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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燃中国梦想 媒体及专家评论

- 我们将如何“超日赶美”？ （吴晓波/文）

- 怎样应对供给革命？（哈继铭/文）

- 以历史的眼光放眼未来（李万寿/文）

- 重燃中国梦想 自序（1）

- 重燃中国梦想 自序（2）

- 世界是阶梯式的 引言

- 世界不是平的（1）

- 世界不是平的（2）

- 世界不是平的（3）

- 世界不是平的（4）

- 供给革命（1）

- 供给革命（2）

- 中国经济大历史 引言

- 辉煌时代：1～1839年（1）

- 辉煌时代：1～1839年（2）

- 辉煌时代：1～1839年（3）

- 危机时代：1840～1949年（1）

- 危机时代：1840～1949年（2）

- 危机时代：1840～1949年（3）

- 危机时代：1840～1949年（4）

重燃中国梦想 媒体及专家评论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重燃中国梦想》以经济大历史观的独特视角，融经济、历史、哲学为一体，为我们解读了中国2000年的经济发展史，畅想中国梦想，作者拳拳赤子心，浓浓爱国情跃然纸上。我们可以共同期待：中国崛起，繁荣强盛。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 范恒山

《重燃中国梦想》一书内容丰富，构篇宏大，思想也深刻，特别是在20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对中国经济进行总结，并对未来40年发展进行预测，到目前为止这些还都是第一次。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哈继铭

《重燃中国梦想》是一本在多方面具有重大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它使我们对现有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模式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并帮助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王庆

19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是追求权利与和谐的历史，由此而生的中国文化、伦理、价值观及动态的社会均衡使我们的历史仍然光辉灿烂；近60年的前30年中国一直在追求变革，这种变革是以建立社会公平为前提的理想为出发点和结果。这个时代以革命者为自豪。近30年中国以经济增长即GDP为目标。我们以现代的姿态参与世界并努力让世界承认。我们正由自卑变为自信。今天，我们在丢弃什么？未来我们还需要什么？《重燃中国梦想》试图做出完美的回答。

——宏源证券董事长 汤士生

《重燃中国梦想》通过总结历史，对比分析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共性与个性，多角度客观总结出现代中国150年来上下求索的不变发展真理，力求证实“学习社会和创新经济”模型才是可以承载中国未来50年施政与发展的经济理论基础。

——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总经理 李万寿

《重燃中国梦想》作者从经济大历史观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一次新鲜观察，创造性地以人均GDP为主线、引入财政和人力资本观点，审视2000多年经济发展历史，大胆憧憬中国经济未来40年的伟大气象，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一是富国、二是裕民，充满了忧患和豪情。此书融会多家经济学理论观点，纵横捭阖，才情四溢，语言通俗，观点独到，是不可不读的好书。

——首创集团总经理 刘晓光

如果说《大国崛起》使我们重新审视了自己，那么《重燃中国梦想》则激活了我们自身蕴藏的想象力。

——《大国崛起》总编辑 胡泳

人类能进步是因为我们能记录历史，正视历史、分析历史。而中国的历史中政治的比例远远高于经济的比重。这一失重使我们对历史上经济变故导致的政治变革认识不清，也使我们重仕轻商。《重燃中国梦想》正在帮助失重的历史找回重心。

——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CEO 卫哲

《重燃中国梦想》这本书是学界第一次以2000年的跨度对中国经济进行经济分析。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以无比严谨和严肃的态度探讨一个深入的课题：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和战略在未来的20年内保持7％的增长，以及在其后的20年内保持3％的增长？此书既是一部大国崛起的“预言书”，更是催进变革的“警世钟”。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 吴晓波

我们将如何“超日赶美”？ （吴晓波/文）

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在“大国崛起”的氛围中，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预测已成为一门“显学”。

2009年5月，就在姚余栋博士的这本新著进入最后一稿的时候，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计算得出，中国经济将在2009年年底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条新闻很是靓丽，马上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为这个萧条的初夏平添了一抹喜色。

看到李教授的预测，我当即联想到姚博士在本书中给出的另外一个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100周年的时候，为美国的3倍！他的计算前提是：中国经济在2029年之前保持7％的增长，而2029年到2049年保持3％的增长；美国保持2％的增长；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为2％；到2049年，中国人口14亿，美国则为亿人。

本书的各位读者，如果你们的年龄在50岁上下的话，几乎全部可以看到2029年的到来，而且绝大多数应该可以熬到2049年。这意味着，自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追赶的、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而我们将成为见证者。

姚博士这本书的副题是“中国经济：公元1～2049年”。这是学界第一次以2 000年的跨度对中国经济进行经济学层面上的分析。在此之前，有欧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出版过《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当然，姚博士的学术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做出了一道计算题。事实上，在这本著作中，他以无比严谨和严肃的态度在探讨一个更为深入的课题：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和战略达到那样的赶超目标。简单地说，也就是中国怎么在未来的20年内保持7％的增长，以及在其后的20年内保持3％的增长？

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浮游着一个悲剧性的“赶超”往事。

1958年开春，毛泽东去苏联莫斯科开会，期间，他与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兰特和高兰交谈，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2 000万吨增长到3 000万吨。他回头自己算了一笔账，认为中国再过15年将可达到4 000万吨。于是，在几天后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公开表示，中国1958年有520万吨钢产量，再过5年，可达到1 000万～1 500万吨钢产量，15年后，可以达到3 500万～4 000万吨钢产量。

从这时开始，中国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发动了“大跃进”，1958年6月，感觉形势一片大好的毛泽东把赶超时间大大缩短，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场赶超运动的后果，大家现在都知道，是全民砸锅卖铁大炼钢铁的闹剧，然后是1959～1961年的3年大饥荒，到后来，发生了“*”。

20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超日赶美”，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的、可怕的相同路径逻辑？

这显然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经济变革其实尝试过两条道路：一条是国家化的工业化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另一条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资本格局推进经济的繁荣。

前面一条路，我们在1978年之前曾经尝试过。安格斯·麦迪森提供过一组数据，他对1952～1978年之间的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是：％、％、％、％、％。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 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后面一条路，是最近30年所试验的。还是用麦迪森的数据，1978～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则依次为％、％、％、％、％。把这些很枯燥的数据一一排列出来，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不能偏离市场化的路径。而市场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大于国强。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连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此理，很多国民未必了然。未来20年乃至40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

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超日赶美”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跃进”。

回望百年中国的商业演进，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复制和轮回。如果我们再放眼看遥远一点，在过去2 000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我们是否需要“超日赶美”？这是一个全民勇气的问题。

我们将如何“超日赶美”？这是一个全民智慧的问题。

姚余栋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服务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又在省级政府任职。他是一个少有的具备了国际视野、满怀济世抱负、在学界有相当研究功底的青年才俊。此书既是一部大国崛起的“预言书”，更是催进变革的“警世钟”。

中国之进步，漫漫其修远。我等学人，以笔为剑，在风雨如晦中顶风而行，携手并进，也算是一件快事。

怎样应对供给革命？（哈继铭/文）

哈继铭（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博士）

值此建国60周年之际，余栋完成了《重燃中国梦想》一书，作为曾在一起工作并相知颇深的老朋友，很为他感到高兴。书的内容丰富，构篇宏大，思想也深刻，特别是在2 0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对中国经济进行总结，并对未来40年发展进行预测，到目前为止这些还都是第一次。

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对于农业经济时代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在长达5 000年的农业经济时代繁荣鼎盛，人口增长、科技发展、文化灿烂。但同时也正如本书所提出的，虽然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高出生率和高技术改进能力相互抵消，人均GDP长期徘徊不前，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中。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和工业经济时代的来临，中国经济在农业经济时代创造的辉煌很快被淹没。中国经济没能实现有效的转型，错过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结果是强大的经济体逐渐衰落，最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总结中国过去从辉煌到衰败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闭关锁国是其最主要的原因，自我封闭的帝国一直陶醉在农业经济时代的成就与辉煌之中，不知生产力革命会彻底改变人类经济基本模式。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过去的一切成就都可能是那么微不足道和不堪一击。

着眼当代，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也是同样的道理，究其深层次原因，也和农业经济时代的中国犯了同样的错误，虽然犯错误的原因和结果可能与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抱守昨日的辉煌与梦想一定会被生产力革命所抛弃。应该说，一个国家实现有效的经济时代跃迁是一个痛苦而又艰辛的过程，其间不仅有经济的波动与阵痛，更需要创新文化和经济体制机制的配合，同时这种因生产力革命而引发的技术进步又带有巨大的风险，所以说没有经济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种跃迁可能根本无法实现，这也正可解释近代中国和当代日本所遇到的困境。

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因其极强的实践指导意义而在当今社会成为一门显学，但实事求是地讲，经济学从历史的角度看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如，经济的长期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永恒主题。无数经济学大师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人类的认知水平一次又一次的提升，但遗憾的是，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表明，我们对长期增长的理解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在供给方面的研究我们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喜的是，在本书中作者在其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提出了“垂直但跳跃的总供给模型”，我觉得这一理论从人类生产力革命的高度，按照经济时代跃迁的变化轨迹给了总供给一个较合理的解释。在一个经济时代里，长期看总供给是垂直的，在下一个经济时代，总供给也是垂直的，并与前一个时代的总供给平行，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因生产力革命而产生的距离，这个距离是质的差异，严格区分了两个经济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两个时代也是无法相比的，下一个时代要比前一个时代拥有无法超越的优势。从人类历史来看，最先出现的是农业经济时代，这个时代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狩猎生活，进入了相对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时期，人类因农业文明而战胜了大自然，也战胜了自然界里人类本身之外的其他一切生命。紧接着是工业经济时代和已经出现的信息经济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时代，再接下来可能是生物经济时代。人类的经济福利正是在应对这种供给跃迁的挑战中不断挑战新的高度。伴随着重大理论突破和技术革命，催生出可能根本想象不到的新产业和新经济模式。这种过程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虽然每个时代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同，但每个时代的来临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一个国家可能在一个时代是经济巨人，但不能保证在下一个时代依然如此。在生产力革命面前，任何经济体都是机会均等的，谁能抓住机遇谁就能后来居上，抓不住机遇就会停滞沉沦。

展望未来中国，作者依据大量的数据和严谨的论证给出了理性预测，未来中国的发展就是中国梦想，在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意想不到的问题，充满艰辛与挑战，同时作者也给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我们有幸会成为一个见证人和中国梦想的参与者。让我们期待吧。

以历史的眼光放眼未来（李万寿/文）

李万寿（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总裁、博士）

回顾历史，每一次国家振兴都需要一场超越时代的巨大变革，这是原动力。殊途同归，成功的治国方略则须随着自身国力与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地演进。从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事物总是在不断地磨合、发展。

以史为鉴。在刚刚洗刷百年耻辱重获高速发展的当下中国，在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基础的今时今日，在经历痛定思痛的艰苦探索之后，在大国崛起的梦想与经济发展陷阱交织的历史征程上，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历了艰苦创业和经济起飞两个阶段，基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和“小康社会”这两个“中国梦想”。那么如何把握好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机遇，如何在21世纪中叶完成人均收入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中国梦想，并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是摆在政府、学者和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从亚当·斯密的“大市场，轻政府”，到现今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从发达国家发展遭遇瓶颈的现实，到人类共同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这一切总会激发思考：我国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该如何逐渐走向成熟？该如何凭借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在未来50年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主流？

只有不拘于既定的意识形态，打破陈规陋习，用辩证的眼光和务实的思路不断摸索和突破，才能拨开迷雾；只有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让学习和创新成为习惯，才能造就一个国家持久的经济活力与永恒的竞争力，最终寻得那条跨越变革、通往辉煌的康庄大道。

认识余栋几年了。作为年轻的学者和经济学家，他博学古今、东西融道，长于在浩大繁杂的历史中见微知著，释古论今，庖丁解牛般地在细枝末节中寻找经济学现象背后的真理；作为年轻的经济学新星，他阅历广泛、工作足迹遍布全球，并以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回国服务于家乡。他的文字简洁朴素，少矫揉造作，文如其人。

余栋的《重燃中国梦想》一书通过总结历史，对比分析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共性与个性，多角度地客观总结出现代中国150年来上下求索的不变发展真理。在这本书中，余栋一方面在“学习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垂直但跳跃的总供给模型”，解释和总结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变化的规律，这是他作为经济学家的思考与智慧；另一方面，余栋在大量数据研究和立足实践的基础上比较经济发展规律，力求证实“学习社会和创新经济”模型才是可以承载中国未来50年施政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以此洋洋万字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献策，印证了他对人民和国家的赤诚与胸怀。

着眼民生，造福于民，经济学才会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演进的路上留下更稳重的足印。

“风物长宜放眼量”，当我们拥有审视历史的勇气和能力，期待就理应蔓延得更远。

重燃中国梦想 自序（1）

经济学是理论，也是实践。秉承经济学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我作为经济工作者一成不变的追求。我长期坚持经济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我出国10年，在英国剑桥读书5年，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在美国工作5年，其中世界银行近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年。这10年中我走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世界各国经济生活有着较深刻且直观的了解。在回国后的4年中，我去了国内许多地方，见到了大量的新鲜事物，感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撰写这本书的念头，但苦于平时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动笔。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我与吴晓波的“亚布力之约”。

2008年1月，我与晓波在黑龙江省亚布力相遇，畅叙几个小时，相见恨晚。晓波认为，2009年是共和国建立60周年，按照中国的传统，甲子为大，中国需要一本从经济角度回顾历史并展望未来的书。他了解我在经济方面做的一些研究后，就约我写作这样一本书。我当时担心，我的书学术性太强，不会有太多人喜欢。但晓波觉得，不要在乎这些，时代需要这个选题，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他讲述了他写《激荡三十年》的动因：2004年的一个下午，身在美国的吴晓波萌生了写一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企业史的念头。当时，有许多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一本书，题目较枯燥。但吴晓波坚持要写，他觉得，中国需要一部企业史。4年后，他的《激荡三十年》出版，成为当年畅销书，至今他发起的“激荡风云”仍然让人们与那还未远行的激荡时代产生强烈共鸣。

我受到晓波的鼓励，就一口答应下来。没想到，我后来对这样一个“亚布力之约”不是被动地信守承诺，而是在书稿的创作过程中“沉醉不知归路”，欲罢不能。

这本书起源是为共和国甲子华诞而写的。我查阅了建国40周年和50周年时的经济文献，发现尚缺乏对经济历史大跨度的总结，这使我更加认同晓波的观点，也钦佩他在选题上的慧眼独具。尽管2008年有不少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好书，但我觉得很有必要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度，从经济大历史、经济大未来的角度审视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整体经济历程，包括新中国第一个30年（1949～1979年）和第二个30年（1979～2009年）。顾名思义，经济大历史就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而经济大未来就是要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是两个孪生的哲学问题，仅回答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不够的。

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对时代整体结构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从1949年到2009年的60年，在中华5 000年文明史上，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我越来越觉得，建国60周年的经济巨变，无论从纵向时代定位还是横向国际比较，都是一次“中国经济大变局”，也是“中国梦想”从熄灭到重新点燃的过程。从纵向看，这个60年是承继了千年来中国经济的辉煌，是逆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百年经济的沉沦，是开辟了它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60年基本上完成了5 000年来中国农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经济革命，即工业革命，改变了中国从公元1年到1948年以来人均GDP长期停滞的状态，创造了难以想象的社会财富，并且深远地影响了今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从横向看，这个60年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畴。纵观历史，唯一可与之在程度上相比的是19世纪美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继5 000年前第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之后，再次点燃“中国梦想”的经济圣火，取得罕见的重新崛起，产生的全球性效应还在延续，并将深刻地改变人类未来的经济前途和命运。

重燃中国梦想 自序（2）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描述的“中国经济大变局”这个伟大事物只是刚刚完成，“中国梦想”之火刚刚重新燃烧。依靠大量的客观数据作为根据，我可以暂时放下“距离产生公正”的历史学规律，对中国的第二次经济革命作出一个冷静、客观的总结。我们既是“中国经济大变局”的戏外观众，同时也是戏中人。错过在共和国甲子华诞之时总结过去60年，会留下时代的遗憾；错过在共和国甲子华诞之时憧憬未来40年，会缺少时代的浪漫。所以，我把一个经济工作者在“中国经济大变局”中的亲身经历和对未来产生影响的思考记录下来。正像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的：“研究和论述这些问题的时机看来已经到来，今天我们所处的确切地位正好使我们能更好地观察和判断这个伟大事物。我们离大革命已相当远，使我们只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仍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过不多久，人们就很难做到这点了，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变得不可理解了。”

本书的思路是大跨度地把经济时代划分开来。从公元1年到公元2049年，我按照中国经济“赢利模式”的变化，把这2049年划分为6个经济时代：公元1～1839年是“辉煌时代”，中国以技术成就农业经济的辉煌，但也陷入“高水平动态均衡”的陷阱；公元1840～1948年是“危机时代”，工业经济的“赢利模式”没有建立起来，却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共和国前30年（1949～1979年）是“创业时代”，积极探索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国梦想”，找到了一条次优的“赢利模式”，即计划经济体制，在重工业化道路上付出了高昂学费，但也推动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后30年（1979～2009年）是“价格时代”，找到了最优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价格”享誉全球，实现了以小康水平为标志的“中国梦想”；今后20年即从建国60年到建国80年（2009～2029年）是“品牌时代”，“中国制造”将引领世界经济的品牌时尚，追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想”；从建国80年到建国100年（2029～2049年）是“创新时代”，“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中国信息”和“中国生物”成就“中国新经济”；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华诞，中国实现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即“中国梦想”，成为世界经济前沿的主要引擎之一，为人类文明和世界经济再次作出应有的贡献，“世界上将出现一个拥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的全新局面”。

在这本书里，我将带领读者在巨大的时间跨度中快速地切换时代画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并非想运用蒙太奇般的手法给读者造成奇特的感觉，也没有本事造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徐徐展开的5 000年文明画卷的神奇，更不是故意渲染历史本身的沉重和人类对未来憧憬的美学倾向，而是希望和读者一起做“中国梦想”的寻梦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小康的千年“中国梦想”，只是在明清两代的禁海束缚了丰富的想象力，对工业革命的爆发毫无知觉。

中国由于对工业革命的想象力不足造成的近代经济沉沦只发生过一次，1949年以来重燃的“中国梦想”，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能目睹其壮美绚丽的过程是何等难得。我于是尝试作了一首《中国梦想赋》：

大河泱泱，大海磅礴，寥廓万里山河。

缅怀华夏五千年，薪火绵延兮，豪华*中国梦。

伤怆禁海四百载，闭关锁国兮，凤鸟折翼坠溺亡。

魂断珠江口惊变，经济沉沦兮，燕赵悲歌有国殇。

激荡甲子六十年，创业维新兮，谈笑间天下小康。

莫愁前路多荆棘，夙夜创新兮，凤鸟浴火而重生。

壮思中华千秋运， 粲然复兴兮， 翱翔四海万载长。

记述这样一个“中国经济大变局”并非易事，一方面要有客观的经济事实，另一方面要有创新的经济思想，并且能够把经济数据与经济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也使占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陷入了危机状态，世界呼唤新的经济学革命。我秉承剑桥大学经济学派敢于挑战正统学术的传统，早在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中就提出了新的经济思想，即把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提出供给曲线的跳跃，为新*主义经济学奠定基本框架。在这本书中，我延用这个经济思想，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通古今之变”，去理解过去，预测未来。

公元2009年，共和国60周年华诞。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后“中国经济大变局”开始的时代，一个敢于大声喊出“我有一个中国梦想”的时代，不禁心潮澎湃。本书虽是经济学专著，但也涉及了广泛的其他领域。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本书把我内心的感受和人生体验用理性的语言同广大读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对中国经济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有所了解和思考。不管怎样，我希望尽我所能给读者奉上一本能带来历史感、时代感和未来感“三感一体”的经济学专著。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世界是阶梯式的 引言

在谈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时，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说：“在这些欢乐的年代里，我们丧失了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包含深刻思想的世界观。18世纪之前，人们并不抱有虚妄的希望。18世纪后期，这种幻想开始流行起来，为了平息这些幻想，马尔萨斯揭露了一个恶魔。在半个世纪里，所有严肃的经济学著作都对这个恶魔作出了清晰的展望。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恶魔被我们控制住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这个恶魔就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马尔萨斯“忧郁”经济学褪色之后，人们的经济世界开始被自由放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交替统治着，认为存在永恒的投资机会，人类的经济问题主要在总需求方面，而不在供给方面。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汲取历史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以至于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产生的真正原因被搞模糊了，人们集体性失忆了，处于非理性乐观状态，忘却经济生活存在的巨大的有效供给不足的危险。

当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时候，整个世界2009年仍在金融危机中痛苦地呻吟着，每个人在“平坦世界”中可以利用的机会几乎荡然无存。当人们感慨“世界是新的”，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欢呼雀跃的时候，2008年欧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如冰岛、乌克兰和匈牙利等国大量出逃，出现资本账户危机风险，纷纷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救援。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得到显著增强，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2009年，世界20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 500亿美元贷款总额不够，应增加一倍。而2005年，当我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向该组织求援的国家越来越少，该组织的2 500亿美元贷款总额似乎绰绰有余，根本都花不了。

2009年，人类陷入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中。在恐惧中，人们已经缺乏思想的深刻性，不知所措。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深刻反思主流经济思想的正确性，探寻人类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答案。在这本书里，我在*主义经济学根本观点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个人类经济生活永恒的挑战，就是“生产力革命”。我认为生产力革命是不确定的和不知不觉的，但是必然要发生的。它既是改变世界的根本力量，又代表了新的投资机会。经济历史早已证明，生产力革命在创造新产业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潜力。但是，现有的经济制度缺乏足够的适应性，经济结构调整也是痛苦的过程，这就会造成有效供给不足。有些经济体能够抓住生产力革命的机遇，创造新产业；而有些经济体往往没有能力抓住投资机会，经济陷入停滞或衰退。所以，世界并不是平的，也很难说是新的。

其实，面对生产力革命这个永恒的挑战，人类的最佳状态既不是过度悲观，也不是过度乐观，而应该是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应对挑战的办法就是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相辅相成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学习型经济”。如果我们探究经济制度适应生产力革命的内在机制，就会发现4个关键的“零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国家学习体系和适度开放的国际收支账户。我在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里对这些关键机制作过深入的分析，本书不再详述。

世界不是平的（1）

生产力革命创造世界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工作，整日奔波于世界各地，写出了富有语言魅力的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描述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世界是扁平的，各地的人们可能利用的全球的机会也越来越一致。而企业与国家也是如此，可以比原来更容易地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势，体现价值，而不再局限于原来那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格局。”他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形象生动的阶段。

“全球化”阶段主要是国家间的融合，这一阶段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到1800年前后，劳动力是这一阶段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力。在全球化年代，世界从地理上的大尺寸缩到中等尺寸。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由个别国家所带领的，如西班牙去美洲新大陆，葡萄牙去东亚，英国去印度和北美。国家进行全球化的动因是为了掠夺自然资源。

“全球化”阶段是公司之间的融合，时间是从1800年到2000年，各种技术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这期间因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这一时代的全球化把世界从中型压缩到小型。这段时间的全球化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开始，从事制造业的跨国企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产业链条。后来，随着通信成本的迅速下降和可靠性的大幅提高，服务对象从不能远距离交换的商品变为可远距离交换的商品，创新型的服务贸易异军突起。一些跨国企业，开始把商业服务从核心业务中分离出来，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进行服务外包，由此大大降低了成本。

“全球化”阶段中个人成为了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不同，信息服务突如其来，生产出与工业经济完全不同形式的附加值，创造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弗里德曼认为，信息革命在过去30年不断地深化，资本、技术和人才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能实现全球性流动和配置。软件的不断创新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世界从小型缩成微型，同时夷平了全球的经济舞台。弗里德曼预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并不是国家全球化，也不是公司全球化，而是个人持续的全球化。小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将自己置于全球舞台之上，逐渐横向和纵向地扩展业务，实现多元化经营和延长产业链条。而大企业则想办法做小，专注于核心业务，将其他非核心业务外包，甚至把生产流程全部转移到海外，本土只负责系统集成开发和管理。在这个全球市场上，竞技场变得更平等，使小企业能够快节奏地与全球各地的大公司展开竞争。

弗里德曼描述的童话世界是美丽的，但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印度的特例，不具有适用于广大低收入国家的普遍意义。1991年前，印度经济是类似计划经济的体制。一个企业要买一台计算机，需要跑新德里至少50趟，去办各种许可证。1991年印度外汇储备用光了，遭受了经常性账户危机。1991年6月～1996年5月，辛格担任拉奥政府财政部长期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打破了“许可证经济”的种种枷锁。印度的供给反应是惊人的，瞬间就抓住信息革命的机会，在软件业和服务外包上迅速崛起，令世界震惊。就在印度经济突然快速增长，打破持续44年的2%～3%的“印度式增长”之前，世界银行和各国的普遍共识是经济发展要先走工业化道路，其中重化工业阶段是必由之路，然后走信息化道路。然而，印度“倒立而行”，先从非资本密集型的信息服务业入手，绕过了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外汇储备限制和基础设施较差等因素，全力发展服务业，反而让印度发挥了拥有低成本和英语娴熟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和外汇储备积累充足后，印度从2004年开始逐步发展制造业。可以预言，印度经济在中长期仍旧会较快地增长。但是，印度独特的经验能否为世界其他国家复制呢？答案是可能性很小。信息服务业的前提不光是拥有便宜的劳动力，还必须拥有大量受过至少高中教育的初级知识员工，即积累的人力资本要达到一定门槛。而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只有低成本劳动力，没有必要的人力资本。

世界不是平的（2）

那么，世界真是平的吗？单单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确是扁平化了，可是从社会福利来讲却并非如此。理论上说，低收入国家可以利用系统技术模块化的趋势，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介入，发挥低成本的优势，稳步地边干边学，累积经验，再向高端模块攀升。这样，低收入国家可以比高收入国家增长得快一些，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应该出现相对趋同的现象。可是，恰恰相反，从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图1-1所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人均收入数据显示，世界各大区域的人均收入在1820年前基本相同，但1820年之后，美国和西欧持续增长，成为“富裕国家俱乐部”；拉丁美洲地区和东欧基本与世界平均水平一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亚洲从1820年到1950年基本没有什么起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追赶，加入“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而非洲地区长期贫困，一直没有改变低收入的状况。所以，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呈阶梯状的，各国收入差距还在拉大，表明阶梯间的距离也在继续扩大。

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里的“阶梯理论”生动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平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够切入全球模块化生产。他描述道：“我们也感受到了发展的历程，即从维持生计的农业到轻工业和城市化，进而发展到高科技的服务业。在马拉维，有8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孟加拉国，农村人口比例是76%；印度是72%；而中国则为61%。在发展频谱的另一端——美国，农村人口仅占20%。在马拉维有不到25%的人口从事服务业，而美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为75%。”他的“阶梯理论”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阶梯是赤贫。“如果把经济比作一架梯子，其依次上升的阶梯代表着通向经济福利的步骤，那么这个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占人类总数的1/6）过着像马拉维人一样的生活——疾病丛生、饥荒盛行、极其贫穷，以至于不能踏上发展之梯的第一阶。这些人是这个星球上‘穷人中最穷的人’或者说‘赤贫的人’。著名非洲经济专家保罗·科利尔在《最底层的10亿人：最贫穷国家衰败之谜》中也同样看到，‘虽然全球经济空前繁荣，但仍有10亿人口被甩在了发展的行列之外，沦为全球经济社会中最底层的10亿人，而这其中有70%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长期陷入停顿或衰退，而且至今看不到改进的希望。这些人和这些国家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构成了世界不稳定的因素’。”的确，正如科利尔所观察到的那样，索马里海盗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索马里的贫穷。

第二阶梯是低收入。“沿着发展阶梯向上的几阶对应位于低收入国家上部的那一部分，大约有15亿人，他们面对的问题与孟加拉国的妇女所面对的问题相同。这些人属于‘穷人’，他们的生活比仅能维持生存好一些。……赤贫的人（大约为10亿）和穷人（另有15亿）合起来占全球人口的40%。”

第三阶梯是中等收入。“另外有25亿人（包括印度IT业的工人）位于发展之梯更高的阶梯上，构成了中等收入阶层。这是些中等收入的家庭，但是按照富裕国家的标准肯定算不上中产阶级。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能够住上甚至装有室内管道设备的比较舒适的房子里。他们能够购买小型摩托车，甚至某一天能买辆汽车。这些人的营养充足，甚至患上了富裕国家的人们常吃不健康快餐所得的疾病。”

世界不是平的（3）

第四阶梯是富裕。“沿着发展之梯继续向上，剩下的世界上1/6的人口则属于高收入世界——大概有10亿人。这些富裕的家庭包括富国10亿左右的人口，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日益增加的富裕人口——比如生活在上海、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等城市的数千万高收入个体。北京的青年专业人士也能够列入21世纪前1/6富足的世界人口。”

除少数国家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外，实际上各国收入都出现了“马太效应”，也就是说，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杰弗里·萨克斯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是还有1/6的人口根本没有踏上发展的阶梯，每年有800万人因极端贫困而死。“因此，当我谈及‘贫困的终结’时，我将讲述两个紧密相关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结束世界上1/6人口的悲惨处境——这些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天都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而且应当享受基本的营养标准、健康、水与厕所、居屋，以及其他生存、福利、参与社会所需的最低需求。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世界上的所有穷人（包括那些处于中等贫困的穷人）能够有机会沿着发展的阶梯向上爬。”

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富裕的阶梯上，有的仍停留在赤贫的阶梯上？为什么这个阶梯看得见，却爬不上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人类福利的阶梯是如何产生的。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对于我来说，世界似乎是不平坦的。只有当出现一个使其平坦的机会时，他们的视野才会平坦，但如果出现另一个机会，它便不再平坦了。”什么是德鲁克所说的“机会”呢？在我看来，能够改天换地的“机会”和造就人类社会福利阶梯式分布的根本方式只有生产力革命。

时至今日，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生产力革命，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正在孕育着的第四次生产力革命是生物技术革命。早在19世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指出，工业经济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农业经济，农业也会被工业改造。他说：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了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重农学派却别有会心，用了诡辩的推理方法，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本质。这一派所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已经烟消云散，比较近代的经济学派已经把它摧毁，但是后者对于前人所犯的错误依然不能摆脱，不过略微前进了一步。流行经济学派没有能认识到生产力与单纯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没有能在脱离后者的情况下单独地加以考察，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属因素，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两者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别也就不可能有所认识。它没有看到，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家获得发展以后，就会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资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学派把这个叫作“资本”）倾注在这个方面而发生作用，如果国内工业没有建成或获得发展，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发挥机会；它以为工业发达以后，这些因素就会脱离农业而转向工业因而使农业受到影响，它不晓得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与以农业利益为牺牲的情况相差很远，而且往往对这种利益会起协助作用，是使它达到高度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

世界不是平的（4）

不过，工业革命并不是唯一的生产力革命类型，在此之后，信息革命又不期而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1980年，托夫勒推出力作《第三次浪潮》，风靡世界，特别是在国门初开的中国。他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丹尼尔·贝尔和托夫勒都注意到了生产力革命的表现形式，显示出“未来学派”洞悉大千世界细微变化的能力。

综合这些所有的引证，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阶梯式的。如表1-1所示，我们目前只看到历史上有4个世界：狩猎经济世界、农业经济世界、工业经济世界和信息经济世界，另外，可能正在迈入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国家先后攀上工业经济的阶梯，也仍有一些国家停留在农业世界的阶梯中。人力资本水平低和人均收入低，导致出生率高，从而进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贫穷陷阱”。在工业经济世界里，日本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发展过程中有能力持续改进技术和创造品牌，“日本制造”也饮誉世界。但日本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后，没有能够抓住信息经济的新生产力革命，信息产业被制造业压抑了，自1991年以来长期停滞。在信息经济和生物技术经济的世界里，目前成功的先例似乎只有一个国家——美国。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的“低通胀，低失业率，高增长”的奇迹。但经历了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也是步履维艰，信息产业没有能如人们乐观期待的那样迅速地东山再起。美国生物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资本市场的培育下，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还难挑大梁。

生产力革命没有碾平世界，而是摧枯拉朽，无情地按自己的意志彻底改变了世界的一切状态，创造了自己的新世界。1848年，*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生产力革命的特例，即当时发生的工业革命，作了极为生动深刻的描述，他们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的确，生产力革命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换句话说，在特定生产力的地盘里，一切由生产力做主。

*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举例说明生产力革命后，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指出，“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在弗里德曼看来，“河”依旧是平的，但事实上，“河”已经是工业化的河了，“鱼”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河水依旧是平的”只是一种肤浅的错觉。在农业时代，农业是在有限土地上的辛勤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工业时代，农业被变成“工业化的农业”，化肥和农业机械成为农业产量的主要保证，“一分耕耘”，可能“十分收获”；在信息社会，“订单农业”和信息化物流出现了，开辟了一个无缝链接的世界农业市场；在生物经济时代，农业是“基因工程的农业”，西红柿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马铃薯也不用在地下野蛮生长，而是在树梢上自由自在地沐浴阳光雨露，药物将根据个人的DNA进行配置，人类寿命可能达到120岁的天年。

供给革命（1）

革命是科学发展的动因

自从科学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后，科学便获得了迅猛发展。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日益重要起来。哲学家康德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说，“不管是证明我们自己的有知也罢，或者无知也罢，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弄清这一所谓科学的性质，因为我们再不能更久地停留在目前这种状况上了”。在科学哲学中，科学通过科学革命发展的模式最有影响力。在总结过去200年的科学发展过程中，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一个较精确且影响深远的模型。库恩的论述是以“范式”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范式，原文是paradigm，指某一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共同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库恩说，“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 例如，几何学有两个范式。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基础知识》是名副其实的几何入门和基础算术入门，整个几何演绎体系都建立在5条公理上，其中，第5条公理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欧几里德的公理曾经被当做任何数学几何的基础，而且是一种不容争辩的基础，这就是一种几何范式。建立在这5条公理之上，一个严密和完美的逻辑体系发展起来了。从古代希腊到19世纪这段漫长时期内，数学家都没有对欧几里德几何范式产生怀疑。直到19世纪，数学家高斯等发现，只要改变第5条公理，同时保留前4条公理，那么，可以创建另外一种几何范式，它们能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一样，以同样的数学严密性建立起来，这就是所谓“非欧几里德几何”。两个几何范式都在不同场合下具有实践性和有效性，“欧几里德几何”适合有限空间，“非欧几里德几何”适合宇宙空间。在浩瀚的宇宙空间，受物质的引力作用，空间发生了弯曲，两条平行线是可能相交的。

在库恩看来，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之为“常规科学”，这种活动通常是由“解难题”构成的，这也就是增加业已得到共同承认的知识的储备。以库恩的话来讲，“常规科学”是科学群体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设，通常在严谨的逻辑框架下运行，如果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是断不可能打破这些框架的。而处于“常规”下的科学家们远非客观，他们有理由持守“正统”的理论，而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常规科学”是缓慢、连续、稳定和积累的变化，“常规科学”只是在科学首创确立以后的“精湛化”。例如，癌症和艾滋病是目前威胁人类的两大疾病，由于有共同的研究规范，全球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能集中精力于攻克癌症和艾滋病上，近年来进展惊人，两大疾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可怕了。试想，如果没有共同的研究规范，“科学共同体”就没有办法组成，更谈不上把它集中到某一个前沿领域上。

库恩认为，“常规科学”的改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终究会“碰壁”，导致危机和革命。在一个范式的框架内，“常规科学”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出现反常时为止。反常最终会导致一场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将要产生新范式的革命。科学中的革命，就是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科学中出现的危机引导新的范式的产生，从而导致了原有范式的转换。

供给革命（2）

什么是科学革命呢？库恩指出，革命是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他写道：

根据现代编史工作的要求审查过去的研究记录，科学史家也许会惊呼，当规范改变时，这个世界本身也同它们一起改变。科学家们在新规范的指导下采用新工具观察新领域，甚至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在革命期间用熟悉的工具观察他们以前已经观察过的领域时看到了新的不同的东西。这有点像把这个专业团体突然运送到另一个行星上去了，在那里熟悉的对象是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的，并且是由不熟悉的对象连结起来的。当然，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没有地理上的移植，实验室外面日常事务通常也像以前一样在继续。尽管如此，规范改变确实使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的研究工作约定的世界。就他们只是依靠由他们看到和做到的那个世界而论，我们也许想要说，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作出回答。

天体物理是科学革命频繁爆发的一个领域。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世界近2 000年。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挑战了地心说，之后在伽利略的努力下，日心说在400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地心说的科学革命，他们证明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古希腊人很早就猜测行星的轨道是圆，开普勒发现行星绕太阳走的是椭圆，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原理》一书，给出了万有引力方程式，证明这个行星的轨道一定是椭圆；在英国皇家学会庆祝20世纪即将到来的盛大年会上，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者、物理学家凯尔文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基本建成，在新的世纪中，物理学家们只剩下些修补工作了。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是想象力达到极致的科学创造，打破了绝对时间的框架，表明时空可以转换。一个著名例子是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年龄差。如果哥哥乘坐以光速前进的宇宙飞船作长途太空旅行，当他重返地球时，他会比留在地球上的弟弟年轻得多。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成为描述宇宙演化的“正统理论”，天体物理完成了对经典天体学的科学革命，即爱因斯坦革命。

爱因斯坦原始的广义相对论预言，宇宙不是膨胀便是收缩。可能出于对麦克斯韦方程组对称美的欣赏，爱因斯坦在方程中加上额外的宇宙项，以这种方式得到一个均衡状态的宇宙模型。可是，14年后，反常开始出现。1929年埃德温·哈勃从星系光谱的红移推断，越远的星系以越快的速度离我们而去，这表明整个宇宙处于膨胀的状态。从时间上倒溯到过去，估计在 100亿～200亿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即宇宙是从一个密度极高的状态通过大爆炸而产生的。哈勃的发现导致第三次天体物理革命，即宇宙是处于不均衡状态的。爱因斯坦后来把宇宙项称做“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925年后，爱因斯坦试图用统一场来描述宇宙的状态，可惜，没有成功。有人戏称，1925年后，爱因斯坦可以用余生去钓鱼。爱因斯坦晚年的错误是用一种均衡的思想理解本身不均衡的宇宙，这是徒劳无益的。宇宙是不均衡的，在不断膨胀，星系、星云和可怕的黑洞正远离地球而去。

中国经济大历史 引言

回顾建国60年，就必须从中国大历史观的角度看待这个过程。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我也深切感到，必须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才能理解中国这60年的经济增长现象。要评价建国60年的经济得失，就必须从公元1949年上溯到有人均GDP数据的公元1年，同时前瞻未来40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甲子年放到1948年的经济大历史和40年的经济大未来中审视，追溯中国从古到今，再到未来的经济兴衰，从而找到共和国甲子的历史经济定位。在经济方法上，我用人均收入这条主线贯穿从公元1年到2009年的历史和接下来的40年，把每个历史阶段和未来发展阶段的“珍珠”用人均收入这根“线”串起来。同时，宏观经济特别是财政的观点和人力资本的观点是本书的两条副线。

中国的人均收入为什么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不变?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这是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专题》中提出的两个谜题。我用一个新的模型给予回答。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历史的三峡”并不存在。我第一次引入人力资本来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高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如前所说，生产力革命是不确定的黑天鹅事件，是完全来自现有经济主导产业之外的新经济模式，属于“想象力经济”。工业革命于1820年在英国突如其来地爆发，带来的新商业模式是农业经济无法想象到的。中国自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就闭关锁国，对工业革命茫然不知。从1820年到1840年的短短20年时间，西方因工业革命迅速成长起来，而中国就被“煮青蛙”了。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自身缺乏供给反应，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带来通货紧缩。1860～1895年，“洋务运动”从军事装备工业入手，与国内消费脱离，受限于财政投入，缺乏资本积累的后劲，结果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错失一个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导致的战争赔偿使中国出现财政赤字和资本账户赤字，1901年《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使中国经济陷入财政危机和资本账户危机，加上中国无力改变长期贸易逆差，所以中国经济出现国际收支的严重不平衡，发展成为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最终导致了晚清经济的崩溃。继清政府垮台之后，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力从根本上废除不平等条约，解决不了中国长期的国际收支账户失衡问题，也没有办法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使中国走出千年农业经济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从1840年到1948年，中国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增长，与世界经济的较快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一言以蔽之，中国大历史可谓是“千年辉煌，百年沉沦”。昔日大国的经济沉沦，严重打击了中国在经济上的自信，中国梦想所代表的创业精神也枯竭了。

辉煌时代：1～1839年（1）

中国经济大历史

要想了解中国从公元1年以来2 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关键是看视角的宽度。按费正清20年为一段来划分历史的方法，应至少用100本书来解读这段历史。但黄仁宇以其独特的大历史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序言中，他说：“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犯起是非的题目。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发生的问题，都是“缺少数目字上管理”。他对财政状况很关注，认为中央政权主要靠税收体系来维持，税收锐减，政权运作便无法维持。根据黄仁宇的分析，由东汉开始中央对地方政权失去控制，主要原因是依靠地方来执行的中央税收基础受到破坏，至唐朝才重新建立，其后又没有有效税制的建立，结果在每次对抗突发事件时，由于财政困难，总是败多赢少。黄仁宇从税收角度看问题是有道理的。但财政支出也很重要，一个中央政权往往在开始时期能控制花费，到了后期就控制不住了。与税收减少效果一样，财政花费增加同样会侵蚀国家财政盈余，一旦发生内忧外患，就会拿不出钱来应对。例如，明朝万历末年，明王朝开始认真对待关外努尔哈赤崛起的严重局势，投入40万兵力应对努尔哈赤的10万八旗精兵。这个兵力规模的使用，判断应是准确的。但是明朝国库空虚，无力承担40万大军长期作战的费用。所以，一方面明王朝被迫加征田赋，即导致全国哀怨的“辽饷”；另一方面关外用兵只能速战速决，不能打持久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主将杨镐分四路出兵，冒险急进，在萨尔浒战役中一败涂地。从此，明朝在关外不得不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即使崇祯帝不错杀袁崇焕，吴三桂不投靠清朝，明朝由于自身财政困境也很难应对清朝的崛起。应该说，从秦朝算起到清朝灭亡，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更替一次，与财政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黄仁宇的财政观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观点如出一辙。肯尼迪在其风靡世界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认为，在前工业时代，财政金融体制的确对国家的实力衰长具有重要作用。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不断地东征西讨，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但罗马帝国没有建立伟大的国家，只有伟大的军队，而伟大的军队是需要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的。肯尼迪认为，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军队的花费也在增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在不能发债的情况下，只能增加税负和大量增发货币，这就伤害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导致税收减少，酿成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财政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又导致军队实力的下降，最终导致庞大的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公元1年，西汉面临着与罗马帝国同样的财政危机和高通货膨胀。公元8年到公元23年，试图挽救经济危机的“王莽新政”失败了。早在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决心征服世界的最东头，从西往东，打到印度，并最终征服印度，但他只能望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而兴叹。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中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军队与纪律严明的罗马帝国军团没有遭遇，因此无法知道两个威名远振的国家哪个更强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两个显赫一时的帝国都败在自身的财政和经济危机下，而且是轰然倒地，顷刻间土崩瓦解，令人欷歔不已。

辉煌时代：1～1839年（2）

效仿黄仁宇先生，我在这里倡导经济大历史观。历史太复杂，同样的事件，经过历史学家重新组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于是人们很难形成一个共识。经济大历史观，就是用数字作为理解真实的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找到一条清晰客观的线索，得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例如，人人皆知中国近代穷，但很少有人知道到底有多穷。

我从国富民强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大历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导言中有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富国裕民。”亚当·斯密强调的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目的，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大历史观，也带有国际的普遍意义：第一点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但长期提高人均收入并不容易；第二条是公共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容易被人忽视。宏观经济的病根往往是财政问题。例如，国家经常会出现财政困难，财政困难可能导致债务危机或高通胀，在固定汇率机制和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货币遭受投机性攻击，被迫贬值，可能导致货币危机。

“富国裕民”怎样量化呢？现代统计学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GDP 是对人有用的增加值的概念，就是一个经济体创造财富的总和，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实力。人均GDP反映的则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 是指每个人创造财富或经济附加值的量，可以粗略作为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指标，也是衡量人均收入最接近的指标。在本书中，人均收入就是人均GDP。

根据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人均收入表明了一个国家平均每位居民所占有的国内总收入，简称人均收入。但人均收入在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貌时，并不能显示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状况的所有方面，也存在缺陷。例如，不能表明一个国家的财富总和在居民中的分配状况，无法反映工作能否为人们提供幸福的感觉，更没有把经济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比如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考虑到，如此等等。尽管如此，人均收入仍是人类迄今为止在统计学上最重要的成果，因与其他社会指标如人均寿命和生活品质有高度相关性，在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程度上是无可替代的。就像考试制度有很多缺陷，但是古今中外都很难找到一个替代方式。

应该先说明一下，历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角度经常是经济总量的变化，但经济总量容易对内使人产生“未富先傲”的怪圈，对外陷入“*”的陷阱。国际上“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虽然从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5年内连续赶超法、英、德，跃居第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13亿人口是中国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1956年，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人口基数是基本国情，他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6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当前，中国13亿人每天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穿、住，青少年要受教育，成年人要工作，老年人要安度晚年。吃、穿、住、教育、工作和养老都可归为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给资源带来巨大承载压力。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是，中国用占世界7%的可耕种土地养育了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人均GDP能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容易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除以人口总量，中国人均GDP仍然排在靠后位次，说明中国人均创造的有价值的社会财富和可能用来分配的社会财富还远远不如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中国人未富先老，未来财政负担加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辉煌时代：1～1839年（3）

人均GDP是从普通百姓的视角来衡量社会福利程度，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没有每个人的富足，就没有家庭的富裕，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给每个人创造和拥有的财富多了，家庭拥有的财富自然多了，国家税收也会随之增加，这就有更多的余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我的经济大历史观是在二维世界中评价过去和预测未来。第一个维度是时间。在时间的坐标下，我们回到过去，从公元

2009年一直上溯到有人均GDP数据的公元1年；我们前瞻未来，从2009年到2049年，预测从共和国甲子之年到百年华诞的未来40年。也就是说，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年到公元2049年的2 000余年。第二个维度是人均收入（人均GDP），这是一条可以贯穿中国2 000年的线索，贯穿着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变化。缺乏量化指标就难以有客观比较，容易陷入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而迷失方向。在由时间和人均收入组成的二维世界中，我们的祖祖辈辈享受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今天差多少？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比我们生活好多少？在这二维世界中，简单曲线背后的经济道理却很复杂。直到今天，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能给出一个满意的回答。在长期人均收入变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我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用经济学方法，即每个数字背后必有经济故事，经济故事必有数字予以支持，并应用新经济思想，对中国从公元1年到2049年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尽可能量化本书的经济分析和预测，用数字逼迫自己限制感性，增加理性成分，克服直觉可能出现的偏差。安格斯·麦迪森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200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和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为本书奠定了数据基础。1970年以前的数据，我以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为准，需要注意的是安格斯·麦迪森使用的是国际美元。1970年以后的数据，我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为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半年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数据。

同时，经济大历史观必须便于国际比较。世界银行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对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能力进行比较评估，认为国民总收入是度量一国经济能力与经济进步的最好的单一指标。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不要管你在研究什么国家，只要看一看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就知道得*不离十了，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与人均收入高度直接相关。我去了世界上不少国家，习惯于以一个经济工作者的眼光观察人类的生存状态，用人均收入横向比较，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体验。我发现，人均收入200美元的国家的老百姓想的是生存；人均收入3 000美元的国家的普通国民想的是“小富则安”的安逸生活；人均收入10 000美元的国家的普通国民想的是休闲生活，即凡勃伦的“有闲阶层”；人均收入30 000美元的国家已进入加尔布雷思所说的“富裕社会”，居民开始计划到世界各地度假旅游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外国人一听中国要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困惑了，接着问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什么意思？可一听中国要完成恢复人均收入在世界前列的相对水平时，就明白了。

想想中国最近30年来的变化，可谓巨大。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部分城市的街道上，废纸杂物随处可见。为什么现在突然没有了呢？这当然有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对城市的管理加强等诸多原因，但根本上是人均收入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行为。1995年我出国时，国外景点中文资料还很少；2005年我回国前，国外景点中文介绍已经很普遍了。说明中国有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高到相当程度，出国旅游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种了。

经济大历史观还要求纵向比较。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的改进是世界性的。在建国第一个30年，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摆脱了赤贫，基本上达到了温饱生活。这个进步用人均GDP量化，即为从人均100美元到人均300美元。建国第二个30年，中国13亿人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并使2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不光是中国人的成就，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创造财富运动，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是从人均300美元到人均3 000美元。

经济发展不能跨越人均收入的发展阶段，要稳步前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微小的发展速度差别，在短期不算什么，但在长期来看，都会产生巨大差别，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感觉。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人均劳动生产力增长率，短期什么都不是，长期?是一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遵循金融学上所谓的“72法则”，用作估计将投资倍增或减半所需的时间，反映出的是复利的结果。在用此法则计算所需时间时，把与所应用的法则相应的数字，除以预料增长率即可。例如：假设最初人均收入为2 000美元，假设人口零增长，年经济增长率为9%，利用“72法则”，将72除以9（增长率），得8，即需约8年时间，人均收入滚翻至4 000美元（两倍于2 000美元）。平均增长速度如果是10%，用“72法则”，意味着人均收入7年翻一番。

危机时代：1840～1949年（1）

大国沉沦

与“康乾盛世”同时，欧洲走出长达800年中世纪的黑暗，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一系列新知识、新技术被广为接受。18世纪初，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莱布尼茨建立了微积分体系，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召唤。更重要的是，英国在1820年发生了工业革命。而此时中国仍沉浸在“中央之国”的荣耀和农业经济繁荣的落日余晖之中，失去了想象力，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巨变，逐渐被“煮青蛙”了。用《汉书·艺文志》的一句话说就是“人心犹狃于故见，天意已另换新局” 。

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乾坤大挪移”。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国际力量的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从表2-3可以看出，从1750年到1900年的150年里，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制造业相对份额的剧烈变化。制造业相对份额的改变就代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方面是大国崛起。首先是英国的崛起。英国抓住生产力革命的机会，从一个岛国变成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在1880年时达到世界制造业份额的第一。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英国向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业经济的辉煌和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其次是美国的青蛙式跳跃，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从1750年的狂飙到，超越英国。再次是德国紧追不舍，1871年德国统一后，完成了一场从上到下的工业革命，以巨人般的步伐进行追赶。到1900年时，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逼近英国，造成欧洲经济实力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大国没落。中国、印度及巴基斯坦制造业总份额从1750年占世界总额的近60%，下降到1900年的8%。中国和印度在农业经济中领先，但在工业经济中落后了，两个文明古国衰落了，曾经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中国和印度被西方国家抛在了后面。日本在世界的经济份额变化不大，说明在工业革命的洗牌中，日本基本上维持了其经济地位。由于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巨人相继跌倒，日本成为亚洲新贵。

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先机，建立了跨越五大洲版图和超过罗马帝国的“大英帝国”。1839年，蒸汽机已经武装到炮舰上，可以跨洋远征了，英国海军控制了全球海洋。在炮舰的强大火力之下，仍停留在农业经济中的国家不堪一击。先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埃及被征服了，然后是印度。中国已经丧失了世界经济领先地位，失败只是时间问题。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中国面临的局面有深刻认识，并惟妙惟肖地描述了16世纪大明王朝在张居正死后的历史定格，也就是尚未与工业革命潮流冲突时的状态。他说，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但是，这个“翻天覆地的机缘”使中国经济陷入百年沉沦，社会长期*，人们赤贫的生活水平持续了100多年，代价太大了，屈辱太沉重了。*曾经深刻而有远见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按历史时期追寻，中国经济百年停滞前期是因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后期则是由于长期国际收支不平衡和《辛丑条约》的天价赔款使中国经济陷入债务危机。

危机时代：1840～1949年（2）

一个沉沦的头号经济强国和一个新兴的头号经济强国的碰撞终于在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是中国千年历史的转折，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1839年8月初，清政府禁烟，英国东印度公司积极在英国国内游说，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清朝展开军事打击。战争议案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除了表明英国对用罪恶的鸦片贸易借口开战的内心道德谴责，还有对中国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深深疑虑。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 000人到达珠江海面。这样的情景，对清政府来说，就好像好莱坞大片中外星人入侵地球一样，在海面上突然出现一大群不明物体，惊诧至极。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尽管水军提督关天培英勇盖世，但中国的守军仍然无法抵挡英国装甲炮舰的机动性和连续的火力。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打败了曾经被世界认为是“真老虎”的大清帝国。经过两年的军事和外交较量，1842年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清廷之国力及军事外交方面弱点全部暴露，沦为“纸老虎”，引发外国侵略的狂潮。《南京条约》之后，不平等条约不断出现，清王朝已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安格斯·麦迪森指出，在1820～1952年期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中国则是技术落后、内乱和外国列强入侵。麦迪森认为：“由于技术上的落后，以及政府管治上的弱点，1840～1950年，中国一直被内乱和结盟的外国势力对其领土和主权的入侵所困扰，这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居世界首位；到1952年降为。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远远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

1892年，恩格斯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2007年，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中说：“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

中国人均收入从1870年到1948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麦迪森指出，从1890年至1952年，中国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率呈负的，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在逐渐下降，而世界同期人均GDP增长率为，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

为了应对西方挑战，从1860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的洋务派在全国部分地方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1840年时，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列强（英国）的入侵，而美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刚开始学习英国，纷纷走上工业化道路，对外还没有成为新的列强。所以，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可惜，在这段难得的历史机遇内，清朝以几个地方政府推动的“洋务运动”却犯了严重的战略失误。

“洋务运动”是几个地方官员发起的，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和生产技术，在几个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标志着“洋务运动”开始。1863年，曾国藩在安庆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进行了历史性的“安庆会谈”，促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备引进，具有传奇色彩。曾国藩问容闳：“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建议建一座西式机器母厂：“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容闳的建议打动了曾国藩。1863年12月3日，受清政府派遣，容闳携公款万两白银，只身赴美购置机器。两年之后，即1865年，机器运抵上海，成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设备来源。1866年12月21日，曾国藩向清政府上了《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对容闳给予高度赞扬，称“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实与古人出使绝域，甚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励”。

危机时代：1840～1949年（3）

我对这段历史有两点感慨。第一，容闳赴美采购机器，显示出祖国对“中国留学生之父”的无限信任和“中国留学生之父”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把万两白银交给一个认识不到一年的人，派他到没有两国法律约束的陌生国度，这是何等的信任！容闳只身携带大量现金，冒着巨大危险，历时两年，要购买机器和托运回国是何等艰难！西汉有张骞出使西域，晚清有容闳出使美国，都堪称不辱使命。诚如吐依曲尔。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学院的演讲中对容闳的评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第二，“中国留学生之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历史的遗憾。我认为，容闳要是在安庆会谈中向曾国藩建议买纺织机就好了。当时美国已经从英国学到了纺织机的技术，可以生产纺织机了。用万两白银可以建一个相当规模的纺织厂，中国劳动力和消费市场都没有问题，建纺织厂很快就可以收回投资，再去扩大再生产，让原始资金滚动起来。等到国内纺织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可以用纺织业的利润投资装备制造业了。如果容闳提出从纺织业切入是最佳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建议，曾国藩就有可能接受，曾国藩接受，其他“洋务运动”官员就有可能接受。但中国的纺织厂到1890年左右才在上海建立，比1863年容闳和曾国藩的“安庆会谈”晚了近30年。中国近代史中缺乏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可谓时代的悲哀。

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局后，清政府又相继建立了天津机器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对于洋务运动，清朝中央政只是默许而已，具有改革意识的总理衙门只是个中央部级单位，在中央政府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所以，“洋务运动”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另外，清朝中央政府对“洋务运动”的财政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在30多年里，财政总投入低于1亿两白银，不到财政总收入的5%，政策刺激力度远远不够。由于“洋务运动”采取了军工优先战略，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没有消费市场，加上官督商办的企业微观运营机制，没有利润积累，因而很少有再通过利润积累继续投资的可能性。“洋务运动”以资本密集型的军事装备工业作为切入点是基本战略失误，没能带来经济增长，无法将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轨到工业经济上来，更没有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打破不了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中国经济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经济学家张五常1999年第一个提出中国经济由于白银外流引起通缩及经济不景气。《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关税为4%～10%，把中国经济纳入自由贸易的体系内，同时中国缺乏供给方面的反应，没有发展起来“出口导向”的轻工业，造成贸易长期逆差。在资本账户下，外国直接投资少，弥补不了出现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中国经济出现经常性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赤字”，国际收支账户长期不平衡，导致白银长期流失。中国经济货币供应不足，“失血”严重。从图2-5可以看出，1867～1897年中国出现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1897～1911年，中国价格走出通货紧缩。这不是中国发现了“白银矿”，而是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变化。1821年，英国采用金本位，19世纪末，金本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新确立，导致国际汇率市场上白银对黄金比价大跌，中国出现输入式通货膨胀。

危机时代：1840～1949年（4）

与此同时，187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与中国基本一样。19世纪中叶，日本在美国的炮舰政策下签订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面对工业革命的挑战，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从1868年到1873年，日本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运动，以轻工业为中心推动工业化。日本的切入点选在纺织业。当时英国的全球纺织链条是这样的：（1）在印度和美国南方进行棉花种植和初加工；（2）在英国纺纱；（3）在英国织布和染色；（4）在英国成衣；（5）销往世界各地。日本从销售链条开始，先进口英国的纺织品，在国内销售，培育国内市场，然后进口棉纱，在国内做成初级成品，在国内销售。虽然本国纺织品质量比不上英国制造，但价格便宜，质量总比手工制品好，因此拥有逐渐高涨的细分市场。19世纪70年代，日本创建了几家国营的纺织厂，由于经营不善和规模太小，后来进行了民营化改造和技术革新。1883年，大阪纺织业开始赢利，1900年，日本成为纺织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对一个经济体来说，“第一桶金”最难挖，挖到后就可以“钱生钱”，原始资本的复利是惊人的。日本从纺织业入手，逐渐开始产业升级，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成为世界上除欧美以外的唯一工业强国。

1894年，中国经过了34年的“洋务运动”，日本进行了26年的维新运动。国际上普遍预期中日将爆发战争。战前，李鸿章曾高调巡视北洋水师，显示实力。当时国际上也普遍看好中国。1894年，中日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遭遇，爆发海战，北洋水师受到重创。随着威海卫被日军从陆地上突袭，北洋水师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被“名不见经传”的日本打败，上演了震惊世界的“蛇吞象”，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成为新老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与鸦片战争相比，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人的精神刺激极为强烈，产生史无前例的历史悲情，从自信到自卑，已经不敢再有中国梦想了。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城哀鸿遍野，朝野上下抱头痛哭。严复先生总结道：“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

郑观应说“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自强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后盾，急于发展军事工业反而欲速则不达。海军成了国家投资的无底洞，即使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军费，清政府的财政也难以支撑一个庞大舰队的开销和武器更新。李鸿章曾对“洋务运动”有个深刻的自我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老虎”要实，必须花钱，经济实力的支撑是决定性的。

所以，1860年“洋务运动”的最佳战略应是发展纺织业。清政府应发挥其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运用有限的地方财政投入，从纺织业入手，而不是从资本密集型的军事工业入手，逐步实现工业化。纺织品有大量的国内市场需求，也可以出口赚取外汇。一方面可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中国的长期贸易赤字，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随着资本积累的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储蓄率会逐渐上升，资本将相对变得越来越充裕，然后再逐渐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国防特别是海防。清政府要是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北洋海军覆灭后可以再建一支海军；没有经济后盾，北洋海军覆灭就是彻底失败。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朝陷入财政危机，入不敷出，一方面标致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没有能力支持资金密集型的“洋务运动”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是不相信眼泪的。“洋务运动”不但没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反而错过了一个本来可以赢得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可谓蹉跎岁月。“国之兴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