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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恩怨两千年 / 樱雪丸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15-2014-2

Ⅰ. ①中… Ⅱ. ①樱… Ⅲ.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②中国历史－通俗读物③日本－历史－通俗读物

Ⅳ.①D829.313②K209③K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6226号

书       名   中日恩怨两千年

作       者   樱雪丸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约编辑   唐正申    吴    涛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出版发行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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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字       数   223千

印       张   16

印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014-2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21-33608311（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前 言  从徐福东渡说起

第一章  东汉初年，倭国使者初次到访

第二章  三国时期，魏国与倭建交牵制吴国

第三章  邪马台：倭国统一的雏形

第四章  文明传来：古坟与渡来人

第五章  第一次外交战：倭五王的对华政策

第六章  佛教与神道教之争

第七章  圣德太子与“冠位十二阶”

第八章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

第九章  又一次国书事件：高表仁访日

第十章  中日初战白村江

第十一章  遣唐使物语：当年最重入唐人

第十二章  超越盛唐，吉备真备的强国梦

第十三章  晁衡：混唐朝文化圈的日本人

第十四章  鉴真和尚的六次“偷渡”

《中日恩怨两千年2》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前 言  从徐福东渡说起

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嬴政东巡至琅琊（今山东境内），虽然此时的他尚不知这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年，但也的确感到身体每况愈下，所以到了琅琊之后，他立刻召见了一个人，然后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可曾找到仙药？”

所谓仙药就是“吃了能够长生不老立马变成神仙的灵丹妙药”的简称。

而被召见的那个人名叫徐福，是个方士。

方士说白了就是巫师，说好听点叫神仙家，撒神水跳大神的都是那拨人，在医巫不分家的那个时代，很多方士在跳大神的同时，还兼职弄草药管治病，这位徐福也不例外。

他曾经担任秦始皇的贴身御医，对于始皇帝的脾气性格非常了解，所以他很清楚这位御统天下的天字第一号皇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秦始皇怕的东西有很多，其中最怕的是死。

他生怕蹬腿之后这满世界的荣华富贵便和自己绝了缘，所以多年来四处派遣各种仙家方士寻遍大江南北，就是为了得到能够在这世上永生不死的妙药。

可惜的是，这世界上唯一找不到的东西，就是这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偏偏这长生不老药，是不存在的。

于是多年以来，这一批批的人放出去，一笔笔的钱投进去，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空空的一场。

不过始皇帝却并未就此作罢，要说这人的求生欲望还真是挺强烈的，在一次次撞了南墙之后，他却仍然不思回头，依然是一拨一拨地往外派人。

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有一名方士毛遂自荐地跳到了皇帝跟前，说自己跟居住在蓬莱仙山里的某神仙家的七舅老爷的三外甥女有亲戚干系，能够托关系弄到长生不老药，希望皇上能给点预算，好让自己去通路子拿方子。

这名方士正是徐福。

秦始皇一听当然很高兴了，回想起这么多年来，那些个方士每回听到要去帮皇帝找长生不老药，就都像媳妇和人私奔了似的拉长了一张脸，而现如今居然有人自告奋勇主动请缨，而且还那么有把握，甚好。

龙颜大悦之后，秦始皇按照徐福的要求，给他准备了一大堆钱和各种金银财宝，以及随行护卫多名，接着，徐福便带着皇帝给他的人以及自己身边的徒儿出了海。

数年后，他们回来了。

人很平安，粮食吃完了，钱花光了，金银财宝都不见了，只是这药，还是没见着。

应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这年头派出去找药的，不管回没回来，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却是清一色的没有，就算有极个别找着的，那也是属于那种一眼看去就会觉得比耗子药还可疑的玩意儿。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相当意外。

取药失败的徐福告诉秦始皇，他不是没有找到药，而是没拿回来。没找到和没拿回来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博学多才的秦始皇自然非常清楚，所以他连忙问徐福，为何不拿回来？

神仙不给。

为何不给？

因为神仙觉得礼物送得还不够多，这才几块钱哪？在咸阳市中心买一套商品房都不够，更别说孝敬神仙了，连仙山门口的护法保安都不够打点的；至于那金银财宝，质量太差，在神仙眼里形似废铜烂铁，拿来当贡品简直就是一种侮辱，于是便顺手丢大海里去了。

徐福是这么回答的。

看着对方的一脸真诚，秦始皇信了，他当即大手一挥，给，全都给，蓬莱那边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倾大秦之物力，结神仙之欢心。

徐福说，神仙要金银财宝，但是要上好品质的，能够恒久远，能够永流传。

皇上说没问题，我这就把我老婆小金库里的私货给你弄来。

徐福接着说，神仙还要五谷的种子。这是因为他们想知道一些人间的事情。

秦始皇很大度地表示，只要你背得动，你要多少种子都随便拿。

徐福又说，我要耕犁和各种农用品。

秦始皇愣住了。

从来只听说带着渔网出海捞鱼的，就没见过带着锄头钉耙出海找东西的。

你小子，该不是在坑爹吧？

面对皇帝的质疑，徐福胸有成竹地解释说，这农具，确实不在神仙开出的清单里，是自己自作主张加上去的，为的是让人家知道，在我大秦皇上的统治下，我们秦帝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水平，也好让神仙明白，这长生不老药不白给，我们的皇上之所以不想死，不是因为贪生，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百姓服务。

一席话说得秦始皇连连点头微笑，当场承诺调集全国最好最先进的工具给徐福，让他上蓬莱报喜去。

在对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徐福提出了最后的要求，不对，是神仙最后的条件：童男童女各一千五百人，外加工匠百余，至于是百余多少，这倒无所谓，看着给就行。

童男童女，这个好理解，神仙从来都好这个；而那工匠，徐福倒也有自己的说法，说是给神仙干活打杂用的，所以一定要选能工巧匠，决不能让大秦丢脸蒙羞。

对此，秦始皇表示如数照办。

就这样，徐福带着三千正太萝莉，外加几百个工匠几百个贴身护卫，还有够这几千人马吃上三年的粮食，以及各种农耕器具、金银财宝、五谷种子等物，再度准备出发了。

这实在是不太像找东西的，倒是像去开荒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既然皇上都同意了，那你是去找神仙的也好逃荒的也罢都无所谓了，总之，赶紧动身吧。

可这徐福也不知怎么搞的，自打拿了财宝收了预算之后就不动弹了，一连好几年都一直窝在琅琊，每次咸阳方面派人去问，他的答复永远都是还在准备中，请稍候。

一直到秦始皇东巡并且都巡到琅琊当地了，这徐福竟然还没启程，所以皇上挺着急，特地招他过来，想问个究竟。

永远有理的徐福这次也没让人失望，他很淡定地告诉秦始皇，自己之所以不走，不是因为想磨洋工，而是没法走，原因是在海里有一条又大又强又凶狠的怪兽鱼，挡住了船队的去路，如果不把这个怪兽给做了，那么根本就别想走。

秦始皇一听居然还来了当横的，当然是火冒三丈，立即派出精锐高手，配弓带箭出了海，别说，还真碰上了一条大鱼，于是高手弯弓搭箭连射数发，终于将这怪兽击毙在了茫茫大海之中。

现在，徐福终于再也没有话好说了，只得乖乖地带着他的人踏上了旅途。

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渐渐的，徐福便成为了一个神话，一个传说，他究竟上了哪儿，数千年来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徐福去了日本，并且还很有可能就是那地方的开国君王——神武天皇。

这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民族主义者的精神胜利法，我们以后自会揭晓。现在你只需要知道两件事：

第一，无风不起浪，为何不讲他徐福去了美国去了英国而偏偏说他去了日本？这多多少少总得有点根据，也就是说，中日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这话其实很实诚，绝非官话套话。第二，故事说完了，该说正事咧。

换场景吧。

第一章  东汉初年，倭国使者初次到访

时为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正值中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的那会儿。

这一年，在帝国都城洛阳之中，突然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和普通的洛阳市民相比，这帮家伙不但显得穷酸破落，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而且脸上和手上还画着奇怪的文身，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群人那矮小不堪的身材。他们招摇过市的时候，几乎所有洛阳人都认定，这是歌舞团的。

汉朝流行让侏儒来表演滑稽剧，虽然今天看起来似乎不怎么人道，可在当时却是一大流行元素，这就叫做此一时，彼一时。

客人们最终走进了皇宫，不过他们并非来为皇家表演节目，而是作为倭奴国的外交使者，前来求见大汉皇帝。

刘秀在大殿之中摆下了盛大的筵席，接待了全体使者。

倭奴国，全称倭之奴国，简单说来就是由倭人在倭地所建立的一个被叫做奴的国家。

倭，便是当年中国对日本的称呼，同时也是日本的自称，但实际上，在汉魏那会儿，它真正的地理范围仅限于九州全岛外加本州岛的一小部分。

奴国，位于今天九州岛北部，虽然是叫“国”，但实际上也就是个村落，像奴国这样的行政单位在当时的日本九州岛有一百多个，从秦汉时期便开始相互之间混战，个个都想一统江山，成为真正的倭王。

不过由于当时生产力过于低下，那里几乎是连铁兵器都没有，所以打起仗来一般也就跟过家家似的，双方各自拿着石头乱砸，比现在的流氓斗殴还缺乏技术含量，于是这就造成了每次战争中都很少有人伤亡。

没人伤亡，自然也就很难分出胜负，就这样，倭国只能继续这么分裂着了。

在漫长的内斗岁月中，一些有识之士非常明白地认识到，光凭自己现在手里的那些个砖头石枪，是肯定不足以在一百多个势力中脱颖而出的，要想成为最终的胜者，那么唯一的手段就是找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一个足以帮助自己打败所有部落的强大后盾。

这说的显然就是中国了。

自西汉起，就不断有日本人坐船过海，带着各种礼物前来给中国方面上贡，想和汉王朝建交，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很少有日本人能够真正地踏上中国国土，绝大多数的使者都是在乐浪郡拜会中国的官员，上交他们的贡品，再拜领大汉的回礼。

乐浪郡，位于今天朝鲜境内。当时的朝鲜半岛跟日本差不多，也是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虽说没日本分得那么厉害，但情况却比日本更糟糕。因为日本再怎么分，这一百多个部落都好歹归日本人自己管，而那年头朝鲜半岛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都在汉王朝的掌控之下，像这乐浪就是汉朝的一个郡，设立于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的时候，跟今天的北京上海一样，算是大汉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在那一年设立的总共有四个郡，全都在朝鲜半岛上，除乐浪之外，剩下的三个分别叫做临屯郡（韩国江原道）、真番郡（首尔附近）和玄菟郡（朝鲜咸镜南北道及中国吉辽两省一带），而在乐浪郡北面，玄菟郡境内，还存在着一支赫赫有名的独立割据——高句丽。

话说在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一个叫朱蒙的濊貊族（朝鲜族前身）人在今天的辽宁省东部占山为王，建立了政权，由于他占的这地方在那会儿归玄菟郡下设的高句丽县管，所以后来包括朱蒙本人在内的各类人等都把这个政权称之为高句丽国。

也就是说，高句丽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境内。

这个国家从建立伊始，就不曾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汉朝方面自然要剿他，不然以后是个人就敢在大汉国土内自立为王，那还了得，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也不怎么待见他，毕竟地方就这么大，你来就等于是在抢人土地夺人饭碗，实在是留不得，故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朱蒙的高句丽国都是过着一种且战且走的生活。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朱蒙之子琉璃明王在原来的地方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不得已将王城迁至国内城（吉林省境内），同时遣使汉朝，表示自己其实就是个苦人儿，难得祖坟冒烟有了点基业，希望你们就别再扼杀了，我高句丽愿意称臣纳贡，效忠大汉。

此时的西汉王朝已经进入了末期，到了一个国力大不如从前的地步，即便想管各种边疆的乱臣贼子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便认可了高句丽的王权，而琉璃明王似乎也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在刚站稳脚跟后不久便趁着这个当儿开始了扩张之路，很快便把国土扩大了数倍，吞并了东北好几个部落，一直把国界线从吉林画到了辽宁。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高句丽见风使舵，转而向新称臣。

到了刘秀灭王莽，建东汉的那会儿，北方局势已经是一塌糊涂，高句丽不断出兵侵攻辽东、乐浪等地，占了大片的地盘还意犹未尽，仍然想着继续扩张。

于是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忍无可忍的辽东太守率军大举反攻，在动了真格的中国人面前，高句丽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首领大武神王只好学他祖宗，再度放弃王城，退到了丸都山城（今吉林境内），死守了三个月，熬到了汉军没粮，这才侥幸逃过了灭顶之灾。

之后，双方又和和打打了好几十年，最终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双方罢兵议和，刘秀封时任高句丽首领的大武神王之弟闵中王解邑朱为高句丽国王，同时还把清川江（朝鲜境内）以北的土地封给了高句丽，打这时候起，这国家才算是真正地和朝鲜半岛扯上了边儿。

尽管近百年来东北那边一直闹得挺厉害，可说实话跟其他国家却关系不大。像日本，除了有几年乐浪被高句丽骚扰得太厉害实在没法靠岸下船之外，他们基本上还是做到了隔个几年或是十来年就来朝贡一次，虽然过来上贡的不见得都是同一个部落，但中国人也分不清谁是谁，只知道倭人今年又来了，大家一起去码头迎客便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刘秀会非常淡定地接待那伙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了，不然你认为一帮穿着打扮都和原始部落无异的可疑家伙们，有可能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洛阳城，然后轻而易举地让人相信他们是外交使者而不是恐怖分子，同时还受到了皇帝陛下的亲切接见甚至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吗？

再怎么说也是九五至尊，不是老相识谁肯见你呢？

宴会上，皇帝陛下亲切地问着客人们，饭菜是不是可口？旅途是不是顺利？这几年家乡的收成还好吧？

使者们恭恭敬敬地回答说，饭菜很可口，旅途很顺利，托了大皇帝您的福，我们倭国这些年来风调雨顺，一切都好。尤其是去年，更是取得了百年一遇的大丰收。这不，特地给您带了点咱家特产的大米和刚晒好的鱼干，算是孝敬。

刘秀点头微笑，同时还表示，你们也挺不容易，吃完了饭就下去领赏吧，我们大汉早就为你们准备好了丰厚的回礼。

当刘秀说完这句话之后，便很自然地又拿起了筷子夹菜开始吃饭，带头的那个使者突然把手上的碗碟往小案子上一放，然后起身离座，径直走到刘秀的跟前，跪了下来，说皇帝陛下，我们不要回赏。

那你们要什么？

我们只想和高句丽一样，向大汉称臣，做大汉领下的一藩。

刘秀被酒呛了一下，他没想到对方提出的居然是这么个要求。

高句丽之所以肯称臣，不是他们愿意，而是被历代汉朝帝王给打出来的结果，现如今这倭奴国，虽说看着是穷了点儿，落后了点儿，可好歹也是君威一方，没病没灾的又何必自降身价，去当他国之臣呢？

不明就里的刘秀自然是这么想的。只不过看那奴国的使者态度异常坚决，大有一副你不让我跟你混我就住在洛阳不回去的架势，所以他以为对方这是诚心前来投靠，于是便当场点头拍板，表示这事我同意了，现在大家先吃饭，一切具体事宜等吃饱喝足了之后再详细讨论。

经过大汉百官外加刘秀的集体磋商，最终决定给倭奴国首领封个王，叫做倭奴国王，性质是大汉皇朝下属的一个藩国。

应该讲这已经是一种给足了面子的行为了，要知道数千年来作为中国头号小弟存活于世的大朝鲜帝国，这时候也不过勉强算是个王——姑且就把高句丽当成是他们的吧，并且这王者之路走得相当艰难，又是流血打仗又是被降格成侯还叫了好长一段时间“下句丽”。而日本人远道而来初次见面，数年才能前来朝贡一次，且吃喝穿用都极为落后，却也被封了王，而且这被封王的，还不是整个日本，只是占据了全日本百分之一二的奴国。说穿了，此事的本质其实就是光武帝刘秀封了日本的某一个原始部落首领为王。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可这却是事实。如果真要给个说法道个子丑寅卯的话，那或许只能认为是由于刘秀的天性温和善良大方，以及那群来自大洋彼岸的使者本身的举止得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吧。

数日后，光武帝亲手赐予使者金印一枚，上刻五个大字——汉委奴国王。

这五个字的意思是汉朝之下倭地奴国国王。“委”等于“倭”。这个字看起来实在是有点像骂人，事实上现如今也确实有不少人拿它当骂人的词来用，而且古往今来中日两国无论是搞文字的还是玩历史的，认为它是贱称的都大有人在。

但实际上它却并不是，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不是。

倭，尽管被后世认为是有蔑称对方为小矮人的意思，但其实在博大精深的汉语中，它也经常被用作人名或是其他形容词。尤其是早期时候，比如春秋时代鲁国的鲁宣公，他的名字就叫倭，还有一个叫倭妥的词语，用来形容事物的美好，像《牡丹亭》中就有“娉婷倭妥”这词。

总之，倭这个字，就算不是美称，至少也不能说是骂人的话。

事实上，古代中国的朝廷搞外交，除了王莽这种极个别的无厘头，喜欢降别人的格之外，其余的皇帝一般都是相当宽宏大度的。通常外邦来交流，无论你是平起平坐的大国，还是蕞尔小邦的附庸，只要不是自称“刘秀他大爷国”或是“刘邦小舅子国”之类直接人身攻击的国名，那基本上都是以外来使节自称的名字为基准，并原封不动地记录在案，如果对方没有文字，那么也尽可能地用相对美丽的词汇把对方国家名字的发音给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倭这个名字，应该是由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为啥日本人要自称“倭国”？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当日本使臣在见到了刘秀，展开了会谈之后，他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会是什么？

如果你想不出，那也不要紧，在这儿不妨先模拟一段对话好了。

使者：“我代表我国首领，问大汉皇帝好。”

刘秀：“也请你代我问候你家大王。”

使者：“我国上下对大汉的强盛都无不感到钦佩膜拜。”

刘秀：“我汉朝虽大，但向来以礼待人，尤其是尔等邻邦，更是如春风吹拂，无微不至。”

使者：“大汉宽仁我国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才知千真万确。”

OK，就此打住。

以上对话虽说是自行编排出来的，但我相信，即便是时空倒流回到两千年前的洛阳大殿，日本使者所说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至少，有两个字是铁定不会变的——我国。

别说是刘秀了，就算在当年西汉，日本人跑乐浪来送贡品，又有哪个不是说“这三百条鱼干乃是我国今年献给大汉的礼物”之类的话呢？

这个很容易明白过来吧？如果今天我和你就我本人为话题聊天，那我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多半就是“我”。

那么，在当年的日本，“我国”二字中的“我”怎么说？

“我”，在古日语中，读わ（wa挖），后来的各种第一人称代词大多都是从这个单音字节上衍生而来的，比如相当著名的“我辈”，读作わがはい（wagahai哇嘎哈依）；我们，读作われわれ（wareware挖列挖列）等等。

说白了，这个“倭”，其实就是“我”的意思。

只是那年头日本人没有文字，中国也没有精通日语的人才，所以从秦汉的时候开始，但凡和日本有所接触的人，都会以为他们国家的名字就叫“我”国，于是便非常顺口地跟着读音，将其翻译成了“倭国”，然后再一代一代地把这个名字往下传。

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实那会儿日本并无国名，所以当他们拿到金印之后，还以为是刘秀赐名呢，个个都挺兴高采烈的。

至于那个奴，那就是部落名，单纯的是一个发音，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汉朝之所以要用“奴”字来对应这个发音，其实也是出于一番好意。

奴，在那时候的中国，虽然的确有奴才奴隶的意思，但常常也作昵称，用于人的小名，比如南北朝时期齐废帝刘子业，小名就叫阿奴；在淝水之战中大出风头的谢安，也叫阿奴；此外还有古代中国帅哥的总代表潘安，叫作檀奴；人称战神的冉闵，叫作棘奴；书法大家王献之，叫作官奴。

总之在汉朝看来，这次前来拜访的这个日本奴部落是非常可爱的，至少在倭国数百个部落里，算是顶顶可爱的一个，于是，便根据其读音昵称他们为“奴”。如果放到今天，那基本就等同于“小而可爱的日本”这样的称呼。

话说在顺利受封且有了自己的国名同时还拿到金印之后，倭奴国的使者便踏上了回家的路途，然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更别说是国事访问了，而且相当奇怪的是，不光是倭奴这一个部落，其余村庄的家伙们似乎跟商量好了似的也都绝了迹，反正在史书上是找不到有任何一个日本部落或是日本人跑中国来朝贡或是访问的记录。不过好在汉朝也无所谓，毕竟对方不过是个穿兽皮光脚丫、石器时代级别的邻邦，又何苦跟这种人计较呢？

就这样，日本人整整五十年没了音讯，一直到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安帝的时候，他们再度来到了洛阳城。

说起来这帮人还真的挺奇怪的，一连半个世纪都不来一次，这次一来就来一大帮子，更要命的是，这回的倭国使节团不但人数众多，达两百多人，而且级别也相当高，领头带队的是倭奴国的新首领：帅升。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记录在案的有确切名字的日本人。虽然他的名字相当不靠谱。

在那个时代，日本既没文字也没姓氏系统，无论是高贵的国王还是普通的田间老农，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口头上的简单称呼，眼前的这个帅升也一样，仅仅是一个音译，根本无法确定其究竟姓甚名谁。

话说帅升到了洛阳之后，和他的前辈倭奴使者一样，受到了皇帝的亲自接见，汉安帝的心地还算宽仁，并没有问“你们怎么那么多年都不来”之类煞风景的话，只是跟走过场一样照例寒暄了几句，比如你们倭奴国近况如何啊，倭奴的鱼干带来了没有啊等等。

帅升则根据问题逐一回话，只不过在他口中，并不再出现“奴”这个字眼，而是很清楚明白地表示，自己是倭国的国王。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倭地奴国的村长，亦非其他什么毛国鸟国的部落首领，而是整个倭国的最高统治者。

乍看之下会给人一种帅升已经统一日本的感觉，但实际上这是错觉。当时的日本依然四分五裂，只不过比起多年前要好很多，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他们已经拥有了铁制武器，打起仗来也自然带劲儿了许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原本九州的一百多个部落互相吞并到了四五十个，眼瞅着就要化零为整，天下一统了。

在这残存的四五十个幸存者里，倭奴国赫然名列其中，而且还算是混得挺好的一个，据说是九州岛北部最有力的部落，而且看起来还很有前途，俨然一副欲将九州全境纳入囊中的架势。

尽管离完全掌控日本这个目标还有那么一段距离，但帅升依然对汉安帝自称倭国国王，这种自夸行为最大的原因是他想在汉朝那里确立自己的唯一性——我代表全倭，只有我才是你们大汉的小弟，除我和我方人员之外，皆为山寨产品。

这似乎有些说不通，毕竟你连着五十年都不曾来拜过一次码头，干吗这回心急火燎地带着那么大一帮子人来洛阳确立唯一性？要想说明白这个问题，那就得往上看几行，之前我曾经提过，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日本已经拥有了铁制的武器。

关键就在这儿。

五十年前，日本的兵器基本是以石器为主的，铁器虽然有，可真的很少；五十年后，尽管石器并未全部淘汰，但相当多的部落都能用上铁家伙了。

纵观人类那么多年的历史，绝大多数国家或是地区的发展趋势基本上都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然后再是铁器时代。但日本却是个特例，虽然是有过不少铜器，但这个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而是直接从石器时代发展到了铁器时代，同时这发展速度相当快，几乎可以用穿越二字来形容。

不要跟我说日本人天生聪明，自主研发了打铁技术，这种神话打死我都不会信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日本得到了外来技术的支援，在日本列岛的附近，存在着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将自己的各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了过去。

这说的显然还是中国。

尽管官方之间的交流次数的确不多，但中日两地的民间交流，却是千百年来从未有过中断。

比方说当时在九州岛北部非常流行支石墓，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由齐国那边给传过去的。

还有干栏式房屋，日本那里叫高床，这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南方的特产，早在河姆渡时期中国人就会盖这玩意儿了，传到日本的时代虽然不明，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在汉朝之前。

至于铁器的冶炼，那更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先进玩意儿，从各种出土的铁质文物来看，日本当时从炼铁炉的打造到炼铁的方法，无一不带有Made in China的烙印，可说是中国原装技术，日本组装生产。

不过要说从中国传往日本的各类东西中，对后世日本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铁器，而是稻种，就是你现在吃的那白花花的大米饭。

作为日本人数千年来饭桌上最重要的主食，稻米是在三四千年前从中国的长江下游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的，不过后来也有人认为起发点是在山东一带，同时也有考古学家证实，日本种植稻米的历史超过了六千年，但无论是从哪儿来还是来了多久，有一点却一直是铁板钉钉，不曾被推翻过，那就是日本的稻种确实由中国而来，毫无疑问。

不过，虽然这大米饭是自中国而来，但日本人显然要比中国人拥有更深的米饭情结。

在日本人看来，大米这玩意儿，是宝贝，是珍珠，甚至是舍利。这也难怪，那年头日本穷，基本没啥好东西吃，能够嗑上一顿大白米饭，那已经是很高级的享受了。

所以日本人异常珍惜米饭，小时候吃饭在碗里漏了米粒，这是任谁也难以避免的自然之事，要是在中国一般父母也就说两句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再让你吃了它，可在日本却不同，那里有一句从古流传代代通用的谚语：“浪费一粒米就要瞎一只眼。”

这句狠话时至今日都有老一辈的日本人在说。

而关于米饭的传说，在日本也不少见。

比方日本人自古便相信在每一俵大米中都住着七位神灵；再比方说大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日本全国通用的流通货币，而且相当过硬，在战国时代以及之后的江户时代，大米的产量乃是衡量一方诸侯强弱的重要标准。

今天日本人也依旧固守着要吃就吃自家所产的大米这一铁则，尽管物资匮乏，食物需要大量进口，可唯独大米的自给率却是百分之百。

总而言之，大米对于日本人而言非常重要，就算将其称为日本人灵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不为过。

话说回来，中国的存在，大大推进了日本的历史进程，也大大加速了日本的生产力。这是好事，但也是坏事，至少对于帅升而言是这样的。如果全日本得到中国援助的只有他这一个部落，那该多好啊，这样一来他就能拿他的铁矛铁枪去戳人家的木棍石斧。

帅升的基本心态多半就是如此，所以他才会特地带团来到洛阳，向汉朝政府郑重声明一个倭国原则，主要是为了能够独占来自中华的各种先进技术和文明物产。

当然，求人不能空手来，这个亘古不变的定理帅升也非常明白，所以他此次到访洛阳，还特地带了一份厚礼——“生口”一百六十名。

当时日本所处的时代在学术上被称作弥生时代，虽然在各方面依旧原始，但也总算渐渐有了一些文明的曙光，至少在社会阶级方面，因受中国方面的多年熏陶影响，已经有了相当鲜明的层次分化。

在每一个部落里，最大的那个叫大王；大王下面设有百官，人称大夫；普通的老百姓叫下户；比下户更为下贱的叫生口，也就是奴隶。

奴隶的待遇在世界各国应该都差不多，尽管是人类，但也仅仅只是生理上而已，只要主人愿意，可以随时打杀抑或是当成礼物送给别人。

帅升之所以要送中国生口，多半是因为那会儿的日本实在太穷，既然自称是倭国国王如果再送人三百条鱼干那实在是挺不合适的，干脆，送人吧。

不过你可千万别小看人，要知道那会儿的日本地少人寡，一个部落的人口了不起也就数千，能干活打仗的精壮汉子不过数百，能一下子给出生口一百六十人，而且还是健康活泼无病无灾的，那可是下了血本的行为。

但这种想吃独食的愿望似乎并未得到汉安帝的认可，虽然他微笑着收下了这些生口，然后亲切地对帅升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可除此之外却再无任何表示，帅升原本期待着汉朝能像五十年前一样赐金印一枚上刻汉倭国王之类的词儿，不过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帅升走了，留下了生口，带走了遗憾，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随后，又没了音讯。

第二章  三国时期，魏国与倭建交牵制吴国

不是帅升伤不起不肯再来，而是中国突然天下大乱。

汉朝自那以后，进入了一个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的黑暗时代，最终在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引发了黄巾起义，使得全中国都进入了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乱世。

国家一乱，外交自然也就断了，纵然是想过来送几条鱼干给几个生口也不行了，更何况当时日本自己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从公元146年开始，整个列岛除北海道四国岛之外，都陷入了一场混乱之中，史称倭国大乱。

这场大乱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原本从一百多个部落里杀剩下的那四五十个觉得意犹未尽，还想把这世界杀得更干净点，于是便又继续互相开打了起来。

最后的结局是，四五十个杀到了三十多个，同时有两个部落脱颖而出，一个叫邪马台，一个叫狗奴。

邪马台这三个字在日本历史长河中的地位，绝对能够比得上秦汉二字于中国历史，不光是因为“邪马台”的发音近似大和民族的“大和”两字，更重要的是，邪马台乃是中国方面承认的第一个能够代表全日本的政权，这是后话，我们待会儿再说。

这地方一般认为位于今天的九州岛北部，或许也可能扩大到本州岛的近畿一带，但终究不过是“可能”，至于具体的位置，至今仍然无法确定。

总之，是一个充满着神秘感和各类谜团的国度。

在这个国家，最大的仍然被称为王，只不过和其他部落不同的是，邪马台国的王，是个女的，名叫卑弥呼。

这是一个看起来相当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当时的世界早已不是母系社会，事实上卑弥呼的前任邪马台国王也是个男的，而且他不是卑弥呼的老公，甚至和她非亲非故，换句话讲，邪马台的前任国王把自己宝贵的王位让给了一位邻家大婶。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当时的日本还是比较原始的，至少在政治制度上还在实行着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落后的禅让制；其次，这位卑弥呼大婶绝对不是一般人。

此人在当女王之前的职业是巫女，当时的日本科学文化极度不发达，几乎人人都是文盲，所以一有个风吹草动比如刮大风下大雨，地震了闪电了火山爆发了之类就以为是老天爷在惩罚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需要有那么一个角色来完成人与神之间的沟通，故而，巫师诞生了。

其实全世界的巫师巫婆们都是如此产生的，并无半点新意。只不过这位卑弥呼大婶似乎是有真本事的，除了能够与天地交流之外，还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本事，能够预测各类事态发展，并且可以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简单说来就是超能力。

比方说她能够预测到明年的大致气候，在哪块土地上播种能够有最大的收获，以及每当风雨雷电等自然灾害来了之前在第一时间和万物神灵进行交流获得情报，以便确保把因天灾而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在一些细节小事方面，卑弥呼大婶也是相当的明了，邪马台境内共有人家大约七万户，每家每户每天发生的各种事情诸如老母鸡被偷老黄狗咬人之类的，她都了如指掌。

更重要的是，卑弥呼一心为公，先天下而后私欲，虽然人称大婶却依然不曾婚嫁。

这种人别说是大佬了，当教主都没问题啊。

卑弥呼成为邪马台国王大致是在东汉光和年间（公元178～184年），她凭着自身高强的法术神通以及出色的能力，让部落一下子就强大了起来，先是吞并了周围的几个弱小的村子，随后一些其他的比较强大的势力也纷纷派遣使者，表示愿意服从女王，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最开始便已经出过场的奴国。

唯有一家死活不从，那便是狗奴国。

狗奴，多半位于今天的九州南部，说多半，是由于但凡史上提起这地方，表述往往都是“在邪马台国南”这么一句话，因为邪马台至今位置不明，所以这被连带着的狗奴当然也该是个地理谜点了。

没错，狗奴国就是阿狗国的意思，你要说是骂称其实我也不反对，因为这真的是个带有蔑称性质的名儿，而且还不是自愿的，这个后面会说。狗奴不从邪马台的原因倒也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很强。

话说在日本九州中南部地区，自古便住着一群相当特殊的人类，相对于一般称之为大和民族的普通日本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民族，同时还有着一个相当彪悍的名字：熊袭。

虽说现在的熊袭早就被融入了大和民族之中，但在当年，这却是个集可怕、恐怖、危险、强大等形容词于一体的名词。其实从名字上也能看出一两分来：熊袭，像熊一样地来揍你，你怕不怕？

而那狗奴，则据说是熊袭民族的祖先。

狗奴国不光有强大的血统，同时还有相当先进的制造技术，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兵工制造上，尤其是弓箭，穿透力要比一般部落造出来的强上五六倍，这使得他们在历次部落斗争中都能居于常胜不败的地位。

因此，狗奴的国王觉得自己的刀枪剑戟完全能够胜过邪马台的巫术，所以根本就没必要把对方放在眼里，甚至还会主动出击，去骚扰邪马台，比如趁着秋收抢点稻谷什么的，弄得对方相当头疼。

因为卑弥呼只是一介古日本巫女，而非茅山道士，所以她干不来那种沾一滴狗血烧一张符，敌人便人头落地的高超法术，面对狗奴国真刀真枪的进攻，邪马台也唯有一拳来一脚去地防备。虽说和狗奴打仗的时候这些超能力是真的不怎么用得上，可也不代表这门高精尖技术就该从此荒废，至少有的时候还是能够派上些许用处的。

话说有那么一天，卑弥呼大人正在自己的屋子里做祷告，祈求上天保佑，庇护自己的子民健康活泼，上阵的时候刀枪不入，顺便也诅咒一下隔壁的狗奴王，最好他走路绊倒跌死，或是喝水呛着噎死。

祷着告着，突然她原本紧闭着的双眼一下子就圆睁了开来，然后大叫一声：“不好！来人！”

门口的护卫一瞬间就全都拥了进来，纷纷问发生什么事了。

“有奸细！”卑弥呼喝道。

大家四下张望，并未有任何发现，于是便又问奸细在哪儿。

卑弥呼往门口一指：“在那边的大树上！”

众人顺着手指看去，看到了那棵和卑弥呼屋子相距甚远的参天大树，于是一干人等立刻抄着家伙就围了上去。

经过数分钟的搏斗，大伙当场擒获狗奴特务两名，在随后的突击审讯中，他们承认了自己是奉狗奴王的命令，前来刺探情报，并顺便搞点破坏。

两个特务的下场是当场处死——那时候的惯例不是去死就是为奴。正当邪马台的卫兵们互相庆贺又成功阻止了一次狗奴国的侵犯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句相当稚嫩的童声：“在那边的那座山上，也有一个大叔哦。”一个正在跟着大人围观的小女孩指着一个非常遥远的山头说道。

这孩子叫一与，说起来和卑弥呼还算是亲戚，但你得知道的是，在那个时代，一个部落里基本上都能互相称呼对方为叔叔伯伯或是姐姐弟弟，女王的亲戚很有可能跟路人甲无差，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大伙也只是当这个孩子在胡诌，并不在意。只是不曾想这一与竟然还不依不饶上了：“那座山上真的有一个和这两人一起来的大叔！真的有！”

小姑娘叫得很响，以至于惊动了正在闭目祈祷的卑弥呼，她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先是问明白了缘由，然后闭上眼睛冥想了一阵，最后下达了命令：“去搜。”

结果真的在山上又搜出来一个狗奴人，他是负责接应的。

第三个特务当然也是难逃被砍死的下场，砍完之后，卑弥呼想起了那个小女孩，便下令召见了她全家。

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四口之家，除了父母之外，她还有一个大自己几岁的哥哥，叫禾鹿，职业都是农民。

卑弥呼笑着称赞一与的父母生了一个好女儿，还夸奖禾鹿是个好小伙，夸完之后，她又请这家人吃了一顿饭，然后大家好聚好散地各回各家了。

在之后的数日里，卑弥呼派出密探四下探访，把一与这个小姑娘给调查得一清二楚，从各种情报上看，这女孩也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人。

比如，她预言过洪灾；又比如，她能精确地看到躲藏于森林深处的各种动物；还比如，不用说话她便能看透大人们的心思。

在民间，一与的知名度很高，有的人叫她预言之子，还有的则干脆就称其为小卑弥呼大人。

在听完这些汇报之后，卑弥呼再度召见了一与的家人，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她只见了一个，那就是一与家的一家之主，小姑娘的父亲。

见面要说的话也就一句，卑弥呼告诉孩子她爹，说这姑娘通神，所以我打算在秋祭过后便让她到这儿来做我的侍女。

秋祭，就是每年秋收之后召开的庆祝大会，目前还是春天，算起来也就只剩几个月的光景了。

至于侍女，其实也就是类似于徒弟这样的身份，毕竟对方还是个小孩子，你能指望她干什么活儿？

只不过这侍女的性质和普通概念里的有点不同。

在弥生时代的日本，一旦选你家的女儿去做巫女的侍女或者女从，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女孩从此之后便是侍奉神灵的高贵人士了，她将斩断和人界的一切因缘关系，包括家人。

如果话说到这里你还是觉得不明白，那我就再说得透彻一点：一旦一与去了卑弥呼家，那从今往后她即便是在路上看到她的亲爹亲娘，都不能再叫爸爸妈妈，因为她不再是这家人的孩子了，而是神的孩子。

养了好几年的女儿就要离开家人，她又还是一个年幼的女孩，无论是她还是她的父母都是很难以接受的，但一与的父亲还是答应了，不光是因为女王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一旦跟了卑弥呼，虽然从此和自己脱离了关系，但也不是说完全就没了瓜葛，至少他们家能够沾光，得到来自于女王的特别待遇和权利。

这天一到家里，还不等说话，一与抱着爸爸就哭了：“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爸爸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摸着女儿的头，眼神相当地悲凉。

秋天很快就到了，又恰逢并不多见的丰收，所以邪马台上下都沉浸在一片庆贺仓满廪盈的狂欢气氛之中，可一与一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只要为期三天的秋祭一结束，女王的使者就会登门，将他们的女儿带走。

另一方面，为了表示郑重，卑弥呼特地派出了邪马台国内地位仅次于她的首辅重臣难升米，前去一与家接人。

一开始都还挺顺利的，小姑娘虽然挣扎了两下哭了几声，但最终还是上了轿子，父母尽管也很伤心，可毕竟是成年人，有分寸，自然不敢造次。

难升米一看诸事搞定，便吩咐走人，不料才走了没几步，突然斜刺里就杀出了个人，手里拿着棍子，口中喊道：“把俺妹还来！”

难升米在邪马台横进横出地当了十来年的二把手，除了女王之外没有一人不对他毕恭毕敬的，现在一看居然来了个拦路叫板的，正欲亲自动手，但一眼望去，发现对方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再一看，原来是一与的哥哥禾鹿。

禾鹿舍不得妹妹，他豁出命来也要把一与留在家里，而在轿子上的一与一见哥哥，也号啕大哭了起来，就这样两人一上一下，一个哭着叫哥哥，一个嚎着喊妹妹，煞是凄凉。

难升米一看这架势，知道如果硬来的话肯定不太好，于是也就只能柔和一点了：“禾鹿，你让开，这是女王大人的命令。”

“不让，我要我妹妹。”虽然脸上还挂着泪花，但哥哥的眼神却是异常坚定。

“你听着，一与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女王大人看上了她，想留她在自己身边修行，以便将来造福整个邪马台，这是为了全国的百姓，同样也包括了你家。”难升米说道，“就算分开了，她也还是你的妹妹，你们将来总会再见面的。”

当说完这句话，还在抹着眼泪的一与突然咧嘴笑了，她点了点头：“哥哥，我们还能再见的。”

此时家里人和其他族人都围了上来，拉的拉劝的劝，总算是把禾鹿给拖了回去。

这是发生在大约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前后的事情，那一年，一与不过四岁。

此时的中国总算是从东汉末年的动荡黑暗中解脱了出来，进入了三国鼎立的相对和平时期，而日本那边的局势变化也是非常之大，这主要得归功于强悍无比的狗奴国。

说真的，狗奴太强了，强到近乎逆天的地步，其余的三十几个部落联合起来都不是它的对手，它是想打谁就打谁，任意妄为，肆无忌惮。

为了不被并吞，避免家破人亡，日本各部不得不凑起了一条统一战线——由邪马台国牵头，三十多个部落共同组成邪马台联合军，大家齐心协力，抵抗狗奴。

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也不知道是天生比人家少了点啥，反正就是打不过狗奴国，三十个挑一个都不行。

从一与还没出生的时候起，双方就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一连打了八九年，等到一与当上卑弥呼侍女的那会儿，邪马台联合军非但没能灭了狗奴，反而还被对方鲸吞蚕食掉了不少土地。

卑弥呼生怕再这么长此以往地玩下去很可能会弄得加盟国各部人心涣散不攻自破，于是便召集群臣，问问有什么好的对策，能够在短时间里解决狗奴国。

这里的解决不是消灭的意思，而是只要能让人家不来打自己以及自己的盟国便OK了。

有人说，要想打赢狗奴国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找一群比他们更能打的人来做我们的帮手不就行了？

卑弥呼很想骂一句废话，但毕竟她是个有修养的巫女，所以还是很心平气和地问道，比狗奴更能打的人在哪里？

这位手下笑了笑：“大魏。”

大魏就是三国演义里的曹魏，实际上尽管刘备张飞赵云诸葛亮很出名，大乔小乔尚香吴国太很漂亮，但在当时的大多数外国人或是外族人的心目中，只有魏国才是中国正统，能够代表整个华夏民族的正统。

他的意思其实相当明确：狗奴国很强，这毋庸置疑，但他们再强，也终究不过是只能关起门来称大王的主儿，嚣张跋扈的范围仅限于日本列岛，要真拿出去和强大的曹魏相比，那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所以现如今邪马台只要效仿当年的奴国，跑到曹魏那里献上一点礼物，磕几个响头，请求做人家的小弟，让人家罩着，只要事成，便等于是有了一层坚韧的保障，那狗奴国也自然会因为考虑到邪马台背后的大魏而不敢轻易来犯了。退一步讲，如果狗奴真的不识好歹硬要再打，那也无妨，即便大魏那里不直接出援兵相救，也一定能给邪马台提供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到了那个时候，谁胜谁负便又有得一论了。

卑弥呼想了想，回答说此事干系重大，先要等我问过神灵之后再作决定。

问神灵就是占卜，把乌龟壳或是动物的骨头拿来烧一烧，根据烧裂开的纹路判断是凶是吉。

噼里啪啦一阵火烤乱响之后，卑弥呼向群臣宣布了结果：大吉。

同时计划也随之出炉：秋祭之后，派遣重臣为使者，出访大魏。

把各类大事都放在秋祭之后，这是当时的惯例，因为那会儿生产力低下，劳动力尤为可贵，不可能在农忙的时候撇下地里的庄稼给你干这个干那个，只有等到秋收了，农闲了，那才会有工夫做点别的。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经过多方精心打点，邪马台使节团终于全员准备就绪，踏上了旅途。

全团总人数约为三十，带队的是邪马台二把手难升米，还有一个副团长，叫都市牛利，也是豪族高官出身，一行人于当年六月抵达洛阳，见到了魏明帝曹叡，然后献上了由卑弥呼亲手挑选准备的贡品。

话虽如此，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贡品”是相当寒酸的。

首先是两匹班布，每匹一丈。班布，也作斑布，就是杂染的木棉布，这玩意儿在当年的中国基本上只有小老百姓才会穿，结果日本人竟然拿来送给皇帝。

估计是他们自己也知道送这个实在是有点太那个了，但又实在是没好东西，所以接下来的贡品就只能是活口了——生口十人，四男六女。

说句难听点的话，这三十个人光是礼物就要送出去三分之一，实在是不太像外交使团，倒是和人贩子集团有那么几分相似。

不过好在日本人运气很不错，虽然每次的礼物不是鱼干班布就是大活人，可每每总能碰上好心肠的家伙，像之前的汉安帝刘祜，再之前的光武帝刘秀，都算是宽仁之辈，而这次遇上的曹叡，那也是个有名的大善人。据传当年他和他爹曹丕一块儿出去打猎，发现了一对母子鹿，曹丕先射死了母鹿，接着要求儿子射小鹿，但曹叡死活不干，还哭着说道，父皇你把人当妈的射死就已经够可悲的了，现在还要我杀那孩子，实在是太过残忍，我下不了手。

结果曹丕为儿子的善心所感动，并最终因此而促成了他立曹叡为太子的决心。

这事虽说真伪莫辨，但曹叡是个好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要换做他的那位“宁可我负天下人”的爷爷曹操，赶上这日本人拿着粗棉被当礼物前来要求结盟，那就真不知道后果如何了。

面对如此寒酸的贡品，曹叡非但不在意，而且还非常高兴地笑纳了。同时，按照惯例，邻邦进贡，不管送来的是多么不值钱的东西，我堂堂天朝华夏却都要予以回赠，而且这回赠的东西肯定得比别人送过来的要值钱，一般是送一块至少还三块。

在这方面，曹叡充分展现了一位大国领袖所应有的气度和风范，他回赠邪马台国的礼物如下：织有飞龙的锦缎5匹；珍贵动物（可能是老虎）的皮毛10张；白绢50匹；绀地句文锦缎3匹；黄金8两；铜镜100枚；五尺长刀2口；珍珠、铅丹各50斤。

凭良心讲一句，以上的回赠物品里，随便拿出一件来，估计都比邪马台的全部贡品都要来得值钱，包括那十个活口。

尤其是那100枚铜镜，因为那时候的日本根本不具备任何抛光技术，想要知道自己脸长什么样，只能打一脸盆水照照，看到这个铜光闪闪能够清晰照映出自己模样的玩意儿，如见神物。

这还不算完。

赏完了金银财宝之后便是封官，为了表彰难升米和都市牛利两位团长不远千万里，冒着船沉大海的危险来到洛阳，曹叡特地封前者为率善中郎将，并赐黄旗一面，而后者则被任命为率善校尉。

在赏完封完之后，曹叡拿出了他最后也是最大的礼物——金印一枚，上刻四个汉字：亲魏倭王。

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了邪马台国王卑弥呼乃是倭国唯一的合法统治者。

虽然此时狗奴还在那里闹腾着，但曹叡已经摆明了立场：中方只承认一个倭国，并且坚持这一原则绝不动摇。

对此，难升米等人千恩万谢，在磕了无数个响头之后，他们启程返航，回国汇报。

结果自不必说，卑弥呼当然很高兴，而消息传到狗奴国后，狗奴王则很悲愤，他悲愤的不仅仅是邪马台和大魏扯上了关系，同时还因为自己国家的国名被确定成了一个骂人的词语。

本来在日语中，狗这个发音其实能对应很多汉字，平心而论你叫什么都比叫狗奴要来得强，可邪马台人却偏偏要在这方面讨个口彩占点便宜，他们仗着自己懂点汉语外加狗奴国人不在现场，于是便忽悠曹叡说那地方的人生性残暴，杀人放火无所不作，所以干脆就给他们一个带有惩罚性质的名字吧，如果以后表现好，再改过来也不迟。

就这样，狗奴国最终被确定叫上了狗奴，然后被载入史册，永世不得翻身。

不仅如此，因为邪马台已经算正式成为了大魏的小弟，所以从此之后狗奴国就算有心动手攻打，也不得不考虑到人家背后有大哥这一要素而忌惮七分，同时，就连邪马台的那些个大大小小的盟邦，现在看来似乎也是轻易动不得了。

但狗奴王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纵观倭国和华夏朝廷交往的那一两百年的历史，基本上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不长久，或者说只是瞬间的外交。

奴国使者见刘秀，那一瞬间过后，五十年不曾有过高层往来。

帅升见刘祜之后，那更是百余年没有联系。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对日本人的印象并不差，但向来都只把他们当原始部落看待，即便是封了王，却也从未想过要去对方那里看看，由此一来，从中国出发前往日本的交流，当然是被中断了。

那么，肯定有人会问：既然我不去，你又为何不来呢？

这便是第二个原因了：日本人不是不想来，而是不能来。

中国和日本说起来是一衣带水的好邻居，可再怎么邻居，这两国之间毕竟也隔着大海，不是那乡下的小水沟，一步就能蹚过去，这漂洋过海是有风险的，一个不小心那就要折戟沉沙全军覆没了。尽管奴国的两次使者都平安地来到了洛阳，可又有谁知道在他们之前或者在他们之后，有多少出师未捷身先沉的壮士垫了背？或许那奴国之所以第一次国王不来而派官员来的原因正是由于国王先行一步沉入大海了呢？

若是有谁坚持认为日本在难升米他们去中国之前总共就派过两拨使者，而且这两拨使者百分之百地成功抵达了首都洛阳，那我只能说，这是石器时代航海史上的一个奇迹。

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因为出行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从而导致日本并不能做到像其他附属藩国那样定时来访，定时上贡，甚至连隔三岔五（年）地来一次都无法做到，所以狗奴王坚信，邪马台和魏国的交往一定会和之前一样，兔子尾巴长不了，别看现在是蜜月期，等风头一过，感情一淡，那还不由着自己想打就打想攻就攻？

可这怎么说也不过是他的个人想法，根本代表不了全世界人民，至少有一个人不这么想，他是真心打算让魏国和邪马台之间的外交往来可持续发展下去的。

那人便是曹叡。

话说在接见难升米的时候，曹叡曾经问起过，说你们倭人远道而来，也真是辛苦，不知道你们这一路是怎么走的？

难升米一听皇上问话了，自然不敢怠慢，磕头回答说我们从邪马台出发，先是坐船渡海北上，航数千里，来到狗邪韩国，然后再沿着海岸线继续往北，到了带方郡，见到了郡太守刘夏，由刘大人带着我们来到洛阳。

带方郡，位于今天的朝鲜境内，确切说来是在平壤以南，本是乐浪郡的一部分，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分出。

狗邪韩国，这词儿其实你看后面俩字就大致知道是什么地方了。

顺便说一句，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几乎有百分之七十的地方归中国直接管辖，真正能被称为朝鲜人政权的，只有最南边的那一块，而且就是那么一小块地儿还被分割成了三派势力，分别叫做马韩、辰韩和弁韩，辰韩和弁韩当年曾是一块，人称狗邪弁辰，也叫狗邪韩国。

在难升米的概念里，狗邪其实就是朝鲜半岛的南部。

这里便要重复一句之前说过的话了：从难升米他们的行程来看，尽管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邪马台所在的位置，但应该是位于北边的韩国九州岛上，只需渡过对马海峡便能抵达。

曹叡听完之后点点头又问，从邪马台到我洛阳，就这一条路可走？

难升米仔细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不，听老人讲，如果一直往西，从那边的大海开始航行的话，可以到吴国。我想，从吴国走陆路到洛阳，应该也是可能的吧。”

“你们离吴国很近？”

“坐船的话，水上的路程和到带方郡的行程大抵相当。”

吴国沿海，定都建业，即今日的南京。

从带方走到洛阳，需要花费数日之久，而南京本身就离大海近，下了船走不了一天便能抵达，换言之，邪马台和吴国之间的距离，很有可能要比距魏国的来得近。

于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想法，如闪电鸣雷一般地在曹叡的脑海中炸响了。

在说这个想法之前，先来讲一讲当时中国的局势。

那会儿的中国正值三国鼎立时期，西南是蜀汉，东南是孙吴，整个北方则基本上都归曹魏所管，因为魏国过于强大，使得蜀国和吴国不得不联起手来共同与之抗衡，而对于魏国而言，虽说南面的两国还不至于使自己灭亡，可反过来讲，自己若是想要把他们给吞并，那也是有点力不从心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国就需要有一个盟友，能够对吴国或是蜀国造成威胁，不求攻打，只求牵制，而且最好是牵制吴国，因为吴蜀之中蜀国的国力较弱。

最初，这不过是一个相当天真、仅仅出现在曹叡脑中的普通的愿望罢了。但当邪马台的使者们踏进洛阳城的瞬间，他知道，这个愿望兴许就要实现了。

没错，魏国之所以肯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承认其在日本的唯一统治地位的最大原因就是，曹叡想让倭国来牵制吴国。

这个想法看起来似乎是相当的荒诞不经，都够得上穿越级别了，因为在那年头，你找一个连船都未必能造利索的原始部落来跟你一块儿对付强大的东吴，那简直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

但其实曹叡并没有疯，至少住在东南面的吴国皇帝孙权明白，这位魏国皇帝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荒谬。

北人骑马，南人驾船。航海业从来都要胜人一筹的吴国，长期以来一直都不曾放弃过在大海深处寻找盟友的事业。

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也就是在难升米他们来中国的九年前，孙权便已经派遣卫温、诸葛直两人率兵数万出海，根据《三国志》上的说法，目的是为了寻找夷洲和亶洲。

当时在吴国的一些老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神话：虽然不知夷洲到底是哪里，但这亶洲却是赫赫有名，当年秦始皇派出的那位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最后正是在亶洲落了脚，并且还扎了根，再也不曾回来。

徐福到底去了哪儿，我们后面自会给个说法，在此暂且不提。反正结果是夷洲被顺利地找到了，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卫温和诸葛直在那里驻兵了一年多随后又返回了东吴，回来的时候还带了几千个当地的土人，算是礼物。至于亶洲，则完全没有头绪，因为谁也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儿，即便是今天，对于此地的说法也是众人各执一词，有人认为是日本本土，有人觉得应该是日本的冲绳县，还有的干脆就提出，那地方其实就是南洋诸岛，例如印度尼西亚等，总之，众说纷纭，而且谁都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

孙权为什么要派卫温和诸葛直出海？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卷二：“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可真的是这样么？

我想未必。因为在卫温和诸葛直自台湾回来之后的当年，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两人被同时下了大狱，然后又同时被杀。

罪名是“违诏无功”。

违诏，就是违背了孙权的命令；无功，就是任务没完成。

事情发生在回来的当年，而且又是两人同时被杀，所以不管怎么看，卫温和诸葛直的死，似乎都和“求夷洲及亶洲”一事有关。

换言之，他们这次出海，不光没有完成任务，而且还违背了孙权的旨意。

这就很奇怪了。

夷洲和亶洲两地，在此之前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地理数据，即无人知晓那两块地方到底位于大海中的何处，说穿了，卫温和诸葛直其实是去探险的。

既然是探险，那么就要看运气了：运气好的，找得到；运气不好的，找不到；再衰点的，直接死大海里。可不管找到还是没找到，都只是一种撞大运的行为，即便没找到，那也实属正常，你孙权又有什么理由将他们治罪处死？

就算是心情不爽想杀人玩儿，那也不至于以无功违诏为名弄死两人吧？这样岂不是让人一看就会觉得很假。

违诏一说首先就不靠谱，人家已经完全按照你说的去做了，船都出海了，去“求”夷洲和亶洲了，何来违诏？

无功的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虽然亶洲是没求到，可夷洲却是板上钉钉地给纳入版图了，这能叫“无功”么？就算没有全额完成任务，大不了明年接着出海再找，断不至于叉出去引颈一刀快吧？

违诏无功之说，确实相当地邪乎。

除了罪名之外，此事本身也是疑点重重，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吴国虽然占据东南，国家还算富庶，可这也不过是和西南蜀国相比的结果罢了，要是和魏国比的话，那显然是还差得很远。

所以若是从这层角度出发考虑的话，你就会觉得吴国不太可能派人出去玩探险这种烧钱的勾当，既然是率军数万出海，那肯定得在非常明确自己此行目的地的情况下做出的行为。

而当时在世界上能够为中国人所知的，位于海外的，并且确切存在的国度，同时交通还算便利的，说穿了只有一个——倭。

其实一个显著的依据是，在孙权发现夷洲之前，没有任何人知道，也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这个地理名词。

既然不知道也没提过，那孙权又怎么会下诏让人去找一个他从未听说过，连名字都不曾知晓的小岛？这就好比如果你在今天上午8点10分第一次知道并认识了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李二狗，那么请问，你是否有可能在今天上午8点09分的时候提及“李二狗”这三个字呢？答案显然是“不可能”吧？既然你做不到，那孙权当然也做不到。

亶洲也是一样的，当然，鉴于此地是几个江浙老头代代口传的传说之国，所以孙权或许事先知道，而夷洲，则是连口传都不曾有过，所以他是肯定不知道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史上第一部记载着夷洲和亶洲这两个词汇的书籍，就是《三国志》。

《三国志》此书乃西晋陈寿所著，根据之前阐述的李二狗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孙权是绝对没有可能在卫温和诸葛直出发之前，对他们说出“夷洲”二字的。

换句话讲，卫温和诸葛直此行的目的，也就自然不可能是去“求夷洲及亶洲”了。

陈寿是人，你也是人，大家都是吃一碗饭长大的，而且你肯定吃得比他好，所以没必要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是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世界上只要是人做出来的事情，就不可能十全十美，仔细找找的话，总归会发现一两处小黑点的。

事实上，如果把夷洲换成倭国的话，那整件事情就可以说得通了：孙权派卫温和诸葛直去倭国办外交，结果两人走差了道儿，误打误撞地飘到了夷洲，于是只能趁势占领，窝了一年之后带了几千个土人回建业交差，虽说扩大了版图是个好事，但显然孙权对此并不满意，所以两人就这么被下了大狱，还被砍了脑袋。

本该去倭国的，没去，是违诏。

本该办外交的，却没有丝毫进展，是无功。

总结起来就是违诏无功，依律当斩。

当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两人是千古功臣，但显然孙权并不在乎这茬儿。

这是推理，证据我们前面就已经说了：既是出海，那肯定得去海外国家，而当时中国已知的在海外的国家只有日本一个，是它便是它，不是它也只能是它了。

推理和证据已经列出，最后缺的只有动机了。

孙权派人去倭国外交的动机是什么？

首先当然是因为长江流域和倭地之间的民间友好交往由来已久，之前我们也说过，稻种便是从长江一带传去日本的，既然有了深厚的民间基础，那么想升级为官方之间的正式往来，也是很正常的吧？

而且，对于处在吴越之地的孙权来讲，跟日本交往，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个优势就是血脉。

日本人，尤其是当时的倭国人，和中国的吴越地区的住民，可以称得上是一脉相传的血肉同胞。

这不是我编的，我也没那么大胆子敢编这玩意儿。这都是老祖宗说的，不光说，还写，都是白纸黑字，有料可查。

在中国的很多史料中，比如《魏略》或者《梁书》里头，提到日本人，总会跟上这么一句——自谓太伯之后。

就是说，很多日本人在说起自己家的时候，都会说，自己是一个叫太伯的人的后代。

太伯，也作泰伯。简单来讲就是春秋时代吴国的开国君王，他爹乃是姜子牙的老板周文王姬昌的爷爷，人称周太王的古公亶父。

日本人自称是太伯的后人，其实并非说自己是太伯的孙子的孙子的哪个孙子，而是指自己祖宗是太伯子民，也就是吴地人。

这就跟今天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是一个概念，大家未必真的都是黄帝和炎帝这两人的子孙，只是说大家的祖先都来自于炎黄这两位的部落所在，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土中原。

太伯之后的说法在日本曾经一度非常流行，而且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也的确是非常靠谱的，像之前提过的稻种传入日本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千百年来长江下游地区漂洋过海去日本的事绝对不会在少数。

所以后来日本有不少学者，比如江户时代的大儒林罗山等人，还专门写文编书，来力挺日本人的祖先是来自江、浙、沪、徽这一说法，但显然不能被国粹主义者相容，双方为此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这事我们放到后面会详细地说上一说的。现在还是先把话题扯回来，接着说孙权要去倭国的第二个动机吧。

话说在太和二年（公元228年）的时候，辽东大乱，原辽东太守公孙恭因病而被其侄公孙渊逼迫让位，公孙渊执掌辽东后，立刻写信私通孙权，两家达成地下协议，由孙权封公孙渊为燕王，然后一南一北共同夹击曹魏。

对于此时的孙权而言，天下的大势从来都不曾如此美好过：南面是自己，西面是蜀汉，北边公孙渊，若是能再在东面找一个同盟，那么便能形成一个让魏国陷入四面楚歌之境的包围网。

东面有谁？有倭。

推理、证据、动机三样全齐，虽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铁壁无缺，但基本上就是如此了。

只不过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孙权想得那么顺利，先是公孙渊那里出了问题，这家伙觉得孙权离自己忒远，不靠谱，所以便杀了东吴的使者，又投了曹魏；接着，倭国那边邪马台也觉得孙权不靠谱，算不上中华大陆的最强政权，从而派使者也就是难升米去了魏国，成为了亲魏倭王。

曹叡包围网就这么崩坏了，但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卑弥呼受封倭王之后，吴国却依然接连派出了好几批使者，每次都是带着各种宝贝过去，两手空空回来。

当魏国知道该消息之后，便也作出了尽快派使去邪马台的决定。

现在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两国如此一个接着一个地派人去倭国，大有一副定要和对方扯上关系的架势，这究竟是为什么？换句话问，那就是倭国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魏国和吴国如此重视？

答案是没什么地方值得特别特别重视的。

你自己想想就明白了，在诸葛亮都已经发明诸葛连弩和木牛流马，马钧都已经造出了新式纺织机和龙骨车的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中国有什么理由要主动去重视一个还处于打仗主要靠砖砸的石器时代的倭国？

但两国终究还是去跟人搞热乎了，而且是贴得相当近。

为什么？

首要的原因自然是双方想利用倭国这个新生的海外势力来牵制对方，虽然这地方确实落后，我们打仗都用霹雳车诸葛弩了，可他们却仍然活在板砖时代，可好歹那也是一国，邪马台联合军那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加起来怎么着也能凑出几万大军来，咱不能不把豆包当干粮，不把板砖当武器不是？

其次的原因，那便是魏国和吴国两家积怨已久，谁都见不得对方多一个盟友。

这种心态大致就类似于今天的社会有两个互相仇视了小半辈子的帅哥，某一天其中一个突然和某位其貌不扬的女生有了一段往来，结果另外一个知道了以后，误以为两人在谈恋爱，于是便本着老子这辈子生存的价值就是让你不爽这一基本思想，走上了撬人马子的漫漫长路，而原先的那一个一看这架势，还以为自己的仇人也爱上了这个女孩，于是也本着同样的思想干起了同样的勾当，最终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有喜有悲的两帅哥围着一丑女争风吃醋的苦情戏。

这场戏里，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那个女生，就如同在魏、吴、邪马台三国斡旋中，邪马台才是最大的赢家一般。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一个天大的喜讯传到了邪马台：作为去年的礼尚往来，魏国也向他们派出了使节团，这船都已经靠岸了。

当时曹叡已死，继位的是他的义子，也就是后来被司马师给废掉的那位高贵乡公曹芳。

曹芳坐龙椅的时候年仅八岁，根据他爹的遗命，由司马懿和曹爽辅政，那两位虽说都是互相拆台互相敌视的主儿，可在对外，尤其是对倭的外交政策上，还是相当一致地承袭了曹叡的基本指导思想。

于是，赴倭使节团就这样出发了。

第三章  邪马台：倭国统一的雏形

因为魏国的文化技术比较发达，所以在使节团队伍中存在着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能够把一路上的各种数据记录在案，从而使得今天的我们得以大致知晓带方至邪马台的距离，以及关于邪马台国情的一点相关数字。

这帮人的行走路线和难升米他们相同，也是先走陆路到带方郡，随后上了船，往南航行了七千里，然后抵达狗邪韩国。

从韩国继续开船，漂一千多里，到达了一个叫对海国的地方，在那里，使者受到了统治当地的部落首领卑狗和卑奴母离的热烈欢迎。

对海国就是今天的对马岛，当时那里算是邪马台王国下属的一个分支部落，方圆大约四百多里，居民一千多户，岛上山势险峻，林中野兽出没，几乎没有什么良田，那里的人基本上完全依靠食用海产过活。

在对海国，几位魏国使者看到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吃饭的时候，几个倭人将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上等蚌贝放在这些人的面前，并示意他们趁着新鲜尽快享用。

没错，这贝是刚捞上来的，连洗都不曾洗过，便直接端上来的新鲜之物。

所以魏国人有点傻眼，不知道该怎么下口。

倭人则以为对方是初来乍到没吃过这口，于是连忙很好心地教他们说，先用小刀把壳撬开，然后吃里面的肉就行了，这壳千万别吃。

一边说，一边当场演示了一遍，果真是撬开了贝壳之后将里面的贝肉给生吞了下去。

自燧人氏造火以来，吃了几千年熟食的中华人哪里见过这等场面，一个个险些把在昨天吃的晚饭都给吐出来，只能赶忙推脱身体不适，食欲不佳，就暂时免了这顿盛宴吧。

倭人倒也聪明，一看这样子就知道魏国使臣吃不了生食，于是便赶忙点起火来，将鱼贝等物在火上烤熟了再奉上。

这顿饭就这么对付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使者告别了对海国的诸君，踏上了继续前行的道路。

往南航行一千里，到了一支国，就是如今的壹岐岛，四方三百余里，多草多木多森林，但仍然是没什么好田地。

出了一支国，还是往南开船走，仍旧是一千里，到了末庐国。

末庐国就是今天佐贺县的唐津市，换句话讲，这帮人终于到了九州岛，离目标不远了。

再往东南走六百里，便是我们最初的主角——奴国，那里有住民两万户，算是比较大的部落了。

奴国往南叫投马国，有住民五万户。

投马国再往南，就到了本次出访的目的地——邪马台。

女王卑弥呼以最高规格接待了天朝使者，并且特允他们在全倭境内都可以自由行走。

也正因为此，才使得当时连文字都没有的日本得以为后世留下那么些许资料，也总算才能让后人稍微了解一些关于倭国特别是邪马台的风土人情。

从总体上来看，邪马台虽然比较原始落后，但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已经有比较完备的道德体制和法律秩序的社会。

至于具体的说法，那就让我们跟着魏国的使者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近在咫尺却又神秘无比的国度吧。

在中文里，一个地方的情报通常会被称为风土人情，往往风土在人情之前，所以魏国的使者们首先是在邪马台的山川森林以及平原上到处参观勘察，结果他们发现，这是一个物资相当匮乏的国家，无论在何处，都看不到大型野兽，比如老虎和豹子的踪迹。同时，老百姓似乎也不知道饲养牛马羊等家畜，别说饲养了，就连见都不曾见过。

而且虽说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但因为铁矿资源不够多及冶炼技术尚不发达，从而使得大多数的邪马台士兵依然用着木枪、木盾和木弓，而箭头则一般有三类，分别是竹制、铁制和骨制，其中当然是铁制箭头最为罕见。

此外，和魏国比起来，邪马台气候非常温暖，据当地百姓介绍说，即便是冬天，也只需穿一件衣服就行了。

风土之后，便是人情了。

在邪马台，如果你有幸投胎得了一副男儿身，那我不得不对你道上一声恭喜。

首先，你可以有一身非常漂亮的文身，在这里，花和尚九纹龙都不是什么特例，而是普遍现象，几乎每个成年男子，无论地位高低，都要在脸上以及身上刺青。

当然，由于国情各不相同的缘故，所以这在当年的魏国人看来似乎有点怪异，乍一眼望去还以为满城都是贼配军。

其次，在这个国家，男女比例极不平衡，女的较之男的在数量上要多出许多，虽然不知具体多多少，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几乎每一个邪马台的男人都能拥有两个以上的妻子。

一般小户人家的老婆有两到三个，大户人家则能娶到五六个甚至更多。但相当奇怪的是，据魏国使者的调查，尽管每户人家个个都是一男多女，可这些女人们却很少有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甚至连红杏出墙都少有耳闻，比当年华夏宫廷里上演的那些宫斗戏目要太平得多。同时，邪马台人的老婆除了是老婆之外，也是他们的财产。

根据法律规定，每当有人违法乱纪的时候，如果罪行比较轻，那么一般就罚没老婆，即把你的老婆充归国有，给卑弥呼大人当奴婢，数量根据你的罪行轻重来定。如果是重罪，重到罚光你所有老婆都不足以抵罪的时候，就会把你拉出去砍头，再重一点的，就牵连宗族一块儿去死。这点倒是和中国挺像。

因为物资匮乏技术落后，所以邪马台人的吃穿住行看着都很寒酸。

吃方面，主食是稻米，配菜是蔬菜和鱼，其中蔬菜一般是生食的。因为魏国人在对马岛上已经见识到了生吃贝肉的景象，故而对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邪马台人吃东西普遍用手，包括女王卑弥呼在内皆是如此，但也有极个别会用筷子的，比如那位曾经出访过魏国的难升米。

穿的话通常是麻衣，很少有棉的，丝绸什么的就更别说了，而且衣服的做法也非常不考究，男的通常就围个下身，女的则是把一整张麻布摊开，当中挖一个洞，往脖子上这么一套就算完事了，量体裁衣之类的程序通通不要，特省事。

在住这方面，邪马台人拥有着足以让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羡慕嫉妒恨的优越——只要是成年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哪里有空地你就往哪里盖，一切都是你的自由。

当然，房子一般就是木头骨架上面盖点草，不抗地震不抗台风，但怎么着也是独栋建筑，原始人在这方面还是挺有福利可言的。

至于“行”那就不说了，连马都没有，当然基本靠走，条件好的话还能有个轿子，自然，说是轿子，可实际上也就是一块木板四个人扛着走，跟担架没甚区别。

此外，邪马台的一些宗教习惯也让魏国使者感到了莫大的惊讶。

在那里，占卜什么的通常手段倒是和中国如出一辙，都是烧骨头看裂纹以辨凶吉，但还有一个特色却是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那便是“持衰”。

所谓持衰，指的是某一个不特定的人，由卑弥呼亲自用法力筛选出来，每当国中有大事，就会先派这个持衰坐船出海；同时，这个人在航行期间，不能梳头，不能洗漱，衣服也必须是破破烂烂，长满跳蚤。如果能够平安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再安然无恙地回来，那么就说明是吉兆，便赏赐他财物，然后按计划行事；若是一去不复返死在那茫茫大海里了，则说明是凶兆，赶紧罢手为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这个持衰虽说回来了，可却是属于那种船沉了或者遭遇风暴被刮回岸边之类的侥幸生还，那么就对不起了，这个卦象叫“持衰不谨”，就是说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凶，但还有能将其挽回成吉的机会。

那么该如何挽回呢？很简单，把那个持衰砍死就行了。

以上，便是邪马台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与此同时，对于那里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一些相关秩序，魏国使者也做了一番比较详细的考察，最终得出了相当不错的评价。

估计是怕自己的老婆被罚抄没收，所以那地方的治安特别好，很少有人去偷去抢。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冒出来义正词严地说上一句：“邪马台的治安之所以好，是因为他们穷，穷得没东西可供偷抢了。”

邪马台穷吗？在论穷富之前，你得先弄明白这么一件事，那就是所谓穷富，其实都是相对的。邪马台相对于魏国、吴国和蜀国而言确实穷，可你若要真的打算就此论定这是一个穷得除了碗里的饭再无一件身外物什的叮当响的国度，却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魏国人发现，邪马台国有市场，而且覆盖率挺高，换言之，这地方其实是有可以用来做交易的剩余物资存在的，同时也有货币。

不光有市场，就连经济秩序也建立了起来。比如为了控制物价，卑弥呼就特地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安排了专门的人手，用来管理市场，以防价格出现狂飙或是暴跌等恶意操控现象。

同时，在这个国家，开始渐渐地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的房子比起普通老百姓的来要考究很多，堪称豪宅，不过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特权阶层，先当了卑弥呼手下的大官，然后再以权谋私，变成了有钱人。

邪马台的老百姓对当官的必须要绝对服从，比如农民在路上碰见了官员，就得立刻趴下身子，滚到一旁，用蹲着或是跪着的方式打招呼，当官员问起话的时候，百姓则一定要双手触地，并且大声回话。

在最后，魏国使者们还对邪马台国以及周边地区的住民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观察。这个国家的人民身高普遍不高，平均成年男子也就三四尺而已。汉代的度量衡和现在差别甚大，你千万不要以为关云长身高九尺就是超过姚明了，其实汉朝的一尺大抵等于如今的23厘米，换算下来，当时邪马台人的身高连一米都未满。

人长得不高的原因，多半是和当地的住民很少摄入动物蛋白有关，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饮食习惯的缘故，邪马台人的身体都非常健康，平均寿命也很长，活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十分多，甚至还有百岁高寿的，让魏国使者惊叹不已。

此外，魏国人还发现，在邪马台，无论男女老少，都爱喝酒，但酒量又似乎普遍不高，小酌几杯便能醉得东倒西歪。

总之，在魏国使者们的眼里，邪马台是一个相当不错且非常值得交往的国家，穷一点、落后一点都没关系，这年头谁还不是从板砖木棍时代摸爬滚打过来的呢。

所以在回到洛阳之后，使者们毫无例外地向曹芳、司马懿以及曹爽三人表示，邪马台人有仁有义，还很懂礼节，所以联倭抗吴这条国策，是一个可持续下去的好计划。

事实上，正如魏国人所评价的那样，邪马台国确实非常知礼节。由于在两国之间一来一往的两次互访中，魏国赐予了邪马台很多礼物，尤其是第二次，除了数量和质量远超第一次的那些丝绸珠宝金银等财宝外，甚至连一与的礼物都准备了——木质的兔子玩具一个——所以心怀感激的卑弥呼想到了投桃报李、礼尚往来等一系列类似的中国成语，打算再度派遣使者赴魏访问，以表答谢。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邪马台使者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赴洛阳面见曹芳，得大量赏赐，其中掖邪狗还被封为中郎将。

值得一提的是，在伊声耆、掖邪狗这次出访的礼单中，邪马台国除去像以前一样送了生口之外，还多了一样稍微拿得出手的东西：倭锦，即日本自制的丝绸。

这就证明，中国的丝制技术，已经被传到了日本。

就在这帮人回来之后没多久，新一轮的访魏活动又在卑弥呼的脑海中酝酿起来了。

虽说在常人看来这种由倭国发起的频繁交往实在是有些骗赏钱的嫌疑，但其实卑弥呼心里最明白，此时此刻，有着远比一切金银财宝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性命。

狗奴国又杀过来了。

在得知魏国使者到访邪马台的消息之后，狗奴王明白自己之前想等着双方关系淡化之后再动手的计划铁定是泡汤了，所以他当机立断，又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先下手为强，在最短的时间内火速灭掉邪马台，瓦解各部联盟，独霸倭国。待到把这锅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再派使者去魏国，要求他们封自己做唯一的倭王，反正对方想要的不过是联倭抗吴，至于联合倭的哪个部落，想来应该是不会太在乎的。

所以在魏国使者回国之后不久，狗奴便发动了极为猛烈的进攻，在他们强大的战斗力下，邪马台联盟失地丢城，节节败退，虽然靠着人多势众才勉强稳住阵脚，可任谁都知道，若要长期这么打下去，那全邦灭亡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答谢为名，行求援之实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而且因为此次访问事关重大，故而卑弥呼决定把首席使者的重任再度交给在当年曾在魏国上下好评如潮的老牌外交官——难升米。

对此，难升米大人表示义不容辞，但唯有一个条件希望女王答应。

卑弥呼的台词很老套，她表示你尽管讲，只要我能办到，莫说一件，就连十件百件都照样依你。

“我要禾鹿随我同去。”难升米说道。

卑弥呼迟疑了一下——她是在琢磨这禾鹿究竟是谁，几秒钟后才想起来，原来是一与的哥哥。

在当年去接一与上卑弥呼那儿的时候，禾鹿拼死夺妹给难升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转眼当年的小正太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难升米觉得这家伙要是留在家里种田未免有些可惜，好好加以培养兴许能成大器，于是便打算利用出访魏国的机会让他出趟远门长长见识，同时也是一种磨炼。

这怎么说也是女王身边最贴近的侍女一与的亲哥哥，所以卑弥呼当然不会拒绝。在临行之前，老太太还做了一件特有人情味儿的事情。

前面已经说过了，一旦进了卑弥呼的家，就意味着从此要把人生奉献给神灵，便得斩断原来的一切因缘，但考虑到这种事情不太现实，人毕竟是人，总有七情六欲七姑六婆，所以女王大人在召见禾鹿委任他为访魏使者的同时，还特地给了一个让他见妹妹的机会。

当时的一与已经九岁，在那个女子十二三岁谈婚论嫁，十四五岁做人亲娘的时代，也算是个大姑娘了。在卑弥呼的悉心指导下，她除了法力不断增强之外，为人性格方面亦趋于成熟，在和时隔五年未曾见面的兄长四目相对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一份从容和淡定。

而禾鹿也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拦路抢妹的小男生了，此时此刻，他的身份已是访魏使者，算是国家重臣，当然也得有一份该有的气度。

故而这次见面并没有出现什么飙泪、哭号之类的场面，而是完全沉浸在了一片静静的微笑之中。

一与微笑着说，禾鹿君，这次访问魏国要辛苦你们了。

禾鹿微笑着回道，不辛苦，一与大人您也要自己注意身体，这天眼瞅着就要入秋入冬了，自己多穿点。

会见自始于微笑，亦在微笑中圆满结束。

至于那微笑背后还藏着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想去知。

总之，上路吧。

只是这一路上真可谓是多灾多难，船才出了海，便碰上了意外：也不知道是谁当了可耻的叛徒，邪马台使节团的行踪居然让狗奴国给知道了，于是狗奴王特派一支军队也坐着船杀将过来，打算把邪马台人截杀在海上。

因为是使节团，而且谁也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情，所以邪马台的船上并没有安置多少随行的护卫，面对强敌，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逃走——划着船逃走。

在经过一阵激烈的追逐之后，邪马台这边被射伤了好几个，但总算是摆脱了对方，并且安全抵达了带方郡。随后，一行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自带方走陆路，到达了洛阳城。

对于禾鹿而言，这次旅途除了肩上担着的外交重任外，更多的则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

在魏国，他第一次看到了耕田的牛；第一次看到拉车的马；第一次知道，原来动物除了吃肉扒皮之外，还能为人所用。

在魏国，他第一次看到黄河，当他看到奔腾而来的河浪、一望无际的河面以及听到巨大的潮声时，禾鹿惊讶得连表情都扭曲了：“这……真的只是一条河？”

“嗯，这叫黄河，是魏国最大的河。”老外交家难升米熟门熟路地介绍道。

而在进入洛阳城，尤其是洛阳皇城之后，那更是一场视觉革命了。

望着比邪马台国王宫更大得多的皇城，禾鹿甚至觉得脚下踩的青石板都是一种奢侈物品。

午饭时间，当魏国的接待人员端上了一盘盘冒着热气的美味时，禾鹿立刻十指乱动，扑了上去，但却被难升米给一把拦住：“在这里吃东西，不能用手。”

一边说着一边还递上了两根小木棍：“这叫筷子，有教养的人都用这个。”

难升米应该是日本史上第一个接触筷子的人，而这次出使魏国，也得以让筷子这东西，被带到了日本。

吃过饭，魏国又准备了华丽万分的歌舞表演。

这简直是一个神一般的国度啊。

我想，这不光是禾鹿的想法，其实也应该是那个时代所有来过中国的日本人的想法。

吃好玩好之后，一行人终于见到了曹芳。

当时是魏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曹芳正好十六岁，故而难升米他们一般背地里称其为“少帝”。

少帝看着眼前的日本人，显得非常客气，表示你们跋山涉水远道而来，实在是辛苦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就先回驿馆歇息着吧，要想谈家国大事，明天找大将军商量去。

大将军就是曹爽，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他是曹真的儿子，后来被司马懿给坑死了。曹叡在临死之前，将曹芳托孤给了曹爽，所以当时魏国的军政大权，基本都被他给一把抓在了手上，而司马懿眼下还只能暂时靠边凉快。

第二天，难升米带着禾鹿等一行人去拜会了曹爽。大将军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倒也非常温和，寒暄过后便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来干啥？

难升米说我邪马台自从受了大魏的封王之后，一直都把魏国大皇帝当做举国上下的真命天子，卑弥呼大人更是每天都会遥拜西方，为皇帝陛下祈福，本来倒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可没想到现如今南边的那狗奴忒不是玩意儿，仗着兵强马壮就整天来欺负人，眼瞅着我们邪马台联邦是干不过他了，只能请万能的大魏帝国想点法子，帮帮我们吧。

曹爽问你打算让我们怎么帮？

难升米说你看着帮。

曹爽说好，那这事就交给我们吧。

要说魏国还是很够意思的，言而有信，驷马难追。在日本使节团回国后不久，曹芳便下了一道圣旨，赐难升米黄幢一面。所谓黄幢，就是魏国的军旗。这玩意儿虽说从实际价值上来看，确实不如金银珠宝，但却意义重大。

什么人才能用魏国的军旗？当然是魏国的军人。

既然给了难升米一面魏国军旗，那就等于是告诉狗奴，这是我们魏国的人，要想动，先想想怎么跟我们大魏交代吧。

之后，曹芳又派出塞曹掾史张政去了一趟日本。

“塞曹掾史”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通俗地被认为是国家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

张政首先抵达邪马台，跟卑弥呼见了面。在会见过程中，张政指出，虽然魏倭两国国情和制度不同，但始终互相理解、支持、尊重，大魏朝廷非常重视对倭友好关系，始终坚持邪马台才是倭国正统这一原则，在涉及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原则上，向来坚定地支持邪马台联邦，并且我大魏从来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我曹家小弟，所以现在你们有难，我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卑弥呼对此深表赞赏和感谢，同时也表示，张大人的这次访问，一定会为双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更大动力。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魏倭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会见圆满结束之后，张政在邪马台小住了几天，接着便往南走，去了狗奴国。

这是魏国和狗奴国之间第一次打交道，但气氛却并不怎么友好。

张政先是对狗奴以强欺弱，凌辱大魏小弟邪马台一事向狗奴王提出了谴责，然后表示，这邪马台是我们罩着的，如果你们以后还想打他们主意的话，那就先来跟大魏商量商量吧。

狗奴王明白此话的分量，也知道这商量商量是怎样商量的，所以当时他就冒了一额头的虚汗，连连摇头摆手，说我们以后不敢了。

而张政却并没有一点就此放过的意思，他用极为严厉的口气告诉狗奴王道，不要以为你现在在我面前服软认怂我就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你是想等我回国了，风头过去了，再出兵邪马台吧？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我不走了，我就在他邪马台国常驻了，看你还敢不敢来。

这是大实话，张政后来真的没走，一直在邪马台住了差不多有二十多年才离开。

那边的狗奴王一看魏国似乎是动了真格儿了，当然也就明白想要灭掉邪马台联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出发，都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于是狗奴国干脆就认怂认到底，在张政来访的数月之后，派出使者见了一次卑弥呼，表示自己愿意臣服，愿意和其他小国一起加入邪马台联邦。

这是一件比较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被载入史册的，能够代表全日本的统一政权。虽然这个统一政权是由海峡对岸的中国帮着建立的。

然而，就在倭国被邪马台政权统一之后，正准备奔向欣欣向荣的康庄大道的当口，女王卑弥呼却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

毕竟也是至少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了，所以卑弥呼这一倒下便再也没能起身。

在临终的时候，她立下遗嘱，自己的王位，由一与继承。

大约在公元248年前后，卑弥呼与世长辞，确切时间不明。

老太太死后，邪马台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给她建起了一座规模巨大、纵横百余步的陵墓，同时，还弄来了数百生口一同陪葬。

虽说遗嘱中的继承人是一与，可小姑娘当时不过十三四岁，无论站在哪个时代的角度来看，都是属于那种不折不扣的无行政能力的人。所以，手下的一些大叔开始狂躁了起来。

有的邪马台联邦加盟国国王觉得自己兵精马壮，所谓倭王的王位，直接靠抢就行了，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但凡手头有几个能扛枪的，都在那里跃跃欲试，准备争夺王位；还有人宣称卑弥呼的遗嘱是假的，真正的遗嘱上指名的继承人，是自己，这算是文艺的；而表示应该严格遵照卑弥呼遗嘱，让一与来继承大统的，虽然也不乏其人，但却被别人当成了空气。

于是整个倭国又再度混乱了起来，又一次地进入了战乱时代，短短数月，便死了数千人。

要说这帮人还真是些蜡烛——不点不亮。太平时节总想着杀人放火，可真当三步一摊血、五步一挺尸的景象摆在眼前了，于是便又开始怀念和平岁月了。

其实这也是必然，毕竟那时候的日本无论是物力财力或是生产力都极为原始。一千多个壮丁，这简直是一笔近乎天文的巨大财富，真要长此以往地这么一千一千死下去，任哪位国王都伤不起。所以大家决定坐下来谈谈，而谈判的结果是，每一位国王都不愿意看到其他国王成为新的倭国国王，可又非常清楚自己也很难坐上这把宝座，于是大家最终拟定了一个极为折中的办法——遵照卑弥呼的遗嘱，公推一与为女王。

虽说是绕了一圈又给绕了回来，听起来简单还挺搞笑，但此事绝非是如上述文字描述的那样简单。

事实上这是一桩大事件，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很多人在提到中日两国历史的时候，都会表达出这样一个统一的观点，那就是两国的历史流程极为相似，不光是历史学家，就连政治家，也有不少是这么认为的。比如在晚清那会儿，就有无数政客认为，大清要走向强大，必须要学习和自己同文同种的日本。甚至还有人把慈禧比作幕府，光绪比作明治天皇，要求光绪帝像明治天皇扳倒幕府那样去消灭慈禧。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上述的认知，即日本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即便个中细节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中日两国的历史流程，从最初就是不同的。而其中这最大的不同点，则在于两国的最高统治者。

中国古代，最大的是九五之尊的皇帝，皇帝出现之前那叫天子。但无论是皇帝还是天子，它的诞生，绝大多数都是依靠武力来决定的：无论是黄帝胜蚩尤，成汤赢夏桀，还是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靠的都是拳头，谁厉害，谁老大。

可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天皇这个称呼是很久以后才有的，但最开始的天皇，或者说天皇的雏形，其实就是倭王。

第一代倭王：卑弥呼；第二代倭王，一与。

还记得卑弥呼是怎样成为邪马台国王的么？没错，因为她能通神，所以原来的国王把王位禅让给她了。而一与，也是因为有超能力的缘故，所以被卑弥呼给发掘了出来，从侍女起步，一直当到倭国王位的继承人。

她们靠的都不是武力，而是神力。所以日本人常常称自己的国家叫“神之国度”，就是这么个意思。

通俗地讲，中国的老大，是打出来的；日本的老大，则是拜出来的。

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历史的细节，正是因为这种最初的分歧，才终究造成了中日两国在数千年之后的巨大差异，这些我们后面会慢慢讲。

总而言之，卑弥呼和一与这两代女王的相继上位，不仅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原来互相独立零散的村落群，到如今一个具有统一雏形的国家政权之间的过渡，同时，也为后来天皇这一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半神地位的存在，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第四章  文明传来：古坟与渡来人

一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继承人，虽然她在历史上的受关注程度远不如卑弥呼，但这并不能否定她当政期间所取得的成绩。

在一与的统治下，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倒不是说小姑娘能用神术点石成金，而是因为她非常忠实地贯彻了上一代领导人的一项基本国策——亲华。

那位历史上最初的中国驻日大使张政，在倭国被奉为上宾，每天三餐山珍海味地养了二十年之后，张大使要回国了。

回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大使老了，怎么说也都二十年过去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改朝换代了。

张政是在大约魏正始七年（公元246年）到倭国的，二十年后，便是公元266年，不仅年号变成了泰始，就连国号也从魏变成了晋。

这也就是司马灭曹，西晋代魏的故事。

好在司马家族在上台之后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活动，基本还是沿用了曹魏时代的旧臣，所以张政的身份依然是外交官。而且就在他准备回国的时候，收到了晋朝廷送来的一封信，内容是希望他能够带几个倭国使者一同来洛阳，因为晋武帝司马炎有兴趣。

当时三国时代已经基本结束，曹魏被晋取代，蜀汉则在此之前便被消灭，剩下的只有盘踞在长江以南的东吴，司马炎想见倭国人，感兴趣是一方面，或许也有想让他们从东面的海上发起进攻，协助攻打吴国的考虑。

当然，只是可能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年张政回洛阳的时候，还是带去了一支五十人左右的倭国使节团，使节团团长是当年出访过魏国的掖邪狗。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倭国方面准备的贡品已经不再是各种寒酸的麻布鱼干了，而是珍珠、倭锦、宝石等各种高价物品，外加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充满倭国特色的礼物——生口三十名。

这无疑是一次正儿八经的朝贡，而且还是一次极为必要的朝贡。

新小弟要来给新老大拜码头，而新老大也要见一见新小弟，顺便重新承认小弟的地位。

只不过这既是邪马台跟晋朝之间的第一次交往，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在这之后，邪马台这个在历史上被众说纷纭的国家一度消失在了史料中，日本方面因为当时连文字都没有，而在长期以来一直为东洋邻居承担着免费的历史记载服务的中国史册里，却也不再有“邪马台”这三个字了，等到倭国二字再次出现，已经是在一与给司马炎朝贡的近一百五十年后了。

由于没有任何记载，而且相关文物出土也不多，所以公元4世纪在日本的历史上，一般被称之为“空白的4世纪”。

尽管名为空白的4世纪，实际上并非一片空白，怎么说这也好歹是人类社会，只要是人做的事情，那多多少少都会留下痕迹，追寻着这些蛛丝马迹，总能找到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至少能够知道，在那个时代，日本的政治中心发生了转移，从原来位于九州那边的邪马台，转到了本州岛上的近畿地区，再要说具体一点的话，就是大和，即现在的奈良县。

当然，这种转移自然不会是一夜之间的事，它肯定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详细说来应该是这样的：倭国的中央政权，在离开了最初那位于九州北部的邪马台国后，先是到了本州岛西边的鸟取县，然后东进，到了兵库县以及大阪府周边，接着仍是往东，最终来到了奈良以及京都一带。

我知道这话说完肯定有人会表示质疑和吐槽，毕竟刚才反复地在说空白的4世纪，现在却又把人家的政权迁移说得煞有其事，实在是有些不靠谱。

其实这事虽说听起来有些悬，但也并非空口捏造，证据么，还是有的，那便是坟墓，用专业的话来讲，叫古坟。

古坟，泛指古代的坟墓。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清朝的坟是古坟，汉朝的坟也是古坟，但是在日本就不同了，那地方的古坟是有特指的。在日本史上，通常把建造于公元3世纪后半叶到公元7世纪，且规模巨大的陵墓称之为古坟，同时，也把上述时间段称为“古坟时代”。

像卑弥呼的那个方圆千百步外加数百生口陪葬的陵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古坟。

根据上面对古坟的初步描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造得起的，只有位高权重的统治阶级，才有资格和能力为自己建起一座规模巨大，能被后世称作“古坟”的陵墓。

于是事情就变得很明朗了：既然是只有统治阶级才会有的特权，那么只要根据一个地方所发现的古坟数量，便能推断出此地在古坟时代住着多少王公贵族，拥有古坟最多的地方，等于说就是当年王公贵族的聚集地，自然，也就是政治中心了。

据统计，截止到今天，日本总共发现的古坟数量为161560座，其中兵库县拥有16577座，居全日本之首；鸟取县有13094座，福冈县有11311座，京都府有11310座。

这就证明了，上述地区都应该曾是日本中央核心政权的所在地，至少是政治重地。至于迁移的路线，想必是呈线状地自西向东，毕竟不过是短短的一百来年，实在不太可能搞一些迂回动作，比如什么先到京都，再到兵库，随后到大阪，接着到鸟取，最终再回京都。

此外，在千叶县也发现有古坟13112座，这是个例外，它并非政治中心的象征，而是表明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日本中央政权的势力范围已经成功延伸至关东地区。

不过，说句不好听但确实是实情的话：“古坟时代”之所以叫古坟时代，除了古坟是一大特色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唯一的能够让后人了解它的遗产，也基本上只有古坟了。

日本的古坟虽说数量众多，但从外观来看，总体上都是大同小异，主要有三种模样：圆形坟、方形坟以及方圆坟。

圆的和方的无需多说，想不出样儿的可以回家自己买一张烧饼和一块豆腐干好好观察。关键要说的是方圆坟。

方圆坟也叫上圆下方坟，因为它的外形通常圆形在前部，方形在后部，并且那方也不是正方长方，而是略显梯形，所以站在高处眺望的话，会发现这东西更像是一个钥匙孔。

方圆坟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罕见，因为在那十多万的坟头里，真正意义上的方圆坟实际上不过五六座，其他的多为下面方块上面是个近乎圆形的多边形。但是方圆坟的存在意义非常重要，堪称日本古坟的代表，因为这种造起来非常复杂的陵墓里，从来都不埋一般的死人，几乎可以说是皇室专用。

比如据称是天智天皇陵寝的御庙野古坟，便是上八角下方块的伪方圆坟；而位于大阪的大仙陵古坟，长486米，体积超过140万立方，堪称日本第一大古坟，那可真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方圆坟了，里面睡着的据说是仁德天皇，此人我们放到下一章详细讲。

面积五百多平方米的坟包在当时的日本已经算是跟造万里长城差不多一个级别的工程了，不光是占那么大的一块地就能算完的，坟外得有壕沟，坟墓的本体得用石头一块块堆出来，上边还要有装饰，进了陵墓的大门，在墓穴里要画上反映天体群星的壁画，同时还得在里面挖上坑，放上巨大的棺材。

所以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很好奇：在那个时代的那种生产力之下，造一座像大仙陵那样的古坟，究竟得用多少人力和物力？

这个问题其实还真有人研究过，并且也真的得出了一个还算靠谱的结论，不过在说这个结论之前，我们得把背景先交代一下。

首先，造古坟是以当时的生产条件为基准的，也就是说排除一切诸如推土机爆破弹这样的现代工具，只考虑铁锹木耙。

其次，那年头日本人口不多，如果全民动员造坟墓，那恐怕只能是造完了大家一块儿躺进去拉倒，因为没人种地了，故而参加建造大仙陵的劳工，应该在两千人左右，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这是一个假设，因为活在今天的我们不知道那会儿日本人的作息制度怎样，或许是每天劳作年中无休，或许也可能是做一休一，所以我们只能假设一下，假设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我们一样，一周五天，每天八个小时。

根据以上背景条件，现在就由我来介绍施工详情。

第一步是清理坟区，除掉杂草，砍掉树木，把地方给腾出来，这需要三个月。

接着是丈量土地，这得花去将近两个月。

做完上述的前期准备以后，便正式开工了，其中，最外处壕沟的挖掘，需要差不多十一个月，内壕沟的挖掘工作则要四十六个月，而墓穴本体的挖掘则需花时一百零三个月上下。

挖完沟之后就要铺地了，那会儿没有大理石，就连青石板都没有，古坟的主要建材是普通的天然石块，地里头捡来看着大小合适模样凑合就铺上去了，采石、运石和铺石这三项，总共需要花费一百九十五个月。

弄完这一切，整个工程基本上就算是差不多了，接下来，只要再把放棺材的那个地方给花上半年整修一下，这地方就能躺人了。

最后的工作是拆除工事，整平道路，这些需要九个月。

由于有的工事是可以放在一起同时进行的，所以时间总数的计算方法并非是单纯地把上面数字相加，只是在此不必多费口舌，还是直接说答案吧：十六年。

而在动员人数方面，以两千人计算的话，那么挖土需要67万人次；运走那些被挖下来的土，则要446万人次；装土，要24万人次；前期测量，清山以及排水，要43万人次；采集石块搬运石块和堆积石块这三项的人次，则在20万。

总计680万人次左右。

最后再做一个假设，那就是如果按照今天在日本工地上打工，一天工资为12000日元计算的话，那么光是大仙陵古坟的劳务费，支出就在日元800亿，折合人民币大约60亿元。

以上，便是方圆坟的基本建造步骤和所需成本，但希望你能明白，这成本仅仅是理论上的。

在实际操作中，当时的日本民工不但拿不到我们刚才说的工资，相反甚至会因为参加了这份工作而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日本还没有用于保护下层百姓的法律，对于统治者而言，老百姓就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有多少就用多少，能用到什么程度就用到什么程度，根本不用考虑对方的死活。所以老百姓跑来修坟，上头除了提供工具和管上两顿饭之外，就几乎再也不给福利了，这便直接导致了很多种地出身的民工误了自己家的耕种，等到坟修完，早就错过了季节，没耕种，自然就没得吃，只能饥寒交迫地挨日子。

此外，在修建古坟的过程中，因积劳成疾而医治无效，因工伤事故死亡，因忍受不了艰辛逃走而被监工毒打致死的劳工们，则更是不计其数了。

这就是人类历史中的常态，但凡能被后世冠以光荣伟大之物，往往总是和人命鲜血脱离不了干系。

不过，造古坟可不光是个力气活，它更是一门技术活。以当时日本的生产力来看，搞这样的大规模建筑，劳动力没问题，毕竟风调雨顺了那么些年，人口丰足，三条腿的乌鸦难找，两条腿的壮丁可遍地都是，关键是技术，比如测绘、选地、工事操作等等。

而那个时代的日本，在这些精细活儿方面，还都是一片空白，试想一个连文字都还没创立的国家，你让他去画工程图量角度算面积，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

那显然得靠外援。

能够造起这十几万座巨大的古坟，不光是古代日本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同时也是大批来自海外的技术人员的智慧心血。

在日语中有个词叫“归化人”，泛指从国外来日本定居的移民，法律意义上则特指加入日本国籍的外国人。而在历史上，也有归化人这一说，指的是公元4世纪到7世纪这几百年时间里，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成为住民的中国人和朝鲜人。

只不过“归化”二字，因为有“归顺”“服从”“被感化”之类的意味，而当时日本纯粹荒蛮之地，真要说中国人在4世纪“归化”日本，实在有些牵强，所以后来史学界对于在那几百年里从中国、朝鲜跑到日本定居的人，往往会专门给予一个新的称呼，叫“渡来人”——坐船渡海而来之人。而在今天，这个概念的时间范围又被扩大了不少，只要是古代来到日本定居的外国人，都会被认作是渡来人。

渡来人对日本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这不是假大空，而是李菊福——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像之前曾经提到过的稻种输入，那便是我们中国人的功劳。

眼下讨论的古坟，虽然挖泥搬石头这种苦力都是日本人在干，可墓地的选位，陵身的设计以及施工时候的现场指导，则都是由朝鲜人来担任的。

有人说日本古代的老师是中国，这种观点是不切实际的。

在古时候，尤其是三国之后隋唐之前的那段日子里，日本人的老师其实是朝鲜人。

而中国，则是祖师爷。

知道为什么朝鲜半岛当年能有如此发达的技术水平吗？

那是因为他们离中国近。

那年头的中国虽然强大，但日子并不太平，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秦亡汉兴，东汉混战，每一次都弄得老百姓流离失所，有很多人在国内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只能带着妻儿出国逃难，离中原地区最近也最像样的国外地盘，是朝鲜半岛，毕竟那地方也算是受过些许华夏文明的熏陶。

而在逃亡朝鲜的难民里，当然不可能只有农民苦力，也会存在着一些知识分子或是技术人员，于是这就起到了一种文化输出的作用，这些难民，为落后的朝鲜半岛带来了文明的曙光。

只不过那时候的朝鲜其实也不太平，地方不大国家不少，主要有三国：新罗、百济以及高句丽。大家齐聚半岛，上演小型版的《三国演义》，长期割据混战。

就这样很多中国移民觉得朝鲜也不太适合自己，所以再次离乡背井，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而同样的，朝鲜本国那些为躲避战乱的人们，也是这么坐船去日本的。

这些人给日本带去了很多无形资产，比如更加先进的冶金技术，比如陶器的制造技术，再比如纺织技术，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东西——汉字。

没人否认日语中所用的汉字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传入的，但在那个航海技术尚不发达，中日两国尚且不能频繁往来的时代，很多汉字以及汉文化实际上只能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其实中日韩三国的关系从来都是交融错杂的。

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

话说在宋代，有一个叫荀凝的中国人因躲避战乱而逃到了朝鲜半岛，因为当时正值高丽显宗时代（公元1009～1031年），“荀”字的发音在朝语中同“显”，所以他不得不避嫌改姓为孙，叫孙凝。

他们孙家在高丽后来成了名门望族，人称安东孙氏，出过不少位高权重之人，比如一个叫孙干的，当过高丽将军；还有一个子孙叫孙处讷，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时候，曾率民间义军和日本人作战，表现非常英勇。

只是没想到三百年风水轮流转，当年跟日本侵略军打得难舍难分的孙家，其后人却为了讨生活而从韩国移居到了日本，并改姓安本。昭和三十三年（公元1957年），安本家的次子在佐贺县出生，被父亲安本宪三取名为正义。

他便是日本著名资产家、软银（SOFTBANK）创始人孙正义。

说回正题。由于当时日本的文化局限（没有文字），导致很多渡来人纵然是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却也只能当无名英雄，比如你无法知道把稻种带来的中国人姓甚，也查不到帮着设计古坟的朝鲜人名谁，在说起他们的时候，只能称其为引进稻种的中国人，造坟墓的朝鲜人，真正能留下姓氏名号的虽说不是没有，但真的非常罕见。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说法：渡来人里头，但凡能够留名的，那必然是大人物，而在这些大人物之中，最最出众的，堪称是千百年间渡来人里最显眼的超级大人物的，有两个，一个叫弓月君，一个叫王仁。

这两位都是中国人，都有自己原来的汉姓，前者姓嬴，后者姓王。

中国姓嬴的不多，确切地说是很少，再说得精准点，那便是只此一家——秦始皇嬴政他们那一族。

事实上这位弓月君，正是秦王朝的皇家后裔。

话说那一年正值天下大乱，先有陈胜吴广，后有项羽刘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皇朝秦朝就这么被打垮了，但所幸嬴家的人没有被杀绝，当然皇帝是肯定不能继续做了，为了保命，大家纷纷改名换姓地逃出了首都咸阳。

其中有一拨人为表不忘帝国大业，改姓为秦，然后一路逃到朝鲜，安居了下来，这便是弓月君的先人。

定居朝鲜之后，秦家代代都受到了当时半岛统治者的重用，到了弓月君那代，他被自己所在的百济国国王封为重臣，并派遣为使，出访倭国。

结果不知是何缘故，弓月君见了倭王就表示，自己在百济已然是混不下去了，一直都想着弃暗投明，只是苦于出路难找：回中国吧太不现实，毕竟自己出身成分不好，跑过去肯定要被当成打着秦皇朝旗号反攻倒算的逆贼；可去稍微远一点的匈奴大草原吧，又实在受不了那顿顿吃羊肉的日子，想来想去，还是请倭王行行好，把自己给收留了吧。

当然，这收留肯定不是干白工，弓月君表示，自己不是一个人，自己的身后，有数千百济人民，他们多是百济的技术工以及文化人，只要倭王愿意收留自己，那么这上千位高精尖人才，也能一并跟随来倭国。

当时倭国的国王叫誉田别尊，也就是被后世称为应神天皇的那个。

这里有个事必须要先说明白：其实天皇是公元7、8世纪前后才出现的称号，在此之前倭国的国王一般都称大王，只不过后来的日本人为了体现出一种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光辉，所以才把另外一些大王都冠以天皇的名号。

说到“天皇”，又不得不提到一本《日本书纪》，堪称是东洋《史记》，也是著名女王卑弥呼在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史，她在书中被冠以了神功皇后的名号。当然，有后必得有王，跟卑弥呼拉郎配的，是传说中日本第十四代天皇——仲哀天皇。

虽说平白无故地多了一个老公还是个天皇，确实听起来不错，可卑弥呼在历史上的形象是圣女而非剩女，这等于是在玷污人。

其实《日本书纪》这本书，虽然自称是正史，可你不能把它当正史来读。

该书开篇第一卷，说的是两兄妹通过直系近亲通婚的方式，弄出了日本列岛和日本诸神。

这在中国是绝不能放入“正史”行列的。不过这并非是说古代的日本人修史精神不严谨，也绝非说《日本书纪》是满纸荒唐言的扯淡之作，事实上这本书里大多数史料还是非常靠谱的，我们现在说的事有很多也都以这本书为依据，只不过就书本身的性质而言，《日本书纪》与其说是一本历史书，不如说它是一本政治宣传教材更为贴切些。

此书成书于养老四年（公元720年），修撰编写耗时三四十年，历经天武、持统、文武等数代天皇，而修撰此书的最大动机，是天武天皇通过发兵攻杀亲侄大友王子才得到王位，虽然事成但毕竟名不正，于是为了宣扬自己正统，这才命令手下修史一部，先是把关于大友王子一切正面的事迹给抹杀了，以至于今天的你在《日本书纪》里很难找到大友王子被册封为太子，然后还曾经登位当过天皇的记录。

同时，天武天皇还鼓吹了一下君权神授，表明自己今天能登大位，绝对不是因为杀侄篡位，而是八百万诸神早在千万年前就已做定的冥冥安排，是正统中的正统，不仅自己正统，就连天皇这个皇位，也是神安排的正统，从神的时代开始，就一直来历清楚并代代血脉相传，这便是被后来日本的国粹主义者们喊得震天响的“万世一系”的由来。

说回来。对于弓月君的移民要求，应神天皇表示非常乐意接受，他当即让对方赶紧回去，准备停当了之后随时欢迎来倭国定居。

然而，弓月君这一去，便再也没了音讯。倒不是他放鸽子，而是出了岔子。

百济隔壁的新罗国王，把那一行人给扣住了。

按说本来没新罗国王什么事，可他觉得这帮高端人才白白跑到倭国去实在是一种浪费，所以这才横插了一脚——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大家都是朝鲜人，既然你百济没打算挽留，那就为我新罗所用吧。

当弓月君他们准备经过新罗境内渡海赴倭的时候，被突然出现的新罗士兵团团围住，由于这群人死活不答应为新罗王效力，坚持要去倭国，便被软禁了起来。

这一软禁，就软禁了整三年。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应神天皇当机立断作出决定：向朝鲜半岛发兵，用武力带回这批移民。

奉旨领兵前去的，是一个叫葛城袭津彦的人，此人乃倭国大将，同时也是应神天皇的亲家——他有个女儿叫磐之媛命，嫁给了当时的王子大鹪鹩尊，也就是日后的仁德天皇。

要说日本人的尚武精神那真是自古以来源远流长，葛城将军带着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对马海，直插新罗境内，才刚和新罗王打一个照面，对方便被他那强大的气场给吓软了，当即就派使者跑葛城袭津彦那里讨饶，表示这都是误会，一切都是误会，我现在就放人。

就这样，弓月君和他的追随者们，终于踏上了倭国的国土。

来到倭国之后，这些人被应神天皇奉为上宾，其中弓月君还被封为通融王（也有说法是被赐名的），并赐予了大片的领地，本来应神天皇还想再赏个姓的，但弓月君表示，自己虽然人在异乡也愿意入乡随俗，但毕竟是大秦子孙，所以多少还是让自己留一点祖宗的痕迹吧。

于是，应神天皇便准了他沿用旧姓，姓秦。

这就是日本秦氏的由来。说起来此姓在日本至今还有人用，他们基本上都能算是弓月君的后裔，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秦氏作为日本的名门望族，也产生了无数分家，在那些分家里，同样也是名人辈出，比如战国时代四国地区的诸侯、人称姬若子的长宗我部元亲，再比如盘踞萨摩、打遍亚洲都罕逢敌手、人送外号鬼石曼子的岛津义弘等等。

弓月君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到来，让日本兴起了一场产业革命。

移民里，有人会养蚕，有人会纺丝，这些人通通都被应神天皇封为重臣，先给一块领地几个生口，再赐一个日本式的姓，而且这姓很有讲究，不是随便乱叫。比方纺丝的那位，天皇赐他姓波多，这是因为生平第一次穿上丝绸衣服的天皇，觉得丝绸这玩意儿披在身上非常舒服，其柔软度仿佛贴身的肌肤一般，而在日语中，“肌”的发音和“波多”一样，故而给了此姓。

这算是开了一个先河，日后天皇再赏人姓氏的时候，多会从那人的工作出发，你干什么就让你姓什么，比如服部家，他们祖上是给天皇造衣服的；再比如犬养家，他们祖宗多半就是为皇上养狗的。

不光纺织户，其他的那些打铁的、造锅的、烧陶的渡来人们，也纷纷得到了同样的恩赏。

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些人受到了在自己国家一辈子都不可能受到的厚遇之后，便发奋卖命，不仅自己努力干活报效大王，同时还主动将平生的本事传授给日本人，起到了“一帮一，一片红”的良好作用，使得全日本的技术水平一下子就提高到了无限接近中国，马上就能超过朝鲜的先进地步。

更有人还主动向天皇上奏，将自己亲属中有一技之长的人引荐到倭国来。

对于这种要求，应神天皇一概来者不拒，并且还表示，只要是有本事的人，偷渡到倭国，有一个算一个，都能重用，而组织偷渡的蛇头，也有重赏。

这种大力鼓舞挖墙脚的圣旨一下，直接就在朝鲜半岛掀起了一股移民潮，尤其是百济，因为一直跟倭国都走得比较近，国民中有海外关系的也比较多，一听说只要会点技术活儿就能上倭国去吃香喝辣，于是便呼啦啦地接连走了一大群。

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叫王仁的，虽然看起来弱不禁风，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而且也不像是个会养蚕纺纱的人，但却整天都在嚷嚷着要见应神天皇，并且还声称天皇若是不见自己，那将是一大损失，日后铁定会后悔。

应神天皇知道后，便亲自召见了那人。

两人见面，刚一寒暄，天皇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发现来人在礼节方面，做得似乎非常到位，至少跟之前的那群纺纱的挖煤的完全不一样。于是便问道，老先生你叫什么？以前是做什么的？

“在下叫王仁，是博士。”

博士就是博学多才之士的简称，中国自古就有这个职位，通常是管理典籍顺便培育人才的。

应神天皇一看来了文化人，连忙改了口气，用非常敬重的口吻说，那老先生您来到我倭国，有何指教？

王博士一看人家如此客气，于是也连忙谦恭了起来，口口声声称对方为大王，并且一边捋着胡子一边表示自己这次是怀着一项非常崇高的使命前来的。

应神天皇忙问是什么使命。

“听说贵国尚无文字，老夫愿意将中原所用汉字引进倭国，至少让大王和诸位大臣们，能够识文断字。”

应神天皇听完，皱了皱眉头，没有出声。

虽说在此之前就已经有朝鲜人将汉字传入了倭国，但始终不过是七零八落的两三字，今天传进来一句话，明天又带过来一个词，即便日本人想学，却也不知道从何学起，更何况中国的文化尤其是汉字这玩意儿，那真叫博大精深，一个连自己本身文字都没有，只能靠绳子打结画圈圈叉叉来记事的国家，想要仅仅通过这种极为零散的方法来掌握汉字，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别说对方是博士，就算是圣斗士，这事也办不成。

王仁似乎是看出了应神天皇的心思，表示说自己并没有靠一人之力这么红口白牙传授汉字的打算，而是带了教材过来的。

不，确切地说，是带了秘籍过来的。

看着对方那副神神叨叨的模样，应神天皇将信将疑地接过并打开了那本秘籍。

然后他的脸色就变了，手也开始颤抖起来。

此乃宝物啊！应神天皇由衷地感叹道。

说是宝物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是一本纸做的小册子，在那年头，日本还不曾有过纸张，即便国王也是头一回见着；其次，这本小册子里总共有一千个汉字，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并四个字一组地整齐排列，且有仄有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是一本难得一见的认字好教材。

应神天皇如获至宝，当即聘王博士为皇室教师，让他以此为教材，专门教授王公贵族们认汉字。

至此，日本在文化方面，也算是终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和之前零零散散地接触那么百十来个汉字相比，现在总算是有一本比较科学靠谱的专业教材可供人们系统地学习了。

对了，我似乎还没告诉你那本被应神天皇奉为天书秘籍的教材名字，其实这玩意儿有个特别响亮的名儿——《千字文》。

《千字文》，乃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与《百家姓》《三字经》一起，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启蒙教材，类似于今天的看图说话。

你现在能在新华书店里买到的《千字文》普遍认为是南北朝学者周兴嗣所编，而王仁带到日本去的，应该是三国时代魏国人的修编作品，算是前身之作。

不过，拿着一本《千字文》跑去充大儒，这感觉就跟今天我对你说老子乃是传说中的超级历史学家，现在奉天承运，特地把一套传说中的历史秘籍赐予你，只要你读了它，便能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超能史学家。

说着，便把那套秘籍往你跟前一亮，顺便还配上了神似“非诚勿扰”的效果音与灯光。

结果你放眼一看居然是一套《上下五千年》。

可能有点夸张，但基本应该就是这样吧。

除了汉字之外，还有很多无形资产被渡来人带进了日本，比如礼节，再比如节日。

像七月七日过的“七夕节”，其实一开始是被弓月君给引入的，但并没有特别受重视，一直到唐朝那会儿，因为两国往来越加频繁，外加那时候的日本也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贵族们开始大力追求精神文明，这才把“七夕节”在岛上发扬光大了。

有人说过，所谓的日本文化其实就是日本人将全世界的文化吸收进来，然后再加以日本式的消化之后所诞生的特色产物。

此话说得一点都没错。其实你只要看看日语就会明白，在日语中，有来自中国的汉字，有日本自己根据中文创造的假名，同时也有英语，德语以及葡萄牙语等从西洋文字中引用而来的外来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在日语中，能够找到世界上差不多所有主要国家语言的影子。

而这种在文化方面几乎毫无排他心态，可以坦然将任何一种文化接纳为自己文化的精神和器量，正是从渡来人时代开始的。

第五章  第一次外交战：倭五王的对华政策

继一与之后，中日两国官方外交的再度展开，是在公元413年。

话说这一年春夏交接的时候，一行来自倭国的使者，抵达了首都建康。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东晋时代，定都建康，即今天的南京。当时的皇帝是晋安帝司马德宗。

这个司马德宗据说是个弱智，连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整不明白，堪比当年西晋时的那位问手下饥民没饭吃为何不喝肉糜的惠帝司马衷，所以当时东晋的政治大权基本都落在王公重臣们的手里，朝外的许多将军也多拥兵自重，这其中就包含了后来取代东晋自立九五的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

此次遣使而来的倭国国王一般被认为是日本的第十七代履中天皇。而中国人也给他起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名字，叫讃，史称倭王讃。

倭王讃的父亲是仁德天皇，此人乃是日本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几乎没人不爱他。

这主要得归功于那本万能的《日本书纪》，在该书中，仁德天皇几乎被描绘成了一个集天下所有明君优点于一身的伟大君王，堪称日本早期历史中的红太阳。

在仁德天皇即位之前，便发生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且说应神天皇有好几个儿子，其中被立为太子的并非仁德，而是王子菟道稚郞子，只是这位菟道稚郞子殿下觉得自己并没有继承大统的能耐和觉悟，所以便一心要把王位让给弟弟大鹪鹩尊。

但大鹪鹩尊不肯，他坚持认为王位就是哥哥的，自己永远是辅佐王兄的臣弟，所以坚决不能接受，于是兄弟俩便开始互相谦让了起来——这些情节我估计八成是从中国历史里山寨来的，至于是哪段我不知道，或许是伯夷叔齐，或许是其他兄弟谦让的故事，比如孔融让梨什么的。倒不是我寒碜人家，只因为这无凭无据而且还原度那么高，实在是让人不得不犯点嘀咕。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实事求是，那就是过程尽管可能是山寨的，但这结果，则多半应该是原创的。

话说在数度让位都无果的情况下，菟道稚郞子为了让国家能有一个更好的储君，更美的明天，毅然决然地操起了一把刀，往自己的脖子抹了过去。

他自杀了。

这样一来，继承人便只能是大鹪鹩尊了。

说句实话，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确实猜中了过程，但我真的没有猜到结局。

就这样，大鹪鹩尊含着眼泪坐上了宝座成为了仁德天皇，他发誓要当一个明君，好让哥哥含笑九泉。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成为一国之君后，仁德天皇并没有搬进早就为他准备好的豪华宫殿里，而是在今天大阪府地区的周边让人造了一间小屋，而且还是茅草屋，然后住了进去。而且，仁德天皇的穿戴打扮，也跟一般农民无异。

虽说自己勤俭，但天皇对老百姓却非常大方。

据传有一天，仁德吃过午饭微服私访，发现大白天田间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便问随从，说农民们都去哪儿了？

随从回报，说现在正好是饭点，大伙都在家里准备饭呢。

仁德天皇看了看四周，琢磨了一会儿，表示不对。

为何没有炊烟？

做饭生火必然有烟，但此时的田间却是一望无际的高可见度，这让天皇起了疑心。

最后经过调查，天皇才明白，原来当地的农民因为家里穷，普遍每天都只能吃一顿饭（当时日本人一般没有吃晚饭的习惯），所以每到午餐时刻，大家都只能以休代饭，在家干躺着睡一会儿，以避免体力流失。

天皇知道后非常痛心，觉得自己没能当好领导人，弄得子民连午饭都吃不上。于是当下便下发了一道圣旨，免去了这块地方农民的三年赋税。

除了爱民为民之外，仁德天皇搞经济建设也是一把好手。

在以秦家人为首的渡来人集团的辅佐下，仁德天皇开始对全日本，尤其是自己执政的中心大阪地区周边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基建工程。

首先被造起来的是一座大堤，名字叫做茨田堤，作用是根治了淀川的年年大水，同时也使周围的大片肥沃土地能被有效利用。

接着，在秦家的帮助下，仁德天皇又在大阪猪甘津上，架起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座桥。

然后他还把大阪周围的交通干道整修一新，以便让物流更加通畅。

三年后，仁德天皇登高望远，发现三年前自己曾经宣布免税的那块地方，现如今已经到处都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他高兴地笑了。

综上故事所述，仁德天皇在死后得到了一个在那几百年来没有一个天皇能得到的高端谥号——仁德。

但事实却绝非如此，或许仁德天皇的政绩是确有其事，他真的造过大堤，也真的造过桥修过路，可你要真跟我说他是个有仁有义、忧国爱民的住茅草屋的仁君，那我只能回你俩字：扯淡。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大仙皇陵么？就是仁德天皇的陵寝。

试想，一个愿意住在茅草房里且看到农民吃不上午饭就立马宣布免税的仁君，可能会动用大批民力，花上十几年时间给自己造一座坟么？

千万别跟我说大仙皇陵是在天皇死后由人民群众自发起来给他修建的，用膝盖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这皇陵铁定不会是在天皇死了之后才开始造的，不然造上十几年那尸体早就烂得没法要了。那玩意儿肯定得是在天皇活着的时候，由他选个地方，再由他找人监工、施工，最后尽可能地赶在他死之前完工，等他驾崩了，风风光光地抬进去，到阴间继续当他的九五之尊。

其实这也实属正常，中国的皇帝几乎都是这么干的。

所以我觉得实在没必要为了掩盖什么而去刻意彰显仁德天皇那份未必存在的仁和德，他不过是一个公元4世纪还非常落后的岛国的国王，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我们既没有资格去指摘责备，也无需跟着潮流一块儿唱赞歌，只要非常淡定地还原历史就好。

仁德天皇驾崩之后，履中天皇继位，也就是倭王讃。

倭王讃（履中天皇）出使东晋，在见过安帝之后，献上了贡品，便回去了。没有人明白这帮日本人到底有什么目的，大家只当是普通的藩国朝贡。

但这情况似乎又有些不对，因为毕竟距上次倭国来朝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不光日本人改了朝，就连中国人也早已换了代，依照汉魏的惯例，你给完贡品之后，总该讨一个封赏吧？

可倭国使者却什么都没要，连回赏都没来得及拿，只告诉了晋安帝司马德宗以及诸位大臣自己来自倭国，奉的是倭王讃的命令来建康上贡的，之后便匆匆离开，赶回倭国去了。

这还真有点雷锋叔叔的风范。

八年后（公元421年），倭王讃再度遣使来到建康，献上了贡品。

这会儿的中国龙椅上又换了一拨人，司马家族的晋朝在经过东西两代之后终于灭亡，全国进入南北朝时期，而建康，则正是南朝刘宋的首都，皇帝是宋武帝刘裕。

此次来朝，和上次一样，倭国人依然是报过名号，放下礼品，转身就走。

然后被刘裕给叫住了。

刘裕表示，你们倭国人在大洋彼岸，却不辞万里地跑来上贡，实在是诚心可嘉，所以朕打算赏你们点东西，说吧，想要啥？

倭国人却摇了摇头，说我们什么也不要，我们就是代表自家大王来送礼的，而且我们大王也特地嘱咐过了，让我们送完就走，别给人家添麻烦，也绝对不能要别人的回礼。

说完，便告辞了。

望着使者们那远去的矮小背影，刘裕有点感动。

不光是刘裕，底下的宋国大臣们都很感动。

因为天朝历来都见惯了周边的那些小国每年拿着一堆不值钱的贡品跑中国来打算换取高额回赏，长此以往这几乎成了蛮夷们的生财之道。

虽说是天朝上国财大气粗也不在乎，可久而久之总会产生一些诸如蔑视看不起之类的负面情感。

而如今突然就来了这么一票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主儿，这当然会让人眼前一亮，顿感清新，好感倍增。

再加上在拜会刘裕的时候，我估计日本人也肯定没有少讲“太伯之后”这样的攀亲台词，所以对于当时定都吴地的南朝人而言，日本着实是一个既懂礼貌又可爱还贴心的邻家小弟。

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倭王讃再度派遣使者，向刘宋献上了贡品。此时武帝刘裕已经不在人世，继位的是他儿子，宋文帝刘义隆。

和前几次一样，倭国使者依然是放下东西便走，最多跟皇帝寒暄几句套套近乎，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动作，压根儿不提回赏或是求封之类的事情。

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倭王讃的使者又一次来到了建康。

对此中国人已经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因为都习惯了，大伙如例行公事一般地接待了来使，收下了礼物，寒暄过后留着吃了一顿国宴，然后客客气气地目送他们出了宫门。

虽说谁也不知道倭国人到底在打什么小九九，但至少有一点能够得以确认，那就是日本的各类技术尤其是航海技术，在经过一百多年后，又实现了一次飞一般的跨越，不然他们实在没可能渡海来朝得如此频繁。

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倭国使者又来了。但和上几次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的倭国使者穿戴非常朴素，一身白麻，脸上也充满着悲怆之色，仿佛家里死了人。

一问，还真是，倭王讃去世了。

此时的倭国大王，已经被换成了讃的弟弟珍，也就是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反正天皇的那个。

看着一身白丧的使者，刘义隆连忙宽慰，说人吃五谷终有一死，你们也节哀吧，别太伤心了。要不这样，讃大王生前多次遣使朝贡，我们也没回送给他什么，现在既然斯人已去，干脆就来个追封，由我们天朝大国赐他爵位谥号，你看如何？

倭国使者听完，悲伤地摇了摇头，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话：不用了，谢谢。

第二句则是新创：陛下，您真要封赏，就封赏给我们现在的大王吧。

其实这也没什么问题，毕竟追封不如现赏，做人嘛，实在一点的好。

所以刘义隆很大方地表示那也行，就封倭王珍吧，封他当个倭国国王如何？

倭国使者又摇了摇头，从怀里摸出了一块写得密密麻麻的木片，照着上面读出了让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虎躯一震的第三句话：“请求天子陛下封我家大王为倭国王，征东大将军，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以及慕韩六国军事。”

以上这句话，提到了六个地名，除了倭之外，其余五个都位于朝鲜半岛，而这五个地方拼起来，则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南部，大致等于今天的韩国地区。

换句话讲，倭王珍（反正天皇）这次提出的封赏要求是：除了封自己为倭国王之外，还希望刘宋方面给予自己管辖南部朝鲜半岛所有小国军事的权力。

刘义隆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还是当年那个放下礼物便走，名都不愿意留的倭国吗？

看似一反常态，其实蓄谋已久。

日本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想要染指朝鲜半岛，这对于倭国而言，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梦想了。

方才提到的那五个地方里，有一个叫任那的，本是百济的领地，抑或是下属小藩，地理位置在百济和新罗两国之间，而在4世纪末的时候，倭国曾对百济用过一次兵，百济没打赢，被迫把那地方割让给了日本人。

也就是说，早在公元413年倭国和中国外交再开之前，他们就已经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朝鲜半岛，只不过当时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地方都属中华的藩国，所以日本人一下子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是占了一块任那，再加上虽说是占了地方，可那说到底不过是逞强一时的巧取豪夺，终究不是名正言顺的长久之计，要想永久性占据任那并步步蚕食朝鲜，那么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得到老大中国的许可，把朝鲜封给日本。

可问题是中国人又不傻，你日本人要真的突然间跑过去直截了当地开口说，大哥我昨天刚抢了百济的任那，你干脆就顺水推舟，把那儿赏给我当领地得了，那下场绝对是被扫地出门。

抢东西是力气活儿，但若是要把抢来的东西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可就是技术活儿了。

于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此之前的那几十年里，倭国人之所以光上贡品不求回馈，纯粹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积累好感，等到好感度上升到了差不多最高点的时候，直接要一票大的。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之所以之前几次都不提出任何要求，那是因为在等待时机——中国变弱的时机。

从整个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自西晋被灭、东晋偏安江南以来，中国的国力便呈现出逐渐衰弱的态势，到了南北朝更是进入了一个稍有不慎便会被北方胡人灭国的危险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于那些境外藩国的控制力度，自然也就大不如从前了，说得更坦白些，所谓“藩国”，全然已经只剩下了个纸糊的虚名。

在这种情况下，倭国提出要求把朝鲜南部诸国的各种权力赏给自己，刘宋方面纵然有心拒绝，实际上却也是无力干涉的，况且，如果真的义正词严地一口驳回，而倭国却依然在那里置若罔闻地继续掌控任那地区，甚至进一步在朝鲜扩张势力，那到时候丢人的绝对是当大哥的中国——连当了你几百年小弟的国家都把你说的话当放屁了，那以后你还混个什么？

所以在做了种种考虑之后，刘义隆下了一道圣旨：封倭王珍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钦此。

至于朝鲜那边的事，宋文帝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权且装傻，给糊弄了过去。

不过，为了表示补偿之意，在这次来访的倭国使节团里，有十三人被分别封为了平西将军、征虏将军、冠军将军及辅国将军等职位。

这种要求之外的封赏意思是显而易见的：朝鲜实在是不能给你们，拿着这几个额外赠送的将军名号就赶紧回去，算是给老哥哥点面子吧。

只不过这种手段从来都只能当作权宜之计，终究不能长久。

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日本人又来了。

此次前来建康，第一件事是报丧，倭王珍病逝，王弟济继位，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允恭天皇。

说起来这个倭王济（允恭天皇）也算是一代明君，干过很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他是第一个将中医引进日本的人，据说有一年哥们儿重病，针石无效，情急之下便派人跑去新罗，学人家山贼绑了一个老中医回来，三下五下地还真给治好了。那位神医自然也不肯再放他回去了，便将他留在倭国，整日里好吃好喝地供着，让他专门给皇家治病，顺便再培养人才。

此外，倭王济在当政期间，还修建了一座规模壮观的宫殿，本来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这宫殿的位置比较特别，在选址的时候，天皇摒弃了祖宗的传统，不再把家安在大阪，而是上了奈良，具体说来是今天的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古时候的名字叫大和国飞鸟地区。

这地方在后来的两三百年里一直是日本的政治中心，而日本历史上起始于公元593年的飞鸟时代，其语言也正是在此。

除了各种里程碑之外，倭王济还做过一件在日本古代史上比较震撼的事情。

话说在他刚刚继位没几年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他哥反正天皇，也就是倭王珍的陵寝还没造完，所以遗体暂且还不能入土，得着专人妥善看管，做一些防腐工作。而负责此项任务的家伙叫玉田宿弥，乃是倭国重臣，他爹（一说爷爷）就是之前出现过的葛城袭津彦。

不过玉田宿弥这小子命不好，刚刚接手了这个重大任务之后就赶上了一场地震，因为那年头日本国内的科学认知水平极其低下，一遇到地动山摇就以为世界末日来临，吓得那玉田宿弥二话不说当场抱头鼠窜，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当起了鸵鸟。

于是这便犯下了大罪。

身为负责照看先王遗体的臣子，出了大事你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那具尸体而不是光顾着自己逃命，现在既然你逃了，不管遗体有没有受损，都是一种罪过。

所以倭王济派出大臣尾张连吾袭前去问责，可不曾想那玉田宿弥心知自己罪大恶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准备了一桌酒席宴请尾张连，背地里却在那席间安排了刀斧手，酒过三巡之后掷杯为号，剁得那哥们儿当下就成了一摊肉泥。

照常例，犯下这种违圣名杀钦差的勾当肯定难逃一死，但关键在于这家伙是玉田宿弥。

他爹是葛城袭津彦，他姐是磐之媛命，即倭王济的亲娘。也就是说，这次的罪犯是大王的亲舅舅。再加上这厮还是将门虎子，手腕虽不如其父，却也是好生了得，故而在听到风声之后，群臣普遍一片惶恐，有人还主动站出来劝谏大王，说玉田宿弥这小子势力太大，真要处理他，搞不好就被反攻倒算了，所以干脆就装一次傻，由着他去吧，反正尾张连吾袭也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死就死了吧，维护国内的稳定团结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

但倭王济却全然不理会这些人，大手一挥然后迸出来四个字：把他做掉。

当然，不能强做，要有技巧地做。

数日后，倭王济宣玉田宿弥觐见。

在宣召之前，他还让人特地补了一句，说是请客吃饭，只要玉田宿弥愿意诚恳前往，那么对于之前地震和杀钦差一事，可以既往不咎。

也不知道玉田宿弥那天到底是吃了什么吃坏了脑子，居然真会相信这种只要撮一顿就能免去弥天大罪的谎言，真的去了。

到达宴会现场之后，都还没坐下拿筷子，倭王济便一声令下，底下刀斧手四出，将玉田宿弥扎了个五花大绑。

接着，大王宣布罪名，并当场下令拖出去砍了。

与此同时借着这次机会，倭王济还玩了一次大规模的肃清，把一些平日里就看着不爽的、脑后或许有反骨的刺儿头们或杀或免地通通清理出了朝堂。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开明且时常会打破陈旧规矩的统治者，同时他的行事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雷厉风行。

这样的一个对手，现在站在了刘义隆的跟前。

而倒霉的刘义隆却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倭王珍死了，眼前的这个使者是珍的儿子济给派来的，除此之外一概不晓。

其实这也是中国历来和日本相斗多次吃亏的最大原因——我们总把对方想成是化外番邦蕞尔小国，而对方却早就把我们给摸了个里外门清。

当宋文帝刘义隆收下礼物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倭国使者并没有旧事重提，而是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把已故先王的封号转封给现任大王。

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所以刘义隆并未吝啬，下旨加封倭王济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倭国使者谢恩而去。

刘义隆隐约感到这帮人可能还会再来。

他猜对了。

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久违了八年的倭国使节团再次出现在了建康。

在送完贡品打完招呼之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刘宋方面赏自家大王济（允恭天皇）一个职务，一个能够都督倭、伽罗、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军事权的职务。

有个事得说一下，跟之前相比，这回倭国人给出的地名中，少了一个百济，多了一个伽罗。

少掉的那个我们不去考证为什么少，单来提一下那多出来的。

伽罗的具体位置如今已不可考，能够确定的就是那地方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极可能就在任那附近。

反正倭国给出的那几个地方尽管名称跟上次有所不同，但意思和目的还是一样的：想要朝鲜的军事权，以便在半岛扩张势力。

这应该算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了，所以宋文帝也遵循旧例，开始糊弄，先是表示你们倭国使者千里迢迢而来，肯定是累了吧，要不要欣赏欣赏我们江南的歌舞？

日本人摇摇头，道了谢之后说，自己是来办事的，真要载歌载舞，那也得在事办成之后。

宋文帝又表示，你们倭国真可谓是我刘宋最好的藩国，你们这些倭国使者也可谓是两国之间友好的纽带，这次前来，就让朕给你们各自封官，以资鼓励吧？

日本人还是摇摇头，谢完皇上隆恩，又表示还是请先把正事办完了，再说封官许愿吧。

总之不管宋文帝如何扯开话题，倭国使者却全然不为所动，每每都能把那已经被转进或是岔开的议题重新给扭送回来，而且态度死缠烂打，近乎咄咄逼人。

这下刘义隆真心郁闷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他一小小的倭国，居然敢如此底气十足地跟我叫板？

仍是那句话，当我们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人家早就把我们身上的汗毛都给数明白了。

话说在倭使来建康的前一年（公元450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一年，北魏对刘宋用兵，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太武皇帝拓跋焘率兵一举攻至长江，把江苏六合都给占了，这让刘宋朝廷上下极为震撼。

但震撼之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当年曾经把北魏打得跟孙子似的刘宋名将檀道济已经在十四年前（公元436年）因北魏的离间计而死在了刘义隆的手里，此时此刻，刘宋早已无可用之将，只能死守长江天险，看敌人蹂躏国土。

至此，刘宋，或者说整个南朝在军事方面进入了极大的被动境地。

而倭国使者们显然是在知道了此事的情况下，有备而来打算乘人之危的。

至于这消息是如何传到济大王耳朵里的，那自然是多亏了渡来人们。

当年日本的移民政策非常优惠，导致外国人的往来极为频繁，所以到后来不光有搞生产的技术人员前来定居，就连一些军事圈子里的情报人员，往往也会跑来卖情报。

在得知了刘宋压力山大之后，倭王济果断出了手。

而另一方面，建康的刘义隆却是进退两难有苦难言，答应吧，那等于是抛弃小弟朝鲜，很没面子；可要拒绝吧，那就很有可能造成与倭国翻脸，虽然倒是不怕他们跟北魏一样直接带兵来攻，但这帮倭国人显然会对朝鲜半岛动武，到时候真把朝鲜给打下来自己又救不了，岂不更加丢人？

况且这回倭国使者态度似乎也是一反从前地极为强硬，大有一副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的架势，让刘义隆心中更加纠结。

前思后想了半天，他终于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着倭国王济（允恭天皇）都督倭、伽罗、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军事权；并加封安东大将军（注意大字）、倭国王，钦此。

此外，本次倭国使节团中，有二十三人被封将军号。

这无疑是日本外交史上的一次超级大胜利，也堪称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次小小的奇迹。

毕竟一个连文字都还不曾有的化外夷邦能用智慧而非蛮力从一个老大帝国那里虎口夺食，这着实是相当罕见的。

而宋文帝刘义隆并不知道，他的这个完全出于无奈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给之后一千多年里的整个东亚局势，都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再说那倭国使者，虽说是满载而归，可倒也不曾忘恩负义，心中依然挂念着老大哥。

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倭王济遣使拜会宋孝武帝刘骏，当时刘义隆已经驾崩，刘骏是他的儿子。

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倭使再来，不过这次并非拜码头，而是特地前来照会刘宋朝廷，说我家大王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现在世子继位，请皇帝陛下照前例，把先王的爵位官号转给新大王。

新大王的名字叫兴，日本人称安康天皇。

这是一个近乎例行公事的合理要求，所以刘骏没有多磨叽就下了一道内容为封倭王兴（安康天皇）为倭国王、加安东将军一职的诏书，同时还用相当客气的口吻鼓励了几句，诸如倭国国王虽远在海外，但却心系我刘宋，着实忠心难得云云。

宣完圣旨，便命令送客。

倭国使者还想说些什么，但刘骏已经起身离开了。

其实他心里很明白，对方想说什么，想要什么。

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把先代倭王的那“都督倭、伽罗、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军事”权让现在的这位倭王兴给一并继承了呗。

那肯定是没可能的。

当年是因为北魏人打到六合没工夫跟你扯淡才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的刘宋虽谈不上盛极一时可也是国泰民安，哪能再跟从前似的你要什么就给什么？

你们倭国纵然有一百个不满意也没辙，因为之前你们也说得明明白白，是想要先王的“爵位官号”，爵位是倭国王，官号是安东将军，这不都已经给你了吗？

当然，你若是一定要纠结那个“大”字，倒也无妨，反正，你倭国是别再想染指朝鲜半岛了。

倭国使者失望而归，之后便一直都没有来过。

这其中的理由多半是由于倭王很生气，可又不能和中国动粗，只能耍耍小孩脾气，不跟你玩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跟倭王兴本人有关。

这是一个不怎么会治国安邦的统治者，整日里游手好闲调戏良家妇女，虽然比不上商纣夏桀等传说中的极品暴君，可却也是个不干好事的主儿。

而且倭王兴本不是王太子出身，故而即便是当了大王，地位也并不牢靠。他还有个哥哥，叫木梨轻，乃倭王济的长子，两人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只不过这个木梨轻是个不着四六的傻孩子，在情窦初开的青春期来临之时，偏偏犯了一回贱，跟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妹妹轻大娘公主搞到一块儿，两人不光同床共枕，还彼此之间互通情书。

但由于保密工作没做到位，很快就让他们的亲爹倭王济给知道了，大王当然是相当愤怒，连手都抖了。

你好歹也是堂堂太子，整这么一出丢人现眼的把戏，那不是在找死么？就这样，木梨轻王子被气急败坏的倭王济免去了太子头衔，改由弟弟，也就是现在的倭王兴继位。

只是那当爹的没想到，这弟弟其实也是个下流胚子。

而且这哥们儿比他兄弟的口味更重，信奉着好吃不如饺子，好玩不如婶子这一千古歪理，在继承大统之后，先是设计杀害了自己的叔叔大草香王子，然后将婶婶中蒂姬强行娶回家，封为王后。

话说“大香草”和中蒂姬两人有个儿子，叫眉轮王，当年不过七岁，却人小胆大，当他知道这一系列惨剧的真相之后，在某个夜晚，拿着宝剑偷偷摸进了堂兄的卧室，然后将剑猛地刺入其胸口。

倭王兴就这么死了。

这是日本历史上有记载以来最初的报仇事件，史称“眉轮王之变”。

撇开一切道德文章人情义理不谈，单说被七岁小孩拿刀扎死这一条，也能看出这位大王实在不是什么厉害的角儿。

倭王兴死后，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几个弟弟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王位候选人。

其中，大泊濑王子脱颖而出，在接连杀死自己的亲兄弟八钓白彦王子和坂合黑彦王子之后，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一枝独秀的王家独苗，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倭大王。

一般来讲，如果N个兄弟里有N-1个都是人渣的话，那么这剩下的最后一个，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会是旷世逸才。

而这大泊濑王子，正是那个剩下的。

其实从性格上来看，他跟自己的那俩哥哥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既是个心狠手辣之人，也是个喜爱漂亮姐儿的好色之徒，只不过天才毕竟是天才，不管捅什么娄子都能摆平，或者说天才跟傻子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天才知道什么娄子能捅什么不能捅，怎样的坏事能干怎样的不能干，而傻子却永远没有那个分寸。

倭王武（雄略天皇）是靠杀兄弟搏出位的，这个之前说了，而在继承王位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他依然不吝大开杀戒。

话说他们家有一个堂兄弟，叫市边押磐王子，倭王兴生前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是以后自己若是没儿子，就打算把王位让给这个堂弟。

本来也就是一句说过就算的话，可偏偏倭王武在继位之后当了真，他生怕这位市边押磐王子来抢自己的王位，所以某日特地约他出去一起打猎，在森林里，倭王武弯弓搭箭，直射市边押磐王子后心，一箭命中之后，对方当场吐血倒地而亡。

如果说弄死市边押磐勉强算得上是维护王权，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说是残忍无道了。

在倭王武宫中，有一个叫池津媛的妹子，据说是百济国的公主，被自己国家送到倭国用于和亲，但不曾想这妹子甚是有个性，全然不顾自己的政治使命，非但不看倭王武一眼，反而还跟大王身边的一个叫石川盾的青年侍卫好上了，孤男寡女干柴烈火地这么一来二去，百济公主便有了身孕。

被戴了绿帽子的倭王武并没有如常人般暴跳如雷摔锅子砸碗，而是面无表情地命令手下把两人带到了一间小茅草房，然后说道：“既然你们孤男寡女，那本王就让你们干柴烈火吧！”

后来，那两人就被活活烧死了。

倭王武干过的非人恶道之事还有很多，比方说他会相当无厘头且无征兆地突然问身边人一些非常无聊的问题，例如天上有几颗星星、寡人有几根胡子，只要对方没答上来或是回答得不让他满意，那下场就是被当场砍死。

因为以上种种，所以在历史上，这位倭国大王便得了一个“大恶天皇”的外号。

但与此同时，他却也有着自己的另一面——文雅风流，励精图治，拓展武略。

在被誉为日本《诗经》的《万叶集》里，开卷第一篇收录的便是倭王武的作品。

主要内容是：带着篮子正在摘菜的漂亮姑娘啊，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女子，又心向何方？我是这统治大和的君王，但我只想求得你的姓名与芳心。

简单说来就是欧洲童话里常见的桥段——年轻的公爵爱上了一个打水姑娘，然后开始搭讪。

同样是勾搭姑娘，倭王武的手法不得不说要比那两个兄弟高得多了。

而在治国方面，他也是颇有手段。话说当政期间，倭王武发现，当时作为日本支柱产业的纺织业，虽说各地作坊很多，但生产力却大多相当低下，于是大王亲自深入基层搞起了调研，经过考察，他发现之所以生产力低下，全是因为那些织布的不懂养蚕，往往把蚕宝宝都养在不怎么产桑的地方，没桑，自然也就蚕少；蚕少，丝也少；丝少了，布还能多吗？

所以大王当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出桑叶产量最高的几个地区，然后把所有的养蚕户都集中到那里，结果当年日本的丝绢产量果然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除了搞内政，打仗他亦是一把好手。

倭王武之所以被称之为“武”，那显然是因为他很能打。

此人据说能够单枪匹马地猎杀一头成年野猪。

有勇之余，他也有谋，但凡说到行军作战，就没有这位大王不会的。

当时的日本列岛虽然对外宣称是一个名为“倭”的统一政权，但实际上日本人心里清楚得跟明镜似的，自己那可爱的祖国自打有人住以来，就从来都不曾被真正地统一过。即便是一代女帝卑弥呼，其势力范围也仅限于九州岛，后来虽然政权转移至近畿地区，但四国、东北以及关东大部分地区，多为豪强林立各自为政，都不曾为倭王所辖。

但倭王武决定改变这一切，在弄死了几个哥哥确保了王权无忧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发兵东征西讨。

第一个被刀枪所指之处是吉备国（今冈山县）。

说起来这事其实都是倭王武自己闹出来的。

却说吉备国豪族吉备田狭有个老婆叫稚媛，长得貌若天仙，堪称岛国一绝。

结果倭王看上那姑娘了，于是想了个很下流的手段，命吉备田狭去朝鲜的任那办外交，趁着他离国的当儿，派人上门强抢人妻。

于是吉备大人冲冠一怒为红颜，勾结新罗再回国起兵作乱。

倭王闻讯大怒，率兵征讨，吉备田狭在拼死抵抗后，终因没有打仗才华，加之新罗援军迟迟未到等缘故而惨败。

不过倭王武总算是天良未泯，知道这回纯属自己理亏，所以没有对吉备田狭开杀戒，而是放了他一条生路。

之后，打上了瘾的倭王开始了他伟大的日本统一战，继吉备国之后，播磨（兵库县内）、伊势（三重县）等国也纷纷遭到攻打，王师所到之处，豪强诸侯们无不望风而降，偶有负隅顽抗者，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武力镇压。

短短数年，倭王武便让全日本都拜倒在了自己的刀枪之下，堪称是日本的秦始皇。

可以说，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整个日本列岛，才开始了真正的统一。

而在扫平列岛之后，意犹未尽的倭王武（雄略天皇）又将眼光投向了海外。

公元464年2月，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击败高句丽军；次年５月，攻入新罗，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遭遇挫败，但最终还是拿下了对方的活开城。

据说当时整个朝鲜半岛都为之震撼，无论是军师谋臣还是武官猛将，但凡听到倭国人仨字，无不丧胆变色，不能自已。

总体来说，这位倭王武应该是早期日本历史记载中最强同时也最为真实的一个国王，他既不像神武天皇那样宛若天神，也不似仁德天皇那般近乎圣人，而是有血有肉；既风花雪月也猥琐下流；既残暴凶狠也有情有义，总之，立体感很强。

在坐稳了王位，安定了政治军事之后，倭王武便理所当然地开始考虑起了外交事宜。

当时日本的外交对象说起来其实也就两个，一个是朝鲜半岛，另一个是中国大陆。

对于前者，日本人采取的是比较高压的政策，而且也不怎么把对方放在眼里，比如之前提过的那位池津媛，虽贵为百济国公主，可照样被一把火烧成骨灰，可见在日本人心目中，朝鲜人尽管有文化有技术，但终究没什么太高的地位。

而中国就不一样了，那毕竟是古立天朝久称上国的至高存在，虽说当下正处于南北混乱时期，可跟倭国相较，终究算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倭国很多事情还得靠着大哥，轻易不能怠慢。

所以在经过斟酌之后，倭王武决定：外交中心应更倾向于和中国的交往。

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策，只是具体操作起来却并不简单。

时为公元477年，距离上次倭国造访刘宋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由于上一回被刘骏谈笑间剥夺了都督南部朝鲜诸国的军事权，所以在这十五年里，心中愤愤不平的倭国跟刘宋之间没有发生过一次官方高层往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几乎能用冷战二字来形容。

现在冷不防地就要改头换脸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的冷屁股搞破冰之旅，你觉得对方能答应这种如此明显的行径么？

这还只是其一。

其二，你倭国人跟刘宋搞外交，主要目的无非就是想要个能在朝鲜半岛伸黑手的名分，可这名分上次已经被人给回收夺走了，现在想再要回来，简直如登天般困难。

这就好比你从我这里骗了一样东西，后来我把这东西弄回去了，现在你要再想来问我要，我不但不会给你，还会对你心存一份戒心。

故而在御前会议中，大臣们给出的建议是慢慢来，跟之前一样，循序渐进，先送礼，当孙子，等好感度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再提条件。

但是倭王只是摇头，表示孤自有妙计。

至于是什么妙计，他不肯说，手下当然也不敢多问。

这一年十一月，久违了十五年的倭国使者再度出现在了建康皇宫内。

此时刘宋坐龙椅的那位已经换成了宋顺帝刘准。

顺道一说，他是刘宋的末代皇帝。

刘准，字仲谋，长相端华，宛如画中之人。而且聪慧睿智，性格温良。虽说是天赋出众，但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一年，他才十岁。

其实刘宋的皇位本不该他坐，只是在升明元年（公元477年）的时候，重臣萧道成杀宋废帝刘昱之后，找了一个天资最高也最容易掌控的家伙来当皇帝，那便是刘准。

因为尚年幼，所以国中大事全部由萧道成说了算。

而萧道成心中在想什么，那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路人，包括了倭王武。

“在任何作战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最首要的因素便是情报。”

倭王武从来都不曾忽略过任何来自于中国的情报。

他知道该怎么对付刘准和萧道成。

因为这次倭国使者讲明是来朝贡并顺便通报倭国王位交替之事，并没有讨论国际事务的打算，所以刘宋方面只安排了小皇帝亲切接见，萧道成本人则并不在场。

双方四目相对之后，倭国使者开始自我介绍。

“在下自倭国而来，奉了倭、百济、新罗、任那、伽罗、秦韩及慕韩七国军事都督，安东大将军（注意大字），倭国王武之命，前来拜会宋国皇帝。”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因为除了那“倭国王”之外，其余的各种头衔，全都是自封的。

给人一种你不给我我就自己拿的感觉。

作为一介下属藩国，敢在天朝皇帝跟前如此言行，实属大逆不道，堪称有不臣之心，说白了就是想造反。

望着胆大妄为的倭国使者，年幼的刘准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底下陪同的臣子们也一声不吭，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当场跳将起来大声斥责一番？

这似乎不妥。

因为这时候如果跟倭国使者据理力争的话，非但说服不了他们，反而很有可能会激发他们的不满之情，从而加速对方在朝鲜半岛的行动。

而到了那时候，萧道成是肯定不会提出发兵救援的，因为他正在忙着干私活，等着篡权夺位；至于那刘准，自然也是铁定不可能去的，因为这孩子还等着别人来救他呢。

更何况，即便那两位有心去救，这北边还有北魏呢。

这些情况，倭王武早就熟知于心了。

所以得出的论点是：对于倭国所干出的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刘宋方面多半会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倭国使者念完那一长串的头衔之后，刘准点了点头：“远道而来，你们辛苦了。”

他默认了。

接着，倭国的使者又向刘宋朝廷通报了先王死讯以及新王继位，再献上了朝贡的礼物，一套例行公事之后，便起身告辞。

第二年（公元478年），他们又来了。这次来建康，倭国使者们担负着两个巨大的重任：叙正以及递交国书。

叙正，就是把上一年自称的那一连串头衔给转正，之前刘宋不过是默认，现在要让他们光明正大地下圣旨给承认。

只不过去年是都督七国军事，今年则变成了六个，少掉的那个，是百济。

百济被打残了，凶手是高句丽。

话说在三年前（公元475年），高句丽出兵南下，一举攻陷百济首都，还杀了百济王，最后是在倭国的干涉性帮助下，百济王子才勉强出逃，率领残部迁到了一个叫熊津的地方，等候时机东山再起。

而倭王武派人送到建康的那份国书，也正是与此事有关。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份国书，全部用汉字写成。主要分上中下三个部分。

前半段先是自我褒奖，在文中，倭王武以夸张的手法向刘宋朝廷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经过大小几十余战，自己现在已经是完全一统江山的倭国国君了，虽说国力跟天朝上国还不能相比，但也算是东亚小强了。

原文是：“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

之所以摘录出来，是因为我要着重引用里面的一句话——“东征毛人五十五国。”

这里的毛人，就是虾夷之地，即今天的北海道地区，从此可以得出，日本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取得了对北海道的控制权。

接着，倭王笔锋一转，开始控诉高句丽，大意是说那地方穷山恶水尽出刁民，从很久之前便经常劫掠边境，现如今更是变本加厉，侵略百济，实在是忍无可忍，此乃中段；在文章的最后，倭王武表示，自己作为东亚小强，从来都不畏强暴，一直有心攻打高句丽，为百济复国出一把力，只是苦于前几年来事情太多，自己先是死了爹后又亡了哥，光办丧事都来不及，实在脱不开身，这些年总算是缓过来了，所以打算尽快出兵，希望天朝能够给予支持，即便不出援军给点名分也行，只要名正，那事也就多半能成了。

落款是：都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

你只要往前翻翻，看一看高句丽的地理位置便能知道，这一回，倭国不光想要南部的朝鲜半岛，就连北部，他也不打算放过了。

看完这份国书，相信你多半会由衷地感叹一句：胆子忒大了。

手越伸越长，东西越要越多。

最要命的是，刘宋还不得不给。

因为此时国内的形势已经越发紧张了，萧道成正紧锣密鼓地加紧自己的大计划，刘准则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地混吃等天黑。

倭王武知道这会儿已然是谁都奈何不了他了，所以才敢如此放心大胆地讨这要那。

这种削尖了脑袋把空子钻到底的精神给倭国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数日后，刘准下了一道圣旨，把都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军事权赏给了倭王武，让他如愿以偿的同时，还加封他为安东大将军。

而高句丽那边，刘宋朝廷虽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实际上也等于是放手了，毕竟倭国索要的名分全都已经如数到手，那么换句话讲，刘宋等于是支持他们对高句丽用兵的。

这不得不说又是一次大胜利，继南部朝鲜半岛之后，倭国连北朝鲜也得到了——当然，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名分上。

至于胜利的原因，主要当然得归功于倭王武的谋略——快速获取第一手情报，然后趁着空隙见缝插针。

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萧道成终于下手，派部将王敬则率兵进宫，逼刘准让位，然后自登宝座，建立南齐政权，是为齐高帝。

在离开龙椅前，年仅十二岁的宋顺帝留下了一句悲怆至绝的肺腑之言：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

同年，幽禁中的他被负责监视的南齐士兵所杀。

萧道成当上皇帝后，倭国使者在第一时间便出现在了建康，以最热烈的言辞代表倭国向萧道成表示了祝贺，齐高帝当然很高兴，当即加封倭王武为征东将军。

南北朝期间，倭国使者的最后一次到访，是在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这一年，梁武帝萧衍接受齐和帝萧宝融的禅让，建立梁朝，倭国闻讯之后特遣使者前来祝贺，倭王武也因此又高升一级，被封征东大将军。

而倭王讃（履中天皇）、倭王珍（反正天皇）、倭王济（允恭天皇）、倭王兴（安康天皇）以及倭王武（雄略天皇）这五位倭国大王，在历史上也被并称为“倭五王”。

至此，倭国与东晋南北朝的那些事，便算是说完了。

在这将近一百年的交往史里，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每当倭国人跑中国来要这要那的时候，时机都掌握得非常漂亮，不是中国正在被人打就是马上要变天，简单说来就是每次在我们抽不出空儿腾不出手的时候，他们便莫名其妙地跑过来办外交了。

其次，自打从刘宋那里得到了都督南部朝鲜半岛诸国军事权的名分之后，倭国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似乎发生了相当微妙的变化。

在那之前，倭国人无论是来洛阳也好，来建康也罢，虽然也有求封讨赏，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朝贡，说白了就是来送礼的；而后来，则渐渐演变成了无事不上三宝殿，只要来，就必定有事，目的明确——或渡海前来拜会新皇帝，或是照会一下自己国内的改朝换代事宜，或是递交国书，总之，就是来办事的。

请不要忽略这个细节，因为它标志着倭国又将开始下一盘更大的棋。

第六章  佛教与神道教之争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说话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公元552年，百济国的使者造访了倭国，他们奉君主圣明王之命，为当任的钦明天皇带来了三样礼物：一尊佛像、一套佛具以及一部佛经。

同时，还有一封圣明王亲笔写的信。

在信里，百济国王是这样说的：所谓佛法，是一种比其他任何经典都要高深的东西，其中的奥妙，即便是圣贤孔子或是周公也无法揣测。这玩意儿本源于天竺，后传入三韩，顷刻间就为大众所敬仰。由于佛经中有过预言，称佛法将会继续东传，我想来想去，觉得东边也就你们倭国了，所以才特地遣使送经，希望能让此物在贵国发扬光大，以普度众生。

信不长，百来字，但所包含的信息却不少。

首先，至少在当时日本的上流社会，儒教或者说汉学，已经十分普及了，不然百济国王是不会拿孔子周公来举例的。

其次，文中所提到的三韩，指的是朝鲜半岛。那会儿半岛的政治格局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变化，从原先“主要有三国”变成了现在的“只有三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第三，百济王在信中对佛教传来的途径做了光明正大的篡改，把佛教说成了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东西，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存在。

但不管怎么说，这封信以及那些个佛教用品，对于钦明天皇而言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当即捧起佛像仔细观摩，然后敲了敲木鱼，把玩了一会儿念珠，最后打开了那部佛经。

读完之后，天皇深感佛法无边，其乐无穷。激动之余，又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第二天就把群臣给召唤到了殿前，先是说了一通佛法奥妙，接着便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要不要把佛教当成倭国的官方宗教，普及一下？

一时间众大臣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就在这混乱的当口，突然就站出来一人，先口称大王圣明，再表示自己对于佛法精妙早有耳闻，今日又喜见殿下皈依极乐，心中怡爽万分，至于让佛教在倭国全境普及，那更是天大的好事，自己绝对支持。

话音刚落，猛然间又跳出来一人：“大王，我倭国自古便是神之国度，有八百万众神护国，今日若是贸然弃之不顾而奉他国之神为尊，恐怕是要遭报应的。”

顷刻间，刚才还嘈杂万分的殿堂上一下子就安静了，大王以及群臣都默不作声地摆出了一副习以为常的表情，然后盯着说话的这二位，静静地等待着他们各自的下一段发言。

其实接下去也没什么有营养的话了，两位直接展开了人身攻击，一个说你是死板脑袋不知变通的老古董，另一个则说你是里通外国别有用心的卖国贼。

宽阔的殿堂内鸦雀无声，只听得那两人铿锵有力你来我往地咒爹骂娘，而底下的大伙则纷纷抄手围观，心里还在琢磨着这场吵架谁会赢。

其实这对冤家的结仇历史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殿堂之上但凡有点争议性话题，他们总是要跳出来以口为刀以舌为剑地厮杀一番，不分出个子丑寅卯青红皂白决不罢休。

看着越吵越凶眼瞅着就要掳袖子开打的两人，钦明天皇连忙摆手制止：“物部卿，苏我卿，你们都各退一步吧。”

天皇口中的物部卿，全名物部尾舆，就是坚持八百万众神的那个；而苏我卿，名叫苏我稻目，他力挺要在日本搞佛光普照工程。

物部尾舆是物部家的族长，论起这一族的历史，真可谓是源远流长，据说能够一直追溯到神话时代，而且代代都是倭大王身边的重臣。进入公元5世纪后，物部家主要负责倭国的兵器制造以及管理，在倭王武时代，他们家族的地位达到了顶峰，包括物部尾舆本人在内，一连好几代都担任了国家的最高执政官——专业名称叫做“大连”。

在当时的倭国朝廷里，物部尾舆主要负责军事以及法务。

另一个苏我稻目，则是主管经济，以及外交事务的官员，并且还担任了“大臣”一职。

在那个时代的倭国，所谓“大臣”并非泛指，而是一个和“大连”一样的专门职务，其主要职责也是辅佐大王处理政务，大连和大臣，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左右丞相。

物部尾舆和苏我稻目，说白了就是倭国的两大权臣。

关于这场佛教之争，两位冤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其实本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他们能够团结一致那才叫新鲜。至于个中原因，一般认为物部尾舆是政治方面的保守派，不容易认同外来文化；而苏我稻目是开明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甚至还有人干脆武断地认为，物部尾舆是守旧的，苏我稻目是进步的。这就纯属扯淡了。

物部尾舆之所以反对佛教流入倭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守护国家。

话说自邪马台的卑弥呼女王之后，经数代巫女神官的悉心努力，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已是颇具规模且深入人心。神道教其实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多神信仰宗教，其主旨通俗说来就是讲究万物皆有灵，万物都能成神。根据神道教的说法，森林中存在着森林之神，稻田里有稻田之神等等，而日本列岛，正是一个被众神佑护着的国家，倭国大王（日本天皇），则是一个能够与神对话，被神派下凡间治理国家的半神。

故而在物部尾舆眼里，神道教等于倭国，也就等于是倭王。

因为只要倭国的国民们信了神道教，那么自然而然地也会相信倭王是半神，一旦大伙相信自家的国王是半神，那么只要不碰着太出格的状况，这王权基本就能跟神权画上等号，也就是说，能够得以永存——毕竟这世上愿意与神相抗衡的人实在不多见。

于是，守护神道教在倭国内的唯一性就变得十分必要了。说白了保护神道教就是保护倭国，保护倭王政权。

而现在百济王把佛教输入倭国，无异于一场思想侵略，一旦这种异端宗教蔓延开来，很有可能对日本的本土文化乃至本土政权造成巨大的冲击。

作为一个家族历史几乎能和国家历史持平的人来讲，物部尾舆显然会拼尽全力不让上述情况发生。

至于那苏我稻目大力支持佛教，也绝非是什么开明睿智的表现，纯属事出有因。

这因，出在他祖宗的身上。

虽然苏我稻目一直标榜自己是日本上古时代著名栋梁之臣、被后世日本人奉为半神的武内宿祢之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苏我家的祖先叫苏我满智，本名木满智，是渡来人。只是他渡来日本的理由非常让人无语。

这位老兄本是百济国重臣，自幼便是出了名的美男子，方圆百里的姑娘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被迷得神魂颠倒。

因为是重臣，所以跟国王走得很近；因为跟国王走得很近，所以也能经常接触到后宫的女性。

于是这木满智利用职务之便以及身体优势跟当任国王的母后搞上了。事情败露之后，这家伙当然是没法再在百济混下去，只能背井离乡去了日本。

说穿了苏我稻目就是圣明王的同胞，对于他而言，圣明王就代表着自己的祖国，圣明王的希望就是家乡人民的希望，圣明王想让佛教在日本传播就代表着祖国同胞想让佛教在日本传播，自己作为百济人民中的一员，虽然已经移民，可身上依然流着百济的血，所以只要是来自百济的要求，自己有义务也有责任去帮助实现。

别以为这是夸大其词胡编乱造，尽管苏我家跟百济王室在多年前有绿帽纠纷，可那毕竟是当年木满智一念之差，其实他是非常热爱祖国的。这点从苏我家子孙的名字上就能体现出来：木满智的儿子叫苏我韩子，苏我韩子的儿子叫苏我高丽，而苏我高丽就是苏我稻目他爹。

所以从小就耳濡目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苏我稻目能够站在百济国那边支持佛教，实属正常。

再者，作为一介渡来人，苏我稻目很明白，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要想战胜根深蒂固的物部家族，不玩点新意铁定不行。

说难听点，苏我稻目其实就是把佛教当邪教用，先让钦明天皇信上这玩意儿，再让全日本都跟着一块儿信，这样一来兴许就能压过神道教，顺便把以物部家族为首的老古董们赶出朝堂。要是运气再好点，说不定还能把佛教当成国教，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自己这个把佛教带进日本的大功臣，甚至还能成为教主，不光是表面风光还是实际好处，都将是无可估量的。

讲到底，这场佛教之争，其实是当时日本土著贵族阶级与渡来人集团之间的争斗。

再说那朝堂之上，望着几乎要打起来的物部尾舆和苏我稻目，钦明天皇只得表示：这佛教一事，姑且就到此为止吧！佛经留着自己没事的时候当小人书看看，毕竟还算有趣；至于佛像，既然苏我稻目你那么推崇，那就赏给你吧，你自己带回去拜也好当装饰也罢，那都是你的自由，寡人就不管你了。

就此，这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双方第一轮交手的结果是平局——谁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谁都还有后路。

这天退朝后，苏我稻目捧着那尊佛像回家了。

为了表示敬重，他特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造起了一座寺庙——这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庙宇——然后恭恭敬敬地把佛像请了进去，并且每天参拜，早中晚各一次，比吃饭都要来得频繁。

另一边，钦明天皇见这哥们儿如此虔诚，便把那部佛经也赏给了他。就这样，苏我稻目每天拜完佛后就念经，念完经跑去跟大王交流思想，两人俨然成了一对好道友，惹得那物部尾舆又眼红又无奈。

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只要不出意外，那么钦明天皇早晚会被苏我稻目说服，在日本大规模推广佛教。

可偏偏这意外还真就发生了。

话说就在这一年，确切地说就在苏我稻目造起日本第一座寺庙之后的当月，日本的近畿地区发生了一场相当严重的瘟疫，一时间被感染者无数，且不论人畜，只要沾上便数日间命丧黄泉。

望着满世界的那一具具还来不及掩埋的尸体，物部尾舆仰天长啸，大喝三声“神不弃我”，然后以百米狂奔的速度跑到钦明天皇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喘道：“大大大大大王，这就是信了外教的报报报报应！”

钦明天皇没吭声。因为他不知道物部尾舆是在说谁。

目前倭国上下，已经信了佛的有两个：一个是苏我稻目，还有一个就是大王本人。

原本是神的代言人，结果现在却信了其他宗教，这报应怎么看都是上天降给大王的。

物部尾舆一看大王面有不爽之色，马上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于是又伏下了身子：“大王，据臣观察，这次瘟疫，定是由苏我稻目引起。”

钦明天皇忙问为什么。

“百济王献佛经于大王，这本是两国邦交，无可厚非，可苏我稻目却心怀不轨，接二连三地蛊惑大王，意图以佛代神，这才引起了群神愤怒，导致了瘟疫。现在只要大王能够不再听信稻目的一派胡言，重新尊神信道，想必那瘟疫很快就会过去的。”

因为连日来的灾情，钦明天皇早已身心俱疲，现在又被物部尾舆这么碎碎念了一番，更是没了主意，只能一手扶着额头一手伸前摆了摆：“物部卿，那就交给你去处理吧。”

刚刚还满脸悲愤正气凛然地痛斥苏我稻目“新邪信、犯天怒”的物部尾舆一听这话，立刻喜上眉梢，忙不迭地弯腰鞠躬告退，表示这就回去准备准备，然后替天行道剑斩妖魔。

三天后，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齐刷刷地开到了苏我家造的那座寺院门前，领头大将自然是物部尾舆。

看大门的苏我家丁正欲上前问个究竟，可话都还没说出口，物部尾舆就大手一挥：“绑了！”

于是几个人就立刻被捆得跟粽子似的丢在一旁。

接着，物部尾舆又言简意赅地下达了第二条命令：“给我抽。”

如狼似虎的士兵拿着鞭子冲进庙里见人就揍，当然，刚才那被捆起来的几个家丁也自然没有被遗忘，一人挨了至少二三十下。

绑完抽完，物部尾舆下了第三道命令：“把佛像搬出来，再把这地方给烧了。”

大火熊熊升起，日本史上第一座寺庙就这么完蛋了。

最后，物部尾舆率队来到河边，召开了一个“灭佛大会”。

具体就是把这尊佛像给抛入河中，再向八百万神灵祷告一番，说我们已经驱逐了邪教，所以请诸神发发慈悲，赶紧收了神通，结束这场瘟疫吧。

不过，因为佛像是木头雕制而成，故而丢入河中它会浮起来，于是物部尾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这玩意儿砸了个粉碎，所以当闻讯赶来抢救的苏我稻目奔到河边时，只看到了尚未被河流冲远的一片小木片。

说来也怪，灭佛之后，瘟疫真的消失了。于是物部家上下无不得意洋洋见人高三分：“你看，多亏我家老爷子果断烧了苏我家的番庙，这才拯救了黎民苍生。”就此，神佛之间的第二轮较量，以神道教代表物部尾舆的大胜而告终。

可是胜利的一方心中却并不满足。

其实大伙心里都明白，物部尾舆虽说是把寺院一把火烧了，但实际上他最想放火的地方，很明显是苏我稻目的家。

至于那几十鞭子，也当然是抽在苏我稻目身上才好。

只是他做不到。

虽然是一介渡来人，可苏我家跟倭国王室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苏我稻目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坚盐媛，一个叫小姐君，两人天生丽质堪称绝色，并且双双嫁给了钦明天皇，这就等于说稻目是倭国大王的双料岳丈。

所以物部尾舆想要砸佛像烧寺庙，这没问题，可要把大王老婆的亲爹给弄死，那就很有难度了。

于是他只能暂时隐忍，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而另一方面，苏我家也并未放弃自己的信仰或者说理想，虽说是被烧了经文寺庙还砸了佛像，但这事过去之后没多久，苏我稻目便又叫来了工匠，依着他的回忆重新雕了一尊佛像，然后摆放在家里天天和他儿子一起奉拜。

稻目的儿子名叫马子，这是因为他生于马年的缘故，而末尾的那个子字，虽说在如今的日本都是女孩起名的专利，但在当时，却是男女通用的。

钦明天皇知道此事后，并未作出过多干涉，而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物部尾舆尽管心有两万分的不爽，可也没辙。

于是两派人马便进入了一个暂时的和平阶段：谁都憋着劲想搞死对方，但因为时机未到所以谁都不曾先下手。

就这样春去秋来地过去了三十多年，物部尾舆和苏我稻目先后去世，两家由各自的儿子物部守屋与苏我马子继承，而钦明天皇也于公元571年驾崩，继大统的是他的第二个王子敏达天皇。

公元584年，百济人鹿深臣来到倭国，将一尊石雕佛像送给苏我马子当礼物，马子大喜之余，又向鹿深臣进一步提出要求，表示自己曾经读过佛经，但对其中意思不甚了解，看你这样子似乎也像是个懂行的，能不能教教我？

鹿深臣连忙摆手，说自己其实也是个门外汉，送送佛像还行，要说带领念佛经，那绝对要念歪。不过既然你苏我大人如此有心向佛，不如干脆招募几个和尚，让专业的来教你，岂不更好？

于是马子又问，我上哪儿找和尚去？

鹿深臣说据我所知，我们百济有几个僧人曾经来你们倭国隐居，只要苏我大人用心去找且诚心拜访，就一定能够找到。

虽然没明白为什么韩国的和尚要去日本隐居，但根据鹿深臣的进一步指点，苏我马子还真的在倭国境内找到了好几个百济僧人，不光有和尚，还有尼姑，她们的法号分别是善信尼、惠善尼以及禅藏尼。

其中这善信尼，她爹叫司马达等，是南梁的移民，到日本的时候，据说还带了一尊弥勒佛像跟佛舍利，所以很受苏我马子的重用。

这便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尼姑了。

欢喜之余，苏我马子立刻自费将那三人养在家中，整日里都向她们请教佛法问题。

就这样到了第二年（公元585年），因为学习刻苦过头等原因，他病倒了。

而且这病似乎还挺重，苏我家上下顿时就慌了神，遍请名医，好不容易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但心里却落下了阴影。

苏我马子生怕自己是受了什么诅咒或者中了什么邪，所以不顾大病初愈身体还不利索，让人专门找来了一个跳大神的巫师，在家里焚黄草升香烟，想请各路神仙来驱驱晦气。

结果那巫师在烧了一串鬼画符的木片（当时日本纸张非常稀少且价格昂贵），又跳了一曲莫名其妙的舞蹈，再自言自语了一堆谁都听不明白的念叨之后，对苏我马子说：“苏我大人，您这不是病，而是诅咒。”

马子长叹一声，表示果然不出所料，说吧，是哪个不要脸的在背后下咒？

“其实是苏我大人您的父亲，苏我稻目大人。”

“什么？”马子一惊，心想我爹死了那么些年每年忌日也没少上贡品，怎么就盯上我了？

“您还记得当年被砸碎了丢入河中的佛像么？正是这尊佛像的怨念在作祟。”

所谓作祟，是一个标准的神道教概念。只不过那巫师说佛像在作祟，这不但扯淡，而且还有侮辱佛教的嫌疑。

但苏我马子却信了，是真信还是装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确实在占卜过后，跑到王宫里对着敏达天皇号啕大哭，说自己被佛像给诅咒了，看样子是活不长了，请大王无论如何救我一命。

救命的具体方法是赶紧再造一座寺庙，每天念经拜佛给佛祖道歉。

看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苏我马子，敏达天皇动了恻隐之心，再加上马子口口声声表示这次并非是在全国范围里推广佛教，而是仅限于他们一家人拜佛，所以敏达天皇表示，那你就去造寺庙吧，寡人准了。

于是在第一家寺庙被烧的几十年后，日本的第二家寺庙终于又建了起来。

只不过一个信佛的人请人来用神道教的方式占卜，而且还对结果表示相信，这实在很难将他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信徒。

说句实话，其实苏我马子跟他爹苏我稻目一样，未必是真的心中有佛祖，只是挖空心思想把佛教当成搞政治斗争的一项工具。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苍天有眼，反正这种做法很快就遭到了报应。

就在马子重新光明正大地开始拜佛念经后，一场严重的瘟疫再度降临日本大地。

这场瘟疫之所以被称之为“严重”，是因为敏达天皇本人据说也被感染上了。

物部守屋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忙不迭地就跳了出来，跟当年他爹似的主动请缨要去清理“邪教”。

已经病怏怏的敏达天皇早就丧失了判断能力，再加上最近这几十年里，只要一拜佛便会来一场瘟疫，几乎都成了自然规律，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有可能真的是来自上苍的惩罚，于是敏达天皇下了旨意，说是要收回之前的成命，禁止一切人等公开或是私下拜佛念佛。

至于那个庙，也就交给物部家处理了。

物部守屋兴高采烈地领旨遵命，出了王宫大门便直奔家中，带领士兵浩浩荡荡地朝寺庙方向杀将过去。

当时苏我马子正巧在庙里对着佛像祈祷好运降临，结果好运没来厄运倒是真的出现了。

幸而物部守屋还算给面子，望着一脸愤怒冲出来的马子，表示老子今天不打你，只烧你的庙，砸你的佛，你要是识相就赶紧滚开，顺便把那几个尼姑给交出来，不然别怪刀枪无眼。

看着眼前那一排排杀气腾腾的精壮汉子跟一杆杆磨得寒光闪闪的长枪大刀，马子非常识大体地让到了一边，但嘴里却还不饶人：“你小子给我等着，我待会儿就去找大王，我要让大王还我一个公道。”

物部守屋懒得跟他废话，一句话都不说就酷酷地打了个手势，接着三个士兵飞一般地冲进庙里，旋即又冲了出来，并且各自手里都多了一个人，分别是善信尼、惠善尼和禅藏尼。

三个尼姑被绑在了庙门口的木柱子上，先是活活晒了半天的太阳，然后当着围观群众的面，被物部家的士兵剥光了衣服，再用鞭子抽屁股。

打完之后，和三十年前一样，寺庙被一把火夷为平地，佛像则被抛入大海。

这次的佛像是石头做的，所以丢得特别顺利，“扑通”一声响过之后便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而苏我马子，在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别无他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建起的寺庙从有到无。

但是跟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灭佛过后，瘟疫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更加严重了。

于是一股奇怪的流言开始在奈良地区蔓延开来，说之所以瘟疫不退，全都是因为物部守屋砸了佛像的报应。

苏我马子则如抓了救命稻草一般趁机上奏敏达天皇，要求用佛教的祈祷方法来试试看能不能消退瘟疫。

但敏达天皇却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甚至连见都不曾见马子一面。

因为此时此刻他已经病入膏肓，快要死了。

当年八月，敏达天皇驾崩。

大王死了照例是要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大伙齐聚一堂说说先王过去的威武事迹，再一起吃个饭什么的，中国如此，日本亦然。

敏达天皇治丧委员会会长是物部守屋，整个追悼会从筹备到实行都由他一个人搞定。

在大会当天，众大臣围绕先王遗体三鞠躬走过场后，便是重臣的发言时间，即由几位德高望重的臣子轮流读一读缅怀敏达天皇的发言稿。第一个发言的，自然是物部守屋。

守屋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平时不爱说话，大家都觉得他很酷，但实际上他是害羞不敢说，这回发言，他拿着稿子还没念上两句，就已经开始脸红了，接着，身体也开始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下面的苏我马子见状，当然不肯放过这个羞辱他的好机会，一边捂嘴偷笑一边用足以让物部守屋听到的小声量说道：“噗噗，你看那傻帽儿，活像一口嗡嗡作响的大钟。”

苏我派成员则非常配合地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哄笑。

物部守屋在上面的感受可想而知，但是又不能一甩稿子说老子不干了，所以只能是咬紧牙关把发言稿念完，走下台的时候脸早就憋成了猪肝色。

守屋之后，是苏我马子。

马子是个身材比较矮小的人，而且这一天他腰间还挂了一把长长的佩刀，所以当他走上前去之后，物部守屋立刻明白，报复的机会来了。

“嘿嘿，你们看那家伙，像不像一只被射穿了屁股的小鸡？”

于是物部党们也发出了一阵轻蔑的笑声。

虽然这种低级趣味的玩意儿没有丝毫的笑点，但当时的诸权贵们却是不笑不行。

因为大伙都明白，这种当面如泼妇骂街一般的挑衅其实是一种信号，苏我马子和物部守屋两者之间互相宣战的信号，你跟着谁一起笑，就代表你将跟谁是一路人。

再说那敏达天皇死后，连个遗嘱都没留下，所以谁来当下一任大王就成了一个摆上桌面的大问题。

当时最为热门的候选继承人有两个：一个叫池边王子，一个叫穴穗部王子。

这两位都是钦明天皇的儿子，算是兄弟。前者是坚盐媛的儿子，而后者则是小姐君所生，换言之，他们都是敏达天皇的弟弟，苏我稻目的外孙以及苏我马子的外甥。

其中，穴穗部王子因为稍微年长一些，再加之平时比较会做人以及跟物部守屋走得比较近，所以早在敏达天皇还活着的时候便已经成了热门人物。即便是苏我派成员里，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会是下一代大王。

虽然苏我马子本人是一百个不愿意看到王位的继承者是一个跟物部守屋关系好得不得了的家伙，但怎奈何形势已然如此，自己也就只能干瞪眼了。

然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么一位眼瞅着便能登上宝座的王子，亲手毁掉了自己如花似锦的前程。

话说在敏达天皇的葬礼上，也不知道这位穴穗部王子早饭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突然就神经错乱地大声说了一句：“奶奶的，烦死了！”

底下人立刻小声劝道，大人您慎言，这可是先王的灵前哪。

“娘的，活着的时候他是大王，死了他还是大王吗？现在的大王应该是老子才对吧？”

这话说得那叫一个豪气万丈气盖云天，当时全场的人就差给这位未来大王跪下了。

事后，苏我马子在重臣会议上表示，穴穗部王子这种张扬的性格实在不适合做大王，这下一任的宝座，应该由池边王子来坐。

物部守屋虽然有心反对，可追悼会那天发生的事情大家伙儿都有目共睹，穴穗部王子的个人形象早就跌入了谷底，所以守屋也只能随了一回马子，表示反正都是你外甥，那就让池边王子当大王吧。

就当诸重臣商量已定准备昭告天下的当口，突然门外闯进来一个报事的，用颤抖且结巴的声调说道：“不……不好……好了！”

出大事了。

由于那位穴穗部王子不知道群臣们正在商议立自己的兄弟为王，还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这一回江山坐定了，于是便越发猖狂了起来。

他想到了敏达天皇的皇后炊屋姬，也就是自己的嫂子，是一个绝色美女，便趁着追悼会吃豆腐饭时多喝了几杯壮起来的酒胆，带着几个随从直冲对方所在的宫殿，打算做一些少儿不宜的蝇营狗苟。

好在事先有宫女看出了大事不妙，提前跑去通知了炊屋姬，这才让她得以提前命令将殿门紧闭，同时还派人飞跑出去求援。

这个援，求的不是别人，正是苏我马子，因为如果按辈分算，马子是炊屋姬的亲舅舅。

当苏我马子带着人马赶到现场的时候，穴穗部王子正在门口叫骂。

其实他本来想硬闯的，但没能成功，连续闯了七次都被挡了回去。

而这个挡驾的英雄，叫三轮逆。此人系大和地区（奈良县）的豪族，敏达天皇的宠臣，天皇死后就一直守护在王后身边，忠诚度极高。

不过三轮逆跟苏我马子的关系并不好，在之前物部守屋前来灭佛的时候，往寺庙里丢火把也有他的一份。只是这人反佛教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是纯粹觉得佛教真的会引起瘟疫，仅此而已。

再说那苏我马子一群人一看到穴穗部王子，也不多废话，立刻一拥而上，拖的拖劝的劝，说王子殿下您喝多了，赶紧回家去吧。

穴穗部王子虽然歇斯底里地喊着老子没醉老子今天要睡嫂子，但终究架不住对方人多力量大，就这么被硬生生地拖走了。

此事过后，穴穗部王子的人气再度落到了一个新低点，而池边王子则在一片拥戴声中坐上了宝座，史称用明天皇。

于是穴穗部王子理所当然地不高兴了。

一直觉得天皇的位子和嫂子都是自己囊中之物的他，临了居然什么都没捞着，这其中的不爽之情那是可想而知的。

不爽了就要发泄，这是人之常情，但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常情。

毫不夸张地说，只有最无能的人才会一碰到不高兴就要拿别的人或东西出气泄愤。很不凑巧，穴穗部王子正是这么一个不会调节自己情绪的主儿。

他的出气对象是三轮逆。

其实想想也能明白：池边王子已经成了大王，惹不起；炊屋姬整日躲在深宫，惹不到；苏我马子位高权重还挺厉害，不敢惹；物部守屋跟其他人等与自己没多少交集，惹不着；剩下的，就只有那天跟自己直接抗衡过的三轮逆了，更何况在敏达天皇死后，这家伙就成了没有靠山的软柿子，惹起来也容易。

故而在闯宫事件没几天之后，穴穗部王子便找到了物部守屋和苏我马子，表示那天三轮逆虽说是为主挡驾，但在那过程中出言不逊，有辱骂王室的言辞，实属大逆不道，应该杀之以宣王权之威武。

要说苏我马子到底是念了几天佛的人，还算天良未泯，尽管当年跟三轮逆有过节，但此时一听这话当场就急了，说你小子自己图谋不轨被人拒之门外，现在难道还想报复不成？

但物部守屋却非常不是东西地坚定站在了穴穗部王子的那一边，表示这个三轮逆确实不是东西，自己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这次居然还敢忤逆王子，杀，实在该杀。

争论的最终结果是苏我马子不得不让步。一来穴穗部王子坚持要杀，态度强硬且边上有物部守屋帮着；二来马子之所以开始的时候不赞同杀，纯粹是出于一种道义良心上的考虑，现在经过几个回合的争吵已经逐渐清醒了过来，感到像三轮逆这样的政敌显然是去死比较好。

就这样，穴穗部王子和物部守屋点起大军，旌旗林立地准备出发——物部家是掌管军事的，所以点个千把来人不成问题。

其中，王子本人也一身披挂，弯刀挎弓还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同时一脸的杀气：“本王定要拿住那该死的三轮逆，然后亲手一箭射穿他的头颅！”

本来并不打算蹚浑水的苏我马子一听这话，顿时心中就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连忙吩咐手下也给自己准备一匹马，他打算跟着一块儿去。

就这样，一行人又来到了炊屋姬的宫殿大门口，穴穗部王子耀武扬威地要前王后把人给交出来。

叫了几声没人应，王子大怒，下令攻门，同时自己也从马上跳了下来，将刀拔出了刀鞘，一副欲亲手斩杀三轮逆的架势。

苏我马子赶紧上前将其一把拉住：“殿下，不可。”

“立于上位者，怎可亲手杀人？如此和市井屠夫又有何异？”

凭良心讲，纵观历史，苏我马子这家伙绝对算不得好东西，但这句话，确实是老成持重的肺腑之言。

但穴穗部王子却并不听劝，不但不听劝，反而还扬起了手中的宝剑直指自己的舅舅：“你要是再敢阻拦，那就先杀了你。”

而物部守屋也非常是时候地跳出来帮腔：“这是讨逆，王子不身先士卒，怎么给将士做榜样？”

此话说得穴穗部王子心情万分舒畅，于是也不再跟马子多费口舌，在宫门被打破之后，便直接提着三尺长剑大步流星地带着军队一起杀了进去。当他再次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一样东西——三轮逆的项上人头。

看见此景，苏我马子只能哀叹一声：“这个国家离天下大乱的日子不远了。”

物部守屋听到了，当即狠狠地回了一句：“像你这种小臣懂个屁！”

苏我马子无话可说，因为在历史悠久的物部家族面前，他这一介渡来人之后确实显得微不足道。

而且现在的形势也早已严峻到了不再是斗嘴就能解决的地步了，如无意外，自己的外甥穴穗部王子从此便要和物部守屋混在一块儿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了，倭国的朝廷，便将彻底分为两派。

倭国的天下，真的要大乱了。

第七章  圣德太子与“冠位十二阶”

且说用明天皇继位之后，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好，经常发烧感冒，有时候还会吐血抽搐。

对此，苏我马子的态度是劝外甥赶紧信佛，他表示自己以前健康状况也不好，可自从信佛之后，吃饭倍儿香身体倍儿棒，佛教是个好东西。

当时用明天皇的身体已经极为衰弱了，请遍了名医巫师用遍了各种医术法术都不见效，于是便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心态，在公元587年的时候下了一道旨意，宣布从此之后倭国境内无论臣民都能自由信佛拜佛，不必再受任何拘束。

这道圣旨一下，最高兴的当然是苏我马子，他忙不迭地就牵头召集群臣，讨论在大和地区修建寺庙以及招募僧侣的事宜。

但当即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态度非常强硬。

此人正是物部守屋。

物部守屋依然坚持认为，倭国是神的国度，由本土八百万神明守护，绝不需要什么外国的佛祖，同时他还觉得，苏我马子是在假传圣旨，理由是大王现在病重，连话都说不利索，怎可能传出这样的旨意？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大王自己的意思，那也肯定是在苏我马子的人为操控下所犯的糊涂，当不得真。

于是两个人又吵了起来，一个说你欺君抗旨，一个说你假传圣旨，吵到最后苏我马子一甩袖子，表示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投票吧，看看群臣里支持你的多还是支持我的多，少数服从多数，这总没问题吧？

物部守屋点头同意，然后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开口道：“殿下，请您发表意见。”

他口里的殿下指的是穴穗部王子，此时用明天皇病卧榻上，朝中权贵里地位最高的就是穴穗部。物部守屋认为虽然历经前面两次无厘头事件，但穴穗部王子毕竟是王子，说难听点如果现在用明天皇翘辫子了，那么这位穴穗部王子仍然会是下一任王位的热门候选人。

这一点群臣都明白，所以只要他出来说一句话，那么大多数人为今后计，必然会随声附和。

然而奇怪的是，在物部守屋连喊数声殿下之后，这殿下却迟迟不曾现身，仔细扫视一番后才发现，原来穴穗部王子这一天根本就没在现场。

物部守屋很失落，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自打用明天皇继位，苏我马子在朝中的势力便不断开始扩大，现如今即便是物部家当大的自己，也已经不再是苏我家的对手了，要想在此扳回一局，那么能够依靠的，唯有最有可能继承用明天皇王位的穴穗部王子。

所以他便提议，说事关重大，一定要穴穗部王子殿下在场才能讨论，现如今殿下不在，我们要不暂时休会，把王子先请来了再说？

这话刚一出口，苏我马子就点头了：“行，那就让人去请吧。”

说来也巧，人还没来得及派出去，穴穗部王子便出现了。

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确切地说，是跟着一个光头和尚。

此人名叫丰国法师，是出生在丰前国（福冈县）或是丰后国（大分县）一带的僧人。

“大师，快点这边请。”穴穗部王子显得相当殷勤，“这是苏我大人，见过之后，就赶紧去为大王诵经祈福吧！”

顿时，全场都愣住了。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穴穗部王子被苏我马子拉拢了。

其实物部守屋想到的，苏我马子全都想到了，早在用明天皇病情还未如此沉重的时候，他就跟穴穗部扯上了线，承诺如果用明天皇这次没挺过去死得早了，那么下一任大王，可以是你。

穴穗部王子的人生目标就是当大王然后将嫂子弄到手，除此之外基本没有什么追求，所以一听说王位有希望了，自然是欣喜万分，当场就作出了承诺：“苏我大人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只要本王能做到，定然万死不辞！”

于是这两人就这么成了搭档，一个鼓动用明天皇允许传播佛教，一个则亲自去找来了得道高僧，一块儿联手把物部守屋给彻底地坑了一回。

这下守屋就不光是“失落”了，他呆呆地看着穴穗部王子跟苏我马子以及那个光头和尚，就差冲着三人迎面一口鲜血喷上去。

就这样，关于在倭国传播佛教一事，便算尘埃落定了，而盛怒之下的物部守屋则离开了大和，回了老家河内国（大阪府东部）。

然而，尽管在大和地区建造起了数座寺庙和佛塔，王宫里也日日都有僧侣念经，但这些却终究没能挽救用明天皇的性命，当年五月，这位年轻的大王因病医治无效，过早地离开了倭国的众臣民们。

听到这个消息后，穴穗部王子高兴得不能自已，因为他觉得这下王位终于该轮着自己来坐了。

事实上似乎也正是如此，就在用明天皇死后没几天，苏我马子便派来了使者，口口声声称的是大王，表示经过以苏我大人为首的群臣商议，决定由您来继承大统，统领这倭国江山。

穴穗部王子当场就重重赏了来使，同时下令手下立刻收拾一下，这就准备去王宫登基。

但特使却表示先别那么急着走，毕竟这是大事，怎么着也该好好地、慢慢地准备一下。

穴穗部王子觉得言之有理，便挑出了精干的手下着手准备各种事务，同时在这天晚上，他在住处摆下了筵席，盛情款待了那位特使。

是夜，王子正待入睡，突然就听得外面嘈杂一片，走出去一看，外面人马无数，火把林立，照得周围如白昼一般，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一片喊杀声，他们要杀的，自然是这屋子的主人——穴穗部王子。

王子很害怕也很莫名，他努力回想自己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居然招来如此大恨，但想了半天也没得出个所以然，于是只能挺身而出振臂一呼：“我是倭国的大王，你们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一定能帮你们解决的！”

回应他的，是一片粗鲁的谩骂。还有诸如“我等奉苏我大人之命，特来为国除害”等话语。

苏我大人很显然指的是苏我马子。

难道，是我舅舅派人来杀我？

王子更加疑惑了。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苏我马子永远是一副堆满笑容的形象，即便是挨了物部家的欺负，也最多是哀怨一番。说白了，他就是一个软弱的家伙。

这样的一个人，骂骂人还成，至于兴兵动刀杀人放火，在穴穗部王子看来，是不太可能的。

但实际上显然并非如此，或者说，事实上恰恰相反。

苏我马子属于那种心黑手辣之类，在不得势的时候，绝不吃眼前亏，一旦得了势，那就一定会一手遮天，且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现在他要除掉的，正是穴穗部王子。

至于理由，那当然是因为你穴穗部跟苏我马子有仇，早些时候又是伙同物部守屋来回给马子添堵，又是要霸占马子的亲外甥女炊屋姬，论哪条都该他死。

火光中，闪出了苏我马子的身影：“穴穗部王子殿下，我等奉诏前来讨伐，你最好乖乖束手就擒，切莫尴尬了自己！”

奉诏，奉谁的诏？穴穗部王子很莫名：难道新天皇已经选好了？不是自己？

其实新天皇虽说确实肯定穴穗部，但却也尚未诞生，苏我马子纯粹是吓唬吓唬他，但不管怎么说这招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穴穗部王子身边的众守卫一听到奉诏二字，立刻纷纷放下武器表示投降，更有甚者则干脆抱着革命不分早晚的心态倒戈一击。几乎在瞬间，穴穗部王子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

于是这位王子终于明白此时此刻自己所处的境地，同时也明白了在那之前苏我马子说拥戴自己为王那纯粹是为了消除自己的戒心，以防自己在知道真相后联手物部守屋狗急跳墙。

但是，他知道得太晚了。

随着苏我马子的一声令下，数百名士兵一拥而上，呐喊着举起了手中的大刀和长枪……

穴穗部王子死后，苏我马子乾纲独断，率领群臣推举了钦明天皇的第十二王子泊濑部王子为君，史称崇峻天皇。

与此同时，正在老家过自己小日子的物部守屋也收到了这条消息，他明白，这下一个便该轮着自己了。

正所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守屋决定，要做一个强者。

他点起了手下所有可用之兵，并造起了一座名为稻城的坚固城池，打算以此为据点进行长期抗衡。

而苏我马子也毫不含糊地点起了大军朝着河内奔杀了过去，三四天后，双方便在稻城之下展开了第一场会战，虽然苏我家人多势众，可毕竟远道而来，被准备充足的物部家打了个措手不及；之后，两家人又进行了两次战斗，苏我家的攻势均被打退，不得已在稻城外数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以伺战机。

由于物部家确实是兵强马壮，战斗指数极高，以至于屡战屡败的苏我军开始普遍产生了厌战甚至是恐战的情绪，士气也日益低落，所以在第三次被击败后的当天晚上，作为总指挥的苏我马子亲自带人扛着美酒巡视各营，以鼓励士兵卖命作战。

随行的有几个王子，比如敏达天皇的儿子竹田王子以及彦人王子等等。

然而一帮人走了没几步，苏我马子突然就停住了：“厩户王子呢？他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啊？”

厩户王子是用明天皇的儿子，他母亲叫穴穗部间人王女，是钦明天皇和小姐君的女儿，后嫁给大王为妃，小姐君是苏我稻目的女儿，所以这辈分要是这么算下来的话，那么这王子就应该是苏我马子的舅孙子。

还有一种算法就是厩户王子后来有个老婆叫刀自古郎女，她是苏我马子的女儿，要按这种算法的话，那么王子得称马子一声爹了。

当年日本贵族之间的人际关系挺乱的，想要彻底弄明白谁该叫谁什么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搞清楚谁是谁就行了。

话再说回战场，且说厩户王子这一年才十三岁，小小年纪便披挂上阵，所以舅公马子特别疼他，凡事总要牵挂着一两分。

只是厩户王子性格有些怪，似乎是不太合群。自开战以来，每天只要一到晚上，他就会一个人在自己营帐门口的火堆旁坐着，有时候一直坐到天亮，也不知道都在干些什么。恐怕这会儿，应该也正和往常一样，在坐着烤火。

苏我马子叹了一口气，表示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去叫他。

当他来到厩户王子的营帐前，果不其然地看到王子正在火堆旁，手里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

走近了一看才发现是一把小刀和一块木头。

厩户王子正在雕着什么，且非常用心，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舅公正在靠近。

苏我马子站了很久，终于忍不住开了口：“王子，您在刻什么？”

“四天王。”王子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您会刻佛？”苏我马子很惊讶。

在当时的日本人概念里，四大天王也是佛的一种。

“曾经有缘，拜会过佛像。”王子依然是埋着头。

“战阵之中，刻佛又有何用？”苏我马子伪教徒的秉性不由得开始暴露了。

“刻完之后，我会对佛像祈祷。”

“祈祷什么？”

“我方如若能胜，那我必然用下半生一心侍奉佛祖，并在倭国大地上用心传播佛教。”

厩户王子还是低着头在那里用尽力气一刀一刀地刻着。渐渐地，那块木头上出现了模糊的五官面容以及四肢躯体，再渐渐地，这模糊的一切开始变得清晰了起来。

而慢慢地，这清晰的佛像又成了模糊的一片。

那是苏我马子的眼泪。

虽然苏我家父子两代人引进佛教的目的，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但毕竟两人也曾经都是读过佛经也拜过佛祖的人，要是撇开一切不谈，真的让他们在神道教和佛教中间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信仰，那么这两人选的也必然是佛教。

用一句比较滥俗的台词来解释，就是在长期打着佛教幌子宣传佛教的过程中，苏我马子本身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潜移默化中信上了佛祖。

所以当他看到一心刻佛的厩户王子，便自然而然地被感动了。

“王子如此诚心，定会得佛祖庇护，我们此战必胜！”

“嗯！”厩户王子终于抬起了头，满脸的笑容。

他就是后来的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基本类似于中国的秦皇周公，属于那种开创了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此人生于公元574年，话说在他出生的当天，母亲穴穗部间人王女正在庭院中散步，突然间就感到腹部阵阵剧痛，知情不妙的她立刻疾步往产房方向奔去，但可怜的是才走了一半的路便羊水破裂倒地不起，等到侍女奴仆闻讯赶来，孩子早就呱呱坠地，且都已经哭了好一会儿了。

万幸的是神灵保佑母子平安，而且巧合的是，穴穗部间人王女生下孩子的地点，正好是在马厩边上，于是这孩子便以地取名，称厩户王子。

厩户王子自幼便表现出了聪明过人的一面，不到十岁，他就能同时和三十多人一起谈话，而且绝对不会弄乱顺序，甚至和谁在一起谈了些什么之类的事情都能牢牢记在脑中，所以在当时就有民间传闻，称这个王子不是凡人，很有可能是观世音菩萨下凡转世。

总之就是个神童，非常有前途的神童。这次打仗，据说也是他主动请缨，要求上战场跟有灭佛之仇的物部守屋刀枪相见，因为态度坚定，所以苏我马子也拗不过，只得带他一起扛着家伙出了门。

说来也巧，在厩户王子手上的那四尊佛像刻完之后，正好到了苏我军的反攻时节，本来人数就不多的物部家最终没能扛住，被彻底击溃，总大将物部守屋也被厩户王子手下侍卫迹见赤檮一刀砍死，物部一族的人亦多被杀死，幸存下来的则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就此，这一名声显赫的超级豪族便消失在了日本的历史长河之中。

物部家灭亡后，领地和奴隶大多都归了苏我马子所有。

对于这场大胜利，马子将主要功劳都归于佛祖，所以战后不久，他便在倭国各地大兴土木造庙建寺，将佛教发扬光大，以便普度众生。同时，马子也没忘了个人志向，因为物部家倒台，所以苏我家在朝廷里更加无可撼动，而苏我马子更是成了集天下几乎所有大权于一身的重臣，势力远超当年的物部家，即便是崇峻天皇，看到马子也得让他三分。

所以崇峻天皇不高兴了，他认为自己才是倭国的大王，凭什么要让苏我马子坐大？只是要论实力的话他又不是人家的对手，看着马子一天天的骄横跋扈，再看看自己越长大越孤单，崇峻天皇的愤怒之情终于按捺不住了。

然而，相当遗憾的是，这位大王泄愤的方式，仅限于过嘴瘾。

话说公元592年的秋天，有猎人猎杀到了一头罕见的野猪，据说这头猪的身材极为庞大，已经到了足够全村吃半年的地步，故而一时间众猎户皆视之为神兽，不敢私吞独享，而是将其献给了伟大领袖崇峻天皇。

当崇峻天皇在一干人等的陪同下前来观摩肥猪赛大象这一奇观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这位年轻的大王突然从腰间“噌”的一声抽出了护身短刀，然后一跃而起跳到了猪尸上，一手抓住野猪的獠牙，一手举刀对着猪眼睛就是一阵猛刺。

一边刺一边还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捅死你，捅死你，老子捅死你！”

手下一看这情形还以为是大王犯了魔怔，连忙围上前去夺下刀子，再把人从猪身上给拖了下来，并纷纷劝道，大王这猪已经死了，您不用捅也已经死了，所以您就淡定点别瞎忙活了。

在大家的抚慰下，激动不已的崇峻天皇才又渐渐恢复了平静。

接着，他仰天长号了一声道：“什么时候，寡人才能像捅死这头野猪一样，把寡人所痛恨的那个畜生给活活捅死啊！”

众人一看这哥们儿似乎又要犯病，连忙再劝，说大王这猪本来就是死的，不是您捅死的，您千万别太激动，激动伤身。

劝着劝着，突然都心里咯噔了一下。

因为大伙觉得，崇峻天皇话中有话。

很快，此事被传到了那天并不在场的苏我马子耳朵里。

马子是个聪明人，他当然明白崇峻天皇想要像捅死野猪一般捅死的那个畜生到底是谁。

他决定先行动手。

这一年十一月，苏我马子上奏崇峻天皇，说关东地区有人感大王圣德，特地献上特级绸缎一批，并且还自费弄了一个类似于献宝大会一样的活动来宴请群臣，希望大王也能赏个脸，到时候出席一下。

崇峻天皇并未多想便同意了。毕竟在那个年代，国王虽然是神的代言人，可还不算太过脱离群众，更何况又有野猪的先例，让他坚信不疑这只是一次单纯的献宝活动。

到了活动当天，崇峻天皇带着为数不多的几个侍卫走进了活动现场，随后，他并没有看见传说中的特级绸缎，迎面走来的，是一队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武士，为首的那个崇峻天皇见过，他叫东汉驹（又名东汉直驹），是苏我马子的部下。

东汉驹是来干吗的，不说大家都知道。

崇峻天皇最后的下场其实也不必多说，是人都知道想必是相当悲惨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一句这么好的丝绸，便被扑面而来的东汉驹给白刀进红刀出地当胸透了一个窟窿。

其实这事说大也不大，因为这位大王讲到底不过是苏我马子扶植的一个傀儡而已，活着当木偶，玩坏了就再换一个，仅此罢了。

关键是这位东汉驹。

东汉驹，姓东汉，名驹。名是父母取的，叫什么都不新鲜，所以我们忽略不计，单单来聊聊这个姓。

作为一个会中文的中国人，看到东汉二字，首先想到的八成是由光武帝刘秀于两千年前建立的那个王朝，因定都于洛阳，所以称之为东汉，与高祖刘邦建立的那个西汉相区别。

事实上，东汉这个姓，正是和东汉王朝有关。

话说当年东汉献帝刘协禅位于曹魏高祖皇帝曹丕之后，东汉便宣告灭亡，而刘协本人虽说是被封了山阳公留了一条命，可他的后人们因为怕魏国朝廷日后旧账重提引来杀身之祸，纷纷选择了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其中有一族人，先是逃去了朝鲜，又跑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的那群人里为首的叫阿智王，这个称呼和秦家弓月君的那个通融王属于一个性质，或许是封王或许就是本名，反正谁也搞不明白。但不管是阿智王还是阿智大王，这拨人都改了一个统一的姓——东汉，这是为了表明自己不忘祖宗。

东汉氏和秦氏后来在日本历史上被誉为“渡来人之双璧”。

此姓和秦氏一样，杰出的后人也有许多，比如实际上的日本第一位征夷大将军（不是幕府将军）坂上田村麻吕，再比如战国时代著名武将，人称独眼龙的伊达政宗的正室夫人田村御前，都是东汉氏的传人。

在此想多一句嘴的是，虽然古代从中国移民到日本的人确实非常多，而那些移民里功成名就的也不在少数，但严格说来，当这些人离开中国定居日本并结婚生子之后，他们便和东土中原脱离了关系，尤其是子孙后代，那更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话题似乎又扯远了，总之，这次在日本史上被判定为“史上唯一一例能够确定为由臣下暗杀天皇”的事件，其本质说白了就是汉献帝的后代跑日本去把日本的国王给捅死了。

所以说，同一件事情换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就会变得很有趣。

再说那崇峻天皇死后的第二年（公元593年），在苏我马子的一手安排下，又一位新大王被扶上了宝座。

此人的上台让众人大跌眼镜，因为她不是别人，正是炊屋姬，日本史上第一位拥有天皇名号的女性——推古天皇。

虽然几百年前就有卑弥呼和一与这两位女王的先例，但那怎么说也是遥远的古代，而且那两位怎么说也是一代巫女，法力通天，可现如今要再立一个除了长得漂亮就看似一无所长的女王，恐怕实在有些莫名其妙。

但苏我马子这么做当然有他的道理：首先炊屋姬是自己的外甥女，跟自己关系又非常好；其次炊屋姬是个比较清心寡欲的女人，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所以掌控起来比较方便。

当然，苏我马子心里明白，自己作为一介相对于王族而言的外人，若是如此把持朝政大包大揽的话，不但明面上不好看，背地里也必然会招致其他人的记恨。虽说目前自己权威无边，可保不齐哪天脚底一滑就跌了下来，然后遭千人骑万人跨死无葬身之地；抑或是哪天上朝迎面就碰上一个热血之士二话不说上来一刀为国除害，那岂不是就全完了？

为了防止各种因权势过大而引发的不测，马子决定另立一个摄政，由王族中人担任，名义上是和自己一起帮助女王处理政务，但实际上也就是个幌子，用来堵群臣之口而已。

所以这个幌子的人选就很有讲究了：既不能太过弱智，不然一看就知你在装傻，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又不能老成谋国神机妙算，否则被他这么三算两算不得把自己算完蛋了。这个所谓的摄政，既要跟苏我马子关系近，又要有相当高的名望，还必须得如孙悟空一般怎么翻腾都翻不出马子如来的手掌心。

选来选去，这样的人当时有且只有一个，那便是厩户王子。

这孩子聪明过人，前面说过；无论在朝中还是民间都有相当的威望，人称观音再世，前面也说过；而且又是苏我马子的舅孙子，同时，这一年他不过十八岁，不管怎么聪明怎么有人气，跟时年四十一岁的苏我马子相比，显然是太嫩了些。

所以，在推古天皇登基之后没几天，便在苏我马子的授意下发了一道旨意，任命厩户王子为摄政。

数日后，又下旨一道，加封王子为太子，也就是王位的继承人。

这主要是苏我马子为了向世间表明自己是真心实意要让厩户王子来当一个实实在在的摄政而非自己的操线木偶的一种手段，可对于厩户王子来讲，这却是一个让自己能够大展宏图，真正实现志向的机遇。

在成为摄政之后的当年（公元593年），厩户王子便实现了当年在对物部家战争中的誓言，他为了感谢保佑自己战胜敌人的四天王，在摄津国的难波（今大阪府）造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并取名为四天王寺，简称天王寺，这座庙虽说在后世历尽各种灾难，大修重建了N次，但终究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建筑风格则近乎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飞鸟时代的模样。

在造完四天王寺之后，厩户王子便以摄政的身份发布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条政令——佛教兴隆诏（署名自然是推古天皇）。

该政令名如其文，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宣传佛教，同时，厩户王子甚至还在海外放出了风声，表示欢迎一切有佛教背景的外国友人渡来倭国移民，待遇一律从优。

就在政策出台的当年，便从高句丽来了一位自称是得道高僧，法名叫慧慈的和尚，此人仙风道骨且谈吐之间颇有红尘参透的佛性，让厩户王子倾心不已，当即就拜对方做了老师，整天也不干别的事情，就是讨论佛法佛经，讨论怎么造寺庙。

对此，苏我马子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但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

其实每次慧慈来给厩户王子上佛法课，往往前面四分之一时间说的确实是佛法，可后面的四分之三就会完全偏题，主要谈论的，是大隋的一些事。

这会儿的中华大地已经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在公元581年由隋文帝杨坚完成南北统一，建立了隋朝。

隋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王朝，如果纵向比较的话，它可谓是三皇五帝以来泱泱中华土地上最为强盛的朝代，要是横向比较的话，称一声当时世界第一也毫不为过，尤其是和倭国相比，那更是让其望尘莫及。

这也是厩户王子迫切地要求知道发生在这个王朝里的一切事物的原因——古往今来的日本人对于比自己更厉害的事物总有着天生的兴趣。

只不过那个高句丽和尚慧慈自己也是个半吊子，虽说他自称踏上过几次隋朝大地学过几次东土佛法，但关于一些详细的事情比如隋朝的官制、律法之类，也只是一知半解，但此时此刻身为国师的慧慈又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说贫僧其实只会念经不懂其他，于是便只能拼了老命地搜肠刮肚，仔细回忆任何自己曾经接触到的关于隋朝的事物，但每次想了半天也就只能想起一星半点，好在厩户王子似乎并不计较信息量的多寡，只是跟小孩子听三百六十五夜故事一样，要慧慈有多少说多少，每天说一点。闹到最后慧慈自己也有点纳闷，因为他实在闹不明白这大隋的事情有什么好了解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要知道对方的情报动向倒也情有可原，但偏偏这位厩户王子每次问的不是条条框框就是点点滴滴，比如大隋的朝廷有多少当官的啦，在大隋偷一只老母鸡要判几年啦之类。

你不是爱佛法吗？管人家偷鸡作甚？

有一天慧慈实在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困惑，于是便开口问了厩户王子。

而王子的答案却让他颇感意外。

“我要以大隋的官制和法律为基础，制定一部我们倭国自己的制度和律法。”

“但是……”慧慈一脸惊惶。他本来想说的是您虽贵为王子、太子，甚至还是摄政，可到底不过是苏我马子用来当幌子的傀儡，制定官制律法这种大事，恐怕很难一个人说了算的。但想想这话实在有些伤人，故而虽然开了口但终究还是没把话续下去。

而厩户王子却毫不在意地摆出了一副笑脸：“如果老师您有空担心苏我马子，那还不如多教我点大隋朝的法律条文呢。”

慧慈尽管不知王子的这一份自信从何而来，但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些年经过两人的多次接触，眼前的这家伙天资聪慧不说，平日里为人处世也颇有手腕，或许真有办法对付苏我马子呢，更何况为国家定制度本身也算好事，自己又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

于是他将手头佛经一放，又继续开始跟厩户王子说起在大隋偷一只鸡该怎么判，摸一条狗得怎么罚。

就这样在两人鼓捣了七八年后，厩户王子的第一个研究成果终于在公元603年新鲜出炉了。

此物的学名叫做“冠位十二阶”。

所谓冠位，其实就是官位，这东西说白了就是厩户王子制定的一个官制，把全倭国的统治阶级分成了十二个级别。

而具体的分法是参照了六个中国字，从高到低依次是：德、仁、礼、信、义、智。

每个字分大小两级，即最高位为大德，最低位为小智。

较之智力而更重品德，非常明显，厩户王子在钻研佛法的同时，也绝没少看儒家的读物。

其中，象征着最高的大德和小德官员，分别佩戴深紫色与浅紫色的冠帽以及身着与冠同色的衣服。之所以最高位要用紫色，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日本，紫色的染料非常罕见。

至于各级官员如何能从小智变成大德，厩户王子也在制度里写得非常明白——每隔数年根据各人的政绩进行考评，考评成绩优良的，一律晋升。

在这套制度之前，倭国一律采取的是一个叫氏姓制度的世袭制，简单说来就如同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只要你出身好，便能身居高位，贵族的儿子永远是贵族，奴隶的儿子下辈子还是奴隶，而且对于贵族的划分还特别细——即便是贵族之间也有大小之别，小贵族无论怎样拼命，也不可能成为大贵族，不但这辈子不可能，即便是子子孙孙，也永远都没有打破自己家世的希望。

但在厩户王子制定的新制度里，虽说尚未进步到能让奴隶当贵族，但至少大小贵族之间的那道天堑已经在理论上不复存在了，但凡是个官儿，哪怕弼马温，只要努力了，做出成绩了，也能成为齐天大圣。

当然，仅仅是理论上。

实际上，这套冠位十二阶从出台到厩户王子离开人世的几十年里，真正依靠自己卓越功绩实现数级连跳，被破格提拔过的，有且只有一人，此人是谁，我们待会儿就会提到。

除了那人之外，其余的倭国官员，依然都是照着原样，弼马温还是弼马温，吃得再胖也永远都当不了天蓬元帅。

厩户王子这个人，既然在后世能够被称之为圣德太子，那么就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口头派，即便说不上有多么圣德，至少也该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可现如今他却堂而皇之地弄了一套表面文章，光说不做，这又是为什么？

是他根本就不想做？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做不了？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先得弄明白的是，厩户王子为何要制定冠位十二阶，说得再透彻点，就是为何要进行这场改革？

其实对于厩户王子而言，所谓的制度改革，不过是一种手段，而他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倭国变得强大。

至于到底要变得多强大，那自然也是明摆着的——要与一水相隔的隋王朝并驾齐驱。

这也就是为何他挖空心思要知道隋朝的一切的最大原因：先了解对手，再学习对手，最后超越对手。

但是，正如古往今来一切改革一般，这种事情，势必会引起反对，遭到阻碍，而站在厩户王子对面的反对派，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舅公苏我马子。

早在佛教传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过，苏我家绝非是什么开明的改革派，他们引入佛教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借宗教的手段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现在他们得到了一切自己想要得到的，于是自然而然地不会再容许任何让自己利益受损的情况出现，厩户王子提出的这套冠位十二阶一旦付诸实行，那么很显然苏我家的地位便不再会长久，别看今天蹦得欢，明天很有可能就直接从大德掉到小智。

苏我马子要是真能让这套东西推行下去，那他就是弱智。

其实也别说推行了，就算颁布都不行。

但是，这个他还真做不了主。

因为厩户王子这边有一个强力的援军，那便是推古天皇。

炊屋姬虽然是个清心寡欲的女人，但并不代表她没智商，事实上往往越是清心寡欲的人越是心如明镜，而那些利欲熏心的人倒常常都是傻子的代表。

炊屋姬很清楚她的那位舅舅大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实际上她在当政期间，也不止一次地跟苏我马子唱过反调，可跟上一任崇峻天皇不同的是，这个女人即便是唱反调，也唱得相当有水准。

例如曾经有一次苏我马子看中了一块王室的领地，便不拿自己当外人地跑去找外甥女伸手讨要，然后理所当然地被推古天皇给拒绝了，马子的脸色立马变得难看了起来。

眼瞅着一场暴雨兴许就要来临，女王连忙换上了一副迷人的笑容，说道：“虽然您是我的舅舅，但正因为如此，这王家的领地才不能送给您，因为若是我不分公私地把土地给了您，那么千百年后，您可想过人们会怎么评价我吗？而在评价我的同时，您又想过他们会怎样评价您吗？”

因为苏我马子显然还没达到“只贪眼前物，不计身后评”的境界，故而连忙表示，自己纯属一时脑热，这地女王陛下您可千万别送我，您要送我我当真跟您急。

而这次的冠位十二阶，也正是在推古天皇的大力支持下才能得见天日的，苏我马子虽然心中有两万分的不爽，可事到如今想要把这部官制抹杀掉是肯定不可能的了，他唯独能做的，就只有从中作梗——不是要做考评吗？老子身为倭国首席大臣，自然是考评的主考官，这些官员谁该升迁还不是老子说了算吗？

这么一来，那部冠位十二阶，也只能非常遗憾地成为了一部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制度。

然而，巨大的阻力并未阻止厩户王子改革的步伐，就在冠位十二阶颁布的第二年（公元604年），他的第二个研究成果也被摆上了台面——“宪法十七条”。

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法律。当然，仍旧和中国脱不了关系。

这部总共拥有十七款条文的律法全部由汉字写成，同时大量借鉴了隋朝的同类作品，此外，整部宪法里还充斥着儒家思想。

比如开篇第一条就是八个字：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典出《论语》，“礼之用，和为贵。”

除了这种光明正大的拿来主义外，还有第三条：有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把国王的政治地位用文字的方式拔高到无上的地位。显然，是受了三纲五常的影响。

此外还有第四条：群卿百僚，以礼为本；第六条：惩恶劝善，古之良典；第九条：善恶成败，要在于信；第十二条：国非二君，民无二主。

具体的十七条因篇幅关系就不一一列出并讲解了，但从上述的几条随手拈来的例子中你便能发现，这部宪法的几乎每一条每一款，都充斥着儒家的学说气味，跟儒家有着些许的关联。

而制定这部律法的直接目的，则是为了在官位制度之后再确立一套政治制度，一套以倭国君主为核心，群臣百姓皆围绕它转悠的政治制度。

说句心里话，这还真的挺有儒家那君臣父子一套的模样。

同时，这律法不光是为了推古天皇考虑，更是为了厩户王子的未来着想——因为他是太子。

所以女王再次表示了大力支持的态度。

至于苏我马子那边，厩户王子也不是没考虑到，在宪法十七条里，第二条的内容是奉劝百官敬笃三宝，也就是要求大小官员都得敬重佛教。

这一条的出现在很多后世的学者看来，是因为厩户王子本人乃一介虔诚的佛教徒的缘故。

事实真是如此而已吗？厩户王子信佛这个不假，但这仅仅是他的个人宗教信仰，绝非政治信仰，这位圣德太子绝对不会到把两者搞混的地步。

其实想想也该明白，既然要把倭王捧到一个无上的境界，那显然就应该用神道教而非佛教的手段才对啊。毕竟倭王可是神道教中神的代言人，跑到佛教里就他那地位估计连净坛使者都赶不上。

事实上十七条宪法中的这第二条，纯粹是写给苏我马子一人看的，作用是给他一个台阶：你不是信佛么？你不是打算以佛谋政么？那就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空子，至于你能不能把握能不能钻，那就全凭你的本事了。

苏我马子虽然知道自己纵然本事再大也未必能抓住这种机会，但眼下失去了女王支持的自己，其实在厩户王子跟前是处于劣势的。

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跟“冠位十二阶”出台的时候一样，先假装一团和气以和为贵地承应下来，然后再事后慢慢地搞破坏。

就这样，这部《宪法十七条》在推古天皇、厩户王子以及苏我马子三人一致通过的状态下，被推广起来，并引起了倭国上下一片如海浪狂涛般的好评。

定完官制，写完宪法，厩户王子便顺理成章地开始了下一步计划——将眼光投向了西面。

当然，他并没有傻到以为有了官制跟律法，倭国便已经达到了隋朝的强大水平，所谓把目光投向西边，也仅仅是打算搞一次外交，其用意，说穿了就是摸摸底，毕竟迄今为止关于隋朝的事情不过都是道听途说，那地方真正的强大程度，还得亲眼去看一看，体验一回才行，顺便再掂量掂量统治着这个庞大帝国的君王，到底有几斤几两。

于是，继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倭王武的使者之后，阔别一百多年的倭国官方外交人员又将踏上中华大地，而厩户王子这位近乎神佛、拥有超强实力的家伙，也将隔海站在隋朝皇帝的跟前。

两国之间的外交大戏，又将拉开帷幕。

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彩剧目，因为这一回倭国人的对手，也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第八章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

公元607年7月3日，倭国使者抵达隋朝首都长安，受到了当朝皇帝的接见。

这次往来总体而言比较奇葩，无论主家来客还是会见的过程，都透着一股浓郁的奇异的气息。

主人家是隋朝的第二代，同时也是末代的皇帝——隋炀帝杨广。

此人在中国历史上那基本就是昏君和暴君的代名词，评价通常不外乎“人渣”“畜生”“禽兽”这样的字眼，虽说是情有可原，但也着实有失公正。

杨广这个人吧，不着调的事情确实干得比较多，但在不着调之余，他也同时具备了很多明君的品质：充满智慧，富有谋略，性格豪放并且大气。

在杨广一生所做出的无数政绩中，光是开创科举制度和修建运河这两条，就足以让他功垂千秋，但史学家在评价一个帝王的时候，似乎更喜欢着眼于一些阴暗面，或者说并不看重他积极的一面而更侧重于他的消极面，故而隋炀帝在历史上能遭此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试想，在天下纷乱四起，王朝统治岌岌可危的时候，一个并未像其他皇帝那样或惶惶不可终日，或寻死觅活要自绝于人民，而是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摸着脖子，然后微笑着说一句“好头颈，真不知该由何人砍断它”的家伙，怎么可能是泛泛之辈？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正因为是暴君，所以才是英雄；对自己统治结果感到后悔的，不过是昏君罢了。”

当然，说隋炀帝是英雄似乎又过了，虽然我不赞成死盯着阴暗不放，可同样也不应该忽视阴暗，所以对于杨广，似乎用“奇葩”二字来形容是最为贴切不过的了。

说完了主人再来说客人。

倭国派出的是一个使节团，总人数几十来号。带头的，是一个在冠位十二阶中身居大礼的家伙，名叫小野妹子。

值得一提的是，此人的性别为男。

这也正是他的第一个奇葩之处，事实上后来日本历史圈内还专门搞过一个研讨会，研究讨论一下如此一个大老爷们儿为何要起名叫“妹子”，但时至今日也没论出个结果来，已然成为了千古之谜。

第二个奇葩之处就是这个小野妹子真的非常可疑，身为一介男人，他不爱武装爱红装——几乎不怎么碰刀枪剑戟，而是对侍弄花花草草情有独钟，并且还玩出了很多花样，比如拿红花来配绿叶，用百合来装饰菊花等等，而经过他的那双灵巧的手，很多原本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花小草，倒也被搭配得有模有样，放在房间里让人看得心旷神怡，跟喝了蜜糖一般甜滋滋的。

这便是日本花道的由来。

在今天，小野妹子一般被认为是这一文化艺术的创始人。

使节团团长小野妹子这次来长安的主要目的，是递交一份由厩户王子以推古天皇的名义亲笔写就的国书。虽说他并没看过具体内容，但在出国之前，王子已经告诉了妹子，在这份书信里，除了客套话还是客套话，几乎没有任何干货，所以当杨广接过信封的那一瞬间，小野妹子也顿时如释重负，站在一旁摆出了一脸完成任务的轻松相。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那封国书隋炀帝才看了两秒不到，突然就脸色大变，一拍跟前的龙案，怒吼道：“混账东西！”

小野妹子的第一反应是浑身一震，一颗心被吊了起来。

难不成厩户王子坑了自己？表面上说信里都是客套话，但实际上却夹杂了私货？

可就算那样也不对啊，这隋炀帝才看了一眼就暴跳如雷，该不会开头第一句的问候语就是敏感词汇吧？

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妹子又惊又疑，但他知道自己这会儿再这么傻站着一言不发不但会给倭国丢脸，同时也会有触怒天威导致小命不保的危险，于是便硬着头皮强作镇定地问了一句：“皇帝陛下，这信中有何不妥？”

“拿给他，让他自己看！”隋炀帝把信往地上一甩。

在接过由边上太监递过来的国书之后，小野妹子立刻瞪圆了双眼仔仔细细地精读了一遍。

读完之后他才明白，原来厩户王子真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封信里确实除了客套话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于是妹子又将那充满着疑惑的圆圆的双眼转向了隋炀帝。

“难道你看不出你们家主子该死在何处吗？”

整个殿堂里一片寂静，小野妹子的眼神更是从疑惑变成了惊恐。他突然把目光落在了开头的第一行字上面。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日出处，也就是日出的地方，通俗讲就是东方，即倭国；日没处，显然说的就是位于西面的隋朝。

这句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倭国天子问候大隋天子。

难道……

“蕞尔小邦，敢称天子？”隋炀帝铁青着脸，“你们该不是想造反吧？”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自秦始皇时代起，在天朝上邦的中华帝国眼里，所谓的天子也就是皇帝，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有一个，其他的邻邦永远都是附属，可以称王，但决不允许称帝。

这叫做坚持只有一个皇帝绝不动摇，属基本国策。

现在倭国人公然提出一倭一隋，悍然挑战大隋皇朝的外交底线，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此事若是一开先例，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然而，隋炀帝在愤怒的同时却也有了一丝疑惑：这小小的倭国哪来那么大胆子，就敢在老子跟前称皇帝？难不成是疯了？而且还自称日出国，说老子是日落国。

虽然隋炀帝可以一声令下出兵伐倭，但不是现在。

眼下隋朝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针对北面高句丽的，因为那地方不但时常流露出诸多对大隋的不臣之心与不服之情，而且还四处骚扰百济和新罗以及辽东边境，直接对隋朝的国家领土产生了威胁。

所以隋炀帝一直憋着想给那帮不知好歹的家伙们一两下子，多年来都处于准备状态中。

也就是说，目前的隋朝除非腾出手来搞两线作战，不然根本就拿活蹦乱跳的倭国没辙。

而两线作战一般是国家外交的大忌，如无大事断不会这么弄。

当然，该情报早就被倭国方面给掌握了。

于是隋炀帝对厩户王子擅自为推古天皇加封天子称号一事的答复只能是：强压心头怒火，表示这次看在你们是未开化蛮邦的情况下就饶你们一回。朕亲自修书一封，你拿去给你们倭王看，以后切莫再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不然就别怪刀枪无眼了。

不过，虽说这次你们把朕给惹毛了，但大隋和倭国之间友好总归是主流，所以这次我们大隋方面也会派出一名专使和你一同去倭国，会见一下倭王，以增进两国感情。

小野妹子一听连忙跪下磕头谢恩。

使者的名字叫裴世清，时任鸿胪卿掌客，其实就是专门负责外交接待的高官。

不管怎么说，该交的国书已经递交了，该拿的回文虽然还没写好但也肯定能拿着，而且对方连回访的使者都已经安排妥当，故而这次出国访问，至少从表面上看，算是功德圆满了。但实际上小野妹子明白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不过此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冲杨广行了个大礼，转身结束了这次会见。

看着告辞离去的小野妹子，隋炀帝只是轻蔑一笑：“不知天高地厚，也想妄称九五。”

在他看来，倭国之所以自称天子，不过是纯属想威风一下的冲动之举。他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日本人又不傻，怎么可能因一时的激情而跑长安去踩中国人的底线过嘴瘾？

自称天子，那绝对是蓄谋已久的事，而且少说也是数代倭国统治者代代相传的一个心愿。换言之，这步很大的棋至少也盘算了百多年。

回顾之前南北朝倭五王的那段，之前就说过，自打从刘宋那里得到了都督南部朝鲜半岛诸国军事权的名分之后，倭国对中国的外交方针就开始发生了相当微妙的变化。在此之前主要是来朝贡，在那之后则每次来都必定有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办事来的。

请不要忽略这种变化。

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方老大，你有一群马仔，平日里他们都会很守规矩地隔三岔五给你上贡，或真金白银或名烟名酒。

但突然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不再送东西了，这家伙即使是上门找你，那也只是除了一张嘴什么都不带，而且每次的话题都相当正经，不是一脸严肃地跟你汇报这个月你的另一个马仔A挡了他的财路，就是浑身杀气地告诉你下个月他准备吞了另一个马仔B的堂口。

这说明什么？很明显，这说明这厮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做你的马仔了，他打算跟你平起平坐，也做一个老大。

同理可证，倭国外交方针的变化，说明他们对中华朝廷的外交政策，已经从原来的藩属对宗主国的讨好渐渐演变成为了对等的国与国邦交，至少在态度上是这样的。

当年的中华帝国，对于倭国来说，确实是至高无上的，而数百年过后，随着日本自身的不断强大，对中国国情的不断深入了解，原先笼罩在对方身上的那圈光环也越发暗淡，而且日本人自己也不愿意总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他们想寻求的，其实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对等外交，也就是想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兄弟，中国是兄，日本是弟。

其实这个想法平心而论并没有错，首先双方同文同种且一衣带水，称一声兄弟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其次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本来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那种卑尊屈膝地谄媚对方是慈父亲爹又把自己贬为儿皇帝的攀亲做法，哪还能算得上是“友好”？

这就跟人与人相处是一个道理，能够把你当兄弟看待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一个天天称你干爹或是要你认他做干爹的人，你会把他当成朋友吗？你敢把他当朋友吗？

于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一句，厩户王子的那封将推古天皇称为天子的国书，绝对不是对中国的无礼之举，它最多是反映了当时倭国人或者说厩户王子本人想要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不输给对岸中华帝国的强盛大国的期望罢了，这种想法当然没有任何过错，故而所谓的沙文主义肾上激素也完全不必在此爆发。

虽然隋炀帝并不打算跟倭国做兄弟。

数日后，小野妹子再次进了王宫，并且收到了杨广亲笔写好的回信。

回到驿馆，他偷偷将其打开，想看看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

结果才看了一眼，妹子就傻了。

因为在这封回信里，第一行第一句是这样写的：“皇帝告倭王”。

皇帝，当然是杨广；倭王，则是推古天皇。

完全一副居高临下的亲爹姿态。

此外，该信通篇的格式，也严格遵照了中国历来皇帝写给诸侯文书的格式，同时文中措辞比较激烈且态度相当强硬，大有一副倭国国王欠他多还他少的架势。

心知坏了菜的小野妹子一连几宿都没睡好，绞尽脑汁在那里想对策。但不管他怎么想，都没能得出个所以然来。

这一年八月，在隋朝使节团陪同下，小野妹子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使节团的团长是裴世清，之前已经提过了。

裴世清跟杨广完全不是一类人，这家伙比较乐善好施，跟谁都能走得近，跟谁都能自来熟。估计也正是因为这样，皇帝才会安排他做外交官接待那些小邦附庸的使臣们。

一行人于当月末抵达了倭国首都飞鸟，然后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据说那天厩户王子先是派出了两百名骑兵打头，出城数十里前来迎接，然后一路上设置仪仗队，敲锣打鼓地欢迎大隋使者来倭。

当队伍抵达王城正门，早已等候多时的厩户王子身着紫色绫罗，率百官行汉礼，一字排开地前来恭迎。裴世清一看这阵势，也连忙下了车驾，走上前去行礼答复。

两人见面，厩户王子似乎显得特别高兴，一边作揖一边就说：“听说大隋在我倭国西方，乃名扬四海的礼仪之国，而我倭国乃一介蛮夷，偏居海隅，不识礼仪，孤陋寡闻，以至久不相见。今贵客远来，特意清扫道路，装饰馆会，以待大使，希望听到来自泱泱大国的文明教化。”

虽说这话听着就知道是客套，但厩户王子的演技相当不错，一副“远方的亲人啊我总算把你盼来了”的腔调。

而那边的裴世清毫不示弱，也非常淡定地吐出了一套官话：“我大隋皇帝的威德与天同高，恩泽遍流四海，并以王道开化诸邦，故特地派遣我来你这里宣旨传谕，递交国书。”

两人一番空对空之后，厩户王子表示这八月的艳阳天热得很，我们家大王早已准备好了国宴，要不进去边吃边聊？

于是一帮人便在王子的带领下，来到了宫殿之内。

虽说是倭国的国宴，但无论是用的锅碗瓢盆还是席间侍者们的穿着打扮，都是百分百地从中国学过来的，尤其是锅碗瓢盆，几乎就是清一色地原装进口，这让裴世清充分感到了一股清爽的家乡气息。

此外，最让他中意的，则是摆在自己面前的餐具——筷子一双，勺子一把。

陪同在座的倭国君臣们，也使用着同样的家伙。

这就表明至少从那时候起，日本的上流社会就已经普遍把筷子当成了日常吃饭的工具了。

国宴过后，裴世清与推古天皇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亲切交流，双方你来我往地将客套话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虽说陪同在旁的厩户王子心中不时会掠过一丝疑惑：说好的国书呢？

而裴世清似乎是看出对方在想什么，所以在跟美丽的女王欢声笑语的同时也不忘顺道一提：“这次我大隋的皇上有亲笔国书一封，特地要我呈给殿下。”

推古天皇点点头，说那你就呈上来吧。

裴世清摇摇头：“国书交给了小野大人，应该在他手上。”

然而小野妹子这时候并不在场，其实他连国宴都没参加，目送隋朝使节团进了王城之后便找了个借口回家去了。

推古天皇表示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干脆明天再说吧。

此时厩户王子站了起来，说自己这几天身体一直都不好，现在正襟危坐了那么久，实在是挺不住了，大王您看是不是能让我先去歇着？

在得到批准之后，王子迅速赶回了自己的寝宫，然后差人以最快的速度去了一趟小野家。

很快，小野妹子就来了。

厩户王子开门见山，人都还没坐下他就问道：“国书呢？”

小野妹子倒也快人快语：“掉了。”

厩户王子一惊：“什么？”

“掉了。”小野妹子还进一步做了解释，“就是没有了。”

身为外交使节，把对方皇帝亲笔写的国书给弄丢了，这放在哪个国家都是要杀头的大罪。

但小野妹子的脸上却丝毫看不出一丝的惊恐：“在路过百济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山贼，国书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抢走的。”

这帮人的行程路线跟几百年前邪马台的使者们基本一样，也是从长安出发走陆路抵达朝鲜半岛南部，然后坐船过海到九州，再走陆路来到大和。

在听了对方的说法之后，厩户王子的脸色非常平静：“你在骗人吧？”

小野妹子摇头否认：“在下不敢。”

“你应该已经事先看过那封国书了吧？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对面一阵沉默。

厩户王子顿时明白了一切，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你立功了。”

说完，他便离开了小野家。

第二天，推古天皇和厩户王子一起再度接见了裴世清。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厩户王子表示，那封国书自己已经和大王共同认真拜读过了，写得情真意切，非常感人，通篇都充满着大隋希望跟倭国友好千万代的真诚。

裴世清则嘴角略显抽搐，羞涩一笑之后，表示我大隋自古便是礼仪之邦，搞外交讲究的正是一个诚字，这国书是我们皇上用心写的，你们若是看了觉得满意，那便再好不过了。

此后不久，小野妹子被从大礼提升到了大德，这也便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冠位十二阶里唯一一个被破格提拔的例子。

为什么？

为什么把国书弄丢了非但不用掉脑袋坐牢反而还能升官？

这当然和那封国书的本身有关。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隋炀帝的亲笔国书，内容相当地不友好，而且也完全否认了厩户王子所提出的日出国天子日没国天子的论调，如果这样的一封国书被送到推古天皇的手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推古天皇首先会很不爽，你收到这样的一封信相信你也绝对不会高兴的。

而在不爽之余，这位女王又会做些什么？

很明显，这是一次外交事故，肯定要找事故责任人出来问话。

这个责任人，显然就是写倭国国书的厩户王子。

本来嘛，你要是老老实实按照惯例，写上倭王拜会大隋天子之类的话，也不会出什么状况，可你偏偏要标新立异地跟人称兄道弟，搞什么一倭一隋，两个皇帝，结果被人家骂上门来，而且骂的还不是你，是女王，你说你能推卸个中责任吗？

此外，即便是推古天皇本人心胸宽大不打算追究，可这隋朝的国书并非秘密文件，不消多日必定会让整个倭国朝廷都知道其中的内容，你觉得你的政敌们，比如那位苏我马子，会放过这个打压你的绝好机会吗？

以马子的那一份闷骚性格，当然是没可能网开一面，多半就该在朝堂之上公然叫嚣，说一些诸如厩户王子身为摄政却不顾大局，一支秃笔胡喷乱涂让大王蒙羞，着实罪不可赦之类的话。

这样一来，推古天皇即便不想追究，却也不得不追究了。

而且，更要命的是，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倭国名义上的宗主国，所以这次隋炀帝的这封国书要真的被公开了，很有可能就造成女王自身的地位动摇。这事往小了说，那就可能会引发王位更替；要往大了说，便真的是要天崩地裂了。

而现在国书突然就掉了，没了，不复存在了，这等于就是说刚才我们假设的那一切糟糕情况都不会发生了，同时也会在倭国朝堂里营造出一种“我们大王跟大隋自称天子，大隋似乎也没啥反应嘛”的假象，从而使得推古天皇和厩户王子的地位不降反升，尤其是捉刀的后者，那更是赚足了人气，为自己日后被冠以“圣德”二字的称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你说小野妹子的功劳能小吗？

至于大洋对岸的隋朝，那则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个哑巴亏。

对于国书丢失一事，裴世清未必不知道，可他就算知道了又能如何？

既然厩户王子已经当着推古天皇的面告诉他这封信写得很好很生动，那么纵然知道信中内容的裴世清也就只得当对方是真的很满意很感动，他总不会傻乎乎地追问一句说这信里明明都是骂你们的话，你们怎么还会满意呢？

那就纯粹是在给自己添堵了。

面对倭国的装傻，老牌外交家裴世清明白，自己唯有跟着一块儿装傻，才是上策。

而隋炀帝则更悲催，他的那封用满腔怒火锻就的国书就这么被小野妹子在半道儿上给消失了，等于就是一拳砸在了棉花上，并且他还没辙。前面已经说过，此时此刻的隋朝，真正的外患是东北面的朝鲜半岛，形势紧张到了已经要用兵的地步；倭国虽然搞了各种花花肠子，但也终究是花花肠子，还没形成实际上的威胁。

于是，该次事件的本质，实际上就成了倭国跟隋朝自称天子，而隋朝却默认了。

啥？你说隋朝反对并且还写了一封严正交涉的国书？

那么国书又在哪儿呢？

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对，死无对证。

所以总的来讲，这又是一次日本在外交史上的大胜利——在有史以来第一次谋求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的行动中，他们做得相当成功。

在国书风波之后，小野妹子又出访过一次隋朝，据说那次也带去了一封厩户王子亲笔写的国书，这一回倭国人依然没有学乖，虽说是没再提什么天子，但却弄了比天子更狠的一个称呼——天皇。

原话是这样的：“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东天皇，指的是倭国大王炊屋姬。

非常离奇的是隋炀帝看了居然一点都没生气，反而还乐呵呵地答应了小野妹子的很多要求，比如让倭国派留学生来隋朝学习，再比如搞一些技术输出等等。

不光是口头答应，这次小野妹子访隋，本身就带去了八名日本留学生，而隋炀帝则全数接受，亲自安排了专门的场所接纳，并且还鼓励他们要在隋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于是这就很值得推敲了。

天皇这个词，认真说来其实规格要比天子更高，上一次自称天子隋炀帝就已经拍桌子了，这一次自称天皇对方反倒是没了声音，着实让人觉得蹊跷。

其实你也不用多琢磨，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这个故事是日本人自己原创的，真实性普遍低于福利彩票的头奖中奖率。

证据就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句话的出处，它来自于《日本书纪》，而且除了这本书之外，便再也找不到任何一本将此话记录在内的文献了。

换言之，唯有《日本书纪》记录了这件事。

而《日本书纪》是一本政治书，一本用来宣传日本天皇的正统性并给皇室脸上贴金的政治性历史读物，一般的历史事件虽说写得还算真实客观，可一旦涉及大和的帝王家，那真的几乎是除了高大全还是高大全。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事很假，令人难以置信。

此事的真相基本上就是在厩户王子送去的第二封信里，肯定是没敢再提什么天子天皇，当然，也未必有臣服的言语，只能说是一封口气很软的普通国书，而隋炀帝一看倭国人这回没提天子，便心满意足地以为人家服了软，同时又估计对方不敢再犯，于是便很自然地恩威并施了一番，答应了小野妹子的要求。

其中三名倭国留学生的名字分别叫做高向玄理、南渊请安以及旻。

他们日后归国，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栋梁之臣。

第九章  又一次国书事件：高表仁访日

公元622年，厩户王子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临走前他留下遗言：“世间虚假，唯佛是真。”

此人后来被赐谥号圣德王，也就是“圣德太子”这个称号的来历。

在太子临终的时候，身边陪着的只有一人，那便是他的爱妾橘大郎女，橘氏在看着老公闭眼之后，默默地走出了房间，来到了推古天皇那里，先是把遗言复述了一遍，然后说了一句：“太子现在已经往生去天寿国了。”

推古天皇毕竟是个女的，比较擅长针线活儿，在听了橘氏的天国论之后，便拿来了锦缎针线，当场刺绣出了一幅天国极乐图，供奉在了位于今天奈良县内的法隆寺，据说至今尚存。

而那座法隆寺也是在圣德太子的主持下修建的，里面的西院伽蓝是目前世界上所保存的最古老的木制建筑群。

这也应该算是太子的一大贡献吧。

继圣德太子之后，倭国的四朝元老，政坛常青树苏我马子也于公元626年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五岁，这在当时算是非常了不得的高寿了。

此后，苏我家以及倭国大臣的位置由马子的儿子苏我虾夷继承，虾夷时年四十岁，正是一生中智慧与精力处于巅峰的时段。而他的行事作风也和苏我马子大不相同，虾夷治世，反而更像圣德太子，讲究一个“和”字。

他很看重与王族以及其他豪族之间的融合交流，话说推古天皇去世（公元628年）后，在苏我虾夷的大力扶持下，敏达天皇的孙子田村王子（田村皇子）被扶上了王位，史称舒明天皇。

这位舒明天皇的爹是敏达天皇的儿子押坂彦人大兄王子，娘则是敏达天皇的女儿糠手姬，不过当年日本就是这样，两人结合，只要不是同父同母所出的那就没问题，押坂彦人大兄的母亲是广姬，糠手姬她妈则是伊势姬，完全符合社会准则，那时候男女之间的交往只有在双方乃同父同母亲兄妹或者亲姐弟的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其实大逆不道的例子也不少，比如前面说起过的木梨轻王子和轻大娘公主就是这样，反正在那个年头，有缘人乃亲兄妹这种根本就算不上新闻，有缘人是亲兄弟的话，那或许还能上个地区版头条什么的。

敏达天皇是钦明天皇的儿子，前面也说过，而他妈则是钦明天皇的王后石姬公主，也是出自日本王室。

换言之，这位舒明天皇跟苏我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种情况在那些年的倭国国王里属于相当罕见的。

这也就说明比仅限家族本身的那种单独的自我扩张，苏我虾夷更看重的是利用所谓的融合等手段，实现对大局的有力掌控。

而且苏我虾夷为人也相当低调，每次重臣开会，当要轮到他作决定的时候，他开头第一句话基本上总会是：“我不如我父亲马子，不敢擅专，所以还是交给大伙一块儿讨论讨论吧。”

这话说得真是相当得体，既检讨了他亲爹苏我马子当年独断专横的罪行，又体现了自己谦谦君子的一面，所以虾夷在朝中口碑相当不错，上到大王下到看门的都把他视作治世能臣。

就这样，在苏我虾夷的带领下，整个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还算政清人和的时期。

而当时的国际局势，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朝鲜半岛完全进入了三国演义期，所有的小国都被高句丽、新罗和百济吞并，而上述三国每一个国家都想着消灭其余两方，以完成统一大业。

中国那边，隋朝已于公元618年灭亡，取而代之的是著名的大唐皇朝。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时候，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发动政变，射杀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然后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皇位，史称“玄武门之变”。

当了皇上之后的第二年，李世民便改年号为贞观，在他的治理下，唐朝国力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史称“贞观之治”。

同时，李世民本人也被周边国家称为“天可汗”。

当然，不管怎样强大，不服的人肯定还是有的。

在当时，不买唐朝账的国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高句丽，还有一个就是倭国。

前者是来明的，就是堂堂正正地不肯臣服于你，跟当年隋朝那会儿一样，不是偶犯边境就是不来朝贡，更过分的是在隋亡之后，高句丽还大量接纳了隋朝的残兵败将，并且将其编制成为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很有一副你要战我便战的派头。

对此唐太宗当然不高兴了，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高句丽真的是蛮强的，在此之前，隋炀帝曾经发兵亲自征讨过那地方三次，可三次都是大败而归，并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直接动摇了隋朝的国本，为隋亡埋下了伏笔。故而眼下李世民纵然是想动手，却也得好好准备一番。

至于倭国，那也是延续了隋朝时候的老样子，不过他们跟高句丽不一样，从不摆明了跟你叫板，但实际上，却也是不服的。

在那个万国来朝拜大唐的时代，偏偏倭国从来都不去凑这个热闹，他们即便和唐朝搞外交，也永远都恪守对等原则，绝不表达任何自己是对方臣属的意思。

不过话虽如此，对于唐朝的强大，倭国倒也没有视而不见。

当时的倭国虽然不是唐朝的藩属，可国内的上层对于唐朝的一切，都持一种倾倒及膜拜的感情。王公贵族几乎人人都以能和唐字沾边儿为荣，哪怕是只沾着一星半点的边儿，也能高兴好一阵子。

在舒明天皇继位的第二年（公元630年），他就派出了犬上御田锹为使者，出访大唐。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叫遣唐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往唐朝的使者的合称，其源头正始于此。

犬上御田锹这个名字虽然听起来不怎么地，但实际上他们家却是名声显赫且悠久古老。这犬上家的祖先，本是日本武尊的儿子稻依别王，那御田锹本人也是当时倭国朝廷里的重臣，位居第三高冠的大仁。

犬上大使到了长安之后，先是受到了唐太宗的亲切接见，接着又就地住了两年。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八月，犬上觉得住得也差不多了，便决定启程回国。

由于天生比较能搞人情世故，所以犬上御田锹在华期间深受大唐朝野好评，现在眼瞅着他就要回国了，大伙都很依依不舍，唐太宗更是专门派了个人，命他一路护送倭国大使，一直送回倭国。

送犬上御田锹回国的那人叫高表仁，时任新州刺史。

他虽是大唐的地方官，但真实身份却是隋朝的遗臣。他爹叫高颖，早在隋文帝杨广篡位登基那会儿就出过大力气，故而在隋朝建立后一度担任宰相执掌朝政，甚至还跟原太子杨勇结为亲家，不料杨勇后来被挤了下去，杨广登了大位，心怀不满的高颖跟儿子高表仁四处吐槽朝政，说杨广不是个东西，结果被激怒的杨广处死了高颖，流放了高表仁，一直到隋灭唐立，他才有了翻身的机会。

临走之前，李世民还召见了高表仁，说我这次派你去倭国，你懂是什么意思么？

高大人立刻心领神会，连连点头，说我懂，我懂。

在这位刺史大人看来，这其中的意思有两个：第一，是御田锹确实会做人，唐太宗觉得他不错，于是便来一段送君千里；第二，是打算跟倭国搞搞外交，都是天可汗了，实在没理由不让这海外小邦拜会一下天朝威风。

其实我一直认为唐太宗在好些方面都未必及得上隋炀帝，比方说这回派人去日本，要换了杨广，肯定会选个宽厚良善之辈如裴世清，而不会叫这想啥就是啥的官二代高表仁同去，这种公子哥头脑或许相当聪明，但要说待人接物之类，未必够格，留在国内当个幕僚智囊还好，让他跑出去搞外交那只能说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一行人坐船坐了一个多月，于当年十月抵达了难波津，也就是现在的大阪港，在接受了隆重的欢迎会之后，又启程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飞鸟。

到了飞鸟之后，犬上御田锹先去王宫复了命，接着就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了，而高表仁则先是被安排住进了驿馆，然后又被告知数日后我们的王后将在飞鸟寺见您。

飞鸟寺也叫法兴寺，位于飞鸟，由苏我马子建于公元596年，除去他爹当年用来放佛像盖的那几间小佛堂，这寺其实算得上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寺庙，在舒明天皇那会儿，因为放眼全国也没几间像样的拜佛场所，所以那儿更是堪比国寺，级别相当之高。

约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那一天，几乎全飞鸟的王公贵胄们都云集在了飞鸟寺，以便一睹天朝使者的尊容。

舒明天皇的大老婆叫宝皇女，名字听起来似乎蛮嫩的，但其实这一年已经三十八岁了。

虽然场面上说是在飞鸟寺接待大唐使者，其实本质上也就是一群人簇拥着高表仁在寺里走一圈，一圈过后，高表仁似乎是觉得人活一辈子能这么威风的机会也不多，于是又表示想再走一圈，宝皇女连忙表示您就是转到天黑，我们也陪您陪到底。

高表仁听了这话立刻喜形于色，说久闻倭国学我天朝礼仪学得很像，今日看您这待客之道，果然是有礼仪之邦的风范啊，我回国之后一定跟我家皇上如实禀报。

这是一段比较长的场面话，所以高表仁随身带来的翻译一时间没立刻蹦出词儿来，而就在他斟酌的当儿，宝皇女突然一字一顿地开了口：“高大人若肯转达我对大唐皇帝的诚意，那实在是最好不过了。”

说完，她以一种非常平静的笑容看着对方。

翻译愣住了。

高表仁也愣住了。

因为宝皇女说的是一口相当标准的汉语。

高大人真心没想到在这海外的孤岛上居然还有如此精通我天朝语言的人才，而且居然还是国母王后，一时间激动得无言以对，只是连声说好好好，我一定转达。

而就在这时候，陪同在旁的苏我虾夷很是时候地发出了一声“好”，底下群臣也纷纷附和了起来，场面一时被推向了高潮。

正在这两国人民欢庆友好邦交的热烈时刻，倭国的人群里忽然走出一个人来，他并不是想跟高表仁说话，而是径直朝着飞鸟寺大门的方向走去。

这显然是一种很煞风景的行为，所以当场就被人叫住了，叫他的人是宝皇女的弟弟，轻王子（轻皇子）：“山背大兄王，你要去哪？！”

被称为山背大兄王的那个表情非常淡然：“回家。”

“你没有听到大唐的使者刚才说么，他打算在寺里再参观逗留一会儿，所以希望请你也稍微再在这里陪着一会儿。”

“我又不懂大唐的语言，留在这里做甚？”

“现在站在这里的，又不止大唐使者一人，你没看到宝皇女陛下么，她可是代表了大王来接见唐朝使者的，你这般做，可谓无礼之极。”

这话的分量相当重，但轻王子说的时候，却并无一丝怒色。

结果是山背大兄王动了怒：“若是代表大王接待唐使的话，那就不应该在我倭国的土地上对着唐朝的使者用唐朝的语言！不管他大唐如何天朝大国如何强大，今天的你们，不觉得自己过于卑躬屈膝了吗？唐朝的使者既然来到倭国，那理应用倭国的语言，不是吗？”

说完，拂袖而去。

按常理，这种人应该被当场拦下的，但当时飞鸟寺里却无一人动手，就连当面斥责他的那位轻王子，也只是目送其离去。

不是不拦，而是有所顾虑。

山背大兄王，名字听起来虽然不太文雅，但实际上却也如名所示那般是个王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王族，他是圣德太子的长子，同时也是舒明天皇百年之后的热门继承人之一。

在那个时代，倭国王位并非是铁板钉钉地由王长子继承大统，甚至连王子也不是必要条件，只要是王族的一员，大王看着觉得爽，威望能够服群臣，那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代的领导人。

大兄王作为一代圣贤圣德太子的衣钵继承人，本身就有父亲的威望，而且又比较会来事，用现在的话叫很懂自我包装，像这次当着群臣的面给宝皇女上爱国主义教育课之类的事情还做了不少，所以在倭国拥有很高的人气，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他爹那么成熟稳重，说得直接点，这人其实就是个王二代的愤青。

再说山背大兄王离去的时候，不知从哪个墙角里也蹿出了一个黑影，忙不迭地紧跟大王的背影，也飞奔着追随而去。

望着这家伙，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他是谁？

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话说回来，山背大兄王此举在后世评价一直还蛮高的，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种典型的维护自己祖国尊严的爱国之举，而面对唐朝使者唯唯诺诺，以说唐语为荣的宝皇女以及跳出来对爱国的大兄王进行横加指责的轻王子，则很自然地被日本人民发自内心地认为是面对大国卑躬屈膝的懦弱之辈，更激进一点的，联想到如今日本的一些政治外交现状，甚至还会直接给他们扣上一顶“日奸”的帽子了事。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参观完飞鸟寺之后，高表仁回到了住处，又歇了数日，然后去了王宫和舒明天皇会面，顺便递交唐太宗给的国书。

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双方各自不断地恭维对方，场面话说了一大堆，等到了交国书的时候，舒明天皇正襟危坐在宝座上，等着高表仁把国书捧上来。

结果高表仁却是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国书，可就是不送上来。

舒明天皇觉得很奇怪：“高大人，为何不将国书给我？”

“请大王走下御座，面北受我大唐国书。”

圣人南面听天下，这个规矩貌似是自古就有，而臣下在接圣旨的时候，则要朝北跪拜。

显然，高表仁把倭国当成了大唐的藩属。

“岂有此理。”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回头看去，说话的正是数日前跟山背大兄王在飞鸟寺有过一番论战的轻王子。

“我倭国并非你大唐属国，更何况此处为倭国王宫，凭什么要按你大唐臣下礼节受国书？”轻王子质问高表仁道。

诚然，尽管从国力上来讲，当时的日本连做中国藩属的资格都未必够，可事实情况是，两国确实不是宗主藩属的关系，从当年小野妹子给隋炀帝送去那份日出国天子拜日落国天子的国书时候起，中国跟日本的关系便是对等的国与国关系。

我可以以学你的文化为贵，以说你的语言为荣，以用你的产品为尊，但我就是我，绝对不会成为另一个你或是你的附庸。

这就是古代日本人对中国的一贯态度——可以是弟弟，但绝对不做儿子。

所以高表仁无言以对了，但他明白，这面北接旨的话都说出来了，要是再收回去，那就丢脸了——丢大唐的脸，于是干脆一错再错：“倭国难道不是大唐的属国吗！”

“当然不是。”轻王子说道。

“既然不是，那我看也就不必接受这国书了！”说罢，高表仁转身就走。

之后，他在倭国又待了三个多月，因为倭国朝廷无论如何都不肯下御座面北受国书，而高大人为了维护所谓大唐的面子也索性一错到底地寸步不让，最终这次两国的外交没有得出任何结果，第二年（公元633年），大唐使者高表仁带着他的国书坐船离开了日本列岛。

话说这老兄一直都认为自己是爱国的，维护的是大唐而非自己的面子，所以在回国之后，将自己在倭国的各种行径完完全全地向唐太宗汇报了一遍，说到妙处，还忍不住添油加醋一番，俨然一副给祖国长了脸的爱国志士模样。

太宗听完之后当时就双手颤抖了——给气的。

正所谓恩威并施才是外交的正道，即便是面对真正的藩属国，也不能空耍威风不办正事，不然把人得罪了不算，还很有可能落下大唐只知道以大欺小的口实，更何况这倭国本身就不是大唐的属国，把他们当臣服之国对待本来就是大错特错。

李世民用能够想得到的最泼辣的词汇将高表仁一阵怒骂之后，又作出了处分决定：罚俸两年。

同时，还在史书上给他留下了千古一笔——表仁无绥远之才。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并非一味的逞强斗狠才是爱国，山背大兄王跟高表仁就是两个反面教材；在关键的时候，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地维护国家尊严国家原则的，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之才，最好的例子，自是莫过于轻王子了。

高表仁事件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又进入了停滞状态，唐太宗不知道该以何种方法来面对这个被伤害过的邻家小弟，所以一直都没再派去使者；倭国那边倒不是和之前那样闹小性子，而是国内事情确实比较多，忙不过来。

公元636年，一场大火席卷了舒明天皇所居住的冈本宫，虽然大王及其重要亲眷都安好无事，但木造的冈本宫却被付之一炬。

这种事情其实并不少见，毕竟那年头消防技术都比较原始，故而在火灾发生后，舒明天皇只不过是移驾田中宫了事，然后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只是不曾想这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以苏我虾夷为首的一批苏我氏重臣突然就罢了朝，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只去冈本宫上朝，绝不去什么田中宫。

于是非常喜感的一幕出现了——每到上朝之日，整修一新的田中宫里头，舒明天皇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宝座上，然后面对着下面寥寥无几的小臣，也不知这国家大事从何说起，而在差不多已经被烧成平地了的冈本宫遗址上，则正襟危坐了苏我虾夷等一大批国家栋梁，大伙齐刷刷排排席地坐在这残垣断壁之间，面向原先放宝座的那个位置，仿佛大王真的就坐在那里一般。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最后两边人都忍不住了——舒明天皇显然当不了光杆司令，而苏我虾夷他们也不可能在日渐天凉的秋冬季节仍坐在荒地上，于是大家很默契地各自鸣金，聚集在了田中宫里，当然，彼此之间的梁子，肯定是结下了。

之所以要来这一套，其原因不外乎是苏我虾夷觉得舒明天皇似乎越来越难以被自己掌控了，比方说他曾经反复向大王建议选自己的妹妹当王后，可是却被舒明天皇一口回绝，最终让宝皇女上了位。

尽管虾夷是个讲究万事和为贵、和气生财的人，但这所谓的“和”不过是用来控制朝政的一个手段罢了，现在既然有人不愿意为他掌控，自然就要非常不和气地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认清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实际掌权者。

所以在事件发生之后，一个看起来挺靠谱的谣言开始传了起来，那就是这把火实际上是苏我虾夷放的，为的就是给之后的罢工作铺垫，目的是警告跟自己越来越貌合神离的舒明天皇。

同时还有一个谣言，说放火的其实是山背大兄王。

这倒也不是空口白话，至少大兄王有着充分的作案动机，且说当年推古天皇走的那会儿，这大统本该由他继承，结果因为在朝中的评价是过于年轻，不得已让舒明天皇抢了先机，但即便如此，他仍是下一届王位的热门候选人，说得露骨一点，只要舒明天皇死了，那么下一位大王，十有八九就是山背大兄王。

当然，这终归是谣言罢了。

冈本宫的大火到底是哪路英雄豪杰放的，至今已然成了千古之谜，但事实是山背大兄王在苏我虾夷罢朝之后，显得非常高兴，先是在自己家里赏月喝酒吟诗作赋，接着又暗地里频频派人跟苏我虾夷取得联系，甚至还相约一起旷工出去打猎，一时间，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

种种迹象表明，身上流着苏我家血液的大兄王打算在苏我虾夷的帮助下，取代舒明天皇。

只是屋漏偏逢连日雨，大火之后，一场多年不遇的旱灾席卷日本，紧跟其后的便是大面积饥荒。第二年（公元637年），虾夷又发生了动乱。于是无论是舒明天皇还是苏我虾夷都顾不上争权夺位了，大家纷纷救灾的救灾、平叛的平叛，好不容易等忙得差不多了，谁知舒明天皇也病倒了。

公元641年10月，他驾崩在了飞鸟的百济宫。

临死之前，他留下遗诏一封，将王位传给了他老婆宝皇女，史称皇极天皇。

于是山背大兄王跟苏我虾夷的美好计划就此全部落空，但他们却并不死心，尤其是苏我虾夷，老头子一把年纪了却仍是壮志不减当年，一直念念不忘要成大业。

也不知道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还是皇天被有心人的执念给弄烦了，反正没过多久，那机会就来了。

话说就在皇极天皇继位的当年，日本又发生了一次极罕见的干旱，一连几个月滴雨不下，这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日本几乎是致命的天灾，弄得不好就会寸草不生然后饿殍遍野，最后国家崩溃。

就在这危急时刻，苏我虾夷横空出世，上奏宝皇女，表示自己尽管年纪很大连路都走不稳了，但仍愿意为了国家社稷豁出一条老命——搭高台，焚黄纸，亲自祈祷以求天降甘露。

这是看起来相当稀松平常，其实却异常凶险的一招。

在讲邪马台卑弥呼那会儿就已经说过了：中国的皇帝是打出来的，而日本的天皇是拜出来的。

这话是认真的。所以在中国，历朝历代看得最要紧的就是兵权，生怕你拥兵自重然后黄袍加身，而与此相对的，在日本的上古时代，也就是各方面都相当落后的那些年，朝廷看得最重的，是神权。

什么叫神权？说白了就是行使神法的权利，具体讲来包括和神交流，替神行道，为神代言，以及求神办事。

很明显，求天降雨也是神权的一种。

想必你会说中国的皇帝也很看重神权，不然皇帝也不会叫天子，圣旨也不会叫奉天承运，皇上也不会去祭天等等，这些东西在中国纯粹是搞形式，表面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可在当年的日本，却正好相反——统治者，尤其是大王或天皇，时常需要通过呼风唤雨这种行为来证明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

这就是一衣带水的兄弟俩之间的差别之一了。

问天也好，问神也罢，这都是天皇，或者说大王的专利，你苏我虾夷再狠再大，不过是人臣，属于人类，现在居然想越俎代庖地跟身为半神的大王抢生意，说白了就是在挑战王权和神权，挑战刚刚即位不久的宝皇女。

其实苏我虾夷的用意也正在这里。

他就是想挑战一下初来乍到的女王，只要把雨求来，那么就等于昭告天下，他苏我虾夷同样有神力，甚至还比宝皇女厉害，只要能给全日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么以后苏我家想做什么事情也就方便多了。

但有个前提，就是得把雨求来。

朝廷对于苏我虾夷求雨一事并未作任何干涉，或许是知道干涉了也没用，于是在这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虾夷正式登台，上蹿下跳一连蹦跶了好几天，但除了期间稍微有过一两次时长不超过半小时的小雨之外，便再无收获了。

七月三十日，年近花甲的苏我虾夷实在是跳不动大神了，故而只能撒手收工，承认失败。

八月一日，几乎是早就料到有此结局的宝皇女在宫里搭台求雨。

当日，大雨倾盆，并持续了数日。

到底是天皇家真有这个能力还是纯粹的巧合我们不得而知，上面这些都是书上记的，日期都有，总之此事的本质就是宝皇女狠狠地抽了想要挑战她权威的苏我虾夷一巴掌。

巩固了王权以及神权之后，女王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寺院并且发布各种政令，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回在做这些事之前，宝皇女并未和苏我虾夷有过任何商量与沟通。

对于多年来一直掌握着国家实际统治权的虾夷来讲，这简直是一种羞辱。

所以他和山背大兄王走得更近了。

说起来这两位要篡权谋国一事其实早就成了司马昭之心，故而宝皇女也理所当然地做好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准备。

具体说来是找盟友，被女王看上的是苏我入鹿。

苏我入鹿，是苏我虾夷的儿子，虽然确系亲生，但父子两人的政治立场却大为不同，入鹿这个人更像他爷爷马子，坚信与其搞什么天下大同和气生财，还不如依靠苏我氏一家来掌握对日本列岛的统治。

当然，不同归不同，可终究是父子，所以一般没什么人会相信宝皇女让入鹿来帮自己，入鹿就自动入了伙，这里面显然应该有故事。

根据书里面的记载，故事是这样的：话说有一天女王大人单独召见了苏我入鹿，寒暄过后，给他看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白鸟。

“这是来自高句丽王族珍藏的禽鸟，即便是整个半岛，也只此一只。”宝皇女介绍道。

苏我入鹿一听这话当然是瞪大了眼睛仔细地、用心地、好好地瞧了一番，虽然除了发现这只鸟确实很白之外再无其他心得，但他还是附和说这鸟一看就知道不是人间产物，太有神兽范儿了，该不会是凤凰吧？

宝皇女知道入鹿在拍马屁，却也不在乎，而是直接进入了正题：“你可知为何如此珍贵的鸟儿会从高句丽落到我的手中？”

苏我入鹿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知。

“因为这鸟的主人不在人世了。”女王说道，“高句丽的国王被泉盖苏文杀害，整个王族也遭到了清洗。”

泉盖苏文原名渊盖苏文，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而改渊为泉，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罕见的狠角色，此人本是高句丽的将军兼宰相，虽说是按照唐朝的规矩避了讳，但却一直对大唐虎视眈眈，在宝皇女即位的这一年，即公元642年，他杀害了亲唐的高句丽国君荣留王，然后立年仅十来岁的宝藏王为傀儡国王，自己则担任摄政，顺便再肃清了一大批王公贵族。

顺便一说，三年后（公元645年）击败前来征讨高句丽的唐太宗的，也正是此君。

再说那宝皇女说完了鸟的来历之后，便问苏我入鹿道：“你的父亲，不会也想学泉盖苏文吧？”

入鹿当然一口否认，表示自家老头虽然比较激进，但还不至于干出弑君犯上的勾当，退一万步讲，即便他真有此心，那么自己作为苏我家的继承者，也绝不会允许。

这是很常见的表忠心，常见到让人压根分不清是真是假，而苏我入鹿说此话时的表情也是一副无所谓有无，就跟小和尚日常念经一般的有口无心。

对此，宝皇女只是微微地笑了笑，笑完之后又说道：“其实比起山背大兄王，我倒是觉得古人大兄王子（古人大兄皇子）更适合当倭国之王。”

几乎是瞬间，苏我入鹿的表情变得严肃异常：“大王今天说的事情，在下一定铭记在心。”

宝皇女仍是微笑，并不再说话。

看鸟什么的都是假的，关键是最后的那句话。

女王嘴里的古人大兄，是舒明天皇和苏我法提郎女所生之子，而苏我法提郎女则是苏我马子的女儿，换言之，古人大兄王子和苏我入鹿是一对表兄弟。

也就是说，对于无比看重苏我家血缘的入鹿而言，古人大兄其实是下一届倭国大王的最佳人选。

现在既然宝皇女也这么觉得，那么两人自然也就有了成为攻守同盟的理由了。

公元643年10月6日，这一天苏我虾夷再度和山背大兄王旷工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打猎，顺便再密谋一些不可告人，但却又人人都能猜得到的事情。

两人从早上太阳出来一直玩到了夕阳西下，或许是谈得很顺利，苏我虾夷心情非常好，以至于这天他回到家时，全然没有发现气氛异常。

迎接他的，是儿子苏我入鹿。

“父亲大人。”大门刚刚关紧，人还在往屋里走，入鹿就问了起来，“你今天和山背大兄王都谈了些什么？”

这时候的苏我虾夷仍然没有反应过来，一边走一边笑着敷衍了几句，说也就是拉拉家常罢了，没别的事情。

“你们是在密谋造反吧？”入鹿又问道。

苏我虾夷站住了。

他看着自己的儿子：“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把山背大兄王除掉，然后一心侍奉当今的王上。”

苏我虾夷认真了，但嘴上仍是无比的轻蔑，表示你开什么玩笑，这事哪有你说话的份？

“我苏我入鹿决不允许你们谋反。”

“你能做什么？”苏我虾夷轻蔑地一笑。

苏我入鹿也笑了，一边笑一边拔出了腰间的佩刀，然后架在了自己亲爹的脖子上：“从今日起，苏我家就由我来统领。”

虽然当时在场的有很多仆人、亲信以及心腹，但他们却无一人向虾夷伸出援手，甚至还表示，自己坚决拥护少主的决定，愿意奉少主为当家人。

搞定并软禁了自己的老爹之后，苏我入鹿又迅速将枪头转向了山背大兄王。

当年十一月一日，入鹿亲率武士一百余名向大兄王所在的斑鸠宫发起了强攻，当时后者身边能拿刀的只有数十人，实力差距相当明显，所以山背大兄王只得选择逃走。

陪着一块儿逃的人里头有个叫三轮文屋的，是前面我们提过的那个三轮逆的孙子。

一行人从斑鸠宫跑到了生驹山（今奈良县内），大兄王表示不跑了，此地很好，就在这里做个了断吧。

他说的了断意思很明显，是要自杀。

三轮文屋急了，劝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不如一路向东，退往关东一带避难，同时再以那里为根据地发展实力，等羽翼丰满了再来和苏我家决一死战。

山背大兄王闻言摇了摇头：“我岂不知如若避其锋芒则日后必胜？但你可曾想过，这连年的征战要害苦多少百姓？圣人云民重君轻，我损民而成就自己，赢了也算不得大丈夫，不如就这样把我交给苏我入鹿吧。”

这话看上去很是大义凛然，其实纯属虚伪。

以山背大兄王当时的实力和能力，别说让他跑关东，就算跑火星去也翻不了天，后世之所以给这人很高的评价，纯粹是因为他爹是圣德太子，外加苏我家形象一直不怎么地，仅此而已罢了。

十一月十一日，山背大兄王在生驹山下的斑鸠寺里自尽，就此，圣德太子的嫡系一族宣告灭绝。

日本的国政大权，终于落在了苏我入鹿的手里。

第十章  中日初战白村江

苏我入鹿位极人臣独掌大权后，很快就展现出了当年苏我马子的风范，从内到外都搞起了大包大揽，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

在外交方面，他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警觉，尤其是对大唐，他一直认为唐朝会入侵倭国，然后就拼了命地鼓吹倭唐必有一战，嘴上说了还不算，手里的活也没停下——不仅调用工匠民夫建造了各种城池工事，还攒了很多兵器，同时也不断地派遣使者入唐，名为友好往来，实则为了刺探各种情报，总之是大有决战就在眼前的架势。

对此，其余的大臣们当然是不爽的。

本来嘛，当时日本但凡有点政治地位的人几乎都是亲唐派，不但热爱中土文化还能说几句唐话，你在这些人跟前扯两国交战的论调就已经很遭人厌了，再加上苏我入鹿筑垒屯粮都是未经请示宝皇女的擅自行动，虽说女王本身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没说什么，但在别人眼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而最糟糕的是，入鹿还大兴土木给自己修建宫殿。

如果说鼓吹倭唐必有一战和擅自备战备荒，多多少少还打着一面爱国主义大旗的话，那么给自己造房子一事则是完全出于苏我入鹿的私欲了，这让大伙对他的不满又更上了一个台阶，几乎就快要超越他爹苏我虾夷了。

但苏我入鹿却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他知道，但也无所谓，因为自认这帮家伙拿自己没办法，故而在之后的数年里，入鹿一如既往地打压政敌独掌朝纲，并变本加厉地扩充私人势力。

但宝皇女仍是一言不发。

她不是在韬光养晦，而是真的支持苏我入鹿——当然不是支持他给自己造豪宅搞腐败，而是支持他的倭唐战争论。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话说在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对高句丽用兵，征讨泉盖苏文，虽然最终无功而返，但唐军的战斗力依然震惊了东亚诸国，以至于即便是亲唐派的女王大人，也不得不心有忌惮地防他一手。

说白了，对于宝皇女而言，大唐的威胁比苏我入鹿更大。

有了最高领袖的支持，苏我入鹿愈加大鸣大放，因此积怨日深。

公元645年春，在飞鸟寺，一场看起来相当冷清的蹴鞠比赛拉开了帷幕。

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由中国人率先发明，然后在隋唐时期连同佛教一块儿传入了日本，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专享。

当时飞鸟寺的这场蹴鞠比赛的主角只有一个，名叫中大兄王子（中大兄皇子），时年十九岁，是舒明天皇和宝皇女所生，也是下一届王位热门候选人古人大兄王子同父异母的弟弟，同时他和古人大兄还有另一个关系，那就是翁婿——古人大兄的女儿倭姬王是中大兄的老婆。

这一天中大兄王子和往常一样，同几个仆人一起玩着必赢不输的蹴鞠对抗赛，只不过小哥的实力不咋地，一脚过去球没踢着，鞋子反倒飞了出去。

望着那几个想笑又不敢笑的狗奴才，王子有点尴尬，正要抬手叫人去拿鞋，突然斜刺里蹿出一个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那只鞋捡了起来，然后跑到中大兄跟前，单腿跪地，再双手捧鞋，恭恭敬敬地奉了上去。

中大兄王子着实有些感动，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个给自己捡鞋的人从穿着打扮上来看并非是自家的奴仆，非但不是，甚至还应该是个贵族出身的家伙，所以他怀着感激，用真挚地语气说了一句：“真是谢谢你了。”

然后又问道：“你是何人？”

“鄙人名叫中臣镰足。”

中大兄王子点了点头，意思是我听说过你。

中臣镰足，原名中臣镰子，是神袛伯中臣御食子的儿子，同时也是当时日本著名的秀才（优秀之才）。

神袛伯是当时日本神袛官中最高的一阶，故而中臣御食子的地位很高，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发言权，比如当年推古天皇驾崩那会儿，就是他联合苏我虾夷，然后和其他重臣一起，推荐了田村王子，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舒明天皇。

可中臣镰足似乎和他爹一直都合不来，他不仅没有子承父业地继承神袛官一职，并且在政治立场上也并不喜欢舒明天皇，而是非常倾心于圣德太子，不过由于在他成人的时候圣德太子已经不在人世了，故而只好爱屋及乌地去追随他儿子山背大兄王，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说高表仁访倭那会儿有个黑影跟着山背大兄王一起跑出飞鸟寺吗？不错，那正是中臣镰足。

且说自从那次飞鸟寺事件之后，镰足便时常出现在山背大兄王身边，尽管两人关系未必到了那个程度，但他本人却俨然一副大兄王左右的模样，很是英姿勃发。

结果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山背大兄王就被苏我入鹿灭了，于是既没有继承家业当上神官也没有跟大兄王一起打下江山坐享荣华富贵的中臣镰足就这么一下子变成了无业游民，每天过着郁闷的日子，并对苏我入鹿产生了极大的怨念。

怨念之余，他决心要把苏我入鹿做掉。

这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臣镰足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靠山，期待能找一个可以让自己依靠的后台，然后在这个后台的笼罩下，完成自己的大业。

他首先找的是轻王子，因为轻王子对苏我入鹿的种种行径向来都很不满意，还时常称病不参与朝政，这让镰足很有一种自己人的感觉。

但轻王子毕竟是敢跟高表仁争是非的人，胆识与智商兼备，中臣镰足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看穿了，所以尽管史书上记载两人关系是“来往频繁，相交甚密”，但实际上大多数所谓的“频繁”来往都是中臣镰足单方面主动去找轻王子，而轻王子虽然也确实相当好客地跟镰足谈天论地东拉西扯，可一谈到苏我入鹿纳小妾以及造武器库之类的实际问题，他却往往会装傻糊弄过去。

久而久之中臣镰足也就顿悟了，知道这个自己人未必靠得住，故而又调转马头去寻找新的靠山。

就这样，他寻上了中大兄王子。

于是让我们把目光再一次地转向那一天的飞鸟寺。

中大兄这一年十九岁，和轻王子不同的是这倒霉孩子还处于青春叛逆期，三观尚未形成，本来有个贵族穿戴的人像奴仆一样地跑过来跪在地上给自己捡鞋子就已经挺打动人了，再加上一听名号居然是有名的才子中臣镰足，所以王子当时就对镰足顿生好感，在踢完球后就跟他聊了起来，聊得兴起，镰足还请王子去附近的山上一走。

两人来到山顶，中臣镰足将手往下一指，说道：“王子，您请看。”

顺着中臣镰足手势，中大兄王子看到了山下的一处规模堪比王宫的宏伟建筑。

“此乃何处？”王子问道。

“这是苏我入鹿的家宅。”中臣镰足一脸的忧国忧民，“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处，而且里面还存放了大量的武器。”

“这样啊……”中大兄王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苏我入鹿的宅子还真大呢……”

“这还仅仅是一处，他们苏我家在飞鸟有五六处宅邸，每一处的规模都能和王宫相提并论。”镰足不知何时已经换上了一副义愤填膺的面孔，“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他苏我入鹿就会把王室朝廷置于自己的膝下肆意玩弄吧。”

对于这番言论王子显然是信了：“那应该怎么办才好？”

中臣镰足等的就是这句话：“与其等着苏我入鹿篡权夺位，不如抢先一步把他消灭了。”

中大兄王子愣住了。很明显，虽然他确实看苏我家不爽也确实认为苏我家对王室是个威胁，但你要他去把如日中天的苏我入鹿弄死，这无论从主观感情上还是客观实力上来看，都不太可能。

中臣镰足很明白这点，所以他又说道：“苏我入鹿一直支持让古人大兄王子当下一任大王，对于有实力的竞争者，都毫不留情地斩草除根，山背大兄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王子您的人望与德才都在王室里属一流，所以也要小心谨慎哪。”

“你是说苏我入鹿连我的命都想要？”

“那是自然，毕竟王子您也是下任大王的候选之一嘛。”

中大兄王子又愣住了，不过这一次他并非犹豫，而是一脸红晕地期待了起来。

听这意思，自己也能当大王？

中臣镰足看出了对方的心思，笑着点点头，并又再进了一步：“王子将来必定能背负起倭国的朝政，所以请不要再踟蹰了。”

中大兄王子也笑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此处并非议事的地方，以后我们就以南渊请安老师的塾校为据点，共商大事吧。”

南渊请安，日本飞鸟时代的学者，是被誉为继王仁之后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位大儒。

且说当年小野妹子第二次带着国书访问隋朝时，曾带去了八名留学生，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而这南渊请安，就正在八人之中。

他是公元608年去的中国，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二年，主要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和律法政治。在此期间，尽管中国大地历经各种沧桑，先是隋亡再是唐兴，但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没能影响到这位留学生每天在书案前的奋发努力。

一直到公元640年，他才被舒明天皇召回了倭国。

在那个时代，从中国回到日本的留学生通常从事的工作是文化传播，就是把隋朝或是唐朝先进的文化政治理念和科学技术带回日本的国土上让其生根发芽乃至开花结果。说得具体一点，这些留学生的职业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登堂入阁官拜将相，把学到的东西直接用在国家政治的运作上；另一种则是在都城开一间私塾，将自己在中华所学的知识倾囊而出，传授于贵族王公的子弟们。

一般来讲，大家往往选择后者，比如跟南渊请安同一批出国的一个叫旻的人，他回国比较早，公元632年时就离开了中土，回到倭国后便开了学校，然后结识了苏我虾夷，于是就当上了苏我入鹿的老师。

比较有趣的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一度也出现了去日本留学的风潮，而那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大都步入军政商界，肯从事教育的虽说不是没有，但确实比较少。

这便是两国之间的又一个差别，不过这是后话，我们放到后面再详细说。

再说南渊请安，他在回国之后，也依照惯例在飞鸟川（流经奈良县和大阪府的河流）的上流开了一家私塾，而中臣镰足则正是他的高徒，成绩相当地好，在当时有大才之名。

顺道一说，苏我入鹿也是有名的好学生，他的老师旻曾亲口评价说：“在我的课堂里，要论成绩，则无人能与苏我太郎（入鹿）相比拟。”

不过，尽管南渊请安认为倭国想要强大就必须得模仿唐朝的制度律法，但他却并不同意用武力除掉鼓吹倭唐必有一战的苏我入鹿，所以当中臣镰足打着中大兄王子的招牌邀他一起入伙时，南渊老师拒绝了：“苏我入鹿乃是国家重臣，岂能轻言谋杀？”

中臣镰足说苏我入鹿屯兵积粮想要谋反，不除不足以平国难。

老头子又问你有确切的证据没？

镰足说现在还没有，但以后会有的。

请安老师又问那么你动手的话打算事先和女王打招呼不？

镰足说自己准备暗地行事，如果让女王知道了，她必然会包庇入鹿，那么大事就成不了了。

请安说，那么你这叫谋反，恕老夫不参与了，不过看在师生一场的情分上，老夫不会举报你和王子，这学塾今后你也能来，只是一旦事发，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别跟我扯上关系。

在中土生活了三十多年，熟读中华经典的南渊请安当然知道这种清君侧意味着什么。

恩师不肯入伙，这让中臣镰足有点不爽，但终究没有灰心，因为他很快就找到了更好的帮手——苏我石川麻吕。

苏我石川麻吕是苏我入鹿的堂兄弟，但却一直都对入鹿不满，主要原因是分赃不均，石川麻吕总觉得已经是万人之上的入鹿对兄弟太小气，给自己的荣华富贵还不够多，久而久之就心生怨念，以至于当中臣镰足找他商量时，两人几乎是一拍即合达成了同盟协议。

接着镰足又找了几个跟王子混得比较好的家伙，一番封官许愿后，大家都表示愿意把苏我入鹿那个人渣给做掉。

具体的操作手法是暗杀。

当年六月，一套相当详细的流程方案出炉了：且说这个月的十二日，宝皇女将在王宫内会见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者，苏我入鹿作为重臣当然也会出场，与此同时苏我石川麻吕也会露脸，并且还担任着念国书的重要任务，中臣镰足正是打算在大家都聚精会神听国书的时候，对苏我入鹿下手。

包括中大兄王子在内没有人反对，因为只有在上述这样的场合，入鹿身边的护卫人员才是最少的。

很快，二月十二日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到来了。

这一天，在飞鸟的板盖宫前，正准备进去陪同女王一起会见半岛使者的苏我入鹿被门口的侍卫给拦住了：“苏我大人，事关重大，为了以防万一，无论是谁都不得带刀入宫。所以还请您把佩剑暂时留在此处。”

这种标准章回小说于杀人之前的必要台词居然真的把苏我入鹿给忽悠了，他笑了笑，没有任何戒备地解下了腰间的佩刀，递给了那个侍卫，走进了板盖宫。

眼瞅着该到的都到齐了，会见仪式便正式开始。

礼节性的寒暄过后，半岛使者将外交文书奉上，女王象征性看了一眼之后，又转交给了翻译官苏我石川麻吕，由他现场翻译成倭语并当众宣读。

此时此刻，中臣镰足拿着弓带着箭，躲在大殿深处，手下的十余名刺客亦各自就位，中大兄王子也手持一杆短枪，伏在镰足身旁，随时准备行动。

国书已经读了一半。

中臣镰足拍了拍身边一个叫海犬养连胜麻吕的武士，压低声音道：“上吧。”

这是行动暗号。

但海犬养的身体却纹丝不动，手里拿着短刀却在不停地颤抖。

很显然，他怯场了。

四分之三的国书读完了。

中臣镰足又指了指旁边另一个叫佐伯连子麻吕的，意思是叫他去。

可佐伯连子也没动弹——按照原定计划，本来他就不是第一拨冲上去的，现在突然变更，难免会有压力。

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顿时就急眼了。

还有一个比他们更急的，那便是正在读国书的苏我石川麻吕，眼看着国书都已经念到最后一行了，原本该发生的却什么都没发生，可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又不知道，所以急得满头是汗，读的时候也连连读错字。

于是苏我入鹿当时就觉得不太对了，还没念完他就叫了停：“石川麻吕大人，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苏我石川麻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努力挤出一丝笑容：“离王上太近，有点紧张。”

入鹿更加奇怪了：“你身为重臣面见王上乃是家常便饭，怎么平时不见你紧张？”

石川麻吕无言以对，只好努力地接着挤笑，然后口齿不清地表示自己今天早饭没吃，饿得慌。

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中臣镰足突然从埋伏的地方跳了出来，大喝一声：“苏我入鹿，你家着火了！”

趁着入鹿莫名其妙的那一刹那，镰足弯弓搭箭，拉满了弦然后一发射去。

没射中。

只好再喝一声：“动手！”

之前压力山大的佐伯连子麻吕这时候已经缓过劲儿来了，于是应声而出，冲上前去对着苏我入鹿就是一刀，正中其肩膀，接着又是一刀，砍中了大腿，入鹿当场扑倒在地。

瞬间明白过来的他朝着女王的宝座奋力匍匐爬去，并且发出了歇斯底里的一声大喊：“王上，为何如此？”

这时的宝皇女惊得脸都已经扭曲了，嘴巴一张一合可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也想知道为何如此。

“苏我入鹿意篡国谋反，图谋不轨！”眼看大功将成入鹿必死无疑了，一直躲在后面的中大兄王子也走了出来，“王上，我们今天将为国除害！”

“绝无此事！请王上圣断！”苏我入鹿趴在地上大喊道。

中臣镰足挥了挥手，佐伯连子麻吕上前一步，对着苏我入鹿的脖子挥下了第三刀……

紧接着，知道大势已去的苏我虾夷在围捕大军前来砸门之前，于家中放火自焚。

因为公元645年是乙巳年，所以史称“乙巳之变”。

苏我入鹿之死让宝皇女大为震撼，同时也以为这帮人下一个目标是自己，所以当即就宣布要退位，并表示准备把宝座让给中大兄王子。

旨意传到王子那儿之后，中大兄当时就喜滋滋地准备穿红戴绿地走马上任了，但却被闻讯赶来的中臣镰足一把拦住。

虽说这家伙不是个东西，但脑子确实很好使，正如南渊请安说的那样，苏我入鹿即便是真有谋反之意，那也该和女王事先沟通之后再行杀戮，哪有一声不吭直接在大王跟前把辅国大臣当场杀死的道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谋反呢，更何况苏我入鹿也就是为人嚣张跋扈了一点，做事心狠手辣了一些，真要说他谋反，那纯属莫须有。

所以乙巳之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等人一起发动的一场武装政变，并且把女王给逼得退了位。如果这个时候中大兄王子再去当大王，那将没有任何悬念地成为众矢之的，用不了多时就会遭到不测，而身为王子的左右手中臣镰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因为本书主要说的是中日交往史而不是日本古代史，所以对于苏我家在日本历史上的贡献和重要性以及苏我入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就不费过多的笔墨了。唯独想多一句嘴的是，虽然今天在各种日本历史相关的图书资料上我们所看到的苏我家的形象都是相当的寒碜，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明治维新之后才兴起的，在明治之前的史学界，对于苏我氏，至少对苏我入鹿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反倒是中臣镰足，大家普遍都觉得这厮不咋地。

再说那中大兄王子，虽然当不成大王心有不甘，但还是听从了镰足的话，推辞了女王的让位，并且还和中臣镰足一起举荐了轻王子为下一任大王。

这是一个看起来相当莫名其妙的决定，以至于后世为此还产生了乙巳之变的幕后主使是轻王子的说法，但事实上只要稍微想想就会明白，轻王子是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当时具备足够人气威望的王位候选人只有三个：一个是中大兄，一个是轻王子，还有一个是古人大兄。中大兄率先排除，那么古人大兄又如何呢？

别忘了，他是苏我入鹿的朋友，你中臣镰足要敢让他当大王那就等着有一天他反攻倒算为友报仇吧。

所以剩下的，只能是轻王子了。

要说这轻王子真是个聪明人，让他做大王的旨意刚到，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然后表示了婉拒。

不但婉拒，还附奏折一份，里面说古人大兄王子德才兼备，在下推荐他当大王。

中臣镰足知道后当时就想哭了，连忙跑去王宫求爷爷告奶奶地请宝皇女再下一道旨意，二请轻王子出山当大王。

轻王子仍是婉拒，仍是推荐了古人中大兄。

在心里骂了无数遍之后，中臣镰足仍是只能装孙子，不仅求女王，又亲自拜访了一趟轻王子，跪求他行行好，当个大王混两年吧。

三揖三让之后，轻王子终于点了头，然后于当年的七月十四日登上王位，史称孝德天皇。

孝德天皇登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立中大兄王子为太子，就是接班人，毕竟自己的宝座是中大兄和中臣镰足哥俩拼命换来的，总也该表示表示。

而镰足当然也没落下，他被任命为内臣，就是王家政务总顾问，这虽然不是编制内的官员，但却拥有比其他重臣更大的话语权。

还有苏我石川麻吕，则当上了右大臣，当然这是对他弃暗投明的表彰，也是为了让苏我氏的人在朝中牵制那匹新兴的黑马中臣镰足。

犒赏完有功之臣后，孝德天皇开始着手做起了第二件事：改革。

这主要是因为经过苏我家几代人那么一折腾外加隔壁大唐看起来很有威胁，整个倭国堪称内忧外患，不改不行了。

和圣德太子那次被各种牵制伸不开手脚只能搞搞表面功夫的皮毛之举所不同，这一回的改革，将是全面而又彻底的。

至于如何彻底如何改革，孝德天皇自己心里也没谱，所以他找到了南渊请安，请他来帮忙当一回总设计师，拿出一个改革的总纲领来。

但南渊请安表示自己不干。

同时他还用了“圣人不喝盗泉之水”的典故，意思很明确：你们的这个政权是靠发动政变夺来的，老夫绝不同流合污。

但看在倭国黎民苍生的份上，重民轻君的老夫子还是破例给了忠告：“目前的倭国只有以大唐为蓝本，效仿大唐的一切，才有可能脱胎换骨。”

千金难买爷不干，于是孝德天皇只能退而求其次，把苏我入鹿的老师旻先生给请了出来，顺带还找来了和他们同一批去隋朝的另一个老留学生高向玄理，任命这两人为国博士，为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旻高两人的政改理念和南渊请安基本相同，认为倭国当下的出路就是以效仿大唐为目标的幡然振兴，而且还要做到全面效仿，哪怕是造房子的一砖一瓦，也最好跟大唐一个款式。

改革的第一步，是创立元号。

元号就是年号，用于纪年的名号，由中国的汉武帝首创，象征着皇权的正统，在历史上，很多中华周边的藩属小国往往会跟中国用一个完全相同的年号，以表臣服，现在倭国要创立自己的年号，则首先表示了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其次也为了表达朝廷的唯一性和正统性。

当年六月十九日，孝德天皇颁布圣旨，从即日起创立元号名为大化，据说意思是伟大的变化，同时召集群臣要求他们发誓：第一，帝道唯一；第二，暴逆已被诛杀，从此往后，国无二君，臣无二心。

然后再宣布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誓言中的暴逆当然指的是苏我入鹿，由此可见乙巳之变未必得人心，不然何苦逼着别人又是表忠心又是发毒誓的呢？

当年九月，入鹿的死党古人大兄王子被杀，罪名是企图造反。虽然这时候的他已经出家当了和尚，但却依旧被砍了脑袋。

大化二年（公元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颁诏四条，是为改革的具体内容。

第一条，叫公地公民制，就是废除原有一切豪族私有的土地和领民，一律改为朝廷公有。

第二条，重新调整地方行政制度。

国家的核心地方自然是首都，首都外一圈叫近畿，同时在近畿之外的地方设令制国为行政单位，一国就相当于今天日本的一县，管理令制国的地方官由中央任命，但大多是当地的豪族，国以下设郡，仍是交由豪族管辖，和之前的区别只是在于土地和百姓不再属于他们了。

此外孝德天皇还开创了日本最初的传马制，用于将地方情报及时传达给中央，以便加强统治。有了这个制度，自然少不了修桥开路，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规划出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官道。

第三条，效仿了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中国历史在此我就不作介绍了，总之是朝廷计口授田，就是根据人口分土地，而所分土地不许买卖，死后归还国家。

第四条，效仿了唐朝的租庸调制度，要求分到田地的农民必须每年向朝廷缴纳谷物为租，服劳役或者以织布代役（庸），同时再上交地方土特产（调）。

这四条通称改新之诏。

除此之外，对于其他的制度，孝德天皇也先后做了相应的变革。

首先颁布的是薄葬令，也就是针对古坟时代造大坟刻大碑的那一套，政令宣布，从即日起废除“殉死”这种极不人道又严重扼杀劳动力的风俗，同时也规定，任何坟墓从开工到完工不得超出七日，包括大王的在内。

这条其实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比如中大兄王子后来当了大王，史称天智天皇，他的陵墓我们之前就有介绍过，乃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数一数二的著名古坟，这样的陵寝只造七天，你信吗？

其次是重新制定了冠阶。尽管圣德太子的冠位十二阶实行了没多久，但这么多年来要求进步的人士不断增多外加搞死苏我入鹿前后加封了那么多人，十二个阶显然是不够用的，故而孝德天皇在大化三年（公元647年）的时候将冠阶分为了十三阶，大化五年（公元549年）时又增加到十九阶，等到了四十来年后的天武天皇十四年（公元685年），全日本的冠位总共分四十八阶，每个阶段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是不同颜色，当文武百官聚集一堂时，放眼望去，就仿佛置身于大染缸。

制定完冠阶，接下来就得制定礼法了，每个等级的官员见到上级该行什么礼，碰到下属行礼该怎么答复，孝德天皇都制订了相应的规矩。之前说的每个阶级穿戴的颜色不同，这也是改革后礼法的一部分，此外大王还规定老百姓不许穿红戴绿只许一身素白见人，这叫白丁，也是从大洋彼岸给引进过来的。

再然后是改革军制，首都设五卫府，地方设军团，老百姓要服兵役，叫做防人。

还有就是，继续向大唐派出遣唐使学习吸收那边的先进技术和华美文化，虽然这几乎已然是惯例了，但既然大王都说了，那就姑且算它一条吧。

以上，就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改革之一的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了。

另一次著名改革想必你已经知晓了，那就是“明治维新”。

总体而言，这次几乎完全照搬了隔壁唐朝的改新确实在客观上巩固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权，并且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但实际上对于根本的东西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改变作用。这里的根本指的是国力，倭国仍是倭国，并未脱胎换骨。

大化改新并没有给日本带来什么奇迹般的发展，相反，在改新之后的那几年里，列岛上下一直处于混乱中。

这主要是由于改新的很多内容并不为广大贵族所接受。

毕竟原先贵族们都是大地主，家有良田千顷不说，还坐拥苦力无数，结果一道诏书全部化为乌有，都归了朝廷，归了大王。

别扯什么家国天下，这种事情搁在谁身上都不好受。

不过改新四条毕竟是国策中的核心部分，即便不服也没人敢跨雷池去明目张胆地表示反对，只能在别的内容上做做文章，比如冠位十三阶之类。

出头鸟是苏我石川麻吕。

这人估计被分了不少浮财，所以怨念挺大的，整天背地里念叨着“一夜回到解放前”之类的反动言论，而且还不肯换新衣，身为右大臣却仍是经常穿戴着圣德太子时代的衣冠，虽说没有豪放到上朝时还敢标新立异鹤立鸡群，但久而久之他的一些言论还是传到了孝德天皇的耳朵里，大王当然是相当的不高兴了。

也正在这个时候，石川麻吕的弟弟苏我日向跑来检举揭发，说自己的弟弟想造反，要复辟。

这简直是正中下怀，孝德天皇本人还没开口，太子爷中大兄就先发话了，表示既然石川麻吕想要造反，那就先下手为强，把他给灭了吧。

接着，中臣镰足也紧跟一步表示早就看出苏我石川麻吕有反意，该杀，绝对该杀。

如此一来，原先也只是不太高兴并不打算动真格的孝德天皇反倒是不好说话了，只能由着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点起兵马浩浩荡荡地向苏我石川麻吕家杀过去。

寡不敌众的石川麻吕且战且走，一直退到了飞鸟境内的山田寺，实在是逃不掉了，于是只能自杀。

死之前留下一句话：“尽管蒙受如此冤屈，但我做鬼也依然是大王的忠臣。”

一般而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我石川麻吕真的只是个爱抱怨的小老头，至于他对孝德天皇的忠诚，完全没有去质疑的必要。

说白了中大兄王子跟中臣镰足除掉石川麻吕是假，真正矛头指向的是孝德天皇。

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为什么要针对他？这个我们稍后再讲。

顺便一说，孝德天皇有个王妃叫苏我乳娘，她正是苏我石川麻吕的女儿。

大化六年（公元650年）二月，穴门国（后改名长门国，今山口县）国司意外得到了一只浑身雪白没有一丝杂色的雉鸟。一般来讲在古代的东方，全白的动物几乎都是被当作神兽来看待的，所以国司不敢私藏，转手就贡献给了朝廷，为此，孝德天皇龙颜大悦，不仅重赏了那名国司，还将该年年号改为白雉。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二个年号。

正所谓新年要有新气象，兴许是觉得光改号还新得不够多，于是在白雉二年（公元651年），孝德天皇又下了一道圣旨，说是要迁都，打算把首都从飞鸟迁到难波（大阪）。

当时没有人说什么，于是当年十二月，大王按照正常的搬家程序把东西都打包好，然后带着后妃奴仆们欢天喜地地从飞鸟出发，住进了难波的宫殿里头，第二年（公元652年）再发圣旨，表示此地很好，并让群臣们也迅速跟着一块儿来，以便尽早展开工作。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大家都表示待在飞鸟挺好，不想去难波。

还有胆大的干脆上奏指责大王明明有飞鸟的板盖宫却一定要去难波盖难波宫，实乃浪费民脂民膏，一点也没有改新的派头。

最后是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哥俩联名上奏，请大王迁回飞鸟。

孝德天皇瞬间明白，该来的终于来了，这矛头总算是对准了自己，于是并不甘示弱，打算以君威压群臣，一口气接二连三地又发了数道圣旨，但依然没有效果，并且反对声一片。

要说日本人也真够胆大的，几百年后的岳武穆能有这一半的魄力就不用上风波亭走一遭了。这孝德天皇的圣旨连发五六道，愣是没有一个人肯上难波，当年舒明天皇换王宫那会儿好歹还有几个小臣跟着，这回别说小臣了，连小仆都没有。

于是大王被气病了，而且还是一病不起的那种。

为什么没人跟他一块儿去难波？

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兴风作浪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因为大家都恨孝德天皇。

为什么恨？

因为这些王公大臣们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土地和子民，都因为大化革新而化作了泡影。

所以就不用奇怪当年冰雪聪慧、胆识兼备，连大唐帝国的使者都不在他眼里的轻王子，为什么当了天皇就变得那么弱了。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要付出代价，轻王子仍是那个文武双全的轻王子，但他即便再厉害，也无法以一人之力抗衡那些因大化改新而失去了原本利益，并因此怀恨在心的旧贵族，外加存坏心捣乱的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

白雉五年（公元654年），被后世誉为尊佛好儒、用人无分贵贱的一代明君孝德天皇在郁闷和寂寞中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八岁。

王位的接替者出乎所有人意料居然是宝皇女。

这是日本历史上头一回已经退位了的大王梅开二度再登宝座。

不是中大兄王子乐善好施放着王位不肯要，实在是没办法。

孝德天皇被孤立至死，最大的原因不是他迁都也不是他干了别的什么，而是他乃大化改新的领导者，至少是名义上的领导者——四条诏书是他颁布的，薄葬令是他签发的，一切遭人恨的事情不管到底是谁琢磨出来的，底下总刻着一个通红通红的王印，这理所当然要遭人恨了。

改革就像小二子讨老婆，剥夺旧贵利益就如同上吊，你让人刚娶了媳妇就上吊，是个人都要诅咒你。

所以摆在国家实际统治者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跟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宣布大化改新到此结束，把土地百姓都发还给豪族们，让诸君继续祖先的好日子，这样至少不遭人恨；要么就是硬着头皮扛下来，继续孝德天皇未竟的事业，在仇恨与唾弃中把倭国发展起来。

这两条路堪称凶险异常，要么亡国，要么亡命。

其实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心里很明白，大化革新再得罪人，但毕竟能强国，故而跟孝德天皇斗归斗，可他颁布的那几条圣旨跟政令却都被认定为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因为一旦把这些给废除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堪设想。镰足也好王子也罢，即便再不是东西，也不会拿国运来开玩笑。

让他们亡命也不实际，毕竟这哥俩从来就不是大义凛然的货色。

于是只能走第三条了：再找一个人来当大王，说穿了就是顶缸——背黑锅你来，送死也最好你去。

当然了，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这个背黑锅的最好要把那口锅牢牢地扣住，别像孝德天皇那样风雨飘摇了几年就撒手人寰了，然后最好也能把手底下那群乱折腾的贵族们给镇住，在顶住巨大压力骂名的同时，把大化改新继续推行下去，让倭国稳步发展。

这个活中大兄王子肯定干不了，中臣镰足也不行，放眼当时列岛，唯一有这个威望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退位数年的宝皇女。

公元655年，时年已经六十有二的老太太重登王位，史称齐明。

齐明天皇上位之后，开始稳步地继续推行改革，顺便再安抚贵族们的人心，具体的做法是从老百姓那里多征一些民脂民膏上来打赏诸权贵——你丢了土地，我给你折现。

诸如此类的手段老太太在重出江湖之后用了很多，为此齐明一朝也一直被后人指摘过于铺张浪费以及消耗民力物力。

这就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此外，中大兄王子跟中臣镰足这一回也相当地配合，毕竟女王是王子的亲妈，再这么往死里整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国内的形势便开始逐渐平稳了，只是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鲜半岛出了大事。

百济被灭了。

此事的因果还要从多年前讲起。且说半岛上有三国：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个国家之间明争暗斗了很多年却一直未分胜负，在这种情况下，公元648年的时候，新罗和唐朝结成了同盟，打算借助大哥的力量一统朝鲜半岛。

对此，高句丽表示无所谓。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天朝上国对其用兵不下五六次，但从未成功过，所以他压根儿就不怕。

不过不怕归不怕，但他们还是跟百济结了盟，以防万一。

另一方面，很多年来一直都相当弱势的百济当然就不能那么洒脱了，在跟高句丽拉关系的同时，他们还做了另一手准备，那就是和倭国结盟——大化改新后不久，时任百济国军义慈王就主动要求和倭国结盟，还把他的儿子扶余丰璋送到了飞鸟，实际上就是同盟国之间的人质，而倭国朝廷对扶余丰璋也非常照顾，他的一切吃喝享用都和倭国王子一个级别，大化六年（公元650年）发现白雉的时候，孝德天皇还特地请他来一起观摩神兽，甚至后来还给他找了一个倭国的老婆，可以说是极尽优待。

而另一方面，在知道百济频频向倭国明着暗着送秋波后，新罗那边也迅速展开了行动，大化五年（公元649年），新罗使者金多遂出访飞鸟，明面上是开展两国友好工作，实际上是告诉倭国朝廷，如果将来朝鲜半岛上发生什么战争了，你们最好别多管。

两边都想拉拢飞鸟朝廷，于是倭国在又一次成为香饽饽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抉择：是选唐朝和新罗，还是选百济？

正常人一般肯定选前者，毕竟前者很强，但在当时的倭国朝中，新罗派和百济派之间的人数却相差不多，尤其是最高层，几乎是势均力敌五五对分，孝德天皇赞成和新罗结盟，但中大兄王子却坚定地站在了百济一边。

之所以要迎难而上帮百济，是因为百济对于倭国，并非是普通的同盟那么简单，说得露骨一点，其实那地方是倭国的小弟，是附庸，所以才会在结盟的时候把王子送来当人质。而对于倭国来讲，百济是他们在朝鲜半岛的一个落脚点，只要这个落脚点在，那么今后就能继续在半岛，甚至是在中华大陆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现在显然不是当墙头草随风倒的时候，而应该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站出来争上一争。

更何况，大唐虽然和新罗结盟，可百济却也跟高句丽有一腿，中华帝国会不会为了新罗而出兵百济还是个未知数呢。

但显然孝德天皇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坚定地认为，新罗和唐朝结盟就是为了打百济，如果倭国帮百济一起打新罗，那么背后的大唐必定会出战，倭唐一旦开战，胜负根本不用说，这种明知道结果的战争，还有必要参与吗？

于是双方就杠上了。

这便是中大兄王子和孝德天皇之间如此水火不相容的最大原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代，倭国和大唐之间关系的变化完全有可能导致前者国运的变化，同时也可以引起最高决策层之间的斗争与对立。

白雉二年（公元651年），左大臣巨势德陀子上奏孝德天皇，说是干脆出其不意搞个偷袭，毫无征兆地直接攻打新罗，然后再结交高句丽，这样就算唐朝反应过来想要来救，也来不及了。

虽然这个听起来相当不靠谱的作战建议就连中大兄王子都断然否决，但在之后的两年里（公元653～654年），倭国朝廷还是连续派出两批遣唐使跑去长安打探风声。

这些使者归国之后，口径相当一致地表示：新罗准备攻打百济那肯定就是这几年的事了，而唐朝，也极有可能一同出兵。

虽然这间接证明了孝德天皇的观点是对的，但很可惜此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接任的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王子自然是母子同心，更重要的是这位能说唐话会写汉字的老太太心里宛如明镜一般，她知道倭国如果还想要朝鲜半岛的那一块利益，那么和唐朝之间直接的硬碰硬是绝对无法避免的。

当双方所相争的利益超过了一定程度时，即便是兄弟，也会翻脸。

其实朝鲜半岛出身的苏我入鹿当年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天，所以才会在一大堆亲唐派大臣中间不断地疾呼倭唐必有一战。

齐明五年（公元659年），唐朝方面突然下令倭国来的遣唐使从即日起一律不许回国，另行等候通知，如有违反，以重罪论处。

女王明白，战争就在眼前了。

好在当年苏我入鹿在给他自己造别墅的同时也没忘了干正经事，经过数年奋斗，还真的攒下了足够战争开销的兵粮和武器。此外，为了巩固大后方，使倭国能全力面对可能到来的战争，齐明天皇还命令越国守（今福井县到山形县一带的地方军政长官）阿倍比罗夫水陆并进，征讨虾夷和肃慎。

虾夷就是今天的北海道，至于肃慎，这个地方在中国的古典里，指的是东北松花江流域一带，不过以当时日本的能耐不可能攻到那么远，故而一般认为日本古代所说的肃慎，应该就是北海道的一部分或者是现在的库页岛。

经过两三年的苦战，两地先后于齐明五年（公元659年）和齐明六年（公元660年）被彻底平定。

就在肃慎被摆平的同一年，新罗联合大唐，向百济发起了进攻，仅仅五个月，王城就被攻了下来，国君义慈王投降，百济国宣告灭亡。

百济亡国的主要原因出在国君义慈王本人身上，这人是当时全亚洲出了名的昏君加暴君，关于他的斑斑劣迹简直是罄竹难书。比如有一年国家饥荒，这位仁兄自己照旧花天酒地，不开仓放粮也就罢了，还把前来劝谏要求拯救灾民的大臣们杀了个精光。所以在攻下王城之后，唐军将领特地立碑一块，内容主要是十六个字：外弃直臣，内信妖言，惩杀忠良，咎由自取。

然而，尽管百济国就这么没了，但国民却还在，即便义慈王在位的时候常常视大伙如草芥，可不管怎么样，这亡了国没了根的滋味毕竟不好受，所以一些百济的遗老遗少们纷纷出钱出力，四处招募义军，准备光复祖国。

百济复国军的总司令叫鬼室福信，他是义慈王的从兄弟。

但既然连正规军都被打垮了，这临时拼凑的乡勇游击队当然就更不用提了。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在鬼室福信的带领下，一些尚未被攻下的百济城池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也打了几次胜仗，但随着唐罗联军对百济残余势力扫荡工作的展开，这伙人很快就支撑不住了，无奈之下只能遣使入倭，请求援助，顺便再要他们把扶余丰璋给送回来，想立他为新的百济王。

使者到达飞鸟之后，倭国朝廷上下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策略。

把扶余丰璋送回去这个好说，但关键是要不要援助百济，说白了就是要不要为了百济和新罗乃至大唐开战。

虽然此时最大的反战派孝德天皇已不在世了，但飞鸟朝中仍有不少人反对和大唐动武，理由很简单：打不过。

想想也是，当年百济把王子送过来当人质的时候说得好好的，是一旦新罗和唐朝打过来了，让倭国出兵相救，可现如今别说救了，还没反应过来这百济国就被灭了，这种战斗力谁敢惹？

但更多的人却觉得如果就此坐视倭国在朝鲜半岛唯一的势力范围消失，那今后必定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他们也相信，虽然大唐确实很强，但历经大化改新的倭国，也不会弱。

因为不管怎么说，即便没有乌鸦变凤凰那般的脱胎换骨，但通过这场变革而让国力增强了不少也是真的，至少乌鸦差不多快要变成小黑鹰了，所以主战派们自信满满地表示，即便大唐横插一脚，我大倭的那些经过改新的兵勇防人们，也绝不会败下阵来。

两个国家，一个打百济只用了半年不到，另一个打个北海道外加库页岛这种原始部落都花了两三年，这两拨人要是放在一块儿对阵，你说谁会赢？

但齐明天皇仍是下令出兵半岛，为了鼓舞军心，老太太还决定御驾亲征。

是她不明白吗？不是。

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高句丽也派了使者到倭国，并送来一封信，说如果倭国出兵百济的话，我大高句丽也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助一臂之力。

落款人是著名的泉盖苏文，当年被女王用来打比方教育过苏我入鹿的那位。

虽然女王不怎么待见他，可泉盖苏文是狠角色却不假，如果有他相助，那么这一场对大唐的战争，兴许有的打。

抱着这样想法，齐明七年（公元661年），齐明天皇率部西行，当年五月，第一批倭军先遣部队总共一万多人一百七十余艘船在指挥官朴市秦造田来津等人的率领下先行离倭，护送扶余丰璋前往百济。

朴市秦造田来津这个名字可能有点怪，我简单说明一下，此人姓朴市秦造，听起来有点像韩国人，实际上却是中华后裔，乃是渡来人秦氏的子孙。

同月，女王抵达了位于今天福冈县内的朝仓宫，然后一病不起。

这也难怪，本来就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老太太，在医疗不发达的时代长途跋涉，当然身体要吃不消。

七月二十四日，女王驾崩。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大兄泪满襟。中大兄王子是个孝子，本来这大王的位置怎么着也该轮着他坐了，可他却偏偏不肯上位，表示自己先要守孝七年，等七年过后，再登宝座。

王位继承人行大王之实却不登大王之位，专业名词叫做“称制”，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两例，一例男一例女，男的是中大兄，史称天智天皇，女的则是后来的持统天皇。

称制归称制，该干的活还是得干。

天智称制元年（公元662年），第二批倭军也出发了，这是主力部队，总共两万七千人，带队的是当年平定虾夷肃慎的名将阿倍比罗夫，带战船七百余艘。

阿倍比罗夫是当时日本列岛最能打的人。

大唐当时最能打的，应该是薛仁贵。不过他没来。

还有第三批部队，总共一万余，不过他们并不用出国作战，只是在今天静冈县清水市一带驻守待命，以防不测。

根据倭国大本营制定的构想，这次作战的计划应该是这样的：先由百济王子扶余丰璋回国称王，然后带领百济遗民在第一军的配合下赶走新罗人，接着唐朝势必会派大军前来，到了那个时候，再由登陆半岛的主力部队第二军与其最终决战，将其击败。

平心而论，这个想法很美好，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居然也意外地顺利，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当年六月，两万七千人的主力部队登陆半岛，随即在阿倍比罗夫的率领之下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几乎被完全切断。

唐军之所以被打成这样，并非战斗力不高，而是人数不够，之前配合新罗灭完百济后，觉得待着也没啥意思，就撤走了主力，只留少数人协防，不曾想让倭国人钻了空子。

于是只能写奏折回国求援了，但正打得顺手的阿倍比罗夫毫不在意，他和第一批一万人的部队合并一处，做好了和唐罗联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形势喜人，形势逼人。

就在所有倭国人都以为能一直这么春风得意下去的当儿，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百济的内部出了大状况。

王子扶余丰璋虽然被护送回了国，也很顺当地被拥护为百济新一代国君，称丰璋王，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跟鬼室福信有了矛盾。

矛盾的主要焦点在于兵权，丰璋王想把复国军统归到自己麾下，因为他觉得自己才是唯一能够拥有这支部队指挥权的人，而鬼室福信自然是不肯，因此，两人就这么对立了起来。

对立的结果是丰璋王说鬼室福信要谋反，鬼室福信骂丰璋王是“腐狗痴奴”，然后丰璋王拍案而起先下手为强，于天智称制二年（公元663年）六月率亲信突袭鬼室福信，将其擒获后斩首，并把头颅挂于闹市示众。

这次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百济复国军瞬间士气大跌，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支部队也是鬼室福信一手带出来的，他丰璋王名为百济王，实际上在倭国生活了十好几年，复国军将士除了知道他是义慈王的儿子，王室正统继承人之外，几乎就没有任何交集了，现在这个路人甲把大家的老领导给弄死了，还想统领部队，谁肯听他啊？

鬼室福信之死，使得百济复国军就此变成了废柴一根，几乎再无战斗力。

这挑大梁的任务，终于落在了倭国人的身上。

而对面的唐罗联军自然不会放过如此机会，当年八月，大唐皇帝高宗李治派七千兵马走海路抵达百济，和留守部队会师之后，分两路展开攻击，一路走陆地，一路走海路。

当时百济复国军的大本营在周留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内），那地方跟前是一条江，叫白村江，绕过周留城后再奔腾至海，入海口则名为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

唐罗联军的水上部队正是打算走白江口逆流而上配合陆军夹击百济人和倭国人。

而在周留城的边上，还有十来座小城，但都在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被唐罗联军的陆地部队逐一攻陷，唯独剩下一座任存城，是进攻周留的必经之路，只不过那里地势险要，外加倭国大将阿倍比罗夫亲自带队死守，所以联军一直无法拿下。

也就是说，是否能够顺利拿下周留城乃至此战成败，最终将由双方的水军来决定。

倭国水军统领是朴市秦造田来津，这人不但负责水战，还负责造船，当时倭军所用将近千余艘船只都是他监工督造的。

而唐朝当时的水军将领，叫刘仁轨，时任检校带方州刺史，时年六十二岁。

刘仁轨，河南人士，平民出身。本来家境就不怎么样，又恰逢隋末大乱，所以年轻时日子过得非常清贫，但即便如此，他却依然专心于书本，素有恭谦好学之名。唐高祖时代，因受开国功臣任瑰赏识，在息州（今河南息县）参军，不久，出任陈仓县尉。

本来以为一辈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了，结果却摊上了大事。

话说贞观年间，陈仓有个人叫鲁宁，官居折冲都尉。

唐朝实行府兵制，基层组织的军府叫折冲府，折冲府的长官叫折冲都尉，最低也是个五品官，要比陈仓县尉的刘仁轨强很多了。

不过这个鲁宁性格不太好，嚣张跋扈喜欢欺负人，下到老百姓上到地方小官无一不遭受他的魔爪虐待，因为此人官大，也没人敢管，属当地一霸。

只是没想到鲁都尉运气不好，有一天不幸惹了刘仁轨。刘县尉知道这人的来头，所以一开始好汉不吃眼前亏，撸着顺毛说好话，但鲁宁非但不领情反而越发张狂，终于把谦恭的刘仁轨给惹毛了，当即命令衙役把鲁宁关入大牢，命其好生反省。

鲁宁活了半辈子就没碰到过这种事情，非但不反省，还骂不绝口，就这样，刘仁轨彻底地愤怒了，叫人把鲁都尉提出大牢，施以杖刑，就是打屁股。

喜欢欺负别人的人往往是最不经打的那种，一顿棍棒，鲁宁就这么被打死了。

县派出所所长打死了地方军区长官，这放到现在那也得上头条，在当年更是大事，故而当地高官一面拘捕刘仁轨一面将经过上报朝廷，等候回音。

然后这事就传到了唐太宗那里，太宗首先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县尉敢杀折冲都尉？多大仇啊？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便将刘仁轨押至长安当面质问。

面对煌煌九五，刘仁轨毫无惧色，说道：“鲁宁肆虐百姓侮辱朝廷命官，臣实在看不过去，愤而杀之。”

这话在朝堂之上说得相当铿锵有力，以至于唐太宗本人还没说什么，一代直臣魏徵就跳了出来，问太宗道：“皇上知道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不等回答，他又补了一句：“隋末时期的官员，大多和鲁宁一路货色。”

李世民是聪明人，知道魏徵的意思，于是不但没有处罚刘仁轨，反而还让他做了栎阳（今陕西境内）县丞。

正所谓一粒沙一世界，一件事能看一个人，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刘仁轨有过人的勇气，不然他绝不敢杀鲁宁；同时却绝非匹夫之勇，做事相当有分寸，否则他也不会先礼后兵好言相劝不成再关入大牢；此外，也相当地有担当，即使被绑上了金銮殿，也绝不会放弃自我的立场。

因为篇幅问题，我们也就不再作更多的介绍了，总之鲁宁事件之后，刘大人算是发了迹，虽然不敢说是青云直上，但也至少算一个萝卜一个坑地稳步升官，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朝联合新罗攻取百济，此役中，刘仁轨也奉命出战，担任水军统领。

不过，刘大人主要负责的是后勤粮草，而非攻城略地。

这主要是因为他没作战经验，事实上除了早年当过几天大头兵之外，刘仁轨后来担任的几乎都是文职，并没有怎么带过兵，也基本上没怎么打过仗。

其实这次跟倭国打本来也用不着他冲锋陷阵，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时真正管打仗的左卫中郎将，熊津（今韩国公州）都督王文度突发疾病死了，这才让刘仁轨这个管后勤的从幕后走到台前，负责水路的具体攻略。

八月十七日，四国双方水师聚集白江口，大战一触即发。

唐朝兵力大约七千，战船一百七十艘；倭国兵力一万上下，战船数量则超过了八百。

一方是七千人一百七十艘船，另一方是一万来人八百多艘船，这意味着什么？

没错，这意味着那八百多艘都是小船，属于军舰里的碰碰船。

当刘仁轨第一眼看到满江扑面而来的倭船时，着实吃了一惊，还以为是附近渔民集体跑这儿捞外快来了，再仔细一看，发现真的是倭国的战船，于是非常淡定地下了命令：不动如山。

而倭军那边也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劣势，故而从一开始他们就打定主意要以数量取胜，领兵大将朴市秦造田来津下令全军冲锋，自己站在船头大喊：“只要我们拼死往前冲，敌军自然就会退了！”

他说得没错，唐军真的退了。

望着汹涌而来的倭军越来越近，刘仁轨命令先头部队往后避退，以诱敌继续深入。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左右，八百余艘倭船大部分都开进了唐军的船阵之中。

刘仁轨下令：放火箭。

很快，倭军船阵里一片火海，士兵们哭爹叫娘，或被火烧死，或跳海淹死。

但朴市秦造田来津却依然保持着高度镇定，大喝一声：“我们也放火箭！”

这又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玩意儿，你有，我也有。

于是倭军也弯弓拉弦，万箭齐发，因为人多箭也多，所以场面比大唐的还要壮观。

但很快，一幕让他们绝望的剧情上演了。

弓是一样的弓，箭是一样的箭，只不过船是不一样的船。唐军的战船楼高甲厚，根本点不着。

远程的不行，那就来近战吧。已经被打急了眼的朴市秦造田来津决定孤注一掷，下令全军划足桨力，朝唐军阵中冲去。

他的意思其实也很明确：我一条船撞不翻你，我十条撞你一条总能撞沉吧？

不得不重复一遍：船和船，真的是不一样的。

倭船想跟唐船玩冲撞，这种感觉就跟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差不多，你拿一百个鸡蛋砸在一块石头上结果只能是一地蛋黄。很快，海面上不再火海一片了，而是漂浮着一水的碎木板。

朴市秦造田来津疯了，造了一辈子的船，带了一辈子的水军，堪称是日本历史上最早期的水战专家的他，被虐成了这样，于是一下子就失去了理智。

在仰天长啸一番后，朴市秦造田来津提起战刀，冲向了已经跳上船来准备将自己生擒活捉的唐军士兵，一口气连杀数十人，但终究还是因寡不敌众而被活活砍死在了船上。

这就是命啊。

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之后，倭国水军沉船过半，不得已退走岸上，而陆上部队在亲眼目睹了水军惨状之后，也顿时斗志全消，纷纷表示这仗没法打了，于是也从各个据点内撤出，水陆两军会师一处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胜利大逃亡。当年的九月十九日，前来参战的数万倭军全数离开朝鲜半岛，带着愿意跟着他们一起走的百济遗民浩浩荡荡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倭国。

百济复国运动宣告失败，从此历史上再无百济这个国家的存在了。

而丰璋王则逃去了高句丽，后被唐军所俘，流放江南，不知所终。

两国第一战，以唐朝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此役，唐军破倭船四百余艘，歼灭倭军万余，刘仁轨也因此名声大振，留芳史册。

公元1935年，适值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一代学术大师傅斯年中年得子，取名傅仁轨，为的就是纪念这位在白村江大扬国威出尽了风头的刘仁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战原本说好要来的高句丽虽然自始至终没出现过，但绝非是这伙人不守信用，他们一直在北面跟大唐对峙，而大唐也确实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力量来防止他们的偷袭。可以很负责任地讲，如果这次没有高句丽的牵制，一旦唐朝全力以赴打过来，那倭国绝对会死得更难看。

不过，尽管是一败涂地，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讲叫做“须臾间兵败如山倒”，但在这场战争中，倭国的表现倒也不是一片漆黑，还是有一些能让后人（只是日本人而已）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自豪的故事的。

在白村江之战中，倭国那边除了战死的，还有很多被俘的，其中有五个人，分别叫大伴部博麻、土师连富杼、冰连老、筑紫君萨夜麻和弓削连元宝儿，这五个人估计平时关系很铁，一起打仗然后一起被抓，接着又一起被送到了长安。

到长安之后，就没人管他们了，于是五人组就成天四处打探如何回日本，当时长安城里头大家都在谈论大唐和倭国的会战，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坊间还传闻说唐军准备胜勇追穷寇，跨海打到倭国去。

这本是人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那五个人却真的相信了。

信完之后他们就急了，心想当俘虏已经够凄惨的了，这要再当亡国奴那哪还有脸见祖宗啊，横竖得把这个消息送回国内，让祖国人民有所准备不是？

就这样，问题又绕回了起点：如何回国？

其实回国不是问题，关键是路费，五个人身上没一分钱，船家当然不肯帮他们渡海，只要解决了金钱问题，自然也就能回家了。

正当他们各自琢磨着是去搬砖还是摆摊来挣钱的时候，大伴部博麻发话了：“要不你们把我卖了吧，然后用卖得的钱作路费。”

他说的卖不是卖窑子，而是卖去当奴隶，唐朝时的中国流行用各种外国人当奴仆，市场上黑奴都有，学名昆仑奴，倭国奴应该也有人买，尽管可能价不高，但换几张船票应该问题不大。

四个人齐声叫好，当场就把大伴部博麻送去了人肉市场，接着买了船票就回了倭国。

而大伴部博麻在长安一直干了三十多年的苦工，才被后来的遣唐使给搭救回了国。

然后他受到了持统天皇的亲自接见，天皇都被这苦人儿给打动了，不仅赏赐了财宝和土地，还在史书中大书了一笔。

与此同时，大伴部博麻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也教育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到了江户幕末，甚至还被尊攘派刻成了碑四处宣传。

之所以要说这个跟冷笑话一般的感人小故事，是为了说明两件事：第一，大唐对于战俘真心挺优待的，不砍头不坐牢任你到处溜达，只要有钱就能回家；第二，那就是唐朝并不打算乘胜追击把倭国给攻下来，不然就会跟多年前准备对百济用兵时一样，不让一个日本人回国。

但当时倭国人并不知道这点，战败的消息传来以后，全国立刻陷入一片恐慌，人人自危，都觉得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曾经有史学家把白村江战败评价为日本两千多年历史上最大的两次亡国危机之一。

另一次是昭和二十年（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日本列岛面临着被美国占领后瓜分的危险。

或许有点夸张，但倭国国内因此而产生的绝望和恐惧却是真的。

而朝廷那边也乱，应该说更乱，当时甚至有人把当年苏我入鹿的那套倭唐必有一战的论调拿出来老话重提，这显然是针对消灭了苏我宗家的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目的无非是想趁乱捞一票。

经过数个昼夜的紧急磋商，最终中大兄王子拿出了一套分两步走的方案。

第一步是抽壮丁，当时倭国国内几乎是见人就抓，抓到之后用绳子一套，送往九州北面修城墙堡垒，以期靠此来抵挡攻来的唐军。

第二步仍是抽壮丁，不过这些壮丁不用干活，而是当炮灰，即传说中的防人，还是前往九州北面，驻扎在第一批壮丁修建的各种工事里头，如果唐军来了，他们就冲出去送死。

不过实际上大家也知道，造城也好拉壮丁也罢，这些都是自我安慰，唐军要真的渡海攻过来，谁也挡不住。

但大唐终究是没有打过来。论其原因，首先当然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仁义为本的传统美德，只要没什么深仇大恨不会把你赶尽杀绝，更何况这次倭国怎么说也是为了百济复国，说好听点叫师出有名，说难听点就是误上贼船，尽管两家真刀真枪地干了一场，但并无直接仇恨，故而大唐举国上下对这个东邻小弟也没什么太大恶感，自然也谈不上要乘胜追击；其次，从客观上来看，倭国当时还不具备让唐朝出兵远征的资格，此时唐高宗最大的敌人是高句丽，他之所以要跟新罗一起打百济，主要是为了能对高句丽形成一个夹击之势。

事实确实是这样，白村江之后仅仅三年（公元666年），泉盖苏文刚死，高宗就再度出兵半岛，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将高句丽这个一直悬在帝国东北的不定时炸弹给消灭了。

换言之，中日第一战的本质，实际上是唐朝本来就没想打倭国，也没空打倭国，结果倭国自己凑上来白白挨了一顿揍。

不过这样打一顿也有好处，百济彻底亡国之后，很多百济人都移民日本列岛，其中有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技术人员，同时还有不少壮劳力，就这样，倭国因祸得福地又有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产业发展。

第十一章  遣唐使物语：当年最重入唐人

白村江惨败之后，使得倭国上下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即便乌鸦变成了凤凰，对面的大唐却也是神龙一般的存在。

所以就甭多想了，接着跟人屁股后面学吧。

至于怎么个学法，我相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遣唐使。

遣唐使，广义上来讲就是唐朝时代日本派去大唐出访的使者，这些使者一般按照职责分成三种人，第一种是正儿八经的外交官，去搞外交促友好的。尤其是在白村江战败后，倭国方面四年内连派三批使者过去，为的就是示好，请求大唐不要出兵列岛。

四年三批，以当时的航海技术来讲，这个频率高得惊人。

第二种就是我们常说的留学生，说起来这三个字还是人家日本人发明的，他们派过来之后往往会留在长安学习中华文化和先进科技，然后或学成回家报效祖国，或留在大唐继续发展，或没有学成但仍回家吃香喝辣。

第三种是干什么的在此暂且不说，放到后面再讲，这里先来说一些关于遣唐使的基本情况。

首先来说航路。

当年遣唐使从倭国出发到长安，一般有三条航路可走，分别是北路、南路以及南岛路。

北路，从难波出发，一路坐船至九州岛北边的海面，再经对马海峡，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一路北上，最后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然后走着去长安。

应该讲这是一条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航线，邪马台卑弥呼那会儿就是这么走的，只不过白村江之战后，朝鲜半岛南部被新罗给占了，倭新两国正对立着，也就不太方便从人家门口过了，于是只能另辟捷径，这就有了南路。

南路的前半段和北路一样，难波坐船到九州北面，然后不往北了，而是一直向西，横渡大海之后在苏州或是宁波靠岸，再走陆路去长安。

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漂洋过海是具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当时日本用的船是平底船，经不起风浪，很容易出事。一般来讲遣唐使能够全须全尾平平安安地从难波抵达苏州、宁波，或是登州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下，除了一阵风浪过后集体沉到底之外，更多的时候则是会被狂风刮得偏离既定的航路，比方从九州北部被吹到了九州南部。

然后就有了南岛路。

和之前的北路、南路不同，南岛路并非固定航线，甚至尚无法确定其是否存在，只是从当年记载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知道，每当海面上刮起大风把遣唐船刮到九州南部时，开船的便会顺坡下驴地一直南下，沿鹿儿岛、冲绳群岛朝西北进发，最后在苏州或是宁波登陆。

对了，虽然一直念叨苏州、宁波、登州这三个地方，但实际上在那个还没罗盘的时代，遣唐使们的登陆地点基本是不可能百分百确定的，往往是靠哪算哪，上了岸之后再联系当地县府州郡，递上通关牒文，然后再在他们的安排下前往长安。总之这是一段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旅程。

说完了航路，再来简单说说遣唐使的日常。

在抵达长安之后，第一类遣唐人员，也就是正儿八经的外交官们，在安顿好一切后要做的第一件正经事是去皇宫报道，告诉皇帝，我们来了，然后奉上信物，比如国书什么的，这个行为专业名词叫做“礼见”，通常的地点在大明宫宣政殿，而皇帝一般也是不会出面的，都是交给大唐负责外交的官员来接待；走完这个程序大概数日之后，皇帝便会下诏，说是想亲眼见见这批从日本来的客人，于是大家赶紧沐浴更衣熏香一番之后进皇宫，拜见天子龙颜，这个叫做“对见”。

对见一般安排在内朝，也就是皇上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皇帝通常会问问遣唐使们日本国内的一些情况，比如收成好不好啊，人民幸福不幸福啊，同时也会做一些实质性的指示，像赏赐一点东西，或是让人给留学生们送点礼物等等。

通常来说遣唐使中的外交人员在历经礼见和对见两关之后，任务便算完成了，可以先回住的地方歇着去了。

遣唐使的住所叫做外宅，外宅所在的周边一块，是禁止唐朝居民进来的，同时也不让外交人员出去，这主要是为了双方的安全考虑。首先是为了大唐的安全，怎么说你也是一外国人，让你到处走来走去随便看，那岂不是连国家隐私都没了？其次则是为了遣唐使本身的安全着想，毕竟你初来乍到对长安又不特别熟汉语也没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要让你到处乱跑万一走丢了怎么办？再被坏人抓去当外国奴卖黑砖窑里头算谁的？

不过虽然上述确实是当时规定的律法，但实际操作起来往往会有例外，毕竟那个年代的各种警备技术还落后得很，而且中国人本身的性格就是来者是客，既然是客当然不会真把你当贼防着，所以遣唐使们还是有不少机会可以零距离接触长安百姓，切身体验大唐社会的，比如可以去集市逛逛，买一些好玩的好看的珍奇异宝回国。

外交任务完成之后，就该回国了。这是一件让遣唐使们非常不情愿的事情，从历史记载上来看，除了安史之乱以及晚唐等动荡时期，大多数遣唐使都希望自己能够长期住在长安，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期限的话，那最好是一万年。

不过这显然不可能，就算唐朝答应了，倭国也不会答应，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大家只能收拾好行李，登上回国的船，临走之前，还要再见一次唐朝皇帝，请求准许放行，这叫“辞见”；而唐朝皇帝除了准行之外，往往还要好言告别几句，再给上国书一封，以增进两国友好，有时候还会指派一名唐朝的官员跟着一块儿去倭国回访，这叫“送使”。

而能够长期以遣唐使身份留在长安并且也不用住外宅的，只有一种人，那便是第二类遣唐使：留学生。

比起外交官，留学生要比较自由，但作为代价，他们的生活将非常艰苦。

在唐朝，留学生一般学习的场所是传说中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国子监里一般又分为六个学院，分别是四门学、太学、国子学、律学、书学和算学。

前三个学院是读正儿八经的圣贤书的，后面三个是培养律法、书法和数学这三门专业人才的。

在圣贤书学院里，一般学生要参加旬考、月考、季考、年度考以及最后的毕业考，毕业考若能通过，则可以选择考科举或是升级，即四门学生升级成太学生，太学生升级成国子学生，但每一学平均下来最多读三年，三个学院最多读九年，九年读完你要么选择考科举要么就去抱孩子，不可能一辈子赖在那里头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国子监的圣贤书学院一般招的都是官僚子弟，等级最低的四门学生也必须是七品以上家庭出身，而且在正式科举考中，主考官也会有意偏取国子监的学生，所以唐朝前期的进士多是圣贤书学院里头出来的。

作为对外国人的优待，无论是哪里来的留学生，只要进了国子监，都可以直接从第二级的太学开始念起。

当然，之前得通过鸿胪寺、礼部以及国子监本身这几个部门的考试，考试内容是汉学基础和口语对答，虽然在中原读书人眼里这都是小儿科，但对于外国人而言，那就很难了。

曾经新罗有过一批两百多人的留学生团体来报考太学，最后录取了十个都不到。

日本虽然还没有如此巨大的落榜率，但说实话也够呛。

不过，平心而论，其实还是落榜更好一些。

那些也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地通过考试，入了太学的日本留学生们，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发现自己身处的并不是什么最高学府，而是地狱。

大唐的太学生所习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留学生亦是如此。大经《礼记》和《左传》；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小经《易经》《尚书》《公羊传》以及《谷梁传》。

还有必修的科目两部：《孝经》和《论语》。

除了必修之外，大中小三经可以选修，或二经（一大一小或两中），或三经（大中小各一），或五经（《诗经》《周易》《尚书》及全部的大经）。

你不要以为就这几部书挺简单的，当时国子监里的唐朝学生也是读的这些，科举考的还是这些，要知道那些个从日本、新罗、越南、爪哇来的留学生，在汉语基础几乎为零的条件下，却要和五岁启蒙七岁读圣贤的官宦子弟同堂学同一种教材，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且每部经典都有修学期限，超过时间没念完的，就请你回国。

听起来是不是很残酷？

所以很多日本孩子们只能咬紧牙关，头悬梁锥刺股地三九三伏闻鸡起舞，支撑他们的，其实并非是学成之后出人头地之类的想法，而是一种一定要用在大唐所学到的知识把日本打造得不输给大唐的信念。

虽然，他们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偷偷地朝着日本列岛的方向望两眼，然后暗自羡慕一下那些已经先行回国的同期生们。

这是因为那些在最开始考试就落榜的以及受不了念书之苦中途而废的同学们，在回到了倭国之后仍然可以以大唐海归精英自居，照样凭镀着一身金币坐享荣华富贵，混他个风生水起。

究其原因，可以用江户时代儒学家广濑淡窗的一句诗来回答：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

最后，再来讲一讲遣唐使的人员配置。

遣唐使基本实行的是四船一团制度，就是四艘船组成一个船队，组成一个使节团。通常每条船上装一百人，最大的叫大使，比大使低一个档次的叫副使，这两个职务掌管全团事宜，而且天皇或是大王在临行前会赐予大使宝刀一把，叫做“节刀”，也就是尚方宝剑，谁敢在船上撒野直接剁了丢下海去喂鱼。

此外，如果天皇或大王本身有非常要紧的事情想跟唐朝皇帝沟通，又觉得大使看起来不靠谱的时候，往往会在使节团里再安插一名钦差，叫“押使”，就是天皇代言人，属于老太爷级别的，地位比大使还高，系全团最大。

押使、大使和副使，都是外交人员，而且一般也都能在长安见到皇帝，同时根据古代的一贯传统，皇上也会给他们封官，往往押使和大使能得个三品，副使则略低一些。

话再说回船上，副使之下，还有判官、录事、知乘船事（船长）、译语生、主神、阴阳师、医师等等，当然还有留学生。

除留学生外，其余的都是甘草角色，默默地各尽其能，只为确保全团人员平安到达长安。

遣唐船上的苦力们大多是农民出身，作为回报，除了发放相应的报酬之外，还一律免去他们全家的三年课税。

遣唐使那些事说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我们接着来看倭国国内。

天智称制七年（公元668年），七年守孝期满，天智天皇正式登上王位，成为了倭国的大王。

即位之前，他就下令迁都近江（滋贺县）的大津，然后发布了日本史上第一部古代法典《近江令》，从此，倭国正式成为了一个律令制国家，用现在话来讲就是变成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近江令》已经失传了，所以没有人知道里面具体写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部参考了中国隋唐两朝律法之后所炮制出来的法令。

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十一月，中臣镰足病倒了。

当月十三日，天智天皇亲自探访了已经没有可能再从病床上爬起来的镰足，在明知道他还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情况下，仍是鼓励他坚强起来战胜病魔。

中臣镰足摇了摇头，笑着说道：“我这一辈子唯一不行的，就是军略。”

这是一句相当不着四六的遗言，到底有何深意千百年来众说纷纭。

次日，中臣镰足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五岁。

临死前一天，天智天皇赐姓藤原。

不错，这位中臣镰足就是后来称霸日本朝廷一千多年的藤原家族的祖先。

藤原镰足走后没几年，天智天皇也不行了，天智十年十二月三日（公元672年1月7日）驾崩，享年四十六岁。

正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天智天皇的王位是怎么来的大家伙都知道，就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报应就来了。

天智驾崩后，大友王子登位，史称弘文天皇。

结果大友王子坐上宝座才几个星期，屁股都没焐热，他叔叔大海人就发难了。

就在天智天皇走的当月，大海人王子就联合各地豪族官员高举反旗，并亲率兵马杀向近江，大友王子虽然也曾写信给九州以及关东的豪族们，但大家要么是找各种借口不肯来，要么是想来却被大海人的同盟军们挡着过不去，总之是孤立无援。

所以大友王子理所当然地屡战屡败，当年七月二十三日，实在是败无可败退无可退了，只好举刀自裁，年仅二十四岁。

因为这一年是壬申年，故而史称“壬申之乱”。

之后，大海人王子登基大位，称天武天皇，然后迁都飞鸟，近江朝廷就这么被灭了。

大海人王子造反的理由除了私欲膨胀想当皇上之类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白村江之战的惨败。

前面说了，白村江战后天智天皇又拉壮丁又修城墙，以防大唐入侵，这些行为都是要花钱的，而且得花大量的钱，这钱中央当然不会拿出来，都摊派给了地方，于是地方的长官以及豪族们当然心怀不爽，所以当大海人王子揭竿而起的时候，大家伙一呼百应地墙倒众人推，就是这个道理。

大海人王子，也就是天武天皇即位后，自比汉高祖刘邦，一腔的雄心壮志。

他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废大臣。不是具体废哪个臣子，而是把原先辅佐大王的高官全部罢免，自己一个人独揽了政务，兵务和法务三权，实在是忙不过来得找人帮衬了，也都找的是皇族。

当时倭国的冠阶已经升到了二十六阶，天武天皇规定，最上面的五阶，只许由皇族担任。

请你务必记住这个时代，因为这是日本古代天皇专制政治的顶点，最主要的是它还是昙花一现的顶点，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外交方面，此时的倭国已经熬过了白村江惨败后最难过的日子，而且又恰逢唐朝和新罗为了朝鲜半岛的统治权而翻了脸，翻脸的同时双方又一起想到了要来拉拢一下倭国。就这样，飞鸟在同一个春天里迎来了两批使者，各自都带着满满的友爱。

天武天皇以非常低的姿态亲自接见了新罗使者，并且还派了使者回访，以增进两国往来。

对于唐朝使者，他当然也很客气，只不过客气完后，就没了下文。

天武天皇并未派出回访的遣唐使，不仅当时没派，在他整个执政生涯里，都没有向长安派出过一批遣唐使。

这是试探。

虽然天武天皇意欲和新罗交好，但该捞好处的时候也不能手软。

天武一朝曾经大肆从朝鲜半岛挖墙脚，也就是拉人过来移民，并且给予相当优厚的待遇，天武元年（公元672年），天武天皇就承诺，但凡从半岛来的移民，免除课税十年。

这个政令确实被很好地贯彻执行了，而且在十年期到后，天武天皇又表示，从朝鲜半岛来的移民中，小孩子的课税一律不收。

天武十年（公元681年），天武天皇召集全国专家，说是要开始修撰律令。

律，即刑法；令，是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的合体。律令，说白了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修根本大法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天武十五年（公元686年），天武天皇病重去世的那会儿，都还没修出来。

天武天皇临死前，把江山社稷托付给了他老婆鸬野赞良皇女，就是后来的持统天皇。

当年10月1日，天武驾崩，持统称制，改年号朱鸟。

这是日本历史上所有女帝里头最为持家的一个。

其实她一开始完全没有要登大位的意思，所以尽管改了年号理了政务，却一直不曾真正地登基，而是采取了称制法，这是因为在女王的心中，王位只属于一个人，那便是她和天武天皇的儿子——草壁王子。

只不过当时的草壁王子并不适合当大王，主要是因为犯了众怒。

这人从小体弱多病，而且文才武略也不咋样，其实这都没什么，古今中外历史上比他更傻的人当国君的例子随便能举出一大把，只是关键在于，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大津王子。

说起这个大津王子，那真是人见人爱，用史书上的话来讲，就是“状貌魁梧，器宇轩昂，自幼专攻文武两道，博览群书，力大擅剑，性格放荡不羁，不拘法度礼贤下士，敬慕者无数”。

跟大津一比，草壁真的就是一根草。

故而当时朝中的主流意见是，希望持统天皇立大津王子做太子，也就是下一任大王。

持统天皇当然不干，因为大津不是她亲生的。

只不过那会儿形势逼人，王室宗族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如果让大津王子担任将更有利于倭国的前途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无论是持统天皇，还是草壁王子都认为应该来一手绝的。

当年10月2日，大津王子的好朋友，天智天皇的次子川岛王子向持统天皇告发说大津王子密谋造反，此言一出，女王便以最快的速度派人将大津王子逮捕，第二天就命他自尽，其间没有经过任何审问和盘查。

本来是想搞定了大津王子便直接传位给草壁王子，可事情显然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对于这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诬陷，王公们表现出了离奇的愤怒，更有甚者还找到了天武天皇的另一个儿子舍人亲王，说愿意立他为大王，取代他的哥哥。

这真的是被惹毛得失去理智了，要知道舍人亲王那年才十岁出头，不过孩子倒也机灵，谁来找他商量此事都找借口离开，不是要尿尿就是要吃零食，时间一长也只能作罢。

在这种形势下，持统天皇明白这大王的位子已然成了一个雷包，如果在此时把王位让给儿子，那就等于是让他成了众矢之的，前思后想之下，她决定继续称制，以大王的名义统领倭国天下。

说实话敢这么干的只有亲妈。

所以有时候看看天智天皇、齐明天皇跟草壁王子、持统天皇这两对母子，真的是感触良多。

两个儿子都是干了遭人恨的事情，需要找个给自己挡刀枪的盾牌，而最后站出来的，都是自己的亲妈。

貌似在人类漫漫历史长河中，每当大难临头，往往只有母亲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儿子的身前做他的挡箭牌，而当儿子的，一旦出了事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往妈身后躲。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到了最后关头，还依然愿意不吝肮脏不计后果守护你的，只有你的母亲。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持统称制三年（公元689年），多病的草壁王子还是没能斗过病魔，与世长辞了，年仅二十七岁。

持统天皇当然心如刀割，但她却并没有心灰意冷。同年，女王正式登基成为倭王，结束了称制时期，随后，立轻王子为太子。

此轻王子不是彼轻王子，而是草壁王子的儿子。

因为这时候他才不过六岁，所以国家大事自然还是女王一把抓。

持统十年（公元697年），女王将王位传于十四岁的轻王子，也就是后来的文武天皇，而自己则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太上天皇。

四年后，对马岛发现狗头金一块，岛民不敢私藏，进献朝廷，文武天皇大喜，将当年改号为大宝。

注意一下，大宝之前，日本虽然已经创立了年号，但总共只有三个：大化、白雉和朱鸟，就是属于那种大王想到了给设一个没想到就不管它，而自大宝后，年号不再间断，一个没了另一个接着跟上，所以这等于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还有一个里程碑也在这一年被树了起来：当年八月，天武天皇到死都没修完的那部律令，终于完稿了，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宝律令》。

不过说实在的，这本堪称日本史上最早律令的《大宝律令》，其实基本是抄袭了大唐的《永徽律令》，有的地方甚至连标点都没改，还原度相当之高。

当然还是有两个划时代的突破之处。

第一个是建立了新的官制，中央分二官八省一台，地方则分国郡里三级。

所谓二官八省一台，指的是神袛官、太政官，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以及弹正台。

神袛官就是一群拜神的，太政官则是一群帮助天皇处理政务的最高决策层，而弹正台相当于纪委，用于监督调查弹劾官员的违规行为。

虽然是效仿了隋唐三公六部制，但却被用了整整一千多年，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才废除。

第二个就是用法典的形式确定了天皇这个称号。

长久以来，日本的国君都叫大王，诸多天皇的名号都是后世追封的，所以本书在之前也严格遵照历史，一律叫大王、王子和王女，但现在这个叫法要改了，因为在《大宝律令》中有明确的规定，日本的国君称天皇，或是天子。

不过由于现存的《大宝律令》残卷中并没有找到这条记载，故而很多人都认为，日本国君称天皇的规定是从完成于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的《养老律令》里开始的。

应该讲这是一个误会，尽管从现存的日本古典文献来看，那部《养老律令》确实是最早规定了天皇的称号，但这并不代表因为没有从《大宝律令》中找到这条就认为它没有规定。作为一部拥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法典，现存至今的《大宝律令》是残缺不全的，而将大王改称天皇的文字内容，应该就在这失传了的部分中。

这绝对不是臆想。首先，天皇称号在天武时代就有了，天武天皇在很多次场合中自称或是让别人称自己为天皇而非大王；其次，在《大宝律令》制定后，《养老令》出台前，日本的一些官方文件文献里，关于国君，称呼都变成了天皇，比如那本《日本书纪》。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很靠谱的结论：天皇二字作为一国之君的法定正式名号而登场，是从《大宝律令》开始的。

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倭国历史上的第八批遣唐使抵达了中国，这也是自天智八年（公元669年）以来的第一批。

这批遣唐使节团的团长叫粟田真人，不过他的职位既不是大使也不是押使，而是持节使，比押使还要大，由此可见，他们这次是带着重要任务去的。

粟田真人一行抵达长安之后，照例见到了皇帝，然后奉上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国书，一样是刚制定完不久的《大宝律令》。

如果那时候要有著作权法的话，估计还得再交一笔使用权税。

这次国书的内容跟以往空对空的友好问候有所不同，是一次照会，文武天皇告诉中华皇帝，我们改国名了，从此往后不再叫倭国了，而叫日本。

日本的意思就是日出之国，这个隋炀帝那会儿就说过了。

而改名的理由，根据日本那边的说法，是觉得倭这个字眼不太雅观，改成日本更帅气些。

后世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说法比较可疑，但到底可疑在何处谁也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所以这里就不用去多费心思瞎琢磨了，跟着信就是，反正从这里开始，本书也将用日本来指代我们隔壁的那个邻居了。

国书实际上没什么问题，之前提到过，中国历史上对于周边小国姓什么叫什么一直都很宽容，只要你不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一般你想叫什么我们都肯接受。

所以天朝如日本人所料认同了照会。

问题的关键，在于那部《大宝律令》。

不是版权纠纷，而是律令中明确提到了日本国君称之为天皇。

虽然那份照会至今早已不知去向，但不难推测，十有八九上面的落款用的也是天皇二字，最次也该是日本天子。

也就是说这次日本人来主要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两件事：第一，我们改名叫日本了；第二，我们的老大叫天皇。

第一件无所谓，第二件很要命。

隋炀帝那会儿就强调过，中国古代非常容不得周边小国称帝，这往往会被视作背叛。

但日本人在明知道这种习俗的情况下仍是踩了一脚中国的底线。

更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居然并没说什么，也认可了，既收下了国书，也夸了夸《大宝律令》修订得不错，甚至还赞扬持节使粟田真人是一个难得的饱读诗书精通经典之才。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候没有大唐了。

时为公元702年，此时此刻统御中华君临天下的皇帝名叫武则天，国号大周。

倒不是反对女人当皇帝，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历史上女人主政的时代都挺不错的，但武则天继位之后引发的各种宫廷争斗和周边国家外交混乱却也是事实。国内不去说他，老太太到死都有好几个大臣要逼她退位；国外情况也不容乐观，其他国家不明就里以为自己多年来追随的大唐就这么被女流之辈给篡权夺位了，于是纷纷前来交涉，即便不是明着表示不满，至少也要来问个究竟。

在这种时候，日本人跑过来搞友好，二话不说不仅大大承认女皇继承大唐的合法性，还拿了一本克隆大唐律法的《大宝律令》以示日本一如既往将一直紧跟大唐的步伐，你说女皇又岂会有不高兴之理？

就算不满意隔壁称天皇称天子，那你觉得她会不会在这样的形势下驳人面子把人赶回日本去呢？

更何况从粟田真人被单独列出夸赞一番的情况来看，此人在见武则天的时候肯定没少说自家持统女皇的事情，而且还要大大赞扬一番女皇的各种丰功伟绩，恰逢此时，持统女皇正以太上女皇的身份在那里扶持朝政，虽然彼老太太和此老太太掌权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但至少武则天一听大洋彼岸也有这么一个跟自己经历身份相近的女人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且还做得很好，那么一份心理上的亲近感认同感总是会有的。

正所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就是这么个道理。

外交战中，日本又一次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取胜的原因跟从前一样，还是情报。

天武天皇那会儿之所以不派遣唐使，那是一种叫板。

他想借此告诉大唐，日本不用看你们的脸色，日本和你们一样也是大国。

所以才会交好新罗，不理会唐朝。

同时也是试探，想看看唐朝会有什么反应，万一反应激烈，也好趁着局势变成无法收拾之前作出妥当的对策。

但是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唐朝那边没什么反应。

因为此时的大唐皇帝唐高宗身患严重的风疾，据说几乎到了全盲的地步，政务全都由皇后武则天一手掌控，一群人且斗着呢，哪有工夫管你日本来不来遣唐使。

之后，李治去世，武后继续逐步蚕食般掌控着李家的基业，先是临朝称制，最后在公元690年自立为皇帝，建立了武周政权。

在这种时候跑去给自己弄一点名义上的好处，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问题是，日本从哪里知道的这一切？

毕竟宫闱斗争连长安的老百姓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里知道其每一步动向，远隔千万里的日本又怎么做到了如指掌的？

现在该告诉你第三类遣唐使是干吗的了，或许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他们就是间谍。

虽然这两个字有点难听而且也确实不怎么确切，但日本依靠遣唐使的往来而获取大唐的情报甚至是把唐人挖回倭国移民，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在没有遣唐使的情况下，日本则以新罗为渠道，自朝鲜半岛照样能够断断续续地知道大唐国内发生了什么。

这是纯粹实事求是说历史，完全没有指摘的意思，况且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了解自己的邻国，想成为和邻国一样的强大国家，这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我们对日本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却已经把我们摸了个门清。

如果说隋炀帝国书那会儿，日本还只是偷偷摸摸自娱自乐地关起门来寻求和天朝平等地位的话，那么这一回，则是修成了正果，终于光明正大地和中华帝国平起平坐了。

大宝二年（公元70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代女帝持统天皇因病医治无效而于飞鸟驾崩，享年五十八岁。

这位忠实执行了丈夫天武天皇生前所制定的所有政策的女皇，在遗体被火化之后又与丈夫天武天皇合葬一处，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火葬的天皇。

史书上对于她的评价是“深沉大度，知礼勤俭，有母仪之德”。

她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持统天皇驾崩后，轻王子继位，称文武天皇，不过这位天皇跟他父亲一样，身体也不怎么好，年纪轻轻地就离开了人世，所以在庆云四年（公元707年），文武天皇的生母阿閇皇女继承大统，称元明天皇。

元明时代（公元710年），天皇下令迁都至平城京，也就是今天的奈良县奈良市，这意味着日本历史上的奈良时代拉开了帷幕。

顺道一提，平城京内的规划和建筑几乎完全参照了长安城。

元明天皇之后，继位的是草壁王子的另一个女儿冰高皇女，即元正天皇。

元正天皇刚继位的那年（公元715年），因为在日本的某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只高寿的乌龟，被认为是祥瑞，所以改年号灵龟。

两年后（公元717年），又在美浓国（今岐阜县）发现了养老瀑布，于是年号又被改成了养老。

养老四年（公元720年），从天武天皇时代开始编撰的日本史上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终于成书了。

《日本书纪》的性质之前已经讲过，这是一本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史书，里面关于大友王子即位的事情只字不提，连他是太子都没怎么说，而是说，天智天皇在位的时候，曾经承诺要把王位让给弟弟大海人王子，大友王子的那个弘文天皇的称号，还是明治年间明治天皇给他追封的。

该书总共三十卷，全部是汉字写就，从神话时代一直写到持统天皇时期。

一般认为这书的主编是天武天皇的儿子舍人亲王，也就是那个打死不肯当天皇的主儿。

这种书的主编你也知道，多半是挂个名当个监工和第一位读者的，真正的编撰工作，自然是由下面的那些学者们来完成。

接下来讲的，就是学者们的事情。

话说就在十几年前，有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书纪》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部三十卷的书其实可以按照某种规律分成A、B两大部分，A部包括14～21卷以及24～27卷总共十卷，剩下的当然就是B部分了。

至于那个规律，仔细说来是这样的：虽然整部著作通篇用的都是汉字，但A部的汉字书写以及语法都非常正确，堪称完美；而B部分虽然也是汉字文章，但其中对汉字的误用错用现象比比皆是，和A部相比几乎就能说得上是文理不通。

得出的结论是A部出自中国人之手。

同时，因为14～21和24～27两部完全不连着，故而从常理上判断，负责修书的中国人应该主要有两个，一前一后。

那么这两个中国人是谁呢？

他们分别叫续守言和萨弘恪，一个姓续，一个姓萨。

虽然中国人现在确实有姓续的也有姓萨的，不过续守言和萨弘恪这两个名字应该是归化后改的，他们真正的中国名至今已然不可考。

至于这续萨二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倭国，那还要从白村江之战那会儿说起。

却说当年百济复国军总司令鬼室福信，在请求倭国出兵援助的时候，事先也考虑过，万一对方害怕大唐威名不敢相帮怎么办，在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他琢磨出一损招，那就是：抓了一百来个在百济定居的唐朝人，对外宣称是唐军的俘虏（有部分确实是真战俘），然后一路送到了飞鸟。

言下之意很明确，就是唐军其实不厉害，你看，我们游击队都能抓那么多活的。

在这群倒霉蛋里，就有续守言跟萨弘恪。

好在飞鸟朝廷见他们识文断字，是读书人，所以也没太难为他们，还问说要不要来我们这里当官？

两人没有反对，于是便一起出任了“音博士”一职。

音博士就是在宫里教那些王子王孙们正确的唐话发音，定员两人，从七位。那会儿的日本人要能发一口标准流利的唐音，那绝对比今天中国人说一口英式宫廷英语更出风头。

到了养老年，正好赶上国家修史，天皇见两人有大才，觉得光教书有点委屈他们，于是便又请出来一块儿编书。

换而言之，日本史上的第一部正史，其实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修的。

虽然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应该一脸不屑地表示这没什么，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内心是可以大大地骄傲一下的，这其实是中华文化对整个古代东方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属于我们的荣耀。

第十二章  超越盛唐，吉备真备的强国梦

天平六年（公元734年）十一月，四艘从大唐返回日本的遣唐使船在中国的东海遭遇了大风暴。

因为当时造船技术的问题，所以船都不怎么靠谱，曾经有一位不知名的遣唐使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当一个巨浪从右面打来的瞬间，整个船舱里的所有人都滑去了左边。”

这次的风浪比日记里的那次更大，整个船舱里不光人都随着船身颠簸而左右乱滚，就连东西也撒了满地。

有点经验的人都已经看出来了，这船要翻。

于是一下子场面就乱了，各种哭爹声叫娘声跪求祖宗显灵声不绝于耳，还有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号啕不已，觉得自己眼看着就要学成归来光宗耀祖了却碰上这等倒霉事，太不幸了。

在这一片混乱中，有两个人显得格格不入。

一个人紧紧地抱着一个巨大的箱子，虽然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但却满脸的害怕。

还有一个家伙则跟没事人似的在那里笑看着一切。

两人四目相对，没事人先开口了：“哟，你是留学生？”

抱着箱子的那个仍是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是留学僧，叫玄昉，你不用怕，这艘船不会沉的。”

所谓留学僧就是去长安留学的和尚，他们主要学习大唐的佛法佛经，不用去太学专攻孔夫子的圣贤书。

“你怎么知道不会沉？”

“因为我有这个啊！哈哈哈！”那留学僧一边说笑一边从怀里摸出一张脏兮兮的画，然后往那书生跟前一亮，“看到没，这是南海龙王的画像，只要有了它，就会在海上得到庇佑，此船必然不会沉。”

留学生很无语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更紧地抱了抱身前的那个大箱子。

或许真的是南海龙王附身在了那张都快皱成菜皮的画上了，这一次的遣唐使团，四条船里沉了三条，唯一剩下的，就是带画的那和尚跟留学生所在的那条。

不过他们也够呛，被冲到了种子岛，只好下船上陆安顿几天，再坐船北上去福冈，虽然要花费些许日子，但也总强过沉海。

当脚踏上了陆地，那个留学生的脸色明显好转多了，也开始和那个和尚聊了起来。

和尚只是一脸的得意：“怎么样，我说我们的船沉不了吧？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在长安留学了十六七年，现在终于能衣锦还乡了。”

“是啊，我在长安整整十七年，连家父病故都不能回家送葬尽孝。”留学生一脸的忧桑。

“人活一世岂能不死，回不去又不是你的错，过去就让他过去吧。”或许是因为死者为大，和尚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笑容。

“你倒是挺会开导人啊。”

“废话，贫僧干的就是这个啊。”瞬间和尚又笑了起来，“话说回来，你小子在快翻船的那会儿真有意思，你就那么怕死吗？”

“不是怕死，我是怕我那个箱子沉了，那里面可全是无价之宝啊。”

话说到这里和尚才发现，留学生不知什么时候让仆人把那个大箱子也给拖了出来，这会儿正坐在上面呢。

“我说，这里面有什么宝贝值得你这么费力地把它背来背去？”

“书。”

“书？”

“这里面装的都是大唐儒学、律法、历法等各种经典，如果日本想要有未来，那么就必须要学习大唐，要学习大唐，那么这些书是必不可缺的。我死了不要紧，只要把这些书带回日本就行了。”

“诶……看不出来你还这么有抱负，你叫什么？”

“下道真备。”

“嗯，我记住了，等到了奈良之后有缘再见吧。”

下道真备，备中国下道郡（冈山县内）出身，他们家本是当地很有实力的豪族，但大化改新之后，豪族的土地领民都被没收了，于是真备的父亲下道圀胜只能应朝廷召唤，来到了京城当了个右卫士少尉。

右卫士少尉就是宫廷近卫兵里负责看守皇宫四周的小军官，官阶从七位上，待遇地位跟在老家那是完全不能比的。

家道中落固然不幸，但好在儿子下道真备相当有出息，自幼便有神童之称，年仅十七岁就进了大学深造。

大学就是那会儿日本的最高学府，很显然是仿效了大唐的国子监，由国家挑选全国的精英在里面读书，然后再在精英中挑选出精英送出去留学。

养老元年（公元717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下道真备被选为留学生，坐船前往长安读书。

到了大唐之后，他的天才神童属性彻底爆发了。

虽然那会儿去长安的日本留学生主要学的是儒家经典，但在读圣贤书的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要学其他东西，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律法、建筑、工艺，工艺就是金属加工以及陶瓷制作之类。

而下道真备则是奇葩，因为他什么都学，无论是圣贤书律法建筑工艺还是兵法医学天文学，甚至是琴棋书画这种娱乐活动他都没落下，而且还学得相当好，一般中国读书人都不如他。

所以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数次希望他能留在唐朝做官，但都被婉言谢绝。

一连苦读了十七年，到了天平六年（公元734年）年底，一来是感到该学的都学了是时候回国报效了，二来是正好有一团遣唐使从长安出发准备回日本，于是下道真备便也搭上了顺风船，同船的还有几个跟他同一年去大唐留学的人，比如玄昉。

一行人走了数月，一直到第二年（公元735年）的年初，才回到平城京。

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遣唐使回到日本，基本都能得以富贵，下道真备当然也不例外，作为资深海归精英，他一踏进平城京，就接到了升官的通知，官阶从原来的从八位下一跃升至了正六位下。

虽然八和六之间只差个七，但在当时日本的官阶里，从八位下和正六位下之间，差了整整十级。

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新鲜事，毕竟谁都知道那会儿最重入唐人，下道真备真正在平城京内引起轩然大波让大家都知道他名声的契机，还是因为数日之后，他把那个拼死也要保住的大箱子献了上去。

在这个箱子里，有总共1600卷经典，除了常规的儒家书籍和史书之外，还有天文学，音乐和兵法等著作，其中的《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成立》2卷、《乐书要入》12卷等，都堪称是无价之宝。

和各种书一起献上去的，还有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各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日时计一个以及乐器若干。

这次献宝行动在京城里引起了轰动，天皇还特地搞了个展览让王公贵族们前来观摩，而在各种围观的过程中，有两个人同时注意到了下道真备，他们都是朝中的重臣，一个叫葛城王，一个叫藤原仲麻吕。

葛城王是敏达天皇的后裔，藤原仲麻吕的曾祖则是藤原镰足，两人都是当时平城京里能呼风唤雨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一对冤家。

对于这个带了一箱子宝贝回来的精英下道真备，两人都想把他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于是铆足了劲儿跑去套近乎，先是葛城王非常礼贤下士地让人把真备召到了自己的王府嘘寒问暖了一番，而藤原仲麻吕则更加一步到位，亲自跑到下道家，说明天跟我一起去皇宫，天皇要见你，不是以前的那种团拜会，而是皇上单独会见你一个。

当时执政的是圣武天皇，此人好佛，极端好佛。

所以他见到下道真备后的第一句话，是问先生你既然从大唐带了那么多佛经回来，那么自己对佛法又有什么心得呢？

下道真备回答说自己虽然也读过佛经，但更主要的是读律法，读经典，尽管偶尔也想想佛家的哲学，可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让日本变得更强大。

这很明显是在指责天皇，你一国之君不思如何治国天天想着拜佛，干脆去庙里得了。

但信佛之人毕竟是信佛之人，圣武天皇听完后没有任何不快，而是顺水推舟地问道：“那么如何才能让日本变得更强大呢？”

“回禀圣上，想要让日本变得强大，只有学习大唐的一切。”

“从大化改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学大唐了，如今都过了七八十年了，可日本仍然不能与大唐相比，这又是为什么？”

“臣以为是学得不够。”

“学得不够？此话怎讲？”

“诚然，自多年前开始日本便一直在学大唐，可学的仅仅是律法、佛经等极少数东西罢了。臣以为，所谓学习大唐的一切，就是完全模仿大唐行事，无论是朝堂还是民间，所用所行的一切，都做到和大唐一样，如此一来，日本必定会强盛。”

“要多久？”

“大唐开国至今，已经一百余年了。”

显然圣武天皇对一百年这个概念是无法接受的，连忙转换了话题：“那么下道真备，你自己又有何愿望呢？说出来，朕可以帮你实现。”

“我自己……”下道真备还真没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想要的啊。”

“没事，你但说无妨。”天皇笑着说道。

“那……那臣就说了……臣有高堂在上，想要一间足够大的宅子奉养老母……”

或许是多少年来没听到过如此朴实的言论了，故而此话一出，在场的大伙都愣住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藤原仲麻吕的姑姑——圣武天皇之妻光明皇后。这也是为什么藤原仲麻吕能轻易让下道真备进宫面圣。

光明皇后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从藤原家出来的皇后，同时也是史上最初的非皇族出身的皇后。她的出现，代表着之后长达几百年的藤原家称霸后宫的历史被拉开了序幕。

光明皇后的父亲叫藤原不比等，不比等是藤原镰足的次子。皇后在年仅十五岁的时候就嫁给了尚且还在太子时代的圣武天皇。她自幼就是一个超级大美女，而且不仅脸长得好看，心灵也异常善良，被当时的历史记载为一个“聪明、富有善心且一心向佛”的完美女性。

这是真的。

光明皇后在世的时候，自己出钱兴建了日本最初的孤儿院，名为悲田院，而在奈良的法华寺内，至今仍然尚存着一个浴室，据说这是当年皇后因考虑到贫困的穷人洗不起澡而开设的免费浴室，这位尊贵的女性甚至还亲自来到浴室里为那些生病的穷人们擦背。

除此之外，她还开设了日本史上的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将那些已经无药可救命在旦夕的穷人们收容于此，给予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关怀和照顾。

总之这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人。

所以当下道真备谦逊地表示自己一无所求只想要小木屋一间安顿家乡老母时，光明皇后着实被感动了，正当她想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背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既然你只要小屋一间的话，要不就带着你家里人住在宫中的马厩里如何？听说你们乡下都是人马同住的。”

说这话的是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女儿，阿倍内亲王。

这姑娘自幼深得父母宠爱，整日里口无遮拦肆意横行，几乎就是皇城一霸，并且无人敢管。

下道真备也是久闻这位千金小姐的大名，所以并不回话，只是低头不语。

倒是光明皇后开了口了：“下道大人，在唐国对于这样的女子，该如何管教呢？”

“回禀皇后，大唐人对于子女的教束是相当严格的。”

皇后一笑：“无妨。”

“那请借笔墨一用。”

“可以。”

下道真备拿过已经润了墨的毛笔，径直走到阿倍内亲王跟前，拉起她的手，在掌心中写下了一行字。

接着，狠狠地就是一记掌击。

“啪”的一声，把周围人都给吓了一跳。

姑娘低头去看，发现手上写了六个字：

“君子泰而不骄。”

这便是两个人的初会。

在后世的无数影视文学作品中，下道真备被描绘成了阿倍内亲王的初恋甚至是唯一的挚爱，然而因为命运的束缚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或者说，即便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但至少情窦初开的公主在豆蔻的年华遇上了成熟的饱学大叔，那种小小的粉红暧昧还是有的。

虽然两人的感情世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次见面过后，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达成一致，任命下道真备为宫廷老师，学生只有一个：阿倍内亲王。

主要教授《汉书》和《礼记》。

教课之余，两人当然也会聊天，老师给学生讲在大唐的种种见闻，而学生则告诉老师宫廷的各种内幕。

说着说着，就提到了一个人：藤原宫子。

藤原宫子是藤原不比等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文武天皇做妃子，同时也是圣武天皇的生母，那一年已经五十多岁了。

不幸的是，她在生下圣武天皇的当年（公元701年），就得了一种病，症状是整天躲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几次甚至还想自杀，别说照顾孩子了，就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在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眼里，这其实是很明显的产后忧郁症，稍加调理就能治愈，但在飞鸟奈良时代的日本，医学完全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人们只以为她是着了魔，可毕竟是天皇的生身母亲，于是只能把她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养起来，整天由着她疯。

可怜的圣武天皇从出生之后就没见过自己的亲妈。

不是他不想见，而是不敢见，因为藤原宫子此时的症状已经发展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发起病来甚至连一直服侍在旁的仆人都不敢靠近。

这是一个比较传奇的故事，以至于下道真备在当天课程教完出宫后，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来自己家里做客的玄昉——两个人此时已经混得很熟了，再加上那时候在日本，同期留唐相当于后来中国的同科进士，算是相当了不得的缘分，所以彼此之间也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本来这就是个八卦，但奇怪的是向来说话比阿倍内亲王还差劲的玄昉，听完后却是一脸的严肃：“此事当真？”

下道真备说具体是真是假我也没亲眼见过，但总不至于有人拿自己的奶奶来开这种玩笑吧？

玄昉想了想，说道：“你能让我见到太后吗？”

下道真备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表示如果去拜托阿倍内亲王的话或许可以，但问题是玄昉见了之后想干吗？

“我想给她治病。”

“宫中那么多有名的大夫那么多年都治不好她的病，你凭什么去治？”

“宫中的大夫无非是世代医家，靠了祖宗的名气才能混上一口饭罢了，并不代表他们有多大的能耐，更何况从你所说的症状来看，这太后应该得的是心病，心病让我这个开导普度别人的高手来治，那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下道真备知道玄昉在想什么，和一回国就加官进爵，备受天皇皇后宠爱，还在亲王身边当老师，正值春风得意的自己相比，同样是遣唐留学生，同样在专业领域里奋发读书了十七年，同样受到过玄宗皇帝的青睐（曾受赐三品紫衣袈裟），同样也带了大批经典回国（玄昉带得更多，佛经5000卷），但这时的玄昉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和尚，从天皇那里得了一些最基本的俸禄和赏赐罢了，和当时在船上那满心衣锦还乡的憧憬全然不符，他并不是没有能力获得这一切，只不过缺少一个机会罢了。

大家都是朋友，帮一把也是应该的。

“不过，给太后治病可不比平常，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可别连累我。”真备说道。

“那时候贫僧自行了断就是，放心吧。”

天平八年（公元736年），通过下道真备和阿倍内亲王的沟通，玄昉走进了皇宫，又走进了藤原宫子住的那间小屋。

眼看着藤原宫子就要闹将起来，玄昉连忙挥手赶走了左右，然后说道：“你别怕，我是海龙王派来的使者。”

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摸出了一张已经变得更加皱更加脏的南海龙王画像。

奇迹出现了，老太太一下子就镇定了下来，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和尚与那张画。

“你有何不快，可以对我说，我一定会转达给海龙王大人。”

结果当天这事就传遍了皇宫，说老太后多年来头一次在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情况下，非常平和地见了一个陌生人。

之后一连数月，玄昉天天往太后寝宫里钻，紧接着各种流言蜚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坊间，甚至连太后已经为当今圣上生了个小弟弟这种谣言都有，以至于圣武天皇不淡定了，他很想从此不再让玄昉进宫，可又做不到，因为除了最初的那几次，之后每回玄昉来给太后治病，都是应太后召唤前来的，你真要在门口挡驾，保不齐老太太又折腾出什么幺蛾子来。

只是天皇怎么都弄不明白，那玄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真的有神力？

当然不是。

这就要从藤原宫子的出身说起。

这位老太后虽说明面上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但其实只不过是以藤原家女儿的身份嫁进皇宫的，她真实的出身是在纪州（和歌山县），也不是什么贵族千金，而是个海女。

海女就是潜水鱼师的女儿，潜水鱼师就是以下海摸珍珠摸鲍鱼为生的人，在古代日本是个很常见也很危险的职业，往往是夫妻搭档，由妻子带着绳索负责潜水。绳索上有称为“分铜”的重锤可以加速潜入，浮上时海女会拉扯绳索为信，由丈夫拉绳加速上浮。

名著《枕草子》中，就有关于海女家族的描述。

却说当年文武天皇出巡纪州行宫的时候，在海边邂逅了或许正在捕鱼或许正在晒太阳的某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海女，见惯了宫廷里的矫揉造作，猛地遇见这么个原生态的姑娘，就好像王子看到了灰姑娘一般一见钟情上了。

但海女毕竟是海女，地位那是相当下贱，就算再漂亮也不可能娶进宫里当妃子，要知道当时皇宫里头哪怕是给天皇端马桶的，都是豪族家的女儿。

就在这个时候，藤原不比等横空出世了，他把那个海女收养为自己的女儿，改名藤原宫子，有了这个身份，那海女便能名正言顺地嫁进皇宫了。

可这显然并非是什么好事。

虽然嫁入豪门，从此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但宫廷内部的钩心斗角，和周围人之间身份的巨大差异，都让藤原宫子没有办法习惯自己的新生活。

你或许可以用自由来换富贵，但你终有一天会发现，自由永远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

这也就难怪会得产后忧郁症了。

而玄昉正是在知晓了这一切后，才会以海龙王使者的身份进宫，代表海龙王来倾听这位海的女儿的心声。

果然很有效。

其实治心病跟治身病一样，也是“望闻问切”四个字，只要掌握了一切，再加上足够的开导，自然能妙手回春。

经过一年的努力，天平九年（公元737年），藤原宫子的产后忧郁症痊愈了，老太太几十年来头一回走出了那间小屋子，也头一回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圣武天皇。

同样，天皇活了大半辈子也第一次看清了自己亲娘长啥样，这一份内心的激动不言而明。

激动之余，他决定好好赏赐大功臣玄昉一番。

葛城王不失时机地上奏表示，玄昉这一年里实在劳苦功高，应封他做僧正。

僧正就是僧官的一种，地位相当高，比它高的只有大僧正，通常即便是大寺院的住持不到一定资历也是坐不到这个位置的。当时的玄昉不过三十来岁，但天皇依然是准奏了。

同时，因举荐有功外加把阿倍内亲王调教得很好，下道真备也受了赏，官阶被升到了从五位下。

两位遣唐使就这样出人头地了。

就在玄昉给太后治病的当年（公元736年），葛城王放弃了皇族的身份，用了自己母亲家的姓，改名为橘诸兄，名义上说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天皇处理政务，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对付藤原家，毕竟你堂堂一个王爷跟一个大臣钩心斗角地过不去，总归不大体面。

顺带一说，日本古代有四大姓氏：橘、藤原、源、平，藤原的祖先是藤原镰足，而橘氏的祖先，正是这位橘诸兄。

改名后的第二年（公元737年），橘诸兄出任右大臣，接着正式开始行动。

他首先提拔了下道真备，任命其为从四位下右卫士督，等于是管皇宫四个大门中的一个，而玄昉自然也没给落下，除了之前推荐他担任僧正之外，还把大内皇家专用的佛道场也交给了他管。

这种摆明了就是拉帮结派想要对抗藤原家的举动，很自然地惹毛了藤原仲麻吕，为了和橘诸兄对抗，他决定联合藤原家的全部力量，与之一较高下。

可惜他做不到，不是能力不够，而是藤原家的人突然都死光了。

就在这一年（公元737年），一场天花降临了平城京，一时间整个京城里头死尸遍地，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无法幸免。

藤原不比等当年生了四个儿子，分别是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和藤原麻吕。

结果这四位都在这场天花中被夺走了性命。

其中藤原武智麻吕是藤原仲麻吕的亲爹。

好好的一个藤原家一下子倒了四根中流砥柱，他藤原仲麻吕就是再能耐这会儿也翻不出跟头来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家里人畜平安的橘诸兄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实在是被逼得不行了，也只能背后搞搞小动作，比如搜集一些八卦新闻出去散播，八卦的对象主要是玄昉，因为这秃驴成天待在太后寝宫不说，出了宫在外面也是整日花天酒地享乐人生，全然没有一副出家人的样子，并且还多次怂恿天皇说要造一尊大佛，让百姓来祭拜，这个建议连下道真备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理由是过于耗费民脂民膏。

藤原仲麻吕正是利用这些事情，让人天天传流言，打算用最恶毒的言语来将玄昉击倒，或是传到天皇耳朵里头让他自行清理门户。

但这显然不太可能，玄昉本身是个二皮脸，早就修得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胸襟，想用这种坊间传闻来打击他简直就是白日做梦，而对于圣武天皇来讲，玄昉是救母恩人，多吃点多喝点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藤原仲麻吕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能忍，静静地等到橘诸兄他们自己露出破绽，然后再将其一举拿下。

然而，终究还是有人忍不住的。

话说藤原仲麻吕那得天花死去的叔叔藤原宇合有个儿子叫藤原广嗣，当时在朝中担任治部少辅，本来毫无威胁的一个孩子，不想因为出身藤原家而遭到了橘诸兄的惦记，他和玄昉一起在天皇面前进言，指摘藤原广嗣的种种不是，天皇心一动，便在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把广嗣那倒霉孩子派到大宰府去任大宰少贰了。

大宰府，是设立在九州北部筑前国（今福冈县）的行政机构，最高长官叫大宰帅，从三位，主要职能是监视朝鲜半岛以及中华大陆的一举一动，以防变化。

大宰少贰是大宰帅的副官之一，品级跟治部少辅相当，但因为这地方太过偏远，所以让他去当大宰少贰等于就是发配边疆了。

再说那藤原广嗣到了九州之后，自然是心怀着千万分的不满，整日里也不干活，天天拿着个酒碟在那喝酒，边上人知道他是藤原家的公子，也不敢管他，只得由着他去。

某天，广嗣又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喝闷酒，一边喝一边发牢骚，嘴里念叨着把橘诸兄玄昉以及下道真备那几个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个遍，骂着骂着，突然猛地把酒碟子一摔，用力一拍大腿，怒喝一声：“老子宰了他们！”

手底下人照例当他发酒疯，于是围上去好言相劝，说其实九州也蛮不错的，要啥有啥还离大唐挺近，大人您就别折腾了云云。

广嗣低头不语，琢磨了一会儿后，又是一声大喝：“起兵！”

当时大宰帅跟其他几个高级的大宰官刚好空缺，故而大宰少贰藤原广嗣实际上是统领了整个大宰府，手底下管着万把人，所以当天他就点起了所有人马，浩浩荡荡地往东面杀将过去。

同时提出了口号：清君侧，诛奸臣。

奸臣是谁也说得很清楚，一个是玄昉，一个是下道真备。

玄昉也就罢了，这厮确实欠揍，但下道真备确实很冤枉。长久以来他虽然一直为橘诸兄重用，却从来都不是橘诸兄那一派的，事实上他谁的人都不是，尽管橘诸兄确实不止一次地明示或者暗示过真备，但却全都被他以君子不党为由而拒绝，此时的下道真备完全是一副安居乐业的腔调：主要工作是专心教阿倍内亲王读书，剩下的时间就去皇宫门口走走，看看有没有不法分子，其余的一律不管不问。

但藤原广嗣显然顾不了那么多，既然下道真备是橘诸兄提拔的，那么在广嗣眼里，必然是和橘家一伙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弄不掉橘诸兄先弄掉你们哥俩。

消息传到京城，圣武天皇倒也镇静，兵来将挡地派出了名将陆奥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大野东人，封他为大将军，顷刻率兵一万七千征讨藤原广嗣。

双方在板柜镇决战，不到一天，广嗣军便兵败如山倒。

其实早在刚拉开战阵那会儿，大野东人就吼了一嗓子说老子奉诏讨贼，主犯千刀万剐，从犯一律不咎。

喊完之后大宰府的部队就哄地散了一大堆。

这还不算什么，更加悲催的是藤原广嗣兵败后打算坐船逃往新罗，不想刚刚踏上了船，海面上狂风骤起，活生生地把船给吹回了岸边。

广嗣见状，连忙跪了下来，先拜天后拜海，口中称道：“我藤原广嗣乃是大忠臣，如果老天爷您也这么认为的话，那就请平息大风，助我前往新罗吧！”

说完，还把駅铃给丢进了大海。

所谓駅铃，就是古代日本朝廷赐予外放官员的信物，拿着这个可以沿途在各驿站公款吃喝，并接受保护。

只听得“扑通”一声，刹那间，海浪高达数丈。

风，更大了。

这是真事。当年十一月，藤原广嗣被擒获，遭斩首之刑。

广嗣之乱对玄昉触动很大，这家伙一直以为藤原家的人最多也就是聒噪两下过过嘴瘾，没想到居然来真的，这使他终于明白了政坛险恶，于是也不再整日里往太后房间里钻跟太后打小报告了，而是回到了庙宇，安安静静地抄起了佛经。同时每日焚香发愿，不为别的，只求自己下半生能有个安生。

不过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天平十七年（公元745年），藤原仲麻吕上奏圣武天皇，列举玄昉数条罪状，于是大和尚就被剥夺了一切官职财产，然后下放到了九州的一个寺庙里当住持，于第二年（公元746年）病逝在了那里。

其实藤原仲麻吕还想顺手把下道真备一起给赶出京城的，只不过没法下手，因为对方背后有人。

此时的阿倍内亲王已经在天平十年（公元738年）的时候被册立为日本史上唯一的女太子了，下道真备也因管教有方而被任命为东宫学士，就是太子的老师，继续教授女太子功课。在他的悉心调教下，当年那位大大咧咧口无遮拦的野姑娘，如今已然变成了知书达理谦谦温和的皇家闺秀。

显然，在这个时候去招惹那位看起来温文儒雅教书先生实在不是个明智之举。

天平十九年（公元747年），下道真备官升从四位下右京大夫，也就是半个京城的市长，不仅如此，天皇还赐其新姓：吉备。

出身地方豪族的书生成为了掌管京城的朝廷大员，并且还获得了天皇赐姓，这在当时的日本是绝无仅有的。

两年后（公元749年），圣武天皇退位，女太子继承大统，称孝谦天皇，改年号天平胜宝。

或许是吉备真备教得太好了的缘故，孝谦天皇确实如名号所说的那样，是个不折不扣的孝顺女儿，当时光明皇后还活着，女皇刚刚即位那会儿，几乎事无巨细都会找妈商量。

于是皇后最喜欢的外甥藤原仲麻吕就如同跌进了米缸里的老鼠，再加上他的那几个得天花而亡的叔叔的孩子们在此时也差不多都长大成人了，所以藤原家终于又迎来了第二春。

同年，仲麻吕升任右大臣，并在光明皇太后的推荐下兼任中卫大将，同时掌握了军政两大权力的他，终于完全压倒了左大臣橘诸兄，并且使得后者再也没有了翻身的机会。

现在，总算只剩下吉备真备一人了。

天平胜宝二年（公元750年），在并没有经过天皇点头认可的情况下，藤原仲麻吕突然任命吉备真备为肥前守，也就是肥前国（佐贺县）的地方长官，将其下放边疆。

吉备真备倒也不在乎，接到文书之后就默默地收拾好了行李，然后一声不吭地去九州上任了。

因为他知道在乎了也没用。

巧的是就在这时候，日本开始准备又一次的遣唐使赴唐事宜，于是吉备真备便趁机上奏朝廷，表示自己拥有丰富的在唐生活经验，既可以和大唐沟通各种事情，也能帮助后辈尽快适应那里的生活，所以还请皇上批准，让他参加这次使节团。

孝谦天皇没有任何犹豫就准了这道奏折，而藤原仲麻吕也大力支持，因为在他看来，吉备真备即便在边疆那也终究是个隐患，还不如让他彻底滚出日本，眼不见心不烦。

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吉备真备第二次出发赴唐，并且他还担任了整个使团的副使，这一次的大使叫藤原清河，是藤原房前的四儿子。

真备此次去大唐有两个原因：第一当然是不想再风餐露宿地这么守边疆了，毕竟那时候的九州还荒凉得很；第二则是想去长安把留在那里的一个好朋友给带回日本，然后组成攻守同盟，一起抵抗正不断扩充着自己势力的藤原仲麻吕。

那个好朋友是谁，下一章再说，只不过事与愿违，他并没有被成功地带回来。

天平胜宝六年（公元754年），吉备真备回到了日本，归国后的第二年（公元755年），唐朝发生了一件大事，也就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虽然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对日本的影响也不小，主要是担心安禄山史思明他们会在夺取大唐全国后又把矛头指向日本，因此当时有很多日本的官员要求孝谦天皇整备边关防务，以备不测。

吉备真备就是这类人，他甚至还认为新罗也很有可能趁火打劫，所以这回是主动要求去九州守边疆，担任了大宰少贰，之后又升至仅次于大宰帅的大宰府第二高官大宰大贰，掌管了整个九州的防务。

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从养老四年（公元720年）开始修编的《养老令》终于完稿，由孝谦天皇亲手颁布，昭告全国。

从律令的文本内容来看，可以说是《大宝律令》的升级版，该律令仍是参考了隋唐两代的中国律令，再融会贯通，并结合日本国情之后的产物。

尽管如此，这份仿效隋唐律法的《养老令》却是此后一千多年里日本唯一的根本大法，一直用到明治年间才被废除，由此可见大唐对日本的影响之深。

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孝谦天皇宣布退位，由舍人亲王的儿子大炊王继承宝座，史称淳仁天皇。她自己则担任太上女皇，称孝谦上皇，居于幕后摄政。

孝谦天皇让位的原因，一般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当时她娘光明皇太后得了重病，为了腾出时间来照顾亲妈，于是便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天皇事业。

这是扯淡，要知道她即便不当天皇了也仍在执掌朝政，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仍是她，每天扑在政务的时间一点也不比从前少，而且就算要照顾光明皇后也不用女皇本人亲自端茶送水，能花多少工夫？

真正的缘由是因为藤原仲麻吕给了压力。

仲麻吕之所以能够权倾天下，完全是得益于姑妈光明皇后。他和孝谦女皇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怎么样，故而在光明皇后病重之后，考虑到万一姑妈这次没挺过去，而自己又不愿意在后台倒了之后也跟着一起倒，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孝谦天皇给弄退位，然后再和新天皇搞好关系，这样一来，不管姑妈死不死，自己都能做一棵政坛常青树了。

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尽管淳仁天皇是孝谦天皇在位时就立下的皇太子，但很快，他就被藤原仲麻吕给拉拢了过去，两个人打得一片火热。

不过女皇却对这些事情并不怎么在乎，在她看来，以太上女皇的身份摄政非但没什么不好，反而还离自己的偶像更近了一步。

她的偶像是一代女帝武则天。

在孝谦上皇尚且还是阿倍内亲王的时候，她的老师吉备真备上课之余跟她说得最多的，是大唐的事情，在各种大唐故事里，说得最多的，是帝王世家——毕竟学生以后或许要当天皇，总得有针对性地搞教育。

而在那些帝王里，最常被提起的，是武则天。

在那个时候，姑娘就会经常对老师说，如果自己有一天真的能继承父位，那一定要做一个不输给武则天的千古女帝。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女皇执政的时代里，国内政务全部参照唐制，就连官名也都改成了唐朝风格（一说藤原仲麻吕主导），不仅如此，她在个人修为方面，也极力靠近武则天，几乎就是日本版的武媚娘。

武则天废太子，她也废太子。圣武天皇临终之前（公元756年）曾留下遗嘱，立新田部亲王的儿子道祖王为皇太子，结果他才死了一年（公元757年），孝谦天皇就把道祖王给废了，给他改了一个很蠢的名字之后，再一顿棍棒，将其活活打死在了牢里。

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兴告密之风，孝谦天皇也有样学样地猜忌群臣。橘诸兄因为在圣武天皇病重期间于自己家里摆了一桌酒席喝了两杯小酒，便被怀疑有不臣之心，被迫辞去了左大臣一职。

而他的儿子橘奈良麻吕更惨，被藤原仲麻吕告发说要谋反，然后女皇还真的信了，将其和其所谓的党羽全部关押进了大牢，然后或杀或流，涉案人员多达440多人。

武则天好佛，孝谦天皇也好佛。她在位期间，不仅在日本奈良造起了巨大的佛像（奈良大佛），甚至还请了一位大唐的得道高僧来给自己授戒。

那个得道高僧就是著名的鉴真和尚。

武则天据说有四大男宠，孝谦天皇……也有，不过就一个，叫弓削道镜，是个和尚。

这个道镜说起来跟吉备真备倒也有些渊源，他是玄昉的师兄弟，哥俩都是出身日本一代高僧义渊和尚的门下。

要说两人还真是一对师兄弟，不光各自最大的技能都是忽悠，就连发家史都如出一辙。

且说天平宝字五年（公元761年）的时候，孝谦上皇生了重病，然后也不知道是谁，把正在学梵语的道镜给推荐进宫，说是能看病，结果他这一进去，女皇的病倒真是治愈了，可道镜也没出来，两人就这么好上了。

其实这也正常，一辈子单身没结过婚的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这完全是天公地道，谁都没资格多说什么。

道镜因此就成了上皇身边的大红人，地位也雨后春笋节节高，当年（公元761年）就被封为少僧都。

古代的日本和尚从高到低分十个等级，最高的是大僧正，少僧都排在第六，玄昉当年能当僧正不光因为他治好了太后的病，更因为此人留唐十七年，带回五千卷经书，而现在这道镜几乎无尺寸之功初出茅庐都能混上个少僧都，除了潜规则上位还是潜规则上位。

而且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弓削家的其余闲杂人等也因此而各自升官，大富大贵了起来。

道镜的升官以及仗着孝谦上皇的宠爱逐渐开始干涉朝政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藤原仲麻吕的不满，他数次上奏，希望上皇不要再和那和尚鬼混在一起了，但所有的奏章都如肉包子打狗，一去再也没了音信。

不得已，仲麻吕只能让淳仁天皇亲自出面，要求上皇自重守礼，顺便再把道镜赶出京城。

上皇当然不愿意，反而还把淳仁天皇给骂了一顿。

一国之君被这么一骂，面子上自然挂不住，于是便在藤原仲麻吕等一干藤原派的支持下，接二连三地和女皇关于道镜一事展开激烈的争吵。

争吵的结局就是，本来就已经出现关系裂缝的两人，现在终于彻底撕破脸，开始大鸣大放地对立了起来。

藤原仲麻吕要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话说自从橘诸兄辞职，他儿子橘奈良麻吕因涉嫌造反而被搞死之后，仲麻吕在朝中再也没了敌手。可以说，在他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下，藤原家的势力遍布了整个平城京，几乎就要达到一统庙堂的境界了。

当时的朝政虽然大体上还是被孝谦上皇掌控着，但实际上底下的群臣没几个喜欢这位女皇，严格说来大家都讨厌她，但又怕她，自己不敢出头又天天盼着有个英雄来力挽狂澜。故而藤原仲麻吕认为，只要自己和淳仁天皇君臣齐心然后振臂一呼，那必然响应者群起，然后孝谦上皇也一定会土崩瓦解，沦为手下败将。

女皇其实也很明白眼下的局势，她也知道朝中大臣几乎都愿意听藤原仲麻吕的，不光是因为自己多年来对他们的严控，更因为自己是个没有孩子的女人。

这个道理很简单，君王无后等于根基不稳，在这种时节，又有几个臣子愿意跟着一个风雨飘摇的皇帝？

至少有一个。

天平宝字八年（公元764年），大宰大贰吉备真备奉诏回京，出任造东大寺长官。

东大寺是日本最著名的寺庙之一，之前提过的奈良大佛就在该寺之内，造东大寺长官，就是建造东大寺的一切事务总管。

这是一个掩人耳目的闲职，毕竟不用他亲自去搬木头看图纸，吉备真备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是来对付藤原仲麻吕的。

仲麻吕感到自己压力很大。

太上女皇自不必说，心狠手辣无坚不摧，那道镜虽说是靠潜规则出人头地的，可毕竟是玄昉的师弟，并非泛泛之辈，本来单靠这对“神雕侠侣”，就已经能基本压制住藤原仲麻吕和淳仁天皇以及他们背后的文武百官了，现在再加上一个一手把女皇调教出来的万事通吉备真备，仲麻吕的胜算还剩多少？

人的压力一大就容易焦虑，一焦虑就容易走错路。

当年九月，在尚未出现任何败象的情况下，藤原仲麻吕莫名其妙地就想到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句千古名言，接着突然集结了六百人，宣布兵变。

从者有淳仁天皇的两个兄弟船亲王和池田亲王，而天皇本人因为蹲在深宫大内出不来，只能表以精神上的支持。

这真是出人意料的一招，别说吉备真备了，就连仲麻吕的心腹们都没想到。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冷不防呼啦啦一下子就都跟着成反贼了，很多人一下子心理上就没能承受住。

九月五日，藤原家家臣大津大浦因不想参与这种会让自己遗臭万年的行动，于是便跑去皇宫，告发了自己的主人。

十一日，孝谦上皇派兵围住了淳仁天皇所在的中宫院，将其软禁在内，并没收象征皇权的玉玺。

藤原仲麻吕闻讯后，也派人全京城地串联，希望那些昔日里紧跟自己步伐的权贵大臣们这一次能和自己共进退。

但却从者寥寥，或者说没有从者。

这是出乎仲麻吕意料之外但却在情理之中的一件事，毕竟不管什么世道，比起雪中送炭来，大家更喜欢锦上添花。

不得已，仲麻吕只能率部逃出了京城，以图在外围决胜负。

女皇则下诏任命吉备真备为从三位中卫大将，全权统御全国人马，追剿藤原家反贼。

这个任命让当时的日本军政两界都很看不懂，因为即便藤原仲麻吕再怎么彪悍，国内仍不乏可以与其一战的大将。退一万步说，就算国内无人了，也犯不着把吉备真备给请出来，要知道老爷子当年都已经七十岁了，在那时候的日本，这种年纪能走路不用拐杖就算不容易了，更何况千军万马地白进红出呢。

但唯有孝谦上皇知道，自己的任命没有错。

吉备真备到位之后，先召集了部将开军事会议。会上，他问手下，你们怎么看？

部将纷纷表示，藤原仲麻吕带着小部分人马连夜逃出京城，说明他势单力薄心里发慌，我们应该果断集合人马，全线追击。

“首先，藤原仲麻吕出京，固然是失道寡助，但却并非害怕。”吉备真备摇了摇头，“其次，如果我们整兵一处倾巢出动追着他们打的话，赢是肯定没问题，但伤亡会很大。”

将领们不屑一顾地表示，打仗就是要死人的，不死人打什么仗？

“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老爷子长叹一声，“虽然此战不可避免，但还是要尽可能地减少伤亡。”

说完，他开始排兵布阵：

“日下部子麻吕，你去把势多桥给烧了，然后带兵在那里守着，仲麻吕要是来了就将其击退，但不用深追。

“佐伯伊多智，你用最快的速度带兵赶往越前（今福井县），把越前守砍了之后再南下爱发关，一定要守住那里。

“你们切记，如果碰到乱军，只要把他们打退，千万不要去追，各自守好自己的地盘就行。老夫会亲率主力人马从琵琶湖东侧绕至三尾，然后在那里和藤原仲麻吕决战。”

势多桥就是日本三大名桥之一的濑田唐桥，位于今天的滋贺县内，琵琶湖东南端，相传建造于垂仁天皇之子景行天皇治世时期，是连接京都东部与南近江国（滋贺县）以及美浓（岐阜县）等地的重要通道。

爱发关，也位于现在的滋贺县，在琵琶湖东北，是古时候近江国与越前国之间的重要关隘。

三尾，即如今的滋贺县高岛郡，就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在琵琶湖中段靠西。

诚然，三个地方都是战略要地，但诸将领们仍是不明白，这和打藤原仲麻吕有什么关系，天下关隘要道多了去了，难道仲麻吕偏偏得走一南一北的势多桥和爱发关，最后再回到三尾来决战吗？

但吉备真备却是一脸的不容置疑，表示兵贵神速你们赶快各就各位，真要出什么问题老夫在上皇那里担责任就是。

这边大伙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出发了，那边的藤原仲麻吕带着那六百人马先是一路逃到平城京正北的宇治，也就是今日京都境内，接着，果然是一路向东，来到了琵琶湖南的势多桥，想要过桥去南近江但却发现桥已经被烧毁，正在犹豫中，只听得喊杀声震天，日下部子麻吕率领伏军杀出，双方大打出手，但仲麻吕并不敢恋战，调头从琵琶湖西岸北上，准备去越前。

但是在爱发关被佐伯伊多智给拦住了，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越前守惠美辛加之的人头。

那是他的亲生儿子。

不得已，仲麻吕只得原路返回再度南下，在经过三尾的时候，他碰到了吉备真备的主力部队。

“我已经等候多时了。”真备说道。

这是真话，三尾是从近江走琵琶湖西畔去越前国的必经地点，所以早在藤原仲麻吕败退势多桥后北上去爱发关时就有经过那里，而那时候吉备真备其实已经到了，但却按兵不动，坐视藤原军离开，因为他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再回来。

当时吉备真备的部队总共有三千多人，并且士气高涨还以逸待劳，而另一边的藤原军这会儿已经被杀得只剩下三四百人，同时不仅军容不整，还疲惫不堪。

所以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决战。

藤原仲麻吕大败。

兵败之后，他跳上了一条小船，沿着琵琶湖一路游荡，此时他身边只剩下了三四个人，其中还包括了他老婆，所以想接着打是肯定没希望了，几个人只能商量着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再说，留了这条性命之后再作打算。

正在船上说着事呢，只听得远处传来一声大喝：“船上的可是叛贼恵美押胜？”

恵美押胜是藤原仲麻吕在天平胜宝年间给自己改的名字，意为“施美丽和恩惠于百姓，将一切政敌镇压（押）后取胜”，因为太过拗口以及太非主流等原因，才在文中一直没用。

再说那仲麻吕听得有人喊，连忙循声望去，看到了一艘正朝着自己开来的大船，船上站满了士兵。

他知道这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连忙摆手否认，说我就是个路过的而已。

“叛贼还敢否认，早认出你来了！”一个士兵跳上了仲麻吕他们的船，拔出腰间砍刀，照着他的脖子就砍了下去。

仲麻吕那一年五十八岁。

那个士兵的名叫石村石楯，原先真的就是个跑龙套的大头兵，结果却因为这一刀，他的人生轨迹彻底被改变了……

著名的藤原仲麻吕之乱就此被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被终结的，还有另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的攻打新罗计划。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力大幅度衰退，对周边国家的掌控力度也大为减弱，故而藤原仲麻吕认为，这是日本扩张势力的最佳时机，当然，本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一基本原则，直接去惹大唐他是铁定不敢的，只能把目光对准了新罗。

原本作战计划都已经定下来了，没想到还没动手自己就被干掉了。

有人说白村江之后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日本再也没敢打过半岛的主意，这显然是夸大了白村江的影响，同时也是极为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日本从来就没放弃过对朝鲜半岛的野心，只不过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而在白村江之后的近千年里没机会动手罢了。

话再说回吉备真备那边，虽然打了胜仗大伙都很高兴，但诸将领们的心里却都一直堵得慌，因为他们怎么都不明白，这一场胜利到底是怎么来的。

庆功会上，有人实在是忍不住了，问吉备真备，说大人您怎么知道那藤原仲麻吕会去那几个地方？难道您还会算卦不成？

老爷子很淡然地笑了笑：“藤原仲麻吕是近江国兵事使（公元764年封的），所以出了事肯定会想往那跑，既然要去近江，则必然要过势多桥，所以肯定要派兵守住那里。”

大伙点头称是。

“势多桥被烧，近江国去不了，那么仲麻吕必然会去越前。”吉备真备依然很淡定，“因为越前国守护惠美辛加之是他的儿子，然而因为事发突然，所以京城的事情当时也未必会那么快传到越前，于是我才让佐伯伊多智抢先一步去那里，先下手杀掉辛加之，再扼守爱发关，不让仲麻吕北上。至于三尾，那是他的必经之路，在那里决战，最适合不过了。”

说完，老头还悠悠地背了两句书：“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那些久经沙场的战将们，顿时油然而生一股崇拜之情。

其实吉备真备还有一个名号，叫日本兵法之祖。当年在他带回日本的那个百宝箱里，还放着《六韬三略》《孙子兵法》等用兵教材，而真备自己也根据中国兵法的精髓外加自己多年读书用兵的经验写就了一本适合日本人看的兵书，叫《虎之卷》。

传说中这本书的真正传人只有两个，一个叫源义经，另一个叫武田信玄。

藤原仲麻吕死后，淳仁天皇也自然难逃悲催的命运，不但被从天皇宝座上赶了下来，还被流放到了淡路岛（兵库县内），凄凉地度过自己的余生。

天皇没了，那就得再立一个，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

天平神护二年（公元766年），孝谦天皇再度出山称帝，史称称德天皇。

同年，吉备真备被任命为右大臣，和左大臣藤原永手一起共同辅佐天皇处理朝政。

藤原永手是藤原房前之子，藤原清河的亲兄弟。

神护景云四年（公元770年），称德天皇病倒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

女皇的临终应该说是相当令人伤感的，因为她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包括那个曾对她山盟海誓的道镜，在得知她无法起身后便不再在宫中露面了，连一次探病都不曾来过。

这是一个一辈子都不曾出嫁，也不曾有过自己孩子的女人，虽然她贵为天皇，却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

在生命的最终，留在榻榻米旁陪着的，只有一个人，她叫吉备由利，是吉备真备的妹妹。

藤原仲麻吕之乱后，由利便作为宫廷女官开始侍奉称德天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唯一拥有女皇寝宫自由出入权的，不是道镜，而是她。

这代表了什么，不好说。

所谓历史，其实就是挖掘真相，所谓真相，关键在于证据。

有了证据，无论你多不愿意相信，但那终归是事实的真相；没有证据，无论你多么想去相信，但它依然只能算是虚构。

然而我们仍然愿意去相信，在很多年前，有一位公主，爱上了她的家庭教师，她用从他那里所学到的一切治理着自己的国家，而他即便被政敌赶出京城甚至赶出祖国，却依然承诺一定会用一生来守护她和她的国家，当巨大的危机真正降临时，一生信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他毅然决然地统御千军万马，拿起手中的利剑，挡在了那个自己当年曾经恍惚爱过却又最终无法相爱的女人身前，纵然年过古稀垂垂老矣，却仍义无反顾在所不惜。

当年八月四日，称德天皇驾崩，享年五十二岁。

九月，道镜被吉备真备等人赶出京城，两年后（公元772年）死在了下野国（今枥木县），之后，他留在京城的全部亲属都遭到了逮捕，然后被流放至土佐（今高知县）。

同月，右大臣吉备真备和左大臣藤原永手立天智天皇之孙白璧王为天皇，史称光仁天皇。

新天皇登基后，真备以年老体弱为由递交了辞呈，光仁天皇虽然准奏，但还是让他兼任中卫大将一职，同时保留右大臣身份。

宝龟六年（公元775年），已经是正二位右大臣的吉备真备病逝，享年八十岁。

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人，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他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但这并不代表吉备真备的人生毫无缺憾，至少他从第一次遣唐留学到八十高龄去世，整整努力了近六十年，却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这六十年里，日本更加拼命地去学习唐朝的一切，几乎已经达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可日本依然是那个贫穷、混乱的日本，即便吉备真备耗尽一生精力去打造但也和六十年前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

明明已经从大唐那里学来了无数东西，无论是行政律法还是生产工艺，几乎完完全全就是大唐的复制品，可为什么仍然不能变成像大唐那样的强国？

这是包括吉备真备在内，当时无数日本官僚和政治家们所一直在扪心自问的问题。

第十三章  晁衡：混唐朝文化圈的日本人

吉备真备以一介地方土豪出身最后却位极人臣，成为了当时日本政坛的一个传说，再加上这本来也确实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所以关于他的事迹，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日本说书人的至爱。

其中有两个故事流传最广。

一个是吉备真备在回国的时候，带了一个精通音韵的唐朝少年袁晋卿回国，两人在日本一起搞起了日本话改革，并且还从汉字隶书的偏旁里受到启发，创造出了片假名。

这虽然是一个知名度很高，并且还被收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故事，但不得不说一句它不是真的。

片假名是历经数代日本人努力才被发明出来的文字，绝非吉备真备或是袁晋卿等一两个人就能搞定的，只不过吉备真备比较有名，在日本拥有很多鼻祖的帽子，所以也就将错就错再多送他一顶了。

另一个故事则说的是吉备真备还在长安留学的那会儿，因为学问好名声高，引来了一个慕名而至的唐朝人，把他关进了一栋小楼里要跟他决斗。

因为大家都是读书人，所以决斗也自然是文斗，具体的斗法是下围棋和对诗解诗。

并且事先有约，如果吉备真备两样都能赢的话，那么就放他走；如果赢不了，就一辈子待在楼里头。

吉备真备有点慌，因为他再能耐也没把握在围棋和汉诗的起源之地赢得一个敢以此为赛赌上自己性命的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两人先行的决斗是围棋，不过数招，吉备真备就落了下风。

就在这危急时刻，突然天降一灵魂，大声喊道：“吉备君莫怕我来助你。”

吉备真备当时就被吓得一愣，缓过劲来仔细一看，发现这灵魂原来是和自己同一期来长安留学的好朋友，再一看，发现居然还是生灵。

所谓生灵，就是人在活着的时候让灵魂出窍的招数，因为摆脱了肉体的灵魂具有很高的行动力，所以往往被一些能人异士所使用。

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事后灵体无法合拢，那就真的翘辫子了。

由此可见这位朋友跟吉备真备的关系真的很铁，不然不会冒着变成孤魂野鬼的风险来舍命相救的。

在那个朋友的帮助下，吉备真备先是赢了唐朝人围棋，接着又在对诗解诗PK中大获全胜，之后，吉备真备说了一句我们常见的台词：“这下你能放我走了吧？”

但那个输急了的唐朝人不肯就此罢休，口称再来最后一场试炼，只要你能过了，我就放你走。

吉备真备一听是最后，于是便连连点头表示你放马过来，但一定要保证是最后啊。

唐朝人也点点头，说这真的是最后了。

说完，转身下楼然后紧闭大门，不再露面了。

他是想把吉备真备活活饿死在那栋楼里。

还是那个朋友再度横空出场，传吉备真备一秘术——日月封禁。

简单来讲就是把太阳和月亮封印起来，让大地陷入一片黑暗——你不放我那就等着世界灭亡吧。

唐朝人见状甘拜下风，只得乖乖地放出了吉备真备。

虽然这个故事是个传说，但登场人物却是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有名，我指的是那个灵魂出窍的朋友。

他就是阿倍仲麻吕，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中国名，叫晁衡。

前文提到过，当年吉备真备第二次入唐时主要想找的那个朋友，也是他。

如果说将无数大唐经典文化带回自己祖国的吉备真备让日本盛开了一朵朵文明之花，那么阿倍仲麻吕则用自己毕生的努力，让中日两国之间共同开出了一朵友谊之花。

阿倍仲麻吕，也叫安倍仲麻吕或叫安倍仲麿，古时候日语里“阿”和“安”是相通的。

他出生于文武天皇二年（公元698年）的大和（今奈良县），爹叫阿倍船守，是当时朝廷里的中务大辅。和吉备真备一样，仲麻吕自幼也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十九岁就大学毕业被选为留学生，养老元年（公元717年），他和玄昉、吉备真备等人一起坐上了开往大唐的遣唐船。

和所有留学生一样，到了长安之后，阿倍仲麻吕先进太学读圣贤书，毕业之后又读国子学，读完国子学，其他留学生一般都不读了，趁着回国前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比如吉备真备，毕业后就开始读万卷书了，可仲麻吕却偏偏选择了一条前辈和同窗们都不曾走过的路——考科举。

然后他考中了。

虽然唐代的科举还远没有后来明清时那种几乎能把人逼到发疯造反的残酷地步，可一个外国人金榜题名那依然是一件足以震动朝野的大新闻。尤其是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在殿试的时候已经见识过阿倍仲麻吕那一口流利的唐话，现在见他高中，更是觉得这人属于下国之上才，连忙召进宫中，一番亲切勉励之后，又赐其唐名：晁衡。

同时也按照规矩，封了仲麻吕一个官：正九品下太子宫左春坊司经局校书郎。

简单来说就是图书管理员。

虽然品阶不高，但还算轻松，而且听起来很有文艺气息，由此可见唐玄宗对这个日本举子还是相当喜爱的。

这并非胡言。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仲麻吕升任八品左拾遗，三年后（公元731年），又官升七品左补阙，可谓是官运亨通。

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717届赴唐留学生集体学成归国，吉备真备、玄昉等人都踏上了回家的大船，但晁衡却并没有跟着一起走，而是选择了留下。

后世的一般说法是由于唐玄宗的挽留，从而使得晁衡盛情难却，不得已之下留在了长安。

这属于贴金，其实当年李隆基留了很多人，吉备真备跟玄昉也被留过，玄昉还被赏了紫衣袈裟，却照样说走就走，头也不回。实际上晁衡之所以要留下，是因为当时他前途一片大好，很有可能成为大唐史上唯一的日本高官，尽管回国后也有荣华富贵，但日本的荣华富贵毕竟是日本的，跟唐朝的一比，差距就很明显了。

此事让当时日本的圣武天皇相当震怒，毕竟留学生的任务就是学成之后回国报效，结果阿倍仲麻吕却因为个人原因而滞留长安，这要成了榜样，以后的留学生岂不是都不肯回来了？这遣唐使还派不派了？

于是天皇决定以儆效尤，先剥夺仲麻吕的家业，顺便再连坐一下他的家人。

好在吉备真备竭力劝阻，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更何况仲麻吕留在长安也未必是坏事，至少有他这么一个联络员在，以后我们跟大唐打交道岂不是会方便很多？

圣武天皇觉得此言有理，这才收回成命，放了阿倍家一条生路，而晁衡也得以能继续安心地在大唐做他的官。

在当官的同时，他还相当喜欢参加社会活动，比如诗友会、茶话会，以及问难。

问难，用今天的话来讲就相当于学术研讨辩论会，这不但对学术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同时对参加者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一大考验。

作为外国人的阿倍仲麻吕，不仅积极参与这种连中国人都不怎么会玩的游戏，而且还玩得非常好，经常客场大胜，把对面的唐朝书生说得哑口无言。

久而久之，名声也就出来了。

当时正值盛唐，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自不必说，文化界也是百花盛开人才辈出。晁衡作为圈中一匹新出道的黑马，他的大出风头很快就引起了圈内极大的关注，大家一开始先是试着邀请他参加各种颇具文艺范儿的筵席聚会，并在台面上一起吟诗作对，本以为这个日本人在这种场面一定会怯场，不曾想晁衡才高八斗素质过硬，即便高手云集也照样坦然自若地出口成章落笔生花，这让精英们又惊又喜，顿感来了圈中同道，再一接触，发现这人不光有才，而且还风度翩翩性格豪爽，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一交的家伙。

就这样，晁衡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一拨诗人混在了一起，而且彼此间还处得相当好，既跟李太白一起上过胡姬酒肆，也跟着王维王摩诘一块儿在竹林下偷瞄过人家小姑娘洗衣服，大家都很喜欢他，不把他当外人。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二十来年。

天平十一年（公元752年），藤原清河率遣唐使团来到长安，也就是吉备真备的第二次来唐，在这次友好交流活动中，晁衡被玄宗任命为接待事务的总负责人。

其实当年真备说得没错，留一个人在长安终归有好处。

晁衡在见到大使藤原清河后，也不急着问问家乡父老怎么样，而是把唐玄宗的生辰八字爱好口味给透露了个遍，所以当清河面见玄宗时，每一句话都说得有礼有节恰到好处，让李隆基连连笑而称善，不仅大赞日本是个人才众多有君子之风的国家，还让晁衡带着藤原清河去府库和三政殿参观，同时又叫人把清河与吉备真备两人的相貌画下装订成册，收藏于宫中。

第二年（公元753年）元旦，唐玄宗照例是在皇宫里召开了新年宴会，同时有各国使节到场庆祝。

由于这毕竟也算是一种正式的外交场合，所以一切都很有讲究，包括主宾之间的座次，东道主唐朝皇帝肯定坐上首席，然后一左一右两张次席分别叫做东次席和西次席，东比西高。

通常东次席坐的是新罗，西次席坐吐蕃，然后日本的位子是在西三席，也就是排行老四。

这本来是多年惯例，结果藤原清河一看却抗议上了，表示日本的地位不能比新罗低，要求换座位。

这是强人所难，因为比新罗地位还高的席位只有东道主坐的上首席，除非新罗肯换位子给你，不然你真想比他们更拉风那就只能把唐玄宗给赶下来自己坐龙椅去。

面对如此突发事件，玄宗转头就问晁衡：怎么办？

晁衡说：藤原清河大老远来一次也不容易，就让他们跟新罗换个位置吧。

虽然新罗使者内心是一百个不情愿，但谁的地盘谁做主，不得已，只能乖乖地把东次席给让了出来。

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天下最强的大唐帝国坐下的头号小弟，或者说是最亲密的盟友，不再是新罗，而是日本。

换言之至少在整个亚洲圈里，日本已经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显然，这是晁衡的功劳。

见完了皇帝，争完了座次，又安顿好了留学生，眼看着这一次的遣唐使功德圆满就该回家了，吉备真备突然跑到了晁衡的家，说仲麻吕君啊，你在长安爽够了没？爽够了就跟着我一块儿回日本吧。

前面说了，吉备真备这次跟团来长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国内被藤原仲麻吕打压得够呛，出国散散心外加找个可靠的盟友回国一起对阵藤原家。

晁衡想了想，答应了。

不光是为了帮朋友打天下，更主要是因为这一年他都五十多了，家中尚有老母在世，如果这次再不回去，估计就不能尽孝了。

虽然唐玄宗很舍不得，但还是放行了。

同样舍不得的还有文艺圈中的好友们，大家一起凑份子给开了一场送别会。

都是文化人，吃吃喝喝之余也免不了要赋诗作词以为烘托。

第一个登场的是晁衡本人，他率先赋诗一首：“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思又皎月圆。”

一片掌声之后，唐朝友人也纷纷挥毫泼墨，赋诗送别。

其中王维作了《送秘书晁监还日该国》，以示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不光有诗，王摩诘还写了一篇序，叫《送秘书晁监还日该国序》，文中先是歌颂了晁衡的各种高风亮节，然后再大赞一番日本：“海东日该国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

最后总结表示唐日两国一衣带水，友谊地久天长。

晁衡听后，大为感动，当即回赠一首《衔命还国作》：“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该作后来被收进了号称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的《文苑英华》中，也是唯一入选该书的外国人作品。

一篇《衔命还国作》，把欢送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该走的终究还是要走的。

在朋友们带着哭腔的再见声中，晁衡缓缓地和藤原清河一起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船。

船起锚了……

越开越远，越开越远……

然后沉了。

且说船队在海上没开几日就碰见了大风暴，吉备真备的那艘船被吹跑了，但没沉；而晁衡跟藤原清河的船则在风暴过后就再也没了踪影，中国海上找不到，日本海上也看不见，所以想必是沉了。

消息传回长安，举城悲怆，小圈子里更是哭声一片，李太白挥泪写下四句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这就是著名的《哭晁卿衡》。

诗中把晁衡比作明月，用天地变色来形容自己的悲痛，可见两人友情满满，着实是一对好朋友。

就在这边哭天抢地连唐玄宗都恨不得给他弄个国葬，那边却弱弱地发出了一个声音：“我……我还没死呢……”

晁衡没死。

这小子命大，当日狂风卷来时，船并没有沉，而是一路向南漂到了越南，本来以为老天开眼命不该绝，结果刚一上岸，只听得一声梆子响，四下里杀出无数土人，随行一百来号几乎被杀了个精光，幸存下来的只有晁衡、藤原清河等寥寥数人。

拼命逃出虎口的晁衡他们头也不回地就往北跑，长途跋涉了两年，才又重新回到了长安。

圈子里的友人们一看他居然大难不死，就是晒黑了饿瘦了而已，不禁欣喜万分，也顾不得追究他装死欺骗群众感情，一群人一起再度欢聚一堂，赋诗奏乐找胡姬以表庆祝。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晁衡大难不死的当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被乱军攻占，唐玄宗不得不逃往四川避难，晁衡也随行去了蜀地，直到两年后（公元757年），一行人才结束了逃难生活，重新又回到了京城。

一般来讲，一国之君在历经大苦大难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总是犒赏和自己共患难的臣子们，这次也不例外。

对于陪着自己逃去四川的大臣们，玄宗基本上都给升了官，然后轮到晁衡时，皇上因为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派给他什么差使，于是就在那里琢磨着，想了半天，一拍大腿：“晁爱卿，你不是去过安南吗？”

晁衡点点头说，回禀圣上臣确实漂去过安南。

“那就封你个镇南都护，安南节度使吧。”

镇南都护安南节度使就是当时越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正三品。

当然，鉴于当年在那地方所遭遇的不愉快经历以及安史之乱后唐朝对边疆地带控制力的减弱，所以晁衡终究也不过是顶了个官名拿着一份薪水罢了，并没有实际去那里上任过。

之后，因为各种缘由，他再也没能回去日本，一直留在了大唐。

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一月，晁衡病逝于长安，享年七十二岁。

他死后，被朝廷追封为潞州大都督，从二品。

很多人都觉得晁衡这个人要是生在中国的话，就凭他这点吟诗作赋的小能耐，能不能混到个七品县令都还难说。这倒也不是有意贬低他，因为谁都可以去翻史书，看看晁衡这一辈子，作为一个大唐的官员，到底有没有做出过值得封他三品顶戴的政绩来，或者说他这一辈子有没有做出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成绩来。

其实有，那就是他用自己的一生，促进了两国的交流增进了两国的友谊。

因为晁衡这个人的存在，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数千年来的第一个黄金期。日本人当然仰慕大唐，而唐朝人也同样敬重并喜爱日本，至少在那个时候，双方确实都认为彼此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之国。

如果要用什么来比喻中日两国之间关系变化，莫过于天上的月亮了，有时候圆满，有时候月缺，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被完全遮挡起来让人连一点光都看不到。

然而无论阴晴圆缺，那一轮明月却都永不会西沉。

所以无论是三品镇南都护安南节度使还是二品潞州大都督，这绝非仅是一个给晁衡的官位，而是大唐朝廷对这个日本人本身以及对他为唐日两国所作出的一切的一种肯定，更是对唐日之间友谊的一种肯定。

而在日本的史书里，对安倍仲麻吕是这样评价的：以一介日本人的身份却能在大唐名垂青史的，纵观三百年来唯有两人，一曰吉备真备，一曰安倍仲麿。

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

本来说到这里就该算是结尾了，但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件很值得一说的事情，其实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之间的交情的确相当深厚，所以在知道朋友无法回国而要长留大唐之后，真备便特地把一本原先准备献给天皇的书当做礼物给了阿倍仲麻吕的家人。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送礼，你得明白，抛弃了使命独自留在大唐的仲麻吕，在天皇眼里属于逆贼，他的家产领地要不是吉备真备在那里拼死求情早就被没收了，在这种时候还敢把给皇上的东西转送给黑五类家属，不但需要交情，更需要勇气。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金乌玉兔集》，金乌就是太阳，玉兔则是月亮，连一块儿实际上就是“阴阳”。

阿倍家的人把这本书奉为传家宝，子子孙孙，代代相传，并要求每一代人都刻苦研读，早日领悟其中精髓。

后来真有一个子孙将此书完全融会贯通，成为了一代阴阳师。

他的名字叫做安倍晴明。

第十四章  鉴真和尚的六次“偷渡”

日本人晁衡在长安的活跃与种种传奇让很多中国人对日本这个东邻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尽管明知道日本的物产肯定没有大唐丰富，生活质量当然也不会有大唐高，但依然有不少人愿意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

还有一些人则觉得日本是兄弟之邦，应该为兄弟做些什么。

话说在大唐的扬州，有一座大明寺，寺里有个和尚，叫鉴真。

他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人，十四岁时出家当沙弥，得法名鉴真。

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七岁的鉴真和尚正式受戒，之后游学于长安、洛阳等地，二十二岁时，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精通佛法的律宗僧人。

律宗就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的佛法门派，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本人属于南山律宗，不过他同时也研究法相宗跟天台宗，涉猎相当之广。

二十五岁时，鉴真结束了游历生涯，回到家乡扬州，进了大明寺当和尚，经过二十年的刻苦努力，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时成为了大明寺方丈，同时也是当地的佛门领袖。

后面那句话不是唬人的，因为当时在鉴真手底下受戒的信徒高达四万多人，所以他也被誉为“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他本以为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但却没想到还是意外地轰轰烈烈上了。

唐天宝元年（公元642年），两个日本留学僧来到了大明寺，一个叫荣睿，一个叫普照。

两人是奉了圣武天皇以及舍人亲王之命，以留学僧学佛法的名义来到大唐物色得道高僧的，目的是为了将其聘请回日本，主持佛教工作。

之所以要请外来的和尚，倒也事出有因。

此时的日本，虽然有佛经，有寺庙也有和尚，同时还不乏高僧，但却没有正规的戒律和宗派。

我们都知道，通常你要当和尚的话，得受戒法之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僧尼，但日本当时压根连戒律都没，所以自然就无从谈起受戒二字了，基本上只要有个师傅肯带你，你就能当和尚，最狠的是后来许多人干脆连师傅都不要了，直接自己悟道，悟出来后再剃个光头，那就算是僧人了，专业术语叫做“自誓受戒”。

这种情况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产生了很多佛门败类。

更糟糕的还不在这儿。

自圣德太子起，日本就是个敬佛之国，对于出家和尚，朝廷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免除课税。

所以很多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复制品“租庸调”制度，从而选择了自行出家当和尚，反正没戒律，即便光着头也照样能喝酒吃肉，跟原来没有任何区别。这种行径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以及社会风气败坏，但奈良朝廷却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来控制这日益增多的光头党人数，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把“真正的佛教”引入日本，用正统的戒律来清洗目前混乱的日本佛教界，把那些不合格的和尚赶回去继续种地。

再说那荣睿、普照两人到了大唐之后，四处打听筛选，最终认定，只有扬州大明寺的方丈鉴真，才是能够真正拯救日本佛教的救世主。

说白了就是想挖墙脚。

不过，在听明白对方的来意之后，鉴真却答应了他们的邀请。

其原因本章开头就说过了，当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往来交流相当频繁，两国的人都各自对对方有着很大的好感，其实早在荣睿、普照两人来大明寺之前，鉴真就和遣唐使中的留学僧接触过，也听说过有个叫阿倍仲麻吕的日本人，不但高中进士还当了大唐官员，尽管那会儿还没考虑过去不去日本这种事情，但鉴真本人对日本以及日本朋友有好感却是真的。

所以现在既然日本那边需要自己去普度众生，传播正统佛法，那无论是出于对日本的好感私情还是出于一个一佛门弟子的责任，都是有必要走一遭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大事，不能随随便便，说走就走，所以在某天晚上吃过饭，鉴真召集了全体弟子开了一个会，主要讨论去日本的事情。

会上，老和尚本人先表了态，说自己为了弘扬佛法，以及履行答应日本友人的承诺，决定亲自前往日本，普度日本人民。

然后问道，有谁愿意同去？

底下很安静，没有人说话。

弟子们知道，自己的师父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今天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要去日本，那肯定不是在开玩笑。

可关键是日本并不是那么好去的。

首先，唐朝时代朝廷对于民众出海出国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一般没有上头许可，是决不允许迈出国门一步的，违者一律依法严办；其次，所谓去日本传播佛教这个想法，并非是鉴真首开先河，早在他之前，就有大唐高僧道福、义向、圆载等三四人坐船出海，目标日本列岛，但却无一例外地被那汹涌的海浪波涛给夺去了生命。

所以众弟子认为，于公于私，去日本都不是一个明智的想法。

其中，有个叫祥彦的说道：“日本实在太远，路途也太艰难，真要去的话，那简直是九死一生，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险。”

这种事一般有了个开头接下来也就好说话了，继祥彦之后，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七嘴八舌了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宗旨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老师放弃去日本的念头。

鉴真只是静静地看着众人，微笑着，一句话也不说。

等所有人发现没得好说了又重归安静之后，他才缓缓地开口道：“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去，那么就算了吧。”

弟子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那就贫僧一个人去吧。”

说这话的时候，鉴真仍是一脸的微笑，但眼睛里却闪烁着看起来很帅气的坚毅光芒。

这天会议结束时，全场四十名弟子全都表了态，异口同声地表示愿意同师傅一同前往日本。

一场偷渡计划就此开始了，再怎么样唐玄宗也不可能让一个寺的和尚都出国啊，更何况鉴真还是整个江南地区的佛教领袖。

天宝七年（公元743年），鉴真率弟子二十一人，日本留学僧四人，以去天台山考察为名，拿了当朝宰相李林甫的从兄弟李林宗的介绍信，在扬州打造了一艘出海大船，本来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结果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且说在偷渡队伍里，有两个弟子，一个叫道航，一个叫如海，道航跟如海开玩笑，说你修行不够，不太适合去日本。

本来这真的是一句说着玩的话，但没想到如海当真了，气急败坏之下就跑到衙门检举揭发，说自己师父鉴真勾结海贼，想要攻打扬州城。

因为鉴真怎么说也是佛门名人，所以这番胡言乱语当地的知县大人是肯定不会信的，不过听说老和尚造了一艘出海大船，便还是过来探个究竟，这一探自然就露了馅，于是鉴真的第一次东渡日本计划也只能搁浅了。

不过他并不灰心。

第二年（公元744年）一月，鉴真花钱买了一艘二手的军用船，然后雇佣了八十个壮劳力，一番准备之后便带着十七名弟子第二次乘船出海了。

结果还没开出长江口就碰上了大浪，把船给打漏水了。

不得已之下，一伙人只好上岸找人修理，好不容易把船给弄好再度出发了，却没想到又在海面上遇到了狂风，这次船倒是没沉，但却被吹到了舟山群岛，整整辗转折腾了五六天，才又重新回到了浙江本省的海面上，刚刚想重整旗鼓继续一路向东，结果迎面开来了一艘巡逻兵船，只听得上面的人喊了一嗓子：“你们是干吗的？”于是这一次的东渡又失败了。

好在兵船上的人久仰鉴真大名，所以并没有以偷渡罪将其法办，只是把他们送去了宁波的阿育王寺安顿。

本来鉴真是想在阿育王寺待两天之后马上接着出发的，但没想到浙江的老百姓一听说大明寺的鉴真方丈来了，于是便四方八里地跑来围观，甚至连安徽河南等地的信徒也不远千里而来，只为一睹高僧风采。

这样一弄当然就不好出海了，老和尚只能留在阿育王寺开坛讲经，一直到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开春，才有了准备第三次出海的工夫。

不过这一次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准备就宣告流产了，原因是阿育王寺的和尚们担心此时已经快要六十岁的鉴真这么来回折腾身体受不了，所以提前通知了官府，把老和尚给拦在了寺里。

第四次跟第三次的遭遇差不多，还是在同年，鉴真带着三十多个徒弟从阿育王寺出发准备从福建走海路去日本，然后还没出浙江就被官兵拦住了，原因是鉴真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年纪大了，长途跋涉会有危险，苦劝官府前往阻拦。

一连四次失败，虽然鉴真仍是没有丝毫放弃的打算，不过因为两三年里出海四次实在太招摇，故而他决定先低调地在扬州过几年安生日子，等风头过了，官府不再惦记他的时候，再去日本。

这风头一避就是三年，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六月二十八日，鉴真率僧人十四名，水手三十五名，自福建出海，开始了第五次东渡。

为了避免像之前那几次被风浪打沉船只这样的情况，一伙人先跑去了舟山群岛待机，一直在那里待到了当年十一月才重新出发。但没想到的是仍旧碰上强风，一船人在海上漂了整整十四天才看到陆地，等上岸之后，蓦然发现自己已经漂到了海南岛。

四次东渡四次失败但仍不改初衷的鉴真，在第五次失败后，终于动摇了。

不过他并非是灰心丧气后悔东渡，而是因为海南岛离天竺很近，所以鉴真一度怀疑这是不是佛祖在暗中指点，要他去佛教的发源地深造。

但很快这个念头就被放弃了，因为就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刚入春的时候，荣睿因长途劳累外加水土不服而一病不起。

临终前，已经看出了鉴真正处于犹豫中的他，流着眼泪恳求老和尚无论如何也请去日本，鉴真点头答应。

这不是临终关怀，而是真正的承诺。

同时他还立下了誓言：“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

很多徒弟都觉得这个誓言立得很不是时候，因为此时已然六十二岁的鉴真刚刚大病过一场，虽然经过救治生命没什么大碍，可是老和尚的视力却大受损害，险些到了失明的地步。

但在送走了荣睿之后，鉴真毅然决定北上先回扬州，然后准备第六次东渡。

或许是连佛祖都被这种执著所感动，所以他派出了天使前来助一臂之力。

天使是我们的老熟人——晁衡。

话说鉴真阴差阳错周游了大半个大唐只为了东渡日本的事情很快就在全国传开了，身为日本人的晁衡听说之后自然是非常感动，恰巧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遣唐使团来到了长安，其中的副使吉备真备，是跟晁衡当年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的人，所以他找到了真备，说起了鉴真的事情，问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办法。

向来很淡定的吉备真备在听说了鉴真五次东渡的故事后，也显得有些感动，他决定这就南下扬州一趟，去见一见这位老和尚。

就这样，哥俩来到了大明寺。

晁衡是个诗人，诗人总是容易感动的，虽然此前已经听过了鉴真的诸多事迹，但在大明寺见到本人以及听到了更多感人故事后，他便更加激动了，并且当场就表示自己愿意出手相助。

而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吉备真备，倒是非常冷静，他对鉴真表示说这事并不难办，只要唐玄宗点头答应，你再跟着我们一起回日本不就得了？

至于如何让唐玄宗点头答应，吉备真备也说了，此事同样简单，毕竟这里不还站了个皇上眼前的大红人晁衡吗？

本来还挺激动的晁红人一听这话，连忙摆手说干不了。本来还有希望，但现在根本不行，因为唐玄宗不久之前亲口说过，不允许一个叫鉴真的和尚去日本。

这是真事儿，而理由相当幼稚。话说玄宗这人比起佛教来更喜欢道教，也曾经想跟日本那边分享自己的信仰，所以提出来要往平城京送几个道士过去，但被孝谦天皇给拒绝了，因为日本人觉得日本已经有神道教了，不太需要道教，但这么一来唐玄宗就不高兴了，感到自己很没面子，作为小小的报复，特地下旨不让鉴真出国。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晁衡跑去跟皇上说这事，下场铁定得是撞南墙。

吉备真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道：“不管怎样，你还是跟皇帝说一下吧。”

晁衡实在不明白这小子想干吗，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是偷渡，那就得偷偷地干活，你要是先跟皇上说了，皇上再不准，那肯定会有所防范，到了那时候再想着偷渡，那难度就铁定得提高了。

可又拗不过吉备真备坚持，于是只能答应去找唐玄宗说说。

果然，在一行人回到长安后，晁衡刚跟玄宗提起鉴真东渡一事，便被断然拒绝了。

吉备真备得知后只是点点头，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然后他问和他们一同来到长安的鉴真：“大师父，大唐皇帝现在已经明令禁止您出海了，您打算怎么办？”

鉴真一脸的微笑：“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带我去日本了，是吗？”

“不，您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由我们遣唐使团带着您偷渡去日本，二是回到大明寺当方丈。”

“那就劳烦你们带我去日本吧。”

说这话的时候，他仍是微笑着。

吉备真备却是一脸的庄重严肃：“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带着您去日本的。”

其实，他当然知道唐玄宗不会让鉴真出国，但还是让晁衡去问了，为的是要一个明白清楚的答案回来，如果鉴真在明知皇上不让他走的情况下，仍坚持要去日本，那么为了报答他的这种真诚和对日本的感情，遣唐使团即便是违背了某些外交规则和惯例，也有责任把这个和尚带去日本。

当年十一月，遣唐使团坐船离开了大唐，也就是之前说的大家挥泪送晁衡的那次。

因为晁衡的朋友实在太多，走到哪儿都是一群群的，考虑到万一这些朋友上船相送，然后撞见了鉴真那就麻烦了，所以吉备真备特地安排晁衡与大使藤原清河坐一条船，而自己和老和尚共乘另一条船。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船开到一半碰上了大风暴，晁衡他们被吹到越南去了，而吉备真备跟鉴真等人则被刮到了一个岛上。

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船上的经验丰富者也只能凭借着周围环境大致判断出它的地理位置应该在萨摩（鹿儿岛县）靠南的海域。

就在这个时候，鉴真看到了岛上的土人正对着一尊刻得相当粗糙的石像行跪拜礼，于是佛心顿起，捡起一根树枝就跑了过去，用简单的手势跟沙画和当地土著开始了交流，想问问他们拜的是哪位佛。

但土人摇了摇头，他们并不知道何谓佛。

鉴真指了指那个石像，问道这是何方神圣？

土人回答：“阿儿奈波。”

后来在鉴真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里，那地方便被叫成了阿儿奈波。

再后来被日本人给翻译成了假名，写作おきなわ。

再后来到了江户时代，大学者新井白石把那四个假名切换成了相对应的汉字，因为在日语中，おき能被写作“冲”，而なわ通常写为“绳”，所以连起来，就变成了“冲绳”。

明治年间废藩置县将此地改名冲绳县，其来源正是此处。

离开冲绳之后，一行人一路北上，终于在十二月二十日踏进了日本地界，来到了萨摩，第二年（公元754年）的二月四日，鉴真和尚抵达了平城京。

他受到了最盛大的欢迎，孝谦天皇、圣武上皇、藤原仲麻吕等核心人物亲自前来将其接进皇宫并设宴接风。

其实本来以好佛崇佛而著称的光明皇太后也要出场的，只不过当时她正值病重，全日本的名医们清一色束手无策，故而只得躺在床上静养，顺便依靠自己本身的免疫能力和病魔作斗争。

鉴真在听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便立刻主动要求在饭局之后去给太后看病。

对此没有任何人反对，因为包括天皇上皇在内，所有人都想看看这个老和尚到底有什么能耐。

在一番望闻问切后，鉴真开出了一张药方，方子的具体内容，如今已然不得而知，只知道那一剂药下去之后，没几天，光明皇太后的病就好了。

一时间朝野震撼，整个平城京无不将鉴真视为神人。

日本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孝谦天皇下圣旨，封鉴真为大僧都，统领全日本的佛教事务，主要负责规范僧众戒律，同时天皇亲自请鉴真为自己授戒，以为全国榜样。

虽然获得了莫大的荣誉，但鉴真却第二次动摇了。

而且这一次是真正开始反省甚至反悔东渡日本一事了。

原因就出在他的工作内容上。所谓的规范僧众戒律，具体讲来就是要鉴真带头想办法杜绝那些以出家做和尚为幌子实际上想逃税漏税的不法之众，为此，孝谦天皇还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

明面上，朝廷是在极力推广鉴真的精严戒律，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戒律来提高成为僧人的门槛，从而达到减少僧侣数量，避免劳动力流失的目的。

其实本来这也没什么，但鉴真却觉得这种行为的本质等于是在利用自己为国家增加壮劳力，佛门之人被人打着佛门的招牌利用，显然是不会太高兴的。

据说因此鉴真曾一度想到要回国，但这显然不现实，毕竟都快七十的人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再这么来回折腾，于是也就只能随遇而安地作罢了。

就在迷茫和犹豫的时候，光明皇太后突然只身来到了寺里拜访了他，然后带他去了自己为穷人开设的澡堂，为孩子们开的悲田院以及那所临终关怀机构。

“大师您所看到的这些人，在我的感化之下全都一心向佛，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和尚。”当那一天的参观结束了之后，光明太后这么对鉴真说道。

“太后的意思是……”

“大师难道不觉得所谓的普度众生，并非仅限于僧侣吗？”

鉴真顿悟了。

一直以来，他耿耿于怀日本朝廷对自己的利用，却忘记了自己来日本的初衷。所谓普度众生宣扬佛法，跟对方是不是和尚又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那么用戒律来提高成为僧人门槛又有什么错？如果没有错，那么又为什么要犹豫动摇？

摆脱了迷惘困惑的鉴真开始依照孝谦天皇的意愿，着手改造起了日本佛教界，不过最终他还是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说服天皇认可了“自誓受戒”的情况，当然，也不能无条件地自誓，根据鉴真制定的规矩，即便是自己给自己授戒，也必须要有三师七证，即僧尼受具足戒时，戒场必须要有得戒和尚、羯磨和尚、教授和尚这三师外加七名作为见证的僧人。

在鉴真的努力下，日本终于建立起了最初的戒律制度。

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淳仁天皇将已故的新田部亲王宅邸赐予鉴真，当年，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就在王府的地盘上盖起了一座寺院，还得了天皇的赐名，曰唐招提寺。

与此同时，淳仁天皇还下旨一道，要求全日本的僧人在受戒之前，都必须去该寺学习戒律，这使得唐招提寺就此成为了当时日本佛教界的最高学府。

之后，朝廷又封鉴真为传灯大法师。

而在民间，大家则都称他为“天平之甍”。

天平就是日本奈良时代那一系列天平开头的年号，包括天平年，天平胜宝年，天平宝字年等等，大致涵盖了公元729年到765年这段时间。

甍，就是屋顶。

也就是说，鉴真是天平年间日本文化界最高峰的象征。

这绝不是夸张。

如果你以为这老和尚就是一个类似于唐三藏的普通得道高僧，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对日本的贡献远不止宗教一样，保守讲来，至少包括了医学、建筑、书法和雕塑这四个方面。

我们一样一样说。

先是医学。

除了刚到日本妙手回春给光明皇后治病外，鉴真还在日本大力传播了中医学，所使用的宣传资料则是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

同时，他又把麻黄、芍药、芪、甘草、苦参、当归、柴胡、川芎、玄参、地黄、肉桂等三十六种中草药带入日本并大力推动普及，此外，鉴真本人还著有医书《鉴上人秘方》，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日本汉方医学之祖。

一直到江户时代，在日本很多药店的药袋子上，都还清晰印着鉴真的画像。

时至今日，日本人在感冒咳嗽时，还能从医院里配到葛根汤，这个普及率很高的方子正是来自于鉴真带来的那本《伤寒杂病论》。

接着来说书法。鉴真在来日本时，曾带来王羲之《丧乱帖》真迹一副，他儿子王献之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余中国名家真迹五十余卷，这对当时以及日后的日本书道都起到了直接的巨大影响，而且鉴真本人也是书法高手，曾经写过《请经书帖》，现在还存放在日本，是国宝级别的文物。

说完了书法然后来说建筑。跟着鉴真一块儿来日本的弟子中间，很多都是建筑高人，那座著名的唐招提寺就是他们和鉴真一起设计监工并且建造完成的，寺内的大堂，也称金堂，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被誉为整个奈良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之一。

这金堂不光漂亮，而且还牢固，历经一千两三百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屹立不倒，并且还成为了现如今世间罕有的保存完美的中国唐代古建筑样本。

唐文化在日本，这句话不是盖的。

最后再来说一说雕塑。且说中国在东晋时代发明了一种叫夹纻法的雕塑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先用泥塑成胎，后用漆把麻布贴在泥胎外面；待漆干后，反复再涂多次，最后把泥胎取空，因此也叫干漆法。用这种方法塑像不但柔和逼真，而且质地很轻。到了唐朝时，该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然后被鉴真及其弟子传入了日本，并且用此技术制造了日本史上第一尊人物肖像——鉴真干漆像。

这尊雕像后来在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时被唐招提寺从奈良请至鉴真的故乡扬州，当时全城轰动，前来膜拜瞻仰的民众超过了三十万。

总之，鉴真的到来，让日本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新。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五月六日，一代高僧鉴真坐化于平城京唐招提寺内，享年七十五岁。当时的他双脚结跏趺坐，神态安详，死后三日，体温犹在。

鉴真的徒弟后来回忆说，自己的师父来到日本后，虽然也遇上过各种不快各种心烦，但却从来都不曾流露出悲伤的神情，无论是面对朝廷的大员还是普通的信徒，抑或是悲田院里的孩子们，他都永远是一副发自内心的微笑表情。

话说在昭和五十五年唐招提寺请鉴真干漆像去扬州的那次，日本方面对于佛像在飞机上的安全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哪怕飞机失事，也要确保其不得有丝毫的损伤。

不光因为这是国宝，更因为他是鉴真。

其实，有的情谊是真的可以跨越时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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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前 言  从徐福东渡说起

第一章  东汉初年，倭国使者初次到访

第二章  三国时期，魏国与倭建交牵制吴国

第三章  邪马台：倭国统一的雏形

第四章  文明传来：古坟与渡来人

第五章  第一次外交战：倭五王的对华政策

第六章  佛教与神道教之争

第七章  圣德太子与“冠位十二阶”

第八章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

第九章  又一次国书事件：高表仁访日

第十章  中日初战白村江

第十一章  遣唐使物语：当年最重入唐人

第十二章  超越盛唐，吉备真备的强国梦

第十三章  晁衡：混唐朝文化圈的日本人

第十四章  鉴真和尚的六次“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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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徐福东渡说起

第一章  东汉初年，倭国使者初次到访

第二章  三国时期，魏国与倭建交牵制吴国

第三章  邪马台：倭国统一的雏形

第四章  文明传来：古坟与渡来人

第五章  第一次外交战：倭五王的对华政策

第六章  佛教与神道教之争

第七章  圣德太子与“冠位十二阶”

第八章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

第九章  又一次国书事件：高表仁访日

第十章  中日初战白村江

第十一章  遣唐使物语：当年最重入唐人

第十二章  超越盛唐，吉备真备的强国梦

第十三章  晁衡：混唐朝文化圈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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