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作者简介

- 内容简介

- 简要目录

- 作者感言

- 推荐语

- 一　西域的汗血马（1）

- 一　西域的汗血马（2）

- 一　西域的汗血马（2）

- 一　西域的汗血马（3）

- 一　西域的汗血马（4）

- 一　西域的汗血马（5）

- 一　西域的汗血马（6）

- 一　西域的汗血马（7）

- 一　西域的汗血马（8）

- 二　葡萄的东传（1）

- 二　葡萄的东传（2）

- 二　葡萄的东传（3）

- 二　葡萄的东传（4）

- 二　葡萄的东传（5）

-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1）

-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2）

-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3）

-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4）

-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5）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2）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3）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4）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5）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6）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7）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8）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9）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0）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1）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2）

-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3）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2）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3）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4）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5）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6）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7）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8）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9）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0）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1）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2）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3）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4）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5）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6）

- 六　西部诗人李白（1）

- 六　西部诗人李白（2）

- 六　西部诗人李白（3）

- 六　西部诗人李白（4）

- 六　西部诗人李白（5）

- 六　西部诗人李白（6）

- 六　西部诗人李白（7）

- 六　西部诗人李白（8）

-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1）

-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2）

-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3）

-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4）

-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5）

-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6）

-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7）

-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8）

-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9）

-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1）

-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2）

-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3）

-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4）

-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5）

-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6）

-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7）

-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1）

-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2）

-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3）

-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4）

-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5）

-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6）

-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7）

-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8）

-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9）

-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10）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3）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4）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5）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6）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7）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8）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9）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0）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1）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2）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3）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4）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5）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6）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7）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8）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9）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0）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1）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2）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3）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4）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5）

作者简介

陈舜臣(1924— )

他是生于日本的华裔作家

他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大师人物

他一生充满传奇，获奖无数

他是一位实力派历史小说家

他深受柏杨、司马辽太郎的推崇

他的作品风行日本四十年

他著述等身落落大满百余种

作品风靡销量多达两千万

历史小说、推理小说、随笔游记

无一不举重若轻娓娓写来

身居海外远观国史

历史命运带来的漂泊感

造就了陈舜臣作品中寻找身世的主题

陈舜臣已成为日本的重要文化现象

所获主要奖项

江户川乱步奖：日本推理小说界“登龙门”的奖项

直木文学奖：日本文学最权威的奖项

吉川英治文学奖：日本大众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

推理作家协会奖：日本推理小说最高奖项

读卖文学奖：日本文坛门类最齐全的奖项

大佛次郎奖：日本优秀散文作品奖项

日本艺术院奖：日本文化艺术界最高奖项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随笔合集。1979年，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电视台联合组成的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摄制组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开始了为期一年的采访摄制。该纪录片在中日两国播出后，引发了一场空前的丝绸之路文化热潮。陈舜臣参加了此次摄制活动，并用文字记录下重走丝绸之路的奇妙见闻与瑰丽随想。

前半部分以丝绸之路相关文物为主轴，后半部分以沿途见闻为切入点，从古都西安到帕米尔高原，从汗血马到夜光杯，两千多年来，东西方文化交流遗落在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和逸闻趣事尽在其中。细腻稳健的笔致，娓娓道来的叙述，带领读者踏上跨越时空，纵横自在的历史之旅。

简要目录

致中国大陆读者 陈舜臣

一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

二　西域的汗血马

三　葡萄的东传

四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

六　西部诗人李白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

九　丝绸之路——玉之路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

十一　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奈良

十二　马可&#8226;波罗与中国

十三　骆驼：沙漠之舟

十四　羊的那些故事

十五　歌舞之乡

十六　人世如集市

十七　清真寺与香妃墓

十八　丝绸之路的丝绸

十九　沙漠中的水

二十　地毯物语

二一　西域的特色服饰

二二　丝绸之路的居室

二三　丝绸之路的宝石

二四　丝绸之路的奇珍异果

二五　人生无酒不能过活

二六　丝绸之路的壁画美术馆

二七　多姿多彩的名山与传说

二八　丝绸之路的歌声

二九　丝绸之路的旅人

附录　陈舜臣大事年表

作者感言

随笔介于论文与小说之间，对我而言是最为舒心的文体。

西域对我来说，是自学生时代起就梦想的地方。1973年以后，我几乎每隔一年就去拜访一次。在我眼中，历史巨轮在西域的回转是一部宏大的传奇，我为之感动，也为之兴奋。

——陈舜臣

推荐语

以外族人折服日本的只有陈舜臣！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司马辽太郎

中国的历史最久，中国的历史书册最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最懵懂！往事一片空白，遂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根的族群。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他一系列的历史故事，使斑斑史迹，变成生龙活虎！

——柏杨

像陈舜臣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再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是陈舜臣之所以为陈舜臣的理由。

——稻畑耕一郎

一　西域的汗血马（1）

在西域那么粗放的土地上生长，一定会长出大得出奇的水果吧。可以想见，这样的水果被移植到东方后逐渐变得小巧。日本的石榴不但酸，而且颗粒细小，如果要一粒一粒地吃会很费事，所以嫌麻烦的人大都对它敬而远之。我想建议这类人不妨尝试一下大石榴，相信对石榴的成见一定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

在中国的古文献中，不时会有关于特大石榴的记载。个头变小的石榴因土壤等条件不同，有可能会返祖归宗地长出特大的果实。

《洛阳伽蓝记》记录着6世纪前后北魏国都洛阳的情况。

北魏是鲜卑族的拓跋氏创建的王朝。关于鲜卑族的由来，有说来自东胡的，总之，是来自塞外的北方民族。他们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为了成为中华文明正统的后继者，于493年把国都从平城（今陕西省大同市）迁到了洛阳，甚至在朝廷中禁止使用本民族的鲜卑语。在他们看来，中华文明光辉灿烂，是值得向往的先进目标。

鲜卑族建造的都城洛阳是对这种向往的实现。因工匠多是汉族，建成的是一座汉族样式的国都。从东汉时期开始，这座城市就居住着众多的西域商人。他们建造了寄托信仰的寺院，即洛阳白马寺。

佛教在中国广为普及之前，就已作为住在中国的西域人的宗教而存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佛教似乎并不关心。

然而6世纪左右的洛阳已经呈现出一派佛教都市的景象。伽蓝处处，其中有不少是像永宁寺、景明寺那样的大型寺院。不论在建筑的规模上，还是从寺院的历史来看，仍然以白马寺最为出类拔萃。

《洛阳伽蓝记》第四卷有关于白马寺的记述。

据说白马寺的浮图（塔）处，种植着荼林与葡萄。荼林也作“涂林”，传说因张骞自涂林国得石榴，故以国名转而指石榴。在由西域人最初建立的寺院塔前，种植与西域有渊源的石榴和葡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且这些石榴和葡萄

--异于余处。

它们跟常见的石榴和葡萄不一样。书中还说，葡萄的颗粒大于枣，石榴的果实重达七斤。

度量衡的单位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现在的一斤为五百克的标准大致形成于唐代以后，此前的一斤约为二百二十二克。即使按汉代的一斤等于二百二十二克来计算，北魏时的七斤也重达一点五公斤以上，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大得出奇。

一　西域的汗血马（2）

乾陵的天马像说明，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这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其东端的终点正是长安。

到底是谁建造了天马像？

唐朝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都市，胡人众多。所谓胡人，主要指波斯人。古诗里也可见到描述长安酒家的胡姬恼煞客人的诗句。想必不只是酒家的陪酒女子有胡人，石匠之中应该也有胡人，也许正是他们雕琢了天马像。热爱古代文化的人，站在石雕前凝望它，一定会问：

“这是否就是汗血马的祖先呢？”

在立着天马像的乾陵司马道两侧，耸立着高大的石碑，面朝陵墓，左侧的石碑上刻着武则天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碑文，右侧是一座无字碑，建立时未曾刻字，是特意为后人留下的空白。武则天似乎深信后人将会毫不吝惜地歌颂自己，或许她以为后人会在石碑上密密麻麻地刻上赞誉的碑文吧。能够立这样一座无字碑，武则天的自信可谓不同凡响。

往日的无字碑如今已被密集的碑文所覆盖。碑文不只是汉字，还夹杂着女真文甚至西夏文。不过，与武则天的期待相反的是，碑文里称赞的文字远远不及相反的意见那么多。

据说那块从一开始就刻着碑文的石碑长久以来一直伏倒在地，直到解放后才被重新立起。上天加以痛击的是自赞的一方。

希腊神话中的珀伽索斯是有翅膀的，而中国人想象当中的天马则没有。关于汗血马及它的祖先天马，有着各种各样的注释与解说，却都未曾提及翅膀的问题。所以，是否可以认为，乾陵的天马像并非汉人而是胡人石匠的作品呢？

根据《史记集解》的记述，大宛国有高山，山上有马，人们无法将其捕捉到手。无奈之下放养五色母马于山下，与其交配后生下的马驹即汗血马。故而汗血马又叫“天马子”。

“驹”指两岁马。另一说则认为，六尺以上为马，六尺以下为驹。无论哪一说，驹均指年幼的马。

《史记集解》是5世纪的文人裴骃的著作，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对汗血马的由来所作的解释。裴骃的父亲裴松之著有《三国志注》。裴松之是山西省闻喜人，曾任职于南朝刘宋朝廷，其子裴骃应生长于江南。中国有“南船北马”之说，裴骃对于马大概不是那么了解。即便如此，裴骃却得到“骃”（浅黑带白的杂毛马）这样一个与马有缘的名字。有趣的是，他名“骃”，字“龙驹”。

一　西域的汗血马（2）

乾陵的天马像说明，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这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其东端的终点正是长安。

到底是谁建造了天马像？

唐朝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都市，胡人众多。所谓胡人，主要指波斯人。古诗里也可见到描述长安酒家的胡姬恼煞客人的诗句。想必不只是酒家的陪酒女子有胡人，石匠之中应该也有胡人，也许正是他们雕琢了天马像。热爱古代文化的人，站在石雕前凝望它，一定会问：

“这是否就是汗血马的祖先呢？”

在立着天马像的乾陵司马道两侧，耸立着高大的石碑，面朝陵墓，左侧的石碑上刻着武则天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碑文，右侧是一座无字碑，建立时未曾刻字，是特意为后人留下的空白。武则天似乎深信后人将会毫不吝惜地歌颂自己，或许她以为后人会在石碑上密密麻麻地刻上赞誉的碑文吧。能够立这样一座无字碑，武则天的自信可谓不同凡响。

往日的无字碑如今已被密集的碑文所覆盖。碑文不只是汉字，还夹杂着女真文甚至西夏文。不过，与武则天的期待相反的是，碑文里称赞的文字远远不及相反的意见那么多。

据说那块从一开始就刻着碑文的石碑长久以来一直伏倒在地，直到解放后才被重新立起。上天加以痛击的是自赞的一方。

希腊神话中的珀伽索斯是有翅膀的，而中国人想象当中的天马则没有。关于汗血马及它的祖先天马，有着各种各样的注释与解说，却都未曾提及翅膀的问题。所以，是否可以认为，乾陵的天马像并非汉人而是胡人石匠的作品呢？

根据《史记集解》的记述，大宛国有高山，山上有马，人们无法将其捕捉到手。无奈之下放养五色母马于山下，与其交配后生下的马驹即汗血马。故而汗血马又叫“天马子”。

“驹”指两岁马。另一说则认为，六尺以上为马，六尺以下为驹。无论哪一说，驹均指年幼的马。

《史记集解》是5世纪的文人裴骃的著作，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对汗血马的由来所作的解释。裴骃的父亲裴松之著有《三国志注》。裴松之是山西省闻喜人，曾任职于南朝刘宋朝廷，其子裴骃应生长于江南。中国有“南船北马”之说，裴骃对于马大概不是那么了解。即便如此，裴骃却得到“骃”（浅黑带白的杂毛马）这样一个与马有缘的名字。有趣的是，他名“骃”，字“龙驹”。

一　西域的汗血马（3）

说到龙驹，7世纪唐初的时候，三藏法师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里记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屈支国（也写作龟兹，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东部有龙池，池中诸龙易形与母马交合，遂生龙驹。但是，那龙驹暴烈不羁，无人能够驾驭。直到龙驹的第二代，人们才得以将它驯服。

介绍了这个故事之后，玄奘在书中又写道：“所以此国多出善马。”这与《史记》以及《史记集解》中关于大宛为何产良马的记述极为相似。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一个是天马，一个是龙而已。

也许大宛的汗血马并非天马之子，而是天马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子孙。

玄奘身为僧侣，对马或许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从屈支国翻越拔达岭，沿大清池（伊塞克湖）畔前往费尔干纳地区。他对当地的描述是：“宜羊马。”

东汉时期，在长安以东的洛阳有一座被称为天马的铜像。张衡（78-139）的《二京赋》中有一句“天马半汉”。“半汉”形容马之骁勇，理所当然地跟“天马”联系在一起。

据注解，天马即“铜马也”，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自长安迁往洛阳时，将铜马置于上平门的平乐观内，至于那铜马是否有翅膀却不得其详。若是形状奇特的马，想必美文家张衡不会不在文中提及。

《二京赋》的内容为长安与洛阳之比较。作者的观点是，较之西汉奢华无度的国都长安，东汉国都洛阳的简约含蓄更值得称道。在“天马半汉”之后，还有这样的句子：

奢未及侈，俭而不陋。

意思是说，奢华但未无度，俭约却不简陋。可以想见，洛阳的天马像应当不会带着诸如翅膀之类的累赘之物。

洛阳的天马像原本设于长安。也许是因为恰好迎合了洛阳人士的趣味，才被迁移到洛阳。天马像被形容为“半汉”--身姿骁勇，但绝非奇形怪状。

西汉国都长安的未央宫有金马门。文学之士进出于此，是等待天子诏召的地方，也可理解为文学顾问的办公室。因天马像置于门旁，故名金马门。《二京赋》中的天马，应当就是曾被置于金马门一旁的天马。

汉武帝的宠臣东方朔（前154-前93）以富于机智、常有格言警句而闻名于世。据《史记》记载，东方朔某日醉酒而歌：

避世金马门。

当时说到避世，多指入深山结草庐之类。然而遁世之地不必只限于深山，宫殿之中也可以作为避世的场所。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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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域的汗血马（4）

选择最荣华的地点作为遁世之地，这样的想法可谓出人意表。东方朔以文才侍奉于汉武帝，他供职的地方正是金马门，那里是文人聚集的地方。金马门旁边的铜马如果有翅膀，应当会有人在诗文中提及这件事。既然没有，大致可以断定铜马不是珀伽索斯。《史记》里也不曾提及天马的大小，应不至于像奈良大佛那么巨大。而且过于巨大的铜马想必也不符合洛阳人的喜好，估计是一座与真马等身大的铜像。

古代人喜好建造巨大物体。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没收全国的兵器，铸成大钟和金人。金有时指黄金，同时也是金属的总称。兵器不可能用黄金制成，可以肯定《史记》中记述秦始皇的金人是铜像。金人高五丈，当时的一丈比现在稍短，但五丈也应长于十米。如此巨大的金人竟然铸造了十二座。

《二京赋》中提到的天马没有翅膀，身形也并不巨大，而且制作材料应为青铜而非黄金。然而汉武帝为了从大宛得到汗血马，曾令使者带去特制的“金马”作为交换。这金马想必是黄金制成的。

在洛阳的宣德殿还有另外一尊铜马，被称为“马式”。它的尺寸记载于《后汉书》：

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

东汉时的一尺约为二十三公分，也就是说这尊铜马的身高不过八十公分而已。记得在课本上学过，英国把身高一百四十八公分以下的马另称为pony（矮种马）。无论马多么矮小，八十公分高的铜像也不能称得上是等身大。

铸造这尊马式的人，是被誉为“伏波将军”的马援。东汉初年，平定交趾（今越南北部）叛乱的正是马援。他带回的战利品中有大量的铜鼓，这些铜鼓被打碎后重铸为马式。

中国南部至越南一带，是铜鼓大量出土的地域。我70年代末访问了广西的南宁市。那里的博物馆设有数间铜鼓展览厅，展示着各式大小不同的一百多件古代铜鼓，其中不少是直径超过一米的大型铜鼓。

也许是因为作为战利品带回的铜鼓数量有限，才没能把马式铸造成等身大小。但是从马式的作用来看，尺寸缩小应当更加实用。所谓马式，即“马的理想形态”之意。在鉴别良马的时候，马式可作为比较马的身体形态的标准。既然是模特儿，那么在品评它前后左右的身形时，较之等身大的铜像，尺寸略作收缩似乎更加便利。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模特儿？因为马匹优劣事关重大。古有伯乐，以擅长相马而著称。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以至于在20世纪的日本，人们仍然把伯乐这个名字作为一种绰号来称呼善于发掘人才的人，比如职业棒球界优秀的球员选拔者。

从对马式和伯乐的需求可知当时甄别良马的重要性。在那个时代，军队的机动力量除了马匹以外，别无所依。能否配备良马，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一　西域的汗血马（5）

马援远征凯旋、铸造马式，并非只是为了显赫战功，而是因为在实战中切实感受到良马之于国防的重要性，才特意制作马式作为纪念。

已有先例在前。那座被汉明帝（皇后是马援的女儿）从西安移至洛阳的天马像由一个名叫东门京的相马专家铸造于汉武帝（前140-前87 年在位）时期，是用于判别马匹优劣的标准形象。汉武帝把东门京献上的天马像设置于鲁班门外，并立即把鲁班门改名为金马门。对一座铜像而言，这不得不说是一项破格的礼遇。

汉武帝爱马如命。听说大宛有天马之子汗血马，于是不惜代价想弄到手。为了得到汗血马，汉武帝派遣李广利率领大军远征大宛。有人批评说，汉武帝为了自己的嗜好竟然不惜发动战争。但是对于正全力抵抗匈奴的汉朝来说，尽量搜集良马事关国家存亡的当务之急。在当时的形势下，斥资买马也可说是皇帝的义务。

汉武帝从未见过真正的汗血马，于是更想得到它。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在想象中愈发变得完美无缺。

“神马当从西北来。”

占卜书中的记述令汉武帝欣喜不已。从《史记》里的这段小插曲可以了解汉武帝的迫切心态。良马的到来，意味着国力也因此得到加强。

就在此时，伊犁一带（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的乌孙（白鸟库吉认为他们属于突厥民族）派使节来到汉朝，献上了精良的马匹。汉武帝以为占卜应验，遂将之命名为天马。但是，在得到大宛的汗血马之后，才知后者更为优秀。于是又急忙将汗血马称为天马，而之前被誉为天马的乌孙马则被降级为西极马。

关于汗血马的种类，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说它是阿拉伯马的一种，土耳其人称之为阿尔伽马克。据说这个品种的马的前腿皮肤里密布着毛细血管，血确实会从皮肤渗出。白马尤为明显，看起来就像流着血红的汗珠一般。

从牝马与天马或龙杂交的传说来看，可以想象汗血马是混血种，西欧人称之为土库曼种。白鸟库吉关于汗血马的观点是：

“此马风姿虽不及阿拉伯马，然而在吃苦耐劳这一点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马能与之匹敌。”

也就是说，汗血马具备杂种马的优势。虽然纯种马在短距离、短时间内占上风，但缺乏持久力。而杂种马具有持久的耐力，其优越的战斗力不容置疑。再回头看上述天马与龙的杂交传说，更让人觉得混血似乎是特意而为之。可以推测，进行人为交配正是为了培育良马。

大宛国的人们亲自培育出优良的汗血马。汉朝最初的使节张骞访问大宛之后，大宛与汉朝之间开始了贸易往来，大宛对汉朝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即汗血马。实际上为了躲避汉朝使节的耳目，大宛最优良的汗血马都被隐藏在一个叫贰师城的地方。毕竟是费尽苦心才培育出的最佳品种，怎么可以轻易地拱手让人？

一　西域的汗血马（6）

然而汉朝与西域的使节往来日渐频繁。从汉朝前往西域的使节最多的时候达到一年十几批，少的时候也是一年五六批。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被隐藏在贰师城的汗血马很难有不暴露的一天。汉朝使节终于觉察到这个秘密，使节团的随员回到长安后立刻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件事。

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

在此之前，从西域带回的“名不虚传的名马”汗血马就已令汉武帝惊喜不已，不惜把乌孙马降格而让位给汗血马。当汉武帝得知还有更优良的汗血马，怎么可能置之不理？

汉武帝迫不及待地向大宛派出了使节团。

《史记》中写道：

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

这里的“金马”并非铜马，而是用黄金铸造的马。虽说另外还准备了千金，但用金马作为代价交换贰师城良马是远远不够的。关于金马的大小，《史记》里没有记载。汉武帝是不喜节俭之人，想必金马的尺寸也不小，至少不会是小得可以置于掌上的。即便如此，大宛仍然拒绝交出贰师城的汗血马。

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

《史记》这样描述汉朝使节遭到拒绝时的恼怒之态。“妄言”即辱骂，“椎”即用铁锤敲碎之意。史书的明确记载让我们了解到，在当时被派遣到遥远异国的使节当中，竟有如此蛮横之人。

汉使恼羞成怒，把金马砸得粉碎。他大概是想，区区小国竟敢不识抬举！而大宛一方明知汉朝强大，却也明白，山高路远，汉朝又能把大宛怎么样呢？

使节团从长安出发，半数成员死于半道。这在大宛人尽皆知。人人都以为，汉朝人不是沙漠民族，肯定无法组建能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远征军。但是，汉武帝却断然派出了征讨大宛的远征军。

远征军的首领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擅长音乐，却非军人。汉武帝任命他，不过是为了让李夫人的家族乘此机会建功立业。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实在算不上一桩明智之举，但早在李广利之前，汉武帝已在军队重用宠姬的亲属。名将卫青、霍去病即是大获成功的例子。然而好运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李广利熟知音乐，却对兵法一无所知。征讨大宛之战以失败告终。

一　西域的汗血马（7）

恰逢此时，汉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丧失了两万余兵力。群臣谋士中很多人都认为应当中止对大宛的征讨，以集中兵力对付强敌匈奴，可是汉武帝不为所动。

“事到如今，若是停止征讨大宛，将会永远也得不到汗血马。”

汉武帝对汗血马的执著远远超乎众人的想象。

对大宛的第二次远征配备了六万人的军队（不含杂役），马三万余匹，牛十万头，还有驴、骡、骆驼各一万头。可谓规模宏大。

良马供给的来源如果断绝，必然危及国家安全。明白这一点，方可理解汉武帝固执己见的深意。第二次远征终于发挥强大力量降服了大宛。李广利因攻打贰师城有功而被封为“贰师将军”，贰师城最优良的汗血马旋即被送抵长安。

关于贰师城的位置，众说纷纭。笔者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也许还是少说为妙。贰师城的大致位置应该是在费尔干纳某地。众说不一是因为在中亚有很多地方都叫“尼萨”，而且这些地方又都是著名的名马产地。名马与尼萨这个地名必定有着某种关联。

第二次征讨大宛获得胜利，汉武帝如愿以偿，将宠姬的哥哥李广利封为海西侯。可是在当时从敦煌大本营出发的六万兵士当中，活着回到玉门关的不过一万余人。其实远征军粮草充足，战死者也不多。《史记》中这样写道：

将吏贪，多不爱士卒。

上级克扣兵粮，导致大量士兵饿死。

而在贰师城缴获的汗血马若不被平安送到的话，龙颜大怒才是不堪设想。一路上汗血马肯定是重点保护的对象。悲惨的是，比起汗血马，士兵的生命却得不到应有的爱惜。

汗血马的产地大宛，当时的居民应为波斯人。史书的记载表明，从大宛到安息（今伊朗）一带，居民大都有着相近的风俗。可以肯定，他们并非游牧民族。而北方的康居、乌孙等突厥诸国，则是行国即游牧民的国家。

要说对黄金的需求，无疑是游牧民族远比农耕民族更加热衷。在他们不断迁移的生活当中，小而易携的贵重品一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通古斯人的名字多取黄金之意。满族爱新觉罗氏的“爱新”即“金子”的意思，在以“清”为国号之前，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后金”。被蒙古人消灭的金国也是属于通古斯人的女真族所建立的政权。同一族群的朝鲜人当中，“金”姓之多也是众所周知。

如果是以乌孙这样的国家为对象的话，金马和千金也许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过，当初为得到贰师城的汗血马，汉武帝命使者带去的金马到底是什么模样？既然史书里没有特别提及，可以确定它不是有翅膀的珀伽索斯。我之所以拘泥于翅膀的有无，是因为马的精髓在于速度，若要比较速度的快慢，必然想到飞鸟。

一　西域的汗血马（8）

长安郊外乾陵司马道上的珀伽索斯石像的溯源应当是来自西方。用中国的表达方式来体现马的神速的时候，并未采用长翅膀这样的童话手法。中国的表现手法是用马蹄踏在飞鸟之上来表现马的神速，虽不像童话那般神奇，但似乎跟现实也有不小的距离。

在甘肃省武威县雷台出土了一座“铜奔马”，高34.5公分。虽然不算太大，却是一件充满力度的精湛作品，铜马疾驰如飞的英姿栩栩如生。这尊铜像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时候，我曾去参观。解说员对我说：

“这是中国的珍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曾将这尊铜像的复制品赠送给他。”

我也在兰州的甘肃省博物馆见过这尊铜像，当时真品正在北京展出，兰州的是复制品。据说，马后腿踏着的飞鸟是燕子。若是燕子的话，大小似乎又不合比例。或许可以看做是鹰，鹰也是速度极快的鸟。这种手法并不像珀伽索斯的翅膀那样，把对手的长处吸取为自身的一部分，也并非把敌人的精锐武器夺为己用以战胜敌人，而是只管一路向前，用自己原有的武器彻底击败对方。

这种手法的关键是，始终把对手看做是与自己本质相异的存在来加以区别的意识。区别对待的意识虽然简单，但其中似乎包含着更加单纯的结构。

马和燕，兽与鸟--因为本质不同，两者不能互为比较对象。一旦比较之后才了解对方的优点所在，取为己用的想法也油然而生。无法比较的情况只有两种：被对方压到，或压到对方，二者只可选其一。

踏燕疾驰的马可谓英姿勃勃。不可思议的是，凝视得久了，我竟然觉得有些伤感。二者择一的世界必有悲哀，这悲哀似乎也包含在铜马之中。

或许，中国采用西方的物质文化比日本更晚，正是这种直截的抗拒心理使然。

二　葡萄的东传（1）

葡萄原产于西亚，那么把葡萄带到汉土的是谁呢？

有人说是张骞。他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历经十三年的艰辛才回到汉朝。持此观点的主要有俄国学者布雷特施奈德（1833-1901）等人。

据10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太平御览》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征服大宛，携葡萄种归汉。

张骞是出使西域并生还归汉的第一人。就像在日本，凡事之始都归结为弘法大师一样，西域物品的传入也大都被当作是张骞的功绩。不仅葡萄，还有苜蓿、石榴、核桃，等等，都被认为是由张骞带回中土的。这作为谈资固然有趣，但在《史记》中却没有确切记载。

张骞在从西域归来的途中遭遇匈奴，被监禁一年之久。他不是获释，而是乘隙逃走才得以生还。植物种子细小易藏，带在身上想要躲过严格的搜身并非难事。不过，又不是什么重要的密信，张骞当然不至于那样用心地保护葡萄种子，想必至多是在回到长安之后如此这般地说起葡萄的形状罢了。

张骞回到长安的时间是公元前126年，而“贰师将军”李广利从大宛凯旋是在公元前101年，前后相距二十五年。如史书所记，张骞归汉后，汉朝与西域的贸易得到发展，规模最大时，一年间往来的使节团多达十几批。使节团的目的多为物品交易，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在这二十多年间，应该不会漏掉葡萄这样的物产。

《太平御览》中注明这项记载出自《汉书》。但根据《汉书&#8226;西域传》记述，李广利破大宛之后，汉使带回“蒲陶”、“苜蓿”的种子，并将其种植于离宫之外。也就是说，带回种子的并非李广利，而是那些为了解救人质或前往示威而被派遣到西域的使节。总之都是李广利远征的成果，所以把葡萄的传入归在他的名下也不为过。

如上所述，汉朝与大宛有二十多年贸易往来的实绩，我认为可以把《汉书》中的记述看做是关于葡萄正式传入汉土并被种植于朝廷所有的土地上的最早记录。但在民间，应当早有种植。葡萄不喜多雨湿润的环境，而长安一带气候干燥，正适宜种植葡萄。

与葡萄同时传入的，当然还有葡萄酒。《史记》和《汉书》里都有关于大宛国出产葡萄酒的记载。据说富人家储藏万余石，数十年而不腐。

（大宛国人）俗嗜酒，马嗜苜蓿。

把人与马相提并论，颇为幽默。

史书的记载自然以汉朝为本位，“俗嗜酒”的描述大致可以理解为，较之汉人，大宛国人更爱杯中之物。

二　葡萄的东传（2）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风俗也随之变化。特别是自伊斯兰教传入西域之后，提倡禁酒的宗教戒律使饮酒人口大量减少。

说到戒律，同样在西域一带，越往东走戒律也越加松动。禁酒的戒律也一样。听说很多从阿拉伯国家到欧美留学的青年反而更容易沉溺于酒精而无法自拔，大概正是因为自小缺乏对酒的免疫力。日常生活当中，无人向他们传授喝酒的心得，才会导致那样遗憾的结果吧。

虽说同样是气候干燥的地区，但由于土质不同，从西域移种到长安一带的葡萄并未获得理想的收成。

唐高祖（618-626年在位）与群臣聚会时，葡萄也作为甜食上桌。侍中（顾问官）陈叔达拿了葡萄却没有吃，高祖问他为何，陈叔达回答说：

“在下母亲有口干的疾患，听说葡萄最能生津止渴，却贵而难求。”

高祖生母已不在人世，不由叹息道：

“你毕竟还有可以奉上葡萄的母亲啊！”说罢呜咽而泣。

侍中这个官职是侍候在皇帝左右的高官，应有各种职权在手，却不能轻易吃到葡萄，可见葡萄在当时是多么贵重的果物。

那么葡萄酒，自然比葡萄更加贵重。唐朝初年距葡萄传入中土已经过了七百年，却还不能酿造葡萄酒，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那是因为当时葡萄酒都是来自西域的贡品，普通人很难有入口的机会。

酿造葡萄酒的秘方对于当时西域的各个绿洲国家来说，也许是绝对不允许外传的商业机密。或许也有人曾经尝试用长安附近收获的葡萄做原料来酿酒，却未能成功。

唐朝得以成功地酿造葡萄酒，是在把高昌国纳入版图之后的事。

高昌位于现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位置处于西域的较东一端。吐鲁番以东为哈密，哈密以东即出敦煌。由于靠近汉族居住圈，那一带自古就建立了汉族政权，国号高昌。国王姓麹，曾经热情接待三藏法师玄奘。

玄奘途经高昌国的时间据推测是在贞观二年（628）。关于玄奘的出生年，有600年和602年两种说法。不论是哪一年，他经过高昌国的时候，都还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形容玄奘的外貌，人们一定会用“眉清目秀”这个词。

玄奘年少英俊，抱着宏大的志向要到遥远的天竺去取经学法。对这样一位心志高洁且学问深远的僧侣，高昌国王为之倾心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　葡萄的东传（3）

迎接玄奘的高昌国王名叫麹文泰，他想把玄奘强行留在高昌国，甚至不惜使用威逼的手段。

“要是你无意留在高昌，我就把你遣送回长安。”

然而，玄奘前往天竺的意志却坚定不移。无论威逼还是利诱，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高昌国王觉悟到自己终究无法挽留玄奘，只好作罢，并在玄奘踏上旅途时作了一个约定。

“从天竺归来之时，一定要再次访问我国，请一定居住三年。”

玄奘当即允诺。

然而玄奘未能兑现这个诺言。他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而在此五年前，高昌国的麹氏王朝已被大唐灭亡。

玄奘归唐后所著《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以阿耆尼国（今新疆喀喇沙尔地区）为始，不曾提到高昌国的情况。在言及大唐以西诸国的时候这样写道：

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

往昔的独立小国高昌，在玄奘写这本书的时候，已被纳入唐朝的版图，所以不能把高昌列为外国。或许，玄奘在那里备受礼遇的回忆已凝聚在“故地”这个称谓之中。

在唐太宗的攻势之下，高昌被并入大唐，不再是独立国家，国家的机密--酿造葡萄酒的秘方自然也无法保住。

以长安为首的中原各地无论如何尝试，都未能酿造出如西域贡品那般美味的葡萄酒，原因在于原料的不同。

“马奶子葡萄”，这个品种的葡萄正是葡萄酒必不可少的原料。

马奶子葡萄的果实并非圆形，而是一种细长的椭圆形。

我于1973年9月访问了高昌故地吐鲁番，并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参观了葡萄园。令我惊奇的是，那里的葡萄大多是细长的品种，颗粒也不大，大约只有常人的小手指的一半大小。

导游告诉我：“这是马奶子葡萄。”

在当地语言中，圆葡萄叫“由子姆”，椭圆的葡萄叫“萨伊陴”。由此可知，汉语里的“马奶子葡萄”这个名称并非音译。

难道是因为它的形状像母马的乳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葡萄，其圆者名草龙珠，长者名马乳葡萄，白者名水晶葡萄，黑者名紫葡萄。”并未提及名称的来由。

二　葡萄的东传（4）

西域有喝马奶的习惯。我访问哈萨克族的毡包（可移动的住居帐篷）时，曾接受主人的款待。女主人把马奶盛在洗脸盆那么大的容器里，一边不停地搅拌，一边往我们的茶碗里斟马奶。据说搅拌是为了防止马奶凝固。马奶的味道很像稀释成液状的酸奶，其味略酸，跟葡萄的味道也不能说不像。我在吐鲁番的葡萄园看到的细长葡萄颜色多为黄白色，类似于麝香葡萄。那么，马奶子葡萄的名字是来于形状，还是味道，抑或颜色？动物的乳房大多形状相似，从味道上来说，除了马奶之外，一定还有近似的东西。至于颜色，马奶并不偏黄色。

葡萄的名称选用了与马相关的称呼，大概是因为葡萄产地同时也是名马产地的关系吧。葡萄是与汗血马一起被带到东方的。

看来汉代传入的并非马奶子葡萄。唐太宗收并高昌之时，才引入马奶子葡萄这个品种，种植于长安的宫苑之中。高昌国的灭亡使得酿造葡萄酒的秘方得以破解，从此在宫廷大量酿造葡萄酒，并赐予群臣。

《旧唐书》记载：

京师始识其味。

除却一部分宠臣能分赐到西域朝贡的葡萄酒之外，此前身在京都的人们都还未曾尝过葡萄酒的滋味。

葡萄美酒夜光杯。

唐诗这样吟咏葡萄酒。在京都的酒家就能喝到葡萄酒，这大概是在收并高昌之后，也就是7世纪后的事。虽可称得上普及，但葡萄酒肯定仍比其他酒昂贵。

英国波斯学会的杂志《伊朗》于1963年发行了第一期。上面登载了贝希尔&#8226;格雷撰写的论文《8世纪至15世纪波斯对中国美术之影响》，开篇有如下记述：

亚洲图案设计的两大中心分别是波斯和中国。

作者没有把印度列为另一个亚洲图案设计的中心，必有一定的根据。特别是从相互影响与交流的观点来看，中国与波斯的联系似乎更为紧密。

格雷认为，人们以往多注重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反之则鲜有论述。然而这是着眼于陶瓷得出的看法，我认为从整体来看，则未必如此。在欧洲的学者中，有不少人赞成几乎整个中华文明都起源于西方的论调。日本自明治以来也出现激烈偏向欧洲的倾向，其中一个变形，体现于历史上过度地注重西方文明的潮流。

二　葡萄的东传（5）

这些姑且不论，葡萄藤蔓花样应当可以作为一个自西向东流的文化象征。在雷纹、云纹、回纹等固有图案之中加入葡萄藤蔓或配有葡萄串的花纹之后，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更加华丽的装饰。这种图案传到日本后被称为唐草纹，也许因为中国在这里起到了东西方接力的作用，所以才在名称中用了“唐”这个字眼。

葡萄纹样作为一种图案传到了日本，但葡萄本身究竟是何时被带到日本的呢？传说在行基（668-749）创作的那些药师如来像中，部分塑像右手所持的就是葡萄。如果说在行基的时代葡萄已经传到日本的话，很可能是由某个遣唐使带回的。

日本的葡萄栽培以甲州雨宫勘解由为始。据说他在野外发现一株优良的野生葡萄，将其连根掘起，移植于园中，精心培育。这是平安时代末期文治二年（1186）年的事。雨宫勘解由发现的野生葡萄，会不会是遣唐使遗落的葡萄种子繁育的呢？

近来市面上常常见到无籽葡萄，这个品种出现于何时？清朝乾隆帝（1736-1795年在位）的诗作中有一篇以《奇石蜜食》为题的作品。据说这个名字原本念作“奇什米什”，在维吾尔语中指的是一种绿葡萄。诗中写道：

本来无子根何托，

鸡卵谁先辨岂穷。

由此可知，“奇石蜜食”即无籽葡萄。诗的意思是无籽如何生根，进而联想到这与辩论鸡卵谁先一样，是个没有穷尽的论题。

在西域邻近中国一带，过去并没有无籽葡萄，直到数百年前（自乾隆时代算起）才从布哈尔（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传入。同一首诗中还有这样的诗句：

苑中初熟绿葡萄。

可见当时北京的禁苑之中已经种植了无籽葡萄。

而今吐鲁番产的葡萄多为无籽品种。如马奶子葡萄，当地人都是连皮一起食用，说来马奶子葡萄的皮的确很难剥。多年前，吐鲁番的葡萄曾试验性地出口日本，也许是数量太少的原因，几乎没有听到什么反响。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1）

前文说到无籽葡萄也被称为“奇石蜜食（奇什米什）”，只取中间两个字便是“石蜜”。根据《本草纲目》的解说，似乎石蜜是指冰糖。不过，也有人认为，同样是“石蜜”这个词，在某个时期是指“奇石蜜食”。据说在魏文帝（220-226年在位）的诏书中，曾把南方的龙眼、荔枝和西域的葡萄、石蜜并列。龙眼和荔枝都是水果，与之同列的必然也是水果。或许，3世纪初，石蜜就是指无籽葡萄也说不定--这是从前文引用的乾隆帝诗作的注解中得出的推测。

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一带过去被中国称为“石国”。“塔什”在突厥语中指石头，“塔什干”即石城之意。关于此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作“赭时国”。“赭时”在波斯语中也是石头的意思。在中国的史书中，也有写成“者舌”、“拓支”、“察赤”的例子。汉字的“石”字与其发音相近，“石国”这个名字兼顾含义和发音，堪称理想的翻译。

也许因为它是产于石国味甜如蜜的水果，所以才被名为石蜜。据说无籽葡萄的原产地是布哈拉，位置就在塔什干附近。

如此说来，我觉得石榴的“石”或许也是因为产自石国而得名。不过，石榴好像是从“安石榴”简化而来的，一直被认为是安石所产。从发音来看，安石国应当是“安息”--现在伊朗至阿富汗一带。

不少人认为，从西域引入石榴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张骞。这是个没有根据的说法。我认为葡萄应当是在东西方贸易往来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传入中国。

葡萄不喜湿润，是一种不易侍弄的植物。而石榴并不那么费事，它应当也是在不知不觉间遍及了东方世界。

石榴也写作“若榴”，它的日文发音“杂库罗”应当是音译自后者。“榴”字则是从“瘤”变化而来的，因树上多木瘤，故以“榴”命名。

进口自由化之后，外国水果大量进入日本市场。最近也能在水果店见到加利福尼亚出产的大石榴，这让我觉得十分亲切，我决定买来尝尝。这种比拳头还大的石榴我曾在新疆的吐鲁番吃过。西域的石榴个头大，而且不像日本的石榴那么酸。甜味浓厚，堪称美味。

一个人的味觉，因当时的身体状况以及周围的气氛不同，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尤其是味觉记忆，应当说是人的感官记忆中最不准确的一种。以我不那么确切的味觉记忆，我感觉吐鲁番的大石榴与加利福尼亚出产的石榴，在味道上几乎是一样的。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2）

在西域那么粗放的土地上生长，一定会长出大得出奇的水果吧。可以想见，这样的水果被移植到东方后逐渐变得小巧。日本的石榴不但酸，而且颗粒细小，如果要一粒一粒地吃会很费事，所以嫌麻烦的人大都对它敬而远之。我想建议这类人不妨尝试一下大石榴，相信对石榴的成见一定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

在中国的古文献中，不时会有关于特大石榴的记载。个头变小的石榴因土壤等条件不同，有可能会返祖归宗地长出特大的果实。

《洛阳伽蓝记》记录着6世纪前后北魏国都洛阳的情况。

北魏是鲜卑族的拓跋氏创建的王朝。关于鲜卑族的由来，有说来自东胡的，总之，是来自塞外的北方民族。他们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为了成为中华文明正统的后继者，于493年把国都从平城（今陕西省大同市）迁到了洛阳，甚至在朝廷中禁止使用本民族的鲜卑语。在他们看来，中华文明光辉灿烂，是值得向往的先进目标。

鲜卑族建造的都城洛阳是对这种向往的实现。因工匠多是汉族，建成的是一座汉族样式的国都。从东汉时期开始，这座城市就居住着众多的西域商人。他们建造了寄托信仰的寺院，即洛阳白马寺。

佛教在中国广为普及之前，就已作为住在中国的西域人的宗教而存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佛教似乎并不关心。

然而6世纪左右的洛阳已经呈现出一派佛教都市的景象。伽蓝处处，其中有不少是像永宁寺、景明寺那样的大型寺院。不论在建筑的规模上，还是从寺院的历史来看，仍然以白马寺最为出类拔萃。

《洛阳伽蓝记》第四卷有关于白马寺的记述。

据说白马寺的浮图（塔）处，种植着荼林与葡萄。荼林也作“涂林”，传说因张骞自涂林国得石榴，故以国名转而指石榴。在由西域人最初建立的寺院塔前，种植与西域有渊源的石榴和葡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且这些石榴和葡萄

--异于余处。

它们跟常见的石榴和葡萄不一样。书中还说，葡萄的颗粒大于枣，石榴的果实重达七斤。

度量衡的单位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现在的一斤为五百克的标准大致形成于唐代以后，此前的一斤约为二百二十二克。即使按汉代的一斤等于二百二十二克来计算，北魏时的七斤也重达一点五公斤以上，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大得出奇。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3）

到了白马寺的石榴和葡萄成熟的时候，皇帝必定亲临白马寺。有时也把果实分赐给宫女们，得到这些硕大味美的珍果之后，宫女们又将之分送给亲属，大概是想请亲人们也品尝一下这天下闻名的“奇味”。而接受赠送的人也舍不得吃下这难得的天下绝品，于是又将它转送给平日对自己有恩的亲友。那得到转送的亲友也一样觉得吃了可惜，便将果实又送给自己敬重的人。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转送下去。

当时洛阳人有一句话

--白马甜榴，一实直牛。

白马寺的石榴，一个就抵得一头牛的价值。可见其珍奇程度。

较北魏稍前，曾由出身的前赵和后赵两个短命王朝统治中原。后赵王名叫石虎，在史书中被描述为典型的暴君。他建都于洛阳附近的邺，有一本记述这段历史的书叫《邺中记》。

--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盂碗，其味不酸。

原来不时也出现过特大号的石榴。

盂和碗都是盛饭的容器，想是海碗一般大小。重达一点五公斤的果实有海碗那么大，倒也不足为奇。这样的话，形容它比拳头大似乎远远不够，说是有小孩的头那么大，也不为过。

说到小孩的头，我不禁想起鬼子母神的传说。

鬼子母神是保护幼儿和保佑安产的神，直到今天日本各地仍有供奉。不过此神在印度叫做诃梨帝，原是鬼神之妻，生了五百个子女。她是个极其邪恶残忍的夜叉，专以他人的幼儿为食。佛陀为了惩戒她，故意把她的一个孩子藏起来。鬼子母神痛失一子，哀叹不已。佛陀告诫她说

--只不过是五百个之中的一个，你就悲哀至此，那些被你吃掉了孩子的父母又如何呢？

鬼子母神翻然醒悟，从此变为善神。

鬼子母神为寻找那个失踪的孩子，动员眷族魔神展开翻天覆地的搜寻。这幅图景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画的一个常见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石涛（17世纪画家）的作品，这幅画几年前曾在日本展出。

转变为幼儿保护神以及安产之神的鬼子母神像大多左手抱婴儿，右手持吉祥果。这吉祥果就是石榴。

传说佛陀曾说

--想吃幼儿的时候，就吃石榴吧。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4）

不过手持吉祥果的神像不仅有鬼子母神，比如持世观音以及孔雀明王手里拿的也是石榴。

石榴的大小，以及吃的时候流出的红色果汁容易让人联想到血液，所以才有人把它和幼儿的头联系在一起吧。

吉祥果即代表吉庆祥和的果实。而石榴果多籽，所以被当做多子多福、子孙繁荣的象征。也有人用石榴图作为庆贺新婚的礼物。反之，无花果的字面含义即无花之果，因此一直被看做不吉祥的果物。祝贺新婚的时候，如果送一幅无花果图，一定为被认为是心怀恶意。

以上说的都是大石榴的事，其实也有小巧可爱的石榴。

在北京紫禁城内，地面多铺石板，很少看到裸露的土地。通常都是用大型花盆盛土，种以树木置于各处。花盆再大，也难种出繁茂的大树。紫禁城内的盆栽树木中有很多石榴树，在满眼的白色大理石壁间，淡红的石榴果实显得非常醒目。

中国宫廷，特别是后宫御苑中，自古多植石榴树。也许石榴的娇艳正适合于后宫的色彩。

传说唐朝代国公主化妆时爱用石榴果实来代替胭脂，至于她是把石榴用作腮红还是口红，却不得而知。当时已经有了染红指甲这样类似现代指甲油一类的化妆法，石榴的应用范围也相当广泛吧。如果石榴的果实被用作化妆品的话，石榴的种子自然会被丢弃于后宫的庭院中并在那里生根发芽。据说代国公主的红妆法招来许多效仿者，以至在当时的后宫中长出了成片的石榴林。

过去形容宫女的衣裙为“石榴裙”，这个名字好像是源于裙裾的石榴色。

鬼子母神手掌中托着被称为吉祥果的石榴，所以有向鬼子母神贡石榴的习俗。人们大概以为她爱吃的是石榴吧。

并非如前所述，石榴是用于代替幼儿的头。传说总是越传越离奇，甚至产生石榴与人的滋味相似的说法，这更是无稽之谈。

一茶一边轻拂着自己的破棉袄，一边咏道：

石榴跟我是一个味儿的。虱子，你爬去吧。

这俳句的意思是说，既然人和石榴的滋味是一样的，那么我身上的虱子，你还是去吃石榴吧。

对于神像所持的吉祥果其实没有必要牵强附会，但石榴自古就可作药用，保护幼儿的鬼子母神手里拿着它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5）

石榴皮可作止痢药，还可抑制胃肠内的异常发酵；据说也是驱除蛔虫的良药。有的家庭用石榴果汁治疗咽喉炎、扁桃腺炎。寺院内多种植石榴树大概也是为了作舍药。

日本人忌讳在庭院中种植果树，但石榴、梅树之类来自中国的“唐样”树种，则被当作例外。也许因为不是日本原产，不依照日本的风俗习惯也不碍事。在后宫的庭院中，石榴因其色彩娇艳而与环境相得益彰。在寺院和私人家中，石榴因其药用价值和外观美丽而备受青睐。

说到忌讳，同样是来自西域的植物，葡萄在日本却不能被随便种在庭院中。葡萄一类蔓生植物长势自上而下，与“零落”相通，所以被视为不吉利之物。

前面引用的一茶的俳句虽然幽默，但日常生活气息却过于浓郁。在日本，石榴很少入诗，在中国则比较常见。也许因其色彩艳丽，大多数作品都把石榴与女性及其娇艳形象联系在一起。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中有一句：

断无消息石榴红。

大意是一个女子思念杳无音信的心上人，连身上穿的石榴红裙都叫人伤感。关于“石榴红”三个字，有人认为所指并非衣裙而是石榴酒。这句之前描述的是室内的景象，所以这句的“石榴红”也应当指室内之物，故而产生石榴裙和石榴酒两种说法。石榴酒不但颜色鲜红，也是一种合欢酒。以更直观的理解，也可说是把眼光移向窗外，映入眼帘的是庭中颜色正红的石榴。因为接下来的一句描写的是室外的景象。

在诗歌中让石榴登场，可以令人联想到女性，也可渲染出浓厚的色彩氛围。

东汉的大学者蔡邕（133-192）有一首《翠鸟诗》：

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

翠鸟时来集，振翅修形容。

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

这是一首色彩之歌。石榴作为一种西域植物被引进东方，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这色彩不单渲染了风景，也渲染了诗歌文学。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

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由西域的陆路，还有一条是经由南海的海路。关于传入年代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一般说来，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时期。

6世纪的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前文已谈论过。关于白马寺塔前种植石榴和葡萄一段，即出自这部书。在同一段中，有如下记述：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

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

这是一段著名的传说。汉明帝梦见光彩熠熠的金神，于是派遣使节前往西域，求得佛经和佛像。经文由白马背负而来，因此把寺院命名为白马寺。

据《魏书&#8226;释老志》记载，前往西域的使者是郎中（顾问官）蔡愔和博士弟子秦景。两位使者陪伴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佛教东传的最初路线就应当是经由西域的陆路。

佛教正式传入之前，已有西域商人到洛阳来做买卖。当时的西域诸国，几乎都信奉佛教。他们来到洛阳，意味着包容他们精神世界的佛教也一同到来。他们一定在洛阳某处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场所，我想很可能就是白马寺。

西域人的佛教信仰展示在洛阳人面前。当地人起初一定是以好奇的眼光看待他们，但并未接受这种信仰。语言不通，自然也无法理解教义，并且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也还没有想要理解的期求。直到三国时代的乱世来临，人们才开始有了人生究竟为何之类的烦恼，西域人的信仰因此日渐受到关注。

如果汉明帝确实曾向西域或天竺派遣使者的话，多半也是出于他的异国趣味以及管理西域人的实际需要。祭拜金光灿烂的佛像，在当时一定是件荣耀的事。

据说东汉时期，是将佛像置于宫廷之中祭拜。宫廷贵族以此来确认自身的优越，并借以向周围夸示这种优越感。与前文提及的白马寺种植的巨大葡萄和石榴被宫廷贵族独占的状况相同，佛像以及沉浸于佛像庄严氛围之中的行为本身对于庶民来说，也是高高在上，或者应当说是近在眼前的别样世界。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2）

中国人在引进佛教之前，对佛教的预备知识虽说止于表面，但已有相当水平的认识。

白马寺内虽有西域僧侣，但他们大概忙于指导当地西域人的信仰，对于向中国人传播佛教并不积极。

待到三国时代的战乱时期，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苦恼原是人间共有，发现原来西域人也与自己是同样的人。直到这时，佛教之门才开始面向中国敞开。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佛教在中国未曾超出异国趣味的领域。

东汉明帝时期，天竺沙门来到洛阳。相关记载见于《魏书&#8226;释老志》。

《魏书》完成于554年，编纂者是北齐的魏收。容易混淆的是，《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个部分。为避免同名异书的不便，世人把《三国志》的“魏书”称为《魏志》。近来在日本议论频发的《魏志&#8226;倭人传》就来自《三国志》中的“魏书”。就成书先后而言，《三国志》早于《魏书》，却被以别名代之。

以魏为国号的全国性政权先后出现，难免容易混淆不清。曹操的儿子曹丕在东汉之后正式建立魏国是在220年，而北魏道武帝以386年为登国元年，通常把这一年看做北魏建国元年。北魏这个称呼其实也是后世采用的代称，北魏人所用的只是“魏”这个国号。

《释老志》是记录北魏历史的《魏书》的最末一卷，是有关释（佛教）与老（道教）的记述。其中谈到东汉明帝时期佛教的情况，但成书当时距东汉已有五百年，很难断定其记述是否准确。

关键是《后汉书》的明帝本纪里不但没有记载天竺沙门来朝一事，连派遣使者前往西域一事也没有提及。

关于佛教传入初期的情况，中国历史上的记述非常模糊。

此前在中国人看来，佛教是西域人的信仰，属于另一个世界。但他们渐渐感觉到，佛教似乎具有使灵魂得到救赎的某种力量。这时候，向中国人传授佛教基础的，应该是西域的僧侣们。

《三国志》中有倭人传却无西域传，大概是因为那条名为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因战乱而阻塞。住在中国的西域人被断绝了回乡之路，其中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身不由己地受到汉化。而身为佛教徒的西域人的汉化，同时也意味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渗透。

在三国以后群雄割据的时代，佛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愈加广泛。各路英雄之中，有的人为祈愿胜利而把佛僧当作法师并让其与军队同行。

随着佛教的推广，对于西域僧人教授的有关佛教的初浅知识，有人开始感到不满足。各式各样的疑问随之产生，却无人能够解答。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3）

--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解明佛法的奥妙。

出现这样想法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从中国到印度的路途遥远且艰险。为探求佛法，一些不畏险阻的勇者毅然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

他们是求法僧。

唐代的义净（635-713）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共收录有五十六位求法僧的传记，名列其中的这五十六人只是当时求法僧中的一部分。

说到求法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三藏法师玄奘。这大概要归功于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西游记》，加之玄奘的著述留存至今，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途中见闻。

写下游记的求法僧不在少数，留存下来的却少之又少。有的书名记录在别的书中，实物却早已佚失，这样的事例极多。应该说得以留存的是得天独厚的著作，而其作者也是得天独厚的。玄奘就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

自著游记有幸留存的求法僧，玄奘之前有法显，之后有义净。

法显常常被拿来与玄奘作比较。同是历尽艰险到达天竺，居住多年后回到中国，但两者相反之处其实更明显。两人都从长安出发，法显出发的时间是399年，玄奘是629年，其间相隔整整230年。出发时法显六十四岁，玄奘二十七岁（关于两者的出生年代有各种说法，但诸说相差不过两三年）。对我来说，两人出发时的年龄差距最值得关注。

玄奘于太宗贞观三年（620）踏上旅途，时值初唐兴盛时期。自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时间刚过去四十年，正是天下太平之时。繁花似锦的时局之下，不，应当说就像被生机勃勃的时代潮流推动之下，年仅二十七岁的玄奘从长安启程了。

法显上路的时候，正当五胡十六国大分裂的时代。长安城中几易其主，从前秦到西燕再到后秦，时局如走马灯一般变幻不定，这些政权分别是由氐人、匈奴、羌人等非汉族建立的。遍地是弱肉强食的景象，绝非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条件下，年届六十四岁的法显拖着年迈的身躯踏上了旅途。

玄奘于十六年后，法显于十三年后回到中国。即便时间过去了十六年，玄奘也才四十多岁，正当身强力壮的时候。与之相比，法显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

法显的天竺之行给我们带来的是无比的勇气。他以六十四岁高龄穿过西域大沙漠，翻越酷寒的大雪山前往天竺，这果敢的行为绝不是懦弱之徒能够做到的。法显的事迹尤其能激励那些已届老年或将届老年的人。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4）

敦煌位于前往西域的入口处，但法显从长安出发后没有径直前往那里。身在乱世，不得不回避纷争之地，路费也只能依靠布施筹措。他的前进路线因此变得迂回曲折。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战乱无止无休。法显出发的第二年，正是“好太王碑”所记的十年庚子，即高句丽派遣五万军队救援新罗的那一年。

法显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个伙伴，他们从长安出发起就与法显一路同行。在张掖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从于阗开始，又有慧达加入他们的行列。连法显在内一共十一人，他们有的途中返回，有的滞留某地，还有的客死他乡，遂行初志的只有法显一人。

法显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行路中，无居民。涉行（沙漠中的行进）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

法显这样写道。他不是超人，肉体上只是个普通的老年人，也是一个曾在小雪山为衰竭而逝的慧景抚尸痛哭的人。

同行者中智严抵达克什米尔后返回长安，之后又从海路前往天竺，据说他后来在克什米尔终享天年。宝云抵达北印度后遂回国从事译经的事业，道整滞留天竺再也没有回国。

法显并不是最早的求法僧。在他之前约一百四十年，魏人朱士行以及与法显大致同时期的庐山慧远弟子法净、法领，也曾为求法前往西域。

比法显早一百多年前往西域的朱士行不但是最初的求法僧，也是第一个出家的中国人。

东汉的王公贵族在宫殿里供奉金光灿烂的佛像，不过是为了欣赏其中的异国情调，尚不能被称为信仰，更不用说从中出现一两个出家者。

就现有记载来看，3世纪三国时代的魏国人朱士行是正式受戒出家的天字第一号。朱士行是颍川（河南省）人，出家后曾在洛阳讲授《道行般若经》，他感觉经文有译理不通之处，为探求梵文原本，于甘露五年（260）离开长安。朱士行去到于阗，求得期望的原典，由弟子将原典带回，他自己却停留原地，最后在那里去世。

第一个出家人也是第一个求法僧，这难道是中国佛教的宿命吗？

大致与法显处于同一时期的庐山慧远的弟子--法净、法领等人，也到达于阗，并在那里取得佛典，但他们从此滞留当地，不曾前往天竺。

于阗位于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距离印度仍有着遥远的路途。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5）

或许还有在中途倒下的人、去到天竺不再返回的人、不曾留下记录的人，等等，但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抵达天竺的第一人是法显。在踏上北天竺的土地之前，他在西域旅行了约三年时间。那时他已六十七岁了。

法显的游记通常被叫做《法显传》，别名也叫《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等等。据书中记载，法显出敦煌后，历时十七日到达鄯善国。

所谓鄯善，就是位于罗布泊湖畔的楼兰古国。如众所周知，楼兰遗址如今已半掩于沙土之中。

据法显所见，该国地势崎岖，土地贫瘠。自此向西北行十五日抵达夷国，这就是《大唐西域记》在开头部分提到的阿耆尼国，位于现在的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当时夷国人似不通礼仪，对法显一行态度冷淡。

离开那里之后又耗时三十五天，终于抵达于阗国。

这里生活丰乐，人民富裕。经过土地贫瘠的鄯善、居民无礼的夷，终于来到国泰民安的于阗，法显一行一定大大松了一口气。这里有僧侣数万，他们的饮食都由国王供给，被称为“众食”。普通人家都在门前立一座小塔，岁名曰小塔，但最小的也有两丈多高。当时的丈比现在稍短，约二点五米。即使如此，塔高仍达五米以上。各家在门前立塔，并在塔周围建造四方形的僧房，专供行游僧侣居住。

真可谓僧人的乐土。

在此之前，以朱士行为始，求法僧的先驱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不再前行也是情有可原。

来路之艰险，用言语难以形容，而前方的旅程只会更加困难重重。历经贫瘠的土地和非礼的待遇之后，来到这片僧人的乐土。

--就是这里了。

大概谁都会这么想吧。

然而法显选择的是继续前行。他在于阗停留了三个月，不过是想参观“行像”的仪式，而并非要把于阗当作旅途的终点。

所谓行像，是把佛像置于装饰华美的宝车之上，在城中四处巡游的仪式。

从这段解释，我们自然联想到日本神社祭礼中的巡行仪式。于阗的行像宝车高三丈余，饰以七宝，覆盖着绘幡盖，整体形状类似于袛园祭的彩车。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6）

承载行像的宝车在城外建造，寺中本尊置于其上，胁侍的菩萨及诸神紧随其后。法显描述其“金银雕莹”，也许本尊以外的菩萨神像的座驾都是临时建造的。

宝车行至城门附近，国王摘冠整装，赤足来到城门外迎接佛像的到来，并散花烧香。王妃和宫女们则从门楼上往下播撒鲜花，五颜六色的花瓣飘落在金碧辉煌的宝车之上，那景象一定分外华美。

于阗拥有数万僧侣，寺院的数量当然也不少，其中大型寺院共有十四座。行像每日一寺，依次巡行，共持续十四天。法显在于阗停留期间居住的瞿摩帝寺是十四大寺中最大的一座，行像巡游的第一天就在这里举行仪式。

据《法显传》记载，行像仪式于四月十六日（旧历）至二十九日举行。这项仪式原本于四月八日的佛诞节举行，但在于阗，或许是出于某种原因，特意把日期作了调整。或是因为佛诞节要举行灌佛会，为了避免两者时间冲突，所以特意把时间错开。在西域的其他国家，也有在秋分之日举行行像巡游的例子。东南亚的行像巡游则是在维萨卡（Vesakha）月的满月之日举行。

佛诞节在日本被称为“花祭”，虽举行灌佛仪式，却不曾听说有行像巡游。传说释迦牟尼诞生于沙罗树的花下，日本的风俗是当天搭建花堂，往佛像上浇灌甘茶。据说释迦牟尼诞生的时候，天龙把香汤洒在他的身上。根据这个传说，印度和中国的习俗都是使用香水灌佛。日本在江户时代把香水换成了甘茶，不知当初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香水，或许因为香水不符合日本人的喜好吧。

为什么在日本见不到行像巡游的仪式呢？

宗教仪式中的游行可说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基督教有圣体游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泰尔则叶仪式更是广为人知，仪式表现殉教者侯赛因的受难场面，还要在街头举行骑马游行，参加者往往陷入狂热状态，导致事故频发，因此伊朗甚至禁止了这项仪式。

长崎有“送菩萨”的游行仪式。江户时代，在长崎港停泊的中国船都要把船内供奉的诸神（即所谓的船菩萨）送入长崎的唐人寺院中寄放。游行仪式极富异国情调。待到船出海的时候，又有“乘菩萨”的游行。在严禁信仰基督教的时代里，唐人或许是为了向周围显示自己并非基督教徒，所以才特意举办这么张扬的仪式。中国船上安放的诸神主要是保佑海上平安的妈祖（也称天后圣母）以及关帝，等等，并非纯粹的佛像。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7）

日本的佛寺之所以没有行像的仪式，也许是为了避免与神社的游行仪式发生冲突，或是由于佛教行像这种古老的惯例在日本被应用到神社的仪式中。虽不似前述的船菩萨那般明显，但日本的神道与佛教的习俗也互有通融。

就像延历寺与日吉神社的关系一样，两者进行仪式活动的内部分工似乎是为了更加便于行事。比睿山的僧兵只要有皇室的邀请，就会合力扛起日吉神社的花车，加入到热闹的游行行列中去。

玄奘西行经由北路前往天竺，所以没有路过于阗，但归途曾在这里做过停留。玄奘在于阗小住期间，写了一篇上表文，委托队商交给长安的唐太宗皇帝。

玄奘的天竺之行其实是非法出境。他曾多次请求准许，却总是遭受拒绝。虽然中原统一，时局稳定，但边境之地的治安尚不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还没有全面建立。唐朝不准许国人出境，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年轻的玄奘满怀雄心要到西方取经求法，他等不及得到正式许可，就离开长安，向着西方的天竺出发了。纵然求法这个目的情有可原，但并不能改变非法出境的事实。

玄奘离开长安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627年，另一说是629年。他抵达于阗是在644年，其间经过十多年，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高昌国已被纳入了唐朝版图。玄奘在印度的留学成果丰硕，成功带回了大量经文，唐朝佛教界对他的归来一定满怀着期待。皇帝想必也是龙颜大悦，十多年前的非法出境已不成其为问题了，但玄奘觉得对当年违反国法的行为仍需表示一番歉意。

玄奘的上表文先从西行的动机说起，话说佛教传到东方，虽有优秀的佛典，但仍有诸多欠缺，于是决心前往佛教的源流之地取经。他写道：

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漫漫，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

唐太宗回信对玄奘表示了由衷的欢迎：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欢迎玄奘的不只是皇帝，听到传闻的长安市民也热情洋溢地迎接他。玄奘乘船顺运河进入长安，却因人群拥挤而无法上岸，不得不在船上度过一夜。

直到次日，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初七，玄奘才终于踏上长安的土地。他把带回的经典和佛像展示于朱雀门之南。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8）

唐太宗为督战高丽远征军，此时身在洛阳，留守长安的是房玄龄。不久后，玄奘赶往洛阳拜见唐太宗。唐太宗在仪鸾殿迎接玄奘，开口便问

--师去，何不以相报？

意思是说，十多年前你离开长安的时候为何不说一声？其实，当年一个年轻僧侣的出国请求应不至于惊动皇帝。玄奘解释说，上表多次，却不曾得到许可。并赔罪道

--专擅之罪，唯深惭惧。

唐太宗不但不怪罪，反而宽慰玄奘--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能跟俗人相提并论？我不但不能怪罪你非法出国，还要嘉奖你冒着生命危险探求佛法惠及苍生的业绩。

唐太宗甚至看中了玄奘在艰难求法过程中显示的毅力和胆识，要求他还俗从政来辅佐自己。当然，玄奘毅然推辞了。

这是一场多么风光的凯旋。

于阗是旅行者们稍作休息的地方。不论往路还是返程，这片丰饶的绿洲一定曾抚慰求法僧的心。来到这里，玄奘想到的是，还差一步就到家了。而法显则为接下来即将面对的艰险蓄足了精神。

在瞿摩帝寺的经藏内，年近古稀的法显一定看见了许多部长安尚未收藏的佛典。无需去到天竺，在这里打道回长安也不是不可以。得到这些佛典已是相当的成果--法显内心里，一定也听到过诱惑的声音。求法僧的前辈们，比如在这里定居的朱士行，还有在这里回了头的法净、法领等人的身影也一定曾在他的脑海里掠过吧。

“谁都不愿去天竺求法，所以，我必须去……”

法显这样对自己说。

唯有前行。法显告别了于阗，行走二十五天来到子合国。子合国在现在新疆的叶城县。我曾以相反的方向，乘吉普车耗时八个小时从叶城赶到和田（于阗）。途中十分劳累，但比起步行了二十五天的老僧法显，我的旅程简直轻松如极乐世界。

法显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北印度。千仞谷底流淌着的是新头河（印度河）。悬崖峭壁上，只能靠傍梯前行。所谓傍梯，就是在岩石上凿洞，插横木于洞中制成的脚手架。还要经过危险的吊桥，稍往下看一眼都叫人头晕目眩。这时法显年届六十七岁，这样的旅途对他来说会是多么的艰难。

--汉之甘英、张骞皆不至此！

法显在游记中这样写道。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9）

法显在印度停留了六年，其间主要搜寻关于戒律的经典。当时中国最欠缺的佛教典籍正是律藏。在正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各地的僧侣数量异常增多，许多人出家只是为了逃脱兵役、劳役以及税赋，急剧扩大的僧侣集团因缺乏规范组织的戒律而混乱不堪。这与三百五十年后的日本佛教界情况相似，这时的日本向中国请求戒律之师，年老失明的鉴真为此来到日本。

而在中国，年老的法显却亲自前往印度。

法显从狮子国（锡兰）经海路回国。船到耶婆提国后，他又在那里停留了五个月。耶婆提国应指爪哇岛。停留五个月之久的原因，估计不是没有船，就是旅费不足而不得不在当地寻求施主。

说是经由西域的陆路危险，其实海路也不太平。法显从锡兰到爪哇途中竟耗费了九十天。船在暴风中飘摇了十三个昼夜，最后不得不在途中一座岛上靠岸，待把破损的船修好后才得以继续航行。

后来法显终于坐上从爪哇前往广州的船，这船又被冲到青州长广郡才得以停泊下来，地点大致在现在的山东省胶州湾东南一带。

三藏法师玄奘回国时，享受的是如凯旋将军一般的豪华礼遇。对玄奘而言，那样的排场一定让他无所适从吧。与玄奘相比，法显的归国可谓冷清之至。去时同行的十个立志求法的僧人，竟无人一同归来。

真正是形单影只。幸好以律藏为主的经典和佛像都平安无事。暴风雨中船行海上，这些经典和佛像很可能会被丢弃到海里，法显向着观世音念佛，向着汉地众僧祈祷，终于保住了经典和佛像。

法显年过六十才踏上从西域前往天竺的漫长路途，在喜寿（七十七岁）之年经海路回到中国。

据《梁高僧传》记载，法显卒于荆州（湖北省）辛寺。享年八十有六。自归国后从事译经事业近十年，他终于没有再踏上长安的土地。

出长安往西，通常要经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因为战乱，法显绕过了武威，这里称得上是他的命运分歧点。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0）

当时入主长安的是前秦的苻坚，他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打败，到法显出发的时候，后秦的姚兴已经控制了长安。苻坚在与东晋大决战之前，为巩固西方，把将军吕光派遣到西域。吕光攻下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却接到先秦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的消息。吕光认为事到如今只有独立。

龟兹是一片富饶的绿洲。在主君苻坚没落的局势之下，吕光成为一城之主也是顺理成章。这片土地已归入我手，在这里作一国一城之主的愿望自然是油然而生。吕光这么打算着，却有人表示反对。

--留此地为凶，向东行为吉。

说这话的，是当世首屈一指的名僧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贵族，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他自少时就有神童之誉，后来又在克什米尔和喀什等地兼修大乘、小乘佛法。苻坚派遣吕光前往西域时曾对他说

--你一定要把龟兹的鸠摩罗什带回来。

在当时的佛教界，天才鸠摩罗什之名已尽人皆知。

鸠摩罗什自己也有顺便到东方布教的意愿。乱世中的中国，正如饥似渴地寻求佛教的救赎，可惜佛法正统还未能普及。此时的鸠摩罗什对传播佛教一定抱着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吕光攻下龟兹，也为鸠摩罗什创造了前往东方传教的机遇。跟随吕光往东，一定有更光明的前途。可惜事与愿违，吕光似乎打算就此在龟兹落脚，于是鸠摩罗什假借凶吉之说奉劝吕光回归东部。

吕光带着鸠摩罗什东归，在武威一带建立了政权，这就是五胡十六国中的后凉。法显途经河西往西去，是此后十五年的事。为了躲避战乱，法显没有经过武威。假如他当初路过武威的话，就没有必要继续往西去了。关于佛法的种种疑问，天才的鸠摩罗什一定能够解答。鸠摩罗什从龟兹带来大量经书，其中应该有不少与戒律相关，实际上他也翻译了《梵网经》、《佛藏经》等律藏经典。

法显出发两年后，鸠摩罗什受后秦的姚兴之邀来到长安。如果当初法显出发的时间推迟两年的话，他前往天竺的整个计划都可能被取消。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1）

法显去到天竺才得以解明的疑问，以及在那里入手的律藏经典等，这些问题在他出发两年后，在长安也得到了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有人会认为法显的大旅行不过徒劳一场。

然而较之实际的收获，法显的天竺之行得以完成这个事实具有更大意义。第一个从中国到达天竺的求法僧竟是法显这样一位平凡而诚实的老人，这个事例对世人产生的激励是不可估量的。

但有一个疑问。法显前往天竺之前，难道不知道名僧鸠摩罗什就在武威吗？鸠摩罗什不是自早年起就扬名佛教界了吗？或许当时的信息传递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准确。

这只是我的推测。建立后凉的吕光以及他的后继者们，一定是把鸠摩罗什当作国宝一般秘藏起来，所以外人难得与之接触。据《晋书&#8226;鸠摩罗什传》记载，鸠摩罗什专擅占卜吉凶，而且料事如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够预言将来的名僧比宰相更为重要。

前秦的苻坚曾动员十万大军攻陷东晋重镇襄阳，并在那里获得了名僧道安和名儒习凿齿二人。这时苻坚对宰相说：“我用兵十万攻下襄阳，得到的是一个半人。”也就是说道安算一人，习凿齿算半人。苻坚表达的并不是得不偿失之意，而是想说名僧价值之高非同小可。

正是这位道安向苻坚建议邀请身在龟兹的鸠摩罗什。可见道安也认为，鸠摩罗什是比自己更有价值的名僧。于是苻坚命令出征西域的将军吕光一定要把鸠摩罗什请回来。

既是如此可贵的名僧，吕光父子要把鸠摩罗什秘藏起来的心理也可以理解。

并且，可以想见，在前往长安之前的十七年间，鸠摩罗什停止了公开的宗教活动。

要想把佛法的正确内容传播到东方，重要经典的翻译最为关键。鸠摩罗什由此应当认识到掌握中国文字的必要性，在这十七年的时间里，他一定在学习汉语和阅读古典。

西域当时属于波斯系国家，而并非突厥系，龟兹使用的语言也属印欧语系，所以鸠摩罗什的母语是与汉语截然不同的语言。吕光攻陷龟兹的时候，鸠摩罗什三十五岁（也有四十一岁一说）。如果他早有打算到东方传教，也可能预先学习了汉语。不过，正式学习的开始，应该是在迁移至武威之后的事。在这段蛰伏期内，鸠摩罗什的存在很可能被世人遗忘。长达十数年的沉默，一定使鸠摩罗什成为传说中的人物。而法显在取经求法的热烈愿望下，更不可能把传说当真。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2）

说到求法僧，通常是指从中土历经险途，前往西域以及天竺寻求佛法的僧人。但是从广义上来说，像鸠摩罗什这样，自西向东传播佛法的人也应该包括在内。因为传授佛祖的教诲，普度众生的行为本身就是在寻求佛法的真髓。

鸠摩罗什被邀请至长安后，在直到离世的短短八年时间里，他翻译了三十五部共二百九十四卷佛经，可说是完成了一项超人的伟业。后来玄奘所翻译的佛经属于逐字逐句的严谨的学术翻译，而鸠摩罗什的译经则以意译为主，把握经典的主旨，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佛法的核心内容。应当算是一种文学性的翻译，这或许与鸠摩罗什中年以后学习汉语的经历有关。

如今在日本广为传诵的《法华经》就是这位西域出身的鸠摩罗什的汉译之作，这是一篇令众多佛教徒为之心动的优美译文。我想，因为这部汉译《法华经》，日本与西域之间暗自拥有了一股联系。

也许有读者会觉得我为求法僧费了太多笔墨。但在人们习惯性地把西域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的今天，我认为需要在此特别强调的是，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为通商而存在的通道。所以，关于求法僧的历史，我还要多说几句。

在鸠摩罗什之前约一百年，还有一位名叫佛图澄的西域僧人不能被人忘记。据《晋书》记载，此人是天竺人，本姓帛。帛或白是龟兹国王的姓氏，国人多随国王姓，就像疏勒（喀什）人姓裴，于阗人姓迟尉一样。《晋书》的执笔者似乎觉得天竺和龟兹都差不多。明确可知是龟兹人的鸠摩罗什在这部史书中也被记载为天竺人。

佛图澄与鸠摩罗什虽同为龟兹人，人生却大不相同。后者翻译过大量佛经，并留存下来，至今仍触及着现代人的心灵；而前者却连一卷译经都不曾留下。

在立志把佛法传播到东方这一点上，两者是共通的。佛图澄于310年来到洛阳，当时正是匈奴频繁侵扰晋国的时代。次年即311年洛阳陷落。洛阳城被烧毁，一时间城中奸淫掳掠，呈现一片人间地狱的惨状。七万五千人遭到残杀，有的自高楼被抛下，有的惨遭活埋。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3）

一切可能的残虐罪行都在这里发生了，甚至人肉与畜肉同煮的宴会也如家常便饭一般四处可见。

面对残酷的现实，佛图澄必定会想，除了埋头翻译佛经，应有更需要自己去做的事情。面对实施暴行的匈奴头领们，佛图澄阻止道

--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不能？

面对那些认为世界的原理就是弱肉强食的匈奴将军，要想向他们说明野蛮行径为何不可，是一件超乎现代人想象的难事。佛图澄一定光为了挽救眼前一两个生命就费尽了心力。在佛图澄眼中，能够从事译经的求法僧都是幸运儿。

杀人是恶的道理，要如何解释才能使匈奴的蛮将们明白呢？首先，要怎样做，才能使他们愿意倾听自己的劝说呢？

在众人眼前创造奇迹是最有效的，他们是只相信亲眼所见的一群。要想获得信任，只有这个办法。佛图澄的传记里记载着他创造过各式各样的奇迹。

--善诵神咒，能使役鬼神。

据传说后赵国主石虎的儿子死后，是佛图澄使之死而复生。

估计佛图澄精通医学和自然科学。当时被称为名僧的人，大都有这类本领。权宜之计，被套上了奇迹的外衣，只因获取信任是一切开端的先决条件。

以不语怪力乱神为信条的儒家派系的人们，不可能表演奇迹。正因如此，他们连向匈奴施以教化的机会都不曾有过。

佛图澄死时一百一十七岁，或许他真的具有超人的素质。匈奴的君主们对他言听计从，建立了众多寺院。

佛图澄本身不曾留下一个字的译经著作，但据说他有门弟一万之多，道安便是他的高弟之一。如前文所述，进言前秦君主，邀请龟兹名僧鸠摩罗什来朝的正是这位道安。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

--大帝太上天皇，引天下之人共结良缘，铸金铜像，座高笏尺五十尺。

良辩讲解道。然后又问

--唐中有如此大像乎？

鉴真和上通过通译回答

--更无。

可以想见良辩听后得意满面的模样。连唐朝都没有如此规模的金铜巨像，而且这还是唐朝高僧亲口承认的。

对于此事，鉴真和上作何感想呢？这句“更无”，是出于深深叹服，还是出于无奈？关于这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我们只有试着用推理来解答。

也许鉴真和上心里想的是

--以日本的国力，何当如此奢华……

唐招提寺初期的简素可以作为上述推理的一个根据。

东大寺是国立寺院，而唐招提寺是私立的，两者在财政基础上一定有着巨大差距。

比起金堂，讲堂才是必不可少的，而讲堂的建材来自大内拆除朝集殿时处理的旧木材。这件事成为唐招提寺“贫穷说”的重要根据之一。

“贫穷说”的另一个根据，源于国宝“鉴真和上像”的单薄。如前所述，这座塑像采用的是脱活干漆的制法。先塑一个大致形状的泥坯，表层覆以麻布，用漆反复多次涂抹，漆干透之后，再把内部的泥坯取出而成。据说当时漆料十分贵重。漆像当然以涂抹层数多而厚为佳，然而用于粘接的漆是高价商品，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只得减少漆的用量。因此，塑成的漆像自然比较单薄。从表面上或许看不出，听说这尊鉴真和上像因为用漆量少，实际重量比预想的要轻许多。于是有人想象，这私立的贫穷寺院，一定连足够数量的漆都无法保证。

塑造这尊漆像时，还有一个特殊条件的制约也应考虑在内。鉴真和上当时已近垂危，弟子们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描摹师父的形象。

利用古旧木材建造讲堂，与其说是为了节约预算，不如说体现了鉴真一切从简的无言训诫更为妥当。

天平宝字二年（758），鉴真辞去僧职，远离了宗教行政事务。不知是否与权力斗争有关，一年之前，皇太子道祖王被废，取而代之的是大炊王。拥立大炊王为皇太子的是藤原仲麻吕。仲麻吕是这场政治斗争的胜者，同时他也是鉴真的强力后援者。所以鉴真的地位应当更为巩固，而不会有所动摇。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2）

西方人来中国也可经海路，并非只有穿越塔克拉玛干的那一条路线。

当时的中国人或许还不懂得区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海路来中国的商人应该不只是阿拉伯人。

不知那位胡人眼科医生是阿拉伯人，还是波斯人。但普通中国人肯定都把他们看做是跟自己相异的人种。鉴真在旅途中患病，竟然愿意让一个来自异域的胡人治疗自己宝贵的眼睛。在当时，做手术应该是一件冒险的事。鉴真胸襟宽广，对胡人也没有偏见。正因如此，他才可能毅然前往日本。

仔细端详鉴真和上坐像的脸部，会发现他的右眼稍有异样。制作这尊坐像的工匠们一定是坚定的写实主义者，但并不是艺术意义上的写实主义。

眼看着自己长期以来视为精神支柱的人即将死去，如果不趁现在把他的音容笑貌原样记录下来，今后将失去精神上的依托。

弟子们心怀着这样的忧虑，把师父鉴真和上的身姿容貌一丝不苟地塑成干漆像保存下来。如今在坐像的鼻子下方以及下颚部分，还能看到细密的胡须痕迹。就连这样的细节之处，弟子们都力求惟妙惟肖。

鉴真的弟子们犹如被一股强烈的意志所驱使，哪怕一个微妙的细节都不曾放过，连师父眼部手术的细微疤痕也做了忠实的描摹。

关于鉴真和上的死因，没有确切的记载。依我们的想象，七十六岁的老僧在去世之前，想必已是形容枯槁。然而直到临死，鉴真和上似乎并未如此，僧衣下包裹的仍是结实的身形。

对胡须以及眼部手术留下的疤痕之类的细枝末节，弟子们采取了忠实的写实手法，而从整体上来看，仍有理想化的倾向。他们一定是满怀着祈愿来塑造他们心目中师父“必当如此”的样貌。据说鉴真和上的去世并不突然，身体的不适始于当年春天。

鉴真和上坐像的确可说是日本造型艺术的最高杰作之一。这尊塑像向来十分有名，加之最近又归省中国，更加名声大振。其实唐招提寺的鉴真和上身后，还掩藏着一座不那么抢眼但值得注目的佛像。

那尊据说是药师如来的立像--因佛像右臂折断，无法断定结印的种类，但大致可判断是药师如来像。一般说来，如来立像通常是右肩着衣，而唐招提寺的这尊佛像却裸露着右肩。

另外，衣服沿两脚之间呈Y字形下垂的衣纹，以及眉、眼、鼻、口向着脸部中央较为集中的相貌特征，还有富于重量感的腰部，等等，都是在同时期的日本佛像上看不到的特征。不仅在日本，即使在中国也不多见，但这些特征却常见于西域壁画及板绘。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3）

唐招提寺的这尊据推测是药师如来的立像，显示着一种经由唐代与西域相连接的要素。透过这尊佛像，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求法僧鉴真身后西域的影子。

鉴真第二次东渡以失败告终。这次东渡的团队规模较大，随行者中，有大量专攻玉石、绘画、雕刻、石碑、刺绣等工艺的匠人。加上僧侣，总共一百五十八人。可是等到了第六次东渡终告成功的时候，人数规模已大大减少，随行者包括扬州白塔寺僧法进等，一共才二十四人。

假如第二次东渡计划得以成功，一定会给日本的美术史带来相当的影响。第六次东渡时，同行人员中已没有画工之类的匠人了。纵然如此，随鉴真东渡日本的都是佛门中人，他们应当可以胜任佛教美术的顾问。东渡的人数之所以减少，恐怕是由于经费不足。可以想见，关于佛像、佛具，也改为以指导当地人制作为主的方针。

随同鉴真的二十四人中，有三位特别成员：

胡国人 如宝

昆仑国人 军法力

瞻波国人 善听

很显然，这三名是非汉族成员，他们的人数相当于全体的八分之一。

瞻波是位于现在越南南部一带的古国，或写作“瞻婆”、“占城”等，唐代以前被称为林邑。

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在此地设象郡，下置林邑县。中国秦代以来设有郡县制度，县置于郡之下。

汉时在越南设日南郡，下置象林县。东汉末期，这一带建立了独立政权。如前所述，中国的“县”是下设单位。从“悬”字的字义可知，“县”也可表示悬挂于某物之下的含义，即表示附属于郡、州、府等行政单位之下。当地独立时，不宜再用县名，于是改称象林邑国，或略称为林邑国。

越南北部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南部林邑自2世纪末独立之后，多受印度文化影响。来自印度的不只是文化，更有大量印度人迁入该地。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第十卷中，有一段关于瞻波国的记述，但并不是指越南南部的林邑国之后的那个瞻波。瞻波显然是印度一带的国名，位置在现在印度比哈尔邦帕格尔布尔市一带，位置靠近孟加拉国。据记载，瞻波国民风淳朴，国民信仰小乘佛教，也杂居着异道之人。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4）

后来东印度的瞻波国人大量迁居至越南南部，从此人们就用同样的名称来称呼这里。

唐朝以前，这里的国名还是中国式的林邑，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印度式的瞻波。印度移民人数众多，他们文化影响力逐渐渗透当地。

虽说不知从何时起，但在中国，出于惯性，人们还是长期沿用“林邑”这个国名。大约在757年该国发生政变后，国名改为“环王国”。有人认为中国用“瞻波”或“瞻婆”来称呼这个国家是在唐代元和年间，即9世纪之后，然而这不过是从中国的角度所见的国号变迁。对于瞻波而言，很早以前就一直使用着“Campa（瞻波、瞻婆）”这个称呼。

撰写于日本宝龟十年（779）的汉文文献《唐大和上东征传》，从时间上看，应该使用“林邑”或“环王国”的称呼。

早于鉴真十数年前，有一位名叫佛哲的音乐家，乘坐遣唐使的船与婆罗门僧正一同来到日本。据文献记载，佛哲是林邑人，文中并未使用“瞻波”这个的地名。据说佛哲是在出海捞珍珠时遭遇海难，被婆罗门僧正搭救后一同来到日本。

在同一时期，对于从同一国家来到日本的两个人，用统一的名称记录他们的国名似乎是当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不是学者，且做个大胆推理。随同鉴真和上来日本的瞻波人善听，很可能不是越南的瞻波国人，而是来自《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那个位于印度的瞻波国。

来自林邑的佛哲是一位音乐家，传说雅乐舞曲中的林邑乐就是由他传到日本的。单从名字来看，鉴真一行的瞻波人善听似乎也是个擅长音乐的人，或许他是鉴真和上为指导日本的佛教音乐而特意挑选的人才。

佛哲当初并没有前往日本的打算，是因为遭遇海难被婆罗门僧正搭救才随行来到日本。想必鉴真也不知道日本已经有个名叫佛哲的音乐家。

在中国一方看来，天竺在广义上也属于西域。因此，我认为鉴真一行的善听是天竺--西域人。

鉴真多次东渡失败，开初曾打算连同工匠也一起带到日本，但最后抵达日本的应该说都是能够向当地人教授佛法的骨干成员。

关于音乐方面的人才，如前所述，且推测鉴真选择的是瞻波的善听。

佛像制作方面，被给予重任的应该是昆仑国人军法力。传说在唐招提寺讲堂里的丈六弥勒像和胁侍菩萨像就是由军法力制作的，制作时间据推定是在天平宝字（757-765）年间。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两尊佛像就应该是除据说是鉴真和上带来的不空索观音和八部众像之外，唐招提寺最古的佛像。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5）

这位军法力是昆仑国人，但这里所说的昆仑国与横亘在帕米尔高原至新疆南部的昆仑山脉并无干系。

“昆仑奴”这个词常见于唐代传奇小说，有一篇小说即以《昆仑奴》为题。有人说昆仑奴是黑奴，应该是来自南方、被卖作奴隶的人。从地理角度来看，不太可能是来自非洲的黑种人，而是东南亚一带的人。

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被当做货品一样买卖。与货品一样，奴隶也以产自远地者为贵。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拥有东南亚的昆仑奴和朝鲜的高丽婢曾被看做是富豪的象征。

《旧唐书》有如下记载

--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所说的昆仑应指越南以南的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细利洼一带。

从这一带前来中国的贸易船被称为“昆仑船”。由此可知，昆仑国人并非单指奴隶。在港口城市，一定会有为做生意而来并从此定居下来的人。另外，昆仑奴因其高价，通常不会受到主人的苛刻待遇。

唐代小说《昆仑奴》里那个名叫磨勒的昆仑奴，是个奋力成全主人姻缘的好人物。磨勒的主人爱上官家的歌姬，磨勒冒险带她出逃。追赶而来的家丁包围了磨勒，他却如游隼一般地逃脱了，密密麻麻的利箭也没能射中他。故事结尾提到，十年后有人偶然看到磨勒在洛阳城中买药，面貌一如往日般年轻。

既然能在洛阳城中买药，可见昆仑国人并非全都是奴隶，他们也可以因主人的意志而重获自由。

昆仑国人军法力的经历我们无法得知。既然能有缘成为鉴真和上的弟子，他一定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也可能是一位为寺院制作佛像和佛具的匠人。

鉴真和上曾担任住持的扬州大明寺是一座大规模的寺院，应当拥有相当数量的佛像师。东渡日本时，想必鉴真和上会挑选手艺精湛且身强体壮的佛像师同行，想必昆仑国人军法力就是那个合适人选。

不论是乐师还是制作佛像的工匠，鉴真和上并没有拘泥于汉人。只要实力相当，不论瞻波人，还是昆仑人，都无所谓。不由让人想起那个把事关重大的眼部手术交给胡人医生来做的例子。

在随鉴真和上来日本的三位特殊成员中，最值得注目的当属胡人如宝。

瞻波的善听和昆仑国的军法力来到日本以后的事迹鲜为人知。虽有传说军法力制作佛像，却没有确实证据。包括如宝在内，这三位特殊的成员在东渡日本的团队中还算不上重要成员。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6）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列举着鉴真的随行人员：

相随弟子，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讬、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成等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共二十四人……

一共二十四名成员，但文献在前十四人处告一段落。这是否意味着这十四人是弟子--至少是直系弟子？而对于其余十人，似乎采用降格的表述。

而且这段记述并未全部列举二十四人的名字，包括十四名直系弟子也是如此。也没有记录见于其他文献中的扬州白塔寺惠云、婺州的仁干等人的名字，也许名列其中本是一种荣誉。能肯定的是，至少在表述上是有所区别的。

从上述记载可知，胡国人安如宝在鉴真一行中，属于所谓的第二梯队。然而成为唐招提寺事实上的后继者的正是这位如宝。来日本之时名列下等，或许因为他年龄尚小。

据《日本后纪》的记载，如宝逝世于弘仁六年（815），享年八十四岁。由此可以推算如宝在二十二岁时随鉴真离开中国，较之常年陪伴鉴真的弟子们，的确非常年轻。

也许鉴真考虑到抵达日本后的长久之计，深感让年少有为者同行的必要。这时鉴真自己已经年过六十，常年以来随行的弟子们也都不再年轻。

今后将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日本，开始新的宗教事业。而身边的弟子们习惯的是唐朝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在未知的土地上开展新的活动似乎有些晚了。

今后在日本的土地上，他们也许很难适应。

鉴真一定非常担忧吧。

就算身边的弟子们能够协助鉴真在日本的宗教活动，但就承担后事而言，他们似乎难于胜任。托付后事，必须找更年轻的人。

需要的是既熟知唐朝的生活，又不会因留恋之心而放不下过去年轻人。可以想见，鉴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会让像如宝那样优秀的青年僧人同行。《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把“安如宝”写作“安宝如”，“安”是姓氏。保留着俗姓，说明如宝还未正式受戒成为僧侣。其他门弟自法进以下，名字前都没有写姓氏。

胡国人安如宝是来到日本以后才正式受戒成为僧侣的。为他授戒的正是师父鉴真和上。

抵达首都奈良两个月后，鉴真在东大寺大佛殿前为以圣武天皇、皇后、皇太子为首的四百人进行了授戒仪式，如宝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把塞外民族总称为“胡”，意义相当于日语中的“ebisu”。

虽然也有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词，以不同的方位来称呼外族，但“胡”却有所不同。所以，要问与鉴真和上同来的年轻人安如宝是哪里人，光说是胡族人不足以判明，只可确定他不是汉人。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7）

也有一说，认为如宝是朝鲜人，如《招提千载传记》的记载。

不过，关于“胡”这个称呼，说是塞外民族的总称，但因时代不同，用法也各有倾向。

在秦汉以前，比如在“胡服骑射”这个词中，“胡”主要指匈奴。而唐代所说的“胡”多指西部的塞外民族，西方天竺的佛教被称为“胡教”，佛陀是“胡神”，“胡商”则多指波斯商人。李白有一首著名的《少年行》，诗中写道：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通常认为，这里的胡姬应当是指波斯美女。

如前所述，《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书于宝龟十年（779），相当于中国唐代宗时期。这部书虽然是由日本人淡海三船撰写于日本，但它依然带有唐朝文章的特色。因此，不可能把胡国人理解为朝鲜人，而且此书中还有关于朝鲜僧人的其他记载：

--高丽僧如海……

这位高丽僧如海在鉴真和尚首次东渡时，曾经是随行成员之一。成员中领头的是个名叫道航的僧人，他说

--大家前往外国，为的是传授戒法。成员应该是德高望重且行业肃清之人，而如海那般不学无术者不应在此行列。

如海大怒，遂向州官告密。依照唐朝的国法，私自出国是不准许的。鉴真东渡日本，与玄奘西行天竺一样，是偷渡出国。

首次东渡失败正是因为如海的告密。

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谈及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应不会把一个写作高丽人，而另一个又写作胡人。如海和如宝，两个名字里都有“如”字，或许混淆因此而生。另外，安姓在朝鲜也相当多见。

但西域人采用安姓的也不少。汉朝时期，中国把位于大月氏国以西的帕提亚（领有现在伊朗至中亚一带的王国）称为安息，源于开国始祖阿萨息斯的名字。

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期，安息国的皇子出家来到洛阳，从事佛经翻译，这位皇子的中国名字就叫安世高。唐玄宗时期发动叛乱的安禄山更是大名鼎鼎，他也是出身于西域的安姓。

《大唐西域记》把位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的国家分别称为东安国、中安国和西安国。这里曾经活跃着粟特商人，到中国的粟特人，不少人姓安。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8）

鉴真的后继者安如宝是朝鲜人还是西域人？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我们并不知道安如宝何时从西域来到中国，何时投奔鉴真门下。也许他来自西域人的家庭，本人却出生在中国，甚至也有可能是在中国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西域人。

西域人来到长安、洛阳等汉族聚居的地方，大都改用汉字姓氏。出生地相同的人通常都采用同样的姓。

帕米尔以东的人们，主要有九个姓氏，有“昭武九姓”的说法。粟特诸国（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中亚地区）的原姓音“chub”，写作汉字即“昭武”。 “chub”氏族又分为九个姓，因文献不同，九姓也不尽相同。《唐书》中的九姓是

--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

而《文献通考》中列举的九姓则是

--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

据说“昭武九姓”中，康、安两姓尤其显赫，而安姓家族又以凉州安姓最为著名。安姓自北魏起定居凉州，唐代曾出过安抱玉、安抱真两位兄弟将军。洛阳安姓有北周大都督安真健和他的儿子，还有隋朝上仪同平南将军安比失。唐初有官至上柱国的安附国，他的儿子也曾是将军和刺史（州府的长官）。

这样似乎显得太过拘泥于“安”这个姓氏，但我仍觉得这位可以说是唐招提寺第二代后继者的安如宝是波斯系的西域人。

唐代的胡国人不仅住在长安和洛阳，唐代小说中还时常出现“洪州波斯胡人”。

洪州指现在江西省省会南昌市一带。

南部口岸广州自然聚集着众多前来交易的胡人。

鉴真东渡日本之后不久，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讨伐叛军的田神功率部进入鉴真的故乡扬州。田神功的军队军纪混乱，在城中肆意掠夺。据《新唐书》记载

--杀商胡波斯数千人。

居住此地的波斯人是否全部遇害不得而知。单被杀者就有数千人，想必扬州的“商胡波斯”应有数万人。

在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聚集于贸易港广州的货物，其流通路线可经由水路连接至江西。因赣江的连接，江西南昌，也就是唐代的洪州成为了物资集散的中心地。从洪州至鄱阳湖，再通过长江流域密布的水路连接大运河的起点扬州。也就是说，水路交易的各处要冲均有大量胡人居住。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9）

小说中也时常有胡商登场，田神功的军队大量屠杀胡商，大概是因为他们通过交易获得了巨大财富。在日本，芥川龙之介有一篇改编自唐代小说的著名作品《杜子春》，其中说到获取巨财的地方就是“波斯邸”--波斯人的住宅。胡商可说是富豪的代名词。

扬州人鉴真应当自幼就有许多接触胡商的机会。说不定胡人安如宝就是扬州人也未可知。

话题再回到唐招提寺的药师如来佛像。具有西域壁画某些特色的这座佛像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所谓作者，不只是实际拿着凿子雕刻的工匠，还包括担任指导的人。一定有人先画好样图，再指导工匠们依照图纸进行雕刻，算是所谓的艺术指导吧。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由地浮现胡国人安如宝的身影。

在唐招提寺所见的西域的影子，不只是鉴真和上坐像眼部的手术疤痕以及药师如来立像。如果把安如宝的存在考虑在内，可以说，我们所见的唐招提寺本身，就被包容在一层薄雾般的西域氛围之中。

如唐招提寺这个名称所示，“唐”才是核心意义所在。如果没有从唐朝渡海而来的鉴真和上，自然也不会有唐招提寺。

现在的唐招提寺是一座宏伟的大伽蓝。其实鉴真和上在世的时候，寺院还没有如此气派。相当于伽蓝中心部分的金堂，以流利伸展的屋顶闻名。而今金堂已成为唐招提寺的象征，人们在介绍唐招提寺时，必定要附上金堂的照片。其实金堂建成于鉴真死后。

据说在唐招提寺的主要殿堂中，鉴真在世时建造的只有讲堂。

寺院的中心通常应该是金堂，因本尊置于其内，金堂也叫本堂。鉴真在建本堂之前，先建了讲堂。讲堂当然是教学佛法的场所。据记载，这座讲堂用的是大内拆除古旧宫殿时分得的旧木材。

我可以理解鉴真和上的心境。简素、实用--这才是鉴真和上所重视的。

金堂是寺院的脸面，就像家里的客厅，以装饰要素为重。鉴真和上想要建立的是研习律学的道场，最必要的是授课和学习的空间，也就是讲堂。所以鉴真首先建造了讲堂，并且没有使用新木材。

鉴真和上抵达日本进入奈良后，最先参观的地方，肯定是东大寺的大佛殿，那座五十尺高的镀金铜佛像是日本的骄傲。东大寺大佛于鉴真抵达奈良前两年举行了开光仪式。带领鉴真和上参观的，是东大寺别当良辩。鉴真双目失明，无法看见大佛的身姿。一个名叫延庆的通译僧陪伴在鉴真左右，鉴真对大佛的了解，不外乎通过延庆的言语说明。除了延庆的通译，还有法进、思讬等随行东渡僧人的讲解，他们肯定也会不断向鉴真和上解说亲眼所见的大佛的情状。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0）

--大帝太上天皇，引天下之人共结良缘，铸金铜像，座高笏尺五十尺。

良辩讲解道。然后又问

--唐中有如此大像乎？

鉴真和上通过通译回答

--更无。

可以想见良辩听后得意满面的模样。连唐朝都没有如此规模的金铜巨像，而且这还是唐朝高僧亲口承认的。

对于此事，鉴真和上作何感想呢？这句“更无”，是出于深深叹服，还是出于无奈？关于这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我们只有试着用推理来解答。

也许鉴真和上心里想的是

--以日本的国力，何当如此奢华……

唐招提寺初期的简素可以作为上述推理的一个根据。

东大寺是国立寺院，而唐招提寺是私立的，两者在财政基础上一定有着巨大差距。

比起金堂，讲堂才是必不可少的，而讲堂的建材来自大内拆除朝集殿时处理的旧木材。这件事成为唐招提寺“贫穷说”的重要根据之一。

“贫穷说”的另一个根据，源于国宝“鉴真和上像”的单薄。如前所述，这座塑像采用的是脱活干漆的制法。先塑一个大致形状的泥坯，表层覆以麻布，用漆反复多次涂抹，漆干透之后，再把内部的泥坯取出而成。据说当时漆料十分贵重。漆像当然以涂抹层数多而厚为佳，然而用于粘接的漆是高价商品，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只得减少漆的用量。因此，塑成的漆像自然比较单薄。从表面上或许看不出，听说这尊鉴真和上像因为用漆量少，实际重量比预想的要轻许多。于是有人想象，这私立的贫穷寺院，一定连足够数量的漆都无法保证。

塑造这尊漆像时，还有一个特殊条件的制约也应考虑在内。鉴真和上当时已近垂危，弟子们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描摹师父的形象。

利用古旧木材建造讲堂，与其说是为了节约预算，不如说体现了鉴真一切从简的无言训诫更为妥当。

天平宝字二年（758），鉴真辞去僧职，远离了宗教行政事务。不知是否与权力斗争有关，一年之前，皇太子道祖王被废，取而代之的是大炊王。拥立大炊王为皇太子的是藤原仲麻吕。仲麻吕是这场政治斗争的胜者，同时他也是鉴真的强力后援者。所以鉴真的地位应当更为巩固，而不会有所动摇。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1）

保守的佛教界对外来者鉴真和上虽然有着根深蒂固的抵制情绪，但鉴真此次辞去僧职，不应被视为政治上的失势。应当考虑到的是他双眼失明，年届七十一岁。这样的话，以下诏书的内容就很容易理解了。

其大僧都鉴真和上，戒行高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波归我圣朝，号曰大和上，恭敬供养。政事燥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

朝廷在解除鉴真的大僧都这个行政职务的同时，授予他“大和上”的称号，并号召诸寺僧尼向他学习戒律。

除藤原仲麻吕之外，鉴真还有众多强力的后援者。如果鉴真提出要建立戒律专修的寺院，绝不会缺乏慷慨相助的人。

唐招提寺在当时之所以是一座贫穷的寺院，我认为多半出于鉴真和上的意志。会不会正因为耳闻了东大寺的奢华，鉴真才把唐招提寺的戒律道场建得简朴质素以作对照呢？

鉴真把唐招提寺的后事托付给义静、法载、如宝三人。义静与法载是鉴真的直系弟子，这时已不年轻。所以后事应当更多地落在年轻的西域僧如宝的肩上。

不是不理解师父以简素为宗旨的想法，但既然受托后事，也不能不把寺院的兴盛当作自己的义务。

正因为有“大和上”称号的存在，寺院才能保持简素而无不妥。鉴真和上离世之后，简素的寺院看起来难免显得破落不堪。如宝为把唐招提寺建成一座气派的寺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唐招提寺的金堂、钟楼以及经楼都是在如宝时代建立的。

据古籍《鉴真和上三异事》记载，鉴真和上临终前，抚着如宝的头对他说，二十年后此寺必当时来运转。

赴日十年，临终之时，鉴真七十六岁，如宝三十过半，大弟子法进年纪也过了六十五岁。鉴真把唐招提寺的将来托付给新一代的如宝也算顺理成章的措置。

为把唐招提寺这座私立的律学之寺改为国立寺院，如宝倾注了全力。这样的“升格运动”，到底是否符合鉴真和上的遗志呢？我感觉尚有疑义。

虽然如此，如宝别无选择。

如宝少时赴日，在日本由鉴真和上亲自授戒，僧籍置于药师寺。据文献记载，如宝所在的不是唐招提寺近旁的奈良药师寺，而是下野国的药师寺。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2）

在当时，东大寺、筑紫观世音寺和下野药师寺被誉为“天下三戒坛”，是戒法的三大据点。鉴真把这个年轻弟子派遣到偏远的东部去修行，想必是出于对他的期望。如宝一定没有辜负师父的期待，在远地建立了显著的功绩。据说鉴真感到死期将近之时，才把如宝从东部召回奈良。

如宝的故乡西域粟特，自古以商人辈出而闻名于世。

--婴儿出生，必喂之以石蜜，置胶于掌中。以祈愿孩子长大后能说会道，并把利益紧握手中。

关于粟特人，中国的史书里记载着这样一条奇俗。

他们擅长买卖，追求利润。男子年满二十岁，即被送往国外。有道是

--利之所在，无所不至。

说不定，如宝虽未必是定居中国的粟特人第二代或第三代，却并未失去故乡的本色。与生俱来的生意头脑以管理才能的形式得到发挥，使他在宗教界崭露头角。

--局量宏远。

这是《日本后纪》对如宝的描述。也就是说，如宝在人际关系上也是个富有魅力的人。无从查考如宝传授佛法的能力如何，不过，从他的业绩可以推测，他肯定是个具有管理才能和政治手腕的人物。

待到宝龟七年（776）鉴真的第十三回忌辰时，朝廷将播磨国的五十户人家划为唐招提寺的施主。翌年，又将备前国的十三町步土地划归唐招提寺领有。这是太政官府下达的正式指令。自此，唐招提寺的国立化得以实现，如宝终于如愿以偿。若当初只是拱手而待，当然不会有如此结局，这是如宝百般奔走活动得来的成果。

唐招提寺建金堂正是在这个时期。如宝的奔走也为寺院奠定了经济方面的基础，唐招提寺终于可以建造一座像样的正殿了。

此时如宝已年近五十。

虽然无法断定如宝是否出生于西域，或是一个出生于中土的胡人，但在唐招提寺壮丽的金堂建成时，他在日本的生活年数已几乎等于他赴日前的岁数。如果把刚出生时到五岁左右这段不曾记事的时期除去的话，他在日本生活的时间则更长久。

如宝已不是胡人，也不是唐人，而是一个日本人。如宝后来位至少僧都。然而即便成为日本人，在他的作品唐招提寺之中，我们仍能感受到若有若无的西域气息。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3）

道镜被称为大臣禅师是在鉴真死后第二年。晚年的鉴真已洞察道镜的势头。鉴真心知肚明的是僧侣仰仗朝廷的信任，进而干预国政的时代倾向，并非是道镜其人的野心。

鉴真对政治向来敬而远之，并非因为自己是外来者，而是出于王法与佛法不可混为一谈的信念。在故国女皇武则天君临天下的时代（鉴真十四岁出家之时，正处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怀义和法明等妖僧出入朝廷，扰乱朝政。鉴真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时局，所以更加了解其无法长久的命运。

不久之后，日本进入了僧侣干预朝政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终结不会来得太迟--正如鉴真的推断。僧侣干致大约持续了二十年。

当王法与佛法的混同招来世人憎恶的时候，将两者严格区分的鉴真一定会得到人们的赞誉。对唐招提寺来说，这正是振兴的好时机……

鉴真的预言变为现实，而且时间比他预想的还早了几年。在鉴真第十三回忌辰的时候，为拂拭朝中政治的“道镜色彩”，朝廷试图唤回人们心中对鉴真的记忆。

在这样的时势之下，一个能够振兴唐招提寺的强腕人物--《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作“胡国人安如宝”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于如宝，我还要稍作赘述。

当金堂终于完成，唐招提寺即将开始一段新历程之时，朝廷决定把都城从奈良迁往平安京。那是延历十三年（794）的事。刚刚完成一桩大业的如宝，这时又有一份艰难的工作压在肩上。

平安京的佛教领袖是从唐朝修得密教归来的空海。如宝不愧是西域商人的后代，他擅长人际交往，政治手腕高超，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空海的信任。从唐朝东渡而来的如宝与从唐朝学成归来的空海，两人之间一定有许多共同话题。

迁都后，奈良的唐招提寺有逐渐被朝廷淡忘的危险，如宝为加强与朝廷的联系，只有向空海寻求帮助。于是唐招提寺从朝廷受封了五十户施主。

在空海的诗文集《性灵集》中，收录有一篇表文（启奏朝廷的文书）

--《为大德如宝谢恩赐招提封户奉表》

这是当时佛教界的最高权威代唐招提寺的如宝起草的表文，实在非同寻常。文中写道

--如宝，随师远投圣朝，六十……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4）

由此可知当时如宝已过八旬高龄。也许正因为高龄，不能亲自执笔，所以才请空海代笔。封户一事大概也是空海尽力的结果。

据记载，弘仁六年（815）正月，位至少僧都的“传灯大法师”如宝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岁。自从如宝踏上日本的土地，已经过六十年的岁月，距师父鉴真逝去也已五十二年。

如宝经营唐招提寺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一座曾经只有讲堂的寺院里，建起了金堂、经楼、钟楼以及宝塔。唐招提寺的三重塔本是朝廷于弘仁元年（810）建成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唐招提寺，可以说几乎都由如宝创建。然而无论是谁，只要听到这个寺名，都会联想到鉴真，怀想他艰苦卓绝的旅程。而当年如宝与师父一道历尽艰险，师父去世后，他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竭力完成了这座寺院的建设，这些事迹却鲜为人知。

如宝没有留下著作，对他的宗教思想体系，我们连只鳞片羽都无法得知。据《日本后纪》收录的传记，就“咒愿”而言，天下无人能与如宝匹敌。由此可见，如宝擅长念咒祈祷，应该是长于实践，而不是沉湎于思索的人。有人说佛教本是诞生于印度的思索式宗教，传到西域以后，开始带有实践色彩。长于实践，是否可以看成是一种西域的特质呢？

如宝能否算第一个来到日本的西域人？因对西域的定义不同，这个问题无法确切回答。如果把印度也算作西域的话，在鉴真一行之前一百多年，来自王舍城的一位名叫法道的僧人应该算作第一个。据说他在播州建立了法华山寺，但关于法道其人，却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

在《日本书纪》白雉五年（654）夏四月一项中，有如下记载

--吐火罗国之男二人、女二人、舍卫之女一人，被风流来日向。

齐明天皇三年（657）一项又有

--睹货逻国之男二人、女四人，漂泊筑紫。

“舍卫”无疑是指以“祗园精舍”闻名的舍卫城（塞特马赫特）。“吐火罗”与“睹货逻”可看做同一地，至于是否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那个睹货逻，尚有诸多异议。

西域的睹货逻所指范围相当广阔，包括现在阿富汗北部至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根据玄奘的记述，睹货逻分为二十七国。

至于认为《日本书纪》里的睹货逻（吐火罗）不是西域国家的观点，其依据是，与海岸相距遥远的中亚人，不太可能出海漂流。东南亚有一个名叫北榄坡（Paknampho，泰国湄南河下游一带）的地方，或许就是在中国史书中以“堕和罗”等名字出现的国家。也有人主张说，这些男女来自更相近的九州吐噶喇列岛。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5）

《日本书纪》成书之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已问世七十余年。对睹货逻这个用字有些奇特的国名，当时日本的读书人应该会有印象。因此两者混淆完全有可能发生。

然而玄奘所说的睹货逻国也位于中亚商业民族的地区，如果男子年满二十就到国外做生意的话，他们也有可能在海上漂流。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孝德天皇时期、齐明天皇时期的漂流者不是西域人。

波斯不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人种和语言上，都与中亚紧密相连。中亚商人如果想做大买卖，应当都会以萨珊王朝统治下的波斯为目的地。正当这个时期，在阿拉伯兴起的伊斯兰势力开始进攻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军团击败，灭亡于642年。巨大的王国灭亡之后，肯定会有大量亡命者出逃，他们应大多带着家眷。

《日本书纪》中所提到的睹货逻国人漂流，是萨珊王朝灭亡后十余年的事。当时正值拜火教徒被强制改宗为伊斯兰教的时期。

把漂流的西域人看做亡命者，也不应算是牵强附会吧？

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之时，船漂流至海南岛，他们在那里目睹了波斯人的村落。海南岛的波斯人并非漂流而来的难民，他们遭遇海盗劫掠，被迫在那里充当奴隶。

在海南岛万安州照顾鉴真一行的那个名叫冯若芳的人，正是一名海盗头目。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有

--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

文中提到，在南北三日、东西五日的路程中，一路上都是波斯人的村落。

遭海盗船劫掠的，应当只是交易船的一部分而已。想必大部分商船都平安抵达广州，并在完成交易后平安返回家乡。如果风险太大的话，海上贸易应该转向衰微才对。鉴真从海南岛前往桂林，又从桂林返回广州。关于广州，《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描写道

--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

当时海上贸易正呈现一片兴盛景象。书中还写道，广州有三座婆罗门寺，寺中常驻着印度僧人。

驻留中国的印度僧人为数众多，来到日本的婆罗门僧正应该也算其中之一。婆罗门僧正即菩提仙那，他于天平八年（736）五月搭乘遣唐使船来到日本。大约比鉴真到达日本早十七年。

如前所述，婆罗门僧正在林邑搭救了遭遇海难的佛哲，并一同来到日本。当时奉朝廷之命前往难波津迎接的是行基。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6）

婆罗门僧正一行抵达后，来到伏见山麓的菅原寺，那里是行基的寺院。主人设宴欢迎，宾主尽欢。佛哲长于音乐，兴之所至，便用筷子敲击碗盘唱起歌来。婆罗门僧正也通音曲，而且擅长舞蹈。两人高声唱起印度歌谣，载歌载舞。

就在附近菅原寺附近，住着一个奇人。

他的姓名与出身无人知晓，相貌也异于常人。奇人平时栖身于菅原寺后山，向来沉默不语。只是不时见他抬头仰望东方。

人们都以为这个乞丐是个哑巴。因为不知其姓名，于是称他为

--伏见翁。

因为无论怎么招呼他都不曾回应，所以也不需要姓名。

然而，这个伏见翁听到菅原寺传来的歌声以后，竟冒冒失失地冲进寺院的庭园。估计宴会是在面朝庭园的房间里大开着门户举行的。这个被众人当成是哑巴的男人忽然开口大声叫道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时候到了！

他当时说的应该是印度语吧。

就这样，伏见翁与婆罗门僧正和佛哲一起，尽情歌舞了一番。

这个常年沉默不语的奇人伏见翁一定是漂流至日本某处的印度人。从当时的文献记录来看，从事海上贸易的波斯商船比印度商船要多得多，所以才会在海南岛形成波斯村落。

虽然没有留下文献记录，我想那时一定还有第二、第三个西域人“伏见翁”。

六　西部诗人李白（1）

李白与杜甫并称为唐诗两大高峰，据说他出生于西域。

《新唐书&#8226;李白传》中有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

隋朝灭亡于618年。

文中提到“神龙初”，这个年号仅仅持续了两年。神龙元年即705年。

“以罪徙”指被处以流放西域的刑罚。大致可推算李家在西域居住的时间约为九十年。

李白出生于长安元年（701），据说这个时间是学界公认的。李家从放逐之地逃回巴西（即现在的四川省）的时间如果按《新唐书》所说是在神龙元年的话，李白生于西域的说法就应当是正确的。

像李白这样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传记中却未曾记载他父亲的名字。或许因为，在扬名天下的儿子的传记之中，一个擅自从放逐地逃亡的罪人的名字是不允许出现的。

李白死后五十年，得以新建一座坟墓。为他撰写墓铭的是范传正。铭文写道

--绝嗣之家，谱牒难求。

众所周知，李白有个名叫伯禽的儿子，但其后如何却无从查考。为李白建新墓的时候，李家已无子嗣。范传正依据已知的资料写道

--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

“一房”在狭义上可理解为一个家庭，不包括堂兄弟等亲戚。如果当初触犯的是大罪，必当株连九族，由此可推断李白的祖上在隋末触犯的并非大罪。

在被处以窜（放逐）刑的九十年间，李家改换了姓名。对盼着回归的流放家庭来说，一定想尽量抹消这段被放逐的历史吧。要想使这段生活不留痕迹，最好的办法是改名换姓。

我们当然无法得知李白的家族在西域使用的是什么姓氏。李白应当知道，但那是绝对不可触动的秘密。

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病死于远亲李阳冰家中。临终前，他把大量的诗文草稿托付给李阳冰。

李阳冰是当涂县令。当涂县位于现在的安徽省，李白被暂时葬于此地。如前所述，直到五十五年后才得以重新改葬。

李阳冰把李白托付的遗稿辑为《草堂集》并公之于世。在李阳冰撰写的序文中，有如下记述

--中叶非罪，谪居条支……

所谓“非罪”，应理解为罪状轻微。“谪”有因罪被放逐远地之意。李白的友人称他为

--谪仙人。

意思是因负罪而被从天上流放至下界的仙人。

六　西部诗人李白（2）

关于李白一族因罪被放逐远地这件事，所有资料的记载都是一致的。但是关于放逐的地点却各不相同，或者应该说，不是地点不同，而是地名的表述不同。

如前所述，《新唐书》写作“西域”，范传正的新墓铭写作“碎叶”，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写作“条支”。

唐朝正史有《旧唐书》和《新唐书》两种。如书名所示，宋代欧阳修等人撰写的后者较新。以“新”为名，并不只是因为成书年代较晚，更因为前者质量不高。

《旧唐书&#8226;李白传》把李白的籍贯写作“山东人”。

所谓山东，并非现在的山东省。依唐代的用法，以“圣山”华山为中心，华山之东称为山东。依照这个用法来看，李白自中年以后，常年生活在山东一带，所以人们才会误以为他是山东人。

如新墓铭所记，李白原籍陇西成纪。不过李白本人对祖上的出自应该并无感念，而对少年至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四川，似乎也没有表示过眷恋之意。

李白一家离开放逐之地西域，是属于擅自行动。回原籍陇西恐怕不安全，而四川外来者众多，又有少数民族居住，对于逃亡者而言，应是一块可以不惹人耳目地安心生活的土地。我想李白的父亲抑或祖父，一定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而选择了四川。

--遁还，客巴西。

这是《新唐书》中的记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客”字。

对当地土著来说，外来者被称为“客”。现在中国南部仍居住着“客家人”，他们在当地作为后迁入的居民，不能像土著居民那样拥有条件较好的土地，只能耕耘贫瘠的土地。要想过普通水准的生活，也必须付出巨大努力，甚至还会遭受来自土著居民的歧视。对他们的勤俭刻苦，当地人肯定也心怀戒备。

对于新来的“客家”，目前所居住的地域，也不能算是可以安居乐业之处。而感性丰富的李白，在四川这个地方也许有着诸多不愉快的回忆。

作为一个漂泊诗人，李白流浪各地，终于没有再主动靠近过四川。即便得知挚友杜甫身在四川，他也不曾动身前往探望。

六　西部诗人李白（3）

说起出生地时，也难以把西域那个放逐之地的地名说出口，但又不想自称四川人，而陇西也太过陌生。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种种，李白才只好自称山东人。杜甫在诗中不时称他为“山东李白”。另外，也有一些文献把李白记作山东人。《旧唐书》的撰者未经明察，就沿用了这个说法。

《旧唐书》关于李白出生地的疏忽，在《新唐书》中得到了订正。

但是《新唐书》的记载仅只说西域，所指并不明确。大诗人李白在五岁之前生活过的西域到底是指哪里？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已知的两种说法是，新墓铭的“碎叶”和《草堂集序》的“条支”。

郭沫若对李白的出身地作过相当详尽的考证。据他的观点，唐代“条支”这个地名的用法与汉代《史记》中的用法有相当大的差异。

简单说来，“碎叶”是一座城市的名字，而“条支”则是包括碎叶城在内的一个更广泛的地名。就像说大石内藏助既是播州人，同时也是赤穗人一样。

据《史记&#8226;大宛列传》记载，大月氏国往西数千里为安息国，再从安息往西数千里有条枝，以北有奄察、黎轩。《史记》以后的史书大多写作“条支”，下文随之。

--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

在《史记》这段记述中提到的“卵如瓮”的大鸟所指应为鸵鸟。有人说这里的“西海”是指里海，我认为是更西边的地中海，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一带。如果说安息包括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的话，其西部邻接的属国就应当是西临地中海的叙利亚一带。

东汉时期活跃于西域的班超为了拓展外交，曾派遣属下甘英前往大秦国--罗马。甘英去到条支以后就掉头返回了，因为有人告诉他说，要想渡过这片宽阔的大海，遇到“善风”的话，大约需要三个月，而如果遭遇“迟风”，则需要两年。凡是要渡海的人，都必须预备三年的粮食才敢出发。既然如此，甘英只好放弃前进的计划。

从汉朝的角度来看，条支大概算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遥远的天涯海角。

《史记》中，在前文引用的记述之后写道

--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眩人即能令人眩惑者，应该是指施奇术之人，也就是说该国人工于奇术。另外，据安息长老的传闻，条支有河名弱水，传说西王母住在那里，但尚无人得见。

中国人认为大地的东西两端都住着神仙。最东端有扶桑或蓬莱仙岛，上有长生不老的仙药。秦始皇派遣徐巿东渡，目的就是找寻仙药。

最西端则是西王母的仙境。

六　西部诗人李白（4）

随着中国人对西方地理认识逐渐扩展，西王母所在的位置也越来越遥远。早先传说西王母住在昆仑山中，后来大概因为得知昆仑山并非极西之地，西王母的国度遂移至条支一带。

《史记》的说法是，迄今为止，条支是中国人所知的极西之地。然而再向西还存在着别的国家。关于大秦国--罗马，汉初的中国人或多或少已有耳闻。所以也无法断定条支是否就是西王母的国度。《史记 》中记载的是，从安息长老那里得知的传闻，西王母住在条支，但因并非亲眼所见，所以没有用断定的语气。

到了东汉时代，条支的存在不再只是传闻。东汉人甘英抵达条支国，听说前方航路的艰险，于是便折头东归，没有继续向前。所以这时条支依旧被看做是极西之地。

唐朝的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提到，李白的祖上没有犯什么大罪，而被谪迁至条支一带。这里所说的“条支”不过是指代西方之意，仅仅是用“条支”这个地名来代替整个西域地区而已。

作为地名，条支如果是指叙利亚一带的话，它与唐朝版图的距离相当遥远。唐朝应当不会把放逐地设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李白有一首题为《战城南》的乐府诗。所谓乐府，原为汉朝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乐府负责搜集和保存民间歌谣，同时把新创作的歌谣推广到民间，相当于一种宣传工作。作为官署的乐府在汉朝末年即被废止，但是乐府收集的诗歌却作为一种诗体流传下来。后人把模仿古代民间歌谣创作的作品也称为乐府。

乐府诗原为配合乐器演唱的诗歌。至唐代，模仿民间歌谣创作的乐府诗不再以乐器伴奏和旋律配合为前提，逐渐形成一种单纯的诗体。

关于乐府的赘述就到这里。再回头来看李白的《战城南》，引用开头几句--

去年战，桑干源，

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

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

三军尽衰老。

桑干河发源于山西省，下游即永定河，其中一段流经北京近郊。日中战争爆发的地点卢沟桥就建于永定河上。天宝元年（724），唐朝军队与突厥战于桑干河畔。天宝六年（747），唐朝又与吐蕃（今西藏）战于葱岭（帕米尔高原）河道。

“兵”指刀、枪之类的兵器。用条支的海水清洗带血的刀剑，在积雪的天山下的草原放牧疲惫的战马。行军万里，征战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三军将士日渐衰老……

乐府诗常常包含了人们对政治的主张和对社会的思考，这首《战城南》也一样。作者的寓意似乎在于对无谓战争的责难。这首诗的末尾写道：

乃知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六　西部诗人李白（5）

在桑干河源以及帕米尔高原的战斗结束后，士兵们清洗兵器的地点是条支的海边。考虑到帕米尔高原与叙利亚的距离，这里的条支并非是指叙利亚一带，而是一个泛指西方的地名。

或许，受托李白遗稿的李阳冰对这首《战城南》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才会在写《草堂集序》的时候，特意把条支这个地名用作对西域的称谓。

据郭沫若考证，在唐代西域十六都督州府中，曾设有“条支都督府”。至于设在何处却不明了，但可以确定不在叙利亚。因为叙利亚并不处于唐朝版图之内，自然不可能在那里设置都督府。

由此可知，条支这个地名久经风化，成为一个极其模糊的地狱名称。与之相比，李白度过幼年时期的地方，即新墓铭所记的“碎叶”更值得信赖。

据推测，碎叶在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附近，唐朝曾筑碎叶城。筑城的年代据史书记载，是在调露元年（679）。这段记载相当详尽，从中可知筑城者是都护王方翼。李白的祖上于隋末被放逐此地，当时这一带应当还没有城池。

早于李白出生约七十年，有一个中国人从碎叶经过，他就是年轻的求法僧--三藏法师玄奘。

玄奘离开高昌国之后，经由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库车）、跋禄迦（有人认为是今新疆阿克苏），然后又穿越西北三百余里的沙漠进入凌山。这就是天山山脉的汗腾格里峰，阵图上标注的海拔是六千九百九十五米，行走山中约四百里抵达大清池畔。

--东西长，南北狭。

这是《大唐西域记》里的描述。毫无疑问，这指的是伊塞克湖，原注称之为热海或咸海。

玄奘从哪里翻越汗腾格里峰，史书中没有记载。可以确定那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同行的脚夫十人中就有三四人冻死，牛马的死亡率则更高。

从大清池（现在中国地图上标注为伊塞克湖）向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

通常认为，这里所说的素叶就是碎叶。

从素叶往西四百余里至千泉，再从千泉行百四五十里至怛逻斯城。从怛逻斯城向南，行十余里，有一个三百余户人家的村落，那里是中国人的聚居地。

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他们往昔被突厥劫掠至此地。虽然住居、服装都已突厥化，但语言和礼仪仍保留着故国的风貌。

在那座三百余户人家的中国村落里，也许有李白的祖父或曾祖父在内。那样的话，李白的祖上应该不是被放逐的罪人，而是因战乱被掳掠的俘虏。

玄奘说“往昔”云云，其实当时不过是隋朝灭亡后十余年而已。隋末被突厥掳掠至此地的中国人，理所当然还保持着固有的语言和礼仪。

突厥可汗顺服唐朝后，双方关系好转，唐太宗以金帛赎回男女八万人。这是玄奘经过此地之后不久的事。玄奘在怛逻斯遇见的三百余户中国人，估计也凭着皇帝支付的赎金得以平安回国。

然后又过了七十余年，李白一家才得以逃离碎叶。看来他们所处的地位截然不同于被突厥劫掠来的那群人。即使唐太宗付了赎金，李白家所属的群体也不能获准回归。

六　西部诗人李白（6）

可见他们不属于被俘虏的无辜良民，而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才迁移到西域的。“非罪”的说法，是否可以理解为不实之罪呢？有当事人虽毫无恶意，可是却被认定为有罪的事例。也有可能是政治犯。

杜甫的父亲杜闲，王维的父亲王处廉，在史籍中都可查到这些与李白同时代的杰出诗人父亲的名字。只有李白父亲的名字没有留下记录，这一定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

《新唐书》、《草堂集》以及新墓铭，三者的共同记载是

--凉武昭王李暠九世之孙。

这里所说的“凉”是五胡十六国之一的西凉，是5世纪初建立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地方政权之一。以“凉”为国号的政权共有五个，分别被称作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总称为“五凉”。

西凉的创始者名叫李暠。

李暠自称是西汉被誉为“飞将军”的李广的子孙。

说起李广，我们都会想到那段勇武的传说--李广把草原上的巨石误认为是一头猛虎，张弓而射，箭头竟然深深没入石中。李广的先祖是秦朝将军李信，而李广的孙子是李陵，他也是汉朝名将之一。

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李广战败自杀，而李陵力战之后以矢尽援绝而投降。众所周知，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解一事得罪下狱，被处以宫刑（去势之刑），出狱后司马迁发奋完成了《史记》。

虽然各代武将辈出，但李家人似乎总也难以避免悲剧的结局。

李暠在北凉时期曾做过敦煌郡太守，400年独立，号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同年求法僧法显来到敦煌，准备踏上前往印度的遥远旅程。在法显的旅行记中，以李浩之名出现的敦煌太守正是李暠。

李暠建立的西凉是一个短命政权。李暠死后，第二代的李歆在攻打北凉时战死。西凉仅仅只维持了二十年。第一代李暠即武昭王。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自称是李暠的第七代孙，他在儿子李世民的辅佐之下，建立了大唐帝国。李渊即唐高祖。强大的唐王朝持续了二十一代，共二百八十九年。唐朝建立之后，追谥皇帝的先祖李暠为兴盛皇帝。

如果确实如《新唐书》等史籍所说，李白是兴盛皇帝第九代孙的话，就意味着他与唐朝皇室有亲缘关系。自李暠建立政权到李白出生，其间相隔整整三百年。

以清朝为例，据说自清初到清末的近三百年间，皇族及其宗室的人数超过两万。在李白的时代，称得上西凉李暠子孙的人估计也有数万。三百年过去了，没有明确的证据，便可以随意自称。如果能与皇室攀上亲戚，不论是实利还是虚荣的好处都值得期待，因此诈称的人恐怕也不少。

六　西部诗人李白（7）

关于李白的家族及出身，许多学者都曾做过考证。除郭沫若之外，陈寅恪、俞平伯、胡怀琛等人都撰写过相关论文。其中甚至有人持李白非汉人的观点，陈寅恪更断定李白就是西域胡人。

关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家系，也有人主张非汉人说，所以对于五岁之前确实居住于西域的李白来讲，认为他是西域胡人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说李白家族在西域改名换姓，回到四川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李姓。也就是说他们在西域并没有用李姓，或者并非改名换姓，而是本来就不曾拥有过汉族姓氏。在四川使用李姓，也并非恢复原姓，而是取得了一个新的姓氏。至少在写推理小说的时候，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可能性，这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李白是汉人抑或胡人，我认为无关紧要，因为李白在汉人的文化领域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丝毫不会因此而动摇。反之如果因为汉人或非汉人说而改变对李白的评价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才是不正常的。让我感到别有兴味的是，大诗人李白在五岁之前居住于西域这个事实。

那么虚岁五岁的李白，是否有关于西域的记忆呢？

--年五岁，能诵六甲。

李白的传记中这样写道。“六甲”是指以甲子为首的干支六十甲子。大概是说自五岁起就能做简单的读写，应当是相当早慧的孩子。

--李白斗酒诗百篇。

这是杜甫《饮中八仙歌》里的一句。可见李白的诗歌创作是多么的多产，而且书写速度也极快，此外也更说明他有着超群的记忆力。还有一些关于李白幼时早慧的小插曲，想必五岁那年从西域到四川的长途跋涉，在李白幼小的脑海里一定留下了深刻印象。若不是这样，我感觉不符合常理。

那么，在李白的诗中，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关于西域的记忆呢？

鲜明的个性、自由奔放的精神以及侠气--从李白的这些品质中我们应该可以发现西域风土留下的影子。另外从诗的题材来看，关于塞外的作品时常出现，也许这也是西域记忆的体现。

六　西部诗人李白（8）

关山月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塞下曲（之六）

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

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

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

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

按剑而起的“汉皇”即汉武帝，而汉武帝召见的是将军李广。李广正是传说中的李白祖上的将军。

--先祖乃汉之边将。

李白在赠与张相镐的诗中这样写道。可见李白对二十五代之前的先祖李广将军有着强烈的认同意识。

据史书记载，西凉的武昭王李暠是李广将军的第十六代孙，李白则是武昭王的第九世孙。或许是意识到自己身上流淌着武将的血，李白与普通文人不同，自十五岁起就开始学剑术，读奇书。

二十岁左右，李白混迹于侠客间，佩剑四处游走，与人争斗时，好像还亲手杀过人。他不喜阴郁之气，而独爱行侠仗义的磊落豪气。这难道不是受豪爽的西域风土影响而形成的性格吗？

李白的诗作，必如“白发三千丈”之类，不时会在超乎常人想象的夸张之中，蕴含一股令人为之一振的力量。

生于河南，年少时周游于湿润的江南以及齐赵（山东、河北一带）的杜甫，或许可以被称为东部诗人。与之相对，出于西域，以强韧为文学根基的李白，则可被称作西部诗人。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1）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这是李白的《少年行》。

五陵是长安之北的地名，那里有五座汉朝皇帝的陵墓。汉武帝为使自己的陵墓附近不至冷清，特意让天下富豪聚集此地。《史记》曾提到，有个名叫郭解的侠客，拥有的财产并不够格移居此地，但却以过人的权势得以名列其中。可见五陵这个地名自有魅力。家住五陵的年轻人，来到长安金市之东。金市是长安西部的市场，附近居住着众多胡人。

配以银鞍的白马，一定非常耀人眼目。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是驾驶新式跑车奔驰而来的感觉吧。五陵的富家子弟们不是驾着跑车，而是骑着银鞍白马踏尽落花，之后又将往哪里去呢?

他们旁若无人地高声笑着，走进了胡姬的酒肆。

这首诗描绘的是一群走在当时流行最前沿的富家子弟的生活画面。其中不可缺少的背景是五陵、金市之类的地名，以及银鞍白马，还有胡姬的酒肆。

胡姬指来自异国的女性，尤指波斯系的美女。她们个个能歌善舞，可能还要斟酒赔笑。波斯诗歌，例如欧玛尔&#8226;海亚姆的《鲁拜集》（四行诗集）中，常常出现“萨基”这个词，原意指斟酒。

但是在波斯诗歌中，“萨基”指男性，似应译作“酌童”。此外，也指给人们带来欢乐的人。

作家萨基与欧&#8226;亨利并称为短篇小说的两大高峰。据说在外国旅馆客房里，必备的书籍除《圣经》外，常常还有萨基的短篇集。他的作品属于“小小说”，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获得阅读的快乐，并且翻到哪一页都可以随意开始阅读。带给人快乐的人--萨基，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笔名。

而长安酒肆里的“萨基”却是女性。当时酒肆的建造样式我们已不知其详，因为没有留下任何详细记录。

有一个表示在酒肆中招呼客人的词

--当卢。

这里的“卢”字也可写作“垆”或“炉”等。

汉武帝时期，以擅长美文而闻名于世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的故事记载于《汉书》

--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2）

司马相如变卖车马，购入一间酒馆，让妻子卓文君“当卢”打理。据后人注解，“卢”呈四面隆起的形状，那么卖酒人大概就站在中央凹陷的位置吧。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酒吧里吧台的形状。

看来，两千年来酒馆的构造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

胡姬酒肆的不同之处在于，中间凹陷的地方站着的是波斯美女。那里不仅有中国酒，也许还有西域产的葡萄酒。可以想象胡姬的纤纤素手拿起葡萄酒酒瓶的模样。

胡姬的工作不只是在酒肆中斟酒、唱歌。在来客不多的时候，还得走到门外去招揽客人。李白送别裴图南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在何处作别？最好是在长安的青绮门。胡姬伸出素手召唤，用金樽斟以美酒，让客人一醉方休。总之，送别的酒宴当以胡姬的酒肆为佳。李白似乎对胡姬酒肆情有独钟。他有一首诗题为《前有樽酒行》，最后一段是：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春风，舞罗衣。

君今不醉欲安归？

如前所述，“当垆”即立于柜台后招待客人喝酒之意，给客人斟酒应当也是工作之一。胡姬当垆，貌美如花，笑颜更让人如沐春风。

胡姬不但带着春风般的盈盈笑意为客人斟酒，兴之所至，还会从垆台后走到客人面前翩然起舞。

“罗”是一种薄纱。舞罗衣，即身穿飘逸的衣裙，翩翩舞蹈之意。面对胡姬的款待和舞蹈，为什么不趁此一醉而要走呢？也许是在酒肆喝到酣处之时，却有人大煞风景说“走吧”。作者因此反驳道，来到这么好的地方，你到底要往哪里走呢？

如诗中描述的那样，胡姬貌美如花。伊朗如今仍以美女众多著称，很多女性有着高加索人立体而又端正的面庞。然而在看惯了东方美女的人那里，胡姬的容貌特征似乎被加以放大，甚至引发厌恶之感。

唐代以国都长安居住的胡人最多，陪都洛阳也为数不少。另外，如前文所述，位于贸易要冲的广州、洪州（南昌）、扬州等地，也有胡人居住。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3）

在风光明媚的桂林也有胡姬的身影。在唐人文集中，有一首《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桂州正是现在的桂林。作者名叫陆严梦，关于他的来历不得而知。在陆严梦眼中，似乎只看到胡姬异于常人的容貌特征。诗中写道：

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比华岳山。

这并不是在赞美胡姬容貌美丽。从这七言律首诗的整体含义可看出，作者意在取笑酒席上的胡姬。诗中又用“蹙额”来描述胡姬的容貌，形容她鼻头上皱纹堆积的样子。看来这位胡姬已不年轻。

诗中用湘江和华岳山来比喻胡姬的深目高鼻，虽为取笑，但尚有亲切之意。

接下来的句子却过于刻薄，实在是难为了远道而来的胡姬。

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不应绕梁间。

轻舞的极致是在人的手掌之上舞蹈。当然这不过是一种比喻，我不认为这可以实际做到。

据说西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身轻如燕，行走于地上时就好似脚不着地一般。她能歌善舞，尤其长于舞蹈，有“飞燕掌上舞”的美誉。

赵飞燕本名宜主，因其轻妙的舞蹈被赐予“飞燕”这个别名。她深得成帝宠爱，后被立为皇后。

你的舞姿远远没有赵飞燕那般轻盈--难居掌上，即以这段故事为典故。

--绕梁。

所谓绕梁三日，典出《列子》。古时韩国女子前往齐国，没有食物，便以歌声易得饭食。那歌声极其优美，女子走后三日，余音仍绕梁不绝。因这段故事，人们便用“绕梁”来形容美妙的声音。

你的歌声怎比得上那个韩国女子绕梁三日的美妙之声？

这还不够，还要把唐代之前五百年的古人孟阳也拉出来。孟阳是晋朝张载的别号。张载性格优雅，博学而擅文，唯独容貌丑陋。据说张载有一次走在路上，孩童向他投掷瓦片石块，只因其外貌丑陋，他怅然而归。

孟阳是丑男的代名词。用这个词来与胡姬相对应，只能说是欺人太甚。

要说为何提及陆严梦这个无名诗人的《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只因李白诗中对胡姬的描述多有过誉之嫌。

貌美如花，笑春风，舞罗衣，这些句子让我们觉得胡姬似乎是备受欢迎的人。其实身在中国的胡姬们，并不见得随时随地都能得到良好的待遇。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4）

深目高鼻、蓝眼睛、栗色头发以及优美的身姿--胡姬们的确能招来好奇的眼光。然而世间还有一些极端保守的人与极端排外的人，胡姬的异域容貌一定也招来不少厌恶的眼光吧。

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胡姬，她们每个人可能都背负着不为人知的过去。

如前所述，一说到胡人，会令人联想到富豪这个词。但是，那些在酒馆中给客人斟酒，还要靠歌舞取悦客人的胡姬，不可能是富裕人家的女儿。

李白式的奔放使“胡姬”二字以华美的形象跃然于纸上。我们这些热爱唐诗的读者，难免不被其光芒所眩惑。

每个胡姬都有各自不同的身世，或因来自异域而遭受歧视。出生于西域的李白对待胡姬十分友好，但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这样，例如前面提到的陆严梦的诗作。

另外，胡姬们跳的是什么舞蹈？与中国固有的舞蹈又有何不同？

关于中国古代的舞蹈，详情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舞蹈一定带有音乐伴奏，可惜当时的音乐至今无法准确复原。

所谓“礼乐”，古时总是把音乐与“礼”联系在一起，可以想见当时音乐也是以庄重的风格为主。

战国时代的魏文侯（前424-前387）是个崇尚古意的君主。他问孔子的弟子子夏

--听古乐时，我只觉得昏昏欲睡，而听郑国和卫国的音乐时，却可以不知疲倦。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想，昏昏欲睡一定是因为音乐太沉闷。音乐动听悦耳，听者自然不知疲倦。

郑声、卫声属于儒家所说的“淫声”，被认为是靡靡之音。至于这靡靡之音具体怎样，没有记载。我们只能从魏文侯的这段故事了解到，那并不是会让人昏昏欲睡的音乐。

儒家把音乐规定为善导民心之用。他们主张音乐是用于教化的，对娱乐性质的音乐则不予认同。

过于强调庄重的氛围，音乐节奏因此变得极其舒缓，这也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原因之一。反之如果节奏欢快，则不易让人乏味。相对于上层强加下来的拖沓的音乐，更为轻快的所谓“淫声”应该说发挥了音乐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

在中国的各个封建时代里，相对于正统音乐，一直存在与其对抗的“淫声”，这似乎可看做民间音乐对官方御用音乐的一种反抗。这种对立一定也涉及舞蹈领域。

1978年，湖北省发掘了一座战国时代古墓，名称为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在出土文物中，有相当于公元前433年的年代铭记，由此断定这座古墓的确切年代。出土的最珍贵文物是一组由六十四个铜钟组成的编钟。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5）

我在武汉市湖北省博物馆见到了它。这组编钟由六十四个铜钟排列组成，最大的重两百公斤，最小的二十公斤。编钟是打击乐器，演奏起来恐怕只有一个乐师是不够的。

编钟奏出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我出于对古代音乐的兴趣，询问博物馆的人员。他们告诉我，虽然现在不能实际演奏它，但是有测试演奏时的录音。于是请他们放给我听。录音的乐曲使用出土的编钟进行实际演奏，曲目是古代音乐研究者们苦心复原的古曲《楚商意》。

我听了这首乐曲。

曲调的确庄严凝重，但不似想象的那般单调，音声变化丰富，缓急组合有致，听得出编曲者下了颇大的功夫。我持续听了三十多分钟，并未有枯燥之感，或许是因为我对古代音乐有着强烈好奇心吧。在好奇心尚存的阶段可以听得津津有味，但如果连续听一两个小时的话，恐怕只会感觉无法忍受。

听着这古代之音，我的思绪不由地转向了胡姬们的舞蹈伴奏音乐。

她们随之舞蹈的，一定是与庄重的古代之音截然不同的音乐。能够随着古代之音起舞的，大概只有能剧吧。即便是现代的日本舞蹈，恐怕也不适合。

听着大型编钟奏出的古代之音，脑海里联想到的却是胡姬，这也不足为怪。庄重与轻快，因为两者在人的大脑里是一对相互反应的组合。

胡姬的舞蹈在当时并非正统，而是纯民间的东西。即使在民间，应该也只是一种刺激人们好奇心的、旁门左道的艺能而已。人们在胡姬那里寻求的，是与她们特异的容貌相吻合的特异舞蹈。

虽然中国和波斯属于不同的文明区域，但在构成各自基轴的人类文明上却具有共通之处。相似之处也不少，然而来到中国的波斯女性--胡姬们，把相似之处掩盖起来，尽量地把相异之处刻意加以扩大，因为那是唐朝观众希望看到的。就像现代日本的外国艺人那样，不论原本是什么发色都要给自己染一头金发，应当也出于类似的理由。

从遗存下来的资料看，我们可知慢节奏音乐似乎是中国音乐的主流。音乐与舞蹈为一体，所以中国舞的节奏应该也不会太快。西汉赵皇后的“飞燕掌上舞”应该说是一个例外。

在长安的胡姬酒肆中，波斯女子若要把异于中国之处放大来体现的话，就会选择节奏欢快的舞蹈和音乐。因为那是前来观赏她们舞蹈的人所期望的。

--胡旋舞。

这种舞蹈颇受好评。从字面上看，就是胡人--波斯人的旋转之舞。

在中国的正史中，不时有西域诸国献上“胡旋女子”的记录。有时是康国，有时是米国，有时又是史国。总之这些进献都来自“昭武九姓”的国度，即以现在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绿洲国家。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6）

贡品自然要选择当地特产的珍奇之物。当时还是人也可以被当作物品进贡的时代，因此在来自史国的贡品中，胡旋女子与豹、葡萄酒并列。

擅长胡旋舞蹈的波斯女子在当时是珍奇之物。被送进宫廷也仅仅体现了一种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应该不会成为宫廷艺术的主流。唐朝的宫廷艺术相当发达，唐玄宗甚至亲自作曲并训练艺人。众多艺人终日在梨园潜心学艺，占据宫廷艺术主流的自然也是他们。

只有当宫廷贵族腻味了日常的节目，想要换换口味的时候，也许会说

--那么今天欣赏点不一样的吧……

这时候被叫出来的肯定是胡旋女子。

我想观赏舞蹈的宫廷贵族们，绝不会把胡旋女子的舞蹈技艺看做主流的艺术吧。对他们来说，那不过是一种杂耍而已。

因为胡旋女子曾出现在西域贡品的清单中，人们往往以为她们只在宫廷中活动。其实民间也有胡旋女子，就像有上贡给唐朝宫廷的葡萄酒，也有在长安的胡姬酒肆中出售的葡萄酒一样。

贡品属皇帝所有。心血来潮的时候，一句

--这个就赐给你了。

葡萄酒就到了宠臣手中。胡旋女子大概也是这样被赐给了下属。从史书的记录来看，贡品中时常包括胡旋女子，所以说不定宫廷中不时也会多出几个胡旋女子。拥有的人数多了，愿意送走一个两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白居易有一首题为《胡旋女》的新乐府非常有名。

胡旋女，

胡旋女，

心应弦，

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摇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

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

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

天子为之微启齿。

以上是诗的前半部分，描述的是胡旋女的舞姿。旋转起来可达千次万次也不停止，速度更是世间无可比拟，连疾速的车轮和旋风都比不上她。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7）

诗的后半部分话锋一转，劝说胡旋女子不必从西域远道而来，因为在中国已有擅跳胡旋的舞者。其中有两位高人恐怕胡旋女也有所不及，他们是杨贵妃和安禄山。

安禄山虽然是体态肥胖之人，但据说他的确擅跳胡旋舞。不过杨贵妃则不可能会跳，她出生在中原，只能跳节奏舒缓的舞蹈。安禄山本是胡人，胡旋舞是他故乡的舞蹈。白居易列举二人为胡旋舞能手，应是一种象征手法，暗喻二人回旋变幻，欺瞒君主以获得权势的做法。安禄山后来终于谋反朝廷，杨贵妃随同唐玄宗逃出长安。在马嵬坡，护卫要挟道

--如今这般下场，都是因为杨贵妃祸害皇上，若不杀她，我们就不往前行一步。

如果卫队不走，后面安禄山的追兵就要赶上来。若不听从，眼看着大唐帝国的历史就要画上句号。唐玄宗无奈，只好命宦官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死。

白居易的这首《胡旋女》在叙述了杨贵妃被杀的一幕之后，以这样的诗句结尾--

从兹地轴天维转，

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

莫空舞，

数唱此歌悟明主。

距杨贵妃的悲剧已经逝去五十年光阴。然而在这五十年里，胡旋舞却没能被禁止。胡旋女子啊，希望你们不要只是徒然歌舞。起舞的时候，一定要歌唱我作的这首诗，让英明的君主能够领悟正确的治国之道。

大概是因为旋转不止的胡旋舞看得人眼花缭乱吧。白居易借此来讽喻曾为明君的唐玄宗皇帝，被杨、安二人的胡旋舞转昏了头脑，以致迷失了治国的方向。

新乐府所录作品大多各自包含与政治相关的主题。关于这首《胡旋女》，作者也明言其寓意在于

--戒近习也。

即劝诫时人的恶习，为的是劝诫当今皇上万万不可重用混淆视听的奸佞之臣。

胡旋女是无辜的。她们出身贫寒，自幼接受特殊的歌舞训练，想必她们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值得同情的遭遇。她们给皇上带去的是赏心悦目的享受，但从未欺瞒皇上的心。

白居易以诗人的手法，把眩目置换为失心，把欺瞒皇上的奸臣比喻为胡旋舞者。胡旋女子被牵连其中，一定深感冤枉吧。

除了白居易，还有一位诗人元稹也创作过以胡旋女为题材的作品。

……

回风乱舞当空霰。

万过其谁辨终始，

四座安能分背面。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8）

意思是说，胡旋舞动作连绵，让人看不出何处是开始，何处是结束。旋转速度快得连舞者的脸和背面都无法区别。

关于胡旋舞，石田干之助写过一篇题为《胡旋舞小考》的论文。石田在别处曾写道

--胡旋舞有时也在皮毬上表演。

唐代有一位名叫段安节的学者精通音律，著有一部《乐府杂录》。其中有如下记述

--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之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毬子上。

石田的观点大概由此而来。

依照这样的观点，胡旋舞就成了一种踩球杂技。不过，依我的推理，这里的“毬”字很可能是“毯”字之误，不是在小圆毯上而是在小圆毯上舞蹈。

在敦煌的唐代西方净土变图中，描绘有大量的歌舞场面。从画中女子彩带翻飞的舞姿来看，应该是快节奏的舞蹈。在她们的脚下，画有圆形的地毯。在建于唐初的第220号石窟壁画上，描绘得尤为清晰。

我认为不可能是在皮球上起舞，因为不论旋转多么迅速，要想双脚不踏出圆形的小地毯，需要相当高超的舞蹈技巧。

敦煌相当于西域的入口处，那里也应该有过胡旋女。

跳舞时双脚不踏出指定范围是衡量胡旋舞技艺精湛的标准，由此可知胡旋舞并不需要十分宽敞的场地。在长安城内窄小的胡姬酒肆中，一定也可以表演胡旋舞吧。

胡旋舞要求以飞快的速度将身体不断地左旋右转，对舞者而言应当是一项极其激烈的运动。一旦过了年轻力壮的年纪，大概就无法再跳胡旋舞了。那些以胡旋舞技艺谋生的年轻女性，到了某个年纪不能再继续跳舞时，等待她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和前程呢？

这个问题让我无法释怀。

当垆卖酒的话，稍微上了点年纪应该也无关紧要。

不论地毯上，还是柜台后面，都是狭窄的空间。年轻时，不得不无休无止地跳舞。年老后，只能做想动却动不了的工作。

胡姬的酒肆会是什么样的呢？多么希望能去拜访一次。岑参有诗云

--胡姬酒垆日未午。

酒肆开店的时间一定很早。

岑参诗中的胡姬给人以明朗娇艳的印象。如果把胡姬比作一个季节的话，非春天莫属。李白诗中容貌如花的胡姬不也是“当垆笑春风”吗？

上述“胡姬酒垆日未午”之后的诗句是

--灞头落花没马蹄。

显然也是春季。盛唐时期的贺朝也有诗句如

--胡姬春酒店。

中唐杨巨源的《胡姬词》中有

--春风好留客。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9）

也是吟咏春天的句子。同样是中唐时期的章孝标的《少年行》中有：

--落日胡姬楼上饮。

在此句之前是

--手抬白马嘶春雪。

描绘的是早春的景象。

关于胡姬和春天的关系，仍然少不了李白的诗--

银鞍白鼻（嘴部呈黑色的马），

绿地障泥锦。

细雨春风花落时，

挥鞭直就胡姬饮。

胡姬酒肆是最适合于踏尽落花、欢笑而入的地方。

胡姬与春天的联系并非始于唐代。魏乐府中的《羽林郎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据说这首《羽林郎》的作者是辛延年。诗中讲述了一个名叫冯子都的羽林郎想要调戏酒家的胡姬，却反被训斥的故事。

年仅十五岁的胡姬竟敢与近卫将校作对，并且口出名言：

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面对言语轻佻的羽林郎，胡姬笑道，男人喜欢新交的女人，女人珍重先前的夫君。所以你也不过是一时轻浮而已。

诗中这位敢作敢为的胡姬也是在春日里当垆而坐的酒家女。

胡姬做的是酒水待客的生意，通常想必不露真情。当垆而坐接待客人的时候，总是和煦如春的态度。但是背地里，一定满怀着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悲哀。为了生存，必须把心中的悲哀隐藏起来。

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

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

李贺（790-816）的这首《龙夜吟》描绘的才是胡姬的真实形象吧。

吹横笛的不一定是女子，也可以是卷发的波斯青年，或是一位老人。静夜的笛声勾起了胡姬的望乡之情。从诗中的氛围来看，季节应当是秋天，而不是春天。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这是岑参送别颜真卿的诗句。西域的音乐并非全都轻曼而欢快。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1）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的这首《凉州词》收录于《唐诗选》，在日本也向来是读书人耳熟能详的一首诗。

葡萄酿的美酒盛在夜光杯里，正想喝一口，从马上传来的琵琶曲仿佛在声声催促。请不要笑话我醉倒沙场的狼狈之态，从古到今出征的兵士有几人能平安归来？

诗的大意就是这样。

凉州是现在甘肃武威县的别名。汉武帝时代设置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以州来称的话，分别叫做凉州、甘州、肃州和沙州。甘州与肃州的合称成为今天甘肃省名的由来。

不过，人们也把包括河西四郡在内，相当于西域出入口的一带泛称为凉州。前文也曾提过，在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割据一方的五个地方政权都以“凉”为国号，合称“五凉”。

唐代的玄宗皇帝嗜好音乐，在梨园建立了皇帝专属的歌舞团体，并亲自作曲，亲临教正。所谓梨园弟子，也有皇帝的弟子之意。在日本，把歌舞伎界称为“梨园”，即由来于此。

喜好新奇的唐玄宗对来自西方的音曲也是兴味盎然。每逢西域的地方官献上从当地采集的歌曲，唐玄宗就和着乐曲亲自填词，让梨园弟子学唱。西方的音曲原本当然是有歌词的，但多是不通用的波斯语或回鹘语，因此需要重新用汉语填词。

《凉州词》就是以甘肃一带的音曲配上汉语歌词而成的，歌词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以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一带的音曲填词的歌曲称为伊州歌，《唐诗选》中也有收录，形式为五言绝句。

《凉州词》据说是在开元年间（713-741）由西凉府都督郭知运献给唐玄宗的。对于皇帝的喜好，臣下怎么能漠不关心？就好像有爱打高尔夫球的老板，就有用高尔夫球来讨好的下属一样。唐玄宗时代的地方官们，对采集新奇的民歌民谣极为热心，并且西域以及周边地区原本就盛行音乐。

乐曲一旦流传，人们就不断填以新词传唱，这与都都逸等俗曲情况类似。

《凉州词》也有大量的填词版本，要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王翰的这一首。

一首悲壮的歌曲。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2）

凉州这个地名本身，就飘散着一股寒冷、凄清的气息。

对中国人来说，西部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沙漠，其次是征战。

也不是没有新奇之物，比如葡萄，或是葡萄酿成的美酒。

诗中的主人公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兵士。同样是吟咏沙漠、征战这些令人不快的西部风物，诗的第一句却以葡萄美酒开篇，这就是王翰《凉州词》的不凡之处。

这首诗作为众多《凉州词》的代表，跨越时代与国界，受到读者喜爱，或许应该归功于句首葡萄美酒的魅力，还有盛着葡萄美酒的夜光杯。

夜光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关于夜光杯有多种说法，大致有认为是玉制的和认为是玻璃制的两种观点。

不论是玉做的还是玻璃做的，都与西域有着深厚的渊源。无论哪一种，都颇具西域特色。孰是孰非，还真难以断定。

若要我来担任裁判的话，我也无法断定，只好让两者平分秋色。

两者不分胜负。因为实际上两者皆有可能，不见得一定需要立一个定论。玉的主产地在西域的昆仑，玻璃则是从西方进口到中国的。

东方的特产是丝绸，自古向西方出口，其通道被命名为丝绸之路。然而交易并非单向，西方的物产也通过丝绸之路进口到中国。

西方也有多种多样的物产，其中一定也包括玻璃器具。所以，假如换个角度来看，这条通道同样也可被称为玻璃之路。

玻璃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起源于埃及，早在第十八王朝（前1500-前1300左右）时期，就已开始制造不透明着色玻璃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到腓尼基和罗马，然后又逆转方向传往东方，在萨拉森帝国玻璃制造尤为盛行。总之，围绕古代中亚一带，玻璃制造的中心曾有过多次转移。

据说古代玻璃不是日常用品，而是高级装饰品。玻璃制品似乎被看做是富豪地位的象征。所以，对富豪、贵族而言，玻璃虽然并不充当日用品，但却是显示排场的必需品。

正仓院收藏着六件玻璃容器，估计是遣唐使自唐朝带回。据推测六件玻璃容器当中至少有五件并非在唐朝制作，而是从西方进口到唐朝，继而又带到日本的。

唐朝经由西域进口玻璃器具，同时也开始尝试自己制造。然而，使用的原料、配方以及制作方法都不一样。

据说西方的玻璃是含碱玻璃，而在唐朝制造的是含铅玻璃。

在正仓院的六件玻璃容器中，只有绿琉璃十二曲长是含铅玻璃，因此这一件应该是在唐朝制造的。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3）

同样收藏于正仓院的白琉璃高则是透明的含碱玻璃。这件白琉璃高带有约十厘米的高脚，上部是口径约二十九厘米的敞口浅盘，形状类似于现在的果盘。应该没有比葡萄更能与它般配的果物了，但在当时的日本，人们用它来装了什么呢？

还有一件名为白琉璃瓶的正仓院宝物，其形状可以说完全就是伊朗的样式，一定是经由唐朝传入的中亚货品。瓶侧带有把手，但无法想象谁会用它来倒水或斟酒。稍有闪失打碎宝物的话可不得了，估计也是小心翼翼地奉为装饰品吧。

也许是出于现代人的审美观，我觉得盛葡萄美酒的杯子还是玻璃的比玉石的更般配。

如前所述，唐朝已有能力制作含铅玻璃。也许国产玻璃不如外国货高价，但是，对于即将出征的将士，却是一种尽情的奢侈。在美酒入口之前，手里的夜光杯一定在唇前稍作了停留吧。

--别犹豫了，快喝吧！

琵琶的乐声仿佛在不停地催促。

葡萄酒在当时是高级的舶来品，至少肯定比平民喝的混浊劣酒昂贵许多。要是在平时，很难喝到这么上等的酒，而且还是把这上等酒盛在高贵的玻璃杯中--可谓奢华之至。

一旦出征便不敢期望生还，所以要趁现在尽情享用一瞬的奢华。凉州--不管是武威还是酒泉，都靠近西域，所以葡萄酒和玻璃杯大概都比长安便宜一些。即便如此，这对平民出身的将士们来说，已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

在《唐诗选》里，王翰的作品只有这一首《凉州词》，关于作者确切的生卒年代，书中也没有记录，只知王翰字子羽，山西晋阳人。据《唐诗选》中的列传所述，王翰是个奔放不羁的人物。

--少豪健，恃才。

他考中进士之后，依然好赌嗜酒，丝毫没有收敛。

当时山西的地方长官张说十分赏识王翰，升任朝廷要职时，王翰也得到提拔。春风得意之时，他越发恃才无恐。

--家蓄声伎，目使颐令，自视王侯，人莫不恶之……

当时只要是稍有身份的人家，都蓄养自家专用歌者和舞女。王翰为人颐指气使，态度极其傲慢，好像自己就是王侯一般。当然不得人缘。

可是不久，王翰的支持者、身任宰相的张说因受政敌攻击而被迫下台。受他庇护的王翰也失去了朝廷的职位，贬官汝州长史、仙州别驾、道州司马，奔波各地。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4）

汝州、仙州位于河南省一带，算不上边远，而道州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边地，这一次是被发配远方。

王翰虽遭人厌恶，但他的可取之处在于，不论是在朝中得意之时，还是被贬谪失意之时，豪爽的个性都不曾改变。

--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

“畋”与“狩”同意。也就是说，王翰被贬后仍不改豪侠本色，每天与当地的文士侠客饮酒作乐、狩猎游玩。

从王翰的经历来看，他在山西、陕西、河南以及湖南等地留下过足迹，但却没有实际到过凉州的记录。身在都城长安的时候，他历任秘书省正字、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等职务。从事的是相当于图书馆、礼宾处以及舆辇（皇帝的坐骑）部的工作，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过从军的经历。

王翰的《凉州词》描绘的是出征将士的心境，不是实际体验，而是一种传闻的描述，或者应该说是一幅在头脑中虚构的图画。

在沙漠中痛饮的将士们，手拿斟满葡萄美酒的夜光杯，即将往哪里出征呢？

我们虽然不知道王翰的生卒年代，但可以确定宰相张说因受政敌李林甫弹劾而失势是在开元九年（721），又知王翰考中进士大约是在此前十年。由此大致可以推测，王翰被贬至边地是在壮年或初老的年纪。张说失势的这一年，李白二十一岁，杜甫才十岁。虽然同样被划归盛唐诗人，但王翰活跃的年代应该说比李、杜两位巨人要早大约十年时间。

接下来的问题是，醉卧沙场的将士们战斗的对手是谁？

唐代在西域发动的军事行动中，规模最大的应该是唐太宗时期的高昌之战和唐玄宗时期的怛逻斯之战。

唐太宗实现吞并高昌是在三藏法师玄奘留学印度期间的贞观十四年（640），其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西域被纳入唐朝的版图。从年代上来看，这时《凉州词》的作者王翰应该还没有出生。

天宝十载（751），在唐朝与大食的争战中，高丽人出身的高仙芝将军大显身手于怛逻斯战役。这正好是张说失势后三十年的事。如果王翰被贬谪外地是在壮年或初老的年纪，那么发生怛逻斯战役的时候他还活着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小规模的局部冲突在各地却是此起彼伏。即便是在王翰最圆熟的壮年时期--张说失势前后，凉州一带也时常告急。

发生冲突的对象大多是吐蕃（今西藏）。

此前数年，那个曾把《凉州词》的乐曲献给玄宗皇帝的郭知运以及安西大都护汤嘉惠等将领，打败了吐蕃与大食的联军。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5）

对吐蕃而言，与唐朝的交易维系着自身的财政基础，与唐朝关系不和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局面。因此他们向唐朝派出使者，送上亲署誓文求和，却未得到赞同。时为唐朝的全盛时期，正是气焰旺盛的时候，对不时发动掠夺游击战的吐蕃，当然不会轻易言和。不过唐朝对使者给予厚遇，显示出大国的胸襟。

张说失势的第二年（722），吐蕃包围了帕米尔的小勃律，唐朝的疏勒（今新疆喀什）副使张思礼率援军迎战。吐蕃败走，自此唐朝与吐蕃的冲突大大减少。

发生在帕米尔部分地区的战斗，应该不会给甘肃凉州带来紧张气氛。小规模作战的部队，只需在当地就能征集到足够的兵力。王翰的《凉州词》描述的如果是武威至酒泉一带的军事基地，就应当是开元十五年（727）至十七年之间的事。

开元十五年正月，唐朝的凉州都督在青海大破吐蕃。唐朝军队从吐蕃那里掠夺了大量的羊群和马匹。

同年九月，吐蕃以攻打瓜州作为报复。他们俘虏了当地的官吏和居民，并夺走了粮食。瓜州位于酒泉和敦煌之间，即现在安西县一带。

朝廷深感事态不妙，于是在甘肃集结大军。

据《资治通鉴》记载，在那年的十二月，陇右道及诸军团五万六千兵力，河西道及诸军团四万兵力，此外还有官中一万兵力集结于临洮备战吐蕃。

喝着夜光杯里的葡萄酒醉卧沙场的一定是这时召集的将士。

王翰此时应该是身在河南或湖南，知道了大动员备战吐蕃的事，一定会感到热血沸腾吧。虽然他已经不再年轻，但他可以在诗歌里返老还童。

王翰好与当地豪侠策马游猎，虽为文人却偏重勇壮。故能自比出征的兵士，咏出这首壮绝千古的《凉州词》。

话说朝廷虽召集了十数万大军，但其后在瓜州、祁连城、石堡城展开的却只是局部游击战而已。开元十八年，唐朝与吐蕃订立和约。

然而那些被召集到甘肃的兵士，一定从集结兵力之多猜测到事态严重，同时也对将来产生一股悲壮感。他们心里想的一定是--此次出征，凶多吉少。

王翰曾经的庇护者张说在失势之后得以东山再起。不过他的此次复归不再实际从政，而是专门从事编撰历史的工作。

在瓜州的吐蕃之战愈演愈烈之时，张说向唐玄宗献上斗羊。

谁都知道羊是温顺的动物，但是其中也有狞猛的种类，四川省就出产这种脾性激烈的斗羊。张说由于腿脚不便未能亲自拜见皇上，他让儿子代为上表（奏章之一种）皇上。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6）

--使羊能言，必将曰：“若斗不解，立有死者……”

这是在讽喻时政。

羊立着犄角，喘着粗气，前蹄乱踢，仿佛挑衅说：“来呀，咱们斗个你死我活！”

若是斗牛或斗犬，看起来也许会勇猛得多。羊的挑衅却带有一种滑稽之感，无论多么强悍，它都比不上猛牛与猛犬。然而羊却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一，越发气势冲天。不论是杀还是被杀，羊的死都是毫无意义的。

这般讽喻为的是进谏皇上

--不可拿将士的生命作无谓的牺牲。

对张说的此番苦心，唐玄宗似乎心领神会，特意下赐丝绸和杂彩（绫绢）一千匹作为还礼。

在甘肃一带与吐蕃的争战之后，唐玄宗并没有继续扩大战事，这不只是因为张说以斗羊为喻的谏言发挥了作用。其实唐玄宗从一开始就没有大举开战的打算。

在对吐蕃的关系上，唐朝并不急于决一胜负。但一些零星的游击战也会有损大唐帝国的面子，可以说是为了保全大国尊严而应战的。唐军夺取吐蕃人的马匹和羊群也不是出于需要，而是针对吐蕃的一种惩罚。

皇帝手下的朝廷重臣们也没有决战的意向。集结大军的主要目的在于显示国威。

可是被召集的将士们对此一无所知。眼见军队从各方汇聚一处，谁都会以为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大战已迫在眉睫。西部边塞的将士们沉浸在悲壮的情绪之中，身在远方的豪侠诗人王翰把这种气氛融入了诗中。

--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一句堪称千古绝唱。能与之比肩的，当属那句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这是距盛唐约一千年前的战国末期，谋刺秦王的刺客荆轲临行前在易水之畔吟诵的诗句。

以平民出身的将士们的立场，是难以看清大局所向的。不论是皇帝的旨意，还是外交动向，他们都毫不知情。只知自己就好像棋盘上的棋子，何去何从都只有任人摆布。

除了悲壮之情，他们还能吟诵什么呢？

羽声（高昂激越的声调）激昂的感慨就是他们感情世界的全部。

张说是个政治家，但同时也是文人和敏锐的文艺评论家。对王翰的诗文，他评论道

--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灿然可珍，而多玷缺……

精美如玉杯，虽光彩夺目值得珍惜，但玷缺之处也不少。似乎不单指王翰的诗文，也包括他的人品。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7）

既然说到张说把王翰比作有欠缺的玉杯，那么在这里顺便谈一下认为夜光杯不是玻璃杯而是玉杯的观点。

“夜光”一词给人一种熠熠生辉的印象。

传说南海有“夜光珠”，在海中闪闪发光。有人认为那不过是鲸鱼的眼睛，我想那应该是极上等的珍珠。

透明的玻璃的确光彩照人，尤其是雕花玻璃，能折射不同方向的光线，放射晶莹透亮的光芒。

正仓院宝物中的一件白琉璃碗即以雕花玻璃的技法制成。可以想见这种玻璃在唐代已相当普及，我几乎想断定夜光杯即等于雕花玻璃杯。玉的光芒不耀眼，拥有一种稳重、温润而光泽柔和的质地，而这正是玉的价值所在。

不过，如果有透明的玉，也不是不可能冠之以“夜光”之名。不，其实不需要整块玉都是透明的。只需有一部分透明，与不透明的部分两相对照，自然会衬托出它的光彩。

--酒泉县夜光杯厂。

1975年我在敦煌旅行途中参观了这家工厂。

夜光杯是以酒泉附近出产的夜光玉制成的，甘肃省酒泉地区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当地人把夜光玉的产地称为“南山”。酒泉之南，其实就是祁连山脉。

夜光玉还有一个简单的别名叫做“玉石”。

这玉石其实不如昆仑玉高价。就像玉石这个名称一样，它的质地大致介于玉与石之间，档次低于玉，但又比石头价高。

颜色多种多样，有白、淡绿、深绿以及黑等。

种类虽多，却有一个共通之处--颜色之间夹杂着透明的部分。

用南山玉石制成的杯碗器皿之类，光照之下其透明部分也能反射出晶莹可人的光芒。

比起浅色玉石，深色玉石的光芒更显眼。我参观夜光杯厂的时间是上午，若是夜里，我会把杯子对着月光端详一番。那样的话，对于夜光杯就是由当地的这种别名玉石的夜光玉制成的说法，我一定会确信无疑。

工厂名为夜光杯厂，大概也因为王翰的诗实在是声名远扬。其实工厂不仅制作夜光杯，也制作碗以及雕刻饰品。

或许比玉杯廉价的夜光玉酒杯早在唐朝就已用于日常生活。这么一想，我越发感念酒泉夜光杯的珍贵，当即买了几个，爱用至今。

王翰是否知道酒泉出产的这种夜光杯呢？他是爱酒之人，或许他也拥有友人馈赠的夜光杯。

也可能是一时的灵感让王翰把传说中夜光杯的名字用在诗里。

传说中的夜光杯是指周穆王时期从西域献上的“夜光常满杯”。

杯中可盛白玉精三升。当时的一升约相当于现在日本的一合。传说每到夜晚，把空杯拿出，次日清晨即可再得满杯。

夜光常满杯既然是西域贡品，出现在《凉州词》中想必也是极为相称的。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1）

较之偏重浮华的隋炀帝，唐太宗更加注重实质。如果说隋炀帝相当于丰臣秀吉，唐太宗相当于德川家康的话，日本读者大概更容易理解吧。

即便属国的君主将要来访，唐太宗也没有下令打扫道路，加以装饰。

辑录唐太宗与群臣问答及其他的《贞观政要》，在日本是广为流传的政治教科书。“贞观之治”几乎成了仁政的代名词。

对于政治的实质是好是坏，当地人可以有切身的体会，而外来的客人却有许多难以了解的部分。

高昌国的使节团分别在隋炀帝和唐太宗时代前后相隔二十年来访，只看表面的人，大概是想

--隋朝那时候，才叫繁华盛世，唐朝比起人家实在不怎么样。

高昌国王麹文泰访问唐朝时，位于西域和唐朝之间的所谓河西地区，正处于不太平的时候。未能得到出国许可的玄奘，之所以能从凉州往西行进，正是因为当地正闹饥荒，官府正致力于疏散居民。如果在平时，旅行者甚少，擅自出国的玄奘一定显得十分招人耳目。然而这时到处是集体迁移的人群，玄奘混在其中才得以成行。

麹文泰在此后不久经过这一带。当地居民都已迁移他处，无主的空房大概多半已开始倾斜坍塌。

--满目凄凉……

高昌国王以及随员们，特别是隋炀帝时期来过中原的人一定都会这么想吧。

要是隋炀帝的话，大概会把这些破屋都清除掉吧。但是唐太宗并不打算为这类表面工作浪费民力，因为，用拆除旧屋的力量可以去做更具生产性的工作。

作为一个汉族政权，高昌国向往的是中华文明。正因如此，高昌国的高官们才会在对唐朝感到失望的同时，产生一种轻视的心理。

当时凉州的饥荒是因霜害引起的。从中国整体来看，不过是仅限于极小一部分的局部现象而已。疏散到外地谋生的人们应该有不少人在外地扎下根而不再回原籍。

通往西域的河西地区留下的大量无人居住的破屋并不意味着大唐帝国的衰败，因为这时期正处于“贞观之治”，中国全体人民生活的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在各个领域，唐朝的春天正含苞待放。

遗憾的是，高昌人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许是当时面临的问题过于严重，使他们无暇顾及这些。

焉耆国为了恢复西域北道而向唐朝请求援助，唐朝对此也无异议。但在高昌国看来，就好像位于繁华街道上的豪华宅第突然变成了贫民区的一幢孤零零的屋子。所以绝不会听之任之。

这时候，如果高昌国的首脑人物了解唐朝的实力的话，无论如何都会不断派遣使者前往长安，采取陈情战术来解决问题。

--唐不足畏。

凭着这样的结论，高昌突袭了焉耆。

这是贞观六年（632）的事。

也是这一年，焉耆王向长安派出使节，请求恢复隋末以来被阻断的西域北道。听到这个消息，高昌立即出兵焉耆，一番掠夺之后撤回。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2）

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在东京和京都举行。展品包括一件银缕玉衣，出土于江苏省徐州的东汉古墓。据推测是汉明帝的皇子刘恭一族的陵墓，但未能像刘胜的资料那样得到确切证实。这件银缕玉衣全长一百七十公分，一共使用了约两千六百枚玉片。

1977年至翌年在名古屋和东京举办的出土文物展展出了河北省定县出土的一件金缕玉衣。玉衣全长一百八十二公分，由一千二百枚玉片用金丝缝合而成。

与这件定县的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还有竹简等文物，其年代据推测约在西汉后期（公元纪年前后）。定县属于汉代中山国的领地，墓主很可能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继者。然而刘胜的第六代没有子嗣，中山国在断绝子嗣四十五年之后，又从同族中迎来继嗣，刘胜家族才得以延续。

那么制作玉衣所需的大量玉片是从哪里来的呢？

关于河北省满城县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原料，据专家鉴定产自新疆。

满城距北京不远，位置接近中国的东端。玉石自西域运抵需要跋涉万里。

据说新疆出产的玉石自昆仑山顺流而下，人们从河中采集而得，故名昆仑玉。例如和田河、叶尔羌河等，尤以前者自古闻名。

现在“和田”这个地名过去也曾写作“和阗”，史书中记载为“于阗国”。

我于1977年访问了和田，在那里听到许多关于玉的故事。这一带虽然产玉，但向来没有打磨和加工行业。玉是贵重商品，加工技术不过硬的话，反而会损伤玉石，所以通常都是直接销售原石。

即使现在，当地也没有玉石加工的工匠，原石一般直接运往加工技术高的地区--主要是北京。我就是在那里参观了玉石加工厂。

不论是现在还是公元前，把玉的原石运往东部加工的方式都不曾改变。如今可以用卡车运送，还可以利用飞机。虽然是地方航线，和田的机场也算初具规模。

而在公元前，人们只有依靠人力以及牲畜的体力和脚力。

玉的运送路线应该是沿昆仑山北麓一线。以北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如果走天山南麓则迂回太大。

从和田一直往东，以南是昆仑山延绵的银岭，以北是灰色的塔克拉玛干，无边无际。稍微转向东北，经楼兰穿过汉代的玉门关即抵达敦煌。这条路线且被称作“西域南道”。

在西域南道上，早在公元前，就行走着往东部驮运玉石原石的骆驼、马、驴以及人的行列。不论是人还是牲畜，一旦掉队，就意味着死亡。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3）

制作玉衣，肯定需要尽量选用颜色相近的玉。另外，从一块原石中获取优质玉的比率具体是多少，我这个门外汉无从得知。

玉分为软玉和硬玉，我对玉的了解不过如此。硬玉是Jadeite，比如翡翠，质地坚硬，透明度高。硬玉的主产地在云南、西藏一带，国外则以缅甸最多。软玉是Nephrite，昆仑玉可归入软玉一类。昆仑玉不及翡翠透明，光泽也不耀眼，但色泽柔腻，给人以温润之感。

中国人自古喜爱软玉之优雅，以至对玉的崇拜到了过分的地步。古代人似乎相信玉具有超凡的神力，玉粉被当作长生不老的妙药；人们还相信玉的魔力可以驱散恶鬼；通过玉的媒介，还可以接触神灵的世界。

中山靖王刘胜的遗体化成了灰，人们从灰里发现了瑱玉。贵人死后，九窍（眼、鼻、口、耳、肛门等）都要用玉堵住。另外在胸部置有十四枚玉璧，背部还有四枚。玉衣的袖子里放着两枚小型玉印。镀金铜枕上也镶满了玉石，遗体手握的是半璧形的玉。中央有圆孔的圆形玉被称为璧，璧的形状类似于玉环，但玉环中间的孔较大。

总之，埋葬贵人，大量的玉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皇帝以及诸侯才有资格身着玉衣下葬。其他王公贵族虽不能如此，但都尽可能地用更多的玉制品作为陪葬。

最常见的是给死者口中含一块玉。人们迷信含着玉的遗体不会腐烂。

死者口中含的玉多为蝉形，被称为“含蝉”。而刘胜口中含的不是玉蝉而是形似假牙套的玉件，夫人窦绾含的则是正统蝉的形状。

在其余随葬品中，玉制品也不少，甚至有白玉制成的小人。

中山靖王刘胜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汉武帝还在世，也许是这位注重奢华的皇帝为自己的庶兄建造了一座特别豪华的陵墓。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轪侯夫人遗体令世界为之一惊。同时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幅“长沙T字形彩色帛画”。我曾推断这幅帛画是东园制作的随葬品。东园是宫廷设立的作坊，专门负责制造棺木等大葬所需的物品。

通常皇帝即位后不久，就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陵墓。不仅是皇帝自己的大葬物品，如果皇太后以及生母还在世的话，还必须准备她们的随葬物品。不单是皇族，重臣去世，天子也常常“赐东园之秘器”以示慰问。这类记载散见于史书，可见受赐是一种荣耀。

河北省满城县的汉墓出土的玉衣估计并非是在当地所属的中山国制造的。很可能是从朝廷掌管的东园出品的。玉片上打着小孔，以金丝或银丝缝合而成。如此高度的技艺一定是由宫廷独有。陪葬品中的玉饰亦然。

玉与平民无缘。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4）

即便是用作装饰，需求者也只限于皇帝以及王宫贵族、富豪。或许民间根本没有玉石加工这门职业，即使民间有玉石作坊，玉石的原材料也是朝廷专卖品，是皇帝的产业。

如今也一样。从海外旅行归国时，过海关手续最繁杂的要数烟和酒。烟是专卖品，酒税在国库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所以检查十分严格。

我认为至少在汉代，玉的采购是由朝廷独掌的。宫廷中使用着大量玉器，或许也向民间出售。既然是利益都落入皇帝手中的专卖品，自然会考虑维持玉价的手段。

如果大量的玉被偷运至中原，玉价必定会受影响，最终导致价格下降，这是经济的必然规律。

所以，国家--皇帝、朝廷及其组织的总称--有必要严格控制西域的玉的运送。

汉代在敦煌以西已设置了出入境检查的关卡。当然，防止罪犯逃脱以及危险人物的入境也是关卡的作用之一。但可以想见，关卡也一定为防止玉石走私发挥着作用。或许这才是关卡的主要任务也未可知。

位于西域出入口的关卡之所以被命名为玉门，一定与上述背景有关吧。

唐代的玉门关位于敦煌以东。新开的“伊吾（哈密）道”不经过敦煌，但关卡仍命名为玉门关。

现在的和田县城夹于两河之间。两条河都发源于昆仑山脉，在下游合流为和田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转为地下伏流，而后汇入塔里木河。

城东的河流是玉龙喀什河，城西的是喀拉喀什河，两河都出产玉石。在和田县西北与喀拉喀什河相望的是墨玉县，因此这条河也叫墨玉河。这样的话，两条河的名称中都带了一个“玉”字。

玉的原石没有棱角。想必是从海拔七千米以上的高山一路顺水而下，棱角自然而然地磨平了。我在和田县有幸看到了原石。虽然大小形状各异，却没有一块是带棱角的。在加以研磨雕琢之前，它们已是圆滑的形状了。

传说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河里若有发光的地方，就说明那里有玉石。

说起月亮，在现代汉语中，“月”的发音是yuè，“玉”的发音是yù，两者发音比较相近。在福建南部和台湾使用的闽南语中，前者是ghuek，后者是ghek，我幼时对这两个发音总是混淆弄不清。

昆仑玉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于阗玉”。“于”字的现代音是yú，和“玉”的发音只是第四声和第二声的不同。

《韩非子》里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姓和的人向国王献上一块宝玉。但宝玉被鉴定为普通石头，和氏因此被斩断了左脚。他又向另一个国王进献，结果又被斩断了右脚。他去见第三个国王的时候，在楚山脚下哭了三天三夜，才得到国王的注意，这次终于得到认可。宝玉经过雕琢，制成一块璧玉，这就是“和氏璧”。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5）

在日本，和氏璧的“和氏”两个字不能念为washi，而习惯念作kashi。根据《韩非子》的记述，和氏是楚国人，但有人认为和氏的“和”与“和田”或“和阗”有关。

另外，也有人推断，过去曾居住于敦煌一带，后来被匈奴驱逐至遥远的帕米尔以西的月氏国与玉有着某种联系。汉代的玉门关设在敦煌以西，当时居住在敦煌一代的月氏国很有可能掌握着玉石交易的命脉。假若月氏国的版图再向西扩展一些，把现在的和田一带也包括在内的话，月氏国可能就不只是玉的交易国，而且还是玉的原产国。

虽然“和氏璧”这个词后来被用作稀世之宝的代称，但韩非子想要说明的是，连宝玉的真伪都如此难断，要让君主认同一个人的才智就更不用说了。

这块和氏璧在战国末期（公元前3世纪）落到了赵国惠文王手中。当时秦国的势力如日中天，秦国向赵国许诺，愿意以十五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秦是强国，想仗势夺取和氏璧，并不是真心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

赵国派使者蔺相如到秦国交涉。蔺相如不辱使命，与秦王据理力争，终于把和氏璧完整地带回赵国。

成语“完璧归赵”即来于此。

日语中也派生出“完璧”的说法，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明就里地用着这个词。

和氏璧早已失传，所以我们也无从断定它是否产自西域。不过关于满城汉墓的玉衣所用的玉石是来自西域这个事实，据中国学者研究，基本已得到证实。

这个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丝绸之路同时也是玉之路。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

有一种衣服叫做“玉衣”。

名副其实，它是用玉做的衣服，但活人不可能穿这种式样奇怪的衣服。即使穿在身上也无法动弹--它是专供死人穿着的。

这价值高昂的玉衣，普通人死时可是穿不起的。只有皇帝、诸侯一级的人才能享受这种特权。

最有名的玉衣出土于河北省满城西郊。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6）

1968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演习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遇上这样的情况，以中国的规矩，是保留现状等待专家前来处置。后来，经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联合考查，又发现了第二座古墓。从出土的印章得知，第二座古墓的墓主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绾。

据《汉书》记载，刘胜是汉景帝之子，于公元前154年被封为中山靖王，在位四十二年后去世。他相当于汉武帝的庶兄，生母是贾夫人。

关于刘胜的家世出身，史籍中都有明确记载。夫人窦绾的传略虽然不见于史书，但可知刘胜的祖母，汉景帝之母也就是汉文帝的皇后是窦氏，很可能窦绾也来自同一家族。

中山靖王刘胜是身穿玉衣下葬的。

这玉衣由两千四百九十八枚玉片用金丝编缀而成。金丝纯度达百分之九十六，极其纤细，直径不到零点五毫米。

玉衣中的遗体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早已风化成灰，出土的时候，玉衣已呈塌陷的状态。把它恢复原状之后，仍可大致了解衣主的体格。据《汉书》记载

--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

看来此人属于精力绝伦的那一类。

玉衣全长一百八十八公分。穿着如铠甲在身，由此可推测衣主的身高应当是一米八左右。

人的身体有许多复杂的凹凸之处，而玉衣完全按身体的轮廓曲线制成。玉片多为长方形，鼻子附近也有瓦状玉片，头部的玉片则呈弧形，此外还有三角形和不规则四边形的玉片。我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参观了这件玉衣的复原品，记得玉衣小腹处高高隆起的一块曾让我忍俊不禁。

因为是用金丝编缀而成，所以人们称它作“金缕玉衣”，似乎是皇帝或地位相当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待遇。用银丝代替金丝制成的是“银缕玉衣”。

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在东京和京都举行。展品包括一件银缕玉衣，出土于江苏省徐州的东汉古墓。据推测是汉明帝的皇子刘恭一族的陵墓，但未能像刘胜的资料那样得到确切证实。这件银缕玉衣全长一百七十公分，一共使用了约两千六百枚玉片。

1977年至翌年在名古屋和东京举办的出土文物展展出了河北省定县出土的一件金缕玉衣。玉衣全长一百八十二公分，由一千二百枚玉片用金丝缝合而成。

与这件定县的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还有竹简等文物，其年代据推测约在西汉后期（公元纪年前后）。定县属于汉代中山国的领地，墓主很可能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继者。然而刘胜的第六代没有子嗣，中山国在断绝子嗣四十五年之后，又从同族中迎来继嗣，刘胜家族才得以延续。

那么制作玉衣所需的大量玉片是从哪里来的呢？

关于河北省满城县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原料，据专家鉴定产自新疆。

满城距北京不远，位置接近中国的东端。玉石自西域运抵需要跋涉万里。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7）

据说新疆出产的玉石自昆仑山顺流而下，人们从河中采集而得，故名昆仑玉。例如和田河、叶尔羌河等，尤以前者自古闻名。

现在“和田”这个地名过去也曾写作“和阗”，史书中记载为“于阗国”。

我于1977年访问了和田，在那里听到许多关于玉的故事。这一带虽然产玉，但向来没有打磨和加工行业。玉是贵重商品，加工技术不过硬的话，反而会损伤玉石，所以通常都是直接销售原石。

即使现在，当地也没有玉石加工的工匠，原石一般直接运往加工技术高的地区--主要是北京。我就是在那里参观了玉石加工厂。

不论是现在还是公元前，把玉的原石运往东部加工的方式都不曾改变。如今可以用卡车运送，还可以利用飞机。虽然是地方航线，和田的机场也算初具规模。

而在公元前，人们只有依靠人力以及牲畜的体力和脚力。

玉的运送路线应该是沿昆仑山北麓一线。以北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如果走天山南麓则迂回太大。

从和田一直往东，以南是昆仑山延绵的银岭，以北是灰色的塔克拉玛干，无边无际。稍微转向东北，经楼兰穿过汉代的玉门关即抵达敦煌。这条路线且被称作“西域南道”。

在西域南道上，早在公元前，就行走着往东部驮运玉石原石的骆驼、马、驴以及人的行列。不论是人还是牲畜，一旦掉队，就意味着死亡。

制作玉衣，肯定需要尽量选用颜色相近的玉。另外，从一块原石中获取优质玉的比率具体是多少，我这个门外汉无从得知。

玉分为软玉和硬玉，我对玉的了解不过如此。硬玉是Jadeite，比如翡翠，质地坚硬，透明度高。硬玉的主产地在云南、西藏一带，国外则以缅甸最多。软玉是Nephrite，昆仑玉可归入软玉一类。昆仑玉不及翡翠透明，光泽也不耀眼，但色泽柔腻，给人以温润之感。

中国人自古喜爱软玉之优雅，以至对玉的崇拜到了过分的地步。古代人似乎相信玉具有超凡的神力，玉粉被当作长生不老的妙药；人们还相信玉的魔力可以驱散恶鬼；通过玉的媒介，还可以接触神灵的世界。

中山靖王刘胜的遗体化成了灰，人们从灰里发现了瑱玉。贵人死后，九窍（眼、鼻、口、耳、肛门等）都要用玉堵住。另外在胸部置有十四枚玉璧，背部还有四枚。玉衣的袖子里放着两枚小型玉印。镀金铜枕上也镶满了玉石，遗体手握的是半璧形的玉。中央有圆孔的圆形玉被称为璧，璧的形状类似于玉环，但玉环中间的孔较大。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8）

总之，埋葬贵人，大量的玉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皇帝以及诸侯才有资格身着玉衣下葬。其他王公贵族虽不能如此，但都尽可能地用更多的玉制品作为陪葬。

最常见的是给死者口中含一块玉。人们迷信含着玉的遗体不会腐烂。

死者口中含的玉多为蝉形，被称为“含蝉”。而刘胜口中含的不是玉蝉而是形似假牙套的玉件，夫人窦绾含的则是正统蝉的形状。

在其余随葬品中，玉制品也不少，甚至有白玉制成的小人。

中山靖王刘胜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汉武帝还在世，也许是这位注重奢华的皇帝为自己的庶兄建造了一座特别豪华的陵墓。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轪侯夫人遗体令世界为之一惊。同时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幅“长沙T字形彩色帛画”。我曾推断这幅帛画是东园制作的随葬品。东园是宫廷设立的作坊，专门负责制造棺木等大葬所需的物品。

通常皇帝即位后不久，就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陵墓。不仅是皇帝自己的大葬物品，如果皇太后以及生母还在世的话，还必须准备她们的随葬物品。不单是皇族，重臣去世，天子也常常“赐东园之秘器”以示慰问。这类记载散见于史书，可见受赐是一种荣耀。

河北省满城县的汉墓出土的玉衣估计并非是在当地所属的中山国制造的。很可能是从朝廷掌管的东园出品的。玉片上打着小孔，以金丝或银丝缝合而成。如此高度的技艺一定是由宫廷独有。陪葬品中的玉饰亦然。

玉与平民无缘。

即便是用作装饰，需求者也只限于皇帝以及王宫贵族、富豪。或许民间根本没有玉石加工这门职业，即使民间有玉石作坊，玉石的原材料也是朝廷专卖品，是皇帝的产业。

如今也一样。从海外旅行归国时，过海关手续最繁杂的要数烟和酒。烟是专卖品，酒税在国库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所以检查十分严格。

我认为至少在汉代，玉的采购是由朝廷独掌的。宫廷中使用着大量玉器，或许也向民间出售。既然是利益都落入皇帝手中的专卖品，自然会考虑维持玉价的手段。

如果大量的玉被偷运至中原，玉价必定会受影响，最终导致价格下降，这是经济的必然规律。

所以，国家--皇帝、朝廷及其组织的总称--有必要严格控制西域的玉的运送。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9）

汉代在敦煌以西已设置了出入境检查的关卡。当然，防止罪犯逃脱以及危险人物的入境也是关卡的作用之一。但可以想见，关卡也一定为防止玉石走私发挥着作用。或许这才是关卡的主要任务也未可知。

位于西域出入口的关卡之所以被命名为玉门，一定与上述背景有关吧。

唐代的玉门关位于敦煌以东。新开的“伊吾（哈密）道”不经过敦煌，但关卡仍命名为玉门关。

现在的和田县城夹于两河之间。两条河都发源于昆仑山脉，在下游合流为和田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转为地下伏流，而后汇入塔里木河。

城东的河流是玉龙喀什河，城西的是喀拉喀什河，两河都出产玉石。在和田县西北与喀拉喀什河相望的是墨玉县，因此这条河也叫墨玉河。这样的话，两条河的名称中都带了一个“玉”字。

玉的原石没有棱角。想必是从海拔七千米以上的高山一路顺水而下，棱角自然而然地磨平了。我在和田县有幸看到了原石。虽然大小形状各异，却没有一块是带棱角的。在加以研磨雕琢之前，它们已是圆滑的形状了。

传说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河里若有发光的地方，就说明那里有玉石。

说起月亮，在现代汉语中，“月”的发音是yuè，“玉”的发音是yù，两者发音比较相近。在福建南部和台湾使用的闽南语中，前者是ghuek，后者是ghek，我幼时对这两个发音总是混淆弄不清。

昆仑玉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于阗玉”。“于”字的现代音是yú，和“玉”的发音只是第四声和第二声的不同。

《韩非子》里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姓和的人向国王献上一块宝玉。但宝玉被鉴定为普通石头，和氏因此被斩断了左脚。他又向另一个国王进献，结果又被斩断了右脚。他去见第三个国王的时候，在楚山脚下哭了三天三夜，才得到国王的注意，这次终于得到认可。宝玉经过雕琢，制成一块璧玉，这就是“和氏璧”。

在日本，和氏璧的“和氏”两个字不能念为washi，而习惯念作kashi。根据《韩非子》的记述，和氏是楚国人，但有人认为和氏的“和”与“和田”或“和阗”有关。

另外，也有人推断，过去曾居住于敦煌一带，后来被匈奴驱逐至遥远的帕米尔以西的月氏国与玉有着某种联系。汉代的玉门关设在敦煌以西，当时居住在敦煌一代的月氏国很有可能掌握着玉石交易的命脉。假若月氏国的版图再向西扩展一些，把现在的和田一带也包括在内的话，月氏国可能就不只是玉的交易国，而且还是玉的原产国。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10）

虽然“和氏璧”这个词后来被用作稀世之宝的代称，但韩非子想要说明的是，连宝玉的真伪都如此难断，要让君主认同一个人的才智就更不用说了。

这块和氏璧在战国末期（公元前3世纪）落到了赵国惠文王手中。当时秦国的势力如日中天，秦国向赵国许诺，愿意以十五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秦是强国，想仗势夺取和氏璧，并不是真心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

赵国派使者蔺相如到秦国交涉。蔺相如不辱使命，与秦王据理力争，终于把和氏璧完整地带回赵国。

成语“完璧归赵”即来于此。

日语中也派生出“完璧”的说法，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明就里地用着这个词。

和氏璧早已失传，所以我们也无从断定它是否产自西域。不过关于满城汉墓的玉衣所用的玉石是来自西域这个事实，据中国学者研究，基本已得到证实。

这个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丝绸之路同时也是玉之路。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

胡姬、夜光杯、玉，接二连三的都是浪漫的话题，然而西域并非只是个浪漫之地。毫无疑问，西域也有血腥的一面。

自汉武帝派出远征军讨伐匈奴、大宛以来，西域就时常是战乱的舞台。

不，其实在汉朝军队到来之前，匈奴与月氏国之间就有过耸人听闻的战争。月氏被匈奴打败，匈奴杀了月氏国王之后，把他的头骨做成酒杯供匈奴王使用。另外，绿洲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也不断发生。

在西汉之后的分裂状态下，前秦的将军吕光也曾出兵龟兹。这次出兵成为鸠摩罗什进入中原的契机，这在前文已经提到。

中国的分裂时代以隋朝的统一画上了休止符。到了隋朝之后的唐朝，中原军队更加强大，开始经常在西域显露头角。

唐朝皇帝把曾一箭入石的西汉名将李广尊为祖先。如果事实如此的话，李广的子孙就是在5世纪初以敦煌为中心所建立的西凉政权的后裔。敦煌这个地方是连接西域的关门。或许唐王朝的血统中带有一种西进的本能。

如前所述，位于现在吐鲁番盆地的汉族王朝高昌国于640年被唐太宗所灭。玄奘前往印度经过这里时，它还是个独立国家；待玄奘归来时，这里已成为唐朝的领土。最终玄奘并未经过高昌，而是取道西域南道--玉之路回国。

在唐朝皇帝的祖上建立的西凉被北凉击破，不得不放弃敦煌时，一部分败军逃到哈密，在那里他们曾窥伺富饶的吐鲁番盆地，可惜野心终未达成。

对唐太宗而言，吞并吐鲁番的高昌国也算是达成了两百年前祖先未了的心愿。

被唐朝所灭的高昌国是汉族麹氏建立的政权。高昌国持续了约一百五十年，采用中国式政治制度，教育也以中国典籍为教材。

因为是干燥地区，一千三百年前的纸张出土时仍然保存状态良好。当时这一带的人似乎非常注重契约文书，大小借贷都要制作文书为证。这让20世纪的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生活风貌。同时，还出土了供学生使用的《论语郑玄注》的写本，还有似乎是学生笔迹涂抹的《千字文》。今天我们在这些文书中仿佛还能感受到古代的生活气息。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

在勇猛的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地区，以平和的农耕民族汉族为主体的麹氏王朝居然能持续约一百五十年，我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

然而，高昌国的麹氏王朝只能算是一个傀儡政权。据史书记载，高昌国常驻有铁勒（突厥系部族）官员，负责向队商课税。

铁勒等游牧骑马民族大概不擅经商，只好让更擅长商业的汉族来做，他们只管从中提取利润。容许常驻外国官员课税的国家怎么称得上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呢？

称之为傀儡政权，好像又言过其实了。唐朝时期的高昌国结交的是铁勒诸族统治的所谓西突厥帝国。高昌国把商业利益的一部分上缴给西突厥，当高昌国需要武力保护商业的时候，就向西突厥请求军事援助。

商业交易需要武力保护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呢？

是否有队商前来，对高昌国而言，是关乎生死的重大问题。换言之，如果队商改变途经路线，高昌国不再处于通商路线上的话，它就必须诉诸武力来阻止这种事态的发生。

高昌以西有焉耆国（喀喇沙尔），相当于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阿耆尼国，位于博斯腾湖附近。当时的通商道路是经博斯腾湖以北，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到哈密，再到唐朝的河西。

而此前曾有西域北道，则是从博斯腾湖以南向东，经罗布泊湖畔的楼兰一带进入敦煌。求法僧法显一行经过的就是这条路线，法显所说的“夷国”就是焉耆国。

不知从何时开始，西域北道转向了沉寂。焉耆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试图复兴这条通道。而唐朝对高昌国深受西突厥的影响颇感不快，于是决定协助焉耆国的计划。此外，西域北道距离北方游牧民族的大本营较远，对唐朝来说是一条更加安全的通商路线。

但是，如果原来的西域北道得以恢复的话，对高昌国可是大为不利。事态之严重，远远超过新干线不再经过本地而带来的坏影响。对于依赖商贸生存的绿洲国家来说，简直就像被判了死刑一般。所以高昌国不论采取何种手段，都必须要阻止西域北道的复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然采取的战略是，攻打挑起事端的焉耆国，以妨碍其计划的实施。

其实这并不是高昌第一次攻打焉耆。两国在通商事务上稍有过节，就会诉诸武力。在我们看来不过小事一桩的矛盾，对当事人而言却常常是事关生死的大事。两地相邻，尤其容易发生利害冲突。况且高昌和焉耆又是两个大相径庭的国家。

高昌的居民主要是当时西域人口最多的波斯系胡人和汉人，留存至今的高昌古城--哈拉和卓遗址尽是波斯风格。但统治阶级却是汉族出身的麹氏家族。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3）

相对而言，焉耆别名“阿耆尼”，在波斯语中是“火”的意思，正如这个别名一样，焉耆是由波斯系胡人统治的国家。

玄奘在高昌受到国王麹文泰的热情接待，甚至被要求从此滞留当地。但玄奘前往天竺取经的素志并未因此动摇。分别之际，麹文泰向玄奘赠送了各种礼品，并奉上黄金、银钱、绫绢等物作为往返天竺二十年所需的旅费。另外，还准备了给西域二十余国的国王的信，要求他们善待玄奘，给予放行。

然而高昌国以西就是焉耆国。

玄奘抵达时，焉耆国王带领诸臣出迎。玄奘得以进入都城，但一切都只是常规的形式，并没有特别的招待。在佛教国家，供奉僧人是国王的义务。焉耆国王只是履行了这个义务而已。《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这样写道

--其国（焉耆）先高昌寇扰，有恨，不肯给马。法师停一宿而过……

高昌先前曾攻打焉耆。高昌国王的信反而帮了倒忙，焉耆连换乘的马都不愿提供。玄奘只住了一晚便匆匆离开了。

关于玄奘从长安出发的时间，有“贞观元年（627）”和“此后两年（629）”两种说法。玄奘访问高昌和焉耆应当是在出发后的第二年。而高昌攻打焉耆是629年以前的事，这时两国已关系恶化。因此在高昌被奉为上宾的玄奘到了焉耆才会备受冷遇。不得不说玄奘是受了无端的连累。

高昌作为西域的城市国家，竭尽全力想要生存下去。一边与西突厥缔结同盟，同时也尽可能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在与两个超大国的力量抗衡之上，尽力维持国家生存。夹在大国间的小国的生存方式，到现在一千数百年过去，依然没有改变。

贞观四年（630），玄奘访问高昌之后不久，高昌国王麹文泰亲自前往长安。麹文泰访问长安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翌年正月，唐太宗设宴招待了高昌国王麹文泰以及随行诸臣。高昌国王的夫人也在一行之中，她本姓宇文，唐朝把皇室的李姓赐予她，这在唐朝来说属于破格的待遇。与高昌结为亲戚，对收集西域情报也大为有利。

麹文泰的父亲麹伯雅也曾在隋朝时入朝参拜过皇帝。也许因为自身是汉族政权，高昌国总是心向着东方。他们是中华文明的崇拜者，从出土文物中也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玄奘在此被奉为上宾，一是因为玄奘的人品，二是因为他是汉族僧侣。

在长安宫殿的宴席上，唐太宗和高昌国王究竟交谈了些什么呢？

一定谈到这样的话题

--就在数年前，有一位年轻却高德的唐僧曾经过高昌。无论怎么挽留，他都不曾改变去天竺取经的决心，毅然踏上旅途。这位僧人名叫玄奘。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4）

对高昌而言，既然欲与唐朝加深友好关系，曾善待唐僧可是要强调的事实。

麹文泰率群臣访问唐朝，随员中应该有不少人在二十年前曾随先王麹伯雅访问过隋朝。

隋炀帝即位之后，高昌向隋派出使节是在大业四年（608）。

同年，日本也向隋朝派遣了使节。《隋书》中记载的是倭王多利思比孤，其实派出遣隋使的就是圣德太子。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有意思的是，这封有名的国书记载于《隋书》，而日本的史书中却没有记录。

翌年，高昌国王麹伯雅亲自访问了隋朝，并且逗留了约四年时间。甚至参加了征讨高丽的战争，其忠诚可见一斑。

隋炀帝行事铺张豪华，迎接远来客人时的排场也是极尽奢华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沿路仕女盛装夹道，衣服车马装饰得美轮美奂。史书中写道

--以示中国盛。

一派盛世景象一定给高昌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国王归国时，隋炀帝还将一名皇室宗女许配与他，可说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

然而隋朝已被唐朝取而代之，高昌使节团中怀念当年的人大概为数不少吧。

唐太宗与隋炀帝性格截然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和秦始皇都是成就过宏伟大业的皇帝。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隋炀帝兴修大运河，都是史上罕见的浩大工程。大运河连接长江和黄河，使自富饶的江南地区到中原洛阳、长安一带的距离大大缩短。南北分裂了数百年的中国，在隋朝获得统一，这统一的象征正是大运河。

关于兴修大运河的动机，后世的史书解释说，因为隋炀帝热爱江都（扬州），兴修大运河不过是为了自己行乐方便。隋王朝短命，以至于未能充分留下为自己辩护的记录和人才。

如果把兴修大运河的目的说成是单为娱乐，这是不可信的。但这项浩大的工程使人民疲惫，最后导致隋王朝民心尽失，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据说隋炀帝的后宫美女多达两万，这也是个传说中的数字。不论其真伪，由此可知隋炀帝的确是个凡事好大喜功的人物。

包括对待前来朝拜的各国君主及使节，隋炀帝依然不改追求虚荣的脾性。朝贡使者经过的道路两旁如果有破旧的房子，大概也难逃被拆除的命运。

唐太宗名列历代王朝的名君之一，有的史学家甚至把他评为中国历史上最贤明的皇帝。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5）

较之偏重浮华的隋炀帝，唐太宗更加注重实质。如果说隋炀帝相当于丰臣秀吉，唐太宗相当于德川家康的话，日本读者大概更容易理解吧。

即便属国的君主将要来访，唐太宗也没有下令打扫道路，加以装饰。

辑录唐太宗与群臣问答及其他的《贞观政要》，在日本是广为流传的政治教科书。“贞观之治”几乎成了仁政的代名词。

对于政治的实质是好是坏，当地人可以有切身的体会，而外来的客人却有许多难以了解的部分。

高昌国的使节团分别在隋炀帝和唐太宗时代前后相隔二十年来访，只看表面的人，大概是想

--隋朝那时候，才叫繁华盛世，唐朝比起人家实在不怎么样。

高昌国王麹文泰访问唐朝时，位于西域和唐朝之间的所谓河西地区，正处于不太平的时候。未能得到出国许可的玄奘，之所以能从凉州往西行进，正是因为当地正闹饥荒，官府正致力于疏散居民。如果在平时，旅行者甚少，擅自出国的玄奘一定显得十分招人耳目。然而这时到处是集体迁移的人群，玄奘混在其中才得以成行。

麹文泰在此后不久经过这一带。当地居民都已迁移他处，无主的空房大概多半已开始倾斜坍塌。

--满目凄凉……

高昌国王以及随员们，特别是隋炀帝时期来过中原的人一定都会这么想吧。

要是隋炀帝的话，大概会把这些破屋都清除掉吧。但是唐太宗并不打算为这类表面工作浪费民力，因为，用拆除旧屋的力量可以去做更具生产性的工作。

作为一个汉族政权，高昌国向往的是中华文明。正因如此，高昌国的高官们才会在对唐朝感到失望的同时，产生一种轻视的心理。

当时凉州的饥荒是因霜害引起的。从中国整体来看，不过是仅限于极小一部分的局部现象而已。疏散到外地谋生的人们应该有不少人在外地扎下根而不再回原籍。

通往西域的河西地区留下的大量无人居住的破屋并不意味着大唐帝国的衰败，因为这时期正处于“贞观之治”，中国全体人民生活的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在各个领域，唐朝的春天正含苞待放。

遗憾的是，高昌人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许是当时面临的问题过于严重，使他们无暇顾及这些。

焉耆国为了恢复西域北道而向唐朝请求援助，唐朝对此也无异议。但在高昌国看来，就好像位于繁华街道上的豪华宅第突然变成了贫民区的一幢孤零零的屋子。所以绝不会听之任之。

这时候，如果高昌国的首脑人物了解唐朝的实力的话，无论如何都会不断派遣使者前往长安，采取陈情战术来解决问题。

--唐不足畏。

凭着这样的结论，高昌突袭了焉耆。

这是贞观六年（632）的事。

也是这一年，焉耆王向长安派出使节，请求恢复隋末以来被阻断的西域北道。听到这个消息，高昌立即出兵焉耆，一番掠夺之后撤回。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6）

对高昌的暴行，焉耆自然要请求唐朝来主持公道。

唐朝向高昌派出问罪使李道裕。高昌的罪行还不只是掠夺焉耆，他们疏于朝贡，未尽蕃臣之礼；而且擅自更改元号，官职的名称也模仿唐朝。

高昌国王麹文泰对唐使李道裕说

--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

也就是把唐朝比作鹰和猫。高昌虽然是像野鸡和老鼠一般弱小，但也可以独自建造自己的安乐窝。高昌虽为小国，但也需要自己的生存空间。

高昌态度强硬，毫无谢罪之意。

问罪使抵达高昌是在贞观十三年（639），距高昌攻打焉耆已经过去七年时间。这问罪似乎有些过于迟缓。唐太宗并非轻举妄动之人，但只要打定了主意，他就会做好充分准备，彻底行事。

高昌过于轻视唐朝。接到唐朝派出高昌远征军的消息时，还在妄言

--唐与高昌相距七千里，其中两千里是沙碛（沙漠和戈壁）之地。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唐朝如何能够派遣大军前来？我十年前访问唐朝的时候，秦（陕西）陇（甘肃）以北的城镇乡村一片萧条，与隋朝时的繁华不可同日而语。若想讨伐高昌，兵力越多，粮草就越成问题。如果只是三万兵力的话，以高昌之力足以防御，正可谓以逸待劳。我们只需高处静观，等待对手精疲力竭即可。就算他们有能力攻打到城下，谅他们的包围也坚持不了二十天。粮草殆尽，敌军自会撤离。等到那时，我们只需追击攻打就可轻松取胜。有什么好担心的？

麹文泰虽去过长安，却未能洞察唐朝的国力，也没能看出唐太宗的贤明之处。

而唐太宗此时已下定决心要讨伐高昌。

问罪使李道裕归国后，向唐太宗奏报于高昌国王的意向。但唐太宗仍对麹文泰的反悔抱有期待，他又派人送信到高昌，试图说服麹文泰认清时局，并邀请他来长安会面。只要高昌国王愿意前来，一切既往不咎，关于通商路线也可细细商讨。唐太宗的意图应当是这样的吧。即使恢复西域北道，经由高昌的所谓“伊吾道”也并不需废弃不用，因为有两条通道也不嫌多。

然而麹文泰收到唐太宗的亲笔信后，却假托生病拒绝入唐。

在唐朝看来，如此仁至义尽，高昌却丝毫不为所动，最后剩下的只有行使强硬手段这个办法。以唐太宗的性格，不行动则已，一旦行动就绝不容许半途而废。

派遣问罪使的那一年，即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内务大臣）侯君集被任命为交河行军大总管。交河是吐鲁番盆地的河流名称，这个职位也就是讨伐高昌的大军统帅之一。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由薛万均担任。共动员数万兵力，远征所需的辎重运输人员更倍于这个数字。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7）

有大臣反对这场漫长远征，也有人认为攻下高昌容易，但长期守卫必定得不偿失。就像《贞观政要》所记录的那样，唐太宗善于倾听群臣的谏言和建议。然而这一次，对反对远征高昌的谏言，唐太宗并未理会。

当麹文泰得知唐朝大军已抵达碛口时，这才惶恐起来。史书中写道

--忧惧不知所为，发疾卒。

麹文泰之子智盛被立为高昌国王，这是贞观十四年（640）五月的事。

当麹文泰病死的消息传来时，唐军已逼近一个叫柳谷的地方。

关于葬礼的日期和时辰，唐军的情报人员已获知。有人进言道

--国葬之时，全体国人聚集，不妨乘机攻打。

大总管侯君集却摇头道

--不成。天子派我前来讨伐，为的是惩戒高昌的无礼。问罪之军如何能够乘人之危？

唐朝大军就这样抵达了高昌城。

高昌城的命运已如风中之烛。被高昌寄予厚望的西突厥这时只是看在同盟的面子上，把军队进驻到距交河城三百七十里的可汗浮图城，从那里声援高昌。而且只是“声”援而已。当时西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并不算太坏，为向唐朝表示友好的姿态，西突厥甚至把大量在隋末动乱时期掳掠至西域的汉人送还中土。更大的原因是，西突厥内部正进行权力斗争，没有余力与唐朝决战。

唐军一旦逼近，可汗浮图城的驻军干脆束手就擒，也算对高昌尽了同盟国的义务。

高昌国的新国王麹智盛眼看大势已去，只好打开城门投降。

高昌国从第一代国王麹嘉开始至第九代灭亡，前后共一百三十四年。

降服唐军的高昌国官员们作为俘虏被带到长安。麹智盛则被授予左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王弟麹智湛被授封为右武卫中郎将兼天山郡公。

有的大臣向唐玄宗进言，建议朝廷将罪过归于已经死去的麹文泰，拥立其子并保全高昌国。魏徵即其中一人。因为若要把高昌归为直辖领土，至少需要千余人的常备军驻守，每隔数年还得另派军队换防，财政负担实在太大。

可是唐太宗没有接受建议。

高昌国成为唐朝的西州，可汗浮图城一带则设置庭州，依照唐制，州下又分别设县。

新设的安西都护府虽然后来迁移至别处，但最初是在交河城，军队就驻扎在那里。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写作“高昌故地”，是因为当时高昌国已经灭亡，当地成为唐朝的领地，形式上已经没有高昌这个地名了。然而西州的叫法尚未普及，一般说来还是称之为高昌更加通用，于是又特意在“高昌”之前加上“故地”二字，以示区别。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8）

魏徵等重臣都主张把高昌作为属国间接统治，然而唐太宗力排众议，明知困难重重，但还是选择直接统治。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信心以及抱负之远大，他的目标是建立世界规模的唐帝国。

合并高昌之后，唐太宗又活了九年。这九年中，西域诸国纷纷顺服唐朝。这样一来，唐朝统治西域的据点设在吐鲁番盆地位置显得过于偏东。到了唐太宗之后的唐高宗时代，安西都护府被迁到了更西方的龟兹一带。

唐高宗时期，突厥系部族发生叛乱，唐朝的讨伐使西突厥也降服唐朝。西突厥的势力范围包括帕米尔以西至犍陀罗一带。

也就是说唐朝在全盛时期支配着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广阔的领土。唐朝的不断西进并非只是向着无人的荒野。在西方，也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开始向东扩张。

穆罕默德于570年出生于麦加，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末期，正当隋朝统一中国的前夜。穆罕默德得到安拉的启示，创立了伊斯兰教，并因此受到迫害，不得不逃往麦地那，此后以麦地那为据点开始新的传教活动。伊斯兰教历把这一年，即626年定为纪元元年。阿拉伯语中“迁徙”叫做Hijra（希吉来），日文中多译为Hejira。伊斯兰教历就被称为回历或希吉来历。

希吉来历元年正好与唐高祖李渊让位给儿子唐太宗李世民是在同一年。翌年唐朝改元为贞观元年。如前所述，玄奘离开长安朝着天竺出发的时间也以“贞观元年说”最为有力。

穆罕默德收复麦加是在他去世前两年，即630年。

唐朝收集外界信息的能力不论多么发达，大概也难了解到，在阿拉伯半岛正展开着一场新的宗教运动。就算来自西方的队商人员带来零星的消息，在当时大概也无法从中把握到这场新兴宗教运动的意义。

632年穆罕默德临终之前，曾在他病中代为执行政务，也是最受信赖的弟子艾卜&#8226;伯克尔继承了教团领袖的地位。教团领袖被称为“哈里发”，有人将之译成“教皇”，但在阿拉伯语中是“后继者”之意。同为教团领袖，穆罕默德是“预言者”而非后继者，而艾卜&#8226;伯克尔为第一代哈里发。

第一代哈里发在位前后不过三年时间里，平定了阿拉伯，并出兵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伊朗。

第二代哈里发欧麦尔，亲自远征巴勒斯坦，占领了耶路撒冷。那是637年的事。伊斯兰军在乃哈万德击破萨珊王朝的军队，成功占领伊朗，时为642年。唐朝吞并高昌是此前两年的事。

第二代哈里发欧麦尔不但攻下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伊朗，还出兵夺取了东罗马帝国支配下的埃及。

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惨遭失败的萨珊王朝和东罗马帝国几乎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9）

对伊朗、东罗马帝国来说，阿拉伯只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文明古国的伊朗人和罗马人看来，那些在沙漠中争斗不休的阿拉伯人与自己根本不属于同等人种。说得极端一些，在那些居住在亚历山大和巴格达的文明人眼中，阿拉伯人与野兽并无二致。

虽为同一片土地上的居民，阿拉伯的不同部族之间却总是展开着血腥的争斗。他们是一群肉体强壮、目不识丁且不通情理的人。在外人看来，这些人超越部族的隔阂团结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奇迹。

然而这奇迹发生了。

是穆罕默德倡导的伊斯兰教创造了这个奇迹。

打着伊斯兰教旗帜的阿拉伯军团转瞬间就把近邻的各先进国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个伊斯兰教政权被欧洲的历史学家们称为萨拉森帝国。希腊人和罗马人自古以来把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称为萨拉森，这个名称有“野蛮人、掠夺者”的含义。哈里发领导的伊斯兰教政权从未主动使用这个称谓。由于流传广泛，直到今天，“萨拉森”这个词仍出现在教科书里。

伊斯兰教把各部族团结在一起，并成倍地发挥他们的力量。乘着新兴的气焰，所谓的萨拉森军队以破竹之势，不断向四周扩张。

--左手《古兰经》，右手利剑。

这句著名的口号，正好可以体现这一时期萨拉森势力的所作所为。这句话给人一种强迫异教徒改宗、以宗教之名进行侵略战争的印象。

然而，在《古兰经》中，有这样经文

--宗教不可强制（第二章）。

--只容许受迫害的人为自卫而战（第二十二章）。

且不论是否叫做侵略战争，伊斯兰政权的军队如有神助，所向披靡。在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投降之后，萨拉森势力自然进入了中亚细亚一带。

如前所述，唐朝吞并高昌与伊斯兰政权征服伊朗大致处于同一时期。一边是自东向西，一边是自西向东，两股巨大势力之间的重大冲突终将发生。

到了这时，在唐朝，从队商等带回的消息中，人们应该已经听说西方正兴起一股强大的势力。朝廷的重臣们之所以没有赞成唐太宗的西进方针，或许也与这些消息有关。

唐朝与伊斯兰教势力的冲突时间比预料的晚一些，因为双方各有内部矛盾需要解决。

另外，伊斯兰教势力的初期膨胀不可能一直保持同样的势头。纵然确实发挥了奇迹般的力量，但持续却极其困难，要以起跑时的冲劲坚持到终点是不可能的。这让人不由地想起太平洋战争时，日军的破竹之势并不曾持续太久的事例。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0）

唐太宗之后是唐高宗时代。唐高宗不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且体弱多病。唐高宗及其妻则天武后的合葬陵墓位于西安郊外的乾县。参观的时候，导游向我们介绍道：“这里合葬着武则天和唐高宗。”武则天的名字俨然放在前头。

从在历史上所占的分量来说，则天武后的名字排在前边也不足为奇。

唐高宗时期，东突厥已经瓦解，西突厥因内讧而发生动乱，对唐朝而言，不再具有威胁性。而此时，伊斯兰初期的迅猛威力也开始有所缓和。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唐朝的军事活动在东方最为活跃。应新罗武烈王的求援，唐朝出兵打败百济。天智天皇时代的日本为支援百济也派出军队，在白村江与唐朝和新罗的联军交战，日本败退。这是一场著名的战役，发生于663年。

伊斯兰政权一方在吞并伊朗、埃及和耶路撒冷之后，优秀的第二代哈里发欧麦尔于644年遭暗杀。后继成为第三代哈里发的是出身于名门倭马亚家族的奥斯曼。

作为一个领导者，第三代哈里发奥斯曼的资质有些欠缺。他任人唯亲，只重用来自本家倭马亚家族的人。伊斯兰教在兴起之前部族纷争时代的阿拉伯民族的弊端再次显露出来。政治陷入混乱状态，奥斯曼惨遭暗杀。

第四代哈里发是出身于哈希姆家族的阿里。他在奥斯曼被暗杀的656年成为哈里发。对此，倭马亚家族当然心有不甘。倭马亚家族的穆阿维叶在大马士革自立为哈里发。两者相争，第四代哈里发阿里被杀。

历史上把从第一代的艾卜&#8226;伯克尔到第四代的阿里称为“正统哈里发”时代。让人感到异常的是，在四位哈里发中，竟然有三位遭暗杀身亡。

阿里被杀之后，他的追随者为反对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家族僭称哈里发，奋起抵抗。阿里遭暗杀是在661年，其子侯赛因与倭马亚家族交战，兵败而亡，那是在680年。此后，倭马亚家族的权力得到确立。

在阿拉伯语中“追随者”叫做“什叶”。阿里的追随者们不承认倭马亚家族的哈里发的正统性，追随者一派的反抗后来一直持续，他们因此被称为“什叶派”。

在“正统哈里发”时代，哈里发都是受拥戴而继位。倭马亚王朝的统治确立之后，哈里发成为世袭制。这个政权极其排外，在军事上四处扩张，占领撒马尔罕，入侵至印度河下游一带，同时席卷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北非国家，又在直布罗陀登陆，踏入欧洲等地，一时间所向无敌。但在内政上不得人心，致使众多人对政权心怀不满。于是，反倭马亚的民愤渐渐高涨，750年，哈希姆家族的阿布尔&#8226;阿拔斯领导的叛乱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

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之后，以巴格达为首都，迎来繁盛的时代。

在唐朝，不论伊朗人或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统称为大食。并把倭亚马王朝称为白衣大食，把阿拔斯王朝称为黑衣大食，以示区别。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1）

在“正统哈里发”时代，第三代哈里发奥斯曼曾向唐朝派出使节。时间是永徽二年（651）。《旧唐书》中记载道

--大食国，始遣使朝献。

第三代哈里发派来使节一事见于《旧唐书》，《新唐书》的“本纪”省略了这一段，《资治通鉴》中也没有收录。也许对唐朝来说，来的虽是稀客，却算不上值得一记的事。然而随着唐朝势力的西进和伊斯兰势力的东进，两者日渐靠近，自然会产生实质性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因各自所主张的权益不同，往往发展成一种血腥的关系。

位于唐朝与伊斯兰帝国之间的，是广阔的西域。唐太宗时期，唐朝吞并高昌，改为直辖领地，显示出积极西进的姿态。然而在西域各都市国家中，有的直属于唐朝，有的只是名义上的顺服，有的其实几乎是完全独立的。也有中间的例子，如果用颜色来形容的话，可谓色彩纷呈。

如果在地图上把顺服于唐朝的国家用深色表示的话，呈现出的整体倾向是越向西颜色越浅。翻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干脆连颜色都谈不上。

讽刺的是，与唐朝关系最疏远的这片无色地带，曾在某个时期对唐朝抱有异常高的期待。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这些所谓粟特地区的居民，多是琐罗亚斯德教徒和佛教徒。伊斯兰势力占领伊朗后如果继续东进，势必给粟特地区带来动荡。关于伊斯兰势力对异教徒的弹压，或者说是近乎弹压的歧视政策，当地人早有耳闻。事态日渐恶化，以商业立国的粟特地区，要想抵御伊斯兰的入侵，可说是无能为力。

可以依靠的只有东方的超级大国唐朝。然而唐太宗死后，唐朝政局开始陷入混乱状态。在唐高宗、则天武后当政的时代，唐朝的对外政策并不是那么积极，唐中宗时期政局也不稳定。哪有余力派出大军翻越帕米尔高原前去支援？

粟特无奈只好请求突骑施族的保护。突骑施族以勇武闻名，但势力并不强大，就好像一流保镖因家事无法出动，只好找三流保镖来对付一样。

另一方面，伊斯兰势力也陷入不稳状态。暗杀事件不断的“正统派哈里发”时代终于在661年宣告结束，后续的倭马亚王朝也不安定。叶齐德一世死后，他的继承者穆阿维叶在位仅十天就死了，内乱顿时爆发。自683年开始，内乱持续了十年才结束。伊斯兰势力再次开始扩张是在这场内乱的伤痕平复之后。

库泰拔&#8226;伊本&#8226;穆斯里姆远征中亚细亚是在705年。710年，穆罕默德&#8226;伊本&#8226;卡西木出兵印度，翌年，他又率部登陆伊比利亚半岛。

705年相当于唐中宗当政的神龙元年。中宗曾一度被母亲则天武后所废，经重臣的努力才得以复位。可惜中宗对皇后唯唯诺诺，并非一位英明的君主。皇后韦氏一心想掌握天下大权，当第二个武则天。为了这个目的，首先要肃清反对派。

唐朝的宫廷陷在争权夺势的旋涡之中，无暇顾及西域局势。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2）

则天武后这个称呼有些含糊不清。名为皇后，但显然比皇后权势更大。她的确曾是皇后，但不久即建立“大周国”，自任皇帝。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清朝的西太后虽然掌握大权，但并没有建立新王朝，也没有自任皇帝。在中国现在多称之为武则天，而不是则天武后。“武”是她的姓氏。

武则天在位的二十年间，大唐王朝是不存在的。严格地说来，唐朝暂时消亡了。

武则天曾入唐太宗的后宫，太宗死后，得到太宗之子高宗的宠爱，最终被立为皇后。以中国人的道德观，这显然违背伦常。武则天离开太宗的后宫之后，一度出家为尼。遁入佛门，过去的经历即可抹消。曾经身在先帝后宫的经历一旦抹去，就可再还俗嫁给高宗为妻。虽然经过出家的程序，但在汉族的传统中还没有这样的事例。于是这成了“唐王朝非汉族说”的依据之一。

高宗有头痛的痼疾，武后代他执行政务，渐渐开始对权力着魔。高宗死后，儿子继位即唐中宗。但不久武后废黜中宗，立另一个儿子为睿宗。然后又废睿宗，自己亲任新王朝的皇帝。

一度中断的唐朝并未像西汉、东汉那样被看做前后两个朝代。因为被废的中宗在唐朝复兴后又当上了皇帝。虽有些勉强，但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武则天废唐朝而兴大周国，显然是个篡位者，然而武则天并未遭此待遇，因为复兴的唐朝自中宗以后诸代皇帝都是她的血亲。应该不会有谁愿意把自己母亲、祖母或是曾祖母称为大逆不道的篡位者吧。另外，武则天退位是因年老体衰，自然而然地远离了权力的宝座。如唐朝后继者所愿，问题得以平稳解决。

虽然武则天在个人生活上有很多为人所不齿的经历，但历代史学家对她的政治手腕大都给予正面评价，在善用人才方面尤其得到肯定。总之，武则天称得上是一位有能力的女性。

中宗复位之后，皇后韦氏也向往武则天权势在手的威风，可惜她的能力远远不及武则天。韦皇后的野心使宫中成为阴谋笼罩之地，昏庸的中宗开始怀疑韦皇后会仿效自己的母亲建立新政权。韦皇后觉察到中宗的疑虑，抢先毒杀了中宗。年少的太子即位，韦皇后亲自摄政。也许韦皇后本打算任用亲信，巩固权力，然后像武则天那样建立自己的王朝吧。

这时崛起反抗的是李隆基，他是中宗的胞弟、曾经在位又遭废黜的睿宗的儿子。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暗中纠集反韦皇后派的势力，首先突袭了禁卫军中韦皇后派的将领，然后率队攻入宫中。

李隆基毫不留情地斩杀了韦皇后，并把她的徒党悉数消灭。然后又把父亲睿宗迎进宫中立为皇帝，并自任皇太子。这是710年的事。同年，库泰拔&#8226;伊本&#8226;穆斯里姆将军开始在中亚细亚各地展开军事行动，伊斯兰军队首次进入印度。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3）

睿宗即位三年后让位于皇太子李隆基，繁盛的玄宗时代从此拉开帷幕。睿宗在让位三年后离世。

唐朝再次恢复了活力。唐太宗时期，曾在吞并高昌等行动中显示出果敢西进的积极姿态，但建国伊始，万事尚未具备。而到了玄宗时代，与太宗当政之时相比，对国力可说是信心十足。唐朝对西域统治的态度也转向积极，命中注定了要与伊斯兰势力在此相遇。

不过，两者相遇的时刻并未立即到来。因为在唐朝为内政困扰之时，粟特转而依靠突骑施的军事庇护。也就是说，在唐朝和伊斯兰势力之间还夹着一个突骑施。

倭马亚王朝派遣的库泰拔&#8226;伊本&#8226;穆斯里姆在中亚细亚活跃了约十年时间。库泰拔虽通常被称为将军，但从他的功绩来看，较之军事才能，他的政治手腕更胜一筹。

他在远征粟特，即所谓“昭武九姓”之地时，当地多为波斯系居民，以擅长经商闻名。如前所述，当地也有不少从事护卫的突厥系民族。库泰拔将军首先着手的是离间波斯系和突厥系民族。

远征军就算占领了某地，但只要军队一离开，当地居民很容易离反。库泰拔将军注重不伤害波斯系民族的自尊心，他在军中招募了大量波斯系民族的士兵。

倭马亚王朝的伊斯兰帝国从形式到实质都是阿拉伯至上主义。阿拉伯士兵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全世界都是自己的，并且不愿放弃这种傲慢的态度。库泰拔将军因此尽量避免阿拉伯军队和波斯系民族的接触，他招募的马乌拉部队就是波斯系的军队。

完全可以说，粟特地区之所以能融入伊斯兰的势力圈，得力于库泰拔将军的政治手腕。而库泰拔将军能够获得成功，也得益于哈里发瓦利德一世的支持。

瓦利德一世于715年去世，他的弟弟苏莱曼成为新的哈里发。在君主专制时代，无论多么优秀的人物，一旦失去君主的庇护，他将难以平安度日。库泰拔与哈里发苏莱曼的关系极不和谐，原因据说是倭马亚王朝的第五代哈里发阿卜杜勒&#8226;马利克在选定继承人的时候，库泰拔拥护的是瓦利德一世。还有一种说法是，瓦利德一世想把哈里发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弟弟苏莱曼，而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库泰拔。

库泰拔开始盘算以撒马尔罕为根据地建立独立政权，这等于背叛了新任哈里发。库泰拔试图说服手下的干将支持自己，他自负于平日公正分配战利品，一直优待部下，却怎么也没想到部下会反对自己。对属下军官们而言，背叛伊斯兰大帝国的哈里发是大逆不道的。库泰拔早已把家人聚在撒马尔罕，属下将领的家人却都还在大马士革。库泰拔本来期待着自己的计划得到狂热的支持，然而现实却是令人焦虑的沉默。他怒不可遏地大骂：

“你们这些卑鄙的拜多韦！”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4）

“拜多韦”是阿拉伯部族的名称。受到侮辱的拜多韦部族的将士们包围了库泰拔的宅邸，放火将宅邸烧毁，并杀死了库泰拔。以库泰拔生前的显赫，哪想到最后竟落得一个惨遭杀害的下场。

库泰拔死于715年，相当于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三年。这时玄宗皇帝刚满三十岁。

库泰拔的殁之使得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统治再次陷入不安定状态。在阿拉伯军队驻屯的时候，当地居民每天到清真寺念诵《古兰经》，军队一离开，人们又恢复原有的偶像崇拜。即使改信伊斯兰教，税赋上的不公平仍旧没有改善。库泰拔当政时，只要是伊斯兰教徒，就可以和阿拉伯人一样免除人头税。阿拉伯至上主义再度蔓延，当地人对此深感不满，叛乱此起彼伏。

苏莱曼的后继者是第八代哈里发奥马尔（717-720年在位），在他当政的短短几年内是个例外--改宗信伊斯兰教的人得以免除课税。然而没过多久，又恢复了阿拉伯至上主义，粟特地区再次陷入纷争频发的状态。

为反抗伊斯兰军队，中亚细亚的居民与突骑施联合起来。此时倭马亚王朝的衰退不只体现在中亚细亚的粟特地区，在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倭马亚王朝的权威正逐渐丧失。若是伊斯兰政权尚有活力，库泰拔筑成的业绩本可以保留下来。可惜政权颓败，库泰拔的基业也随之消亡。

事态有进亦有退。

唐军击破了支持粟特及周边地区叛乱的突骑施，这给倭马亚王朝的中亚细亚统治带来一丝喘息的机会。

突骑施没落是在唐朝开元二十七年（739），当时突骑施的可汗名叫吐火仙。突骑施曾经攻占唐朝管辖下的碎叶城，如前所述，这碎叶城据说就是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唐朝派出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将军，志在夺回碎叶城。吐火仙出城应战，在唐军的猛攻之下落败而逃，最后在贺逻岭被俘。与此同时，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詧率部攻入怛逻斯城，接着又攻下了曳建城。

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在被俘后第二年得到赦免，并被封为唐朝的左金吾大将军。当然这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名号，唐朝采取这样的怀柔政策，软硬兼施。在吐火仙之后，仍然在名目上保留了突骑施可汗的称号。而突骑施被唐军瓦解，实质上已经灭亡，至少它已丧失了作为军事集团的力量。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存在于唐朝和伊斯兰帝国之间的一股势力忽然间消失了踪影。

对唐朝而言，消灭了一个横行于边境的危险势力，想必西边从此可以太平无忧。而在倭马亚王朝的伊斯兰帝国看来，中亚细亚居民的武力斗争失去了后盾，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但安心只是一时的，两国面对的新问题是两国从此不得不进行直接的接触。

当时倭马亚王朝的呼罗珊总督（管辖中亚细亚领地的长官）奈斯尔&#8226;伊本&#8226;赛亚尔可说是历代总督中最贤明的一位。面对国境相接的新邻国唐朝，他多次派出使节，结交和平友好的通商关系。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5）

然而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倭马亚王朝正日渐走向衰落。反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派在中亚细亚一带活动频繁，就算奈斯尔&#8226;伊本&#8226;赛亚尔能力再强，也防不胜防。

西域之西的版图产生了新的格局。虽然同为伊斯兰帝国，君主也都自称哈里发，但实体完全不同，因为政权从倭马亚家族转移到了阿拔斯家族。西方历史学家笼统地称之为萨拉森，但还是应该称作阿拔斯王朝。

唐朝把倭马亚王朝称为白衣大食，把阿拔斯王朝称为黑衣大食。

突骑施灭亡后，唐朝与伊斯兰帝国成为邻国。十年之后，唐朝才得知对方的实体已发生变化。

无论哪个政权都乐意与邻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但如果邻国实力过于强大则令人担忧，只怕国境随时会有不稳的事态发生。说实话，邻国还是弱小为好，因为这样反而安全。为国防问题着想的时候，往往需要策划一些削弱邻国力量的谋略，另外在通商关系上也一样要尽量为本国谋求有利条件。

只要有国家间的利己主义存在，邻国双方就永远不可能有理想中的那种没有争端、融洽和美的关系。通常是不论大事小事，双方总存在若干矛盾，不时还会发生冲突。

从唐朝和伊斯兰帝国的关系来看，唐朝也曾利用后者政权从白衣大食转向黑衣大食的机会，试图削弱对手的力量。在阿拔斯王朝代替倭马亚王朝统治中亚细亚西部时期，有迹象表明，唐朝曾支援过倭马亚王朝的残党。

最后的结果是，唐朝与阿拔斯王朝统治的伊斯兰帝国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武力冲突。之所以只此一回，是因为随后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导致皇帝不得不逃离长安这样史无前例的危机，当然无暇顾及西域。

而在阿拔斯王朝一方，对立派的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仍然活跃于伊比利亚半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所以，明知唐朝因安史之乱大伤元气，也不敢乘机长驱直入进攻东方。

这唯一的一场战役即751年的怛逻斯之战。

唐军在这场战役中动员的兵力是三万人。作为一场边境冲突，必须说是相当大的规模。但也算不上倾力相争的决战，不过是边境冲突中稍具规模的一场局部战争而已。

从唐代的记载来看，关于这场战役也没有引人注目的记录。尽管如此，怛逻斯之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从唐朝皇帝到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还有实际参加战斗的将士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它的意义。

这个意义直接说来就是，因为这场战役，中国发明的造纸术被传到了西方。

战役的结果是，从属于唐军的突厥系葛逻禄部族投靠阿拔斯军，最后以唐朝战败告终。

被阿拔斯军俘虏的唐军士兵中，有几个滤纸工匠。他们被带到撒马尔罕和巴格达，造纸术由此传向西方。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6）

纸张本身应当很早就传入了西方，但制作方法一直是个谜。这个谜被解开之后，伊斯兰地区开始大量造纸。这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之重大，应该说是无法估量的。较之丝绸传入并成为上层社会的高级衣料，造纸术的传播显然是更为深远的文化交流。

说到怛逻斯之战，就不能不提及唐朝将军高仙芝。

唐朝将军高仙芝并非汉人，而是高丽人。高丽国在668年被唐朝与新罗的联军所灭，因为高丽人抵抗不断，唐朝只好采取非常措施，把高丽居民迁移到别处。三万八千二百户高丽居民被迫转移至未开垦的荒原地带，史书中有“留其贫弱者守安东”的记载，也就是说只把无力抵抗的人留在当地。

依照唐朝的规矩，降服的高丽王以及贵族分别被授予官职。高丽王被任命为司平太常伯，相当于后来的工部尚书（负责工程建设的大臣）。

高丽亡国是高仙芝出生之前的事，是在他祖父和曾祖父的时代，而他应当是因身强体壮而未被允许留在故乡的高丽人的子孙。有人说高仙芝出身于王族，但正史所记载的高仙芝传记中并无这样的说法。如果真是王族，正史中一定会有所记录。我想他一定是默默无闻但身强体壮的庶民的子孙。

高仙芝的父亲高舍鸡是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驻守于河西（甘肃西部）。据记载高仙芝“与父同班”，想必从年轻时就开始了军队生活，后来父子俩又一同进入安西都护府下属的军队。当时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已从高昌迁到了龟兹。

高仙芝因父亲的军功，年仅二十余岁就被任命为游击将军。官职为从五品下，相对其年龄来说，是个不低的级别。大概是多得父亲之力吧。

天宝六年（747），高仙芝被授予安西副都护的官职，率领一万步骑翻越帕米尔高原，与吐蕃（西藏）交战。

在现在的克什米尔以北的吉尔吉特有一个叫小勃律的小国。小勃律曾顺服唐朝，后来因吐蕃拉拢，遂与唐朝断绝了关系。吐蕃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小勃律王。

小勃律虽是小国，但在它的国土以西有二十多个中亚细亚国家，这些国家向唐朝进贡时都要经过小勃律。由于通道受阻，以往诸国送往唐朝的贡品都转而流向吐蕃。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二十多年，其间唐玄宗三次派出远征军进攻吐蕃，均未成功。

高仙芝从龟兹出发，经过喀什，在现在塔什库尔干附近翻越帕米尔高原后抵达波密川畔。波密川即帕米尔河。从波密川行二十余日抵达特勒满川，特勒满川应当就是瓦罕河。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7）

高仙芝在此把全军分为北谷道、赤佛道和护密道（现在的瓦罕）三道，以七月十三日为期，相约在吐蕃军守卫的连云堡（现在的萨尔哈德）集合。据20世纪进入该地探险的斯坦因推测，高仙芝兵分三路是出于粮草供给的考虑。

高仙芝走的是护密道，唐军攻陷了连云堡。吐蕃军仰仗天险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一万大军竟然能够翻越艰险的帕米尔。

占领连云堡之后，高仙芝留下三千病弱的士卒，翻越坦驹岭直逼小勃律国。

从坦驹岭的最高点到山脚，是落差达一千八百米的陡坡。

史书中记载

--直下峻峭四十余里。

面对这样的险路，士兵们胆战心惊。斯坦因也在著述中提到，来到这里，才真正明白高仙芝麾下的七千勇士为何胆怯。

为提高士气，高仙芝采用了一个计策。他先派二十骑人马先行，让他们化装成敌军使者前来投降并领路。士兵们以为战事结束，只需冲下陡坡就胜利在望了--全军斗志昂扬。

小勃律国一方没料到大军会顺着坦驹岭冰川的陡坡俯冲下来。从连云堡到小勃律国，还有另外一条翻越伊尔沙德山口沿分札河而下的路线。高仙芝深知敌人对天险的依赖，故意选择险路挑战。

小勃律的投降，一开始是针对己方的计谋。而实际上当唐军从坦驹岭俯冲下来，敌军果真不战而降。高仙芝肃清了小勃律国内亲吐蕃的势力，俘虏了国王及王妃，凯旋回朝。

可谓战功赫赫。西域的西方诸国再次向唐称臣。

斯坦因在《亚洲腹地考古记》中，高度评价高仙芝翻越帕米尔以及坦驹岭作战，将其与汉尼拔、拿破仑以及苏沃洛夫等欧洲历史上的著名将领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壮举相提并论。甚至还为坦驹岭上没有高仙芝的纪念碑而遗憾不已。

唐朝此时已是世界规模的帝国，所以才会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中，起用一名高丽将领。还有一个例子是阿倍仲麻吕，他加入遣唐使一行渡海到中国，用晁衡的名字在唐朝做官，官至秘书监（宫廷图书馆馆长）。像阿倍仲麻吕这样的文官虽不少，但军人中非汉人的比率似乎更高。

但也不能说，在唐朝这世界帝国之中不曾有种族差别。

高仙芝打败吐蕃军之后，犯了一个错误，他把向上级报告战绩的“奏捷状”直接送往了朝廷。高仙芝的官职是安西副都护，按通常的行事程序，他必须先向节度使报告，再由节度使向朝廷递送“奏捷状”。对此，节度使夫蒙将军大发雷霆。《旧唐书》中直接引用了夫蒙的原话

--噉狗肠高丽奴，噉狗屎高丽奴！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8）

直译成白话文就是：“吃狗肠子的高丽奴，吃狗屎的高丽奴！”恶毒的言语间包含着歧视。

不过，节度使夫蒙也不是汉人，而是羌人。羌人主要聚居于青海一带，是属于吐蕃人的部族。

当时在军队里，有从朝廷直接派遣而来的官员，名为“监军”，职责包括监督战果报告是否准确，防止粉饰战功，等等，拥有向皇帝直接报告的权力。监军大多由与军队瓜葛较少的宦官担任。当时的监军名叫边令诚。

他火速向朝廷报告

--高仙芝为朝廷建立了有史以来的奇功，如今危在旦夕，愿朝廷为后世的军人着想，手下留情。

边令诚的报告生效，朝廷把夫蒙召回长安，并升任高仙芝为节度使。

高丽人高仙芝就这样攀上了相当于唐朝西域总督的高位。

这时，在中亚细亚的阿拉伯帝国，正好处于从倭马亚王朝向阿拔斯王朝转换的时期。

翻越帕米尔三年之后的天宝九载（750），高仙芝又征讨了石国。石国位于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为中心的地区。征讨的理由十分抽象，说是“未履行属国之礼”。

高仙芝是个爱用计谋的人，在坦驹岭让人假扮敌军就是个典型事例。他在讨伐石国时也用了一个计谋，他欺骗石国国王说，只要愿意谢罪就可以既往不咎。石国国王投降后被送到长安，不但未得到赦免，反倒被处决了。

石国王子得知父王被杀，当然是向伊斯兰帝国请求支援。

高仙芝征讨石国之举总让人觉得他动机不纯。即便是曾奋力抵抗的高丽、夺取碎叶城的突骑施，他们的国王都得到赦免并受赐官职。而仅以没有履行属国之礼为理由，就讨伐石国、处死国王，这实在让人不解。

高仙芝攻下石国，并夺取石国的至宝“大瑟瑟”数十石。据说瑟瑟是碧珠，但具体不详，估计是祖母绿一类的宝石。另外还掠夺了大量财物，包括黄金、名马等西域物产。似乎这场军事行动的目的即在于此。

并且，据说这场征伐并非朝廷的命令，而是高仙芝请求朝廷后获准进行的。从这件事中，我仿佛窥见高丽人高仙芝的复杂性格。

关于在石国的掠夺，《旧唐书》写道

--仙芝，性贪。

稍后又有这样的记述

--家财巨万，颇能散施。

贪婪但又乐善好施，似乎有些矛盾。但要想散财，就必须先敛财。

为什么要散财呢？估计是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时时把人才拉拢在自己身边吧。要想建立派阀，就必须有巨额的资金，不论古今都是一样的。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9）

若不惜挥霍钱财的话，家财恐怕很快就会见底。也许高仙芝的远征也是为了补充自家的金库。

战事并未就此结束。

在石国看来，这场战事不能就这么了结。愤怒的王子向西域的近邻诸国申诉唐军的暴虐，试图说服诸国反叛唐朝。然而就算聚集起众多弱小的绿洲国家，其实力也不足以成为唐朝的对手。于是只有向新兴的阿拔斯伊斯兰帝国求救。

阿拔斯王朝把倭马亚王朝的势力驱逐出中亚细亚之后，正想找机会在这一带显示一下国威。石国的求救可谓正中下怀。

两个大国出动了军队。东侧，高仙芝将军率领三万汉、蕃兵力深入天山尽头的怛逻斯城。

西侧，阿拔斯王朝派出建国元勋阿布&#8226;穆斯林的部下齐亚德&#8226;伊本&#8226;萨里率大军前来进攻。

如前所述，因唐军内部的突厥系部族倒戈，战役以伊斯兰军的胜利告终。

高仙芝本想次日集结兵力再战，或许还有胜算，但部下李嗣业却表示反对。李嗣业在翻越帕米尔时，英勇善战，曾立下赫赫战功。高仙芝听从他的意见，决定撤离军队。

李嗣业认为这是一场无益的战斗，况且还有上次讨伐石国留下的教训。

对唐朝来说，这并不是一场重要的战役。因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动兵才不得已应战，只算得上一场无足轻重的局部纷争而已。《新唐书&#8226;本纪》中仅有短短一行记述

--高仙芝及大食，战于怛逻斯城，败绩。

至于《旧唐书&#8226;本纪》，则对这场战役未提一字。

伊斯兰一方的记录见于伊布努尔&#8226;阿什尔的《年代记》。书中写道，阿拔斯军消灭唐军五万人，俘虏两万人。但唐军总共三万兵力，这个记录未免过于夸张了。

伊斯兰方面的记述把怛逻斯之战看做是没落的倭马亚王朝的支持者们在唐朝支持下发起的一场叛乱。应该说的确有这样的要素包含其中，所以没有必要拼死决战。

中国方面的史书所记载的“汉、蕃三万兵力”中，应该也包括倭马亚王朝的支持者。其中突厥系的葛逻禄部族转而投靠了阿拔斯军，这恐怕要归功于呼罗珊总督阿布&#8226;穆斯林的暗中拉拢。

战败后，高仙芝并没有被问罪的迹象。反而回到长安升任羽林大将军（相当于禁军长），后又被封为密云郡公。郡公的官位是正二品，与败将极不相称。看来怛逻斯之战对唐朝来说只是走了过场而已。

怛逻斯之战的翌年，安国（布哈拉）、康国（撒马尔罕）、史国（碣石）等位于阿拔斯王朝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照常向长安派遣了使节。不仅如此，连战争的对手阿拔斯王朝也照旧与唐朝保持着外交关系。黑衣大食使节的来访记录散见于史书。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0）

那么怛逻斯之战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会觉得不可理解。对两国而言，这场战役似乎本不应该发生。专制国家对士兵的生命毫不关心，所以不时发动这类本无所谓的战争。

怛逻斯之战只能算一场二流战役，但是因为唐军俘虏中的那几个制纸工匠，这场战役在文化史上却是超一流的重大事件。

在西方，文字记录通常使用羊皮。还有一种被称为“纸草”的莎草科植物，取其茎部，纵向切为薄片并列，使之干燥后，也可用于书写文字，但纸草做成的纸呈薄板状，远不及纸张便利。

虽有文字，但用来书写文字的材料却难以入手。要想把预言者穆罕默德的《古兰经》抄写下来，不知需要多少张羊皮才够。在欧洲也一样。因为没有纸张，知识文化的普及不知受到过多多么大的阻碍。

怛逻斯之战发生在高仙芝讨伐石国的翌年，即751年。在撒马尔罕以西建成第一间造纸作坊据说是在757年，也就是发生战役的六年后。

中国发明造纸术是在东汉元兴元年（105），即2世纪初期，发明者是一个名叫蔡伦的宦官。在此之前，人们记录所用的材料是竹简、木简、丝绸等。利用废物做成的纸张造价低廉，文化普及因之获得飞跃性发展。为了纪念发明者的功绩，人们把这种纸称为“蔡侯纸”。

和丝绸一样，纸张也出口到西方。然而运送时长途艰险，使得中国纸价格极其昂贵。丝绸的制造方法后来为西方世界掌握，而造纸的秘密在怛逻斯的唐军俘虏到西方之前一直不为人知。

一旦解明了制作方法，接下来就简单了。我不认为被俘虏的制纸工匠在撒马尔罕附近能够把在中国造纸时所需的原料全部凑齐。不过，以水为媒介来滤纸的原理也可适用于其他材料。据说，中亚细亚造纸的主要原料是亚麻。总之，原本价格昂贵的进口纸从此以后可以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当地人。

撒马尔罕纸--这个名称在伊斯兰地区声名远扬，并成为划时代的文化新兵器。即便是整部《古兰经》也可以随身携带，而且价格低廉。

为撒马尔罕纸的出现而狂喜的，恐怕是伊斯兰教的教育者们。在当时，向阿拉伯人以外的波斯人、突厥人等居民传播伊斯兰教不但是一个宗教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当时正值伊斯兰教的神学家们布教热情高涨的时候，纸张成为他们的新武器。

撒马尔罕纸名气日增，不但在伊斯兰教地区流行，也开始向欧洲出口。

据说，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建立第一家造纸作坊是795年的事，比撒马尔罕晚约四十年，多半是因为撒马尔罕人把从唐军俘虏那里学到的造纸技术当作商业机密保护起来。传说巴格达的造纸作坊建成时，请来的工匠并非来自撒马尔罕，而是直接从唐朝聘请而来。

造纸术传至欧洲是数百年之后的事。12世纪中叶，在摩尔人入侵西班牙时，欧洲才建造了第一座造纸作坊。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1）

在伊斯兰教地区，造纸的机密未能得到公开，所以造纸术传至欧洲的时间较晚。重要出口商品的制作工艺，当然不能轻易泄露。

从撒马尔罕的作坊到西班牙的作坊，有四百年的时间差。这也是伊斯兰教地区与欧洲文化的落差。

在伊斯兰教地区，最初纸张几乎专门用来书写《古兰经》。稍后，纸张也开始用于书写其他领域的著作。

伊斯兰教的诞生之地阿拉伯，本来在文化上程度低于周边国家。正因如此，才能迅速吸收外来文化。数学、医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哲学，等等，所有学问的著作都被译成阿拉伯语。世人所谓的“萨拉森文化”，指的就是这种百花齐放的状态。

西谚云：“光自东方来。”

欧洲的文化传统曾因日耳曼人的破坏而一度中断。在近世欧洲，甚至希腊和罗马文化都不是直接继承的。得益于“萨拉森文化”的吸收保留，才填补了文化上的空白。因这段历史，才有了“光自东方来”的说法。

在这个事例中，纸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本不该发生的怛逻斯之战，推动的是一股伟大得超乎当事者想象的文化波澜。

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新造的词--“丝绸之路”极为有名。的确，丝绸是一种值得冒险、有利可图的商品，所以人们在西域开拓了通道。然而除了丝绸之外，玻璃、玉石等物资，以及佛教这样的信仰和思想也通过这条通道得以传播。另外，还有一项意义重大却很少为人们所论及的纸，也是通过这条通道传播的。与其说是纸本身，不如说是造纸术更为恰当。普通人对此知之甚少，所以我想在此把前后经过做个简单的介绍。

在怛逻斯之战被俘的唐人中，工匠并非只有制纸工。

这些俘虏也有人在大约十年后经海路平安返回。此人名叫杜环，出身于京兆名门，当初应是军中的高级军官。

宰相杜佑曾提及杜环是自己的族子，想必是远房侄子之类。杜环回国时搭乘的是商人的便船，一定是有权势的亲属通过来到长安的使节出钱出力，为他的返回打通了关节。

杜环回国后，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一本名为《经行记》的书中，可惜此书已经失传。庆幸的是，在杜佑编撰的《通典》（一种百科辞典）中，部分引用了《经行记》，其中一小部分因此得以留存至今。

据《经行记》记载，当时在亚俱罗（阿拔斯王朝初期的首都库法）居住着唐朝的织工、金银工匠、画工等，他们很可能就是怛逻斯之战的俘虏。只有像杜环那样出身望族的少数人得以回国，工匠们多是平民出身的士兵，只能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异域终其一生。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2）

当然伊斯兰教地区早已拥有机织、金银加工以及绘画等技术，但中国式的工艺特别受珍视。虽不像滤纸技术那样具有重大意义，但从东西文明交流的角度来看，滤纸工匠之外的技工俘虏的存在也不应该被遗忘。

不但是技术和工艺，通过这些工匠，唐朝的实际情况也在伊斯兰教地区流传开来，这对两地的相互理解应该也有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杜环回国之后，唐朝开始对大食的情况有了相当具体的了解。杜环尤其对大食女子服饰清洁、举止端庄印象深刻。通过杜环的著作，唐朝人也得以了解大食女性外出时必定遮住面庞，每天要做五次礼拜等风俗。

顺便提一句，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也出身于杜环所属的杜氏家族。

相对于造纸术传播这样的大事，杜环的生还以及他的著作只能算一个小插曲而已。或者应该说，怛逻斯之战本身也只是个小插曲。

那么，怛逻斯之战的主人公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纸”这座令人瞩目的高峰立足于无数的小插曲之上，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怛逻斯之战的主人公的故事。

如前所述，败军之将高丽人高仙芝将军并没有被追究责任。军中的监军是直属于皇帝的监督官员，专门负责向朝廷报告有关战事的真实情况。怛逻斯战败起因于突厥系的葛逻禄部族的倒戈，或许监军因此将之判定为无法抗拒的意外事件。

怛逻斯之战战败后，高仙芝回到长安，当上了羽林军大将军，官位正三品。

同一时期，阿倍仲麻吕就任相当于朝廷图书馆馆长的秘书监。秘书监的官位是从三品。

朝中席位相近的两位非汉族高官，在朝廷的仪式、筵席等场合一定时时有照面和交谈的机会。

虽然有文官与武官不同，但他们应该有共同的话题吧。为报答伴随自己征战各地的名马，高仙芝曾命人把马送回长安安度余生。

关于这匹马，杜甫曾写过一首诗。

“那首诗，您觉得怎么样？”

仲麻吕大概也向高仙芝这样寒暄过。

杜甫那首关于高仙芝爱马的七言古诗题为《高都护骢马行》，也收录于《唐诗选》。旧时日本的读书人并不是从史书中得知高仙芝这个名字，而是从这首诗里。

此马临阵久无敌，

与人一心成大功。

功成惠养随所致，

飘飘远自流沙至。

雄姿未受伏枥恩，

猛气犹思战场利。

……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3）

以上引用的只是诗的一部分。平素与马关系紧密的日本武士们，对《唐诗选》中收录的这首诗想必也是情有独钟。

“伏枥”这个词来自三国时代魏国曹操的诗作《步出夏门行》

--老骥（年老的马）伏枥（饲料槽），志在千里。

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河上肇博士喜爱的诗句。

怛逻斯之战四年后，天宝十四载（755），高仙芝受封为密云郡公。如果按照日本明治时代的说法，就是因功位列华族。同年，安史之乱爆发。

身兼范阳、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据说是胡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亲生父亲姓康，但他随母亲的再婚对象姓安。康姓应为撒马尔罕人，而安姓也许是布哈拉人。也可能属于“昭武九姓”，即所谓的粟特人。安禄山原名阿荦山，有人因此认为安禄山的本名应为亚历山大。

原本驻守于现北京一带的安禄山率大军向西进发。

为反击叛军，朝廷派出以皇族荣王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的“天武军”。天武军名号响亮，号称拥兵十一万，其实大部分是从市井临时招募的士兵，是一支缺乏训练的军队。

曾为高仙芝的幕僚封常清据守洛阳，终于未能抵御安禄山军而向西败走。此时高仙芝身在陕州，听了败退而来的封常清汇报战况后，决定依仗天险进行防守。陕州地势平坦，陕州以西的潼关地势险峻，于是选定在此决战。

撤离陕州之时，高仙芝打开官库，把里边的金钱、粮食、绢布全都分给了部下，余下的东西统统烧毁。这是为了不被安禄山的叛军占用而采取的措施，从战术上看倒也不足为怪。

在长安，玄宗皇帝对天武军的撤退大为不满。玄宗有心让哥舒翰代替司令官的位置，哥舒翰也是突厥出身的非汉人将军。

皇帝的心思还未说出口，身边的宦官就已心领神会，并开始筹划这件事。这时天武军的监军正是曾与高仙芝一同翻越帕米尔，并从夫蒙将军那里搭救了他的那个边令诚。边令诚向皇帝报告说

--封常清与高仙芝擅自撤退，贪污军粮，打开国家积累数代的储备官库，把其中财物据为私有。

皇帝听了即刻下令

--斩两名。

临刑前高仙芝叫道

--我退，罪也，死不敢辞。然以我为盗颉资粮，诬也。谓令诚曰：上有天，下有地，三军皆在，君岂不知？

--军中咸呼曰：枉。其声殷地。

《新唐书&#8226;高仙芝传》中这样写道。

在“冤枉”的呼声中，高仙芝被处以死刑。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4）

打开陕州官库的时候，全军的将士都分得一份。所以众人皆知高仙芝的贪污罪是冤枉的，军队上下对处死高仙芝深感不服。

即使皇帝任命了新的统帅，心怀不满的军队是不可能奋力作战的。唐军终于未能抵御安禄山的叛军，唐玄宗被迫逃离首都长安，向蜀地亡命。逃出长安后，护卫的军队还要等处死杨贵妃后才肯行动。

高仙芝的死宣告了大唐帝国的衰落。朝廷历尽艰难才平息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又持续了约一百五十年，然而全盛时代已不再来。在被称为盛唐的时代里，西域曾服从于唐朝的威令，但那样的盛况已成为过去。

把怛逻斯的战败看做唐朝退出西域的原因，似乎不太正确。安禄山的叛乱导致国力衰退，从而使唐朝失去了控制西域的余力。甚至可以说，引发安史之乱的政治混乱使唐朝的命运转向恶化。翻越帕米尔的英雄高仙芝因不实之罪被杀，也应当算是政治混乱的一个事例。

那么，在怛逻斯之战中获胜的阿拔斯王朝的将军命运如何呢？

在怛逻斯与高仙芝交战的是阿布&#8226;穆斯林的部下齐亚德&#8226;伊本&#8226;萨里。阿布&#8226;穆斯林是大权在握的呼罗珊总督。打败倭马亚王朝的势力，也归功于阿布&#8226;穆斯林。

怛逻斯之战后不久，哈里发的兄长来中亚细亚视察，目睹了阿布&#8226;穆斯林的权势，不禁心生疑虑。

--若不趁早收拾阿布&#8226;穆斯林，对阿拔斯王朝有害无益。

估计哈里发的兄长回朝后会这样报告。

说是收拾，实施并不简单。阿布&#8226;穆斯林是个有能力且果敢的人物。最熟知这一点的莫过于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代哈里发阿布尔&#8226;阿拔斯。

阿布尔&#8226;阿拔斯也被称为“萨法”。在阿拉伯语中，saffah是shedder of blood，即“流血者”的意思。他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屠杀，不遗余力地要把倭马亚王朝家族消灭干净，而接受他的意旨并实际执行的正是阿布&#8226;穆斯林。

即便没有兄长的提醒，哈里发阿布尔&#8226;阿拔斯也知道阿布&#8226;穆斯林是个危险人物。据说，阿布&#8226;穆斯林假借哈里发的旨意，杀害了六十万人。

阿布&#8226;穆斯林身为屠杀的执行者，深知自己是倭马亚王朝残党的攻击目标，所以处处谨慎小心。要想杀死他，除借助侧近之手，别无他法。

哈里发挑中的，是怛逻斯之战的胜利将军齐亚德。作为交换条件，撒马尔罕的长官齐亚德想必是得到了接替总督职位的许诺。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5）

齐亚德针对阿布&#8226;穆斯林发动了叛乱，然而不久就被镇压了，这是怛逻斯之战之后不久的事。齐亚德被捕后被处以死刑，怛逻斯之战的胜者也结局悲惨。虽有哈里发的唆使，但齐亚德之所以走上叛乱这条路，或许跟怛逻斯之战胜利带来的自满也有关。

怛逻斯之战三年后，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代哈里发，“流血者”阿布尔&#8226;阿拔斯去世。他终于没能在生前制服阿布&#8226;穆斯林。

阿布&#8226;穆斯林的名字在中国史书中记作“并波悉林”。指挥怛逻斯之战的齐亚德是他的部下，所以这场战役的真正胜利者应当可以说是阿布&#8226;穆斯林。

平定齐亚德的叛乱之后，他的结局如何呢？

阿布&#8226;穆斯林出生于伊斯法罕，原为波斯人。他与阿拔斯家族联手，在波斯以及中亚细亚一带发起反倭马亚运动，据说他屠杀倭马亚王朝的相关人员及支持者达六十万之多。

在波斯人及波斯族系占多数的粟特地区，波斯人阿布&#8226;穆斯林的权威逐渐变得不可动摇。不仅如此，他还获得突厥系诸族的支持。据说怛逻斯之战的时候，说服唐军中的突厥系葛逻禄部族倒戈的也正是阿布&#8226;穆斯林，这不是野战指挥官齐亚德能够做得到的。葛逻禄部族对唐军的反戈一击成为阿拔斯军的胜因，所以更应该说怛逻斯之战的胜者是阿布&#8226;穆斯林。

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是第一代哈里发的哥哥。弟弟先当上哈里发是因为他的母亲是自由民，而曼苏尔的母亲是女奴，所以才会让比他年少十岁的弟弟率先就位。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阿拔斯王朝的成立是在具有杰出才干的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就任以后，消灭阿布&#8226;穆斯林的使命必定要等曼苏尔来达成。两个实力人物之间开始了虚虚实实的交涉。

第一代哈里发死后，当他的叔父阿卜杜勒妄图与曼苏尔争夺哈里发的地位时，阿布&#8226;穆斯林率领波斯军团打败了阿卜杜勒的军队。对曼苏尔来说，阿布&#8226;穆斯林也是他就位的功臣，因此越发成了一个难以处置的对象。

哈里发曼苏尔打算任命功臣阿布&#8226;穆斯林为叙利亚和埃及的总督。在伊斯兰教国家，这应当算是一种提拔，可是一旦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呼罗珊，就等于被剥夺了手中的实权。阿布&#8226;穆斯林在哈里发要召见他的时候，写信表示回绝

--萨珊王朝的某国王曾说：“对于大臣来说，没有比和平时期更为危险的时候。”所以对于陛下的召见，我想我应当选择回避，但我仍然是您忠良的臣下……

然而曼苏尔已开始步步紧逼。他任命了新的呼罗珊总督，使阿布&#8226;穆斯林无法再回原地。阿布&#8226;穆斯林无奈只好去拜见曼苏尔。最后，他被五名刺客杀死在曼苏尔的宝座旁。

那是高仙芝因不实之罪被处死的同一年，即755年的事。怛逻斯之战的胜者与败者最后都倒在凶刃之下。

曼苏尔被誉为明君并赢得高度评价。暗杀阿布&#8226;穆斯林是他的一大污点，但自那以后，阿拔斯王朝获得了稳定。

--阿拔斯王朝统治初期是东方萨拉森人最光辉的时代。征战的时代过后，文明时代开始了。

这是西欧历史学家的评价。

将军们的血是为了文明时代的开幕而流的吗？而他们无意间传播的纸，则成为促使文明时代到来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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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感言

推荐语

一 西域的汗血马（1）

一 西域的汗血马（2）

一 西域的汗血马（2）

一 西域的汗血马（3）

一 西域的汗血马（4）

一 西域的汗血马（5）

一 西域的汗血马（6）

一 西域的汗血马（7）

一 西域的汗血马（8）

二 葡萄的东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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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石榴：西域植物的风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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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2）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3）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4）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5）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6）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7）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8）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9）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0）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1）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2）

四 求法僧：践流沙之漫漫（13）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2）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3）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4）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5）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6）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7）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8）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9）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0）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1）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2）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3）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4）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5）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16）

六 西部诗人李白（1）

六 西部诗人李白（2）

六 西部诗人李白（3）

六 西部诗人李白（4）

六 西部诗人李白（5）

六 西部诗人李白（6）

六 西部诗人李白（7）

六 西部诗人李白（8）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1）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2）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3）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4）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5）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6）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7）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8）

七 长安的波斯美女（9）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1）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2）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3）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4）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5）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6）

八 葡萄美酒夜光杯（7）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1）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2）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3）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4）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5）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6）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7）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8）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9）

九 丝绸之路也是玉之路（10）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3）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4）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5）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6）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7）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8）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9）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0）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1）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2）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3）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4）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5）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6）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7）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8）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19）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0）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1）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2）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3）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4）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