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面面观/（美）斯蒂格（Steger，M.B.）著；丁兆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5

（牛津通识读本）

书名原文：Globaliza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978-7-5447-2977-2

Ⅰ.① 全… Ⅱ.① 斯… ② 丁… Ⅲ.① 全球化-研究 Ⅳ.①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3475号

Copyright © Manfred B.Steger 2003

Globaliza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 SAR，Macau SAR and Taiwan，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7-046号

书　名 全球化面面观

作　者 [美国]曼弗雷德·B.斯蒂格

译　者 丁兆国

责任编辑 於　梅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977-2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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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前言

缩略语

第一章 全球化：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第二章 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

第三章 全球化的经济向度

第四章 全球化的政治向度

第五章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第六章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

第七章 全球主义面临的挑战

第八章 对全球化未来的估量

索引

序言

时殷弘

在世界政治经济观察和研究中，作为近年来被使用得最频繁（或近乎最频繁）的一个术语，全球化是个动名词。它远不只是指一种既有的状态，也是指一种能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世界各不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某些重大方面生成某种趋同为头号主题，在其中跨国和跨社会稠密交往与其变迁效应的范围和深度愈增，改造着所有有关国家、社会和其他人类群体，使之从缺乏全球类同性变成多少具备这样的类同性，从外在于全球体系变成内在于这个体系，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变得愈益广泛、深入和复杂。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以及上述交往、变迁、改造和趋同总是有它们的限度，人类生活方式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政治——社会多样性常在不息，永远是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和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因。

在世界现代史以前，无论全球化过程有怎样的部分潜因和雏形性的类似物，少可争议的是全球化本身发端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航海大发现和西方初始扩张，用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的话说，此时开始创立了取代“旧世界线性体系”的全球“环状构造”。由此初露端倪的原始的全球性政治经济与初生的现代国际体系、现代商业经济和现代思想相伴并互动，到 18世纪后期已经可以使亚当·斯密这位自由主义者形成一个在我看来是最初的全球化理论，而到19世纪中期更能使马克思真正宏伟和鞭辟入里地指出全球化过程已有的历史大貌、根本动因和主要效应，连同它的最一般远景。那时以来，在由马克思启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阐发的“世纪性趋势”（包含所谓扩展趋势和深化趋势两者的“增进剥削范围和强度的最长期趋势”）驱动下，全球化促成了种种世界现代史头等重大事态，其中不仅有殖民帝国、美国和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和世界大战，而且有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和非西方现代大国的兴起，连同真正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在当今的全球化观察家和理论家们相对新颖的关注中间，很大程度上由全球化导致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全球（或跨国）公民社会集团”和跨国公司占有突出的位置，连同它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对民族国家权能的影响。

无论如何，全球化是塑造当代世界基本性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在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大的全球化的影响下，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总的来说已大为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力量表现重要，同时国家主权在似乎愈益增多的领域受到愈益显著的侵蚀和削弱。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仍有相当大的局限。严格地说，迄今为止全球化只是在发达世界内才造就了（并且是广泛和稠密地造就了）真正的互相依赖。大多数国家在争取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相当广泛地采取和顽强地坚持旨在限制和抵制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政策，用根本的政治经济学哲理来说，在市场对国家这一关系中，与市场削弱国家的某些权能相对，国家会倾向于抵抗，并且谋求新的权能。还有，越来越明显，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并未像一些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所示的那样，由于全球化的急剧进展而迅速衰减或消退，反而充斥着全球化进程。摩擦、紧张、对立和冲撞不仅显著和广泛地见于传统的国家间权势关系，而且同样见于非传统的全球性稠密交往和互相依赖构造。

总之，有如我在多年前已经强调的那样，在全球化时代（这只是对我们时代的合理有用但势必简单化和粗略的界定之一），全球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的继续与其重大变化趋势两相并存，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有的根本原则新旧相兼，国内社会政治形态和国家政策观念的趋同以及国际关系日常首要问题的转换趋势虽将发展但仍有限；同样在这全球化时代，国际权势结构中会留存就某些地理区域和问题领域而言的单极或霸权状态，但同时也存在越来越有力的多极化或权势相对分散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非西方强国的兴起，它带来世界政治中主要权势关系模式和规范的历史性创新需要。还有，在这全球化时代，一般而言民族国家目前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的安全维护者、身份体现、忠诚对象、福利供给来源和正义促成者，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间合作；然而与此同时，全球体系内跨国公民社会的作用迅速增大，以致用一本著名的全球化研究著作中的话说，成了在主权国家和政府际组织之外的“第三力量”，它与前两者的复杂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研究中尤其重要的议题之一，因为这关系显然趋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参与塑造未来世界的面貌和性质。

我们面前由声誉卓著的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项译作——美国教授曼弗雷德·B.斯蒂格所著《全球化面面观》——是一部佳作。它难能可贵地契合全球化的历史性、多面性和复杂性，以深远的论说、综合的视野和精致的观察，概览和透视了全球化的大部分面貌和性质。不仅如此，它令人赞赏地体现了一种思想方法和立场特征，即在现有的各大类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面前既博采众长，又超越偏颇。这特别是指（像作者在开头着重交代并通篇贯彻的）该书既对全球化的积极效应——就人类生活繁荣、健康和公平而言——“感到欣慰”，并且“欢迎以全球化之名进行的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变革”，同时又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批判的声音”，其矛头特别针对全球化的某些特定的表现和趋势，它们不符合多半由当代自由国际主义或“鼓吹全球化者”宣讲的“世界主义的美好景象”，即全球化势必带来一个更为平等与和平的全球秩序。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在思想水平和学术品位方面值得称道的著作是一部短作，或用原书副题说是“一番很简短的导论”，并且配以生动和深入浅出的语言、简明丰富的图表和想必同样大得益于课程讲授经验的整套“教学文风”。通过译者的成功的翻译，它们对中文读者甚有裨益。我相信，无论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是专业研究者和有关工作者，阅读这本译作都必有可贵的收获，何况当前我们所有人都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对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效应，它们已经异常剧烈地告诫世人去认真反思全球化，并且反思关于全球化的现有认识、既定观念甚或简单信仰。

2009年1月

前言

针对像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的话题写一本简短易懂的入门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要写一本非常简短的入门书，这一挑战就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因此并不奇怪，在现在仅有的几本关于这一主题的入门书中，作者只选择了讨论全球化的一个方面——通常是新兴的全球经济系统、历史、结构、预期的好处和不足。虽然这些有限的论述有助于解释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政策，全球金融市场，全球货物、服务和劳工的流动，跨国公司，海外金融中心，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新型的国际经济机构，但它们也使得一般读者粗浅地认为全球化主要是一个经济现象。

诚然，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肯定是全面论述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应该把两者混为一谈。本书将证实，最好把全球化看成一组多向度的社会进程，而不能把它局限在任何单一的主题框架内。全球化的转变性力量确实已深入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及生态的各个方面。

此外，全球化充满意识形态的叙述形式包含了重要的推论，它给公众提出了一个特定议程；这个议程与它要讨论的话题、要问的问题以及要阐明的主张有关。这些叙述的存在表明，全球化不只是一个客观的进程，而且还是众多定义、描述和分析这一进程的叙事。在有关全球化的这些众说纷纭的说法背后存在着一种社会力量，它想要赋予这一新的流行词语以规范、价值和意义。它不但推进着特定权力的利益并使其合法化，还塑造着几十亿人的个体和集体身份。为了认清这些说法采用的策略，任何介绍全球化的入门书都应该审视它的意识形态向度。毕竟，在课堂、会议室和街头巷尾，人们围绕着应该把全球化看成“好”事还是“坏”事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深刻意识到，全球化研究超出了当前既定的学术领域。它虽然缺乏一个坚实的学科基础，却包含了巨大的机遇。“全球化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它跨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它注重全球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要求学习全球化的人熟悉各种学科文献，而以前人们经常孤立地研究这些文献。因此，当今全球化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以某种方式联系与综合各种知识，从而正确对待我们后现代世界日益加剧的流动性和相互依存的本质。总而言之，全球化研究需要一个宽广的跨学科视角，从而能让人一眼窥见“全貌”。长久以来，专家使得学术通才黯然失色，而这样一个全面的思想计划可能会让后者重振旗鼓。

最后，我再说几句澄清的话。虽然本书主要目的在于以描述和解释的方式为读者讲解全球化的各个向度，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潜在的、批判的声音。然而，尽管我以质疑的眼光来看待全球化当代形式的本质和效应，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完全否定这一现象本身。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面这一事实感到欣慰：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地方，人们将拥有更多的机会认识与接受他们共同的人性。只要全球范围内思想和商品的流动、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更加有效的环保与所有人更高形式的自由和平等保持一致，我就欢迎以全球化之名进行的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变革。我批判的矛头针对的是全球化某些特定的表现和趋势，我觉得它们并不符合世界主义的美好景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和平的全球秩序。

我很想在这里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首先，我要感谢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同事和朋友，他们自始至终都在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我也特别感谢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同事，特别是贾迈勒·纳萨尔和莱恩·克罗瑟斯，他们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底稿，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还要深深感谢全世界的众多读者、评论家和听众；几年来，对于我就全球化这个主题的公开演讲和著述，他们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

感谢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埃尔登·韦格纳，他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办公场所以及教授社会理论夏季课程的机会。我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助教瑞安·坎尼，她热情地协助了我的研究。

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在檀香山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好朋友，勤奋的研究专家弗朗茨·J.布罗斯威莫，他为我提供了关于全球化历史和生态方面的宝贵资料。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谢利·考克斯，他专业精湛，能力高超。最后，一如既往，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珀尔·贝瑟曼对我不懈的支持。许多人都曾帮助我提高本书的质量，但其中出现的缺陷和不足由我个人负责。

缩略语

AOL　美国在线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BCE　　公元前

CE　　公元

CEO　　首席执行官

CFCs　　氟利昂

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NN　　有线新闻网

CNBC　　全国有线广播公司

EU　　欧盟

FTAA　　美洲自由贸易区

G8　　八国集团

GATT　　关贸总协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NP　　国民生产总值

INGO　　国际非政府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MAI　　多边投资协定

MERCOSUR　　南方共同市场

MTV　　音乐电视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GO　　非政府组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TNCs　　跨国公司

UN　　联合国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第一章

全球化：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2001年秋，我为一个本科班开设现代社会政治理论课程。此前不久，恐怖分子袭击了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大多数学生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觉得难以理解我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无法把宗教激进主义的暴力与一幅展现发达技术、正在进入全球化的现实世界图景联系起来。“我理解‘全球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它有时指自相矛盾的社会进程，”教室后排一个充满灵气的历史专业的学生不无讽刺地向我发问，“但是，电视上那个住在阿富汗山洞里的宗教狂热分子正在谴责现代性和世俗主义，你怎么能认为他的形象充分表现了全球化的综合动因？难道恐怖主义的恶行不正是在表现着相反的一面，即地方主义势力的发展会破坏全球化的进程吗？”显然，这个学生是在指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玛·本·拉登，他在10月7日通过录像带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谴责“国际社会的异端行径”。

强烈的求知欲促使这个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也意识到，全球化作为目前流行的一个术语，它的含义模糊不清；若不借助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例使它具体化，它会永远让人觉得神秘费解。因此，在继续对全球化作出界定、分析和澄清之前，我们不能以抽象的方式来切入主题。我认为应从上文提到的录像带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对那些形象进行的解构分析，为什么会有助于理解全球化这一现象的本质和动因。

解构奥萨玛·本·拉登

那盘声名狼藉的录像带没有日期，专家们估计它是在播出前两个星期内录制的。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录像带的发布时间似乎经过精心策划，正好赶在美国对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发动空袭的那一天。虽然奥萨玛·本·拉登和他的高级幕僚躲在偏僻的山区，但他们肯定拥有高科技录音设备。而且，“基地”组织成员消息灵通，他们显然能够快捷地利用复杂的信息和通讯网络，在确切的时间掌握有关国际形势。本·拉登曾义正词严地谴责现代性的力量，但正是依靠20世纪最后20年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他领导的组织才能得以顺利运行。

为进一步说明这个明显的矛盾，我们可以分析国与国之间复杂的依存链，依靠它，本·拉登的信息才能传送给世界各地的亿万电视观众。录像带从阿富汗东部封闭的大山里一路飞到了首都喀布尔，然后又不知由谁带到了当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办公室外。五年前，国家出资修建了半岛电视台这一电视网络；作为一个阿拉伯语的新闻时事频道，当时它仅提供有限的几个节目。在半岛电视台设立之前，阿拉伯国家根本就没有最前沿的电视新闻业——如可自由表明立场的公众话题采访和观众可电话参与的现场访谈节目。然而在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被欧美火箭和宇宙飞船送入轨道的卫星的强大支持下，半岛电视台就开始为中东观众昼夜不停地播放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节目了。

事实上，随着圆盘式电视卫星天线体积的缩小和大幅降价，半岛电视台的市场份额又进一步扩大了。不经意间，人们发现，即使低收入人群也能买得起这类技术设备。在世纪之交，五大洲的人们已可以全天24小时观看半岛电视台的节目。2001年，半岛电视台总裁与有线新闻网——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超级跨国公司旗下的一家主要的新闻网——签署了一项能带来巨大利润的合作协议，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半岛电视台在全球的扩张。几个月后，当全世界都在关注阿富汗战争，半岛电视台已然成为一家势力强大的全球性媒体。它可以把设备租赁给一些重要的新闻媒体，如路透社和美国广播公司，还能向美联社和英国广播公司出售卫星时段，甚至还与另外一家美国全国有线广播公司合作，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阿拉伯语的经济新闻频道。

由于不受国界和地形的限制，这些四处扩张的新闻媒体之间能够有效地开展合作。仅在奥萨玛·本·拉登的录像带送到位于喀布尔的半岛电视台办公室几个小时后，有线新闻网就得到并播放了这盘录像带的副本。布什政府对当代神速的信息交换始料未及，于是要求卡塔尔政府“约束控制好半岛电视台”，宣称未经事先磋商就轻易播出本·拉登的录像带会导致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高涨，从而威胁和破坏美国的战事。然而，“损失”已无可挽回，只要拥有电脑和调制解调器，人们就可以在网上观看录像带的片段，浏览本·拉登的全文声明。半岛电视台的网站迅速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其日点击量达七百多万次。

显然，这一系列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和联系使本·拉登的声明快速地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同时必须强调，即使是那些反对、谴责现代性的人也无法逃避全球化的进程。为了广泛传播信息和吸纳新成员，反现代化的人也不得不利用由全球化提供的工具。本·拉登在录像带里的着装打扮就表现了这一点：他内穿阿拉伯的传统服装，外套流行的越南军绿色战服。其实，他的衣着体现了时下的碎片化和交叉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全球化研究者称为“杂交化”——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带来的不同文化形式和风格的混合。实际上，那件色彩斑驳的战服上的浅色富有象征意义，暗示着它来自前苏联，同时让人想起在20世纪80年代，本·拉登和其他伊斯兰军人曾以激烈的游击战抗击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本·拉登那支从不离身的AK-47式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也可能来自俄罗斯，虽然人们知道，四十多年来全世界数十家兵工厂都在生产这种常见的武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共生产了七千多万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至少有五十个国家曾用它来装备军队，从而使它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武器。可见，本·拉登的AK-47步枪可能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然而过去20年间，有组织的犯罪正在快速地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因此不难想象，本·拉登的那支枪可能是“基地”组织和俄罗斯黑手党这类强大的国际犯罪组织走私的军火。那支枪也可能是通过秘密武器交易进入阿富汗境内的。

如果仔细观察本·拉登的右手腕，就不难发现另一点线索，它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化的强大动因。当本·拉登对着话筒蔑视美国及其盟国时，挽起的衣袖让人注意到他戴着一块时髦的运动手表。看到这只价格不菲的手表，记者们纷纷猜测它的来路。最后他们一致认为那是一块天美时手表。这种表如同苹果派一样也是美国的特产，而它居然出现在“基地”组织领导人的手上，这真是颇具讽刺意味。毕竟天美时公司的前身是19世纪50年代成立的沃特伯里钟表厂，它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诺格塔克山谷，在整个19世纪那里一直被人们称为“美国的瑞士”。现在，天美时公司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和世界上65个国家的附属企业和营销部保持密切的业务关系。它的公司雇员来自世界各地，其总数达7500人。他们多来自低收入的南半球国家，已经成为了天美时公司全球生产进程的主力。

通过简要地解构录像带里一些重要的形象特征，就不难理解，阿富汗山洞前那个反现代的恐怖分子的形象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的不合时宜，但实际却表现了全球化的基本动因。确实，正是由于世界各地间的相互依存正在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增强，地方主义与普世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像“基地”组织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的出现不过是全球化现象的诸多表现之一。正如本·拉登“纯粹的伊斯兰”这一浪漫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现代想象的结果一样，我们的全球化时代，以它对技术的迷恋和批量销售的商品，持久地激起了强烈的反全球化潮流。

对奥萨玛·本·拉登的解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实例，它解释了全球化错综复杂而有时又自相矛盾的社会动因。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更有利的视角出发，给全球化总结出一个合理可行的定义；这样人们就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全球化这个备受争议的概念，让它不再如大家所说的那样难以界定和难以说明。

定义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从此，无论是在通俗文献还是在学术文献中，人们一直用它来描述一种进程、一种状态、一个体系、一股力量或一个时代。由于这些众说纷纭的说法意义大不相同，因此不加辨别地使用它们经常会让人感到晦涩难解，从而造成混乱。假如草率地把进程和状态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无效的循环论证式的定义。例如，经常说的那个同义反复的定义——“全球化（进程）导致更多的全球化（状态）”——就无法让我们分析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意义差别。因此，我建议用全球性这个术语来表达一种社会状态，它的特点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之间存在着关联和流动，使许多通常存在的界限变得无关紧要。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全球性”是指一个确定的、不再发展的终点；相反，这个概念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状态——和其他的状态一样，它注定会被具有独特本质的各种新的社会状态所取代。比如说，不难想象，全球性可能会成为一种叫做“星球性”的东西——对太阳系进行成功殖民后带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构成；而且，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出全球性的不同社会表现：或者主要建立在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的价值观念以及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之上，或者体现为更多社区性和合作性的社会安排，其中包括了较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有这些可能的表现都证明了，全球性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许可以更好地判断哪个表现将可能占据上风。

可是，全球化这个术语应该指一组社会进程；人们认为这些进程把我们的社会状态转化为了一种具有全球性的状态。这样，全球化的核心就是人类联系的多种变幻莫测的形式。确实，“全球化正在发生”这个流行的说法包含了三条重要信息：首先，我们正在慢慢地远离自16世纪以降渐渐兴起的现代性状态；第二，我们正在走向（后现代）一种具有全球性的新状态；第三，我们尚未达到这种状态。确实，如“现代化”和其他以词缀-ization结尾的动名词一样，“全球化”这个术语暗示着活力，它以清晰可辨的模式，最好地体现在了“发展”或“展开”这一类的观念里。这种展开可能发生得很快也可能很慢，但它总是对应于变化的观念，因此，也意味着当前状态的转变。

因此，探讨全球化动因的学者特别喜欢追踪与社会变化这一主题相关的研究问题。全球化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在推动全球化？是一种原因还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全球化是统一的进程还是不均衡的进程？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延续还是与现代性的根本断裂？全球化与先前的社会发展有什么不同？全球化会制造新形式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吗？值得注意的是，把全球化概念化为一种持续的进程而不是固定的状态，这就迫使研究者要密切注意不断变动的时空观念。由此可见，全球化研究者为什么特别注重历史分析和社会空间的重构。

全球化是一组促使我们走向全球性状态的社会进程。这种说法可以消除出现循环论证式定义的危险，但这只是从定义上给出了这一进程的一个特点，即它正在走向更大程度的相互依存和一体化。这样笼统地定义全球化，我们就会对它的其他性质所知甚少。为克服这一缺陷，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化不同于另外一些社会进程的其他特点。然而，一旦研究者为进一步聚焦于所讨论的现象而增加其具体性时，就会引发更多对这些定义的学术论争——现在我们所谈的这个主题也不例外。全球化之所以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其原因之一就是，学术界对何种社会进程构成了全球化的本质还未达成共识。

虽然见解各不相同，但在学术界众多企图认识全球化进程的本质特点的观点中，我们仍然可能发现它们在主题上存在一些重叠之处，比如说下面五个有影响的全球化定义。这五个定义认为在这一现象的核心存在着四个显著的性质或特点。首先，全球化关系到新事物的创造与现存的社会网络和活动的扩展，它们不断地越过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之间的界限。如同我们在半岛电视台这个实例中看到的那样，造就当今的卫星新闻公司需要联合专业的互联网络、技术革新和政治决策——这样，超越地方结构的新社会秩序才能得以出现。

全球化因此可以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它把相距遥远的各个地方联系起来，使得远方的事件影响当地发生的事情，反之亦然。

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

全球化这一概念反映了世界交流的极度扩张以及全球市场的视野，这两者都比现代性的前期阶段看上去更加直接和真实。

杜克大学文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可以把全球化看做一个进程（或一组进程），它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事务在空间组合上的转变——无论是从广度、强度、速度还是从冲击力上来说——生成了洲际或跨地区的流动，以及活动、互动与权力运作的网络。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

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集约化，同时又指世界整体性意识的日益强化。

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伯逊

全球化压缩了社会关系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1]

美洲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詹姆斯·米特尔曼

全球化的第二个特点反映在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和相互依存性的扩张与延伸中。当今的金融市场遍布全球，电子商务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在各大洲都出现了大型购物中心，为那些具有购买力的顾客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包括各个部件分别在不同国家生产的产品。让我们回到最初的例子，现在我们知道，奥萨玛·本·拉登的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迅速扩大了其活动空间。在新技术和撤销经济管制的协助下，恐怖组织的分支在五大洲的许多国家涌现出来，这最终使“基地”组织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恐怖网络，它能够以迄今为止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策划和发动袭击。在一些较为温良的组织如非政府组织、商业企业、社团、不计其数的地区性及国际性的机构和协会那里，也存在着同样的社会扩展的进程，比如联合国、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非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无国界医生组织、大赦国际组织、科学家关注联盟、世界经济论坛、微软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等。

第三，全球化与不断强化和加速的社会交流活动有关。因特网在瞬间传递来自远方的信息，卫星为消费者实时提供遥远地区发生的事件图像。正如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化定义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社会关系的强化意味着远方发生的事件会影响某个地方性的事件，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全球化和地方化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进程，实际上彼此包含：“地方的”与“全球的”形成了一个空间连续体的两个终端，而“民族的”和“区域的”则是这个空间连续体的中心部分。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让我们再次回到奥萨玛·本·拉登的例子上去。有理由认为，美国和印度计算机实验室的技术突破，以及华盛顿特区、布鲁塞尔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在不断地影响着他的恐怖主义战略；同时，奥萨玛·本·拉登的战略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政治家、英国军事工程师和以色列特工的各种活动。人们常说“全球化压缩了时空”，这其实就是说，事情发生的速度在加快，距离在大幅度地缩小。如西班牙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卡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新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技术革命，当今的全球“网络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这些不断进步的革新正在重新塑造人类生活的社会图景。

第四，社会相互关联和依存的产生、扩展及强化不仅局限于物质与客观的层面。如罗兰·罗伯逊的定义所示，全球化也涉及人类意识的主观层面。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全球化也意味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社会间的相互依存日益明显，社会互动迅猛发展。他们认识到地理界限和距离的重要性已日渐消退，从而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成为全球整体的一部分。这些全球相互依存的经历旷日持久，日益加强，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个体和集体身份，也因此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行为方式。

现在，我们似乎已经认识到了全球化的一些本质特性，由此，可以这样来定义全球化：

全球化指的是一组多向度的社会进程，它们创造、增加、扩展和强化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交流和相互依存性，同时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本地与远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正在日益深化。

其他争议点

通过吸取其他有影响的定义中那些共同的洞见，我们给全球化下了一个充分而可行的定义。但我们不能忽视全球化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毕竟，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的社会进程——这一社会结构和文化区域的巨大转变会对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各个评论者曾以不同或经常是相互对立的方式，来分析和解释构成全球化的社会进程。学者们不仅对如何合理地定义全球化持有不同意见，而且还对全球化的规模、因果关系、年表、影响、发展轨迹及政策后果争论不休。例如，就全球化的规模，人们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了学术争论：究竟是应该以单一的还是区别对待的方式来理解全球化？这个“多向度”的观念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的全球化定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仍需要对它做出详尽的说明。佛教中盲人学者和大象相遇的古代寓言故事，将有助于阐明对全球化各种向度的学术论争的本质。

盲人学者不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因此他们决定通过触摸它来获得一幅心灵图像，从而得到他们想要的知识。摸到象鼻的盲人说，大象像一条活泼灵动的蛇；另一个人摸着大象巨大的腿，说这个动物像一根粗糙而巨大的柱子；第三个人抓住了大象的尾巴，坚持说它像一把柔韧的大刷子；第四个人则摸到了锋利的象牙，便断言大象长得像一柄长矛。关于大象的样子，每个盲人学者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由于他们的学术声誉取决于他们各自发现结果的真实性，最后盲人学者对什么是大象真正的本质还在争论不休。

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究竟哪个向度包含了全球化的本质——这恰恰再现了盲人摸象这个寓言故事的后现代版本。即使是那些赞同可以把全球化看做单一进程的学者，他们对社会生活哪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现象的主要论述范围也在争论不休。有些学者认为经济进程是全球化的核心，其他一些学者则更加重视全球化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一些人则指出环境方面的进程是全球化的本质。如寓言故事中的盲人一样，每个全球化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的，因为他们都正确地分辨出了所讨论现象的一个重要向度；然而，他们所犯的集体性错误在于他们企图固执地简化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使它变成一个只与自己的专业知识相关的论述领域。

诚然，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们面临的一项中心任务是，发现更好的方法以判断各个向度的相对重要性，同时需要注意，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对全球化坚持片面的理解，那将是个严重的错误。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这一要求，采取一种真正多向度的方法来看待全球化，从而避免有害的简化论。全球化包含多方面且各不相同的多种进程，因此可以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或者，我们能这样说吗？

图1全球化学者与大象。

在得出这个重要结论之前，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全球化怀疑论者”阵营的学者提出的几个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有的指责时髦的“全球化言论”最终竟然是“荒唐至极”[2]，有的则较为温和，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更为有限的、不均衡的进程，而并不像那些所谓的“鼓吹全球化者”要我们相信的观点那样笼统。从很多方面看，最激进的全球化怀疑论者就像一个盲人学者，他占据了大象前后腿之间的空档，徒劳地寻找它身体的某个部位。由于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于是他就指责同行们虚构了子虚乌有事物的离奇故事，并声称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大象”这种动物。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正在迅速得到强化，因此，我不打算去驳斥那些为数不多的完全否认全球化存在的全球化怀疑论者；另一方面，我十分赞同全球化是一个在地理上有限的、不均衡的进程。就如我在下面各章里将要论述的那样，世界上大量的人群，尤其是南半球的人们，无法平等地享用日益密集的网络和基础设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和不平等现象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尽管我们看到社会间相互关联和依存的强化集中出现在北半球的经济发达国家，我们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大谈全球化”。毕竟，北半球相互依存的模式正在兴起，它的存在确实反映了全球化的部分倾向，并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要影响。

在我看来，来自全球化怀疑论者阵营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全球化主要是一个现代的现象吗？批评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能是否定的，而且他们还会说，全球化这个概念的使用缺乏历史的精确性。一句话，这群有思想的怀疑论者认为，只要粗略地看看历史，就会知道当代全球化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可言。因此，在本书以下几章具体探讨全球化的五大向度之前，我建议让我们认真对待这个重要的观点。确实，批判性地探究全球化所谓的新颖性，与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研究领域里的另一个热点难题密切相关。关于全球化合理的年表和分期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到第二章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吧。

【注释】

[1] 时空压缩的概念最早由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提出。他认为，一方面人们跨越空间所需的时间急剧缩短，另一方面时间的缩短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人们在经济和生态上的相互依赖性也相应增强了。——书中注释均由译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2] 原文中的baloney有“骗人之谈”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鲁斯夫人骂某人讨论国际问题说话毫无道理，创立了一个新词globaloney，就是把global（全球性的）和baloney（胡说）两词组合起来，等于中文的“荒唐至极”。这里用来形容由全球化理论家提出的各种空洞的、带偏见的和循环论证的命题。

第二章

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

如果我们问走在伦敦、纽约、曼谷或里约热内卢街头的普通人什么是全球化的本质，他们的回答可能与“新技术”带动下的政治与经济间不断发展的相互依存形式有关，如个人电脑、因特网、移动电话、寻呼机、传真机、掌上电脑、数码相机、高清晰电视、卫星、喷气式飞机、航天飞机和超级油轮。尽管如以下几章所示，技术对当代全球化各种存在形式的解释并不是完整的，但是，如果否认新技术在创造、增加、扩展和强化全球性的社会依存和交流方面的作用，那将又是愚蠢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特网，它通过创建能够连接亿万人、民间团体以及政府机构的万维网，对促进全球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不过30年的时间，因此，如果我们赞同那些评论者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新现象，这似乎也不无道理。

然而，我们在前一章定义全球化时，同时所强调的是这一现象的动态本质。全世界相互依存的发展，以及不断深化的全球互联意识的总体增长，都是具有深刻历史根源的、循序渐进的进程。例如，研制出手提电脑和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工程师都站在技术创新先驱的肩膀上，是先驱们创造了蒸汽机、轧棉机、电报机、留声机、电话、打字机、内燃机和电器用品。反过来说，这些产品的存在又依赖于更早的技术发明，如望远镜、罗盘、水车、风车、火药、印刷机和远洋轮船。为了承认所有的历史记载，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更为遥远的年代出现的重大社会成就和技术成就，比如造纸、文字的演化、轮子的发明、野生动植物的驯养和驯化、语言的出现，以及在人类进化的发端时期，我们非洲祖先缓慢的向外迁移。

这样，对于全球化是不是一个新现象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愿意把导致最近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原因追溯到多久之前——因为大多数人总是把全球化这个流行的词语与技术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为了理解全球化的当代特征，有些学者有意识地把全球化的历史范围限制在了后工业社会[1]的过去40年；其他学者则想把这一时间表扩大，进而包含19世纪这一具有开拓性进步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全球化真正代表的是一些复杂进程的延伸和继续，而这些进程始于五个多世纪前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和现代性出现的时期；其他少数研究者则不愿把全球化限制在仅仅使用十年或世纪量度的时段范围内，他们宁愿建议，这些进程几千年来一直都处于发展过程中。

无疑，这些争论不休的视角各有洞见。在随后几章里我们就会看到，赞同第一个角度的人列举了大量证据以证明他们的观点：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全球交流的急速增加和膨胀表现了全球化历史的一次巨变；提出第二种观点的人一针见血地强调，在所谓的工业革命的技术爆炸与全球化的当代形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代表第三种观点的人则准确地指出了16世纪发生的时空压缩的重要意义；最后，坚持第四种观点的人提出了一个颇有道理的论点，他们认为，如果不考虑我们地球历史中的古代发展和持久动因，那么任何对全球化真正全面的论述都会存在极大的欠缺。

无可避免，下面这个简短的年表也是笼统的和不完整的，但它却足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以社会交流速度的显著提高和地理范围的急剧扩大作为划分依据，这一简短的历史年表确定了五个显著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语境之中，我们必须记住，我的年表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的线性发展，也并不提倡一种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观。全球化的历史涉及我们这个星球所有主要的地区和文化，其中充满了不可预料的意外、剧烈的转变、突然的间断以及戏剧性的逆转。

这样，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把一些具有决定论意义的观念，如“必然性”和“不可逆性”，强加给全球化。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历史上发生的技术和社会的巨大飞跃曾把这些进程的强度及其在全球的范围推进到新的水平。记住这些应该注意的方面，再去探讨和分析全球化的简短年表，我们就能领会每个时期的新颖之处，以及全球化这一现象本身的连续性。

史前时期（公元前10000——公元前3500年）

让我们从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开始，来对全球化做一个简短的历史概述。当时，一小群猎人和采集食物者到达了南美洲的南端，这一事件标志着人类非洲祖先一百多万年前以来在五大洲定居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虽然直到更近一些的时期，才有人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的一些主要岛屿栖息，但真正的人类全球散居已最终完成。游牧者最终成功地定居南美洲，这全靠他们西伯利亚祖先的迁徙功绩，他们早在此前1000年前就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北美洲了。

在这一全球化的最早时期，遍布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群体的相互接触大多是偶然的，在地理上也是有限的。大约在一万年前，这一倏忽而逝的社会互动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在自产食物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适合驯养和驯化的动植物在自然界的出现，以及各大陆在面积和人口规模方面的差异，在这些日益发展的农业定居点当中，最为理想的只有位于或靠近欧亚大陆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位于中东的新月沃土、中国的中北部、北非、印度的西北部和新几内亚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早期的农夫和牧人的食物有了剩余，人口开始增长，出现了永久的村落和防御性的城镇。

流浪的游牧人群定居下来，组建了部落和酋长领地，并最终发展为强大的农业生产国家。高度集权、阶层化的族长式社会结构从本质上瓦解了政治权力分散、实行平等主义的狩猎和采集食物的人群，酋长和祭司成为新的领导者——他们无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自人类有史以来，这些农业社会第一次具有了额外供养两个社会等级的能力，这两个等级的成员不需要参加食物生产。一群人由全职的手工业专门人员组成，他们致力于发展新技术，如功能强大的铁器、由贵金属制成的精美的装饰品、错综复杂的灌溉沟渠、精致的陶器和编制物品，以及雄伟的建筑物；另一群人则由专门的官吏和士兵组成，他们后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在统治者的领导下垄断暴力手段，为中央集权领地的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剩余粮食做精确的账目统计，获取新的领土，建立永久的贸易路线，以及到远方进行系统的探险活动。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史前时期的全球化是十分有限的。能够克服当时存在的地理和社会障碍的先进技术基本上还尚未出现，因此从未实现持久和远程的相互影响。只有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集中管理的农业、宗教、官僚体制和战争才逐渐产生；它们作为日益强化的社会交流模式的主体，将把世界很多地区越来越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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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现代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1500年）

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中部地区发明了书写文字，这大致与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南亚发明轮子的时间相重合。这些伟大的发明创造标志着史前时期的结束，集中体现了技术与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把全球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由于欧亚大陆在地理上向东西方向延伸，这一特点曾经有利促进了同一纬度上适合作为食品的农作物和动物物种的快速传播——新技术在相距遥远的大陆各地扩散仅仅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显而易见，这些发明创造对加强全球化进程很重要。此外，轮子的发明促进了一些重要基础设施的革新，比如，畜力车和固定的道路使得人和物品的运输更加高效和快捷。除了思想和新发明的传播，书写文字极大地协调了复杂的社会活动，因此也有助于大型国家的形成。这一时期所兴起的大板块中，只有南美洲的安第斯文明，在没有轮子和书写文字的帮助下，变成了强大的印加帝国。

图2带有楔形文字的亚述陶片，约公元前1900——公元前1800年。

因此，前现代时期是帝国时代。一些国家成功实现了对其他国家的长久统治，随后积聚的大片领土为埃及王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罗马帝国、印度帝国、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非洲加纳帝国、马里帝国、桑海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所有这些帝国都增加和扩展了远程交流以及文化、技术、商品和疾病的传播。在这些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帝国中，持续时间最长、技术最发达的无疑就是中华帝国；仔细查看它的历史，就会发现全球化的一些早期动因。

在数个独立王国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军队最终统一了中国东北部的大片土地。在随后的1700年里，接连更替的汉朝、隋朝、唐朝、元朝和明朝统治着由庞大的官僚体系支撑的帝国，它们的势力扩展到遥远的地区，如东南亚的热带地区、地中海、印度和东非。光辉灿烂的艺术和哲学成就促进了其他知识领域（如天文学、数学和化学）的新发现。中国在前现代时期有一大串技术革新，主要包括改进的犁具、水利工程、火药、天然气的利用、罗盘、机械钟表、造纸、印刷技术、刺绣精美的丝织品以及复杂的金属加工工艺。中国修建了由上千条小运河组成的大型灌溉系统，从而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同时也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河运系统。法典的制定、度量衡以及货币价值制度的确定促进了贸易和市场的扩展，车轴大小和道路的标准化使得中国商人第一次准确地计算出了进出口货物所能达到的数量。

图3中国的长城，始建于公元前214年，后又多次重建。这是唯一从太空用肉眼能看见的人类工程。

在这些贸易路线中，扩展最远的要数丝绸之路。它把中国和罗马帝国连接了起来，而帕提亚人则较好地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在丝绸之路到达意大利半岛1300年后即公元前50年，一群真正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全球旅行者，包括闻名遐迩的摩洛哥商人伊本·巴图塔和威尼斯马可·波罗家族的商人们，就是依靠这条伟大的欧亚大陆贸易路线，到达了北京富丽堂皇的蒙古可汗皇宫的。

到15世纪，由上千艘长400英尺的越洋船只组成的声势浩大的中国船队，穿越了印度洋，在非洲东海岸建立了短暂的贸易据点。然而，几十年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致命的政治决定，中断了海外航海事业，导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阻碍。如此一来，他们扼杀了萌芽时期的工业革命，这一发展机会曾使相对小得多的欧洲国家成为了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历史主体。

这样，截至前现代末期，由几条连锁贸易路线组成的全球贸易网络，把人口最为稠密的欧亚和东北非地区连在了一起。虽然澳洲和美洲大陆尚未成为这一不断扩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依存网络的组成部分，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却已经在其半球成功地开发了主要的贸易网络。

这些经济和文化交流网络不断扩张，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又导致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以及城镇中心的快速成长。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冲突中，地方性的宗教变成了今天为人们所知的几大“世界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但是，由于人口密度加大，更远地区间的社会交往加强，腺鼠疫这样的新型传染病得以广泛传播，比如，14世纪中期的大瘟疫分别使中国、中东和欧洲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然而直到命运攸关的16世纪，当“新”、“旧”世界产生碰撞的时候，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令人避之不及的副产品才以最可怕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大约一千八百万美洲土著死于欧洲入侵者带来的可怕病菌。

早期现代时期（1500——1750年）

“现代性”这一术语已经和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运动发展了客观科学，获得了道德和法律的普遍形式，把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从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神话、宗教和暴政中解放了出来。因此，“早期现代”这一说法指的是在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之间的一段时期；在这两个世纪里，欧洲及其社会实践成为了全球化的主要催化剂。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阿尔卑斯山西北部的欧洲人对技术和其他文明成就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但来自中国和伊斯兰文化领域的技术革新的散播却让他们受益良多。大约五百年后，虽然中国的政治影响已经削弱，新月沃土也出现了明显的生态恶化，但欧洲强国并没有深入非洲和亚洲的腹地；相反，它们把扩张的欲望转向了西方，试图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有利可图的海上新航线。他们得到了一些发明创造的协助，如机械化的印刷技术、精巧的风车和水车磨房、四通八达的邮政系统、改进的海运技术和发达的航海技术，再加上宗教改革的巨大影响以及有限政府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质的飞跃背后所存在的主要力量，它们极大地加强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之间的人口、文化、生态和经济的互动。

当然，在早期现代时期，欧洲大都市中心及其所属的商业阶层的兴起是强化全球化趋势的另一重要因素。欧洲的经济实业家体现着个人主义的新价值观和无限的物质积累，他们为后来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如果没有来自他们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刚刚起步的资本家的商业公司就不可能实现世界性的扩张。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君主投入了大量资源去探索新世界，创建跨地区的新市场——与他们富有异国情调的“贸易伙伴”相比，这带给他们的好处要大得多。到17世纪早期，他们试图在海外设立贸易据点以获取高额利润，为达到这个直接目的，他们建立了像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股份制公司。随着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的规模和实力不断扩大和增长，它们获得了管理大多数洲际经济交易的权力，在贯彻执行社会制度和文化实践的过程中，使得后来的殖民政府能够对这些外国地区实行直接的政治统治。与此相关的一些开发，如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贩卖和美洲人口的强行迁移，给数以百万计的非欧洲人带来了痛苦和死亡，同时却让白人移民和他们的原籍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当然，欧洲本土的宗教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高加索人流离失所，而且，由于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军事联盟和政治安排也在不断变化。最终，到1648年，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承载，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2]中演化出的拥有主权和领土的民族国家出现了。就在现代早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愈发密切。

图41626年出售曼哈顿岛。

现代时期（1750——1970年）

到了18世纪末期，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屿被渐渐并入了由欧洲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网络。在数次面对了“远方”的故事和无数“他者”的形象后，欧洲人及其在其他大陆的后裔主动承担了保卫普遍法律和道德世界的责任。虽然他们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倡导者，但奇怪的是，对自己的种族主义行径、对自己社会的内部以及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所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状况，他们却浑然不觉。大多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材料和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使得它们的规模有所扩大，从而敢于反抗强大的政府控制：企业家和他们的学术搭档开始传播一种将个人主义和自我利益合理化的哲学，赞美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认为它基于自由市场及其“看不见的手”的天意运作。

1847年，德国政治激进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出名著《共产党宣言》，其中的这段话记录了现代时期社会关系质的转变，它把全球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

美洲的发现为大工业和创造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市场开辟了道路。后者极大地扩展了贸易、航海和陆上的交流，然后这些发展又引起工业的进一步增长。工业、贸易、航海和铁路的发展也与资产阶级和资本的兴起同步，这使得中世纪旧的社会阶级退居幕后。……为销售产品，资产阶级带着强烈的欲望不断扩大全球市场，他们到处定居、开垦、建立关系……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资产阶级迅速改进生产工具，利用日益便捷的交流模式把所有的民族都推入文明——即使最不开化的民族也不例外……一句话，它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

作者自译

确实，在1850到1914年间，世界贸易额大幅度增加。在跨国银行的带动下，资本与商品相对自由地跨越国界进行流通，因为以英镑计价的金本位制度使一些主要国家的货币，如英镑和荷兰盾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大多数欧洲民族国家急于获得自己独立的资源基地，把大半个南半球置于直接殖民统治之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业化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几乎占全国总产出量的12%，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的价格体系促进了谷类、棉花和各种金属等重要商品的贸易。带包装的品牌产品，如可口可乐饮料、金宝汤、胜家缝纫机、雷明顿打字机也第一次亮相。为了提升这些公司的全球形象，国际广告机构首次发动了跨国界的全面商业促销活动。

然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19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就不可能有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依存性的强化。自然，维护这些新兴的工业体制需要如电力和石油这类新型的能源；对这些能源的滥用，则导致了无数动植物物种的灭绝以及整个地区的毒化。而另一方面，铁路、机械化的海运以及20世纪的洲际空运已成功克服了仅存的地理障碍，建立了真正的全球化基础设施，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

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这些交通方面的发明创造相得益彰。电报在1866年后跨越大西洋，从而使得两个半球实现了即时信息交换；而且，电报为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促使新兴的通讯公司提出宣传口号（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欢呼一个“无法分离、紧密相连”的世界的到来）。最终，在20世纪出现了流通量极大的报纸、杂志、电影和电视，人们越来越觉得世界正在迅速变小。

图519世纪末东欧移民抵达纽约城。

现代时期也是一个人口空前膨胀的时代。从公元元年到1750年，世界人口从仅仅3亿增长到7.6亿，而到1970年世界人口已增至37亿。强大的移民浪潮加剧了原有的文化交流，转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受人欢迎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充分利用了这一推动力量来提高生产力。20世纪初期，这些国家已作为引人注目的强国登上了世界舞台。而与此同时，它们也努力控制移民的大量涌入，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官僚控制形式和监管方法，收集了更多关于国民的资料，同时阻止“不受欢迎的人”入境。

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使得财富和福利差距超出了人们的承受限度，在北半球的各种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工人开始以政治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然而，尽管他们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呼吁国际社会阶级的团结与联合，却基本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倒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激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想象。无疑，由于大规模移民、城市化、对殖民地的争夺以及世界贸易的过度自由化，到20世纪初期，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开始加剧；随后，极端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长期的全球经济萧条，以及为保护狭隘的政治团体而采取的敌对措施。

轴心国集团在1945年的战败及非殖民化进程的加剧，使得全球流动和国际交流开始缓慢复苏。《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民族国家新的政治秩序，展现了全球民主管理的前景。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世界主义的美好前景随着冷战的到来很快消失，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世界被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美国控制的自由资本主义阵营和前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阵营。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全球性冲突的幽灵，它实际上能摧毁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

当代时期（自1970年开始）

我们在本章一开始曾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和国际交流的产生、扩张和加剧激动人心，它们代表了全球化历史上另一次巨大的飞跃。但眼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发生的事情让人们有理由创造出一个流行词语（不仅吸引了公众的想象，而且还引起了这样强烈的不同情感反应）？当代全球化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本书自始至终都会思考这些重要问题可能的答案。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把“全球化”这一术语的使用限制在当代时期，同时谨记这些进程的动因千万年前就已产生了。

在开始下一阶段的旅行之前，让我们暂停一下，回想在第一章提到的重要一点。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进程，而是一组不均衡的进程，在几个层面和各个向度上同时运作。我们可以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依存比喻成一条精致的挂毯，它的形状和颜色相互重叠交错。然而，就像一个汽车技工学徒为了解发动机的运转必须先关掉然后拆卸它一样，为了弄明白全球相互依存的网络，学习全球化的人也必须分析它的特性。在以下各章，我们将认识、探讨和估量全球化在各个领域的模式，同时关注它作为一个各部分相互影响的整体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将分别研究全球化的各个向度，而不会把全球化简化为一个单一的方面。这样，我们就能避免那个让盲人无法全面了解大象的莫大错误。

【注释】

[1] 一般认为1970年前后，工业社会已进入与一百多年前欧洲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相似的变化期，即后工业社会。其特征包括：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由制造业转变为服务业，民族与全球资本的扩散，职业构成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导等。

[2] 源自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确定了国家主权、国家领土和国家独立等国际关系准则，开创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

第三章

全球化的经济向度

在前一章开头我们讲到，新技术是当代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确实，最近30年来，重大的技术进步就很好地说明了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人们从事经济生产以及组织商品交换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显著地体现了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转变。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和拓展相互间的经济关系。资金和技术的大量流动激发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市场已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新的国家经济关系。作为构成21世纪全球经济秩序的主要集团，庞大的跨国公司、强大的国际经济机构以及大型的地区贸易体系随之出现了。

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

当代经济全球化可以追溯到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逐渐出现，这一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于二战即将结束时在沉寂的新英格兰小镇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次经济会议。在美国和英国的带领下，北半球主要的经济强国都改变了其在战争期间（1918——1939年）的保护主义政策。与会国一致同意将不遗余力地扩大国际贸易，并决定订立管理国际经济活动的条款；而且，它们还决定建立更加稳定的货币兑换体系，维持各国货币值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在这些预定的规则内，各国可以自由控制其国界的渗透性——各国可以确立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议程。

布雷顿森林会议还为三个新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度奠定了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是为了管理国际货币系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称为世界银行——原是为了向欧洲战后重建提供贷款而成立的，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目标进一步扩大，开始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工业项目提供贷款；最后，1947年，作为全球性贸易组织的关贸总协定成立，它负责制定并执行多国贸易协议。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替代了关贸总协定。我们在第八章中将会看到，20世纪90年代，在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及效果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已成为了公众激烈争论的焦点。

在约三十年的运作过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极大地促成了被评论者称为“管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建立。现存的由国家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机制使得就业充分，福利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工资的提高和社会服务的改进暂时缓和了北半球富国的阶级矛盾。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它的消失加强了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后来评论家把这种趋势看做是全球经济新秩序被分娩时的阵痛。这是怎么回事呢？

图6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世界政治的巨大变化逐渐削弱了美国工业的经济竞争力，因此，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废除了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在随后10年里，全球经济表现出不稳定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形式为：高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过高的公共事业赤字，以及两次史无前例的能源危机——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能够控制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石油的供应。最认同管制资本主义模式的北半球的政治力量在一系列选举中大败，这是由提倡以“新自由主义”方式对待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保守政党导致的。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来自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他们认为，作为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市场趋向于保持供需平衡，从而保证最有效的资源分配。在这些英国哲学家看来，任何对自由竞争的束缚都将扰乱市场机制的天然效能，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发展停滞，政治腐败，以及反应迟钝的官僚体制的产生。他们还提倡取消进口关税以及影响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的其他壁垒。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又把被曲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了这一学说，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竞争最文明的形式，其中的“适者”自然会获得成功。

然而，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即使是欧洲和美国最保守的政党也放弃了那些“放任主义”的思想，相反，它们采用了国家干预主义这种更为人所广泛接受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宣传者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带领下，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有意识地把全球化的观念和全世界的经济“解放”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1989至1991年前苏联及东欧的解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新秩序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从此出现了有关经济全球化的三项最重大的进展：贸易与金融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势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经济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作用的加强。下面我们来简要地审视一下这些重要特征。

新自由主义的具体措施包括：

1.公有企业的私有化

2.撤销对经济的管制

3.贸易及工业的自由化

4.大幅削减税额

5.采取“货币主义”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甚至不惜增加失业率

6.严格控制劳工组织

7.减少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性支出

8.缩小政府部门的规模

9.扩大国际市场

10.不再控制全球金融资金的流动

贸易与金融的国际化

许多人把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有争议的问题联系了起来。的确，从1947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贸易总值增幅惊人，已由570亿猛增至60000亿。最近几年，当北半球富国通过地区及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贸总协定）不断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单一市场时，公众对自由贸易所谓的好处和坏处的讨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向公众保证，消除或减少国与国之间现有的贸易壁垒，就可以让消费者获得更多的选择、增加全球财富、确保国际关系的平稳，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技术。

的确，有证据显示，一些国家因为自由贸易增加了国民经济生产力。不仅如此，专业化、竞争和技术传播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人们还不十分清楚，自由贸易产生的利润是否在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得到了公平分配。大多数研究表明，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正在快速扩大。因此，工会和环境保护组织严厉地批判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它们宣称，消除社会控制机制使得全球劳动标准降低，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南半球欠北半球的债务越来越多。我们将在第七章再讨论全球不平等这一问题。

南半球：一种比债务更糟的局面

资料来源：戴维·鲁德曼，《还在等待大赦年——第三世界贷款危机的实用解决方案》，《世界观察专论》（华盛顿特区：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4月）：“福音两千年”英国网站www.jubilee2000uk.org，2001年5月17日阅览；“福音两千年”美国网站www.j2000usa.org/action5.htm；“减免债务”组织网站www.dropthedebt.org，2001年5月22日阅览；约瑟夫·卡恩，《美国为非洲提供数十亿美元抗击艾滋病》，《纽约时报》，2000年7月18日。次级文献：《世界观察》，第14卷，第4期，2001年7/8月，第39页。

撤销管制和自由化的进展，1980——1998年。

资料来源：文森特·凯布尔，《全球化与全球管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99年），第20页。

贸易的国际化与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同步发生。前者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撤销利率管制、消除信用控制，以及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私有化。随着限制的减少和投资机会的增加，金融交易的全球化增加了金融业不同部分之间的流动性。随着欧洲、美洲、东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逐步撤销对资本和证券市场的控制，这种新的金融基础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10年后，东南亚国家、印度和几个非洲国家也相继效仿。

上世纪90年代期间，新的卫星系统和光导纤维通讯电缆提供了基于因特网技术的传导系统，这进一步加快了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如微软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那本畅销书风靡一时的书名所言，很多人“以思考般的速度做生意”。众多个人投资者不仅利用全球电子投资网下订单，而且还可以获得相关的经济和政治进展方面的宝贵信息。2000年，“电子商务”、“dot.com公司”，以及其他实际参与这种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的人，仅在美国就通过网络完成了4000亿美元的交易。到2003年，全球商务交易预计会达到60000亿美元。企图连接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股票交易的投机活动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种计算机网络空间中的金融“超市”将遍布全球，它的电子触角会伸向无数张分散的投资网，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数十亿次的贸易。

然而，在这些全球金融交易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与为生产性投资（如组装机器和组织原材料、工人生产可出售的商品）提供资本无关。大多数金融资金以高风险的“对冲基金”，以及其他只涉及货币交易的货币和证券市场的形式增长，它们以承诺未来的生产利润做交易——换句话说，投资者是在对还不存在的商品或货币比率下赌注。例如，2000年，仅仅在全球货币市场上，每天的资金交易额就相当于20000亿美元。在推进高风险创新的高度敏感的股票市场的控制下，世界金融体系表现出高度不稳定、竞争疯狂以及普遍不安全的特点。全球投机商经常利用金融和银行的脆弱体系，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赚取巨额利润。然而，由于这些国际资金可以快速地反方向流动，它们就能够建立人为的繁荣——衰退循环，从而威胁整个地区的社会福利。1997至1998年期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近来金融交易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倒退。

东南亚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为了吸引国外的直接投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菲律宾政府都逐渐取消了对国内资金流动的限制。为建设更稳定的货币环境，这些国家提高了国内利率，并把本国货币与美元的价值联系起来。随后，缺乏理性的国际投资者欣喜若狂，这使得整个东南亚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飞速上涨。然而直到1997年，投资者才发现，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价格已经远远超过实际价值。他们惊恐万状地收回了1050亿美元，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废除联系汇率。由于无法阻止随之而来的货币价值自由下滑，这些国家用尽了它们全部的外汇储备。由此，经济产出减少，失业人数增加，工资水平直线下跌。国外银行和债权人做出反应，拒绝新的贷款申请和扩大已有的贷款。1997年末，整个东南亚地区陷入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痛苦之中，并产生了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由于国际社会的经济援救方案，加上迅速以最低价向外国投资者出售东南亚的商业资产，这才勉强免于遭致灾难性的后果。时至今日，东南亚国家的普通民众还在经受由那场经济灾难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可怕后果。

图7纽约证券交易所。平均每个交易日有数十亿股票在这里易手。

跨国公司的力量

所谓跨国公司，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早期现代商业企业的当代版本。在几个国家拥有子公司的大公司的数量，已从1970年的7000家猛增到2000年的5万家。像通用汽车公司、沃尔玛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三菱公司和西门子公司这些企业，都属于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它们的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所有这些公司的总部无不设在北美、欧洲、日本以及韩国，这种地理分布的集中性反映了当下南北之间不均衡的力量关系；然而即使是在北半球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力量差别。1999年，200家主要跨国公司中有142家的总部设在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国家。

就经济实力而言，这些公司超过了民族国家，它们掌控着全世界大多数的投资资金、技术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为了保持其在全球市场领域的显赫地位，跨国公司经常与其他公司合并，近期的合并包括：世界最大的因特网供应商美国在线与娱乐界巨头时代华纳合并，其总额为1600亿美元；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以430亿美元收购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以及1150亿美元的斯普林特公司与世界通信公司的合并。仔细研究公司的销售额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发现：全球经济100强中有51个是公司，而只有49个是国家。由此，难怪一些评论家会把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描述为“公司全球化”或“来自上层的全球化”了。

随着政府逐渐撤销对全球劳务市场的管制，跨国公司加强了它们的全球运作。在南半球，它们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有利的生产条件，这就提高了公司的灵活性和效益。跨国公司占有世界贸易70%以上的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它们的国外直接投资以每年15%左右的幅度递增。它们能够在世界许多不同地区把生产进程分割为众多环节，这反映了全球生产本质的变化。这种跨国生产网络使得如耐克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大众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能够以全球规模生产、分配和销售它们的产品，例如，耐克公司就将全部生产分包给了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75000个工人。跨国生产网络使得跨国公司更容易越过以国家为基础的工会组织以及其他工人组织，从而增强全球资本主义的实力。在几次成功的消费者抵制和其他形式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中，通过赢得公众的参与，全世界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积极分子对跨国公司的这些策略做出了回应。

跨国公司与国家：一项比较

资料来源：销售额：《财富》杂志，2000年7月31日；国内生产总值：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

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实力的增长深刻地改变了国际经济的结构与功能。这些巨型公司及其全球战略已经成为了全球贸易流动、工业分布和其他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跨国公司在影响许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诺基亚公司在芬兰经济中的作用

诺基亚公司是以芬兰西南部一个小镇的名字命名的，它从十多年前一个不起眼的公司一跃成为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世界上销售的每100部手机中就有37部是由该公司生产的。现在，它的产品用一张无形的网将全球10亿人连接起来。然而诺基亚公司给芬兰的回报，即让它成为全球令人瞩目的内部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却是以经济依赖为代价的。诺基亚公司是芬兰经济的龙头，占有股市价值的三分之二以及全国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该公司雇佣了22000个芬兰人，这还不包括大约两万个凭合同为诺基亚工作的本国非芬兰裔雇员。诺基亚公司为荷兰税收贡献了很大一部分，其年销售额高达25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整个国家的预算。然而当近些年诺基亚公司的发展速度减缓时，公司主管人员透露说，他们对国家相对过高的所得税不满。现在，很多芬兰民众担心，诺基亚公司为数不多的几个管理人员的决策可能会迫使政府减少公司税收，从而废弃本国丰厚的、平等主义的福利制度。

国际经济机构作用的加强

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最常提到的三个国际经济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机构享有制定并实施全球经济规则的特殊地位，这是由南半球与北半球之间的实力差别决定的。由于我们将在第七和第八章中详细讨论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在此我们要重点讨论另外两个机构。如前文所指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期间，这两大机构的作用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这与西方遏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有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前苏联解体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日程与新自由主义的利益保持一致，这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整合市场，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急需贷款，作为回报，它们应债权国的要求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所谓的“结构性调整计划”。20世纪90年代这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后，经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它是由20世纪70年代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约翰·威廉森设计并调整的。这一计划的各个部分主要是针对还有大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债残留的国家的，其官方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改革债务国的内部经济机制，从而有利于它们尽早偿还贷款。然而，实际上，这个计划的条款清楚地表现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威廉森所界定的“华盛顿共识”的10个要点要求各政府必须实行以下结构调整，然后才能获得贷款资格：

1.确保财政纪律，控制预算赤字；

2.削减公共支出，特别是在军事和公共管理方面；

3.税制改革，旨在创建一个基础广泛、执行有效的体制；

4.金融自由化，由市场来决定利率；

5.实行竞争汇率，支持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

6.贸易自由化，外加取消进口许可制度以及降低关税；7.促进国外直接投资；

8.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达到高效管理和提高效益；

9.撤销对经济的管制；

10.保护产权。

难怪这一计划叫做“华盛顿共识”，因为从一开始，美国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力量。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机构发放的大部分“开发贷款”或者进了独裁政治领导者的私囊，或者养肥了他们通常为之服务的当地企业和北半球公司。有时候，过多的资金都消耗在了不成熟的建设项目上。最重要的是，结构性调整计划很少能达到“开发”债务社会的预期效果，因为削减公共开支的规定减少了社会项目的数量和教育机会，加剧了环境污染以及绝大多数人贫困的程度，最典型的就是国家预算的最大份额都消耗在了供给未偿还的债务上。例如，1997年发展中国家支付债务的总费用为2920亿美元，但得到的新贷款却只有2690亿美元。这意味着从南半球向北半球净转移了230亿美元的财富。在反全球主义势力的压力下，直到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才同意考虑一下在特殊情况下豁免总括债务的一项新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阿根廷

不到十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认为阿根廷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结构性调整计划导致阿根廷的国有企业走向私有化，关税被削减，很多社会项目被废除；阿根廷政府为较低的失业率、钉住美元的稳定货币以及雄厚的外国投资而庆幸。短短的几年之间，自由主义经济学似乎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从紧的偿还新贷款的措施时，阿根廷的经济开始出现了问题。2000年6月，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赤字方针的要求从而得到72亿美元的应急信用额度，政府开始缩减预算，这引发了集体大罢工，国家陷入了瘫痪状态。2002年1月，在经过了大城市数月强烈的街头抗议活动之后，阿根廷正式决定不偿还高达1410亿美元的巨额公共债务。为了防止国家金融和社会的彻底崩溃，在短短两个星期内，阿根廷第五任总统爱德华多·杜阿尔德进一步限制人民获取储蓄存款，降低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几小时内，货币贬值三分之一，普通人的劳动成果被洗劫一空。“阿根廷已经破产完蛋，”总统承认，“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把所有一切都一扫而空。”

如本章所示，我们几乎无法将全球化的经济视角与对政治进程和机构的分析截然分开。毕竟，全球经济互联性的加强不是简单地凭空而来；相反，它是由一系列政治决策启动的。因此，本章尽管承认经济学对我们讨论全球化的重要性，但在同时，最后还想提出如下建议：我们应该怀疑那些片面的说法，即把不断扩大的经济活动看做全球化的主要方面并将其视为快速发展背后的动力。全球化的本质是多向度的，它要求我们更加详尽和充实地去论述全球化经济与政治方面的互动。

第四章

全球化的政治向度

政治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政治关系的强化和扩展。这些进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问题，它们与国家主权的原则、政府间组织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以及地方与全球管理的前景相关。显然，这些主题与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政治安排的演变相对应，从而开辟了全新的概念基础。毕竟，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以领土为界来建构他们的政治差异，从而产生一种对某一特定民族国家的“归属”感。

地球的社会空间被人为地划分为“本国”和“外国”，这与人们创造一个基于共同的“我们”和陌生的“他们”之上的集体身份相对应。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依赖于心理根基和文化想象，它们传达了生存的安全感和历史的延续感，同时要求以民族忠诚来考验公民。在将他者形象妖魔化的影响下，人们相信自己民族的优越性，这为发动大规模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精神能量——正如现代国家强大的生产能力为上世纪的“全面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一样。

全球化的当代表现部分地越过了这些古老的领土国界；在这一过程中，它同时也弱化了坚不可摧的观念和文化分界。在强调这些倾向的同时，鼓吹全球化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迄今这段时期的特点是政治、统治和管理上彻底的“去领土化”。而全球化怀疑论者则认为这些说法最多不过是不成熟的表现，从最坏处说甚至是错误的，他们不但确认了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政治承载者仍然具有相关性，而且指出地区集团的出现是新形式的领土化的迹象。因为这两群人对现代民族国家命运的估量存在差异，所以他们对经济和政治因素孰轻孰重也在争论不休。

在这些争论中，出现了探讨政治全球化程度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跨越国界的资本、人口和技术的大量流动是否真的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第二，这些流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第三，我们是否已经看到全球管理的出现？在详细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来简要地考虑一下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主要特征。

现代民族国家制度

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欧洲的政治发展。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新教宗教改革后欧洲大国的一系列宗教战争。以最新形成的主权和领土原则为基础，随之出现的自给自足、非个人化的国家模式，挑战了中世纪拼凑起来的小政体。这些小政体的政治权力往往是地方性的，它们集中在个人手里，但仍然服从于一个较大的帝国政权。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出现并没有使广袤的帝国疆域的跨国特点在一夜之间黯然失色，但它却逐渐强化了一个新的国际法观念，该观念基于所有国家都有平等的自决权这一原则之上。不管是处于法国和普鲁士专制国王的统治下，还是处于形式更加民主的英国和荷兰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国领导者的统治下，这些统一的疆域都构成了现代性世俗的基础和民主政治权力体制的基础。根据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的看法，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

1.世界由不承认更高权威的拥有主权领土的国家组成，而且划分为这样的一些国家。

2.主要由单个国家掌握制定法律、解决争端以及实施法律的过程。

3.国际法倾向于建立共存的最低规则；建立长久关系是一个目的，但它必须要符合国家目标。

4.跨越国界的过错行为的责任只是与当事人相关的“私人问题”。

5.认为所有国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法律条款并不考虑国力的不平衡。

6.国家通常以武力解决争端，一切都是由强国说了算。实际上并不存在遏制武力使用的法律约束，国际法律准则只提供最低程度的保护。

7.所有国家共同的首要任务在于把限制国家自由的障碍减少到最低。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几个世纪里，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国家管理机构进一步扩张，专业外交进一步发展，国家成功地垄断了高压政治手段；而且，国家提供了商业扩张所必需的军事手段，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欧洲政治统治模式在全球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有名的基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十四点”协议，致使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他设想所有形式的民族身份都应该在领土上表现为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实现这一点却非常困难；而且，由于威尔逊把民族国家神圣化为他所提出的国际体系的道德和法律的最高点，他无意间就使那些激进的种族和民族主义势力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它们把世界主要强国再次推进了一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然而，威尔逊对民族国家的苦心孤诣与他的国际主义梦想是分不开的，他想在国际联盟这一新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集体安全的全球体系。随着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威尔逊意在使国际合作形成机构的想法最终得以实现。虽然联合国和其他新兴的政府间组织深深根植于以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但它们也促进了跨越国界的政治活动不断扩展，并因此破坏了国家主权独立的原则。

随着全球化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日益加强，由一个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迅速转变为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全球网络，这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形成了挑战。1990年，海湾战争伊始，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成功地宣布了“新世界秩序”的产生，这实际上宣告了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死亡，新秩序的领导者不再尊重跨越国界的过错行为只与当事国有关的看法。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不再可行了吗？

民族国家的终结？

鼓吹全球化者以肯定的方式回应了以上的问题。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政治全球化不过是在更为根本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产生的次要现象而已。他们主张，一股不可遏制和无法抗拒的技术和经济力量几乎已经使政治变得软弱无力，它会破坏政府重新引入限制性政策和规定的所有企图。这些评论者赋予经济一种不同于政治甚至超越政治的内在逻辑，他们期待着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届时，政府的主要作用将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超导体而已。

图8联合国安理会在开会。安理会由15个国家组成，其中的五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是永久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5条的规定，成员国必须遵守安理会的决议。

鼓吹全球化者宣布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兴起是为了让公众相信，作为理解社会政治变化的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全球化必然涉及国界的消亡。因此，这群评论者认为，政治权力存在于全球社会的构成中，体现在全球网络而不是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上。实际上他们主张，在全球经济中民族国家已经不再起主导作用了。随着领土的分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就连国家也不再那么有能力决定国内社会生活的方向了。比方说，由于与真正的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相比，民族国家控制汇率或者保护本国货币的能力相形见绌，它们也就更容易受到其他地方经济政策的影响，对此，国家并不能进行实际的控制。鼓吹全球化者坚持认为，地方经济与近乎完美的全球生产交换网络的联合将决定未来最基本的政治秩序。

一些全球化怀疑论者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反而强调政治在释放全球化力量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通过政治力量进行成功动员这一方面。他们认为，全球经济活动的快速扩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市场的自然法则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相反，它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府撤销资本国际限制的政治决策。一旦那些决策得以执行，全球性市场和新技术就应运而生了。这一观点清楚地表明，领土仍然很重要。因此，全球化怀疑论者坚持认为，无论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还是以世界性城市的形式而运作，传统的政治单位仍然难脱干系。

在我看来，无论是鼓吹全球化者还是全球化怀疑论者，他们都还在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种令人特别苦恼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无论如何，政治决策启动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形式，而这些决策又是在某些特定的经济语境里制定的。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指出的，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疑，最近的一些经济发展，如贸易自由化和撤销对经济的管制，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的政治选择——在南半球尤其如此。例如，资本现在已经越来越容易逃脱税收和其他国家政策的限制，这样一来，全球市场经常削弱了政府设定独立的国家政策目标以及强制执行国内标准的能力。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主权实体的国家的衰落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权力向地区、地方政府和各种跨国机构的转移。

另一方面，这一妥协让步未必是说，面对全球力量的运作，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政府仍然可以采取措施，从而使它们的经济或多或少地吸引全球投资者。另外，民族国家仍然控制着教育、基础设施以及最为重要的人口流动。确实，人们经常援引说，全球一体化这一总趋势最为显著的例外就是控制移民以及登记和监管人口。虽然世界上只有2%的人口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国之外，控制移民却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核心事务。许多政府企图限制人口流动，特别是那些来自南半球穷国的人口。即使是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年均六十万左右的移民也只不过是20世纪头20年记录数的一半而已。

最后，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回应，全世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国家安全措施，由此反映出的政治动因与鼓吹全球化者所预言的无国界世界正好相反。一些民权运动者甚至担心，全世界爱国主义的卷土重来或许会使国家重新限制运动和集会。而与此同时，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活动已经暴露出了以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国家安全结构的不足，从而迫使各国政府致力于新形式的国际合作。

全球化世界中的民族国家。

资料来源：简·阿特·肖尔特，《世界政治的全球化》，选自约翰·贝里斯和史蒂夫·史密斯编写的《世界政治的全球化》，第2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那么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拒绝过早地宣布民族国家即将终结，同时也要承认民族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履行它的一些传统功能。当代全球化已削弱了国内和国外政策之间的一些传统界限，同时促进了跨国界的社会空间和机构的成长，这自然又动摇了传统的政治格局。21世纪伊始，世界正处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后现代全球管理形式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政治全球化和全球管理

政治全球化最显著地体现在了跨国机构和联盟的兴起之上，这些机构和联盟由共同的规范和利益连在一起。在这一全球管理的早期阶段，这些组织仿佛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力量中心（如省市政府、地区集团、国际组织，以及国内和国际的民间私营联盟）构成的网络。

在省市层次上，在各个地方当局之间，提出政策和跨国界接触的数量有了显著增长，例如，在中国的省份和美国的联邦州之间已经建立了永久性的联络团体和联络点，其中的一些能够相对独立地运作，很少受到各自国家政府的监督。为获得贷款，加拿大、印度和巴西的各省份和联邦州也开始发展它们自己的贸易日程和金融战略了。城市国际合作的一个例子是像世界大都市联盟这样的强大城市网络的兴起，它们开发合作性的投机事业，从而处理共同的跨越国界的地方性问题：像东京、伦敦、纽约和新加坡这样的“世界性城市”彼此之间联系密切，就密切程度而言，往往超过它们与各自国内许多城市的联系。

在地区层次上，多边组织和协定大量产生。全世界地区性协会与机构的涌现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它们最终会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基本的管理单位。最初，这些地区性集团是因整合地区经济而出现的，有时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松散的政治联盟，拥有共同的管理机构。例如，1950年创建的欧洲共同体源于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一个不起眼的计划，它旨在建立一个负责管理法国和德国煤炭和钢铁生产的跨国机构；半个世纪之后，15个成员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政治机构的紧密的共同体，它制定共同的公共政策，设计休戚与共的安全计划。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东欧的许多国家已经正式申请加入欧盟。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已经组成了许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组织完全合法的成员资格只向国家开放，它的决策权来自各国政府的代表。这些世界团体的激增表明，民族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管理不断蔓延且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了。

最后，新兴的全球管理结构也受到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影响，这个领域主要由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自发的非政府组织组成。像大赦国际组织以及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着上百万普通民众，他们随时准备挑战民族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经济和政治决策。在第八章里，我们会再讨论其中一些组织的反全球主义活动。

发端时期的全球管理：相互联系的权力中心网络。

资料来源：改编自彼得·威利茨的《全球政治中的跨国因子与国际组织》，摘自贝里斯和史密斯合编的《世界政治的全球化》，第379页。

一些全球化研究者相信，政治全球化可能会促进民主的跨国社会力量的出现，它根植于蓬勃发展的全球公民社会。这些乐观的声音预言民主权利将最终摆离与泾渭分明的领土单位的狭隘关系，它们期待着出现一种民主的全球管理结构，这种结构基于西方的世界主义理想、国际法律运作以及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不断扩展的联系网之上。如果这样一个诱人的远景方案果真能够实现，那么世界主义民主的出现可能会是政治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它会成为在相互容忍和彼此负责的结构中多元身份活跃的基础。根据这一观点的主要阐述者之一戴维·赫尔德的看法，未来的世界主义民主包含下列政治特征：

1.一个与各地区、国家和地方相联系的全球议会；

2.一个有关权利和责任的新宪章，它关注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各个方面；

3.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正式分离；

4.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法律体系，它具有从地方到全球的强制执行机制。

一批并不那么乐观的评论者质疑政治全球化正在走向世界主义民主这一看法。大多数批评可以归结为：政治全球化沉湎于一种幻想的、抽象化的理想主义之中，没有考虑当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发展。怀疑论者还认为，世界主义的提倡者没有充分仔细地考虑全球民主在文化上的可行性——换句话说，世界范围内文化、经济和政治互动的加强会引起对立和反抗，这似乎与那个彼此融合、宽容差异的温和而美好的幻想同样真实。要继续探究全球化的这一文化向度，就让我们进入下一章吧。

第五章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即使写一本十分简略的介绍全球化的入门书，如果不去审视它的文化向度，也会给人留下遗憾和不足。文化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文化活动的加强与扩展。显然，“文化”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人们经常用它来描述所有的人类经验。为了避免下文出现概括过度的问题，就必须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区别。例如，我们把形容词“经济的”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联系了起来；如果讨论“政治的”方面，我们是指与社会中权力的产生和分配有关的实践活动；如果讨论“文化的”方面，我们关注的是意义的象征性构建、表达和传播。鉴于语言、音乐和图像构成了象征性表达的主要形式，它们在文化领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过去几十年里，文化互联和依存的网络蓬勃发展，这使得一些评论者认为，文化实践是当代全球化的核心。然而，文化全球化并非始于摇滚乐、可口可乐或足球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文明间的广泛交流比现代性要古老得多。尽管如此，当代文化传播在数量和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各个时期。在因特网和其他新技术的带动下，相比起以往，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意义象征系统，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各种宗教话语，得到了更加自由和广泛的传播。因为思想和图像能够轻易而快速地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所以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方式。现在，文化实践经常避开如城镇和国家这样的固定地点，最终在与全球主要主题的互动中获得新的意义。

由于研究文化全球化的学者涉猎的主题图景广阔，提出的问题太多，我们无法在这本简略的入门书里进行充分论述。本章并不想提供一长串相关话题的清单，而只是想重点讨论四个重要主题：新兴的全球文化中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跨国媒体公司在传播大众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语言的全球化，以及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对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全球文化：同一性还是差异性？

全球化让全世界的人们变得更加相似还是更加不同？这是在讨论文化全球化这一主题时经常提到的问题。一群所谓的“鼓吹全球化的悲观的评论家”赞同前者，他们认为，我们并非正在走向一个反映世界现存文化多元性的文化幻想。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被同质化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支撑它的是以纽约、好莱坞、伦敦和米兰为中心的西方的“文化产业”。这些评论家指出，他们这一解释的证据是，亚马孙河区的印第安人穿着耐克训练鞋，南撒哈拉沙漠的居民购买美国德士古棒球帽，巴勒斯坦青年在拉姆安拉商业区炫耀他们的芝加哥公牛队的运动衫。这种文化同质说的阐述者把英美价值观和消费品的传播看做“世界的美国化”，他们认为，西方的规范和生活方式正在颠覆那些更为弱小的文化。虽然有些国家在努力抵制这些“文化帝国主义”的力量——例如，在伊朗，人们被禁止使用圆盘式卫星天线，法国对进口电影和电视节目强制实行配额和关税制度——但在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似乎势不可当。

在北半球主要国家内部，这些同一性的表现也很明显。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发明了“麦当劳化”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一广泛的社会文化进程，由此，快餐店原则开始逐渐控制美国社会和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行业部门。从表面上看，这些原则似乎是合乎理性的，它们努力以高效而平常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在声称“喜欢见到你微笑”的这类不断重复的电视商业广告背后，我们能看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一，一般来说快餐食品营养价值低，其中脂肪含量尤其高——这成为了出现严重健康问题（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儿童肥胖症）的内在根源；而且，“理性的”快餐服务企业的运作例行公事，缺乏人情味，这实际上破坏了多元文化的表现形式。从长远来看，世界的麦当劳化意味着把统一的标准强加于人，这削弱了人类的创造力，而且使社会关系变得非人性化了。

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资料来源：埃里克·索斯勒，《快餐国家》（霍顿与米夫林出版社，2001年），第47页；www.naa.org/info/facts00/11.htm；《2001年消费者报告购买指南》（消费者协会，2001年），第147——163页；劳里·加勒特，《信任的背叛》（海波龙，2000年），第353页；www.roper.com/news/content/news169.htm；《2001年世界年鉴》（世界年鉴图书公司，2001年），第315页；www.starbucks.com。

在这群悲观的鼓吹全球化者当中，最有思想的分析者或许要数美国的政治理论家本杰明·巴伯了。在讨论这一主题的一本畅销书里，他告诫读者要防范他称之为“麦克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那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消费资本主义，它正在迅速地把世界多样化的人口变成一个冷漠和统一的大市场。对巴伯来说，在奉行扩张主义的商业利益的驱使下，麦克世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拼凑起来的美国肤浅流行文化的产物。音乐、影像、戏剧、书籍和主题乐园服务于美国的形象并向外输出了这一形象，它们围绕共同理念、广告口号、明星、歌曲、品牌、打油诗以及商标创造了共同的趣味。

乐天派的鼓吹全球化者也赞同他们悲观的同仁，认为文化全球化产生了更多的同一性，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例如，美国社会理论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明确地表示，他欢迎英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全球的传播，并认为世界的美国化就是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扩展。但是，乐天派的鼓吹全球化者并不是以美国沙文主义者的样子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应用命定扩张说[1]这一陈旧的主题。这个阵营的一些代表人物把自己看做坚定的世界主义者，把因特网赞美为同质化的“技术文化”的先驱。另一些人则热衷于自由市场，拥护全球消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

承认世界上存在强大的同质化倾向是一回事，而断定我们这个星球上现存的文化多元性注定会消失则是另一回事了。实际上，一些有影响的评论者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推测，它把全球化与新形式的文化表现联系了起来。例如，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主张，全球文化的流动经常会给地方文化注入活力。因此，地方差异和特色并非完全被西方同质性的消费主义力量所淹没，它们在创造璀璨的独特文化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罗伯逊认为，文化全球化总是发生在地方语境里；他摒弃了文化同质化这一论点，相反，他提出了“全球地方化”——具有文化借鉴特点的全球与地方的复杂互动。文化“杂交性”的最终表现不能简化为泾渭分明的“同一性”或“差异性”。如我们在前面讨论奥萨玛·本·拉登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杂交化过程在时尚、音乐、舞蹈、电影、食品和语言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

在我看来，鼓吹全球化者和怀疑论者各自的观点未必水火不容。当代跨越文化界限的生存和行为经验既意味着传统意义的丧失，也意味着新的象征表现方式的产生。重新建构的归属感与一种流动不居的感觉不安地共存。文化全球化使人们的意识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实际上，现代性的旧结构似乎正逐渐被一个新的后现代框架所取代，其特点是对身份和知识的感觉不再那么稳定。

鉴于全球文化流动的复杂性，人们实际上可以预料到不均衡和自相矛盾的结果。在某些情境里，这些流动或许会改变传统的民族身份的表现形式，使它朝着具有同一性特点的大众文化方向发展；在其他情境里，它们或许会促生新的文化排他主义的表现方式；在另外一些情境里，它们还会鼓励文化杂交。那些笼统地指责美国化所带来的同质化效果的评论者必须记住，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拥有“本真的”、自足的文化。那些对繁荣的文化杂交性感到极度失望的人应该听听激动人心的印度摇滚乐，欣赏一下夏威夷复杂的洋泾滨英语，或者享受一下古巴式中国菜的烹饪乐趣。最后，那些欢迎消费资本主义传播的人需要注意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社区情感的大幅削弱及自然和社会的商品化。

媒体的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媒体帝国生产和指挥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文化流动，它们依靠强大的通讯技术传播信息。这些公司以程式化的电视节目和毫无思想性可言的广告渗透进了全球文化，不断地塑造着全世界人们的身份和欲望。在过去20年里，一小部分巨型跨国公司已慢慢控制了全球娱乐、新闻、电视和电影市场。2000年，仅10家媒体企业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索尼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贝塔斯曼集团、自由媒体集团、维旺迪环球公司、维亚康姆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迪士尼公司和新闻集团——就占世界通讯业年均收入（2500亿美元到2750亿美元）的三分之二还要多。2000年上半年，全球媒体、因特网、电信业联合组织的交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1999年前六个月的三倍。

即使在15年前，也不存在一家控制着本杰明·巴伯所谓的“信息娱乐电信业”的当代巨型媒体公司。到2001年，几乎所有这些公司都名列世界非金融业企业的300强。当今，大多数媒体分析者都承认，与20世纪早期的石油和汽车业相类似，一个全球性商业媒体市场的出现就意味着商品供应寡头独占式的垄断。几十年前举足轻重的文化创新者——独立的小型唱片公司、无线电台、电影院、报纸和图书出版公司——事实上已经销声匿迹，因为它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和媒体巨头竞争。

这种金融与文化的勉强结合带来了显著的负面效应。电视节目变成了全球性的“流言蜚语市场”，为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和观众提供美国名人（如布兰妮·斯皮尔斯、詹妮弗·洛佩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科比·布莱恩特）空洞无聊的私生活细节。有证据表明，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北半球那些富国的人们，看电视的时间超过以前任何时候。例如，在美国，每个拥有电视的家庭看电视的日平均时间从1970年的5小时56分钟增长到了1999年的7小时26分钟。同年，美国的电视进户率为98.3%，其中73.9%的用户拥有两台或更多台电视机。2000年，美国电视广告的喧嚣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黄金时段每小时的商业广告最长的超过了十五分钟，这还不包括时不时就露脸的当地广告。美国的电视广告业务量从1970年的36亿美元增长到了1999年的504.4亿美元。最近有研究表明，美国12岁的儿童每年平均要看两万部电视商业广告片，而那些蹒跚学步的两岁孩子也已经开始信任商标品牌了。

2001年“十大”媒体企业集团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7个网络（包括华纳兄弟公司、家庭票房电视台和娱乐电视网），1个制片公司，最大的有线电视供应商

电影：3个制片公司（包括华纳兄弟公司）

无线电台：加拿大的43个无线电台

音乐：一个制作公司（昆西·琼斯娱乐公司）

索尼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4个网络（包括德莱门多电视网、精选音乐网和游戏展示网）

电影：4个制片公司（包括哥伦比亚影视公司），1个连锁影院（洛伊影院）

音乐：4个唱片公司（包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史诗唱片公司和美国唱片公司），1个录音室（惠特菲尔德录音室）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15个网络（包括华纳兄弟公司、家庭票房电视台、特纳广播公司、特纳网络电视和有线新闻网），第二大的有线电视供应商，4个制片公司（包括华纳兄弟公司和城堡石公司），收藏有6500部电影，32000个电视节目，1个数字化录像公司（美国数字录像公司）

杂志：64种杂志（包括《人物》、《生活》和《时代》）

电影：3个制片公司（包括华纳兄弟公司和新线公司）

音乐：40个唱片公司（包括大西洋唱片公司、伊莱莎唱片公司和犀牛唱片公司），1个制作公司（昆西·琼斯娱乐公司）

因特网：4个因特网公司（包括美国在线、电脑服务公司和网景公司），7家网站（包括音乐网、Winamp网、电影讯息与售票网）

贝塔斯曼集团（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欧洲的22个电视台，欧洲最大的广播商

因特网：6家网站（包括来科思网、音乐网、得乐网、巴恩斯和诺布尔网）

杂志：80种杂志（包括《YM》、《家庭圈》和《健康》）

无线电台：欧洲的18个无线电台

音乐：200个唱片公司（包括阿里斯塔唱片公司、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和贝塔斯曼音乐集团经典唱片公司）

报纸：德国和东欧的11家日报

自由媒体集团（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20个网络（包括探索频道、美国网络、科幻有线频道、QVC电视购物网），14个电视台，日本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两个制片公司（麦克尼尔和莱尔制片公司），1个数字化录像公司（美国数字录像公司）

因特网：3家网站（包括票王网和城市搜索网）

电影：6个制片公司（包括美国电影公司、格瑞梅西影视公司和十月电影公司）

无线电台：位于美国的21个无线电台，位于加拿大的49个无线电台

杂志：101种杂志（包括《美国婴儿》、《现代新娘》和《十七岁》）

维旺迪环球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在15个国家拥有34个频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网和太阳舞频道），在11个国家拥有有线电视业务，两个制片公司（环球制片公司）

电影：6个制片公司（包括环球制片公司、宝丽金影业公司和格瑞梅西影视公司）

音乐：10个唱片公司（包括域际唱片公司、高清果酱唱片公司和MCA唱片公司）

因特网：1个因特网公司（维萨维公司），两家网站（得乐网和万网）

杂志：两种杂志（《快报》和《拓展》）

报纸：法国的免费报纸

维亚康姆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18个网络（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派拉蒙电视网、音乐电视网和尼克隆顿电视公司），39个电视台，7个制片公司，1个数字化录像公司（美国数字录像公司）

电影：4个制片公司，1个电影出租连锁公司（百视达公司）

因特网：8家网站（包括运动在线网、好莱坞网和万网）

杂志：4种杂志（包括《BET周末》、《显现》和《全心全意》）

无线电台：184个无线电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无线电网络

通用电气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12个网络（包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与娱乐频道和布莱伏有线电视网），13个电视台和帕克斯电视网，5个制片公司，1个数字化录像公司（美国数字录像公司）

因特网：6家网站（包括沙龙网、汽车销售网和波罗网）

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17个网络（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娱乐和体育节目网络、人生频道），10个电视台，6个制片公司（包括博伟影视公司、试金石影业公司和萨班影业公司）

电影：6个制片公司（包括帝门影业公司、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和试金石影业公司）

无线电台：50个无线电台以及4个网络

杂志：6种杂志（包括《美国周报》、《发现》和《谈话》）

新闻集团（对以下这些公司拥有部分或大部分的所有权）

电视：14个网络（包括福克斯电视网络、国家地理频道和高尔夫频道），33个电视台，5个制片公司（包括摄政电视公司和XYZ娱乐公司），1个数字化录像公司（美国数字录像公司）

电影：7个制片公司（包括福克斯探照灯公司、摄政时代电影制作公司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

音乐：1个唱片公司（劳库斯唱片公司）

报纸：7家日报（包括《纽约邮报》、《太阳报》和《澳洲人报》）

改编自《国家》第7期，2002年1月14日

跨国媒体企业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不仅保证了流行文化无可争议的文化霸权地位，而且还导致了社会现实的非政治化和公民责任感的日益削弱。过去20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新闻广播和教育节目转变为了浅薄的娱乐节目。由于新闻节目的利润还不及娱乐节目的一半，所以媒体公司不顾新闻业所鼓吹的新闻编辑业务与商业决策分离的说法，不断地屈服于高额利润的诱惑。新闻业与娱乐公司的合作及联合正迅速成为一种规范，于是出版管理人员会迫使记者参与报纸的商业活动，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因此，持续打击新闻业的自主权也是文化全球化的一部分。

语言的全球化

估量由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化的一种直接方法是研究全球语言使用模式的转变。语言全球化可以看做这样一个进程：在国际交流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语言，而另外一些语言却失去了主导地位，甚至因为缺乏使用者而消失。夏威夷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已经找出了影响语言全球化的五大变量：

1.语言数量：世界各地语言数量的减少表明，同质性的文化力量在不断加强。

2.人口流动：语言会随同人们一起流动和迁移。移民模式影响了语言的传播。

3.外语学习和旅游：外语学习和旅游促进了语言跨越国家和文化界限的传播。

4.网络语言：因特网已成为了即时交流和快速获得信息的全球性媒介。网络语言的使用是分析国际交流中语言的主导性和种类的关键因素。

5.国际科学出版物：国际科学出版物中包含着全球思想话语的语言，因此对关乎全世界知识生产、再生产和流通的思想界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下页上的图表说明了这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由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常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以下的图表只能代表对语言全球化意义和影响的一种可能的概念化理解。这一领域的专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是他们提出了几种不同的假设。一种模式提出的假设认为，有几种语言（如英语、汉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这显然与世界其他语言数量的不断减少有关。另一种模式认为，语言的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的子孙后代注定只能使用几种语言。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强调，英美文化工业的力量会使得英语成为21世纪唯一全球通用的语言。

语言的全球化。

资料来源：改编自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资料，www.globalhawaii.org。

当然，英语日益彰显的重要性可谓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产生的时候。那时，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大约只有七百万。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人数已经猛增至超过三亿五千万，另外还有四亿多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现在，因特网上80%的内容都是英语的。全世界人数不断增长的外国留学生中，几乎有一半人在英美国家的大学注册就读。

资料来源：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全球化研究中心，www.globalhawaii.org。

然而，与此同时，世界无书面形式的口头语言的数量也从1500年的一万四千五百种左右减少到了2000年的不足七千种。一些语言学家预测，按照目前这种速度减少下去，到21世纪末，50%——90%的现存语言将会消失。

但语言并不是世界上唯一面临灭绝危险的事物。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蔓延也已危及到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健康。

文化价值观与环境恶化

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背景。例如，沉浸于道教、佛教和各种万物有灵论中的文化，倾向于强调所有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要求在生态需要和人类需求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另一方面，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则包含了深刻的二元价值观，它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自然被看成是一种“资源”，可以将它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以此来满足人类的欲望。这种人类中心范式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消费主义的主要价值观念。如上文所指出的，美国主导的文化产业试图让全球的观众相信，人生的主要价值和意义在于无穷无尽地积累物质财富。

然而，21世纪伊始，我们已经不可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呼吸的空气、赖以生存的气候、吃的食物、喝的水都已经把这个星球上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虽然人类明白相互依存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因为他们想获得奢华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在不断地遭受人类的破坏。即使我们承认，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生态问题也曾是困扰古代文明的问题，但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前，环境恶化相对来说还是地方性的，而且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的时间。过去几十年里，地球环境恶化的规模、速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试看环境恶化的全球化的一些最危险的表现形式。

全球环境恶化的主要表现和后果。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人们关心的两大问题与北半球失控的人口增长和奢华的消费模式有关。自大约四百八十代人之前农业经济第一次出现以来，世界人口爆炸性地增长到了之前的1000倍，达到六十多亿。这一增长量的二分之一发生在过去30年间。大概除了啮齿类动物之外，人类已经成为了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对食物、木材和纤维需求的极度增长，已经给地球的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今天，地球表面的大片土地，特别是那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从生物学上来说几乎已经不再具有生产能力了。

人们经常狭隘地把对人口增长与环境恶化问题的关注局限在人口总量的水平上。然而，人类对环境的全球性影响也是人均消费的结果，就如同总体人口规模所产生的结果一样。例如，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却消费着全球30%——40%的自然资源。地区性的过度消费加上失控的人口增长给我们这个星球的健康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除非我们愿意改变支撑着这些可怕动因的潜在的文化和宗教价值结构，否则地球母亲的健康将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2001年某些国家的个人消费模式

资料来源：美国公共广播服务公司，http://www.pbs.org/earthonedge/ science/trends.html。

由人类引起的如全球变暖这种气候变化，是当代环境问题在强度和范围上发生决定性转变的另一实例。我们这个星球大气层中排放的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以及氟利昂）迅速积累，这已经大大增强了地球阻止热量排放的能力，由此而来的“温室效应”就是造成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原因。

虽然全球变暖的确切效应难以计算，美国科学家关注联盟提供的数据表明，全球的平均气温从1880年的13.5°C（56.3°F）上升到了2000年的14.4°C（57.9°F）。全球气温的进一步升高可能会导致极地地区部分冰帽融化，到2100年会引起全世界的海平面升高90厘米——这一灾难性的后果会威胁到世界上许多沿海地区。

图9温室效应。

跨越国界的污染是我们集体生存的另一重大威胁。大量人工合成的化学品被排入到空气和水中，使得人类和动物的生存条件已超过了以前生物学经验的极限。例如，20世纪下半期人们使用了氟利昂作为不可燃的冷却剂、工业溶剂、发泡剂和气溶胶喷射剂。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究者指出，无节制地向空气中排放氟利昂似乎损耗了地球的臭氧保护层。10年后，人们在塔斯马尼亚、新西兰和大面积南极地带的上空发现了很大的“臭氧层空洞”，这最终导致了一项国际联合行动，即逐渐停止生产氟利昂和其他一些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其他一些跨越国界的污染包括工业排放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这些化学物质最终以“酸雨”的形式返回地面，损害森林、土壤和淡水生态系统。北欧和北美部分地区现在的酸性沉淀物至少高达环境监测机构设定的临界水平的两倍。

二氧化碳排放量：2001年的主要污染国。

资料来源：英国广播公司科技报道，http://news6.thdo.bbc.co.uk。

当前，有关环境恶化的全球化最可怕的问题或许是世界范围内生物多样性的破坏。1998年，一些美国科学家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认定为比全球变暖或跨国界污染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现在，10个生物学家中会有7个认为，世界正处在这个星球45亿年以来生物大规模灭绝速度最快的时期。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一项报告显示，世界三分之二的耕地已被认定为“有些退化”，三分之一被认定为“严重退化”。全世界有一半的湿地已经被破坏，淡水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自1900年以来，全世界已经失去了四分之三的农作物和动物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一些专家担心，有高达50%的动植物种类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其中大多数都在南半球。

1971——2002年全球主要环境协定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即使人们看到这一连串糟糕的生态报告，他们也可以对不断出现的国际环境条约和协议保持谨慎的乐观。这些协定的各种条款旨在控制空气和水的污染，保护濒危物种，限制有害废物的处理。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条约缺乏有效的国际强制执行机制；而且，一些主要的环境污染者，如美国和中国，还没有批准其中的一些重要协议。

1992年，科学家关注联盟发布了一个名为“警告人类”的公告，声明全球环境正在严重危机中痛苦挣扎。有一千五百多位科学家在这个文件上签名，其中包括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人们对我们这个星球生态极限的认识正在日益加深，但更为紧要的问题是，这是否会转而成为对根植于积累无限物质财富欲望中的文化结构的必要修正。对此，人们还要拭目以待。

【注释】

[1] 19世纪，美国扩张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对外扩张为天命所定。

第六章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

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体系，它包含了广泛共享的观念、模式化的信仰、具有导向性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及特定人群认可为真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不仅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且按照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为个人提供了一幅比较连贯的世界图景。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就有助于把高度复杂的人类经验组织成相当简单却经常被歪曲的形象，并以此作为社会和政治行动的指南。这些被简化和歪曲了的思想常被用来使某些政治利益合法化，或维护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结构。为了在社会中渗透他们喜欢的规范和价值观，意识形态主义者向公众递交了一个议程，它已经限定了该讨论什么、该主张什么以及该询问什么。他们面对公众讲述故事和叙事，用于说服、赞扬、谴责，区别“真理”与“谬误”，并区分“好的”与“坏的”东西。这样，意识形态就能通过概括化的行为准则和要求来组织和确定人类活动的方向，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

如所有的社会进程一样，全球化也包含了一个意识形态向度，充满了关于这一现象本身的一系列规范、要求、信条和叙事。例如，全球化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的问题，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了激烈的公共讨论。因此，在探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之前，我们应该在全球化与全球主义之间做重要的分析和区别，前者指各种评论者以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方式来描述不断强化的全球相互依存的社会进程，而后者则是指赋予全球化这一概念以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意义的意识形态。

我们在第七章将会看到，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全球化二者之间的联系，各社会群体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相反，他们企图赋予这一概念以不同的规范和意义。然而，迄今为止，这些群体所表达的理想并不能动摇全球主义中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统治地位。后者在全世界的传播主要依靠的是北半球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一阵容主要由集团公司的经理、大型跨国公司的主管人员、集团公司的说客、新闻记者、公共关系专家、面向大众读者写作的知识分子、国家官僚及政客组成。作为全球主义的主要拥护者，这些人物使得公众话语中充斥着理想化的形象——一个保护消费者的自由市场。

图10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全球主义倡导者之一。

兜售全球化

2002年，美国新自由主义杂志《商业周刊》推出了一则关于全球化的封面报道，它包含了如下声明：“近十年来，政界与商界的领导者企图说服美国公众，让他们相信全球化的好处。”通过援引2000年4月一份关于全球化的全国民意调查结果，文章继续报道说，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方面，有65%的接受调查者认为，全球化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消费者和商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全球化可能会使美国的就业率大幅滑坡；此外，有70%的接受调查者认为，与低收入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工资下降的原因。文章的结尾对美国政界和商界的领导者发出了颇有火药味的严重警告，认为对反全球主义势力的论点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减少人们对这一问题不断产生的担忧，美国决策者应该更有效地突出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毕竟，公众对全球化持续的担忧会产生严重的反作用，进而危害国际经济的健康运行和“自由贸易事业”。

这一封面报道包含了两条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相关的重要信息。第一，它公开承认了政界与商界的领导者在积极地向公众兜售他们自己中意的全球化版本。实际上，《商业周刊》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对全球化观点和形象的构建的，认为它们是实现基于自由市场原则之上的全球秩序必不可少的工具。无疑，这种全球化的正面景象对公众舆论和政治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如今，为了实施具有市场倾向的政治议程，新自由主义决策者已不得不变成诱人的意识形态集装箱的设计专家。鉴于商品交换构成了所有市场社会的核心活动，全球化话语本身也已经转变成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商品，专门供公众消费。

第二，《商业周刊》封面报道的调查数据表明，在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人们的个人经历与他们对全球化的规范性定位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明显差异。人们该如何解释，为何有相当一部分接受调查者担心全球化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经济上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却认为全球化是一件“好事”？显然，问题的答案就是意识形态。全球化光彩夺目的新自由主义叙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即使人们的日常经历呈现出的场景并不皆如它们渲染得那样美好。

北半球富国的十几家影响最大的杂志、报纸及电子媒体，如《商业周刊》、《经济学家》、《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与《金融时报》，为读者灌输了众多固定不变的带有全球主义的主张。全球主义已经成为一些社会政治思想家所谓的“强势话语”——一种臭名昭著的难以抵制的话语。它有强大的社会势力支持，这种势力预先选定了那些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从而相应地来塑造世界。不断地复述全球主义的主要主张和口号能够产生它们所表述的东西，随着更多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执行，全球主义的主张更加牢固地深入到了公众心里。

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认识和分析五大意识形态主张，它们频频出现在有影响的全球主义倡导者的谈话、演讲和著作中。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主义者本人也是为了兜售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日程才形成这些主张的。或许，并没有一段全球主义的演讲或一部著作能同时涵盖下面所讨论的五个论断，但它们至少都包含了其中的一些主张。

主张一：全球化就是市场的自由化与全球一体化

如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全球主义从一开始也试图建立对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的权威叙述。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根植于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它是未来全球秩序的框架。如第三章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者试图培养公众的意向，使他们毫无批判地把“全球化”与他们所宣扬的市场自由化的好处联系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说全球市场的自由化与一体化是一种“自然”现象，能够促进世界的个体自由和物质进步。以下是三个例子。

全球化与市场对政府的压倒性优势相关。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的人都一致认为，作为当今驱动力的市场正在左右政府的职能。

《商业周刊》，1999年12月13日

（政府的）的一个角色就是清道夫——为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扫清障碍。

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前副国务卿琼·斯皮罗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全球性的。它是人类奋斗的最高目标。通过我们的努力和选票，无论是在集体还是个人层面，我们都已经为它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为此，我们应该感到自豪。

英国记者彼得·马丁

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全球主义的使命——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只有通过对市场进行行政规划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全球主义者必须随时准备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削弱和消除那些限制市场的社会政策和机构。鉴于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完成转变当前社会结构这一野心勃勃的任务，市场自由化的成功取决于集权政府的介入和干涉。然而，这样的行为与新自由主义理想化地对政府职能进行限制形成了强烈反差。当然，全球主义者确实期望政府在执行他们的政治日程方面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自由主义政府的积极参与表明了强大的政府行为在策划自由市场方面的重要性。

而且，宣称全球化就是市场的自由化与全球一体化，就会将一个原本偶然的政治计划固定为“事实”。全球主义者的成功在于他们说服了公众，让其相信他们关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叙事，正是对所要分析的情况的客观的或至少是中立的判断。诚然，新自由主义者或许确实能够为市场的“自由化”提供某种“经验性证据”。但是，市场原则的蔓延真的就是由于全球化与市场扩张之间存在着某种形而上的联系吗？或者，它之所以发生，难道是因为全球主义者拥有政治和话语权力，从而能大致按照自己意识形态的公式来影响这个世界——自由化+市场的一体化=全球化？

最后，这一对全球化过于经济化的表述削减了此现象的多维性。全球化的文化与政治向度仅作为依赖全球市场流动的从属进程而被提及。即使相信全球化的经济向度具有决定性作用，人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进程必然与撤销对市场的管制有关。与此相反，另一个观点则可能会把全球化与全球性监督管理结构的创建联系起来，这个结构会使市场对国际政治机构负责。然而对全球主义者来说，当与最具限定性的法律与机构做斗争时，把全球化说成是一项能解放并整合全球市场以及从政府控制下解放个人的事业，是他们获取公众支持的最好方式。只要能成功地向大多数人兜售他们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式的见解，他们就能维持一种有益于自己的社会秩序。对那些仍然怀疑全球主义的人来说，全球主义者还有另外一个胸有成竹的主张——为什么要去怀疑一项带有历史必然性的进程呢？

主张二：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一想法乍一看似乎很不适合一个基于新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意识形态。毕竟，在整个20世纪，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批评，因为后者的决定论主张贬抑了人的自由意志，而且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现实的影响力。然而，全球主义者依靠的也是一个相似的历史必然性叙事，它是单一因果的和经济主义的。根据全球主义者的解释，全球化反映了技术创新驱动下不可逆转的市场力量传播的必然性。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以下的陈述：

现在，我们必须接受全球化残酷无情的逻辑——从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城市的安全到我们人民的健康，都不仅取决于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而且也取决于半个世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全球化不可逆转。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冷漠无情的，它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到来……全球化正在发生，它就要发生。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全球化正在发生，即将发生。

联邦快递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

我们需要更多地解放印度经济，撤销对经济的管制。没有一个明智的印度商业家会反对这一点……全球化不可避免。没有更好的选择。

印度企业家拉胡尔·巴贾杰

新自由主义者把全球化描写成某种就像天气或重力一样的自然力量，这使得全球主义者更易于让人们相信，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市场规律。因此，宣扬全球化必然使关于全球化的公共话语变得非政治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说成是超越政治的，它们只是在执行自然规律而已。这里的寓意就是，人们并非根据一系列的选择行事，而只是在履行世界市场的法则而已，是这些法则要求消除政府的控制。这正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说过的，“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人们对经济和技术力量的自然流动无计可施，那么政治团体就应该默许并充分利用这一不可改变的境况。反抗将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非理性的，而且是危险的。

必然性的观念也更容易说服公众去共同承受全球化的重负，从而让他们支持一个经常被新自由主义政客利用的托词：“由于市场，我们才削减社会规划。”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通过电视呼吁全国，全球力量不可抗拒，它迫使每个人都必须做出牺牲。当然，赫尔佐克总统并没有讲明白等待大股东和公司执行官的将是怎样的牺牲。最近的例子，如美国安然公司轰动一时的破产表明，牺牲将极有可能很不均衡地由那些工人和雇员承担，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会使他们失去工作或社会福利。

最后，宣称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抵制的，其根源在于一种更宏大的进化论话语，这一话语赋予某些国家以特权地位，让它们处在从政治控制下解放市场的前沿。如第五章所讨论的，乐天派的鼓吹全球化者经常把全球化当做一个委婉语来使用，它代表了世界不可逆转的美国化。由此看来，全球主义力量似乎复活了19世纪赫伯特·斯宾塞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之类的人们宣扬的英美先锋主义范式，古典市场自由主义的主要因素在全球主义那里无一不有。我们发现了西方文明、自我调节和自由竞争的经济模式、自由企业的优势、国家干预的缺陷、放任主义原则，以及适者生存和不可逆转的进化过程中无情的自然法则。

主张三：没有人对全球化负责

全球主义的决定论语言提供了另一个话语优势。如果市场的自然法则预先规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进程，那么全球化并不反映某一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任意的议程。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主义者只是在执行一种具有超验力量的不可改变的律令。人并不对全球化负责，而是市场和技术对全球化负责。人类的某些行为会加速或延缓全球化，但最后的分析证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总是会表现出它高超的智慧。下面是关于这一观点的三种表达方式：

左派中有很多人不喜欢全球市场，因为它在总体上体现了他们厌恶市场的原因：无人对市场负责。实际情况是，看不见的手也统治着大部分国内市场，这是一个似乎被大多数美国人看成生活事实的现实。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有关全球化最基本的事实是这样的：无人负责……我们都情愿相信有人在负责。但现在的全球市场由“电子族群”构成，经常包括匿名的证券、债券和货币交易者与跨国投资者。网络和屏幕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纽约时报》记者，获奖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全球化巨大的魅力在于没有人控制它。其巨大的魅力在于，它不受任何个人、任何政府和任何机构的控制。

高盛公司副董事长罗伯特·霍马茨

但只有从表面意义来看，霍马茨先生的话才是正确的。虽然并不存在由单一邪恶势力控制的有意识的阴谋，但这并非是说没有人对全球化负责。全球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并非是在人类的选择领域之外进行的。如第三章所示，全球主义者在全世界整合市场，并使市场脱离国家的干预计划，创造了也维持着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总部也都在北美洲。这并不是说美国绝对控制着全球化的宏大进程，但这的确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的实质与发展方向受到了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

总之，有人认为无人领导全球化进程，这一说法并没有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相反，这一说法为维护和扩张北半球国家利益的政治议程服务，同时，也保护与它联合的南半球的精英力量。如历史必然性的言论一样，无人负责的观念企图使关于这一话题的公共讨论非政治化，从而解散反全球主义运动。一旦大部分人接受了这种全球主义的形象，即它是一种自我运行、自我调节的力量，要组织反抗运动就会变得相当困难。当普通民众不再相信有选择另一种社会格局的可能性时，全球主义将具有更大的能力来建构被动的消费者身份。

主张四：全球化对每个人都有益处

这一主张是全球主义的核心内容，因为它为应该把全球化看成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关键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肯定的答案。全球主义者经常把他们的论点与所谓的市场自由化带来的好处联系起来：全球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效能的经济、个人自由以及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下面就是几个这类的说法：

几乎毫无疑问，总的来说，全球金融的显著变革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全球化的效果非常好。在前所未有的自由化的刺激下，世界贸易继续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全球经济总产出增长的速度，使得生产力和效率飞速提高，创造了百万个工作机会。

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彼得·萨瑟兰

我们正处于这个世界最让人欢欣鼓舞的时代：国家间的壁垒正在减少；经济自由主义无疑正受到广泛关注，而且非常有效；贸易和投资在飞速增长；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财富的生产创历史纪录新高——而且我相信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下去。

联合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戴维

穷国与富国收入悬殊，1970——1995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

然而，戴维先生绝没有表明他这番话背后的意识形态假定。“我们”确切地说是指谁？谁“证明了”新自由主义非常“有效”？“有效”是什么意思？然而，实际上存在着与此相反的确凿证据。市场过度控制社会和政治将导致的后果是：全球化的机遇与回报并不均衡，它以牺牲大众为代价把权力与财富集中在了一小部分人、地区和公司的手里。即使是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也表明，近来，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大。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9年和2000年版的数据表明，在1973年全球化开始之前，最富国与最穷国的收入比率大约是44：1。25年后，这一比率增长到74：1。冷战结束后的这段时期，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从1987年的12亿增长到了现在的15亿。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19亿。这意味着，21世纪伊始，人类最底层有25%的人每年依靠不足一百四十美元维持生存。与此同时，1994到1998年，世界上200个最富的人的资本净值翻了一番，超过了一万亿美元。世界上三大亿万富翁的资产超过了所有不发达国家及其6亿人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即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内部，也同样能看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趋势。例如，我们可以看看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见下图）。

家庭收入在美国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1967——2000年。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www.census.gov。

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从1974年的400个上升到了2000年的9000个。为了继续维持新自由主义路线，这些集团的说客成功地给国会和总统施加了压力。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动力，即4700万工人，每小时工资不足十美元，与1973年相比，每年要多工作160个小时。全球主义者经常用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低失业率来证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其实这背后掩盖的是低工资和数以百万计的临时工人，这些临时工人无法得到全天的工作岗位，每周最低工作时间只要达到21小时，就被登记为在业。与此同时，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水却在大幅度提高。2000年，它比普通工人工资高416倍。1%的最上层美国家庭的财富超过了占总数95%的底层家庭的财富总和，这反映了过去20年来的巨大变化。

另外，还有很多迹象证明，追求全球利润实际上使穷人更难以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好处。例如，到处都有证据表明，有一个日益扩大的“数字分水岭”把北半球与南半球分开了。

全球因特网用户占地区人口的百分比，1998——2000年

资料来源：《2001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CIS：独联体）

关于全球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不断加大的差距，来看看英国广播公司2000年10月31日的新闻报道：

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最近警告公众，现在，就防止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寄生虫疾病的蔓延来说，经济全球化可能成为其最大的威胁。他们指出，总部在美国的一些制药公司正在停产许多抗寄生虫的药物，因为发展中国家买不起这些药物。即使世界上超过两亿人仍患有血吸虫病（一种严重损害肝脏的寄生虫疾病），由于利润的下降，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在美国一家制药厂已被停产。另一种抗肝吸虫病损害的药物自1979年就已停产，因为南半球的“消费基础”没有足够的“购买力”。

少数几位承认全球不平等分配模式的全球主义者通常坚信，市场本身最终会纠正这些“不均衡”。他们坚持认为，在短期内，“插曲式的错位”是必然的，但它们最终会被全球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所取代。实际上，有一官方说法认为全球化有益于所有人，对这一官方说法不完全认同的全球主义者，必须承担他们的批评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公开批评他所在机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曾获诺贝尔奖的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受到了猛烈攻击。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项目经常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还指出，“市场理论家”曾利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减弱国家干涉的可信度，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的自由化。1999年底，斯蒂格利茨因压力过大而辞职。五个月后，他与世界银行的顾问合同也被终止。

主张五：全球化促进民主在全世界传播

全球主义的这个主张来自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设想——自由市场与民主同义。在公共话语中，这两个概念不断被确认为“常识”，常常无人质疑它们之间是否真的一致。这里有三个例子：

由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复杂市民社会的产生。这一阶级和社会结构会促进民主的发展。

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新企业和购物中心的出现应该被看做民主的中坚。

美国纽约州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电子族群”将从总体上加强民主化，这一点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灵活性、合法性以及可持续性。

《纽约时报》记者，获奖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这些观点取决于民主的观念，它强调正式程序，如在经济和政治决策中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直接参与为代价的选举。对民主的这种“空洞肤浅”的定义，反映了一种低强度的或“形式上的”市场民主，这种民主以精英主义的组织化模式为特征。实际上，把一些民主因素嫁接到普遍独裁的结构上，可以保证被选中的人免受来自大众的压力，从而实现“有效”的管理。因此，断言全球化会促进民主在全世界的传播，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基于对民主的一种肤浅的理解。

而且，这一主张也必须面对许多与此相反的证据。让我们来看一则转引自《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它是由“新经济信息服务”[1]发布的。这表明，在竞争美国出口市场和美国对外投资的时候，民主国家并不占优势。

1989年，在美国从南半球进口的所有商品中，民主国家的商品占到了一半以上。10年后，可以选择的民主国家更多了，但在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中，由民主国家提供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增强。随着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选择民主政体，更多的美国企业似乎更喜欢其他政体。这些发现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实际上，美国公司对外采购和投资的决策是否破坏了脆弱的民主的生存机会？为什么北半球富国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会做出这些企业决策？这首先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工资比民主国家的工资要低一些，这使得前者的企业在出口商品时获得了货币优势。另外，低工资、工会禁令以及宽松的环境法有利于那些国家吸引外资。

结论

对全球主义五大主张批判性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关于全球化的说法从下面这个意义上说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即它带有政治动机，有助于建构全球化的特定含义，借此保留和稳定现存的不均衡的权力关系。但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并没有局限于狭隘地为公众解释全球化的意义。全球主义由强大的叙事组成，它们兜售一个包罗万象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从而创造出具有集体性质的意义，并且塑造了人们的身份。

然而，无论是从西雅图到热那亚的大规模的反全球主义抗议，还是“基地”组织于2001年9月11日发动的恐怖袭击，都表明全球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扩张遇到了众多的抵抗。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似乎正迅速成为一个战场，关于全球化意义和走向的观点，在这里针锋相对。

【注释】

[1] 一家非盈利性组织（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一个服务项目，提供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民主的影响的信息和评论。

第七章

全球主义面临的挑战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全球主义对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认识已经牢固地铭刻在了全世界很多人的心里；强大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团体转而又在进一步维持并确认着这一认识。然而，从没有哪种意识形态具有绝对的控制优势。人们的切身经验与意识形态主张之间存在的差距，可能会给主导性的模式带来危机。这时，持不同见解的社会团体就会感觉到比较容易向公众传达它们的思想、信念和行为实践。

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在关于全球化的公共话语中，反全球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一过程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公司贪婪的利润策略正在导致全球财富与福利差距日益扩大。1999到2001年间，在全世界许多城市，全球主义与其意识形态挑战者的斗争以街头冲突的形式爆发，最后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导致三千多人死亡。这些反全球主义的力量是什么呢？

两大反全球主义阵营

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共有的一个信念就是，它们必须保护自己和相关各方不受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影响。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都是某种“保护主义者”。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反全球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十分宽泛，他们发展政治议程的手段各不相同。例如，在估量全球化的形成特点、原因以及什么才可以被准确地归为“消极后果”的时候，他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即使会显得过于简单化，我仍然建议把反全球主义的团体划分为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根据另外的标准再进一步将其细分。

在美国，帕特里克·布坎南和H.罗斯·佩罗是坚持特定论保护主义立场的两个主要代表。在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如约尔格·海德尔领导下的奥地利自由党、让-马里·勒庞领导下的法国民族阵线和格哈德·弗雷领导下的德国人民联盟）都表示反对“美式的全球化”。在南半球，人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态度，如奥萨玛·本·拉登对伊斯兰教义的偏激理解，或者乌戈·查韦斯总统委内瑞拉式的民粹主义。让我们再次记住，我们不仅要在这些团体的政治进程方面，而且还要按照它们反全球化斗争的手段——从恐怖袭击到非暴力的议会式方法——对它们加以区别。

特定论保护主义

特定论保护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谴责全球化给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所带来的麻烦。特定论保护主义者感觉到古老社会模式正面临逐渐消失的危险，他们谴责自由贸易、全球投资者的力量、跨国公司的新自由主义日程以及世界的美国化，并认为是这些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和（或）道德滑坡。由于担心失去民族自决权和自己的文化遭到毁灭，他们发誓要保护传统的生活方式，使其不受那些“外来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是这些因素释放了全球化的力量。相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全球性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而言，特定论保护主义者更加关心本国公民的福利。

在美国，消费者保护人拉尔夫·纳德崭露头角，成为了普世论保护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欧洲，已成立的绿色团体的代言人早就指出，毫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全球环境的严重恶化。欧洲和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赞成这一观点，但是，与纳德和绿色人士不同，他们为达到目标，情愿有选择性地使用一些暴力手段。在南半球，反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大众运动代表了普世论保护主义者的观点，如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印度的抱树运动和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领导的穷人运动都是如此。其中一些团体已经和反全球主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普世论保护主义

在致力于创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南北半球关系的进步政党那里，人们能够发现普世论保护主义者；此外，还包括数量日益增多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网络，它们关注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国际劳工问题、人权及妇女问题。这些团体挑战了上一章所讨论的那些全球主义的重要主张，并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全球财富与权力再分配之上的国际新秩序。普世论保护主义者宣称指导他们思想的是，他们不仅要为本国公民，而且要为全世界人民争取社会正义与公平。他们指责奉行全球主义的精英所推行的政策，因为它们导致了更大程度上的全球不平等、高失业率、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福利的消失。他们呼吁一个“来自下层的全球化”，它对被边缘化的人和穷人有利，企图保护全世界的普通人免受新自由主义的“来自上层的全球化”的伤害。

在讨论近几年主要的反全球主义活动之前，我们先来详细地看一下这两大反全球主义阵营最引人注目的代言人。

特定论保护主义者

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帕特里克·J.布坎南就与美国共和党的右翼联系在了一起。他把自己看做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保护者，保护“辛勤的美国人”，反对公司精英、近来的移民、福利接受者以及享受“特权”的少数族裔。近年来，美国民族主义组织的数量陡然上升，他们反全球主义的言辞甚至比布坎南的民族主义更加极端。一些如约翰·伯奇协会、基督教联盟、自由游说团以及所谓的爱国和民兵运动之类的团体深信，全球化是美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觉得全球化在吞噬自己的国家，是一种异己的邪恶的意识形态，他们担心跨国势力正在无情地销蚀着“美国的传统生活方式”。

就自由贸易和移民问题与共和党高层产生严重分歧之后，布坎南在2000年脱离了共和党，成为民粹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其畅销书和激烈的竞选演讲中，他把自己的反全球化立场说成是“经济民族主义”——按照为狭隘的民族利益服务的方式来设计经济。他经常这样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在当代美国社会的核心，美国民族主义的要求与全球经济控制之间存在着难以抑制的冲突。布坎南认为，美国大多数主流政客都受制于跨国公司的利益，这些利益支持由国际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牵头的全球管理结构，正在损害着美国的国家主权。同时，他也指责“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为百万移民打开了国门，而这些移民正是造成美国经济和道德衰退的原因。

图11帕特里克·J.布坎南。

欧洲特定论保护主义者就经济民族主义发表的讲话也愈发激烈，这使他们更容易激发公众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后果的焦虑。他们的目标是国际银行家、货币交易者、“自由资本”、跨国公司以及布鲁塞尔的欧盟管理机构。从西班牙到俄罗斯的右翼党派都把全球化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和自决权的最大威胁，都在全力倡导保护主义的措施和重新调整国际金融市场。

当反全球主义的言谈与所谓的“外国人问题”合为一体时，它似乎成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武器。许多年来，在奥地利、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移民、客籍劳工以及总体上的“过度异国化”问题已经成为了触发公众怨恨的催化剂，因为外国人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威胁侨居国文化传承和文化身份的替罪羊。仇外通常与成功地妖魔化全球化密切相关。认为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这种全球主义的主张，经常遭到依照特定论保护主义主题组织起来的政党的攻击。附和着布坎南的措辞，它们呼吁强势政治领导人的出现，以中断新自由主义这一主宰世界的力量。这些党派中的大多数人都预见，会出现一个由欧洲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堡垒”，这些国家会维护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独立。

北半球特定论保护主义的兴起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困顿和文化混乱的权威性反应。“全球化的受害者”包括产业工人、小企业主和小农场主，这些人对稳固界限与熟悉秩序的解体感到非常焦虑。他们的政治代表向公众表达了一个愿望，即希望建立一个文化统一、道德稳固及具有民族优越感的真实世界或想象世界。

奥萨玛·本·拉登激进的伊斯兰教义也带有一种家长式的等级制风格。本·拉登表现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和无畏的信仰捍卫者的形象，其宗教激进思想激发他与被自己看做是异己的邪恶势力做斗争。在阿拉伯世界，人们通常把全球化与美国的经济和文化统治联系在一起。如第一章所指出的，像本·拉登的“基地”恐怖网络这样的宗教组织增强了一种共同的感觉，即西方的现代化不但没有结束本地区的普遍贫困，反而还加剧了他们自己社会的政治不稳定，强化了世俗化的倾向。

宗教激进主义的出现，通常是人们对自由主义或世俗世界物质侵袭的反应。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吸收了18世纪神学家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德·瓦哈卜广泛传播的宗教复兴运动思想，企图以任何必要的方式，让穆斯林世界回归到一个“纯粹”和“本真”的伊斯兰世界。他们的敌人不仅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势力，而且还包括国内那些接受了外来的现代性影响力并将其强加给伊斯兰民族的团体。奥萨玛·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追随者的恐怖主义的方式可能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相矛盾，但他们反全球化的斗争却在特定论保护主义的价值观和信念里找到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普世论保护主义者

拉尔夫·纳德是美国普世论保护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表，他以对公司全球化犀利的批判而久负盛誉。截至20世纪90年代，已有超过十五万人踊跃加入了他的六大非盈利性组织。其中之一的全球贸易观察已经成为了一家主要的反全球主义的监督机构，它监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国际贸易组织的活动。1996年和2000年，在作为绿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期间，纳德以民主原则的保护者自居，反对全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势力。然而，与布坎南的民族主义版本不同，纳德的保护主义并不会激发起民众怨恨少数族裔、近来的移民或者福利接受者的怒火。事实上，他的思想总是归结到这样一点，即必须在国际上联合平等主义势力来反对全球主义。他还强调，消除贫困以及保护环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道德问题，它应该超越国家或地区有限的领土框架。

纳德拒绝接受全球主义者的主张，即全球化等于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而且前者对后者的促动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在他看来，成功挑战全球化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发动一场跨越国界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这位绿党候选人并不强调强势政治领导者的中心作用，而是唤起了人们对世界上非暴力社会正义运动的记忆。在这些运动中，普通大众为战胜猝然纠集在一起的反民主力量而并肩作战。

图12拉尔夫·纳德。

拉尔夫·纳德在美国的组织网络是新兴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组织的成员相信，草根阶层能够改变当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进程。现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组织。有些仅由少量积极分子组成，而另外一些的成员会多一些。例如，第三世界网络就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网络，其总部设在马来西亚，在五大洲都有地区办事处。它的目标是研究与南半球有关的发展问题，为国际会议的反全球主义视角提供一个平台。全球化国际论坛是一个全球性的联盟，由活动家、学者、经济学家、研究人员及作家组成，他们以普世论保护主义的方式发起活动以回应全球主义。此外，跨国妇女网络从世界各国吸纳妇女团体，发展公共政策计划，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那些与妇女权利有关的建议。事实上，鉴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项目的很多受害者都是南半球的妇女，目睹这些组织的快速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兴起之初，所有这些普世论保护主义的网络都不过是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团体，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很多这类组织都从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的斗争特别是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中吸取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教训。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那天，一小队自称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反叛者占领了墨西哥东南恰帕斯地区的四个城市。随后几年，萨帕塔运动与墨西哥军队和警察进行过几次小规模的战争，继续抗议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领导人马乔什副总司令所谓的“旨在消除那些对强权者无用的大众的全球经济进程”。此外，萨帕塔运动还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反全球主义纲领，决心逆转新自由主义市场政策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虽然萨帕塔运动的参与者坚持说他们的斗争大都与恢复墨西哥土著和穷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相关，但同时，他们也强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不管是在特定论者还是在普世论者的阵营里，反全球主义的保护主义者的策略都是从言论和行动上挑战全球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对于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来说，这种反全球主义的努力看上去似乎无济于事。然而近几年来，全球主义还是不断受到了来自两个阵营的反对者的攻击。

从西雅图反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到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主义袭击

1999年6月18日，有迹象清楚地表明，在全球主义与它的挑战者势力之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即将来临；当时，各种劳工团体、人权团体和环境团体组织了一个叫做“6·18”的国际性抗议活动——此时正值八国集团在德国科隆举行经济峰会。北美洲和欧洲的城市金融区遭到了经过精密筹划的直接行动的冲击，包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以及由黑客高手为破坏大型公司计算机系统而发动的一万多次“网络攻击”。在伦敦，2000名抗议者的游行转变为暴力活动，几十人受伤，财产损失惨重。

六个月后，有四五万人参加了西雅图的反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虽然参加抗议者主要来自北美洲，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其他国家。若泽·博韦这样的激进分子——他是法国的牧羊农场主，因破坏一家麦当劳快餐店而成为了国际知名人物——与印度农民及菲律宾农民运动的领袖并肩游行。这个东拼西凑起来的反全球主义联盟包括消费者激进分子、劳工激进分子（包括为抗议血汗工厂而游行的学生）、环境保护主义者、动物权利激进分子、拥护解除第三世界债务的人、女权主义者及人权辩护者，它清楚地表达了普世论保护主义者所关心的事情。声势浩大的这群人代表了七百多家组织和团体，他们对世界贸易组织在农业、多边投资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提出了批评。

然而，与这些团体共同前进的，还有一些代表特定论保护主义观点的人。例如，帕特里克·布坎南曾呼吁他的支持者加入抵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全球主义事业。与此类似，那些坚持己见的新法西斯主义士兵，如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世界造物主教会”的创始人马特·黑尔，则鼓励他们的追随者来西雅图“破坏敌人机器的齿轮”。我们仍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汇集在西雅图的示威者都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公司全球化提出了普世论式的批评。他们传达的主要信息是，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全球规则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穷人、环境、工人及消费者为代价来支持公司利益，这太过分了。

会议开始那天，大群示威者阻碍了市中心的交通。他们手拉手，设法挡住进入会议中心的主入场口。许多曾受过非暴力抵抗方法训练的示威者要求封锁重要的路口和入口，借以使国际贸易组织会议无法举行。当几百个会议代表一路匆忙进入会场时，西雅图警察开始加紧清理道路。很快，他们向人群——包括那些安静地坐在人行道和路面上的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几个小时后，西雅图警察看到并未成功达到目的，便使用了警棍、橡皮子弹、胡椒水喷剂以对付其余的示威者。一些警官甚至用手指把胡椒水喷剂灌进受害者的眼睛里，以及用脚踢非暴力抗议者的腹部。警察一共逮捕了六百多人。值得注意的是，对其中五百多人的指控最终被撤销。实际上接受审理的只有14个案件，最终有10人认罪，2人被判无罪，只有2人被判有罪。

当然，大约有二百人拒绝保证自己只会采取非暴力的直接行动，他们以砸店面和翻倒垃圾箱为乐。这些年轻抗议者大都是“黑色集团”的成员——一个总部位于俄勒冈州的无政府组织，从意识形态上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集权。头戴黑色头巾，脚登长统靴，“黑色集团”的成员捣毁了那些被认为从事了残酷商业活动的商店。例如，他们放了嘉信理财公司一马，却砸毁了富达投资公司的窗户，因为它在“西方石油”——一家应为暴力打击哥伦比亚土著负主要责任的石油公司——拥有高额投资。他们行动起来反对星巴克咖啡，因为这家公司并不支持公平的咖啡贸易；但他们并不反对塔利兹咖啡。他们没动娱乐设备公司，却给盖普服装店造成了损失，因为这家公司严重依赖亚洲的血汗工厂。

图131999年11月30日，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击退西雅图市区的反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者。

会议中心的谈判磋商也没能够顺利进行。导致会议开幕延迟的诸多不利因素已经让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们疲于应付，而他们很快又因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之类的重要问题陷入了僵局——很多来自南半球国家的代表拒绝支持这样一个由经济大国私下里起草的议程。在会场内外两种抗议的夹攻下，官员们企图使事态恢复正常。克林顿总统一方面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好处”，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实行“一些内部改革”。最后，西雅图会议并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雅图之战证明了，全球主义者为之雀跃欢呼的许多新技术既代表了全球化，也可以为反全球化势力及其政治议程服务。例如，因特网使得西雅图事件的组织者能够安排新形式的抗议活动，比如在全球许多个城市同时进行一系列示威活动。全世界的个人及团体可以利用因特网快速和便捷地吸纳新成员、确定聚会的日期、共享经历、安排后勤事宜，以及确定和宣传作战目标——而在15年前，这些活动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其他新技术（如移动电话）不仅让示威者能自始至终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能快速有效地应对警察不断变换的战术。即使没有指挥中心、明确的领导层、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大量的资金来源，随着安排和协调抗议活动能力的提高，街头示威活动在本质上焕然一新。

在西雅图反世界贸易组织抗议活动后的几个月里，世界各地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几场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下面是其中的一些事件：

华盛顿特区，2000年4月

一万五千至三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主义积极分子，试图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每半年一次的会议无法举行。虽然多数抗议者并没有暴力行为，但还是有1300人被捕。

布拉格，2000年9月

大约有一万名抗议者企图破坏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在一些游行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受伤后，街头示威活动转变为暴力活动，有400人被捕。

达沃斯，2001年1月

反全球主义势力突然袭击了在瑞士山区度假胜地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这被认为是自二战以来发生在本国的最大的一次安全行动，有成千上万的警察和部队机构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警察与示威者的巷战致使几十人受伤，几百人被捕。残暴对待和平抗议者的这一行径遭到了来自瑞士国内外的强烈批评。

魁北克市，2001年4月

有三万多名反全球主义的抗议者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召开地游行。警察与一些示威者发生了激烈的街头冲突。有四百多人被捕。

伦敦，2001年5月

成千上万的反全球主义者在伦敦的主要购物区游行。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与和平的示威者都尽力避免发生严重冲突。

哥德堡，2001年6月

在瑞典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成千上万人举行了反全球主义的示威活动。和平的游行转变为暴力事件，3名抗议者中弹身亡。城里的购物街遭到严重破坏。大约有五百人被捕。

热那亚，2001年7月

10万名反全球主义示威者袭击了在意大利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一小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与警察发生持续交火，抗议活动转变为暴力事件。几十人受伤，还有一名抗议者被警察击毙。

在很短的时间内，当三架被劫持的商业客机接连撞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特区国防部五角大楼时，人们正在筹备着类似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以反对2001年9月11日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秋季会议。在劫机分子到达其预定目标之前，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三千多名无辜者丧生，其中包括上千名勇敢的纽约警察和消防员，他们被困在世界贸易中心正在坍塌的大厦里。

在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一切都已水落石出：早在几年前，“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网络就已着手策划这次行动了。在随后几个月出现的几盘录像带里，奥萨玛·本·拉登清楚无疑地表明，就是他的组织制造了这些残忍的暴行，而这都是为了回应全球化的各种表现：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扩张特别是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基地，1991年海湾战争的国际化，不断升级的巴以冲突，现代世界的“异教信仰”，长达80年的“国际异教徒”对“伊斯兰国家”进行“百般羞辱”的历史。通过把世界人口划分为“那些求助于真主的人”与“那些拒绝服从真主宗教的人”，奥萨玛·本·拉登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异教徒”宣战，以最极端的形式体现了特定论保护主义的冲动。

图14燃烧中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厦，2001年9月11日倒塌前片刻。

毫无疑问，对有关全球化的意义及其发展方向的争论来说，2001年的“9·11事件”带来的是未曾预料到的震动。如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袭击发生九天后对国会的电视讲话中所解释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一定是旷日持久的，会波及全球。反恐战争会带来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形式吗？抑或它会阻碍全球化强劲的发展势头？2003年春，反恐战争延伸至伊拉克，可见促进全球合作的前景似乎确实并不美妙。当英美军队陷入了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游击战争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时，全球化的黑暗面——日益加剧的文化冲突和日渐突出的经济不平衡现象——似乎正在占据上风。让我们转向本书的结论部分，来简要地推测一下全球化的未来。

第八章

对全球化未来的估量

仅靠开展一场“反恐战争”就能停止或减缓像全球化这样强大的一组社会进程，乍一想，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早期的警示性迹象。全世界主要的海港和机场已经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国界控制和安全措施，这给旅行和国际贸易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在公共话语中，要求严控国界和保持泾渭分明的文化分界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各地到处展现着斗狠好勇的爱国主义情绪。

细察现代史，我们不难发现，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能阻止甚至逆转全球化先前的趋势。如我们在第二章所指出的，1860至1914年这段时期构成了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其特点是交通和通讯网络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资本的巨额流动。但全球化在性质上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它从被殖民的南半球转移资源以换取欧洲的产品。英国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其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已传遍全球。然而，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不遗余力地推行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这种做法却导致了严重的反全球化逆流，并最终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一项有关这一主题的重要研究中，已故的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认为，20世纪前半期支配世界的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那些企图使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的拙劣构想。通过一条能有效分割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无情的市场逻辑，商业利益逐渐控制了社会。自由市场原则摧毁了彼此负责的社会综合关系，也破坏了公共的价值观念，如公民义务、互惠及再分配。许多人在突然发现他们缺乏一个适当的社会安全和公共支持体系的时候，便为保护自己采取了激进措施来反对市场全球化。波拉尼指出，欧洲反全球主义运动最终在国家层面上产生了强行通过保护性社会立法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严重经济混乱，特定论保护主义的冲动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最终，奉行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者试图要全世界都服从自由市场的要求，这一梦想激发了一场同样极端的反抗运动——这场反抗运动使得市场变成了极权国家的附属物。

显然，波拉尼的分析适用于当下的状况。当今这个版本的全球主义像它19世纪的前身一样，也代表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实验，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消费文化和撤销对经济的管制。但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并非没有遇到挑战。21世纪的反全球主义力量——特别是在特定论保护主义的强烈表现方面——似乎能够吸引那些对全球化愤怒不满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他们情愿采取暴力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因此，不难想象，在这场美国政府及其联盟对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的讨伐战争中，“基地”组织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不过是日益扩大的全球战争的一个开端而已。这一可怕的对抗性反应可能会减缓全球化的速度。

另一方面，继续遏制这股强烈的特定论保护主义势力，实际上也可能会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并有助于形成新的全球联盟。为了消除恐怖主义的主要社会根源，北半球国家可能会愿意以实质性的改革日程来取代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一日程意在缩减现存的全球贫富和福利差距。不幸的是，虽然许多全球主义者信誓旦旦地要为他们掠夺式的全球化装上一张“人性化的面孔”，但他们并未突破自身的团体议程这一参照标准。他们提出的“改革”，如果确实有所实行的话，在性质上也基本是象征性的。

例如，随着西雅图的示威活动而来的是，富国代表们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起向全世界的观众保证，他们愿意改革这一经济机构的规则和结构，使它向着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向发展。然而，三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看到他们采取任何具体的步骤来兑现这些承诺。当然，发展中国家提出要重新审查存在问题的程序，应它们的这一强烈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一直都在举行全体理事会会议。但是，控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北半球强权政府的代言人已清楚地表示，他们认为现存的布局具有法律约束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新一轮全面多边谈判的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才能致力于解决程序问题，而且谈判必须根据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特定论保护主义组织有争议的那些规则来进行。

这种以温和的改革主义的新言论来巩固全球主义范式的新策略可能会在短期内奏效，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不平等的加剧和接连不断的社会不稳定中潜伏着发动反动社会力量的可能性。与这些力量相比，就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给千百万人带来苦难的力量也相形见绌。确实，如最近的事态所示，全球化的生死存亡将取决于它能否实现根本转变。为了防止全球主义与其反对者之间的激烈冲突进一步升级，世界领导者必须设计并实施全面的“全球新政”。

这一全球新政的核心是，在全世界认真努力地构建休戚相关的网络。这样一轮宏大谈判中最重要的肯定是要求富国一方做出真诚的、改善南北关系的承诺。2002年1月，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峰会——普世论保护主义在达沃斯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论坛之外的另一选择——吸引了五万多名与会者。他们围绕全球管理、社会和经济平等及人权问题，讨论了一大批旨在转变全球化现状的提案。具体的政策提议包括（但并不仅限于）下面列举的项目。

1.一个为南半球而制订的“马歇尔计划”，它包括减免第三世界的债务

2.为国际金融交易征税

3.取消那些为富人和公司提供避税港的海外金融中心

4.执行严格的全球环境协议

5.执行更加公平的全球发展议程

6.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开发机构，主要由北半球国家通过金融交易税之类的措施来提供财政支持，并且主要由南半球国家来实施管理

7.建立国际劳工保护标准，或许把这些标准作为深度改革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

8.国际机构和国家政府为公民提供更高程度上的透明性和更多责任感

9.使所有全球化的管理都对性别问题明确保持敏感性

无疑，“9·11”恐怖主义袭击及随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已严重影响了全球化名下社会进程的形态和发展方向。人类已经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除非我们愿意眼看着全球不平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为特定论保护主义暴力吸纳新成员——否则此时，我们就必须把全球化的未来道路与深入的改革主义日程联系起来。如我在本书自始至终所强调的，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相互依存的多数表现并没有问题。然而，这些转变性的社会进程必须能挑战当前全球种族隔离的压迫性结构（它把世界划分为一个享有特殊利益的北半球与一个贫困的南半球）。如果这果真能够实现，全球化将会带来一种真正民主和平等的全球秩序。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为原文页码）

A

advertisement 广告 71-2

Al-Jazeera 半岛电视台 2，3-4，8

Al Qaeda “基地”组织 1-2，5，10，105，112，123，126

antiglobalism 反全球主义 50，63，105，106-123，125

Aristide，Jean-Bertrand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109

B

Barber，Benjamin 本杰明·巴伯 67，69，71

Bin Ladin，Osama奥萨玛·本·拉登 1-6，10-11，112，123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 84，86

Black Bloc 黑色集团 117

Bretton Woods 布雷顿森林 34-7，48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国 124

Buchanan，Patrick帕特里克·布坎南 107，109-11，113，116

Buddhism 佛教 24

Bush，George H.W.乔治·H.W.布什 3，57，123

C

capitalism资本主义 35-6，46，57，69，70，116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二氧化碳排放量 82，85

Castells，Manuel曼努埃尔·卡斯特 11

Chávez，Hugo乌戈·查韦斯 108

Chipko Movement 抱树运动 109

chlorofluorocarbons（CFCs）氟利昂 82-4

Christian Coalition 基督教联盟 109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62-3

Clinton，Bill比尔·克林顿 94，119

Clinton，Hilary Rodham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103

communication交流，通讯 9，22，28-9，30，71，77，124

consumerism消费主义 66，81，125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lora and Fauna（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86

cosmopolitan 世界主义的 32，64

cultural hegemony 文化霸权 72

D

David，George乔治·戴维 98

democracy 民主 64-5，69，103-4

deregulation 撤销管制 10，38-9，41，49，58，93-4，125

deterritorialization去领土化 53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bt 发展中国家与债务 40-1，48-50，116，128

Diamond，Jared贾里德·戴蒙德 130

E

e-business 电子商务 41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环境恶化 79，81-2，84，108

environmental treatises 环境条约 85-6

European Union（EU）欧盟 10，62，111，128

evolution 进化，演变 17，52

F

fascism法西斯主义 116，125

free markets 自由市场 69，91，103

Free Trade自由贸易 38-9，89，107，110，119

Frey，Gerhard格哈德·弗雷 108

Friedman，Thomas托马斯·弗里德曼 96，103

Fukuyama，Francis弗朗西斯·福山 69，103

G

Gates，Bill比尔·盖茨 39，88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关贸总协定 35，38

Giddens，Anthony安东尼·吉登斯 9-10

globalism 全球主义 125，127

challenges to面临的挑战 106-23

claims主张 87-105

Global Trade Watch 全球贸易观察 112

globality 全球性 6-8

globalization全球化

and culture与文化 65-86

and economics与经济 34-51

and environment与环境 81-86

and media与媒体 71-77

and politics与政治 52-64

definition定义 6-11

future of的未来 124-8

golden age黄金时代 124

history 历史

Contemporary Period（From 1970）当代时期（自1970年开始）32-3

Early Modern Period（1500——1750）早期现代时期（1500——1750年）25-6

Modern Period（1750——1970）现代时期（1750——1970年）26-32

Prehistoric Period（10000BCE——3500BCE）史前时期（公元前10000——公元前3500年）19-20

Premodern Period（3500BCE——1500CE）前现代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1500年）20-4

losers受害者 111，125

of languages 语言的 77-80

Research Center in Honolulu檀香山全球化研究中心 77

sceptics怀疑论者 14-15

scholars and elephant学者与大象 12-14

selling 兜售 89-91

Global New Deal 全球新政 127

global North 北半球 15，32，35-6，45，48，67，81，88，101，108，111，126，128

global South南半球 5，29，39-40，45，50，58-9，85，97，102，104，108-9，114，119，124，128

glocalization全球地方化 70

greenhouse effect 温室效应 83-4

Green Party 绿党 113-4

Greenspan，Alan艾伦·格林斯潘 98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国内生产总值 45-6

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国民生产总值 99

Group of Eight（G8）八国集团 115，121

H

Haider，Jörg 约尔格·海德尔 107

Hale，Matt马特·黑尔 116

Held，David戴维·赫尔德 9，54，63

hybridity 杂交性 70

hyperglobalizers 鼓吹全球化者 14，53，57-9，66-7，69，75，95

I

ideology 意识形态 6，87-105，106，109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67，69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8，24

integration 一体化 8，36，59，92，113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全球化国际论坛 11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5，38，40，48-50，103，112，120-1

International Non-Gove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s）国际非政府组织 109，114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rade and finance 贸易与金融的国际化 38

Internet 因特网 10，16，39，45，66，69，71，74-5，77，79，101，119

Islam 伊斯兰 4，6，22，24-5，108，112，123

J

Jameson，Fredric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9

John Birch Society 约翰·伯奇协会 109

K

Keynes，John Maynard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37

Krugman，Paul保罗·克鲁格曼 96

L

laissez-faire 放任主义 37，95

Le Pen，Jean-Marie让-马里·勒庞 108

liberalization of markets 市场自由化 91-2

Liberty Lobby 自由游说团 109

M

Marx，Karl卡尔·马克思 28-9，93

McDonaldization 麦当劳化 67

McWorld 麦克世界 69

migration 移民 17，24，30，32，59，77，110-1

Mittelman，James詹姆斯·米特尔曼 9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110

N

Nader，Ralph拉尔夫·纳德 109，112-4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32，109-10

nation-state 民族国家 26，29，32，45，52-3，55，57-62

neoliberal 新自由主义的 36-8，48，58，88-93，95-6，98，100，102-9，111，113-6，119，125-7

New World Order 新世界秩序 57

Nixon，Richard理查德·尼克松 36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非政府组织 10，63，108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38，114-5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62

O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62，84，101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 36

Over-Foreignization（Überfremdung）过度异国化 111

P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巴以冲突 123

Pentagon 五角大楼 115，121

Perot，Ross罗斯·佩罗 107

plague 瘟疫 24

Polanyi，Karl卡尔·波拉尼 125

pollution 污染 49，83-6

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 66-7，69-70，72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particularist 特定论的 107，109-12，115-6，123，125-7

universalist 普世论的 108-9，112-6，127

protests 抗议 50，105，115-21

R

Reagan，Ronald罗纳德·里根 37

religion 宗教 20，24-5，81，123

Ricardo，David 大卫·李嘉图 37

Ritzer，George 乔治·里茨 67

Robertson，Roland 罗兰·罗伯逊 9，11，69

S

Seattle，Battle of 西雅图之战 105，115-9，126

September Eleventh “9·11事件” 105，121-3，127

Silk Road 丝绸之路 23

slave trade奴隶贩卖 26

Smith，Adam亚当·斯密 37

Spenser，Herbert赫伯特·斯宾塞 37，95

Southeast Asia Crisis 东南亚金融危机 42，44

sovereignty 主权 52-3，55，57，110-1

Soviet Union 前苏联 32，37，48，61

Stiglitz，Joseph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02

T

technology 技术 2，6，10，16，18，20，22，25，29，34，39，45，53，58，96，101

territory 领土 20，57-60

terrorism 恐怖主义 1，123-4，126

Thatcher，Margaret玛格丽特·撒切尔 37，94

Third World Network 第三世界网络 114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跨国公司 45-6，88，111

America Online（AOL）美国在线 3，45，71，73-4

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30，71，73

Big Ten media conglomerates十大媒体企业集团 73

Bertelsmann贝塔斯曼集团 71，74

Chrysler Motors/Daimler-Benz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 45

Disney 迪士尼公司 71，76

Exxon-Mobil埃克森美孚公司 40，45-6

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气公司 71，75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公司 10，45-6

IBM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46

Liberty Media 自由媒体集团 71，74

MCI WorldCom世界通信公司 45

Mitsubishi 三菱公司 45

News Corporation 新闻集团 71，76

Nike 耐克公司 46，66

Nokia and the Finnish Economy 诺基亚公司与芬兰经济 47

Royal Dutch/Shell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 46

Siemens 西门子公司 45-6

Sony 索尼公司 46，71，73

Viacom维亚康姆公司 71，75

Vivendi维旺迪公司 71，75

Volkswagen 大众公司 46

Wal-Mart 沃尔玛公司 46

transportation 交通 11，21，30，124

U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科学家关注联盟 10，83

United Nations（UN）联合国 10，32，40，55-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人类发展报告 99，102

Security Council安理会 56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 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6

V

violence 暴力 20，108，117

W

war 战争 3-4，20，22，34-5，37，48，52-3，55，57，120，123-7

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 48-9

Westphalia，Peace of《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53，55

Williamson，John约翰·威廉森 48

Wilson，Woodrow伍德罗·威尔逊 55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35，38，40，46，48-50，98-100，102，112，120-1

World Church of the Creator 世界造物主教会 116

World Economic Forum（Davos）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10，120，127

world income issues 世界收入问题 40-1，98-102

World Trade Center Buildings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 1，115，121-2，12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世界贸易组织 35，38，48，62，110，112，115-9，126，128

X

xenophobia 仇外 111

Z

Zapatistas 萨帕塔运动 109，115

Table of Content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序言

前言

缩略语

第一章 全球化：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第二章 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

第三章 全球化的经济向度

第四章 全球化的政治向度

第五章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第六章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

第七章 全球主义面临的挑战

第八章 对全球化未来的估量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