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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人类砍头小史

作者：（英）弗朗西斯·拉尔森（Frances L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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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美女馆长与人类头颅的那些事儿

序言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导言 诱人的头颅

第一章 干缩人头

第二章 战场上的人头战利品

第三章 欧洲的断头台文化

第四章 人头与艺术再创造

第五章 人类的头颅崇拜史

第六章 用于科研的人类颅骨

第七章 医学院的人头解剖

第八章 人头实验

结论 是别人的头颅还是我们的？

致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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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公众号ID：d716-716

小编：行行：微信号和QQ：233885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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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馆长与人类头颅的那些事儿

此文来自于全球青年文化之声VICE.CN

世界上没什么处决方式比砍头更直接了：大脑中精密的沟回收集着感官信息，颅盖骨里藏着我们至今也没弄清楚的神秘构造。每个人的头颅都是那么独一无二，而且它的大小如此合宜，正适合捧在手心。但是，人头这死亡气息浓重的魅力掩饰不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它曾属于一个人的身体。

在弗朗西斯·拉尔森（Frances Larson）的新书《人类砍头小史》中，她试图把被切断的头颅作为器物，细致讲述它们的悠久历史，调和它们身上这些矛盾的特质。从著名的“干缩人头”和恐怖的二战头颅战利品，她写到了关于断头台的一切，以及“颅相学”的疯言疯语。为了解更多，我给她打了个电话，聊了聊这些关于人头的事。

VICE:你为什么要写关于砍头的东西？

弗朗西斯·拉尔森：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英国牛津的皮特河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工作，那里以“干缩人头”藏品闻名。那些来博物馆的参观者都一脸惊奇的样子，让我觉得很讽刺。他们会说什么“哇哦，看起来好原始，好野蛮哦”！但是实际上，19到20世纪的科学家们都会去猎取人头，他们得到人头的手段也是相当具有争议性。所以我就想，我们不如换个视角，好好看看我们自己的头颅文化史。

在历史上，人头曾经被用作一种货币，这让我很感兴趣。

真正值得惊叹的是，像人头这样的工艺品——好吧，你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定义，毕竟它还是人体残骸——竟然也可以从残忍可怖的尸骸变成如此世俗的东西。人们已经习惯了，完全不受影响。它成为了一种日用品、一种通货，被渴望、被追求。如果你对砍头这一行为的看法能足够超然，你会发现头颅确实是一种非常宝贵，也象征着权力的东西。

VICE:现在还存在人头交易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这本书出版以后，就有人发邮件跟我说，“我就有一套人头收藏”，也确实有人会去收藏干缩人头。人头确实是一种有趣又骇人的工艺品，至今也还有人深深着迷，想要拥有它们。在博物馆里，它们也是最受欢迎的展品。

VICE:将革命者斩下的首级公开示众，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是历史上很常见的做法。但随着这种行为渐渐增多，它的效果是不是也变了？

弗朗西斯·拉尔森：是的。如果当权者总是去使用这种手段，反而会变成一声鼓舞人心的呐喊，不但无法平息反叛情绪，反而会激起人们对被砍头者的崇拜。16世纪的英国就算是个典例：当时的宗教审判非常严酷，但那些被处死的牧师都被奉为了殉道者。

VICE:你书里写到了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和他的头部移植试验。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尝试这件事的人之一吧。但至今为止，很多人还是把头颅看作一种神圣的东西，这种想法是不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弗朗西斯·拉尔森：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这样想。因为对于这种极端的移植试验，我个人会觉得，它在伦理上令人担忧。人们对这种极端移植试验可能性的看法，以及这背后关于人类身份的争议，都亟待被公开、坦诚地讨论。而现在的情况是，做这种试验还有很多经济和实践上的困难要去克服，更毋论伦理和科技上的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一切能够发生，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件事，也应该去思考它、讨论它。

VICE:你会把自己的头冷冻起来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不，不会。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有些文化中的人相信，如果在刚死的时候就把头砍下并冷冻起来，就有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起死回生。这种想法很特别，因为它将砍头这种象征着残酷、统治与暴政的符号，变成了一种充满爱意的举动。

VICE:在书中，你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断头台比我们现在用的死刑执行方式更人性化。

弗朗西斯·拉尔森：对。要杀人，断头台是最人性的工具之一。首先它很快，而且几乎不会出错。只需一个简单的动作，被砍的人也不会太痛苦，比注射死刑和绞刑都要人道。虽然看起来很恐怖，场面也很残忍，但实际上这才是最仁慈的做法。

VICE:这就是现在不用断头台的原因吗？因为场面不好看？

弗朗西斯·拉尔森：我觉得是这样的。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在使用断头台，所以很显然，几十年以前，这还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处决方式。我认为这与文化认同也有关系，很多人觉得人不该这样死。如今，为尸体保留尊严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几百年前，人们对断头台还是司空见惯的。显然，观念完全变了。而且断头台处决是一种直观的杀戮，被砍下的头颅可以看作一种战利品，这是大张旗鼓的征服，存在着它固有的戏剧性。

VICE:你下一本书还会写这么可怕的主题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我希望不会了。写了这么一本书，让我的社交生活有点尴尬，因为别人会问我：“哎呀，你是个作家啊，那你都写了什么呀？”我就只能回答：“啊，就是砍头啊、人头展览啊那点事儿。”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脸色变了，脸一沉说：“哎，还以为她是个正经姑娘呢。”所以我觉着下次写书，就不要再写这么血腥的东西了。

序言

Prologue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约西亚·威尔金森喜欢带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去赴早餐会。160年前在泰伯恩刑场上洞穿克伦威尔颅骨的那根已经断掉的金属长钉，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把手，让客人们可以抓着这个把手，一边吃着芥末腰子，一边查看这个坚韧的遗物。1822年，他的一位客人写道：“它是一个吓人的骷髅，像其他任何木乃伊一样，被它那张干皱的黄皮所覆盖，连同它那红棕色的头发、睫毛和胡子，全都保存得相当完好。”它是威尔金森视若珍宝的私藏，他把这件宝物保存在一个专门为此定做的橡木盒子里。当朋友们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时，他就指指克伦威尔左眼上方那个与众不同的疣子。

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能力赋予他一种力量，威尔金森在聚光灯下得意洋洋，大谈克伦威尔的故事，以及他的头颅自1661年被砍下以来所经历的漫漫长旅，以此款待他的听众。它确实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而且，在一长串利用其魅力赚钱的展览经理人中，威尔金森是最后的一个。他深知，人们总是想更贴近地观看：他们被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恐怖、新奇、恶名、私密和结局所吸引。

像所有被砍下的头颅一样，克伦威尔的头也是打算用来展示的。克伦威尔本人1658年9月3日死于热病。两年半后，在复辟王朝政府大肆报复“杀死国王的凶手”期间，这位护国公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陵墓里被挖了出来，放在囚笼里拖着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随后被吊在泰伯恩刑场的绞刑架上，并被斩首。几天后，他的首级被钉在一根20英尺长的旗杆上，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好让全伦敦人都能看到。那颗金属长钉在敲进他的脑袋时由于用力过猛，以至穿透了颅骨的顶部，钉子和颅骨从此再也不会分开了：克伦威尔在他去世两年之后回到了公共舞台，变成了国王的傀儡。

伊夫林和佩皮斯是那个时代两位最伟大的日报作者，他们都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感到震惊。佩皮斯写道：“让我心烦意乱的是，一个像他这样大胆无畏的人竟然也要蒙受这样的羞辱，尽管在别的方面，他可能罪有应得。”而伊夫林则惊讶于这一“令人吃惊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的裁决！”成千上万的人目睹了这位先前被葬在“国王们中间”的护国公，如今在泰伯恩刑场“那个重大而耻辱的时刻”，被扔进了一个土坑里。这两位作者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些事件，但他们看到了克伦威尔的头，因为在接下来的40年里，它一直装饰着威斯敏斯特宫：只是在1681年，屋顶例行维修期间，它才被短暂地取下来过。

对于这样一种公开展示来说，威斯敏斯特宫倒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场所。皇家高等法院曾在威斯敏斯特宫里三次开庭，许多个世纪以来，它为加冕典礼、国葬和礼仪性的致辞提供了场所。威斯敏斯特宫象征着权力的合法转移，君主和议会的权威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盟在内战之后出现的致命的脆弱性。查理一世1649年被带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接受审判；四年后，克伦威尔就是在这里端坐于市长大人面前，接受护国公的头衔。1657年，因为授职仪式，他再次走进这座大厅，国王的全部荣耀都出现在他的加冕礼上。如今，他那颗阒然无声、残缺不全的头颅茫然地注视着宾客们纷至沓来。出席国王查理二世的加冕盛宴，那是在1661年4月；现在它将继续俯瞰国王政府的活动几十年。克伦威尔，这个终极叛国者，在死后遭到了罢黜。他那颗被砍下的头颅，就像他的共和理想一样空洞，一样已然死去。只要它依旧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上扮演它作为傀儡的角色，就不会有一个人把它遗忘。

据说，在17世纪末的一个夜里，一场暴风雨把克伦威尔的头颅刮了下来。不久之后，它出现在一家博物馆的陈列柜里。在18世纪，它开始在私人之间流通，成了一件古董、一件珍贵的遗物和一个商机。

各种不同的人都会把克伦威尔的头颅拿出来展示。最早是瑞士印花布商克劳迪亚斯·迪皮伊，他在自己的伦敦博物馆里展示了这颗头颅，摆在旁边的是外国药草和珍稀钱币。1710年，一位德国参观者看后惊叹不已：“这颗可恶的头颅对英国人来说依然是如此珍贵而有价值。”接下来的有塞缪尔·拉塞尔，此人是一个常喝醉酒的演员，他把这颗头颅挂在克莱尔集市一家屠夫摊位的摇摇摇摇的挂肉钩上，以此娱乐公众。他总是把这颗头交给顾客，好让他们更贴近地观看。后来，拉塞尔把这颗头卖给了詹姆斯·科克斯，他也拥有一家经营得不错的博物馆，并且他一眼就能认出一件纪念品是否有价值。科克斯私下里向那些经过挑选的客人展示这颗头颅，并且赚取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12年后，科克斯决定把它卖给休兄弟，正是他们使得这颗头颅成了他们在老邦德街上开设的克伦威尔博物馆里吸人眼球的明星展品。

整个18世纪，克伦威尔的头颅在不同展览经理人的手里流转，每一次都能赚钱。唯一的问题是损耗。在某个时刻，大概早在泰伯恩刑场的那个日子，克伦威尔就丢失了一只耳朵和几颗牙齿。他的鼻子被压碎了，他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他的肉已经脱水并收缩，他的皮成了黄褐色，并被拉伸，变得十分坚韧。这个又干又硬的物体那很不协调的外表使得它成为一件有效的死亡警示物（拉丁语：memento mori），因为凡是把玩过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人，很少有不思考自己终有一死的宿命的。这就是死亡看上去的样子。克伦威尔，这位伟大的指挥官，如今也不过是一块物质，听凭付了钱的公众任意摆布，还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伤害。

乔治国王时代的科学人士断定，这颗头颅不过是一件古董，对有些人来说，它明显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人工制品。约瑟夫·班克斯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曾参加过詹姆斯·库克船长的澳洲发现之旅，他在1813年被邀请来观看这颗头颅，但他以政治理由拒绝了。他说，他不可能下决心去观看“这个邪恶的老共和分子”的遗骸，“提到他的名字就让我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威廉·布洛克是个古董收藏家，他的收藏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埃及馆展出，同一年，他考虑为自己的博物馆弄到这颗人头，以作为“一件纯粹的古董”，但首相非正式地对他提出忠告——他认为向付费公众展示人的遗骸很不得体。

这个结论发出了改变的信号。当约西亚·威尔金森在1814年买下它的时候，克伦威尔的头颅便转到了私人手里。如今，它被专门保留给那些更高级的观众，只有这些人才能在受到控制的条件下对它评头品足。威尔金森可能忍不住在餐桌上向兴高采烈的客人展示他的这件著名遗物，但它再也不会流落到伦敦的街市上了。

当围绕这颗人头的过去产生了大量的故事时，便有人对它的真实性提出疑问。比如大量的人头开始流通：另一颗克伦威尔的头颅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展出。威尔金森确信，他手里的这颗头才是真的，但别人并不这样肯定。比方说作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他的著作《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就掀起了新一轮的克伦威尔热。卡莱尔认为，威尔金森的这件古董是“欺骗性的臆想”，并拒绝亲自对它进行查验。

▲坎农·霍勒斯·威尔金森1949年拿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由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校友会提供。

如今这是一个难题，需要科学的方法来找到证据。我了解过一份专业学者的长名单，他们都检查过这颗发黄的人头：一位徽章专家、大英博物馆的一位钱币专家、颅相学学会的一位重要成员、一位著名雕塑家、牛津大学一位生理学家、皇家考古学会的若干成员，以及两位医学统计学家。他们都把自己接受过的专业训练用于克伦威尔的头颅中，如今所有人都表示支持威尔金森的主张。

到1930年代，数不清的测径器测量过它，大量的显微镜聚焦过它，关于克伦威尔的头颅，人们撰写过成百上千页的文章。这个“有点令人厌恶”的物体上每一个肿块、每一个针脚、每一道擦痕，都得到过检查和描述。然而，研究过克伦威尔头颅的科学家们也被它迷住了，他们紧张热烈的凝视，反映了这个正在朽烂的人工制品在落入私人之手200年后依然拥有的魔力。如今，威尔金森家族拥有这颗头颅已历四代，他们更愿意回避公众的关注，却三番四次被记者们拉回到聚光灯下。这些记者偶然听说了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打算写写它那非同寻常的过去。

在20世纪中叶，约西亚的重孙霍勒斯·威尔金森博士开始觉得，照料这颗臭名昭著的人头的负担太过繁重。他决定，应该让克伦威尔入土为安。因此，在1960年一个小规模的私人仪式上，克伦威尔的头颅被装进了古老的橡木盒子，埋在了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教堂门厅地板下的某个地方。剑桥大学对确切的位置守口如瓶。头颅入土时有一块牌匾，上面是这样写的："1960年3月25日，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的护国公、本学院1616~1917年的校友奥利弗·克伦威尔被葬于此地附近。”

再也不会有法医鉴定和DNA测试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上，科学并没有得到一锤定音的最终决定权。当然，这并不能阻止观光客来亲眼看看这个地方。克伦威尔的头颅或许终于长眠地下，但它依旧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群。

导言

Introduction

诱人的头颅

这是一本关于砍头的书。人类历史上塞满了砍下的头颅。“猎取人头”（headhunting）这个词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些远离文明并奇异、古怪且危险的世界，但实际情况是，人头长期以来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人们炫示。说到猎取人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独特传统，而且，千百年来，人头就几乎一直装饰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断头台到大教堂，从解剖室到画廊。我们的斩首传统源远流长，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尽管是心照不宣的存在。

奥利弗·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非同寻常，这不仅仅因为它完好无损地存在了三个世纪，而且还因为许多年来它以那么多不同的外观被重新塑造。在断头台上被砍下，作为一个叛国者的头颅被挂在火刑柱上示众，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克伦威尔的头颅变成了博物馆里的一件藏品。人们对它的看法五花八门：一件纪念品、一件宝贵的遗物，一件死亡警示物，以及一组材料。它的价值随着不断变化的时代观念而与时俱变，它是千万颗人头的象征，千百年来，这些人头装点了世界的正义、科学和消遣。它就是以这种方式，仅仅凭借它的出身和它的长寿，把本书中的很多故事巧妙地联系起来。

然而，克伦威尔的头颅只是一颗年代久远的特殊头颅。它证实了我们今天关于被砍之头的两个最常见的假说：它们是不同寻常的，它们是古老的。时不时地，一颗漂泊无依的名人头颅的故事登上了头版头条：最近，奈德·凯利的颅骨和经防腐处理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头颅经受了科学测试，而且，在他辞世周年纪念日，记者们详细讲述了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那个老掉牙的故事，他在1942年去世的时候把自己的头颅捐献给了皇家外科医学院。诸如此类的故事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观念：人头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历史标本，但情况并非如此。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之所以令人惊讶，乃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结构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且，大概还揭示了我们人性中某个不为人知的部分。

被砍下的头颅长期以来就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定的价值，或者说有一席之地；纵然这一价值遭到质疑，或者令人烦恼。人头过去一直以科学、战争、宗教、艺术、正义和政治的名义被展示，在某些情况下至今依旧如此。士兵们把人头当作战利品，此事并非年代久远，而就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最近这些年，恐怖分子和杀人犯把斩首的视频传到网上，数百万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自己家里下载观看。医学生必须面对解剖被砍之头的任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发现，这是一次颇有教益的经历。朝圣者们千里跋涉，去仔细端详欧洲各地教堂里展示的圣徒头颅。艺术家们在解剖室和太平间里寻找灵感，面对别人的尸体和被切下的头颅陷入沉思。有人请求死后把自己的头颅切下并封冻保存，他们相信未来某一天，有可能围绕一个人的头脑重新生长出第二个躯体，从而起死回生。在现代文明的神殿——博物馆里，有数不清的经过防腐保存、干瘪皱缩、装在瓶子里、剥皮去肉的头颅，被向满怀热情的参观者展示。

有人取下别人的头，有人捐献自己的头；有人展示头颅，有人观看头颅：当你动身前去观看的时候，被砍下的头颅随处可见，而且就在此时此刻。最大的收藏拥有数以千计的人类颅骨——偶尔有经过防腐保存、连皮带肉的头颅——它们被陈设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储藏架子上。在这里，这阴暗的隐蔽之处，摆放着一排排人头，成为无声的证词，见证着我们祖先的猎头传统。庞大的国家收藏，像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保存着数以千计的人类颅骨，而大多数地方性博物馆，特别是那些有考古学或科学职责的博物馆，都有少量的收藏。我自己这种不大讨人喜欢的对人头的痴迷，开始于我在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工作的那段时期，那里有一批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董收藏，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曾经藏身于牛津大学各个不同的科研机构。

皮特河博物馆[1]小有名气。当我告诉别人我在那里工作时，他们往往会说：“哦，你说的是那个藏有干缩人头的地方吗？”这是因为有六个南美人的干缩人头在这家博物馆里展示，尽管在塞满陈列柜的大量珍贵藏品当中，它们并不显眼。然而，它们却成了标志性展品。几年前，一位美国出生的艺术家特德·戴温提出把自己的头捐献给皮特河博物馆（当然是在他死后）。他担心的是，如果工作人员把那些干缩人头寄回南美的话，牛津大学就一个人头也不剩了。戴温承诺，他会留下足够的钱，用于其头颅的风干和养护。馆长很客气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补充道，他希望继续看到戴温活得好好的，经常来博物馆走走。

当时，我正在研究这座博物馆的历史，特别是它在19世纪晚期与牛津大学解剖系的联系——这倒是把我带向了博物馆的300颗人类颅骨收藏。我很快得知，牛津大学的人体解剖系也积累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类头盖骨收藏。撰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需要相当大的仓库来容纳这批收藏：“大约有3000件颅骨，排列开来的面积达158平方英尺，占用118英尺长的陈列架，陈列柜占地面积144平方英尺，高6英尺。总共350平方英尺，但为了方便舒适的存取等等，需要三倍于此的面积，即1000平方英尺。”当我翻阅牛津大学那些古老的用皮革装订的藏品入库登记册时——每一件新增藏品都用手写体勤勉不懈地登记在册——我被为收集这些藏品所作的不懈努力而深深吸引。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些正派体面的科学人士把别人的颅骨寄给牛津大学：有时一两个，有时一两百个。

这些排列成行的骷髅，还有那些眼睛、耳朵、头发都完好无损的干缩人头，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能并非一目了然，但在我所工作的这家博物馆，其藏品都以颇为独特的方式进行了归类，这多亏了其创建者奥古斯塔斯·亨利·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将军的苛刻要求。皮特·里弗斯将军作为英国考古学之父而被人们所铭记，他是一个痴迷的收藏者，收藏各种考古学和人类学物品。当他在1883年同意把自己的收藏捐献给牛津大学的时候，他规定了一个条件：藏品都要根据类型，或者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分类整理——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组织人类学收藏的方法，而皮特·里弗斯使之名扬天下。我们期望一个人类学博物馆的展览按照地理学的方法来安排，使得我们能够在仔细审视非洲文化之后，再转向亚洲、太平洋以及诸如此类。按照年代学的方向走也很正常，这样一来，比方说英国的收藏，就可以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史前器物开始，然后再经过罗马殖民时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诺曼人时期，直至今日。这样的方法符合并强化了一项原则：社会是彼此分离的实体，或多或少被它们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边界所界定。

然而，皮特河博物馆是依据每件物品的形态和功能来组织收藏。于是，篮筐被归在一起，鼓被归在一起，枪炮被归在一起；博物馆里有个箱子，里面只装舞蹈面具，另一个箱子只装船模，还有一个箱子只装纹身工具。每一组都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和各个年代的标本，这并不是说忽视了文化的差异，而仅仅是文化比较的起始点稍有不同。起初，这一类型学方法似乎是反直觉的，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接受训练成一名人类学者，把每一个文化群体看作是一个自治的实体，其本身就值得研究；但是，在皮特河博物馆工作期间，我开始认识到用类型学方法看待事物所带来的力量。

用这种方式来整理世界，几乎就像是要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它迫使我们自问：究竟是什么把我们大家造就成人，尽管我们有着无穷的多样性。比方说，我们全都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一个人可以伸手去拿一盒火柴，而另一个人则把两根木棍互相摩擦几秒钟，来点燃一小股引火绒，但我们全都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温暖、照亮和养育我们的生活之路。每一个人类群体都找到了理由在地上挖洞，猎取其他动物，装饰他们的躯体，储藏他们的财产，演奏音乐，分享食物。

那么，在我看来，每一种文化似乎都找到了一个理由来把人头拿出展示。我们至今还在这么做。皮特河博物馆尽管有一些十分优秀的成果，却以此而闻名于世。那个地方有干缩人头……似乎有些讽刺的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指出，就在南美人的祖先猎取的这些人头依然在接待着牛津大学的访客时，而那些南美人，像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却不再践行猎头的习俗了。展示人头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远离21世纪的城市生活。不能简单地把砍下的人头放逐到野蛮的过去，或原始的“他者”。相反，猎头的历史也在此处，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其全部的历史让我仔细思考这样一个让人很不舒服、却十分基本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共同人性，关于不人道的终极想象，我们从这里能够学到什么？

动手写这本关于人头本身（作为物的人头）的书时，我正置身于保存在博物馆收藏区那一排排整齐的颅骨中，以一个博物馆管理员的眼光，探寻它们在我们社会中储藏、观看和利用的方式，但在很多这样的颅骨背后，是一个人的故事（他们始终是人），他砍下了一个人的头，并着手清除那些皮肉。这座博物馆里的人头都被“收拾”过，收拾人头是一件脏活。对外行来说，一个干缩的人头，一个作为战利品的骷髅，或者一颗为了科学研究而被解剖的人头，是一件令人惊讶、常常也令人恐惧的人工制品，它证实了那个制作它的人确实大胆。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这些“标本”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斩首行为本身，以至于我发现自己所探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砍下一个人的头需要怎样的残忍，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这种残忍得以发泄。

接下来的几章，既有关于斩首的内容，也有关于被砍之头在我们社会中的文化力量——特别是讨论战利品人头那一章，研究了士兵在战斗中砍下的人头，还有论述被解剖的人头那一章，它打开了医学解剖室的大门。不消说，斩下一个活人的首级今天极少发生，但在我们当代社会的某些环境下，一般人有时也会发现，自己正在以不被普遍承认的方式，处理和肢解人的躯体，而且经常遮遮掩掩，避人耳目。砍下一个人的头究竟需要多么残忍，这取决于被砍掉的那颗头。通过斩首杀人是一种暴行，通过砍头执行死刑判决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为了猎取可怕的战利品而肢解一个刚刚战死沙场的士兵是非法的和可耻的，为了科学研究而偷窃人体器官也是如此。但是，对于一个死于几百年前的人，或者是一个以书面形式同意死后为医学研究而解剖其尸体的人，切下其头颅在社会上则是可以接受的了。

与此同时，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完全有能力参与、接受、观看、甚至是欣赏斩首的壮观场面。斩首仪式在我们社会中的威力至今依然回响在一些日常的成语、姿态和笑话中。你可能一直在试图保住你的头（译者注：keep one's head，意思是保持冷静）或者不丢掉你的头（译者注：lose one's head，意思是失去理智）；在口头上咬掉某人的头（译者注：bite someone's head off，意思是严厉斥责某人）或者在身体上敲掉他们的脑袋（译者注：knock someone's block off，意思是痛打某人）；笑掉了脑袋（译者注：laugh one's head off，意思是狂笑）或者继续把脑袋安上（译者注：keep one's head screwed on，意思是保持头脑清醒）；悬赏要别人的头或者为了别人而把自己的头放在砧板上（译者注：put one's head on the block，意思是遭受指责，联系起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代人受过）；想让某人的头放在盘子里，要不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由于你犯下的错误而人头滚滚。这些短语把我们的历史带到了当下，把恐怖变成了幽默，赋予这一奇观的力量以一种新的、语言学上的普世性。

千百年来，各种公开处决一直是深受社会“各个阶层”欢迎的娱乐消遣，正如萨克雷在1840年库瓦西耶被绞死时所指出的那样：“小偷和贵族，同样都被此情此景逗得乐不可支，他们同样都有着对血的隐秘渴望，这种渴望一直影响着我们人类。”直至20世纪，很多科学人士依然为了他们的智力事业，沉湎于收获人头的肮脏勾当中。今天，外科医生习以为常地打开人的颅骨，插入探针或切除肿瘤，有时候还一边跟那个脑袋被探查的患者谈着话。医学博物馆的管理员悉心照料被砍下的人头，它们漂浮在装满防腐剂的容器里，偶尔更换新鲜溶液，必要的时候调整储藏条件。何种行为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因时而异，因地不同。

即使当一颗人头被完全合法地砍下，这一行为也有着令人恐怖的力量，恐怖的部分原因在于：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是如此地有魔力。死人的脸是一个迷人的女妖：危险，却诱人。我曾在医学博物馆里看过那些被切下的婴儿头。他们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孩子，大概是一百年前，如今为了教学目的被保存在防腐溶液里，悬浮而扭曲。我读到他们是如何死去的——杀婴、堕胎、疾病或畸形——带着一种麻木的却心照不宣的谦恭和顺从，对它们的谦恭，对我自己阴暗欲望的顺从。我很想知道，我是不是推着自己走得太远，会不会做噩梦，但我无法抵制它们那令人窒息的凝视。它们是时间的旅行者，从19世纪来到21世纪；它们居住在活人和死者的国度；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正是他们的脸——那张脸的外形有着平生所见过的最富有表情的皮肤和肌肉——让我不由自主努力去联想，并成功地让它们更坚定地寄住于活人的世界，而不是在博物馆其他任何的“标本”中。在排列成墙的所有人体部件——肾和肺、头和脚——当中，正是脸把参观者吸引过来，探索他们自己的震惊感。

我们只要面对另一个人的头，就不能不产生这样一种理解：脸对脸，我们是在凝视自己。我们像被强行通了电一样，对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作出反应，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作出反应。看到一张悲伤、快乐、愤怒或痛苦的脸，我们便经历一种自发且迅速的神经反应，这导致我们会无意识地模仿它的表情。如果那是一张没有身体的头脸，我们身体上的本能反应——那是一种本能的移情作用——与这样一个认识相冲突：这个人必定已经死了。毕竟，缺失的东西就像留下的东西一样重要，这个人已丢失的躯体在它缺失的时候就像身体在但头不在一样让人无法抵抗。

从一个阵亡敌人的骷髅，到一个捐献者的人头，前者被描彩上色，在军队的兵营里用作烛台，后者经过防腐处理，从两眼的中间锯开，用薄纱包着，贴上标签，放在医学解剖室的架子上。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打乱了我们的轻松分类，因为它同时是一个人和一样东西。每一种状态都重申另一者，并否定另一者。它就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然而却完全陌生。被砍下的人头是不可抵抗的——也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它否认了我们用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二分法之一——人和物品的界定彼此针锋相对。它提出了一种明显不可能的二元性。

一颗被砍下的人头可以是很多种东西：一个惹人喜爱的东西，一件战利品、科学材料、犯罪证据、一件教具、一件宗教遗物、一个艺术灵感之源，一个恶作剧。它可以是一宗生意、一个交流助手、一件政治抵押物，或者一件传家宝；它可以同时是很多这样的东西。它的定义很不稳定，这些定义戏剧性地摇摆变动，这正是人的遗存为什么拥有让我们心烦意乱的力量的原因之一。它们把自己强加给我们，挑战我们的假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人头更加如此，它们的目光与我们自己的目光相遇。

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不管是保存完好，还是变成了一具骷髅，它都从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去那里。它让死亡对生命施加压力。用一句经典格言来说，这具颅骨是在宣布：“尔之今日，正像我之从前；我之现在，恰如尔之将来。”它那张了无生气、已经骨化的脸，永远在笑，却不能发出笑声，这张脸强化了这一启示。约里克是舞台上最著名的骷髅（译者注：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五幕），它露齿而笑，却再也笑不出声：“下颚凹陷”，它让死亡揭示了自己的个性。

由于地面上冒出的每一具骷髅，在哈姆雷特看来都是一样的——“多么绝对”——他只能思考这样一些可能性：一个政治家，一个朝臣，还是一个律师——死亡把所有大人物都拉平了，在这一幕，丹麦王子发现自己跟掘墓人平起平坐。哈姆雷特被一场关于分解速度和腐烂的讨论带回了人间。这里没有人谈论天堂和地狱，只有腐烂的肉体、坚韧的皮肤和糟糕的气味。正如死亡似乎是不可救药地任意而为，哈姆雷特冲动地复活了他的朋友约里克：他的嘴唇，他“短暂的欢乐”，这是一个在这部戏剧开始很久之前就已经死去的人，他在哈姆雷特的手里起死回生。约里克曾是一个好赌的喜剧演员，短时间内再次登台表演，给他配戏的是唱歌的小丑和飞翔的骷髅。

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墓地里，与那些几乎可以互换角色的骷髅面对面，哈姆雷特面对的是时间和死亡，正如每一个人必定会面对那样。死亡并不区分；然而，约里克却与众不同。莎士比亚把约里克从一个传统的死亡象征，变成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这个人工制品再次成为一个喜剧演员。或许，短暂的欢乐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强调哈姆雷特手里的骷髅并无生命，但那也是一个关键点。物体和个人互相强化。对约里克活泼顽皮的记忆，强化了他的无生命性，反之亦然，因为在很多方面，一个骷髅是一个活人脸的对立面。

千百年来，颅骨一直吸引着科学家，因为它们是一种很方便的、可收集的形式的人。人被物化了：它们很容易运输、储藏、度量和分析。然而，像莎士比亚一样，我们也只好试着给人的颅骨填充血肉，仿佛让它们起死回生。毕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这样一具骷髅。我们被迫试着让残余的东西复活，因为一个被砍下的人头看上去的样子像一个人，而它的行为却像一个物品，这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协调。一个人的生命力，似乎存在于他的头部，而不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考虑到人头那些令人吃惊的物质属性，这似乎没什么可奇怪的。

有大量合理的生理学理由可以说明人们为什么觉得人头如此迷人、如此有力，让人忍不住把它取下。人头是生物体的动力源，是一种视觉愉悦。它容纳了我们五种感官能力的四种：视觉、嗅觉、听觉和味觉。它装着大脑，这是我们神经系统的核心。它吸入我们呼吸的空气，传达我们说出的话语。正如进化生物学家丹尼尔·利伯曼所写的那样：“几乎每一个进入你身体中的微粒，要么养育你，要么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而这都是通过头部进入的，而且，几乎每一种活动，都涉及你的头部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很多不同的成分都被塞进了我们的头颅里。人头包含20多块骨头，多达32颗牙齿，当然，还有大脑，以及几种感觉器官，还有许许多多的肌肉，以及数不清的腺体、神经、血管、动脉和韧带。它们全都紧密地集中整合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人头看上去太好了。人头自吹拥有生物体中最具表现力的肌肉。它装饰着各种不同的特征，帮助我们修饰自己：头发、耳朵、鼻子和嘴唇。多亏了末梢神经令人深刻印象的集中，以及无与伦比的表达运动的能力，我们的头颅比我们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更加紧密地把我们内在的自我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这个非同寻常的发动机房——如此与众不同，充满活力又十分拥挤——被置于最高处，好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我们两足直立行走的姿态，意味着我们在炫耀那瘦长的、几乎是垂直的脖子上那颗相对滚圆、粗短而宽阔的头颅。其他大多数动物的脖子都更粗、更短、肌肉更发达，因为它们不得不以一种向前的姿势来保持脑袋在身体的前方。人头因为坐落在脊柱的顶部，脖子的后面不需要太多的肌肉组织。我们脖子上的肌肉如此之少，以至于你透过皮肤，很容易就感觉到主血管、淋巴腺和椎骨的存在。简言之，砍下一颗人头，远比砍下一头鹿、一头狮子或其他任何动物的头颅都更加容易，人们更多地把这些动物与猎获战利品联系起来。

这倒不是说砍头很容易。跟其他动物比起来，人的脖子可能十分脆弱，但要把头跟身体分开依然很难做到。有数不清的故事讲到断头台上有人笨手笨脚把砍头这件事情搞砸了，因此也证明了砍头并非易事，特别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砍头相对少见，刽子手经验不足。迅速砍下一个活人的脑袋，需要有力而精准的行动，以及一把锋利而厚重的刀。难怪，被砍下的头颅是武士的终极战利品。即使杀手经验丰富、受害人也被捆绑起来，也要砍很多下才能砍下一个人的头。1766年对德·拉利伯爵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跪在那里，纹丝不动，眼睛也被蒙住了，刽子手的斧头还是没能砍下他的头。他向前栽倒下去，不得不重新调整位置，即使这样，还是砍了五六下，才砍下了他的头。十分有名的是，1587年，刽子手砍了三下，才砍断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头。第一下砍在了脑袋的后面，而第二下留下了一小段肌腱，不得不用斧头刃把它锯断。即使受害人死了，砍头也并不容易。当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在泰伯恩刑场被斩首的时候，刀斧手用了八下，才割开好几层裹尸布，完成了任务。

尽管结果不可预测，但如果刽子手技术娴熟，受害人温顺服从，砍头还是一种速度很快的方式，虽说究竟有多快谁也没有把握，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保持清醒的意识，以便提供一个答案。某些专家认为，这是由于大脑迅速失去血压，意识维持不了两秒钟。另外一些人认为，当大脑耗尽了血液中所有可用的氧气时，意识便不复存在，在人的身上，这大概要花7秒钟左右，如果你是一颗最近砍下的头颅的话，这7秒钟实在是太过漫长的7秒钟了。砍头可能是痛苦最小的死亡方式之一，但它依然被认为是痛苦的。很多科学家相信这一点，不管实施得多么快，砍头也必定导致一两秒钟的剧痛。

刀起头落，一击而中，这样的绝技由于其绝对的速度而获得了它的文化力量，这一身体技艺的力量挑战了不可捉摸的死亡瞬间，因为死亡被认为是瞬间发生的，即使砍头对于科学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拉斯曾描述过断头机——它把砍头变成了一种效率模式——如何“架设在我们的眼前，却不能在死亡发生的瞬间看见死亡，它准确，却无法分辨。”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思考死亡的神秘时，我们很容易忘掉，斩首是根本看不见的。斩首是一件极其血腥的事，这就是西方国家不再用它执行死刑的原因之一，即使它是我们可以用到的最人道的技术之一。跟绞刑、注射、电击或毒气比起来，斩首更快，也更加可以预期，但这样的场面太过残酷，我们敏感的神经受不了。

斩首说起来确实是一个矛盾，因为它既残忍，又高效。斩首是一项凶残而挑衅的野蛮行径，与此同时，可能有很好的生物学理由，来说明人头为什么成为一件颇有吸引力的奖品：砍头的威力部分程度上源自于我们没有能力背过脸去。即使在一个民主的、城市化的社会中，总是会有人想去观看这样的展示。同样，砍下的头颅本身常常让人们聚到一起，在强烈情绪化的状态中让他们兴奋起来，而不是——或者说同时也是——让他们反感。砍头是终极的暴虐；但它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因为，尽管它很残忍，但它产生了一件格外有威力的人工制品，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它，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

就连刽子手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带来惊奇，因为有时候，有一种古怪的亲密互动，偶尔还掺进了幽默以及彻头彻尾的残忍。每一次在不同的场合遭遇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不管它的语境是战争、犯罪、医学，还是宗教——都可能改变我们对这一行为本身的理解。人们已经发展出了数不清的方法，来证明被砍之头有着可怕的吸引力并非没有道理。其对活着的人所发挥的威力很可能是普遍的。尽管它们具有令人憎恶的特性，但那些被砍下的头颅也很有启发性：它们驱使人们去研究，去祈祷、玩笑、书写、背过脸去或更贴近地观看，去反思人性的局限。被砍之头这种无法抗拒的特性或许不难解释，但忽视这一特性也是危险的。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但它终归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注释】

[1] Pitt Rivers Museum也译作“皮特·里弗斯博物馆”。

第一章

干缩人头

干缩人头是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的“重头戏”，是人们注意力的中心。这些干缩人头帮助我们打破成见，挑战人们关于所谓原始习俗的假设，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数百年来与南美文化接触中的错综复杂性。

当我孤身独处，当我去皮特河博物馆观看那些干缩人头（tsantsa）时，便琢磨着写这本书。我的孤独给我提供了沉思的时刻。那些人头吊在玻璃柜的绳子上：它们的面容是凝固的，它们的眼睛紧闭着，它们的头发长长地垂下来，一直披到头的下面。在那里必须安静。它们拒绝透露它们的秘密。凝视它们就像是一次粗暴的打扰。但我依旧凝视着。我试着让它们血腥的过去和它们没有生命的存在在我的面前协调一致。

参观者在我身边来来去去，当他们跟家人和朋友一起站在展示柜前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反应。孩子们公然地说，这些人头“很吓人”，“很酷”；而很多成人则说，它们“令人作呕”、“十分可怕”。每个人都想知道：它们是不是真的？它们是怎么做成的？我们所有人都在试着去理解这些人工制品是如何产生的。任何物品，如果无视其自身创造的实用性，都会获得一点点魔力，而正是能把人变成物的这一特性，让我们为之着迷。

皮特河博物馆里的干缩人头是舒阿尔人大约一百年前制作的，他们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热带丛林里和厄瓜多尔及秘鲁的亚马逊低地地区。舒阿尔人制作干缩人头的方法是：先把颅骨及所有脂肪和肌肉组织与皮分离开来，然后反复填充滚烫的卵石和沙子，直至它只比人的拳头大那么一点点。对舒阿尔人来说，这些人头的实用性就是为了利用受害人的灵魂那异乎寻常的力量，这是持续多年的复杂仪式的组成部分，但对那些如今在牛津大学面对玻璃柜里的干缩人头的参观者来说，这些实用性常常就是故事本身的结尾。

探访牛津的游客看到了这些干缩人头，悬挂在一家致力于收藏世界各地人们制作和使用的各种物品的博物馆里。周围的环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它们的物质性上，但当它们被制作出来的时候，其物质性却是它们最不重要的特征之一。舒阿尔人一旦成功利用了干缩人头中的威力，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社群后，人头本身可能就被埋起来，被扔掉，或者被卖给商人。如今，它们在牛津，也不可能被扔掉。事实上恰恰相反——它们成了注意力的中心。

干缩人头从很有礼仪感的刀子、悬锤和环锯工具当中产生出来，它们对博物馆的参观者发挥了比其他任何展览都要大的吸引力。我在那里的时候，展厅的一名服务生自豪地说服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女人，告诉她：“这是博物馆里最迷人的人工制品之一。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观看干缩人头。”在媒体上，皮特河博物馆索性被称作“干缩人头博物馆”，博物馆的新闻官费了很大的劲，来阻止每个参观的摄影者冲向那些干缩人头拍一张吸引眼球的照片，同时还要制止诸如“令人憎恶的”、“异国情调的”和“离奇怪诞的”之类的形容词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报纸上，这些报纸“周末何处去”的特写总是提到这家博物馆。

因为展示人体部件而名扬八方，这把皮特河博物馆置于很尴尬的境地，关于如何对待这些干缩人头，工作人员中有过持续不断的讨论。有人认为，应当把它们从展览中撤下来，因为，把人头当作古董对待，让陌生人直勾勾地盯着看，这很是无礼。尽管标签上解释了它们如何制作，以及为什么制作，但无济于事，参观者还是经常用“怪诞”和“野蛮”这些词来描述这些干缩人头。

干缩人头是一项被称作“对待死去之敌”的专题展览的组成部分，这次展览包括经过装饰的骷髅和仪式服装，它们来自印度、太平洋诸岛和南美。文字展板上解释，很多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都展示敌人的头颅；有一幅雕刻版画强调了这一点，画面是“火药阴谋”中几个主犯的头颅，它们1606年被挂在伦敦的旗杆上示众。南美干缩人头的呈现，都被置于他们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中，它们的仪式意义，以及它们受到欧洲收藏者的欢迎，都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解释的。

即便如此，舒阿尔人技术成就的力量几乎不容怀疑。我们跟它们制作时的环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隔着一段遥不可测的距离，使得这些人头在局外人看来很不真实。参观者看着这些人头，有时候提到了电影——例如，他们宣称：“那是来自《哈利·波特》中的一颗人头”（当然，它并不是）——仿佛它们属于我们自己正在创造的一个幻想世界。

博物馆的管理员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原本存有疑义的民族风俗变成外界眼中的刻板印象。舒阿尔人开始被外部世界称作“那些猎取人头的南美人”。如果说，皮特河博物馆的身份已经跟它的干缩人头收藏融为一体，相比整个民族被这样一些博物馆展览塑造成型的方式，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访客们说：“真正的干缩人头呀！哇噻！怎么制作的？通过撕开头皮，取出颅骨和脑浆，然后放在滚烫的沙子上蒸干么？真粗野！”

▲皮特河博物馆“对待死去之敌”展览柜中展示的干缩人头。由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提供。

但是没有一个人问：它们是怎么来到这里？它们凭什么悬挂在英国南部一所大学的博物馆里？一旦你开始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就会意识到，像这样一些干缩人头，既是欧洲人的好奇心、欧洲人的品味和欧洲人购买力的产物，也是一种古老的部落习俗。现在应该把聚光灯转过来了，把它对准像你我这样的人，对准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把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头带进了博物馆，带回了私人家里，他们像那些最早制作它们的人一样喜欢或者说更喜欢这些人头。毕竟，那些把自己的鼻子紧贴着牛津大学博物馆展示柜玻璃的，并不是舒阿尔人。

舒阿尔人猎头习俗的全盛时期是在19世纪晚期。当时，猎头袭击被繁荣的国际干缩人头贸易所推动，大约一个月发生一次，数百人卷入其中。回到欧洲和美国的城市，来自南美的干缩人头可以在商店和拍卖行里找到，也可以在博物馆和私人家里找到。它们一直卖得很好，为了满足需求，供给逐步增长。这很简单：欧洲人想要舒阿尔人的干缩人头，舒阿尔人想要欧洲人的刀枪大炮。这些干缩人头，与其说是某种未受外界影响的野蛮生活方式的遗存，不如说是殖民扩张的经济和关于“野蛮文化”的幻想力量的产物。一些最著名的猎头文化，非但没有“沉陷在时间里”，相反他们正在对外国人的品味作出回应。

在1880年代，随着橡胶和金鸡纳皮（这个东西为抗疟药奎宁提供了活性成分）的贸易传播到厄瓜多尔，更多的欧洲移民社群来到这一地区。移民者拿布匹、弯刀、钢质长矛头和猎枪，跟土著舒阿尔人交换本地出产的猪、鹿、盐和干缩人头。但是，当移民者开始饲养他们自己的牲畜，吃它们自己出产的牛肉时，对舒阿尔人的猪和鹿的需求就下降了，最后，剩下的只有干缩人头，要不然就是舒阿尔人自己的劳动，移民者对这个感兴趣。舒阿尔人想要得到诸如布匹和弯刀之类的商品，可以跟当地的传教士们做交易，他们的出价比商人更便宜，但传教士们绝不会卖枪。这意味着，要想得到一杆枪，唯一的方式就是卖掉一颗人头，于是，“人头换枪”的生意在南美得以确立。

当游客们来到皮特河博物馆观看干缩人头时，他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关于白人火枪的故事。火枪不仅为舒阿尔人的猎头袭击者提供了经济激励，而且还被证明是抢先拿到人头的最佳手段。对于猎头，火枪和钢刀是远比用木棍和石头做成的长矛更有效率的武器，而且，它们让舒阿尔人在猎头突袭期间获得了明显的优势。欧洲人和美国人购买人头，也给舒阿尔人提供了机会迅速猎取更多数量人头所需要的装备。火枪被用来猎取人头，反过来，人头可以换取更多的火枪。直至20世纪，人们普遍公认，一颗人头的价格等于一杆火枪。

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舒阿尔人的酋长用几颗人头换到了几杆火枪，然后迅速使用这些火枪去伏击另一伙舒阿尔人，再用那些人的头去换取更多的火枪。

情况并非一直这样。舒阿尔人的猎头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我们对舒阿尔人猎头习俗的了解，大多数停留在19世纪晚期。当时，干缩人头在传统上是作为复杂的文化仪式的组成部分而制作的，这些仪式利用了舒阿尔人死后灵魂那令人敬畏的力量。这些人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利品”，因为，猎取人头的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彼此和平相处，他们更看重的，不是物理的人头，而是寄居于人头里面的神奇力量。人头并不是在战争中猎取的。相反，他们为猎取人头而专门组织部落突袭，因为干缩人头是有力量的东西，一个拥有干缩人头的人也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在这种程度上，对舒阿尔人来说，猎取人头是一种社会上可以接受的暴力形式。

一次成功的突袭之后，就要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猎头者得胜归来。这些宴会是这一年最重要的庆祝仪式，通过这些仪式，寄居在干缩人头中的神奇力量被转移给家里的女人，确保了家庭粮食生产的丰收。在若干年时间里，总共要举办三次这样的庆祝宴会，但在这些庆祝仪式之后，干缩人头便没有多少公共价值了，因为——不像那些购买它们的商人——一旦灵魂的力量被成功转移给了猎头者的族群，舒阿尔人便对人头本身不再有兴趣。有些舒阿尔人把他们的干缩人头当作纪念品保存下来，而另一些人则把它们丢弃，或者卖给游客和移民者。事实上，并非因为它们很神圣，舒阿尔人才不展示它们——正相反，是因为它们毫无价值，就像一个里面曾经装着重要信件的信封。

然而，随着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火枪换头”的生意便得以确立，猎取人头的精神意义——获取受害者的灵魂并在活人当中利用它的力量——越来越小，干缩人头常常变得只是一件加工过的商品。干缩人头不再涉及力量的传播，而只是商品的积存。干缩人头失去了它们的精神力量，变成了商品；如今，有些舒阿尔人杀人只是为了卖他们的人头。就这样，欧美人帮助制造了他们期望找到的不加区别、残忍嗜血的猎头者。随着需求的增长，舒阿尔人猎头者也变得更加不问青红皂白了。从历史上看，只有男人的头才被猎取，因为只有男人，才拥有能够从他的头中捕获到的复仇力量，但现在，舒阿尔人开始为了生意而猎取女人和孩子的头，即使它们没有宗教仪式的意义。

就这样，女人的头和孩子的头，被欧洲人的刀子割下来，最后在南美城镇的大街小巷作为纪念品被兜售。对于旅行者来说，它们无异于一种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观光艺术品，他们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所购买的，是来自一个原始武士国度真正的干缩人头，而不是为了市场制作的干缩人头。更不货真价实的，是移民者和一辈子多半生活在城市里的南美人的头，他们跟猎头者毫无关系，最终却落入了标本剥制师的刀锯之下，这样一来，他们的头也可以为了销售而进行干缩处理。标本剥制师常常对“假冒”干缩人头负有责任，他们知道，这项工作将会让他们挣到一点外快，于是跟本地医院太平间的某个人约定好，后者为他们提供“原材料”。这些都是无人认领的死者，是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沦为欧美人渴求异国奇物的牺牲品。

干缩人头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没有尸体可用时，一些机会主义者便转向了干缩猴子和树懒的头，只要在尺寸上进行缩小并加以“改造”，常常能骗过那些猎奇者。正如美国工程师和旅行家弗朗茨·阿普·德·格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在巴拿马，旅行者制造出了对这些粗野珍玩的需求，人们按照订单制作干缩头，或者按每个25美元出售，要么是人头，要么是猴子头。”假冒人头是用山羊皮、木头、树脂或橡胶制作的。即使立法禁止干缩人头贸易，在20世纪中叶，依然有很多干缩人头被偷偷摸摸地卖给旅行者。

这意味着，博物馆里收藏的舒阿尔人的干缩人头，实际上大多数可能都是假的。其中很多根本不是人头，那些确实是人头的也跟舒尔人没多大关系，制造不受时间影响的舒尔人猎头者的概念更多地是欧美人的建构。游客们可能观看这些展览，并认为它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的可怕战利品，而他们实际上看到的，不过是“西方人痴迷于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这一观念的可怕战利品。

在皮特河博物馆里展示的十个干缩人头当中，两个是树獭的头，两个是吼猴的头，剩下的六个头当中，三个是为了售卖而“伪造的”。因此，皮特河博物馆里有三个人头——地地道道的人头——讲述了一个有点微妙的谋杀故事，这一行为被当地社会所容忍，有着深刻的精神意义，在几代人的生命轮回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另外伪造的三个人头则讲述了无名死者的故事，他们是一贫如洗的人和被社会遗弃的人，死后成了异域收藏品国际贸易的受害者，它们和亚马逊丛林居民的本土信仰没有什么关系。

当你深入研究其他著名猎头文化的历史时，类似的模式便浮现了出来，比如新西兰的毛利人。不像那些搞突然袭击的舒阿尔人，传统上，毛利人是在部落间交战时候猎取人头的。毛利人的战利品人头没有经过干缩处理，而是让颅骨依然在头皮之内加以保存。专门的行家常常是部落的酋长，他们取出脑髓，用亚麻填充鼻孔和颅骨，然后用滚烫的石头埋起来，以便逐渐把它蒸干或腌干。这些toi moko（毛利语：干头）通常就挂在部落酋长宅邸周围的短木杆上展示，但1770年代跟随詹姆斯·库克船长抵达的第一批英国游客几乎没有见到任何战利品人头。

第一个获得毛利人头颅的欧洲人是约瑟夫·班克斯，他是詹姆斯·库克第一次航行南太平洋时随行的博物学家，许多年后，他拒绝在伦敦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进行检查。在新西兰的时候，班克斯设法说服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万分不情愿的毛利人，用他的一颗腌制人头交换一条白色亚麻布裤子。起初，这个老人收下了裤子，但拒绝交出人头，但当班克斯用步枪“威胁他”时，这笔交易才做成。库克在1770年代两次回到新西兰，但在新西兰度过的两个月时间里，他们只见过一颗腌制人头。

尽管如此，随着与欧洲捕鲸人和海豹猎人之间的交流逐渐扩大，以及毛利人之于火枪的热情不断升温。19世纪初，人头贸易也不断扩大。很快，专门的代理人被派往澳洲，搜集最好的人头，悉尼海关署开始把这些进口品列在“烘制人头”的名目之下。在库克船长第一次探访之后的五十年里，人头贸易如火如荼，部落间的战争也在凶残地逐步扩大，以至于很多人相信，战争最终会导致毛利人的彻底灭绝。

正是毛利人酋长那精细复杂的纹面，使得他们的头颅对欧洲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班克斯曾写过这些纹面的“考究和精确”，带有螺旋线和涡卷：“跟老雕工刻在金银器上的叶饰有几分神似，所有这些都是以高超的技巧和品味完成的”，使用的工具不过是一把骨凿和烧焦的树胶。在欧洲人看来，最好的人头是那些有权有势的酋长们的头，他们的纹面很繁复，但这些人头也很难找。

对纹面人头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9世纪初期，毛利人的酋长强行给他们的奴隶纹面，然后杀死他们，为的是出售他们的人头谋利。有些酋长还把活的臣民提供给商人选择，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纹面、杀死并腌制。毛利人的纹面，曾经是一件毕生不断发展的精致艺术品，是一个人的勇敢、荣耀和社会地位的确凿证明，如今成了一种装饰，仅仅为了取悦——或者欺骗——外国消费者而设计。

新西兰的欧洲人有时候也被杀，以便对他们的头进行纹面，然后卖回给他们自己的同胞。有一些故事讲到，同样是那些从澳大利亚派来搜寻最好人头的贸易代理人，自己也被人杀掉了，为的是能够把他们的头腌制一下，然后作为“毛利人的勇士”卖回去。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到1830年，抵达悉尼海关署的“烘制人头”很有可能是为欧洲人定做的，或者干脆就来自死去的欧洲人，仿佛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在战斗中被杀死的毛利人酋长。

▲霍雷肖·罗布利1895年与他收藏的毛利人的头颅坐在一起。由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提供。

1831年，新南威尔士州总督芮福·达令采取了行动。他通过了一部法律，禁止腌制人头的贸易，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令人作呕的贸易往往会极大地增加野蛮人当中人命的牺牲，他们对人命的漠视臭名昭著。”每个被抓获到的人，每贩卖一颗腌制人头，就要被处以40英镑的罚金，突然间，获取一颗毛利人的头变得更加困难了（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霍雷肖·罗布利指出，到那个时候，人头贸易丰富了欧洲博物馆的收藏，却“相当可观地减少了新西兰的人口”。

很难否认19世纪收藏家的伪善，他们一边谴责猎头是野蛮行径，一边到处搜寻人头拿到国内去展览。不仅仅是商人卷入了这宗令人毛骨悚然的生意，到19世纪末，特别是科学家，也受到鼓励，去收藏人头及其他非常具体的人体部件。在这个意义上，猎取人头差不多就是一项职业了。

例如，就拿《人类学笔记与疑问》（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一书中给收藏者的指导来说，此书已经成为英国人类学家田野调查工作的标准教科书，第一版出版于1874年，书中建议，“应当尽可能把”土著人的骨骼和骷髅带到英国，供专家分析。此外，如果“在战斗或其他杀戮之后，能够获得一个土著人带有柔软部位的头颅”，就应当把它包起来，装在一小桶酒或海水里，送回国内。第二版出版于1892年，其推荐的方法甚至更加周详：“普通旅行者也可以搜集骨骼、头发、甚至身体部件的标本，比如手、脚、脑髓，或整个人头，把它们寄给我们的实验室或博物馆，让技能熟练的解剖学家分析它们的特征，从而为促进这一学科更专业化的研究作出贡献。”

这种号召收集人类部件的呼吁，在英国两家最受尊敬的学术机构的资助下印行于世，学术界很乐意照办。看来，科学似乎成为了很多罪孽的借口，尤其是当“研究课题”已经枯竭、受到限制或者被认为很原始的时候。在国外旅行时，收藏家们的很多行事方式在国内将会是犯罪。有些科学家在外国借着夜幕的掩护发掘坟墓，另一些人则从医院的停尸房里偷死人，从监狱里购买尸体，拿商品跟当地人交换他们死去亲人的身体部件，或者是在当地人战斗或袭击之后，很客气地向他们索要敌人的身体部件。

关于这种病态的贪婪，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战利品”本身，因为我们的博物馆里塞满了死人的尸体，都是这些饱学之士（偶尔也有女人）自豪地寄回给我们的大都市，供进一步的研究。到达一家博物馆之后，每一件新添的藏品——每一个骷髅，每一个骨骼，每一个干缩头颅，每一块干皮，每一个器官，都被保存在瓶子里——都由管理员仔细登记，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公开展出。阅读这些编目册是一次令人清醒的经历，随着一页页纸的翻开，曾经鲜活的生命成了一份粗略的获取物清单。

·三颗人头，来婆罗洲中北部的坦格隆，寄自山打根总督C.V.奇尔夫。

·一个人为造成畸形的印第安“平头族”人的骷髅，寄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弗朗茨·博厄斯博士。

·成年男人和女人的耳朵，寄自乔治·塞恩教授。

·一个巴塔哥尼亚人的骨骼，寄自C.麦克芒恩。

·一个安达曼群岛人的头皮，由安达曼群岛最高专员卡德尔上校搜集。

这份清单来自皮特河博物馆。欧美各地的很多博物馆都可以拿出类似的清单。比方说，快速浏览一下剑桥大学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藏品目录，上面列出了一块毛利人的面皮、很多来自所罗门群岛的经过防腐保存的人头、一个来自沙捞越带有头发的战利品头颅、“一个来自马来人经过防腐保存的头颅”、以及五个南美人的干缩人头。

在这样一些登记册中，数不清的人死后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很显然，对搜集者身份的记录，总是比他所搜集的死人的身份更准确。他们的实际姓名早就被人遗忘，但来到博物馆的死人被赋予了新的头衔，比如“蒙古人的”或“埃塞俄比亚人的”，“短颅人的”或“长颅人的”，“瘦人的”或“壮人的”。它们被测量，被贴上标签，被清洗，被黏合，被描画，被涂上清漆；有些为了展览而被钉在一起，还有一些为了研究而被割开。它们被挂在玻璃柜里，被摆放在台子上，被勾画和描述，被塞进盒子里带到课堂上，在那里，那些衣冠楚楚的人把它们传来传去，讨论人类进化理论的细微之处。数十年的光阴过去了，这些饱学之士所处理的样本数量有了极大的增加。

如果博物馆是科学的新教堂，那么它们的尸骨存放室很快就要塞满。19世纪，当考古学家、医生和人类学家热衷于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坚实证据的基础上，出去搜寻越来越多的材料时，博物馆里收藏的人类遗骨数量便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在此期间，他们搜集了成千上万人类遗骨，今天的博物馆管理员们依旧要照料他们这些庞大的遗产。到21世纪之交，英国的文化机构总共有超过十万件人类遗骨，而在美国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机构里，仅美洲土著人的遗骨大概就超过二十万件。这的确是一笔巨大的遗产。

在维多利亚时代所有这些勤勉不懈的收集中，科学家的功绩只是偶尔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也引发了对这一科学努力的合法性的质疑。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成为了1890年的头条新闻，人们将目光聚焦于当时刚去世不久的收藏家、猎杀大型猎物的猎手、科学家、探险家詹姆斯·詹姆森。詹姆森是埃明·帕夏远征队的成员，这支远征队由亨利·斯坦利率领，备受瞩目地赴中赤道州救援。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加入这支队伍，当时，他从刚果搜集动植物标本的愿望由于探险生活的严酷现实而破灭，他很多的时间都花在为本地搬运工谈判的长途跋涉上。而且，根据后来的报纸报道和目击者的宣誓证词，有一次，他为了打破营地生活的单调乏味而采取了最残忍的娱乐形式：詹姆森被指控付钱给非洲士兵，让他们在自己的注视下，杀死、肢解和吃掉一个女孩子。

据说，詹姆斯·詹姆森决心要目睹一次人吃人的行为，手里拿着他的写生簿目睹了整个事件。他对残忍的热情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还有人说，詹姆森曾把一个非洲人的头寄回了英国——不是一个“纯粹的骷髅”，而是一个制成标本的人头和脖子，皮和头发都完好无损——他把它放在家中的玻璃柜上展示。很明显，这颗头是远征队成员都很熟悉的一个人，他是被“一个阿拉伯人”开枪打死了的。詹姆森叫人砍下了这个人的头，包在盐里面，并装进盒子里运回伦敦，随后由罗兰·华德公司制作成标本。那是皮卡迪利街上著名的标本剥制公司，通常习惯于剥制大型猎物的标本，而不是人的标本。大概在这项新业务上，他们的技能还有待改进，因为詹姆森的妻子抱怨，天气的不同往往会使得那颗人头在某些时刻散发出令人不快的气味。

詹姆森再也不能活着为自己所受到的指控进行辩护。在他的手下人与斯坦利一起打道回府之前，他由于一次发烧死在了非洲，驳斥报纸上针对他的指控这项任务也就留给了他的寡妻。未亡人发表了他的一些信件，他在信中说，吃人表演的说法是开玩笑的，但这是一个软弱无力的辩护。詹姆森支付了六条手帕的价格来观看这一事件；显然，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试图阻止那个女孩的死（“我这辈子目睹过的最恐怖的场景”）；尽管他不可能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把当时的场景画下来——他说，他做不到，因为他当时并没有速写簿——但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在营地里画了六张画来表现那个女孩子的死。此外，关于那个制成标本的人头，詹姆森夫人一直保持沉默。

詹姆森的故事发表在1890年11月的《泰晤士报》上，激起了公众的恐惧和愤怒。原本亨利·斯坦利已于上年4月回到了英国，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英雄。他撰写的关于这次远征的书《在最黑暗的非洲》（In Darkest Africa）成了畅销书；他还接受了大量的奖励、招待、荣誉学位和邀请演讲。突然间，气氛变得有点不对味了。斯坦利的“后卫纵队”被指控堕落、混乱和开小差。据透露，他的副司令埃德蒙·巴特洛特在干涉当地人的一场节庆活动时被人开枪打死，这支队伍的其他成员在混乱中纷纷作鸟兽散。詹姆斯·詹姆森的邪恶行为在众所周知之后，成了“刚果暴行”的象征：土著人遭受鞭打、饥饿和杀戮的故事继续流传了好几个月。正如《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严肃反思的那样：“在‘最黑暗的非洲’，旅行者行事方式确实黑暗。詹姆森滥用他的权力，来满足一种变态而残忍的好奇心。”

詹姆森的变态兴趣对于原始与文明的简单划分提出了令人不快的质疑：在这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科学家，竟然参加了这样一场备受瞩目的远征——这场远征担负的使命是维护欧洲对任性而无能的非洲人的权利，既是一项战略使命，也是一场大戏——原形毕露之后，究竟谁是妖魔鬼怪？在满腔热情的欧洲收藏者手里，作为战利品的人头暗示了文明人与所谓野蛮人之间毕竟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共性。

斯坦利手下的另外一些人声称，詹姆森当时曾公开谈论这一事件，只是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其行为的“严重性”。“在中非，生命非常廉价……詹姆森先生忘记了，在国内，人们对这种可怕事情的看法多么不同。”詹姆森是“充满激情的博物学家”，必须有人来提醒他：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人。

碰巧，詹姆森还是一个身手敏捷的猎手，1888年，就在他去世不久之后，他收藏的大型猎物在伦敦展出。他猎杀的羚羊、鹿、白犀牛和野牛的头，与他在刚果获得的“战利品”并排展出，这些东西包括仪式上使用的匕首和刀剑，一张用完整的人头皮制作的“令人憎恶的”头饰，以及一条人牙做成的项链。展出这批收藏的是罗兰·华德（也就是后来据称是给詹姆森制作人头标本的那家公司），《泰晤士报》把这次展览描述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詹姆森对科学的巨大贡献。收集用别人（尤其是所谓“低等野蛮人”）的头颅做成的人工制品，与委托他人用你自己的人头制作一件人工制品之间还是有所差别的。前者是一种文化上的好奇心，而后者则是权力滥用和道德暴行。

詹姆斯·詹姆森的野蛮行径更加骇人听闻，因为它们把民众对原始民族的广泛兴趣带向了合乎逻辑的、也最令人恐怖的极端。詹姆森的残忍源自于好奇心，国内很多人有他一样的好奇心。实际上，《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很想知道，那些带着“神圣的恐怖”心理看待詹姆森的罪行的人，究竟有多少人，在听到威斯敏斯特水族馆宣告“一伙来自中部非洲的食人者，每天两次杀死并吃掉一位同胞”之后，便第一个冲上街头，手里紧紧攒着一个先令。

用不着跑太远的路。活生生的“野蛮人”定期在国际展览会上和在旅行表演中为付费公众表演。威斯敏斯特水族馆的水晶宫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向公众展示“土著人”的地方。这些表演都经过精心编排，土著人表演“典型的”活动，比如狩猎、舞蹈和制陶，一些更戏剧性的场面——打仗、食人和猎头也会上演，特别是在19世纪末（正当詹姆森的故事成为头条新闻时），当时，组织者开始靠一些惊心动魄的表演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其中很多纯属幻想。一群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1880年代中期到访英格兰，是这样被介绍的：

澳大利亚的男女食人者（R.A.坎宁安，介绍人）。这些奇特、野蛮、丑陋而残忍的种族从遥远内陆的蛮荒之地获得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聚居地，在那里，他们沉湎于没完没了的血腥争斗和袭击，互相吃对方的肉。最低级的人类种族，超出了看上去最稀奇古怪的概念。

他们宣称这是有教育意义的，但这样一些展示满足并支持了欧洲人的偏见。很多（尽管并非全部）表演者拒绝接受强加给他们的角色；有些人逃之夭夭，还有一些人受到虐待，或者死于陌生国度的传染病。但是，就连死亡也保证不了解脱。土著人的骨骼、身体部件和铸模制品深受人们的欢迎。当一个毛利男人在1820年代周游欧洲期间突然去世时，他的头经过防腐处理，被固定在他身体的铸模上，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继续让人们相信，他“确实吃过其他人，因为那就是他实际上看上去的样子”。欧洲人展示一个“猎头者”的人头，这里面的反讽并没有人加以评论。

想到詹姆斯·詹姆森在自己家里展示一个制成标本的人头，可能让《泰晤士报》的读者十分反感，但商店和拍卖行却定期把来自厄瓜多尔、印度和新西兰的人头当作古玩销售。美国工程师弗朗茨·阿普·德·格拉夫写了一本深受欢迎却十分可疑的书来讲述他在厄瓜多尔的生活，但这并没有引发论战。其中有一段，他声称自己参加了一次猎头袭击，并把他的弯刀借给身边“那群由于鲜血和贪欲而疯狂的魔鬼”，好让他们为了获得人头而杀死一个女人。相反，他的出版商还骄傲地宣传这样一个事实：“作者除了其他大胆而独特的冒险之外，实际上还参加了一次猎头行动。”关于这个主题，也有很多学术出版物，比如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科特·哈登在1923年发表的论文《来自新几内亚的剥制人头》中提供了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的八个剥制人头详细的物理比较，然后简短地思考了它们的意义：他们到底是战利品、纪念品，还是发出响声的玩具？关于这些人头，报纸上也并没有什么争论。

阿尔弗雷德·科特·哈登实际上并没有为他的人头收藏杀死任何人，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头收藏者，他的活动并没有引发学术界或媒体的责难，因为这样的活动并不罕见：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有几个故事，讲述他们在国外“猎头”的事迹。哈登之所以作为英国人类学的奠基人而被人们所铭记，乃是因为他在1898年组织了第一次前往托雷斯海峡和婆罗洲的专业考古学田野调查。在这次探险中，哈登“非常热衷于为剑桥大学的收藏获得一些人类头骨”，以至于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找当地人要人头。在托雷斯海峡的梅尔岛，人们不愿意答应哈登的要求，于是他就“持续不断地”用蹩脚的英语对他所遇到的人说：

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求你帮我搞到死人的头，我不会说本地话。你帮我去搞，我不知道你搞到的那个人是谁，那是你的事。我给你的人带来什么麻烦么？

哈登为每个“属于死人的头”出价六便士，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一次，让他感到有趣的是，一个偶然听到这样一宗交易的女人“看上去相当奇怪”，当时，她听到了正在交易的那个“死人”的名字，哈登后来得知，这颗头骨“属于那位姑娘的叔叔”。白人就是这样猎取人头的。

在托雷斯海峡和婆罗洲旅行期间，哈登不只是购买人头，他还购买了猎头的各种随身用具：用来割下人头的刀子，用来悬挂人头的绳子，以及用来把人头带回家的吊兜。他经常问一些关于猎头的问题——为什么猎头？他们最后一次猎头是什么时候？他们如何猎头？——正如那些打算监控这一习俗的殖民地官员所做的那样，他花了大量时间把人们组织起来，测量他们的头颅——记录人头的尺寸当时是一项特别让人痴迷的科学活动——在当时的环境下想必也是一次让人有点神经紧张的经历。

当哈登探访婆罗洲的时候，一些酋长和他们的政府已经痴迷于他们的猎头袭击几十年，在很多场合，为了获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政府会批准猎头活动。那些支持酋长的部落被给予了猎取人头的机会。例如，当婆罗洲的伊班族人在1857年帮助酋长镇压了古晋的一场华人起义时，他们着手在镇子的集市上烘干叛乱者的人头。一个欧洲观察者写道：“煮人头是整个事情中最令人作呕的部分，让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这是唯一一群被召来互相惩罚对方的野蛮人。”这可能描述了19世纪余下时间里的殖民规则：猎取人头遭到禁止，并受到严厉的惩罚。1894年，一些土著群体与殖民政府达成了一份协定，宣布猎取人头为非法，但断断续续的袭击和部落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24年，当时，第二次调停仪式在沙捞越举行。

在此之前，政府官员发现，彻底根除猎头习俗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常常被拖入族群冲突的政治中。查尔斯·霍斯是一个殖民地官员，也是哈登探访婆罗洲期间的东道主，他记得自己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试图在猎头者当中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一个“典型”实例。当时，一个无辜的中国商人在一次无缘无故的袭击中被人杀害，为的是得到他的人头，霍斯觉得自己必须采取行动。被告是一个名叫廷基的人，他没有对传票作出回应，于是霍斯要求一个相邻的部落去把他和他的帮凶找出来，并活着带回他们，或者“如果不能做到的话，就处死他们，带回他们的人头”。

我们并不清楚，霍斯究竟是出于自己的理由，想要廷基的人头作为践行正义的证据，还是他已经接受了本地习俗，对它熟视无睹，抑或是提供某种形式的奖赏，允许他的同谋者们取下那几颗人头。不管理由是什么，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合自己的意，政府官员就会教唆或原谅猎头行动。正如霍斯后来所写的那样，难题是“如何把明智的压制与地区的自由发展结合起来”。对殖民地官员的权力有一些切合实际的限制，他发现自己已经竭尽所能地玩弄当地的政治。没过多久，廷基被找到，并被开枪打死（枪是霍斯提供的），他的头被割了下来——“仔细切！仔细切！”

廷基的死险些引发了伊班人不同族群之间的全面战争，不久之后，霍斯发现自己正在加入战争的一方，有500人的兵力，打算猎取人头。这一次，他原本能够避免流血，当时，敌人看来已经逃进了丛林里，但他坚持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从一种文化的内部建立法律规则，减少猎头袭击，而在这种文化中，猎取人头是族群间关系动态发展的组成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试图惩罚那些猎头者的努力很容易导致暴力的扩大化。

霍斯还积累了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头盖骨收藏，它们都来自婆罗洲的猎头袭击，其中112件被保存在剑桥大学的达克沃斯收藏中。像霍斯和哈登这样的男人（偶尔也有女人）都是以理性认识的名义收藏人头的。他们着手记录、测量和比较人头，这些活动都被认为是非常合理的，也是朝向理解土著民族迈出的必不可少的最初步骤，尽管这种理解方式是土著民族自己所不能理解的。很多早期的人类学家都是医学从业人员，他们已经习惯于处理死者的尸体，习惯于把它们当成要做比较的科学标本来对待。哈登和霍斯都曾作为动物学家接受训练，他们的文化研究是他们博物学兴趣的延伸。他们正在对“人的科学”做出贡献，发展出了对研究对象的一种职业性的超然。

在猎取人头被界定为“原始”人的基本条件的同时，收集别人的头颅却给“文明”人的文化支配地位提供了支撑。在某些方面，原始人和文明人占据着不同的世界，哪怕他们肩并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回到国内，殖民地的居民不得不把他们的经历翻译成同胞们能够理解的故事。即便是像哈登和霍斯这样值得尊敬的人，也忍不住把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呈现得仿佛是《男孩们自己的故事》里的冒险故事中时不时地出现的场景：割下廷基的头，“仔细切！仔细切！”

当然，收藏猎头战利品和制作它们，这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英国科学家当中，没有一个人——哪怕是詹姆森——亲自操刀弄斧。斩首行为的绝对残忍把“他们”与“我们”区分开了，这被证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文化差异的象征。猎取人头象征了“野蛮人社会”的道德局限。猎头者在媒体上被描绘为情绪化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认识其行为的伦理含义。这些部落被无法抵抗的低级而好战的本能所驱使，以至于他们看上去处在彻底消灭自己的危险中——很快就会成为他们自己的自然冲动的牺牲品。不像詹姆斯·詹姆森，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有益。

对猎头的这种想象透露了19世纪晚期盛行的一种更加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存在于“野蛮”民族与那些凝视他们的更“高雅的”观众之间。一种深远的、贬抑性的偏见几百年来塑造着欧洲和美洲异域文化的展示，使得那些参观展览会和博物馆的人可以把自己界定为他们前来观看的那些人的对立面。把这样的展示置于一个令人安心的距离之外——置于舞台上，置于图书或杂志的书页中，置于玻璃柜里，或者用挂绳屏障把它们围起来——这些想象中的“野蛮人”便把中产阶级社会所见不到的每一样东西给具体化了。但是，先别忙着安慰自己说，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走出了很远；在此之前，我们不妨简短地回到皮特河博物馆里的那些干缩人头。当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遇到这些干缩人头时，正在发挥作用的，不只是这一点点轻而易举的对立回声而已。

2007年，媒体曾错误地报道，皮特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考虑把干缩人头从展览中拿掉，人们很快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皮特河博物馆之友”的一位发言人说，它们是“头号展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如果拿掉的话，他们一定会惦记。菲利普·普尔曼是童书《魔法神刀》（The Subtle Knife）的作者，这本书的灵感便来自皮特河博物馆，他也希望留下这些人头。有趣的是，他承认，展览人头可能被认为是“残忍的”，但与此同时，他相信，它们的价值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是真东西，而不是塑料复制品。几个月后，正如书中的导言所描述的那样，艺术家特德·戴温提出捐献自己的人头进行干缩处理，并希望用它来搞一次“家庭友好”型的展览。戴温写道：“皮特河博物馆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吃惊地启发灵感的神圣之地。作为一个尊重土著民族（不管多么默默无闻）的信仰体系、在道德上十分敏感的机构，我敢肯定，这家博物馆一定不会将我的信仰体系区别对待的。”

戴温的提议被客气地拒绝了，但如果遵照他自己的意愿，戴温的人头被干缩处理，并把它放在皮特河博物馆里展览，我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呢？那些来到牛津大学观看干缩人头的家庭，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装着不到百年的欧洲人头的玻璃柜子，他们的反应是不是一样呢？而且，如果反应不同的话——如果一个装着欧洲人头的玻璃柜子似乎有些骇人的话——那么，对于展览南美洲人头的道德，他们又会怎么说呢？毕竟，博物馆是一个文明的和“让人变得文明”的机构。它对自己所代表的人、对它所“观照”的人有一种责任，它有责任举办值得尊敬的、富有教益的展览。

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说，如果展示干缩人头是不文明的，那它必定是野蛮的，而且皮特河博物馆有很好的理由坚定地把它的干缩人头收藏保存在玻璃柜内。没有哪个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提出要求，希望把这些人头从展览中拿掉并把它们归还给南美。事实上，参观其他博物馆——尤其是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舒阿尔人都没有对要求归还干缩人头表现出兴趣。相反，他们——至少是这些舒阿尔参观者——觉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干缩人头在他们的民族与纽约市人之间创造了一种重要的联系。如果舒阿尔人不在乎看到这些干缩人头在博物馆中展出，那么，我们或许也不应该在意；很成问题的干缩人头展览并不多，这是它们传递给那些前来观看的人的信息。

当然，舒阿尔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原始的野蛮人，而且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因为那是一种外来的标签和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如何看待他们，以及在与他们的关系中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跟舒阿尔人毫无关系，跟我们自己却大有关系。今天，很多舒阿尔人都是牧场工人；而在过去，舒阿尔男人狩猎，女人在园子里种植粮食作物。2003年参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舒阿尔人都是移民，在纽约生活和工作。当他们在博物馆里观看干缩人头展览时，他们并没有想到它们属于自己所属于的那个群体，而是认为它们属于自己不属于的那个群体，当然，这是因为那些猎取人头的并不是这些纽约人，而是他们遥远的祖先。舒阿尔人的猎头袭击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被彻底禁止。对我们来说，干缩人头代表了舒阿尔人，但对舒阿尔人来说，它们只代表了其民族史的一小部分。

博物馆有责任讲述死者的故事，有责任把其他的文化展示为有理性、有意义，而且同样是现代全球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考古学家米兰妮·吉尔斯写到过她在处理铁器时代“沼泽干尸”时所感觉到的那种宣传意识，其中有些干尸被砍下了头颅。她写道：“正是通过想象这些暴力事件的历史语境和环境语境，我们才开始理解这些事件，不是把它们理解为异族的或野蛮的行为，而是视为人们在社会危机时期所采用的有意义的——即便是残忍的——战略。”如果不是把我们自己置于屏障后面并维持那些古老的殖民界线，我们就可以探索干缩人头所打开的那些空间。

干缩人头，以及博物馆中的其他人头，依然对活着的人发挥它们的力量，它们依然在吸引着人群，而且，正因为这样，它们才可以让人们停下来，再次思考。这些干缩人头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成见，挑战人们关于所谓原始习俗的假设。干缩人头并不是它们看上去的那样。它们是欧美人与南美人关系的产物，它们与“我们的”历史就像它们与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的历史一样大有关系。如果干缩人头依然在牛津大学展出，那么，这就是它们的力量之所在。它们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数百年来与南美文化外交接触的错综复杂，而且，它们不仅嘲弄了普通民众这样的印象：像这些人工制品都是战利品——因为干缩人头并不是战利品——而且还嘲弄了这样一个观念：当我们在英国一家博物馆里透过玻璃凝视着柜子里的干缩人头时，它们跟我们毫无关系。

在东南亚岛屿发现的一些流行成见能够让人清醒，这可以作为对这一点的补充说明。“他们”怎么看待“我们”？当然，他们认为我们是猎头者。考虑到一些欧洲和美洲的收藏者在旅行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谋取人头，很多人劳神费力去挖开坟墓、盗取骷髅，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白人”在某些地方为自己挣得了猎头者的名声。

今天，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人们把外国人与危险邪恶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一个多世纪以来，婆罗洲、爪哇和苏拉威西岛的村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一些人在夜里鬼鬼祟祟地四处搜寻人头，或者政府派出的陌生人到处绑架孩子，为的是把他们的头颅埋在新修的公路和桥梁下面，以便加固它们。2006年5月，当一家石油公司在东爪哇打井钻取天然气导致一场巨大的泥火山爆发时，便有这样的谣言传播开来：政府正在搜寻孩子的头颅，把它们扔进火山口，以阻止潮水般的烂泥涌出。有人说，他们需要数千颗人头。还有一些传闻说到一些无头的尸体躺在田野里和医院里，孩子们遭到绑架，然后装在摩托车上被拉走。所以，有些人不让他们的孩子上学，或者在家里陪着他们，不让他们自己到处乱跑。

像这样的谣言并不新鲜。在1890年代，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便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政府派出的密探把人头埋在一座新修水库的库底里；很多被怀疑是猎头者的人被担惊受怕的村民所杀害。在20世纪，每当政府着手修建新的公路和桥梁时，类似的“恐慌”也很常见。弗洛里斯岛上的人还记得，在1950年代，孩子们听到汽车的声音便纷纷跑回自己的家里，因为父母告诉他们，那些汽车（当时很少见）装载着猎头者，要抓孩子们去斩首。

这些谣言还常常涉及欧洲人。传教士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猎头恐慌的风暴中心。有人会谈到一些神父分发致人死亡的药品，然后挖开他们的新坟，为的是砍下他们的头颅。有一个神父1960年代在弗洛里斯岛上工作，他总是深夜坐在自己的教堂里祈祷，但当地人认为他是在等待受害者。因此他们拒绝上教堂，于是有些谣言开始流传，说有人看到他夜里从村子走过，手里拿着孩子的头。最后，这位神父被调到另外的教区去了，他的继任者得到的建议是：不要那么虔诚。后来，神父们被告知，不要孤身一人走夜路，或者如果不得不走夜路的话，就要提上灯笼，大声唱歌，以便他们不被人误当作恶鬼。

今天，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松巴岛上，有一些故事说到外国人拿着金属盒子，开着白色的货车，里面装满了婴儿的血、肉、头和身体部件，他们用这些东西发电。这些闯入者在7月和8月尤其让人害怕，这两个月碰巧是一年当中的旅游高峰季节，也是猎头袭击的传统时间，他们在最近二十年里变得更加常见，因为“冒险”背包客旅行度假变得更加流行，电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度假者们来到松巴岛，是为了体验一种据说狂野、遥远、可能也很危险的部落文化，而自始至终，松巴岛人则认为，这些探访他们的外国游客看上去就像凶残的野兽，他们的头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令人不快的气味，他们使用那些无处不在的“金属盒子”（照相机），取走孩子们的血。

像过去一样，猎取人头依然是印度尼西亚人理解外人的方式之一，特别是那些跟科技有关联的外人，比如汽车、照相机和电、公路和桥梁，以及医药。这些外国人很有钱，他们有时候还表演“奇迹”，但这意味着，他们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类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化分析：外国猎头者的观念是对国家权力的闯入和政治自治权的失去所作出的一种反应。移民者在殖民时期控制了传统的猎头，自己却采用了这一习俗。如今，他们（移民者）才是人头猎手。他们有权使用武力，惩罚和统治，随心所欲地取人首级。因此，猎头成了外国人控制土著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是村庄的力量被用来巩固政府的方式之一。

几代人类学家和政府官员试图说服土著居民相信：这些传闻毫无根据。但是，很难扑灭这些无处不在的谣言——谣言年复一年突然地冒出来——特别是当历史的证词对你不利的时候。猎头，以它所有的形式，塑造了殖民者的历史，也塑造了殖民地臣民的历史。

第二章

战场上的人头战利品

战争的单调乏味导致人们把死人的骨骼用于娱乐，这暗示了一种自豪感以及一种战胜敌人的力量，这种据为己有的行为也可能是最高权力的表达。有些人头被像狩猎战利品一样对待，但另外一些则变成了爱的象征、吉祥物、伪科学标本或玩具。

1945年，猎取人头的习俗在婆罗洲中北部高地有过一次短暂的复活。这一次，取人首级，不仅仅缘于古老的部落传统，更是以一场现代全球战争的名义来进行的。

澳大利亚军队正准备对日本人发起最后的攻击，自1942年以来，日本人一直占领着婆罗洲。1945年6月，当本地的一些部落居民提着日本人的头出现在澳军司令部的时候，澳大利亚军人们被搞糊涂了。一位澳大利亚士兵在日记中写道：

一个达雅克人（部落人）从都东河地区来到C连报告：几天前，18个日本人到达他们的村子，要求向导领他们去都东。结果，36个达雅克人和18个少掉了身体部件的日本人抵达了目的地。达雅克人提出把那些人头移交给C连，但他们又说，他们更愿意自己保管它们，因为稍后他们要举行一场聚会。指挥官批准了他们自己保管这些人头的请求。

推测起来，澳大利亚人应该很高兴摆脱掉当地人送来的这份特殊礼物，但他们不打算拒绝达雅克人的帮助，而不管他们的方法多么不佳。殖民政府已经宣布猎头非法几十年，并成功根除这一习俗二十年。突然间，达雅克人再次开始猎取人头。澳大利亚军队所不知道的是，有很多猎头者是那些在丛林里秘密工作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特工武装起来的。

在3月和4月，三个盟军情报小组被空投到婆罗洲中北部的丛林里，他们对自己究竟会找到什么毫无把握。这次所谓“蚂蚁行动”的任务是：搜集婆罗洲日本人阵地的情报，赢取土著居民对盟军介入的支持。当地人已经承受了三年的食物短缺和日本人的严厉管理，正热切地渴望报仇雪恨——事实上，他们是如此热切，以至于“蚂蚁行动”很快就成了一场游击战，土著战士提供人员，盟国特工提供武器，并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协调行动，目标是要骚扰和袭击敌军。

“蚂蚁行动”的特工们分成小组展开行动，在日本人从事日常活动的时候伏击他们，比如在营地里做饭，徒步穿过森林，或者将补给装进河上的小船里的时候。一个英国士兵还记得，没等日本人进入丛林里的防守阵地，游击队员们便跃出灌木丛，砍下他们的头。他们装备着自己的parang（刀）和sumpit（吹矢枪），因为盟军的武器到达得很慢，弹药供应不上；无论如何，只经过几个小时训练的达雅克人并不是熟练的枪手。他们并非全都砍头，有些指挥官禁止猎头，但在丛林里的部分地区，猎取人头已经成了盟军对日本人行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有些盟军士兵亲眼目睹了本地战士的热情。有一些故事讲到，这些部落居民在执行猎头袭击，与此同时，他们的盟军指挥官却依然待在大本营里，计划进攻，这是他们对工作的热情。比尔·索洪上尉还记得下面这个场景：“当我们试图让这些十分容易激动的本地人变得理智一些的时候，更多的达雅克人走出了丛林。他们当中不那么显眼的人能够细心地把那些可怕的战利品装在他们的麻袋里带走——当他们解开麻袋，一大堆人头在地面上翻滚，这些人头都是作战英勇的证据。”

在这样的形势下，指挥官发现，很难说服他们的人不要去砍人头，而且无论如何，试图这样做也未必适合他们。很多盟军士兵都是猎头袭击的同谋，即使他们自己并没有挥舞砍刀。他们领导了猎头袭击，亲眼目睹了他们手下的达雅克人砍下日本俘虏和伤员的头颅。像C连的澳大利亚人一样，他们也接受了这些人头作为宣示忠诚的表白。在一次成功战斗之后传统的猎头庆祝会上，有些士兵甚至是尊贵的客人；还有一些人把日本人的头颅作为礼物送给相邻的部落，以此巩固联盟，或者拿着腌制的敌人头颅摆姿势拍照。在丛林里的部分地区，人头成了战时货币的组成部分，起到了巩固同盟、提升士气的作用，殖民地政府几十年来对这种“原始野蛮行径”的谴责暂时被置之不理。

盟军的有些人被本地土著的暴行给吓坏了——澳大利亚的一位军官看到一个马来战俘的无头躯干时几乎当场昏倒——并立即禁止这一做法，但另外一些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视之为其使命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他们并不孤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盟军部队都已经习惯了作为战利品的人头，在很多情况下，对砍下日本士兵头颅负有责任的并不是土著岛民，而是盟军部队自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役期间，不难找到被展览的人头。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一些岛屿上，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骷髅或者被砍人头的故事。骷髅作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吉祥物，被悬挂在公告牌上，被拴在美国坦克和重型卡车的前面。

1944年5月，在布干维尔岛，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驱车经过一条新修的美国公路，公路两旁的旗杆上悬挂着一排排日本人的头颅。它们是在推土机把一些浅坟推平之后挂上去的。美国战地记者马克·莫里斯曾注意到，一个骷髅被固定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一个工程帐篷正中央的柱子上；它戴着一顶头盔，前面印有“东京制造”字样。

很难知道太平洋战争期间究竟有多少颗人头被当作战利品获取。据一份法医报告估计，1984年从马里亚纳群岛被送回本国的日本战死者当中，有60%的尸体丢失了头颅。一位日本神父在战后几十年里定期探访硫磺岛，举行纪念死者的仪式，据他报告，很多遗骸的头骨都被人拿走了。早在1942年9月，获取战利品人头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以至于美国海军指挥官威胁手下的士兵说，如果他们获取敌人的身体部件作为纪念品，将“严惩不贷”。夏威夷是回国美军的必经之地，那里的海关官员例行公事地询问士兵：他们的行囊里有没有骨骸，至少有一次，他们在搜查时发现了两个“发绿的”日本人骷髅。而在战场上，大多数士兵都知道发生过此事，并认为在那样的环境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值勤几周之后，他们看到的情况更加糟糕。

“猎获纪念品”和“战场剥夺”无处不在。一位美国军人开玩笑地对马克·莫里斯说：“如果日本鬼子之前不知道的话，他们现在应该知道了，美军是为了纪念品而战斗。在那里，他们会朝一个日本鬼子开枪，后者会跳起来，还没等他落到地面上，他们便一拥而上，为了获得纪念品而对他进行搜身。”这是真的——有时候，美国人等不及受害人死去，便把他们的口袋和背包掏空，拿走他们的枪、刀子、旗子、头盔、照片、身份牌，敲下他们的牙齿，有时候甚至割下他们的耳朵，他们的手指，偶尔还有他们的头颅。尤金·斯莱奇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曾在贝里琉和冲绳打仗，他写过一本著名的战争回忆录，描述了在战斗之后如何高效率“剥光”那些受害者。他们“幸灾乐祸地观看、比较、常常还交换他们的战利品……这不仅仅是猎获战利品或洗劫战死的敌人，更像是印第安勇士在剥头皮。”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E.V.麦克弗森中尉与一个日本人的骷髅，这个骷髅在美国海军鱼雷快艇341号上充当了一个吉祥物。新几内亚，亚历克西斯港，1944年。由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提供，藏品072837号。

在战场上，搜寻战利品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收获牙齿和手指则在这一系列行为的末端。从死者身上拿走纽扣、肩章、勋章和头盔是最常见的战利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日本纪念品有很大的需求，不仅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士兵们中间，而且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一位士兵还记得他从事“物资审查员”的工作，这要求他每周一次探访这一地区的所有军事单位，清点运往国内的纪念品。有些人沿着前线一路搜寻是为了找钱。迪安·拉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的一名士兵，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艘装满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大船驶往夏威夷，结果这艘船成了一个“漂浮的车间”：因为士兵们都在用橘红色的木箱子制作伪造的日军身份识别牌，用被单制作日本人的旗子，为的是回到美国后出售。

日本人的旗子和身份牌远比身体部件更加常见，但士兵们收集敌军的牙齿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太平洋战争，以及后来的韩战和越战中，猎获人身战利品的情况开始变本加厉，在这些地方，小规模的搜寻巡逻队在树林茂密的地带有更多的机会。人身战利品还透露了这些冲突的身体性。它们暗示了在面对面的战斗和近距离的肉搏中，身体的勇猛和精神的力量更容易成为胜利者。胜利的武士在战场上把敌人的头颅高高举起，而因为搏斗这种运动的强度和激烈性，使得这一经典形象更能体现力量感。在这样的战斗中，丛林把战士与他们的战友隔离开了，让他们跟敌人挤到了一起，而且，像牙齿和骷髅这样的战利品，在军营里被拿出来炫耀，并被寄回国内，送给他们所爱的人，作为他们还在那里并活了下来的证据，这些东西完全是一种提示物，让人回想起与激烈战斗的亲密接触。

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实用性的考量。牙齿之所以成为收藏品，是因为它们又小又轻，而且很容易清洗得漂漂亮亮。手指、耳朵和头颅则是另一回事了。它们不得不砍下来，它们又脏又臭，其实用性足以让大多数人知难而退。1944年初，一群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士从前线回国，他们挖出了一个死去的日本士兵，并砍下了他的头，因为“杰克想要一个日本鬼子的骷髅”，但这颗头砍得并不干净利落，下颌弄断了，散发的气味非常难闻，以至于士兵们仅仅取下三颗金牙就满足了。林德伯格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人试图让蚂蚁来清理一个日本士兵头颅中的肉，直到战友们把这颗人头从他那里拿走，因为它的气味实在太难闻。马克·莫里斯见过一只耳朵在一个师里相互传递，但他也说，士兵们对它并没有多大兴趣。

然而，还是有少数人，给一颗人头去肉的恐怖并没有让他们难受。1943年10月，美国陆军最高司令部就被报纸上的报道给弄得惊慌失措。该报道讲到一个士兵“最近从太平洋西南战区回国，带回来的一些照片，显示了各种不同的步骤，如何‘烹煮和刮削日本人的头颅，为的是把它们制成纪念品’”。现如今，这样的图片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如表现盟军士兵为了去掉肉而在旧油桶里烹煮人头，还有被砍下的日本人头被挂在树上的。然而，当时大多数搞到日本人头的士兵是从荒芜人烟的战场上捡拾颅骨，或者在丛林里偶然碰上的，到那个时候，热带的气候条件已经替他们完成了清理工作，只剩下骨头。逐渐地，一颗干燥的骷髅也就成了比正在腐烂的人头更有吸引力、也更容易处理的战利品。

1940年代第一次到达太平洋诸岛的士兵们不得不适应随处可见战利品和纪念品的环境，这些新兵对他们某些战友的行为深感震惊。迪安·拉德当时刚刚登陆西南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岸，即将参加太平洋战役最激烈的战斗之一，彼时距离他的23岁生日只有一个月，他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一个小伙子漫步走过，手里挥舞着一根绳子，绳子的一端拴着一个已经晒白的日本兵骷髅”。这个海军陆战队员衣衫褴褛、消瘦憔悴，就像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服役的所有作战部队一样，但是，当他看到那些新兵蛋子注视着他的时候，他只是咧嘴笑了笑，在自己的头顶上快速旋转那个骷髅。难道战争把他逼疯了么？“没错，是的——但也并非如此，”拉德得出结论。“大多数人不是这样。不过很快，我们就会懂得在当时的环境下，那个小伙子做的没错。”

一周后，他正在吃饭，渴望吃上一口热饭热菜，即使身边环绕着数以百具正在腐烂的日本人的尸体，机关枪和迫击炮在开火，炮弹在远处爆炸，而此时拉德的目光却落在了附近地面上一只戳出地面，穿着靴子的日本士兵的脚上。这具尸体几乎被泥土所覆盖。他没有理睬它，继续吃饭。他也没有理会这样的消息：战死的日本人漂浮在马坦尼考河上，就在他刚刚灌满水壶的那个地方的上游。无论如何，他反正是喝了水壶里的水。“就像那个小伙子挥舞着那个骷髅，我正在适应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条件。我在这座岛上已经待了7天。”

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曾写到战场上的杀戮所带来的极度兴奋，以及战争培养出来的狂欢氛围。战斗装束，脸部彩绘，以及“没完没了的反复重申：人必须变成‘动物’”，所有这一切都代表了一种令人兴奋的道德秩序的颠覆。如果拿掉当时的语境，这些意识看上去似乎很陌生——在刚刚赶来参加战斗的新部队看来似乎很陌生——但它们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你可以应对令人震惊的战斗现实。很难理解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战斗部队的具体情境。即便是身处前线的后勤保队伍，对于投身于这台“绞肉机”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什么概念，在那里，时间毫无意义，根本没有逃离的希望：即使它没有杀死你，也会让你发疯。

众所周知，日本人拒绝投降，而美国人拒绝抓战俘，因此它成了一场拼死之战。在新几内亚的比亚克岛，日本士兵一直占据着一个石灰岩洞穴防御系统，据说他们试图投降，但美国人告诉他们：“要么滚回地狱去，要么打出来。”在此期间，日本人朝担架兵开火，把美国人折磨致死，并肢解了他们的尸体。有些战俘被斩首，有传闻说日本人吃敌人的肉，以及他们自己人的肉。在这样的情境下，根本没有逃离的希望：你要么杀人，要么被杀。

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很容易被认出。他们脏兮兮的，浑身布满了珊瑚尘和步枪油；他们的制服破烂不堪，因为数周的雨水、汗水和日晒而变得硬梆梆的；他们瘦弱憔悴、胡子拉碴、两眼充血、他们双手乌黑、结满老茧；他们饥肠辘辘、口干舌燥、精疲力竭、气味难闻，而且，他们常常患有“丛林皮病”，手指和脚趾之间以及耳朵里长出真菌；他们的四肢由于布满污秽、昆虫叮咬而肿痛，很多人患有疟疾或其他热带疾病。简言之，人的骷髅是他们最微不足道的难题。

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所有军队都面临着饥饿、疾病，以及在闷热的倾盆大雨中艰苦劳动的难题。潮湿让一切都腐烂，从枪炮和衣服到人的躯体；雨水让人的皮肤变得煞白而肿胀。军营常常水漫金山，遍地泥泞，人们不得不用弯刀在茂密的植被中开山劈路，排成一行步行前进。据说，在某些地方，丛林特别茂密，你要是不紧盯着前面那位士兵的脚，就有可能失踪。

丛林里有蚊子、蚂蟥、蜘蛛、蜥蜴、蛇和蛆，没有自来水和电，而且，尽管有庞大的、勤勉刻苦的后勤人员，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供应问题，这意味着会经常出现食物和水的短缺。当水运到的时候，可能是用旧油桶装运的，味道难闻，令人反胃，布满了带有一层蓝色油膜的铁锈，但不管怎么说，士兵们还是喝下了，因为他们实在太口渴了。斑疹伤寒和疟疾的大爆发一点也不奇怪。在太平洋地区死去的人，绝大多数死于疾病、高温、意外和饥荒；在战争的某些阶段，这些伤亡大大超过战斗伤亡，高达100比1.

于是，战场上就出现了“大规模死亡所导致的恶臭”，正如拉德所记得的那样。“不用担心酷热，仅臭味就足以把一个强壮的人熏倒在路上。”周围到处都是死人，处在各种不同的腐烂阶段。严重受损的尸体挂在带刺铁丝网上，漂浮在河里，成百上千地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被困在森林中，从泥泞的地面和浅平的坟冢中伸出。很多尸体被杀死他们的爆炸给弄得残缺不全，被炸成碎块，被凝固汽油弹烧焦，被暴露在热带气候中而变得乌黑。在战场上看到无头的尸体和没有身体的人头并不罕见，在后方也有令人恐怖的意外发生。船上一根突然失控的缆绳可能让一个人丢掉头颅，一架空转飞机的螺旋桨叶片也是如此。曾经有一位美国陆军运输队的队员在补给船上承受了数月的艰苦工作，在一次停电期间掉入了底舱，下落的时候正中一个结实的钩子，被削去了脑袋。他被装在一个篮子里再次提了上来。

尤金·斯莱奇写道：“激烈的生存之争……侵蚀了文明的虚假外表，让我们全都变成了野蛮人。”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生活环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社会退化。人的身体部件成了稀松平常的寻常事物，敌人的尸体就在那里等着获取。换句话说，道德景观就像身体景观一样超现实，因为士兵们失去了在国内框定他们生活的所有正常的社会结构。他们被死人所环绕，他们奉命杀人，他们认为自己即将死去：在这种环境下，用历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的话说，人们“逃离了道德身份的约束”。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变得麻木不仁。

例如，当斯莱奇和他的部队在贝里琉向敌军阵线进发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日本机关枪手战死在自己的阵地上，看上去仿佛正要开火射击，依然顺着机关枪的瞄准器注视着前方，即使他的头顶已经被炸掉了。正当斯莱奇和一些参加了这场战斗的美国枪手说话时，他注意到，其中一个人把一颗珊瑚卵石抛进了那个阵亡士兵敞开的颅骨里。“每一次抛掷我都真真切切地听到那个可怕容器里传来雨水的轻微溅泼声。”但是，正如斯莱奇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美国人就如同国内一个小男孩在雨水坑里玩石子儿，因为他的动作是如此漫不经心，“他的行为中没有任何恶意的东西”。

如果说盟军部队都成了“野蛮人”，那么在他们眼里，日本人就几乎不是人。日本人在美国公众和武装部队的心目中被彻底非人化了。在宣传中和媒体上，他们被描绘为有着非理性自杀倾向的武士，对丛林战有着一种美国人无法理解的喜爱。他们被称作“疯狗”、“黄色害虫”、“活生生的咆哮的老鼠”、猴子、昆虫和爬行动物。

关于敌人，新兵听到的故事是：“他们像野猫一样藏在树林里。有时候，当他们发起进攻时，他们就像屠宰场里一群被吓坏的牛一样发出尖叫声。另外一些时候，他们静悄悄地出现，甚至都不会惊动一条蛇。”一位海军陆战队员评论道：“我希望我是在跟德国人战斗。他们是人，像我们一样……但日本鬼子就像动物一样……他们习惯于丛林，仿佛他们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像有些野兽一样，在他们死去之前你绝对见不到他们。”人们普遍相信，日本人能够在黑暗中看见东西，仅仅靠吃蛆虫和树根便可以生存下来。当时美国陆军部印行了一本小册子，是根据一部教学影片改编的，题为《日本兵》（The Jap Soldier），它告诉读者，所罗门群岛的海军陆战队员们相信，他们能够根据气味发觉敌人的存在，他们把这种气味描述为“强烈的动物气味”。

如果说日本人是动物，那么有些美国人能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正在潜近猎物。美国的一些地区给年轻人分发了看上去很官方的“狩猎执照”，以鼓励他们参军入伍。

“狩猎开放季。没有限制。日本狩猎许可。免费的弹药和装备。有报酬。欢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就像大猎物猎手一样，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回国的时候带上了战利品，以证明他们作战英勇。

当战士们在现代战争中攫取战利品人头的时候，通常有一个强烈的种族因素。在19世纪的战争期间，英国和德国的军队曾从非洲的南部和东部带回人头，但欧洲白人却很少收集其他欧洲白人的头。迄今为止，美国法医科学家们所记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战利品骷髅全都是日本人的，没有记录表明欧洲战区有人猎获过战利品人头。种族主义并不是士兵们获取敌人首级的唯一原因——毕竟，战士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要在战斗中杀人，所有对手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非人化了——但种族主义是一个最常见的因素。猎获战利品人头的现象在20世纪的越南、朝鲜和太平洋战争中有所增长，部分程度上是由于交战的地域和条件，但也是因为强烈的种族偏见激化了这些冲突。在这些战争中，士兵们经常把自己的工作等同于在丛林里猎获动物。

人类学家西蒙·哈里森追踪了非洲殖民战争中猎获战利品人头的历史。他讲到一个比利时军官1891年在刚果为利奥波德国王战斗时，如何把一个当地国王姆西里的人头带回营地，并大喊：“我们杀死了一只老虎！Vive le roi（法语：国王万岁）！”同样，当领导祖鲁人反抗英国人的最后一次起义的首领班巴塔在1906年被杀时，他的头被砍了下来后放在一个帐篷里，由武装警卫看守，在那里向他的同胞们展示，试图迫使他们投降。尽管官方报告声称班巴塔的头颅和身体后来一起合葬了，但在1925年，南非武装部队杂志上的一张照片显示，一个人的骷髅按照狩猎战利品的风格被装在一块牌匾上，上面的说明文字写着：“下面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反叛首领班巴塔酋长的真实头骨，他在莫姆峡谷被杀，为了验明身份而被斩首。”

哈里森着手全面彻底地研究这个主题，他坚持认为，当人们的活力和力量通过狩猎的隐喻表达出来，猎获战利品的倾向就会发生。例如，列举成功的“杀戮”，甚至还有“尸体计数”的观念——美军在越南使用这一观念来证明他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暗示了一种文化，它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正在悄悄潜近猎物的猎手。1969年，美军在越南的一个侦察排把一个骷髅固定在无线电台的顶部：它的前额被彩色丝带所覆盖，每一条丝带上都有一个日期和一个数字，以纪念他们在交战中的尸体计数。而且，正如猎获战利品一样，在兵营里，人的牙齿和耳朵授予其拥有者以身份地位。小阿瑟·E.伍德利（绰号吉恩）是一个作战伞兵，1960年代末曾在越南服役，他的脖子上就挂着一串耳朵和手指，大约有14个，而且，他“会搞到免费的毒品、免费的烈酒、免费的女人，因为他们不想惹你，因为此人是个杀手……可以说，它是一个作战型男子汉的象征”。像这样的装饰品赋予人以力量：它们吸引人们的注意，它们十分骇人，它们象征了技能，它们是证明自己的装备。

对于这种令人恐怖的战利品，还有一个戏剧性的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围绕它们获取的环境被神话化了。大多数战利品是在战斗结束之后获取的。比方说，很少有人头是在战斗高潮时刻从刚刚被杀戮的士兵身上砍下来的，尽管有时候，在恐惧之中或一气之下，当前线上一个“小子发疯”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事。1943年1月，为陆军杂志《扬基佬》（The Yank）工作的马克·莫里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遇到了一个士兵，他“满载着日本纪念品”，并说他砍掉了两个日本伤兵的脑袋。其中一个是日本军官，当这个美国人准备偷走他的军刀时，那个受伤的人抓住了他。“这小子疯了”，他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兄弟被杀了，我想，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吓得要死。”他挣脱了，抓起他的军刀，刺向那个日本鬼子的腹部、胸部和背部，砍掉了他的左半边屁股，然后砍下了他的头。莫里斯对这个故事并不感到特别震惊——"OK，因此，这小子疯了，砍下了两个家伙的头。C'estla guerre（法语：这就是战争）”——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继续琢磨此事，关于这次袭击的性质，他是不是应该就宽恕那个士兵。

莫里斯更反感那个随军牧师，他总是围着由他照料的年轻士兵说：“没有什么能阻止美国孩子”，还有：“我不认为他很残忍”；但是，就连莫里斯——他走上战场时的装备是一个记者的笔记本，而不是一支枪——也知道，这些可怕的纪念品赋予其拥有者以身份地位。大概因为他作为一个记者的“局外人”身份，而且为了掩饰他对战争的恐惧，莫里斯习惯于随身携带着一颗牙齿，据推测，它来自一个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死的日本士兵。一天夜里，他在晚餐期间把它拿出来炫耀，他很享受它所带来的肃然起敬的反应，直至有人指出，那不是一颗人牙。当时莫里斯喝了太多波旁威士忌酒，不由得满腔怒火，十分尴尬，随后在那里生闷气，而餐桌旁的每个人都哈哈大笑。“多么幼稚而自大的家伙！”他在日记中写道，“都是令人痛苦的自负惹的祸”。

大多数步兵都瞧不起“后方梯队的荣誉猎获者”，他们总是事后打扫战利品，而双方交战的那天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是牙齿，甚至还有骷髅，并不只是展示品——它们还可能是反思的缘由，帮助人们应对他们所陷入的极端环境。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叫塞·卡恩，是美国陆军运输队的队员，曾在新不列颠海岸辛苦地装船卸船。他走上战场的时候19岁，带上了几副备用的眼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手里拿着一本书或一把小提琴，应该比拿着一支步枪要轻松自在得多”。他确信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1944年2月，服役几个月之后，卡恩跟着一个朋友冒险进入了森林，为的是探索已经被废弃的日本人的医院和营地。林木繁茂，沼泽密布，昆虫遍地，到处扔的是弹药、枪炮、补给和医疗设备。那是一个“不祥且神秘”的地方。他们捡到了几件纪念品——印有日本字的罐头盒和编织篮筐——但在艰苦跋涉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偶然发现了更加引人注目的东西：人的骨骼。先是一根腿骨，然后是两根肋骨，再接下来，卡恩认出了一个骷髅。他没法肯定它是不是日本人的，但他想当然地认为，它来自“有着显赫地位和名望的人”。骷髅的一部分被炸掉了，下颌不见了，肉已经完全没了。卡恩用一块布把这个骷髅包了起来，带回了营地，在海水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再在太阳底下晒干。他和他的朋友把这个骷髅用作一个烛台。这个烛台在他们新建的营房里占据着一个骄傲的位置，这是一个他们创造出来的、经过卫生处理的庇护所，一半在地下，周围塞满了沙袋，面朝大海，布置了一张书桌，几本书、图画和香烟，还有那个骷髅。那是一个他们能够享受的“干净整洁、与世隔绝的地方”。

卡恩发现自己在思考那个骷髅。他不可能对它有什么帮助。他在日记中写到了它。他很想了解它所属于的那个死去的日本人，了解他的生活和家庭；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是善还是恶，想知道他是不是杀死了很多美国人。与那些为了把敌人非人化而向公众展示战利品骷髅的士兵们刚好相反，卡恩的骷髅成了私人性反思时刻的焦点。它使得卡恩不断寻求自己与这个无名无姓、没有面孔的敌人之间的关联，让他有了空间把这个“日本鬼子”看作是一个个体。他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地球另一边“一条丛林小河的旁边”把他们带到了一起，而且，在这些休戚与共的时刻，他思考了战争与死神的专横霸道。这个人的颅骨为什么应该最终成为一个美国士兵的书桌上的烛台？但卡恩并没有感觉到怜悯，因为他知道自己也很容易成为这样一个烛台。毕竟，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双方的人都“在我的眼前被炸得粉碎”。这个骷髅是悲剧性的，是荒谬的，归根到底也是无足轻重的。

在卡恩的手里，这个骷髅变成了一个死亡警示物。他想到了死亡不可削减的肉体性。这个死去的士兵如今是一个“没有躯体的东西”。他用自己的手指感受到了这种肉体性：“摆弄这颗最近还活着并思考的头颅，让我的手在平滑而坚硬的脑壳内部滑过，那里曾装满了脑髓和活质，抚弄着他空洞的眼眶和鼻子，拉扯他松动的牙齿。”卡恩玩弄着死亡，就好像那是一个玩具，试图与它达成和解，试图驯服它。

在被带离了战场（在那里，它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死尸中），带入了一个更私密、更家常的环境后，人的一个身体部件——头颅、手指或耳朵——可以为反思提供罕见的空间。近距离地、私人性地走上前去，士兵们深感震惊，并陷入了沉默。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他们不得不面对他们和敌人共同拥有的残酷命运。在猎获战利品头颅上，大概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情，尽管激发这种行为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虚构一个毫无人性的敌人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到最后，参加战斗的人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战斗，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战斗，而且日本人也是如此。此外，在某些方面，知道敌人也是人会更好一些，因为，尽管这会带来负罪感和愧疚感，但这些感觉本身证明了你也依然是人，战争尚未剥夺你的人性。

太平洋战场上双方的士兵都把自己的附属品留在了他们找到的敌人的尸体上。他们把照片和部队徽章偷偷塞进阵亡者那已经没有生命的手里。这种向死者伸出手透露出一种跨越敌我界线的个人认同感，也透露出这样一种感情：在战斗中有某种深刻的东西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每个人都在面对失去和死亡恐惧。那些被做成项链、作为装饰品佩戴的牙齿和耳朵显示了威望，但也是一种对死亡现实的深刻认同，每个人都被迫面对这样的现实。

尤金·斯莱奇曾在1944年参加激烈的贝里琉战役，当他的一个朋友从作战背包里取出一个包裹，骄傲地展示他的纪念品时，斯莱奇惊愕万分，因为那是一只已经部分干缩的人手。斯莱奇深感厌恶，其他跑过来围观的海军陆战队员也很反感，他毫不犹豫地叫他的同伴扔掉它，同伴这样做了，但那是在斯莱奇反思了自己也必有一死之后。“我想到，我多么看重我自己的双手，不管是行善还是作恶，人手是怎样的一个奇迹。”斯莱奇还质疑了他在某个人的背包里看到人手时的反应；毕竟，他们所到之处都随处可见各种身体部件，几乎每个人都收集人的牙齿，“但不知何故，人手似乎走得太远”。牙齿没有个人特色，每一颗牙齿看上去都和其他任何一颗都差不多。牙齿很少带有一个人的显著特征，一旦拔下来，它们实际上是可互换的，但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只手曾经有血有肉，是有机的，一只手有它的历史和个性。斯莱奇对砍下的人头不那么反感，因为它们又硬又干，而且它们看上去不大像是一个活人。那就是卡恩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对着他那颗骷髅陷入沉思的原因之一，他思考了书桌上那个没有生命的头壳与在丛林战斗的一个正在呼吸的活人之间令人敬畏的差别。正如斯莱奇所感觉到的那样，把一只曾经有血有肉的人手据为己有是骇人的、不道德的和厚颜无耻的，但把一颗牙齿或一个骷髅据为己有，不管怎么说，都显示出一定的美感。

战争的单调乏味导致人们把死人的骨骼用于娱乐。士兵们为了打发时间而用刀子削骨头，把它们雕刻成小装饰品，或者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查尔斯·林德伯格曾听说，新几内亚诺埃姆福尔岛上战斗机控制部门的人员“经常带回他们杀死的日本鬼子的大腿骨，用它们制作笔架、裁纸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个澳大利亚士兵把他的日本人骷髅雕刻成了一个烟灰缸。对于雕刻成物件来说，颅骨、长骨和肋骨是最受欢迎的骨头。骷髅常常被刻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好日本鬼子”，并由本单位的成员签上名。卡恩把他的骷髅用作烛台，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有些人把蜡烛插进头盖骨的穹顶里，还有人把蜡烛插在骷髅的顶部。

▲一个被凝固汽油弹炸死的日本士兵的头，被支在一辆报废的日本坦克的炮塔下面。瓜达尔卡纳尔岛，1943年1月。拉尔夫·莫尔斯摄。由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提供。

在今天的美国，人们还经常发现来自太平洋战争和越南的战利品骷髅，装饰着文字、图画和颜料，常常是出自那些首先得到它们的士兵的好意，但有时候也多亏了后来的拥有者。有一个骷髅，是一个海军医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带回国内的，后来被他的孙子发现，并把它喷涂成了金色，给它围上了一条花色丝质大手帕，把它放在自己的卧室里，直到他对这个骷髅感到害怕，才把它扔进了湖里。另一个骷髅是从冲绳带回来的，完全涂上了红色和银色，在1980年代初交给了美国的一个法医团队。还有一个骷髅是来自于一架坠毁飞机的飞行员，它被带回到了田纳西州的摩根县，还被扩大了，为的是在万圣节给它装一个电灯泡。另一些骷髅上布满了涂鸦和绘画，用彩色蜡笔、毡笔或油漆涂成彩色，沾上了烟灰和蜡烛滴下的蜡。这些把死者家常化的过程，把它们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支撑物，是在战场上开始的。

在一个到处都是骨头的世界里，值勤的同时装饰一下骨头这种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找点事干而已。把时间投入到这种艺术创作的行为，向我们透露了营地里度过的那些单调乏味的日子，但它也暗示了一种自豪感，以及想要把个人身份覆盖到敌人骨头上的愿望。这些人工制品大概也是这样一种努力：试图掌握控制权，让死亡变得更熟悉、更容易应对，把别人莫名其妙的暴死转变成一种消除自己恐惧的手段。这样一种手艺也有宣泄的作用。经过装饰的骷髅和骨头同时是迷人的玩具、死亡警示物，以及一种断言：声明战胜敌人的力量。据为己有的行为可能既是最高权力的表达，大概也表达了那种休戚与共的感情，甚或是爱意。

士兵们有时候从收集纪念品中得到孩子般的快乐，对检查人体部件几乎有着科学上的兴趣。托马斯·J.拉尔森（绰号“恐怖的瑞典人”）曾在图拉吉岛担任海军通信官，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张扬招摇、快乐无忧”的家伙。他的确是个收藏家，利用空闲时间跟当地人交易纺织品和手工艺品，也在他作为一个海军军官探访的城市里购物，从死者尸体和坠毁飞机上淘取日本“纪念品”，他还为搜集贝壳、蝴蝶和昆虫而探索各个小岛。有一次，他剥了一条7英尺长的蛇，“一条美女蛇”，像个小孩子一样，把它挂起来吓人；但是，像个博物学家一样，他也打算鞣制蛇皮，留作收藏。1943年8月的某一天，当一位军官提出驾车带他去瓜达尔卡纳尔岛时，他很高兴有机会去那里探访，探索马坦尼考河沿岸的老战场。那一天，他弄到了日本人的一支步枪和一个头盔，一直保存到他的晚年，他还收集了满满一麻袋骷髅。蚂蚁已经吃掉了脑髓和软组织，但拉尔森依然要清理毛发，还要把它们洗干净，然后才能把它们分送给朋友，并给自己留一个，这个骷髅被用来支撑他的头盔和烟斗。

拉尔森写到过他所收藏的那些骷髅。“在这里，我被认为是当地的甲虫、蝴蝶、蛇、贝壳和蜥蜴的权威”，他这样开头，然后才描述他“满满一麻袋日本人的骷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它们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一场大战役的现场找到的，那里已经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因为这一批收藏提高了它们作为真实可信的战争遗迹的价值，因此也提高了他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地位。“我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南太平洋地区。”他深知，骷髅作为纪念品是颇有争议的，但他很喜欢把自己想象为“rock happy”（译者注：这是美国海军的一个俚语，指的是由于长期在海外孤岛上服役而导致的轻微发疯或怪癖）：“一个当他开始收集敌人骷髅时走得有点远的家伙，”他写道。

拉尔森变得十分依恋他的骷髅。他在它们的眼窝里填满了巴黎的熟石膏，给它们配上彩虹色的蜗牛壳，并一直放在自己的床头上。图拉吉岛上11个月的服役让他“像个还魂尸一样到处游荡”，启程回国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大多数纪念品留给了在新西兰的朋友，但当他作为美军联络官在奥克兰登上新西兰皇家海军轻巡洋舰“利安得号”时，他带走了那个骷髅。不幸的是，对于拉尔森的那个骷髅，英军指挥官不像他那么痴迷，他被迫留下了它，还把它送给了奥克兰博物馆的自然史收藏，这个目的地很符合拉尔森当初收藏它的那种精神。

有时候，还有一种变了味的好奇心促使士兵们更贴近地研究身体部件，即便是在最令人憎恶的环境下。当一位军医斥责尤金·斯莱奇在战场上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敌人的牙齿时，他反驳道：“得了吧，我老爸也是个医生，我敢打赌，他认为此事有点趣。”

如果医生可以把死者的尸体当作生物体那样对待，那么士兵也可以。詹姆斯·费伊是美国海军轻巡洋舰“蒙彼利埃号”上的一等水兵，历史学家保罗·福塞尔把这个年轻人描述为一个有教养、有耐心、不嗜血的罗马天主教徒，他来自于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1944年11月，当日本人释放出成百上千的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飞机，扑向莱特湾的美国舰队，希望阻止入侵日本本土时，“蒙彼利埃号”便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在这场战役中，美国防空火力如此猛烈，以至于飞机和日本飞行员身体的部件像雨点一般落在战舰的甲板上。费伊描述了在战斗暂时平息期间，人们是如何到处搜寻纪念品的。他拿到了一架飞机的零部件。甲板上布满了“鲜血、肠子、脑浆、舌头、头皮、心脏、手臂等等”，士兵们开始一件件捡起来仔细查看。一个士兵捡到了一个人的头皮——“它看上去就像你从动物身上剥下来的皮”——另一个人捡到了一个膝盖骨；费伊捡到了一块马口铁，上面有一个人的舌头，并惊叹于它竟然那么长，扁桃腺和咽喉依然附着在上面。

“什么乱七八糟，”费伊写道，但美国军队似乎试图尽其所能去理解这种乱七八糟，有一次甚至着手把它转变成爱的象征：费伊的一位战友捡到了一根肋骨，并把它清理干净，他说，他妹妹想要得到一个日本鬼子的身体部件。尽管这听上去非同寻常，但把人的骨头寄回国内，作为礼物送给自己所爱的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士兵们在家信中漫不经心地写到家人和朋友要求得到骷髅——“我想到寄个包裹，里面装上他要的日本鬼子的骷髅”，或者，“你是不是想要一个日本鬼子的骷髅？”——而且，在人们家中的私密空间里，一个骷髅可能成为喜爱的对象，特别是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将把这些东西作为正常的事物而接受。一个来自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退伍老兵把一个骷髅带回了国内，本单位的成员都签了名，并给它取了个绰号叫“奥斯卡”。几十年后，当这个骷髅被找到并被归还给日本政府时，他的侄女对于不得不把它送走感到难过：

任何一个熟悉这个家庭或者走进这个家门的人都见过它……任何时候，只要你走进那幢房子，它就在书架的正中间……它只是某个已经死了的人，我叔叔对它就是这样的感觉。是的，如今人们肯定会对它感到愤怒。但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大懂事，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是战争。朱利叶斯叔叔认为，他正在做人们猜想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凤凰城战时工人娜塔莉·尼克森正在给她在海军服役的男朋友写信，感谢他寄给自己一个日本士兵的骷髅，那是他在新几内亚作战期间作为战利品搜集的。《生活》杂志，“本周照片”，1944年5月。拉尔夫·克莱恩摄。由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提供。

骷髅常常被赋予昵称，像萨姆、查理什么的，但当这样一个礼物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时候，它就会招致国际谴责。

1944年5月，《生活》（Life）杂志的“本周照片”中显示了一个名叫娜塔莉·尼克森的年轻女人正坐在办公桌旁给男朋友写信，她男朋友正随海军在太平洋地区服役。娜塔莉神情恍惚地注视着男朋友送给她的礼物：一个日本兵的骷髅，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上面还刻着14个美国军人的名字以及这样一行字：“这是一个日本好人——在新几内亚海滩上捡来的一个已经死去的日本人。”据文字说明说，娜塔莉对这件礼物感到震惊，但她还是按照日本首相的名字把它取名为“东条”。

《生活》杂志的读者写信谴责娜塔莉和骷髅的照片，说它“令人恶心和恐怖”，并指出，如果情形颠倒过来，东京一份著名杂志发表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年轻的日本姑娘注视着一个美国士兵的骷髅，肯定会导致人们对日本人邪恶行为的极大愤慨。

这些信在1944年6月12日发表。第二天，《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报道，宾西法尼亚州一位国会议员送给罗斯福总统一把开信刀，是用一个日本士兵的肩胛骨做的。很显然，这位议员已为送给总统“如此之小的一个日本解剖人体部件”而道歉。日本的评论员强烈抨击美国总统的伪善：他“从他经常谈论的关于文化和人性自由的书上撕下了一页”。接下来，几天之后，娜塔莉和骷髅的照片登上了日本媒体，引发了人们的狂怒。“甚至在这个美国姑娘的脸上，也明显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兽性，”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一位记者写道：“让我们所有人发誓，让美国人的野蛮从地球上消灭。”

只是后来，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战俘和平民俘虏的安全，罗斯福总统才退还了那把开信刀，并暗示已经为那块骨头举行了恰当的葬礼。海军对《生活》杂志上那幅照片的反应是：针对涉事中尉——娜塔莉的男友——所谓“被指控的”行为，启动了一次三心两意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根据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亵渎敌军的阵亡将士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它违反了惯常的战争法则，也违反了日本与美国之间关于如何对待阵亡者的现有的双边承诺，但海军最高司令部在反应上行动迟缓。陆军部确认，亵渎日本阵亡者是“对法律和礼仪的严重违反”，但与此同时，阻止发表关于“纪念品”的故事的理由是：它们可能导致战场上的报复行为。这既强调了谨慎的需要，同样也（即便不是更佳的话）认识到了体面的需要。

同时，指挥官们奉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这种非法而残忍的行为”，调查并惩罚违规者，《生活》杂志照片的故事传到了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部队。1944年10月，一个1942年入伍的30岁艺术家约翰·盖塔·布朗宁在新几内亚的霍兰迪亚附近捡到了一个骷髅。他把这个骷髅带回了营地，放在一个朋友的床上，每个人都给它拍照，但他知道，审查官肯定不会让他们再看到这些照片。他在日记中写道：“军队对骷髅问题有着近乎神圣的紧张不安，我们再三得到警告：拥有日本人的骨骼、牙齿等等，都有可能面对军事法庭、死亡，以及许许多多荒唐的威胁。”他认为，《生活》杂志的报道“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布朗宁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荒唐的威胁”。

他们的司令官，这些曾带领军队在一场数百万人丧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们，认为“骷髅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有些军官期望他们的人做坏事，另一些军官则选择对证据视而不见：本着狂欢节的精神，从战场上捡回一个骷髅常常被视为“合法违规”。让士兵们“按照要求”做坏事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让军方备受挑战，特别是自20世纪大规模强征入伍出现以来。训练制度故意要通过身体虐待和口头辱骂来剥夺新兵们的身份认同。在新兵们进入的这个世界里，士官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攻击性有着很高的价值，外人被非人化，他们生活的地方的每一个细节都由别人来设计。严酷的训练策略帮助侵蚀了平民的价值观，也创造出了更有效率的杀手。在越南服役的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记得关于发现敌军伤员之后的操作指南：“如果已经上好了刺刀，你只要刺刀朝下，用教练员自己的话说：‘割下他的头’，或者，‘再额外捅他几下’。”如果士兵不能杀死伤员，他们在心理上就不适合战斗。

那是一种必须达成的微妙平衡。士兵们被预期在战斗的压力下作出邪恶的反应，但当国家不再需要他们的军事贡献时，便重新开始和平的生活。在20世纪中叶，新闻评论员们都承认，“和平时期给你带来最大麻烦的家伙”是战斗中最优秀的家伙。作为一个平民可能让你锒铛入狱的行为，在作为一个战士时却可能为你赢得勋章。装饰敌人的头颅，把你的名字刻在骨头上，绝不会为你赢得勋章，但在武装部队内部，人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像这样的行为让战争的心理要求变得更容易。

在美国，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来自太平洋战争、越南或朝鲜的战利品骷髅冒出来，被寄给法医学家鉴定。偶尔，当警察为了其他原因而搜查财产的时候碰巧会发现它们，但通常是它们的拥有者上交或扔掉的，他们对于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有一种十分不安的矛盾心态。在美国、澳大利亚或英国，人们不接受把一个战利品骷髅放在家庭背景中。在一场血腥的战争刚刚过去之后，即使它们被迎进一个军人的家里，作为对他的公正奖赏，但几十年之后，它们都变得反常和令人厌恶，即便对那些最早取得它们的人也是如此。偶尔，家庭成员满怀深情地看待它们，但很多人——特别是退伍老兵们的妻子——发现它们风味不佳，让人神经紧张。那个曾经为它们创造过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它们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

幸存下来的战利品骷髅是一些来自战斗的恐怖碎片，这些战斗过去、而且一直以来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作为战争恐怖的物理证据，想必正如很多收集它们的人感受到的那样，它们在家里似乎格格不入。既具体又模糊，这些“战利品人头”证实着过去的经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明确限制，不容易与他人分享。尽管在战争的历史上，阵亡者常常是看不见的，但他们在士兵们的日记中被反复提及，因为他们到处都有。死亡无处不在，因此，死亡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方式外人无法理解。这大概是老的战利品骷髅在今天为什么令人不安的原因之一：它们把死神的世界带到了此时此地，促使我们试图去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

尽管战利品骷髅在平民社会里似乎很不协调，但在战场上，它们履行了很多不同的职能。像获取它们的士兵一样五花八门，它们可能象征着愤怒或恐惧。有些骷髅像狩猎战利品一样被对待，但另外一些骷髅变成了爱的象征、吉祥物、伪科学标本或玩具。它们很可能启发内省的瞬间，就像它们鼓励虚张声势的炫示一样；毕竟，一个人骷髅就是一个曾经和我们大家打成一片的人。一点也不奇怪，在很多方面距离死亡如此之近的士兵们被人的骷髅所吸引。

战利品骷髅是已经被驯服的敌人，其本身就能够唤起养育的感情：这些骷髅被戴上了帽子和头盔，把香烟或烟斗拿给它们抽。像约里克一样，它们也重获新生，获得了新的个性和昵称；但是，重新赋予人骨以生命的那种游戏性质的努力也起到了强调它们没有生命的作用。首先，战利品人头证实了一个人的力量，他杀死了另一个人，并让人成为一件工艺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人寄回国内的那些骷髅都被彻底清理和擦亮了。死亡的所有腐烂都被洗净了，创造出了某种白色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取而代之。敌人已经静止不动。人身战利品所表达的是一种生存决心，一种与本部队成员休戚与共的关系，而你的生命依赖于他们。即使当它们引发一个士兵的哺育本能时，它们依然是他的最高霸权的冷酷表达。它们帮助士兵们重新获得权力感，因为，高高举起的战利品人头断言了对战斗混乱的控制。在断头台上高举叛国者头颅的刽子手也可以这样说：宣告秩序的重获新生。

第三章

欧洲的断头台文化

断头台是终极舞台，千百年来，生与死在这里严肃上演。斩首是刽子手的杰作，围在断头台周围的人群很快就会对他的表现作出评判；而断头机的出现将斩首转变成了一套不带感情的程序，尽可能把残忍程度最小化了。

断头台是终极舞台，千百年来，生与死在这里严肃上演。18世纪中叶，埃德蒙·伯克注意到，那些正津津有味地欣赏一出王室悲剧的戏迷，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一位国家元首即将在附近的公共广场上被处死，他们便会争相奔向出口。他指出，我们对真实灾祸的痴迷远比我们对纯属演戏的困苦磨难的兴趣更加不可阻挡。在今天，他还可以说同样的话，但是，在这个数字时代，互联网让我们能够很方便地观看可怕的处决，同时让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让我们在前排就座。现今，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对着摄像机和观众举起的被砍下的头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斩首视频的非凡魅力第一次得到证实，而且毫不含糊。

当美国和英国的“反恐战争”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那些年里横扫阿富汗、进入伊拉克的时候，一种新的杀戮模式让媒体大吃一惊：欧洲人和美国人被激进团体扣为人质，索要赎金，然后被斩首，而且是在摄像机的面前。在以往的历史中，罪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而被砍头；如今，罪犯却在令人恐怖的环境下砍下无辜平民的头，而且处死他们的生动视频通过网络传播，任何人都能看到。

第一个美国受害者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丹尼尔·珀尔，2002年1月，他在巴基斯坦被绑架。抓获他的人要求释放阿富汗的塔利班战士，其提出这一条件的方式日后成为典型的不切实际的最后通牒。2月1日，他们砍下了珀尔的头。几周后，珀尔被斩首的视频出现了。3月，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6月，《波士顿凤凰报》（Boston Phoenix）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了它的链接，这一举动在美国新闻评论员那里被证明极其不得人心，他们鄙视这家报纸“冷酷无情地漠视人类的行为准则”。《波士顿凤凰报》的做法导致关于观看珀尔残忍的斩首是对是错讨论迅速增加。

第二个以这种方式被杀、也是第一个在伊拉克被斩首的美国人是工程师尼克·贝尔格，他在2004年4月9日被绑架，5月初就被杀害。这一次，也就是在珀尔被杀两年之后，路透社在几天之内便提供了未经编辑的视频，它坚持认为，是否为观众剪辑视频并不是它所能决定的。与处决珀尔的视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所有重要的电视新闻网络都播出了贝尔格被斩首的视频剪辑，尽管它们实际上没有播出斩首本身的画面。传统的新闻媒体有所克制而没有播出完整视频，但到现在，电视节目制作商依然在随大流，而不想打断报道；正是互联网用户，在自己家的私室里，敢于观看贝尔格的斩首。

尼克·贝尔格的斩首视频成了网上热搜词条之一。贝尔格被处决两天之后，最早贴出视频的那家与基地组织有关的网站，被一家为它提供服务器的马来西亚公司关闭了，原因是网页的访问量过大，造成了堵塞。这家公司的高级官员林雯洛说，它之所以被关闭，是“因为它吸引了大规模突如其来的信息传输，占用了太多的宽带，给其他客户带来不便”。不到一天的时间，贝尔格的斩首视频成了像谷歌、莱科思和雅虎等搜索引擎的顶级搜索词条。5月13日，美国排名前十的搜索词条是：尼克·贝尔格视频、尼克·贝尔格、贝尔格斩首、尼克·贝尔格斩首视频、尼克·贝尔格斩首、贝尔格视频、贝尔格斩首视频、“尼克·贝尔格”、视频尼克·贝尔格。

在一周的时间里，贝尔格的斩首视频一直是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搜索条目，在整个5月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偶像”。

贝尔格的死触发了大量类似的斩首，都是伊拉克的很多恐怖主义武装组织干的，并被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2004年，伊拉克有64宗记录在案的斩首，其中17个受害者是外国人，28宗被拍成了视频。次年，伊拉克有5起被拍成视频的斩首，打那以后，这个数字逐步减少。2004年，那些最受媒体关注的斩首案被证明特别受公众青睐。6月，美国直升机工程师保罗·约翰逊在沙特阿拉伯遭到绑架，并在摄像机面前被斩首，在他去世之后的那几周里，谷歌上最受欢迎的搜索词条是“保罗·约翰逊”。当英国工程师肯尼思·比格利2004年9月在伊拉克遭绑架并在次月被绑架者斩首时，一家美国杂志报道，互联网用户从它的网站上下载斩首视频超过100万次。荷兰一家网站拥有者说，当伊拉克斩首视频播出的时候，网站的每日观看数从30万增加到了75万。

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等州的一些中学教师因为在班里向学生们播放尼克·贝尔格的斩首视频而被处以行政休假。当《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刊登一幅贝尔格的袭击者拿着他被砍下的人头的静态图片时（脸部被遮挡了），该报说自己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博客世界引发的兴趣的启发。该报的社论指出：“我们的读者来信栏目今天完全是跟贝尔格有关的来信，其中大多数来信要求《达拉斯晨报》刊登贝尔格处决的照片。在我们昨天收到的关于这个主题的87封来信当中，没有一封来信是要求不要刊登这些图片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下载之后实际上真的观看了视频，但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想要观看它们、讨论它们，尤其是贝尔格的视频，他是第一个在伊拉克被斩首的美国人，他的处决是两年前珀尔被处决以来第一起用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贝尔格被杀时，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正开始下降，视频的流行凸显了当互联网开始制造新闻时，它在多大程度上让更传统的新闻媒体黯然失色。电视新闻生产者或许可以引用它们的视频剪辑，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人们正在网上在线观看。互联网允许人们抗议主流媒体明显的“审查”，或者当这种倾向占上风的时候，干脆完全绕开主流媒体。不管人们是认为观看贝尔格被处死对自己来说很“重要”，还是仅仅出于好奇而观看，有一点毫无疑问：“人民大众”正在取得控制权，或者说是失控了，这取决于你的视角。

在贝尔格去世五个月后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5月与6月之间，美国有3000万人，或者说互联网所有成年用户的24%，观看了来自伊拉克战争的影像，而这些画面被认为太可怕、太生动，不适合在电视上播放。这是战争期间一个特别动荡的时期，人们不仅看到了贝尔格被斩首，而且还有美国军事人员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战俘的照片流出，还有一些图片则显示了在费卢杰被叛乱者杀害的四个美国合同工被肢解的尸体被人拖过大街，挂在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大桥上。甚至，美国人还找出了这些图片：那些在网上见过画面内容的人中，有28%的人在积极寻找它。调查发现，那些见过画面内容的人中，有一半人认为他们通过观看视频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

观看贝尔格斩首的决定在网上被政治化了。一些博客写手宣称，有一件事情并非巧合：自由主义媒体紧盯着来自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图片（它们损害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信誉），而与此同时——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却在回避贝尔格的报道，只给了它很少的篇幅，并拒绝对暴行进行充分的展示。埃文·马洛尼写道：“有一天，媒体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看看来自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照片，这样我们就能懂得战争的恐怖。但对于贝尔格的斩首，我们则被告知不可能接触到真相……媒体向我们展示——在我看来，这是正当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丑恶现实，同时却拒绝对贝尔格的被杀做同样的事。”杰伊·罗森教授更加直言不讳：“他们并没有把所有东西都拿给我们看：刀子、喉咙、尖叫，以及被举到摄像机面前的头颅。但是，那些来自阿布格莱布监狱令人作呕的照片却一直在展示。”

另外一些观看者承认，他们纯粹是出于好奇才观看斩首视频，没有什么“更高的”意图。一位匿名的互联网用户说：“你几乎不敢相信，一群人可以如此冷酷无情，以至于干下如此残忍而兽性的勾当，你必须让它得到证实……观看这些视频所激起的情绪让人五味杂陈——主要是对受害人那种明显的恐惧和痛苦感到悲痛，但也有对血的憎恶和对罪犯的愤怒。”同时，网络编辑们也对播放这样的内容视频表达了类似的态度。他们提供这些视频，要么是因为他们致力于反恐斗争（人民应该看到），要么是因为他们反对主流新闻媒体的“审查”（人民应当能够看到）。而那些“惊悚网站（shock sites）”贴出这些视频纯粹是作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娱乐，与其他吸引客户的暴力和挑衅性的视频（看这个！）并排放在一起。

斩首视频吸引那些问心无愧的观众，以及那些尽管自己深感疑虑却依然要观看的观众。互联网为每个人提供了匿名性，摄像机让观众有了一定程度的超然，但行动只不过是点一下鼠标而已，这一结合让这些视频延伸得更远。正如军事分析家罗纳德·琼斯所写的那样，只要有一台摄像机和能够访问的互联网，一个激进组织就可以制造出一桩“国际媒体事件……有着巨大的战略冲击力”。实际上，当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时，在摄像机面前给受害人斩首是一项极其高效、极其得力的战略。它只需要很少的金钱、训练、设备、武器或爆炸物，除了最初的绑架之外，它并不依赖于很可能会失败的复杂的协调或技术，结果也很容易得到传播。据另一位分析家马丁·哈罗说，正是这一战略，“有着最大的关注度、最大的反响，并刺激最大的恐惧”。

那么，一点也不奇怪，伊拉克的人质斩首是“专门为电视而做的”。另外一些恐怖主义活动，像自杀式袭击或爆炸，就很难被摄像机所记录，因为它们必定是秘密的、不可预测的和狂热的事件，但人质斩首可以在幕后精心安排、设计动作、反复排练，同时保持野蛮残忍、真实可信。录像很清楚，而且是近距离的。杀手在他们的表演秀上给观看者提供了前排座位；而且，他们想要展示的是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组织、他们对事业的献身、他们对受害人的完全控制和主宰。有一名意大利人质，名叫法布里奇奥·夸特罗奇的安全官员，在他即将被抓获他的人开枪打死的那一刻，突然在摄像机面前站了起来，试图揭掉他的头罩，并大喊：“现在我要让你们看到一个意大利人是如何死的！”半岛电视台把这段视频压下来了，因为它“太过可怕”。对于面临必死的夸特罗奇来说，这是不是一次小小的胜利呢？最后没有一个人在网上看到他被杀害的镜头，无论是为了娱乐，还是为了教育，抓获他的人不可能以他们所计划的那种方式利用他的死来筹钱了。

在这些精心策划的处决仪式上，每一个人，哪怕是受害者本人，都必须扮演自己的角色。整个程序就是一台戏，打算要创造力量，引发恐惧，正如那些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公开处决一样，除非像乔治敦大学教授约翰·埃斯波西托所指出的那样，说到像贝尔格斩首那样的处决，“它更多的不是惩罚个人，而是利用个人”。即使当受害者是一个无辜的人质时，杀戮所产生的力量也作用于更广泛的社群。群众太过顺从。通过打开电视观看节目，或者通过谷歌搜索最新的斩首视频，观看的民众也有他们的角色要扮演。

尼克·贝尔格被处决后不久，一位接受《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采访的分析者说：“恐怖主义的要害是制造恐惧、引发混乱——但是，除非有媒体支持这种行为，并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否则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这些杀人者之所以把他们的视频发布到互联网上，是因为他们知道，新闻媒体将被迫随大流。电视的新闻节目要么拒绝网上可以免费获得的视频，从而让自己变得多余，要么就做杀手们恰好希望的事，向范围更广泛的观众播放这样的视频。与此同时，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责任真空”，用巴比·泽利泽的话说就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清楚谁取得这些影像，谁散播它们，谁观看他们。”

人们普遍认为处决现场出现庞大而喧闹的人群属于我们过去的一个遥远时代的事情。也确实是这样，但越是阅读行刑的历史，我就越发认为，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死刑执行之所以逐步从公众的眼前隐去——某种程度上还有酷刑作为一种惩罚方式的消亡——更多的与上流社会的成见有关，而和大众舆论的关系不大。始终有人乐意观看处决，乐意享受这样的壮观场面。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并不是断头台上的景象变得很不体面，而是顽固痴迷的观众变得有点令人尴尬，大概还有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公开执行死刑走向了终结，这并不是因为行刑本身，而是归因于前来观看死刑的围观者的敏感性与精英当中对可接受行为的定义之间不断拓宽的鸿沟。

在18和19世纪，围观某人被处死开始被视为违背人性，但每当有人提供了观看的机会，也从不曾阻止人们观看，未来大概也不会。行刑一直吸引着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满腹经纶的学者和目不识丁的文盲。个人反应也可能不同——有人会哈哈大笑，冷嘲热讽，另一些人会认真地做记录，还有人会晕倒、呕吐或哭喊，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反应由文化所决定，但历史的教训是，目睹斩首及其他形式的处决在我们作为人的能力范围之内，不止如此，我们还可以把它们作为流行的公共事件来欣赏。

哪里有公开处决，哪里就有围观行刑的人群。在19世纪初的伦敦，可能有五千人来观看一次标准的绞刑，但赶来观看一个著名重罪犯被杀死的人群则可能多达四万甚至十万人。这个数字许多年来几乎没什么改变。雷尼·贝西亚在1936年被绞死的时候，据估计有两万人围观，这是美国最后一次公开执行的死刑。（应当承认，它所吸引到的公众注意之所以比平常更多，要归因于绞刑手是一个女人：县治安官弗洛伦斯·汤普森。结果，汤普森委派一位前警察代她履行职责，拉动扳机，放开绞索下的活板。）

三年后，一大群容易激动的民众聚集在凡尔赛的圣皮埃尔监狱外，观看臭名昭著的德国连环杀手欧根·魏德曼被送上断头台。魏德曼成为法国最后一个被公开处决的人，表面上是因为那天来观看的人群变得“特别可怕”，有少数人试图爬到附近的屋顶上来观看正在运转的断头台，虽然这一点确实如此，但关于醉酒和蛮横行为的传闻也确实被媒体极大地夸大了。

正如历史学家保罗·弗里德兰所指出的，魏德曼受刑的真正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被推迟了。有一个新来的行刑者，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他低估了准备工作的用时。因此，魏德曼的处决并没有像惯常的那样在黎明破晓时分顺利进行，而是推到了天色大亮之后，于是人群中的摄影师充分利用了白天的光线。接下来就有一系列照片显示了行刑的一帧帧定格画面，一秒接一秒，在接下来的那些日子里，可以从一些印刷精美的杂志上看到。断头台的刀片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捕捉到了。就当局而言，更糟糕的是这次行刑被摄像机录了下来。你今天依然可以在网上看到它，仿佛那些围观这一事件的“令人憎恶”、“难以驾驭”的人群还不够糟糕似的。如今，多亏了摄影技术的改进，成千上万好奇的观众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公开处决。魏德曼被执行死刑一个礼拜之后，公开处决在法国遭到禁止——不是因为它们太恐怖，不适合观看，而是因为当局知道人们愿意观看，不管它们多么恐怖。

死刑在欧洲已不复存在，而在美国，各州执行的死刑判决不再是公共事件，尽管它们依然会引起骚动。当美国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杀手蒂莫西·麦克维在2001年5月通过注射致命药物执行死刑的时候，印第安纳州的小城特雷霍特人满为患，挤满了观光客。超过1300个新闻媒体的成员，在他们支持团队的陪伴下，与几百个抗议者和几个贩卖食品、T恤衫和纪念品的商人一起，抵达这座小城，为的就是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死刑执行一个月之前，当地的一个记者说：“我们吃、睡、呼吸，都离不开麦克维。”

▲1939年，德国罪犯欧根·魏德曼在法国的凡尔赛被执行死刑。在镜头之外，另外有几百个观众聚集在第二警戒线的后面。由Roger-Viollet/The Image Works提供。

当然，其中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看到麦克维死去；那些注视着他死去的人，从专门的观察室里俯瞰着装有彩色玻璃壁板的行刑室。这些人包括十位受害者的家人、十位随机选择的记者、人数并未透露的政府官员、几个监狱工作人员以及麦克维选择的四个目击证人（两个律师、一个他的辩护团队的调查员和他的传记作者）。另外232个受害者家人通过闭路电视观看了整个事件的直播。

政府裁定，这些目击者有权知道关于一个人如何死去所应当知道的东西。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人愿意观看正式处决，但下面这个猜测似乎不无道理：像麦克维行刑这样一次处决既能吸引直接受其罪行影响的人，也应该会吸引那些以目击他人痛苦为乐的人。

正式处决在美国或欧洲还能重回公共舞台几乎是不可设想的，而公开斩首似乎更不可能，但原因并非由于受害人的痛苦。如果技巧高超的话，对一位驯服（或安静）的受害人进行斩首是速战速决的。而且，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也是相对来说没有痛苦的死亡方式，但在处决的历史上，如何看待事物和如何感受事物同样重要，而且斩首是很肮脏的差事。

最近两百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越来越谨慎的处决方法在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引入，从19世纪晚期长坠式绞刑的引入，到致命注射的使用。但我们并不清楚，一种看上去好像不那么暴力的死法是不是必定更加人道。美国的一些研究表明，选择行刑处决的囚犯在开枪后的一分钟内便实现了完全的心脏死亡，而典型的无并发症致命注射要花上9分钟的时间才能杀死一个人。此外，经常有报告说，准备和管理注射的难题增加了长时间痛苦死亡的风险。枪和断头台看上去可能很血惺，但它们相对比较简单和有效。

这就是戏剧性场面与控制之间的永恒紧张，它正是死刑处罚的核心。杀死一个人并不是一门精密科学。它天生就是场面壮观、不可预测的事件，跟其它任何方法比起来，斩首大概更加如此。正如司法体系试图更谨慎、更有同情心一样，它们也试图把死亡置于控制之下，但谨慎和同情可能针锋相对，这只不过是因为一种行刑方式看上去的样子并不是受刑者所感受到的。这就是斩首血腥而原始的力量。

如果你的装备只是一把刀或一柄斧头，在受刑者依然活着的时候，很难干净利落地一下砍掉他们的头。那需要很大的力气和技巧，或许还有运气，或者三者都要。正是这一点，使得被砍下的头颅成为战争中一件如此有力的战利品。士兵的战利品人头，意味着他在战场上近距离地目睹了原始的行为，并克服重重不利因素幸存了下来。在战争中，战利品人头是地位和尊敬的标志：它断言了一个勇士的技能和力量，但它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件：事情的发展也可能大不相同。

千百年来，政府通过斩首把死亡官僚化了。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任命官员，引入礼仪和文书，建立仪式和记载，调整斩首的机械，试图把断头台上的这出大戏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以这些办法，政府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战利品人头的处置权据为己有，要么是为了宣告一宗犯罪，借助类似命运的威胁来阻止其他犯罪，要么是为了恢复国家首脑的荣耀和权威。

英国政府在13世纪最早对叛国者的人头进行的仪式化中，展示了无异于武士在战场上高举战利品人头的都市版。原本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战斗中取下的一颗人头被送给国王，并对公众展示。改变了的是：这种人头，叛乱首领和叛国的个人头颅，如今有时候是在都市的“舞台上”被砍下，彼时，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出大戏的展开。

独立的威尔士的最后两位王子，格鲁菲的儿子卢埃林和大卫——死于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是说明这两种战利品人头之间连续性的完美例证，因为一者是在战斗中被杀，另一者是在断头台上被杀。两兄弟中的哥哥卢埃林1282年在奥瑞文大桥战役中被国王的人所杀：他的头被砍下来，先是被送给了爱德华，后来又被送给了安格尔西岛的英格兰部队，最后去了伦敦，被悬于伦敦塔的大门上，在那里至少挂了15年。据说是一个骑兵把它挑在自己的长矛尖上带进了伦敦城。

次年，卢埃林的头颅与他的弟弟和继任者大卫的头颅汇合了，大卫也是死于对国王的背叛；但他不是在战斗中被杀，而是被俘获后接受了审判，并被判处死刑。1283年10月，他被拴在一匹马的尾巴上拖过什鲁斯伯里的大街，被绞死、挖出内脏并肢解。他是迄今为止遭遇这种相对较新、令人痛苦、场面壮观的结局的最著名叛乱者。

在某种意义上，威尔士两兄弟的头颅都是战利品，因为在爱德华一世统治下被斩首的几乎所有叛国者都是凯尔特“叛乱分子”，是国王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几次战役的阵亡者，其中最著名的是1305年的威廉·华莱士。而且，正如在战争中一样，爱德华一世时代的叛国者们的头颅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因为，就爱德华而言，斩首的命运通常是专门保留给那些背叛过去与国王所达成谅解的人，它是他的封建式狂怒的表达。比方说，仅仅几年之前，大卫还和爱德华结盟反对他的哥哥卢埃林，但当他背弃国王的时候，意味着他就毫不含糊地承受了相应的后果。

围绕展示叛国者的头颅还发展出了某些惯例。比如，被处决罪犯的头颅在中心地带展示——伦敦桥、威斯敏斯特宫、伦敦塔、都柏林城堡、革命广场——或者在城市的边界上，在城门、大桥和城墙上。死者的身体部件既宣告了罪行，也羞辱了罪犯。有一个原因导致威廉·华莱士在距离其苏格兰支持者数百英里之外的伦敦城被处死、被肢解，即他的四肢将被分给四个北方城市：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特威德河畔贝里克、斯特灵和珀斯。负责分发华莱士被砍下的四肢的人是约翰·西格雷夫爵士，他为自己的劳心费力挣到了15个先令。据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说，被砍下的四肢起到了提醒人们记住华莱士所犯罪行的作用。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大卫的身体部件也从伦敦被送往了西部城市，送给了布里斯托尔、赫里福德和北安普敦。

然而，一个叛国者的头颅经常被留在或者被送到伦敦。这样保存头颅，为的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展示它们。大卫的头“用铁丝绑了起来，以免由于腐烂而一块块掉下来，并被置于一根长长的矛杆之上，供全伦敦嘲弄取笑”。更经常的情况是，叛国者的头颅被涂上沥青，或者煮得半生不熟，以减缓腐烂。煮得半生不熟是几百年来最常见的做法，特别是对著名叛国者的头颅，因为这样做延长了它们的使用寿命。和其他文化中蒸煮、烘干和干缩人头的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同，煮得半生不熟的叛国者头颅使它们脱离了正常的腐烂过程，把它们转变为更持久的符号，象征着政府和军队的力量。

在城市周围维持人头的良好展示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努力。三百多年来，从14世纪到17世纪，一直有一个“管头人（Keeper of the Heads）”住在伦敦桥的门楼里，他的工作就是尽最大努力看管叛国者的人头和身体部件。腐烂太严重的人头通常被扔进泰晤士河里，用新鲜的人头取而代之。有时候，这种展示经过了象征性的安排。当苏格兰贵族、阿托尔伯爵斯特拉斯博的约翰在1306年作为叛国者被处决的时候，他的头被置于仅次于华莱士的位置上，只不过挂在一根更高的旗杆上，表示他的地位更高。当26个肯特郡叛乱者在1451年被处死的时候，其中9个人的头在伦敦桥上展示，而叛乱首领杰克·凯德（他在逃离伦敦时被杀）的头则被置于这些人头的中心。

在另外一些城市里，巡查城墙和城门的看守人在必要的时候还负责展示人头和人体部件。他们既要把人头布置得十分醒目，又要保护他们的展品，免遭家人或同情者为了埋葬死者而偷窃。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义之后发生过一些著名的“窃头”实例。保皇党军队指挥官弗朗西斯·汤利那一年在卡莱尔城堡被俘，1746年7月被绞死、挖出内脏并肢解，他的头颅在沥青里浸了一下，然后被钉在圣殿关上，但它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有人把它偷走了，并在汤利的家里秘密保存了200年。很长时间里，它一直保存在家族小教堂的镶板后面，接着是在餐具柜里的一个篮子里，然后被送到特拉法加广场的德拉蒙德银行保管。1945年，汤利的头从银行里被取走，并被埋在家族墓地里。

汤利的头在1746年被盗时的情况并不清楚，但这次偷盗得到了极其严肃的对待。所以，当1754年两个保皇党人的头颅从约克的一座城门上消失的时候，市长大人爬到了城墙的顶部，亲自查看犯罪现场，国王得到了报告，政府悬赏征集任何有利于将案犯捉拿归案的信息。当罪犯被找到的时候，他被判处两年监禁和五英镑罚金。然而，至少在一个实例中，耐心让一位家庭成员得到了回报。当托马斯·莫尔爵士在1535年7月6日被处决的时候，他的头颅被固定在伦敦桥上的一根长钉上，由他的女儿玛格丽特·罗珀和她的朋友们小心谨慎地守护着。一个月后，当它被取下丢进泰晤士河里的时候，玛格丽特贿赂了刽子手，把她父亲的头带走了。后来她被传唤到枢密院的面前，被指控保存了一件神圣的遗骸，但她在给自己辩护时坚持，她打算把莫尔的头埋在家族的墓穴里，所以被释放了。据传闻说她用香料来保存父亲的头。只是在她1544年去世之后，莫尔的头才被放进坎特伯雷圣邓斯坦教堂的罗珀家族墓穴里。

尽管有些人的头被他们的支持者弄回去了，但另一些人的头却被敌人所损毁。把人头拿来展示也就使它们遭受了又一次凌辱。有很多天主教殉道者的实例，他们的尸体在处决之后遭到肆意破坏。乔治·尼科尔斯神父和理查德·雅克斯利神父1589年在牛津被处死的时候，围观人群中有很多人用刀子劈砍他们的遗体。八年后，一些官员划破了方济各会修士约翰·琼斯的脸，再用火药把它熏黑。1642年，在多切斯特广场观看休·格林被处死的那群人当中，有一些人拿他的人头当足球踢，把棍子戳进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嘴里。

对围观人群来说，试图亲自动手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要么是为了加强惩罚而损毁尸体，要么是偷窃身体部件，为的是不让政府得到“战利品”，所有这一切都让刽子手的工作变得更有挑战性。毕竟，要给观众提供一场精彩的演出，全指望刽子手。

斩首是刽子手的杰作，围在断头台的人群很快就会对他的表现作出评判。斩首是一个重要事件。在英国，这种刑罚在传统上是专门保留给富人的，似乎由于他们是社会中最有权势的人，因此当他们被判死刑的时候，政府方面需要展示同样令人生畏的力量。在很多欧洲国家，斩首被理解为一种可敬的、不那么痛苦和羞辱的死亡方式。跪下或躺倒接受锋利刀刃的一击，比挂在绞索上摇来晃去更有尊严，而且，在一个称职的刽子手手里，死亡几乎是瞬间发生的。在德国，对偷偷摸摸犯下的罪行使用绞刑是很平常的事情，像盗窃罪或入室行窃罪，而斩首对于公开犯下的罪行更常见，像过失杀人罪。被定罪囚犯常常通过把绞刑或碾刑判决转变为斩首，来寻求缓刑。在荷兰，斩首是杀人罪的刑罚，通常被保留给那些在打斗中杀人的罪犯，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更可敬的死亡方式。

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德国、荷兰、瑞典和法国，精英阶层的成员用剑执行死刑，同时，他们在断头台上跪着或坐着，蒙住眼睛；但英国人更喜欢斧头，这需要降低姿势，跪下来把脸搁在木块上。规则总是有例外：奥利弗·克伦威尔命令查理一世的刽子手降低木块，这样一来国王就不得不以一种更羞辱性的姿势匍匐在地；而相比之下，亨利八世恩准了安妮·博林的要求：死在一个法国剑客的手里，此人专门从加莱赶来给她执行死刑，而安妮则以法国人的方式笔直地跪在那里。这两种武器，斧头和剑，都被证明很不靠谱，特别是在英国，刽子手习惯于调整绞索，而不是磨快利刃。

利剑几乎像刽子手本人一样冷酷无情。如果剑手很笨的话，罪犯遭受的折磨就会毫无必要地延长，观众可能会扔泥巴和石块，甚或发起袭击。偶尔，一个刽子手——原本就是社会上最遭人痛骂和恐惧的人之一——因为一次搞砸的处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刽子手被石头砸死、被人打死或者在家里被人杀死的故事，在欧洲各地都有。有一次，在18世纪初的荷兰，围观人群中一些愤怒的成员设法爬上了断头台，朝刽子手扔了一个火罐，后者正忙于用火罐给罪犯打烙印。1464年，在德国的奥格斯堡，刽子手因没有砍中他的靶子，而逃到了一座桥下，被一个愤怒的观众用铁棒绕头痛揍。1607年，在这个国家另一端的采勒费尔德，一个刽子手在尝试了五次之后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在大街上被人砍死了。16世纪初，在纽伦堡，市议会不得不调动警卫来保护断头台，以阻挡“如此庞大的人群，他们手里拿着锤子、鹤嘴锄及其他武器，聚集在各个地方”。

所以，很多刽子手为了让他们紧张的神经镇静下来而转向了酗酒，酒精或许让头脑变得更坚强，但它肯定不能让手变得更有力，毫无疑问，它只会增加刽子手的困难。所以，失败的一个常见借口是：刽子手看到两个罪犯的头在自己的面前，“因此搞不清楚究竟哪个头是真头”。有一些故事讲到剑削掉了下巴，斧头砍进了肩胛骨和颅骨，有人尝试了两次、三次、五次甚至二十次，才好不容易把断头台上那个可怜的家伙杀死。1587年，刽子手砍了三下才砍掉苏格兰的玛丽女王的头，1541年处决索尔兹伯里女公爵玛格丽特·波尔则砍了更多下，她公然反抗自己的命运，拒绝把脖子搁在木块上。

这些类似的故事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手起刀落便砍掉一个活人的头的困难超乎想象，即使这个人被五花大绑并蒙上了眼睛，这还没有考虑到一群闹哄哄的观众乱扔东西、嘲笑辱骂所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即便是一个已经死亡或丧失意识的罪犯，也不能保证一次干净利落的操作。爱尔兰革命者爱德华·迪斯帕尔德在1803年被绞死，然后被放下来，让一位外科医生割下他的头。不幸的是，正如历史学家V.A.C.加特雷尔所描述的那样，这位医生“没有砍中他所瞄准的那个关节，而是对着他一通胡劈乱砍，直至刽子手从他的双手之间拿走了那颗人头，并把它扭了好几转，即使到那时候，也还很难把头跟身体分开”。最后，迪斯帕尔德的刽子手才得以举起他的战利品，并对着两万位观众，大声喊出那句惯例的宣告：“这就是一个叛国者的头！”

尽管这项工作有种种要求，或者说大概正是由于有这些要求，当斩首进行顺利时，刽子手巨大的荣誉也由此而来。从16世纪中期起，一些经济条件更好的欧洲刽子手都雇佣助手，来负责执行一些比较次要的刑罚，但砍头这项工作始终保留给主人。围绕刽子手产生了很多的神话，人们不断讲述关于他们神奇力量的故事。据说，他们可以找回丢失的孩子或被窃的物品，可以驱除恶鬼，碰一下就可以治好疾病。任何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刽子手家里的刀剑便会铿锵作响。有故事讲到，一个刽子手砍掉了一个人的头，他站立得如此稳固，以至于在死者身体上唯一看得见的痕迹是脖子周围的一条细细的血迹。据说，有些刽子手杀死整整一群坏蛋也只是几分钟的事。

汉堡的刽子手克劳斯·弗拉格在1488年完成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壮举：他连续不断地砍下了79个海盗的脑袋。当参议院问他对完成这一壮举有何感觉时，他答道：“我感觉很好，以至于我还可以轻松地继续下去，把整个参议院都做掉。”表面上，参议员们被逗乐了，但弗拉格的傲慢无礼让他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脑袋。

大多数因为自己的辛苦操劳而送命的刽子手，只能归咎于他们的神经紧张或能力不足。向人群高举叛国者的头颅，只是证实了一个未必称职的刽子手对一个身体上无力自卫的受害者的控制力，在18世纪最后那些年里，法国政府着手改变这一切。它把剑从刽子手的手里拿走了，而给了他一个滑轮：启动一台断头机。

▲断头机的第一次行刑，巴黎卡鲁索广场，1792年8月13日。由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即卡纳瓦莱博物馆）/吉劳登/布里吉曼艺术图书馆提供。

这台断头机的设计是为了更谨慎。当它在1792年4月作为官方的行刑方法被引入法国时，原打算让处死人这桩残忍勾当变得更干净、更利索、更可靠，因此也更人道，更不那么壮观。新闻评论员们为之欢呼，视之为对早年那些折磨人的、不可预测的程序的一次改进。想当年，罪犯死亡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罪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刽子手的技艺或缺少技艺。如今，法国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将以同样的方式被一台机器所杀死，快速而高效。

然而，在1790年代最早目击断头机的观众并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他们已经习惯于更戏剧性的场面。机器太快，太马虎潦草，没什么东西可看。很少有任何失误，没有给混乱留下什么空间，断头机上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互动。没有一个人很介意看到被定罪者的脑袋被砍掉，他们对那种事情早已习以为常；相反，如果看不到被定罪者的脑袋被砍掉，他们会很失望。尤其是，最早看到这台断头机运转的人群似乎被搞糊涂了。死亡快到你根本察觉不到。

勒内-乔治·加斯特耶是一名医生和国民议会代表，他说，断头机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从第一个触点到最后，根本没有时间间隔；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时间点；刀落头落，受刑者不复存在”。行刑的速度几乎让人群目瞪口呆，他们大呼：“还我木质绞刑架！还我木质绞刑架！”盯着你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又能说出什么名堂呢？但是，就当局而言，这恰好就是一个完美的办法，可以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它提供了一个根本不壮观的壮观场面——一次既是公开的同时又是看不见的处决。

今天很少有法国人觉得，断头机上的一次公开处决竟然虎头蛇尾，令人扫兴。但在18世纪，法国人习惯于看到老式断头台上耗时漫长、拖拖拉拉的死亡，罪犯被拉直、痛打、焚烧、肢解，或者在轮子上被碾得支离破碎。尽管法国人在执行死刑的时候并不是最花样百出的民族——英国人有权得到这项令人生疑的荣誉——但他们属于最残忍的。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难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它容忍这样一种酷刑，而且从不介意亲眼目睹这样的酷刑，但是，我们的敏感相对而言是比较晚才形成的。

公开处决可能是极其漫长的事件，其最早的记录很少提到受害人的身体痛苦。据《莱纳科斯特编年史》记载，威尔士王子大卫“首先是作为一个叛国者被挖出内脏，然后作为一个窃贼被吊在绞刑架上；第三，他是作为一个纵火犯和杀人犯而被活着斩首，内脏被焚烧；第四，作为对一个叛乱者的惩罚，他的四肢被砍成四个部分以公开展示在英格兰的四个仪式性的地方”。像大卫这样的叛国者都在文献中被非人化了，这样一来，他们便变得无异于一具象征其罪行的躯壳。

在16世纪，宗教冲突把成千上万的人送上了断头台，人们开始更多地聚焦于被定罪者的表现：他们会不会忏悔，或者他们会不会无怨无悔地走上断头台，甚或为他们的异端信仰感到高兴？断头台上的表演，不再只是关于正义如何实现，它还涉及观看一出个人戏剧的最后一幕。到16世纪晚期，不管罪行是什么，都会印刷大众化的传单，描述罪犯以及他们的违法行为，而且在断头台上发表最后的演说成了惯例。然而，行刑依然像过去一样深受欢迎。在整个欧洲，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人被绞死、肢解和折磨致死。他们付很高的价钱来购买最好的座位，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娱乐形式，其中很多人带着医生临床一般的超然来观看。费利克斯·普拉特是16世纪晚期蒙彼利埃的一个医科学生，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十五次公开处决。他没有描写受害人的反应，但他记录了刽子手使用烧得通红的钳子，或者在一块砧板上砍断一个人的双手，或者砍下他的头，再把他大卸八块，挂到城墙外面的树上。

1737年，许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一个贵族在巴黎被判处斩首。行刑的时候，刑场聚集了一大群人，街道上和俯瞰着断头台的窗户前都挤满了人，斩首的时候，他们没有气喘吁吁，也没有大呼小叫、背过脸去——没有，“每个人都使劲鼓掌，为的是赞美‘刽子手’技艺不凡”。即使是1757年著名的、格外残忍的对罗伯特-弗朗索瓦·达密安的处决，即所谓的“世纪处决”，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格列夫广场的街道、大楼和屋顶，等待观看达密安被熔铅和沸油所折磨，然后由几匹马缓慢而笨拙地把他撕得七零八落，再由刽子手剁成碎块，人群中没有一个人大呼小叫。“巴黎人似乎都像是伸长脖子呆看的人，行为举止一如平常，甚至有些无动于衷。他们既没有表现出痛恨，也没表现出怜悯。”不过，也有一个人冲过了栅栏，拿着他的笔记本，认真仔细地记下了达密安在可怕折磨期间所说的每一句话。

当加图街密谋者1820年在十万观众面前被绞死并被斩首时，大量的鲜血从断头台上流过，以至于有了几分“屠宰场的模样”，伦敦的人群嘘声一片，低声冷笑，呻吟叹息。一位名叫塞西尔·费恩的观众从楼上的一扇窗户里加入了观看的人群，却不得不背过脸去，但他的大惊小怪引发了同伴们的“极大轻蔑”。人群中一个年轻女人“眼睛自始至终一直紧盯着，当他们在那里吊了几秒钟的时候，她大声喊道：‘他们当中还有两个人没死。’”

此后，人们继续蜂拥着去观看处决，但到19世纪之交，当铡刀式断头机在法国闪亮登场的时候，很多新闻评论员都对断头机的血腥场面感到不安。几乎没有一个人质疑死刑本身，但他们都质疑人们的观看欲望。那些目睹别人遭受痛苦却依然无动于衷的人，被视为冷酷无情和没有人性。特别是女人，一些人对女性观众在行刑现场的无动于衷表示震惊。

让新闻评论员们感到恐怖的，既有断头台下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人群，也有断头台本身的场景，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恐惧并没有阻止他们也一起去观看，即便只是为了去“见证”同胞们的情绪缺陷。1840年，查尔斯·狄更斯去观看库瓦西耶的绞刑，在观众中没有看到“与这个场合相适应的情绪……没有悲伤痛苦，没有富有教益的恐惧、没有憎恶、没有严肃性；只有下流、淫荡、轻浮、醉酒，以及另外五十种不同形式的招摇于世的恶行”。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也在场，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技师、绅士、扒手、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而且他也观看了行刑，即使他对“把我带向这一野蛮景象的那种冷酷无情的好奇心”感到“羞愧和堕落”。也有些观众受不了行刑的场面，但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罪犯被处死，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独特的情绪。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对残忍死刑仪式的反感是自然的和本能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恰恰相反，公开处决不仅不让中世纪的目击者特别震惊，而且也并不让18、19甚或20世纪的目击者特别震惊。在21世纪，正是我们对他人痛苦的高度想象性的移情作用，使得我们有所不同，就连这种姿态可能也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加脆弱。如果说，场面壮观的刑罚在狄更斯和萨克雷（他们都曾撰文谴责死刑）这样的人看来似乎是另一个时代的野蛮残余，那么，事实证明，正是围观者的不妥协，以及受害人的痛苦，让当局越来越感到不安。

铡刀式断头机的设计正是为了让它们变得更人道、更不那么耸人听闻，从而把壮观的因素从公开处决中拿掉。法国第一台断头机是一个德国钢琴制造商生产出来的，他是唯一一个以足够低的价格承担这样一项令人厌恶的委托的人。断头机的设计打算实现临床般的超然效果，于是1792年初，一群医生、政治家和工程师对它进行了试验。一连串活羊和死人被置于刀片之下，以便做最后的调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设计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使它更加有效。木质滑槽被不大容易堵塞的铜槽所取代，最后添加了一些小轮子，为的是不必给滑槽上肥皂。用来吊起刀片的绳索轮被一根杠杆所取代，刀片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下落2.25米。人们还增加了橡皮减震器，以防刀片落下时反弹造成两次撞击。断头机底部放置了一个很大的锌条篮子，以便接住死者的尸体，不像老式断头台上到处乱滚，被砍下的头落进一个更小的篮子或桶里，很快就看不见了。还发展出了一套体系，可以悄无声息地装配断头机，这样一来，被定罪的囚犯就用不着在工人们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中度过他最后的夜晚了。斩首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整洁，越来越可靠。

此外，死亡不再出自刽子手本人之手。相反，击打的力量由一台机器控制，刽子手的角色因此得到改变：从一个恶魔般的刀斧手变成了一个设备齐全、有点挑剔的工程师。一些探访巴黎的观光客遇到了恐怖统治时期的首席刽子手夏尔-亨利·桑松，他们评论说，桑松令人吃惊地彬彬有礼，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桑松在身体上并不需要很强壮，但他必须有条不紊。断头机属于首席行刑者，他负责维护这台机器。他必须把它小心谨慎地组装在一块平地上，准确地调整好，确保速战速决，万无一失。每个零部件都必须保持清洁，血必须洗掉，刀片必须磨快，但对于致命一击本身，刽子手只是另一个旁观者，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法国的刽子手实际上是专门的操作管理者，在20世纪，那些穿着一身蓝色工装的工人强调了这一事实，在行刑之前，你可以看到他们正在组装断头机。

政府也试图让自己跟断头机保持距离，委婉地把它称作“死亡的工具”或“正义的木材”。刽子手和他的断头机占据着一块自治的领地。二者都没有任何官方身份。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被政府转包给刽子手，因此这台机器看上去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就像一台需要维修和不断添加燃料的发动机。刽子手对它们的速度感到自豪。在19世纪，报纸提供了首次亮相的细节、破纪录的表现，以及新发明的技术，仿佛砍头是一项运动似的。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它就创下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记录。1793年10月31日，吉伦特党政治小集团的21名成员在38分钟的时间里被处死，而在1804年，26个人在27分钟的时间里人头落地。

斩首已经进入了批量生产时期。用罗纳德·保尔森的话说，很显然，“这台机器将继续砍掉人头，就像一台图钉机继续制造图钉一样，只要给它提供身体就行”。在1793年6月末开始的恐怖统治时期的13个月里，有数万人被杀，当时，断头机似乎统治着法国，据说以每分钟一颗的速度砍掉人头；但处决的速度在19世纪初依然高得令人吃惊：1825年134宗，1826年150宗，1827年109宗。从1810年起，对多达30种不同的犯罪规定了死刑，从杀人罪到抢劫罪；在1820年代，可以处以死刑的政治罪的范围不断扩大。

死刑执行的稳定供应开始被人们所接受甚至是要求，以作为好政府的证据。法国的刽子手被公众诋毁了几百年——直到20世纪初，他们暂时被认为对于社会的平稳运行来说是多余的。当反对死刑的法利埃总统在1900年代初把所有死刑判决减刑为终身监禁时，法国抗议者在巴黎的大街上振臂高呼："Vive la guillotine!Vivi Deibler!（法语：断头台万岁！戴布勒万岁！）”刽子手安纳托尔·戴布勒已经在报纸上被讽刺了好多年，但现如今，他发现自己成了“这个担惊受怕的社会的捍卫者”。公众是如此恐慌，以至于有一些人认为给处决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可能有困难，于是提出愿意拿出他们的私人宅邸，并提供观众席。这次中断是短命的。执政三年之后，法利埃的立场有所松动，断头机的刀片再次升起，公众对刽子手的痛恨重新开始。

对某些人来说，断头机那些看上去似乎最有进步意义的方面——它的速度，它在机械上的自足性——很快就成了令人反感的根源。在恐怖统治时期，断头机看上去是一股自行其是的力量，是一次技术的胜利，它既是进步主义的，也很有威慑力。那些为它的引入而辩解的人认为，它会让平民百姓的死亡变得高贵，不过却让它的受害人失去个性，让他们看上去全都一样。一台机器不可能看人说话。斩首不再是被告通过死亡让自己名扬天下的手段；相反，它会剥去个性，把每个人简化为同样的基本生物成分：头颅和身体。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发电站开始逐步体现保守派的价值，砍头是维持现状的另一种方式。

偶尔，一个受害者从人群中凸显出来。在一次大规模处决之后——当时超过50个“密谋者”在1795年6月7日的28分钟之内被杀，其中有一个杂货商、一个音乐家、一个老师和一个柠檬水推销员——就连著名的刽子手桑松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流血。一个18岁的女孩妮可·布沙尔是当时被杀的人之一，在桑松看来，她似乎如此脆弱而单薄，以至于“一只老虎都会怜悯她”。桑松受不了，不得不离开断头台，那天夜里，他在日记中写道：

可怕的一天。断头机吞掉了54个人。我已筋疲力尽、勇气顿消。那天夜里，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我妻子，我可以看到我的餐巾上的血迹……我不能自称拥有我并不拥有的任何感知能力：我太过经常、太过贴近地目睹了我的人类同胞所遭受的痛苦，以至于并不容易受到影响。如果我所感受到的不是怜悯，那必定是由于我神经质发作而导致的、大概是上帝之手在惩罚我对某种东西表现出来的怯懦和柔顺，这种东西与我生来所服务的正义几乎没什么相似之处。

与此同时，一个报贩站在巴黎的大街上高喊：“这里有最神圣断头台的抽彩获奖名单。谁想看这份名单？今天有60个左右。”

桑松知道自己的位置处于一场无法停止的演出的中心，所有表演者都要扮演他们各自的角色。妮可表演得很完美。一个助手过来绑她那瘦小的手腕，并问道：“这只是个玩笑，不是么？”此时，妮可破涕为笑，答复道：“不，先生，它是真的。”

其他人在面对死亡时则没有这么镇静。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里夫人在1793年12月被送上断头台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恐惧。她在断头台上奋力挣扎，乞求人群救她一命。这样做很不得体。人们都指望受害人表现出勇气和克制，像妮可·布沙尔那样。他们寥寥数语就可能赢得观众的敬佩，他们的行为举止应当体现出“死亦何难”的忘我决心：只有那样，他们才有可能证明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并让他们有权要求不朽。被定罪的犯人常常会事先排练他们慷慨赴死的那一刻，而让其他囚犯扮演刽子手及其助手的角色。当陆军副官博伊居永在刀片下摆好姿势时，他对桑松说：“今天是实际演出，你一定会惊讶，我对自己的角色多么熟悉。”

杜巴里夫人则不熟悉自己的角色。她患上了可怕的演出焦虑症，当她尖叫和崩溃时，刽子手变得更加焦虑，围观的人群开始做出反应。他们开始同情杜巴里，并很想知道，处决是不是应该叫停，尽管她犯了罪。画家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在她的回忆录中还记得当时的场面，并指出：“跟敬佩比起来，同情更容易让平民百姓激动”，她相信，“这些恐怖时期的受害人如果不是那么骄傲，不是那样勇敢地慷慨赴死，恐怖统治就会结束得更容易。”假如受害人也倒在断头台的符咒之下呢？杜巴里夫人最后的话是：“再等会儿，行刑官先生，就一会儿。”但演出必须继续进行。

大概是杜巴里那种令人兴奋的恐惧、她的没有能力假装合作，提醒了那天的观众：他们在这场演出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大概他们开始感到不舒服，仿佛他们在部分程度上对她的痛苦负有责任。断头机把斩首转变成一套不带感情的程序，尽可能把残忍程度最小化，但从死亡中拿走戏剧性是一个危险的理想。恐怖统治足以证明，唯一比砍头更恐怖的事情是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发现砍头原来平淡无奇。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斩首的戏剧性力量都优先于政治伦理，到头来，就连断头机也不能减少戏剧的危险性。正是在程序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演员忘记了台词或观众行为失当的那些时刻，暴露出了批量生产的脆弱。公开处决是所有表演者之间的一次微妙合作。有一些参与者行使的权力比其他人更大，有些参与者根本没有权力，但即便是被定罪的罪犯也可能打乱脚本，而围观的人群，没能力抵抗这部权威性的舞台作品的恐怖，只能串通一气，助其成功。

在21世纪，摄影机终结了斩首事件的这种自发性。像真人秀一样，“为电视而制作的”斩首提供了事件的一个已编辑版本，刽子手如今和他的电影制片人分享了他的权力。故事的一部分留在了剪辑室的地板上。如果说这似乎是为了轻视网上所描述的可怕杀手的话，那么，它也是效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观众——如今可以观看斩首，而实际上却没有亲眼见到有人死去。演出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庞大，但如今几乎没什么机会扰乱它，因为参与者并不是一起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并不清楚谁在负责筹划整个事件。

2013年10月，当一段展示一个身分不明的墨西哥女人被斩首的视频在“脸书”被分享的时候，由于没有对它的画面内容给出警告，视频导致了一次强烈抗议。“脸书”起初拒绝删除视频，因为作为一个服务商，它有权采取的唯一行动，是把人们联系起来，而不是编辑他们的讨论。这家社交网站声称，人们分享这段视频是为了谴责它，而且，如果用户赞颂这段视频，那么网站的回应就会有所不同。然而，当媒体的报道加快步伐，当戴维·卡梅伦把这一决定描述为“不负责任”时，“脸书”删除了视频，同意它“美化暴力”的论断，并宣布重新审视它对那些分享暴力图像和视频的用户的政策。

“脸书”不想被人看作不负责任，但它也不想对用户的行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回避对那些在线分享视频的人的责任，意味着回避对观众的责任，尤其是孩子们，在决定观看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视频的性质。互联网扩散了对事件的责任，同时使得参与其中比从前更容易。我们可以观看别人的死而不会遭到社会的谴责，甚至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此事。

是否保护或如何保护家庭成员、青少年和脆弱敏感的人不接触到令人不快的影像，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观看成了一个个人良心的问题。但大概一直都是如此，因为群体围观的真正力量在于这样一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决定不看。

第四章

人头与艺术再创造

当艺术家画一幅肖像或一颗砍下的人头或者同时画这两者的时候，他是在追踪身体与想象之间的一条界线：肖像要求想象性地进入对象的“灵魂”；被砍下的人头则需要想象性地跳过死亡的边界。

马克·奎恩是“英国青年艺术家”运动的创始成员，以他的雕塑作品《自己》（Self）而闻名于世。这件作品是艺术家自己人头的铸件，用他自己的冷冻血铸成。《自己》是个不断发展的项目：奎恩的第一尊“血头”雕塑制作于1991年，打那以后，他每隔五年制作一个，以记录自己的变老。查尔斯·萨奇买下了其中第一尊血头，第四尊被国家肖像馆获得。

奎恩把《自己》称作“终极肖像”。“对我来说，这尊雕塑来自于我想把肖像雕塑推向一种极致，推向这样一种表现：它不仅有被塑者的外形，而且实际上就是用被塑者的血肉做成的。”奎恩对人的表现局限的痴迷导致他用自己的粪便制作了一些自己的头部雕塑，还用胎盘制作了他的新生儿子的头部雕塑。当然，不管这些作品多么清晰明确，它们都还算不上终极肖像：奎恩愿不愿意在死后把他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他的艺术使命，把他砍下的头颅装在玻璃冷藏装置里供世人观看呢？“是的，我考虑过此事，”奎恩说。“此时此刻，我对于什么东西是有趣的，实际上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我不得不同时也要考虑家人的愿望。但那确实是终极作品，使用身后留下的东西。”

这令人感到震惊，但奎恩“终极肖像”的观念利用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在死亡时雕塑头像，这样做被认为赋予了其对象以最真实的相似性。生前的肖像只能捕捉时间中的一瞬，但死亡时的肖像却被认为是关于此人整个一生的某种本质的东西。通常，一幅肖像记录了艺术家与其表现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至少是一种互动，但如果表现对象是死的，就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一个对象最后的肖像成了最真实准确的，因为它超越了他们的影响。完全没有表现对象介入其间，它的表现明显摆脱了艺术诠释或摆姿势。

奎恩的观念让人联想到19世纪曾盛行一时的制作死亡面具的传统。死亡面具支持了这样一个观念：死亡的瞬间揭示了最纯粹的主题，一个人不再被对生的关怀所妨碍。从亚伯拉罕·林肯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从威廉·华兹华斯到詹姆斯·迪安，数不清的作家、政治家、作曲家和名流要人，都在他们死后的几个小时内，让人把一层层石膏浇在他们的脸上，以便让他们面孔的准确印象永久性地留下来。死亡面具提供了这个人的身体痕迹。尽管他们有权声称其真实性没有受到艺术家的影响，但这项工作还是有相当的艺术性。被塑者的脸先要涂上油，然后才覆盖一层层的石膏，每一层只有几毫米厚，敷上并嵌进细线，以便干燥之后可以拿下来，不至于损害印痕。

尽可能在死后第一时间着手制作死亡面具被认为至关重要，为的是在血液冷却、五官变硬之前捕捉到最逼真的外貌。格奥尔格·科尔贝是这门技艺的大师，他曾抱怨：“我经常被告知，死者多么漂亮——可现在，他是如此令人憎恶。”生与死之间的边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瞬间，在这个时候，内在的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诚实地显露出来。死亡面具是一种深受欢迎的纪念形式，不仅仅在社会精英当中——还有一些被送上断头台的罪犯，他们的脸也以这种方式被固定在石膏中，每个石膏铸件提供了行刑那天朝着围观人群举起的那颗人头的一个永久性版本。

当然，奎恩的“终极肖像”附和了断头台本身的那件不祥之作，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拉斯把断头台描述为一台“肖像机器”。断头台生产了一尊即时“肖像”，作为一个叛国者身份的证据，向翘首等待的人群高高举起：一个人永久性地被这种肖像所“捕捉”。实际上，法国刽子手有一位助手就被称作“摄影师”，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调整受害人在死前最后几秒钟内的姿势。他必须抓住罪犯的头发（或者，如果罪犯碰巧是个秃子的话，就抓住他的耳朵），把他拖入刀片下的位置，因为对于这幅最后的遗照来说，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完美。

如果说有一幅照片让时间停止，并把照片的主题转变成一个可以拥有的对象物，那么断头机便拍摄了一张让它的主题永远静止不动的照片。像一台照相机一样，断头机的这幅可怕照片也是在瞬间生产出来的，这多亏有了这个奇妙的装置，它是现代科学和工程学的奇迹。控制结果的，既有物理学规律，也有人的技艺，因为所有“摄影者”都必须按下按钮，然后照片出现，就像光线落入镜头里一样有把握。

作为科学的机器，断头台和照相机声称自己从事的是生产真相，它们标志着时间的停止，同时与它们审视的对象隔离开来。像这样的机器并不声称有自己的看法，而只是记录事件的展开。作为一台制造出一连串被砍之头的机械装置，每一颗人头都将被刽子手高高举起，好让所有人都看到，断头台生产一个叛国者的“证据”或“印刷品”，而每个受害者反过来从一个人被转变成一种类型：犯罪型。

在19世纪晚期，摄影术被用来呈现关于人体构造的科学事实，“大头照（head shot）”是这项任务的核心。新的成像技术，连同人相学的流行（这一学说提出了一个人的面部外观与其性格的内在构造之间的直接关联），确保了大头照成为潜在的科学工具。把表现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隔离起来，多亏了物理学法则，它们似乎提供了确切的真实记录。数不清的罪犯、疯子、穷人和外国人在测量网格和标尺面前摆好姿势，与照相机隔着准确的距离，是出于比较的目的而留下正面和侧面大头照。对真相的幻想赋予照相机背后那个人以一种力量，他勤勉不懈地把个体转变为不同的种族“类型”和社会“类型”，剥离了他们的个性，把他们简化为一个定义性的特征——“一个典型的本地人”或“被判犯有非暴力盗窃罪的人”——正如断头台所从事的工作是生产叛国者这种类型一样。

在早期的几十年里，断头台直接为纪实艺术家们（大多是雕刻师）带来了灵感，他们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兜售线条简单的、描绘最近被砍之头的廉价图画来赚钱。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意策略，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抵挡这样的诱惑：更贴近地观看最近一位叛国者的嘴脸，尤其是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行刑那天置身于围观人群中的那些人，也很难瞥见人群中心正在发生什么。一幅断头台肖像很快就生产出来，而且推测起来，应该没有艺术家创作上的自命不凡介入其中。它把现场简化为最赤裸裸的本质：没有背景，没有衣服或道具，没有显示受害人的身体。它把整个事件这出大戏转变成一句宣告：活已干完。

断头台肖像遵循一种传统的格式：在每一幅画中，上方是刽子手的手揪住头发抓着脑袋，而在下面，刚刚被割断的脖子在滴着血。血是一种艺术手法，想要证明这刚好就是死亡时刻的记录。断头台肖像看上去仿佛是“写生”，而且刚好就在它的表现对象是被“夺去生命”的那一刻。

▲维勒弗雕刻的一幅断头台肖像：“头戴王冠的江湖骗子应当考虑之事”，1793年。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提供。

雕版画、石膏铸件和照片全都是对断头台本身的苍白模仿，通过中立的机械技术把面部表情固定下来。断头台上的死亡从受害人的生活故事中去除了模棱两可的歧义性——证据、动机和判断的歧义性，只留下一项重要的品格特征：此人因为叛国罪而被处死。观众可以见证一种犯罪类型的创造：“看啊，一个叛国者的人头！”

断头台让时间停止在最重要的舞台上，停止在热心观众的面前；它制造出了一幅“终极肖像”，用真正的肌肉组织和表皮做成，解除了艺术诠释的约束。如果说，断头台是权威性的肖像机器——一台肯定能吸引观众的机器——那么，可不可以把它的作品描述为美的呢？

马克·奎恩探索了这种荒诞与美之间的边界，启发我们在人的身体中看到美，它既是作为一种有机物质，也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有人把他比作现时代的卡拉瓦乔，被临终的人体所吸引。卡拉瓦乔喜欢让他那些半无头的描绘对象永远悬于生死之间的痛苦瞬间。在他的《圣约翰的斩首》中，那个倒霉囚犯的脖子被砍，但并没有完全砍断，刽子手正伸手去拿一把刀子，以便完成这项工作，当然刀子总是够不着。与此同时，莎乐美的女仆俯身向着那个垂死之人，端着银盆去盛他的头，但她不忍心看。或者，尽管血腥的恐怖就在面前，但她依然被吸引并朝着斩首行动靠近。

尽管看上去似乎很不协调，但斩首常常被看作是一种色情行为。《圣经》中犹滴和莎乐美的故事暗示了一颗被砍下的头颅所带来的强烈兴奋，一些被其戏剧性力量所吸引的艺术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回到这两个故事：一段勾引人的舞蹈，一次残忍的处决，一个盛着刚被砍下的人头的银盆。在《新约》中，希律王的继女——通常被认为是莎乐美——在他的生日宴会上跳舞。国王被她的表演给迷住了，提出可以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在跟母亲商量之后，莎乐美要求得到施洗者约翰的人头，并装在盘子里。希律王感到不安，但他答应了莎乐美的要求。约翰曾公开谴责希律王与莎乐美母亲之间的婚姻，他在监狱里被处死了，他的人头被装在一个大浅盘里带给了莎乐美。

犹滴的故事也集中于一个女人诱人而危险的力量，但犹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女人，莎乐美年轻而天真，而犹滴却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犹滴是一个富有而美丽的寡妇，离开了她那座遭到围攻的城市伯修利亚，打算去迷惑荷罗浮尼并推翻他的亚述大军。她答应把本民族的秘密告诉荷罗浮尼，以赢得了他的信任，在他一次醉酒熟睡之后，犹滴拔出了他的剑，割下了他的头，作为一个标志带回给了犹太人。亚述军队发现荷罗浮尼被杀后，惊慌而逃。

一种私密感把莎乐美的故事和犹滴的故事统一起来。两个女人都经常被表现为正拿着一颗被砍下的人头；犹滴则是自己赤手空拳砍下了一个人的脑袋。在刽子手的斧头和断头机的刀片之前，砍下的人头必定是私密的物品。那些搬动人头、切断男人脖子的女人，几乎是必然会被神话化为妩媚迷人的女人的。她们几乎不可能单纯凭借身体的力量制服一个男人，但她们可以用自己的美貌解除男人的武装。

一个美貌的女人与一个死男人的头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确保了犹滴和莎乐美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不断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和多那太罗全都呈现过犹滴；对米开朗基罗来说她是优雅的，对卡拉瓦乔来说她是血腥的，对多那太罗来说她是胜利的。画一颗被砍下的人头可能带来实际的挑战，因为遭受致命伤的模特很难找到，艺术家们通常不得不满足于头部被牢牢固定的人。画到一半的时候，卡拉瓦乔认识到，他把荷罗浮尼的头的角度弄错了，因为原本打算画人头只砍下了一半。X射线显示他画出了第一颗头，让模特儿重新摆姿势后，他又画了一遍；给了她一个适当放松的角度。

到了20世纪之交，莎乐美成了一个带有强烈性暗示的人物，出现在音乐厅、早期电影和绘画中，像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弗朗茨·施托克这样一些艺术家把她描绘为一个半裸的、自鸣得意的、挑衅性的、勾引男人的女人，手里拿着她那可怕的奖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莎乐美被看作是一个狡诈多于智慧的女人，她的性魅力赋予她力量。并非巧合的是，莎乐美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的眼里成了一个性感怪物，现实中的女性正在寻求教育、就业与平等的权利，从而抛弃她们的“恰当天性”，这样的女性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莎乐美的奖赏（一颗装在银盘里的被砍下的人头）代表了男人在面对女性解放时可能会失去的一切——她如此近距离地拿着的那颗人头代表了男人的领导地位，代表了他们的权威，他们的知识霸权和专业霸权——与此同时，作为这颗头颅的新主人，莎乐美则在一种获得证明的狂喜状态中翩翩起舞。

圣经故事让艺术家有机会在想象上砍断某个人的头颅。在17世纪初，意大利画家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犹滴：她比卡拉瓦乔笔下的那个犹滴肌肉更发达、意志更坚定，尽管真蒂莱斯基明显在借鉴卡拉瓦乔的作品。真蒂莱斯基曾被她的师傅、艺术家阿戈斯蒂诺·塔西强奸，有些艺术史家把她笔下的犹滴看作是自传性质的：这幅画让她有机会向强奸她的人报仇雪恨，并通过在画布上砍下他的头，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毫无疑问，真蒂莱斯基画中的女人把荷罗浮尼与一种肉体性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肉体性使得卡拉瓦乔的场景看上去似乎有些古怪。

执行一次虚构的斩首甚至可以提供比这更多的自由想象：如果斩首是一次想象的飞翔，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砍下你自己的头呢？很多艺术家都这么干过。他们手里的画笔以自己为模特儿，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凝视着他们自己被砍之头上的眼睛。卢卡斯·克拉纳赫、克里斯托法诺·阿洛里、卡拉瓦乔、爱德华·蒙克和保罗·高更全都在艺术作品中砍下过自己的脑袋。有人把自己画成荷罗浮尼，有人把自己画成施洗者约翰；卡拉瓦乔把自己画成了歌利亚那颗正在滴血的头，被少年大卫几乎有些歉疚地拎着。更常见的情况是，男性艺术家把自己看作是女性勾引者的受害人。阿洛里把他的情妇画成犹滴，把自己画成荷罗浮尼；蒙克把自己想象成一片血海中的施洗者约翰，而莎乐美则被简化为几缕中性的头发。它几乎不是对激情的一次愉悦的评论。超现实主义作家乔治·巴塔耶坚持认为，艺术“诞生于一个不可能愈合的伤口”，暗示了残缺是审美理解的前提。艺术还使得永恒的伤口成为可能。斩首为艺术家们打开了一个空间，使他们可以跟自己的恶魔搏斗，并思考自己难逃一死的命运。

泰奥多尔·席里柯创作了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惊的被砍头颅的油画。他的油画《被砍下的人头》（现藏于斯德哥尔摩国立博物馆）和《一个被断头机处死的人的头》（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都是残忍得毫无愧意的作品。人头摆放在沾满血渍的白布褶皱中。一个人头张着口、睁着眼，对自己的暴死深感震惊。在这些令人惊讶关注细节的作品中，席里柯表达了他对那种死不改悔的精确性的痴迷。

席里柯在1818年末和1819年初创作了这两幅画，当时他27岁。他正在创作《美杜莎之筏》，那是一幅差不多5×7米的帆布油画，为此，他在鲁莱郊区租了一间巨大而安静的画室，“对他过去习惯的生活关上了大门”。《美杜莎之筏》描绘了法国海军护卫舰“美杜莎号”遭遇海难之后幸存者们乘坐的那个木筏，1816年7月，这个木筏在大西洋上漂浮了12天。在147个漂流者当中只有15个人幸存下来，另有5个人在他们获救之后的几个月中死去。“美杜莎号”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关于饥饿、脱水、食人和疯狂的故事，法国公众对这个故事的痴迷始于1816年后期，当时此事最早得以报道，并持续了整个1817年。当时，这艘船的船长被军事法庭审判，指控是他玩忽职守和弃船。

“美杜莎号”的海难给年轻的席里柯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他可以为自己挣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名声。这是一个同时代的事件，充满了身体的和情绪的戏剧，抓住了公众的想象，为巴黎沙龙贡献了一幅雄心勃勃的绘画。席里柯开始着手准备画一幅纪念碑式的帆布油画，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认真研究了故事的每一个方面。他搜集图书和剪报；他会见了这次海难的幸存者，并跟他们交上了朋友，包括设计制作那个木筏的木匠，后者给席里柯制作了一个等比例模型；而且，他还研究了死亡对人体的影响。事实上，席里柯把自己的画室变成了一间停尸房，收集来自本地医院的人体部件，在它们腐烂的过程中加以研究，直到就连他关系最铁的朋友都受不了，不愿走进他的画室。

▲泰奥多尔·席里柯的油画《被砍下的人头》，1818年。由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提供。版权所有：Damien Hirst and Science Ltd.，DACS2014.

席里柯的画室紧挨着博容医院。在这里，他可以研究垂死患者的身体衰败情况，以及已死患者的尸体。他与那里的护士和医科学生达成了约定，以便他能够进入医院的解剖室，把截除的身体部件带回他的画室。推测起来，他不得不偷偷地把四肢和人头带出医院，因为那个时候，掘尸和解剖尸体在医学行业之外是被禁止的。这些活动也不是怯懦之人干得了的。一个医科学生还记得他第一次探访博容医院解剖室的情形：

这个阴森可怖的停尸房，七零八落的人体部件，面部扭曲的人头，被打开一半的颅骨，我们踏足而过的污血池，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气味……我充满了恐惧，以至于想从半圆形楼座的窗户里跳出去。我尽快逃了出来，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住的地方，仿佛死神及其可怕的随从紧跟在我的身后。

这就是席里柯学习人体解剖并给它们画素描的地方。此外，他还探访了巴黎的停尸房，在那里，无人认领的尸体摆放在大理石板上让公众察看。

这听上去似乎不大可能，但在19世纪，停尸房是巴黎最吸引公众关注的地方之一。在托马斯·库克游历这座城市的时候，停尸房甚至是一项重要内容，其参观者每年多达100万人次。有一份报纸声称：“要找出一个从不去那里‘朝圣’的巴黎人并不容易，不管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后来移居的。”那里有一间宽敞的、光线充足的“展览室”，游客可以看到尸体就摆放在那里，赤身裸体，只围着一条缠腰带，在很大的玻璃窗户后面，当一宗死亡引起媒体关注时——比方说一个孩子被发现漂浮在河上——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尸体。因此，席里柯对死人的好奇心在当时并不稀罕，尽管其学术研究的强烈程度毫无疑问让他显得与众不同。

几个月以来，席里柯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一直沉浸在这个主题中，不断嗅闻和触摸身体创伤和腐烂的现实。他精心浇灌着木筏故事的每一个细节，像他笔下的对象曾经历的那样与死神一起生活。他剃掉了头发，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只允许少数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探访他的画室，为他安排必须送到这里的食物。正是在这段自愿与世隔绝的时期，席里柯创作出了一些描绘被砍之头的油画和素描。

在过去，这些绘画被称作预备习作，尽管没有一颗头被包含进他的最终作品《美杜莎之筏》，而且，画中所有的人物包括尸体都是根据活人模特画出的。不只是预备习作，席里柯画的那些人头看来是私人性质的探索，以研究斩首所带来的情绪后果和身体后果，因为它们从未被公开展出过。它们是他对人类痛苦及其局限的深刻思考的组成部分——是他坚定决心的组成部分：他决心要过他要描绘的那种生活。

席里柯的人头画受到了艺术史家的大量关注，连同他描绘被截四肢的习作，但它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不像他为《美杜莎之筏》绘制的其他习作，这几幅画都是已经充分实现的、构图精细的艺术作品，但它们也充满了矛盾和歧义。它们尽管骇人听闻的写实，但至少有一个所谓被砍下的头颅，是在席里柯的画室里依据一个活着的模特画下的。即便是那幅实际上被砍下来的人头——属于一个在比塞特尔被处决的窃贼——也受益于被强化的细节，例如鲜血，这必定是添加上去的，因为到席里柯画它的那个时候，血已经完全流干了。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尽管十分写实，并诞生于席里柯对解剖室的痴迷，但这些作品远远不只是对解剖的研究。它们还是某种幻想，正是这种幻想利用了断头机在法国社会的黑暗存在。大概，席里柯是在试图充分认识这台“国家剃刀”的恐怖的努力中，用他手里的画笔砍下了模特的脑袋。

席里柯赤裸裸地呈现那些人头中沾满血污的脖子残端，并把它们推到你的面前，以至于观看者无处可藏。他毫不留情地直白露骨，但斩首也让他深陷于死亡的情绪共鸣中，因为他似乎描述了行刑过程的不同瞬间：他笔下的一个人头表达了斩首的极大痛苦，另一个是女人的头，显示了这一残忍事件之后死亡那沉睡一般的安宁。席里柯所传达的信息是模棱两可的：究竟是谴责断头台的恐怖，还是沉湎于断头台的狂欢？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席里柯反对死刑。他的几个朋友和老主顾是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基督教道德协会”的成员，该组织为争取废除死刑而战斗，一些艺术史家同意，他很有可能支持这一事业，但他的绘画并没有明显的政治性。例如，不妨把它们与雅克·雷蒙·布拉斯卡萨那幅描绘未遂刺客朱塞佩·费尔希的油画进行比较，那幅画是15年之后画的。

1836年，在对路易-菲利普国王的一次未遂刺杀中，费尔希因为牵涉其中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布拉斯卡萨为费尔希那颗被砍下的人头画了一幅肖像画。他画的这颗人头也是放在有褶皱的布上，尽管血腥，但被割断的脖子藏在了褶皱的下面，几乎看不到。光线从上面照下来，费尔希的表情虽然有一种挫败感，但很有尊严。他看上去几乎是平和安详的。布拉斯卡萨也画了断头台，在费尔希头颅背后的阴影里若隐若现，还有献给这个被处决的激进分子的血红色题词，与雅克-路易·大卫献给马拉的题词相呼应，而且把费尔希定格为一个政府压迫的殉难者。简言之，布拉斯卡萨对他笔下那颗被砍下的人头进行了一番处理，让观看者确信：一项有价值的政治事业证明了他选择这个令人震惊的主题是有道理的。对于席里柯的观众来说则没有这样的保证。他描绘的对象是匿名的，而且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而被凶残地砍掉了脑袋。

席里柯没有解释其画作中的恐怖，相反，他对此流连忘返。他的画作经过精心的编排，并且被戏剧性地照亮了：从一个阴暗房间的昏暗中浮现出来，人头（男人的和女人的）被垫高，并排斜倚着，让人想起一张死亡婚床；而在另外一幅作品中，被砍下的手臂和两腿在温暖的光亮中优雅地缠绕，暗示了一次充满色情意味的拥抱。席里柯打断了我们的预期，对我们的震惊幸灾乐祸。他的绘画是放纵的，在这一点上，它们反映了时代的走向。不只是席里柯被生与死的黑暗现实所吸引。在19世纪初，恐怖是大买卖。廉价恐怖小说都是畅销书，与此同时，凶险的戏剧表演也吸引了密密麻麻的观众，在蜡像博物馆里可以找到“恐怖屋”，还有幻影魔法灯会吸引着围观的人群，上演的是起死回生的骷髅和死尸，更不用说巴黎市停尸房里展出的真家伙，或者断头台本身的定期演出，它始终能确保庞大的观众群。席里柯那些描绘被砍下的人头和被截下的四肢的绘画作品，都属于这种对恐怖景象的迷恋，但它们被置于人类生死的严酷现实的底色之上，从而嘲弄了这种迷恋。

尽管有政治上的低调、医学的影响、情感的暗示，以及就这个问题而言，还有席里柯所表现的主题在当时的法国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和流行，但毫无疑问，他比大多数人更加沉湎于痛苦美学。他之所以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英雄，并非毫无来由。他描绘罪犯、疯子、病人、穷人和死人。他在其他人背过脸去或伸长脖子呆看的地方看到了美。他的一位朋友泰奥多尔·勒布朗还记得，大约在席里柯创作《美杜莎之筏》的前后，他遇到过席里柯。勒布朗当时正患黄疸病，糟糕的健康状况极大地损毁了他的外貌，以至于他发现，在大街上，那些被吓坏的人纷纷对他关上大门——然而，席里柯却告诉他：“你多么漂亮啊！”并要求他摆姿势让他画一幅肖像。勒布朗认识到，“对于这位正在到处寻找垂死者的肤色的画家来说”，自己看上去“似乎很漂亮”。

席里柯发现畸形比古典美更有吸引力、更真实、更有意义，尽管我们如今看到，他的作品在古典传统中已经取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美杜莎之筏》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肌肉发达的人物身上，他们都是运动健将，取代了一群不幸的、瘦弱的、半死不活的疯子。当时很少有人对其作品中的传统人物发表评论：无论是热爱他的艺术的人，还是对此恨之入骨的人，都把他视为一个革命者。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自命为学院派的守护人，他发现，《美杜莎之筏》令人憎恶：“我不想成为《美杜莎之筏》及其他解剖室图画中的任何一部分，它们把人表现为一具尸体，只显示丑陋而吓人的形象。不！我不想要它们！艺术只能是美，只能教会我们懂得美。”相比之下，席里柯的朋友和精神上的继承人欧仁·德拉克洛瓦看过他的几幅“解剖”习作，终其一生都记得它们；在他看来，它们“真正崇高”，而且“对于人们应当理解的那种美来说是最好的论证”。

人们很容易夸大席里柯笔下那些被砍之头的故事。前文中，我曾把他的画室描述为一间停尸房，就像我之前的无数作家一样，但幸存下来的油画和素描只描绘了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他画了好几遍），两条被截下的手臂和一条腿。1824年，他的画室拍卖目录中列出了10幅“不同人体部件”习作，它们可能参考了已经失传的其他残缺尸体习作。有几幅现存的素描，描绘的是被剥皮的尸体，看上去仿佛是在解剖室里画的。他的第一位也是被引用最多的一位传记作者夏尔·克列芒曾提到他的画室里有“很多尸体”，提到了一个他保存了15天的被砍下的头，以及朋友们实在受不了，不敢探访他的画室。然而，惨死是当时巴黎生活的组成部分。那是一座肮脏而有病的城市，居住着很多由于战争或贫困而致残的人。在这座城市里，每周都要在断头台上向嘲笑奚落的围观人群公开表演残忍的斩首，死尸很容易得到。

并非只有席里柯寻求与死者建立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还有两个年轻艺术家，亚历克桑德雷·柯林和夏尔-埃米尔·尚马丹，在他和断臂残腿举行烛光会议期间曾与他并肩工作。尚马丹自己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描绘被砍之头的作品《死后》，直到最近依然被归到席里柯的名下。这个画家圈子的另一位成员奥古斯特·拉斐特据说从一家军医院里获得了一个年轻士兵的头颅，并花了几天时间“描绘它的各个方面……要么戳在一杆长矛上，要么摆放在一个大浅盘上”。这些人为了他们的艺术创作而寻找死尸，而且在断头台附近地区，一颗被砍下的人头看起来大概比今天看上去更不那么可恶。

历史学家往往想这样解释席里柯的绘画，正像我所做的那样，仿佛它们的创作者需要恢复名誉似的，仿佛我们需要消除这样一种疑虑：席里柯本人并不是一个堕落之人，想要用私人的身体部件搞创作，正相反，他是一个勇敢而不同寻常的艺术大师。在今天，死尸通常被藏起来，不让公众看到，但艺术家依然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有可能跟死人打成一片。比起席里柯（我们依然对他的那些解剖习作秘而不宣），像奎恩那样的当代艺术家却因为他们“令人震惊的艺术”而名扬天下。

1981年，达米恩·赫斯特在利兹一间停尸房里紧挨着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摆姿势拍照。当时他才16岁。那颗人头——一个秃头男人，其身份至今不为人知——被摆放在一个金属桌子上，赫斯特为了拍照身体向右倾斜，脸挨着脸，因此他差不多触碰到了死人的脸了。赫斯特对着照相机咧嘴而笑，搔首弄姿，但他后来回忆，他的高兴中掺杂着恐惧。那是一个十几岁叛逆少年的兴奋：

这是我和一颗死人头，被砍下的人头，在停尸房里。我16岁……如果你看着我的脸，我几乎是在说：“快，快，拍一张。”那是焦虑。我想让我的朋友们看，但我不能把我所有的朋友带到这里，带到利兹的这间停尸房。我真的很害怕。我咧嘴而笑，但我以为他的眼睛将会睁开，它正要发出声音：“格啦啦啦哈！”

即便还是个孩子，赫斯特也以完美的技巧运用了他那种令人震惊的力量。当时，他想给朋友们留下深刻印象；十年后，他发行了这张照片，作为一个限量版，被印在铝板上，题为《与死人头一起》，他正在以他最早的个人展览，在当代艺术史中为自己赢得名声。他本能地知道如何制造一次冲击。

在这幅照片中，赫斯特冷酷无情的玩笑和他厚颜无耻的姿态，让我们不由得怀疑我们自己的臆断。像席里柯一样，赫斯特也在玩弄我们的反感，把我们吸引过来，不管我们自己的感受如何。《与死人头一起》是一个例证，揭示了其整个事业生涯中吸引赫斯特的很多主题：生与死之间的模糊边界，解剖、腐烂和保存的过程，反感与恐惧的界限，医学与科学介入的社会效果，还有放纵、幽默和争论那打动我们的力量。

考古学家莎拉·塔尔罗把这幅图片描述为“权力的滥用”，它“违背了那些经常跟死者身体打交道的人的所有职业准则”。赫斯特的对象可以清楚地辨认，尽管表面上是匿名的，但他从未对赫斯特那幅“利用性的和冷酷无情的”作品表示同意。

赫斯特那天是为了画人体解剖而去停尸房的，而且，他也是为了弄明白生与死而画。

当时我确实很年轻。我想了解死亡，我想去停尸房，我接触到了这些尸体，我感觉很不舒服，我想我即将死去，那十分可怕。但我又回来了，我想回来画它们……你知道，那就像我正在抓住它们。它们只是一些死尸。死亡被进一步移开了一点……关于死亡的观念，你知道，当你实际面对这种事情——所有这种图像——的时候，它只会重新定位在别的什么地方。

赫斯特正在适应死人。他以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虚张声势来适应死人，这种态度将继续赋予他的作品以色彩：“人并不在那里。那里只有这些物品，看上去就像真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手放进别人的口袋里，乱搞一气，哎哟哟哟！跟人头在一起……它只是不在那里。刚刚把它移到更远的地方去了。”赫斯特是不是如此成功地把死人客体化了，以至于再也不认为它们是人了呢？或者，这些只是粗鲁无礼的笑话，试图掩饰自己的感情脆弱？他说，他很害怕被砍下的人头起死回生，仿佛要证明他不只是一件物品，也根本不是玩具。

作为一件艺术作品，《与死人头一起》可以被解释为征服的形象，但作为一张照片，它也记录了一个孩子气般自鸣得意的瞬间，表面上，它是一个16岁少年值得尊敬的追求。赫斯特在停尸房里是为了学习如何绘画。如果他再三回到那里画死人，那么在他工作期间必定也有更安静的思考时刻。画死人体需要一次复杂的情感之旅。

劳拉·弗格森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一位驻校艺术家，为医科学生和教职员开设绘画班，她这样谈到自己的工作：“必定有大量的事情发生——它是一次如此深刻的经历。但当你绘画的时候，你是在表达自我——尤其是，如果画的是一具死尸或其中的一个部件的话。在某个层面上，你不得不处理情感。”另外一些艺术家曾谈到，画死人尸体并不只是作为一种观察方式，它更是一种认知方式。画画是一种与死人相处的方式。它需要艺术家长时间地、全身心地集中凝视和专注。达米恩·赫斯特的照片是片刻之间产生出来的，但推测起来，他的绘画应该花了更长的时间，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集中他的注意力。“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与你正在画的对象或物品进行沟通，”弗格森说，“以至于你开始知道，在某些方面，那样做远比你讨论它或者只是在书中看到的它更加深刻。”

▲达米恩·赫斯特的《与死人头一起》，1991年。

乔伊斯·卡特勒-肖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的驻校艺术家，她把画死人描述为“移情性地拥抱被描绘的对象，既是用眼睛，同时也通过手”。这是一个思考过程。她指出，曾经困惑席里柯的那些技术挑战继续占据着那些描绘死亡人体的艺术家们的头脑——例如，如何区分死亡与睡眠。卡特勒-肖曾经谈到死后的人体在重量和浮力上的差别，但她还谈到，像生命一样，死亡也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改变的过程，身体先是变硬，然后开始腐烂，要么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医学研究而进行防腐保存。有某种技术任务，让一个艺术家在解剖室里全神贯注。

赫斯特的《与死人头一起》呈现了一幅真实的——尽管是死的——血肉肖像的恐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赫斯特把一个死人的头颅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从而公然嘲弄了停尸房和解剖室最普遍的规则之一。在医学实验室里，尸体的头颅通常被包在几层薄纱之中，相比之下，身体却成了紧张思考和解释的焦点——仿佛这幅肖像被颠倒了过来。在解剖室里工作的学生们常常以为，这样包起来是为了保护他们那脆弱的敏感，还有尸体的尊严，因为如果看不到脸部的话，切开人体就更容易一些。但有一些重要的实际理由把人头遮盖起来。学生们花几个月的时间来解剖一具尸体，头部和脖子上那些纤细脆弱的肉可能干得很快，也很容易遭受损害，包起来保护了头颅，但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这样做也隐藏了尸体的身份，帮助把一个死人转变成了一件适用的科学标本。如果说人头很珍贵，那么，这只是强调了在这样一个不带情感的环境里对谨慎的需要。

艺术在解剖室里一直存在。今天，医学艺术家与摄影师、放射技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并肩工作，为的是用图片说明一切，从手术规程到病理标本。在早期，画素描是解剖学努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那是记录和传达解剖学家所发现的复杂结构的惟一方法。素描科学与解剖艺术之间的区分始终很难界定。众所周知，列奥纳多·达·芬奇为了熟悉人体构造，而一丝不苟地、“一点一滴地”从几具尸体上剔除肌肉。在描述他的努力时，达·芬奇承认，其他艺术家可能对这样的工作退避三舍，他们要么是因为憎恶，要么是由于害怕“夜里与这些被肢解、被剥皮、看上去很恐怖的尸体为伴”，或者是由于缺乏技能或耐心。从解剖学的角度画死人体是一项劳神费力的工作，达·芬奇的这番评论在今天就像在16世纪一样切中要害：一旦一个艺术家稳定了他的情绪，他就必须调动他的天赋，集中他的注意力。

医学艺术家根据具体的指示来工作，为了实用的目的而选择并阐明医学信息，但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优秀的艺术家在医学院的教员团队中越来越普遍。讲师们承认，艺术课程不仅让学生们的观察能力更加敏锐，而且还减轻了解剖人体的情绪负担。惊奇和反感（即便是在不稳定的状态中）是学习“人体解剖”时的孪生反应；学生们在训练期间学会了隔离和控制这样的情绪，医学院开始鼓励学生们创造性地表达他们的情感，要么通过写作班，要么通过绘画班，来作为帮助他们管理情绪的一种方式。

某些人体部件对学生们来说特别有挑战性，因为他们阻止了客体化：一具尸体的双手、生殖器和头颅反复被挑选出来，因为它们很难解剖。正如一位学生所写的那样：“头、脸、脖子太有人性了。”解剖人头让你不得不面对你的工作性质，因为尽管有各种遮盖、教科书和礼仪，但你所切开的依然是一个最近还活着、会微笑和思考的死人。对一所医学院里的创作项目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学生们的画作常常省略了手和脸。一个学生在创意写作班里写到了通过医学知识进行筛选，同时故意“忽视手和脸”。另一个学生画了一个依然活着的癌症患者，他写道：“我画她的脸消失在她一份份皱巴巴的医疗记录中，仿佛是为了把她看作做是一个科学存在，你不得不仔细检查她。”她把脸描绘为缺席存在，把脸遮盖起来是对其力量的一种不言而喻的承认。

另一些学生决定在艺术班里画被解剖的头和颅骨。劳拉·弗格森的一位学生迈克尔·马隆在一幅题为《丢弃》的作品中画了一颗被劈成两半的人头，这幅作品后来被发表在纽约大学的杂志《集会》（Agora）上。当它在工作台上被剥皮并打开的时候，这颗死人头可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艺术对象，正如它生前一样。绘画还诱使学生们把患者想象为有自己的生活史的人。一个学生承认：“我更倾向于把患者想象为有自己个人生活的人。”而另一个学生认识到，“你可以在这幅画中描绘患者的情感和你自己的情感”。学生们可能画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或者可能完全忽略其描绘对象的头，但不管是哪种方式，艺术都赋予了死人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够在解剖标本中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有人说，解剖室首先是一个工作场所，关乎实用性的考量。一个艺术学生可能仅仅因为那一周碰巧有一颗被砍下的人头可画，于是决定画一颗被砍下的人头。对一个训练有素的死人观察者来说，一颗被解剖的人头不可能引发任何特殊的评论。当我向乔伊斯·卡特勒-肖问起她那些解剖人头素描时，她只是答道：“它们都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解剖课教学收藏中的解剖模型，是从真实的人体上切割下来并保存的。它们跟原先的身体没有任何联系。我在解剖实验室里发现了它们，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以至于我不得不画下它们。”卡特勒-肖的评论说明了解剖室的实用主义和奇妙。对门外汉来说，在实验室里可以“发现”一连串的人头，“跟原先的身体没有任何联系”，就像他们自己的人头一样引人入胜。

▲圣地亚哥市加州的大学解剖教学收藏中被解剖人头的速写，乔伊斯·卡特勒-肖绘，1992年。由乔伊斯·卡特勒-肖提供。

关于一个艺术家拿刚刚砍下的人头进行创作，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来自两百多年前的玛丽·格劳舒尔茨，她后来被称作杜莎夫人。在大革命期间的巴黎，杜莎夫人还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女人时，便开始塑造断头台受害者们的雕像。杜莎夫人蜡像馆因为展示革命者的人头而一举成名，尽管杜莎的很多头像是在其描绘对象活着的时候，但其中也有很多人是在死后被带给她的。杜莎夫人后来写道，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后，监狱长伯纳尔-勒内·德·洛奈和巴黎商会会长雅克·德·弗莱塞勒——他们作为法国大革命最早的受害者而著称——砍下的头颅被从旗杆上取了下来，并被火速送到她的沙龙，在那里，她坐在展馆的台阶上，把两颗血污的人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取他们的脸部印模。她还声称，曾把她的朋友罗伯斯庇尔的人头放在膝盖上，雕塑它的形象，而且是刚刚从断头台上拿来的；她还记得，宪兵队如何把她叫到马拉被刺杀的现场，在那里，她“在最痛苦情绪的影响下”，在马拉躺在浴缸里，身体尚热，还在流血的时候，制作了他的脸部模型。后来，她还为路易十六国王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制作了死亡面具。

杜莎夫人可能是为了强调其作品的权威性而详细讲述这些故事的细节，但她无疑已经习惯了处理被砍下的人头。法国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和艾蒂安-让·德莱克吕泽在1800年代初拜访过她的蜡像沙龙，他们被领着去看储藏室里的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著名革命者的蜡人头，包括罗伯斯庇尔。用绷带把罗伯斯庇尔粉碎的下巴绑在了恰当的位置上，据说他们看了这批储藏一会儿，然后宣称：“它们都很像，做得很不错。”

杜莎夫人蜡像的准确性，以及紧接相关事件之后蜡模便很快出现在其展览中，是她成功的关键。她的展览持续不断地更新。她定期做广告接受私人委托，对象死活皆可，向人们保证“死的对象将被赋予最准确的鲜活外表”。与此同时，她的团队出席法庭审判，画速写，作笔记，商谈购买服装和私人物品，使得最近被处决的罪犯在断头台上刚刚被斩首，便能够立即被添加到她的展品中。杜莎夫人的“恐怖馆”变得如此深受欢迎，以至于有些罪犯在处决之前便把他们自己的衣服捐赠给她收藏。

杜莎夫人所提供的是一种耻辱的不朽，作为她的展览明星之一。她让她雕塑的对象起死回生，尽管是用蜡做成的。如果说，断头台把它的对象转变成了物品，那么，杜莎夫人用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技巧，为它们重新注入了生命。在英国，杜莎夫人的革命者人头展览借着烛光观看，利用了英国人对英吉利海峡那边最近所发生事件的强烈关注。在这里，参观者可以亲自看到法国大革命中最著名的受害者，感觉离行动更近了一些，“恐怖馆”很快就包括了范围广泛臭名昭著的罪犯，供付费观众仔细端详。杜莎夫人第一个在英国砍下的人头模型是爱德华·迪斯帕尔德，此人是个爱尔兰军人，1803年因为密谋刺杀乔治三世国王而被处死，他的人头让断头台上的官员不知所措，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乱砍一气，最后把它扭了下来。杜莎夫人让迪斯帕尔德的朋友们（他的遗体被送交给了他们）大吃一惊，因为她问他们是不是可以为迪斯帕尔德的人头制作一个铸模。作为成果的模型在淡蓝色光中被展出，蜡像馆的参观人数因此大为增长。

玛丽·杜莎利用了人们对活死人的幻觉，并从中获利。当一个艺术家画一幅肖像或画一颗砍下的人头，或者同时画这两者的时候，他是在追踪身体与想象之间的一条界线。一幅肖像要求想象性地进入对象的“灵魂”；一颗被砍下的人头雕塑需要想象性地跳过死亡的边界，或者至少是跳到悬崖边上。

有些艺术家，像卡拉瓦乔，似乎打算延伸生与死之间的痛苦边界，用他们的艺术让这条边界保持开放，探索其内部的空间。在19世纪之交，断头机的速度拒绝提供这样的空间，使得它不能被肉眼所见，并诱使另外一些艺术家，像席里柯，在想象上进入其中。一颗新鲜的被砍之头似乎紧紧抱住生命不放，尽管生命已经一去不返。它比一个骷髅更残忍、更有力、更栩栩如生，但它依然属于来生。像莎乐美的女仆一样，我们不忍直视，但我们被迫靠得更近一些，面对面地正视一个人的命运。

席里柯、杜莎、赫斯特和奎恩全都力求让他们塑造的形象尽可能真实，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中，他们使用血和肉。艺术可能是一条途径，可以获得观察死亡的一个视角，但它也可能让这一视角塌陷，并重新定位击打的力量。如果说一件艺术品提供了一个思考事件的可靠框架，那么这些艺术家都在试验着移走这个框架。赫斯特回应了奎恩的“终极肖像”，谈到过他想“让艺术更加真实”的渴望。艺术可以推挤生与死之间、真实与表现之间的那条界线。但是，当一种表现手法缺乏他们所寻求的那种真实性时，“真实”肖像的观念便是荒谬的。

马克·奎恩曾谈到过这一点：“我还认为，完全用我的血和我的身体做成的自我雕像也有一个反讽的因素，因为即使这尊雕像是我的形状，用的材料是来自于我的身体，在我看来，那一直是强调了一个真正活着的人与组成这个人的材料之间的差异。”极端情况，一个死人被砍下的头颅，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它并不是一尊雕像，因为没有幻想、没有生气，没有艺术家带给这个行业的技巧。一个死人的头甚至再也不是这个人，不管我们多么希望它是这样。断头台的观众们不可能相信那些被砍下的人头是死的。他们看到它在抽搐和活动，因此确信这些人头依然看到了并感受到了周围的世界，但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他们是不是对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成功地与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交流过（尽管不乏有人尝试，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

如果说，科学并不能让一颗被砍下的人头起死回生，那么，这正是艺术家的力量之所在。艺术可以实现我们所有最黑暗的冲动，通过在死后赋予这些处在地狱边缘的怪物以生命，不管结果可能是什么。反过来，艺术家之所以被那些砍下的人头所吸引，恰恰是因为它们拒绝被定格。正如任何一个医科学生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让一个人成为一件物品要付出大量的努力，艺术的凝视为这件标本提供了空间，让它可以在一个大不相同的舞台上重新开口说话。这个舞台——画布、解剖台或圣坛——框定了我们与这些陌生存在之间的互动，赋予它们的存在以合法性，能够给予它们发言权，远比他们生前享有的任何发言权都要大。

第五章

人类的头颅崇拜史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活人一直转向死人寻求魔力。死人的尸体是令人兴奋的东西，那些看上去似乎能够抵抗腐烂的部件，仿佛在抵抗着死亡，坚持着生的力量。

每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日，数以百计的天主教徒都会跟随一个护送圣徒遗骨的队列，从都柏林以北的德罗赫达市露德圣母教堂，沿着大路向南走一英里，来到圣彼得教堂，在那里举行一场特殊的弥撒。他们行进到那里是为了纪念圣徒奥利弗·普伦基特1681年的死去，他成了爱尔兰的和平与和解的守护圣徒。队列中有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骑士，市长和市议会议员，他们全都穿着色彩鲜艳的礼袍。一支管乐队陪伴着他们，本地宗教组织和世俗组织的成员，连同参加纪念活动的朝圣者和公众，他们一路上都举着旗子。稍后，在圣彼得教堂举行弥撒期间，他们与圣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并排坐在一起祈祷，这颗头颅保存在一个精工制作的黄铜和玻璃圣坛上。

普伦基特的头颅已经有330多年的历史，保存得非常好。他的皮肤呈褐色，很干燥，双眼紧闭而深陷，鼻子被掐过，但头上和下巴上依然有少量毛发，他有一副很好的牙齿，可以从开裂的嘴唇后面看到。在过去，普伦基特头颅的良好状况被视为它的奇迹品质之一，这可能是因为这颗头颅在他刚刚死后便进行了防腐处理，更近一些的时候，圣约翰教堂投入了一些时间和金钱，来维持它修复后的良好状态。

▲圣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由德罗赫达市圣彼得教堂提供。

长时间地保持一颗人头向公众展示，给相关人员带来了某些实实在在的责任。1990年，德罗赫达的教区牧师请爱尔兰国家博物馆的馆员来查看普伦基特头颅的状况。他们发现，玻璃柜内部的湿度太高，这解释了圣奥利弗的皮肤上出现的细小晶体，以及前几十年里随着害虫滋生而经历过的一些问题。在对这颗头颅进行分析的同时，教堂决定为这件遗骸委托制作一个新的圣坛。优先考虑的是安全性、可见性、可接近性及可维护性，对于一个宗教机构来说这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但就遗骸而言，圣彼得教堂的行为很像一家博物馆，有义务为了参观的公众而保存好它的藏品。普伦基特的头颅不得不保持安全，同时又要很容易看到，以便人们能够对这位圣徒提出他们的祈求。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来观看普伦基特那颗已经木乃伊化的人头；这些人大多数来自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并不全都是天主教徒。鉴于这一点，圣彼得教堂决定，这件著名的遗骨需要一个新家，而且，除了一些重要的实际考量之外，宗教当局想要改善它“礼拜的和审美的”环境。

像普伦基特的头颅这样一件神圣的、明显很有力量的物品——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吸引到一起——应当有一个安息之地，既有恰如其分的庄严，又是一处圣地，能够传达它对于天主教社群的意义。新的圣坛在1995年安装完毕，由一个黄铜和玻璃灯塔所组成（让参观者可以从四面八方看到这颗头颅），被安置在一个石头底座上。9米高的哥特式塔尖，高大而修长，把灯塔的顶部与教堂的屋顶连接起来。普伦基特的头颅被置于镶嵌着宝石的铜质圣骨盒的里面，那是在1921年为它制作的，也就是为普伦基特行宣福礼的那一年。在周围的墙壁上，文字面板讲述了他生与死的故事。从这些文字中，你不可能怀疑奥利弗·普伦基特在圣彼得教堂的身份以及在整体的天主教会和爱尔兰的民族意识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它并非一直如此。实际情况是，奥利弗·普伦基特那颗被砍下的头颅比它的主人在有生之年所吸引的关注远远大得多。就连天主教历史学家也同意，普伦基特的生平相对来说不那么引人注目。不像身后留下头颅的其他圣徒——最著名的是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她的头被保存在圣多明尼哥教堂里——普伦基特并没有神奇的幻想。他没有写过神学小册子，也没有卷入教皇政治。尽管他勤勉刻苦，领导着一个被国内冲突和广泛迫害所撕裂的教会，但他平生很少把自己置于殉道的轨迹上，尽管他去世时的情况是悲剧性的，但并不独特。

普伦基特是17世纪晚期围绕子虚乌有的“天主教密谋”而产生的反天主教歇斯底里的无辜受害者中的一员。他担任阿马大主教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卷入了天主教会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争论。在被战争撕裂的爱尔兰，普伦基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能干而勤勉的主教，创下了坚信礼的记录，在天主教内部和作为整体的爱尔兰内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促进了宗教宽容。然而，他与教士们打交道时却常常很尖刻，有人指控他霸道；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在一个教士内部纪律彻底崩溃的时代，坚定有力的领导至关重要。1679年，他遭到本教会中一些怀有报仇心成员的告发，并接受审判，先是在都柏林，然后是在伦敦，在那里，他成了“天主教密谋”的最后一个牺牲品。事实上，他也是最后一个因为信仰而死在泰伯恩刑场断头台上的天主教徒。

普伦基特到死都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很多被那些多事之秋的骚动席卷而去的天主教徒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的命运并没有确保其圣徒的地位。他在单独监禁中度过了冬天里寒冷的六个月，靠着监狱里微不足道的一点配给活了下来，然而他每周斋戒三天，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了连续不断的祷告上。他的平和泰然被记录在他的书信中。他写信给从前的秘书说："15日通过的对我的死刑判决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恐惧，甚至没有剥夺我一刻钟的睡眠。”他的死刑执行在他一生中最后两个礼拜里被延期三次，在他离世的那天早晨，他十分镇定地在他信件上签下了名字，新门监狱的监狱长报告，在睡了一夜好觉之后，普伦基特走向了断头台，“就好像是走向一场婚礼那样满不在乎”。他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演说，宽恕了那些告发他的人，朗诵着下面这句话走向死亡：“主啊，我将自己的灵魂交到你的手中。”

据说刽子手被他的举止深深打动了，以至于先让他死去，然后才取出他的内脏，再允许死者的朋友取走他的身体部件作为纪念物。这些故事有点陈词滥调，在他被处决之后的那些年里，围绕普伦基特的尸体也产生了一些流于俗套的传说。他死后，他的头在断头台上被砍下，被扔进了一团火中，被普伦基特的朋友伊丽莎白·谢尔顿连同他的两条前臂重新找回，并把它带回家里保管。早年检查过他的头颅的人都说，它闻上去很香，在一个铁盒子里被关上三四年之后，这无疑是一个神奇的品质。与此同时，他的身体被肢解并被埋葬，据有些报道记载，当它后来被挖出来的时候，它在坟墓里把自己重新组装好了。

人们常说，圣徒的尸体能抵抗腐烂，而且偶尔还会从坟墓里反抗它们被斩首的命运。殉道的国王圣埃德蒙在870年被斩首，后来人们发现，除了脖子周围一条细细的红线之外，他躺在棺材里没有遭受致命伤害的痕迹。不管费多大的劲，那些发现他尸体的人也不可能把他的头和躯体分开。有些报道还记载，11世纪爱尔兰国王布赖恩·博鲁1014年在克朗塔夫战役中被斩首，后来被发现并未腐烂。

在最近这些年里，天主教会刻意让自己与“神奇”圣骨的故事保持距离，更愿意把圣徒的遗体埋葬地看作是一个纪念和祈祷的场所。有一份关于德罗赫达的圣奥利弗的传单，援引了其头颅引人注目的完好保存，但没有把这视为神奇的肉身不腐的标志，而把它看作是信仰的证据，以及那些在他死后照料其遗骸的人的好运气。然而，普伦基特1975年才被封圣，是爱尔兰700年来的第一个新圣徒，装在那个黄铜玻璃柜里的普伦基特的头颅，肯定有助于动员人们的支持，让他跻身于圣徒行列的。如果他的头颅没有保存下来，并在德罗赫达的教堂里对世人展示（它在那里被证明非常成功地引导了忠实信徒的祈愿），普伦基特大主教很可能早就湮没在历史书那发黄的书页中了。

在18世纪，普伦基特几乎被人遗忘，但在19世纪晚期，人们出版了两本他的传记，紧接着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些更通俗的描写他生平的图书。多亏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推动者的工作，1920年，教廷为他举行了宣福礼。次年，普伦基特的头颅移出了德罗赫达的一座修道院，它已经在那里安放了两百多年，并迁到了本城的教区教堂，在那里，公众可以更容易看到并崇拜它。接下来，在1933年，“祈祷蒙福的奥利弗·普伦基特封圣联盟”成立。其成员致力于让奥利弗·普伦基特的生平故事更广泛地为人所知；他们想方设法把朝圣者带到德罗赫达的圣坛，他们鼓励天主教徒急切地祈祷出现封圣所需要的神迹恩典。他们分发传单，创作布道词，签署请愿书。

由于必须首先要有两个重要神迹被直接归因于普伦基特，然后他才可能封圣，于是他在德罗赫达的那颗头颅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伦基特的头和脸曾经接触过的一些小块的亚麻布以每块1.25便士的价格向信众发行，人们被要求向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报告“通过蒙福的奥利弗的祈祷而接受的任何恩惠”。虔诚的信徒报告了头的芬芳香味，以及它“可爱的”面容，声称“几代有着文明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人都向神庙的铸模，以及精雕细琢的鼻子和嘴唇祈祷”。据1970年代担任阿马大主教的托马斯·奥菲耶赫说，德罗赫达成了“一个为蒙福的奥利弗祈祷的全国中心”。

尽管如此，但结果却是1958年，在距离德罗赫达的头颅安息之地若干英里之外的那不勒斯，普伦基特在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人奇迹般的康复中发挥了作用。当一个意大利女人躺在临终病床上的时候，多尼戈尔郡本地的卡布里尼·奎格利姐妹为了她痊愈而整夜向蒙福的奥利弗祷告，于是第二天早晨，医生的预言落空，病人恢复了意识，并恢复了健康。争取普伦基特的封圣运动在1969年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当时，“蒙福的奥利弗·普伦基特运动”在爱尔兰创立，并确立了每年7月举行的德罗赫达朝圣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普伦基特的人头前祈祷。1972年，当这场运动加快步伐的时候，那不勒斯的神迹得到了罗马教会当局的认可，几天后，普伦基特被封圣。

有一长串的追随者承认普伦基特那颗被保存下来的人头的巨大力量，而最早把他的人头和手臂保存在自己家里的伊丽莎白·谢尔顿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人。不管谢尔顿保存普伦基特的身体部件是视之为神圣的遗骸，还是仅仅作为古董，她终归是有先见之明的。她起草了一份证明书，由她和主持的外科医生签名，以证明她的珍贵收藏的历史。这份证明书今天保存在德罗赫达的圣彼得教堂里。

三百多年来，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继续对生者发挥它的力量：它帮助形成了教会对普伦基特本人及其在爱尔兰和天主教意识内部的地位的认识，从大主教上升为受庇护的圣徒。德罗赫达是1649年英国人对爱尔兰人最著名的大屠杀之一的场所，而他的人头也保存在这座城市，这帮助他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一个象征。与此同时，在天主教会内部，普伦基特成了和平与和解的圣徒，这多亏了他在爱尔兰历史上一段巨大的宗教分裂、冲突和政治压迫的时期所做的工作。

普伦基特的头颅早在他成为圣徒很久之前就一直靠它自己赢得名声。在20世纪，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去朝拜它。有很多红衣主教和主教来到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面前祈祷，其中包括未来的教皇保罗六世，1961年，他作为红衣主教蒙蒂尼探访德罗赫达，并在后来主持了普伦基特的封圣仪式。看来，在这次为他争取封圣的漫长行动中，普伦基特最大的、最坚定的辩护者似乎是他自己的头颅。就算别的什么也没有，天主教会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投入资源保持这颗人头对公众展示，在庄严堂皇的空间里，在合理得当的条件下，这本身就赋予奥利弗·普伦基特以一定的声望，这一切多亏了他的头颅。

一旦有一件人体部件被保存下来，而且在任何时间长度内保持在人间，而不是以通常的方式归于尘土，它就会发展出自己的身份，往往还会抵抗它自己的埋葬。埋葬曾经是事物的自然历程，如今，其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即使在普伦基特封圣之前，他的头颅便在共同体内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形成了它自己的重要关系，不管是作为修道院生活的组成部分，还是更晚近一些在德罗赫达教区所扮演的公共角色。普伦基特的头颅成了社会的一员，要求生者持续不断的照料和关注。因此，正是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可以把一颗砍下的头颅——个人尸体的血腥残余——转变成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中一个受到尊重的参与者。人们不仅接受了像普伦基特的头颅这样一些人头的存在，而且还似乎不可抗拒地被它们所吸引：当身体部件拒绝一次得体的埋葬并对公众展出时，它们可能变得特别有威力。

今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对着圣徒的人头祈祷，在欧洲各地的教堂里都可以找到圣徒的人头，它们常常保存在镶满宝石的圣骨匣里。圣阿格尼丝保存在罗马至圣小教堂的一个银盒子里，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头据说就藏在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高高的祭坛附近。圣凯瑟琳的头成了锡耶纳旅行者的重要参观对象；圣路济亚的头保存在法国中部布尔日市的大教堂里；圣海伦娜的头在特里尔大教堂的地下室里；圣伊华的颅骨安放在布列塔尼的特雷吉耶大教堂里。这些人的头颅在坟墓外面度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以至于再也不大可能重归地下了。

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头颅是其中最著名的。1384年，她去世四年之后，这颗头从身体上被取下来，连同她的食指一起，从罗马（她死在那里）被带回了她的老家锡耶纳。打那以后，它就一直被保存在圣多明尼哥教堂里。每年的圣凯瑟琳节变得越来越煞费苦心，自她在1939年被宣布为意大利的保护圣徒、1999年被宣布为欧洲的保护圣徒之后，就更是如此。就像德罗赫达的圣奥利弗节一样，它包括一个穿过本市大街小巷游行队列，出席者有民事当局和教会权贵，还有军队代表和政府部长。随后在教堂里举行一场弥撒，她的头被保存在那里的一个侧堂里。圣凯瑟琳的手指被捧着走过大街小巷，感恩赐福，由到访的红衣主教赐福于锡耶纳、意大利和欧洲。偶尔，凯瑟琳的头颅也被护送着穿过这座城市，比如2011年为庆祝她封圣550周年。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来到圣多明尼哥教堂，观看她那颗已经木乃伊化的头颅，头颅被裹着一块白色面纱，安放在银质圣骨匣里。

像这样的圣徒遗骨可以放在地图上的任何一个地点，因为它们吸引朝圣者，经济的和政治的投资也会接踵而来：神圣的身体部件会带来一切，从廉价酒馆到帝王的探访。有些传说讲到圣徒们自己决定他们去往何地，仿佛在强调他们在城市的好运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与本市百姓相关联所带来的力量。有很多故事讲到圣徒们在斩首之后把他们自己的头颅带到了他们的埋葬之地。圣丹尼捧着他自己的头颅，从斩首的地方步行6英里，来到他的葬身之地，路上还发表了一篇布道。据说兰斯的圣尼柯西斯连续不断地吟诵《诗篇》的第119篇，尽管在读到第25节的时候他就被砍下了脑袋。有超过150个已知的实例，殉道者捡起自己被砍下的头颅，走到了他所选择的地点。

▲锡耶纳的圣凯瑟琳的头颅。由锡耶纳Foto LENSINI和锡耶纳圣多米尼克教堂提供。

圣凯瑟琳没有捧着自己的头颅去锡耶纳，但有一个版本声称，它帮助了那些携带这颗头的人。1380年代，当凯瑟琳的追随者偷偷摸摸地捧着她的头颅走过罗马的街道时，他们遭到城市警卫的搜查，但当警卫们打开那个装着凯瑟琳人头的袋子时，只看到满满一袋玫瑰花瓣，这些旅行者得以被放行。据说以这种方式，凯瑟琳同意这趟旅行，并强化了这样一个观念：她的头属于锡耶纳。凯瑟琳的头并不是唯一一颗决定自己命运的人头。据说博韦的圣茹斯特的头颅在1030年代中期从欧塞尔运往普费弗斯的时候，在瑞士弗卢姆斯教区的边境奇迹般地固定不动。圣茹斯特选择留在弗卢姆斯，当地教堂委托制作了一个圣骨匣来安放他的头颅。几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探访这座小城，朝拜它著名的圣徒遗骨。

正像在德罗赫达一样，锡耶纳和弗卢姆斯也是如此，人的头颅可以产生巨大的财富。宗教遗骨给一个社群注入了活力，激发了宗教的、经济的和艺术的事业——尤其是以非同寻常的圣坛的形式，披金挂银，镶嵌宝石，打算用这些东西来安放这些遗骨，让信徒们眼花缭乱。部分程度上，闪闪发光的圣骨匣保护了它们所容纳的遗骨免遭腐烂。如果你是一个古老的、皱巴巴的、由已经腐烂的有机物质组成的褐色圆球，这样做是有益的：安放在一个镶嵌着宝石的金匣子里，置于一座神圣的公共建筑之内，在那里，人们的行为举止应当是毕恭毕敬，安安静静的。像德罗赫达的那个圣骨匣一样，这些艺术品也暂时给朝圣者们定下了基调，他们来到这里与另一个来自更光荣世界的神圣存在面对面。

在某些圣骨匣中，装进去的尸体确实是一个替代性的黄金躯体，仿佛从天国显现出来。在中世纪，很多圣徒的头颅被安放在雕塑的“圣骨匣胸像”上。圣茹斯特的圣骨匣胸像（15世纪晚期在瑞士用镀金的银和铜制作的）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因为它描绘的是圣徒捧着他自己的头。圣茹斯特被罗马卫兵斩首的时候只有9岁。他父亲发现他捧着自己的头。故事讲到，这孩子如何把自己被砍下的头颅交给他的父亲，叫他把这颗头带给自己的母亲费利西亚，以便她可以亲吻它。当费利西亚收到并亲吻儿子的头颅时，她也就成了第一个崇拜圣茹斯特的遗骨的人。

奇怪的是，圣骨匣并没有描绘圣茹斯特紧紧抓住自己的头。相反，他的头似乎是凭借自己的能量漂浮在他的胸前。圣茹斯特的双手只是给他的头提供了一个框架，因此几乎用不着怀疑，这正是他的神奇力量所集中的地方。他的眼睛半闭着，正是这位圣徒的部分缺失，这个被砍下部位的超脱尘世，产生了他的力量。他那颗被砍下的头颅是动态的和遥远的，就像源自来世的一个闪烁幻想。圣骨匣把人的遗体转变成了艺术品，并塑造了一种公然蔑视生死边界的展示文化（就像更晚近时期一些优秀艺术家在世俗领域所做的那样）。

圣茹斯特的圣骨匣胸像的设计，正像这位圣徒把自己的头颅提供给母亲崇拜一样，确保了他将在弗卢姆斯继续赢得这样的关注。这个圣骨匣吸引朝圣者关注圣茹斯特的故事，引导他们的崇拜，渴望他们的亲吻，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证明他的身份，证实他战胜死亡的力量。这里面也有一些实际的考量，因为亲吻圣骨匣比亲吻已经木乃伊化的头颅本身更安全，也更能为人接受。自12世纪以来，无数圣徒枯萎干瘪的身体部件用装饰华丽的容器打扮得整整齐齐，以保护它们脆弱的构造——以至于圣骨匣的质量看上去可能与它所容纳的遗骨的审美吸引力恰好成反比。

▲圣茹斯特的圣骨匣胸像。由苏黎世瑞士国立博物馆提供。藏品编号NEG33904.

16世纪初，荷兰神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到坎特伯雷探访了托马斯·贝克特的遗骨，他写到了黄金圣坛的催眠效果。“每一样东西都闪闪发光，罕见的、大得惊人的宝石让人眼花缭乱，有些宝石比鹅蛋还要大。几个修道士虔诚恭敬地站在周围。当覆盖物被揭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顶礼膜拜。”伊拉斯谟被迷住了，但他的一位旅行同伴发现贝克特的遗物（包括一截手臂和一些脏兮兮的亚麻布旧衣残片）如此令人恶心，以至于当这些东西拿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根本没法去亲吻它们，不由得退避三舍：“看上去让人憎恶”。不难看出，一个富丽奢华的圣坛，可以被一堆本质上丑陋难看的正在腐烂的人类遗物的大杂烩所围绕，制造出安静而肃穆的崇拜氛围来。黄金注定让人感到眼花缭乱，朝圣者离开这些地方的时候必定揉擦着他们的眼睛，惊讶于他们看到的天国宝藏。

富丽奢华的圣坛有着动人心魄、搅动情绪的力量。它们几乎可以让参观者目瞪口呆，仿佛他们也看到了天国，被它神秘的力量所触及。闪闪发光的圣坛，以及里面装着的圣徒遗骨，模糊了生与死之间的边界。这些身体部件并没有完全死去，因为在它们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当中，依然有某种东西历久犹存，塑造着活人的生活。

圣徒并不是惟一在死后依然发挥其影响力的人。罪人也有治病救人的威力。只要有人试图利用死人的生命力量，圣徒的身体和罪犯的尸体比大多数人更有可能被肢解，并横跨中世纪的漫长距离被人们交易。

被处决的罪犯都是突然被杀死的，而且是在身体十分健康的时候，常常是在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和精力旺盛的时候，因此，他们的尸体被认为比那些由于患病或年老而逐渐衰弱的保留了更多的力量。人们千方百计寻求他零零碎碎的骨头、头发和肉，以至于有大量的故事讲到观众在断头台下到处摸索，为的是获得一小块余温犹存的尸体，它刚刚还在头顶的台板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指尖、牙齿和耳朵，衣服上的布片，甚至刽子手绞索上的一缕丝线，或者行刑火堆上掉落的少量灰烬，都保留了死者的一点生命力。

像教堂一样，药店通常也会储藏一些人骨和已经木乃伊化的遗骸，人们相信这些东西可以让人恢复健康。任何身体部件都管用——就连一小片指甲或一滴血也能实现奇迹——但人头的残余是与功效特别强大的力量相关联的。正如一位药剂师在1657年所记载的那样，人的颅骨有着深远的疗效，被用作“治疗……大多数头部疾病的特效药”。16世纪著名的医生帕拉塞尔苏斯相信，当一个人被绞死的时候，他的“生命精气”将会喷发到颅骨的周围。只要死亡是突然出现的，这些精气就会被卡在骨头内部，仿佛它们突然被抓住、来不及逃出似的。

帕拉塞尔苏斯建议用一个被砍头之人的血作为治疗癫痫的药，人头和颅骨被更加紧密地与治疗颠痫发作联系在一起。德国医生约翰·施罗德建议捣碎一个暴死年轻人的脑髓、皮、神经和整个脊柱，浸泡在水和花（比如薰衣草和芍药）的混合物中，然后蒸馏几次，用于治疗癫痫病。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死于1648年，据说他曾服用部分由罪犯颅骨组成的药粉，来治疗他的癫痫病。这些治疗方法几百年来一直很常见，刽子手不得不应付等着收集药物的病人的迫切需求。即使在1869年代，依然有报道说，丹麦的“癫痫病患者成群结队地站在断头台周围，手里拿着杯子，准备痛饮从那还在颤抖的身体中流出的鲜血”。

普通民众相信“交感作用”，这意味着人头常常可以用来治疗头部的疾病，比如头痛和精神错乱。18世纪晚期，在法国的某些地区，用一个被绞死的人的头颅做成药丸，被认为可以治疗“疯狗咬伤”。用骷髅壳饮酒还意味着恢复健康。1560年代，一些从伦敦桥上取下的叛国者的人头被重新用作药丸，用于治疗一群在皇家铸币厂工作的患有砷中毒的工人，其症状包括头痛和头昏眼花。病人用清洗干净的骷髅喝药，但很多病人还是死掉了。

帕拉塞尔苏斯建议使用死人颅骨上长出的“苔藓”来治疗癫痫发作和“巅疾”，并用于伤口包扎，其根据是：死亡所释放出来的“生命精气”会从颅骨转入其表面生长出来的苔藓中。这些从颅骨上生长出来的苔藓十分罕见，仅这一事实就提高了它的治疗价值。在英格兰和爱尔兰，颅骨苔藓似乎是一种特别受欢迎的药物，这大概是因为，在那几个世纪里，被处死的罪犯常常被留下来向公众展示，直至他们的肉开始腐烂，他们的骨头上开始长出苔藓。1694年，据报道，伦敦有些药商销售一些适当长了苔藓的骷髅，每个8至11先令，价格取决于上面长出的苔藓的尺寸和数量。

骷髅苔藓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像一个护身符那样随身携带，或者与其他成分混合在一起（蜂蜜、动物脂肪、人血、亚麻油，甚至粪便或煮熟的蠕虫，都可以混合在一起）。爱德华·泰勒是1600年代晚期新英格兰的一位医生，他写道：“暴露于空气中的死人，其颅骨上的苔藓所结甚多。据说，若施之于手，则止血如妖法。其他骨头上繁殖出来的苔藓药用一样，但效力没有这么大。”大致同一时期在伦敦写作的弗朗西斯·培根也认为，这种颅骨苔藓对于止血很有效。有一些传闻说有人在石头上培育苔藓，然后把它涂敷在罪犯的颅骨上，用于培育细小的绿色植物，以便拿来出售。实际上，药剂师多半使用颅骨上长出的任何东西，以及某些并非颅骨上长出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供给。

在整个17和18世纪，这些药物一直在使用，当时销售“木乃伊”——作为药物而配制并由医生开处方，经过防腐保存的人类尸体残骸——的生意在欧洲各地都很兴旺。人体的每个部件都有药用价值，从骨头和血，到皮肤和脂肪。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秘诀制作“木乃伊”，它被描述为坚硬的、黑色的和含树脂的物质，闻起来香，尝起来苦。肉被反复弄干，可以浸泡在酒里，或者洒上药，直至它变黑，不再有气味。总的来说，推荐年轻人的尸体，最好是那些被处决的、没有生病的年轻人。有些人推荐红头发的人，因为他们的血被认为更好。木乃伊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中世纪逛店的顾客都会得到警告：要防止赝品，只选择那些黑黝黝的、很好闻的样品，而不要买那些满是碎骨头和泥土的东西。有几个早期的解剖学家甚至发现，贩卖人的脂肪和身体部件的生意能够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收入，为他们的解剖筹集资金。

然而，没有一个人喜欢“药用食人”的想法。一位评论者认为，吃人肉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事，他想让所有木乃伊从商店里撤下，体面地埋葬它们。他写道：“对我来说，一个人的骷髅不仅仅是一块干燥的骨头，没有任何功效，而且是我们自己同类身上的一块令人憎恶、已经坏死、正在腐烂、有点污秽的东西，在内心深处，拿起它似乎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事实，就连食人族（Anthropophagi）也会不寒而栗。”然而，在20世纪，依然可以在欧洲的某些药店里找到“木乃伊”。在1900年代初期，德国的制药教科书和药品目录列出了用于销售的木乃伊，价格为每千克17马克50芬尼，尽管其中大多数很可能都是赝品，或许还掺进了一些骨头碎片，作为额外的添头。

一点也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活人一直转向死人寻求一点点魔力，因为死人的尸体是令人兴奋的东西。丢在那里不管，它就会变硬、发臭、滋生病菌。从15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墓地都是非常有威力的地方。穷人通常对大坑感兴趣，很多坟都只盖着一层土。墓穴经常被重新打开，任由尸体在露天中腐烂，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人们会相信墓地的土是“吃肉的”，有着超自然的力量。

此外，生死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经常很难说清楚一个人究竟在什么时候去世：听心跳或用一块玻璃测试呼吸几乎算不上万无一失的程序。有人可能看上去死了，实际上不过是陷入了无意识状态，接下来却“奇迹般地”起死回生。阴阳两界之间的模糊边界使得死亡与埋葬之间的那段时期特别令人不安，充满了潜在的力量。有很多故事讲到死者从沉睡中醒来，送葬者也经常在外面放一些吃的喝的，以防他们所爱的人起死回生。一具“柔软的”尸体——一具没有显示出尸僵迹象的尸体——是一个特别恐怖的对象。因为不清楚一个人的灵魂究竟什么时候离开他的身体，是死亡的那个瞬间，还是直至最后审判的那一刻？总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它可能依然出没于生者的身旁。此外，死亡和腐烂的毒性作用还带来了身体上的奇怪改变，不难看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在生者之间流转的尸体为什么因此能够发挥它们的影响力了。

围绕一具新鲜尸体的紧张氛围，可能解释了最有威力的身体部件为什么是那些看上去似乎能够抵抗腐烂的部件，因为它们永久性地占据着生与死之间的状态。仿佛它们在抵抗着死亡，坚持着生的力量。今天，依然有人对圣奥利弗·普伦基特和锡耶纳的圣凯瑟琳的头颅引人注目的状况发表看法。围绕全国各地的桥梁和城门上展示的叛国者头颅，产生了一些故事，说到它们奇怪的超自然力量，因为它们也腐烂得很慢。

在伦敦，叛国者的头颅照例都煮得半生不熟，这让某些头颅表面上有了抗拒腐烂的神奇能力。当罗彻斯特主教圣约翰·费希尔在1535年6月被处死的时候，他的头在新门监狱被煮得半生不熟，并被“戳在伦敦桥上的一根支杆上”。这颗头在那里栖息了两个礼拜，而且是在夏天的酷热中，但它看上去根本没有腐烂。相反，它“每天都变得越来越新鲜，以至于他生前也从未这么好看过”。费希尔两颊红润，当他注视着下面来来往往的伦敦人时，仿佛有可能对他们开口说话。人们认为费希尔死后非同寻常的健康是上帝发出的一个信号，反映了他的无辜和圣洁，以及他乐于为信仰而牺牲生命的意愿。费希尔的头颅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以至于在下面繁忙的大桥上导致了混乱——马匹和大车简直没法从人群中通过——管头人奉命把这件令人不快的物品扔进泰晤士河里，好让人流更畅通。

在费希尔主教的那个时代，像居于他头颅中那样超脱尘世的力量必须加以控制，不管是把它扔进泰晤士河里，装进瓶子里作为药物卖掉，还是装在富丽奢华的圣坛上用于宗教崇拜。正是因为它们被成功控制，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给予一个定义明确的位置，这些被砍下的头颅在我们的社群中才被证明最有弹性。圣徒的头颅被整合进入宗教生活的质地中。它们确实被制度化了，受到了一套信仰体系的保护，正是这一体系，把它们置于个人的奇思妙想和虚幻想象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为它们保留了一个专门的地方，围绕它们发展出一套祈祷的仪式，像圣奥利弗和圣凯瑟琳的头一样，很多头颅凭借自身而名扬天下。教堂把它们的人类遗骨收藏作为一个朝圣的场所加以促进，纪念它们的节日成了基督教日历上公认的节日，一些奇迹的故事围绕它们产生出来。

今天的人们出版了很多旅行指南和小册子，还有文字面板，解释它们的意义。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这些木乃伊化的人头在我们21世纪很少受到任何人的严肃质疑，无论是教会内部，还是来自外界。

撇开其他任何事情不谈，一个人的头颅在地面之上待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不可能被埋入地面之下。一个罪犯的骷髅，与苔藓一起变老；而一个圣徒的头颅，被安放在圣骨匣胸像里，变得不再是一颗死人的头。当时间的流逝使它们变干并扭曲变形时，它们看上去似乎不太像人，而更像是物品。它们凭着自身的品质成了贵重的收藏品，有它们自己的经济行情和精神价值，跟它们如何被制造出来的骇人历史没多大关系。

再也没有任何无处不在的文化传统来塑造人们与圣徒遗骨之间的互动，若干个世纪的流逝让我们对它们的反应变得柔和。它们已经彻底脱水，以至于在很多参观者看来，它们似乎相当陌生，几乎根本不像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我们的反应因为它们的物理降解而变得缓和。探访锡耶纳圣多明尼哥教堂的旅行者，就算他们提到圣凯瑟琳的头颅，也是不带感情地把它描述为“十分古怪”，或者“有点吓人”、“令人动容”或“只是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用玻璃和黄金做成的圣坛，原本打算强化朝圣者对圣徒遗骨的反应，却也有可能增强很多世俗旅行者探访这些物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感情上的超然感。装饰华丽的展示柜让观光客保持在安全距离之外，安放着它们的教堂里的肃穆氛围（被某些行为规则所控制）可能强化那些属于教会的人与那些不属于教会的人之间的分隔。圣徒的头颅在不止一个方面是跨越界限的物体，它们一直保持在边缘状态的这个事实——在人类控制的玻璃展示柜内，在阴阳两界之间——增加了它们的弹性。

在索福克郡的萨德伯里市，有一个人的头被作为圣徒遗骨保存在一座教堂里，但他并不是圣徒。这人就是西蒙·萨德伯里。他的支持者之所以保存他的人头，很可能是希望有朝一日他会被封圣。尽管此事并没有发生，但他的头幸存了下来，今天人们可以在圣格雷戈里教堂小礼拜室的一个壁龛里找到。这只是一个死人的头，旅行者来这里观看它，是把它作为一件历史古董，而不是作为神圣的遗骨。学生们来这里探访，是作为历史课的组成部分，因为西蒙·萨德伯里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英格兰大法官，他在1381年农民暴动期间被一伙愤怒的暴徒斩首，因为他在确立不得人心的人头税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萨德伯里既不是圣徒，也不是罪犯，他的头颅在另外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是一件圣骨，因为它见证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这一点，它具体表现出一种改变，这一改变根源于16世纪，却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大行其是，这就是：人们对“圣骨”这个词的看法逐渐失去了其神圣的氛围。

西蒙·萨德伯里在1381年被斩首，那是在中世纪宗教遗骨生意最繁荣的时期。据当地的传说，支持者们把萨德伯里的头颅从伦敦桥上的横杆处取了下来，然后偷偷地把它送还给了他老家的圣格雷戈里教堂。他们大概认为，他们的这件纪念品有朝一日将被证明是一个圣徒永不腐烂的骨肉，但不像奥利弗·普伦基特，萨德伯里的头颅从未构成一场争取他封圣的组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相反，它成了当地民间传说的一部分、教堂遗产的一部分。接下来，在安放于这座教堂600多年之后，萨德伯里的头颅倒是向科学奉献了它的秘密。

▲贝里圣埃德蒙兹西索福克医院的员工正在把西蒙·萨德伯里的头摆放在CT扫描机里，为《伊普斯威奇星报》拍摄，2011年3月。由《伊普斯威奇星报》/萨福克郡Archant出版公司提供。

2011年，当地一个叫做“未来愿景”的基督教慈善组织，在萨德伯里市周围的学校里开展工作的时候，曾请求邓迪大学的法医人类学家根据西蒙·萨德伯里的头颅遗骨重建其面部模型。这颗头被带到了贝里圣埃德蒙的一家医院，在那里接受了一连串的CT扫描。计算机建模软件被用来在数字空间中重新赋予这个骷髅以血肉。这颗虚拟的头颅被转变成了萨德伯里头颅的一个准确的3D复制品，作为用粘土重建其头部的基础。结果是制作了萨德伯里头颅的的三个青铜树脂铸模。一个送给了坎特伯雷市议会，一个送给了圣格雷戈里教堂，在那里与他实际的人头并排展示，还有一个给了“未来愿景”，他们把它用作教具，跟本地的孩子们讲授西蒙的生平、教区教堂的历史，以及面部重建的科学。

于是，萨德伯里的头成了一件真正的21世纪的圣骨。连同用科学方法塑造的它自己的“圣骨匣胸像”，它吸引人们来到一座圣公会教堂，被一家基督教慈善组织用来向孩子们传授关于解剖学和法医人类学的知识。它让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看上去就其范围而言完全是中世纪的。萨德伯里的头是一个证据，证明了世俗遗骨能够像任何一件神圣的遗骨一样产生活力，一样让人们充满热情地走到一起。当萨德伯里的脸部模型在2011年9月揭幕的时候，这项计划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记者们顺带把重建本身描述为对本地和国家历史的一项贡献；但主要故事只是萨德伯里的脸部模型的揭幕。科学“再现”本身是一个新闻条目。从腐朽的有机物质转变为光彩夺目的贵金属的不朽铸模，负责这一神奇转变的可能是科学家而不是牧师，但神奇感却并无不同。

奥利弗·普伦基特和西蒙·萨德伯里的人头幸存了足够长的时间，因此能够成为某个新的东西。它们成了时光旅行者，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观光客；它们对过去来说是陌生人，正如他们在眼下也是陌生人一样。时间的流逝让它们变干了、变黑了、变丑了，证实着它们作为考古学人工制品的身份，唤起了我们的学术好奇心和我们的激情。多亏了教堂的保护，它们成了公众崇敬的焦点，尽管它们的物理状况不佳。而且，由于长寿它们赢得了自己的空间，在死后获得了新的身份。略逊于人，略多于物，它们凭借自身的资质成为有价值的实体，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政治。它们像从前一样赢得了我们的关注，在一个世俗的时代，如果我们思考的特征从神的奇迹转到了计算机建模的奇迹，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还有大量保存人类遗体的例证，并不属于教堂，却依然产生了神奇的力量。有大量名人的尸体丢掉了脑袋，以便他们的追随者可以保存他们干净洁白的骷髅作为纪念品。砍下别人的头是一件亵渎之举，但对着他们的骷髅沉思却可能是一种崇拜行为。作曲家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都丢掉了自己的骷髅，落入了崇拜者之手。1791年，当莫扎特的尸体被埋进维也纳圣马可教堂的一个穷人墓坑（周围有另外15个人）时，教堂的司事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表达他对这位天才的钦佩：在下葬之前，他偷偷地给这位作曲家的脖子绕上了一根金属丝。1801年，当这座坟墓按常规重新打开时，司事找到了那颗脖子上绕着金属丝的骨骼，并偷走了它的骷髅。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尸体在1863年，也就是他们去世35年之后，被“音乐之友协会”挖出，为的是重修他们的坟墓。然而，棺材刚一打开，协会的成员便抑制不住取走骷髅的渴望，于是，这两位伟大作曲家被小心翼翼地重新安葬，但已经没有了脑袋。

“天才颅骨”的观念在19世纪盛极一时，当时，颅骨科学成了天才们的祸根，那些出得起钱的人用砖块把自己的坟墓砌起来，希望能够阻止头盖骨收藏者。托马斯·布朗在1658年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写道：“让我们在坟墓里不得安息，让人把我们的骷髅做成喝酒的碗，把我们的骨头做成笛子，去取悦于我们的敌人，都是悲剧性的可恨之事”，但他对此事的强烈反感并没有阻止他自己的颅骨在1840年被挖出来。它在诺福克和诺里奇医院博物馆里度过了75年。作家、音乐家和政治领袖的颅骨经常被人挖出来，并在私人藏书室或公共博物馆里展出——这些凝神静思的地方在这方面和教堂并无不同。数十年来，名人的颅骨充当了智力优越的物证，却并没有对他们的天才提出任何有因果关系的解释。事实上，天才的脑袋与圣奥利弗、圣凯瑟琳和圣茹斯特的头颅有很多共通之处：它们是世俗的遗骨，引发人们的崇拜，帮助它们被置于地图上诸如诺里奇这样的地方。

在1890年代，诺里奇的医院博物馆拒绝把布朗的颅骨归还给教区教堂重新安葬，声称世俗崇拜比宗教法令更重要。医院董事会写道：“这样一件遗物在一家博物馆的存在，并被虔敬地保存和保护，不能仅仅被视为无聊好奇的对象；相反，它有助于吸引人们的关注，并提醒参观者铭记这位伟大学者和医生的工作。”如果重新埋入教堂的高坛之内，布朗的颅骨就几乎不可能启迪或吸引医院的参观者。

千百年来，教堂对最大规模的公开展示人类遗骨负有责任。展出的并不仅仅是圣徒遗骨，常常还有普通人的尸体被截断并被安放在藏骨堂里，为的是给越来越拥挤的公共墓地省出空间。然而，在最近三百年里，科学机构声称有权处理尸体，教堂已经失去了它在这件肮脏而有魔力的事情上的支配地位。17世纪的药店是后来几百年重大科学收藏的先驱，他们把人的颅骨视为其最有价值的药品。不过，尽管教会和政府不再是从死亡这出大戏中汲取力量的唯一机构，但人的颅骨从未失去它们的威望。颅骨始终是一个收藏者超群出众的藏品，不管它的力量是宗教性的，还是科学性的。

当人的身体被教堂分割开来并重新安放于不同的藏骨堂时，很多神学家坚持认为，一个人的头颅标志着他的葬身之地，不管身体的其余部分单独流落何方。在藏骨堂里，头颅常常被分开，并贴上死者的姓名标签。它们可能被放在专门的木盒里，甚或精细地描绘着姓名、日期和花环。在一些地方，比如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这些做法持续了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这些地方的藏骨堂以其彩绘颅骨而著称。欧洲无数藏骨堂的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排满了人的骷髅头。

虽然人们的动机可能有所改变，但很多这样的习惯做法都被后来几个世纪里收藏颅骨的科学家们所采用。在博物馆的收藏中，就像在藏骨堂里一样，一个骷髅立在那里代表整个人；骷髅照例被贴上标签，写上姓名，保存在盒子或展示柜里；那些被认为特别重要的人的骷髅与其余的骷髅分开，单独展示。然而，尽管在哲学、原则和审美上千差万别，但人的骷髅作为一个收藏家的藏品持续了好几百年。

由于物理学原因，骷髅经得住腐烂。在压力之下它们坚固而结实，在审美上很有吸引力，而且，多亏了截然不同的面部特征，它们标示出了自己曾经属于的那个人。像西蒙·萨德伯里那个古老的骷髅一样，它们诱使我们利用再现和想象，重新赋予骨头以血肉。其持久性让它们能够摆脱早期的属性，打造新的身份以及新的社会联系，这反过来意味着，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也就越不可能被丢弃或重新埋葬。它们的威力是它们无可匹敌的力量——把人们吸引到一起，激励他们奔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当我们想到“威力强大的人头”——朝圣者和药剂师们在过去几百年里因为它们的治疗属性而看重的那些人头——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主流信仰与我们自己的信仰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不是连续性。人头和骷髅像过去一样有威力，无论是作为圣徒遗骨，还是作为科学标本。它们在今天无处不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跟此前或之后的其他任何社会比起来，他们更加迷恋人的骷髅，并不知疲倦地收集骷髅。

第六章

用于科研的人类颅骨

在19世纪，人类颅骨成了科学收藏和科学探索的一根支柱，从进化生物学到临床心理学，人头都构成了人类特征科学的基石。有人对颅相学本身避之唯恐不及，视之为披着科学外衣的算命；但大量的颅相学家还是以极大的热情促进了人头的研究，并留下不少遗产。

1809年，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去世并下葬刚刚几天，一个非常需要现金的掘墓人就在夜里挖出了他的尸体并砍下了他的头，用破布包起来，交给了就站在旁边的出钱给他的那个人。那天夜里掏钱的人是海顿的一位朋友：约瑟夫·罗森鲍姆。当他捧着海顿的人头穿过墓地走向正在等着的马车时，罗森鲍姆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剥开那些破布，以便能更近距离地看着他的朋友的脸。那是6月，作曲家的肉已经在分解，脑髓已经开始腐烂，恶臭势不可挡。罗森鲍姆忍不住呕吐起来，但身体上的反感抑制不了他对占有海顿头颅的渴望。他知道如果自己想得到这份奖赏：一个音乐天才珍珠般的头盖骨，那就必须忍受生物腐败这一令人不快的现实。罗森鲍姆的马车径直驶向了维也纳医院。

对于把这颗人头转变为历史性人工制品的过程，罗森鲍姆亲自监督了其中脏兮兮的第一阶段：他雇用的医生从海顿的脸上清除了皮肤和肌肉，剥下了他的脑壳。“此情此景让我终生难忘，”罗森鲍姆后来写道。“剥离持续了一个小时；脑浆占很大的比例，散发出最恐怖的恶臭。我坚持到了最后。”海顿的肌肉组织被拿到医院的焚化炉里烧掉了。其骷髅的制作要放在石灰水里浸泡，以去除油脂并让骨头变白，这要花上好几周时间，因此，罗森鲍姆很不情愿地把他朋友的人头交到医生的手里。回家后，他开始琢磨展示柜的设计，等海顿的骷髅准备就绪，就把它保存在这个展示柜里。

当医院的工作人员把海顿的骷髅还给罗森鲍姆时，它干净清新，整洁光滑，他很自豪地把它放进了自己的玻璃柜里。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高柜子，用乌木做成，装在一个简单的阶梯底座上，带有一个朴素的珠饰盖子。里面，骷髅被置于一个玻璃穹顶之下。在柜子的顶部，有一个雅致的木质七弦琴，那是音乐天才的象征。罗森鲍姆的七弦琴是不是参考了希腊神祗俄耳甫斯呢？后者的音乐曾把他安全地带入阴间，去拯救他的妻子欧律狄刻。罗森鲍姆自己黑暗的尘世使命被他对音乐的激情和他对海顿作为一个作曲家的崇拜所驱使。他也从阴间的腐烂中找回了他的热爱。如果七弦琴参考了俄耳甫斯，那么可能还有另外的象征性共鸣在发挥作用。在神话的一个版本中，俄耳甫斯丢掉了自己的头，当时，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女人撕开了他的身体，并扔进了海里。后来，俄耳甫斯的头被发现漂浮在梅勒斯河上，新鲜而充满活力，依然在哀伤地歌唱。它埋葬的那个地方成了一个圣地和朝圣者接收神谕的地方。

海顿的头在罗森鲍姆家里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圣地。它被安放在专门的柜子里，就像一件珍贵的博物馆标本或圣徒遗骨，向经过挑选的崇拜者展示，这个骷髅也需要尊敬和崇拜。它成了一个音乐偶像，把一个伟大作曲家的遗产具体化了。看到它的人并不认识约瑟夫·海顿；即使是喜欢把他视为朋友的罗森鲍姆，跟他也并没有很深的交情，他更多的是迷恋海顿的公共成就，而并不熟悉其人的私人习性。这个骷髅更多的不是对其人的个人纪念，而是对其专业成功的一种颂扬。它确证并提高了他的名望。罗森鲍姆的行为放大了海顿品格中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很多方面。这是一个为了后世子孙而被修剪和打扮过的人。

罗森鲍姆是一种时尚最早的追随者之一，这一时尚将在19世纪横扫整个欧美——狂热追逐人骷髅的时尚。他痴迷于研究人头的“新科学”，在说英语的世界，这门科学被称作颅相学（phrenology）。正是他对颅相学的兴趣，驱使他偷走了海顿的人头，尽管有风险，以及处理尸体的令人恶心的现实。他多半听过维也纳著名颅相学家弗朗兹·约瑟夫·加尔的讲座，此人承担着骷髅收藏在世纪之交的普及工作。加尔的著作《颅相学》（Sch dellehre）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的基础之上：一个人的性格可以通过研究他的头颅来解读。他辨别出了27种个性特征，他声称，这些特征定位于大脑的不同部位，并在头盖骨上留下物理印记，从记忆和语言，到狡诈、傲慢、机智和恒心。据加尔说，一个人的性格一字不差地刻在其颅骨的肿块中。这是一套极具诱惑力的理论。

加尔是个才华横溢的演讲者，他总是站在他收藏的一大堆人头中向听众发表演讲。他的桌子上堆满了一排排人类和动物颅骨、名人胸像、人类大脑的石膏铸件和彩色蜡模。墙上挂着巨幅的人头插图和图解。他会拿起一个骷髅，讨论一个人的虚荣或他的色彩感，指出头盖骨的哪些区域在这方面特别发达。每当有新鲜的标本可用，他的助手就会在听众的面前解剖一个动物大脑，偶尔也有人的大脑。加尔的高谈阔论在维也纳声名遐迩，后来则是名闻于整个北欧，出席其讲座的是范围广泛的公众，从旅行者和生意人，到大使和学者。医学术语的结合、可视化的辅助手段（之前很少有公众能够看到解剖）以及天才的演讲术，莫不令人兴奋。一堂演讲之后，人们排着队让加尔解读自己的头颅。这是一门被赋予了通灵力量的科学：科学家比你自己更清楚地了解你，这一切多亏了你头颅形状中刻写的秘密。

▲弗朗兹·约瑟夫·加尔在他数量庞大的颅骨和头颅模型收藏当中，领着5个同事进行一场颅相学讨论。套色蚀刻：T.罗兰森，1808年。由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提供。

不久之后，颅相学风靡整个北欧，成百上千的归依者追随其后。历史学家罗杰·库特描述，到1826年，“颅骨学狂热”据说“像瘟疫般地蔓延，迷住了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厨房到阁楼”。这一现象就像“一种知识蘑菇或荷包豆”。一位探访伦敦的观光客发现，走过大街小巷很难“不对这样的情景感到震惊：到处都有颅相学的胸像和铸件被拿出来卖”。商店的橱窗展示着人头的铸模，几个先令便可以买一对。满腔热情的业余爱好者可能购买一连串的铸模，说明不同的特殊天赋——仁慈、好斗或机智——或者掏钱给自己的人头制作一个铸模。詹姆斯·德·维勒是伦敦最成功的颅相学物品供应商之一，他声称自己能够在不到7分钟的时间里制作一个准确的人头铸模，被塑者只有轻微的不适，根据这个铸模，可以制作一个铸件，能够用于“颅相学研究，或者作为家庭的纪念品”。

关于颅相学的书常常是畅销书。苏格兰颅相学家乔治·库姆写了一本题为《人的构造》（The Constitution of Man）的书，1860年就销售了10万册，这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的早期销售相形见绌，后者到世纪末也只卖了5万册。高峰时期，比《人的构造》卖得更多的书只有《圣经》、《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和《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本人在1820年代初对颅相学在爱丁堡的流行发表了一番评论。他指出：“法律学生在耗尽了拜伦的诗歌和司各特的小说的话题之后，告诉女士们他相信颅相学”——这暗示了颅相学知识可以提高人们在上流社会的的地位。每一座城市和很多的小镇都有一个颅相学会，成员们在那里讨论罪犯、著名思想家或本地疯子的头颅。颅相学把娱乐性的主题和学术性的自命不凡连同实际操作的方法结合了起来，强烈吸引了奋斗阶层，很多参加听讲的人来自中下层阶级，或是生意人或是技术工匠。到1830年代中期，在英国“听技工一边操作本行当的工具，一边讨论颅相学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因此，到处涌现出讲课者和“专家”，兜售培训课程、图表、手册和关于头颅的读物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少数狂热分子趁着月黑风高之夜去盗挖死尸，正如约瑟夫·罗森鲍姆那样，但每一个优秀的颅相学家都要有一批骷髅收藏。毕竟，颅相学家都认为自己是科学家，是跟物证打交道的科学家。收集材料是至关重要的。

加尔对骷髅贪得无厌的胃口变得众所周知，以至于一些著名人物开始担心自己头盖骨的安全。一位名叫迈克尔·丹尼斯的诗人修改了自己的遗嘱，以确保他的人头不会最终成为加尔公共演讲中的一件展品。有些颅相学家发现，他们的骷髅收藏给他们带来了几乎是一蹴而就的名声。当乔治·库姆最早对颅相学产生兴趣的时候，他决定从伦敦订购一些石膏铸件，据说，每一个铸件都说明一种不同的性格类型。它们被装在两个糖桶里运到了，他急切地撬开木盖，把这些骷髅摆放在客厅的地板上，但“它们看上去全都这样白，一模一样”，以至于他担心自己看不出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别。库姆痛骂自己愚蠢，此刻他想要做的一切就是把这些极其相似的宝贝藏起来，彻底忘掉它们，但为时已晚。他的朋友们被这些新的骷髅给迷住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这里参观它们”，接二连三地问他一些他觉得自己必须试着回答的问题。没过多久，库姆的收藏在他的阁楼上展出，想要观看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库姆不得不把他的展览限定为一周两次，并要求他的妹妹简在其余时间里拿到周围去向人们展示。库姆的铸件收藏把他推到了聚光灯下，他很快成了英国最著名的颅相学家。

颅相学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兜售者的技巧。最有说服力的颅相学家平衡了科学权威的架势派头和舞台表演的戏剧效果，不管是在台上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演说，还是在更私密的环境里解读一颗人头。

颅相学家常常不愿意借助通信或根据一个人的头部铸模来解读性格，这只是因为面对面地会见对象可以搜集更多的信息，测量和感受人头的经验被证明对客户更有迷惑力。在解读人头期间，会使用卷尺或卡钳来测定一个人的头颅通常的尺寸和形状。接下来，颅相学家使用他的指球来确定头盖骨的地形，从头皮上滑过，测量头部不同区域之间的距离。依次估算各个“器官”，颅相学家自始至终在跟客户交谈，解释各种不同的天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客户有时候可以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来购买一份书面报告，当然还有一些图表和手册，以及可以买作纪念品的瓷器胸像。

颅相学的吸引力部分程度上在于它的新奇，因为大脑科学依然是一个神秘事物。加尔把人的思维牢牢定位于人的大脑之内。他对这一点的坚持有一个悠久的遗产：今天，心理通常被看作是大脑内部发生的某种东西，大脑开始被视为人的情感中心——而不是其他部位，比方说内脏或心脏。其他器官纯粹是身体部件，通过反射作用来控制，可以与自我分离，但大脑成了思维的同义词。作为“感觉、观念、爱和激情的源头”，大脑被加尔称赞为自我之源，他的理论被很多人所接受，人数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多。

加尔坚持认为，每一个个体的性格都是一种有机物质，实际上可以通过观察，从经验上加以研究。人类性格科学这一观念是革命性的。据加尔说，思维只是人体的另一个部件，它的秘密要想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不是靠哲学家或神学家，而是靠那些不惜弄脏自己双手的科学家。这意味着，大脑那些表面看起来十分随意的弯弯绕绕实际上一点也不随意。每一圈都有自己具体的职能。在这一点上，加尔在现代科学中留下了他的印迹，因为从那时到现在，大脑定位作用便一直是神经科学的一项原则。可以把大脑看得像是“意大利通心粉”，但这种糊状物有一种隐藏的秩序。

因此，大脑是理解思维的关键，而研究大脑最方便的途径——不管你的研究对象是活的还是死的——就是把它对颅骨的冲击绘制成图表。人的颅骨比大脑更容易处理。加尔是一个医生，在维也纳总医院接受医学训练期间，他有大量的机会解剖大脑，后来，他对维也纳精神病院的患者进行过类似的死后手术。他成了解剖艺术的行家里手，但大脑很肮脏——它们分裂瓦解，不能很好地保持它们的形状。一旦把它们从身体上摘下来，它们看上去就像黏糊糊的、没有形状的肿块。另一方面，颅骨十分坚硬而持久。它们可以随身携带，保存多年，有更大的视觉吸引力，正如约瑟夫·罗森鲍姆所发现的那样，而罗森鲍姆只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头盖骨收藏者之一。

在19世纪，人类颅骨成了科学收藏和科学探索的一根支柱。加尔和他的追随者们把人头称赞为人的智力、情感、道德和社会的中心，如今，把这样一种力量赋予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似乎都是不可理解的；心脏、胃、手全都只是配角，辅助我们的头颅所扮演的领导角色。颅相学把“人类思维”的抽象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点也不奇怪，正是向上攀升的职业阶层——来自中下阶层背景的年轻医生和律师——他们的野心让他们的资源捉襟见肘，生活中除了他们的脑力，其他能够依靠的东西甚少，颅相学的主张对他们最有吸引力。力量寄居于他们的头颅里，这一力量将战胜他们在生活中物质资源的局限。这是一门雄心勃勃的科学。你的头颅里包含了每一样要紧的东西和每一样有意义的东西，什么都不会遗漏。

此外，所有有意义的东西都可以在头颅的表面看到，排列整齐。人的天性都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不再神秘得深不可测，而是近在眼前，可以测量、可以认知。颅相学似乎赶走了盲信和迷信，引入了一种对自我的认知，它集中于理智和观察的平等。正如颅相学家认真仔细地编排他们收藏中的模型和铸件那样，人类自我的天赋也是这样被整齐地排列在包含它们的颅骨的表面上。每种天赋都有它自己的一席之地，被置于一个可靠的等级体系之内。

令人哑然失笑的是，不难预料，情欲被定位于颅骨底部后脑勺附近，而个性以及那些与抽象推理有关的天赋，比如数字、顺序和比较，则被提升到前部和中心，就在前额的下面。一些不得不予以控制的、更低级的本能比如好斗、遮掩、破坏和贪婪，则一起紧靠在一只耳朵周围。一些更崇高的理想比如希望、崇敬、仁慈和灵性，则被提升到颅骨的顶部。勇气、友谊和父母之爱较低，希望、惊奇和机智较高。这种毫不含糊地抬高智力和正派体面的属性，带来了一项持久的遗产。随着人的头盖骨日益成为种族脸谱化学术研究的核心，人们相信，据称来自更文明社会的人有着更大、更高的头颅，而更“原始”的类型则被认为有着更矮、更宽的头颅。后者肯定“文化程度更低”。

很多学者对颅相学本身避之唯恐不及，视之为披着科学外衣的算命，到19世纪中叶，它已经极大地丧失了可信度，但颅相学家以极大的热情促进了人头的研究，以至于它的遗产留了下来。自颅相学家登上舞台以来，人头构成了人类特征科学的基石，这一点在每一件事情都十分显著，从进化生物学到临床心理学。在19世纪，由于有那么多科学家对颅相学的原理（即便不是实践）感兴趣，其理论依然活在后来的人头研究中，特别是那些解决复杂种族问题的研究。

到1850年代，对于一些关于人类进化和种族差异的学术争论来说，颅骨变得不可或缺，主流科学家更多地不是把颅骨看作是其主人个性的物理印记，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有着类似颅骨的更广泛的人口群体内部的一个特定变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头盖骨成了族群差异而不是个体性格特征的一个指示器。某些颅骨可能比其他颅骨更“典型”，但总的来说，有着相同的种族、性别或智力能力群体的成员将会有类似尺寸和形状的颅骨。

挑战在于要得到足够多的颅骨，再经过分类整理，然后才能决定这些群体之间的准确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总的来说，墨西哥人的头比阿根廷人的头是更小还是更大？如何把它们与来自印度尼西亚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头进行比较？要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需要大量的样本。19世纪晚期见证了颅骨的大规模积累，因为更大的样本规模意味着更准确的统计数据。有一两个颅相学家，比如美国的福勒兄弟和英国的詹姆斯·德·维勒，曾经数以十计地搜集头盖骨，但如今，如果你是一个研究人头的严肃科学家，数以百计（即便不是数以千计）地处理颅骨却会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新一代颅骨测量专家——正如这个术语所暗示的那样——大量买卖颅骨并编号。

到19世纪中叶，颅骨学被抬高为研究人的博物学的“基石”。所有“最好的”解剖学和博物学博物馆都有相当规模的人类颅骨收藏，人们普遍承认还需要更多。头颅依然是人的精华，但现如今，当科学家们试图厘清种族差异的历史时，每个人、每颗头，都是一项大的分类应用中的一个样本。

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这个假说类似于颅相学的假说，只不过假定的种族特征取代了假定的个性特征：更小的颅骨装着更少的脑髓，更少的脑髓具有更原始的思维，因此通过测量和整理颅骨，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可以测量和整理人类群体。颅骨学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人的智力、文化和身体上的差异可以简化为一组测量数据，然后置于一个线性标度上。肿块和凸包依然重要，但人头的总体尺寸和形状成了它们在整个系统内的位置的关键。

在1850年前后几十年里，“种族”的观念与人身体的肉体性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研究人看上去的样子在科学议程表上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教育、宗教和气候纯粹是人类差异的“想象性原因”，而骨头和身体提供了硬证据。如果真有“人学”（science of man），它就必须建立在物证和适当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接下来的几十年将被用来搜集材料（亦即死人的身体部件），对于为这门人学获得一个基础，以及讨论最好的解释方式来说，这些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要想得出世界人口范围内的相似和差异，所有的人骨和人体部件都很重要。胸部的构造，肩胛、脚和手、骨盆和腹部，还有皮肤的深浅和毛发的质地，全都要记录下来并加以比较。几代人以来，很有帮助的彩色图表，像色调卡片一样，被分发给科学旅行者，好让他们能够试着把一个人的肤色与卡片上提供的色彩清单进行匹配。然而，这些色彩和尺寸属性，没有一样拥有人的颅骨那样的声望。正如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他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多产的头盖骨收藏者——所写的那样：“在所有其他东西面前，人的头盖骨最为突出。”他的很多同时代人都同意这个看法。颅相学家曾经让人头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并赌上他们的学术名声押宝人头，如今，头盖骨研究者在做同样的事情。

从实用的观点来看，颅骨有很多品质让它们受到富有探究精神的科学头脑的关注。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医生詹姆斯·艾特肯·梅格斯指出，颅骨“容易处理和保存，可以很方便地操作和研究，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加以考量，并互相比较”。颅骨是最受青睐的样本，因为它们很小、坚硬而结实。它们比整个骨骼更紧凑，这意味着它们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运输，它们比它们所容纳的那些肮脏组织更耐久，可以放在博物馆的陈列架上研究几百年。它们的抗压能力令人吃惊，部分是因为它们的形状，但同时也因为颅骨不像长骨，它们没有骨髓。颅骨被认为是人体“最典型的”部件，因为在很多方面它们都彼此不同，它们充满了转角、裂缝、洞孔和凸块，是一个统计学家的梦想。

人的颅骨拥有全方位的测量方法，因为它是一个空的三维物体。它有里有外，既可以测量骨头本身，也可以研究脑髓的体积和形状。有眼眶、乳突、颧弓，以及许许多多奇妙的凸块和孔缝，可以画成图表。计算一个骷髅的高度、深度和宽度的不同方式在头盖骨研究者当中引发了大量的争论，为的是决定这些维度可能有怎样的关联。

在那样一个时代，颅骨充当了完美的标本，当时，科学家们在从事研究的时候曾信心十足地认为，自然界将会屈从于他们的研究，并相信，地球上的生命都受规律的控制，人掌握着理解这些规律的钥匙，而且，科学的功绩取决于一个人置身于他所研究的这个世界之外、不被任何偏见所动摇、仅仅致力于观察手头证据的能力。骷髅——异质的、有弹性的、几乎是惰性的——使得人们相信，他们处理的是明确的事实。着手这样一次探寻，为的是发现类似于规则手册那样的东西，来解释人的头颅那异乎寻常的多样性。这样的诱惑实在太大，让人无法抵御。无穷无尽的变化必定有某种模式，于是人们开始搜集材料。

到1850年，欧洲已经有了一些规模很大的人类颅骨收藏。颅骨学之“父”是一个名叫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的德国医生，他在19世纪初收集了245个人类骷髅，并被保存在哥廷根大学。肯特郡查塔姆市的陆军医学博物馆藏有600个头盖骨，来自70个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乔治·库姆在1820年创立的爱丁堡颅相学会有一批“全国骷髅”收藏，来自大英帝国的不同地区。然后还有詹姆斯·德·维勒的颅相学收藏，包含1800件铸模和颅骨（尽管在他1846年去世之后逐渐被损毁了），以及加尔的收藏，被分藏于奥地利的巴登和巴黎的人类博物馆，包含大约350件铸模和颅骨。

医学收藏始终包含了人类头盖骨。约翰·亨特在18世纪晚期创立了一大批比较解剖学的收藏，后来成了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奠基收藏，其中就包括大量人类颅骨，它们按照复杂性的顺序排列，他鼓励他的医科学生做同样的事情。在19世纪初，一个迅速发展的解剖学校、教学医院、学会和大学网络开始积累更系统的人类骨骼和身体部件的收藏，骷髅是其中的主要藏品。医师和外科医生常常在自己家里展示医学收藏，但越来越多的医学院和医院投资建造专门的博物馆，来展示它们越来越庞大的人类标本“收藏库”，这些标本既有正常的，也有病态的。由于骷髅对于19世纪中叶激增的所有学科的研究者——从解剖学家和医生，到动物学家、考古学家、人种学家和博物学家——都很重要，收藏颅骨的时尚也便盛行于整个学术界，不管民族或者传统如何。

人类颅骨引人注目的美感使得学者们选择按线性序列来排列它们。最早的头盖骨收藏者，包括亨特和布卢门巴赫，便一排排地展示他们收藏的骷髅。布卢门巴赫暗示了这种做法的视觉力量，他指出：“从上往下看和从后往前看，一排排被置于同一平面上……颅骨的种族特征……一眼望去是如此的醒目，以至于把那样的视野称作垂直比例也并不离谱”。亨特排列头盖骨的方式是从猿到人。就连这些人也没有宣称特定种族的优越性，似乎是颅骨本身导致的线性展示，颅骨按照分级的种族序列排列成了科学上的老生常谈。奥地利解剖学家约瑟夫·许特尔收藏了139个骷髅，1874年被费城的马特博物馆买下。今天，人们依然可以在那里看到它们，它们放在最初的木柜里，一排排地陈列着，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一堵由各种人类头骨组成的“咧嘴而笑的墙”，这在那个时代的医学博物馆和大学里想必也是稀松平常。

当许特尔把他的收藏送到费城的时候，车上的每一个盒子都垫着一个枕头，整批的货物被栅栏围了起来，他对自己收藏的骷髅就是这么自豪，对它们的安全就是这么关切。事实上，许特尔的收藏是欧洲的众多收藏之一。跟其他人体部件比起来，头盖骨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收藏，以至于到1880年，巴黎人类学学会获得了130个骨骼，2000个干燥标本，4000个骷髅。像遗骨瓮一样摆放在那里，为的是展示一幅新的、不那么戏剧性的人类战胜死神的图景，这些特殊的科学标本颂扬了理性科学对个人的力量。

▲费城马特博物馆展出的许特尔骷髅收藏。乔治·怀尔德曼摄，2009年。由费城医学院马特博物馆提供。

一个名叫塞缪尔·乔治·莫顿的美国人是最早、最热心的骷髅收藏者之一。莫顿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到1851年去世的时候，他收藏的骷髅超过1200个。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干巴巴地指出：“朋友们（以及敌人们）都把他那间巨大的藏骨堂称作‘美国的髑髅地’。”莫顿收藏的骷髅有的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有的是监狱看守和济贫院管理员送给他的，有的是从美洲土著墓地掠夺来的，有的从世界各地考古遗址发掘出来的。莫顿的收藏在科学界内部给他带来了名声和尊敬。1846年，瑞士博物学家路易·阿加西斯拜访了莫顿，他写信告诉他的母亲：“想象一下，一排排共600个骷髅，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居住在或曾经居住在美洲各地的所有部落的印第安人。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这批收藏本身就值得来美国一趟。”

莫顿着手以立方英寸为单位来测量这些骷髅的相对容量，先是给它们填充经过筛选的白色芥菜籽，然后用直径八分之一英寸的铅粒来测量，他发现后一方法更可靠。他收到的每个骷髅都经过清理、涂漆和测量，莫顿可能在自己的书房里花上几个小时甚或几天琢磨一个不同寻常的骷髅。他的观察力据说近乎先知：当一个没有任何识别标记或标签的古代骷髅送到的时候，莫顿先要对它思考数天，然后才宣布他的结论。“他从未见过腓尼基人的骷髅，他不知道这个骷髅来自何处，但他设想的腓尼基人的骷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它不可能是别的骷髅。”果然，6个月后，有人来了一封短信，解释那个骷髅是在马耳他一个腓尼基人的坟墓里找到的。

莫顿还出版了两本书论述他的收藏，详细介绍了他研究骷髅容量的结果，但尽管如此，他的收藏跟他的一位同行、来自英国的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比起来，也不免相形见绌。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分别出生于1800年的前一年和后一年，同时分别在大西洋两岸追求他们各自的事业，是有史以来两位最贪婪的头盖骨测量专家。巴纳德·戴维斯积累了令人吃惊的1700个骷髅。他把这些骷髅堆放在斯塔福德郡的集市城镇谢尔顿他自己的家里。1880年，他把它们卖给了皇家外科学院，正如这家机构所感觉的那样：“最可取的是整体保存这样一批收藏，不允许它们离开这个国家。”巴纳德·戴维斯的收藏被认为是“一个私人个体所积累的最丰富、最有价值的收藏”。

巴纳德·戴维斯拥有的骷髅如此之多，以至于花了12个月才把它们全都从谢尔顿运到林肯律师学院广场的皇家外科学院。他的家完全被堆满了。当他为了这次搬迁而开始编组这些骷髅时，他总是搜遍整个阁楼，试图找出放错地方的头盖骨。他的阁楼塞满了橱柜，每一个都装满了人的骨头，他有时候不得不撬锁，因为钥匙很久之前就不知所踪。即便那样，还是有100来个骷髅混在里面，没有加以说明。

最后，为了应对面前的这项艰巨任务，他雇了一个瓷器包装工来帮忙，确保每个骷髅都用纸包起来，放在一个干草窝里，然后堆放在一个木箱里，由铁路搬运工抬到伦敦列车停靠的火车站附近。当最后一个箱子终于送走的时候，巴纳德·戴维斯明显感到了孤独。他的房子看上去大了两倍，觉得空荡荡的。他写信给皇家外科学院的管理员说：“可以说，我觉得自己被拆得七零八落了，我觉得自己被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被剥夺了我的收藏。”他唯一能做的，是希望自己与这些骨头（数以百计的骷髅当中有14具完整组装的骨骼）将会在它们的新家里得到精心的照料和恰当的编目。

作为一个医生，巴纳德·戴维斯在开始他的人头收藏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疑惧。一位医生同行约翰·贝多记得，他“只是把人头看作是潜在的骷髅”。巴纳德·戴维斯在医院巡诊期间，贝多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位病人，这位病人是一个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水手，差点葬身鱼腹，正在布里斯托皇家医院接受治疗。贝多正在治疗此人的肺部坏疽。巴纳德·戴维斯的好奇心立即被激发起来了。他对贝多说：“你知道，那个人不可能康复，他死的时候一定记得帮我弄到他的头，因为我还没有来自那个的地区的头盖骨。”幸运的是，对那个水手来说，巴纳德·戴维斯在对他的诊断上操之过急。这位患者完全康复了，而且让贝多开心而宽慰的是，“他的肩膀上好端端地顶着他的头颅回到了黑塞哥维那”。

这就是颅骨收集的现实。它意味着要跟医生和护工闲聊，为医院解剖室、城市停尸房、监狱和疯人院的交货作出安排。巴纳德·戴维斯和莫顿在他们作为颅骨收藏者的工作中利用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人们还记得莫顿“最讨人喜欢的温和举止，以兄弟之爱的纽带把你吸引到他身边”，这无疑在他的专业成就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据历史学家安·法比安记载，共有138个人捐献颅骨或人头给莫顿的收藏，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行业：医师、政府官员、传教士、军人、探险家，甚至还有委内瑞拉总统。巴纳德·戴维斯并无不同，他也是靠朋友和同事赠送或卖给他标本。在这项巨大的收藏事业的前沿阵地（它远远超出了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的联系圈子），人们为了获得人头和骷髅而在各种阴暗的环境下协商谈判。成千上万的人类骷髅开始堆积在欧美各地博物馆的收藏架上，几乎每一个骷髅的背后，都有一个交易、欺骗、镇压或诡计的故事。

▲20世纪初期，皇家外科学院的一位女工正在擦拭人类头盖骨收藏。由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亨特博物馆提供。

收集来自“原始”国度的人头可能还比较坦荡，因为有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某些情况下还有殖民地的官僚机构——允许数不清的倒霉蛋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偶尔，人们并非不接受一个收藏者对人头的需求，正如威廉·容克在1880年代所发现的那样，容克是一个俄国探险家，曾在中北非的赞德人当中旅行。当他决定在自己的动植物收藏中添加一些人类骷髅时，他只是下达了“一项笼统的命令：只要机会出现，就设法获取漂白的骷髅”。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他的要求刚好同时遇上了当地相邻族群之间发生的一次冲突，所以很快就有人送给他“令人憎恶的礼物”：3个装满人头的篮子；他暂时把它们埋了起来，然后运回国内清洗。

对游客来说，更常见的是面对当地人在相当程度上抵制他们对死者身体的兴趣。在很多地方，人们开始偷偷摸摸地举行葬礼，以挫败欧美窃贼；某些在墓地里搜寻人头的收藏者也很担心自己的安全。莫顿的一位联系人，一个名叫约翰·柯克·汤森的鸟类学家，声称自己曾冒着生命危险在俄勒冈州一个美洲土著的墓地上盗墓，他写道：“在这个地区搞到印第安人的颅骨是一桩相当危险的勾当。当地人很忌讳你，以至于每当你在他们的陵墓附近溜达时，他们总是紧盯着你，一旦哪个倒霉蛋被怀疑要打扰他们的神圣遗骨，血腥的报复便立即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当地人对外国人贪婪的对抗意味着坚定的骷髅收藏者通常不得不在夜幕的掩盖下工作。莫顿有位殖民地官员朋友，他曾在埃及盗墓，并送给莫顿100多个骷髅，他写道，这让他“有一种流氓无赖般的快感，在掘墓偷尸这个行当我有过很多试验，说出来一定会让你哈哈大笑的”。以这种方式把这项活动假装为一个冒失鬼的恶作剧并不罕见，有很多故事讲到，旅行者们乘着夜色去劫掠战场或墓地，盗取骷髅。后来在婆罗洲和托雷斯海峡收集骷髅的剑桥大学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科特·哈登1890年代在爱尔兰西部的时候，曾在夜幕降临之后探访过一座废弃的教堂。他的好奇心得到了回报——他在教堂的墙壁上找到了一些摆放在壁龛里的头盖骨——但他不得不藏起自己的战利品，不让两个碰巧路过的人看见，也不让那几个等待载他回寄宿处的船夫看见。1912年，英国人类学家查尔斯·塞利格曼和布伦达·塞利格曼在苏丹东海岸搞研究，某天傍晚日落时分，他们去了一个古战场，“用我们的手杖小心翼翼地扒开地面找骷髅”。他们不敢用铁锹挖出更多，但天黑之后，他们还是带着12个骷髅回来了。

人们可以在每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情况下盗到人头，有些情形是合法的，还有一些情形则是非法的。巴纳德·戴维斯的熟人曾送给他一些被处决罪犯的骷髅以及从医院解剖室里带出来的骷髅；他还有一个姑娘的骷髅，依然戴着发网，是在庞贝城的一个地下室里找到的；还有10个瓦努阿图人的骷髅，他们在当地的医院里死于痢疾，后来主治医生挖出他们的尸体，割下了他们的头颅，清理了他们的颅骨，贴上标签，寄到了英国。他还有一些来自曼彻斯特济贫院入住者的骷髅，是当地的外科医生寄给他的；还有一些古代的骷髅，是在肯特郡一条新铁路修建时出土的。每个人头都有自己的故事可讲。他还有一个来自仰光的缅甸小偷的骷髅，一个在香港处决的中国海盗的骷髅，还有一个塔斯马尼亚人的骷髅，据怀疑是一个偷羊贼的，他在夜里被一个看牲口的人开枪打死了。

人们的收藏中还有一些阵亡者的人头。对19世纪的收藏者来说，军队是一个丰富的人体部件之源，对莫顿来说尤其是这样，他对美国军官的依赖超过了其他任何的供应者。莫顿去世之后，美洲印第安战争是稳定的骷髅供给源，它们将被用作阐述种族理论的材料——以至于在1868年，美国军医总长发表了一份正式备忘录，敦促军医们为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搜集土著人的骷髅，使得这家机构能够积累更系统的收藏。他明确强调了数量的重要性：人头多多益善，因为这批收藏打算要“获取北美土著种族大量颅骨的测量数据，以帮助人类学的进步”。

这是已知的唯一一次美国政府官方着手收集人类头盖骨，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到1900年，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积累了大约3000个骷髅（其中2200个是1869年从史密森尼学会的收藏中转移过来的，当一车车头盖骨隆隆驶过首都的街道时，想必是很壮观的一幕）。许多年来，在战场上，在医疗帐篷里，或者在军营里，美国军医砍下了数以百计死去的土著人的头颅，或者把它们从坟墓里挖出来。

在世界各地，军人最有可能遭遇土著民，也最有可能杀死他们，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所有大规模的解剖学收藏，其藏品在部分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在部队服役的人。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很多美国医生抱怨他们在搜寻尸体时所经历的风险和困难，尤其是当地社群决意阻止他们。他们心照不宣地承认自己在干坏事，因此总是向战友们隐瞒他们的活动：有一个人描述过当他向本团的人透露他在营地厨房里煮人头时令人不快的场景。另一次，《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一位记者发现，有一个军用帐篷搭建得就像一个解剖室，包括一个覆盖着橡胶板的台子，为的是切下最近被杀死的莫多克部落成员的人头，以便把它们寄到华盛顿特区。

无数医生砍下死人的脑袋，切开他们的颅骨，解剖他们的尸体，清理他们的骨头，把遗骸装进瓶子里，进行防腐保存，并贴上标签作为他们的收藏。他们通常在社会上最贫穷、最无力的成员身上运用他们的手艺。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人更容易弄到手，因为他们的家人没有足够的金钱或社会关系让他们安全下葬。

偶尔也有中产阶级的成员捐献他们的遗体用于科学研究。在18和19世纪，死后要求验尸变得更常见，这样做通常是为了让医生能够研究某种特殊疾病，但要留心保持尸体的完整，并在检查之后进行修复，好让他们可以体面地安葬。解剖，有其历史上的惩罚涵义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被解剖的尸体因为发生在它们身上的医学研究而被弄得面目全非。它们被丢弃在没有任何标记的墓坑里，或者随医院的垃圾一起被扔掉。即使对这些“解剖后的”尸体给予了恰当的安葬，也很少有人作出努力来修饰已经造成的损害。任何一个收藏者，如果靠个人捐献来积累广泛的人体部件收藏，都要等待漫长的时间，因为很少有人同意死后受到这样的对待，特别是如果大多数人相信身体的完整性对于安全过渡到来生是至关重要的话。

由于捐赠者甚少，而医学院和科学收藏对尸体的需求又很大，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遵循阻力最小的策略，搜集罪犯、疯子、穷人、弃儿、敌人、叛乱者、奴隶和外国人的遗骸，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些人都属于无名无姓的死人，他们依然成千上万地存在于研究收藏中。

纵观整个历史，死者没有家人和朋友一直被援引为科学解剖和保存人的遗体的正当理由。英国1832年颁布的《解剖法》，以及接下来那几十年里美国颁布的类似法律，都允许对“无人认领”的死者进行医学解剖。就这样，成千上万穷困潦倒的人，因为在教区墓地里买不起一片埋骨之地，而被交付给科学收藏。这些人有朋友和家人，但他们实际上“无人认领”，因为不能为他们举行一次葬礼。往往是金钱而不是家人，有能力把这些人从外科医生的解剖刀下拯救出来，结果，这些穷困潦倒的人死后受到的对待，就好像他们纯粹是物品，对他们的处理仿佛他们与生者之间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在19世纪，有一些职业盗墓人给医学行业提供用于解剖的尸体，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所有可能帮助辨认身份的衣服和个人物品留在坟墓里，因为一具无名无姓的尸体很难追踪，不大可能被家庭成员所认领。

在美国，没有标志的坟墓和流浪汉坟场——一些无家可归者由公共财政出钱安葬在那里——是盗尸的主要目标，因为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埋葬在这些坟墓里的人都被他们的家人和社群抛弃了。另外一些可靠的来源还包括自杀者的尸体，他们没有权利埋葬在基督徒的墓地里。由于同样的原因，济贫院和感化院也为科学行业提供稳定的尸体供应。坐落在单独墓地里的非裔美国人的坟墓，也经常成为靶子。黑人尸体的消失不仅很难引起中上层社会的关注，而在一个深度隔离的社会里，他们的家人也没有多少抵抗手段。

学术界的很多人都相信，非裔美国人和所谓的原始民族几乎算不上人。例如，塞缪尔·乔治·莫顿相信，不同的人类种族在神的创世中就已确立，不可改变，他们构成了单独的种类。外族人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劣等的种类，这一观念不仅让他们觉得这些人很适合用于科学分析，而且还宽慰了一个人的良心，假如他对自己工作所牵涉到的种族含义产生了任何疑虑的话。即使当友谊侵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分，科学还是有最终的发言权，正如伊希的遭遇那样。

伊希是一个美洲土著人，1911年在加利福尼亚北部一家屠宰场的院子里被人发现时候，一贫如洗。他瘦得皮包骨头，不懂英语，除了围在肩膀上的一块马车帆布之外，几乎是赤身裸体。在报纸报道发现北美最后一个野人的同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们确定了他是美洲土著人当中雅希人族群的一员。没有幸存的家人和朋友，伊希被迫逃离了他的家园，饥饿而绝望。他被带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博物馆为他作出了恰当的安排。结果，他一直生活在这家博物馆里，为他的民族和语言提供研究资料，作为一个校工助理挣一份薪水，直至1916年去世。

伊希明确要求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成为死后验尸的对象。在伊希去世前的那几天里，博物馆的一位馆员写道：“……让科学见鬼去吧。我们打算站在我们的朋友们身边。”随后他补充道：“此外，我不可能相信，这里面本质上涉及任何科学价值……就他的情况而言，科学的主要兴趣属于一种病态的浪漫天性。”但是，他的信来得太晚。博物馆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宣称自己是伊希的朋友——“在科学与情感之间进行了妥协”，他们违背他的意愿进行了一次验尸。他们取出了他的脑髓，寄给了史密森尼学会。那些承担验尸工作的人安慰自己说：那是最低限度的侵害，肯定不像解剖那样无礼；毕竟，他的脑髓被保存了起来，而不是被销毁了。伊希尸体的其余部分得到完整的保存，并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墓地被火葬了。因此，尽管违背了死者的意愿，验尸被视为一个折中的办法。

伊希的身体在死后被分割开了，正如他生前的身份一样：他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件科学标本。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也被认为是“他那个部落的最后一人”，明显没有活着的亲人，他被认为太“有价值”，死的时候不能浪费掉。经常有人发出这样的哀叹：某些男男女女代表了“他们那个部落最后一人”。科学收藏者经常把外族人和少数种族的人描绘为没有国家或世系的人。这是一种假惺惺的恭维，赋予一个人以浪漫身份，同时在死亡的时候推断他们的社会孤立和无力。很多人相信，在国际贸易和殖民主义的面前，土著族群正迅速灭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迫使收藏者更加热情地展开搜集物品、衣服和骨头用于研究，结果是，他们“抢救性的民族志”这个说法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一个更大的讽刺是，骷髅收藏的黄金时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条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博物馆收藏中的绝大多数骷髅都完全失去了其个人身份或历史的时候，颅骨以一种长骨和肩胛骨所不具有的方式保留了一个人的本质。这些人头大多数都被弄得既没有面孔，也没有姓名，明显是为了理性研究的目的。所有骷髅都是身份的符号，而不是个体的人，因为它们既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非个人的。一个骷髅依然是某个人的脸面，但由于它被剥得只剩下骨架，看上去似乎显得遥远而超脱尘世，这样一来，在骷髅依然保留着其直接性的同时，它的力量被去人格化了。骷髅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来世的信使，因为它代表了那个人，然而那个人却并不存在。他或她被转变成了某个新的东西。或许，这也是骷髅为什么对科学家有吸引力的原因，因为它们既是人的，同时也是非人的。它们并不代表个体，而是代表一个群体或“类型”。从某个人的脸上把肉清理掉，不仅创造了一件令人震惊的装饰品，而且也是把一个个体转变成一个属类标本的最有效的方式。

博物馆收藏者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涉及到去人格化。正如盗墓人取出一具尸体卖给科学机构时小心翼翼地留下标识性的个人物品那样，博物馆的管理人员也对其“标本”的个人史没有多大兴趣。在这一点上，伊希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超越了属类标本和著名遗骸之间的划分。无论如何，伊希的名声总归是来自他的特殊身份：被看作是他那个“类型”的最后一人。另外一些有着人类学或解剖学价值的个体被赋予一个编号，但他们的姓名没有记录在案。虽然博物馆收藏的所有藏品都被赋予一个入册编号，但大笔一挥，它们便重新归类为研究对象，成了它们过去自我的科学影子。

莫顿在费城自然科学学会的继任者们在他收藏的每个骷髅的前额上小心翼翼地写下编号，连同其收集的地点，有时候还包括收集它的人的姓名。在博物馆里，收藏者的身份常常比被收藏者的身份有着更显赫的位置。一份值得尊敬的捐赠者的名单凸显了这家机构的声望。如果慷慨大方的捐赠者被忘掉了，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如果谁不知道自己正在研究的那个死人的姓名，则无关紧要——大概还更轻松一些。相比之下，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和籍贯常常被写在骷髅上，因为这些信息对于考量他们的人口统计学有很重要的价值。约瑟夫·许特尔提供的信息异乎寻常地完整，他给自己收藏的骷髅贴上标签，写下姓名、年龄、职业和死因。今天，许特尔的标签是一个深受欢迎的话题，因为它们如此不同寻常，因为它们扰乱了我们的这样一种趋向：把收藏中的骷髅当作物品而不是当作人头来对待。

移去一个人的姓名，用一个编号取而代之，是人类遗骨收藏者把尸体跟它们与生者的社会关系分离开来的方式之一。剥离他们的姓名，也就把这些死人跟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分离开了，跟可能要求归还它们的亲属分离开了，成了要研究的物品。某个人的祖父或高曾祖父被转变成了一个1901年死于36岁的澳大利亚男性。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社会分离过程——其本身是某种形式的力量，在贴标签的人与被贴标签的人之间发挥作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早在一个人的骷髅抵达一家博物馆很久之前就开始了，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通常是那些“没有”姓名和家庭的人首先成为无头者。

19世纪晚期，当一些大的科学机构仿效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这样一些人为榜样，打算以更加系统的方式获取骷髅收藏的时候，成千上万人头被送到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以便贴上标签、研究和储藏。然而，相对于它们的庞大规模，这些骷髅收藏却很少构成公开出版的人类多样性研究成果的基础。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劳心费力地对它们进行分类编目，但在19世纪晚期出版的详细的比较著作却寥寥无几。仿佛一旦它们被安全地储藏在一家恰当的“文明”机构里，不再受到损害，对于这些骷髅，人们就再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当人们——最著名的是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仔细测量和比较这些骷髅时，其结果却很难准确说明。

塞缪尔·乔治·莫顿在1839年出版了《美洲人的头盖骨》（Crania Americana），在1844年出版了《埃及人的头盖骨》（Crania Aegyptiaca），伯纳德·戴维斯在1856年出版了《不列颠人的头盖骨》（Crania Britannica），并在1867年出版了他纪念碑式的著作《头盖骨汇编》（Thesaurus Craniorum）。在他们之间，这些书列出了数以千计的骷髅和数以万计的测量数据。《头盖骨汇编》包含了惊人的25000个测量数据。巴纳德·戴维斯承认：“当我最早开始的时候，必须得出超过25000个准确而仔细的测量数据的想法几乎令人难以接受。”由于某种原因，多半是因为他通过重复而发展出了某种免疫力，他发现这项工作在进行的时候更容易一些。一份讣告指出，他的强项是“在标本的收藏和记录上不知疲倦的旺盛精力，而不是任何深度的观察、判断和归纳的能力”，巴纳德·戴维斯很可能会同意这个看法。看来，他的主要目标是要创建一个颅骨形状的数据库供人们参考，而不是一部革命性的种族理论著作。

对于这一努力来说，并不缺乏可用的工具。巴纳德·戴维斯使用简单的卷尺、两脚规和用钉子固定的直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仪器变得越来越精密。仅测量设备的丰富就表明了这一课题异乎寻常的流行：在19世纪晚期，有超过600种测量颅骨的不同工具在市面上出售。有测角器、颅位稳定器、颅形描记器、伸展两脚规和活动钳卡尺、测骨盘、动力计以及人体测量器；有颚骨测角器、立体画、测颅器、记转器以及眶轴计。莫顿选择使用面部测角器，描画颅骨的颅形描记器，以及测量头盖骨容量的颅位保持器，还有更基础的头盖测量器和两脚规。颅形描记器由一块大木板组成，6英尺长，1英尺宽，其一端是一个台架用来支撑骷髅，另一端是目镜用来以缩小的比例观看它。莫顿的办公室想必是一个由码尺和直尺组成的地方。

1880年代，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的一位馆员用骷髅来试验新的测量设备，而不是撰写并发表研究成果，仿佛测量本身成了一个目的。结果是一些巨大的表格，写满了距离、角度和比例，每个个体的人头，每个小偷、强盗和穷人，都变成了纸上的一连串数字。

关于这种把人变成数字的冲动，有某种权威性的东西在。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还有很多他们的同时代人，都倾向于相信种族差异古老而不可改变。巴纳德·戴维斯写到过“人类种族本质性的、不可调和的差异”，这两个人都相信，混血种族联姻所产生的后代将被证明是不能生育的，或者说至少是生育力要差很多。但事实情况明显不是这样，因此莫顿最终考虑放弃把生育率作为区分种类的一个标准，虽然他曾确信不同的种族构成了不相容的族群。像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这样的人都把人类的差异性看得仿佛就是一个骷髅：坚硬而固定。他们全面彻底的测量人体的努力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试图把人固定在恰当的位置上，试图在他们之间画出永久性的界线。问题是，在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发现种族差别的同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帮助制造这样的差别。

所有的设备和统计数据赋予颅骨测量以科学行为的外表，把人变成数字使他们看上去可以预测，但总是有一些例外，有一些并不适合这一智力游戏的群体或个人。人头有一个令人沮丧的方面：总是与关于种族等级体系的观念相冲突。

在莫顿的书中，很少有什么措词透露出他努力去理解他试图描绘的差异的复杂性——比方说，当他宣称自己“不知如何”区分那些他觉得应当有所不同的族群时。他承认，他并不打算计算收藏中的高加索人的平均颅骨尺寸，因为他认识到，大量更小的印度人和埃及人的头盖骨将会拉低平均值。与此同时，他把秘鲁人包括进了土著美洲人的样本中，这将降低这个群体总的平均尺寸。而且，当土著美洲人的样本中有大头的时候，他根本不把这些样本包含进他发表的数据中。他并没有考量性别或身高的因素，因此有更大数量的女性颅骨拉低他的“黑人”群体的平均颅骨尺寸。无论是他包括在内的秘鲁人，还是他排除在外的印度人，也都有一些更小的头颅存在着，只是因为他们的身材更矮。莫顿在计算平均数的进位时，对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只入不舍，而对“黑种”埃及人则只舍不入。

他一直这么干。莫顿的所有结果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他的收藏都是偶然搜集的，通过偶然的会面和社交场合的机会，某些样本组很大，而另一些样本组很小，只有一两个骷髅；有的有更多的女性，另一些有更多的孩子。他的数据中不存在一致性，或者说就这个问题而言，任何头盖骨研究者的数据都是如此，因为材料的性质使得“系统收集”几乎不可能。代表性的样本是头盖骨研究者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不得不根据他们手头掌握的五花八门的人头得出结论。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19世纪颅骨中的莫顿收藏。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斯蒂芬·明尼科拉提供。

▲工作人员正在“借助水确定颅腔的容量”，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华盛顿特区，1884年。由米里亚姆和艾拉？D.瓦拉赫画廊艺术部照片收藏、纽约公共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收藏以及阿斯特、雷诺克斯和蒂尔登基金会提供。

另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关于“种族”这个词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莫顿的某些分组是依据他们的宗教或种族属性来划分——阿拉伯人、凯尔特人、印度人、黑人——而另一些则按照国别来划分——阿富汗人、荷兰人、英国人。更让人担忧的是，莫顿声称他从自己的计算中把“白痴”和“混血种族”排除在外，但这些名号只不过凸显了他试图确定的那些类别的流动性。这样的定义明显不科学，莫顿是在跟那些折磨着“种族”概念的整个历史的决定作斗争，因为，只要近距离地仔细审视，种族分类总是会土崩瓦解。你究竟是依据民族、宗教、村庄还是信仰体系来界定种族？到最后，你不得不在某个地方画线，而且总是“类似的”个体站在你画的那条线的两边。

实际上，种族的名号是在测量开始之前创造出来的，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就是计算出你手头拥有的柏柏尔人、努比亚人、爱斯基摩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黑人、北美印第安人和孟加拉人的骷髅的相应数字。分类常常是模糊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从坟墓中偷来的骷髅、意外出土的骷髅，以及那些对当时知识问题并无个人兴趣的人从战场上带回来的骷髅。正如莫顿在1849年所写的那样，“偶尔有一些欧洲人和非洲人的骷髅，被人误当作印第安人的骷髅寄给我，这些骷髅有时候混在相同的墓地里，这个倒是不难理解；但目光老辣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区分它们”。于是他着手按照出处未知的骷髅把这些人进行分组。

当你收到一个骷髅时，你可能最希望得到那些关于他的民族、年龄和性别的信息，而罪犯的人头对于头盖骨收藏来说往往是档案最齐全的。但像颅相学家一样，头盖骨研究者花了相当可观的时间，来评论那些并不符合他们预期的个体。就拿法国人类学家保尔·布罗卡来说吧，他勤勉不懈地测量来自12、18和19世纪的巴黎人的颅骨，期望发现尺寸上的逐渐增长。当18世纪的头盖骨被证明最小的时候，他设法证明它们是从一个穷人的墓地里收集来的并得出结论：这一点必定解释了意料之外的结果。

当你处理这么多骷髅，这么多可变品种，以及这些不同品种中的这么多测量数据时，任何种族分类理论都可以提出相当可观的论据。自始至终，越来越多的骷髅被积累起来，为的是得到越来越多的测量数据，希望更大的样本规模在统计学上有更充分的根据。但是，不管他们弄到手的骷髅多了多少，这个故事看上去并没有更清晰。骷髅，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被证明越来越难以捉摸，难以搞定。头盖骨测量专家们着手进行野心勃勃的比较研究，他们冒着被淹没在其数据中的危险。

巴纳德·戴维斯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没完没了地探索数字往往会遮蔽结果。当他思考语言、艺术和统计数据在帮助充分描述人类颅骨形状的差异上的相对有用性时，他承认：“每一种研究和表现的模式，对于充分认识原型的差异和特性来说，都有可能被证明是有点不完美和不充分的。”当他修订自己的手稿时，他做出了“数以千计的修正”，但这无济于事，这些修正让他很想知道，他究竟还留下了多少错误，进一步混淆这幅图景。准确性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不管有多少新的测量设备出现在市场上，结果却经常无法十分说得通。1914年，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的一位馆员阿莱斯·赫德利卡宣称，博物馆现存的2000件颅骨的测量数据目录（发表于1880年）“或多或少是不准确的”，因此没什么用处。于是，他着手创建一份新的、更准确的目录。

追求更准确测量数据的劲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莫顿和巴纳德·戴维斯绝不是把毕生奉献给挥舞两脚规和卷尺的人。阿莱斯·赫德利卡成了20世纪伟大的头盖骨测量专家之一。在他的事业生涯中，赫德利卡对估计多达8400个个体进行了10至16项单独的头盖骨测量。威廉·豪厄尔斯是一位比赫德利卡小40岁的美国人类学家，他为2500多个头盖骨进行了多达80项单独测量。豪厄尔斯和他的妻子在1970和1980年代把他们的退休时间都花在了测量人的颅骨上。

在21世纪，大多数颅骨都使用专门的照相机镜头拍了照片以使失真最小化，这些图片随后用数字化的方式标出了特殊的点。这意味着用不着比较单独的测量数据，研究者就可以比较整个颅骨上不同点的空间关系。“开放研究扫描档案”是最野心勃勃的扫描项目之一，目标是对马特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所有头盖骨建立一个高分辨率三维CT扫描数据库，包括莫顿收藏的1200个骷髅，以及约瑟夫·许特尔收藏的全部139个骷髅。这个数据库一直在不断发展。作为结果的档案让研究者可以比较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不同收藏中的颅骨，而再也用不着触碰它们。如今，有数学软件计算体积、对比不同颅骨的几何形状、检验早期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与此同时，颅骨测量学在被应用于世系或种族的时候，这一领域依然受制于关于其自身有效性的争论，学者们常会发表论文检验他们自己检测的准确性。豪厄尔斯所建立的头盖骨测量数据库是今天那些试图评估个体颅骨世系的人使用最广泛的数据库之一。它构成了被称作CRANID的计算机程序的基础，这个程序使用统计学的检验方法，把一个可能的地理起源赋予任何一个按照一套规程测量过的骷髅。但是，CRANID以及另一个叫做FORDISC的重要计算机程序（也是基于豪厄尔斯的数据），最近被证明对于预测一个骷髅的世系来说很不靠谱。威廉·豪厄尔斯可能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自己对颅骨形状的研究让他确信：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有着引人注目的一致性。他警告说，族群内部的变异显著地超过了群体之间的变异，任何把某项形态学特征作为族群相似性的一个决定性标志的研究都是可疑的。

很难想到这样的责难竟然来自一个毕生致力于这项事业的人。使用颅骨测量学作为一个预言工具充满了困难。科学家并不比较骷髅，他们比较骷髅的测量数据，即使你不理睬那些在涉及这么多测量数据时必定会发生的错误，获取测量数据的方式在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个人之间也有所不同。最近，有人对赫德利卡的测量数据跟豪厄尔斯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只有5项数据是可比较的，而且可以跨数据库使用。此外，赫德利卡自己的数据在他的整个事业生涯中也有所变化。每一个提供测量数据的人都有可能引入错误或矛盾。那么，把人类变异与颅骨形状联系起来，这里面涉及到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正如豪厄尔斯所指出的那样。

人头形状的变异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气候、健康、饮食，以及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是谁，就其本身而言，这跟他们生活在哪里没有多大关系。更不用说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颅骨测量变异大约有90%发生在本地族群之内。首先，有一些问题涉及到“地理区域”的定义。如果“种族”是一个文化构成，并没有生物学的基础，那么，对“世系”或“地区性”的研究也经受了同样的难题，因为科学家不得不首先定义他们的地理区域，然后再使用他们的检测来确定颅骨与他们所定义的地理区域能匹配到什么样的程度。不同的文化在一张世界地图上以不同的方式分割开来，即便地区就像种族一样，有它们自己的文化史。但是，有许许多多不合常规的例外，以及人们普遍同意的理由，让我们不由得怀疑把人头形状与世系关联起来是否有效，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人们为了预测来源而测量颅骨。

当然，合理的问题会产生合理的答案。当标准被仔细地制订、不同的检测被用来互相支持的时候，当颅骨测量数据与其他信息结合起来的时候，比如这些骨头的考古学背景和遗传构成，颅骨测量学还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此外，对于人的状况，颅骨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洞察，因为就像我们身体内的其他所有骨头一样，它们的形状受制于我们的发育过程，还有我们的健康、营养、环境和出身，以及我们所经受的任何身体上的创伤、磨损和医疗干预。但是，颅骨被证明在过去对科学家很有吸引力，其原因比我们如今对于一个人的死因或他们的日常饮食可能提出的任何具体问题都更加深刻。

说到早期几代头盖骨收藏者的功绩，不只是猎获这些战利品。抱着给全世界的人分类的大胆热情，他们常常粗暴对待他们的分类对象，我们的博物馆中庞大的人类遗骨储藏是一个让人不大舒服的提示物，提醒我们过去的压迫和不平等。

最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土著社群要求归还他们死去的祖先，好让他们能够体面地埋葬，入土为安。一些新的法律已经开始在英国和美国推行，以控制博物馆里对人类遗骨的处理。而且，无论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机构层面上，都修订了相关的行动指南，以构建这些机构与它们拥有其身体部件的死者后代之间的协商谈判。与此同时，博物馆里的很多人类遗骨被当作尊敬的标志拿出来展示，再用无酸纸和泡沫包起来，在寒冷、黑暗、孤独而寂静的环境中，远离公众好奇的目光，举行某种不同形式的葬礼。

最近这些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死人的头颅、骨头和身体部件被归还给他们的后代。这里仅举几例，一些骷髅从伦敦送到了托雷斯海峡，从伯明翰送到了加利福尼亚，从爱丁堡送到了澳大利亚。1838年被荷兰殖民者处决的加纳国王的头颅，后来被保存在莱顿市的一家博物馆里，2009年被归还。2011年9月，20个人的骷髅从柏林的医学史博物馆被送还给了纳米比亚。当这些人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最早抵达德国的时候，它们被完整保存在甲醛里，皮肤和头发都完好无损，但1920年代连续不断的解剖让它们只留下了骷髅。2000年，史密森尼学会把伊希的脑髓归还给了他那个部落的后裔，与他的骨灰重新团聚，并重新安葬在他的老家。雷丁博物馆印第安村落收藏部和皮特河博物馆的部落收藏部决定对伊希最后的安息之地守口如瓶。

世界各地的土著族群重新建立了与生者的联系，许多年前，当他们的祖先最早被制成“标本”时，他们便失去了这种联系。成千上万罪犯和被济贫院收留的人，他们的骷髅大多数都留在了那里，没有受到干扰，因为没有相应的活人社群来认领它们。然而，在都灵，民众呼吁得体地埋葬龙勃罗梭博物馆里罪犯的人头和骷髅。切萨雷·龙勃罗梭是19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医生，在他探索罪犯行为的生物学理论的过程中，收集了400个骷髅、脑髓和人头蜡模。其中很多是从监狱的停尸房里带出来而未经死者家属同意的。龙勃罗梭博物馆决心让这批收藏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作为一个证据，证明博物馆的馆员们对科学史的贡献，但这场争论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人们对人类遗骸（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的态度正在改变。

新西兰的毛利人发起了争取归还祖先头颅的行动。自2003年以来，超过70个干头（toi moko）被归还给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它们来自瑞典、瑞士、英国、丹麦、澳大利亚、苏格兰、阿根廷、法国、夏威夷、荷兰、爱尔兰、加拿大、美国和德国的公共收藏。当前，新西兰国家博物馆有120多个干头，有人认为，世界各地的收藏中至少还有100多个干头。

在奥克兰博物馆和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毛利人的遗骸没有像收藏中的其他人工制品那样被编入目录或被赋予一个编号，因为它们并不被认为是博物馆的藏品。他们是祖先，因此被保存在博物馆里一个单独的区域，保存在一个被称作圣地（wahi tapu）的储藏室里，只有管理员（kaitiaki）才能进入，在那里，参观死者要遵循恰当的仪式。今天，博物馆馆员在它们的储藏区域依然要按照土著社群的愿望，遵循一些仪式，比如与死者交谈，穿合适的衣服，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探访，或者要求附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保持安静。

当人们被给予空间对死者表示尊敬时，博物馆的定义也就随之而改变了。

第七章　医学院的人头解剖

解剖头颅是一件艰苦的体力活，需要十分细致和很高的准确度，这代表了最大的体力挑战和情感挑战，但也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强烈兴奋，医科学生常常能从中感受到探索人与物之间边界的魅力和恐惧。

比尔·海斯参加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个解剖班，同时在写一本书，书中描述了他的一位指导老师从一个晃晃荡荡的特百惠塑料容器里拿出一个“半头”的瞬间：“达纳用带着手套的双手伸进去，提出来的东西我只能描述为恐怖：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从中间被劈开了。这是一个人头从里到外的剖面。”当达纳拿出那半个头时，两个学生背过脸去，清澈的防腐液顺着那人裸露的脑髓、喉咙和砍断的脖子往下淌进容器里。达纳把那颗人头脸朝下放在桌子上的一块毛巾上。

学生们在研究人类如何吞咽食物。当他们的讨论转向舌头解剖的错综复杂、吞咽机制和呕反射时，海斯发现，那颗人头已经不那么可怕了，他得出结论：那颗人头有它自己的某种审美吸引力。“与我们在腹腔的冒险比起来，半头整洁而干净，几乎没有脂肪，外表被仔细包裹着。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整洁的小室。很难想象这里面怎么能发作头痛。”

这节课结束的时候，海斯甚至主动要把那颗半头放回到那个特百惠塑料盒子里，这样做的时候，他忍不住朝那个人的脸看了一眼，一边琢磨着他的脸，以及他可能有过的生活。那人有着浓密的花白眉毛，看上去有八十多岁。“他没准是个罪犯，或者是个医生。”海斯发现，他可以一边学习这个死人头的解剖，同时并不否认尸体的人性。他不需要为了把它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来处理而完全把这颗人头“客体化”。他用薄纱把它包起来，放回到它那个特百惠塑料盒子里。“这是某个人，我想，同时不由得心生敬畏，一个正在思考、正在做梦的人。”

解剖一个人的头是一件艰苦的体力活，需要十分细致和很高的准确度。你不得不用锯割断脖子，剥去脸上的皮，从两眼之间把头一分为二，绕着天灵盖用凿子凿，然后才能把它锯下来，取出脑髓。它发臭、肮脏而复杂，人们很难认出脸和脖子中的所有细小结构，更不用说要克服以这种方式处理人的身体所带来的情感折磨。有些学生感到恶心、恐惧、紧张不安，另一些学生对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感到愤怒，但还有很多学生，不管怎么说，都表示他们对人体的美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惊奇感，即使面对这样残忍的杀戮。

人体解剖通过接触教会学生们懂得身体的肉体性。他们学习了人体的质地、形状和构造，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彼此关联的。他们学习了骨、腱、肌肉和神经的力学原理。他们探索了特定条件如何影响不同的身体部位：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免疫系统，诸如此类。解剖班有一些学术性的目标，但还有其他的课程也在进行。学生们还学习了如何不带情感地完成容易动感情的任务。他们谈到“对你看到的东西耸耸肩”，谈到“脱敏”，以及让自己与手头的工作“保持距离”。他们学着处理尸体——或患者——的双重性，把他们既看作是人，也看作是物体。正如一个学生所解释的那样：“当你把一具尸体的头颅切下一半的时候，你别让自己琢磨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曾经活过、爱过的人，你知道他曾与别人发生性行为，亲吻过别人，那根舌头吻过某个人。你得把自己与这些胡思乱想隔绝开来。”

有些身体部件使得你很难“让自己停止胡思乱想”你正在对这具尸体所做的事情。头、手和生殖器经常被挑出来，这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解剖。研究表明，在这些课上，学生可能更加紧张，因为这些是最有人性的、最个人化的和最私密的人体部件。它们更有可能提醒学生们：他们的行为是破坏性的，他们面前的这具尸体在解剖实验室之外的那个世界上有着其他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些瞬间，尸体再次成为一个人。头、手和生殖器让学生们不得不在尸体的肉体形态中看到他们自己的脆弱，他们自己脆弱的人性。面对死亡供体的个人特性，学生们发现，他们自己的人格被反应在它们身上，并认识到，尸体也是“独一无二的人”。

当人体看上去不像人体的时候，事情更容易一些。通常，尸体被覆盖着防护纱布和遮罩，只留出一小部分让手术刀可以接触到，这样一来，学生们只要依次处理“与躯体分离的”一部分就行了。当你割开腹部或手臂的皮肤，“它看上去就像一本解剖学教科书，而不再像是一个人”，这在心理上很有帮助。这些都是简单的解剖。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医科学校都把“头和颈”的解剖课留到课程的最后。

精神病学家克里斯汀·蒙特罗斯写到过他在解剖室里的经历，她说：“解剖最惊悚的时刻并不是那些怪诞的、未知的东西，而是那些熟悉的东西。”最熟悉的东西，莫过于一个人的脸了。人们经常说，他们发现人头“太真实”或者“太人性”，以至于解剖起来并不轻松。一个在解剖课上把人头对等切开的学生写到：

今天，眼睁睁地目睹了我的同班同学们从电动手锯改为直接用手拿锯，狂暴地试图锯穿颅骨的剩余部分和脸部骨骼，我所能想到的一切是这多么恐怖……这是一个怎样的教学过程啊？我知道我上的是医科学校，谁也没说过这很轻松，但是，天啊，我真希望我们有解剖头和脖子的教学样本。它太个人化了。头、脸、脖子都太有人性了。我不可能把此事与切割一个女人的头分离开来。

不能不说，头是人体解剖中最难的部分，因为它最复杂，技术上最有挑战性。解剖者既需要残忍，能够锯开颅骨并把它凿下来，又需要温柔和细心，确保不损害里面的任何软组织。颅骨内的隔膜牢牢粘在骨头的表面，必须使劲把它们扳下来。为了取下脑髓，解剖者必须让它在狭窄而黑暗的脑腔内保持稳固，同时切断下面的脊髓，还有很多将它与身体连接起来的动脉和神经。即便到这个时候，也必须拿出意料之外的力量把它拔出来，发出撕裂组织的声响。解剖学家挥动电锯、锤子和凿子来探索人头，但还有一些错综复杂的成分，像眼睛和耳朵，细小而顽固，需要使用极小的手术刀、镊子和稳固不动的手指。解剖一颗人头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很累人。

学生们发现对一个死人的头颅用锯并非易事。他们说，那样做似乎很“残忍”，仿佛是在“袭击它”。学生们把割断人头描述为“恐怖的”、“烦人的”和“令人痛苦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在“违反常规”。当然，他们确实是这样。由于他们是在贴近人脸工作，因此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他们正在切割的是一个人。另一方面，就像比尔·海斯研究那半个头一样，这种精神创伤也夹杂着魔力和惊奇。一个学生捧着他刚刚从一颗他用锯砍下的头颅中挖出的脑髓，写道：

你认识到，语言无法描述你刚才所做的是一次多么可怕且惊心动魄的经历：捧在你手里的东西，它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他让你成为了其遗体捐赠的接受者。时间停止了，你反躬自省，追问你自己的历史，以及你自己尚未书写的未来。你能不能做到无私？你能不能成为这样一位教师？当这台机器关闭时我们将去往何方？眨眼之间，你回到了当下，你转向一个满怀敬畏的同学，小心而温柔地把脑髓放到他的手里。

无论如何，大多数参加“头和颈”解剖课的学生都已经是训练有素的解剖者。他们正在学习隔离他们的情绪反应。正如海斯谈到他试图解剖尸体后颈时所写的那样：“那是早餐之后刚刚一个小时，我正在帮助完成那项十分接近于斩首的工作。”人头也成了必须学习的另一个身体部件。

解剖室为一种古怪的混合提供了场所：一方面是非人化的活动，另一方面是重新人格化的活动。非人化的效果主要是另外一些必要程序的副产品，比如需要保持一个安全而无菌的环境。穿罩衣，戴面罩来“擦洗”，在一排排不锈钢台子中间，在一排排贴有标签的工具盒子中间，处理被仔细包裹起来的人体，同时大门紧锁，周围被警示牌所环绕：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让你面前的人体看上去不那么像人——更不用说这些尸体已经被防腐过程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它们的皮肤苍白、强固而坚韧，就像动物的皮革一样；它们的鼻子、脸颊和胸部常常起皱了；它们的毛发被剃掉了。如果不露出他或她的生殖器，你很难说出尸体的性别。学生们从不知道尸体的姓名；相反，他们只会被告知它的标识编号。

解剖者很快学会了更有攻击性地对待他们面前的尸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老师也鼓励这样做。他们刚开始可能犹豫不决，但他们被告知要切割、撕扯和拉拽人体，必要的时候还要推拉尸体的肉和器官。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变得更大胆，态度上也更轻松自然，而且，尸体的沉默不语传达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正如一个学生所说的那样：“尸体从不抱怨任何伤害。”在已死患者的帮助下，学生们逐渐学会了以一种坚定的、享有社会特权的方式处理人的尸体。

尽管有这些惯例，或者说，多半正是因为有这些惯例，医科学校如今把学生与尸体之间的遭遇框定为一种人际关系。尸体作为学生的“第一个患者”这个概念越来越流行，有些老师甚至拿出供体的完整病历，好让学生们可以开始研究死因，或者其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大西洋两岸的医科学生经常受鼓励给他们的供体写鉴定书，或者鼓励他们通过诗歌或艺术，创造性地表达他们对人体解剖的感觉。学校每年都举行追思礼拜，学生和遗体捐献者的家人都应邀参加。与此同时，学生们发现自己以令人吃惊的个人化方式与他们解剖的尸体相关联。尽管他们学习了让自己超脱情绪化的反应，为的是能够承接像砍下头颅和切开头颅这样一些非同寻常的绝技，但他们经常给他们解剖的尸体取名字，并发展出了与尸体之间的一种感情强烈的关系。

克里斯汀·蒙特罗斯曾在罗德岛的布朗大学医学院上学，她把自己解剖的尸体取名为夏娃。尽管尸体的头颅被遮盖了，但克里斯汀和她的同学在进入解剖室的第一天便决心要看看夏娃的脸，她解释道：“如果之前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便把她大卸八块，总感觉不大对劲。”当他们把她在解剖台上翻来滚去的时候，他们试图保护住她的脸。“托住尸体的下巴对于保护尸体的形态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当我们的行动使得她越来越不完整时，尽其所能地保持人形似乎很重要。”

与直觉背道而驰的是，切割一个死人的行为可能引起对他或她的人性产生一种强烈的尊敬，甚至是关切。身体暴力掺杂着温柔的瞬间。学生们小心翼翼地遮住他们解剖的尸体，征求他们的同意后，托起他们，移动他们，仿佛他们是个活人。在解剖室里，有一些漫长而安静的时刻，来冥想那曾经赋予他们解剖刀下的身体以活力的生命。

我们往往以为，为了完成他们更具攻击性的任务，医生们需要把一个人的人性搁置一旁，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恰恰相反，事实上，为帕金森病患者实施深脑刺激手术的外科医生在探入病人的脑髓时总是与患者互动。脑髓没有感受痛苦的神经末梢，局部麻醉只能被用来麻醉头皮，好让患者在手术期间感觉不到难受。为了在头顶打一个1.5厘米的小洞而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然后等上两个小时，直至他们再次醒来，以便手术团队可以跟他们交谈，要求他们完成一些很小的任务，以帮助电极找到正确的部位，来缓解他们的症状。接下来，让患者重新睡去，以便电极可以固定在颅骨上，他们头上的切口再次被缝上。令患者保持清醒的脑外科手术也被用来治疗肿瘤和癫痫，因为它让医生可以做手术，同时又不损害大脑中那些控制一个人的视觉、语言和运动的部位。

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做手术也是可能的。特拉维夫大学医学伦理课讲师斯凯·格罗斯写到过他目睹一位朋友做脑外科手术的经历。她在研究期间跟一位脑部肿瘤患者欧麦交上了朋友，她陪伴欧麦进入了手术室，注视着他的头皮被切开并固定在两侧，在创口的中间打开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格罗斯写道：“我一直站在那里俯瞰着那个洞，出乎意料地体验到一丝丝敬畏和厌恶。”当外科医生摘除他的几块颅骨时，欧麦既是注意力的中心，又似乎完全不存在。格罗斯认识到，她可以与欧麦的身体形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与欧麦这个人分离开来，尽管事实上，不像手术室里身边那些医生，她并没有接受过临床方面的训练。

我知道脑髓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但想象一下，欧麦的脑髓看上去仿佛就是欧麦的脑髓。毕竟，这不是你在解剖班里看到的匿名脑髓：这是一个我与之有着朋友关系并有主体间交流的脑髓。这是那个哭喊、大笑、讲故事的脑髓。但作为一个脑髓，没有人把它人格化——它只是肉，生病的肉。我有一种深深的幻灭感。

格罗斯原本预期有不同的感觉，因为欧麦是她的朋友，但手术室里的特殊仪式——复杂的惯常程序：对手和臂消毒，穿无菌手术服，戴口罩；欧麦已经被全麻，不能动弹，在消毒手术盖布下只有部分可见；灯光、机械和工具；以及手术室里严格的场景设计和等级制度——所有这一切，帮助把欧麦从一个人转变成一个“可操作体”。麻醉后的身体，就像尸体一样，并不像人那样行为，因此更容易像物品一样对待他们。

当然，眼睁睁地注视着一个朋友的脑外科手术，完全不同于对一个自己所爱的人进行尸检，尤其是一次需要砍头和解剖的尸检，但这些故事使得那样不可想象的情境看上去似乎稍微不那么异乎寻常。正如蒙特罗斯所写的那样，所有尸体都越来越不像他们本人，你便是我们所爱的人的尸体。很少有医生解剖其家庭成员的例证。颅相学家乔治·库姆解剖过他兄弟的脑髓，17世纪解剖学家威廉·哈维解剖过他父亲和他姐姐的尸体。2010年，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一位医生遵照父亲的遗嘱，在一群学生的面前解剖了他父亲的尸体。“不管我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也要控制它们”，他说，他的行为得到了其余家庭成员的充分支持。了解到供体在印度的匮乏，他们全家都打算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有一个经典的“尸体故事”在解剖班的新生当中流传。故事讲到，当纱布从尸体的头颅中抽出的时候，一个解剖新手发现，他“把自己的母亲劈成了碎块”。这是一个恐怖笑话，嘲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脆弱，以及他们让自己与他们的“第一个患者”的人性保持距离的能力（或无能）。（它还巧妙地重申了我们所同意的一个观点：一个人的头就是他的身份，而他的身体则不是这样。）医科学生实际上并不害怕解剖自己的亲属，但他们害怕他们解剖的尸体会让他们不由得想起某个人——即便不是一个他们所认识的人，也是一般形态的人。

学生们对人体解剖的焦虑，主要是他们担心自己对于看到和切开一具尸体的反应。初学者总是被吓坏了，他们会晕倒、呕吐或哭喊，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反应会在同行们当中引发怀疑，让人怀疑他们作为一名医生的能力。对大多数新生来说，实际经历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吓人，第一堂解剖课之后，所有学生的焦虑都显著减少。巴黎的一所大学有一群学生，他们的第一次解剖便是头和颈，就连这些学生也发现，气味比见到尸体的脸更令人难忘，将近一半学生并没有对这次经历感到震惊，或者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震惊。

绝大多数学生发现，解剖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并视之为自己的专业训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很多人选择上特定的医科学校，恰恰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体解剖课程。解剖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正常的年轻人还是接受了它，继续解剖，并发现它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实际上，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恐怖之源。

不仅是砍下一个死人头颅的情景让医科学生们感到焦虑，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如此：他们竟然能做这件事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詹尼弗·卡斯滕回想起她的医学训练课，她写道：“我们担心，我们身上存在某种缺陷，我们如此轻而易举地能够以一种有条不紊、不带感情的方式把一个人切割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像其他所有医科学生一样，卡斯滕也知道，“我们的新状态实际上很不正常”。对于外科手术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比如在手术台上把人切开，取出他们的内脏，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变得如此稀松平常，以至于几乎有些单调乏味。社会学家哈里·科林斯指出：“令人恐怖的事情是，对门外汉来说十分残忍的惯例，对圈内人来说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它又是一个提示器，提醒人们：给予正当的文化语境，人们就可以完成一些残忍的程序，正如他们可以眼睁睁地注视着血腥的处决或为了把肉清理掉而煮人头。不仅仅是医生们不得不对人的身体所做的事情本身令人震惊，而且下面这个事实也是如此：他们做这些事情稀松平常。

在蒙特罗斯解剖课的最后，她不得不解剖夏娃的头。在“头和颈”解剖课期间，一个学生离开教室的时候恐慌发作，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而是因为面前场景的残暴让他彻底崩溃了：

恐惧源自下面这个事实：他身处这样一个房间，里面的人在别的方面相对比较正常，是他的朋友，他的同事，而且我们全都在忙着从死人的身上拿掉他们的脸。有些人用手术刀割下嘴唇。另一些人则剥掉表皮，以便把椭圆形的鼻子、带有胡须的脸颊、眉毛……拿在他们的手里。

令人恐怖的是，普通人可以轻松自在地做这些事情，他们刚刚开始了解并尊重这些尸体，他们便通过劈砍、切割和掏空，让它们变得面目全非，不可辨认。跟其他任何部位比起来，脸更加是一个人的身份标识，竟然也可以解剖。

在他们最后一节解剖课期间，蒙特罗斯和她的朋友们不得不绕着夏娃的头标出一条线，用一把骨锯切开她的颅骨。他们不得不休息一会儿，因为他们又累又急。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凿子拧进他们在头顶撬开的裂缝里，骨头发出嘎吱声。骨头刚刚被移走，老师便把他们叫到另一个房间，但没有休息，因为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解剖教学样本——一个被熟练解剖并得到了完好保存的样本——那是一个男人被砍下的头，分为两个半球，脑髓已经摘除。指导老师用横跨那人头顶的一条颅骨作为把手，抓住它向学生们讲解各种不同的构造。然后，他们回到了他们解剖的那具尸体，摘除夏娃的脑髓。即便当所有动脉和神经都被割断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得不用力拉拽脑髓，才能把它拿出来。蒙特罗斯把这次经历描述为“超现实主义的”。后来，她不得不砍下夏娃的头，并纵向把它对半锯开，制造成海斯在他的解剖班里所遇到过的那种“半头”。

在摘除夏娃的脑髓之后，蒙特罗斯回家了，淋了一次热水浴，试图摆脱掉骨锯的气味。她感觉到羞愧。但她并不是为自己的行为而羞愧，她是为自己的恶心而羞愧，“我感到羞愧，因为我懂得我所得到的这份不可思议的礼物，懂得它应当受到怎样的欣赏和尊敬。我为自己感到厌恶而羞愧。但我确实感到厌恶。”

斯凯·格罗斯感到失望的是，她的朋友欧麦的脑髓在手术室里不过是沦为“生病的肉”，而克里斯汀·蒙特罗斯为自己在解剖夏娃的头颅时情绪不稳定而感到羞愧。前者希望同情更多一些，后者希望更少一些。让医学职业的情感横跨到人/物分界线的两边充满了困难。在解剖室里，尸体从来都不是一件像其他任何物品一样的东西。学生们学习像一件物品那样研究和处理它，但它还占据着另外的世界。客体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不是一个给定的状态，学生们必须努力练习，以确保他们能够像对待没有生命的物品一样处理他们解剖的尸体。幸好，他们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在这里，其他地方的暴力活动成了合理的和日常性的，但还是有一些瞬间，他们的努力并不凑效，他们试图保持他们不动感情的凝视。

跟解剖其他任何身体部件比起来，解剖一个人的头可能更是一场挣扎，因为它对解剖者既有体力上的要求，还有情绪上的要求，但它也有乐趣在。如果没有挣扎，你大概也没什么乐趣可言，切断一个人的头觉得就像是一次无可匹敌的渎神行为，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从内部看它是如此有吸引力。我们的头颅上挤满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五官，眼睛和耳朵，舌头，神经、动脉和腺体，肌肉、骨头和牙齿，而且，在你开始处理脑髓之前，先要处理这些。每一样东西都极其拥挤、高度整合。正如一位学生所说的那样：“眼睛的周围多么简单，却让你可以挤眉弄眼，对此，你不由得心生敬畏。”

今天的人体解剖与100年前的情形大不相同，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解剖台上那具尸体的身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解剖的所有尸体几乎都是穷人的尸体，是从根据《济贫法》设立的医院和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公共机构征用来的。然而，在20世纪，捐赠遗体的数量稳步上升，1961年，英国的《人体组织法》规定，为医学目的而使用的所有人体部件都必须受制于一套知情同意程序。切开一个选择捐献遗体给科学的人，与切开一个没有选择权的人，这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今天的医科学生对他们的供体心怀感激，他们以尊重和钦佩的态度对待尸体，当然，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早年，对于医生们来说，解剖台上的人体除了其身体属性之外几乎没什么别的意义，而且对待它们的方式也常常没有任何尊重。

历史学家鲁思·理查森指出，关于维多利亚时代解剖室的条件，相关内容在文献中明显阙如。就连解剖手册，其目标读者是那些解剖台上的学生们，也没有提及这项活动的性质及其道德含义。但是，医生们都承认，那是“一个肮脏的知识之源”，很多人实际上并不喜欢。工作空间常常狭窄拥挤，气味难闻；一些啮齿目动物被“一大堆残渣腐肉及其散发出的腐臭”所吸引；一些危险的化学品被用来给标本防腐。穷人的尸体只有十分粗鲁的对待，偶尔，一些医学惯例在媒体上受到严厉批评，但整个行业对这个话题几乎完全保持沉默。像弗兰肯斯坦的“肮脏制造工场”一样，被人所憎恶，却十分引人入胜，解剖学家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深藏不露，不让社会上其余的人看见。

考虑到早期解剖室的肮脏条件，以及那里发生的令人作呕的活动，有一点可能并非巧合：医生们总是费尽心机确保他们自己的身体在死后不被解剖。公众憎恶人体解剖，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残忍的、无礼的、总是不公正的惩罚，它摧毁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因此构成了“一种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命运”。解剖学家被通俗地描绘为下流、无情、肮脏、满嘴脏话。1840年，一位医生指出：“喝酒、抽烟和吵闹都是解剖室里非常合情合理的消遣”，暗示了这项工作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即使“令人憎恶的”研究对象几乎被当作科学标本一样对待。

▲头部和脖子的动脉，查尔斯·贝尔雕刻，1811年。由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提供。

医学标本已经擦亮磨光，装在瓶子里，它们出自这些肮脏的工场，在博物馆的陈列架上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腐烂的尸体转变为闪亮的骨头，收藏者们很看重这一转化的品质。头盖骨研究者常常用“辉煌”、“精美”和“卓越”这些热情洋溢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收藏。对约瑟夫·许特尔来说，他收藏的骷髅是很漂亮的东西：“完美无瑕的雪白色，牙齿完整，下颌骨是活动的，连着松紧钢丝。再也不会有人积攒起这样一批收藏。”这种转化把一堆乱七八糟的被掏空内脏的尸体，转变为堆放整齐、用瓶子装着、可以用漂亮描述的人工制品，其技术得到了相当挑剔的关注。最精美的骷髅是乳白色的，坚固不易碎，关于清理人头的最佳方式，流传着各种不同的方法。

16世纪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维萨里建议用石灰和沸水去掉骨头中的肉，而不会对骨头造成损害，不过还有另外一些可选办法。最简单的方式是把尸体放在水里封存几个礼拜，定期更换溶液，但这个方法往往会给骨头留下脂肪并变色，因此，收藏者们使用明矾水或珍珠灰，来实现他们想要的“细腻、洁白、象牙般的色泽”。一个收藏者可能只是把尸体埋起来，等待它腐烂，甚或用昆虫来清理骨头。费城的一位解剖学家理查德·哈伦曾是乔治·莫顿的指导老师，他声称，用蝌蚪纤细的“吸嘴”可以产生出漂亮的骨骼。他还建议把尸体放在蚂蚁窝的附近，因为“这些勤奋的技工很快就会清除骨头上的肉”。在19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建议旅行者把人头放在苏打或苛性钾里煮，以清理骨头，或者，如果可能的话，用氯化汞溶液对肉进行防腐处理，并补充道，假如有任何一个水手反对“那些在他们看来似乎有些野蛮的操作……在这样一次以科学进步为目的的探险中，长官的责任就是：只允许他们听命于理性的指引，并以此鼓励他们的船员”。

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下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题为“关于在热带气候中制作头盖骨标本的注释，主要是应用于印度”。收藏者应当“趁着新鲜的时候去除头颅中的柔软部分”，然后把它们浸在一大桶冷水里，最理想的是一个带有排水管的啤酒桶。脑髓应当事先捣碎并通过枕骨大孔去除，既是为了“减少让人无法容忍的恶臭”，也是为了改进“标本的美观和洁白”。法国人类学家保尔·布罗卡更加满不在乎，1865年，他解释道：“你先把骨头刮干净，再浸泡它们，然后暴露在新鲜空气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们就会变得非常好，没有臭味”，防腐这一转变的发生有着神奇的效果。

相反，正如巴纳德·戴维斯的笔记所暗示的那样，从人的头颅里取出骨头并不会令人感到愉快。收藏者们抱怨熬煮尸体时散发出的“最可恶的恶臭”。砍头对体力的要求也可能相当大。那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苏格兰一位患结核病的医生在英属哥伦比亚为哈得逊公司工作，他想在科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于是挖开了当地一个酋长的坟墓，但他发现，砍下尸体的头颅是一项如此艰巨的任务，以至于他身体出现大出血。地面上溅满了血渍，不是来自那个酋长（他已经死了3年），而是来自医生自己的肺。他不顾一切地继续战斗，带走了他的奖赏，他立即把这颗人头用盒子装了起来，寄给了英国的一所大学。

维也纳颅相学家约瑟夫·罗森鲍姆曾经偷走海顿的头，从他的个人经历中我们得知清理颅骨令人不适。1808年10月，他把自己的解剖技能用在了年轻的维也纳女演员伊丽莎白·鲁斯的身上，后者死于难产。罗森鲍姆很可能见过鲁斯——肯定赞赏她作为一个演员的天赋——但这并没有削弱他的决心。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是让他更加坚决：才华横溢者的头颅是唯一值得冒险的头颅。就这样，鲁斯去世10天之后，在夜里8点钟的时候，罗森鲍姆、他的朋友约翰·彼得和当地的掘墓人在墓地里碰头了，他们把鲁斯挖了出来。花了两个小时挖出棺材，把它撬开，再砍下她的头。“难闻的气味无法用语言形容，”罗森鲍姆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忍不住要担心掘墓人的性命。她已经腐烂得如此严重。”

第二天，罗森鲍姆把女演员那颗腐臭的头颅藏在外套下面，带到了彼得的家里，把它放进一个装满水的广口瓶里，试图压住臭味。鲁斯的肉已经肿胀，变成墨绿色和黄色，她那肿胀的嘴张开着，露出了牙齿。彼得雇来了一个医生，让他切除这位女演员的肉和脑髓，再扔进了一个桶里，然后在花园里埋掉，同时，这两个朋友一个劲地焚香，试图掩盖臭气。接下来，他们把鲁斯的颅骨和下颌放进石灰水里，在花园里放了4个月，到那时候，它慢慢变得“布满斑点，有些野性，带点绿色”，而且正长出水藻。这是一个失误。他们让骨头浸泡的时间太长了，它们变得又干又脆。下一回，当他们处理海顿的头颅时（此事确实很重要），他们将会确保每一个阶段都雇佣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可能给你更好的产品，但他们的处理同样糟糕。大多数骷髅收藏者，甚至还有那些从医院停尸房里征调尸体的医生，都是在暗地里工作，非法地偷窃和走私人体，这本身可能影响他们的技术。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是一个执业医师，他总结出了一套方法，可以从尸体中提取颅骨，同时不损害其外观，刚好可以不被人觉察。他主张切断耳朵后面头颅的一侧，从后面剥下脸上的皮。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切口取出头盖骨，再塞进一个替代性的颅骨，以掩盖原件的被窃。最后，小心翼翼地让脸上的皮回归原位，整齐地缝合创口，让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根本看不出来。巴纳德·戴维斯曾经向塔斯马尼亚的一个熟人描述这些步骤。他自吹：“假如我自己在殖民地，几乎用不着怀疑，我可以从死者的尸体中取出颅骨，而不会损伤它们的外观，而且可以指导任何医生做这件事。”他后来承认：“总是会有困难挡道，但也总是可以克服它们。”

“困难”无疑关系到下面这个事实：在未经死者近亲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是非法的，而且如果被发现，几乎肯定会引发一次公共丑闻。至少有一个医生在13年之后试图遵照巴纳德·戴维斯的指导来做，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位医生是威廉·克劳瑟，他是塔斯马尼亚的一位军医，1869年3月5日星期五，他擅自进入了霍巴特总医院。克劳瑟是这家医院的荣誉军医官，由他的儿子兼学徒宾厄姆·克劳瑟陪同，两个人去了医院的解剖室。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的尸体在那里接受检查，并依然摊开在解剖台上。借着烛光，他们安静地干着活，克劳瑟拿一把刀子，割下了那个人的颅骨，并把它带到了医院的停尸房里。另一具尸体在停尸房里等着他们。这就是他们此次夜间活动的真正原因：一个名叫威廉·兰尼的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尸体停放在那里，等待下葬。克劳瑟立即着手处理兰尼的尸体。

正如巴纳德·戴维斯所描述的那样，克劳瑟从右耳背后向下切开兰尼的脸的侧面；然后向后剥开皮，扯出兰尼的颅骨。他把刚刚从解剖室里带回的那个年长白人的颅骨塞了进去，取而代之。接下来，克劳瑟缝上了切口，拿着那个塔斯马尼亚人的颅骨消失在夜幕里。

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或许有理由批评克劳瑟的技术，因为他的行动很快就被发现了，而且导致了威廉·兰尼的尸体又一次被亵渎。医院当局决心要阻止窃贼再犯，于是命令外科住院医师砍掉兰尼的手和脚。第二天，医院为兰尼举行了一次公共葬礼，但那无异于一次公开露面的行为，因为天黑之后，他的坟墓被洗劫一空，兰尼残缺的尸体被再次带回了医院。次日，外科住院医师秘密地从兰尼的尸体中取出了剩下的骨头，并把它们清洗干净。

与此同时，盗墓者十分粗心。兰尼空空如也的棺材被丢在那里，露在地面上，周围的泥土沾满了血污，那个白人的颅骨被丢弃在附近。没过多久，本地的报纸愤怒地指控这家医院里的邪恶行为。科学事业的道德受到了质疑。塔斯马尼亚这个遥远的流放殖民地的殖民者们是不是已经退化成了野蛮人，成了“杀人犯甚至更糟糕”的呢？

正是兰尼所谓的“野蛮性”，首先使得他的骨头如此有价值。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纯种”塔斯马尼亚人，但兰尼的生活与人们打算让他体现的那些野蛮天性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他在一座孤儿院里长大成人，生活在一个政府管理的土著营里，在捕鲸船上挣钱谋生。不管怎么说，在科学界以及很多流行媒体的眼里，兰尼生活中的事实与他的生活相伴随。像伊希和无数其他人一样，他也逃不了被归类为“原始”人。塔斯马尼亚人不幸被贴上了现存所有种族当中最古老种族的标签，被认为濒临灭绝。所有塔斯马尼亚人的骨头都很有价值，但作为这个种族的最后一人，兰尼的死使他的骨头变成了珍贵的科学标本，最珍贵的莫过于他的颅骨了。

在对种族理论的追寻中，兰尼的头盖骨成了被扣留的人质。克劳瑟曾答应伦敦的皇家外科医学院搞到它，但霍巴特总医院当局提出要把它送给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当殖民大臣下令调查医院里的一系列事件时，克劳瑟面对敌意的宣告退缩了，自己留下了兰尼的颅骨。今天，兰尼其余骨头的命运依然是一个谜。克劳瑟的一位同事有一个烟草袋，是用兰尼的一块皮做成的，他的耳朵、鼻子和一部分手臂最终进入了科学收藏。他的手和脚后来在塔斯马尼亚的皇家学会被找到。

兰尼从一个人转变成了一系列伪科学产品（很难相信一个烟草袋有什么科学价值），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生动说明了科学事业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医学专业人士非法亵渎一个无辜的死者引发了公众的普遍愤慨，这一行为构成了民族性格上的一个污点。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塔斯马尼亚皇家协会为什么没有事先采取“行动——为了科学的利益，获得一个塔斯马尼亚男性土著民的完整骨骼”，把它保存在当地的博物馆。就像那些闪闪发光的颅骨收藏一样，方法可能糟糕透顶，但结果可能令人称赞。

遭到批评的是解剖兰尼的方式，而不是他对科学的价值。过程——不择手段的医生在茫茫黑夜中和令人作呕的解剖室里工作——令人难以忍受，但产品值得称赞。某些医学标本，特别是人的骷髅，几乎就是艺术品。医学史家萨缪尔·阿尔伯蒂把医学博物馆比作一个艺术画廊，展示来自解剖室的“手工艺品”，这多亏了在那里工作的一代代解剖学家和医学技术人员的创造天才。过去和现在一样，好的医学“标本”，都可能耗去了漫长的工作时间，还有耐心和技巧。专业人员可能不是在特别有益健康的环境里工作，但当公众的视线像以往那样优雅地转移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他们会改良他们的技术，谨守他们的秘密。

在把一个人转变成一个标本的过程中，解剖学家把自己的个性铭刻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全都有自己最喜爱的工具和自己的风格。1800年代在伦敦工作的外科医生托马斯·波尔使用浸在水里会膨胀的干豌豆，成功地“温柔地”把人类骷髅中的骨头分离开，他还用黄铜铰链，把头盖骨的顶部连接起来。解剖学家常常使用的是木匠和铁匠的工具。骨头可以用铁丝、马口铁或马鞍皮革连接起来；湿标本用鲸须、头发或牙医的丝线吊在广口瓶里。由于最好的标本掩盖了它们的制作方法，因此，把它们组装在一起的精细工作首先很有技巧，也很有价值。人们根据当时的审美法则对它们作出评判，说它们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波尔声称，骨头不应当“沾上令人不快的黑色”，让人联想到城市生活的不洁，也不应该失掉“一具骨骼最伟大的装饰之一——细腻、洁白、象牙般的色泽”。他谈论摆在工作台上的骨头倒像是在谈论一个漂亮画室模特的皮肤。解剖学家把颇有情感色彩的劳动投入到了他们的标本中——以至于博物馆标本受到损害时可能导致人们强烈的悲痛。

解剖学家因为他们的技术而出名，新技术带来越来越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约瑟夫·斯旺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来自林肯郡的外科医生，他发明出了一种干燥人体部件的方法，可以保存手和脸上最细小的神经网络。他制作了一些“雕塑”，“脸部和脖子上的表面神经和动脉”清晰可见。一些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来自“腐蚀模型”，周围的肉和器官都被腐蚀掉了，给人留下只剩下血管的印象。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最优雅的，需要极大的细心”。它们很脆弱，常常被保存在特殊的陈列柜里：有人批评它们是为了展览而展览。对于手艺人来说，为自己的手艺而自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把人体提升为一件艺术品则越过了品味的边界。

对于冈瑟·冯·海根斯搞的塑化人体标本展览《人体世界》（Body Worlds），也是一样的。全世界超过3000万参观者观看了这一展览。这些人体变成干硬、清洁、无臭的人工制品，可以安全地触摸，其处理过程是用塑料取代人体中的水和脂肪。冯·海根斯这个展览之所以成功，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尸体都按照栩栩如生的姿态来摆放。冯·海根斯指出：“审美的姿态帮助驱散了厌恶感”，他相信，很少有人愿意来观看一次更学究式的展览，即使他对外宣称的目标是教育性的。参观者有机会名副其实地接触到真正的尸体，不过当然，他们接触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尸体，因为真正的尸体腐烂不堪，恶臭难闻。死人也不会打篮球或骑自行车。实际上，这些特殊的个体生前可能从未打过篮球，也没骑过自行车。《人体世界》的美学把人转变成了某种新的东西，不死的东西。

▲眼窝内部神经的标本，选自《地方医学和外科协会会报》，1836年。由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提供。

如果《人体世界》中的尸体没有转变成艺术品，它们将会是令人恶心的。与此同时，正是审美决定——姿态和构成——让很多观看者感到“不安”和“低俗趣味”。正如像马克·奎恩这样的艺术家把有机物质混合进他们的作品中，从而挑战我们的设想那样，一个像冯·海根斯这样的解剖学家也是如此，他通过人体的审美转换，从而让我们感到不安。

审美冲动对教育课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一冲动驱使一代代医学技术人员针对他们的对象尝试使用不同的工具和化学品，它刺激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今天，塑化人体部件——依然保持着它们原先的形状，持续数年之久。冯·海根斯的塑化中心一年生产数以百计的解剖标本。它们的保存并不依赖于有害的化学品——在世界各地的医科学校被使用，保存方法的实用性支持了理论，谈到心与物之间的神秘关系，这一点同样是真的。

在20世纪，骷髅逐渐失去了其作为人这一身份的物理标志的显著地位，脑髓成了科学关注的焦点。在此之前，脑髓从未以骷髅那样的方式让自己进入博物馆的收藏，因为在一个装满酒精的广口瓶里晃晃荡荡的脑髓远不如一个又轻又干的头盖骨那样便于运输。解剖学家在解剖室里从尸体上切下脑髓时，19世纪大多数收藏者还只满足于石膏铸模和蜡模作为实物的替代品。但是，脑髓始终有望提供关于人类天性的终极物质主义解释，到20世纪，越来越多的脑髓被称重、测量、比较、装到瓶子里搁在博物馆的陈列架上，供未来参考。

▲《人体世界》展览上展出的被劈开的塑化人头，首尔，2012年。由约翰尼·米勒提供。

一些科学家很有兴趣把人的脑髓与供体的个性进行比较，对他们来说，难题是如何搞到最优秀、最聪明的脑髓。医院的停尸房里有大量下层阶级的脑髓可以解剖，但杰出人物的脑髓相对较少，因为杰出之士有办法保护自己死后避免这样辱没身份的命运。解决办法是通过榜样来引导。在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开始互相捐献自己的脑髓，实例如此之多，以至于死后把自己的脑髓捐献给同行变得有点像“家庭手工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脑髓俱乐部”纷纷涌现在慕尼黑、巴黎、斯德哥尔摩、费城、莫斯科和柏林。在这些地方，深受尊敬的俱乐部成员同意把自己的脑髓留给他们的解剖学同行，后者则向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宣读他们的研究结果，以此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其中最著名的一家俱乐部是1872年成立的巴黎互相解剖尸体协会。成员们可以欣慰地死去，因为他们知道，对于他们生前热烈追求的这项乌托邦科学计划来说，自己的脑髓将变得至关重要。

脑髓俱乐部解决了收藏他人头颅这件事情两个内在的难题：首先，通过提供一些受过良好教育者的脑髓供研究，解决了样本偏重于社会和经济上的底层群体的问题；其次，它们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在对一个人的品格特征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来检查他的大脑的物质。通常，当人头、骷髅和脑髓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时候，科学家们对其研究对象的个性一无所知，这使得在任何细节上把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与他的生理学特征联系起来变得不可能。相比之下，巴黎互相解剖尸体协会的成员都被要求写一篇短文，详细描述他们的健康、智力、感知力和才能，可以把这份材料和他们的脑髓放在一起研究。问题是，研究本身总是不得要领，到最后，几乎都是不科学的。

巴黎互相解剖尸体协会拿出的第一份尸检报告显示了很多研究者所达到的精细水平：人类学家和巴黎市议会议员路易·阿塞林纳被发现脑髓特别重，而且脑回路密集，在他的解剖者看来这似乎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阿塞林纳的智力“敏锐精细，到了明察秋毫的程度”。就连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推理在协会后来的报告中也几乎消失不见了，这些报告仅仅描述所研究的脑髓。由于人的脑髓的物理形状和质地千差万别，而且这些变化很难定义，更别说把它们跟本身也很难定义的特定性格联系起来了，因此，脑髓俱乐部变得无异于另一种纪念死者的方式。他们发现的结果很少包含在脑髓解剖的广泛研究成果中。相反，他们构成了一种新型纪念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他们内部，一群受到限制的观众通过检查脑髓，来表达他们对死者在智力上的尊敬，接下来，把他们“圣徒”的“遗骨”保存在合适的博物馆中收藏，供后人膜拜。巴黎互相解剖尸体协会的有些脑髓保存在广口瓶里，贴着“知识分子”的标签，在巴黎人类学会的博物馆里，与一大批脑髓模型和骷髅收藏品并排摆放在一起。

来自这一时期的最古老的脑髓收藏机构之一为纽约州北部康奈尔大学解剖学家伯特·格林·怀尔德所创立。1889年，怀尔德创立了康奈尔脑髓协会，作为他研究脑髓的一个供应源，它是一个比巴黎互相解剖尸体协会更温和的版本。他收藏的脑髓超过600个，保存在贴着标签的玻璃瓶里，里面装满了甲醛。像其他大多数脑髓收藏一样，怀尔德的收藏在20世纪也被人们所遗忘。此时，医学研究的前沿已经从博物馆转到了实验室里。到1970年代晚期，他收藏的脑髓被存放在康奈尔大学生物系一幢本科大楼的地下室里，无人问津，直至认知科学教授芭芭拉·L.芬利对它们产生了怜悯。意识到它们对神经科学史的价值，芬利组织了一帮学生，把200个装在玻璃瓶里的脑髓从地下室的窗户运了出来，搬到了街对面的新家里。今天大约有70个幸存了下来。虽然大多数保存在地下室的一个壁橱里，但芬利说：“它们见证了周围中小学学生的很多活动。”她不是把它们用于研究，而是作为教具，让她的学生们像面对一件人工制品那样直面脑髓，并问道：“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像在怀尔德这样的收藏中幸存下来的所有脑髓，一百年前曾作为科学材料而搜集的，如今仅仅是人的脑髓，而没有公认的科学价值。推动怀尔德进行收藏的原因——涉及心与物之间关系的性质——依然没有答案。神经科学家依然在试着把脑髓的物理结构与人的个性关联起来。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会同意：脑髓对于科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谜。伦敦国王学院的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温盖特写道：“尽管对于思维的复杂性我们凭直觉有了各种理解，但脑髓本身给出的信息很少——就算有的话，作为一个孤立的物体，它的内部运转完全是不可理解的。”

今天，研究者使用来自脑髓库中的样本，试图揭示像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多发性硬化症这样一些疾病的状况，探索这些疾病的可能疗法。一个典型的脑髓库，比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脑髓库，包含办公空间，一间解剖室，一间实验室，一间样本（固定在福尔马林中）储藏室，以及一间冷库。捐献者的脑髓在停尸房里被摘除，然后被运送到脑髓库，像其他器官一样。到达之后，脑髓库的工作人员对它进行检查、拍照和称重。他们用注射器抽出脑脊液，切除脑髓的某些部位，比如视神经和松果体，这些被保存在单独的贴有条码的瓶子里。接下来，他们把脑髓一分为二。一半保存在福尔马林里，而另一半则被切成“块”，装在贴有条码的容器里，放进零下160摄氏度的液态氮里冻起来。数以百计被切成块的脑髓被保存在这些脑组织冷库里，直至需要把它们用于研究的时候才取出来。

从怀德尔的玻璃广口瓶，或者在啤酒桶里煮脑髓，走到这里是一条漫漫长路。约瑟夫·巴纳德·戴维斯曾建议切下脑髓，把它扔掉，“这样更容易通过浸泡放掉［头部的］所有血”，确保得到一个白色的头盖骨。他仅仅着眼于颅骨。解剖是优先考虑的事项：有些部件被切掉，以便其他部件看上去更清楚。颅骨一直被锯至脑髓；脑髓被扯出来，以便制作骷髅。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被转变成了一系列人工制品，各属于它们自己的分类：骷髅、脑髓、半头、松果体、视神经。对于社会来说，每个类别都有各自的价值，这一价值随知识趋势潮涨潮落，随当时的技术能力和不断拓宽的文化环境的改变而起落沉浮。脑髓的兴起既与化学和防腐剂的历史有关，也与卷入其中的科学家们的理论有关。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骷髅和脑髓都被拿来代表整个人，这样一来，整体被简化为它的一部分。有朝一日，我们可能“变成”我们的骷髅，或者我们的脑髓，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咧嘴而笑的骷髅形象造成了我们的一个认知：我们的骨头将会比我们的寿命更长。而且，作为物质主义时代的一个信号，在20世纪，“瓶子里的脑髓”的形象成了科幻小说中的陈词滥调。活生生的、脱离躯体的脑髓，悬在一个装满冒泡液体的容器里，在缺少身体的情况下依然有意识，既可以表现为十分乐观的幻想，也可以表现为对噩梦般地狱的想像。科学被赋予了反抗死亡、赐予我们永恒生命的权力，否则就让我们成为那个邪恶花招的牺牲品，正是这一花招把我们的意识囚禁在我们无助的大脑之内。正如科学史学家凯茜·基尔所写的那样：“装在一个巨大容器里的脑髓是我们技术专家的一个象征：把科学家想象为赐予不朽的上帝和生产幻觉的魔鬼。”

无论哪个方面，这一力量都来自于在部分与整体边界之间变戏法。一方面是非常真实而肮脏的工作：在解剖室里把整个人体拆开，另一方面是（迄今为止）更带有幻想性的能力：让其中的某些部件起死回生；这两者都赋予了违背社会准则的权利。把人大卸八块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对于少数被挑选出来的既勇敢又普通的人来说，在紧闭的门后，它是一个入门仪式的组成部分，借此，你可以进入一个专业权威和社会声望的新世界。这些解剖者，通过多年的刻苦训练，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对他人身体的最高霸权。

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割下一个人的头——尽管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无名的、已经死了的捐献者的头——代表了最大的体力挑战和情感挑战之一，但也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强烈兴奋。医科学生常常感受到探索人与物之间边界的魅力和恐惧。如果你不是把一个人劈开为头和身体，而是亲手试着让这些头和身体起死回生，那是不是更恐怖呢？“装在瓶子里的脑髓”依然是一个未来派的视觉形象，但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

第八章

人头实验

人头与动物相连的实验是否为未来的头部移植创造了某种可能性？现代人体冷冻机构所冷冻的人头在未来是否存在“起死回生”的可能？我们痴迷于自己的头颅，其漫长的历史有着如此多的理由——有些是实际的，有些是审美的，有些是生物学的，有些是哲学的。

在罗尔德·达尔1959年的短篇小说《威廉和玛丽》中，一个女人发现，她已故丈夫的脑髓被活生生地保存在“一个脸盆大小的搪瓷碗”中。威廉是牛津大学的一位老师，他去世一个礼拜之后，有人交给玛丽一封她丈夫的信，信中解释了他的决定，并请求玛丽去医院里看望他。她一边享受着威廉生前强烈禁止她抽的香烟，一边读着他的信，当她看到脸盆里威廉的脑髓只剩下一个眼球紧盯着她时，她感觉到了强烈的兴奋。她深吸一口烟，把烟吹进威廉的眼睛里，称他为“亲爱的”，并想知道她何时能带他回家。达尔嘲弄了一个这样的男人：他高估了自己的脑髓，却低估了自己的老婆。威廉那个白色的搪瓷碗是他最终的监禁之地。他那个赤裸裸的脑髓，既是一切，同时又什么也不是：没有了他的身体，它既有力量，同时又很脆弱。

在威廉和玛丽之间发挥作用的这股力量提供了达尔这篇小说的情感关键，但他对从颅骨中摘除威廉脑髓的医学过程所作的如实描绘既引人入胜，却又异常凶险。威廉的医生在幕后按部就班地工作，兢兢业业地遵循着那些既让人觉得可怕同时又令人印象深刻的临床规程。

在20世纪，“装在瓶子里的脑髓”成了探索科学的惊奇和恐怖的一个稀松平常的虚构设置。但是，达尔的小说距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呢？200年前，科学家们似乎用电探针一碰就让被砍下的头颅起死回生，而今天，人体冷冻者掏钱把自己被砍下的脑袋低温冷冻起来，相信未来他们会被唤醒，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总是有一些人，相信这个虚构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通过让我们要么能够逃避死亡（像被砍下的人头那样），要么能够保持生命（像被摘下的脑髓那样），居住在我们头颅中的力量难道就能让我们的躯体变得多余？斩首难道只是一个人生命的另一个阶段？

长期以来，人们相信，圣徒的遗骨和尸体部件有某种“死后的生命”，但它们的力量必然是神秘的。它们身上的生命之所以得以保持，与其说是通过死亡，不如说是通过死后的重塑，活死人的活动只有上帝才知道。经过防腐保存的人头可能有某种不断发展的力量，但它跟生前让人生气蓬勃的那种力量不是一回事。死亡本身是变成某个新东西的瞬间。但是，如果尘世生命在死后可以维持将会怎样？斩首是不是像从前看上去的那样是决定性的？或许，圣徒们一边捧着自己的头颅一边吟诵诗篇的故事在自然法中有一定的根据。

在19世纪，有不少人从事让死人复活的勾当。在1780年代的博洛尼亚，一次涉及一把钢质手术刀、一个铜钩子和两条解剖的青蛙腿的偶然发现，开始了某种时尚。路易吉·伽伐尼的肌肉收缩试验得出了一个有点令人惊慌的发现：电荷可以让死去的动物复活，它们的身体在接触金属电极时会跳动、抽搐，甚至乱窜。伽伐尼把这一能量称作“生物电”，他相信，它可以从动物本身的内部发出。换句话说，用他的工具，伽伐尼认为他是在重新激活一个尸体的生命力，为时几秒或几分钟。没过多久，另外一些科学家用小型哺乳动物截下的四肢做试验，并对他们能够用静电装置（后来则是用早期的电池）令尸体发挥力量感到惊奇。与此同时，医生们开始通过摩擦起电机对患者给予轻微的电击，作为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从局部麻痹到抑郁症。

伽伐尼的外甥乔凡尼·阿尔蒂尼是他最热情的弟子，1800年代初，阿尔蒂尼带着他的大锌电池和铜盘到欧洲各地旅行，演示生物电的存在。他的演出成了令人吃惊的表演，一些兔子、绵羊、狗和牛的不同身体部件，阿尔蒂尼轻轻一触，便在桌子上活蹦乱跳。有时候，阿尔蒂尼会在观众面前割下一条狗的头，然后用他的电极让它复活，于是，它的牙齿开始发出磕碰声，它的眼珠子在眼眶里转动，让观众们很想知道这条狗是不是还活着，正在遭受折磨。

1803年，阿尔蒂尼在英国制造了一次小小的轰动。当时，他对一个人的尸体进行了试验，此人名叫乔治·福斯特，因为谋杀罪而在新门监狱被绞死。表演在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一群观众的面前进行。聚集起来的观众瞪大眼睛注视着阿尔蒂尼玩他的魔法：

这个过程刚一开始应用于脸部，那个死去罪犯的下颌便开始颤抖，相邻的肌肉可怕地扭曲着，一只眼睛居然睁开了。在这个过程后来的部分，尸体的右手被抬起并紧握，腿和大腿也动了起来。在一部分无知的旁观者看来，仿佛那个不幸的倒霉蛋马上就要起死回生。

在这样令人信服的证据面前，很多人相信了“生物电”理论。实际上，有人发现这个证据太可信了，以至于有点让人不自在。1818年，在格拉斯哥一次类似的公开演示上，另一位被处死的杀人犯的胸膛再次起伏，看上去似乎在呼吸，而“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同时吓人地运动起来；那令人惊骇的表情结合了愤怒、恐惧、绝望、痛苦和吓人的微笑”，几个旁观者不得不离开房间，一个人甚至昏倒在地。

▲乔凡尼·阿尔蒂尼对被砍头尸体进行试验的插图，选自他的《关于抽搐现象的理论与实验》，巴黎，1804年。由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提供。

阿尔蒂尼在博洛尼亚对人头进行了试验，在一个实例中，两颗被砍下的人头通过脖子连在一起，并让电流从它们之间通过。被砍头的罪犯给当时欧洲很多类似的试验提供了材料。到19世纪初，电疗法在德国达到了如此狂热的程度，以至于在实验中使用被砍下的人头被宣布为非法。

布雷斯劳的文特博士想必是那些发现自己的工作被这部新法律带向终结的人之一。在1803年一次对人头进行的试验中，文特安排他的两个助手抓住一个被剑处死的人的头，这个人刚死一会儿。他们牢牢地抓住那颗头，与此同时，文特用电极接触被砍断的脊髓。死者的脸部以一种如此活生生的方式收缩，以至于文特确信它感觉到了痛苦。当文特用他的手指猛戳一只眼睛的时候，或者，当他的助手对着太阳举起那颗头的时候，眼睑就会合上。当他们对着受害人的耳朵大喊他的名字时，眼睛又睁开了，他的目光缓慢地转向一侧，他的嘴张开了，仿佛在试着说话。被斩首一分半钟之后，那人的头已经没什么反应了，但是，用电极深探脊髓产生了如此剧烈的面部收缩——眼睑突然合上，两颊鼓胀，牙齿咬到了某个人的手指——以至于观看的人宣称：“他是活的！”

由于在生物学上我们对另一个人的脸部活动的反应是自发地、迅速地和下意识地——因此，一颗转动眼珠、咬紧牙齿的被砍之头所带来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生理反射。当一张脸看上去仿佛是在表达不适或挣扎着想与人交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便自动作出反应：笑脸让我们感到放松；沮丧的脸让我们感到焦虑；悲伤的脸让我们感到同情。我们不能不对某人的面部表情作出情绪上的反应。当这个某人是一颗没有身体的头颅时，所有这些反应——情绪的、身体的和理性的——必定乱作一团，我们的情绪本能与下面这个逻辑结论发生了冲突：这个人必定是死的。被砍下的臂和腿在演示者的桌子上可能扭动和乱戳，但一个人的头却以一种其他任何身体部件都做不到的方式伸向观众，因为它的运动看来不止是身体上的——它们是一个能感知、有意识、有感觉的动物的运动，它们的困境令人恐惧地很有吸引力。

探索人体对电流的神经学反应的试验和演示可能有些骇人，但亲眼目睹的人相对较少。而断头机，这个夺人性命而不是起死回生的机器，对比在公众的想象中唤起活死人的幽灵，它发挥的作用更大。在19世纪的欧洲，断头机作为一种处决方法的显著地位，迫使人们面对一次极其突然而生动的从生到死的过渡。断头机的受害者们并没有像他们在绞刑架上那样拼命抵抗死亡，或者陷入人事不省之中。相反，人头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从身体上砍下来。断头机的机械装置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观察者不由得惊奇万分，死亡是否有可能这么快地发生：致命的一击之后，生命多半依然在这些不幸的头颅里坚持。由于没有一个人在斩首之后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来满足生者的好奇心，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在断头机的刀片之下，死亡究竟是何种感觉——如果真的有什么感觉的话。

断头机杀死一个人如此迅速，以至于在那些目击者的想象里，死亡的神秘瞬间似乎被放大了。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断头机让死亡看上去是瞬间发生的，尽管事实上并不是。这台机器太有效了，以至于似乎不是真的。如果一个人的死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快，那么，断头机或许让死亡变得可以被认知。没有了身体的头颅可能懂得自己的命运，用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拉斯的话说，成了一个无法形容的怪物，开口说道：“我思，但我不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被截去一半。

法国大革命期间，传播过这样一些谣言：断头机上砍下的脑袋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依然活着。当国民议会两个敌对成员被砍下的脑袋被刽子手装在同一个麻袋里的时候，据说，其中一个脑袋猛烈地咬住了另外一个，以至于没法把它们分开。另一个十分流行的故事跟夏洛蒂·科黛有关，她因为1793年7月17日谋杀马拉而在断头机上被斩首。当刽子手向人群举起她的头并掌掴它的时候，她的两颊变红了，显示了她的愤怒。一位医生评论道：“当那个可恶的刽子手把那颗平静而美丽的头颅拿在手里并掌掴它的时候，谁没有看到夏洛蒂·科黛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

有无数的故事讲到篮子里那颗焦躁不宁的人头如何眨动眼睛、露齿而笑、嘴唇翕动。其中有些故事是真的。被砍下的人头是能够动的；问题是，这样的动意味着什么？如果被砍下的头动了，能不能说它是活的呢？如果是这样，它能不能体验到自己可怕的命运呢？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活动所证明的，是人到最后还在努力坚持自己的权利，抑或只不过是复杂的生理过程依然在尸体中运转而已。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很多医生都曾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法国解剖学教授塞居勒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他发现，当他撑开一个被砍之头的眼睑、举起它对着太阳的时候，“眼睑立即自动合上了，就像活的一样，既突然又吓人。接下来，整个脸呈现出剧烈痛苦的表情。”当他的学生用一把柳叶刀扎另一颗人头耷拉着的舌头时，舌头缩了回去，脸也扭曲了，仿佛很痛苦似的。塞居勒的团队报告中，有一个被断头机斩首的受害人，一个名叫特里耶的暗杀者，被斩首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一个说话者的方向，足足盯看了15分钟以上。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科学家们注意到，每当他们把手术刀扎进一颗被砍之头前额的软组织时，脸部肌肉就会收缩。

▲在1803年的一次公开处决中，来自美茵茨医学协会的医生们在断头台下面检查一颗被砍下的人头。由希拉·特里/科学照片图书馆提供。

尽管对事业很投入，但研究过这些被砍之头的医生们不可能意见一致。有些科学家记录了脸部的活动，但另一些科学家则没有。1803年11月，美因茨的一个团队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两个学生就等在断头台的下面，为的是在斩首之后立即检查意识存在的证据。一个人牢牢地抓住落下的人头，紧盯着他的脸，而另一个人则对着耳朵大喊：“你听到我说话吗？”他们轮流互换，先后检查了7颗人头。没有观察到任何反应。这个团队得出结论：意识的丧失几乎是在斩首时瞬间发生的，而且不可逆转。乔治斯·马丁是巴黎的一位助理行刑官，目睹了大约120次斩首，他曾就这个话题接受采访，他说，他也相信死亡是瞬间发生的。他解释道，在死后的几秒钟里，眼珠定住了，眼睑不能动，嘴唇是白色的。

然而，要想确切地知道却是不可能的事，许许多多没有身体的人扮鬼脸、眨眼睛似乎暗示了别的可能。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奈尔是一个著名杀人犯，他为陀斯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提供了灵感，1836年，他同意帮助证明斩首之后意识的存在。拉塞奈尔答应比塞特尔监狱医院的勒鲁特医生，处决之后，他会闭上左眼，睁开右眼。行刑后勒鲁特观察了拉塞奈尔的人头一段时间；他等了又等，但什么事也没发生。问题是，无论动还是不动，都证明不了人头在斩首之后依然有意识。完全有可能，那些动的头并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仅有活动证明不了人头意识到了其周围的环境或对之保持警觉。同样，那些不动的头很可能依然有意识，只不过动弹不了，不能表达它们的痛苦。

谁也不能肯定，因为证据实际上根本不是证据，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抑制那些忙于研究被斩首罪犯尸体的人的热情。到19世纪末，科学家们依然在试着诱发被砍之头的某种反应，他们在死亡发生之后的几分钟内掐、戳、烧、割被砍下的人头。用刷子蘸上氨水插进鼻孔里，点着蜡烛对着眼球，对着耳朵大喊死者的名字，但都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出现。

在19世纪晚期，少数铁了心的科学家在他们的试验上变得更大胆。捅戳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是一回事，但试着通过新鲜供血维持一颗人头的生命会怎样呢？两个法国医生在1880年代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让·巴普蒂斯特·文森特·拉贝德试图用血让被砍下的人头恢复知觉，通过在颅骨上钻孔、把针插入脑髓来触发神经系统。有一次，他设法把一个人脖子一侧的动脉与一条活狗相连，他能够注意到人头眼睑、前额和下颌的肌肉收缩了。拉贝德记录道，某一刻，那个人的下颌猛地咬住，声音很大。达西·德·利尼埃博士也从一条活狗身上抽血，让血液流进一个被断头机处死的人的头。据利尼埃说，那颗头脸色变红了，嘴唇鼓胀而变色，面目变得更清晰。大约两秒钟，嘴唇翕动着像在说话，眼睑抽搐着，“整个脸被唤醒了，露出惊愕的表情”。“我断定”，医生写道，当然，尽管他并不能断定，“在那两秒钟内，大脑思考了。”

这些试验让利尼埃确信了断头机的“折磨”。“当刀子砍下头颅时，”他写道，“当人头滚进锯末里时……这颗与身体分离的头颅听到了人群的声音。被砍头的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在篮子中奄奄一息。他看到了断头台和白天的光亮。”利尼埃好心建议，刽子手应当立即在空中摇晃每颗人头，以确保血尽快流完，减少受害人的痛苦。

尽管有所有这些研究，但断头机的显著存在，以及它所留下的不断抽搐的人头，依然让医生们在下面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颗被砍下的人头究竟能不能感受到痛苦。到最后，科学家们在试验期间观察到了什么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同意：死亡之后，头和身体都有可能继续活动并作出反应。此外，伽伐尼的试验表明，被割下的身体部件可以继续对身体刺激作出反应，人们还普遍同意，大脑能够接受来自被截去的四肢的感觉，因此，大脑大概也能继续感觉到被完整截除的身体。

问题是，如何解释斩首之后身体部件的运动。有三位医生，塞缪尔·托马斯·泽默林、让·约瑟夫·苏和查尔斯·欧内斯特·奥尔斯纳，领导了反对断头机的论争，理由是：它是18世纪晚期的残忍暴行。他们坚持认为：被砍下的人头能够感受痛苦，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相信，断头机比绞刑处死更残忍，或者就这个问题而言，也比窒息而死或毒死更残忍，正如幸存者所声称的那样，后者更像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相比之下，断头机是如此迅速，如此血腥。他们相信，它必定比其他处决方法更痛苦。关于身体对斩首的反应，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们全都同意，即使在运动停止之后感觉能力可以继续存在于被砍下的人头中。他们还相信，大脑继续发挥作用，即使已经再也没有血流向它。泽默林写道：“感觉、人格和自我意识会依然存在一段时间”，这样一来，人就感觉到了脖子上遭受致命一击的痛苦。他断定，只要空气依然能够穿过声带，被砍下的人头也会说话。泽默林宣称，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头“又粗又圆”，它比其他身体部件保存的热能更多，因此感觉能够在里面足足坚持15分钟。

这些观念的含义令人恐怖。受害人可以体验他们自己的暴死，陷入极度痛苦的生死边缘，既不完全是死的，也不完全是活的。如果你是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正在思考自己在劫难逃的厄运，那15分钟的感觉想必就像一辈子。断头机非但不像设计时所设想的那样，是高效而仁慈的杀人机器，相反倒是在对受害人执行无法形容的折磨行为，既是身体上的折磨，也是精神上的折磨。让·约瑟夫·苏认为，在断头机上被砍下的头不仅能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它们还能思考这一命运，并提出问题，“一个人能感知自己的处决，紧接着是被处决之后思考，还有什么比这更恐怖的呢？”

关于“斩首之后的生命”的争论，大多涉及到头，而不是身体。有趣的是，只有让·约瑟夫·苏相信，生命既在头中继续，也在身体中继续，这一主张暗示了灵魂或意志并非独一无二地被大脑所承载，就其性质而言也不是一元的。苏认为，有三种“生命力”——道德的、智力的和动物的——尽管统一在头颅中，但当灾难性的事情——比如斩首——发生时，它们可以短时间地独立存在。在苏看来，断头机的恐怖部分程度上是它在死亡瞬间残忍地分开这三种力量上所扮演的角色。

另外一些医生认为（尽管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断头机是下策中的上策。对有些人来说，死刑令人发指，但是，如果此事确实要发生，多亏有了这台机器情况才更好一些。一个名叫皮埃尔·让·乔治·卡巴尼斯的法国医生和哲学家支持这样一种理论：断头机的受害人没有痛苦，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感受痛苦。卡巴尼斯提到的证据来自一些在战斗中受伤的人，他们在受伤后的那一瞬间感觉不到痛苦。他认为，如果受伤的士兵在受伤之后的瞬间体验不到痛苦，断头机刀片刹那间的切削肯定不可能让人感觉到痛楚。它非但没有放大任何不适，切削的速度反而确保了死亡的痛苦被最小化。卡巴尼斯指出，颈背是动物和人可以瞬间被杀死的地方（尽管其他人不同意，并坚持认为，那个区域有大量的神经，这意味着断头机处死是一种特别痛苦的死亡方式）。

卡巴尼斯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人们在被砍下的头颅和身体上看到的那种可怕抽搐，他提到了一些瘫痪病例，这些病例证明，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肌肉运动是可能的。这些例证支持了卡巴尼斯的理论：人们在被砍之头上看到的眼珠转动和牙齿打战纯粹是机械运动，与感觉没有任何关联。他推测，意识需要大脑与神经系统其余部分的物理连接，并非定位于任何一个身体部件，比如脑髓。意识依赖于整个身体的统一。一旦这种统一被摧毁，通过割断脊髓，意识便立即停止了。在这个意义上，在斩首的那一瞬间，当脊髓本身被切断、身体的统一被摧毁时，所有人格和感知都被彻底根除了。据卡巴尼斯说，毫无疑问，被砍之头有意识是不可能的，不过是想象力的虚构。尽管他承认，刀片的落下并不必然标志着生命的立即终结，因为某些生物功能可能还在坚持，但他认为，有意识的痛苦是立即终结的。

断头机把死亡的瞬间置于舞台中央，然而，这个瞬间依然令人沮丧地难以捉摸。死亡究竟何时发生？生命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仅有运动、意识或感知便构成了生命？那架巨大的斩首机器把这些问题醒目地带入了焦点，但关于斩首和死亡的争论在医学伦理领域一直持续至今，它们证明了死亡一直都很神秘。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些研究者在1990年代所做的一项试验证明，没有头的动物可以成功地生产后代。当时，一只怀孕的绵羊被砍掉了脑袋，同时把它连到一台维持生命的机器上。羊羔在它母亲被砍头30分钟之后出生了。羊羔妈妈在小羊羔出生期间是不是“活的”？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生命，一点也不奇怪，专家们依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绵羊的心脏还在跳动，血液还在循环，还在通过呼吸机呼吸，还在维持一个稳定不变的内部环境。它还在运转，即使它并不完整。这一试验的设计，是为了对正在进行的关于脑死亡的争论作贡献，用这个怀孕的无头绵羊取代一个脑死亡的怀孕妇女。有的人认为，一个被宣布脑死亡的女人并没有死，因为她可以成功地孕育并生产一个健康的婴儿。

通过砍下一只绵羊的头，研究者们认为他们证明了一只死绵羊可以生产，因为，谁能说斩首不是死亡的定义呢？斩首是决定性的。不可能说一个没有头的人他依然活着。但是，有点像早期的人头试验，这次绵羊试验的结果依然留下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它证明了一只死绵羊可以生出活羊羔；另一些人说，它只不过证明了这只“死”绵羊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依然活着，尽管被斩了首。或许这次试验只是证明了失去你的头颅根本没有给你的身体带来终结。至少，在大约30分钟的时间里，在广泛的医疗技术的帮助下，再加上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们的努力，它并没有终结。

脑死亡的概念已经开始主宰死亡的临床定义，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正如那只绵羊和无数医院患者所证明的那样，一系列身体功能在脑死亡之后可以成功地得到维持，从而有人相信，根本不应当认为脑死亡患者已经死了，而且还有一点依然并不清楚：大脑死亡究竟要花多长时间。人们通常认为，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大脑大约可以生存40分钟，但对猪所做的试验表明，在心脏停搏15分钟之后，它们不可能恢复过来，在没有任何明显的脑损伤前提下。泽默林博士无疑会欢迎这些结论，因为它们支持了他的理论：没有身体的头颅可以活15分钟。死亡的时刻依然是一个生理学难题，也是一个哲学难题，只不过并没有清晰地显露出来。你越是使劲地看，它就越是从视野中消失。

当然，人头不再被用于这种研究，但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的博学之士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仍在捅戳被砍下的人头。所有这些试验的黑暗讽刺是：在试图证明砍头很痛苦的同时，科学家们一直在把那些潜在的令人痛苦的试验强加给他们的试验对象。因为，如果意识可以在一颗砍下的头颅中继续存在，那么，这些医生就是故意要延长它，常常是通过最让人痛苦的手段，因为就可能的情况而言，没有任何真正的事例能够证明他们的臆测。

在19世纪末，大约就在利尼埃用狗血和人头做试验的那段时期，人们对这种工作感到越来越愤怒。一位反对者评论道：

最残忍的刽子手，他们用火烧，用钳子折磨，将犯人绑在轮子上碾，要是跟玩弄这些血腥人头的科学家们比起来，他们算得上是鸽派人物了。毫无疑问，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一个竟然会折磨死人的生理学家的足智多谋。这个被砍头的人已经还清了他的债。谁也没有权力让他还第二次债。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人头的研究既有辱人格，也很不道德。或许，神秘的死亡时刻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去管。

这样的研究在20世纪变得越来越罕见，但并没有完全停止。直至1957年，法国的一些医生还得出结论：“每一种维持生命的必要成分在斩首之后依然存在……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次恐怖的经历，一次凶残的活体解剖，紧接着是一次过早的埋葬。”因为，只要断头机在法国是法定的处决手段，医生们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回答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斩首的感觉如何。

人头研究在20世纪衰落了，然而，有些科学家却把他们的注意力对准了动物的头颅。查尔斯·格思里是一个美国生理学家和血管手术的开拓者。他在1900年代初期与亚历克西·卡雷尔合作移植和缝合静脉，这项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铺平了道路。格思里曾尝试移植四肢，曾把肾缝合进腹股沟，还进行过移植头的试验。

1908年5月，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格思里成功地把一只狗的头移植到另一只狗的颈部底面。他把血管嫁接到一起，这样一来，一只狗的血从另一只狗的头部流过。这颗被移植的头显示出了基本反射：瞳孔收缩，鼻孔抽搐，舌头活动。手术7小时之后，并发症出现，他们对这两只狗实施了安乐死。

在1950年代的苏联，弗拉基米尔·德米霍夫对许许多多倒霉的狗进行了类似的手术。这并不奇怪，德米霍夫是个“精力充沛、坚决果断的人，行事方式坦白率直，开门见山”。在20世纪中叶，除骨头、血管和角膜之外，移植任何东西都被证明是毫无希望的冒险，而德米霍夫着手证明：软组织，甚至是敏感脆弱的脑组织，可以在移植之后存活。在各个实例中，德米霍夫的团队把一只狗的头、肩、肺和前肢连接到另一只狗的脖子上。尽管这些双头狗大多数在几天之后便死掉了，但有些狗活了几个星期，这些试验被认为大获成功。供体狗不仅依然有意识，而且，它们还喝水，咬人的手指。

随着器官移植手术在20世纪晚期变得越来越广泛，移植头的动力也就活跃起来了。再也不必证明供体器官在接受者的身体上能够存活，但有一个医生依然想证明，人头——作为一个有意识、有感知能力的人格容器——本身可以在移植之后存活。德米霍夫已经证明，一只狗头保持了大脑的功能。在1970年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工作的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怀特着手证明：头的移植在灵长目动物身上是可能的，因此理论上在人的身上也是可能的。作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怀特研究过大脑的化学和生理学，以及深度低温对大脑的影响，那是一种保护技术，应用于外科手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血液循环中断情况。他相信，他的试验为那些瘫痪患者接受四肢移植提供了可能，这些患者由于瘫痪，他们的器官更容易衰竭。

怀特早期的试验涉及到摘除一个动物的大脑，同时维持它自己的血液供应；然后，他着手把孤立的大脑与一个不同的动物的血液供应连接起来。接下来，1971年，在超过十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怀特和他的团队成功地把一只恒河猴的头移植到了另一只被砍头的恒河猴的身体上。手术用了8个小时。当猴子（们）恢复意识的时候，怀特把他的患者（们）描述为“危险，好斗，非常快乐”。移植的猴头（实施了麻醉，好让它感觉不到痛苦）依然有意识，而且很警觉。它满屋子追着人和物跑，它咬人的手指，咀嚼并试图吞下食物。

怀特把这一手术重复了很多次，分别用猴子和狗做试验。每一次，“标本”（他这样称呼他们的那些混合动物）存活在6小时到3天之间，然后死于失血或免疫排斥反应。到1980年代，怀特的团队设法改进手术程序，以便“标本”能够独立呼吸。怀特还开始处理尸体，记下理论上把他的移植手术用于人类患者身上所必需的每个阶段。他抱着成功实现人头移植的预期开发出了一种类似于机械心脏的东西，能够供氧并控制血液流入脖子中。

怀特死于2010年。他定期领着新闻记者参观他的实验室，这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的研究工作的博物馆，他始终相信，人头移植是可能的，尽管他承认，实际的和伦理的障碍可能太大。除了任何别的事情之外，这样一次手术的成本（无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就正在耗尽的稀缺的供体器官而言）将会高得令人乍舌，但跟这一手术的哲学含义比起来，这样一些反对理由似乎就微不足道了。

怀特把所有更宽泛的伦理问题搁置一旁。他坚信，人格完全位于人头中。他在访谈中解释道：“思维中不仅包含了那些让我们成为人、成为个体的所有成分，而且它还代表了人的精神或灵魂的身体意义。”他坚持认为，一个捐献者那已经没有神经功能的身体，无异于一个四肢瘫痪患者的身体，而且据怀特说，四肢瘫痪患者将是施行这一手术的合适患者，因为，他们的预期寿命常常很短，新的、别人捐献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以他们老的身体一样的方式发挥作用。“我总是回到同样的基本概念：你正在保存大脑、思维和灵魂。尽管是身体上的仿制品，但是，如果你通过脑神经发挥作用的话，这里面似乎就没有什么界限了。”

当有人提到关于匹配捐献者和接受者的肤色和性别的问题时，怀特给出的回答更少。“我确实没有琢磨过这些，但它们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鉴于下面这个事实，创造这种极端形式的混合人的意义甚至更加严重：怀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神经科学的进步为什么就不该允许有朝一日把供体和受体的神经连接在一起，为移植之后实现一定水平的身体运动和感知能力铺平道路。

在罗伯特·怀特看来，身体不过是一台有机的生命维持机，其所发挥的作用仅仅是维持一个人的生命，并将之局限于他的头颅中。怀特的结论令人震惊，因为它否定了一个概念，而我们觉得这个概念对我们的身份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头属于我们的身体，反之亦然。斩首的力量始终来自于它的终结性。斩首就是死亡。然而，在一长串不能接受其终结性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普通人当中，怀特是最坚持的一个。怀特把斩首看作是人类生命中的一个潜在阶段——看作是一个人可以忍受的事件。如果你能在自己被砍头之后依然存活，与你自己的身体——更年轻、更健康、再次被赋予活力——重新结合，比起与一个从前属于别人的、已经死去的身体重新结合，那要好多少。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的神经暂停手术仪器和神经暂停储存舱。由默里·巴拉德提供。

人体冷冻机构确实在照看“瓶子里的脑髓”，只不过它们实际上是一些被砍下的人头，装在巨大的金属真空保温瓶（被称作“杜瓦瓶”）里，里面装满了液氮。亚利桑那州的阿尔科基金会（Alcor）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冷冻机构之一，有超过120名“患者”被储藏在那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都经过“神经暂停”（也被称作砍头），其余的则是“整体患者”。人体冷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心脏停止跳动之后有一段“宽限期”，在这段时间里，身体的细胞依然没有受到损害，大约持续8分钟。当活细胞被冷冻至零下79摄氏度时，所有生物化学改变都减缓至近乎静止，或者完全停止状态，于是活细胞可以在冷冻状态无限期地保持下去。人体冷冻专家相信，如果人体可以足够迅速地冷却下来并加以保存，未来的技术，比如克隆和纳米技术，可以被用来修复大脑和身体，在未来几百年后，“患者”会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再次年轻而健康。在人体冷冻专家看来，死亡只是你能够起死回生之前的一个必须加以管理的阶段。

神经暂停（或砍头）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大脑是人体中唯一绝对需要保存的部分。阿尔科的前任主席史蒂夫·布里奇写道：“不存在‘大脑移植’这么回事；大脑移植到一个新的身体上是‘身体移植’。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他们坚持认为，其他器官是可替换的，而且可以移植，不会威胁到人的身份，但如果大脑损坏了，人的身份可能就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如果不保存大脑，未来的人体冷冻专家就不得不创造出一个新人；但是，如果不保存身体，他们就只要创造一具新的身体。像克隆这样的技术暗示了：科学家们有朝一日能够在实验室里培养出新的、健康的组织——甚至是新的四肢和新的躯体。人体冷冻专家认为，由于我们全都是从曾经的一个细胞（当我们被受孕时）生长出来的，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我们还能这样。

如果你在考虑冷冻保存，有许许多多的有利条件让你愿意在死后被砍头，首先是经济上的。保存一个人的头比保存整个身体便宜很多，因为它需要的液氮更少，储存容器更小，空间也更小。当人体冷冻在1960年代出现时，有一点很快就变得清楚了：高额的管理费用和启动成本，以及复杂的后勤，将使得整体保存极富挑战性。他们不得不“削减至最核心的东西，人体冷冻的全部意义实际上也就在于此——人的存活。而对人的存活来说，最根本的是大脑”。在那个时候，冷冻保存的经济学有着异乎寻常的效果：使得砍头成了一种道德责任。正如这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迈克·达尔文所回忆的那样：

阿尔科基金会和我开辟了神经暂停的道路，因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和道德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挽救我们所爱之人的生命，而在别的情况下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以后的历史证明，从“政治的”或“更大的善”的立场来看，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我希望，对我们的审判不要太严厉。因为事实上，它是我们能够做的、依然人性的唯一事情。事情的结果如何我们并不清楚。谁曾梦想过，切下你母亲的头可能是表示爱的终极行为，是挽救她生命的最佳机会？

神经暂停一直很流行，因为它对患者的口袋来说更轻松一些：整体保存的成本最低是12万美元，如果仅仅保存你的人头只需5万美元。神经暂停还意味着，在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那些生死攸关的瞬间，“人体冷冻暂停小组”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仅集中于你的大脑，而不是试图保存你的所有器官。这意味着防腐化学品可以更快地灌注到你的大脑里，可以更迅速地冷却，未来对你——或者至少是你的大脑——大有好处，而且，如果你被保存在一个更小的容器里，在紧急情况下也就更容易运输。

一些有献身精神的人体冷冻专家同意：神经暂停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社会的，或者说是“审美的”。被砍下的人头简直太过血腥，人们很难相信，砍掉他们的老爸或妻子的头颅是一种给他们提供新的、更好的生命的方式。有些人体冷冻机构拒绝提供神经暂停手术，因为它对公众关系十分不利。对那些考虑这个手术的患者，阿尔科的一位前任主席建议，你“不妨马上跟你的家人和朋友谈谈人体冷冻和细胞修复，好让他们习惯于基本概念。然后，当你突然把冷冻人头的事情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会把这看作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想法了。”对人体冷冻专家来说，神经暂停很简单：考虑到另外的选项就是死亡，因此它可能是你的最佳选择；无论如何，等到你从真空保温瓶里重新出现的时候，所有艰苦的工作都已经为你完成了，长出一个新的躯体将是标准程序。

毫无疑问，像“斩首”和“砍头”这样一些词汇的老式内涵解释了人体冷冻专家为什么更愿意谈论神经暂停和“头部隔离”，在他们看来，这些说法有一种令人安心的科学光环，但人体冷冻的现实并不适合胆小的人。阿尔科基金会承诺，一旦得到患者死亡的消息，他们便会派出一个冷冻运输团队，来到患者的病床前，他们将会一天24小时守候在床边。一旦患者被合法地宣布死亡，他们的身体将被放进一个冰水浴缸里，连上一台心肺复苏机，不是要试着让它起死回生，而是为了维持它的血液循环。与此同时，团队将静脉注射一系列药物，以维持患者的血压，减少大脑的氧气消耗。心肺复苏机被便携式心肺机所取代，经由股动脉进入，很快降低了体核温度，身体依然被冰裹着，运送到阿尔科进行外科手术。

在阿尔科，患者的血逐渐被“冷冻保存灌流”所取代，为的是优化保存。整体保存的患者必须打开他们的胸腔，以接通心血管，但对于神经暂停的患者，阿尔科使用脊柱里面的动脉。在患者头部（经常要剃光头发）钻出两个小孔，以便在灌流期间可以监视大脑。一旦大脑被灌流充满，外科便开始执行“头部隔离”，或者说是砍头，用专门的带锯，把患者的头放进杜瓦瓶里。接下来，头被逐渐冷却，时间超过两周，直至零下196摄氏度。

对于神经暂停患者，人体冷冻专家会割下整个头颅，这仅仅是因为摘除一个人的脑髓会造成太多的损害，且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把脑髓储存在它们最初的保护容器里面更容易、更安全。然而，患者的脑髓在整个过程期间所遭受的损害也相当大，而且，在未来几十年里——就算不是几百年的话，低温冷冻的脑髓依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因为科学家们没有办法固定它们。人体冷冻专家相信，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要给人培育新的躯体，而是要找到修复受损脑髓的办法，这是接受低温冷冻的代价。

当人体细胞被冷冻的时候，水从里面渗出，形成薄薄的冰晶体，撕裂了相邻的细胞。有些纳米技术专家谈到细菌般大小的机器，有朝一日会在身体中穿行，修复数千万断裂的细胞，但这样的装置依然属于幻想中的乌有之乡。科学无论如何还没有达到能够修复这种深度的细胞损害的程度。不必说重建断裂细胞的方法似乎还不够，哪怕治疗老年痴呆、癌症或其他任何可能首先杀死我们的退行性疾病的手段也还有一些未被解决的问题。即使所有这些医学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想到作为一件完全是设计制造出来的人工物品而得以再生，“一个嫁接、移植和极小原动力的拼凑之物”，在实验室里生长发育，超出自然规律之外，这个想法足以吓住绝大多数人，不敢把他们的赌注押在人体冷冻再生上。你的大脑如果没有了你的躯体——我所说的躯体指的是你最初出生时的那副躯体——在任何公认的意义下还是不是你的大脑呢？而且，你的心智——你的人格，你的身份——是否不只是激发你脑髓中的神经突触的模式，或者说，就这个问题而言，不只是你头颅中的内容？

我们并不理解人的个性与人的身体相互作用的无穷复杂性，但有各种不同的理由相信，我们应当提防，不要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我们的大脑，也不要低估我们的身体在我们观念的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我们的大脑是由我们所做的事情形成的。研究表明，毕生有规律的练习会改进一个人的记忆、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和今后生活中的学习能力，因此，当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给予锻炼时，我们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

不仅我们的精神生活被我们的身体健康所塑造，而且在对精神训练作出反应的过程中，我们大脑的物理尺寸也可能随之而增长。伦敦大学学院几位认知科学家所做的一项长期研究表明，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脑内的海马体扩大了，这多亏了“知识”，也就是传说中他们穿行于伦敦大街小巷的能力。海马体控制着记忆和空间意识，但在特别强烈的训练期间会变得更大。类似的影响在钢琴调音师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学习了穿行于复杂的听觉风景中的能力。海马体的大小与其使用的程度密切相关：当人退休的时候，它再次收缩。这些发现导致研究者们把大脑描述为一种对练习作出反应的肌肉。

导航既是一种精神能力，也是一种身体能力：人们经常发现，很难从口头上描述一条路线或把它概念化，但他们可以从身体上沿着这条路线行进，而根本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思维上知道怎么做，以及在身体上知道怎么做，这之间的界线很难说得清。运动员和音乐家也同样如此。音乐会上的钢琴演奏者能够记住成千上万的音符和复杂的指法，而没有对它给予任何有意识的关注；足球运动员的身体判断一只球错综复杂的角度、速度和重量，天气条件，以及对方队员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在运动中，在这样的情境里，理性推理派不上什么用场。这些身体技能超越了语言上的或精神上的理性思考：专业运动员多半会发现，很难准确地解释他们在一场比赛中如何执行他们有目的的行动，因为他们的身体只是自己做了这件事。

这些只是人的身体塑造心智比大脑更明显的方式而已——谁知道把这两者分离开来更微妙的含义是什么。遭受重重一击的人有时候会排斥已经麻痹的肢体。这种情况被称作“病感失认”，意味着患者要么没有能力认识他们的伤残，要么否认自己与他们身体的受损部位有任何的关系。比方说，他们的左半侧干脆不属于他们。一个病感失认症患者“对别人的一条腿乱放在他的病床上感到如此愤怒，以至于举起那东西要扔掉，随后吃惊地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一个左臂失去知觉的女人拒绝承认她左手上的指环是自己的，但当指环转到她的右手上，她便十分高兴地讲述了各种关于它们的故事。有一点并不清楚：这种情况究竟是源自大脑的损伤，还是源自身体的损伤，抑或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应对策略，或者是这三者的结合。病感失认症通常在两三周之内减退，但它显示了我们肉体化精神的复杂性：如果我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感知我的身体，那么，我就成了别人。

心脏移植患者的体验大概是最令人吃惊的。经历人格的改变相对来说比较常见。对以色列35个男性心脏受体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将近有一半人有这样一个观念：他们呈现出了供体的人格。维也纳的一项类似研究显示，20%的患者报告他们人格的改变，他们要么把这归咎于濒临死亡所带来的心灵创伤，要么归咎于他们接受的新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人们报告自己经历的改变包括：性情脾气，日常饮食，音乐趣味，生活规律，睡眠习惯，甚至还有他们的性取向。偶尔，某个患者的故事会登上头版头条，如他们声称，在他们知道供体是何等人物之前，便表现出了供体的人格。有一个人说，在他发现供体是个热衷小提琴的演奏者之前，他就发展出了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一个女人声称，她在器官移植之后莫名其妙地渴望啤酒和炸鸡块，后来才得知，她年轻的供体喜爱这些食物。

像这样一些患者，可能在住院期间下意识地捕捉到了帮助形成其新身份的信息。而且，人格的改变可能不仅与濒死经历的痛苦经验有关，并且还与患者余生不得不服用的强力免疫抑制药物有关。然而，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是如此清楚，以至于研究者们开始假设另外的理论。例如，心脏产生荷尔蒙，有它自己的神经系统，通过范围广泛的与大脑中类似的神经通道和突触把信息发送到身体。这一系统被称作心脏的“小脑”。内脏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小脑”，有超过1亿个神经元，控制着你的某些情绪反应——“你胃部的呕吐感”实际上是你胃部的大脑与你头颅中的大脑在交流。内脏里的神经元或许并不影响有意识的思考，但它们影响我们的情绪，使得思维与身体之间的区分并不像你假想的那么清晰。

尽管一个患者对器官移植的反应在其生理学方面令人颇感兴趣，但心理反应却是压倒性的。多达三分之二的心脏移植接受者后来觉得很悲痛，三分之一的患者在此后的余生里体验了持续不断的悲痛。少数患者甚至试图剖开自己，试图撤销移植手术，因为对他们身体的侵入让他们深受折磨。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新的心脏不只是一个“替代部件”，它是一个闯入者，或者说是第二存在，就像一个他们不得不收留在自己体内的客人。接受者谈论他们的新心脏时仿佛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胎儿生命，就像一个不同的人在他们体内生长，这样一种感觉既特别又危险。他们谈到“那颗心脏”，而不是“我的心脏”，并担心“那颗心脏排斥我”。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活着两条命，因此，当有人问他“今天咋样？”时，他的回答是：“我们很好。”少数接受者报告了这些感觉，但在心脏移植手术之后，有些患者觉得他们不得不伸展、加倍或分裂他们的人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某些病例中，这种感觉可能导致精神病，或者严重的精神问题。一次手术，就相关医生而言可能是“成功的”，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

人们对器官移植的反应十分复杂，这使得头部移植的前景至少可以说是令人不安的。2010年以来进行了少数几例全脸移植（第一例部分脸部移植发生于2005年），但迄今为止缺乏其心理影响的相关数据。大多数伦理学上的争论聚焦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次脸部移植把终生的免疫抑止药物强加给了一个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的人，带来了感染、排斥和疾病的风险。谈到把别人的脸并入到你自己的脸所带来的心理暗示，评论者都同意，我们对人脸的认识尚不足以让我们能够预言其后果。

作为一个“表达器官”，脸在所有器官中是独一无二的。不像心、肺和肾（这些器官谁也看不见），我们的脸通过把我们与塑造我们身份的其他人（和物品）关联起来，从而帮助定义和重新定义我们。我们的脸促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互相依赖。哲学家黛安·珀皮奇写道：“自己作为完整的人，也就是说，作为拥有尊严和道德价值的人，我们对自己的感知并不是给定的。它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的、主体间的实现。”脸部移植并不仅仅是用供体的脸取代了受体的脸；相反，它们通过把两个人合并为一个人，从而创造出了一张新脸。外科医生在患者的头上标出一块地方，一个人的身体到此结束，另一个人的身体由此开始，但在他们帮助构想的这个新人的内部，这些界线究竟画在什么地方（或者如何画），这一点并不清楚。

移植一颗头颅及其所有内容甚至更加激进。颇能说明问题的是，罗伯特·怀特的团队把他们做手术的猴子称作“标本”——附和了弗兰肯斯坦赋予生命的那个“倒霉背运的怪物”——仿佛他们认识到了，他们的创造物根本不再是猴子，而是正在成为某个新的东西。怀特和一些重要的人体冷冻专家更愿意把这个一般意义上的过程称作“身体移植”。为什么移植身体比移植头颅更可接受？凭借它高高在上的位置，头颅长期以来被认为统治着身体。它观看、聆听、嗅闻、品尝周围的世界；它的肌肉表达自己，比其他所有部位加在一起还要敏感；它把神经系统的中心安全地保存在其内部。我们痴迷于我们自己的头颅，其漫长的历史有着如此多的理由——有些是实际的，有些是审美的，有些是生物学的，有些是哲学的。头颅有它自己的风采。或许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让头颅表面上的自治成为一个物理现实，然后我们将决定，我们是不是真的想知道，是否可以让我们的头颅一劳永逸地统治我们的身体。

结论

是别人的头颅还是我们的？

人头总是以复杂而矛盾的方式吸引我们的注意，这种感觉既熟悉又超脱尘世。它们提醒我们记住自己的脆弱；它们迫使我们观照内心的自我，诱使我们研究人性的局限。我们或许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但那本身不是我们转过脸去的理由。

这本书是我对砍头一事的体会。我从未观看过一个人被砍头，也从未见过一颗刚刚被砍下的人头。书籍抑制了恐怖，就像解剖室里的消毒盖布或博物馆里的玻璃柜子，它们让我们能够与恐怖保持一定的距离。一种超然感以及它可以释放出来的力量，把我在这里讲述的故事连接起来，尽管这些故事千差万别。

对一个人的头颅在身体上的超然，常常紧跟在假定的社会超然之后，它把施刑与它的受害者分离开来。这种社会超然常常采取了种族主义的形式，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役中那样，或者像测量人类头盖骨变种的早期人类学探索那样。在某些实例中，种族主义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受害人几乎被看作是劣等人。同样的话也可以拿来说这是基于阶级的偏见，这一偏见使得更早几代解剖学家能够让自己与那些一贫如洗的“患者”保持距离。在这些情况下，对穷人的疏远有助于把那些无名无姓的尸体转变成医生手里的“临床材料”，后者在医院的解剖室里肢解这些尸体。

还有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距离，由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宗教信仰塑造成形，把某些人——圣徒或罪人——置于正常社会之外，使得他们的身体更适合于切开。在过去，罪犯的身体被剥夺了死后保持完整的权利，解剖成了他们永恒惩罚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圣徒的身体超越于自然法之外，其威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们按照惯例被分割开来，作为圣徒遗骨在活着的人当中重新分配。罪犯的身体和圣徒的身体被分割和对待的方式完全不同。

今天，通过一套精心控制的职业匿名体系，人们又创造出了一种超然感，正如医科学校里建立的那套体系，它帮助把人的身体转变成编号的样本，因此能够更轻松地检查它们。如今，社会距离被故意制造出来，作为医学行业与那些自愿捐献身体给科学的人之间所订立合同的组成部分。

不管具体的环境如何，通常取得人头的人把自己看作不同于那些被他们取头的人。他们把所处理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客体化了。不难看出，切断一个人的头如同把那个人转变成了一种特别有威力的物品——某种可以切开、分发或当众展示的东西——但是，这个过程经常在切下第一刀之前便已经开始。换句话说，很少有哪个人砍下一个自己认识的人的头（尽管我们知道，有些解剖学家曾解剖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接受锋利刀刃的，更有可能是“敌人”、“供体”、“标本”，或者是一个神圣存在的“不会腐烂的肉”。社会超然感甚至可以在一个人死亡之前便把他从一个人转变成一件物品。

社会距离常常伴随着身体距离。斩首及其副产品，都远离日常生活。一个人在街上、在家里或者在日常工作的时候被斩首的情况极其罕见，因为人头通常是在远离家庭领域的地方被砍下的。这种地理上的遥远使得实施者可以拥有不同的身份，占据不同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正常的道德准则颠倒过来了。

关于这一点，最佳的例证是在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列岛的丛林里，实施暴行的士兵们回顾起他们的经历，仿佛是在思考别人的事情：“那不是我。某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我只是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开始杀人。我只是做了。我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陌生的风景，因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缺乏任何联系，造成了承受道德秩序的颠倒。当你置身于一个不同的世界，做一个不同的人也就更容易一些。在这个另类的现实中，远离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人们被鼓励采取暴力行动，因为杀人而受到赞扬。

这种“人格分裂”效应——在这样的分裂中，一种新的人格面貌出现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语境里，控制这一领域的是一些颠倒过来的惯例——在行刑仪式中也很明显。刽子手和已经被定罪的罪犯同样与社群隔离开了。他们在断头台上为公众“表演”，断头台为他们划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空间，被不同的规则所控制。有时候，受害人可能穿透这个屏障，向人群大声呼喊和恳求，但归根到底，他们依然遥不可及，哪怕近在眼前。今天，观众们在线观看罪犯砍掉受害人的头。此时，有视频摄像机介于观众的角色中间，它同时证实了视频中的事件是完整的，发生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这种分隔让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但它也可能鼓励我们观看，尽管我们持保留意见，或者帮助我们原谅自己参与其中。

大概，人们参与一次互动但占据着不同的世界这个观念鼓舞了殖民事业，当然这项事业本身就是在远离国内的地方被人们所追求。像詹姆斯·詹姆森这些人不仅把自己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截然不同于他们为了研究而搜集的那些土著民，而且还觉得置身于外国的土地上，这赋予了他们权利，在那里，以新的人格面貌做试验并逃脱惩罚是可能的。

在医学行业，一些程序被允许在解剖室或手术室的门后进行，而在外面的大街上，它们将令人震惊的具有犯罪倾向。医生们也占据着一个与我们其余人完全不同的世界。即将毕业的医科学生，学习了从事他们这个行当所需要的“必要的残忍无情”，常常反思他们已经留在身后的那种遥远的、不了解的世俗文化，以及他们已经从他们原先的身份和参照系走出了多远。这个新的身份部分程度上被职业生活的动作编排所支撑。像消毒手与臂、穿手术服、戴手术面罩以及在对公众紧闭大门的房间里工作这样一些仪式，帮助医生们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行事。

同样，斩首的产品，亦即人头本身，常常支配着单独的生活领域。今天，它们总是被保存在博物馆或教堂的玻璃柜里，或者被锁起来，不让人看见。我们与它们之间的互动受到严格的行为准则的控制，只有少数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才能处理它们。当冈瑟·冯·海根斯这样的“策展人”“拆除框架”的时候，它引发了论战。同样，当战利品骷髅或干缩人头在家庭露面时——许多年后它们被发现藏在阁楼或地下室里——人们通常发现，它们的存在令人不安。由于这些都是人工制品，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传统角色，它们往往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经过防腐保存的人头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很不协调，其实其中很多人头是在那些人口密集的地方用死者的尸体创造出来的。这样的环境不仅可以创造出一个“隔离的”区域，而且在这样一个区域里，人们经常紧挨着与死者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在一个生者与死者没有多大关系的社会里，但在战场上，在医科学校或医院里，甚至——你可以认为——在博物馆里，有大量的尸体。当你每天都目睹死亡的时候——当你看见大量尸体的时候——你就对它习以为常了。

士兵和医生很快适应了跟死亡打交道，甚至是肢解尸体。人们发现，他们可以切割、撕扯死人，并剔除他们的肉，就像对待其他任何死之动物一样。而且，由于医科学生很少报告任何深度的个人精神创伤，因此恐怖并不在于你能够对另一个人的身体做什么，更多地在于你发现自己做这件事情时所处的环境。肉搏战激烈得令人恐惧，它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它远离那些解剖自愿捐献者尸体的医生们一丝不苟的研究，但在这两个场景中，起初令人震惊的东西可能变得稀松平常。

然而，实施者在行动过程中常常服从更高的权威。这个权威不仅为他们处理死者提供了一个结构，而且还免除了他们的个人责任。一个教授，一个军士，一个法官，甚或是上帝，都可能鼓励、指导或命令残忍的行为，他们同时抱有这样一种理解：这是为了一项更崇高的事业，“为了社会”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旦这些行为成了社会体制的组成部分，就大可不必把它们指责为个人精神错乱的证据。相反，它们被赋予了文化价值。这一价值或许是有争议和令人担忧的，但它依然构造了我们对恐怖事件的态度。在各种不同的行当中，令人憎恶的砍头成了我们文化结构中的组成部分，我们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

这样的暴力行为可能激发令人吃惊的一连串情绪。像悲伤、厌恶和羞愧这些情感都不难预料，但这些负面的反应被一种亲昵和惊奇的感觉所折射出来。把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捧在手里，甚至割下别人的头颅，可能是一件刺激的事。拥有别人的头颅可能是一种引人入胜、感人至深的经历。它可能是一种尊敬的表达或虐待的行为，抑或兼而有之。人们总是像对待珍贵的财产一样对待被砍下的人头，因为它们并不是平凡普通的物品。不论是作为一件宗教遗物，一个伪科学符号，一个艺术家的灵感之源，还是一个士兵的死亡警示物，数不清的人头被转变成了崇敬的器皿。尽管砍头会带来心灵创伤，或者说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心灵创伤，被砍下的人头保存了生者的几分灵魂，因此能够激发养育的本能。从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甜美芬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给它们戴上帽子、插上烟斗的敌人的骷髅，别人的头颅可以是十分亲昵的对象。有些头颅在死后享受了广泛的社交生活，比它们的主人生前享受的还要广泛。

不管什么样的语境，当人们面对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时，正面的和负面的情绪常常以莫名其妙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诉诸幽默并让自己跟他们的古怪感觉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它还有可能是人头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它们激发了一种陌生的情绪混合。它们让我们觉得古怪而异常，这是其力量的组成部分。

尽管人头常常令人恐怖和悲伤，体现了对个人的极大不公正，但它们总是以复杂而矛盾的方式吸引我们的注意这种感觉既熟悉又超脱尘世，它们提醒我们记住自己的脆弱。它们迫使我们观照内心的自我，诱使我们研究人性的局限。我们或许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但那本身不是我们背过脸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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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我要感谢萨姆·阿尔伯蒂、肯·阿诺德、克里斯·戈斯登、劳拉·皮尔斯、艾丽森·佩奇、伊夫林·特拉尼和杰米·特拉尼阅读了本书较早的手稿，并向我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感谢托马斯·库奇和乌娜·斯特兰德·维达尔斯多蒂为我阅读了个别章节。感谢奥菲莉·勒布拉塞尔帮助我翻译法语，多米尼可·富尔乔内帮我翻译意大利语。罗斯·巴奈特是一个信息的宝藏。

劳拉·弗格森和乔伊斯·卡特勒-肖跟我谈论了他们作为艺术家的工作，阿利斯泰尔·亨特慷慨地抽出时间，帮助我理解解剖室里的世界。

温迪·莫尔触发了导致这本书的一系列事件，对此我一直很感激。帕特里克·沃尔什是本书的倡导者和我的导师。我还要感谢菲利普·格温·琼斯、马克斯·波特、安妮·梅多斯和格兰塔的团队，鲍勃·韦伊和诺顿的团队，感谢他们在每个阶段给予的帮助、支持和建议。

雷切尔·图法诺的工作已经超出了其职责范围，她总是带着微笑，为我打开工作的空间。

我的父母在很多方面对这项计划付出了他们的活力和能量，我在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带着我的爱和感谢，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丈夫格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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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弗朗西斯·拉尔森开宗明义：“这是一本关于砍头的书。”不消说，对于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被砍头的经历大约谁也不曾有过；而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恐怕也不会有多少机会像菜市口的围观群众那样，有幸目睹“砍头”这一极端残忍而壮观的人类活动。奇怪的是，“砍头”这个词的意思，我们似乎全都明白。中国读者大约都熟悉“砍头不要紧”那首诗。不过话说回来，诗人的话也不好太当真。事实恰好相反，砍头并非不要紧，而是十分要紧，因为，我们脖子上的这颗人头，毕竟不是韭菜，一旦割掉，怕是不会再长出来了。

那么，我们这些自诩为“文明人”的现代看客，是否真的与砍头这一“野蛮”行径相去遥远了呢？拉尔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人类历史上塞满了砍下的头颅。……千百年来，人头就几乎一直装饰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断头台到大教堂，从解剖室到画廊。我们的斩首传统源远流长，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尽管是心照不宣的存在。”

近年来，恐怖组织最吸引眼球的行动，便是对不幸落入他们之手的人质实施斩首，并拍摄视频，然后上传到互联网上。有了网络这一方便快捷的传播渠道，文明世界成千上万的看客便可以坐在家里，面对屏幕，轻点鼠标，完成一次远距离的围观。和人头攒动的菜市口不同，这样的围观是私密的和非介入的，砍头的行为发生于千里之外，让默不作声的围观者有了一种超然感，但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说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有时候甚至是实时的。这种静悄悄的围观，难道没有揭示出我们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幽暗角落？

撇开恐怖分子不谈。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所谓“文明的”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上，很多美国士兵经常割下战死日本士兵的人头，制作成骷髅，寄回国内，当作礼物或纪念品分送给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而国内的亲友对此也不以为意，这难道仅仅因为它们是“敌人的”头颅？再往前，在18和19世纪，随着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的勃兴，欧洲各国的科学人士和探险家便满世界搜集所谓“原始种族”的人头，这一旺盛的需求产生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市场，人头成了一宗买卖兴隆的交易品，进而助长了一些“野蛮”部落已经日渐式微的“猎头”习俗的死灰复燃。面对这样的结果，欧洲那些头戴礼帽、身穿燕尾服、手拿文明棍的绅士们难道真的可以以“无辜者”自居么？

简言之，作为人类学家的弗朗西斯·拉尔森，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哲学问题和道德问题，关于文明与野蛮，关于西方世界与“他者的世界”，关于暴力与医学、宗教与礼教等等。相信阅读本书将会让读者直面人性的幽暗深处，并引发更深广的思考。正如作者所言：“我们或许不喜欢我们所看到的，但那本身不是我们背过脸去的理由。”

秦传安

2016.6.16北京后沙峪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信息

美女馆长与人类头颅的那些事儿

序言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导言 诱人的头颅

第一章 干缩人头

第二章 战场上的人头战利品

第三章 欧洲的断头台文化

第四章 人头与艺术再创造

第五章 人类的头颅崇拜史

第六章 用于科研的人类颅骨

第七章 医学院的人头解剖

第八章 人头实验

结论 是别人的头颅还是我们的？

致谢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