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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语

- 《西厢记》：一对唐代大龄青年的爱情传奇

- 《莺莺传》：莺莺原是红妓女

- 始乱之，终弃之，宣扬之

- 张生就是元稹，元稹就是张生

- 莺莺出自姓崔的贵族之家么？

- 原来郑姨是老鸨

- 求爱走的是丫鬟路线

- 忽然又意外的床戏

- 在女人看来是永生

- 崔莺莺根本不相信元稹会真娶她

- 知道他们的德性，不等于对他们有免疫力

- 他公布了与崔莺莺的性爱诗

- 分手若是分得好，便是永生

- 小人之语，是元稹本色

- 韦丛与崔莺莺，谁比谁命薄？

- 一边为亡妻恸哭，一边妻妾成群

- 元稹一日为娼、终身为娼

- 与越州名妓刘春的八年

- 用智，而不是用心去谈恋爱

- 滴露牡丹开：古代文学中的性与爱

- 云雨至巫山、寻梦入武陵

- 文人对性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

- 写莺莺的初夜，生动而文雅

- 唐代的相恋可跨越时间、跨越物种

- 李娃不是靠爱情吃饭的，是靠智慧和奉献

- 她们无一例外爱上的都是自己的嫖客

- 古代妓女的核心业务之一是谈情说爱

- 杜丽娘的性梦中有位陌生人

- 三巧与潘金莲一样是“淫妇”

- 明代也有好女十八嫁

-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

- 寺庙里的爱情：欲海慈航度情人

- 普救寺里的和尚有六根未清净之嫌疑

- 女子自由出门的机会惟有上香

- 尼姑陈妙常为何偷情还被大家支持？

- 小尼姑小和尚的“思凡”

- 唐代公主爱出家

- 鱼玄机的道观就是妓院

- 皮囊已锈，但污无妨

- 书生比别的男人更易变心吗？

- 休妻容易，改嫁也容易

- 朱买臣之妻自求离婚，覆水难收

- 王肃夹在两位贵族妻子间，郁闷而死

- 元代公主改嫁被列为“罪”

- 状元被大贵族们抢亲

- 投资一个有潜力的男人

- 中国的弃妇都有殉情的传统

- 才女的格局：女子无才不是德

- 实际上，有才华一直被视为女子的美德

- 谢道韫才高，王凝之窝囊

- 赵明诚给李清照指定了死法

- 那些才女的生命都是缺憾

- 因为会写诗被冤死的皇后

- 冯小青之死，是因为不肯做寻常女子

- 女人太过主动，就是死路一条

- 私奔就是自动地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准

- 杜丽娘一直受到良好的教育

推荐语

侯虹斌的《红颜》曾是我的“厕上书”，日日读，篇篇喜，心地因之而阔了一片草长莺飞，丽影萍踪，情色满堂。她的文字刁钻而不失媚妩，俏皮而不失庄重，源远流长，活色生香，有一种凭栏远眺的轻，和面壁苦札的重。品味中，想象小女子的前世或许是在高墙深筑的宫闱里捱过来的，冷眼看尽了爱恨情长，苦心研读了滔滔诗文。《怕是风流负佳期》一书让我的想象变得更加真实，但小女子的额头分明添了皱纹。做这等举重若轻的文，总是苦煞人的，也是考察一个人才情的。侯虹斌经得起考。

——麦家，著名作家，《暗算》、《风声》的作者

有些好时光过去了，但你可以回忆；有些好东西你得不到，但你可以意淫；有些好事情你不懂，但你可以偷窥。这是一本让你回忆、教你意淫、帮你偷窥的好书，素材是《西厢记》里的既荤且素，主题却是亘古不变的男欢女爱。在这本书里，你读到的是唐朝的那些旧事，收获的却是今天你自己的爱情。

——周可，《新周刊》杂志副总编

一部《西厢》，并不只是关于爱情的宣言，也是一个有关悸动青春的故事，它关涉到友谊与忠诚，关涉到情感与理智，关涉到专制与自由，关涉到母与女两代人的“代沟”……因而能够跨越时空，让今天的读者仍为之动容。本书作者所揭示的，便是这样一部伟大巨著所蕴藏的丰富复杂的内涵。其轻松幽默的笔调，鞭辟入里的分析，当可使人会心一笑。

——黄仕忠，中国古代戏曲学专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看《怕是风流负佳期》，仿佛听寝室夜话——张生和崔莺莺就是邻班同学——一本读罢，想起那些青春的夜晚。

——王晓渔，历史学博士，文化批评学者

《西厢记》：一对唐代大龄青年的爱情传奇

《西厢记》：一个经典爱情里的生活经验与情感法则

如果有人把西方的爱情经典《罗蜜欧与茱丽叶》，耐心、热情地解构一下，一定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乐趣，比如为什么刚刚还在为另一个女人寻死觅活的罗蜜欧，一转眼就爱上了才见一面的仇家的女儿茱丽叶，难道“情圣”就是这样子的吗？相对应于西方，我们东方也有爱情经典，那就是《西厢记》。一部“西厢”，催生了无数的戏曲、诗歌、书籍，一句“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令几百年来的多情人们纷纷流下感动的泪水！

由南方新锐女作家侯虹斌推出的这部解读《西厢记》的新书，有一个很动人的书名：《怕是风流负佳期》。这话是站在爱情的女主角崔莺莺立场来说的：她怕青春没人做伴，怕爱情错过好时机，怕心爱的人一去不回……所以从前人说，“女不读西厢”，就是怕少女们读了会思春，为了爱情不管不顾。但偏偏历来痴迷“西厢”的，往往多是女人，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张口就是从《西厢记》里引来的词句。当然热爱“西厢”的男性学者也很多，古代的像金圣叹，顶礼膜拜，现代的如陈寅恪、钱钟书，那也是倾心热爱。

《西厢记》本身是一部很奇特的书，是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一朵奇葩。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两本书一定要读，一是《西厢记》，一是《浮生六记》，在满纸荒寒的文学黑夜里闪烁着稀有的、迷人的性灵之光。

《怕是风流负佳期》，是怀着现代人的心思去读《西厢记》，因此这个故事变得更亲切，更贴近今天人的生活经验。《西厢记》的故事梗概是：一个游荡四方的书生在寺院里邂逅了前宰相家的小姐，一段艳遇，经过几出波折，最后终得修成正果。在现代话语里，就是穷小子爱上了富家女，如果是喜剧，则正是《西厢记》；如果是悲剧，那就是半部《西厢记》（被金圣叹腰斩的《西厢记》，在那里，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没有结果）。作者说，《西厢记》的爱情里有我们现代男女的身影，比如张生，“他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对待爱情，他认真热情，但远谈不上纯洁。他的特出之处只有两点：中了状元，和娶了相国小姐”。张生轻浮好色、肉欲先行，且热心功名利禄，现代男人的花花毛病，他一个也不少。而崔莺莺则是一个美貌又不愁生计的大龄女青年，她有同今天女性一样的脆弱和焦虑，但对男人，“该出手时就出手”，显得很有勇有谋。至于另一个主角红娘，她聪明、机灵、俏皮，但作为丫环，她宿命地站在别人的舞台上，活在别人的爱情故事里，最大的幸福就是做个小妾（二奶），令人为之掬一把同情泪。

作者侯虹斌之前曾出版过《红颜：女人千年的荣耀与哀伤》，那些文字曾流传很广，转载率极高。她的文字干净、通透，著名小说家麦家称之为“刁钻而不失媚妩，俏皮而不失庄重”，有张爱玲式的敏锐，又有波伏娃式的锐气。《怕是风流负佳期》这本书写得极具才情，妙语佳句随处可见，满纸烟霞，活色生香，对爱情、生活、世情也都有很独到的感悟。

“爱情从来都不是被社会或者什么门阀制度扼杀的，全是自己为了各种利益而贱卖的。这与时代无关。”作者如是说。现代人，已婚的未婚的，男人女人，富人穷人，其实都不能真正超脱这种爱情噩运。

《莺莺传》：莺莺原是红妓女

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只是一对怨女旷夫的肉欲先行，又符合才子佳人的模式，所以才能走进婚姻的红地毯。其实他们的亲吻拥抱，也与寻常男女无异，哪有什么神奇之处，全赖作者王实甫的妙笔生花。

所有西厢故事的源头都是唐代元稹的《莺莺传》，那里面张生对莺莺是“始乱之，终弃之”的。后来宋代赵令畤翻创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又作《西厢记诸宫调》，都延续了这一悲剧结局。不过，这两部改编对张生的态度有所改变，开始由《莺莺传》中的文过饰非变为谴责，展示了结局变化的一种可能性。最后到了王实甫的《西厢记》，张生则水到渠成变成了一位适合大家价值观的志诚君子。

《西厢记》过于美满了，太完美没有缺憾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对生活的简化，甚至庸俗化。这也难怪许多人会对最后一章的大团圆结局不满。舞台上演得多的是大团圆版的《西厢记》，可民间谈论得多的，却是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莺莺传》能够流传如斯之广，今人一谈起张生，还是愤愤不平；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使有了《西厢记》的修补也不行，张生注定是要背这个黑锅了。

我认为，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内容最大的变化，除了结局由分至合的修改之外，就是对崔莺莺身份的篡改了。前者应该是一个妓女，而后者则被美化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贵族小姐。

始乱之，终弃之，宣扬之

《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唐代贞元年间，有位张生，他性格温和，风度潇洒，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有一次，张生到蒲州游览，寄住在普救寺。有个崔家寡妇郑姨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正遇上兵痞大肆抢劫蒲州人，骚扰当地百姓，她很害怕。刚好张生跟蒲州将领有过交情，就托他们求官吏保护崔家，因此崔家没遭到兵灾。

郑姨非常感激张生的恩德，大摆酒席款待张生。先叫她十多岁的儿子欢郎出来拜见，接着叫她女儿崔莺莺拜见，她女儿推说有病，不肯出来。郑姨生气了，莺莺过了好久才勉强出来。只见这位莺莺面貌丰润，光彩焕发，非常动人。张生惊艳不已，急忙跟她见礼，崔莺莺却一脸很不情愿的样子。张生从此念念不忘，老想找机会向她表白。

崔氏女的丫鬟叫红娘，张生私下里向她叩头作揖，说出自己的心事。红娘吓坏了，跑掉了。第二天，红娘过来，劝张生凭着恩情向崔家求婚，但张生却说：“昨天在宴会上，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恐怕过不了早晚，我就会因相思而死了。”红娘建议张生用情诗来打动崔莺莺，张生非常高兴，马上作了两首诗交给了红娘。当天晚上，红娘又来了，拿着彩信纸交给张生说：“这是崔小姐让我交给你的。”上面写着一首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张生有点明白了诗的含义。阴历十五的晚上，张生把崔莺莺住房东边的一棵杏树当做梯子，爬过墙去，到了西厢房，一看，门果然半开着，红娘躺在床上，红娘一见张生十分害怕，张生骗她说：“崔小姐的信中召我来的，你替我通报一下。”

不一会儿，崔莺莺到了，她穿戴整齐，表情严肃，大声数落张生说：“哥哥救了我们全家，这是大恩大德。但我的母亲把幼弱的子女托付给你，你为什么叫不懂事的丫鬟，送来了淫乱放荡的诗句？我来是为了提醒你，你不要再有不合礼的举动了。”说完她就走了。张生愣了老半天，不知道怎样才好，只好又翻过墙回去了，彻底绝望。

有天晚上，张生睡着了，忽然有人叫醒了他。原来是红娘抱着被子带着枕头来了，不一会儿，红娘又扶着崔莺莺过来，只见崔莺莺娇美羞涩，和顺美丽。张生又惊又喜，两人一夜欢爱。

天亮时，莺莺走了，他不禁飘飘然，简直疑心是神仙下凡。

这以后十几天，一点也没有崔莺莺的消息。张生作了《会真诗》三十韵，还没作完，红娘来了，于是就让她把诗送给崔莺莺。从此莺莺又答应与他幽会，早上偷偷地出去，晚上偷偷地进来，一块儿安寝西厢，长达一个月。

不久，张生将去长安，崔莺莺嘴里虽然不说什么，却是一脸的忧伤。过了几个月，张生又来到蒲州，跟崔莺莺相聚了几个月。

这次，张生考试的日子到了，又该走了。临走的晚上，崔莺莺温柔地对张生说：“你起先是玩弄我，最后是抛弃我，我不敢怨恨你。让我最后给你弹一曲吧。”还没弹几声，琴声就乱了，她忽然停止演奏，泪流满面，急步回到了母亲处，再没有来。第二天早上，张生出发了，这一去，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第二年，张生没有考中，便留在长安，托人送崔莺莺一盒花胜（古代妇女用的一种花形首饰），五寸口脂，又给她写了一封信，要她把事情看开些。崔莺莺回了一封信，倾诉了对张生的思念与爱，然而，她也知道这就是别离了。她送给张生自己婴儿时戴过的玉环一枚，加上头发一缕，文竹茶碾子一枚。张生还把她的信给好朋友看了，当时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事。

元稹曾问张生的想法，张生说：“大凡上天差遣的尤物，不祸害他自己，一定祸害别人。我的德行难以胜过怪异不祥的东西，只有克服自己的感情，跟她断绝关系。”当时在座的人都为此深深感叹。

一年多以后，崔莺莺嫁给了别人，张生也娶了亲。一次张生恰好经过崔莺莺住的地方，就通过崔的丈夫转告崔莺莺，要求以表兄的身份相见。丈夫告诉了崔莺莺。可是崔莺莺始终也没出来。后来又过了几天，张生将要走了，崔莺莺写了一篇断绝关系的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此以后彻底断绝了音信。当时的人大多赞许张生是善于弥补过失的人。

张生就是元稹，元稹就是张生

《莺莺传》里的崔莺莺，实际上应当是一位高级妓女，虽然作者元稹把她美化为大家闺秀，但这种化妆术无法完全掩饰本来面目，仍然隐藏着蛛丝马迹。

这个故事，后人一直把它认为是作者元稹的亲身经历。故事发生在唐代贞元年间（785-805年），也就是唐德宗李适的时代。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大诗人，字微之，生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年），死于大和五年（831年）。贞元年间，刚好是他的青年期。而且，元稹八岁丧父，少年贫贱，二十三岁中了进士，这与《西厢记》中张生中状元的时间是印证和吻合的。《莺莺传》只是一个短篇，这些细节没有在这里体现，却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描述出来了，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王实甫根据主人公元稹的身世所补充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莺莺传》者……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陈寅恪也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林语堂剖析得更为详尽，意思大体为：《会真记》是元稹身历之事，“无论元稹与崔莺莺为中表，普救寺之乱军，元微之之赴考年月，及其所作《续会真诗三十韵》，《古决绝词》，《梦游春词》等等，皆与《会真记》所言，若合符节。这是古今人考据确凿无疑的结论。”

因为张生就是元稹，元稹在《莺莺传》中弥漫着一种极端自恋的情结；某些方面，我还认为他有意淫的倾向，过度美化自己，借抬高崔莺莺的身份来抬高自己的身份。

我们把文中的张生置换成作者元稹，通篇就更好理解了。

元稹是洛阳人，元氏家族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官宦之家，元稹的第六代祖元岩，是隋朝的兵部尚书，官位很高；然而，一代不如一代，到了他父亲元宽才是从五品的官职，而且，在元稹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元稹的幼年，家庭经济状况是很拮据的。这正好能印证张生的情况：张生说自己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因病身亡，他只好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

元稹虽然已是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这倒是有点奇怪。在那个时代，一些有抱负的男子是会迟婚，甚至三十岁左右才正式成亲，但是通常他们早就有相好的姬妾或歌伎了。对于一个有点身份也交游甚广的年轻男子而言，迟迟没有性伙伴，是较为少有的。有人去问他，元稹侃侃而谈：“登徒子什么难看的女人都要，显然不是好色的人，却显得品行不端。我倒是喜欢美丽的女子，一直在留心啊，却没让我碰上过。”

其实联想一下元稹的身世，这点就容易理解了。元稹胸怀大志，既有高贵的家世，偏偏家境又贫寒，使元稹蒙下了童年阴影，立志以光宗耀祖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使命。元稹从小就发愤读书，十五岁就考明经科，一举中第。但他仍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女人，现在还不在他的日程表之内。以后的历史将证明，他，功成名遂之后的元稹，是一个那么多情、那么薄情的人啊。

莺莺出自姓崔的贵族之家么？

遇见崔莺莺的这一年是贞元十六年（800年），崔莺莺十七岁，元稹二十二岁。元稹十五岁时已登明经科，二十一岁时在河中府任小吏。但登明经科仅获出身，还要再经吏部试后方可入仕。元稹正准备进京应试，应试前，他先到蒲州游览。蒲州的东面十多里处，有个庙宇名叫普救寺，他就寄住在那里。

当时正好有个崔家寡妇，将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崔家寡妇是郑家的女儿，元稹的母亲也姓郑，论起亲戚，算是另一支派的姨母。而她的女儿，就是崔莺莺。

我一直怀疑，崔莺莺是否姓崔。我认为，这个姓氏是假托的，是元稹意淫的产物。

崔家号称是博陵人，崔莺莺是相国之女。在唐代，博陵共有十三位崔氏曾任宰相（包括崔仁师、崔湜、崔玄、崔涣、崔损、崔铉、崔元式、崔沆、崔珙、崔远、崔佑甫、崔植、崔日用），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此外，唐代河北的进士、明经乃至状元，主要集中在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和清河崔氏之中，他们都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河北的门阀大姓，简而言之，清河博陵崔氏人物辈出，文才风流，是一流高门，为天下士族之首。

高门意味着什么？从东汉到唐代，门阀士族的势力极大，而且十分清贵和傲慢。士族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山东士族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唐朝虽然士族没有了世袭特权，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但旧门阀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高宗一朝，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他们耻与旁姓为婚，包括皇室。

有些女子本身也十分看重门第，士族女子以下嫁庶族为耻。例如权臣吉懋以势逼娶士族崔敬之女做媳妇，崔女躺在床上不肯上车，最后只好由崔敬的小女儿抱着舍身救父的念头替姐姐嫁到了吉家。

高宗实在忍不下去，便禁止他们之间自相姻娶。

唐代重门第的风气在传奇中也有大量反映。《柳毅传》里，柳毅娶了范阳卢氏，被视为最令人仰慕的婚姻；《李娃传》里，荥阳公郑某，因为儿子与妓女相好，为了家世门庭，他将“污辱吾门”的亲生儿子几乎鞭笞至死；《霍小玉》中，李益在荣登进士后，抛弃霍小玉而奉母命四处奔波张罗百万聘金，只为了迎娶卢氏……事实上，中了科举的士子通常单凭功名还难以施展抱负，更要借由与五姓女通婚，才能持续巩固自身的地位，当时，望族甚至比朝廷官位的影响力还要大、还要有分量。

以上种种，足以令我们相信，假如世上真有博陵崔氏，既是相国之女，又是贵豪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像元稹这种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穷书生，怎么会不扑上去娶崔莺莺呢？何况他们还相爱？

我以为，这个博陵崔氏之家，只是元稹假借这个高贵的姓来自高身价。

原来郑姨是老鸨

贞元十五年十二月，浑瑊卒于蒲州。浑瑊是个很有威望的将领，善骑射，屡立战功，以忠勇著称。他死后，宦官丁文雅不会带兵，军人趁着办丧事进行骚扰，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很多，又有很多奴仆，旅途暂住此处，不免惊慌害怕。在此以前，元稹跟蒲州将领有交情，就托他们求官吏保护崔家，因此崔家没遭到兵灾。

这里的情节又与《西厢记》有所不同了。《西厢记》是写孙飞虎动用军队，专门来普救寺抢崔莺莺；而张生本来是置身事外的，只是为了追求崔莺莺方才出主意。改编之后的张生本事也比元稹大一些：他认识的不只是蒲州将领，而是与统领十万大军的主帅有八拜之交，能派军队来退敌。

应该说，《莺莺传》的这一段情节比较自然，而后来者《西厢记》则把崔莺莺描绘成天仙，能引人犯罪；又把张生的能耐夸大了，仿佛他言词间就可以使唤和调度军队。

郑姨非常感激元稹的恩德，于是大摆酒席款待他。在这场酒宴上，其实郑姨母是别有目的的，就是有意让女儿与张生相见。这一点，对于一个大家闺秀来说，就有点奇怪了。的确，在大户人家里，也会有女方看到合意的女婿，主动提亲，但那是双方长辈和媒人之间的沟通，并不会让少女亲自出来与年轻男子相见。婚姻是家族的事，不是少男少女的事；这于情不合。

但是，这个叫崔莺莺的姑娘却一直不肯出来，推说有病。郑姨生气了：“是元兄保住了你的命，你还讲究什么避嫌呢？”过了好久，崔莺莺十分不情愿地出来了。迫使一位未出嫁的女孩出来会见年轻的男客，大概只有妈妈桑才会这么做吧。郑姨不理会崔莺莺表示生病的请求，也不理会她的态度，她忙着就给元稹介绍了，告诉他，莺莺现在十七岁，还一并奉上莺莺的生辰八字。

据此，我更加怀疑，所谓母亲，只是崔莺莺的假母——也就是老鸨。她们一律把这些养育自己长大的老鸨称为妈妈，类似于今天称为妈咪的人。

元稹倾倒于崔莺莺，不断地开导引逗她，但她就是不作答。一直到宴会结束了，元稹还是没有勾搭上她。以前，看这一段文字总觉得比较奇怪，难道风气已开放如斯了吗？而且，从元稹夸自己庄重严肃、非礼勿为的情况来看，如果是一位深闺少女，他不至于会如此轻佻，在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还在整晚都挑逗人家。这不需要像柳下惠那么高的道德指数，一般稍有分寸的正常人都会收敛一些，何况是以知识分子自居的元稹？一方面，如果是真像郑姨所说的兄妹相见，崔莺莺与元稹的身份是相衬的，她既是大家闺秀，又何以完全不讲基本礼貌，对客人不理不瞅，拿腔拿调？同时，一旁起主导作用的郑姨也视若无睹，完全纵容元稹。

惟一的解释是，崔莺莺本就是风月场所中人。

求爱走的是丫鬟路线

需要说明的是，“妓”在后世专指卖淫女子，而此字原是从“伎（技）”演化而来，“伎”是指专习歌舞等技艺的女艺人。在唐代，“妓”既是指卖淫女子，也是指音乐歌舞、绳竿球马等女艺人，因此有时有“听妓”（听音乐）、“观妓”（观歌舞）的说法。所以“妓”是妓与女艺人二者的统称。二者有区别，但有时也很近似，卖身者有时要卖艺，而卖艺者有时也要卖身。

虽是娼妓，身份低贱，但并不意味着崔莺莺的情趣、品位低下。唐代是诗歌与艺术的黄金时代，上至皇帝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以至于闺秀侍姬，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几乎无一人不能作诗解诗，就算娼妓也多能诗。《北里志》序文中说：“尝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有惭德矣。”北里即是妓寮，作者孙棨本以为世人夸大了薛涛的才华，结果一看，北里随便一个妓女都诗如薛涛。清人章实斋更说：“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其有妙兼色艺，慧传声诗，都仕从而酬唱。”说是常有一些官宦之家的妻女没身为奴为妓，都是颇有文艺修养的。这么看来，崔莺莺与元稹有拐弯亲，也是可能、可信的。像霍小玉那样的娼妓，还是王爷的私生女呢。

而且在古代，一些高级妓女要“梳栊”也是要相当花心思的，需要她们看得上眼，而且要给她们一种尊重和谈恋爱的感觉。清代韩邦庆《海上花列传》描述的就是这一类妓女，里面的“长三”们周双珠、黄翠凤、沈小红多泼辣，多敏感，多会谈恋爱！元稹一直“朋从游宴”，怎么会不知这些微妙？他就把崔莺莺的装病不出、沉默不语，理解为一位欢场女子的吊高身价，装嗔卖俏了。

要接近崔莺莺，元稹走的是丫鬟路线。他一开始直接向崔莺莺的丫鬟红娘表白自己对小姐的感情，红娘吓了一跳。她是意外。这里的红娘的确就是一个年少不更事的小丫头片子，看不出有什么独立的意志和主张，只是个道具式的人物，纯粹是遵从自己的本分。听到元稹对自己主子的爱慕，她给出的也是最有利于主人的常规法子：“你为什么不凭着对她家的恩情，向她们求婚呢？”

应该说，红娘这个主张是很容易实现的。郑姨是崔莺莺的母亲，而郑姨对元稹的态度极好，当初还把莺莺向他推荐，比元稹本人还热乎，赞成的可能性极大。元稹如果向崔家提亲，应该可顺利迎娶佳人。

不过，元稹却拒绝了这个提议。他的理由是：“我太想念你们家小姐了。如果通过媒人去娶亲，又要‘纳采’，又要‘问名’，手续多得很，少说也得三四个月，那时恐怕我也就不会在人世了。我不愿意这么做。”甭管崔莺莺什么身份，男人要是说了这句话，这辈子都不可能向这个女人求婚了。明摆着，元稹只想要崔莺莺的身体，根本不想跟她长相厮守。元稹是一个有耐心、有毅力的人，二十三年了，在花丛中过都能不近女色，现在哪里就急色到这种程度？如果崔莺莺是贵族小姐，能与他门当户对，势利鬼元稹怎么会不绞尽脑汁与之成亲？红娘是个厚道人，她透露给元稹一些崔莺莺的消息：崔小姐这个人正派谨慎，很注意保护自己，即使所尊敬的人也不能用不正经的话去触犯她。这种话也很奇怪。试想，介绍一个大家闺秀，一开口就说，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她不喜欢别人调戏她，合适吗？言下之意，就是她经常担这种被人误解的风险。

忽然又意外的床戏

红娘还告诉元稹：“她喜欢写诗，你打动她的最好办法是写情诗。”这下子真是瞌睡碰着了枕头，元稹在写诗上就是天才，能够利用特长，兵不刃血地赢得美人心，他当然很高兴，当场就作了两首诗交给了红娘。而崔莺莺让红娘传递一封书信，诗的题目是《明月三五夜》，诗中写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元稹本就是大诗人，解诗难道还不会吗？崔莺莺住房的东面有一棵杏花树，阴历十五的晚上，元稹把那棵树当做梯子爬过墙去。到了西厢房，一看，门果然半开着，却是红娘躺在床上。这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误会了。元稹见惊动了红娘，不好交代，便骗红娘说是崔莺莺约他过来的，要通报一下。

假如崔莺莺是前相国之女，我不相信元稹敢这么浪。他不是无知少年，大胆到只见了小姐一面，就私闯人家的闺房。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即使相国已殁，他的家族还是有威望有势力的，诱奸良家少女之罪，元稹怎么敢担当？就算崔家是普通的殷实之家，要勾引未嫁少女，也是极为丢脸，而且可以告官的事。胸怀大志的元稹岂会因小失大？

惟一的解释是，崔莺莺根本不是什么闺阁小姐，而是烟花女子。饶是烟花女子，也是有脾气的。看到追求者鲁莽而没有分寸，不仅会错她的意，来幽会还撞上了丫鬟，令她颜面全失，崔莺莺当然会很不高兴。难道事情被小丫头撞破了，她还穿着性感内衣在等元稹不成？那她还有面子吗？莺莺一脸大义凛然的高姿态，以托词来遮掩私会行为，正在情理之中。如果看过《海上花列传》，看到沈小红和黄翠凤在那里对着嫖客大发雷霆，把他们训斥得像孙子似的，就很能明白崔莺莺此刻的感受了。

崔莺莺来的时候已经穿戴整齐了，对着红娘和元稹发飙：要不是看在你救了我们的份上，我早就拿把扫帚把你赶走了。我崔莺莺什么身份？

看到崔莺莺义正词严，连元稹都以为没戏了，灰溜溜地翻墙回东厢。

没想到，过了几天，半夜里元稹还在睡觉，忽然有人叫醒了他。元稹惊恐地坐了起来，原来是红娘抱着被子带着枕头来了，安慰元稹说：“来了！来了！还睡觉干什么？”把枕头并排起来，把被子搭在一起，然后就走了。元稹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不是已经被拒绝了吗？怎么还有这等好事？

过了一会，红娘就扶着崔莺莺来了，崔莺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元稹与她一夜缠绵，天快亮的时候，崔小姐才娇滴滴地哭泣起来，红娘又扶着她走了。

这个版本的崔莺莺显然要干脆得多，大胆得多，也是没有道理得多。——假如还当她是贵族小姐的话。她第一面见元稹，是在筵席上，而且对元稹印象不佳，整晚都没有理会他。接下来，元稹写了两首诗给崔莺莺，崔莺莺回帖约下，但见面就翻脸不认人。忽然间，她又主动抱着被铺去和元稹睡觉，连元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想，这也许应归结为崔莺莺在耍弄了一番元稹之后，细想起来，他的才华、人品都有过人之处，就有了反悔之意。于是，她决定“跟了”元稹。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则相对正常，是一个胆子大、头脑活的女子。她最终和张生一起，是因为张生反复追求的结果，也是张生强烈爱慕的结果；是两人有过弹琴、吟诗的感情交流的结果，同时，也是小红娘在极力撮合和推动的结果。这个版本的崔莺莺与张生，虽然匆匆忙忙就通往床上，毕竟是意料之外，悖于常理。

《西厢记》既对这段爱情故事进行了美化，也深化了人物性格。如果不是搭了千古传唱的《西厢记》的顺风车，元稹的这篇《莺莺传》未必能流传这么广。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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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人看来是永生

在女人看来是永生，在男人看来只是天掉馅饼

在一夜欢娱之后，元稹又没有崔莺莺的消息了。鉴于元稹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写下的这篇有自传性质的故事，他可能想说明，崔莺莺是那么的神秘，像仙子一样飘忽，让他觉得这像是一场梦。啊！梦！多么神秘，多么美好！

但我们客观地一想，就会觉得元稹这个人相当薄情。明明女子已把身体托付与他，他就住在东厢与之为邻，竟然对她没有任何的慰问、表白、感激之情，就像天上掉下来馅饼一样，吃完了也就吃完了。崔莺莺已经用实际行动表白了自己的情感，而对方只当是占了便宜，从不努力去争取厮守的机会。那就是不爱。真正痴情的表现，应当如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哪里会等那十几天，他恨不得时时刻刻能和莺莺黏在一起呢。只要有心，机会是一定有的。

元稹惟一的表示就是闷头写诗，写了一首《会真诗》；但他写诗并不是为了表达对崔莺莺的爱慕，而只是回味那一段飞来艳福而已。这也不代表他在用情，顶多，也就是用智。古代文人的写诗，也就跟今人写博客差不多。他越是心中窃喜，崔莺莺渴望相爱的愿望落空的可能性就越大。

也是元稹命好，正在写诗的时候，刚好红娘来了，他就把诗托她交给崔莺莺。不知崔莺莺是被他的诗才感动，还是被他的真心感动，从此莺莺又允许了，每天早上她偷偷地出去，晚上偷偷地进来，与他共寝在西厢。一来一往，交往了几乎一个月。

崔莺莺确是对元稹动情了。虽然开始还顾及身价，摆一些姿态，耍一些小性子，但是元稹每次给她送情诗，她都马上被打动，愿意舍身相送。动情的结果就是她变得一次比一次主动，已经全然丧失了筹码。

有时候觉得，这个崔莺莺未免太过沉默寡言了，几乎从来不与元稹交流；这让元稹可以始终以一种“恍若梦中”来推搪。我想，另一种可能是，崔莺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她与元稹是难以沟通的，两人的理想和价值观迥异；与其破坏相处当下的和谐，还不如让相处的片刻保持愉悦。女人理解男人，比男人理解女人要容易得多，因为感情当中，女子的心思太复杂太缠绵了，像海底针一样难以捉摸。《莺莺传》本来就是元稹的自传，通篇洋溢着大男子沙文猪的气味，他不懂得、也不屑于懂得女子的心思，又怎么知道一个聪明女人内心的敏感和挣扎？

崔莺莺根本不相信元稹会真娶她

这毕竟是元稹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他也不是无动于衷的。不需投入、得来容易的性，固然能有快感，但有感情积极参与的性，才能有幸福感。正如不认真玩的游戏得不到多少快乐，完全不带彩的赌博也令人乏味一样。就从这个意义上讲，元稹也是有真情投入的。

他甚至一度打算，干脆与崔莺莺成亲算了。元稹说，他向崔莺莺问郑氏的态度，也就是她的“妈妈”的态度，崔莺莺却说：“我不可奈何矣。”于是，“因欲就成之”。翻译过来，这句话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元稹于是想和郑氏谈谈，促成和崔莺莺的婚事。

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并不可靠。明抄本中有所不同，“我”作“知”字，版本变为崔莺莺说“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我妈妈全都知道了，但是已经无可奈何，就想成全咱们的婚事。”小小一个普救寺，元稹和崔莺莺偷情一个月而郑氏居然毫无察觉，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第二个版本当更接近事实真相。郑氏显然已经知道了二人私相授受，无可奈何不过是面子上的功夫，因为此前在设宴款待元稹的时候，她已经有意把崔莺莺梳拢给元稹。

不管是哪种情况，显示出来的态度是，崔莺莺对婚事一点也不热络。其实也不难理解，元稹一时头脑发热迷恋上她，甚至想娶她，她的脑子却很清醒，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这种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本质上还是对元稹的爱持保留意见。《霍小玉》里，名妓霍小玉与李益相爱，李益当时枕前发尽千般愿，表示一定一定会娶小玉，但这个热恋中的女人怎么说？“我知道你一定会与别人结婚的，这我能理解；不过现在的男人三十岁结婚不算晚，你就陪我几年，等你三十岁另娶别人了，我就去做尼姑好了。”她是完全没有幻想的。只不过李益连这点承诺都做不到，才把霍小玉给活活气死了。崔莺莺也是同样的情形。再说了，李益对霍小玉毕竟还是十分痴情的，元稹连这点都做不到。崔莺莺根本不相信元稹会真娶她，她没有霍小玉那么烈性，也就不去要求他，不去戳破他的虚情假意罢了。

过了几个月，元稹又来到蒲州，跟崔莺莺聚会了几个月。

这一句就明显透了底，崔莺莺的大门是打开的，是元稹可以随传随到的。在那个时代，一位深闺少女不可能与人悄悄同居一个月，分别了一段时间，男方又折回来与她再同居几个月。

还记得《西厢记》里，老夫人拷问红娘后，责怪莺莺道：“莺莺，我怎生抬举你来，今日做这等的勾当。”这句话也引起了我的疑惑。老夫人如若以败坏家门来责备崔莺莺，这是合适的，但说到“抬举”，这不是正常母女的语气。这倒有点像一名老鸨对着宠爱的手下不满的言辞。唐传奇《李娃传》里，就有李娃救下郑生之后，倒贴钱养他，引起了她的老鸨不满，语气也近乎如此。

有一种说法，说崔莺莺的确是大家闺秀，是她的母亲郑姨看中元稹前途无量，暗中已经同意他们俩的婚事了，并不阻拦。但在这里是说不通的。元稹根本没有和崔莺莺成婚的意向，大半年的时间，莫说“纳采”、“问名”，小孩子都可以生了，为什么始终没有和郑姨敲定此事？既然是贵族，时代再开放，郑姨再开通，顶多也只会同意“婚事”，而不会同意女儿跟没有希望成亲的男人随意同居吧。

到这里，大家总该明白了，为什么老夫人一边自称“治家很严”，一方面却纵容女儿与人同居了。王实甫本想塑造一个阻挡崔张婚姻的封建势力，但她的原型本就是一个老鸨的痕迹却抹不干净。那么，我们看老夫人的行为，为什么又觉得可信而不突兀？那是因为在我们传统中，封建家长的德性，其实跟老鸨也没什么区别了，都是卖女儿，只不过一个是买断，一个是租赁。

陈寅恪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写有《读莺莺传》一文，推测元稹塑造的崔莺莺原型是中亚粟特种族移民的“酒家胡”女子。他参照胡姓、胡名和胡俗三项标准立说，首先，设想崔莺莺原名为曹九九，因为唐代中亚粟特人入居中原的很多，其中“曹”国人入居中国者很多，所以莺莺可能姓“曹”不姓“崔”。莺莺与古音“九九”相近，故崔莺莺谐音曹九九。其次，莺莺所居住的蒲州，多胡人，胡人开设的酒店叫“酒家胡”，并以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胡姬招揽生意，会操琴的莺莺更有酒家胡的嫌疑。一直到晚年，陈寅恪仍在思考崔莺莺的种族来源。

这种说法估计只是陈先生一时间的“神游冥想”之作，暂时没有任何除了哥德巴赫猜想之外的直接证据，能证明崔莺莺是一位外国女招待。

知道他们的德性，不等于对他们有免疫力

在这几个月的相处之际，元稹越发感觉到崔莺莺的魅力，她是一种神秘、质朴、藏拙的浑然状态：她的字写得很好，文章也写得很好，但元稹再三向她索要，却始终没见到；元稹常常用文章去挑逗，她也不大看；她言谈敏捷雄辩，却很少应酬；对元稹情意深厚，却从不用话语表达；才华出众，却常像无知无识、无嗔无怒的样子。有一天夜晚，元稹听到崔莺莺独自弹琴，曲调忧伤。元稹请求她再弹奏一次，她却不肯了。因此，元稹更猜不透她的心事。

不久元稹考试的日子到了，又该分别了。元稹不再诉说自己的心情，而在崔莺莺面前忧愁叹息。崔莺莺显然明白，分手的时刻将要来临了。

我们如果把元稹的经历和《莺莺传》相对照一下，有些关节就容易明白了。他到蒲州的时候二十二三岁，虽然是个小官员，但还是一个贫寒之士。元稹第一次离开莺莺到京城的时候，也就是他到吏部参加考选的时候。分别几个月之后元稹回来了，崔莺莺显得冷淡了，因为她已预感到要分离了。崔莺莺一个人独自在夜里操琴，琴声非常哀怨，“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难道你不明白，是为了爱？”元稹又不傻，他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元稹不得不再次进京赶考。可以想象，之前在京城的这几个月里，他一定是大开眼界，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进入上流社会并不容易。他更加坚定要改变命运的信念，不顾一切地往上走。

元稹不再对崔莺莺表白什么了，只是在叹气。这个叹气，其实是叹给她听的。是给崔莺莺一个预警，也是要博得崔莺莺的同情和谅解，为日后正式分手奠定良好的基础。崔莺莺果然如他所愿地理解了。到了诀别的时刻了，她对元稹发出一声著名的感叹：“始乱之，终弃之。”连最后一首曲都没有弹完，就悲伤地回到母亲那里，再也没有过来了。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是基于她对自己的命运早有了准备。莺莺对张生的感情是真挚的、深厚的，所以她能为张生着想。一方面是囿于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则是对元稹这类的男人有了清醒的认识。可惜，知道他们的德性，不等于对他们有免疫力；有时，性格决定命运，就算知道前面是个坑，也只能跳进去了。

再说了，莺莺的痛苦不能归罪于元稹个人的品行，那是一个时代风气。

可惜崔莺莺对他的体谅与深爱，他一点都不懂。他当然不懂。元稹是一个强势的男人，他的外在世界是庞大而坚固的，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和理想，他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而且，以元稹的才名，以及他后来的身份，不需要是情场高手，就算他是一块木头，他的一生也不会缺少女人了。

他公布了与崔莺莺的性爱诗

等到第二年，元稹发现自己没有考上，他就一直住在京城，等待机会，还写信给崔莺莺。可怜的莺莺，接到元稹的信还非常感动呢。她在回信里只感慨自己时运不济，感叹自己命不好，不能成为元稹事业发展的晋身之阶；又在悲叹自己不能控制情欲，本以为终身有了依靠，却没有料到不能成婚。是啊，身份低贱的崔莺莺怎么能满足投机分子元稹的贪欲？

崔莺莺的回信很长，夹杂着遗憾和悲伤，既是情真意切，又节制有分寸，只见对元稹的爱恋，不见半句对元稹的责备。——看在这里，我想收回前文的话了。谁说元稹不是情种？

用这种极端男权的标准去衡量，元稹正好是这种情圣。这也难怪他收到这样的一封信，忍不住拿来公诸同好，炫耀一番了。

在这封信里，好事者又发现了证明崔莺莺是红牌妓女的证据。“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正常人家的小姐，怎么会时时置身于“喧哗之下”？又何必“勉为语笑”？

元稹给崔莺莺写信的时候，送了一盒花胜，五寸口脂给崔莺莺。崔也回赠礼物，却是一枚玉环、一缕头发、一枚文竹茶碾子。不能说崔莺莺的礼物就一定比元稹的贵重，但元稹的赠品是无差别的，都是市面上垂手可得的化妆品，只是一般时髦的小玩意儿，也就是说，他可以送给这个女人也可以送给那个女人，惟独没有他的心。很显然，元稹的举动只是男人给女人献殷勤的一般方式，并无深意。崔莺莺送的则是贴身之物（玉环是婴儿时期就开始戴的），倾心相与。两者态度，立分高下。

元稹也附上了自己所写的一首《会真诗》，巫山神女，如梦似幻，他的朋友没有不感动惊异的。为什么感动惊异？我相信，并不是大家如何羡慕元稹，而是看到元稹赤裸裸地描绘自己的女友的情事而感到震动吧。

这首《会真诗》有三十韵，夸耀自己的艳遇。仅举数句为例：

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

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

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

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

这首艳情诗，基本上就是用诗的格局来描绘两人的做爱场景，香艳无俦。元稹把一个女孩子的隐私写成诗和故事，四处传唱，到处给朋友看，夸耀自己的魅力。这种做法，就相当于把两人的性爱视频在互联网上公布一样恶劣。当然，如果崔莺莺是出身高贵的小姐，量元稹也没胆这么干，就算不担心崔家的势力，也要忌惮官场中被人纠出丑闻吧；何况他还要娶真正的豪门贵族小姐呢，难道不怕女家责怪？另一方面，唐代不以狎妓为耻，高妙一些的甚至能制造美谈，元稹这才放胆地吹。

崔莺莺的一封饱含泪水的情书，被元稹当做情场胜利的证据，出示给朋友们，闹得“时人多知之”。就算崔莺莺是青楼女子又如何。情人无情无义以至于此，千载以下，都为双文掬一抔泪啊。

元稹自托称问过张生的看法。张生回答说（也就是元稹自己的辩词）：

大凡上天差遣的尤物，不祸害他自己，一定祸害别人。殷朝的纣王，周代的周幽王，如此强大，一个女子就使它溃不成军了。我也迷恋女人，但德行不足以胜过这些尤物，只有克服自己的感情，不去招惹她。

对元稹这种饱读圣贤书的人来说，大概也是一种讽刺吧。才子这个物种与别的男子一样，变心负心的几率是差不多的；但由于他们满嘴仁义道德，装模作样多了，一旦无情无义起来，姿态惟有更加难看。

如果分手总是难免的，元稹真要抛弃她也就算了。但把人家抛弃了，还要把污水泼向人家，把深爱他的人形容为害己害人的妖孽，只能送他一句：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分手若是分得好，便是永生

一年多以后，崔莺莺嫁给了别人，元稹也娶了亲。有一次，元稹恰好经过崔莺莺住的地方，就通过崔的丈夫转告崔莺莺，要求以表兄的身份相见。丈夫告诉了崔莺莺，可是她始终也没出来。元稹这时表示出又相思又怀念，一副贱滴滴的嘴脸。

他怎么还有脸见崔莺莺呢？他大概是不把妓女当人，或者说，也不把女人当做人了。崔莺莺一口回绝了他，又写了一首断绝关系的诗：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从此以后，彻底断绝了音信。

崔莺莺在恋爱中有点糊涂了，但是她的分手还是比较干脆明白的。有一句话，叫做：分手若是分得好，便是永生。崔莺莺太柔弱太良善了，知道元稹这个人十分不可靠，但没有撕破他的脸。我相信，爱情是最接近一个人本质的东西，看一个人的人品，可以在他对感情的态度中窥见。

《西厢记》里的张生，最终和崔莺莺喜结良缘，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实甫就把这个人物形象美化了多少。崔莺莺的身份在这里，是“四德三从宰相女”。这个张生的幸运之处，他的情欲对象和政治交易对象竟然是合而为一的。他根本就不必在感情逻辑和现实逻辑之间取舍和折磨，就完美地保留了一个“痴情种”的称号。从这个意义上说，《莺莺传》的张生（也就是元稹）和《西厢记》的张生品格是相似的，只不过外部条件变化了，他们有没有机会露出狐狸尾巴，就成了两个版本的区别。

所以，我愈发相信，所谓“有了钱就变坏”这回说法十分不可靠。猴子屁股都是红的，有一些爬得高，让你看到了；那些在地下咋咋呼呼，对上面的红屁股骂骂咧咧的，十有八九他们对别人的红屁股羡慕得很呢。

最后补充一点，《莺莺传》为何又叫《会真记》呢？对诗题“会真”二字的理解，陈寅恪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做过明确解释：

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

简而言之，在唐代语境中，“真”或“仙”不仅指美貌女子，而且语含轻佻。由此，崔莺莺的身世可怜，只是娼门轻薄之女，在元稹的心目中，也从来未曾尊重过她。

“会真”，一次艳遇而已，纵然他一生中常常怀念。

小人之语，是元稹本色

作者元稹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在中国诗歌史上，元稹与白居易以“元白”并称，而且二人的诗集都名“长庆”。虽然后人常觉得元稹的诗歌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逊于白居易，然而无可否认，元稹是中唐最重要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最有名的是什么诗？艳情诗和悼亡诗。笼统地说，都是某种情诗。

艳情诗是指带有色情意味的诗歌，元稹就写过不少艳情诗。其中，有不少诗作，后人猜测那是写给“双文”的。

事实上，元稹的确曾与一名叫双文的女子相恋。双文，即重文。宋代赵令畤《说郛》中说：世谓“双文”即崔莺莺，其名为重文也。元稹写过艳诗《赠双文》：

艳时翻含态，怜多转自娇。有时还自笑，闲坐更无聊。

晓月行看堕，春酥见欲销。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他还写有《莺莺诗》：

殷红浅碧旧衣裳，取次梳头暗淡妆。

夜合带烟笼晓月，牡丹经雨泣残阳。

低迷隐笑原非笑，散漫清香不似香。

频动横波嗔阿母，等闲教见小儿郎。

元稹诗里有不少处称其为“双文”，诸如“忆得双文衫子里，钿头云映褪红酥”（《杂忆》）。元稹临终前一年还写过一首诗：

心想夜闲唯足梦，眼看春尽不相逢。

何时最是思君处，月入斜窗晓寺钟。

显然，这首诗也是纪念在普救寺中的一段情。

后人评论元稹的艳情诗“工于心计，善弄技巧”，没有庄重之意，尽是轻浮之作。这一点我不同意，我认为是因人毁文。这几首诗生动、轻盈，入眼全是满脸春色，确是好诗。不过，诗是好诗，人却非良人。这不是厚诬古人，实在是有诗为证。就在他们分手的这一年，元稹还写过《古决绝词三首》，很明显是针对双文的。“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如雪。”他认为，谁能保证双文会不会趁着自己不在，与别人干出什么苟且之事呢？他又说“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终不我夺？”——幸亏我先在别人之前占有了双文，但又怎么能保证双文以后不被别人占有呢？脑子里闪过这种念头的男人可能不在少数，但别人尚知道廉耻，惟君不知耳。

清代诗评家冯班在《才调集补注》里就说：“微之弃双文只是疑她有别好，刻薄之极，二人情事如在目前，细看只是元公负她。”而另一位清代诗评家王闿运则说：“小人之语，是微之本色。”

不过，与崔莺莺有关的诗虽不少，但元稹写得最多写得最好的还是悼亡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是送给他后来娶的妻子韦丛的。

韦丛与崔莺莺，谁比谁命薄？

韦丛又是谁？《莺莺传》中云：“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后岁余”指的是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此时二十五岁，他娶的正是韦丛，新任京兆尹（首都长安市市长）韦夏卿之女，随后，他入秘书省任校书郎。

公平地说，元稹并不是因为看中韦丛才与崔莺莺分手的，而是他早就下定决心依附权贵，与崔莺莺诀别是为了更好地寻找机会。他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元稹二十五岁在长安中书判拔萃科，结识时任京兆尹、名倾权重的韦夏卿。同年，他也认识了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樊宗师、李建等人。当时的元稹可谓春风得意，风华正茂，被韦相中作婿，将小女儿韦丛许配给他。元稹有一首诗说道：“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因为“韦门全盛”，元稹逢年过节便到韦府拜访。

韦丛，字蕙丛，比元稹小四岁，在两人一起生活的六七年当中，生了五个子女，却仅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二十七的时候韦丛就故去了，此时，元稹正担任监察御史，处于他事业的上升期呢，无暇他顾。资料记载，韦丛相当贤惠，虽然出身贵族，却不好富贵，不慕虚荣。嫁元稹的时候，她是贵族千金，过着无忧无虑的奢华生活，而元稹其时只是一个功名未建刚入仕途的小吏呢。

通常，男主人公为了攀龙附凤抛弃初恋情人，这位被攀上的千金小姐通常会让读者产生一种抗拒心理，觉得她肯定刁蛮任性，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一种偏见，从根本上还是男权思想在作怪，认为男人变心都是坏女人勾引的。韦丛偏不是这样的坏女人。她天真善良，而且，命运实在是太不幸了。一口气生五个孩子却夭折了四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应当是令她尚在青春年少就撒手人寰的直接原因。可以说，若论薄命，韦丛比崔莺莺尤甚。

而且，在感情上，韦丛完全是被动的、无辜的。我想，那七年里，韦丛体贴温婉，甘苦与共，两人之间也是有真感情的，并不纯是利益的结合。七年的恩爱，就一定敌不过数个月的初恋吗？只有初恋才是美好的、真诚的吗？我们都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元稹写给韦丛的悼亡诗现存世的就有三十几首，都入情入心，极为动人。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是元稹的《离思五首其四》。除了你之外，我今生再也看不上别的女人了。虽然我常年在花丛中经过，却再没有女人能打动我，一半是因为爱你，一半是因为我的修身养性啊。诗人的这个“心上人”，大家都认为是他的亡妻韦丛。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遣悲怀之二》）“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遣悲怀之三》）这些悼亡诗，都成了世间最动人的情诗。

元稹大概是古代写给妻子诗歌最多的一位诗人了，他的后半生都在怀念着自己的妻子。韦丛是元稹的灵感女神，又或者说，怀念爱妻已成了他的诗歌的重要母题。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这也算是极尽哀荣吧。

一边为亡妻恸哭，一边妻妾成群

我相信，元稹对韦丛的死是真正伤心的。但是，滥情人就是滥情。西门庆在李瓶儿的棺前守灵，“手拍着胸膛，抚尸大恸，哭了又哭，把声音都哭哑了”，但一点都没有妨碍他就在灵前“收用”了奶妈如意儿，“颠鸾倒凤，随手而转”，疯狂做爱。西门庆对李瓶儿是真心的，但他同样抵挡不了性欲。这里，他不是什么强人，而是被自己的性器所奴役，自己对自己做不了主的可怜可笑之人。

在韦丛去世后两年，元稹又纳安仙嫔为妾，生下一子一女，接着续娶裴氏。

韦丛去世前一年，正是元和五年（810年），她已是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其时，元稹任监察御史，去成都出差，司空严绶就让女诗人薛涛去侍奉他。在韦丛奄奄一息之际，他就跟天下闻名的女诗人、一代名妓薛涛诗词酬唱，打得火热。薛涛比他大十一岁，但不妨碍这两人如胶似漆，成就一个浪漫的旷世经典。

元薛之恋，太传奇太硌心了，容后再谈。单说元稹的续娶，就叫人心里不舒服。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做鳏夫，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像王维那样，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但元稹得了便宜还卖乖，有妻有妾有情人，还不停地写“曾经沧海难为水”这样的诗，就过于做作了。

陈寅恪对元稹的道德评价非常苛刻：

微之（即元稹）所以弃双文（即崔莺莺）而娶成之（即韦丛），及乐天（即白居易）、公垂（即李绅）诸人之所以不以其事为非，正当时社会舆论道德之所容许。

但微之因当时社会一部分尚沿袭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风，故亦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然则微之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元稹被陈寅恪先生讥讽为“巧婚”、“巧宦”，大概没有人想同情他。他先追求的韦丛是担任过吏部侍郎、京兆尹、太子少保的韦夏卿之女，续娶的裴淑亦是大家闺秀，两个姓都是当时的门阀贵族。这是需要元稹着意经营才能做到的。

元稹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儒学是一门讲求社会秩序的学问，精神内核里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而且，中国古代向来是没有什么信仰的，士人常有各种退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入世则用儒学、出世则用道家。聪明，太聪明了，他们能动用各种方式为自己开脱和辩护，也没有什么操守。所以，这些读书人所宣扬的价值观，与自身的实践自身的作为，完全可能是两张皮。元稹即是如此。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对于这种割裂毫无心理障碍。

元稹一日为娼、终身为娼

除了私生活，元稹的品格与气节也常有争议。

元稹也曾经有理想，有志气。他在与韦丛婚姻的早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第一名，授官左拾遗，又担任过监察御史。这段时间，他了解民众疾苦，访察官吏不法，弹奏过数十桩不法之事，也曾因此而被贬。元稹的官运并不好，虽然数次担任要职，但都非常短暂，五次要职总共仅两年零三个月。而前后遭贬、流放则达十七年之久。这对像他那么热衷于功名的人来说，打击不小。

不过，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单就诗坛来说吧，元稹就搞过好多小动作。李贺当时是著名诗人，元稹想与李贺交往，但李贺嘴快，语气有点轻慢。元稹又羞又怒，在当了礼部郎中主管考试之后，非说李贺的父名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相讳，不能参加应试，李贺就此没有了考试资格，连名也报不上，郁郁终生。

五代王定保撰的《唐摭言》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的诗人令狐楚写了举荐书，推荐另一位诗人张祜进京谋职，正好碰上元稹在朝堂，他说，“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不为者”。皇上听从了元稹的意见，张祜便失意而归了。这还不是单纯的文人相轻，事实上，恩怨的源头在于元稹与令狐楚的朋党之争上，祸及池鱼了。

元稹的品德，早有定论。元稹举荐的诗人蒋防，在所作传奇《霍小玉传》中，借元稹的岳父韦夏卿之口，对主人公李益始乱终弃的恶行进行了委婉的嘲讽：“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元稹还认为大家都赞扬他“始乱终弃”的本事和魅力呢，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元稹死后，连他最好的朋友白居易给他写的墓志铭中，都讳饰地讥他“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这种评价相当负面。

与越州名妓刘春的八年

“始乱终弃”这个词，就是由元稹首创的。

除了婚姻和几段上面谈到的恋情，元稹还和一个歌女刘採春关系密切。这个刘採春可说是当时最有名的歌手了，她能作词、作曲，还会写诗，《全唐诗》里就收录了她的《啰唝曲》六首。据《云溪友议》记载，刘採春本是越州名妓，善弄陆参军戏，歌声彻云，嫁给一位叫周季崇的乐工。元稹当时是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因为他与薛涛离别差不多十年了，有打算去四川把薛涛接过来，刚好听闻刘採春随丈夫周季崇也从淮甸来到越州，元稹一见倾心，便与之相好了，留在了越州。

元稹在浙江这一待，就是七年。有一次，他喝醉了，在东武亭题诗，诗中云：“因循归未得，不是恋鲈鱼。”身边的卢侍郎讽刺他说：“丞相当然不是为鲈鱼，而是因为迷恋镜湖春吧？”其时，刘採春正在镜湖，镜湖春，也就是指刘採春。

这一段故事，到底算是元稹仗势欺人，还是才子才女的两情相悦，这种情况就复杂了。就算当事人，也未必说得清楚。

元稹曾在《与晦侄等书》中说：“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处纵观。”似乎具有高风亮节，操守甚严。不过，《旧唐书·元稹本传》的记载可不是这样了。说他在改任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的时候，“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稹既放意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在镜湖时，元稹的游山玩水算是半个丑闻，每月三四次携妓出游，还留下大量诗篇，已是公论，被刻在卷牍中。而他对子侄的孜孜教诲，就纯属他对自己的一种修饰和美化了。这也是他的一贯做法。我在想，也许，他不认为自己是在狎妓；也许，他认为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个妓女（比如崔莺莺、刘採春、薛涛）都是真爱？

平心而论，即使元稹的私德值得怀疑，以他的身份地位来说，一生只有二妻一妾，寥寥数个正式交往过的女子，并不为多。在那个三妻四妾的时代，为何独独元稹被视为风流无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他交往的女子品格皆不俗。从崔莺莺到薛涛到刘採春，都是才华横溢，后二者甚至有诗篇能够万古流芳。而他娶的两个女人又是豪门大族，以他微薄的家世而言，也属高攀。他的名声，既来自他的才华，然而未尝不可说，也都与女人有关。

6、才华令薛涛更性感

不过说到底，真正让元稹成为一个通俗意义上的传奇的，不是崔莺莺，也不是那两位夫人，而是薛涛。

薛涛出身书香门第，幼时即显出过人天赋，后来，薛涛因为父亲过早去世，家境贫寒，她只得沦为乐伎。唐德宗年间，统领西南、能诗善文的儒雅官员韦皋，听说薛涛诗才出众，且是官宦之后，便破格将乐伎身份的她召到帅府侍宴赋诗。

节度使韦皋本身就是诗人，他对薛涛极尽溺爱，一日突发奇想，要授予薛涛“校书”一职，虽然上表朝廷未被准奏，但“薛校书”之名不胫而走。王建（一说是进士胡曾）曾写了一首《寄蜀中薛涛校书》：

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里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从此，“女校书”、“扫眉才子”就成为薛涛才名的代称。

可惜，薛美人虽然聪明，虽然有才，虽然受重视，可是她的职业还是卖笑。一般说来，官妓与家妓不同，前者似属“公有”，后者属于私有。官妓是官给衣粮，她们向官员献身是一种义务，一般是不收费的，但有时也会收到一些官员赠给的钱物，作为以示慷慨、以博欢心的表示。薛涛周围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权贵，他们购买的当然也包括她的肉体，但重点还是她的才学：这是她身价与别的妓女不同之处。她的思想与才华令她比别的女人更性感。

韦皋去世后，朝廷派宰相武元衡挂印来蜀。武元衡听闻薛校书之名，便下令准许薛涛脱籍回家。后来的历任节度使，她都以歌伎而兼清客的身份出入幕府。她熟知历代幕府的政绩得失，成为节度使们咨询的对象，受到极高的礼遇。

薛涛虽然已脱籍，但曾经艳帜高张，芳名远播，早已成了蜀地文人墨客的指南，要入蜀，必然要去拜码头。她的交往圈子里，除了权倾一方的节度使和著名文人外，还有幕府佐僚、贵胄公子和禅师道流。薛涛和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张祜等人都有唱酬交往。

元和四年三月，元稹授监察御史，出使东川。元稹早就听说过薛涛的才华了，这一次出差到西蜀，他就想办法认识薛涛，但总是没有机会。后来，司空严绶知道元稹的心意了，就经常安排薛涛去服侍元稹。因为在当时，召官妓侑酒必须得到官厅许可。估计这位“皮条客”没想到，差异如此之大的二人，居然还走到一块了。

这一年，元稹年三十，薛涛年四十一。

为什么元稹会迷上这样一位老女人？除了才艺之外，我想，还与元稹的恋母情结有关吧。元稹八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郑氏贤能知书，善于持家，白居易曾大加称赞：“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元稹初学确实是得益于母亲的，母亲对他的成长影响极大。他能爱上薛涛，也就不奇怪了。

用智，而不是用心去谈恋爱

据说，这一段时间，元稹和薛涛缠绵缱绻，是住在一起的。不过，就算郎情妾意，也够短暂的，元稹七月份就移务洛阳了。很快，元稹的妻子韦丛病逝。元稹这一去，也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他们一生中的相处，没有超过四个月。

更倒霉的是，十年之后，元稹倒是想起薛涛了，想把她接过来，路上遇到另一个女人刘採春，就耽搁了，这一耽搁，就是七八年。而薛涛，就在原地苦苦地等了他一辈子。

元稹去了扬州后，曾寄诗给薛涛，表达思念之情，后来还是中断了这份感情。元稹写过一首《寄赠薛涛》，相当有名：

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不能否认，元稹才华极高。大凡像薛涛这样的奇女子，都不愿效娥眉婉转之态，她渴望男人承认她的豪迈和志气。元稹恰好就点题了，“鹦鹉舌”、“凤凰毛”，还是“公卿梦刀”，取譬极巧。

身不在，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千万人矣，独我能解君！薛涛能不被感动吗？而且，她从来没有机会与人平等相爱过，难得遇上一个，她想安宁了。何况，“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辜负我，但如果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喜欢的都不敢去爱，那我也太辜负自己了。”歌手王菲的这段话，放在这里似乎很合适。或者说，一个成熟女人应该能以实践这样的感情方式为荣。薛涛一千多年前就这样做了。

遗憾的是，元稹是一个用智，而不是用心去谈恋爱的人。类似的情形在另一场著名爱情胡（兰成）张（爱玲）恋中也有，胡兰成的“懂得”，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体贴和交流，而是一个聪明人用头脑搞懂了另一个人的心。这属于技术层面而不是感情因素。薛涛因为元稹的懂，把心交出去了，而元稹的心，还揣在自己的怀里呢。

元稹离开成都时，薛涛退隐浣花溪，只是一门心思在溪水边制作精致的粉笺，用于写诗酬和。元稹在两人分别十二年后登翰林。两人的诗词来往又渐渐多了。薛涛在浣花溪造出小幅松花笺百余幅，题诗献给元稹，元稹也寄诗给薛涛。

我们不要忽视，这时的元稹仕途从此进入顺境，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薛涛已五十三岁了，元稹春风得意之际，以他的品性，他会怎么处置这段感情，又能怎么处置这段感情呢？在两人最相爱的时候，薛涛都没有牵绊住他，十多年分别之后就更无可能了。

几经折腾，薛涛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了。已步入晚年的她，身着女冠服，深居简出，以制笺为生。在近二十年清淡的生活之后，薛涛孤独终老。

这一辈子，女优加女冠，作为女人，薛涛看起来挺惨淡的。然而，她一生经历了太多别的女人几辈子都无法想象的繁华与热闹，人老珠黄之际，还能与天下闻名的年轻诗人相恋一场，赚了。正如写下《名利场》的英国作家威廉·萨克雷所说：“能爱得天长地久是世上最棒的事，但能爱却无法永恒亦属难得，仅次之。”

至于元稹呢，在薛涛去世前一年，他在任职武昌军节度使的时候，暴卒于任所。终年五十三岁。民间甚至有说法，说他是死于雷劈。当然，我们又不是崔莺莺，又没有被他抛弃过，对这种说法就笑笑了之吧。

元稹一辈子没有儿子。他先后曾有过八个子女，唯有大女儿保子成人，后嫁与韦绚为妻，其余七子女均夭折。

元稹就是中国的于连，只不过，在中国的宦海中浮沉，他比于连那样的热血青年更厚黑。他自觉地把所有的婚姻情感都控制在仕途的前进路径之内。于连会为感情而焦灼，会有真正的道德焦虑，所以他再聪明，也抵不住身败名裂。而元稹显然强悍得多，就算他有叹息、怜悯、缅怀，也都是为了舒缓他的道德压力。他的忧郁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目的是使他的形象更为完美。

我认为，元稹多情、多才，但是一个没有灵魂生活的人。这样的人总是容易成功。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一般被称为时代精英。

古代的元稹为了前程而抛弃了对情感的追求，所以与豪门联姻而抛弃崔莺莺；今天的元稹则是为了稳定的仕途、财产、声誉，而自动放弃对真正的感情的追求，宁可拖拖拉拉一辈子不爽也不肯离婚。今日的元稹们难道是为了一种叫“责任”的东西么？不，他们也是为了前程为了钱。两者没什么区别。可是，我们讥笑前者是负心汉，却认为后者“道德”、“善为补过”；镜子只照到别人照不到自己。多少人是一边骂着这种负心人，一边羡慕他能一次又一次地找个贵族之家，让自己少奋斗三十年的呢？

既然没有人是无辜的，我们又哪有资格向抹?拉的妓女身上扔石头呢？

滴露牡丹开：古代文学中的性与爱

据说，爱与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过，就像人的味蕾天生喜欢甜蜜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爱情是更受欢迎的话题。一对相爱的伴侣可以创造新的价值观，因为爱可以使他们在彼此的肉体中找到灵魂。

无数文艺青年轻解罗裳，上了作家和思想家的当，上了浪漫的当。以为古代的爱情就是优雅、节制，只需矜持的惊鸿一瞥，便可以成为延绵一世的爱情。他们把古典时期的爱情全部当做是柏拉图，以为足以用来对抗今天的肉欲横流。通常，文青们容易患上爱情至上主义情结，稍有不慎，就会发展为爱情狂热症。

可惜这种良好的愿望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爱情十有八九都跟性紧密结合。许多民间传说跟相爱无关，直接就来一个一夜情、来一个艳遇，有时则是由一夜情发展出来的婚姻；而且，这些往往都是才子书生们内心蠢动的小九九。与表面的禁忌相反，性享乐成为中国古代私下涌动的滚滚洪流。中国古代对于性的宽容，足以令有信仰、有罪感的西人瞠目结舌。

处于殿堂之外、江湖之远的古代中国，对于性的态度有其十分开放的一面。

云雨至巫山、寻梦入武陵

如果要清算中国人的性崇拜史，那太久远了太庞杂了，是一套丛书的内容。这里只提一些常用词。

最常见的词，应当是“云雨”了。宝玉与袭人的初次性行为，便以“宝玉初试云雨情”为关节。此典出自先秦楚国宋玉的《高唐赋》，是中国古代最为有名的一夜情故事。

话说楚襄王与大臣宋玉在云梦台游玩，仰望高唐之观的时候，宋玉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先王在游览高唐的时候，睡着了，梦见有一个女子自荐枕席，陪他睡了一夜，还自称是巫山之女、高唐之客，一夜欢爱之后，那位女子临走前丢下一句话：“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意思就是，你看见云，就相当于看见我了。

听得楚襄王嘴角流涎，馋死了，这也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最长久的一场性梦。

这个短小的故事，为中国的诗歌写作贡献了相当多的词汇，包括“云雨”、“云山”、“阳台”、“高唐”、“巫山”、“神女”、“自荐枕席”，甚至“朝朝暮暮”。每一个词，都成了性爱的同义词。而“神女”，则干脆就是妓女的意思。

《西厢记》中，则大量使用了这几则词汇。当张生听说崔莺莺的家教极严时，感慨：“当初那巫山远隔如天样，听说罢又在巫山那厢。”当他们两人的信息沟通受阻时，张生又在悲叹：“隔着云山几万重，怎得个人来信息通？便做道十二巫峰，他也曾赋高唐来梦中。”说白了，就是张生想与之欢爱的愿望受阻了。

“武陵源”又是张生们经常想到的地方：这个故事出自唐代著名道士张氲的《神仙记》，说是刘晨和阮肇去天台山采药，误入桃源，碰见两位天仙一样的美女，亲热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带他们到自己的豪宅里好吃好喝好侍候，还夜夜陪睡。直到半年之后，刘晨、阮肇才重返人间。后人谈的武陵源，常常指的是桃源洞。武陵源和桃源一样，指的也是性爱。这并不是指情爱，刘晨阮肇和仙女们哪有什么恩情，顶多也就是性伴的关系。这是一班书生们意淫的对象，想象着从天上掉下一些仙女来供自己受用罢了。《西厢记》中，张生恋爱受挫了，哭哭啼啼：“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牡丹亭》里，杜丽娘在《寻梦》一出里也叹道，“玉真重逆武陵源”，比喻自己到花园里来寻梦，而且是性梦。

《西厢记》里常用的性爱词汇还有很多。类似“偷香窃玉”，香，是指韩寿偷香，出自《晋书·贾谧传》，说是晋代的韩寿长得很漂亮，当朝大官贾充的小女儿贾午很喜欢他，偷偷潜往他家与他同居，还盗用家里的西域异香赠给韩寿。贾充最终从香气里知道女儿的私情，就把女儿许配给了韩寿。玉，是指萧史弄玉，出自汉代刘向《列仙传》，说秦穆公看中萧史擅长吹箫，能作凤鸣，就把美丽的女儿弄玉嫁给他，建起一座凤楼。萧史教弄玉吹箫，引来了龙凤飞舞，夫妇一起成仙去了。偷香、窃玉，都是用做幽会的代名词。

今天的人也太小看古人。现在总嫌当代作家写性写得露骨，人物语言粗俗，总是觉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其实，书写性是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不分古今中外。这东西嘛，只有写得好和写得不好的区别，而不存在道德差异。禁欲，绝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而是八个样板戏时代的传统。

文人对性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

张生的梦想就是与莺莺“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人家文绉绉地说什么“共效于飞”，千万别相信那是什么比翼齐飞，学业事业双进步。那只是说，好想好想跟你嘿咻呢。于飞是“凤凰于飞”，原本出自《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本指凤和凰相偕而飞，比喻夫妻和好恩爱。但更多的就是指那事儿。

而鱼水呢，也千万别相信那是什么“军民鱼水一家亲”，那“鱼水和谐”呢，指的是性爱合谐。而且，在远古时代，鱼形，就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有一首选入了现在中学课文的南朝民歌，全诗如下：

鱼戏莲叶间，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单看字面意思，似乎是一幅清丽的田园水墨画，实际上想一想，南朝民歌十有八九都是“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这类露骨的情歌，如何会有这样的山水小品？这首“鱼水”的古乐府，恐怕就是对性爱过程的隐喻吧。到了后世，鱼的象征意义又扩大为象征爱情和女性，闻一多在《说鱼》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证。

千万不要小看中国古代文人以性入文章的热情。文人骨子里都是闷骚的，不是不提，而是变着法子，抖擞着书袋，用典故、用成语优雅委婉地告诉你，但骨子里还是那么回事。文人，或者说男性文人，他们对性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常常直指下三路。

这一点，女人也知道。连年纪轻轻没有性经验的小丫头红娘在送崔莺莺去与张生幽会时，也说：“出画阁，向书房；离楚岫，赴高唐；学窃玉，试偷香；巫娥女，楚襄王；楚襄王敢先在阳台上。”每一句，都是性爱的用典。红娘还说了一句妙语：“你那夹被儿时当奋发，指头儿告了消乏。”这两句是指男人手淫的情状，具体为什么，你就手托着腮儿慢慢想吧。金圣叹在后一句话下面批道：“此固极猥亵语也。然而不嫌竟写之者，盖佛经亦曾直说其事，谓之以手出精非法淫也。”金圣叹的说法聊备一解。但不要忘记了，《西厢记》是俗文学，是戏文，是要上演给老百姓看的。既是俗文学，便有粗鄙之处；再看看宋元明清各式的戏文，哪一出没有一些荤段子，在舞台上逗一逗哏？

戏曲一直被当做是俗物，登不上大雅之堂，像宝钗黛玉那样的贵族小姐是不能看的。这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就不明白为何历来学者对《西厢记》，或者说古代文学的研究里，总是一味地强调一种抽象的、纯真的爱情，那些儿虚词，套在哪一出戏里都管用，说了等于没说。他们为何不提《西厢记》当中的欲望先行，不提通篇的情色暗语？

不过，一些敏锐的学者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像闻一多在研究《诗经》时，就还原了《诗经》中通篇的情色指代。仅举一例。在《诗经·褰裳》诗中，就有这种情况：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这首诗的前几句意思很清楚，是一个女子对男子说的话，大意是：如果你爱我、想我，你就撩衣涉水来见我。如果你不爱我、不想我，难道就没有其他人爱我、想我了？不过，里面的“狂童之狂也且”是什么意思？以往的解释是“你这小子骄傲什么”，“你这家伙狂什么”，把“且”当成语助词。但另一种看法是，“且”字的本义就是男根，那么“狂童之狂也且”则是姑娘和男子打情骂俏时说的一句粗话，意即：你不想本姑娘，本姑娘何愁没人想，你这小子狂个鸟！在《诗经·山有扶苏》中，也有类似的文字：“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句，就译为“不见俊俏的子都，却看见一个傻鸟”。“且”字应解释为男根，才不失原意。更有人说，这本就是一首男男相恋的同性恋歌。

不过话说回来，大量地使用隐语和典故来表达下三路的愿望，虽然有虚伪之嫌，但所谓文明，正是粗鄙和文雅的区别。委婉的修饰就是人类身上穿的衣服。如果张生像阿Q一样，看上了崔莺莺就大喊，“我要跟你睡觉！”估计崔莺莺的反应也跟吴妈一样，死的心都有了。

写莺莺的初夜，生动而文雅

当张生接到崔莺莺的书简“待月西厢下，疑是玉人来”之时，大笑起来：“小姐骂我是假，书中之意，就是叫我今夜花园里来，和他‘哩也波哩也罗’哩。”

他真是又得意又狂妄。哩也波哩也罗，用于表达不便明说的内容，犹如“那个那个”、“这个这个”。同样意思的词还有哩也波、罗哩、哩罗、啰哩等等。用这些作隐语，多半是指代那些不便明言的事情，听的人依然可以领会。哩啰是歌曲结处的腔声，这句话却是男女做爱的隐语。我的老师康保成教授曾考证过“啰哩”这几个词的来由，指出，在戏曲中，均有大量例证证明这一句常用于婚恋场合。在第三本四折对白中有云：“小姐待和小生‘哩也波’哩。”王季思注引张炎《词源·讴曲旨要》时说:“哩啰盖歌曲结处腔声，此处则男女和欢之讳词也。”古代戏曲中用啰哩指代男女欢爱的例证数不胜数，比如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第五十八出中有：“好好哩动情浓，夫妻交颈似鳞鸿。”又有六十四出：“……等他夫妇，两人啰哩。”连《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五中都有：“比至新人出轿，行起礼来，徐达没眼看得，一心只在新娘子身上，哩哩啰，把礼数多七颠八倒起来。”这些均系男女婚恋场合使用“啰哩”的例子。

当说到“性”的关键一句时，用“哩也波哩也罗”来暗示，这是一句传神之笔。既吻合张生这个喜剧人物的声口，又切合当时特定的情境，张生在异性知音面前，要把话说明白，但又不能说得过于明白，否则就变得浮浪轻薄了。

崔莺莺答应张生，其实在元稹的《莺莺传》里已说了动机。信中讲得非常清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其实，这并非是出于相互了解之后深刻的爱情，而是由于张生的挑逗，一时情欲萌生，难以拒绝诱惑。

看《西厢记》里那一段崔莺莺的初夜，也是生动文雅。只不过，这种生动与《金瓶梅》中那种“倒吊葡萄架”的生动又不是一回事。它们可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性描写的一文雅一粗暴的两个极端。

崔莺莺进了房，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张生从绣鞋儿往上看，看到柳腰儿够一搦，看到她满脸羞色，再看她的云鬟金钗。然后把“钮扣儿松，把缕带儿解”，估计是把衣服褪尽了，张生又“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在这一段床上戏里，王实甫写得细腻，金圣叹批得更妙。

“呀刘阮到天台”，金批：初动之。

“春至人间花弄色”，金批：玩其忍之。

“蘸着些儿麻上来”，金批：更复连动之。

“鱼水得和谐”，金批：稍已安之。

“嫩蕊娇香蝶恣采，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金批：遂大动之。

“植口温香腮。”金批：毕之。

金圣叹还删掉了其中一句“畅奇哉，浑身通泰”。大概是认为这一句更露骨了吧。

张生形容崔莺莺“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什么是“花心”，相信看过《金瓶梅》的读者自会知晓，而“露滴牡丹开”，则与杜甫的一句诗“花径不曾缘客扫，篷门今始为君开”，有异曲同工之妙。妙就妙在诗中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是优雅之至，工整之至，然而细细回味，却宛若描写了女子含羞而深情地接受性爱的过程。——当然，杜甫实在是冤，他的这首《客至》是真心真意地欢迎远方的客人。只怪今人太有想象力了。

元稹《莺莺诗》也用了“牡丹”一词。“牡丹经雨泣残阳，依稀似笑还非笑”，暗喻男女欢爱之事。

《西厢记》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把情转换为性的过程。这样的感情，只因为有了两人互相试探、兜兜转转的过程，显得较为真实。从《西厢记》的“露滴牡丹开”来看，它把性写成一件非常美好的事。这也不失为某种积极向上的励志篇了——教人怎么去追求美好的性爱。

唐代的相恋可跨越时间、跨越物种

唐代传奇就是文言短篇小说，从唐代开始，传奇开始呈现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莺莺传》显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里，我想提及几部像《莺莺传》一样，能体现唐代性观念的传奇。

一部是《补江总白猿传》，它是唐代早期的传奇。说的是南北朝梁朝大同末年，朝廷派遣将军欧阳纥巡行直至长乐，荡平了所有蛮洞，并深入险峻之地。结果他美丽的妻子被一头通灵性的白猿所挟持，等他最终找到妻子的时候，妻子已经怀了白猿的骨肉了，生下来的小孩，则是书法大家欧阳询。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嘲讽欧阳询相貌奇丑，颇有“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的后现代唐僧式恶毒。

这个故事与爱情无关，但是与性观念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典型的兽奸故事。奇怪的是，这位将军如此爱他的妻子，不惜发动手下的军队去寻妻，也不介意天下人都知道妻子被野兽掳走；救回妻子之后，更善待妻子与白猿的私生子，让他姓自己的姓氏，让他受良好教育，成为千古闻名的书法大师。虽然，这些都是那个无名氏作者存心陷害、恶意虚构，但这种虚构，显然是根植于那个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和接受。

我想起了日本大岛渚导演的法国影片《马克斯，我的爱》。这个故事既简单又怪异，说是英国驻法大使馆年轻的外交官彼得怀疑妻子玛格丽特有外遇，结果发现她在一家公寓里与黑猩猩“马克斯”在一起。彼得只能把黑猩猩接回家，与夫妻两人、小儿子和女佣一起生活，到最后彼得也开始关心、喜欢黑猩猩了。问题是，黑猩猩“马克斯”与那位妻子并非只是宠物与主人的关系，而是有着性关系。在西方，这种人兽恋令人骇然，但在中国历代的传说里，这类故事却是重要的题材之一，而且往往都让人感觉真挚痴情，并无乱伦之惑。

李景亮所作《李章武传》则是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李章武爱上了有夫之妇王氏，后因事离去。八九年之后，他重回故地时，王氏已死于两年前，化为鬼来与李氏相会，两人仍然十分恩爱，缱绻留恋。李章武的表白十分真切动人：“虽显晦殊途，人皆忌惮，而思念情至，实所不疑。”意思是：我应该怕鬼才对，可是因为太喜欢你了，所以就顾不上害怕了。——他到底是痴情种子呢，还是急色鬼？说来实在令人感慨，因为这世上大多数男人对待活生生的女人，还不如李章武对待一个女鬼感情那么真。

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传说中，相恋往往可以跨越时间的瀚海，跨越物种的距离，充分显示出“恋爱大过天”的精神。人与鬼相恋、人与妖相恋的故事就数不胜数了，还有唐代沈既济《任氏传》中的人狐恋、晚唐薛渔思所作《申屠澄》中的人虎恋、明中期钓鸳湖客所作《招提琴精记》的人琴恋等等。至于《白蛇传》、《田螺姑娘》等等民间传说，更是家喻户晓。

拥有这种普爱众生的博大胸怀，又是唐代的一大特点。不是说唐代人丰腴就一定胸襟开阔，但是，唐代的确是中国文化上最开放的一个朝代，四海来朝，胡汉杂居，什么样的文化都能够在这里受到尊重。另一方面，唐代的男女关系也很open，“脏唐乱汉”不是浪得虚名的，有的帝王娶的是父亲的小老婆（唐高宗），有的帝王娶的是儿子的妻子（唐玄宗），有的帝王与妻子和妻子的情夫三人对弈（唐中宗），许多公主也一嫁再嫁三嫁，世人皆不以为忤。贞节观既弱，与万物相恋，且爱情至上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几百年后，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算是跨越物种相恋的集大成者。不过，《聊斋》的故事里情况就复杂得多了。既有一如已往那般忠贞痴情的可爱女狐狸，也有那些一心一意通过与人类交媾吸取阳气与阴精的邪恶女妖，还有一些心地善良却无法与人类相厮守的小妖精。里面反映着更为繁杂深刻的社会问题，更为艰难困惑的人性。

李娃不是靠爱情吃饭的，是靠智慧和奉献

另一类故事是书生与妓女的相恋故事。这一类的唐代传奇不少，《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都是，后世的文言戏曲小说中，书生与妓女相恋的就更多了。看到这些故事，不由让我想起领袖说过的一句话：“高贵者最卑贱，劳动者最高贵。”正常情况下我是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的，但是在这些古典的爱情故事当中除外。“青楼皆为义气妓，仗义每多屠狗辈”是也。

《李娃传》说的是荥阳郑生与娼女李娃两情相悦，在老鸨和李娃的共同诱骗下，郑生花光了所有的钱，流落街头。而郑生的父亲看到儿子的落魄之后，嫌其辱没高门大姓的门风，把他往死里打。李娃看见奄奄一息的郑生，十分惭愧，不仅救下了郑生，还一直鼓励、扶持他学习、上进，最终，郑生中了状元。荥阳公也重新认回儿子，而郑生坚持要娶回李娃。多年后，曾经的娼妓加封为汧国夫人了。

我们喜欢李娃，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洁白无瑕的人，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她就是一个老练而职业的妓女，偶尔对某一位又有钱又有才的公子哥儿产生好感，但也并不妨碍她从事本职工作。这才是社会与人生的常态；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不卖身还能混得那么好的妓女呢。后来她看到郑生被毒打的惨状，于心有愧，也是属于心存善念的人之常情。令我们倍感李娃的美好的，恰恰是这样一段：

李娃资助郑生，替郑生买书，晚上陪他读书至深夜才睡。过了两年，郑生学业大有成就，李娃又说：你现在还不能应考，还应让学业更加精通熟悉。又过了一年，李娃说：可以应考了。郑生就一举考上了甲科，名声传遍礼部。李娃又说：你现在还不行。别人可以，但你以前行为不端、品德卑下，你必须更刻苦，才能结交众多文人，在名士中称雄。郑生从此越发勤奋刻苦，声望越来越高。那一年，正赶上科举考试的大比之年，郑生报考直言极谏科，名列第一，授予成都府参军的职位。郑生将要去上任，李娃就打算与之诀别了，说：我不再有负你了。你应当和高门大族的小姐结婚，努力自珍自爱。

李娃这样的女人，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士人的梦想，近乎完美。往香艳里说，李娃就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往正道来说，李娃就是背后默默支持男人的贤内助；一旦有所成应，她不居功，不占位，什么都不要。难怪天下高门荥阳郑生发达了之后还是要娶这位娼家女。人家不是靠美色，不是靠爱情吃饭的，人家是靠智慧和奉献。虽然考虑到唐代门阀制度的实际情形，这种婚姻几乎不可能，但发生在这等狡诈又见多识广的风尘女子身上，就比发生在别种类型，比如崔莺莺这种软弱而美好的女性身上要来得更可信些。

不过，我不相信一位女子的作用如斯之大。一个状元的脑子就不如一个老练的妓女，还需要她去制订他的学习和读书计划么？我存疑。正如“红颜祸水”一说是对女人不公平，说“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也是对女人的不公平；把女人天然地陷入不义之地，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赞美女人的天性都应当是活雷锋，难道动机不可疑么？

她们无一例外爱上的都是自己的嫖客

《霍小玉传》则是一个比《莺莺传》还要悲惨的爱情故事。明代学者胡应麟评唐人传奇时，特别拈出这篇：“记闺阁事，绰有情致。《霍小玉传》尤为精彩动人，故传诵弗衰。”

陇西才子李益初与名妓霍小玉相恋，同居多日。情到浓时，李益多次发誓要娶霍小玉，倒是霍小玉很清醒，说：“现在的男子三十岁结婚也不算晚，你现在才二十二岁，为了你的前途，你三十岁就另择高枝娶别人吧。只希望你这八年时间好好爱我。你成亲了我就做尼姑算了。”话音未落，数天后，李益就为了前途离开了。

李益一得官，就千方百计聘娶当时的门阀大族表妹卢氏，并与小玉断绝联系。小玉日夜思念成疾，后得知李益负约，愤恨欲绝。忽有黄衫客挟持李益至小玉家中，小玉誓言死后必为厉鬼报复。李益娶卢氏后，因猜忌休妻，“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李益是大历十才子之一，曾写过“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的闺怨诗。李益对霍小玉固然难辞其咎，但通篇看来，他只是懦弱、鸵鸟，爱霍小玉的时候并非心存欺骗。以当时的门阀制度，如果他真娶了一位妓女，那就是自绝于人民了，他不能不低头。

李益可能没有听说过“三不主义”，就是对女人“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而李益一下子就犯了两个毛病：主动追求了，还主动要求负责，却根本没有能力兑现。这就要命了。小玉临终前发誓“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的确令人解气。不过，霍小玉肯定没搞懂什么叫擒贼先擒王，她倒是出了口恶气，但没有抓住要点啊。人生那么艰难，情深不寿，过强则夭，何必赔上两人的生生世世呢。

这又让人想起杜十娘，《三言二拍》里的明代名妓。杜十娘几经考察，选中了富家子李甲为终身依靠，赎了身跟他回家，结果，半路上李甲三千两银子就把她给卖了。她生无可恋，抱着价值万金的百宝箱跳江了。本来，杜十娘是多么机灵的一个姑娘啊，能在妓院里出落成红牌妓女，谁不是阅人无数、滑不留手的呢？看她找来李甲托付终身，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对他也是始终有所保留的，不能说不明智了。可惜，人性的恶，我们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它总是一再跌破我们的底线。遇上李甲这种极品，也难怪杜十娘无计可施了。

为什么总是有些这么纯情的妓女呢？从崔莺莺、霍小玉到杜十娘，个个都伶俐狡猾，可是一旦动情，个个都栽了，看来智商还是敌不过荷尔蒙。说起游戏规则，她们比谁都懂，对所谓的男人也早有清醒的意识。她们总是相信，妓院是一个火坑，只要跳出火坑，外面就是美好世界了。她们把妓院中所遇的嫖客与自己所爱的男人割裂成两种人了，以为前者是坏人，后者是好人。

但她们无一例外爱上的都是自己的嫖客。

李娃是一个例外，而且她还被册封为诰命夫人，原因是，虽然她身份低微，不能为郑生提携门第，但她是郑生事业成功的幕后推手。请相信，娶个“帮得上手”的女人，永远是任何时代上层人物的理想姻缘。

爱情却不是这样的，它与内心有关，与功利无关。像崔莺莺、霍小玉、杜十娘、甚至李娃，她们身上最美好的品质，比如诚挚、善良、热情、美丽、温柔、刚烈，可以吸引男人，却无法敌过世俗的力量挽留男人。这就是人性的卑微之处，内心向往爱，却已缺乏爱的能力。一方面，我们放声讴歌爱情，赞美纯真、美好、痴情，看起来，似乎一旦过了十恶不赦的封建社会，大家都变成了狂热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甚至爱情原教旨主义。但是转身到现实之中呢，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感情不是被社会或什么门阀制度扼杀的，全是自己为了各种利益贱卖的。这与时代无关。

古代妓女的核心业务之一是谈情说爱

上面谈了情，下面该说性了。

中国最早的色情小说大概是《游仙窟》了。它是初唐张鷟的传奇作品，但它与中唐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著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不一样，也不是那种《容成阴道》之类的房中术，它就是一篇有情节、有内容的小说。色情小说与房中术教科书的区别，大概相当于色情电影与性科教片的区别吧。

《游仙窟》是张鷟用第一人称手法，称自己奉使河源，途经神仙窟，受到女主人十娘五嫂柔情款待，宿夜而去。题为“游仙”，其实就是写风流艳遇，遇的哪是什么仙，就是嫖宿一夜罢了。这部小说散、骈并用，还采用了许多民间谚语，十分别致，代表了唐代传奇的一个时期的倾向和水平。

当张鷟马疲人乏时，遇见了美艳无比的十娘。两人通过互咏诗词、互相表现才艺来调情。只见十娘拿起琵琶，还未弹，张鷟就咏诗道：

心虚不可测，眼细强关情；

回身已入抱，不见有娇声。

十娘应声即咏曰：

怜肠忽欲断，忆眼已先开；

渠未相撩拨，娇从何处来？

当张鷟问你已经入抱了，为何还不发娇声呢？一语双关，以十娘琵琶入抱暗示他欲抱佳人。十娘也不甘落后，回答说，我还没开始撩拨呢，怎么会有娇声？也是一语双关，以还未撩拨琵琶暗示还未撩拨风情。难怪乎，张鷟一下子听懂了，“下官当见此诗，心胆俱碎”。说明这两个人看对眼了。两人开始吃饭，对饮；等到酒足饭饱，张鷟得寸进尺，说：“下官不能赌酒，共娘子赌宿。十娘输筹，则共下官卧一宿；下官输筹，则共十娘卧一宿。”十娘调笑着，答应了。

吟诗一番后，十娘献上了自己的纤纤玉手，张鷟把着十娘的手，咏道：“若为求守得，暂借可怜腰。”半推半就之后，十娘又婉转投入他的怀中。张鷟又咏道：“若为得口子，余事不承望。”十娘扭捏一番，答应了。张鷟又说，“药草俱尝遍，并悉不相宜。惟须一个物，不道亦应知。”意思是，其他好东西我都尝遍了，现在我还想要一个东西。十娘干脆回答说：“素手曾经捉，纤腰又被将。即今输口子，余事可平章。”你都亲了我了，还有什么事不好说呢。

接下来，仆婢帮他们铺床叠被，他们则“插手红裈，交脚翠被”，鱼水交欢去也。

这个传奇完整地交代了整个狎妓过程，而在其他文人的文字里，我们往往只能看到前半部分，也就是互相展现才艺、咏诗作赋的过程。而后半部的实质性内容，只有张鷟老实一点，描绘了出来，把众多文人一心一意美化的“狎”，变成了“嫖”。

即便如此，古人的嫖，还是格外地风雅。这里需要一套程序。他们需要与妓女有交流，有沟通；需要展现诗才，需要有急智，需要能歌善舞；最后，他们还要讨好妓女，博得她们的欢心，甚至讨得她们后面的“妈妈”的欢心。这都不是钱能搞定的，需要才华、需要心思和精力，还需要情调。一名出色的妓女，她有选择和拒绝客人的权力，她们要求得到追求者的献媚和报效。

所以，古代妓女承担的功能很多，出售性服务仅是核心业务之一，另一个核心业务就是陪男性吟风弄月，谈情说爱。婚姻常是政治联姻，主要考较门第，而青楼就是寻找恋爱感觉的地方。

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楼艳事的小说《九尾龟》，写了很多这样的内幕故事。许多男性为了追求那些妓女，往往经年累月，花费三四千两银子，始得一亲芳泽。无怪乎，唐代文人官僚不仅不以狎妓为耻，反以为荣。这分明就是情场的胜利嘛。

今天之妓与当年之妓显然不是一回事。她们的功能变得纯粹而单一，只提供性服务；如果试图与妓女谈理想谈人生，那你简直是在羞辱她们：她们只出卖身体，不出卖灵魂。在一些西方国家，红灯区合法化了，但正常人、体面人也不会以召妓为荣；在他们的观念里，妓女合法化是为那些弱势的、没有魅力吸引女性的男人准备的解决生理问题的快餐，这种性毫无美感可言。一个男人如果要沦落到召妓，相当于宣告了自己的差劲无能，那是不名誉的。

我还留意到一个差别。唐传奇里，《霍小玉传》、《李娃传》等书生妓女相恋故事，旁观者可以直说女主角就是妓女，但以作者自身经历写就的《莺莺传》、《游仙窟》却百般扭捏，非要说女主角是名门之后。像十娘，张鷟也把她写成是“清河崔公之末孙”，嫁给弘农杨府君的长子，和“出身博陵崔氏”的崔莺莺一样，都是天下豪族之首。显然，这就是书生在自高身价。元稹和张鷟不过是在美化自己的艳遇经历罢了。就像杜尔希内亚小姐一点也不美，上唇还有一颗长着长毛的痣，但一点也不妨碍堂吉诃德把她夸成倾国倾城的天仙。

杜丽娘的性梦中有位陌生人

要谈《西厢记》，不能不提《牡丹亭》。前者谈情，后者言性。但这种界限又非常微妙，因为崔莺莺的爱情是半推半就的古典方式，却以两人的同居作结，潜藏着人物性格的现代走向；杜丽娘的爱情以现代的性爱为开端，但最后却谨慎地借用了传统提亲的外壳作为包裹。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古典文学的爱情故事里头，《西厢记》是一个端口，她的这头连着“情”，而《牡丹亭》又是另一个端口，她的这头连着“性”。

《牡丹亭》的原名是《杜丽娘慕色还魂记》。这出南戏是明代汤显祖的作品，讲的是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她因读《诗经》而伤春寻春，从花园回来后在睡梦中梦见与一位书生在牡丹亭畔共欢爱。杜丽娘从此愁闷消瘦，一病而亡。三年后，柳梦梅赴京应试，借宿梅花庵观中，拾得杜丽娘画像，发现杜丽娘就是他曾在梦中见到的佳人。杜丽娘的鬼魂游后园，和柳梦梅再度幽会。柳梦梅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妻，前往临安找父亲。一番风波后，柳梦梅中了状元，皆大欢喜，众人团圆。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把杜丽娘称为天下至有情人，又云：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而不可与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与其说是“至情”，不如说是“至性”。《牡丹亭》里的核心意象牡丹，就是女性性器官的隐喻。牡丹多瓣的形态，还意味着强大的生殖能力。滴露牡丹开，其实质就是性爱中一种强烈的情色隐喻。

杜丽娘梦中见到一位书生，那书生持半枝垂枝请她赋诗，她半推半就。这位书生强抱杜丽娘，与之领扣松、衣带宽，一番云雨。正是“见了你紧相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了片，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待到杜丽娘惊醒，才发觉这是春梦一场。

20世纪初，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性梦做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结论是，当人们睡着时，被压抑的愿望经常是关于性的，被允许以梦这样的伪装形式来得到实现。美国性学家金赛在1950年代做了大规模的性梦调查，研究的结果之一就是“日思”与“夜梦”之间没有必然关联。有性梦，不证明我们十六岁的杜丽娘整日价想的都是男欢女爱。但她已经进入求偶期，却是肇因。

值得注意的是，杜丽娘与那位梦中人素不相识。性梦只代表她希望一场恋爱，至于这个人是柳梦梅还是张梦梅，她并不挑剔。甚至可以说，这个开启她性知识的梦中人，是否就是后来她所遇到的柳梦梅，一点都不重要。杜丽娘死后进入地府，结果判官查了断肠簿，发现杜丽娘日后会跟柳梦梅成夫妇，便判杜丽娘出枉死城四处游荡，跟随此人。可见，她爱上的并不是柳这个人，而是爱情本身。

《西厢记》与《牡丹亭》之美，可以并称中国文学史的双璧；而崔莺莺与杜丽娘，则堪称中国爱情史上光芒万丈的美丽双姝。她们的差异不在于故事情节，而在于思想内核：在我看来，崔莺莺的美是诗性的，而杜丽娘的美是哲学性的。

杜丽娘的死带有超现实的色彩。她爱家爱父母爱这个世界，说她是绝望、无路可走是说不通的。她之所以“向死而生”，是因为她的青春她的爱，这个世界上还装不下，她还要继续去寻找能够值得她付出生命的东西。导致杜丽娘一梦而亡的是什么？是春光如许，是良辰美景奈何天。她所追求的不仅是爱情，更有绚丽的生命。她“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而不想把“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壁颓垣”。如果仅仅把她的梦境理解为追求爱情的结合，未免把杜丽娘浅化了。

崔莺莺是现实中人，她精致而细腻；而杜丽娘则活在理想中，她深邃而苍茫。

有时，面对这两位佳人，我会嗟叹，崔莺莺的麻烦出在男女情爱的交流永远那么困难，而杜丽娘的痛苦和失落则是一个哲学困境，是探寻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这两者都是超越了社会形态与时代的亘古难题。

三巧与潘金莲一样是“淫妇”

许多人都留意到明代的贞节观得到了空前的强调。理学家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开始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灌输给女性及男性。一部二十四史，《宋史》记载的节妇烈女不过55人，《元史》才几十年就达187人，《明史》所发现的节烈传记竟不下万人了。而另一部《古今图书集成》里，烈女节妇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明代则是3.6万人。那种被陌生男人拉扯了一下就要砍断自己手臂的妇人，那种十余岁开始就为从未见过的未婚夫守节五六十年的女子，构成了明代妇女史上鲜血淋漓的屠场。

不过，不管任何时代，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下往往还会有许多道德的缝隙。明代贞节观的确很严苛，是有父母甘愿为了旌表而把女儿送上死路，是有不少情愿拿生命去喂饱社会价值观的女人，但更多的人并不那么认为。寡妇是要再嫁的，就算为了活下去；鳏夫也是要续娶的，虽然不一定能找到黄花闺女；貌美如花的少妇，改嫁者亦常常有之。这些为了生存或为了更好地生存，而没有守“节”的“落后分子”，是上层社会想要教化的对象，可是，他们也是合理而且大量存在的。

市民道德遵循的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自有其松动性。比较典型的一个故事就是“三言二拍”当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新郎倌蒋兴哥把一件祖传下来的宝贝珍珠衫交由新娘子三巧保管。两人十分恩爱，但两年后，蒋兴哥不得不前往广东收取当年的一笔债务，离开了三巧。三巧则被一名青年客商陈商看中。陈商花高价请当地贩卖珠花首饰兼做媒婆的薛妈妈帮忙。在陈商拿出的百两纹银面前，薛妈妈制订了一个长远的计划。经过薛妈妈一段时间的连蒙带骗，终于把陈商送到了三巧的床上。

事后，虽然三巧也愤怒不已，追悔莫及，可事已至此，她也就默认了，并和陈商保持长期的暧昧关系。在陈商要动身前往南京之前，三巧还把蒋兴哥交由自己保管的珍珠衫送给了陈商。

前面这段故事的格局，与《水浒传》中的西门庆钓上潘金莲如出一辙，也是靠一个拉皮条的牙婆成事的，连初见面时一个在楼上打望、一个在楼下抬头倾心的桥段都一样。按说，潘金莲若是应当千刀万剐，三巧也难逃罪孽。但后面三巧的命运却出人意料，没有掉进奸夫淫妇“应当有”的可耻命运当中。

陈商恰巧与蒋兴哥相遇，蒋兴哥便发现陈商是三巧的姘夫。他回家后悔恨不已，又不忍当面说破，便巧妙地把三巧休了，还顾全了她的面子。吴知县把三巧纳为妾，蒋兴哥还将三巧嫁过来时的十六箱嫁妆原封不动地当做陪嫁送了过去。这就与“淫妇该死”的旨趣大相径庭了。

后来，陈商病死，其妻平氏寻夫至蒋兴哥处，嫁与蒋兴哥作妻。后来蒋兴哥因生意问题惹了官司，三巧请求吴知县宽恕蒋兴哥。吴知县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将三巧还给了蒋兴哥。最后，平氏为妻，王氏为妾，皆大欢喜。

明代也有好女十八嫁

明朝平民为什么会对感情出轨有相对宽容的态度呢？冯梦龙与凌濛初辑录的《三言二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话本、拟话本小说集，是明代通俗文学的滥觞。既是俗文学，通常不入正统人士的法眼，也就更多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最日常最平庸的生活，真实体现了明朝平民的思想意识。百姓智慧更多地建立于“实用”、“人情味”的伦常之上。蒋兴哥的态度就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态度：妻子背叛了，无法原谅，决定休妻；但还对她有感情，彼此尊重，便好聚好散。

离异之时，三巧不过二十岁出头，仍然美丽，自有吴知县看中她的美色，照样纳之为妾。而蒋兴哥离异之后，娶的也是寡妇。

明政府曾有禁令，禁止娶再婚妇，而且严惩那些所谓不节不烈者。天顺年间，山西提刑按察司（掌管山西司法与监察的衙门）佥事（正五品）刘翀，娶再婚之妇朱氏为妻，遭人检举，一直告到京城。这种芝麻绿豆的裤裆里的事，明英宗直接干预，下令将刘翀逮捕来京，下狱审讯，最后，明英宗以“有玷风宪”为名，将刘翀削官为民。政策是严了，但实际上，也表明寡妇在婚姻市场上仍有一定的行情，偷娶、纳妾的情形时有发生。

文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三巧被休回娘家后，一时想不开要自杀，被母亲发现了。母亲扶起女儿，说道：

你好短见！二十多岁的人，一朵花还没有开足，怎做这没下梢的事？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便真个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啧啧，只要年轻、漂亮，仍然不愁没有人要。

至于后来再由蒋兴哥重纳三巧为妾，这个情节的确很牵强。惟一可以解释的是：一番波折之后，三巧由妻降为妾，实际也是对她的一种惩罚。

此时，三巧已经算是第三次嫁人了。前文所提的刘翀，他要娶的朱氏就是第四次嫁人。原来，好女十八嫁这等事，在明代也是存在着的。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

而市民道德的极端表现，就是《金瓶梅》了。这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表现中国社会的病态，展现出一个最为荒唐的堕落社会的世相。同时，这本书也体现了中国性道德的另一个极端：阳具崇拜。

西门庆是一个非常讲究实用的乡绅巨富。他一共纳有六位姬妾，此外，还霸占使女，奸污仆妇，梳拢妓女。他所迎娶的姬妾们，除了女人的身体功用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常都能带来一笔嫁妆。（除了两个人：潘金莲，西门庆对她最是宠爱，也许与潘最喜淫、性能力最强有一定关系；孙雪娥，西门庆纳一个厨娘作妾，只能再次证明他对女人真是没有什么要求。）不能说西门庆靠女人发财，但起码对他拓展实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瓶儿从花子虚那里带来的一箱接一箱的贴己，最是能说明问题。

除了利益计算之外，西门庆最关心的就是对女体的使用了。他对女人的选择，基本上奉行贪多嚼不烂的原则。除了潘金莲算是个标致美人之外，从吴月娘到李娇儿、李瓶儿到孟玉楼，更不用提低俗没品位的孙雪娥，个个长相上都有缺陷，不是白麻子就是矮胖肥矬。而且这些女人没有几个是良家出身，潘金莲自不必说，孟玉楼也是别人遗孀，孙雪娥还和下人偷情，就连书中屡屡树为温柔贤慧的李瓶儿，干的事儿也是够阴毒的：气死花子虚、把花家的钱全都搬到情夫西门庆家，改嫁蒋太医，又对蒋太医的性能力百般羞辱，最后才再嫁西门庆。

另一方面，《金瓶梅》极为写实，俨然就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所以它最少矫饰。既无通常的传奇小说“拥双艳”、“娶了个相国小姐”的白日梦，也无色情小说中男主人公可与千金小姐和处女随便苟合的幻想。西门庆总是凭借“性魅力”去征服女人，他并不强占良家少女，而是吸引那些不安于室的妇人。他很实际。“金学”开拓者、评点者张竹坡，曾开列了一个《西门庆淫过妇女》的名单，列入这个名单的女人有二十五人之多。

《金瓶梅》因为书中有大量冷静而客观的性行为的描写，一直被视为淫书，直至今天其全本仍然不能公开发行。不过，就算《金瓶梅》能不受限制地出版发行，我十分怀疑，真正去读的人也并不会比现在的多多少。色情淫秽的描写就是迎合大众吗？恰恰相反，大众对此是畏惧而且厌恶的。大众文化的趣味是琼瑶式的，就是纯真的爱情加上各种各样的小误会。他们的道德观也是惩恶扬善式的，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只能是小众趣味。

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金瓶梅》中，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社会的黑暗，人性的黑暗，即使在性方面，也给人一种暗无天日的压抑感。性始终是一种禁忌，它与人心的幽暗之处紧密相连。正常的社会里是不会把性公开展示的，因为它不属于世界此岸；非要去破解它，只会陷入更深的迷思当中。

我相信，就算没有监管，完全让市场来选择，电视屏幕的黄金时段也都会是一些健康向上而头脑简单的故事，书市上的主流也是心灵鸡汤和励志故事。无他，大众的胃口只能消化这些。哪有那么多菩萨能跨越欲海呢！

中国的性文化史，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人”字形的路线。如果画一个坐标，先秦至唐代就是那个开端，处于中间，那时候的人们，言行基本一致，对于性不忌惮不讳言，既不抬高，也不扭曲；但到了宋元以后，表面上的性禁锢和私底下的性变态则越行越远，表面越压抑，私底下就越放纵；明清之后就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怪相了。

英国性学研究者霭里士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压迫。”性被异化了，人也难免被欲望所裹挟。

寺庙里的爱情：欲海慈航度情人

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是发生在寺庙里的，西厢，就是普救寺的西厢。它是一个发生地，是故事情节重要的构成因素，更是一种隐喻。

在传统的理解中，寺庙一方指向的是“四大皆空”，另一方指向的却是性与欲的压抑。它并非没有欲望，而是欲望被压制被禁止。可以说，禁欲是出家人的基本职业道德；出家人的生理、心理与常人并无不同，不同的是他必须恪守和禁绝肉欲、口腹之欲、口舌之利等。

这种过程，就有几分天人交战的意味。

古往今来，发生在寺庙里的爱情不仅不是孤例，还是一种爱情的类型，它广泛存在，甚至蔚为壮观。而且，在各种各样的野史与传说当中，出家人也未曾置身事外。

普救寺里的和尚有六根未清净之嫌疑

首先，普救寺里的和尚就有六根未清净之嫌疑。例证一，就是他们总是或明或暗地收受贿赂。张生为了接近崔莺莺，在崔府做的道场里，花了五千钱，托词说带一份儿斋追荐父母。如果说张生的做法是合乎成例的话，那么，法本和尚为何主动对老夫人撒谎说张生是他的亲戚呢？出家人不该打诳语，分明就是老和尚贪那点蝇头小利。

例证二，是崔莺莺在道场上，众位和尚的失态之举。也许这位小姐的确美貌，一时间，“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觑着法聪头作金磬敲”，“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瞧瞧，这可像道场，可像寺庙？况且，还是在给崔莺莺的亡父做道场的这种场合。

虽然我看不惯张生拿崔莺莺和法本老和尚开低级玩笑，然而，看普救寺那些僧不僧、俗不俗的和尚，修为实在也强不到哪里，难怪要被人口头作践了。

寺庙名为禁欲，却是一种类似于超出三界之中、不在五行之内的寓所。世俗的法律一时管不到这，但宗教的力量又很识趣，不会干扰暂寄于此的豪门贵族。它因此而成为人内心放松的一处空白。如果西厢是在崔府，就算张生退了敌，他能在别人的府宅中如此坦然地偷香窃玉么？

在一个与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瓜葛的寺庙里，会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而这种陌生化，有助于激发人的激情和冲动，让人做出一些熟悉的、正常的环境下不足以实施的行为。比如偷情。

女子自由出门的机会惟有上香

另一方面，古代妇女，尤其是贵族妇女，虽然没有禁锢到足不能出户的地步，但她们的活动半径是相当有限的；她们能抛头露面的机会也是有限的。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虽然不是现实，亦不远矣。但惟独去寺院上香是例外。妇女可以合法、正当地带着丫鬟仆人招摇过市。《红楼梦》里就写了一次隆重的进香过程：

单表到了初一这一日，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那底下凡执事人等，闻得是贵妃作好事，贾母亲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阳节间，因此凡动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齐全的，不同往日。少时，贾母等出来。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凤姐儿，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珠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然后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头紫鹃，雪雁，春纤，宝钗的丫头莺儿，文杏，迎春的丫头司棋，绣桔，探春的丫头侍书，翠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外带着香菱，香菱的丫头臻儿，李氏的丫头素云，碧月，凤姐儿的丫头平儿，丰儿，小红，并王夫人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儿去的金钏，彩云，奶子抱着大姐儿带着巧姐儿另在一车，还有两个丫头，一共又连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娘并跟出门的家人媳妇子，乌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

就这一次上香，王熙凤还兜头兜脸地给了冲撞她的小道士抬手一个巴掌。

看得出来，上香对于轻易不能出门的女子来说，不仅是正大光明的，而且还是一种常例。去寺院上香的公开目的，是祈福，是还愿，还有一些干脆就是求子。而那些女子，更是偷偷带着一颗贪玩的心，来上香了。《红楼梦》时，那群小丫头片子的雀跃可见一斑：“这个说：‘我不同你在一处’，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那边车上又说‘蹭了我的花儿’，这边又说‘碰折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说笑不绝。周瑞家的走来过去的说道：‘姑娘们，这是街上，看人笑话。’说了两遍，方觉好了。”敢情那些姑娘们一年到头出不了几次门。小姐如此，丫鬟也差不离了。

《醒世恒言》里，有一则著名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穷鬼秦重，为什么能遇见杭州城内首屈一指的名妓莘瑶琴？就是在寺庙里。秦重到钱塘门外的昭庆寺去卖油，一连九天挑油到昭庆寺，最后一天秦重在石头上歇息，看到一位美若桃李的女子从寺中出来，他都看呆了，四处打听，才知道是花魁娘子。凭他的身份，不由这等寺前偶遇，秦重是没法见到这位绝色美女的。他从此立下了志，辛勤工作，一分一钱地积攒银子，一年以后终于攒到了十来两银子。他买了一身体面的衣服，拿着剩余的银两来找莘瑶琴。一番波折，秦重终于如愿以偿娶了花魁，当然，花的还是花魁的钱。

只有在去寺庙上香的时候，才能够三教九流的女人都混杂在一起，个个都打扮得姹紫嫣红、花枝乱颤的，樱唇乱染、眉眼乱抛。这时候，就不分什么妓女、贫妇、贵族名媛和小家碧玉了。如果是贵族之家亲临小庙，通常男人还是要回避的，否则那莽撞的小道士就不会挨王熙凤的一巴掌了。

可是，既然有平日难得一见的各款千金小姐出现，有心人又怎么会错过呢？许多年轻或不年轻的男人纷纷借着这个机会，悄悄地偷窥这些前来进香的女人。由进香而引起的奸情或曰感情纠葛，车载斗量。当然，像《西厢记》那么完满的爱情，是比较难得的。很多连一见钟情都谈不上，两人毫无感情基础，只是露水姻缘。

明清时期的那些色情小说情节单调，但几乎十有八九的篇章，都会有女主角上香时被人看中、诱奸，或者干脆与和尚欢好的情节，看来，大家挺缺乏想象力的。

尼姑陈妙常为何偷情还被大家支持？

有时很奇怪，出家人的首个戒律就是淫戒，和尚、尼姑、道士、道姑都不得嫁娶，但尼姑陈妙常与士人欢好，还在庙里珠胎暗结，这等违背伦理和基本职业道德的行为，我不理解大家为何纷纷鼓掌叫好。看来，大家真是给了爱情绝对的豁免权啊，在一切领域，只要一提爱情，大家就哑口无言；不管什么坏事，都可以原谅。爱情就如此伟大吗？

陈妙常的故事见于《古今女史》和明人高濂著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陈妙常是南宋高宗年间人，亦出身于官宦之家，貌若天仙。只因她自幼体弱多病，命犯孤魔，父母才将她舍入空门，削发为尼。有名的大词人张孝祥走马上任前，曾夜宿在女贞庵中。他夜里散步时，忽听到琴声铮铮琮琮，却见月下一妙龄女尼正在焚香弹琴，就念了首艳词调戏她。陈妙常一听“有心归洛浦，无计到巫山”的淫语，没有买他的账。

不久后，经张孝祥挑逗，读书人潘必正特意为了这位美貌尼姑住进了女贞庵。看看，风气就是给这些读书人惯坏的，直把尼姑庵当做风月所，女人哪里经得起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诱惑？况且，潘必正是带着目的来的，他制订好计划，开始是借口谈诗论文，接着弈棋品茗，最后则是听琴。妙常一听就知心意了，两人借着琴谈起了情。——听琴实为听情，与《琴挑》、《西厢记》、《绣襦记》、《倩女离魂》如出一辙，听了琴，接下来，就要上床了。

我以为，撩拨起陈妙常凡心的，是张孝祥，等陈妙常反应过来，动了情的时候，好运气就降临到了小潘的头上。不见得陈妙常又是多么地爱潘必正，不过是时机已到。她思的只是“凡”。后来，陈妙常大了肚子，还是张孝祥出面帮她还俗，给他们证婚的呢。

有人戏作一诗以记这事：

短发蓬松缘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

于今嫁与潘郎去，省得僧敲月下门。

“省得僧敲月下门”，又是讥笑佛门不得清静的，似乎美貌尼姑注定是会被和尚骚扰。这十分符合中国老百姓对佛门的庸俗想象。

看这个故事，我一点感觉不到陈妙常是尼姑；她更像是青楼女子，不必参禅礼佛，却以弹琴作赋为正事，身边的登徒子一个接一个。还俗，也像是被人赎身而出的。如果把场景全部换掉，对于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损害，就是一个正常的三角恋的故事。——换言之，尼姑这个设置其实并没有多少意义。

至于后世戏剧常常排演的《潘必正与陈妙常》，则是把这些细节通通抹杀，变成是相爱的男女被观主阻拦，两人如何拼死走到一起的故事了。大众乐意接受的，都是这样一种能够用某种思想、某种主义轻易概括和图解的故事。为什么我不喜欢这种改编？因为，这种情节就算编一千个，表达的也还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小尼姑小和尚的“思凡”

那句被电影《霸王别姬》唱得家喻户晓的“小女子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原是戏曲《思凡》中的词。姑且把《思凡》里色空小尼姑的词摘几句：

你看两旁的罗汉，塑得来好庄严也。

又只见那两旁罗汉，塑得来有些傻角。

一个儿抱膝舒怀，口儿里念着我。

一个儿手托香腮，心儿里想着我。

一个儿眼倦开，朦胧的觑看我。

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儿错，光阴过。

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

……

从今去把钟鼓楼佛殿远离却，

下山去寻一个少哥哥，

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

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陀般若波罗！

（白）好了，被我逃下山来了！

（尾声）但愿生下一个小孩儿，

却不道是快活煞了我！

这个小姑娘，整日价想着男欢女爱，生怕错过了婚恋嫁娶；甚至一想到人家小夫妻，就“快活煞”。正是“人之有大欲存焉”。这个故事，不正是与老和尚小和尚说的“女人是老虎”如出一辙么？明明告诉一个蒙昧未开的小和尚“女人是吃人的老虎”，但当小和尚下山走了一遭，他声称：最喜欢的还是吃人的老虎！这位色空小尼姑，未必懂得多少男女之情，可是青灯缁衣，怎么也拦不了她的天性。

这一类故事里，小和尚小尼姑，包括陈妙常，甚至妙玉，她们出家通常都不是出于自身所愿，而是从小就被种植在不适宜他们的土壤当中，她们是不能选择的。看那位思凡的小尼姑，一片烂漫，令人心生爱怜。当最后她们都违背佛门或教门清规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站在她们的一边。

不过，各行有各行的规则，对于他们的背叛，同情还差不多，赞美就不必了吧？我们的文化当中，对爱情有两种极端态度：一方面，主流的婚姻排斥爱情，因为婚姻本是基于家族利益的，感情的介入破坏了这种稳定性；另一方面，民间传说中又往往把爱情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哪怕是为非作歹伤天害理，只要是基于爱情，似乎什么都可以原谅了。

我以为，爱情的位置过高或过低都是不正常的，而第二种表现，则是对爱情这事儿不能在世俗社会中有合理地位的一种控诉与反弹，矫枉过正了。

唐代公主爱出家

宗教从本质上看是禁欲主义的，理论而言，僧、尼、冠等人一般都要舍弃情欲，否则就是玷污佛门，有辱教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成了一个幌子，可以方便某一类人以此为招牌，大开性乱的方便之门。

这一特点，在唐代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些贵族女子正是为了寻求一片自由、开放的天空而入道的。与唐玄宗一母所生的亲妹妹玉真公主与金仙公主，还是绮年玉貌的时候，就同时出家了。但她们的服侍用度不仅不减少，反而超越皇家待遇，简直是以仙女为标准的，奢华之程度，引得大臣跑到皇帝那里表达不满：“道路流言，用钱百万”。玉真公主经常云游，在名山古刹和大城市里，拥有多处道观、别馆、山庄、旧居等等。在她周围，方士和文人时常出没。说白了，人家就是有名的“交际花”。王维就写过《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李白更是她的仰慕者。

简而言之，公主以当女道士为理由出了宫，所以可以不受宫里规矩的约束，但朝廷照例供给她们资财，不失公主的一切荣华富贵。有样学样，唐玄宗时期的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六个女儿个个风流活泼，以其中与李白颇有交情的李腾空最为著名，后来，她也做了女道士。

她们过的是啥日子？女道士有时在道观中公开讲经，惹得一些纨袴子弟前来争相观看。韩愈《华山女》有云：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

云窗雾阁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屏。

诗中的女道士果然风姿妖娆，招蜂引蝶。

正因为道观或寺院如此方便，于是，就有了唐代皇家女子与出家人更深的纠葛。先是武则天。当她还是武媚的时候，当她还是唐太宗的才人的时候，她被发放到感业寺当尼姑，这显然非她所愿。但是，武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好不容易把自己从枯灯古佛前解救了出来。

太平公主也出过家，她在八岁时，替已经去世的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祈福，出家为女道士，但仍住在宫中。一直到吐蕃派使者前来求婚，点名要娶走太平公主。李治和武则天不愿意，便修建了太平观让她入住，正式出家，借此来避免和亲。二十岁的时候，太平公主终于按捺不住，主动要求嫁人还俗了。

至于杨玉环的做女道士，则是充分利用“女道士”这种身份，来抵消她曾嫁人的事实。唐玄宗和杨玉环以为，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履历洗白了。《唐大诏令集》中有记载，“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寿王见媳妇被父皇抢去，半句话也不敢说，只好忍气吞声。

我有时会疑惑：为何当女道士或尼姑具有这种诱惑力？她们本应是没有欲望、没有性别的，却反而由此获得了一种异样的性感与感召力，这种悖谬在哪里？我认为，这也许就是禁欲的“玉女”与放纵的“欲女”在本质上的一种相通之处：她们都是男性性幻想的一种欲望投射，也是男性性文化的一种产物。比起容易得手、因而缺乏想象空间的“欲女”，“玉女”因为其拒绝性行为，保持童贞，令男性有格外强烈的征服感。就是让你有一种想把她“怎么样”的冲动，实际上你又不能把她怎么样，正是这种错觉让人疯狂，让人迷恋。

这么说似乎太男性沙文主义了。不过，迷恋女道士与喜欢雏儿、喜欢制服诱惑是基于同等道理。她们都能挑起男性好斗心理。性学专家潘绥铭在《存在与荒谬》一书中说：

尼姑一般不会跟男人有什么瓜葛，但是恰恰因此，她们实际上只是男性社会里的贞节花瓶，以便让男人们觉得，这个世界多么圆满啊，毕竟还有一些守身如玉的圣女供我们崇拜，有时候，还让我们有的可偷。

换上道袍，道观里的女郎，成为男人最后的性幻想对象。这些公主、嫔妃入道修真，带动了一拨知识女性，像李冶、卢媚娘、卓英英、杨监真、郭修真都在这里写下不少好诗，同时也撩起了道观里的无边春色。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出家人除了教规，不必再受世俗约束；一旦连教规都敢蔑视了，那就真是天不管、地不管、爹妈都不能管了。名门千金要自由，没有比这个更彻底的办法。

鱼玄机的道观就是妓院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少女道士似乎是风流人物的代名词。除了那些贵族女子之外，才女道士鱼玄机、李季兰都声名不俗，是社交明星；薛涛中年以后修道，依旧是蜀地的地标性人物。

当然，在社交圈里的准则就是：与尽可能多的名人恋爱、扯上一丝半点的关系，最终让自己也成为名人。这些女道士由于身份自由，佼佼者的确可以与一些文人墨客、社会名流随意交往。鱼玄机和温庭筠、李郢等名士都有爱情关系；李季兰与文士阎伯均、朱放等交往匪浅；女道士宋华阳三姐妹与李商隐也有缱绻之情。在唐诗中，诗人与女冠、女尼们赠答的情诗或调情戏谑之作比比皆是。刘言史有一首《赠童尼》云：“旧时艳质如明玉，今日空心是冷灰，料得襄王怅惘极，更无云雨到阳台。”这样的艳诗，竟是送给尼姑的，不知这位“童尼”对此诗是惊、是喜、还是恼？

历代出家女子中，仍以鱼玄机的故事最为诡谲传奇。鱼玄机年少时当上了补阙李亿的小妾，因为李亿的正妻不能容，李亿只好送她在长安咸宜观出家为女道士。写得出“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女人，一般都是被伤得很深的。与其遮遮掩掩，她干脆走得更远更彻底。在艳帜高张的咸宜观写下“鱼玄机诗文候教”的广告，她就顺势转换为一位半娼了。鱼玄机确是吸引了不少心存挑衅的才子，曾交游的文士就有李郢、温庭筠、李近仁、李骘等。才子裴澄就曾经追求她而被扫出门去。

鱼玄机又看上一位乐师陈韪了。但她的婢女绿翘趁着她出门的时候，把这位乐师收为己用，鱼玄机自然大怒，把绿翘鞭笞至死。很快东窗事发，她被带上堂的时候，发现主审官正是自己拒绝过的裴澄。

鱼玄机被处以极刑。此时，她才二十四岁，却已经人老珠黄，斗不过年轻的小丫鬟了。

像这种咸宜观，其实就是高级妓院。这样的道观为数不少，尤其是在唐代。有一次唐宣宗微服私访，见到女道士们一个个浓妆艳抹，十分恼怒，命令把她们全部赶出道观。

我们看一下出家人的结构，大体就明白为什么了。这些出家人里，有多少是像《红楼梦》里惜春那样看破红尘、“勘破三春景不长”的呢？十个有九个都是为了生存、为了吃饱，没有什么信仰可言。出家与为娼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都是混口饭吃。于是，道观或尼姑庵里，一部分是穷人家子弟，还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妓女。许多妓女由于从良不得或所嫁非人，年老色衰后陷于冻馁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出家为尼姑或女冠。当时的僧尼经常举行宗教性的歌舞活动，既娱神也娱人，而这正好发挥了妓女的专长。只不过，不是所有的妓女都熬得住庵堂内清冷的生活，有的就操起了老行当。

鱼玄机之死，与她的气质太过文艺女青年有关系。不够厚道，太过执著，偏激，乖戾，非要把简单的买卖关系搅成一场恋爱。失控了，她也就毁灭了。

皮囊已锈，但污无妨

中国的善男信女这么多，可是老百姓的传统当中，并不见得真心地尊敬出家人。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与宗教无关。我们的信仰是实用。过去是以当官为信仰、以地位为信仰、以权术为信仰，现在再加上以金钱为信仰、以物欲为信仰。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到了中国，会变成美貌的送子娘娘；红脸关公成了中国最多信徒的神祇，就因为他是财神；那些名刹古寺的香火依然兴盛，是因为善男信女们永远有着送子添孙、升官发财的欲望。

既然中国文化的原则是实用，那么就没有什么是值得敬畏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亵渎的。寺庙里经常被编派出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明清时期大量的色情小说中，十之七八都会提到寺院，其中的和尚无一例外是“好大行货”的淫僧。张生敢拿轻薄话来取笑老和尚，是有群众心理基础的。

释家有句话：度一切苦厄。是说要解救芸芸众生的苦难，情欲亦是苦厄中最难度之一种。观音菩萨讲法时，曾化为女子，借交合之功以身度人。然而，这种佛教故事中的大慈悲，常人哪里能消化？流传在民间，则成了观音修桥的故事：说是观音为了修一座桥，想法募款，便化身为美貌少女，乘船立于河中央，声称谁能用铜钱打中她便嫁给谁。当然，谁也没有打中，她也化缘来一船的铜钱，修起了桥。以身度人，成了搭桥渡河，这又变成老少咸宜的趣味了。

元代一度十分流行“神仙度脱剧”，李寿卿的杂剧《月明和尚三度临歧柳》就是其中之一，“月明和尚度柳翠”也成了被后人反复地阐述和改写的一个母题。柳翠本是观音净瓶内的杨柳，被罚往人世当妓女；随后观音又请月明尊者去“度”柳翠，让她在人世间历经千劫而重生。这个故事里，“月明”象征佛法无所不照，“柳”通常与美色乃至妓女联系在一起，如“章台柳”、“灞陵柳”等。不过，这种“度”的方式，很有“我欲将心比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嫌疑。

这个杂剧是让和尚向妓女说教，劝人改邪归正；不过，真正说到“度”，指的却是和尚亲自以肉身去感化妓女。这里，到底是和尚度妓女，还是妓女度和尚，谁又说得清呢？

以身度人，皮囊已锈，但污无妨；能做出这种姿态，实在是需要极深的定力的。否则，度不了人，也度不了己，只能趋于下流。

这出戏虽是元代的，但在宋代应当就已经广泛流传于民间了，因为宋代上元节等舞队装扮中，总是少不了“大头和尚戏柳翠”的故事。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的一个关于“度柳翠”的民间传说，就非常世俗化了：“修行五十二年”的玉通和尚，误中临安府尹柳宣教故意设下的报复性的“美人计”，抵挡不住美色的诱惑而破了戒体。后来，玉通投胎为柳宣教的女儿，沦落为妓，以败柳家门风。这个故事，很符合中国人冤冤相报的传统心理。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解构”严肃正经的传统，和尚好色，尼姑偷情，正是民间艺人借题发挥、消解正经的绝好题目。所以，一个严肃的教化剧，在民间，则变成大头和尚的游艺节目“跳舞宣淫，大为不雅”（清代陆欠云《湖壖杂记》）了。

书生比别的男人更易变心吗？

元稹《莺莺传》中的“始乱终弃”已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句俗词、一种母题、一个符号。但凡谈到中国婚恋史，张生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中国历代以来，不管是诗词曲赋、戏曲小说、笔记传说，都记载了大量男子负心婚变的故事。没办法，除了母系氏族社会之外，古今中外，谁让千百年来我们的社会一直是男权社会呢？他们主导着各种资源，自然可以身心自由，更容易选择情爱对象。不过，具体到中国，还有一种奇观：就是描述书生负心婚变的故事格外地多，远远超过了其他人群负心婚变故事的总和。

为什么？这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在中国古代，书生都要求研习儒家经典，读书人同时也被要求是道德楷模，老百姓对他们的要求与期待也格外高。其实，小商人也经常负心，当兵的也经常负心，地主财主也经常负心，可是，就算一位将军发生婚变，影响力和震撼力也远比不上一位还未授官的状元负心。因为没有人对那些没多少文化、光凭卖命升上去的武夫，有多少道德期待。

二是中国建立了一套体系完善的文士晋升制度，尤其是隋以后的科举制。这完全可能令一位家徒四壁的穷小子一夜成名天下知，并且从此飞黄腾达；只要你考中进士、考中状元。虽然中国历来不是一个上行社会，各个阶层都是几乎锁闭的、限制流动的；晋升的通道却惟独对读书人开放。因此，除了乱世中开国打江山的兵痞之外，再没有哪个阶层像读书人一样能够快速地改换门庭了。贫穷时早娶了糟糠，一旦荣宠加身，那些书生能够不被花花世界所引诱吗？

是以，千载以下，关于各朝各代张生负心的故事源源不断地上演。

休妻容易，改嫁也容易

所谓“古代”，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每朝每代甚至不同年号，都会制定出一些新的规定。比如，对于男子能不能负心，不同的时代看法迥异。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绝婚改嫁改娶之事甚多。这种改嫁风气从皇室开始，馆陶公主就和侍者董偃公开同居多年，汉武帝还接见“主人公”董偃；鄂邑长公主寡居后与丁外人私通，大臣们还上书要求封丁外人爵号；平阳公主再嫁公开挑老公，湖阳公主中年独身看中了宋弘，要求皇弟给自己做媒……还有一个卓文君改嫁，嫁出了千古佳话。

而且，汉代的男人才不管是不是寡妇呢，照样娶。汉景帝的皇后就是离婚再嫁的，汉初名臣陈平的妻子是第五次结婚，蔡文姬前后嫁过三次，个个都是青年才俊。再看看，曹操的两个老婆都是别人的寡妇，还带着拖油瓶儿子，曹丕娶的是袁绍的儿媳，刘备纳同宗刘琮的遗孀，孙权娶陆尚之嫠妇。

在宋以前，弃妇虽然泛滥，虽然可怜，但弃妇想要再嫁改嫁，仍是自由的，不受歧视的。一部《诗经》，洋洋三百篇，为何可以“哀而不伤”，怨而不毒？因为女子情感被抛弃了，但人身还是自由的。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孔雀东南飞》说的是汉末建安年间的故事。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兰芝被仲卿母休掉，便自誓不嫁。回到家中，求婚者众，她的父兄要她再婚，她决心投水而死。仲卿也随之自缢于庭树。

刘兰芝与焦仲卿感情尚不错，牵扯不到负心的问题，他俩的离异是因为一位恶婆婆非要把刘兰芝赶走。其实也很好理解，焦仲卿只有一位寡母，那位含辛茹苦抚养儿子的老母亲，常会把儿子当做情人，把媳妇当做是外来的入侵者，必先除之而后快。张爱玲的《金锁记》里，曹七巧整夜傍着自己的儿子长白吃鸦片，长白新婚，又要他讲夫妻闺房细节，一步一步逼死儿媳寿芝，又逼死小妾绢儿，直到长白只敢嫖妓，不敢结婚。焦仲卿的母亲，也是同一种心理变态。

有时“出妻”，不是决定于丈夫，而是决定于公婆。如《礼记内则》规定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这就是说，夫妻感情融洽，公婆不喜欢她，就可以“出”她；如果夫妻感情不好，但公婆很中意这个媳妇，那么两个人也必须白头到老。

不过，刘兰芝虽然被休，遣返回家，但仍有很好的出路。虽是二嫁，她仍然有众多追求者和提亲者：“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县令托人给十八九岁儿子提亲来了。“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看，太守的媒人也过来了。

单论外在条件，似乎每一位都在让刘兰芝痴情的府吏之上，但她还是执著于那位勤劳的小府吏。刘兰芝的命运悲惨，是在于感情上的挫折，而不是生存上的困境。

不幸的是，刘兰芝和焦仲卿太过刚烈了。这也是性格悲剧。

朱买臣之妻自求离婚，覆水难收

既然离婚之后，女子仍有前途，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汉代的风气以下，老百姓朱买臣的老婆看不上朱买臣，想改嫁，就不难理解了。朱买臣家里很穷，到了四十多岁了还以卖柴为生，而且边走边大声颂诗书。妻子陪他一起砍柴，看他老在路上唱歌，屡劝不听再也受不了了，坚决离婚。穷是小事，不能四处丢人啊。她离婚后，看见落魄的朱买臣，还送了他一顿饭。

最后，朱买臣终于发迹，当上了会稽太守。《汉书·朱买臣传》论及此事，云：“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看见他的前妻与她的后夫正在清理道路，他就把这两人载在车中，最后把他们带到太守府，给他们一点吃的。一个月之后，他的前妻上吊而死，朱买臣给了她丈夫一点钱，下令葬了她。虽无一字置评，而其中不乏对朱买臣的微讽。按人之常情，分手后就该各奔前程，非得在前妻面前展示自己的阔气，那不是报恩，那是报仇。

《汉书》中对朱买臣的描述，正验证了他的心胸狭隘。比如说他刚当上太守那天，故意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手法来进行炫耀和立威；后来又阴谋密告同僚陈汤。他的矫情是一以贯之的。但《汉书》似乎也没有多少对朱妻的同情，大概是觉得朱妻愚蠢，眼光不济。至于改嫁这种事，则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而且，朱妻离婚时应该超过四十岁了，很快就能再婚，说明那个时代离婚改嫁都很自由。

这一主题到了后世还在戏曲里常常出现，比如，元人的杂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和明人的传奇《烂柯山》，但关键的结局就全改了：说的就是朱买臣官拜太守之后，朱妻乞求朱买臣复合，朱买臣骑在马上，把一盆水泼在地上，表示覆水难收。其实，“覆水难收”这个成语跟朱买臣没有关系，它出自《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但现在，人人都觉得它就是朱买臣对前妻的态度了。

在明代的传奇《烂柯山》时，朱买臣不仅对前来求复合的前妻泼水马前，还说：“羞死宜甘，强辞宜补。”其前妻于是投河而死。买臣即把尸首葬于亭湾，名为羞墓，来继续这种羞辱。著名的诗人方孝孺对此写诗赞同道：“叮咛嘱咐人间妇，自古糟糠合到头。”——很显然，他们已经脱离真实的朱买臣故事了，而是认为一个女人居然敢要求离婚，就是天理难容，应当天诛地灭。

通过一个故事的流变，足以看出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王肃夹在两位贵族妻子间，郁闷而死

不是什么时代的男子都有机会变心。女子被弃，也跟书生的社会地位有关。一旦青年士子的地位骤然上升，那么，其变心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像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难以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书生晋升之道就是九品中正制，门阀世族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惟一的标准。这种九品中正制造成的结果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没有摊上一个好祖宗的人，很难有翻牌的机会。已经门当户对娶了亲的，更是不得翻身了。

魏晋两朝是难得什么阶层流动的，有什么好男好女，基本上都在相似的阶层当中消化掉了。

当然也有例外，但是这种例外，情况也是非常特殊。汉末魏初有一位经学家王肃，本是名门望族琅琊王家的后裔，娶的是另一名门谢庄的女儿，生有一儿二女。当时正值萧齐内争，其父王奂卷了进去，家破人亡，王肃独自仓皇北奔入魏。以王肃的门第和学养，立刻受到孝文帝的破格优遇，并且娶了彭城公主，还接受了皇家赏赐的二十万钱和三千匹帛的厚赏。

没想到一年多以后，远在南方的王肃原配谢夫人就带着三个儿女，装扮成化缘的僧人到达北魏。王肃没有办法应付，就在府里建了座家庙，让谢夫人做了女尼。谢夫人写了一首五绝，托人送信：“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

公主收到了信，直截了当地回复：“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语气很是不退让，意思是：针孔里总要穿线的，要缝新布时，自然要换一根新线，怎能老是用那根旧线呢？

当时，北魏的上层人士因为老婆的身份普遍太高，不敢娶妾，多一夫一妻。大家还记得那句“旧时王谢堂前燕”吧？南北朝时，王家、谢家向来是目空一切的，两家联姻是他们之间的传统。所以，王肃在两个贵族太太中间的日子很难过，一两年后，王肃就去世了。

谢夫人能够假扮僧人出了国境千山万水来找丈夫，说明她的能量不小。只可惜，她的遭遇太特殊了。因为她的对手不是一位普通的公主，而是强悍的彭城公主。彭城公主是一位厉害角儿，曾经嫁过两次，还被多位大贵族追求，甚至有追求者因她而死，最后还用计让她的皇帝哥哥把皇后给杀了。王肃无法两妻并存，就是因为两位都太强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孤立的，坏事有时也能成为好事。比如说，今天我们都对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颇为不屑；但另一方面，由于女方地位很高，男子要休妻，很难；女人要改嫁，却相对容易得多。就算休了之后，还有家庭作后台，未至断绝生机。

再说了，魏晋时虽然没什么女人当政之类的大事，但日常生活中却是女性权利高帜的时代。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既有“傅粉何郎”，又有“掷果潘安”，还能“看杀卫玠”，男人对打扮极为重视，对风度殊为在乎；而女人可以公然向美丽异性表示爱慕追逐。男女关系呈现一种松弛、有弹性的关系。

元代公主改嫁被列为“罪”

宋以后，男女关系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哀伤转化为悲怆，从追诉爱情转化为怒斥负心汉，这个临界点便是女子贞节重要性的上升，以及女子地位的降低。我认为，评价女性地位最简单的指标，便是看女子再婚是否容易。

性学博士裴谕新曾说过，一个社会性开放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女性。的确，男人嘛，什么朝代都差不多。

元稹所作《莺莺传》处于中唐时期，崔莺莺在元稹之后很快成亲，而且，这个丈夫看来气度还不错。崔莺莺婚后，有一次，元稹经过崔莺莺的住所，通过她的丈夫以外兄的名义想见崔莺莺，“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她的丈夫也如实地相告，想必是鼓励她出门去会见这个亲戚的。这么看来，虽然元稹败坏了崔莺莺的名声，可她嫁得还比较得体。

可以说，宋以前，提倡贞节，那是把节烈女子当作罕见的雷锋来放上神龛；之后提倡贞洁，则是作为女人的最低要求，不做不行。南宋之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女子再婚的可能性也逐渐减少。

有人或许会举出陆游和表妹唐琬的例子，他们虽然成婚了，却被母亲拆散，之后，唐琬也改嫁另一官员。不过，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而李清照在赵明诚去世之后，又改嫁张汝舟。但婚后，李清照发现张汝舟人品不端，还有犯罪记录，为了离婚，李清照不得不告官，揭发丈夫的违法行为，并把丈夫法办之后，才勉强结束的。按《宋刑统》所说：“妻告夫罪，虽得实，徒两年”，就算妻子告丈夫所告俱是事实，妻子也须受刑。李清照为友人救助，才免于刑狱之灾。她这段在赵明诚之后的生活很是不堪，可这段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婚姻，那些好事文人却要替她隐去，辩称子虚乌有，显然是想要维护她从一而终、冰清玉洁的形象。

其实早在元朝，脱脱修《辽史》时所作的《公主表》，凡是离婚改嫁的既不列入“下嫁”栏，又不列入“事”栏，而并入“罪”栏。由此可知，继承宋代伦理衣钵的元代，对于改嫁持的是什么态度了。而公主地位的下降，某种意义上昭告着女子地位的下降。

遥想东汉，那位嫁了三次的蔡文姬，每一次都是嫁给最好的青年才俊，纵然命运多舛，依然不减损世人对她的尊敬。到了南宋的李清照，守寡后再适他人就被视为人生污点，只能感叹，时也，命也。

状元被大贵族们抢亲

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故事里，负心人居然全都是状元。难道不考第一名就当不上官、不能飞黄腾达吗？难道书读得越好、科举越棒的人，道德水准就越差吗？

其实，唐宋之时，榜下择婿，是被视为一件荣耀之事；对此现象，还有一个特殊名词，叫做“脔婿”。这个词很形象，那些及第的进士们的确像砧板上的一块肥肉，贵人皆得以挑之。每年新进士放榜，赐宴曲江，仕宦之家多在此拣选佳婿；到了宋代，此风愈演愈烈，从皇室到宰相，从士大夫到大富豪，都喜欢在春榜时物色女婿。据宋代笔记小说《武林旧事》记载，进士唱名之时，“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竟列彩幕纵观，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于此择婚焉”。这里的例子很多，像张澹进士刚及第，就娶了宰相桑维翰的女儿；师约刚刚中进士，就得以尚徐国公主；高清在景德年间中举进士，娶了宰相寇准的侄女为妻。

事实上，戏曲当中总是把负心人设置为状元，既是为了艺术上的一种美感，也确实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当时那些重臣和贵戚挑选的女婿，都是刚及第的新贵，尤其是状元。于是，就有了几位贵人抢同一位状元的情形发生。例如宋代的洪皓，一中状元，就有太宰王黻和防御使朱勔来求婚，他都拒绝了。进士冯京从乡举礼部，一直到廷试都是第一名，皇亲国戚张尧佐想凭势力强行把女儿许配给他，冯京也拒绝了。傅察登进士第的时候，宰相蔡京想嫁女儿给他，他也没答应……当然，状元拒绝了这些大官，不是因为怕家里的老婆，而是因为这些大官无一例外都是奸臣；这一批状元们的私德不得而知，但在大义上，似乎个个均很有气节。

宋代笔记《墨客挥犀》还记载了一个故事：

有一新贵少年，有风姿，乃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命十数仆拥至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辞避。既至观者如堵。须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原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待更归家，试与妻子商量看如何。”众皆大笑而散。

这个少年，以家中有妻为由，拒绝入赘豪强，算是有操守之人了。

王实甫改写《西厢记》的时候，已是元代了。在《西厢记》里，郑恒对老夫人说张生被尚书招婿了，他这个编造出来的谎言，倒也与这个例子有几分相似：

我在京师看榜来，年纪有二十四五岁，洛阳张珙，夸官游街三日。第二日头答正来到卫尚书家门首，尚书的小姐十八岁，结着彩楼，在那御街上，则一球正打着他。我也骑着马看，险些打着我。他家粗使梅香十余人，把那张生横拖倒拽入去。他口叫道：“我自有妻，我是崔相国女婿。”那尚书有权势气象，那里听，则管拖将入去了。这个却才便是他本分，出于无奈，尚书说道：“我女奉圣旨结彩楼，你着崔小姐做次妻。他是先奸后娶的，不应娶他。”闹动京师，因此认得他。

唐宋时，本有贵族之家抢状元做婿的风气，而且是手快有、手慢无。难怪上至老夫人，下至红娘，还有嫡嫡亲的崔莺莺，都相信张生变心了呢。皆因这本是一时的风俗与惯例。

投资一个有潜力的男人

科举制的发展，造就了成百上千个一步登天、一夜成名的书生抛妻弃子。比“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更难办的是，娜拉的丈夫出走了，家里没有谋生能力的娜拉怎么办？礼教又要求她们必须守节，不得改嫁。所以，娜拉们必须一哭二闹三上吊地挽留住丈夫，纳妾也行，冷落也行，打骂也行，就是不能休妻。而那些新发迹的状元进士们为了能顺利地与名门贵族结合，必须隐瞒已有妻子的事实。这样势必就偷蒙拐骗，甚至杀人灭口，以保前程。

娜拉的海尔茂就转变为了杀人灭口的陈世美。

由宋开始，也出现了一系列文学作品表现书生负心的主题，如《赵贞女蔡二郎》、《张协状元》、《王魁负桂英》等。其中的王魁，更是宋代书生负心母题的基本叙事模式。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宋人罗烨的《醉翁谈录·王魁负心桂英死报》当中。元明小说、戏曲多以之为题材。情节基本一致，说的是书生王魁在落第时，得到妓女敫桂英的资助，结为夫妻，得以再度上京赶考。后来，王魁状元及第，当了徐州判官，相国有意将女儿许配王魁，他于是另娶相国之女。桂英派人去找王魁，王魁抵死不认，桂英伤心之下，跑到两人曾经共同起誓的海神庙内，肝肠寸断，悬梁自尽。

然而，这还不是结束，桂英的鬼魂去找王魁，本来想以情相探的，但王魁竟拔剑相向。桂英的鬼魂遂活捉王魁，终于向负心郎报了仇。

不过，王魁就这么可憎么？他的所作所为，虽然不厚道，但也不算太违背人之常情。“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且欲易其妇”，何况是从穷光蛋到状元？其实，敫桂英对王魁的态度，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一种投资：“小女子愿折损阳寿，换取王郎的金榜题名。”既然科举给士人造就那么多一夜登龙门的机会，也给女人创造了一个栽培新科状元的幻想；的确就有一些女人忍饥挨饿送情人读书，或者找读书人作情人，指望哪天当上状元夫人。但这个宝没押准、没看牢，不就是一种投资失误吗？

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以后的“张协”与“蔡伯喈”都差不多走类似的道路：贫贱时娶下的妻子，对于他们有莫大的恩情，一旦发迹，他们就另娶高门，而且对糟糠之妻进行迫害。区别之处，只在于结局的差异，王魁被魂索而亡，张协与贫女在宰相家团圆，蔡伯喈则被雷劈死。男人娶三妻四妾不要紧，一旦把原配抛弃了，就等于把人逼死了，当然不允许男人变心了。套一句《围城》里方鸿渐的话来说，“那不叫变心，叫变态，因为本来就没有心。”变不变心谁管得着啊，但改变态度是万万不能的，这一变，社会的秩序、伦常就给破坏了。

除了张协状元的大团圆之外，另外一些书生负心的故事，都对那个抛弃妻子的状元郎进行了极为严厉的谴责。那就是一个时代对背信弃义的集体态度。所以，有戏曲学者还考证出今天我们看到的《张协状元》是后人所篡改过的了：是啊，宋代怎么会这么便宜一个负心郎呢？

中国的弃妇都有殉情的传统

中国最有名的弃妇是秦香莲。清代戏剧《赛琵琶》讲的就是秦香莲的故事，现代舞台上流行的《秦香莲》、《铡美案》，又有花部乱弹的《明公断》等多个版本，结局各有不同。故事的开始是陈世美娶了秦香莲，科举及第之后就入赘为郡马了；秦香莲来找他，他竟然要杀人灭口。一个版本说，秦香莲的状告到包拯处，包黑子大怒，铡死了陈世美。另一个版本则说秦香莲时来运转得到了兵法，为朝廷立了军功，于是有权主审陈世美，她宣布陈世美的罪状，并亲自监斩。

这个故事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叙事模式，与现代意识是背道而驰的。它讲究的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而这又不简单地等同于“善恶有报”的轮回意识，它要求的是类似于“手刃仇人”那种快感。这种快感来自于哪里？就是源自中国历来的烈士情节，越苦、越悲、越惨绝人寰，就越值得同情，就越有其价值。举个例子，明朝奖励贞节，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即洪武元年就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自此，丈夫一死便死节的烈女有之，孤身守节长达六十九年者有之，还没过门还没见过丈夫就守望门寡者有之。那些处境最惨的人，受到的嘉奖也就越高。统治者对弱者的教育，常常是以苦难为荣。

古代中国缺乏普世价值观的教育，中国式的悲剧不在于让人感到生命的可贵，让人感到恢复人的尊严的重要性，而是一种强烈的控诉欲。受到伤害之后，他们不是选择开始新生活，而是盲目而奋不顾身地玉石俱焚。这样的人往往会受到尊敬，充做英雄。比如敫桂英，王魁写了休书，赠她三百两银子，她未必不能重新过上正常日子；她却选择了自缢。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然而，我们在重述这些故事的时候，通常都美化这种行动，延续这种鼓励殉情的传统。

这种烈士情结直至现在仍有遗嗣，用以煽动仇恨。

可以拿古希腊神话中的著名弃妇美狄亚来做一个比较。美狄亚是科尔喀斯国王埃厄忒斯之女，地狱女神的祭司，守护着神圣的金羊毛。然而，她爱上了前来盗取金羊毛的希腊英雄伊阿宋，不惜抛国弑兄，追随伊阿宋来到希腊，两人育有二子。十余年后，伊阿宋决定迎娶科任托斯王的女儿为妻。悲痛之下，美狄亚开始报复，她用巫术杀死了国王父女，又手刃两个儿子，乘龙车离去。

与秦香莲相比，她更心狠手辣。更大的不同是，秦香莲是为自己的生存权而抗争，她是为爱情被背叛，感情被欺骗而愤怒。

美狄亚的悲剧是性格悲剧。人有灵魂，是世间最神奇的精灵，然而，他也天生有着骄傲、贪婪、迷色、愤怒、嫉妒、贪饕、懒惰等种种罪孽，伊阿宋是个英雄，却犯贪婪、迷色、背叛等罪过；美狄亚也是位敢作敢当、为爱牺牲一切的奇女子，但她也犯了愤怒、嫉妒、残暴等恶行。我们只能悲叹于人性的自我毁灭。

我不认为美狄亚是一个好人，但她是一个令人感动，令人心碎的悲剧人物。比起美狄亚，中国烈女秦香莲简直可以算是温柔敦厚了。可是，她能让人感到陈世美之可恶，道德教化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但她个人的性格却含含糊糊。秦香莲也是一出悲剧，但这个悲剧是伦理悲剧，是对道德沦丧的一曲挽歌。

才女的格局：女子无才不是德

《西厢记》里，一开始，张生看上崔莺莺的美貌，但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崔莺莺甚有才华，竟是才女，令他更为倾心了。可以说，张生是“求乎其中，得乎其上”了。

由此便知，世间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并不靠谱。看张生每次发现崔莺莺的才艺的欣喜：“有柳骨颜筋，张旭张颠，羲之献之。此一时，彼一时，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休道文章，只看他这针指，人间少有。怎不教张生爱尔，堪针工出色，女教为师。”如果真的是“无才便是德”，张生应当失望才对。

实际上，有才华一直被视为女子的美德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见于明代人曹臣所辑的《舌华录》，原文是：“陈眉公（继儒）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过，这种观念绝非始于明代，而是在《诗经》中就已有类似观点了。所谓“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瞻卯》），认为男人拥有聪明才智可以成就事业，女人拥有聪明才智则非但不是好事，还是搅乱天下、祸国殃民的根源。

另一方面，女子也绝不能闲着，她们也需要大量地学习，只不过学习的是执麻、治丝、织纫、制糟酱酒浆等等一大堆“女事”，以练就从事家务劳动所需的基本技术。根据东汉班昭所著《女诫》记载，女子还要学习大量的礼仪，全面做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些礼仪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也是学习来的。她们不必学的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知识。假如把这些女人的技术活也归为才的话，可以说，不是有“才学”，还不可能嫁个好人家呢。

在美国汉学家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她告诉我们：

即使在儒家体系范围内，中国古代妇女仍然拥有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的可能。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应归之于大范围内的灵活性。

中国古代中上层社会女性的那种“灵活”的生活，包括女红、饮食、财务、管理，以及琴、棋、书、画，品茗、莳花、赏月等等；甚至还包括了与丈夫的吟风弄月、红袖添香之类的趣味。要说有才，古代上流女子所需要掌握的技艺一点也不比今人少。

不过，一般人所理解的“才”，还是诗歌曲赋、琴棋书画，还是那些与男子同等领域内的竞争。我完全相信，就算我能够举出一百个一千个大才女的例子，但也无法掩盖中国古代女子普遍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的事实。王熙凤出身官宦之家，又嫁入贵族之家，天生又极聪明伶俐，但她居然没有文化！而且这一点也不减损她在贾府里呼风唤雨的威望，也没有让她在繁杂的家族事务面前捉襟见肘，反而如鱼得水。

我认为，这里面一方面固然有男权主义的思想在作祟，对女子普遍施行愚民政策，以便于她们的臣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古代的教育资源、就业资源、社会资源等等都非常有限，处于强势的男性为了抢夺这有限的资源，自然需要一套理论来糊弄人。女子不读书、没文化，是现代国家形成以前，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虽然“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周代唱到明清，唱了两三千年，但是不管什么朝代，有才华一直被视为女子的美德，而不是相反。所以王熙凤巴巴地出钱办诗社，对爱写诗、会写诗的众姐妹们十分尊敬，不甚聪明的香菱也苦苦地学作诗，为的是与众才女姐妹们能有精神的交流。基本上，还是要求女性必须能识文断字的，否则不容易嫁到上流社会。

才华是美好的。它能让我们活得更宽广，让我们的人生更丰盛，让我们更能与灵魂对话。这种美，是不分男女的。

历史上有才华的女子基本上集中在两个阶层：一是贵族或官宦女子，她们中的大部分都会受到教育。二是妓女，而且一般是高级妓女，这是她们的谋生技能之一。这再次验证我前面的结论，不让女子受教育，主因不是男权，而是资源不足。只能让有钱人或专业人士先有才起来。

其实，才华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是装饰品：绝大部分女人身上没有这种装饰品，她们也这样过了一辈子。但这是女人锦上添花的又一资本。我不相信“才女命薄”之说，她们有更多的筹码，也更聪明，只会比寻常女子过得更好。那些被记录下来的不幸者，是因为她们有表达权，有纾解情绪的渠道。沉默的大多数则主要分布在底层，吃了亏连张状纸都写不好，怎么会比才女幸福呢？

同理，我也不信“红颜多薄命”一说。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不是红颜，其实命更薄，活得更没劲，只不过大众不关心罢了。不管古今中外，向来对于女人都有美貌崇拜，皆因女子的外表就与男子的才能一样，是最有价值的硬通货。像张生对崔莺莺的一见钟情，无非就是崔的美貌惊动了他。

谢道韫才高，王凝之窝囊

公平地说，这个世界上相貌中等水平的女子还是居多的，奇丑与绝色都是少数。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才女不少，大部分都没有特别地提到外貌。据常理揣测，那就是中人之姿，或者略有姿色，但不是国色。

像谢道韫，她的门楣之高，是罕见的。她的父亲是安西将军谢奕，风流了得，大枭雄桓温就对谢奕极其欣赏；她的叔父谢安，临危不惧出了名，其风度成了千古佳话；另一个叔父是西中朗将谢万，手握重兵，威震一方；她的（堂）兄弟中，有封、胡、羯、末四大才子；她的亲哥哥谢玄，是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中的主帅，把骄狂不可一世的大秦天王苻坚的百万人马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她的公公王羲之是超级书法家，也是格调大师，玩的尽是袒腹东床、以字换鹅、曲水流觞的玩意儿；她的小叔王徽之，就是那位雪夜访友，到了人家家门口却溜了的妄人，“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另一个小叔是王献之，风流为一时之冠，也是个超级书法家；她的丈夫则是王凝之，家学渊源，甚工草隶，屡任要职，虽然名气一般，但也不是泛泛之辈……

列举完谢道韫令人羡慕的家世之后，大概就了解她为什么有才华了。这不是学习或用功得来的，这是基因遗传，是天生的。早在谢道韫七八岁时，冬日大雪纷飞，谢安转身问侄子谢玄：“白雪纷纷何所似？”谢玄毫无诗意地答：“撒盐空中差可拟。”幸亏其妹道韫聪明，随即口占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这也说明，即使有相近的基因，也不是每个人的智商都一样。

谢道韫嫁到了王家之后，一次，小叔子王献之舌战群儒，终于力不能敌。这个时候，还是坐在青绫幕幛之后的谢道韫，引经据典地救了他，客人词穷而甘拜下风。

谢道韫就是一副女名士的派头，脱略形迹，让她出名的是气度与才干，而不是她的诗文。然而，她也不甚快乐。她看不起丈夫王凝之。因为，她身边全是当世最顶尖的人才，“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其实，王凝之甚工草隶，又先后出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等职，行止端方，看起来似乎也不错。也许是别人头顶的光环尽是比他更亮的，他的就黯淡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王凝之任会稽太守时，孙恩贼乱，他居然死活都不相信跟他一样信仰五斗米教的孙恩会谋反。等叛军逼近时，他才不得不相信，但却不肯组织军队抵御，而是踏星步斗，拜神起乩，说是请下鬼兵守住各路要津。当城被攻破的时候，王凝之却仍然不相信孙恩会杀他，也不逃走。结果被人一刀枭首，四子一女全部被杀。

而此时，谢道韫却组织起婢仆，执刀仗剑，乘乱突围出城。虽则成为贼兵的俘虏，但她仍然誓死保护着小外孙，孙恩被她的气势震住了，改容相待，不但不杀她的小外孙，而且命属下善加保护，送她安返故居。

谢道韫看不上王凝之，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品不甚高明，已经看了他一辈子的愚蠢和笑话了；可要不是王凝之直接导致子女全部被杀，死得那么窝囊的话，大概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什么货色，还以为这段姻缘是美谈呢。

我们是难以对别人的感情指手画脚作评价的。别人看来，门楣高贵，丈夫又没变心，那女人就该烧香拜佛了吧。谁知道“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谢道韫有泪又该往何处流呢？

赵明诚给李清照指定了死法

很遗憾，中国古代的才女虽然多，然而配得上“诗人”这个称号，能够与一流的男性诗人进入诗歌圣殿的，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也许一只手就能数完。李清照当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位，她身上有一种动荡不安的“倜傥丈夫气”。

李清照的文学地位就没有必要再普及了，她的婚姻看来也不错。她是散文家兼礼部员外郎李格非的女儿，嫁给了两度任宰相的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赵明诚比李清照大三岁，年纪轻轻就做太学生了，二十岁时即潜心搜蓄金石书画，满满装了十余大屋。人家也是名动一时的青年俊彦啊。李清照对这一时期的生活非常满意，“甘心老是乡矣”。她把自己的居室称“易安室”，赵明诚为李清照的画像题词：“佳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甚堪偕隐。”夫妻俩在山东青州故第闲居时，一起校勘书籍一起品评书画一起整集签题，两人还喜欢打赌，赌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猜中的先喝茶，往往赢的人就乐得人仰茶翻了。形容他们妇唱夫随的“泼茶赌酒”，甚至成为一句成语。

后来，美满的生活被战乱打破了，他们开始颠沛流离。李清照在著名的《金石录后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当建炎戊申年秋，赵明诚不得不独自赴任，李清照须带全家行李逃难，她曾问赵明诚：“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赵明诚说：“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

以前，曾经为这样的话而感动：赵明诚对他的艺术他的收藏如此之专一、痴心，可以达到生死以之的地步了。而李清照，能得到他这种至高无上的信任，不也是一种光荣吗？须知，李清照写作《金石录后序》，本身也是缅怀和追忆这种爱情的。

然后，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追忆》中却替我破解了这则妄语。无疑，赵明诚对李清照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不过，连她这个人，也仅在赵明诚自己的收藏品中排有一个序列，那就是比辎重、衣被、书册卷轴、古器贵重，但与宗器并列（或者在其后）。赵明诚认为自己有权力指定李清照的位置，他让一个女子在战乱之时独自举家搬迁，并且，希望李清照能像自己那样，牺牲生命来保卫他的部分贵重藏品。宇文所安说：“赵德文（赵明诚）没有想到，鼓励别人像他自己愿意选择的那样，去选择一种高贵的死亡，听上去意味着什么。”他其实是给李清照指定了一种死法。

很遗憾，我们就这样看到了生活的底牌。

后来，在赵明诚快去世的时候，他“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赵明诚能够给他的藏品一个归宿，却丝毫没有考虑他所谓深爱的老婆的归宿。就是说，人不如物。

更为难堪的是，《金石录后序》里，看得出来李清照并不是无怨无悔的，隐隐地掩藏着除了对国破家亡之外，对感情的忧虑。因为她觉察出了这根刺。至于任职江宁知府期间，赵明诚居然临阵脱逃带给她怎么样的羞辱，更难以清算了。须知，她可是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李清照啊！

我一向对神仙眷侣与爱情神话保持高度警惕。生命如此艰难，还要使劲地演一出好戏给别人看，也许就没有精力顾及自己的内心了。很多男人并不是坏，相反，他们还品行端庄，为人善良，正如赵明诚那样；但显然，他在生活中性格是有缺陷的，在仆婢环绕的时候感觉不到，一旦出现困境，所有的担子就会由女方一个人扛了。

那些才女的生命都是缺憾

的确，中国有才的那批女子都过得有缺憾。先说名门闺秀。卓文君有本事吧？守寡了，还勾引来天下第一大才子司马相如，又巧计令父亲承认这种婚姻，敲了一大笔钱。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得了消渴症的司马相如，还是起了念头要纳妾。卓文君作《白头吟》，哀怨地说：“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竹杆何袅袅，鱼儿何徙徙，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好不容易，才把司马相如逼回到她的身边。

班婕妤也不容易吧？在赵飞燕和赵合德两个妖精的夹攻之下，后宫鸡飞狗跳，连皇帝都被害死，惟独她能全身而退。她写有《团扇诗》传世：“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她在身后的成名，是以被抛弃换来的荣耀。虽是有惊无险过一生，但终是意难平。

班昭则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曾经帮助其兄大史学家班固续完《汉书》（主要是完成最苦最难的《百官公卿表》和《天文志》），写下《女诫》七篇，影响中国女性近千年。然而，她又有多快乐？论出身，她是班婕妤的侄女，班彪之女，家学渊源，名门闺秀，还当上皇后与诸贵人的老师。可惜，她十四岁嫁给曹世叔，早早就守寡，偏偏还活得很长很长，一生像是没有个尽头。

至于蔡文姬，那更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了。尽管我偶尔说风凉话，夸蔡文姬先嫁世家子弟卫仲道，再嫁左贤王，三嫁董祀，个个皆是出色人才；可是，她内心那个苦啊，化作《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仍然字字道来皆是血。试想想，十六岁成亲，十七岁守寡；二十三岁被左贤王纳为妃，三十五岁被迫扔下两个儿子回国改嫁。——什么马革裹尸的悲壮，什么逸兴横飞的豪爽，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这些豪迈或爱国，就变得荒唐而可笑了。

到了初唐，上官婉儿则是一个“自作孽、不可活”的典范。她太能了，不管是诗文，是权谋，是政治，是男人，她样样都要争，浑身上下都是精力，一会与这位勾结，一会与那位篡谋，有空便勾引个把情夫，最后还是叛变的主谋者之一，落得个身首异处。死不可怕，上官婉儿什么都经历过了，照理说也不枉一生；然而，她的人生历练，不过是从一场阴谋跳进另一场阴谋，没有美好没有光明，这样的阅历再丰富，她的生命还是干瘪的。

当然，历史上还有一拨才貌双全的人，她们是妓女，才与貌都是职业要求。才华与宿命有多大关系？可以说，像史上以才著称的妓女很多，如薛涛、鱼玄机、刘採春、李冶，哪一位有好命运？晚近一点的如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兰等等，谁不是一流的人才？但是，她们都过得不甚愉快。

我相信，在那些妓女当中，花魁莘瑶琴算是过上了正正当当、明晃晃的生活。不过，她的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牺牲了自己的品位和爱好，挑了一位贫穷的、地位低下的卖油郎店小二。幸好，莘瑶琴虽美，但似乎没有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文化追求；所以，她最后还是能够低下身子，低到尘埃里。要换一位女知识分子，你试试看？就算是一辈子在窑子里，也不能嫁给文盲啊。

感情里，从来不是说男人对你好就一切都好的，和一个自己看不起的人过一辈子，有何幸福可言？可惜，这些才貌双全的妓女们看得上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娶她们。董小宛是例外，当上了她仰慕的大才子冒辟疆的妾。可是，冒从没有爱过她，人家从来没把她当过人来看待，她最后是活活累死的。——这才给了冒辟疆一个悼亡的好题目。这可能是董小宛对于冒辟疆最大的价值了。

因为会写诗被冤死的皇后

性学家刘达临曾在《中国古代性文化史》里，分析了为何人们会有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一是认为女子有才则易不贞，二是认为女子有才则命途多舛，三是认为女子多才易短寿。由此看出来，人们的那些观念多么有毛病。当时人们认为，崔莺莺的失身就是因为能写诗酬唱，能写出“待月西厢下”，才导致崔张结合。其实，都快二十左右的女人男人了，是时候恋爱了。古时那些乡下女人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那巨大的人口又是怎么繁殖出来的？

至于说娼家多吟诗作画，会写诗文就是与娼家看齐。这纯粹是把因果颠倒了。是因为略为读过书的男人都希望找到能沟通的女人，而家里娶的又不识字，外面的妓女为了迎合这个市场才立志学诗文的罢。

古代倒是有一位仅仅因为有才华而蒙受冤屈的女子。这位女诗人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懿德皇后，名叫萧观音。她爱好音乐，善琵琶，工诗，能自制歌词。被道宗疏远后，她想挽回道宗对自己的宠爱，曾作了一首《回心院》，词中尽是“扫深殿，待君宴”、“拂象床，待君王”、“换香枕，待君寝”、“铺翠被，待君睡”……的艳句。以这首诗之妖娆而露骨，不知道道宗看了之后，是感动于萧后的情意绵绵，还是对这样的淫词艳曲皱眉？

但既知萧后有此写艳情小说的潜质，别人的诬陷就有希望了。皇后得罪了宫婢单登，单登便与南院枢密史耶律乙辛勾结起来，把一首《十香词》的黄色小调栽赃在萧后身上，说她与伶人赵惟一私通。萧后曾写过“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娱汉王。惟有痴情一片月，曾窥飞鸟入昭阳”一诗，也因其中含有“赵惟一”三个字，被当作了证据。道宗赐死了皇后，把赵惟一灭族，萧观音的儿子虽是太子，也被害死了。

我看过《十香词》与《回心院》，发觉两者的诗风十分接近，一脉相承。我相信，道宗轻信他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皇后此前写来的《回心院》作了铺垫；要知道，辽朝不比唐代，能写出这样水准的诗词的人，全国屈指可数。道宗能不相信吗？当然，夫妻之间写隐秘的色情诗互赠，道德上完全没有问题；但萧观音不该让那样的诗流传出来，连一千年后的百度上都随便可以查到。这就给小人留下了口实，“艳诗门”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虽然后来阴谋被揭露，这些干了龌龊事的人都被杀了，死了的也被开棺鞭尸。可是，观音姐姐已经不能复生了。几百年后的纳兰性德犹自寄词道：“看胭脂亭西，几堆尘土，只有花铃，绾风深夜语。”

说是萧观音能书能诗反而害了自己，也对，可是并不能证明女子无才才是好。在宫廷斗争当中，被伤害甚至蒙冤受死的女人车载斗量，但只有萧观音等不多的被当做值得追悼的悲剧广为流传，而那些平庸的女人，哪怕是国色天香，因为不写字，真的“死无对证”。

她们更冤。

冯小青之死，是因为不肯做寻常女子

认为女子多才易短寿，牵强来说，算是理由。如果物质条件十分好，又过着不用头脑、浑浑噩噩的生活，的确会保养得好一些。就像某些明星，四十岁看起来美貌不亚于二十岁，大概是脑子闲着无须消耗无须排泄的结果。而饱读诗文，对人生、对自我看得太透彻的人，思虑过多，也许会对身体不好。像林黛玉与香菱都是早夭。钮琇在《觚賸》里记载了明朝一位叫叶小鸾的才女，她娟美敏慧，十岁能韵语，十七岁死，她所存的诗词，人称之为“皆似不食人间烟火”。这件事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有人议论道：“惟其这样有才，所以不免夭死吧？”老天或许是公平的，女子本就是比男子更高等的物种，又美貌，才气又高，哪能便宜都占尽了，只好在寿命上吃些亏，活得短一点了。

冯小青便是富于才华而思虑过多、忧伤夭亡的个案。她本是世家出身，父亲还受封为广陵太守。不久，燕王朱棣夺位，冯家被株连全族，年方及笄的冯小青当时恰随一远房亲戚杨夫人外出，幸免于难，慌乱之中，随着杨夫人逃到了杭州。另据考证，冯小青在出嫁前是“扬州瘦马”。“瘦马”，指的是那种经过专门培训，学一些吟诗作画、调琴弄弦的本事，以卖给别人作妾的少女。十六岁的冯小青便被武林（杭州）富商冯千秋买回来了。奈何冯千秋本身没什么能耐，又有一位剽悍的大老婆，最后就把冯小青赶到孤岛上软禁起来了。

冯小青不得不寄情于诗画，比如汤显祖的《牡丹亭》。读了这样的“淫书”，寂寞如小青，岂能不中毒？她幽幽地写下：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冯小青还像杜丽娘一样，请人画下自己的写真，最后，忧伤而亡。

上世纪初性学家潘光旦曾有专著写过冯小青的“性心理变态”，说她是一位如水仙花般的“影恋者”。她的死，是由于对自己的真实欲望缺乏省察，而屈从于社会暗示的结果。

冯小青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做一个寻常女子。事实上，惟有平庸而简单的生活才可持久地幸福，她自恃能诗、能文、能画，便不肯放低身段，又怎么可能幸福？冯小青以为书中能找到幸福么？书是给人做梦的，是用来逃避现实的，她偏要从梦境中寻找行动指南，被自己的幻想所裹挟。这就是缘木求鱼。

况且，冯小青又不是西子王嫱，只是一个小妾。她的另一首诗写道：

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朝阳第几名？

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这与古希腊神话里那位自恋而死的纳绪索斯，又有何区别？“岂独伤心是小青”，以自己的名字入诗，非疯狂自恋者、非狂妄自大者，是干不出来的。冯小青的悲剧不能全然归咎于社会，更是在于她的水仙花情结，也就是潘老毫不留情指出的“性心理变态”。

到此，就可以明白为何自古有道“红颜多薄命”、“才女多薄命”了。一方面是因为美女、才女更被世人关注，所以留下更多的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她们比寻常女子更自负，对人生的期望值更高。而且，悲剧感与受难感能给人以崇高的美感，对才女而言，小而言之是获取灵感，大而言之是反衬出自身的存在价值。幸福的本质是平庸的，但这些才女们往往不甘心平庸。如果你要寻找不幸，那么，你就必然不幸。

虽然说“江山不幸诗人幸”，男人也喜欢悲剧感；但他们的眼界总是要开阔得多，他们以整个广袤的社会和天地宇宙入诗，诗文可以感时忧世，但个人生活完全可以很安逸。女人呢，她们的创作总是不离自身的生活，诗苦，人也苦。

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赞成“反智”。我向来认为，能够看清这个混沌的世界，敏锐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快乐和苦难，远比浑浑噩噩、无知无觉要美好。这是冯小青之死的意义。

女人太过主动，就是死路一条

在历代的情爱故事里，几乎永远是女性占主动。《莺莺传》就是一个例子。勇敢的总是女人，担后果的永远是女人。不管是才华横溢的才女，还是头脑清醒的妓女；是出身高贵的大家闺秀，还是贫寒的小家碧玉，总是难以避免走上这条道路。

唐代皇甫枚所作《飞烟传》，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步飞烟是一个叫武公业的官僚的爱妾，有绝色，有文才，爱上了邻居一个大户人家的子弟赵象，两人通过诗词歌赋传情，后终于私通。一年后，被武公业发现，把她绑在大柱上，鞭打至浑身流血。步飞烟只说：“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深夜，她喝完一杯水后便气绝身亡。而她的那位赵象哥哥，则连夜逃窜去了。

或许可以说，这个故事所描述的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婢妾的性烦恼。不过，故事的结局都是相似的，都是女子独力承揽了所有的后果，要么为了所谓的“爱”坚贞赴死，要么苦苦追求、终于把那个懦弱的男人绑上了婚姻之船。不同的只是故事的开头，只是在于这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赵象还在居丧期间，远远看见邻居小老婆的美貌，马上倾倒，立即展开强烈的爱情攻势。一看，就是想找一夜情的登徒子。

我很不能同意关于古代情爱传奇故事的评论都是“抨击封建礼教，歌颂恋爱自由”，其实，故事中造成悲剧的仅是礼教吗？步飞烟已嫁为人妾，放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基本的责与权的问题。她在道德上的漏洞还是其次，因为一旦这段感情修成正果，这就叫勇敢追求爱情而不叫偷情了，这个缺憾就弥补了。其实，她最大的错是识人不明。步飞烟中了文艺女青年的毒，她过于相信才子气了。其实，才子几乎是最不靠谱的一种人，会写几句情诗根本什么都证明不了，尤其是人品。

基本上，古代爱情传奇里，女人总是善良、纯洁（哪怕她是妓女，也是内心很单纯的）、勇敢的，但最后决定结果是喜剧还是悲剧的，几乎都在于男方。如果这个男人懦弱而头脑简单，完全听从女人摆布，那么就会终成眷属，皆大欢喜；如果这个男人再混蛋一点，出卖女人，那么就会是悲剧。

所以，我总是怀疑那些故事里谴责的不是“封建礼教”，而是男性。

到了宋代，许多话本都以爱情为题材，比较著名的如《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里的周胜仙，都是主动追求情郎，遭受外界阻力之后，不惜为之生为之死。——她们都为情郎死过两次。

这两个凄凉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女人太过主动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就是死路一条。而这两个男人嘛，按他们这么逊的条件，能娶上老婆就不错了，有美女送上门来他们哪有资格挑？实在看不出崔宁爱秀秀、范二郎爱胜仙的一丁点痕迹。

爱情悲剧当中，有多少是因为外力的阻隔呢？多数还是男女的价值观不一致，对感情的态度不相同而导致。这一两千年以来，技术是进步了，社会形态和结构是改变了，但是，人心并没有多大变化，伦理也没有多大变化。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今人一定比唐代人幸福。崔莺莺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同样无法回避。

私奔就是自动地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准

从《西厢记》开始，爱情故事形成了一套“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套路。这几乎是宋元以后出现最多的爱情母题了。《红楼梦》的贾母诌了一出“掰谎记”，简洁明了地评定了这些才子佳人小说的套话：“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

《墙头马上》显然就是贾母批判的蓝本。把这个元代白朴写的杂剧故事拆解出来，便是古代戏曲的常规套路，可供有志者观摩、描红。尚书裴行检的儿子裴少俊在经过洛阳总管李世杰的花园时，在马上看见他家女儿倚墙而立，便写诗投入。李千金写了答诗，约他当夜后园相见。少俊果然从墙头跳入，两人就此私奔，李千金跟着裴少俊回到长安家中，藏身在后花园。两人共同生活了七年，生下一双子女。

李千金的父亲李世杰担任的洛阳总管不知是一个什么职位，但此前他的职位是京兆留守，而隋文帝最宠爱的长子杨勇也担当过此职，说明李世杰应当也是一位大官僚了。但很显然，所谓的贵族少女李千金，她血管里流淌的却是平民的血液：粗俗、泼辣、不敏感，对生活的品质毫无要求。正是如此，李千金身上更多地表现出市井女子的性格和市民社会的市俗化的趣味，与崔莺莺这样的才子佳人分属于不同的阶层。

七年后的清明节，裴尚书偶然来到花园，碰见这对小兄妹；裴尚书认定李千金淫奔，命少俊写休书赶李千金回家，却留下了两个小孩。其后裴少俊中了进士，任官洛阳令，希望与李千金复合。李千金有小姐脾气，执意不肯。最后，裴尚书知道李千金是旧交李世杰之女，以前也曾为儿女议婚。一番求情之后，夫妇二人破镜重圆。

不要问裴尚书七年之后才在后花园发现自己添了孙子是否合理，杜丽娘不也是十六年不知自家有后花园吗？奇就奇在这种一见钟情的模式，简直是过把瘾就死。很难想象，在以前那么保守的社会里，哪里来的李千金，刚打了个照面，铺盖都不卷就跟着男人跑了。而今天，要建立正式恋爱关系，摩登的美国女郎的底线是上床前须约会三周（热门剧集《老友记》），而在中国，这个底线则应当修订为约会三个月。

而且，像李千金那么豪迈开放的古代女子还多的是，比如璩秀秀和周胜仙。璩秀秀软硬兼施，逼着崔宁当夜就要做夫妻，估计是怕夜长梦多；要是崔宁认真想清楚了，宁愿打一辈子光棍也未必敢冒这个险了。

早在唐代，白居易就有一首《井底引银瓶》的长诗专写小家女“淫奔”的事：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

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

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

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

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

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

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

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谁不知道“慎勿将身轻许人”呢？其实这些女人都是逼出来的。她们平时都被锁在深宅大院里，见不着男子；好不容易看见个平头整脸的，一旦错过，机会永不再来，一辈子就没指望了。所以，犹豫不得的。

一见钟情是需要好命的。父母的开通先不说，但碰到像裴少俊对待感情这么认真执著的男人也真是十分不易。大部分主动跳出来追求一见钟情的女人，不是被什么封建制度，而实在是被男人伤得鲜血淋漓、粉身碎骨。

一般价值观念里，好女人最重要的就是爱情与婚姻，而男人却是一个社会动物，他们身上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和担子，感情只是他们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不能怪他们功利。女人对感情的偏执与投入是男性无法想象的。

退一步说吧，即使幸运如李千金，私奔也是自动地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准，七年啊，藏着掖着做一位花农，有家不得归，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本来，再等等，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好好地做尚书儿媳的。

杜丽娘一直受到良好的教育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些有能力让子女受教育的官宦人家，实际上并不打算实践这一句话。

《牡丹亭》里，杜宝夫妇是那个时代最为标准的大户人家，以二人教育女儿之严苛，杜丽娘十六年不知道家中有后花园。但他们在对女儿的文化教育上，毫不含糊。要求女儿“长向花阴课女工”，看到杜丽娘白日睡眠，杜宝呵斥道：“适问春香，你白日睡眠，是何道理？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这都是你娘亲失教也。”母亲也有说法，要求杜丽娘“念遍孔子诗书，但略识周公礼数”。

杜宝夫妇还亲自考察和延请腐儒陈最良为女儿的师傅。陈最良曾问小姐读什么书，杜宝详细地做了回答：

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则看些经旨罢。《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此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他是个女儿。

男四书，即通常说的“四书”。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小戴礼》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女四书，为对女子施行礼教教育而编写的“四书”。可见，杜丽娘所学，除了礼教内容之外，还是有不少基本的诗书文化的。

当然，一般的闺塾教育，绝不至于十六岁才开始，而是在学龄儿童期间便已展开，《牡丹亭》中如此写，只是为了叙事方便，方便杜丽娘在读完“关关雎鸠”之后，就马上为诗所感动，游耍后花园，从而梦见柳梦梅。从这个角度来说，倒可以认为女子有了才华就容易不贞，女子有了才华就容易短寿。——这不，马上应验了吧？

事实上，在清代，闺阁诗人是非常多的，而且已经成为庞大的女诗人群体，数量当以千计。这些女诗人大多是名门闺秀，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佟佳氏是睿恪亲王如松的福晋，就是当时颇为有名的女诗人，儿子淳颖，孙子禧恩、宝恩也都以诗才知名。而更为有名的是纳兰性德、纳兰揆叙和纳兰氏兄妹三人，都以诗词闻名于世。此外，杭州许氏一门三人、仪征阮氏一门八人、太仓毕氏一门三人、杭州孙氏一门六人等（单指女眷），都是诗坛表表者。

可见，《红楼梦》里，贾府年轻一代的女眷个个能诗会文，并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当时流风所致。正如里面提到女孩儿结成“海棠诗社”一样，清代的女诗人的确也流行结成诗社，互相唱和。

尽管已经对于女子的诗才有了略为宽松的氛围，但并不宜认为这就是一个利于女子成才的时代。别的不说，单是女子身份，就必然要求其在操持家务的同时，还担负着教育子女的重任。这一点，消磨掉女人足够多的才华与灵气。

事实上，让我们无法走远的通常不是狂风暴雨，而是脚底硌人的沙子。

看那些故事里，女子总是那么的完美：美貌、才气、勇敢、坚贞。而男子的优点，却常常只有老实或有才华，还只能是二选一。我们可以看到，有才华，其实在人们心里永远是美德之一种。

这些崔莺莺霍小玉杜丽娘们的光芒，照见了人们内心的自私、懦弱、胆小、畏葸不前。然而，历史上那么多如此美好的女性在追求感情的道路上头破血流，被爱情这种东西辗得扁扁的，我们在感慨之余，难道真的相信是那些勇敢、坚贞、热情导致了她们的不幸么？不，这些普世价值观永远没有错。错的是时代——一个美德难以生存的时代，必然是有问题的。

可惜，崔莺莺的时代过去一千年了，今天我们的“封建礼教”不剩下多少了吧，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爱情的不幸？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生活学习爱。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像骆驼穿针眼，如此艰难。为什么神还是不肯悯恤我们、原谅我们、安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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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又意外的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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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公布了与崔莺莺的性爱诗

分手若是分得好，便是永生

小人之语，是元稹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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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露牡丹开：古代文学中的性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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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娃不是靠爱情吃饭的，是靠智慧和奉献

她们无一例外爱上的都是自己的嫖客

古代妓女的核心业务之一是谈情说爱

杜丽娘的性梦中有位陌生人

三巧与潘金莲一样是“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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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里的爱情：欲海慈航度情人

普救寺里的和尚有六根未清净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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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妻容易，改嫁也容易

朱买臣之妻自求离婚，覆水难收

王肃夹在两位贵族妻子间，郁闷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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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被大贵族们抢亲

投资一个有潜力的男人

中国的弃妇都有殉情的传统

才女的格局：女子无才不是德

实际上，有才华一直被视为女子的美德

谢道韫才高，王凝之窝囊

赵明诚给李清照指定了死法

那些才女的生命都是缺憾

因为会写诗被冤死的皇后

冯小青之死，是因为不肯做寻常女子

女人太过主动，就是死路一条

私奔就是自动地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准

杜丽娘一直受到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