1970，AMS.

15.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May 10，1970，AMS.

16.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July 7，1970，AMS.

17.Peggy Angus to Patience Gray and Norman Mommens，December 19，1971，AMS.

18.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undated，AMS.

19.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August 21，1970，AMS.

20.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July 30，1970，AMS.

21.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October 4，1970，AMS.

22.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June 22，1970，AMS.

23.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August 14，1970，AMS.

24.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undated，AMS.

25.Salvatore de Mira’s wife Teresa in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Salve，Italy，June 2010.

26.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April 30，1981，AMS.

27.Miranda Armour-Brown，email message to author，December 2015.

28.2015年12月，尼古拉斯·格雷写给作者的邮件。

29.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August 11，1970，AMS.

30.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July 30，1970，AMS.

31.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AMS.

32.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February 4，1978，AMS.

33.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ly 1982，AMS.

34.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October 1983，AMS.

35.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November 25，1982，AMS.

36.Deborah Rogers to Alan Davidson，July 13，1984，private collection.

37.Diana Athill to Patience Gray，June 16，1970，AMS.

38.Deborah Rogers to Alan Davidson，July 13，1984，private collection.

39.Judith Jones to Alan Davidson，November 4，1986，private collection.

40.Patience Gray to Tessa Sayle，October 2，1971，AMS。这位老友是佩姬·西科德，坎贝尔·西科德的妻子，是佩兴丝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导师之一。

41.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ne 3，1976，AMS.

42.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December 16，1984，AMS.

43.Patience Gray to Corinna Sargood，March 1972，AMS.

44.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January 24，1976，AMS.

45.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ne 3，1976，AMS.

46.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November 18，1970，AMS.

47.Ibid..

48.Ibid..

49.Ibid..

50.Hendrikus Theodorus Wijdeveld to Patience Gray and Norman Mommens，May 1，1971，AMS.

51.Ibid..

52.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April 1976，AMS.

53.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ne 3，1975，AMS.

54.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AMS.

55.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February 19，1972，AMS.

56.Helen Ashbee，“Discussion of My Sculptures and of an Artists’Community in Italy，” Leonardo 11，No.4 （Autumn 1978）。我也要感谢克劳斯和乌尔丽克·福斯温克尔分享他们对水牛工作室的早期记忆。

57.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August 14，1970，AMS.

58.2015年6月，菲利普·特里维廉写给作者的邮件。

59.这次旅行乘坐的是一艘1915年建造的西班牙帆船，行程7500多英里，被描述为“从中心到边缘的旅行”。

60.在他的散文集《狡猾的食客》中，贝尔写道：“我1973年来到这里（在佛蒙特），是理想主义新移民潮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写关于食物的文章。那时，人们可能仍然感到与回归土地运动很接近……”

61.Gray，HFAW，11.

62.Eda Lord is quoted in Luke Barr’s Provence，1970：M.F.K. Fisher，Julia Child，James Beard，and the Reinvention of American Taste（New York： Clarkson Potter，2013），108.

63.Patience Gray to Philip Trevelyan，undated，private collection.

第十二章 荒野窘境

1.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April 1976，AMS.

2.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December 20，1974，AMS.

3.维京企鹅出版社的一位读者在一份关于这本书的长篇备忘录中写到，她“从未在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多烹饪知识……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但格雷让伊丽莎白·戴维看起来就像是简单的《烹饪之乐》。我不明白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但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可能受众不多，但是读者会完全投入”。

4.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May 11，1976，AMS.

5.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October 22，1975，AMS.

6.2010年6月，阿里亚纳·卡斯坦与作者在法国旺多姆的讨论。

7.Jane Grigson to Patience Gray，October 27，1976，AMS.

8.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在这封信里，佩兴丝还写道：“如果您能来，那该多好啊！”我们就拿剪刀，看看还剩下什么。

9.2010年6月，阿里亚纳·卡斯坦与作者在法国旺多姆的讨论。

10.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November 1，1975，AMS.

11.2014年11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和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12.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August 29，1976，AMS.

13.Patience Gray to Tessa Sayle，September 4，1976，AMS.

14.2014年11月，朱莉娅·法林顿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15.Ibid..

16.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ne 9，1972，AMS.

17.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June 19，1973，AMS.

18.2014年12月，克里斯汀·布林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19.2012年8月，诺曼·贾妮斯和作者在纽约的讨论。

20.2014年12月，克里斯汀·布林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21.2015年6月，菲利普·特里维廉给作者的邮件。

22.2014年12月，克里斯汀·布林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23.2014年11月，利拉·麦卡利斯特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24.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August 14，1984，AMS.

25.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January 17，1976，AMS.

26.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February 6，1962，AMS.

27.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July 23，1972，AMS.

28.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February 12，1973，AMS.

29.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December 6，1975，AMS.

30.Norman Mommens to Patrick Reyntiens，December 22，1976，AMS.

31.Norman Mommens to Muriel Mommens，February 22，1977，AMS.

32.Norman Mommens to Patrick Reyntiens，February 8，1977，AMS.

33.Norman Mommens to Cecil Collins，undated，AMS。不清楚此信是否寄出。

34.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February 14，1977，AMS.

35.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July 7，1970，AMS.

36.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January 21，1971，AMS.

37.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May 19，1971，AMS.

38.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May 13，1977，AMS.

39.2016年1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40.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March 15，1980，AMS.

41.2014年11月，莉萨·阿穆尔-布朗和作者在诺森伯兰郡的讨论。

42.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May 13，1977，AMS.

43.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February 27，1984，AMS.

44.Patience Gray to Edith Schloss，February 5，1984，Edith Schloss Burckhardt Papers，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

45.Aldo Magagnino，“The Rabbi Came...” The Italian Translator，October 10，2012，https：//theitaliantranslator.wordpress.com/2012/10/10/153.

46.Ken Matthews to Patience Gray，July 3，1983，AMS.

47.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April 30，1981，AMS.

48.Patience Gray，interview by Derek Cooper，BBC Radio 4，The Food Programme，August 11，1988.

49.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December 21，1985，AMS.

50.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AMS.

51.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March 10，1986，private collection.

52.Ada Ricchiuto in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Puglia，June 2011.

53.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54.2015年6月，伊曼纽尔·阿纳蒂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55.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anuary 10，1985，AMS.

56.Gray，HFAW，153-154.

57.Patience Gray to Emmanuel Anati，November 5，1989，AMS.

58.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由特德·鲁滨逊领导的澳大利亚考古队在该地区进行了考古工作。他们的第一份初步报告发表于1989年。他们和让·保罗·德斯库德斯一起在1993年发表了第二份报告 The “Chiusa” at the “Masseria del Fano” in Salento.A version of this also appeared in the journal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9，No.10 （1996/7）：207-231.Duane Roller’s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the Heel of Italy：The Work of the Southern Messapia Survey，1989-1997在2002年发表。

59.2016年1月，杜阿内·罗勒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谈话。

60.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anuary 16，1984，AMS.

第十三章 《汲甘露于万物》

1.Gwenda David to Patience Gray，April 9，1980，AMS.

2.Deborah Rogers to Patience Gray，April 5，1984，AMS.

3.Nicola Tyrer，“Fish Man’s Tale，” Daily Mail，1988.

4.Elizabeth David，An Omelette and a Glass of Wine （London：Grub Street，2009）。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如果你喜欢吃鲨鱼”。

5.Elizabeth David to Alan Davidson，June 10，1963，Papers of Elizabeth David，Schlesinger Library，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t Harvard University.

6.Patience Gray，“Just in Case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Make Coppa，” American Institute of Wine and Food Newsletter 2，No.4 （April 1983） and No.5 （May 1983）.

7.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November 17，1983，private collection.

8.Tyrer，“Fish Man’s Tale.”

9.Alan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August 14，1984，private collection.

10.Alan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July 23，1985，private collection.

11.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August 26，1985，private collection.

12.2010年6月，罗斯玛丽·戴维森和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13.Alan Davidson，“The Prospect Behind Us，” Petits Propos Culinaires 47 （1994）.

14.Helen Saberi，“A Life in the Day of Alan Davidson，” Petits Propos Culinaires 100 （2014）.

15.2015年1月，卡罗琳·戴维森和作者在电话采访的讨论。

16.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October 1，1984，private collection.

17.Ibid..

18.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November 25，1989，private collection.

19.2015年1月，卡罗琳·戴维森和作者在电话采访的讨论。

20.2010年6月，罗斯玛丽·戴维森和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21.Alan Davidson to Corinna Sargood，November 11，1985，private collection.

22.Patience Gray to Candida Brazil，October 16，1985，private collection.

23.2015年2月，坎迪达·布拉齐尔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24.2014年11月，海伦·萨贝里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25.2015年2月，坎迪达·布拉齐尔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26.Alan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November 5，1985，private collection.

27.Ibid..

28.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November 11，1985，private collection.

29.Gray，HFAW，50.

30.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December 27，1985，private collection.

31.2010年7月，大卫·金特尔曼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32.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August 26，1984，private collection.

33.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February 19，1985，private collection.

34.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February 13，1987，private collection.

35.Gray，HFAW，353.

36.Colman Andrews，Catalan Cuisine，94.

37.Valerie Miles，“The Weather Men：The Life，Times，and Meteorological Theories of Josep Pla，” The Paris Review，March 25，2014，http://www.the parisreview.org/blog/2014/03/25/the-weather-men.Only two of Pla’s books，The Gray Notebook and Life Embitters，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38.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39.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September 10，1986，private collection.

40.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son，September 14，1985，private collection.

41.2015年1月，卡罗琳·戴维森和作者在电话采访的讨论。

42.Ibid..

43.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December 21，1985，AMS.

44.2015年1月，卡罗琳·戴维森和作者在电话采访的讨论。

45.Sue Fox，“How We Met：Paul Levy and Alan Davidson，” The Independent，December 14，1996.

46.2015年2月，埃达·马尔泰拉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47.2014年11月，莉萨·阿穆尔-布朗和作者在诺森伯兰郡的讨论。

48.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December 21，1985，AMS.

49.Alan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May 17，1987，private collection.

50.Ibid..

51.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May 28，1987，private collection.

52.Alan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December 16，1985，private collection.

53.Jane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December 29，1985，private collection.

54.Mary Blume，“A Bohemian’s Recipes for Life at Sea，” New York Times，August 26，2005.

55.Alan Davidson，“The Prospect Behind Us，” Petits Propos Culinaires 47 （1994）；Caroline Davidson，email message to author，January 2015.

56.Gray，HFAW，193.

57.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October 1，1984，private collection.

58.Derek Cooper，“Food，” The Listener，September 1，1988.

59.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October 1，1984，private collection.

60.Gray，HFAW，326.

61.Ibid..

62.Ibid..

63.2015年5月，玛丽娜·皮佐兰特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64.2015年2月，埃达·马尔泰拉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65.2016年8月，尼古拉斯·格雷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66.Gray，HFAW，269.

67.Patience Gray to John Thorne，July 27，1998，private collection.

68.Patience Gray to Corby Kummer，April 5，1992，AMS.

69.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September 10，1986，private collection.

70.Alan Davidson to Judith Jones，August 20，1986，private collection.

71.2014年9月，哈罗德·麦吉和作者在电话采访的讨论。

72.Alan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October 27，1986，private collection.

第十四章 邂逅萨伦托半岛

1.Jeremy Round，“High Priestess of Cooking，” The Independent，November 7，1986.

2.Theodora FitzGibbon，“A Cook’s Best Friend，” January 17，1987.

3.Christopher Driver，“Recipes from the Sunny Side of the Ice Age，” Guardian，March 20，1987.

4.Angela Carter，“Wolfing I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9，No.14（July 23，1987）：15-16.

5.1987年1月1日，菲奥娜·麦卡锡的评论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标题为“食物与热情的英国女人”。在给作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麦卡锡写道，“她（佩兴丝）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们非常钦佩她。”

6.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January 15，1987，private collection.

7.2015年2月，坎迪达·布拉齐尔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8.2010年7月，罗斯玛丽·戴维森和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9.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10.2014年9月，哈罗德·麦吉和作者在电话采访的讨论。

11.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March 29/30，1987，private collection。她还说，他们生活的某些方面可能会让人想起1932年的小说《冷舒适农场》，那是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回归土地运动的戏仿。这本书已被多次改编成电视和广播节目。

12.Patience Gray to Paul Levy，June 8，1987，AMS.

13.Paul Levy to Patience Gray，June 18，1987，AMS.

14.Paul Levy，email message to author，February 2016.

15.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July 29，1987，private collection；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July 29，1987，AMS.

16.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August 11，1987，AMS.

17.Ibid..

18.The Observer article titled “The Virtue of Being Patience”appeared on October 18，1987.The Wall Street Journal version，“From London to Apulia，a Life with Recipes，” was published on December 17，1987.

19.2016年3月，科尔比·库默尔和作者在电话采访的讨论。

20.Paul Levy to Patience Gray，August 12，1987，AMS.

21.“Mommens e Gray，” Notiziario Arte Contemporanea 6-7 （June/ July 1973） 19-20.

22.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1973，AMS.

23.Sonne，Mond，directed by Klaus and Ulrike Voswinckel，1983.

24.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November 22，1985，private collection.

25.2014年11月，朱莉娅·法林顿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26.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November 22，1985，private collection.

27.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December 16，1984，AMS.

28.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uly 7，1999，AMS.

29.John Thorne，email message to author，August 27，2014.

30.2014年9月，埃德·贝尔和作者在佛蒙特的讨论。

31.Corby Kummer to Patience Gray，January 20，1988，AMS.

32.Ibid..

33.Patience Gray to Corby Kummer，undated，AMS.

34.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April 12，1988，private collection.

35.2015年1月，瓦妮莎·哈里森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36.Patience Gray，interview by Derek Cooper，BBC Radio 4，The Food Programme，August 11，1988，and August 13，1988。这个节目是一个名为“先知回归”的食品政治系列节目的一部分。

37.Derek Cooper，“Food，” The Listener，September 1988.

38.Alan Davidson to Pat Brown，July 31，1987，private collection.

39.Patience Gray to David Gentleman，October 23，1987，AMS.

40.Patience Gray，RDS，xiv.

41.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September 19，1988，AMS.

42.Patience Gray，interview by Melvyn Bragg，BBC Radio 4，Start the Week，February 1989.

43.Elizabeth Herring，“Seasons of Culture Shock，”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July 7-13，1989.

44.2016年2月，伊丽莎白·赫林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45.Kevin Andrews to Patience Gray，June 6，1989，AMS.

46.2015年3月，尤金妮亚·帕里和作者在电话采访的讨论。

47.Nancy Andrews to Patience Gray，June 10，1991，AMS.

48.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January 10，1986，private collection.

49.Patience Gray to Harlan Walker，February 18，1993，private collection。佩兴丝当然是在回忆她1958年为安德烈·西蒙的《美酒与美食》撰写的一篇关于装饰食品的文章。

50.Alan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undated，private collection.

51.Patience Gray to John Thorne，November 19，1990，private collection.

52.Patience Gray to Caroline Davidson，April 11，1989，private collection。还有一些像费利奇这样的人，他们在16世纪对一些重要的、特定地点进行了实地调查。盖拉多·齐博是一位绅士学者，他一生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而是收集并绘制了数千株植物的插图。弗朗切斯科·卡尔佐拉里是一名没有大学学位的药剂师，他因为对意大利北部植物了如指掌而备受推崇。葆拉·芬德兰在她的《拥有自然》一书中这样描述这个时期：“经验现在在科学权威的构成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那些声称拥有最高层次‘经验’的博物学家后来也拥有最高层次的知识。”

53.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April 12，1989，private collection.

54.2016年2月，吉利恩·赖利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55.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May 25，1989，private collection.

56.佩兴丝认为植物是生命形式，能够交流甚至感知，这种观点直到最近才被科学界重视。佩兴丝曾经写过“植物真的会说话”，只是人们不再听它们说话。她还说“花儿渴望得到认可”，她觉得这就是她在荒野中的角色。2013年，迈克尔·波伦在《纽约客》发表的文章“智能植物”探索了一些科学家所提出的“植物神经生物学”的新研究。

57.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November 22，1992，AMS.

58.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anuary 22，1991，AMS.

59.艾伦在给佩兴丝的一封信中说，他觉得很尴尬，而且在劝阻佩兴丝不要用《禁食与盛宴》这个题目后，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佩兴丝说她不介意，这就像“把它留在家里”一样。

60.她鼓励约翰·索恩研究弗里茨·布伦纳的烹饪方法，并建议“同时附上一篇关于个人自由的文章，这是雷克斯·斯托特写作的基础”。

61.Patience Gray to Glenfiddich Awards Committee，undated，AMS.格雷在信的结束语中写道：“好的美食写作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商品’。”

62.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63.Alan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March 30，1988，private collection.

64.佩兴丝的朋友、画家伊迪丝·施洛斯也讲述了在纽约圣马克书店购买《汲甘露于万物》的故事。当她去付款时，收银员说：“你知道你买的是一本多么好的书吗？”施洛斯告诉他，她认识作者，事实上她戴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做的戒指。他说：“我可以摸一摸吗？”

65.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1990，private collection.

66.Patience Gray，“South to the Salento，” The Sophisticated Traveler，March 3，1991.

67.Ibid..

68.Patience Gray，“South to the Salento，” The Sophisticated Traveler，March 3，1991.

69.Gray，HFAW，289.

70.Patience Gray，“South to the Salento，” The Sophisticated Traveler，March 3，1991.

71.Gray，HFAW，12.

72.Jeremy Round，“High Priestess of Cooking，” The Independent，November 7，1986.

73.Patience Gray to John Thorne，July 27，1998，private collection.

74.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August 1986，private collection.

75.1990年11月，时任《纽约时报》美食编辑的佩内洛普·格林写信给佩兴丝，“就我而言，你可以为我写任何你喜欢的东西，不管它是马肉、自制意大利面还是其他什么神秘的东西。”

第十五章 回首往事

1.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August 23，1986，private collection.

2.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September 28，1999，AMS.

3.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anuary 2，1996，AMS.

4.2015年2月，埃达·马尔泰拉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5.Patience Gray to Olive Stanham，undated，AMS.

6.Patience Gray to Miranda Armour-Brown，November 17，1992，AMS.

7.Giovene，The Book of Sansevero，176.

8.Patience Gray to Muriel Mommens，November 10，1974，AMS.

9.Giovene，The Third Day，trans.by Patience Gray.

10.Andrea Giovene，Lirica dell’Insonnia （Presicce，Italy：Levante Arti Grafiche，1992）.事实上，当时住在基蒂的埃达·马尔泰拉曾替佩兴丝把唐·安德里亚的选集和他的一些诗歌交给了意大利出版商塞勒里奥。埃达和佩兴丝总在信中提及唐·安德里亚。埃达会见了公司的创始人埃尔维拉·塞莱里奥，不仅把包裹给了她，还把自己写的几封讨论乔维尼作品的信也给了她。埃尔维拉说，出版唐·安德里亚的一些书可能会很有趣，但她真正感兴趣的是埃达的信。埃达告诉佩兴丝，她对这个结果有些失望。佩兴丝回答说：“哦，不，亲爱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埃达说，就在这时，她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而不是建筑师。

11.2015年2月，罗兰多·奇维拉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12.莱安德罗著名的雕塑花园（位于圣切萨里奥迪莱切），Il Santuario della Pazienza，于1975年完工，遗憾的是被忽视了，但仍有修复计划和作为博物馆定期开放。

13.2015年2月，罗兰多·奇维拉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14.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undated，AMS.

15.Patience Gray to Marushka Delabre，undated，AMS.

16.Gray，HFAW，281.

17.Gray，WACD，9.

18.Tom Jaine to Patience Gray，September 25，1997，AMS.

19.Vera Rule，“A Woman for All Seasons，” Guardian，July 28，2000.

20.John de Falbe，“A Jeweller’s Treasure Chest，” The Spectator，August 18，2000.

21.不管这个想法多么古怪，佩兴丝似乎有点认真地对待了。诺曼2000年去世后，她常说他也以螳螂的形式出现。据佩兴丝的孙女罗茜说，2003年她去看医生时，早餐时一只螳螂落在了她的拐杖上。当她起身离开餐桌时，她转向那只翠绿的昆虫说：“来吧，诺曼。”她的另一位朋友玛丽娜·皮佐兰特说，她最后一次见到佩兴丝是在2005年，就在她去世前不久，在她床边的玻璃边上栖息着一只螳螂。

22.Gray，WACD，304.

23.Ibid.，335.

24.Ibid.，343.

25.Margaret Gray to Miranda Armour-Brown，May 3，1991，AMS.

26.Miranda Armour-Brown to Nicolas Gray，January 21，1991，AMS.

27.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une 4，1991，AMS.

28.Gray，WACD，170.

29.Ibid..

30.2015年3月，罗茜·格雷和作者在电话采访的讨论。

31.2010年7月，米兰达·阿穆尔-布朗和作者在剑桥的讨论。

32.2016年4月，鲁莎·肖尔-科尔与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33.To My Darling，一部由罗西拉·皮奇诺和托马索·德尔·西格诺导演的电影，是一本非常漂亮的生日书的序言。

34.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February 3，1994，AMS.

35.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February 10，1994，AMS.

36.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March 2，1993，AMS.

37.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July 1986，AMS.

38.2014年11月，朱莉娅·法林顿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39.Wolfe Aylward to Patience Gray，March 25，1994，AMS.他指的是亚兰-富尼耶1913年出版的关于青春期、渴望和单恋的小说。

40.2015年4月，南希·哈蒙·詹金斯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41.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undated，AMS.

42.2014年9月，埃德·贝尔和作者在佛蒙特的讨论。

43.小R.W.阿普尔于1985年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关于普利亚区的文章，名为“阿普利亚：一块古老崎岖的土地”，并将该地区描述为“没有游客之地”。南希·哈蒙·詹金斯说小R.W.阿普尔不容易被打动。他曾与欧洲最好的厨师共进晚餐，但他非常渴望见到佩兴丝。

44.Ed Behr，“Patience Gray，” The Art of Eating 69 （2005）.

45.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undated，AMS.

46.2016年3月，科尔比·库默尔和作者在电话采访的讨论。

47.Patience Gray to Wolfe Aylward，undated，AMS.

48.Patience Gray to Corby Kummer，April 5，1992，AMS.

49.Harold McGee to Patience Gray，June 25，1992，AMS.

50.Patience Gray to John Thorne，August 7，1992，private collection.

51.2014年9月，哈罗德·麦吉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52.Ibid..

53.有一次，佩兴丝给米兰达写了一封信，信中列出了她最喜欢的书，几乎都是俄文。她最喜欢的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三卷本自传。

54.2015年2月，尼古拉斯·格雷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55.Corby Kummer to Patience Gray，December 4，1993，AMS.

56.2014年8月，约翰·索恩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57.Bruce Gollan to Patience Gray，July 31，1990，AMS.

58.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undated，AMS.

59.Alan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March 12，1987，private collection.

60.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May 23，1995，AMS.

61.据佩兴丝说，沃尔弗特在餐馆的阳台上找到她，对她说：“你的书我都读过了。你读过我的吗？”佩兴丝回答说：“没有，但我读过关于你的事。”在写给约翰·索恩的一封信中，佩兴丝写道：“那个缺席的歹徒厨师出现得再好不过了。”

62.Patience Gray to Corby Kummer，June 1，1995，AMS.

63.2007年，《纽约时报》美食评论家弗兰克·布鲁尼写了一篇关于普利亚区的长篇特写，名为“鞋跟崛起”。同年，《美食》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纯洁的普利亚区”的文章。2010年5月，《祝你胃口好》刊登了一篇关于普利亚美食的文章。在过去的几年里，《纽约时报时尚杂志》《康泰纳仕旅行者》《纽约邮报》《电讯报》和《卫报》都对普利亚进行了专题报道。据《奢华旅游杂志》称，普利亚是“最热门的度假胜地”之一。

第十六章 万物皆神圣

1.Patience Gray to Alan Davidson，September 14，1990，private collection.佩兴丝也很高兴能在宾利再次进行一次短途旅行。她写道：“我高兴至少有一次交通堵塞。”

2.1987年，贝蒂参加了在印度海得拉巴举行的一个有关部落问题和森林管理的会议。她的骨灰被埋在阿迪拉巴德区的冈德村，她和克里斯托夫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在那里进行过研究。

3.2015年1月，瓦妮莎·哈里森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4.Maud Murdoch to Patience Gray，October 12，1990，AMS.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博伊·乔治以未透露的价格购买了“劳格斯”的一部分，并威胁要把花园变成游泳池，这引起了一个小骚动。据特雷弗·皮诺克说，博伊·乔治邀请了所有的邻居来喝茶，结果证明他是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

5.Patience Gray，interview by Melvyn Bragg，BBC Radio 4，Start the Week，February 1989.

6.2010年7月，休·金特尔曼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7.Gray，HFAW，226.

8.Ibid.，245.这段引文来自一个名为“如何在没有烤箱的情况下烹饪鸟类”的章节。

9.2014年9月，埃德·贝尔和作者在佛蒙特的讨论。

10.2014年12月，克里斯汀·布林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11.2016年3月，菲奥娜·克莱·布朗和作者的联系。

12.2014年11月，大卫·金特尔曼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13.Ibid..

14.Patience Gray to Marushka Delabre，Februrary 1999，AMS.

15.Rosy Gray in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telephone interview，March 2015.

16.2014年12月，克里斯汀·布林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17.Gray，WACD，284.

18.Gray，Plats du Jour （Devon，England：Prospect Books，1990），xiv.

19.2000年，佩兴丝问乌尔丽克· 福斯温克尔是否还想“继承”她的信件。当时，乌尔丽克正在考虑制作一个关于佩兴丝的广播节目。

20.2015年12月，尼古拉斯·格雷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1.菲利普最后一次见到诺曼和佩兴丝是在1992年11月，当时他和内莉去普利亚旅行，他说这是一次“美好的重逢”。

22.Norman Mommens，interview by Derek Cooper，BBC Radio 4，The Food Programme，January 13，1989，and January 16，1989.这次采访是在库珀1988年7月访问普利亚区期间进行的。其他嘉宾包括一位来自萨里大学的分析化学家，东苏塞克斯艾默生学院生物动力农场的教授们，以及土壤协会的成员。

23.2016年3月，菲利普·特里维廉写给作者的邮件。

24.Patience Gray to John Thorne，May 29，1993，private collection.

25.2016年3月，尼古拉斯·格雷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6.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May 2，1995，AMS.

27.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March 2，1996，AMS.

28.Gray，HFAW，269.

29.Patience Gray to Ariane Castaing，undated，AMS.

30.Norman Mommens in HFAW，315.

31.2015年2月，奥尔多·马格尼诺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32.2016年10月，尼古拉斯·格雷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33.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November 13，1999，AMS.埃德·贝尔记得，当他第一次读《汲甘露于万物》时，萨伦托半岛的橄榄油消耗量之大令他震惊。

34.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May 23，1987，AMS.

35.《时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La Masseria Decorata”登在1992年7 / 8月刊上。此文的作者是一位熟人辛齐·鲁格里。书里有几张斯佩格力兹农庄内部光线充足的照片。佩兴丝和诺曼被描述为“逃亡中的游牧民”。1992年10月5日（AMS），在佩兴丝给尼古拉斯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已经压弯了曲木椅子”。

36.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January 17，1995，AMS.

37.Patience Gray to Ulrike Voswinckel，October 28，2000，AMS.

38.Nicole Fenosa to Patience Gray，February 4，1995，AMS.

39.2015年1月，比尔·麦卡利斯特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40.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April 11，1996，AMS.2003年，在诺曼去世几年后，尼古拉斯接通了电，安装了一个小冰箱。有好几天，佩兴丝似乎都对冰箱视而不见，但一天下午，她慢慢地走过来，抬起头，对尼克说：“你把我的厨房给毁了！”

41.2016年3月，尼古拉斯·格雷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42.Patience Gray to Nicolas Gray，March 25，1998，AMS.

43.Patience Gray to Edith Schloss，April 24，1999，Edith Schloss Burckhardt Papers，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

44.2015年2月，诺曼·贾妮斯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45.人们对诺曼的去世感到极大的震惊，有数百名哀悼者从教堂走向墓地。

46.Christoph von Fürer-Haimendorf to Patience Gray，July 14，1987，AMS.

47.2012年4月10日，奥利弗·伯纳德和作者的联系。

48.2015年2月，诺曼·贾妮斯和作者在普利亚区的讨论。

49.Patience Gray，interview by Simon Parkes，BBC Radio 4，The Food Programme，August 11，2002.

50.Patience Gray to Elisabeth Sifton，June 18，2000，AMS.

51.Alan Davidson to Patience Gray，undated，private collection.

52.这篇文章发表在W杂志上，这是一家小型行业刊物，由沃特斯通书店向客户发行。

53.2014年11月，利拉·麦卡利斯特和作者在伦敦的讨论。

54.2015年4月，史蒂维·帕尔与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帕尔是Vogue杂志的前美食编辑、伦敦春天餐厅的主厨兼老板。斯凯·金格尔向他推荐了《汲甘露于万物》。帕尔说，他经常把《汲甘露于万物》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厨师们。

55.2015年1月，雅各布·肯尼迪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56.2014年9月，埃德·贝尔和作者在佛蒙特的讨论。

57.Lisa Armour-Brown to Edith Schloss，February 3，2002，Edith Schloss Burckhardt Papers，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

58.2015年12月，西蒙·帕克斯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59.2015年1月，比尔·麦卡利斯特和作者在电话采访中的讨论。

60.Patience Gray to Norman Janis，2004，private collection.

《禁食与盛宴》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传记。费德曼被佩兴丝·格雷的思想、远见和散文书写打动，开始寻找她的过去。他显然为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收集到庞杂的一手资料，但却处理得十分优雅，让丰富的文本徐徐展幵……他做到了传记作家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在书中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不仅颂扬她的才华，也颂扬她作为人类的粗糙棱角。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佩兴丝·格雷的作品是烹饪书中的诗歌，浸透着地中海的知识，书中食谱是自然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佩兴丝的人生像她的烹饪写作一样特立独行，而《禁食与盛宴》将吸引今天那些“从农场到餐桌”理念的推崇者。书中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一个远远超越其时代的人。

——《书目》（Booklist）

《禁食与盛宴》广受欢迎，它探索了格雷的生活和哲学。……这种适合慢速阅读的书符合格雷的个人理念：快速便捷的阅读并不能取代花时间享受过程的阅读。尽管格雷对自然的热爱与当代盛行的可持续观念之间很少有直接联系，但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例子，说明了可持续生活方式可以为现代世界提供什么。在那个人们普遍期望女性举止得体的年代，佩兴丝·格雷不仅坚持了自我原则，还挑战了大众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她是一位超越世俗的人物，是简单、缓慢生活的代言人。

——《前言》（Fore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