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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录（1）

我自由的标签

在这里，或那里勇敢着

曹方 出生年份：1983出生地:西双版纳现居地:北京身份:独立创作歌手，热爱DIY的手工者

曹方不是大牌歌手，但她对自己的歌迷很自豪，“他们很特别，不是那种狂热的小孩子，他们的喜欢是成熟、理智、贴心的”；他们多半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可算做白领或小资；对艺术有着天然的兴趣；生活境遇良好，讲究品质；他们喜欢那些清新的小歌，除了曹方，KarenAnn、陈老师、自然卷、张悬也是他们的心头好。

成熟、稳定的受众群体对独立音乐厂牌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是有这份信心，曹方的工作室出品的第一张EP也不敢喊出65元的高价，并采用网络独家首发的销售方式，限发五千张。

2007年年底采访曹方时，我见到了这张《比天空还远》，设计精致，除了光盘还有很多非音乐作品：她积攒多年的LOMO摄影作品，宝丽来明信片，还有长达二十页的创作笔记。这张EP展示的不仅仅是音乐，而是一种弥散着文艺气息的生活方式，一些慵懒、缱绻、清新自由的气质——这正是让人着迷的。

可是在国内的唱片市场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这样的销售模式是不是有点冒险？毕竟她不是超女，不是春晚或同一首歌的驻唱明星。没有了东家这棵大树罩着，从做唱片、到发行都要自己去费心去掏钱。曹方把这几天靠版税积攒下的钱都义无反顾地投了进去，她也明白，相比于港台的独立厂牌，内地的生存要更艰险些：除了推广费时费力外，在付费下载系统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盗版也是很大的困扰。

幸运的是这次实验性的操作成功了，小众的力量不可小觑，这张EP连续一个月高居“卓越网”日销售排行榜的前十名，并很快告罄。这个无法屈从现实的姑娘，按自己的方式继续发光着，让那些同样执著于自己梦想的创作人看到了希望。

大班音乐工作室规模很小，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帮忙负责企宣、销售等环节，一开始有点自娱自乐的性质，大家的状态都很放松。这也符合曹方个性，她喜欢在无压力的状态下创作。虽然小厂牌的前途并不明朗，但可以摆脱大公司的各种束缚，对创作反倒是件好事。她说创作上没法死磕，“我需要灵活、自由的状态，我不会逼迫自己完成作品，不会去熬夜，那样会很痛苦。”“走”是她歌中最常有的姿态，她似乎总在走，“奔腾地走，向东走，向西走”。喜欢到处乱走的曹方会随身带着纸笔和录音设备，有了灵感就记录下来，等回到家，一个人静静地待着，翻开这些灵感的碎片，便细细编织一段段动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

夏天去逛日坛公园时，她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在小山坡上非常认真地练习吹萨克斯，那一瞬间打动了她，让她感到人生是充满了可能和希望的，那刻她自然地哼出一段旋律，于是《夏末的萨克斯手》诞生了。

而《比天空还远》是在旅途中产生的。那段日子曹方的事业正处于停滞期，她不抱怨不声辩，而是轻松地踏上旅途。刚拿到驾照，便从北京驶向老家西双版纳。快到张家界的时候，遇到了一段很难走的路，好不容易上了高速，这时天空一下子在眼前舒展开来。她停车，专心仰望天空。她被天空的辽阔深深感染，于是“路途比天空更遥远，一个人会不会寂寞”这两句突然冒了出来。她连忙录了下来，这成了这首歌的引子。

一个人的旅途自由却寂寞，就像曹方选择的音乐之路，不过她乐在其中，“因为我需要和别人不一样，这就必须寂寞。”这次长途旅行后，她才发现存折空了，着急了一会，可是下一秒就被另一种充实感冲淡了，“因为我的心很干净，我的小城堡还在，这可能比我存折里多了100万要踏实得多。”她的话和她的音乐一样，有着安静却不微弱的力量。

“我自由的标签，在这里或那里，勇敢着”，这是《遇见我》的歌词，自由是她的天性，虽然奔向自由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艰辛，但乐观的曹方相信“阳光会在下个路口遇见我”。看似文静的曹方，会为了自由做些疯狂的小事。比如，当年为了音乐梦想，她就中止了大学学业，毅然北上。可能这次出逃是蓄谋已久的。十六岁之后她便在外求学，她并不喜欢各种严苛的制度和规律。像很多人一样，青春期积蓄的叛逆情绪在成人之后找到了释放的出口，将出逃演变成事实。

人物介绍录（2）

就像一株热带雨林的植物，曹方需要新鲜的空气、自由的风。她不喜欢城市生活，痛恨灰蒙蒙的天空、脏空气、杂乱的建筑、拥挤的车辆、人群，“我可能是得了‘人群恐惧症’，人挤人的地方会让我不舒服”，她尽量避免着出门，乐意做个宅女，一个人待着，看书、听歌、做手工，天气好的话便带着小狗铁锅去郊外散步爬山，一有时间就去旅行，也不管荷包是不是瘪了。

每次看到她在博客上晒些旅行图片，就羡慕得要命，那些静谧的云朵、清澈的蓝天，让人忍不住神游起来，YY远方，恨不得立马背起包踏上旅途。作为摄影达人，她随身带着佳能的IXUS800IS，还有LC-A和宝丽来，随手记录着路过的风景、过往的点滴。她最喜欢lomo相片那种褪色泛黄的质感，那些缥缈的光线，有点模糊的轮廓，像一场被时光漂洗过的青春过往，忧伤又残酷，如同她所喜欢的岩井俊二的电影。

家乡，那些童年旧事，则是光鲜美好的。那是个有着奇幻的热带景象的神秘土地，到处有生长旺盛的植物，年轻的女子穿着色彩鲜艳的筒裙，撑一把纸伞婀娜行走；热带雨林里藏着一个动物王国，那些大蟒蛇、大象、猴子都是可爱的朋友。“骑着大象结婚是最好的，又浪漫又有趣。”身在京城的曹方，幻想着未来的婚礼。

那里的人纯朴善良，“小时候走在路上，跑到一户不认识的人家，喊一声‘波陶、咩陶’（傣语爷爷奶奶的意思），就可以直接上楼去喝水，或到院子里摘果子。”上小学前她没有穿过任何凉鞋、球鞋，最多就是一踏板儿，撒着脚丫和小伙伴们到处乱跑、爬树，头顶永远有很蓝的天空。

西双版纳的生活记忆是曹方内心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她用写歌的方式去维护这片纯净的家园。那些动听的小歌是干净、舒适的，没有尘世的喧闹，没有烦乱的纠结，就连忧伤也是清清淡淡的，好像是梦里的吟唱，那里有大片草地，一个女生在那里荡着秋千、喃喃自语。

很早就知道曹方是个手工达人，见面时特想亲眼看看她的大作。她从大大的背包里魔术般地掏出了娃娃小C、布艺的相机套和眼镜包，还有涂鸦的贴纸……简直就是多啦爱梦的口袋嘛。作为采访的一道公式化程序，我们互换了名片。天呢，连名片都那么好看，正面的照片是干净天空和小花，一个镂空的音符，背面的影像则是她手工缝制的ICY的厂牌标识，让人摩挲着爱不释手。

“照片就是我旅途中拍的照片，而这个音符，一个小工具就搞定了。”她从“神奇背包”里掏出一包美工剪刀，“这种剪刀小朋友的文具店就有卖”。看我兴趣正浓，她就拿着剪刀在我的名片上开工了。

她喜欢DIY，因为只要投入就会沉溺。她说DIY情结是出于自己的不安全感：小时候父母离异，很多东西她都要烙上自己的印记，从小物件还是家居配件，至于音乐也是，她在打造自己的小世界。

音乐、旅行、拍照、DIY手工，都是生活乐趣所在。对她而言，好好生活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国外有种身份叫生活家，这就是我想要的身份，歌手只是暂时的，或许有一天我不再出唱片，那时只唱歌给自己听”。

对话小时候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听长辈说，那时我是一个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的淘气包，常做些坏事，却让别人背黑锅。唯一淑女一点的表现就是喜欢做手工。和妈妈一起做衣服、娃娃，布偶……就成了每周末最快乐的必修课。那时喜欢往裁缝铺跑，为的是去搜罗各种好看的碎布，要是哪天得到一片特别完整的花色，就像得到了宝贝，会兴奋好久。童年的快乐真简单，四肢简单，头脑简单，容易满足。

从小就学音乐吗？

没有怎么学。爸爸会拉小提琴，在我很小的时候也让我学。可是那时叛逆心重，没学几天就放弃了。高中时买了吉他，没有好好学过，弹得很一般。大学时我学的是英文，在一个外教的影响下，开始对一些国外的乐队有了兴趣。那时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虽然没有经过任何音乐训练，却能轻松地完成三度和声。后来就去参加大学生原创音乐比赛，获了奖。

人物介绍录（3）

得奖之后呢？

寒假的时候，小柯老师（是那个比赛的评委）说缺一个录音助理，问我要不要来打工？我考虑了三天，连学都退了，就去北京了。一开始就是端茶倒水，打印谱子，帮歌手唱唱和音什么的。2001年那会儿，录音设备刚刚从模拟转换为数字录音，我就买了电脑，白天看录音师怎么录，晚上回家就在电脑上实践，慢慢就学会了。不过不是一年到头都有东西可以录的，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没有收入。于是我开始给别人写歌。

创作上有什么独门秘笈吗？

不喜欢用和弦套路，因为那会限制创作的灵感。在有想法的时候，身边的吉他、贝司、电脑、钢琴、鼓、口琴……都会顺手拿来完善这个想法。我有独创的“飞镖音乐”，就是用随意丢出的飞镖来给文字注上音符，再发展出旋律，《ICY是淑女》就是这样诞生的。

你的绘画和摄影的兴趣来自？

我的叔叔，他是个画家。我学过几年的素描、水彩。高中时因为功课紧便放弃了，画画逐渐便成了消遣生活的方式。摄影其实是绘画的延伸表达，只是更加方便、门槛也低些。

开始做独立音乐会遇到什么压力吗？

在国内做独立音乐很艰难，不只是“做音乐”那么简单。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独立厂牌或者独立音乐人都是一条战线的，一出来就是一拨人，形成了一股势力和风潮。但是在北京甚至整个内地，很多音乐人都是单打独斗，玩了两年就消失不见了。

等自己开始筹备全新EP后，才发现居然有那么多事要做。生活一下被打乱了，录音、制作、印刷、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自己操心。本来我是一个比较自闭的人，除了写歌唱歌做自己的事情，其他可以不管。可那时不得不与现实生活“联机”，开始学着和各种人打交道，那时真希望自己有三头六臂了。

我现在不再拒绝考虑商业的问题，作为独立厂牌不能说没有商业野心，但我们不会像大的唱片公司那么急功近利。我们在做喜欢的音乐，而这些音乐也能养活自己，这就很好了。

近期看过的展览和演出？

演出很少看，但小柯老师的戏是一定要捧场的，他的第一部音乐剧《凭什么我爱你》，又叫《想把我唱给你听》。还有台湾的自然卷，他们第一次来北京演出，机会难得。还有日本的一只独立乐队Mondialito，是两个日本人，唱着纯粹的法语，有着耳语呢喃的亲切，清清淡淡的。

你最满意的自己的作品是？

写出的歌都很平均，有人说，这是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没有绿叶中一朵红花的主打歌，其实想要的就是一大片草地。《黑色香水》还算比较满意。

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风情在你的作品中有反映吗？

写过《基诺山》。基诺族是56个民族里的最后一个，人口很少，上世纪70年代前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在这首歌中，我尝试着将现代和原始穿插在一起，用Trip-Hop迷幻的节奏中描绘着西双版纳氤氲缭绕着晨昏，副歌部分则使用了村寨民谣的采样。

你喜欢的歌手、乐队？

KarenAnn，TheKingsOfConvenience、Garbage。

至于Radiohead、U2、Coldplay这种雅俗共赏的，是人都喜欢。我喜欢的类型挺杂的，一阵一阵的，高中时的叛逆期我特喜欢重金属，后来有一段时间迷上爵士，就会泡咖啡馆。国内的歌手我喜欢许巍、朴树，民谣歌手喜欢小柯，还有小娟——她是生活的歌颂者。

喜欢看的书、电影?实用性的书，比如地图、旅行书册、烹饪书。以前也喜欢看小说，什么村上春树、张爱玲的，现在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就不爱看故事了。前段时间刚看完《巴别塔之犬》，很喜欢；还喜欢高木直子的漫画，充满了童趣，世界很复杂，但她的眼中全是一件件琐碎又有趣的事情。

看的电影很杂，文艺片大片搞笑片，遇到什么就看什么，有时看电视遇到播周星驰的电影，我就会停下来看，看得哈哈大笑。文艺片呢，喜欢岩井俊二，画面唯美，并有种诗意的残酷在里面。

人物介绍录（4）

在北京的家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以前你幻想过自己的家，要有高大的仙人掌，还有一个特别的阳台，可以对着天空写歌和歌唱。

嗯，已经实现了，甚至更好。我在卧室里种了仙人掌，不过因为北京的气候，死了。还有很多南方的植物，薄荷、罗勒、薰衣草。我希望把家弄得有自然的感觉，专门从采石场搬来一块块的石头，铺在地上，很有原始气息，我不喜欢砌好的、平整的石块，人工痕迹太重了。

我来自热带，所以什么藤制的、木制的摆件我都喜欢，我的床就是藤质的。

还会特别注意一些小细节，常换个杯子和桌布什么的，家里杯子没有一只是重样的。

DIY过的最大物件是?一张桌子。我一个人跑去家具店买了桌子板，然后再挑桌子腿，钻了螺丝眼，装好后自己刷了透明的漆。不过有点歪，桌面也不平滑。

穿着打扮上会有什么讲究吗？喜欢哪些品牌？

外套、裤和鞋会讲究点，其他就无所谓了。我不是物质主义，对所谓的大牌不迷恋。喜欢的品牌有VivianWesterwood，AnnaSui和converse。

会去哪些地方旅行？

人迹罕至的地方，对旅游景点没兴趣。我喜欢冒险，喜欢体验恐惧，这点像我爸爸，他不久前开车从云南沿着滇藏线，穿越了唐古拉山和可可西里无人区，最后到了新疆。和他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个菜鸟。

有兴趣参加创意市集吗？

是有被邀请参加，但我做东西那么慢，无法赶上市集的频率，这样会有压力。我只是把手工制作当成自娱自乐，我会把作品送给朋友、歌迷，但没想过弄个什么ICY品牌的玩偶，做出十几个的在市集上贩卖。

看重的生活品质是？

独立、随性、单纯。

怎么看待自己？

完美主义者。执念很强，自我意识很强，遇到越是不一样的环境，自我世界的那堵围墙就越坚固。典型的情绪主义，容易咆哮、容易微笑

人物介绍录（5）

陈廖宇出生年份：1971出生地:浙江温州现居地:北京身份:手机电影先行者创办中国第一个闪媒体“黑匣子”“我就是喜欢认 真地做荒唐事”

"Iliketodoridiculousthingsseriously"随着技术发展，手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通讯工具了。就像比尔?盖茨2008年在香港做的演讲《未来10年的创新》中提到的，手机现在慢慢变成一个平台，就像电脑，可看地图、文件，可跟它互动。在未来，个人电脑跟电话间的边界不再会黑白分明。

陈廖宇从2005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手机电影拍摄实验，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手机电影《苹果》。他认为手机电影是电影平民化的终极表现，2007年随着手机3G网络的开通，专业的手机视频平台的出现，更多普通人开始尝试手机电影，全新的手机影像文化正在发展中。

除了玩手机，作为动画系专业的老师，陈廖宇制作了动漫形象“黑匣子”，用动漫的形式讲述每天发生的娱乐八卦和热点新闻。他创办的黑匣子网站被媒体誉为“中国第一个闪媒体。”爱做白日梦的陈廖宇觉得空想是种乐趣，是件礼物，“人人都可以去空想，因为空想不需要成本”。他认为能做几件在旁人眼里没有意义的事的人是最牛的，这种“务虚”没有让他潦倒，反倒让他活得越来越精彩。

手机电影Phonefilm2007年6月，第二届“口袋电影节”在法国巴黎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开幕。这个电影节没有大导演和明星，旨在推广手机视频作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手机视频爱好分子，包括号称“中国手机电影第一人”的陈廖宇。

其实陈廖宇早已将手机玩到了国际水准，2006年8月他出席了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参加这次电影节时还发生了一段有趣的花絮。在他演讲的前一天，他恰巧在澳大利亚活动影像中心门前遇到了出租车司机的大罢工，他习惯性地掏出手机进行拍摄。第二天演讲前，他便将手机记录的片子拿出来播放，一些与会者还在片子中看到自己的身影，纷纷惊讶于手机电影的拍摄效果。

2005年，陈廖宇拍了中国第一部手机电影《苹果》，那时“手机电影”对于大众还是相当先锋的事情，业界对“手机电影”这个概念也存在争议：有人觉得将短片通过网络下载到手机上进行播放是手机电影，而陈廖宇认为还有另一种手机电影，即在制作过程中全部使用手机完成的手机电影，包括拍摄、剪辑、传送、下载、观看等各环节。

陈廖宇现在有好几部手机，都带有拍摄功能，他痴迷记录尤其喜欢影像。2005年他在自己生日时给自己买了第一部可拍照的手机，开始用手机记录生活，拍摄的照片中一些作为影像日志传到个人网站黑匣子，还有一些存在电脑里作为手机日记。他曾用3个月的时间来拍自家楼下的一棵树，记录着时光逝去带来的变化：叶发黄，落下，直到变成光秃秃的树枝。“将这些影像汇聚在一起时，让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便有了另一种效果”。

陈廖宇发觉到手机拍摄的意义：在传统拍摄模式里，景点和人物都已预设，记录者拿着“武器”到达现场进行记录，但已丧失了事件最本原的面目。手机作为大众通信工具，普及度远远大于相机，拍摄附加功能出现，让每个人都有条件成为记录者，记录自身、他人、环境，传统的“我拍，故我在”的拍摄模式变成了“我在，故我拍”。

手机玩多了，陈廖宇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能尝试完全用手机拍摄一部电影呢？于是他去买了一部摄像功能相对强大的手机，让他惊喜得是，这部手机还内置了一个视频剪辑程序。这个发现使他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从技术上讲，手机已经具备了拍摄、制作一部电影的基本条件，剩下的事情就是了解它的技术特性，想一个适合它的内容与形式，开始拍摄。于是他开始酝酿一部手机电影。

手机视频的技术和容量限制，使得手机电影的制作有着自身的特性。故事要短且有趣，于是陈廖宇找来朋友田元，剧本《苹果》诞生，原剧本中女主角手里拿得是面包，陈廖宇改成了苹果，因为苹果的画面感和表现力比面包好。他将片长定在两到三分钟之间，在现今的技术条件下，这个长度便于传播、下载、观看。因为手机画面小，女主角一定要五官明朗清晰，在表演中尽量动作缓慢、稳定，不要有多余的小动作。相比正式的电影拍摄，手机电影的拍摄更具草根的娱乐性，电影《苹果》的产生更像是一个随意摆弄的过程。陈廖宇在后海的一个小酒吧里，以一个普通客人的身份坐下来，点了吃的喝的，向老板要了个盘子，放上了他准备的几个漂亮苹果，而片中的背景音乐则是酒吧里的音乐。

手机的便携性也使得手机电影的创作成为随时随地的事。在一次火车旅途中，闲得无聊的陈廖宇禁不住技痒，再次把手机对准了自己的同事。经过他巧妙的手机编辑之后，?部新作品诞生了：一个托腮女孩的表情特写，上下打量的眼睛，含着不解和诧异，32秒后镜头给了对面的男生。他戴着耳机，抽风似的抖动手指和脖子，旁若无人，睁开眼后，看到女孩，摘下耳机，尴尬地嘿嘿笑。1分多种的短片里没有对话、配乐、画外音，声音都是随机录下的：火车前进中与铁轨撞击声，周围人的谈话，短信提示音，小孩子的咿呀学语。虽然只是一个游戏之作，但大家都觉得是个不错的广告创意，于是他在片尾煞有介事地用了IPOD的苹果标志。

除了电影，他还帮音乐人小柯的单曲拍过手机MV。他得了外号“人肉摇臂”，“你看那个MV的结尾，那个镜头的效果，拉开－－升起。如果不告诉你，很多人以为是大炮、摇臂，其实这特简单，我就是拿着手机自己退退退，然后举起来，就可以了，可以玩很多这种镜头的效果。”他将自己的手机视频作品上传到“黑匣子”网站，于是这个最初定位在动漫媒体的网站，开始有了传播手机影像作品的新功能。很快，各路好汉都将自己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传到网上，开始尝试着电影拍摄，作品虽然粗糙简单些，但能看到草根们如火的创作热情。

人物介绍录（6）

熟悉陈廖宇的人对他整的这些新鲜事一点都不惊讶。“他的鬼点子特多，像个孩子”，陈廖宇的大学舍友，央视动画部编导刘峰宇说，“上学那会儿，我们宿舍的人都特活跃，算是臭味相投，什么好玩、热闹的事都少不了我们，还组过乐队。”除了玩手机，陈廖宇还玩动画，他的脑袋里总装着各种好玩的点子，他需要将这些想法变成可观的影像，2001年7月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做一些电视节目的包装、广告、MV、各种用途的短片。相比于传统的动画，他更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叫做“活动影像”，他一直在寻求个性化和市场的平衡，先后制作了CCTV-3综艺快报节目的片头和片花，黄磊的电视剧《年华似水》里的动画片段等作品。他给数家博物馆做了可在展馆循环播放的动画短片，“那感觉就像我们的作品被博物馆收藏了一样，特有满足感”。

他的工作室很有家庭氛围，地方不大，十名员工，全是年轻人，工作气氛轻松，中午大家一起吃阿姨烧的饭，“如果哪一天工作室里一点声音没有，大家埋头苦干，我会不习惯，我喜欢大家工作时大声说话，开开玩笑。”与一般老板不同，他不喜欢发号施令，但却总是好为人师，他常会把一场讨论变成一堂课，他喜欢贩卖他的思想，“又把做老师的毛病带到工作室了”此时他的同事会这样耳语。

大学老师是陈廖宇的另一个身份。大学毕业后他就留校任教至今，“我是个简单的人，可能学校简单的环境纵容了我的幼稚”。大学毕业后，陈廖宇留校任教，学校安排的宿舍在朱辛庄，是学校的老址，就是张艺谋当年读书的地方。一推门就可见大片玉米地，“那时我们常开玩笑说，或许张艺谋当年就是整日对着这片玉米地开始酝酿《红高粱》的。”他和朋友们经常做一些在别人看来奇怪的事，比如在一个大水坑上不断地跳来跳去，只为让相机捕捉那腾空的一刻；他还曾把一枯树枝扛回家，“放在宿舍里，用落地灯一打，印在墙上，树影挂横枝，特有造型感”。

可好日子不常，宿舍后来因为学校政策的变化被收回，他四处流浪，住过办公室和一间快要塌的简易房，但这些从未妨碍他的快乐。“我是个享乐主义者，会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即使是身居陋室，他也会很认真地把住所捯饬一番。

“手机电影只是我的一种爱好，是我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工具”，陈廖宇说他不会将手机视频作为自己的主业，相对于创作者的身份，他更希望成为手机视频文化的推广者，他有个设想：将成千上万百姓拍摄的东西汇总，诸多细节的叠加会扩展成一个宏大的客观，然后分门别类。现在除了继续拍一些短片外，他坚持拍摄一些接近无意识状态的手机视频记录，他将此称为“手机视频流水账”。这个流水账在2006年北京798艺术区举办的新媒体艺术联展上亮相让大家颇为惊喜。

“如果这个城市的人都来用手机视频作记录，汇在一起就是一部北京的视频流水账，这不就是给北京装上了一个黑匣子吗？”按照陈廖宇的想法，我们每个人，就好像是一个个传感器，从这些传感器传回到黑匣子里信息，若汇合在一起就是对这座城市的最真实最感性的记录。当然还可以扩大到全国、全世界。

想想我就激动入迷。”2007年后黑匣子改版为专门的手机视频网站，他想将网站变成一个手机电视台，每一个拥有视频手机的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创作者或记录者，开设自己的频道。

他觉得那才是他这一切行为的意义所在：改变传统的从精英到大众的单向传播模式，手机使普通人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源头，完成从大众到大众甚至是大众到精英的传播，让普通人获得话语权。

“我就是喜欢认真地做荒唐的事。”他正打算用手机拍一部九十分钟的故事片，内容是在北京这座城市里一天中所发生的故事。

对话从几岁开始喜欢画画的，谈谈你的美术教育大概在五六岁左右。我妈妈是中学教师，家里有粉笔，那时我就会用粉笔在地上乱画，大人觉得画得有些样子，虽然父母都不是搞艺术的，那时的条件和现在不同，周围根本没有受过正统美术训练的老师可找，不像现在有这个那个培训班之类的。父母就买来一些画报之类，我就照着临摹，还给我买书买纸买笔可谓不惜工本，还四处寻找老师。后来找到了县师范学校的一位退休美术教师，从此我开始接受比较正式的美术训练，在他的指引下我考上了当时的浙江美院附中。

人物介绍录（7）

想象力来源是什么无聊。我喜欢一种“走神”的状态。记得上学时如果是不爱听的课，我就会随便对着一样东西开始无限制的联想，以此打发时光。我觉得人越没有具体的目的，想象力就会越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小孩想象力都好的原因。

最能激发你灵感的三种事物：爱、上卫生间、技术上的限制。

哪些人对你的创作影响比较大附中教过我素描的周雷老师，在当时他把一种更接近事物本质的素描方式教给了我们。

我的动画启蒙老师钱运达老师，他在我们开始接触动画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全面和开放的动画观念，这种观念始终贯穿在我现在所有的创作和教学中。还有戏剧家牟森，大学期间他给我们上了几堂表演课，大开眼界，而且觉得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找到了表达的方式。法国画家夏加尔，他的画充满了幻想和诗意。

平时的放松方式骨子里我是一个懒人，可以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连工作的时候都很放松。我运动不协调，唱卡拉OK走调，交际场合不知该和人家说什么，再简单的游戏也学不会，所以如果让我参加这些活动，对别人是放松，对我就是累。最能让我放松的可能只有喝酒了。

喜欢的电影和音乐风格电影就是《天使爱美丽》那样的（曾因此被一个记者说我怎么像个女孩），理由是又通俗又有想象力，还很有美感。以前爱听摇滚，现在不能听太吵的了，也就到许巍、郑钧、汪锋了，曾经狂喜欢窦唯，没觉得他现在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只是我跟不上那个境界了。听唱片我基本不听古典的，我觉得那东西只能听现场有感染力。

我的乐理知识等于零，但是做片子时别人反映我音乐用得还不错。

最常去的网站全中国有名的网站都很臭，不是一般的没品位。或许有些很有个性有意思的小网站因为不够有名我又没找到，说实话我还真花力气找过，结果很失望。我知道国外有些很有意思的网站，可我外语又不够好。最近发现一个国内网站叫“网不易”，很有意思，那位兄弟专门搜集世界范围内的奇思妙想，其实我同样欣赏他写的评论文字。

常看的杂志常看的杂志有《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汽车杂志》。

常看的电视节目电视节目：《超级变变变》最近看到的一个有意思的展览或演出是什么话剧《两条狗的生活意见》最近读的一本书是什么？

刚刚重读了一遍《小王子》灵感什么时候会比较堵塞，这段时间用什么调节其实大部分干正经事时候都灵感比较堵塞。我始终认为需要灵感的事，绝不能干什么想什么。如果你看到我坐在那儿花五小时做一件事，其实我有四个多小时在干不着边的事，灵感也许就在最后出现。

喜欢的动画片、动漫形象加拿大动画短片《弃婴》，那才是动画应该有的趣味。

有个台湾公司做的《366巴士》，系列片，不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动漫形象。

什么事情会让你激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

你对自己作品的风格的定位和评价。

形式感和人文性。

在作品中，你要追求和想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想象力、人性、诗意。

你认为创意是什么？

创意就是有高度且思路清晰的想法。

你看重的生活品质是什么？

有时间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满意中国动漫业的现状吗？对于前景的展望中国动漫到今天还没成“业”，但是拿动漫说事已经成很大很大很大的“业”了。关于前景请参照中国足球。

关于手机电影的展望？

手机电影可能会大有发展，但是拿手机拍电影可能还是少部分人的趣味。

2007年的平安夜，绿校的第二届年展，“星空间”被布置成干净的白色：白墙壁、白窗帘、白色的展板。房方还是老样子，运动外衣、牛仔裤、球鞋，一副大男孩的模样。开幕前忙着布展，从画作的排布到地面的插座，作为“总管”的他都得管；开幕后忙着迎来送往，散播着他的亲和力，熟人们拿他刚蓄的胡子打趣。

人物介绍录（8）

200多幅参展作品按价格分类，100元到2000元不等，这是房方的创意。作为本次活动的策展人，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普通人也能靠近并消费艺术品，他认为这才是艺术市场的正常状态，“艺术品不该是挂在墙上让大部分人对高高的价格仰视和膜拜的”。他还印了一百元的代币券，发给贵宾，以做促销。展览吸引了各色人等，从新潮的文艺青年到持重的中年收藏者，现场不断有人问起价格和购买事宜，300元左右的艺术品最为火暴。绿校的成员光猪说，这种低价销售策略，对于市场过热而原创力缺乏的中国美术，无疑是一剂解毒药，也是中国创意产业的一颗种子。

“星空间”不久前刚搬到798的新家：一幢独立二层小楼。它沿袭了798建筑惯有的风格：那是旧厂房的机械美感和现代艺术混搭的结果，粗粝中有单纯，狂暴中有美好。一层还在装修中，二层的装饰也极其简单。

在我们交谈的会客室，一样是干净的白色，一张宜家的红色沙发、用装修后剩下的废铁焊成的桌子，十几张简单的圆椅被高高摞着。房方没有急着一次装修完毕，他说自己是个慢热的人，与一个新空间要有熟悉过程，正如吃完一道菜后再上另一道，他不要一步到位。在外人看来，他的成功来得很早，但事实上他与70后艺术群体的熟悉花费了差不多十年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房方大学学得是美术史。他从小喜欢美术，因为文化课太好，没有去上美院附中，可到了高考，却一门心思地想考中央美院去做画家。可专业课上，他还只是业余选手，于是有人指点他去考美术史。进入大学后，一直没有放弃画家梦，他常去绘画系蹭课听，和油画系学生混。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可能永远也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这个让人沮丧的发现，让他分外清醒，于是他停止了画画，从此再也没有画过一张画。

虽然不再画画，仍不影响他对艺术的热爱。毕业前，房方弄了个展览，汇聚了上下届的种子选手。这是他策展人生涯的处女秀，叫“二厂时代”，源于中央美院历史上的一次搬迁。原来美院在王府井，房方上学那会儿搬到了遥远的望京“二厂”。“那时候的望京可不像现在，特偏僻，我们都说望京不是北京，因为可以看到北京”。二厂事件与青春荷尔蒙的分泌有关，被“流放”的学生们一激动就跑到某部门口头抗议了，并以“学生运动”洋洋得意，也算造了次反。原初的激情促成了房方日后的发展方向：做70后艺术家的推广。

在开画廊之前，房方对当代艺术领域和70后画家群体做了充分的了解和审视。大学三年级开始，他就给报纸的美术专栏撰稿，只要与当代艺术擦边儿的都写。毕业后，房方去央视的《美术星空》做了记者，同龄人的艺术状况仍是他一直关心的，在《美术星空》他做的第一个专题片就叫《生于七十年代》。他当时采访了一些刚刚出道的艺术家：夏俊娜、尹朝阳、曹斐、王迈、孙原、彭禹等，也访问了一些跟这个有关的人，如批评家皮力、策展人欧宁、经纪人伍劲和林松。作为一个尽职的媒体人，他的采访几乎涵盖了所有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重要艺术家，这也成为他开画廊前的市场普查。“那五年的媒体经历帮我建立了对于当代艺术的标准，丰富了我在这个领域的观察。”2003年开始，房方开始做艺术家的经纪人，发掘的对象还是他钟情的70后艺术家。为了检验自己的眼光，等积累了一定资金后，“星空间”在2005年愚人节开张了，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房方签下的年轻艺术家，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默默无闻但都特有个性：在小黑板一直写字的王一凡；随手把画乱涂的欧阳春；喜欢卡通娃娃的陈可；边开酒吧边画熊猫的高　；帅到掉渣却又内向敏感的韦嘉……这场造星运动，如同管理风险投资，一旦发现有价值的艺术家，就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开业后的前半年，房方天天忙着“推销”，可是一张画也没卖出，等到半年后才卖出去第一张画，是陈可的作品，当时的价格是一万，而如今这幅画身价已高达100万元。

人物介绍录（9）

那时70后的艺术还是一个相对较冷的领域，为了更好地推广，房方采取了全方位的行动：做大规模的艺术家群展，做媒体宣传，甚至还面对面地去打动客户，叙述那些艺术品的价值，并联系苏富比、嘉士德等重要的拍卖公司，将推广力度延伸到国外。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格局中，出现了策展人与画廊老板一体的独特现象。在北京，由策展人经营的画廊纷纷出现：如北京公社、U空间、朝艺堂。

“星空间”成立后，在所有的展览中房方都担任了策展人的角色。《下一站，卡通吗？》、《坏孩子的天空》是奠定房方江湖地位的两次展览，造就了席卷拍卖场的“卡通一代”。

对于70后的定位，房方有着自己的认识：“60后经历过‘文革’，于是他们的作品出现了当年的政治和生活符号，那些大批判的宣传画、旧式的家庭合影；70后的社会背景是改革开放，他们对于狭义的政治话题普遍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自我。”与“60后”动不动就“讲政治”不同，“70后”好像更偏爱“卡通”。从孩提时代，卡通就成为日常生活内容浸淫到他们的血液。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换以个人视角的自由述说，在卡通世界里，有他们成长中的私密体验与喃喃自语。

房方的眼光很准，被他挖掘的70后出生的艺术家现都已星光奕奕了。高　是房方最早签的一批艺术家之一，初入市场不过两三年，作品在苏富比拍卖行已经拍到了近三十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为亚洲同龄艺术家最高成交纪录的保持者，现在他的身价是40万左右，而当年最贵的一幅画才5000元。最让房方骄傲得是，经他手卖出的画中，有3/4卖给了中国人，这一点是在纽约卖画的上一代画家无法实现的。“购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点对画家的成长来说很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收藏新一代画家的作品，这必然会促进他们的迅速成长。”虽是开拓这块领域的先锋，房方也坦然地与“祖国同胞、海外列强”一起分享市场。画廊之间的较劲非常激烈，但他并不担心自己的资源被挖。作为70后画家们的最为信任的画廊老板，他练就了一套独创的房式秘笈。首先是慧眼识英雄，不断发掘新人：艺术家的海选非常残酷，房方每年都会收到近300名艺术家寄来的资料，通过不断地寻访、沟通，真正能签约的新艺术家也就两三人。其次，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对于个性的70后一代，一味用钱猛砸是没用的，他会亲切地拉着他们的手，没完没了的沟通，电话、网聊都用上，还要加上古典式的登门造访，通俗式的请客吃饭，当然物质上的倾力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画廊的运营模式有代理、代销两种模式，代理是事先付钱给艺术家，买入再卖出，代销则是作品卖给买家后再分成。房方选择是代理，预先付费，这样做就让人觉得靠谱，也可以让那些刚出道的艺术家解决燃眉之急。房方会尽可能为艺术家服务一切，比如介绍各种优秀展览、作品，创造出国交流的机会，好让他们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最好的作品，可能的话，他还想开家为艺术家服务的按摩院。

房方希望把画廊建成一个规范的现代企业，而不是一个家庭作坊。“我愿意尝试新的领域，比如办独立的艺术杂志《Hi艺术》，一边卖艺术，一边发展艺术，我不满足于悄无声息地一手交钱一手交画的生意，而要大声吆喝。”2006年他开始做《Hi艺术》，在央视积蓄多年的媒体热情终于得以释放。呼朋唤友地组建了一个很强的团队：有央视的资深记者，有《时尚》的资深编辑和广告强人，还有大牌设计师。我第一次看到这本杂志时很惊喜，比如关于85新潮的展览专题，很多对立的观点赤裸裸地呈现着，有点BBS上掐架的意思，看着很过瘾。为什么里面的人那么敢喷？原来这是内部刊物，性质类似于sohu小报。虽然是民间刊物，房方还是很自豪：“我们做的是会员制，基本覆盖了当代艺术中最核心的艺术家、策展人、收藏家、画廊老板、独立经纪人、拍卖公司、美术馆和学术机构，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收不到这份杂志，那说明你还不够著名。”2006年9月出刊，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盈利，《Hi，艺术》不仅在艺术圈内获得追捧，在京城的媒体圈也造就了一个小小的商业传奇。

人物介绍录（10）

“星空间是一个发展中的画廊，代理的是发展中的艺术家，这一点与我们的国家同步”，房方说。现在他除了继续用展览、出版推广70后的艺术家，还开发起艺术的衍生产品。2008年六月，画廊所属的“星百货”商店开张，卖起了画册和新锐设计师的商品，比如钟表、布袋、T恤等等。而艺术衍生的日用品、家庭用品则是他的下一步计划，比如挂在墙上的小玩意儿、U盘、桌布等等，他希望通过这些迷人的小玩意儿，让日常的生活变得艺术。这是继低价销售后，他有关艺术的又一次亲民实践。

对话国内画廊的经营现状如何？

这是一个正在高速增长且十分年幼的行业，最老的一批如上海的香格纳也只有十年的历史。本土画廊是个全新的领域，很多方面都不成熟。刚开始做时也不知道该雇什么样的人，不知道该建什么样的仓库，甚至连作品的包装、运输、保险都是问题。中国没有给艺术品的评估机构，作品在运输过程中有保险，但存放的时候就没法上保险了。再比如就连适合画廊使用的财务软件目前都很难找，甚至在工商局的行业目录上，到现在你都找不到“画廊”这一条。

比较幸运的是，做展览倒没有遇到过那种想象当中的阻挠，比如什么部门来查你防火不让你展了，没有遇到过那种传说中对于展览的禁止。当然我所经营的艺术家普遍没有对于狭义的政治话题创作作品的热情，所以我觉得还不至于惹到有关部门来查封这种展览。

这几年，这个行业发展很快，并且规模增长惊人，就798而言，一年就能冒出几十家新画廊。高速增长的新兴行业往往伴随着风险和泡沫，现在的画廊行业就如同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很膨胀，但也缺少规则和规范。过去两年，星空间扮演了助推年轻艺术家“IPO”（首次上市）的角色，随着代理艺术家的发展与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星空间在运营模式上也面临较大程度地转型。

星空间的买家是哪些人群呢?非常多元，2/3是中国人，1/3是外国人。国内的这部分买家大多在35岁到45岁之间，分布在最近十年增长最快的行业里——金融、IT、医药、法律等等。这些人喜欢的艺术家几乎是不交叉的，这使我很欣慰。

生活中激发起你热情的事情？

当然有。比如2007年参加了“宝马中国”举办的“x5之旅”在新疆兜了一圈，又参加了他们举办的驾驶培训，在金港赛道过了把车瘾。但总体来说我不算太贪玩，因为“工作”本身就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能够极大地激发我的热情——前几年我还迷恋点儿电子产品，时常换个电脑、手机、MP3什么的，现在热情也基本消退了。

可以说，你把你的热情都奉献给了画廊？

这么说实在有点肉麻，不过开个好画廊的确是我的理想，有个艺术家曾经告诉我，“一个好的画廊就是一个好的艺术家。”刚开始我也随声附和，但慢慢我才有了更深的体验——好画廊和好艺术家都能把握关于艺术的标准——画廊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市场中介，不光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生活会有哪些情趣，比如收藏？

小时候基本什么都收，从烟盒、卡片、邮票、玩具到真假古董、旧家具、图书、DVD、老式打字机，基本上是一个有“收集癖”的人，但从开画廊以后，收藏的热情已经大打折扣，因为在“当代艺术”的面前，其他的收藏品都有点儿“小儿科”。我希望生活中少来点儿小情调、小牵挂，这样才能获得一种轻装上路的感觉——现在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的经营者，我也告诫自己不要对作品有那么强的占有欲，不要变成“恋物癖”，那些一流的作品看过了、经手过了就好了，不一定非得据为己有。

对创意文化产业有所关注吗？

我记得《城市画报》2006年第一次在北京办“创意市集”时曾邀请过你做讲座。

我一直认为“当代艺术”处于“创意文化产业”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创意市集”基本上处在这个产业的底端吧，没有“创意市集”的存在，“当代艺术”这块儿还不成了空中楼阁？其实画廊赞助“绿校”这样的展览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创意工业的完整格局。我们对高端的关注很多，但对低端的关注不够，这些创意没被关注、激发过，创意市集这样的活动给他们一个展示的通道，也让我看到了它们的生长性。高低端之间并非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流动的，比如现代艺术中有很多卡通元素，我在创意市集里看到很多卡通元素的东西，如玩偶和贴纸。我喜欢创意市集的自由形态，自由地表达自我、自由交易、自由沟通。

人物介绍录（11）

任何人都有权利购买和贩卖创意，我花几万元买幅画和花十元买个手工笔记本同样是在消费创意，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种行为没有区别。

怎么评判艺术作品的创新性以及艺术家的创造力？

创新至少不能理解为花样翻新吧。艺术的创新缘自艺术家对个人信仰的坚定不移，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各有不同，只要艺术家尊重内心的需要，迟早会生长出不一样的作品，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创造力。在我看来，整天琢磨怎么“创新”的艺术家往往是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

你在赵半荻的服装秀上扮了回“牛人”是吗？就头上有个角的造型。

哈哈，你要说牛人也对，其实出演的是“钉子户”，不过确实是“牛人”。

你很粉他啊，可很多人说他恶俗，也有人说他讨巧，沾了奥运那五个熊猫的光。

我喜欢赵半荻，他是我的启蒙者，我也曾经是他挺重要的助手，他干了太多“不靠谱”的事，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你对不靠谱的事情有兴致？

是啊，真正的艺术家都有很不靠谱的地方。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往往在生活上越是靠谱的人，在艺术上就越不靠谱吧。

你的生活基本都在798，现在这里被政府定位工业旅游线路，又成了奥运期间六大旅游景点之一，你怎么描述这个地方？

现在的798很热闹、很有活力。未来，我希望这里成为更加综合性的文化娱乐消费场所；也希望它依然是允许青少年文化尽情折腾的风水宝地；变成一个游人云集的观光胜地也很不错，“当代艺术”或许可以这样更加自然地进入普通人的视野。

你的作息如何，是否也像很多创作者一样是夜猫子？

基本没有一定之规，既不是那种夜猫子，也不是那种老干部——最近的情况是，每天早上六点钟要起来送三岁的女儿去幼儿园。

作为70后的“坏孩子”，生活倒是很传统啊。

对我来说，做个“坏孩子”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它并不是个实实在在的标准，典型的“坏孩子”甚至比典型的“好孩子”还让我腻歪。我的生活也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四平八稳，比起我渐入正轨的职业生涯，生活也许才真的算是动荡不安呢。

是否会将你艺术上的审美眼光带到日常生活中？

可能有点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特不情愿接受太烂的工业设计，所以电脑我选了苹果的MacBook，车我选了宝马的320MT，但说句老实话，我觉得这绝不能算是一个优点，至少是个需要警惕的事儿。

吉吉的品牌店开在上海莫山路50号艺术区内的17号画廊里，服装店和画廊的混搭，如同巴黎Collette和纽约Jumelle饰品店，是典型的MixShop风格。一进门就能看到代表着“吉吉出品”的经典形象“Hipanda”他们出现在“衫旗帜”的T恤、包包上，收银柜上也摆着参加法国圣安迪安设计双年展的熊猫雕塑。走高端路线的“UNDEROATH”则安静优雅地陈列在店堂的一侧，而店堂另一侧放着大幅的油画作品。

一身休闲装扮的吉吉走进店堂，最近他正在忙着策划一个“好像”的视频展，遇到身边的青年免不了要鼓动大家参与。他很了解当下年轻人的状态：不安于现状，不喜欢受束缚，却对很多看似不靠谱的事情兴致勃勃，这种自由状态和非专业的态度倒是能出现一些让人惊喜的作品。“好像”的展览是关于城市的影像记录，关于城市建设的同质化，你可以在不同的城市看到很多相似的景观。吉吉常会策划类似的活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也为专业的设计圈和艺术圈带来活力和启发。“设计师应该回馈社会”——这是他的态度。

“能不能不要再提熊猫？”这是正式采访开始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很多东西会被媒体误读，最近我对接受采访总是很慎重，熊猫不能和我画等号，它只传达了我10%的设计概念。”Panda近来的确很火，熊猫人赵半荻带着他的“熊猫”到处慰问，2007年一场声势浩大的熊猫时装秀更将其推上了主流文化的风口浪尖。此外更多的草根创意青年也在用Panda实现自己的创作理想，一个女插画师打造的“熊猫帝国”在创意市集上火热叫卖，一个北京男孩创立了潮流品牌Mr.panda。而2007年年底成都又传出将要禁止“恶搞”大熊猫的消息，由此引发了一场口水战。

人物介绍录（12）

“熊猫只是一种手段，完成自己对设计产品的想法需要找一个合适的载体，选择Panda是因为它的普通，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形象。现在的Panda风潮可能是创作者们思路的暗合，我并没有跟风的意思。”与传统Panda憨厚可爱的形象不同，吉吉原子熊猫个个表情严肃、眼神锐利，乖张、邪恶、愤怒，与印象中可爱、憨厚的滚滚很不一样。“它们其实是80后青年的缩影，我接触的80年代出生的城市年轻人——空洞、脆弱，有一点邪恶、极端。

这些恶熊猫也出现在“衫旗帜”上：手持棒棒糖、戴着红领巾的“男熊猫”，头带红点蝴蝶结的“女熊猫”。吉吉将自己的童年记忆融入到设计中，“那是一个特殊的乌托邦的年代，人人都拥有最纯美的梦想。那个时代有它自己独特的疯狂和邪恶，但平民大众用军人般单纯信念武装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是很让人怀念的。不仅是中国，当时全世界都有这份执拗的情怀。现在，乌托邦的理想已经被流行文化打倒了，快餐式的消费方式带来的是动漫时代的扁平思想方式。我想要重拾某些具有厚重感的情绪，带着玩乐效果去创造梦想。”吉吉将70年代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情节扩大。最初的“衫旗帜”充满了政治波普的味道，并用“戏拟”的手法将历史与当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制造出幽默甚至荒诞的效果：健壮的红卫兵手里抱得不是红宝书，而是滑板；穿着军装的男女青年社员在情意绵绵地亲吻；革命领袖毛主席和英雄格瓦纳成了泼鞋的装饰……在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中，私人记忆和公共记忆往往交织在一起，红领巾、棒棒糖这些能触动个体美好思绪的符号一旦转化为时尚，便会激荡起一个群体的强烈共鸣和追捧的冲动。可以最直接、迅速地引发共振，这种方式吉吉在用，一些更年轻的70末、80后也在用，只是符号变更成眼保健操、海魂衫、周一的升旗仪式、两条杠、计划生育口号、英语课文的李磊和韩美美……吉吉后来将“衫旗帜”逐渐转型为街头时尚品牌，去除了一些泛政治的色彩，保留了经典的时代符号，这里有着他对时尚的洞悉和对市场的判断。

“衫旗帜”以做T恤为主，“因为Ｔ恤是服装形态中最波普的一种，最没有种族、阶级歧视的一种服装。”“衫旗帜”的名字是上大学时就想好的，“那时学设计的学生都想创作一个自己的T恤品牌，T恤是实现设计理念的最方便的载体”。

非服装设计出身的吉吉进入服装界之初，用“衫旗帜”打造与大众文化交流的平台，借着街头和波普的概念融入时尚界，当他的设计逐渐被时装界认可后，又在2006年开发了高级女装品牌“Underoath”用夸张的剪裁打造着低调的华丽，以看似与传统主流时尚对抗的方式制造出新的时尚。喜欢摄影的吉吉会亲自拍宣传照，用自己独立的影像风格诠释着“Underoath”的冷峻和前卫。

“中国设计师缺乏的是对市场的了解，设计师必须要了解市场，你的设计无论再怎样出类拔萃，只有被大众认可、接受，才能说是成功的。”吉吉大学毕业后做了六年marketing，看似与设计没关系，却让他洞悉了市场的奥秘。1999年他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吉品堂”，做过除食品、药品、房地产之外几乎所有行业的商业设计，“这三个行业是在国内最恶俗的，做设计的创意空间也很小，在每个项目中传达一个全新的观念对设计界才有意义。”他把重点投入到服装、珠宝、化妆品、体育用品、高档酒店和餐厅这些时尚行业上，因为兴趣的关系还会与画廊、美术馆以及艺术家合作。优质的设计让“吉品堂”很快脱颖而出，陆续有国际知名品牌找到他们，如NIKE、欧莱雅。

与NIKE的第一次合作是“赤足新生”新媒体设计展，“这次展览的合作有趣且有实验性，让我们探索了与商业主题结合的可能。”2007年年初他们又与NIKE合作了一把，负责NIKE在798艺术区的“706空间”开幕活动的视觉设计。在这次主题为“能量的源泉”设计中，他们使用了大量圆形的振荡波图案，以暗示诞生于25年前的经典款AirForce1的影响力，而圆形的图案又与这款鞋鞋底的图形相吻合。“不过现在看来，NIKE进入798不是好事，706空间的商业意味太强，还导致了798的租金上涨，这对艺术不是好事。”吉吉开始反思。

人物介绍录（13）

无论是尝试不同门类的设计还是策划各种活动，都是吉吉努力寻找设计师的社会价值的尝试，“设计师不应成为商业或政治的附属”，他的梦想是推动一个以设计师为核心的设计产业的形成：从设计师到产品到市场再到设计师的模式，“而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在设计到产品中间加入了甲方，甲方会削弱设计上纯粹的东西。”对话如何看待艺术与设计的关系？

不应该把两者割裂，技术层面的全面提升让我们可以自由控制作品，艺术、设计与商业可以有趣而生动地展开，得到的是有创造力的社会性。商业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好的品牌概念植根于生活，让生活的情趣和社会性得到最好的表现。我一直试图将两者融合，无论是设计还是活动策划。未来的设计师可能就是艺术家，而艺术家也会成为设计分子，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的新标准，创造新的可能性、更广泛地关注社会，并与个体生活的结合。这其中也蕴含了城市文化复兴的可能。

什么样的设计是好的设计？

能提供社会价值的。去年看到原研哉的展览，他选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门把手、遥控器，他的理念是：很多东西已经足够完美了，不用再去多余的设计，这是一种先进的设计观，是对资源认识和珍惜——这也直接启发了我不久前对一个男装品牌的商业设计。国内现在流行的男装都是JACK&JONES这样的休闲风格，而我将这个品牌定位oldschool风，一种斯文、经典的款式，因为其实大家不需要那么多花样的衣服，经典有着持久的魅力。

设计和艺术一样有着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并非只是商业的附庸。欧洲前年做过一个设计展，让我很感动，那是为全球另外90%的人做设计的项目，就是给普通大众做设计。其中有个给非洲居民设计的一个水桶，水桶设计成轮胎状，可以方便运输。

国内的独立设计师现状和出路如何？

国内的独立设计师没有很好的渠道去输出他的想法，很多人都不能很好地和客户接触，在与客户的理念发生冲突时也很容易放弃原来的想法。演艺界有签约艺人，其实设计界也可以有签约设计师，不同的项目可以找不同的设计师。有人觉得没有钱就没法做出很棒的设计，其实也是个误区。比如伦敦的设计师GarethPugh，在没有资金没有工作室的情况下依然灵感无限，这就是伦敦时装界的穷风流。

如何看待大声展和创意市集这样的活动？

大声展的意义是第一次将设计师推到最前面，而这之前设计师只是陪衬，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设计师的社会价值。2005年第一届的大声展可以说是找个群体第一次大声地宣扬创意产业，创意市集的社会价值并不大，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能将生活中的创意激发出来，其实任何人都具备设计才能，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有追求有想法，即使这些想法很粗糙。

我建议类似的活动可以往二三线城市扩张，不要仅仅限制在北京等大城市，我觉得城市不分大小，它都应该有个创意的族群这个是城市的核心。

你觉得北京、上海、广州的创意环境差异在哪里？

上海更适合产业化的东西，它的投资环境好，更容易吸引投资商。北京有着泛政治化、泛文化化的特质。广州更草根些。

怎么理解创意和创意文化产业？

创意是设计师生活的一部分。在创意文化产业上，政府的认识有偏差，创意不是花几个亿就可以砸出的。

即使在创意文化发达的英国，政府投入的经费也是有控制的，设计师只有做出东西才给，或者把钱拨给有成熟的协调和监控机制设计师行业协会。其实创意最重要的是人群和行业间的协调能力，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成熟也要经历一个过程，不是花钱加大投入就能完成的。在中国创意产业的环境还不成熟，比如手机设计这块，很多优秀的设计师跑去做山寨机（一种仿品牌的手机，主要销往农村），因为这种单子相对于正规品牌设计的回报率高。

你设计的灵感来自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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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设计师不要回避自己的经历，忽视一些很日常的东西。比如，童年记忆中北方冬天用的门帘上的洞，还有编织袋、胶带都是素材。我就曾用纯黑的编织袋、胶带做过一个设计，胶带“封沾”的意象本身就很有意思。近来年掀起的当代艺术热也为创作提供空间。

与国际品牌合作有哪些特点？

大品牌操作规范，有很好的体系，比如和Nike合作，他们会同时出动三四个部门与你一起合作。Poledesign的很多项目都是与国外的品牌合作，很多沟通通过电邮和电话就可以，如果是和国内的合作就要天天开会，我讨厌开会。但大品牌有很强的商业要求，很难会再创造出更大的奇迹。

你欣赏的主流服装设计师。

自从HediSlimane离开DiorHomme以后，我最喜欢的主流品牌设计师就剩LANVIN的小胖子AlberElbaz，他是唯一还可以在那些大牌里加入真正设计的一位，并且还做到了有趣和精致，实际上巴黎是很沉闷的时装之都，HediSlimane离开DiorHomme后据说直接去了柏林，相比较柏林和伦敦更具惊奇，而AlberElbaz我在林明珠的画廊里见到过，他躲在一角快速翻看时装杂志几乎把头埋在了里面，在上海认识他的人很少。

2007年你们参加了“果冻时代”、“新潮”、“花样”、“回转”等艺术和设计展，2008年还有什么活动？

三月在英国V&A博物馆的“中国设计展”，还有“果冻时代”海外展，“漂移”等艺术和设计展。六月可能还有我们策划的一个大型艺术展。这些活动其实是让自己有另外的独立思考空间，去创作抽离的艺术作品对整个个人思考非常重要，这是我一直不能割舍的心结。另外，2008年，我将在web2.0的技术上建立一个年轻人的互动网站，探讨各种有趣的可能，即青年人就是消费者，也同样是设计师、艺术家。这是www.shirtflag.com的升级版，它包含许多最新的观念，会非常不一样。

谈谈你的童年经历。

父亲是军人，小时候我跟着父母不断迁徙。这种动荡的童年生活让我很难沉湎于人群，总有着某种疏离感，我习惯用旁观者的角度看事情，习惯和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愿意公开一些内心的东西。新疆的生活是对想象力的最好训练，那里苍茫、空阔、孤寂，我最快乐时光就是一个在星空下荡秋千。父母工作忙，常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我就自己和自己说话、做游戏。

你接受的美术教育是怎样的？

初中时我是个标准的坏孩子，不好好读书，很叛逆。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无药可救了，但一位语文老师发现了我写作和画画的天赋，鼓励我学艺术。后来我考上了我们那里的一所艺术类中专学美术，从此开始了美好的生活。那里简直是个避风港，不仅聚集了全城的俊男美女，还有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潮。后来就考上了上海交大学设计，当时根本不知道设计是什么，那时的梦想是做画家。

你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我是属于工作与生活混在一起的人，但又把两种时间分得很清楚的人。不工作的时候，就在家安静地睡觉、看书，手机关掉，我需要独处的时间。我是有名的关手机的人，晚上10点之后很难找到我，礼拜六、礼拜天也经常关机，除非预约，否则很难找到我。我必须要个人可口可乐海报的时间，否则太累了，这是我内心刻意要保留的。

对自我的认知。

控制力很强，我曾经抽烟非常厉害，但因为身体的原因硬生生地给戒了。

自我意识强，很少有人和事能影响我。

喜欢的动漫形象。

小时候看小人书，现在看儿子的《神奇宝贝》。

八　、九　年代人与你们这代相比有什么特点？

他们很热情，各种技能玩得都比我们好，比如他们个个都是麦霸。他们只关注眼前、沉湎卡通文化，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太普通。而我们这代人责任心应该更强些。

最近的一次看到的印象深刻的演出。

LinkinPark在上海的演出，我从不认为LinkinPark有多么高深和前卫，但他们真的很专业。

喜欢的电影类型。

偏爱战争题材，与童年记忆有关。大学毕业后痴迷过电影，曾没日没夜地写过电影剧本，差点拍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