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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自　序

世界文明的河源

中国与西方之始分歧

西方世界劫初成时

恒河畔金色莲花

问史于中国

汉文明的叶嫩花初

周朝的礼乐

秦汉私情之美

井田经济的翻新

历朝治乱离合

民间五月的清

平人的潇湘

清末以来

太平军起义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民国世界的王气

国民革命军北伐

抗战岁月

跋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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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中日战罢，如苏轼诗“旌阳斩长蛟，雷雨移苍湾”，我随雷雨移于温州，始写此书。每闻邻女夜织，天未亮又后院作坊捣纸浆，我也坚起心思来写。及中共南下，我出奔日本，在日本又写。凡五易稿，费时六年，书成。

我写此书有一种凄凉，一种欢喜，前人说身与货孰亲，我是现在才文章与身相亲。

今朝艳阳天气，爱珍誊清，我写序，进行付印。愿以此书，使自身安吉，眼前人长久，及我同气连枝诸众，无论相识不相识，或在大陆，或在海外，居者行者，皆能留得青山在，必有一日开出新的太平世景，则今时的忧患亦是有益的。

忧患弥见人世自有贞信。惟废兴之际，时机不可性急，知人还要知天，而且现前的亦要仍能是好光阴。

清末以来的变动，皆由接触现代西洋而起，到得今天，应已能知己知彼，若有风光，还要彼此相忘。

打天下亦只是闲情，我此书能被当作闲书，无事时有事时可以常看看，即是我的得意了。

1954年春于日本

世界文明的河源

欧洲的地下考古，及摩尔甘调查易洛魁蛮族的报告，作成今人关于古代社会的知识。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至第二次大战前夕，又发掘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阿瑙，伊朗高原的古都市苏撒，毗邻亚述的古墟及印度全境，出现了全新的证据，它不只是异类的，而且有为今史学家所不知的文明，以致他们无法处理，因为人是要自己亦是美人，陌上拾得旧花钿，才能知昨天有美人在此经过的。但阿瑙及苏撒的出土物迄今虽还只是专家手里的材料，而像地上桂枝，已够喜鹊衔来搭成桥，走到古代世界的银河了。

太古印澳非之间的大陆渐陷为海洋时，曾在此居住过悠久岁月的人类一支深入澳非内地，一支迁至中央亚细亚。及旧石器末期，此中亚盆地又渐成沙漠，漠北白种人愈北去深入于森林沼泽，停滞在渔猎。漠东黄种人亦陆续更东徙，先行的至满州一带，尚只知渔猎，后去的至蒙古一带，始进于游牧。而漠南黄种人及漠西南白种人则移入阿瑙苏撒地方，发展为定居的农牧，建起新石器时代的始生文明。

阿瑙石器估计起自公元前九千年，石器铜器并用起自公元前六千年，铜器起自公元前五千二百年，苏撒亦相仿。

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已有石制的锄犁锹镰斧锯，及耕牛骆驼骡马，能建屋造船，发明了滑车杠杆，应用轮盘于辘轳，且会立石柱测日影，制定历法。陶器的形状及绘画多是几何学的，亦有自然作风的写生绘，明朗而无图腾。有阳光与音乐。有数学。

火的发明是在前，但至新石器人始知以火烧除森林草莱，开辟出广大的耕地，本格的农业遂成立。农业作成定居，定居又把渔猎及游牧变成畜牧。火又引出铜铁来，前此旧石器时代不知经过多少万年，而新石器时代则在短短几千年中，即进入石铜并用及铜器时代了。

中国有女娲氏炼五色石补天，烧芦灰填地的古说，那石即新石器，五色是有铜铁在内了，而烧芦灰则是焚森林开辟出耕地，为前此旧石器人只用石斧砍伐所必不能的。当初看见土壤露出来真是件喜事，遂对于大地有了新的感觉，而且天为鲜洁明静的泥土所映，亦成了昭明的天，补天填地是有了新的日月山河了。印度人对这件事的记忆有传灯古佛，波斯人且拜石拜火，但皆不及女娲的故事平实。而希腊人说火是普洛美修斯从天上偷来，那是因希腊人的祖先不曾参加过发明火，后来才从埃及巴比仑人那里窃得的。

女娲之前，有盘古，盘古开天地，用的一把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只是自然形状的锋利石片的摹制品。而新石器时代的斧，则更磨光装柄，且轮廓线条变出花样来，斧才不只是工具，而亦呈生命的姿态，自己会得生长，演绎出滑车及杠杆了。

恩格斯说人与动物的分界是人能制造工具，但他不知制造尚有摹制与创造的分别，摹制仍是凭借外物，而创造则是人的流露，新石器的斧比旧石器的不只在程度上更复杂，而是还开了一个新境界，人才在天地间有着他自己的东西了。罗素亦惟知摹制，他以地图为喻，说地图非事实物，但亦非虚幻，它是摹仿地面的，而可以准确到与地面相符。但是地图到底于人不亲。

再说滑车及杠杆的发明。现代的机器亦不过是工作机与传递机与动力机的组合，而新石器时代已有滑车则是第一次出现传递机，故又诱发畜力风力水力的利用，把动力机亦渐渐催生，而且对工作机生起更复杂精密的要求，渐渐离开石器，应用铜铁了。

这传递机的巧妙全在轮盘。中国《周礼•考工记》里说轮人如何造轮，竟是把来作为礼，印度亦佛经里有转轮圣王，又说世界为风轮所持，而且这轮竟是法，“三转法轮于大千”，我们的祖先当初发明了轮盘原来有这样的高兴。西洋人则没有这种记忆。

H. G. Wells的《世界史纲》里称阿瑙苏撒时代是日石文化，V．G．Childe著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里称旧石器人为绘画的民族，新石器人为音乐的民族，而且已有氏族社会。日本关于这方面的介绍，有中原与茂久郎的《西南亚细亚文化史》，杉勇的《西南亚细亚文化之源泉》。而我现在，则以一个中国人来说明这件大事。

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亦如他们的石斧，只是外界自然物的摹仿，著的颜色没有光，多是灰色似的，其有用浓烈的颜色的，亦惊恐刺激混浊，是人的沉重的存在。而新石器时代的音乐，则是生于喜气。

轮盘及杠杆滑车辘轳是流丽的节奏的源泉。但音乐虽成于节奏，而不止于节奏，新石器时代是更因正式出现了产业，并且有了好性情，劳动不再只是手段，器物不再只是工具，而亦是赏心乐事，人乃从需要与应用的小范围里解放出来了。前此旧石器人的脸都是凶恶的，要到新石器人才会得喜笑，故能有音乐，而且主言语亦活泼发达了。

后世有悲哀的音乐，但《乐记》“乐者乐也”，音乐是快乐。而且八音皆与产业及人事相连，是故乐在中国乃是礼乐的乐。印度虽有天之伎乐，希腊亦有日神爱坡罗手执金琴，但皆与产业及人事相失，对新石器的音乐传统隔膜了。至于今之史学家，说音乐的起源是为了劳动的协力，及吹管象百兽之声以诱百兽，且有巫咒的作用，这种一是需要，二是摹仿，三是巫魇，皆惟从蛮族人及现代西洋人的祖先考查得来，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的却并不如此。

彼时言语的发达，亦非只因物类增多，劳动复杂，言语在应用上的需要扩大了，而是更因文明开拓了无用之用的领域，让言语可以逍遥，摇曳有姿，如中国人的看书是说看闲书，说话是说闲话，国家兴亡大事亦是渔樵闲话。而《诗经》里的“爰居爰处，爰笑爰语”，还比印度的“佛以一音演说法”更有人世的热闹活泼，此即是言语的有风光。中国语不但音韵发达，而且言语自身即是个意思无限，远非惟为需要及应用的西洋语所能及。西洋人虽有舞，而其日常动作皆是直线的；虽有音乐，而其言语则只是工具，故其舞乐亦不过是手段，为了艺术的需要。

阿瑙苏撒时代亦有了人的天下世界的风姿熠熠，故有音乐，有笑语晏晏，有可喜乐的太阳。前此旧石器时代亦有太阳，但照在洪荒草昧的自然界，连太阳亦是迷惘不安的；新石器时代则照在妙相的人间，故太阳乃亦是音乐的妙相的了。连原有的绘画至此亦成为妙色，而与音乐生在一起的舞亦成为妙舞，当时乃是这样一个有妙相妙色妙舞妙音声的阳光世界。

佛经，“尔时光明过百世界，遍照东方千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尔时世界在光明中微动，空中雨宝摩尼云、宝幢云、衣裳云，尔时光明中出妙音声，颂扬如来现相”。而中国人说的则更即是历史，《尚书》里有寅宾出日，寅饯纳日，以及光被四表，百姓昭明。西洋人可是远远望过去惟见神的头上有一圈光明，小得很，而且必与黑暗对立。今之史学家又说古人惟为农业的需要而发明历日。此皆是他们没有阳光世界的胸襟。

中国人对于岁时节气的亲切，并非因其农业社会，西洋在农业社会时代亦没有过对于岁时节气的这亲切。亦惟中国人记得音乐是出生在新石器时代，说女娲始作笙簧，而且知道音乐与天文数学是生在一起的，统归于律历。《汉书•律历志》，“度者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黄钟之长是九十黍，惟因黍有大小，不能尽准，故又埋律吕之管于地，取验于节气。

数学始生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只是动物身，却还可以是如来身，天不再是洪荒草昧的自然界，而是昭明的天。这天人之境便是荡荡乾坤，清平世界，有光阴迢迢，风景无边，而这亦即是数学的0无有内外，点惟有位置而无面积，线惟有长而无幅与厚的由来。是故数学与其说是理，毋宁说是妙相，印度的数论师是相宗，而中国亦以数学通于天人之际。

西洋人不知文明是这样虚虚实实的存在。故罗素说0是一个群或团或类，殊不知0时尚未有一，如何能有这一群一团一类的一？而且数学是演绎的，归纳但是演绎行程中的段落，他以归纳法作成的群或团或类乃是科学的，而非数学的。以归纳法作成的0，即有内外，有非0的部分，有限而不精密，又如何能是数学的0？

0亦即是点，是点之初，从0生一，此时0遂是点了。又从点生线，从一生二。是一路演绎的过程，《隋书•律历志》有“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这“传曰”真来得辽远，乃是从新石器人传下来的。

旧石器时代亦有物生，但渔猎人对之不注意，是新石器人有了农牧与手工业，才看着并且晓得种的秧苗，养的小羊小马，一天天在生长；又因耕地纺织，才晓得工作的进度，不像渔猎人的只有得，或失，而没有已做了多少，还要做多少的认明。而且是在这种工程里，人才觉得了日影在移动，注意到它的一寸寸。

人世的诸般妙好，皆是一个生命的演绎，而在劳动中有着人与物的亲情，好比女孩子刺绣，看着绣的花从自己手里一朵朵生出来，有欢喜。因是一物的生长，故秧苗及小羊小马及纺织物的一节节发育进展，与日影的一寸寸换地方，皆不过是位置的移动。且因新石器人已有轮盘滑车及杠杆等，这种移动皆在手工业里压缩，变成更显明活泼的可被觉察，可被计算了。

数学从点有线，最短的线是二点，即是二黍。而数字从一到无论若干，皆只是点的线的演绎，故数从度，大小多少皆惟是长短。

从点线又有自理，如连结自理，两点之间恒可作一直线，亦只可作一直线，此即因是数学的点线才可能，若点有面积，线有阔厚，则或许可能作一直线，或许可作许多直线，亦不能有那样的自理了。自理又演绎而有定理，如欧氏几何学定理，自理从来只有这几条，而定理则可以多至数百条。数学在西洋，定理是希腊时才日益完备，但那自理则埃及时早有，而且远在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已早有着的了。

点演绎为线是一生二，点线又演绎为自理是二生三，自理又演为定理是三生万物，这是四个顺位。但这四个顺位不单是数学的，亦要是人事的，才算得文明的遍在。如在中国，仁的演绎为义，即好比点的演绎为线。仁义亦即忠恕，忠己恕人，人是己的推广。但一人是人，二人则是朋友或夫妇了，这朋友或夫妻对于二人乃是新的东西。义又行于亲疏尊卑之别，而有五常，五常是人事自理，又从五常推广而为治国平天下，如洪范九畴，则是人事定理了。仁一义二，五常是三，治国平天下是三生万物。

可是这四个顺位在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尚未具备。彼时在数学上，是定理未备，亦即万物未备，而止于三顺位。在人事上更连这三亦尚未建立，新石器后期虽出现父系社会，渐有五伦，可能有了一常二常，但未备五常，至于治国平天下的理，当然是更尚未演绎得到。彼时但有人的妙好，这在后来惟印度人保持原状，如西域壁绘里有一群菩萨在路上走过，那眉目清扬，完全是平人陌路相逢的桃笑李妍，但是未能以这份潇湘行于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

文明的四个顺位，乃至亦遍在于人事，是后来到了中国才达成，故惟中国人能如此清楚，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则惟止于三，且连这三亦不遍不备，故后世印度沿承，转为佛法僧三宝，西洋更歪曲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及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

西洋是从巴比仑埃及时起，已因奴隶社会而损害甚至丧失了这份平人的潇湘，他们在最健康时亦惟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那平等不过是对等，当然更没有五常。西洋是虽有五伦，而无五常，有社会而无人世，有时间而无光阴，有空间而无位置，有地球与国际而无天下世界，是故数学成了独立，而在人事上则连文明的点线亦已迷失，不知可以有虚虚实实的存在，连他们的人亦是高等动物，高等而已，仍旧是动物。他们的哲学追求本体，是唯心的，或唯物的，要用气力来唯，故有了客观的逻辑，必还要有主观的辩证法。

本体之外有认识与实践，那本体即不是一切，不能自行。西洋人连对于数学的0及点线亦一说便成曲解，哲学更从二点的矛盾关系开始，线是二点之间的关系，其点线皆是有面积而位置可疑的。至于逻辑，它宁是后天的。逻辑只是轨迹，数学的演绎才是白马金轮，而哲学却以法求法海，以逻辑求点线。故又要实践，因那样的点线不可以演绎，若可演绎，它必是自行的。

倒是印度人晓得本体是文明的虚虚实实的存在，说“法不实不虚，非有非无”。法不是理，故非辩证的，亦非逻辑的；辩证有作，而法不可作，法只有自行的。逻辑无相，而法则亦是相，其演绎是点线的相好妙严。印度人很晓得法是演绎的，故不说从二点开始，而说从一开始，“法不二”。且又说“法不二亦不一”，则是点之初的0了。0是万法之海，而演绎则从0之为一而开始，故曰“佛以一音演说法”。但印度亦五常未备，即文明的四顺位在人事方面三尚未备，且以为三即是万物，佛经里说一说二，而随即跳到“万法唯识”的万法。五常未备，即不可能演绎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法，如数学的自理未备则不能有定理，若有定理，若有万法，那亦是造作的靠不住的，故说万法皆幻，是有为法，难免劫毁。连释迦至此，亦演绎不去，行不去了，故退回到点线，甚至只要一之初，他的涅槃是尚未成为点时的0。

但印度到底还有文明，这文明在印度不过是生长停滞了，而在西洋则已全然不见。西洋语的文明与文化，一是物质的，一是精神的，或一是基层，一是升华或反映，但说物质的或精神的，乃是色相两不具足，升华亦还要看是毒菌不是，反映更不过是个影子，而下层上层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则根本没有个自在。中国说天地人，而西洋说人类，人不过是一类，只有他们的神是无可比类。西洋人是未得人身，即一半是兽，一半是神，像希腊神话里的半马人。

我在这里，是用《易经》里“天下文明”的文明，对佛经里的“无明”一语而说的。无明亦可有文化，但不是文明。文化或可以有西洋的东洋的，文明只是这一个，没有东西二洋之别。

文明是有人的位置，物的位置，不只是空间，却还有人世，不只是地球与国际，却还有天下世界；文明的演绎必是吉祥嘉庆的，而实从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开始，故我称那个时代的为始生文明。

却说新石器时代的女娲又是新的女人的出现，而前此的盘古则是男人。旧石器时代只有渔猎，以男人为主，女人惟保管及分配。至新石器时代有农牧，财富增大，保管及分配变得重要起来，又且是女人领导生产，男人在开始一段仍惟渔猎，农牧多在女人手里，故女人的地位提高。而以女人为主，乃有氏族社会，不像前此的只是群。这在后世人的记忆里，尚有埃及巴比仑的伊什斯，印度的观音，日本的天照大神，以及希伯来人的夏娃，皆是女身。《旧约》里的夏娃吃无花果，从此开始了人类的劳动，与西洋神话里潘特拉的开了知识之箱。地母的驾龙耕种，皆是有来历的。但仍以女娲的故事为最本色。

女娲却并非女酋长，而阿瑙苏撒的亦并非母权社会，因为权的开始出现是物权，又强化于战斗，但这两个因素彼时皆没有。

今时落后蛮族及西洋人的祖先，皆有女权社会。他们是未发生私有制之前早已发生了物权。他们的原始共产社会乃部落的私有，共同的私有权，部落与部落之间有争物权的斗争。此外他们的人亦仍像旧石器人那样的，见了生人就要斗，只因对外界充满恐怖。他们的母系社会因此亦必定要是母权社会，行于征服与被征服，女酋长连带亦征服了男人。可是其后男人来了反征服，女人乃被判决了是犯罪的、不洁的，这而且成为一切宗教的共同之点。

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则因有人的位分，物的位分，故可以不发生物权与统治权。彼时是人与物皆有了新的秩序，但与统治权无关，而只如同数学的顺位，如同花叶枝柯的条理，乃至可以渐渐有了政治而仍不发生政权，渐渐出现了私有制亦仍不是物权。而因此亦没斗争。前此旧石器人的为抢食物，及因对外界的恐怖单是见了生人就要斗，至此是没有了。好斗的是漠北白种蛮人及漠东黄种半蛮人，但他们早已分头远徙，而此地阿瑙苏撒一带则部落与部落之间并不发生贫富不等，亦且惟有氏族，而未成部落，因部落是临外敌或迁徙时才形成的，而彼时却只是平衍的聚居，故不发生部落对部落的物权与斗争。

彼时是有过这样和平的，故中国人及印度人皆说太古极好，乃至西洋亦有世界最初是黄金时代的古说。但西洋人说黄金时代过去了，后来的是银时代、铜时代、铁时代，越变越坏了，中国则不薄今人爱古人，孔子称尧舜，而他亦说周朝好。这些暂且不表。

这里单说阿瑙苏撒新石器时代女人的地位虽高，而且是他们开了文明，但后来男人亦渐渐来与女人一道农牧，女人便在若干工作部门让了出来，这都是好商量的，因为没有权的问题。而且此后虽是男人多做生产事业，但把生产的结果变成衣食器皿室家之美则仍是女人，故女人是文明的始启者，而其后亦一直生于文明；男人的地位，虽提高了，女人的地位仍不因之降低，而母系社会乃自然解消，变为父系社会。

这历史的传统后来是惟在中国不坠，中国人即从来不说男权女权，故对于女人特有一种平正。今史学家说的女酋长与母权社会，实在很难听，幸得那是说江南甄家，而我们自是金陵贾家，两家并不通谱。早先阿瑙苏撒时代由母系到父系，不过是夫妇定位，父母定位，其出土品所以没有一点经过争斗或革命的痕迹。而中国的传统，起先盘古，后来女娲，再后来黄帝与嫘祖，黄帝与嫘祖夫妇的出现这样自然，这即是历史的清洁。

阿瑙及苏撒真的好像星宿海，后来四天下的千山竞秀万壑争流，皆是从这里发源的，彼时的人，因为有人新的物与可喜乐的阳光世界，便生出一种没有名目的大志，只是兴兴头头的想要在日月山川里行走，有的竟乘槎远出大海大洋之外，几乎世界的沿海各地都到了，所以新石器的传播这样普遍，连墨西哥的印伽文明亦是这因缘。他们比后来希腊人的寻求金羊毛，比欧洲人产业革命后天涯地角的长征，还更气魄宏大，而且心地明朗。

及至公元前约四千年顷，阿瑙苏撒已入石器铜器并用时代，更来了几次大迁徙，但不是因为发生了灾变。若因灾变，如过去印澳非之间大陆的渐陷为海洋，或如中亚细亚盆地的渐为沙漠，乃是大家都搬了，而阿瑙苏撒一带的人却是去者自去，留者仍留。亦不是人口粮食发生了问题，因为没有过互相吞噬的迹象。他们是一队人往西南走，前面来到了尼罗河流域，一队人往西走，前面来到了幼发拉斯及底格勒斯两河流域，又一队人往南，前面来到了恒河流域，又一队人往东，前面来到了黄河流域，恰如张骞的只管去只管前面有路，连他自己亦没有想着的竟到了天上的银河。

如此乃建起了埃及巴比仑印度及中国的文明，其早期彼此有许多地方相似，即因出于同源。

但现在世界各地的落后蛮族，则惟从过去阿瑙苏撒人乘槎飘洋过海那一段远征时，才接触了所谓日石文化，而且其后还学会了石器铜器并用，但他们的根底仍是旧石器人的，故有图腾，迷惘于怪力乱神。而现代西洋人的祖先，则是漠北白种人，曾久久停滞在渔猎，其后渐从阿瑙苏撒间接学得了用新石器与铜器，散居到欧洲，至今留下许多遗迹，他们一样的仍是旧石器人的根底，一样的有图腾。又其后，他们中途闯入巴比仑埃及，翻造出希腊及罗马帝国等，又再破坏再翻造，种种多有隔膜。他们没有参加过当初创造文明下来沿路的风景与亲情。

文明在西方，是埃及巴比仑时，已为邪气所乘，再无数次辗转过手到了现代西洋人，更有似梦寐。文明在印度，还比较发展得好，但亦起了问题。文明的成长是惟在中国。现在虽全世界在走向毁灭中，可是有了个文明在那里，它就有着在那里了，中国的事仍像瑶池蟠桃二千年开花，三千年结实。

文明原是自证的，历史的大信亦惟生于现前，中国的事即使没有阿瑙及苏撒的地下考古，亦不拿巴比仑埃及乃至现代西洋的来比，亦并不生疑，对比了亦没有什么更得意，不过一个民族要显身扬名，亦是为了对世人皆有亲情，或者如姊妹们刺绣，彼此把手中鲜亮的针线比并比并，亦有一份喜气，又或者如“看剑引杯长”，是与壮士共看剑，则更有些雄心了。

中国与西方之始分歧

西洋史的程序，是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史则不如此，因为中国的不是社会而是人世。中国的是王天下。中国与西方，是这边在黄帝之时，那边在埃及巴比仑古王国之时，而且远比这更早就已经分歧了。

这分歧，起先是因地利与产业。文明是要产业来养的，而文明亦可以养产业，且可以产业即是文明的色相与性情，产业的生发即是文明的演绎遂行，但文明尚在幼小期则会被产业所左右，甚至于被伤害。埃及的含人与巴比仑的苏美尔人，原与印度的达罗毗荼人，中国的汉人皆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出身，可是埃及巴比仑才开头就产业发生了疾病。

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及巴比仑的两河流域皆极肥沃，但受幅员限制，此地与邻地肥瘠程度的显著对照使人感觉劳力与收获不一致，有不劳而获的部分，有劳而不获的部分，如此就觉得世界不是人的劳力所建立的，工作者及工作，及工作的处所，工作的对象，皆尚有在人力之外，而行为与物，人与世界，皆分离了。这即是埃及人巴比仑人的人世动摇破裂的开端。在沃土不劳而获的希冀，在瘠地劳而不获的怨怒，从感恩与哀叹里乃出来了神意，而人们的想法则变得世界是借住的，物是可以离人而去的。

人以劳力给予，而给予亦即是取得，取与给而且可以皆是无尽的。但埃及人巴比仑人则因使用沃土与使用瘠地的显著对照，取与给遂分离，而变为权利与义务，权利惟求其多，义务惟求其少，起了这样的贪婪与萎缩，给乃失了亲情，取乃堕落而为占有，要霸占土地了。他们从对于沃土的不劳而获，引伸到对别人的劳力亦可惟因权力而为我所有，神权亦即是强权，对神的屈伏亦即是对强者的屈伏。是故埃及及巴比仑人很早就起来了大土地的霸占与买卖，并且因霸占土地而霸占到人的位份，出现商业资本的奴隶社会。

他们的产业首先是农与牧分离，因尼罗河流域及两河流域是黄金地而亦是寸金地，牧乃被驱入山中。至于渔猎，那是更早已被逐走了。如此，沃土上惟剩下农业，它不能单独养活手工业，那手工业亦分离出去，独立成了第三者。产业的全体性既这样割裂，乃又刺激农业与渔猎及牧业手工业相互间交换物品的必要，而强调商业的活动，商业不但也独立起来，而且把众业都来辖治了。西洋史上几千年来商业资本的风浪，即是这样开始的。

产业的各各独立而偏颇发展，造成此业对彼业的贫富不均，及此部落对彼部落的贫富不均，这就发生了空前的大规模抢劫，而商业资本则正要这抢劫的力量来和它结合，先来建立乡市的僧侣政治，后更造成王国帝国，乃至现代西洋的国家。其间资本自身起了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国家资本的一连串革命。社会起了从奴隶社会到农奴社会工资奴隶制社会及国家机关雇佣奴隶制社会的一连串革命。而外患则从山中牧羊人的倾覆了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迦勒底人的倾覆了巴比仑吾珥王朝，到北方蛮族的毁灭罗马帝国，及至现代苏俄对美国的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同归于尽这等一连串的劫数轮回。

但是还有中国。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只限于西洋的史实，中国的史实则未有过都市僧侣政治或王国帝国，未有过任何资本社会的奴隶制度。中国换朝易代亦不是革命，无论内忧外患亦惟亡国而无亡天下。他的历史并不依照否定律，而是演绎的。中国亦没有宗教哲学，连西洋那样的艺术亦没有，可是有人情物意之美，有悠悠历史，荡荡版图，而皆生于现前。中国是向来就比西洋好，现在亦仍比西洋好，将来还要使全世界皆来生在文明里。

佛经里有迦楼罗的故事：“迦楼罗者，金翅鸟，又云妙翅鸟，鸟翅种种庄严，不唯金故。亦翻大身凤凰。两翅相去三百六十万里，阎浮提只容一足，颈下有如意珠。能食生龙，有四生别，其胎生者食三生龙，除其化湿，其卵生者食二生龙，除化除胎，其湿生者惟食其湿。此四天下，有一迦楼罗王，名曰正音，寿八千岁，日别新食一大龙王，五百小龙，绕四天下，周而复始，次第食之。命欲终时，诸龙吐毒，不复能食，饥火所逼，耸翅直下，至风轮际，为风所吹，而复上来，往返七回，无处停足，遂至金刚山上命终。以食诸龙身肉，毒气遂发猛火。其难陀龙王及跋难陀，恐烧宝山，遂降大雨，滴如车轮，以灭其火。身肉消散，惟余心在，大如人塍，纯青琉璃。轮王得之，用为珠宝，帝释得之，为髻中珠。”

这故事不但是说的巴比仑埃及等古国，而亦是说的现代西洋，他们虽有众宝庄严，但未得人身，不离胎卵湿化生命的无明。他们这种原始生命的大力冲决徘徊，至于地球上不够立足，而日月以火与剑吞食殖民地。帝国主义者命欲终时，殖民地吐毒，不复能食，遂起世界大战，差一点烧毁了金刚山。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后遗下现代西洋的东西，则将惟有中国人及日本人印度人来用它，而使之成为美好，如珠如宝，如髻中珠。

原来西洋史是从物种的生存竞争到人类阶级斗争的传统，而中国史则自是从阿瑙苏撒始生文明而来的演绎。西洋虽早先埃及人巴比仑人亦如印度达罗毗荼人的曾与我们通谱，但自从他们那边出现了商业资本的奴隶社会，而我们这边则出现井田之时起，就两家各宗了。

西洋有过奴隶社会等等，西洋人亦是这样说，中国则有过井田，所以向来都说有井田，而奴隶社会这些则因没有过，所以亦无人说有，这里个人的小小学问总不及一个民族的自知。郭沫若必要比附西洋史，说先秦是奴隶社会，但他考证了金文，又不得不改口承认确有过井田。而既有井田，即亦不能是奴隶社会，因为奴隶社会是以奴隶从事生产劳动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井田却八口之家百亩之田有一定，若用奴隶，便会发生劳动力过剩与消费不足，行不通的。

中国古时原曾有过奴隶，但有奴隶并不即是奴隶社会。井田制农田里用不进奴隶劳动，连工贾亦因授田而受到同样的限制，工贾中惟有极小的一部分应用奴隶劳动，那到底成不得气候，而其他则多是家庭奴隶，与生产事业无关。后世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红楼梦》里荣宁二府亦有丫鬟僮仆数百人，总不能说汉朝清朝亦是奴隶社会。

郭沫若折算先秦一个奴隶的身价只值现在的二枚铜元，来形容其惨，殊不知若是奴隶社会则决不能如此廉价，《旧约》里约瑟被卖是二十两银，而只值二枚铜元则证明其并无劳动价值，倒是家庭奴隶供过于求的现象罢了。郭又举奴隶分十等来宣传阶级压迫，但若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则虽不像现代工人的在机器面前都平等，亦不能身份相差到分成十等，分成十等乃正因其不过是家庭奴隶。单是家庭奴隶不能构成奴隶社会。

郭又称先秦诸侯有互相赠送织工的事，又对田鬲的鬲解释得甚多。但赠送织工不过像秦朝的征发遣戍或汉朝的移置豪右大族于关中，可被征调迁移的亦并非即是奴隶。而鬲则是只耕种王室的田，供祭祀粢盛的，故天子赏赐宗室大臣五田十田，连鬲若干人，隆重之极，要专为铸一只鼎来记明这回事。这鬲即或是奴隶，那亦只与奚一样，是王室的奴隶，而与民间的产业无关，所以这两个字在别处少见，《诗经》里没有说到奚，农夫亦只叫农夫，不叫田鬲。

这里我们是要来举出三件事，一件是战国时的杀降卒，白起一次即坑赵卒四十万人，西洋古代没有不保存俘虏来做奴隶的，中国彼时却因不是奴隶社会，俘虏用不进生产劳动里去，受降了来无用。又一件是《诗经》里讲稼穑畜牧渔猎建筑，那样的热闹兴旺开心，而西洋则荷马史诗里惟有英雄向牧家奴或牧羊人问路探消息，乃至莎士比亚及歌德的戏剧小说及诗里，亦惟有地主贵族邂逅牧女或农女，结果发见她原来是一位公主的罗曼史，都没有讲如何耕地割麦牧牛牧羊筑室上梁的，这便因他们的真是奴隶社会与农奴社会，奴隶主对劳动只有冷淡轻蔑与遗忘，而奴隶则憎恨劳动，人人皆对这样的事无好感，而中国则因不是奴隶社会，才对劳动有如此普遍的亲情。第三，中国人顶天立地，称为天地人，不屈伏于神，那种平等自在亦决不是奴隶社会所能有的。再说一次，奴隶社会之后必有农奴社会，中国则因没有过奴隶社会，所以亦没有农奴社会。中国没有过农奴社会，是连考证亦不必考证。

中国史本来无须这样多考证，更无须乎议论，西洋的古国如埃及巴比仑等要考证，是因为已经劫毁，还有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亦要考证，是因无文献，中国则文献俱在，未曾中断过。西洋史从希腊罗马以来，对原有的文献有考证亦不过是补缺，没有怀疑到他们的历史的本格，来根本翻案的，中国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讲疑古，只因他们必要以西洋史来范围中国史，才要这样以考证来把中国史的本格翻案，这就出了考证学的限度，而他们乃又以议论来指挥，索性连考证学的清白亦丧失了。

历史的事，议论犹可，而他们的乃是批判，如“十批判书”，如“我对于先秦史的批判”等等，实在连笑亦不好笑。但历史到底亦不受法官的批判或人民法庭的裁判，倒不如凤阳花鼓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只是说说道道，由听的人怎样去想都可以。以下我就来从头说起。

却说汉人当初来到黄河流域，此地虽不及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肥沃，但是平均而广衍，不受幅员的限制。它的肥沃程度，恰好是你肯做有出息，不做就没有出息，你以劳力给与土地，与从土地取得收获，皆可以是无限制的，没有劳而不获，亦没有不劳而获，是如此的取与给为一，给予一分即取得一分，如嵊县戏《玉蜻蜓》前游庵的唱词：

听你说，姻缘不结子咳难添，据我想末非是神圣之灵验，原是世人的劳哇力，你何用敬重在神前啊。

即是因为有人的可靠，所以没有宗教。

黄河流域的广衍，更是可以到得建立天下世界而不受土地的天然限制，各种产业相互间及各地产业相互间皆可保持和谐，而为全面的平等发展，故不堕于西洋那种杠杆力学的经济规律，而出现的是井田。

井田是按照当时的生产力，计夫授田，农有农田，牧有牧田，猎称田猎，亦在授田之列。工贾亦受田，由同井同邑的人助耕，而工贾则以其器物相报。工贾多是散居在井邑，少数居在都市的，亦前后门开出即是田亩，可以照应得到农业。中国人家庭的庭院这样普遍，其先即因都市亦由井田而成。彼时工贾亦为农夫所养，但不是原始共产社会那样的。井田是已有私产了的。已有私产亦能这样好，此即是经济的规律已被涵养在文明里，而为文明所持了。

井田不可拿来与原始共产社会联想，因为决不能有了天子之朝廷而尚是原始共产社会的。它亦非集团经济或自给经济，因为已有私有财产，已有通行无阻的商业。井田虽土地公有，但自十八岁授田至六十岁还田，亦等于终身有之，如同私有，种作及收获时虽众人一齐出动，满田畈有人击鼓发号令，亦是各种各的田，各人收获各人的，并非几千人排在一起耕，或收割，然后又来分配，像原始共产社会或现代共产社会的集体农场那样的。

商业则见于《周礼》，大市日中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走卒为主，但这不是原始，因为当时周朝已经很繁盛，而是众产业皆生在一起，且又没有土地买卖，故商业亦不凸出，商业倒是惟保持众产业的空气流通。《盐铁论》“夏后氏以玄贝，周人以紫石”，货币这样幼稚，并非当时的商业微小，而是因不发生商业资本主义。一部《周礼》有如此巨大的灌溉工程，及繁密的人事制度，朝聘会同及命将出师所能动员的物力，此即可见当时产业的活泼运转不全靠商业的机能。可是当时的商业亦并不小。

井田从黄帝时起或还在黄帝之前已开始渐渐形成，至周末为止一直延长兴旺了二千多年，它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即是文明自身。世界各民族多有五伦，但惟中国人家能演绎出五常，即因中国人家是为井田所养。井田每份人家有田场种作，有蚕桑有木材，有鸡豚狗豕鱼鳖之属，而且与百作工匠都生在一起，此即每一份人家皆是一个完全，推广到井、邑、遂、同、禹域九州，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是这井田的图案，而文明亦即在于这井田的作息，及养生送死男女衣食器物之美。

《周礼》那么多王官其实亦是民，政治几乎都是经济行为，而且职司的界限划分得不严，因各部分皆是个完全，只是职司而无所谓政权。乃至政府与民间的界限亦似有似无，因为政治并不是统治。中国的政治两字，政只是事，而治则是太平的意思，既非经济统治政治，亦非政府统治人民，没有所谓下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层建筑是下层建筑的反映这种区别隔膜，而且从西洋那种诸势力关系作成的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杠杆力学所作成的历史规律全解脱了。

中国历史的性格是从有井田时已经成定了，其后至秦汉虽废井田，亦只如欧氏几何学之后更有非欧几何学，是翻新而非否定。以至于今，中国人对于西洋的东西可以如庄子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而鱼则不能晓得庄子。

财产制度的问题，中国是井田时已私有，而这私有乃是私情，如在一个大的风景里，觉得携手同行的人更有一种亲爱，对贴身穿戴的衣饰更有一种欢喜，虽然那人那衣饰亦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的。又如遍路桃李花，人要折一朵插向鬓际，这份私情原来非常好，而亦即是在财产方面可以私有与公有不起冲突。井田的私有是份有，故知足无求，大而至于有天下，亦是“舜有天下而不与焉”，不是一种权，一种干涉的有，所以亲切而慷慨。

西洋人的则是霸占，中国人能有而不占，西洋人却占而不能有。日本军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当时并不觉得失去了，不过沦陷而已，照常有着它。而西洋人的占有则不能这样的遍在自在，又常会失去，故西洋史从来诸行无常。私有公有是总要能有得好，怎样的革命，若只把私占变成公占，予掠夺者以掠夺，则狼群及蜜蜂蚂蚁社会亦共产，有何好呢？

财产制度私有公有的变化原是极自然的，惟私占公占的革命才必行于阶级斗争，而且要说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与合理的分配。野蛮人才是生产第一主义，而且那样严肃的在分配，又时而把抢劫亦当作是生产与分配，而如何处理这生产与分配得来的东西则只是茹毛饮血。文明人是更要使生产成为美，而且使生产品在使用时成为美。

若知使生产亦成为美，则今日的工厂与机器必定还可以更好看，而劳动亦可以更有喜乐，经济制度将不只是取决于劳资双方的权利之争，而以一种更高的标准，即人情物意之美来衡定，生产不应只是生产关系，却是还要有好性情的。中国向来即学徒店伙亦分得红利，雇主与被雇，一是东家，一乃西宾，过年还分压岁钱，不为别的，只是做人的道理如此，只为叫大家也欢喜欢喜。

生产亦不应只是生产力，却是还要有德。生产力只能作成有限的价值，即等于其加进去的劳动量，而这劳动量是根据生产力的平均高度以时间来计算的。但如铸日本刀，必要斋戒沐浴正衣冠，至心诚意的打，才能打出宝刀，这即是在有限的值之外更赋予了无限的值。这似乎太慢，可是亦有可以快的。我亡命温州时，爱玲从上海取道金华丽水，千里迢迢来看我，两人同去街上走走，沿街有个纺纤工场，就站在窗口看女工织布，那女工襟边佩一朵花，坐在机杼前，只见织的布如流水，好像她的人是被织出来的，真真的如花美眷，如水流年，回到旅馆里，爱玲打算把它写出来，先记下杜甫的两句诗：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果能一代的人皆清洁爽朗，有风和日暖，是机器的生产亦可以无限潇湘的。

而且亦不必太快，今日的问题倒是生产力的速度要慢亦不能慢，将来发展的限制不在机器，而在人到得忙不过来，高速度的世界必有一天破灭。骑脚踏车与下围棋皆要快容易，要能慢才是难，而文明则正是要能缓，如钱武肃王简淑妃：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凡有一个大的境界，乃无高速度的感觉，火车在隧道中驶过才觉得快，而飞机在天空，火车在大平原，则惟见日月静好，山川回环。中国在井田时代及其后秦汉到清初，生产力皆比同期西洋的大，而能若无其事，这道理在今天亦还是一样，虽然今天中国的生产力一时不及西洋。

再说分配，一是市场的问题，一是自由买卖或配给的问题。市场要众产业有平等和谐的发展，则商品交换自然深稳。而且要有人生的繁华，不是单为需要才购买。而且不要财富皆是为了再生产，财富应当为受用，生产亦不过是戏乐。

现代美国的众产业亦平均发展，但仍受资本的支配，不自在的。平等是要产业的自在遍在。这里要使人想起井田，井田的产业是生在天下世界的，不止一地域内众业平等，秦汉以后亦仍此意。美国虽说要开发世界落后地域，但天下世界的演成不是这样的性情，亦非这样的做法。

西洋又没有人生的繁华，西洋产业革命后，市场扩大靠一般生活必需品的皆商品化，亦仍只是为了需要，必需品的需要，奢侈品的需要，其提高生活程度亦仍只是扩大需要，为了满足欲望。但欲望是要餍饱的，结果弄到要靠新奇来维持市场，如汽车的年年换新型。而且生活的必需品是可以紧缩的，结果弄到自由买卖亦不能进行，要行配给制。

中国则是井田以来即有礼，祭礼婚礼冠礼，乡饮酒及朝聘会同宾主之礼，单是庶民皆有一套礼服，客来必市馔沽酒，就比西洋多了一层购买力，还有四时佳节，灯市龙船，是有这样的人生繁华，所以市场乃亦生在人世的风景无限里。

文明是益益向处理生产品的方面发展，烹调比生产粮食更重要，裁衣比纺织更重要。而且好衣裳是还要人会得穿，好房子是还要人会得住，在店里看一件器皿和在人家里看这件器皿，会觉得很不同似的，即是物的值不单在生产中作成，而亦在使用时作成。西洋则说消费，使用只是耗损价值罢了，而且他们常会得消化不良，以致要以战争来消化，这是他们的无福。处理生产与分配得来的东西仍只有茹毛饮血那种程度，即分配亦不能有好性情，而且除了生产便无事可做，此所以西洋财富皆为再生产，而市场乃成了贪婪，总不得清明解决。

至于自由买卖或配给制，那只是私有公有皆要能有得好的问题。自由买卖亦可以是金钱万恶，配给制亦可以如狙公赋芋。《庄子》里养猴的人经过群猴的民主决议，把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然后群猴排队来领配给的芋，都欢喜了，我可是看了并不可喜。但自由买卖与配给亦皆可以是好的。自由买卖如上菜场买小菜，早晨头还没曾梳，邻女就来邀了，草草洗过碗盏，解下围襕，掠掠头发提篮就出去，外面满街阳光，菜场里皆是一片新鲜意，堂堂的一天里小小的盘算计较，亦分外有一种亲切。而配给则如昔时长安上元夜，皇帝请客，满城士女看灯，经过五凤楼前各领饮御酒一杯，或如今时民间仍有的清明节领豆腐猪肉，去众家山上拔笋，回来笋也分得，映山红花也折了一筐。怎样的自由买卖，怎样的配给，各取所值或各取所需，总之是除了办法还要有人世的风景。

人情物意的美好只是生于礼。井田时代的事，齐桓公责楚子：“尔供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是以来问。”一到了是礼，连茅草之微亦可以这样隆重，而车服宫室之富亦仍只是个不玩人、不玩物。

包茅的说法是，堂前有嘉宾，主人陪着在说话，家里的妇人与小孩皆觉得晌午的光阴如天如地，新妇出来到客人面前安箸布菜，檐下初夏的天气照映得人的眉目和杯盘都是新的。客人问她话，她笑着回答，主人和她说话，她也含笑回答，有喜气与谦逊。一只盘子里齐齐摊一把白茅，短短的好像兰芽，白里隐隐带青，是一种最清洁的颜色，而所谓白茅缩酒，即是撮几茎放在杯盏里斟上酒，取它的清香，人乃觉得这白茅亦真的与众不同了。

井田是成立了中国人的福慧双修。慧是中国人能与逻辑亦调笑游嬉，没有服从真理那样的话。西洋人的精神传统是奴隶主的傲慢与奴隶的卑屈，以及对世界的无亲，所以他们的真理亦说像光线的不可弯曲，人要对之屈伏而不以为耻。但傲慢即是不好的，傲慢的真理亦不好。卑屈即是不好的，对真理卑屈亦不好。中国没有过奴隶社会，故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德是可以喜爱的，孟子亦说以善养天下，不可以善服天下。凡百东西，除了准确不准确还有好不好，若只准确而不好，那还是不对的。真理至多不过是准确。但还有更高的境界是好，惟中国有这好字，与欢喜相连，是吉祥喜庆的。

中国还有个巧合的巧字，这好字巧字与印度的妙字皆为西洋所无，而好与巧又比妙更有现实的事理。西洋是从奴隶社会以来，什么都是资本在起带头作用，一切办法与命令皆从上头来，凡百都有个缘故可以查对。中国则井田之世，众业众人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并非谁所造作，却像从满园花枝的春光摇荡里自然流露出来，连知识与感情都是《诗经》里国风那样的风，来得无因无由，是故中国人每会得无端忧喜，又会忽然有了办法，这即是巧。能无端忧愁，放在高位亦不丧其志，能无端欢喜，故惊险亦如惊艳，能无因无由的忽又有了办法，故不堕劫数。

西洋人惟有从他们的历史得来的知识，真理之神成主义，矛盾统一律，必然与偶然，个人对团体要牺牲不要牺牲等，皆是其阶级社会的反映。中国却有礼乐，礼实而乐虚，礼经而乐权，静则为礼，动则为乐，礼者尚别，乐者尚同，能正能奇故能变，这就把那些哲学的问题都解脱了。而礼乐即起于井田之世，华夏的产业广衍，处处人家鸡犬之声相闻，如大海水大平原的但见日月山川容与回环，虚实动静同异奇正皆是从这容与回环才有。

西方世界劫初成时

马人那种胆怯业愈单独凸出发展，愈破坏了全面产业的一体和谐，乃至商业自身亦愈集中于几种商品的尖端，范围缩小到只是香料、珍宝、高贵的织物及奴隶买卖，与大众的需要无关，对于全面产业则更无益处。这商品种类的狭隘，严格限制了交换的对象，内地市场很快就不够用了，还得要外地市场，于是激起对外贸易，且改变商人与地主的关系。

前此商业资本的积蓄依靠地租，又因商品种类狭隘，买卖的对手亦只可找地主，商人与地主原这样结得牢牢的，后来却商业资本的积蓄渐渐到了能独立的程度，不必再依靠地租，又因发展了对外贸易，不必专靠本地的地主做买卖的对手，如此都市乃离开地主的统治，自由了。自由都市是商人可以自由统治的都市。

商业的支配威权到了都市，在人事上有些地方不能直接，便成了像神的辖治，因此看中僧侣，由他们来代行。这就出现了僧侣政治。

于是手工业亦来投靠。手工业是随着商品种类的狭隘化而亦专门化了起来，越发脱离了全面产业，只得跟商人一同搬场。而一搬搬到了自由都市里，手工劳动便渐渐成了奴隶劳动，因有许多不过是兼做做手工业的人不能也来，惟有奴隶无牵无挂，便由他们来做了手工业的新队伍，而手工业因此乃更从别的产业得到了自由，可以完全听从商人的吩咐。

自由都市之前虽亦已有奴隶，但只安插在原来的生产关系里，其劳动地位未即确定，及至自由都市，奴隶劳动才在手工业里正式成立，而且影响到农业，连农业亦学着以奴隶劳动为主体，是这阵风浪把剩下不多的自耕农亦一齐扫荡了，故奴隶劳动更加速了土地集中。

农村的出现奴隶制，是因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皆从农业分离出了，农业失了副业，就贫穷下去，自耕农与佃农皆变得不能维持，不能不集中土地由奴隶来耕种。养奴隶像养牛马，生产成本低，而以许多土地来养少数奢侈的地主，比养许多家自耕农及佃农还更合于经济学的原则。如此，自耕农就出卖土地，而佃农则或降为奴隶，或仍保持佃农的身份，却照奴隶劳动的标准来加租。

地主倒是靠此与商人多了一笔奴隶贸易，而且奴隶劳动的田场势必是商品化的生产，如此乃确定了地主的新身份，先时他还能与商人平行，现在则只是商人的助手了。

自由都市是如此建立了它的经济规模，有手工业与农业生在奴隶劳动上面，结成商人与地主的新关系，而手工业主则多由商人自兼。僧侣是因其比地主更无产业的利害关系，而有自由都市人的俏，有他来代行商人的意旨，商人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可是僧侣政治成立得并不很久，在巴比仑大约不过二三百年，在埃及还比较长些，商人渐渐对它不满意了。原因是发生了三个问题：

一、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这样狭隘，不能与一般物产交换，对方只可用黄金与奴隶来偿付，久后这两项亦像外汇的用光了，买卖就不能活泼进行，惟有想法子去征服这班对手，用政治力量向他们征收贡物，强制其执行对外市场的收支及物产交流，来挽救商业机能的萎缩。

二、几个自由都市的商人互相竞争，对外贸易愈萎缩，竞争愈激烈，这亦要以征服来统一。

三、奴隶社会的不安渐渐严重化，需要镇压。还有各处的领主抢劫勒索，亦得有个对付的办法。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都要有强大的武力，僧侣政治至此乃显得懦弱无刚了。僧侣原先是好在其没有产业的身份，可以专心侍奉商业资本之神，现在轮到了对内对外要用火与剑，僧侣却因没有产业身份之故，编不起战士的大队伍，便被商人看不入眼了。

这时地主却一天比一天显得对商人更忠心，而且比僧侣有本领。奴隶制激化了土地集中，地主的力量比前更强大起来，他们手下各有一班肉体与灵魂都属于主人的劳动者队伍，可以要来赴汤蹈火，比僧侣的两手空空只会念经赌咒要有用得多了。如此商人就不要僧侣要地主，僧侣中有因寺庙的财产而变成地主的，则以地主的身份来参加新制度，僧侣政治便这样在商人的眉头一动之下被大家起来否定了。埃及于公元年前三千五百年，巴比仑于公元年前二千八百年，商人与新的地主队伍建了统一的王朝。

这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与巴比仑的吾珥王朝，是西洋史上暴君政治的第一次出现，它为商人对内编法典，对外缔结通商条约，而以内镇外伐来使之发效。那法典与通商条约是刻在石柱上，与一队队持盾执枪的战士的浮雕在一起。而这石柱，早先是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而来，原与太阳世界在一起的，真是被亵渎了。

吾珥王朝是阿凯底人的事，首创巴比仑文明的苏美尔人则在此以前造成了自由都市的僧侣政治，当他自个儿看着奴隶社会这些还在惊疑不定之际，已被打倒了。而到了阿凯底人手上时，对阿瑙苏撒始生文明的传统乃更隔膜，所以此后巴比仑还比埃及更一路多有革命变怪。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仍是原来的含人，比苏美尔人长久，其文明亦比它的深邃。

埃及金字塔前王朝的雕刻如“蹲踞的书记”，还有一种自然作风，而同时巴比仑的阿凯底人则已在讲说神先造都市后造大地的昏话了。埃及的神话迟起，但讲起来法老即是神，亦还比巴比仑人的气魄大些。巴比仑的东西看来很明亮，那明亮是离群的手工业与商业的，像黑暗的旷野里的煤气灯，所以分外耀眼。埃及亦不怎么好，但因尼罗河流域的肥沃地远比巴比仑的两河流域来得平均广衍，埃及产业全体性的割裂及商业资本的跋扈亦较为缓进，还保持健康得久些。埃及的法典不及巴比仑汉谟拉比法典的有名，但埃及有巴比仑难以相比的灌溉工程。

可是埃及文明随后亦生长不下去了，因为它的亦是奴隶社会。埃及的东西在金字塔王朝第十一代之后就失去早先的自然作风，而变成了风格化，风格化是人与物的被约制。埃及的建筑雕刻绘画使人看了有悠悠千年之感，但那深邃与安稳里有一种无声的惆怅，世界是个既成品，再没有什么可商量了。埃及的蓝色是一种色境界，离自然作风的明朗已远，但比神国好。印度没有神国，而有金色，亦是色境界。

却说埃及与巴比仑建起王朝之后，政治机关及军队的扩大，使国家财政在商业经济中成了重要的部门，新添了为政治及军队的谷物兵器及某种用品的销路，这不但增加了商业的活泼，还挑起了地主的经济机能，作成了手工业及农业的新气运。此时地主已兼贵族，地主贵族这名词在西洋史上首次出现了。王朝是政府及军队皆在地主贵族手里，僧侣退为祭司，但底下仍是奴隶社会的自由都市，故又称为开明专制，对奴隶专制而对商人开明，而如此商人乃更可横行，连国际贸易公司亦组织起来了。

可是再过得一回，商人对这王朝又不满起来。问题是，王国势力所及的属地属国不够大，而商业的偏进狂热及因商品种类的狭隘有限制，日益逼着要把贸易推到更远的异国异域，这在政治上是要把王国扩大而为世界帝国，但地主贵族的队伍此时已因土地的愈兼并而成了寡头的，连执掌王国还勉强，如何还能组织得起世界帝国，他们变得只是扮呆神，风格化了，却又偏会得浪费租税。

商人急于要把王国变成世界帝国，可是没有方法，又心痛政府的无能而花费，不免灰了心，渐渐对它游离。商人这一撒手不管，便引致了巴比仑吾珥王朝及喀什王朝的相继倾覆，埃及亦金字塔前王朝及牧人王朝相继倾覆。

吾珥王朝的被毁于喀什人，及金字塔前王朝的被毁于山中牧羊人，是后世罗马帝国被毁于蛮族的先兆，西洋历史从来是这样不祥的。不过当时的情形还比罗马的遭遇好些，喀什王朝及牧人王朝皆很快恢复了吾珥王朝与金字塔前王朝的规模，仍是那种地主贵族的作风，但因亦得不到商人来撑腰，不久又都倒了。

商人是对地主贵族气恼了一回，后来索性连王国亦统统不要了，而因世界帝国建立不起来，他们就自顾自去成立世界规模的通商机关，办起武装商队，如此就出现了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当年所做的，正是后世西洋无政府主义者及开明国际派如美国副总统华莱斯他们的古老的记忆。

可是世界帝国总得建立，而且机会亦在渐渐成熟了。埃及巴比仑的王朝经过两次倾覆之后，原来的寡头地主被打倒。许多中小地主抬起头，还有属地属国的地主亦参加进来，形成了扩大的地主贵族的新队伍，就向商人自告奋勇，要试来建立世界帝国看看。如此在埃及便出现了金字塔后王朝，造起大舰队，法老图特摩斯三世被后人誉为“埃及的拿破仑”。而在巴比仑则出现了亚述王朝，有“最伟大的战士”尼布甲尼为皇帝。这两个王朝皆搭起世界帝国的架子，这两位皇帝皆强调征服世界来应承商人的要求。

但这埃及的舰队及亚述的战士，宁是各靠当时的手工业改进了战具，物质上具有这样的条件，至于地主贵族的队伍则仍不够大，因其农业的基地到底受着严格的幅员限制，奴隶又不比中小自耕农的能战，公民的人数也太少，无论在政府里，或在战场上，中级的组织及行动都要地主贵族亲自来干，所以总是觉得人手不够。而且那班中小地主贵族上台之后，不久又渐渐变成寡头，在萎缩下去。如此就只剩下个大的政治机构的堆积与沉淀，霸图亦付之斜阳流水了。

此后乃有迦勒底人出来又拆散亚述帝国，改建成一个简洁的新巴比仑王国，而希腊人亦起来摆脱埃及，另建成自由都市的公民政冶。可是世界帝国的精魂仍在叫喊，所以同时又兴起波斯帝国。

希腊是迦勒底与腓尼基的合璧。腓尼基人只要武装商队，他们不要王国犹且可，连都市亦当它不过是商站，这怎么行？商人亦是要有家的，希腊人即比腓尼基人多了一个家，雅典——雅典不止是个商站，却还有政治，而这政治是由商人自己来干。过去自由都市的政治还要由僧侣代行，新巴比仑王国亦少不得有文武百官，商人立法而交由他们去执行，是分开的，皆不及雅典的公民政治才真是商人的苏维埃，立法与行政与监督为一体，把前此两千多年以来埃及巴比仑的古国巫魇来解除了，希腊的东西就是有这点健康明朗。

希腊的事业亦比腓尼基及新巴比仑王国做得大。腓尼基的只是商业资本的运动战，而希腊则更有阵地战。新巴比仑王国不得不陆上贸易与海上贸易并重，而彼时是陆路的武装配备远比海上更费事，既要两者兼顾而又力有所不及，故凡事不敢放开手做。希腊则只要照顾海上，有武装商船即可横行地中海，雅典初时虽实力比不上新巴比仑王国，这点亦还供应得起，所以有几次战争打得轰轰烈烈，从此起了家。早先腓尼基人的武装商船亦很会打仗，不及希腊之处，是没有像雅典那样的都市做后方，新巴比仑王国有后方，但他的力量又在海陆两面分散了，惟独希腊能合有腓尼基人与新巴比仑王国的长处。彼时做生意带抢劫，海上是比陆上便当，地中海烟波浩渺，荷马史诗里古希腊的英雄乘船去天涯地角寻金羊毛，至今晓风凉月，犹应有人鱼哀唱似当年。

古希腊的英雄都是商主，同时又是国王与王子，他们把海当中那些小岛小国都抢掉杀掉，连那最强的特洛伊城亦攻下了，抢得来的东西，倒也新做人家三年饭米香。可是奥德赛战罢归来，再出发远去碰到了埃及巴比仑的国境，就得比较规规矩矩的做生意，贸易与抢劫如此暂时一分开，希腊的商主乃脱下国王或王子的甲胄，很本色的做起公民来了。现在是生意做得比以前大，却不能再像以前的尽管可以冒险，趁这一时的稳定与安闲，他们把一向买卖带抢劫得来的东西布置布置，和那现攒下的体己财富，为当时的贸易范围所限不能添进去做资本的，都用来就地建设，这才正式出现了希腊文化，它的鲜洁明亮，还隔代继承有阿瑙苏撒始生文明的一花一瓣。

但老是这样下去亦不行的，商业资本不能安份于已有的市场，亦不能从此规规矩矩的做生意只做生意，却是必定还要连抢带劫。希腊正待要向外面的世界再去看看苗头，恰值埃及巴比仑都倒掉了，迎面而来的是波斯。波斯与希腊两强相遇，一直难解难分，这里却有个问题又要重提，即商业资本要横行，说来说去必得有个世界帝国，这世界帝国真叫人坏尽心思，埃及巴比仑皆曾努力过，都没有建得起来，现在可是波斯能吗？希腊能吗？

波斯土地广大，农业与游牧结合，气象比埃及巴比仑还壮阔，而埃及巴比仑的贸易又引起波斯的商业及手工业，因此更多了一层活泼。波斯游牧部落的酋长及地主贵族的人数也多，魄力也大，比埃及巴比仑的寡头地主贵族更适宜于编成世界帝国的队伍，现在一受商业资本的召唤，他们就冲起如飙风，征服埃及巴比仑及印度，并且差一点也征服希腊。

波斯虽有这样大的队伍，但商业资本之神的天庭则在雅典，可是希腊又缺少波斯那样的队伍，两边都是有一样缺一样，要能合起来才建得成一样世界帝国，故此这两位像谈恋爱一样，不见面又思想，见了面又难免口角之争，吵过一回又一回，真真的不是冤家不聚头，波斯对希腊的战争即这样总不得个成局。

还有希腊内部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斯巴达有比雅典更得力的地主贵族，也想来强抢雅典合编为一个世界帝国，雅典可真成了一位姑娘，西洋以女性称呼国家即是从雅典来的，她要当心被抢去，因为她家里没有男人。雅典的商人，前此兼做荷马史诗里的英雄，场面到底还小，如今只能做做公民，再要兼职世界帝国的文武百官如何行？此外雅典虽亦有地主贵族，但人数太少，根基又差，上不得正场的。故此雅典前此亦不敢冒犯埃及巴比仑，这回亦是波斯来打她，她还手，却没有过她出去征波斯。这种地方好像还是斯巴达行，于是斯巴达要争做希腊之主，也和雅典连绵不断的打仗，但斯巴达的工商业还不及雅典，战场上的胜负因而不见分晓。

其后是马其顿人出来，把波斯对希腊之争及斯巴达对雅典之争都解决了。马其顿的地主贵族有一种原始的大力，背后有北方蛮族为背景，其商业又与雅典与埃及是近水楼台，规模比斯巴达的大，兵器比波斯的精，他就崛起先征服埃及，又辖治希腊，年青野蛮的亚历山大皇帝骑马进入雅典，从雅典的公民那里得到了商业资本之神的承认，比后世拿破仑皇帝从教皇那里得到了天上的承认还更动人。这位年青皇帝，他就像狂风暴雨，压倒了斯巴达，并且扫荡了波斯。看哪，世界帝国到底建立起来了。于是上帝看这是好的。

但是马其顿亦做得不好。世界帝国不仅要有新的中央政府、百官与军队，而且要帝国境内的社会经济与地方政府皆有个新编成，这比武功来得慢。马其顿即在这里一时未能配得上，亚历山大的帝国遂又瓦解了。这要到罗马帝国出现，才契机成熟。

罗马帝国是其全境的商业资本与手工业，与奴隶社会自由都市的公民政治，农业的封建政治，皆经过再编成而结成了一体。罗马帝国的文武百官不单以本地的地主贵族为干部，而且是把属地属国的地主贵族亦编了进去，故那样庞大坚实，下层则有比往时一切古国更大的奴隶为生产及战斗的队伍，此外更有比雅典更多的公民来做一切队伍的中坚。如此，世界帝国乃正式成立，它的来历与性格近是继承亚历山大皇帝的希腊与马其顿，远是继承埃及金字塔后王朝及亚述帝国的传统，它是海上的，又是大陆的，有法典、有平民会议、有罗马皇帝。

罗马帝国是商业资本的精神及其色相，有名的罗马法，如巴比仑说的“法典出自神授”，乃是商业资本之神交下来的，并非真由公民所产生。商业资本之神并不即是商人的化身，因商业资本与商业是两回事。商人受生理的感情的限制，及因他是那一行的商人的身份限制，有时会不纯，而对于同行同业或同行各业，会做出站在商业资本的立场看是不明大义的事来。惟有法典，它是把各种人及各种职业连商人及商业在内，皆置于商业资本的支配下，而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全套，故要由商业资本之神来作成，而公民会议则只是通过它。

法典不能违反商业资本，但可以违反商人，有时甚至可违反商业，因为认真说起来，商业资本只是资本，商业是附加词，并非隶属于商业的资本，所以后来还可以改为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国家资本等。法典的精神既是资本的规律，在它面前便公民会议亦不得不谦逊，而且这资本之神彼时宠爱罗马皇帝尚过于宠爱公民会议，因罗马皇帝比组织公民会议的商人更少受职业身份的限制，更超然于世上的喜怒哀乐。在这一点，是继承有自由都市僧侣政治的传统。

罗马帝国与希腊大不相同。希腊的商人是样样事都自己动手，而他们的奥林匹司山上诸神亦很有感情，希腊商人与各行各业的人交接，职业身份对职业身份还有个平等，而大神宙斯手下亦有工巧之神、耕稼之神、牧神猎神等。希腊的商业资本即是商业，资本之神即是商业，是有色相的，故此雕刻大发达，是神像而亦是人像。希腊商人又不大讲究法典，他们倒真是立法者，不必跟从法典，却只管做去就是，颇为活泼的，他们的大神宙斯亦没有立起“十诫”之类，行事说话尽可以反复无常的蛮来。这些可真是希腊的好现象，在西洋史上是无匹的。

但站在商业资本的立场看，则希腊的做法是危险的。希腊的商业虽尊，其他产业仍多少可对之分庭抗礼，而商人亦有时会忘却他的身份，和他们玩玩吵吵当作兴头儿，雅典与波斯斯巴达打仗会那样的只打个平手，还只管打，弄到大神宙斯亦颇失威严，他手下的众神亦胆敢对他反抗了。

要等罗马帝国出现，众神才皆寂寞下去，商业资本的大神省却了许多喜怒哀乐，成了一个不可干涉的超自然的大力，连他的头生子商人亦见他慑息，而现在他是附在罗马皇帝身上显圣。罗马皇帝虽亦有妻室儿女，但在职业上他可算是净了身的，他有妻孥有财产亦只如神父太监的私蓄姬妾，私蓄庙产，惟他可以做世界帝国的神庙里的庙祝。

可是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罗马皇帝为了亦要有一份世俗的喜怒哀乐，而叫人纵火焚烧罗马城，不过他看了亦还是做不成诗。法典的社会没有人世，没有阳光与音乐，阿波罗的金琴已响绝音沉，连希腊人的竞技到了罗马人手上亦变成只是懒惰的消遣，罗马帝国那一代即是这样的严肃而无聊。

赫赫罗马，蛮族灭之，而后来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则不过是连文物亦销亡了的罗马帝国，那不可以造像的上帝是冠剑尽失的罗马皇帝在天上归了位。

再后来，文艺复兴的中世纪欧洲又有了希腊的雕刻与冠剑，耶和华亦又恢复为宙斯，手下又有了艺术之神、工巧之神、爱神，及从罗马时代新添进去的战神，而且许可诸神吵架，基督教亦分了派别。而且又有了许多半神半兽的英雄，海上的奴隶贸易，及城邦的战争，新的金羊毛神话，及新的特洛伊之战的史诗。可是西洋人直至今日，仍有着罗马人那种胆怯，他们早晚两次祷告：

主啊，愿您听取您的最卑微的仆人的求告，愿您许可您的最卑微的仆人来完成您的旨意。因为在您面前，地上的一切不过是灰尘，而您的最卑微的仆人则不过是个虼蚤罢了。只有您的旨意，能使芦苇坚强如刀枪，并且世人的眼睛里有感恩的泪。亚们!

罗马帝国自身其实是个罗马城，罗马城外的意大利及更远的属地属国皆各是一个单位，单靠商业资本的线在拉拢，罗马帝国连不能是罗马城的幅射圈亦只是些虚线。后世西洋的都市工业更发展了，把罗马城放大而为民族国家，但其外围的殖民地仍是虚线，仍只靠资本的力量在拉拢，虽到现在出来了帝国主义，有更强大的机器工具与国际金融资本，亦不过是罗马帝国的再扩大。

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欧洲虽回到了希腊，但希腊只是罗马的初期，而文艺复兴亦果然又成熟了而变成帝国主义的教廷的侍婢，西洋史上的教廷政治乃真是罗马帝国及现代帝国主义的灵魂。而到了帝国主义乃至世界苏维埃联邦，亦只是放宽了罗马帝国的限制，而不能越出那限制。

西洋的社会先是奴隶，后是农奴，现在是工资奴隶，再变到国家机关的雇佣奴隶，他们的历史一直是资本为祟，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国家资本，他们总不能产业的色相自身即是个具足。他们革命又革命，只能是从古代自由都市僧侣政治到罗马帝国这一段传奇的反复。古代西方皆入于罗马帝国，现代西方皆出于罗马帝国。

他们每次出现新的罗马帝国，而每次又毁灭，造了又拆、拆了又造，而且每次毁灭的原因皆只是这一个，没有人与物的位份，所以大信不立。他们的一切有为法，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

恒河畔金色莲花

印度的金色与中国的黄袍黄屋，日本皇室的徽章菊花，来历皆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金色与音乐同是可喜乐的阳光世界的波浪。在阳光世界里，田稻穰穰，长亭短亭，柴门流水，皆成金色，故金色不单是新有了一种颜色，而是众色提高到另一境界，一一是新的颜色了。金色是颜色而亦是光。

埃及的则是蓝灰色，阳光世界因奴隶社会而变成蓝灰色的天，感觉有种威力，人稍稍苍皇了。而希腊的白色则只是光，白色亦可是颜色，而希腊的白色是无色。后世西洋便总是采用埃及的一点灰，希腊的一点白。萧伯纳的作品里有一道光通过，可是没有颜色，此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德国与美国皆是钢灰色，但美国还更近希腊，美国且有点奶油色。

苏俄最近埃及，而因是新的奴隶社会，把那蓝改成了红。前此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对古代奴隶制亦是新的，上帝的使徒与教廷的主教亦穿红。那红是洪荒世界里太阳的红，与埃及的蓝灰色的天一般是隔代的旧石器时代人的噩梦。

埃及的蓝灰色在印度只用来画夜叉，而红衣主教及苏俄那种红，在中国亦只有火神及女缢鬼才爱穿。中国人爱的蓝是宝蓝，红亦另有一种吉服的红，而代替钢灰色的则是青色，青色有一种贞洁。中国人不喜奶油色，白是喜欢李花梨花梅花的白，是一种丰富的颜色，中国人连日光月光亦说是日色月色。

中国人除了金色为尊，最喜欢的还是桃红。桃花极艳，但那颜色亦即是阳光，遍路的桃花只觉阴雨天亦如晴天，傍晚亦如晓日，故艳得清扬。日本人喜欢樱花，樱花像桃花，只是轻些淡些。故又印度的是金莲世界，中国的是桃花世界。莲花世界金色熠熠，无迹可求，桃花世界亦有这种好的糊涂。

金莲深邃，没有一点危险性，而桃花飞扬，有危险性。瑶池王母的蟠桃会，及刘伶阮肇入桃源，桃花不免要思凡。还有晋人的桃叶歌与桃叶答歌，比起来，就觉得印度的莲花只是颜色，而桃花则真是花，印度的是佛境与五浊恶世，中国的是仙凡之境，但桃花种在闲庭里又很贞静，那贞静比金莲的深邃更好。

金莲而且冷清，桃花则有李花来相配，这亦是中国文明比印度文明更有人事的烂漫，桃李竞妍，金莲则要竞亦无可竞。而亦因这热闹，中国人爱了桃李亦还爱莲花。桃李与莲花成了汉朝及六朝唐朝的风景。

可是就连这莲花亦中国的与印度的不同，印度的像是金箔剪出贴在那里的，而中国人则宁是爱的采莲“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那莲亦不是金色的，而是红荷花，白荷花。梁武帝赋里“荷花乱脸色”，李白诗里“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以及一位王妃的诗里“天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都有烦恼，然而是非常好的烦恼。

中国连金色亦变得很世俗，单称黄或称金黄，因黄比金色更有颜色的具足，而且说是土德。佛寺来到中国，是赭红的墙或黄墙，亦总要表现一点土黄色，和尚是穿缁衣或大红金线袈裟，戴金色毗庐的，中国民间戏里亦把来都变成土黄色。这并非农业社会所可解说，西洋亦经过农业社会，但没有这样。而我仍喜南北朝及唐朝女妇额际擦娇黄的颜色，就像佛菩萨的金容，然而又是现世的女子。

吴季札观乐，但是看看颜色亦一样，这里就来说印度文明。印度有天地人，有众宝妙严，但金莲千瓣，印度从来是千王政治，没有大一统，缺少行动的大力。

印度的天与中国的埃及的巴比伦的皆出典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印度称梵，如中国称乾，而称梵天则如称昊天，这天便是昭明的天，而称梵称乾则犹云天之昭明，性能与色相并不相离的，故中国不说祀上帝而说郊天，印度亦帝释并不了不起。但巴比伦的灵则已是天的性能从天的色相出离，在埃及更变为全能，再到希伯来人希腊人乃全然没有了天而只有大神。旧石器人虽有天，却只是个洪荒草昧可惊恐的大力，而耶和华亦不可以造像，因其与人无共通。

埃及人是把尼罗河亦说成荒唐可怖的威权，阎罗王的阎罗即从尼罗河的尼罗而来，还传到印度中国乃至日本来吓人。可是中国人说到黄河，竟没有个伟大的河神来相配，印度亦佛经里虽有主河神，但地位并不重要，恒河仍只是恒河。这天只是天，山河大地只是山河大地，真如“看竹何须问主人”，非常好的。

印度的诸天亦如莲花千瓣，有光明妙宝妙音声，地则有须弥山，有香水河，有无数众香国土。如来现相，诸天雨花，山河大地起六种十八相震动，此即天大地大人大，如来即佛，佛即大人。

佛名经及华严经里的诸佛菩萨，如大日如来、宝幢如来、光明普照吉祥佛、云海华严安隐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神，如珠髻妙目主林神、可喜乐奔流喧哗主河神、手执莲花主城神、海日云音主风神、妙音华色主昼神、善惭愧喜笑主药神，其实皆是人可以有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至于器物，如佛说金师冶金制具，分十层加工，那加工不止是把物来组织，而且是人的流露，所以一器一皿价值数千百亿。还有法华经里佛说观世音菩萨之事已，尔时大势至菩萨即从座起，把自己的项链献上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好，而大势至菩萨又是这样的欢喜，所以那项链真是希世之宝了。

印度东西有一种明朗深邃，那明朗是早先新石器时代始生文明的，而深邃则是这明朗的成长。埃及巴比伦亦深邃，但那是商业资本与奴隶社会所作成的王朝及帝国的巫魇，而希腊则把这些来否定了，才又透出早先那一点明朗，后来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亦是把罗马帝国及教廷的深邃暂又舍弃了才再现明朗，是故西洋的明朗与深邃不能兼，而惟有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可是印度则有金色。

古印度亦是好在没有奴隶社会，单从布施之盛即可见。西洋奴隶制及农奴制时代，有金字塔，有地主贵族的奢侈宴会，但惟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相当有民间财富的活泼，而其后遍地的教堂则靠什一税。印度遍地的婆罗门及释氏却无税收，无生利的庙产，且为僧不许过三衣，不许蓄隔宿之粮，而靠民间日日布施，此即见财富散在广大的民间，非奴隶社会所能有。

佛说平等，不但人与人，连与天地万物时空，过去现在未来，方位大小多少亦皆平等，并非此同于彼，而是如此如彼，不过是“如”，算是你富了，算是他穷了，但又怎么样呢？有这样的志气，即贫富的事实亦夸张不到那里去了。故平等亦又是自在，可以不向阶级讨生死，乃至解脱天地万物的六道轮回，解脱是文明的能游嬉。西洋的平等自由解放则在那里向阶级讨生死。西洋与印度是两家的家世就不同。

印度的家世要从达罗毗荼人说起。第二次大战前夕印度地下考古，发现达罗毗荼人的名城遗址已有高度的科学，其后雅利安人所建的只是摹仿，材料及设计皆不及。这达罗毗荼人当初迁入恒河流域，因其广衍，不像埃及人巴比仑人的动手即要霸占土地，他们在此建造产业，倒是与汉人在黄河流域所做的有几分相似。他们有马克公社，是井田的雏型，不过不能像中国的当真成立井田，其千王政治亦是有古中国诸侯万邦的性情，只差建不起天子之朝廷。

但恒河流域到底亦难比黄河流域的广衍，外面西部印度河流域即为季候风所不及，空气干燥，多是些草原及沙漠，中部印度斯坦及南部德干高原虽亦可游牧耕种，但要下辛苦，这两处达罗毗荼人皆不去。他们贪便利，只管从恒河下游沿东南海岸发展，直至锡兰，又延伸至西海岸，以与巴比仑埃及通商，而达罗毗荼人文明的本部遂亦渐渐离开恒河流域，移至印度南端。不以恒河流域为产业及政治的王畿，而惟以沿海的商站来联络，故其后分成五印度。

但彼时恒河流域的产业已有了平等和谐的基础，沿海的商业亦只吃的对外贸易的活水，不能伤害本土众产业的健康，倒是众产业的空气流通里有容许这点商业飞翔的余地，而不发生商业资本的怪力乱神，此即古印度之所以能有商主的妙严。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顷，达罗毗荼人的最后光辉南印度名王那瓦拉，有宝象金车弓矢，且发明弓弦乐，后来佛经里说的七宝即是达罗毗荼人的。那七宝？轮宝象宝马宝玉女宝珠宝主藏宝主兵宝，而以此七宝治世的转轮圣王那瓦拉，是尽有商主的妙严。

可是古印度不能有像黄帝的征蚩尤，就在那瓦拉时达罗毗荼人被蛮族雅利安人进来征服了。印度有只古舞非常悲哀，是达罗毗荼人的遗民一翁一媪婆娑而舞，歌曰“日已夕矣”，望着前面杀来的雅利安人而慌张遁去。但亦因是千王政治之故，雅利安人对之不能一戎衣而定，却四面八方征战劫掠，经过很久的岁月，故佛经里说起前朝里，动不动是无数亿劫之前。

至释迦之世，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已千年，他们继承达罗毗荼人的文明，而且产业有了新建设。那产业的性情仍是早先的，但把来扩大了，兴起北印度的狩猎及农牧，与恒河流域的产业来相配，且又开通了对东方的陆路贸易，把对巴比仑埃及的海上贸易的本部移到恒河下游，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手工业乃亦来生在恒河流域的众产业里，有了新的平等和谐，新的热闹了。佛经里所说奶酪禽畜之多及手工业之盛，即远过于早先达罗毗荼人时代的。尔时达罗毗荼人的故都锡兰虽仍繁盛，但产业的本部及文明的本部皆已移到了恒河流域，释迦即在王舍城之时多，去南方之时少。

但雅利安人的亦是三千大千世界，形不成一个政治核心，没有像五霸的尊王攘夷，亦没有像埃及巴比仑的商业资本之神与地主贵族及奴隶的队伍，来编造统一的王国或世界帝国，而波斯人乃进来占领了印度。

可是千王政治亦避免了印度全境一齐被征服。早先雅利安人征服全印度至少经过二三百年，达罗毗荼人的文明并不一齐劫毁，故雅利安人有学习与继承的余裕，其后陆续征战便不像初期的苛性。这次波斯人进来，亦不是全境皆被占领。

再则，凡异族入侵，皆必利用征服地原有的统治体制，否则亦要代它建立一个，才可肆行为虐，可是印度文明的秩序有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之外，不好被利用，亦难代它另建一个苛性的统治体制，是故波斯派来的总督宽大出了名，此则是印度没有商业资本奴隶社会的好报。

耶和华以洪水与敌人之手毁灭以色列人，以色列一妇人在城门口闻前方兵败，说“荣光去矣”，即以这句话的意思给初生的婴儿取名字，还有传道书里那种荒凉冷漠恐怖，皆是感情惟在于现物。又如罗马帝国的灭亡，乃至今次败战后的日本人，因受了打击，一时心里都解不开了，竟怀疑到人世的大信。但彼时波斯占领军并非排山倒海而来那样的大军，印度人并不太害怕，不去想象有个超自然的大力，故不出现容易发怒的上帝，他们的东西亦没有都被抢光，感慨兴亡得失倒只是反省。败仗原亦不过像赌博的输了钱，并没输了人，情意的事只是还要以情意来解开，印度人即好在没有荡失到了玩世不恭的讽刺，这即是不轻薄，仍有着情意的端正，而从这端正里乃出来了释迦。

释迦是沦陷区的人，他并不只念念于印度的遭际，却还能平视世界。彼时西方古国如巴比仑埃及皆“银罐破裂，金链折断，日光淡薄，磨坊的声音稀少，人畏高处，路上有惊慌。”而胜利的波斯人亦不快乐，尚有起来除灭他的人在后头。这一切，连同印度的遭际，皆只是原始生命的炽盛，生灭不已，印度人说的无明，是宇宙的大的愚蠢，使人对之不暇怨怒，亦无法同情，而惟有慈悲。释迦的慈悲不是自居于超人，而是见这人世无常，众生苦恼，联想到自己身上不免怵目惊心，他不像基督的望着耶路撒冷城恸哭，却连哀恸之情亦平实化了，只是一份切切之意，是从这样端正的感情里所以他有理性清明。

释迦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文明的传授，二是文明的肯定，三是文明的成就，前两个都解答得甚好，末后一个解答得不好。

第一个问题，早先雅利安人原是印度北境的蛮族，佛经里有阿修罗：

阿修罗者，大海中立，水不没膝，向下视仞利天。无酒，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不端正，惟女舍脂端正。在须弥山北大海之下万一千由旬，有阿修罗王，名日罗睺，势力甚大，纯食淤泥，及兴祸福，多与天睁。

这阿修罗种的雅利安人入主印度，恰如征服巴比伦的迦勒底人，他们的诺阿“现世界的主人”是个四翼展开的鬼，而天则是指的达罗毗荼人。征服者来到文明的面前，觉身不洁，觉世界无亲，且有种负疚之心，觉身有罪。他们从达罗毗荼人摹仿，但摹仿得来的东西总有隔膜。

西洋更有两重隔膜，文明尚在巴比仑埃及时已因商业资本奴隶社会而迷失了，再经蛮族辗转过手，益发分离为人类社会与上帝的天廷。但文明在印度则惟有辗转过手这一重隔膜，而且雅利安人到底渐渐把来消化了，梵唱特有一种凄凉与喜悦，即因有这一段先迷后得的辛苦。可是到了被波斯人占领，触动旧时的那份凄凉，又凡事将信将疑起来。释迦于此的解答，是文明可以传授的，它能自照，亦能照它，能照它是因众生皆有佛性，虽是传授得来的，亦可成为自己的东西。

这一解答在历史上极重要，汉人能同化蛮夷，而且将来还可以使西洋人亦皆来生在天下文明里，即靠文明是可以传授的。文明在西洋虽巴比仑埃及时已若存若亡，只得一些些，而这一些些在后世西洋亦仍有着，可见有了个文明，它就是有着在那里的了，我们仍可以叫喊得应他们的。

第二个问题肯定文明，则是释迦之所以能成正等觉。四句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前半偈婆罗门亦晓得说，亦即因明里的“声无常，是所作故，喻如瓶等”，是造作的东西即有成有毁。而后半偈则为释迦所求得，即是尚有解脱生死轮回的无为法，譬如数学的点有位置无面积，它是不可以作的，但它是在的，物理的点会毁灭，可是怎么也不能想象数学的点会毁灭。文化必毁灭，文明则常在，文明是有常有我有乐有净的。

第三个问题文明的成就，释迦错在不能无为而亦有为。譬如数学的点是不可作的，用铅笔或粉笔画的点怎么亦不能没有面积，连一切规尺与三角板亦皆是不能绝对精密的，但数学还是用规尺三角板及笔作了点线与圆来演算，把有面积而位置不精密的东西亦当它是有位置而无面积的来处理。所以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而孔子说的天理亦即是人事。可是释迦说一定不可以造作。

释迦原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佛教不比西洋的宗教，佛不是神，亦非神的使徒，背后并无靠山，又不以赎罪说恐吓世人，亦不像欧洲的教廷有统治权，佛只是大人，其教只像教育的教，却竟能倾动一代的人与物，有在千王政治之上的世尊，这实在亦可惊。但是在世尊那里，只见众生苦恼，而中国则“王者之民，浩浩如也”，中国的王者与民同乐，世尊则没有过一次与民同乐。世尊四十八愿度众生，度不尽恒河沙数的劫，可是劫这样东西，若能像武王的一怒而天下平，岂非就没有了？

而印度总是受外来的侵略，波斯人之后有马其顿人，此后又有大月氏人、蒙古人，直至陷为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了，亦分成印度与巴基斯坦，没有大一统。印度史上惟孔雀王朝一统过，但阿育王亦只是千王政治的盟主，如早先达罗毗荼人的转轮圣王，不过气象更壮阔些。印度没有像西洋史上的王国帝国，是因没有商业资本奴隶社会及公民与地主贵族的队伍，而其亦不能像中国的王天下，则因五常不备，不能制礼作乐。

从大月氏人入主印度到戒日王，相当于中国西汉末年至隋唐之际，随着大西域产业圈的建立，印度文明有一次新的辉煌。这产业圈连印度在内，包括新疆甘肃西藏缅甸，及波斯阿拉伯的一部分，形成商业手工业农业畜牧与游牧的大结合，虽是以商业为纽带，却比罗马帝国更健康，有普遍的烂漫生发，且因加入游牧，新有了一种行动的大力。但这大西域仍只是印度千王政治的扩大，出不得真命天子。

其时佛教分为大小乘，大西域的人宁是通过小乘去接受印度的建筑雕刻绘画及舞乐，且因大西域产业的新活泼给了这些东西以新生，乃至在印度本土亦如此，因产业的新活泼而有了民间的许多新器物，这原可以作成佛教的新的现量的，可是论师们未免胆怯，故单标大乘，看重因明。

早先释迦说法，多以色相示人，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论师则惟是论，再没有那种春光烂漫，连说故事的本领亦比释迦相差远了。他们虽有个明彻的理性境界，爱说如大圆镜，但那镜实还不及庾信《镜赋》的镜好。好的东西是要有了才晓得可以是这样的，无明的东西被因果律所缚，而文明则如爱娇的女子，有时简直不听话或故意不听话，因果律亦拿她无法，而孔子的言行亦每出其门人的意料之外，还有大英雄亦喜怒不测，是故释迦游戏神通，因明可用可不用。原来如此，用因明的人是远比因明重要。但从论师，则只闻其论，不见其人。

而且论师们的因明学亦不佳。因明的现量不是西洋辩证法的现象，现象不过是外物，现量则是物的亲冥自体，至成极定，此乃是以文明来看现物，如诗人的竹子，美人的月亮。现量是要经过成，释迦多说成现量，而论师则惟应用现量，此亦是论师的不及释迦可亲，释迦对世界有一种喜气、一种凄凉，论师则没有。

论师陈那又把因明来革命，删去圣教量。圣教量在中国是先王之教，在印度是达罗毗荼人传下来的至理名言，如数学亦有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十几条自理，因明倒是从圣教量才有，如数学逻辑的从数学自理才有，如何可拿因明来论证圣教量？再则，古圣之言有的极正经，有的却是开玩笑说说的，而因此新鲜活泼，说话的人与说话的音凡，与被说被取笑的人或事物乃皆有了风光。可是论师没有这种会调笑的好，一股正经的论证，如同检讨苏诗“春江水暖鸭先知”，何以不说鹅亦先知，而断定古人之言亦有漏义有余义，要把来删去一样。

释迦破除无明，肯定文明，及文明的能自照照他，自了了他，继之者应当是成就文明，如孔子说仁，孟子荀子说义说制，但论师仍只反复论证那四句偈。释迦成正等觉，华严经里还有“世界成就品”，而论师则但成唯识，可是万法唯识或盈天地皆心，亦不及身与万物俱化，如庄周的梦为蝴蝶，栩栩然蝶也，及其觉，瞿瞿然周也，以及他的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倒是有风光明迷。

但这亦不能只怪论师，连释迦的明心见性亦是知仁未知义，达性未达命，这是文明在印度的未成就。

问史于中国

在埃及巴比仑与罗马帝国，在印度与大西域的千王政治之外，尚有汉人的“惟王建国”，它是平等自在的，更静好，亦更有行动的大力。它是文明的自体，历劫而常新。它只是这样的，如孔子说的荡荡乎如天，民莫能名焉。而我如今来说，亦只因它于我是这样的亲，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问她今年几岁了？可曾上学？身体可好？曾服何药？如此盘盘问问，便变成写历史了。我们有时亦不过是对着面前的中华民国要这样盘问盘问。又如贾宝玉见林黛玉带来的扬州土仪，他拈起这件，放下那件，说好论坏，又问这是叫什么名字？那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来历？我们对中国的东西有查考评论，亦是像这样的无非因为欢喜。

今史学家疑古，疑古亦可以是小小的淘气，叫人好笑又无奈，但是一脸正经的儿戏则不可喜。他们不信中国古书，必要依照西洋史的规律，又且以为科学方法是一切。

他们见孔子已说过杞宋文献不足征，故定出“先秦史”那样的名词，只承认比秦朝略早的事还可以谈谈。其实孔子说的只是钟鼓不足以征乐，俎豆不足以征礼之意，并非彼时已无信史了，不然他如何又说夏礼殷礼吾能言之呢？

西洋《旧约》里有列王纪，新近又发现巴比仑的列王纪碑版，他们都是有王朝即有列王纪，此外且把前此的传说亦追记下来。列王纪已是信史，传说的追记未是信史，但亦有事件的可征性。何况中国从黄帝时立史官，其后虽改换朝代，却没有过像西方古国的遭蛮族摧毁，及至孔子时，文献之多，不但藏在王室，还分发给诸侯，故周有柱下史，而楚国左史倚相亦能诵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魏安厘王冢又有竹书纪年。

彼时王室与诸侯的文献还开放任人参观，孔子即曾从周柱下史问礼，又参观过杞宋的文献，又在齐闻韶，又入太庙每事询问，而吴季札至鲁亦得观乐。既得参观，即民间还有抄本，故尚有史官以外的史家，如《春秋》与三传皆私人之作，而诸子书于前朝的历史亦多称引。至于《尚书》，那是选辑本，彼时瞍赋，蒙诵，史进箴，给周室子弟当教科书读的，而士大夫亦得普遍传习，故选的教材记言多于记事，且各本的取舍有异同，所以造成后人对今古文《尚书》之争，其实皆是真的，而且彼时还另有纪年史。

秦朝焚书，不过是不许民间私藏，而在政府则仍保有着，故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及夏、殷、周《本纪》得有所本。其中如《殷本纪》，今史学家拿殷墟出土的乌龟壳与青铜器劈头劈脸打下去，叮叮当当一阵火星直冒，定睛看时，它仍然纹风不动，只得又承认它是信史。郭沫若使尽他那考古学的解数，到底亦说井田实有，而且如《周礼》及《孟子》所记载的那样。

地下考古学原不过是补充史料，却不足凭以论断，因古物出土，若有当然有，若无却未必无，殷墟甲骨文字即不过是彼时占卜的记载，一偏的东西，不能以甲骨文中所无者断定其无。

安特生推定中国铜器时代起自公元前二千六百或二千三百年，相当于黄帝或尧舜时，沙井青铜器则在公元前二千或一千七百年，相当于夏或殷时，这三百年的出入，倒是要靠中国古籍来取决，而地下考古所能补助古籍的则很有限。古籍记殷时文物之盛，即今时那些学者亦不能不承认其已是青铜器时代的高峰，此即青铜器的开始决不在殷时，至迟亦在夏时。铜器则黄帝时已是，而不始于尧舜时。铜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各有一番大变动与成就，自黄帝至尧舜时为一大成，自夏殷至周时为一大成。故可决定他的早三百年说为是，迟三百年说为非。黄帝时已有铜器，但不是黄帝时铜器才开始，还比这更早，汉人从阿瑙地方东迁时已带来铜器的。《禹贡》又记载夏时早已用铁，惟仍似青铜为主，中国史上石器铜器与青铜器乃至与铁久久并用，地下考古学者喜欢推定何器起自何年，亦要修正为何器在何年曾有。

安特生推测两个时期的出入皆是三百年，宁是依照顺序更多于依照地层。今时世界上一般考古学者依据地层推测年代，几千年的出入亦常有，但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莫说几千年的出入，单是三百年之差亦可以一是汉末，一是初唐，或一是晚唐，一是北宋，人世上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即此可见地下考古学的粗陋。良史原可以是自证的，若必待殷墟遗物来征信《殷本纪》，假使黄河改道，把殷墟连地底亦冲走了呢？数学若亦如此待证，如何还能演算天体？可是今时史学家纷纷的翻案与批判，皆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因其未知并其已知而失之。

连对于那样可靠的中国古籍，我们亦非必要根据它，因为历史亦是生在现前，观今可以通古。而一器一皿的事迹，则我们还要也有那样的情意，若只会把史料整理，把古物分类，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的。今之史学连眼前的中华民国亦不知，而说是资本社会，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他又如何能晓得“先秦史”？

如今他们只用一派科学方法，用石器铜器等来划定时代，用渔猎农牧手工业或什么业来划定社会，用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来制定历史的规律，要中国史亦依照西洋史。但中国史与西洋史虽亦有看来像是相同的地方，殊不知解剖人体与猿体马体，亦是大同小异，相异只在脑这一点，而注意到这一点的相异竟有这样的重要，倒是靠的先已知道了人是人而马与猿则不过是马与猿。今之史学家却因对中国无知，单来与西洋比并形式，以致文明与无明的一点极小而极关重要的相异之处，被归纳法的四舍五入舍去了。至于落后蛮族，那是发育阻碍了，我们的童年时不像他们。

许多方法皆只在历史外面鼓噪吶喊，而不知治史是要自己亦能生在历史里。孔子少时微贱，多能鄙事，与司马迁的多爱不忍，皆是能有世情的热闹，大如打天下，小如街头巷尾的喜怒哀乐，他皆能与他们生在一起，情遍慧遍，所以能是良史。即如西洋人，他们亦知不能单凭物证来治史，却先是用《旧约》的《创世纪》，后又用辩证法，以神意与哲学来补成史学。但耶和华或世界理性皆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存在必是不可知的或知之不能尽的，故不断要靠新发明。中国则有我们自己的史学，治史可以好到即是历史自身的开物成务，是历史自身的“以观于天下”。此即中国史学除了技术还有道。

但亦要有好的历史才能有好的史学。西洋人对他们自己百年前的东西已觉其古，把古代与中古，近代与现代分得很开，是因他们的历史经不得劫就毁灭，一路否定下来的，故有这种隔世之感。在西洋惟数学不被否定，但于他们的史学仍无益，因为数学不能代替人事。中国人却能觉得汉唐乃至三代亦分明如同今天早晨的事，中国史学之不迷失，乃因汉人的历史自身从来不曾迷失过。

历史上的远事，西洋人把来歪曲成神话，中国人则有朴素平实的传说，如盘古用斧开辟天地，与有巢氏隧人氏的传说，以及玉兵铜兵铁兵的记载，皆不俟证据而成立。中国传说里还有混沌未开时，地在天宇中如蛋黄在蛋清里，及天皇地皇人皇的顺序，天皇氏最长，二十万年以上，地皇二十万年以下，人皇四、五万年，连这些亦皆有个缘故，比耶和华在七天里造天地万物的神话好。

中国的这种传说向来是流传在民间，很晚才被缙绅先生们所采录，并不是很晚才被捏造出来。即如今日，民间百作工匠有尊卑，木匠比裁缝是长辈，而铁匠又比木匠尊，石匠最尊，乡下人家若请一班匠人做生活，吃饭时石匠坐上位，余人毫无二话。石匠之尊，正是人类最初用石器的记忆。中国所以会出吴季札、孔子、司马迁等良史，即因他们是生在这个有史德史识天才的中国民间。中国真如章实斋说的六经皆史，而亦皆是诗，最好的史“国风”本来是民间的风谣、吴季札即以之观史。

治史是要有史德才亦能有史识的。西洋人对他们自身都阻隔，对别人当然更没有亲情，又如何能知史？他们入境先问神，再则是看看有那些商品，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人，是故巴比仑与埃及这样接近，记载对方的文献却只有通商条约的那块石刻。希伯来人在巴比仑埃及皆长期住居过，而《旧约》里对这两个异邦的知识竟非常贫乏，还有对于经常与他们冲突的尼尼微人及以阑人亦如此，而《新约》里对于罗马帝国的记载亦没有更多一点。希腊人是对于同在爱琴海的诸城邦，除了金羊毛、神，以及战争抢劫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只能有神话与史诗了。雅典的一个史学家旅行巴比伦，惟惊羡于那里的一粒谷种可结二百粒。

此外从罗马帝国留下的史籍里，只可晓得罗马本土，关于其属地的情形，则记载的只是属地而无情形。直至十一二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还那样无知，以致几次十字军沿途糟蹋生命。其后西班牙人到美洲，眼睛里只见象牙与奴隶掠卖，把来放火杀戮得精光，弄到后人无法研究印伽文化。西班牙时代西洋人所知的世界地图都是黑影，像希腊时代的地中海，荒昧里有傲慢与恐惧。便是问现在的英国人，他们统治了印度二百年，亦对于印度仍只有早先东印度公司的那种知识，不过是调查统计得更详密罢了。

日本人为在这一点上学西洋，其所谓“中国通”对于中国的山脉河流、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情风俗，比中国人自己还更调查得清楚，彼时日本帝国的外务省与大本营根据这些知识来决定对中国的政略战略，反为打仗打到后来，越发感觉对中国人知之不尽。两次世界大战，凡是交战国皆对敌我的生产力有情报，结果却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各自茫然。

单用科学方法，要懂得眼前的世界尚且这样难，弄点破铜烂铁又如何能知古人？任何方法与物证皆是要被历史所说明，更多于它的能说明历史。历史是如同乐曲、书籍与出土物怎样完整亦不过是谱。谱并不即是乐，却还要你按谱能弹。吴季札观乐，把几个朝代几个国家各只说得几句，却已见其大，乃因他这人能生于三世十方。司马迁亦并没有见过乌龟壳上刻的字，他的《殷本纪》却能写得这样真，是因为中国历史自有大信，是因为他能懂得，是因为他的人好。中国史学这样正确而完全，是因中国人说历史能像历史自己在说话，不是以鸟鸣春，而是春禽鸣，倒并非古籍保存得多即是完全。

且又知己则能知人，故记异域亦是中国人记得最好。中国最早记异域的书有《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山海经》里记边徼四夷蛮族，能把神话的东西亦写成传记的朴素，没有怪力乱神的威吓，好到像是图案。《穆天子传》里记周穆王沿途经过异族的部落，及山川道里，今时学者亲去踏勘过亦说没有错。二十四史从《史记》起，记匈奴西域西南夷与日本朝鲜等，竟是世界史的正本，而那些异域的古时情形倒反或多或少还靠中国而传。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但明确记载山川道路、物产、政教与风俗人情，并且真能写出彼时印度及大西域的文明，比起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但以商人眼光来估了估中国的金银财宝，真要伟大到不知多少。

中国人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对蛮貊亦没有阻隔，所以能把异域的东西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有这样好。中国人与异域的亲情，乃是孟子说的仁者无敌无对于天下。就是对于现代西洋，中国人亦远比西洋人自己懂得更多，生物史要达尔文来为，易洛魁人要摩尔甘来写，西洋史亦要中国人来为。

又如以关于舜的历史为例，孟子最喜欢说舜的故事，苏轼亦有诗单道舜南巡卒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在潇湘水上望之不返，洒泪成斑竹之事：

苍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

帝子南游飘不返，惟有苍苍枫桂林。

枫叶萧萧桂叶碧，万里远来超莫及。

乘龙上天去无踪，草木无情空寄泣。

这样一个用心如日月，能够“有天下而不与焉”的人，却又是个想起早死的母亲会哭泣，会受弟弟欺侮，而且可以被妻子照顾取笑与爱惜的男孩，但凡与他有关的东西，连草木都成了清香贞洁。他能够没有一点神性，而只是他的人好。这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或只凭理想，可算得信史吗？是信史。

譬如卢梭想要民约论，而说历史的开始即是民约，马克思爱阶级斗争，而说历史从来都是阶级斗争史，虽杂理想，亦确与他们的历史相符。大凡理想，皆必有其民族的记忆为根据与限制，对过去对将来都一样，西洋人知有原始的及将来的非阶级社会，亦当它只是像他们现在这种对立关系的社会，惟去了阶级，外加生产力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妄人的梦话与聪明人的法言，一般皆有个缘故。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舜，则在中国文明里实实在在是有的。

也有别的记载，如李白诗里“或言尧幽囚，舜野死”，那只是他感于唐明皇的事而假托寓言，唐明皇晚年被肃宗幽囚，稗史且说他被李辅国遣贼刺死。且即使如《竹书纪年》所云太甲杀伊尹，亦仍无伤于中国历史的大信。历史的流传是流传好的东西，而中国的言语与文字亦皆是为说好，不是为说坏，这并非禁忌，却是言语文字的清真吉祥，乃至说的疾病死亡，亦要像亲人或医生的没有不洁之感。

但亦有像鲁迅等人，他们说中国东西不好，那是如同年青人的总以为自己的相貌生得不好，又如一个女孩子在打扮时对她自己生气，乃至她生气到家里人的身上，这也是可以的。年青人要西洋东西，又像小孩子的看见别人有，马上他亦要，这也可爱。鲁迅到底是可爱敬的，只是不可以为师，他的无禁忌即是中国文明的。他对中国东西颇有一笔抹杀的地方，但红粉是为佳人，受她委屈亦心甘情愿，宁可不要别人来安慰。即如我这书，亦不要我所不喜的国粹派的同意。

中国史学前人已有那么好的成就，但我们还可以有新史学，中国东西便是可以“三叠阳关，唱彻千千遍”，仍然一回相见一回新，像天天上街买小菜，不必时时变花样亦可以餐餐是新鲜。新史学并不在于发明，去发明历史，那历史即成了有永远发明不尽的阴暗部分，且连那发明的部分亦到底不能算数。新史学是写古时的事亦只如写的现在，写的自己，因为人是生于一个时代而同时亦生于许多个时代。吴季札观乐，我们不但从他的话里晓得了诸国的前朝后代事，而且更看见了吴季札本人。

小时我和四哥梦生上山采茶，他讲给我听瓦岗寨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等众好汉，只觉山风日色，山下平畴远畈，村落午鸡，瓦岗寨即生在这天下世界，而面前则是四哥，是采茶的兄弟二人。如今我来写历史，也但愿能像这样的有人有风景。

良史是要能通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与一代江山有知音。王者能对一代人是知音，而良史亦能闻弦歌而知雅意，故史官之位，古时比于三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太史公。这样的良史至今亦尚在中国民间，旧戏里演正史演稗史皆有中国文明的真实，此即是成为良史的基本条件。而一喜万人喜，一悲万人悲，剧中人与观众可以是这样的知音，一代人的好恶感怀，有性之所同然，情之所同然，理之所同然，此则更是天下大一统之所在。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并非专为对彼时的政局，却凡是良史皆必如此的。

是故良史又忘其为史，如鱼之相忘于江湖，欧氏几何学两千年来演算了又演算，只觉它是今天的，很少想到它的历史性，中国的史实亦可以看之不足，观之有余，故可以写了又写，几乎不当它是历史，而好比是诗。诗是在《诗经》里原已写着有了，唐诗宋诗亦仍是这传统，但可以代代是新诗，史学亦如此：

总是圣朝天子事，昭阳宫里又何人？

可以代代翻新，但不是翻案。

一年夏天我在温州听夏瞿禅讲诗，他说溜冰是夏天学会的，游泳是冬天学会的，诗亦从不是诗处学。这话宽了我的心，因为我正像宋江，每每是从无字天书里学来兵法，史学大事，我亦只听听中国的民歌及从闲书里偶有会意，便自欣然。

小调无锡景开头：“小小无锡景呀，唱拨拉诸公听”，我亦不过是这样唱唱中国的世景给大家听听。要说正经，唱曲亦该是神圣的艺术，史学或者更是严肃的科学，可是《红楼梦》里芳官对薛姨妈说的谦辞：“你老人家还有那等好戏不曾听过来，我们唱的可深意是没有的，无非听个喉咙，豁脱口齿罢了。”我想这倒并非谦辞，虽史学的严肃程度亦只能到此为止。

若是我有沾沾自喜，那亦只像民歌里的答难，那女子难男：“何人造的洛阳桥？那镇出的细花碗？”如此一连串的拷问，那男子则答唱：“蔡状元造的洛阳桥，景德镇出的细花碗。”亦如此的一连串来答了，那股得意样儿，全是中国乡下农民及大都市里小市民的，他对于一份小小的知识有这样珍贵，在人前不禁要自夸自赞的称起能来。《红楼梦》里亦有贾宝玉卖弄知识，他见有人当正经听他，越发胡诌连篇，每每挨了林黛玉或薛宝钗的尖言冷语，讪讪的不好意思起来，却见有人笑他，他亦附和了笑，因为他知道人家是欢喜他的。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后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民间日常与好人说话，每每可以还未曾听明白，甚至不等对方说出口来，而心里老早先已同意了的，此亦即是男女老少自己与别人之所以能同生在一个时代里，好像大家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生的。我想我在这书里所写的，或许亦有可在论辩之外，治史须不是为问题。问题是要解决的，但亦有永远不能解决，而且无须解决的，如柳宗元诗：“秋风潇湘无限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是有限与无限同在。治史或治事，皆不可单是事务员的见识。

中国最古的传奇有玉女投壶，玉女与东王公在高天原投壶，矢如流电，每投中锵然，则天为之笑，我这书亦许有说中的地方，如那玉女的投壶而中。这故事李白很喜爱，而他的诗句亦每有使天亦为之笑。但这稍嫌有点下视尘寰。而阮籍苏轼则更爱汉皋解佩的故事、郑交甫游汉水，见二女悦之，下车请其佩，女解明珠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行数十步，视怀中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这“解佩暂酬交甫意”，可是很有对世人的一番情意。还有交甫与二女的酬答之辞简直一点事故亦没有，只是春日江边他和她们说过话了。我与世人亦是这样的无事，而人们亦从我无所获得。

汉文明的叶嫩花初

却说黄种人迁入黄河流域，分先后几起，走在先头的一起是三苗。迁徙时总是游牧带头，他们只贪写意，只顾往前走，却把农业掉了队，又把商业与手工业的离群活动加强了。他们一走是到黄河下游海边，见贝便用，得铁便铸，而铜则是早已晓得用的。但他们没有像埃及巴比伦的自由都市僧侣政治，因其商业及手工业多只是和游牧的关系，不靠在土地私占上，土地私占要有农业的相当基础，三苗的农业基础还不够。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个个铜头铁额，只是部落。

而掉在后面的及新来的队伍，则是传说里伏羲氏神农氏这一支，他们到得黄河中下游，被前头的三苗阻住了，只好稍为停下来多做畜牧与耕稼，而且利用三苗的进步纺织及炼钢冶铁术来结新的网罟，制新的耒耜。这一来，他们产业的配合倒远比三苗的好，而且有了都市。中国的这最古都市与埃及巴比伦的不同，并非商业资本的据点，而是在农业地面上自然形成的核心。彼时游牧与渔猎是受了前面三苗的约制，而单为畜牧与耕稼用的地面则有的是，如此游牧与耕稼的发展乃渐成平衡，且连游牧亦多变成畜牧，又因不发生土地霸占，农牧及手工业商业皆一体不分，这里就已出现了后世井田的雏型。

伏羲都陈，在今河南，神农都曲阜，在今山东，他们长期与三苗相处倒也相安。三苗的游行经济与伏羲神农这边的定居经济有个自然配合，三苗的手工业与商业，好像蝴蝶的可以飞来这边的经济园地上停停又飞去，又具游牧在大平原里仍可游行无碍，而若是要找有人烟的去处，亦随处可以就近找到汉族的田宅男女。

但这两边的经济相配，应是可以作成一体的，所以三苗要来统一这边了，这就是“蚩尤作乱”，而汉族这边的炎帝亦要“侵凌诸侯”。彼时汉族是要对内统一诸侯，对外统一三苗，但这是后来由黄帝才做到。

黄帝这一支汉人是最后迁来的，看见前面已经有人，就到如今的山西地方停下来，国于有熊，再向河北发展，而邑涿鹿。他们亦和伏羲氏神农氏一样前面要上去被阻止，把众产业来看齐了，可是比伏羲氏神农氏更有阔大的游牧，因为此地距离黄河北岸很远，为三苗他们所忽略，黄帝的一支人不但有足够的农地，且有足够的游牧地，而如此乃作成了更广大的众业相配合。

凡产业各有它的德性，农业使人平实，工业使人聪明，商业使人活泼，渔猎使人强健，而游牧则有爽朗壮阔。但从来游牧与别的产业结合容易，而能与农业亦结合得这样好，则世界史上只有中国，不是波斯或后来的大西域所能及。黄帝以步兵与车战打败蚩尤，步兵是农业的，车战则是游牧的马与手工业的车的综合，而同生在农业的地面上。前此神农氏拿蚩尤无法，即因缺少游牧来配合，不能发挥行动的大力。

彼时黄帝这边若讲财富，是还不及神农氏或三苗那边的，可是比他们健康，所以能胜利。黄帝与炎帝战，“三战始得志”，可见也不是容易，其后与蚩尤战更是打个得天崩地裂。经过这场打，神农氏一支人就与黄帝一支人同化，但亦有一部分返到江淮，与三苗间杂，成为后来的东夷。而三苗则继续退，返到南方去了。

黄帝之世是当公元前二千六百年，迟埃及的出现金字塔王朝八九百年，迟巴比仑的吾珥王朝二三百年，却比他们的都大，比他们的都好。那大，是大在中国文明有运动的魄力，黄帝巡行天下，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管卫，真是人的能行走在月山川里。那好，是好在中国文明的平等和谐，黄帝之时华夏地面上的产业起了如海水的波涛，以山西一带发祥地为王畿，而正式开始井田，连那神农氏与三苗遗下的产业亦皆有了安顿着落，出现天子之朝廷与诸侯万邦。

是在这样壮阔活泼的风景里，四面八方新得来的知识与技巧才皆有了可施展，筑城起宫室，做更好的衣裳，大规模的造舟车，医药亦有了新发明，文字亦有了新增加，又置史官，又作兵车，又讲究弓箭，遂晓得养蚕，然后作咸池之乐，“咸池备矣”，奏起来舞起来看看，真真的热闹非凡，并且规模都齐备了。

从此一直到周朝，皆是这井田的演绎，生产力继续提高与经济地域继续扩大，而引起田亩单位的改变与邦国关系的移动。这生产力的提高分三次，黄帝时一次，夏时一次，周时一次，而中国古代亦自黄帝至唐虞是一大成，自夏殷至周又是一大成，而且夏朝可以自成历史上一丰碑，故孟子时时称述夏禹，过于称述商汤。

这三次生产力的提高，皆以农业为界碑，因井田的农业是与别的产业丝丝入扣，那众业的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即是个春天，风吹吹随处会生出新的生产力的波浪，都要汇流到稻田里，才综合而为划时代的新开始。这新的生产力需要相当时间才普遍到众产业的角角落落，而为全面的提高，并且随着产业圈的伸展，而引致经济地域如波痕浪纹一圈圈一层层的扩大。要等众产业的生产力都看齐了，经济地域的扩大亦到头了，有新的人世风景的熠熠，然后才又来一次生产力的再提高。这种生产力的如风吹花开及其全面的如波浪推进完全是中国的，与西洋资本经济偏颇凸出的发展不同。

唐虞之世是集黄帝以来的大成，从产业的齐全里还有了人事的齐全，“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真像是竹枝词里的“山上层层桃李花”。并且为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有工官农官，这才像个朝廷，不比西洋古国的惟有法典祭司战神及税吏。西洋是到了现代国家，才有农业部这些政府机关，但亦只是产业的组织，生不出人事的文彩，而唐虞之世，则是产业皆生在文明里。

井田从敦睦九族推广到平章百姓，又推广到协和万邦，如此便作成“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的天下世界。唐虞之世，是连早先三苗之地亦建起了产业的新秩序，与汉人的结合，铸成一个华夏经济，出现了堂堂中原，而其中井田的本部所在地则是王畿。王畿在继续推广，外面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亦跟着一圈圈展开去，《尧典》里分命羲和宅嵎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昧谷，和叔宅朔方，即是华夏的向四面八方推进。及至虞舜，更南巡到了苍梧之野，比黄帝的南至于江更远而又远了。

而即在这产业与政治的图案里生出了人世的礼，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礼，柴望巡狩之礼，朝觐会同之礼。而这人世风景的熠熠乃亦是乐。彼时真真的是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迢迢千余年后，吴季札见了舞《韶》《箾》，犹觉浩浩阴阳移，只是个大明终始。《史记》里描写尧：“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而舜则有《卿云歌》：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及八伯的和歌：

明明上天，星辰是陈。

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是有这样的大自然界与人间为一的浩浩荡荡的光阴，而人乃是天人。

于是来了夏禹治洪水。那次洪水世界上各地皆有，却惟中国人能治。巴比仑埃及人则《旧约》里记载着，他们除了坐船逃难，等洪水自己退落，并无别法，当时他们真不知毁了多少财产，死了多少人畜。在希伯来人的传说里是大地上只剩诺亚一家，在北欧人的记忆里是惟剩一男一女，后来靠神指示，掷石变人，才又繁殖起来的。照时期推算，亦许那次洪水与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巴比仑吾珥王朝的覆亡有关。但中国这边则尧舜之世并不因洪水而倾动，且举出禹来治平了它，从泛滥开始到治平，头尾不过二三十年。中国与西洋那次在大自然界面前，即显出了高低，中国是有井田经济及政治，所以发动得伟大的人工，并且井田即是文明，治洪水是要大自然界亦即人间，而人亦如日月山川，才能不受水火无情的威吓的。

后世吴季札见舞《大夏》说：“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夏禹是个极上心做事的人，《诗经》及《孟子》皆以禹为天人，《史记》亦说禹“身为度，声为律”，天人是不与天斗争，西洋人若做得这样的大事，乃是征服自然界，而禹之治水却是疏导，连自然界亦皆是人的德性与力量，和它有理可说的，故能行于所无事，而使天地清安。

夏禹治好水，疆理九州岛作《禹贡》，且鐻九州岛之金而作九鼎。《周礼》的井田与王制追记到夏时，即因夏时是个新出发，九州岛各以其出产综合成一个更高的生产力，便来改动授田的单位，“夏后氏五十而助”，正是生产力增进了，才可以集约到五十亩。授田的单位这样缩小了，经济活动却比早先更活泼，早先从四井为邑到四邑为都，现在则又从小都发展为大都，而政治的单位扩大到从子男之邦五十里，再小只能算附庸，不得列于天子之朝了。

《王制》：“天子之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一，五十里之国六十二。”孙诒让注：“夏时如此。”前此诸侯的单位还要小，数目还要多，经黄帝时一次调整，才是大国渐增，小国渐减了，而夏时则又是一次大调整。这其间亦有经过战争，但大体是自然的形成新秩序，单看它有这样整齐，即非武力兼并所作成，又且朝觐会同是宾主之礼，若武力征服，亦不能有这平等。

又若是武力兼并，则一定激烈，不能至夏时乃至春秋时还有许多小国。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小而多的领主单位保持得相当久，那是因为无力统一，其商业资本对地域经济的支配体系正陷于割裂之故，中国却早有了统一的中央政府，能发动天下的财力征蚩尤治洪水，但不用来兼并集权。中国史上政治平等，是因没有商业资本为祟，看来像是被兼并了的许多小国其实仍旧存在，不过不合于大国之会，不列于天子之朝罢了，他们并不丧失政治的自由，亦不影响井田。王制，王畿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等等，乃是由小到大的展开层次，不是吃尽了小的只剩下大的。

凡有这样的事，即亦有这样的理，有商业资本，故有希腊罗马的公民政治与平民会议，有井田，故有中国的平人之礼。唐虞与夏，有帝王及诸侯而非贵族，有方伯而非兼并，有四岳而非寡头政治，乃至传贤传子或传弟，中国的事皆只能就中国的理来说，不能拿西洋的来比附，恰如不能拿蛮族的选举部落酋长来比附希猎罗马公民的选举执政官一样。禹甸九州岛，有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规模，是后世里巷儿女唱的“月亮弯弯照九州”的起头，在历史上，禹的开物成务正可与黄帝相比。

但夏朝事故太多，与西戎北狄东夷的纠纷没有断过，这是因为彼时华夏向四面八方推进的波浪搅翻了淹没了他们。还有是因“夏尚质”，新的农业要有新的游牧与工商业来相配，而彼时农业的新规模还未能遍于其他产业，所以夏朝的东西见得欠漂亮，亦不够威力。禹之治水，对天下之人及财有那样大的动员力，那还是从唐虞时井田的根底发出来的，疆理九州之后，则要从井田的新规模里才出来得平定戎狄蛮夷的大力，但夏时游牧在众业中的比重太小，凡事遂缺少飞扬了。

那戎狄，是早在黄帝之世，中国与印度埃及巴比仑东西两边皆已兴旺起来，虽彼此尚少交往，但如日月相望，吸动了中间地带的蛮族，他们日益活跃，以致黄帝要北逐荤鬻。及至唐虞时，埃及与巴比仑已有国际贸易公司的组织，巴比仑的陆路商队前哨且到达了印度北填，而印度与中国这边亦正在益益炽盛，故越发刺激了中间地带及边境蛮族的往来游行劫掠，乃至印度达罗毗荼人的那瓦拉王朝与巴比仑的吾珥王朝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皆被他们所倾覆，不倾覆的只是中国。

可是夏朝的外患甚重。彼时西戎北狄飘忽往来，其前哨则与汉人间错杂处，渐成汉人与戎狄的混合民族，即是有扈与有穷。启继禹位，有扈为乱，启率六师与之大战于甘，作《甘誓》。有扈在扶风，有穷则在河北。太康南游，畋于有洛之表，有穷后羿距之于河，遂不得返，但有穷这个混合民族不能成事，随即夏又中兴了。传说当初天有十日，羿射落其九，羿妻嫦娥窃灵药飞入月中，有穷之族的即是这样一个荒昧世界，虽有大力，可是从汉人讨得来的一点文明，即那灵药，却连妻子一道都不见了，真是苍凉凄惋。

还有东夷，这要从三苗说起。三苗当初从蚩尤战败后退出中原，往西往南往东落荒而走，其中往西的一支不久混在西戎中不见了，往南的一支尧时还在江淮及荆州一带作乱，舜把他们又赶开去，他们才又向洞庭湖方面退却，但仍留下一支在淮河流域，与伏羲氏神农氏的遗民同化，成为淮夷。这淮夷的经济自成一个体系，有强大的游牧与明亮的手工业商业，只差农业欠好。他们便在此地站住，其后千余年中，汉人总打不了他们，淮夷而且有华夏文明的一偏，徐偃王亦行仁义。其实夏朝的新农业是与淮夷的游牧及手工业商业正好来相配，而生在一个井田文明里的，不过夏朝不能作成，要到殷朝才作成。

殷人是彼时华夏向江淮推进，交界之地汉人与淮夷杂居，渐渐形成的一个混合民族。夏朝真是个大变动的时代，除了殷人还有楚人，楚人是荆淮一带交界地方汉人与三苗杂居，而渐渐形成汉人与三苗的混合民族，此外尚有西北方面汉人与戎狄的混合民族亦正在形成中。这些混合民族后来都做出了大事，他们投入华夏的井田，如湿薪投入大火里，一阵阵冒烟飞灰，中国文明反是越烧越旺，其中殷人先起来代夏后氏而有天下。

殷人的产业一半是淮夷的，一半是华夏的。淮夷的产业其时已发生巫魇，淮夷的人亦好为长夜之饮，其还能明亮，是靠华夏井田的波浪泼溅所及。而殷人则比淮夷还更与汉人亲，首先与华夏井田推进的波澜相遇，就跳入做了弄潮儿了。殷人的手工业比夏人强，而且有游牧，故从汤伐桀而有天下之后，殷人历代征鬼方徐方，征荆蛮，到纣时为止，一直轰轰烈烈。

中国文明看来静，而亦是最有大力能运动的。黄帝开了一个大力运动的时代，殷朝又开了一个，一样的能飞扬跋扈，而殷朝的还更有份量，因其游牧及手工业与夏朝的新农业结合，比黄帝时更基础雄厚。从黄帝征蚩尤，到舜的南巡，禹的治水，殷的伐夷伐蛮伐狄，已见中国文明的行动大力，而其后周朝的礼乐亦这样大气魄，还有秦汉，还有大唐大明大清，一直到中华民国的能八年抗战，亦皆是这传统。

却说殷朝的东西而且漂亮，孔子亦说：“殷辂车为善，而色尚白。”殷朝的青铜器很精致，常说殷人崇巫鬼，但从器皿上很少见有这样的痕迹。事实是，殷时的人与殷族的人是要分开来说，犹如元朝人与蒙古人，清朝人与满族的人有分别，而殷时造那些器皿的手工业者则多是汉人。

当年殷汤带了他那一族人进入中原，与华夏井田的庄严一对面，不觉暗暗叫声惭愧，只是他自己亦说不清这种感情，却当是伐了天子之故，而后世吴季札见舞《韶》《箾》，亦觉了这个，说“圣人之宏也，而犹有惭德”，这在华夏面前的惭愧不只是汤个人的感情，而亦是当时殷族全体的感情。是故仲虺之诰，仍是“缵禹旧服，祇率厥典”。

殷的京都从南亳迁西亳，又迁河北，即因华夏井田仍自有它的核心，亦即王畿，非殷人所能移夺，倒是殷人只能来迁就它，而他们带来的游牧及新的手工业商业乃如朝晨鲜洁的露水，皆落在井田里被吸收滋养了。但殷族自身仍是情意飘忽无分定，不能渗入，亦不能损伤华夏文明，虽是客人而不喧宾夺主，所以他们才能存在好几百年。而在这六七百年里，是民间产业在静静的生长，合夏与殷而出现了新的，于是出来周朝。

周人的产业，在《诗经》里写得极明白，一是稼穑有了新的出发，二是游牧大量转为畜牧，三是建筑大发达，这三项便是集夏殷产业的大成。

《禹贡》已明记用铁，周时更发达到了农具普遍用铁制，所谓良金以铸兵器，恶金以制耕犁，良金即是铜，恶金即是铁，铁的供应量比铜大，周时遂家家户户皆有新农具了。同时又且发明了许多新种，《诗经》“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麋维糜”，加上荏菽禾役，麻麦瓜瓞，比从前多得多了。《诗经》多记虫鱼鸟兽草木之名，正是当时的新热闹。

草木是农作物，虫鱼鸟兽则是畜牧与渔猎的东西。《诗经》里讲牛羊“三百维群，九十维犉”，但已非游牧而是畜牧，故牧人之梦是“室家凑凑”，渔猎亦“叔于田（田即畋），巷无居人”，这有室有巷，正是畋与牧的皆与农业并生在井田里。

井田之制，夏时五十亩，殷时七十亩，周时则因铁犁普遍，牛马才可大量用来耕田，一家人种得一百亩了。周时又因种植纺织畜牧营造的种类增多，规模增大，禾麦的收获的比重小了下去，乃至在全生产中整个农作物的地位亦与畜牧纺织制造的地位扯平了，所以对公家的办法也起了改变，夏后氏五十而助，殷人七十而彻，周人百亩而贡，贡比助比彻都出的东西多，即因生产力多方面提高，不专靠土地了。这众业相扶亦使井田经济更健康，即便农作歉收亦不至成灾。

因铁犁普遍而牛马被普遍应用于耕田，此事又使周武王能以兵车打败殷人的戎辂。周人是农村都出得起兵车，会御车的人也多，“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他们个个熟习车性马性，而且乘卒与武兵皆是农民，步战与车战的配合亦胜过殷人。先前黄帝的巡行天下与殷人的“如霆如雷”，还觉得是多靠游牧的气魄，周人的才是从井田的更平稳里出来的大力，故“如山如河”，“临冲闲阀”，也能冲击，也能严阵，与西洋的力是狂飙完全两样。

周人作什么皆是全民总动员，大造房子大筑城，只不作西洋那种堡垒，因为没有地主就少抢劫。而井田的沟洫则比以前更开得密密排排，连耕种亦呈“终三十里，十千维耦”，畋上男男女女千人万人一起耕种。而这亦就是还有在资本社会或共产社会以外的生产组织，且除了组织还有天籁，如风动则万窍齐鸣，春至而桃李竞妍，并不要靠约束。这个理还可应用在人事的其他方面，故周武王誓师孟津，诸侯不期而来会者八百，没有预先约好亦可来会。

周器比殷器更有平人的明朗亲切，连王侯用的钟鼎盘匜亦如此。中国的平人之礼比西洋的平民精神更好，而周器的这明朗亲切则亦是生在井田的整齐里。

周器且能不因分工而阻隔，造车造轮造辀虽各有专门，但如和歌偶舞亦是各人只做一部分，而可不觉得是分工，只觉得是相配。广西民歌：

天上七星对七星，地下狮子对麒麟。

还有好男对好女，那里桃花配芙蓉。

男女的存在不是分工生殖，而是成对成配，制造业的分工亦可以如此的。而在西洋则分工只是零件，凑起了亦仍是零件的综合，零件相加仍是零件，如0加0等于0，西洋东西都是附属品，附属于资本的灵魂，所以不具足，亦不亲切。

而且分工亦要看得大方，许多东西是可分工可不分工的。周朝的矿亦是王田，和农田牧田一样，原料业与制造业之间没有隔着一个商业资本，炼铜铸铁并不另设专场，凡是较重要的制造业得了铜铁，要用时都自己来现炼现铸，铸剑如此，造车用的铁与作钟鼎盘匜用的铜亦此。这不分工似乎不合于进步，其实铸炼正因其是这样普遍的散在于民间众业，才更广大活泼，而周朝炼铜铸铁的精绝乃为同代西方所不及。

周朝是集夏殷的大成而新出发，故吴季札观舞《大武》，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而孔子亦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是至周朝而礼乐始备，有“维王建国”，有天子之明堂。明堂不只是天子的，中国民间亦家家有堂前，而西洋则只有客厅，明堂亦不像西洋的神庙，而是人的宫殿。中国建筑而且有飞檐，飞檐的背景是可喜乐的阳光世界，在那世界里的人则好比：

梧桐生兮，于彼朝阳。

凤凰鸣兮，于彼高冈。

周朝的礼乐

周朝礼乐之世，在《易经》里有一句好话，即“天下文明”。在《礼运》里更有说：

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椒，鱼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

这真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事物条理一一清嘉，连理论与逻辑亦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

这里的人是天人。动物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西洋人又与自然界对立，一部分的或对立的皆是有限制的存在。而中国人则与自然界的全体为一，且这自然界亦非动物的或西洋人的自然界，而是经过人工的。但人工这句话需要解释。中日战争时我往来南京上海汉口间，每从飞机上望见田畴作物特有一种整齐贞洁之感。其后我来日本清水市，一日与池田君游九能山，度茂林荒草，转出到海边人家村口，坡上有麦陇苺阡，池田君说：“我还是喜欢人工的东西，见了即刻心里觉得亲。”即是这分人工的情意，它并且可以不限于已施耕种或建有工场，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地方，而亦普遍于对整个自然界，如说“无限江山”，即是处处江山皆有情，又如说“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即六合八荒亦如田畴闾阎的亲切，有整齐与贞洁。

古印度人有成现量，中国文明则自然界亦经过成，这成天地万物是一事，制物而用之则又是一事。譬如苏诗：“万里归来后，八方在户庭。”天下亦不生疏，而如户庭的亲切，户庭亦不局促，而如天地的清朗，这便是成的本领，而用则如引水灌花等日课，又另是一种本领。西洋人无成天地万物，惟有制物而用之，故其人工所不到处即是洪荒草昧的自然界，且连其人工所到处亦还是缺少情思，人是要对庭院有好情怀，才引水灌花等日课亦有清好的。

中国人当然亦讲究制物而用之，同时却有一种惜物之意，给天地万物亦要留个有余，而且人对天地万物亦要能够无求，不像西洋人的咬牙切齿向洪荒草昧的自然界争生存，凡百东西抢到手为能。西洋征服自然界这句话，原从他们人对人的征服与被征服引申而来，实在很不洁，缺少清和的。

中国的天人之境连不落于境界，亦非抽象的，却是皆在于日常的人事。《礼记•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其虫鳞，其数八，其味膻，其祭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介，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苍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这读了使人觉得遍天地遍人世皆是春天。乃至六月是热得使人懊丧的，然而是月也，“天子居明堂大庙，乘朱辂，驾赤骝，载朱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葱与鸡，其器高以粗”，连人亦成了像夏天，骄阳亦只觉其是炎炎的明亮了。此外秋天冬天，亦月月皆是好的。

中国人见人喜欢谈天气，是宾主皆有如鱼在光阴里游泳的感觉。中国人又家常说话往往没有一点事故，而只是对现前天地万物的亲情，不免时时要提起它，叫叫它。《洪范》里还有句好话：“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读了使人觉得眼睛一亮。

是故中国文明能有天下世界，不像西洋的手工业时代只可以组成小国，机器工业时代又只可以组成大国。凡百东西，若有其无限的一面，则虽小亦大，而但是有限的一面，则虽大亦小，其大又不过是粗而已。中国东西的大，是如同民歌里的十把扇子，连一把扇子亦有一统江山。中国人的天下世界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文明是天大地大人大，万物皆平等自在。中日战时，我父执郑美称从嵊县乡下来上海看看我家，他是个地道的农人，这样乱世，路上到处有日本兵把守关口，他又年老，回去时我要给他打通行证，他不要，说“天下的路是让天下人走的”，就肩背包裹雨伞回去了。汉民族便是从黄帝与舜以来，皆能这样的行走在日月山川里。

中国人的平等自在，可以布衣之士有为天子所不得而臣，为诸侯所不得而友。《诗经》里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王是王者之王，君是王者之君，民是王者之民，皆是王者。是故《诗经》里又有“乃生男子，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连普通人家的小孩亦是君王。中国民间女子，亦婚礼时凤冠霞帔是后妃之服。《易经》里说君德人人可有，至今我乡下外甥去母舅家称外甥皇帝，必上座，但这是又有宾主之义在内了。

宾主是平人之敬，自庶人通于天子，至今日本天皇用语极谦和，接见臣下亦如承大宾，此即朝觐会同称聘礼，是宾主之礼的文明传统。日本民间亦连买卖的对手都是分个宾主之礼。中国汉唐时帝王，大臣朝见时必赐坐，且臣下无论大小，拜时天子必还揖。民间则如冠礼，男子既冠，父敬之如平人，入而见母，母拜之。婚礼又说女子“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夫妻要相敬如宾。新郎新妇先拜天地，中国便是庶民亦可以郊天，又拜家堂菩萨，于是夫妇交拜，此即二人在天地鬼神面前的平等，然后又拜祖先，又拜见舅姑及诸长辈。其拜天地鬼神祖先，亦只是以宾主之礼，舅姑及诸长辈则受拜时必起立。翌日做三朝，新妇上座，舅姑且要向新妇献爵敬酒，因其新来是客，而宾礼为大。

中国人的平等一看像西洋，罗素因此说中国人远比今时世界上任何国人更近于希腊，但西洋从希腊以来皆只有人权，而中国则是有人的位分。人权是句难听的话，好比说物权，那样的人与物皆是个霸占的僭越的存在，他们的民主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冬天一群刺猬保存适当的距离以取暖，但接近则要刺伤。他们没有天地人的人，而只是平民市民公民国民，《旧约》时代他们在上帝及国王的面前是仆人，藐小如虼蚤，现在当了公民，虼蚤不是了却又是个螺丝钉，而他们的公务员连大总统在内亦仍旧是仆人，称为公仆，螺丝钉与仆人如何能是大人？

人的位分是要真的看见了才晓得。我在汉阳时给训德做生日，那年她正十八岁，请了她的同事护士小姐等吃寿面，这一天都是为的她，她本人都只在厨房里照看，时而来房门口站一回，穿件家常的蓝布旗袍，也不特别打扮，也不肯就座受礼，好像她是个无事人，这种谦逊便是能不霸占，而她的人和这堂堂的一天乃更觉得清好了。

佛经里说的如来之身，人可以是不占面积的存在，后来是爱玲一句话说明了，我非常惊异又很开心，又觉得本来是这样的。爱玲去温州看我，路过诸暨斯宅时斯宅祠堂里演嵊县戏，她也去看了，写信给我说、“戏台下那样多乡下人，他们坐着站着或往来走动，好像他们的人是不占地方的，如同数学的线，只有长而无阔与厚。怎么可以这样的婉顺，这样的逍遥！”

天地人清明，亦即能有万物的清明。《诗经》里的事物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亦即是可以兴，可以赋，可以比。《诗经》的兴，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而下文“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则是赋。那女子在洗荇菜，河水沸沸在手指缝里流过，那荇菜也淘气，它只顾和水嬉戏，一不小心就从手里漂走，长长短短的都散了，捞也捞不及。这时岸上有个年青男子看看，只觉生命像小孩手里的一条活鱼，它迸跳起来，小孩又喜又惊。他忽然爱起那在洗荇菜的女子了，这爱竟来得无因无由，只是在这个充满阳光空气与露水的世界里他要。

兴像数学的0忽然生出了1，没有因为，它只是这样的，这即是因为，所以是喜气的。而西洋却说是矛盾的火花，苦闷的象征。西洋没有兴，从物来的只是刺激，从神来的又是灵感。兴则非常清洁，是物的风姿盈盈，光彩欲流。原来物意亦即是人意，如六朝时《江南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

乃是真实的莲花莲子莲心，而亦即是采莲人，不可以另外还加进什么抽象的东西。这是兴与赋之所同，赋固然是写实的，兴亦写实。不过赋是写的本事，而兴则是引子，但不是序幕。序幕必与本事有关，而兴则与本事似有关似无关。

赋只是直道本事，而亦可以看之不足，观之有余。故孔子说是可以观。好赋如李白的《昭君》诗，但云“生乏黄金买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就使人觉得是这样的，并且一切皆在这里了，而杜甫的“环佩空归月夜魂”等句，则刻意加进许多意思，反为有限制。兴赋皆有物，而赋的物亦一般有风姿生动，故亦可以说是兴中有赋，赋中有兴。

还有比，比不是用来譬喻或干证，而是事物的繁会，如《易经》里说的“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万物如联珠，如骈俪，如鸿雁的呼朋引类，天下是众善之所会归。所以《诗经》里的比，孔子说是可以群。

兴与赋亦即是乐与礼。虽说乐尚同，礼尚别，乐虚而礼实，但乐者至和，礼者大顺，和顺是同一个德性，而且乐亦虚中有实，礼亦实中有虚。《乐记》：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硁，硁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萧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驩，驩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

此即乐亦皆是人事，有它的实。至于礼，当然皆是人事，然而《史记•礼书》说礼之行也：

天地之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

此则礼亦如乐，有它的虚了。乐亦世俗得好，礼亦清扬得好。而且礼与乐可以并举，乃至为一：

是乐鼓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倘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

行于繁华而仍不失开天辟地时的俭约清扬，这原是乐的，而亦是礼的。

而《诗经》里的比，亦在礼乐里皆有。乐能连类万物，从周朝乐器的规模可见。八音，钟鼓琴瑟磬笙簧祝圄缶筑箎之属，其中磬最古，从磬可以听出新石器时代的清洁喜悦。钟则原先是游牧人用的铃铎，演变为钟是有定居的农业了。农业又有鼓，原来用于田畈上击鼓耦耕。钟鼓是农业的主乐。筑是猎人的，与陶匠作下来的缶及埙皆有可以被珍重，而猎人的管演变为笙簧，则是有了手工业的华丽。手工业的主乐是管弦与弦乐，弦乐早先亦与游牧有关，埃及的琴还是行走着演奏的，形状像肩了一只大弓。这些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都把来会合在一堂演奏，真真是有众产业的热闹。这即是能比能群。

周乐器不但种类多，制作的形式亦大，瑟五十弦，筝二十五弦，建鼓幅六尺，连座高二丈，编磬一架悬十八个，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大规模的交响乐，同时又几乎每样乐器都可以单独演奏而亦是一个具足。西洋则除了钢琴与小提琴，此外可以单独演奏的乐器很少，中国的笙萧磬乃至筑的声音都好听，西洋乐器则有许多不好听，像他们的人，单独不是个完全，而凑成交响曲亦到底不和，使人听了只觉其吃力。而且中国的交响曲如后世的将军令，是以鼓指挥，鼓亦是乐器，而西乐则以棒指挥，像上帝指挥人类，上帝不是人，棒亦不是乐器。

至于礼能铺排万物，而有堂堂华夏，而同时万物一一皆是个遍在自在，彼此不会相冲突冒犯，不许有一个被委曲，这亦只是可以比，可以群。孟子说先王施政必先鳏寡孤独，因为若有一人向隅，则举座为之不欢，怎么高大的建筑，其摇动倾圮必出在有一砖的不得其所，此即治国平天下虽枉尺直寻亦不可。

西洋是他们的人及物个个单位皆不具足不成定，才要靠杠杆力学来作成平衡，其重心因支点移动即倾倒，老怕站不稳，故从埃及的金字塔起到但丁《神曲》里的天堂，及基督教的歌德式建筑，皆以峻急的倾斜形尖上去，真是人生的愈来愈狭，不但不能大，而到得尖端再要上亦上不去，连高亦不能高。但丁的地狱亦是尖的，不过和天堂方向相反，是上层大底层尖。现今英国思想最深的文学家，且为美国公民所惊羡的 Aldous Huxley，他的世界观亦是这样一个立锥形的东西。

中国则有团圆与对称，对称即处处皆是支点，圆则怎样移动亦总归对得牢重心。中国文明的天地万物人事一一平正，且不是什么单位，却个个自身是个完全，故一样是一全，十样合起来是十全，彼此之间是还有在关系以上的随喜善缘，所以如意，有十全如意。而这样建设起来的天下世界，是喜怒哀乐皆可以成为好，远离天堂地狱，且连佛境亦不是。

中国文明是有天地万物人事的随喜善缘，故有五常，有洪范九畴，而随时顺宜以制礼，承天应运而作乐。

五常，君臣有义是人各有自身庄严。闲常只说这政府好不好，那领袖好不好，然而好你又怎么样？不好你又怎么样？你若有意依靠上去，动不动哀乐过人，那且莫问那领袖那政府好不好，你自己先已不好了。君对于臣亦一样，你不可取人以为己用，君臣同心打得江山，亦只是以义合。所以处于乱世，照样可以是大丈夫，又虽然珠玉在前，我亦仍要做第一人，此即人在等级职司之外尚有他的位分。

父子有恩，是父母子女间有一种知己之感。所谓知子莫若父，即是有在爱恶利害之外的相知。而子女的孝，爷娘心里亦有一种领情与谦逊，因为懂得，所以最不曾浪费子女的好意，那领情与谦逊亦是知恩。

兄弟有序是顺。嵊县戏里唱的“前面走的梁山伯，后面跟的祝英台啦”，即使并无事故发生，单这兄妹二人这样走走就非常好。梁山伯祝英台春思烂漫，然而是兄妹，乃有一种端然。

夫妇有别，是因为爱惜，所以相敬，刘备说夫妻如衣服，夫妻正有像穿新衣裳的感觉，民间便长远叫媳妇是新妇，不可把来揉熟懒摊了。夫妻且又各人都有事情，好比那牛郎织女，一个要放牛，一个要织布，而夫妻住的人间岁月亦真迢迢的像那银河。这天长地久的两人，其间纵因衣食艰难，有心酸泪落，亦仍可以是慷慨雄强的，故又说男有刚强，女有烈性。

朋友有信，是从对世人的皆有好意而来。秦罗敷采桑南陌头，她知道人家是欢喜她的，那使君问她话，她都一一有礼的回答，这即是对世人有信。而极要好的朋友叫做“结金兰”，真是贵重，好像闻得见香气，亦只是这份陌路之情的移近。待人亦即是处己，故朋友不相殉，亦无失宠之惧。朋友来了总要好好的招待，朋友付托的事总要好好的把它做了。而因为这样平正的感情，所以可靠，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原来亦只生在君子之交淡如水。

五常的基本是平人之敬，故父子不责善，兄弟不相代，朋友不数谏，夫妇敌体而非一体，而君臣不合则去。

五常是人之相与，而这又以之与天地万物相遇，而使之皆成为人事的条理，以治国平天下，则有洪范九畴。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洪范》中国人向来读它没有意见，都要看了西洋的宪法才更晓得它的好，宪法但是社会的法规，而《洪范》则是天下文明的条理。

五行水火木金土，比起希腊的地水火风四大更是实用之物，希腊人拿四大去求证宇宙的构造，那宇宙里是没有人的，而五行则是物来到了人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完全是良工相看材料的态度，不染一点哲学气。又说“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连自然界的东西也成了像放在房里台子上的点心。

五事貌言视听思，不像西洋的生理学心理学，中国讲生理心理另有《素问》《难经》《黄庭经》等，而这里的五事则是人事，像佛经里说的“相好庄严，色像第一”，但是更实在。“貌曰恭”，即不是霸气戾气的存在，而有人世的静好。“言曰从”，是与人没有违逆，世上违逆的事本来亦不多，而言语又原是与好人说的。“视曰明”，是瞄着一眼就肚里雪亮，好比遍身都是眼睛，印度始造因明者称足目仙人，说他聪明连脚底亦生眼睛。“听曰聪”，是听人说话会听音凡，不呆听字句，而且从来是善说不如善听。“思曰睿”，睿即是聪明，聪明原是视听，却可以亦即是心思，这就比思想是感觉的反映或其综合的主宰，更没有阻隔。所以不叫五种器官或五蕴，而是五事。

八政：一食二货三祀四司空五司徒六司寇七宾八师。西洋重商重农政策久久不决，箕子陈《洪范》在二千年前却已说食第一，货第二。西洋要到现代才知说生产第一，货币尚在其次，但又失于夸张，不及这朴素。祀是郊望天地名山大川，人对万物的有亲情礼意，祭祖先则是历史的自觉，祭祀荐新尝新，又是与产业有关。西洋则惟祀神，而对自然界对历史及产业皆不亲。又且祭祀所以修孝悌，是为了人世，亦与西洋人的“天上荣光归尊神”不同。

此外司空是地政，司徒是教育，司寇是禁奸，以及师，师是军事。西洋过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无地政，现代国家才有，而中国则因是井田，故早有地政。西洋要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没有了土地问题，但亦不能像中国的是地利与天时人和生在一起。至于教育，西洋古时惟有宗教，现代他们有教育，但亦只教知识技能，此外仍靠宗教。中国则早有教育，而这是与其历史的传统不断有关的。西洋又讲究教授法，中国则讲究尊师，尊师是责重在学生，因为善教不如善学，天地即从来亦不教人，要人有本领去懂得它。中国的教法是“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教原来像风谣就好，不单是传授而更是兴。但西洋说的引起动机则又只是心理学。

还有禁奸，是不着重在法典而着重在人情事理，不像西洋的把防御物权放在第一，现在他们改成防御人权第一，亦只见他们的人与物的存在很可疑，而中国的禁奸则只是不许做坏事的意思，没有严重到要防卫到人或物的存在，故说“教之以礼，齐之以刑”，刑亦只像学校里的处分，不过是为了要齐于礼。而军事亦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即是人的更有高于生存竞争。中国没有罗马的战神或希腊的战争英雄，却良将亦只赞美他的同时乃是良相。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以及：“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闰月是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这样的把天文与巫祝分开，实在清洁，而敬授民时与允厘百工，则天文亦皆是人事，所以有天上的星，地上的人的热闹。浙江平阳有一只民歌，我在温州时听人唱，非常之好：“叮叮啷，叮叮啷，初一十五有月光，月光当中娑婆树，娑婆树顶开白花。叮叮啷，叮叮啷，几时大旱几时荒，几时水碓捣白米，几时水碓捣砻糠。”

皇极是天下世界的至成极定，社会有进化，而文明则可以随时随地皆是个完全，从荡荡世景中有王者兴。佛成正等觉，到底欠务实，不及这“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的真有平等正直。西洋阶级社会则必有党，有议会斗争，不但不能建立皇极，且连这样的理想亦不能有的。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日柔克。平康正直，疆而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中国没有真理的真字，却有直字，因为人世即是大信，不必疑真疑假，而直字则非常好，凡是鲜洁的东西都有一种挺秀。西洋人说刚必是生存竞争论，说柔又必是无抵抗主义，各有一套哲学体系，不是神即是超人，或自居于动物，总不得平常，中国人却只说烂料怕柴篙，该斗要斗，好人好看待，该和气要和气。

稽疑：“汝则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从这可以看出不是什么贵族寡头政治，却是只和卿士谋了不算，还要谋及庶人的。而亦不是代议政治，王及卿士庶民谁同意谁不同意，并无一点合纵连横或为保持平衡的超然地位，大家只是平等的听从多数。但亦不取消少数，若有少数反对，则作内而不作外，用静而不用作，少数亦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并不像西洋的多数少数各各有立场，却只是大家对一桩事情的看法，也许你的理明，也许我有看得不对，所以还要问于龟筮，问龟筮是以有心问于无心。苏格拉底希望有哲学家来管政治，其实哲学家很不必，单是这样就很好的。

古代西洋的巫有大事必得问他，而龟筮则无大疑可以不卜。龟筮亦不像希伯来人的先知预言灾祸来吓人，却是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是人占卦，并非代表神说话，这就是好商量，故许多卦可凶可吉。而且问了龟还要问筮，这像我的脾气，庙里求签第一签拔得不好，再拔一签看看。龟筮无心，是邵康节说的无心故能先知，人有时会被事情与理论压沉，越苦用心不得解脱，龟筮即是叫人顿开金锁走蛟龙，觉得自己刚才怎么这样胡涂，此刻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会忽然妙手偶得之。

庶征：“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僣，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肃乂哲谋圣是人的品德，却亦用来说好天气，狂僣豫急蒙是人的坏脾气，亦用来说坏天时。而且天亦有时会为难，像做人为难一样，高田要雨，低田要晴，这就很可笑可爱。而好起来则像旧时官府出巡，仪杖旗牌上写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人也高兴，天也高兴了。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五福好，六极不好。中国民间有些东西被雅人与思想家认为俗气不过，浅薄之极的，像小孩帽檐上缀的金字及女子首饰上刊的文句，“长命富贵”或“金玉满堂”，但我还是很喜欢。古乐府如《相逢狭路间》及《陇西行》，写富贵都能那样的清扬，这在西洋文学里就没有。中国人的富贵是可以好到像百花园里的牡丹花的，为人能这样的荣华一世，和人家亦没有过不去的地方，当然称心写意，而为人在世本来即是个好。西洋则必定还有个人生观，要问人生的意义与目的，倒成了做人是为吃苦，为赎过去亚当夏娃的罪，为做下一代人的踏脚板。西洋文学里而且把虱子咏成上帝的珍珠，完全是好恶反常。他们又有病态美，缺陷美。病态缺陷，当然不美。

这样的洪范九畴，包括天地万物人事统统在内，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比起西洋的宪法或政纲来不但规模更大，而且性格上是异类。但《洪范》只是个大纲，其条条的秀发则是礼，又做得来开开心心则是乐，洪范要礼乐来成行。

礼仪三千是《洪范》的舒叶吐花，约于礼是天地万物与人的遍在自在，各得其所，各皆是个无限。西洋有约法，那是他们的凡百东西皆是个霸占僭越的存在，然后又来规定彼此间的距离，从中出来许多喜怒哀乐亦皆是不好的。怎样的浮文，怎样的行动与思想感情，若不约于礼，即是霸占僭越，落于怪力乱神，到底亦不美不吉的。约于礼是像好书画的笔笔干净，没有溢墨。

礼立大体，而亦修廉隅。好画若有一笔是败笔，常时看着总要心里难过，而且怎样的笔致则有怎样的构图，焉可只顾大局不顾细谨？人在佳节良辰，当着盛大的场面，说话动作自然小心，因为贵气，因为人世有这样的好。小心是持吉，不为避凶险，是故君子处夷险如一。这就是以礼为体，而以乐为志气，可以不落灾劫。西洋有世界末日，印度亦尽说劫数，惟独《易经》里没有一个劫字，而惟有变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好字眼，不堕生死轮回，汉人五千年来便好像十二月花名，节节都开。劫字在中国文明里是变成了节字。

秦汉私情之美

中国文明五千年来好比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山河照影，有情似黄金。周朝的井田这样深稳，它翻出的变调是秦汉却多有惊险，但惊险方可喜。

却说当年周武王伐纣，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晚上他睡也睡不看。清早姬旦问他，他说，从我未出生时殷朝已乱起，至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这如今我们是成了事，但我们向来在西土，要怎样处理外面那千年以来夏殷的地面才好呢？他又自己答道，我们亦要出去到那河洛之间，与天下人相见。于是他造了洛邑，打算拿它做周朝的新都。

周武王是被黄河中下游工商业的明艳所惊了，后来孔子观舞《大武》，尚说：“若然，则武王之志荒矣。”井田的工商业亦带叛逆性，惟不发生像西洋人的商业资本主义，那工商业在众产业中乃是个娇纵的姊妹，但不是女巫，几次政治波澜，游蜂浪蝶皆与她有关。井田倒是能大大方方的爱宠她，每每游嬉于危险的边沿，像要泼翻了而仍旧不泼翻，所以活泼。而中国历朝女子亦几乎即是工商业的化身，如妲己西施杨贵妃，皆带珠光宝气，且必随伴华丽的宫殿建筑，但是每有建筑，大臣必谏，虽为后妃亦要像浣纱时的素面才好。海伦是雅典工商业的明艳，但中国则不重希腊式的英雄，亦不重希腊式的美人。汉唐而且要罢珠崖，戒开边。前此井田的好处，是能对工商业亦无禁忌，而井田废后的好处，则是对工商业亦能使之约于礼，历朝的天下承平富庶，版图宏大，倒是因为能对生产力与武力亦看得平平淡淡，不像西洋的小家子气。

中国只是对工商业不小气，但并非笨重凝固的土著务农，这从中国的女子最可见。常言水乡多佳人，水乡是交通便利，工商业繁荣的地方，如六朝女子的“镂薄窄衫袖，穿珠贴领巾”，那装束即是非常现代的。中国女子极有叛逆精神，但是不浪漫，中国人是对于美对于爱亦不沉湎。太平时势是好女有好男来相配，好男如阳光，好女如颜色，有家门清肃，而历朝女祸，则往往亦是工商业与众产业失调之时，像纣王与妲己即是彼此都亵渎了。

《尚书》里记牧野之战，纣自焚而死，周武王持太白之旗以麾诸侯，诸侯皆拜武王。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军，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之太白之旗，又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已自杀，武王又射三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明日武王至殷之社稷坛祭告天地。此即黄河中下游的工商业与殷人有私情暧昧，要伤害全面产业的平等和谐，而周武王则像个男孩，他打了那不正经的男子，连姊妹也打了，但姊妹到底情亲，他又封纣与妲己所生的儿子。而且他变得有心事在身了，他从那天誓师孟津，白鱼跃入舟中，一路行来都是个男孩的世界，现在却忽觉凄楚不乐。中国历朝创业之主，皆对前朝有怀念与宽待，而且即帝位时要三让，是因真有一种悲意与谦逊，汉王见项王已死，亦且喜且悲，连明太祖讨平了元朝，亦不欲观献俘。

周武王之时，是天下大势在河渭之间，但外面还有三个方面，一是黄河中下游，二是淮河流域及长江流域的徐方与荆蛮，三是西戎北狄。所以周初的大事是把河渭之间与黄河中下游结成新的王畿，及至中叶，是把华夏文明更推广到徐方荆蛮及西戎北狄，而周末则徐方荆蛮及戎狄渐与华夏诸侯混同了，又要有新的核心，新的大一统，就出来秦朝，秦朝是汉朝的前驱。这几次变动里，皆见工商业的活泼，但仍是众产业的全面浪潮在推进，而工商业则不过是弄潮儿。

周武王为对夏殷旧地好有个照应，他叫殷族的人照常通商，又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这几处便是伏羲神农以来华夏文明的本部，而西周则是新的发祥地。他又封姜尚于齐，姬旦于鲁，此地是经过商朝几次征伐徐方才开拓的。但是黄河中下游与西周一时尚未能相亲，武王才崩，二叔即以管蔡叛，管蔡即是殷之旧地，他们看不起西周的乡下佬，周公旦讨之，三年始得平定。于是成王与周公召公才晓得当初武王的远大见识，又继续经营洛邑，放了九鼎在那里，虽王室仍在西周，而黄河中下游从此到底变成像自己家里了。西周的质加上黄河中下游的文，如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华夏，如水木清华，所以有划时代的周公制礼。

此后即是周之中叶，交涉的重心移到对犬戎与荆蛮了。犬戎在西。华夏与西方的交涉，前此黄帝时伶伦吹竹定音律，那竹即出于西土，而舜时亦有西王母献玉管，及至周初，西方正当埃及金字塔后王朝全盛时，巴比仑亦其国际贸易正在作新的扩大，印度则雅利安人入主已五百年，恒河流域的产业及对外通商，皆较过去达罗毗荼人时更兴旺，而西域路上遂亦越发热开了，犬戎便在中间飘忽往来。还有北狄，则比犬戎更挨近华夏。这西戎北狄，一部分还深入河北，与汉人杂居，他们坐地经商，与在边徼外的同族联络，专做华夏与西方世界的生意。他们有益有害，益处是做了西方器物与知识来中国的媒介，而害处则是他们不时要作乱。

周朝至春秋战国，受外来文物影响之盛，可比后来的汉朝唐朝明朝。且中国向来接受异域的乐器精律及天文数学，很少标明其是本国的或外来的，这真乃无私。但思想与感情则不受外来影响。如战国时坚白同异之辩，名与实为二，色相与性分离，原来自印度，都能不带一点印度宗教的痕迹，而且它亦像唐朝的因明学，不久就自然消歇。又如外来的舞乐，经过西域一翻，进来后又一翻，变成只取其形式，而去其原来的感情，所以是华夏的新声了。亦有形式与内容皆保持原来的，那只能是番戏，生不牢根的。

至于戎狄的作乱，则自黄帝逐荤鬻，夏时征九扈有穷，同时伐犬戎与猃狁，皆是为了对付他们，中间惟唐虞时无事，而周时则最烈，乃至西周卒为犬戎所毁，平王东迁于洛邑，又经齐桓公尊王攘夷，及秦之统一西戎，燕赵又同化了内地的狄，捍御了边徼外的胡，这方面的问题才暂告一段落。

民国廿三年七月上海新闻报载，在俄属中亚泰基思坦，掘出周桓王时中国朝廷发给该地戍军的檄令。但中国史上并不记载，因为开边不算什么盛德之事。桓王之前即是有名的周穆王，穆王征犬戎，当时就有大臣谏。他西行巡狩一直到了阿母河，所流传的亦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与西王母的唱酬之辞，李义山诗：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千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这是个比英雄与美人更好的故事，亦有男心女意，却高到不落爱情。人世有限而亦无限，遂对现前的光景爱惜不尽，烦恼起来不觉要叹气了。王羲之“念天地之无穷，感吾生之行休”，是因眼前有兰亭好风日。若果苦恼，则只有感觉天地亦穷蹙的。这里是人生的淹然百媚，有限与无限俱化，一天的日子亦迢迢如千年。说要长生久视不过是无话找话，并非印度人那种无常之感，更全异于西洋人的要求永生，却连不朽之念亦都超过了。这即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故事之所以使后人兴感，又何论区区武功？

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前此更有舜舞干羽于两阶而有苗来服，武力开边是中国向来不以为贵。自黄帝至殷周之际，华夏之地其实只是黄河中下游，此外即是蛮夷戎狄的宾服王服荒服，然而《禹贡》九州岛只觉其是一统天下，向来黄帝巡行无碍，舜亦南巡，至禹会诸侯于会稽，防风氏后至戮之，则竟是还能动员这些蛮夷戎狄。当时华夏的经济力军事力其实尚未能到达他们，可是他们亦来服，因为华夏对他们无要求，所要求的亦不过是要他们承认文明，朝聘非为统治，贡物非为经济，而皆惟以为礼，且对他们真有好意，自然蛮夷戎狄也都欢喜了。西洋古代有属地属国，而对于不能施以统治及榨取的邻国，即不知要是怎样的关系才好，现代西洋才在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关系外，尚有与对等国的正常外交关系，而中国则还有比这种外交关系更高级的王天下。

但蛮夷戎狄亦要作乱，那是因蛮夷戎狄亦有他们的好处，要求与汉文明生为一体，始得完全，而汉文明亦要有他们的那些好处，才更丰富，且不致委屈他们。而且文明是天下人的，并非汉族所私有的，但为成就文明，即舜是东夷之人亦可，文王是西夷之人亦可，乃至殷人满人入主华夏亦可。而亦为成就文明，历次尊王攘夷，其轰轰烈烈又为西洋的防卫基督教世界与民主国际所不及。中国从来华夷的变动，皆是还有比民族之见更高的文明的成行。西洋有基督教亦还能超过民族问题，而中国则更有王化。王化是大化流行，各正性命，而基督教则其上帝即是个私意。基督教虽对民族无阻隔，但是根本对人有阻隔，它要万人皆对上帝负责，而教廷则又不过是个代理机关，它与民主制度的责任观念及代表性质，皆是没有人自身的美好。他们的人对自身亦不亲，又如何能与他人有亲，与他民族协和？且亦不能有像中国的王者之师，无对无敌于天下。

蛮夷戎狄皆有一阵新鲜的风。西周产业之盛，放马于华山之阳，牧牛于桃林之野，牛马之多即与西戎有关，其后秦之强亦有西戎的爽气在内。而华夏与蛮夷的渐渐结成一体，则还开了后来汉朝的天下，项羽楚人，刘邦亦出于早先是淮夷之地。

周朝成康之后即是昭王，昭王南征而不返，是汉人与楚民族之间长期风浪的开始。昭王之子穆王西征，徐方作乱，穆王乘八骏驰归，仅能救平。淮夷中徐方最大，有三苗以来的铜铁传统，又受汉文明的波流浸灌，故徐偃王好行仁义。徐与吴楚皆是汉夷混合民族，楚尚渔猎而兼有高度的工商业，吴亦一面断发文身以象鱼龙，一面却又刀剑之利甲于天下，其后吴越代衰，与徐方皆入于楚，楚之章华宫遂亦繁华如吴之姑苏台了。楚人感情极强烈，喜为长夜之饮，其工商业因其野蛮的背景而异样明媚，其兵至强，其文学亦至美，但不及汉文明的尚有在强与美之外的平正简静。

中国人向来对异族有爱好，京戏里唱的“两军阵前遇代战，代战公主好威严”，以及双鸳公主追狄青，皆把番女说成很可佩服。中国人是天生有一种叛逆精神，民间戏里做出来，都同情妖怪，不同情正神，譬如对于白蛇娘娘与法海和尚。而亦因此，中国礼教之邦才能不是个笨重凝固的世界，却一草一木皆泼辣新鲜。礼是还要有人，《红楼梦》里的姊妹丫鬟都晓得大家礼教，然而袭人是一种人品，晴雯又是一种人品，林黛玉也像薛宝钗的知礼，但她兼有凤姐的尖辣，所以是绝代之人了。

春秋时的君子，看人从他的登降揖让断定吉凶，无有不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君子说他的功业要黯淡，他就果然前程短了。读《左传》《国语》到这些，真叫人危惧，可是想要反抗。齐桓公为什么不能像曹操的率性自夸自赞说：“假使天下无孤，将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不是也很好？礼亦不过像乐器，要有空处可以让人出入游嬉，且不防翻出变调，若是都遮满了，又必定如此，那里要得？

早先成康之际虽好，到底还是土气太重，故继周公制礼之后，有穆王作甫刑。甫刑与后来郑子产的铸刑书，秦商鞅的变法，皆有工商业的干脆爽利。工商业原来亦有好德性，农业使人感知万物的生意，工业则使人感知器具的新意，新房子新几案新衣裳，及刀剑的新发于硎，皆比岁时草木的新意更触目。农业多靠天然，工业则全是人手做成的，更有私情的喜悦，此与商业的泼辣，皆只要不堕资本主义，便为一代照人的明艳才气。

孔子敬爱郑子产是个礼义之人，而不非难他的铸刑书。又佩服管仲，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但他亦是讲盐铁之利的，子产与管仲皆法制号令明划。子贡在七十二弟子中不受命而货殖，孔子晚年却更欢喜他。孔子自己，晚年他亦不复梦见周公，死的前七天他和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楹之间，昨梦予坐奠两楹之间，予殆殷人也。”殷人是比周人更有工商业的英爽。孔子作《春秋》，其尊王大一统是继承周礼的，而尊子产，美管仲，则还开了后来秦汉的人事新条理。儒家每说礼不下庶人，但孔子晚年删诗就兼收桑中濮上之音，他是晓得礼乐亦在民间，而且礼乐在变，不过变起头时有些放荡失检罢了。

春秋时实有产业的新活泼，才起得五霸。五霸齐桓公为首，齐有鱼盐铜铁纺织之利。秦则接收了西周旧地，渭水流域虽遭犬戎之乱，那产业基础仍然阔大，且有与西域通商为背景。而其与东方经济的往来则经过山西，故晋亦强盛。至于中原的商业通衢则为宋郑所分有，郑亦强过一时。郑是晋楚的通衢，宋则是齐楚的通衢，而且亦是齐晋之间的经济枢纽，又联络燕与中原的商务，故宋襄公亦成一霸。但是宋郑不能像雅典的商业发达即可出人头地，因井田经济不许出现资本的支配作用。全华夏的生产力要靠平面的推广来共同提高，齐楚秦晋皆有广大的地域可以铺开生产力，宋郑则不能，所以其功业亦不及。

楚是与汉文明尚未相习，到底亦难成大事。当年楚成王陈兵周郊，问鼎轻重，有似年轻野蛮的亚历山大骑马入雅典，可是华夏文明比希腊的东西另有一种威严，那曾经使商汤自觉惭愧，使周武王亦晚上睡不着的，现在根器浅薄的楚成王与之觌面相见，更不觉得慌张了。他出发的那天和他的夫人邓曼说：“我心里有些晃晃荡荡。”邓曼听了叹息，而这亦是一个楚民族的叹息之声。

齐桓公本来最有希望，可是他又太被周朝的礼教所压，晋文公亦如此，不敢稍有跌宕自喜，他们都是生在周室的诸侯之中。惟有秦，他有西周的遗产而可以不靠周朝，商鞅变法之与周礼其实有一种微妙关系，其后荀卿订制度，即兼有礼意与法意，而汉朝更是显然结合了周礼与秦法，不过当初变法时不免带有苛性罢了。虽是秦法，但与巴比伦的法典或罗马法的精神到底不同，法亦可以即是礼的有理性明达，有现前人事与物的清洁的，所以秦能是周朝的翻新，连他的能动员诸侯亦不是靠周朝王室的名义。

五霸中的后二霸，秦穆公楚庄王就皆出在尊王攘夷之外，当时是有个新的华夏已在黎明了。昨日之日，如日中天的周王室已成过去，连齐桓宋襄晋文之业，亦惟见斜阳满院泣蘼芜，今日之日，新华夏的核心，如一轮红日欲出未出。在这一刻，天边处处有红霞，江汉上空如赤虬夭矫，下面正是大楚，东南吴越亦有白虹冲天而起，黄河中下游齐晋之郊，亦城郭山川如锦如绣。而及至那红日升起了，其清如水，这才看见了方位，原来是在秦雍之地。

顾炎武论春秋至战国，人情风气景物截然相异，先儒又叹春秋亦已是衰世，其实春秋时已是一个新的华夏在震动，像一只小鸡要孵化出来，单是它在啄卵壳的声音就好听，而战国亦不过是继承春秋的。春秋战国本等是个泼辣的时代，百无禁忌，周幽王丧于褒姒，吴宫沼于西施，但并非那几个女子不祥。最不祥的要算夏姬，她夭子蛮，死陈侯，再嫁连尹襄老，连尹襄老亦战死，连楚庄王俘虏了她，见她美貌，亦不敢要她，可是申公巫臣娶了她出亡，却两人都很好，人是可以还比忧患更大，而且比不祥亦更大的。彼时的人，如老庄杨墨，韩非申不害，苏秦张仪白起之流，及四公子之任侠，燕赵的悲歌慷慨之士，他们皆是从周礼走了出来，开启后来汉魏六朝荡子的风气。

而且秦从商鞅开阡陌，连井田都废了。井田当然亦可以废。商鞅之法，弃灰者有刑，是当时已广泛的采用施肥，农业的生产力进步了，可以把再易及一易之田变为不易之地，而授田制遂被改动乃至废止。华夏原来就有两种田并存，一种井田，一种非井田，而井田渐渐与非井田混合，春秋时鲁国已税亩，秦朝的做法亦不过是更理直气壮罢了。

废礼教与井田，是像庾信赋里的：“开岁游春，俱除锦帔，并脱红纶。”而且中国人是处处有私情，故能不是个宗教的民族。民间旧式婚姻，女家发送来的东西，给公婆的是鞋子，姑嫂的是带子，小姑小叔的是荷包，给新郎的是冠服，而还有压箱钱则是新娘自己的，新娘随轿带来的喜果，分给众宾，但另有怀里果子专为留给新郎，皆是私情之美。而《礼运》说天下为公，亦开头只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喜爱自己以喜爱世人。

战国时人跌宕自喜，非常调皮，却全异于西洋人的 cynical （愤世嫉俗），转更有天地清旷。周朝的东西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而战国时人则像贾宝玉的做小生日。贾宝玉生日，他从外头大场面的筵席上行礼如仪后散了，回怡红院与芳官袭人等做小生日，瞒过查夜林之孝家的，还悄悄的请了黛玉宝钗等来，猜枚行令饮酒，等黛玉等告辞去后，他们还闹到深更半夜，各人都把大衣服脱了，那芳官满口嚷热，身上只穿半旧葱绿桃红夹袄裤，又褪了冠儿，松了钏儿钗儿，只发际缀一行珍珠，灯下越发显得齿白唇红，面如满月。苏秦张仪他们亦像这样，觉得人乃更是自己的，他们无所不为，闹得玩得够了，横七竖八的睡下，及至醒来，外面天已大亮，是秦朝的天下了。

秦始皇并一海内，废封建为郡县，书同文，车同轨，把法度衡石丈尺都划一，又治天下驰道。于是始皇帝东游海上，封禅泰山梁父，海上白云悠悠，洪波如山，令人想起黄帝当年。秦始皇的诏书：“日月所照，莫不宾伏，分明人事，显白道理，皇帝临察四方，莫不如画。”果然是建起了新华夏，连春秋以来的诸子争鸣，像一地的碎玻璃与用剩的竹头木屑，也统统把来扫除了。

可是秦朝的东西大而不婉。秦法之严，到得无可商量，真是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始皇帝南巡衡山，浮山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因问湘君何神？博士答言尧之女舜之妻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他那神气样子，娥皇女英要笑他的，她们的舜不像他。而越是威严，去人越远，便越是要遭鬼神戏弄，一忽儿是谁遗璧镐池君，说“明年祖龙死”，一忽儿又是何处出现了字迹，说“始皇死而地分”。相传始皇得驱山鞭铎，欲驱山填海为梁，地上群山皆奔走朝东，中途失去鞭铎，返而遂病，崩于沙丘，天下就大乱了。

秦朝的作风使人佩服，但是不喜，碰上那法，总是它有理。早先六国亦无道，人民遭到损害，但觉得自己是理直的，对方是妄人，你只要火烛小心，当心他的像水火不留情。秦朝可是连你做人的信念亦要经过他核准，而且人得从他的干部学习，以吏为师。李斯刻始皇的诏书于石，“因明白矣”，说如此便可以明白了，焉知太子扶苏与将军蒙恬就死得不明不白，连到牵只鹿到朝廷上来，也文武百官都认不得，赵高说是马，大家也都说是马，成了个大谎，这就是说的秦失其鹿。

秦朝极注重生产，在泰山在峄山刻石的始皇帝诏书都说要男耕女织。生产当然是大事，但人被注定只能如此，便连陈涉也不服了，他辍耕至陇上，忽有鸿鹄之志。还有刘邦与项羽，他们看始皇帝出巡，一个说：“嗟乎，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人原来不是只做个生产劳动者的，他们就起来亡了秦朝。

贾谊《过秦论》的结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伍被亦说秦亡于筑长城，求神仙，攻百越，总是要有事，不能与天下无事相安，孔子说“仁者静”，不仁者是一刻亦不能静的。当年樊哙说得最明白：“秦为无道，刑人如恐不胜，杀人如恐不举。”秦朝便是法严，变得没有了人的存在，所以后来沛公入关，但约法三章，就人人都欢喜了。并非像马克思的革命定义，为求解脱生产力的桎梏，因秦朝行施新制度，生产力正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亦不是旧势力的反动，因谁亦不攻击秦朝的制度，连秦法后来亦为汉所继承，不过是去了它的苛性。同样的制度与法，所争只在还要有情意之美，遂天下并起亡秦，这在西洋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这里是有比阶级竞争更高的东西。

秦末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民间起兵，却不是农民暴动，因为非井田经济亦从井田经济演绎而来，中国史上一直没有西洋那样的土地问题，农民亦不过是与天下人共举大义。首发难的陈涉自立为王，同乡人来看他，说：“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一股农民的土气，所以他不能成事。

但这次民间的起兵，比后来几次另有一种农民的意义在内，那是秦始皇收集天下的铜兵器铸为金人十二，此后统一用铁兵器，而民间起兵时以农具改造的铁兵器遂声势如此浩大了。

这次起兵又还有楚人。楚民族时时会冲起狂飙，江淮间至魏晋时还有许旌扬真人斩蛟的故事，昔年那项羽便亦像那强横的蛟，这在西洋可以是极伟大的史诗，但汉民族则不喜他。项羽之败如飘风骤雨不终朝。他是不快乐的，《诗经》：“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傲，中心是悼。”女子有爱，那男人的强横无理都可以忍受，惟有他那终不快乐的样子却叫人心痛，到底只有离开他，华夏之人亦这样爱惜项羽，可是没有法子。

惟有刘邦成了大事。秦朝以私情起，而亡于不许天下人有私情，自古江山如美人，她只嫁与荡子，刘邦即是这样的荡子。他的人妙乐自在，无可无不可，秦朝丁是丁卯是卯的江山，碰着他就豁啷一声都坠地，给破了法了。

周礼变成秦法，汉朝则继承秦法而亦重修周礼，使礼意亦如法意，法意亦成礼意，遂礼法皆是新的了。汉乐府《鸡鸣桑树巅》：

荡子欲何之？天下方太平。

刑法不可贷，柔协正乱名。

即比周朝秦朝的另是一番清平世界。汉朝的政治亦是兼有周秦的，郡县制与封建制并用，其州牧制且为后世节度使及总督制的由来，乃至国民政府时代的武汉粤桂冀察等政务委员会，中共政府的华东中南西南等军管委员会，亦是其演绎。汉朝的经济是井田虽废，但众业平等和谐的传统并不废，井田之时有贵族而无地主，井田废后有地主，但地主与贵族不相兼，且亦仍不发生商业资本主义，前此的既非奴隶社会，后来的亦非封建社会，故能产业皆新，而一直保持清洁。

汉朝的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汉朝人世的城廓山川，田里庐舍，便好到像荷叶荷花，人则可以往来游戏。孔子赞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汉朝人从这悠余活泼里出来行动的大力，此即是可以兴，《两京赋》里的山川草木城市闾阎有现世的美好，此即是可以观，而出得起荡子荡妇，天下世界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此即是可以群。

井田经济的翻新

从先秦的井田到秦汉以来的非井田是一变，像“变调忽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井田虽废，但仍不发生土地大兼并的风浪，虽然亦有兼并的说法，那是与西洋的兼并不同的，且西洋封建时代亦没有中国历朝政府的把兼并看作不该。中国是没有商业资本为祟，没有地主贵族，而且农业本身很健康。

秦汉以来贵族的封邑，仍像前此井田时代贵族的采地，只许收用赋税，并非私有其地，那赋税亦与国课同率，并不重的，民间总之只须出一份，缴了贵族的即不必再缴国家的。而地主则称员外，在朝廷的官员之外，当然没有政治身份，此即地主贵族的名词在中国史上不成立。虽有豪绅恶霸，亦个人的行动没有阶级为护法。西洋封建时代不曾听说有豪绅恶霸，更没有农民控告地主的案件，因为他们的地主贵族对农民怎样虐待亦都是合法的。所以包龙图只是中国才有。中国土财主而且常会遭人欺侮，西洋何曾有这种事？中国历朝的规矩，不许士大夫与民争利，若有强夺民田，便宰相亦犯法，要革职没籍的。

土地兼并又必是商业资本为祟，中国却井田虽废，仍保持众产业平等和谐生发的传统，如宋时临安城日宰千猪万羊，即连畜牧业亦有如此繁盛，各业皆健康，故农业亦健康，而商业亦变得驯良了。

战国时魏李悝有一家百亩的收支数字，其生产力已非中世纪欧洲所及，秦汉以来更普遍施肥，又有新种的发明与输入，例如苜蓿及棉花的种植，而且农具与牛马之多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加以农业与手工业仍然生在一起。生产力高即免于经常的贫乏，农作的种类多及与手工业生在一起，即能抵挡荒歉，可以弥补，不至于出卖土地。

中国历朝皆讲究灌溉工程，且州县皆设常平仓，民间亦有义仓及茔田，专为防荒歉及救贫乏。茔田是民间每分遗产，总留约三分之一的田产值祭祀，几代的茔田若干年一轮值，便贫家娶妇嫁女的钱亦有了，平时的亏空也弥补了。而常平仓及义仓，则更是有计划的以三年的丰收备一年的荒歉，朝廷且以天下的财力，移长补短，来赈济一地。凡此皆是西洋封建时代所没有的，亦比现代银行贷放政策还要意思好。中国史上的大荒歉，是朝廷把理路都来乱了，产业全面起摇动，如明末那一次，农民弃地流亡，地主亦都把地契挂在路边树上不要了，连城市工商业亦慌张散失，那里还有人利用荒歉来集中土地？这是旧朝要没，新朝要开，天下的气运何尝在土地问题。

法国大革命后，自耕农至今保持优势，即因农业的生产力提高了，不像前此的经常贫乏要出卖土地。而且生产力强大则地租低，他们的资产阶级方可以租地经营农场赚钱，所以现代西洋虽土地私有而已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国可是从来亦不发生过土地问题，连佃农亦可以是小康之家。中国竟是根本没有地租。西洋早先巴比仑的地租，单对谷物的产量有高到9/10的，而对农作物的总产量则高到1/3、1/2、3/4、4/5不等，中世纪欧洲农奴制的地租更连没有个限制，现代他们虽然地租低，亦到底还有地租。中国则二千多来年佃农向地主缴纳的，一直只是相当于地价的1.2/10，就南方来说，是租谷仅占稻作产量的3/5、2/5或1/2，其他如豆麦棉花蔬类的收获全归佃农所有，除去田赋，地主的收入只等于一分利。民国以来我家乡嵊县上虞一带租田与梢田并行，租是缴谷子，佃户与地主四六对分，梢地是值百元一亩的田缴十二元或十元，这明明只是地价的利息。至如李嘉图与马克思的地租论所说，还有在利息以外，由于土地的垄断权利而得的叫地租，中国可是没有的。而及至二五减租之后，则地主更连地价的一分利亦没有了。中国的地主也本来无法垄断土地，如江浙有大买小买，土地竟为佃户与地主所共有，地主不能更换佃户，除非佃户不缴租或地主自己收回来种。且百元一亩的地价，你要买时，从地主只可买得田底四十元，田面六十元则要向佃户买，若只买得田底，佃户便只照四十元的地价缴租，而你即使连田面也买了，可是佃户种过了多少年，这田面便又成了是他的，你简直没有法子。

此外中国民间分遗产，不像西洋的可以专凭立遗嘱人的意旨：亦不像战前日本的只归长子长孙继承，却是必要兄弟之间平分，长子长孙虽多有一份，但不过是一点意思，乃至姊妹虽不分产，可是必定竭力办嫁妆，那所费亦与分产相差无几，此外还要留起茔田，虽是怎样的地主，经过一分再分亦都变成中小农了。西洋及战前日本的遗产制度是对产业负责，而中国则对人远比对产业看重。中国人亦羡门第，亦爱产业，可是仍有人的洒脱，如说“王侯将相本无种”，如说“穷的那有穷到底，富的那有富到头”，毕竟气慨不凡。

中国而且利息低，没有地租而只付低利息，所以地主与商人更不能肆虐。《周礼》郑康成注：民从官贷钱，利息最轻者年仅五厘。又注：王莽时贷以治产者，但计所赢取息，无过岁什一。《史记》里吴楚反时，贵家子从军，向商人贷钱息十倍，即对本对利，这要算最重，后来想是依照汉高祖微时欠酒家钱的办法，索性都不还了。宋朝王安石行青苗法，年息四分，苏轼兄弟反对，说民间利重者亦不过二分，随亦减为二分。这长年二分以后就一直定为最高额，民间借贷与典当都不得超过，称为官利，是官家规定的，典当的伙计称朝奉，即是奉行皇帝的圣旨取息，而许多是还不到一分半。《红楼梦》里贾芸借得醉金刚倪二的银子，自动说愿出重利，亦不过二分。也有豪霸放重利，那是犯法，严嵩及《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被抄家，犯条之一即是重利盘剥，连《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亦几乎为此吃官司。西洋人则过去那样痛恶犹太人，可是从来亦不说重利盘剥的犯法。他们是要到产业革命之后才有低利息，中国可是不必经过革命，还比革命得来的更好。

民国以来农村因丝茶衰落，又被洋布侵入，才经济破败而发生高利贷，多是长年二分，但道德与法律皆不给它保障，结果还是倒账的多。高利贷会助成土地兼并，但民国以来事实上远比清末更土地分散，可见亦不像革命者所夸张的真有那样高利贷的浪潮。

明清人的笔记里常有这样的县令，一个是富室来控诉民户欠债不还，县令怒道：朝廷的命官岂是给你做总管，帮你讨债的？不受理。又一个盐商解来挑私盐的农民，县令问同伴有几个？那农民答八人。县令道：别人都跑了你独被捉，乃是你有病，有病尚挑私盐，可见是个不自爱的人！其人说没有病。没有病必是能跑，你试跑给本官看。其人在公堂上跑了几步，县令说再跑！其人跑至门边又回顾，县令说：“跑呀跑呀！”其人遂疾奔出公堂而去。那盐商请示，县令怒道：你要赚钱，难道不许别人吃饭！这真是使地主与商人一点法子亦没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原来是非常完备严密的，但总留有空隙余地，所以不伤人，不伤物。

西洋产业革命后，是以火与剑生生割断农民的土地脐带，例如英国毛织物商人劫掠农民的土地都用来牧羊，造成羊吃人的惨剧，然后这班农民才去到城市里做了无产阶级的工人队伍或产业预备军。中国则没有农民被土地缚住的事，西洋会被土地缚住，那是农奴之故。西洋的农民一离开土地就从此回不去了，而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则随时可以回去乡下。中国亦没有西洋那样城市人口过剩与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早先井田时代农与百工商贾生在一起，井田废后的城市亦仍是丘甸县都的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的扩大，虽去田郊渐远，但并非离农业而去了。而农民去到都市，亦多是带有本钱、货色与技艺，因为中国众业生在一起，农民原非单纯的耕田夫，要改业为工商很方便，在乡下是中小自耕农，到城市里便是中小工商业者，并非去做无产阶级。连城市的雇佣劳动者，亦像佃农雇农，都还有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地主则大抵同时皆在城市开铺子作场，西洋史上地主转变为资产阶级，如所谓“普鲁士式的道路”，是桩不容易的事，而中国地主则可以参加城市工商业如此顺当，而无须资产阶级化。克鲁泡特金的“田园手工场”，梦想把工厂与人口疏散到田野里，中国则城市与乡村本来生在一起，乡村像荷叶，城市像荷花。

中世纪欧洲有基尔特，例如汉撒同盟，是客籍商人对当地政权的集团自卫，并在同业之间限制竞争。中国亦有行会制度，却不是为对政府自卫，而且不必忧心竞争。中国是市场大。马可波罗记临安户籍有一百六十万家，即或是一百六十万人之误，但那是宋元之际，而同代西洋的大城威尼斯却则有五万人，过去罗马帝国全盛时罗马城亦只三十万人，且罗马与威尼斯都是孤立的，中国则临安这样名城迢递相望，此即是国内市场大。还有通西域及南方海上的贸易，皆沿途兴起新产业，此则是连国外市场亦化为国内的了。市场大即不必竞争，故讲“和气生财”，不像西洋的歌颂海盗。

市场大，生意好，即可以利息轻。古代及中世纪欧洲的利息高到没有标准，是因他们的商业靠冒险去欺诈与抢劫，利润率是天方夜谭里的，商人借钱利息重亦可，赚得来不在乎此，赚不来连本钱丢光，拼一磅肉让债主从他身上割去还债。西洋要到产业革命后才有薄利多卖主义，但中国的买卖则向来正常，商业是“逐什一之利”，或其利倍蓰，亦不过什二之利，这平均利润不但压低了利息，而且保证了工商业现货周转的平稳，不受金融资本的支配。中国史上票庄规模之大，还过于威尼斯银行，连英格兰银行亦只在它与东印度公司结成关系之后才比得上。十三世纪的威尼斯银行是从高利贷出生，十六世纪的英格兰银行是工商业的司令部，而中国的票庄则为盐茶丝及皮货瓷器各业的同行所开设，且一直保持为同行的利益，所以工商业这样繁盛，票庄这样发达，可是货币终不跋扈，唐时“一曲红绡不知数”，宋时“一曲新歌百匹绫”，久久实物与货币并用，此即是有金融而不发生金融资本主义。

西洋经济一靠对外掠夺，二靠国家财政。中国则外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并不为打经济的主意，虽如汉武帝问大宛要马，唐明皇问交趾要象，亦并非拿它来裨补财政，虽战胜外国，亦从来没有订立要他岁输财物若干的条约，只有突厥辽金元对中国曾经如此，但是中国到底平了他们。对内是朝廷握有盐铁及漕粮，但不以之转化为国家资本，乃至从事大规模的建筑与灌溉工程，亦不是为了消化过剩资本或过剩劳动力。中国从来不靠朝廷的消费来繁荣市场。中国的官吏与军队在比例上是世界上最分量小的，井田虽废，州闾乡党的组织实际仍在，民间凡事自己会得处理，朝廷的官吏就人数少了，而军队是因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封建领主与商人基尔特作梗，早已施行征兵制，所以常备兵可以很少。

西洋经济的现代化是靠日常生活用品的全面商品化，而以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为开始。前此欧洲人是世界上衣着最缺乏的民族，他们不曾养蚕，亦不晓得种棉花。及至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先是毛织，后又是棉织，遂把大众的衣着都包办下来，又因向印度埃及采购棉花，同澳洲采购羊毛，而世界市场乃扩大，不再被限制于前此珍宝香料及高贵的织物这几种商品，且其后又由衣着推广到其他日常用品的全面商品化。中国则从《诗经》里“民之蚩蚩，抱布贸丝”，早已有这样的买卖，而且泉布的布还被作为货币，汉唐以来，天子赐群臣仍是绢若干匹，锦若干端，民间亦以棉织物丝织物纳税，衣着如此丰富，而且遍于市场，其他日用品亦如此，却不觉其商品化，一面仍是男耕女织，看起来像家庭自给经济，而那繁华的市场，则有它当然好，没有亦不会万民的生计一时都断绝，此即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的配合仍是井田的传统，其实连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那样的名词，用在中国亦根本是不适宜的。

井田废后最怕私有财产会像洪水泛滥，但事实是井田时公有亦如私有，井田废后私有亦如公有。中国人是种花在庭院里亦喜欢它开出墙外，给行路之人也看看，而且像西湖的私人别墅也都开放给游人，连新娘的嫁奁亦沿途抬过让人看。中国人是房子的建筑也疏朗轩畅，让天光云影可以进来徘徊，而且喜欢楼居，开向日月山河。庾信的《山铭》：“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轩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有这样洒落的胸襟，与外界连没有一点阻隔，这就不是个斤斤计较私有财产权的人了。中国是朋友有通财之义，连商人亦凭片面的记账可以取信，不必签字为凭。

中国人是对于物有正常的爱惜，但不把物看成严重，而且人早已高过了生存竞争的阶级。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女主角，因送爱人从军上火车，偷出去了一回儿，并没有耽误排演，就被从剧院开除。剧院的经理是个老妇人，一班歌舞女子受她虐待连没有人觉得不应该，因为她的严厉统统合理，因为生活的真理是这样残酷的。那女主角失业后受生活压迫，沦为妓女，战后她的爱人回来，她在火车站揽生意，回避不及，接着了，仍是当年的笑，当年的爱呀，趁他尚未知情，再得半日也好，再得一刻儿也好，然后她封还了他的订婚指环，自杀了。若是中国人，那女的心仍旧理直气壮，那男的亦必照常敬重她，还更爱惜她，可是美国人不能够，并非因她失了贞操，而是因她在生活上失败了，生存竞争倒下来的人是不可被原谅的。

中国人也讲勤勉，《尚书》里有《无逸篇》。西洋古时地主贵族可没有说勤劳是道德的。吴季札与孟子皆重夏禹的勤劳，历朝天子亦五更天气必上朝，连后妃亦不敢贪眠失时，这都是西洋所没有的。乃至民间现在爱挂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亦开头即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不但为治事，亦为保持人的清新，不坠于惰意暮气。又说四民各勤其业，皆不因生存竞争的压迫感，而是说的“勤有余闲”。中国是民国以来才有失业这样的新名词，但亦总不觉得严重。一个人失业一年半载，众亲友帮助帮助，也就渡过难关了。

民间又有摇会，有事有难则纠集亲友出资借给一个人，并无利息的，此后每年抽签轮还，余人续续补足，抽签中者可得一笔总数，各人皆是化零为整，不过次序有先后，这亦是救度了失业。金融这样活泼的在于民间，还比社会组织化的或国家银行化的金融机能更来得意思好。且又中国现代城市的工人亦仍不是无产阶级，乡下他总还有东西，至少亦有茔田。财产在民间这样活泼，亦只是因为人对财产的态度大方。对财产能态度大方，故汉唐乐府写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繁华，明清小说写中产之家有中产之家的热闹兴旺，连小家小户亦有世界的安定清贞。又虽贫如颜回原宪，亦“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是从这样的民间，故出来得汉魏六朝的荡子，而苏轼为官极勤农政工政，他自己却常会衣食狼狈，靠马生帮忙，兄弟资助，也不算为依赖。

中国人亦且不惯做薪水阶级，商店的伙计总利用公家的便利，同时带做自己的生意，主人并不计较。而亦不因此腐蚀崩溃，向来工商业欣欣向荣时都是这样的作风，若至于腐蚀崩溃，那是少数不识大体的人所为。连官吏亦不专靠俸给。清朝极盛期，袁子才为江宁县令，罢官后就起造得随园，当然不是靠俸给，但他仍是好官，并不伤民，而民间亦不小气，觉得只要是好官，给他享富贵荣华亦是应当的。又以前白居易算得廉洁，亦有家僮十余人，厩马三四匹，中国是民间过节送礼都讲丰厚，并非官场就算是贿赂。汉唐朝廷有道之时亦皆如此，而或至于贪污的程度，则是衰世之故。这种作风仍像井田时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四月里杜鹃啼遍千山，外面堂堂世界都是初夏，惟有阶沿的寸寸阳光与檐前新竹，特别照映得在堂前做针线的少妇如在水里画里。这时大门口走进一人，那少妇睄见了满心欢喜，和女伴说得一声“啊，他回来了”，就把针插在胸前围身布襕上，一只手执着未做好的鞋面，起身迎接她那才从学校放假回来的丈夫，在无限的世界与无限的世人里见着了这个是她的亲人。我无端在这里写下这一段，是为纪念我的亡妻，却觉得这种私情之美，亦通于汉文明的产业。

可是中国这样好，为何不发明机器？那是因为不需要。中国史上的天下承平富庶，家给人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衣食器皿宫室很富饶，更何必急急忙忙发明机器？中国历朝有广大层的中产人家的饶足，见之于灯市，划龙船，及其他良辰吉日的排场，此皆为西洋所无。既然饶足，即应讲究产业性情之正，而且要有衣食器皿宫室之美，此即是教之以礼，使人世的无限亦遍在于产业。

西洋是过去青铜器时代即已埃及巴比仑走在中国前头，但没有到达像殷周的高度就萎缩了。随起的铁器时代亦是罗马抢先，但没有到达像汉朝的高度就萎缩了。其后北欧蛮族又向罗马从头学起，则不过一千年左右，时间不及中国史的四分之一，成绩更不能相比。当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用机器时，全欧洲的总生产量尚不及同时代中国的五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可是他们的手工业已走到尽头了。他们是这样急遽的跳入了机器时代。现代距离蒸汽器的第一次出现还不到二百年，他们又走尽了头，非原子能不能打开窘境了。

中国的不是慢而是正常，不是因循而是延长。过去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延长，炼铜的讲究亦成为后来炼钢的基础，所以能铸剑甲于天下，而铁制农器的精美及种类之多，亦是从铜器的精美及种类之多转化出来，中国的铸剑术传到日本，手工打就的日本刀远比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用机器制造的军刀犀利。机器理该可以胜过手工，而现代机器制品距离机器可以做到的精华还这样远，这人与机器的可惊的浪费要归咎于西洋已往手工业行程的潦草。而他们这次又发明原子能，则只可用来造造炸弹罢了。这完全是暴殄天物。

中国史并非循环停滞，秦汉以来一代有一代的声音颜色，如“初日照高林”，一朝有一朝的产业新规模，都大过从前，如马可波罗所记宋元之际的生产力即不仅为同代西洋所不及，而亦非汉唐所曾有。中国只是不堕产业竞争，过去青铜器铁器皆比西洋迟三五百年，机器时代亦不过是迟了一二百年。中国的手工业时代这样长，是在培养可以行于机器的产业与人的性情，到了明清这样的高度，即使无西洋的发明在先，亦下去自然会有一天出现机器时代，依顺序不会太远的。现在西洋虽然抢了先，亦仍要照中国的法子，才能有机器时代的天下清安。

现代世界显然不是生产力不足的问题，问题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内国外的斗争与战争，因此浪费并阻碍着生产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在于人与物皆得其性情之正，生产力的事倒是不必慌张追逐，总要做得好，宁可做得慢。

现在国际形势终不成定，中国只要政治有办法，产业是很快可以现代化的。产业并不能保障西洋，连科学亦不能自保，过去埃及巴比仑皆有高度的生产力与科学而亡，近代英国德国法国亦好景不长在，国际的力量对比不尽取决于生产力，而亦取决于形势，此即我们有着许多机会可以出头。我们能来天下之物，则他国之富可以亦即是我之富，而且依照自己的意思来安排现代产业。

历朝治乱离合

中国史是像《三国演义》的起句：“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因此被今史学家认为循环停滞。但单说版图，就汉唐的比三代更大，明清的又比汉唐的更大，如何可说是停滞？而且西洋像罗马帝国全盛时亦不能统一欧洲，大英帝国全盛时亦不能统一世界，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又皆崩溃了即从此不能再合，由此可知华夏的有大一统，及分裂了又能结合，是有他的本领的。

中国史上每次大乱，是因新制度初行时尚带苛性，未能与人生的全面相调和，而还有是因产业地域在扩大中的震动。

西汉亡于王莽的六筦，而六筦其实开端于汉武帝。井田废后，财政惟恃税收，以供朝廷的平时开支尚可，要举办大事则不足，而且财政成了不过是政府的账房，不像井田时的与民间产业为一。秦筑长城，治驰道，造宫殿，所以会引起骚动，即因没有可以代替井田的新财政制度来动员民间经济。汉朝初开时，朝廷自天子以下不能具钧驷，并非民间的财力亦到了山穷水尽，而因井田时的公田与国工国贾已废，新的财政制度却尚未达起，不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汉文帝的节俭原是美德，而亦因限于收入，只可如此。景帝时吴楚七国反，朝廷即无法应支这笔军费，井田时有征伐，是井邑出兵甲粮秣，而景帝时良家子从军却要靠举债了。其先汉高祖与项羽战，已是多靠占据了敖仓的积谷，又利用秦朝在关中的贮蓄，而项羽则因军需无出处而败。要到汉武帝，有平准及筦盐铁，来代替井田的征发制，朝廷的财政才又生于民间经济而为其核心，有了新的行动大力。秦开郡县制，汉设六筦制，但郡县制至二世而乱，六筦制亦至王莽而乱，皆因其初时不免辛涩。郡县制的辛涩是到汉朝才去了，六筦制则要到唐朝，才好比七分熟的桃子又红又白一般可爱。

制度虽没有错，但带有苛性即不好，同样的制度可以做来风姿不同的。每次大乱皆不等触及生存问题，甚至不为对制度有何意见，而只是感觉世景雾数，朝廷像银河里的星座晦暗了，民间就要动起刀兵。因为所争的是世景，所以亦没有阶级斗争那样革命的政纲，并非区区农民暴动，而是天下人皆反。而问他们为什么反，却说是“苍天将死，黄天将立”，乃至“三户亡秦”之谣，但若认真封起六国之后，或奉起太平教为国教来，是要碰钉子的。原来那口语童谣亦不过是像“桃之夭夭”，兴也，却并不即是一首桃花诗，底下倒是“之子于归”，天下另有所归。

至于因产业地域在扩大中而起的震动，则如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一体化，上起周朝，下迄宋朝，实经过两千年之久才完成。尚有华北经济自晚唐起另成一规模，至明朝才与中原结合为一体。而珠江流域则自唐宋时已见强大，但至清末民初尚与中原的产业未能相习。在同化过程中的变动，亦是使农业与工商业代代成为新相知，且引发新制度。故汉唐宋明清各有其文明的新姿，各有其划时代的制度，划时代的版图。

周秦皆以黄河流域为王畿，而长江流域迄自成风气，不能与之相安，故秦始皇感觉东南有天子气，而秦末民间起兵，首发难者亦果然是楚人。秦汉两朝，黄河流域的繁盛是得力于通西域的商路。而长江流域亦南方海道渐开启，因为西方有波斯帝国又罗马帝国出现，连印度与中国往来亦一部分走西域陆路，一部分走海上商路，而引起长江流域产业的新活泼。秦惠王时，五丁凿通四川，楚汉之际，赵佗又疆理南粤，而景帝之世，乃有吴楚七国之反。吴王濞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可见当时长江流域工商业的殷盛。西汉末年，王莽因行六筦与纷更币制而乱，亦是长江流域起来了绿林兵。

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自此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当初周武王营洛邑，是为照应黄河中下游，而光武帝的东京则是为更就近照应长江流域，以与黄河流域的比重调和。汉朝黄河流域的产业重点仍在陕西，山东一带因距离稍远，每被长江流域所吸动，前次吴王濞反时，即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皆被卷入，所以光武建东京是贤明的。而当时黄河流域的产业基础亦实深厚，且自汉武帝置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四郡，甘肃新疆很兴旺，皆与陕西的产业相结，所以还吃得住长江流域。及东汉末年，黄河流域发生了大瘟疫，那次大瘟疫是世界性的，从欧洲传来，又经黄巾之乱，产业被破坏极严重，如此它对长江流域的比重才陷于长期失调，要到唐朝才再建。

东汉时是长江流域产业的新地位益益威张，先已有马援征交趾，后更去印度取经的人亦多走南方海道，这海道虽比西域陆路历史浅，却分外见得发育快。那次大瘟疫，长江流域又受害较轻。黄巾之乱，此地亦少波及，东吴但有山贼，荆州且更安静。荆州东连吴会，西控巴蜀，南有潇湘江水交通，联结南方海道，是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又北有汉水，荆州与襄阳合称荆襄，是开向中原经济的大门，所以刘表亦会有一代的名望，而且此后一直是政治军事的重镇。但是长江流域不能就此代替黄河流域为华夏的王畿，三国之时，东吴最繁华，蜀最法严，但气魄仍是曹操这边最大，魏在黄河流域。

三国之时，南方海道越发兴旺，为东吴所有。巴蜀则自秦时有寡妇清开矿致富，汉武帝时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及王莽末年公孙述称帝，已早有了气象，又经诸葛亮经营，成都沃野千里，纺织业亦发达，蜀锦很有名。诸葛亮又继马援而渡泸平蛮，从东吴分得一部分南方海上的贸易，故能“功成三分国”，而且六次出兵讨魏。巴蜀的地形，吴会的财力，若像西洋，乃是各各分立为民族国家，中国却因有汉文明的大一统，故惟有争中原，而终不自外于中原。

晋朝的统一时间很短暂。关中自东汉末年丧乱残破，曹操迁都许昌，晋亦都洛阳，黄河流域失去关中为根基，对长江流域终无力统率。又自曹操征乌桓，司马懿征辽东，通朝鲜日本的东北商路增强了今时华北地方的产业地位，此地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成为三个互不相下的力量，遂有五胡乱华，从此分为南北朝。晋室南渡后，长江流域虽然偏安，却还统一，而北方则群雄割据，黄河流域整个的陷于分崩离析了。

但关中仍在恢复兴起。彼时印度正全盛，西域甘州凉州物阜民殷，与华夏的联系仍通过关中，故苻坚能以百万之众南窥晋室。其后隋唐皆是凭关中的产业新气运，才又统一江南，而且削平了北方群雄，连华北地方的产业亦收来置之于肘腋之下。唐朝是远比汉朝更有西域工商业的明亮，玄宗时凉州的上元夜灯市，繁华竟不减长安。而长江流域则经东吴与东晋的风流人物，楚民族的浓重气氛已化为平易，与汉文明遂无间阻，唐朝壮阔如西汉，却有汉朝所不及的温柔艳丽，此即是江南的。唐朝的游冶郎如李白等，皆喜欢长安及甘凉及吴会，长安是“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发秦川”，甘凉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吴会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但唐朝至天宝年间，西域商路盛极而衰，因其时印度已开始凋落，被回教帝国所垄断，西方世界与中国通商几乎都转移到南方海道了。于是甘州凉州萧条，而关中失去背景，遂又河北跋扈，江南游离，安禄山之乱，河北变成了藩镇割据，而江西的永王璘亦叛，其后还有李希烈自称大楚皇帝。及黄巢入长安，关中更从此破落，连残剩的西域陆路贸易亦转落于契丹之手了。契丹且又占领东北商路，故其势力骤然强大。

黄巢乱后，关中从此降为山西的媵属。可是广州亦被黄巢杀了波斯商人十二万，却随即恢复，因为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皆正在兴旺头上。此地不服中原辖管，而为蜀，为南唐，为吴越。他们都很繁华，但是汉文明大一统的元气还不能出在这里。

此时是有个新的中原正在形成中。自从昔年隋炀帝开运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枢纽遂在开封，不像过去的从樊襄到关中。这运河不但联结江南，亦联结山东与河北，故五代藩镇亦在这运河圈内的山东河北河南地方最强，而宋朝统一了这运河网，遂亦统一了华夏。宋朝的京都在开封，是中原与江南成了新相知。惟有对华北终奈何不得，宋太祖最后才伐北汉，即是觉得河北的事不容易，而石敬瑭时已割让与契丹的卢龙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则到底不能收复，其后且至于迁都江南以避金兵。

但河北经济后来亦终归要统一于华夏的，而长江流域则到宋朝才真的同化了。宋朝虽不及汉唐的壮阔，都因为中国历史仍有着伟大的前景，不因一朝的偏安而气馁，而且因与江南成了新相知，故宋朝文明亦有比汉唐更好的地方。汉朝文明是诗经的，极其平正，虽燕赵之士的慷慨悲歌亦是直谅，而长江流域的楚辞则郁结难舒，悲歌而不慷慨。晋室内渡，王谢风流，竹林放达，底子亦还是这慷慨，他们不受一点楚辞的影响。他们是蒿目时艰，伤心人不堪闻泣，有意不使自己的心境变成像屈原，但有意即不免做作，故放达流为放诞。唐朝人则不忌讳，唐诗即颇有楚辞的成分在内，且把来化了，但亦还嫌太浓太艳。李白以汉文明的直谅，取荆楚与江南的新意，而化为简约明快，故苏轼喜之，以为尚在杜甫之上。李白与白乐天皆成于江南。晚唐白乐天的诗，其平易实开北宋诗的先声，故苏轼又极敬服乐天。唐朝的是繁华，宋朝的是清华，到宋朝才江南的美亦生于平正简易，比唐朝更能举重若轻。读宋诗，只觉更有一种平民的贵气。

却说那河北经济，只看隋唐东征，两至平壤。高丽日本来观国光，东北商路的重要性亦已可见。宋时河北经济对河南的比重，有如唐时甘凉对关中，但唐时甘州凉州新兴的产业是精致的手工业，且有农业与马匹，这些都很容易与华夏经济取得和谐，甘凉又是西域与华夏舞乐造像壁绘的交流地，除了产业还有文明的相契，故关中能与之相处得很好。而宋时河南与河北则合不来，这是河南自身的基础不及关中，而亦因河北的产业虽然强大，可是粗恶。

从河北输入中原的物产多是原料，如皮毛木材，东珠与人参，也有马与羊。河北并且出现了手工业时代的重工业，煤被普遍使用，冶铁术亦因之兴起，农业则有高粱与燕麦，又因植棉而兴起纺织业。这铁与棉亦输入中原，但没有一样是精制品，中原当然亦需要这种东西，可是拿什么去交换呢？河北人及东北异族的生活程度很低，不能消受中原的手工精致品，这生意就难做了。河北亦不像甘凉的是文明交流之地，中原与之更不易成为相知。宋时的边患虽还有西夏，但那只是甘凉昔日繁华的残山剩水，因关中荒落，而无可依归。最大的边患是契丹与金，契丹与金即是乘这粗恶而有大力的河北产业的龙性难驯，其勒索中原岁贡绢银，亦是因为河北与中原的正常商品交换迄未建立得起之故。

契丹辽金的入侵，并非两国之间的问题，其实乃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亦并非河北与华夏在扩大分裂中，而是在积极走向统一中。但要到明朝，才河北亦与中原一体，不只产业，连文明亦相知相契。

宋室南渡后，河南久久成为战场，与各方面的经济都失却联系，遂从此荒落，与关中一样，迄今不能恢复。但长江流域与河北经济则在南宋时各各有了新发展，而这回是直接受欧洲的影响。

基督教的欧洲直到十一二世纪，仍只靠沉没了的罗马帝国的余晖，昏黄地照见那些蛮族在断砖颓垣里拾着生活的破片。及南宋末年，阿拉伯人在地中海沿岸的建设，且因几次十字军，教会了这班蛮族从事工商业的新发展，才又有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的活泼，而欧洲东北部则兴起通俄罗斯的陆路商务。这影响及于中国，是长江流域开始了与南洋通商的新局面，河北亦新开了沙漠商路。

这沙漠商路，是中国北部通过南俄与欧洲的贸易，从新疆起到甘肃陕西山西河北辽东一带，沿边都有蒙古驼商，运丝茶等出去，运皮毛等进来，连原来的西域商路及东北商路亦被包括在内，遂使河北经济走上一个更大的场面，所以塞外兴起了蒙古。《马可波罗游记》里，即记有忽必烈大汗如何用心建置并保护这辽阔地面上的驼马商队与驿站，几次皆为贸易被阻而对西方用兵。而这蒙古人与河北经济相结，遂南下入主中国。

元朝八十年间，从江南沿海到渤海的海运大盛，而运河亦漕船贾舶如织，河北与长江流域的联系一天比一天密切，而且元朝又以其抢劫所得建设北京，河北产业的精致程度遂渐与长江流域的相埒，而北京还比临安更财力充足。元朝的失败是太讲究权谋，分出人的等级，蒙古人第一，其次是各色胡人，汉人居末，他们若有一种贵气倒也罢了，却不过是战胜者的优越感与统治的权谋，这就使汉人不服。而且推行喇嘛教，凡喇嘛僧都有特权，他们兼并土地，垄断买卖，又要人信教，中国人很不喜这些。如此，长江流域遂先反，而开创了明朝。

明太祖建都金陵，但成祖随即搬到北京，继承元朝的成就。元朝还有一桩好处，是打倒了名门及儒生，民间因此活泼，乃有元曲的出现，其流风还开了明清的小说。明清的瓷器，亦比宋瓷厚重，更有世俗的好。但明朝亦继承有元朝的残暴，显然有一种威力感。元曲里的包龙图，是黑脸黑龙袍，明瓷亦大红大绿里要配上黑色，连绘的金鱼也是黑金鱼。这是因为河北与中原与江南刚刚结合，还有点不自然。过去秦法极严，还有隋炀帝亦重杀戮，皆因刚刚统一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再就是明朝，有厂卫，有权臣，明太祖成祖都是残忍的人，但因鞑靼为寇，宁王宸濠反叛，朝廷的威力感渐失，稍稍归于平正，才免了像隋朝的短命。

明初永乐年间，北京的王气如日中天，且遣三保太监郑和下南洋。可是明朝不能统一利用沙漠商路。元朝亡后，蒙古人散漫了，却由满族来重拾其坠绪，满族先是靠东北商路起家，后又兼并蒙古，而奄有沙漠商路。明末山东闹饥荒，便与东北商路的被满族把持有关，陕西闹灾荒，亦与沙漠商路的被鞑靼把持有关，如此便山东出了王仙芝张献忠，陕西出了李自成。而华北因发生这样的障碍，其对长江流域的统率力亦随之而削弱，长江流域的四镇都成了骄兵悍将，结果是满清进来代替了明朝。

清朝虽旗人，但与元朝不可比，当初雍正帝亦猜狠，但无明之厂卫。旗人是随即只见其堕落与无能，而民间对之亦不甚恨。中国人是对于怎样无理的东西，只要其作恶不太过分，不事事来干涉，也就可以存而不论，当他是鬼神一般敬而远之，化点钱买三牲箔纸送走他都无所谓，因为天下之大，何所不有，那里计较得这许多？而且满人不过做了皇帝，天下还是汉人的。民间还传说乾隆帝原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事实未必如此，但中国人的自喜，对于天日亦有偷天换日的狡狯想法，倒是颇可爱的。

清瓷与明瓷一样有世俗的好，却去了那种威力感，明朝人还有一种秽亵，大约是元时喇嘛僧所遗，及受缅甸热带密宗的感染。前此魏晋人的《飞燕合德传》，唐人的《游仙窟》，亦写男女的生理情欲，到得没有保留的程度，可是健康；明人的《金瓶梅》则使人往下沉，心里总也解不开，李瓶儿西门庆潘金莲的悲剧有一种恐怖。曹操的诗：“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连深悲大忧亦能慷慨，而《金瓶梅》则不能。清朝的《红楼梦》就清扬。

清朝士大夫被压低，但民间衣食器皿宫室之美，反因此而不沾道学气与文艺腔，民间的礼节亦更平直。而且清朝舞乐极发达，昆曲比元明更有平民的精致，而地方戏如秦腔、山西梆子、河南坠子、山东鼓词、汉戏、申曲、苏摊、绍兴戏、广东戏皆勃兴，且又秦腔转出京戏。北方戏实是黄河流域的正声，长江流域的亦好，皆是歌舞生于常言常行，而归于人事之正，此即平民的特色，亦是礼乐的乐的新声。此外还有民歌社舞，亦都是好的。

清朝的版图，亦是元朝明朝的合璧，北至外蒙古及外兴安岭，西至新疆西藏尼泊尔不丹，南至安南缅甸台湾等，倘若假以岁月，将可以混同为一个华夏的天下的，不料来不及完成，西洋的兵舰大炮打进来了。但是亦不必惊，因为还有新朝在后头。

民间五月的清

广东民歌：

三月采茶是清明，姐在房中绣手巾。

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

有人有风景，而皆生于劳动的美。《诗经》的流风，在汉魏六朝以来便是采桑采莲浣纱捣衣的诗歌，现代亦还有这样的采茶歌。

西洋中世纪才有牧歌，近代又有缝衣曲，但是一个太乐，一个太苦。中国亦有说苦的，如《水浒传》里那江湖卖解女子唱的：

新鸟啾啾旧鸟归，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

虽然委曲，亦辛酸里有欢喜，而缝衣曲里的那种苦法则连不敢想望作鸳鸯。劳动在中国人原已不只是为谋生，但亦总不忘本，陶潜诗：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即实实在在是种田，而西洋那牧歌里则没有岁功。

中国是劳动普遍，天子籍耕，皇后亲蚕，汉唐官家女子亦去陌上采桑，《陌上桑》的开头：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就是这个阳光世界。底下：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则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人乃觉得她自己亦是可喜欢的了。秦罗敷去南陌采桑，原是工作，却好像游春。她携带的采桑之具：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连工具亦如壮士的宝刀，女子的菱花镜。而秦罗敷自己亦加意打扮穿戴了。今天满田畈的耕夫蚕妇，真好比红杏枝头春意闹，众中必定有人说：“啊，她也来了！”是因为世人的这一份好意，并且为那云日里焰焰的新桑，所以她要这样打扮穿戴的。至今民歌里还有：

姐在河边洗菜心，戒子掉了钱七分。

中国人便从事生产劳动亦如当大事，如承大宾，作场亦如歌舞之地，陌上河边都可以拾得翠花钿。

而秦罗敷采桑果然是把畈上陌上的人都惊动了：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

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里是有着世上的现实，知道罗敷的美的竟是这班耕田挑担的人，罗敷乃成了大众的，不是镜里情郎，画中爱宠，而罗敷的采桑亦和耕田挑担一样有着民生在勤的真实了。她的华美不像印度的天女散花，而是像桃花种在地上。她觉得她自己是好的，并且觉得世人都是好的，人家和她说话，她总是有礼的回答：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罗敷是这样的无邪，所以她把使君亦看得真是个金马玉堂人：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

十五颇有余。

那问答里罗敷即对她自己有这样的得意，但觉春光烂漫，人世洋溢着喜悦。那使君要罗敷嫁她，罗敷说不可以，因为：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这却又是非常简明的做人的道理。

前几年上海有只印度舞，是舞的一个女子满心想要告诉世人，她的爱人笑起来是怎样的，发脾气时是怎样的，他是怎样的好相貌，来到她那里是怎样的走路姿势，看她真是欢喜得要泼溅出来。秦罗敷向使君称说自己的丈夫，她真是和世人什么都比得过，那使君是太守，她的丈夫“四十专城居”，亦是太守，倘若对方说话的人是皇帝，她的丈夫亦一定和帝皇平打平的。

古诗尚有《上山采蘼芜》，那弃妇路上遇见了先前的丈夫，仍旧问他好：

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做过夫妻一场，到底不是路人，而且即刻问起新人，感情上连没有禁忌。她话里有对自己人的关心，而亦有一种小气，要和新人比一比。那男人向她诉说新人不如她，这一刻亦是把她当作亲人，那后妻则反是外人了。而两人所说的亦只是生活的真实：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讲做人家的道理还是旧人好。而听他如此的说了，弃妇之心亦就平了，她而且原谅了新人，觉得世上亦应当有人织缣。仳离决绝了的两人相见时仍可以如此厚意，没有阻隔，实在使人惊叹。而这首诗的分量却又全在于织缣素，“将缣来比素”，便是此中有人了。

《陌上桑》与《上山采蘼芜》皆使人不觉其是写的生产劳动，而只是写的人。六朝隋唐人的采莲亦是为衣食，而如李白诗里的：

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

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

出来的是劳动美人，比共产党的劳动英雄还要好。词谱有《浣溪纱》、《捣练子》等调名，连浣布洗衣，亦是：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有天地之大，人生的华丽深邃，却又皆是平民的。

今人依照西洋法子，必要诉苦文艺才是劳动者的，但中国人原自气概不凡，不大诉苦的。齐相晏子的御者起先扬扬得意，回家给妻一说，觉得比起晏子，自己真是枉长白大，再看看《死魂灵》里的马夫绥里方，他如何敢起这样的念头，说他亦可以和主人乞乞科夫相比？而且中国人亦没有许多深仇大恨，即是有委屈当时就叫出来，要评个明白，乐清民歌里那长工年终算账：

我算算还有两百过一千，

东家算我只剩一双草鞋钱。

他就不服了。在西洋要到现代产业工人才会算这个账，而中国的劳动者则向来会，因为中国的平民向来理直气壮。

那民歌里长工十二月叹苦，可是与共产党的完全两样，其中有一节是说冬至做汤圆，东家娘扶磨他牵磨，他也一道搓粉，东家姐还拿她搓的和他比赛，搓了汤圆一大篇，下起来盛给他的一碗却只有九个，糖也没有，他端去坐在檐阶吃：

对门阿妈看我苦，夹个给我凑凑全。

他虽身为长工，这里的人情华美他全觉得，他也要十全，有像刘邦纵观秦始皇时喟然太息的那种英气。

平民亦有贵气英气，上等人家当然是更好了。汉乐府《相逢狭路间》那样艳，却只是写的一份人家三兄弟都做官，三个新妇都好，家里闹热堂堂，又晓得孝顺长辈，而且仍然劳动：

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

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

连机杼亦与琴瑟可以在一起。又如《陇西行》，开头讲天上的风景，可是还有人世的风景更好，一份人家的主妇会知人待客，家务事情料理得头头是道，连天上的白楢树影都到了这家的堂前，青龙彩凤高高的望下来，望着这家亦看之不厌。

西洋的浮士德博士出游市集，及一晚参加山谷里魔女的游行，那强烈完全是生命的无明。《浮士德》一剧里的天祗地灵仍是洪荒时代的宇宙，那里只有妇人爱，原始生命的蠢动，性与生育。达文西的画《微笑》，那贵妇其实仍是圣母像，仍是《浮士德》里的妇人爱，虽带有文艺复兴时平民的家常情意的微笑，亦微笑得恍恍惚惚，不能像中国女子的平实。中国是女人亦亮烈，像卓文君的《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诀绝。

与后来鲍照的：

清如玉壶水，直如朱丝绳。

及李白的：

罗帷舒卷，似有人开。

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皆是与人世肝胆相照，非但壮士，女子亦能。中国是男女皆这样的世俗平实，而有清艳豪横。

中国是劳动普遍，有好男好女，所以有好世景，历来辞赋诗文小说弹词里的城市与乡村，皆非莎士比亚、歌德、莫泊桑、果戈理的作品里所能有。

中国人游佛罗伦萨，见了西洋史上那样有名的城市原来如此污秽拥挤荒废，都很失望。英国玛丽女皇时的伦敦，亦只是王宫爵邸及商人的住宅漂亮，旁边就荒凉黑暗，女王晴天出游，得一贵族少年脱下外套，铺在街上的泥泞里，才走了过去。美国人的小说《我儿》，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二三等城市的街景，简直天晚了就使人心发慌，连到现在，西洋的大都市亦必有一大块是贫民窟，那里街道上的太阳都是破碎污秽的。他们的乡村则过去除了地主贵族的堡垒，四周全是牧豕奴的土室，现在经过整顿，都装水电，但亦仍旧没有风景，那里的人家都像是职工的寄宿舍。

中国有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西洋则尽有大建筑而无闾阎，吃食也不讲究，而且无家。原来希腊罗马的竞技场剧场亦并不可喜，那是因为他们民间的一般建筑物都低陋，才须如此特别设备，中国则灯节就在街上杂陈百戏，看各式灯翠与扮台阁一队队经过，有这样伟大的街景，故无须另建竞技场剧场。中国东西皆是生在万民的风景里，戏是露天搭戏台，去寺观亦多是为随喜，连街上的商店亦被当作风景游玩。汉唐人种桃李是在街上陌上，游春是满城人皆出去郊游。中国人过年放爆竹也是散入千门万户。

中国人是生活的全面皆与西洋的相异，中国可以也采用西洋的好处，西洋要学中国的好处可是很难。底下就来分说。

西洋建筑受杠杆力学的限制，所以强调柱，无论是希腊式的施有雕刻的石柱，或现代水泥钢骨嵌在墙里的柱。中国房子则是高级数学的，支点遍在自在，用砖瓦木石也建得起阿房宫柏梁台，阿房宫下可以坐万人，上可以竖五丈旗，柏梁台的承露盘上接霄汉。南北朝永宁寺高二百尺，隋朝乾阳殿高一百七十尺，经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考证，虽古今尺制稍异，但大致所记是实。砖瓦木石的强弱程度既不同，木材的重量又会因燥湿起变化，却能不感觉诸力关系会发生偏差的困难，造得这样高大而且经久。苏州及北京，即有许多明末清初的房子到现在还好好的在着，不像西洋建筑物的过了年龄只得统统拆掉。

西洋歌德式的建筑又强调尖顶，因为受重心与支点的限制。文艺复兴后平民化了，改用人字屋顶，但是有沉重感，现在率性只是个平台，变成了没有屋顶。西洋人楼居的迟，亦是为对天空有神性的畏慑，而屋顶问题的无法处理则更使人觉得无遮蔽的被打倒在地。中国人则有飞檐，便怎样的大建筑亦具飞翔之势，不觉其重。

中国的深宅大院有悠悠人间的光阴。外面小巷亦有一种深意，可以散步逍遥，此则是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亦配置得亲切，整齐而疏落，虽如苏州绍兴那样人家繁密，亦长街小巷有余意不尽。那深宅大院，是虽分为几家居住，亦每个单位皆是个具足，而仍不破坏全宅的统一。可是住在西式公寓的大厦里，则无论占了多少个房间亦总不能像一份人家。上海英国人建筑的几幢大厦，走廊里阴暗寒冷，四壁都是石头与钢骨水泥，像进了穴居时代人的洞穴，半天寻着号数，敲开门，进去有亮光的房里，坐了下来只觉外面街上车马凌乱，世界离开得很远，洋房里的岁月就是这样荒荒的、挤压的。

洋房没有堂前。中国人可以在家里做大事，西洋人则必定在教堂与殡仪馆。洋房亦没有像中国这样好的回廊。中国房子又都有庭院，中等人家还有花园，西洋则要上等人家才有花园，且多半只是草地，为散步或作网球场之用，所以必要到俱乐部去逍遥。西洋人是什么都讲用处，房子是为居住用的，庭园是为卫生用的，走廊是为走路用的，此外会客室餐室工作室卧室部严格规定用处。他们卧室的潦草，与整幢房子的奢侈不相称到可惊的程度，因其只为睡眠之用。

中国的大房子可以有许多间不派用场，人住的少亦不觉其空空落落，却仍旧亲切，因为房间自身亦有生命，它只要在着那里，就使人安心。而虽住的人多，亦画堂悄悄双燕语，而墙外行人亦闻得见墙内佳人笑。又或“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苏州杭州人家女子就喜欢门前小立，因为门前的小巷亦是风景，房子与人是这样的虚虚实实，说静也静，说热闹也热闹。中国房子的天井什么也不陈设，或只摆一只荷花缸，或只种一株桃花李花，但见是一色的石砌地，这种简静也好。日本京都有一禅宗的寺，庭院惟铺细砂，放几块石头，是受宋朝的影响，中国民间家宅的天井并不讲禅理，却亦有这样的意思。而要繁华热闹，那是在后花园。

西洋房子又只知要光线，中国则还用窗纸来调和光，使之更柔更清，现在还没有一种玻璃能在这一点上代替窗纸。还有明暗亦要相配，厨房与厢房最亮，堂次之，堂后稍暗，闺房的光要很静，所以一宅之内亦有光阴徘徊。

西洋布置最忌两两对称，中国房子则可不忌，两廊与左右厢房都并列，使人不费心机。是因能并列，所以亦能参差，如经如权。中国的床柜箱笼盒瓶盆，亦形态变化之多为西洋所不及，那本领即在于能用正方正圆亦不呆板。中国东西是有点线的至正极成，故能逍遥，不像西洋的是许多要打架的点线凑在一起，各各是失意的。

中国的音乐亦是正声。西洋惟以音叉定音阶，但是音的边际有极精密的一线非音叉所能量，例如宫的高半音与商的低半音好像是同的，而其实不同，因为高半音与低半音之间还可以一半又一半的分割至于无穷，要如何才能定出一个边界，界下是低半音，界上是高半音，这在钢琴里即不可能，但唱歌唱得好的人则可以唱准。西洋乐器惟在小提琴里方可以分得清。而中国乐器则如琴瑟笙箫胡琴等，皆能够辨别，因其不像西洋乐器的现成制定音阶，却由人手来决定，而取准于人心。《宋史•乐志》：“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此即深知高半音与低半音的辨别在歌声可以极准，而乐器亦要像歌声的可以自由。

宇宙原来无凭准，点线皆是人定的，一切机械亦由此而生，故机械亦可喜。但动物亦能有点线方位，且可以精密到惊人的程度，但取准于人则更可以是极准的而且是极美的。好即是准，除此更没有极准的东西，故音阶的极准不能以音叉求得，而歌声乐声的极美则即是极准。中国的乐器不制定音阶，或只制定个大概，乃是留着无尽的余地让人可以出入游嬉，如同围棋的非常简单，却可以变化不测。乐器中如磬如缶，如鼓如筑，皆单纯之极，但是《论语》里的隐君子爱击磬，而秦始皇爱击筑，杨恽喜击缶，唐明皇喜击鼓，如“佛以一音演说法”，有一音的至正极美。

《史记》里说夏禹“声为律”，真是不错的，音声之美是生于人的美。中国人的歌声是精制过的，生旦净丑各有世景，好像云日迥照里一树的枝条与花叶，而西洋的男中音及女高音等则只是生理的，技能的，所以学校里唱歌的喉咙不可以唱昆曲。西洋音乐又且它的准确与熟练有尽头，中乐则如昆曲永远可以唱得更好。还有昆曲京戏乃至嵊县戏等，皆同一只曲谱而可因配的字句内容不同可唱成各式各样，不像西乐的曲谱不能移作别用。中乐一只谱当十只用，而连各式的戏各式的弹词花鼓，以及种种小调算起来，曲谱之多更使西洋曲谱相形见绌。

众音阶皆生于一音阶的移动，众颜色亦皆生于一颜色的变化，从来正色最难用，中世纪德国绘画里圣彼得的红袍，圣保罗的绿袍，都使人不乐，并且可怕。现代美国电影五彩歌舞片里的摩登女子仍爱穿白翻领黑衣裙，但这原是天主教修道女的东西，修道女的黑衣裙象征人拖了一身的罪恶行走，而那蝴蝶展翅似的白头巾则象征上帝的光明。这乃是字义，不是颜色。而中国人则能用正红正绿正黄及白黑用得极好，现代西洋人避免用正色，多用鲜艳的复色与浅色，但是没有好的正色即亦不能有好的复色浅色，他们的正色有压制感，而他们的复色浅色则飘忽不可靠。

中国画的颜料，用西洋颜料总难代替，画家就常叹息现在总难买到这样好的石绿等。中国颜色与西洋的根本不同，西洋人说热色寒色，皆只是感官的，中国的颜色则是人生的，人世的。所以中国人亦最能调色，如同调音与调味，因那颜色是自在的，正色与复色浅色的配合是平等的，并非以一色为另一色的背境，或以之衬托镇压，此即是能没有火气。而西洋人的配色则如美国电影《从军乐》里的，用鼓手的榴红制服来成定一群的复色与浅色，可是看了只觉其凌乱，那强烈的榴红反为更怵目。西洋人对于音乐与图画，皆以为不安与刺激即是生命的强烈。

西洋绘画因其线条轮廓与颜色皆贫乏而不安定，彼此拼凑了亦不能是个完全，故如未来派的绘画还要注上文字。因为线条本身不具足，故西洋画的素描只能是草稿，不及中国的单是水墨画亦可以表现众色。因为形体贫乏，故西洋画想要变化亦只能成为奇形怪状的漫画，不及中国的可以是写意画。

西洋画不是太像，即是太不像。西洋的戏剧亦实物的布景与演员的象征动作不调和，科白与舞唱不调和，布景太像，剧意太不像，科白太像日常动作，而舞唱则又太不像。中国戏里则如丫鬟执烛掩门开门的俊俏，都是家常的，而亦皆是戏，不落歌舞剧与话剧的边界。中国戏里的布景亦皆是戏，不像西洋的是实物。现代西洋剧走向歌舞剧与话剧及电影技术的综合，但没有一处是戏。

中国对音乐绘画与戏，没有提出思想来批评的。民间看戏，大家都说《碧玉簪》里的媳妇贤慧，说那婆好，说那个男人固执不化，都是论的做人的道理。民间看《红楼梦》《水浒》等小说，亦不去注意所谓艺术价值，只是觉得好，要批评亦只是清新俊逸悠扬沉着这些字眼，不带哲学。看中国戏与闲书是陶冶性情。而看西洋戏与所谓文艺作品，则引起许多问题，这其实暮气。人在清晨，或登山观海，是只觉胸中尘埃一扫，超出问题的。

中国是有人世的美好，所以连艺术这样的名词亦没有。西洋有专为陈列艺术品的地方，中国的好东西则皆在街上陌上及人家里。西洋艺术又受年龄及性别的限制，少年爱诗，中年爱小说戏曲，晚年爱宗教，又有专为男人看的杂志，专为妇人看的及儿童看的杂志。中国则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可以小时看起，到老不厌，而灯市及划龙船等，则男女老小皆爱看，即是解脱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更有高于年龄性别的人格。而且中国东西无论一几一盘，戏或小说，皆不是作者把来都完工了的，却总留有余地，让使用者或观众可以各拿自己的人格参加进去，继续加工至于无穷。

中国是连商店亦可爱。旧式的大商店，像杭州的胡庆余堂，开在冷静的巷子里，头门进去要绕过曲折的回廊，再进二门才是店堂，竟像大户人家的深宅大院。你去街上散步，许多当街的店铺，看店伙吃饭，在灯下算账，及店伙与顾客的攀谈应酬，亦好像是份人家，连那货物的装潢，店伙拿货给顾客，亦像是家里拿出来的。中国人家，一斤丝绵做成了藏进箱子里要包一张红纸，一副新的烛台要缠上一绺红棉，现在上海商店里货品的装潢亦是取的这种家常的吉利之意，南货店水果店包东西的红招头纸，更有一种过年过节的喜气。老式的箱子，里面贴的商标，红纸印的木版字，每次开箱子时看看，便觉有城市里岁月静好。有一种牌子的火柴盒子上，画有采桑的女子，人的衣裳眉目都是民国世界的，笔姿与着色像明清版本里的木刻。

中国的日历本，薄薄的红纸封面，画有春牛图，民间家家备有一本。记的节气时令，宜耕种建筑，宜会亲友，宜婚丧祭祀沐浴出行。例如立春节，家家要守到那时辰，迎了春才去睡，人与自然界有这样一份情意。而今天天气晴妍，忽然想着去看看谁，这就是“宜会亲友”，亦很好的。西洋人普遍备有日历，则是近代的事，所记不过年月日与星期，单为安排工作，亦记有历史事件，但与节气不相干，他们是无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皆没有佳节良辰。西洋的天文学与人不亲，连温度计湿度计等皆只是可以应用的。

中国历称阴历，惟是对西洋的阳历而言，其实并非月亮本位，却是综合日月星辰的运动，就整个天体而制定的。中国人古时已知地在天体中如蛋黄在蛋清中，又向来说天体是运动的，天左旋，地右旋。原来科学的事亦可以有一种无因由的悟解力，但在西洋是间接从数学借得，而在中国则为科学所自有。中国不单是诗才可以兴，连科学亦像数学的是组织的而同时亦是流露。

再说医药。现代西洋的天文学与医药学皆在技术上高过中国的，但在几个根本点上，即科学亦可以像数学的自有其天机性能，而且可以相忘于人事之美，则现代科学正还有待于中国文明。

中国医药汉唐及明末清初各有一次大进步。前此周朝末年有和缓、扁鹊，或说秦医皆称和缓，是传来的印度医学，齐医皆称扁鹊，是本土医学，到底如何不可知，但受有外来影响是可能的，而且因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接触频繁，各地的医药学亦集积汇合，但是要到汉朝才调和统一。东汉末年，因那次大瘟疫而有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论》与《难经》及《素问》皆成于汉朝，其本领是在于能把外来的及地方的医药学皆消化了，使人只觉其是中国自有的。唐朝孙思邈的《千金方》，受印度医药学的影响极盛，而明末清初的名医，其著述如张氏《医通》，陈修园《医书》及李时珍《本草纲目》，则更受有西洋医药学的影响。至清初为止，中国一路是集世界医药学的大成，故有无数的单方与特效药。但是诊断仍有在症状之外，还注重节气的阴晴燥湿，人事的悲欢离合，来讲求对处，因为人的疾病不像动物的只是生理的，而亦是人生的。又且处方重在和合增减，不对单方或特效药过信。而如此医药学乃是活的，同一症状，高手与低手的医法出入甚大，好像同一乐器乐谱，高手与低手的弹奏可以不同。这并非太没有标准，而是中国的无论何种学问皆留有余地让人可以无穷的加工。“医者意也”这句话好像危险，其实医亦可以像诗的妙手偶得之的。现在仍是有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给治好了，以此排拒西医当然不可，但亦是有着个大道理的。

中药有药香，不像西药的难吃，中药的颜色也好看，这便使病人亦有了好性情，觉得这世界到底是美的，生之意志因之不曾失坠。中国是凡百顾到人事的全面，历朝如此讲究医药与灌溉工程，却不以为这就可恃，而说天下有道则疫疠不生，人人得尽其天年，圣王在上则风调雨顺，水旱不为患。而亦要如此，科学才不被委屈。

本来衣食住行皆依于科学，但是还要因人而美，若只见其是科学的，那是贫乏。中国衣裳就宽绰，母亲穿过的女儿亦可以穿，不像西服的裁剪要适合身体有这样的难。西服的式样是离人独立的，所以棱棱角角，时时得当心裤脚的一条折痕，而中国衣裳则随人的行坐而生波纹，人的美反而可以完全表现出来。民国以来变为紧窄，好像六朝时受印度影响的窄衫袖，但亦仍是中国的。中国衣裳与人没有斗争，所以经久，而衣料亦向精致结实发展，为西洋所不及。

又如食，中国是衣不止为御寒，而亦以之成礼，食亦不止为荣养，而还有“酒食以为礼”，不像西洋衣食的如何进步亦止于为了高级的需要。西洋人那种酗酒，在中国就少见，陶潜不过一壶，苏轼不过三杯。中国的庙堂燕会与乡饮酒，皆礼成而退，不像马其顿人或哥萨克人的狼吞虎咽。中国烹饪重色香味，重火候，皆为西餐所不知。鱼翅惟中国人能烧，鱼翅能受众味，好像人君的自己无才无能故无拒，而天下豪杰皆为之用。中国烹饪又敢用油用得很重，因为能加进桂皮香蕈或金针菜木耳来解腻，而且几色肴馔，有用油重的，有用油轻的，有全不用油的，彼此配好。中国烹饪极少用味素，因为讲究火候，一一烧出本味，此即是物物各得效其能，各得尽其性。

烹饪做到如此，亦即是进于礼乐了。礼亦不过是能相配，乐亦不过是能相和，故调和盐梅通于宰相之才。这本领亦见于建筑，伊东忠太很惊异于中国建筑的色彩调和。他还说到衣裳，说日本衣裳单独看亦显艳，但若众多人在一起，则觉得凌乱，中国衣裳无论是单独的或众多人在一起，在室内或郊野，近看远看，都非常调和。而这亦是因为中国人用色彩，行于繁华而能俭，像中国房子，除了宫殿一概粉墙黑瓦，不杂他色，就很好看。粉墙的白比大理石更是有情的，那黑瓦则带青灰，是一种可以与阳光游戏的颜色，使人只觉得山川闾阎明静。

平人的潇湘

我在这书里常说平人，因西洋的平民与市民国民皆限于所属的地域，且是对统治者而言，而中国的人则是天下人，并且还有大于政治身份的自在。美国的公民有个好字眼是smart，中国人则还有更好的字眼是潇湘。广西民歌：

走遍江湖走尽乡，得见人乖无比娘。

得见人乖无比妹，人乖无比妹潇湘。

潇湘是潇洒加上颜色，那颜色是“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

西洋的东西我们可以随意欣爱，而因其一时的强盛遂至于敬畏，则殊不必。一切东西的好都是人的好，而西洋的人即是有问题的，歌德及劳伦斯的妇人爱，达尔文及马尔萨斯的优胜说，皆只是生物界的，没有人世的贞观。

尼采的书里，苏鲁支如是说：“最近我阴沉地在死亡的薄暮中行走，阴沉而严肃地紧咬着嘴唇，对于我，不单是一个太阳沉坠。”于是狮子出来扑杀了世界上这些人的蚂蚁，向着新生的太阳大吼，苏鲁支高兴了，对全世界愤怒地大笑。这不单是德国的，而亦是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的作家爱伦堡去美国观光，在俱乐部看见一群绅士，他们都是这次大战中的骄子，美国产业界的大王，其中有许多很年轻，当下主事人击铜磬一声，众人都手执香槟，纷纷离座起立，一齐叫起来：“唔！唔！”爱伦堡问向导，才知他们是在学狮子叫。

可是狮子叫又怎样呢？德国到底亦没有新生的太阳，而美国的森林里也是荒荒的落日，至于俄国人，那是熊，他们以为冰天雪地的冷酷世界是光明。

英国的历史学家韦尔斯著《未来世界》，写地球末日到来时，太阳停在地平线上不动，海水无浪，山冈无颜色，惟有静止的光，静止的影，却留下一样最后的生物，形状像只大螃蟹，在海滩上爬，赭红的太阳无声，这像螃蟹的东西缓缓移动，要没入海水中。西洋人即是这样的来自洪荒，复归于洪荒，而虽是目前，亦没有比这更多的真实。前几年美国杂志里有一幅画，画一个棕色的女人睡着，狮子到身旁来舔她，狮子黄得可爱，那人睡着的脸亦可爱，有一种苍皇的宁静，不分这里是纽约的街道抑或撒哈拉沙漠，一般是浸在飘忽如梦的阳光里，没有岁月与早晚。这是要回到古埃及的悠久，与古印度的幻美。

美国电影《出水芙蓉》里，一群游泳女子穿的一式珊瑚红的衣裙，出现在赭白的石坛石级上，映着碧绿的池水，她们边唱边舞，跳入水波中游嬉，池水绿得强烈，却能全部色彩是静的明艳。还有《夜夜春宵》里亦是这样幻美的颜色，没有故事，亦没有舞场，人在大房子的梯级上，在大门边，在马路角，到处都可以歌舞，到处都是神，亦到处都是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炸弹落下，发出轻微的爆声与静静的赭红小火焰，像天边的明霞照在歌舞女子的绿裙与金色鬈发上。这两部片子都是兵慌马乱中生出异样的辉明，如同后半夜的灯忽然变得更清，而人则“相对如梦寐”。

近年来有印度思想的几个英国作家如赫克斯来，衣修午德，皆在美国得到大欢迎。赫克斯来的 After Many Summers Dies The Swan里，写美国的街景是个恐怖的白日巫魇，百万富翁求长生，只能回到猴子的生活。还有那女打字员很美，来了个男人向她求欢，她原要抗拒，可是顾惜指甲上新擦的蔻丹未干，就屈从了。她的美也是洪荒世界里无人见的玻璃屑，在地上发出小小的亮光。

但是幻妄也罢，如果此外更没有东西，亦只得承认它。衣修午德的小说《紫萝兰姑娘》，写一个电影导演者因希特勒并吞他的祖国奥地利而发怒，对于在排演中的一个剧本大起反感，那剧本是公司指定的，扮演中世纪的一个罗曼史，这不止对于他的现在是个讽刺，而且那故事自身即是个虚诳。他决意中途辞职，但后来他仍继续导演，而且导演得非常精彩。人类即是这样的做着违心的事，却忘其所以然的表现了工作的热诚、努力与成功，因为宇宙原是个大的愚蠢，历史亦并不像法西斯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那样认真。现代美国人以为这部小说真是开了人类的大智慧。可是古印度人尚知哀叹无明，而现代西洋人却以承认无明来安心立命。

现代美国与苏俄在主义上如此对立，但这两国的公民竟是情调上很相同，他们都是在冷漠无亲的社会里寻一点生活的小小真实，像那女打字员指甲上新擦的蔻丹未干，只这是桩大事。古时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有公的上帝，而妇人们在路上却私下里脱下簪环铸金牛犊，因为这到底是自己的，而在那上帝的世界为公里，则总使人觉得自己无权无份无纪念。

西洋人没有人世的贞观，从麦克阿瑟对日本战犯的最后判决发表的声明亦就可见。他说：“人类之决定无一绝对正确者，惟余认为尚无其他审判较此更能维护正义。对判决不满者自属不鲜其人，甚至博学之法官亦非全部一致，然而目前文明社会之不完整的发展中，尚无机构可对其郑重决定之正直更具信心。吾人如不能信此种程序与此种人物，吾人即不能相信任何人与事。故审查廿五名战犯判决之责任，在余本人实至为不宜。”他这说的真是叫人只有信其如此，一种没有法子的屈伏。而帝俄名将古杜索夫与苏联的奠基人列宁，亦皆以斗争时不能无浪费子弹与人命来回答质问者，本来西洋人的真理都是辩证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有冤枉也视为当然。

是要文明才能有绝对，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亦不做，而王者之师乃为匹夫匹妇复仇。孔子作《春秋》，笔则笔，伐则伐，不像麦克阿瑟的心虚胆怯，即因有人世的大信。中国连政治经济军事的音色点线亦如数学的，不单求个近似值。

人世的大信，中国是寻常儿女亦皆能有。民国卅七年七月廿一日上海大公报，载有湖南女子李庆光，廿二岁，去春与周春芳结婚，周年近五十，为粤汉铁路长沙站职员，新婚不到两月，贪污案发，于今年七月判决徒刑七年，十六日上午十时，李庆光在看守所探视周春芳时，饮镪水自尽，身上有遗书：

春芳兄呀

我自从与你结婚以来，一年有余，在这十一个月中，我不知有多少苦处。现在我有事情告诉你，请你永远不要忘记。第一件事，就是要你信耶稣。第二件，就是你出牢后，要晓得我在避难的时候对你怎样的情况。第三件，你有九件衣服在我家，别无所有。第四件，我的命运不好，愿代你坐牢。第五件，你别无分文在我手中。这几件你特别注意。庆光与你握别，以后在天堂再见。

你的不爱夫人李庆光绝笔。

这篇遗书我几次重抄，总要流下泪来。万种委屈，千千种的惜意，生生世世的爱，惊天动地的苦难诀绝，说的话却只有这些，而亦只能是这些。她的剖明心迹好像小气，但正是一个人的用心如日月，读她的遗书，好像听见她的人即在面前，而人世遂成披肝沥胆一点不假的了。李庆光原可以活下去的，而她却如早晨见人一笑，草草说上几句话就去了，因为是早晨，不可以闲谈，连做正经事亦可惜了光阴似的。她交下来的城郭山川都是真的，比麦克阿瑟元帅以庞大的机构与严密的程序所作成的人事更可信。中国民间至今仍像李世民的年号叫贞观，真真的天下世界是大唐。

我能晓得中国民间现在的好，完全是靠爱玲。在温州时我和爱玲游庙观，经她一指点，原来那些神像有许多是雕刻得极好的。一个龛里塑有雷公电母，雷公坐着，却非猴子嘴脸，而是一尊金脸的神，使人看了即刻觉得风雨阴晦，宇宙间充满了原始的大力。电母站在那一边，是个妇人，穿的金绣绿袄，细花紫裤，腰系青带，手擎一面镜，下照世人，眉目姣好而严峻，下唇微微咬紧，非常残忍。中国东西有一种新鲜的刺激性，很像是现代西洋的，但没有恐怖与不吉。南京古宫陈列馆里有唐朝的壁绘，着色及笔调很像西洋新浪漫主义的画法，但亦到底不同。

还有温州卖木器的街上，我和爱玲常去看旧式床橱，上刻着垂髫女与总角男对舞，又一幅是书生与少妇的对舞，全身涂金，一种温厚的金色，线条亦厚墩墩，头上是南方炎热的蓝天，地下阶砌分明，一男一女就在阶砌上房栊前，一个执扇，一个捧茶盘，其实又只是家常的光阴，那男的很调皮，那女的眼睛非常坏，会诱惑人。爱玲看了很吃惊，叹说，这样现世的，却又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人如晓风白莲。

再如嵊县戏京戏等，我亦是从爱玲才晓得有这样好。两人在房里开唱片，听《方玉娘祭塔》：

走——呀。上宝塔来第一啦层，开下了，一扇窗来一扇门，点起了，一枝清香一啦盏灯。礼拜南海观世音，保佑儿夫文子敬，中得高官步步升。

如此一层一层到第七层，先为丈夫祈菩萨保佑，其次为公婆为姊妹，最后为生身父母：“保佑去世双父母，暗暗赫赫百年春。”爱玲听了叹息，说：“真是有人世的安稳。”

京戏听唱《武家坡》，爱玲诧异说，怎么可以是这样的？薛仁贵从军回来，见了寒窑受苦十八年的王宝钏，他叫三姐的不当时安慰她，反向她说如何娶了代战公主，还这样得意，竟不想想三姐听了会生气，因为他仍是昔年分别时三姐的薛郎呀，他是多么的能干，现在是回来看她了，三姐理该夸奖他，这样的胡涂，真是叫人拿他无奈。

还有嵊县戏《三笑姻缘》里的秋香丫头也非常好，唐伯虎卖身为书僮想和她亲近，但是她很刁，几次都被她哄脱身。有一段她唱：

你来看我如咳此样，那好花开并蒂莲啊？非是末，秋香情咳义呀浅，只咳怕，太太来听啊见。还有春夏冬香来撞着，大事未成先削啦脸。你是待我有咳真啊心，须呀里，安心安逸过几年啊。

说她调皮，她又说得来这样正正经经，有大人的懂事，又是向自己人说话的口气，不由唐伯虎不信，才又被她逃脱了。西洋妇人的狡猾是女巫，少女的诚实则又是羔羊，都没有这样好的刁。中国人是正经所以能刁。

中国人的正经而且与诱惑是同一个。嵊县戏《前游庵》里，申桂生调戏志贞尼姑：

生：这尊什么菩萨？旦：这尊弥弥菩萨。生：还是弥联之弥？迷你三太之迷？旦：是弥来佛之弥。生：他呵呵大笑为何？旦：他笑你。生：因何笑我呢？旦：大爷呀，（唱）笑你风流规啊矩无，青灯黄卷少工啊夫，到来游玩尼庵地，打动佛门理啊意咳无。

这真是大胆，反为她引诱入到了危险的程度，只因她没有一点邪念，所以有这样好的胡涂。

申桂生又借弥勒佛取笑志贞，唱：“见他有孕身啊又大，只恐怕，临盆在月初，将来生的男和女，万望三太指点哪我。”旦唱：“从未见过男生啊产。”人家明讨她便宜，她却答得这样正经，真是十八岁少女的理直气壮。

随后游到送子娘娘殿，申桂生问志贞：“你清早起来，点香插烛，不知求了几位令郎，几位令嫒？”志贞的回答也可笑，她说：“大爷，（唱），大爷说来话好新鲜，阴阳阻隔怎咳生啊男，若是孤单能咳生子，何用世上结啦姻缘。”这样的正正经经说起道理来，不知自己是在引人家向她进攻。中国人是连男女之爱亦出于无心，无心发花花满枝，正是春天的可诧异。

中国人是能正故能奇，浅色复色皆是正色的变化，生旦净丑皆是正声的变化。生旦净丑在昆曲里分得极细极严，其实净丑皆从生而来，花旦贴旦亦皆是旦，嵊县戏里又连旦与生亦少分别，都是那种宽阔平正的声音。是故净起权奸，而亦可起尉迟恭与包龙图，花旦亦起淫妇，亦起红娘、起梁红玉，丑起小人，亦起义烈。中国文明即因有这音色点线之正，故变化起来亦与西洋的浪漫不同。西洋的是浪漫，印度的是神通，中国的则是传奇，人超过了他自己。秋香不知是从何时起爱了唐伯虎，《玉蜻蜓》里的志贞亦如此，总以为自己不会的，后来想想又可笑，又无奈，然而是欢喜的。

浪漫必定违俗，而中国人的世俗则是像《游龙戏凤》里的有酒饭银子。绍兴戏演李凤姐哄那军爷顾看别处，她抢拾了银子，唱：“拾得银子明明亮，叫人好不喜在心。”这就还比现代美国人更活泼。她问有几个客人，生答：“为军一人一骑。”于是点了酒菜。旦唱：“军爷来得长长远。”一面去整酒备馔。她是对的客人，却无端有一种像是对自己人的情意了。而她亦一点不怕男人，因为人间皆是凡人。中国是人与人寻常相见就有亲切的，而爱慕亦只生于这世俗的能调笑与平人的无猜忌里，是非常干净的男女相悦。

中国的人事并且都有这种喜气。龙是恐龙，凤亦是鸷鸟，到了中国就变成龙凤日月旗，还可以绣在女子的花鞋上。在中国文明里，狮子变成狮子滚绣球，虎亦变成小孩的老虎头鞋，笑嘻嘻的很滑稽。新娘房里帐檐上绣的八仙过海，其中李铁拐这样丑怪，亦与何仙姑及漂亮少年韩湘子在一起，能非常调和。

中国民间是虽在忧患之中亦能有喜气吉祥。蒲柳泉的《蓬莱宴》，写海水八千年一干，王母会众仙于海中开宴，有柳树精变做一株垂杨柳，千丝万缕遮荫了楼台殿角，有桃花女化为一树桃花，当筵开得如云如海。王母命仙姬彩鸾去华山采藕，彩鸾奉命去到那里，转过山头，和一个书生差点撞个满怀，她当时心里一动，却两人什么也没说。华山之莲，花开十丈藕如船，她采了就驾云回来了。这时殿上群仙动手开宴，彩鸾一人去倚在栏杆边，思想刚才在华山邂逅的那书生，觉得胡涂，觉得是真的。

她这一动思凡之心，不防娘娘就叫彩鸾：“你去南康府进贤县栖贤山梅花村秀才文箫家，借孙愐的《诗韵》来我看。”彩鸾奉命而去，岂知文箫即是那华山书生，她退回不迭，因为王母已摘了她的云头了。她只得跟文箫进家门，唱：

有缘法，有缘法，就做夫妻也不差，已是惹得娘娘嗔，到了如今还说嗄，到了如今还说嗄。

但是家里贫穷，夫妻商量寻件生意做，还是抄书可以卖钱，文箫说如今时行孙愐的《诗韵》，娘子听了一惊，唱：

我的心事娘娘知道，徒然叫我下九霄呀，又明明指给我一条谋生道。娘娘恣蹊跷，怎知道我就嫁文箫？明对我说他家里也不是富豪，若是难过便把书来抄。娘娘呀，我今才领了你的教。

她马上动手抄。彩鸾在王母那里原是管文札的，所以在行。《蓬莱宴》是山东鼓词，底下就是：

（唱）娘子接了看了一看，揭开本儿掀了两掀呀，铺下张纸，拿过砚砖，伸出玉笋，就把墨研，挽了挽长袖，咬了咬笔尖，低头就写，像那雨点儿一般，一盏茶未冷，字写了几千，转眼之时完了一篇，天下人这样写法谁曾见！（白）却说娘子下笔好似雨打败荷，风卷残云，一霎时完了一篇，一霎时抄了一箩，晌午多已是完了一部。相公惊讶说：怎么这样快！又看了看说：怎么这样精！两人商量拿去卖钱，娘子说：不必订辑，搭起来送在书铺里寄卖青钱六百文。相公说可以值两千，娘子说：看再贵了不发市，一千就卖了罢。

我亡命温州时读到这里，不觉大笑，好像这就是说的爱玲与我。《蓬莱宴》的好，是这样的世俗而清洁，能够滑稽。日本昔时有《狂言十番》，意大利亦有《十日谈》，以及法国莫里哀，俄国果戈理，英国莎士比亚的喜剧，都有一个黎明。但西洋那市民的活泼只如逃亡的女奴那种提心吊胆的快乐，尖狭到必定是丑剧讽刺剧，多靠故事的取巧，不能像《蓬莱宴》的家常。

中国是有这样活泼壮阔的民间，历朝以来采莲采茶采桑，遍地民歌山歌，灯市与游春，皆非西洋阶级社会所能有。西洋要到市民阶级起来才有民间文艺，中国则《诗经》的国风，晋的子夜歌，唐的竹枝词，都是民间的。以庄子的才华，他写的庖丁与吕梁丈夫等亦是齐民。而小说从《搜神记》到《聊斋志异》，许多故事亦是田夫农妇工匠贾人的，其他《征东》《征西》《施公案》《彭公案》《平妖传》《今古奇观》等故事的趣味，亦皆是寻常百姓的，乃至《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的英雄美人亦只是生在万民里，故王熙凤与刘姥姥可以结成至交，刘玄德跃马檀溪，见了骑牛吹笛的牧童可以有身世之亲。西洋的但是平民，中国的乃更是平人。

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他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乐，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许多不对。可是今之崇拜鲁迅者惟知校对思想，且以为在时代的阶段上他们远比他又进了几步了，真是呆子！

中国民间是这样的情高意真，所以江山代代出英豪，而从来风流人物亦有民间做他的知心人。京戏里虞姬别霸王，唱：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外面是楚汉的天下未定，她看着这样单纯的像男孩睡着的脸，真是爱惜，却不禁一阵心酸：

我这里，出帐去，且散愁心。轻移步走向前中庭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

她和项王的关系连她自己也胡涂起来了，有这样一种天上人间的惆怅。这是从来文人再也写不出的。

但项王还不算怎样，更好的有刘邦。刘邦的会狎侮人，完全是民间那种阳气，后来曹操亦像他的挑达，是《诗经》里的：“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没有他世界上就寂寞。然而民间戏里演刘邦却又是个平正的帝王，因为他原是平正的。

秦始皇时人家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就自以为是他，去芒砀山泽隐避起来。曹操则许负相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也听了很高兴。还有窦广国，穷得在山里烧炭，岸崩压死百余人，他独得脱，自卜数日当为侯，跟主家到长安，听说窦皇后新立，他就有胆量相信这一定是他从小相失的姊姊，那样的人，生在天下世界，就好比是在华丽深邃的堂前，叫一声处处有回声，知道自己一颦一笑在一代人的面前必被理睬尊重。那跌宕自喜恰如“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自以为好。那淘气亦像秋香的刁，并且像彩鸾像志真的胡涂，因为人生实在眩耀。

《诗经》里“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人生原是可以与时代共起舞，好像游龙戏凤的。中国没有希腊式的悲剧，却如窦广国说的“人情才能免祸，即欲求福”，这样的人真是连命运亦拿他无法。而这样的人亦常常会有好运气。西洋人惟有冒险与偶然，中国的却是巧，杜牧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周瑜便是运气好，喜气重重的人是随时随地都能拾得巧宗儿的。曹操的诗，每说：“幸甚至哉，歌以言志。”人生自身原可以即是个庆幸，而打天下亦不过即景生情，邂逅相遇皆成为好。

中国文明是有人世风景，还比形势更大。提心吊胆的讲把握形势，必有一次失手，而能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则虽阻于形势，亦连环可解，且可形势自我而生。所以像曹操那样，虽兵败如山倒，亦随又会得无因由的好笑开心起来。那样的人真的宛如游龙，翩若惊鸿。

坏的东西可以坏到不成款式，好的东西方可以好到不成款式，刘邦连项羽要烹杀他的父亲，他亦不受要挟，兵败时楚兵追来，他把儿女也从车上推了下去，以及曹操的杀吕伯奢，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皆不可以教，但在他皆可以是好，而天下最好的东西原亦不是为教人的。

曹操其实是个善心诚实男。他临死吩咐铜雀台诸伎，关心她们以后的生计，有西域进贡来的香，他爱惜藏着不用，现在分给她们，又叫她们做鞋子卖钱可以过日子。他身为魏王，要从国库拨一笔款亦容易，他却不这么做，只像寻常百姓家男人给妻子的安排，而她们今生世得他这个亲人，亦可以无憾了。

刘邦亦全异于西洋那种 cynical的英雄。他开了汉朝四百年天下，想要父亲夸奖他，却说得出来：“父亲常当我无赖，不及老二会治产业，今我治的产业比老二的谁多？”这就很妩媚，而亦是真的谦逊。他做了皇帝，回去故乡在父老面前，亦仍是子弟。回想当年他为亭长时，沛令有重客，沛中豪杰往贺，出钱多的坐堂上，他在簿上写一万，其实一文亦不带，萧何当招待员，说刘老三原是个爱说大话不兑现的人，他亦听了不以为意，就去坐了上位，众宾客个个被他开玩笑戏弄，而他的坐在上位乃真有男性的倾国倾城。

他拜韩信为大将，一点亦不依照规定手续，是因为他能与事理素面相见。而张良等凡有好话，他一听就懂，则是他的对一代人能闻弦歌而知雅意。

“闻弦歌而知雅意”这句话原出在周瑜，后人苏轼《赤壁怀古》说他：“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在民间戏文里，周瑜是小生来扮，珠冠雉羽，深粉红锦袍，脱出来是鲜明的赤地黄金铠甲，这与灯市里童男童女所扮的，以及喜事人家新娘房里，插在帐檐床栏上的帛制彩扎人形，则是更还有东吴的繁华在内了。

清末以来

中国近二千年来有三个大时代，秦变制度，隋变文物，而有汉唐文明的翻新，这次则是从清末起接触了现代西洋，制度文物皆变，但亦并非中国文明被否定了，它只是在又翻新。

这里并没有经济决定那样的话。中国是其产业与政治军事皆生于人的好性情，像东方的舞，身体与衣裳成为一个生命的水流云行。中国人的一切都是从内里发出来的，产业亦不过是舒叶吐花，而自有生意流行在人的矜持与能嬉娱，以此中国近代百年来乃能生于忧患。

从清朝末年起，西洋的商品与资本像狂风急雨扑人面，后来还加上日本，她们合伙的个别的打劫，对中国用兵过多少回，幸喜中国产业传统的平等和谐，自有其商品交换的经纬，才能在毫无关税保护的长期暴露下，亦划定一条被伤害的界线，而且有新的生发。再则清末以来的外交，亦能行于人事之敬，才度过了几次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中华民族并且还有心情开别人的和自己的玩笑，把惊险的场面也作成了是惊艳，千劫如花，开出太平军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与北伐抗战及解放。

至今这个国家，待说他是弱国，他却又能战胜日本，而待说他是强国，他却又抗战胜利后才被封为五强之一，随即连别人连自己看了都觉得不像，乃至这次朝鲜战争，亦仍不能评定中国的到底是什么地位。中国没有想要自异于西洋，可是西洋东西他学书学剑都不成。中国的地位，原来不是要受别人封赠的，而是还在新世界的创造中。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情，但他仍是他自己的。

现在他的生产力比西洋落后，但亦不过是同时代的程度上之差，并非隔了世纪，抗战与参加朝鲜战争，不论后者如何，亦总是他在现代国际的英气照人。人世的日子长着，中国尽可以让西洋去走在前头做他的仪仗的。

《诗经》里有一篇《著》写女子打扮去游春，央请良人在房门口等等她，在楼下堂前再稍为等等她，一面尽问：“我戴这付白玉环子，配上鬓际的白玉花好吗？”“我戴这付翡翠的，来配绿玉花好吗？”清末以来的革命亦是这样的委决不下，而门外浩荡春光亦真的都在等他，因为吉日良辰要有他才有主，连达尔文的进化论亦只得且安静。

人子降生之夕，古舟子航行地中海，听见群神在森林里号哭，说大神宙斯死了，中国的来到现代世界，亦这样神暗鬼泣，但基督的仍是在天国，而中华民族的则是天上人间。这民族如今虽然贫苦，亦不是生在马槽里，却如寒窑里受苦的王宝钏，“银钗金钏来负水”，她的人仍是贵气的。提起这些事叫人辛酸，可是也喜悦，甚至对于现在的世界有知恩感激。

是这样的悲喜交集，而且有洒然的明快与决断，好像岁序迁流的难回难干涉。

太平军起义

中国对外洋通商向来没有闭关过，乾隆时代《红楼梦》里怡红院的自鸣钟，与贾宝玉怀里揣的表，便是西洋货，而晴雯感冒了还闻鼻烟，烟盒子上画有个西洋国的女儿。其后事隔多年，西洋货变成机器制的了，可是进来得仍有限，因为中国产业的严整茂密有着自然的约制，使洋货泛滥不得。广东的十三行，是中国现今买办的前辈，但要说他们引导洋货进来，不如说他们是在节制着，只许洋货如暗水流花径，晓风吹园林，来润泽中国的产业，而使中国人对自身与外面的天下世界有惊喜。

因此英国人只有卖鸦片，想要用它来破坏中国产业的组织，分解出来可以容许洋货的市场，但结果亦只伤了中国民间的浮财，产业则仍无恙，鸦片以外的洋货销路仍打不开。他们以为这是中国闭关之故，于是以英国为首，几次用兵舰大炮来攻打，要增辟商埠，要关税由他们来定。这些都做到了，可是洋货在中国仍越不过买办。

中国是其买办亦和别国的不同。别国在类似的场合，因其产业的根须与商业资本连结在一起，而买办则是商业资本的尖儿，抓住买办，就把该国的产业都拔起了。中国却不是商业资本的社会，买办对产业并不能作主，始终只可做做掮客。

西洋国家与日本乃向中国勒索赔款，像对印度及美洲非洲澳洲。在印度及美非澳，他们是只要勒逼了王，就支配得该国的经济，哄唬了酋长，就把那部落的土地都买来抢来了。可是中国向来政府不统率民间经济，赔款亦只把满清政府弄穷了，而民间产业则依然不倾动。

而在中国打开洋货的销场，惟有使中国的产业亦资本主义化，但中国又没西洋史上那种起带头作用的市民与地主贵族。中国没有自由都市，没有庄园经济，其民间产业的水深浪阔，来源与去势皆不归市民或地主所支配，既不能像英国的由商人直接转入现代资本主义，亦不比在普鲁士的只要扯起地主贵族的耳朵叫声变，就整个普鲁士的经济都变过来了。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经过半个世纪以上，在中国地面上引起了多少风暴，但舶来商品中最主要的洋布仍旧少人买，洋布的倾销是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一段长长的期间，中国人是有了余钱才拣喜欢的洋货买一点，洋人简直没有法子。

彼时倒是中国的丝茶桐油输出，如火如荼的兴旺了起来，连带引起百作工匠的繁荣，使城市也景气，使田稻也好了。这景气且因不是商业资本带头，而是众业平等和谐的烂漫生发，所以那样普遍，万民皆活泼新鲜。

这段景气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一直继续到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为止。彼时通上海的城市如宁波绍兴一带，茧行茶栈油坊像映山红花的到处开遍，村上镇上都盖起新房子。行家接待水客，住家接待百作工匠，店家接待顾客，都有一种热闹兴旺的慷慨。人家早睡早起，做事在心在意，行行出好手。村子里没有一处懒摊，没有一段破路，没有一座任其倾倒的桥梁。山场田畈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时风清肃，作物没有牛羊践踏，没有人偷窃。人家门前的溪水很深，岭上的树木很长。彼时的人们因为勤力，都精神气爽。而市镇上与过路码头，是货物如山之积，如川之流，商店都殷实，大户人家高楼粉墙，小户人家临街傍堤，街上朝阳喧哗，堤上种垂阳柳。

彼时绍兴本来文风极盛，新起的财富更出来了新的知识分子，更平民化的，更与工商业的新气运相应，而成为有名的幕僚人才，所谓绍兴师爷，是中国政界的新干部，政治与社会结合的环。而从宁波人当中则出来了中国工商界的新干部，明亮劲直，是他们创造了上海市民的新风格。上海直通外洋，被人想象为马路上黄金铺地，虽在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下，亦仍使中国人对外面天下世界之大有好意的新鲜感觉。

惟有满清政府是破落了。败战使它失了威严，赔款又使它陷于贫穷。其实几次战争皆规模甚小，如八国联军之役，即许多省份皆不奉慈禧之旨，而按兵不动。中国没有像日本幕府时代的攘夷论，有攘夷亦止于河北的义和团，成不得号召人心的政治口号。中国人是因向来有堂堂天下，对异族能不失其感情之正，能见事明白，以为外洋要求通商，于理并不大悖，除了进来鸦片，而且兵舰大炮实在不易抵敌，虽委屈求和亦不失为智，是故几次战争惟清廷大败，至于乘舆播迁，但民间元气则并未受到严重打击。至于赔款，因中国向来政府并不支配民间产业，清廷亦惟竭其库藏之积蓄，而无法转嫁损失于民间，惟政府因此无力修浚河渠，一任数千年之庞大灌溉工程日益荒废，结果延至民国而有陕西河南及四川的大饥馑，但在清廷当时则此恶果亦尚未显现。

彼时是民间活泼而满清政府枯萎，变得朝廷与民间配搭不好了。而且南方兴旺，北方不兴旺，因为北方没有丝茶桐油，如此就连黄河流域与长江珠江两流域亦配搭不好了。因有这两种配搭不好，所以发生震动，要出现新的一统华夏及其核心。

但这要如何做？要何年何月才做得成功？则没有定规，只能做起来看。有些事情，是要等到有着在那里了，才晓得有这个理，而且可以是这样好的。这里首先是出来了太平军。

太平军是乘民间产业的新气运而起。这倘使发生在西洋，乃有新兴资产阶级为领导，否则它只是旧社会的反动，规模也不会有这样大了。但中国因彼时丝茶桐油输出所引起的产业好景气，只是原来产业性情的新活泼，所以太平军既无所谓新兴资产阶级，亦非破落农民的诉苦运动。太平军的连不是革命，而只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起义，他们是兴兴头头的。

明人诗：

双眉画不成，十五背娘行。

独自摇兰桨，横塘看月生。

太平军的背叛清朝，亦像这样的幼小淘气不听话。她画眉毛没有画得成，是因她有她自己的想头，你且只顾由她。而亦只有她晓得有个新朝要起来，好像月出横塘，在一个大的风景里有人的眉目清好。

西洋没有这样的民间起兵，而惟有农民运动。中世纪欧洲的农民运动，乃有经济的口号，以与地主贵族斗争，而城市帮助地主贵族，所以总不能成功。其后如法兰西大革命时农民暴动的成功，那亦不过是农民暴动的成功而已，且其规模亦仍不能大，只能做做资产阶级的仆僮。中国的民间起兵则虽从农村发难，却并非农民暴动，因为每次皆州郡并动，地主亦参加，城里人亦参加，所以能是天下大乱，把旧朝时代来推翻了。他们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且连经济的或政治的口号亦没有，而只说是旧朝要没，新朝要兴了，这不但高于阶级斗争，而且是有着比政治经济更大的东西的。

民间每次发难，当然都有现实的逼迫，但单拿这一点不够来说明。人与人比，品性有高下，品性高的人不能只从现实的得失来衡量他的行事，中华民族即同于此。如秦如隋，新的制度正建立，可是万民不乐，就要起义，又如汉末唐末明末，生产力正在扩大改编中，但因尚未能和，也要天下大乱，所以新朝多是改乐不改制。单单制不过是治术，要有乐，才制亦可以是礼，而行于治道。“秦为无道”，虽有治术，而世景局蹙污损了，亦“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要民间起兵的。中国的民间起兵是长啸。

西洋史上奴隶与农奴不能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能革命而不能制礼作乐。中国则不讲民权或人权，人是天地人三才的人，凡人皆可以为尧舜，凡人皆可以有君德，不但士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乃至如陈涉这样佣耕之农，亦会辍耕太息，而有鸿鹄之志，这种气概都是西洋人所没有的。所以中国一命之吏，揽辔有澄清之志，蓬户之氓，揭竿有龙兴之象，历次民间起兵皆不是那一个阶级浴血而出，却是从中有王者兴。

王者之兴，制礼作乐，制礼只是把前朝已经改革好了的新制度去泰去甚，使之成定为礼，故汉之于秦，唐之于隋，明之于元，皆大体沿承其法令典章。而作乐则是开出太平风气，舒发一代人的新情意，这是在民间起兵时就开始有着了的。从来民间起兵皆有歌舞，如四面楚歌，及绯衣小儿的童谣，即是踏歌，连舞在内的。原来黄帝时《咸池》之乐，周武王时《大武》之乐等，亦只如同唐时《秦王破阵乐》，如同今时解放军的遍地秧歌舞。而且黄巾红巾，赤眉绿林，都讲究颜色鲜明，一代之兴，每改服色，其来历便是如此。

我见温州籀园图书馆挂有忠王李秀成的像，希腊脸型，如此的有英气，却又清洁单纯使人亲，仿佛就在此刻也可以和他相见说话似的。当年太平军便是这样的南方农家子弟与百作工匠。中国民间春事将起未起时，乡下有社戏腰鼓，城里亦挂灯结彩，扮台阁，这台阁必有故事，如凤仪亭吕布戏貂蝉，或白蛇娘娘水漫金山，而太平军便是这样的一队青年，他们男子营女子营一路歌舞而来，谁好意思拦阻呢？他们便从广东广西一直打到南京，立起朝廷来了。

可是他们的朝廷立得不像样。他们的出身地两广文明根基比较差，论产业亦广东虽面向西洋，颇为兴旺，但他背后几个省份则很荒瘠，不及长江流域的产业也富庶平广，文明的根基也深稳。彼时半洋腔的广东人加上硬绷绷的广西人合成一支太平军，来到长江流域，首先是湖南人见了已不大对劲，及至江浙，又不懂得与上海相结，因为上海是比广州好的。而且珠江流域的人除了宋朝卢循作乱，一直没有过争衡中原，太平军不晓得士的政治地位。后来太平军就吃上海的苦头，而且士都去投效曾国藩的幕府，眼见得太平军是斗不过的了。

彼时北方是各样，而长江流域则本该与太平军可以相契，因为太平军的新鲜空气长江流域亦有，所以太平军初来到时，此地沿途民间都响应，豪杰之士亦闻风兴起，如左宗棠，即传说他先曾去见洪秀全献过策的。可是人家晓得太平军的好处，太平军却不承认别人也有好处，因此长江流域的农民与百作工匠到底又脱离太平军，另自编成了湘军。太平军是民间起兵，湘军也是民间起兵。

况且那时是民间产业依照旧形式还可以有一段相当长期间的繁荣，太平军击鼓打锣玩过一回应当安定了，而曾国藩办团练，便是依于民间这种安定的要求。他设厘筹饷虽是弊政，但亦是他能生在当时长江流域工商业的新活泼，他并且因此懂得了上海。他又有中原文明的传统，所以士乐为用。他是能顺以成物，把太平军所引发的新力量新性情有处可以安顿，所以一代之人皆来归了。他能受降太平军，且能利用满清的朝廷与军队，他就好像是整个时代。而太平军这班农村子弟与百作工匠则在南京住下之后，看见人家都在种田作生意了，便也想回去，他们变得很羡慕湘军，湘军是有家乡的。

中国历来平大乱，都不是靠朝廷，而是民间起兵转了风向，平黄巾之乱的卢植孙坚曹操刘备都是民间起兵，平黄巢之乱的朱温则原从黄巢那边倒过来，而现在是太平军的鲜颖警拔的破题亦只能由湘军来完篇。

彼时又尚有捻乱。捻乱好像是太平军的余波，其实性格相差甚远，太平军有南方的新气运，而捻乱则只是黄河流域破落农民的反动。北方是与外洋通商以来，虽亦渐兴起煤铁工业，但不比南方的丝茶桐油散在千门万户，煤铁矿场是离群的，不能一时三刻就带领起周围的产业也繁荣，此外皮毛业的输出虽增加，但在平津则只是过路。北京从元朝以来原是钱粮汇聚之地，朝廷与民间买卖的关系很密切的，现在却因赔款之故，又因南方钱粮用于就地对太平军的战费之故，清廷与北京及河北民间产业的关系遂失去正常。而山东原为江南通河北漕运的经过之地，沿运河一带的传统繁荣至此乃亦忽然萧条。当时南方是因与外洋的新通商关系，连它与北方的经济往来也整个的发生变化了。因为有这种种配搭不好，黄河流域的一般手工业便衰落下去，农民则只能输出粮食，没有生产力的新气运，反而出现了南方所无的大地主。而捻乱是从这样的背境出来的，所以没有好处可以说。

南方丝茶桐油的兴旺与手工业相连，而这亦是农业与手工业的结成一片朝气，但北方人则变得迟钝起来，从前黄河流域是比南方少有巫魇的，现在却相反了。比起来，太平军到底还曾有过政府，但捻乱则只是流寇。曾国藩的湘军斗太平军是比深稳，而李鸿章的淮军斗捻乱则是比明朗。

太平军之乱，虽兵戈遍地，但上海与广州的输出仍年年增加。乱平之后，更有李鸿章与张之洞的现代化建设，如邮电铁路造船厂及矿公司，其中江南造船厂，汉冶萍铁矿，汉阳兵工厂，及汉口武昌的长江堤防，气魄之大，皆为其后民国时代所未能及。彼时是开始行起官商合股，且有外资侵入了，但仍与周围的产业保持和谐，因为长江珠江两流域丝茶桐油的好景气正方兴未艾，所以吃得住，并没有因为那些现代化建设而农民大批离开土地，且各地手工业城市亦仍普遍殷盛。

彼时外洋的布匹煤油火柴等虽比以前渐渐进来得多了，也还是建立不起自由竞争的市场。洋人因此要想造成一班产业流氓，与买办相辅而行，他们就主使传教徒大大的猖獗起来。洋人而且继续寻衅开战，要以炮弹的反复撞击来分离中国经济的原子核。这样就刺激起了义和团。

义和团与捻乱一样，出自黄河流域农民的破落反动，他们光是坏事，但亦有一点可以纪念，是传教徒从此稍稍敛迹，到底成不得产业流氓。而义和团所引致的八国联军，则把满清打击得再也站不起来。政府益益没落，而民间益益在新兴中，如此就有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长江流域的。长江流域兼有黄河流域的深稳与珠江流域的清新，不但其产业活泼遍在，且此地的士大夫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府下来，亦真是新人，惟有他们才是与立宪政治性情相投的。从来民间起兵，开头多难免有巫魇，但这次武昌起义则很简洁，好像风日晴妍，波浪里涌出一朵白莲花。

武昌起义，长江流域各省即刻纷纷响应，全不用组成一支大军杀得马仰人翻，这是因为士大夫与民间起兵一致，所以中和了。军事的局面这样快结束，开门见山就立宪，马上建都南京，大家请孙中山先生回国当临时大总统，那一代的人行事真有大丈夫的洒然。陶渊明《雪》诗：

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草木不惊，已都是春天，辛亥革命亦城郭山川无恙，就已经是民国世界，岁月都堂堂了。

长江流域这次起义，能使云广都响应，华北虽派兵来讨伐，但到得汉阳，亦接受了这边的条款，一切都比太平军顺利，这不只因时机已更成熟，主要还因作风能更平易。

辛亥革命的民间起兵是沿承太平军的，其立宪则是沿承戊戌政变的，但是能行于新的节气。他们反满，其实当时满人对汉人的压迫早成过去，而清帝退位后，民国还优待他，可见亦没有怨仇尚记在心里。他们口说反满，只是因为中国文明接触现代西方而新生这桩大事竟是荡荡莫能名。

然而孙中山先生是对于革命要做的事最有自觉的。中国史上开出新朝的民间起兵，其初多不自觉，是做到了那里自然开出花来，而自始抱有自觉的则反为见得狭小，此所以东汉光武帝不及西汉高祖的壮阔。中国的革命是其民族的天才的最高表现。然而孙先生的自觉，是因他更出于汉高祖之上。革命的自觉可比是写一篇好文章，非着意，亦非不着意，从中华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到后来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皆是孙先生从积思中得天启，一步步皆是艰难，一步步皆似偶然的发见。他是从这创业的体验说出了知难行易。

临时约法的好处是清旷平明，但未足以为中华民国的新制度。原来中国历次出现新朝，皆只是开创风气，而制度则大体是沿承前朝的，其未完工的部分则有待于继续化成，故革命惟对改乐而言，但改制则从来都是渐进的。如汉如唐，皆一戎衣而定，是因没有改制的问题。若与改乐同时还有改制的问题，则如东周之末经过春秋战国与秦朝，东汉之末经过魏晋南北朝，北宋之末经过南宋与元朝，皆久久不能成定。而辛亥革命亦是一面改乐，一面尚须改制，因为戊戌变法可以沿承的太不够，中华民国的新制是惟能待其渐进的自然化成与孙先生的天才的创造。

我们日常生活最可喜乐的是知性，最可信赖的是意志。国家与世界的历史是生在于先知先觉者与民族的志气。民元孙先生让位于袁世凯，对北京妥协，是因革命党的同志们不听孙先生的话。其实当时是应当断然贯彻初意的，即使为此而与清朝的北洋军决战亦好。革命要求断然的充分的用兵，始能建立推行新政的威信，而辛亥革命是用兵不够，所以旁逸而为军阀的连年内战。后来北伐与抗战，皆是补辛亥革命的用兵不足。抗战是因为中华民国的新地位亦是新世界的，所以也需要有这样的一战。

但民初的一般亦还是有好风光。司马迁写楚汉之际及与他同时的人都有一种可爱，因为是个新时代，确有许多人是好的。民国初年的武人被称为军阀，其实他们多是出身民间，从辛亥革命发迹的，亦有原是清朝的军人，从李鸿章练新兵这条根里生出来的，他们不单沿承淮军，且还沿承有太平军与湘军的朝气。他们喜爱权谋，可是直爽，很敬重读书人。他们能俭约而豪华。

民国初年的武人出身乡村，而国会议员则出身城市，那时是乡村也兴旺，城市也兴旺，所以城里人也有好风气，而缙绅先生仍是生在“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乃有忠信”这样中国社会的秩序里，并非产业代表而是士。他们虽非产业代表，但是极有中小工商人家的热闹，与世俗礼意的慷慨。他们读孔孟之书，而亦讲事功，亦爱西洋的明亮，此即多出自做生意人的德性。做生意人持家勤俭，因为规规矩矩，所以明白事理，待人接物能平直。再如自己有店，对市面上的行情随时要机变，也没有个对世界新潮流固执不通的。

孙中山先生当年反对那班督军及国会议员，同时却有与他们相往来的余裕。民国初年那班人的豪华，世俗得明亮，不是单靠权位金钱就能有的，还因为有一个时代的风气，那时是街上陌上的众人都眉目清扬。

但这只是长江流域的气象，黄河流域可仍在破落中，而珠江流域则仍是辛涩的，多有刺激性。又且中国政治的性格不许以一地域来制驭其他地域，却要黄河珠江两流域也向长江流域看齐，鞭其后者而进之，才能出现华夏的新一统及其核心。还有满洲，文明的根基很差，而其产业在全国中的比重却日在增大，不过满洲到底不能自成气候，只要黄河长江珠江三流域能一统，它亦就不能自外的。但是这些都不能顷刻做到，所以关内军阀割据，关外更张作霖自成一局面。

而且就在民国初年，长江流域也出了毛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丝茶桐油的输出骤落，从太平军那时以来六十年的农村好景遂中断，从此长江流域的农民也陷入长期贫穷了。这很影响政局，前此长江流域是颗定风珠，所以袁世凯做总统头两年里还曾相当一统，但此后则形势急转为南北分裂，长江流域反为只能依违两间，内里也各省独立起来了。

好在时人的动静不单取决于一代的形势，却更生于许多代的大信，所以民国初年亦只是地域的产业及政治尚未能有新的统一，但人们仍觉得是一个中华民国，好比过去春秋战国时、魏晋六朝时、唐末藩镇时、南宋偏安时，局面尽管分裂，人们却仍觉是生在一个天下，这就是文明尚有其不被产业与政治所限，且不被一代的升坠所限者在。而此亦即是汉民族之所以能度劫，好像在现实之外尚有天意策动政治经济及一代形势向好的方面走，且出来得大人如刘邦李世民及孙中山先生等，皆在局面之外更有荡荡世景，亦不单是一代的，而是旷视古今的大人。这就是时势可以造小英雄，而大英雄则能造时势。亦不单大英雄才能，民国初年那样的割据，但是连寻常巷陌之人，亦皆能洒然，不坠河山破碎或天地末日的感觉。

而且就在那时，城市有了新景气，即纱厂的兴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纱厂比前此的邮电铁路造船与矿，更能带引起许多新的产业，这些被带引起的新的制造业虽然规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分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现代空气里的了。西洋史上新兴纺织业只为外销，其社会资本又偏流，不能这样快带引起本地一般产业的繁荣，而中国的纱厂则是生在众业的枝叶倡条里大朵的花。前此洋布总是要进来不容易，这回即是中国自己开起纱厂，从内里把市场来翻新了，只见联联排排的布庄，大的小的，木机织的，铁机织的，织出像洋布那样的布，生意非常之好。

前此六十年间，长江流域的城市是与乡村丝茶桐油的新繁荣结在一起的，现在丝茶桐油虽衰落了，但城市已有个富庶的底子，所以开得起纱厂，织出来的布也卖给城里人，也卖给乡下人，因为纱厂与城市的及农村的其他产业有了新的联系之故，并非全靠补了这一次世界大战时洋布的断挡，倒是中国自己打开了市场，然后日本人才亦能进来开纱厂，而且战后洋布才也能大量进来的。

彼时城市的新繁荣是如此健康，全不需要政府来计划，却都是民营纱厂，且因军阀割据，连官办的与官商合办的企业亦皆实际移到了商人手里，但是没有发生兼并垄断。城市这样鲜亮，政局虽割据，亦着实旷荡，没有对于人的阻塞，如此就出来了五四时代的新人。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起自北京大学，原本是政治的，但因黄河流域对这次城市新景气很少有份，其农村更在长期的破落中，且发生了大灾荒，北京的王气已黯淡，还不及满州生动泼辣，所以政治不能有声色，而只成了新文化运动。且连这亦是靠有江南的读书人在北京，但随又转入了只是书斋里的明静，他们虽然喜爱希腊精神及莎士比亚，其实却是冷漠。

五四运动在广州又自不同。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在头一年终结，洋布进来斗败了纱厂，这对珠江流域的影响特别严重，因为此地前此景况好的时节，亦不及长江流域的来得匀，新虽新，却多有刺激性，现在更是震动不安，所以一经五四运动点着，广州就如火如荼，后来发展成了北伐。但是鲁迅到了广州很失望，觉得那里的浪漫气氛太重。

鲁迅不满意北京，离开了去到广州，后来又离开广州，到底住在上海。五四运动确是在长江流域最最烂漫生发得好，彼时若不是此地的农村也破落了，五四运动在此地是可能发扬为第二次的辛亥起义那样，比其后珠江流域的北伐还有更好的政治作为的。前此是太平军以来丝茶桐油所引发的城市与乡村繁荣，加上李鸿章张之洞以来的现代产业建设，使长江流域能有那样好的辛亥起义，但这次五四运动则惟乘纱厂所引起的城市新繁荣的尾声，所以在上海也只能是个新文化运动，不过比北京的更有世俗的热闹，比广州的更清明平正。

后来珠江流域的北伐是浪漫的知识分子领导破落农民，可惜北伐军不比湘军的有乡村的兴旺做背景。长江流域是从清末以来成为华夏文明的王畿，此地的作风是湘军与辛亥起义这样的，如今虽然不能有北伐，但是校正了北伐，这与前此的校正太平军，皆证明是个澄清的力量，而五四运动亦惟在此地才真是中国文明的全面开向现代西洋。

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先生，请教授可以不拘资格，对思想学术亦不以同异为爱憎。教授与学生彼此相敬，然而学生可以质问教授，教授对教授亦可互相批评责难，他们而且公开抨击段执政，但并不像革命者那种穷毒。他们的活泼无禁忌是天人游戏。当时北京各大学，上课像听演讲，教授亦来听，有名的学者讲学要以大礼堂来代替课堂，窗门口都站满听众。新出的刊物与书，青年争先买来看，好像早晨上街买小菜蔬果的鲜洁。他们千里求学，跟名教授转换学校，不在乎文凭。他们的爱情像天上星辰的皎皎，他们的追求理知亦像天上星辰的迢迢。

那时的青年喜欢西洋的科学与文学，而又喜欢子夜歌竹枝词与《红楼梦》。他们敬重哥白尼与达尔文，又佩服华盛顿与林肯，但因欢喜的东西太多，变得都只是好意，他们喜爱西洋，是爱的希腊精神，没有时间观念的。他们不大读历史，亦并不把西洋东西与中国的作有系统的比较。他们嘴里说不满意中国，但是他们喜爱中国的日月山川，又敬重中国女子。他们更不去追究西洋最好的一面原来亦拖有阴影。他们看东西能够没有选择，好像雪霁日出，泥泞亦有清洁的感觉。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校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悠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

五四运动原为反对“廿一条”而起，那时的青年随即却说政治经济是浊物，连对日本亦不恨了，因为是这样的美景良辰，人世正有许多好事情要做。他们废弃文言要白话，破除迷信要科学，反对旧礼教而要男女自由恋爱。

民国初年上海杭州的女子，穿窄袖旗袍，水蛇腰，襟边袖边镶玻璃水钻，修眉俊目，脸上擦粉像九秋霜，明亮里有着不安。及至五四时代，则改为短衫长裙，衫是天青色，裙是玄色，不大擦粉，出落得自自然然的了。那时的青年是，男子都会做诗，女子都会登山临水，他们不喜开会，不惹群众，而和朋友或爱人白日游冶，夜里说话到雾重月斜。他们轻易离家去国，无人可以责其负心，而去到希腊罗马或美国呢，希腊罗马美国亦像在贵客面前不可以诉说辛苦恩怨事，他们是到了那里，那里即呈吉祥，他们有这样的奢侈，连脂粉都怕污了颜色。

彼时我在杭州从表哥吴雪帆认识了几个他的同学与朋友，一个是修人，我没见过，但至今记得他的一首白话诗的开头两句：

腊梅花儿娇，

妻的心事我知道。

又一个是刘朝阳，还有崔真吾。

义乌青年刘朝阳，他为反对旧式婚姻脱离家庭，在厦门大学读数学天文，读一年要出来教半年书积蓄学费。他有个爱人，三年了，年年为她来杭州。

五月的杭州紫气红尘，浣纱路上千柳丝，汲水洗衣的女子走过，有晴天的润湿鲜明，旗下包车叮当，菜担柴担花担和露带泥。沪杭铁路城站的喧阗，如潮来潮去，亦如好花开出墙外，游蜂浪蝶并作春意闹。西湖的水色淡素，白堤上寂历禅院无人到，栅门掩着，里边石砌庭阶，桃花李花都开过了，那花呵，开时似欲语，谢时似有思，都付与了迟日疏钟。

刘朝阳来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房里只有板壁，床与桌椅。板壁上日光一点，静得像贴上金色。床上枕被，因为简单，因为年青，早晨醒来自己闻闻有一股清香。桌上放着一部古版《庄子》，一堆新上市的枇杷。

他这次来，是和他的爱人说到了婚姻，女的欲待说出个什么条件，大约是问他婚后生活的保障，不料他登时就和她分手了。以前的仍是好的，而现在这样做亦没有遗憾。

刘朝阳后来当齐鲁大学教授，是中国有名的天文学家，其实当初和那女的说说，她也会肯的，刘朝阳却那样气大，那女的真是委屈，使人想起《长恨歌》的句子“宛转峨眉马前死”。二十年后中日战争终结时，我避难上海一家日本人家里，那家有个小女孩玩她的镜奁与锦盒子，见她把来拆毁，我不觉心痛，但因为她的世界里样样都是珍贵的，不拆毁这个又拣什么来拆毁呢？如此就想起刘朝阳。古希腊人不得完全，宁可没有，刘朝阳却是对于完全的东西亦可以一刀断绝，人世是无条件的，他比希腊的神还更喜怒无常。原来卓文君的诀绝司马相如，为妒忌负气只是个借口，她是对于生生世世的爱也能没有吝啬，可以忽然舍弃，而再见天地清旷。

这种骄，这种英气，是人生爱娇的奢侈无边，到了是无情的地步了。《红楼梦》里有个鸳鸯，她当自己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古之深情人常会忽然的像天道无亲，刘朝阳亦有这种心狠手辣。

崔真吾则是宁波章村人，也在厦门大学读书，跟鲁迅编《朝花》旬刊，又跟鲁迅转到中山大学，那时的青年千里游学跟先生，耽误了毕业连不以为意。他很理智，因为他的感情很健康。他和刘朝阳原来家境都很好的，崔真吾的父亲开轮船公司，但他亦因反对旧式婚姻脱离了家庭。

他有个爱人，但已许了人家，退不得，到底结了婚了，他却终不结婚，女的痛惜他，他亦仍旧敬重女的。那女的从广州回宁波，他千里送京娘的送她，路上给她抱婴孩，约定年年马樱花开时到她夫家的村子里去看她。

崔真吾姓的崔字就很美。他很会做事。暑假他回宁波，帮助种贝母的农民反对一位豪绅的垄断，官司打了几年，又发动农民焚香递呈，同当局请愿，才得到胜利。后来他相信唯物论，只因唯物论的宇宙与人事他觉得有一种清楚干净，当初反对豪绅，他原也没有着意于任侠，而后来做政治活动亦一般只是他的本性明朗正直。他仍旧遵守对爱人的约。

他又有个堂姊姊，人相很俗气，说话的声音又难听，崔真吾见她被夫家离弃了，带她出来谋事不成功，一直维持她。崔真吾是希腊的，而他这种姊弟之敬却使人想起中国的礼，礼是不问对方如何，而只尽我的美意。朋友们为了崔真吾，见到这位姊姊也只得忍耐，而且觉得人与人真是该有在妍媸之外的相敬的。

这崔真吾，后来是在广西被黄旭初杀了。故乡白云天涯，惟有村前马樱花，春来向行人烂漫发满枝，那楼头少妇，做做针线又停了，想起他，只觉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

我表哥吴雪帆，嵊县傅家山下人，也是要把父母给他定的婚约来解除。他父亲说：“这种话我是说不出口。”吴雪帆自己便去马岙村和女家的长辈言明，女家的长辈很看重他的，他们末了说：“可是不知道女子的心会怎样想呢？”吴雪帆只得和那女子亲口说去，两人在楼上房里说了半天。乡下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家里人以为两人已经明白了和好了，听吴雪帆说要女的去读书，便欢喜答应。那知吴雪帆是为使她思想可以开通，会晓得解除婚约于两人都是好的，并不是为嫌憎她。

吴雪帆送她进嘉兴妇女补习学校，暑假寒假接她回家，上船落车住旅馆，吴雪帆处处照顾她，敬重她，家里人看了两人信来信去双双行旅着实惊喜。

如此两年，女的毕业回来，两人到三界渡头，去家只有五里路了，她要在江边麦田塍上坐一坐，忽然流下泪来。她说：“你不用问。此刻我哭泣，心里很静的。”随即她收了泪，低头道：“你是待我好的，我做人也无怨了。学校里先生一次教唐诗，是‘知君用心如日月’，当下我就想到你。可是读到下一句‘事夫誓拟同生死’，我哭了。我没有这样的福。现在我想想，有第一句已经够了。我总总依你。”

说到这里，她又流下泪来，却抬眼向吴雪帆一笑，她坐在田塍上，一种谦卑柔顺都变得了是端正。她说：“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它是对的，它是好的，只因为它是这样的。此后我仍旧记得你，如同迢迢的月亮，不去想它看它，它也总在着的，而房里是我在做针线。我也不说谢谢你的话了，今日才知道人世的恩情原来还有更大的。”

到家她就同母亲取了庚贴还给吴雪帆。

其后男婚女嫁，吴雪帆抗战时期死在严州，灵柩回里，女的去祭拜，似祝似诉的说：“十五年来我没有当你离开了呢，还是没有离开？今后的十五年或二十年三十年里，我也不去想象你死了没有死了？从前我从你知道爱不是顶大的，现在又从你知道生离死别也可以很朴素。今天来在你灵前的，仍是当年的马家女，此刻我哭泣，已不是人间的眼泪，你不用问，我也刚刚还以为自己是不会流泪了的。我给你上香，袅的烟是亮蓝的，我给你献茶奠酒，如同你对我的有礼意。”

祭毕，她和吴雪帆的夫人分宾主相见，又见了孩子，坐一回才上轿走了。

五四时代的青年便像这样的是金童玉女。而因是这金童玉女的清洁，所以有后来的反封建，并非中国真有西洋有过的那种封建社会。又因他们看西洋东西，还比西洋人自己所知道的更好，所以才有资格责备西洋，而有后来的反帝。

五四时代是个分水岭，从此军阀要过时，国会的花要谢，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幕府以来的士，从袁世凯训练下来的新兵，都要让给新的知识分子与北伐革命军了。五四时代是中华民国要发生无数大事之前，酿花天气风风雨雨的豪华。

民国世界的王气

民国世界的王畿在长江流域，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时建都南京，其后北伐亦到了长江流域才得平正，又仍建都南京。又其后日本军入侵时，亦对此地的人比对华北的对珠江流域的更奈何不得。

王畿是王气所钟之地，文明凝祥的华夏核心，而王气则遍在于华夏的天下文明，遍在于民国世界四民的仍是王者之民。孟子说：“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嗥如也”，在上海等码头虽可见西洋的日本的强国之民，中国人对他们却能犯而不校，随和而没有一点肯迁就。中国人是因没有过阶级的征服与割裂，所以有人世的威严，比强力更大的天道不回，有人世的可以行于无碍，比骄傲更大的自得其乐。

民国世界仍是士农工商四等人。士从五四运动成了新的知识分子，但亦仍是天下士，五四时代的青年只想做诗人，因诗人是不为职业的。也希望能当大学教授，因教授的高尚不可拿它来与职业联想。也愿将来做个发明家，因为科学亦如诗心的清洁。他们真是清洁到连没有野心，从不去想自己要做大总统或公司的经理，因为觉得大总统不过是公仆，而经理不过是庶务。他们忧国忧民，但是不肯把一天的日子过得潦潦草草，他们是要有现世风光的美，如陶潜诗：“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后来他们又变得喜欢谈政治，亦仍是这胸襟。他们对于赴行政考试做公务员仍不热心，而是谈的革命。外国的革命由阶级来谈，若是小资产阶级谈革命，亦必以中小企业为主，没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个注目的团体，其次是日本，但在外国则都没有这样。也有人很痛心，怪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不像外国的列身到社会组织里，各勤一业，殊不知中国之士向来是志在天下。

士是生于中国文明的政治，所谓士志于道，即是志于治道。中国政治有治术，有治道，向来是治术在民间，惟治道在朝廷，故为政可以简静。周制的王官，许多是民官，不可以为大夫，大夫必以士，若加以分别，则大夫才是官，而民官则是吏，后世秦汉以来仍一直保持这官与胥吏的界限，官必须是士出身。现在民国亦许多事情仍是民间自理，新的知识分子并非小资产阶级或所谓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以代表的资格参政，但他们要管的仍是治道，不为作胥吏，更不为从事职业谋生活。

政治原来除了技术，必定还有它的意味，西洋政治假使没有基督教精神，一切就会变得要不认识了，中国的有治道亦如此。但西洋的宗教与技术分离，中国的治道与治术则可以是一个礼乐政治。中华民国的新的礼乐政治，还是要靠五四时代出来的新知识分子，而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即以他们为干部，比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乃更有一代的新运了。

士之次是农，中国历史上亦原是农对政治起的作用比工商更大。西洋的农民有一种特殊气质，现在转化为农场工人，亦是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隅搬到另一个角隅，中国则过去乡村的教育与医药与机械工事的普遍程度为同代西洋所不及，风气并不闭塞，农民与一代的人皆是侪辈，所以能民间起兵，并且从他们当中出来帝王。

中国是连地主亦有他的好处。陈同甫上宋高宗策，说王安石把民间富室都弄穷了，又把天下的财力集中于帝京，以致民无余财，地无重镇，以应非常之变。中国的富室是民间财富的蓄水池，而无论城市殷户或乡村地主，多是省吃俭用，因有中国传统的做人家道理，总不到得西洋人那样的穷汉也索性把钱都喝酒喝光，富人也陶醉于兽性的狂欢，奢侈起来会无底止。中国的财富有一种文静。而且他们亦不像西洋的把余财都投资于产业，逢到政治的或产业的大危机便动弹不得，却是总有余裕可以应变，所以从来国家用兵与民间起义皆得其力，而历次大乱之后随即又能承平富庶，亦是靠此。

过去西汉末年民间起兵，那刘秀便是地主，东晋与南宋抗异族的大河南北豪杰亦多是地主，隋末瓦岗寨的英雄以单雄信为座主，《水浒传》里梁山泊好汉以晁盖为座主，单雄信与晁盖都是地主。清末民间起兵反抗太平天国，那湘军亦是多得地主的资助。过去西洋的领主，日本的诸侯，能弄兵不足为奇，中国的则是单纯的地主，并没有政权的，却竟能为天下起义。还有几次是地主虽不参加，但民间既已起兵了，亦仍问他们要谷要钱，才成得事。民国以来，如对日本的八年抗战，民间的生活仍能过得相当舒齐，中国的乡村地主与城市富室对民间经济的盈虚自在，生机流行，亦是有功的。

中国的农民平时让地主也不过让三分，不到得冤沉海底，农民发难是天下事而不只是农村的事，他们是要会会天下的英雄好汉，不为找地主报仇，而历次关于土地改革，如北魏及隋行均田，皆由朝廷来施行，又如此次解放后，农民要等上头来发动分地，便因中国实在没有阶级的仇恨，也没有西洋那样的土地问题。

民国初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是因军阀割据内战，他们多去当兵了。这与五代时藩镇的兵是黄巢的余众，明末的农民在李自成张献忠与四镇兵之间随意跑来跑去，清末的农民可以从太平军与捻乱转变为湘军与淮军，皆是中国农民的不甘于只做一个阶级，而要与天下人在一起。所以共产党当初强调土地国有与农民的阶级，倒反使农民感觉寂寞，而后来是说为抗战与解放，农民爱他的这气魄，而且减租分地亦说是只照孙中山先生当年说过的，很平正明理，所以才去做了解放军的。孙先生当年，也不是农民协会有什么作用，而是以国民革命军来吸收农民，他是晓得以英雄豪杰待农民。

中国的工人亦和农民一样不作阶级斗争，因为凡是中国人皆有一种达观，常说钱是要人赚的，亦要人会得用，又说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西洋人孜孜为利是为上帝服务，何等正经，而中国人说赚钱则不过是骗骗而已，你问他：“宝号的生意很得法？”他答：“好说好说，也不过是骗骗嘴巴，骗骗日子。”这样的谦逊而洒脱，把郑重的事亦只当是小小的调皮。这样，便连阶级的利害也认真不起来。

中国的资本家没有增积资本的神圣观念，却是只要生意好，就待工人也慷慨。逢到大事情，则尤其看得开，比方抗战当年上海的厂主店主，觉得沦陷时期还讲什么，就让工资提高吧，而抗战胜利了，则又是大家的喜事，让工人也得点好处吧，如此就又提高工资，中国在战时及战后工资之高在比例上是世界第一。又如地主，见佃农不缴抗战时期的租也就罢了，若在西洋人，至少事后也要追缴的，为了权利义务的神圣观念，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产业的精神未立，但中国人把雇佣关系亦依于做人的道理，实是廓清处理剩余价值的问题的基本德性。

中国的现代工人罢工远比西洋工人活泼，恰如中国农民向来敢和地主打官司，为西洋封建时代所无，但并非以阶级斗阶级，而宁是以平人斗阶级。特别是零碎的罢工比西洋多，工人只因厂主在做人的道理上说不过去就罢工，但是除了那次为五卅惨案对日本及英帝国主义者，竟没有过大罢工，因大罢工需有阶级意识，而他们是在争待遇的场合亦看各厂的情形不同，分别交涉。有时为声援他厂的工人而加入罢工，也是为打抱不平的意思多。

上海一家纱厂，经理来工房和女工搭讪，工人大家都嘘起来，唬得那经理连忙退出。他们又极恨讨好上头的人。这好像阶级的敌对意识很深，其实也只是出于侠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思无邪。又有个女工，外面来了求爱信，她拿给工友们看，那班男女工人，就非常热心替她查询，打听得那人当小学教员，是规矩的，乡下家里也并无妻子，又找他当面谈了，把话都扣着实，然后大家帮助那女工和他结婚，个个都送礼去吃喜酒。这又好像阶级爱很深，其实都是兄弟姊妹的亲情。他们慷慨，要朋友，同乡人来上海，他们殷勤招待，使用钱财很健康，上海地方的世俗繁华在他们都成为好。连他们的工会也是帮会性格的，讲江湖义气。

战时我在汉阳鹦鹉洲，看见长江水手工会开会，在庙里大碗饮酒，大箩盛饭，好像打斋，一桌一桌从山门里直摆到山门外。他们商量职业上的利害问题三言两语就完毕，聚谈得最多的倒是三月三灯市工会也会搭台做戏，五月五划龙船今年谁家值头之类。上海的工会虽然不同些，性情亦还是一样。

中国工人又对政治有兴趣，但这是天下人做天下事，而工人的党与工人运动那样狭隘的东西则他们并不喜。他们的工会活动仍是人本位的，而且不一定要以工人为领袖，他们倒是听从虞洽卿杜月笙那样的人的话，又敬重孙中山先生。虞洽卿是上海之王，孙先生是现代中国之王，既是众人的领袖，亦就是工人的领袖了。中国的商人亦是这种性格。上海向来是政治家避难的地方，不只因有租界，而更因上海商人朋友落难了肯照应。他们不为作政治投资，却是觉得朝中亦有朋友，在野亦有朋友，总是人生的风华。他们看政局变动只是普通的人世沧桑，倒能超出势利眼光，人家有好事情要他们帮忙，他们总来的。但他们不想自己组织政党，也不喜以商会的资格去参加政治活动。而亦是这种人世的旷荡清澄，所以他们过去弃绝了太平军，后又校正了北伐军，乃至对日本军亦能看得见他们的失败，如同天道悠悠。

上海现代产业界之王是虞洽卿，宁波人，但他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他出身钱庄学徒，而他的生活仿佛就是全上海，从小他爱哄了一班朋友吃花酒，正经事情闲话一句就为定，连无须乎理论，因为理论只是为无信的人说的。他在银行里还存有钱没有他亦自己不知道，人家请他帮忙他都答应，开的支票每每不兑现，他亦不以为意，人亦不疑他的诚意与信用。他是财神，他的财富连他自己不识深浅，他用的钱不知是那里来的，只要天下人有市面像百花竞发，他自己是花中之王。

他是眼光远，魄力大，上海产业界但凡风吹草动，有他就有个护持。他的有些产业大概是人家送给他的股份，中国人是把产业亦拿来做人情的，乃至许多与他无关系的产业亦仿佛他都有份，中国人就是在关系之外也有份有缘，诗人与三春草木皆有缘，虞洽卿与全上海的产业皆有缘。

虞洽卿所揽手的产业多是些大而无当的，好像天地的荒唐，是赚钱或赔钱都不能知道，产业原来亦可以只是个好的存在，单为人世要有着它才完全。其中三北轮船公司因种种困难要不能招架，打打算盘化不来，但因这是宁波人的产业，他就调动社会的财力维持它渡过风浪。不为利润而为社会要有这样的产业，原可由政府来扶持的，但天下有道，还是民间自己来扶持的好，因为产业要有人世的风光，它便像艺术一样不能由政府来计划。

后来抗战时期，虞洽卿在上海做轮船生意的收入成了全国第一人，他的有钱好像日圆风正，潮水涨平堤岸。但他就到重庆去了。他的脸相，如“阅人阅世多矣”的岩岩山岳，聪明正直都有，却又很随俗，机警刁滑，连日本军亦拿他无奈。虞洽卿场面上人家称他一声洽老，但宁波人则都叫他阿德哥，他主持的宁波同乡会做到宁波人在上海没有一个流落街头的，也没有一个不能灵柩回乡的，上海“一二八”及“八一三”两次日本人打仗，宁波难民都好好的资送还乡。

上海还有白相人，如黄金荣杜月笙及后来的吴四宝夫妇，而产业界亦因他们的侠义，许多地方才头寸兜得转。有人说白相人是寄生于租界的病态，但如日本，没有租界，可是亦出来得头山满，汉魏六朝有荡子，初唐有游冶郎，民国世界有白相人，其实都是时代的好气运，人与物的能飞扬跋扈。民国世界是确有许多新东西，使人惊呼，好比在天气变化里更觉得有人身，白相人的慷慨重义气对现代的人与物都有敬重与欢喜，这就不同于西洋流氓。白相人虽以武乱禁，但没有玩世不恭的。

白相人爱朋友，人抬人，花花轿，人总是要望得天下人都好的。他们与王侯都是平行人，亦与赤脚挑担的人称兄弟，这种平等，还比佛说慈悲更来得亮直，亦不像基督教说的兄弟爱或邻人爱，而是义。白相人钱财银子看得等闲，但是面子一定要顾。本来亦是不能人求财，只能财来跟人，云从龙，风从虎，物从人，他们常会得有财有势，而物权不过是人与物的邂逅相见亦可以欢喜无限。他们是这样的把得失之心来看开了，并非淌来之物不心痛，而他们的爱面子，像女子出门必定要打扮一样，这亦是中国人历来的重礼，色相即是一切，惟对人世真能肯定者才如此的不苟且。

这游侠豪华其实亦是中国四民皆有的德性。天下有道，即游侠豪华亦相忘于平正清明的人世，而虽在变乱之际，民间亦不肯把这现世的风光来蹙损了，此所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孙中山先生是当临时大总统时在南京，其后又在上海住过一个时期，接触了长江流域的四民，又在日本与游侠亦结识，如此乃有一种新的作风，出现在他的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及发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北伐

萧何当年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孙中山先生亦像刘邦的爱说大话，被人说他是孙大炮。他是有汉魏荡子的跌宕自喜，常常失败得丧魂落魄，但环境稍稍好转一点，他就又开府，自称本大元帅，本大总统。因为他做的事都是真的。他对学生演讲，及宴请黔桂滇一班督军，皆这样的意气扬扬为自得。他要北伐，而亦可以北上与段祺瑞商量开善后会议，这亦像刘邦的无可无不可。而他又绝对的不苟且。照相上他的脸只是知性的端正的，当世没有一个人像他的会用思想。

他的三民主义不像外国的主义，他的国民党亦不像外国的党，他的干部，高级党员及政府官吏其实是幕僚，和古来开国英主的幕僚是一样的，称为代表与通过选举都只是依依名。他的组织民众并不看重职业团体，倒是像君子之交，天下事与四方豪杰共之。他的党仍像中国向来民间起兵聚众结党的党，他的党员是士。

中国史上向来是以士为政。历朝民间起兵亦是士领导，所以有革命的自觉的。离脱了士的领导，即只能成为黄巾、赤眉、黄巢、明末流寇，太平天国算是有做法的，只落得一场无结果，亦因离脱了士。想起来，孙先生真是不可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宪法与印度独立后的代议制皆是模仿西洋的，惟独中华民国的政制是自己创造的。日本用代议制，另颁教育敕语来补救，而孙先生则在《建国大纲》里根本把代议制来改变了，他确立了知性政治的大原则。

民初五四运动叫喊要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时候，孙先生即已远远的走在前头，他提出了民主不得违反先知先觉者领导政治的原则，要本于《建国大纲》来制宪。科学是孙先生更走在了物理学上发见了素粒子的世界的现象的前头，提出了宇宙生机说，而且孙先生的知难行易说是完全合于大数学者与大物理学者从事发见的经验的。

孙先生的《建国大纲》，首定军政时期，是深切体验了中国向来民间起义与开创新朝都是军，太平军，国民革命军，乃至后来的解放军。其次训政时期，亦是中国向来以士治万民之意。而宪政时期则不单是说制度，都还有孙先生所常称道的礼运大同，天下为公，至治之世的理想在内。至于规定中央与地方，国营与民有的制度，及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孙先生所说的是皆依于中国的传统办法来维新，譬如其中的平均地权即是依于北魏均田的传统，而且孙先生凡说制度，皆有它宽和疏朗的性情，此即是有术还有道。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要利用外资建筑三个大港，十万里铁路与百万里公路，利用黄河长江西江的水力发电，来掘煤炼钢，烧制士敏土，一直要开发到蒙古新疆，人家说他孙大炮，其实中国人民真能一旦起来，像江潮海浪，要做到这些也不难的。而利用外资的话，他是对于西洋国家有着一种无邪的好意，且说得来竟像是天下世界的财富不分东洋的西洋的，皆可以由他调度，因为他真的没有私心。现代世界也是要有了他那样的人才不寂寞，而西洋人则到底鄙吝。

但是孙先生所做的没有完工。从前周朝末年是个大变动时代，有秦朝出来建立了全新的制度，而因与传统脱节，发生大乱，又有汉朝出来才作成了新旧衔接，郡县阡陌是新的，但《礼记》里夏商周三代的旧章大部分仍行于汉朝，不过是都生在新的空气里了。这历史的大变革，是经过两代，秦一代，汉一代，才完工的。可是如果有大人，这样要分两代两朝的大事亦可以由一朝一代来完成的，而这就必要经过大的军事行动。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实在也使人惊。当时客观的形势，要统一华夏及其新核心的形成，本来还未到时机。珠江流域仍是多刺激性的，黄河流域仍是新起的矿场与破落的农村很不调和，而且华北被满州产业的重量所牵动，长江流域又是农村继续在凋敝中，纱厂的新景气亦已被舶来品打倒。惟因长江流域到底是中国文明的现代王畿，故能澄清北伐军，作成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但此地与华北满州及华南之间在经济变动上如此失调，怎么能够统一？可是北伐军居然直抵北京，连张学良亦举关外来归，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国，这就是中国历代有一统天下的传统，更大于一时的变局，而孙先生创发国民革命军的气象亦能比形势还大。

中央与地方的相处，亦不能一门心思学西洋。西洋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皆只是权力关系的规定，原从其封建蜕变而来，依据对内征服的程度及对外御侮的需要作成的，故中央与地方皆其权力有限制，而各各是个不完全，虽再加上现代产业的国家机关化而益益中央集权，亦总是使人不舒服的。中国则过去天子的是朝廷，而诸侯的乃至郡守县令的亦皆是朝廷，却又侯国之相与郡守县令皆由中央任免，都遵守中央的法度，若论地方权力之大与中央权力之大，皆莫过于此，而作成了大一统，虽有时或藩镇割据，亦只是天下有道则台，无道则离，问题多不在制度，连民国初年的督军团亦如此。

要说制度，则民国初年的督军团实承历朝的方伯藩镇总督制而来，而北伐之后亦冀察、华中及西南皆有政务委员会，山西云南及关外又皆半独立，这都是很自然的，但能不能号令天下仍与集权或分权是两回事。可是国民政府那时要以武力及金融的力量求统一，知识分子又主张要以民主求统一，殊不知用武力及金融的力量也罢，用民主的力量也罢，皆还需有中国政治的好性情，它是传统的，同时它又是新的。其实统一算得什么，西洋那样的也能中央集权，我们是还要能统一得好。

现在想起来，当时国民政府与文化人相处得不好，那毋宁是由于文化人的无知。政府之所为，大体上都是对的，惟有文化人才是歪曲他们自己的感情。国民党就只在说明上太不够了。一部《尚书》，重在记言，说明行事的理，《旧约》里所以说“太初有言”。国民党的言语应该是像风吹花开的风。

当然不止是国民党人之责，而亦是凡文化人之责，应于五四之后来一个更高华的思想运动，才配得起北伐与抗战的。五四的是希腊的精神与十九世纪欧洲的知识。但彼时已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物理学上的与古文明国史实的发见，一反十九世纪的常识。从来革命的新风，没有像大自然的与文明的发见所卷起的新风那样强烈而显明的。中华民国的革命的言语是要与这个结合起来。

史上每一次的革命的气运都是延续到数十年之久的。北伐后采用美国式的教育，学生为对学校考试制度的反动，与因毕业后没有出路而品气低了。当时是一般文化人的品气都比五四时代的庸俗化了。然而每逢一次新的局面，他们又会忽然地跳出这种低级的情绪，而为豁达的求知。

抗战岁月

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那时是连民主同盟亦与国民党要好了，知识分子情甘意愿的听从放府，却又各人可以任意而行，他们是与一代的人都结了同心了，还比组织上的同志关系好百倍。而且地方与中央也莫逆起来，战区皆一统于中央，而这里亦是因有远比统治关系更大的东西，有些战区中间被沦陷区隔断，重庆的命令也许不能到达他们，但重庆的意志则能到达，好像早晚都在一起见面的一样。但又每一战区是个完全，是个自在，不觉有凡事都要秉承上头的苦痛，而且军事与政治经济等都生在一起，说统制也是统制的，说疏朗又极疏朗。这一切，皆是因有荡荡世景来做新的背景。

民间亦因政府在战时没有力量来多管闲事，早先的许多统制办法一旦失效，中小企业即刻活泼起来，农民更景况好转，形成了非常自然的城乡关系。人民只觉得政府很辽远而又很亲近，好像拂檐映帘的天上星辰。彼时是国民党的态度也的确好。外国在战时虽原有的民主都要禁绝或削弱，中国则这次战争起来了反而扩大民主，国民党与新设的参政会可以无猜嫌，而且与共产党亦竟能相处。彼时共产党亦变得谦逊起来，随众说要放弃阶级斗争，听从国民政府。这一切，虽然国民党是因形势难犯，共产党是因策略要改，而民主人士又不过是为得人赞扬，他就高兴，况且仍旧吵架，尤其国共之间明争暗斗没有断过，但因大家都是生在广大的风景里，自然而然去了许多小气。

抗战能这样久，而且得到最后胜利，并非多靠外援，外援虽有一点，但并没有用来打日本军，而日本在中国的败象是还在美国投原子炸弹之前就己毕现的了。

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原始，不易被击中要害，像低等生物的被切成一段段亦还能活。如果这样的原始，又如何可有统一的金融及统一的作战？乃至在武器上，中国的与日本的亦不过是同一世纪的程度之差，并非两个世纪的性格之差，否则像清末的鸦片战争那样，是要坚持继续抵抗亦不能的。这倒是要感谢国民政府前此的建军及法币政策。但抗战当然此外还有东西，否则如战后国民政府虽更有美式装配的军，其法币更相结于美元，亦要败不旋踵的。

亦不是因为中国地方大，可以拿空间换时间。俄国也土地大，所以拿破仑失败，但那是一百几十年前的运输兵站与占领体制，在现代则希特勒若不是西线同时也作战，两年之内将可攻下苏联全境的。日本可是单打中国至六年之久，并非因他不曾用出全力，所以战果不立，而是因战果终不能立，即使要用全力亦无法用。

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中国人是能有天下，而从来亦没有过亡天下的，其对国家的信是这样的人世的贞信。彼时总觉得战争是在辽远的地方进行似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彼时马一浮有诗“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说吾心有点空洞，其实抗战的战术战略便真是礼乐。老打败仗，又时间拖长，以为中国民心厌战了，这完全不是的。以为中国人咬牙切齿与日本赌存亡，也不是。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边亦他还他一分礼，可是总不上当，“君子可欺以其方”，中国人都是为善可以无方。而战区与大后方的人亦并不克定日子要胜利，悲壮的话只管说，但说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沦陷区的和不像和，战区与大后方的战不像战。画家晓得界线最难画，因一件东西的边际要似有界，似无界，让空气可以流通，中国人的胜败之界，和战之界，便亦好到像是这样。又凡见了大山大海，最最真的东西反会好像是假的，因为它乃是这样的，中国的抗战也这样的似真似假。战争讲攻守，攻守皆以对方来证明我的存在，而中国人的则是自在，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里令人想起吴魏之事。吴魏两军相距于濡须口，孙权遗书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退”，末后又批一句“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这翻成白话便是：断命的小鬼总不早死掉，吵闹得人家想要有一刻安耽也不能的。曹操亦正在忧闷，见了信笑起来，说孙权的倒是真话，而且看得起我，他就此下令班师了。抗战中间，中国这边是有孙权这样风度的，可惜日本那边没有曹操的妩媚。

彼时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也很好。他们在战区其实并没有如何组织民众，动员民众，他们打仗不像打仗，而只是与民间一同在过迢迢的光阴，最高的战略竟到了是没有机心的，这才使日本军困惑，不能确立战果，而以有限斗无限，到头智穷力绌了。中国人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且更觉有日常人事的亲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战又是非常真的。

战时洋货中断，且大部分解脱了战前造作的统制，连民间债务亦因法币贬值而取消了。地主不敢下乡，农民就少纳租，沦陷区的农民更几乎是全不纳税。而中小都市亦不归大商埠支配，如此产业就又有了好性情来自然安排，回到平等遍在。彼时走单帮之多，正是运销统制失了效，而工商业问银行借钱，也有百利而无一害，又且工厂内迁疏散，上海大公司在各地的分店亦纷纷自立，如此就编成了雇主对工人的新关系，工商业对银行的新关系，以及工商业相互间及其内部的新关系，且连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一种新的关系了。

许多小城市因抗战军的司令部搬来了，变得很热闹，还有一些机器亦跟工厂从沦陷区大码头搬来，到得这里，连那些小机器也都高兴起来。这样的产业新安排全要靠人，雇主与工人亦有了是人与人相见的新感觉，又因产业关系的全面改变，出来了新的购买力，生意很好，乐得在工资上厚道，如此就劳资关系也变好了。而且做生意的人不管抗战区沦陷区，照常堂堂来往，其中许多是走单帮，他们资本都很小，可是人数有千千万，商业原来可以是与人这样亲的。

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许多没有到过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厂内迁与走单帮，学校亦迁到内地，年青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

过了一关又一关，前面来到紫金山。

紫金山上般般有，缺少鲜花共牡丹。

但她们的人就是那鲜花与牡丹。她们都是各有好家乡的，却能够不贪恋。

还有携眷逃难的，及去重庆投效抗战的，忧患这样大，心思这样坚，他们反会没有悲愤，没有营谋挂念，天涯道路，只更爱惜起眼前的人来。至今金华道上犹在歌唱当年的竹枝词：

道旁杏花一树明，照山照水夫妻行。

长亭买酒郎斟妾，妾惜金钱郎惜情。

妻子计算路费，肚里想着买饭吃节省一点，可是丈夫为她叫了酒，而她也就饮了，是因为敬重，因为知恩，所以慷慨。不但那男人，他的妻也慷慨。与这同样的事，会做得来使人心酸落泪，但他们的不是，他们是欢喜的。他们的这种慷慨才真真是一代人的有大志。

没有名目的大志才真是人志，没有定规的大事才真是大事。当年寻常村庄，都有子弟在重庆，或从军远到印度缅甸，外面的天下世界这样大，便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也浩荡有远意了，而一切又是这样的近，好像在溪边听得见上游有洗衣洗菜人的笑语，近在咫尺，稍移步即可看见的，但是且慢，而此时此际乃更觉有自己的可欢喜了。中国人没有神界有世界，世界就是这样现前的。

那时的女子离乡背井去大后方读书，过了二十岁也不去想结婚的事。她们恋爱了可以很大方，但很苛刻，看不起没有气魄的男子，因为她们自己是有气魄的。诸暨斯宅有个女子，经人说媒，那男的出外在福建战区当公务员，只看了照片通过信，她就胆敢一人通过沦陷区与游击区，千里迢迢去到男人那里结了婚。这种金童玉女的清真与对人世的理直气壮，很像五四时代的，而且更平实朴素，没有五四时代那种紫雾叆叇。

凡是壮阔的，就能够干净，抗战时期的人对于世人都有朴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难的人也到处遇得着贤主人。抗战期间实在远比五四时代更好，五四时代缺少农村的美，抗战期间则乡村与城市都新鲜活泼，可比辛亥起义那时候，而因此抗战军亦远比北伐当年的国民革命军更好，北伐杂有农民暴动的气味，编成抗战军的农民则极清明。抗战时期的兵士是有着比纪律更大的东西，所以他们都变得和气了，与人民相处得很好。

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还见于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到处歌舞，在沦陷区是忽然流行起越剧，在大后方是复兴了中原的迎神赛会扮台阁，而且传来了西北高原的土风舞与民谣。

越剧即绍兴府嵊县山乡地方的秧歌班，亦叫小歌班，是民国初年才出生的。从清末太平军时到民国元二三年，有长长一段丝茶桐油输出的好景，把长江流域的乡村与城市都照亮了。嵊县通宁波绍兴杭州上海，而山高水急，地瘠田薄，民风强悍，彼时应了这气运却大大的兴旺起来，因为不宜种稻之故，便多种茶树桐树桑树，家家养蚕，开起茶栈茧行油坊，连带手工业亦比邻县都有名了。还是在民国初年的事，此地的人便在农闲时作出秧歌班。

嵊县人原来没有何种成熟的风格化，单是他们的本质好，爽阔直谅，好像宣纸的洁白，遂绍兴府城的华丽深邃，宁波码头的热闹活泼，杭州省会响应辛亥起义的朝气，与上海外面的天下世界，皆移来生在这幅宣纸上，笔笔沁入了，而这就是秧歌班的风姿。

秧歌班早时单是沿乡沿村唱做，男人扮。想是单面受了宁波影响，世俗的生命炽盛，男女性感的炽盛，都简单之极，人家看了说粗气不过，很下作。其后改成小歌班，叫小歌是有点细唱细做的意思了，又因原来的秧歌班仍存在，改名是要表示区别。小歌班是女人演唱，都是几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乡下姑娘，行头比秧歌班好，但还是很简单，戏也只得《相骂本》《梁山伯祝英台》《玉蜻蜓》及《方卿见姑娘》这几只，后来又从绍兴大戏取材，添了《碧玉簪》《龙凤锁》《沉香扇》《三笑姻缘》等。唱辞直接来自民谣，好像竹枝词的男女唱和，动作亦是男女偶舞，歌声宽平直谅，舞姿则就像旧式床栏上雕刻着看的那种，非常的忠厚而妩媚。这些戏里的男女都是家常堂前楼上人，门外即天涯，有平畴远山，名城迢递。

《玉蜻蜓•后游庵》里的“十八只抽屉”，使人觉得太平时世的富庶安稳真是有的。《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里，男女之情高到了似真似假的境界。《三笑姻缘》里秋香丫鬟的乖巧，《相骂本》里年青媳妇的绝世聪明，都使人爱。这些戏里的女子都乖刁，男子都蛮横，好像佛经里说的善心诚实男，法喜以为女，而且完全是现世的。《后游庵》里母子相会，起先不说破，几乎是要调戏娘亲了，只觉天地间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如同《创世纪》里的亚当与夏娃，但比亚当夏娃有人事的贞静。

抗战期间是乡村与城市的产业新生发，又使清末民初的好景来年抽条茁芽，开起花来了，所以小歌班当令。小歌班先流行到邻县，才被称为嵊县戏，及至上海，又被称为绍兴戏，因为嵊县是被绍兴府辖管。这绍兴戏于抗战第二年始到上海，想不到很快就压倒了电影乃至京戏。而且它随着抗战，流行到了各府各县，连不受方言的阻碍，东南一带凡有井水处皆能唱绍兴戏。沦陷区照理要颓唐，却出来了这样健康的歌舞，真是叫人惊喜。

中原是另有中原的歌舞。中国本来江南江北皆有灯市与扮台阁，而清末民初则因更有西洋的刺激在内，所以灯也越发晶莹，人也越发俊俏了。其后稍稍衰歇过。现在又因抗战而活泼，且出来了新声，在江南的便翻出绍兴戏，而在黄河流域的则被采用为行军乐，因其有锣有鼓，街上陌上一路可以歌舞，而这亦就是后来解放军的秧歌舞的来源。

还有是西北边徼的民谣与土风舞，有从高原吹来的爽朗的风，普遍流行到了重庆的学校里。这西北高原的歌舞有着汉民族早先的健康，不落中原与江南的繁文褥节，且与西洋的较为相通，而如此乃出来了戴爱莲的新歌新舞。抗战时的这一切，都使人觉得有一股朝气，好像是在辛亥起义刚刚不久的民国初年。

清末民初到底开了一代的新气运，现在抗战期的歌舞如花枝怒放，蓓蕾则还是彼时的。彼时的歌舞是京戏为主，以元气健旺的秦腔代替了形式美过于成熟的昆曲，且从缙绅的典雅解放，而从平民的活泼与直谅生出来清华贵气，这一点是不但京戏，亦是往昔的元曲与其后的绍兴戏之所以能兴起。民国初年还有山西河南山东的梆子大鼓亦更变得亮烈，这都是中华民族将有大事的行动美。彼时且又江南到处唱《孟姜女》，还有《无锡景》。《孟姜女》使人想象民国世界如同西汉当年，尚有哭长城的遗声在耳，新的天下的开创原来是为匹夫匹妇复仇。而《无锡景》则非常之谦逊，只是“小小无锡景呀，唱拨啦诸公听”。其实却有对于新时代新城市的得意，与汉赋洛阳，唐咏秦川，有相同处。

可是有了民间之乐，亦还要有雅乐。一代的歌舞当然是生在民间的，但非至出现雅乐则算不得成定，这和中国历来的治术在民间而上面仍另有朝廷，是一样的道理。例如《诗经》里，即是有国风又有雅乐的。民国初年的国歌，一只是“卿云烂兮”，一只是“中国雄立宇宙间”，都是华夏的正声，此外李叔同编的几只歌，亦皆沿承古乐，而采用西洋的新声，开了制作新的雅乐的风气。可惜北伐之后道丧乐失，惟有一只国民党的“党歌”，学校里唱的歌变得只是西洋的，舞亦是交际舞，雅乐还没有成功就中断了。此时民间自唱国产电影片的流行歌，倒是亲切新鲜，而且在民歌与雅乐之间，但总是瑟缩。

及至抗战，不但民国初年的民间歌舞好像夜来的花枝被晓风吹动，变得都是今朝的，且亦重拾起了民国初年雅乐的坠绪，而有新的发展，这就是后来中共的有些歌，居然能是很好的。有这样的江山无限，那抗战的八载光阴，真的迢迢如同千年。

而及至胜利，又真的好比是天亮了。重庆的人分批回来，飞机飞过的声音都变了是好听的。刚胜利时上海生意清淡，许多机关等待被接收，许多事情还要等一等，可是中华民国到底江山有主了。马路上是成群结队看热闹的行人，如同开戏游春。公司橱窗里的货色存底很贫薄了，可是有一份慷慨的新意，秋阳照在游人的衣裳，照在外面的天下世界，外面的天下世界也像这样贫薄寥落而有慷慨的新意。到得晚上，灯火管制解除了，小店铺里的电灯也晶莹耀眼，条条街上有霓虹灯写出V字，大红的，翠绿的，浅蓝的。沿街播音机的歌唱也是新的，店里的伙计，街上的行人，都好比今天是除夕。

连各处小城镇上也响彻炮竹，打锣击鼓，小城镇原来是亦有小城镇的热闹的。乃至乡下，小学生的庆祝游行队伍在田畈里走过，锣鼓之声渐远渐稀，那清疏亦像迎神赛会。街坊邻舍有重庆的人回来了，那家里就好像办喜事，虽然经过八年战争种种不周全，但总之是份新人家了，那寥落贫薄亦不过是像新造房子未完工，才装置的门灯有一盏给油漆匠碰坏了，刚糊好的窗纸洁白如雪，也给小孩戳破了一处，但丝毫没有破坏的感觉。而重庆回来的人亦这样胆壮气旺，可以慷慨的吃喝自己家里与亲邻为他办的酒席，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好日子刚刚在起头。

跋

山河岁月尽开颜

小北

薛仁明先生在其评传《天地之始·胡兰成》中如是说：“百年来，论中国文明者，不知凡几，但胡兰成列身其中，却极特异。胡不仅不用西方概念来诠释中国文明，甚至还拒绝西方式抽象理论的言说方式；他指出抽象理论之为害，力主理论必须具象化，因此，其文章以晚周诸子为宗，多是理论文，但又兼具叙事与抒情。胡又不仅仅是将文体打成一片，他跨越了一般国故论者，弥缝儒道两家自宋儒以降巨大之罅隙，综合文人与民间之有机交融，而再现了文史哲道艺不分，道与艺、学问、政治具一体的中国士人之原型。”此是我至今所见对胡兰成先生学问造诣最客观深刻的评论，也完整地将胡兰成先生的才情架构在了宏大的中国文明之中。

胡先生之道艺与学问无不体现于其代表作《山河岁月》之中，他自谓因此书而成就一生学问体系，中国文明向来与人为亲，知识与学问皆活泼地体现于生活的私情私意中。恒河畔的金色莲花，非遥不可及，亦非壮阔空谈。山河岁月之美，是美在历史即是现实。遂胡兰成先生是亦借此书，花忆前身，回眸身世，令人一睹自己民族的美丽风景。

故《山河岁月》原名《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是述的中华民族的身世。胡先生于隐居雁荡山时期始写此著，后远渡重洋，几经改写，成为他在日本最早印行之著作。今重新出版简体字本，沿用1990年天文姐在三三书坊编校《胡兰成全集》时所沿用之日本原版。因水土不服，若干词句，有所拣择，惟望一贯喜欢此书的读者珍重并谅解。

胡先生幼子胡纪元先生与我是忘年之交，前此我到南京，在他家逗留三天，每日与他相见欢谈。纪元先生年逾七旬，十几年前从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岗位退休，对胡兰成与当代各家之学说及中国的发展前景颇为关注。他慈祥的笑容，每让我的记忆溯回到童年，面对的仿佛是可亲的外祖父。纪元先生虽已年至古稀，却对摄影、电脑、录制等现代科技样样精通，而且更是一位业余词曲创作者，他身上流露的气质如我浙东家乡的山山水水，充满《山河岁月》里的老夫老妇之美。而此性情亦是乃父兰成先生之嫡传。

去岁纪元先生在病中，受《山河岁月》鼓舞，创作出《同舟歌》，亲自伴奏唱诵，病势都大有好转，今附上《同舟歌》，让我们随壮美的歌词去体味中华民族山河岁月之风光，畅想民族复兴之理想，诚如纪元先生于送我的一份歌词手稿中题曰：“《同舟歌》唱的是山河岁月的理想，是历史长河主流的宏观景象，如幼儿眼中的景物般真切。”请见歌词：

艰难险阻历练着我们坚强的意志。

坎坷挫折培育着我们创造的智慧。

传统文化的精华陶冶着我们高尚的情操。

天地人己和谐的理想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地球村的人们啊！风雨同舟，

谱写新世界的乐章，度尽劫波乡音在。

地球村的人们啊！同舟共济，

高歌新世界的乐章，乘风破浪向前进！

艰难险阻历练着我们坚强的意志。

坎坷挫折培育着我们创造的智慧。

传统文化的精华陶冶着我们高尚的情操。

天地人己和谐的理想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地球村的人们啊！风雨同舟，

谱写新世界的乐章，日月光华旦复旦。

地球村的人们啊！同舟共济，

高歌新世界的乐章，山河岁月尽开颜。

而《山河岁月》这本书，亦真是有着我们民族的好风景。

2012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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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自序

世界文明的河源

中国与西方之始分歧

西方世界劫初成时

恒河畔金色莲花

问史于中国

汉文明的叶嫩花初

周朝的礼乐

秦汉私情之美

井田经济的翻新

历朝治乱离合

民间五月的清

平人的潇湘

清末以来

太平军起义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民国世界的王气

国民革命军北伐

抗战岁月

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