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5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飞奔的物种

著者：大卫·伊格曼　安东尼·布兰德

电子书定价：71.99元

The Runaway Species: How Human Creativity Remakes the World.

Copyright © 2017, David Eagleman & Anthony Brandt.

大卫·伊格曼

DAVID EAGLEMAN

全球最受欢迎的脑科学家之一

脑科学实用化的未来引导者

脑科学是21世纪最重要的前沿科学之一，但至今，大脑仍然是人类认知的“黑洞”。作为世界顶级的脑科学家，大卫·伊格曼目前是此领域最受欢迎的一位。与其他脑科学家相比，伊格曼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别具一格的研究，显得有些“非主流”。

“摔”出来的脑科学家

8岁那年，伊格曼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工地“翻墙头”，不小心从墙头上掉了下来，导致他的鼻骨骨折。这一摔不过短短几秒钟，但当时伊格曼却感觉时间变慢了。即使30多年后的今天，他对当时的感觉依旧记忆深刻，并将它形容为“爱丽丝在兔子洞里翻滚时的感受”。正是这次特殊的经历，激发了伊格曼对时间感知的兴趣，引领他日后从事该方面的研究，并最终成为该领域最有话语权的专家之一。

“时间变慢”背后的原理是：身处危机之时，我们会对时间产生“预期”判断，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回顾”时间，所以时间的长短体现的是记忆的密度。后来，伊格曼多次亲身尝试“零重力式蹦极”，成功地测试了这种时间感知差，验证了童年时期令他印象深刻的特殊体验。

烧脑神剧背后的科学顾问

在全球大火的烧脑剧《西部世界》第一季制作期间，伊格曼碰巧正与其中一位剧作家交流。当得知该剧组没有科学顾问后，他亲自飞往洛杉矶，同该剧的编剧和制片人展开了长达8小时的讨论，对剧中所有的核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到了第二季，该剧开始探讨“自由意志”的本质问题，这正是伊格曼最熟悉的研究领域，所以他亲自担任了这一季的科学顾问。在编剧阶段，伊格曼与编剧和制片人就“记忆”“意识”“人工智能的各种可能性”等展开了头脑风暴，用科学的态度完善了这个令人脑洞大开的科幻故事。

此外，他还担任过犯罪剧《罪案第六感》的科学顾问。

伊格曼曾获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授予的“科学教育家奖”，该组织是世界上最大、最权威的神经科学组织。

文笔惊艳、想象奇崛的“脑洞大咖”

除了研究脑科学外，作为毕业于美国南方最高学府莱斯大学欧美文学系的学生，伊格曼还是一位文笔过硬的作家，其生花妙笔和奇崛的想象力让人惊艳。

以他的“自我进化”四部曲中的三部为例：《隐藏的自我》（Incognito）是《纽约时报》评选出的畅销书，它将自由意志问题的科学化推向了高潮，影响广泛，也是施瓦辛格的枕边书；《大脑的故事》（The Brain）的影视版由伊格曼亲自编导，曾获得艾美奖提名；《飞奔的物种》（The Runaway Species）的创作理念深得音乐大师安东尼·布兰德的肯定，安东尼也是本书的合著者之一。

伊格曼还深受英国国宝级演员史蒂芬·弗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莱恩·格林等人的推崇。

玩转科学与商业的发明家

伊格曼的“非主流”还体现在，他除了研究脑科学的理论外，更重视脑科学的试验、创造和实用性。

伊格曼是BrainCheck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推出了帮助判断用户是否患有脑震荡的软件，还被评为2017年最具投资价值的初创企业之一。他还是Neosensory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该公司开发的“触觉反馈电子”（exoski）背心，在《西部世界》第二季和亚马逊“极客夏令营”中让人大开眼界。这款背心能增强人的感知，可以用于VR场景；也可以帮助聋哑人、盲人等有感知缺陷的人提升其他器官的感知力。

伊格曼还发明了用于认知障碍的早期检测和验证的设备，并获得了专利；他创立了神经科学与法律协会，体现了他对未来人工智能、脑科学伦理、法律问题的敏锐视角。此外，伊格曼曾被评选为休斯顿年度最时尚男性之一；曾登上意大利的时尚杂志封面，被评为“最聪明、最富创意的人”之一。

献给中国读者

我们正生活在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破译人类大脑之谜的黄金时代。大脑是人们感知、行为和现实的根源，对大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每位脑科学家毕生都将为之奋斗的方向。

当前，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科学家们也在努力弄清楚大脑的奥秘，以及生活的意义：我们的目标、希望和激情。

出于对脑科学的热爱，以及想让更多人认识人类的大脑，共同迎接未来新时代，我成了一名神经科学家兼作家。我在这套书里写下了当下科学界已经了解的新发现，也探讨了科学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

对于科学和文学能相互融合，共同探索大脑奥秘与人性，我深感惊叹。我也很高兴能将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以文字的方式呈献给读者。

很高兴我的书有了中文版，我对中国的文化、语言和人民一直抱有钦佩之情。希望中国的读者朋友们喜欢这套书。

大卫·伊格曼

2019年3月

引　言

极速时代，如何用创造力实现个人与组织的指数级突破

1969年(1)，在阿波罗13号发射两天后，船体的氧气罐发生爆炸。因爆炸产生的碎屑散布在太空，船体也遭到损坏。“休斯敦，我们刚刚有麻烦了。”宇航员杰克·斯威格特（Jack Swigert）用军人般淡定的语气向控制中心汇报。当时，数百人聚集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休斯敦地面指挥中心，力争解救被困在外太空的3个人。

宇航员距离地球32万多公里远，燃料、水、电和空气即将被用完，找到解决方案的希望几乎为零。但这些不会改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后文简称NASA）控制中心负责人吉恩·克兰兹（Gene Kranz）的节奏。他对飞船上的全体人员说：

当你们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宇航员们就要回家了。我不关心可能性有多小，我也不在乎之前是否做过这样的事情……你们必须相信，人民也必须相信，宇航员们就要回家了。

控制中心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诺言？工程师早已把整个任务模拟到分毫不差：阿波罗13号进入月球轨道的时间、部署登月舱的时间，以及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行走的时间。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放弃事先演练好的剧本，重新来过。控制中心也预先做好了中止任务的准备，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船体的主要部分状态良好，并且登月舱可弃。然而，事与愿违，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服务舱因爆炸被毁，指挥舱在漏气，电量也所剩无几，只有登月舱还在运作。NASA设想了很多种故障的可能，唯独没有这一种。

工程师们很清楚，从这样一个金属盒中营救3名宇航员，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金属舱以时速4 800多公里冲入太空，里面维持生命的装置正在失灵。而在当时，先进卫星通信系统和专用台式电脑还远未出现，工程师们只能依靠计算尺和笔来找到可以将指挥舱放弃，并把登月舱变成搭载宇航员回家的救生艇的方法。

工程师决定将问题逐一攻克：首先是计划返回地球的路线，然后研究如何在节省能量的前提下控制并驾驶宇宙飞船。但是，机舱那边的情况正在持续恶化。陷入危机后的一天半时间内，二氧化碳的含量就会使在那个狭小空间里的几人处于危险境地。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宇航员就会在几小时内窒息。登月舱虽有一套过滤系统，但是所有的圆柱形过滤条都已经用光了。唯一的选择就是把遗弃的指挥舱中还没用过的过滤罐抢救出来，然而，那些罐子是方形的，这给抢救增加了难度。怎样才能把一个方形的过滤罐放到一个圆孔中呢？

控制中心的工程师们很快想出了一个方法：从舱内的存货入手，把一个塑料袋、一只袜子、一张硬纸板，还有压力服上的一条软管拼凑在一起，并用胶带绑起来，设计出一个适配器。他们让宇航员把飞行计划文件夹的塑料封皮撕下来，把它当作一个漏斗，这样一来，空气可以通过它进入过滤器中。之后，工程师又让宇航员把本该在月球漫步时穿在太空服里面的塑封发热内衣拽出来。接着，根据地面上的指示，宇航员把发热内衣丢掉，只留下塑料封皮。就这样一片接着一片，宇航员们把临时过滤器组装了起来。

很快，舱内的二氧化碳含量终于回到了正常水平，这让所有人都暂时松了一口气。但其他挑战随即接踵而至。阿波罗13号正临近整个任务中最危险的“再入”过程，同时还面临着指挥舱中电能即将耗尽的危险。当初在设计航天器的时候，没有人设想过有一天指挥舱会需要靠登月舱来充电。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反过来的。依靠咖啡因和肾上腺素的刺激，控制中心的工程师们赶在航天器进入大气层之前的最后阶段想出了利用登月舱中的加热器电缆给指挥舱充电的办法。

电池一充满电，工程师们便指导宇航员杰克·斯威格特发动指挥舱。杰克·斯威格特在航天器里按照指令连上电缆，接通逆变器，调整天线，拨动开关，激活遥测系统，完成了一套他从未训练过也未曾想象过的启动程序。面对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工程师们即兴发挥，找到了全新的应对方案。

1970年4月17日破晓前，此时距陷入危机已经80多个小时了，宇航员们准备最后降落。地面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最后检查。当宇航员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航天器的无线电信号中断。事后，克兰兹回忆当天在控制中心大家的反应：

到现在，一切都不可逆转了……整个控制室陷入了沉默，只剩下电子设备和空调的嗡鸣声及Zippo打火机时不时开合盖子的响声……每个人就像被拴在自己的控制台上一样，一动不动。

一分半钟后，“阿波罗13号安全了”的消息传到控制室。

工作人员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一向坚忍的克兰兹也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前移到1907年。当时，一个名叫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年轻画师，意外收获了一笔钱财，使得他能够在贫困潦倒的时候，购买到一张大油画布，并开始创作妓院妓女的肖像，以未经修饰的视角来看待性，让作品充满了挑逗性。

毕加索从炭笔素描开始，画人像、人体，还有景物。在他作品的最早版本中，有一名水手和一名医科学生。但毕加索决定把男性从画布中移除，只把5位女性当作绘画的对象。毕加索尝试了描绘人物不同的姿势和位置，又否定了其中的大部分。在打了成百上千次草稿之后，他决定正式在那张大油画布上作画。一天，他邀请他的情妇和其他几位朋友来看这幅还在创作中的作品。而他们的反应却让毕加索很失望，以至于他有几个月都没碰过那幅画。但最终，他还是在暗地里继续进行创作。

毕加索把创作妓女肖像的过程看作是一次对自己以往绘画方式的“驱魔仪式”：他在这幅画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他离他早期的作品风格就越远。当他再次邀请人们来看这幅画的时候，他们对画作的敌视态度只增不减。他想把这幅画卖给他最忠实的买家，但是这一次，这些买家也嘲笑这幅画的前景。因为害怕毕加索的精神错乱，朋友们都疏远他。毕加索对此感到非常沮丧，他收起了这幅画，把它放进了柜子里。

9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幅画才最终被公开展出(2)。策展人(3)用《亚维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作为这幅画的标题，来替代最初的《亚维农妓院》（Le Bordel d' Avignon），以减轻对公众的冲击。但是，评论家对这幅画的反响褒贬不一，一名评论家嘲讽道：“这群立体主义者不等战争结束，就又要向良知宣战了……”

NASA控制中心。

毕加索笔下的作品《亚维农少女》。

但是，这幅画的影响力之后却不断增加。几十年后，当《亚维农少女》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院展出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批评家写道：

这幅由5个扭曲的裸体人像组成的作品，带来的巨大影响力是罕见的。画笔一挥，这幅画不仅挑战了过去的艺术，也不可阻挡地突破了今天的艺术。

美术史学家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之后写道：

《亚维农少女》这幅画……使人们能够用新的视角、新的思想和新的意识来看待事物……是20世纪第一幅名副其实的杰作，是现代运动的主要导火索，也是20世纪艺术发展的基石。

那么，是什么使得毕加索的作品如此具有原创性？答案就是，他改变了欧洲画家打了几百年的幌子——忠于生活。在毕加索的画笔之下，人的四肢是扭曲的，5个人像仿佛是用5种不同的风格来画的，其中两个的脸像是戴了面具。在他的画中，人看起来已不完全像人。毕加索的画一下子削弱了西方世界一直以来对美、端庄和真实的观念。《亚维农少女》代表着对艺术传统最猛烈的打击之一。

这两则故事的共同点在哪里呢？乍看起来，并没有很多。营救阿波罗13号是靠协作完成的任务，而毕加索的作品是自己一个人创作的；NASA的工程师与时间竞赛，而毕加索用了好几个月才把想法付诸画布之上，又等了近10年，他的作品才得以公开展示；工程师们并不追求原创点，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具有功能性的解决方案，而“功能性”恰恰是毕加索最不想要的，他的目标是创作出前所未有的作品。

但是，NASA的工程师和毕加索的行为所经历的认知程序是一样的。这种程序不仅适用于工程师和画家，对发型师、会计、建筑师、农场主、鳞翅目昆虫学家，或者其他任何进行创造活动的人来说都是适用的。他们这些打破常规的新办法、新突破，都是大脑中程序运作的结果。人类的大脑并不像录音机那样只是被动接收、记录数据，它还能不断地处理、加工所接收到的感官数据。这种脑力劳动的果实便是对已知世界的更新。我们周遭的一切——街灯、交响曲、法律、十四行诗、义肢、智能手机、摩天大楼、风筝、笔记本电脑、自动驾驶汽车等，都是大脑的基本认知系统在吸收周围环境数据后，制造出的新产品。

不仅如此，人类还可以利用大脑，通过发明自修复混凝土、可移动建筑、碳素纤维小提琴、可降解汽车、微型航天器，以及对未来的不断重塑，来塑造明日世界。但是，正如大型计算机程序在电脑中安静地运作一样，创造力也在不能被直接感知的幕后工作。

每天在大脑内部运作的程序是有它的特别之处的。人类的确是庞大动物物种谱系中的一员，但是，奶牛为什么不能编舞？松鼠为什么不能设计通往树顶的电梯？短吻鳄为什么不能发明快艇？……这是因为，在人类大脑运作的程序中，产生了一种进化调节，这种调节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还可以让我们进行假设性创造。

这本书讲的就是关于人类大脑这个创造性的程序的：它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人类会拥有它？人类用它创造了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往何处？我们将通过本书展示对突破本身期望的追逐是如何使人类拥有超凡创造力的。在回顾艺术人文和科学技术的画卷时，我们将会看到，创新是如何把各个学科领域串连起来的。

正如创造力在人类近几个世纪的文明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样，它在未来的发展中也是基石般的存在。从日常生活到学习、工作，我们正一同迈入一个不断改变的未来。在短短几十年中，我们已经由制造经济过渡到信息经济了。但是，这并不是终点。现在，电脑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使得人们可以解放自己，去做别的事情。而我们也从创意经济中，得以或多或少地瞥见未来的模式。

当笔者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合成生物学家、应用程序开发者、自动驾驶汽车设计师，还有多媒体工程师，这些职业还没有出现，但是现在，他们却是未来的开路先锋。而10年以后，我们的工作与现在正在做的，也会大有不同。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不断加速的变化呢？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量：认知灵活性。我们从经验中提取“原材料”，进行处理，并生成新的产物。由于我们拥有超越所学到的事实的能力，不仅可以洞悉自身所处的大千世界，还能够想象其他可能的存在。我们能够从事实中发展出想象力，精通“是什么”，会预想“如果……会怎样”。

在这样一个不断进行自我重塑的世界中成长，我们需要去了解：在创新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里发生了什么。通过学习那些推动新点子生成的工具和策略，我们可以展望遥远的未来，而不是拘泥于过去。

然而，学校系统并没有表现出对创新的重视。创造力是青少年探索和表达自我的驱动力，却由于学校对熟练更为重视而受阻碍了。侧重创造性学习更多的是社会趋势的一种反映。相比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学生，老师们更喜欢乖巧的学生，因为前者常常被看作捣蛋鬼。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更希望孩子尊重长辈而不是独立，循规蹈矩而不是拥有好奇心，行为规范而不是富有创造力。

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需要重新调整优先顺序。在这样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以往的生活和工作规则不可避免地会被淘汰，我们需要为孩子能应对瞬息万变的新生事物打好基础。年轻人大脑中运作的认知程序和NASA的工程师与毕加索的大脑中的并无差异。但是年轻一代的大脑还需要更多的训练。均衡的教育不仅要传授技术，还要培养想象力。几十年后，当学生们高高抛起学位帽，走向家长还无法预见的世界的时候，这样的教育所带来的回报就会显现出来。

本书的作者之一安东尼·布兰德（Anthony Brandt）是一位作曲家，另一作者是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一位神经学家。两个人已经是多年的好友了。几年前，安东尼根据大卫写的《奠基之母》（The Founding Mothers）创作了清唱剧《母性》（Maternity）。在《奠基之母》中，大卫追溯了历史上造就世界的伟大母亲们。一起工作为彼此对创造力的探讨提供了机会，规避了之前各自为政的局限性。

数千年来，艺术为我们直接通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搭起了桥梁，不仅使我们了解到自己想了些什么，还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如何想的。在人类历史中，没有哪一种文化是脱离音乐、视觉艺术和故事而存在的。与此同时，近几十年里，脑科学在认识人类行为背后的无意识动力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观点可以为理解创新提供一个并行的视角，这也恰恰是这本书的内容。

测一测

The Runaway Species

你对自己的创造力了解多少？

1. 以下哪项不属于大脑的功能：

A 被动接收、记录数据

B 处理、加工接收到的感官数据

C 对信息进行重塑

D 凭空产生创造力

2. iPhone手机首次问世时，众人都惊叹；但现在新机型发布时，人们没有了当初的强烈反应。你认为背后的反应机制是：

A 自我调节

B 神经系统的制约

C 重复抑制

D 自我诱导

3. 以下哪种创新理念更可取：

A. 仅依赖旧有的成功经验进行摸索

B. 旧有的设计不值得参考

C. 国外最新创意直接拿来用

D. 考虑他人的接受能力进行创造

4. “扭曲”是将原版进行调整或使其变形的创新法则之一。下列哪种创作明显地用到了这一法则：

A 艺术家弗里达将自己的头像和鹿身结合创作出鹿身人面画

B 英国BBC根据柯南·道尔的《血字的研究》改编出《粉色研究》

C 设计师中津英治根据翠鸟嘴型，给子弹式高速列车装了鸟嘴形“鼻子”

D 诗人e.e.卡明斯突破文字和句法，创造出全新的自由诗体

5. 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哪种做法不可取：

A. 提供参考先例

B. 鼓励模仿学习

C. 指定创新方向

D. 进行艺术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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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　言　极速时代，如何用创造力实现个人与组织的指数级突破

Part 1　人类创造力是如何诞生的

01　创造力与生俱来

利用已知探索未知

用新观念打破习惯

模拟将想象变为现实

创造力是社会化的

02　大脑改造所有已知的东西

创造不是凭空而来

创造力的核心：“3B”法则

Part 2　创造力“3B”法则

03　创造力“3B”法则1：扭曲

扭曲的方式：多种多样

扭曲的程度：从轻微到强烈

扭曲的持续性：不断的翻新与改编

04　创造力“3B”法则2：打破

打破一切

压缩

拆分与丢弃

05　创造力“3B”法则3：融合

如何融合：不受约束的创造力源泉

深度融合：促进人类文明的跃进

06　“3B”法则取决于环境

创新需要与文化产生共鸣

创新要有度

原地徘徊，反被抛弃

走得太快，没人跟随

追寻普世之美

Part 3　创新者的4种思维特征

07　打破传统：在原有基础上创造新可能

参考传统，而不是遵守传统

在推翻自我中找到新大陆

08　增加可选项：在新层面创造突破性可能

生成各种选择

何时减少可选项

多元化，广撒网

09　从原点发散：在可控范围内创造有价值的可能

向不同方向、不同程度探索

必须在意大众的接受能力

10　容忍风险：在不确定中创造确定的可能

面对错误，勇敢无畏

接受大众说“不”

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

Part 4　如何培养创新型组织的创造力

11　打造创新型企业

创新型组织面临的挑战

跨越可能性边界

别把增加可选项当作浪费

办公环境进行周期性变化

保持灵活性

12　构建创新型学校

让孩子在玩耍与模仿中找到平衡

培养孩子多向解决问题的能力

鼓励孩子进行有风险的创新

激发孩子参与创新的3个因素

活跃想象力的终身价值

结　语　掌握创新核心驱动力，人类创造无限未来

致　谢

译者后记

01　创造力与生俱来

利用已知探索未知

只需看看周围人精雕细琢、不断变换的发型，我们就可以领会到人类对创新的追求。

从自行车到体育场，以及其他所有经由人类之手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不断改善的行为留下的痕迹。

以上种种都指向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发型、自行车和体育场都在不断变化？为什么我们不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并坚持下去？

答案是：人类的革新永不停止。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相对于知道正确的事情是什么，人类更关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人类向往未来，从不拘泥于现状。那到底是什么促使人类的大脑不停运转？

千变万化、各式各样的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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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代步工具。

更新是常态　改变是关键

不久前，在空中飞行还是一种极罕见又非常危险的冒险。现如今，每时每刻都有约100万人坐在飞机舱内舒适的椅子中，在距地面数千米的天空中飞行，这是商业航班的成功之处。但是现在，飞行中很少有事情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我们像梦游者一样登机，享受美食、躺椅和电影已经成了常规。只有那些能够打破这些常规的意外之事才能引起我们的好奇。

美国喜剧演员路易斯·C.K.（Lewis C.K.）对此大为震惊。在某个喜剧节目中，他模仿一个发牢骚的乘客：“……当时我们上了飞机，但是在跑道上等了40分钟，不得不一直坐在那里。”他对此给予了回应：“哦，真的吗？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你有没有像鸟儿一样，令人吃惊地在空中飞起来？你是说你什么贡献也没做，就参与到了人类可以飞行这个奇迹中？”接着，他又把注意力转向那些抱怨航班延误的人身上：“航班延误？真的？从纽约飞到加利福尼亚要花5个小时，这在以前，可是要花上30年呐！不仅如此，你可能还会死在路上呢。”

路易斯回忆起2009年他第一次在飞机上体验WiFi的经历，那时WiFi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我坐在飞机上，他们说，‘打开你的笔记本电脑，你就可以上网了’。网速很快，我就看起了视频。真是太神奇了：我这是在飞机上耶！”但是过了没多久，WiFi断了。坐在路易斯旁边的旅客因此非常生气，他大喊：“真是垃圾！”路易斯说：“他也就是在10秒钟前才知道飞机上有WiFi，一眨眼就变成人家欠他的了？”

那么到底世界的运转有多快？只能说，非常快。新生事物很快就会变成常态。

拿手机举例吧，就在不久前，我们还在为计划失误而协调地点，重新安排见面，并四处寻找电话亭，用装在口袋里叮当作响的硬币打电话。而现在智能手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交流的方式，但这项新技术在我们眼中却已经变得寻常、不起眼了。

最新科技的光芒会迅速褪去，在艺术领域也是如此。20世纪的艺术先锋——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写道：

50年后，将有另一代人和另一种批判性语言，会有完全不同的方法。人们要做的，就是努力让一幅画在有生之年保持鲜活。没有一幅绘画作品可以活跃超过30或40年……三四十年后，它会因失去灵气或光辉而沉寂。之后，这幅画要么被遗忘，要么被打入艺术史的炼狱。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震惊世人的伟大作品也面临着被批判或被遗忘的处境。曾经前卫的，会变成新的常态；那些前沿的，也会变得失去锐气。

而对公司而言，在做精细规划时，更新已是常态。每隔几年，公司就会花大价钱聘请顾问，让他们把公司现有的东西换掉。

比如，是要开放式的办公桌，还是要保护隐私的隔间。我们稍后便会知道，在这件事上，改变才是关键。

顾问们没有错，他们建议中的具体事项也并不重要，特定的解决方案也不是最根本的，重要的是变化本身。

预测之内与意料之外的平衡

为什么人类可以迅速地适应周围的一切？这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叫作重复抑制（repetition suppression）的现象。当大脑习惯了某样东西，之后每次看到它时，大脑对它的反应会越来越弱。例如，想象一下你遇到了一个新事物，比方说自动驾驶汽车。第一次看到它时，你的大脑对它的反应会很强烈，这是因为大脑之前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它要把它们记录在案。当你第二次看到它时，大脑的反应会比上次稍微弱一些，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在意它，因为对大脑来说它已经没有那么新奇了。第三次见到它时，大脑的反应还要再弱一些，第四次就更弱了。

越是熟悉的东西，我们在它身上分配的神经能量就越少。这就是为什么你第一次开车去上班的时候，似乎要花很长时间。第二天，你会感觉开车的时间稍短了一些。再过一段时间，好像没开多久，你就到工作的地方了。当我们对周围世界越来越熟悉，会感觉到有些事情好像“消失”了，以前那些显而易见的，慢慢变得不易察觉。

大脑对重复刺激的反应减弱，这种效应被称为重复抑制。为了使脑褶可视化，通过脑磁图扫描技术测量的脑部活动被显示在一个“膨胀”的大脑中。图片来源：巴塞罗那大学卡莱斯·艾斯塞拉脑实验室。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体内的能量存储所决定的。探索世界是一项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不断行动，到处移动，并且耗费大量的脑力，总而言之，是一件耗费能量的事情。

如果我们做出的预测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节省能量。当你知道在某个地方能发现可食用的东西时，就不用在所有的地方找个遍了，这样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我们预测得越准确，消耗的能量就越少。重复让我们对自己的预测更有信心，同时也让行动更有效率。

所以说，可预测性的确具有一些吸引人的特质。但是，如果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可预测，那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如此热爱这种可预测性，为什么不索性把电视机换成每天24小时可以有节奏地发出“哔哔”声的装置呢？

我想，大家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装置。因此，缺少惊喜对我们来说是不行的。我们对某事物越了解，思考就越不费力。熟悉会滋生出冷漠。重复抑制一开始，注意力就会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婚姻需要不断地重燃激情，对于某则笑话，你只会笑那么几次，以及无论多么喜欢看世界大赛，你也受不了一遍遍地看同一场比赛。虽然可预测性让人感到很踏实，但是大脑就是要努力吸取新的事物，并将这些新事物放入对应世界的模型中。因此，它总在寻找新的东西。有东西可学，会让大脑兴奋。

由于我们神经机制的这种特殊性，那些好想法、好点子也无法一直保持它们的光芒。以1945年最畅销的10本书为例：

1.《永远的琥珀》（Forever Amber），凯瑟琳·温莎（Kathleen Winsor）

2.《圣袍》（The Robe），劳埃德·C.道格拉斯（Lloyd C. Douglas）

3.《黑色玫瑰》（The Black Rose），托马斯· B.科斯坦（Thomas B. Costain）

4.《白塔》（The White Tower），詹姆斯·拉姆齐·乌尔曼（James Ramsey Ullman）

5.《海棠春怨》（Cass Timberlane），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6.《狮子在大街上》（A Lion Is in the Streets），阿德里亚·洛克·兰利（Adria Locke Langley）

7.《似水恩情》（So Well Remembered），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

8.《长胜将军》（Captain from Castile），塞缪尔·谢拉巴格（Samuel Shellabarger）

9.《人间·天堂》（Earth and High Heaven），格温瑟琳·格雷厄姆（Gwethalyn Graham）

10.《不朽的妻子》（Immortal Wife），欧文·斯通（Irving Stone）

这些书，你可能从未听说过其中的任何一本。要知道，当年这些书可都是家喻户晓的，晚宴也会因为其作者们的出席而添彩。但他们很难想象这些书有一天会被完全遗忘。

在电影《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中，比尔·莫里（Bill Murray）扮演的天气预报员陷入了不得不重复过同一天的境地。面对这个看似无穷无尽的循环，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绝不用同样的方式活两遍。他开始学习法语，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和他的邻居交朋友，做各种好事……

我们会为比尔·莫里叫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要完美的预测，意外之事才能吸引我们。它能让我们逃离“自动驾驶仪”模式，并对生活中的经历保持洞察力。

事实上，这与我们大脑内同奖赏有关的神经递质系统的活动密切相关：相比可预测的奖励，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奖励会使大脑的活动活跃得多。也就是说，只有意外之事才能使大脑感到满足。

笑话的编制也是基于这个道理。有些笑话里，往往都是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一起去酒吧。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人是用来设置场景的，第二个人建立对话模式，第三个人的存在是为了打破这种对话模式：他只需要回避大脑给出的预测即可。换句话说，违背期望才能产生幽默的效果。如果你把这个笑话讲给机器人听，它只会简单地听到三个人分别做了什么，应该不会觉得好笑。笑话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大脑总是试图做预测，而笑点总是与这些预测相违背。

同理，广告商知道，如果想保持品牌和顾客之间建立的联系，持续的创新必不可少。他们的广告把我们推向某个特定品牌的清洁剂、薯片或者香水，但是如果广告不能持续更新，那我们就不再搭理它们，广告也就失去了影响力。避免重复是人类文化的源泉。人们常说历史会重演，但事实并非如此。充其量，就像马克·吐温所说，历史往往是相似的。不同的时间会发生相似的事情，但细节是不一样的。

所以，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平衡：大脑一方面试着用预测世界的方式来节省能量；另一方面，它又沉浸在寻求意外之事中不能自拔。我们既不想生活在无限循环之中，也不想一直生活在意外之中。这是一种利用已知和探索未知之间的平衡。

事实上，大脑一直都在试图找到并维持利用已知和探索未知之间的平衡。比如，你在决定要和家人去哪家餐馆吃饭的时候，既可以选择经常光顾的那家家人最喜欢的餐馆，也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如果选择了前者，那就是在利用从以往经验中获得的信息；如果你纵身一跃，跳入“烹饪深渊”，那就是在对未知的选项进行探索。

在动物王国，动物们都会在某领域的中间地带聚集。比方说，如果通过经验得知红色岩石下面会有幼虫，而蓝色岩石下面没有，动物就会记住并利用这些知识。但世事无常，也许某天，可能因为干旱、火灾或者其他动物的觅食行为，那些幼虫不再待在红色岩石下面了。

所以说，世界上罕有一成不变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动物们要在参考它们已有经验和尝试新可能之间进行平衡的原因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动物只会用大部分而不是全部时间来检查红色岩石的下面有没有幼虫。它们会花一些时间去看看蓝色岩石的下面，即使曾多次看过却什么也没发现。它们还会花一些琐碎的时间去查看黄色岩石，也会检查树干和河流，因为永远不知道下一顿饭会从哪里冒出来。在动物王国，来之不易的经验永远与新的追求和目标相矛盾。

人类也是如此。为了舒适，人们需要保证一定水平的熟悉度。我们希望世界是可预测的，但不要太容易预测：我们生活在创新与熟悉的“拉锯”之中。这就是发型的发展变化没有终结的原因，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自行车、体育场、字体、文学、时尚、电影、厨房或汽车。它们和以前的样子看起来很像，但还是有变化的。在世世代代的演化中，大脑已经平衡了这种拉锯：为了在灵活性和严格性之间保持平衡，在利用和探索的关系中作出折中。太多的可预见性会使我们对事情变得冷漠，而太多的意外会使我们不知所措。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创造力就存在于这拉锯之中。

出于对利用和探索的权衡，我们只需要一定量的新鲜感。我们的确想要惊喜，但不要太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会充斥着很多同形物：它们的一些特征都是仿照以往的设计得来的。回想一下，iPad在市场上刚出现时，其特色之一便是装有“书籍”的“木制”书架。同时，程序员也致力于让你在滑动屏幕的时候有“翻页”的体验。为什么不简单地重新定义一本数字时代的书呢？因为那样的话，顾客会感到不舒服，他们还是想要和过去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联系。

即使从一种技术转移到另一种技术，我们还是会与旧技术建立联系，因为这标示了一条清晰的路径：从过去是什么到现在是什么。在苹果手表上，“数码表冠”看起来就像以前的手表上手动调节时间的旋钮。在接受《纽约客》（New Yorker）采访时，设计师乔纳森·伊夫（Jonathan Ive）说，他让这个旋钮稍微偏离了中心，让它“似曾相识”。但如果让这个旋钮居中，用户就会期望它还能执行传统手表的功能；可是如果直接把旋钮删除，它就不像一块手表了。相似的元素把熟悉和新鲜联系了起来。

智能手机里带有很多上面提到的同形物。我们想打电话就要点击屏幕上带有听筒和话筒的传统电话的图标，那种电话现在来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技术了。除此之外，即便数码相机里其实并没有机械快门，但是智能手机上的相机还是会有快门声。我们还是会把那些被淘汰的手机软件拖到“垃圾桶”里，也会通过点击某个软盘形状的图标来保存文件，而软盘已经是一种很久远的物件了。网上购物的时候，我们也会把物品放到“购物车”里。这样的联系，使得过去可以向未来顺利过渡。即便最先进的技术，也总与它的历史血脉相连。

虽然这种利用和探索的权衡并非人类特有，但是当几代小松鼠占领了几片灌木丛时，人类已经用技术占领了整个地球。

人类的大脑一定有些特别之处，它们究竟是什么呢？

iPad刚上市时，其特色之一：装有“书籍”的“木制”书架。

苹果手表。

用新观念打破习惯

假如与僵尸共进晚餐，你会期望得到什么？不管什么，至少不包括创意想法。为什么？因为僵尸的行为是自动化的：它们只会做出预先设定好的行为。这就是僵尸不玩滑板、不写回忆录、不能发射飞船到月球或者改变发型的原因。

僵尸可能是虚构的，但它们向我们揭示了自然界一些重要的事情：动物王国中的生物大多是靠自动行为生存的。拿蜜蜂来说，同一种刺激每次会引发相同的反应。因此蜜蜂能够做出在蓝色花朵上降落、在黄色花朵上降落、攻击或飞行等判断。可是为什么蜜蜂不能创造性地思考呢？因为它们的神经元是固定在特定位置上的，信号的输入与输出，就像消防队传递水桶一样。蜜蜂还没出生，这些神经元队列就在大脑中开始成形了：化学信号决定神经元的路线，从而构建与运动、听觉、视觉、嗅觉等相关的不同的大脑区域。与蜜蜂辩论不会比说服僵尸更费力：蜜蜂本质上就是一种生物机器，它的思维是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中形成的本能。

其实，人类身上也具备像僵尸或蜜蜂的这些特质，这使我们拥有了很多本能行为，例如从走路到咀嚼，从躲避到消化……不同的是，我们灵活学习新技能的能力非常强，我们的大脑会因此形成新的神经元线路。

当你学会骑自行车、开汽车、用勺子吃饭或者用键盘打字时，你就会把这些技能深深地烙印在大脑回路中，从而最大程度地优化系统的效率，而且会有一条特定的神经线路比其他的更常用；同时，那些不被需要的线路将永远不再被诱发：这是大脑将错误最小化的方式。

如果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所知的人类生态系统就不会存在：不会有十四行诗、直升机、弹簧高跷、爵士乐，也不会有玉米饼小摊、小彩旗、万花筒、五彩纸屑和混合饮料。

那么，蜜蜂的大脑和人类的大脑有什么不同呢？如果1只蜜蜂的大脑有100万个神经元，1个人就有1 000亿个，因此人类能够完成更多行为。而且不仅在神经元数量上有巨大优势，人类特有的机体组织使我们享有更多的“特权”。

具体来说，我们有很多从感觉（有什么）到行动（我要做）之间的脑细胞，且比其他生物多很多。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审时度势，考虑不同的可能性，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人类的生活大都“发生”在大脑中负责感知和行为的神经区域之间，这是我们足智多谋的原因。人类大脑皮质的大面积扩展使大量神经元从早期的化学信号中释放出来，因此，大脑皮质上的若干区域可以更灵活地连接。拥有这么多“随时待命”的神经元，人类思维的敏捷程度可想而知有多高。因而，我们能够进行中介行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而非简单根据命令而做出的行为。

与自动行为相反，中介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理解一首诗，与朋友进行深度对话，针对问题想出解决方案等。这种思维方式要求我们找到新路径，进而产生创造性的想法。这种神经间的交互更像是议会制辩论，而不是一种按键式的可预测的快速反应：每个个体都以联盟的形式参与到讨论中。

当一个强有力的共识出现时，某个想法就可能会上升到意识层面。因此，这些看似灵光一现的想法，其实都是经过内部成员详尽的讨论产生的。最重要的是，下次再问同样的问题时，答案有可能有所不同。蜜蜂则不一样，它们是不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吸引蜂王的，对它们来说，每个夜晚都一样，它们的大脑每一次都遵循着相同的路径。人类能够编新故事，重新塑造周围的一切，因为人类的神经结构是即兴的。

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生活在反映习惯的自动行为和击败习惯的中介行为的竞争之间。那我们应不应该为了效率而把神经网络进行线性的简化，或者为了灵活性而让其形成树状结构呢？二者都需要。

自动行为使我们掌握专业知识，它像雕塑家的雕塑技法，或像建筑师的建模方法，又或者像科学家进行实验的研究方法，对灵活度的训练有助于想到新发现。如果我们无法驾驭这些新想法，就无法把它们真正运用到生活中。

但是，仅靠自动行为是不能创新的。中介行为才是我们创造新鲜事物的原因，也是创造力的神经基础。正如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所说：“创造力是用新观念打破习惯。”

模拟将想象变为现实

大量的脑细胞在刺激和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人类强大的创造力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使人类能够超越眼前的事物去思考未来的种种可能。这是人类大脑很重要的魔力之一：我们可以不断地模拟“如果……会怎样”的情况。

事实上，模拟可能的未来是大脑的主要工作之一。应该点头表示同意老板的某个想法，还是告诉老板那是一个愚蠢的想法？结婚纪念日应该为另一半准备什么惊喜？今晚应该吃中国菜、意大利菜还是墨西哥菜？如果得到了某份工作，应该住在乡间还是城市？……

我们无法把脑海中假想的可能都试个遍，因此我们需要在心里模拟种种可能。在所有想象的事件中可能只有一件会在未来实现，也可能所有这些都不会真正发生，但通过对所有可能性有所准备，我们可以更灵活地应对未来。生存依赖这样的远见卓识。

这种模拟未来的能力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类的主要标志。我们很擅长在脑海中生成各种可能的现实：从“是什么”转化成许多“如果……会怎样”的假设性情景。

我们从小就痴迷于模拟未来，角色扮演游戏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个孩子的脑海中可能充满了自己变成总统时的景象，也可能是在去火星的路上冬眠，又或是在交火中英勇救人……角色扮演游戏使孩子们能够充分想象新的可能性，并获取有关周围的事物的知识。

在成长的过程中，每次考虑其他可能性，或者好奇如果自己选不同的路结果会如何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脑海中模拟未来。无论是买房子、择校、选择人生伴侣或是投资股市，我们常会觉得自己考虑的大部分是错的，或者永远不会发生。以生孩子为例，在怀孕期间，准父母就会问：“会是男孩还是女孩啊？”虽然还没确定，他们还是会讨论给孩子起什么名字，买什么衣服、装饰品和玩具。而在动物界，如企鹅、马、考拉和长颈鹿等，它们每次只生一胎，但它们却不会像人类一样思考这些问题。

“如果……会怎样”这样的思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经常忽略这个活动本身是很有想象力的。语言是为了便于我们把脑海中的模拟一个个“下载”下来而设计的。我们没完没了地思索：如果那天参加了聚会，会玩得很开心；如果当初接受了某份工作，现在会很富有，但不快乐；如果经理当初让投手下场，球队就会赢得比赛……希望是一种创造性的猜测：我们会按照希望的而不是事物本来的样子想象这个世界。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会花大把时间沉浸在充满“如果……会怎样”的世界里。

人类这种在大脑中模拟未来的特点还有出于安全的考虑：在付诸行动之前，先在头脑中演练一下。正如哲学家卡尔·科珀（Karl Kopper）所说，模拟未来的能力“可以让我们作出的假设成为挡箭牌”。即先对未来进行模拟，并据此调整未来的行为，比如，设想如果自己从悬崖上走下去会发生什么，或者后退一步又会发生什么。除了保命，我们还用这些精神工具来演绎眼前不存在的那个世界。

试想一下：如果把爱因斯坦放在宇宙中的电梯里来理解时间会怎样；如果把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带到巨人国和小人国会怎样；如果向恺撒大帝传达了莎士比亚的思想会怎样；如果把“大陆漂移学说之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带到大陆尚未破裂分开时的世界会怎样；如果让达尔文有机会目睹物种的起源会是怎样……

模拟未来的天赋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道路。正如英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商业巨头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所说，他觉得自己创业成功的诀窍是他对尚不清晰的未来充满想象力。

然而除了自己的大脑，还有一个因素会激发创造力：别人的大脑。

创造力是社会化的

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年轻时在巴黎曾是一对贫困潦倒的好朋友。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20岁左右时，和美国著名抽象派艺术大师画家赛·通布利（Cy Twombly）及美国当代艺术家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有过恋爱关系，那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名气。被称为“科幻小说之母”的玛丽·雪莱（Mary Shelley）20岁时，同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和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一起度夏时，写下了《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为什么创造者们会互相吸引？

其实，世人对艺术家一直有一个误解：当他们与世界为敌时，他们的艺术创造能力最好。在1972年的一篇名为《孤立艺术家的传说》的文章中，作者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对此进行了回应：“把艺术家排除到普通社区之外，这样的论调是不真实的……尽管浪漫主义会使某位艺术家被误解成一个古怪的人，但是他其实非常正常，也有很好的社交能力。”

没人关心，没人注意，没人提供支持或鼓励，对艺术家来说是最坏的境地。那些独自过活的艺术家长期与同伴隔绝，才使他们变成传说中那样。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

没有谁能比荷兰画家凡·高更能代表孤独的艺术家了。他生活在艺术圈的阴影下，生前只卖出了几幅画。但是，当近距离了解他的生活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入世的人：在他与许多年轻艺术家往来的书信中，不仅有与工作相关的内容，还有不加任何修饰的对其他画家的批评。当他的画第一次受到好评时，他送给那位评论家一株柏树作为礼物。他和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闹翻之前还计划去热带地区建立一个艺术家聚居地。

那么为什么人们仍然要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孤立主义者呢？因为人们才觉得这样才和他的天赋相匹配。但这仅仅是一个误解。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既没有不合群，也不是孤独的人。

而这种社会关系网并不仅适用于艺术领域，它在所有从事创造发明的领域都适用。美国生物学家E.O.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曾写道：“伟大的科学家是不会把自己关在隐秘的实验室里顾影自怜的。”尽管许多科学家的确认为他们是在孤独地进行创造，但事实上他们在一张相互依存的巨型网络中进行研究。大的创意群体对某些问题的态度往往会影响科学家的态度，牛顿可以说是他所处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掌握炼金术，因为炼金术士在当时是一个流行的职业。

作为设计精妙的社会动物，我们会不遗余力地使对方感到惊喜甚至惊讶。想象一下，每当朋友问你今天做了什么的时候，如果你的回答同以前一样，估计这段友谊不会持续多久。相反，人类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让对方感到震惊、惊喜、惊讶、好奇或是怀疑。这种特质将我们联系起来，让我们相互依赖。

顺便说一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电脑的创造力很有限。无论输入的是电话号码、文件还是照片，在记忆这些事情上，电脑要比人类厉害。但是，计算机的精确性恰恰也成了它们的局限：它们不会开有趣的玩笑、不会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表现得乖巧，更不用说导演一部电影、做一场TED演讲，又或者创作一本催人泪下的小说了。

因此，若要实现具有创造力的人工智能，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由具有探索性的计算机组成的社会，其中所有的电脑都在为使互相之间感到意外和触动而努力。然而现实是，计算机在社交方面的功能是完全缺失的，这也导致了它们的“智能”过于机械。

一种叫作海鞘的无脊椎动物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在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它们游来游去，找一个像藤壶一样可以附着的地方；然后，它们就会为了营养而吸取自己的大脑。为什么？因为它们已经找到了永久的家，不再需要大脑了。其大脑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决定落脚的地方，现在任务完成了，大脑的营养物质就被用来重建其他器官。对海鞘来说，大脑是用来寻找、奋斗和做决策的，一旦海鞘安顿下来，它们的大脑就不再被需要了。

人类可不吃自己的大脑，这是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安定下来。对日常生活的无限渴望，使得创造性深入我们的意识。我们在艺术和科技上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实现期望，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因此，各种各样甚至有些不着边际的想象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正是因为这些想象，我们建造了复杂的栖息地，设计食谱，变换衣服花样，用复杂精妙的语言沟通，乘坐自己设计的交通工具来回穿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别出心裁。

由于我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普遍浓厚，创新便变得必不可少了。这并不是只有少数人能做到的事情。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创新驱动的，因此，向重复“宣战”使一代代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变化和明显区别。对于不断创新的追求是人类生物构成的一部分。

人类完成了其他物种做不到的事情：不停地创造新文化、书写新故事，用前所未有的东西包围着自己，但是猪、美洲驼、金鱼等动物并没有做到这些。但这也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这些新点子从何而来？

02　大脑改造所有已知的东西

创造不是凭空而来

2007年1月9日，乔布斯穿着牛仔裤和黑色高领毛衣，站在MacWorld舞台上。“每隔一段时间，一种革命性的产品就会改变一切，”他宣称，“今天，苹果公司将彻底改造手机。”即使经过多年的猜测，iPhone依然像一个启示一样。没有人见到过这样的东西：一个单手可以拿住的设备，既可以通信，也可以播放音乐，还可以当作个人电脑来使用。媒体称赞它具有开创性，很神奇。iPhone的出现标志着伟大的革新：它们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新奇的电子设备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

事实上，创新并非凭空而来：它们是发明族谱上的最新分支。研究员比尔·巴克斯顿（Bill Buxton）几十年来一直在收集技术设备，从这些收藏品中，他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DNA系谱指向现代的各种物件和发明。回想一下1984年上市的卡西欧AT-550-7腕表，它的特点之一就是，有着用户可以直接用手指在表面上滑动并进行调整的触摸屏。

而在这款腕表出现10年后，同时也是iPhone出现的13年前，IBM就在手机上添加了触摸屏。

世界上第一款智能手机：西蒙（The Simon），它既有手写笔，也包含了一些基本的应用程序。它可以发送和接收传真、电子邮件和页面，并且有世界时钟、记事本、日历和联想输入法。不幸的是，没有多少人买。为什么？

部分原因是它的电池只能维持一个小时，另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手机话费太贵，还有部分原因是，当时没有出现对应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但就像卡西欧的触摸屏一样，西蒙把它的“遗传物质”留在了由于“从天而降”的灵感而设计出来的iPhone上。

在西蒙出现的4年后，“数据漫游者840”（Data Rover 840）问世了，它是一款掌上数字助理，有一块触摸屏，可以用手写笔在3D屏幕上导航。联系人列表可以存储在内存芯片上，可随处携带。这表明移动计算处理技术在慢慢站稳脚跟。

在浏览自己的收藏品时，巴克斯顿指出了很多为电子工业铺平道路的设备。1999年掌上电脑Palm Vx的问世，确定了时至今日我们仍在追求的设备的“纤薄”。巴克斯顿说：“它确立的这个概念引领了今天像笔记本电脑这样超薄设备的产生。眼前这些设备的灵感来源在哪里？它们就在那儿。”

这些设备一步步地为史蒂夫·乔布斯“革命性”的产品奠定了基础。所以说，iPhone的诞生并非凭空而来。

乔布斯宣布iPhone问世的几年之后，作家史蒂夫·奇钦（Steve Cichon）买了自1991年起的《水牛城新闻》（Buffalo News），来探究这些年发生的改变。在头版页面，他找到了无线电用品商店Radio Shack的广告。

奇钦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报纸页面上的每一个物件都被他口袋里的iPhone所替代了。就在20年前，一个买家要花3000多美元来购置所有这些硬件；而现在，他们只需花费原先一小部分的钱及100多克的材料设备，就可以摆平那些事情。这则广告也可以看作iPhone的家谱图。

巴克斯顿观察到，突破性技术并不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而是那些发明家“根据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最好点子即兴发挥出来的”。他把iPhone的设计师乔纳森·伊夫比作设计界的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4)。吉米·亨德里克斯经常在作品中“引用”其他音乐家的作品。“如果你了解并关注历史，你就会更加喜欢吉米·亨德里克斯。”巴克斯顿说。

卡西欧（Casio）手表。

IBM公司1992年推出的西蒙手机。

《水牛城新闻》中的Radio Shack广告。

无独有偶，科技史学家乔恩·格特纳（Jon Gertner）也这样认为，他写道：

我们通常认为，发明是在灵光一现中产生的，在某个尤里卡（eureka）时刻(5)，发明家就茅塞顿开了。但事实上，技术上的巨大飞跃很少能找到一个精确的原点。起初，可能是一群人或是一些想法不知不觉地汇聚在一起，在之后的几个月、几年或几十年里，发明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人们的动力越来越足，同时还会获得来自其他想法和参与者的帮助，长此以往，发明便自然而然产生了。

就像钻石一样，创造是在历史凝炼成绝妙的新形式之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用苹果公司的另一个突破——iPod进行解释。

20世纪70年代，盗版是唱片业的一个大问题。零售商可以将未售出的唱片寄回唱片公司，以获得退款。许多人钻了这个空子，转而寄回仿冒品。1981年10月，歌手奥莉维亚·牛顿—约翰（Olivia Newton-John）的专辑《身体接触》（Physical）压制了200万张，虽然专辑在排行榜上高居榜首己经很可观了，但是有300万张的专辑被退回，真让人瞠目结舌。如何制止这种猖獗的欺诈行为？

英国发明家凯恩·克雷默（Kane Kramer）想到了一个点子：他要开发一种方法，通过电话线路数字化地传输音乐，同时店内的机器能够定制每一张专辑。但随后克雷默发现，机器笨重的外形可能是不必要的：与其把音乐转化为模拟信号，为什么不直接保留数字格式的音乐，并设计一台可以播放它的便携机器呢？他绘制出了一个便携式数码音乐播放器IXI的示意图。IXI上有显示屏和用于播放曲目的按钮。

克雷默不仅设计了这款播放器，他还预见了一种全新的可无限存储、无需仓库、可分享数码音乐的方式。披头士乐队的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是他的首批投资者之一。但是克雷默的音乐播放器有一个致命缺点：它的存储空间太小，只能放一首歌。

苹果电脑的工程师们紧紧抓住了克雷默这个富有前瞻性的想法。2001年，即克雷默最初的点子诞生的22年后，苹果公司首次推出了一个带有环形滚动轮、外壳材料更光滑、内存和软件都更先进的iPod。

史蒂夫·乔布斯后来说：

创造就是把事物联系起来。当你问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会感到内疚，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做什么。他们只在看到一些东西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很敏锐地将之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并合成新的东西。

克雷默最初发明的音乐播放器。

苹果公司发明的第一代iPod。

当然，克雷默的想法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索尼随身听给他的灵感。索尼随身听的发明基于1963年出现的盒式磁带，而盒式磁带的产生基于1924年的盘式磁带。

因此，回溯历史，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先于它的发明创新中出现的，这就像是一套逐渐进化着的生态系统。

人类的创造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利用经验和周围的原材料来重塑这个世界。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同时，我们也会为下一步的发展找到出路。通过收集的电子产品，巴克斯顿总结道，一个新点子要想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通常需要20年。

“如果我说的是可信的，”他对《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说，“那么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10年任何可能达到10亿美元规模的行业，都已经存在10年之久了。”这完全改变了我们认识、理解创新的方式。没有突如其来的发明创造，只有通过勘探、开采、提炼及打磨，才能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回想一下本书开始讲到的例子。为了营救受损的阿波罗13号，NASA的工程师们不断反省他们已知的东西。飞船在几十万公里远的外太空，所以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建立在宇航员可以获得的材料的基础上。

NASA的工程师们有飞船上所有东西的清单，也有先前执行阿波罗任务的经验，同时，还有过多次模拟救援的经历。正是利用这些已有的知识，他们制定出了救援计划。吉恩·克兰兹后来写道：

现在，我对在任务开始之前花费的那些时间充满感激……尽可能地探索所有能想象到的应对飞船故障的解决方法。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知道，情况危急时，可以利用指挥舱中的救生水、汗水浓缩液甚至是宇航员的尿液来代替登月舱冷却系统中的水。

正是工程师们的集体经验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原材料。他们夜以继日地将想出来的各个点子在训练用的飞船复制品上进行测试，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他们利用拥有的数据即兴发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现有的想法的“挪用”推动了创造的进程。

亨利·福特（Henry Ford）以批量生产的T型汽车（Model T）革新了汽车工业。而在1908年之前，生产一辆新车是很费劳动力的：每一辆都是精心地将不同零件安装在不同位置上定制而成的。福特的创新在于，将整个生产过程变成了流水线，制造和组装都可以在同一个标准下完成：铁矿石、木材和煤炭在工厂的一端装载，T型汽车就从工厂的另一端产出。他的流水线改变了汽车制造的方式。

福特曾说道：“流水线使得待加工的产品移动，工人在原地进行作业，而不是让工人围着固定不动的产品进行作业。”由于这项革新，汽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生产出来。就此，一个庞大的新产业诞生了。

就像iPhone一样，我们也可以追溯福特流水线创新的漫长发展脉络。发明家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在19世纪早期为美军提供了可互换零件的概念：其他武器上的零件也可以用来修复受损的来复枪。对福特来说，这种可互换零件的想法是一个福音，这样一来，零件就可以批量生产，而不是为单辆汽车量身定做。20世纪的烟草工厂通过一系列有序的组装步骤进行流水生产，提高了生产速度。福特发现了其中的奥妙，进行效仿。

福特后来说：“我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仅是把其他人经过几世纪工作形成的东西，进行改造再运用到了汽车上而已。”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的创新并非仅发生在科学技术上，在人文艺术上同样如此。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富有激情和狂热的想象力，较为冲动。《忽必烈汗》（Kubla Khan）是柯勒律治创作的一首诗，创作灵感源于他的一个奇幻梦境。看起来，这首诗的创作产生于诗人和他的缪斯女神的“对话”。

柯勒律治去世后，学者约翰·利文斯顿·洛斯（John Livingston Lowes）煞费苦心地通过柯勒律治的藏书和日记来剖析他的创作过程。通过仔细翻阅柯勒律治的笔记，洛斯发现，这些藏书对研究这位诗人很有帮助：“（这些书）几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柯勒律治所有的创作。”

例如，洛斯通过研读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讲述海洋生物的词句“每过一处，留下一簇金色的火焰”，追溯到了探险家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对荧光鱼的描述：“在水中生起了人工的火焰”。读罢一节又一节，洛斯充分看到了柯勒律治的藏书对他创作的影响。毕竟，在写这首诗时，柯勒律治还从没在船上待过。洛斯得出结论，是柯勒律治藏书中那些可辨的来源点燃了他炽烈的想象力。

万物都有它的发展谱系，正如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所写的：

（人文艺术）就像科学技术一样，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共同的努力——一种个人向多数人发声的意愿，一种进行综合、探索和分析的尝试。

克雷默的设计草图对于iPhone的设计师乔纳森·伊夫，惠特尼的来复枪对于亨利·福特，以及柯勒律治的藏书馆对于他自己……这些都是他们可以用来消化、吸收并进行转化的资源。

但如果某个点子或发明创造是700年来绝无仅有的飞跃呢？无论一个作品多么具有开创性，我们也可以追溯它的发展脉络。理查森当时就是这样描述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的。毕加索之前的那一代前卫艺术家们，已经开始逐渐与19世纪于法国萌芽的超级写实主义（Hyperrealism）分道扬镳。在毕加索创作《亚维农少女》一年前去世的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平面分解成几何图形色块。他的油画作品《圣维克多山》（Mont Sainte-Victoire）就像一个拼图。毕加索后来说，塞尚是他“唯一的导师”。

《亚维农少女》还有一些特色，是毕加索受到西班牙著名画家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祭坛画《揭开第五印》（Apocalyptic Vision）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为了将自己画中的妓女的分群方式与埃尔·格列柯的裸体人物的分组方式进行参照，毕加索多次造访他的朋友。此外，《亚维农少女》中人物的形状和大小也是模仿了这幅祭坛画中不同寻常的比例。

毕加索的绘画中还融入了更多的异国情调。几十年前，保罗·高更不顾世俗，抛妻弃子，只身搬到了塔希提岛（Tahiti）。在私人伊甸园里，他把原住民艺术融入到了绘画和木雕中。这引起了毕加索的注意。

毕加索对原住民艺术十分着迷，尤其是那些来自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的原住民艺术。一天，毕加索的一位朋友趁着卢浮宫一个画廊里的警卫熟睡，溜进去顺走了两件巴斯克艺术品，之后以50法郎的价格卖给了毕加索。毕加索后来指出了被盗的伊比利亚雕塑和他画作中的脸之间的相似性，“头部的结构、耳朵的形状和眼睛的轮廓”都是一样的。理查森写道：“伊比利亚雕塑可以说是被毕加索发掘的……之前其他画家还没有过这样的探索和尝试。”

毕加索创作《亚维农少女》时，附近的一个博物馆正在展出非洲面具。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毕加索写到，就在参观展览的那天，他有了创作《亚维农少女》的灵感。后来，他改变了说法，声称是在完成《亚维农少女》之后才参观的博物馆。

保罗·塞尚《圣维克多山》。

埃尔·格列柯《揭开第五印》。

保罗·高更《乐土》。

然而，非洲面具和《亚维农少女》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其中两名妓女的面孔，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毕加索通过开采周围的原材料将那些文化带到它们未出现过的地方。挖掘毕加索受到的影响绝不会贬低他的独创性。他和他的同辈人接触到的资源是相同的，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亚维农少女》。

正如自然界通过改变现有的动物来创造新生物一样，大脑也是根据先前的事物进行工作的。正如科技史学家斯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6)所说的：“我们接纳、吸收自己所继承的，或者偶然发现的那些想法，并把它们拼成某种新的形象。”400多年前，法国散文家蒙田写道：

蜜蜂飞来飞去采撷花粉，但酿成的蜜却是它们自己的……一个人从他人那里借来断章残篇，经过加工和综合，做成自己的作品，那就是自己的看法。

无论是发明iPhone、制造汽车，还是推动现代艺术，创作者们都在重塑自己所继承的东西。他们的神经系统将这个世界装入囊中，并进行操纵，以此来创造可能的未来。没有什么比医学案例将此诠释得更清楚了。

平面设计师朗尼·苏·约翰逊（Lonni Sue Johnson）是一名为《纽约客》绘制封面的多产的插画师。2007年，她遭受了几乎致命的感染，记忆力严重受损。她死里逃生，却发现自己的记忆只能持续15分钟。

朗尼·苏无法回忆起她的婚姻、何时离婚，甚至是当天早些时候遇到的人。她的大部分记忆都被清空了，创造力也枯竭了。她不得不停止作画。为什么？因为她想不到要画些什么，脑海中没有任何内在的模型，也没有任何将以前的知识组合的新点子。当她面对白纸时，大脑中什么也没有，一片空白。她需要过去才能创造未来。就好像柯勒律治曾想在《古舟子咏》中描述航海生活，但却发现书架上空空如也一样。她没有什么绘画的依据，因此什么也画不出来。后来，随着治疗和亲友持续的照料，她的记忆开始部分地重现，创造力也开始恢复，但只是以文字游戏的形式出现。她的海量知识存储永远消失了，她只能在狭小的“溪流”中寻找灵感。

朗尼·苏的例子告诉我们：创造依赖于记忆。

但肯定有“尤里卡时刻”，即突然被一个凭空出现的想法击中的瞬间，不是吗？1994年，整形外科医生安东尼·奇科里亚（Anthony Cicoria）在户外通过付费电话与母亲通话时被闪电击中。几周后，他突然开始作曲。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创作出了“闪电奏鸣曲”，他说自己创作的音乐是“上天”赐予的。如果要举一个由稀薄的空气产生创造力的例子，那很有可能是奇科里亚的故事：一个非音乐家突然开始作曲。

但是，仔细研究后我们发现，奇科里亚同样依赖周围的原材料。他回忆说，在事故发生后，他有想听19世纪钢琴曲的强烈愿望。虽然了解闪电对奇科里亚的大脑产生了什么影响很难，但是，他能很快地吸收音乐曲目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奇科里亚的音乐很优美，但这些音乐的结构、进展和他听的那些作曲家的作品是一样的，例如，早于他近两个世纪的肖邦。就像朗尼·苏一样，奇科里亚也需要存储用来挖掘开采的原材料，虽然创作的欲望可能是突然产生的，但是基本创作过程却不是。

很多人都在幻想着被“创造的闪电”瞬间击中，但是创造性的想法是进化来的。它们是由现有的记忆和印象产生的，其产生来自于大脑中交织着的数十亿微小的火花，而不是闪电球。

创造力的核心：“3B”法则

人类一直在不断创造：文字、声音、影像等。人类像台食物加工机，根据所处世界的“投喂”，产生出一些新的东西。这种对世界的重塑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认知“软件”。这套软件吸收了世界中的一些资源，并从中衍生出一些新版本，其速度因庞大的智人数量而大大增加。这样一来，一个基于新思想而不断加速创新的人类社会产生了。

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用了约8 000年，从工业革命到电灯泡的产生只花了约120年的时间，又过了90年，人类实现了月球登陆。从那时起，仅用了20余年的时间，万维网就出现了，又过了10来年，完整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完成了。历史上的这些革新清晰地描绘出了一个画面：重大创新发生的时间间隔正在不断缩短。这正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引导程序的大脑中期待的：吸收世界上最好的想法，并让它们变得更好。

乔布斯、NASA的工程师、福特、柯勒律治和毕加索都是基于先前的东西来重塑世界的。但乍看之下，他们好像是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完成这些任务的，毕竟，重新制造电子产品、汽车、诗歌和绘画会涉及各种各样的大量的思维活动。看起来，这些有创意的人的确是用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方法来重塑周围世界的。

但我们还是理出了一个框架，提取出认知操作的3个基本法则：扭曲（Bending）、打破（Breaking）和融合（Blending）。我们把这些看作是创新思维发展的方式。

扭曲，原版会被调整或扭曲到变形。

打破，指的是一个整体被拆开。

融合，两个或者更多的素材会结合在一起。

扭曲、打破和融合，这“3B”都可以捕捉到在进行创新思维时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无论是以单独的方式还是结合的方式，这“3B”使人类能够从生产世界上第一台智能手机做到iPhone，或者从原始的艺术品中“创作”出现代艺术。是这“3B”把阿波罗13号带回了家，使福特的工厂得以实现流水线作业。我们将展示想象力是如何乘着认知机制的翅膀飞翔：通过将这“3B”应用到周边的事物上，一个个不断发展的新浪潮产生了。

绍滕斯齐（Szotyńscy）和扎列斯基（Zaleski）设计的“扭曲的房子”（Krzywy Domek）。

雅各·帕塔尔（Yago Partal）的作品之一。

托马斯·巴贝（Thomas Barbey）的作品《哦，大床单！》（Oh Sheet!）。

这些认知操作是我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基础。以记忆为例，它并不像录像那样忠实地反映我们的经历。相反，记忆中有扭曲的、仓促记下的和模糊的成分。也就是说，大脑的输入和输出并不是一样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目睹同一个车祸，但每个人回忆的内容却不尽相同；或者参与了相同的对话，但事后每个人讲述的内容却不一样。人类的创造力就是从这个机制中产生的：我们可以扭曲、打破、融合所观察到的一切事物，这些工具使我们能够跳脱现实进行推断。我们不擅长储存精确、详细的信息，但却能通过设计出对的东西来替代，并创造新世界。

很多人都见过边界清晰的大脑模型。上面标清了每个分区需要处理的任务。但是，这种模型忽略了人类大脑最重要的方面：神经元是交错连接在一起的，并没有哪个大脑分区是单独工作的；相反，它像一个社会，这些分区是在不断交流、协商和合作中进行作业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广泛的互动是人类创造活动的神经基础。尽管某些技能可能会局限在特定的大脑分区，但创造需要调动整个大脑的活动：在由远及近的神经网络的广泛协作之下才能进行创造活动。由于这种巨大的互联性，人类的大脑将“3B”运用到各种经验中：不断吸收、碾碎周围世界的模样，并发布新的版本。

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策略是很重要的优势，因为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正是通过组合这些有限的选择而产生的。大自然通过重新排列DNA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物种：深海中生活的植物和鱼，陆地上觅食、迁徙的动物，天空中翱翔的鸟儿，以及生长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纬度，或不同环境中的有机体……这些都是由相同的四种核苷酸进行不同组合的产物。小至微观的阿米巴虫，大到像建筑一样庞大的鲸鱼，成千上万的物种都是通过对早先已存在的基因结构进行重组呈现在这个星球上的。

多亏了能够调节、重组输入信息的巧妙机制，大脑才能够进行创造。我们吸收经验这种原材料，并将它们进行扭曲、打破和融合，以产出新的结果。通过解放大脑，“3B”使得人类产生出源源不断的新思想和新行为。

尽管其他动物也表现出创造力，但是人类脱颖而出。为什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脑中，知觉输入和动作输出之间的区域有更多的神经元，这让脑回路处理更多的抽象概念和路径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超凡的社交能力迫使人类持续不断地互动、分享想法，最终的结果是，人们的想法都可以在彼此的脑海中生根。人类创造力之所以表现出奇迹是因为其大脑在发展那些思想时投入了很多的精力，而且一直在运作它的创造软件。每次你夸张、说谎、用双关语、用剩菜做新美食、用礼物给伴侣惊喜、计划一次海滩假期，或者想象一段本来可以开始的关系时，你都在消化和重建以前所吸收的那些记忆和感觉。

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几百万年，大脑运行创造软件的时间也有几百万年，当今的人类被创造性的输出所包围。有时，这种对世界的重塑是很容易被看到的，比如，当一个制造商宣称要造一个新模型，或者当你听到最喜欢的歌曲的混录版的时候。但是在当下，不断更新的发明、创意和经历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以YouTube（优兔，谷歌下属视频网站）为例，该网站彻底改变了在线分享视频的方式。但要保持这种优势并不容易：YouTube早些时候就发现，如果想抓住眼球，视频必须流畅播放不受干扰。观看一个总是需要缓冲的视频并不好玩，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用户就会离开。高清文件的出现加剧了这个问题。高清文件很大，想要正常播放需要很大带宽。如果带宽太窄，字节会回退，你正在看的视频就会卡住。不幸的是，带宽是波动的，这种控制掌握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手中，而不是YouTube。因此，用户越多地选择高清视频，观看视频的体验限制就越多。YouTube工程师们面临着看似不可逾越的困难。如果没有直接影响带宽的能力，他们怎么能称得上是可靠的“流媒体”呢？

他们的解决方案十分聪明又令人惊讶。当时YouTube的视频以三个分辨率进行储存：高清、标清和低清。因此工程师们设计了一个软件，将文件分解为不同分辨率的小片段，就像项链上的珠子。当视频传送到电脑上时，其他的软件会跟踪带宽的即时波动，并为电脑匹配适合的分辨率进行播放。你看的那些不受干扰的视频实际上是由成千上万的小片段串在一起组成的。只要在串流中有足够多的高分辨率的小片段，你就不会注意到那些像混在珍珠中的小鹅卵石一样的低分辨率片段了，你能注意到的只有服务变得更好了。

为了改进高清播放，YouTube的工程师们随时将视频进行分段和融合，这挑战了高画质必须是百分百高清才能实现的假设。你无法看到流媒体背后的创造性工作。

YouTube流媒体是隐性创造的一个例子，它的设计本身就是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商业领域和工业领域，创造力常常被屏蔽，因为在这些领域中重要的是完成任务：视频恰当地播放、地图类应用程序更新交通路线、智能手表监测用户爬的楼梯数……在这些活动中，创新将自身藏匿。

想想身边的高楼大厦。大部分情况是，维持运作的技术元素都藏在墙后，像是风道、管道、电线和支撑梁等。巴黎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以下简称蓬皮杜中心）却一反常态，将整个建筑内外翻转：将功能性元素和结构性元素都展现在外观上，让大家看到。

当设计呈现在表面而不是隐藏的时候，这种创造活动是显性的。显性的创造活动将巴黎蓬皮杜中心的电线和管道暴露在外，这使我们能够看到使创新成为可能的内在心理过程。

在不同的文化中，最丰富的显性创造力往往都存在于艺术作品中。因为艺术作品就是要展示出来的，它们是创新中的开源软件。以克里斯蒂安·马克莱（Christian Marclay）的《钟》（The Clock）为例，它是一段长达24小时的蒙太奇视频，这一天的每分钟，都是由电影中出现过的对应的时间镜头表现的。比如，下午2:18选用了惊悚片《地铁惊魂》（The Taking of Pelham 123）中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看着一个显示“2：18”的时钟的镜头。这部24小时长的影片，放映了包括《体热》（Body Heat）、《太空城》（Moonraker）、《教父》（The Godfather）、《猛鬼街》（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正午》（High Noon）等上千个包含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时间的电影镜头片段，从怀表、手表、闹钟、老爷钟、塔钟到模拟时钟和数字时钟，片段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

马克莱将现有的镜头拼接串联在一起，这与YouTube工程师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YouTube工程师们的创造活动是不为人所知的，而马克莱让我们能够观察到创作过程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他将那些电影打乱、拼接出了有关时间的电影。和YouTube工程师不同，他将自己剪辑的过程展示了出来。

上万年以来，艺术是文化的永恒，赋予了人类丰富的显性创造力。就像脑部扫描能让我们看到大脑如何运作一样，艺术使我们能够对创造过程进行分解和研究。那么，为什么将艺术和科学放在一起，可以更好地理解新思想的诞生呢？

自由诗体与DNA测序以及数字音乐的发明有什么关系？狮身人面像与自我修复的水泥的关系是什么？对于谷歌翻译，嘻哈音乐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将要更详细地讨论“3B”。

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局部外观。

03　创造力“3B”法则1：扭曲

扭曲的方式：多种多样

19世纪90年代早期，法国艺术家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在鲁昂大教堂对面租了一间房。两年的时间里，他在大教堂的前门创作了30多幅作品。他的视角从未改变：不断地从大教堂立面的同一角度创作。

然而，除了创作场景固定外，这30多福画中没有哪两幅是一样的。相反，莫奈展现了不同光线下的大教堂：其中一幅画中，正午的阳光使教堂的立面呈现一种漂白过的苍青色；另一幅画中，他用黄昏的红色和橘色色调照亮了它。莫奈用新的方式在不断表现原型的过程中利用了第一个创意工具：扭曲。

和莫奈一样，日本画家葛饰北斋（Katsushika Hokusai）针对日本富士山这一象征性景点，在不同的季节，从不同的距离，采用不同的视觉风格，创作了40多幅画作。

纵观历史，文化一直用不同的方式对人类的形态进行扭曲。同样地，文化在操纵着动物的形态。

扭曲不仅发生在显而易见的地方，同样也发生在视野之外，拿心脏病举例。心脏是如此脆弱，因此研究人员怀揣着一个梦想：制造心脏替代品。他们能用像制造人造骨骼和四肢的方法那样制造出人造心脏吗？问题最早在1982年得到回答：威廉·德弗里斯（William DeVries）为退休牙医巴尼·克拉克（Barney Clark）安装了一颗人造心脏，之后他活了4个月，死时心脏还在跳动。这是仿生学的巨大成功。

但有个问题。心脏的运动需要大量的能量，而且，那些活动的部件很快就会被磨损。因此，在人的胸腔里装配机器是一个挑战。2004年，医生比利·科恩（Billy Cohn）和巴德·弗雷泽（Bud Frazier）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虽然大自然只给我们可以压动并将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工具，但并不能说明这就是唯一的答案。科恩和弗雷泽想，如果一个人可以使用稳定、持续的血流呢？就像喷泉中循环的水一样，当血液流经心室时，它能被富氧化，然后流回整个身体吗？

2010年，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也安装了一个可以令血液持续流动的“人造心脏”，自此他就没有脉搏了。脉搏只是心脏跳动的副产品，并不是必需的。科恩和弗雷泽以大自然中的原型为例，将之放在工作台上进行革新，发明出这种新型的人造心脏。

鲁昂大教堂（下图）和莫奈所画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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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右图）和葛饰北斋笔下的富士山（左图）。

从左到右：玛雅的雕塑、日本的雕塑和加纳的雕塑。

从左到右：中国的马、塞浦路斯的马和希腊的马。

大小可扭曲

扭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一项资源进行重塑。以重塑大小为例。克拉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前的草坪上的作品《羽毛球》（Shuttlecocks），就是将羽毛球放大成圆锥形帐篷的大小。

2016年夏季奥运会上，艺术家JR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幢建筑顶上架起了一座巨大的跳高运动员穆罕默德·尤尼斯·伊德里斯（Mohamed Younes Idris）的雕塑。

资源既然可以放大，当然也可以收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作为难民被困在某酒店的一个房间里。由此，他从小入手，创作了一系列小型人像。法国艺术家阿纳斯塔西娅·埃利亚斯（Anastassia Elias）创作了一组能放入厕所手纸纸筒的微型艺术品。艺术家维克·穆尼兹（Vik Muniz）利用聚焦的离子束在沙堆上凿刻出了纳米艺术作品。

这些艺术作品与让夜间驾驶更安全之间有什么关系？乍一看，这两者之间毫无关系。其实，处理挡风玻璃的问题和创作这些艺术作品的认知过程是一样的。汽车时代早期，在黑暗中骑车是危险的，因为汽车靠近时，车头强光灯会导致人们几乎看不见东西。

美国发明家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决心制造防眩挡风玻璃。为了提高挡风玻璃的可见性，他将关注点转向了偏振。

克拉斯·奥登伯格的作品《羽毛球》。

艺术家JR创作的穆罕默德·尤尼斯·伊德里斯的巨大雕塑。

偏振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一位法国工程师注意到，透过方解石晶体来观察宫殿窗户反射的阳光就没有那么刺眼了。但是有一个困难，几代发明家都致力于把大块水晶应用到实际用途。想象一块由15厘米厚的水晶制成的挡风玻璃——透过它根本无法看清任何事物。

像前人一样，兰德也尝试用大块晶体做实验，未果。后来有一天，他迎来了顿悟的时刻：将水晶缩小。这一举动后来被兰德描述为他的“正交思维”（orthogonal thinking）。他认为这个思考过程与贾科梅蒂、埃利亚斯和穆尼兹创造微型艺术品的心理过程无异。通过把人手可握的水晶变成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兰德很快就成功地制造出成千上万块镶嵌着细小水晶的玻璃。因为晶体非常微小，玻璃不仅是透明的，还可以减少眩光。司机在路上行驶的视野就更好了。当然，创造的过程仍不可见。

形状可扭曲

在古典西方芭蕾舞中，舞者的姿势要尽可能地摆成直线。舞蹈指导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采用了革新的姿势、动作和布料来扭曲人形。

正如舞者可以改变形状一样，建筑结构也可以。例如，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将通常为平面的建筑外部扭曲成了有起伏或有旋转的样子。

通过类似这样的扭曲思路，如何能使未来的汽车容纳更多燃料呢？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作品《广场》（Piazza）。

阿纳斯塔西娅·埃利亚斯的作品《金字塔》Pyramide）。

维克·穆尼兹的作品《沙塔3号》（Sandcastle No.3）。

将汽油发电机改成氢气发电机的障碍之一就是氢槽的笨重：标准的氢槽是桶状的，因而占据了过多的载货空间。一家名为蜗壳（Volute）的公司开发出一种自身能够层层折叠的氢槽。这种氢槽可以塞进车体中，并通过扭曲的方式尽可能地利用那些未使用的空间。

材料可扭曲

人类的大脑以各种方式对原型进行扭曲。例如，艺术家克拉斯·奥登伯格进行的扭曲不仅有大小上的，还有质地上的：他使用乙烯基、布料等制作柔性材料代替大理石和石头来进行雕塑。他的“超大号冰袋”中装有一个马达，可以使雕塑膨胀或收缩，这可不是用坚固的大理石能够做到的。

像雕塑一样，传统机器人的机身也是坚硬的：从美剧《迷失太空》（Lost in Space）中的机器人B-9到今天工厂里的自动焊机，机器人是“身穿盔甲”的助手。它们闪亮的框架很耐用，但也有缺点：金属部件很重，需要充足的能量才能进行移动；同时，在不造成任何损坏的情况下，金属机器人举起或抓取精密的物件基本是不可能的。

Otherlab是一家试验“软体机器人”的公司，他们使用轻巧且便宜的布料代替金属。该公司的充气式机器人的应用比其他传统型号轻得多，使用的电量也少得多。软体机器人的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可能：研究人员制作了可以像蚯蚓或毛毛虫一样扭动爬行的软体机器人。使它们能在易被绊倒或被困住的地方顺利行动。还有一些软体机器人由于精细的抓取能力，使得在处理鸡蛋和活组织这些会被金属机器人摧毁的事物上有很大优势。

大脑会围绕一个主题不断地产生变化，这其中包括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启斯东警察（Keystone Cops）用快镜头来夸大戏剧化的跌倒动作。电影《邦尼和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用慢镜头表现罪犯在警察的枪林弹雨中舞蹈般倒下身亡的场面。此外，电影《斯巴达300勇士》（300）运用快慢镜头的切换，一反常态以超乎意料的方式呈现勇士们打斗的场景。

时间可扭曲

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可以通过调节速度实现时间的扭曲。起初，定常流人工心脏的运作并不完美，导致运作不畅的原因出乎意料：正如溪流中会形成漩涡一样，血流急转的部位往往会形成血块，从而增加了中风的风险。

多次试验之后，弗雷泽和科恩发现，调节流速可以防止血液凝块形成。他们通过精确调节无脉心脏血流的速度，攻克了一个潜在的致命问题。在电影《斯巴达300勇士》中，调节速度放大了暴力；而把扭曲速度运用到人造心脏上，却起到了维持生命的作用。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时间扭曲。时间通常是向前“流动”的，但在英国导演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戏剧作品《背叛》（Betrayal）中可不是。

这部戏是关于一段三角恋情的：罗伯特（Robert）的妻子爱玛（Emma）和他最好的朋友杰瑞（Jerry）有暧昧关系。品特采用倒叙的形式展开：这部剧以恋情结束，以爱玛和杰瑞分开几年后重逢作为开始。这部长达两小时的戏的最后，故事又回到了几年前杰瑞第一次向爱玛表达爱意的那个夜晚。

弗兰克·盖里设计的三幢建筑：“跳舞的房子”（Dancing House，左上图）、比克曼塔（Beekman Tower，左下图）和卢·鲁沃脑健康中心（Lou Ruvo Center for Brain Health，右上图）。

蜗壳公司的适配氢槽。

奥登伯格“超大号冰袋”。

Otherlab生产的蟑蚁机器人（Ant-roach robot）。

回溯的每一步都揭露了更早时候的那些未曾实现的计划、承诺和保证。当我们在最后的场景中听到角色对话时，他们对彼此说的话已经很难让人相信了。导演通过这种颠覆的叙事方式，揭露了婚姻破灭的根源。

大脑不仅能在剧院中回溯时间，在实验室中同样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物理学家恩斯特·斯图克尔伯格（Ernst Stueckelberg）意识到，他可以将一种反物质粒子——正电子的行为描述为电子的逆向运动。反转时间揭示了一种理解亚原子世界的新途径，尽管这向我们的生活经验发起了挑战。

同样，科学家们也在追求通过扭曲时间来实现克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目标。从基因上来说，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的近亲，在10个基因中只有1个与我们的基因不同。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相似：他们也使用工具，死后会将遗体进行埋葬，同样也会生火。尽管他们更大、更强壮，但我们的祖先征服了他们：大约在3万~5万年前，最后的尼安德特人被消灭了。

哈佛大学生物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从现代人类基因组入手进行回溯，对尼安德特人展开逆向工程。就像品特在舞台上进行倒叙一样，生物学家可以通过回溯人类进化过程来创造出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干细胞，然后将其放入一个胚胎中并移植到一个合适的受体的子宫里。虽然丘奇的想法仍处于推测阶段，但这的确是另一个大脑通过控制时间来创造新结果的事例。

扭曲的程度：从轻微到强烈

有些扭曲是轻微的，有些则更加强烈。20世纪60年代，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向莫奈的大教堂画作致敬。虽说他的绢印版画纹路粗糙、颜色单一，但他对莫奈的敬意却已是显而易见。类似地，在讽刺漫画中，为了夸大滑稽的效果，某些特征会被放大，但不至于放大到认不出画的是谁。

但是当扭曲更加剧烈时，被扭曲的原型可能就很难看出来了。我们很难断定莫奈的两幅画（见第073页前两幅图）画的是同一个对象：他在吉维尼（Giverny）家中的日式桥。

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画像中，人物面部模糊且支离破碎，脸上特征的杂乱掩盖了主体的身份。

在电视时代诞生的时候，将来源扭曲到无法识别这一能力解决了一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成为美国家庭的标配，广播公司希望人们付费观看节目。

那时候有线电视远没有出现，没办法直接把电视节目送到特定的家庭里；除了在整个空间中输送付费节目，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别无选择。公司怎么才能让观众为所有天线都能捕捉到的东西付费呢？

解决方案是这样的：工程师们想出了各种方法来扰乱信号，就像培根对他的“脸”所做的那样。在一种加密系统中，模拟线路被打乱了。在另一种加密系统中，每一条模拟线路里面都加上了随机的延迟，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同步了。想要观看首次播放的电影或顶级体育赛事，使用派拉蒙公司“花钱看”（Pay-to-see）系统的用户需要往盒子中投币，而使用“阅赏”（Subscribervision）服务的用户则需要插入一张打孔卡。对于付费用户来说，一个解码器可以破解那些被干扰的信号；但对于其他人来说，电视节目已经被扭曲得一片模糊，无法收看。

对于培根来说，扭曲形象使他的肖像画有了心理上的深度；对于电视广播公司来说，扭曲保住了他们的底线。

莫奈的《睡莲与日本式小桥》（Water-lilies and Japanese Footbridge，左图）和《日本桥》（The Japanese Footbridge，右图）。

弗朗西斯·培根的《三幅肖像画习作》（Three Studies for Portraits）（包括自画像）。

扭曲的持续性：不断的翻新与改编

我们很容易被时间终结的错觉所折磨，在这种幻觉中，我们使自己相信一切可以完成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但扭曲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总还能挤出更多的东西来。

人类文化永远都在进行中。

拿刀具举例。最古老的带有刀片或刀刃的圆形石刀可以追溯到大约200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逐渐把刀铸造成有更长的刀刃和手柄的模样，使用起来可以更省力。从最初那些简陋的刀开始，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刀被扭曲成无数的形状，因此刀的家谱很厚，其分支也很多。

同样，雨伞和太阳伞自古就存在。为了制伞，早期的埃及人使用棕榈叶或羽毛，罗马人用皮革或兽皮，阿兹特克人采用羽毛和黄金。罗马的伞是可折叠的，就像古代中国的伞一样；相反，印度和暹罗的皇家用伞却非常沉，必须由专门的全职人员来撑。

1969年，布拉德福德·菲利普斯（Bradford Philips）获得了现代折叠伞的设计专利。菲利普斯设计的模型很耐用。但是，这并不是终点：美国专利局持续收到很多关于雨伞设计的专利申请，由于申请太多以至需要4名全职审查员来审查。

例如，Senz雨伞的不对称形状使它具有更好的抗风性；而“反向雨伞”（UnBRELLA）则将通常的雨伞设计颠倒了：收伞时向上折叠，伞的骨架移到伞的外面；背包式雨伞Nubrella就像一个背包，解放了双手。

刀和雨伞的设计没有终点，艺术也没有终点，经典会不断被翻新。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被改编成芭蕾舞、歌剧、音乐剧，改编电影40余部，其中包括动画电影《吉诺密欧与朱丽叶》（Gnomeo and Juliet），在这部影片中，这对苦命鸳鸯成了花园小精灵。

爵士乐大师鲍比·肖特（Bobby Short）在纽约的卡莱尔咖啡馆（Café Carlyle）演唱了35年。然而，不管他演奏多少次标准曲目，比如《我再次坠入爱河》（I'm in Love Again）或《太不可思议了》（Too Marvelous for Words），没有哪两场演出是一样的。

对于一个爵士艺术家来说，没有决定性的表现，也没有最终的结果，相反，目标在持续更新：同样的歌曲不会重复演唱两次。同样，福尔摩斯这一人物形象也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再创造。

“石刀”。

菲律宾19世纪不同类型的刀。

Senz雨伞。

反向雨伞。

背包式雨伞。

在阿瑟·柯南·道尔（Arthut Conan Doyle）的中篇小说《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中，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还发现墙上用血字写的“RACHE”。苏格兰场警探莱斯特雷德（Lestrade）让福尔摩斯帮助他解决这个令人困惑的案件。在仔细勘察了犯罪现场后，莱斯特雷德对这些血字进行了解释：

意味着什么？写字的人应该是一个叫蕾切尔（Rachel）的女人的名字，但却是被什么事打扰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总之是没来得及写完。请先把我的话记住，等到案子真相大白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一个叫“蕾切尔”的女人和这个案子有关。现在你尽可以笑话我，福尔摩斯先生，或许你的确非常聪明能干，但是归根结底，姜还是老的辣。

福尔摩斯继续研究犯罪现场，并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宣布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推论：

这是谋杀案。凶手是男性，身高在1.8米以上，正值中年。相对于他的身材来说，脚小了一点，穿的是一双粗制的方头靴，而且还习惯抽印度雪茄。

断定受害者中毒后，福尔摩斯补充道：“另外还有一点，莱斯特雷德…… ‘Rache’这个单词在德文里是‘复仇（revenge）’的意思，所以不必再劳神去找什么蕾切尔小姐了。”

这是一部经典的中篇小说，经典作品总是不断被改编。

英国BBC出品的电视剧《神探夏洛克》（Sherlock）的编剧把这个故事改编了。第一季第一集被改名为《粉色研究》（A Study in Pink），在这一集中，一具女性尸体在与小说里类似的场景中被发现。受害者在木质地板上刻下了“RACHE”。

莱斯特雷德给了福尔摩斯几分钟研究犯罪现场，然后问他有什么见解。站在走廊上的警察自信地插嘴说：“她是德国人。‘Rache’是德文的‘报复’。”福尔摩斯回答：“好吧，感谢你的参与，然而她并不是德国人。”他不耐烦地把警察关在门外。福尔摩斯继续说：“显而易见，她是从外地来的，打算在回加的夫的家之前，在伦敦小住一夜。”

莱斯特雷德支支吾吾地问：“那信息呢？”福尔摩斯宣称，这名女子婚姻不幸，有多个情夫，并且带着一个失踪了的粉红色手提箱来伦敦旅行。最后他说：“她肯定带了手机或是掌上电脑。她一定有电话或备忘簿，我们来查一下蕾切尔是何人。”

“她写的是‘蕾切尔’？”莱斯特雷德怀疑地问。福尔摩斯讽刺地回答说：“不，她写的是‘复仇’的德语……当然写的是蕾切尔，不然还会是什么？”

这是对这个经典故事更新的改编之一。

因为大脑不断地扭曲输入的信息，语言也随之进化。人际沟通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已经刻在人类的DNA中了：如此一来，今天的词典和500年前的相比，看起来很不一样。语言满足了对话和意识的需要，这不仅因为它有指示性，还因为它是可变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能成为传播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多亏了语言的创造性，我们能说的和需要说的才可以保持同步。

以verlan(7)为例，它指的是一种法语俚语。这种俚语中，音节被倒置：bizarre变成了zarbi，cigarette翻转成为garettsi。起初，verlan是城市青年和罪犯用来躲避当局追查而选择的说话方式，但如今许多verlan的词汇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它们被吸纳到法语的日常对话中。

词典中对词的定义经常随着用法和知识的改变而不断被修改。在罗马时代，“上瘾者”（addicts）指的是那些无力偿还债务就把自己押作奴隶的人，这个词最终却与药物依赖有关：一个人变成了使他上瘾的物质的奴隶。“丈夫”（husband）一词最初指的是房主，与婚姻并无关系。但是拥有自己的财产，会使你更有可能找到一个伴侣，因此这个词最终表示了“一个已婚的男人”。

1605年11月5日，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试图炸毁英国国会，被捕之后被处死。保皇派烧毁了他被人叫作“guy”的肖像。几个世纪后，这个词失去了它的负面含义，并且，一部名为《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的音乐剧在百老汇上演。在美国俚语中，“坏”（bad）指的是“好”（good），“热的”（hot）指的是“性感的”（sexy），“冷的”（cool）指的是“棒”（great），而“邪恶的”（wicked）指的却是“极好的”（excellent）。如果你能把自己送到100年后的未来，你会发现自己为曾孙们说的话所迷惑，因为语言本身就是随着人类的开发而不断变化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扭曲是对现存原型的改造，通过对大小、形状、材料、速度、顺序等方面进行改变，它打开了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源泉。由于持续的神经操控，人类文化与越来越多的、代代相传的一系列主题变化相融合。

但是假设你想把一个主题分开，并将它分解成一个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需要大脑的第二个技能：打破。

04　创造力“3B”法则2：打破

打破一切

打成碎片

在打破的过程中，一些完整的事物被拆开，比如人体；而通过组装这些碎片，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了。

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将方尖碑一分为二并进行翻转，创造出了《破残的方尖碑》（Broken Obelisk）。同样，立体主义艺术家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和毕加索把视平面打破，变成了不同视角角度下碎片的拼图。在其杰作《格尔尼卡》（Guernica）中，毕加索用打破来展现战争的恐怖：平民、动物和士兵都变成七零八落的碎片，躯干、腿、头……没有完整的形象，都是不连贯的，这些都是对残酷和痛苦的呈现。

打破这一认知策略不仅可以使纽曼、布拉克和毕加索的艺术得以实现，还可以使机场更加安全。1971年7月30日，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飞机在旧金山机场准备起飞时，被重新安排到一条较短的起飞航道。

索菲·凯夫（Sophie Cave）的《漂浮的头》（Floating Heads）。

罗丹的雕塑作品之一。

玛格达莱娜·阿巴卡诺维奇（Magdalena Abakanowicz）的《无名者》（The Unrecognized Ones）。

巴尼持·纽曼的《破残的方尖碑》。

乔治·布拉克的《小提琴和鼓手》（Still Life with Violin and Pitcher）。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新的起飞航道需要爬升角更陡些，可惜飞行员未能做出必要的调整：飞机起飞时，由于爬升得太过平缓，撞上了一座塔楼。当时的机场塔楼和护栏都很重，而且为了抗风都设计成无法弯曲的，因此，塔楼就像一把巨大的剑，插进了飞机。一边的机翼被撞凹了，起落架的一部分被撞掉了，塔楼的一个部分穿透了飞机的主舱。在返回机场紧急降落前，飞机冒着烟持续在太平洋上空飞行了将近2个小时才将燃料用完。着陆时，飞机爆胎，偏离了跑道，27名乘客受伤。自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出了新的安全要求。

工程师们要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对此，他们的神经网络生成了不同的策略。现在，起飞滑行时，机身着陆灯和无线电塔看起来是固体金属，但事实上并不是。它们很易碎，可以碎成小块而不会损害飞机。工程师的大脑“输入”了一座坚固的塔，并在“如果……会怎样”中生成了一个可以被拆解成碎片的塔。

打破连续动作

打破也使移动通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最初的移动电话系统的运作方式与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一样：在某个特定的区域中，有一个单一的发射塔向各个方向上进行传输。如此一来，接受量是巨大的。虽然有多少个人同时看电视都没关系，但是许多人同时打电话就会有问题：只能允许几十个人同时打电话，超过这个人数限制，就超负荷了。

试着在一天中的繁忙时段打电话，你很有可能收到一个持续的忙碌信号。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们意识到，把移动电话当作电视机来对待、处理是行不通的。他们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法：将一个信号覆盖区划分为一个个小的“蜂窝”，每个这样的小区都有自己的基站。现代手机就是这样诞生的。这个系统最大的优点是它可以在不同邻域重复使用相同的广播频率：更多的人可以同时使用手机。在立体派绘画中，连续的区域都被呈现在一个平面上。应用在手机上，这个想法就在后台运行，我们所知的就是通话畅通。

诗人e. e.卡明斯（e.e.cummings）(8)打破文字和句法，来创造他自己的自由诗。在下面这首诗中，几乎每一个单词都因换行而被打断了：

dim

i

nu

tiv

e this park i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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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cept me 6 e

nglish sparrow

s)a

utumn&t

he rai

n

th

e

raintherain

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在实验室中使用了类似的打破方法。科学家急于找出组成胰岛素分子的氨基酸序列，但是胰岛素分子太大，难以进行研究。桑格的办法是将胰岛素分子切割成更易管理的碎片，再分割成较短的序列。多亏了桑格的“拼图”法，胰岛素分子的序列最终被成功测定，而且这一技术今天依然被用于揭示蛋白质的构造。桑格因此在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但这还只是开始：桑格还提出了一种打破DNA的方法，以便精确控制DNA打破的方式与时机。原理与上述相同：将DNA长螺旋打破成为可操作的块状。他的简化法极大地加速了测序过程，这让人类基因组工程和其他数以百计的生物体分析成为可能。为此，桑格于1980年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e.e.卡明斯有创意地将文本打破，得到了一种使用语言的新方法，而桑格通过将DNA序列打破，创造了一种阅读自然基因密码的方法。

打破法的神经过程同样也成为我们体验电影的基础。早期电影中的场景实时展开，跟真实生活一样，每个场景的动作都是连续拍摄的，唯一需要编辑的是场景的切换。一个人会在电话上急切地说：“我马上到。”然后他挂掉电话，找钥匙，然后走出门。他会沿着走廊一直走，走过人行道，到达咖啡馆，然后进去坐下跟对方见面。

像埃德温·波特（Edwin Porter）这样的电影先驱，会将开头和结尾抹掉，以便让情节更加紧凑。演员说“我马上到”，然后场景立即变成他坐在咖啡馆的情形。时间被打破了，观众也无需考虑这一点。随着电影的不断进化，制作人开始进一步将叙事过程压缩。在《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早餐场景中，每过几个镜头时间就会跳跃，凯恩和妻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婚姻由甜言蜜语逐渐变为静静凝视彼此。导演们采用蒙太奇手法，使得电影中漫长的火车旅行或普通人摇身成为明星只需数秒。好莱坞工作室聘请的蒙太奇专员，其唯一的工作内容就是编辑这些序列。在《洛奇4》（Rocky 4）中，拳击手洛奇·巴波亚（Rocky Balboa）和对手伊凡·德拉戈（Ivan Drago）训练的蒙太奇片段占到整个影片的三分之一。电影中时间的流逝不再与现实生活一致，相反，打破时间流已成为电影语言的一部分。

打破连续动作也导致了电视技术的极大创新。1963年，陆海军足球比赛进行实况转播。当时的录像带很难控制，回放不精确。然而，当时的比赛直播主任托尼·弗纳（Tony Verna）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录像带上做音频标记。这些标记只有在工作室中才能听到，直播时是听不到的。这让他可以找到每个回放应该所处的位置。他尝试了几十次后，将设备调校到位。最终，在比赛的第四节里，陆军得到关键一分时，弗纳倒回到正确的位置并进行进球回放。弗纳将时间流打破而发明了即时回放技术。由于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操作，电视直播员不得不跟观众解释说：“刚才的不是直播！女士们、先生们，陆军代表队没有再次得分！”

单个长镜头是早期电影的特点，这与早期的计算机非常相似，当时大型主机一次只能处理一个问题。电脑用户要使用打孔卡，排队等候，轮到自己使用时将卡片提交给技术员，等电脑花费数小时进行处理后，再收集结果数据。

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提出了“时间共享”（time sharing）的概念：与其每次只能运行一种算法，为什么不在多种算法间切换，就像电影中切换不同镜头那样简单？用户们不需要等待，就可以同时利用一台主机做各自的事情，就像每名用户都在独享电脑提供的服务。排队等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用户可以坐在终端前，认为电脑在展开一对一的服务。

与用户友好型编码语言的开发一道，真空管向晶体管的转变促进了麦卡锡的想法实现。但是将计算机的计算过程划分为短的细小分段，仍然很有挑战性。麦卡锡的首次演示并不成功，在潜在用户面前，他的大型主机内存不足，开始传出错误信息。幸运的是，技术障碍很快被攻克，经过数年时间，电脑操作人员就可以坐在自己的终端面前与主机实时“对话”。麦卡锡通过将数字处理过程打破，引起了人机交互界面的革命。当下，我们使用手机导航时，其实是在利用无数服务器的处理能力，每台主机都在为数百万用户服务，这就是麦卡锡的云概念。

制造隐形碎片

大脑跟时间一样，可以将看到的世界碎片化。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使用重叠和碰撞的拼贴，创作了他的拼图《十字谜图》（Crossword Puzzle）。

在点彩绘画中，场景是由很多很小的点构建的。

数字图片的像素点非常小，通常无法辨识。这种隐性碎片化的创新是整个数字世界的基础。

大卫·霍克尼的《十字谜图》。

像素化，即将整体分割成细小局部的概念，由来已久。我们在使用电子邮件的抄送功能时，其实是在模仿模拟时代的做法。

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作家会将黑色或蓝色碳纸放在两张纸中间，在上面一张纸写下内容后，墨水或色素会在下面一张纸上复写出同样的内容。但是碳纸很脏，使用的时候会把一切都弄脏。20世纪50年代，发明家巴雷特·格林（Barrett Green）与洛厄尔·施莱歇尔（Lowell Schleicher）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他们将纸看作数百个小的区域，发明了微电子封装技术。采用这种方法，当人们在上面的纸上写字时，每块的墨水盒会破裂，将下面的纸染成蓝色。

尽管名字仍叫“碳复写纸”，但格林和施莱歇尔还是创造了另一种用户友好型复写纸，不管笔或打印机键碰到哪里，墨水都会流出，同时不会搞得很脏乱。几十年后，复印技术宣告了复写纸末日的到来，但格林和施莱歇尔的封装技术却在延时释放药物和液晶显示器中得以应用。

1960年，解充血药康泰克还不是固体状，而是明胶胶囊，里面包裹着600多个“微时序药片”，它们会以不同的速率在体内被消化。同样，当下的LCD电视屏幕也不是一块固体玻璃，而是由数百万个密集排列的微型晶体组成。过去被看作整体且不可分的东西，现在都已能够被打破成更小的部分。

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的点画《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Un dimanche après-midi à Iîle de la Grande Jatte）。

一张数字化的手机背景图。放大局部后肉眼无法辨识。

压缩

打破来得如此不留痕迹，以至于我们很难注意到它对书写与说话方式的影响。

我们会省略掉一些词以加快交流，比如将单词gymnasium（源自希腊词gymnazein，意为“公开训练”）缩短为gym，长度大为缩短。我们还会利用单词首字母来缩写一些词汇，如FBI（美国联邦调查局）、CIA（美国中央情报局）、WHO（世界卫生组织）、EU（欧洲联盟）和UN（联合国）等；在推特上用“F2F”代替“face-to-face”，用“OH”代替“overheard”，用“BFN”代替“bye for now”等。

这些缩略词告诉我们，人类大脑善于压缩。

我们常常可以将事物分解开来，保留最核心的部分，并且仍能理解其中的要点。

因此，我们的语言充满了“局部代表整体”的借代法。当我们说“那张能够发动千艘船的脸”时，当然指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海伦，而不仅仅是她的面容。然而，我们在将事物打碎时却并不丧失其整体意义。

因此，我们会将自己的车子说成“轮子”，或者将人的总数称为“人头数”，提及婚姻时会说“执子之手”。而谈及“西服”时，可能在说生意人，而用“灰胡子”来指代年长的高管。

艺术界也存在将最重要部分同样进行压缩的现象。看看这些法国海岸的雕塑，它们是借代法的可视化类似物。

一旦大脑意识到整体可以被划分为局部，就会产生新的特性。大卫·费希尔（David Fisher）的“动态建筑”打破了常规建筑的固有框架，在旋转餐厅大楼中使用类似马达的设施，让每层都可以独立旋转，导致建筑会改变自己的形状。

每层都可以独立或联合起来精心设计，为城市的天空增加一座始终变化的建筑。得益于人类打破事物的神经天赋，曾经整体的片断现在可以被分割开来。

跟动态建筑类似，经典音乐领域的一个伟大创新就是将乐句分割成小节。

布鲁诺·卡塔拉诺（Bruno Catalano）的《旅行者》（Les Voyageurs）。

大卫·费希尔创建的动态建筑。

以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The Well-Tempered Clavier）中的D大调赋格曲为例，主题曲为：

即使你不会读乐谱，也不用担心。重点是在后面的乐章中，巴赫将主旋律分为两部分：他丢弃了前半部分，只把注意力放在最后4个音符上。在下面的段落中，这个小尾巴部分交叉重叠出现了13次，绘制了一幅急速的、美丽的马赛克拼图。

这种“破坏”（breakage）赋予巴赫这样的古典作曲家以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水手之歌》《摇篮曲》等民歌中所不具备的。在这种打散的前提下，他无需演奏整部主旋律，而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演奏出丰富多彩的主旋律片段，有些类似电影《公民凯恩》或《洛基4》中的蒙太奇手法。在这一创新力量的推动下，巴赫大多数作品都有一套手法：引入主旋律，然后再把它拆开。

通常情况下，一个可以拆分的整体，预示着它存在可以删除和丢弃的部分。为了创作《超级马里奥云》（Super Mario Clouds），艺术家科里·阿肯吉尔（Cory Arcangel）改写了电脑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Super Mario Brothers）的源代码，把游戏中所有东西都去掉，只留下了云彩。然后，他把剩下的部分投影到大屏幕上。游客在展览品中走来走去，观察着屏幕上放大的卡通云朵。

大脑有忽略某些片断而保留另一些的本领，这种本领常能引发技术革新。19世纪末期，农民们开始有了用蒸汽机取代马匹的想法。然而，他们的第一台拖拉机干活的本事却不高。所谓的拖拉机实际上就是街头的机车，机器太重了，压实了土壤，毁坏了庄稼。从蒸汽转变到油动力的确起了一些作用，但拖拉机还是很笨重，不易驾驶。

在当时看来，机械耕作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实现。然后哈利·福格森（Harry Ferguson）提出了一个打破的想法：去掉起落架和外壳，然后把座椅直接安装到发动机上。他的“黑拖拉机”比较轻，因而能在耕作方面发挥非常好的效果。通过这种保留部分结构、丢弃其余部分的方式，现代拖拉机的雏形诞生了。

大约100年后，将事物分解开来以删除其中部分的做法，改变了音乐分享的方式。1982年，一名德国教授试着申请一个点播音乐系统的专利，让人们可以通过电话在线订购音乐。可是，音频文件太大了，德国专利局拒绝了这个看上去不可能实现的专利申请。于是，教授要求一位名叫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的年轻研究生去研究压缩这类文件的可能性，使音频文件能够变小一点。早期的压缩方案可用于演讲，但是它们不区分文件类型，把所有文件当成一样的，属于“一刀切”式的解决方案。

勃兰登堡提出了一个适应性模型，可以灵活地响应声源，使得他制定的压缩方案能够适应人类听觉的特殊性。勃兰登堡知道，大脑有选择性地接听信息，例如，较响的声音掩盖较弱的声音，低频声音掩盖了较高频的声音。有了这些信息，他就可以在不损失质量的情况下，删除或减少听不见的频率。

勃兰登堡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苏珊娜·维加（Suzanne Vega）的单曲《汤姆的餐厅》（Tom's Diner）需单独录制：一个女声独歌，哼唱经过了数百次尝试才得到了恰当的保真度。经过多年的精心调整，勃兰登堡和他的同事终于找到了文件最小化和高保真度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只让耳朵听到必要的声音，使得音频占的存储空间减少90%。

起初，勃兰登堡担心他的公式是否有实际价值。但是十几年之后，数字音乐就诞生了，把更多的音乐塞到iPod上成了必备任务。通过灵活地排除注意不到的频率，勃兰登堡和他的同事们打破了声学数据，发明了MP3压缩方案，建立了网络上大部分音乐的存储基础。面世几年之后，“MP3”超过“sex”，成了互联网上搜索量最多的词汇。

科里·阿肯吉尔创作的《超级马里奥云》。

一台19世纪的蒸汽拖拉机。

拆分与丢弃

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需要保留的数量比预期的少。曼努埃拉·维洛佐（Manuela Veloso）和她在卡内基·梅隆（Carnegie Mellon）的团队开发CoBot（合作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帮手（可以在建筑走廊里跑跑腿）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团队为CoBot配备了传感器，以便在它前方产生丰富的3D渲染。但是，实时处理这么多的数据，让机器人的机载处理器过载了。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CoBot项目就会陷入僵局。

维洛佐博士和她的团队意识到，CoBot不需要分析整个区域来辨识一堵墙，它所需要的就是同一个平面上的三个点而已。因此，虽然传感器记录了大量数据，但其算法只采用了很小的一部分，占不到计算机10%的处理能力。当算法识别到一个平面上出现三个点时，CoBot就知道它面前是一堵墙。就像MP3利用了人脑没有注意到它所听到的一切声响一样，CoBot不需要“看”它的传感器记录的所有东西。

它的视野连草图都算不上，但它有足够的信息，让自己不撞到墙壁和人。在一个开阔的区域，CoBot将毫无用武之地，但其有限的视野却完全适应建筑内的工作。这个厉害的机器已经把数百名访客带到维洛佐博士的办公室了，而这一切都多亏了把整体场景分解成了部分。

这种对部分的打破和丢弃的技术开发了研究大脑的新方法。长期以来，神经科学家一直为不透明物质阻挡了其观察脑组织的视野而感到沮丧。通常，他们通过将大脑切成非常薄的切片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也属于一种破坏形式。科学家们对每个切片进行成像，然后在数字模拟中艰辛地重组整个大脑。但是，由于在切片过程中损坏了许多神经连接，计算机模型至多只能得到近似值。

神经科学家卡尔·代塞尔罗思（Karl Deisseroth）和钟广运（Kwanghun Chung）及其团队找到了另一种解决方案。一种叫脂质的脂肪分子将大脑凝结在一起，同时它们也能散射光。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方法来清除死老鼠脑中的脂质，同时保持其脑结构的完整性。随着脂质消失，老鼠大脑的灰质变得透明。与阿肯吉尔的《马里奥兄弟云》一样，“明澈”技术（CLARITY）移除了部分原始数据，但并没有填补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差距使神经学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大量的神经元进行研究。

打破使我们能够把坚实或连续的东西分解成可管理的部分，而我们大脑的破坏设施，则把世界分解成可以重建和重塑的单位。像扭曲一样，破坏可以在单一来源上运行：你可以把图像转化成像素，或把建筑物的地板旋转移动。不过，在组合来源上绘制又是怎样一个图景呢？

无论是寿司、比萨、船屋、洗衣店、酒吧，抑或是美国诗人玛丽安·摩尔（Marinane Moore）描述的一头狮子的“凶猛的菊花头”，许多极具创造性的飞跃都是惊人的组合体。由此，我们要转向大脑创造力的第三个主要法则。

用“明澈”技术观察老鼠海马体。

05　创造力“3B”法则3：融合

如何融合：不受约束的创造力源泉

生命与生命融合

在融合时，大脑会以神奇的方式将两个或更多信息源结合在一起。全世界有许多将人与动物融合后创造出来的神秘生物。

古希腊人将人与牛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人身牛头怪兽（minotaur）。埃及人将人与狮子融合成狮身人面像（Sphinx）。在非洲，女人与鱼融合成海洋精灵（Mami Wata），是一种美人鱼。到底是什么魔力让大脑“生成”这些怪兽？其实，人们以前就发现大脑能够将不同的概念糅合在一起。

大脑也会将动物与动物融合：希腊的飞马（Pegasus）是一种带翅膀的马；东南亚的狮身象面兽（Gajasimha）一半是大象一半是狮子；英国纹章中的驴驼（Allocamelus），一半是骆驼一半是毛驴。与古代神话学一样，现代超级英雄往往也是各种神奇的融合物：蝙蝠侠、蜘蛛侠、蚁人、金刚狼等。神话传说与科学有相通的地方。

人身牛头怪兽。

海洋精灵。

狮身人面像。

遗传学教授兰迪·刘易斯（Randy Lewis）认为蜘蛛丝有极大的商业潜能：它要比钢强数倍。如果蜘蛛丝可以大批量生产，就可以生产出超轻防弹服。但蜘蛛很难养殖，一旦数量增多，它们便会以彼此为食。

除此之外，要想从蜘蛛那里获取蜘蛛丝非常困难：养殖100万只蜘蛛需要用82个人，花数年时间，才能提取足够的丝以织出约4平方米的布。后来，刘易斯想出了一个有创意的点子：将负责产丝的DNA植入山羊的基因中，生成了蜘蛛羊弗利克莱斯（Freckles），它看起来像一只山羊，但产的奶中有蜘蛛丝。刘易斯和他的团队挤出奶，并在实验室中提取蜘蛛丝。

遗传工程开创了现实生活幻想的前沿阵地，人们不仅创造了蜘蛛羊，还创造了能生产人类胰岛素的细菌，以及有海蜇基因的鱼和猪，还有世界上首只转基因狗，它有海葵的基因，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会变成荧光红色。

生命与非生命融合

我们的神经网络交织在一起，构建自然世界知识的纹理。艺术家居里施·拉尔曼（Jooris Laarman）使用软件模拟人类骨骼的发育方法，然后，打造他自己的“骨头家具”。正如骨骼自身会优化骨质分布一样，拉尔曼按照同样的道理，在家具的承重部分使用了更多的材料。

日光下（左图）及黑暗中（右图）转基因小狗的不同状态。

日本工程师中津英治（Eiji Nakatsu）采用融合自然的办法解决了一个复杂的问题。

他的工作是设计子弹式高速列车，但这种列车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列车的扁头在高速行驶时会产生刺耳的噪音。作为一名痴迷的鸟类观察者，他发现，翠鸟的锥形嘴可以让它在捕捉水中的鱼时不起波澜。中津英治提出了针对子弹式高速列车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列车头部装一个像鸟嘴一样的“鼻子”，能够让列车在以每小时320多公里的速度行驶时降低噪声。

大脑经常将它接收到的许多事物进行奇妙的融合。例如在影像装置艺术中，艺术家将一位女性文雅逼真的身体与一堆毫无生命的沙粒融合在一起。

居里施·拉尔曼根据人体骨骼（左图）形态打造的“骨头家具”（右图）。

中津英治受翠鸟嘴型启发，在子弹式高速列车前装了鸟嘴形“鼻子”（右图）。

乍一看，这种有生命体与无生命体的结合可能仅在艺术创作时有用，但实际上，它也可用于世界上各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与道路上。

世界上一半的建筑物，从道路、桥梁到高楼大厦，都需要混凝土。但这种材料天生脆弱，受损后难以修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化学家们向自然界求助。他们在混凝土中加入一种特殊的细菌及其喜欢的食物。只要混凝土完好无损，细菌就处于蛰伏状态，一旦混凝土受损，细菌便开始活跃。这些细菌会吃掉它们的食物以便繁殖和扩张，排泄出方解石以修复混凝土的受损部位。通过这种将微生物与建筑材料的独特结合，混凝土具备了“自愈”能力。

数码世界与模拟世界融合

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比人类强，但是人类的一些非常普通的技能却会难倒计算机。其中一项技能便是图像识别，让一个小孩找一张照片非常容易，但对计算机来说却非常难。

为什么呢？对计算机来说，一张数码照片不过是不同颜色和密度的集合。计算机为了学习高阶图样，需要记住数以百万计的案例。这一问题在21世纪早期凸显出来，当时全世界的人们向网络上传了数十亿张图片。谷歌想找到一种将这些图片自动打标签的方法，经过各种努力，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可行的算法。

一位名叫路易·范阿恩（Luis Van Ahn）的学者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将人与机器连接在一起，发明了“ESP游戏”，其原理如下：世界上任意地方的两个人上网，看到一张图片并提供该图片的描述文字，当两个人说出同一个词时，如“美洲虎”，计算机便将其视为人类的无偏见确认，然后用这个词标注图片。两个人继续玩这个游戏，不同的图片被标上不同的词，如森林、动物、爪子、树、休息等。人类识别，然后计算机做记录。没有人能够单独将数百万张图片分别标注，但只要人们相互合作，就能够创造出在网络上给图片贴标签的基本方法。

通过标注进行人脸识别。

现在与过去融合

人类喜欢将不同事物融合的特点，还体现在我们将现在和过去进行结合的方式上。在电影《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马蒂·麦克弗莱（Marty McFly）回到30年前，意外阻止了他的父母相见，因此危及到了他的出生。在雷·布拉德贝瑞（Ray Bradbury）的《雷霆万钧》（A Sound of Thunder）中，一名猎人到了侏罗纪时代，当时人类还远未出现，他在那里踩到一只蝴蝶，改变了未来的一切。我们用想象力将不同时代的区别无缝地融合在了一起。

不同语言融合

大脑将不同概念融合在一起的倾向，还体现在我们的沟通方式上。语言会将许多词进行融合，例如，英语单词中的braintrust（智囊团、专家顾问团）、rainbow（彩虹）、eyeshadow（眼影）、heartthrob（柔情、心跳）、newspaper（报纸）、frostbite（冻伤）、soulmate（灵魂伴侣）等。还有洛杉矶的“大堵车（Carmaggedon）”、龙卷风巷（Tornado Alley）的“风暴（Stormaggedon）”等。

在俚语中，人们通常用另外一个能够押韵的词来代替某个词，如“Watch out for the guard”变成“Watch out for the Christmas card”，而“I've got a date with the missus”变成“I've got a date with cheese and kisses”。

人类大脑对融合的偏好催生了隐喻。诗人T.S.艾略特（T.S.Eliot）曾写道，“此时黄昏正朝天铺开/像手术台上一个麻醉过去的病人”，因为他的神经网络将自然现象与在医院里发生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在《伯明翰监狱的来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马丁·路德·金将音乐、地理、气象等结合在一起，用以描述一种新的社会类型：

现在是实现真正民主承诺的时机，而且也是把即将发生在我们国家的挽歌变成高唱兄弟情谊赞歌的时机。现在正是把国家政策从种族不平等的流沙转向相互尊重的坚硬的岩石上的时机……让我们共同期盼种族偏见的乌云很快散开，误解的浓雾从我们不安定的社区消散；让我们期盼，在不远的明天，博爱和兄弟情谊的灿烂星辰将以美丽的光华照亮我们伟大的国家。

克里奥尔语（Creoles）是由不同语言融合而成的。近来，语言学家对儿童发明的克里奥尔语进行了研究。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偏远小村庄里，年纪大的人普遍说三种语言：瓦尔皮瑞语（Warlpiri，土著语言）、科里欧语（Kriol，一种基于英语的克里奥尔语）和英语。父母跟婴儿交流时，在这些语言之间自由地进行切换，孩子们融合了父母的这些话，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结果就是，轻瓦尔皮瑞语（Light Warlpiri）形成了，它作为一种新语言，其创新部分不是源语言的一部分。例如，单词“you'm”指代过去和现在的人称，但不包括未来人称，这在其父母所说的语言当中并不存在。由于孩子们的大脑将这些语言原料重新制造，所以这个村庄的语言不断演化。轻瓦尔皮瑞语逐渐取代了原来的传统语言。

不同源信息融合

人类大脑经常将不同源信息进行一次性的融合。中世纪的欧洲作曲家创造了一种音乐作品，同时将不同内容的东西唱出来，甚至不同语言也被融合起来。有一部有名的作品将拉丁语的《垂怜经》（kyrie）与两段法语融合在一起：第一段是神圣的颂歌，第二段颂扬“五月的真爱”（true love in the month of May），第三段警告重婚者“别去抱怨教皇，而应该自我抱怨”。

直到今天，音乐融合仍然很普遍，尤其在嘻哈音乐中。这种音乐将以往音乐中的词、旋律和即兴词重新创作，或将其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歌曲。例如，说唱歌手Dr.Dre1993年的主打歌《自我放纵》（Let Me Ride）融合了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鼓点、百乐门的人声，以及另一位嘻哈歌手演唱的音效。20世纪60年代，The Winstons乐队的单曲被融合进包括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Jay-Z等歌手在内所创作的2000多首歌里。

通常，幕后融合会引起技术的飞速发展。一张照片源自一个固定光圈，但由于进光量有限，导致照片有些部位过曝，而有些部位曝光不足。如果你让你的妈妈在室内站在窗户前，给她拍照，通过窗户的光线会让她在照片中显得过于暗淡。高动态范围图像（HDR）可以让所有物体有合理的对比度。

其原理如下：数码摄像机以极快的速度拍摄同一场景的数张图片，但是光圈的设置不同，进光量各异，就可以生成一组图片，一些曝光过度，一些曝光不足，还有一些居于二者之间。然后由软件对局部对比度进行优化，优化的部位是与周围区域物体不一致的地方，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照片的融合效果。HDR图片看起来比真实场景还真实，这归功于对不同曝光程度进行的融合。

另外，大数据能够引起大规模的融合。当你在谷歌翻译界面的对话框里输入一段话时，计算机并不会尝试去理解你。相反，它将搜索已有的人工翻译与你写的内容进行逐字逐词对比，然后找到最贴切的匹配。于是软件并不需要词典，翻译成了一件统计学该干的事情。跟讲话不同，计算机将你写的内容看成其他人书写内容的混合物。你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中听到不同内容的融合；而谷歌翻译则是在幕后做这样的事情的。

有时候，两种不同的来源进行融合时很容易看出来，而有时却很难分辨，其原因在于，不同来源的融合可能使得他们很难被分开。以下这些融合就容易被看出来：美籍华人建筑师、艺术家贝聿铭（I.M.Pei）设计的卢浮宫金字塔，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将她的脸与一只受伤的鹿的形象结合在一起。

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金字塔。

弗里达·卡罗的鹿身人面画《受伤的鹿》（The Wounded Deer）。

克雷格·沃尔什的创作。

里卡多·斯科菲迪奥的“云雾构成的房子”。

深度融合：促进人类文明的跃进

举一些将融合进行得更彻底的例子。艺术家克雷格·沃尔什（Craig Walsh）将人的脸部投影在树上，伊丽莎白·迪勒（Elizabeth Diller）与里卡多·斯科菲迪奥（Ricardo Scofidio）创作的“云雾构成的房子”，是一座由数千个喷头生成的水气墙包围的建筑。在巴西的沙滩海岸，我们也能见到同样程度的融合，在那里，有一种运动：足球和排球被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流行的“足排运动（futevolei）”。

足排运动，即在沙滩排球场上玩足球。在足球运动中，除双手外，运动员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允许与球接触；在排球运动中，运动员将球挡向网的另外一侧，直至球落地，可以得一分。而在足排运动中，排球中的“扣杀”被用“鲨鱼式攻击”替代，运动员将腿伸向高空，将球迅速踢到网的另一侧。

当融合达到了一定程度时，人们就很难将不同来源区分开来。例如，很难将艺术大师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的作品《0-9》中的数字区别开，因为它们相互交错重叠在一起。

足排运动。

贾斯珀·约翰斯的《0—9》。

这种类型的融合很彻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近一万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开始开采铜矿，几千年后，他们的后代开始开采锡。两种金属的硬度都不高，但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成为合金时，其硬度比熟铁还高。

大约公元前2500年时，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融合两种金属：这一时期的铜器比自然铜矿中含有更多的锡。铜器时代的序幕拉开了，铜与锡的混合物成了制作武器、盔甲、硬币、雕塑和陶器的可选材料。

青铜是一种将其来源隐匿的融合，很难想象将两种软金属融合，能够得到这种持久且有金属光泽的合金。与铜合金一样，复合材料、酊剂、香水和酏剂都是通过彻底融合而得来的。

1920年，香水设计师恩尼斯·鲍（Ernest Beaux）将玫瑰花、茉莉花、香柠檬、柠檬、香草和檀香木等数十种天然元素融合，并首次加入了被称为“醛”的合成香精，合成了最初的香水。他准备了几瓶不同的香水，然后让他的老板可可·香奈儿选择自己喜欢的。香奈儿将所有的香水试了一遍，选择了第5瓶，随后这种香水便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香水：香奈儿5号香水。

大脑不断漫步于我们的记忆库，经常将各种各样的想法联系到一起。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著名画家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将米开朗基罗的《先知以赛亚》（Isaiah）与现代工业相融合，得到新的《铆工罗西》（Rosie the Riveter）。

大多数时候，我们不知道融合已经在进行，而不同领域知识的融合不断地创造着新技术。例如微流控芯片，它是医疗诊断的基础。血液样品被分放在一个特制盘子的不同孔内，每个孔内的血液用不同的病原体测试。

不幸的是，其制造过程耗时长且成本高，导致该设备无法被开发者大量使用。

生物医药工程师米歇尔·凯尼（Michele Khine）和她的团队选择了另一种经济而大胆的办法：热缩片（Shrinky Dinks）。

这个玩具由一系列经预热和拉伸的塑料片组成，以便小孩可以在较大的面积上绘制。当被重新加热后，塑料片会收缩到原来的尺寸，将小孩的画作变小。

凯尼的团队使用激光打印机和烤箱，将小孔刻到加热图画玩具上，加热塑料，然后使其收缩到功能性微流控芯片盘上。就这样，他们花了几便士，便成功地把小玩具变成了验血器材。

爱因斯坦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想象的是人在电梯中的情形。如果电梯在地上，地球引力会让掉落的球撞击电梯地面。但在位于零重力太空环境下，向外飞出的电梯中会发生什么呢？

球被释放后似乎还会做同样的运动，因为此时地面会向它加速。爱因斯坦意识到，人根本无法分辨球的掉落是重力导致的还是加速度导致的。因此他提出等效原理，指出地球引力可以被视为加速度的一种。将电梯与太空进行融合，他对现实本质的理解更进了一步。

融合使得不同想法以奇特的方式滋长，从而成为创新的强大引擎。尽管动物世界也能通过交配的方式实现多元化，但这种融合却是非常受限的。与之相反，人类大脑有着广阔的记忆与感知丛林，不同意念的交互融合丝毫不受约束。

米开朗基罗的《先知以赛亚》（局部）。

诺曼·罗克韦尔的《铆工罗西》（局部）。

06　“3B”法则取决于环境

创新需要与文化产生共鸣

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重新给阿波罗13号上驾驶舱的电池充电的时候，他们是在扭曲；毕加索在《亚维农少女》中处理人体的时候也是如此。而当工程师拆毁设备时，他们是在打破；毕加索折断视觉平面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工程师们将纸板、塑料、袜子和软管粘在一起，做成一个空气过滤器时，他们是在融合；当毕加索把伊比利亚雕塑和非洲的面具融入他的自画像的时候，也是如此。虽然工程师和艺术家所使用的原料不同，但他们使用的创新手法是一样的：将他们所知的进行扭曲、打破和融合。因此，他们各自创造了历史：一个是绝地救援，另一个是艺术创造。

“3B”是大脑用来将经验转化为新的输出的工具，它们是一项发明软件部分的基本例程。原材料取之于我们参与世界的每一个方面：措辞、即兴音乐、玩具、照片、令人眼前一亮的概念，以及我们所积累的每一段记忆等。通过把这3个B交织在一起，人们让思想相互联系，并将他们的经验分解，继而组合成新的形式。一切文明都是从衍生、重新装配和重新组合的曲折道路开始的。

但还有另一个层面：人类的大脑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没有被抓住。为什么这么多创意无法进入社会的奔流中呢？

并非所有的创意都能找到观众。简单的扭曲、打破和融合并不能保证观众会欣赏最终的成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创造的行为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创造出来的物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仅有新颖性是不够的，还需要与社会产生共鸣。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将小说创作描述为“用言语进行的大规模的、快乐的实验，并交给同行进行判断”。

你的同行们对这个实验的看法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文化，因为在任何社会中，一切得到重视的创作，都取决于它们之前已存在的事物。想象力的产品是由当地历史推动的。

例如，你判断一个东西是否有创造性趣味，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17世纪的法国剧作家热衷于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的戏剧模式：戏剧应该集中表现一个主要情节，发生在一个地方，且发生于一天之内。像莎士比亚这样同时代的英国剧作家，虽然知道这些惯例，却选择了忽略它们，于是他的“哈姆雷特”离开了丹麦去了英格兰，几个星期后又回到了丹麦。在同一时期，日本的能剧并不刻意塑造空间和时间：两个人物可以并肩而立，但又彼此不相关。伦敦和东京所盛行的表演是不会出现在巴黎的，因为文化习俗差别太大了。创作者和民众都受到文化的制约和捆绑：一个地方的想法不一定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因为它需要从相同的文化背景汲取养分。

同样，法国人和英国人也有不同的景观标准。17世纪和18世纪时，法国的花园具有清晰的对称轴线与修剪整齐的布局，它们同宫殿一样有严密的建筑准则。而英国的花园则有着曲折迂回的小径和自由生长的绿植，设计的本意是让它们看上去是无秩序的。万能布朗（Capability Brown）是英国最著名的园丁之一，把他的园艺和诗歌做对比：

我在这里放一个逗号。在那里，当有必要隔开视野的时候，我加上一个括号。在那边，我用句号画上一个结尾，开始了另一个主题。

这种自由形式的做法在他的法国同行之间永远不会流传起来。

再比如，18世纪和19世纪的维也纳是进步作曲家的灵感之源：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凡尔赛宫的花园。

万能布朗设计的英式花园。

然而，他们全部的冒险精神都没有让一个音乐家创造出略微失调的总谱，如被长时间的沉默打断、用气息的吐纳作为一种表现特征、以起落作为节奏等，而这些正是半个地球之外的日本雅乐（Japanese Gagaku）的特征。尽管这些西方作曲家都富有想象力，但他们却陷入了自己文化的狭窄道路之中。

同样，当时的欧洲芭蕾舞理想化了优雅、看上去毫不费力的动作：跳跃时，舞者似乎短暂地飘浮在半空中，舞者的脸上也不应该出现表情。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印度舞依然扎根于地面，在舞蹈中，舞者的身体强有力地扭转运动，头部、手和脚快速运动。通过灵活地改变面部表情和姿势，印度舞者可以在同一舞蹈中，灵活地在造物者与毁灭者之间交替，这种双面性在欧洲古典芭蕾舞剧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虽然我们可以想象创造力是无限的，但是大脑及其产出物则是由社会背景来塑造的。

不仅艺术受到文化的制约，科学真理也可能因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接纳逃离纳粹德国的移民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以及其他参与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的先驱们，从而结束了战争。可是，纳粹德国核研究也起步很早，也有像维尔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这样的杰出科学家。纳粹为什么没能赢得核竞赛呢？主要原因是文化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爱因斯坦在自由世界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但一些德国的民族主义科学家却将他的理论视为“犹太科学”，并宣称这些想法不值得被正经地追求。诽谤者中就有德国籍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他说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不会成真的”。他认为，犹太科学的颠覆性目的，是为了迷惑和误导德国人民。由着这种偏见的过滤，纳粹分子跟美国人对科学真相的了解截然不同。

不仅理论如此，各项发明的命运也取决于它们在何处被创造出来。思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时在两个地方创造出的尖端技术：一个是在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工程师开发了一种小型设备，比大型真空管能更有效地放大电子信号。他们把这项新发明称为“晶体管”。而在巴黎郊外一个小村庄的西屋电气实验室（Westinghouse lab），两位前纳粹科学家设计出了一个几乎相同的设备，他们命名为“负互导管”。贝尔实验室申请了美国专利，而西屋电气实验室申请了法国专利。

起初，看上去占上风的是法国人，因为他们实验室生产的设备质量比美国的高。但是这个优势很快就消失了。这个想法并没有在巴黎引起共鸣：政府失去了兴趣，还重新调配了核电资源。这个时候，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愈加可靠，也越来越容易制造了，并踏入了便携式收音机领域。就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电子设备中的晶体管无处不在，最终成为数字革命的基础。在美国，发明家能够把握住发明，影响未来几十年。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负互导管却半途夭折了。

这不仅关系到你生活的城市，还关乎到你生活的时代。文化不断发展，人们的品味和态度也一直在变化。想一想莎士比亚的《李尔王》（King Lear），在剧末，主人公跪在心爱的女儿科迪莉亚吊死后的尸体旁，他喊道：“为什么一只狗，一匹马，一只老鼠都有生命，可是你却毫无气息呢？”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过去很久之后，纳胡姆·泰特（Nahum Tate）改编了《李尔王》，让它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这使戏剧与新复辟时期英格兰的艺术和文化标准保持一致，其中包括对诗意的正义要求：在这个新版本中，科迪莉亚活着，真理和美德获得了胜利，李尔王又恢复了王位，与同期查理二世重登王位相呼应。一个多世纪以来，泰特的版本取代了莎士比亚的版本。同样，剧作家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的戏剧《儿童时代》（The Children's Hour），讲述了两名被指控非法的女同性恋教师的爱情故事。当它变成电影时，由于时代的限制，传言的绯闻变成了异性恋。几十年后，导演威廉·怀勒（William Wyler）重新拍摄了这部电影（即《双姝怨》），此时道德禁令已经解除，使得原版的赫尔曼故事得以重见天日。

如同戏剧和电影一样，科学进步也需要历史的打磨。如今我们觉得是科学方法不可或缺的诸多要素，如实验结果的公布、方法的详细描述、重复实验、业界同行的评审等，均出现在17世纪内战后的英格兰。在此之前，自然科学不是通过实验，而是通过个人启示和理论推测来验证，科学数据须让位于洞察力。英国内战结束后，科学家们开始寻找一种连接国家利益的武器。化学家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认为，实验所提供的有形证据是建立协议的一种更为牢靠的方式。然而，他的方法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打头阵的就是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他认为委员会的决定不可靠，而且很容易被操纵。他对主宰科学的精英阶层尤为怀疑。

玻意耳的实验方法最终得到了推广，不仅因为它的科学价值，还因为它满足了时代的需要：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了君主的绝对权力，支持议会权力。在这种背景下，玻意耳的实验方法得到了广泛传播：它强调集体探究，使科学民主化。而在之前，当国王掌权时，单个科学家可以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今，议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公民科学家也是如此。因此可以看出，就连寻求真理这种最本质的事情，都是由其周边的文化环境决定的。

由于历史背景很重要，创新的诞生也有其特定的时刻。历史的时间线上点缀着很多发明创新，这些创新本可以早些产生，因为所有的元件和零件都是现成的，但却没有人可以做到。想想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品《白象似的群山》（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中的对话，其中一男一女隐晦地谈论堕胎：

“这啤酒凉丝丝的，味儿挺不错。”男人说。

“味道好极了。”姑娘说。

“那实在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手术，吉格，”男人说，“甚至算不上一个手术。”

姑娘注视着桌腿下的地面。

“我知道你不会在乎的，吉格。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

姑娘没有作声。

“我陪你去，而且一直待在你身边。他们只要注入空气，然后就一切都正常了。”

“那以后咱们怎么办？”

“以后咱们就好了，就像从前那样。”

上面的每句话都是用简单的文字写的。没有任何东西强制很久以前的作者用这种风格写作，但没有人选择其他的方式。相反，前代的作家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想想19世纪20年代，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小说《拓荒者》（The Pioneers）中的对话：

法官说：“让我感到悲伤的是，我们见证这个国家的奢侈浪潮，定居者可以在这里享受天赐，同时这里也是成功冒险者的天下。你无法摘除自己的责难，柯比，因为你在这些树上制造了可怕的伤口，因为一个小切口会影响这整个物体。我恳请你们记住，它们是花了几个世纪才成长起来的，一旦失去了生命，它们的损失将无法得到弥补。”

海明威笔下简洁的人物也用相同数量的词汇进行了一次完整的谈话，但即使他用类似库柏的词汇来写，他的散文也无法同后者兼容，因为对于19世纪的读者来说，这种写法似乎太不直接，过于稀疏零落了。

同样，作曲家厄尔·布朗（Earle Brown）1961年创作的作品《可用的形式Ⅰ》（Available Forms I）所需的一切元素，都可以在19世纪作曲家如贝多芬的作品中找到：乐谱、乐器、西方的平均律调音。

但是，早期，没有哪位作曲家在创作时会将不同演奏者演出的内容写在不同编号的方框中，这样一来，指挥在现场通过向每位演奏者发出指令，告诉他们何时开始，何时结束，这种方式造就了曲目的灵活性。

《可用的形式Ⅰ》没有哪两次听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在19世纪的西方，音乐是经过精心组织和协调的，每次演奏时听起来都一样。那个时代的作曲家可能创作了类似《可用的形式Ⅰ》的作品，但是它偏离了文化规范，因此创作者和他们的听众都无法看到乐曲成功的可能性。

由于其历史的特质，每个区域都会限制在其中产生的作品。即使创造性工作是为永恒而奋斗的，但从根本上它还是依赖于周围的环境的。

创新要有度

1826年3月，在维也纳，作曲家贝多芬在家对面的一家酒吧里坐下，在当时，他最新的弦乐四重奏正在首演。当时他已经彻底失聪了，无法听到这场音乐会。但他不在场的真正原因是，他实在看重观众对最后一章的反应。

贝多芬把最后一章命为“大赋格”（Grosse Fuge）。这第4章持续时间为17分钟，是史上最长的最终章，几乎等于很多整部弦乐四重奏全篇的长度。在一段单一的加长版乐章中，有一段开放的快速开场、一段优雅的慢节奏、一段舞蹈般的插曲和一段轻快活泼的结尾。因此，大赋格相当于一部独立的、小型的四章弦乐四重奏。不仅如此，最后的结尾还有当时的人从未听过的复杂声音和节奏。贝多芬把这样一个要求很高的终章放在一个本来就很长的第4章中，他明白这对观众的要求有多高。

贝多芬陷入了一个常见的创造性困境：当谈及当下的作品时，不存在不容错过的想法。创造力本质上是社会行为，是公众实验室的一个实验。新作品是被放在文化背景下进行评估的：人们对任何创新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它之前发生的事，以及它与这个谱系的距离。我们一直在试着判别到底是严格按照大众标准行事，还是不顾界限阻挠，即总是在寻求熟悉和新颖之间的最佳切入点。

在创作这样一个极具冒险意义的最终章时，贝多芬已经在新颖上压了很大的一注。于是他坐在酒吧里，等着他的朋友，第二小提琴手霍尔兹（Holz），给他传达观众的意见。霍尔兹来到酒吧，兴奋地告诉贝多芬，说这部四重奏大获成功：观众们呼吁再次演奏中间部分。贝多芬欢欣鼓舞。后来他追问观众对《大赋格》的反应，可惜的是，霍尔兹告诉他，这一章没有得到“安可”（Encore，意为再唱）的请求。贝多芬非常失望地说，观众都是“牛和驴”，根本不懂，并说《大赋格》是唯一值得演奏两次的乐章。

贝多芬的实验与社会标准相去甚远。首演时，有一位评论家写道，最终章与“中文一样难以理解”。即使是贝多芬最强烈的崇拜者，也感觉到这个作品难以理解。贝多芬的发行商担心听众对终章的不满会破坏整个四重奏的需求。在知道了贝多芬对霍尔兹的信任后，发行人联系了他，要求他向作曲家提议，去掉《大赋格》，并写一个新的终章。霍尔兹写道：

我一直对贝多芬说，即使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大赋格远超平常，甚至超过了四重奏本身的作品……我告诉他，他的发行商有意向他提供创作新的终章的酬金。贝多芬告诉我他会想一想。

贝多芬是出了名的不关心演奏者的才能或是观众的反应的。但是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同意了他的发行商的请求。面对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贝多芬在公众面前做出了让步，他回到了他的工作室，创作了一首抒情的新曲，比《大赋格》更温和、更甜美，长度约为之前的1/3。没有文件记载他的动机，但这是个人冲动与大众接受之间谈判的一个典型事例。

原地徘徊，反被抛弃

像贝多芬所遭遇的一样，究竟该坚持创造熟悉的事情，还是去进行一些开天辟地的尝试，这种选择上的困境一直在上演。在这困境两端寻找平衡时，创造者有时会倾向于坚持创造熟悉的事物，因为基于大家都熟悉并喜爱的东西进行创造看起来更安全。但是如果如此，公众也可能会抛下你自行前进。

拿黑莓智能手机来说，2003年，RIM科技公司推出第一款黑莓手机：它最主要的创新点就是全键盘设计，这样手机不仅具备了通话功能，还可以编写、收发邮件。2007年，黑莓手机获得巨大成功，公司股价上涨了80倍。RIM公司摇身变成科技行业最火的公司之一。同年，苹果公司推出了第一款iPhone。之后，黑莓公司的市场份额保持上升了一阵子，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是，公众的注意力已开始转向触屏手机。然而，黑莓手机的设计师仍旧坚持自己的设计，他们寄希望于iPhone只是一时的热潮。短短几年间，黑莓公司的市场份额跌了75%，股价也由138美元的巅峰跌至6.3美元。黑莓公司的失误在哪里？在于他们坚持那个“正确答案”，而低估了手机进化到多媒体设备的速度。黑莓手机的实体键盘限制了屏幕的尺寸，进而影响了观赏电影和使用应用程序的愉悦感。它是最适合2007年的产品，在几年之后已经不再适用了，发展没跟上节奏，公司没能走得更远。

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伊士曼柯达公司的头上。1885年，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发明了第一个柔性胶卷，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伊士曼已经掌握了全美90%的胶卷销售量和85%的相机销售量。在美国，10张照片里面有9张是“柯达时刻”。但是，由于担心对模拟胶片的销售有影响，柯达公司对于数码技术的反应太过迟缓，犹豫不决。尽管推出了自己的数码相机生产线，柯达公司还是没有预见新技术替代化学冲洗的未来。2012年，这家摄影产业开创者申请破产。

通常，往往是那些大胆创新的公司因为自身无法随时适应变化，最终落后。在2000年，如果一个美国人想在家看一部电影，包括他在内的周围数百万居民很可能会驾车去家附近的百视达（Blockbuster）租赁影片。这是一家由一位电脑程序员成立的公司，它率先使用了可以监控租赁趋势的追踪软件，以确保最热门的影片有存货。

在公司的顶峰时期，百视达在全美及海外运营超过11 000家商铺，但是百视达没能及时地应对宽带的出现。宽带出现后，视频流可以导入到用户家庭中。到2014年，百视达关闭了在美国的最后一家店铺。在零售商店租电影看已经过时了。就像黑莓和柯达一样，百视达死守自己“正确答案”的时间太长了。

这些公司的前雇员会告诉你，有时候仅依赖成功经验是远远不够的，那些巨大的飞跃才能够抓住公众的想象，就像是电气照明代替了煤气照明，汽车代替了马车，有声电影代替了无声电影，晶体管代替了真空管，台式电脑代替了大型的主机……

这样听起来，“打破”才是关键。但是有时激进的打破也会搁浅，就像这些应对缓慢而失败的案例一样。

走得太快，没人跟随

从186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为了创造出全球通用的一种语言，人们进行了数百次尝试。这些尝试的目的就是创造出一种易于学习、铲平任何自然语言中的难点的“完美”语言。包括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内的很多显要人物都公开支持这种行为，他们相信，创造出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会促进世界和平。

在这个背景下，很多新奇的语言出现了，像“奥利”语（Auli）、“艾斯皮多”语（Espido）、“艾斯派力多”语（Esperido）、“欧罗派”语（Europal）、“欧罗皮欧”语（Europeo）、“基奥洛”语（Geoglot）、“格罗巴果”语（Globaqo）、“格罗萨”语（Glosa）、“完美”语（Perfektsprache）等。其中大部分语言的建构方式都是相似的，在欧洲语言的基础上，让拼写和语法更加符合逻辑，并剔除了不规律的结尾。

没有比“希望”语（Esperanto）的发明者卢德维克·柴门霍夫（Ludwik Zemanhof）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更近的人了。在希望语中，每一个字母只有一个发音，所有动词的变化都是规则的，每个单词是由可以预判含义的前缀和后缀构成。比如，后缀“eg”代表的意思是“在规格或浓度上大”，vento代表“风”，那么ventego就意味着“风很大”；domo的含义是“房子”，那么domego指的就是“大宅子”。

起初，只有柴门霍夫和他的妻子使用这门语言，他们用这门语言彼此给对方写情书。自从柴门霍夫发表了他关于希望语的专著，这门语言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国际世界语大会随即召开。1908年，比利时－普鲁士交界的袖珍国莫里斯尼特（Moresnet）发起了一场运动，将自身重新命名为第一个自由的希望语国家——“埃米克由（Amikejo）”，意为“友谊之地”。希望语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顶峰：有接近50万人向联合国请愿，要求将这门语言纳入世界官方语言。希望语的支持者在1948年写道：“（这门语言）经受住了暴风和时间的考验……它已经成了人们的生活语言……随时可以为更广范围内的人服务。”

这个宣言证明了希望语发展的最高水平。随后，人们对这门语言的热情逐渐减退：这门语言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采纳为第一或第二语言，只有一千多人小时候把希望语当作母语学习过。虽然有一门全球通用的语言可以丰富全世界的连接，但是，让人们去学一门全新的语言仍旧是一个很重大的举动。尽管一门世界通用的语言有它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干扰性还是太强。

还有很多类似的过激的“修复”，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以历法（calendar system）为例。自从波普·格雷戈里（Pope Gregory）于1582发明了“戈里历”（Gregorian calendar），很多思想家都在呼吁一种可以更好地记录时间和季节的方法。毕竟，能有一种每个月都一样长，每一年都可以重复使用的历法，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到1923年，废除“戈里历”的呼声太高了，国际联盟只好举办了一场国际性的比赛。获胜的是摩西·科茨沃思（Moses Cotsworth）设计的有13个月的恒定历（perennial calendar）。科茨沃思设计的这个历法中，每月有28天，每一年以星期日开始，第13个月安插在6月和7月之间，命名为“索尔”（Sol），以向太阳致敬。因为特别欣赏这个发明，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在长达60多年的岁月中，都将科茨沃思历定为公司的官方时间表。然而，根据科茨沃思历，公历的7月4日（美国国庆日）将会出现在索尔月的17日，因此美国向国际联盟提出了抗议。1937年，尽管历经了数年的游说，将科茨沃思历定为全世界通用历法的提议还是以失败告终。

而在1930年，伊丽莎白·阿基利斯（Elisabeth Achelis）曾提出一种一年有12个月份的永远不变的“世界历”（the World Calendar）。一年中，用7天乘以52周，总共364天，相对于公历的365天少1天。余下的这1天被称为“世界日”（World Day），如此一来，每个历季都是以周日开始，以周六结束。但是一些宗教团体的崇拜周期却因此失效，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与反对。国际联盟因而没有通过这一历法。

新的提议仍层出不穷。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曾提出“世界季节历”（the World Season Calendar）。这种历法取消了月份，取而代之的是，将一年划分为4个季度，每一个季度都由13周组成。与“世界历”一样，相对于公历的一年365天，“世界季节历”也少了1天。欧文·布朗伯格（Irv Bromberg）发明的“对称454历”中，一个月要么是28天，要么是35天；“对称454历”没有前两种日历中一年一度“落空”的一天，而是用每隔5年或6年出现在12月的一个“闰周”代替。

这些新奇的历法吸引着后继者，但就像世界通用语一样，它们终究还是没能成为标准。问题太多，根本无法克服：在我们所处的互联网世界中，想要将过渡的阶段清晰地划分出来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软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先进行升级。组成一个新系统也将意味着，过去的历史事件要么被重新估算，要么就是人们学会两套系统，一套为了了解过去，一套为了迎接未来。

改变“戈里历”要比“戈里历”本身造成的问题更麻烦。虽然现在为了吸引消费者，日历上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画，但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戈里历”依然存在。这些再一次说明，对熟悉的事物进行改变往往太具有破坏性。

尽管业界吹捧颠覆，但是在未知的水域航行是很冒险的。面对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最终枯竭的威胁，汽车行业必须在以下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一是提高内燃机效率（一种增值的解决方案），二是更换另一种技术（一种颠覆性的方案），如使用电能或氢能供电。电动车的一个弱点是充电需要时间，目前来看，它要比加满油用的时间长很多。以色列的Better Place公司想出了一个新颖的解决方案：置换电池。车主将车停进换电站，短短几分钟，就能将用完的电池取下，换上新电池。以色列因其国土面积小、国民环保意识高而被选为倍普公司的理想试验场。

在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下，Better Place公司建立并运营起1800个服务站。公司指望有环保意识的大众能够更换电动车。可惜，克服公众的惯性是很难的：即便有大量的宣传，汽车买家还是没有做好改变的准备。倍普公司没有售出能够维持服务站运转的电动车数量。开张6年后，公司申请破产。

我们生活中充满着可预见之事和不可预见之事的激烈角逐。执着于紧跟潮流，很快便会惹人厌烦；但是沉浸于舒适区，则会被远远抛弃，失去转变的机会。熟悉和新奇之间的平衡一直在变化，很难保持稳定。无数的点子最终都落入历史的废墟中，因为瞄准已经失效，射出的箭不是没到目标，就是超过目标太远。

人们指责微软公司把软件升级为Windows 8太激进了，这一责难非常激烈，开发人员因此丢了工作。与此同时，苹果公司的升级却被批评太过保守。正如欧茨所说，这一切总是一个实验。

文化品位也一直都在改变，却并不总是稳步前进。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行进方式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偶尔它们也会出人意料。这些改变的方式和速度都是无法预测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语仍旧是一个未能实现的梦，而百视达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慢慢消失了。文化一直在前行，它的一只脚停留在过去，一只脚踏在未来。我们无从得知，什么样的产品、发明在未来可以成功。

但我们是人类，有着相同的感觉、生命周期和心理机制。撇去多样的文化背景，是否存在一种超越一切的普世的美？人性中是否存着恒久不变的特质，在控制我们所拥有的创造机会，就像一段永恒的旋律指导着我们每日的即兴创作一样？对于普世的美的追寻没有止境，因为它如北极星一样宝贵，指引着我们去创造。

追寻普世之美

一个常常被用来当作普世之美的例子便是视觉对称。像波斯地毯和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the Alhambra Palace）天花板上的几何图案，它们是两个创造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作品。但美与对称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洛可可艺术作品就很少有对称的，禅宗花园（Zen gardens）也因缺少对称而受到珍视。

所以说，人们或许可以从其他地方发现普世的美。1973年，心理学家格尔达·斯梅茨（Gerda Smets）指出，大脑对复杂度在20%左右的图案作出的反应最强烈。新生儿盯着复杂度在20%左右的图案看的时间也最长。生物学家E.O.威尔逊认为，这可能表明，人类艺术的普世的美中有生物强加的因素：

雕带样式、格子图案、书籍扉页编排、语素文字，还有旗帜设计……都有着相同水平的复杂度，这可能是一个巧合（虽然我不这么认为）。复杂水平相同可能是原始艺术和现代艺术设计中吸引人的因素之一。

但是，威尔逊说得对吗？唤起或许是美学的起点，但却不是全部。我们生活在一个习惯于使彼此惊喜、相互感受启发的社会中，一旦20%的复杂度变得习以为常，它的光芒便消失了，人类便会寻找其他新奇的维度。

以几年之内分别由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和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simir Malevich）创作的两幅油画为例。康定斯基的作品《构成第七号》（Composition VII）中色彩杂乱无章，复杂度高；而马列维奇的作品《白上之白》（White on White）在视觉上则与大雪覆盖的大地相一致。即便是有相同的生物因素在制约，两位画家的作品却截然不同。

因此，视觉艺术并没有非要遵循的规定。事实上，斯梅茨用放置在头皮上的电极（通常被称为脑电图或EEG）来说明被试者的唤起程度通常是在复杂度为20%时最高。她又询问被试者喜欢的图片是哪一张，她发现被试者的回答并没有共性。如此看来，大部分大脑对于20%复杂度的反应并不能预测被试者的审美偏好。在判断视觉上的美时，我们无法严格遵循生物意义上的规则。

事实上，生活的环境会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在米勒—利耶尔错觉（Müller-Lyer illusion）中，线条a看起来要比线条b短，其实它们俩实际上一样长。许多年来，科学家都认为这是人类视觉感知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框架。

然而，跨文化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人们对这种错觉的认知是非常不同的，而异常值在西方被试者中出现较多。当科学家试图测量两条线看起来长度区别有多大时，他们发现西方人看到的差异最大。非洲的祖鲁人（Zulu）、方人（Fang）和伊爵人（Ijaw）看到的差异是西方人看到的差异的一半。克拉哈里沙漠（the Kalahari）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萨恩人（San）并不会受到错觉的干扰：他们可以马上判断出a和b是一样长的。在西方国家长大的人和居住在克拉哈里沙漠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人对世界的经历改变着其所认为的真实，视觉也不例外。

音乐呢？它难道不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普世的语言吗？一项关于世界各地原住民音乐的研究显示，我们所听的音乐和听音乐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远超出西方世界所熟悉的那样。当西方国家的父母想要哄孩子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唱舒缓的摇篮曲，并慢慢地变为低声细语；而阿卡俾格米人（Aka Pygmies）在哄孩子入睡时，会在轻拍孩子颈部的同时大声唱歌。

波斯地毯。

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天花板图案。

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的作品《维纳斯的凯旋》（The Triumph of Venus）。

一座禅宗花园的一角。

上数第2排的图片的复杂程度约为20%。（斯梅茨，1973年）

瓦西里·康定斯基的《构成第七号》。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的《白上之白》。

西方的古典乐认为，合拍的演奏是优美的，而在传统爪哇音乐中，失谐的才是吸引人的。

在一些原住民文化中，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速度演奏；在蒙古的喉音唱法的一些文化中，音乐并没有可以辨识的旋律；另外一些文化中，音乐是由不寻常的乐器演奏的，像瓦努阿图共和国群岛的水鼓，是通过拍打水波来打节奏的。西方的音乐强调每秒拍子、第三或第四拍；保加利亚的节奏包括七拍、十一拍、十三拍和十五拍的韵律模式；传统的印度音乐中，有的节奏周期超过一百个拍子。在西方，八度音阶被分为12个等距半音，而传统印度音乐中，八度音阶被分22个不等距的半音。即使是西方文化对音调高低的描述，在其他不同文化中也有不同体现：塞尔维亚的罗马人把音调高低描述为“大”和“小”，对于奥巴亚—门扎部落的人来说，音调的高低是“父”与“子”，而津巴布韦的绍纳人（Shoana people）认为，音调分为“鳄鱼”和“追逐鳄鱼的人”。

除去差异，这些音乐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对于声音组合的方式，人们是否有生物偏好？科学家假设，我们天生偏爱和谐的音乐，紧接着他们用婴儿来进行检验。4~6个月的宝宝无法诉说他们的想法，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他们的行为来获得线索。一个研究组设置了一个实验房间，房间的两边分别放置了一个扬声器。一边的扬声器播放的是莫扎特的小步舞曲，播放一会儿后，研究者将这个扬声器关闭，打开另一个播放着失序版同首曲目的扬声器。在这个扬声器中，莫扎特的音乐变得刺耳、失谐。房子中间，婴儿坐在父亲或者母亲的腿上。研究人员分别观测婴儿在扭头前听两首曲子的时长。结果如何？婴儿对原版莫扎特的曲目的注意时间要长于失序版本。这看起来是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我们对和谐音乐的偏爱是与生俱来的。

然而，音乐认知领域的专家开始质疑这个实验结论。对于像保加利亚民歌这样的原住民音乐来说，大量的失序是其特点之一。即便是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悦耳的音乐的标准也在随着时间改变，就像简单和谐的莫扎特《G大调小步舞曲》也会吓到中世纪的僧侣。

因此，认知科学家桑德拉·特雷胡布（Sandra Trehub）和朱迪·普兰丁格（Judy Plantinga）重新进行转头实验。她们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无论是哪一首曲子，宝宝们总是对他们听到的第一首曲目给予更长时间的关注。如果一开始播放的是失序版本，婴儿对它的注意时间和对原版的一样长。她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非生来就对和谐音乐有偏爱。就像视觉审美一样，我们对音乐的品味并非是在出生时决定的。

科学家一直致力于找到联系人类恒久的共性。虽然人类生来便有了特定的生物特质，但经过100万年的扭曲、打破和融合，人类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偏好。我们既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也是文化进化的结果。“普世之美”的想法很吸引人，但它并没有抓住因时空变化所产生的多样性。也就是说，美并不是预先定义好的。

我们在进行创造性探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美学上的探索：遇到认为是美的新鲜事物时，我们都会扩充到对美的定义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并不会被过去的伟大作品所吸引，却在前人可能无法接受的事物中发现美妙之处。人类并没有特定的审美偏好，我们的特点是拥有多样的、曲折的创造力和创造的过程。

17世纪的剧作家本·约翰逊（Ben Johnson）赞誉同时代的莎士比亚“非一世之雄，乃万古人物”。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与他争论，毕竟莎士比亚从未像现在这样受欢迎过。2016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196个国家演出《哈姆雷特》，完成了一次世界巡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一直被重演、重新讲述。全世界受过教育的成年人都能说出一两句他剧中的对白。莎士比亚是我们愿意传给后代的自豪的遗产。

但是，500年后，如果我们可以插入神经植入物，能够直接接触到他人的感受会怎样？相对于观看成年人换上戏服在舞台上假装自然地表演3个小时，丰富且有深度的脑对脑体验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愉悦感，以至于看戏成为过去的爱好。如果想要关于基因工程、克隆、永葆青春和人工智能的剧情，而莎士比亚设计的冲突已经过时了怎么办？如果信息超载，人类无法承担回溯上一代或两代，甚至一两年前的事情的工作量，那该怎么办？

很难想象一个莎士比亚缺席的未来。但是，这确实可能是我们为想象力所付出的代价：多少世代以来，人们的创造力一直在发挥作用。时代的需要在改变，社会在前进。我们不断地放手，为新的生活腾出空间。甚至是那些因文化而闪光的创造性作品，也逐渐从聚光灯下消失。亚里士多德是欧洲中世纪被研究最多的作家，虽然我们仍旧尊敬他，但是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意义上的领袖，而非一个活生生的声音。当涉及创意产出时，“永恒”总伴随着一个有效期限。但是，莎士比亚是不会彻底消失的：即使这些戏剧只有专业领域的人研究，莎士比亚也会在他的文化基因中延续下去，直到“不朽”的尽头。

如果说创意作品能够经受住五六百年的考验，那一定是大部分人做不到的事情，毕竟人类对于求新是如此执着与渴望。我们对祖先致敬的方式就是有创造性地过当下的日子，即便这意味着对过去的洗刷。莎士比亚可能想过要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棒的剧作家，但不可能是最后一个剧作家，他的影响仍可以从那些受他影响的剧作家身上看到。当有一天，一位剧作家写出我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时，他可能去历史的舞台逛了一圈。短暂与废弃，都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创造我们生活周围事物的基石是不可见的，这一点并不稀奇。但是，我们周遭的一切，建筑、药物、汽车、网络、刀具、城市、自行车、电器用具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们吸收、处理现有知识，并进行融合、生产新事物的结果。我们无时无刻不是数十亿祖先思维产物的继承者。除了人类，没有一个物种如此努力地在探索想象的疆土，也没有一个物种像人类这样，如此坚定地将这一信念变成现实。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总是如希望的那样富有创造力。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使创造力最大化呢？

07　打破传统：在原有基础上创造新可能

参考传统，而不是遵守传统

2014年的电影《乐高大电影》（The LEGO movie）为观众营造了一个用彩色乐高积木搭建的世界：不仅建筑，里面的人、天空、云彩、大海，甚至风，都是由积木构成的。电影主角是一个叫埃米特（Emmet）的乐高小人。电影中，他力图阻止邪恶的乐高世界商业总统用强力胶凝固世界的计划。故事中的强力胶是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神秘物质，而阻止商业总统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反抗之块”，它是一种可以中和强力胶的积木。在乐高世界中，当埃米特告诉其他人厄运将至时，他们都还在唱着颂歌。

影片进行到一半时，剧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故事转向了现实世界，整个乐高世界都在一个叫芬恩（Finn）的小男孩的想象中。事实上，商业总统就是芬恩的父亲，也被称作“楼上的男人”。芬恩的父亲在家里的地下室用乐高积木搭起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城市，里面有摩天大楼、林荫大道，还有高架列车。父亲对芬恩把他的乐高作品弄得一团糟很不满意，因此想用万能胶把这些积木永久地粘起来。“反抗之块”其实就是万能胶的盖子。

芬恩的父亲花费无数小时的努力搭建起的乐高城很漂亮，甚至可以说是完美，但是观众却自然而然地站在芬恩那一边：与其支持将世界进程冰冻住的计划，他们更愿意支持芬恩不断建造与重建的想法。

永不停息的大脑使我们不仅着手改进不完美的事物，同时也愿意修改那些看起来已经完美的东西。人类不仅打破不好的东西，对好的东西也一样要打破。创造者们对于过去持有不同的态度，有人欣赏，有人蔑视。但是，他们有着相同的特性，即他们都不希望把一块块积木粘在一起。正如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所说：“传统是用来参考的，不是遵守的。”（Tradition is a guide and not a jailer.）历史可以被崇敬，但是绝不是不能触碰的。

众所周知，创意并非无中生有，我们以文化为提供创意原材料的仓库。我们常常要通过搜寻继承的优秀遗产来创造新东西，这与烹饪大师为创造出新的佳肴而选购最佳原料异曲同工。

1941年，纳粹将波兰犹太人转移到德罗霍贝奇犹太人区（the Drohobycz Ghetto），将那里作为他们去集中营送死前的最后一站。在这些遭受苦难的人中，有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z）。尽管一位欣赏舒尔茨的德国军官使他暂时免于被驱逐出境，但是另一名军官却在大街上枪杀了他。极少数舒尔茨的作品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在他仅有的几部作品中，有一本名叫《鳄鱼街》（The Street of Crocodiles）的短篇小说集。在战争后的几年中，这本书慢慢有了名气。后来，美国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也向舒尔茨的作品致敬。他是如何致敬的呢？福尔使用模切技术将舒尔茨的部分文本切下，制成一个散文雕刻品，而不是将其作品进行简单的保存或是模仿。福尔选择切割的都是他喜爱的舒尔茨的作品，他通过将舒尔茨的作品制成新的东西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像芬恩一样，他也把好的东西“打破”了。

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的作品《树木编码》（Tree of Codes）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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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又一代，我们将历史的砖块重新拼装。法国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将好的东西“打破”创作出《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他以15世纪拉斐尔和马康托尼奥·雷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的雕刻作品《帕里斯的审判》（The Judgment of Paris）作为出发点，将其中右下角的三个神话人物，变成了巴黎一处公园中闲适的两个资产阶级绅士与一个裸体女子。

不久后，毕加索又将马奈的作品“打破”了。罗伯特·科莱斯科特（Robert Colescott）又在他的作品《亚拉巴马州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labama）中将毕加索的作品《亚维农少女》“打破”。

社会有时会试图制定一些（他们认为的）合适的公约。19世纪，法国国家艺术学院（French Art Academy）制定了视觉艺术的一系列标准，因此它控制了公众的品味，并决定什么样的作品值得购买。当时学院的影响力很大，可以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等不同风格的伟大画家都囊括进来。但是，就像《乐高大电影》中芬恩的父亲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院慢慢开始想把事情固定下来。

学院每两年都会举办一场艺术沙龙，这个沙龙承办了法国最新艺术作品的主要讨论会。如果想在法国艺术界有所作为，那这个沙龙是必须要参加的。被这个沙龙接纳是通往名声与财富的途径。

沙龙的选择标准一向很高，但到了1863年，评审团的口味变得更窄了：他们拒绝了很多人的油画作品，其中不乏已有名气的画家。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也在被拒行列之内，陪审团对该画中明目张胆的性行为和看起来随意的笔法十分不满。

拉斐尔与雷蒙迪的版画《帕里斯的审判》。

马奈创作的《草地上的午餐》。

毕加索的《草地上的午餐》。

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

罗伯特·科莱斯特的《亚拉巴马州的少女》。

在过去，那些作品被沙龙排除在外的艺术家们只能接受他们的命运。但这一次，很多艺术家都打破了学院所制定的“好”规则：被拒绝的艺术家数量庞大，大家都站起来开始反抗。激烈的抗议使拿破仑三世（Emperor Napoleon III）去展览馆参观这些被拒绝的作品，随后他下令在主展区附近修建一个“被拒作品沙龙”，这样公众就可以参观那些被拒绝的作品，并自行判断。

之后，有超过400名艺术家都报名参加了这个“被拒作品沙龙”。但是学院在修建这个沙龙时却没下什么功夫：油画被安排得杂乱无章，也没有出版任何作品目录。与主展区相比，这个“被拒作品沙龙”就像一个庭院旧货出售现场。尽管如此，对被拒作品的展出仍是法国艺术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绘画作品从神话和历史题材向更现代的题材的转变。绘画的笔法也转向了更为实验性质的绘画技巧。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狭窄的画廊中，他们见到了学院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看到的世界。“打破”传统的需要战胜了抵制的努力。

人类的大脑不断地在重塑他们面前的“碎片”，这不仅推动了艺术，也推动了科学。20世纪初，地质学家们认为，大陆从未移动过，对他们而言，地图册上地球的样子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一样，地球的稳定性不可质疑。就当时可获得的资料而言，这一论断是基于实地观察而得出的坚实的理论。

但1911年，阿尔弗雷德·魏格纳读到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描述了在大西洋两岸发现的同种植物和动物。当时的科学家们解释说，已经下陷的大陆桥曾经连接着大洋两岸。但是魏格纳一直在思考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线可以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的事实。

之后，他在南非和巴西的岩层中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关联。通过在脑海中进行模拟，魏格纳将七块大陆拼成一个单一的大陆，并将之命名为泛大陆（Pangaea）。他假设这个超级大陆在几亿年前发生了分裂，分裂的几大块慢慢漂开，渐行渐远。魏格纳脑海中进行的融合使他能够以他人没有用过的方式“看到”我们星球的历史，因此他发现了大陆漂移。

1912年，在他的一篇论文中，魏格纳首次提出了他的假设，他的书《大陆与大洋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也在3年后问世。正如达尔文提出的物种进化，魏格纳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星球也在变化。在魏格纳的理论中，大陆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更像睡莲一样，是能够漂移的。

魏格纳并不担心他的理论与当时盛行的观点相悖，他在给岳父的信中写道：“我们为什么要为抛弃一个旧观点而犹豫不决？我认为在10年之后，这些旧观点不会再盛行了。”不幸的是，魏格纳太过乐观了。他的作品饱受蔑视和嘲笑，对他的同行来说，他的观点是“异端”且是“荒谬的”。地质学家赫尔曼·冯·耶林（Hermann von Ihering）讽刺魏格纳的假说会像“肥皂泡一般破裂”。气象学家马克思·森佩尔（Max Semper）写道：证明大陆漂移的方法是不充分的，这一论证也彻底的失败了。森佩尔还说道，魏格纳“最好不要侮辱地质学家了，他应该去那些迄今仍被忽略的领域进行探索，而不要再给地质学的‘后院放火了’”。

魏格纳面临几个令人生畏的问题。大多数地球科学家是实地工作者而非理论家，对他们来说，他们测量并掌握的数据才是一切。魏格纳缺乏实际证据，他所说的只是关于大陆曾经连接在一起的推论，而时间倒回到数亿年前去获取直接证据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他只能对地球板块运动的方式进行推测。是什么地质引擎引发地震，从而推动了这些变化？对同时代的人来说，魏格纳本末倒置了，他用尚未完全的事实提出了一个理论：他这个假设动用了太多的想象力。

为了说服当时的人，魏格纳多次去北方进行探险，以测量大陆的运动。魏格纳最后一次探险正值北方的11月，天气寒冷，他在返回基地的路上迷路了，最终死于心脏病发作。由于死亡地点荒无人烟，他的遗体直到几个月后才被发现。

几年之后，一系列新兴测量设备使得人类获得了大量的海底数据、磁场数据，并且掌握了年代确定技术。这些资料使得地质学家对魏格纳的理论重新进行了思考。几经犹豫，地质学家查尔斯·朗韦尔（Charles Longwell）写道：“魏格纳的假说十分令人兴奋，并且对地质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值得每一位地质学家的尊重和同情。他提出的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在当时是超前的。因此，拒绝任何有可能解决有关地球历史的观点都是鲁莽的。”

几十年后，一位曾经讽刺过魏格纳理论的地质学家约翰·图佐·威尔逊（John Tuzo Wilson）也改变了他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我们局限的视野所没有预料到的……地球板块不是停滞的，而是活生生会运动的……这是我们时代一次重大的科学革命。”

魏格纳是正确的。他的“大陆漂移说”被那些反对他的人所接受。魏格纳挑战现状的愿望，即将大陆板块看作是由整体分散开来的，已经被证明正确了。

在推翻自我中找到新大陆

人们常常会打破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违抗这些传统。20世纪50年代，画家菲利普·古斯顿（Philip Guston）是纽约抽象表现主义学派的新星，他创作出了许多云彩状的色彩图画。

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经历了几次对自己作品的回顾之后，古斯顿一度中断了自己的绘画生涯，他离开了纽约艺团，搬到了纽约伍德斯托克区隐居起来。

几年后，他再次出山。他最新的画作于1970年在纽约的马勒伯画廊（Marlborough Gallery）展出。这场画展令他的推崇者大吃一惊：他转攻具象艺术了。招牌的红色、粉色、灰色和黑色的色调依然存在，但是他画的很怪异，甚至有些变形的香烟和鞋子的形象。

菲利普·古斯顿的《给B.W.T》（To B.W.T.,1950，左上图）、《画作》（Painting,1954，右上图）、《拥挤的城市》（Riding Around，1969，右中图）和《平地》（Flatlands，1970，左下图）。

反响几乎都是充满敌意的。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Hilton Kramer）称这些作品是“笨拙的”，并且认为古斯顿是在扮演一个“可爱的大笨蛋”。《时代周刊》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也对古斯顿不屑一顾。面对这些公开的责难，马勒伯画廊不再与古斯顿续约。古斯顿因为打破了自己之前的作品风格而失去了他最热情的崇拜者，但是他坚持自己的决定，直到1980年去世之前，他都一直在进行具象派绘画的创作。

批评家克雷默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他的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的观点发生了改变。1981年，休斯重新发表了一篇评论：

古斯顿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并于20世纪70年代展出的作品，同他以往的作品是那么的不同，这些作品看起来像是一次任性甚至是粗鲁的大变脸……那时侯，任何认为这些具象作品在10年之后会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观点，都会被看作是难以置信的。

然而，事情就这样出乎意料地发生了。10年中，美国绘画界开始流行笨拙的、朋克风的具象风格：这时的绘画呈现一种巧妙的笨拙感，忽视正统和精确，转而以表现主义为基础。显而易见，古斯顿是这种绘画方式的教父。因此，相比于同龄人，他的作品更受35岁以下的画家追捧。

与古斯顿相似，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也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在世界音乐界也有了名气。即使他们创作的热门歌曲一首接一首，他们仍旧在进行尝试。

乐队的创作顶峰是1968发行的《白色专辑》（White Album），专辑创作灵感来自乐队在印度的修行以及约翰·列侬和前卫艺术家小野洋子（Yoko Ono）的爱情故事。专辑中有一首曲目《革命9》（Revolution 9）由几个重复的循环组成，每一个循环又按自己的速度在进行。曲中还包括倒放的古典音乐，些许阿拉伯音乐片段以及制作人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说的“Geoff，put the red light on”。那么，这首曲子的名字从何而来？列侬把一名录音师说的“This is EMI test number nine”录了下来，并将其中的“number nine”挑出，一遍一遍地播放。后来他告诉《滚石》杂志说：“（数字9）是我的生日的日期，也是我的幸运数字。”

作为专辑中最长的曲目，这首歌曲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乐队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传统的流行音乐，而乐队自身的传统也在被他们打破。正如一位乐评家所说，“就因为这8分钟，这张专辑正式命名为《披头士乐队》（即《白色专辑》），而世上再无披头士乐队”。

创造性的破坏不仅发生在艺术上，在科学界同样存在。世界一流的进化生物学家E.O.威尔逊长期以来都在研究自然界的一个谜：利他行为。如果一个动物的目标是将它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那么，什么样的原因会使它为同伴冒险？达尔文认为这是亲缘选择：动物会无私地保护与它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以威尔逊为首的进化学家进一步认为，共同的基因数量越大，亲缘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是威尔逊并没有急于将这些观点确定下来，在支持血缘选择说50年后，他推翻了自己。他认为，新的资料与既定的模型相矛盾，在一些血缘相近的昆虫群落中并没有发现利他行为；而一些基因差异大的昆虫群落反而表现得更为无私。因此，威尔逊发展出了新的观点：在一些环境中，生物为了生存需要团队协作，在这种情况下，基因显示出了合作的倾向。而在团队协作没有用的情况下，动物为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它们的同伴。

威尔逊的这篇论文招致了激烈的批评。许多顶尖的生物学家都认为威尔逊迷失方向了，这篇论文就不应该发表。与威尔逊同时代的极富声望的同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一篇题为《爱德华·威尔逊的由来》（The Descent of Edward Wilson）的书评中，不假辞色地批评道：

我想起《笨拙》杂志（Punch）的一组漫画，漫画中的母亲满脸笑容观摩军队游行，自豪地呼喊：“那是我的儿子，他是唯一一个步点合拍的。”威尔逊恐怕是进化生物学家队伍中唯一一个步点合拍的？

但是，与同行节奏的不一致并没有影响到威尔逊。其他人都很不理解，像威尔逊这样受人尊敬的人物，两届普利策奖获得者，竟然会将自己放在岌岌可危的境地。但是威尔逊作为一个创新者，并不畏惧为了科学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哪怕这个改变是激烈的，甚至会推翻他自己的事业。威尔逊的提议的真实性仍处于讨论阶段，也就意味着其最终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无论对错，威尔逊从没想过要让观点稳固下来而不做改变。

一直以来，人类都通过打破自身确立的事物来进行自我更新：从老式旋转拨号电话到按键拨号电话，之后又变成砖头样子的手机，然后是翻盖移动电话，再到今天的智能手机。电视机在变得越来越大且越来越薄的同时，也加入了无线、曲面和3D技术。创新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血液之中，我们对新事物的渴望永远都不会满足，也不会适可而止。

但是，或许有些创造物的确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后人见到后也不想对其进行更多的干涉。一把斯特拉季瓦里乌斯琴（Stradivarius violin）便是这种创造物的代表。小提琴，归根结底是一种乐器，而小提琴匠人的目标，就是造出一把音质优美、穿透力强，同时还要让演奏者觉得舒适的小提琴。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提琴制作师安东尼奥·斯特拉季瓦里乌斯（Antonio Stradivarius）制作的琴从比例、选材到使用的专用清漆都达到了制琴的顶峰。

300年后，他制作的琴依旧是市场上最受追捧和青睐的。拍卖会上，斯特拉季瓦里乌斯琴拍出了1.5亿美元。作为小提琴制造的制高点，似乎不会有人会尝试改造斯特拉季瓦里乌斯琴。

但是，人类不断创新的大脑不会满足。随着当代对声学、人体工程学和合成材料的研究，制琴师可以做出琴体更轻、声音更洪亮、更易拿且更耐用的小提琴。像路易斯·莱吉亚（Luis Leguia）与史蒂夫·克拉克（Steve Clark）用碳素纤维材料制作的复合小提琴。这种小提琴不仅琴体很轻，也不会因湿度的改变而破裂，而这一点是木质乐器达不到的。

在2012年举办的一场国际小提琴竞赛中，专业演奏者需要演奏有新有旧的小提琴，并给这些琴排名。为了使演奏者识别不出这些琴，他们需要戴上眼罩，而且年代久一些的琴所特有的气味也被香水掩盖了。结果，只有1/3的演奏者认为古老的小提琴胜出。这些“参赛”的小提琴中有2把斯特拉季瓦里乌斯琴，而其中那把名气大的琴，反而只得到很少的演奏家支持。这场考验使人们重新思考，究竟斯特拉季瓦里乌斯琴是否代表了不能逾越的标准。

让斯特拉季瓦里乌斯琴退下神坛并非易事，但是科技的不断发展会使现代小提琴比古老的小提琴更有力、更耐用，也更便宜。既然小提琴独奏家能用一把合成琴在台上奏出《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Beethoven: Violin Concerto）高亢的旋律，那打破像斯特拉季瓦里乌斯琴这般完美的事物，并非遥不可及。

没人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即使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因为这种幸福会因终日的重复而减弱，失去重要性和影响力。因此，我们一直打破现行的事物。如果没有这种迫切的需求，最美妙的经历也会因成为日常惯例而变得无趣。

虽说历史太过庞大使人心生畏惧，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也是当下的踏板。不仅完美的事物，那些被喜爱和被珍视的事物也要被大脑改造。就像《乐高大电影》里的芬恩破坏他父亲的手工作品，我们也有责任将最新的东西放到操作台上重新进行改造。

莱吉亚与克拉克所制的复合小提琴。

布朗特女士（Lady Blunt）的斯特拉季瓦里乌斯琴。

08　增加可选项：在新层面创造突破性可能

生成各种选择

1921年，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迎接科学家乔治·华盛顿·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他来自亚拉巴马州一个成员全是黑人的塔斯基吉中心。在这个种族分裂的国家的种族隔离国会大厦中，卡弗独自坐在从来没有黑人工作过的公共部门里。

一直以来，卡弗都致力于解决因长期种植棉花而导致的土壤耗损问题。他发现花生及其“近亲”红薯都是理想的轮作植物。但是卡弗也意识到，南方的农场主是不愿意在缺乏市场的情况下种植花生的。再回到1921年的这一天，卡弗的任务就是在委员会上说明花生是一种很好的经济作物，他只有10分钟的时间来陈述他的观点。

卡弗提出，如果所有的蔬菜都被破坏了，那“用红薯和花生就可以达到所有营养的平衡配给”。卡弗刚开始他的陈述，就被国会议员约翰·Q.蒂尔曼（John Q Tilman）打断了，议员问他：“你需要一个西瓜(9)来同意你的计划吗？”

卡弗并没有被种族歧视的言论所影响，继续介绍他自己用花生发明出来的产品：花生冰激凌、花生染料、花生制的鸽子饲料以及花生糖果等。10分钟过去后，卡弗被叫停了，但是委员会的主席要求他继续讲。卡弗又继续讲了10分钟，时间还是不够，这时候主席说：“兄弟，继续，你没有时间限制了。”

卡弗提到了花生牛奶，又提到了水果口味的花生汁，并向组委会保证，这种花生汁不会违反美国的禁酒令。接着，他又描述了花生面粉、花生墨水、花生调味品、花生奶酪、花生饲料、用花生做的辣酱油，还有花生面霜，他甚至还提到了花生咖啡。

卡弗一共介绍了100多种利用花生的方法。47分钟后，他结束了介绍，但是卡弗说他只介绍了清单的一半。之后，主席对卡弗长时间的讲述表示了感谢，并说道：“我们想用你利用花生那样（多种多样）的方式赞美你。”卡弗因发明了利用花生的多种方式，而赢得了国会的认可，同时，他也成了南方农场主的民间英雄。

为什么卡弗会受到如此的重视与欣赏？因为生成各种选择是创新的基石。贝多芬用一首瑞士民谣改编出6支变奏曲，用《上帝保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改编了7支，又将莫扎特的一首曲子改编出了12支。1819年，奥地利作曲家安东·迪亚贝里（Anton Diabelli）将自己所作的一首圆舞曲寄给了同行，希望他们每一位都可以就这首圆舞曲创作出一支变奏曲，放在自己计划要发行的曲集中。贝多芬就迪亚贝里的圆舞曲写了整整33首变奏，而不是迪亚贝里所要求的1首。他所提供的选择范围使得其他人相形见绌。

相似地，毕加索就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的《阿尔及尔的女人》（Women of Algiers）画了15张变体画，就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画了27张变体画，以及就迭戈·委拉斯开兹（Velasquez）的《宫女》（Las Meninas）画了58张变体画。

恐怖片中的僵尸无法扩大可选项，因为它们的大脑只能运行预先设定的子程序。众所周知，我们举起叉子将食物送入口中、移动双腿行走，或者驾驶一辆车等，这一系列相似的行为，都是由负责举起重物的神经通路来掌控，而且这是长期行为后的结果。但是，大脑内部相互连通的交错的神经，却让我们不断地克服习惯的力量。当大脑增加可选项时，它会脱离阻力最小的路径，从而使更多的内容和选择进入到它的网络中。大脑将经验库中的内容扭曲、打破、融合，想象“如果……会怎样”，来思考并创造更多的可能，而不是仅运行设定好的算法。

卡弗、毕加索还有贝多芬所做的增加可选项的结果，都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但是，更常见的是，大部分可选项都在幕后进行。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以叙述者的挚爱凯瑟琳（Catherine）产下死胎并难产而死为结局。为了创作出这一悲剧性的终结，海明威设计了47种不同的结尾。

他的第一次尝试如下：

故事的最终是，凯瑟琳死了，你会死，我会死——这是我能向你保证的全部。

在后来的草稿中，孩子顺利出生了：

我知道这个男孩是怎么回事。（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麻烦，别无其他。老天知道，要是没有他我可以活得更好。他无论如何是不属于这个故事的。他属于另一个全新的故事。而将一个新故事作为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尾并不合适，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除了死亡没有终结，除了新生没有开始。

还有一个版本将焦点放在了凯瑟琳去世后的第一天：

当我完全醒来时，我感到身体上的一种空虚。已经是白天了，床头的灯还亮着，把我带回了昨晚离开的地方。这便是故事的结局了。

另一个结局在最后给读者上了一课：

人这一辈子，会学到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便是，这个世界会伤害所有人，但那些破碎的地方会变得更强大。那些没有被它伤害的，会被它拿走生命。它很公平，那些非常好的、非常温柔的以及非常勇敢的人，都会被它杀死。即使你不是上述的任何一类人，你也可以确定，终有一天你也会被它杀死，只是没有那么急罢了。

最终，海明威写出了最终版。在发行的那一版的结尾中，婴儿胎死腹中。叙述者赶走了所有护士，把自己关在屋子中，和他去世的妻子待在一起。

但是，我就是把她们都赶出去、关了门、熄了灯，也丝毫没有用。那就像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在读《永别了，武器》的结尾时，人们可能不会想到，在它的背后曾经出现过那么多的可能性。

迭戈·委拉斯开兹的《宫女》（Las Meninas）。

毕加索所作的58幅委拉斯开兹的《宫女》变体画中的5幅。

何时减少可选项

大马哈鱼在繁殖时会产下成千上万颗卵，在这些卵中，很多在孵化之前就死了，还有很多在幼年死亡。最终，只有很少的卵可以成功存活。大脑也会生成许多的可选项，其中的很多都无法进入我们的意识层面；即使进入了意识层面的那些选项，绝大部分也最终被淘汰了。

想一想，为了找到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最佳方式，莱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s）精心制作了38种形状和曲率都不相同的翼面；而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Kettering）用了6年的时间来发明柴油机：“我们试了一个又一个，直到引擎告诉我们哪一个最适合。”

在李维斯公司（Levi's）的丹宁实验室，服装设计师们为了生产出来年的牛仔裤，尝试了数以千计的染色方案；摄像机记录下了设计师进行实验的全过程，最终确定下来的方案可以投入生产。

当奥迪汽车公司（Audi）请设计师马克思·库利希（Max Kulich）设计一款个人化代步工具时，他将赛格威（Segway）(10)当作设计思路的起点。库利希首先绘制了各种可能方案的草稿：在一些方案中，驾驶员是坐着的，还有一些方案中是站着的。方案中也分为一个轮、两个轮或是三个轮的设计。

他还尝试了在这个代步工具的后面装上婴儿车，也尝试了没有扶手的双轮设计。他对驾驶员坐姿或站姿的倾斜度、轮子的尺寸以及手柄的形状都进行了实验。他设想了一个可以折叠的模型，也设想到可以将这个代步工具和备用胎一起放在奥迪汽车的后备箱中。

库利希最终交给奥迪公司的设计是“城市畅游者”（City Smoother），它是一个可折叠的模型。

人类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其中有很多的思考成果最终难逃在“剪辑室”被“切掉”的命运。对于建筑公司来说，为一个建筑地点起草各种备选方案是一种常态。正如纽约跳蚤剧场（Flea Theater）的设计，建筑研究工作室一共想出了70种外墙的设计方案。在70个方案中，只有1个脱颖而出。

除了设计师及建筑师，增加可选项对化学家同样重要。制药公司开发一种新药并非易事，因为开发出来的药需要既能治疗疾病，又不使患者受到伤害。传统的做法是，先找到一种化学药品，再一次次地对其进行调整。一个努力工作的化学家一年需要改造50~100种新的化学药品。但这样太慢了，因为通常每10 000种变种中才能找到1种理想的融合调配方式。当发现最佳药物分子时，化学家也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努力，并花费了大量资金。

为了优化和加速这一过程，有机化学家想到了新的选择。现在，化学家同时进行多个试验，比方说，将10种醇类与10种酸类用不同的方式融合，放入100个微型反应皿中。这样一来，好几个实验可以同时进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自动化的高通量筛选技术革新了药物的探索发现程序。

即使在产品上市之后，创新思维仍在继续。1878年1月，美国发明家爱迪生推出了留声机。这很新奇，公众们很喜欢，但是留声机很容易坏，而且不好操作。为了留住公众们的兴趣，1878年，爱迪生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中列出了一个关于留声机未来用途的清单：

（1）写信，以及无需速记员帮助的各种听写。

（2）留声书，可以单方面给盲人传递信息。

（3）朗诵教学。

（4）歌曲复制。

（5）用作“家庭留声机”：家庭成员可以录下自己的声音或者过世的人的遗言。

（6）用作音乐盒和音乐玩具。

（7）可以当作广播特定时间的钟表，如播报回家的时间、吃饭的时间等。

（8）通过对发音方式的精准复制来保存语言。

（9）教育，比如保存教师的讲解，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随时参考；需要记忆的拼写和相关课程，都可以用留声机来记录保存。

（10）与电话配合使其变成传递永久和无价的信号的辅助工具，而不仅仅是一个瞬时的、无法保存的信息的接收器。

爱迪生意识到，他的创意要想存活下来，增加可选项是必须的。爱迪生是这么说的：“当你穷尽所有的可能性时，记住这一点：其实你没有。”

马克思·库利希设计的奥迪个人代步工具草图。

跳蚤剧场的部分设计图及最终的剧场建筑（下图）。

多元化，广撒网

纵观整个世界，我们见识了多元化，也知道大量的投资都是用在增加备选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度投资单一的方案必死无疑。我们人类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总在用增加备选项这个策略进行生产。当遇到困难时，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会想出全部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不满足于一个。

不仅仅是个人，企业和政府也要增加可选项，因为在众多可选项上广泛投资，可以增加解决问题的概率。

18世纪的英格兰，一整支英国舰队迷路搁浅了，有2 000名船员丧生，这是由于导航不好而造成的一系列事故中的最新一起。造成事故的原因是，没人知道他们的经度是多少，也就是说，没人知道他们在经线上的位置。想要确定他们所在位置的经度要知道船行驶的速度，这就需要计时。但是钟摆时钟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行船时遇到的风浪起伏会干扰它们的协调运作。因此，水手会扔一块木头到海中，计算船离开这块木头的速度。这种粗糙的估计常常导致灾难的发生，舰船偏离轨道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面对持续不断的损失，为了激励大众想出更具突破性的解决方案，英国议会设立了一个奖金高达20 000英镑的奖项，相当于现在的100万美元。科学史学家达瓦·索贝尔（Dava Sobel）写道：“金钱的力量使得经度委员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官方的研究发展机构。”英国议会希望可以鼓励人们跳出常规方案来思考。

悬赏初期，结果并不乐观。经度委员会对一个个有着新奇名字的方案进行了评估，如“测音器”“高温计”“硒化计”和“日光反射计”，没有一个可以用。在奖金设立15年后，委员会仍旧没有找到值得资助的项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委员会甚至没有召开过一次面对面的会议，只是寄出了一封封的拒绝信。

但是委员会仍坚持邀请提案，又过去5年，来自约克郡自学成才的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发明了适于航海的计时器。在一众致力于解决问题的人当中，哈里森这个来自偏远乡村的手艺人应该是最不被看好的，但是哈里森在他的行当里是专家。在一次次改进设计方案与选择材料后，哈里森的H-1钟表成了首个得到委员会认可的能够在外海进行实地检测的设计。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但却是有希望的，因而委员会将奖金颁给哈里森，鼓励他继续工作。

这场竞争持续了数十年，最终，哈里森取得了重大突破。他意识到，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钟表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钟摆幅度的大小太容易受到船摇动的影响。他认为，为了设计出适于航海的钟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消钟摆。1761年，哈里森向委员会提出了H-4“航海钟表（Sea Watch）”方案。这个直径不到15厘米的小器物是世上第一块怀表。船长用H-4钟表可以掌握准确的时间，海上探险的黄金时代也因此展开。

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探索与进步的进程看起来像是线性叙事，但这是错觉。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由众多时间线相互交错而成的。1714年，没人能预言一个来自英格兰郊区名不见经传的钟表匠能够解决航海中最棘手的问题。英国议会唯一能做的就是广撒网。面对一个需要创造性解决方案的问题，他们的对策是扩大可选项。

随后，有很多人跟随着经度竞赛的脚步前进，X大奖（XPrize）(11)便是一例。第一届创新引擎的比赛于2004年举办，其目标是发明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亚轨道飞行器：第一个设计出能在2周内飞抵96公里高空2次的飞行器的团队，能获得奖金1000万美元。来自全球的26架飞行器参加了竞赛，设计方案中既有火箭翼，也有飞机翼。

X大奖赛部分参赛作品。最终大奖由美国缩尺复合体公司（Scaled Composite）的“太空船一号”（SpaceShipOne，下图）获得。

通过广撒网，人们离私有化太空旅行的梦想又近一步，这种众包策略越来越受欢迎。当奈飞公司（Netflix）计划改进个人观影推荐的算法时，他们意识到，与其在办公室闷头工作，不如在全球设立一个奖金100万美元的奖项。奈飞公司公布了一组数据，为的是让大家在公司本身的水平之上再提高10%。数以万计的团队参与了比赛，大部分尝试没能过关，但有2组队伍超过了公司的要求。奈飞公司通过奖赏的方法，得到了数万个解决方案，用小投入解决大问题。

当然，创新必然伴随着许多失败的尝试，为失败付出昂贵的代价也在所难免，太阳能电池板公司索林佐（Solyndra）便是其中一例。2011年，该公司破产，同时欠了联邦政府5.36亿美元的保证金，超过1000名雇员丢了工作。由于有欺诈指控，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了公司总部，这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奥巴马政府曾将该公司吹捧为创新者和就业创造者。对奥巴马政府的反对者来说，这是政府无能和浪费纳税人金钱的表现。

单看这一事件，索林佐的惨败令政府难堪。虽说让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很重要，但将索林佐的破产看作一次失败的案例进行审视，可能会产生反作用。为什么？因为一个只挑好赌注下押的政府是不可能有创新的。美国能源部的总体记录如下：340亿原始贷款中，违约率低于3%。虽然美国国会一开始就为预期的损失留出了资金，但这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最终却是盈利的。政府的支持推动了私人投资的激增，导致了太阳能技术价格的大幅下跌。

此外，索林佐还提出了几个创造性的概念。与常见的平面电池板不同，索林佐出产的电池板是圆柱形的，以确保总有一面可以面向太阳。这种圆柱形电池板也能防风，开辟了应对大风气候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新市场。索林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点子不好，而是因为太阳能价格比预期跌得快，公司无法及时降低制作成本。失败虽说难以忍受，但当涉及投资创新事物时，只选择获胜的“赌注”是不可能的。索林佐失败后，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Ernest Moniz）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说道：“一定要确保我们没有远离风险，否则，我们在市场上是不会有进步的。”

我们希望自己的自主行为不出错：在那些需要结果可靠的情况下，如把叉子放到口中，神经网络剪枝功能移除了多余的选项。我们希望打字时不出错，跑步时不摔倒，完美无误地演奏小提琴。增加可选项要求我们用不同的态度来看待错误。错误是用来面对、用来接受的，而不是用来躲避的。在自主行为中，出现失误是一种失败，但是在创意思考中，错误是必需的。

地球上有一万亿种不同的物种，而大自然巨大的成功却可归到一条原则：增加可选项。谁能在新的生态系统中成功，大自然是无法预知的，因此她用大量的突变来测试谁可以胜任。地球上现有的物种只是所有曾经存在过、尝试过的物种的1%。还有一些预测认为，到2100年，地球上现存的50%动植物会灭绝。从渡渡鸟到蛇颈龙，再到猛犸象，有太多的好“点子”就是没能成功。

这一事实在艺术界、科学界和公司都有体现。大多数想法在其所处时代没有找到立足点，没有持续进行改变并调整成功策略。

09　从原点发散：在可控范围内创造有价值的可能

向不同方向、不同程度探索

每一年，蜂巢里的蜜蜂都会分成两队。一半留在蜂巢中，而另一半则会去找寻另一个充满鲜花、适合当新家的地方。这是开发—利用平衡的一个典型：在一个栖息地的食物枯竭之前，一部分个体会出发去寻找更富饶的土地。蜜蜂并不知道哪一个区域的食物最丰富，因此它们先派遣一队侦察兵。这些侦察兵以蜂巢为中心，以扇形向各个方向展开，飞往不同距离的地方。

人们也有相似的能力，以现有的标准为基准，生成不同的选择。比如，作为一个科学家，爱因斯坦用他的想象力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看法。但是，他还有少为人知的一面：他常常忙于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做一些新奇的设计，像电冰箱、回转罗盘、麦克风、飞机零件、防水外套以及新型照相机等。这个预测物体接近光速时会发生什么的人，同样也申请了图中这件罩衫的专利：

爱因斯坦申请专利的罩衫。

同样，爱迪生的创造性思维也是从原点向不同方向、不同程度进行发散。爱迪生的首批专利都相对保守，主要集中于改进当下有的技术，像格雷厄姆·贝尔（Graham Bell）发明的电话。但是，在这些发明中，也有一些具有突破性，像留声机。他的速写本上还有关于飞行器引擎的一些思考记录，这比莱特兄弟的首次飞行要早35年。在爱迪生其他超出当时社会现实很多的一些尝试中，水下电报系统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爱迪生素来以注重实践及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出名，但是当他被委托写回忆录时，他却起草了一部未曾发表的未来主义小说。在这本小说中，他想象出一个乌托邦，在那里，人们变成在水下生活，住在“贝壳组成的屋子”中，“靠太阳引擎利用太阳能，并用热辐射来进行水下摄影，还有一个不受水影响的全球通用纸币体系。”从细微的改进到创新，再到异想天开，爱迪生的一生都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进行探索。

进行不同程度的探索同样也适用于设计界。设计师萨拉·伯顿（Sarah Burton）为凯特·米德尔顿（Kate Middleton）设计了她与威廉王子婚礼上的婚纱。但萨拉也设计那些不会被皇室婚礼采用的婚纱。

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诺曼·贝尔·格迪斯（Norman Bel Geddes）设计了大量的商业产品：时尚的调酒壶和烛台，首个全金属汽水贩卖机，第一个带有自动计价器的加油机，还有用金属薄片制成的轻质炉子，用他的话说，这个炉子是一个“不加任何修饰的、彻头彻尾的烹饪机器”。但是贝尔·格迪斯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想象出了未来的汽车和巴士，这些车的油箱都安在尾翼上；他还想象出了一种叫“路得宝飞机”（Roadable airplane），能够在路上行驶的飞车。贝尔·格迪斯向各个方向、各种程度进行探索的项目还包括空中餐厅（Aerial Restaurant），用餐者可以被一个旋转机械抬到超过地面20层楼高的地方进餐。他也想象出了一种由可运动的墙构成的房屋，这些墙可以像车库门一样升到天花板上。

凯特·米德尔顿身穿萨拉·伯顿设计的婚纱参加婚礼。

萨拉·伯顿设计的其他婚纱。

诺曼·贝尔·格迪斯设计的2号大客车（Motor Coach No.2，左上图）、路得宝飞机（左中图）、空中餐厅（左下图），以及无墙屋（Walless House，右图）。

贝尔·格迪斯用他的一生进行与他所处时代有关或相去很远的发明创造。他的商业成功包括发明伊莱克斯（Electrolux）真空吸尘器、IBM电动打字机，以及爱默生爱国者收音机（Emerson Patriot Radio）。但是他的想象力并没有受到市场现状的限制：1952年，他发表了文章《1963年的今天》（Today in 1963），文中，贝尔·格迪斯想象出霍尔登一家生活在一个可飞行汽车、一次性衣物、3D电视机和太阳能都司空见惯的世界中。正是这种灵活的思维，才使我们能够在熟悉和新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列奥纳多·达·芬奇也是一位不断向外探索的人。作为一个专业工程师，他解决实际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法中，一部分是实际的、在当时可以立即使用的，还有一部分只能从他那个时代的科幻小说中找到。在可以实际应用的方法中，有一个是为米兰水道上的水闸设计的。这些水闸很难操作，而且容易引发洪水。达·芬奇接受了这个挑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他用一个水平打开的铰链双门取代了当时用的垂直关闭的大门，以此增加防水的密封性。这一个细微的改动，起到了持久的作用：虽然经过了成年累月的调整，但是他提出的这个想法却一直沿用至今。

在他的一个距当时社会现实更遥远的设计中，他试图完成人类飞翔的梦想。他将自己的想法都记录在私人笔记本中，数以千计的页面上记载着他的草图、注解和绘画，其中的数页是关于降落伞设计构思的。他可能不是第一个设计降落伞的人，因为同时代一本书中记载着一个默默无闻的意大利工程师是第一个尝试设计降落伞的人。但是，达·芬奇的确是第一个提出有关降落伞功能模型的人。在仔细计算了阻止跳伞者降落所需降落伞的大小后，达·芬奇给出了详尽的描述：

如果一个人有一顶12臂宽（约7米）、纵深约3.7米，由亚麻布制成的帐篷，且帐篷上面的孔洞（开口）都被堵住了，那无论他从多高的地方往下跳，都会毫发无损。

几个世纪后，人类飞行的梦想才成为现实：18世纪热气球出现后，降落伞被一个名叫勒诺尔芒（Lenormand）的法国人“重新发明”。最终，在达·芬奇构思降落伞半个世纪后的2006年，他的设计才被进行试验：英国的阿德里安·尼古拉斯（Adrian Nicholas）用中世纪米兰可获得的帆布和木头造出一个副本。这个降落伞约90公斤，但尼古拉斯还是愿意试一试。他坐着热气球飞上3000多米的高空，绑上造出的降落伞设备，纵身一跳。作为预防，在最后的600多米，他换成了更轻的降落伞。他后来说道，那段用文艺复兴时代的降落伞的下降过程“要比使用现代降落伞更为顺畅。”

达·芬奇的发明远远超过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约500年后，他的发明才得以落地，成为现实。

达·芬奇设计的运河闸门的手稿（上图）及他设计的沿用至今的米兰河道锁。

达·芬奇设计的降落伞手稿（上图）和500年后阿德里安·尼古拉斯的试降。

必须在意大众的接受能力

偶尔，蜂群飞抵的区域并不都能搭建蜂巢。同样，很多异想天开的想法也无法实现。贝尔·格迪斯想象出的“路得宝飞机”和可移动的墙组成的房子都尚未变成现实。而达·芬奇的笔记中仍有很多人们无法操作的想法，比如他设想的“理想城市”。所以，当利用激进的想法真的做出些成果时，我们会挺起腰板，认真留意。

回想一下贝多芬《大赋格》的命运：创作时，他的思路飞到离当时社会文化基本点很远的地方，但当偏离太远时，他也会往基本点靠近一些，最终采用了不过于宏大的结尾。就在临终前，贝多芬仍旧坚持认为，他被拒绝的那首赋格曲才是他最棒的作品。

但这首曲子却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受欢迎，尽管作曲家的名气很大，它却被之后的几代人忽视了。即便是在他去世100年后，乐评家还是不认可这首曲子有多伟大。但最终，贝多芬的这段曲子还是被正名了。

出于对贝多芬其他作品的欣赏，人们逐渐重新审视他被忽视的终曲：乐评家意识到，正如毕加索冒险迈了一大步画出了《亚维农少女》，贝多芬同样迈了一大步，跨到了一个世纪之后。

20世纪初期，古典音乐的论调也发生了改变：贝多芬那首被忽略的曲子也因此变成了贝多芬的乐迷最欣赏的曲目之一。

现在，《大赋格》被看作是贝多芬的重大成就。没有人能预知大众是否会推崇这首曲子，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大众最终接受了，尽管距离他离世已经很久了。

我们知道，在做有用的创造时，总有一个普遍的困难：你无从得知大众是否需要这些发明创造，或他们是否会接受这些发明创造。与其停留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探索，更好的方式是在距离原点远近适当的范围之间，产生一系列不同的想法和创意。

10　容忍风险：在不确定中创造确定的可能

面对错误，勇敢无畏

19世纪末期，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开始扩张，不仅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开始“变高”：高楼大厦开始在这些城市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批电梯出现了，通常是用蒸汽或水力发电，但这种电梯缓慢、不可靠、昂贵且难以维护。随着电力越来越普及，美国发明家弗兰克·斯普拉格（Frank Sprague）找到了一个机遇。虽然斯普拉格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电力电梯的人——德国一家公司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一个关于电梯的原始模型，但是斯普拉格是第一个把这个新想法转化成有利可图的商业产品的人。几年间，斯普拉格和他的同事将电力电梯能申请专利的事项都申请了个遍。

但是，电梯制作市场是很难进入的，因为造出老式液压系统的奥蒂斯电梯公司对所有新式电梯的搭造都有无形的垄断。斯普拉格保证他的电梯可以胜过任何液压系统运作的电梯，但房地产开发商不愿意采用未经证实的技术。斯普拉格意识到，如果他要挑战奥蒂斯公司，他将不得不承担很大的风险。

他需要找到一幢能够允许他搭建自己电梯系统的大楼，可喜的是，他找到了愿意合作的伙伴，这些合伙人是纽约计划建造14层楼高的邮政电报大楼的建筑商。斯普拉格签了合同，可以给大楼安装6个电梯，只不过合同中的条款对建筑商有利：在工程前期，斯普拉格是拿不到钱的。为了达成协议，他同意如果电力电梯运行不成功，他承担全部责任，然后将电梯系统全部换为液压系统。

斯普拉格昼夜不停地设计、制造和测试零件。与此同时，他还在为支付账单而苦苦挣扎。就在他与一位主要投资者确定合作关系时，一场金融恐慌袭来。这场金融恐慌使信贷缩紧，迫使投资者退出。斯普拉格把他自己的钱投到公司，以保持公司的偿付能力。

当第一部电梯终于安装好后，斯普拉格宣布他要带着团队进行试运行。乘客在地下室上电梯，随后，电梯门关闭，根据用户的指令上升。电梯一直在上升：一楼，二楼，三楼……当它到达顶层时，斯普拉格意识到了问题：上升的电梯并没有减速。电梯超过顶层后继续上升。

就在开启未来电梯的序幕前，斯普拉格眼看着就要和同事一起冲向房顶了。

当大脑用刺激交换安全、用未知交换常规时，他们的创造力会达到顶峰。但是这种思维上的飞跃往往要付出代价：这些飞跃是冒险的。在尝试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时，其结果是无法预测的，没有人可以高枕无忧。

电梯之旅并非斯普拉格的第一次高风险“赌博”。早在几年前，在黑暗中，他就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山脚下，试验他构思的电车。

最初的电车由铁路供电。笨重的电动机安置在旅客的车厢中，使得空间变得更加拥挤且高温。斯普拉格想到，把电动机移到底盘上，腾出车间，并且通过输电线而非轨道为电车供电。

斯普拉格早期的研究结果好坏参半：在一次试验中，一个发动机冒起了火星，在场的一个财政支持者不得不跳开以保护自身安全。没有人受到伤害，但很多投资者被吓跑了。还有一些商人觉得有利可图，给他90天的时间让他提供约19公里的轨道和40辆电车，但只有当系统运行时，他才会得到报酬。

斯普拉格知道他太过冒险了，他所答应的是去制造“和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使用的汽车电动机数量相同的”电车电动机。正如他后来写道：“我们只有一台机器的蓝图和一些粗糙的实验仪器，还有101个不确定的基本细节。”

这个项目开始时进行得并不顺利：在铺设轨道时，斯普拉格感染了伤寒。当他康复的时候，他发现铁轨安装得很糟糕，接缝松动，还有危险的急转弯。更糟糕的是，他发现山坡比他预想的更陡，这也增加了创建有效系统的难度。斯普拉格并不能确定他的电车是否可以顺利度过这些斜坡，因此他决定在晚上进行实验，尽可能不吸引注意力。电车爬了几座小山坡，但是在到达山顶时却烧坏了。斯普拉格装作若无其事，等几个旁观者走后，他才开始修理。

与此同时，时间正在流逝，资金即将耗尽。一开始定下的最后期限过去了，斯普拉格不得不重新谈判。即使商人用低价压制斯普拉格，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只得接受这些条约，因为他只能接受条款或者歇业。斯普拉格要求他的财务主管“在其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地裁员，省下每一分能省的钱，能不马上支付的账单就尽量拖延。”为了强调不必要的账单不要支付，他将字母全部大写。

就在最后期限到来之际，斯普拉格的轨道车启动了。面对重重困难，他侥幸成功。虽然斯普拉格一跃进入了未知领域，但是他却发明了第一个电动电车系统，并创办了一个新的企业：他的公司每周都要运送40 000名乘客。他的创造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持久的成就。斯普拉格设计中的核心特征，包括底盘上的电动机和输电线，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时间快进几年，到斯普拉格的下一个大赌注：电力电梯，也就是那个邮政电报大楼上安装的“直通天堂的特快车”。事后他回忆了对这个十分糟糕的状况的恐惧：

（我的眼前）闪现着1分钟冲向120米上方的滑轮的过程，电缆拉断了，之后在4秒内径直从14层降落……后来便是验尸官在一堆尸体和金属混杂的现场进行检查的景象。

幸运的是，斯普拉格团队中有一个人没有进电梯。当他看到电梯失控时，他“砰”的一声关上了开关，停下了电梯。再次使用电梯之前，斯普拉格安装了故障保险箱。

毫不畏惧，斯普拉格继续前进。但是财政压力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困扰。为了购买更多部件，他借的钱比预期的收入还要多。最终，他完成了：他的电梯系统正常运作了，正如他宣传的那样。不久后，斯普拉格写信给他的一个投资者：

我一直努力工作，我也一直发自内心地相信我会成功，但是过程却困难重重。在技术层面，我成功了，而且，假如我继续坚持一阵，我将会全面成功。

多亏了他的才能和对风险的容忍，我们今天才得以乘坐他的发明上下楼。

创造性的输出通常需要许多次失败的尝试，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新的想法扎根并生长于容忍失败的环境中。

想想托马斯·爱迪生所面临的挑战。灯丝要么燃烧得过快，要么燃烧得不均匀，这是早期发明白炽灯的缺点之一。

1879年的一天，爱迪生把一种纯碳颜料卷成细线，并把它扭成马蹄的形状：它发出的光既稳定又明亮。这种灯丝预示着成功，但爱迪生意识到，他无法用它制造出一个商业上可行的灯泡，他去寻找另一种选择，并“充分开采利用大自然的仓库”，他对各种植物、果肉、纤维素、面糊、薄纸和合成纤维素进行了试验。他尝试用煤油浸渍灯丝，然后用碳氢化合物气体将其碳化。最终，他认定日本竹丝是最佳的选择。爱迪生之后说道：

毫不夸张地说，我在电灯方面建立了3000种不同的理论，每一种理论似乎都可能变成现实。可是，我在试验中只证实了其中的2种行得通。

爱迪生并不是第一个想到电灯泡的人，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早在79年前就想出过。但是，爱迪生不知疲倦地想出的各种可能，还有他面对困难和错误的勇气，才使他成为批量生产电灯泡的第一人。

正如爱迪生所说：“我们最大的弱点是容易放弃。成功最确定的方法就是多尝试一次。”

几十年以后，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建立了一个关于如何使用微型半导体放大电信号的理论。但是他的计算出了问题，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理论和实验结果并不一致。

他的团队做了一次又一次试验，但还是得不到结果，就像在迷宫般的死胡同里工作。这段时间团队十分沮丧，但是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最终，他们找到了证明肖克利预期效果的方法，在迷宫的另一端也出现通往晶体管的现代世界。肖克利后来将这段充满错误的困难时期称为“找寻方向时必经的犯错过程”。

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发明第一款无袋吸尘器的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克服失败的过程。他用了5127台原型机和15年的时间来确定最终上市的模型。他在讲述发明过程时，肯定了错误的重要性：

一个发明家的一生中会有无数次想要放弃某个想法的时刻。在我做第15台原型机时，我第3个孩子出生了；在制作第2627台原型机时，我和我的妻子真的穷得叮当响了；到第3727台原型机时，我的妻子为了挣到额外的现金，在外面教艺术课。这些都是艰难的时光，但是每次失败都将我带到离答案更近的地方。

接受大众说“不”

当阿波罗13号在氧气供给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在太空中前仰后翻时，吉恩·克兰兹对NASA的工程师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们的营救任务成功了，但是这个行动的欢喜结局并不能掩盖他们实实在在承担的风险。失败永远都存在，再伟大的想法都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

作曲家捷尔吉·利盖蒂（György Ligeti）在公众接受他的作品的问题上，也曾遇到相似的问题。1962年，他受邀为荷兰的城市希尔弗瑟姆创作一支新曲，以庆祝该城市立市400周年。利盖蒂想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想法：创作一首由100台节拍器演奏的曲子。所有节拍器都设定了相同的摆动次数，但是摆动速度却都不一样；开始时，所有节拍器的声音一同发出，嘈嘈杂杂，随后，这些声音便由节拍器的摆动速度由快到慢，渐渐消失了。

在首映式上，民政官员和政要们为这场音乐会聚集在一起。喜庆的音乐演奏起来。然后，到了指定的时间，利盖蒂和他的助手，身着无尾晚礼服，出现在舞台上。在作曲家的示意下，助手设好了节拍器，然后让它们自己松开。利盖蒂讲起了曲子结束后的情况：“……在最后一台节拍器敲打最后一下后，紧随而来的是一片沉寂。之后便是反对的叫喊声。”

那一周晚些时候，利盖蒂和朋友坐下来，一起收看那场音乐会的电视转播，并说道：

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根据节目表）等待着音乐会的录播。但是，电视台却播了一场足球赛……原本的音乐会在希尔弗瑟姆议会紧急要求下禁播了。

不过利盖蒂的这支曲子存活了下来，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大放异彩。

但是，存活下来和最终被大众接受并不是一定的。1981年，已经成名的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受委托在曼哈顿的联邦广场创作一件公共雕塑。他想到了“倾斜之弧”（Tilted Arc.）：这座雕像是由长约37米，高约3.7米的弯曲铁铸造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干扰在广场上来往行人的路线。但是，很多当地人并不想绕路去上班。他们举行了游行，抗议“这堵生锈的铁墙”。将近200人在公共听证会上作证。反对者认为这件雕塑是“吓人的”，并且像一个“捕鼠器”。艺术家同行为塞拉辩护，而塞拉本人则站在法庭上。然而，证词陈述结束后，陪审团以4:1的票数结果宣布拆除这座雕塑。工人们将“倾斜之弧”切成3个部分，并将其运走。塞拉想要打破惯例，但是他的这个创意是无法在人们来去匆匆、忙碌的纽约实现的。塞拉想要的“倾斜之弧”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人类文化中充斥着被公众拒绝和被遗忘的创新想法和点子。不知疲倦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曾问自己，为什么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在有更实惠的选择时，还会投资一架施坦威钢琴？怀揣着把音乐带到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希望，爱迪生设计了一架由混凝土制成的钢琴。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劳特尔钢琴公司（Lauter Piano Company）也制造了一些同材料的钢琴。不幸的是，这种钢琴音质低劣，而且有1吨重，没有人会想用水泥做的乐器装饰客厅的。

让受众接受新的点子本身是有风险的，无论创作者认为他们的点子多么棒，都有遇到阻力的可能。1958年，福特汽车公司开发了一款试验性的汽车，代号为“E—车”，旨在挑战竞争对手通用集团旗下的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和别克（Buick）这两个子品牌。这款福特汽车有很多前瞻性的功能，包括将安全带设为标配，油位到一定程度、发动机过热都有专门的提示灯，还有创新的用按钮起动的变速系统，福特向他的投资者表示他们胜券在握。然而，这款车的研发实在是太神秘了，以至于没有进行任何市场测试。

这款车被定在“E—日”发布，自此福特埃兹尔（Ford Edsel）车系成为汽车史上重大失败车系之一：车的造型，尤其是它“马桶坐圈般的护栅”被众人嘲讽。据估计，公司在短短3年内损失了3.5亿美元。

几十年后，可口可乐瓶装公司把年轻消费者输给对手百事公司后，重整旗鼓推出了新的旗舰饮料：1983年，新可乐（New Coke）打着“最好的变得更好了”的口号问世。可是公众并不买账。

大众对新可乐的反对非常激烈。抗议电话占据了公司的热线。此外，在纷纷而至的反对信中，有一封的收件人和收件地址栏写的是“寄给渡渡鸟长官，可口可乐公司”，还有一名来自西雅图的男子提起了集体诉讼，甚至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也发出了抱怨。过了整整77天后，原配方的可乐重新生产，定名为“经典可口可乐”（Coke Classic）——新可乐走了埃兹尔车系和水泥钢琴的旧路。

并不是所有想法都可以成功落地。虽然利盖蒂、塞拉、爱迪生、福特，还有可口可乐都取得了很多成功，但是他们却从没放弃冒风险。

理查德·塞拉的“倾斜之弧”。

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

法国数学家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临终前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了优雅的费马大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又标注说自己没有足够的空间写下证明过程，后来他没来得及做更详尽的阐释便离世了。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难以寻找的证据，始终没有成功，还有很多人穷尽一生来研究这个定理，却一无所获。没有人能肯定费马的定理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又真的能被证明。

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10岁时，在他所在地方公共图书馆无意间接触到费马大定理：

费马大定理看起来是那么简单，然而历史上伟大的数学家都无法解决它。这样，问题便来了：我，一个10岁的孩子，能够理解，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不会放走这个定理。

想要解决费马大定理的念头是一个“登月计划”。成年后，怀尔斯私下用了7年来研究这个问题。他对自己未来是否成功太不确定了，以至于一直没有向女友提及他正在研究费马大定理，直到婚后才向她坦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怀尔斯将以前从未同时使用过的数学方法融合在一起。他创造性地利用费马无法接触到的方法。终于，1993年6月，等到英国剑桥演讲的最后一刻，他才宣布他已经解决了费马大定理。听众震惊了。几小时内，这则新闻就成为全球的头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延续3个多世纪的数学之谜终于被破解了。当全世界的同行都在等待他公布结果时，怀尔斯已经出现在《人物》杂志（People）和CNN上。历经数年辛苦耕耘，最后他终于成了国际名人。

但是怀尔斯犯了一个错误。审稿人在他的稿件中发现了一处逻辑上的缺口。在他发表大胆声明半年后，他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最终被发现是无效的。

同年9月，怀尔斯的妻子对他讲，她唯一想要的生日礼物便是正确的证明。妻子的生日过去了，怀尔斯还是没成功，为了填补这个漏洞，他尝试了所有方法，但依然毫无效果。

1994年4月3日，别人转发给怀尔斯一封邮件。该邮件宣称，怀尔斯的一位对手发现存在一个很大的数，它违背了费马大定理，从而证明了费马大定理是错误的。怀尔斯面对的是他一直以来最害怕的结果：他的失败是因为费马大定理本身就是错的。在解决这令人生畏的难题所冒的风险中，这是无法克服的。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押在了本不真实的事情上。

但之后发现，怀尔斯于4月3日收到的那封邮件的原始邮件是4月1日发出的，即原始邮件原是愚人节的玩笑。怀尔斯又重拾了希望，继续他的冒险。

同年晚些时候，他修正了自己的证明。用他的话说：

它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简单，如此优雅。我不明白我怎么会错过了它，我就这么难以置信地盯着它看了20分钟。那一天，我围着院子走，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的办公桌前，想看看它是否还在那儿。它还在。

怀尔斯将修正过的手稿送给妻子作为生日礼物——虽然这个礼物晚来了一年。他一生的赌注终于得到了回报：怀尔斯通过了终点线，没有被自己的错误打倒。

但这种努力与付出在动物王国里是不可能出现的：鲨鱼、白鹭和犰狳不会让自己投入到10年的项目中，它们时间有限。怀尔斯努力的特质只有人类才具备，这需要几十年的“延迟满足”：一种抽象的、想象出来的奖励，来激励人们不断努力向前。

创造力是预先安装在人类硬盘中的软件，它不断扭曲、打破、融合我们所处的世界。大脑会产生一系列新的可能性，虽然大部分都不起作用，但总有一些有用。没有其他物种能以这样的活力和毅力来重新想象并塑造这个世界。

但仅仅运行这个软件是不够的。当过去不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是被看作新创意的素材时，最佳的创造才会产生，以重塑那些被珍惜、喜爱过的事物。除此之外，当大脑产生多个与该时代所接受的标准不同的计划时，创造也会出现。面对错误时的冒险和无畏，推动着想象力的飞行。

我们能从创新中学到些什么呢？不直接采纳第一个出现的答案，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大脑神经像一片相互交错的森林，由于是为了效率而生，因而它往往会首选经年屡用的答案，很难直接把最意想不到的想法付诸行动。达·芬奇在解决任何问题时，都不相信自己想出的第一个答案，而是继续探索更多、更好的答案；因他会怀疑，第一个答案可能是常规思路的产物，因此并没有十足的创造力。他总是走那条阻力更大的不寻常之路，以探寻大脑深处未经开采的地方。

从爱因斯坦到毕加索，这些有重大突破的人往往都是多产的。这提醒着我们，创造性思维才是生产的核心。同许多人类的努力一样，创造力需要通过实践来加强。

将创造性思维仔细剖析，我们会发现，对于创新来说，打破自己的成就十分重要。创新者不会在复制自己的作品上花费太多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术家的生涯都用阶段来划分。贝多芬和毕加索即使老去，他们仍在不断地创新、实验。还有爱迪生，他以留声机和电灯泡发家，又以合成橡胶结束事业。

这些创新者把不模仿自己当作是一种策略。当他们接触到新鲜事物时，便会坚持摸索，看看自己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普利策奖获得者苏珊—洛丽·帕克斯（Suzan-Lori Parks）挑战自己，要在一整年中每天写一出戏时，也使用了相同的方法：她这一年写的戏剧中，既有现实的小品文，也有概念性的片段和即兴创作，她在不断地打破自己之前的模式。

从创新菜谱到个人化的问候和邀请卡，人类生活中有许多锻炼创造性思维的机会。用于创造性表达的公共事业正在蓬勃发展，像湾区（Bay Area）、纽约、开罗、内罗比、雅典、伊斯坦布尔和深圳等地区举办的创客盛典（Maker Faires），将科技爱好者、手工艺者、烹饪爱好者、工程师和艺术家聚集在一起。

行走在不同摊位之间，你就会发现从实用到奇思妙想的各种创意产品：有便宜的炖锅，有用来写消息的可食用纸，还有两层楼高的长颈鹿机器人……微观装配实验室和创客空间（Maker Space）用它们制作艺术品、珠宝、手工艺品和电子产品的公共工具，在各地蓬勃发展。

在网络、艺术家咖啡馆、“黑客车库”，还有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中，都能看到创意圈子蓬勃的身影。由于这些项目的草根性质，使得创意领域的蓬勃发展人人可及。

大脑是可塑的，它在不断地重新配置自己的“电路”，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我们在慢慢变老，创新仍旧推动着大脑可塑性的发展，每个惊喜都书写着新的路径。电路的重塑是持续进行的，我们用一生投入到这一进程中。当重塑周遭世界的同时，我们自身也在重塑。

问题来了：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创造力改善着周围的一切呢？

11　打造创新型企业

创新型组织面临的挑战

2009年，工人们在伯班克（Burbank）拆除了一架桥梁，由此，加利福尼亚州发掘了由城市规划师肯尼斯·诺伍德（Kenneth Norwood）在1959年埋藏的一个时间囊。他曾预测：未来的伯班克公民将住在由塑料制成的公寓楼内，并由地下原子能以电波的形式穿过地面给公寓楼供电。城市的街道面貌也将改观：路边停车和停车场将被自动化的枢纽系统取代；为了减少交通堵塞，货物将通过一个类似于曾用来输送邮件的气流输送管道地下输送带系统来传送。这是一个清晰而具有创造性的愿景，但却没有一个得以实现。

诺伍德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可靠的“占卜师”。世界博览会是创新性的国际论坛，但是对于即将到来的重大突破，他们的预测也并不可靠。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吸引了数百万人前往巨大的展馆，欣赏最新的风车、气船、电气照明和电话。这是对未来愿景的大胆设想。然而，展会上并没有展示汽车和无线电，而这些发明将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内改变整个社会。

同样，在大型计算机占据整个房间的年代，参加1964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建筑商没有一个人预测到，几十年后，台式计算机将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回顾历史，这些技术里程碑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巍然耸立。但对于那些驾驶在未来道路上的人来说，路标被浓雾笼罩着。正如一句丹麦谚语所说：预测是困难的，尤其是对未来的预测。

这是为什么呢？在任何一个时刻，数十亿个大脑都在“消化”着这个世界，并创造出新的版本，因而我们的创造性带来了不断的惊喜。因此，未来是很难预测的，世间也并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

这也是许多好的想法会失败的原因。在汽车发明的早期，许多汽车生产商都失败了，包括阿克姆（Acme）、亚当斯公司（Adams-Farwell）、飞行汽车（Aerocar）、奥尔巴尼（Albany）、艾可（ALCO）、美国内皮尔（American Napier）、安德森（Anderson）、安哈特（Anhut）、阿兹利（Ardsley）、阿尔贡（Argonne）和阿特拉斯（Atlas）……而这些仅仅是这份名单中以A字母开头的公司的一部分。电子游戏领域在1983年行业洗牌时，西尔斯远程游戏（Sears Tele-Games）系统、坦迪公司（Tandyvision）、超级游戏（Vectrex）和贝利公司（Baily Astrocade）都一一倒下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英国布网（Boo.com）、自由网游（Freeinternet.com）、园艺网（Garden.com）、公开网（Open.com）和宠物网（Pets.com）等也都无一幸免，投资者损失都达到了数亿美元。

生物科技企业的创业失败率通常为90%。近年来，作为大型生物科技公司，三托历医药公司（Satori）、丹德里昂公司（Dendreon）、卡洛生物科技公司（KaloBios）和牛奥特医疗器械公司（NuOrtho）也都一一倒下，而这些名字大多都会被人们忘记。

创新的道路上，尸横遍野。就像即使有一百个维也纳，也只有一个作曲家贝多芬。

即使创意存活了下来，它们的保质期也可能很短。1901年，当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向人们讲授飞机的前景时，他把一张纸投向了空中，聚精会神的观众把目光投向空中时，莱特说道，这张纸就像一匹“未经训练的马”一样在空中打转，只有在人类学会驾驭这样的“坐骑”时，飞行才能成为一项日常运动。滑翔机在当时可以借助气流，但几乎无法驾驭：这种能够飘浮的飞机完全受风力的摆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莱特兄弟发明了翘曲机翼。他们使用电缆，通过弯曲机翼来引导飞机。

1903年，当“小鹰号”升空后，翘曲机翼使其能够转弯、倾斜，由此成功地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飞机。但是，正当莱特兄弟在欧洲和美国广受欢迎时，作为他们巨大成就关键部分的翘曲机翼技术却已经过时了。

英国科学家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已经获得了第一个使用副翼（铰链襟翼）系统的专利，而在莱特兄弟成功之后，一名法国飞行员利用博尔顿的发明建造了一架滑翔机。仅仅在10年之内，莱特兄弟的发明已经成了过去时，而所有现代航空公司使用的副翼则被证明更加稳定和可靠。莱特兄弟的“正确”创新在开创不久之后就消失了。

任何想引领创新的公司都要面对这3个问题：一、未来很难预测；二、大多数的创意都会失败；三、即使是伟大的创新也可能不会持久。因此，创新型公司应该怎么做呢？

跨越可能性边界

20世纪40年代，灰狗巴士公司（Greyhound Bus Lines）想让公共汽车旅行更具时尚性。但时机是否正当时呢？当时美国刚经历过大萧条，又卷入了一场世界大战。因此，管理层经营策略很保守。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想就未来繁荣时期展开思考，因此他们邀请了工业设计师雷蒙·罗维（Raymond Loewy），让他来展示未来公共汽车最理想的样子。他向人们展示了豪华长途列车（Scenicruiser），这是一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放弃私家车，一起乘坐长途公共汽车畅游全国的新型多功能车。

为了使其能够容纳更多的乘客，这种豪华长途列车将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轴距。公共汽车将首次配备空调和洗手间，以及配色协调的座椅、大型吊挂箱和带有天窗、休息室的上层座位。有了这种新型的巴士设计，一家人将可以以一种时尚的方式踏上横越全国的旅途，欣赏室外风景，享受舒适内饰。

这个提议是如此奇特、如此超现代。1942年，罗维做出了设计草图，同时他也明白了，生产这样的公共汽车所需的工具和工艺，在几年内都不会存在，但是他仍希望向新的道路上迈出步伐。

对一个数年来一直处于经济萧条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这样的公共汽车不可能行得通：过大的轴距使整个车身对公共汽车站和道路来说都过长了。但是，灰狗公司的管理人员在罗维的设计中看到了希望，并对设计图做了改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灰狗公司已经做好了准备：在盟军胜利后不久，公司就开始生产原型。当美国在战后转向改善道路并建设州际公路网时，豪华长途列车终于登上了舞台。1954年，第一辆公共汽车驶出了“灰狗”汽车站，并迅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观光公共汽车。

通过打破现有规范，灰狗公司为时代的变迁做好了准备。正如工业设计师阿尔贝托·阿莱西（Alberto Alessi）所说：

我们在“可能”的领域开发出顾客喜欢并乐于购买的产品。而“不可能”领域由一些人们尚未理解或接受的新项目所代表。

豪华长途列车草图。

“灰狗”豪华长途旅游列车。

丰田FCV Plus、奔驰F 015。

丰田i-Car、标致Mo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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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公司设计的可降解汽车。

创新型公司寻求在可能性的边界上运作，跨越可能性边界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汽车制造商并不仅仅致力于今年或明年的汽车模型设计，相反，他们正在飞向遥远的未来，比如概念车的设计，这些车拥有旋转座椅，乘客可以通过挡风玻璃进入，并具有古怪形状。

他们是否期望在未来10年生产这些概念车呢？也许会，也许不会。比如奔驰可降解概念车。为了解决废旧车回收厂带来的环境污染，奔驰公司的工程师设计了一种和普通车在外观、感受和驾驶感觉上相同的生物降解车，这是一种完全用有机生物制造的车。此种车的零排放燃料不用储存在油箱，而是在车架和轮胎间流动；其有机太阳能天窗将为其部件提供动力。

但是目前来说，此种车还只是停留在电脑设计阶段，奔驰公司并没有打算开发这种车。概念车的目标并不是作为下一辆要推出的车，而是集中于一种影响深远的可能性。它使人们能够通过探索遥远的未来而改善下一步。

高档女子时装也是如此，时尚延伸到了未来。没有人会于日常生活中穿这种前卫的服装，现在不会，也许永远都不会，但是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完善了人们对未来可能性的看法。正如艺术家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所说：“人类的意识一直在流动，但不是跳跃：每次只有一小步。虽然只是一小步，但却能影响全局。一个人走出很远，然后又不得不返回，这么做只是为了了解这一小步能否迈得动”。

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设计的高级女子时装。

安媞·阿斯普伦德（Antii Asplund）设计的高级女子时装。

维克多和罗尔夫（Victor & Rolf）设计的高级女子时装。

因为人们事先并不知道哪里有蜂蜜，善于创新的公司总是像蜜蜂一样从蜂巢出发，走不同距离的路线。美国大部分家庭都知道劳氏（Lowe）是家庭用品的大卖场零售商，其所卖之物无所不有，从马桶座圈到放在后院的发动机，但该公司也不乏有远见的做法：公司聘用了一批科幻作家来帮助他们设想未来的家庭。这个团队后来提出了“全息房间”（Holoroom）的概念：通过三维图像展现出劳氏产品的实际大小，顾客不需要再拖着油漆和建材样品回到家中，而是在虚拟现实中再创自己的家园。店里的员工把它戏称为“婚姻拯救者。”

同样，IBM公司正在忙于构建新一代的数据中心，但他们一直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难题：巨大的电路系统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因此该公司目前正在实验一种不漏水且能在水中使用的箱体，用来安置计算机服务器，并将其置于深海处。考虑到主板和水的不相容，用海水来冷却服务器确实是一种脱离常规的做法，但仍存在许多未解的难题，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如果行得通，水下服务器也许会成为未来的趋势。目前，第一代原型已经安全上岸，不过它的体外缠满了藤壶。

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费雪公司（Fisher-Price）不断地升级其摇篮、婴儿车和玩具产品，但也着眼于下一代的养育方式：公司正在探索科技进步将如何影响未来的育儿方式。其“未来养育方式”流水线展示了一个假设的摇篮，其内置有健康监视器、全息投影墙（用来监测孩子的身高），还有一扇窗户可以作为数字黑板，来供孩子练习拼写。正如费雪公司所说：“我们所探索的趋势，有些很快就要发生，有些永远不会。但在童年经历的启发下，以开放性的心态，我们开始设想一个孩子发展的可能性……”

测量可能性的边界也许是困难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飞科公司（Philco）的预言电视机（Predicta television），它有着其他电视从未有过的功能：一个相对水平的屏幕和旋转功能。其广告宣称：“用餐时把电视对着餐厅……之后旋转对着客厅”。

但面对这样的电视机，顾客却退缩了。预言电视机勇敢地面向了未来，但却进入了阿莱西所说的“不可能”领域。后来，电视机狂热粉丝把其称为“电视中的埃兹尔”。上市2年后，在1960年，飞科公司“关闭”了预言电视机系列。

同样，设计师阿尔贝托·阿莱西的公司花了5年时间开发一种光滑而有光泽的热贝塔（Hot Bertaa）茶壶，这种茶壶的手柄和壶嘴是一体的。之后这种茶壶彻底失败了：其独特的设计使手柄部分太热而无法手持。阿莱西认为这是“我们最美丽的惨败……我喜欢惨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能在一瞬间看到失败与成功的边界”。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他说道，有助于公司在未来开发新产品。

人们很难知道哪种选择会获得成功，所以，对于企业来讲，支持多种想法至关重要。大卫和他的一个学生斯科特·诺维奇（Scott Novich）开发了一种贴身背心：多功能超感觉传感背心。这种背心可以通过将躯干上的声音转换为振动模式使耳聋的人重获听力。

一名女性在体验劳氏创新实验室设计的全息房间。

飞科公司的预言电视机。

阿尔贝托·阿莱西设计的热贝塔茶壶。

本书作者之一的大卫正体验超感觉传感背心。

由于神经的可塑性，大脑可以通过学习从皮肤上感受图案来“解释”声波世界。

但此种背心的功能并不止于此，它还可以用来向飞行员提供有关飞机状况的数据，向宇航员反馈国际空间站的状况，向截肢者传递义肢的状况，以及提供关于人体健康的一些无形指标，如血压和体内微生物体的健康，也提供工厂的规划信息。它可以直接连接互联网，实时向用户提供推特或股票市场数据，也可以用来遥感机器人，包括未来某一天的月球上的机器人。此背心还可以输入新的数据流，如红外线或紫外线。哪些用途会在市场上找到匹配呢？没有人知道，但是，新的感觉传感器正在忙于探索广泛的选择。

另外，广泛播种至关重要，即使是为疯狂的想法而做出的小投资，也能结出硕果。20世纪60年代，美国施乐公司（Xerox Corporation）已经主导了复印市场，而此时公司却发现了另一个市场缺口：电脑打印机将会成为一种需求。为了进军电脑打印机市场，他们想到可以利用目前的科技，比如阴极射线管，或快速旋转的字母数字符号转鼓。正当此项研究进行时，光学专家加里·斯塔克韦瑟（Gary Starkweather）在罗切斯特总部提出了一个怪诞的想法：激光器。

施乐公司的管理层有很多理由相信，这是行不通的。激光器昂贵、难以操纵，而且破坏性很强。斯塔克韦瑟的同事们担心光束会烧毁图像，造成早期印刷存在的“鬼影”。激光和印刷很难融合，这似乎再清楚不过。

尽管有这些疑虑，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创意部还是想尝试一下斯塔克韦瑟的想法，公司把他请了过来，给了他一个小型研究团队。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一个团队有50个人，另一个团队有20个，而我的团队却只有两个人。”他担心被淘汰，尤其因为他的对手所用的是成熟的技术。虽然斯塔克韦瑟离做成工作模型越来越接近，但是施乐公司的其他打印机组也是如此。

后来，各竞争团队间展开了一场内部对决。每个模型都要成功打印6页：一页带有印刷字体，一页带有网格线，其他页面带有图片。正是此时，斯塔克韦瑟的模型显出了其明显的优势。“一旦我们决定打印这6页，我就知道我会获胜，因为没有什么是我的打印机不能打印的，真的！如果你可以把它变为一个个的小块儿，我就能打印出来。”在竞争展开的几周内，其他组都被击败了。斯塔克韦瑟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获得了胜利，继而激光打印机成为施乐公司最成功的产品之一。

施乐公司通过支持多样化的想法和建议而获得了成功，即使投资很小。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所说：“如果每个人的想法都相似，那等于没人在思考。”因为一切总在变化，精明的公司总会播撒种子，然后看收获什么。

别把增加可选项当作浪费

增加选项只是创新的一半，而丢弃其中大部分选项，是创新的另一半。英国生物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曾经说道：“一个危险的人只相信一种理论，并为此奋战到死。”更强有力的方式，克里克说道，是有很多想法，然后再排除大部分想法。

想想作为工业设计基础的那些流程。当铿典创新公司（Continuum Innovation）开始开发激光美容仪时，他们第一步做的便是定义它的理想特质：专业、精密、优雅、易操作和智能。创意团队的每个成员在自己的日志中写下想法，然后将自己最喜欢的想法在更精确的图纸上表现出来，这些想法既有普通的，也有遥不可及的。

铿典创新公司开发的激光美容仪的原型。

这代表着被铿典创新公司称为“创意漏斗”的开端，之后，团队再次集合，将范围缩小到少数可行的选择。

留下的设计进行微调，然后就开始进行市场测试。设计师发现，被采访的女性都担心自己会受伤，并担忧激光器有火灾隐患。由此，设计团队意识到应该让激光器看起来像医疗设备、内置安全装置，并且要使用方便，这些都很重要。

这进一步缩小了选择范围。随后出现了实验员能够拿在手里的外观模型，再通过购买意向测验来确定顾客的实际购买偏好。通过这个长长的“创意漏斗”，最后的胜者终于出现了。铿典创新公司设计的流程靠的是创意的扩散：创新团队的成员拥有了无数探索选项，而他们也做好了放弃其中大部分的选择。为了找到最后的冠军，他们需要提供足够多的竞争者。

预测哪种方案会获得胜利并不容易，因此，对提供的大量备选方案加以选择是可取的。回想一下，在发明自动取款机的早期，顾客经常感觉在公共场所取钱很危险。因此，美国国富银行（Wells Fargo）向艾迪欧设计公司（IDEO）求助。艾迪欧公司尝试了很多想法，包括昂贵的潜望镜或摄像机等附加装置。但最终他们选择的方案却十分普通：一种类似于卡车司机使用的鱼眼镜头的镜面。这种镜面可以让取钱的人看到自动取款机后街道的全景，使他们能够评估周围的环境。人们很容易认为，国富银行并不需要一个创意公司给出这样一个方法，但通过探索不同的方案，艾迪欧公司最终确定出了最佳方案。

起初，拥有一个长长的“创意漏斗”对这个过程至关重要，此外，通过快速迭代可以缩短其长度，这里需要提的是被称为“X”的谷歌研发部门。为了能够灵活设计并筛选新产品，“X”部门发展了两个团队，一个被称为“家里组”（Home），另一个被称为“家外组”（Away）。

当谷歌提出开发可穿戴计算设备（谷歌眼镜）时，“家里组”被指派迅速建造一个工作模型。此团队通过使用一个挂衣架、一个便宜的投影仪和一个透明的塑料保护套，做成屏幕，并在一天内建造了一座眼镜实体模型。“家外组”的任务是去商场等公共场所，从潜在客户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反馈。谷歌眼镜的早期模型重达3.6公斤，它更像是一副头盔而不是一副眼镜。当“家里组”成功地把眼镜重量降到普通眼镜平均重量以下时，他们认为自己获得了成功。但“家外组”却发现不仅是重量的问题，还有重量的承受部位：用户不喜欢鼻梁上压力太大的感觉。因此，“家里组”想出了把重量转移到耳部的方案。通过创意生成和过滤的共生过程，谷歌眼镜通过多个版本的快速迭代，直到成为一个时髦、好用且是市场上唯一的此类产品，2014年谷歌眼镜被投放上市。

但即使这样的产品还是被谷歌淘汰了，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隐私问题，更主要的是因为旁观者不情愿被录像。但这次淘汰并没有伤害到谷歌公司：工程师和设计师们继而又加入了其他团队，并使用他们在其他项目上学到的经验。最终，这个项目仅是公司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果实，并不是最好的一个。谷歌还拥有其他许多产品，因此他们并不担心放弃不合时宜的产品。

产生创意并放弃其中的大多数，我们可能感觉很浪费，但这是创造过程的核心。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世界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做草图或头脑风暴上花费时间可能会被认为是生产率的损失。提高工作效率很具吸引力，因为员工们昼夜奋战，市场也不断在变化。

“3M”公司（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警示寓言。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家跨国公司一直被认为是创新的领导者，公司1/3的产品销量都来自于新产品。2000年，一位新首席执行官上任，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他把生产环节的效率要求应用到了研发部门。

研究人员必须定期报告他们的进展情况，并且公司不支持研究环节的任何变化。可衡量的收益高于一切。结果呢？在之后的5年内，新产品的销量下降了20%。当这个首席执行官卸任后，继任者解除了对研发部门的一切束缚：“3M”公司产品1/3的销量再次落到了新产品上。

猜测是创新的必要跳板，即使最终大部分猜测都行不通。因此，创新型公司并不把创意的激增看作是浪费精力或时间。比如，印度的塔塔集团（Tata）为帮助公司了解行不通的创意的人颁发“勇于尝试奖”。在第一年，公司只收到了3件参赛作品。随着塔塔集团的员工越来越乐于曝光自己的失败，参赛作品增加到了150件。同样，谷歌公司的“X”部门也对员工失败的疯狂想法颁发奖励。“我并不相信存在不犯错的学习环境，”“X”部门的阿斯特罗·特勒（Astro Teller）说道，“如果是一开始就失败，这样的失败很廉价，但如果是最后阶段失败，这样的失败就很昂贵”。

谷歌的创意“墓地”有无数失败的创意：

1.谷歌波浪（Google Wave），一种提供比电子邮件更大的内容分享体验的沟通平台，但时常令人迷惑；

2.谷歌虚拟现实（Google Lively），类似于第二人生；

3.谷歌巴兹（Google Buzz），简易通信阅读器；

4.谷歌视频（Google Video），一款和YouTube竞争的产品；

5.谷歌问答（Google Answers）；

6.谷歌打印（Google print）及电台广告服务，把品牌延伸到打印和电台广告行业；

7.躲球游戏（Dodgeball），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

8.佳酷（Jaiku），类似于推特的微博移动社交服务；

9.谷歌记事本（Google Notebook），后被Docs取代；

10.搜索百科（SearchWiki），注释并重新排序搜索结果；

11.柯诺（Knol），类似于维基百科，提供用户书写的文章；

12.赛的维克（SideWiki），注释网页。

“失败”这个词听起来不好受，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代表着落后一步。但创造性策略往往代表着进步，揭示缺陷并向解决方案迈进。“创意的短暂风流”（ideaflings）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尝试，然后放弃。

选择和分流的过程是世界上任何创新的基础。最终，人类前进的曲折之路并不是由想出来的过剩创意来决定，而是靠选择坚持了其中一小部分来决定。

办公环境进行周期性变化

1958年，德国某咨询团队提出了打破影响创新和生产率障碍的想法：“园林化办公室”。室内办公桌以开放式的布局排列，就像一个花园，办公室道路沿着办公室的作业流程和文件路线布置。放眼望去，将不再有关闭的门，没有人被完全隔开，也没有管理人员坐在一个洋洋自得的全景角落，最多有些部门和员工被可移动的隔断和植物分隔开来。

据估计，美国70%的公司都有开放办公计划。谷歌和脸书（Facebook）就是如此，也包括苹果公司，其飞碟似的总部规划都是为了能够达到流动的协作效果：“它将提供一个开放空间系统，在一天中的某一刻，你可能在这一侧的半圆区域内办公，随后又到了另一侧。”

但也并不尽然。尼龙的发明者美国杜邦公司（DuPont），其办公区域就被切分为配有防护装置的一个个隔间。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所的前身是动物行为研究所，也被分割成一个个单独的空间，并以之前居住在那里的动物名字命名，比如激光打印机就是在“老鼠室”进行改进完善的。在20世纪50年代，通用电气以其筒仓模型的办公区获得蓬勃发展。

20世纪90年代，雀巢公司（Nestlé）和索尼公司（Sony）也是如此。索尼公司最具创新性的产品之一索尼游戏机（Playstation），就是在独立的游戏部门开发出来的。那么这些公司错了吗？

显然没有，增强创造力的方式总在变化着。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创新的方式本就是持续的，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方案可以富有成效。俄罗斯的科学家并没有像谷歌这样的开放办公环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也没有穿着运动裤来上班，他们穿着衬衫、休闲裤并打着领带，但他们还是登上了太空。

开放办公计划广泛流行有其充分理由，但开放式的办公空间并不是在任何时间都是最佳选择。反而，一个正确的计划似乎应该建立一种变化的文化。过于僵化的习惯和惯例，无论考虑多么周到或用心良苦，都会威胁创新。通过对一段时间内办公计划变迁的分析，我们得出的关键经验是：答案总是在不断变化。进步似乎是一条直线，但这只是一种传说。探索过去80年办公空间的历史，很容易发现有一个重复的循环。和20世纪40年代的开放办公空间相比，现代化的办公空间已经回转到基本相同的风格。技术和颜色不同，但计划的核心相似。

目前，21世纪的开放式内部格局已经出现衰落的迹象。“免费的食物和饮料并不重要，”一位前脸书员工抱怨道，“工作场所简直一团糟：巨大的房间内充满了成排的野餐风格似的桌子，人们肩并肩坐在一起，只有约15厘米的距离，毫无隐私可言。”《纽约客》上一篇题为“开放办公的陷阱”的文章慷慨陈词地叙述了开放办公空间的缺点，包括持续的噪音、尴尬的社交接触和更易被传染感冒等。一连串关于开放办公的批评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这很可能导致下一个办公空间周期的到来：更加封闭和更加隐私的办公空间。

有一定工作年份的上班族通常对办公环境的改变显得愤世嫉俗，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好像那些顾问玩的赚钱游戏。但这种不断的改变也有其精明的地方：打破了认知僵化。打个比方，任何婚姻咨询师都会告诉你，如果双方变得过于习惯并不再彼此关注，那么两性关系就会变糟：惯例变得根深蒂固，使人们很难脱离。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家，改变总能引起混乱，但没有改变，创新思维就无法持续。

麻省理工学院的20号楼是持续改变的一个典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钢材短缺，20号楼是一个类似于仓库大小的、用胶合板建造的临时建筑，本来战争一结束就应该拆除，但由于麻省理工学院没有足够的空间，因此在得到消防部门同意后，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院的各个系室都被其吸引，并开始重塑它，以使其满足他们的需求。

20世纪40年代（上图）、20世纪80年代（中图）和21世纪（下图）的办公空间对比。

正如一位教授所说：“你如果不喜欢墙，就直接用肘把墙戳穿。”另一位说道：“你如果想在地板上凿个洞，以获得更多的垂直空间，那尽管去做就行了，不需要去请示谁。这是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好的实验楼。”

建筑即兴的风格鼓励着偶然的相遇和思想的交流：它的围墙内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大杂烩，包括粒子加速器、预备役军官训练团、钢琴维修店和一个细胞培养实验室，核物理学家和食品研究员比邻而坐。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建筑楼内，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研究出了关于人类语言的开创性理论，“高速摄影之父”哈罗德·埃德顿（Harold Edgerton）继续研究着高速摄影，BOSE公司的创始人阿玛·波斯（Amar Bose）为他的扬声器申请了专利。

第一款电子游戏也是在这里发明的，接下来一批高科技公司诞生了。这幢楼被称为“神奇的孵化器”。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写道：

20号楼的存在使人们提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便利设施”的问题。一群聪明的人放弃冷暖适宜的环境、铺着地毯的过道、大窗户、漂亮的风景、最先进的建筑和令人愉悦的内部设计，为了什么？为了那些窗扇、有趣的邻居、结实的地板和自由。

长期在临时建筑内工作一般是行不通的，因此，一种变化的文化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培养：交换办公室、重新布置房间、改变空闲时间安排，或者调换团队。

把咖啡机换个地方、把墙涂成蓝色、安装一个手足球桌、把墙拆除使空间更大、地板换成水泥的、座椅换成旋转的，但不要安置任何像石料这样不易更换的东西，因为现在看起来好的东西5年后可能就会过时，没有任何东西会永远持续下去。

相反，创新型公司的目标应该是避免重复抑制，增加选择，在一件产品遭受冷落前，打乱目前良好的态势，因为打乱惯例将会激发创新。

保持灵活性

改变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关于公司的内部运作，同时也面向公众。创新型企业从不回避打破自己的利益。正如通用磨坊公司（General Mills）的总裁詹姆斯·贝尔（James Bell）所说：“任何人或企业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在经历一段幸福或一次成功后逐渐相信，把过去的方法应用到一个新的、不断变化的未来是绝对正确的。”

作为善于改变的例子，让我们来看看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餐厅：从更传统的菜肴转向一个极简主义的菜单，配料被列在4×4的方格中，用餐者可以从每一列选择一种配料。通过这些基本的指示，厨师们做出了美味佳肴，新的菜单赢得了米其林三星级评级。但麦迪逊11号餐厅为了尝试创新并不担心公司的声誉受影响。受爵士音乐家迈尔士·戴维斯（Miles Davis）职业风格一直转变的启发，餐厅再次重塑自我：放弃网格菜单。在餐厅内，用餐者可以享受到一顿长达4个小时的、以向纽约致敬为主题的美味佳肴。服务员以一种戏剧般的方式向顾客上菜：

一道菜在烟雾笼罩下出现，另一道却从野餐篮中取出。服务员表演扑克魔术，可以理解为向曾经在城市街道上广泛存在的纸牌骗局的致敬，还向用餐者讲述食品原料和民间传说。

餐厅在其网站上引用了画家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一句话：“我不得不通过改变来保持不变。”美食评论家对餐厅的“重新启动”感到震惊，麦迪逊11号餐厅变得前所未有地红火。之后，他们又再次改变：放弃纸牌魔术，变回到一种更轻松的氛围，为用餐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菜品虽然减少了，但是分量加大了。

餐厅的转型获得了《纽约时报》的四星评级。正如《纽约时报》评论家所写的那样：“餐厅里许多改变都可能发生，而这取决于是否能适应未来”。

也是因为这种灵活性，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简称RCA）成了电视机行业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无线电公司牢牢地掌控着无线电波段，以至于美国政府对其提起了反托拉斯（反垄断）诉讼。但它没有屈服，研究人员提出从纽约的帝国摩天大厦楼顶传输调频广播：这些高保真广播“向无线电广告商、商家及公众传出了强烈的信号，无线电将会在未来很多年主宰广播业”。之后，在1935年，公司总裁大卫·萨诺夫（David Sarnof）发现了另一项迅速发展的技术，最初被称作诸如“视觉听力”（visual listening）或“视听”（hear-seeing）之类的名字。很快，萨诺夫给他的首席无线电工程师写了一个很简短的字条，要求他立即搬出实验室为新的团队让路。4年后，萨诺夫站到纽约万国博览会的镜头前，介绍了美国第一次定期电视广播，并宣称：“如今，我们为声音增添视觉。”

从历史上来看，成功的公司无论在繁荣或萧条期总能保持其灵活性。当初，苹果公司跃向音乐产业时，其几乎无力偿付债务，苹果播放器（iPod）发布现场只有几十个记者。而一年以后，苹果公司出售了20亿首iTunes的歌曲，并有数千观众欢迎乔布斯进军移动电话领域。

有时，一家公司的发展有着清晰的直通线，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业务发展，从电报到无线电，再到互联网。但有时这种演变并非如此简单易懂：爱马仕（Hermès）创立于19世纪早期，致力于生产马具和马鞍，然而当汽车代替了四轮马车，公司却进入了高级时装业；一家名叫诺基亚（Nokia）的造纸厂却生产了第一部面向大众的手机；一家起初印刷纸牌，之后运营出租车并经营着一家“爱情酒店”的公司，最终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游戏公司：任天堂（Nintendo）；对于谷歌来说，葡萄糖监测和自我驾驶汽车有着和搜索引擎差异巨大的市场定位。

灵活当然是有风险的，并不是每次转变都能成功，比如，亚马逊（Amazon）在2014年推出的“火手机”（Fire Phone）。亚马逊成功进军云计算领域，但其设计的手机却没有那么顺利。在第一个月，“火手机”只售出了35 000部，而在当时，苹果手机每小时都能销售这么多。顾客抱怨其缺乏应用，并且手机过热，几乎无法手持。公司决定直接降价到99美分，并且等第一批一销售完，立即终止了生产。然而，这是预料到的风险，“火手机”的失败并没有威胁到亚马逊的核心业务。该公司继续前进，其冒险精神使其继续大力探索未来。

创造性公司不断地为市场剧变做着准备，部分原因是数字革命的加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随着设备变得更电脑化，他们的使用寿命缩短了。更快的指数级数据处理方式加快了手机、手表、医疗设备和家用电器的过时。2015年，本田汽车公司首次尝试不为讴歌TLX（Acura TLX）生产实体碰撞车，而是使用电脑软件模拟了从碰撞测试到排放的整个过程，极大地加快了生产流程。此外，曾经看起来和数字世界毫不相干的领域，如今也成了其中一员，比如机器人做手术，人工智能代写新闻公报。从设计到生产，再到时尚，世界在不断地翻新。作为回应，公众对变化的期待也一再增加：如果下一年没有出来什么新的小玩意儿或应用，顾客就会感到失望。在此种情况下，保持灵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

虽然相隔数亿年，但原始生物的大脑和现今的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大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如何竭尽自己已知的知识探索新领域？没有任何生物或企业家，能够安然无恙地倚靠在过去成功的桂冠上。世界在无法预测地变化着，只有那些保持灵活性，对新的需求和机会做出及时反应的人才能够存活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永远开发不出最终版的手机、能够永远吸引观众的电视节目，以及完美的雨伞、自行车或鞋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产生大量的想法成为一个目标。爱迪生为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员工设定了“想法定额”（idea quotas）：激励员工每周想出一个小发明，每6个月有一次重大突破。类似地，谷歌公司也把想法勘探植入其商业模式：公司的“70/20/10法则”强制规定，70%的资源要用到核心业务上，20%用到已出现的想法上，10%用到疯狂的点子上。

同样，在推特公司每年的黑客周（Hack Week），员工要离开他们的日常工作，去设想新的想法；阿特拉斯软件公司（Atlassian）坚持其“创意日”（Ship It Days）理念，即员工在24小时之内创建新的项目；丰田公司也广泛征求员工的建议，目标是每天尝试想出2500个新的想法。

为了推动创新，创新型公司为新的想法提供奖励，其激励创新的措施有多种形式：宝洁公司（P&G）和3M公司拥有荣誉社；昇阳电脑（Sun Microsystems）、IBM和西门子会颁发年度奖项；摩托罗拉、惠普和霍尼韦尔（Honeywell）会为新的专利颁发奖金。但这种奖励并不是普遍的。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有90%的受访公司没有给创新足够的奖励。谷歌公司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关于激励创新曾给出建议：“要给予出色的员工无与伦比的待遇，无论头衔与资历，重要的是他们的影响力。”

创新型公司还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工具，来刺激员工的神经网络。爱迪生在实验室存满了各种物品，以使创意产生的过程更简单。艾迪欧设计公司有一个共用的“技术箱”，被称为工程师和设计师“创意的源泉”，里面有五花八门的小装置、原材料样品和小玩意儿。在爱马仕公司，织物碎片和其他商品的副产品不是被扔出去，而是送到他们的创新实验室进行实验：工艺师用剩下的皮革做成了架子，用破碎的扣子做成水磨石地板、珍珠母和拉锁。

在活跃的大脑里，想法会疯狂地繁衍和竞争，但只有少数几个能够到达自觉意识层面，大多数想法都没有达到必要的起点，之后便流失掉了。创新型公司也是如此：新想法和新方案竭力竞争以获取支持。到达了必要起点的获得了支持，而没有达到的则被搁置了。未来的世界很难预测，即使是可行的想法也可能会很快过时，而多样化和灵活本身拥有力量。因此，创新型公司的做法是使想法激增，消灭掉大多数，但绝不逃避变化。

12　构建创新型学校

让孩子在玩耍与模仿中找到平衡

孩子们醒着的大部时间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教室是灵感得到滋养的地方，也是孩子们首次了解社会对他们的期待的地方。教室运用得好，那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容易培养出来。

但是，这种培养并不是总能发生。人脑学习了解这个世界，是为了产生新的想法，但是大部分课堂所提供的东西少有值得吸收消化的，大都是“回流”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是一种威胁，无法向未来的创新者提供营养。

现在的教育体制是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课程也是规范化的：学生们在有黑板的教室里听课；而学校的打铃模式也是模仿了工厂为通知轮班所设置的打铃制度。这种模式并不适合当下飞速发展的社会。如今，工作正在迅速地被重新定义，而且只有那些能够创造新机会的人才能成功。

课堂真正的职责是教会学生如何将现有的原材料变成新的东西。幸好，这一点并不难实现，因为我们并不需要推翻现有的课程计划全部重新来过，只要些许指导原则，就可以将任何教室变成一个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场地。

学年开始时，艺术老师林赛·艾索拉（Lindsay Esola）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苹果，然后让四年级的学生每个人也画一个。班级中大部分人画的都和老师画的差不多。这个小练习是这个学期艺术课的出发点，随后艾索拉教给学生很多种画苹果的方法，学生们开始模仿各种绘画风格，像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和波普艺术，并用各种材料和方式来创作，如水彩、点彩绘画、马赛克、素描、蜡笔、闪粉、粘贴画、印章、线条等。

如果这就是课程的全部，那这门课就变成手把手教艺术史了。但是艾索拉并没有止步于模仿现存的范式：这学期的课程作业是“苹果的各种可能”，作业要求学生随意混合使用各种技巧。在最后一节课上，艾索拉又在黑板上画了苹果。这一次，几乎没有学生再照着老师的画了。教室的墙面上展出了各种各样的苹果：学生掌握了他们所学的东西，并且用自己的方式运用它们。

创造力的教育要在自由玩耍和模仿学习模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创造力发生的最佳模式是，既能提供给学生参考的先例，又不限制他们的选择。学生能向以往最好的学习，但同时不忘要重塑它们的目标。

林赛·艾索拉的学生画的不同风格的“苹果”。

比如，一个教五年级的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画一幅他们最喜欢的艺术家的“下一幅”作品，即一幅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却本应或可能会出现的作品。每个学生都要先了解、研究一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然后想象如果这位艺术家活的时间更长，他会怎么做。其中，一名学生用立体派的风格画了一个棒球小联盟的球员，他认为如果毕加索在世，一定会对流行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打破过去的模式给我们上了两节课：一是它教会了学生如何通过挖掘过去来得出新的想法，二是不要使学生被过去的辉煌吓到。打破过去的模式意味着精通我们的文化遗产，同时还要把它们看作是未完成的。正如诗人歌德所说：“我们所能给孩子的，只有两个可以长久持续的遗产：一个是根，另一个是翼。

通过挖掘过去来产生新可能有很多种方法，其中一种便是，让孩子从不同角色的角度去理解现有的故事。比如乔恩·塞因兹卡（Jon Scieszka）的《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这是一个从大灰狼角度重新讲述的《三只小猪》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大灰狼解释，它并不想呼呼吹走小猪的房子，都是过敏惹的祸。

与之类似，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创作的戏剧《君臣人子小命呜呼》（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两个配角的视角，重新回顾了这出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场景交织在斯托帕德的戏中，成为剧中主角窃听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

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小说《格伦德尔》（Grendel）从对妖怪有利的角度重新讲述了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学生收集世界各地的神话和寓言，将它们扭曲、打破、融合成新的东西。

想象历史的其他可能性是另一个激发大脑智力的方式，因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创造性地开采学生已学到的知识。

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Amis）的架空历史小说《变化》（The Alteration）想象出了一个不曾被亨利八世管理过的英格兰的现代世界。在埃米斯的小说中，他的哥哥亚瑟（Arthur）仍是早逝——但是故事中他在去世前育有一子，后来这个孩子打败了亨利八世（HenryⅧ），夺取了王位。因此，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从来没有建立，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I）也没有诞生，更重要的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成了教皇。

同样地，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说《高城堡里的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有另一层故事：一个活在纳粹统治下的小说家，创作了他自己的一本架空历史小说《蝗虫成灾》（The Grasshopper Lies Heavy），这本书的设定与《高城堡里的人》完全相反，即盟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抓住了希特勒，并审判了他。

对学生来说，表现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最有创造力的方法之一，便是描述历史事件如按照不同方向发展会怎样。如果玛雅人没有从西班牙人那里感染天花会怎样？如果华盛顿当年腿断了，没能穿越特拉华河会怎样？如果斐迪南大公的马车没有走错方向，因此没有被暗杀会怎样？……为了讲好反事实的历史事件，学生需要了解事实。此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了解更宏大的时代背景。“想象历史的其他可能”项目是对课本学习补充的一种方式：学生围绕一个话题展开研究，然后将他们的知识创造性地运用起来，从中体现出了他们为了创造性假设所储备的坚实的知识基础。

课堂中传授的外推法同样也可以运用在科学技术上。斯坦福大学工程系教授谢里·谢泼德（Sheri Sheppard）指出，大部分机器的构造并不是从无到有的，而是由先前已有技艺结合组装起来的。她说道：

这过程动用了大量的创造力活动。真正的设计灵感往往是看到并了解新奇设计机制后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要熟悉周围的各种机器和机制，并且能够看到超出它们设计初衷的领域。

在一些工程类课堂中，学生通过按说明书组装一支手电筒，来学习与电力相关的知识。但是，如果这个练习在这一步就停止，那就只是一个照葫芦画瓢的过程了。组装一支手电筒仅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一步是利用同一个电路组装出一个电风扇、一个声音发生器，或是学生想到的任何装置。说明书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过程的重点，而应该是起点。

将创造力与科学教育结合的一种方式是科幻小说的原型设计（science-fiction prototyping），即设计尚不存在的产品。在一门课上，学生们用投影笔去看电影和地图，用3D打印机制作个人化的蛋糕和行李箱式的便携式洗衣机。学生们被鼓励去思考：新科技的出现会解决哪些问题，又会产生哪些新问题。这是另一种用来培养技能和想象力的方式。

通过对现有作品的坚定欣赏和无拘无束的游戏进行结合，过去成为探索发现的踏脚石。在人类创造力的接力赛中，学生有机会抓住接力棒，跑到未来。

培养孩子多向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我们让学生制作创作力作品时，往往只需要他们做出一件，我们就会满意。但是，无论这个答案有多好，这只是一个答案，一个热身而已。

教学中的最佳实践应是：就一个创造性的问题，要求学生想出多个解决办法，而不仅是一个。

想出多个解决方案是需要训练的。从文学到科学，再到编程，学生经常把自己提前限制在单一答案中；因此需要鼓励和督促引导学生去做更广泛的探索。这种训练需要尽早开始进行。安托瓦妮特·波蒂斯（Antoinette Portis）的书《不只是个盒子》（Not A Box）为小读者讲述了增加可选项的故事。在书中，一个人问故事的主角小兔子：“为什么你要坐在盒子里？”小兔子反驳说这不是一个盒子，而是一辆赛车。兔子继续说，这还是一座山、一个机器人、一搜拖船、一架火箭、海盗船上的乌鸦窝，还是热气球的内舱。学生们从小兔子的故事中获得启发，之后就能创造自己的模式了。

童年时期这个简单的练习，也可以用在年龄大些的孩子身上。比如，在艺术人文领域，创造出一系列变化是保证能从单一源头不断产出可能的方式。爵士音乐家根据某个标准，每次进行即兴创作都是他们增加可选项的表现。在视觉艺术中，反复关注同一个主题能够得到丰富的结果。

增加可选项同样给学生提供了欣赏大自然多样性的能力。拿美国植物学会（Botanical Society of America）设计的实验“远行的种子”为例。学生们学习大自然多种多样的散播种子的方式：椰子种子随着水浪漂浮；牛蒡种子附着在动物的皮毛上，然后落到地上；蒲公英的种子用“降落伞”飘浮；枫树和梣树的种子用它们自己的小翅膀飞翔。

按照植物学会的课程安排，学生们需要设计出更适合小型种子传播的新方式，之后他们需要对设计进行试验，看哪种设计传播得最成功。这个练习可以使学生很好地掌握“自然选择”这个概念，并且了解它所带来的挑战。学生能够产生新的可选项，设想新的可能，而不是仅把他们周围的世界看作既有的事实来死记硬背。未来创新者的核心素质就是：了解周围世界，孕育新办法。通过参与“远行的种子”这个练习，学生会时时刻刻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因为他们曾亲身经历过创造新事物的过程。

即便答案已经找到，创意教学（creative teaching）仍旧教会学生去探索不同答案的方式和路径。1965年，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被安排去审核加州课程委员会的数学教科书。他在报告中曾抱怨：“近6米的架子，有200多公斤的书！”他认为当代数学教学的方法是误人子弟，即教师教学生只用一种方式解决问题。他认为，应当引导学生寻找尽可能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需要算术课本不仅告诉学生一个特定的解题方法，而应该教会学生认识、了解原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让他们自由地去探索找到答案的方法……我们必须消除思想的僵化……我们必须给思想以自由，让他们自在地尝试解决问题……成功运用数学的人，就是能在给定情况下找到获得答案新方法的人。

在鼓励更多可能性时，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启发学生从原点向不同方向、不同距离进行探索。就像一个公司的业务范围涵盖了从增量更新到走在时代前端的研发，我们不仅应该鞭策学生紧跟源头，还应该激励他们尽可能地向外探索。这有助于塑造学生将来灵活应对创造性活动的技能。

毕加索和利希滕斯坦的“公牛系列（bull series）”，诠释了从一个起点持续向外探索延伸的原则。两位画家都从真实图形开始，但之后，他们开始从不同的方向进行延伸：毕加索将公牛的身体简化成了基本的线条，利希滕斯坦则将公牛的身体抽象成了彩色的几何图形。当看到他们各自“公牛系列”的最后一幅画，人们会惊讶于他们最终版的区别有多大。

莱斯大学一项课堂项目也阐释了走不同距离路线的价值。学生需要处理一个发展中世界的健康危机：每年，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腹泻引起的脱水。尽管资源不足的诊所有静脉输液，但是却没有可以正确测量剂量的昂贵配件。在那些因缺乏足够资源而不能密切关注所有患者的医院中，婴儿可能会遭遇水分过多的致命危险。

莱斯大学的一个本科生团队接手了这个问题，他们开始着力在电力甚至都不可靠的地方制造出一种花费低廉的、能监控剂量的静脉输液设备。他们从最直接的想法开始，但是很快就从起点向外发散探索，最终得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老鼠夹。在他们设计的装置中，支架的一端钩住一个杠杆，杠杆上悬挂着静脉输液袋，支架的另一端放置了一个平衡杠杆。临床医生通过调整平衡杠杆来确定正确的剂量。一旦静脉输液中的药品按照设定的剂量滴完，杠杆就会落下，启动捕鼠夹，迅速关闭滴管。

团队成员迫不及待想要测试设备，于是他们前往莱索托和马拉维这两个医疗护理贫乏的国家。他们发现，临床医生都很需要静脉输液设备，但是却担心手指会被老鼠夹夹到。学生们开始思考：是否有一种更安全的方式关闭滴管？他们以实验室中零零碎碎的东西为材料，用3D打印机制出塑料帽做试验。

毕加索的“公牛系列”（1946）。

利希滕斯坦的“公牛系列”（1973）。

但是这些试验产品都像捕鼠夹一样，没起作用。后来，他们设计了一种威胁性小的钢压缩弹簧来代替。

在马拉维，莱斯大学的学生发现了另一个设计上的缺陷：要想正常使用，输液袋必须放在患者头部上方1.5米以上。这就意味着平衡杠杆也要放在非常高的地方，但这样一来医护人员很难接触到。在一次头脑风暴中，一个学生想到，可以将杠杆分成两个独立的杠杆臂，高处的那个挂输液袋，低处放置平衡杠杆，两个杠杆用一个杆子连接。如此一来，控制重量就变得容易了。

学生又回到马拉维进行田野研究。他们报告说，学习使用设备用不了20分钟，不到2分钟就能搭建起来，经过几百次的使用后还能准确运行。电子输液系统的成本有数千美元，而学生们建造的这一款只需要80美元。通过向不同距离的路线进行探索，他们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鼓励孩子进行有风险的创新

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斯坦福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对一组学生进行数学测试。其中一半的学生因为他们获得的好成绩受到表扬，另一半学生因为他们付出的努力而受到表扬。然后，德韦克问这些孩子是否愿意参与难度更高的测试。那些因付出努力而受到表扬的学生接受了挑战，而那些因成绩受到表扬的人放弃了，因为他们不想置他们的成绩于危险之中。德韦克总结道，在表扬孩子的成就时，教师无意中会束缚孩子的冒险和创新精神。她最后说道：表扬孩子们的努力和付出，而不是他们的成绩。

为了避免对单一结果的关注，学生需要一个脱离老生常谈的机会。在电脑游戏中，“沙盒机制”是指真正比赛之前，在练习模式下尝试各种可能，也就是说，一个玩家可以在真正计分之前先用各种技能和策略进行试验。这种沙盒机制可以运用在完成创造性家庭作业中：学生为了创造出新东西，需要先想出很多可选项，但是这些都不会被打分，只是用于参考选择。然后，学生从中挑出自己最喜欢的方案继续发挥、完成。这不仅能鼓励学生增加可选项，还可以给他们一个免于受罚的冒险的机会。

冒险往往意味着走在一条难题钢丝上，而下面没有确定的答案作为安全网。任何开放式问题都会增加冒险的风险：学生只能依靠自己去找到答案。拿经典的“扔鸡蛋实验”来说，答题的方向其实较为单一：为一颗鸡蛋设计一个降落伞。然而，想要成功完成这一任务，却没有那么容易。学生需要掌握重力和空气阻力的原理，还要调查、研究工程的基本原则。演示当天，他们爬到高的地方释放装置。第一次尝试时，并非所有装置都能安全降落，这也是练习的一部分。如果学生的鸡蛋摔碎了，让他分析一下原因，比如装置下降太快或者缓冲不够等。之后他就会改进装置，再次尝试。能从失望中反弹并坚持进行项目直到成功，要比尝试的次数重要。

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通过让学生创造出一种“超级字体”（super-font）这种方式，他们会对此有更好的理解。在常见的标准字体中，一些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长得太过相似，以至于很难区分，尤其是显示在手机和电脑屏幕上，比如，5和S，还有其他一些很容易混淆的组合，B和8，g和q等。

设计超级字体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字体的形状，以将它们之间的区别最大化。这是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创新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年级较小的学生也能尝试参与。

另一个鼓励冒险的方式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难题，即那些目前还没有找到答案的难题。在NASA的“畅想火星”的项目中，学生需要为人类在其他星球上生活创作生存指南。这要求他们剖析一个社区在地球上存活的所有影响因素，如生活区、食物、水、氧气、交通运输、废物处理和必要的工作。他们还必须考虑：怎么做才能将这些所需移植到这颗令人生畏的火星上？该如何呼吸？如何处理垃圾？在哪里运动健身？从杯子到棉花球，到乐高积木，再到管道清洁器，学生们用各种各样的材料打造他们的社区。这样的练习能够使学生思考最前沿的科学，并且能让他们体验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固有风险。

为了创造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成年社会，鼓励那些不怕错误答案的学生去冒险至关重要。与其让孩子将他们的才智投资到无聊的的生活中，不如让他们选择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激发孩子参与创新的3个因素

动机可能是最被教育低估的特质：它可能就是造成平凡与非凡差距的原因。鼓励学生做到最好是日常教学的挑战之一，其中的应对方法是利用基本的激励因素。

让工作更有意义

给学生机会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一个刺激创造力的好方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呼吸衰竭是婴儿死亡的常见原因。虽然有通风机，但是更普遍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婴儿在翻身时呼吸管不脱落。这个挑战交给了休斯顿一个由21名高中学生组成的团队。学生按阶段完成这个项目：第一步，他们针对题目进行调研，即婴儿呼吸衰竭的致病原因和范畴。进而，他们对现有的解决方案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在权衡如成本、安全性、耐用性、使用和维护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后，学生们通过头脑风暴得出了自己的答案：每个小队都分别想出3~5个可选项。最后，他们用家中随手可得的材料做出了原型，并进行测试。最后获胜的创意简单而巧妙：将呼吸管穿过婴儿帽的折缝。这个设计只需要两片布料。当团队进行比较试验时，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呼吸帽”比现有的任何一种方法都要好，而成本几乎为零。拯救生命所需的只是一个标准型的婴儿帽和一把剪刀。青少年解决了一个成人问题。

做有意义的工作同样也能帮助学生。几年前，建筑设计师埃米莉·皮尔顿（Emily Pilloton）开始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当地一所特许学校中的八年级学生一起共事。在这所学校中，大部分人的母语并不是英语。皮尔顿有一个空房间，她询问这些八年级学生想用这个房间做什么。学生们的共识是：学校少一间图书馆，学生们想要一间。

皮尔顿带班级学生到当地的一家公立图书馆实地调查之后，她发给每人一张平面图，然后问他们希望图书馆是什么样。通过热火朝天的讨论，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将整个年级各形各色的点子结合在一起，想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学生们决定建造一个有多种用途的建筑。在接下来的数周里，学生们使用胶合板和纸板尝试了很多的可能，最终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十字形。他们用胶合板做了几十个这样的“十”字。

一天，这些十字型架子被放在一起，变成了一个“X”堆。学生们开始思考：如果书架呈45°放置会如何？人们就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来找自己想要的那本书。如果一个人想要的书在一摞书的最底端，那就必须先把其他书都挪走才行。为了看书的书名，还必须来回调整角度。一个学生脱口而出：“X”代表未知变量，图书馆是大家探索未知事情的地方。因此，他们设计的图书馆是一个“X”型空间。

就这么决定了。在接下来的几周，学生们将“X”型架子摆满了图书馆的主墙面。他们还用一组一组的“X”型架陈列不同主题的图书集合，他们甚至还用“X”型架作为底座制作课桌，还有很多“X”型架被随意地放置在房间里，仿佛等待着读者去重新安排。因此，这个“X”空间是没有特定的样子的。学生们为自己搭建了一个探索发现的空间。

拥有观众

记得在科罗拉多州罗克堡的一家咖啡店的诗歌大满贯之夜（Poetry Slam night），舞台上的并不是成人作家，而是当地公立学校六年级的学生。这些学生的任务是写一首反映社会问题的诗，然后在公开场合分享。学生一个接一个上台分享，他们的诗覆盖了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12岁的孩子朗诵了一首有关她妈妈的诗：

过去几年，我的生活很辛苦

她总是离开——

好久

酗酒、恋爱、离婚文书、金钱。

我想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没有人指引我，没有人和我说任何事。

我最好的朋友。

我还是保持微笑。

学校的课程建立在“拓展训练”模式之上，这种模式使学生能够在课堂以外对世界进行探索。在最近的一个项目中，四年级的学生拍摄了一个纪录片，是关于政府为了扩张水库而要淹没一处受欢迎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计划。学生从这个事件的两面进行探索，思考什么更重要：人类的进步，还是保护原本就居住在那里的生命？他们的纪录片后来在当地的影院放映。在另一个项目中，学校每年都会邀请老年人参加学校举办的“生活就是艺术”节日，节日中会有专门的展区展出学生的艺术作品。

相似的策略也被很多沃尔多夫（Waldorf）学校和雷焦·埃米莉亚（Reggio Emilia）学校使用，在这些学校中，学生的艺术作品都在走廊上进行展览。作为增加学生作品受众的一种方式，中小学之间开始合作，比如，通过视频会议，学生们一起读诗、读小说，或面对面举行联合展览。

在城市中，文化机构可以为学生的作品提供更大的平台，比如许多博物馆和机场都会定期展览学生的艺术作品，借此来激励年轻人；而网络给学生提供的平台更是广，如有些网站允许学生将作品上传到网上。最近，在美国年度艺术日那天，Everyartist网站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天之内创造艺术作品最多（230 000件）。在科技领域，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运营了一个网站，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将他们使用教育软件写出的程序放到这个网站上进行展示。

获得奖励

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着肥胖症的威胁，导致肥胖的部分原因是人们锻炼变得越来越难。如果是你，你会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受到树莓派（Raspberry Pi Foundation）一年一度举办的竞赛所激励，英国一所小学的学生接受了这个挑战。这个由小学生组成的团队制造了一个机器狗，他们认为这个机器狗会是很好的陪伴。头脑风暴后，他们认为这个机器狗可以看作一个跟踪器，用来测量用户跑了多远；或一个随时携带急救箱的助手，以防用户摔倒；或一个嗅觉探器，帮助用户找寻丢失的物品；或一架放音乐的扬声器；也可以是用户在黑夜行走的指路灯。最终，学生们决定制作一个可以“汪汪”叫的机器狗，来激励它的主人运动。学生们用信用卡大小的树莓派电脑设计出了一个纸糊的机器狗，其中，程序的编写、运行和声音的录制都是由学生完成的。决赛时，他们顺利地完成了展示环节，而他们的发明也表现得很完美，最终，这只健康机器狗（FitDog）获奖了。

树莓派举办的比赛激励了很多团队参与到竞赛中，产生出了一批充满想象力的项目，从处方自动发放机，到能使残障人士通过目光操作电脑的眼球追踪软件。

比赛是一种很好的动机，它提供了他人认可和物质回报的诱因。另一个类似的、具有影响力的比赛是“头脑奥林匹克”（Odyssey of the Mind），它是一个国际课外项目，要求学生组成团队并创造性解决问题。所有事情都需要学生自己来完成，父母只能监督和提供原材料。一个个团队每周都会见面开会，最终在当地的锦标赛上一决高低，胜出的队伍会参加汇聚全国各地冠军队的总决赛。树莓派和头脑奥林匹克持续的成功就足以说明比赛是一种强大的诱因：它们能够激励选手克服困难，并达到更高的标准，而其提供的奖励则能保证选手的热情和投入。

学生在课堂中创造的东西越多，他们越把自己看作是自己的主人，这就是创新教学的目标。将先例当作跳板，使一切都生动地呈现在课堂上，让学生想出多种可能，而不是只有一个答案，鼓励学生去冒险，而不只是走安全的路线。去激励、鼓励学生，无论是用内部刺激（如有意义的挑战），还是外部的刺激（如观众和奖励）。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课程会使年轻人成为想象力的导游，而不仅仅是游客。

美国内战临近结束时，一群武装人员袭击了密苏里州的种植园。他们绑架了两个黑奴——一个母亲和她襁褓里的男孩。为了获取赎金，他们把母子俩关了起来。种植园主用一匹获奖的赛马把男孩赎回来了，但是绑架者已经把孩子的母亲卖给别人，此后便没了消息。被绑架的男孩在回到他主人家的时候，已经得了百日咳，病情十分严重。虽然最后还是活了过来，但是他后来回忆说他的童年是“生死之间持续的较量”。按照习俗，这个男孩归属种植园主夫妇：摩西·卡弗（Moses Carver）和苏珊·卡弗（Susan Carver）。这个男孩就是乔治·华盛顿·卡弗（George Washing ton Carver），在未来的某天，他会在国会面前论证种植花生是南方农民的致富之路。

创新者来自何方？任何背景都有可能。正如我们无法预测下一个新点子一样，想要知道世界上哪个角落会诞生出创新者也是不可能的。与生俱来的天赋并不会只青睐某些地区而忽略其他地区：历时50年的创造力测试表明，经济弱势或少数民族的孩子与其他孩子的创造力表现没有不同：他们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孩子有一样的创造力区间。

但是，我们会给予某些孩子格外的关爱，而忽略另一些孩子，无论是在音乐课上还是在参观科学博物馆时。不能根据人们的居住区、出身而决定谁能参与创新教学，培养每个家庭的每个孩子至关重要。

以16世纪的那不勒斯（Naples）为例。如果你是一个孤儿或是穷困潦倒的孩子，你可能会由教会组织的育婴堂照顾；在那不勒斯的宗教看来，教授孩子一项谋生技能是他们的责任。如今，这项求生技能可能就是编程。但在那时候，音乐即兴创作才是求生的技能：大家对音乐的需求很高，因此一个训练有素的表演家可以挣很多钱。他们不仅可以在城市的歌剧院演出，也可以为社会权贵的聚会伴奏。表示音乐学院的英语单词“conservatory”就是从意大利语中表示“孤儿院”的词“conservatori”变化而来。学生的即兴创作能力是从教会编写的充满指导作用的低音线的手册学来的。这种指导性的低音线是一些短小的片段，是即兴表演的基础。通过将这些小片段润色，并以不同的方式串联起来，音乐学院的学生在监督下学会了如何进行即兴创作。

那不勒斯音乐学院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不久就开始接受来自欧洲各地的自费学生。即便如此，他们从未停止过为弱势群体服务。直到18世纪，许多有成就的毕业生都是来自贫困的家庭：比如其中一个砖匠之子，他的父亲死于搭建教堂的过程中。这个孩子，迪多梅尼科·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最终成为俄国凯瑟琳大帝和奥地利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的宫廷音乐家。

教育家本杰明·布卢姆（Benjamin Bloom）写道：

在对美国和海外一些国家进行长达40年的深度调查之后，我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只要提供适当的基础和学习条件，任何一个人能学的东西，其他人都能学。

但是对于人类历史来说，那不勒斯的例子却是个例外，而不是规律。人类对于创新资本的浪费是不分阶层的。试想一下，世上有一部分文明地区，也有一部分地区的人仍旧因为性别而被拒绝给予教育和职业发展。

当神童南内尔·莫扎特（Nannerl Mozart）和她的弟弟沃尔夫冈·莫扎特一起进行欧洲巡演时，她常常是众人的焦点。然而，当她一到结婚年龄，她的父母就终止了她的职业生涯。数学家阿达·洛韦拉塞（Ada Lovelace）在提出计算机编程原则时，通过使用化名来把自己伪装成男性。她对数学的见解非常超前，同时代的人不能参透她的想法，直到一个世纪后，她的计算机模型才被其他男性同行重新使用起来。在好莱坞兴起70年后，雪莉·沃克（Shirley Walker）才成为第一个为大公司发行的影片作曲配乐的女性。但她仍属于特例：在500部北美票房最高的电影中，只有十二部影片的配乐是由女性创作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写道：

在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与男性在科学领域发挥相同的作用。因此，有大量的女性展现出了意想不到的能力。当我们武断地拒绝或者惩罚女性在任何领域创造性地使用她们的才能时，我们就是在牺牲人类一半的天赋。

我们大比例地边缘化人性时，也在极大程度地浪费创新资本。我们错过的那些新发现，失去的那些深刻见解，以及现在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漠视了很多人天生的创造力。道理显而易见：栽种、培养的种子越多，人类想象力所结出的果实就越丰富多彩。

活跃想象力的终身价值

创造力是人类脱离日常生活轨迹的燃料，然而，我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机会把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到最大，艺术素养便是最好的反映。物质条件优越的校园为学生设置了音乐、舞蹈、视觉艺术和戏剧等教学课，而在贫穷社区，艺术教育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资源浪费。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于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应届生被问到他们在学习期间是否接受过艺术教育，有3/4的少数族裔学生的回答是否定的。

年轻人要想成为有创造力的思想家，艺术的滋养是必须的。这是因为艺术由于其外显性，是创意教学所用的工具中最常见且最容易获得的。贾科梅蒂雕塑的微型化和埃德温·兰德针对挡风玻璃的眩光所采用的策略是相同的；毕加索立体主义画作中对连续区域的打破与手机信号塔的搭建也异曲同工；弗里达·卡洛的画《受伤的鹿》中她的头与鹿的身体的融合这一方法，也用在了转基因蜘蛛羊中。

创造性思维的每一个面向都可以通过艺术来传授、培养，因为艺术是扭曲、打破和融合的训练营。然而，由于学校的预算紧张，管理层在进行预算分配时显得较为冷漠：我们又不是生活在16世纪的那不勒斯，学习艺术并不会帮助学生获得薪酬不错的工作。

但有很多理由都可以说明艺术教育是具有经济学意义的，甚至对学校的科学教育都有作用。当汽车第一次被发明出来时，大部分聪明才智都用在汽车运行上，极少有人关注汽车舒适性这一方面。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购买汽车，只有工程学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辆成功的汽车来说，优雅的设计必不可少。如今，仪表盘的风格、座位底盘是与汽车发动机一样的卖点。

手机的发展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起初，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拥有手机。那时的用户界面看起来笨手笨脚的，但因为这种科技本身所带有的革命性特性，砖头般的外观被暂时忽略了。然而现如今，数十亿人每天都要查看自己的手机上百次，对于如此巨大的用户规模来说，失败的界面设计就意味着一个产品的末日。这就是为什么苹果、诺基亚、谷歌还有其他一些公司会花数十亿美元，用在追求更光滑、迅速、简洁和时尚的设计上。

教育家前田约翰（John Maeda）说过，当机器与生活融入得越多时，我们对其时尚与功能的要求就会变得更高。我们既需要设备美观，也需要设备智能，否则，我们就不会使用它们。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设计制作精美的界面的重要性：2015年下半年，《纽约时报》报道说，IBM雇用了1500名工业设计师，组成了一支艺术家大军，其目的是设计出更有吸引力的新设备。

通过连接艺术与科技，形式和功能也合并在了一起。几年前，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工程学教授罗宾·墨菲（Robin Murphy）发现，人类很难与机器人建立联系：“机器人不会眼神交流。它们的语气也没有变化。当它们接近人类时，人们会觉得自己的个人空间受到侵犯。”如果要你相信一个机器人可以将你从翻倒的汽车或是着火的大楼中救出来，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机器人仅是机械上的熟练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能够表达出关心和情感。因此，墨菲决定将戏剧当作人类情感实验室。

在戏剧指导埃米·居林（Amy Guerin）的协作下，他们将一个飞行机器人安排到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仲夏夜之梦》中。这部戏发生在一片生活着精灵的森林中。机器人在戏中扮演仙女身边安静的助手。墨菲团队抬高了实验的赌注，他们决定使用看起来完全不像人的机器人：它没有面孔、胳膊和腿。墨菲团队为这些机器人发明了“肢体语言”：为了表达幸福，机器人会在半空中旋转或者上蹿下跳；为了表达生气，它们的身体会向下倾斜到一个陡峭的角度，然后往前进；为了表示采取行动，它们会快速旋转，时不时地跳跃。

机器人完美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功地模仿了人类情绪，并且在观众的头顶飞行。剧院的工作帮助工程师将机器人制作得更具有可沟通性，这可以说是技术和艺术的爱的结晶。

创造性艺术还是促进冒险的一种方式。美国作曲家莫顿·费尔德曼（Morton Feldman）曾写过，尽管“在生活中，我们尽可能地避免焦虑，但是在艺术上我们必须要追求它”。学生在科学课上学的实验方法，往往都针对一个预先确定的结果：只要学生遵守步骤，他们一定会得到预期的答案。在艺术领域，学生们虽然也会学习一些实验方法，但是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答案的不确定能让学生锻造出乐于探索未知领域的健康态度。

更好的艺术造就更好的工程师，但是，艺术的重要性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除了提升科技的发展，艺术还在引导文化。

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测不仅取决于新的事实，还依赖虚构的事物。一直以来，艺术品都在影响着通向未来的道路，因为它们一直在重塑、重现着现实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艺术品看作一种试探气球。通过模拟可能的未来，我们收获的远远要多于从实际经验所得：我们可以在没有任何现实代价和危险的情况下评估新想法。

正如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所说：“幸亏有了艺术，才使我们不只看到一个世界——我们身处的世界，而是看到很多的世界……”艺术家将他们模拟的世界上传到艺术云上，使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现实，也可以看到各种可能。艺术不断地塑造着各种可能性，照亮前所未见的道路。

与众不同的路径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拿破仑将法国大革命的发起归功于博马舍所创作的关于一个仆人以才智战胜法庭的戏剧：《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这部剧讲述下层阶级如何打败他们的主人。这也是为什么维权政府会对艺术进行严格限制：某种可能性一旦出现，它就可能会有生命力。

假设性设想还可能会对全球事务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关注科幻小说中的新想法，并且招募了一批科幻小说作者，让他们上交最新奇的可能发生的事。那些没有被使用的想法被当作真实的计划“泄露”给轴心国。相似的事情也出现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的几年后：以拥护“为国家利益创作科幻小说”为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招募了一批科幻小说家，他们用创造力将袭击场景具体化。其中一位作家阿兰·安德鲁斯（Arlan Andrews）指出，科幻小说作家“用我们的整个职业生涯生活在未来，那些负责保持国家安全的人们需要我们想出疯狂的想法。”

我们是如此富有创造力的物种，因此既需要事实，也需要虚构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多亏了大脑的感觉和行动之间存在的神经网络，我们能够将自己从眼前的现实中分离出来，并打开遥远的可能性，用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话来说就是：头脑比天空辽阔。通过提供源源不断的假设性设想，艺术实现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它增加了这个世界更多可能的样子。

在2008年的时候，位于佛蒙特州伯灵顿的H.O.惠勒小学还是一所失败的学校。啤酒瓶散落在校园，破坏公物的行为也十分猖獗。三年级学生中，只有17%的人达到了州标准。90%的学生有资格免去或减少午餐费用。富裕的家庭都不会让孩子来这所学校：就在H.O.惠勒小学一英里外，另一所小学的学生中，只有10%的学生符合免去或减少午餐费用的资格。

为了挽救这所学校，惠勒小学加入了艺术课。起初，这一想法遭到课堂教师的反对，但是学校行政部门指出，尽管学校老师接受的素质训练要比州内其他学校的老师多，但是学生的不及格率还是让人难以接受。眼看着学校在全州排名触底，尝试另一种方法很有必要。

学校策略的核心是课堂老师与活跃艺术家协同工作。短短几年内，学校已经实施了一套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年轻的学生可以在音乐、戏剧、舞蹈和视觉艺术等科目中进行选择，每一个科目都要完成一个创意项目。在科学单元，有一节要求学生对树叶进行分类，三年级的学生就此画了不同的树叶，然后用这些树叶的形状和脉络创作抽象的艺术。他们还为“将碗填满”（Fill the bowl）之夜做了数以百计的陶瓷碗。之后，他们用这些陶瓷碗盛满汤，与面包一起发放给社区中需要的人。四年级的学生一起写了一出音乐剧，并在当地的剧院演出。学生们还测量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作品中图案的角度，也会演示关于地壳运动的板块构造理论。每周五还有学校范围的艺术庆典。

到2015年，该学校有2/3的学生都达到了州标准，所有学生都有了显著的进步，校园文化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师们发现，学生参与学校的活动越多，他们就越快乐，而纪律问题和旷课率都有效减少和降低。在艺术教育的时段，校长办公室变得十分冷清，只有1%的违纪现象发生在该时段。家长也更多地参与到教育中：家长会出席率从40%上升到90%以上。

城市其他地方也都注意到了惠勒小学的变化：一个曾一度处于崩溃边缘的教育机构被选为全州最成功的典范之一。充满活力的校园改变了人们对它的印象：一度被视为“贫民窟校园”的地方，现在成了大家梦想的学校。

对于美国公立学校的数百万孩子来说，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要超出课程内容。但是，像惠勒小学这样的学校正说明了改变这一观点的价值。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我们都值得拥有开发创造力的机会，否则，社会所提供的教育就不能称为完整的教育。

当我们学开车时，要从一些小步骤开始：检查后视镜和侧视镜，换车道时发出信号，留心周围的交通状况并且看速度表。熟练之后，我们才能在开车的同时，与配偶和孩子谈论广播的内容、听音乐，并使车速保持在每小时95公里。同样，创新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有意识地锻炼将想法扭曲、打破及融合的方法，如此一来，这些实践能够在成年后内化成一种习惯。

创造力并不是一个观赏性强的运动项目。尽管观看表演是有价值的，但是却不如听贝多芬的音乐，或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真正展示出来。学生们需要亲自到游乐场上，自己练习体会扭曲、打破及融合的过程。

教育往往关注过去的知识及既定的结果，但事实上，教育更应当向前看，看向孩子将要设计、建造、生活的世界。正如心理学家斯蒂芬·纳赫曼诺维奇（Stephen Nachmanovitch）写道：

教育需要在游戏与探索的紧密关系中进行挖掘；探索与表达需要被允许。对于探索精神必须要肯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已经尝试过的、被测试过的和相同的事物中走出来。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训练学生增加可选项，从原点往不同距离的路线出发，并且容忍由未知结果所造成的焦虑。只有事实和正确答案是不够的，学生同样需要使用垫脚石进行自己的探索。没有什么像活跃的想象力一样有终身的价值：它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几十年后，家庭、城市、汽车和飞机将会与现在的看起来截然不同，新的治疗方法、新的智能机及新的艺术品也会出现。通往未来的路，需从今天的幼儿园课堂开始。

结　语

掌握创新核心驱动力，人类创造无限未来

近几年中，一个叫作“突破摄星”的国际空间团队宣布了他们的一个计划：建造一个飞行器，抵达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系统——半人马座阿尔法星（Alpha Centauri）。通常当说到“宇宙飞船”时，我们往往会想到一架像阿波罗13号一样的“坐在”发射台上的飞行器。然而，如果要用外形如阿波罗13号一样的飞行器完成这个旅程，就需要花数万年；而且，路上只要发生一次故障，那这个任务就失败了。该团队构思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发射一支纳米飞行器舰队，每一台飞行器上都装有计算机芯片大小的“星芯片”和仅几百个原子厚的“太阳帆”。地球上建造的大规模地基激光发射器将会给飞行器提供一个推力，使它们的飞行速度达到1/5的光速。但不是所有的纳米飞行器都能成功，只希望抵达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飞行器越多越好，然后发回数据。这种超出常识的尝试一直在上演：我们居住的空间、阅读的小说、教育系统，以及口袋中的科技。

求新的压力不会停止。大脑不断刺激我们同单调、可预测的事物宣战，平衡已知与未知，使我们不断远离无聊和现状。打破常规的驱动力是创造力的基础。

创造过程是在大脑的社交天性的帮助下进行的。我们不仅通过肢体接触与他人建立联系，也通过创造才能与他人相互交流。人类通过给他人带来惊喜获得关注。正如创新是流淌在文化血液中的一样，我们对新鲜事物的渴望永远不会熄灭，我们也永远不会知足。

我们在野外也能找到创新的踪迹，但是任何其他物种的创造力与人类比起来，都黯然失色。人类的大脑皮质非常大，其中前额皮质负责保存、操作复杂概念。我们可能无法像猎豹跑得那么快，但是大脑内部运行模拟活动的能力，在动物王国是无与伦比的。文明世界是假设性设想的产物，由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建立。对大脑神经的算法进行微调，我们就能按照丰富想象力来塑造这个世界，推动着人类在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上前进。

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提到的，新想法、新点子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我们通过经验的原材料制造而来的：人类的创造力需要庞大的、相互连接的知识不断地进行相互作用、影响。事情发展的方向是由我们共享的认知工具所决定的。当你将一张图片导入图形程序时，软件并不在意这是飞机还是斑马的照片，对于程序而言，它仅对图像进行旋转等处理。类似地，我们的神经网络在处理思维输入时，使用的是已有的子路径：无论想申请一个专利，还是创作一小段即兴音乐，又或者开发一个新菜单，我们都是将经验中的原材料进行扭曲、打破和融合。对“3B”法则的无限使用，支撑着大脑的多产。

当你开始一天的生活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身边创造力的踪迹：建筑的外墙、冰箱的内部、耳塞、蒸汽笛风琴、智能手机、食品流动车等。通常，创造的精妙大都是隐藏的：在接电话、驾驶汽车或是用笔记本电脑写邮件时，我们所享受的都是人类创造力几百年来努力的成果。同样，创造力在艺术领域也得到很好的体现，比如一部充满着眼花缭乱的新词、隐喻和文字游戏的莎士比亚戏剧，又或是一首打磨数月的，经过扭曲、打破和融合后的绝妙的曲子……艺术永远不会脱离我们的生活，它们是经验的凝练，也是经验的升华。

人类的创新是一次次的发散和选择。我们尝试很多种可能，最终能存活的只有几个，这些活下来的又变成新一轮发明与实验的基础。在不断的放弃和筛选过程中，创造力为我们安了家，延长了我们的寿命，创造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各种机器，提拱了无数种吸引他人注意力的方法，并为我们带来了多彩的歌曲和故事。

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画家都画过狮子，但是他们画的狮子看起来大都很奇怪，这一点不容忽视。为什么？因为这些画家都没有见过真正的狮子。毕竟，这些画家都来自欧洲，而狮子却生活在非洲。因此，他们在画狮子的时候都是参考他人画中的狮子，因此，这些欧洲画家画布上的狮子离真正的“丛林之王”相差就越来越大了。而作家画画时能够参考的资料同样十分有限，他们不能远游，与他们当地文化之外的人沟通又十分困难，他们的原材料库的库存少得可怜。

但这一切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文艺复兴时期的不同的画家画的狮子。

就像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意识的一次重大转折一样，某一天历史学家可能会把从我们开始经历的这个时代称为一次创意革命。多亏了对环境、历史文物遗迹和艺术品的保护，以及数字存储技术的帮助，我们已经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庞大的、随时可用的原材料仓库，使得可以用来扭曲、打破和融合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手头能吸收、处理和美化的历史资料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但这并不是全部，因为分享新想法、新点子的规则时刻在改变。大型量子对撞机就是超越特定地区文化、合力研究的一个典型：尽管几个国家间冲突不断，但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以色列、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科学家为了更高的、共同的目标——寻求科学真理，还是聚在了一起。在文化发生改变的同时，电脑为我们提供了操作过去的事物的新方法，无论是照片、交响曲还是文本，它使创造力变得更强、更民主。地点也不再重要，网络抹去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新兴文化也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比以往都更容易增加可选项，并且能够迅速地做出原型，然后传到全世界。这些发展都为人类的进程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动力。

尽管文艺复兴对知识世界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更是一次飞跃，我们能处理的原材料更多，速度也更快。与中世纪无法获得有关狮子一手资料的画家不同，如今我们对狮子的了解已经深入到基因层面。

现在，数字助手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向语音助手Siri提问任何关于方向和词汇的问题，她便会浏览整个网络，然后给你一个印象深刻的回答。她从网络获取事实的能力要高于人类，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限制：她不知道人们会放下手机过自己的日子，而且她对食色所带来的欢愉一无所知。当然，她也不在乎，因为她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在人工智能中，这被称作“封闭世界假设”：当某个事物为了特定的任务而被编写出来，它对这个任务以外的世界本就一无所知。

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常常在同一个封闭世界里运作。无论知道了什么，我们总是假设这便是结果。我们的精神被所处的世界拴住了。我们想象的未来，总与当下相似。

在我们的祖父母年轻时，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藏书会以二进制存储在云端。如果那个时代的人想要预见这一切，那就需要在他们的血液中注入新的基因，或者在他们的口袋中装一个小芯片，这样无论他们在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接受到卫星发回的信息。从现在想象几十年以后的事同样十分困难，未来我们的孩子可能会乘坐无人驾驶车。6岁的孩子就可以自己开车上学，你只需要在家挥手和他告别。与此同时，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你的自动驾驶汽车能够变成一辆救护车：如果你心率失调，车中自带的生物监测器会探测到，并重新规划路线到最近的医院；当你乘坐自动驾驶车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时，你还可以做个美甲或者看牙医；公司也可以变成完全移动的。一旦汽车真正实现了无人驾驶，那面向前方的座椅还有方向盘就变得完全没有必要：汽车内部可以变成一间带有沙发的客厅，或是放置按摩浴缸。但是，由于在我们的假设中，世界的变化微乎其微，因此，想要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格外困难。

乍一看，想象未来的困难可能会阻止人类创新的浪潮，但事实上，创新的浪潮并不会退却，因为艺术和科学不断地促使我们在尚未开采的世界边界进行探索。与Siri不同，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密不透风的的封闭世界中，我们所处世界的边境不断有未来的信息在渗透。我们在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和想象的未来世界上保持着平衡。我们总是站在今天望向明天。

激发创新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来自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培养。如果我们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就无法充分利用我们的物种优势。我们需要对想象力有更多投入。

这样的投入能够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未来。想象一下，800万年前，你坐下来与大自然母亲对话。她说：“我想创造出一种猿，身体上没有那么浓密的毛发。这种猿很脆弱，当直立行走时会暴露出生殖器和柔软的肚子。它们要依赖父母很久才能独立。你觉得如何？”你一定会认为这个物种不能接管地球。就像大自然母亲一样，我们永远都想不到未来会是什么样，也不会知道会出现哪些新想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培养所有的孩子。我们需要建造一种课堂，在课堂上，增加可选项的行为被鼓励，风险承受能力得到培养，错误的答案也被创造性地探讨；孩子、参与者和受启发的人都能够为探索未来有所贡献。我们不仅要塑造个体，还要建设公司，在公司里，新的想法不断涌现，对各种可能都进行尝试，对不必要的内容进行削减，同时，改变也是公司的常态。至于在创造力上的投入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能够看到未来，那时的繁荣一定会使我们感到震惊。

今天是明天的基石。未来出现的伟大想法一定是通过对周围事物进行扭曲、打破和融合而产生的。通往未来的原材料唾手可得，它们正等待着我们去重塑、分割和组合。有了对课堂和公司创造力的投入，创意的速度会变得更快。齐心协力，我们可以探索各种新的可能，书写未来。

读罢此书，读者朋友们，去改变世界吧。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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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在我初识这本书时，“How human creativity remakes the world”这个副书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是的，这是一本关于人类创造力的书。虽然我们常常会听到，常常会说创造力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见到很多开发儿童创造力的课程。那么，创造力到底是什么？它又是从何而来呢？当谈到莫奈、毕加索、达·芬奇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时，我们往往总会为他们的才华所折服，惊叹于他们超时代的创造力。殊不知，他们的作品其实也并不完完全全都是自己的凭空想象。如果我们由此发散开，继续了解、研究，不难发现，在很多领域中的旷世杰作中，都能找到创作者、设计者的灵感，或者说创造力的来源，而这些来源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因此，在我看来，作者想要通过这本书传达的一个观点便是，创造力本是我们人类的属性之一，我们的大脑驱动着我们永不停歇地进行创造，使我们吸收周围的元素，进而进行创造，这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一种技能。

创造力使得革新永不停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发型、街边的路灯、交响乐、诗歌、智能手机、电脑、无人驾驶车等会出现，并且在不断地改变。虽说创造力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属性之一，但是要真正进行创造，又是另一回事了。作者旁征博引，通过阅读、访谈，涉猎诸多领域，如文学、舞蹈、药学、工程和建筑等，获得了大量资料，最后为我们总结出了人类创造力的“3B”法则：扭曲（Bending）、打破（Breaking）和融合（Blending）。通过扭曲，我们可以从一个习以为常的物件，衍生出别出心裁的创意，可能是一个造型独特的建筑，也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视角。通过打破，我们可以将特定的素材为自己所用，同时不被其余部分所拖累，从而表达内心最想发出的声音，或者巧妙解决最棘手的问题。通过融合，我们可以天马行空地搭建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是创造的奥妙所在。

然而，是不是所有的创造都能收获丰硕的果实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这也是创造力“狡猾”的一面，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太过激进或许与固步自封的下场是一样的：被所处的时代所抛弃。一切创意的产生，需要环境的孕育与培养。因此，在进行创意的过程中，找到革新和传承之间的平衡点至关重要。

在论述了创造力“3B”法则与创造可能会有的风险之后，作者回到了如何让创意源源不断地产生的讨论上。因为创造力是推动我们这个物种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看到更多的创意开花结果，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就此，作者从创意的量到创意的方向，再到创意所要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风险等方面，也都提出了他的建议。最后，作者强调，虽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创造力的种子，但是真的要使它发芽、成长，适宜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而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去努力。另外，孩子是我们的希望与未来，对创造力的培养要从娃娃开始。

在我看来，这本书适合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来读，行文风趣幽默，并配以大量的支撑资料和插图。因为翻译这本书，作为译者的我收获更是丰富：为了不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文内出现的内容，我尽我所能去查找来源和讲解；但是同时我也十分担心，因为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很怕无法完整地去表达作者想要传达的内容、思想与情感。

这本书的翻译过程并不平坦，因为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一些从未经历过的困难事。在这段时间，能坐在电脑前，静静地翻译这本书，是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很感谢一直以来对我表示支持和理解的若菡编辑，我们的缘分由此书开始，希望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同时也很感谢葛龙广老师，可以帮助我把这本书的校对编辑工作推进到最后；还要特别谢谢我的母亲以及李伦的鼓励和帮助。

最后，想用作者的一句话结束这篇文章：通往明天的路就在脚下。我们加油。

杨婧

2018年7月11日

延伸阅读

《如何学习》

◎　《纽约时报》高级科学记者，专注健康与科学报道30年，《纽约时报》收获读者邮件最多的记者之一，本尼迪克特·凯里揭秘大脑学习原理，探寻记忆存储真相。

◎　清华大学副校长诚意推荐阅读，众多专家学者、知识管理达人、学习社群联袂推荐。

《适者降临》

◎　维也纳大学生物学学士、耶鲁大学博士、苏黎世大学进化生物学教授、圣塔菲研究所客座教授安德烈亚斯·瓦格纳的迷人之作。

◎　进化生物学家、畅销书《人体的故事》作者丹尼尔·利伯曼，科技史学家、畅销书《图灵的大教堂》作者乔治·戴森，科普作家、畅销书《理性乐观派》作者马特·里德利鼎力推荐。

《知识大迁移》

◎　美国超级畅销书作家，已出版《剪刀石头布》《谁是谷歌想要的人才？》《无价》等14部畅销书，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名，威廉·庞德斯通又一力作。

◎　《逻辑思维》罗振宇、青年作家彭小六、美国著名书评杂志《科克斯书评》等鼎力推荐。

《驱动力》

◎　全球50位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TED大会超级演讲者、趋势专家丹尼尔·平克经典著作。

◎　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兼CEO周鸿祎、易观国际CEO于扬、恒信钻石董事长李厚霖、《中国经营报》常务副总编王立鹏、《长尾理论》作者克里斯·安德森、《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鼎力推荐。

(1)　资料显示，阿波罗13号的发射日期为1970年4月11日，此处疑为作者笔误。——译者注

(2)　《亚维农少女》第一次公开展出是在1916年7月。——译者注

(3)　此处应指安德烈·萨尔蒙（André Salmon），法国诗人、艺术评论家和作家。——译者注

(4)　吉米·亨德里克斯（1942—1970），美国吉他手、歌手、作曲人，被公认为是摇滚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电吉他演奏者。——译者注

(5)　eureka原意为“找到了”，后用来指某项重大发现或者技术突破发生的时刻。——译者注

(6)　斯蒂文·约翰逊是美国著名科普作家和媒体理论家，被《展望》杂志（Prospect）誉为“数字化未来十大科技思想家”之一，其作品《伟大创意的诞生》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引进策划。——编者注

(7)　Verlan，颠倒词，其本身也是L'envers的颠倒词。——译者注

(8)　e.e.卡明斯（1894—1962），美国诗人，其诗作大都没有标点和大写字母，擅长创造不同寻常的排字效果和词语组合。他对大写的废除相当彻底，以致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作“e.e.cummings”。因此，他又常被称为“小写的卡明斯”。

(9)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黑人因为喜爱吃西瓜而遭到南方奴隶主的嘲笑，奴隶主宣称黑人不配获得自由。从那之后，西瓜这种原本单纯的水果在美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成了一种充满争议的文化符号。——译者注

(10)　即电动平衡车，其运作主要建立在“动态稳定”的基本原理上。

(11)　X大奖是由全球商业太空探索领军人物、“全球50大杰出领袖”之一的彼得·戴曼迪斯设立的。其作品《创业无畏：指数级成长路线图》为读者绘制了激情创业的行动路线图，由湛庐文化策划。——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