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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自黑的英国：其实是一本全面的英国文化观察笔记

全民寂寞的美国：其实是一本美国平凡小镇生活观察笔记

全民蠢萌的美国：其实是一本美国人日常生活观察笔记

全民发呆的澳洲：其实是一本全面的澳大利亚文化观察笔记

全民疯狂的欧洲：彻底打破对欧洲的固有印象，带你重新认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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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一章

但凡在英国久居，便会有几道稀奇古怪的信条，让你默默地、渐渐地领会。一条是讲，过去英国的夏天要比现在更长，阳光也更明媚；另一条认为，英格兰足球队若是碰上挪威队，大抵翻不了船；再有一条坚信，英国是个大地盘。最后这条，一不留神就会成为最棘手的一条。

如果你在酒吧里提起，你打算驾车从——比方说吧，从萨里到康沃尔(这样一段距离，大多数美国人为了买一个墨西哥面豆卷，都会乐意开车前往)，那么你身边的人就会鼓起腮帮子，彼此心照不宣地对望一眼，再嘘出一口气来，像是在说“哦，瞧，这可有点离谱了”。然后，他们就会投入一场热火朝天、拖泥带水的讨论，商量到底哪种方案更好：是沿着A30公路过斯托克桥，再上A303公路到伊尔切斯特呢？还是取道A361公路，途经谢普顿马利到格拉斯通伯里？但要不了几分钟，这场对话就会偏离方向，一头扎进一堆细节里，把你这个老外晾在一边，你就只有晕头转向、暗自纳闷的份。

“沃明斯特外的那个路边停车带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有断了手柄的砂石箱子的地方。”有人会这么说，“你肯定知道的，就是刚巧开过通往小布丁的那个岔道口，不过还没到B6029迷你环形路的地方。”

此时此刻，你会发觉，这群人里头，只有你没在拼命点头。

“喏，从那里再开四分之一英里，路过第一个路口别乱拐，到第二个再左转，你就会进入一条两边有灌木篱的车道。那灌木篱多半都是山楂，不过也掺着点榛果。好吧，假如你沿着那条路经过水库开到铁路桥下边，然后往右来个急转弯，就到了‘乡野农夫’……”

“一家挺不错的小酒馆，”有人会插嘴——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人通常会是个穿着宽松羊毛衫的家伙，“他们能给你一品脱上好的‘老头酱’[1]……”

“……沿着煤渣道开，穿过军队靶场，绕过水泥厂后门，一路往下开上B3689号羊粪小道。这样走能省三四分钟，还能避开‘大摇摆’那边的铁路交叉口。”

“当然啦，除非你是打克鲁肯那边来。”另一位会满腹经纶地补上一句，“喏，假使你是打克鲁肯那边过来……”

在一座酒吧里，只要跟两三个人说起英国境内随便哪两个地方，他们就能乐滋滋地打发掉大把大把的时间。大家普遍认为，不管你要去哪里，差不多都行得通，只不过在周五下午三点和周一上午十点，你得小心翼翼地避开奥克汉普顿、伦敦北环和塞文桥西向路，再有就是如果逢上“银行假”[2]你便哪儿都不该去。

“我嘛，一到‘银行假’，我就连走到街角那个商店的兴致都没啦!”某个待在边上的小个子会神气活现地尖叫起来，似乎多年来，就因为老待在斯泰恩斯小镇的家里，他精明地躲开了“苏格兰角”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交通瓶颈[3]。

到头来，等到“二级高速公路有多么难缠”“哪里是逆向车流集中的路段”“哪里能买到上好的熏肉三明治”这些问题统统经过透彻的讨论，透彻到你的耳朵都快听出血来之后，这帮人里总算有一位朝你转过脸，懒洋洋地就着一口啤酒问你打算几时动身。但凡出现这样的局面，你可千万不能实话实说，拙嘴笨舌地讲：“哦，我不知道啊。我估摸着，十点左右吧……”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一个个都将会跳起来。

“十点啊？”有一位会一边讲，一边拼命把脑袋往后仰到几乎要从肩膀上掉下来，“上午十点吗？”他会做个鬼脸，“好吧，这完全由你自己看着办，理所当然嘛。不过呢，个人以为，如果是我，打算明天三点以前抵达康沃尔，那么我昨天就出发了。”

“昨天？”另一位会一边讲，一边咯咯地嗤笑这份不合时宜的乐观，“考林，我想你是忘了，这礼拜北威尔特和西萨默塞特的学校可要放期中假了。斯温顿和沃明斯特之间的那一段路能活活要了你的命。不行，你上上个礼拜二就该动身啦!”

“还有哇，本周末‘小水滴’那边会有场‘大西地区蒸汽机车及拖拉机比赛’，”房间对角会有个家伙补上几句，踱着步子过来跟你们扎堆，因为散布糟糕的路况车讯素来是件赏心乐事，“到时候会有三十七万五千辆车统统挤在厄普顿杜普顿那边的‘小厨子’交叉环形路上。那地方，有一回我们堵在‘攻方尾后卫’[4]的位置上，花了十一天才杀出停车场。不行，你待在娘胎里的时候就该动身啦!或者你最好在自己还是条精子的时候就出发。可即便如此，你一旦开到博德明之外，你就找不到停车位了。”

我年轻那会儿，曾经把这些骇人听闻的警告全都谨记在心。我回到家里，重新设好闹钟，四点钟就把全家人喊醒。他们个个怨声载道、惊慌失措，不到五点就被我赶进车里上了路。到头来，等我们抵达“新码头”，正好赶得及吃早饭。大约又挨了七个小时，度假园区才允许咱们租了个破破烂烂的小屋。最要命的是，我之所以同意到那里去，是因为我还以为那个镇子叫“努基(Noonkie)”，我原本想到那里去收集明信片来着。

事实上，英国人有一种全然是自家独享的距离感。最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以为，不列颠是一座孤岛，兀立于一片空旷的绿色大海中。当然啦，英国人都有某种抽象的概念，晓得附近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大陆叫欧洲，而且有必要时不时地到那里去转转，要么杀杀德国佬的气焰，要么晒晒太阳度个假。可是，英国人说欧洲在“附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比如，类似于迪士尼乐园的意义。假如你对于世界地理的概念是让英国的报纸和电视全盘灌输的，那么你就会断定，美国的位置肯定跟爱尔兰差不多，法德两国大抵位于亚速尔群岛一带，澳大利亚在中东地区占了块炎热的地盘，而所有其他的主权国家，要么神秘莫测(好比布隆迪、萨尔瓦多、蒙古和不丹)，要么遥不可及。你只须想想，英国腾出了多少英亩的新闻版面，奉送给美国犄角旮旯的人物——什么奥利弗·诺斯[5]啦，洛瑞娜·鲍比特[6]啦，还有O.J.辛普森[7]啦——再把随便哪一年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奥地利、瑞士、希腊、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新闻报道统统加起来，两者一对比，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真是疯啦。

我记得，当年我刚搬到英格兰南海岸的伯恩茅斯，随手拨弄汽车收音机的旋钮，发现它能收到的法国频道竟是如此之多时，不禁大吃一惊；待我查完地图，发现我此刻离瑟堡要比离伦敦更近时，同样惊诧莫名。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把这事跟同事们一提，他们大半都不肯相信。哪怕我亮出张地图来指给他们看，他们也只是将信将疑地皱起眉头，说什么“哦，是啊，没准儿就严格的物理意义而言，是离那边近一点”，就好像我的说法是在斤斤计较。而但凡你一头扎进英吉利海峡的周边地区，就非得采用一整套全新的距离观不可。即便到现在，当我发觉只要花上一丁点时间——你连配咖啡的那个小牛奶包的口都还来不及撕开，更来不及让牛奶把你和邻座的那一位洒得浑身湿透(那些个小玩意儿居然能装下这么多牛奶，真够吓人的，不是吗？)——你就已经到了巴黎或者布鲁塞尔，身边人个个都像伊夫·蒙当和让娜·莫罗[8]，我就会惊得目瞪口呆。

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拐弯抹角地解释，以下所述究竟是何种情状：四十四岁的我，在一个明亮澄澈的秋日午后，站在法国加来港一个脏兮兮的海滩上，凝视着英吉利海峡对面那块隆起于海平线之上的岩层——阳光下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就是多佛港的白色崖石——那一刻，我心里油然而生的，正是同样的惊诧。

我之所以到加来港，是因为正要启程踏上一趟郑重其事的环英旅行。我想从我当初隔着海望到它第一眼的地方起步，再一次进入这个国家。在英国待了将近二十年之后，我们两口子决定搬回美国住一阵子，如此，孩子得以体味异国人生百态，夫人得以享有一周七夜都能到店内“血拼”直至十点的机会。近来读报得知，根据一项盖洛普调查数据显示，有370万美国人相信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外星人绑架，所以，明摆着嘛，我国的人民需要我。不过我打定主意，非得看英国最后一眼不可——算是趟环岛告别之旅吧，二十年来，这个绿意盎然、可亲可爱的岛一直是我的家。

我知道，以某种理论意义衡量，英国距此地不过二十英里之遥，可我还是不太相信，此刻我居然能站在这里，在这片阳光普照的法国海岸上，实实在在地望见它。事实上，我的疑心病实在是太重了，只好当场拉住一个正在默思冥想、苦苦跋涉的过路人问个究竟。

“敢问，这位先生，”我搬出自己压箱底的法语问道，“英国是在那边吗？”

他从自己的思路里钻出来，抬头朝我指的方向看了看，深邃而忧郁地点了点头，像是在说“唉，可不是吗”，然后继续跋涉。

“哦，妙不可言。”我嘴上嘀嘀咕咕，心里浮想联翩。通常，电视上若要表现这样的白日梦，就会来点音乐，把画面弄得晃晃悠悠。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初见英国的情形。当时，我先是坐一架冰岛航空的飞机从纽约登陆卢森堡，三天后半是步行半是搭便车地来到加来港。然后，在1973年3月的一个雾蒙蒙的夜晚，我搭上从加来港出发的午夜轮渡抵达多佛港。那可是我头一回离开家，头一回体味真正的孤独，所以莫名其妙地亢奋不已，忽而惊叹，忽而惶惑，忽而颤抖，种种情绪都争先恐后地要占上风。

有二十分钟光景，多佛港站头上沸反盈天。这头轿车卡车势如潮涌，那厢海关差役恪尽职守，人人都忙着赶路去伦敦。随后，突然间，一切归于沉寂。我漫步在睡意正浓、雾气迷蒙的昏暗街头，活像是置身于系列片《牛头犬德拉蒙德》[9]的某个场景里。心怀一丝淡淡的惶惑，浑身打着一阵阵无可名状的冷战，将一个英国小镇独揽入怀。这滋味实在绝妙。

有一件事叫人发慌，那天晚上好像所有的饭店和招待所都统统关了门。我一路走到火车站，寻思着能赶上去伦敦的班车，可那车站也是黑灯瞎火、大门紧闭。我正站在那里不晓得如何是好时，却发现马路对面一家招待所楼上的窗户里闪着电视的灰光。万岁!我想，好歹有人醒着。于是我一边急忙穿过马路，一边打好腹稿，准备跟那个慈眉善目的老板客气一番，为自己的迟来而道歉，满以为会晤谈甚欢，末了老板娘(由玛格丽特·拉瑟福德[10]扮演)登场，不管我怎样有气无力、假模假式地推托说不便叨扰，她还是催我赶快坐到厨房里的桌子跟前去——“我一句话也不想听啦。小伙子，你就坐下吧。哦，走了这么长的路你肯定百分之百地饿惨啦，可怜的人儿”——然后就拿给我一份夹着厚片烤牛肉的三明治、一点土豆沙拉，保不齐还有一两瓶啤酒呢。

通往招待所的人行道漆黑一片。我心里怀着一腔渴望，脚下却对英式门廊的路不大习惯，在一级楼梯上绊了一跤，脸直直地砸在门上，撞上半打空奶瓶，立时哐啷哐啷地响起来，震耳欲聋。楼上的窗户几乎紧接着就打开了。

“谁啊？”有人尖着嗓子问道。

我后退一步，一边揉着鼻子，一边抬眼凝视一个戴着发卷的侧影——此人长得跟玛格丽特·拉瑟福德浑不相干。

“你好，我想找间房。”我说。

“我们关门啦。”

“哦。”可是我的晚餐怎么办啊？

“试试‘丘吉尔’吧。在前面。”

“在什么前面啊？”我刚发问，那扇窗就已经“砰”的一声关上了。

“丘吉尔”富丽堂皇，灯火通明，看起来热情好客。透过一扇窗户，我能瞧见酒吧里有人西装笔挺，看上去温文尔雅，活像诺埃尔·考沃德[11]的戏里出现的人物。我在阴影中踌躇，就我这阶层，就我这身打扮，跟这么一栋楼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吧，我口袋里那几个寒碜的子儿，显然付不起这笔开销。就在昨天，我刚刚把一沓厚得出奇的花花绿绿的法郎交给一位目光如炬的饭店老板买单，换来的不过是在一张疙疙瘩瘩的床铺睡上一晚，吃到一盘稀奇古怪的名叫“猎手”的玩意儿，里面包含着杂七杂八的小动物的骨头，其中有不少我还得用一大块餐巾偷偷包起来扔掉。付完账后我下定决心，从今以后开支用度务必慎之又慎。于是我老大不情愿地转过身，离开“丘吉尔”那诱人的温暖，步履艰难地投入黑夜。

沿着海滨大道再往前一段，矗立着一座棚屋。棚屋四壁洞开，但好歹有个屋顶，于是我认定能栖身此地对我已是上上大吉。我拿背囊当枕头，躺下来，将外套紧紧裹在自己身上。长凳上覆了层板条，硬邦邦的，还敲着圆头大螺钉，想舒舒服服地躺着根本不可能——毫无疑问，他们这是存心的。地势低处，海水冲刷着海岸，我躺着听了好久好久，到底还是渐渐坠进了长夜。这一夜梦与梦夹缠连缀，我觉得自己置身于北极的冰原，有个目光如炬的法国人手持一枚弹弓、一袋螺钉，身怀百发百中之绝技，不依不饶地照着我的屁股和大腿一顿猛揍，就因为我偷了一块亚麻餐巾，裹满汤汤水水的吃食，搁在我住的饭店房间里那张梳妆台抽屉深处。约莫三点，我气喘吁吁地醒转来，浑身都给冻僵了，直打冷战。雾已退去。空气凝滞而清澈，天上星汉灿烂，防波堤远端的灯塔上有道光束在海面上来回扫，一切无不动人心魄，而我实在冷得无心玩赏。我抖抖索索地在背囊里猛搜，大小物件，但凡有一丁点用以取暖的可能，都让我给挖掘出来了——一件法兰绒衬衫，两件套头毛衣，一条备用牛仔裤。我拿几双羊毛袜当手套用，将一条法兰绒拳击短裤裹在头上，权当是走投无路了，只好靠这个让脑袋瓜子暖一暖。然后我重重地往长凳上一倒，视死如归，直等死神来甜甜一吻。不期然，我倒是睡着了。

冷不防鸣响一声雾哨，把我再度惊醒，弄得我差点从那根窄窄的栖木上跌下来。我坐起身，心里好不凄惨，不过那股子冷劲倒是略有缓解。天欲破晓，整个世界都沐浴在那不知来自何方的乳色光晕里。水面上，海鸥滑翔而过，声声不绝。再远处，越过防波石堤，一艘灯光明亮的大渡轮气宇轩昂地开拔出海。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瞧我这么个小伙子，心上的压力多，心里的主意少。船上的雾哨又遽然响起哀鸣，声音从水上飘过，又激得那烦人的海鸥兴奋起来。我脱下用袜子充当的手套，看看表，正是早晨五点五十五分。我看着渐行渐远的渡轮，心里琢磨，这个钟点会有人出发吗？这个钟点我要到哪里去？我拿起背囊，沿着海滨大道蹒跚而行——好歹也能增加点血液循环。

此刻的“丘吉尔”正在安安稳稳地酣睡，我在它附近遇见一个正在遛狗的老头。那狗跟发了疯似的，但凡见到一块垂直表面就要撑起来撒泡尿。这么一来，它简直不是在走，而是一路给人拽着，靠三条腿往前挪。待我走到他身边，那人点点头道了声早安。“天没准会好起来。”他一边宣告，一边满怀期待地凝视着宛若一堆湿毛巾的天空。我问他哪里会不会有家餐馆开着门，他知道有个地儿离这里不远，就给我指了指方向：“那是肯特郡最棒的公路餐馆啦!”

“公路餐馆？”我犹犹豫豫地念叨着，发觉他的狗正在拼命打主意弄湿我的腿，不由往后退了两步。

“卡车司机很喜欢的。他们向来都晓得哪里是最好的去处，不是吗？”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略略压低嗓音，朝我斜靠过来，那架势像是要跟我分享一则机密，“你进去以前，该会把那条短裤从头上脱下来吧。”

我一抓脑门——“啊!”——红着脸把那条早已忘却的拳击短裤摘下来。还没等我想好该怎么自圆其说，那人就又打量起天空来。

“肯定是要放晴了。”他认定，然后继续拽着他的狗到处寻找竖直的东西。我看着他们走开，然后转过身，沿着大道往前走。此时天上洒下了点点雨水。

餐厅很出色，生机勃勃，热气腾腾，温暖惬意。我吃了一大盘鸡蛋、豆子、烤面包、熏肉、香肠，外加一碟面包配上油汪汪的麦淇淋，还有两杯茶，总共二十二便士。饭一吃完，顿感自己焕然一新。我叼着牙签，打着饱嗝，在大街小巷上闲逛，看着多佛港醒过来。说句实话，白昼的来临也并没有让多佛港的面貌脱胎换骨，可我喜欢。我喜欢这小小的格局，喜欢惬意的空气，喜欢人人都念叨“早上好!”“你好啊!”以及“天气真糟，不过也许会好起来!”的样子，还喜欢那种感觉：大体上开开心心、井井有条、波澜不惊的岁月悠长不息，今朝无非又是这样一天罢了。整个多佛港，没人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记住1973年3月21日，除了我和几个屈指可数的在今天出生的孩子，没准儿还有个遛着狗的老头，因为他在半路上撞见了用短裤包头的小伙子。

我不晓得，在英国，从什么时间开始到饭店要房间会显得比较得体，所以我想还是到了上午九十点钟再说吧。既然手头有时间，我就彻彻底底地搜罗了一番，觅一个模样招人喜欢、虽然清静却也好客而且还不太贵的客栈，等钟敲过十点，就出现在这一家经过本人精心挑选的饭店门口——这回我特意小心从事，没去惊动那些牛奶瓶。这是个小饭店，但其实是家客栈，说白了也就是个寄宿公寓。

饭店的名字我是记不得了，但那老板娘我记得。此人名唤古宾斯太太，中老年光景，让人望而生畏。她先是带我看了一间房，接着领我把各类设施看了一通，然后把好多好多住在此地必须遵守的错综复杂的规矩概括了一下——早餐何时供应，洗澡怎么打开热水器；一天里哪几个小时我非离开饭店不可，在哪个转瞬即逝的时间段里才能获准洗澡(怪了，这两段时间似乎正好冲突)；但凡我打算在晚上十点以后接个电话或者在外面不回来，那得提前多久告诉她；还有该怎么冲马桶，怎么用马桶刷，卧室废纸篓里只准扔什么质地的垃圾，而哪些东西非得小心翼翼地送到外头的垃圾箱里不可；在每个入口应该到哪里、用怎样的方式擦擦鞋底；如何操作卧室里那三条铁杆组成的电热取暖器，什么时候才准打开(基本上，那得等到冰川期才行)。这些规矩我都是头一回听到，弄得我大惑不解。在我的故乡，若跑到一家汽车旅馆要间房，只要待上十个小时，肆意糟蹋一番，没准还恢复不了原状，然后在翌日清晨扬长而去即可。可跑到这里，就像参军一样。

“在这里至少必须待满五个晚上，”古宾斯太太接着往下讲，“每晚一英镑，其中包含整套英式早餐。”

“五个晚上啊？”我一边说一边小声喘气。我本来只打算住一晚的。如果要我在多佛港挨上五天，我该如何是好？

古宾斯太太挑起一边眉毛：“你想再多住一段？”

“不是，”我说，“不是。其实……”

“那就好，因为本周末我们会接待一批来自苏格兰的退休人士，那样就不大方便让你留下了。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她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打量着我，活像是打量一块地毯上的污渍，心里盘算着还能想点什么办法好让我的日子再难过一点。她还真有办法。“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所以，我能否请你在一刻钟以后腾出你的房间？”

我又摸不着头脑了。“不好意思，你是说想让我离开？我可是刚到这里啊。”

“按照这房子的规矩，你可以在四点回来。”她本来已经拔腿要走，却又转身回来，“哦，请你好自为之，每天晚上把counterpane[12]撤掉。我们碰上过几回counterpane被玷污的不幸事件。但凡你把counterpane给弄坏了，我就只能让你赔钱了。毫无疑问，这点你能理解的。”

我麻木地点点头。她撂下这句话便走了。我站在那里，心里不知所措，身上疲惫不堪，而我的家在千里之外。我刚刚在露天挨过一个晚上，那股子浑身不自在的劲儿让我几欲发狂。我的肌肉酸痛，先前因为在螺钉上睡过，所以浑身布满凹痕，而我的皮肤被英法两国的尘土沾染得微微起了一层油。当时我之所以还能苦苦支撑到此地，就是因为心里存着这么个想头：不一会儿我就能把身子泡进热气腾腾、舒心舒肺的洗澡水里，然后压在胖鼓鼓的枕头上，缩在软绵绵的羽绒被下，深深沉沉、太太平平、甜甜美美地睡上十四个小时。

我站在那里，心里慢慢意识到，噩梦远远没有告终，它还只是刚刚开始。此时房门突然打开，古宾斯太太大步流星地穿过房间，走到便池上方的那盏荧光灯下。她刚才教过我怎么开灯才算正确——“没必要拽哦，轻轻拉一下就足够啦”——她显然记得自己还没关灯。此刻她关灯的那个动作在我看来就是狠命地拽了一下，然后她将信将疑地把我和房间最后巡视了一番，再度离开。

直到吃准她已经走远之后，我才静静地锁上门，拉好窗帘，往便池里撒了泡尿。我从背囊里搜出一本书，靠着门站了好久，在这个形影相吊的房间里，把那些整洁而陌生的物件看了个遍。

“counterpane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我闷闷不乐地轻声质问，然后不声不响地走了。

在1973年的春天，英国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当时1英镑相当于2.46美元，约莫比现在多1美元。当时人均税后周薪刚过30英镑。一袋土豆片5便士，一杯软饮料8便士，一支唇膏45便士，一包巧克力饼干12便士，一只熨斗4.5英镑，一只电热水壶7英镑，一台黑白电视机60英镑，一台彩色电视机300英镑，在外面吃饭平均每餐花销是1英镑。一张纽约到伦敦的定期航班机票，冬天卖87.45英镑，夏天卖124.95英镑。你花65英镑，就可以参加“库克金翼假日旅行”，在加纳利群岛住8个晚上，付93英镑就能住15个晚上。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此番来英国之前，我查到了1973年3月20日——我抵达多佛港当天的那一期《泰晤士报》，那张报纸上有一整版政府广告，大致列出这些商品目前的价格，以及征收某种充满活力的名叫VAT(增值税)的新税种之后，物价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此项税种将在大约一周后推出。广告的中心思想是，征收VAT之后，虽然某些商品的价格会上涨，但也会有一些将随之下跌(哈!)。除此之外，我自己那些日渐萎缩的脑细胞好歹也记得，当时寄张航空明信片要花4便士，喝一品脱啤酒要花13便士，买一本企鹅出版社的平装本要30便士。英国币制实行十进制[13]刚巧过了两年，可是人们还是忙着在脑瓜里换算——“老天爷啊，这玩意儿差不多要6先令呢!”——而且你还得知道，一枚旧的6便士硬币其实相当于2.5个新便士，而1几尼等于1.05英镑。

那一周的新闻标题，有许多时至今日还会动不动就出现，并且数量多得惊人：法航交通管制人员罢工、白皮书呼吁与阿尔斯特[14]权力共享、核研究实验室行将关闭、暴风雨摧毁铁路设施，还有那些永远能派上用场的老生常谈的板球报道，什么“英格兰队溃不成军”(这回是输给巴基斯坦)。不过，1973年那一周的情形，我如今只记得一鳞半爪，而那些新闻标题最醒目的特点就是——居然出了那么多产业界的乱子!英国煤气公司遭罢工威胁、两千公务员闹罢工、《每日镜报》伦敦版停刊、克莱斯勒罢工后万名员工遭解雇、工会拟于五一采取极端行动、一万两千名小学生因教师罢工被迫放假——这些竟然都是短短一个礼拜里闹出来的事儿。那一年后来还闹出了石油危机和希思政府倒台(但是直到次年1月才举行大选)。那年年末前，汽油供应实行配给制，全国各地的加油站都排起了半英里长的队。通货膨胀率攀升至28%，卫生纸、糖、电力、煤炭以及其他很多东西都短缺得厉害。全国有一半人都在罢工，剩下那一半人一个礼拜只要上三天班。人们在百货商店里的点点烛光中选购圣诞礼物，而且根据政府的命令，他们只能黯然神伤地看着电视屏幕在十点档新闻后就转成一片空白。那一年，英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市场，还跟冰岛打了一仗，就为了——现在看起来简直难以置信——鳕鱼(虽说这一仗打得气不壮、手发软，但那阵势就好比“把那些白花花的鱼放下来，要不咱们没准就要你的好看”)。

简而言之，那是英国现代历史上最卓尔不群的年份之一。当然啦，在多佛港3月里的那个淫雨霏霏的早晨，我并不知道这一点。其实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不过站在这样的立足点上倒是出奇地好。展现在我眼前的一切都是崭新的、神奇的、动人心弦的，那股劲儿你根本想象不出来。英国到处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字眼——五花熏咸肉(streaky bacon)、马桶盖发型(short back and sides)、贝利沙人行横道指示灯[15](Belisha beacon)、餐巾(serviettes)、傍晚茶(high tea)[16]、卷筒冰激凌(ice cream cornet)。什么Scone(烤圆饼)、Pastry(酥皮糕点)、Towcester(透斯特镇[17])、Slough(泥沼镇[18])，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泰斯科超市[19]、珀斯郡或者登宾郡[20]、地区廉租房[21]、墨坎比和怀斯[22]、铁路路堑[23]、圣诞神筒[24]、银行假、“海滨石”棒棒糖、送奶卡车[25]、干线电话[26]、苏格兰蛋[27]、莫里斯小车[28]、罂粟花义卖日[29]。据我所知，一辆车但凡在背后贴上带“L”的初学者字牌，那么开车的那位就好比得了麻风病[30]。那会儿我意识到自己如此无知，真是兴奋得容光焕发。哪怕做笔最简单的买卖，我都觉得神秘兮兮。我在报摊上看到有人要买二十包“6号”，结果拿到了一堆香烟，于是揣测了好久，估摸在报摊上随便买样什么东西都跟叫中国菜外卖一样，得按着号码来。我在一家酒吧里枯坐了半小时才回过味来，原来你得自己去点单，而后来在一家茶室里我如法炮制，却被告知请安坐如仪。

那茶室里的女士管我叫“亲爱的”。各家店铺里的女士也一律管我叫“亲爱的”，而那里的男士多半喊我“伙计”。我在这里还没待满十二个小时，他们已经爱上了我。而且这里每个人的吃相都跟我一样。这真让人激动。多少年了，我母亲一直对我失望透顶，因为我是个左撇子，并且客客气气而斩钉截铁地拒绝以美式吃相进餐——先以左手握叉，按住食物以供切割，再将叉换至右手，戳起食物送入口中。那姿势看起来拖泥带水。如今到了此地，突然间整个国家的吃相都与我一模一样了。而且这里的人们开车都是靠左呢!此地实在是天堂。这一天尚未过去一半，我已经明白，这就是我想待的地方。

长长的一天里，我一直在漫无目的、开开心心地沿着居民区和商业区的街道转悠，在车站和街角偷听几句旁人的闲话，兴致勃勃地瞅瞅肉店、鱼店、蔬果店的橱窗，看看街头草草贴上的传单和建筑计划申请，闷声不响地吸收知识。我登上城堡欣赏景致，看渡轮往来穿梭，毕恭毕敬地眺望白色的山崖和“高尔古城”，黄昏时分又心血来潮地看了场电影。我之所以动心，不仅是因为可以待在一个温暖干燥的地方，还因为那张海报上勾勒了一列衣衫单薄、搔首弄姿的女人。

“要包厢还是前排座？”[31]卖票的小姐问。

“不是啊，我要看的是《城郊换妻》。”我回答的口气既有点困惑不解，又有点鬼鬼祟祟。

影院里，又一片新大陆在我眼前展开。我平生头一遭看到了影院广告，看到了用英国口音朗读的电影预告片，看到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开具的证明(“本片由哈立克爵士评定为适合成人观看，他对本片颇为喜爱”)，并略感快意地发现，英国的电影院里允许吸烟，去他的什么火灾危险吧!那电影本身也提供了丰富的社交及语汇方面的信息，还提供了让我开心的机会，让我那双热烘烘的脚歇一歇，同时观赏迷人的年轻女子在一起嬉戏玩乐。那些在我听来全然陌生的字眼包括“销魂周末(dirty weekend)”、洗手间(loo)、换工寄宿女生(au pair)、半独立式联体房(semidetached house)、“男同志(shirt-lifter)”以及“速干速决(a swift shag against cooker)”[32]。后来证明，这些词儿都派得上各种各样的用场。在中场休息时——中场休息又是个让我兴奋的新事物——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奇亚奥拉”(一种温暖的、橘子口味的润喉糖，总之你只有成为一个英国人才能体会到它提神醒脑的妙处)。卖糖给我的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年轻女子，她有个绝活，一边把客人挑的物件从被灯光罩住的托盘里划拉出来，一边找钱，眼光却还盯着四五百米之外子虚乌有的某一点。看完电影后我到电影映前广告里推荐的一家小小的意大利餐馆里用餐，待夜色在多佛港悄悄蔓延时，心满意足地回到客栈。总体而言，这一天过得舒心惬意，启迪良多。

我本打算早早上床，可是还没走到房间里就发觉有扇门上标着“房客休闲室”，一时好奇，便探头进去。这客厅挺大，搁着几把安乐椅和一张长沙发，全都盖着上过浆的罩子；有只书柜，里面略有几盒拼图，一点儿平装书；一张临时搁在那里的桌子上摆着几本早就被人翻烂的杂志，外加一台大彩电。我打开电视，一边等着它启动，一边拿杂志稍作浏览。全都是女性杂志，可这些杂志跟我的母亲和姐姐看的那些杂志全然不同。她们看的杂志，上面登的文章都跟什么云雨之欢、个人欲念有关。那些文章的标题都是类似于《食之有道，滚滚高潮》《办公室里做爱如何打开局面》《塔希提岛：翻云覆雨新热点》以及《“热带雨林”日渐萎缩，究竟能否助“性”》。而英国的杂志就传达了比较得体的渴望。它们的标题，好比是《自己动手织两件套》《零敲碎打，省钱妙方》《织个顶级肥皂盒》，还有什么《夏天到啦——该做蛋黄酱啦!》。

等电视机启动完成了，又有个房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水和一条毛巾。他一看到我就惊叫一声“啊”，然后往窗口的椅子上一坐。此人是个瘦子，红脸儿，一来就弄得一屋子都是油膏味。看他的面相，就是那种心里头老打着龌龊的黄色念头的家伙——你的体育老师会警告你，但凡你手淫得太离谱，临了就会落到这步田地(简而言之，这人长得就跟你的体育老师差不多)。我拿不准，不过我简直可以发誓，当日下午我在看《城郊换妻》的地方就瞅见这么一位在买一包水果口香糖。他偷偷摸摸地瞥了我一眼，没准跟我想到了一处，于是用毛巾捂住脸，埋到那只碗里去。那个晚上接下来的大半时间，他都低着头没怎么动弹。

过了几分钟，有个秃头的中年人——我猜，是卖鞋的推销员——进来，对我说“你好!”，对脑袋上捂着毛巾的那位说“晚上好，理查德”，然后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不一会儿我们这里又多了个拄着拐棍的老年人，瘸着一条腿，脾气火暴。他朝我们大伙儿阴阴地看了一眼，点点头，算是打个最最轻描淡写的招呼，整个人重重地往椅子上一砸。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他就坐在椅子上将那条腿移过来动过去，活像是在调整一件死沉死沉的家具。我估摸，这些房客都是常住在这里的。

一出名叫《我的邻居是黑佬》的情景喜剧开演了。我估计它其实并不叫这个名字，后者只是涵盖了主旨而已——在“隔壁住了个黑人”的概念里，藏着丰富的喜剧元素。那出戏里尽是些这样的台词：“老天爷，格兰，你碗橱里窝着个有色人种!”“哦，这黑咕隆咚的地儿我看不见他呀，我怎么可能看得见啊？”这节目真是弱智得叫人绝望。那个秃头的家伙在我身边笑得直抹眼泪，毛巾底下偶尔还传来几声乐不可支的哼哼唧唧。可是我发觉那个瘸腿男人压根儿就没笑，他只是瞪大眼睛盯着我，像是在拼命回想过去到底碰到过什么邪恶的勾当是跟我有关的。每回我往那边看，他那双眼睛都铆在我身上，真叫人心里发毛。

屏幕上倏然间星星点点，那是要插播几个广告的标志。那秃顶男人趁机盘问了我一通，口气虽然和蔼可亲，思路却磕磕绊绊，叫人好不困惑。他问我是什么人，怎么会闯进他们的生活里来。他发觉我是美国人，顿时兴高采烈。“我老是想亲眼瞧一瞧美利坚，”他说，“你们那边有没有伍尔沃思[33]百货公司啊？”

“啊，其实，‘伍尔沃思’本来就是美国的公司啊。”

“不会吧!”他说，“你听见了吗，上校？‘伍尔沃斯’是美国的公司哦。”上校——就是那个愁容满面的瘸腿男人——看起来对他的这份机灵劲儿不为所动。

“那么玉米片呢？”

“请您再说一遍？”

“你们美国有没有玉米片啊？”

“哦，实际上玉米片也是打美国来的呀。”

“怎么可能嘛!”

我有气无力地笑了笑，心里巴不得我那双腿能把自己给撑起来，带我从那里逃出去。可是，说来也奇了，那会儿我的下半身愣是动弹不得。

“真想不到!你们既然连玉米片都有，你为啥还要到英国来呢？”

我盯着他，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是不是在开玩笑，然后只好结结巴巴、不情不愿、简明扼要地冲着他把自己的简历背了一通。可是没过多久，我发觉那节目又开始了，他连装着听下去都不乐意，于是我的陈述自动缩水，把接下来的时间统统用来承受饱含在上校目光里的怒火。

节目演完，我刚想从椅子上抬起屁股，热情洋溢地跟这个乐呵呵的三人组告别，门却打开了。进来的是古宾斯太太，她手里端着一盘子茶，外加一盘我认定应该叫作“花色茶点”的饼干。屋里人顿时欢腾起来，一个个都摩拳擦掌，嘴里说：“哦，妙啊!”英国人无论长幼、不分贵贱，只要发觉自己马上就能喝到一杯热腾腾的饮料，就会满心欢喜。时至今日，对这一点我仍然记忆犹新。

“今晚的‘鸟类天地’好看吗，上校？”古宾斯太太一边问，一边递给上校一杯茶和一块饼干。

“这可没法说，”上校狡黠地说，“这电视嘛……”他用别有深意的目光照着我的脑袋就是一个耳刮子，“给转到另一个频道去了。”古宾斯太太立时就施以同情，也朝我恨恨地瞥了一眼。我觉得这两位想必是有一腿。

“‘鸟类天地’可是上校最中意的节目。”她冲着我说，那口气可真是恨之入骨了，说话间还递给我一杯茶，外加一块硬不拉叽、白不呲咧的饼干。

我嘴里咕哝了几句道歉的话，可怜巴巴的。

“今晚的节目是讲角嘴海雀的。”红脸的家伙脱口而出，神情颇为自得。

古宾斯太太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似乎因为发觉他居然也有话语权而大吃一惊。“角嘴海雀!”她一边说，一边冲我做出一副更叫人胆寒的表情，仿佛在质问，怎么有人胆敢如此缺乏基本教养，“上校可喜欢角嘴海雀了。是不是啊，阿瑟？”他们俩肯定有一腿。

“我是很喜欢呢。”上校一边说，一边闷闷不乐地咬一块巧克力夹心饼。

我好不羞愧，一面啜着茶，一面小口小口地咬我那块饼干。我以前还从来没喝过加牛奶的茶，也从来没尝过这般坚如磐石、寡淡无味的饼干。说起那味道呀，你会乐意把这玩意儿塞给金丝雀，好让它把自个儿的那张嘴磨磨尖。不一会儿，那秃顶的家伙凑过来斜倚在我身边，神秘兮兮地说：“你可不能怪罪上校。自打他丢了那条腿以后，人就不一样啦。”

“哦，那我但愿他能马上把腿给找回来。”我答道，大着胆子在话里头加了点嘲讽。那个秃顶的家伙一听这话，狂笑不已。片刻之间我胆战心惊，以为他要把我这句俏皮话去跟上校和古宾斯太太分享，不过到头来他只是向我伸出一只肉嘟嘟的手，然后自报家门。他的名字现在我早已忘记，不过那应该是一个只有英国人会起的名字——什么考林·克拉普斯普雷啦，伯特拉姆·潘蒂希尔德啦，反正是诸如此类的稀罕名字。我滑头滑脑地笑了笑，以为他肯定是在跟我闹着玩儿，就说：“你开玩笑吧？”

“根本就不是玩笑，”他冷冰冰地答道，“怎么着，你觉得很好笑吗？”

“只是，这名字有点儿……不同寻常。”

“呃，你也许会这么想。”他一边说，一边转而去注意上校和古宾斯太太的一举一动。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毫无疑问，我在多佛港一辈子都不会有朋友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古宾斯太太毫不留情地迫害我。至于别人，我猜，替她搜罗了证据。她怪我出门时不关屋里的灯，怪我用完马桶后没把盖子放好，怪我拿走了上校的热水——直到他先是嘎吱嘎吱地转门把手，再在走廊里发出愤愤不平的声音时，我才晓得，原来他有自己的专用热水——还怪我连着两天叫了全套的英式早餐，偏偏两次都没吃烤番茄。

“我瞧见你又把烤番茄给剩下来了。”到了第二回，她开了口。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回话，因为这确乎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于是我只好皱皱眉头，跟她一样瞪大眼睛盯着这令人作呕的玩意儿发呆。说实话，一连两天我都弄不清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能不能提个要求，”她说，声调沉重，仿佛积压着年深岁久的愤怒与痛苦，“从今往后，但凡你不想在早餐里吃到烤番茄，你能不能行行好，先告诉我一声？”

我窘迫不安地看着她离去。“我还以为那是一团血块呢!”我真想冲着她背后嚷嚷，不过，当然啦，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轻手轻脚地潜出屋子，面对其他房客得意洋洋的微笑。

此后，只要有可能，我就待在外头不回来。我跑到图书馆，从一本词典里查“counterpane”，这样至少在这个“考点”上我不至于失分(结果我发现这词儿原来是“床罩”的意思，不由大吃一惊：一连三天我都在跟窗子较劲)。只要回到那房子里，我就尽量闷声不响，但求默默无闻。就连在我那张咯吱作响的床上翻个身，我都不敢粗声大气。然而，不管我如何殚精竭虑，似乎总是注定要惹人生气。到了第三天下午，就在我悄没声儿地溜进房子时，古宾斯太太在走廊里将我半路拦截，手里拿着一只空烟盒，质问是不是我把它塞进了水蜡树篱。这下我方才明白，为什么那些明明没犯事的人一到警察局就会在那些天马行空的认罪书上签字。当天晚上，我偷偷地草草洗了把澡，洗完以后忘了关上热水，还在放水孔周围留下几绺头发，于是罪加一等。第二天早上，最后一场羞辱终于来临。古宾斯太太一言不发，大步流星地把我押到马桶边，指给我看一小坨没冲走的大便。于是我们达成协议，我应该吃完早餐以后就走人。

我赶上一辆快车奔赴伦敦，从此再没回过多佛港。

[1]　原文为Old Toejam，酒名。本书注释若未有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均为国定假期，因为在这些日子里银行一律关门，所以得名。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略有不同)规定的“银行假”共有八天：元旦，耶稣受难节，复活节后的周一，5月的第一个以及最后一个周一，8月最后一个周一，圣诞节及其次日。

[3]　斯泰恩斯小镇在不列颠岛南边，而苏格兰在不列颠岛北边。

[4]　橄榄球术语，指在并列争球时，进攻方中处于最末尾的位置。这里是比喻他们堵在车阵末尾。

[5]　里根时代的一位海军上校，负责国家安全方面的实权人物。

[6]　美国一桩著名的阉夫案的当事人。

[7]　美国橄榄球明星，因有杀妻嫌疑但最终逃脱刑罚而震惊全美。

[8]　均为法国著名影星。

[9]　美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探案系列片。男主角德拉蒙德的绰号叫“牛头犬”。

[10]　已故著名英国女演员，作品包括《香港女伯爵》等。

[11]　英国划时代的剧作家。

[12]　作者当时不知counterpane是何意，故此处用原文。

[13]　在旧币制中，1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pence)， 1几尼=21先令。1971年起，英国采用新币制，废除几尼、先令和旧便士，统一实行十进制，规定1英镑=100便士(penny)。

[14]　原为爱尔兰一地区，今为北爱尔兰及爱尔兰共和国所分割，历来是政治纷争的焦点。

[15]　发琥珀色频闪光，以1934年采用这种灯标的英国交通大臣的姓命名。这里提到的几个词儿均为地道的英式说法，译者在此亦附上原文供读者对照。

[16]　正餐的花名——原注。下午五六点钟时吃的茶点，常伴有肉食、糕饼等，往往足以果腹，因此作者将其形容为“正餐的花名”。

[17]　北安普敦郡的一个镇子——原注。

[18]　伯克郡的一个镇子——原注。

[19]　Tesco，英国最大最成功的连锁超市集团——原注。该超市引进到中国后定名为“乐购”。

[20]　Perthshire为苏格兰原郡名，Denbighshire为威尔士原郡名，现都已废除——原注。

[21]　Council house，(英国市、镇、郡等)地方当局营造的简易住宅，租金低廉——原注。

[22]　艾里克·墨坎比(Morecambe and Wise， 1926—1984)和厄尼·怀斯(Ernie Wise， 1925—1999)，英国家喻户晓的喜剧拍档——原注。

[23]　Railway cuttings，指铁路线碰到山坡或障碍物时断开处筑的路堤——原注。

[24]　Christmas cracker，一种圆柱形的圣诞节玩具，外面裹以具有喜庆意味的装饰品，用力拽之应发出如爆竹般的清脆轻响，不过实际上往往拉不响。按照传统，每个圣诞神筒都含有一条谜语、一顶派对纸帽、一样小塑料玩具或者小饰品，到头来这些玩意儿往往会伤害家用洗衣机——原注。

[25]　Milk float，即将牛奶送到家家户户的电动卡车——原注。

[26]　Trunk call，英国人对于长途电话的特殊叫法——原注。

[27]　Scotch eggs，将煮熟的蛋裹上面包粉油炸而成。口味不像听上去那么糟糕——原注。

[28]　Morris Minor，一种曾广受欢迎的英产汽车，20世纪70年代停产——原注。

[29]　Poppy Day，这是所谓“铭记日”(每年11月11日前的那个周日)的通俗说法，因为那天几乎每个人都会在领口上别一朵人造罂粟花，以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原注。

[30]　麻风病人的英语是leper，首字母恰巧也是l，故作者有此调侃说法，形容这类新手叫人避之唯恐不及。

[31]　原文是Circle or stalls。作者误以为这两个词分别是电影片名，故有下文之答。

[32]　“销魂周末”指与情人共度的周末，“男同志”指男同性恋，“速干速决”指草草做爱。因原文表达巧妙而隐晦，故译者刻意在译文中尽力接近，不直接译出其真实用意。

[33]　伍尔沃斯(1852—1919)，美国商人，在全国经营千余家五分一角的百货连锁零售商店，为近代“五分一角”零售商店的创始人，后成立伍尔沃斯公司。

第二章

此刻，我人在加来港，打算二十三年来头一回重访多佛港。明天我会赶早班轮渡出发，开始一场旨在系统勘察大不列颠的重大旅程，好比将该国之公众面目与隐私部位细细翻检、一一看来。不过，今天我尚且还能无忧无虑、自由散漫。眼下我没什么事可干，怎么开心怎么来。

加来港是个好玩的地方，此地之所以存在，纯粹是为了让英国人穿上田径运动装以后，能有个去处。此地因为在战争期间被炸弹重创，后来便落到了战后城市规划人士的手中，结果，它看上去就像是1957年水泥博览会之后留下的什么玩意儿。一批数量惊人的建筑，特别是在郁郁寡欢的中央广场“阅兵场”[1]一带的那些建筑，看上去活像是按着超市包装袋(特别是“雅各奶油饼干”的包装袋)的样子做出来的。有几幢房子居然造到了街面上——这向来是20世纪50年代的规划者们的显著手笔，他们的脑瓜都让那些关于混凝土的奇思妙想给砸坏了。市中心的主建筑群里有一栋——简直毋庸置疑——你可以说它是假日酒店，也可以讲它是玉米片盒子的东西。

不过我也无所谓。阳光温煦可人，天气宛似小阳春，此地在法国境内，而我正值长途旅行伊始，又晕陶陶地瞻望着接下来好几个礼拜明明无所事事，却还能称其为工作的时间——快意每每由此而生，此番我照例深陷其中。

我发现在加来港街头，没什么人长得像伊夫·蒙当或者让娜·莫罗乃至那位讨人喜欢的菲利普·努瓦雷，不禁大失所望。这是因为在那里的人统统都是穿着运动装的英国佬。瞧他们那模样，似乎个个都应该在脖子上挂只哨子、手里抱只足球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都拎着沉甸甸的手提袋，里面装着叮当作响的瓶子、叫人作呕的奶酪。他们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买这些奶酪，更不晓得在搭上四点钟的轮渡回家之前该如何打发时间。他们打你身边经过时，你能听见他们闷闷不乐地絮絮低语：“花60法郎就买这么一袋该死的山羊奶酪？哦，她可不会为了这玩意儿感激你。”瞧他们那样子，个个都恨不能立马喝一杯茶，吃点真正算得上食品的东西。我不禁突发奇想，若是在此处摆个卖汉堡包的小摊，保准能发笔小财。你可以管它叫“加来堡”。

有一点是非说不可的：除了买买东西、悄没声儿地嚼嚼舌头，在加来港真的是没多少事情可以做。城市酒店外面好歹有尊著名的罗丹像，城里有家唯一的博物馆名叫Musee des Beaux-Arts et de la Dentelle(如果我没把那点法语给扔光的话，那么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美丽的艺术加牙齿博物馆”[2])。可是眼下这家博物馆关着门，而到城市酒店又得长途跋涉——反正罗丹雕像哪张明信片上都有。到头来，我就跟别人一样，在纪念品商店里四处窥探。在加来港，这类商店要多少有多少。

我从来都没弄明白，为什么法国人一炮制起俗气的宗教纪念品来就特别有天分。在“阅兵场”转角的某个阴郁的店子里，我就找到了一件让我中意的：一尊圣母玛利亚的塑料模型。双臂款款动人的圣母玛利亚，立在一个用海贝壳、小海星、干海藻做的蕾丝状枝条以及一只擦得锃亮的龙虾爪子搭成的洞穴里。粘在圣母的后脑勺上的光环，是用一只塑料窗帘环做的。此外，在那只龙虾爪子上，这玩意儿的天才设计师还用优雅的字体写上了“加来港”的字样。说来奇妙，这字儿看上去真是分外喜庆。我颇为踌躇，因为它价格不菲，可那商店里的小姐演示给我看，这玩意儿若是插上电源，就会像黑池游乐场里的游园车那样闪闪发光。这样一来，我心里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买一个到底够不够？“很漂亮吧？”[3]她发觉我居然打算拿出现金把这东西给买回去，就惊讶地轻声嘀咕了一句，然后急急忙忙地把东西包好，让我付了账。直到此时我方才恢复理智，心中大喝一声：“哎，我这是在哪里啊？劳驾，我面前这个俗气的法国狗屁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啊？”

“很漂亮吧!”她不停地用这话安抚我，仿佛怕把我那欲梦还醒的状态给惊扰了似的。我想她自打上回卖掉一盏“圣母玛利亚贝壳备用灯”后，到现在应该有好一阵子了。反正，后来那店门刚刚在我身后关上，我就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一声欢呼。

事后，为了庆祝庆祝，我跑到一条充斥着“加斯东·帕潘”之类不知其名的名人的街道上，走进一家大众咖啡馆，叫了一杯咖啡。一进室内，我便觉得加来港似乎平添了许多叫人赏心悦目的高卢风味。人们互致问候时两边脸颊都要亲一亲，身边缭绕着高卢人和吉卜赛人吐出的蓝色烟雾。房间那一头有一位举止优雅的黑衣女子，看上去让人匪夷所思地作如是联想：好比让娜·莫罗要在一部名叫“寂寥生活”[4]的电影里拍一场葬礼戏，开拍之前她先飞快地抽支烟，再来点佩诺茴香酒。我给家里写了张明信片，品完我的咖啡，此后直至黄昏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友好而徒劳地朝那位忙得四脚朝天的侍者招手，巴望着能把他哄回我桌边，把我那点为数不多的账给结掉。

我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小馆子里用餐，没花几个钱，感觉却好得叫人咋舌。我可得替法国人说句公道话——他们也能做炸薯条!然后我到一家酒吧里喝了两瓶时代啤酒，在那里接待我的是一位系着屠夫围裙、长得活像菲利普·努瓦雷的伙计。末了，我早早回到我那简朴的饭店房间，把我那盏圣母贝壳灯赏玩了一会儿，就爬上床。那一整晚，耳边尽是楼下那条街上的汽车横冲直撞的声音。

翌晨，我早早地吃完早饭，跟杰拉尔·德帕迪约[5]——哦，好歹有个惊喜——结完账，然后迈步走向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我手里攥着买轮渡票时附送的一张又小又潦草的地图，动身寻找轮渡站。从地图上看，轮渡站离得很近，就在市中心，可是，实际上它却在两英里之外，在一片让人迷惘的荒地的最远端。那荒地上有炼油厂、废旧工厂，还有好几英亩的开阔地，这里戳几根旧梁子，那边码几堆参差不齐的水泥块。我发觉自己只能从铁丝网上那一只只破洞里钻过去，在那些锈迹斑斑、窗玻璃破碎的火车车厢之间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加来，我不晓得别人是怎么去轮渡站的，反正有一点我能认定：以前可从来没有人沿着这条路去过轮渡站。一路上，我一边走，一边躁动不安地意识到——说得准确点，那感觉真是既哀怨又惊恐——眼看着开船的时间愈来愈近，可那轮渡站虽说总好像近在眼前，实际上却一直远在天边。

最后，我左躲右闪地穿过一条忙忙碌碌的分车道高速公路，爬上一座河堤，终于气喘吁吁地抵达站头。我终究还是迟到了，而且模样看上去活像刚从一场矿难中劫后余生。有位看起来喜欢发号施令且痛经症状泛滥的女人把我赶上一辆穿梭巴士。一路上，我清点了一下自己的财物，发觉我那钟爱的昂贵的圣母玛利亚已然脱落了她那道光环，贝壳也在陆续往下掉，不由暗自沮丧。

上得船来，我挥汗如雨，多少有点儿惴惴不安。我得坦白，我可不是一个好水手。我一踏上明轮船就要犯晕。我坐的这艘是Ro-Ro式轮渡(想来是“翻来滚去”的缩写)[6]，而且我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了这么一家公司——在记得关闭船首舱门这件事上，他们的记录远远称不上无懈可击。而忘记关船首舱门，就类似于你穿着鞋子就钻进了浴缸。反正这些事儿都让我愈发难以释怀。

船里塞满了人，统统都是英国人。在头一刻钟里，我到处闲逛，寻思他们为什么不用弄得身上邋里邋遢也到得了这里，然后我飞快地挤进乱作一团、满目皆是运动装的免税商店，再忙不迭地杀出来，随即在餐厅附近遛了一圈，手里托个盘子，眼巴巴地望望那贵得离谱的价钱，再把托盘放回去(拿盘子都得排队呢)。接着，我想在成群结队、沸反盈天的小孩里觅一个座位，结果就给一路逼到微风拂面的甲板上。那里有两百七十四个嘴唇冷得发紫、头发迎风起舞的人正拼命想让自己相信，此处阳光灿烂，因而他们不可能挨冻受凉。风鼓起我们穿在身上的连帽大衣，声声呼啸有如枪响，吹得那甲板上的小孩子连奔带跑，除此之外，还掀翻了一塑料杯茶水，恰巧泼在一位丰满的女士的大腿上。人人看在眼里，无不涌起一丝窃喜。

没过多久，多佛港的白色山崖就从海里升起，开始向我们悄然靠近。接着，似乎就那么一眨眼工夫，我们就驶入了多佛港，船头笨笨地拱进码头。一个空洞的声音指挥步行的旅客集中到“阳光休息室”旁边的ZX-2号甲板的右舷出口点——好像这话对大伙儿能起什么作用似的——于是我们统统开始迷迷糊糊地长途跋涉，压根儿就是各行其是地在船上探险。我们沿着楼梯上上下下，穿过自助餐厅和贵宾休息室，在储藏室进进出出，穿过一间厨房，那里面挤满了埋头苦干的东印度水手，再从另一个角度穿过自助餐厅走回来。末了，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终于走下船来，全身都笼罩在英格兰那充满善意、水雾迷蒙的阳光中。

此刻，时隔多年之后，我心心念念地想再见到多佛。我沿着海滨大道向市中心挺进，路上经过一番侦察，居然找到了多年前我睡过的那个凉棚，不由喜上心头，轻轻喊了一嗓子。如今那凉棚顶上又刷了约莫十一道绿油漆，不过除此之外，与昔日毫无二致。无独有偶，那面朝大海望到的风景也同昔日毫无二致，只是海水要比我上次看到的更蓝，更晶莹透亮。然而，再要说到别的物事，看起来可就大不相同了。我记得那里本来有一排优雅的乔治王时代的房子，如今却成了一个庞大而突兀的砖房公寓区。往西的主干道唐沃尔街要比我记忆里更宽，那车水马龙的架势也显得更咄咄逼人。另外，如今有一条人行地道通往中心商业区，而后者本身，我也已经认不出来了。

那条最繁华的购物大道如今已经成了步行街，市集广场则变成了某种露天市场，铺满花色面砖，老一套的铸铁饰品亦随处可见。整个市中心挤满了忙碌、宽阔、旨在疏导交通的道路——我记得以前可没有这些路，这看上去很不舒服。如今还有一座大楼是专为旅客服务的，名叫“白崖体验”。我按着这名字揣摩，估计在这楼里，你能发现当一块八亿岁的石灰石会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现在什么都认不出来啦!英国的城镇有一点比较麻烦的是，它们个个都长得无从分辨。它们都有布兹药房，都有W.H.史密斯书店，也都有玛莎百货。说实在的，你跑到哪里都差不多。

我步履蹒跚、心不在焉地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想到这个在我记忆里如此难以磨灭的地方竟然显得这样陌生，不禁郁郁寡欢起来。后来，当我第三次嘟嘟囔囔地穿过中心城区，在一条我发誓以前根本就没走过的巷子里，我突然撞上了那家电影院。虽说电影院已被刷了厚厚一层花里胡哨的漆，可终究我还是认得出，这就是当年放《城郊换妻》的场子。顷刻间，一切都变得明明白白。既然有了一个固定的参照点，我就能确凿知晓自己到底身处何方。我胸有成竹、大步流星地往北走了五百码[7]，接着往西——现在即便把我的眼睛蒙上我也不怕啦——然后就发觉自己正好来到了古宾斯太太的门前。如今那仍然是一家旅馆，看上去没怎么变，就我记忆所及，也就是门前的花园里多砌了几个停车位，多竖了块塑料招牌，宣告屋内既有彩色电视，又有成套的卫浴设备。我有心敲门，可似乎也没什么意思。那位凶神恶煞的古宾斯太太想必早就不在了——或是退休，或是作古，也没准她在南部海岸上随处可见的养老院里挑了一家，到那里颐养天年。英国的家庭旅社如今跨进了新时代，旅社里有配套齐全的浴室和咖啡烹煮设备，客人还能把比萨饼叫到房间里吃，她能受得了才怪。

但凡她住进哪家养老院——这当然是我的第一选择——我真是希望那里的服务生既富于同情心，也不乏洞察力，若是她滴滴答答地弄湿了马桶坐垫，或者吃不完早饭，或者动不动就茫然无助、百无聊赖，就能时不时地骂她一顿。这样一来，她就好比回到了自己的家，实在是很有好处呢。

一念及此，喜从中来，我顿时就把多佛港抛到了脑后，漫步走上福克斯通路，向火车站迈进。在那里，我买了张票，搭下一班车到伦敦去。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法文的意思是“美术及花边织物博物馆”，作者在此处将法文中的“美术”混淆成“美丽的艺术”，将“花边织物”误读成“牙齿”(Dentelle与英文中的dental一词相近)。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La Vie Drearieuse，最末一个词是作者用英语dreary(寂寥)加法语阴性形容词变位以后生造出来的。在这部子虚乌有的电影名里，作者再次拿自己三脚猫式的法语开了个玩笑。

[5]　法国著名男影星，此处指结账处的人相貌酷似德帕迪约。

[6]　Ro-Ro其实是roll-on-roll-off的缩写，意为“滚装滚卸、开上开下”，指汽车可以开上开下。但作者故意把它说成是roll-on-roll-over的缩写，这样就成了“翻来滚去”，令人产生船容易倾覆的联想。

[7]　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0.914米。

第三章

我的上帝，伦敦可真大呀，不是吗？就好像你刚刚离开多佛港，二十分钟以后就进了伦敦，然后便是没完没了的、一英里一英里全是无边无际的灰蒙蒙的郊区，成排成排矮矮胖胖的砖房蜿蜒绵长。从火车上看，它们多少有点千篇一律，就好比它们统统都是从一种硕大无比的造香肠的机器里硬挤出来的。我总会费一番思量，在这么一大片地形复杂、样式单一的地盘上，那好几百万的居民每天晚上到底怎么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反正我肯定是找不到的。在我看来，伦敦始终是一个规模庞大且让人兴奋的谜。我在伦敦市内或周边地区居住过也工作过，统共八年，在电视上看当地新闻，读晚报，漫步于大街小巷，去参加婚礼和退休派对，要不就是傻头傻脑地跑到那些占地广阔的拆车场去淘便宜货。即便如此，我还是发觉伦敦尚有大片大片的地方我非但没有见识过，而且还闻所未闻。每每翻阅《标准晚报》或是跟一个熟人闲聊，冷不防遭遇某个二十一年来我根本就没注意到的地名，我总会大惊失色。“我们刚在‘钨石楠’附近的‘劳碌区’买了一小块地皮。”有人说。于是我心想，这地儿我根本听也没听说过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啊？

我在我那个压得扁坨坨的背包里塞过一本《伦敦指南》，那是一部勾勒市内街道的大众地图册。此刻，我本来确信包里还有半条“火星”巧克力，就伸手摸索了一通。不料巧克力没找到，却突然摸到了这本书。我把书抽出来，随手挑了几页看起来特繁复的翻看，看到遍布书页的区域、村落，时而还有业已被吞并的小城。我发誓，这些名字我在上回查阅时压根就没见过。当我发现这一点时，照例又是惊讶又是窃喜——达登山、普拉希特、陷阱溪、福尔威十字口、埃尔桑恩高地、海安姆山、莱斯奈斯荒原、灯塔树荒原、贝尔绿地、康健谷。康健谷？这样的地名我先前怎么就没注意呢？问题在于，我很清楚，但凡下回我再看，又会瞧见别样的地名了——什么“火腿杆”啦，“东结巴”啦，“氡荒原”啦，“阉牛群”之类的。

那本指南委实是部顶顶好玩的书。它谨小慎微地替每座板球场、污水处理厂、被人遗忘的坟墓和郊外每条蜿蜒曲折的死巷加以定位并做好标记，在最渺小、最不起眼的空间里塞进最密集的地名。我翻到索引，当时也实在穷极无聊，便在那几页流连忘返。我算了算，伦敦城里的街名共计45,867个(可能略有误差)，其中包括不下21条“格鲁切斯特路”(外加大把大把以“格鲁切斯特”命名的新月形区域、广场、大道和死巷)， 111条“车站路”或与此类似的地名，35个“卡文迪许”，66个“奥查德”，74个“维多利亚”， 159个“教堂”，25条“大道路”，35条“大道”。诸如此类，花样繁多，不计其数。尽管如此，真正听起来特别好玩的地名倒是少得惊人——什么“冷风吹巷子”啦，“猛一瞥绿地”啦，“火腿帘死巷”啦，什么“仙人掌大道”啦，“疯子巷”啦，“屁股街”啦，把叫人过目难忘的地名全列出来，基本上也就这些了。有一回我在书上看到，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城里某地有过一条“摸摸阴道巷”，不过后来显然就没了踪影。我花了半个小时，用这法子自娱自乐了一把。一想到我跑进了这样一个大都市，而其中错综复杂的机关，又叫人眼花缭乱、茫然无知，不由喜从中来。喜上加喜的是，当我将书塞回包里时，我又找到了那条吃了一半的“火星”巧克力。巧克力的上半截缠在一条细细软软的麻布里——虽说这没让巧克力愈添美味，但好歹让它的分量重了不少。

维多利亚车站熙来攘往，司空见惯的各色人等一应俱全：一脸迷茫的旅客，四处游击的黄牛和醉得不省人事的酒鬼。我走出车站的当口，先后有三个人问我有没有闲钱可以施舍——“没有，不过谢谢你来问我!”——这种事情要是搁在二十年前不可能发生。那会儿的伦敦，非但沿街乞讨还是个新生事物，而且即便有，他们也总会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比如说丢了个钱包，现在又急需两英镑赶到梅德斯通给一个小妹妹捐骨髓。现如今就不同啦，他们直截了当地管你要钱。节奏倒是快了，可也没原来那么好玩了。

我拦了辆出租车直奔港湾街的哈兹利特旅店。我之所以喜欢哈兹利特，是因为这家旅店故意要弄得不显山不露水——既没有招牌，也没有一块金属板之类的东西可以泄露其功用——这样一来，比起你的出租车司机来，你可就显得得天独厚了。现在我可得说一句，毫无疑问，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是天底下最棒的。他们行事既靠谱，也安全，还老实，一般也总是和和气气、彬彬有礼。他们把车子里里外外都整饬得纤尘不染，为了能让你正好在目的地的前门下车，他们哪怕要费天大的事也在所不惜。不过他们有两件事儿实在古怪。第一，他们沿直线行驶不会超过两百英尺。这一点我从来搞不明白，反正不管你人在哪里、路况如何，每隔两百英尺，他们脑瓜里就会有个小铃铛响起来，便猛地拐进一条小路。另外，等你抵达你的饭店或者火车站或者你要去的随便什么地方，他们都喜欢载着你在周围兜上一圈，好让你在下车前从各个角度把这里打量一番。

他们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这也是我喜欢去哈兹利特的原因：如果要他们承认，他们其实并不知晓某个他们自以为应该知晓的地方(比如一家旅店)，那他们可受不了。我觉得这一点真够可爱的。想成为一名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你一定得达到堪称“广知博闻”的地步。说白了，就是得知道每一条街，每一家医院，每一家饭店，每一个警察局，每一座板球场，每一座公墓，以及这个大得惊人、乱得惊人的城市里每一处有名的地标。要修炼到这个境界得花上好多年，也难怪“的哥”们对自己的成就洋洋得意。如果要他们承认，伦敦市中心居然有一家他们压根就没听说过的饭店，那真的会要了他们的命。所以那司机就只能四处打探。他先是漫无方向地开了一两个街区，然后从后视镜里瞥你一眼，捏着嗓子小心翼翼地说：“哈兹利特呀……是柯增街上那家吗？就是‘蓝狮’对面的？”可一旦觉察到你的嘴唇上开始现出一抹略含异议的微笑，他就赶忙改口道，“不对，等等，我当成‘黑兹伯里’啦，没错，‘黑兹伯里’。你是要去‘哈兹利特’，对吧？”然后他会胡乱挑个方向瞎开一阵子，“是在‘羊倌矮树丛’的这一边吧，对吗？”他又押了个宝。

等你告诉他那家旅店就在港湾街上，他又会讲：“对呀，就是那一家。可不就是那一家嘛。这家我知道，挺摩登的地方，有好多好多玻璃的。”

“说真格的，那是一幢18世纪的砖楼。”

“没错的啦。这个我知道。”于是他立马就来了个戏剧性的掉头，害得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撞上一根灯柱(不过没什么大碍，因为他配好了“自行车裤腿夹”，头上还戴着那种让人生厌的气流头盔，看上去仿佛就是巴不得你把他揍趴下似的)。“哦，你总是让我想到‘黑兹伯里’。”司机又补了一句，嘎嘎嘎地笑起来，仿佛在说，能让你把这两个地方搞搞清楚，你有多走运啊。他笑完就从斯特兰德街拐到一条小路上，那条路要么叫“化脓巷”，要么叫“括约肌路”，反正这地儿就跟伦敦那么多别的物事一样，都是你以前从来就没有注意过的。

哈兹利特是一家上好的旅店，可是它之所以让我中意，恰恰是因为它行事风格不像家旅店。它也很有些年头了，店里的雇员个个和蔼可亲——这在一家大城市的旅店里总归是件新鲜事——不过他们总有办法让你产生那么一点依稀的印象，觉得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不干这一行了。你跟他们讲，你预订过房间，现在要求入住，他们就会露出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开始不知所措地在几个抽屉里乱翻一气，寻找预订登记卡和房间钥匙。这一幕实在够迷人的。而那些个替房间保洁的讨人喜欢的姑娘——我得说，那些房间一直都是一尘不染、无比舒适的——能做到精通英语的似乎很少。于是，一旦你向她们要一块肥皂之类的玩意儿，你就会看到她们先是仔细观察你的嘴巴，然后，一般情况下，她们过一阵子就会踌躇满志地回转来，手里拿着一盆植物或者一只便桶或者某种显然不是肥皂的东西。此地真是妙不可言，别处我才不想去呢。

此地之所以叫“哈兹利特”，是因为这里曾经住过那位散文大家，所有卧室的名字，要么是他相好的兄弟，要么是他泡过的妞，反正诸如此类吧。我得承认，对于这位老兄，我脑瓜里存的卡片只有一鳞半爪、寥寥数笔。卡片上是这么写的：

姓哈兹利特(Hazlitt，是这么拼的吗？)，名威廉(？)，英格兰(也没准是苏格兰？)散文家。生活年代：反正是在1900年以前吧。最有名的著作：不知道。清辞丽句、警言妙语：不清楚。其他实用资讯：他的房子如今成了一家旅店。

跟往常一样，我往脑瓜里存了张卡片，打算什么时候多读点哈兹利特的东西，好弥补我的知识缺陷，并且同往常一样，我马上就把这个打算抛到了脑后。我把我的背囊往床上一搁，从里面抽出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满怀一腔好奇外加孩子气十足的热情冲上了街。

我觉得伦敦真让人兴奋。虽然我实在不想附和那位讨厌的老东西塞缪尔·约翰逊，而且他那句名言既浮夸又弱智——“但凡谁厌倦了伦敦，他便厌倦了人生”。就昏庸程度而言，这句评语仅次于“让笑容成为你的雨伞”，但我对此着实无从辩驳。我在乡下生活了七年，一直住在那种一头死牛都能引来一群活人的地方，相形之下，伦敦就显得格外炫目。

我一直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伦敦人就看不出他们住在这世上最美妙的城市里。如果你来问我，那么我说它要比巴黎漂亮得多，有趣得多，除了纽约之外，别处也不如它那么生机勃勃——即便是纽约，在好多至关重要的方面也是没法跟伦敦比肩的。伦敦的历史更长，公园更美，新闻业更活跃也更丰富，街上出行更安全，比起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来，这里的居民也更有礼貌。

比起我所知晓的其他城市，伦敦有更多惬意的细节，你不妨管它们叫“不期而遇的款待”：赏心悦目的红色邮箱；在十字路口真的会停下车来让你先过马路的司机；那些可爱的被人遗忘的教堂，名字妙不可言，比如“衣橱区之圣安德鲁教堂”和“瘸子门圣吉尔斯教堂”；冷不防撞上的静谧所在，比如“林肯律师园区”和“红狮广场”；维多利亚时代不知其名的人物雕像，宽袍大袖，饶有趣味；黑色出租车；双层巴士；乐于助人的警察；彬彬有礼的告示；但凡你跌一跤或者手里的购物袋撒在地上，就会有人停下来帮你；哪里都有长凳。还有哪个大城市会费神在房子外边挂上蓝牌子，告诉你这是某某名人的故居，或者警告你走下人行道时要往左右两边看看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绝无仅有的。

若是抛开希思罗机场，抛开天气，抛开建筑大师理查德·塞弗特那皮包骨头的手染指过的每一幢房子，伦敦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哦，既然话说到这个分上，那我们或许也能让大英博物馆的职员们别把自己的车乱七八糟地停在前院里，索性把那里改得像花园一样，然后把白金汉宫门外的临时防撞路障撤掉，因为这些玩意儿看起来显得那么杂乱无章，那么没品位，跟关在里面的那位可怜的女王陛下的尊荣一点儿都不相称。还有，当然啦，得把自然历史博物馆恢复到昔日风貌，就是得回到他们胡乱整治前的样子(特别是那些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在家居用品上横行霸道的小虫子一一陈列的展示架，他们一定得恢复)；还有，必须马上取消所有博物馆的门票，再把“里昂斯拐角屋”餐厅弄回来，不过这回得让他们供应点你乐意吃的东西；最后，不过也是最最关键的一点，得把英国电信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赶出门去，亲自把他们以前卖到天涯海角、如今已沦为淋浴房和花园棚的红色电话亭一个个找出来，再让他们统统回收，然后就把他们统统解雇——不，干脆杀掉拉倒。那时节，伦敦可就真的要再度辉煌啦。

多年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无所事事地跑到伦敦来。我只觉得自己身处异乡。在这么个浩大、庞杂的都市机体中，我并没有什么任务要完成，一念及此，顿时略感亢奋。我在索霍区和莱切斯特广场一带漫步；到查令十字街的书店里稍事逗留，把那些书按着我的心意挪了挪位置；漫无目的地穿过布鲁姆斯伯里以及伦敦大学校区；最后穿过格雷酒馆街抵达《泰晤士报》大楼旧址——此地现在是一家企业的办公楼，公司名头我闻所未闻。我只觉得一阵怀旧情愫涌上心头，能体会如此情怀的，也唯有那些铭记往昔之人：记得当年那滚烫的金属排字版、吵吵闹闹的排字房，记得每礼拜只上二十五个小时的班却能拿到可观的薪水——这真叫人没事偷着乐。

我1981年开始到《泰晤士报》上班，当时的情形，说得客气点，就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象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我那时担任助理编辑，或称案头编辑。我所在的五人小组个个都得挨到下午两点半左右才晃悠进来，然后花大半个下午的时间，一边看晚报，一边喝茶，一边等记者们攻克每天要面对的挑战。他们先得吃上三个小时的午餐，享用完几瓶既体面又美味的Chateauneuf-duPape(教皇新堡红酒)，再挣扎着找到回来的路。他们刚刚在办公桌前坐定，就忙着杜撰报销账单的理由，接着跟他们的股票经纪人在电话里窃窃私语一通，说几条吃脆皮焦糖蛋奶布丁时听来的小道消息。等这些都干完了，他们才敷衍出一页纸的文章来，然后立马口干舌燥，一头扎进对街的蓝狮酒馆里。大约五点半，我们这些助理编辑会对着几张纸评头论足一番，历时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伸开胳膊套进外衣，就打道回府。这活儿显得如此惬意，根本就不像一份工作。头一个月末，我有个同事手把手教我，如何在一张报销单上填好天马行空的花销，然后径直拿到三楼，在一扇小窗前换来约莫一百英镑的现钞。我们每年有六个礼拜的假期，只要合法生育就有三个礼拜的陪产假，每隔四年还有一个月的公休假。那会儿的舰队街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啊!我身为其中一员，又是何等兴奋啊!

唉，这等好事岂能长久？没过几个月，鲁伯特·默多克接管了《泰晤士报》。于是，没过几天，大楼里到处都是神秘莫测、皮肤黝黑、穿白色短袖衬衫的澳大利亚人，他们拿着文件夹神出鬼没，那架势就像是在替别人量身定做棺材似的。有那么个段子——我猜有可能是真事——说就在这些官员里头，有一位踱着步子走进四楼的某间屋子，发现那里挤满了多年来无所事事的闲人，而且他们无法令人信服地替自己正名，于是那当官的大手一挥，就把他们统统炒了鱿鱼。只有一个走运的家伙除外，他当时正巧溜出去买彩票。等他回来，屋里已经空无一人。此后整整两年，他都一个人坐在屋里，稀里糊涂地猜他的同事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在我们部门，这场增效运动没那么伤筋动骨。我上班的那个编辑小组被并进了更大的商业新闻部，那就意味着我不仅得上夜班，每天上班时间接近八小时，而且我们的开销也会被无情削减。不过最最糟糕的还是我被迫常常要跟电报室的文斯打交道。

文斯可是个臭名远扬的主。但凡他还算是个人，那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成为天底下最可怕的人。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只晓得此人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从头到脚都是一股子刁钻狠毒的劲儿，裹在一袭邋里邋遢的T恤衫里。有条比较可信的谣传，说他不是正儿八经生出来的，而是在娘胎里长成人形以后直接蹦出来的，紧接着就蹿进了下水道。文斯手头那几件又少又轻、通常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的活儿里，有一件就是晚上把来自华尔街的报告送到我们这里。每天晚上我都得过去，费尽心机把报告从他那里骗过来。通常，我总是在嗡嗡作响且是因为疏于管理而乱成一团的电报室里，看见他懒洋洋地躺在一张从楼上的主管办公室里劫来的皮沙发上，而他那双鞋尖沾着血迹的“马丁大夫”鞋就扔在他面前的书桌上，鞋边——有时候真的就垫在鞋底下——是一大盒敞开的比萨饼。

每天晚上我都要在那扇敞开的门上犹犹豫豫地敲几下，然后彬彬有礼地问他有没有看到华尔街报告，并且指出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一刻，而我们早在十点半就应该拿到这报告了。从他身边的这一大堆机器里，总有一团团纸连滚带爬地冒出来，根本没人打理。他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头把那份报告给找出来呢？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文斯会说，“我在吃比萨呢。”

对付文斯，每个人的招数都不一样。有人试着吓唬他，有人试着贿赂他，有人试着用交情笼络他，我就干脆求他。

“求求你啦，文斯，你就不能替我找找吗，好不好啊？你连一秒钟都用不了，可这样我的日子就好过多啦。”

“去你的。”

“求求你了，文斯。我得养家糊口啊，可是就因为华尔街报告总是迟到，他们威胁我要我卷铺盖呢。”

“去你的。”

“好吧，那么，要不你就跟我讲讲它在哪里，我自己去拿？”

“这里什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不准碰，这个你总清楚吧。”电报室隶属于某个协会，后者有个神秘兮兮的缩写名字，叫什么NATSOPA[1]。而这个NATSOPA为了将下属报业的层层梯队牢牢地攥在手里，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对技术机密守口如瓶，比如该怎么从一台机器上把纸给撕下来。据我回忆，文斯曾经到伊斯特本上过六个礼拜的课。这一上就把他折腾得心力交瘁。至于新闻记者，压根儿就别想摸到那门道。

末了，等我的哀求愈来愈轻，渐渐地变成某种无助的呻吟后，文斯就会重重地叹一口气，把一瓤比萨饼往面孔上胡乱一塞，然后走到门前来。他会把脸探过来，直别别地对着我的脸，僵持整整半分钟。这一刻总是最叫人毛骨悚然的。他嘴里哈出来的气闻上去血腥而野蛮，他那双眼睛闪闪发光，就跟一只耗子似的。“你他妈的真叫我心烦!”他把这话讲出来的时候，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号叫，湿漉漉的比萨渣喷得我满脸都是。然后，他可能会把华尔街报告拿出来，也可能会凶巴巴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你永远也预料不到究竟会是哪一种。

有一回，那天晚上的情形特别糟，我就把文斯倔头倔脑的嘴脸向夜班编辑大卫·霍普金斯汇报。他这个人，一旦打定主意拉破脸，也是个让人害怕的角色。他的鼻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跑过去打算把事情摆平，而且还当真跨进了电报室——这一跨，就等于把原先划好的分界线狠狠地嘲笑了一番，真可谓勇气非凡。过了几分钟，他跑出来，满脸通红，忙着擦下巴上的比萨饼碎屑，看上去整个儿成了另一个人。他平心静气地告诉我，文斯马上就会把华尔街报告拿过来，不过，也许，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别叨扰他为妙。末了，我发现，最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到《金融时报》的头版上把收盘价给弄过来。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舰队街处于失控状态，那压根儿就没把当时那种规模、那个程度给形容出来。全国印刷联合会决定每张报纸需要多少人(成千上百)，在经济衰退时又有多少人必须下岗(一个也没有)，再相应地开账单给管理部门，管理部门雇用或解雇他们自己的印刷工人。说实话，通常他们就连到底雇了多少印刷工人都不清楚。我眼前有一条1985年12月的新闻，说“审计员发现《每日电讯报》有三百印刷工冗余”。也就是说，《每日电讯报》一直在向三百名根本就不在那里干活的人支付薪水。印刷工人的薪酬是按照一种古老的计件体系计算的，这体系错综复杂，颇有拜占庭遗风，以至于舰队街上的每一间排字房都有一本像电话黄页那样厚的计件手册。除了丰厚的薪水之外，印刷工人还能拿到特殊津贴——有时候计算到一便士的小数点后八位——其理由包括：操作尺寸不规则的型号，处理经过多处编辑加工的稿件，用英语之外的语种排字，还有那些末尾有空格的段落。假如有什么活儿是包给外面完成的——比如，广告文稿就是在大楼外面排的——他们就会因为没有干这份活儿得到补偿。在每个礼拜末尾，会有一位资深的“全国印刷联合会”的人把这些额外补贴全加起来，再加上一点儿唾手可得的名目叫什么“随机额外辛苦费”，发一张账单给管理层。结果，好多资深印刷工，虽然技术一点儿也不比你在任何小街上的印刷铺子里找到的工人高明，但享受的薪酬却能排进全英国总收入最高的那2%里。真是疯了!显然，这样是无法持久的。

结局来得猝不及防。鲁伯特·默多克和他的爪牙们悄无声息地在伦敦东部沃平地区新开垦的荒地上，准备好了一套新的编辑人马和生产设备。1986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管理层突然将那些最好斗的协会中的5250名成员炒了鱿鱼。当天晚上，编辑人员统统被叫到楼上的一间会议室里，只见编辑查理·威尔逊爬上一张办公桌，将这番改革公之于众。威尔逊是个叫人心惊胆战的苏格兰佬，从里到外都是默多克的人。他对我们说：“我们要把你们送到沃平去!你们这些软不拉叽的英格兰娘娘腔，要是你们活儿能干得特卖力，要是你们不把我惹火，那么没准儿，我还能给你们留条活命，不至于把你们杀了塞到圣诞节的布丁里去。你们还有意见吗？”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话。

四百个宛若惊弓之鸟的记者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慷慨激昂、叽叽喳喳地聒噪着，努力想让自己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一桩事实：他们将要卷入工作生涯中最大的一出戏。而此时，我却茕茕独立，只有一个念头洋溢着光辉让我沐浴其中——我再也不用跟文斯一起工作啦!

[1]　全名National Society of Operative Printers and Assistants，即全国印刷工人协会，1975年起改名为“National Society of Operative Printers Graphiical and Media Personnel”。

第四章

自从1986年夏天我离开沃平以后，就再没有回去过，此刻真是巴不得再看一眼。我事先安排好要和我的一个同事兼老友在沃平见面，就径直到“大法官巷道”去搭地铁。我可真喜欢坐地铁啊。一头钻进地球的肠子，去赶一班火车，此事委实有些超现实的味道。那里是个自成一格的小世界，诡异的风、奇特的气候体系、叫人毛骨悚然的声响和油腻腻的气味都自成一格。哪怕你已深入地下、茫无头绪，此时即便有一列面目黝黑的下班矿工从身边经过也不足为奇，但在你脚下更深处的某条不知其名的线路上，总会有一节列车颤颤巍巍、隆隆作响地穿过。而这一切，又运转得如此井然有序、静默无声：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在台阶上、自动扶梯上熙来攘往，在拥挤的车厢门口上上下下，摇着脑袋潜入黑暗，始终一言不发，活脱脱就是电影《暗夜僵尸》里跑出来的人物。

我站在伦敦又一件新兴的文明事物底下，那玩意儿名叫电子公告牌，专用来宣告下一班到黑诺尔特的列车将在四分钟后抵达。而此刻我正聚精会神地琢磨文明事物里最了不起的成就——伦敦地铁图。这真是个尽善尽美的宝贝啊，1931年创造了这宝贝的英雄如今已被人遗忘，他的名字叫哈里·贝克。这位失业的制图员意识到，一旦你深入地下，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其实并不重要。贝克发现——这是多么天才的灵机一动呀——只要将站点按正确的顺序逐一标出，换乘中转站亦得以清晰描绘，那么他就可以任意扭曲比例(实际上可以完全抛开)。他使得他的这张地铁图如同电路图一般既精确又有序，这样一来也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想象中的伦敦，与地上伦敦那杂乱无章的地理形态几乎没什么瓜葛。

这里有一套好玩的把戏，你可以在来自纽芬兰或者林肯郡的人身上试试。把他们带到“银行站”，要他们自己想办法去市长官邸。依靠贝克发明的地铁图——哪怕从纽芬兰来的人也一看就懂——他们会踌躇满志地登上地铁中央线，坐到利物浦街换乘环城线，往东再坐五站。最后，当他们终于抵达市长官邸，从地底下冒出来，这才发觉，他们还是回到了同一条街，离刚才待的地方不过二百英尺远，而在你跟他们分别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你已经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还买了一点东西。然后再把他们带到大波特兰街，叫他们在摄政公园跟你碰头(没错，故伎重演啦!)，然后去寺庙站，指挥他们到阿尔维奇集合。这该多好玩啊!等你受够了他们，就告诉他们到伯朗普顿路站等你。这一站在1947年就关了，所以你再也不用见他们啦!

地铁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永远没法真正地看见你头顶上的地方。你得想象它们。在别的城市里，地铁站名平凡得叫人生厌：莱克星顿大道，波士达默广场，南三大街。在伦敦，情形截然相反，那些站名一入耳，你便仿如置身于茫茫林海，不由得心生向往：斯坦福小溪、吞汉姆绿地、彩虹布朗利、梅达谷、德雷顿园。头顶上哪里是一座城啊，分明就是简·奥斯丁的小说。你能轻而易举地想象，自己正在来回穿梭的地方，上面有一座一半都陷在神话里的城市，正处于尚未工业化的黄金时代。“瑞士小屋”不再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它摇身一变，成了大橡树林深处的姜饼屋，那树林的名字就叫作“圣约翰林”；“白垩农场”则成了大片开阔的田野，那些兴高采烈、身穿棕色工作衫的农民就在那里收割用白垩土[1]培植的庄稼；“黑修士”里应该挤满了头戴僧帽、高唱圣歌的僧侣；“牛津马戏场”得有个大帐篷；“犬吠”则该有块危险的地盘，里头成群结队的野狗泛滥成灾；“‘他们穿’树林”是个居民区，住着胡格诺派[2]的那些任劳任怨的纺织工；“白城”既有围墙也有塔楼，用最最炫目的象牙砌成，应该是个极乐世界；至于“荷兰公园”嘛，自然到处都是风车啦。

这些小小的幻想叫你神思恍惚，但问题是，这样一来，一旦你从地底下钻出来，任凭什么景象，都容易叫你大失所望。此刻我从“塔山”站里钻出来，发现此地既无塔亦无山。在附近的“皇家造币厂街”上，居然已经没有了“皇家造币厂”[3](我总是宁可把它想象成裹在绿色锡纸里一块好大好大的巧克力)，因为后者目前已迁往别处，在其原址上竖起了一栋镶满烟色玻璃的大楼。在伦敦这个吵吵嚷嚷的角落里，许多曾经矗立过的建筑，如今都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都是镶满烟色玻璃的大楼。距离我上次离开这里不过八年光景，然而，现在要不是有伦敦桥和伦敦塔这类固定不变的地点作为参照，这一带我几乎就认不出来了。

我沿着那条吵得叫人发狂的名叫“高速公路”的街道一路往前走，所有这些新玩意儿都让我暗自兴奋。我仿佛置身于一场丑陋建筑大赛的会场中央。在以往十年里，有一大半的时间内，建筑师们个个都跑到这块地盘来，说：“你们觉得这样很糟糕吧？那你们等着瞧吧，看看我能做点什么!”于是，在所有呆头呆脑的新办公楼之上，又傲然矗立起全伦敦最丑陋的庞然大物——新闻国际多功能大厦，看上去活像是咱们这个星球的中央空调机。

我上回看见它还是在1986年，当时它孤苦伶仃地站在那里，周围有好几英亩都是人迹罕至的仓库和处处泥坑的荒地。我记得，当时的“高速公路”还是一条颇为清静的快车道。如今重型卡车从上面碾过，震得人行道直摇晃，还替空气染上一抹病态的淡蓝。新闻国际大楼里安置了《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太阳报》《天下新闻》和《Today》，至今依然围着凶神恶煞的防护墙和电子门，只是现在又多了一个新花样——戒备森严的接待中心，那阵势会让你觉得，即便是存放钚元素的地方也不过如此了。天知道他们打算防备怎样的恐怖事件，反正肯定是野心勃勃的那种。我还从来没见过比这更固若金汤的大楼呢。

我到保安室窗口通报，然后在门外等着我同事被叫下来。这一幕戏里最古怪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氛围是何等安详宁谧，而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却充满了示威人群、骑在马上的警察、火冒三丈的纠察队员。因为在1986年那个漫长的冬季，那场伦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也最为暴力的产业纠纷就是在这里展开的。有那么几个晚上，数千人潮与警察激烈鏖战，长达数小时之久。

我突然想起，虽说我曾在这栋庞大而丑陋的楼里干过几个月的差事，却从来没有好好打量打量沃平地区本身。于是我突然就很想看看它。恰巧我同事也不在楼里，我就转而到附近去实地勘察一番。

当年在产业纠纷期间，默多克旗下的员工如果在沃平地区闲逛，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那样做实在很危险。此地的酒吧和咖啡馆里铺天盖地都是闷闷不乐的印刷工人和跑来声援的支持者代表——不晓得为什么，那些苏格兰矿工最叫人胆寒——他们巴不得拿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记者开刀，把他的胳膊呀、腿呀什么的卸下来，到晚上游行的时候当火把使。有一个记者在一个离沃平不远的酒吧里遭遇一伙原先当过印刷工的人，他们抄起一只玻璃杯就砸在他脸上。我记得那记者差点送了命，要不就是——至少他那天晚上过得很糟糕。

当时的局势如此危险，尤其是那些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夜晚，所以警方经常要到下半夜才允许我们从大楼里出来。我们从来都弄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被放出来，所以只能把我们的汽车统统排成一溜，在瑟瑟寒意中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等下去。通常，总要到凌晨一点之后，等到大部分喧嚷的人群要么给打回去，要么给拖进监狱，要么因为忍不了饥挨不了冻只能回家，那些门才会被咣当一声打开，新闻国际大楼的一列卡车浩浩荡荡地沿着斜坡呼啸而下，径直驶上“高速公路”。一上那条路他们就会迎来一阵“枪林弹雨”，尽是些砖块啊防护栏杆啊，都是那些“硕果仅存”的暴徒砸过来的。与此同时，我们其余人等就遵照指挥，被护送着匆匆驶过沃平的后街小巷，直到与厂区拉开一段安全距离才解散。

有好几个晚上，这办法都挺管用。不过，有一天夜里，正当酒吧陆续关门时，我们被送上了路。我们沿着一条又暗又窄的街往前行驶，冷不防，一群人从黑影里冒出来，跑到马路上，或以脚踹门，或手里抄起什么东西来就一通猛挥。我前方玻璃爆裂声四起，大呼小叫的声音狂放不羁，听来让人心惊肉跳。最让我惊恐万状且挥之不去的画面，是在我前方约相距六个车位的地方，有个人——那家伙来自“海外编辑部”，个头矮小、生性挑剔，时至今日我还恨不得能把他拖在一辆多用途越野车后面驶过粗糙的路面——跑下车想瞧瞧自己的车坏成了什么样，就好像他以为没准儿轮胎碾过了一颗钉子。这么一来，我们这些跟在他后面的车统统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自己气急败坏、垂头丧气地看着他努力把一道松开的边条压回原位，然后猛一回头，发现我的车窗边贴着一张怒火中烧的脸——那是一个白种人，一头卷卷的长发绺迎风飞舞，身穿军队里弃之不用的夹克衫——诸般景象，无不呈现一种如梦似幻的奇异色彩。真是莫名其妙啊，我心想，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居然打算把我拖出汽车揍个稀巴烂，只为了什么印刷工人的福利。而这些工人，他非但压根儿就没见过面，而且他多半会被这些工人瞧不起，看成一个邋里邋遢的嬉皮士。更何况，他们肯定不会让他加入他们自己的工会。

正当一切剑拔弩张之际，前方五十码，那个“海外编辑部”的准白痴却在慢吞吞地绕着他的标致车兜圈子，怀着深谋远虑的想法对它评头论足，就像是要买一辆二手车一样。时不时地，他还停下来，满腹狐疑地看看那些雨点般落在他身后汽车上的砖头和拳头，似乎这只是某种天文奇观罢了。末了，他终于钻回自己的汽车，查看了一下后视镜，确认他的报纸还搁在身边的座椅上没动，接着打开转弯指示灯，又看了一眼后视镜，这才开车上路——我的命也总算保住了。

六天之后，我在《独立报》找到了一份工作。

鉴于以上原因，如今能穿行在沃平区那些昏昏欲睡的街道上而无性命之虞，委实是件振奋人心的事。我向来都不肯接受那个荒诞不经的念头，说什么伦敦本质上是个陈列了许多小村落的收藏馆，不过沃平的的确确像个村庄，这一点真叫我又惊又喜。此地的商店小巧玲珑、花样繁多，街名也都惬意动人：桂皮街、水人路、酸醋街、牛奶院。政务委员会的房产看上去温暖而宜人，而那些隐约可见的仓库几乎统统经过了漂漂亮亮的翻新改造，成了公寓。当我看见那些房子比原先更为光鲜的红色镶边，想到这些当年曾傲然屹立的仓库里如今住满了名叫“塞莱娜”和“贾斯泼”的笨瓜，我就本能地发起抖来。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说，显然这些房子给邻近地区带来了些许繁荣，也使得老仓库免于遭受更悲惨的命运。

在沃平老堤道边，我看看眼前的河水[4]，试图在没有一丁点儿把握的基础上想象，在18、19世纪，当这些老城区挤满了工人，码头上高高堆起一桶桶香料和调料(周围许多街道因此而得名)时，究竟是何种景象。近至1960年，有十万人在码头上工作或靠码头维生，而当时伦敦港也仍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但到了1981年，伦敦所有的码头均被关闭。此时从沃平看河景，河水安详宁静，波澜不兴，一如康斯特布尔[5]的风景图。我盯着河水看了约莫半个小时，只看见有一艘船驶过。然后我一转身，开始长途跋涉，回哈兹利特旅店。

[1]　由微生物遗骸经过数百万年积聚而形成的一种松软的石灰岩，在农业、医药等领域都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世界上最好的天然白垩土即产于英格兰，在那里，每年生产500多万吨的白垩土。

[2]　指法国新教徒。

[3]　原文为Royal Mint。其中，mint一词在英文里，既能解释为造币厂，也有“薄荷”的意思，故作者在下文中会作如是联想。

[4]　指泰晤士河。

[5]　康斯特布尔(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追求真实再现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对后来法国风景画的革新有重要影响。

第五章

我又在伦敦多待了几天，基本无所事事。我在一家报纸图书馆里做了点调查研究，花了大半个下午的时间在“大理石拱门”一带的人行地道那错综复杂的迷宫里杀出一条路，还买了一点东西，看了几个朋友。

但凡我向谁透露我打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展开环英之旅，对方就会讲：“天哪，你真勇敢!”可我从来就没想过要靠别的办法。英国人真够走运的，能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那是相对于将来保守党完成整套建设之后的情形而言的)。我以为，趁现在还没变，我们就应该更为尽情地享受一番。除此之外，如今在英国开车可是件单调乏味的活儿，路上实在堵了太多的车，几乎是我刚到这个国家时的两倍。那年头人们其实压根儿就不怎么开车，他们只是把车停在车道上，每隔一个礼拜左右把车擦擦亮而已。约莫一年两次，他们会“把车弄出去”——他们就是这么措辞的，就好像这本身就是个天大的行动——消磨消磨时光，要么到东格林斯特德看看亲戚，要么到类似于布莱顿或者伊斯特本的地方去玩一趟。除了擦擦亮以外，车也就派这点用场而已。

时至今日，不管是什么人到哪里去干什么事，一律开车前往——这一点我可真不理解，因为在英国开车，那可真是无论哪方面都没有一丁点儿乐趣可言的。想想那些司空见惯的所谓多层停车场吧。你得开车兜上几百年，再耗个地老天荒，才能躲进一个只比普通汽车正好宽两英寸的空间。然后，因为你正巧停在一根柱子边上，你就只能从座椅上爬过去，先让屁股从客位边的车门挤出去，在此过程中把你汽车侧面的灰尘，统统蹭到你那件从玛莎百货买来的崭新的时髦夹克衫的后背上。然后你就要走上一段距离，四处寻觅，才能找到停车收费机。这玩意儿既不找零，也不接受1976年以后发行的硬币，你还得等排在前头的一个老家伙磨蹭，他喜欢先把机器上所有的说明全看一遍，然后才开始行动，努力把钱从出票槽和维修钥匙孔里塞进去。

最终，你拿到一张票，准备把它粘在你的挡风玻璃内侧。经过一番长途跋涉，你回到自己车里，你老婆劈头就是一句：“你到哪里去了啊？”你不理会她，挤过那根柱子，让夹克衫前面也沾上一层堪与后背媲美的灰，临了却发现车门只能打开三英寸，所以你根本就够不到挡风玻璃，只好把票子往仪表板那边一扔(结果票子飞到车里的地面上，可你老婆没注意，于是你骂了句“他妈的”，然后锁上车门)，再一路挤回去。于是你老婆发现，她好不容易花了那么多时间帮你梳洗打扮，结果你却成了一个邋遢鬼，她一边用两只手拍拍打打地替你掸灰，一边说：“说老实话，我真是哪里都不能带你去。”

这仅仅是个开始。你一边轻声争辩，一边还得想法从这个既潮湿又邋遢的地方突围。要么必须通过一扇没有做过标记的门，进入一个古怪的房间，后者看上去就像是将地牢和便池合二为一；要么就得挨上两个小时，等天底下被用得最滥、看上去也最靠不住的电梯，这部电梯只能装两个人，而里头已经有了两个人——一个是面无表情的男人，另一个是他老婆，正在一边替他从玛莎百货买来的夹克衫掸灰，一边扯着嗓子呱啦呱啦地数落他。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这般的桩桩件件都是故意——请注意这一点，故意——设计的机关，好让你的生活被苦恼所淹没。无论是那小小的、只能以四十六度角开进来的停车位(为什么这些车位的角度就不能错开？)，还是那精心安置、怎么碍事怎么来的柱子，抑或是那又暗又窄角度又刁钻、弄得你老是撞上路沿的坡道，乃至那位置遥远且故意叫人不知所措的停车收费机(你总不能告诉我，一台能辨别出所有外国硬币且一律拒收的机器，居然会不懂得怎么找零？)——这一切，全都是设计好的，就为了让它们成为你成年之后最灰心丧气的经历。你知不知道——此事鲜为人知，不过绝对是真的——每回他们落成一个新的多层停车场，市长大人和市长太太都会在楼梯间里撒上一泡郑重其事的尿？千真万确呢!

而在整个驾驶过程中，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开车尚有其他形形色色的烦恼，比如高速公路上那些在你前面急转弯的“全国快递”的司机；比如长达八英里次第排列的交通锥标，只为了让一台起重机上的几个伙计换一只灯泡；比如忙忙碌碌的环形交叉路口的交通灯，弄得你每回前进都没法超过二十英尺；比如那所谓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你得花四英镑二十便士才能换一份“迷你壶装咖啡”，外加一份烤土豆，里头撒着容量相当于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切达干酪，逛那里的商店也毫无意义，因为男性杂志全给塑封了，而你又不需要什么《魏伦·詹宁斯高速公路热门金曲》唱片；比如那些开拖车的白痴，就在你挨近他们的时候突然从岔路上杀出来；再比如，某个开着莫里斯迷你车的家伙，以时速十一英里驶过湖区，车后摆开三英里长的车阵，显然这是因为他向来喜欢领头游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挑战，考验你的耐心够不够好，心智是否健全，其标准几乎超越你的极限。汽车这玩意儿，又丑又脏，会把人心底里最糟糕的本性给引出来。它们在每一条路边胡乱扎堆，把古色古香的集市广场变成乱七八糟的金属丛林，还滋生出什么加油站、二手车市场、Kwik-Fit公司的“排气装置及消声器中心”，以及其他叫人提不起精气神的霉菌。这些玩意儿真是既可怕又可恶，这次旅行，我根本就不想跟它们沾上边。再说了，我老婆也不肯让我开车。

于是，在一个灰蒙蒙的周六下午，接近傍晚时分，我坐上一列又长又空的火车奔赴温莎。我高高地坐在一节空车厢里的座位上，借着愈来愈暗淡的日光看着火车滑过一栋栋办公楼，驶入大片居民区的密林：既有廉租公寓楼，也有沃克斯霍尔及克拉普汉姆一带蜿蜒曲折的联体排屋。到了特威克汉姆，我终于发现火车如此之长又如此之空到底所为何来了。只见月台上挤满了小男孩和大男人，个个都穿戴着暖和的衣裳和围脖，手里拿着亮晃晃的节目单和小包包，茶水瓶从包里探出头来。显然，这是一队从特威克汉姆球场上过来的橄榄球迷。他们上车时颇为耐心，不曾推推搡搡，若是撞上了别人，或是不慎侵犯了别人的地盘，就会说声抱歉。他们这种为他人着想的精神发自本能。对此，我不仅心生感佩，而且突然想到，这在英国是件多么寻常又多么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儿啊!几乎每个人都是去温莎的——我估计那里的停车场一定已经筹划停当，要不就凭温莎本身，哪能容得下这么多橄榄球迷啊？他们在检票围栏前耐心地挤在一起，有个亚洲男人一边飞快地收票子，一边冲着每个擦身而过的人念叨“谢谢你”。他其实并没有时间检票——你就是把玉米片盒子顶上的那片纸递给他也没什么要紧——可他的的确确向每个人神采奕奕地行了个礼，而他们也都反过来向他道谢，感激他不用检票一律放行。这真是个秩序井然且一团和气的小小奇迹，但凡是换作别处，该有人站在箱子上冲着人们汪汪叫了，吆喝大家排成一列，甭推推搡搡的。

温莎的街道被雨水冲刷得闪闪发亮，街上光线暗淡、冬意盎然，一派反季景象，但街上仍旧挤满了成群结队的游客。我在主街的城堡旅馆里要了间房——这是那种乱得离谱的旅馆，你若是想抵达自己的房间，就非得启程展开波澜壮阔的长途跋涉，迈过一连串蜿蜒曲折的走廊和防火门。我得先爬一段楼梯，再往前走几步，然后沿着另一道楼梯拾级而下，这样才能抵达远处那排厢房，而我的房间就是其中最远的那一间。不过那个房间委实不错，而且我估计从这里到雷丁市方便得很，只要我下定决心，从窗口爬出去。

我卸下背囊，匆匆忙忙地沿着先前过来的路折回去，急着想在商店打烊之前看一点儿温莎的景象。我对温莎很熟，因为当年我们住在弗吉尼亚沃特那边时常到那里去买东西。于是，我以领主自居，大步流星地徜徉其间，留心经过这许多年，哪些商店已然易主——答案是大部分。俊秀的市政厅边上，矗立着“市场十字口大楼”。这幢楼斜着身子，看起来岌岌可危，你会忍不住疑心，当初之所以这么造，是不是故意为了成全一个远景，好取悦那些带着照相机的日本观光客。现在那里成了一家三明治酒吧，不过，和大多数分布在这一带的漂亮的、纵横交错的鹅卵石街道上的商店一样，这家酒吧也是花样百出，通常都跟观光客搭得上边。上一回我来此地时它们大多都在卖长脚的蛋杯，现在它们的经营特色似乎是那种可爱得略显造作的陶制小农舍和小城堡。只有“温莎丛林”——一家有本事从薰衣草里发掘滚滚财源的公司，其机关算尽超出了我的想象——还在那里卖肥皂和花露水。在豌豆荚街上，玛莎百货已经扩张了店面，哈密克书店和罗兰爱思家居换了店址，至于那两家分别叫“金蛋”和“懦夫”的饭馆，则不出所料，早已销踪匿影(不过我承认，我挺喜欢那家老派的“懦夫”，他们对于美式食品之成分的判断颇为古怪，就好比他们的食谱是从一份被人断章取义的电报里取材，经过编辑加工后出炉的)。不过，当我发觉全英国最好玩的百货商店丹尼尔仍然没挪窝时，不由得满心欢喜。

丹尼尔实在是个绝佳妙处。对于一家英格兰乡下的百货商店，你能指望它有多少特点，丹尼尔就有多少——矮矮的天花板，店里面积狭小、微不足道的各个分部，用一条条电工胶布贴好的久经磨损的地毯。这里还总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块地盘以前约有十一家商铺和住家占领过，而其地势高低均略有不同。不过，它所出售的货品门类是顶顶出奇的：短裤松紧带和衣领扣，纽扣和锯齿剪刀，六件一组的波特梅里恩瓷器，耄耋老者们的服装专架，相当数量的成卷地毯——地毯上的图案是你得拼命把眼睛揉花以后才看得见的那种——还有丢了一只把手的五斗柜，至于那衣橱，当你试探着关上某扇橱门，十五秒之后它又会安安静静、晃晃悠悠地自动打开。

第二天我早起，实施清晨洗漱工程时略感兴奋，因为眼前可是个大日子啊。我准备徒步穿过温莎大公园。这是个顶顶漂亮的公园，占地四十平方英里以上，每一丝神秘的森林气息都与其古色古香的质地水乳交融：深邃的原始林地，矮林密布的溪谷，蜿蜒曲折的人行路和跑马道，正式和非正式的花园，还有一面绵长的、勾魂摄魄的湖。四周如诗如画地散布着农场、林地农舍、被人遗忘的雕塑，住满了园林工人的整整一个村落，以及女王每次结束海外之旅后带回来的、没有别处可搁的物件——方尖碑，图腾柱，还有其他来自英联邦遥远边陲的用来表情致谢的古怪礼物。

彼时，公园地下有石油的消息尚未传开，所以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将一切都细细赏玩，以免下一回再跑来，此地看上去已宛若俄克拉荷马油田。此时此刻，谢天谢地，温莎大公园仍然寂寂无名，这一点真让我一头雾水，因为它的位置就在伦敦边沿，而且在一块如此尊贵显赫的开阔地上。我记得报纸上只有一回提到过这座公园，那还是在几年前，菲利普亲王莫名其妙地对一条栽满古橡树的林荫道心生嫌恶，就命令女王陛下的伐木工把橡树从此地移走了。

我估计，这是因为橡树枝妨碍他骑马时穿上那种“加四寸”灯笼裤[1]——无论你管它叫什么，反正就是那种弹力十足、古意盎然的奇巧玩意儿。他很喜欢穿着它到处闲逛，从公园里穿行。你常会看到他和别的皇室成员坐着各种花色的车子从公园里飞驶而过，为的是去赶一场马球比赛或者到女王之母的私家宫院“皇家小屋”里做礼拜。实际上，因为普罗大众是不准在公园里的马路上开车的，所以但凡有那么一点儿车辆驶过，则十有八九是皇室人马。有一回，在“节礼日”[2]当天，我正在慢悠悠地溜达，全然是一派慈父心态，身边的孩子骑在锃亮的新自行车上。渐渐地，我的第六感意识到自己挡了身后一辆车的道，便转过身去，发现开车的居然是戴安娜王妃。我急忙拉着孩子让开路，她朝我一笑，立时化开了我的心。自此以后，我就再没对这亲切可人的姑娘说过一句坏话，也不管那些人怎么逼我——他们觉得她脑子有点问题，因为她每年要花两万八千英镑买健身连体装，还时不时地打电话给那些挺括的军人，电话里又暴躁又任性(我们谁没有干过这事儿啊？我的回答根本不容置疑)。

我迈开大步，沿着那条名副其实的“长道”，从温莎堡底层一直走到“雪坡”顶上的乔治三世的骑马雕像——当地人称之为“铜马”。我靠着雕像基座歇了歇脚，将号称全英格兰最秀美的景观之一看了个饱：三英里之外，“长道”之尽头，温莎堡巍然盘踞；城堡脚下栖着小镇，再过去则是伊顿公学、雾蒙蒙的泰晤士河谷以及矮矮的齐尔特恩丘陵。鹿群如画，在脚下某处空旷辽阔之地食草牧茵；在那条长长的大道上，就在我的八字脚勾勒的三角区域里，清晨早起散步的人已经开始三三两两地点缀其间。我看着飞机从希思罗机场起飞，在地平线上找到“巴特西发电厂”和“邮局塔楼”依稀可辨的轮廓。我记得，当我发现在这里，离得这么远也能看见伦敦时，我兴奋得要命。我相信，这里是唯一能看得见伦敦中心的地方。当年，亨利八世曾骑马到这山顶，听伦敦塔上传来的炮声，宣告安妮·博林[3]人头落地，不过我现在只能听见飞机斜着身子转弯、即将着陆时发出的嗡嗡声，还有一只长着一身乱毛的大狗叫人心惊肉跳的狂吠——它是突然从我肘边蹿出来的，而狗的主人沿着一道斜坡跟在后面。那狗想送我一大堆唾液样本，不过我拒绝了。

于是我掉转方向，穿过公园，走过“皇家小屋”所在的地盘——女王和玛格丽特的少女时代就是在这栋粉红色的乔治王时代的房子里度过的。然后我穿过周围的树林和田野，来到我在这公园里最喜欢的角落——史密斯草坪。这肯定是全英国最美的草坪，既平坦又绿得毫无瑕疵，且规模壮观。那里几乎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只有举行马球比赛时例外。我花了大半个小时才穿过整个草坪，不过，其中一段时间我走开去仔细打量一尊立在草坪外围的孤零零惨兮兮的雕像——结果发现这雕像是艾尔伯特亲王[4]。然后，我又用了一个小时穿过山谷花园，一路找到弗吉尼亚沃特湖，看那湖水在秋日清晨的空气中云蒸雾煮。这湖真是件讨喜的作品，其创作者坎伯兰公爵[5]用这种多少有点古怪的方式，庆贺自己在库勒登战场上把那些苏格兰人打得要么动弹不得，要么玩命抽搐。而这湖洋溢着唯有人工景致才能呈现的诗情画意和浪漫气息，冷不防，四周的树木和一座长长的颇具装饰性的石桥就会完美无瑕地勾勒出种种景致。在最远的那一头甚至还有一堆仿制的罗马遗迹，对面就是贝尔弗德雷堡垒，爱德华八世就是在那里发布他那著名的退位广播的——从此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跟戈培尔一起钓鱼，跟那个一脸尖酸的女人辛普森结婚啦。[6]

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目前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开始一场异曲同工的君主制危机。我得说，我开始看不懂英国人对于皇室的态度了。多年来——我在此是否能说句大实话——我一直觉得他们呆头呆脑得叫人难以忍受，魅力只不过比辛普森夫人强那么一丁点儿，可是在英国，人人都对他们顶礼膜拜。现在，拜一个小小奇迹所赐，他们终于开始做点弹眼落睛、飘忽不定的事儿了，终于开始让《天下新闻》发挥特长了——总而言之，他们终于开始变得好玩了——而此时全国民众突然说“好恐怖啊，我们把他们赶走算啦”。单单是那一周，我就曾经张大着嘴巴看到某电视节目上，四根英国知识界的顶梁柱围坐一堂，讨论本国是否应该略过查尔斯王子，直接跳到年少的威廉王子。查尔斯和戴安娜为人都不大成熟，且不说将信心一股脑儿寄托在他们的基因产物上是否明智，我且慷慨地称其为动人之举。反正，在我看来，这样做根本就没有抓住关键问题。既然你准备接受世袭特权，那么，毫无疑问，你就得照单全收，也甭管那可怜的家伙没准有多么呆头呆脑，他挑选情妇的品味又是多么稀奇古怪。

在这个问题上，我把自己的观点漂漂亮亮地塞进了一首出自我本人手笔的歌，歌名叫《我是那个跟妮尔·格温上过床的家伙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7]，只要能收到3.5英镑，外加50便士的包装邮寄费，我将很乐意把附有封套的唱片寄给你。

在此之前，你就只能想象我一边哼着这欢快的调子，一边沿着A30公路，潇洒地在车辆的呼啸声中穿行，然后顺着基督城路来到宁谧安详、郁郁葱葱的弗吉尼亚沃特村。

[1]　即高尔夫灯笼裤，之所以叫Plus-four，乃是因为它比一般短裤长四英寸。

[2]　英国及部分英联邦国家的法定假日，在圣诞节的次日，如遇周日则推迟一天，按俗这天应向雇员、仆人、邮递员等赠送匣装礼物。

[3]　安妮·博林(1507？—1536)，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因通奸罪被处死。

[4]　艾尔伯特亲王(1819—1861)，英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实际上也充当着女王私人秘书和首席机要顾问的角色。

[5]　坎伯兰公爵(1721—1765)，即英王乔治二世之子威廉·奧古斯塔斯，曾作为英国陆军元帅镇压过苏格兰人的起义，以性情凶残闻名，绰号“屠夫”。

[6]　爱德华八世就是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退位英王，现任女王的伯父。他退位后被封为温莎公爵，娶离过婚的美国女人辛普森为妻。现有大量资料表明，他在二战期间持鲜明的亲德立场，而戈培尔是当时的德国宣传部长，故作者有“与戈培尔一起钓鱼”之说，暗含讥讽。

[7]　美国有个与比尔·布莱森同名同姓的乡村音乐人，在乐队里既担任贝斯手，又创作过大量出名的歌曲。因此作者会开这个“出自我本人手笔”的玩笑。但这个歌名显然是杜撰，其中提到的妮尔·格温(1650—1687)是英王查尔斯二世的多位情妇里最出名的一个。作者借用这个典故暗示现任王储查尔斯的丑闻在皇室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没必要引起民众的大惊小怪。

第六章

第一眼看见弗吉尼亚沃特，是在1973年8月的最后一天，一个分外燠热的下午。彼时离我当初抵达多佛港，又过去了五个月光景。那年夏天我都在跟一位名叫斯蒂芬·卡兹的人结伴四处旅游，他是在4月跟我在巴黎接上头的，约莫十天前我终于在伊斯坦布尔满怀感激地将他送走。我很累，在公路上颠得烦不胜烦，不过好歹回到了英国，我还是很开心。我刚从一列自伦敦发出的列车上下来，立时就着了迷。弗吉尼亚沃特村看上去既整洁又诱人。村里布满了懒洋洋的将近黄昏时的阴影，外加一片青葱翠绿，绿得叫人受不了，只有那些刚刚从不毛之地来的人才懂得欣赏。火车站后面矗立着霍洛威疗养院的哥特式塔楼，它就在紧靠车站的一个貌似公园的广场上，由砖块和山墙组成，像块纪念碑似的。

两个我在故乡就认识的女孩在那家疗养院里工作，她们替我在她们那一层楼里找了个睡觉的地儿，还让我有机会敲打敲打她们那个积了五个月尘垢的浴缸。我本来打算第二天到希思罗机场赶一班飞机回家。我应该在两周以后恢复我那没精打采的大学学业。可是，在一家喜气洋洋的、名唤“玫瑰与皇冠”的酒吧里灌下几杯啤酒之后，她们给我提了个醒，说那个医院一直在找杂役工，而我的母语既然是英文，自然稳操胜券。第二天，我脑袋昏昏沉沉，也无从深思熟虑，就发觉自己已经在一边填表格、一边被告知要在早上七点到“图客”病房的护士长那边报到。第二天早上，有个面目和蔼、智商却只有孩童水准的小个子男人被派来带我到仓库里去拿一套沉甸甸的钥匙，还有一大摞叠得整整齐齐、摇摇欲坠的医院服装——两套灰衣服、衬衫，一条领带，几件实验室专用白大褂(他们琢磨着让我干什么呢？)——然后领着我到马路对面的男工寓所，那里有个白发苍苍的干瘪老太太将我带到一个如同斯巴达军营般简朴严苛的房间里。老太太的神情举止让我缅怀起我的老朋友古宾斯太太，她用同样的腔调冲着我连珠炮似的指手画脚，其命令包括：每周一次将脏床单换成干净的，哪些时段供应热水，取暖器该怎么操作。至于别的杂事儿，内容实在太多，她讲得又飞快，我记不住。不过我听到她提到了床罩，这一点让我挺骄傲。熟门熟路啦，我想。

我写了一封信给爸妈，告诉他们别等我吃晚饭了，然后又花了几个小时开开心心地试穿我的新衣裳，在镜子前面摆几款贝蒂·格雷伯[1]的造型，再在窗台上把我那少得可怜的平装书排成一溜，又蹿出门到邮局走一遭，在村子里东张西望，在一个名叫“都铎玫瑰”的小地方吃饭，最后跑进一家名叫“特洛特斯沃斯”的酒吧。那里的氛围是如此惬意，而别的娱乐方式又是如此匮乏，以至于我喝啤酒时——我得坦白——颇为放纵。我回新寓所时，沿路经过好几个灌木丛，还有一根叫人难忘的不依不饶的灯柱。

翌晨，我晚醒了十五分钟，睡眼惺忪地找到医院。在一场换班的混战中，我问到了去“图客”病房的路，然后顶着一头乱发，经过一番左躲右闪，抵达病房时迟到了十分钟。护士长刚到中年，是个挺友善的家伙，他热情相迎，跟我讲了讲茶和饼干在哪里便没了踪影。后来我几乎再没见过他。“图客”病房里都是些长期住院的男病人，个个精神错乱，不过状态都被控制住了。谢天谢地，他们似乎完全能照顾自己。他们自己从一辆带轮子的推车上拿早饭，自己剃胡子，自己勉勉强强地铺床叠被。当我暂时跑到员工厕所里忙着找抗酸剂却遍寻不见时，他们便静悄悄地离开。等我再出来，病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弄得我既困惑又害怕。我迷惘地在休息室、厨房和寝室里转悠，打开病房门，只见一条空荡荡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开着，从那里出去就是外面的世界。恰在此时，病房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来。

“你是谁啊？”有个声音在吼。

我积攒起足够开口的力气，一边自报家门，一边透过办公室的窗往外窥视，指望能看见图客病房的三十三个病人从一棵树冲到另一棵，不顾一切地追求他们的自由。

“我是史密森。”电话那头说。史密森是护理部主任，络腮胡子铁桶胸，是个叫人心惊胆战的人物，前天有人在我跟前提到过他。“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小子，对吗？”

“对，先生。”

“那里俏丽吗？”

“哦，实际上那里很安静。”我眨了眨眼睛，好不困惑，心里琢磨这个英国人说话怎么转折得如此古怪。

“不是，我是说约翰·乔利，那个护士长——他在吗？”[2]

“哦。他走了。”

“他有没有说过几时回来？”

“没说过，先生。”

“一切都有条不紊吗？”

“呃，实际上……”我清清嗓子，“病人好像逃跑了，先生。”

“他们怎么了？”

“逃跑了，先生。我刚去过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到病房外头去了，小子。他们会去干点零碎的园艺活，再不就是接受职业疗法[3]。反正他们每天早上都会走开的。”

“哦，这个真得感谢基督。”

“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这个得感谢上帝，先生。”

“对，确实如此。”他挂上电话。

上午剩下的时间我都独自绕着病房闲逛，瞄瞄抽屉，看看衣柜，瞧瞧床底，翻翻储物柜，拼命琢磨该怎么用一堆松松散散的叶子和一只过滤网筛泡茶。等我拿得准自己的体力可以胜任时，便在连通病房之间的擦得锃亮的走廊上，展开一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的世界滑步锦标赛——场边还有人窃窃低语，发表满含敬意的评论。时间挨到一点半，还是没有人叫我去吃午饭，我只好自行解散，跑到员工餐厅里，一个人对付一盘豆子、薯片，外加一种神秘兮兮的玩意儿——后来我才认出那是斯潘牌罐头碎肉。我一边吃，一边注意到，史密森先生和他的几个同事坐在房间另一头的一张桌边热烈讨论，言谈甚欢。不晓得为什么，他时不时地朝我的方向投来乐滋滋的一瞥。

再回到病房时，我发觉有几个病人已经在我走开时回来了。他们一个上午费尽了力气，要么斜靠在一根耙子上，要么把“罗威套管”挨个数好放进箱子里，如今大半都颓然跌坐在休息室的椅子上。只有一个衣冠楚楚、伶牙俐齿的家伙除外，他一身斜纹软呢装，正在看电视上的一场板球比赛。他邀请我跟他一起看，等他发现我原来是个美国佬时，立马就跟我解释起这项体育界最最让人犯迷糊的运动来。我以为他也是一名员工——可能是午后替神秘的“俏丽”先生代班来的，也没准是一个来拜访的心理医师，直到他正在跟我详细解说旋转保龄球错综复杂的机理时，突然转过身来，亲热地随口说了句：“你知道，我有原子弹。”

“你说什么？”我答道，但思绪还纠缠在其他球类上。

“波顿高地。1947年。政府实验。统统是绝密。你一定得守口如瓶。”

“啊……当然。”

“苏联人在通缉我。”

“哦……啊？”

“所以我才会到这里来，隐姓埋名。”他意味深长地弹弹鼻子，朝我们周围那些打瞌睡的人挑剔地看了一眼，“其实这里也不是个糟糕的地方。到处都是疯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啦。肯定都是些神经错乱、可怜巴巴的人。不过他们每到礼拜三会做一种很好吃的果酱卷布丁。现在上场的是乔奥夫·伯伊考特。好漂亮的动作。本森传来的球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接，你就瞧好吧。”

一旦你跟“图客”病房里的大多数病人熟络了，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这副样子——表面上头脑清楚，可是暗地里却疯得像一条热昏了头的狗。通过疯子的眼睛渐渐地熟悉一个国家，实在是一段好玩的经历。并且，恕我直言，这也为我在英国的生活打下了特别有用的基础。

我在英国的第一段长住时光，就是这样度过的。晚上我去酒吧，白天则主管一个空荡荡的病房。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会有一位穿着粉红色连身工作服的西班牙女人登场，手里推着一部咔嗒咔嗒响个不停的茶水车，病人们顿时闻风而动，去拿一杯茶和一片黄色的蛋糕。有时候那位神秘莫测的“俏丽”先生会顺便到这里来发点药，或者再订购一批饼干。不过除此之外总是鸦雀无声。渐渐地，我对板球也能算略知一二了，而我那滑步技术已经到了成就卓著的地步。

我渐渐发现，这家医院自成一方天地，实际上可以自给自足。它有自己的木工房，有自己的电工、管道工和油漆匠，还有自己的公共汽车和公车司机。它有一间台球室、一座羽毛球场、一座游泳池、一家专卖化妆品和糖果的小铺子、一家小教堂、一座板球场和一个社交俱乐部，一位脚病医师、一位发型师、几个厨房、一间缝纫室，还有一个洗衣房。每周一次在一个类似于舞厅的房间里放电影，它甚至还有自己的太平间。所有的园艺活儿都由病人完成，他们都不用尖锐的工具，照样把园子里整饬得完美无瑕。那里有点像替疯子开的乡村俱乐部。我很喜欢。

有一天，就在“俏丽”先生某次周期性来访时——我一直都不清楚他不在的时候到底在干吗——我被打发到邻近的一个名叫“佛罗伦萨夜莺”的病房里去借一瓶氯丙嗪药水，好让病人俯首帖耳。员工们都知道，“佛罗”是个既古怪又阴郁的地方，到处都是精神错乱程度要严重得多的病人，他们要么到处乱跑，要么坐在高背椅子上不停地摇晃。当班护士带着一串响得刺耳的钥匙跑开去找氯丙嗪时，我瞪大双眼盯着那群喋喋不休的人，暗自庆幸我早就戒了烈性毒品。房间另一头，有个年轻漂亮的护士，浑身洋溢澄澈而温暖的善意，以取之不竭的精力和怜惜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可怜虫——把他们领到一张椅子跟前，用温言软语点亮他们一天的时光，抹去他们下巴上滴滴答答的口水——于是我想，这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

十六个月之后，我们在当地的教堂里结婚。此刻我走在基督堂路上，脚踩在薄如纸片的树叶上，头顶上是一排高大的树枝，嘴里哼着《妮尔·格温》的最后八小节，正好从那个教堂边经过。基督堂路两边的大房子一如往昔，只不过每家每户都添了一只安全箱和那种晚上无缘无故大放光明的泛光灯。

弗吉尼亚沃特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所在。这里的大多数房子都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建成的，有两排短短的购物步行街，而步行街四周密布着私家街道，蜿蜒着穿过或绕过著名的温特沃思高尔夫球场。树林中零星散布的房子通常是名人宅邸，观其风格，或可称之为“卖弄英国本土风情”式：屋顶的线条热热闹闹，挤满了山形墙和烦琐的烟囱管帽，宽敞而多姿的游廊，尺寸古怪的窗户，至少有一个夺人视线的壁炉腔，还有绵延几英亩爬上一座整洁的小门廊的玫瑰花。初次相见，我觉得宛若走进了1937年的《家园》杂志。

然而，当年使得弗吉尼亚沃特别具风韵的原因——我说这话可是真心实意的——乃是那里到处都有疯子在漫步。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在疗养院里住过好多年，常常一待就是几十个春秋。无论他们的思维有多么混乱，步态是多么犹疑，也不管他们如何频繁地嘟嘟囔囔、喃喃自语，突然摆出低声下气的姿态，或者表现出其他一百种征象，标榜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出门吃午餐——总之，这些人里头，大多数是可以放心地让他们到村里逛逛的，而且他们自己也能找到回来的路。每天你都能指望找到几个叫人眼前一亮的疯子，要么去买无花果或糖果，要么去喝一杯茶，要么只是安安静静地跟稀薄的空气较劲。如是，便造就了全英格兰最特别的社区之一——在这里，富翁和疯子融为一炉、和平共处。店主和当地人对此都甘之如饴，即便看到有个头发乱蓬蓬、穿着睡衣的人站在面包店角落里冲着墙壁上的某一点高谈阔论，或者坐在“都铎玫瑰”店角的一张桌前，眼珠子乱转，满脸堆笑，往杂菜通心粉汤里扔方糖，他们似乎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这一幕——我这么说还是发自内心的——可真是叫人暖意上心头。

疗养院里的病人一共五百名左右，其中有个了不起的白痴智者名叫哈里。哈里的脑瓜也就相当于一个心不在焉的小孩子，可是只要你报个日子，甭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他立马就能告诉你那天是礼拜几。我们曾经对照着一本万年历考过他，他愣是一点儿错都没犯。你可以问他1935年12月的第三个礼拜六或者2017年7月的第二个礼拜三，他的反应比哪台电脑都快。更厉害的是——虽然这景象当时看来只觉得无聊——他每天有好几次会凑到员工跟前，用一种怪怪的、低低的声调问他们，这家医院是不是会在1980年关门。根据他那份洋洋大观的病历，他自从1950年左右(当时还是个小伙子)抵达此地以来，一直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问题是，霍洛威是个规模大、地位高的机构，压根儿就没有出台过什么要它关门的计划。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0年初那个狂风暴雨之夜。当时哈里被硬送上了床，因为他异乎寻常的狂躁不安——他已经一连好几个礼拜越来越顽固地追问那个问题了——一道闪电击中后面的山形墙，引起一场冲天大火，横扫阁楼和几个病房，使得整幢房子一下子就没法再住了。

如果可怜的哈里当时是被人用皮带绑在床上继而葬身火海，那么这故事就越发好看了。然而事实却被叙述的精彩程度打了折扣，所有的病人都得以安全撤离，被扔到了屋外的暴雨之夜里。不过我乐意想象哈里站在草坪上，肩上裹着一条毯子，翩翩起舞的火焰照亮了他的脸，他歪着嘴巴挤出一个诡异的、欢天喜地的微笑，观赏着这场他耐心等待了三十年的大火。

病人们都被转移到与这条马路相邻且位于切特西的一所常规医院里的一处专用侧楼，不过他们很快就被剥夺了自由，因为他们有个倒霉的习惯，弄得病房里劫难频生，让神志正常的病人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那个疗养院也在悄无声息地分崩离析。那些窗户不是被钉上了木板，就是被砸碎，而直通马路的那个豪华的入口被一扇实墩墩的金属门堵住了，那扇门的顶上还镶着尖锐的金属丝。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伦敦工作时曾在弗吉尼亚沃特住过五年，间或路过此地时会停下脚步，窥视墙内庭院凄冷、满目苍凉的景象。一家家开发商怀抱着野心勃勃的计划先后接盘，想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办公园区、会议中心或者行政官员和企业主管们云集的高级住宅区。他们造了几座活动房，竖起几块措辞严厉的牌子，警告路人，此地有警犬巡视。假如那牌子上的图示都可以相信的话，那么这些狗几乎是失控的，不过，那里再也没有采取过比这更积极的措施。十多年来，这座美妙而古老的医院——或许算得上是现存的十几座最优美的维多利亚建筑之一——就只是兀自盘踞在那里，坍塌湮灭，荒疏颓败，因而我以为如今的景象也差不多依然如故。事实上，我还一直在演练几句阿谀奉承的说辞，想求那看门人让我走上车道飞快地看一眼，因为从马路上是看不清建筑本身的。

所以你不妨想象一下，当我登上一道缓坡，发现一个崭新的引人注目的入口就嵌在围墙上，一块大招牌欢迎我进入弗吉尼亚公园，而且就在以前并不知晓的疗养院大楼侧通道的旁边，居然造起了一大窝新潮的高级住宅时，我是多么惊讶啊。我目瞪口呆，跌跌撞撞地走上一条新铺了沥青的路。沿路的房子都是那么簇新簇新的，窗子上还贴着标签，院子里还满是泥浆。其中有一幢房子被整饬成样板房，那天恰逢礼拜天，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在屋里，我找到一本亮闪闪的手册，印满了建筑师画的图，画面上尽是些身材苗条、表情愉悦的人，或是绕着漂亮的房子散步，或是在我当年陪着一干浑身抽搐的疯子看电影的房间里聆听一支室内管弦乐队演奏，或是到嵌在哥特式大厅地面上的下沉式泳池里劈波斩浪——我以前曾在那里打过羽毛球，然后结结巴巴地向那个“佛罗伦萨夜莺”里的护士提出邀约——就长远考虑，你是否可能匀出时间来，嫁给我？按照配在图边的那篇辞藻华丽的散文的说法，“弗吉尼亚公园”的居民可以选择的范围包括几打独立式高级住宅、零星分布的市区新式住宅及公寓，外加疗养院大楼经修复后划出的二十三幢公寓房，后者如今取了个神秘兮兮的名字，叫“克罗斯兰屋”。此地的地图上随处可见稀奇古怪的名字——什么“克诺利马厩”啦，“小教堂广场”啦，“露天市场”啦，都跟它的昔日风貌扯不上多少关系。我寻思，但凡能管这些地方叫“前脑叶白质切除广场”或者“电休克庭院”，那该是多么妥帖啊!这些房子35万英镑起售。

我又走回到室外，想看看我花35万英镑能买到什么，答案是一块丁点大的地皮上一座虽然小家败气但装潢华丽的房子，屋外的风景饶有趣味，正对着一座19世纪的精神病院。我可没法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所有的房子都用红砖砌成，有老式壁炉腔、艳俗不堪的饰边，还有些别的向维多利亚时代致敬的小花样。有一款房子有个俗气的名称叫“D形房”，竟然有个装饰塔。结果，它们看上去活像是疗养院下的小崽子。你几乎可以想象，如果时间给得充裕，它们个个都能长成疗养院。这么个玩意儿，就其所能发挥的作用而言，效果还真是出奇地好。新房子并未显得与老疗养院的背景格格不入，而且，至少——这种事儿当然不会发生在十多年前——那幢伟岸的老房子，连同它带给我和那一代代疯得有趣的人的欢乐记忆，都得以保存。我向那些开发商脱帽致敬，然后抽身离去。

我本来打算一路逛到我的老房子去，但还得走一英里才能到，我的脚又直发酸。于是，我直奔斯特劳德路，穿过昔日的医院社交俱乐部所在的地方——如今那里已经成了一幢奇丑无比的宅子，穿过那几幢零散分布的、曾经聚居过护理人员及院内职工的大楼。我跟自己赌一百英镑，下回要是再从这条路经过，这些房子肯定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拥有双层车库的大房子。

我徒步走两英里去埃格姆，到一位讨人喜欢的女士家里去做客。她名叫比兰太太，除了怀有一腔无私的善意，她还是我的丈母娘。她匆匆冲进厨房，那番迷人的忙忙乱乱的劲头是所有上了一定年纪的英国女士招待不速之客时都会有的。与此同时，我就一边靠着炉火暖暖脚指头，一边暗自思量(这些天我的思维一直都处在这种状态)，除了付钱借宿以外，这里可是我第一次拜访的英国住家。好多年前，某个周日下午，我太太把我作为她的情郎带到这里，当时我们就排排坐，紧绷绷地挤在这个暖烘烘的休闲室里，看《正中靶心》《两代游戏》之类的电视节目。在我看来，它们都饶有趣味地缺乏高级娱乐价值。当时，这可是我的一段崭新的经历。自从1958年左右，除了在圣诞节有那么尴尬的几个小时以外，我就没有在所谓社交场合上见过我的家人，所以当我发觉自己置身于如此暖意融融的家庭氛围时，实在是觉得惬意而新奇。时至今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欣赏英国人，虽然我得承认，当我后来听说《正中靶心》和《两代游戏》即将停播时，颇有一阵狂喜涌上心头。

我的丈母娘——我该叫“妈咪”的——出来时端了一托盘吃的。那阵势，让我好一阵疑惑，还以为她错把我当成了一队伐木工人。我先是狼吞虎咽了一堆可口的冒着热气的玩意儿——我觉得那东西像是用可以吃的材料打造的烟水晶山峦，然后一屁股瘫坐下来，手里端着咖啡，胃里撑得开开心心、满满登登。而这一路吃下来，我们还同时天南海北地无所不谈——比如孩子啦，我们即将迁往美国的计划啦，我的工作啦，她新近的寡居生活啦。时至深夜——所谓深夜，是指像我们这样时间观念落伍的人——她再度进入忙忙碌碌的状态，把屋子里每个角落都弄出好多听来颇为勤勉的声响，然后才宣告客房已准备妥帖。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整洁漂亮的折叠床，还配好了热水瓶。我三下五除二洗漱完毕，就满怀感激地爬上了床，心里还直犯疑：怎么但凡是到了奶奶家、外婆家或者丈母娘家，床总是如此舒适可人？不一会儿，我就跌进了睡乡。

[1]　贝蒂·格雷伯(1916—1973)美国女明星。

[2]　这里引起作者误解的是Jolly一词，既可解释为“快乐、高兴”，又可以作为姓氏。为了显示其语音相同，译者用了个与“乔利”同音的形容词“俏丽”。

[3]　指一种使肉体或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某种脑力或体力活动，以帮助康复和适应生活和生产技能要求的治疗方法。

第七章

下一站去伯恩茅斯，南海岸最壮丽的旅游胜地。下午五点半，我在疾风大雨中抵达。夜色沉坠，街上到处都是嗖嗖行驶的汽车，车头灯在亮闪闪的“雨弹”中扫来扫去。20世纪70年代期间，我在伯恩茅斯住过两年，以为自己对那里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不料车站那一带已经过大面积重建，新造了马路和办公楼，还有那种星罗棋布、叫人直犯迷糊的人行地道，逼得你每隔几分钟就要像只囊鼠一样从地底下钻出来，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

“东崖”是高高地栖在一片黑色大海上的中型饭店区，等我赶到那里时，身上已经湿透，嘴里咕咕哝哝。关于伯恩茅斯，有一点得提一提，此地饭店的选择之多，肯定会把你宠坏。附近街区的每条马路边都有好多熠熠闪光、宾至如归的宫殿，我在一条小路上挑了一家，也没什么旁的缘由，只不过因为我很喜欢它的招牌——粉红色霓虹灯打出优雅的大写字母，在薄薄斜斜的雨丝中闪闪烁烁、勾魂摄魄。我走进门，甩掉身上的雨水，只瞥一眼便看得出这是个好去处——干净、雅致而老派，根据墙上的一块告示得知，价格也挺诱人，住一晚外加早餐才二十六英镑，而屋里的暖意劈头盖脸地涌来，弄得眼镜片上直冒热气，还逼得你一阵阵打喷嚏。我从袖子上拧出好几盎司水，然后要了个单人房，准备住两晚。

“外面在下雨吗？”我一边连着打喷嚏一边填登记卡，间或停下来用手臂背面抹去脸上的水，接待处的姑娘就趁这时候轻快地问我。

“没下雨，我的船沉啦，最后七英里我只能游过来。”

“哦，是吗？”她继续说，那口气简直让我猜疑，她压根儿就没留心我在说什么，“你今晚跟我们一道吃饭吗，先生？”她瞥了一眼我那张被水弄脏的卡，“布莱尔克里姆先生？”

我思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在倾盆大雨中苦苦跋涉——最后还是觉得住下来好。此外，从她那喜气洋洋的榆木脑袋到我被水洇湿的潦草笔迹之间，随时都有机会让他们把我的饭钱算到别的房间去。于是我说我就在这里吃饭吧，然后拿了把钥匙，一路滴滴答答地寻到自己的房间。

自从1973年以来，在英国发生深刻变化的事物有成千上万，就其变化的幅度而言，极少有能跟常规英国旅馆匹敌的。如今你的房间里能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套咖啡具——托盘上还附赠一小袋味道还算过得去的饼干，一间配有松软毛巾的私人浴室，一小篮彩虹色的棉球，一列装着洗发水、沐浴露和保湿润肤液的小袋子或者小塑料瓶子。我的房间里居然还有一盏妥帖的床头灯，外加两只软软的枕头。我可高兴啦!我在浴缸里放了好多水，把沐浴露和保湿润肤液一股脑儿倒进去(别害怕，我仔细研究过了，可以向你保证，它们的成分都一样)，然后，当一串狂欢的肥皂泡缓缓升到浴缸顶上三英尺左右的位置时，我回到房间里，轻松自如地将孤身旅行者自顾自的那一套习惯一一实施：小心翼翼地打开我那只背囊，把湿漉漉的衣服晾在取暖器上，再把干净的衣服搁在床上——那股一丝不苟的劲头，就好像我正要出发去参加我的第一场高中舞会——然后我把一只旅行时钟和闲读的材料搁在床头桌上，将灯光调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舒适惬意的水准，最后踌躇满志地拿起一本书，打算在那种除了简·曼斯菲尔德的电影以外颇为鲜见的丰厚奢华的泡沫里好好打几个滚。

浴罢，我穿上干净衣裳，身上散逸着一股子叫人着迷的玫瑰油的味道，出现在宽敞而空旷的餐厅里。我被人带到一张桌前，桌上排着一溜装备——一只酒杯里塞了一团折成花朵状的红色纸巾，不锈钢的盐瓶、胡椒瓶搁在一只不锈钢小船上，一只盘子上堆着精心塑成的齿轮状黄油，一只细颈瓶里插着一支假百合花——我立马就明白了，这里的食物稀松平常，不过会训练有素地将它们摆弄得花团锦簇再端出来。我蒙上双眼，数到四，然后伸出右手，心里很清楚会落到正在一旁徘徊的服务生送来的一篮棍子面包上——请允许我如是说，我把时间掐得如此娴熟。服务生不仅对此颇为感叹，而且因此确信无疑：他在对付的这位旅客可是位行家里手，不管是奶油蔬菜汤，还是将蔬菜配上层层套叠的勺子端上来，抑或明明是几圈硬邦邦的生牛皮，偏偏要冠之以“金牌猪肉”之美名，凡此种种，都骗不过我。

又有三位食客驾到——一对圆圆胖胖的父母加上一个身量更肥硕的十多岁的儿子。那侍应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让他们坐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上，我既不需要伸长脖子，也不需要重摆椅子，就能将他们看得真切。看别人吃东西总是很有意思，不过最最有意思的还是看着一桌胖子狼吞虎咽。说来奇怪，即便是最贪得无厌、最饕餮成性的胖子——在我前面的三位显然可以获得饕餮冠军的头衔——吃起饭来的样子似乎也并不怎么开心。看上去，他们只是在尽一项旷日持久的义务，务必保持自己的那个大块头。只要眼前堆着吃的东西，他们就低下头风卷残云，上菜间隔时便交抱双臂，瞪大眼睛慌慌张张地在房间里四处打量，那副模样，就好像跟同桌而坐的人素不相识一样。不过，只要推来一部甜点车，一切都为之改观。他们开始兴高采烈地唧唧咕咕，刹那间，房间里他们那个小小的角落就充满了欢声笑语。今晚的情形就是如此。我的餐友将眼前的粮草大肆清扫，速度领先我半道菜。让我忍不住惊恐的是，光是他们几个就把甜点车上的泡芙夹心酥球和黑森林蛋糕给分光了。我发觉，那个男孩子两种都拿了双份，真是头贪吃的肥猪!

轮到我时，可以挑的品种只剩下一丁点儿湿答答的蛋糕，一块蛋白甜饼——我知道但凡我用勺子碰碰，这玩意儿就会像只派对上的纸花炮那样炸开——要不就是在约莫一打看起来还算凑合的黄油硬糖浆布丁里挑一个，每只布丁上面还顶着一小片稀奇古怪的黄色脆皮奶油团。我闷闷不乐地挑了一只黄油硬糖浆布丁。那水桶似的一家三口蹒跚着从我桌边走过，个个下巴上都闪着巧克力的光泽，他们冲着我彬彬有礼、脑满肠肥地微笑，我报之以坚若硬壳的眼神，向他们示意：以后再也甭对我来这一套。我猜他们是心领神会了。翌晨，进早餐时，他们挑了张我视线之外的桌子，果汁车推来时也对我退避三舍。

伯恩茅斯是个很美妙的地方。首先，那里有海，若是全球变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里倒是能与人方便，只不过眼前我还看不出这海有多大用处。其次，这里有曲径通幽的公园，总称“享乐花园”，把市中心干脆利落地分成两半，为逛商店的顾客提供了一处宁谧的绿地，这样他们从市中心的一头跋涉到另一头时，可以在那里歇歇脚——话说回来，当然啦，若不是有这些公园，也就不会有什么长途跋涉。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以前，这些公园在地图上给标成“上享乐花园”和“下享乐花园”，可是某些议员或者别的什么心怀善意的势力发觉，把“下”和“享乐”如此亲密无间地拼在一起，会产生意味深长的不良暗示，于是，经过一番游说，成功地把“下”字从名号上移走，现在就只有“上享乐花园”和光秃秃的“享乐花园”。这样一来，那些喜欢从字眼上寻求快感的性变态就被放逐到了海滩上，他们一定对此满怀感激，因为他们大可以靠着防波堤将自己摩挲一番。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伯恩茅斯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对于一点小毛病，总是摆出一副绅士派头，且颇为自豪。

对于这座小城经过精心培育的温文尔雅的名声，我早有所闻，所以我在1977年搬去时暗自猜测，此地该是某种英国版的巴特埃姆斯或者巴登巴登[1]——修剪得一丝不苟的公园，配备管弦乐团的棕榈庭院，漂亮张扬的饭店，里面有戴着白手套的男人把铜器擦得亮锃锃，穿着貂皮衣、胸脯鼓鼓囊囊的年长女士在遛那些个你看了恨不得踢上几脚的小狗仔(你知道，这可不是因为心狠，只是出于一种简单而真诚的愿望，想瞧瞧你能让它们飞多远)。不幸的是，我只能宣告，上述各项，一一落空。公园倒是挺诱人的，可是那里没有目迷五色的豪华赌场，也没有富丽堂皇的温泉娱乐馆，他们只搭了个小演奏台，周日间或会有个把鱼龙混杂的管乐队上台，穿衣打扮宛若巴士售票员。公园里还有些小小的“勃起”的木头装置——鉴于“下享乐花园”这层渊源，但愿你能原谅我如此措辞——桩子上点缀着五彩玻璃罐，里头都点着一根蜡烛。有人向我保证，这些蜡烛有时候会在宁静的夏夜里点燃，构成闪闪发亮的图案，什么蝴蝶啦，仙女啦，还有其他神奇的景象，保准能一连几个小时提供健康的夜间娱乐。这事我可说不准，因为我从来就没看到它们点亮过。而且由于资金短缺，再加上年轻人为了取乐，总是会把罐子从架子上拽下来往各自的脚上砸，这情形愈演愈烈。没过多久，那些装置就只好被拆掉拿走了。

乍一看，城里大体上与先前并无二致，但事实上，“时代进步”的痕迹和市议会发挥的作用无处不在。横贯市中心的主干道基督堂路已经完全成了步行街，街上还点缀着一幢古怪的玻璃和钢管造成的大厦，看上去就像是替巨人定做的巴士候车亭。两条购物拱廊街经过一番浓妆艳抹，如今那里有一家麦当劳、一家水石书店和一家迪伦斯书店，还有一两栋别的建筑。只是相比之下，与我的个人趣味并非如此密切相关。反正，总体而言，东西是比以前少了。“比尔斯百货”关掉了它那个出色的图书部，“丁格尔斯百货”任性地取消了它的食品厅，而“比尔森斯”——也是一家百货商店——整个就给一锅端啦。一家名叫“国际商场”的小超市同样销踪匿影，更叫人黯然神伤的是，还有个雅致小巧的面包房，连同天底下最棒的糖霜甜甜圈也都没了。唉，唉。至于增加的好处嘛，就是如今路上纤尘不染。要知道，想当年我在这里的时候，基督堂路可是一只露天的垃圾桶。

里士满山上那个业已失踪的面包房所在的转角附近，矗立着《伯恩茅斯回声晚报》那些华美的、略带点装饰艺术风格的办公楼。我曾经作为助理编辑在那里干过两年，我待的那个房间简直就像是从狄更斯的小说里直接搬来的：文件堆在凌乱不堪的架子上，昏暗的灯光，两排弓着背坐在办公桌前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浸淫在一种不祥的、叫人心力交瘁的沉默中，唯一的声音是焦躁的铅笔在沙沙作响。另外，墙上挂钟的分针每走一格，就会发出一种虽然柔和却听得见回音的闷闷的声响。此刻我隔着一条马路，抬头凝望昔日办公室的窗户，身子不由微微打战。

婚后，我和太太回美国住过两年，在那里完成了大学学业，因此我在《伯恩茅斯回声晚报》的工作非但是我在英国得到的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也是我成年后打的第一份正儿八经的工。在那里工作的整整两年，每时每刻我都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年方十四的孩子，却要假模假式地装扮成大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几乎其他所有的助理编辑年纪都老得足以当我的爹，只有坐在另一头的、形容枯槁的那两位除外——因为他们的年纪，已经老得足以当上述那些人的爹了。

我坐在两位善良而博学的男人身边，他们一个叫杰克·斯特雷，另一个叫奥斯丁·布鲁克斯。他们俩花了两年时间，耐心地跟我解说“尚未裁决”是什么意思；根据英国法律规定，“拿走一辆汽车”和“偷走一辆汽车”之间有怎样重大的区别；还有，为了防备“诽谤中伤他人”的罪名，永远不能说某嫌疑犯遭到“质疑”或者“审问”，得说他是“协助警方调查”。为了我的安全起见，委托我编辑加工的报道，大半来自两家主要的女性俱乐部——“城市女性协会”和“女性学会”。我们每天都收到成堆成堆的这些个玩意儿，看上去都像是用同一种花体字写的，说的都是一样叫人无知无觉的事儿：“波克斯堂的阿瑟·斯莫特先生示范精彩纷呈的动物手影艺术表演”“伊芙琳·斯塔布斯太太以迷人风趣之谈吐演说其最近接受的子宫切除术以飨嘉宾”“斯鲁普太太因最近不幸被其獒犬‘王子’所伤，无法按原定计划就如何管理爱犬发表演说，好在斯梅斯维克太太挺身而出，顶替出场，绘声绘色叙述其担任葬礼风琴师之经历”。她们个个都会整页整页地滔滔不绝，什么感谢词啦，吁请筹款啦，长篇大论地唠叨什么成功的义卖会和咖啡早餐会啦，还会巨细靡遗地列出某某人提供了某某点心某某饮料，这些东西又是多么讨人喜欢。我可从来没有挨过比这更漫长的日子。

我记得，那里的窗子只能借助一根长长的棍子才能打开。每天早晨我们到办公室以后约莫十分钟，有个老得简直握不住铅笔的助理编辑就开始折腾他那把椅子，拼命想让椅子离桌子远一点。他要磨上一个小时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再花一个小时才能蹒跚着脚步走到窗前，用棍子千方百计把窗子打开，最后用一个小时把棍子斜靠在墙上，蹒跚着走回办公桌前。一等他重新坐定，坐在他对面的男人就“噌”地站起身，大步流星，用棍子“砰”的一声关上窗，然后一脸挑衅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每每此时，那位老伙计就闷声不响、坚忍不拔地从折腾椅子开始，把整个过程重来一遍。就这样，两年时间里，这样的事情周而复始，日日不辍，四季如常。

我还从来没见过他们俩有谁干过一丁点活。年长的那位当然干不了啦，谁让他每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往窗前走，就是从窗前走过来呢。另一个家伙大半时间都坐着，一边吸一支没点着的烟斗，一边瞪大眼睛傻笑着盯住我。每回我们大眼瞪小眼的时候，他都会跟我提几个云山雾罩的问题，个个跟美国有关。“跟我说说吧，”他说，“我看到哪里说米奇·鲁尼跟艾娃·加德纳[2]结了婚却从来没有圆过房，这是真的吗？”要不就是：“我常常纳闷呢，没准你能告诉我，我见过类似的说法，讲夏威夷的努阿努阿鸟只吃粉红壳的软体动物，可是白壳的软体动物其实数量更多，营养价值也并不差，这是为什么呢？”

我正被“城市女性协会”和“女性学会”发来的报道弄得一头雾水，只好看看他，开口问了句：“什么？”

“我猜，你总听说过努阿努阿鸟吧？”

“哦，没。”

他挑起一根眉毛。“真的吗？真够特别的。”说罢，他接着抽自己的烟斗。

那是个到处都莫名其妙的地方。编辑大人是位隐士，吃饭要打发秘书给他送进去，自己几乎就不怎么出门。在那里待了这许久，我只见过他两回，一次是他面试我，只用了三分钟，而且似乎弄得他好不自在；另一次，他打开了那扇将他的房间与我们的房间连通的门，这事委实非同小可，我们都齐刷刷地抬眼凝视。就连那老家伙，本来在不停地往窗口蹒跚，此刻也停下了脚步。编辑的惊诧在脸上骤然僵冷，瞪大眼睛盯住我们。显然，当他发现自己办公室里有一扇门的另一边居然有整整一屋子的助理编辑时，他吓得目瞪口呆。有一小会儿，他看上去似乎有话要讲，可后来到底还是一言不发地退了回去，再关上身后的门。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六个礼拜之后，我在伦敦找到了一份工作。

伯恩茅斯还有一样也变了，那便是所有的小咖啡馆都不见了。过去，每隔三四扇门就有一家，里头摆着气喘吁吁的浓缩咖啡机和黏糊糊的桌子。我不知道如今去度假的人都到哪里去喝咖啡——哦，我知道了，到“阳光海岸”去——可是这样一来，为了喝到一杯还算凑合的咖啡提提神，我就只能一路走到“三角地”。那个地方很远，当地的巴士在接受预订的间歇就在那里休息。

后来，我心里盘算着想出去走走，就赶上一辆公车到附近的基督堂城去，打算走回来。我在一辆黄色双层巴士的顶层前排得了个位子。乘上双层巴士的顶层，实在是件赏心乐事。抬头你能看到外面房屋楼上的窗户，低头你能瞥见车站上人们的头顶(等他们过一会儿从楼梯上来，你就能心领神会地看他们一眼，好像在说“我刚刚看到你头顶啦”)，若是巴士飞速转过街角或者环形交叉路，你还会被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刺激得浑身战栗。如是，你看世界便有了一个全然新鲜的视角。通常，从巴士顶层看，城区是会显得更秀气一点，不过哪里都比不上伯恩茅斯更明显。若是取街道为视平线，这里基本上就跟英国其他小城没什么两样——好多建屋互助会的办公楼，好多连锁商店，统统都配着大片平板玻璃窗——但是一上楼，你就会突然发觉，你正置身于英国瑰丽的维多利亚风格社区之一。其实，大约1850年之前，伯恩茅斯压根都不存在呢——当时它只是位于基督堂城与普尔之间的两三座农场——后来，它实实在在地繁荣起来，匆匆建成了码头和散步道，以及绵延数英里长的华丽砖房，既有办公楼，又有敦厚而堂皇的住家，这些房子大多数都配着精心雕琢的角楼和其他繁复热闹的饰物。通常，这些玩意儿也只有巴士乘客和擦玻璃窗的清洁工才看得真切。

维多利亚时代的荣光实在是极少惠及地面，这一点真够可惜的。不过，但凡你把平板玻璃全拿走，把底层的建筑都弄得跟楼上的房子一模一样，我们也许就看不见每一家“斯凯奇利干洗店”“利兹永久建屋互助会”和“布兹药方”里面的景象了，那该是多么惨重的损失啊。想想看，如果从“斯凯奇利”门前经过，却看不到成排成排用塑料袋装的衣服、各色各样破破烂烂的地毯清洗器以及某位女士在柜台边上用一只回形针慢悠悠地剔牙，那么生活会变得何等无聊啊。天，简直没法想象。

我一路坐巴士直到终点站——那是基督堂城里一家新开的名叫“塞恩斯伯里”的大超市的停车场，然后沿着阡陌纵横的立交桥寻到陡崖路。接着我又往前走了半英里，在一条小路的尽头看到“陡崖城堡”赫然矗立，当年这里曾是百货巨子高顿·塞尔弗里奇的宅邸，如今已成一片废墟。

塞尔弗里奇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他给我们大家都上了一堂颇有教益的道德课。这个美国人早年供职于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1906年搬到英国，打算在伦敦打造全欧洲最大的百货商场。彼时英国人只当他是个疯子，尤其是听说他准备把商场造在牛津街上，远离骑士桥和肯辛顿的商业区的时候。然而，凭着辛勤劳作和那股子全情投入的劲头，他终究还是成功了。有好多年，塞尔弗里奇都堪称正派人士之楷模。他过日子严于律己，晚上早早就寝，工作不知疲倦。他喝好多好多牛奶，从来不到处拈花惹草。然而，1918年他太太去世，他从婚姻的樊笼中脱身，一下子就冲昏了头。他勾搭上一双美籍匈牙利裔的俏妞——歌舞圈里管她们俩叫“多丽姐妹”，然后一头扎进温柔乡。他一手挽住一个多丽，在欧洲的各大赌场流连忘返，赌至昏天，输到黑地。他夜夜在外面觥筹交错，将大把大把的钱傻呵呵地扔在赛马和汽车上，买下“陡崖城堡”，还制订计划要在附近的亨吉斯特伯里海德造一处有两百五十个房间的产业园区。十年弹指一挥间，他赛马输掉了八百万美元，失去了塞尔弗里奇公司的控制权，失去了自己的城堡和在伦敦的房产，失去了自己的赛马和劳斯莱斯汽车，最后只能独自栖身于普特尼的一座小公寓里，出门得坐公交车。他死在1947年5月8日，彼时已一文不名，且完全被人遗忘。当然啦，话说回来，他到底跟一对双胞胎姐妹颠鸾倒凤、欲仙欲死了一场，这可是关键。

时至今日，“陡崖城堡”那气宇轩昂的哥特式外壳依然在一群平房中鹤立鸡群，这景象委实刺眼，只有城堡背面例外——在那里，周边地带一路往下延伸，穿过一个公共停车场，直奔大海。我倒挺乐意知道，这房子是怎么会处于如此岌岌可危、荒凉破败的境地的，可是，在这庄重而忧郁的氛围中，附近空无一人，停车场里也没有汽车。

我踩着摇摇晃晃的木头台阶一路走到海滩上。夜里雨就停了，可是看看天，还是一副山雨欲来的架势。一阵疾风吹来，扬起我的头发和衣服，激得海上恶狠狠地翻起了泡沫。除了惊涛拍岸，我什么都听不见。我被风以险峻的角度斜抵着，在海滩上艰难跋涉，姿态宛若用肩膀扛起一辆汽车上山去。一路上，我从呈新月状排列的一长溜海滩小屋前经过，它们的式样如出一辙，只是油漆的深浅明暗各有不同。大多数房子在冬天里都关着门，但是这条路走到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方时，有一家却开着，那模样活像是只魔术师的匣子。屋里有个小小的门廊，门廊上一男一女都坐在花园椅上，用足够在北极抵挡严寒的厚衣服裹住身体，大腿上还盖着毯子，承受冷风侵袭，那风似乎随时都有把他们掀个后空翻的危险。男人正竭力想读一份报纸，但风却执著地将报纸往他脸上卷。

他们俩看上去都兴高采烈——即便不是真的那么高兴，至少也挺满足，就好像这里是塞舌尔群岛，此刻他们正在款款低首的棕榈树下畅饮杜松子酒，而不是坐在一阵阵英格兰的疾风中冻得半死。他们之所以心满意足，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小份面朝大海的房产。毫无疑问，这样的机会有一长溜人排队等候呢，况且——这才是他们如此开心的真正秘诀——只要他们乐意，随时可以退回到小屋里，挨冻受冷的程度就能略微减轻点。他们可以泡上一杯茶，如果特别乐意放肆一下的话，还能吃一块巧克力消化饼干。吃罢茶点，他们可以花半个小时开开心心地收拾东西，再关好门窗。人生在世，他们只需要这么一点点，就能让自己进入几近狂喜的境界。

英国人的魅力之一，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美德无知无觉，不过，他们最最无知无觉的，还是自己过得有多么开心。你听我这么讲也许会笑，但他们真的是地球上最开心的人，千真万确。随便挑两个正在聊天的英国人观察一下，看看他们听到别人讲个笑话、逗个乐子的时候，需要多久便能够嘿嘿一笑或者哈哈大笑。时间不会超过几秒钟。有一回，我从敦刻尔克去布鲁塞尔，跟我同坐一个车厢包间的是两个说法语的生意人，明摆着，他们不是老朋友就是老同事。整个旅途上，他们聊得很热络，可是一连两个小时里，他们谁也没露出一丁点笑意来。同样的情形，你可以在德国人或者瑞士人或者西班牙人甚或意大利人身上想象，但英国人嘛——休想啦。

要取悦英国人真是容易啊。这一点最不寻常了。事实上，他们巴不得乐趣都是那种微不足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有那么多点心——什么茶糕啦，烤饼啦，松饼啦，岩皮饼啦，奶油茶饼啦，水果什鲁斯伯里啦——口味都处理得那么小心翼翼。天底下也只有他们才会认为，在布丁或者蛋糕上加果酱和葡萄干是桩惊心动魄的事。如果给他们一点儿真正诱人的东西——一片奶油蛋糕，或者从一盒花式巧克力里头挑一种——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会踌躇一下，开始担心这样做是不是没名堂，会不会很过分，就好像，但凡开心的程度刚刚跨过了及格线，就多少有点儿不得体了。

“哦，我真不应该呢。”他们说。

“哦，拿去吧。”你赶紧给他们打打气。

“呃，那就拿个小的吧。”他们一边说，一边飞快地拿走一块小的，然后脸上掠过的神色就像是刚刚做了什么魔鬼附体的邪门事儿。这一切，跟美国人的思维完全背道而驰。在美国人看来，人生在世的唯一目标、肉身存活的恒久证据，就是要竭尽所能，把口腹之乐或多或少、马不停蹄地塞进嘴里去。越快越好、多多益善地满足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权利。难不成有人叫你做个深呼吸，你也来一句“哦，我真不应该”吗？

以下事实曾让我颇感困惑：一则，英国人对于享乐的态度委实古怪；二则，他们那种孜孜不倦、冥顽不化的乐观主义精神，会让他们在境遇最不济的时候将语气转得昂扬起来——“不准再嘟嘟囔囔地抱怨啦!”“会有变化的!”“你本来可能搞得更糟呢!”“虽然不怎么好，可好歹又便宜又讨人喜欢嘛!”“呃，真不错呢!”但是，渐渐地，我被他们的思维方式同而化之，从此以后便空前地快乐。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乏味的海滨散步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屋子冷冰冰，衣服湿淋淋，眼前端来一杯茶、一块茶糕，我居然当即脱口而出：“哇，真棒!”这下我心里明白了，变化已悄然开始。不久以后，我渐渐地将所有的行为——在饭店里多要些吐司，在玛莎百货里买羊毛成分高的袜子，明明只需要一条长裤结果却拿了两条——都看成某种胆大妄为、近乎违法的勾当。我的人生就此丰富多彩起来。

此刻，我跟小屋里那乐呵呵的一对相视而笑，然后沿着海滩向前跋涉到缪德福德。那是一个小村落，坐落在一片沙滩岬角上。岬角一侧是大海，另一侧则是基督堂码头的那一大片芦苇荡，望得见对面基督堂城古老而宏伟的小修道院，景致颇为秀美。缪德福德当年曾是走私犯的避难所，可如今它只不过是个破破烂烂的小广场，里头有一些商店，还有一家沃尔沃汽车的代理商。周围的一圈房子，都有个洋洋得意的跟航海扯得上关系的名字：盐滩、豪富、晕船。

我穿过缪德福德，经过一条长长的、乱糟糟的路——两边尽是些修车行、看上去脏兮兮的商店和半死不活的酒吧，继续往前进入基督堂，再经过塔克顿、南伯恩和博斯库姆回到伯恩茅斯。这些地方大多数都没有因为时移世变而得到什么好处。基督堂和南伯恩的商业区看上去都像是给锁进了一个缓慢的、邋遢的螺旋形下降的模式里。位于斯托尔河岸上、塔克顿桥附近的一间当年颇为可爱的酒吧如今让出了自己的草坪，给一个大停车场腾出了空间。如今那里叫什么“酿酒人菲尔”，是惠特布莱德集团[3]旗下的一个分支。这玩意儿很糟糕，不过，它显然很时髦，真叫人沮丧。只有博斯库姆似乎略有点长进。过去，横贯此地的主街难看得足以让你咋舌，到处都是被风吹来的垃圾，俗里俗气的小商店，而那些腔调淡漠、不露温情的超级市场和百货公司，则一律挤在维多利亚风格的门面里。现在，这些街道都有一部分变成了时髦的步行街。“皇家拱廊”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商业中心，如今被优雅而精致地整修一新，拱廊里分布着好多古玩店，比起以前那些将皮肤弄成古铜色的沙龙和寝具中心来，古玩店的看头要大得多。

从“陡崖”到伯恩茅斯要经过长途跋涉，总计约十英里。等我抵达东越崖车道，踏上进城的最后一段路上，我每天放松取乐的时段已经过去很久。我停下脚步，斜靠在一道白色的围栏上，将景色尽收眼底。风已停，在傍晚昏黄的夜色中，普尔湾——指伯恩茅斯的海域——真叫人着迷：分崩欲碎的山崖和宽阔的金色海滩，勾勒出一条长长的、宏伟的弧线，从脚下的怀特岛一直延伸到隐约透出些许紫色的波倍克山。在我眼前，伯恩茅斯和普尔湾的灯光在渐渐聚拢的暮色中闪闪烁烁、满含诱惑。脚下远远的地方，伯恩茅斯的两个码头看上去喜气洋洋、华丽时髦。遥远的海上，过往船上的灯光在黄昏暮色中熠熠闪光。整个世界，或者至少这个小小的角落，看起来真是个安详的好地方，置身于此真是莫大的幸福。

在这趟旅程里，我一想到要离开这个温暖而惬意的小岛，就会时不时地暗自惊恐。说真的，我这段短短的旅行确实叫人忧伤，有点像绕着深爱的家园久久徘徊，看它最后一眼。我真的喜欢这里，很喜欢。只要一家店老板做出一个友善的手势，或者在一家乡村酒吧的壁炉旁坐上个位子，又或者看到这样的景色，我都会忍不住寻思，我是不是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不会误入歧途。

所以，但凡你曾在那个温煦的傍晚，正巧在伯恩茅斯的崖顶上散步，那你或许会和一个人到中年的美国男子擦身而过，他心事重重，嘴里念念有词:“想想冬天一连几个月雨总下个没完。想想17.5%的增值税。想想礼拜六往你的车里装垃圾，满得几乎要溢出来，然后开车去倒，结果却发现那里关了门。想想BBC一直莫名其妙、坚定不移地喜欢重播《警花拍档》[4]。再想想……”

[1]　巴特埃姆斯和巴登巴登都是德国的旅游胜地。

[2]　都是名噪一时的好莱坞明星。米奇·鲁尼是童星出身，一度创造全美票房神话，据说就连米老鼠的名字都是迪士尼受这位明星的启发才定下来的；艾娃·加德纳则是划时代的银幕性感女神，是米奇的第一任妻子，这段婚姻仅历时一年便告终。

[3]　英国著名企业，专营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旗下收罗多个品牌。

[4]　Cagney & Lacey， 1982年至1988年在美国CBS热播的电视剧，讲述纽约警局两位女警的工作生活。

第八章

我坐着一辆硕大的红色双层巴士去往索尔兹伯里，巴士沿着乡间公路摇头晃脑地蜿蜒行驶，一路上穿过悬在头上的树枝，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让人深感兴奋。我很喜欢索尔兹伯里。它那个尺寸对一个小镇来说刚刚好——大到足够容纳电影院和书店，小到足以让你感觉到态度友善、适宜居住。

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广场上一个熙熙攘攘的集市，努力想象英国人对这些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看法。它们看上去总是俗丽得叫人沮丧：倒扣的柳条箱，踩得乌糟糟的生菜叶子，还有用夹子别在一起的脏兮兮的塑料雨篷。在法国的市场里，装着闪闪发亮的橄榄、樱桃以及圆片山羊乳酪的柳条篮子一律排得整齐利落，你就在这里头挑挑拣拣；而在英国，你却得从搁啤酒的塑料箱子里买茶巾和熨烫板遮盖布。英国市场向来能让我心情郁闷，对它横挑鼻子竖挑眼。

此刻，我步行穿过繁忙的购物街，发觉次第跳到我眼前的尽是些毫无吸引力的玩意儿——“汉堡王”“普朗塔冲印”“超级药房”，还有主街上所有其他各式各样充满敌意的商店，橱窗上全都乱七八糟地贴着特价销售的布告，硬挤在周围的建筑中，甚至全不理会后者都是怎样的风格、建造于什么年代。在市中心，一个本应该赏心悦目的角落，矗立着一座小楼，占据其中的是一家名叫“伦波丽”的旅行社。楼上是半木结构，有股子不事张扬的尊贵气；楼下，特大号平板玻璃上贴着手写的通告，发布去特内里费岛[1]和马拉加[2]的廉价航班的消息，夹在平板玻璃之间的外墙上铺着瓷砖——居然是瓷砖——色彩斑斓的小方块镶嵌在一起，看上去就好像是从某个英国列车上的厕所里回收来的。真糟糕啊!我站在它跟前，拼命想象是什么样的建筑师、公司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师凑在一起，能容忍这么一栋优雅的、建于17世纪的木结构建筑被糟践到这般田地，但我想象不出来。要命的是，比起许多别的临街立面来，这里也并不见得有多么不堪。

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觉得英国人继承的遗产实在是多到了于己不利的地步。在一个什么东西都多得叫人咋舌的国度里，你动不动就会把它看成是某种取之不竭的资源。想想这些数字吧：445,000幢古建筑或历史建筑，12,000座中世纪教堂，150万英亩公共用地，12万英里步行街及公用道路，60万已知具有考古价值的旧址。单单我所在的约克郡村里，17世纪的建筑就几乎肯定要比整个北美洲都多，而那仅仅是一个自在惬意的、人口不满一百的无名小村。把这里的数字乘上全英国其他大小村庄的数字，你就能发现这一大堆古代住家、谷仓、教堂、畜栏、城墙、桥梁以及其他建筑多得简直不计其数。这些东西不管在哪里都是那么多，你轻易就能相信，随手就可以大把大把地弄走——这里一副半木结构的门面，那里几扇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窗户，还有好几百码古时候的围栏或者干砌石古墙——弄走以后照样还剩下好多。事实上，这个国家正被渐渐蚕食，九死一生。

在如此敏感的环境中，规划管理竟是这样漫不经心，这真让我大吃一惊。即便是在保护区里，房子的主人也能将所有原先的门窗拆除，在屋顶铺上西班牙庄园风格的瓦片，在房屋立面铺上人造石覆层，拆毁花园围墙，在草坪上铺石板，再添上一道夹板做的门廊。即便如此，如果以法律的尺度来衡量，仍然可以认定，他们一直在坚持将该地区经过精心保养的风格延续下去。说真格的，也只有一件事是他干不成的，就是把房子整个掀掉——不过，就算是真拆了，恐怕大体上也是一件合法的赏心乐事。1992年，雷丁郡的一家开发公司拆毁了列在保护区内的五幢建筑，他们被告上法庭，结果统共罚了675英镑。

尽管近年来英国将保护意识渲染得有那么点轰轰烈烈的意思，但全国的房主们仍然能对自己住的房子为所欲为。农场主依然飞快地造起铁皮大屋子，英国电信公司依然能三下五除二搬走红色电话亭，代之以不锈钢淋浴间，石油公司照样能在每座前院里竖起硕大的平板天棚，商人也照样能染指建筑学意义上最敏感的结构，把他们那种像塑料一样假模假式的企业风格强加在上面。事实上，有一件小事你还做得到——压制你的习惯。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你，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走进一家“博姿”了。他们的大专卖店开在剑桥、切尔顿汉姆、约克以及其他我随时可能加入名单的地方，如果不把这些地方的门面全部恢复，我就不会进他们的门。还有，但凡我能在家里附近二十英里内找到一家加油站没有装着迎风飘扬的顶棚，我情愿淋成个落汤鸡。

我得说句公道话，索尔兹伯里对自己的看护，比起大多数其他城镇来，其实要好得多。事实上，就因为此地处处迷人，所以才使得那些莫名其妙的亵渎显得如此不堪忍受。此外，看起来，此地的情形也在渐渐改善。当地政府最近坚持要一家电影院老板将一幢位于市中心的16世纪的建筑立面保留下来，我还注意到有两个地方的发展商确实在整饬那些在黑暗的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里惨遭劫掠的建筑，勤勤恳恳、仔仔细细地恢复其原貌。有一家发展商的董事会还夸耀说，这样的事情他们无论多少，总会持之以恒。但愿他们永远财源广进。

对于索尔兹伯里，也许我什么都能宽宥，只要它别把“大教堂庭院”搞得一团糟就成。毫无疑问，在我心目中，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是全英格兰最最美丽的建筑，而教堂周围的庭院则是最美的空间，每块石头、每堵墙、每丛灌木都恰到好处，仿佛七百年间每个触碰过它的人都只是给它增光添彩。我甚至愿意在庭院的长椅上安家——现在我就坐在一张长椅上，开开心心地凝视着教堂、草坪和庄严肃穆的房子彼此错落有致。我本可以再待一会儿的，天上偏偏开始淫雨霏霏，于是我只能站起身，四下里看看。我先去索尔兹伯里博物馆，巴望着服务台后面能有个好心人，答应在我参观博物馆和大教堂的时候寄存一下背囊(还真有这么一位，上帝保佑他)。索尔兹伯里博物馆真是卓尔不群。我本不打算久留，但那里到处都是夺人眼球的罗马小零碎、老照片和“昔日塞勒姆[3]”的小模型，诸如此类，对于这些玩意儿我向来都如饥似渴。

我对巨石阵陈列馆特别感兴趣，因为我明天要到那里去，所以我全神贯注地把所有的指示标签全看了一遍。我晓得这不用我再费什么唇舌，但史前巨石阵实在是个难以置信的成就。单单拉动每块砂岩漂砾，就得耗费五百人力，在周围冲来撞去地定位滚轴，又得再加一百人。你且稍稍琢磨一会儿。你能想象试着说服六百个人帮你拽着一根五十吨重的石头穿过乡间，一气儿走上十八英里，接着奋力将它固定成垂直形态，然后说，“好吧，伙计!像这样再来二十次，外加几根过梁，没准儿再从威尔士弄几十根上好的青石来，再以后嘛，咱们就能开派对啦!”我告诉你，史前巨石阵的“幕后策划”不管是哪位仁兄，总之他是个能妖言惑众的高手。

我从博物馆出发，一路逛过宽阔的草坪，来到大教堂。若是你从没到那里去过——这真是场悲剧，那我现在就得警告你，索尔兹伯里已经成为英国大教堂里最钻进钱眼里的那一座啦。以前，我一般对威吓游客募集资金的教会机构颇不以为然，但后来我遇上了牛津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那是英国参观人数最多的教区教堂——的牧师，且得知其每年三十万的游客只在捐款箱里投进区区八千英镑，从此以后我对这个问题就圆融通达得多了。我想说，这些都是尊贵显赫的机构，值得我们满怀感激地支持一把。不过，我得说，比起我所谓的“深思熟虑的募集”而言，索尔兹伯里的做法委实更进了一步。

首先，你得经过一个风格跟电影院相似的售票亭，那里会怂恿你“自愿”付出2.5英镑购买入场券。一进门，你就会频繁受到骚扰，他们变本加厉地打你口袋的主意。要你掏出钱来，听听录音信息，或者摩挲摩挲铜器，以表示对“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少女唱诗班”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之友”的支持，还要为恢复某个叫作“艾森豪威尔之旗”的玩意儿出力。那是一面严重褪色且破破烂烂的星条旗，以前挂在“威尔顿屋”的艾森豪威尔司令部里。我留下了十便士，外加一张纸条：“可是，起先你们怎么会让它变成这副样子呢？”我在售票亭和礼品店之间统共数到九种类型各个不同的捐款箱，如果再加上那个卖许愿蜡烛的，就有十个啦。除此之外，你若是要从教堂中殿挤过去，几乎非得撞上一面垂直展示图，或是介绍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那上面有张大伙儿笑容可掬的集体照，弄得这里活像汉堡王)，或是讨论教堂的海外义工事务，或者就是些玻璃盒，陈列剖面模型，展示大教堂是如何建造起来的——这些模型引人入胜，我向你保证，但是肯定更适合摆在庭院对面的博物馆里。这里真是毫无章法。我真怀疑，还要挨上多长时间，才能爬上一辆电动车，呼啸着展开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之旅，再去见识见识“活力电动型”的石匠和“塔克修士”那样的僧侣？我猜得用上五年吧。

之后，我从索尔兹伯里博物馆的那个好心人那边取回了自己的背囊，吃力地走到中央旅行办事处，把一张错综复杂的日程计划拿给站柜台的小伙子看。我打算穿过威尔特郡和多塞特，从巨石阵到艾弗伯里再到拉考克、斯托海德花园，也许再去一趟舍波恩。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如果想三天内把这些地方挨个看一遍，需要坐哪些巴士。他看着我，那眼神仿佛把我看成一个危险的怪人，然后说：“你以前有没有坐巴士旅游过？”

我向他保证我干过这样的事，在1973年。

“哦，我想你会发觉，从那以后，事情有了一点变化。”他说。

他递给我一份纤薄的单页广告，上面列出自索尔兹伯里到西向站点的巴士发车时间时刻表，并且帮我标明与巨石阵之旅相关的那个不起眼的区域。我本来指望搭清晨的早班巴士到巨石阵，这样下午就能到艾弗伯里去，但我很快明白过来，这压根儿就不可能。去巨石阵的头班车要到上午十一点左右才会开。我难以置信地哼了一声。

“我相信你会发现，本地的出租车能把你带到巨石阵去，并在那里等候你，然后再把你带回来，大概需要花二十英镑。”他提议道，“我们这里的许多美国游客对于这样的安排非常满意。”

我跟他解释，虽说我严格意义上说是个美国人，但我在英国已经住得够久了，久到足以认真看好自己的钞票；还有，虽然我还没有到每回都得从一个紧巴巴的小钱袋里掏硬币的地步，但我也不会情愿跟二十英镑道别，换来任何我既无法带回家、此后也不能用上好几年的好处或服务。我躲进附近一家咖啡馆，手里拿着一沓巴士时刻表，再从背囊里取出一本特意为这趟旅程买的沉甸甸的《大不列颠铁路旅客时刻表》，针对在韦塞克斯郡古迹区域游览时能搭乘的公交旅游模式，开始漫长的综合性研究。

让我略感惊讶的是，许多重要地区根本就没有铁路设施——仅举三例，马尔伯勒、戴维奇兹和埃姆斯伯里。各种巴士时刻表似乎在任何意义上都毫不相干。开往拉考克这类地方的巴士班次少得叫人悲伤，而且通常会让回程时间显得多少有些仓促，你要么待十四分钟以后就得回来，要么就得等上七个小时。这一切都叫人沮丧。

我郁郁不乐地皱起眉头，走到当地报社，去找彼得·布莱克洛克的办公桌。他是我在《泰晤士报》认识的一个老朋友，如今在索尔兹伯里工作。他曾经一不小心向我提起，如果我打索尔兹伯里经过，他和他太太琼很乐意接待我。几天前，我给他留过一句话，说我会在哪天四点半拜访他的办公室，可他肯定没收到那张纸条，因为当我在四点二十九分抵达时，他正在贴着后窗开溜。当然啦，我是开个玩笑!他正忽闪着眼睛等我呢，而且举手投足间，处处让我感到他和圣徒一般的琼等不及要我吃他们的东西，喝他们的酒，把他们给客人准备的床弄得一团糟，再用我那久负盛名、生气勃勃的“鼻音交响曲七小时版”陪他们过夜。他们真够悲天悯人的。

翌晨，我和彼得走进城区，一路上他将当地的地标一一指出——莎剧《皆大欢喜》的首演地，一座特罗洛普在《巴塞特郡纪事》中提到的桥——然后我们在报社门口作别。还剩下两个小时要打发，我就漫无目的地四处晃荡，到商店里瞄两眼，喝几杯咖啡，最后抵达巴士站时，那里已经有一群人在等十点五十五分去巨石阵的班车了。巴士直到十一点以后才到，接着司机又用了将近二十分钟发票子，因为这里有很多外国旅客，他们——这些可怜虫——好像没几个人能弄明白，他们必须先把钱递过去，拿到一张小纸片以后才能占到一个位子。我花了3.95英镑买好巴士回程票，又用2.8英镑换来巨石阵景点的门票。“我能不能问问您，对2.65英镑一本的导游手册感不感兴趣？”售票女郎问我，随即得到我一声干笑。

我上回去巨石阵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打那以后，情形已经变了。他们造了一座时髦的新式礼品店兼咖啡吧，但是仍然没有解说中心，这实在叫人没法理解。无论如何，这不过就是全欧洲最重要的史前纪念物罢了，不过就是全英国游客人数最多的风景点罢了，所以，显而易见，傻乎乎地砸下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就为了让它变得更好玩、更有益，实在没什么意思。很有可能，你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径直跑到石头跟前，在上面涂抹什么“我爱丹尼斯”之类的词儿啦。如今，一条谨小慎微的绳子把你拦开，跟那硕大的巨石阵相隔一大段距离。这样做确实令局面大为改观。那意味着，这些沉思冥想的石头不至于断送在成群结队的一日游旅客手里，它们可以不受侵扰，独享非凡荣光。

虽然巨石阵如此让人难忘，但在你抵达大约十一分钟以后，你会发觉自己的迷恋在某时某刻到达顶峰，然后，你就只能再花四十分钟绕着那圈围绳眼巴巴地看着石头，态度彬彬有礼，心里既不乐意成为那辆巴士上头一个离开的，又很想把到此一游所花销的2.8英镑给赚回来。末了，我逛回礼品店，看看图书和纪念品，再用一只塑料杯子喝上一杯咖啡，然后逛回巴士站，等下午一点十分去索尔兹伯里的班车。我把等候时间分成两半，一半琢磨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提供几张长椅，另一半寻思我到底下一步到哪里去。

[1]　西班牙岛屿，位于北大西洋东部，是加纳利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2]　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

[3]　索尔兹伯里教区的古罗马名。

第九章

在成千上万件我从来没办法弄清楚的事情里头，有一桩特别突出。这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人，头一个站在一堆沙子跟前说：“你知道，我打赌，但凡我们弄点这玩意儿，加点碳酸钾一道搅和搅和，再加加热，我们就能鼓捣出一种虽硬实却透明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玻璃。”你尽管说我愚不可及好了，反正哪怕你把我弄到海边，站到天荒地老，我还是不会灵光一闪，动脑筋把沙子做成窗子。

对于让沙子摇身一变成为玻璃和混凝土之类有用物件的本事，我虽然无比钦佩，但我对它的自然形态并不怎么痴迷。对我而言，那基本上就是一道横在停车场和海水之间的满含敌意的屏障。沙子打在你的脸上，吹进你的三明治里，吞噬掉类似汽车钥匙和硬币这样要紧的东西。在炎热的国度，它会烫伤你的脚，让你哇哇乱叫，用一种让身材更好的人直发笑的方式跳进水里去。一旦你身上湿淋淋的，它又会像灰泥一样黏上来，哪怕用一根消防龙头都浇不走。可是——怪就怪在这里——等你往海滩浴巾上一站，或者爬上一辆汽车，或者从一条新近刚吸过尘的地毯上走过，这些沙子立马就掉光了。

此后有好几天，每次脱下鞋子，你就会把成堆成堆惊人而诡异的、总也不见少的沙子踩到地板上，而每回剥掉袜子，周围地带喷溅到的沙子就更多了。沙子与你不离不弃的时间比好多传染病更长久。狗儿们还会把沙子当厕所用。别，你还是让沙子离我越远越好。

不过，为了斯塔德兰海滩，我准备破一次例。此刻我就站在那里，而昨天我还在索尔兹伯里的巴士上经历过一场漂亮的头脑风暴。当时我把自己的记忆库存整个挖掘了一遍，这才想起多年前，我曾对自己做过一个小小的承诺：有朝一日，我要沿着多塞特海滩上的小路散步，那条路绵延一百英里，穿越英格兰南海岸某些最壮丽的景色。此时此刻，在这个九月里阳光明媚的清晨，我来到这里，刚下“沙岸”渡轮，就攥住一根当年在普尔一时冲动下给自己买的多节手杖，绕着这段华丽旖旎的“极品海滩”，迈开了步子。

今天真是个出行的好日子。海水正蓝，海面上点点光斑，款款摇曳，天空中堆满了飘浮的云朵，如床单一般雪白，而在我身后，“沙岸”的房屋和饭店看上去光彩照人，在澄澈的空气中，简直是一派地中海气象。我的心松弛而愉悦，转过身沿着水边湿漉漉、紧绷绷的沙地，向斯塔德兰村及村后那诱人的葱绿的山峦走去。海滩上有一大半地盘都是专为裸体主义者留的，这一点总能为在此地散步的人平添乐趣，但今天，在长达三英里勾魂摄魄的海滩上，愣是一个人都看不到。我面前只有如处女般无邪的沙滩，我身后只剩下自己的脚印。

斯塔德兰村是个很小巧的地方，散布在树丛间，有一座诺曼底式教堂，亦有几处依傍着海湾的好景致。我绕着村子边沿走，再朝汉德法斯特岬方向上山。在半山腰上，我遇见一对男女，正遛着两只弄不清血统背景的大黑狗。两只狗在高高的草丛中调皮地嬉戏玩闹，然而，一如往常，它们一跟我照面，肌肉就拉紧，两只眼睛就直冒红光，门牙冷不防长长一英寸，立马就变成了嗜血成性的野兽。刹那间，它们就蹿到我跟前，凶巴巴地一通狂叫，争先恐后地盯着腱子肉，亮出一口可怕的黄牙，直奔我发抖的脚踝咬过来。

“你能不能让你的动物们别碰我!”我嚷嚷的声音听起来匪夷所思，活像米老鼠的女朋友米妮。

狗主人没精打采地逛过来，开始收拢拴狗带。他头上戴着一顶傻头傻脑、沾沾自喜的平顶帽——艾伯特和克斯特罗[1]穿着高尔夫球短裤的时候就会戴这样的帽子。

“都是你的手杖，”他兴师问罪，“它们不喜欢手杖。”

“什么，它们只欺负残疾人吗？”

“它们就是不喜欢手杖。”

“哦，如此说来，你那笨头笨脑的老婆就该走在前头，手里举着块牌子，上面写好：小心!看见手杖就发疯的狗儿驾到啦。”你可能看得出来，当时我是有点恼了。

“听着，靓仔，没必要把矛头对准人吧。”

“你的狗无缘无故就袭击我。如果你管不了它们，就不该养狗。还有，别管我叫什么靓仔!小毛孩。”

我们站在那里，彼此怒目而视。一时间，看上去我们没准真会打起来，最后用一种很不得体的样子在泥浆里翻来滚去。我拼命压抑心里的强烈冲动，没探出手去，把他那顶花里胡哨的帽子从他脑袋上掀下来。不过，紧接着，一只狗又冲着我的脚踝袭来，我沿着上山的方向退了几步。我站在山坡上，像个披头散发的疯子那样冲着他们挥舞手杖。“而且你的帽子也很傻!”他们火冒三丈地往山下走去时，我冲着他们直嚷。嚷完以后，我整平自己的上衣，让五官恢复原状，这才继续上路。老实讲，没辙。

汉德法斯特岬是一座草木茂盛的山崖，陡然垂直下降约莫两百英尺，直抵浪花翻涌不息的海面。须得兼备别样的勇气和傻气，才能爬上山崖边看一看。再过去兀然矗立着两个孤零零的石灰石尖顶，名叫“老哈里”和“老哈里的老婆”，都是史前曾将多塞特和怀特岛连接在一起的狭长陆地残留下的遗迹。怀特岛在十八英里之外，与此地隔湾对望，只能透过厚厚一层充满海腥气的迷雾看个大概。翻过岬角，路陡直地向巴拉德丘陵延伸，这段路对我这样肥头肥脑、笨手笨脚的老家伙来说，实在是件费力的活儿，不过换来的景致倒真是不虚此行，堪称叹为观止，就像站上了世界之巅一样。在周围几英里范围内，多塞特的山峦连绵起伏，宛若一张刚刚铺上床、犹自震荡不息的床单。乡间小路在蓊蓊郁郁的灌木树篱间蜿蜒，山坡上漂漂亮亮地点缀着林地、农场和远远望去犹如乳色斑点的绵羊。远处，海面明亮而宽广，海水一片银蓝，一直延伸到矗立在滚滚云海中的山峦。在我脚下极低处，那个名叫斯旺内奇的小景区依傍着一个马蹄形海湾边沿的岩岬，挤作一团。而在我身后，则是斯塔德兰、普尔港的那些筑于沼泽地的公寓以及褐海岛，再后面是一片无边无际、雾霭迷蒙的精耕农田。真是美得无法言喻。

我来到一张石椅边。这椅子被人如此周到地运到高高的山巅，只为了让我这样精疲力竭的徒步游客享个福——在英国，像这样充满善意的小举动你能碰上多少回啊!这一点实在了不起——然后我拿出一张比例尺为1∶25,000的英国地形测量局标准地图，寻找多塞特的这个角落。通常，任何没在某个地方用箭头标好“你所在位置”的地图，都会让我浑身不自在，但是英国地形测量局标准地图一向自成体系。在我的祖国，绘制地图的人会把任何比派克斯峰(举个例子)更小的地貌都排除在外，因此，1∶25,000的英国地形测量局系列地图上翔实丰富的细节常会让我深受感动。他们把地表上每一条褶皱，每一方草皮，每一个谷仓，每一块里程碑，每一台风力水泵，每一座古墓荒冢，都画在地图上。他们会区分沙坑和沙砾坑，也会辨别装在铁塔上的电线和拉在电杆上的电线。眼前的这一张居然把我此刻坐着的这张石椅都标了出来。能看着一张地图就知晓我的屁股被安置在了多少平方米的地方，实在让我大吃一惊。

我慢悠悠地细细察看，发觉由此向西约莫1英里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方尖碑。我诧异怎么会有人在如此偏僻、如此富有挑战性的地方树一块纪念碑，便沿着山顶走过去看看。在我记忆里，这可是我走过的最长的1英里。我穿过草地，穿过成群动不动就要受惊的绵羊，走过台阶，迈进大门。末了，我终于来到一块貌不惊人、一点儿都不起眼的花岗岩方尖碑跟前。碑上那些历经风雨侵蚀的铭文揭示，1887年，多塞特水利局曾在此地通过一条水管。哦，妙啊，我想。我噘起嘴唇，又查了一遍地图，这回发现稍稍再走远一丁点，有个地方名叫“巨人之墓”。于是我想，嚯，听起来有点意思。

于是我一步一挪地过去看个究竟。你瞧，麻烦就在这里，下一条等高线再过去一丁点，永远有某个诱人的地标。你可能要花上一辈子，才能从“石圈”走到“罗马人定居点(遗址)”，再到修道院废墟。然而，即便它们集中在一小块地盘里，你也只能看见一鳞半爪，更有甚者，就像我一样，压根就找不到某个地标。我根本就没找到“巨人之墓”。我以为那里已近在咫尺，却又吃不准究竟在哪。这些英国地形测量局的地图有一个毛病，有时候它们或许给你提供了太多的细节。既然有那么多适用的地貌可供挑选，那么，不管你想到哪里去，你都会轻易认定，自己差不多已经到了。你看见一个小树林，便摸摸自己的下巴，心想：哦，啊，瞧啊，那一定就是“淌鼻涕树林”啦；也就是说，那个模样稀奇古怪的小山包几乎肯定就是“跳跳小矮人长岭”嘛；这样一来，远处山上的那个地方一定就是“绝望农场”了。于是，你踌躇满志地向前进发，直到撞见某个显然出乎意外的地貌，好比在朴次茅斯那样的，这才意识到，你已经有点迷失方向了。

于是，我花了一个安安静静、挥汗如雨而又大惑不解的下午，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多塞特一个面积广阔、荒疏已久但绿意盎然、风景秀美的角落，寻觅一条通往斯旺内奇的内陆路径。我越是闷头往前走，那些小路就变得越发模糊不清。到了下午三四点，我发觉自己越来越频繁地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头上顶着背囊蹚小溪，拼命将一条腿从捕熊陷阱里挣脱出去，还不时跌倒，恨不得此刻能身在别处。偶尔，我会停下小憩片刻，努力分辨我的地图和周围的地貌到底有没有一丁点儿合拍的地方。然后我就会站起身，顺带着从屁股上抹掉一块刚才粘上的牛屎，然后噘起嘴，向一个全新的方向进发。借助于这些办法，我在傍晚时分终于——这多少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抵达考夫城堡，走痛了一双脚，滚来了一身泥，四肢上下还装点着一道道饶有趣味的晒干了的血迹。

为了庆祝我好歹撞上好运，终于弄清楚了自己到底在哪里，我去了城里最好的饭店。那是一座位于主街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庄园，名叫“莫顿宅邸”。看起来，那里实在是个赏心悦目的好地方，我的精神头一下子就提了起来。再说了，那里也能让我住一宿。

“打老远来的？”接待处的姑娘一边填登记卡一边问道。出门在外的头条准则，毫无疑问，就是随口要撒弥天大谎。

“从布劳肯赫斯特来。”我说，心血来潮地提了个从这里往东相距三十英里的小镇。

“老天爷，那里可远啦!”

我摆出一副不加掩饰的大男子气概，吸吸鼻子道：“对呀，没错儿，我有一张好地图呢。”

“那你明天要赶到哪里去呀？”

“卡迪夫。”

“天啊!走着去吗？”

“我向来都不用别的办法。”我拎起背囊，拿上房间钥匙，用“天下第一男子汉”的腔调朝她眨眨眼。我猜想，但凡我比现在年轻个二十岁，长相也比现在强好多倍，鼻子尖上也没粘上那么一大坨牛粪，那么这个眼神一准能让她神魂颠倒。

我用了二十分钟，把一大块白毛巾弄得黑乎乎，然后匆匆出门，想赶在一切打烊之前看看这个村庄。考夫城堡是个广受欢迎、美丽宜人的地方，有一群石头小屋，俯临其上的则是高高的、凹凸不平的城墙。这城墙属于风景如画、游人如织的城堡——人人都像玛格丽特公主那样，热爱这些废墟。在热热闹闹且小巧宜人的“国家信托茶室”里，我给自己点了一壶茶、一块蛋糕，然后匆匆走进隔壁的城堡入口。门票要2.9英镑，我觉得拿这个钱换一堆碎石头有点过分，而且那里再过十分钟就要关门了，可我到底还是买了一张票，因为我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一次。这座城堡当年曾是南英格兰最壮美的城堡之一，后来在英国内战中几乎完全被反皇派拆毁，然后镇上的人又将剩下的大半都瓜分了——环绕着城堡的那个村庄，大部分都是用城堡上拆下来的石头造的——因此，如今除了几块断壁残垣以外，还真没多少可观之处。不过，城堡附近的山谷一带，景致倒真是养眼。渐渐暗淡的夕阳在山坡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似有层夜雾，乍起于重重山谷间。

我在饭店里洗了个长长的热水澡，然后，我开开心心地发觉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打定主意要用“莫顿宅邸”提供的种种享乐设施，让自己心满意足。我在酒吧里喝了几杯，然后被叫到餐厅里。那里另外还有八个食客，全都满头银丝，衣着讲究，几乎缄默不语。为什么英国人一到旅馆餐厅里就那么安静呢？屋中一点儿声响都没有，只听得见餐具在悄声碰撞，再不就是两秒钟压低了嗓子的交谈，比如：

“明天总该放晴了。”

“哦？那敢情好。”

“嗯。”

然后鸦雀无声。

要不就是：

“汤不错。”

“对呀。”

然后鸦雀无声。

鉴于旅馆本身的性质，我本来以为菜单上的名目不外乎温莎红浓汤、烤牛肉、约克郡布丁什么的，不过，毫无疑问，如今旅馆业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改善。如今的菜单花团锦簇，写满了你在十年前的英国菜单上看不到的漂亮字眼——纤薄瘦肉片、鞑靼沙司、杜克塞勒侯爵酱[2]、果蔬酱、香烤三味[3]——而且用一种奇特而夸张的文字来书写，那些大写字母个个古灵精怪。我就点了菜单上说的“加利亚瓜加坎布里亚风干火腿(呈扇形排列)佐以什锦绿蔬沙拉”，后面一道是“白兰地火焰黑胡椒菲利牛排，淋奶油”，这些词念在口中，简直就跟吃进嘴里一样心旷神怡。

这种崭新的谈话方式，以及跟侍者说起这些菜名时带来的巨大的乐趣，让我深深着迷。我请他到屋里的水龙头放点新鲜清亮的水，务必要将它“原汁原味”地盛在一只圆柱形的玻璃杯里。等他拿着面包卷走过来，我又求他给我上“刚刚从烤箱里钳出来的缀满罂粟子的圆白面包”。我对这一套越来越热络，正打算开口要一条呈扇形折叠、盖在大腿上的餐巾——要刚刚洗好、带着一股子淡淡的“柠檬洗液”的香味，把原来从我大腿上滑落、目前斜躺在我脚下水平地面上的餐巾替换掉——恰在此时，他递给我一张标着“甜点菜单”的卡片，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又回到了一丝不苟的英语世界。

英国的食客有一点很滑稽，他们可以任凭你用什么故弄玄虚的“杜克塞勒侯爵酱”、华而不实的“纤薄瘦肉”把他们弄得眼花缭乱，不过千万别把他们的布丁给糟蹋了。这一点也正与我不谋而合。所有的甜点条目都有好听的英国名字，摆明了就是那种又甜又黏的东西。我叫了黏答答的太妃布丁，味道真是太棒了。待我吃完，侍者请我躲到休息室里去，等在那里的有刚烘焙好的咖啡，外加大厨特选的薄荷华夫饼。我拿出一枚“皇家造币厂”精心打造的小铜镚儿搁在桌上，憋住一小股从肠胃里喷薄欲出的气体，悄然告退。

既然我先前是从海滩小路上走丢的，那么我次日早晨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回到原地的路。我离开考夫城堡，拖着笨重的步子攀上一座陡峭的山，去往附近的金斯顿村。这又是一个晴朗明媚的日子，从金斯顿村眺望考夫城堡那一带的景致委实叫人难忘——倏忽间，那里就变得遥远而渺小。

我加快脚步，沿着一条谢天谢地还算平坦的小路走了两英里，穿过树林，绕过一道僻静而倾斜的山谷顶部，在人迹罕至且异峰凸起的豪斯陶特崖与那条海滩小路重逢。那景色再次让我瞠目结舌：山若鲸背，白色山崖明艳动人，小小海湾点缀其间，隐匿的海滩被无边无垠的蓝色海水层层荡涤。通往拉尔沃斯的路我一目了然，那是我当日的目的地，离此地向西约莫十英里。那里尽是些让人胆战心惊的鲸背山。

我沿着山路爬上陡峭的山，再从上面下来。此时不过上午十点，却已热得反了季。大多数多塞特海岸的山峦都不超过几百英尺，可它们既陡峭，数量又不少，我很快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口干舌燥。我卸下背囊，赫然发现我居然把当初在普尔买的新水瓶兢兢业业地装满水以后落在了饭店里，不由哀叹一声。若论把口渴的感觉推向登峰造极，最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你发觉自己根本没带什么可以喝的。我一步一挨地往前走，抱着一星半点在基莫里基找到一家酒吧或者咖啡馆的希望。可是，当我沿着那美丽的海湾高处的小路向基莫里基渐渐靠近时，我却能看出，那里实在太小，根本就没戏。

我拿出自己的双筒望远镜，大老远地审视这座村庄，发觉停车场边上有座某种类型的活动房。没准儿会有一家底下带轮子的茶室呢？我沿着小路匆匆往前走，经过一座不幸被人忽视的石塔——那是在一个更有雄才胆略的时代里建于南海岸一带的傻头傻脑的瞭望塔之一——然后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来到海滩上。这一段距离耗掉了我大半个小时。我十指交握，沿着海滩走到活动房跟前。那是“国家信托理事会”的一个咨询中心，没开门。

我做了个痛苦的鬼脸。我的喉咙就像一张砂纸。从这里不管到哪里都得走上好几英里，而且周围空无一人。恰在此时，像是出现了某种奇迹似的，一部卖冰激凌的小车从山坡上下来，一路上都叮叮当当地响着曲子——英国的冰激凌车一向都会奏这样的音乐，好吸引孩子的注意，然后在停车场边上刹住车。我心烦意乱地等了十分钟，看着那独揽大权的小伙子不慌不忙地打开各种各样的盖子，把里头的东西翻出来。窗子刚刚推开，我就问他有什么可以喝的，他好一通东翻西找，最后宣告有六个塑料瓶装的“熊猫可乐”。我一股脑儿全买下来，躲进车边上的阴影里，发疯似的拿起一瓶旋开塑料盖子，将那救命的玩意儿灌进我的食道。

喏，我可不想让你有片刻猜疑，以为熊猫可乐有哪里比不上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胡椒医生可乐、七喜、雪碧或者好多其他莫名其妙地广受欢迎的调味饮品，也不想让你以为把热烘烘的软饮料喝下去会产生那么一丁点儿怪怪的感觉，可是，我刚刚买来的这种饮料确实有什么地方怪得叫你不自在。我喝了一瓶又一瓶，直到胃撑得紧绷绷，一肚子水直晃荡，可我还是不能说这玩意儿切实有效地让我振作起来。我叹了口气，把剩下那两瓶塞进背囊，好防备以后再出现“糖水危机”，然后继续上路。

基莫里基过去几英里，在一座奇崛陡峭的山的另一面，坐落着名叫“泰纳汉姆”的小村，或者应称之为“泰纳汉姆废墟”。1943年，英国军队命令泰纳汉姆的居民撤退，因为他们打算在周围山区做投弹练习。他们向村民们庄严保证，等希特勒完蛋了他们就能重返家园。五十一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等待。请原谅我有失尊敬的口吻，不过我觉得这事儿真够丢人的，并不仅仅因为这样给村民带来极大不便(尤其是那些没准儿忘了把订好的牛奶取消掉的人)，而且也让我这样可怜的家伙很不自在——我原本指望穿过炮弹射程的小路都是开放的，可事实上那里只是偶尔开放。当天倒正好开放着——我出发之前慎重核实过——于是，我得以漫步爬上陡峭的山。走出基莫里基以后再翻过山，看一看那两条长满草的街道，街上的房子没有屋顶，泰纳汉姆剩下的遗迹几乎就只有这些了。我上次来是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当时泰纳汉姆颇为荒凉，杂草丛生，几乎无人知晓——一个不折不扣的“幽灵小城”。如今多塞特郡的议会把那里变成了一个旅游胜地。那里造起了一座大停车场，还把学校和教堂修复成小型博物馆。这简直就是在暗示，废弃泰纳汉姆已成定局。

我知道军队总需要一块地盘玩枪弄炮，但是他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看起来不那么敏感的新地方去轰炸吧——比如利兹。怪就怪在我从山坡上看不见一点儿劫后余生的迹象。出于战略需要，周围散布着硕大的编过号码的红靶子，可它们一律完璧无瑕，与周围的景色毫无二致。也许军队发射的是神经毒气弹之类的玩意儿吧，谁说得准啊？反正我肯定说不准，因为我刚把自己死拉活拽上一座要命的斜坡，通往高耸于沃巴洛海湾上方的林斯山峰顶，这番挑战把我本来已渐渐消失的体力消耗殆尽。这里的景色真是妙不可言——我能遥望来时路，看见数英里之外的普尔港——但一个残酷的发现让我触目惊心：脚下的小路马上就要陡直落到海平面，然后再度攀上侧面一座更让人敬畏的山。我用熊猫可乐给自己加把劲，然后继续前行。

邻近有座山名叫宾登山，委实是个庞然大物。它非但高高插入较低的对流层，而且紧接着又展现出壮丽宏伟、上下起伏的山脊，那连绵的气势似乎永无尽头。等到西拉尔沃斯那座零散分布的村落映入眼帘，我就开始一段长长的、磕磕绊绊的下山路。我的两条腿似乎能够朝几个新的方向直打弯，而且还能感到水泡从脚趾间生生不息地冒出来。我抵达拉尔沃斯时，活像惊险片里某个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神志不清地踉跄而行，全身汗水淋漓，嘴里念念有词，鼻子里咕嘟咕嘟地冒出熊猫可乐的小泡泡。

不过，我至少已经克服了此行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段路，好歹回到了文明世界，置身于英国最赏心悦目的小型海滨胜地之一。情况只会愈变愈好。

[1]　美国著名的喜剧电影组合，即所谓的“双傻”。

[2]　一种调味酱，其中包含葱、欧芹、洋葱以及蘑菇。

[3]　用鸡、虾、鱼，加入大量作料，在鼓形容器内烘烤。

第十章

多年前，有一回，我老婆的一个亲戚，估摸着我们总有一天会传宗接代，就送给我们一箱子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瓢虫童书”。那尽是些“出门晒太阳”和“海边大晴天”之类的书名。书里有画工精细、色彩明丽的插图，勾勒出一个繁荣昌盛、心满意足且一尘不染的英国。太阳总是金光灿灿，店主总是笑容可掬，孩子们总是穿着新熨好的衣裳，他们的快乐与幸福来自种种天真纯洁的消遣——坐一辆巴士去商店，在公园的池塘里漂起一艘船模，跟一位和蔼可亲的警察聊天。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岛上历险记》。其实在这书里几乎找不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历险——我记得，最高潮的部分不过是找到一只吸在岩石上的海星——不过我很喜欢它，就因为那些插图(出自才华横溢且备受怀念的J.H.温格菲尔德之手)，描绘一座到处都是岩石海湾的岛屿，背后的远景一望便知是在英国，但那气候又分明是地中海式的，而且画面整洁宜人，看不见“自动付费显示”的停车场、宾果[1]游乐馆以及那种俗不可耐的游乐中心。在这些插图里，商业活动仅限于模样古怪的蛋糕店和茶室。

这本书对我产生了莫名的影响，有好些年我一直同意带全家到英国的海滨去度假，满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总会找到那个神奇的地方——那里终日阳光普照，海水如同坐浴盆里的水一般温暖，商业病毒亦不为人所知。

等我们终于开始生儿育女，这才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书，因为书里的人物除了光顾宠物店或者观赏一位渔夫替他的船刷油漆，就再也做不出什么更有意思的事了。我努力解释，说这些都是为了在英国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他们不听，宁可兴致勃勃地看托普西和蒂姆[2]那对叫人生厌的小笨瓜，这可真叫我沮丧。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些年里，在我们去过的所有海滨小景点里，拉尔沃斯似乎跟我脑海里浮现的理想画面最为接近。那里小巧宜人，还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老派风范。那里的小商店出售的海滨用品会让人想起一个更为纯真的年代——木头帆船，挂在柱子上的玩具渔网，装在长长的网线袋里的五彩斑斓的沙滩充气球——而那些屈指可数的饭店里总是挤满了乐呵呵的旅客，正在享用一杯奶茶。村脚那几乎呈圆形凹陷的海湾美丽绝伦，湾中散布着岩石和巨砾，可以让孩子们爬上爬下，其间还点缀着浅浅的小池子，可以在那里抓小螃蟹。言而总之，那里实在是个惬意的去处。

可是，当我在饭店里洗完一把澡，出门找点东西喝，还想来一顿酣畅淋漓、舒心合意的晚餐时，却发现拉尔沃斯已不复记忆中的风貌。想想看，当时我该多么惊讶啊。如今那里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座巨大而丑陋的停车场——这个我以前可一点儿都不记得，还有直通海湾的那条街道两边的商店、酒吧和宾馆，看起来邋里邋遢，一副穷酸相。我径直走进一家大酒吧，几乎一进门就后悔了。酒吧里洋溢着一股子泼出的啤酒散发开的酸腐味，闻来令人作呕，而且店里到处都是亮晃晃的水果榨汁机。我几乎是那里唯一的顾客，可是差不多每张桌上都堆满了空空的酒杯、烟头满到快要溢出来的烟灰缸、薯片包装袋以及其他乱糟糟的零碎。我的玻璃杯黏答答，啤酒暖烘烘。我一股脑儿喝光，再去试试邻近的另一家，结果后者的邋遢度只略显逊色，而舒适度却未占上风，非但装修破败、音乐嘈杂，而且对于我的慷慨惠顾多少有点缺乏热情。也真难怪啊(我可是怀着满腔热情这样说的)，如今有那么多酒吧生意越来越清淡。

我泄了气，掉转枪头，走进附近一家饭馆。我和太太以前在这里吃过蟹肉沙拉，一边吃一边把自个儿想象成上流人士。如今这里的情形也变了。菜单面向低端市场，其名目堕落到挪威海蜇虾、薯片、青豆之类的水准，饭菜的味道也实在乏善可陈。不过真正让人难忘的是服务。我还从来没有在哪家饭馆里见过这样既富丽堂皇又愚不可及的景象。那里人山人海，但只消一会儿工夫就能确定，根本没有一伙人是开开心心的。基本上，从厨房里端出来的每盘菜，不是多了些没点过的东西，就是少了些点过的玩意儿。有人枯坐百年，菜迟迟不来；有人眨眼之间，各道菜点就几乎一并上全(当然啦，没有人抱怨)。我点了一道杯装明虾沙拉，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上来一看，有几只明虾还处于冰冻状态。我把它给退回去，自此之后再也没见它回来。四十分钟以后，一位女侍应生登场，端着一盘薯片、青豆配鲽鱼，愣是找不到有谁要，我就揽了下来，虽说我先前点的明明是鳕鱼。用餐完毕，我照着菜单自己算了算账，扣掉一点儿冰冻明虾的钱，然后留下钞票，翩然离去。

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宾馆，那是个郁郁寡欢、悲悲切切的地方，床单是尼龙做的，取暖器也冷冰冰的。我爬上床，在一盏七瓦灯泡下看书，真心诚意地立下一道小小的誓言：但凡有三寸气在，我就再也不会回到拉尔沃斯来。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但见风卷起大片大片的雨帘，倾泻在层层山峦。我用罢早餐，结完账，在前厅走廊上挣扎良久，才把防雨外套绷到身上。说来滑稽，平日穿衣多半波澜不惊，可是，只要你叫我套上一条雨裤，那情势就好像没人搀扶我就站不起来一样。我用了整整二十分钟，才撞上墙和家具，接着又跌倒在盆栽上。随即，凭借一股子惊天动地的爆发力，我单腿跳了十五英尺，最后将自己的脖子缠到了一根螺旋形楼梯中柱上。

末了，待我全副武装完毕，朝墙上的一面全身镜瞥了一眼，赫然发现，我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只硕大的蓝色安全套。于是，我穿着这套行头，每走一步都响起一阵恼人的尼龙窸窸窣窣的声响，拿起背囊和手杖，向山区进发。我走上“汉伯里陶特”，经过“德尔门”和一个山路陡峭的谷地——其名魅人，唤作“痒臀”，然后走到一条呈“之”字形陡直上行的泥泞山路上，直奔一座云笼雾罩的高地而去，那里名叫“斯威尔顶”。天气叫人生畏，雨水催人发狂。

如果你乐意，且容我扯开两句。若以两只手的十根指头在头顶上敲敲打打，看看多久以后，或是你自己不堪忍受，或是身边的每个人都睁大眼睛瞪着你。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你都会巴不得赶快停下来。现在，再想想，如果那些敲敲打打的不是手指，而是雨点不停地打在你的雨帽上，而你束手无策。更要命的是，你的一副眼镜是两块碰上水汽就完蛋的圆圈，而你的脚步还在一条被雨水打得湿淋淋的山路上不停打滑，但凡一失足就会坠下高山，落到一块海滩边的岩石上——那一摔，就会让你形同一小块粘在一片岩石上的污迹，宛若面包上的果酱。我一边想象着新闻标题“美国作家正欲归国之际坠崖殒命”，一边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往前走，眼睛像玛古先生[3]一样斜着，心里老生出不祥之兆来。

从拉尔沃斯到韦茅斯有十二英里路。在《海滨王国》(The Kingdom by the Sea)中，保罗·梭罗[4]给读者一种印象，仿佛你可以在海边轻轻松松、大摇大摆地走路，而且仍然能匀出时间来喝喝奶茶，奚落奚落当地的土包子，可是我相信他碰上的天气比我好。我走这段路花了大半天。从斯威尔顶再往前，谢天谢地，总算是走在了虽然高却比较平坦的山崖上。山崖高高地悬在一片苍凉灰白的大海上，然而每一步还是岌岌可危，只能走得很慢很慢。在灵斯代德海湾，山势猛地陡直向下落到海滩上。我借着一阵往下冲的泥浆滑到山底的海湾，当中暂停的间歇只够我的小肚子磕在几块大石头上，外带开展了几次对于树枝弹力的测试。滑到山底以后，我拉开地图，用手指充当卡钳，测算出我只不过前进了五英里，但大半个上午已经过去。这样可怜巴巴的进展让我皱起了眉头，只好把地图塞进口袋，气哼哼地继续跋涉。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都是迈着重重的步子，沿着低矮而湿滑的山坡无聊跋涉。山脚下海浪拍岸，声声入耳。雨势渐弱，变成阴险的毛毛细雨——那种别具风格的英国式毛毛雨，在空中萦回不去，渐渐蚕食人们的精气神儿。约莫下午一点钟，缭绕在海湾那道长长的弧线上的薄雾中，韦茅斯的轮廓渐渐浮现出来，我不由轻声欢呼起来。然而，那里看起来如此切近，其实却是个残忍的骗局。我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走到那座小城的郊区，又花了一个小时才沿着无边无际的海滨人行道走到市中心，而此时我已经筋疲力尽，走路都一瘸一拐了。我在海滨的一家小饭店里订了一个小房间，脚上蹬着靴子，身上那副安全套似的行头也没顾上脱，就这样栽到床上躺了好久。直到我攒起足够的力气，才换上一眼看去不至于那么搞笑的衣服，然后略略洗刷了一把，往城里去。

我对韦茅斯的喜爱程度，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想。这里有两点特别出名：1348年，黑死病就是从这里开始传入英国的，而到了1789年，这里又成为全世界第一处海滨旅游胜地。彼时，那位招人烦的疯子国王乔治三世开风气之先，头一个到这里来洗海水浴。时至今日，这座小城努力维持乔治时代的优雅氛围，而且大体上也几乎算是做到了。然而，就像大多数海滨胜地一样，至少就观光事业而言，这里弥漫着些许日薄西山的意味。乔治及其随从住过的格劳切斯特饭店(当时那还是座私宅)最近停了业，如今的韦茅斯连一家体面的大饭店都没了。这在一座老牌海滨城市里，可真是一个悲惨的疏漏。不过，有一点我乐于宣告，这里确实有很多上好的酒吧，还有一家出色的饭馆——佩里餐厅，它们都坐落在海滨港口区。这个区新近刚翻修过，海面上渔船起伏摇摆，空气里飘逸着一种踌躇满志的航海气息，让你简直巴望能看见大力水手波派和布鲁多从街角慢悠悠地大步走来。我吃了从普尔港运来的“当地贻贝”——在一连辛辛苦苦地走了三天之后，当我发现在这里仍然可以把普尔叫作“当地”时，真是大吃一惊——还有一条值得称颂的海鲈鱼，然后就躲进酒吧。那种酒吧非但光线很暗，而且天花板很低，让你觉得自己应该穿一件宽宽大大的阿伦牌套头衫、戴一顶船长帽才般配。我自得其乐，一直喝到双脚不再觉得痛为止。

韦茅斯以西，绵延着五十英里长的莱姆湾。紧挨着韦茅斯西侧的地方没什么特别之处——简直毫无记忆的必要，我就打了辆出租车直奔阿伯茨伯里，开始沿着切瑟尔海滩走半程。我不知道沿着切瑟尔海滩走到韦茅斯尽头会是什么情形，不过，在我走过的这一段里，有好多蚕豆形的小鹅卵石形成的大沙滩。经过阵阵海浪千秋万代的洗礼，这些鹅卵石一律光滑无比，简直没法在上面走路。因为你每走一步，沙子都会埋到你的脚踝上方。海岸散步道的地基要更坚实些，紧挨着海滩后方，但是你走在上面就看不见堆满石头的沙丘。你只能听见海的声音，浪涛在沙丘的另一边拍打着堤岸，携卷起海边不计其数的鹅卵石彼此碰来撞去。这段路走得无聊至极，不一会儿，脚上的水泡就开始一跳一跳地痛。待我在午后一两点抵达西海湾时，我已经打算好好坐下来弄点东西吃了。

西海湾是个古怪的小地方，一副杂乱无章的做派，铺展在一片布满了沙丘的土地上。它多少有点淘金小镇的腔调，仿佛是匆忙之间草草建成的，看起来穷困潦倒、灰头土脸，而且有点几经风雨、分崩离析的样子。我四处转悠，想找个地方吃东西，正巧撞上一栋无从言喻的建筑，名叫“河畔咖啡馆”。我打开门，发觉自己立时置身于绝非俗流的背景中。这里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满满的全是刺耳的伦敦式闲聊，所有的顾客看上去都像是刚从“拉尔夫·劳伦”的时装广告里走出来似的。他们都把套头衫闲闲地搭在肩膀上，将墨镜架在头顶上，就好比从富勒姆或者切尔西[5]那里奇迹般地取下一小块来，吹到多塞特海边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

毋庸置疑，我还从来没有在伦敦以外的哪家餐馆里见识过这等节奏。男女侍应生左冲右突，努力满足那些似乎永无穷尽的需求，务必让顾客填饱肚子，而最最紧要的，是让他们有酒喝。这一点真是不寻常，弄得我一阵心血来潮。通常我不是个对午餐太热心的人，然而，此刻那些食物闻起来如此诱人，周围的气氛又是那么特别，弄得我点菜的气派活像个“大胃王”。我第一道菜叫了干贝龙虾羹，然后是一道精美的海鲈鱼片配青豆外加一大堆薯片，以两杯葡萄酒佐餐，末了是咖啡和一大片奶酪蛋糕。店主是个活泼和善的男人，名叫阿瑟·华生，从这张桌子逛到那张桌子，甚至还过来招呼我。他告诉我，区区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家传统的海滨咖啡馆，只做点烤肉午餐、汉堡包和薯片的生意，渐渐地，它开始引进新鲜鱼类以及更有噱头的食物，这才意识到需求甚广。如今，每逢用餐时间，此地就人满为患，而且刚刚被《美食指南》评为“多塞特年度最佳餐厅”。不过，这里仍然卖汉堡包，每道菜也都配上薯片，我觉得这真是挺了不起的。

三点以后，当我走出“河畔餐厅”时，除了脑袋瓜子觉得有点轻飘飘以外，身上别的地方都沉甸甸的。我在长凳上坐下来，铺开地图，鼻子里不由懊丧地哼了一声。因为我发觉自己离莱姆里吉斯还有十英里远，而横在我们之间的还有高达六百二十六英尺的“金冠”，那是南海岸最高的山脉。我脚上的水泡开始抽搐，双腿发痛，肚子胀得离谱，天上又飘起了绵绵细雨。

我坐在那里的当口，一辆巴士开始启动。我站起身，把脑袋探进敞开的车门。“是往西去的吗？”我对司机说。他点点头。我一时来了劲头，笨手笨脚地爬上车，买了张票，然后在车厢尾部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我一向有句口头禅：徒步旅行若想获得成功，其秘诀就在于，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1]　一种赌博游戏。

[2]　某系列儿童绘本的两个主人公。

[3]　美国著名卡通人物，因为近视眼闹出很多笑话。

[4]　美国当代著名旅游作家和小说家，生于1941年。

[5]　均为大伦敦内的富裕地区。

第十一章

我在莱姆里吉斯过了夜，第二天整个上午就在城里闲逛，然后赶上一辆巴士到阿克斯明斯特，再坐火车到埃克塞特。我原先根本没想到这段路居然会耗掉那么长时间。等我从埃克塞特中央车站里走出来时，日光已渐渐消退，迎接我的是一场虽然不大却颇为恼人的雨。

我在城里踱来逛去，细细窥探街上的旅店，可在我看来，它们都显得太豪华了一点。最后我只能跑到“中央旅游办事处”，一丝远离家园的失落感不禁涌上心头。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我自己也吃不大准。我浏览了成堆成堆的宣传单，什么夏尔马中心、爱畜动物园、猎鹰中心、小型马中心、铁路模型、蝴蝶农场，还有叫作——很遗憾，我没开玩笑——“嫩枝眨眼”农场和刺猬医院的地方。这些地方看起来都没法满足我的休闲需求。几乎所有的宣传单都狗屁不通，叫人看了气不打一处来，尤其是牵涉到标点符号——我有时候寻思，但凡我再看到一张旅游宣传单上写着漏掉单引号的“英国最佳”或者“不列颠最大”，我就非跑过去，把那里付之一炬不可——此外，它们能拿出来的材料，也实在少得可怜。几乎张张单子都拉出一长溜特色景点，再加上类似于“免费停车场”“礼品店兼茶室”以及必不可少的“冒险游乐场”(然后傻乎乎地附上照片，告诉你那不过是一副攀登架和几只装了弹簧的塑料动物罢了)。这样的地方有谁会去呢？反正我肯定说不上来。

柜台上有块告示，说在办事处可以订房间，于是我就问那位热心的女士，她是不是能确保我住宿无虞。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打算出多少钱。这个问题向来都让我挺尴尬的，而且说实在的，这种问法真不像是英国人的做派。经过一轮磨人的唇枪舌剑，我们终于达成共识，我的需求给归入了堪称“价廉物美”的那一类。碰巧皇家马车饭店正在推特价房，每晚二十五英镑，只要你不偷他们的毛巾就行。我听了欢呼雀跃，因为先前打那饭店门前经过时，我觉得那里看起来好极了——一座乔治王时代的大白房子，坐落在大教堂广场上。事实也果然如此。那里的房间刚刚装修过，而且面积大得足够举办旅馆房间奥运会——用垃圾桶打篮球，用家具玩障碍赛，用胳膊吊住浴室门，算准时间“噌”地跳上床去，还有其他旅途独行侠常年钟爱的花样。我做了一套简短而有力的练习，然后冲了个淋浴，换好衣服，饿着肚子上街去。

埃克塞特不是个容易叫人迷恋的地方。它在战争期间受到全面轰炸，从而给了本城的先人们一个好机会，将此处的大部分钢筋水泥建筑推倒重来，而他们也热情澎湃地抓住了机会。此时六点刚过一会儿，但市中心实际上已经一片死寂。在昏暗的街灯下，我四处逡巡，瞄瞄商店橱窗，念念那些你在英国随处可见的替乡下报纸宣传的古怪的海报——按行话该叫“招贴”。对于这些玩意儿我有种莫名其妙的热爱，因为它们向来是非此即彼：要么让外地人看了摸不着头脑(信箱强奸犯再度出击，比乌拉飞返家园)，要么就是无聊至极，让你没法想象到底有什么人居然会以为它们能刺激销量(议会猛烈抨击垃圾箱条款，电话亭破坏分子故伎重演)。我最喜欢的一条是——这可是真的，那是多年前我在汉默尔汉姆普斯代德亲眼看到的：女人，时年八十一，去世。

也许我根本就没挑对路，但是，似乎在埃克塞特市中心根本找不到什么餐馆。我不过就是想找家过得去的，招牌上没有什么“菲尔”“素食”或者“铜壶”之类的连锁名号。可是，我一路逛下去，街上愣是没有什么餐馆。然后我又撞上了几条恐怖的疏导路(缓解交通高峰之用)，不仅有庞大的环形交叉道，还有错综复杂的人行交叉道，这样的设计明摆着就不是让你靠步行通过的，除非你匀得出至少六个小时。最后，我正巧走上一条顺山势起伏的街道，那里有几家还算凑合的餐馆。我信步撞进一家中国餐馆，一想到要试着用筷子给自己喂饭，我就觉得餐馆里满是不祥之兆。一个如此大智大慧的民族，连纸啊，火药啊，风筝呀之类管用的物件都发明得出来，还拥有绵延三千年以上的高贵历史，怎么就想不明白呢？一对打毛线的针根本就没法把食物给夹起来嘛——天底下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这样想？整整一个小时，我都在迷惑不解地对着米饭一通瞎戳，要不就是把酱汁滴到台布上，或者是优雅地夹起肉片往嘴里塞，结果却发觉它们神秘地消失了，哪里都找不到。等我吃完，整张桌子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场暴力争端的焦点地带。我付了账，溜出门，回到饭店，看了会儿电视，从套头衫和长裤的边边褶褶里搜出了颇为丰盛的剩菜，拿它们当点心吃。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起床，跑出门到城里四处看看。整个埃克塞特被锁在一团雾气迷蒙的昏暗中，但大教堂广场倒是显得格外俊秀，而大教堂本身——这个发现让我很难忘——居然在早晨八点就已经开放了。我在教堂后排坐了一会儿，聆听唱诗班的晨练，真是美妙绝伦。然后我一路逛到旧码头区，看看在那里会有什么发现。那里如今被整饬得颇有艺术气息，开了几家商店和博物馆。不过，在今天的这个钟点——也没准是在今年的这段时间，它们统统关着门，周围空无一人。

等我回到主街上，商店已经开始营业。我住的特价房费用里不含早餐，所以此时此刻我还没吃过早饭，饿得要死要活，便开始到处找小馆子。可是，真怪了，埃克塞特似乎连这个都缺。末了，我走进玛莎百货，去买块三明治。

虽然那百货店才开门，可食品区里已经熙来攘往，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龙。我排上了一列队伍，前头有八个顾客，个个都是女人，而且个个都会做一件神秘的事儿：轮到她们付账的时候，她们都会摆出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多年来，这事儿一直让我摸不着头脑。这些女人明明一直站在那里，眼瞅着那些物件的价钱被一个个敲进收银机，可当收银小姐说“亲爱的，四英镑二十便士”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时，她们的脸色会突然一变，就好像这样的事还是头一遭碰上似的。她们会说声“哦”，然后在手提包里惊慌失措地乱搜一气，寻找皮夹子或者支票簿，就好像从来没人跟她们讲过，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

诚然，男人的短处不胜枚举，好比喜欢在厨房水槽里洗油腻腻的大件器械，或者忘记门在刚刚漆过三十秒钟之后也还是湿的，不过，就付账这件事情而言，他们大体上表现还算不错。还排着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清点钱包，算计有多少硬币。一旦收银员报完账，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当即奉上数目合宜的现钞，递完了手也不缩回来，等着接找零，也不管要等多久，不管可能会出点什么岔子(好比收银机的滚轴)，他们的样子看起来会有多傻。然后——请注意——他们一边把找头装进口袋，一边走开去，决不会认为此时正是找找车钥匙、理理攒了六个月的收据好算个总数的大好时机。

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段颇为大胆的男权主义插曲，那么我就不妨问问，为什么女人向来不从底部开始挤牙膏？还老是想打发别人来换灯泡？对于那些靠人类的感官显然无法敏锐感知的东西，她们怎么能够闻到或者听到呢？你在另一间房里，用一根手指头在新烤好的蛋糕上蘸蘸糖霜，她们怎么会知道？哦，最最要紧的是，但凡你在洗手间里消磨的时间超过四分钟，她们怎么就会如此躁动不安？这最后一条是存在我心里的又一个不解之谜，一个与我亲密无间的女人会定期跟我展开一场如下所述的超现实对话：

“你在那里做什么呢？”(说此话时拔尖了调门)

“我在刷水壶外头的脏东西呢。你以为我在这里干什么？”

“你都已经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了。你在看书吗？”

“没有哇。”

“你在看书，不是吗？我能听见翻书的声音。”

“实话实说，我没在看。”这话的意思是，就在一分钟以前我还在看书，不过，当然啦，现在我在跟你说话，亲爱的。

“你是不是把钥匙孔给遮起来啦？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可别告诉我，你又是两手着地，又是双膝跪地，就为了透过钥匙孔看着你老公如何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开展清肠运动。拜托啦。”

“你现在就给我出来。你已经在里头待了快三刻钟，就为了看书。”

等她撤退以后，你就坐在那里琢磨，刚才这一切是真的发生过吗？还是我逛进了一场达达主义画展？然后，你摇摇脑袋，又接着看你的杂志。

尽管如此，有一点不能不说，女人很懂得怎么对付小孩，怎么收拾呕吐之后的残局，怎么处理刚刚漆过的门——即便一扇门漆完之后已经晾足了三个月，她们碰的时候还是会缩手缩脚，好像老怀疑油漆会沾到她们身上似的。鉴于这些优点大大弥补了缺憾，我就冲着排在前头的那一队慌慌张张的女士慈祥地微笑，直到轮到我来向排在后面的人示范，该如何把这样的事做好。不过，说实在话，我想她们肯定没学会。

我在大街上吃三明治，然后回到饭店里，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再结好账，然后迈步回到室外，心里琢磨：现在干什么呢？我信步走回火车站，看了看闪闪烁烁的电子屏幕，上面在发布到站及发车时间。我想搭一列火车去普利茅斯或者潘赞斯，可是下一班要过两个小时才会来。不过，有一班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列车倒是马上就要开了。我突然灵机一动，也可以先到那里去嘛，然后坐巴士沿着风光旖旎的德文北岸直到汤顿或者迈恩海德。一路上，我还可以在林顿或林茅斯停一停，还可以去波洛克和邓斯特——都是又漂亮又好玩的小地方。这看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我跟售票窗口的人说要买一张去巴恩斯特布尔的单程票。他告诉我单程卖8.8镑，不过他可以卖价值4.4镑的双程票给我。

“您不愿意跟我讲讲这算什么逻辑吧，是吗？”我问。

“但凡我解释得了，我就跟您说啦，先生。”他回答时的那股子坦率劲，真值得夸奖两句。

我拿起自己的背囊和车票，跑到月台边，坐在一张长椅上，看车站上的鸽子打发时间。它们真是天底下最最大惊小怪也最最笨头笨脑的动物了。我没法想象，还有谁的日子会比它们过得更悠闲却也更没劲。如果想当一只鸽子，务必做到以下几条：(1)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啄一啄烟屁股和其他不顺眼的玩意儿；(2)被哪个沿着月台走的人吓一跳，飞到一根横梁上；(3)拉泡屎；(4)上述动作重来一遍。

月台上的电子屏幕坏了，我又听不懂广播里都在发布些什么消息——我花了好久好久，才弄明白“艾克泽玛”其实就是“艾克茅斯”——这样一来，每回有列车开过来，我都只能站起身问个究竟。因为某些无法以理性解释的原因，英国铁路局总是把目的地标在火车正前方。假如乘客是站在铁轨上候车，这样写倒是能予人方便。然而，对于从两边上车的人而言，这样也许就不尽如人意了。大多数其他乘客显然都没听到广播，因为当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车终于驾到时，我们有六七个人都在一名英国铁路局的职员旁耐心地排起队来，问他这是不是一列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火车。

为了那些不熟悉英国生活的人着想，我应该解释一下，这里头颇有一套繁文缛节。即便你已经听到列车员告诉排在你前头的那位，这就是一列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火车，你也还是只能说：“请问，这是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火车吗？”等他确认在你右侧三英尺处那硕大的直线形物体毫无疑问就是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火车时，你必须一边朝它指一指，一边说：“就是这一列吗？”然后，等你登上火车，你得再额外冲着车厢里问一句：“请问，这是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火车吗？”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认为就是这班，只有一个拎着大包小包的人除外，他的脸上会掠过惊慌失措的表情，拿起东西匆匆下车。

他留下的位子你可不该错过，因为通常你总能在那里发现他落下的一份报纸和一条尚未啃过的巧克力，没准还有一双上好的羊皮手套呢。

当我随着火车徐徐滑离埃克塞特中央车站时，面对的也正是这样的情形。一个肩挑手提着大包小包的男人在我车窗边一边小跑，嘴里一边在表情达意，但隔着厚厚的玻璃我破译不了，只能接管了我的新财产——一份《每日电讯》，一块“奇巧”巧克力。不过，很不幸，没有手套。火车咔嗒咔嗒地穿出埃克塞特郊区，进入郁郁葱葱的德文郡乡间。我所乘坐的是所谓的“塔卡线”——这跟“水獭塔卡”的故事[1]有关，这故事显然是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写的。这里山峦起伏，美不胜收，而且那种绿简直到了铺张奢华的地步。你简直有理由认定，英国的主要工业就是生产叶绿素。我们隆隆驶过树木葱茏的山峦和零星分布的农场，而沿路经过的教堂都有方塔，弄得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硕大的棋盘上剩下的几枚棋子。火车的运动向来都会在我心里诱发某种欢天喜地的亢奋情绪，这次也很快就让我陷入了这种状态，因此对沿途掠过的村庄的名字就只是知道个大概——针尖村、西结巴村、胶木村、火腿脚踝村。

花了一个半小时以上，才走完了三十八英里，抵达巴恩斯特布尔。我在那里下车，走过水流湍急的“石弹河”上的一座长桥，径直进城去。我在四周逛了半小时，穿过窄窄的购物街和一个有通风顶棚遮盖的大市场，里头只是零零星星站着些兜售手工艺品的人。我发觉此地没什么必要逗留，倒也颇感满意。巴恩斯特布尔以前是个重要的铁路枢纽，连接三个站点，可是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承担寥寥无几的前往埃克塞特的转运业务，还有一个俯瞰河水的巴士站。我走进巴士站，透过一扇敞开的门，看到两个女人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用古怪的当地口音一起聊天。

我问她们，到沿海岸往东约三十英里处的迈恩黑德，该坐什么巴士。她们看着我，那表情就好像我是在打听去火地岛该怎么转车似的。

“哦，这个季节里你是去不成迈恩黑德的，去不成。”有一位这么说。

“那么林顿和林茅斯呢？”

她们对我的幼稚嗤之以鼻。这可是在英国!这可是在1994年啊!

“波洛克呢？”

嗤之以鼻。

“邓斯特呢？”

嗤之以鼻。

她们能提出的最佳建议，就是我应该坐一辆巴士去拜德福德，再看看我是不是能赶上另一辆去别处。“他们可能开通了一条从拜德福德开往斯佳利罗恩的线路，没准儿，没准儿，没准儿的噢——不过也可能还没通呢。”

“像您二位这样的，那里还有吗？”我真想这么说，到底没出口。除此之外，她们所能提的建议只有一条：搭一辆向西行驶的巴士。嚯!但是那似乎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从那里出发，哪里也去不了，而且无论如何，我可不愿意就凭一句心血来潮的话——看似如此——就搭上整个晚上的时间。我谢过她们，转身离去。

我站在外面，好一阵踌躇，拼命寻思下一步该怎么做。我所有精心安排的计划都被搅和得乱七八糟。我躲进一家饭店，它有个古怪的名字——“皇家及澳洲鳞鲉饭店”，我跟一个沉默寡言且毫无魅力可言的女侍者点了一份金枪鱼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然后在我的背囊里搜出时刻表。我发现在接下来的二十三分钟里，我得吃完三明治、喝完咖啡，然后蹒跚着步子赶一英里路，搭上回埃克塞特的火车，从那里我可以重新上路。

三明治一到，我就把它几乎整个儿塞进嘴里吞了下去，然后咽下两口咖啡，在桌上扔下点钞票，就向车站飞奔而去，心里唯恐错过那班火车，只好在巴恩斯特布尔过夜。结果我好歹还是赶上了。我一到埃克塞特，就径直冲向电子屏幕，心里打定主意要赶上下一趟火车，不管去哪里。

于是，我发觉自己被攥在了命运的手中，奔赴那个小小的海滨胜地——滨海韦斯顿。

[1]　亨利·威廉姆所著的童话，初版出版于1927年，曾被拍成电影。

第十二章

依我看，有三个理由，使得我们永远都只能快乐。

首先，你出生了。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你知不知道，令尊每次射精(老实讲，这事他常干)，都能生产大约两千五百万条精子——多到每两天左右就能制造全英国的人口？你若要出生，不仅得在屈指可数的几批理论上享有成功机会的精子中争得一席之地——这本身就是个艰巨的任务——而且你接下来还得跟大约两千四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扭扭摆摆着前行的对手赛跑。大伙儿都在往令堂阴道的那条英吉利海峡冲刺，争着第一个在肥沃的卵子布伦港[1]上岸。毫无疑问，生而为人乃是你一生中最卓尔不群的成就了。不妨想一想，你本来完全可能成为一条扁形虫的。

其次，你还活着。在漫漫无涯的时间长河里，有那么转瞬即逝的片刻，你获得了奇迹般的生存特权，而在其余的千秋万代里你都没有。没过多久，你就再也不能重来一次了。此时此刻，在这个永远不可能再现的瞬间，你能坐在这里，或是看这本书，或是吃点糖果，或是梦想着和那传说中的妙人儿如胶似漆，或是狐疑地闻闻自己的腋窝。反正不管你在做什么吧，只要你还活着，就委实是件美妙得叫人难以置信的事啦。

再次，你有好多东西可以吃。你生活在和平年代，而且如今那首《老橡树上的黄丝带》再也不会霸着排行榜冠军不动啦。

但凡你心里揣着这些念头，你就永远都不会真的郁郁寡欢。不过，为了公允起见，我必须指出，如果在一个周二的雨夜，你发觉自己一个人待在滨海韦斯顿时，或许你就离郁郁寡欢不远了。

等我迈步走出埃克塞特车站、一头扎进城里时，才刚过六点，可是整个韦斯顿似乎已经成了一派室内景象，躲进了拉起的窗帘背后。街道上空荡荡、黑乎乎，漫天漫地都是斜斜的雨线。我穿过一条混凝土购物区，然后走上狂风大作的海滨行步道。沿路的大多数饭店都黑着灯，显然是冬季打烊，而硕果仅存的几家开门营业的看上去也不怎么诱人。我走了一英里左右，来到行步道尽头一连三座灯火通明的建筑，随意挑了一个名叫“白桦林”的地方。那里陈设颇为简单，不过挺干净，价钱也公道。你完全可能碰到更糟糕的地方，我反正碰到过。

我把自己草草拾掇了一通，然后漫步回到城里，想找个吃晚饭的地儿，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解闷的花样。我有种古怪的感觉，仿佛觉得自己以前来过这里，可实际上我显然没来过。我对韦斯顿唯一的感性认识是，约翰·克里斯[2]曾告诉我(我可不是在拉大旗作虎皮——当年我确实替一家报纸采访过他，写过文章；顺便提一句，他是个又活泼又和善的家伙)，他和父母在韦斯顿的一所公寓里住过，还说等他们搬走以后，杰弗里·阿切尔[3]和他的父母搬了进来。我觉得这事儿挺不寻常的。想想看，当年这两个男孩子曾经穿着短裤互相问好，而后来，其中一位就成了个这么牛的大人物。毫无疑问，韦斯顿之所以让我有亲切感，乃是因为它看上去实在跟别处没什么两样。它也有布兹药房，有玛莎百货，有迪克森斯电器，有W.H.史密斯书店，别的老一套也统统有。在某种麻木的痛楚中，我意识到，这里根本没有一件东西是我以前没有见识过千百万次的。

我走进一家名叫“大不列颠酒馆”的酒吧，那里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敌意，但也显得不怎么友好。我在那里喝了几杯闷酒，又到一家中国餐馆里吃了饭。倒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菜，实在是因为在那里我只能找到这一家是开着门的，我是唯一的顾客。当我闷声不响地把饭粒和汤汁撒满桌布时，响起了几声雷，不一会儿，天空就裂开了——我是说真的裂开啦。我以前几乎没见过英国下过这么大的雨。雨水哗啦哗啦地打在街上，就像是撒下一大堆钢珠子，几分钟以后，餐馆的窗户就完全被雨水打糊了，就好像有谁拎起高压水龙头往上面浇似的。我到自己的饭店还要走上一长段路，就拼命把吃饭时间拉得老长，指望天气能好转，结果却事与愿违。末了，我别无他法，只能举步走向门外的雨夜中。

我站在隔壁的一家商店的雨篷下，纳闷该怎么办。雨发疯似的抽打在雨篷上，汇成阵阵激流直冲入下水道中。整条路上，雨水从绵长的下水道两侧涌出来，用一种断断续续但永无穷尽的节奏跌落到人行道上。我闭上双眼，那声音听上去就仿佛我正置身于一场规模庞大、无比疯狂的踢踏舞大赛中。我拽起上衣蒙住脑袋，蹚着水出门，一头扎进瓢泼大雨中，疾步穿过马路，跑到头一个光线明亮且开着门的地方，我就下意识地冲进去避雨——那是一家游乐中心。我用一条花色丝质大手帕擦了擦眼镜，然后定了定神。游乐中心的面积很大，屋里摆满了一闪一闪、频频震动的游戏机，有些还奏着电子音乐，或者发出不屈不挠的轰隆轰隆的噪音。不过，除了一位管理人员叼着根耷拉下来的香烟、拿着本杂志坐在柜台边上以外，此地空无一人，所以这情形看上去阴气森森，就好像这些机器在自得其乐一样。

除了那种像起重机一样的玩意儿——给你三个百万分之一秒，尽力用一只机械臂抓起长毛绒玩具，而那些控制键跟“起重机”的动作其实合不上拍——以外，我压根儿就对游乐中心一无所知。通常，我连硬币该往哪里塞、塞进去以后又该怎么让游戏开始都弄不明白。但凡拜某种奇迹所赐，我克服了这两大障碍，我也总是无法辨认游戏已然开始。我会白白耗掉几秒钟时间，摸索遥远的退币孔，寻找一个标着“开始”两个字的按键。然后，我会有三十秒钟大惑不解，沉浸在某种惊慌失措的紊乱状态中，却一丁点儿都没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我的孩子嚷起来：“你把莱娅公主给炸开花啦，你这个大笨瓜!”然后，那机器就会说：“游戏结束。”

此刻我的情形差不多就是这样。出于某种我不可能提供理性解释的原因，我把五十便士塞进一台名叫“杀手跆拳师”或者“把你该死的脑瓜踢开花”或者诸如此类的机器，然后花了约莫一分钟时间，又是敲打一个红色按钮，又是摇晃一根操纵杆。而我游戏里的人物，一个肌肉发达的金发小子朝布帘子徒劳无功地踢了几脚，又漫无目标地扔了几只魔盘，结果遭到一组肌肉同样发达但看上去穷凶极恶的东方人的袭击，被他们不停地往地毯上摔。

我过了莫名其妙的一个小时，恍恍惚惚地四处闲逛，把钱喂进机器，玩那些我跟不上节奏的游戏。我把赛车开进干草堆，用激光把盟友的部队消灭殆尽，还无意中帮着变种的僵尸对一个小孩子极尽欺凌。最后，我终于用光了钞票，迈步出门，投入黑夜。须臾间我发觉雨势已略有减缓，街上发起了大水，明摆着是有条下水道堵塞了。当一辆红色的“福特嘉年华”像往常那样贴着路沿飞速驶过水塘时，几乎把其中所有的水都溅到了我身上。

我站在那里喘着粗气骂骂咧咧，那辆车放慢了速度，三个几乎理了平头的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嬉皮笑脸地嚷了几句发音类似于“那呀，那呀”的问候词，然后飞速离去。我阴沉着脸，沿着散步道蹚水回去，每一步都咯吱作响，身子冷得瑟瑟发抖。我并不打算把这段快乐的历史笼上愁云惨雾，不过前不久我得过一次严重的肺炎，刚刚痊愈。我不能说我病得差点死掉，可那病已经足以让我大白天也只能看电视了，我当然不想让那副情形重来一遍。为了再给我添一份羞辱，那辆“福特嘉年华”又打我身边经过，溅起凯旋的水花，车里那几位巴不得找点乐子的家伙故意放慢车速，再赏我几声得意洋洋的“那呀，那呀”，然后加速冲入黑夜。随之而去的是一声尖厉的呼啸，片刻间那车处于失控状态，左摇右摆地蜿蜒滑行，只可惜这顿折腾还是没让他们撞死在哪根电线杆上。

待我抵达我那个遥远的饭店时，只觉得浑身发冷，分外凄凉。如果你愿意，不妨想象一下，当我发现总台附近的区域有一半都黑灯瞎火的，且大门也上了锁时，我该有多么惊恐万状啊!我看看表，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才九点啊!这镇子算是什么路数？有两个门铃，我都试了试，都没有回音。我用自己的房门钥匙在大门上试了试，当然没能奏效。我又去试门铃，手在上面按了好几分钟，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可这些举动都没法让我如愿，于是我就照着那扇玻璃门敲起来，先用掌心拍，再捏起拳头打，最后干脆抄起一只结实的靴子一通猛砸，就跟发了疯似的。回过头来想想，我相信，当时没准儿我还弄得整条安安静静的街道都回荡着大喊大叫的声响。

末了，饭店老板在某个地窖的楼梯口露了面，看上去一脸惊讶。“真对不起，先生。”他一边让我进门，一边轻声说，“你在那里待了好久吗？”

呃，想到当时我对这个可怜的人儿吼得有多凶，我就要脸红。我说了离谱的字眼。我指责他和他镇上的人智力低下、缺乏魅力，其程度严重得让人震惊。我告诉他，我刚刚在这个荒凉的垃圾景点度过了平生最无聊的夜晚，被一车智商总和比弱智还低十个点的小伙子溅成了落汤鸡，接下来穿着湿衣服走了一英里路，而眼下又花了将近半小时冻得瑟瑟发抖，只因为在这个该死的夜晚，九点钟就被锁在了自己的饭店门外。

“我可以给你提个醒儿!”我继续尖着嗓门往下说，“就在两个小时以前，你跟我道别，看着我走出门去，消失在这条街上。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回来了？你是不是以为我会睡在一个公园里，早上才回来拿自己的东西？或者，这只是因为你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请你告诉我，因为我很想知道。”

面对我的一顿臭骂，老板抖抖索索、唯唯诺诺，他的双手颤颤巍巍，嘴里的道歉绵绵不绝。他说要给我一托盘的茶和三明治，要把我的湿衣服烘干、熨平，还要把我护送到自己的房间，亲自打开我的取暖器。反正他什么都肯做，就差没跪倒在我的脚边，求我一刀结果了他。他还苦苦哀求我允许他给我带一盘子热腾腾的食品来。

“我什么都不想要，只想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数过去，直到能从这他妈的垃圾场里走出去!”我嚷道，也许那口气显得太戏剧化了，但效果不错，然后我大步流星地走上二楼，在走廊里激动而疲惫地走了好几分钟，这才发觉我压根儿就不晓得哪间房是我的。钥匙上没有标明房间号。

我回到总台附近，那里再次处于半明半灭的状态中，于是我把头探向地下室门口。“不好意思，”我小声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进哪间房？”

“二十七号，先生。”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

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谢谢你。”我说。

“别客气，先生。”那声音说，“晚安。”

我皱皱眉头，清清嗓子。“谢谢你。”我又说，然后躲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夜无话。

翌晨，我来到洒满阳光的餐厅，而正如我先前担心的那样，那老板正等着接待我。此刻我身上又干爽又暖和，休息得也很充分，想到昨晚那顿发作，我觉得很不舒服。

“早上好，先生!”他说得轻描淡写，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然后把我带到一张看得见漂亮海景的靠窗的桌边。“您是一夜睡到天亮的吧，是吗？”

我被他的友善吓了一大跳：“哦，对。对，确实如此。”

“好!太棒了!推车上有果汁和麦片。您请自便。我能不能给您送全套的英式早餐来，先生？”

这番我受之有愧的礼遇委实叫我坐立不安。我的下巴垂到胸口，鬼鬼祟祟地咕哝了一句：“喏，您瞧，对我昨晚说的那些话，我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冲动。”

“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先生。”

“真的，我，呃，非常抱歉。说实在话，我有点不好意思啦。”

“把这事儿给忘了吧，先生。那么——全套的英式早餐，好吗？”

“好吧。”

“太好了，先生!”

我在别处还从来没有碰上过如此优厚如此友善的服务，也从来没有如此自惭形秽过。他很快就拿来了我的食物，喋喋不休地扯两句天气，说今天肯定会是个多么多么晴朗的日子啊。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宽容。渐渐地，我才意识到我当时的形象有多么古怪——一个背着背囊的中年男人，没什么显而易见的理由，偏要在非旺季里来到一个像滨海韦斯顿这样的地方，撞进他开的饭店，为了芝麻绿豆点大的不方便就捶胸顿足、大吼大叫。他准是以为我疯了，也许是哪个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病人，而他那样做是接近我的最安全的办法。要么就是这个原因，要么他就是个善良得要命的家伙。不管是哪种情形，我在此都要向他致敬。

在早晨的阳光下，滨海韦斯顿美得惊人。在海湾那边，一座名叫“平岛”的小岛沐浴在澄澈清新的空气里，小岛后面矗立着威尔士郁郁葱葱的山峦，绵延十二英里横亘于水面。即便是我昨晚鄙夷过的那些饭店，如今看起来，那丑陋的程度也减去了一半。

我走到车站，搭上一列火车去切普斯托，再乘一部巴士去默恩茅斯，路上穿过著名的瓦伊谷。这谷地与多年前留在我记忆里的画面一般美丽——幽暗的树林，蜿蜒的河流，陡峭的斜坡上孤零零的白色农舍——但是那些融入其中的村庄却全无魅力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看上去充斥其间的多半是加油站、带有大型停车场的酒吧和礼品店。我探头望向窗外，想找到廷特恩修道院，此地之所以出名，当然是因为华兹华斯那首广为人知的诗《湖区之外我也可能让人乏味》。结果我大失所望，因为我发现那个修道院并非如我记忆中那样傲然屹立于乡间，而是湮没在一个压根儿就没什么记忆价值的村庄边沿。

不过，默恩茅斯看上去是个优雅而秀气的小城，有条呈斜坡状绵延的主街和一座宏伟的市政厅。市政厅前矗立着一尊查尔斯·斯蒂沃德·罗尔斯的雕像，此人是兰格托克爵士夫妇的儿子，根据铭文所言，他是“热气球、汽车及航空业先驱，1910年7月在伯恩茅斯死于飞机失事”。他的雕像手里攥着一只早期的双翼飞机模型，可是看起来倒是很像正要把飞机砸个稀巴烂的金刚。教堂街上的默恩茅斯书店在橱窗里搁了本我写的书，所以，当然咯，就为了这个也值得提一笔啦。

我心里寻思着等天气转好了还要多走点路，所以也没有多逗留。我在一家面包店买了块馅饼，在通往瓦伊谷的路上边吃边走。我从镇上那座秀气的石桥上走过，上了条河边的小路，然后一路往北沿着威尔士河岸走。在头四十分钟里，与我相伴的是A40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驶过的声响，但在一个名叫“金匠林”的地方，河流一个急拐偏离公路，倏忽间，我就置身于另一个无比静谧的世界。鸟儿在树上啁啾吟唱，而那些看不见的小生灵，一等我挨近就跳进水里，发出清脆的响动。那条河，波光粼粼，缓缓流动，由周围秋叶烂漫的山峦勾勒出轮廓，真是美极了，而这景象唯我独享。又走了一两英里，我停下脚步，仔细研究地图，发觉在一座邻近的山上有个地方名叫“亚瑟王之穴”。嚯，这我可不能放过。于是我满怀热情，迈着沉重的步子爬上山去，在凡是有可能的地方四处寻找，时不时地停下来，一边挠头，一边查地图。我在大石头和倾倒的树木上攀来爬去，折腾了约莫一个小时，末了，居然真的找到了那个洞穴，这可真让我有点儿惊讶。那里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不过是大自然在石灰崖表面上凿出的一处浅浅的空间罢了——但还是有那么点快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多年来此地的头一位访客。不管怎么说，近期造访通常会留下的痕迹——比如信手涂鸦和丢下的啤酒罐——这里都找不到，这一点即便不是举世无双，至少在整个英国称得上独一无二。

时间不等人，于是我决定从山上的树林间抄条近道过去，可我一时疏忽，没注意到我此刻正站在一组颇为密集的等高线的最高处。因此，稍后我就发觉，我在以一种完全不由自主的架势，从一座几乎垂直的山坡上俯冲下去。一路上，我张开双臂，在树林间大步跳跃，那副怪模怪样让人不禁缅怀起《西区故事》[4]里的乔治·查金思。不过，当然啦，这里是威尔士，而且乔治·查金思当年也不会吓得如此屁滚尿流。最后，在打过几个滚翻之后，在经过一次划时代的八十码腹部着地滑行之后，我终于在一处叫人头晕眼花的悬崖边沿停了下来。眼前的景象叫人目瞪口呆，一百英尺之下就是水光潋滟的瓦伊谷。我把视线又拉回到自己突然动弹不得的身体上，发现先前我的左脚甚为侥幸地被一棵小树苗给钩住了。但凡这里没有这棵小树苗，我就不会停在这里。

我嘴里咕哝了一句“感谢您啊我的上帝”，一边拼死拼活地站起身，一边把我身上的小树枝和腐叶土掸掉，然后费力地爬回山上，回到那条被我如此任性地弃之不用的小路上。等我抵达河岸时，已经又过了一个小时。接下来一个小时左右，我长途跋涉，走到西蒙兹雅特，那是一片宽敞的树木丛生的断崖，也算是个挺出名的风景点，位于一座叫人望而生畏的山的顶端，站在那里往各个方向看，都能望到远处的景致。置身于此，实在叫人心醉神驰，视线如同安在了一架滑翔机上，次第掠过蜿蜒的河流和完美无瑕得像一阕田园牧歌般的风景：那些起伏的田野、茂密的林地以及一直延伸到远方的那幽暗的山峦。

“不错啊，”我说，“真不错呢。”一边说，我一边纳闷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个地儿喝杯咖啡，也许还能换条长裤。

[1]　Boulogne，法国北部港市，作者在这里照应前文的“英吉利海峡”。

[2]　英国喜剧界大师级的演员和编剧，1939年10月27日生于英格兰，代表作包括《一条叫旺达的鱼》《哈利·波特》系列影片、《007》系列影片等。

[3]　英国当代小说家及政治家，生于1940年，曾出版多部畅销小说，并在保守党内担任要职，其政治生涯终结于一场诉讼，阿切尔因伪证罪被判入狱。作者后文所说的“大人物”应是指阿切尔。

[4]　美国街头音乐歌舞片的经典之作，1961年问世，获奥斯卡十项大奖，后面提到的演员乔治·查金思亦凭其中角色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第十三章

有那么几件事，你要么得是个英国人，要么至少比我年长，要么就上述两个条件兼备，才可能甘之如饴：噪音爵士乐，只钻了一个洞的盐瓶，“马麦脱”酸酵母(这是一种可以吃的酵母精，看上去就像是用一种工业润滑剂的配料鼓捣出来的)，格雷切·菲尔兹[1]唱《萨丽》，乔治·弗姆比[2]做任何事，旧货义卖会，用你自己切开的面包做三明治，正宗的奶茶，水煮卷心菜，坚信居室用电的布线问题是个适合聊天的好题目，蒸汽火车，用一台煤气烤架做的吐司，认为跟你的配偶一道去选墙纸能顺理成章地构成“快乐一日游”，用某种非葡萄的物质酿的酒，没有取暖设备的卧室和浴室，在海滩上竖起挡风墙(天，拜托，但凡你需要一面挡风墙，那干吗要到那里去呢？)，还有板球。说不定，还有一两件，我此刻一时没想到呢。

我并不是说这些玩意儿很糟糕或者很烦人或者误入歧途什么的，只不过它们的整体价值和魅力我无从领会罢了。在这个类别里，我也愿意暂时把“牛津”加上去。

这么说吧，我对这所大学及其长达八百年孜孜不倦的知识苦役怀着最大的敬意，但是我得承认，我完全不明白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毕竟如今的英国已经再也不需要那种能用拉丁文讲双关语的殖民官员了。我是想说，当你目送着所有这些导师和学生大步流星地从你身边经过，个个都全神贯注地深入探讨“莱布尼兹-克拉克论战”[3]或者“后康德主义美学”时，你心里会琢磨：真够赏心悦目的，不过，或许，在一个失业人口多达三百万且最近的伟大发明得追溯到喷气发动机的国度里，这样做是不是略微有点儿任性呢？昨晚的“十点档新闻”里刚刚播过一条新闻，说“三星公司”正在泰恩赛德造一座新工厂，将提供八百个工作机会给那些乐意穿上橙色连衫裤工作服且每天早晨肯用半个小时打打太极拳的人。你尽管说我是个冥顽不化的乡巴佬好了，反正在我看来——而且我是出于友情才提出此项观点的——但凡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已经跌落到需要依赖韩国的公司为其提供未来经济保障的地步，那么，它也许就应该调整一下教育重心，也许还应该费点儿心思琢磨琢磨，到了2010年左右能靠什么来供应餐桌。

我记得，多年前有一回我看《大学挑战赛》的国际版特别节目——在美国，这个节目名叫《学院季后赛》——由一支英国学生队对垒一支美国学生队。那支英国队赢得实在太轻松，以至于整个比赛过程都笼罩在一种尴尬的静默中。这头的英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正确答案，那边的美国佬却只有皱紧眉头、坐立不安、冥思苦想(这个你从他们的眼神里就看得出来)的份儿——那该死的“转世轮回”是什么意思？最后的比分类似于12,000∶1，而这个结果也让那几个英国人大为窘迫，显得可怜巴巴，因为最让英国人深感不安的事情，就是让别人看见自己在某一方面特别出色了。不过，问题在于：我一丁点儿也不怀疑，如果你一路跟踪参赛选手的轨迹，看看他们后来的发展，你就会发现，那些美国人个个都靠买卖证券或者开一家公司赚来85万年薪，而那些英国人却在研究16世纪“下西里西亚”[4]的合唱音乐的音调特征，身上还穿着打了洞的套头衫。

不过，甭担心。牛津自从中世纪以来就卓尔不群，而我也拿得准，哪怕等它变成“牛津大学(英国索尼)有限公司”之后，它也还是会卓尔不群。务必说明一点，这所大学如今已变得越来越有商业头脑。就在我去造访之时，他们刚刚打完了一场成功的募款战役，历时5年，筹资3.4亿英镑。这事不但让人大开眼界，而且也让他们终于领悟了企业赞助的好处。如果你仔细查看这所大学的办学计划，就会发现其中到处都提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什么“全新碎麦(未添加糖或盐)东方哲学教授”啦，“哈里斯地毯数千品种每日低价现货供应商业管理学院”啦。

这类企业赞助的事情似乎在近年来已经悄无声息地渗进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如今你能看到“佳能联盟”“可口可乐杯”“恒备赛马会”和“大使世界台球锦标赛”。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拥有“凯洛格特色馅饼皇太后”“三菱公司尊荣推介之摄政公园”和“三星城”(即前纽卡斯尔市)之类的名堂了。

不过我已经跑题了。我对牛津的怨言与募集资金毫无干系，跟它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全无瓜葛。我对牛津的怨言是：它有那么多地方实在是难看。不妨跟我沿着默顿街走上一遭，我来指给你看看，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漫步走过基督堂学院背后，请留心圣体学院那刻意营造的宁静氛围，请留心拥有七百年历史的默顿学院散逸着的甜美光芒，请留心我们的身心正沉醉于一座建筑学宝库——这是世界上历史建筑最为密集的区域，请留心默顿街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不容置疑的宜人画卷：鳞次栉比的山墙建筑，精心锻造的铁门，建于17世纪至18世纪的雅致居所。有几栋房子的立面，已经被草率地加上了电线(但凡是别的思维更有条理一点的民族，会把这种玩意儿放到室内去)。不过，这也不打紧。毕竟，这些东西不大容易引人注意。可是，在路之尽头那个避无可避还令人讨厌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那是个变电站吗，还是精神病友们设计的中途客栈？不，那是默顿学院的学监宿舍，是个在20世纪60年代草草建成的没头没脑的小毒瘤，偷偷混进了一条原本大体上可以算是完美无瑕的街道。

现在跟我回到凯波尔街吧，那是一条被人遗忘的巷子，湮没在默顿街和主街之间那些纵横错杂、风景如画的小路中。凯波尔街的最东端是一个迷你广场。毫无疑问，那里亟需一座小喷泉、一片树阴，也许还需要几张长椅，但是到头来我们只找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两三辆并排停靠的车子。再去看看奥丽尔广场，那里停着一堆更邋遢的废车。接下来再沿着一条名叫“玉米市场”的街道(路上你就甭看风景了，这里真是太丑了)往前走，经过布罗德街和“圣吉尔斯”(这回汽车乱得更离谱了)，最后让我们筋疲力尽、萎靡不振地停下脚步，就停在那坨肆无忌惮的混凝土丑八怪外面，那是这所大学位于威灵顿广场上的行政办公楼。得了吧，别在这里逗留。让我们回头再顺着玉米市场回去，穿过克莱恩顿购物中心那幅糟糕而单调的画面——天花板压得低低的，灯光打得暗暗的；然后再走上皇后街，经过同样乏善可陈的“西门购物中心”和“中央图书馆”——后者的那几扇窗户，没心没肺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路人；再来到牛津郡议会厅，在这个特大号脓包门前歇歇脚。我们可以穿过圣艾比斯区再往前，经过地方法院那栋粗野得登峰造极的庭院，沿着荒凉的“奥克斯彭斯路”向前走，那里有个“轮胎及排气装置中心”，还有可怜巴巴的全无风景可言的溜冰场和停车场，接着走到“公园角街”上，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忙忙碌碌、邋里邋遢的景象。不过，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在郡议会厅大楼就停下来吧，让我们疲惫不堪的双腿解放解放。

其实，对于上述这些，我也并不觉得有多么困扰，问题是，但凡你在牛津跟什么人说话，对方总是认为此地是天底下最最漂亮的城市之一，还会扯出一通涉及精心保护、适宜居住的话来。我知道，会有那么一些时刻，牛津美得无可言喻。基督堂草坪、拉德克利夫广场、学院方场、凯特街和特尔街，皇后巷以及大部分的主街，植物园、波特草坪、大学公园、克莱恩顿院，整个的北牛津——一切都很美。这里集合了全世界最棒的书店，有一些顶级酒吧，此外，与其他所有同等规模的城市相比，这里拥有最精彩的博物馆。这里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室内市场，有谢尔顿尼亚剧院，有伯德里安图书馆，散落在四处的景致足以将你的心融化开。

不过，也有好多东西错得那么离谱。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个挺严重的问题。那些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城市规划者、建筑师和学院实权人物到底中了什么邪？你知道吗，曾经有人正儿八经地提议过把一个名叫“杰利科(Jericho)”的优雅的工匠聚居区拆毁，然后开出一条疏导路斜穿过基督堂草坪!这些出主意的人非但误入歧途，而且简直疯狂得应该绳之以法。然而，类似行径却在降低程度之后，在整个城里被反复实施。只要看看默顿学院的学监宿舍就知道了——而那里还根本算不上城里最糟糕的建筑呢。它居然能够建成，这本身需要让多少不太可能的事儿同时发生啊。首先，得有个建筑师把它给设计出来，他得在一座浸淫于建筑传统长达八百年的城里信步游走，然后殚精竭虑地构思出这么一个玩意儿，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台长了窗子的烤面包机。其次，默顿得出动一个委员会，里头的人个个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得向自己对子孙后代肩负的责任致以最非凡的侮慢，对自己说：“你瞧，自打1264年以后，我们一直都在炮制漂亮的建筑，这回就换换口味吧，弄个难看的。”再次，规划当局还得发话：“好啊，干吗不呢？反正别的地方烂得多啦。”最后，整个城市的学生、导师、店主、办公室职员、牛津维护信托基金会的成员统统得默许，一个屁也不放。把这种情形乘以，好比说，乘以两百、三百或者四百，就构成了今日之牛津。你现在还能告诉我，这是全世界最美丽、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吗？恐怕不能了吧。人们用粗鄙不堪的冷漠和叫人扼腕的无能来对待这座美丽的城市。这种情形已经持续得太久了，每一个在牛津居住的人都应该感到一点羞耻。

我的天!瞧我这通发泄!让我们轻松一下，去看看几样好东西。比如阿什莫里恩博物馆。那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机构啊。它是这个叫地球的星球上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当然也是最好的博物馆之一。为什么那里总是如此空旷？我在那里耗掉了一个长长的上午，彬彬有礼地细细审视那些古老的文物。此地唯我独享，除我之外只有一队学校里的孩子，只能时不时地看见他们在房间之间飞奔穿梭，稍后又会有个看上去饱受折磨的老师追过来。然后，我一路闲逛着走到皮特河和大学博物馆，这两者模样古怪，一副“欢迎回到19世纪70年代”的架势，看起来赏心悦目。我在黑井书店和迪伦斯书店里左寻右觅，在巴里奥尔学院和基督堂学院里东张西望，在大学公园和基督堂草坪上优哉游哉，再往外逛到杰利科，在北牛津那些不事张扬、俊秀挺拔的楼宇间徜徉。

或许，对于可怜的老牛津，我太刻薄了。我是说，那里基本上是一个出色的地方，有烟雾缭绕的酒馆，有书店，还有儒雅博学的气场，只要你的眼睛单单盯住那些好东西，绝对别到玉米市场街或者乔治街附近溜达就行了。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夜，当车水马龙的声响消失得足够彻底时，你就用不着戴氧气面罩啦，主街上触目皆是那些不晓得怎么会如此流行的烤肉摊，这些玩意儿对我没什么诱惑力(怎么会有人吃那种看上去这么神秘的玩意儿，就好像是从死人的腿上切下来似的)，可它们周围确实笼罩着某种孤傲诡异的光芒。我喜欢蜿蜒在高墙之间的僻静小巷里的幽暗。在那里，你简直觉得自己会给开膛手杰克[5]或者没准儿哪个烤肉批发商用叉子戳起来大卸八块。我喜欢在“圣吉尔斯”漫步，兀自沉浸在布朗餐厅那忙忙碌碌、觥筹交错的气氛中——那是一个既美妙又友善的所在，没准儿在整个英国，唯独在那里，你既能吃上一种顶级的恺撒沙拉，又不必坐着忍受震耳欲聋的音乐，置身于一大堆仿制的“66号公路路牌”[6]之间。顶顶要紧的是，我喜欢在那些酒馆里喝几杯。在那里，你大可以持书而坐，也不至于被人当成一个社会异端；在那里，你大可以与开怀大笑、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为伍，一时想入非非，仿佛昔日重来——那时节，你也曾精力旺盛，肚子上也没长什么赘肉，也曾认定，性这玩意儿，可不单单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可以躺下来歇一歇的机会。

先前我在订饭店时一时性急，说我会连住三晚。结果，还没挨到第三日中午，我已经开始有一点坐立不安了，于是我决定到萨顿考特尼走一走。没旁的理由，只因为乔治·奥威尔[7]葬在那里，而且看起来距离也算恰到好处。我顺着河边的草地走出城去，走到北新斯基村，然后继续往前向野猪山进发，途中穿过的一块名字很古怪的地盘——我吃不大准，好像叫“奇尔斯威尔谷”或者“快乐谷”。前一晚下过雨，沉甸甸的黏土粘在我的靴子上，弄得我举步维艰。没过多久，我攒起的烂泥体积已经是我双脚的两倍。再往前走一点，路上覆满了沙砾，或许原本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行走，可实际上那些沙砾粘到了我那满是泥泞的靴子上，弄得我就像是在脚上拖着两只特大号的醋栗圆面包走来走去。攀到野猪山顶，我停下来玩味眼前的景致——正是这里，使得马休·阿诺德[8]写下了那些常常被人引用的句子，跟什么“做梦的塔尖”有关，如今，这里也被那些高歌猛进的高压电线塔无情地破坏了(说到电线塔，牛津郡拥有的数量之多，远胜于我所知道的其他郡县)——然后用一根棍子把烂泥从我的靴子上刮下来。

野猪山颇有些招人喜欢的大房子，不过我想我可没法开开心心地在那里定居。我注意到有三条车道上都竖起牌子，上面写着：不准掉头。你倒说给我听听，你得是怎样的小气鬼，对你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又得有怎样可笑的占有欲，才会竖起这样一块牌子啊？让几个迷了路或者开错方向的人在你的车道边缘掉个头，到底可能产生怎样的伤害呢？但凡开上这样的车道，不管有没有必要，我总是故意掉个头，而且我鼓励你只要有机会也跟我学一把。将你的喇叭连按两三下，务必让那屋主看到你，这一向就是个好主意。

我从森宁威尔出发，沿着一条僻静的小路抵达阿宾登。阿宾登拥有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廉租房——大片大片的草坪，整洁雅致的房子——还有小巧而堂皇、造型颇为奇特的市政厅，高高地矗立在石柱基座上，就好像有人指望此地会遭遇四十年一遇的洪水似的，不过对于阿宾顿，我也只打算说这些了。那里有最最骇人听闻的商业区，我后来发现，当初为了打造这片区域，拆毁了好多中世纪的房屋，而且有某种冥顽不化的、誓将周边地区变得丑陋不堪的信念贯彻始终。

萨顿考特尼看上去比我根据地图记忆的要远好多。不过，这段路走得很开心，时不时地能看到泰晤士河景，而那里也确实值得一去，因为那实在是个迷人的地方，有几处雅致的住家，有三个看上去颇为宜人的酒吧，还有一小片绿地，其中树着一块战争纪念碑，一旁的墓地里非但埋葬着乔治·奥威尔，而且长眠着H.H.阿斯奎斯首相。你尽管说我是个不可救药的艾奥瓦州的乡下小子好了，反正我只要想到在这小小的英伦三岛上，居然如此密密麻麻地铺满了丰功伟绩时，就会禁不住感动。单单是在一片乡村墓地上，你就能找到两位世界级大人物的坟冢，这有多么了不起啊。他们两位但凡能匀一个到我们艾奥瓦来，都会让我们自豪——事实上，哪怕是“非凡马切斯特”或者那个发明了交通锥标的家伙，或者多半不管是谁，都会让我们自豪。

我走进墓园，找到了奥威尔的墓。那里栽着三丛凌乱的玫瑰花，有只玻璃罐子里还插着几朵假花，罐子后面立着一块素朴的石头，铭文简洁扼要：

埃里克·阿瑟·布莱尔[9]长眠于此

生于1903年6月25日

卒于1950年1月21日

这个调调不怎么感伤吧？附近就是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墓。这是那种形似茶叶罐的墓，已经渐渐陷进地里，情势颇叫人担忧。他的铭文同样言简意赅：

牛津及阿斯奎斯伯爵

1908年4月至1916年担任英格兰首相

生于1852年9月12日

卒于1928年2月15日

有没有发现这里头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打赌，但凡你是个苏格兰人或者威尔士人，就能窥见端倪。这块地方整个儿都有点怪。我的意思是，这个墓园里明明有一位著名作家的坟冢，却弄得像是无名之辈，似乎葬在这里的是个叫花子，而另一位，显然他已被子孙后代完全忘记他到底是哪国的首相，而且那座墓看上去真的岌岌可危，仿佛随时都要被地球吞没似的。阿斯奎斯隔壁躺着“于1950年4月29日入睡”的鲁本·勒弗里奇，附近还有一座坟由两个男人分而享之：“塞缪尔·刘易斯，1881—1930”和“阿伦·斯雷特，1924—1993”。这是个多么迷人的小社会啊——在这里，两个男人合穴而葬，还有人在“入睡”的时候就被活埋。

于是，转念一想，我认为英国人把奥威尔和阿斯奎斯都留下来也不妨事，我们艾奥瓦人只要能得到那个被人活埋的家伙，也就心满意足啦。

[1]　格雷切·菲尔兹(1898—1979)，影歌双栖女明星。

[2]　乔治·弗姆比(1904—1961)，英国著名喜剧演员及歌星。

[3]　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近代哲学家、科学家。克拉克(1675—1729)，英国哲学家。二者之间曾以书信展开一场著名的论战。

[4]　中欧东部一地区。

[5]　指1888年8月至11月间在伦敦东区至少杀死7名妓女而始终逍遥法外的杀人犯。

[6]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要道，被美国人视为“母亲之路”，对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至深，因而这条路上的路牌被大量仿制成纪念品。

[7]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以反乌托邦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闻名。

[8]　马休·阿诺德(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和评论家，主要著作有抒情诗集《多佛海滩》等。

[9]　乔治·奥威尔的原名。

第十四章

我把自己的原则搁在一边，租了辆车开三天。呃，我也是没办法。我想去看看科茨沃尔德，可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除非你自己能有动力机车，否则就看不到科茨沃尔德。早在1933年，J.B.普雷茨列就在《英伦之旅》中提到，即便在那个黄金时代(要知道，当时英国铁路系统几乎深入到该国每个角落，就连那些豪华古宅里有时候都有自己的专用车站)，也只有一条铁路穿过科茨沃尔德。现在连这个都没啦，只有一条百无一用的沿着边缘开的线路。

于是我在牛津租了辆车，每回当我发现自己要掌控重达两吨的陌生的金属时，都会因为滚滚袭来的无穷可能性而头晕眼花，这回启程时也不例外。凭我跟租来的汽车打交道的经验，通常，在一座城里，只有当它们有机会跟大半地区都道了别之后，才会让你离城而去。我的这一辆就载着我走上了一段长长的征程，穿过博特利和欣克西，再驶上一段怀旧之路，途经考利的罗佛汽车厂那分布凌乱的厂房，然后往外开，穿过乌鸫草原。接下来，它载着我连续两次绕过一个环形交叉路，让我像沿着行星轨道转悠的宇宙飞船一样，又给扔回到城里去。对此我束手无策，这大半是因为我正全神贯注地试着让后面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停下来——而那雨刷似乎自有主张，与此同时，我还在琢磨怎样才能把一大团不透明的冒着泡泡的洗涤液从前面的挡风玻璃上弄掉。可是，不管我按哪个钮、摇哪支柄，那玩意儿就是汇成水流一股股冒出来，弄得视线模模糊糊。

至少我因此得到一个机会，看到了位于考利的那栋鲜为人知却又魅力十足的马铃薯营销理事会大楼，当我发觉自己迷路迷得七荤八素时，我就把车开进这栋楼的停车场，好掉个头。这栋楼是个20世纪60年代打造的实墩墩的庞然大物，楼高四层，面积大得——据我猜测——足以安置四五百个工人。我在汽车仪表板上的百宝箱里找到了一本车主使用手册，从上面撕下几页纸，跑到车外头去揩揩车窗，不料赫然发觉自己被“马铃薯营销理事会总部”那摄人心魄的肃穆劲儿夺去了视线。这栋楼的规模委实骇人，看在上帝的分上，推销马铃薯到底需要多少人啊？那里头肯定有几扇门上标着“爱德华国王部”和“非一般‘顶层浇头’分部”，身穿白衬衫的人围坐在长桌边，某个手里揣着活动挂图的家伙正在热情洋溢地简述针对彭特兰乡绅制定的秋季营销战略。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奇特、多么封闭的天地里啊!想想看，把你整个工作生涯都奉献给那些可以吃的块茎，一旦别人的薯片和“复水马铃薯”销量位居第二，或者一旦“玛利斯派珀”马铃薯图表呈直线下降态势时，就会辗转难眠。想想他们的鸡尾酒会吧。想想就不堪忍受啦。

我回到车里，花了点时间试着摆弄那些控制开关，心里想，对于这些玩意儿，我有多么讨厌啊。有些人生来就跟汽车投缘，而有些人不是。就是这么简单。我想到车就头疼，说到车也头疼。当你弄到一辆新车，走进一家酒吧时，那一幕让人特别难受，因为总有人会开口盘问你。这事我最害怕了，因为我连问题都听不懂。

“看见你买了部新车啦，”他们会说，“开起来感觉如何？”

我已经蒙了。“呃，就像开一辆汽车嘛。天，你从来没进过一辆汽车吗？”

然后，他们开始连珠炮似的朝你发问：“你的车耗一加仑[1]汽油能开多少里程？引擎有多少升？扭矩是多少？有双高架凸轮或者双桶交流发电机附带汽化器吗？”我这辈子都没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搞清楚一台机器的方方面面。对于别的玩意儿，你可不会产生这样的兴趣。我都等了好几年啦，看有没有谁在酒吧里跟我讲他刚买了台新冰箱，然后我就能说：“哦，真的吗？那个宝贝疙瘩装了几加仑的氟利昂？它的BTU[2]级别是多少？它冷不冷啊？”

这辆车有一溜常规的开关装置，每一个开关都配着一个存心要让你搞不清路数的符号。真是的，碰上一个标着Ф的开关，你该怎么理解？谁又能想明白，一个长方形，看上去活像一台信号接收不良的电视机，居然代表后窗加热器？在这块仪表板中央，有两个大小相等的圆盘，有一个显然是标示速度的，可另外一个就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圆盘上有两根指针，一根行进得极其缓慢，另一根似乎压根儿就没动过。我盯着它看了许久，终于恍然大悟——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哦——原来这是一只钟。

等我找到路驶往牛津以北十英里的伍德斯托克时，已经精疲力竭，此时车子一头撞上了路沿，停下不动了，不由让我兴高采烈。接下来几个小时，我都将这玩意儿弃之不顾。我得说我很喜欢伍德斯托克。它那些乔治王时代的房子有一种踌躇满志、近乎王者风范的气度；那里的酒吧数量众多且温暖惬意，那里的商店饶有趣味且变化多端，门面一律保存完好。城里没有一块黄铜不是熠熠闪光的。邮局有一块老式的黑银双色招牌，比起他们现在用的那块红黄招牌来，要古朴典雅得多啦，就连巴克莱银行也好歹抵挡住了用一大堆水蓝色塑料把建筑门面遮掉的冲动。

主街上熙熙攘攘，沃尔沃汽车左闪右避，那些悠闲随意的顾客胳膊上挎着用酒椰叶编的篮子。我沿着一家家店子慢慢溜达，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向橱窗里张望，从那些傲气十足的石头房子门前经过，然后冷不防就撞上了“布莱尼姆宫及公园”的入口。在一扇气宇轩昂的拱门下面有一个售票亭，还挂着一块招牌，写着成人入场收费6.9英镑。不过，定睛细看，发现这里头包含游览皇宫、蝶屋、迷你火车、冒险游乐场，外加其他纷繁芜杂的文娱设施。再往下看，牌子上标明，单单进入此地要花九十便士。我也许一不小心就会上当，不过，如果没有像样的理由，谁也甭想从我这里拿走九十便士。我有一张可靠的英国地形测量局的地图，看得出这里是有公共通行权的，于是我脸上挂着一丝冷笑，大步流星地穿门而入，一只手就按在钱包上。售票亭里的人挺知趣，决定不来找我的麻烦。

一穿过大门，眼前的变化非但猝不及防，而且令人咋舌。在门这边，你还在一座熙熙攘攘的小镇里，到了门那边，你就置身于一处世外桃源。那种画面，仿佛非得安排几个庚斯博罗[3]笔下的人物漫步其中，才显得圆满似的。我的眼前铺展开两千英亩巧夺天工的景致——茁壮的栗树和优雅的枫树，如同台球桌面一般的草坪，一面颇具装饰性的湖被一座气宇轩昂的桥分成两半，而在此地的正中央，就是布莱尼姆宫那一堆不朽的巴洛克建筑。真够美妙的。

我沿着场子里蜿蜒的道路走，一路上先是经过皇宫和热热闹闹的游客停车场，再绕着“开心园”的外围前进。我稍后还要再回来看看，不过此刻我正穿过公园向布拉登街另一边的出口走去。布拉登是个无以名状的小地方，路过的卡车重重地压在它身上，弄得它瑟瑟发抖，不过，位于此地正中心的墓园埋葬着温斯顿·丘吉尔。天上下起雨来，而此时又得沿着一条繁忙的马路长途跋涉，弄得我不禁怀疑，是不是犯得上费那么大的劲儿。然而，我一到墓园，就庆幸自己还好来了。这墓园既讨人欢喜，又不失宁谧，丘吉尔的墓亦是如此不事张扬，以至于在众多歪歪斜斜的墓碑间，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来参观的唯有我一个。丘吉尔与克莱米[4]合葬在一小块简朴的、似乎早已被人遗忘的地盘里，这一点真让我深受感动，难以忘怀。在我所来自的国家里，哪怕是最最无名、顶顶不济的总统，也会在归天之后享有一座纪念图书馆——即便是赫伯特·胡佛，远在艾奥瓦的玉米田里，还有一块看上去活像是世贸组织总部的地盘呢——而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可资凭吊的，却只有议会广场上的一尊不起眼的雕塑和这方朴朴素素的墓地。想到这一点，真是颇为叹服。如此值得赞颂的克己之风，让我深为动容。

我按原路折回布莱尼姆，在“开心园”和其他户外游乐设施附近勘察了一番。所谓的“开心园”，显然是“拿你的钞票真开心”的简称，因为它的大半精力，似乎都用在帮着游客尽量把钞票多打发掉一点上，要么用在一家礼品店兼茶室里，要么花在购买布莱尼姆庄园锯木厂生产的花园门、长椅和其他类似物件上。有几十个人在周围开开心心地闲逛，他们为了看那些在任何园艺用品商店里都能免费观赏的物件，花了6.9英镑，可他们看起来并没有因此而耿耿于怀。我离开那些花园，举步朝皇宫方向往回走，一路上顺便将迷你蒸汽火车细细打量了一番。火车在横穿过场地一角的一段绝对不算长的铁轨上行驶。在一场冷冰冰、灰蒙蒙的细雨中，眼瞅着五十个英国人蹲在一部小小的火车上，巴巴地等着让车载着开上两百码远，而且他们还颇能自得其乐，这一幕我可不会轻易忘记。

我沿着一条铺着石子儿的小路走到皇宫门前，走过范布勒那座奢侈华丽的桥，向那根硕大的、自负得荒唐的柱子走过去，那是马尔伯勒一世公爵[5]在一座俯瞰皇宫和湖面的山顶上造起来的。这真是最最非同寻常的庞然大物了，不仅仅因为它高高大大、令人难忘，还因为，从至少一百扇皇宫的窗户里望出去，这玩意儿都是最最扎眼刺目的。我直纳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然会在他自家的场子里替自己竖起一根一百英尺高的柱子？这跟亲爱的老维尼[6]的那座朴素的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或许我的头脑有点简单，不过我老是觉得布莱尼姆宫的规模和马尔伯勒本人的成就莫名其妙地不成比例。我可以理解，在一阵狂喜中，一个心怀感激的民族也许会奖赏他——比如，送他到加那利群岛上度假两周，没准还可以送他一套餐具或者一只咖啡壶。可我这辈子也弄不懂，怎么单单在那些闻所未闻的小地方——什么奥德纳尔德、马尔普拉凯特——零星打了几场胜仗，就能让人认定，应该把一栋欧洲名宅和一个公爵头衔，授予这位自我放纵的老厌物。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将近三百年之后，这位公爵的继承人居然能用迷你火车和巨型城堡把这个场子弄得乌七八糟，坐收门票，非但不劳而获，还能名利双收。这一切就因为某个远祖碰巧有那么点儿还算凑合的打胜仗的本事。在我看来，这样的安排实在古怪得紧。

我记得，有一回我读到，马尔伯勒十世公爵某次到自家的一个闺女那里去做客，在楼顶上大惊失色，嚷嚷自己的牙刷没好好冒泡。原来，以往一直都是他的贴身男仆替他把牙膏挤在牙刷上的，所以公爵不晓得牙具是不会自己冒出泡泡来的。我还是就此打住吧。

我站在那里，一边将景色尽收眼底，一边暗自沉吟，琢磨所谓的长子继承制真是件奇怪的事。恰在此时，一个衣着讲究、胯下骑一匹枣红马的年轻女郎跃过来，几乎跟我擦身而过。我根本不晓得她是谁，可她看上去既有钱又有权。我冲着她微微一笑，类似于公开场合向陌生人习惯性展开的那种笑容。她瞪大眼睛漠然地盯了我一眼，就好像我身份低微，根本没资格让她冲着我笑一笑似的。于是我狠狠瞪了她一眼。然后，我回到自己的车里，向前驶去。

我用两天时间，驾车穿过科茨沃尔德，却压根儿也不喜欢它——并不是因为科茨沃尔德不讨人喜欢，而是因为车子不讨人喜欢。在一辆运动的车里，你与世隔绝，节奏完全乱了套。我已经习惯了用步行的速度或者至少是用英国火车的速度运动，而通常，理所当然地，这两者几乎就是一回事。因此，在“碎石子儿”“屠夫”和“水上女佣”[7]这些杂七杂八的地方来回穿梭了一整天之后，我终于把车往百老汇的一家停车场里一丢，步行上路，顿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上次看到百老汇是在数年前的一个八月的下午。那一回，堵车顽疾频频发作，各色游客络绎不绝，简直就是场噩梦。不过，眼下并非旅游旺季，此地看起来静悄悄的，似乎已被人淡忘，主街上简直空无一人。这里真是个漂亮得匪夷所思的地方，尖尖的屋顶，竖框的窗户，姿态各异的山形墙，还有整齐洁净的小花园。那种金色的科茨沃德石有点儿特别——它先是吸收阳光，随即将阳光反射出去的方式，使得百老汇这样的村落，哪怕在最最阴沉的日子里，都像是沐浴在永恒的柔美光泽中。事实上，今天阳光灿烂、晴朗明媚，空气中还洋溢着浓浓秋意，清爽宜人，天地间因而散逸着某种美好而洁净的、仿佛刚刚洗过的感觉。沿着主街走上一半路，我找到一个路标，指示科茨沃德路——一条长长的小路，然后我沿着一条老建筑之间的小路走下去。我顺着一条窄窄的路，穿过一片阳光下的草坪，再沿着长长的斜坡向上往百老汇塔楼走去，那是矗立在村子高处的一个傻头傻脑的庞然大物。从塔顶俯瞰广阔的伊夫舍姆山谷，从这样的角度看，眼前的景致总是美妙绝伦的，这次也不例外——缓缓起伏的梯田绵延到远方依稀可见的树木葱茏的山丘。在英国，那些看起来像小人书插图似的风景，终究还是比我所见识过的其他国家要更多些——在这样一个高度拥挤且工业观念浓重的小岛上，这一点真是难能可贵。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琢磨，但凡是十年，或者没准儿二十年前，这里的景色也许更有田园风味，更弥足珍贵。

在一片如此永恒、如此迷人的风景里，如此惬意地浸淫于古老的往昔，轻易就能忘记：要失去这一切有多么容易。展现在我眼前的画面里包含着高压电线塔，零星分布的居民区，还有远方那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现金结算式”大卖场。更要命的是，那些稠密的、精心编织的灌木树篱网已经明显地露出了磨损和断裂的迹象，就像是被好事之徒的手指拉散的烛芯纱盘花床单上的图案。在原本显得毫无特色的田野上，疯长的树篱被扔得这里一摊，那里一堆，一筹莫展，孤立无援。

从1945年到1985年间，英国流失了九万六千英里的树篱，这个长度足够绕着地球转上四圈。政府所采取的农村政策是如此混乱，以至于在二十四年时间里，农民可以手持一张许可证种植树篱，再拿出另一张许可证来把它们挖光。从1984年到1990年间，尽管政府撤走了用于捣毁树篱的资金，还是有五万三千英里陆续流失了。你常会听到这种说法(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有一回花了三天时间出席一场与树篱有关的研讨会，而我之所以去做这样的事，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穿得起锐步鞋)，说什么灌木树篱其实是一种暂时性的地貌特征，是“围篱运动”的遗迹，若是试图挽救树篱，只不过是人为阻碍了乡间自然景物的演化罢了。事实上，在英国，这种论调日渐抬头，说不管保护什么种群，都是无事生非、倒行逆施，是一种对进步的阻挠。就在我写的当口，眼前就有一段引自一位地位显赫的房地产开发商帕隆伯爵士的话，他认为所谓的“继承传统”，其一整套似是而非的概念里“携带着重重的负担，那是对于一个并不存在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情愫在作怪，即便那个时代果真存在过，这种情愫也有可能使得发明创新为之泯灭”。这话说得真够昏庸的，让我的心都碎了。但凡你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就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该去把史前巨石阵和伦敦塔都拆掉拉倒。除了这一点荒诞不经外，事实上，许多树篱已经有了相当悠久的历史。据我所知，在剑桥郡有片特别可爱的树篱叫“朱迪斯树篱”，它比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和约克大教堂的年岁更老。说真的，在英国，除了少数几栋建筑外，别的都不如这片树篱年深岁久，而在它的生存和毁灭之间，却没有一条法令可以抵挡。假如道路需要拓宽，或者房主们认定他们宁可让自己的房子被栅栏墙和铁丝网团团围住，那么，只消几个小时，绵延了九百年的活生生的历史就会被推土机铲除殆尽。这样子真是疯了。英国至少有一半的树篱在圈地运动之前就出现了，或许有五分之一可以追溯到盎格鲁-萨克逊时代。不管怎么说，之所以要拯救树篱，并不是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许久许久，而是因为它们能显而易见、确凿无疑地使此地的风景锦上添花。它们是使得英国之所以为英国的关键因素。它们若是没了，那这里就成了尖塔林立的印第安纳州。

有时候我真是想不通。英国人明明坐拥着或许堪称天底下最最秀丽、最最富于园林气息、最最安详美好的乡间景致，那是历经多少个世纪不知疲倦、发自天性的改造之后的产物，可是有时候，英国人似乎对此视若无睹，这一点真让人激愤。再过半个世代光景，它们多半就要永远消逝了。我们在这里可不是要讨论什么“对于一个并不存在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情愫”。我们在讨论某种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美得无与伦比的东西。所以，但凡再有什么人跟我说“你知道，树篱其实不是一种古代地貌”，那我真有可能会照着他的鼻子一拳头砸过去。伏尔泰那句名言我深以为然：“先生，对你的说法我也许不敢苟同，但我将誓死捍卫你当一个十足浑蛋的权利。”可是，总会碰上某些时候，非得画条线分清是非对错不可吧。

我沿着一条栽满树木的小道走向三英里外的斯诺希尔。树叶金灿灿、红彤彤，天空碧蓝而辽阔，间或有正在迁徙的候鸟排成人字缓缓飞过。这真是个适合外出远足的日子——是那种会让你挺起胸膛、用保罗·罗比森[8]的嗓门高唱“齐普——啊——迪——嘟——达”的天气。斯诺希尔在阳光下打着盹儿，一堆石头小房子围拢在一片绿茵茵的斜坡旁。我买了一张进斯诺希尔庄园的门票，如今这座庄园归“国民托管组织”管，但在1919年至1956年间，它曾是一位名叫查尔斯·韦德的怪人的居所。此人穷其一生，攒了一大堆漫无主题的什锦杂碎，有些是上好的，有些就跟垃圾差不多——翼琴、显微镜、佛兰德斯挂毯、鼻烟盒、地图和六分仪，日本武士的甲胄、前轮大后轮小的古自行车[9]，应有尽有——直到他把整个房子都撑得满满当当，自己一点儿空间都没有为止。晚年，他开开心心地住在这栋房子边上的屋子里。如今，那里也跟主宅一样，按着他去世当日的情形，保存得完好无损。我在那里玩得很尽兴。之后，等日头西沉，天地间充满了长长的影子和一丝隐隐约约、勾魂摄魄的秋日里焚烧林木的味道。当我走了一长段路回到车里时，又成了一个快乐的男人。

我在塞伦塞斯特过夜，次日，先是欢欢喜喜地在小小的科里涅姆博物馆扫了一眼——那里的藏品很出色，却莫名其妙地鲜为人知，有罗马镶嵌画、古钱币外加其他手工艺品——然后开车到温奇康姆去实地看看真货[10]。你瞧，在温奇康姆高处的一座山上，有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如此特别又如此美妙，以至于我简直犹豫该不该提一笔。那些为数不多的、闯进科茨沃尔德的这个宁静角落的游客，多半只要在苏德雷城堡转上一圈，或者到远处著名的贝拉斯山的长岭上走上一遭，通常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我径直走上了一条草坡上的小路，那条路名叫“盐道”。如此命名，是因为早在中世纪，这条路是用来运盐的。一路穿过开阔的乡间散步，实在是叫人心旷神怡，能远远地望见线条清晰明朗的山谷，似乎看不见一辆车，也听不见一把锯子的声响。

小路伸展到一个名叫科尔山的地方，陡然坠入一座分外繁茂的树林里。此地幽暗深邃，给人颇为原始的感觉，地上荆棘丛生，几乎难以穿越。我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地就在这里——就是在地图上标作“罗马别墅(遗址)”的地方。在约莫半个小时里，我用手杖披荆斩棘，一直走到一座古墙的基石跟前。这里乏善可陈——没准儿是一个老猪圈的遗迹——不过，再往前走几英尺，小路两边各有一整溜矮墙，几乎全掩藏在野生的常青藤里。小路本身铺着石板，石板上覆着一层形如地毯的湿漉漉的落叶。于是我知道，我已经置身于别墅之中了。在遗址的其中一间房里，地板上小心翼翼地盖着塑胶肥料袋，四角都压着石块。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这个的。有个朋友跟我讲过这个，可我压根儿就不怎么相信。因为压在那些袋子底下的是实实在在的一整块罗马镶嵌画，约莫五平方英尺，图案精巧雅致，除了边沿略有一点儿断裂以外，保存得完好无损。

我没法跟你说清楚当时的感受是如何奇特，那一刻我站在一座早已被人遗忘的森林里，在那遥不可及的过去，这里曾是一个罗马人的家，我置身于其中，盯着一块至少是一千六百年前铺在此处的镶嵌画出神，彼时这里还是一片阳光普照的开阔地，就连围绕在它身边的这片古树林，也是要到很久以后才成长起来的。在博物馆里看这些玩意儿是一回事，到铺设实地去一眼看到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明白，它怎么会没被搜罗起来，弄到类似于科里涅姆博物馆的地方去。我猜那是一个挺严重的疏忽。可是，能有机会看见它，真让我感激涕零。我在那块石头上坐了许久，又是惊叹又是钦佩地发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念头更让我动心，是因为想到那些穿着托加袍的人曾经站在这块地板上用他们的母语拉丁文聊过天呢，还是因为它居然仍保留在这里，在这片蔓草丛生的地方，完美无瑕，丝毫不受惊扰。

这话也许听起来有点傻头傻脑，不过，生平头一次，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年里我曾凝视过的所有那些罗马的古玩奇珍，它们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是为了总有一天要在博物馆里终老的。既然那幅镶嵌画还待在原来的位置，既然它没有被人截下来塞进某栋现代建筑里，那么，显而易见地，令人欣慰地，它就仍然是一片地板，而不仅仅是一件趣味盎然的手工艺品。这玩意儿是为了让人在上面走动的，是为了给人使用的。毋庸置疑，它一定感受过罗马人的凉鞋懒懒走过时造成的摩擦。它似乎缭绕着某种奇特的魔力，让我暗自兴奋莫名。

过了好久，我站起身，把所有的肥料袋一丝不苟地放回去，再用石头压压好。我拾起手杖，又将我干的活儿检查了一番，确信一切就位以后，才转过身，开始披荆斩棘、长途跋涉，回到那个属于20世纪的莫名其妙而又粗心大意的地方。

又及：数月之后，本书的英国版付梓，有个对当地颇为熟稔的人写信告诉我，那幅镶嵌画根本就不是罗马的，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复制品罢了，要命。

[1]　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加仑约等于4.546升，美制1加仑约等于3.785升。

[2]　英国热量单位。

[3]　英国肖像画家、风景画家。

[4]　丘吉尔之妻。

[5]　马尔伯勒(1650—1722)，英国将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统率英荷联军击败法王路易十四。

[6]　指丘吉尔。作者将其名“温斯顿”故意昵称作“维尼”，其拼法与卡通动物“维尼熊”相同，以达成喜剧效果。

[7]　对于本书中提及的众多小地名的译法，一般根据音译原则处理，但考虑到本书的总体风格，对于某些字面意义具有一定幽默感的地名，译者采取了意译，这里的“碎石子儿”“屠夫”和“水上女佣”三个地名都属于这种情况。

[8]　保罗·罗比森(1898—1976)，美国杰出的运动员、演员、歌手、文化学者、作家及政治活动家，由于其多方面的成就和备受争议的政治主张，广受瞩目。

[9]　通行于1870年至1890年。

[10]　应指后文所提到的自然景物及与真实环境水乳交融的历史遗迹，这是相对于前文中人工意味浓重的“手工艺品”而言的。

第十五章

我把我那辆租来的车还到牛津，打定主意直奔米尔顿·凯恩斯。我之所以选那里作为目的地，是因为我飞快地扫了一眼公路图，以为坐火车到那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事实上，这就是英国铁路系统特别古怪的地方。我非得先辛辛苦苦地回到伦敦，再搭上一班地铁，坐到尤斯顿站，最后乘一列火车到米尔顿·凯恩斯——为了在两座相隔约三十英里的城市之间旅行，你可能总共得赶一百二十英里路。

这趟路既费钱，又耗时间，弄得我多少有点儿恼火。尤其是因为从尤斯顿开出的火车挤得很，我坐在上面，脸儿冲着一个在轻轻抱怨的女人和她十岁大的儿子，后者一直晃荡着一双腿，踢在我的胫骨上，还一边用一双猪仔眼瞪着我，一边挖鼻孔、吃鼻涕。说也奇怪，这一幕还真是让人挪不开视线。他似乎把自己的鼻子当成了横在面孔正中的某种零食售卖机。我想专心致志地看书，却发觉自己的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抬起来，每回都看见他在得意洋洋地盯着我，手指忙活个不停。这情形可真让人作呕。因此当火车最后抵达米尔顿·凯恩斯时，我终于能从行李架上把帆布背囊一把拽下来，从他脑袋上绕过，然后扬长而去，心里真是乐不可支。

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这个词儿跟“牛仔裤”(jeans)押韵，是在战后那段短暂而激昂的时期里兴建的三十二座“新城”之一。彼时，至少在那些从事工程技术的人看来，“社会工程”还不是一个不吉利的词儿。在一个盛气凌人、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英国，这些模范社区将位于最前沿——在新闻片镜头里，当时那些英国人似乎正在努力再现1939年纽约世博会的风貌，并扩展成全国性的规模——而米尔顿·凯恩斯在许多层面都是这场运动的精髓。

我并没有立马就讨厌米尔顿·凯恩斯，我想你对这地方最大的期望也不过如此。你踏出车站，迎面就是一片开阔的广场，有三面围着装了反光玻璃的大楼，你立时就觉得空间如此宽敞——在英国的城镇里，这样的感觉几乎绝无仅有。这座城市本身矗立在通往一座小山的斜坡上。小山在半英里开外，对面就是错综交缠的人行地道，俯瞰一大片开阔地，一半是停车场，一半是那些模样古怪的栽在新城市里的树，看上去似乎永远都长不大。

在许多方面，米尔顿·凯恩斯的情形都比我所见过的新城市要优越得多。地道里的墙面上贴着磨光的花岗岩，大部分都没有涂鸦，地上也没有那种永远黑乎乎的小水坑，而后者，似乎成了其他经过规划的社区的一项设计特色了。这城市本身就是一锅古怪的、掺和了多种风格的大杂烩。几条主干道中心岛边沿的绿化带上没有草坪，但绿树成荫，隐隐透着法兰西气韵。而边缘地带那些整饬得漂漂亮亮的轻工业园区，看起来颇具德国风味。至于棋盘式街道布局及替街道编号的做法，就让我回想起美国啦。建筑一律是毫无特色的那种，你随便在哪个国际机场附近都找得到。简而言之，这座城市样样都像，就是不像英国。

最怪的是，附近既没有商店，也没有人。我穿过市中心走了一段，踱上这条街，走下那条道，穿过树阴下连接两条路的小街。明明所有停车场都是满满的，办公楼上洞开的窗户背后也有活人的迹象，可是几乎没有看到路过的车辆。远处，长得永无尽头的马路上，顶多只有一两个行人晃过。我知道城里有一个大型商场，因为我先前在书里看到过，可是我连个可以问路的人都找不到。可恼的是，看起来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跟商场挺像。我不停地发现外观相似的候选对象，便跑过去窥探究竟，结果却发现，它们只不过是某家保险公司或者类似机构的总部罢了。

末了，我沿着往城外的方向逛了一段路，逛进了一处住宅区。那片地无边无际，里头整齐洁净、千篇一律的黄砖房，街道蜿蜒曲折，人行道两边栽着从来都长不大的树，可周围还是空无一人。从一座小山的顶上，我发现大约四分之三英里之外有一大片蓝屋顶，便寻思那里没准儿就是商场，于是径直而去。原本看着挺顺眼的人行道开始变得越来越可气。它们懒洋洋地穿过被湮没的路堑。这些路堑一律设计得美观雅致，却传达着那么一种感觉：不急着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去。显然，那些道路设计师把这件活儿当成了一道二维习题。它们统统沿着迂回曲折、看上去漫无目的的路线展开，画在纸上想必赏心悦目，却没考虑到：那些在房子和商店之间长途跋涉的人们，多半喜欢沿着一条合理的路线直奔主题。一旦在看不见地标的半地下世界里迷了路，那感觉就更糟糕了。我发觉自己老是得爬上地面，就为了看看自己到底身在何处，却每每发觉，此地跟我想去的地方毫不相干。

最后，在某次咕咕哝哝地爬上地面之后，我发觉我身边是一条繁忙的双车道，对面正巧就是我已经找了一个小时的那片蓝屋顶。我能看到得克萨斯家居、一家麦当劳以及其他类似地方的招牌。可是，当我回到人行地道里，又盘算不出该怎么过去了。那些小路往各个方向分叉，纷纷隐没在漂亮的弯道上，细细打量，走哪一条都不见得肯定能有一点儿回报。最后我选了一条上坡路，一直走到与街面水平，至少在那里，我能看出自己到底在哪里，然后一路走回火车站。现在看起来，火车站离居民区实在远得不像话。显然，只有不折不扣的白痴才会以为米尔顿·凯恩斯是什么徒步者的天堂。怪不得我走了整整一个上午，一个人都没碰上。

抵达车站时，我的疲劳远远超过走那段距离本该达到的程度，气喘吁吁地想喝杯咖啡。火车站外面贴着一张城区地图，先前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可没注意到，现在我细细研究了一番，急着想知道那该死的购物中心在哪里。原来，先前我在市中心勘查的时候，离那购物中心只有一百英尺左右，可当时我愣是浑然不觉。

我叹了口气，莫名其妙地下定决心，非要看一眼那个地方不可，于是我径直穿过人行地道，经过一段空旷的地面，最后回到死气沉沉的办公楼群的中心地带，一边走，一边寻思：一个从事城市规划的老兄，要建立一座模范社区，眼前搁着白纸一张，面对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却居然会决定让购物中心与火车站相隔一英里远，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

简直难以置信，购物中心的设计甚至比它周围的市中心区域还要糟糕。毫无疑问，那些购物中心的设计师不管在哪里碰头，这玩意儿肯定都是个笑柄。它大得要命——超过一百万平方英尺——所有已经存在和将要出现的连锁店，这里无一遗漏。可是，购物中心里光线不好，一点儿都不讨人喜欢，造在两条笔直的、毫无特色可言、至少长达半英里的平行大道旁。除非因为我精神错乱所以看漏了——我想不是这么回事——否则那里是真的没有小吃街，没有中心集合点，没多少地方可以坐下来，没有一丁点儿匠心独运之处好让你对此地稍微产生点好感的。那感觉就好像置身于全世界最大的公共汽车站似的。厕所少得可怜，又很难找，厕所里挤得就跟球赛中场休息时的情形一个样。

我在我所能想象的最最邋遢的麦当劳里喝了一杯咖啡，前面那几位用过我这张桌子的吃客留下了成堆的垃圾，我在其中清出一块地盘，坐下来，摊开我的列车时刻表，对着路线图一起看，当我发现眼前的选择只有两条——要么回伦敦去，要么继续向拉格比、考文垂或者伯明翰进发——心里不由被一阵沮丧猛地刺痛了。这些地方我都不想去。我在牛津扔下租来的车，直奔火车站，脑袋瓜里装着简单的计划，打算从牛津到剑桥，中途在米尔顿·凯恩斯吃顿午餐，稍事休息——这一切似乎不是短短几个小时以前的事，而是发生在几天前。

时间悄然流逝。那是某个遥远的、几乎已被遗忘的人生片段：在约克郡溪谷的一座房子里，我坐在厨房里的一张桌前打好了如意算盘——只消六个礼拜，顶多七个礼拜吧，我就能舒舒服服地把整个国家跑遍。如意算盘里包含着不少白日梦，几乎哪里都能一网打尽——海峡群岛、兰迪、谢特兰，此外还包括几乎每一座城市。我读过约翰·西拉比的《游遍英伦》，他只用了八个礼拜，就从全岛最南端徒步走到苏格兰最北端的约翰奥格罗茨。当然啦，但凡借助一种迅捷的现代公共交通系统，我可以在六七个礼拜里看遍大半个英国。然而，此时此刻，我人在这里，预定的时间差不多已经用掉了一半，可我连英格兰中部都没看完。

于是，在黯然神伤中，我收拾好行囊，走上漫漫长路，先回到车站，再搭上一列去伦敦的火车。实际上，我得从伦敦出发，从头来过。我不晓得该往哪里去，只好采取我惯常的做法。白金汉郡那些连绵起伏的农田刚刚经过秋收，空空旷旷，当火车从其间穿行而过时，我摊开一张地图，顿时就被那些地名搞得晕头转向。在我看来，在英国生活，这是最最深奥、最最持久的乐趣之一。

在英国生活，几乎处处都会被某种取名的天分所打动。随便挑一个类别，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命名的：从监狱(苦艾丛、陌路)到酒吧(猫咪与小提琴、羊羔与旗帜)，到野花(针脚麦芽汁、女士蓬子菜、跳蚤毒药、发烧菊)，到足球队的名字(谢菲尔德星期三、阿斯顿庄园[1]、南方皇后)，一下子就把你弄得神魂颠倒。不过，毋庸置疑，英国人取地名的天分，是其他领域望尘莫及的。英国境内三万个地名中，我猜，总有一半是在哪个方面要么引人注目，要么饶有趣味的。有些村庄听起来似乎是在掩藏一个古老的、说不定见不得人的秘密(老公波斯沃斯、内结白霜、白衣女郎阿斯顿)，而有些村庄听起来就像是从一部19世纪的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布拉德福德·佩孚雷尔、康普顿·瓦伦斯、兰顿·赫林、伍顿·菲茨派恩)。有些村庄念起来像化肥(速长)，像鞋类除臭剂(爽足)，像口气清新剂(薄荷)，像狗粮(狗仔宝)，像马桶清洁剂(便盆通、卫生孔)，像皮肤病(白皮疹、踝灼伤)，甚至像一种苏格兰污点脱涂剂(黑污净)。有些村子的态度颇有问题(大发雷霆、笑话乞丐、吵架)，而有些村子里出的事儿莫名其妙(跳跳肉、假发扭扭、哭哭闹闹屋)。有无数村庄的名字倏忽间唤起这样的画面：慵懒的夏日午后，蝴蝶在草丛间飞舞(间歇河[2]神父、维斯顿催眠野地、西德尔村万圣、伊顿小妞)。最登峰造极的，是几乎不计其数的村子，名字都蠢得可爱——“闲扯得好”“小滚得对”“大嚼特嚼”“木材库泥浆”“舔尖尖”“迷路村”“远方伯格尼”“下面来一拳”，还有那个绝对无与伦比的“把我埋到那里去”。

有一个无关紧要且极少有人注意的特点：这些名字魅人的地方爱扎堆，这现象是多么频繁啊。比方说，仅在南剑桥那一块弹丸之地，你就能找到“炸掉诺顿”“干草垛真糟糕”“恶人撞翻”“丑八怪”，还有那灵感四溢、叫人难忘的“炮弹大便”。我心里生出一股冲动，想立马就到那里去，去闻闻“炮弹大便”在哪里，还想弄清楚诺顿怎么会爆炸、干草垛怎么会糟糕。不过，当我浏览地图时，我的视线撞到了某块地表上横穿过的一行地名——那个名字念起来余音袅袅、蛊惑人心，唤作“魔鬼堤”。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块地方，不过它听起来让人满怀期望。这下我感觉好多了。

于是，次日上午近午时分，在剑桥郡外一个名叫“抵达”的小村里，那个在偏僻小路上步履蹒跚地寻找“魔鬼堤”起点的家伙，正是鄙人。那是个阴气森森、叫人毛骨悚然的日子。空中雾气蒙蒙，能见度趋近于无。冷不防，从一片黏黏稠稠的灰色中，堤岸耸然立起，简直吓了我一跳，于是我便爬上了堤。这真是一处诡秘而阴郁的高地，尤其在旅游淡季里，看浓雾笼罩中的堤岸，特点就更明显了。“魔鬼堤”建于大约一千三百年前，也就是那段黑暗时代[3]中最黑暗的日子。这条土堤绵长、笔直，比周围地面高出六十英尺，位于“抵达”村与“迪顿戈林”之间，长达七点五英里。令人失望的是，没人知道为什么它名叫“魔鬼堤”。这个名字直到16世纪才有记载。它屹立在平坦的沼泽地里，虽散发着某种叫人胆寒、显而易见的古意，却也让人感到奇蠢无比。要造这么个玩意儿显然需要花大把的力气，可是，根本用不着劳烦什么战术天才，谁都能轻而易举地意识到，但凡要率军进犯，只要绕过去就万事大吉，而敌人们也统统是这么做的。于是，没过多久，“魔鬼堤”就压根儿派不上什么用场了，顶多只能给那些沼泽地里的人瞧瞧，待在六十英尺高的地方是什么感觉。

话说回来，在长满草的堤岸顶上闲逛，还是件颇为轻松的事儿，何况在这个阴冷的早晨，整个堤顶也只有我一个人。直到走了将近一半路程时，我才开始看到别人，多半都是在“新市场石楠丛”那宽阔的草地上训练他们的狗，透过神秘兮兮的雾，他们看起来都鬼气森森。这条堤正好穿过“新市场赛马场”(虽然我什么玩意儿也没看见，可我觉得那里还是挺顺眼的)，接下来再穿过一片看上去欣欣向荣的牧马场。雾渐渐转薄，透过纤瘦枯槁的树枝，我瞥见一连串大型种马场，每一个都包含白色围栏的小牧场，一幢大房子，还有散乱分布、装饰花哨的马厩，马厩上既有圆屋顶，又有风向标，弄得它们看上去神秘兮兮，活像是一座现代化的“泰斯科”超市。虽说沿着这样一条特征鲜明的路线慢悠悠地逛逛挺自在的，不过，多少也有点儿无聊。我一连走了几个小时，谁也没碰上，那堤岸在“迪顿戈林”外的一片田野里戛然而止，而我就仿佛横遭遗弃，怀着某种急转直下、没着没落的惆怅，站在那里。当时刚过下午两点，我还一点儿都不累。我知道“迪顿戈林”没有火车站，不过我估计我可以坐一辆巴士去剑桥，果然，在当地的巴士站点上，我发现确实可以这样做——假如我能等两天的话。就这样，我顺着一条熙来攘往的马路跋涉了四英里，抵达“新市场”，在附近随便走走看看，然后搭一班火车直奔剑桥。

在乡间长途步行，有个始终不变的乐趣(尤其是在旅游淡季里)，你会有那么个念头，相信到头来你会在一家暖和的旅馆里找到一间房，在炽热的炉火跟前一连喝上几杯饮料，然后美美地大吃一顿，那些丰盛的菜色都是这一整天的激烈运动和新鲜空气授予你的特权。问题是，我抵达剑桥时，整个人神清气爽，也不觉得负担沉重，因此也就不配享受什么特权。更糟糕的是，我先前以为走这趟路会比眼下的实际情况要艰难，而且以为会到得很晚，所以就在大学盾章饭店里订好了房间，满心期待那里会有炽热的炉火、丰盛的菜肴，还散发着大学高年级师生休息室特有的氛围。到头来，我却暗自沮丧地发现，这是一幢漫天要价的现代化建筑，而我那个光线昏暗的房间，也跟我那本旅游手册上的描述南辕北辙，这可真叫人黯然神伤。

我没精打采地打量着这座城市。我知道剑桥是个很雅致的城市，也是个怪名字成堆的好地方——光是“耶稣绿”和“基督碎片”就够绝的了——但那天我对它就是提不起兴趣。中央市场邋里邋遢、乱作一团，而周围似乎三三两两地挤着一大堆让人气馁的钢筋水泥建筑，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被一场忧郁的细雨给湿透了。临了，我只能钻进一家二手书店，东翻翻西看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书要找，但正巧撞到一本书讲的是塞尔弗里奇百货[4]的历史，还配着插图，便迫不及待地把它从书架上抽出来，指望能看到书里讲讲陡崖城堡怎么会破败到被人弃置不顾的地步，如果再能讲点塞尔弗里奇和放荡成性的多丽姐妹之间的那档子风流韵事，那就更好啦。

唉，这一本似乎是塞尔弗里奇逸事的净化版。我只找到有一处顺便提到多丽姐妹，暗示她们俩只不过是一对天真的流浪儿罢了，塞尔弗里奇对她们俩的关切有如慈父。至于塞尔弗里奇从原本的方端正直骤然堕落，书里几乎就没说起，对陡崖城堡更是只字不提。于是我把书放回去，心里明白，不晓得为什么，今天甭管做什么，都会大失所望。我走进一间空荡荡的酒吧，喝了一品脱[5]啤酒，又在一间印度餐厅里吃了一顿稀松平常的晚饭，然后在雨中孤零零地漫步。最后，我躲进自己的房间，发觉电视节目乏善可陈，并且意识到我把自己的手杖落在了“新市场”里头。

我拿着一本书上床，却发觉床头灯的灯泡不翼而飞——不是灯丝烧坏了，是灯泡不见了。这样一来，晚上剩下的那几个小时，我就呆呆地躺在床上看电视上重播的《警花拍档》，半是出于好奇，想弄明白这套古老的节目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BBC一台的头儿如此难以自拔(唯一可能的答案：莎伦·格莱丝的胸脯)，半是因为这部戏可靠的催眠效果。我戴着眼镜睡着了，醒来时也不晓得到底几点，只见电视屏幕上乱糟糟、闹哄哄地飞舞着雪花。我起床想关掉电视，却重重地踩在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上，然后居然耍了个好玩的把戏，用脑袋关掉了电视机。我很好奇，想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万一以后我决定在派对上露一手，还能派上用场。结果我发觉原来刚才挡了我道的玩意儿就是我自己的手杖，它根本就不在什么“新市场”上，而是在地板上，横在一张椅子和一条床腿之间。

哦，好歹还是有一件好事的，我一边寻思，一边用两条宛如海象牙的卫生纸往鼻孔里一塞，堵住突然流下来的鼻血，然后精疲力尽地爬回到床上。

[1]　通常音译作“阿斯顿维拉”，此处为了突出作者想要强调的取名的妙处，将“维拉”(villa)意译作“庄园”。

[2]　指冬季多雨时节才有水流而夏季干涸的河。

[3]　指中世纪。

[4]　相关叙述详见第七章。

[5]　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品脱约等于568.26毫升。

第十六章

没有什么比安静而坚定地特立独行更能让英国人乐在其中了：他们往茶里加奶；沿着马路的反方向行驶[1]；把Cholmondeley称作“查姆利”[2]，把Belvoir念作“比弗”[3]；女王生于四月，偏偏在六月为她庆生；王宫守卫扣着顶熊皮高帽，不知怎么搞的，私下里让人感觉是把裹着毛皮的垃圾桶戴到了头上。

英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板球运动规则到议会运作程序，几乎都建立在某种特殊体系之上，绝对能把外国人弄得满头雾水(当然这也是此体系的总体目标)。不过有这么一方面特立独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大多数英国人自己都不明就里。我所说的就是那古老而又复杂、尊荣而又毫无意义的人称“贵族体系”的东西。

有些英国人被称作“某爵爷”，另一些的头衔则是“某勋爵”，还有些人叫作“某伯爵”或者“某子爵”。如果你总是被这些头衔弄糊涂的话，别担心，我就是来帮你一把的。不过，我也要警告你：就像那些扎根英国好几百年的其他一些传统文化一样，这可是一门超级复杂的学问。

其复杂程度究竟如何呢？有关“贵族体系”的权威论著《贵族名鉴全书》(The Complete Peerage)足足有厚厚九大卷。参考书《德布雷礼仪大全》(Debrett’s Correct Form)，讲的是应该如何称呼贵族以及餐桌座次礼仪等等，便洋洋洒洒写了满满422页。这学问又晦涩到了什么程度呢？整个体系的运作据说只有英国纹章院贵族体系总部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行家。那里的纹章官们个个顶着华丽耀眼的头衔，如“首席赤龙属官”“嘉德勋位纹章官”，还有“首席蓝斗篷属官”，掌管着礼节、头衔继承以及贵族仪态等事务。

有一个问题正日益复杂化，那就是即使某人被称作“勋爵”“子爵”或者“侯爵”，那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本人就是一名贵族。有些贵族(不是所有的)的亲眷根据惯例可以使用那些所谓的“礼节性头衔”。你在贵族等级中爬得越高，使用礼节性头衔就更自由。举个例子，伦斯特公爵的长子可以称自己为“可尔代尔侯爵”，不过他其实并非侯爵，也就是说他不得进入贵族家系也无法享用贵族特权——不过这头衔可以随他使用。那么这位伪侯爵的儿子可以自称“奥法利伯爵”，他的儿子可以享用“伦斯特子爵”的头衔。如果这条队伍中有人亡故，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晋升一级，和棒球比赛当中的“晋级”(work-up)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为复杂的是，许多英国贵族几个世纪以来一个人就累积了多个头衔。比福特公爵、沃斯特侯爵、博特科爵爷、沃斯特伯爵以及赫伯特·德·赫伯特爵爷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大多数贵族也有名字，我们姑且称为“平民之名”，有些人的名字其惊世骇俗程度同他们的头衔不相上下。比如玛斯林及费拉德子爵，这头衔就够气势磅礴的了，他还得意地给自己起了个绝对拗口的名字：约翰·克洛特沃斯·塔尔博特·福斯特·怀特-梅尔维尔·思科芬顿。在英国如今共有四万个贵族头衔仍在使用，可是实际上的贵族人数不及四万的十分之一——大概不足1200人，或者说英国总人口的0.2%还不到吧。

受封贵族的一个首要好处就是晋身上议院成员之列，上议院素来有“伦敦最佳俱乐部”之称。不过，只有一小部分贵族真的履行其职，原因当然是上议院只有区区250张席位，而且大部分议员很少开口说话。其中保持沉默之冠的恐怕要数沃德格雷夫伯爵，他1936年就取得了议席，可是直到1957年才挪动金身发了个言。上议院议员们可以豁免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不得在全国大选中投票，被绞死时获准使用丝质绳索而非麻绳。不过英国早在40年前就已废除死刑，这条规定就流于空谈了。

真正的贵族阶层当然是由女王及其直系和旁系亲属组成，包括三个皇族公爵：肯特、格洛斯特和康沃尔开始，接下来按级别高低排列，分别是2位大主教、25位非皇族公爵、27位侯爵、162位伯爵及女伯爵、99位子爵、24位主教、880位男爵及女男爵。退一步说，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绑得紧紧的小圈子，互相通婚不仅仅是普遍现象，在高一点的级别当中，简直就是规范法则。所有25位非皇族公爵们要么是血亲，要么有姻亲关系。其中有5位就是天性活泼、爱玩爱闹的查理二世与众多情妇的直系后代。

就威望及尊贵来说，公爵们自成一体，与众不同。公爵的头衔往往要如实称呼完整，而比他更低的那些爵位头衔则有时可以统称为“爵爷”。因此“巴思侯爵”有时候也称作“巴思爵爷”，而对于公爵来说，这种头衔变称是绝对不可以的。

只有很少几种贵族头衔可以由女性后代继承，但大多数都不行。假设德文郡公爵没能生出男性继承人，这个头衔就无法流传下去。每年大约有四到五个贵族头衔消失，按照这个速度，我们可以计算出到2175年，世袭贵族阶层就会成为明日黄花。我期待至极呢。

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第二天一早，我得首先小心地清理掉肥大鼻孔里的污垢，然后办手续离开剑桥酒店，出发去沃克索普做一次高贵的研究，至少字面上看是如此——探寻英国历史上最为非同寻常也最古怪特别的贵族之一——波特兰公爵五世的祖传大宅。

于是我乘上了一趟开往彼得伯勒的火车，然后转乘另一趟火车沿主干铁路北行。前晚做了一个与电视剧《警花拍档》有关的梦，十分令人不安，梦里又发现自己自从1975年开始就没有填过美国的纳税申报单(他们威胁说要让那个在片头字幕里大发雷霆的家伙把我带走。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被噩梦惊醒，气喘吁吁，你可以想象我的床单都成什么样子了)，当然没怎么休息好，因此非常盼望只有火车旅行才能享受到的安静与舒心。

可是上车坐定却发现背后坐了个“手机族”，心里不免颇为沮丧。这种人渐渐已成公害，难道不是吗？我后面这个还特别令人讨厌，因为他嗓门特大还自我陶醉，不时地说些白痴言论，那些电话完全毫无意义。

“哈啰，我是克莱夫，我乘十点零七分的火车，预计十三点整能到达总部。有关潘特兰乡绅一事我需要一份详细报告。你说什么？不，我已经出了闹市区到马里斯派伯斯了。听着，居然有人愿意雇用我这样的废物，你能想出哪怕一个原因吗？什么？因为我是那种拿着个手机就开心得像在粪便里打滚的猪一样的人？嘿，这个主意有点意思。”沉默了几分钟后，他又开始了：“哈啰，亲爱的。我在十点零七分的火车上，下午五点钟就能回家。是的，就跟平时晚上一样。没什么别的原因打电话找你，就是告诉你我有了这个手机，我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草包。到了唐卡斯特我没事再电话你哦。”接着，又来了：“我是克莱夫。是的，我还在十点零七分的火车上，可是在格兰瑟姆有个道岔出了点问题，我想估计到达时间会调整到十三点零二分而不是前面预报的十三点整。如果菲尔打电话来，麻烦你告诉他我仍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草包，好吗？”就这样他滔滔不绝了整个上午。

我盯着车窗外面，渴望早点到达雷特福德，下火车换乘汽车去沃克索普。雷特福德向来寂寂无名，对我来说一直像谜一般。有七年的时间里，每次我从约克郡家中乘火车去伦敦都会经过这里。它是东海岸线上的主要站点。在我手头的那张英国铁路路线图上，雷特福德是用大写字母标注出来的，字体级别和利物浦、莱斯特、诺丁汉、格拉斯哥以及其他英国主要城市一样，不过我还是对它一无所知。实际上，从火车上第一次看见那座孤零零的火车站之前，我都不相信从前曾听说过这么一个地方。不光如此，我还从来没有遇上去过雷特福德或者对这地方略知一二的人。我的《汽车协会英国城镇指南》中囊括了你想得出来的每一个无名小镇，并对其详加描述，不惜溢美之词，比如基里缪尔、纳茨福德、普雷斯顿潘斯、斯沃德林科特、艾伦桥、顿斯、福弗尔、威格敦等[4]，可是对于雷特福德，该书却无情而又神秘地只字不提。好了，现在就是参观这个地方的时候了。

于是出发两小时后，我发现自己急不可待地同许多乘客一道独自在雷特福德下车了，在蒙蒙雨雾中向小镇中心走去。我开心地告诉大家，雷特福德是个令人愉悦的迷人小镇，即使此刻乌云当头，令人压抑，许多声名远扬的小镇都会让人感觉沉闷无聊，但雷特福德却不会。小镇中央是一座漂亮的大型市集广场，四周全是高贵典雅的乔治时代建筑，风景如画。主教堂旁边立着一尊沉甸甸的黑色大炮，旁边有一块金属铭牌，上书：1855年缴获于塞瓦斯托波尔[5]。我想，这大概是当地人首创精神的非凡体现吧——毕竟你不是每天都能发现一座英国诺丁汉市集小镇曾猛烈袭击一座克里米亚半岛的防御工事，然后捧着战利品回家的——这里的商店看上去生意兴隆，整洁有序。不能说我感觉像是在度假，不过我很高兴我终于亲眼看见了这个地方，而且还这么精致美丽惹人喜爱。

我在一家小店里喝了杯咖啡，再乘上一趟巴士去沃克索普。沃克索普和雷特福德大小相近，节奏相似(顺便说一句，前者在《汽车协会英国城镇指南》上还占有一席之地)。这两个小镇明显曾经竞争过巴塞特罗区自治会总部所在地，而沃克索普明显输了，因为自治会总部就坐落在这里。可以想见这些总部大楼有多么丑陋，多么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不过小镇的其他地方看上去相当舒服，看起来比较低调的样子。

沃克索普还是一片名为“公爵领地”的区域的非官方首府所在地。五个历史上的公爵封地——纽卡斯尔、波特兰、金斯顿、利兹和诺福克——在英国内陆北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落里互相之间相距不过二十英里，尽管利兹和波特兰公爵的头衔没能流传至今，其他几位公爵我想也大都离开领地了吧(据西蒙·温切斯特在《高贵爵位》一书中记载，纽卡斯尔公爵如今住在汉普郡的一座朴素宅子里。我坚信如此结局一定让他懊悔自己从前没有投资于庞大的城堡和迷你蒸汽火车)。

我的目标是维尔贝克修道院——波特兰公爵家族故居，据说是英格兰最为雄伟精致的老房子之一。自从1954年开始波特兰家族就搬离了这里，大概和纽卡斯尔公爵一样缺乏先见之明，没有投资于冒险乐园和爱畜动物园吧。W.J.C.斯各特·本廷克即波特兰公爵五世(1800—1879)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老W.J.C.(我喜欢这么称呼他)是史上最了不起的隐士，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避免与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他住在自己那堂皇大宅的一个小角落里，在房间门上镶嵌了一只特制的便条盒，通过传递纸条与仆人们交流，一日三餐均通过一条小型铁轨从厨房直接运抵餐厅。偶尔难得与仆人不期而遇，他就保持纹丝不动，仆人们也按照指令从他身边走过，就当旁边立着的是一件家具一样。那些违背此指令的仆人被罚在公爵的私人溜冰场里滑冰，直到精疲力竭。当年参观者可以尽情浏览豪宅和庭院，公爵开出的条件是“只要你们行行好不要来看我就成”。

这位公爵还动用他那可观的继承财产修建了一座地下豪宅，至于原因只能众说纷纭了。开工高峰期，他雇用了一万五千名工人。建成的时候，这座地下豪宅除了许多房间以外，还包括一间近二百五十英尺长的图书馆和英格兰最大的舞厅，同时可容纳两千人——对于一个从来不请客的人来说，居然建这么个舞厅也是奇怪至极。宅子里的众多房间均由纵横交错的地道和秘密通道互相连接，这些通道一直蔓延到附近的乡村地区。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借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他是在为核大战未雨绸缪”。如果公爵大人一定要去伦敦一趟，他会把自己封闭在马车车厢里，马车穿过一条一英里半的地道开到离沃克索普火车站不远的地方，载上一节特制的平板货车，开往首都。到达伦敦以后，马车车厢仍然封闭着一路开到他在伦敦的住处——哈考特大宅。

这位公爵过世以后，他的后人们发现地上豪宅的所有房间都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家具，只在中间的一间屋子里装有公爵的盥洗台。主厅更是奇怪，连地板都没有装。大多数房间被涂成粉红色，楼上公爵住的那间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几百只绿色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都装了一绺深棕色的假发。简而言之，这个奇人真是太值得研究了。

我漫步走出沃克索普小镇，来到了克伦博花园边上，这花园为国民托管组织[6]所有。我发现自己找到了通向维尔贝克修道院的路，大概有三四英里远。在泥泞的林间小路中行走，感觉道路颇长。根据路牌指示，我走的这条路名叫“罗宾汉道”，可是这树林感觉不像是罗宾汉出没的舍伍德森林，基本上就是个无边无际的针叶树种植园，一个种树的农场而已，而且异常安静沉闷，令人毛骨悚然。这种场景让你觉得有可能脚下会绊到一具枯叶掩盖着的尸体，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了，因为警察会找我问话，我立马就会成为犯罪嫌疑人，因为很不幸的是，我没法回答“十月三号星期三下午四点你在哪里”这类问题。我可以想象自己坐在没有窗户的审讯室里，对警察说：“让我想想，我大概是在牛津吧，或者是在多赛特郡的海岸边。天哪，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接下来你知道我会在苦艾丛监狱里缝制邮政麻袋了。

四周越来越古怪，一阵冷风忽而从树顶而起，群树乱舞，摇摆折腰。可是那风却不朝下吹，因此地面的一切纹丝不动，颇为诡异。接着，我路过了一个相当陡峭的砂岩山谷，里面的树根长相怪异，像葡萄藤一样在山谷表面蜿蜒盘曲。透过这些树根，可以看到山谷表面上很仔细地印刻着几百个标志，有姓名日期还偶尔看到交织在一起的心形图案。这些日期跨度相当大：1861年、1947年、1962年、1990年。这地方够古怪的了，要么是颇负盛名的情人谷，要么就是相濡以沫多年的老夫老妻们常来的地方。

再往前走一点，我就来到了一座孤零零的门房跟前，门房屋顶上都是枪眼。再远处有一大片开阔的空地，种满了粗短的冬小麦。再远一点，透过一层树木，隐约可见一大片多角的绿铜屋顶，那就是维尔贝克修道院吧，或者至少我希望如此。我沿着小路围着泥泞广阔的麦田绕了一圈，花了近三刻钟才找到一条铺好的乡间小路，可是我敢肯定我找对了地方。这条小路途经一座芦苇丛生的狭长之湖，据我那可信的英国地形测量局地图显示，这个湖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水体。我沿着小路走了大约一英里，路的尽头就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入口，旁边一个指示牌上写着“私人住宅，闲人免入”，可是前面到底有什么却找不到任何指示说明。

我站了一会儿，因为没法做决定而焦虑不安(如果我也有机会封爵，我想要的爵位名称就是“优柔寡断之焦虑爵爷”)，最后，我决定沿着车行道走进去一点探险一番——能看到我大老远赶来看的房子一眼就行。于是我谨慎前行，只见花园经过精细打理，想必代价不菲，但是却用一排排树木细心遮挡。我又往前走，大约几百码以后，树木渐稀，视野开阔，出现大片草地。可是竟然有人在上军事训练课，有爬行网和高脚木桩这些东西。这地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再远一点靠近湖边还有一块铺设过的空地，很是奇怪，有点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片停车场。哦，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一定就是传说中那位公爵的私人溜冰场，不免高兴得叫出声来。反正我现在已经深入花园内部，估计没人听到。我继续大步流星地走到大宅跟前，这豪宅虽气势雄伟却毫无个性，甚是怪异，而且整修改建增加了一些部分，简直是画蛇添足。宅子后面远远地可见一片板球场，附带有精致的凉亭。四面无人，只见一片停车场上泊着几辆车。很明显这里是某个学院机构，大概是什么IBM公司的培训中心之类吧，可是为什么连名字都找不到呢？我正要继续向前看看豪宅的窗户里面究竟有什么，突然一扇门打开了，出来一位穿制服的男人，大步走向我，脸色凝重。他走近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外套上标有“MOD保安”字样。MOD就是“国防部”。哦，天哪!

“哈啰!”我一边傻笑一边跟他打招呼。

“先生，您知道您闯入了政府不动产吗？”

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到底应该做出一副来自美国艾奥瓦州的傻帽游客的样子(“你是说这里不是汉普顿宫？该死，我刚付了出租车司机175镑”)，还是坦白实情。最后我还是毕恭毕敬地小声老实交代了，我告诉他我对于波特兰公爵五世一直着迷不已，多年来的夙愿就是一睹他的豪宅风采，这一路过来完全无法抵抗偷看一眼的诱惑。这么做看来是对的，因为很明显这位保安对于老公爵也十分喜爱。他一路小心地护送我来到门口，一直保持一副严肃凛然的样子，可是似乎他暗地里非常高兴能遇上同好。他告诉我湖边那块铺设好的空地就是传说中的溜冰场，还指给我看地下通道的出口在哪里，好像到处都是。他告诉我这些通道仍然很坚固，不过现在只作为储藏之用。但是那间庞大的舞厅和其他一些地下建筑仍在使用，改建成了健身房。国防部花了100万英镑才将那座舞厅重整一新。

“那么现在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问他。

“培训中心，先生。”他只说了这几个字，不过我们也来到了大门口车道的尽头，他一直目送我走远。我又返回去穿过那一大片麦田，走出田地的时候回头看了看维尔贝克修道院从树林顶端冒出来的屋顶，非常高兴地得知国防部已将地下通道和地下建筑修整维护，只是这么特别的地方居然完全不对公众开放，未免有些遗憾啊。毕竟，英国贵族阶层中并非每天都能出个W.J.C.斯各特·本廷克这般举世无双、千年难遇、神经错乱的异人。不过，话说回来，政府部门已经尽力而为了。

回味着这点感悟，我转身又开始返回沃克索普的长途跋涉了。

[1]　英国的机动车辆均靠马路左侧行驶，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相反。

[2]　Cholmondeley为英国柴郡一地名，按照拼写规则发音应该类似“考尔蒙得利”，但其实际发音却为“查姆利”，故作者引以为怪。

[3]　Belvoir为英国莱斯特郡一地名，来自法文，故应读作“贝尔弗瓦”，但实际发音却为“比弗”。此类不照读音规则发音的地名词语在英国还有不少，如Leicester(莱斯特)等等。

[4]　Kirriemuir、Knutsford、Prestonpans、Swadlincote、Bridge of Allan、Duns、Forfar以及Wigtown分别为这些小镇的英文原称。

[5]　Sevastopol，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毗邻黑海，重要海军基地。

[6]　National Trust，英国保护名胜古迹的私人组织。

第十七章

我在林肯镇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晚餐后漫步于陡坡般起伏的古老街道上，在那座宏伟大教堂以及两座哥特式尖塔前赞叹其夜幕中的庄严，急切地盼望着能在第二天清早再睹其风采。我喜欢林肯小镇，一部分是因为它美丽精致、古风犹存，不过更多的是因为它远离尘嚣令人愉悦。H.V.莫顿在《寻访莫伦》一书中将林肯镇喻为“一座内陆的圣米迦勒峰[1]矗立在广袤的林肯郡平原上”，这比喻甚是恰当。如果你去查看地图，会发现林肯镇就位于离诺丁汉和谢菲尔德几英里远的公路边，可是这小镇给人的感觉却像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让我喜爱得很。

就在我来小镇一游前不久，《独立报》上刊登了一篇有趣的报道，是关于林肯镇大教堂的枢机主教长和他的财务主管之间旷日持久的争吵。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六年前，那名财务主管和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一位亲友带着大教堂珍藏的《大宪章》[2]原稿远赴澳大利亚，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筹款募捐活动。可是这次活动完全是赔本买卖，损失超过了五十万英镑——相当大的一笔钱啊。你想想看，四个人和一张羊皮纸就花了这么多!还好，澳大利亚政府发了善心，慷慨解囊，报销了大半，可大教堂仍然背上了五万六千镑的债务，结果枢机主教长将事情透露给了媒体，在全体教士大会上引起公愤和惶恐。林肯镇主教立即展开调查，勒令全体教士辞职，但遭到了拒绝。现在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互相之间甚为恼火，这一状况已持续了六年之久。

因此，当我第二天早晨步入这座美轮美奂的林肯大教堂时，我就希望能听到赞美诗的清唱绕梁不绝，还能看到修士们在耳堂里摔跤搏斗的热闹场面(当然，这不太可能)。可是，四周却寂静无声，令人失望。不过，能身处这样一座恢宏的宗教建筑中却不受熙熙攘攘的旅行团打搅，可谓幸事一件。想想那些如潮水般涌至索尔兹伯里、约克、坎特伯雷、巴斯和其他英格兰著名教堂的游人吧，林肯镇相对而言人迹罕至，简直就是个小小的奇迹。你很难再想出一个地方拥有同样辉煌的建筑却鲜为人知——达勒姆也许算是一个吧。

整个教堂中殿摆满了一排排包垫的金属椅子，让我十分诧异。为什么这些大教堂里不能放木质长椅呢？我去过的英国大教堂全是这个样子：稀稀拉拉的一排排金属椅子，可以叠放也可以折起来。可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会把椅子清理开大跳谷仓舞或是搞点别的什么活动？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金属椅子看起来总是很廉价，且与周遭高耸的穹顶、精美的彩色拼花玻璃以及哥特式窗花格十分格格不入。生活在如今这个处心积虑节省成本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年代，实在令人心痛。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无孔不入的现代简约风格的确反衬出中世纪的石匠、玻璃匠和木雕艺人们的精湛技艺，他们将技艺展现得多么毫不吝惜，用材是多么铺张啊!

我本想多逗留一会儿，无奈日程安排太紧，下午三点以前，我得赶到布拉德福德去观赏最令人激动的绝世奇观。要知道，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皮彻维尔影院(即电影、摄影、三维巨幕电影还有什么别的博物馆)将上映原始的未剪辑版的《这就是全景电影》。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地方能让你看到这电影历史上的杰作，而今天正好是本月的第一个周六。

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盼望这个机会。一路上我都担心不已，生怕错过了开往唐卡斯特的联运列车，然后我又开始焦虑，又怕错过了利兹的那一趟。可是，事实上我到达布拉德福德后发现时间还很宽裕——还有差不多三小时，这让我有点害怕得发抖，因为，身在布拉德福德到底要如何打发这三小时呢？

布拉德福德生来就甘居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之下，这一角色它扮演得非常出色。此次出游我从来就没见过哪座城市比它更加赤裸裸地荒凉颓败了。一路所见全是空荡荡的商店，橱窗全都封死，在略为热闹的地方，如哈德斯菲尔德和浦德西，商店橱窗里铺天盖地地贴着破烂的流行音乐会海报。写字楼挂满了“招租”的牌子，我没见过哪座城市比它更糟。市中心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商店空空如也，其余的大部分似乎也奄奄一息。我的游览结束后不久，市里的大百货商店拉克姆即将宣布停业关门。城里过去曾有的活跃气氛大多早已转入室内，集中到一家毫无个性的购物中心——安戴尔中心(顺便提个问，为什么英国60%的购物中心都叫作“安戴尔中心”呢？至今没有人给我答案)。不过布拉德福德基本上是陷入危险的衰落之中，没有回头路了。

这里曾经是维多利亚式建筑最辉煌的集中地之一，不过你现在很难想象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批精美的老建筑被拆除殆尽，腾出空间来开辟宽阔的新马路以及建造棱角分明的写字楼，每扇窗户下还镶着漆面胶合板。这座城市里的一切几乎都因为好心办坏事的城市规划者们而受苦受难。许多繁忙的街道上的人行斑马线是要分几个阶段才能顺利通过的——第一个阶段是到达马路中央的行人岛，然后与陌生人一道经历漫长等待，再抓紧有限的四秒钟冲刺到对面去。这样一来，就连出门买点东西都让人疲惫不堪，尤其是要对角线穿越马路的时候，你得等四组红绿灯闪过才能穿越不过五十码的净距离。更为糟糕的是，在许多内侧主辅道边，运气不好的行人们总是被挤入一条接一条的地下通道，任凭风吹雨打，险恶异常。这些通道连接处的圆形大广场，虽为露天敞开式，却总是阴暗遮蔽，而且排水十分不畅。我听说有一处地方下大暴雨的时候还淹死过一个人。

我曾经对这种愚蠢荒唐的城市规划琢磨过很久，这一点不会让你惊讶吧。有一次我从家里附近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书，名为《布拉德福德——明日规划》，大概是这么个名字。书是20世纪50年代末或者60年代初出版的，里面全是黑白的建筑图，描绘的是灯光闪烁的步行街区，满是朝气蓬勃、步履自信并有点类似火柴棍一样的人物，还有那种如今正向我头顶倾压过来的写字楼。突然间我茅塞顿开，终于领悟了那些规划者想要做什么。我是认真的。他们当年其实以为自己在建造一个新世界、一个全新的不列颠。过去那些森然压抑、被煤烟熏黑的老房子和狭窄的街道将被拆除干净，取而代之的是阳光广场和耀眼的摩登写字楼、图书馆、学校和医院，它们全都由铺上明亮瓷砖的地下人行通道连接起来，这样行人就能与来往车辆完全隔绝开来，安全无比。所有这些图片看上去是那么光明、干净而且有趣，图片上甚至还画着推着推车的妇女们在那些下沉式露天圆形广场上停下来聊天。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空空如也的城市——写字楼群的外墙剥落，路断人稀，经济一片萧条。也许不改造城市这种情况仍然会发生，不过保留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和老城区至少会比剩下一个破败不堪的新城要好。

如今布拉德福德市政当局采取了一个让人又好笑又好气的举措，拼命将那几幢残存的老房子打造成观光热点。其实就是市中心外围一座小山坡上逃过推土机碾压的寥寥数条窄街，那里还保留着三四十幢引人注目的大仓库(说它们是仓库还不太恰当)。这些房子大多建于1860年到1874年，属于颇为神气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看起来更像是商业银行而不是羊毛打包库房。整个街区名为“小德意志”(这么叫是因为德国人有段时间曾主宰羊毛贸易行当)。像这样的街区从前曾经有好多，整个布拉德福德市中心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几乎全是仓库、磨坊、银行以及大大小小专门经营羊毛剪收、分类以及贸易的商行。可是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羊毛生意逐渐外流。我想有可能还是司空见惯的原因：过度自信以及缺乏投资导致了恐慌性撤离。不论如何，磨坊搬走了，办公楼暗了，曾经熙熙攘攘的羊毛交易所(即羊毛贸易商的中心市场)也变得尘垢累累。现在你恐怕怎么也想象不出布拉德福德昔日的辉煌吧。

城中一度繁荣鼎盛的羊毛交易区，如贝尔蒙德西、奇普塞德、庄园坊和阳光桥如今只残存“小德意志”那几幢灰暗的建筑物了。即使是这样一片前途光明的小小区域目前仍是满目萧条，看不到希望的样子。我来到之时，三分之二的建筑上爬满了脚手架，剩下的三分之一上面挂着“招租”的牌子。那些修葺一新的房子看起来漂亮精致，不过永远是空着的样子，还有二三十幢正在整修，完成后它们将在熠熠灯光下一起继续空下去。

我在想，如果政府下令所有人员撤离米尔顿·凯恩斯[3]，将所有的保险公司和其他商业机构迁入布拉德福德这样的地方，为其注入活力恢复元气，那该有多好啊。然后米尔顿·凯恩斯就会变成如今的“小德意志”区这副样子，空空荡荡的，方便人们在其中漫步遐想。当然，这一切永远不会成真，政府也绝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不过，就算要通过市场运作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公司都喜欢庞大的摩登写字楼，附有众多停车位，而且没人想住在布拉德福德，怎么能怪他们呢？即使奇迹出现，那些漂亮的老房子真的找到了租客，“小德意志”也不过是一座奄奄一息的城市中心保留着原始风貌的一小块飞地而已。

当然，布拉德福德也并非毫无魅力。建于1914年的阿兰布拉剧院，建筑风格大胆奔放，带有光塔和尖塔，已被精心而奢侈地翻修一新，是欣赏哑剧的顶级场所(顺便说一下，哑剧是英国的圣诞传统之一，也是我极其钟爱的活动。这次出游回去后不久，我就要回去欣赏比利·皮尔斯主演的《阿拉丁》。好笑吧？我笑得口水都把椅子浸透了)。那家电影、摄影、三维巨幕电影还有什么的博物馆(我从来都记不住它确切的名字)总算给这城市的一角带来了些许好客的鲜活气息。过去要找点乐子，只能去一家老旧的室内溜冰场。现在这里还有几家不错的酒吧，我现在就走进了一家名为“曼维尔武器”的酒吧，叫了一瓶啤酒配上一碗辣椒。这家酒吧在布拉德福德颇为出名，因为20世纪70年代臭名昭著的罪犯“约克郡开膛手”曾在此出没。不过，现在它的名气应该是来自那美味无双的辣椒吧。

接下来还有一小时要打发，我就走进了旁边的电视、摄影和什么东西的博物馆。我挺喜欢这里，一是因为它完全免费，二是因为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还建有博物馆，的确值得称赞。我浏览了一下各种各样的陈列室，然后惊讶地看着大群观众出高价等候观赏两点钟的三维巨幕电影。我以前看过这种电影，坦白地说我无法欣赏其动人之处。我知道银幕很大，视觉效果从理论上说也的确惊人，可是电影情节却总是沉闷得让人不敢相信：有关人类征服了“这个”以及完成了“那个”使命，还有闷死人的解说词。最近这部令大家蜂拥而至的片子名为《太空使命》，其实傻子都看得出来大家只不过是想过一把坐过山车的瘾，体验一下从空中一跃而下胃里翻江倒海的刺激感觉罢了。

全景电影公司40年前就深谙此道，其广告攻势就是以一段与死神叫板的过山车旅程为主打。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观看《这就是全景电影》是1956年和家人一起去芝加哥旅行的时候。这部电影自1952年就开始公映了，不过是在大城市里受追捧，在艾奥瓦州这样的小地方看不到。它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放映着，可以说等到我们家去看的时候，大部分身穿时髦工装裤的观众应该已是味同嚼蜡了吧。我对当时的印象很模糊(1956年夏天我才4岁)，但却很喜欢，现在我简直等不及了。

于是，我赶紧走出这座包括赛璐路在内的各类事物“博物馆”，穿过大街找到皮彻维尔影院最近的入口。可是，还有半小时才开演，我只得在凄风冷雨中苦站15分钟才等到开门。我买了张票，点了大厅正中的位置(要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呕吐)，然后找到位置就坐了。这电影院还真不错：长毛绒的椅子，巨型球幕前面还有天鹅绒幕布。一开始似乎这场电影将为我一人放映，后来观众们鱼贯而入。开场前两分钟，整个影院已是座无虚席。

两点整，室内暗了下来，幕布张开了大约15英尺，没有全开，露出的那一小块银幕上开始放映序幕：洛威尔·托马斯[4]端坐在书房里，里面堆满了周游世界的各种工具。整个布景一看就很假。这是在提醒我们将要看到多么令人惊奇的场景。要想理解这一段序幕，必须结合历史来看。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声称要把好莱坞清扫出局，全景电影正是为了应对电视的挑战在绝望中应运而生的。因此，这一段黑白序幕制作成电视屏幕的四方形大小，很明显是想暗示观众们最近已习惯接受的屏幕是多么窄小而乏味啊。序幕完后是一段简明电影艺术史，毫无生趣，然后托马斯告诉我们将身体靠拢座椅，欣赏旷世奇景。说完他就消失了，华丽的交响乐旋律从各个角落里传出，幕布不停地拉开再拉开，露出了一幅奇大无比的幕。突然之间我们身处一个色彩弥漫的世界，坐上了长岛[5]的过山车。天啊，真过瘾!

我犹如置身于天堂，那种三维效果绝对超乎你想象，如此简单而古老的投影系统居然能创造出这样的效果。感觉真的就像是坐过山车，不过有一点不一样：这是架1951年的过山车，爬升到顶点俯瞰下面的停车场，全是斯蒂庞克和迪索托这样的老爷车；过山车呼啸而过，两旁的人群都身着宽大的裤子和宽松的彩色衬衫。这哪里是看电影，简直就是时空旅行。

我是认真的，三维的魔力加上立体音响再加上耀眼锐利的图像，真的就像是被时间机器抛回到40年前。对于我来说尤为逼真，因为1951年的夏天，这部电影刚上映时，我还蜷缩在母亲的肚子里，以惊人的速度猛增体重，直到35年后我戒烟时，这样的体重增速才得以重现。这样的世界就是我即将降生之地，看上去是多么欢欣喜悦，多么前途光明啊!

我好像从来没有度过这么开心的三个小时。我们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就是全景电影》这部片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而是一部旅行纪录片，目的是为了以最好的效果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奇景。我们乘着贡多拉[6]滑过威尼斯，码头上那些身穿宽大裤子和宽松彩色衬衫的人目送我们远去；在美泉宫[7]里聆听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天籁之音；在爱丁堡古堡里欣赏军团文身；在米兰的拉斯卡拉歌剧院观看《阿依达》的长篇片段(有点闷)；最后是乘飞机飞越整个美洲大陆。我们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空翱翔，这地方我以前夏天去过，那里有一座座观景塔和国际连锁酒店，再加上人满为患，简直是个噩梦；可是电影里的大瀑布景区绿树郁郁葱葱，房屋小巧精致，停车场也很空旷，完全是另一种模样。我们还参观了佛罗里达州的“柏树乐园”，里面有两位年轻的滑水手名叫奇普和贝蒂的为我们举行了专场表演，我们低空飞越了中美洲波浪起伏的农田，然后在堪萨斯城降落。接着我们掠过落基山脉，深入大峡谷底部惊叹其庞大宏伟，再穿过“锡安国家公园”令人望而生畏的扭曲峡谷，飞机疾速向内侧倾斜，擦过一丛丛露出地表的岩石。洛威尔·托马斯严肃却骄傲地告诉大家，这样的电影特效还从来没有人尝试去超越过，整个这一段配上神气活现的立体声版本《天佑美国》，由摩门教塔伯纳可合唱团演唱。一开始是轻声哼唱，渐渐就扯开嗓子，拉到最强，一副“让我们狠揍德国佬一顿”的气势。欢乐和骄傲的泪水在我的双眼里打转，我竭尽全力才制止自己不要爬上座椅大叫：“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的祖国!”

接着电影就结束了，人们拖着步子走出影院。暮色渐沉，下起小雨，布拉德福德仍是萧条一片，这让我从心底里感到震惊。我站在J.B.普里斯特利[8]的青铜像旁——他就是布拉德福德人——盯着面前这个萧条无望的城市，在想：是啊，我准备回家了。

不过，我转念一想，之前还是再来份咖喱吧。

[1]　St. Michael’s Mount，英国康沃尔郡西部海中小岛屿，因15世纪建造的圣米迦勒教堂而得名，有天然海堤与陆地连接，退潮时可步行往返。

[2]　大宪章英文为The Great Charter，是英国于1215年订立的宪法，用来限制英国国王的绝对权力。

[3]　Milton Keynes，位于英格兰中南部，牛津东北面。为缓解伦敦的人口压力建于1967年。

[4]　洛威尔·托马斯(1892—1981)，美国著名作家、节目主持人以及旅行家。

[5]　Long Island，美国纽约市东南的一个狭长岛屿。

[6]　威尼斯特有的尖舟。

[7]　Schonbrum，建于1696年至1700年，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昔日奥匈帝国皇帝的夏日行宫，中欧最宏伟豪华的巴洛克宫殿。

[8]　J.B.普里斯特利(1894—1984)，英国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生于布拉德福德。

第十八章

前面列举布拉德福德的闪光点时，我忘了提咖喱屋，这种疏忽实不应该。布拉德福德也许失去了羊毛生意，可它得到的是上千家风味绝佳的印度餐馆。在我个人看来这样的得失十分合理，因为我实在用不上大捆大捆的羊毛，可是不管你塞给我多少印度菜，我都能吃得下。

我听说布拉德福德历史最悠久的咖喱屋，当然也是口味最佳、价格最低的，名叫“克什米尔”，就在阿兰布拉剧院的北面。这里二楼有家漂亮的餐馆，桌布雪白，餐具锃亮，侍者彬彬有礼，服务周到。不过咖喱的狂热追捧者们得去地下室，坐在长条形塑料贴面桌边和陌生人一起拼桌用餐。这里的风味绝对纯正到家，根本连餐具都没有准备，你直接用大块大块的印度面包和脏手抓起东西塞进嘴里就行。我只花了三英镑就享受了一顿佳肴，浓醇味美，辣得我的五脏六腑嗞嗞作响。

大快朵颐之后，我肚儿溜圆，胃里咕噜咕噜翻腾，就像是电影里疯狂科学家正在加热的大口量杯。我走出餐厅，踏入布拉德福德的夜色中，一边琢磨着该做些什么。现在是周六傍晚六点多，可是这地方已经死气沉沉了。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家和亲爱的家人们就在山的那头，这让我有点难过。出于某种原因，我总认为旅途中半途而废返回家中简直就是作弊。不过后来我又想：见鬼，我孤苦伶仃，冷得哆嗦，才不愿意在离家二十英里的旅馆里过夜呢。于是我走到佛斯特广场车站，乘了一辆咯吱作响、空空如也的火车到达斯基普顿，再换出租车到约克郡山谷小村里的我的家。我让司机在路边将我放下，这样我就能悄悄走到门口。

夜幕之中回到温暖舒适的家是多么令人愉快啊。窗子里透出“欢迎回家”的暖暖灯光，让你知道这就是你的家，家人们就在里面。我走上门前车道，从厨房窗外向里面张望：妻子孩子们都在，围坐在餐桌前玩“大富翁”游戏。上帝保佑他们身心健康，我盯着他们看了很久，完全沉浸在爱怜和羡慕之中，感觉就像《生活多美好》[1]里的吉米·斯图尔特[2]偷窥自己的生活一样，然后我就推门进去了。

现在，我再写下去，就会变成像电影《华生一家》[3]里面的一段那样，因此我决心引开你的注意力，暂时别去想约克郡山谷中我家厨房里欢快而感人的团聚一幕。让我给你讲述一个真实而又无关的故事吧。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利用闲暇时间撰写了不少文章，主要是为航空杂志写稿。我突然想到要写一篇有关惊人巧合的文章，于是先发了一封询问信给其中一家杂志表达了我的真实兴趣，如果发表的话请他们承诺付给我500英镑，这样一笔钱我真的很想轻松得来。可是，等我开始写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尽管我掌握了许多有关巧合与可能性的科学研究信息，我却缺乏足够的巧合实例让文章生动有力，而且还要凑满1500字。因此我又写了封信给那家杂志说我交不出稿了，然后把信件留在打字机上准备第二天发出去。接着我梳妆打扮，开车去《泰晤士报》上班了。

那个时候，《泰晤士报》那和蔼可亲的文学编辑菲利普·霍华德每年总是为员工们举办几次图书特卖会，因为他的办公室常常被铺天盖地的书籍塞满，连办公桌都被淹没了。这些特卖会很令人激动，因为基本上算是白送：精装本25便士，简装本10便士。他将售书所得如数捐给“肝硬化基金会”或者其他一些深得传媒业者人心的慈善机构。那天我到了报社，看见电梯旁一纸通知：下午4点图书特卖。那时是3点55分，于是我把外套扔在桌上拔腿冲进文学编辑部，那里已经挤满了各色人等。我钻入这一片混战中，第一眼看到的书居然是本简装版的《惊人的真实巧合》。这难道不算是一桩惊人的真实巧合吗？更诡异的还在后面，我打开书一看第一桩巧合中的主人公就姓“布莱森”[4]。

这个故事我在酒吧里讲了很多年，每次我讲完，听故事的人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对同伴说：“我突然想起来到巴恩斯利还有一条路，不用走M62公路。你知道盖斯利的‘乐食者’环形枢纽吗？如果你在那边第二个出口……”

无论如何，我在家待了三天，沉浸在家庭生活的混乱中，像小狗一样开心——和小孩子们一起嬉闹，滥施爱心，跟着我太太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我清空了背包，查看了邮件，像主人一般在花园里踱来踱去，每天早晨体会着在自家床上醒来的幸福。

我无法面对即将又一次离别家人，于是我决定多住一阵，再出门游玩几天。于是，第三天早上，我开车搭上好友兼邻居戴维·库克，一位和蔼可亲且颇有天赋的艺术家，一起去他的家乡索尔泰尔和宾利散步。换个方式结伴出游感觉真不错，用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眼光看看这个约克郡的小角落也颇为有趣。

我从未去过索尔泰尔，这地方美得让我吃惊。它是一座模范工业城，由某位工厂主泰特斯·索尔特于1851年到1876年间建成。如今要理解老泰特斯这个人恐怕有点难。他就是19世纪所盛产的那种乏味实业家，滴酒不沾、自以为是、敬畏上帝。他不仅仅雇用员工，还想占有他们。他的工厂雇工都要住在他修建的房子里，在他的教堂里祈祷，不折不扣地遵循他的规矩。他不允许镇上有一家酒吧，还给公园强加了一系列苛刻的禁令：不得喧哗、抽烟、游戏以及进行其他不合礼节的活动，因此公园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玩了。工人们可以在河中泛舟，但是河上不得同时出现四艘以上的船。不论工人们喜不喜欢这些规定，他们都得被迫远离酒精、勤劳苦干且忍气吞声。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索尔特在社会福利方面表现出几分难得的开明。他的工人们与同时代其他地方的产业工人相比，享受到了更加清洁、更加健康也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一点毋庸置疑。

尽管自那以后整个小城被不断扩张的利兹-布拉德福德城市圈所吞没，可当小城建立起来的时候，坐落在干净而开阔的乡间原野上的索尔泰尔与布拉德福德乱糟糟脏兮兮的市中心大相径庭。19世纪50年代布拉德福德市里的妓院比教堂还多，连一寸带盖的阴沟都没有。而索尔特的工人们从阴暗肮脏的“背靠背”排屋里(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每一排房子都与前一排完全一样且紧贴其后背，中间没有留出空间)，搬到通风良好又宽敞的独立小屋，每家前后都有小院，独立供给煤气，至少有两间卧室。在那个时候看来，简直就是伊甸园了。

索尔特还在能俯瞰连通利物浦运河与利兹城的艾尔河畔一块山坡上修筑了一幢庞大的棉纺厂名为“产业宫殿”。在那个年代这是欧洲最大的工厂，横亘9英亩，仿威尼斯的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按精美的意大利钟楼式样装饰。他还修建了公园、教堂、“进行对话、娱乐和教育”的场所、医院、学校以及850座整洁干净的石头房子和四方网格状的鹅卵石街道群，大多数都以索尔特的太太和11个孩子的名字命名。那座“进行对话、娱乐和教育”的场所可能是这些大手笔中最引人注目的了，建造的初衷是为了引导工人们远离酗酒的危险，里面有体育馆、实验室、台球室、图书馆、阅览室还有报告演奏厅。之前从来没有人给体力劳动工人们这么奢侈的机会去提高自己，许多人也就牢牢地抓住了这样的机会。詹姆斯·沃丁顿就从还是文盲的拣羊毛工一跃成为语言学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以及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语音学会的领袖人物。

如今的索尔泰尔奇迹般的保存完好，只不过那座工厂早已停止生产布匹，那些房屋也归私人拥有。工厂厂房里有一层楼永久展出戴维·霍克尼[5]的作品，他就是布拉德福德人。其余楼层改造成零售商店，专卖名师设计的高档服装，精致时髦的家居用品、书籍以及艺术明信片。在布拉德福德大都市为人遗忘的角落里找到这样一座“雅痞天堂”，真是一个奇迹，而且生意还不错。

戴维·库克和我不紧不慢地兜了一圈。我从来都没怎么注意过戴维·霍克尼，不过我要说的是：这孩子画得不赖。然后我们就到从前工人们居住的独屋所在的街道上漫步，这些小屋十分温馨、整齐且都保存完好。小镇公园门前是一片起伏的小树林，然后是开阔的公共绿地，就是通常人们去遛狗的那种地方，看上去从来都没有人打理，像块野地，其实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是一座颇为成功的席普利·格伦游乐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游乐场。

那时候的游乐项目之一就是“空中贡多拉”，过山车的前身，宣传标语是“全世界最大、最狂野、最陡峭的滑行之旅”。我曾经看过相关照片：淑女们撑着阳伞，留着小胡子的绅士们衣领挺括。他们的确看上去非常兴奋，特别是乘坐这趟“滑行之旅”，沿着陡峭可怕的危险“山峰”急驰而下四分之一英里。1900年的某一天，满满一车穿着时髦的乘客正沿着滑道爬升，准备来个惊心动魄的“跳水”，没想到缆绳滑脱，所有的人失去控制被抛了出去，摔到地面，死状颇惨也惊世骇俗，于是席普利·格伦游乐场也宣告终止。如今原址仅存的惊险项目就是那老牛拉破车的“格伦小火车”，小心而又平静地穿越附近的小斜坡，自1895年开始就一直如此。不过，我们在野草丛中还发现了从前“空中贡多拉”滑道的一段残轨，着实有点吓人。

这一整片区域就是并不那么遥远的过去残留下来的“考古”遗迹。离此一英里，一条藤蔓丛生的小路上，就是米尔恩堡原址，由小泰特斯·索尔特修建的一座装饰精美的石头宫殿。那是1870年，索尔特家族的财产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是，难道他们不懂一句老话吗？福兮祸所伏。到了1893年，整个纺织业突然萧条下来，索尔特家族产业铺得太开，十分危险。一夜之间整个家族就失去了公司控股权，他们不得不在惊愕与羞愧中变卖房屋、厂房以及相关联的股份。后来的一连串事情就变得怪异凶险起来：米尔恩堡的历任拥有者全都毫无例外地遭遇奇怪的厄运。一位无意中被高尔夫球棒打了一下，竟然因伤势恶化成坏疽一命呜呼了。另一位则是回家撞见自己年轻的新娘与生意合伙人在卧室床上赤裸大战，他用枪打死了合伙人，抑或是把两个都打死了，众说纷纭，最后他当然是把卧室砸了个稀烂，便找了个地方悬梁自尽了。

之后不久，这座宅子的名声就传开了，拥有它的人肯定要倒大霉。有人搬进去后就会突然搬出来，面如死灰，伤势惨重。1930年房子最后一次上市交易，却找不到买家，就空了20年，直到1950年被拆毁。如今的遗址上藤蔓丛生，野草茂盛，你走过都不会猜到英格兰北部最精致的豪宅之一曾矗立于此。不过，如果你像我们这样在深深的杂草中四处探寻的话，还能发现从前温室的一块地板，黑白瓷砖拼成整齐的图案。很奇怪，这让我想起在温什科姆[6]看到过的古罗马马赛克图案，两者同样令人惊叹。

试想一个世纪之前，小泰特斯·索尔特曾站在这座辉煌的豪宅中，俯瞰整个艾尔河谷，远处就是索尔特家族的工厂，铿锵之声渐远，蒸腾的雾气冲天，再远一点是世界羊毛业最富庶的中心。而这一切现在竟然全部烟消云散了。我在想，如果老泰特斯今天看到家族财富付诸东流，他那昔日繁忙的工厂如今摆满了时尚的镀铬家居用品和屁股发亮的赤裸男泳者画像，他究竟会怎么想？

我们俩在这孤峰上驻足良久，这里你能看到远处的艾尔谷，拥挤的房舍沿着陡峭的山坡一直往上爬到荒凉的高地山岗。我又开始琢磨这些房子里的人都是做什么的，每次我站在北方的山坡上总喜欢思考这样的问题。整个艾尔谷上上下下曾经有几十家工厂，光宾利一地就有十来家，现在全部搬迁拆除，腾出空间来建造超级市场或是改造成文化传统中心、公寓大楼以及大型商场。宾利最后仅存的纺织工厂“法国工厂”也于一两年前关闭，如今窗户玻璃残缺，凄然孑立。

搬来英国北方有许多事情让我惊讶，其中之一便是发现自己仿佛身处异国他乡，也许是因为北方的环境给人的感觉吧。这里多见开阔的高地荒原和广袤的蓝天，到处是干砌石墙，阴郁的工厂小镇，还有山谷地区和湖区那温馨的石屋小村落。当然，这里特别的口音和迥异的措辞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直白言语(有时坦率得让人害怕)也是原因之一。此外，还因为英国南北方的人们实在大相径庭，有时对对方的地理无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年我在伦敦报业供职的时候，听到有人发问：“哈利法克斯[7]是在西约克郡还是在南约克郡？”再看一桌子人眉头紧皱，眼神茫然。等我搬到北方，告诉当地人我以前住在温莎附近的萨里，我看到的也是同样一副表情——有点紧张、毫无把握，似乎很怕我说“请你在地图上把这个地方指给我看看吧”。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北方和南方最大的差别在于人们对于经济衰败和逝去的荣光有种超乎寻常的敏感，特别是开车经过普雷斯顿[8]或布莱克本[9]这样的地方，或者是站在我所在的小山顶上的时候。如果在布里斯托[10]和沃什湾[11]之间画一条斜线，整个英国就一分为二，两边人口大约都是2700万。1980年到1985年间，南边有103,600人失业，而北边则有1,032,000人失业，几乎是前者的10倍。如今，北方的工厂仍在继续关闭，每天晚上这里的电视新闻里至少有一半都在讲工厂关门。于是我又提出疑问：那些房子里的人都是做什么的呢？或者更为尖锐地问：他们的下一代又该做什么呢？

我们走出这块地方，沿着通往艾尔德威克[12]的另一条道路前行。经过一座庞大而装饰奢华的门楼，戴维沮丧地轻叹了一声：“我从前有个朋友住在这里。”如今这大宅已破败不堪，窗户和走廊都用砖封了起来，如此精致的建筑就这样白白荒废了。旁边一个老式带围墙的花园也因无人打理而杂草丛生。

戴维指着马路对过的一幢房子，那是著名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从小生长的地方。在其自传中，霍伊尔曾回忆他从前看着戴白手套的仆人们在米尔恩堡进进出出的景象，对于那高墙之内发生的种种丑闻和悲剧只字不提，颇为神秘。这本自传是我花三英镑在旧书店里淘来的，当然期望前几章里尽是枪战和夜半惊魂的描写，你能想象我有多失望吧。再往前走一点，我们经过了一大片郡建公寓楼，丑陋不堪，地处偏远而且规划布局凌乱奇怪，尽管所有的楼房都建在开阔的山坡上，却没有一家看得到风景。戴维告诉我，这些楼房曾赢得多个建筑奖项。

我们沿着一道弯曲的斜坡漫步走入宾利，戴维一路上告诉我2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他在此地度过的童年岁月。他所描绘的是一幅诱人景象：看电影(周三去露天剧场，周五去爱神木影院)、捧着报纸包的炸鱼薯条大快朵颐、从收音机里欣赏《迪克·巴顿》[13]0和《聪明绝顶》[14]，下午商店便关门，邮局二次投递，人们骑车出行，还有那没完没了的夏日，简直就是神奇的世外桃源。他所描述的宾利自信又繁盛，就像是自豪而强大的帝国心脏中的一颗小齿轮：工厂繁忙有序，活跃的市中心全是剧院、茶室和有趣的商店，与我们如今身处的邋遢、老旧而喧闹的地方完全不相符。“爱神木”和露天影院多年前就歇业了。露天剧院从前曾被伍尔沃斯公司收购，不过那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如今的宾利没有一家电影院或者什么别的去处让人有想进去的冲动，市中心耸立的是布拉德福德宾利建筑协会大厦，令人望而生厌。这幢大楼不仅自身糟糕透顶，毫不协调，更让人绝望的是它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宾利市中心就夹在大楼与肮脏不堪的20世纪60年代兴建的砖石建筑商业区之间，其独特的风格已全然尽毁，无可挽回。因此，发现宾利市中心之外仍然是个不错的去处，真是让人又惊又喜。

我们路过了一所学校和一座高尔夫球场，来到一个叫作“贝克福德农场”的地方，那是一座漂亮的石屋小村，坐落在一条汩汩小溪旁边的高地上。布拉德福德主干道离此不过几百码，不过，这里俨然是一个与世隔绝多年、不闻机器轰鸣的桃花源。我们顺着一条蜿蜒的河边小路信步走在阳光之下，小路格外迷人。戴维告诉我这里曾经有一座油脂加工厂，空气难闻至极，小河的水也经常呈现恐怖的铁锈色和乳白色，上面还浮着一层泡沫状的污物。当时流传着可怕的传闻说如果把手放进这样的水里，整块皮就会剥落。如今，这河里碧波泛起水花，一派健康的样子，整个村子也完全未被时间或者工业改变过。从前的工厂早已被洗刷一新，内部整改成为时髦的公寓楼群。我们向北走到一个叫“五道梁”的地方，连接利兹和利物浦的运河在这里向上爬过五道陡坡，差不多有一百英尺，正对着“法国工厂”那如刀锋削过的平直地盘上破碎的窗户。我们想想也差不多把宾利看了个遍，就走进了一家气氛热烈的“老白马”酒吧，开怀畅饮啤酒，可算是了了我俩一路过来的心愿一桩。

第二天，我和我太太一起去哈罗盖特镇上购物，其实是她在购物，我去镇上兜了一圈。在我看来，购物实在不适合男女一起去做，因为男人们想做的无非是去买把诸如钻头之类轰鸣作响的东西，然后回家把玩；而女人至少要把那地方卖的所有东西都看过一遍，或者抚摸过至少1500种不同的面料以后才行，否则难以芳心大悦。对于女人在商店里喜欢摸这摸那如强迫症似的古怪冲动，难道没有人和我一样对此迷惑不解？我曾多次看到我太太特意跑到二十或三十码开外去摸什么东西——马海毛绒衫啦，天鹅绒床罩啦什么的。

“你喜欢那东西？”我惊讶地问，因为我知道这种东西她应该从来就不喜欢。她便像看一个疯子一般看着我。

“那个？”她说，“不，那东西太可怕了。”

“那你为什么——”我每次都想说，“为什么特意跑过去摸一把？”不过，当然，正如所有“久经考验”的丈夫一样，我学会了在太太购物时保持沉默，因为不论你说什么“我饿了”“我看腻了”“我的脚酸死了”“是的，你穿这个也很不错”“那就两个都买吧”“噢，天杀的”“你能不能回家啊”“季风？又来了？天杀的”“那你为什么特意跑过去摸一把”之类的话都毫无用处，于是我啥也不说。

这一天，我太太买鞋的兴味甚浓，也就是花上数小时让那个身穿廉价西装的可怜虫给她拿来无数盒看上去大同小异的鞋子试穿，然后决定一双也不买，于是我便明智地决定一早就全身而退，看看这座小镇。为了表明我对太太的热爱，我先带她去“贝蒂饼屋”喝咖啡吃蛋糕(那里的价格一定会让你“大出血”)。在店里她给我下了一条如往常一样精确至极的指示：“三点钟在伍尔沃斯门口见。不过，听着——别去弄那个——听好，如果拉赛尔和布罗姆利都没有我要的鞋子，我就去拉维尔。那样的话就三点一刻在玛可斯的冷冻食品区见，我要么在汉密克的烹饪书区要么在儿童读物区，或者我在‘布兹’玩玩吐司机，实际上我还是去拉赛尔和布罗姆利再试穿一遍那些看上去差不多的鞋子吧。那样的话我们就在门口见，三点二十七分以前哦，你记住了吧？”

“记住了。”才怪。

“别让我久等啊。”

“当然不会。”你做梦吧。

然后她吻了我一下就走了。我喝完了咖啡，体会了一把这精致小店里典雅而古典的气氛：这里的女招待们还戴着百褶帽，黑色连衣裙外面罩着白围裙。这样的地方真应该多一点，我觉得。尽管这里一玻璃壶咖啡和一块甜甜的小圆面包价格不菲，可你花的每分钱都值得，而且一坐可以一整天。这里如此惬意，我正有此打算呢，不过我想还是应该去镇上转转，于是就付了账来到购物商场一带，看看哈罗盖特镇的新店——维多利亚花园购物中心。这名字有点好玩，因为开发商将其建在维多利亚花园原址上，所以其实它应该更名为“被此购物中心毁掉的美丽公共小花园”。

我原本对这些并不在意，不过开发商还拆毁了英国最后一座漂亮公厕，就位于前面提到的花园里面。那是一座珍贵的地下小宝藏：瓷砖精打细磨，黄铜闪闪发光，男厕所美得令人惊叹，据说女厕那边也一样。本来我也不太在意这个的，可是这座新的购物中心糟糕得令人心碎，集各种建筑风格于一身，惨不忍睹——有点像巴斯的新月酒店加上水晶宫再加上麦当劳餐厅的屋顶的味道，顶上还有一圈栏杆，装饰着真人大小的塑像，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揣度设计者的用意，天知道这代表了什么——我想这可能是某种人物陈列堂，可是看上去这效果仿佛是不同年龄层次的几十名市民要集体自杀。

购物中心靠车站广场的一边就是精致小巧的维多利亚花园和漂亮小公厕的原址，如今这里修建了一座露天的圆形台阶广场，我想是供人们在约克郡每年难得的大晴天里坐下休息的吧。马路上远离地面建造了一座荒唐透顶的封闭式人行天桥，将购物中心和对面的停车场连接起来，同样是那种格鲁吉亚式、意大利式或鬼知道什么式的混合风格。

前面我曾对英国处理自己建筑遗产的方式做出过评论，你也许会愚蠢地认为我对这种混搭风格热衷不已。天哪，完全不对。如果“混合集成风格”的意思是一幢建筑物多少注意到周边的环境，多少努力去配合隔壁的屋顶线条，与邻居的窗户及门的尺寸和位置互相呼应之类的话，那么我是喜欢的。不过如果“混合集成风格”意味着我面前这一堆滑稽可笑的迪士尼乐园版本之“快活老英伦”的话，那么谢谢你，我可不要。

我想你大可与我辩论，我敢说维多利亚花园的建筑师肯定会这么做。他会辩称至少他花了心思将传统建筑的风格注入小镇风貌之中，而且至少也比旁边那座克奥普百货公司欢天喜地进驻的玻璃塑料大盒子要不那么有碍观瞻得多吧(那座建筑，容我插句嘴，丑陋得登峰造极)。可是，其实在我看来这两幢大楼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就呆滞保守、缺乏想象力这方面来说，维多利亚花园不如那可恶的“克奥普”大楼。(不过，容我再补充一点，这两者要是和枫树大厦比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那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高楼，简直就是个脑残恶作剧，一整条布满平淡无味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的长街中央突然冒出十几层的一座高楼。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那么英国这样可怜的破败小镇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不让密斯·凡德罗[15]或者华特·迪士尼来插手的话？我希望我能有答案。此外，我希望建筑师们明白，他们当然有办法造出时髦新潮、具有前瞻性的建筑而又不破坏其周边的整体氛围，大部分其他欧洲国家就是这么做的(法国是个例外，很令人好奇)。那么为什么这里的建筑一团糟呢？

不过，抱怨了这么一大堆也够了。哈罗盖特镇其实是个相当精致的小镇，与其他许多地方相比，盲目开发的“伤痕”少很多。这里有一片面积215英亩的公园式公共绿地，周围簇拥着坚固而颇有人气的住宅，是英国最大最便宜的绿地之一，再加上精致的老饭店、舒适的商业区和雅致整洁的氛围。简而言之，这就是你随处可见的典型美丽小镇，以一种令人愉悦的英国方式让我想起了巴登巴登，当然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从前也是个非常成功的温泉度假小镇。我在“皇家泵房博物馆”里拿到的一份小册子上说，直到1926年，这里的温泉每天仍然喷出两万六千杯硫黄水。如果你想喝的话，这水还能喝得到。水龙头上的一纸告示提示说这硫黄水对肠胃气胀有特效，这种承诺相当误导人。我当时差点猛喝一口，突然意识到告示的意思其实是“硫黄水能预防肠胃气胀”，多么奇怪啊!

我在泵房博物馆里转了一圈出来，路过老天鹅饭店——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阿加莎·克里斯蒂[16]出走躲藏的地方。她当年发现丈夫竟然是个玩弄女性的禽兽后愤而出走。然后我漫步向北到蒙皮利尔街，那条小街美不胜收，全是售卖昂贵古董的店铺。我仔细瞻仰了七十五英尺高的战争纪念碑，然后就开始漫无目的地舒适闲逛，一边想要是能住在俯瞰公园的大宅子里该有多好，从自家大门漫步出去就可以购物了。

你绝对无法想象如此繁盛而雅致的哈罗盖特镇居然和布拉德福德或者博尔顿这样的地方同处一个地区，当然这是英国北方的另一面——像哈罗盖特和伊尔克利这样欣欣向荣的地方，甚至比南方的同等城镇还要高雅、富庶。如果你问我的看法，这一点让英国北方显得更有趣了。

最后，暮色渐临，我走回商业街中心，一边挠头一边又害怕又恐慌，完全不知道何时何地与我亲爱的太太碰头。我呆立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就像斯坦·劳莱[17]回头发现他一直在找的那架钢琴正沿着陡峭的山脊往下滑，奥利[18]就趴在上面，两腿不停地扭动。然后我太太居然奇迹般地走了过来。

“哈啰，亲爱的!”她的声音明快，“我得承认我真没想到你在这里等我。”

“噢，天哪，对我要有点信心嘛。我早就到了。”

接着我们手挽手走入了冬日的夕阳之中。

[1]　又名《风云人物》， 1946年出品的美国电影，讲述的是圣诞夜上帝派遣天使来拯救一个绝望中欲自杀的青年男子的故事。

[2]　原名詹姆斯·斯图尔特(1908—1997)，美国著名电影及戏剧演员，曾获奥斯卡奖，代表作有《费城故事》《后窗》等。

[3]　1972年到1981年在美国热播的电视剧，讲述的是三代同堂的十一口人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酸甜苦辣的家庭故事。

[4]　本书作者就姓“布莱森”。

[5]　戴维·霍克尼(1937—)英国艺术家，20世纪60年代英国波普艺术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6]　英格兰西南部一小镇。

[7]　英格兰东北部城市，位于曼彻斯特东北面，属西约克郡。

[8]　英格兰西北部港口城市，位于利物浦东北偏北方向。

[9]　英格兰西北部城市，位于曼彻斯特西北偏北方向。

[10]　英格兰西南部港口城市，重要贸易中心。

[11]　The Wash，英国东部诺福克郡与林肯郡之间的海湾。

[12]　Eldwick，英国约克郡布拉德福德市的一个小村庄，靠近宾利市。

[13]　Dick Barton， 1946年至1951年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侦探系列广播节目。

[14]　Top of the Form， 1948年至1986年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智力竞赛问答节目。

[15]　密斯·凡德罗(1886—1969)，德国建筑大师，20世纪中期世界最著名的四位现代派建筑大师之一，倡导“少即是多”的设计哲学。

[16]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著有八十余部侦探小说及戏剧，代表作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

[17]　斯坦·劳莱(1890—1965)，英国著名喜剧演员，一生共拍摄一百余部滑稽长短片，大部分为无声片。

[18]　即奥利弗·哈代(1892—1957)，美国著名喜剧演员，与斯坦·劳莱是老搭档。

第十九章

我乘火车去了利兹，然后再换乘另一列去了曼彻斯特，这旅途漫长却不失趣味。火车在深深的山谷中穿行，悬崖峭壁看上去神秘而可怕，和我家附近一带有点相似，不同的是这些山谷中密密麻麻地点缀着古老的工厂厂房以及拥簇成团的被煤烟熏黑的小村庄。那些古老的工厂似乎可分为三类：(1)废弃闲置，窗户破损还挂着“出让”的牌子；(2)尸骨无存——只剩一片寸草不生的空地；(3)改建成非厂房性质的建筑，如邮局仓库或者水管供给库这一类。我一路上至少经过了上百家这类旧厂房，直到我们进入了曼彻斯特市郊，才看到第一座似乎还在从事生产的厂房。

我出发的时候就不早了，因此当我从曼彻斯特的皮卡迪里火车站钻出来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暮色开始降临。街道被雨水冲刷后闪闪发亮，车辆来往繁忙，路人行色匆匆，这一切都让曼彻斯特颇具魅力非凡的大都市的感觉。我大概是完全疯了，居然预订了皮卡迪里这家高级酒店的客房，房间在第十一层，可感觉就像是在第八十六层，窗户景观也让人感觉“一览众山小”。如果这时我太太在家里突然发怒，爬上我家房顶，我在这窗边就能看到她。曼彻斯特似乎无边无际，鹅黄的街灯铺展开来，看不到尽头，大街上满是爬行的车辆。

我摆弄了一会儿电视，“没收”了房间里的纸笔和备用肥皂，把一条长裤放进了长裤熨烫机中——付了这么大一笔费用，我决心要把它赚回来——即使我知道熨好以后，我的长裤会在最最奇怪的地方打皱起褶子。(这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些机器本来就是功能与名称完全相反？)做完这些，我就出门转转，找个地方吃晚饭。

英国的餐馆饭店和我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反比关系，也就是说它的数量越多，我就越难找到一家勉强能满足我最低标准的饭店。我就想找一家背街上的意大利小餐馆，那种桌上铺着格子台布，放着几瓶基安蒂酒，还有蜡烛，整个儿洋溢着20世纪50年代精致感觉的地方，可是现在却极难找到。我走了好长一段路，只看到那些提供塑料菜单和令人倒胃口的食物的全国连锁店，要么就是酒店餐厅，菜肴描述得天花乱坠，却烹饪过度，让人失望，三道菜就花掉你17.95英镑。最后我来到了唐人街，街口的标志性建筑就是一座色彩缤纷的巨型拱门，让人一见倾心。这里有好多家餐馆，夹杂在大型写字楼之中。只是，这里给我的感觉一点都不像踏进东方世界的一角。大一点、看上去好一点的餐馆全都挤满人，于是我只能找个楼上的馆子坐下，那地方装修破败，东西难吃，服务生更是冷漠至极。

饭后，我开始在曼彻斯特阴冷潮湿、灯光昏暗的街头漫无目的地散步(不记得还去过哪个城市的夜晚比这里更黑暗了)。我也没法准确地说我去了哪里，因为曼彻斯特的街道对我来说似乎全都一模一样。我感觉仿佛自己从来不曾接近或远离过某个特定目标，只是在都市地狱之中游走。

最后，我来到了一座黑乎乎的庞然大物边上：安戴尔购物中心(这名字又来了)。这座建筑物是多么令人愕然的一个错误啊!当然，在曼彻斯特这样一个终年多雨的地方，这里一定生意不错，因为能在室内购物，风雨无阻，而且如果要买东西的话，在城里就买得到总比去城外要好。可是黄昏六点刚过，这座购物中心就变成占地二十五英亩的路障，门窗紧锁。任何人想要步行穿过市中心，都不得不望“楼”兴叹。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里面还在装修，现在从窗外可以看到内部已经打扮停当，看上去仍然还不错，可是外墙上贴着那种糟糕透顶的瓷砖，整个建筑简直就像世界上最大的男厕所，而且我走过加农街的时候，的确看到留着平头满是文身的三个小青年对着它的外墙随地小便。他们根本就没看我一眼，可我突然意识到天色渐晚，街上空空荡荡，几乎没有像我这样面容可敬的正派人士行走。于是我决定返回酒店，以免夜深人静时其他醉酒之徒把我当成公厕泄个痛快。

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踏上“小雨润如酥”的街道，决定让这城市给我留下点深刻的印象。要知道，对于曼彻斯特，我的问题在于完全没有印象，一点儿也没有。其他那些英国著名城市总有点东西让人难以忘怀，比如某种核心主题永远铭刻在我心里：纽卡斯尔以桥著称；利物浦则是利物大楼和码头；爱丁堡的城堡举世无双；格拉斯哥拥有面积奇大的凯文格罗夫公园和查尔斯·雷龙·麦金托什[1]设计的建筑；就连伯明翰都有大公牛环形中心广场，虽然以难看而闻名。可是曼彻斯特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片空白——一座城市连着一座机场。提起曼彻斯特，涌入我脑海里的是对曼联队模糊不清的印象、艺术家L.S.洛瑞[2]、准备启动的有轨电车(因为在苏黎世[3]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有轨电车运行得很好)，还有哈勒乐团、历史悠久的《曼彻斯特卫报》[4](其实多年前就已搬离曼彻斯特了)，此外还有每四年一次不屈不挠的努力想赢得下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包括花费4亿英镑建造赛车馆或者2.5亿英镑建造一座乒乓球综合馆的庞大计划，或者是营建其他一些对这个日益衰落的工业城市之未来至关重要的宏伟建筑。

除了L.S.洛瑞，我无法再说出另一位出自曼彻斯特，也为曼彻斯特本地人所熟知的伟人(和这个城市的罗马名字有点关系)。市政厅门外矗立着不少雕像，很明显，这座城市在辉煌时光中曾经孕育过一些值得一提的人物，不过从雕像们穿着的19世纪双排扣大衣礼服以及羊排状络腮胡子上同样能清晰地看出，要么这座城市已经不再出名人了，要么就是它已经不再为名人立雕像了。我围着雕像群看了看，一个名字也不熟悉。

如果说我至今还对这个城市印象模糊的话，也不完全是我的错。曼彻斯特似乎本来就面貌不清。本地的官方口号是“今天打造明日之城”，可实际上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曼彻斯特的确存在两种想法。在凯瑟菲尔德区，工人们如今正快速创造着“昨日之城”：将老式砖砌高架路和仓库刷洗干净，在码头区重新铺设鹅卵石路，给老式拱形人行天桥涂上鲜亮的新外衣，还将一大批各类老式长凳、护柱和街灯柱安装在城区各处。等这一切布置停当，你就能看到19世纪的曼彻斯特究竟是什么模样——或者说加上那些酒吧、铸铁垃圾箱、历史遗迹游览路线指示牌，以及吉梅克斯展览中心[5]的老曼彻斯特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在萨福德码头区，城市规划者们又完全改弦易辙，尽其所能地将过去的痕迹完全抹去，在昔日繁忙兴盛的曼彻斯特运河码头原址上，制造出了一个迷你的达拉斯城[6]。这地方简直是举世无双——现代风格的玻璃幕墙写字楼挤成一堆，和商务精英公寓楼一起在茫茫都市中兀然挺立，看上去全都空空荡荡。

在曼彻斯特有一样东西是你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得来全不费工夫的，那就是绵延不断而又紧凑拥挤的“加冕典礼街”。我应该解释一下，《加冕典礼街》是一部连续播放好几年的电视肥皂剧，不管是谁不论从何种意义上看都会喜欢它。该剧讲述的是在大曼彻斯特一条典型的工人聚居的砖砌排屋街上的众生百态。我听说这样的街道以前有许多，可现在你走上几英里都难得见到一幢这样的排屋，这要归功于该市在城市翻新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不过这也没关系，你可以去格拉纳达影视旅游城去参观剧中真正的加冕典礼街。我现在正在路上呢。格拉纳达是英国主要的几家独立电视网之一，从好莱坞的环球电影城那里借鉴经验，摇身一变成为了旅游景点。我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好几年了，因为坦率地讲，这样的主意简直荒谬透顶。

来到影视城我发现游人如织，感觉十分惊诧。离游园大门尚有一段路程，马路两边就出现了奇大无比的停车场。现在是上午九点五十分，这里已全部停满车。从北部城市沃金顿、达令顿、米德尔斯堡、唐卡斯特、威克菲尔德开来的大巴放下来一拨一拨头发银白的老人，渐渐汇成人流。从小轿车上下来的则是一车车全家老小，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看上去和善可亲。

大门口排起了一条三到四人宽长达一百五十码的人龙，我排了进去，一边盘算着这到底算不算是个错误。不过，十点整进门闸机开启，人流迅速涌入，几分钟工夫，我也进去了。让我深感意外的是，这里的确不错。之前我以为不过是沿着《加冕典礼街》的外景转转然后敷衍了事地带着游客参观一下就好了。其实，格拉纳达公司将这里设计成了一座游乐园，效果相当出色。这里有那种高科技视听动感电影(Motionmaster)，座椅会倾斜抖动，观众可以真切地感觉到被抛到空中或甩下悬崖的惊险刺激。还有一间影院提供塑料眼镜观赏三维效果的喜剧片，讲的是一群蹩脚画家和设计师的故事。此外，还有颇具娱乐性的音效展示，以及恐怖但招人喜欢的化妆特效展示，还有在仿造的下议院中举行的一场让人捧腹的生动辩论表演，出演的是一群青年演员。难能可贵的是，这乐园里的所有项目并非徒具光鲜的外表，其实蕴藏了真正的智慧。

我虽已客居英伦二十年，仍常常为英式幽默的质量深深折服，尤其是在最不可能发现幽默的地方——在别的国家绝不可能幽默得起来的地方。在英国，幽默就是露天市场小摊贩们的叫卖声，就是街头艺术家们的拿手绝活——那种玩抛接火把或者骑独轮车的，能拿自己、拿观众开玩笑一口气说个不停的；幽默也是圣诞节的哑剧表演、酒吧里的寻常对话以及在孤单冷清的地方偶遇有趣的陌生人。

我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去滑铁卢火车站，发现那里乱成一团，原来北面的克拉普汉姆枢纽站起火，火车营运中断。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几百名旅客以超乎寻常的耐心一直静候在那里，盯着空白的指示公告牌。偶尔有流言传来说有列火车在七站台即将出发，人群里便小小地骚动了一下，每个人都拖着疲惫的双腿朝那边走去，走到门口却又听到新的流言传来说火车实际上是在十六站台或者二站台出发。最后，大家将火车站的所有站台几乎一一走过，坐上不知开向何方的一列列火车。我发现自己乘上了一辆火车的最后一节挂车，据说马上开往里士满。车厢里除了我还有另一名乘客：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坐在一堆邮包上。他有一丛浓密的红胡子，浓到你可以割下来填满一个靠垫，脸上一副极其厌世的表情，一望即知他属于那种老早就放弃了回家希望的人。

“你等了很长时间吗？”我问他。

他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吧，我到这个火车站的时候胡子是刮得干干净净的。”

我太欣赏这幽默了。

这之前几个月，我和全家人一起去欧洲的迪士尼乐园。从技术层面来讲，迪士尼简直让人目瞪口呆，它在单个大型游戏上投入的钱足以让眼前这个格拉纳达影视乐园寒酸得像小山村里组织的业余游乐会。可是如今，我坐在格拉纳达乐园里欣赏冒牌下院辩论表演所带来的无边乐趣，突然发现迪士尼乐园从来不曾给人如此真心的快乐。这种英国人独有的智慧，特别是那种不动声色、挖苦反讽而又轻描淡写的智慧，是迪士尼乐园那些身心健康且严肃得可怕的想象创意师们所完全不能理解的，而且我认为他们很不幸地明白这一点。如果迪士尼乐园也安排一个“下议院辩论”表演，肯定是认真诚挚、矫揉造作且好强得可怕，三分钟内一定结束；议会里的两派人士对于“取胜”都非常在意，哪怕只表现出一点点好胜心。而这里的辩论进行了半小时，许多桥段都是即兴而发，完全看不出哪一方会取胜。这表演全为让人开心，精彩绝伦、聪明绝顶，我简直有点受不了。我知道，英国人的幽默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令我留恋回味。

整个格拉纳达影视城唯一不幽默的地方就是《加冕典礼街》的摄影棚，不过这是因为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参观者来说，来此地瞻仰是近乎宗教的一种行为。《加冕典礼街》是我的大爱，因为这是我在英国的电视里看到的第一拨节目之一。当然，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电视剧在讲什么，可是我就是很奇怪地被它所吸引。我的故乡美国的电视剧全是讲那些冷酷无情的大富大贵者，身披1500美元一套的西装，位居摩天大楼顶层的办公室里，扮演主要角色的男女演员们在演技和发型之间通常更在意后者。而英国的这部精彩剧集则是有关居住在北方一条无名小街的普通百姓，他们讲话的口音我几乎听不懂，但他们演什么都不过火。在第一拨插播广告开始之前，我已经无可救药地沉迷进去了。

可后来我就在残酷逼迫下去舰队街的报社上起了夜班，每晚收看此剧的习惯也就改变了。如今当《加冕典礼街》播放之时，我根本就被我太太勒令待在卧室之外，因为我已经完全和复杂的感情主线脱节，一边看一边不停地问：“厄尼主教哪儿去了？这人是谁呢？狄德丽不是和雷·兰顿在一起吗？伦到哪里去了？斯坦·奥格登居然死了？”一分钟工夫我就发现我被赶出了卧室。不过我现在发现你可以多年不看《加冕典礼街》，但仍可以在该片的露天布景里徜徉享受，因为这街道上的一砖一瓦就是电视剧里的场景，这里就是真正的拍摄地。顺便提一下，格拉纳达公司几乎每个周一都闭园休息就是为了拍摄此剧——这布景感觉上很像一条真正的街道，房屋坚固，真砖真瓦造的。不过就像所有其他游客一样，当我透过窗户和窗帘的缝隙向室内偷窥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房子不过徒具外壳，里面除了电线和木匠用的锯木架以外别无他物(室内的所有场景都是在背后的公司大楼里拍摄的)。在外景街的一端我发现了几幢现代风格的住宅，十分疑惑，而且让我不快的是街头报摊比从前要漂亮整齐得多。不过漫步在这熟悉而又神圣的地方，我仍然感觉神秘无比。身边一群群游客满怀虔诚地匆匆从街上走过，辨认剧中的大门，从花边窗帘的缝隙里偷窥。为了澄清对剧情的疑惑，我拦住了一位友善的小个子女士，她的头发漂染成蓝色，戴了顶透明的雨帽，似乎是用面包包装纸自制的。她不仅告诉了我现在这些房子分别是谁住的，还告诉了我很早以前住的是谁，这样我就能完全跟上剧情的发展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被一大群蓝色头发的小个子女士包围了，七嘴八舌地回答我在震惊之下提出的问题(狄德丽和一个玩具男孩搞到一起去了？不可能!)，并且以郑重的点头向我确认这些事实。在这条著名的街道上散步简直是让人深感震撼的经历，不过走到尽头转过街角，我发现自己突然(我都想用“无情地”这个词了)被推入一条19世纪的伦敦老街，原来这里是《福尔摩斯》的外景地。这种突兀的变化完全让人不知所措，我这才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精心编织的虚幻罢了。

我本来想在影视城里玩上一小时左右，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参加影视城环游，也没去《加冕典礼街》的礼品店。可是我一看手表，才惊惶地发现已是午后一点。于是我略带恐慌地撤离此地，向遥远处的酒店赶去，生怕酒店多算了我一天房费，或者把我的长裤给熨过头了。

结果三刻钟以后，我发现自己背着沉重的行囊站在皮卡迪里花园的路边，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想去英格兰中部，因为英国这片高贵而又颇具挑战性的地区以前我只是走马观花了一趟而已。可是正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一辆褪色的红色双层大巴停在了我的面前，目的地是威根，然后我原先的念头一下子烟消云散。巧的是我的背后口袋里正好有一本乔治·奥威尔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于是我毫不迟疑地把这个当成了一种启示。

我买了张去威根的单程票，座位是二楼后排中间那个。威根离曼彻斯特不过五六英里，可路上也要花去几乎一下午时间。一路上车子颠簸摇晃着穿过无数街道，这些地方看上去永远都不会改变个性，也永远不具备个性。两边全都是整齐的小小排屋，有四分之一的房子里开的都是理发店，间或有几个汽车加油站和砖石结构的商业区，千篇一律的是超市、银行、音像品租赁店、馅饼豆子商店和彩票投注站。我们穿过了埃克勒斯和沃斯利，还有一片时髦得令人惊讶的地方，然后还路过布思顿、蒂德斯利、阿瑟顿、海恩德利等我闻所未闻的地方。[7]巴士停靠十分频繁，似乎每二十英尺就有一站，每一站都有大量的人上上下下，这些人看上去全都贫穷疲惫，我怀疑比实际年龄大二十岁的样子。乘客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年妇女，留着鬼斧神工的发型，像老烟枪一样笑得都能咳出痰来。偶尔也有几位老头，戴着低顶圆帽，穿着玛莎百货买来的暗褐沙拉链紧身夹克。不过所有的乘客都无一例外地友善可亲、喜气洋洋，彼此之间相处开心，他们互称对方为“亲爱的”或“爱人”。

最不可思议的——也许是最寻常普通的吧，要看你如何看待了——就是一路上这些连绵不绝的小小排屋是如此干净整洁，呵护备至。这些房子虽然简陋朴实，有点临时代用的味道，可是每级台阶都一尘不染，每扇窗子都闪闪发亮，每片窗台都涂着耀眼的新漆。我拿出那本《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读了起来，在另一个世界里迷失了自我，那个世界就是我经过的这些小社区所在的区域，可是与我抬眼向外张望所见的大相径庭。

我们不要忘记，奥威尔是在伊顿公学[8]受教育成长的，在他眼中劳动阶层就像我们眼中的西太平洋雅浦岛人一样，都是一种奇特却有趣的人类学现象。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他记录了自己童年时代经历的恐慌事件，其中之一就是自己身处一帮工人之中，而且还要与他们轮流分享一瓶酒。说实话，自从读到这段开始，我便对老乔治·奥威尔心生怀疑。很明显他把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层刻画得肮脏恶心，可是实际上我所知的每一桩证据都表明那时候大多数工人都极其讲究干净整洁。我的岳父大人就是在极度贫困的环境里成长的，以前常说起最最可怕的穷苦日子——你也知道，父亲死于工厂事故，抛下三十七个子女，除了苔藓汤和一片屋顶泥瓦，没有茶点可吃，只有每个周末他们可以拿一个孩子换一便士的烂萝卜这一类的故事——而他的岳父，来自约克郡，以前常说起更加可怕的故事，诸如单脚跳上四十七英里路去上学，因为他只有一只靴子，靠不新鲜的小圆面包和发臭的三明治勉强果腹。不过他们全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我们总是十分干净，房子里也一尘不染。”应该说他们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擦洗得最干净的人了，他们那数不清的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亲戚也是如此。

碰巧之前不久，我遇到过作家兼剧作家威利斯·霍尔(他还是位非常和善的人)，不知怎么我们就谈到了这个话题。霍尔在利兹长大，家境贫困，他也毫不犹豫地肯定自己家的房子虽然家徒四壁、老旧不堪，但绝对没有一块肮脏的地方。他告诉我：“战后我母亲分配到了另一套房子，她离家前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将老房子从头到尾全部擦洗了一遍，直到闪亮如新，即使她知道这房子明天就要被拆掉了。她就是忍受不了把房子这么脏兮兮地留下。而且我向你保证，周围邻居没有一个人会对这种做法表示不解。”

尽管乔治·奥威尔表示出对大众的同情，可是读他的书你会觉得大众是永远不可能在智力上有所长进的。然而，单单利兹这一个穷地方就涌现出整整一代卓著人物：作家威利斯·霍尔、基斯·沃特豪斯，还有演员彼得·奥图。同时萨尔福德这样的穷人区，就我所知，产生过阿利斯泰尔·[9]克1(很难想象他是在贫苦家庭里长大的吧)，还有艺术家哈罗德·莱利，我相信在英国各地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

翻过了一座绵延的小山丘，我们进入了威根小城。乔治·奥威尔笔下那肮脏得令人害怕的地方在我眼里竟然如此干净整洁、面貌完好，着实让我吃惊。最后我下了车，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便出发去找那座著名的码头。威根码头这座标志性建筑十分醒目，可是奥威尔当年在这里待了几天以后居然得出码头已被拆除的结论，我们有必要再次对老乔治的报道水平持谨慎态度(保罗·瑟鲁在《海边王国》里亦是如此)。如果是我弄错了，请纠正，可是难道你不觉得奥威尔在这里待了几天写了本书叫作《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却从来不曾想过问问当地人这码头是否还在，这事十分奇怪吗？

不管怎样，现在没人会错过这码头，因为几乎每个街角都有铸铁指示牌引导方向。这码头当年其实不过是利兹-利物浦运河旁一座老旧的煤矿工棚，如今已(不可避免地)修葺一新，成为旅游景点，集博物馆、礼品店、快餐厅、酒吧于一体。那家酒吧的名字暗含一点讽刺意味，叫“奥威尔”。可惜的是，码头周五关闭，我只得安慰自己围着它走走，从博物馆的窗外窥视一下里面的展品，看上去颇具娱乐性。街对面的庞然大物几乎和码头一样醒目，那是一家仍从事生产的工厂。红色砖墙高不可攀，高一点的地方镌刻着“特伦奇菲尔德工厂”几个大字。这工厂如今属于科陶德纺织品公司，现在算是稀罕的东西，也成了观光胜地。工厂外面有指示牌告诉游客到哪里去集中参观，以及工厂商店和快餐店在哪里。对我来说，排队去参观人们制作毛巾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这主意有点怪，不过这地方好像周五也不对公众开放，快餐店的门也紧锁着，于是我漫步到市中心，路程有点远却也值得。那里的商店一派繁忙兴旺，有很多公共长椅供无法积极投身于身边的经济活动之人休息一下。才华横溢的设计师设法将一条新的购物长廊融入到原有建筑物的材质之中，将出口处的玻璃雨篷与四周建筑物的屋檐搭配起来，其手段简单却聪明高效。结果是出口处晶莹现代，但都和谐地融入到周边环境之中——正是我在本书里写了好几页赞美的那一种风格。如果这种建筑在英国只出现一次的话，那应该是在为贫困所困扰的威根小城，想起这个我就很开心。

为了庆祝一下，我准备去“科林西娅咖喱店”吃点小点心喝点茶。那地方广为宣传的特色之一就是“乔治土豆烤箱”。我问柜台里的那个女孩这是什么，她看着我好像我很怪异似的。

“就是烤土豆什么的呀!”她说。

废话，当然啰!我走了一会儿找到地方坐下，把我的茶和小面包端放在桌上。“哦，太可爱了!”我对着邻桌一位美丽的女士傻笑了一下，感觉自己的这一天过得十分快乐，然后就出发找车站去了。

[1]　查尔斯·雷龙·麦金托什(1868—1928)，苏格兰建筑师、设计师、水彩画家。19世纪末期英国“新艺术运动”代表人物。

[2]　L.S.洛瑞(1887—1976)，英国画家，以描绘20世纪早期英格兰北方工业城市的生活场景而著称。

[3]　瑞士最大城市，位于瑞士东北部。

[4]　即《卫报》。1821年《卫报》创刊于曼彻斯特城，起初名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1959年后改名为《卫报》(The Guardian)。1964年，《卫报》总部迁至伦敦。

[5]　G-Mex Exhibition Center，曼彻斯特中央会议中心的前身。

[6]　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

[7]　Eccles、Worsely、Boothstown、Tyldesley、Atherton、Hindley分别为这些车站的英文原称。

[8]　Eton College，英格兰最大最有名望的寄宿学校，专门培养英国上层社会的政界人物。

[9]　阿利斯泰尔·库克(1908—2004)，著名记者及播音员，生于英国，后加入美国籍。

第二十章

我乘火车去利物浦，到了那里发现当地人正在“欢度”垃圾节。市民们从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时间来把冰激凌包装纸、空烟盒还有塑料购物袋扔得满街都是。原本毫无生气、无人理睬的城市一下子热闹起来。各式垃圾在草丛里欢快起舞，为人行道和下水道点缀了色彩和质感。想想看，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们可是把垃圾扔进垃圾袋哦。

又是一阵头脑严重发热，我之前竟在阿德尔斐酒店预订了房间。以前到利物浦来我曾在街上注意过这家酒店，看上去颇有旧式的辉煌气势，我十分想去探究一番。此外，这里看上去很高档，我不知道我的长裤是否还能承受熨烫机的再一次折磨。因此，当我办理入住的时候，惊讶而愉悦地发现居然能享受周末特惠房价，这样就能省下钱来去利物浦特有的上好酒吧里好好地吃喝一顿了。

于是，很快我发现自己像每一位初来乍到的游客一样，来到精彩纷呈的爱乐酒馆一带，拿着一瓶啤酒，在周五晚上欢快熙攘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小爱”这地方(如果你去过两次就可以这么称呼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其实有点太拥挤了，没地方坐也没地方站。于是我喝下那瓶啤酒，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正好就尿急了，因为这世上没有其他比“爱乐”那装饰精美的男士洗手间更美妙的小解之所了，然后我就出门找个清静一点的地方。

最后我走进一家名为“葡萄藤”的地方，内部装饰得几乎和“爱乐”一样富丽堂皇，却安静得多，除我之外只有三个人，这让我有点想不通。酒吧四壁全饰以精雕细琢的实木板材，大概出自格林宁·吉本斯[1]的某位模仿者之手，天花吊顶则比饰板还要精细。我坐在里面边喝啤酒边品味这奢华的环境时，有人捧着一只塑料罐子走了进来，罐子上的商标被粗暴地撕得七零八落，他走到我跟前让我为残疾儿童捐款。

“哪些残疾儿童？”我问他。

“就是那些坐轮椅之类的。”

“我的意思是你所代表的是什么组织。”

“是……呃，那个……呃，残疾儿童组织之类的。”

“好吧，只要完全合法就行。”我说着就给了他20便士，这就是我热爱利物浦的原因。林立的工厂也许早夷为平地，人们无活可干，这城市也许很可悲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足球绑在一起，可是利物浦人仍然个性鲜明，敢为人先，而且从不拿赢取下届奥运会主办权这类愚蠢的豪言壮语来烦人。

“葡萄藤”酒吧这地方太妙了，我又喝了两瓶啤酒，才意识到该塞点什么东西到肚子里了，否则我就会黄汤冲脑，最后在大街上踉踉跄跄，撞得鼻青脸肿，还大声高唱“麦克里大妈”。到门外，酒吧所在的小山丘突然不知怎么的变得又陡峭又累人，后来略带着醉意我才猛然发觉，刚才我已经走下山坡了可现在我又在往上爬，所有的东西看上去似乎都不一样了。走了没多久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家希腊饭馆跟前，摇摇晃晃地查看菜单。我不是那种狂爱希腊菜的人，要知道这并非对希腊精致的烹饪艺术不敬，可是我总觉得如果我真好那一口的话，其实可以自己弄片叶子来煮煮。眼前这家餐馆空无一人，凄惨得很，老板娘过来跟我搭讪，眼神中满是恳求，于是我就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哦，那顿饭棒极了，虽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可菜肴丰盛美味，服务殷勤周到，像是伺候王子一样。最后我愚蠢地灌下许多杯啤酒，把胃里的食物全冲了下去。晚餐吃完付了账单，我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小费，足以让店主一家全都跑到厨房门口来一睹这位豪客的尊容。然后我就开始穿上外套，可是有一只袖子似乎神秘失踪，怎么套都套不上。我想恐怕我是喝醉了吧。接着我就踉踉跄跄地踏出饭店，呼吸着新鲜空气，突然感觉恶心想吐，走都走不动了。

过量饮酒注意事项第二条就是千万不要在陡坡上喝酒(第一条当然是千万别突然喜欢上比霍斯·卡特赖特[2]块头更大的女人)。我走下这山坡，一路感觉这双腿已不属于我，像是挥舞的绳索一样在我身前跳跃。山坡脚下阿德尔斐酒店的招牌闪烁，向我示意，忽而近在咫尺，忽而又远在天边，不知道在玩什么有趣的小把戏，简直就像是反拿望远镜看东西一样。再加上我的头离那两条疯狂跳跃的腿足有七八码的距离，这一效果就更加震撼了。我无助地跟着两条腿疾行，也不知什么奇迹出现，它们居然载我到了坡底，安全地带我穿过马路，爬上阿德尔斐酒店门前的楼梯，走了进去。为了庆祝我平安返回，在酒店的旋转大门里我转了一整圈，又回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之中，然后又扑回去，突然之间被甩入酒店高敞华丽的大堂。一时间我竟不知身在何处，然后才慢慢发觉夜班服务员正默默地注视着我，这才尽可能摆出得体的样子，明白乘电梯我是不可能搞定的，便走向宏伟的楼梯，尽了很大努力却不知怎么扑倒在台阶上，这样子怪异得像是把电影给倒过来放。最后我所记得的就是我跳将起来，向周围伸长脖子看我的一张张面孔宣称“我没事”，然后开始迷失在酒店永无止境的如迷宫般编号的走廊里，寻找我的房间。

给你一条建议，别去乘默西河轮渡，除非你准备让格里与和平制造者乐队的那首著名歌曲在你脑海里萦绕十多天之久。上船的时候放这首歌，下船的时候还是这首歌，上下船之间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是这首歌。第二天一早我登上了轮渡，以为乘船在水上观光能够缓解一下昨晚那可怕的宿醉，可是到处都逃脱不了《轮渡穿越默西河》(Ferry Cross the Mersey)的歌声，这让我更加头疼欲裂。除开这一点，平心而论，乘默西河轮渡吹吹风，度过一个上午还是很惬意的，有点像澳大利亚悉尼港巡游，可是却没有悉尼美景。

等他们停止播放《轮渡穿越默西河》的时候，就开始播放一段音轨，讲解从甲板上望去河岸两边的著名风景，可是那音响效果糟糕透顶，百分之八十的讲解词很快就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我所能抓住的就是一些只言片语，如“三百万”“世界上最大”，可是这到底是在讲炼油厂产量还是酒鬼的数量，鬼才知道。不过，其大意是这里曾经是座伟大的城市，如今只是利物浦。

别误会我，我其实特别钟爱利物浦这地方，也许它是我最喜欢的英国城市。不过，这里给人感觉就是昔日的遗迹要多于明日的希望。靠在甲板栏杆上向远处静悄悄的河岸边放眼望去，很难让人相信不久之前那里热闹非凡的场面。再往前追溯两百年，利物浦所自豪的黄金岁月：码头绵延数十英里，造船厂的直接或间接雇工达上万人。从非洲及美国弗吉尼亚州运来的烟草、南太平洋来的棕榈油、智利的铜、印度的黄麻以及你能想得出的任何商品都从这里经过，再运到别的地方加工成消费品。当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近千万人从这里启航去新大陆开辟新生活，吸引他们的是铺满了金子的街道以及积累大量私人财富这类传说故事，或者是像我的祖辈们那样，为今后一百五十年不受鱼雷威胁以及在艾奥瓦州铲雪这种可笑未来的诱惑而背井离乡。

利物浦当年是大英帝国第三大富庶城市，百万富翁的数量仅次于伦敦和格拉斯哥。1880年之前，利物浦上缴的利税超过了伯明翰、布里斯托、利兹和谢菲尔德的总和，人口却只有这几个城市总人口的一半。卡纳德和白星轮船公司总部就设在利物浦，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轮船公司，如蓝漏斗、班克、海岸、太平洋蒸汽、麦克安德鲁斯、大登普斯特、布思等，如今都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了。那时候在利物浦从事航运的公司比如今这里的船只还要多。现在看上去，这里的岸边除了格里·马斯登[3]那鬼魅般的颤声歌唱以外什么都没有。

利物浦的衰落只在短短二十年间。1966年利物浦仍然是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港口，可是到了1985年，它的排名掉到很低，结果比提兹港、哈特尔普尔、格里姆斯比和伊明赫姆的规模还要小，还要冷清。不过在利物浦的黄金时代，它确实独一无二。海上贸易带给它的不仅仅是财富和就业机会，还塑造了大都市的气息，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几乎无可比拟的。如今的利物浦还保留了当年的些许气势，置身利物浦街头，你仍会感觉到一个不同凡响的地方。

我从轮渡漫步到阿尔伯特船坞，曾经有人计划将这里的水疏干改建成一座停车场。有时候，在这个贫穷老迈的地方还能留下点什么真的算是奇迹了。不过现在船坞上所有建筑物都焕然一新，改造得很有品位：老仓库改成了办公楼、公寓和餐厅，出没的都是那些手提箱里装着手机的人。这片区域还包括塔特美术馆的分馆以及默西河畔海事博物馆。如此旧城改造堪称典范，利物浦市当然也自豪不已。

我很中意这座默西河畔海事博物馆，不仅仅因为展品出色，还因为参观者能强烈地感受到利物浦这座昔日的雄伟港口究竟面貌如何。是啊，当时的世界机器轰鸣生产繁荣，工厂企业气势宏伟，如今这一切都似乎荡然无存。我是多么喜欢住在那样一个年代啊!走到岸边可见巨大的货轮在装卸大捆大捆的棉花纤维以及沉沉的粗麻袋装的咖啡和香料，每次出航都会聚集成百上千人——有水手，有码头工人，还有一群群激动万分的乘客。如今你走到岸边，只能看到遍地堆放着砖红色的破旧集装箱，还有一位孤独的工人坐在起重机里把它们挪来挪去。

从前，大海蕴藏着无数种浪漫，这座海事博物馆则将其一一捕捉下来。楼上的一间展厅里摆满了超大型船舶模型，尤其令我着迷。这种规格的模型以前一定是用来装饰董事会议室的。天哪，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虽然只不过是模型而已。利物浦所生产的知名船只全部在这里——泰坦尼克号、罗马皇帝号、RMS皇家号(被充当战争赔偿之前叫作“俾斯麦”号)，以及那妙不可言的TSS沃邦号——宽阔的甲板由打磨光亮的枫木制成，还有造型新奇的烟囱。据模型标签介绍，此船为“利物浦、巴西及普莱特河汽轮航运有限公司拥有”。读着这几个词，我不禁感慨这世上恐怕再也不会有这么美的东西了吧，心头不免作痛。普里斯特利[4]曾将这些船只称作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杰作，堪与古典时代的大教堂相媲美，他说得一点也没错。想想我的有生之年不可能有机会戴上巴拿马帽、穿上白色西服大步跨过跳板走下船去找一家天花板上装着吊扇的酒吧小憩，我就害怕。生活有时候如此不公，多么令人丧气!

我花了两小时在博物馆里闲逛，仔细观察每一项展品，本来很乐意多待一会儿，可是酒店退房的时间快到了，于是我满怀遗憾地离开，回到利物浦城精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街上，返回了酒店收拾好行李结了账。

我很想去阳光港看看，那是1888年由威廉·利华[5]修建给他的制皂工人居住的模范小区，我就想看看它和索尔泰尔相比有什么不同。于是我到利物浦中心车站去乘火车。车行至石渡，我们接到通知，由于前方施工，剩下的路程要转乘大巴。这样也行，反正我不赶时间，而且乘汽车还能看到更多风景。汽车沿着威莱尔半岛开了一段，然后司机就宣布到达阳光港了。下车的就我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是很明显这里并非阳光港。我拍着汽车前门等着司机开门。

“对不起，”我说，“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阳光港!”

“那是因为这里是贝宾顿。”他回答，“这是我能开到的离阳光港最近的地方了。那里有座桥太低，车过不去。”

“噢。”

“那阳光港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等我问出来的时候，回答我的只是一团青烟。我只好把背包背上肩，选了一条路出发了。我希望这条路是对的。当然如果我走了另一条路，这条路肯定就是对的，走了一段以后却发现它不知把我领向何方，或者说至少不像是去阳光港。等了一会儿，一位头戴平顶帽的老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我便问他能否指条去阳光港的路。

“阳光港!”他吼叫起来，好像整个世界都跟他一样变聋了似的，并且似乎暗示想去这个地方真他妈愚蠢，“你需要布士!”

“巴士？”我有点诧异，“那到底还有多远？”

“我是说你需要布士!”他更加激动了。

“我知道，可是到底走哪条路呢？”

他用一根枯瘦的手指戳了戳我肩膀下面一块柔软的地方：“你需要的是布士!”

“我知道。”你这个啰里啰唆、又老又聋的家伙，我提高嗓门想与他抗衡，“我想知道走哪条路!”

他看着我，似乎我蠢得无法理喻。“他妈的布士!你需要他妈的布士!”然后他拖着双脚走开了，下巴还不停地颤动着。

“谢谢你。早死早超生吧!”我对着他的背影喊道，揉了揉肩膀。

折回贝宾顿后我在一家商店里问清了方向，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这么做。结果顺着刚才那条路下去，钻过一座铁路桥再经过一个道口就是阳光港了。也许是反过来吧，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把头拼命缩进脖子里，也没看清路上如何。

走了大概半英里终于到达目的地，可以说这湿淋淋的一路上每一步都值得。阳光港可爱至极，小巧精致，如同花园一般，比索尔泰尔簇拥成团的石头小屋更加让人欢喜。这里有大片开放的绿地，一座酒吧，还有漂亮的小房子半掩在摇曳的绿荫后面。此时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地方都关着门，包括商店、酒吧、古迹中心和利华夫人艺术馆。我一路历尽艰辛而来，吃了闭门羹，不免觉得十分扫兴。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便沿着雨水冲刷的街道缓缓行进。看到这里还有一家工厂大概还在生产肥皂，我有点吃惊，然后才意识到雨中周六各处关门，阳光港所有能看的一切都已被我看尽。于是我只得步行回到刚才无意中发现的车站，在滂沱大雨中等了一小时一刻钟才等到一辆开往胡顿的汽车，这地方比它的名字还要无趣。

胡顿贡献给全世界的，不仅是一个有点荒谬的名字，还有英国最肮脏破旧的火车站，搞得我都想喷嚏几下以示抗议了。站台边的候车室陋如工棚，还在不停地滴水，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浑身湿透了。仿佛等了一辈子那么久之后，我终于和其他六个人一道乘上了开往切斯特的火车，到那里再转车去兰迪德诺。

到兰迪德诺的那班火车很空，我很满意，找了个四人桌前的位置坐下，想象很快就能入住一家上好的酒店或者宾馆，泡个热水澡，再去奢侈地下个馆子，心中颇为自得。我看了一会儿沿途的风景，便拿出自己那本保罗·瑟鲁的《海边王国》读了起来，想看看书中有没有对这一带风物的描写，我可以窃取过来。如同往常一样，我惊讶地发现作者当年驰骋在这条铁路上时，一路上都在与同行乘客交谈甚欢。他怎么找得到人讲话呢？且不论我这节车厢乘客寥寥，就算有人我也不知道在英国应该如何与陌生人搭讪。在美国很简单，你只须伸出一只手说：“我叫布莱森，去年你赚了多少钱？”然后你们的谈话就会一直不停地进行下去。

可是在英格兰——现在是在威尔士，搭讪是件难事，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我每次在列车上尝试与人交谈无一不沦为灾难，好一点儿的也让我抱憾终身。一般情况下，我搭讪的对象脑子都严重不正常，要么是喃喃自语然后便绝望地啜泣，久久不止；要么就是“霍兹布罗灰泥公司”的销售代表，将我礼节性的关注误以为是兴趣，郑重承诺下次到约克郡山谷区来一定到我家估个价；要么就是把他的直肠癌手术详尽地向你描绘，然后让你猜他的直肠造口袋放在哪里(“猜不出了吧？喏，就在我的胳膊下面，来捏一捏”)；要么就是拉你去入大卫教派[6]或者去做上万种我一点都不感冒的事情的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逐渐领悟到愿意在火车上和你聊天的基本上绝对是那种你完全不感兴趣的人。于是这段时间我乘火车时都沉默寡言，与简·莫里斯及保罗·瑟鲁这类话多的作家进行精神上的对话交流。

接下来，极具讽刺意义的事儿发生了。我正坐在位置上埋头读书，一个身穿连帽外套的家伙窸窸窣窣地走过我身边，瞟了一眼我手里的书，叫了起来：“啊哈，梭罗这家伙[7]!”我抬头一看，这人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看上去六十出头，白发蓬乱，欢闹而浓密的眉毛尽数向上，形成一个个小尖顶，像是掼蛋白奶的尖顶一样，仿佛有人抓住他的眉毛把他拎起来。“我不知道他乘的是哪种火车。”他开口了。

“您的意思是？”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梭罗。”他朝着我手上的书点了点头，“完全不知道他乘过火车，也许他乘过但从未对外人提起吧。”说完便开怀大笑，得意无比，又重复了一遍。之后便双手抱膝对我微笑，仿佛是要努力回忆起上一次我和他一起如此开心的场景。

我勉强点了一下头，对他的妙语表示肯定，然后继续埋头看书，希望他能正确理解我的姿态，礼貌地滚开。可是他却越过桌子，用一根挑衅的手指把我的书按下——即使在我心情最好的时候这一动作也极其烦人。“你知道他的那本《伟大的铁路》什么的吗？横穿亚洲的，你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你知道他在那本书里写乘‘德里特快号’从拉合尔[8]到伊斯兰堡[9]，却从未提到过蒸汽机的原理吗？”

似乎他在期待我的评论，于是我说：“没开玩笑吧？”

“从未提到过，你能想象吗？一本讲铁路的书不提蒸汽机，这叫什么书？”

“你喜欢火车吧？”我突然冒出一句，马上就后悔了。

然后就是我把书摊开放在膝盖上，听着世界上最无趣的人滔滔不绝。我实际上没怎么听他讲话，却发现自己全神贯注于他那飞扬的眉毛，并且发现他的鼻毛也同样浓密茂盛，似乎用“神奇生发水”给泡过一样。他不仅是一位铁路迷，讲起话来也如火车一样长得望不到尽头，情况更危险了。

“这辆火车，”他还停不下来，“是大都会-开默自封闭式车厢，在斯温顿工厂制造，我猜大概是产于1986年7月到8月间，或者是1988年9月底吧。最开始我认为它不可能是斯温顿1986年至1988年间生产的，因为坐椅背后的十字缝合法很独特，不过我接下来发现侧板上的波纹铆钉，然后就想，天哪，这辆车居然是混合型的。这世上本来没有太多绝对的事情，不过‘大都会-开默’的波纹铆钉是不会说谎的。那么，你的家在哪里呢？”

我过了一小会儿才意识到他提了个问题。“呃，斯基普顿。”我半真半假地回答他。

“你们那儿有‘费伯麦克基中拱甲板’机车。”他说的大概是这么个东西，反正对我来说全都毫无意义，“我住在塞文河畔的厄普顿……”

“塞文河大潮。”我条件反射地说出当地塞文河潮水的名字，其实心里想的是另一层意思。

“是啊，潮水就从我门前过。”他看着我，略有点不快，似乎怪我把他从主要论题上岔开了，“我们这里是惠而浦2-46涡轮轴再加上阿伯特-考斯特罗水平推进器。2-46很好分辨，因为它们运转起来从接缝里发出的是‘啪吐西—啪吐西’的声音，而不是‘咔吐克—咔吐克’的声音，每次你绝对能听得出来。我敢打赌这些你完全不知道。”

最后，我为这个人感到难过。他的妻子两年前过世了——我猜是自杀——此后他就开始乘火车围着英国跑，数座椅上的铆钉，记录金属铭牌的数目以及其他所有的东西。这些可怜人儿靠这个打发时间，直到最后上帝让他们长眠。我近来读过一篇报道，英国心理学学会的一位发言人将“火车迷”称为自闭症的一种，名叫“阿斯伯格综合征”。

他在普雷斯塔廷下车了，据说一辆法歌-格莱维十二吨混合机车一早会经过那里。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对着窗外跟他挥了挥手，开始尽情享受突然来临的宁静。我倾听着火车在车轨上疾驰的声音，像是在说“阿斯伯格综合征—阿斯伯格综合征”。离兰迪德诺还有最后四十分钟，我全拿来数了铆钉。

[1]　格林宁·吉本斯(1648—1721)，出生于荷兰，后移居英国，木雕艺术大师。

[2]　20世纪60年代热播的美国电视剧《伯南扎的牛仔》(Bonaza)里的人物之一，体形庞大。

[3]　格里·马斯登，“格里与和平制造者”乐队主唱，1942年出生于利物浦。

[4]　即第十七章末尾提到的英国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

[5]　威廉·利华(1851—1925)，英国实业家、慈善家，1886年创办“利华兄弟”肥皂厂起家，后发展成为联合利华公司。

[6]　1934年成立于美国洛杉矶的邪教组织，宣扬世界末日，于1993年被歼灭。

[7]　此人将作者手里那本书的作者瑟鲁(Theroux)念成了梭罗(Thoreau)。

[8]　巴基斯坦城市。

[9]　巴基斯坦首都。

第二十一章

从火车上看北威尔士就像度假地狱：一望无际的房车停车场在狂风肆虐的孤独荒原上铺展开来，铁路线旁是狭窄的双向车行道，过去便是无穷无尽的湿沙海湾，点缀着险恶的石灰坑洞，再远处便是一抹大海。对我来说，这种度假方式实在是古怪——在孤零零的荒原上睡在铁盒子般的房车里，忍受英国的恶劣天气。每天早晨跟几百人一道从长相类似的铁盒子里走出来翻过铁路和公路，穿过遍布石灰坑的沙滩，就为了在远处充满利物浦流过来的粪便的海边光着脚玩玩水。我没法想象个中细节，不过这种玩法完全不能吸引我。

没多久，房车停车场突然变得稀稀拉拉，科尔温湾的风景一下子秀丽壮观起来。火车向北疾转了一下，没几分钟就到兰迪德诺了。

这小镇的确精巧而美丽，建于宽阔的海湾之上，临海是一大片严谨却典雅的19世纪风格的旅馆，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不禁想起排成长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姆。19世纪中期，兰迪德诺被刻意打造成旅游胜地，因此独具精致的怀旧风情。19世纪60年代刘易斯·卡罗尔[1]曾带着小爱丽丝·利德尔[2]在这海边散步，给她讲白兔和抽水烟的毛毛虫的故事，时不时地找她借衬裤来擦他滚烫的额头，也许还给她拍了几张无伤大雅的裸照。我想卡罗尔如果仍然在世，大概不会觉得这周围变化了多少吧，除了如今旅馆里普遍用电照明以外。艾丽丝当然也140岁了，对他这个拮据而古怪的数学家来说也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吧。

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小城里挤满了来度周末的老人家。四面八方开来的汽车就停在背街街上，我打听的每家旅馆全部客满，每家餐厅里都是爆满，简直是人山人海!银发老人们一边喝汤一边交谈甚欢，天知道一年中这种惨淡时节是什么风把他们吹到威尔士的海边来的。

沿着海边再往前走有一批旅舍，房子大大的，从外观上难分彼此，只有几家的窗户上挂出“客房待租”的招牌。总共有八九家可供我选择。这种情况总让我惶恐不安，因为我天生就是不善选择的人，每选必错。我太太就能观察一番后立即从一排旅舍中选出最好的来——房东是位银发老寡妇，性情温和，喜爱小孩，床单雪白，浴室里洁具瓷砖闪闪发光。而我选的肯定糟糕透顶——店主贪得无厌，嘴里叼着烟，咳得惊天动地让人不由得琢磨他到底把痰吐到哪里去了。而今晚，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仍会重蹈覆辙。

所有的旅舍都打出招牌，展示各自的舒适设施——彩电、迎客礼盘、中央供暖，还有羞答答的讳饰语“所有房间设备俱全”，意指独立卫生间。有一家提供卫星电视和长裤熨烫机，另一家则用特殊的活泼斜体字自豪地宣称：新近更新的壁炉执照。这可是我在含早餐的家庭旅馆里从未指望过的。这些招牌让我的不安和不祥的预感越发深重。面对这么多种选择，我怎么可能做出明智的决定呢？从前那个年代你顶多只希望房间里有个洗漱池就好了，一切也容易许多。

我选了一家外表看上去还不错的。他家的招牌上承诺房间里有彩电和咖啡机，这也差不多正是我所需要的。这几天我都在外面，现在又正逢周六晚上。可是，我刚一踏进门便嗅到陈年石膏发出的霉味，我就知道我选错了。正想转身逃跑之际，房东从里屋转出来，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有什么问题吗”，成功阻止了我撤离。和房东简短交谈了一下，我发现单人间加早餐居然要价19.5英镑，简直就是敲竹杠。让我在这个鬼地方待一晚上被人敲诈一笔绝对没门，于是我说“那好吧”，便签字入住了。唉!说“不”怎么就这么难呢？

房间果然不出我所料。阴冷沉闷，家具都是胶合板制成的，地毯肮脏污秽，天花板上那些神秘的污渍让人怀疑楼上是否有具尸体没人发觉。刺骨的寒风从安装错位的下拉窗缝里钻了进来。我走过去想拉上窗帘，毫不意外地发现得用力猛扯，然后帘子会动一动，但绝不会在中间闭合起来。有个托盘上放着煮咖啡的用品，可是那些杯子——让我说得好听点儿吧——实在令人恶心，咖啡匙也粘在托盘上。浴室里远远地吊着一盏拉绳开关的灯，光线昏暗，地面的瓷砖全都翘了起来，陈年污垢积聚在每个角落和缝隙之中。我瞅瞅浴缸和洗脸池中一圈黄色污渍，终于明白房东是如何处理他咳出的痰了。洗澡是绝对不可能了，于是我捧起冷水洗了洗脸，拿起质地有如麦屑的毛巾擦擦干，开心地走了出去。

我沿着滨海大街漫步了一小时，胃口也差不多开了。空气凛冽却无风，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可是酒店大堂和餐厅里仍有许多银发老人开心地摇头晃脑。也许他们是来参加帕金森病大会的吧。我几乎走完了步行街全程，享受着深秋冰凉的空气和整洁的美景：左边的酒店发出柔光，右边是墨色的大海翻滚不停，空茫无际；大小奥姆的远近岬角上散落着点点灯光。

这时我突然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所有其他的酒店和旅舍看上去都明显比我选的那一间要好得多。这些店家的名字无一例外地都借用了别处的地名——温德米尔[3]、斯特拉福德[4]、克洛韦利[5]、德比[6]、圣基尔达[7]，甚至连多伦多[8]都有。似乎这些房东害怕提醒游客们记起自己是在威尔士，怕把他们吓坏了一样。只有一家的招牌上写着威尔士语的“膳宿”，暗示我其实身在异乡，至少就文字上来讲如此。

我在莫斯汀街上一家不知什么风格的小餐馆吃了顿简餐。因为头脑十分清醒，不愿意就这么回到那肮脏的旅馆房间，就开始去找酒吧。出人意料的是，兰迪德诺这个旅游胜地竟然鲜有寻欢作乐的场所。我走了一段路才找到一家，不过看上去有点缺乏亲和力，里面就是典型的小镇酒吧的模样——紫红色天鹅绒装饰，空气污浊，烟雾缭绕。生意好得不得了，客人几乎全是年轻人。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想想自己可以偷听身边的人谈话，一杯酒下肚的时候就会有人注意到我吧，可是如意算盘却落了空。里面音乐太响，噪声太杂，身边人说什么根本听不清，我的位置也离收银员太近。人来人往，偶有一名侍者匆匆走过，也没注意到我手中的空酒杯和我这张乞求注意的脸。

于是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要得到啤酒的时候就喝一点，我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这么做。令我十分感兴趣的是，客人喝完一杯啤酒，就会把空杯子交还给酒保，杯子里还残留着一行泡沫(底部留有金黄色的残渣)，然后这个杯子被小心翼翼地充满啤酒，稍稍溢出来一点。于是那多余的泡沫，随着肉眼不可见的大堆细菌、唾液还有食物残渣就会从杯子里冲出来，落在塑料托盘上。接着，酒保会小心地(我都想用“科学地”这个词了)用透明塑料管将残液输回地窖的大桶里。那些肉眼难辨的杂质就会漂浮混合起来，如同金鱼缸里的污物，等待着被召唤回到某人的玻璃杯中。如果我想喝稀释的酒渣和别人的漱口水的话，我宁可选择一个舒适欢乐的环境，坐在温莎椅上，烤着壁炉里的火。不过这只是幻梦罢了，我突然发觉再也不想喝啤酒了。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也常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从吧台旁的位置起身，早早回到了海边的旅舍房间。

第二天一早，我一踏出旅馆大门，就走入了一个色彩尽失的世界：天空低沉，从海岸边望去，大海浩渺，毫无生气，颜色灰暗。我走着走着，雨就下了起来，点点滴滴打在海面上。我刚到火车站，雨就下大了。兰迪德诺火车站周日关门(威尔士最大的度假胜地周日居然没有火车可乘，这事太荒谬太让人难过，不想细说了)，但十一点整火车站门口有一趟大巴前往布雷瑙菲斯廷尼格[9]。候车的地方没有凳子也没有雨篷，无法避雨。如果最近你经常乘坐英国的公共交通工具四处旅游的话，你很快就会感觉像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阶层，如残疾人或者失业人员，因为你遇到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想让你走开。我现在就有点这种感觉——可是我富有、健康而且英俊得不得了呢!如果你一辈子贫穷、残疾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国家贪婪追逐财富的竞争大潮去，会是什么感觉呢？

近二十年来，价值体系的彻底颠倒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从前在英国处处皆有一种无须言传的高雅风度，在生活中，在上班的时候，在交税时，在赶汽车时，大家都克己复礼，表现得谦和高尚，似乎这么做就是在为传承这种高雅风尚做点小小的贡献一样。那时候整个社会充满关爱及善意，人人享受医疗保健，公共交通完善，电视节目有内涵深度，社会福利遍及每一位成员，如此种种。我常为身为其中一分子感到骄傲。可是如今，不管你做什么，最后总是负罪感深重。去乡间散散步，就会有人指责是你使得国家公园更拥挤了，脆弱的山丘小道风化得更严重了，你真是罪无可恕。想乘卧铺车去苏格兰高地或者周日乘支线列车或大巴从兰迪德诺到布雷瑙，你就会觉得自己奸诈而变态，因为你知道这样的服务其维护成本必然极其庞大。开自己的车去兜兜风，找份工作，找个地方安居，你所做的一切都占据了宝贵的空间和时间。至于你需要医疗保险——天哪，你怎么这么无理自私？(“史密斯先生，我们能够治疗你脚趾甲内嵌，可是这势必意味着某个孩子不能使用呼吸机。”)

我害怕去想国营格温尼德交通公司在这样一个阴湿的周日早上把我运送到布雷瑙菲斯廷尼格要花掉多少钱，因为车上就我一个人。车到贝特西学校，上来一位年轻女士，但她很快在一个名字有趣的地方——“旁蒂潘(Pont-y-Pant)”下车了。这趟旅行我一直盼望能看到斯诺登峰[10]及其周围环境的些许丰姿，可是很快下起了倾盆大雨，车窗上全是脏兮兮的雨水溅落成的水珠串，什么都看不见——除了大片枯瘦呈铁锈色的蕨类植物以外，间或还有几只一动不动、全身湿透、满脸不开心的绵羊。雨越来越大，打在车窗上竟然像鹅卵石那般嘭嘭作响，大巴在疾风之下两边摇晃得厉害，简直像是在怒海惊涛中乘船一样。汽车如老牛拉破车一般在蜿蜒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进，雨刷疯狂地来回摆动，先是冲上了云中平顶，然后开始急转直下，像失控一样奔驰在陡峭的小路上，路面上全是无数被雨水冲洗得发亮的碎石板，最后终于到达了布雷瑙菲斯廷尼格。这里曾经是威尔士石板矿业的中心，如今废弃的石板碎块堆得满地都是，几乎看不到地面的原样，整片地貌显得古怪而诡异，这与我在英国其他地方所见的风光完全不同。这片不似人间风景的中央便是布雷瑙村，村子本身就像一片石板堆——或许只是在滂沱大雨里看上去如此吧。

在镇中心靠近著名的布雷瑙菲斯廷尼格火车站附近，大巴把我放了下来。这条火车线路，如今已由私人爱好者经营，我很想乘火车沿这条线穿越云雾缭绕的山脉到波斯马多格去。火车站台开放，可是候车室、洗手间和售票大厅的每扇门全都锁起来，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冬季运营时刻表，沮丧地发现我刚刚错过了一趟火车，真的就只差那么一点。迷惑之中我从口袋里掏出揉得皱巴巴的汽车时刻表，更加沮丧地发现，那趟大巴本就是计划中到达时刚好错过的中午从布雷瑙出发的火车。我仔细查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下一趟火车要四小时以后才出发，下一趟抵达布雷瑙的大巴也正好紧随其后才到达。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说得更直白一点，在这个鸟不生蛋、雨水泛滥的地方如何打发这四个小时呢？待在站台上是不可能的，天气寒冷，大雨又倾盆而下，缩在站台最里面的角落都没法躲避。

于是我一边嘟嘟嚷嚷地发泄着对格温尼德交通公司、布雷瑙菲斯廷尼格火车公司、英国的坏天气以及我自己的疯狂愚蠢行为的不满，一边开始向小镇里走去。今天是星期天，我在威尔士，街道上没有一家商店开门，狭窄的小路上也没有一个行人。我走着走着也没发现一家酒店或是旅舍。我突然想到，这种天气恐怕火车根本就停运了，果真如此的话，我可就真的被困在这里了。我浑身湿透，冷得发抖，情绪无比低落。在镇子的远端我找到了一家小餐馆，名叫“卖饭翁”，居然奇迹般的开着门。我赶紧走进室内那好客的温暖之中，脱下湿透的外套和毛衣，把头发揉得根根竖起，挑了个靠近电暖器的位置坐下。小店里就我一位顾客，我点了咖啡叫了点吃的，享受着屋子里的温暖干燥，背景音乐是纳·金·科尔[11]吟唱的一首欢快的歌曲。我看着门外雨水冲刷着小路，告诉自己二十年后还会记得这一天。

如果说那天我在布雷瑙领会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不论你多么努力，一杯咖啡加一份奶酪煎蛋卷是无法混过四个小时的。我吃得很慢很慢，又叫了第二杯咖啡，可是我这样细嚼慢咽也只撑过了一小时，很明显现在我要么走人要么付房租住下。于是我极不情愿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在收银台那儿我将自己的悲惨遭遇讲给和善的店主夫妇听，他们都发出富有同情心的“噢，亲爱的”之类的感叹。心地善良的人们通常在面对别人的困苦境地时都会这么做。

“他应该去石板矿。”老板娘对老板说。

“是的，他应该去石板矿看看。”老板表示赞同，转头对我说，“你应该去石板矿看看。”他重复一遍，似乎怕我错过了他们刚才的交谈一样。

“噢，那里到底有什么呢？”我问他们，尽力不使自己听上去疑虑重重。

“老矿坑，有专人导游。”

“蛮有趣的。”老板娘说。

“是啊，蛮有趣的。”老板说，“不过，得走好长一段路呢。”他补充了一句。

“周日不开门。”老板娘开口了，“非旅游季节。”她又解释了一下。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天气走远路的话，你可以乘的士去。”老板说。

我看了他一眼，问：“的士？”他刚才说的是“的士”吗？这样的奇迹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你们布雷瑙真的有的士？”

“噢，当然了。”老板那口气仿佛在谈论布雷瑙更为著名的风景名胜一样，“需要我帮你叫一辆载你去矿坑吗？”

“呃……”我搜肠刮肚找合适的词，我可不想让自己显得那么不懂感激。这对夫妇多好的人啊，不过今天下午浑身湿漉漉地去参观什么石板矿简直就像去看直肠科医生一样“有趣”。“你觉得的士愿意载我去波斯马多格吗？”我完全不知道那儿有多远，也不敢抱任何希望。

“当然了。”老板回答我，然后帮我叫了辆车，接着我就在店主夫妇的齐声祝福声中与他们告别，踏上了出租车，感觉像是海难幸存者终于遇救到达安全地带一样。看着布雷瑙在我身后渐渐远去，我简直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高兴劲儿。

的士司机是位友善的小伙子，在开往波斯马多格二十分钟的路程中，他告诉我许多有关林恩半岛的重要经济学以及社会学数据。最令人惊讶的是这座半岛周日全面禁酒，从波斯马多格到阿伯达，一杯烈性酒你都休想得到。我都不知道在英国居然还有如此操行正直的地方。不过只要离开了布雷瑙，别的我才不管呢。

波斯马多格坐落于海边，大雨仍然倾泻如注，整个小镇看上去灰暗而毫无特色，满眼都是湿漉漉的鹅卵石灰泥和黑石子。我冒着小雨仔细察看了一下当地为数不多的几家旅馆——在兰迪德诺那令人沮丧的旅舍里待了一晚上，我特别想要舒舒服服地奢侈一把，于是我选择了一家名为“皇家运动员”的旅馆。房间整洁，大小合适，不能说非常出色吧，也符合我的要求，我煮了杯咖啡，等水开的时候，顺便换一下湿衣裳，然后坐在床角就着浓郁奶香的茶点饼干享受咖啡，看了一出名为Pobol Y Cwm的威尔士语肥皂剧。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在演什么，仍然十分喜欢。不过，我可以自信地说这部戏的表演和制作都比瑞典、挪威或者澳大利亚的任何一部要好，至少剧中某人关门的时候墙壁不会震动。看着这群人明明身处典型的英国式环境之中，比如习惯喝茶，穿着玛莎百货的羊毛衫，却说着“火星语”，真是一种怪异的体验。偶尔我还颇有兴致地发现他们冒出几个英文单词——“嗨，你好!”“那好”“好吧”——也许威尔士语里没有对应的词吧。有一幕两人相遇的精彩场景中，一个人说“Wlch ylch bsy cwm(肮脏的周末，看你那样子)”，我太喜欢了。威尔士语里居然没有专门的词语表示本周五和下周一之间的那两天，太可爱了。

我喝完咖啡回到街上。雨已经暂歇，可路上到处都是积水的大坑，看来排水系统还无法应付如此豪雨。如果我说错了，敬请指教，可是人人都会认为英国的排水科技早就应该十分成熟了吧。无论如何，马路上的车辆勇敢地冲过这些水洼，掀起重重水帘溅到旁边的房屋和商店外面。我想起自己在韦斯顿应付积水坑的惨痛经历，便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向北走去。

我在游客中心探寻了一番，拿了一本小册子，里面说波斯马多格建于19世纪早期，是一位叫作亚历山大·马度克斯的人为了运输布雷瑙的石板而建的港口。到19世纪晚期，每年约有1000艘船只驶入此港，运走116,000吨威尔士特产石板。我在码头附近兜了一圈，顺着一条背街穿过了港口区的小型船厂以及其他靠海吃饭的商铺，走上一片小山坡上的住宅区，再从另一边走下来，就到了宁静的博西盖斯特村。这个漂亮的小村庄坐落于一处马蹄形的海湾旁，从砖石结构的别墅中可以远眺哈勒奇角以及更远处的特里马度格海湾的绝美风景。在村子中央可以俯瞰整个海湾的地方有间小邮局，外面支起蓝色的凉棚，垂下的凉棚上挂着“糖果”和“冰品”的招牌，旁边还有一家咖啡店，名叫“海景咖啡”。这块地方简直像是整个儿从《海岛历险记》(Adventures on the Island)里照搬过来一样，我立即被深深吸引了。

我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往上走，来到一处岬角。即使云层压得很低，前方格拉斯林港湾和斯诺登峰的风景仍然恢宏大气。疾风呼啸而过，掀起下方的海水以狂暴之势拍打着岸边的岩石。不过，至少现在不下雨了，空气清新微甜，是海边特有的气息。眼看天色渐暗，我害怕落入下面的惊涛巨石中，于是返程回去。到了镇上我发现原先还开着门的寥寥几家店铺也已关门，只剩下一小团昏暗的微光在渐沉的暮色中闪烁着。我走近一看，原来是著名的布雷瑙斯廷尼格铁路的南方总站及运营中心。

我很想看看这家之前让我郁闷不已的公司的神经中枢究竟如何，于是我走了进去。五点钟已敲过很久，这个车站的书店竟然还开着，有许多人在静静地翻看着书籍，我也走进去转了一圈。这书店真不错，密密麻麻地排放着满架的书籍、杂志，还出售随身个人用品。书籍的名称都是诸如《温尼翁山谷及莫达克海湾铁路概况》或者《信号箱百科全书》之类，还有一套几卷本的丛书，名为《铁路事故》，里面一页页的全是火车出轨、相撞等灾难的照片。对于火车迷们来说，这就是一部凶杀纪实电影。对于那些追求更加形象刺激的顾客，书店里还有几十部录像片。我随意拿出一部，名叫《1993杭斯利蒸汽火车拉力赛》，盒子上有张黑体字标签，声称“50分钟的蒸汽机车动作场面!”，下面还有一张标签写着“警告：本影片包含斯特罗克0-6-0重量级机车与GWR蚱蜢机车交合的清晰场面”。实际上，后面那条是我编的，不过让我深感震惊的是，我发现身边所有的人都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里，全都屏息凝视，全神贯注地翻看书本。这样的场面你只有在色情用品商店里才看得到。而我突然间疑惑起来，这种狂迷火车的癖好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是我从来都不曾想过的呢？

售票大厅上的一块金属铭牌告诉我，布雷瑙菲斯廷尼格铁路公司于1832年组建，是世界上仍在运营的最古老的铁路公司。此外，我还得知火车协会拥有6000名活跃会员，这个数字不论从哪方面看都让我惊愕万分。尽管今天最后一班车早已发出，售票亭里还有一个人，于是我走过去平静地质问他布雷瑙的汽车和火车运营为何缺乏协调规划。因为我十分客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发起火来，似乎我批评了他太太一样。他暴躁地回答我：“如果格温尼德交通公司想让乘客赶上布雷瑙正午那班火车的话，他们自己应该早一点发车嘛。”

“可是，其实，”我坚持己见，“你们也可以让火车晚开几分钟啊。”

他瞪着我，似乎我极其嚣张无礼，然后说：“为什么非得我们这么做呢？”

你看，你跟这些火车狂热分子说什么道理都说不通。他们蛮不讲理，吵架谩骂，动不动就发火，还常常留着一小撮状如牙刷毛的胡子，让人心烦，就像眼前这位，让你恨不得伸出两根手指，插进他的眼睛。此外，多亏我刚才在书店里进行了一番新闻记者似的探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初步结论：这帮人在看蒸汽机画面的时候一定在做什么变态举动。为他们自己也好为了整个社会也好，应该把他们关进监狱。

我想过要以公民身份当场逮捕他们——“我以女王之名将你逮捕，因为你在火车时刻问题上顽固不化，令人恼火；也因为你留的那一小撮胡子让人看不顺眼，心烦意乱”——可是我又觉得应宽大为怀，就放他一马吧，瞪他一眼就算了，以示警告：这辈子我是绝不会再和他们家的铁路有任何瓜葛了。我想他理解我的意思。

[1]　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及摄影家。代表作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2]　牛津教长的女儿，《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的原型人物。

[3]　英格兰坎布里亚郡一小镇，靠近著名度假胜地温德米尔湖。

[4]　英格兰格洛斯特郡一小镇，著名旅游景点，莎士比亚的故乡。

[5]　Clovelly，英格兰德文郡北部一海边小镇，著名度假胜地。

[6]　英格兰中部，诺丁汉以西的一座城市。

[7]　苏格兰西海岸以外，北大西洋中的群岛。

[8]　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和最大城市。

[9]　Blaenau Ffestiniog，威尔士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采矿小镇——编者注。

[10]　威尔士最高山峰，海拔1085米，位于威尔士西北部。

[11]　纳·金·科尔(1919—1965)，又译纳金高，美国著名爵士乐歌手、作曲家及钢琴家。

第二十二章

早晨，我动身前往波斯马多格火车站——不是那把火车当儿戏的布雷瑙菲斯廷尼格车站，是真正的英国铁路公司所属车站。站台上有几个人站着，全都小心地避开彼此视线，我相信他们每个人每天早上站的都是同一个位置。我对此很确信，因为我站在那里自顾自的时候，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走了过来，发现我占据了站台上原属于他的一平方英尺。他先是吃惊，而后恼怒，最后他选定了一个离我几英尺的地方，用一种近似仇恨的眼神看着我。我想，有时候在英国结下仇家是多么容易啊，你只用站错地方或者在别人家车道上开车掉头(这家主人浑身上下写满了“不许掉头”)，或者是在火车上一时疏忽坐了人家的位置，这些人就会静悄悄地恨你一辈子，至死方休。终于，一辆两节车厢的“斯普林特火车”进站了，我们鱼贯而上。“斯普林特”真的是最让人不适、最具实用性，也最不讨人喜欢的火车了：座椅包的硬边；总是同时有热风和冷风一起吹来，十分神秘；照明灯非常刺眼，最要命的是其内部装饰极其可憎，橙色条纹加上令人绝望的活泼盾形图案。为什么会有人觉得火车乘客喜欢置身于大片橙色之中呢，尤其是一大清早？我十分想念刚到英国时坐过的那种老式火车，没有走道，全是由一系列设备齐全独门独户的包厢构成。每间包厢里都有一对舒适的长条形软椅，一头一扇门，不过不能通向隔壁包厢。每次你登上列车，心里是既不安又兴奋——有点像电视里的游戏节目，参赛选手说“我选三号门”的那个时刻，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包厢门里会有什么。在如此之小的空间里与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人同乘，感觉亲密而又随意，令人愉悦。你必定会对他们有所了解——他们阅读的品位，忍受沉闷的能力，睡觉是否张着嘴——也许他们最亲近的熟人也不见得知道这些，然后他们到站下车，你们再也不会碰面。

有时候令人惊讶的场面会不期而至。我记得有一次乘火车，包厢里一位身穿风衣看上去很腼腆的小伙子竟然大吐特吐起来，把周围三个人全都吓呆了，也包括他自己吧。那时正值流感高发之际，他居然在下一站跌跌撞撞地下了车，剩下我们三个继续默不作声地撑到傍晚，紧绷着脸，蜷缩着脚趾，摆出一副英国人特别擅长的冷静姿态，假装啥事都没发生。仔细想想，也许再也没有那种列车也好，不过我实在讨厌橙色的盾形图案。

火车沿着海岸行驶，穿过了宽阔的海湾和崎岖的山丘，一旁是灰暗而广袤的卡迪根湾。铁路沿线的城镇名称听上去就像猫在呕吐毛球的声音一样：利温格里尔(Llywyngril)、莫发毛达克(Morfa Mawddach)、兰德克温(Llandecwyn)、迪夫林阿杜威(Dyffryn Ardudwy)。在彭林都德拉思(Penrhyndeudraeth)站，涌上来大大小小穿着校服的孩子，满满一车。我还以为他们会尖叫、抽烟，把东西扔来扔去，可实际上他们举止颇为有礼，每个人都如此。孩子们全部在哈勒奇下车，车厢里顿时空了下来，静悄悄的，静得我都能听见身后一对夫妇用威尔士语交谈了，这让我很开心。到了巴莫思，火车又穿过了另一处宽广的海湾，驶上一条摇摇晃晃的木质栈道。我曾经在哪儿看到说这条栈道已经封路很多年了，直到不久以前火车开到巴莫思就是终点。在如今这样拮据的经济条件下，英国铁路部门还能筹措到资金，拨出人手，修复栈道疏通线路，也算是种奇迹了。不过我敢打赌，十年之后我再来这里，这条通往波斯马多格几乎为人遗忘的铁路线就会转手到火车迷们手里，就像布鲁瑙菲斯廷尼格铁路一样，然后有一个留着让人心烦的小胡子的人过来告诉我没法在什鲁斯伯里转汽车，因为铁路运营的时间不支持。

出发3小时，走了105英里之后还有机会在什鲁斯伯里换车，我十分高兴。我原本打算向北继续我的伟大旅程，朝约翰奥格罗茨进发，可是我在车站里却听到站台广播说去拉德洛的火车就要出发了，于是冲动之下便跳了上去。多年以来我一直听说拉德洛是个好地方，而我又突然想到这大概是我去探访一下的最后机会了吧。因此，20多分钟后，我在拉德洛孤单的站台上下了车，穿过一条长长的斜坡进入城里。

拉德洛的确是座迷人又宜人的小城，坐落在提姆河边的一座小山丘顶上，这里你想要的一应俱全——书店、电影院、外观极具吸引力的茶室和糕点店，几家自称“家庭肉铺”的商店(我一直很想进去问问“宰了我全家要多少钱”)、一家老式的伍尔沃斯超市，还有一堆寻常的药店、酒吧、男装店等，全都排列得整整齐齐，与周围环境十分谐调。拉德洛市民协会颇费心思地在许多房屋上挂上铭牌，告诉大家谁曾经住过这里。布罗德街上一家老式的马车旅馆名叫“天使”，墙上就挂了这样一块铭牌，只是如今这旅馆已被木板封死，我希望只是暂时的。牌子上介绍说，著名的“极光马车”曾经在二十七小时内跑完从伦敦到这里一百多英里的路程。看来我们如今进步神速，今天英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大概只用一半的时间就能做到。

在附近我偶然发现一个组织名为“拉德洛及区域猫咪保护联盟”，这让我产生了兴趣。我不明白究竟拉德洛人对猫做了些什么，以至于要设立这样一个特殊的保护机构。也许我看问题的方向有误，可是除了放火烧猫或者抓起猫来扔我，我完全想不出有什么恶劣行径会催生这样一个慈善机构保护猫咪的权益。在英国，除了他们对于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坚信不疑以及全民都爱用“底部”(bottom)这个词开玩笑[1]以外，没什么别的事情比起他们对小动物的态度更让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局外人了。你知道吗？英国皇家动物保护协会居然比全国儿童保护协会早成立六十年，而且后者还是前者的支会(是啊，很明显英国王室很高兴与动物保护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保护儿童)。你知道吗？1994年英国曾投票赞成欧盟的一项指令，为经过运输的动物安排法定休息时间，却投票反对给工厂工人安排相似的法定休息时间。

可是，即使在这样古怪的大环境下，我仍然觉得专门成立一个完整的机构并提供充足的资金，就只为保证拉德洛及其区域中猫咪的福利及安全，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个协会很奇怪地给自己定下了权限范围——它只对拉德洛及其区域中猫咪的安全和福利感兴趣。那么如果协会某成员发现有人恰好在此边界之外欺负猫咪，该怎么办呢？他们会听之任之地耸耸肩说“不在我们的执法权限之内”吗？谁能给个说法呢？肯定不是我，因为我走到他们那间景观优美的办公室准备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时，发现门关着。很明显工作人员外出吃午饭去了，我希望你不要曲解了我的话。

我也正想吃午饭呢，于是穿过马路，走进一家名为“橄榄枝”的沙拉吧小餐厅。这里环境十分舒适，我一进门就独霸了一张四人大桌，作招人鄙视状。还好餐厅里空荡荡的，我又在和背包以及一只托盘进行“大战”，手忙脚乱，看到第一张空桌子就落座了。可我刚坐下没多久，食客们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然后就在我吃午餐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我可以感受到其他顾客的冷峻眼光。他们从收银台结账之后发现我独个儿占据了显然不是为单个用餐者设计的地方，不得不端着托盘走到不那么受欢迎的楼上就餐，很明显他们不太情愿。于是我坐在那里想不引人注意地尽快吃完。坐在旁边第二张桌子前的一个男人走过来，用尖锐的语调问我某张椅子是否有人坐，还不等我回答便自行搬走了。我匆忙扒完午饭，羞愧地偷偷溜了出去。

回到火车站我买了一张下一班去什鲁斯伯里和曼彻斯特皮卡迪里的车票。由于线路某处机械故障，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拥挤不堪，乘客们脾气都很暴躁。我找到了位置，却得赶走原先坐在那里的一桌人，他们十分不情愿地离开，还用鄙视的眼光看我——又结下一道梁子!今天怎么会这么糟糕!我挤进窄小的座位里，穿着外套，车厢里暖气开得太大，背包还搁在膝盖上。我隐约想去布莱克浦，可是我连手指头都无法动弹一下，更不要说拿出列车时刻表看看应该在哪里换车了。于是我就只能这么坐着，相信我能够在曼彻斯特赶上继续前行的火车。

英国铁路公司今天真倒霉，出站才爬行了一英里左右，火车就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了，让我们等了好久。终于有个声音告诉我们由于前方线路故障，本次列车将以斯多克波特为终点站，引起哀叹声一片。最后大概过了二十分钟，火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艰难地越过绿油油的乡间原野，每停一站都会有个声音出来为延误道歉并且再三宣布火车终点改在斯托克波特。最后，晚点九十分钟以后，火车终于到达终点。我原以为每个人都会下车，可是大家动也不动，我也跟着他们按兵不动，只有一位日本乘客老老实实地下了车，然后郁闷地看着火车继续前行开往曼彻斯特，把他一个人抛在站台上，也没有人给他解释一下。

到了曼彻斯特我发现需要换车去普里斯顿，于是看了看电子屏幕，可是那上面只有终点站的信息，没有中间站。我只得走过去加入问询处的队伍，有一名英国铁路公司的雇员回答旅客的各种问题。很不幸英国没有一个火车站的名字叫“滚开”，因为很明显他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词。他告诉我去13号站台，于是我就去了，可是这里最多只有11号站台，我回过头去找那个人说找不到13号站台，结果是13号站台得先上某个秘密楼梯，穿过天桥才能到，似乎专为失踪列车而设。站台上有一群旅客傻站着，一脸迷茫愁苦，就像“巨蟒小组”[2]电影里牛奶工人那幅素描画的一样。最终我们被送往3号站台，火车也来了，当然还是一辆两节车厢的“斯普林特”，七百多人一如既往地挤上了车。

那天早晨离开波斯马多格十四小时以后，我终于到达了布莱克浦，疲惫不堪，披头散发，饥肠辘辘，满怀悲愤。这里无论如何都不是我特别想来的地方。

[1]　这个词除了“底部”还有“屁股”的意思，因而人们喜欢拿它来开玩笑。

[2]　Monty Python， 20世纪70年代风靡全球的英国六人喜剧团体，制作了多部经典电影，如《巨蟒与圣杯》等。

第二十三章

布莱克浦每年吸引的游客比希腊一国还要多，旅游饭店床位超过整个葡萄牙的总和。这里人均炸鱼薯条的消费量居全球之最(一天光土豆就要吃掉40英亩的产量)。全欧洲过山车的密集度之冠也非它莫属。欧陆第二大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占地42英亩的欢乐海滩就坐落于此。每年有650万游客到此一游，人数仅次于去梵蒂冈的观光客。每周五、周六晚上这里的厕所数量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多——有的地方把厕所称作“门口”。

不论你对布莱克浦有什么看法，它的旅游业总是一派繁荣景象——就算不是非常好也相当成功。在过去的20年里，选择传统的海边度假方式的英国人数量下降了1/5，而布莱克浦的游客数量反而增长了37%，还把旅游业打造成了每年产值2.5亿英镑的产业——这样的成就不容小视啊。想想英国糟糕的天气吧，还有布莱克浦这地方又丑又脏、交通不便，大海就像开放式厕所，旅游景点几乎全是廉价而又土里土气的东西，让人害怕。

我刚参观完“光明博览会”，这场著名的(在英国很出名)露天灯光展览是布莱克浦每年秋季主办的节目，目的是为了将旅游季节延长。我常常读到也听到相关消息，也很想亲眼目睹一下。于是，在一条背街上一家简朴的旅舍安顿好以后，我便满怀期待地来到海边现场。一看之下，我想说的就是布莱克浦的灯光展其实没什么，并不精彩绝伦。当然了，想要看的东西有天终于看到，确实会有失望的可能。不过，用失望来形容这“灯光展”似乎还不够。我原以为会有激光灯扫向空中，频闪灯在云朵上投下花纹图案，以及其他令人惊叹的灯光特效。正好相反，现场只有一辆辆老式电车扮成火箭船或者圣诞饼干的模样轰隆而行，然后是路灯上挂着毫不起眼的圣诞装饰绵延几英里。对于没有见识过电力的人来说，其场面绝对震撼，不过也许并不见得吧。整个灯光展俗不可耐，而且规模如此庞大，让人觉得别扭，正如布莱克浦这个地方一样。

和“光明博览会”一样无聊得让人惊讶的就是来观景的人群了。海边的车一辆接着一辆，每辆缓慢驶过的车里都有稚气未脱的脸蛋贴在车窗上；宽敞的步行街上全是快活徜徉的人流，间或有小贩售卖发光项链和手镯以及其他一些短命的小玩意儿，生意竟然好得不得了。我在哪里曾经读到过：到布莱克浦旅游的人有半数左右至少来看过十次灯光展。鬼知道这些人看中了这里的什么。我沿着步行街走了一英里左右，完全无法理解其魅力所在——想必你也已经发觉了，我本来就是热爱恶俗景点的人。也许我只是长途跋涉从波斯马多格赶来太疲倦了吧，可我就是无法燃起对灯展的热情。我漫步穿过灯火通明的购物中心，又打探了一下“宾果游戏房”，可是这种人人为之兴奋的节日气氛怎么也打动不了我。最终，我筋疲力尽，感觉流落在异国他乡，便找了家街边海鲜餐馆吃了份黑斑鳕鱼、一点薯条和碗豆。我找服务生要鞑靼酱[1]的时候，别人又当我是伦敦来的娘娘腔。最后，我早早地歇息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起床，想再睹一下布莱克浦的别样风采。这里的白天让我更加喜欢，步行大街上摆起一个个精致的洋葱顶铸铁小屋子，兜售牛轧糖、硬糖和其他一些黏糊糊的东西。昨天晚上黑乎乎的，我竟然没注意到。此刻的海滩广阔，空无一人，竟然让人觉得十分欢喜。布莱克浦的海滩长七英里，最令人好奇的是实际上这个海滩是不存在的。这不是我瞎编，20世纪80年代，欧共体颁布了各项有关海上排污标准的法令，结果几乎所有的英国海边小镇全都离最低标准相差十万八千里。绝大部分像布莱克浦一样的海边度假胜地，连测粪仪或者是别的什么测量仪，都被撑爆了。这个大问题呈报给了当时的撒切尔内阁。可是政府不愿意拨款来改善英国的海滩，因为富人们都去穆斯提克[2]和巴巴多斯这样完美的海滩度假。于是政府出台了一项政策，明确认定布莱顿、布莱克浦、斯卡伯罗以及其他几个著名的英国海滨城市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海滩。这事确实怪异，我完全无法理解，可我发誓这绝对是真的。鬼知道当时的政策是如何定义这里的万顷黄沙的，难道叫“中级排污缓冲带”？不过话说回来，污染问题却在没有花财政部一分钱也没有实际解决措施的情况下“自行消失”了。这种结果在现政府看来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一点，而且是唯一重要的一点。

好了，政治讽刺到此为止!我们离开这里赶去莫勒坎贝看看吧，那也是兰开夏郡海岸边的一处度假胜地。接下来我就乘上一串咣啷作响的斯普林特火车到了那里，因为我想找个地方与布莱克浦形成鲜明对比，也可能更多是出于我对莫勒坎贝的喜爱吧，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可就是喜欢。

放眼望去，很难相信不算太久以前莫勒坎贝还和布莱克浦不相伯仲。实际上，自1880年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莫勒坎贝一直是北英格兰首屈一指的海边度假胜地。它率先举办了海边“光明灯展”，开创了英国的先河。这里还诞生了“宾果”游戏、字母硬糖(状如度假地名字的棒棒糖，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有传统的海边“螺旋滑道”。在著名的“韦克斯周”[3]假期中，整个北部工业城镇一同放假(他们把莫勒坎贝称作“海边的布拉德福德”)，成千上万名游客一下子挤满了所有的家庭旅舍和酒店。其巅峰时期曾有两座主线火车站、八座音乐厅、八家电影院、一座水族馆、一座游乐场、一座动物园、一座旋转塔、一座游船花园、一座避暑山庄、一座御冬花园，还有英国当时规模最大的游泳池和两座码头。其中一座中央码头曾是英国最为漂亮精致的码头之一，亭台楼阁，穹顶建筑，美不胜收——就像是浮在莫勒坎贝海湾上的阿拉伯宫殿。

镇上曾有过上千家家庭旅馆为大批游客提供膳宿，但同时也拥有档次更高的酒店满足那些奢侈的客人。“老维克”剧团和“萨德勒维尔斯”歌剧团常常整个季节驻扎在此。爱德华·埃尔加[4]曾在御冬花园里指挥演奏，奈丽·梅尔巴[5]放声高歌。许多酒店都曾聚集于此，堪与欧洲任何一家饭店媲美。“辉煌”和“百老汇”这两家在20世纪初期为富豪主顾提供的洗浴水疗就有十多种，包括针疗、盐水、泡沫、普朗比和威士忌灌洗。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一直在读一本书《失落的度假胜地：莫勒坎贝兴衰史》，作者是当地牧师罗杰·K.宾汉姆。此书不仅文字绝妙(整本书就很特别，可想而知，英国的地方志其实多么精彩啊)，还附有莫勒坎贝黄金时期的各种图片。那时的小镇和我从火车上下来所看见的简直是天壤之别。当时下火车的只有三个人，包括我在内。之后我便漫步在阳光明媚的海洋大道上。那曾经的风华绝代如今已随风而逝，令人扼腕啊。

很难说莫勒坎贝的衰落始于何时，20世纪50年代它还颇受欢迎，1956年这里还有1300家酒店和旅馆，是如今的10倍——可是小镇由盛转衰早就已经开始了。闻名遐迩的中央码头被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大火毁得面目全非，慢慢变作令人难堪的废墟一片。到了1990年市镇当局将其从地图上抹去——假装那一堆延伸到海里占据海滨明显位置的东西并不存在。西区码头同样在1974年冬天被暴风雪扫荡一空，曾经金碧辉煌的阿兰布拉音乐厅于1970年毁于大火，皇家剧院也被拆除干净让位于两年后建成的购物中心。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莫勒坎贝的衰落加剧。当地的地标性建筑物一个接一个地消失——1978年受人喜爱的游泳池没了，1982年御冬花园也不见了，1989年奢侈华丽的“辉煌”饭店也关门了——同时，游客们抛弃了莫勒坎贝，转投布莱克浦和西班牙海滩。据宾汉姆的那本书介绍，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伦敦只能买下一幢连体别墅的钱就可以在这里买下比如五层楼的格罗夫纳酒店那样曾经辉煌一时的海景大饭店。

如今，莫勒坎贝破落的海滨几乎全是少有顾客光顾的宾果游戏厅、游乐场、“一镑店”，还有折扣服装店——里面卖的衣服又便宜又难看，挂在架子上放在外面都不怕有人会偷。许多商店都空空如也，其余的大部分看上去也撑不了多久。这小镇又一次变成了“海边的布拉德福德”，真是讽刺中的讽刺啊!莫勒坎贝衰落到如此境地，去年夏天海边居然找不到出租躺椅的店家。海滨度假胜地竟然无人愿做出租躺椅的生意，可见有多么萧条啊!

不过，这里也并非一无是处。海滨步行街就十分美丽，维护得也很好，那一望无际的海湾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美的海湾之一(方圆174平方英里，如果你想知道的话)，绵延至大湖区青翠碧蓝的群山中，全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景。

如今，莫勒坎贝的鼎盛时期所残留的唯一“遗迹”就是建于1933年的米德兰饭店了。这幢体形庞大的装饰派艺术大楼外观明亮、活泼，以耀眼的白色为基调，宏伟的流线型正立面正对着海滨。1933年正是混凝土建筑大行其道之时，不过当地的建筑公司不懂得如何用混凝土造房子，于是就用阿克灵顿砖加上石膏抹灰，让这房子看上去像是混凝土结构。这一点在我看来十分有趣。如今，饭店的四角有些轻微风化，到处都有斑斑锈迹。原有的内部装饰经过多次粗枝大叶的重新装修大多都散失了，曾经为门廊及公共厅堂增色不少的几尊埃里克·吉尔[6]雕像作品就这么不见了。不过，整座饭店仍然有着磨灭不去的20世纪30年代风韵。

我猜不出如今米德兰饭店的生意从哪里来。我进来喝咖啡的时候晒着太阳俯瞰大海，室内空空的，似乎没有任何其他客人。现在的莫勒坎贝让人感觉到可爱的一处就是不论你去哪里，人们对于你的光临总是满怀感激。我享受到了绝佳的服务和美景，这是在布莱克浦完全无法体会到的。离开的时候我发现空荡荡的餐厅里有一尊巨大的白色石膏美人鱼雕像，是吉尔的作品。我走过去看了看，发现这具价值不菲的雕塑上美人鱼的尾巴居然是用大量透明胶带粘上去的，用它来作为这座小镇的标志倒也恰如其分。

我在一家朴素的海景旅舍要了一间房，店主的热情真的让人受宠若惊，似乎他们忘记了楼上那些空房间都还没人住呢。整个下午我揣着罗杰·宾汉姆的书四处闲逛观景，想要在脑海里还原这小镇的黄金时期。偶尔走进几家茶楼歇脚，那殷勤备至的服务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可悲。

这天阳光温和，游人也不算少，大多数是老年人，徜徉在海滨步行街上，可几乎没看到任何人花钱。没什么别的好做，我便沿着海滨一直走，差点就走到附近的卡恩弗斯村了。然后，我掉头沿着沙滩往回走，正值退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莫勒坎贝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方并非是它的衰落而是它居然繁荣鼎盛过。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地方竟然成为度假胜地：这里的海滩到处都是黏糊糊的稀泥，由于潮水变幻莫测，这片一望无际的海湾经常长时间无水可看。退潮的时候，你都可以步行六英里穿过海湾走到坎布里亚去，不过人们说如果没有向导或者沙地向导，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向导们熟知周围的环境。我曾经听某个向导讲过可怕的故事：游览车和马匹想在退潮时穿越海湾却被危险的流沙吞没，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还有人走得太远结果被涨起的潮水切断道路围困住——这是我能想象得出的最令人不快的消磨下午时光的办法了。

我现在已经在沙滩上走出几百码远，感觉有些害怕。我仔细观察小虫翻出的泥沙，还有退潮时海水留下的波浪形痕迹，一边留意着“流沙”——其实根本不是沙，而是沙泥，如果你不小心踩进去，它真的会把你吸进去。莫勒坎贝的潮水不是冲过来退回去的，而是如你所想，悄悄从各个角度爬过来。这样更加危险，因为，如果你是那种容易陷入沉思的人，你会很容易发现自己突然被困在漫漫海湾中间一大片不断缩小的沙地上，于是我特别小心不要走太远。

这里还是相当不错——肯定比布莱克浦要好得多。在海底上漫步的感觉真是又古怪又好玩，随时想到自己是在海底三十英尺的地方。我特别喜欢的是“天地一沙鸥”的孤独。如果你来自一个地广人稀的大国，在英国最不适应的事就是出门很难享受自在的孤独。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安全地站着撒泡尿，因为随处都有观鸟者的望远镜或者某个婆婆妈妈的散步者在附近兜来兜去。因此，这一刻在沙滩上的片刻孤独简直是奢侈享受。

从远离岸边几百码的地方望去，莫勒坎贝在午后斜阳下非常迷人。我离开沙地，爬上长满苔藓的水泥台阶回到步行街上再看小镇，仍然十分美丽，除了宾果游戏房和新奇商品店以外。海洋大道东线一排旅馆看上去整洁干净，充满甜蜜的希望。我为那些曾满怀期待投资开旅馆的人们感到难过，因为如今他们发现自己被套牢在一个濒死的度假胜地上。衰败始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便加剧失控，对于这些可怜人来说完全不可理解，这种情况令人一头雾水，特别是和南面区区二十英里以外、繁荣日盛一日的布莱克浦相比。

莫勒坎贝十分愚蠢却又自然而然地想与布莱克浦一争高下，耗巨资修建了一座海豚馆和一座新的室外游泳池，最近还传出一个乱七八糟的计划——修建一座电视红角“布劳比先生(Mr.Blobby)”的主题乐园。其实，莫勒坎贝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希望所在，就是保持自我，别跟着布莱克浦亦步亦趋。安静、友善、礼貌就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还有，这里的酒吧和咖啡馆有很多空位置，你不会被大摇大摆的年轻人撞下人行道，也不会踩到薯片空袋子和油腻腻的呕吐物一下子滑出很远。

我想，总有一天英国人会重新发现海边的宁静幽远之美，会品味在整洁的海边随意散步、斜倚栏杆，陶醉于景色以及在咖啡馆里看书小憩，还有漫步闲逛的简单之乐。那时候，也许莫勒坎贝又会兴盛起来。如果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复兴莫勒坎贝这样的地方该多好啊!比如照原样修复码头，重建御冬花园，修缮海边建筑，或者将某政府部门搬到这里，给它一些终年不断的生气，等等。

有了一点启动项目再加上完备的长期发展计划，我相信能吸引愿意开书店、小餐馆、古董店、画廊，甚至西班牙式“塔帕”[7]餐的人吧，还会有古怪的精品酒店的人来做生意。有什么不可能呢？莫勒坎贝可以成为与索萨利托[8]或圣埃弗斯相媲美的英伦北方度假胜地。游客们周末会蜂拥而至，在全新的、精致的海景餐厅里用餐，俯瞰海湾，或者去御冬花园看出戏，听场音乐会。喜欢远足的雅痞们会在这里待上一晚，消除在旁边大湖区游览的疲惫。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只不过当然永远不会实现罢了。

[1]　又译为塔塔酱，拌有洋葱片、橄榄、酸菜和刺山果花蕾的蛋黄酱，吃鱼时的酱料。

[2]　Mustique，加勒比海边缘，西印度群岛中的一座私人小岛。

[3]　流行于苏格兰及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夏季节日，如今在兰开夏郡仍然盛行。

[4]　爱德华·埃尔加(1857—1934)，英国浪漫主义作曲家。

[5]　奈丽·梅尔巴(1861—1931)，澳大利亚传奇歌剧女高音。

[6]　埃里克·吉尔(Eric Gill， 1882—1940)，英国雕塑家、石雕艺术家、版画复制家及打字机设计师。

[7]　tapas，西班牙语，意为：餐前小吃。

[8]　Sausalito，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著名的游船度假胜地。

第二十四章

我有一张皱巴巴的小剪报，总是随身携带自娱自乐。那是我从《西部每日邮报》上剪下来的天气预报一则，原文如下：“天气情况：干燥而温暖，但雨水会带来凉爽空气。”

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句子便完美地概括了英伦的天气：干燥但多雨，一会儿暖和一会儿凉爽。《西部每日邮报》每天的天气预报都能这么写，就我的经验来看，很少会出错。

对于外国人来说，英国的天气最让人吃惊的就是：这儿似乎没什么天气可言。在别的地方，大自然时常狂暴无常，危险无比——诸如飓风、季风、咆哮的暴风雪、让人逃命的冰雹，这些现象在不列颠群岛几乎完全闻所未闻。我觉得很好。我喜欢一年四季衣着不变，我喜欢夏天睡觉时不用空调也不用纱窗，还不担心昆虫和小飞虫吸你的血或者吃掉你的手脚。我喜欢明白这样一件事：只要我不在二月份穿拖鞋去爬斯诺登峰，我就不会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国家里因天气原因而死去。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离开莫勒坎贝两天后，我坐在温德米尔湖畔的鲍聂斯镇上一家“老英格兰饭店”餐厅里吃早餐，正好读到《泰晤士报》上一篇有关反季节暴风雪的文章，也就是“冰雪暴”。《泰晤士报》称其“席卷”了东英吉利[1]部分地区，报道称部分地区的积雪“深达两英寸多”，雪堆“足有六英寸高”。看了这则报道，我做了件从未做过的事——拿出笔记本给报纸编辑写信。在信中我和善友好地指出：两英寸的积雪称不上是“冰雪暴”，六英寸的雪也称不上是“雪堆”。我解释说，真正的“冰雪暴”来袭时连大门都没法打开，真正的“雪堆”能把你的汽车埋起来直到春天来临。“天寒地冻”的含义是你去握门把手、邮箱把手等金属物体的时候，手上都会掉下皮肉。不过，后来我把信揉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差点就变成了漫画《毕林普上校[2]》中那种自高自大的保守派。我身边就坐满了不少这样的人，正和他们傲慢的太太一起吃着玉米片或喝着粥。没有他们的话，“老英格兰饭店”可能会无以为继。

我之所以到鲍聂斯是因为我有两天时间可以打发，然后再去伦敦会两位友人，周末一起去远足。我极其盼望远足，但要在鲍聂斯再挨过漫长无聊的一天，东瞅瞅西看看等喝下午茶，我就不乐意了。我发现镇上有多得不得了的商店橱窗里摆放着茶巾、彼得兔[3]餐具和花纹图案毛衣。我能逛的仅此而已，一点儿购物的欲望都没有。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能否在这样一个最富挑战性的度假胜地再闲逛上一天。

到鲍聂斯来多少有些无奈，因为这里是湖泊地区[4]唯一通火车的地方。再说，想想在温德米尔湖畔的静美之中度过两天，沉浸在一座优雅的古老饭店(贵了一点)无边的舒适之中，怎么样也比莫勒坎贝要吸引人得多。可是现在一天过完了，还有一天要挨过去。我已经开始觉得一筹莫展、坐立不安了，就像一个人漫长的疗养期行将结束之时一样。不过，我又乐观地想到那不合时节的两英寸“冰雪暴”刚刚狂暴肆虐了东英吉利，路面交通瘫痪，人们不得不在“极其危险”的雪堆中穿行，有些雪堆居然有脚踝那么高。这样的雪灾竟然慈悲为怀，放过了我所在的这片地方。这里的天气宜人，餐厅窗外的世界在淡淡的冬日暖阳下微微闪光。

我决定乘湖上的汽船到安博塞德去。这样可以打发一小时，还能领略湖上风光，能逃离鲍聂斯这座位置放错了的海滨度假胜地，到一座真正的小镇上去玩玩。前一天我就发现鲍聂斯的商店不超过十八家，能买的只有毛衣、茶巾，其中至少十二家出售的都是彼得兔系列产品，只有一家是肉铺。而安博塞德呢，尽管也有大量迎合大批旅客需要的各类旅游商店，可至少有一家不错的书店和许多户外用品店。不知道为什么，后者极其吸引我——我可以花几个小时浏览各种背包、及膝长袜、指南针、求生口粮等等，然后去另一家把相同的东西再看一遍。于是早餐后我满怀热忱与活力，找到了汽船码头。哎呀，我发现汽船只有夏天才通航，这样的规定太没有眼光了。今天天气如此晴好，而且即便是这个季节，鲍聂斯的游人也不少。于是，我只得退而求其次，穿过三五成群漫步的人们去乘往返于鲍聂斯和三四百码远处对岸之间的小轮渡。轮渡的距离不远，可至少一年四季都通航。

渡口已经有几辆车耐心地在排队等候，还有八到十位远足旅行者，全都身穿羊毛外套背着背包，踏着厚重的冬靴，其中有一位居然穿着短裤——这永远是英国远足旅行者晚期痴呆症的一种表现。英国人所说的远足还是我最近才开始亲身体会的，我还没有到愿意穿上有许多荷包的短裤去远足那个地步，不过我已经喜欢上把裤子束在袜子里了(尽管我还没有找到谁来给我解释一下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除了让人看上去严肃认真以外)。

我记得初抵英伦之时，在书店闲逛，惊讶地发现店里居然有一整块全是“步行指南”类书籍，这让我感觉有点怪异滑稽。因为在我们美国，从来都不需要书面指导告诉大家如何走路。不过我慢慢地明白了在英国其实有两种“步行”：一种是每天进行的，“11路”载你去酒吧，一切安好，再载你回家；另有一种就是“远足”，需要一本正经地穿上厚重靴子，塑料袋里装好英国地形测量局地图，背包里带上三明治和茶水罐，最高级别就是恶劣天气里穿上卡其布短裤。

多年以来，我目睹这样的远足者费尽艰辛，在潮湿恶劣的天气下攀登云中耸立的大山。我有位老友约翰·普莱斯，生长于英格兰北部，年轻时曾在湖泊地区那些陡峭的山壁上做过许多傻事。他有一次鼓励我加入他和其他几个朋友的队伍，周末去“干草山”上“走走”(这是他的原话)，我当时想“走走”和“干草山”这两个词的组合似乎听上去比较轻松，然后他保证回来后开怀畅饮，于是我便放松了警惕跟着去了。

“你确定不会太辛苦吧？”我问他。

“不会的，就是去走走嘛。”约翰说得斩钉截铁。

当然了，那次绝不是“走走”而已。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爬过大片陡直的山坡，踏过咯吱作响的碎石和一簇簇草丛，绕过高耸入云如城堡般的岩石，终于来到一片悬于半空中的荒凉“冥界”。这里极为偏僻，就像是无人区，连绵羊看见我们都吓了一跳。远处是更加险峻荒僻的山峰，山脚下几千英尺处是状如黑色细带的高速公路，从那里抬头看不到群山之巅。约翰和他的伙伴们以最残酷的方式戏弄我的求生意志：看见我落在后面，他们便在石头地上坐下吸烟、聊天，休息一会儿，可是等我刚赶上他们，筋疲力尽几乎在他们面前跌倒时，他们马上神采奕奕，扔下几句鼓励的话，又大步流星地走开了。于是我只得跌跌撞撞地跟上，完全没有机会歇个脚。我气喘吁吁，浑身疼痛，口吐白沫，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未做过这么违背天性的事，然后发誓再也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后来，就在我差点就地倒下需要叫个担架的时候，我们一行来到了最后一个坡顶。我突然发现自己神奇地置身于地球之巅，站在悬于空中的一片平地上，四面是绵绵不绝如大洋一般的群山。我从未看过及得上这个一半美的景致。“天哪!”我突然间口齿伶俐起来，发现自己完全沉醉其中了。自从那时候开始，只要他们叫我，我都会再来，从不抱怨，也开始把裤子塞进袜子里，简直等不及第二天到来。

轮渡靠岸，我们走上了甲板。和煦的阳光下，温德米尔湖看起来宁静而迷人。难得的是此刻没有一艘游船打搅它如镜的湖面。要说温德米尔湖很受驾船者的喜爱，未免也太轻描淡写了。登记在册在湖上行驶的船就有一万四千艘，让我再重复一遍，一万四千艘。热闹的夏日里，任何时候湖上都会有一千六百多艘动力船，有很多以时速四十英里飞驰，后面还拖着滑水的人。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种无须登记就能下水的东西，如轻舟、帆船、风浪板、独木舟、橡皮艇、皮筏，各种游船和我此刻搭乘的咯吱作响的轮渡。这些船只、皮筏、帆板都在寻觅一大片容身的水域。如果八月的某个周日你在湖岸上看见滑水者在挤满轻舟浮板的水面上飞速穿行，你不吃惊得瞠目结舌、害怕得双手抱头才怪。

一年多以前，我在湖泊地区住了几个星期为《国家地理》杂志写稿。那段时间里令人颇为激动的一段经历就是早晨搭乘国家公园的游艇一览湖景。为了让我知道高速动力的船只在如此拥挤的湖面上疾驰有多么危险，公园管理员把游艇驶入湖中央，告诉我千万抓紧了——我轻轻一笑：听着，我开摩托车可是时速九十英里呢!接着他发动了引擘。这么说吧!四十英里时速行船和四十英里时速开车完全是两码事。船一发动，那速度就把我甩到后面的椅子上，我拼命用两手紧紧抓住椅子保命。船像离膛的子弹一样在湖面跃动，我很少被吓成这样。即使并非旺季的宁静早晨，温德米尔湖也同样危机四伏。我们的游艇急驰在湖中小岛之间，不时迅速躲过前方突然显现的岬角，就像在游乐场乘“疯狂老鼠”。想想看我们要和其他一千六百艘同样横冲直撞的船只共用同一片水域，而那些开船的人大多都是城里来的大腹便便的弱智，毫无动力船驾驶经验，再加上水面还漂浮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木船和皮船等等，湖上没有陈尸大片简直就是奇迹。

那段经历教会了我两件事：其一，在无顶棚的船上呕吐物的蒸发速度为每小时四十英里；其二，温德米尔湖非常袖珍。这里我们就要切入重点了。英国这地方尽管地形多样，历史辉煌永恒，却什么都要小一号。这里没有一处自然风光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壮美的山脉，没有令人惊艳的峡谷，连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都没有。英国人自己也许会认为泰晤士河是条重要大动脉，可是放之于全球，只不过是一条颇具挑战性的小溪而已，放在北美，根本连前一百名都进不去，准确一点，大概排名一百零八位，排在名不见经传的斯昆克河、卡斯科奎姆河之后，甚至还不如小小的牛奶河。温德米尔湖长十英里，宽半英里，在英国可以傲视群湖了，可是和美国的苏必利尔湖相比，在前者每十二平方英寸的水面，后者可以提供超过四分之三平方英里的水。在我家乡艾奥瓦州有一座丹格林斯洛湖，部分本地人都从未听说过，就算如此，它也比温德米尔湖要大。英国湖泊地区的总面积也赶不上美国的双子城[5]。

我认为这一切实在是了不起。并不是说这些自然风景面积很小而了不起，我是说这些风景如此袖珍，又坐落在人烟如此稠密的不列颠岛上，还如此美丽，堪称伟大的造化!

你知道吗？要想让美国达到与英国相同的人口密度，得把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明尼苏达、密歇根、科罗拉多以及得克萨斯诸州的所有人口全塞进艾奥瓦州才行。湖泊地区有两千万居民，一天之内就能来回一趟，每年还有一千二百万游客，相当于英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来这里旅行。难怪夏日周末乘船去安博塞德要花上两小时，你都可以一条船一条船这么踩着穿越温德米尔湖了。

即使是最拥挤的时候，湖泊地区也比那些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的许多知名景点要迷人得多。只要远离人群——远离鲍聂斯、霍克希德、克什威克，远离那些茶巾、茶室、茶壶以及没完没了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6]牌个人随身用品——湖区仍然有许多纯粹完美的风景。这时，轮渡缓缓靠岸，我们一拥而出。我发现那一瞬间码头变得热闹非凡，一堆汽车开下船，另一堆又上了船；那八九个远足者朝各个方向散开了。突然间一切又迅速复归宁静，我沿着湖边一条漂亮的林间小路拐入内陆，朝尼尔索雷走去。

尼尔索雷最负盛名的就是“山顶小屋”，那位无处不在的波特小姐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绘就可爱的水彩画，写出那伤感故事的。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从四面八方过来的游客简直泛滥成灾，村子里很多地方都改建成大型停车场了，但掩蔽得很好。茶室打出的价格招牌上甚至还有日文，天哪!其实这里只不过是个村落罢了(你知道“村子”和“村落”有什么区别吗？其实很简单，前者是人们向往的地方，后者是莎翁名剧)。不过，这村子外围小巧精致，未曾遭到破坏：绿草茵茵如同伊甸园，蜿蜒的石板墙和林地灌木丛将其环绕，湛蓝的天幕下是低矮的白色农庄依傍着迷人的山丘。即使尼尔索雷本身也有种精心打造的诱人魅力，是那些成群结队参观名人故居的游客所无法领会的。“山顶小屋”声名如此大噪，国民托管组织都不再为其做广告了，游客们仍是络绎不绝。我到那儿的时候，交头接耳的白发老人们正从两辆大巴上走下，主停车场已经差不多满满当当了。

去年我来过“山顶小屋”，所以这次我从屋子旁边绕了过去，沿着一条僻静小路往上爬，来到一座小湖边，或者说是高地上的一座水潭吧。波特小姐年老的时候定期到小湖中驾舟泛游——不知她是锻炼身体还是自我折磨——不过小湖十分可爱，看上去人迹罕至的样子。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多年来第一个爬上来的游客。小路的另一边，一位农夫正在修补一截垮掉的围墙。我站在那儿看了他一会儿，谨慎地保持距离，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同修补石墙一样抚慰心灵的话(我是有足以自傲的经验哦)，那就是看着别人补墙。这些古旧的石墙是风景中多么特别的点缀啊。我记得搬家到北方之后不久，有一次出门散步，偶遇隔壁农夫在偏僻的小山丘上重修一道石墙。时值一月，寒雨纷飞，最让人不解的是不知道他修这石墙有什么必要。石墙两边的土地都是他的，何况围墙上有一扇门终年敞开着，似乎这石墙没有什么真正的功能。我驻足观望了一会儿，最后问他为什么凄风冷雨地还站在外面修墙。他用约克郡农夫独有的专门对付南方来的菜鸟和白痴的痛苦表情看了看我：“当然是因为墙倒了呗。”从这件事情当中我领会到：第一，绝对不要对约克郡农夫提出任何无法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来一杯泰特利啤酒吧”来回答的问题；第二，英伦的自然风光美丽永恒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夫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一直在辛勤维护。

当然，这和钱也没有多大关系。政府每年花在国家公园上的钱平摊到每个人身上还不及一份报纸的价钱。政府在全部10个国家公园里投入的总和还不及在皇家歌剧院一家的投入。整个英国公认最美丽也最需环保的湖泊地区国家公园，年度预算是240万英镑，和伦敦一所大型中学的预算差不多。就这么点经费，国家公园得用来进行日常管理，经营10个信息中心，支付127名全职员工及40名暑期兼职员工的工资，维护并更换设备及车辆，投入经费美化风景，开展教育项目，还要担当地区规划的职责，也就是对于公园范围内所有的规划发展进行评估并做出裁决。在一丝不苟的精心维护下，湖泊地区才能如此美丽迷人，有益身心。这一切都归功于其中辛勤工作的人们，在这里安居的人们以及共享这片优美风景的人们。近来我读到一则报道：半数以上接受采访的英国人想不起任何一件自己国家足以引以为豪的事情。我想他们可以为这个而自豪。

我在温德米尔湖和科尼斯顿湖之间精致而又自在的风景中畅游了数小时，想继续流连下去，无奈天下起了雨。看上去一时间停不了，颇为扫兴，我出门的装备中又完全没有为下雨做准备，真是够蠢。不管怎么样，我开始饥肠辘辘了，于是回头到轮渡码头返回了鲍聂斯。

一小时以后，我吃了份高价金枪鱼三明治，被敲了竹杠，回到了“老英格兰饭店”，隔着大玻璃窗对着雨中湖水发呆。我感觉无聊透顶又无精打采，阴雨天待在这种奢华的地方通常都会有这种特别的感觉。为了打发剩下的一小时，我到饭店住客休息室里去看能否搞到一壶咖啡。休息室里散坐着上了年纪的老军官和他们的太太，漫不经心地读着《每日电讯报》。这些老上校个头都不高，身材滚圆，穿着花呢外套，留着精心梳理过的银发，举止粗鲁，铁石心肠，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的。他们的太太涂着鲜艳的口红和厚厚的粉，像才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我发现其中有一位太太友好地与我打招呼，想要攀谈几句，我未免吃了一惊，浑身不自在起来。她顶着银色头发，口红涂得一塌糊涂，好像是地震时化的妆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要过一会儿才明白原来自己现在是一位外表看上去颇值得尊敬的中年男士，不是那个刚从香蕉船上下来的年轻乡巴佬了。

我们的交谈照例是从这鬼天气开始的，当这位女士发现我是美国人之后，她突然转移话题讲起她和阿瑟——我想这个阿瑟就是此刻在她身边羞怯微笑的那个呆子吧——近来去加利福尼亚访友的经历，然后就慢慢变成了有关美国人缺点的老生常谈。我从来就不明白人们这么做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认为我会欣赏他们的坦率，还是忘记了我就是美国人？人们在我面前讲起移民问题时也是如此。

“你不觉得美国人太冒失了吗？”那位女士吸了吸鼻子，啜了一口茶，“你只不过和一位陌生人谈了五分钟，他们就把你当朋友了。我在恩齐诺就遇到一个，大概是退休邮政工人之类的吧，问了我的地址还保证说下次到英国一定来我家拜访。你能想象得出吗？我这辈子都没怎么碰到这个人。”她又啜了口茶，沉思了一会儿，“他的皮带扣可真古怪，全是银色的，上面还有小小的宝石。”

“美国人吃的东西我也搞不懂。”她丈夫坐起来了一点，开始自言自语。不过，很明显他这种男人从来都只说故事开头的第一句话。

“哦，对了，吃的东西!”他太太叫了起来，抓住了要点，“美国人对吃的东西的态度实在是奇怪。”

“怎么个怪法呢，他们喜欢美味食物有问题吗？”我挤出一丝微笑追问道。

“哦，不，亲爱的，是分量。美国人吃东西的分量绝对让人讨厌。”

“我有一次吃牛排……”她先生干笑几声又开口了。

“还有他们把英语给糟蹋的!他们根本就不会说‘女王英语’[7]。”

等等，美国人吃东西的分量还有系彩色皮带扣的友善男人，你们想怎么说都可以，可是说到美国英语请注意了。“为什么美国人非得说‘女王英语’呢？”我语气冷冷地问，“毕竟你们的女王又不是他们的女王。”

“可是他们都用的什么词啊，还有他们的口音。阿瑟，你很不喜欢的那个词是什么？”

“Normalcy。”阿瑟回答，“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人……”

“可是normalcy根本不是美国英语，”我说，“这本来就是英国人创造的。”

“哦，亲爱的，我觉得不是。”这女人斩钉截铁，愚蠢至极，还露出屈尊的笑容，“不是，我肯定不是英国人创造的。”

“1722年……”我随口编了个谎话。不过基本事实没有错，normalcy的确是英国英语，我只是不记得细节罢了，“……丹尼尔·笛福[8]在《摩尔·弗兰德斯》里……”我灵光闪现继续补充道。作为生活在英国的美国人，我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将成为英语的坟墓。人们向我表达这种情绪的频繁程度简直让人吃惊，通常是在晚宴上，某人有点喝多了，但也有时候是像这位一样半痴呆还涂厚粉的干瘪老太婆。有时候你会对这种事情失去耐心，于是我告诉她——我告诉他们夫妻俩，因为她丈夫看上去又要插嘴了——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美国人创造的词汇大大地丰富了英国英语，有些词他们每天都得用，其中之一就是moron(傻瓜)。我对他们露齿一笑，喝光了咖啡，带点傲慢地起身告辞，然后去给《泰晤士报》编辑再写一封信。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约翰·普莱斯驾车带着大好人戴维·帕特里奇来到我下榻的饭店门口，我当时正在门口等他们。到了鲍聂斯镇我不让他们停下来喝杯咖啡，因为我不愿意再忍受这地方了。我让他一直开到巴森斯韦特附近的一家旅馆，普莱斯事先已经预订好了房间。我们放下行李，喝了咖啡，让厨房准备三份午餐打包，穿上时髦的远足行头，开始向大朗戴尔山谷进发。

尽管天气阴沉，行将入冬，山谷周边的停车场和路边还是全塞满了车。放眼望去，随处都是人，要么是打开车厢捞出远足装备，要么就是打开车门坐在里面换上暖和的袜子和坚实的靴子。我们也把袜子加上，然后偶遇了一队稀稀拉拉的远足者，全都背着背包裹着及膝的羊毛长袜，接着就向那座郁郁葱葱的班德山丘进发了。我们的目标是那座传奇山峰“落虹顶”，海拔2960英尺，在湖泊地区诸山中排行第六。在我们前面的行人宛如缓慢移动而间距恰好的彩色小点，一直延伸到天边那宏伟的山峰中，最后消失于云端。如同往常一样，我发现居然有这么多人都觉得在11月末潮湿阴冷的周日费力爬山极其有趣，不免暗自惊叹。

我们越过地势较低的草坡，来到更为荒凉的地方，在石块和碎石堆之间穿梭，终于爬上距谷底约1000英尺的片片浮云之中。那景致简直是摄人心魄——大朗戴尔诸峰参差不齐耸立在对面，挤挨着靠在远处狭窄的山谷后方，山谷中饰有小块石墙环绕的田地，西面便是一大片棕色群峰，半截湮没在云雾之中。

我们往前走着，天气越来越糟糕，空气中全是舞动的小冰粒，打在皮肤上如同刀割。快到“三间舍”的时候，天气变得狰狞起来，浓雾弥漫，冻雨纷纷，狂风在山坡上肆虐，我们只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行进。在大雾中能见度只有几码，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连路都看不清了，这给我敲起了警钟，我才不想死在这里呢——别的不说，我还有14,700英里的常旅客飞行旅程没用过呢。突然，在我们前面的一片阴暗之中出现了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橙色雪人。再凑近一点，原来是一件高科技远足外套，里面裹着一个人。

“冷啊!”那一大团东西很简明扼要。

约翰和戴维问他是否远道而来。

“布利塔恩，还好。”布利塔恩可是在遥遥十英里之外呢。

“那边天气？”约翰也言简意赅，我才意识到远足者们都是用极简体的语言交谈。

“手膝并用。”那人回答。

他们心领神会地互相点点头。

“这里很快也会是了。”

他们又点点头。

“哦，得走了。”那人似乎无法忍受整天闲扯，很快隐没在浓稠如汤汁的白雾之中。我目送他远去，转身想建议同伴们也许可以考虑撤回山谷，窝在温暖的客栈里吃着热腾腾的佳肴，就着冰凉的啤酒。可是我发现他们两人已经消失在前方三十英尺的迷雾之中了。

“哎，等等我!”我大叫着匆忙赶上。

一路登顶顺顺利利，我数了数我们前面有三十三人，全都在被大雾染白的石堆之间围成一团团，手捧三明治和热水瓶，猛翻地图。然后我就尝试着想象我应该如何向外国人解释这个场景——三十多个英国人冒着冰风暴在山顶野餐。我马上意识到你根本无法解释。我们走到一块岩石边，一对夫妇好心地将背包挪开腾出点野餐的位置给我们。我们坐下，顶着刺骨寒风在棕色背包里掏来掏去，再用冻得麻木的手指剥开水煮蛋的壳，喝着温热的汽水，咬两口压扁了的奶酪酸菜三明治，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花了三小时才穿越的茫茫大雾，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就想(很严肃地哦)：天哪，我太喜爱这个国家了!

[1]　即英格兰东部地区，英吉利为英格兰的拉丁名称。

[2]　Colonel Blimp，英国漫画家大卫·洛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漫画人物，后成为自高自大、强硬易怒的保守派人物的代名词。

[3]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比阿特丽克斯·波特于20世纪初创作的卡通人物。

[4]　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风景区，包括坎布里亚山脉和大约15个湖，因19世纪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而闻名于世。

[5]　指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两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因地理位置非常接近而得名。

[6]　比阿特丽克斯·波特(1866—1943)，英国作家、水彩画家及环保主义者，著有多部儿童文学作品，彼得兔的创作者。

[7]　Queen’s English，即标准英语。

[8]　丹尼尔·笛福(1661—1731)，英国小说家，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代表作有《鲁滨孙漂流记》及《摩尔·弗兰德斯》等。

第二十五章

取道约克去纽卡斯尔的路上，我又在冲动之下做了件傻事。我在达勒姆下了车，打算花上一小时左右去当地的大教堂转转，没料到我马上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里。达勒姆这地方太棒了，简直是座完美小城!我一直在疑惑，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起过呢？当然了，我早就听说这里有一座建于诺曼时代的精美大教堂，可是从来没想到这小城简直是美轮美奂。我简直不敢相信二十年来居然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你从来没去过达勒姆？天哪，兄弟，你一定要去看看!来，开我的车吧。”星期天的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游记讲的都是在约克、坎特伯雷[1]、诺里奇[2]、巴斯，甚至还有林肯度周末的经历，我从来都不记得有哪一篇是关于达勒姆的。我问过朋友们达勒姆的情况，却发现几乎没人来过这里。因此，我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还没有来过达勒姆，请马上动身，就开我的车吧，这地方棒极了!”

达勒姆大教堂由红棕色石材建成，巍然矗立在威尔河那懒洋洋的河湾边，毫无疑问当属这座城市的荣光。这座教堂的方方面面都堪称完美——不光是环境和工艺，同样引人注意的还有其运作管理方式。首先，这里没人啰啰唆唆地找你要钱，没有什么“自愿的”入场费，教堂外只是挂了一块措辞谨慎的牌子，告诉公众每年教堂的维护费用需要70万英镑，现在东侧的翻修需耗资40万英镑，如果游客们能予以经济上的支援，多少不论，教堂都会非常感谢。教堂内部除了两个不起眼的募捐箱以外别无其他，没有吵闹的杂音，没有唠叨的告示，没有讨厌的布告牌也没有愚蠢的艾森豪威尔之旗[3]，没有任何东西打搅殿堂内那难以言喻的宏伟庄严。我去参观的时机太完美了：万丈阳光从彩色玻璃窗里斜射进来，照亮了坚实的巨柱及其华丽的雕饰，在地面撒满了漂浮的彩色小颗粒。这里还有木制的长椅呢。

我对宗教建筑完全不在行。不过在我看来，这座教堂里唱诗班那边的窗子至少和约克那座更加出名的教堂不相上下，而且在这里你至少能欣赏到窗子的全貌，因为没有耳堂的遮挡。另一头的彩色玻璃窗还要精致得多，提到这个我就忍不住唠唠叨叨，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我在那里驻足欣赏，周围只有十来个游客，一名教堂司事走过，热情地朝我打了个招呼。这种友好的态度让我着迷，也为自己置身于如此完美之境而沉醉，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为达勒姆投上一票，这里的大教堂当数英伦之最。

欣赏完眼前美景，我把身上的硬币全都投进了募捐箱，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下老城区——和大教堂一样古色古香、完美无瑕。最后我回到火车站，一面是记忆犹新，一面是痛苦难过：这么个小小的国家竟然有无数值得一看的风景，而我竟愚蠢地认为自己花上短短七个星期的时间就能看个大半。

我乘了一辆城际列车去纽卡斯尔，再换慢车到北面18英里外的佩格斯伍德。一下车便是艳阳高照，完全没有冬天的感觉，我沿着一条笔直的路步行了一两英里抵达阿兴顿。

阿兴顿一直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采矿村，不过现在这里已经没有采矿业了。2.3万人的地方还算不上是个村镇。这里最为出名的是培养了许多足球明星，如杰基·查尔顿、鲍比·查尔顿、杰基·米尔博恩以及其他40多位一线球星。对于一座规模不大的村子来说，可谓产量惊人。可是这里吸引我的却是另外一样东西——曾经名噪一时、如今却默默无闻的矿工画家们。

1934年，一位达勒姆大学的学者兼艺术家罗伯特·莱昂来这里进行指导，成立一家名为“阿兴顿小组”的绘画俱乐部，成员几乎清一色全是从未画过画的矿工，很多人则是连真正的油画都未曾见到过。会员们每周一晚上在一个小木屋里聚会，每个人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绘画天赋。《卫报》的一位批评家(很明显完全不了解足球)后来评论道：“他们将阿兴顿的名声传播到灰黑色矿山之外。”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这些矿工画家引起了广泛关注，经常成为全国性报纸和艺术杂志所报道的焦点，还时常在伦敦及其他大城市举办作品展。我朋友戴维·库克有一本《观察家报》艺术批评家威廉·费弗撰写的画册书，名为《矿工画家》，他曾经给我看过。书中的插图非常吸引人，但始终让我难以忘却的是这样的照片：身材魁梧的矿工们西装革履，领带笔挺地挤在一间小木屋里，全神贯注地弯腰在画架和画板上作画。

阿兴顿和我原来想象的完全不同。从那本书中的黑白照片上来看，这个小村子杂乱无章，开发过度，四周垃圾如山，三座煤矿冒出的黑烟将其重重围住，被煤烟染黑的小雨终年不断，村子里的街巷总是污浊泥泞。可是如今我所看到的却是繁忙的现代化景象：空气清新干净，甚至还有一片商业区，挂满了迎风飘动的小旗，种满了细长的小树，还有颇为气派的砖砌大门坐落在翻整过的地块上。小镇的主街车站大街，被巧妙地改建成步行街，两边商店的生意还不错。很明显，阿兴顿并不富裕，大部分商店都是走平价路线，橱窗上贴了“减价”“折扣”等直白的承诺，可是至少这里还是一派繁荣景象，不像别的地方那样死气沉沉，比如说布拉德福德。

我走进市政厅打听曾经辉煌一时的小木屋在哪里，然后就沿着伍德霍恩路一直走，寻找藏在联合大楼背后的小木屋。应该说“阿兴顿小组”当年声名大噪，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批评家们心怀善意却值得批判的居高临下式家长制作风。读一读当年该小组在伦敦以及巴斯举办画展时报端的评论就知道，批评家们和美学家们将阿兴顿的艺术家视为“约翰逊博士的表演狗”[4]——他们所惊叹的不是矿工们的绘画水平，而是矿工们居然会画画。

然而，阿兴顿画家们数量虽少，所代表的却是在如同阿兴顿这样的地方人们想要提升自我的一种渴求，这些地方能够念到中学的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在今天看来，二战前阿兴顿的生活虽然如此丰富，人们如此热衷于抓住机会，不可谓不令人惊讶。那时候镇上有个颇以为荣的学社常年举办演讲、音乐会和夜班授课，此外还有歌剧社、戏剧社、工人教育协会、矿工福利会加上工作室以及更多的讲堂，更有“园艺俱乐部”“自行车俱乐部”“体育俱乐部”和其他许多类似团体，数不胜数。各类工人俱乐部在鼎盛时期曾达到二十二个，提供图书馆及阅览室。镇上还曾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剧院、一家舞厅、五家电影院和一家名叫“和谐厅”的音乐厅。20世纪20年代，纽卡斯尔的“巴赫合唱团”曾于周日下午在音乐厅进行表演，吸引了两千名观众。你要知道，这可是在一个偏远荒凉、素来贫穷的采矿小镇哦。

接下来，这些了不起的俱乐部团体纷纷解散了，包括戏剧社、歌剧社、阅览室以及演讲厅，就连五家电影院也悄悄地关门大吉。如今阿兴顿最活跃的消遣场所是一家闹哄哄的游乐场，里面全是游戏机和游手好闲、无精打采的年轻人，我去联合大楼的路上刚好路过这里。到了大楼，发现背后是一大片路面未铺的停车场，四周由低矮的零星建筑所环绕：一家建材店、一家男童子军营，还有一幢涂满明亮绿漆的木结构退伍军人协会。从威廉·费弗的书里我了解到，“阿兴顿小组”的小木屋就在“退伍军人协会”旁边，可究竟是哪一边却无从知晓。

阿兴顿小组是坚持到最后的几家社团之一，经历了缓慢而痛苦的衰落过程。整个20世纪50年代，其成员锐减。老成员慢慢地过世，年轻人认为穿西装打领带提着画箱四处招摇简直荒谬可笑。倒闭前最后几年只剩下两名成员——奥利弗·奇尔伯恩和杰克·哈里森，仍然每周一晚上聚会。1982年夏天，他们接到通知说小木屋的租金将从20便士一年上涨到14英镑一年。作者费弗说：“还要加上每季度7英镑的电费，实在让人无法承担。”1983年11月，阿兴顿小组还来不及庆祝15周年纪念，就因为凑不齐每年42英镑的运营费用而解散了，小木屋也被拆毁。

如今这里已经没什么可看了，只有停车场。可是当年矿工们的画作全都完好地保存在伍德霍恩路上距此地一英里的煤矿博物馆里。我一路走到博物馆，经过了一排排从前矿工们居住的小屋。老煤矿依旧是原来的样子，砖石建筑仍然保存完好，吊在空中的旧转轮就像是怪异的游乐场摩天轮一样。锈迹斑斑的铁轨仍然盘绕在地上。可现在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铁路上的编组场已经改为整洁的绿地，似乎只有我一个参观者。

伍德霍恩旧煤矿于1981年倒闭，它还差7年就满百岁了，曾经一度是诺森伯兰郡两百大矿之一，在全国也能排进前三千名。20世纪20年代是煤矿业的鼎盛时期，全英有120万煤矿工人；而现在呢，全国只剩下16座煤矿还在开工，矿工数目也下降了98%。

所有这些给人感觉有些伤感，不过，等你走进博物馆就会感叹采矿工作是多么艰辛残酷，也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在贫困中难以脱身。难怪这里培养出了那么多足球明星，因为几十年来这里的人们除了踢足球别无其他出路。

英国人最擅长于建造超小型博物馆和稀奇古怪的博物馆，这一家也不例外。馆中精巧的陈列向我们展示了井下矿工的作业以及地面上村子里的生活。我对于过去矿场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完全一无所知。20世纪以来，每年有1000名矿工死于矿井，每座矿井也至少会发生一次传说中的矿难——伍德霍恩的矿难发生于1916年，由于监管玩忽职守，30名矿工死于爆炸；煤矿主遭到严厉警告，被勒令坚决杜绝类似灾难再次发生，否则下次他们会遭到“真正的”责难——直到1847年，竟然还有年仅四岁的幼童做旷工。你相信吗？每天在矿井里工作十小时以上。1911年还有十岁左右的童工被赶去把守矿井风门，猫在漆黑一片的狭小空间里，等煤车通过的时候开关通风门。每个童工从凌晨三点一直干到下午四点，每周工作六天，这些都还算是比较轻松的工作呢。

天知道这些矿工哪儿来的时间和精力离开矿井去听演讲，看音乐会，参加绘画俱乐部，但大多数人都这么做了。博物馆里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挂着30~40幅阿兴顿小组成员的画作。他们当时物资匮乏，很多作品都是用一种很原始的乳状液体涂画在纸张、卡片或者纤维板上，几乎没有用帆布作画的。如果说“阿兴顿小组”能培养出未来的丁托列托[5]，或者是霍克尼[6]，也未免太误导人了，不过这些作品却生动地记载了50年来采矿小村的风土人情。几乎所有的作品描绘的都是当地的场景，如《周六晚间俱乐部》和《惠比特犬》，也有描绘井下场面的。在煤矿博物馆里观看这些作品而不是在纽卡斯尔或布莱顿的美术馆里，更为这些绘画增添了光彩。这一天里我第二次被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住了。

快要离开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块标牌上记录着煤矿主的名字。这些矿工们在矿井里流血流汗所养活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W.J.C.斯各特·本廷克，波特兰公爵五世。我又一次想到，英国可真是个小地方啊。

要知道这就是英国的荣耀所在，一面是小巧玲珑、亲密无间，一面又是各种事件和趣味层出不穷。我总是对这样的英国充满仰慕之情：你可以漫步穿越牛津这样的小镇，短短几百码里就能经过克里斯托弗·雷恩[7]故居、哈雷[8]发现彗星的原址、波义耳[9]揭开第一定律的地方、罗杰·班尼斯特[10]头一次四分钟不到跑完一英里的小径、刘易斯·卡罗尔漫步的草地，等等；你还可以站在温莎的斯诺山顶，一眼就能把温莎城堡、伊顿公学的操场、格雷[11]撰写《墓园挽歌》的墓园，还有《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2]的首演地尽收眼底。地球上还有哪个地方能像这样呢，如此有限的空间却浓缩了几百年来层出不穷的辉煌成就？

我回到佩格斯伍德，还迷失在仰慕之情当中，搭上一列火车去纽卡斯尔，找了家酒吧度过了一个心绪宁静的夜晚。我在回音环绕的街道上漫步到夜深，带着喜爱和尊敬之情细细观察一路上的雕塑和建筑。一天结束之时，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想法，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度处处皆是天才的杰作，人类潜能的每个领域都得到了探索和挑战，还将一丝不苟地继续下去，这个国家在工业、商业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诸多惊世骇俗的成就。可是这样一个地方，等我回到酒店打开电视机怎么会又在播放《警花拍档》呢？

[1]　英格兰东南部一城市，以建于11世纪至16世纪的坎特伯雷大教堂而闻名。

[2]　英格兰东部伦敦东北面一城市。

[3]　作者在前文第八章提过。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44年赠予英国皇家海军“大胆”号(HMS Undaunted)的一面旗帜，上面绣有四颗星及其亲笔签名，现保存于苏格兰艾尔郡的卡尔岑古堡中。

[4]　此典故出自18世纪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即约翰逊博士。他有一次看见一位妇人带着一只能用后面两条腿走路的狗散步，便有感而发：其实这狗模仿人走路走得并不好，不过大家都为它叫好，只是因为惊诧于狗居然也能只用两条腿走路罢了。

[5]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画家，以宗教、神话、历史为主题，代表作有《圣乔治和龙》。

[6]　霍克尼(1937—)，即大卫·霍克尼，英国画家，20世纪60年代英国波普艺术运动的重要人物。

[7]　克里斯托弗·雷恩(1632—1723)，英国建筑师，曾设计过五十多座伦敦的教堂，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圣保罗大教堂。其代表作还包括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等。

[8]　埃德蒙·哈雷(1656—1742)，英国天文学家，1705年运用牛顿定律准确预测了一颗彗星的周期，该彗星即以他命名。

[9]　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爱尔兰裔英籍物理学家、化学家，1662年提出波义耳定律。

[10]　罗杰·班尼斯特(1929—2018)，英国赛跑运动员，195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4分钟内跑完1英里的人。

[11]　托马斯·格雷(1716—1771)，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12]　莎士比亚著名喜剧。

第二十六章

某个空气清爽昏暗的十一月黄昏，我乘火车提前抵达了爱丁堡，还有哪个地方比此时此刻的爱丁堡更加美丽迷人呢？从威弗利火车站熙熙攘攘的地下钻出来就是这座光荣之城的中心所在，真是令人开心。我多年未到过爱丁堡了，有点忘记这里是多么迷人了。每座纪念碑都打上了金色的灯光，显得诡异而庄严。古堡和苏格兰银行总部矗立在山丘之上，山脚下是巴尔莫罗酒店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纪念碑。一天行将结束，城里各处都是忙碌景象：汽车飞驰过王子大街上的商店，下班族在人行道上行色匆匆，急着回家吃羊杂碎布丁，喝鸡肉韭菜汤，吹几段风笛音乐，或者是做点苏格兰人太阳落山之后喜欢做的事情。

我早就在古苏格兰酒店订好了房间，也是冲动之下想奢侈一把，而且我只住一晚。这建筑非常精致，富于爱丁堡特色。于是我沿着王子大街一路向酒店走去，经过了状如哥特式火箭船的司各特纪念碑，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和一大群人一起在欣赏山崖上古堡华灯初上的黄昏美景。

爱丁堡和威尔士比起来更像是异国他乡，这一点令人惊奇。建筑物都细瘦高挑，完全不是英格兰风格；货币也不太一样，甚至连空气和光线都感觉有种难以形容的北方味道。每家书店橱窗里全是有关苏格兰的书或者是苏格兰作家写的书，当然口音也很不一样。我一路走着，感觉仿佛把英格兰远远地抛在后面，经过某个熟悉的店家我还会惊讶一把：哦，看哪，他们这里也有“玛莎百货”呢。仿佛我是在雷克雅未克[2]或者斯塔万格[3]，没料到会发现英国的东西一样。这点很是新鲜。

我在老苏格兰饭店登记入住，把行李扔在房间里，便很快回到大街上，渴望呼吸新鲜空气，去接纳爱丁堡的一切。我沿着一条细长弯曲的后山小径来到了古堡，可是到晚上大门已经关闭，于是我又漫步下山来到皇家英里大道，没什么行人，非常富有苏格兰情调。我把许多旅游用品商店的橱窗一个个细细打量过来，消磨时间，一边回想苏格兰人贡献给世界的诸多杰作：苏格兰裙、风笛、苏格兰便帽、燕麦罐头、饰有菱形图案的亮黄色套头毛衣以及袋装的羊杂碎布丁。除了苏格兰人，这些几乎没有谁需要吧。

请让我坦率地表明一点：我对于苏格兰及其两颊如樱桃般红润的聪慧人民充满无限的喜爱和景仰。你知道吗？按人均计算，苏格兰的大学生人数位居欧洲各国之冠，它所培育出的知名人物简直和它那小小的面积不成比例。随便举几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4]、詹姆斯·瓦特[5]、罗伯特·彭斯[6]、沃尔特·司各特、阿瑟·柯南·道尔[7]、J.M.巴里[8]、亚当·斯密[9]、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10]、托马斯·特尔福德[11]、开尔文爵士[12]、约翰·洛吉·贝尔[13]，还有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14]等等。还有像威士忌、雨衣、套鞋、自行车脚踏板、电话、柏油碎石路面、青霉素以及对大麻活性成分的理解都是苏格兰贡献给全世界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生活会是多么无助啊!因此，我要说：谢谢你，苏格兰，请不要介意你们的足球队近来似乎无缘本届世界杯。

皇家英里大道走到尽头就是圣十字架宫的入口。我掉头往回走，沿着一条条黑暗但干净的小巷子回到了市中心，最后我来到圣安德鲁广场上一家风格特异的酒吧，名字叫作“瓷砖”——十分贴切，因为里面从地板到天花板全部密密实实地贴上了精巧而厚重的维多利亚式瓷砖，给人感觉像是在阿尔伯特亲王[15]的厕所里喝酒一样，倒也并不一定让人觉得不快。不管怎样，这酒吧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很吸引我，因为我傻乎乎地灌下许多啤酒，出来一看发现周围的餐馆几乎全都打烊了。于是我只得跌跌撞撞地回到酒店，对值夜班的员工们眨了眨眼，就爬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饥肠辘辘、轻松敏捷，头脑前所未有地清醒。我走到酒店餐厅门口，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问我：“想吃早餐吗？”

“福思河流入福思湾吗？[16]”我跟他开了个玩笑，用胳膊顶了顶他胸口。他带我入座，我饿得发慌，于是菜单也不看了，直接让那人给我上全餐，也不管里面都有些什么。我背靠在椅子上开心而悠闲地浏览菜单，突然发现早餐全餐居然标价14.5英镑!我连忙抓住经过身边的一名侍者。

“对不起，”我说，“菜单上的早餐怎么要14.5英镑？”

“就是这个价格，先生。”

我突然感觉到昨晚的宿醉猛敲我的头骨两侧。“你的意思是，我花了一大笔钱付房费，还要再付14.5英镑就吃个煎蛋和燕麦饼？”

他承认情况基本如此，于是我赶紧取消点单，改来一杯咖啡。唉，也太贵了!

也许是这件突如其来的小事破坏了我一早的美好情绪，也许是一出门便是毛毛细雨，反正我气急败坏。白天的爱丁堡风景不及头天夜晚里的一半，人们撑着伞在街上吃力地走着，汽车开过小水坑发出阵阵噪音，听上去暴躁而又不耐烦。乔治大街是“新城”(爱丁堡中心不那么古老的区域，这个名字比较误导人)的核心，风貌怡人，就是有点潮湿，到处是雕塑和方方正正的广场，只是太多乔治时代的建筑被现代化的商店门面糟蹋得面目全非。从我住的酒店出门拐弯便是一家办公用品商店，18世纪的门面上安装着厚玻璃窗，这种做法简直就是犯罪，周边的几条街上这种类似情况随处可见。

我四处转悠，想找个地方吃早饭，最后来到了王子大街，这里也和昨晚大相径庭。昨晚四周都是匆忙下班回家的行人，整条街道充满活力，十分诱人，简直让人心情激动。可是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完全是片灰暗且无精打采的样子。我沿街走着，想找家咖啡馆或者小饭馆，可是除了几家脏兮兮的羊毛折扣店以外，就是随处可见的连锁店，如博姿、利特伍滋[17]、维珍唱片、玛莎百货、汉堡王、麦当劳这些。在我看来，爱丁堡市中心所缺少的就是一处受人喜爱且历史悠久的咖啡馆或者是一家古老的茶室，里面有报纸，有盆栽植物，也许还有一位胖胖的小妇人弹奏一架巨型钢琴。最后我急不可耐，只得走进人山人海的麦当劳。等了许久，慢慢地跟着队伍往前挪，让我更加心烦意乱，最后点了一杯咖啡加一份鸡蛋麦芬。

“请问您还需要一份苹果三角酥吗？”一位年轻的男侍者问我。

我看了他一会儿。“对不起，”我说，“我看上去像是脑残的样子吗？”

“您说什么？”

“如果我错了，请你纠正，可是我没要苹果三角酥，对吧？”

“嗯，没有。”

“那么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脑子有问题想要苹果三角酥还不知道点的人吗？”

“不是，只是我们的规矩是对每位顾客都要这么问问。”

“好吧，我不要苹果三角酥，这就是为什么我没点这东西。你还想知道我不想要别的什么吗？”

“我们的规矩是对每位顾客都这么问问。”

“你还记得我点的是什么吗？”

他迷惑地盯着收银机：“嗯，一个鸡蛋麦芬加一杯咖啡。”

“你觉得我今天早上是吃早饭呢，还是继续跟你聊下去呢？”

“哦，呃，对，我就给您拿来。”

“谢谢你。”

唉，真烦!

接下来，烦躁稍退，走出麦当劳，我发现雨下大了。我快步跃过马路，冲动之下，跳进苏格兰皇家学院避雨。这是一幢颇为宏伟的仿希腊式建筑，柱子之间扯着小旗，有点像德国国会大厦前的岗哨。我花了1.5英镑买了张票，像狗狗一样把身上的雨水抖落，慢慢走了进去。学院正在举办秋季画展，也许是冬季画展或者是年度画展，我也不确定，因为没看到任何标牌，所有的画都编上了号，你可以再掏2英镑买本小册子，了解这个展览的名字。这让我觉得恼火，因为我刚付了1.5英镑(国民托管组织也这么做，把花园里的每株植物每棵树都编上号，这样你就得掏钱买一份目录册，这就是我不会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它的原因之一)。苏格兰皇家学院的画展遍布许多房间，主要分四大类：(1)海滩上的船只；(2)苏格兰高地上孤零零的农舍；(3)只穿内衣的女孩子在洗手间里梳妆打扮；(4)法国街道即景，至少有一家商店招牌上写着“面包店”或者“杂货店”，因此观众可能把背景误认为是卡诺斯蒂[18]或者特鲁恩[19]。

有许多画作真的非常出色，我发现有些作品上贴着红色圆形标记，马上就意识到这些画是出售的，而且突然产生一股奇怪的冲动，想要掏钱买一幅。于是我向前台桌边的一位女士走去，问她：“对不起，第125号多少钱？”她在目录册里查一查，告诉我一个数目，比我心里的出价要高出好几百英镑，于是我又走开，过一会儿再过来问：“对不起，第47号多少钱？”有一趟，我发现一幅特别中意的画，一位名叫柯林·帕克的画家画的索尔韦海湾。前台那位女士查了查价格，告诉我是125英镑。这个价格正合我意，我准备当场买下，就算让我一路扛到约翰奥格罗茨去我都心甘情愿。可是她立刻发现看错了行，卖125英镑的是幅3英寸见方的小画，柯林·帕克那幅画要贵得多，于是我又走开了。最后，我的腿开始发酸，就尝试了一个新的策略，问前台小姐有没有50镑以下的东西，回答是没有，我只得离开。虽然画没有买成，可是目录册的那两块钱算是赚回来了。

接着我去了苏格兰国家美术馆，这地方我更喜欢，不仅仅是因为它完全免费。美术馆藏在皇家苏格兰学院背后，外表看上去不起眼，可是里面却富丽堂皇，颇有19世纪的皇家风范：红色厚羊毛毡铺就的墙壁，悬挂着华丽镶边的巨幅画作，随处可见赤裸仙子的雕像和镶金银边的家具，让人感觉宛若漫步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香闺之中。这些画作不仅艺术精湛，还附有标签告诉观众其历史背景及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大力推荐，实际上应该各处强制推广执行。

我满怀感激地读着这些说明文字，非常高兴了解到的一点一滴，比如说伦勃朗[20]之所以在自画像里看上去如此郁闷就是因为他刚被宣告破产等等，可是在美术馆的某间沙龙里我注意到一位男子带着一个约莫13岁的小男孩，似乎根本不需要看这些标签说明。

我想，他们就是王太后称之为“下层阶层”的成员吧，他们身上的每一处都无声地道出了贫穷与物资匮乏——吃得差、收入低、牙齿糟糕、前景黯淡，甚至连衣服都没洗干净——可是那男子却满怀喜爱又熟悉地描述着每幅图画，让人心头温暖。那男孩也全神贯注地倾听他说的每个字。“这是戈雅[21]的晚期作品。你看，”那男人轻声说着，“他的笔法掌控得多好，完全不同于他最早期的作品。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戈雅直到三十岁才画出第一幅杰作吗？喏，这就是一幅杰作。”要知道，这个男人不是在炫耀他的知识，而是在分享。

我在英国经常被这类事情所震撼。背景平平的人经常表现出极其优秀的教养，让人颇感神秘。那些外貌普通的人会告诉你某种植物的拉丁文名称或者竟然是研究古代色雷斯[22]政治的专家，抑或是精通格兰纳姆[23]的灌溉技术。毕竟，这个国家最受瞩目的电视智力问答节目，如《大智大略》(Mastermind)的最终大奖通常都由出租车司机或者火车司机这样的人拿走，要知道那些问题可不是一般难啊。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让人深深震撼还是让人惊骇万分——也就是说，究竟是这个国家连火车司机都知道丁托列托和莱布尼茨[24]，还是在这个国家懂得丁托列托和莱布尼茨的人最终只能去做火车司机？我所知道的是，这样的事情在英国比别处多见。

接下来我爬上陡坡去看城堡，感觉对那地方十分熟悉，颇为诡异。因为我从未来过这里，因此也想不出为什么感觉似曾相识。然后我想起来在布拉德福德看过的《这就是全景电影》一片里有一段就是爱丁堡古堡前的军团演习。城堡这一带就和电影里一模一样，除了季节更替再加上老天爷仁慈，没了那些昂首阔步的苏格兰军团以外。可是自1951年以后有一样东西发生了巨变，那就是城堡脚下的王子大街。

1951年那会儿，王子大街仍然在全世界数一数二，这条优雅从容的大道北端的两边全是坚固而庄重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大楼，俨然一派自信荣耀的帝国风范：北不列颠商业保险公司、华丽古典的新俱乐部大楼、老威弗利饭店。可是后来，这些建筑一座接一座地被推倒了，绝大部分被灰暗的混凝土碉堡所取代。王子大街的东头就是圣詹姆斯广场，原来是一大片公共绿地，四周密密麻麻全是19世纪的公寓大楼。可后来大楼全被拆除，建起了一片建筑史上最为矮胖丑陋的购物酒店综合区。如今，王子大街的昔日荣光还残留下来的只有零星几幢建筑，如巴尔莫罗酒店和司各特纪念碑，还有詹纳斯百货公司门面的一部分。

后来，我回到家中，发现自己那本《汽车协会英国城镇指南》里有一幢艺术家绘制的爱丁堡市中心鸟瞰图，其中王子大街从头至尾两边全都是精致的古老建筑，其他一些英国城市如诺里齐、牛津、坎特伯雷和斯特拉福德在许多艺术家印象中也是这个样子。要知道，你不能拆毁那些精致的老房子，然后再假装它们仍然还在那儿，可是英国近三十年来就是这么做的，而拆毁的也不仅仅是房子。

发完这通牢骚，我出发去找真正的美味佳肴了。

[1]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历史小说家及诗人，蜚声世界，代表作有《艾凡赫》等。

[2]　冰岛首都。

[3]　挪威西南部港口城市。

[4]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散文家及诗人，代表作有《金银岛》《化身博士》等。

[5]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苏格兰工程师和发明家，对蒸汽机做出了基础性的改进，使之发展成现代的高压蒸汽机，1769年获得专利。

[6]　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著名诗人，用苏格兰方言写就许多诗歌。

[7]　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苏格兰作家，福尔摩斯侦探系列小说的创作者。

[8]　J.M.巴里(1860—1937)，苏格兰作家，代表作有戏剧《小飞侠彼得·潘》。

[9]　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著有《国富论》。

[10]　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1847—1922)，苏格兰裔美籍科学家，电话发明者。

[11]　托马斯·特尔福德(1757—1834)，苏格兰建筑师、工程师及路桥运河建造者。

[12]　尔文(1824—1907)，苏格兰物理学家及数学家，创立开尔文温标。

[13]　约翰·洛吉·贝尔德(1888—1946)，苏格兰工程师，电视之父。

[14]　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1868—1928），苏格兰建筑师，其“新艺术”派设计理念强调优雅、合理，影响深远。

[15]　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16]　俏皮话，意为：那还用问。

[17]　Littlewoods， 1923年成立于英国利物浦的零售与足球博彩业公司，经合并重组后更名为Shop Direct。

[18]　Carnoustie，苏格兰东部小镇，以高尔夫球场而著称。

[19]　Troon，苏格兰西南部港口城市。

[20]　伦勃朗(1609—1669)，荷兰画家。

[21]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22]　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爱琴海北部一古国，今分属希腊及土耳其两国。

[23]　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省的一座古罗马小城。

[24]　丁托列托(1518—1594)， 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及博学者，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并称17世纪三大理性主义者。

第二十七章

让我们谈点振奋人心的事情，就说说约翰·法洛斯吧。1987年的一天，法洛斯在伦敦一家银行的窗口前排队等候办事。这时，一名叫道格拉斯·巴思的劫匪抢到他前面，挥舞着手枪，威逼出纳员交出钱来。法洛斯义愤填膺，喝令巴思“滚开，去队伍后面排队”。队伍里的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劫匪完全没料到这段插曲，只得灰溜溜地空手走出银行，不一会儿就被逮捕了。

提到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英国人特有的一种高尚品质，那就是与生俱来的礼貌风度。如有违背，必然会招致危险。对他人的尊重与无声的体谅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是基本的法则，这在日常对话里比比皆是。几乎每个英国人碰到陌生人都会用上这样的表达：“十分抱歉，可是……”然后再提出请求，“能告诉我去布赖顿怎么走吗？”“帮我找件合身的衬衫好吗？”“能将您的巨足从我脚上挪开吗？”一旦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会无一例外地给你一个略带迟疑及歉意的笑容，再次表示抱歉，占用了你的时间，恳求原谅，并且一不小心又把他们的脚放在你的巨足即将踏上的地方。

似乎是为了证明我的观点，第二天早晨我从老苏格兰饭店退房的时候，我发现排在前面的一位女士一脸无助地对前台接待说：“十分抱歉，可是我房间里的电视好像怎么都打不开。”她竟然特地跑下楼来向工作人员道歉，就因为饭店的电视机出问题了。除了在英国，还有哪里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而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出于本能。我还记得初到英国不久的时候，有一天去火车站发现十几个售票窗口只开了两个(可能我得解释一下，英国的规矩是银行、邮局、火车站不论有多少个窗口都只开两个，高峰时段再加开一个)，两个窗口前都有人。如果是在别的国家，会发生如下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两个窗口前挤满人，争着抢先办自己的事；要么就是排两条队伍，每个人都神色郁闷，认为另外一队速度更快。

可是在英国，等候买票的顾客早就自觉地拿出更加合理而又聪明的办法：他们在距两个窗口几英尺开外的地方只排一条队伍，哪个窗口空了，前面第一名顾客便上前购票，队伍随即跟上。这方法太公平太民主了，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人命令他们这么做，也没有人给他们暗示，他们就这么做了。

现在的情况也比较类似，那位搞不定房间电视的女士已经道完歉(我得说一下，那位前台接待以超乎寻常的优雅风度接受了她的道歉，甚至还暗示如果她房间里还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请她千万不要自责)，前台接待便招呼我和另一位在排队的绅士：“下一位是谁？”那位绅士便和我礼让一番“您先请”“不，您先请”“哦，还是您先来吧”“您太客气了”。这一番温文的礼节的确暖人心脾。

于是，抵达爱丁堡的第二个早晨，我心情愉悦地走出了饭店，与天地和谐融为一体。刚才那场温文尔雅的邂逅让我如沐春风，觉得阳光格外耀眼，整个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今天的乔治大街和皇后大街看上去格外迷人，石头路面在阳光下闪耀，昨天那种潮湿、阴郁和黑暗如今完全涤荡一空。远处的福斯河入海口泛着粼粼波光，小公园和广场绿树成荫，生气勃勃。我登上小山丘来到“旧城”俯瞰全城，惊讶地发现整个爱丁堡完全变了样。王子大街上的现代建筑仍然像道伤疤，令人遗憾；可是，后面的小山丘上缀满了时髦的屋顶和尖塔，给城市增添了别样的美丽。这是我前一天完全没有看到过的。

整个上午我就像观光客一样四处转悠，去了圣吉尔斯大教堂，看了圣十架字宫，爬上了卡尔顿山，最后取了背包回到车站。爱丁堡之行终于没成为遗憾，我非常开心，又可以继续上路了。

乘火车旅行是多么惬意啊!火车隆隆驶出爱丁堡，进入宁静的郊区，爬上福斯桥(天哪，这座桥多么雄伟!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苏格兰人谈起它都激动不已了)，我立刻昏昏欲睡。火车上空荡荡的，内部装饰极为豪华时髦，以宁静的蓝色和灰色为主调，和我前几天乘过的斯普林特列车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人彻底放松，很快我的眼皮越来越重，脖子也越来越软。不一会儿，我的头就耷拉在胸口，开始沉静而安稳地制造几加仑口水——全都是没什么用场的。

有些人根本就应该禁止在火车上睡觉，或者应该仔细盖上防水布才允许他们睡觉，恐怕我就属于此列。也不知睡了多久，我在一阵叫春似的鼾声中双手狂挥乱舞着醒来，一抬头发现自己已经淹没在从胡子到皮带的一大片口水“汪洋”之中，身边有三个人好奇而冷静地注视着我。不过，这次还好，不像平时那样，醒来发现一群小孩子瞠目结舌地盯着我这个口水怪兽，然后惊叫着四处逃窜。

我避开身边的观众，小心地用外套袖子擦拭着口水，专心看起风景来。火车正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大片的农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丘脚下，胜在宁静之美。天空灰暗沉重，似乎承受不了自身的重量就要垮下来一样。火车不时停靠在某个死气沉沉的小镇上，车站也空无一人，叫什么莱迪班克、库帕、卢查斯之类的，最后终于来到活跃一点的邓迪、阿布罗斯和蒙特罗斯。离开爱丁堡三小时后，火车在黄昏的微光中驶入了阿伯丁。

我热切地将脸庞贴在车窗玻璃上张望。以前我从未到过阿伯丁，也没有熟人朋友来过，对于这座城市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以“北海石油工业”为主，并且自豪地宣称自己为“花岗岩之城”。在我看来这里遥远而富有异国情调，似乎永远难以企及，于是我十分渴望一睹其风采。

我事先预订好的那家酒店在我那本导游书(这厚砖头后来一把火烧了)上描述得十分温馨，可实际上是家位置偏僻、乱敲竹杠且糟糕透顶的地方。我的房间又小又暗，家具陈旧。那张像是从牢房里搬出来的小床上只堆了一床薄毯和一只单薄的枕头，就连墙纸都要拼命逃离那潮湿的墙壁。看得出来，这酒店曾经想好好发展一下，在床边安装了灯光、收音机、电视机和闹钟的综合控制系统，可是现在全都坏了，成了摆设，闹钟的旋钮一碰就掉了下来。我只得长叹一声把行李堆在床上，回到阿伯丁黑暗的街道上找一个不错的地方吃点喝点。

这么多年来我领悟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对一个地方的印象一定而且必然受到达路线的影响。如果从满目绿意的里士满、巴恩斯和普特尼这样的郊区进入伦敦，又在肯辛顿花园或者格林公园这样的地方下车，你肯定以为伦敦是一处无边无际的精致桃源。可是若换作从索斯安德、朗福德以及利物浦街火车站进入伦敦，你的印象会截然不同。因此，也许是我从酒店出来走错了路吧，走了差不多三小时，转过了好几条街，仍然没有发现阿伯丁有什么可爱之处，除了个别偶尔能引人注意的小景点之外，比如地标性古建筑“默卡特十字”附近的步行街区，看上去颇有趣味的小博物馆“约翰·敦斯之屋”，还有几处宏伟的大学建筑。可是不论我从市中心穿过几次，似乎只看到一座大而无当、金光闪闪的新建购物中心，要绕过这幢建筑不知道有多么讨厌(我有好几次都嘟囔着在送货区的死胡同里或者是堆满纸箱的货场里迷路)!市中心有一条长得望不到尽头的大街，两旁的商店完全和我这六个星期走过的每个城市所看到的一模一样。这一片毫无个性，说它是哪儿都行，可以是小曼彻斯特，也可以是利兹的某一部分。我想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双手叉腰地感叹“啊，这就是阿伯丁了”，却始终未果。也许还是因为季节不对吧，我以前在报纸上看到阿伯丁曾九次赢得“英国花园城市”桂冠，可是我既没看到花园也没发现绿地。最重要的是，我丝毫没有身处花岗岩打造的富裕傲人之城的感觉。

更为糟糕的是，我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我本想找点新鲜的地方，不是这一路上吃过一百遍的那种地方，比如泰国餐馆、墨西哥餐馆、印尼餐馆或者哪怕是苏格兰餐馆也行，可是到处都是中国馆子和印度饭馆，都是在背街上的那种二楼餐厅，楼梯看上去像举行过摩托车拉力赛。我可不敢冒险去爬那可怕的楼梯进入未知领域。其实我知道楼上都有些什么：灯光昏暗，接待区有个软垫装饰的吧台，吱吱嘎嘎的亚洲音乐，桌上摆放着一杯杯啤酒和不锈钢温碟器。我无法面对这样的地方。最后我站在街角，迫不得已玩起了“点兵点将”的游戏，点了家印度餐馆，里面的东西从各方面都和我前几个星期吃的每顿印度菜一模一样，甚至连饭后饱嗝的回味也完全相同，最后我心情黯淡又烦躁地回到了酒店。

第二天早上，我在城里逛了一圈，诚心诚意想要让自己更喜欢这里，可惜事与愿违啊!其实，并不是阿伯丁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只是它平淡无奇得过头了点。我到那家新建的购物中心里转了转，再到周围的街上兜了兜，所有的地方都不出彩，让人过目便忘。后来我意识到问题并不出在阿伯丁，而是出在现代英国的特性上。英国的城镇就像是一沓纸牌，没完没了地洗过重发——同样的牌只是顺序不同罢了。如果我是从另一个国家初到阿伯丁，可能会觉得这里欣欣向荣又独具特色。这里的确繁华而又干净，有书店、影院还有一所大学，应该说应有尽有了。我丝毫不怀疑这里是个宜居之地，只不过它太千篇一律了。不过这是座英国城市，你还想要它如何呢？

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开始喜欢阿伯丁了。虽然不能说我喜欢得恨不得立即搬过来定居，可是既然在哪里都有同样的商店、图书馆、休闲中心，同样的酒吧、电视节目、电话亭、邮局、交通灯、公园长椅、斑马线，同样的海洋气息，甚至就连吃完印度菜后打的饱嗝都回味相同，我为什么偏偏要选这里呢？奇怪的是，昨晚让阿伯丁变得沉闷无趣的每样东西，现在都让这座城市显得舒适温馨，可是我仍然丝毫不觉得自己身处花岗岩之城中。从酒店里拿上行李回到火车站继续向北走的时候，我也不留一点遗憾。

这列火车还是很干净也没什么人，内饰的蓝色和灰色也更加让人放松。列车只有两节车厢，可是仍然有手推车服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难过的是那位负责手推车的年轻乘务员尽职尽责得有点过头了，凭他那崭新的制服我猜他刚开始工作不久，仍然觉得端茶送水、卖巧克力饼干、找零钱乐趣无穷。可是整列火车只有三名乘客，长度不过六十码，他三分钟就来回一趟。那架推车发出的金属噪音虽不至于让我不断点头致意，却让我口水直淌，颇为尴尬。

火车驶过了一片令人愉悦却无甚亮点的风景。从前我来过苏格兰高地，不过都是风景更为激动人心、更加富于变化的西海岸。这一带的风景相形之下更为恬静：圆圆的小山丘，一望无际的农场，偶然还能瞥到空旷的钢灰色大海，却也令人心旷神怡。一路平平静静，就是在奈恩看到一架大飞机起飞并在空中翻出各种惊险动作，忽而垂直冲上云霄，然后缓慢翻转过来，直扑地面，在紧急关头再一把拉高拔起。我猜大概是皇家空军的什么试飞基地吧，不过猜想飞机被疯子劫持了更有意思。很快，让大家目瞪口呆的事发生了：那架飞机开始朝我们的火车直冲下来，真的是朝火车冲下来，似乎那个飞行员发现了我们，觉得带我们一起飞会很好玩吧。飞机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近，我紧张地四下看看，发现没人和我一起分享这一刻。最后，飞机差不多都撑满整个车窗了，火车却突然驶入一座山洞，飞机也不见了。我从手推车上买了一杯咖啡和一袋饼干，平定一下情绪，等待抵达因弗尼斯。

我立即喜欢上了因弗尼斯，这个小镇绝不会赢得什么选美比赛，但却无比可人。这里有一座名为“斯卡拉”的老式小电影院，风貌犹存的拱廊市场，山丘上有一座装饰繁复却可爱的19世纪沙石古堡，还有漂亮的沿河步行街。我特别喜欢那座灯光昏暗的拱廊市场，这条带顶棚的大街似乎永远停留在1953年：理发厅门口还有旋转圆柱的标志，里面张贴的发型海报似乎还是《雷鸟神机队》[1]里的人物发型。我还发现一家整人道具商店，卖的东西既有用又有趣，全都是我很多年都未曾见过的：什么喷嚏粉啊，塑胶呕吐物啊(在火车上占位置效果极佳)，还有让牙齿变黑的口香糖啊之类的。可惜商店大门紧闭，我记住地方以便明早过来采购。

因弗尼斯最值得称道的是那条异常秀美的聂斯河。河水碧绿宁静，沿岸绿树倒垂。河岸一边是一座座大宅和整洁的小公园，还有那座古老的沙石城堡(如今是地区法院所在地)，另一边是尖顶老饭店，更多的大房子还有一座宏伟的大教堂，沉稳如同巴黎圣母院一般坐落在河边一片宽阔的草地上。我随便找了家酒店登记入住，立即开始趁着黄昏的薄霭徜徉起来。河岸两边全是优美的步行大道，细心地安放了许多长椅，暮色渐沉时来散散步实在令人惬意。

沿河两边的那些豪宅几乎全都是建于仆从制度的那个时代。我在想，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因弗尼斯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呢？如今又是谁在出资维护这些漂亮的老宅呢？离城堡不远有一大片空地，我想开发商会称之为“黄金地段”吧，那里矗立着一座特别大气华美的豪宅，屋顶线条蜿蜒复杂，还有无数角楼尖塔点缀其上。这房子宽敞宏伟得令人叹奇，里面都可以骑自行车的那种。可是如今却被木板封上，无人居住，挂牌出售。我无法想象这么可爱的宅子如今却沦落到如此凄凉的地步。我走着走着，沉浸在美梦之中：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买下这房子，整修一新，坐拥这迷人之河旁边的大片土地，从此快乐地生活着。想着想着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告诉家人我们不搬去购物天堂般的美国，看着一百多个频道的电视，吃着如婴儿脑袋大小的汉堡包，而是搬去潮湿的苏格兰北部，他们必定极力反对，这才作别了白日梦。

不管怎样，我很遗憾地说自己永远也无法定居在因弗尼斯，就因为中央大桥旁边立着两幢丑得不能再丑的摩登写字楼，把商务区糟蹋到无可挽救的地步。我返回市中心的路上走近这两幢楼细看，惊讶不已地意识到两座单调无聊的建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整座城市。这两座建筑不论是规模还是材料，形状或者设计全都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用丑陋和笨重来形容都不为过。规划也极其失败，围着大楼走上两圈都找不到主入口在哪儿。稍大的那幢大楼里临河的那一面本来可以是家观景餐厅或者平台，至少也可以是看得见风景的商店或者办公室，可是下面的步行街却被一大片货运区占去了不少，还有架高的金属门。在英国最为美丽的河流旁边居然有这样丑陋的建筑，简直糟糕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地步。

不久前我去过塔斯马尼亚[2]的霍巴特，喜来登连锁集团在那可爱的海边建起了一幢平庸得吓人的酒店。有人告诉我这位设计师从未到现场来看过，于是将酒店餐厅设在背面，用餐的人无法欣赏到港口的美景。那个时候我想，这可是我听说过的最脑残的建筑设计了。我不敢想象因弗尼斯这两幢大楼是否也出自那位建筑师之手。这世界上如果有两位这么“出色”的建筑师，该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不过，他明显是为同一家公司服务的。

英国有好几幢建筑都让我非常愿意去炸掉为快，比如哈罗盖特镇的“枫树大楼”，伦敦的希尔顿酒店，利兹的邮局大楼，还有英国电信公司所有的大楼，但要我选出最想首先炸掉的，我会毫不犹豫地选眼前这两座。

最重要的是，你猜得出这两堆稀烂的建筑物是谁在使用吗？大一点儿的是“苏格兰高地企业局”地区总部所在地，另一座是“因弗尼斯及奈恩企业局”办公楼。这两家机构的职责就是维护并提升英国这块可爱而重要的地区的迷人风貌及安乐环境。

[1]　Thunderbirds， 1942年出品的美国电影，讲述美国空军“雷鸟号”的故事。

[2]　澳大利亚东南面一岛屿。

第二十八章

第二天一早，我本来安排了不少事情：去银行，买塑胶呕吐物，看看这里的艺术馆，有时间的话再去可爱的聂斯河畔散散步。可是我起晚了，根本没时间去做，只有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退房，满头大汗地赶到火车站。去因弗尼斯以北的火车班次很少，到瑟索和威克的火车一天也只有三班。所以，可迟到不起啊。

结果还好，火车仍在等待，一边发出轰鸣声，然后准点开出，因弗尼斯郊外的连绵圆丘和冷冽平静的比尤利河湾渐行渐远。很快，火车就开始飞速驰骋起来。这列车上的乘客比较多，仍然有手推车服务——感谢英国铁路公司——可是没人买推车里的东西，因为乘客们几乎全是退休老人，自带食品饮料。

我买了一份炭火鸡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如今的变化是多大啊!我还记得从前在英国火车上买三明治吃的时候总会担心今后一辈子恐怕都得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想买还买不到，因为餐车总是关着门。而现在火车在苏格兰高地上奔驰，我可以坐在位置上吃着炭火鸡肉三明治，喝着味道不错的咖啡，全都由一位友好而英俊的小伙子直接送到我手里。

给你看一个有趣的数据，有点无聊但我非提不可。欧洲各国每年每人在铁路上的消费情况为：比利时和德国是30美元，法国46美元，瑞士是75美元以上，而英国人均只有区区7.5美元还不到。在欧盟国家中，除了希腊和爱尔兰，英国在铁路改善方面的人均支出是最少的，连葡萄牙都比英国多。不过，尽管国民支援严重不足，英国火车上的服务从各方面来说还是相当出色。现在，火车更加干净，乘务员更加耐心也更乐于助人了。售票员也老是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老天保佑他们，你才能享受美食。

于是我吃完炭火鸡肉三明治，喝完咖啡，心满意足，一边打着嗝一边看着过道对面的一对银发老夫妇来打发时间。他们从行李里掏出小塑料盒装的猪肉馅饼和水煮蛋，拎出热水壶，旋开盖子，摸出小盐罐和胡椒罐。多有意思啊，是吧？你给一对老年夫妇一只帆布旅行袋，一堆大大小小的特百惠盒子，一个热水壶，然后他们就能摆弄着自娱自乐几个小时。整个过程中他们精准有序，沉默不语，似乎已经为这种“仪式”准备了多年一样。等一切瓶瓶罐罐摆放妥当，他们就开始斯斯文文地吃上十来分钟，随后又静静地将一切收拾好，再花掉一上午余下的时间。他们看上去非常幸福。

看着这对老人，我心头一热，想起了我母亲，因为她就是特百惠的忠实顾客。我妈妈并不在火车上野餐，因为她住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开客运火车了，可是她非常热衷于把各种零散的食物放进不同尺寸的盒子里，然后在冰箱里排放整齐。似乎妈妈们都有这种古怪的爱好。一旦你离家独立，她们便欢天喜地地把你从童年开始直至青少年时代珍藏的“宝贝”全部扔掉——比如你那珍贵的棒球卡系列，一整套1966年至1975年的《花花公子》杂志，还有你的高中毕业纪念册——但若是给妈妈们半个桃子或者一匙吃剩的碗豆，她们都会放进特百惠盒子里，塞进冰箱深处永久珍藏。

就这么着我打发掉去瑟索的漫长旅途。一路上窗外越来越偏僻荒凉，树木渐稀，天气转冷。山坡上爬满了欧石楠，像岩石上的苔藓，羊群稀稀拉拉，火车经过的时候便吓得四处逃窜。火车时不时经过点缀着房舍农场的蜿蜒峡谷，远远看去浪漫美丽，可近看却荒凉难过。大部分农舍都很小，到处锈迹斑斑——铁皮栅、铁皮鸡窝、铁皮篱笆，一看便是经年风吹雨打的。我们似乎进入了一片奇怪的区域，这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掉，也是远离尘嚣的一个标志：每座农场上都堆放着无数废弃的东西，似乎主人认为总有一天他会用上那132根烂了一半的篱笆桩，或者是一吨碎砖，又或是一辆1964年的福特苏地亚的车架吧。

离开因弗尼斯两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叫戈尔斯皮的地方。这座城镇很大，有许多政府建造的大型社区，还有许多灰色洗石平房群排列在蜿蜒的街道两旁——这种房子活像公厕，可是苏格兰人偏偏就喜欢。整个城里看不到工厂或者工作场所的迹象。我不禁疑惑起来，戈尔斯皮这么多房子里住的这么多人都是靠什么谋生呢？接着火车停靠在了布罗拉，面积也不小，有海滨却无海港，至少我没看到，同样也没有工厂。那么，这些偏远城镇的居民到底做些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之后，沿途风景越来越荒凉，既没有农场也没有牲畜。火车在茫茫无际的苏格兰荒原上奔驰着，似乎要永远这么下去了。然后，在漫无边际的虚无之中，我们抵达了一个叫福西纳德的地方，只有两幢房子和一个火车站，还有一家大得出奇的旅馆。多么怪异的一个失落世界啊!又走过了漫漫长路，我们才到达瑟索，英国本土最北的城市，铁路也到此终止。我走出小小的火车站，腿脚都有点不稳，沿着长长的主街向市中心走去。

我完全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样子，可是第一印象还不错。小城整洁有序，安逸舒适，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也低调很多。城里有几家小旅馆。我选了潘特兰酒店下榻，这里很不错，就是静寂无声，像是世界末日的那种。我接过可亲的前台递过来的钥匙，沿着曲里拐弯的诡异楼梯，走了很长一段把行李拖到房间，就出门四处转转了。

据该市历史记载，瑟索曾经经历过的大事就是1834年当地名流约翰·辛克莱爵士在这里发明了“统计学”这一名词，尽管自那以后，这件事的影响力就大大降低了。辛克莱爵士没创造新词的时候，曾对小城进行过广泛改建，捐造了一座朴实巴洛克风格的漂亮图书馆以及一座中间有小公园的小广场。如今，广场周围是一片面积适中的商业区，全是实用友善的小商店：日用杂货店、肉店、红酒铺、女装店、酒家、银行数间以及美发店无数(为什么偏僻的小镇上总有那么多美发店呢？)。简而言之，你理想中社区能够提供的这里应有尽有。这里还有小型的老式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可是除了这家店和银行以外，几乎所有店家都是本地独有的，让人对瑟索小城备感亲切贴心，有一种真正的自给自足的感觉，我很欣赏。

我在商业区兜了一阵，然后顺着些背街小巷走到海边，只见一大片空荡荡的停车场中间孤零零地只有一座鱼类仓库，海滩宽敞却空无一人，海浪雷鸣般地拍击着海岸。这里空气很清新，海边特有的劲风阵阵扑来，整个世界沐浴在超凡脱俗的北方之光中，大海也被洒上了一种奇异的光亮，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出特别的淡淡蓝色，也更增添了我远离家园的孤独。

海滩的远端是一座幽灵般的古塔，应该是某座古堡的残迹，我便想过去探个究竟。可是路上横着一条满是岩石的小溪，我得往回走一段才能过桥，然后在一条垃圾遍地的泥泞小路上谨慎而行才终于到达。城堡古塔已经荒废，下部的窗户和门都被用砖头封死，旁边张贴着告示说海边小路因水土流失严重已经封闭。我在这一小片岬角站立良久，远眺海面，然后再向城里折返，盘算着做点什么好。

接下来的三天我要在瑟索小住，可我还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么长一段时间。嗅着海边的空气，感受着完全的荒凉孤寂，我突然暗自惊恐起来，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立于世界之角，无人交谈，唯一能看看的就是一座已经封死的古塔。我循原路返回市中心，找不到别的有趣的事情可做，只得又去看了一圈商店橱窗。接着，在一家蔬果店门口，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我离家进行长途旅行时早晚都会发生，也是我非常害怕的事。

我开始问自己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

长时间独自旅行会以不同的方式对人产生影响。发现自己身处异乡，脑子又不够用，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要到这里来，会让人觉得相当不自在，最终会导致发疯。我常常在别人身上看到这种状况：有些独行侠开始自言自语，静悄悄地嘟囔着，以为别人听不到。另一些则是拼命想找陌生人陪伴，在商店柜台或者旅馆前台找别人搭讪，谈到该结束的时候仍然滔滔不绝，惹人讨厌。还有人变成了偏执的观光狂，手持导游手册，单枪匹马地从一个景点赶到另一个景点，什么都想看。而我的症状则是“问题泻不停”，而且问的都是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我现在站在瑟索小镇的一家蔬果店门口，盯着昏暗的室内，大脑一片茫然，噘着嘴，莫名其妙地问我自己：为什么人们把这东西叫作“葡萄柚”呢？我立即明白我又“发病”了。

说真的，这个问题不算糟糕，我问的是为什么人们称这种东西为“葡萄柚”。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如果有人给我看一种怪异的水果：颜色明黄，大小如炮弹，味道酸酸的，我觉得我才不会说：嗯，这东西和葡萄有点像。

可问题是，一旦这样的问题冒出来，就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再过去两家是卖毛衣的商店，我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英国人把毛衣叫“套头毛衣(jumpers)”呢？这问题反反复复困扰我很多年了，特别是在瑟索这样孤单冷清的地方，我是诚心诚意想知道答案啊。如果你是英国人，毛衣真的会让你想要“跳起来”吗？英国人早上穿毛衣的时候真的会这么想吗：嗯，现在我整天都会暖和了，在一个不见得处处都有中央空调的国家里，这可不是小事一桩，而且如果有人要让我去跳跳的话，我这衣服十分合适啊。

于是我就没完没了地提问，一路走过大街小巷，问题如流星雨般向我袭来。为什么英国人把运牛奶的卡车叫作“牛奶浮车(milk float)”呢，这些车根本不会浮起来啊？为什么说“付账(Foot a bill)”的时候用“脚(foot)”而不用“头(head)”呢？为什么说“流鼻涕(The nose is running)”的时候要说“鼻子在跑”呢？干脆说“鼻子在滑”好了。谁是第一个吃牡蛎的人？怎么会有人想到龙涎香是香水的绝佳固定剂呢？

一旦发病，凭我多年的经验，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让我分心才能摆脱这种孤独的折磨。幸运的是，瑟索小镇就有这么一样东西。在一条背街上，我突然发现一家别致的小餐馆，名叫“喷泉小筑”。这里提供三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大餐：中国菜、印度菜和欧洲菜。看来这小镇容不下三家分开的餐馆，干脆全部合一，各类菜式都做。这种理念立即吸引了我，于是我走了进去，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招待引我入座，给我一份厚厚的菜单。从菜单首页就可以看出这三类菜肴全是由一名苏格兰厨师烹制的，于是我仔细搜寻，想找“酸甜燕麦饼”和“羊杂咖喱肉”，可是菜单里的菜式都太传统了。最后我选了中国菜，然后靠着椅背，享受这无忧无虑的一刻。

菜上来了，味道嘛，我得承认，就像是苏格兰厨子烧的中国菜，并不是说烧得不好，只是比较奇怪，和我以前吃过的中国菜不一样。我越吃越喜欢，至少这味道另辟蹊径，而且我的旅程到了这里，想要的就是一顿美餐啊。

吃完出门，感觉好多了。既然没什么可做，我就散步到“鱼类仓库”附近去呼吸点晚间的新鲜空气。黑暗中我独自伫立，聆听海浪拍岸，盯着头顶上星光灿烂的苍穹，心里觉得一阵满足，又冒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快乐的时候，要说“头在脚跟上(heal over heels)”呢？本来我们的头就是在脚跟之上的嘛!于是我知道，该是睡觉的时候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被闹钟吵醒，极不情愿地起了床，因为那会儿我正在做美梦呢。我梦见我拥有一座位置偏远但面积颇大的岛屿——绝不是像这一带苏格兰海岸边的小小离岛，应邀上岛来的人全是我精心挑选过的(比如那个发明圣诞树带状彩灯的人，一个灯泡坏掉，整个彩灯报废；还有希思罗机场维护自动扶梯的人；还有任何一位编写过个人电脑用户手册的人)，给他们发放极少量的求生口粮，让他们四散开来，我再带着狂吠的猎犬将他们一一捕捉。可是闹钟一响，提醒了我今天可是令人激动的大好日子，我就要出发去约翰奥格罗茨了。

多年来我一直听人说起这地方，却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总觉得它极富异国情调，一直想去看看。于是我满怀期待地在潘特兰饭店用完早餐，整个餐厅只有我一个人。九点整，我准时赶到当地福特经销商威廉·邓内特那里，早几天前我和他电话联系过要租一辆车，因为这个季节要去约翰奥格茨只能自驾车前往。

汽车展厅里，威廉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我们事先的约定。“哦，你就是那位从南方来的。”他终于想起来了。这话让我颇为困惑，称约克郡为“南方”的确不太常见。

“对于这里来说，其他地方都算是南方吧？”我问他。

“是啊。当然了，我想就是这样。”他回答，仿佛我刚发现什么难得的深奥问题。

他为人很友好——瑟索镇上的每个人都很友好——他一边处理那厚厚一叠文书，帮我办理租车手续，我们一边亲切友好地谈起了这座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小镇生活。他告诉我从这里开车去伦敦要十六个小时，一般不会有人去尝试。对大多数人而言，离此地向南四小时车程的因弗尼斯便是已知世界的最南端了。

这似乎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和人交谈，于是我连珠炮似的提出了很多问题。瑟索镇上的居民都是做什么的？为什么那座城堡被人遗弃了？这镇上买沙发、看电影的地方都在哪儿？有没有哪里能吃到非苏格兰厨子烧的中国菜？除了这里少得可怜的娱乐之外，还有哪里能够纵情享乐一番呢？

从他的回答里，我才知道整个小镇所倚赖的经济支柱就是不远处的敦雷核电站。那座海边城堡原本保存完好，美丽迷人，可是其主人古怪，任由它荒废下去。因弗尼斯那里有不少的乐趣可找。听了这个回答，我当时一定是把惊诧写在了脸上，因为他随即笑笑，一本正经地说：“是啊，那里有家玛莎百货。”

然后他带我去展厅外，引我坐上一辆福特“宝藏”(或者是别的什么名字，我对车名不太在行)的驾驶座，飞快地给我讲解了一下各类操纵杆和仪表板上各种按钮的功能。然后便站在那里，脸上的微笑都紧张得僵硬了。因为我打开了各种控制开关，座椅突然弹离了我的背，后盖“砰”的一声弹开，雨刷像是应付暴雨一般疯狂地摆动。接着，汽车发出一阵令人担心的齿轮磨合声，震动了几下，只见我从车库里开辟出一条颇为颠簸的新路，便启程上路了。

瑟索小镇实在是太小，不一会儿我就驶到了开阔的高速公路上，心情愉悦地向约翰奥格罗茨进发。沿途几乎没有风景可看，只有冬日里惨白的草田如波浪般起伏，一直绵延到波涛翻滚的大海，以及更远处模糊的奥克尼群岛，可是开阔空旷的感觉令人兴奋。多年来我头一次握着方向盘竟然感觉比较安全，因为一路上实在没有什么可撞的。

到了苏格兰的北端，你绝对会感觉处于铺天盖地的荒野边缘。整个凯思内斯郡只有2.7万名居民，而面积比大多数英国的郡还要大。其中的一半人口居住在两个镇上：瑟索和威克，没人住在约翰奥格罗茨，因为约翰奥格罗茨连个社区都算不上，只是停车购买明信片和冰激凌的地方。

这地方是以杨·德·格鲁特命名的，这位荷兰人曾在15世纪经营过从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如果他有点头脑的话应该是阿姆斯特丹吧)的渡船业务。很明显，单程票他卖四便士，这里的人会告诉你后来四便士就有了个名字叫“格罗特”。不过，这种故事编得很不成功。格鲁特改名叫格罗特应该是根据这种硬币的名称来的，而不是这硬币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这还比较可能。可是，谁在乎这个呢？

如今的约翰奥格罗茨有一片开阔的停车场，一座小港口，一幢孤零零的白色饭店，几座冰激凌售卖亭，三四家卖明信片、毛衣和歌手汤米·司各特音像制品的商店。我原以为这里会有一块著名的手指形公告牌告诉大家此地离悉尼和洛杉矶有多远，可是却遍寻不见——也许旅游旺季过后便把它收了起来，以防像我这样的观光客把它带走留作纪念。这些商店只有一家开着门，我进去一看，惊讶地发现居然有三位中年女服务员在工作——似乎太多了一点，因为方圆四百英里就我这么一个游客。这几名女士十分开心活泼，以绝妙的苏格兰高地口音热情地招呼我，如此一本正经又如此悦耳动听。我打开几件毛衣看看，以便离开以后她们有点事情可做。我又观看了一段汤米·司各特在不同的海边岬角上迎风高唱轻快的苏格兰小调的录像带，惊讶得嘴都合不拢。然后我买了几张明信片，和服务员们聊了几句天气，交谈结束之后我还逗留了很长时间，弄得彼此都有点尴尬。最后我回到狂风四起的停车场，才发现约翰奥格罗茨已经几乎没啥可看的了。

我在港口边兜了兜，用手搭成望远镜透过那座小小博物馆的窗子向里面张望。博物馆要到春天才开。整个潘特兰海口到斯特罗马再到霍伊老人石礁的风景绝美，我欣赏良久再回到车里。约翰奥格罗茨在许多人眼里是不列颠本岛最北的地方，其实不是。最北端应该是一个叫“邓尼特角”的地方，沿着附近一条单行车道下去五六英里即是，于是我驱车前往。这里比起约翰奥格罗茨来说，可看的东西更少，不过这里有一座无人看守的雄伟灯塔和无敌海景，给人天涯海角远离尘嚣的美好感觉。

我站在狂风呼啸的小丘上，许久凝望着眼前的风景，期待某种深刻的启示悄悄袭来，毕竟这是我一路旅程的终点。我有点想乘个渡船到附近的离岛上去，一路循着海中零星的礁石小岛北上抵达远处的设得兰群岛，可是时间不够也没什么必要。不论设得兰岛有何等荒凉的如幻魅力，也终究是英国的一部分，同样的商店，同样的电视节目，穿着从玛莎百货买来的同样的羊毛衫的同样的人。我并不觉得这些会令人沮丧，恰恰相反，我只是现在不觉得迫切想去看看罢了。下次去还会是那个样子。

我还要开着福特车去一个地方。瑟索小城以南六七英里有座村子叫作哈尔科克，二战时举世闻名，但现在逐渐为人们所遗忘。那时，英国军队极其不愿驻扎在这里，因为地处偏僻，百姓非常不友善。当时流传于士兵中的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这个他妈的小镇真他妈讨厌；

没他妈的电车，没他妈的巴士；

可怜的我们没他妈的人理睬；

就在这个他妈的哈尔科克。

没他妈的运动，没他妈的游戏；

没他妈的乐子，没他妈的美女；

连他妈的名字都不肯告诉你；

就在这个他妈的哈尔科克。

……

这首歌还有洋洋洒洒十段之多，主旨情感不变。肯定有读者会问我怎么知道的，回答是我事先做了功课。而且，不，这不是汤米·司各特的歌。现在我沿着孤零零的B874号公路向哈尔科克驶去。这地方真没什么可看的，只有一条不知通向何方的马路、两三条街道、一家肉店、一家建材店、两家酒吧、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市政厅里还有一座战争纪念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哈尔科克从前比起如今这副茫茫荒原中一座孤岛的可怕模样要好得多，不过战争纪念碑上却有一战中阵亡的63名军人(其中有9人叫辛克莱、5人叫萨瑟兰)，还有二战中牺牲的18名将士的名字。

从村子口向远处眺望便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没有哪里看得出有军营的遗址，实际上除了茫茫草原，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走进那家小杂货店想探个究竟。这家店真是奇怪：室内如大栅，灯光昏暗，空空如也，只在靠门边放着两排金属货架，也是空荡荡的，只有零星散落的几盒燕麦粥、洗涤剂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收银台旁有个人，我前面有个老头买了几样小东西，于是我向他们问起二战军营的事。

“噢，是啊，”店主说，“很大一座战俘营呢。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这里关押了1.4万名德军战俘，我这儿有本书讲的就是这个。”这小店里货物如此贫乏，可是收银台旁居然还有一堆图文并茂的书名为《战时凯思内斯》，着实让我小小地吃惊了一把。店主递给我一本翻翻，里面的图片倒是寻常：房舍被炸毁；酒吧里人们站着，迷惑不解地挠着头，或者以灾难照片里人们特有的白痴笑容看着镜头——似乎在想，这下我们可是要上《图片邮报》啦!我没有发现任何百无聊赖的士兵在哈尔科克的照片，书后索引里也没提到这个小村子的名字。这样一本书居然胆敢标价15.95英镑。

“这书不错吧。”店主怂恿我买，“物有所值哦。”

“战争期间我们这里关押了1.4万名德军战俘。”我前面那老头的声音像聋子说话一样如雷贯耳。

我想不出有什么技巧可以套问出哈尔科克那糟糕的名声是如何得来的。“我想英军士兵当时一定很孤单吧。”我只好如此试探。

“哦，不会，我想不会。”店主反对我的意见，“喏，这条路下去就是瑟索，如果腻了还可以去威克。那时候还有舞会呢。”他有点含糊其词地补充了一句，然后示意我手里的书，“物有所值哦。”

“那过去的军事基地还有遗址吗？”

“哦，建筑物当然是都没了，可是如果你出门向后，”他比了个恰当的方向，“你还看得到当时的地基。”说完他便沉默了一小会儿，又开口了，“那这本书你要吗？”

“哦……嗯，我回头来买。”我撒了个谎把书还给他。

“物有所值哦。”店主说。

“1.4万名德军战俘，那时候!”我离开的时候那老头又大叫一声。

我在周围的乡间徒步转了转，再开车兜了两圈，可还是没看到战俘营的遗迹。慢慢地我明白了其实看不看无关紧要，于是我驾车回到瑟索，把车还给那位经销商，这位友善的老兄明显很吃惊的样子，因为那时才下午两点刚过。

“你确定再没有别的地方想去转转吗？”他说，“你租了一天，这样有点可惜。”

“还有哪里可去呢？”我问。

他想了一会儿。“嗯，的确没什么了。”看上去有点尴尬。

“没关系，”我说，“我看了不少风景。”从最广义的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

第二十九章

来说说为什么在瑟索我总是在潘特兰饭店入住吧。就在我打算离开瑟索的前一天晚上，我请办理离店手续的那位和善的女士在第二天清晨五点打电话叫醒我，因为我要赶开往南方的那班火车。她当时是这么回答我的——如果读者您还没有坐下的话也许您应该坐下听我讲——她说：“您需要现煮的早餐吗？”

我以为她有点呆，于是我回答：“对不起，我说的是清晨五点，我五点半就离开。明白吗？五点半，一大早。”

“是的，亲爱的，您需要现煮的早餐吗？”

“清早五点半也有？”

“房费里包括的。”

天哪!这家可爱的小饭店真的第二天天还没亮五点一刻的时候给我弄来一大盘煎炸食物和一壶热咖啡。于是，我离开饭店的时候胖了一小圈，心情也愉快得很，摇晃着在黑暗中走向火车站，又遇上了那天早晨的第二场惊喜：车站里全是女士，像过节一样快活地站在月台上，一边愉快地聊着天，嘴里吐出的水汽充满了周围凛冽而黑暗的空中。她们耐心地等待守卫抽完烟，打开车厢门。

我问其中一位女士这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她们全是去因弗尼斯购物的，每周六都如此。她们一路乘四小时火车，去采购玛莎百货的短内裤、塑胶呕吐物以及瑟索没有而因弗尼斯才有的东西，杂七杂八还真不少呢，然后再赶下午六点的火车回家。到家也正好是睡觉时间了。

于是火车驶入了雾蒙蒙的清晨，我们一车人温馨地挤在两节车厢里，兴奋而又满怀期待。因弗尼斯是终点站，我们全部下车，女士们去购物，我则去赶十点三十五分到格拉斯哥的火车。目送她们远去，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颇为羡慕她们。天还没亮就爬起来去因弗尼斯这样的地方购物，然后晚上十点再回家，真是非同寻常。不过，话说回来，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开心的购物者呢。

发往格拉斯哥的小火车几乎空无一人，一路上的乡间美景青翠怡人。火车经过一连串美丽的小镇——阿维莫、皮特洛齐、珀斯还有格伦伊戈[1]，著名的高尔夫球场之家。小火车站也整洁干净，可惜如今被木板封住了。最后，距离我清早起床八小时后，火车抵达了格拉斯哥。乘了这么长时间的火车，走出皇后大街车站发现自己仍然在苏格兰，感觉有点怪。

至少，我还没有大吃一惊。我记得1973年来格拉斯哥时，也是在这个火车站下车，望着眼前这座被煤烟熏得漆黑而令人窒息的城市我深感震惊。我还从来没见过哪座城市如此压抑肮脏，每样东西都黑乎乎的，毫无生趣，就连当地的口音听上去就像从铁渣和砂砾里冒出来的一样。圣蒙戈大教堂也是黑黢黢的，就算是从马路对面看过去也像是平面剪纸。那时候没有游客到这里来，一个都没有。我那本《遨游》欧洲旅行指南提都没提格拉斯哥。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格拉斯哥经历了闪亮而著名的转变过程。市中心的几十幢老建筑以喷砂清洁后再仔细磨光，使花岗岩表面再度闪耀一新。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时期又建起了几十幢新大楼——单是这些新写字楼的价值就超过10亿英镑。这里还有一座全世界最好的美术馆之一——布雷尔收藏馆，以及王子广场购物中心，后者是这座城市最具智慧的旧城改造项目之一。一座昔日荒废的庭院如今成为空间紧凑，采光通风良好的城市中心购物广场。突然间，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满心欢喜地发现这座城市密布着精彩的博物馆、活跃的酒吧、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七十多座公园，比同类欧洲城市胜出许多。1990年，格拉斯哥被誉为“欧洲文化名城”，没有遭到一个人嘲笑。从未见过一座城市的名声经历过如此剧烈而又骤然的转变，并且，在我看来，没有哪座城市更符合这个美名了。

我认为这座城市的多种“宝藏”中，最熠熠生光的要数举世无双的布雷尔收藏馆了。我办好酒店入住就打了辆车赶到那里，路程还挺远。

“恁用朗戎？”出租车向波拉克公园疾驰而去，司机问我。

“对不起，听不懂。”我不会说格拉斯哥方言。

“恁达麻范？”

我讨厌格拉斯哥人跟我说话，我又听不懂。“很抱歉，”我胡乱编了个理由，“我的耳朵有点背。”

“哎，伊奈敦朗戎。”他又说话了，我猜他的意思是“我要绕你一大圈，用我那双具有威慑力的眼睛在镜子里时常盯着你，让你猜测我是否会把你带到废弃的仓库，把你暴打一顿抢你的钱”。不过他没再说什么，平安地把我送到了目的地。

布雷尔收藏馆以威廉·布雷尔爵士命名，这位当地的航运大亨1944年将其私人艺术收藏全部捐赠给格拉斯哥，希望藏品能存放在市郊乡间，因为他担心城市里的空气污染会毁坏艺术品——有一定道理。对于这么一大堆从天而降的奢侈财富，市议会无法决定该如何处置，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什么都没做。接下来的39年里，某些真正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就在仓库的箱子里沉睡，几乎为人们所淡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犹豫不决了近40年之后，市里才邀请天才建筑师巴里·盖森设计了一幢整齐而内敛的收藏馆。整座建筑以森林为背景，房间通风良好，中世纪的走廊、横木等细节，融建筑艺术与布雷尔的收藏精品之美于一体。1983年正式开放，引起广泛赞誉。

布雷尔并不算富可敌国，可是天哪，他的眼光可真犀利。收藏馆里只有4000件展品，可是全都是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而且几乎每一件(除了彩釉卖花女瓷偶以外，那一定是他头脑发热时买下的)都震撼人心。我在多间展厅里徜徉，度过了一个漫长而欢快的下午。如同平时参观艺术藏品时一样，我假装自己应邀前来，可以挑一件最喜欢的东西回家，作为苏格兰人民认同我的良好人品而赠送给我的礼物。历经痛苦的抉择，最后我选中公元前五世纪西西里岛制造的珀尔塞福涅[2]头像。这件珍品完美无瑕，如同昨日刚刚制成，令人叹为观止，放在电视机顶上简直是绝妙的装饰品。黄昏将近，我才走出收藏馆，欢天喜地地到波拉克公园郁郁葱葱的美景里散步。

由于天气温和，我决定一路走回市中心，尽管没有随身携带地图，而且也不知道格拉斯哥市中心远在何处。我不知道是格拉斯哥本来就适宜散步，还是我的运气不错，这一路上所遇到的都是令人难忘的惊喜：凯尔文格罗夫公园和植物园绿意盎然，尼克洛波利斯公墓令人赞叹，一排排装饰精美的墓碑望不到尽头。我满怀希望地走在宽阔的圣安德鲁斯大道上，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处豪宅区，房舍沿着一座迷人的公园而建，园中还有一座小湖。最后我经过“苏格兰街公学”，校舍建筑里有独特的楼梯井，美丽气派，我猜是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的创意之一。接着很快就来到一个比较脏乱的地方，但并非无趣，我最后断定那一定是从前臭名昭著的戈博区。后来我便迷了路。

我能够时不时地看见克莱德河，可是却不知道怎么走到河边去，更关键的是要到河对岸去。我在几条黑黑的小巷里穿行，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四周都是没有窗户的仓库和车库，门上写着“请勿停车，有车出入”的告示。我又转了好几个弯，却似乎离闹市越来越远。最后撞进一条小街，街角处有一家酒吧，我想喝上一口休息一会儿，就走了进去。里面很黑，也很破旧，只有两名顾客并肩坐在吧台前闷头喝酒，吧台后却空无一人。我挑了个吧台最远端的位置坐下，等了一会儿，没人过来。我用手指在吧台上轻敲，嘴里鼓着气，嘴唇噘出各种形状，就像你在等待的时候那样。我用大拇指的指甲去清理其他指甲，嘴里鼓着更多气，可还是没人过来。最后我发现吧台前有个人看着我。

“还育胡麻都？”他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我回答。

“他还敦阿蒙宁。”他抬头示意了一下后面一间房。

“噢，哦。”我说着，聪明地点点头，似乎起到解释的作用了。

我发现那两个人都在看着我。

“育乎和扑？”第一个人问我。

“不好意思，您是说？”

“育乎和扑？”他重复了一遍，似乎略带醉意。

我轻轻地带有歉意地微笑了一下，向他们解释我是英语国家来的。

“育海五月？”那人继续问我，“如果育进多马东。”

“东图他们克罗六月。”他的同伴补充道，“我们匙子。”

“哦，啊。”我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把下嘴唇努出来一点，似乎他们说的我都清楚。就在这时，酒保出现了，救了我一把。他看上去不太高兴，在抹布上擦手。

“他妈的多他妈的多。”他对那两人咕哝了一句，然后用疲惫的口气对我说，“阿黑努。”我不知道这是个问句还是个陈述句。

“请来一品脱‘天内特’啤酒。”我怀着希望告诉他。

他发出不耐烦的声音，似乎我在回避他的问题：“还有内胡麻都？”

“不好意思，您是说？”

“阿黑努。”第一位顾客明显以翻译自居。

我张大嘴巴站了一会儿，努力要想象他们究竟说的是什么，不知道我发了什么疯要到这么个鬼地方的酒吧里面来，最后还是平静地说：“我要一品脱‘天内特’啤酒。”

酒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给了我一杯酒。一分钟过后，我意识到他们刚才告诉我的是：如果点啤酒的话，这里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因为你只会得到一杯温热的肥皂水，还是从水龙头里不情愿地流出来的，而且你应该趁着还能动赶快逃命。我呷了两口这有趣的混合物，假装要去洗手间，从边门溜了出去。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克莱德河南岸昏暗的街道上，想要找到返回已知世界的路。如今的戈博区早已改头换面，整修一新，还吸引那些大胆的雅痞入住边上时髦的公寓新大楼，因此几乎无法想象原先这里是什么样子。战后格拉斯哥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在郊区建造了大量漂亮的新大楼，将市中心贫民窟的数万居民转移过去，可是却忘了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单单“伊斯特住宅小区”就接纳了4万居民，等他们入住时髦的新楼后，却发现虽有室内独立卫生间却没有电影院，没有商店，没有银行，没有酒吧，没有学校，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中心，没有医生。因此，每次他们需要点什么，比如喝一杯啊，上班啊，或者看病啊，他们都得乘车进城。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诸如电梯总是出现故障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国家之中，偏偏英国的电梯和自动扶梯问题特别多呢？我认为有些人该杀头，真的)，这些新大楼的居民怨声载道，这里又沦为了新的贫民窟。结果格拉斯哥市的住房问题之恶劣位居发达国家城市之首，格拉斯哥市议会还是欧洲最大的地主，所拥有的160,000幢房屋和公寓是该市总住宅量的一半。据议会自己估算，需要花费30亿英镑才能使这些住宅品质达标，还不包括建造新房的费用，只是让现有住宅适宜居住。目前，格拉斯哥市的所有住房预算是一年1亿英镑。

最后，我终于找到过河的路，又回到了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我看了看乔治广场，在我眼里这是英国最漂亮的广场，市政厅装饰精美考究，还有一本正经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然后我沿着坡道走上沙其霍尔街，想起了我最中意的格拉斯哥笑话(也是我唯一的一个格拉斯哥笑话)，并不算很棒，可是我喜欢。说一名警察在沙其霍尔街和达尔豪西街的街口抓住了一名小偷，拎着他的头发把他拽到一百码以外的玫瑰街进行笔录。

“喂，干吗这样呢？”小偷揉着头，委屈地问。

“因为我会写‘玫瑰街’这几个字，你这小毛贼。”警察回答。

这就是格拉斯哥的独特之处，既有新兴的繁华与精致，在每件事情之中又隐隐让人感觉粗犷与威胁，颇让我觉得怪异而兴奋。你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周五晚上在街上散步，永远也不知道转过街角是会撞上一群西装笔挺的时尚人士，还是一堆游手好闲的流氓太保。这些人很可能一时兴起就朝你进攻，把他们的名字缩写刻在你的额头上，给格拉斯哥又添些许风味。

[1]　Aviemore、Pitlochry、Perth以及Gleneagles分别为这些小镇的英文原称。

[2]　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女，被冥王劫持娶作冥后。

第三十章

我在格拉斯哥又待了一天，并不是我想这么做，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没有火车开到卡莱尔[1]以南让我回家。塞特尔[2]-卡莱尔的火车营运在冬季暂停，因为据说无此需求。英国铁路公司从来就没想过，无此需求的原因就在于火车停驶。于是，我在格拉斯哥冬日的街道上漫步了许久。我走得很远，去瞻仰了那些博物馆、植物园和尼克洛波利斯公墓，可是我真心向往的还是回家。

第二天一早，我终于踏上了八点十分从格拉斯哥中央火车站开往卡莱尔及其他地方的火车，兴奋得有点发疯。在卡莱尔车站快餐厅里喝了杯咖啡提神，便赶上十一点四十分开往塞特尔的火车。

塞特尔至卡莱尔线恐怕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偏僻线路了，英国铁路公司多年来一直想关闭这段运营，理由是入不敷出。“任何事物凡入不敷出就应该关闭”这种荒谬的主意大概是撒切尔夫人执政所留传下来最顽固的影响吧，就连许多自由主义者也将其奉为圭臬。可是，哪怕你只花一毫微秒的时间想一想，大部分有价值的事物一开始确实是入不敷出的，这是清楚无误的事实。如果遵循那种荒谬的逻辑，哪怕只是一点点，你就得把交通灯、学校、下水道、国家公园、博物馆、大学、老年人等许多东西关闭消灭掉。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像铁路那样有用的东西——一般来说也比老年人要讨人喜欢得多，也肯定没有抱怨连天、喋喋不休的倾向——一定要有经济价值才能保住生存空间呢？这种想法必须得立即抛弃才对。

话虽这么说，无可否认的是塞特尔-卡莱尔线一直是愚蠢到登峰造极的典范。1870年米德兰铁路公司总经理詹姆斯·阿尔波特突发奇想要建造一条贯穿英格兰北部的主线。当时东海岸线和西海岸线已经存在，因此他决定取道中间，即使两头都不着村不着店，一路上啥也没有。整条线路耗资300万英镑，如今听起来不算多，可是折合成现在的币值价值高达48.7万兆英镑，简直是天文数字。无论如何，这一举动足够向所有懂点铁路知识的人证明阿尔波特完全疯了，事实也的确如此。

由于这条线路要穿越奔宁山脉中极其荒凉而人迹罕至的地方，阿尔波特手下的工程师们必须使用各种代价高昂的手段策略才能将铁路建成，比如说修了20座高架桥和14座隧道。要知道，这条线路可不是什么怪异的慢速窄轨铁路，上面行驶的可是19世纪的“子弹列车”，能够载着乘客们疾速驰骋在约克郡山区之中——这大概是有人为之神往却没什么人真正想去做的事情吧。

因此从一开始这条线路就亏损，可是谁在乎呢？这条神奇的铁路从各方面看都令人叹为观止，还创造了19世纪铁路工程史上的奇迹，而且我也很享受这段长71.75英里、耗时1小时40分钟的旅程。即使你住得离塞特尔很近，也不可能时常找得出理由乘这趟火车。于是我坐在位置上，脸靠近窗户，渴望看到沿线著名的地标——全长2300码的布利莫尔隧道，全国海拔最高的登特火车站，长1/4英里高104英尺、有24道优雅拱柱的壮丽的里波尔海角高架桥。在这些地标与地标之间，我就欣赏沿途风景，它们不仅举世无双、美丽绝伦，而且以特别妖娆的声音诱惑着我。

我想每个人都会发现某个地方风景特别迷人，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在我心目中，约克郡山谷区就是如此。那些山峰无论是轮廓还是体量都令我喜爱得如痴如醉。我曾经在自己村子的小酒吧里说过：要想真正欣赏山谷区的绝美风景，你一定得在像艾奥瓦州那样一马平川的地方度过生命中的头20年(有人当时回答我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很遗憾我生命中的头20年没有在扫帚橱里度过，不然，我会更加懂得欣赏山谷的美)。可是我觉得这么说是有道理的。我钟情于高岗间瞬息万变的强烈对比，绵延百里的风景中蕴含着质朴之美；谷底田园青葱，生机盎然，时有小溪穿流其间，还有整洁的小村庄和农场点缀。驾车前往山谷区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现步移景易，这两种催人入眠的美景总是时常交替出现在眼前。

山谷区之中自古便老死不相往来——绝大多数山路在陡峭的险峰之间蜿蜒伸展，漫无尽头，最后居然是死路一条——却有一种自给自足的安逸氛围，让我颇为动心。还记得当我们刚搬进小山谷马尔汉姆谷安居的时候，一天早晨，我家门外的路上有辆车翻车了。只听一声惊人的巨响和金属刮擦的噪声，原来是司机驾车撞上了路边的草坪，再冲上田边的围墙，这样就翻车了。我冲到车前发现是邻家农妇，她整个人被安全带绑着倒悬在驾驶室里，头上有个伤口慢慢流出鲜血，嘴里还在喃喃自语，含混不清地说她要去看牙医，这下子去不了了。我正在旁边跳来跳去，叫个不停，只见两名农夫开着一辆“路虎”越野车过来了，不紧不慢地下了车，似乎他们对于这个场景已经演练多年。他们轻柔地将农妇从车里抬出来，让她坐在路边石头上歇一会儿，然后再把车翻转过来。一个人护送农妇回家喝茶压惊，让他太太帮忙处理伤口，另一个人把锯木屑撒在路面油渍上，指挥一下交通，路面立即通畅，然后对我眨了眨眼，爬进他的“路虎”驾车离去了。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不到五分钟，既没叫警察又没叫救护车，连医生都没有惊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又来了一位农夫开着拖车把小车拖走，于是一切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你看，这个世界的确非同寻常吧。

山谷区的人们行事也有另一套规矩。首先，人们会直冲进你家来。有时候他们敲一下门，喊一声：“哈啰!”再把头伸进来看看，可是他们经常略去这一步，长驱直入。有时候你独自在厨房水槽边自言自语，还不时地抬起一条腿自在地放个屁，却转身突然发现餐桌上冒出一沓新邮件。这可是不一般的经历啊!我无法数得清有多少次听到有人进门并且大喊“哈啰!有人在家吗”，而我只穿了一条内裤不得不飞奔进餐具室躲起来，大气都不敢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可以听见他们在厨房里走动，阅读冰箱上的留言条，举起信件对着灯光看，然后走到餐具室门外小声地说：“我就拿六个鸡蛋，比尔，好吗？”

当年我向伦敦的朋友及同事宣布将要搬去约克郡农村居住的时候，没料到相当多的人毫不掩饰其惊诧，对我说：“约克郡？什么，跟约克郡的人住在一起？太……有意思了。”或者是同等效果的什么话。

我从来就不理解为什么约克郡的人会落得自私小气、吝啬冷漠的恶名。我一向觉得他们正派高尚、心胸开阔，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缺点，约克郡的人最能够帮你这个忙了。的确，他们不会热情关爱得让你透不过气来，如果你来自一个喜爱社交的热闹地方，比如说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你确实得花点工夫适应这里。我来自美国中西部，在那里如果有新人搬进村庄或小镇，每个人都会到你家来欢迎你，似乎这一天是全社区历史上最开心的一天，每个人都会送给你一块馅饼。你会收到苹果派、樱桃派还有巧克力奶油派。中西部有人每半年搬一次家就是为了免费馅饼。

而在约克郡这种事是绝不可能的。不过，渐渐地，一点一点地，你会在这里的人们心目中占据一小块角落。他们开始接纳你，开车从你家门前经过时会朝你挥手致意，我称其为“马尔汉姆谷式挥手”。这一天就会成为任何新人生命中令人激动的日子。要想学会“马尔汉姆谷式挥手”，先想象你正紧握方向盘，然后将右手食指慢慢伸展开来，有点像不由自主的小小痉挛，就是这样了。虽然看上去不起眼，可是却胜过千言万语，相信我，我会十分怀念的。

这一路上我沉浸在遐想中出神，突然间发现火车正驶入塞特尔车站，我太太在站台上向我挥手。就这么着，我的旅程结束了。我有点迷糊，赶快跳下火车，就像半夜里被紧急情况惊醒一样。感觉似乎这完全不像是终点嘛，也太急促、太突然了。

我们开车“越顶”回家，当地俗话就是这么说的。一路上六英里，景致美得让人难以形容。先是向上爬，驶入环绕科克比谷如《呼啸山庄》[3]般荒芜凛冽的荒原，视野可以延伸到很远，接着往下开进宛若世外桃源般宁静而庄严的马尔汉姆谷，我在这里安家有七年了。下山驶到半路，我让我太太在田地大门旁停车，全世界我最钟爱的景致就是这里，我下车去看看风景。这里能俯瞰整个马尔汉姆山谷的全景：青翠的田园温暖地隐匿在雄伟的山丘之下，笔直的干砌石墙不可思议地爬上了一个陡峭的斜坡。三座簇拥着的小村庄，精致小巧的学校校舍只有两间教室，还有老教堂(建于1590年，比哥伦布到达美洲还早两年。我每次都这样向美国游客解释，没有人不惊叹的)和我们村酒吧的屋顶。整片村子中心被浓荫掩映的就是我家那美丽的老式石屋，它的历史比我的家乡美国还要长。

凝望着这片宁静美丽的山谷，我差点就要落泪，而这只不过是英国这片魅力无穷的小小岛国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就在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明白我喜欢英国的什么了——其实，就是它的全部，它的一点一滴，不论好坏。那些老教堂、乡间小巷、英国人的口头禅“不得牢骚”以及“非常抱歉，但是”；我的胳膊不小心撞了人，别人还向我道歉；玻璃瓶装的牛奶、吐司上放的豆子、六月间堆干草、海边码头、英国地形测量局地图、茶和烤面饼、夏日暴雨和冬日烟雾弥漫的黄昏——每一点，每一滴。

这是个多么神奇的地方啊!疯狂到了极致，当然也可爱到了极点。毕竟有哪个国家能够想得出“图钉贝克(Tooting Bec)”以及“费力渥勒普(Farleigh Wallop)”这样的地名，能发明出板球这种运动呢？还有哪个国家拥有宪法形式上的政府体系却没有成文的宪法，还把私立学校称作“公学”呢？有哪个国家会要求法官头上顶着“小拖把”，怪里怪气的，还让上议院议长坐在叫作“羊毛袋(Woolsack)”的东西上呢？还有哪个国家的战争英烈临死前的遗愿就是得到名叫“哈代(Hardy)”的家伙的一吻(“请求你，哈代，吻我的唇吧，请用你的舌尖”)[4]而整个国家都引以为豪呢？有哪个国家还能为我们贡献威廉·莎士比亚、猪肉派、克里斯托弗·雷恩、温莎大公园、索尔斯伯里大教堂、双层巴士还有巧克力消化饼呢？还有哪里能看到我眼前的这片风景呢？当然只有这里。

所有这一切都在瞬间涌入我的脑海。我从前曾经说过，现在要再说一遍：我喜欢这里，这种欢喜之情溢于言表。然后我转身返回车里，确切无疑地知道我还会回来的。

[1]　Carlisle，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坎布里亚郡首府。

[2]　Settle，英格兰北约克郡一小镇。

[3]　英国19世纪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以苏格兰荒原为背景。

[4]　疑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即“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战争英雄，为20世纪初阿拉伯人民反抗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做出卓著贡献。他与哈代及萧伯纳等著名作家是好友。

献给我的父亲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一章

我来自得梅因，总得有人从那儿来嘛。

如果你来自得梅因，你要么乖乖接受这个事实，和一个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然后在燧石厂找份工作，最后永远永远待在那里；要么就没完没了地抱怨它是个垃圾堆，你是多么等不及要逃出去，如此消磨时间度过青春期，然后和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最后永远永远待在那里。

几乎还不曾有谁离开过这里，这是因为得梅因拥有为人熟知的最强大的催眠力量。城外有个大牌子，上书：“欢迎来到得梅因，这儿跟死差不多。”这不是真的，只是我编的罢了，可这地方的确能把你攥在手里。从州际公路上驱车进入得梅因的人们，根本不为别的，只想加油或者吃个汉堡，然后就永远地待了下来。我父母住的街道那边就有那么一对新泽西夫妇，你时不时能看见他们四处闲逛，看上去有点儿困惑，却流露出一种怪怪的安详——得梅因的每一个人都表现出这种怪怪的安详。

在得梅因，我认识的唯一不安详的人就是派泼先生。派泼先生是我父母的邻居，是个脸蛋鲜红、斜眼看人的傻瓜。此人永远都醉醺醺的，车开着开着就撞上了电线杆。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撞见摇摇欲坠的电线杆和路牌，向你讲述着派泼先生的驾车习惯。他让这些证据遍布整个城市的西部，颇有几分小狗在树干上撒尿做记号的意思。派泼先生恐怕是最像《摩登原始人》里那个名叫弗雷德·弗林斯通的人啦，不过魅力差了点儿。他是圣兄弟会会员，还是共和党人——是尼克松的共和党——他似乎觉得惹人讨厌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使命。除了醉酒和撞车，他最爱的消遣，就是醉酒和侮辱左邻右舍，尤其是我们家，因为我们是民主党人。尽管我们不在他身边时，他也准备着大骂共和党人。

好不容易，我长大了，搬到了英国。这下把派泼先生刺激得几乎崩溃。这比做民主党还要坏呢！每次回到家乡，派泼先生都要过来骂我。“不知道你在那边跟那帮英国佬干些什么！”他气势汹汹地说，“他们不干净。”

“派泼先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装模作样用英国口音回答道，“你是个蠢货。”你可以这样跟派泼先生说话，因为他的确是个蠢货，而且他根本不听任何人对他说的话。

“波比和我两年前去了趟伦敦，我们的旅馆房间居然没有卫生间！”派泼先生会接着讲下去，“要是半夜想方便一下，你得走过一里多长的走廊。那种生活方式可真不干净！”

“派泼先生，英国人可是干净整洁的典范哪。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人均肥皂使用量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

派泼先生对此嗤之以鼻：“那算什么呀？小子，那不过是因为他们比那帮德国佬和意大利人干净点儿罢了！上帝呀，一只狗都比那帮德国佬和意大利人干净！我还要告诉你点儿别的，要不是他爹给他买下了伊利诺伊，约翰·肯尼迪根本选不上总统！”

我跟派泼先生做邻居的时间足够长久，因此不会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向难倒。1960年总统选举的猫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每隔10到12分钟，不管交谈的主导风向如何，都要被他再次提起。1963年，肯尼迪的葬礼期间，派泼先生正在波地酒馆里如此评头论足的当儿，鼻子突然被人“扑哧”狠揍了一拳。派泼先生气急败坏，径直跑出去，然后把车开到了电线杆上。现在派泼先生已经死了，这自然是得梅因让你心里有准备的一件事啦。

小时候，我曾以为来自得梅因的最大优点，是意味着你并非来自艾奥瓦的其他地方。按照艾奥瓦的标准，得梅因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麦加，一个生机勃勃的财富和教育中心。那里的人们常常不约而同地穿着三件套和黑短袜。在每年的全州高中篮球联赛期间，整整一星期，来自各地的乡巴佬潮水般涌进此地，我们则常常在闹市区和他们搭讪，用心险恶地说，要教他们乘电梯或者过旋转门。这可不全是编的啊。我的朋友斯坦大概在16岁的时候，不得不去乡下和他的表兄住一阵子，那是一个偏僻的、灰扑扑的，叫作“狗水”，或者“傻瓜”，或者类似的某个荒唐名字的小村子。在那种地方，要是有一只狗被卡车轧死了，每个人都会跑出来看上一看。到了第二个星期，斯坦无聊得发疯，硬是要和表兄一起开车到50英里外的“猫头鹰”镇上去，找点事儿干干。他们在一家球道变形、球球破烂的场子里打了阵保龄球，然后喝了杯巧克力苏打水，又在杂货店里看完了本《花花公子》。在回家的路上，表兄心满意足地长叹一声道：“太感谢了，斯坦，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可是真的哦。

记得有一次我得开车去明尼阿波利斯[1]，我选了条小路，特为观赏乡间景色。可惜那儿无一景可看，平坦而炎热，堆满了玉米、大豆和肥猪。偶尔会碰上一个农场或者死气沉沉的小镇，那里最活泼的东西就是苍蝇。我还记得，在无边的田野上，可以看到几里之外的路边有一个棕色的圆点。开到近处我看清了，那是一个男人坐在自家院子的箱子上，那是个有六户人家的小镇，名字好像是“水龙头”或者“尿壶”吧。他以毫无保留的兴趣注视着我前进，注视着我呼啸而过。在后视镜里，我看到他还在注视着我往前开去，直到最后我消失在一阵热浪之中。整个过程持续了五分钟之久。如果现在他还不时地想起我，我可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

他戴着一顶棒球帽。你总能一眼认出艾奥瓦男人，因为他总是戴着顶为约翰·迪尔[2]或饲料公司做广告的棒球帽，因为他后脖颈因长年累月在炎炎烈日下驾驶约翰·迪尔拖拉机烤出了道道深沟（这对他的大脑也全无好处）。他的另一个鲜明特征，便是脱衣后的滑稽样子：他的脖子和胳膊是巧克力般的深棕色，躯干却白得像大母猪的肚子。在艾奥瓦，这被叫作农夫黄，我相信它是最具个性的标志。

艾奥瓦女人几乎总是异乎寻常地超重——她们的身躯肉鼓鼓又黏糊糊地塞在短裤和三角背心里，看上去有点儿像穿着童装的大象——你会在星期六得梅因的默尔海商场里看到她们，正对她们的孩子大喊大叫，吼着德韦恩或肖娜这样的名字。杰克·凯鲁亚克与众不同，他偏偏认为艾奥瓦女人是全国最漂亮的。我看他肯定不曾在星期六去过默尔海商场。不过，我还要说——这真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事——这些胖女人十几岁的女儿却总是清一色地赏心悦目，像一篮水果般鲜嫩圆润，散发着天然的清香。我不知道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娶一个性感美人儿的时候，明知她体内有个定时炸弹在嘀嗒作响，不知何时就会将她鼓胀成巨无霸，而且很可能是在不知觉间突然爆发，仿佛拉开栓的自动充气筏一般，那一定是糟透了。

即使没有上述诱因，我认为我也不会待在艾奥瓦。我在那儿从来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就算小时候也是如此。大概是1957年，我的祖父母送我一个“看图大师”和一盒图片做生日礼物，盒上题名为《艾奥瓦——咱们辉煌灿烂的州》。即便在那时，我也认为那辉煌灿烂的美景实在是微不足道。没有重要的自然景观，没有国家公园，没有古战场或是著名的出生地，那些“看图大师”不得不倾尽天才，使尽全部的3D立体创意。我记得，把看图器放在眼前，按动那白色手柄，便是赫伯特·胡佛出生地的风景照，三维立体，令人难忘。接着是艾奥瓦另外一些伟大珍宝：韦尔的小布朗教堂（它给那首没人知道调子的歌以灵感），达文波特那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公路桥（上面所有的汽车似乎都急于奔向伊利诺伊），一片波浪起伏的玉米地，康西尔布拉夫市那座跨越密苏里河的大桥，然后又是韦尔的小布朗教堂，只不过换了个拍摄角度。我记得，即便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的生命肯定远胜于此。

后来，大约在我十岁时，一个灰蒙蒙的星期天下午，我正在看电视上一个有关欧洲电影制作的纪录片。有个镜头表现的是安东尼·伯金斯在黄昏时分的某个城市沿一条有坡的街道行走。我现在不记得那是罗马还是巴黎了，但那条路上铺满了鹅卵石，因雨水而闪闪发亮。伯金斯深深地弓着背，身穿军用雨衣，我立刻想到：“嘿，那就是我！”我开始读——不，是开始狼吞虎咽《国家地理》，吞吃里面的图片：容光焕发的拉普兰人，云雾缭绕的城堡，魅力无穷的古代城市。从那一刻起，我就想做个欧洲男孩。我想住在某城街心花园对面的公寓里，从我卧室的窗子里看出去，是一片连绵的山丘与屋顶。我想乘电车，能听得懂陌生的语言。我想要名叫沃纳或者马可的朋友，他穿着短裤，在街上踢足球，有木制的玩具。究竟是为什么，我却一辈子也想不出来。我想要妈妈派我出去买长条面包，去一家门廊上挂着块木制椒盐饼干的商店，我想要走出前门，置身于那样一个地方。

等到年龄足够大，我就离开了。我离开了得梅因和艾奥瓦，离开了美国、越战和水门事件，在世界的另一头安顿下来。现在每当我回到家乡，就像到了异国，这里充斥着连环杀手和起错了名字的运动队（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多伦多蓝鸟队？），还有一位风度翩翩的傻佬做总统。我妈早就认识那傻佬，当时他是得梅因WHO电台的体育解说员，人称“荷兰崽里根”。“他不过是个亲切可爱、有点儿迟钝的家伙罢了。”我妈说。

说起来，这可是一个对大多数艾奥瓦人相当公正的描述。可别误会我，我压根儿没有说艾奥瓦人智力欠缺的意思。他们毫无疑问是聪明而敏感的，尽管他们天生保守，却总能选举出一位负责而清醒的自由党人，而不是哪个白痴保守党（这常令派泼先生濒临崩溃）。此外，我要骄傲地告诉大家，艾奥瓦人的识字率居全国之首：这里99.5%的成年人能读会写。我说他们有点儿迟钝，指的是他们爱信任人、亲切、真诚坦率。他们的反应确实有一点点儿慢——你给一个艾奥瓦人讲笑话时，会看到他的大脑和表情在赛跑——但那并非因为他们缺乏脑筋急转弯的能力，只是不大需要罢了。他们的机敏因对上帝的虔信、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还有乡亲们的陪伴而被磨钝了。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艾奥瓦人的友善。你若走进南方一家陌生的餐馆，那里马上会万籁俱寂，你会发现所有的客人都在盯着你看，似乎都在掂量抢你钱包、杀人灭口，再把尸体扔进外面沼泽浅坑的风险有多大。在艾奥瓦，你却是万众瞩目的中心，自从上周五老弗兰克·斯普林克尔和他的拖拉机被龙卷风卷走之后，你的到来就是全镇最有趣的事了。你遇上的每个人，好像都会向你献上他的最后一杯啤酒并且把你介绍给他的妹妹。每个人又开心，又友善，又带着那种怪怪的安详。

上一次在家时，我去城里的克雷斯吉买了一捆明信片，准备寄回英国。我买了我能找到的最搞笑的那些——饲养场上的夕阳啦，农夫们勇敢地抓着移动中的扶梯啦，旁边有标题：“我们在默尔海商场坐电梯啦！”诸如此类。这些明信片是如此整齐划一地荒诞，以至于我拿去结账时，都觉得尴尬，好像我在买下流杂志，还企图装出不是给自己看的表情。可是结账的那位女士却从容不迫又饶有兴致地翻阅了每一张——说起来，正像她们对待下流杂志一贯的态度那样。

她戴着蝴蝶眼镜，梳着蜂窝头，抬起头，泪眼蒙蒙地看着我。“这些真是太好了，”她说，“你知道，甜心，我去过那么些州，见过那么些地方，可我要告诉你，这恐怕是我见过的最‘瞟亮’的了。”她确实说的是“瞟亮”。她确实是那个意思。这个可怜的女人已经处于终极催眠状态了。我瞟了瞟那些卡片，很意外地，一下顿悟了她的意思。我不得不同意她的话，它们就是“瞟亮”。于是，我们一起默默地欣赏着。有那么晕眩而无心的一瞬间，我差一点儿也要安详起来了。那是阵奇怪的感动，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我爸喜欢艾奥瓦。他在这个州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就是现在也还在那里，在得梅因的格伦戴尔公墓里，努力迈向来生。但是，每年都有一次，他会被一种无声而疯狂的欲望俘虏，想要离开这个州出去度假。每年夏天，大家还没怎么察觉，他就把汽车塞得吱嘎作响，匆匆把我们赶到车上，驶向某个遥远的地方，然后在快要开到另一个州的时候再回来拿他的钱包，之后又驶向某个遥远的地方。每年都是如此，每年都是这么可怕。

最大的杀手就是冗长乏味。艾奥瓦处于这个半球上最大平原的中央，在这个州任何一处爬上屋顶，穷目力所及，你面对的都是大片平淡无奇的玉米地。这儿不管哪个方向距大海都有1000英里，距最近的山脉400英里，距摩天大楼、劫匪和趣事300英里，距在陌生人提问时，不会像小学生那样习惯性地把手指插进耳朵眼并转来转去的人们，有200英里。从得梅因开车到任何不怎么样的地方需要的路程，在其他国家都会是英勇壮丽的。这意味着待在一个铁烤箱里，在绵延不绝的高速公路上日复一日、毫无松懈地沉闷着。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度假总是坐一辆蓝色的大“漫游者”旅行车。那是辆烂车——我爸总是买烂车，直到更年期时，他才开始买时髦的红色敞篷车——但有个巨大的优点是空间很大。我们兄弟姐妹坐在后排，仿佛离前排的父母有几里远，效果如同在另一个房间。很快，我们在非法袭击野餐篮时发现，要是将一把“俄亥俄蓝头火柴”插进一个苹果或是一个熟过了的蛋里，把它弄得很像是豪猪，然后随随便便地丢出后车窗，它就像个炸弹一样爆炸了。“砰”的一声轻响，伴随着惊人的巨大蓝色火焰，吓得后面的汽车慌忙躲闪，样子非常滑稽。

我爸在前面开出好几里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为何一整天都有汽车突然贴上来，而在奔向远处之前，开车人总是怒气冲天地打着手势。“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以受伤的语气对我妈说。

“我不知道啊，亲爱的。”我妈温和地回答。我妈只说两句话，一句话是：“我不知道，亲爱的。”另一句话是：“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甜心？”在旅途中，她偶尔也会主动说出其他的聪明话，比如：“仪表盘上的灯应该那么热吗，亲爱的？”或者：“我想你是撞上后面的那狗/男人/盲人了，亲爱的。”不过她绝大多数时候选择明智地保持沉默。这是因为度假期间我爸如同着了魔一般。他最痴迷的就是想尽办法省钱。他总是带我们去最便宜最破烂的旅馆和车马店，去那种一星期才洗一次盘子的路边饭铺。你总是怀着宿命感，明知在吃完自己这份之前，必定会在某一刻，发现潜伏在盘子某处或者塞在叉子缝里的别人的蛋黄凝迹。这个，当然会让人联想起虱子和它那漫长而痛苦的死亡。

可是，就连这都算是乐事了呢。通常，我们都被迫在路边野餐。我爸有挑选糟糕野餐地的天分——繁忙的卡车休息站旁，或者一个后来发现它位于某个特穷的黑人区中心的小公园，一群群小孩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的饭桌旁边，注视着我们大吃“女主人”牌纸托蛋糕和卷边薯片——我们停车的那一刻，总是难以置信地刮起风来，于是我妈整个午餐时间都在大约一英亩的区域里追逐纸盘。

1957年，我爸投资19.98美元，买了一台便携煤气炉。每次用之前，都得花一小时把它组装起来，而且它还那么喜怒无常，性情狂野，点火时我们这些小孩总是奉命靠后。不过，事实也总是证明没这个必要，因为这炉子只会冒出几秒钟的火苗，然后就“噗噗”地熄灭了。于是我爸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把它搬来搬去以避开风头，同时以低沉气恼的语调和它说个不停，那腔调和长期精神病患者的类似。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则一直哀求他把我们带到那种有空调、有亚麻桌布、冰块在澄净的水杯中叮当作响的地方。“爸，”我们乞求，“你是个成功人士，日子过得很好，就带我们去霍华德·约翰逊饭店吧。”可他是不会理睬的。他是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任何涉及资金支出的事情，都会让他露出逃犯刚听到远处警犬声时的痛苦表情。

最后，当太阳西下，他会递给我们又冷又生还带着煤气味儿的汉堡。我们只咬了一口，就拒绝再吃。这下老爸火了，他把所有东西扔进车里，载着我们飞速驶向某个路边餐馆。里面总有个汗津津的男人，戴顶软塌塌的帽子，把一盆杂烩甩到我们面前，而此时油脂火星在他的炉子上跳着舞。然后，车子静悄悄地，满载着辛酸和不曾熄灭的基本需求，错误地转下主干道，迷了路，最终来到某个叫作“德雷诺，印第安纳州”或“自来水，密苏里州”的荒凉小村，我们只好在村里唯一的旅店找个房间过夜。要想在那破地方看电视，你不得不坐在大厅里，和腋下有两个大汗圈的老头儿分享龟裂的假皮沙发。那老头儿几乎肯定只有一条腿，也可能是其他真实而惹人注目的缺陷，比如没有鼻子或者前额上有个洞什么的。这意味着，虽然你从心眼里想看“拉勒米”或“我们的布鲁克斯小姐”，却发现自己的眼神在控制不住地偷偷凝视旁边那个被吃掉一部分的身体。你根本管不住自己。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人还没有舌头，这样的话，他肯定会跃跃欲试地和你神侃，结果却完全地、极度地令人不满意。

经过这么一星期左右的痛苦煎熬，我们会到达某个湛蓝闪亮的湖泊，或是躺在松林覆盖的山脉谷底的大海，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是消遣的地方。孩子们在水中泼溅起阵阵欢叫，几乎要证明这段旅途是值得的。老爸变得有趣又温和，甚至会带我们去一两次那种你不必目睹食物烹调，水杯上也没有口红签名的餐馆。这才是生活啊！这才叫逍遥自在、生活富裕！

渐渐地，一种奇异的冲动压倒这恼人而古怪的记忆，牢牢地攥住了我。我想回到那片青春时的土地，来一次广告词作者们所谓的“发现之旅”。在4000英里外的另一块大陆上，我被乡愁悄无声息地俘虏了。当你已到达生命的中点，父亲又刚刚去世，你因此而顿悟到，他走的时候也带走了你的一部分，那股乡愁就彻底压倒了我。我想回到年少时那个美妙的地方——去麦基诺岛、落基山脉、葛底斯堡——看看它们是否像我记忆中一样美好。我想倾听罗克艾兰火车头低沉的长鸣划过寂静的夜晚，“咔嗒咔嗒”的声音慢慢消逝在远处。我想去看萤火虫，听蝉声聒噪，想无处躲藏地浸泡在炎热、让人疯狂的八月天里。那种天气能把你内衣的每一条缝隙都黏合起来，贴在你身上像胶皮一样，还逼得那些好脾气的人也拔出禁用的手枪，用枪火点亮夜空。我想去寻觅“嗯嗨”汽水和“伯马”刮胡膏的广告牌，想去看球赛，想坐在旁边有苏打水喷泉的大理石桌边，想开车经过迪娜·德宾和米基·鲁尼[3]曾在电影里住过的那种小镇。我想四处旅行，我想看看美国，我想回家。

于是我飞到了得梅因，弄来一捆地图，在起居室地板上仔细研究，苦苦思索，最后画出一条巨大的环形路线，足以带我走遍这块奇异而又广大的半是异乡的土地。与此同时，我母亲则为我做着三明治，并且当我问起儿时度假的事情时，说：“噢，我不知道啊，亲爱的。”一个九月的清晨，36岁的我蹑手蹑脚走出儿时故居，溜进一辆上了年纪的、从我那圣洁而轻信人言的母亲那借来的雪佛兰轿车的驾驶座，指挥它穿过城里平坦沉睡的街道。我巡游在一条空旷的高速公路上，在一个有20万沉睡灵魂的城市里，我是唯一肩负使命的人。太阳已高挂空中，承诺着酷热的一天。我的面前躺着大概100万平方英里沙沙轻响的玉米。我在城边开上了艾奥瓦163号公路，带着一颗无忧无虑的心奔向了密苏里。你不常听人这么说吧。

[1]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最大城市，位于该州东南部，跨密西西比河两岸。（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John Deere是世界领先的农业和林业领域的先进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是主要的建筑、草坪、场地养护、景观工程和灌溉领域的先进产品和服务供应商。约翰·迪尔也在全球提供金融服务，并制造、销售重型设备发动机。

[3]米基·鲁尼（1920—2014），美国电影演员，代表作《家庭事务》《小镇的天空》。

第二章

在英国，一年到头没有夏天，潮湿的春天在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阴冷的秋天。几个月来，天空一直保持着一种没有深度的灰色。有时候那儿会下雨，但通常只是一片阴霾，一个没有影子的地方。在那儿生活就像住在塑料盒里一样。而在艾奥瓦，太阳却极力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艾奥瓦在色彩和光线上的表现简直是歇斯底里，路旁的谷仓是亮闪闪的红，天空是深沉得能够催眠的蓝，芥末黄与鲜绿的田野铺展在我眼前。云母的光芒闪烁在绵延起伏的公路上。远方，庞大的谷物仓库和中西部的大教堂，东一个、西一个的，仿佛草原之海上的一艘艘船只，吸收着阳光，又反射出一片纯白。我在不习惯的光芒中眯起了眼睛，循着公路奔向奥特利。

我的计划是重游父亲去温菲尔德的祖父母家一直走的那条路线——经过普雷里市、佩拉、奥斯卡卢萨、赫德里克、布赖顿、科波克、韦兰和奥尔兹。这个次序已经像文身一样刺进我的记忆。从前我只不过是个乘客，压根儿就没注意过路途，因此当我发现自己没完没了地碰上奇怪的转弯和意外的三岔路时，真是颇感惊讶。那些岔路逼得我在这儿左转走几里，右转走几里，然后再左转，如此这般重复下去。其实走92号公路去安斯沃思，然后朝南奔向惬意山就直接得多了，我真想不通爸爸用了什么推理方法定下这么一条路线，现在当然也不会知道其中的原委了。这似乎令人遗憾，尤其是他好像最喜欢把一张张地图铺满餐桌，仔细地推敲可能的路线。在这方面，他正像大部分中西部人那样，“方向”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们有种与生俱来的定向的需要，甚至在讲故事时也是如此。中西部人不管讲什么故事，都会在某个地方迷失在内心独白的灌木丛里，沿着这样的路线继续：“我们正待在旅馆里，那儿在州政府大楼东北方八个街区的地方。嗯，再想想，是西北方，而且我觉得更像是九个街区呢。这个女人没穿衣服，除了一顶浣熊皮帽，光溜溜的跟刚出娘胎一样，打西南边朝我们跑过来了……嗯，是东南方向吧？”如果在场有两个中西部人都目睹了那一事件，你就只能把这个故事抛诸脑后了，因为他们会把整个下午都泡在争论方向上，而且绝不会再回到原来那个故事。在欧洲，你总是能认出来自中西部的夫妇，因为他们会站在繁忙十字路口中央的安全岛上，查看迎风招展的地图，争论哪边才是西方。欧洲的城市，其街道弯弯曲曲，小巷毫无章法，简直要把中西部人逼疯。

这种地理上的痴迷可能与整个美国中部都缺少路标有些关系。我已经忘记那儿是多么平坦空旷了。几乎在艾奥瓦任何地方，只要站在两本电话簿上，你就可以将这里一览无余。从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比利时那么大的一片土地，可是上面却一无所有，除了几个零零散散的农场，几棵大树和两座水塔，灿烂的银色反光，意味着远方看不见的城市的存在。远处的大地中央，一片尘烟追逐着碎石路上的一辆汽车。高高耸立在地上的唯一东西，就是那些大谷仓，可是就连它们也都一模一样，每一个之间都没有多少区别。

而且这里是那么安静。除了玉米无休止地骚动，便没有一丝声音了。三里外的房子里有人打个喷嚏，你也能听得到（“保佑你！”“谢谢！”）。过着如此缺乏刺激的生活肯定快把你逼疯了，这儿没有过路的飞机吸引你的视线，没有汽车喇叭的鸣叫，时间曳步缓慢前进，让你快要以为人们还在看《奥齐和哈丽特》这种电视节目，还要给艾森豪威尔投票呢。（“我不知道你们得梅因人走到哪一年了，反正我们法德乡这儿才刚来到1958年呢。”）

在展现个性特征这方面，那些小镇同样没有帮助。大概唯一能把它们区别开的就是名字了。它们千篇一律，都有一座加油站，一家杂货店，一座谷仓，一个卖农具和肥料的地方，还有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微波炉店或者干洗店，让你掠过小镇时能够自言自语：“他们芬格斯市要干洗店干吗呢？”每隔四五个社区就有一个郡府，建在一个广场的四周。广场的一边，是一栋漂亮的砖砌郡府楼，一座内战时的加农炮和纪念两次战争死难者的纪念碑；另一边则是店铺：一家小杂货店，一个快餐馆，两家银行，一家五金店，一家福音书店，一间理发馆，几家美容院，一个男装店，里面的衣服只有小村子的人才会穿。至少有两家店铺都会叫“韦恩”。广场的中心区是公园，有肥壮的树，露天音乐台，飘着美国国旗的旗杆和散落各处的长椅，长椅上坐满了头戴约翰·迪尔帽的老头儿，他们围坐在一起聊着从前那些日子，那时他们还有别的事可做，而不是围坐着聊着那些有别的事可做的日子。在这些地方，时间像老牛拉车般嘎吱嘎吱地流逝。

艾奥瓦最好的小镇是佩拉，位于得梅因东南方向40英里。佩拉是荷兰移民创建的，每年5月，这里仍然举行盛大的郁金香节，他们还会请来某些大人物，比如海牙市长，飞来赞美他们的球茎。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佩拉，因为很多居民会在前院摆个小小的风车，看起来挺有趣。我倒不是说这格外有趣，而是你小小年纪就已学会，在穿越艾奥瓦的任何旅途中，不要放过你能找到的任何一点儿乐趣。此外，佩拉城边上还有一家“牛奶皇后”冷饮店，我爸有时会停在那儿，给我们买浸了巧克力的蛋筒冰激凌。光是为了这个，我一直对这个地方怀着特别的喜爱。当我在这个美好的9月清晨驶进佩拉，心情格外愉快，因为许多人家的前院里依旧有风车在旋转。我在广场上停下车，出来舒展腿脚。因为是星期天，广场上的老人们在休息——今天他们的任务是在电视机前睡一整天——不过在其他各个方面佩拉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完美。树木、耀眼的鼠尾草和灿烂的金盏菊花床把广场装点得郁郁葱葱。广场上也有它自己的风车，这个漂亮的绿风车有白色的叶片，几乎和实物一般大，站在一个角落里。广场四周的店铺，都是整个中西部小镇店家钟情的谷片盒式建筑，不过加上了姜饼檐口和其他喜兴的装饰。每家店铺都有个严肃、可信赖的荷兰名字：帕德库珀药房啦，贾斯玛面包坊啦，范科保险啦，戈斯林克福音书店啦，范德布鲁面包店啦。当然了，它们全都不开门。在佩拉这样的地方，星期天仍然严格地遵守着戒律。的确如此，整个镇子是一片诡异的寂静。沉浸在那种死一般的静默之中，令你开始怀疑（如果你恰好有歇斯底里的天性）：莫非每个人都被晚上泄漏的无色无味气体毒杀了——甚至可能正在悄无声息地控制你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这毒气正在把佩拉变成平原上的庞培。我简要地想象了一下，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查看这些遇难者，特别让他们着迷的，是郡府广场上那个焦急的戴眼镜的年轻人，永远在紧握着自己的喉咙，正企图打开车门。不过很快我就看见广场那头有个人在遛狗，于是明白一切危险都已平安度过。

我本来无意逗留的，可是碰上如此美妙的早晨，我便沿着旁边的街道溜达，经过了整洁的有圆顶和山墙的镶木房子，房子前面的门廊上有双人座的秋千，在微风中嘎嘎作响。除了我的脚步蹭过枯叶的声音，这里没有其他声息。在街道的尽头，我碰到了中心学院的校园，一个荷兰改革教会管理的小学校。校园里的红砖房俯瞰着一个曲曲弯弯的水池，水上有架木制的人行拱桥。整个校园安静得像注射了双倍剂量的“安定”。看起来像是克拉克·肯特[1]念过的那种大学：整洁、亲切、思想正经。我走过那座桥，在校园的另一边发现了证明我不是佩拉唯一活人的新证据。从宿舍楼高处一扇开着的窗里，传来了开得极大的音响声，叫嚣了好一阵子——我想是什么《弗兰基去好莱坞》吧——随后，从看不见的地方传来一个炸雷似的声音：“马上给我把那鸟东西关掉，否则我过去把你的脑袋砸烂！”那是来自彪形大汉的声音——我猜他的外号叫“驼鹿”。音乐戛然而止，佩拉又睡着了。

我继续往东行驶，经过了奥斯卡卢萨、弗里蒙特、赫得里克和马丁斯堡。我对这些名字都很熟悉，但小镇本身却唤不醒我多少记忆。在从前大多数旅行的这个阶段，我便率先进入了无聊引发的恍惚状态，每隔15分钟就要大喊大叫：“还要多久啊？咱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啊？我闷死了，我好恶心，还得多久啊？咱们啥时候才到啊？”我依稀认出了科波克附近路上的一个转弯，当年因为碰上暴风雪，我们为了等铲雪车经过，在那儿待了四个钟头。还有几个地方，我们停下来让姐姐下去呕吐。其中包括马丁斯堡的一个加油站，她跌跌撞撞下了车，冲着油泵服务员的脚踝大吐特吐。（好家伙！那人真是手舞足蹈！）在韦兰的另一处，爸爸差点儿把我扔在路边，因为他发现我打发时间的办法，是把后车门嵌板上的所有铆钉都搞松，暴露出内部机械的有趣景象，却不幸导致车窗和车门永远失灵。然而，直到我经过奥尔兹，到达通往温菲尔德的路口的那一刻，才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当年一到此处，爸爸便欣喜若狂地宣布我们其实已经到了。我最少也有12年没走过这条路了，可是对我来说，它平缓的小山坡和孤零零的农场就像我的左脚般熟悉。我的心在飞扬，这真像时光倒流啊，我似乎又成了一个小男孩。

抵达温菲尔德的路上总是惊心动魄。爸爸开下78号公路后，就以超高速度行驶在一条粗糙的石子路上，把大家颠得七扭八歪，还卷起团团白色尘云，然后顶着妈妈持续不断的警告，以明显精神失常的状态盲目地拐向了一条铁路线，而且一本正经地说：“我希望没有火车开过来。”直到几年以后，妈妈才发现那条铁路一天只有两趟火车经过，还都是在深夜。铁道远处，孑然独立在一片荒野中的，是座维多利亚式的宅子，很像《纽约客》里查尔斯·亚当斯漫画中的那种房子。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在那儿住过，可它依然摆满了罩着潮湿床单的家具。我姐、我哥和我经常从一扇破窗子爬进去，浏览一箱箱发霉的衣服、老旧的《科里尔》杂志和一些照片，上面的人都是一脸古怪的愁苦表情。楼上有间卧室里，据我哥说，躺着最后一位房客干瘪的尸体，一个死于心碎的女人，她在婚礼的圣坛前被抛弃了。我们从来没进去过，不过有一次，我大概四岁，我哥从钥匙孔往里窥探了一下，突然狂叫一声：“她来了！”然后头也不回地飞奔下楼。我呜呜咽咽地跟着他，每一步都喷着尿。这栋房子过去，是一片广阔的田野，上面满是黑白相间的奶牛。再过去，就是我爷爷奶奶的房子了。在树丛形成的天棚下面，它漂亮而又洁白，还有一个红色的大谷仓和好几亩草坪。我们每次到时，爷爷奶奶都无一例外地在大门口等着。我不知道他们是看见我们过来才奔到那个位置，还是就在那儿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着。极有可能是后者。因为说老实话，他们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这以后，将是四五天开心的日子。爷爷有一辆T型福特车，他允许我们这些小鬼在院子里开着玩儿，害得他的小鸡和两位年长的女性痛苦不堪。冬天里，他会在车后面挂个雪橇，带着我们在白雪皑皑的路上跑很长很远。到了晚上，大家会围着餐桌打扑克，玩得很晚才睡觉。去爷爷奶奶家总是在圣诞节，或者感恩节，要不就是国庆节，或者某个人的生日。在那里，永远有幸福快乐。

我们一到，奶奶就急急忙忙地从烤炉里端出某种刚烤好的东西。这种东西总是那么不同寻常。奶奶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也是世界上唯一——真的照着食品袋后面的食谱做东西的人。那些菜总是叫作“脆米片加香蕉船翻身蛋糕”或者“戴尔·蒙特利马豆加椒盐卷饼的宴会式点心”。材料通常都可疑地由大量该公司自己的产品构成，而且一般是你在极度饥饿时才会想到的组合。这些菜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们的别具一格。当我奶奶给我一块热气腾腾的蛋糕或三角饼时，里面几乎可能包含任何东西——尼布里茨甜玉米、巧克力屑、午餐肉、胡萝卜丁、花生酱。一般来说里面某处总会有些脆米片，我奶奶对脆米片情有独钟，不管做什么都要铲两勺进去，即使食谱上没这么要求。她的烹调水平之差，基本上和你我一样，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的危害。

这一切似乎都很遥远了，确实如此。那确实是很久以前了。实际上，我奶奶用的是手摇电话，就是那种挂在墙上，有个手柄的，你把它转上几圈然后说：“梅布尔，给我接格蕾迪斯·斯克里比吉。我想问问她怎么做霜糖奶酪宴会小点儿。”结果呢，格蕾迪斯·斯克里比吉已经在听电话了，或者别的什么正在听电话的人知道怎么做这种点心。每个人都偷听电话。奶奶经常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偷听，她一只手捂着话筒，向屋里其他人活灵活现地转述什么结肠灌注啦，子宫脱垂啦，跟韦恩那家“城区客栈及晚餐俱乐部”的女招待私奔到伯灵顿的丈夫们啦，还有小镇生活中的其他危机。在这期间，我们大家都得保持绝对的安静。我永远也不能完全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故事若进入了最刺激的部分，奶奶常常会忍不住插嘴。“噢，我觉得梅勒可真卑鄙，”她会说，“是的，没错，我是莫德·布赖森，我只想说，他这样对待可怜的珍珠，真是太恶心、太卑鄙了！还有，梅布尔，我要告诉你点儿别的，在哥伦布路口，你能买到便宜一块钱的有托胸罩呢。”大概在1962年，电话公司来人了，在奶奶家里安了一部没有共用线的正常电话，可能是应了镇上所有其他居民的请求吧。这简直就是将她的生活打穿了一个大洞，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我并不真的指望我的祖父母在大门口等我，因为他们已去世多年。但我想，我是隐隐地希望另一对善良的老夫妇现在正住在那里，并且会邀请我进去看看，分享我的往事。没准儿还会让我做他们的孙子呢。最最起码，我以为祖父母的房子就像我上次见到时那样。

但事实上，已经不是那样了。通往房子的那条路依然是亮闪闪的白色鹅卵石，也依然卷起令人满意的尘云，但那条铁道却不见了，而且没有任何曾经存在过的痕迹。那栋维多利亚式的宅子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农场员工宿舍式的住家，汽车和煤气筒散落在院子里，仿佛一个学步小儿的玩具。更糟糕的是，牛儿遍布的田野现在成了满是纸盒般房子的地产。我祖父母的家从前安然屹立在镇子之外，好像田野海洋中一个清凉的绿树小岛。可现在呢，廉价的小房子从四面八方向它拥挤过来。我震惊地发现，谷仓竟然也不见了，哪个傻瓜拆掉了我的谷仓！而那房子本身呢——唉，已经成了个破棚子。油漆大片大片地剥落，灌木被随意地连根拔起，树林被砍倒，高高的荒草丛中散落着房子里溢出来的垃圾。我在房前的公路上停下车，面对此情此景，只有目瞪口呆。我无法描述这种失落的心情。我的一半回忆都在那栋房子里啊。过了一会儿，一个巨大的胖女人出现了。她穿着粉红短裤，正在打电话，那电话线显然是无限长的，因为她走过来站在敞开的门口，死死盯住我，纳闷我究竟在死盯着她看什么。

我开车进了城。在我小时候，温菲尔德的主街有两家杂货店、一个廉价品小铺、一间酒馆、一家台球厅、一个报社、一间银行、一爿理发店、一座邮局、两个加油站——繁荣小镇该有的东西它都有。每个人都在当地购物，每个人都认识彼此。可现在剩下的只有酒馆和卖农具的地方。有六块空地上像补丁一样缀满杂草，上面的建筑物已经被拆掉，再也没有重盖。剩下的那些建筑，大多都黑乎乎的，用木板钉死了。这里活像一个废弃的电影布景，很久以前就已被扔在这里等待腐烂了。

我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人们现在恐怕得开上30英里路才能买到一条面包吧。酒馆外面，一群杀气腾腾的年轻摩托车手正在闲荡。我本打算停下来问问他们这个镇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其中一个见我放慢了速度，向我竖起了手指。无缘无故啊！他大概只有14岁。猛然间，我驱车向前，回头奔向78号公路，经过熟悉得像我左脚一样的散落农舍与平缓的斜坡。平生第一次，我在转身离开一个地方时，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再来看它了。这实在太令人难过了，可我本来就该明了于心的。正如我过去常对托马斯·伍尔夫所说的那样，生命中有三件事是你无法做到的：你打不赢电话公司；你绝对无法引起服务生的注意，除非他准备理你；还有，你不可能再回家乡。

[1]克拉克·肯特，俗称超人（Superman），是DC漫画公司旗下的超级英雄。

第三章

我驾车前行，不听收音机，也没有多少思绪。在惬意山，我停下来喝咖啡。我带着周日版的《纽约时报》——自从我离开之后，生活中最伟大的进步之一，便是如今你能在艾奥瓦这样的地方从售报机里买到当天出版的《纽约时报》。真是非凡的销售技艺啊！于是我在亭子里把它展开。哇！我爱死《纽约时报》周日版了！且不说它作为报纸的诸多优点，单是它那巨大的分量就够让人感到安慰的了。我面前的这一份肯定重达10或12磅，能挡住20码外飞来的子弹。我曾经读到过，出版一期《纽约时报》周日版，要用掉7.5万棵树——它是很对得起每一片颤抖的叶子了。就算我们的孙子因此没有氧气呼吸又怎么样呢？去他们的！

时报上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周边那些小栏目。这部分是如此乏味沉闷，散发出一种催眠的魅力。像“家务改进栏”（“你需要知道的全部修理零件”），还有集邮栏（“邮局纪念航空邮票发行25年”）。我尤其喜爱那广告附页，要是一个保加利亚人问我美国的生活情况，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去抓一堆《纽约时报》广告附页吧，它们展示出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超乎绝大多数外国人最狂野的梦想。似乎是为了说明我的观点，面前的这份报纸就包含了纽约齐威格公司的礼品目录，提供大量你根本想不到有何需要的产品——音乐鞋架啦，手柄里装晶体收音机的伞啦，电动指甲防护器啦。多么伟大的国家啊！我最爱的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电热盘子，你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以免你的咖啡变凉。这对那些脑子受损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天大的恩惠。脑部损伤导致他们四处闲逛，忘记了自己的饮料。全美国的癫痫病患者必定也是同样感激涕零。（“亲爱的齐威格公司：说不清有多少次，我从大发作中苏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思考，‘噢，上帝呀，我敢打赌我的咖啡又凉了。’”）说真的，谁会买这些东西呢？——银牙签，绣着姓名首字母的内裤，印着“年度人物”的镜子。我常常想，要是我开这么一家公司，我就生产一种剖光的桃花心木板，上面的铜牌写上：“嘿，看我干得怎么样？我花了二十二块九毛五，买了这个完全没用的废物。”我敢肯定它会像烤饼一样好卖。

有一次我在精神错乱的一瞬间，给自己买了目录上的东西，其实内心深知会以心碎而告终。那是一个小小的读书灯，可以夹在书上，这样就不会打扰在你旁边睡觉的那个她了。在这一点上，它的表现堪称杰出，因为它几乎不能用。它发出的光线微弱得一塌糊涂（在目录上，它似乎能在你海上迷航时向其他船只发信号呢！），除了头一两行，剩下整页都陷入一团漆黑。我可见过很多小虫子比它亮多了。大约四分钟以后，它那小小的光线开始颤动，然后彻底消失，后来我再也没有用过它。可问题是我明明知道会如此收场，知道它只会带来令人感到苦涩的失望。再一想，如果我真开这么一家公司，我就干脆寄给订货人一个空盒子，内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决定不寄上您订的物品了，因为正如您明了的那样，它是绝不会正常工作的，只会令您失望。所以，就让这一次作为您日后生活的教训吧。”

我从齐威格目录转向食品和日用品广告。这部分通常会有一大堆明亮耀眼的诱惑，勾你去品尝令人兴奋的新产品——名字叫作“大块炖牛肉加肉汤”（“牛肉纤维，肉块多多”）和“闻香快餐”（“让你想用鼻子吃的刺激新快餐！”），还有“乡村阳光蜜烤麦仁加糖霜早餐麦片”（“新推出富含维生素的巧克力葡萄干！”）。我被这些新产品迷得神魂颠倒。很明显，美国垃圾食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已经共同越过了某种合理的界限，正在无尽地追求新口味的感官刺激。现在他们有点儿像那些绝望的瘾君子，已经尝过了所有已知的毒品，为了得到更刺激的效果，终于沦落到静脉注射马桶清洁剂的地步了。在全美各地，你都能看到无数屁股松垮的夫妇静静地在超市货架上搜寻，寻觅新的口味组合，企望找到没尝过的产品来刺醒他们的嘴巴，让他们迟钝的味蕾兴奋一下，根本不管那种兴奋是多么短暂。

这个市场的竞争是白热化的。食品插页不仅提供50美分左右的折扣，你如果寄两三个商标过去，制造商还会快递给你“大肉块海滩毛巾”，或者“乡村阳光围裙与隔热手套组合”，或者一个“闻香快餐”电热盘子，当你正因血糖过高徘徊在昏迷边缘时，为你的咖啡保温。有趣的是，狗食的广告也与此十分类似，只不过它们不常是巧克力口味。实际上，每一种产品——从柠檬清香的马桶清洁剂到松香的垃圾袋——都承诺给你带来一次短暂的沉醉。难怪有那么多美国人一脸呆相，原来他们已经完全被毒倒啦！

我上了218号公路，向南驶向基奥卡克。这段路在我的地图上被标明为观光线，可是，这种事情绝对是相对的。谈起艾奥瓦东南部的观光路线，就像谈起巴里·曼尼奴的好唱片一样，你非得做点儿让步才行。比起整个下午待在一间黑屋子里，它是不坏；可是比起索伦廷半岛的海滨大道之类的地方，恐怕就有点儿乏味了。毫无疑问，路边的风景和今天其他路上的差不多，并没打动我更多。基奥卡克是密西西比河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艾奥瓦州、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隔着一个大弯道面面相对。我本想奔向密苏里的汉尼拔，还指望在去南大桥的路上把这个镇看上一眼。可是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已经上了向东往伊利诺伊去的桥。此举令我惊慌失措，结果只瞥到一眼密西西比河，那向着两个方向延伸开去的闪亮褐色，然后，追悔莫及的我就已经进入伊利诺伊了。我真的盼望着能看一看密西西比河呢，小时候，觉得穿越它简直就是一次探险。爸爸总是大叫：“这儿就是密西西比啦，孩子们！”我们闻声爬到窗边，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座真正的云中大桥上，它是那么高，惊得我们屏住了呼吸，而那银光闪闪的河流，在很远很远的下面，广阔、雄浑、安详，正孜孜于它永恒的使命——奔腾向前。这样的景象你可以看上好几里——在艾奥瓦，这可是极其稀有的体验啊！你会看到驳船、小岛还有河边小镇，景色非常棒！然后呢，突然之间，你已经在伊利诺伊了，这里平坦单调，全是玉米，你的心不断下沉，明白就这样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视觉刺激了。从现在起，你得再经过好几百英里无趣的玉米地，才能体验到最琐屑的快乐。

此时此地，我在伊利诺伊，这里又平坦又满是玉米，还很无聊。一个孩子般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大叫：“咱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啊？我觉得好无聊啊。咱们回家吧。咱们到底啥时候到啊？”我本来自信地认为这会儿是在密苏里，已经把地图册翻到了密苏里那一页，因此我在路边停下来，有点儿跟自己怄气的味道，做一点儿制图上的调整。正前方有个牌子上说：“系上安全带，伊利诺伊法律规定。”可是，很显然，读不通禁令句不算是违法。我紧锁眉头，研究着我的地图。如果我在汉密尔顿下公路，就可以沿着河的东岸开，在昆西进入密苏里。这条路甚至也被注明是观光线，说不定最后会发现我的错误并非坏事哩。

我循着这条路经过了沃索（即华沙），一个破败的河边小镇。道路从一道陡坡向着河流纵身一跳，但之后又转回内陆，我还是只能对河流惊鸿一瞥。几乎是在一瞬间，风景又展现为广阔的冲积平原。太阳正在西斜，左边有隆起的座座丘陵，点缀着刚刚露出秋色的树木；右边是平坦似桌面的大地，一队队联合收割机在田野间劳作，扬起了阵阵尘灰，在收获的季节里加班加点。更远处，起谷机捕捉到夕阳余晖，泛出片片乳白，仿佛被从内部点燃一般。在更远一些看不见的某个地方，就是那大河。

我继续向前。这条路上完全没有任何路标。在美国他们经常这么干，特别是在那种从无名之地到无名之地的乡村公路上。没办法，你只能凭自己的方向感来找路了——在我身上，咱们别忘了，这方向感刚刚把我送错了地方。我计算着，如果朝南走，太阳应该在我的右边（我想象自己在一个微型车里穿越一张巨大的美国地图，才得出这一结论），可这条路九曲十八弯，弄得太阳在我前方调皮地游来荡去，先是在路这边，然后又跑到了那边。一整天来，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感觉：我正在一片辽阔大陆的心脏里，在无名之地的中央。

突然间，大路变成了碎石路，箭头般锋利的白石块飞起来，敲打着汽车的底盘，制造出可怕的喧嚣。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油管破裂，热油四处飞溅，我冒着热气，咝咝作响，连滚带爬地抛锚在这条荒凉的路上。漫步的夕阳此刻正停在地平线上，向天空泼洒着淡淡的粉红，我一边心神不宁地往前开着，一边鼓励自己坚强面对那暗淡前景：在群星下面过夜，还有狗一样的动物呼哧哧来闻我的脚，再加上到我腿上来取暖的蛇。前方路上有一团步步逼进的尘暴，不一会儿变成一辆敞篷卡车，它以不顾一切的架势飞驰而过，向我的车喷射出石头炮弹，发发炮弹砰砰地砸在车身上，从窗玻璃上弹开，留下了碎裂的声音，然后把我扔在一团尘云中飘荡。我摇摇摆摆地向前开，无助地透过这一团漆黑窥探着。它及时地散开，刚好让我发现自己距离有停车标志的三岔路只有20英尺。当时我的速度是每小时50英里，在碎石路上的刹车距离得3英里。我使出浑身之力猛踩刹车，弄出人猿泰山没抓住藤条的噪音，才停了下来。车子滑出小道，超过停车牌，冲上铺砌的高速公路才停下来，还轻轻地左右晃动着。就在这一刻，一辆巨无霸般的双桥卡车席卷而过——所有的银喇叭都在傲慢地向我怒吼，所有的闪光灯不可一世地向我闪耀——让我的小车又颤动起来。要是我早三秒钟冲上高速公路，定会被它撞成齑粉。我把车开到路肩上，下来检查受损情况。车子看上去就像遭到了面粉袋的俯冲轰炸，油漆被打掉的地方露出了片片粗糙的金属。感谢上帝，幸亏妈妈个子比我小那么多。我感叹一声，突然觉得很失落，觉得自己离家很远。然后我注意到，前面的路牌上指着去昆西的路，原来我正好停在了正确的方向上，这样看来，险情至少还有点儿帮助嘛。

到了停车休息的时候了。一个小镇就伫立在路边，我斗胆把它叫作得拉德（笨蛋），唯恐这儿的人们发现我指的是他们自己，而把我送上法庭，或者打上门来用棒球棍狠狠揍我一顿。小镇边上有家老汽车旅馆，看上去相当破败，不过从院子里没有焦黑家具这一点判断，这里显然比我爹会选的那种地方高一个层次。我把车停在碎石路上，走了进去。一个75岁的女人正坐在桌后，戴蝴蝶眼镜，梳蜂窝头。她正在做一本要你在一大堆字母里圈出单词的书，我觉得应该把它叫作“低能儿的智力测验”。

“要点儿啥？”她头也不抬，懒洋洋地问。

“我想要个房间过夜。”

“三十八块五。”她答道，手中的笔贪婪地落在“没错”这个词上。

我很狼狈。我们那会儿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只要十二块啊。“我不想买下那房间，”我解释道，“我只想在里面睡一个晚上而已。”

她从眼镜上方严厉地盯着我：“房间是三十八块五，一个晚上，税另加，你要还是不要？”她说话的腔调让人讨厌，每个词都加了一个音节。“税”变成了“失味”。

我们俩都清楚，我离其他任何地方都有好几里远呢。“那好吧。”我悔恨地说。我签过字，嘎吱嘎吱地走过碎石路，直奔我的豪华套房而去。这里好像并无其他主顾。我背着包走进房间，四处打量一番，就像你刚到一个新地方所做的那样。屋里有一台黑白电视，看来只有一个频道，另外还有三个弯弯曲曲的衣架。浴室镜子裂了，两扇浴帘还不配套。马桶座上贴了一个纸带，写着“为保护您已消毒”，可是下面却有根烟蒂漂浮在一小汪尼古丁里。爸爸肯定会喜欢这儿的，我想。

我冲了个澡——那就是说，水从墙上的喷头滴滴答答流到我头上——然后就出去考察这个小镇。我在一个贴切地叫作“咯咯”的地方吃了一顿软骨加烤“棒球”，我本以为在中西部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吃到真正糟糕的饭菜，可是“咯咯”却硬是做出了这样的东西。那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食物——而且别忘了，我还是住过英国的呢。它具备口香糖的全部品质，只有口味除外。一直到现在，我打嗝的时候都还能尝到那味儿。

后来我到镇上四处看了看，也没多少可看的，主要就是一条街道，一头是谷仓和铁道，另一头就是我的旅馆，两边是几个加油站和杂货店。这儿的每个人都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多年前，当我还在活泼而敏感的青春期时，读过理查德·马加森写的一个惊险故事，说的是一个偏僻小村的居民，每年都等待一个独自来到镇上的外地人，好在一年一度的烧烤野餐会上把他烤了吃。这儿的人们就正以看烤肉的眼神注视着我呢。

我自觉尴尬，便走进一个阴暗之所，在这个叫作“韦恩酒栓”的酒吧里找了个位子。除了角落里一个一条腿的老人，我是唯一的客人。那吧女很亲切，戴着蝴蝶眼镜，梳着蜂窝头。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她从1931年起就是本地的“豪放女孩”。她整个脸上都写满了“随时做爱”，但全身都写着“最好带个纸袋”。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把她那宽广的屁股灌进了一条红色紧身裤里，还用一件紧身上衣把胸部绷得密不透风，看着真像是错穿了她孙女的衣服。她足有六十上下，样子相当恐怖。我明白那一条腿的家伙为何要选最远的角落了。

我问她，得拉德的人们如何消遣。“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甜心？”她说道，并且意味深长地抛来媚眼。我不安地发现，那个“随时做爱”的标志闪烁起来了。我还不曾被女人强迫过呢，不过当这一刻到来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是在伊利诺伊的南部某地，和一个60岁的老奶奶。“噢，也许有那种合法的戏院或者象棋比赛什么的吧？”我轻轻地嘟哝着。然而，一旦我们达成共识，接受我只爱她的心灵，她就变得非常理智，甚至相当迷人。她向我详细而坦率地讲述了她的人生，她陷入一连串让人晕头转向的婚姻，嫁的人现在不是在大牢里就是死于枪战。她还顺便做些惊人的坦白，比如：“吉米把他妈给勒死啦，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柯蒂斯从来没杀过人，除了有一次不凑巧，他抢一个加油站的时候枪走火啦。弗洛德——我的第四任丈夫——也从来没杀过人，可要是有人惹恼了他，他往往会弄断人家的胳膊。”

“你要办家庭聚会一定很有趣。”我彬彬有礼地冒昧评论。

“我不知道弗洛德后来怎么样了，”她接着说，“他下巴‘烂里’有一个凹口，”——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这是伊利诺伊南部说“就在这儿，我指的地方”的口音——“这让他看起来有点儿像柯克·道格拉斯。他可真可爱啊，就是脾气不好。我后背有条两英尺长的伤疤，就是他用冰锥割的。你想看看吗？”她说着就动手要卷起上衣，却被我拦住了。她就那样将她的人生经历一年接着一年地讲了下去，角落里那家伙显然在偷听，每隔一阵子就咧嘴欢笑，亮出满口大黄牙，我猜想他的腿一定是弗洛德一时性起给扯掉的。在我们的交谈即将结束之际，那吧女斜眼瞟了瞟我，好像我在使坏骗她似的，说道：“我说，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甜心？”

我不想告诉她我的全部人生故事，因此只是说：“大不列颠。”

“噢，我要告诉你件事，甜心，”她说，“就一个外国人来说，你英语说得可真够好的呀。”

之后，我带着六听装的一箱啤酒回旅馆睡觉。我发现，根据香味和形状判断，那床只可能是一匹马刚刚腾出来的。它中间塌得那么厉害，搞得我非得把两腿大劈叉才能看到床脚的电视，就像躺在一辆独轮手推车上一般。晚上很热，上了年纪的菲哥窗式空调铆足全力，制造出钢铁厂般的噪声，却只能勉强散发出最微弱、极稀少的凉气。我躺着，把那箱啤酒放在胸口，有效地将自己固定住，开始一听接一听地喝酒。电视里演的是个脱口秀，主持人是个油头粉面的浑蛋，穿一件鲜艳的运动衣，名字我没听清楚。他是那种把打理头发当成头等大事的人。他和乐队领队（自然是挂着一把明晃晃的吉他）互相取笑了几句，一点儿趣味都没有。然后，他转向镜头，用严肃的腔调说：“说真格的，朋友们，如果你曾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或困扰，或者你只是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你一定会对今晚第一位来宾的谈话非常感兴趣，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乔伊斯·布拉瑟博士！”

伴随着乐队奏出的得意洋洋的曲调，乔伊斯·布拉瑟大步上台，我在床铺允许的限度内端坐起来，大叫着：“乔伊斯！乔伊斯·布拉瑟！”就好像在叫一个老朋友。我简直不能相信，已经好多年不见乔伊斯·布拉瑟了，她却一点儿也没变，就连头上的一根发丝都不曾改变分毫。我上次看见她还是在1962年，她唠唠叨叨地讲着月经来潮的问题。好像有人把她放在盒子里藏了25年，这可是我遇到的最接近时空旅行的事啦。我热切地注视着她和光滑先生扯谈阴茎羡嫉和输卵管，盼着他对她说：“现在说真的，乔伊斯，有个问题，全美国一直想要我问你的——你是吃什么药让自己这么年轻的？还有，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把发型变一变？最后，你认为，为什么全美国像我这样的脱口秀傻瓜会一次又一次地请你来？”因为，咱们说实话吧，乔伊斯·布拉瑟相当无趣。我是说，你要是转到约翰·卡森的脱口秀节目，发现她也是嘉宾之一，你就知道，镇上的所有人绝对都去参加某个盛大的宴会或首映礼了。她就像伊利诺伊南部变成的血肉之躯。

然而，就像大多数极度无聊的东西一样，她给人某种美好的安慰。在床脚边发光的盒子里，她愉快的面容令我体会到一种奇怪的温暖、完整和与世无争的感觉。就在这里，在一个空旷大平原的中央，这个脏油桶一样的旅馆里，我第一次有了在家的感觉。不知怎么，我知道醒来时，我会以崭新却又熟悉的眼光来看待这块异国的土地。带着快乐的心情，我睡着了，温柔的梦里有伊利诺伊南部，有奔腾的密西西比河，还有乔伊斯·布拉瑟。你很少能听到有人这么说吧。

第四章

清晨，我在昆西穿过了密西西比河。不知怎么搞的，它并不像我记忆中那么宏大壮丽。它的确很庄严，很堂皇，得花上整整一分钟才能走完，可是它也有些单调乏味。这也许和天气有点儿关系，因为天气是同样单调乏味。密苏里看起来正和伊利诺伊一模一样，后者看起来又正和艾奥瓦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汽车牌照的颜色不一样。

快到帕尔迈拉的时候，我在一家路边咖啡店停下来吃早餐。我找了个柜台边的位子坐下来。这个钟点，早晨8点刚过，店里满满的都是农夫。如果说有什么事是庄稼人真正热爱的，那就要数开车进城，在柜台边坐上半天（冬天就是一整天），和一帮庄稼人喝着咖啡，粗野地戏弄女招待了。我本以为这应该是他们最忙的时节，可他们好像一点儿也不着急。每隔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就把两毛五的硬币放在柜台上，带着刚灌了六加仑咖啡下肚的表情站起来，警告泰米要老实点儿，然后走出门去。不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他的小货车轮胎开过碎石路的声音，接着，某人会发表对他的坦率评论，激起一阵赞赏的大笑。之后，谈话又懒洋洋地飘到肥猪、州政治、八大足球赛和性癖好上，其中有关泰米的——当泰米听不见时——占相当大的比重。

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农夫右手上只有三个指头。这是个很少有人注意的事实：大多数农民身上都有些残缺。我很小的时候曾经为此困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这是因为农耕生活极其危险，毕竟农民们要操作那么多危险的机器啊！可是你仔细想想，其实许多人都要对付危险的机器，却只有极小一部分会遭受永久性的伤害。然而在中西部，几乎没有一个20岁以上的农民不曾被切掉部分四肢或手指脚趾的，它们被场院里某种嘈杂的机器削下来，扔到了旁边的田野里。告诉你一个绝对的真理吧，我觉得农民们这个样子是故意的。我认为，日复一日地在那些庞大的打谷机和压捆机旁工作，面对着嗞嗞咬合的齿轮、噼啪作响的风扇皮带和复杂的机械装置，所有这一切噪声和活动对他们产生了一些催眠作用。他们站在那儿，呆望着呼呼旋转的机器，心想：“不知道我把手指头伸进去一点点儿会怎么样？”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你必须了解，农民们在这些事上没有太多感觉，因为他们感觉不到疼痛。

这是真的。每天你都能在《得梅因纪事报》上发现这样的报道：一个农民不小心被扯掉了手臂，然后平静地走了六里路，去最近的镇子让人把它缝回去。报道总是这么说的：“琼斯抓着他的断臂，对医生说，我好像把我该死的胳膊给切断啦，大夫。”从来不会写成：“琼斯鲜血四溅，歇斯底里地乱跳了20分钟，陷入了昏迷，醒来后又立刻企图四处乱跑。”——就像你我都会有的反应那样。农民们就是感觉不到疼——疼痛的小小的声音在你脑子里，告诉你不要做某些事情，因为那样又蠢又会让你疼得要死，而且你的下半生都会有人因为你不说话而把你的食物切个粉碎。我爷爷正和上面提到的那一样。他经常是正修着车时千斤顶掉了下来压在身上，自己都已经呼吸困难了，却还大声地叫唤，喊你来再把它顶起来；或者让割草机从脚上碾过去；或者碰到通电的电线，害得整个温菲尔德都短路，而他自己除了耳朵里嗡嗡作响，身上一股挥之不去的烧肉味之外，完整无损。他就像大多数中西部的乡下人一样，简直是金刚不坏之身。只有三种东西能杀死一个农夫：雷电，被拖拉机碾过，还有年老。正是年老夺走了我的爷爷。

我以40英里的时速朝南驶向汉尼拔，去看看马克·吐温童年时的家。那是一栋整饬一新的干净房子，白石灰粉刷的墙壁，配上绿色的百叶窗，格格不入地摆在城区的中央。进去得花两块钱，而且让人很失望。这里宣称忠实地再现了内部的原有陈设，可是每个房间都有电线和洒水器笨拙地明摆着。我还对小赛缪尔·克莱门斯卧室里的阿姆斯特朗塑胶地板很是怀疑（我发现，跟我妈厨房里铺的花色完全一样），还有，他妹妹的卧室里竟然有夹板隔间！你不能真正地走进屋里去，你得透过窗户打量。每扇窗子上都有语音信息，告诉你那间屋子的情况，好像你是个白痴似的：“这是厨房，克莱门斯太太在这儿为家人准备饭菜。”整栋房子相当破旧，如果它是由本地某个经费短缺的文学社团所有，而且他们已经倾尽全力的话，就让人感觉没这么糟糕了，可实际上，它是归汉尼拔市所有，每年吸引13.5万游客英里，它可是这个镇子的小金矿呀。

我跟在一个秃头胖子的后面，走过一扇又一扇窗子。这家伙浑身的滚刀肉，看上去好像衬衫下面包的是各式各样的汽车内胎。“你觉得这儿怎么样？”我问他。他马上亲切地盯着我，就像美国人对陌生人一向表现的那样，这种亲切和率性是与他们最相称的特质：“噢，我觉得棒极了。我每次来汉尼拔都到这儿来—— 一年两三次吧。有时候我还改变路线，专门上这儿来呢。”

“真的吗？”我努力地让自己听上去不太惊愕。

“对呀。到目前为止，我肯定已经来过二三十次啦，这是个真正的圣地，你知道的。”

“你觉得它弄得好吗？”

“噢，当然啦。”

“你说这房子和吐温书里描绘的像吗？”

“我不知道。”那人若有所思地说，“我从来没读过他一本书。”

接下来，和这栋房子连在一起的，是一间小小的展览馆，里面要好一些。有马克·吐温的纪念品——初版作品、一个打字机、照片、几封信。把他跟这房子或者这镇子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真是贵乎稀有。值得铭记在心的是，吐温一有可能就离开了该死的汉尼拔和密苏里，而且一直讨厌回来。我走到外面四下打量，房子旁边有一道白色的篱笆，牌子上写着：“汤姆·索亚的篱笆，这道木板篱笆就是汤姆·索亚说服他的同伙付钱给他以品尝粉刷乐趣，而汤姆自己坐在一边监工的那个。”这确实能唤醒你对文学的兴趣，对不对？紧挨着吐温故居和博物馆的，是马克·吐温免下车餐馆，一辆辆汽车泊在小小的隔间里，车上的人正在从放在车窗上的盘子里“吃着草”，的确给这景观平添了几分格调。我开始理解为何克莱门斯不仅离开了这里，而且把名字都改了。

我来到商业区闲逛。整个商业区只是汽车零件店、空房子和空地的组合，令人沮丧。我一直以为，所有的河边小镇，即便是贫穷的，都有点儿不同寻常的地方—— 一种褪色的优雅，一种颓废的气息——使它们比别的镇子更有意思。河流就是一个管道，把它们与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连接起来，也冲刷出一片更有趣、更世故的废墟。可是汉尼拔并非如此。它显然也有过好日子，可惜也好不到哪儿去。马克·吐温旅馆被钉了起来，真是让人难过的景象—— 一栋高高的建筑，每扇窗子都被夹板塞得严严实实的。镇上的每桩生意似乎都在贩卖吐温和他的书——马克·吐温屋顶安装公司、马克·吐温存贷公司、汤姆与哈克汽车旅馆、印第安·乔野营装备与卡丁车道、哈克·芬购物中心。你甚至可能因发疯住进马克·吐温心理健康中心——我想，每天生活在汉尼拔，这种可能性是不断增长的。整个地方令人难过，非常糟糕。我本打算留下来吃午饭的，可一想到得面对汤姆·索亚夹肉饼或者乔可乐，就让我对食物和汉尼拔都没了胃口。

我回头走向汽车。停在路边的每辆车的车牌上都写着“密苏里——迷死你州”，我懒洋洋地想，这是不是“离开的路迷死你”的缩写呢？无论如何，我开上一座绵长高耸的大桥，穿越了密西西比——依然是浑浊的，依然是莫名地平平淡淡。我背对着密苏里，心中并无遗憾。桥的另一边有个路标：“系上安全带，这是伊利诺伊的法律。”就在那上面，写着另外一句：“我们还不会断句呢。”[1]

我向东一头扎进伊利诺伊，打算奔春田市和新赛勒姆而去。后者是个重建的小村子，亚伯拉罕·林肯年轻时在那儿住过。大概在我五岁的时候，爸爸带我们去过那儿，我当时觉得好极了，但拿不准现在是否还那样。此外，不管怎么样，我还想看看春田市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小镇。我这次旅行想要寻觅的东西之一，就是完美的小镇。我一直确信在美国某地，肯定有那么一个地方。在我小时候，得梅因的WHO电台每天下午放学后都放老电影，其他小孩在外面踢罐头盒抓牛蛙，或者怂恿小波比吃虫子（吓人的是，他还真听话）的时候，我却独自待在拉着窗帘的房间里，面对着电视，迷失在个人的世界里，腿上放着一碟奥利奥饼干，镜片上闪烁着好莱坞的魔幻世界。我那时并没意识到，那些电影几乎都是经典大片——《黄金时代》《史密斯到首都》《铁血悍将》《一夜风流》。这些影片里永远不变的一点就是那背景，永远是同一个地方，一个阳光灿烂的整洁小镇，种了两排树的主街上，到处是和蔼亲切的商人（早上好，史密斯太太！），还有一个法院广场，木屋组成的居民区里，漂亮的房子在优美的榆树丛中沉睡。总是有一个骑车的报童把报纸扔到前阳台上，一个穿白罩衣的亲切老汉在扫他药店前的人行道，两个男人精神抖擞地大步走过。背景中的这两个男人总是穿着西装，而且总是潇洒地大步前进，从来不闲晃或者慢慢溜达，却绝对地和谐一致。他们真的长于此道。不管前景里的人在干什么——汉弗莱·博加特用点四五手枪打飞一个坏蛋，吉米·斯图尔特认真地向唐娜·里德解释他的雄心，W.C.菲尔兹点燃一根还裹着玻璃纸的雪茄——背景永远是这个永恒又安静的地方。即使是在最可怕的危机之中，当巨蚁在街头乱窜，或者建筑物因州立大学某个轻率的科学实验而纷纷倒塌，你通常依然能够在背景里的某处看到报童在扔报纸，还有那两个穿着西装阔步前行、像对连体婴的家伙，他们绝对沉着冷静。

还不只是电影呢！电视上的每一个人——奥齐与哈丽特，沃利与比弗·克里弗，乔治·伯恩斯与格蕾西·艾伦——都住在这个中产阶级的极乐世界里。杂志广告、电视广告，还有《星期六晚邮报》封面上的诺曼·洛克威尔的画里的人们也是如此。书本里也一样。我常常一本接一本地看《哈代男孩》这样的神秘小说，倒不是为了情节，尽管才八岁，我也能看出来那些情节实在荒唐。（“我说，弗兰克，你觉不觉得咱们昨天在麋鹿湖看到的那两个口音可笑的人，不是真正的渔夫，而是德国间谍？还有，那个躺在他们独木舟里，嘴边缠满绷带的女孩，不是真的出脓，而是罗沙克博士的女儿呀？我有种可笑的感觉，那些家伙说不定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火箭燃料失踪的事儿呢！”）我读这些书，是为了看富兰克林·W.迪克森对湾港镇那虽然是附带一提、却引人遐想的描绘。那是哈代男孩的家乡小镇，一个美景无法诉诸语言的地方。那里的房屋门廊里有吊椅，从篱笆桩往外一瞥，隐约可见一抹蔚蓝的海湾，里面满是帆船和摩托快艇。那是一个冒险永无休止，夏天不会终结的地方。

后来我开始烦恼，因为这样的小镇我从未见过。每年休假时，我们都会开上好几百里路穿越乡间，疯狂地追寻假日的快乐，跋涉过青青山坡和褐色草原，穿过数不清的城市和村镇，却不曾经过任何哪怕有一点儿类似电影中梦幻小镇的地方。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又热又脏，到处是骨瘦如柴的狗，关门倒闭的电影院，脏了吧唧的馆子和看上去一周有两个顾客就谢天谢地的加油站。但是我确信，它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一个如此执着小镇理想的国家，一个在幻想中如此沉迷于小镇理念的国家，竟然没有在某处建造这么一个完美的小镇—— 一个和谐勤劳的地方，一个没有大卖场和巨大停车场，没有工厂和露天教堂，没有遍地的便利通和狗屎货以及垃圾广告的地方，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在这个超越了时间的地方，宾·克罗斯贝将是牧师，吉米·斯图尔特当市长，弗雷德·麦克墨里是高中校长，亨利·方达是个教友派的农民，沃尔特·布伦南经营加油站，孩子气的米基·鲁尼送杂货，在某一扇开着的窗边，迪娜·德宾将唱着歌。而且在背景里，照例，会有那个骑在车上的孩子，和那两个潇洒漫步的男人。我要寻找的这个地方，将是我在虚构中见识的所有小镇的合成体。没错，那也许就是它的名字——俄亥俄合成镇，或者北达科他合成镇。它几乎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地方，但它又必须存在。此番旅行，我决心找到它。

我开啊开，经过了平坦的农田和死气沉沉的小镇：赫尔、皮茨菲尔德、巴里、奥克斯维尔。在我的地图上，春田市就在汉尼拔右边大约两英寸，可是感觉好像得花好几个钟头才能到，实际上也的确花了好几个钟头。我只能慢慢适应美国的大陆规格了，这里的州就有一个国家那么大。伊利诺伊是奥地利的两倍、瑞士的四倍。镇与镇之间是那样空旷，相隔那么遥远。你经过一个小地方，馆子里看上去客满了，于是你就想：“噢，等我到了福德维尔再停下喝咖啡吧。”因为它就在地图上这条路刚过去一点儿的地方。然后，你开上高速公路，见一个路标上写着：“福德维尔，102英里。”你这才意识到你要应付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规格。再加上，地图上缺乏详细的标注。英国的地图把每个教堂和公共场所都忠实地记录下来，就连小得可笑的河流——就是你能一脚跨过去的那种——都是重要的地标，闻名于方圆几里之内。在美国，整个城镇都可能被遗漏——这些有着学校、商店、几百条沉默小生命的地方，就那样消失了，好像蒸发了一样了无痕迹。

更残酷的是，道路系统并没有清楚地标示出来的。你看着地图，以为侦察到一条捷径，比如说，在红肠村和为难镇之间，是一条乡村公路的灰色直线，看上去能节省你半小时的车程。可是当你离开了高速公路，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未曾标明的岔路网，道路在乡间向四面八方辐射，仿佛一块破玻璃上的裂缝一般。

找路的整个过程越来越让人受挫，尤其是在离开主干道的时候。在杰克逊镇附近，我错过了一个去春田的左转路口，不得不多拐上几英里路才能回到原本想去的地方。这样的事在美国屡见不鲜。高速公路当局实在让人琢磨不透，他们不愿意透露多少有用的道路信息，比如你的位置或所在路段什么的。当你想到他们仅仅乐于提供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现在进入巴布郡土壤保护区，国家鲱鱼产卵区五英里，周三凌晨三点到早晨六点禁止停车，危险：有低飞的鹅，现在正离开巴布郡土壤保护区”，就更觉得奇怪了。你常常会在乡间公路上碰到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然后不得不开上20英里或更长的路，对自己到底在哪儿毫无把握。然后突然之间，没有任何警示地，你绕过一个拐弯，就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八车道的十字路口上，有14个红绿灯和一堆乱七八糟的路标，每个路标上的箭头都指向不同的方向。“由此通往麦戈特湖区国家公园。柯蒂斯小溪纪念馆快车道往那边。美国41号高速公路往南。美国50号高速公路往北。州际公路11/78号，商业区由此去。德克斯特罗斯郡立师范学院在那边。17号交流道向西。17号交流道不向西。禁止掉头。左转车道务必左转。请系上安全带。请坐直。你今天早上刷牙了吗？”

正当你弄清了该走左起第三条车道时，红绿灯突然变了，你马上被车流席卷而去，就像激流中的一个软木塞。这种事过去始终是发生在我爸身上的。我认为老爸没有一次经过非常重要的大路口时，能不被吸到某个不想去的地方的。经常是一个单行道的黑洞，一条通往沙漠的快车道，通向某个近海岛屿的漫长的高价收费大桥，非得走一趟丢脸又花钱的回头路不可。（嘿，先生，你不是一分钟前刚从那头过来吗？）我父亲的看家本领，就是在迷路迷得一塌糊涂时还不让目标消失在视线之外。每次要去一个游乐园或旅游点，他永远都是先从几个方向向其靠近，就像飞行员在不熟悉的机场上空盘旋那样。姐姐、哥哥和我在后座上弹来弹去，眼巴巴地看着它在高速路的那一边，大喊着：“在那儿！在那儿！”一分钟后，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发现它在水泥墩的那头。然后是在一条大河的对岸，然后又是在公路的另一边。有时候，把我们和目标隔开的只是一道链子缠绕的高篱笆，你可以看到对面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家庭，正在停车准备享受开心假日。“他们怎么就进去啦？”我爸会咆哮起来，额头上青筋暴露。“耶稣基督啊！市政府为什么就不能立几个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路进去。”他会加上这么一句，轻易抛开一个事实不提：其他1.8万人，有些肯定是智力有限，都没太费事就设法进入铁丝网的那一边了。

春田市是个令人失望的地方，不过我倒并不特别惊讶。如果它是个好地方，那早就会有人对我说：“我说，你应该去春田，那是个好地方。”我对它期望很高，只是因为一直觉得它听起来值得期待。在世界上这块地方，有这么多的地名都是刺耳、怪里怪气、充满生硬辅音的——什么德刻薄啦，笃烤硬啦，奇尔苦啦，坎坷奇啦。唯有春田带着一抹诗情，是个让人想起青草地和清冽水流的名字。其实呢，根本不沾边。和所有美国小镇一样，它有个闹市区，里面有停车场和高楼大厦，四周是一大堆购物中心、加油站和快餐连锁店。它既不讨厌，也不可爱。我开车稍微转了一下，但没找到任何值得停留的东西，于是驶向北方12英里之外的新赛勒姆。

新赛勒姆生命短暂，而且不怎么辉煌。最早的开拓者指望靠旁边掠过的河上贸易捞上一笔，可结果河上贸易也确实—— 一掠而过——于是这个镇始终没有繁荣起来。1837年，它被抛弃了。要不是1831年到1837年间，它的一个居民是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它肯定会在历史中彻底消失。所以，现在的新赛勒姆占地620英亩，是完全按照林肯居住时的样子重建的，你可以去看看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乐意溜之大吉。其实那儿很好。大概有三四十间小木屋分布在一连串铺满落叶的空地上。这是个灿烂的秋日下午，微风送暧，温柔的阳光在林间飘荡。一切都显得精巧迷人到了极点。进屋是不允许的，你可以走到每一间屋前，透过窗子或前门往里面窥探，就会对住在里面的人的生活有大致了解。绝大多数肯定是相当不舒服的。每间屋子都有一个牌子，告诉你住户的事情，考证工作做得如此勤奋，令人难忘。唯一的问题是，过了一阵之后，这些东西就有点儿重复了。一旦你看过了十四间屋子的窗子，就会发觉当自己走向第十五间时热情有些减退。再等你看到第二十间时，就真是全靠礼貌在驱使你前进了。你觉得，既然人家不辞辛苦地建起这些木屋，又搜遍乡里挖出老摇椅和旧便壶，你能做的至少是四处走走，假装对每间都颇感兴趣。可是你心里正在想的是——要是你再也不看一间木屋，你就太他妈的高兴啦。我敢保证，当林肯收拾起行李，决定不再当木材商，而是去从事解放黑奴、当总统等更有成就感的事业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在此地的尽头，我碰到一对上年纪的夫妇正步履沉重地向我走来，看样子是累坏了。那男人在经过时投我以同情的一瞥，并且说：“只剩两间喽。”就在他们过来的那条路尽头，我可以看到其中的一间，看上去遥远而渺小。我一等这对老夫妇拐了弯，安全地离开我的视线，就坐在了一棵树下。那是一棵漂亮的橡树，秋天的第一抹金黄正不露痕迹地渗透着它的叶子。我觉得肩头如释重负，真不知道五岁时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那么痴迷。我的童年就那么无聊吗？我知道，我的小儿子如果被带到这儿来，肯定会气呼呼地躺在地上，因为他发现自己封在汽车里一天半，竟然只是来看一堆无聊的木屋子。现在再看看这儿，我也实在不能责怪他。有个问题让我思索了一会儿，有两种生活：一是过着非常无聊的生活，结果很容易快活；二是过着充满刺激的生活，结果很容易无聊。到底哪一种更糟糕呢？

不过很快我就想到，与其思索这种浪费时间又毫无意义的问题，还不如起身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露丝宝宝”糖块呢，这种运动的收益可要大得多了。

离开新赛勒姆之后，我开上55号州际公路，朝圣路易斯开了一个半小时。沿途也很无聊。在美国州际公路这样又直又宽的路上，55公里的时速简直是太慢了，感觉就像是在走路。反向车道上朝你开过来的轿车和卡车，似乎是在机场里那种行人传送带上运动。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可以在他们掠过时投以长长的、恋恋不舍的一瞥，一直看进他们生命里去。而且根本不怎么需要驾驶。你只须偶尔把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以确认路线，然后就可以花时间去做那些最复杂的事啦——数钱啦，梳头啦，整理车子啦，用后视镜搜寻并歼灭黑头啦，研读地图和旅游指南啦，穿上或者脱下几件衣服啦。如果你的车拥有定速巡航功能，你都可以爬到后座上去打个盹儿。要忘记你正在操纵两吨飞驰的金属实在是太容易了，直到你把道路工程的警戒三角锥撞得四处乱飞，或者有卡车因为你飘进了它的车道而大鸣喇叭，你这才猛然回到现实，发现你也许不该离开座位去找点心吃。

至少可以这么说，它让你有时间去思考，去考虑例如高速公路沿途的树从来不长高这样的问题。它们有的肯定已经立在那儿40年了，却仍然不过6英尺高，而且上面只有14片叶子。这是特别缺少保养的结果吧，你觉不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做附有倾倒口的麦片盒呢？是不是一想到每次人们倒一碗玉米片就得撒一点儿到地上，食品公司的某些家伙就会捧腹大笑？还有，为什么当你打扫排水口的时候，不管用水冲了多久或者拿布擦了多少次，总是会有那么一根头发或者湿毛毛留下来？还有，西班牙人到底是怎么看弗拉门戈音乐的？

为了不致精神错乱，我绝望地打开了收音机。但马上就想起来，美国的广播本来就是为已经错乱的人设计的。我首先听到的是福尔杰咖啡的广告，讲话者神秘耳语道：“我们去世界著名的加州纳帕谷餐厅，在没有告诉顾客的前提下，用福尔杰速溶咖啡换掉了餐厅原来的品牌，然后用隐藏的麦克风偷听。”接下来是各种各样对咖啡的赞美，都是这样的套路：“嘿，这咖啡棒极了！”“我从来没喝过这么醇厚的咖啡！”“这咖啡太好了，我简直受不了啦！”然后讲话者跳出来，告诉用餐者那是福尔杰咖啡，然后大家一起痛快地笑了一阵子——然后是喝高级速溶咖啡的重要一课。我转动旋钮，有个声音说：“60秒之后我们将回到男子气的讨论上来。”我转动旋钮。一个乡村女歌手正在用颤声吟唱着：

他的手好小，

他的胳膊好短，

可我靠着他，

来把我孩子管。

我转动旋钮。一个声音说：“这部分新闻是由比罗克西的机场理发店为您提供的。”然后是这家理发店的广告，再之后是30秒的新闻，全都是比罗克西最近24小时以来导致死亡的车祸、火灾和枪击案。里面没有暗示出，在这个城市以外可能存在着一个更广大却也更暴力的世界。然后又是另一则机场理发店的广告，以免你白痴到在上述30秒新闻期间就把它给忘了。我关掉了收音机。

在利奇菲尔德，我离开了州际公路，发誓尽一切可能避免再上贼船，然后开上一条州高速——伊利诺伊127号公路，往南奔向墨菲斯伯勒和卡本戴尔去了。几乎是在一瞬间，生命就变得有趣多了。这里有农场、房屋和小镇可看，我还是保持着55英里的时速，但现在好像正驾驶快艇滑行。风景在眼前飞逝，比刚才迷人许多，起伏好多，变化更多，而且树木的绿色也比刚才的浓郁得多。路标来了又去：蒂皮迷你卖场、正点食品店、贝蒂美容院、省多多食品中心、平克尼村浣熊俱乐部、秃丘拖车场、牛奶甜品、都来吃餐厅。在这些名字拗口的自由企业圣地之间，山坡上有些空地，上面伫立着农舍。几乎每家前院都有个卫星接收天线，个个指向天空，好像在接收某种赐予生命的太空力量。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确实如此。在丘陵区，天黑得要快一些，我惊讶地发现已经六点多了，便决定最好找个住的地方。似乎是得到了暗示，卡本戴尔跳进了眼帘。

通常当你来到一个小镇的外围时，都会看到一个加油站和一家“牛奶女王”。如果那条路上交通繁忙，或者镇上有所大学，也许还会有一两家汽车旅馆。可是现在，每个小镇——即便是相当朴实的那种，都有1英里或更长的快餐店、小汽车旅馆、折扣商店和大卖场，全都有30英尺高的旋转招牌和什罗普郡那么大的停车场。卡本戴尔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新花样。我开进去的那条路变成了一条2英里长的带子，上面全是购物中心、加油站、K商场、JC彭尼商场、哈迪汉堡和麦当劳。然后，突然间，我又回到田野之中了。我掉头开回去，从另外一条平行的路上穿过小镇，这次提供的东西完全相同，不过结构有些许差异罢了。然后我就又来到了田野里。这个小镇没有市中心，它已经被购物商场给吃掉了。

我在“传统”汽车旅馆订了间房，然后出去散步，再次企图发现卡本戴尔。可惜，什么也没有。我心里一团乱麻，幻想破灭了。在这次旅行之前，我躺在英国家里的床上，想象着自己每晚都停在一个小镇的汽车旅馆，然后沿着人行道漫步，在广场上的贝蒂家庭餐馆，用特制的蓝色盘子享用晚餐，然后嘴里叨根带香味的牙签，在镇上四处闲荡，极有可能在韦恩午夜酒馆喝上几杯，和小伙子们打盘台球，或者在里格尔看场电影，或者去瓦海保龄球场看看，给周三美发师联盟比赛出出馊主意，最后再来几回弹球赛和一个烤芝士汉堡，为这个夜晚画上完美的句号。可是这里根本没有广场让你溜达，没有贝蒂餐厅，没有特制的蓝色盘子，没有韦恩午夜酒馆，没有电影院，没有保龄球场。这里根本就没有小镇，只有六车道的高速公路和购物商场。这儿甚至连人行道也没有，散步，正如我发现的那样，是个荒谬又不可能的企图。我不得不穿过停车场和加油站前面的空地，还老是碰上矮矮的白漆墙，那是店铺之间（比如说，朗·约翰·西尔瓦海鲜铺和肯德基炸鸡店）用来标明地盘的。要想从这家到那家去，就必须翻过那墙，爬上长满草的堤坝，在汽车的丛林里跋涉。这指的是你步行，但是从别人看着我气喘吁吁爬过堤坝的表情看来，显然不曾有人试过靠自己的力量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你应该做的是：上车，在街上开12英尺，来到另一个停车场，把车停好，然后下来。我郁闷地爬到一家必胜客，走了进去。女招待把我领到一个可以饱览停车场的桌旁坐下。

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吞吃公汽轮子那么大的比萨。就在正前方，我想躲开视线都不可能的地方，一个三十来岁的超重男人正在吞噬一片片比萨，塞了满满一嘴，活脱一个吞剑表演者。菜单上花样繁多，一页接着一页，令人眼花缭乱。这么多种类，这么多尺寸，这么多的组合，真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女招待出现了：“您准备好点菜了吗？”

“对不起。”我答道，“我还得等一会儿。”

“好的。”她说，“您不用着急。”她走到某个我看不见的地方，数到四，又回来了。“现在可以点了吗？”她问。

“对不起，”我说，“我真的还得等一会儿。”

“好吧。”她说着走开了。这一次她可能尽量数到了二十，可是等她回来时，我还是不能像必胜客的老主顾那样。面对着摆在眼前的几百种选择，我依然找不着北。

“你反应有点儿慢，对吧？”她明察秋毫。

我好难为情：“对不起。我对这儿不熟。我……刚从监狱里出来。”

她的两眼睁大了：“真的？”

“是啊，我杀了一个老是催我的女招待。”

带着将信将疑的微笑，她退回去了，留给我很长很长的时间来下定决心。最后，我点了一个中号深盘的意大利腊肠比萨，另加洋葱和蘑菇，很好吃，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向大家推荐。

之后，为了给这个完美的夜晚画上句号，我又爬到旁边的K商场去转了转。K商场是个连锁的折扣店，实在是个让人沮丧的地方。你可以把特蕾莎嬷嬷带到一家K商场，她也会沮丧的。K商场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问题在顾客身上。这里总是挤满了那种给小孩取押韵名字的人：朗尼、唐尼、鲁尼、康尼、邦尼。这种人会泡在家里看《怪兽》。这儿的每个女人都至少有四个孩子，而且看上去他们的父亲都不是同一个。这些女人总是重达250磅，总是一边猛揍孩子一边叫骂：“鲁尼，你要再不听话，就再也不带你来这儿了！”好像鲁尼会在乎永远不能再来似的。如果你想花不到35美元买一套音响，不管它听上去是不是像乐队在遥远的湖水下面的一个信箱里演奏出来的，你到这种地方来就对啦。如果你去K商场购物，你就知道你已经接触到生活底层了。我爸爸就喜欢K商场。

我进去四处看了看，挑了些一次性剃刀和一个笔记本。然后，只是为了壮壮声势，又买了包里斯奶油花生糖，它的价格很诱人，才1.2美元。我付过钱，走了出来。此时是晚上七点半，群星正在停车场上空升起。我带着一小包可怜的美味，一个人待在美国最无聊的小镇里。说实话，我为自己感到难过。我爬过一道墙，闪过一条高速公路，来到一家坎坷奇迷你超市，买了半打帕布斯特蓝带冰啤酒，回到房间里看有线电视，喝啤酒，脏兮兮地吃里斯奶油花生糖（在床单上擦手）。当我想到，在伊利诺伊的卡本戴尔，这已经是你能找到的最大快乐时，我便汲取到几分可怜的安慰。

[1]原文的句法不太准确，所以作者这样说。

第五章

第二天早晨，我又上了南127号高速公路。这段路在我的地图上注明是观光路线，结果证明所言不虚。这里真是一片迷人的田野，好过我所认识的伊利诺伊的任何地方。这里有起伏的如啤酒瓶般墨绿的山丘，有一派繁荣景象的农场，还有那橡树和山毛榉簇拥的密林。因为在往南去，所以当我发现这儿的植物比别处的秋意更浓时，感觉非常惊讶。那些山坡上是芥末黄、暗橙和淡绿的混合，实在是动人。而那明媚的、带着阳光气息的空气，自有一种宜人的轻爽。我可以住在这儿，住在这些小山之中，我心里这样想。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弄明白少了什么——广告牌啊。我小时候，每条路边的田野里都竖立着30英尺宽、15英尺高的广告牌。在艾奥瓦和堪萨斯这样的地方，它们大概是你能得到的唯一视觉刺激了。1960年，约翰逊夫人下令把大部分路边广告牌给拆掉了，作为高速公路美化程序的一大举措。第一夫人总爱投身于那些误入歧途的运动，这便是其中之一。在落基山脉中间，这无疑是件好事，可是在这种空荡荡的平原中央，广告牌简直就是公益服务了。一看到一英里之外竖着面广告牌，你就饶有兴致地想看看它到底说些什么，你会以适度的专注盯着它，看它向你靠近然后走过。作为一种路边消遣，它大概和佩拉的小风车旗鼓相当，不过总比啥都没有强吧。

高级的广告牌上面会有一些三维空间的成分——如果是乳品广告，会有一颗牛头伸出来；如果是保龄球场的广告，就会出现保龄球把球瓶撞得四处纷飞的浮雕。有时候广告牌上是某个即将出现的景点，也许画着一个鬼，还有这样的话：“参观幽灵山洞吧！俄克拉何马最棒的家庭旅游点！只有69英里啦！”过了几英里之后，会有另一个广告牌说：“幽灵山洞提供大量免费车位，只有67英里啦！”广告就这样绵延不断，保证所有家庭都能度过一个期待已久的、最惊险、最有教育意义的下午，至少在俄克拉何马是这样。这些承诺都有图像支持，画上那些阴森森的地下山洞，都像教堂那么大，里面的钟乳石和石笋神奇地融化成巫婆的家、沸腾的大锅、飞翔的蝙蝠、和善的精灵。一切都显得有趣极了。于是后座上我们这几个小家伙就开始提议，停下来去看上一看，我们挨个儿上阵，诚恳而又感人地说：“噢，求求你了爸爸，噢，求——求你啦。”

接下来的60英里路上，我父亲对此事的立场会经历一个老套的过程。先是干脆拒绝，因为那儿肯定很贵，而且不说别的，我们早餐后的表现一直那么差劲，根本没理由得到任何特别奖赏。然后是故意对我们的请求置之不理（这个阶段会持续最多11分钟）。然后会低声地偷偷问我妈的想法，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然后又对我们不理不睬，显然希望我们会忘了这事，不再哀求个没完（1分20秒）。然后他说，如果我们听话，而且基本上保持永远听话，我们可能会去。然后又说，我们绝对不会去的，因为看看我们吧，还没到那儿呢，就已经又吵个没完啦。最后他宣布——有时是怒气冲天的咆哮，有时像临终时的耳语——好吧，我们去。你总是能看出来爸爸何时到达同意的边缘，因为这时候他的脖子会变红。每次都是这样，他最后总是会同意的。我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同意我们的请求，让自己也免遭那30分钟的折磨。这之后，他总是会飞快地加上一句：“可是我们只待半小时——而且你们什么也别想买。明白了吗？”这样似乎让他找回了一种感觉：还是他说了算。

到了最后两三英里，幽灵山洞的标志每隔几百码[1]就会出现，让我们狂热起来。终于，有一面战舰般大的广告牌上画着一个巨大的箭头，告诉我们在此处右拐再开18英里。“18英里！”爸爸刺耳地叫道，前额的青筋提前暴起，已准备面对可怕的局面：在车辙齐膝深的泥路上颠个18英里，然后不可避免地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幽灵山洞的标志。唉，还真是这样，开了19英里之后，道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路口消失了，没有任何线索表明该从哪边拐，而爸爸则会开上错误的那条路。当最后终于找到地方时，我们却发现幽灵山洞比广告上说的差远了——实际上，每样东西都是敷衍了事。那山洞潮湿阴暗，闻着像一匹死了很久的马，大概只有车库那么大，钟乳石和石笋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巫婆的家和小精灵，看上去就像——唉，就像钟乳石和石笋。这可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唯一可能安抚我们的办法，我们发现，就是爸爸在附设的礼品店给我们每人买一把橡皮鲍伊猎刀和一袋塑料恐龙。否则我姐和我就会躺在地上发出悲伤的号叫，以提醒他，未被安抚的悲伤对孩子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就这样，当夕阳在俄克拉何马褐色的平原上下沉，爸爸已经耽误了几个小时的路程，肩负起找不到旅馆过夜的艰巨使命（他得到了妈妈的大力协助，她会看错地图，几乎把前面的每栋建筑都认成是旅馆）。我们几个小孩为了打发时间，在后面进行闹哄哄的猎刀恶战，不时停下来抽泣，报告伤势，抱怨肚子饿，觉得没意思，想上厕所。那情景，可真是人间地狱哪！而现在呢，高速公路两边几乎看不到广告牌了，这是多么让人悲哀的一个损失啊！

我驶向了开罗，这个地名要念成“剋罗”。不知道为什么，在南部和中西部人们经常这么干。在肯塔基，雅典念成“爱典”，凡尔赛念成“佛赛尔”，密苏里的“玻利瓦尔”是“保利沃”，艾奥瓦的“马德里”变成“麦德里”。不知道这些镇上的人这样发音，是因为他们落后、念书少、是没脑子的蠢驴，还是他们其实有脑子，只不过不在乎被别人当成落后、念书少、没脑子的蠢驴？这种问题还真不能问他们，对吧？其实我在开罗停下来加油的时候，真问了那个晃出来给我加油的老家伙，他们为什么那么念。

“因为那是它的名字呗。”他解释道，好像我是个傻瓜一样。

“可是埃及的那个是念成开罗的呀。”

“听说是这样的。”那人同意。

“而且大多数人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认为是开罗，不是吗？”

“不，在剋罗不是这样。”他说着，有点儿急了。

再追问下去恐怕也不会有更多收获，于是我就此打住，还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念成剋罗。同样让我弄不懂的是，为什么一个自由国家里的公民会选择居住在这么一个垃圾堆里——不管你怎么念它。开罗位于俄亥俄河汇入密西西比的地方，俄亥俄本身就是条大河，它的加入让密西西比壮阔倍增。你会以为，在这样两条大河交汇的地方，应该有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可实际上，开罗却只是个6000人口的可怜小镇。进城的道路两旁，是一排排破败的房子和没刷油漆的廉价公寓。上了年纪的黑人老头儿坐在门廊的旧沙发和摇椅上，等待着死亡或晚餐的召唤——要看哪个先到了。这让我很吃惊。你想不到会在中西部的门廊和出租公寓里看见满满当当的黑人。最起码，不应该在芝加哥或底特律这样的大城市以外见到吧。不过我马上意识到，我已经不在真正的中西部了。南伊利诺伊人说话腔调的南方味比中西部味更浓，我已经向南走到纳什维尔附近了。密西西比就在160英里外，过了河就是肯塔基。我现在正走在一道又长又高的大桥上，穿越密西西比河。从这里直到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河极其宽广，它看上去安全又慵懒，其实却饱含着杀机。每年都有一堆人死在里面。来钓鱼的农夫凝视着河水，心想：“不知道把脚指头伸进去一点点儿会怎么样？”然后呢，你只知道他们的尸体在墨西哥湾里沉浮，膨胀得厉害，却显出奇怪的安详。这条河的凶残是深藏不露的。1927年，密西西比河泛滥，淹没了苏格兰那么大面积的土地。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在河那边的肯塔基，到处是向我致意的巨大广告牌，上头写着：“烟火！”在伊利诺伊燃放烟火是违法的，但在肯塔基却不。所以，你要是住在伊利诺伊，并且想把自己的手炸掉的话，就开车过河到肯塔基好了。过去这种事更常见，如果哪个州的香烟销售税比隔壁州低，州界上所有的加油站和咖啡馆都会在屋顶上打出大广告：“免税香烟！四毛钱一包！不用税！”于是隔壁州的所有人都会跑过来，把车上装满了打折香烟。威斯康星过去为保护其奶农，禁卖人造黄油，结果威斯康星的每个人，包括所有的奶农，都开车到艾奥瓦去，那里到处都是号称“人造黄油特卖”的大广告牌。与此同时，所有的艾奥瓦人正开车奔向什么销售税都没有的伊利诺伊，或者是汽油销售税低50%的密苏里。另外，过去还常常遇到的一件事，就是各州自顾自地实行夏令时，所以一到夏天，伊利诺伊可能比艾奥瓦快两小时，又比印第安纳慢一小时。这些事情实在是荒诞，却让你见识到美利坚合众国的50个独立的州（那时候是48个）独立到何种程度。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又是一个让人悲哀的损失。

我一面开车穿过肯塔基，一面想着那些令人怅惘的失去，猛然间忆起那最悲哀的失去心痛不已——伯马刮胡膏的广告牌。伯马刮胡膏是一种管状的乳膏，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生产。实际上，我压根没听说有谁用过它。可是伯马刮胡膏公司以前会沿高速公路打些有灵气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五个一组，精心摆放，让你一路读起来如念小诗：如果和谐/是你的渴望/就来/一管/伯马刮胡膏。或者是：本遇到/安娜/两人擦出火花/顾不上修理胡子/本和安娜就此散伙。了不起吧？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伯马刮胡膏的广告牌也已经很不合时宜了。在我们走过的几千英里高速公路当中，我记得只看到过六七次。不过作为一种路边消遣，它们可谓出类拔萃，比其他广告牌和佩拉的小风车好上十倍。在娱乐价值上唯一超过它们的，就是尸横遍野的多重连环车祸。

肯塔基和南伊利诺伊很像——丘陵起伏、阳光明媚、颇为迷人，但是四散的房屋看上去不如北边的整洁富裕。这里有众多林木茂密的山谷，凌驾于蜿蜒小溪上的铁桥，路边还粘着一大堆死去的动物。每座山谷里都伫立着一间小小的白色浸信会教堂，整条路旁都是牌子，提醒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圣经带”：耶稣拯救世人。赞美主。基督我王。

我差点儿连出了肯塔基都不知道。这个州在西边缩小成一个点，我正从它一个只有40英里宽的地方切过去，按照美国旅行的时间标准，我真是一眨眼就到了田纳西。在一个州只用不到一小时可是很少见的，而田纳西也无法让我再多留一会儿。这是个模样古怪的州，形状就像一块荷兰砖。它从东到西绵延500英里，从上到下却只有100英里，景观和肯塔基及伊利诺伊差不多——轮廓模糊的农田，镶嵌着河流、山丘和宗教狂热者。但我仍然吃了一惊，我停车去杰克逊的汉堡王吃午餐时，发现这儿特别热。按照街对面一家免下车银行的数字显示，气温高达83华氏度[2]，比早晨的卡本戴尔要足足高上20华氏度。我显然仍深处“圣经带”之中，隔壁的教堂院子里有个牌子：“基督就是答案。”（问题呢，当然就是：你用锤子砸了大拇指时，会说什么呢？）我走进汉堡王，柜台里一个女孩说：“俚（你）要点甚？”我已经进入另一个国家啦。

[1]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0.914米。

[2]此处是华氏温标值。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多采用这种温标，用字母“F”表示。83华氏度约等于28.3摄氏度，63华氏度约等于17.2摄氏度。

第六章

就在田纳西大路口的南边，我越过了州界，进入密西西比。路旁有个牌子说：“欢迎来到密西西比，我们开枪杀人哪。”别当真，是我瞎编的。这只是我第二次进入极南方，而且我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来的。你看过的那些有关南方的电影——《逍遥骑士》《恶夜通缉令》《铁窗喋血》《黑狱风云》《激流四勇士》——都把南方人描绘成杀人如麻、通奸乱伦、鞋上沾屎的乡巴佬，这可真不是纯属巧合呀。这儿真的是另一个国家。多年前，还是在越战时，我和两个朋友在大学春假期间开车去佛罗里达。我们都留着长发。半路上，我们抄近道穿过佐治亚。黄昏时分，在某个荒凉小镇的餐馆停车吃汉堡。我们刚在柜台边坐下，那地方就陷入一片沉寂。14个人全都停止了咀嚼，死死地盯住我们，让食物在他们嘴里歇息。屋子里那么安静，听得到苍蝇放屁的声音。整整一屋子红脸蛋、背带裤的老实人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们，琢磨着他们的猎枪是否装好了弹药，这场面实在恐怖。对他们来说，在这片无名之地的中心，我们的出现立马成为一大奇观——很显然，他们当中有些人以前压根儿没见过活生生的、长头发、爱黑人、上大学但是也可恶得难以言表的北方共产嬉皮。发现自己被根本没有合适机会了解你缺点的人们如此刻骨铭心地仇恨着，这感觉可太古怪了。我记得当时想到：我们的父母只知道我们在得梅因和佛罗里达之间大州般空旷的某处，并不晓得我们到了哪里，如果我们失踪了，是绝对不会被发现的。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场景：几年后，我的家人围坐在起居室里，我妈说道：“噢，不知道比利和他的朋友到底怎么回事，都到现在了，我们也该收到一张明信片才是啊。有谁要吃三明治吗？”

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在那儿，你知道的。当时距三名自由骑手在密西西比被害才不过五年啊。他们是来自密西西比的21岁黑人詹姆斯·切尼，以及来自纽约的两个白人小伙子——20岁的安德鲁·古德曼和20岁的米谢尔·施沃纳。我写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值得被人铭记。他们因超速被捕，被带到密西西比的费城尼修巴郡监狱，然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至少是在几个星期以后，他们的尸体才被从沼泽中挖出来。别忘了，他们还是孩子呢。警察把他们交给一群等待已久的暴民，这伙人把他们带走后，对他们做出连孩子对昆虫都不会干的事。负责此案的治安官是一个皮笑肉不笑、嚼着烟草的胖家伙，名叫劳伦斯·雷尼，因玩忽职守被指控。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被控谋杀。对我来说，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南方。

我沿着7号高速公路朝南驶向牛津，这条路带我经过了霍利斯普林斯国家森林的西部边缘。这里似乎大部分是沼泽和灌木丛，让我颇为失望。我本来指望一进入密西西比，就会见到一绺绺西班牙苔藓挂在树上，身穿大蓬裙的女人们旋转着小阳伞，胡子像门把手的白发上校在草地上啜着薄荷朱利酒，一群群黑奴则一面摘棉花，一面哼唱甜美的圣歌。可是眼前的风景却不过是茂密树林，天气炎热，毫无特点。偶尔会出现一间砖砌的小屋，前廊摇椅上坐着一个老黑人，但此外便极少见到生命和活动的迹象。

霍利斯普林斯镇上立着一个“塞那托比亚”的牌子，让我激动了一下。塞那托比亚！多么了不起的密西西比小镇名字啊！古老南方的所有固执与华丽，似乎全都浓缩在这五个金色的音节中。也许情况要好转啦，也许从现在起，我会看到一群锁链缠身的犯人在日头下面蹒跚，其中一个戴着沉重脚镣的犯人费劲地穿过田野，水花四溅地蹚过小溪，正被一群猎犬追逐着；擅自用私刑的暴民正在街上闲逛，十字架在草坪上熊熊燃烧。这景象令我蠢蠢欲动，可我却不得不冷静下来，因为在等红绿灯时，一个州骑警在我车旁停下来，开始用那种满不在乎的轻蔑表情上下打量我（你把枪和车给了一个蠢得危险的人之后，经常能看到这种表情）。他胖乎乎又汗津津的，陷在座位里。我估计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是从人猿进化来的，但在他身上，进化显然是相当迟缓的。我直视前方，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希望表现出我善良的内心与清白的行为。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我以为，他最最起码也要往我脑袋边上吐烟草沫了，可是没有，他说话了：“俚（你）好吗？”

这简直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哑着嗓子问：“啥？”

“我说，俚（你）好吗？”

“很好。”我说，因为在英国住了些年，就又加上一句，“谢谢你。”

“你度假啊？”

“是啊。”

“你觉得密斯嬉皮咋样？”

“啥？”

“我是说，你觉得密斯嬉皮咋样？”

我紧张极了，此人全副武装，还是个南方人，他说的话我又一个字都听不懂。“对不起，”我说，“我反应慢，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他更加认真地重复了一遍，“俚（你）觉得密西西比怎么样？”

我恍然大悟：“噢！我很喜欢！喜欢得不得了！我觉得这儿太棒啦，这儿的人都那么亲切，那么热心。”我还想加上一句，说我都来了一小时了，还没人朝我开枪呢。可惜这时候灯变了，他也开走了。我长叹一声，心中暗想：“感谢你呀，耶稣。”

我驶向牛津镇，密西西比大学的所在地，俗名“蜜大”。给小镇起名的人把英国的牛津照搬过来，指望以此来说服州政府把大学建在那里，结果州政府真就这么做了。这就基本说明了南方人脑子的运转方式。牛津看来是个宜人的小镇，围绕着一个广场建起，广场中央伫立着拦斐特郡地方法庭，一座高耸的钟楼和建筑物上的那些多利安式柱圆柱，正沐浴在秋日的温暖阳光中。广场四周是颇有吸引力的商店，还有一家旅游信息服务处。我走进服务处，打听去“花楸橡树园”——福克纳故居的路怎么走。福克纳一辈子都住在牛津，他的故居现在已经成了博物馆，保持着1962年他逝世那天的样子。出名到这种程度一定会身心俱疲，因为你知道，有人会在你咽气的那一刻闯进来，并在所有的过道挂起天鹅绒绳子，饱含崇敬地照料每样东西。想想吧，要是你在床头柜上放了本《读者文摘精华本》，那会显得多掉价！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大块头的黑女人，穿着考究得出人意料。这让我有点儿吃惊，这竟然也是密西西比。她穿着深色的两件套，在这密西西比的热浪中肯定暖和得要命。我问她去花楸橡树园的路怎么走。

“你的车停在广场上吗？”她说。其实她是这么说的：“你的车钉在广肠上吗？”

“是啊。”

“好，甜心，你塞（上）车，然后做（过）广肠（场），从另一头出去，炒（朝）大学走，过三个路口，在红绿等（灯）那儿鼬（右）转，下了坡就到啦，冻（懂）啦？”

“不懂。”

她叹口气，又开始了：“你塞（上）车，然后做（过）广肠（场）——”

“什么，我开车过广场吗？”

“没搓（错），甜心。你做（过）广肠（场）。”她跟我说话的方式，就像我对法国人说话一样。她把接下来的路线向我和盘托出，虽然我几乎一字没听懂，还是假装明白了。我一个劲儿地在想，从这位外表如此优雅的女士嘴里吐出的字眼，是多么滑稽呀！我正出门的时候，她又大声说：“其实莫（没）关系，反正打（它）现在已径（经）关门了。”

我说：“啥？”

“打（它）现在已径（经）关门了。你要怨艾（愿意），可以在周胃（围）转转。不过不能进取（去）。”

我走到外面去，心里想，“密斯嬉皮”恐怕会让我费点儿力气。我在广场四周走了走，逛逛商店，大多数店里卖的都是供乡村俱乐部式生活用的东西。漂亮而衣着讲究的女人们进进出出，全都晒得黑油油，一看就是有钱人。一个转角上有家书店，里面有杂志架，我便进去四下看看，在杂志架上挑了一本《花花公子》浏览。我很沮丧地发现，现在的《花花公子》改用一种很糟糕的光面纸印刷，弄得纸页都像湿纸巾一样粘在一起。你再也不能哗啦哗啦地翻，而必须一页页拨开，就像剥奶油棒上的包装纸一样。最后，我终于剥到了大幅照片页，是一个裸体的截瘫患者。我向上帝发誓，她以各种姿势四仰八叉地瘫——也许这不是最合适的用词——在床上和长沙发椅上，看上去很粗野，却也很吸引人。不过，她用光滑的织物巧妙地盖住了极有可能已经萎缩的腿。那么，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这照片有点儿古怪？

很显然，《花花公子》已经误入歧途了。这让我觉得苍老、悲伤、格格不入。因为自从我记事以来，《花花公子》就是美国人生活的基石。我认识的每个男人和男孩都看《花花公子》。有的男人，像我爸，会假装不看。要是你当场抓到他在超市里看它，他常常会很不好意思，还会假装自己其实是想找《美化家居及花园》那类书。但是他确实看它，他甚至还在自己衣柜深处放了一个旧帽盒，作为男性杂志的小窝点。我认识的每个男孩的爸爸，都有一个隐藏男性杂志的小窝点，爸爸们都以为那里无人知晓，而孩子们却是一清二楚。每隔一阵子，我们都会把爸爸的杂志拿出来交换，然后设想他们来到衣柜，发现里面不是上个月的《绅》，而是两年前的《金块》以及——作为红利的—— 一本叫作《牧场小屋欲望》的平装书，那时他们该多么困惑呀！干这种事你尽可放心，你知道爸爸绝不会跟你提起有关它的一个字。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你下次再去时，那窝点已经换了地方。我不知道20世纪50年代的女人是不跟自己的丈夫睡觉还是怎么的，可是这种对裸女杂志的全情奉献却是相当普遍。我想，也许和战争有点儿关系吧。

我们的父辈读的那些杂志，名字都叫作《浪荡子》和《名人》什么的。里面的女人并不迷人，乳房像泄了气的足球，屁股上一大堆肥肉。《花花公子》里的女人则是又年轻又漂亮，不像你在放“上岸假”时碰到的那种女人。《花花公子》在刊印迷人的裸女照片，从而提供无法计算的公益服务之外，还提供一整套相应的生活方式。它就像本月度指南，告诉你如何生活，如何玩股票，如何买音响，如何调制高难度鸡尾酒，如何利用你的机智和品位迷倒女人。生长在艾奥瓦，你真能在这些事上得到帮助。我过去每期都从封面看到封底，就连目录页下面的邮政规定也不放过。大家都这样，休·海夫纳是我们所有人心目中的英雄。现在回头一看，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确确实实——咱们说实话——休·海夫纳一直是以其卑鄙无耻打动我的。我的意思是，讲实话，如果你有那么多钱，你会要一张硕大的圆床，然后穿着真丝睡袍和软拖鞋消磨自己的一生吗？你会愿意把你房子的半边都装满那种乐于光着身子打枕头仗、一心想上全国性杂志而不在乎你拍照的女孩吗？你愿意晚上下楼，发现巴迪·汉克特、小萨米·戴维斯和乔伊·比肖普都站在你起居室里的钢琴周围吗？我是不是听到大家齐声回答：“妈的，才不呢！”但是我却答不上来，我们大家都答不上来。

《花花公子》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就像一个老大哥。然而多少年过去后，正如老大哥一样，它也变了。它遭遇了几次财政危机，搞投机出了点儿小麻烦，最后终于搬家到了海边。正像真正的兄弟那样，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已经好几年不曾真正想起过它。但突然间，就在这茫茫人世中，在密西西比的牛津，我偏偏又和《花花公子》狭路相逢。这真好像看见一个老去的高中风云人物一样，我们发现他秃了顶，还很无聊，依然穿着俗艳的V领毛衣和亮闪闪的黑皮鞋，鞋上还镶着大概在1961年你会觉得特美的金穗子。意识到《花花公子》和我都比我认为的老了许多，而且我们之间已不再有什么共同之处，着实令我震惊。我沮丧地把那本《花花公子》放回架上，心里明白要等很长时间以后——嗯，怎么说也要30天吧——我才会拿起另一本的。

我看了看别的杂志，至少有200本吧，可标题都是什么《机枪爱好者》《肥肥新娘》《基督木工》《家庭外科文摘》之类的。没有一本是给正常人看的，于是我就离开了。

我从南拉玛街开出去，驶向花楸橡树园，先经过了广场，竭尽所能按照服务处那位女士的指点前进，可是拼命找也找不到。跟大家说实话，这并没令我有多难过，因为我知道它已经关门了，而且我反正从来没费劲读威廉·福克纳的小说超过三页的（基本上只读了第一句的一半）。所以，我对他房子长什么样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无论如何，四处乱转的过程中我撞进了密西西比大学的校园，这里可有趣多了。校园很漂亮，到处是貌似银行和法院的精致建筑，在草坪上投下道道细长的影子。年轻人个个看上去健康饱满得像瓶鲜牛奶，或挟着书本走过，或坐在桌旁做作业。在一张桌子旁，有一个黑人学生和白人坐在一起。情况显然已经变了。就在25年前，正是这个星期，一个名叫詹姆斯·梅瑞狄斯的年轻黑人在500名联邦法警的护卫下来蜜大注册，引发了校园的一次暴动。牛津的人一想到以后得和一个黑鬼共用校园，就气得火冒三丈，结果打伤了30名法警，杀死两位记者。这些神情安详的学生中，肯定有许多人的父母曾是暴动者，曾经砸砖头，曾经放火烧车。这样的仇恨，真有可能在一代人之后就灰飞烟灭吗？好像不可能啊。可是要想象这些平静的学生为种族问题而暴动，也是不可能的。话说回来，想象这么一群一尘不染、规规矩矩的年轻人为任何事情暴动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为了餐厅饼干里巧克力丁的数量吧。

我心血来潮，决定开车去东边35英里外的图珀洛——艾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家乡。这一路令人愉快，太阳西斜，天气暖和，黑压压的树林从道路两边逼近过来。空地上零星地有小屋出现，院子里往往有一大群黑人青年在踢足球或骑车。偶尔也有更好的房子——白人的房子，有大旅行车停在车道上，车库上挂着篮球筐，还有修剪整齐的大草坪。这些房子常常和那些小屋异乎寻常地接近——有时候就是紧挨着。你在北方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景象的。我深深感到这里面充满了讽刺：南方人能够在那么鄙视黑人的同时还舒舒服服地和他们住在一起；而北方人虽然基本上不太在意黑人，甚至把他们当作人来尊敬，祝福他们每个人都成功，却唯恐和他们太随意地混在一起。

我到达图珀洛时天已经黑了，这里比我预想中要大。不过到现在，我已经预想到事情不会像我预想的那样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这儿有一条遍布悠长明亮的购物商场、汽车旅馆和加油站的商业带，又累又饿的我首次看到了这些商业带的好处。这里应有尽有，一排闪闪发光的店铺陈列在你的面前，提供人类可能需要的每一种便利，在这些干净、舒适、可靠、价格合理的地方，你可以休息、吃饭、娱乐，补充最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要。除此之外，他们还给你冰水，并且免费续一杯咖啡，更别提那免费的纸板火柴和包在纸里的香味牙签，会让你一路心情愉快。多么美妙的国度啊！我这样想着，便满怀感激地沉入了图珀洛欢迎的怀抱。

第七章

一大早，我来到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的出生地。时候还早，我以为还没有开门，可它却已经开了，而且已经有人在里面了。游客们有些在房子边上拍照片，有些在前门等着鱼贯而入。这栋房子齐整而洁白，伫立在市立公园的一片绿荫之中。它紧凑得令人惊讶，形状像个鞋盒，只有两个房间：前面一间有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后面是间朴素的厨房。但是它看上去很舒适，有种美好的家的感觉。毫无疑问，它比我在高速公路沿线看到的大多数棚屋要好得多。一位胳膊肉乎乎的和气女士坐在椅子上答复提问。同样的问题她每天肯定被问一千次，可她似乎并不介意。在这十二三个人里，我是唯一一个60岁以下的。不知道是因为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演艺生涯后期已经潦倒，以至于歌迷都是老人，还是只有老人才有时间和兴趣参观死去名人的故居。

屋后有条小路通往礼品店，你可以在那儿买到艾尔维斯的纪念品——唱片、纪念章、餐具、海报等等。到处都能看到他那张英俊又孩子气的脸，正在向你展开笑颜。我买了两张明信片和六盒火柴，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后来发现时，我居然有种奇怪的解脱感哩。门口有本参观者留言册，所有的参观者都是从那些没听说过的地方来的：凉拌卷心菜，印第安纳、死老婆，俄克拉何马、冷冰冰，明尼苏达、干呕，新墨西哥、结肠造口，蒙大拿。册子里有个评论栏，一路读完了他们写的：“好”“真是好”“很好”“好”。多么雄辩哪。我翻回到更早的一页，发现一位游客误会了评论栏的意思，写下了“参观”一词。结果那一页和对开页的所有游客都写上了“参观”“参观”“又参观”“参观”，直到有人翻过这页，他们才回到正题上来。

埃尔维斯的故居在埃尔维斯快车道旁的埃尔维斯公园里，而快车道就在埃尔维斯纪念高速公路下面。由此你可能会推断出，图珀洛很是为它最著名的儿子骄傲。但是，它却并未采取任何庸俗的手段来剥削他的名声，令你不得不敬佩它。这里没有一大堆礼品商店、蜡像馆和纪念品商场，企图借猫王衰落的名气大捞一笔，这里只有绿树成荫的公园里一座漂亮的小房子。我很高兴自己曾在此停留。

离开图珀洛后，我按计划朝南驶向了哥伦布，驶入了一轮正在上升的骄阳之下。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棉花田，这种植物又黑又矮，但每一棵上都有真正的棉花团探出头来。这些棉花田都小得惊人，在中西部，你已经习惯于看到农田漫卷过地平线，这儿的农田却只有几块菜地那么大。这边的棚屋也更多一些，在高速公路沿线或多或少，连绵不断，真好似在穿过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呢。而且，这些都是真正的棚子，其中有些看上去岌岌可危，屋顶塌陷，墙壁好像遭过炮弹袭击，根本不能住人。可是当你经过时，会看见有人躲在门口，正注视着你。道路两旁照例有许多商店，让你想不通如此贫穷又分散的人口怎能养活它们。它们都打着巨幅招牌，宣称提供各种杂七杂八的商品：汽油、烟火、炸鸡、活饵。真不知道我得饿到什么程度，才会去吃一个经营活饵的人准备的炸鸡。所有的商店前面都有可乐机和汽油泵，而且院子里几乎都有生锈的汽车和四散的各色杂物。要想凭这些商店废弃的状态弄清它们是否营业，简直是不可能的。

每隔一会儿，我就会碰上一个小镇，小小的，灰扑扑的，有一大堆黑人在商店和加油站外面晃悠着，啥也不干。这算是南方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了——各地的黑人数量。其实我不该为此而惊讶的，黑人占密西西比35%的人口，在亚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也差不了多少。在南方的某些郡里，黑人与白人的比例为4∶1。然而，直到25年前，其中的很多郡还不曾有一个黑人投票的记录呢。

在随处可见的贫穷之中，哥伦布的出现令人欢喜。这是个极好的小城——田纳西·威廉斯的家乡，有3万人口。在内战时期，它曾短暂地做过州首府。从高速公路下来是绿树成荫的道路，两旁伫立着几栋内战前的大宅子。不过真正的宝物要数它的闹市区，那里好像从1955年起就没怎么改变。格伦肖理发店前有一根旋转灯柱，街对面是一家名叫麦克罗的正宗五元店，拐角处的一幢雄伟建筑是密西西比银行，一个大钟从楼上向人行道悬挂下来。郡法院、镇公所和邮局都是漂亮雄伟的建筑，只不过是建成小镇级的规模。这里的人们看上去很富裕，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位明显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他身穿三件套西装，拿着份《华尔街日报》。这里的一切都深深地令人欢欣鼓舞。这真是个一流的小镇，把它和佩拉漂亮的广场合起来，就差不多是我追寻已久的合成镇啦。我开始认识到，我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它，我必须一片一片地把它拼凑起来——这儿一栋法庭，那儿一个消防站——在这里，我已经找到好几片了。

我到主街上的一家旅馆喝咖啡，还买了份当地的日报《商业快讯》（密西西比最进步的报纸）。这是份老式的报纸，头版头条像旗帜一样横跨了八栏，上书“中国台湾商业集团将访问金三角地区”，下面一组相关副标题都以不同的大小和字体作出专栏呼应。

访问者将考察

投资的

机会

作为

贸易使命

的一部分

该团周四

抵达

金三角

州政府官员

协调此次访问

报纸里所有报道都在暗示，这是一个由祥和与同情支配的城市。“三一地主妇向老人伸出援手”“拉马尔·兰菲尔案引发讨论”“皮肯斯学校预算通过”。我又读了警察记事簿，上面说：“在过去24小时内，哥伦布警察局共采取34次行动。”多好的地方啊！——这儿的警察不是在对付犯罪，他们是采取行动。按照记录，这些行动当中最刺激的，莫过于逮捕一名驾照已被吊销的开车者了。在报纸的其他部分，我发现在过去24小时内，有6个人死亡——或者按警方记录的说法，采取了死亡行动。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份《商业快讯》（我已经在心里把它改名为《理想镇商业快讯》了）和它所服务的小镇。

我可以住在这儿呀，我心想。可就在此时女招待过来说：“俚诚心要乳房菜单吗？甜心？（Yew honestly a breast menu, honey？）”我立刻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这些人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她很可能是在用荷兰语招呼我，用了好长时间，又拿刀叉比画了半天，我才弄懂她对我说的是：“你想看早餐菜单吗，甜心？”其实呢，我是想看午餐菜单的，但与其花上一个下午尝试传达这一想法，还不如直接要杯可乐省事。我发现此举并未招来任何补充提问，不由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南方人说话这么难懂，不光是因为咬字不清，还与速度慢有关。你听上一会儿就会注意到这一点。一般南方人讲话的方式，就像某人挣扎在昏迷与清醒边缘似的。我换鞋袜的速度都要比大多数密西西比人说一句话快多了，住在这儿会把我逼疯的，当然是慢慢地。

哥伦布紧挨着州界线，离开20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在亚拉巴马了，正取道埃塞斯维尔、煤火与改革镇，奔塔斯卡卢萨而去呢。高速公路边有个牌子说：“请勿乱扔垃圾，保持亚拉巴马的美丽。”“好的，遵命。”我开心地回答。

我打开了收音机，最近几天来我听得很多，指望借老土又带鼻音的电台开开心。那些电台播放的歌曲都来自名叫汉克·旺克和布伦达·巴恩斯之类的人。过去一直是这样的。我那有点科学奇才的哥哥，有一次用旧烤豆罐之类的东西造了个短波收音机。深夜时分，当我们应该睡着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在一片漆黑中把玩他的旋钮（姑且这么说吧），搜索远方的电台。他常常会收到南方的电台，那些电台总是配备着专业的山里人，奏着带鼻音的调调。电台的声音永远是噼噼啪啪又遥不可及，仿佛是从另一个星球向我们传送的。可是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发音土气的人啦。实际上，几乎听不到一丁点儿南方口音了。所有的电台主持人听上去都像是从俄亥俄来的。

在塔斯卡卢萨城外，我停下来加油。出乎我的意料，为我服务的那个小伙子听上去也像是来自俄亥俄。事实上他的确是。他有个女朋友在亚拉巴马大学，但他讨厌南方，因为这里如此缓慢而又落后。他似乎是那种很在行的家伙，于是我便问他电台口音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南方人对他们溅屎的乡巴佬臭名十分敏感，因此所有在电视和广播上讲话的人都努力让自己听上去像是从北方来的，而且装作这辈子从来没啃过一个油炸玉米饼，没闻过一点儿玉米渣。现如今，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工作。不说别的，快捷的北方腔意味着在同样的时间里，电台可以一下塞进三四个广告，而普通南方人却才刚刚清完嗓子。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为了他这番颇有帮助的洞见，我给了这小伙子三毛五的小费。

从塔斯卡卢萨，我循69号公路朝南驶向塞尔马。塞尔马对我来说，仅仅意味着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模糊记忆。当时马丁·路德·金率领着几百名黑人从那儿游行40英里到蒙哥马利——州首府——去登记投票。这又是一个格外迷人的小镇——南方的这个角落里似乎充斥着这样的地方。它的大小和哥伦布相仿，也是一样阴凉而迷人。闹市区的街道两旁树木成行，人行道新近才重铺了砖面。长椅随处可见，滨河区——小镇尽头是俯瞰亚拉巴马河的一道陡崖——也整治得干净利落，到处是一派宜人的繁荣气息。在一家旅游信息服务处，我拿了几本赞美小镇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夸耀其黑人传统的令我大为振奋。在密西西比，我不曾看到一丁点儿黑人值得赞美的地方。还有，这儿的黑白关系似乎也比密西西比好得多，我看到他们在汽车站聊天，还看到一个黑人护士和一个白人护士结伴驾车旅游，看上去像是老朋友了。总之，这里的气氛似乎比密西西比轻松许多。

我继续向前，穿过起伏开阔的田野。虽然还有棉花田出现，但大部分都是奶牛场，遍地翠绿，阳光灿烂。黄昏时分，快到晚上的时候，我到达了塔斯基吉——塔斯基吉学院的所在地。该校由布克·T.华盛顿创办，乔治·华盛顿·卡弗将其发展壮大，是美国第一所黑人大学。这里也是美国最贫穷的郡之一，82%的人口是黑人，半数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差不多有1/3的人还没有自来水。这才是真正的贫穷啊！在我来的地方，如果你买不起能制冰块的冰箱，你的汽车没有自动窗，你就是穷人。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屋子里没有流动的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

塔斯基吉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就是这里全部是黑人。这里在各个方面都是个典型的美国小镇，只不过它很穷，许多商店前面都用木板钉起来，到处是废弃的景象。每辆车里的每个人、每个步行者、每个店主、每个消防队员、每个邮递员、每个鬼魂都是黑人，只有我除外。在这之前，我从未如此鲜明地体会过自我的存在，从未感觉到自己是如此显眼。我突然体会到了一个黑人身处北达科他的感受。我在一家汉堡王停车喝咖啡，里面肯定有50个人，却只有我不是黑人。不过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和关心。当我又回到高速公路上时，那感觉可真奇怪啊——我得说，还真是一种解脱哩。

我继续驶向东北方20英里外的奥本。奥本也是个大学城，大小基本和塔斯基吉相仿，却有着最令人吃惊的强烈对比。奥本的学生都是白人，还很有钱。我首先看到的景象，就是一名金发女郎驾着辆仿制布加迪跑车绝尘而去，那家伙肯定花了她爹两万五千块。很明显，它是高中毕业的礼物。如果我的车跑得够快，能追上它，我会开心得把整泡尿都撒到它旁边去。才刚刚看过塔斯基吉的贫穷，此情此景竟令我心生愧疚。

然而，我得说，奥本是个可爱的小镇。不管怎么说，我一直很喜欢大学城。它们大概是美国唯一尝试综合小镇生活步伐与大城市活力的地方。这里通常有很好的酒吧和餐馆，更吸引人的商店，总的来说，也更有国际气息。而且，生活在两万正值黄金岁月的年轻人中间，那感觉是多么愉快啊！

我们那会儿，大学生们最关心的是：性、吸毒、暴力和学习。只有在前三项不可得时，你才会去学习，但最起码你会学的。现如今，美国大学生最关心的似乎是性，以及让自己保持衣着光鲜的状态。我认为学习根本不大进入他们的视野。就在我旅行期间，美国有人大声疾呼，说普遍的无知已经在席卷全国的年轻人了。这种对全国范围的绝望情绪，主要来自于国家人才基金会所做的研究报告。这项报告最近测试了8000名高中生，结果发现他们愚蠢得像猪口水一般。其中有2/3的人不知道美国内战在什么时候，分不清斯大林和丘吉尔，也不知道是谁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几乎有一半的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00年前开始的，1/3的人认为罗斯福是越战时期的总统，而哥伦布航海到美洲是1750年以后。42%的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项——连一个亚洲国家的名字也叫不上来。我本来是根本不相信这些的，但我去年夏天曾带两个美国高中女生周游多塞特——两个女孩都很聪明，现在就读于名牌大学——她们俩竟没有一个听说过托马斯·哈代！最最起码，你怎么可能活到18岁，还从来不曾听说过托马斯·哈代呢？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怀疑，你可以在奥本花一个星期去亲吻每个听说过托马斯·哈代的人的屁股，也不致令嘴唇皲裂。也许这个评价粗俗而又不够公允，我知道奥本可能会是哈代研究的温床，但我只在那儿待了一小会儿就确定，这儿连一家像样的书店都没有。一个大学城怎么可以连一家像样的书店都没有呢？书店倒是有一家，可它卖的都是课本和一大堆与学问无关的杂烩：运动衫、充气动物玩具和其他带着奥本大学校徽的随身用品。大多数像奥本一样的美国大学都有2万或者更多的学生，再加上高达800人到1000人的教授和讲师。一个社区拥有这么多受过教育的人口，怎么会养不起一家像样的书店呢？如果我是国家人才基金会的人，我会发现这个问题至少和高中生在常识测验中的可怜表现同等严峻。

顺便告诉大家吧，他们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差。因为他们想尽快把题做完，他们乱填一气，然后就呼呼大睡。我们过去经常这么干。高中时，每年都有那么一次，我们的校长托拉格先生，命令全校学生列队进入礼堂，让大家耗上沉闷的一整天来回答各种全国性测验的选择题。你用不了多久就会明白：如果看都不看题目就画圈，你就可以很快把它做完。然后你就可以闭上眼睛，沉迷在眼皮里的色情电影之中，直到下一场考试开始。只要你铅笔夹得妙，你又不打鼾，负责在座位间来回逡巡、寻找异端的托拉格先生就不会来管你。托拉格先生就是靠这个混饭吃的，他整天四处乱逛，寻找不听话的人。我一直爱想象他晚上在家的样子，他在餐桌旁走来走去，一看到老婆懒懒散散，就用尺子捅她。跟他一起生活肯定像地狱一般，当然了，他的名字其实不叫托拉格，而是超级白痴。

第八章

我驶过清晨明亮的阳光，道路不时拐入浓密的松林之中，经过一排排度假小木屋。亚特兰大就在北边一小时路程之外，这附近的人显然企图借地利大赚一笔。我经过了一个名叫“松山”的小镇，它似乎拥有你想在内陆旅游胜地找到的一切。这里挺迷人，店铺也挺好，就缺一样东西—— 一座山。想想它的名字，这里有点儿让人失望。我特意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松山”在我单纯的脑子里唤起了一番幻景：清新的空气、陡峭的悬崖、散发着馨香的森林和翻滚流动的小溪——这儿是那种你也许会撞见约翰小子·沃尔顿的地方。然而，如果当地人为了多挣一块钱，而把事实夸大了一点点儿，谁会去责怪他们呢？你可别指望人们会专程开几英里路，来参观一个名叫“松平地”的地方呀。

田野慢慢变得起伏多山，但绝不陡峭，在道路前面来了一个温柔的下坡，滑向了暖泉。多年来我一直渴望去那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除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那儿去世之外，我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在得梅因选举大楼的主楼梯两旁，陈列着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报纸头版，令小时候的我为之深深着迷。其中有一张上说：“罗斯福总统逝世于暖泉。”即使在那时，我也已经认为它听上去真像个长眠的好地方。

结果呢，暖泉果然是个好地方。这儿只有一条主街，一边是家老旅馆，另一边是一排商店，不过都重修成了昂贵的时装店和礼品店，专门向亚特兰大的游客开放。里面的东西全都假得明明白白——就连室外背景音乐也不例外，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不过我相当地喜欢。

我出城向小白宫驶去，它大约在城外2英里处，停车场上几乎是空的，只有一辆旧巴士，一群上了年纪的公民正从上面下来。这是来自“炮仗，佐治亚”或者“光腚，亚拉巴马”此类地方的耶稣浸信会包的车。那些老人跟小学生似的，吵吵闹闹，激动万分，在售票亭前面加我的塞儿，一点儿没意识到我会毫不犹豫地推开一位老人，尤其是浸信会教徒。但我只是和气地微笑着站到了后面，想到他们即将不久于人世，便觉得安慰多了。

我买了票，很快就在去罗斯福庄园的上坡路上超过了那些老人。小路穿过高高的松树林，那松树似乎要无止境地向上、再向上，结果把阳光封锁得那么彻底，让树下的土地光秃秃一片，就像刚刚清扫过一般。小路两旁排列着来自每个州的巨大石块，显然每位州长都曾被要求献上本地的一块石头。它们在这里排成一队，像个光荣的护卫队。笨点子开花结果，这可是不常见的呀。许多石头被切成那个州的形状，打磨得亮光闪闪，再刻上州名。可是剩下的那些呢，显然没领会这一计划的精髓，就是平平常常的一块石头，挂着个简洁的小牌子：“特拉华，新罕布什尔。”艾奥瓦的献礼像我预期的那样，是谨慎的中间派。石头倒是切成了本州的形状，可惜啊，干活的人显然从没尝试过这种营生。我猜想，他肯定是一时冲动投了最低标，没承想居然一举中的，至少艾奥瓦还找到块石头送去了，我还挺害怕会是一块烂泥巴呢。

在这一奇观的远处，是一栋白色的平房。从前它曾是庄园邻居的家，现在成了博物馆。和美国的这类博物馆一样，这里搞得不错，很有意思。墙上贴满了罗斯福在暖泉的照片，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他的个人物品——他的轮椅、拐杖、腿架和其他类似装备。其中有些精巧得出人意料，能挑起人的一种病态的兴趣。因为罗斯福一直非常小心，不让公众把他看成是个瘸子。可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正在审视他脱了裤子的模样。有一个房间格外吸引我，里面摆满了他当总统时人们亲手制作、送给他的礼物。这些东西很可能立刻就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碗橱的后面。有成打的雕花拐杖，上面是木镶的美国地图；还有许多海象牙和蚀刻石板，雕刻着罗斯福的头像。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精美，着实令人吃惊。每一件东西都代表着几百个小时的精心雕刻和不知疲倦的抛光打磨，却只是为了送给一个陌生人。对这个人来说，这不过是为他的个人纪念品大军增加一员罢了。我被这些玩意儿迷住了，几乎没注意到那些老人也闯了进来，虽然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却丝毫不减活力。在一个展品前，一位头发蓝灰的女士挤到我前面，匆匆瞟我一眼，意思是：“我是个老人，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然后就把我从她脑子里打发掉了。“我说，哈泽尔，”她大声喊道，“你知道吗？你和埃莉诺·罗斯福是同一天生日呢！”

“真的吗？”隔壁有个刺耳的声音回答。

“我自己和艾森豪威尔是同一天生日，”那蓝发女士依然高叫着说，并为巩固自己在我前面的位置，晃了晃她那丰满的屁股，“我有个外甥和哈里·杜鲁门一天生日。”

我很想攥住她两只耳朵，然后把她脑门猛掼在我膝盖上，但我将这一念头把玩片刻之后，还是步入了另一个房间，发现这里有个入口通往一家小剧院。剧院里放映着噼啪作响的黑白电影，都是表现罗斯福和脊髓灰质炎的斗争，以及他长期待在暖泉的生活。他试图把生命揉进细长的双腿，仿佛它们只是睡着了而已。电影也很完美，由一位合众社的记者撰稿并旁白，感人至深但并不过分煽情。那无声的家庭影片里，每个人物的动作都急匆匆的，就好像镜头之外有人在咆哮着让他们快一点儿。这电影与罗斯福的腿架一样，激起了人们窥阴似的狂热。在这之后，我们终于被放行去见识小白宫的真身。我飞快地跳到前面，免得和那些老人分享这种体验。它就在另一条小路上，要穿过更多的松树，越过一个白色的岗亭。令我吃惊的是，它竟然那么小，不过是林中一栋小小的白色木屋，只有一层楼，五个小房间，都镶了深色木头。你根本没法儿相信这会是一位总统的财产，尤其是像罗斯福这样一位有钱的总统，毕竟，他拥有周边绝大多数的田产，包括主街上的那家旅馆，几栋小别墅和泉水本身啊。然而，小屋那种特别的紧凑反而让它更加舒适迷人了。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显得很舒服、很有人气。你忍不住地想把它占为己有，即使这意味着你得到佐治亚来享用它。每个房间都有一段简短的录音解说词，告诉你罗斯福怎么工作，如何接受治疗。可是它没告诉你，他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和他的秘书露西·默瑟来点儿乡村风味的亲密接触。她的卧室在起居室的一边，而他的则在另一边。录音介绍压根儿没提这个，但它却指明了埃莉诺的卧室——被塞进房子的最后面，而且绝对比秘书的差，大多数时候是用来当客房的，因为埃莉诺很少到南方旅行。

离开暖泉几英里之后，我改道上了一条通往梅肯的风景线，但是沿路好像并无多少风景。不是没什么特别的风景，而是干脆没风景。我开始疑心，地图上那些风景线路恐怕是胡乱画上去的。我想象某个从未去过泽西市南边的家伙，坐在纽约办公室里说：“暖泉到梅肯？嚯，听起来不赖呀。”然后认认真真地画下了标志风景线的橙色虚线，舌头从嘴角边轻轻地探出一点点儿。

梅肯挺好的——所有的南方小镇似乎都挺好。我停车到一家银行去取钱，为我服务的女士来自大雅茅斯，这让我们两个都小小地激动了一下。然后我继续赶路，穿过了奥蒂斯·雷丁纪念大桥。美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南方，都有这种潮流，喜欢用当地杰出人物的名字为水泥建筑起名——西尔威斯特·C.格拉布纪念大桥、切斯特·奥弗里大堤，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习惯实在古怪。设想一下吧，你一辈子辛苦工作，排除万难爬到社会顶端，投入漫长光阴，忽视家人亲情，背后中伤他人，被认识的每个人看成狗屎，到头来只落得塔拉普萨河上一座公路大桥的名字，好像实在有点儿划不来啊。然而，不管怎么说，至少这座桥得名之人我还是听说过的。

我循16号州际公路向东驶向萨凡纳。那是穿越佐治亚红土平原，长达173英里无法形容的沉闷之旅。我花了炎热又毫无回报的五个小时，才到达萨凡纳。而你们呢，幸运的读者，只须眼睛掠到下一段即可。

我兴奋地站在萨凡纳的拉斐特广场上，置身于砖铺小路、涓涓溪流、垂着西班牙苔藓的浓郁树木之中。我的面前矗立着一座精致的、有着新亚麻的洁白的大教堂，一对哥特式的尖顶高耸入云。在它周围，是一些200多年的老房子，砖墙已经风化，抵挡风暴的窗板显然还在使用。我竟然不知道美国还存在着如此完美的地方。萨凡纳有20个这样的广场，凉爽安静地躺在树木的天棚下，旁边那些细长笔直的街道也是同样阴凉而安宁。只有当你跌跌撞撞走出这片市内雨林，进入现代城市的开阔街道，暴露在沸腾的骄阳之下，你才会意识到南方到底有多么闷热。现在是10月，在艾奥瓦，已经是法兰绒衬衫和热甜酒的季节了，可是这儿呢，夏天依然不依不饶。刚刚早晨8点，商人们就已经在松领带、擦额头了。要是在8月，会热成什么样呢？每个商场和餐馆都开着空调，一走进去，汗水便冻干在你胳膊上，再走到外头时，热烘烘的空气扑面而来，仿佛狗的喘息一般。只有在广场里，气候才能达到一种舒适的平衡状态。

萨凡纳是个十分诱人的城市，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逛了好几个小时。该城有1000多栋历史建筑，其中许多仍然有人居住。这是我去过的，除了纽约之外，第一个人们当真住在闹市区的城市。这是多么大的差别啊！你会看到孩子们在街上踢球，或者在门廊里跳绳，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活跃、那样生机勃勃。我沿着奥格尔索普大街的鹅卵石人行道，踱向了殖民纪念墓园。这里到处是剥蚀风化的纪念碑，还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本州历史名人的墓碑：阿奇博尔德·布洛克，第一位出身佐治亚的总统；詹姆斯·哈伯肖，“一位商界领袖”；还有巴顿·格威纳特，他在美国这么出名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参与签署了《独立宣言》，二是他拥有殖民历史上最傻的名字（button，意为扣子）。萨凡纳的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把老巴顿给弄丢了。纪念碑上说他可能就埋在我目前站立的这块地方，也可能是拐角那儿，或者干脆就在别的什么地方呢。这么说吧，你可能走上一整天也弄不清自己是不是踩到了巴顿。

萨凡纳的商业区永远地被冻结在了1959年——伍尔沃思商场似乎从那时起就再没换过货。这儿有一家漂亮的老电影院——魏斯电影院，可惜关门了。闹市区电影院在美国早已是陈年旧事了，唉，真可惜！你老是读到报道里说，美国的电影工业多么蓬勃，可是现在所有的戏院都建在郊区的购物中心了。在那儿看电影你有好几十部可以选择，可是每家电影院都跟大冰箱尺寸相仿，只勉强比冰箱舒服一点儿。那里面根本没有楼厅。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没有楼厅的电影院吗？对我来说，看电影就意味着坐在楼上的第一排，跷着脚，把空糖盒扔到下面人的头上（或者，在看到更无趣的爱情场面时，往下滴可乐）并且往屏幕上砸尼布糖。尼布糖是一种甘草味的糖，估计是用朝鲜战争剩下的橡胶做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颇为流行。它其实是不能吃的，但你若把它嚼上一分钟，然后砸向银幕，它就会“啪”的一声粘在上面。这是一种传统，每个人都在星期六乘公汽进闹市区，去俄尔弗剧院，买上一盒尼布糖，花上一个下午轰炸银幕。

干这事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因为剧院经理雇了一帮恶狠狠的领座员，他们都从科技高中辍学，生命中一大遗憾便是没能生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这些人手拿强力电筒，在走道间来回巡逻，寻找不规矩的小孩子。一场电影中间，总有那么两三次，他们的手电会投射到某个倒霉小子的身上：只见他撅着屁股，拿着一块湿乎乎的尼布糖，定格在投掷的姿势上。他们立刻冲上去将他拿下，他就一路号叫着被架了出去。感谢上帝，我和我的朋友从来没碰上过这种事，可我们一直以为，那些受害人都会被带去经受各种电刑的折磨，然后才转交给警方，在教养院里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多美好的日子啊！有谁敢说，郊区商业城那种鞋盒般的剧院、浴巾般大的屏幕，能够提供半点儿与闹市区电影院相媲美的东西呢？后者大如山洞，令人心醉神迷，还能激发公共意识。好像还没有谁注意到这一点，但我们也许将是最后一代觉得看电影很神奇的人了。

怀着这个令人严肃的想法，我踱过沃特街，走上萨凡纳河边新修的一条河畔人行道。河水又黑又臭，对面南卡罗来纳州的河岸一无可观，只有几家大型商店。下游更远处，是些浓烟滚滚的工厂。不过萨凡纳这边俯瞰河水的那些老棉花仓库却好极了。它们重修得并不过分奢华，底层有时装店和牡蛎吧，二楼却空着，有那么一点儿破败，散发着不可避免的颓废气息。这就是我从汉尼拔开始就一直在寻找的。必须承认，有些商店略显矫饰，其中一家叫作“全镇最可爱小店”，直令我欲做“全国最迅速的小呕吐”。门上有个牌子说：“绝对——千万不要在店内吃喝哟。”我双膝跪地感谢上帝，我永远不必见到那老板了。因为此店关着门，所以我没法儿进去参观它到底有多可爱。

在这条街的尽头，伫立着高大崭新的凯悦丽晶饭店，一看到它，我的心就直往下沉。它硕大无比，由方方正正的钢筋水泥制成，出自美国大连锁饭店深爱的“我×”建筑学院之手。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它都与周围的老建筑格格不入，哪怕是一丝和谐都不存在。它只不过在说：“我×！萨凡纳。”在这方面，这个城市特别令人反感。每隔几个街区，你就会碰上那么个不伦不类的水泥墩子——德索托希尔顿、拉马达旅馆、最佳西部河畔饭店，正如佐治亚人所说的那样，全都诱人得像玉米饼上的唾沫。其实呢，佐治亚人没说过这种话，只是我编的罢了。不过这么说颇有点儿南方味道，你们不觉得吗？就在我快要感觉这些旅馆冒犯了我，我开始对这里心生厌烦的危险时刻，我的注意力被市立法院前面的一个工人给转移了。市法院是一栋金色拱顶的大厦。那工人操着架吹叶机，一个闹哄哄的机关，后面蜿蜒着几里长的电线，一直通进他身后的大楼。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看上去有点儿像真空吸尘器——其实啊，它看起来很像一个《外星人入侵》里的火星人——而且叫得特别响。据我推断，他那意思是想把所有树叶吹成一堆，然后就可以用手收起来了。可是每当那人收拢了一小堆树叶时，就有一阵微风将其吹散。有时候他要提着吹管跑半条街甚至更远去追一片叶子，结果剩下的树叶就抓住机会四处乱飞。显然，这种装置在邮购目录上肯定显得好极了，可是在真实世界中却永远派不上用场。我一边漫步走过，一边隐隐地怀疑：不知道齐威格公司的人是不是在幕后插手呢？

我离开萨凡纳，开上赫尔曼·塔玛吉纪念大桥，这是一座高大的钢架桥，桥面不断升高、升高、再升高，就在你二目圆睁、呼吸停止的当儿，已经把你猛甩过萨凡纳河，扔进了南卡罗来纳。我沿着地图上一条蜿蜒的河畔道路前进，结果证明是条蜿蜒的内陆道路。这片河岸上挤满了小岛、港口、河湾，还有沙丘起伏的河滩，但我却只见到吉光片羽。道路狭窄，车速缓慢，每年夏天，当整个东海岸的千百万游客奔向那些海滩胜地时——泰比岛、希尔顿岬、劳雷尔湾、弗里普岛，这里一定是人间地狱。

一直等我到达波弗特（念成“不由弗特”），我才第一次正式看到大海。我拐过一个弯，突然间屏住呼吸，呆呆凝望着一湾缀满小船和芦苇的明镜似的海面，海水宁静、明亮、湛蓝，与天空一般颜色。根据我的“汽车旅行指南”，这个地区的三大收入来源是：旅游、军人、退休者。听起来真够呛，不是吗？可实际上波弗特很可爱，有许多旧宅子，还有一个老式的商业区。我在贯穿全镇的主干道海湾街停了车，惊喜地发现米表收费只要五分钱。这肯定是五分钢镚儿在美国能买到的最后一样东西啦——在南卡罗来纳波弗特的30分钟宁静心情。我漫步走向一个小公园和码头，从外表看是新近修成的。我这才第四次从这一边看到大西洋呢。你若来自中西部，海洋可是极少遇到的呀。公园里到处都是牌子，命令你不要尽情玩耍，或者行为鲁莽。每隔几英尺就有那么一个，上面写着：“不得游泳或在防波堤上跳水。不得在公园里骑车。禁止攀折或损毁花朵、植物、树木及灌木丛。未经市政府特许，不得在公园里饮用或持有啤酒、葡萄酒或酒精饲料，违者必究。”不知道是哪种迷你斯大林在统治波弗特的议会，我从未见过这样冠冕堂皇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地方，害得我心情大坏，一刻也不想多待。我扭头就走，真可惜啊，米表上还有12分钟呢。

结果，我提前12分钟来到了查尔斯顿，这可是件好事。我本来以为萨凡纳是我见过的最宜人的美国城市，可当我到达查尔斯顿以后，它立刻掉到了第二位。这个城市逐渐变窄，在港口尽头缩成了一个圆圆的岬角。城里挤满了美丽的老房子，一个接一个沿着笔直阴凉的街道排成行，就像是拥挤书架上一本本的大书。有些有最细致的维多利亚式装饰，仿佛漂亮的花边，而有些是简单的白色护墙板和黑色百叶窗。但它们全都至少有三层楼高，而且雄伟壮丽——尤其是它们都那么逼近路边，就更显出巍峨之态了。几乎没有哪家有像样的院子——尽管我在各处都看见越南园丁在精心打理桌布大小的草坪——所以孩子们都在街上玩耍。而女人们呢——都是白人，都很年轻，都很有钱——则在门前台阶上蜚短流长。这种情景不应该在美国出现的呀！美国有钱人的孩子根本不在街上玩，没有那个必要。他们要么懒洋洋地躺在游泳池边，要么躲在老爹花3000美元为他9岁生日建造的树屋里，偷偷吸大麻。他们的母亲若想和邻居说长道短，就直接打电话，或者爬进她们的空调旅行车开上100码。这让我意识到，汽车和郊区——还有无限度的财富——已经在何种程度上摧毁了美国人的生活。查尔斯顿有着那不勒斯的气候与氛围，但也有美国大城市的财富和生活方式，令我为之心醉神迷。整个下午我就在这里漫步，在宁静的街道之间来来往往，暗自羡慕着这些好看、幸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们，还有他们极好的房子和富裕完美的生活。

岬角的尽头是个平坦的公园。在这里，孩子们驾着自行车旋转弹跳，年轻伴侣们携手漫步，西沉的太阳滤过玉兰树，带来一道道长长的光与影，一个个飞盘在光影中穿梭。每个人都那么年轻、漂亮、整洁，真好像逛进了百事可乐的广告里一样。公园再过去，是一条俯瞰港口的宽阔石铺人行道，闪亮、翠绿。我走过去向下窥探，海水拍打着岩石，有鱼腥味传来。你可以看到两英里之外的萨姆特堡，内战就从那里打响。大道上挤满了骑车人和汗津津的慢跑者，他们熟练地在步行者和慢吞吞的游客中间迂回前进。我转身走向汽车，太阳暖融融地照在背上，心中隐隐感觉到，经历了如此的完美，从现在起，恐怕要走下坡路了。

第九章

为了赶路，我开上26号州际公路，这条路上有200英里斜穿过南卡罗来纳，路边的风景只有静悄悄的烟草田和鲑鱼色的土地。根据我“汽车旅行指南”上的说法，我已经不在最南部，而是进入了东海岸的中部。可是这里仍然有着南部的酷热和刺目，沿途加油站和咖啡馆的人都是一口南方腔，就连电台播音员都是南方味儿的——不论态度还是语调。有一则新闻广播说，斯帕坦堡的警察正在搜捕两个黑人，“他们强奸了一个白人女孩”。你在南方以外可听不到这种说法啊。

快到哥伦比亚特区时，路边田野上开始塞满汽车旅馆和快餐店的大广告牌。它们不是我年少时那种低矮宽厚的方形广告牌，没有那些诱人的图示和三维母牛，只是些冷冰冰的大招牌，杵在60英尺高的金属杆子上。上面的信息简明扼要，根本不邀请你去做什么有趣或诱人的事情。过去的广告牌则唠唠叨叨，会说上一大堆：“既然来到哥伦比亚，何不住进现代化的航空汽车旅馆，享受我们全新的超感振动床？你一定会爱上它！儿童特价。免费电视。冷气房间，冰块免费。车位充足。宠物欢迎。每周二下午五点到七点，鲇鱼自助餐厅开放。每晚在星光厅与弗农·史塔济管弦乐团共舞（注意：谢绝黑人）。”老式的广告牌就像超大的明信片，有许多有用的信息供你阅读，也算是一点儿精神食粮，让你瞥到一些当地文化的片断。从那以后，大家的关注范围显然是变得狭窄了。现在的广告牌只简单标出企业名字，以及如何到达那里。你在几英里之外就可以读到：“假日旅馆，26E出口，4英里。”有时候指示要复杂一些，就像这样：“汉堡王——31英里。走17B出口5英里到美国南49号公路，在红绿灯处右转，然后向西过机场2.5英里。”有谁会那么想吃巨无霸呢？但是毫无疑问，那些广告牌非常有效。当你在一种漫不经心脑袋空空的状态下开车，因饥饿和缺少油水而备受折磨时，突然看到一个牌子，上书“麦当劳——出口在此”，几乎是出于本能，你会立刻拐上出口坡道遵命而去。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坐在塑料桌前，前面摆了几小盒我并不想吃或者没时间吃的东西。这全是因为有个广告牌命令我到那儿去的。

在北卡罗来纳的边界，单调的地形瞬间结束，仿佛有法令禁止一般。突然之间，田野开始大幅度地起伏，到处是蔓延的石楠花丛、杜鹃和蒲葵。每到坡顶，景色豁然开朗，展露出朦胧中的蓝脊山脉，那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阿巴拉契亚山脉绵延2100英里，一直从亚拉巴马到加拿大。它一度比喜马拉雅还要高呢（我有一次在一本讲球赛的书上看到了这说法，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机会卖弄一下）。不过现在它们都已变得矮小圆润，迷人胜于雄伟。山脉的每一段都有不同的名字——阿迪朗达克山、波科诺斯山、卡茨基尔山、阿勒格尼山。我是想奔往雾山的，不过打算中途在比尔特莫庄园停留一下。它就在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附近，由乔治·范德比尔特在1895年建造，是美国最大的私宅之一，由255个石块建成的罗亚尔风格的房间，占地1万英亩。一到比尔特莫，你就得按指示停好车，然后到大门旁边一栋楼里买票，这样才能进入庄园。这令我很纳闷，直到我走进那大楼才发现，要在比尔特莫度过一个快乐的下午，就得承受一笔巨大的财务支出。标牌上的入场费根本就看不清楚，但从那些跌跌撞撞离开售票口的人们灰头土脸的表情判断，肯定是一大笔钱。即便如此，当我听到窗口里那个讨厌的女人告诉我，成人入场费17.5美元，小孩13美元时，我还是大吃一惊。“17.5美元！”我声嘶力竭地说，“是不是包括晚餐和表演呢？”

那女人显然早就习惯了应付歇斯底里和刻薄评语。她无动于衷地说道：“入场费包括进入乔治·范德比尔特宅邸，250个房间中有50个向公众开放。你有2到3小时自由参观的时间。它还包括进入广阔的花园，你可以停留30分钟到1小时。还包括导游带领你进入葡萄酒窖，并有影音展示和免费品尝的葡萄酒。推荐你请导游带领参观宅邸和庭院，费用另算。参观之后，你可能希望在鹿园餐厅再花上一大笔钱，或者，你若是个小气鬼，可以去马厩咖啡馆，同时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马车房、礼品店买些昂贵的礼物和纪念品。”

可惜啊，此刻我已经又回到高速公路上，正奔向大雾山脉呢。感谢上帝，它可是免费的。

我拐了10英里，只为在布莱森市过夜，适度地放纵一下。这是个毫无特点的小地方，位于大雾山国家公园的边缘，汽车旅馆和烤肉小屋沿着一道狭窄的河谷排列成行。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到这里来，除非你碰巧姓布莱森。即便如此，我不得不告诉你，乐趣也是断断续续的。我在贝内特庭院汽车旅馆开了间房，这是一家很棒的老式旅馆，除了偶尔轻轻打扫一下，似乎从1956年起就一点儿也没变过。它确确实实就是过去那种汽车旅馆的样子，房间沿着有遮盖的阳台排开，阳台俯瞰着草坪，草坪上有两棵树和一个极小的水泥游泳池。在这个季节，池子是空的，只有一坑湿乎乎的树叶和一只怒气冲冲的青蛙。每扇门的旁边都有一把金属扶手椅，椅背是扇贝状的。走道旁有一块老式的霓虹招牌，正在霓虹瓦斯的作用下轻轻跳动，在别致的闪光黄色箭头下面，拼出了绿色和粉色的字样：“贝内特庭院/有空房/空调/游泳池/电视。”我小时候，所有的汽车旅馆都有这样的招牌。现在你却只能偶尔在无名之地的边缘，在那些被遗忘的小镇上见到它们了。贝内特庭院旅馆显然可做我那合成镇里的旅馆。

我拎包进去，小心翼翼地屈尊坐在床上，然后打开了电视。顷刻间，便跳出一个“痔备H”—— 一种痔疮膏的广告。那语气非常急迫，我没记住准确的词语，大意如此：“嘿，你！你有痔疮吗？那就来点儿痔备H！这是命令！记住这个名字，你这个漫不经心的傻瓜！痔备H！就算你没有痔疮，也得来点儿痔备H！以防万一！”然后，一个画外音又飞快地补上一句，“现在能买到樱桃香味的哟。”在海外住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不习惯美国式的强买强卖了，这令我很不自在。同样令我心神不安的是，美国的电视台可以在广告和节目之间来回跳跃，事先没有任何犹豫或警示。比如说，你正躺在那儿看《库扎克》，就在枪战最紧急的关头，突然冒出一个人，开始刷起马桶来。于是你坐起来，心想：“什么呀——”然后才意识到那是广告。实际上，还是好几分钟的广告呢。在美国，你可以趁广告时间出去抽烟、吃比萨，然后还有时间在节目开始前刷好马桶。

“痔备H”的广告消失了，接着是微波食品。在观众还没反应过来自己是否想换台之前，画面又换成一群热烈鼓掌的现场观众，加上得意洋洋的电吉他乐声，还有几个快活但大脑略微受损、全身都是亮片的人。原来是“乡村老大音乐盛典[1]”，我看了几分钟，带着麻木的惊异听他们唱歌说笑，下巴渐渐地掉至胸前。这真像是种视觉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啊。你可曾在注视婴儿玩耍时这样问自己：“真不知道他那小脑瓜里在想什么？”噢，偶尔看上五分钟的“乡村老大”，你就会明白一些啦。

几分钟之后，又是一段广告喧嚣地闯进来，我立刻恢复了知觉。我关掉电视出去对布莱森市进行实地考察。这里可看的东西比我预想中要多，从斯万郡法院过去，是一个小小的商业区。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有布莱森市的标志：布莱森市洗衣店、布莱森市煤炭木材行、布莱森市基督教堂、布莱森市电器行、布莱森市警察局、布莱森市消防队、布莱森市邮局。我开始体会到乔治·华盛顿的感觉了，假如他能够死而复生，置身于哥伦比亚特区之中。我不知道这个小镇如此标榜崇敬的布莱森到底是谁，但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姓氏如此四处泛滥。真遗憾我没带撬棍和扳手，因为许多招牌会是绝好的纪念品。我尤其盼望着把布莱森市基督教堂的牌子摆在我英国房子的前门旁边，然后每个星期都可以挂上不同的教训，比如：“现在就忏悔吧，英国佬！”

没花多长时间，布莱森闹市区所有可能的消遣都被我看了个遍。我不经意间发现，就已经走上了出城往切罗基——河谷边的下一个镇——去的高速公路。我沿着它走了一小段路，可是除了几个废弃的加油站和烤肉屋之外，没一点儿可看的东西。而且，几乎没有多少路肩可以走，结果汽车就在几英寸之外风驰电掣，让我的衣服疯狂飞舞，弄得我好不惊慌。这条路沿途都是赞美基督的告示牌和手写的大标语：“掌握你的人生——赞美耶稣，上帝爱你，美国。”还有更玄乎的：“如果你明天死去，将会发生什么？”（嗯，我觉得，首先就是不用再付冰箱贷款啦。）我转身走回城里。现在是下午五点半，布莱森市就是一个有人行道的地窖，我已完全不知所措。走下一个小山坡，在一条湍急的河边，我侦查到一家A&P超市，好像还开着门，便走了进去，指望找点儿更有趣的消遣。我以前经常在超市鬼混，罗伯特·斯万森和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简直令人讨厌透顶，给我们注射致命药物绝对是手下留情。夏天里，我们经常跑到得梅因英格索尔大街上的“神气整齐”超市，因为里面有空调。我们为了消磨时间干的那些好事，我现在都羞于承认——把一袋面粉的底儿拆开，然后观看着某个毫无戒备的女人拿起来，结果把面粉一股脑儿倒在地上。或者趁别人转过身的当儿，把金鱼饲料和催吐剂这类怪玩意儿放进他们的手推车。我现在不打算在A&P超市故伎重演——当然，除非我真的很无聊——但我想，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看看年少时那些食品，一定会感到安慰的。而且也的确如此。这简直就像拜访老朋友——斯吉皮花生酱、玉米馅饼、威尔士葡萄汁、莎拉李蛋糕。我在走道上徜徉，一看到熟悉的老营养品，就咕哝着发出极小声的欢呼，心中感到无限欢欣鼓舞。

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几个月前，我在英国看《纽约时报》时注意到一个卫生护垫的广告。这些卫生护垫上有许多小凹痕，它们的名字就是该产品的商标。我当时觉得这真是非同寻常啊，你能想象吗？给卫生护垫上的洞洞起个动人的名字，会是一个人的工作？！可惜我已经记不起它的名字了。所以，现在，就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我转到了A&P超市卫生护垫区看上一看。此处花样繁多，令人咋舌。我永远也猜不到这个市场竟然如此红火，更想不到布莱森市竟会有这么多内裤需要护垫。我以前从来没怎么注意过这种事情，果然是其乐无穷啊！我在各种品牌间穿梭，阅读上面的使用说明，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我快乐地专注于某事时，偶尔就会这样。不过我估计肯定是有段时间了。无论如何，就在我拿起一包“新自由丝薄，加圆点漏斗保护（注册商标）”的那一刻，禁不住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啊哈！你在这儿呢，你这个小坏蛋！”我略微一扭头，发现在走道的那一边，经理和两个女营业员正注视着我。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笨手笨脚地把那一包塞回了货架。“只是随便看看！”我的语气很难说服别人，我只希望自己不要显得太危险或者太愚蠢，然后就奔向了出口。我还记得几周前在《独立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美国有20个州，其中大部分在最南部，异性恋者进行口交或肛交还是违法的。我现在可没一点儿类似想法，你们明白的，可我以为，这表明此地有些地方在涉及性的问题上，可能还在死守教条，很有可能还禁止非法持有卫生护垫哩。在北卡罗来纳这样的地方，没因为无心的性倒错给判上五到十年，我可真够走运的啦。无论如何，我感到自己十分幸运，安全回到旅馆，没有被当局中途拦截。然后，我以极度的谨慎心理度过了在布莱森市逗留的剩余时间。

大雾山国家公园跨越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两州，占地50万亩。我到那儿之前没发现，它竟然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它每年吸引900万游客，比其他任何国家公园都要多出三倍。即便是10月一个星期天的大清早，这里都已经人头攒动了。布莱森和切罗基之间的公路就在公园的边上，一条闪亮的小溪从大雾山的一个裂口流出来，乱糟糟的汽车旅馆、蹩脚的汽车修理店、活动房和烤肉屋栖息在公路和小溪之间。这里肯定曾经非常美丽，有郁郁青山从两边拥挤过来，可是现在却只剩下一片肮脏。切罗基城本身则更加糟糕。它是美国东部最大的印第安居留地，从这头到那头，塞满了出售俗艳印第安饰物的纪念品商店。所有商店的顶上和墙边都打着大招牌：“鹿皮鞋！印第安珠宝！战斧！抛光宝石！各种各样的蹩脚玩意儿！”有些商店前面还有一头装在笼子里的棕熊——我猜想是切罗基的吉祥物——每个笼子周围都围着一群小男孩，企图激怒那动物，让它表演一下凶猛的样子，他们的父亲呢，则在安全距离之外给他们加油打气。在其他商店，你可以花五块钱和活生生的切罗基印第安人合影，他们身着战袍，耷拉着乳头，一副宿醉未醒的样子。可惜似乎没有多少人对此感兴趣，那些印第安模特都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看上去和那些熊一样倦怠。我还从未曾见过如此丑陋的地方呢，这里挤满了游客，就连他们也差不多同样丑陋—— 一群胖子，衣着俗艳，照相机在大肚子上摇来荡去。我一边驾车在人群中小心前进，一边懒洋洋地琢磨——为什么旅游者永远那么肥胖，而且总是穿得像白痴呢？

然后，突然之间，我还没来得及对这个问题进行应有的考虑，就已经驶出切罗基，进入了国家公园，所有的庸俗就此停止。美国不像英国那样，人们不在国家公园里居住。国家公园就是真正的荒野——通常是强制的结果。在大雾山脉遥远的山谷里，高高的云端之上，曾经到处是居住在小屋里的山民。但现在他们都被迫搬了出来，此时的公园已经没有任何人类活动。公园管理当局不是设法保护古老的生活方式，正相反，是彻底将其铲除。所以，无家可归的山民搬到公园边上那些山谷小镇，把当地变成了出卖蹩脚小纪念品的垃圾镇。在我看来，这真是非常奇怪的举措。现在还有几间小木屋保留下来以备参观。公园里的一家游客中心就有那么一个，我尽职地停下车去观看。这一间和伊利诺伊新塞勒姆林肯村的那些真是太相似了，我还没意识到，观看小木屋也有可能过量，就在我靠近那小屋时，开始感到脑死亡突然发作，我只瞥了短得不能再短的一眼，就赶紧撤回车内。

大雾山脉本身令人赏心悦目。这是个完美的10月清晨，陡峭的公路不断爬高，穿过了阳光沐浴的阔叶林，小径与溪流随处可见。不一会儿我来到更高处，一派空中美景展现在面前。公园里沿途都是观景点，你可以停下车，面对风景“嚯！哇！”一番。这些观景点都由山得名，听起来像是雅皮的共管开发区——鸽谷、樱桃湾、狼山、熊阱谷之类的。空气明澈稀薄，景色辽阔无边。山脉向遥远的地平线起伏而去，温柔地从浓绿渐变作墨蓝，又转为烟雾朦胧。这里是树的海洋——极目远眺，正如在哥伦比亚或巴西所见的那样，到处是郁郁葱葱，不见半点儿瑕疵。在这片连绵起伏的广阔空间里，没有一丁点儿人类的痕迹，没有小镇，没有水塔，没有从孤独农场里升起的一缕炊烟。只有明亮天空下无边无际的沉寂和那一片空茫与清澈。只有远处一朵泛蓝的积云，在遥远的山坡上投下了飘荡的影子。

穿越公园的奥科纳卢夫提公路只有30英里长，却异常陡峭蜿蜒，我花了整整一个早晨才走完。上午10点，两个方向都出现了持续的车流，观景点上已经很难找到足够空间。这还是我首次与真正的旅游者正式接触——驾着房车直奔佛罗里达的退休者，趁淡季度假的年轻家庭，度蜜月的小两口。到处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汽车、房车、露营车和旅行车——加利福尼亚、怀俄明、英属哥伦比亚——每个观景点上都有一群群人聚集在自己车子周围，车门和行李箱大开，吃喝着便携式冰箱里的食物。每隔几码就有一辆温尼贝戈或舒适牌房车——巨大又设备齐全的轮上住所，占据了三个车位，伸出那么一大块，弄得驶来的汽车只能勉强擦身而过。

整个早晨我都模糊地感到少了什么东西，后来我恍然大悟，这里没有英国常见的徒步旅行者——没有脚蹬结实长靴、身穿短裤和及膝带穗袜的人，没有装满玛米特三明治和茶瓶的小帆布背包，更没有一排排穿紧身制服戴面包师帽的自行车手，因气喘吁吁地奋力上山而耽搁了交通。此地耽搁交通的是那些巨大的旅行房车，它们笨拙地在山上爬上爬下，有些竟然还在后保险杠上拴了辆汽车，活像个小舢板。在通往田纳西那条漫长曲折的下坡路上，我就被堵在这么一辆房车的后面。它实在太宽了，简直没法儿待在自己的车道里，一个劲儿地威胁对面驶来的汽车，要把它们顶到左边那秀丽的风景中去。唉，这就是如今许多人度假的方式。他们的全部原则，就是不要让自己有一秒钟暴露于不适或不便之中——千真万确，如果可能，连新鲜空气都不要呼吸。当旅游的渴望抓住了你，你就挤进你那13吨的罐头宫殿，开上400英里穿越乡野，与大自然隔绝得密不透风，一停在露营地，你便猛冲过去插上水源和电力，以免有哪一秒钟失去了空调、洗碗机和微波炉的照顾。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方便汽车装备”，就像是装了轮子的生命维持系统，上月球的宇航员也不曾享受这么多的后援。“方便装备”人是另外一种生物——而且还是极其疯狂的一种。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把各种小配件装在车上，以应付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他们的生命已经完全被一种可怕的念头所主宰：没准儿哪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的境地。我有一次要和一个朋友去艾奥瓦的达令湖露营两天，他的父亲—— 一个“方便设备”狂—— 一个劲儿地想把各种省力设备硬塞给我们。“我这儿有个特棒的太阳能开罐器，”他会说，“你们想带上吗？”

“不用了，谢谢，”我们会回答，“我们只去两天啊。”

“这个手电筒加雕刻刀怎么样？需要时你们可以把它当汽车点烟灯，万一你们在野地里迷了路，还能用它打求救信号呢。”

“不，谢谢。”

“对了，最起码也要带上电池微波炉吧。”

“我们不想带，真的。”

“那你们他妈的怎么在荒郊野外崩爆米花？你们想过没有？”

已经有一整套产业成长起来，以供应这个市场的需要（毫无疑问，纽约的齐威格公司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在全国各地的露营地，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人，站在他们的汽车与附带配件旁边——甲烷动力的制冰块机、便携式网球场、杀虫火焰喷射器、充气式草坪。他们这种人古怪而又危险，无论如何都不应与之接近。

公园的范围止于大山脚下，突然间，眼前的一切又恢复了肮脏破败。我再一次为美国实行的这种古怪区分感到震惊——他们坚信公园内部不允许存在任何商业活动，但却允许其在外面无限制地发展，即使那里的风景是同样出色。美国人从来没有真正领会到，你可以住在一处而不把它变丑，美丽不必限制在篱笆后面。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公园似乎就是种大自然的动物园。随着我缓缓驶进加特林堡，丑陋被强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地方显然致力于不断为坏品位的底线重新定义，绝对是粗俗低劣的世界之都。它让切罗基都显得高雅起来。除了一条只有一英里长的主街，这里再没什么东西，但主街上从这头到那头，都塞满了最耀眼的旅游大杂烩——艾尔维斯·普雷斯利名人堂、加特林堡星光蜡像馆、两间闹鬼的屋子、国家圣经博物馆、山民村、瑞普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美国历史人物蜡像馆、加特林堡空间探针馆、某个叫作天堂岛的地方（另外一些叫作什么梦幻世界）、邦妮·卢和巴斯特乡村音乐秀、卡伯警察博物馆（看看“大高个儿”郡警察局长布福德·普瑟的夺命车吧！）、吉尼斯纪录展览中心、明星博物馆之艾琳·曼卓厅（相当重要哦）和大购物商场。在这一串光彩夺目的消遣之间，散布着许多停车场和吵闹拥挤的餐馆、垃圾食品摊、冰激凌小亭子和礼品店。礼品店里出售可以写上你名字的通缉海报，还有各种搞笑装饰的棒球帽，比如说，帽檐上有一坨鲜活逼真的塑料大便。在街道上悠闲来去的，是更显拥挤的一群群肥胖的游客，他们穿着刺眼闹心的衣服，照相机在肚皮上蹦蹦跳跳，大吃大喝着冰激凌、棉花糖和玉米热狗，有的人还同时戴着棒球帽，帽檐上得意洋洋地粘着一坨塑料大便。

我爱上这儿啦。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们从来没捞着机会去加特林堡这样的地方。我父亲宁愿用一把“布莱克和戴克尔”电钻给自己做开颅手术，也绝不在这种地方浪费一个小时。他衡量一个度假胜地只需两个标准：有没有教育意义，是不是免费。加特林堡是明摆着无一沾边的。他理想中的度假天堂，就是一个不要入场费的博物馆。我爸爸是我见过的最诚实的人啦，但是度假却能让他看不见自己的原则。当小痘痘已经在我脸上四处开花，短胡茬儿也在我下巴上冒出了头，他仍然在售票亭对天发誓，说我只有八岁。他在度假时是如此抠门，竟然没让我们在废物箱里筛选午餐，让我一直纳闷儿到现在。所以，加特林堡对我来说是种心醉神迷的体验。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带了一袜子两毛五硬币的牧师，到拉斯维加斯放风来了。所有的喧嚣与诱惑，尤其是那种在短期内任意挥霍的可能性，真教我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了。

我在人群中漫步，在“瑞普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的门口犹豫了半天。当我看那宣传海报时，我能感觉到，在1000英里之外，我的父亲开始在坟墓中慢慢地转身了。海报上说，我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下子在嘴里放三颗台球的人，有两颗头的小牛，一头前额上伸出角来的人形独角兽，还有其他几百种令人目不转睛的奇珍异宝，都是不知疲倦的罗伯特·瑞普利从世界各地搜罗起来，又一箱箱运回加特林堡，以启迪像我这样有眼光的游客。入场费是五块，当我看钱包时，父亲转身的速度加快了，当我挑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心虚地递给售票亭里那个没有笑容的女人时，父亲的转动已经变成了令人眼晕的飞旋。“去他的吧，”我一边走进去一边想，“起码能让那老头子运动运动。”

哇，里面真是好极了。我知道，对几分钟的消遣来说，五块可是一大笔钱。我都可以看到父亲和我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争论不休。父亲会说：“不行，那是个大骗局。有那么多钱，你可以买能用好几年的东西啦。”

“比如说什么—— 一盒地砖吗？”我会以老练的挖苦回敬他。

“噢，求你了，爸爸，就这么一次，不要这么小气嘛，里面有一只两颗头的小牛呢。”

“不行，儿子，我很抱歉。”

“我以后会永远听话。我每天都把垃圾拿出去，直到结婚为止。爸爸，里面有个人能一下子放三颗台球在嘴里吔，还有个人形独角兽呢！爸爸，我们要把这辈子唯一的机会给白白放过啦。”

可是他丝毫不为所动。“我再也不想听谁说起它了。现在大家都上车，然后开上175英里，去‘糖蜜角古战场’。关于1802年美国和厄瓜多尔那场没啥人知道的战争，你们会学到好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还不用花我一分钱。”

于是我在“瑞普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认真参观，细细品尝着每个赝品和各种没品位的稀奇古怪物品。这儿真是太杰出了！我是真心实意这么说的，你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看到全部用鸡骨头做成的哥伦布旗舰“圣母玛丽亚”的复制品呢？而目睹方糖建成的8英尺长的马戏团模型或者约翰·狄林格的死相翻模，再或者由英国曼彻斯特的雷格·波兰全部用火柴棍搭成的房间（做得好，雷格，英国为你骄傲），你又怎么可能为之开出价格？咱们现在谈论的，可是持续一生的记忆啊。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所有展品之中，英国还有一个更杰出的代表—— 一个大约1940年的烟囱帽。信不信由你哦。这儿的一切都太精彩了——展现得干净漂亮，有时甚至很可信——我在那儿度过了快乐的一个小时。

参观结束之后，我感到心满意足，买了一个婴儿头那么大的冰激凌筒，在午后的阳光下，拿着它在人群中漫步。我逛了一连串礼品商店，还试了试帽檐上有塑料大便的棒球帽。可惜最便宜的也要七块九毛九，于是我决定，出于对父亲的顺从，一个下午不可以太过放纵。如果想要，我不是可以自己做嘛。这样想着，我就转身走向了汽车，奔向阿巴拉契亚那险峻的冈峦。

[1]原指乡村老大歌剧院，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是美国乡村音乐的圣地。

第十章

1587年，115个英国移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从普利茅斯启航，去建立新世界的第一个殖民地，就在今天北卡罗来纳附近的罗阿诺克岛。他们到达后不久，一个名叫弗吉尼亚·戴尔的孩子出生了，成为第一个用头登陆美洲的白人。两年后，第二批探险者从英国出发，去看看那些移民过得如何，还给他们捎去信函，告诉他们英国电信公司的修理员终于露面之类的事情。可是，当这个慰问团到了那儿，却发现殖民地已被废弃。没有任何信息表明殖民者去往何处，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只有墙上刻着一个神秘的词：“克罗坦”。这是附近一个岛屿的名字，那里的印第安人是出名地友善，但是到岛上去了一趟发现，那些殖民者根本就没有去过那里。那么，他们到底去哪儿了？是自愿离开，还是被印第安人给拐跑了？这一直是殖民时代的一大神秘悬案。

我这会儿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有种推测认为，那些殖民者向内陆推进，上了阿巴拉契亚山脉，然后在那儿定居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50年后，当欧洲探险者到达田纳西州时，切罗基的印第安人告诉他们，已经有一群白人住在山上了，那些人穿着衣服，还留着长胡子。根据当时的一种说法，那些人“有一口钟，每次吃饭之前都要敲响它，他们还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吃饭前低着头，小声地说些什么”。

不曾有一个人发现过这个神秘的部落。但是在阿巴拉契亚山一个遥远偏僻的角落，就在田纳西东北部小镇斯尼德维尔旁边的克林奇山脉的高处，依然居住着一些叫作默伦琴的人，他们在那里的日子之长，超出了所有人的记忆范围。默伦琴人（没人知道这名字的出处）拥有欧洲人的大多数特点：蓝眼睛，黄头发，身材瘦长，但却有着黑黑的、跟黑人差不多的皮肤，这可明显不属于欧洲人。他们都有英国血统的姓氏：布罗根、柯林斯、穆林斯，但没有一个人，包括默伦琴人自己，对他们来自何方或早年历史有任何了解。他们和罗阿诺克岛那群失踪的移民一样，都是一个谜团。的确，曾经有人指出，他们可能就是罗阿诺克岛那群失踪的移民。

我在伦敦《独立报》的一个同事彼得·堂恩，听说我要去大陆那头，就向我讲述了默伦琴人的故事，又热情地翻出几年前他为《泰晤士报周日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文章里附着默伦琴人不同寻常的照片。想描述他们简直是不可能的，只能说他们就是黑皮肤的白人。退一步说，他们的外表很惊人。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自己的郡里一直受到排斥，被赶到山里的棚屋那的一个叫作“蛇谷”的地方。在汉考克郡，“默伦琴”就等同于“黑鬼”。那些本身就又穷又土的山里人都认为默伦琴人古怪又丢人，结果呢？默伦琴人便与世隔绝，隔很长时间才下山来买一次必需品。他们不喜欢外来者。那些山里人也是如此。彼得顿告诉我，他和陪同的摄影师得到的待遇，就是从含蓄的敌意到直截了当的恐吓。那可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任务啊。几个月后，《时代杂志》的一个记者真在斯尼德维尔附近遭到了枪击，就因为他问了太多的问题。

所以，也许你能想象出，当我开上田纳西州31号高速公路，穿过被遗忘之地上贫瘠零落的烟草田，穿过蜿蜒曲折的克林奇河河谷，奔向斯尼德维尔时，是什么样的预感在我心头蔓延。这儿是全国第七贫穷的郡，看起来也的确如此。水沟里漂浮着垃圾，大多数农舍矮小简朴。每条车道上都停着辆小货车，车后窗上有个枪架。院子里的人停下手头的事情，注视着我经过。当我到达斯尼德维尔时，已经接近黄昏。在汉考克郡法院外面，一群半大少年聚集在货车前互相交谈，在我经过时，他们也紧盯着我看。斯尼德维尔离任何地方都太远了，简直不可能有人会来，因此一个生人的汽车会吸引大家的注意。镇上也没多少东西：法院、一座浸信会教堂、几栋方盒样的房子、一个加油站。加油站还开着，我便进站加油。我并不特别需要加油，但我拿不准何时能找到另一个加油站。出来抽油的那个家伙长满了肉瘤——真是大片大片的——就像没张开的蘑菇撒了一脸。他看上去真像个发生可怕错误的基因实验啊。除了确认我要哪种油之外，他一言不发，也不对我来自外地这一事实进行任何评论。这还是我这次旅行中的第一次呢，加油站的服务员竟然没有用动人的腔调说“你的家离这儿很远，对吧？”或者“你怎么会从艾奥瓦跑到这里来的？”之类的话。（我总是告诉他们，我要去东部做个极其重要的心脏手术，希望他们会多给我打点儿折扣。）我极有可能是这家伙一年来见到的第一个外地人，然而，他似乎对我在这儿做些什么丝毫没有兴趣。太奇怪了。我对他说——真的是脱口而出——“请问，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说那些叫作‘默伦琴’的人就住在这附近什么地方吧？”

他不答腔，只是盯着油表的旋转。我以为他没听清我的话，便又说：“我说，请问，我听说那些人——”

“不知道。”他生硬地说道，连看也不看我一眼，然后他看着我，“我对那个一无所知。你的汽油要开发票吗？”

这个问题太让我吃惊了，我犹豫了一下说：“不，谢谢你。”

“一共11块。”他拿了我的钱，并不道谢，就走进里面去了。我简直是目瞪口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透过窗子，我看到他拿起电话拨了出去，一边打一边看着我。突然间我吓坏了，要是他打电话给警察，让他们出动来击毙我，那可怎么办？我连忙上路，不小心留了一小块轮胎橡皮在他车道上——你很少见到雪佛兰达到这种水平吧——我猛踩油门，让活塞引吭高歌，以令人掉脑袋的27英里的时速，仓皇逃离了这个小镇。但在开出一英里左右之后，我放慢了速度。这一部分原因是我正在攀登一个几乎是垂直的山坡，车子没法儿再快了——有那么惊心动魄的一瞬间，我以为它真要翻过去了——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自己说，用不着这么神经兮兮的。那家伙可能只是打电话给他老婆，提醒她多买点儿治瘤洗剂。就算他是打给警察，报告一个外地人问了无礼的问题，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这是个自由国家，我并未触犯任何法律，我只不过问了个无知的问题，况且是彬彬有礼，又有谁会因此而生气？显然，我这种被威胁的感觉是太可笑了。话虽如此，我却发现自己仍然频频打量后视镜，担心会看到后面山上蠕动着灯光闪闪的警车，还有货车里一队队的志愿警察向我追踪而来。为以防万一，我明智地将时速从11英里提升到13英里。

在山坡高处，我开始看到缩在林中空地后面的小屋。我窥探着这些屋子，希望瞥到一两个默伦琴人，可惜看到的那几个全是白人。他们用一种奇怪的震惊表情，盯着我摇摇晃晃地驶过，那架势，就跟你盯住一个骑鸵鸟者差不多。他们基本上都对我愉快的挥手毫无反应，只有一两个给予了回应，那是一种下意识的简单挥手——举起一只手，手指抽搐一下。

这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很多屋子看上去就像来自《小艾伯纳》，门廊下陷，烟囱倾斜，有些已经废弃。有很多看来是手工搭建的，随意地向外延伸，很明显用的是盗砍林木的边角料。这些山里的人还在制作“月光”，就是他们所说的私酒（stump liquor），但近来最大的生意其实是大麻，信不信由你。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说整个山村联合起来，就在偏僻的高山谷地种上几亩，一个月能赚10万美元呢。比起默伦琴人，这才是陌生人不该在此乱问的更好理由。

尽管我显然已经爬上了山脉很高的位置，但周围的树木却还是密不透风，让我什么风景都看不见。但一到山顶，树木便像屏风一样拉开，向我展现出对面山谷的壮观景色。我好像来到了地球之巅，又像是从飞机上鸟瞰。绿树成荫的陡峭山峦两边，贴着片片高山草地，高山向着视线尽头延伸，渐渐消失在一轮遥远而绚烂的夕阳之中。我的面前是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顺着陡峭的山地一直往下，山谷里有起伏的农田，沿着一条懒洋洋的河流展开。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场景。我穿过黄昏的温柔光线，被美景完全吞没。还得提到一点，路边的每座房子都是烂棚子。这里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心脏，也是美国最臭名昭著的穷乡僻壤，可它美丽得无法用语言表达。东海岸那些大都市的专业人士，只需几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来到这里，竟然没有在如此诱人的美景地殖民，在山谷里塞满田园周末小木屋、乡村俱乐部，还有高档的餐厅，真是太奇怪了。

此外，看到白人生活在贫穷之中，也令人觉得奇怪。在美国，要既白又穷，可真得费点儿劲。当然了，这是美国的贫穷，是白人的贫穷，不能与其他地方的贫穷相比，甚至不能和塔斯基吉的贫穷相比。有人曾颇含讥讽地指出，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发动对贫穷的伟大战争时，之所以把焦点放在阿巴拉契亚，不是因为这里太穷，而是因为这里太“白”了。当时一项鲜为人知的调查表明：当地最穷的人口当中，有40%的人拥有一辆汽车，其中有1/3都是直接买的新车。1964年，我那英国的未来岳父与当地大多数人一样，离拥有第一辆车还有好几年，甚至直到现在，他也从来没拥有过一辆新车。然而没有谁会说他穷，或者在圣诞节给他送免费面粉和毛衣。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否认，按照美国的标准，周围的那些屋子的确是很朴素。它们院子里没有卫星接收天线，没有韦伯牌烤肉炉，没有旅行车停在车道上。而且我敢说，他们厨房里也不会有微波炉。可怜的家伙，按照美国的标准，这可真他妈的一穷二白呀！

第十一章

我驶过一座座橡皮糖似的山丘，一条条起伏不平的公路和一个个干净整洁的农场。天空中飘满巨大蓬松的云朵，像海上风景画经常表现的那样。沿途的小镇都有奇怪而有趣的名字：雪片、奇想沟、马场、但之草场、慈善。弗吉尼亚大得无边无际，好像永远不会到头似的。这个州约有400英里宽，但那蜿蜒曲折的公路肯定至少让路程增加了100英里。无论如何，每次看地图时，我都觉得好像只移动了惊人的一点点儿。我不时地会经过一个标明前方有历史古迹的牌子，但我并不停留。全美国有几千个历史古迹，而它们都很无趣。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我父亲曾在其中每一处停留。他会把车停在那儿，向我们大声宣读介绍文字，就算我们恳求他住嘴也无济于事。那些介绍差不多是这样的：

歌唱树神圣墓地

几个世纪以来，这片以“歌唱树之谷”著称的土地，一直是布莱克巴特印第安人的神圣墓地。鉴于此，美国政府在1880年将这片土地永久地归还给该部落。然而，1882年，歌唱树下发现了石油，在一系列的小冲突之后，27413个布莱克巴特人被消灭，部落搬迁到了新墨西哥州“氰化物泉”镇的一个保留地。

我在说些什么呀？它们根本就没有这么好看，通常都是纪念那些明摆着不起眼又很无趣的东西：田纳西西部第一所圣经学院所在地、湿纸巾发明者的出生地、堪萨斯州州歌作者的故居。你还没去之前就已经知道它们很无聊，因为它们真要有哪怕一丁点儿意思，就会有人在那儿支个汉堡摊儿，卖点儿纪念品啦。可是爸爸却一见它们就精神抖擞，而且没有哪一次不深受感动的。给我们朗读介绍之后，他会以钦佩的腔调说：“噢，我真没用！”然后，在撤回高速公路时，他必定会开到大卡车迎面而来的车道上，那卡车喇叭狂响，急转而过时还撒了部分货物出来。“是啊，这儿可真是太有意思啦。”爸爸会若有所思地加上一句，一点儿不知道刚才差点儿害死全家老小。

我打算奔布克尔·T.华盛顿国家纪念碑去，那是罗阿诺克附近一个重修过的种植园，布克尔在那儿长大。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被解放的奴隶，自学读书写字完成了教育，后来还在亚拉巴马建立了塔斯基吉学院——美国第一所黑人大学。这以后，好像还嫌成就不够多似的，他以灵歌音乐家的身份完成了自己的奋斗历程。20世纪60年代他与MG乐团合作，以斯达克斯唱片品牌推出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作品。正如我说的那样，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的计划是先参观他的纪念碑，然后飞奔到蒙蒂塞洛，悠闲地逛逛托马斯·杰斐逊的故居。然而事与愿违。刚过帕特里克泉，我瞥到一条岔路通向一个叫克里茨的地方，目测地图之后，我算出能省下30英里的车程。我想也不想便将车拐了过去，车子轮胎发出嗞嗞尖叫的声音，因为老雪佛兰力不从心。不过，它还是努力地喷了点儿蓝烟出来。

我本来不该上当的。我旅行的首要原则，就是绝对不去名字听上去像疾病的地方，而克里茨显然像有脱皮症状的不治之症。结果，我完完全全地迷了路。当高速公路一从我的视野里消失，道路就分裂成没有路标的路网，被高高的野草包围着。我开了好长时间，怀着迷路时通常会有的那种偏执而又愚蠢的决心，认定只要不停地走下去，最后总会到达目的地。我不断遇到地图上没有的小镇：圣维尔、普莱森特维尔、普雷斯顿。这些地方都不是只有两间小屋，它们是正儿八经的城镇，有学校、加油站和许多房屋。我觉得好像该致电罗阿诺克的报社，通知编辑说我发现了一个失落的州。

最终，当我第三次经过圣维尔时，我只好决定问路了。有个老家伙带他的狗出来在邻居家附近撒尿，我停下来问他去克里茨的路。他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发出一连串复杂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指示。他绝对讲了有五分钟，听上去像刘易斯与克拉克荒野之旅的描述。我压根儿就没听懂一句，可是等他停下来说：“就是这样啦，你听懂了吗？”我却撒谎说，懂啦。

“好，这么走你就到普雷斯顿啦，”他接着说，“到那儿以后，你就走那条牲口贩子常走的老路，从东边出城，一直走到麦格雷格地。你会认出来的，因为那前面有个牌子写着‘麦格雷格地’。大概再走100码，有条往左去的路，标着克里茨，可你说啥也不能走那条路，因为桥已经塌了，你会直接掉进‘死人溪’的。”他就这么又讲了好几分钟，等终于讲完时，我谢过他驾车离开，还是不能确定他最后那手势指的是哪个方向。不出200码我就碰上一个三岔路口，该走哪边毫无线索，我走了右边。10分钟后，我又经过了那个老人和他那永远撒不完尿的狗，我们两人都十分惊讶。用眼角余光，我看到他在激动地打着手势，对我大喊说我走错了，但因为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我并未理睬他的跳脚，在那个岔路口拐向了左边。这条路也没能让我更接近克里茨，却又为我提供了一连串死胡同和哪儿也不通的道路。下午三点，在我向克里茨进发两小时之后，我又跌跌撞撞地回到了58号高速公路，只比我离开前前进了150码。我气急败坏地开上高速，默不作声地开了好几个小时。天色已晚，就算我还能开动脑筋找到布克尔·T.华盛顿国家纪念碑或者蒙蒂塞洛，也没法儿再去了。这一天让人失望之极。我没吃午饭，体内也没有注入提神的咖啡，真是毫无乐趣和报偿的一天。我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一家汽车旅馆里开了个房间，在一家糟得没法儿形容的煎饼屋吃了饭，然后闷闷不乐地回房就寝了。

一大早，我驱车驶向威廉斯堡，一个靠近海岸重建的历史上著名的村庄。这是东部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即使是在10月一个星期二的早晨，等我到那儿时，停车场也已经满满当当。我停车加入人流，循着指向游客中心的牌子移动。中心里面凉爽阴暗，靠近门口的玻璃柜里，有一个按比例缩小的村庄模型。奇怪的是，上面根本没有“你在这里”的箭头来帮助你确定方位。真的，就连游客中心都没标出来。这里根本不告诉你村庄在何处，你目前在哪里。在我看来这好像很奇怪，我开始产生怀疑。我退回来站在一边，观察拥挤的人群。慢慢地我明白了，整个事情就是故意制造拥挤的杰作。这里的每样东西都企图留给你一个印象：进入威廉斯堡唯一的通道就是去买票，穿过一扇标着不祥字样——“处理中”的门，然后爬上一辆往返大巴，被它特快专递到相应地点，还极有可能距离很远。除非像我这样，从人海中抽身而退，来到票亭前，迅速决定买三种票中的哪一种：爱国者通票二十四块五，皇家总督通票二十，基本入场票十五块五，每种票允许进入不同数量的建筑物。大多数游客要在那扇“处理”门前面站上好久，才知道面临重大打击，得支出好大一笔钱。

我憎恨此地的这种方式：让你绕了一大圈，才透露出入场费是多么不合理，简直就是抢钱。应该规定他们在路边立上牌子说：“距威廉斯堡3英里，准备好你的支票本！”或者：“距威廉斯堡1英里，相当好，可是也真贵。”我感到自己的怒火正在演变成狂野的仇恨，当有人想从我鼻孔里拽出钱时，我往往会有这种体验。说真格的，花上二十四块五，就为了在一个重建的村子里逛上几个钟头。我默默庆幸自己把老婆孩子扔在了曼彻斯特机场，否则的话，全家在这儿一天就能花掉差不多75块钱——这还没买冰激凌、软饮料和那种汗衫呢，那汗衫上写着“好家伙，我们在威廉斯堡被宰啦”。

整个结构有些不对头，其运作方式十分可疑。我在美国住得够久了，我很了解，如果进入威廉斯堡的唯一办法就是买票，那么这儿的墙上就会有一个其大无比的牌子，上面写着：“必须买票，没票就进去，想都别想。”可是这儿根本没这样的牌子。我走到外面，回到灿烂的阳光下，观察那些往返大巴在往哪儿开。它们开下车道，开上一条两车道公路，然后消失在一个转弯后面。我避开来往车辆，横穿那条两车道公路，沿一条小路穿过了几片树林，几秒钟后，就已经来到村子里面。连一分钱都不必花。不远处，往返大巴正在放下持票的人们。他们坐车只走了大概200码，接下来就会发现，那门票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就是汇入每栋历史建筑前那一条条气急败坏的长龙，让他们和其他持票人一起，默默地挥汗如雨，以三分钟一步的速度向前挪动。我从来不曾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自讨苦吃。那冰冷的长龙令我想起迪士尼乐园，两者并非毫无相似之处，因为威廉斯堡的确就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迪士尼乐园。所有的收票员、扫街人和导游都穿着殖民时代的服装，女人们穿大摆裙，戴松饼帽，男人们则戴三角帽，穿马裤。整个设计理念，就是给历史涂上一层快乐的假象，让你觉得自己亲自纺羊毛、浸蜡烛一定会乐趣无穷。我差点儿以为会看到古菲狗和唐老鸭装扮成殖民军的战士，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呢。

我来到的第一栋房子有个标志：麦肯泽大夫药店。门开着，我便走了进去，希望看看18世纪药店里的什物。可它却不过是家礼品店，出售价格惊人的精巧复制品——28块的铜质蜡烛杯，35块的复制药材罐，诸如此类。我赶紧逃回外面，很想把脑袋伸进“老家伙村呕吐槽”。可是从那以后，很奇怪，我开始慢慢地喜欢上这个地方啦。我沿着格拉斯特公爵街漫步，经历了意想不到的转变。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完全被它迷住了。威廉斯堡很大——有173英亩——单是它的面积就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有几十栋重建的房屋和商店，不只如此，它确实相当可爱，尤其是在这个10月阳光灿烂的早晨，和风飘荡在岺树和山毛榉之间，我在枝叶茂密的小巷和宽广的绿地中溜达，发现每栋房子都那么精致，每条鹅卵石小径都向我张开怀抱，每家酒馆和覆满藤蔓的店铺，都在肆无忌惮地流淌着如诗如画的魅力。即便是像作者这样铁石心肠的怪人，也没法儿不被它征服啊。不管威廉斯堡作为历史文物有多么可疑——它确有许多可疑之处——它至少是个模范小镇。它让你认识到，只要大家拥有欧洲人那种保护文物的本能，美国的许多地方将会是何等可爱。你以为每年来到威廉斯堡的几百万人会对彼此说：“天哪，波比，这地方真美，咱们回恶臭村后，也种上好多树，好好保护所有漂亮的老房子吧。”可事实上呢，他们绝不会这么想。他们只会回去建造更多的停车场和必胜客。

威廉斯堡的许多地方并不像他们希望你以为的那么古老。从1699年到1780年，该镇曾是殖民时代弗吉尼亚州的首府。然而在首府搬迁到里士满后，威廉斯堡便陷入了衰落。20世纪20年代，约翰·D.洛克菲勒对此地热情高涨，开始为重建它而大笔投钱——迄今为止已经有9000万。现在的问题是，你根本不能确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凭空捏造的。就拿州首府来说吧，它看上去非常古老——而且正如我所说，没有任何人会劝阻你别相信这一点——可实际上，它不过是1933年才重建的。原来的建筑在1781年毁于大火，到1930年时已经消失了那么久，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是因为有人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的一张图纸，他们才能做出重建它的合理尝试。但是这栋楼并不古老，甚至可能并不多么符合原貌。

在你转到的每个地方，都能碰到伪造的痕迹，让你气得半死。布鲁顿教区教堂里那些墓碑明显是假的，至少上面的雕刻是新的。洛克菲勒或者其他某个当权者，发现墓碑暴露在空气中几个世纪后，字迹变得模糊难辨，显然是非常失望。因此现在的碑文崭新又深刻，好像是上个星期才刻的一样，而且很可能真是那样。你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猜疑，你正在观看的到底是真正的历史，还是某种迪士尼式的装饰？真有一位赛佛瑞纳斯·杜弗雷吗？他真的在房子外面挂了个“高档裁缝”的牌子吗？也许吧。麦肯泽大夫会在他的药房外面贴一张字体华丽的告示，宣称：“麦肯泽大夫乞请公众允禀，新进大量优质货品，即茶叶、咖啡、高级肥皂、烟草等等，将于本店出售吗？”谁敢说呢？

托马斯·杰斐逊显然是个敏感的人，他讨厌威廉斯堡，觉得它很丑陋（又是一桩本地人不会告诉你的事情）。他认为这儿的大学和医院是“粗鲁畸形的建筑”，而州首府则“不美观”。他描述的不可能是同一个地方，因为今天的威廉斯堡酷毙了。为这个原因，我喜欢它。

我继续驶向弗农山，乔治·华盛顿大半生居住的家。华盛顿无愧于他的盛名。他管理殖民军队的手段冒险而又大胆，其巧妙就更不用说了。人们容易忘记，革命战争拖了八年之久，华盛顿经常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在550万人口之中，华盛顿的军队有时只有可怜的5000名士兵—— 一个战士要保护1100人。当你看到弗农山是一个多么静谧又美丽的地方，他在那儿的日子又是多么轻松舒适时，你会纳闷他为何要自找麻烦。不过这正是华盛顿的迷人之处，他就是那种谜一样的人。我们甚至连他长什么样都不太清楚。他几乎所有的画像都是由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完成，要么就是照皮尔的作品复制。皮尔画了60张华盛顿肖像，但不幸的是，他并不特别擅长此道。实际上，据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说，皮尔所画的华盛顿、拉斐特和约翰·保罗·琼斯，看上去差不多是同一个人。

弗农山的一切都是威廉斯堡应该做而没能做到的——真实，有趣，颇有教益。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由弗农山女士协会维护，而拥有她们，我们真是太幸运了。令人惊奇的是，当1853年这房子要出售时，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弗吉尼亚州政府，都不准备为国家买下它。于是一群满腔热情的女子便迅速成立了弗农山女士协会，筹集资金买下房舍和200亩地，然后将其重建得与华盛顿居住时一模一样，甚至精确到油漆的颜色和墙纸的花样。感谢上帝，它没有落在约翰·D.洛克菲勒的手上。今天，协会继续以奉献精神和高超的技艺管理着它。我认为，每个地方的文化保护团体都应该以之为楷模，但是好可惜，根本没有。这里有14个房间向公众开放，每间里都有志愿者，就房间当年的用途和装饰为你提供有趣而丰富的说明，并且几乎对任何问题都有充分回答。这栋房子大部分来自华盛顿的创意，即使因战事离开时，他仍然潜心于如何装饰才最为高雅的问题。试想他在福奇村时，部下因寒冷和饥饿纷纷倒毙，他却在为买哪一种花边皱领和茶壶暖罩而备受折磨，是多么令人诧异而又愉快啊。好一个伟大的家伙！好一位英雄！

第十二章

我在亚历山德里亚郊外过夜，清早驱车到达华盛顿。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华盛顿又热又脏，到处充斥着手提钻嘈杂的声响。这里的夏天有种异常污浊的暑气，空调还未出现的年月，你经常可以在美国大城市中体会到它。只要是醒着，人们无时不在设法减轻这种炎热——用宽手帕擦脖子，大口猛灌冷柠檬水，在开着的电冰箱前多耗一会儿，或者无精打采地坐在电风扇前。即使在晚上，炎热也丝毫不会减退。外面还算过得去，还能吹到一丝微风，可在室内呢，那热气却永不散去。它就坐守在那儿，浓重且坚定。待在屋里，仿佛待在一个真空吸尘器的袋子里。我还记得，我曾睁眼躺在华盛顿闹市区一家旅馆里，倾听着8月夜晚的阵阵声浪从敞开的窗子涌进来：警笛声、汽车喇叭声、旅馆招牌上霓虹灯发出的轻响，车辆呼啸着来来往往，有人大笑，有人大叫，有人被枪击中。

我们有一次真见过一个被枪击的人。那是在8月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在格里菲思运动场刚刚看完华盛顿参议员队[1]以4∶3的成绩打败了纽约扬基队，出来吃夜宵。中枪的是个黑人，他被一群人的腿团团围住，躺在一摊汽油里，我当时是那么以为的，其实那肯定是从他头上洞里流出来的血。父母一个劲儿地赶我们走，告诉我们不要看，但我们还是看了，那是当然啦。这种事在得梅因可从没发生过，所以我们都张大了嘴，呆呆地看着。以前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谋杀，像《枪烟》和《法网》这样的节目。我原以为那只是为了推进剧情发展，却从来不知道枪杀别人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可行的。这可太奇怪了，就因为你觉得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很讨厌，你就结束了他的生命。我想象着我的四年级老师比特鲍姆小姐——她上唇长着绒毛、内心险恶——躺倒在她桌子旁的地板上，永远不再醒来，而我则站在她身旁，手中一把枪正冒着烟。这个设想很有意思，值得考虑啊。

在我们吃夜宵的地方，另一件奇怪的事也让我深思。像我们这样的白人进来后便在柜台前坐下，可黑人点了菜以后却要靠墙站着等。他们的食物准备好以后，就装在纸袋里递过来，然后他们就带回家，或者出去到自己的车上吃。我爸给我们解释说，华盛顿不准黑人在快餐馆就座。这倒是并不犯法，但是他们也没真这么做，因为华盛顿是一个十足的南方城市，他们不敢。这件事也显得非常奇怪，它令我越发陷入沉思之中了。

后来，我醒着躺在热烘烘的旅店里，倾听这个永不停歇的城市，我试图去搞明白这成人的世界，可是做不到。我一直以为，人一旦长大了，就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比如整晚都不睡觉，或者一个劲儿地吃冰激凌。可是现在，在我一生中这个重要的晚上，我突然发现，如果你在某些关键事情上不尽如人意，人家就会用枪打你的脑袋，或者让你带着自己的食物到车上去吃。我用胳膊肘撑着坐起来，问爸爸是不是有些地方会让黑人坐柜台，而让白人靠墙站着。

父亲的眼睛从一本书的上端看过来，凝视着我说，他认为没有。我问他，假如真有一个黑人打算坐在快餐馆里，就算他是不应该的，那又会怎么样？人们会怎样对他？父亲说他不知道，说我该睡觉去了，不必为这样的事操心。我躺下来把这件事想了一会儿，猜想那些人一定会拿枪打他的脑袋。然后我翻了个身试图入睡，可我睡不着。一部分是因为天太热了，而且我陷入了困惑；另一部分是因为我哥哥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告诉我，他要等我睡着以后到我床上来，往我脸上抹鼻屎，因为看球赛的时候我没给他吃我的麦芽糖。这实在是让我担心得厉害，尽管他现在似乎睡得很香。

当然，从那以后，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许多。现在，如果晚上你醒着躺在旅馆的房间里，不会再听到城市的任何声响。你能听到的，只有空调那单调的声音。即使在飞越太平洋的飞机上，或者海底的探海球里，你可能也只会听到空调的声音。在你所到之处的任何地方，都装上了空调，所以空气总是像刚清洗过的衬衫一般清爽洁净。人们不再擦脖子，不再喝让杯子冒汗的柠檬水，也不再感激涕零地把胳膊放到冰凉的大理石吧台上。因为现在暑热基本上在室外，只有从停车场跑到办公室，或者从办公室到街区快餐馆的路上，你才会短暂地感受到它。现在，黑人也坐在柜台边吃饭，所以找个座位不再那么容易了，不过这样更公平。现在，也不会有人去看华盛顿参议员队的比赛，因为这个队已经不复存在。1972年，球队老板将这个队搬到了得克萨斯，因为他在那儿能挣更多的钱。哎！真是可惜！但最重要的变化，至少对我而言，大概就是当我惹怒我哥时，他不会再威胁要往我脸上抹鼻屎啦。

华盛顿让人感觉像个小城市。整个地区人口有300万，使其成为美国第七大城市。如果加上与之毗邻的巴尔的摩，其人口将会增至500万。但是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本身却非常小，只有63.7万的人口，比印第安纳波利斯[2]或圣安东尼奥[3]还少。在这里，你会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宜人的州府，可当你一拐弯，迎面碰上联邦调查局、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你才会意识到这是个何等重要的地方。在所有意外之中，最令人吃惊的就是白宫了。你正在闹市区闲逛，观看百货大楼的橱窗，浏览里面的领带和睡衣，然后转了个弯，忽然发现白宫就在那儿——就在闹市区的中心。住在白宫购物可真方便哪，我心想。它比人们想象中要小得多，每个人都这么说。

街对面有一个抗议者和疯子的常驻区，他们住在纸板箱里，抗议中央情报局从太空中控制了他们的思想（嗯，难道你不会吗？）。还有一个家伙在那儿伸手要钱。你相信吗？就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在南希·里根从卧室的窗子里就能看到的地方啊！

华盛顿最迷人的景色是它的林荫区。那是一条宽阔的绿色带状草木区，1英里长，从东头的国会大厦一直延伸到西边俯瞰波拖马可河[4]的林肯纪念堂。这里最明显的界标就是华盛顿纪念碑，它修长洁白，形状就像一支铅笔，有555英尺高。它是我所知道的最简单但也是最美观的建筑之一，尤其当你想到那些巨石是从尼罗河三角洲，由苏美尔的奴隶用滚木运来的时候，你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对不起，我是在想吉萨的大金字塔呢。不管怎么说，华盛顿纪念碑是个真正的工程壮举，望之令人愉快。我本来希望能上去一下，可是那儿排了一条长龙，大部分是吵吵嚷嚷的小学生。长龙环绕着纪念碑底座，又向公园延伸出一截，众人都在等着挤进那个电话亭大小的电梯。于是我向东边国会山的方向走去，其实呢，它根本不是一座真正的山。

在林荫区的东端，散布着各种各样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美国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等等。史密森学会——顺便提一下，它是由一个从未到过美国的英国人捐助的——过去都在一栋楼里，但是它们不断分离出去，被安置在全市各地的新楼里。现在这里一共有14个史密森博物馆。那些最大的都排列在林荫区的周围，其他的则散布在城市四周。他们不得不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每年得到的收藏品实在太多——大约有100万件。为了让你有个概念，举个例子：1986年，史密森学会的收藏中就包括一万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蛾子和蝴蝶，所有巴拿马运河区邮政业务的档案文件，以及布鲁克林桥的一部分和一架米格-25战斗机。这些东西以前都放在林荫区一栋特别棒的哥特式砖楼里，人们称之为“城堡”，但是现在这个“城堡”只作行政及播放介绍性影片之用。

此刻，我正向着“城堡”漫步。公园里到处都是慢跑者，让我颇为烦恼，心中一直在想：“他们不是应该正在治理国家，或者至少在颠覆某个中美洲国家的政府吗？”我的意思是说，难道在星期三上午十点半，你就没有比穿上一双锐步鞋，然后猛跑上45分钟更重要的事可做了吗？

到达“城堡”，我发现入口处被木障和绳子堵上了，周围站着许多身穿深色西装的美国和日本安全人员。那些人看上去都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去慢跑。其中有些人戴着耳机，正在用无线电通话，另一些人则用长绳牵着狗或拿着探测器，仔细检查停在楼前杰斐逊车道上的汽车。我走到一个美国安全人员那里，问他是谁要来，可他说他不能告诉我。我觉得这可真稀奇，在我身处的这个国家，由于信息自由法案的设立，我连罗纳德·里根的医生在1986年给他开了多少栓剂都能够查明（1472个），却不能被告知是哪个外国首脑将要在一个国家协会的台阶上短暂地公开露面。旁边的一位女士说道：“是中曾根康弘，日本首相。”

“噢，真的呀！”我回答着，心里已经做好了见见名人的准备。我问那个安全人员他什么时候到。“这我也不可以告诉你，先生。”他说完便走开了。

我和那群人站了一会儿，等待着中曾根康弘先生出现。然后我想：“我干吗要站在这儿啊？”我努力寻思，在认识的人当中，有谁听说我亲眼看见日本首相，会大吃一惊呢？我想象自己对孩子说：“嘿，小鬼，猜猜我在华盛顿看到了谁——是中曾根康弘！”回答我的只有沉默。所以我继续朝着国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馆走去，那儿应该更有趣点吧。

但是它不及想象中那么有趣，如果你问我的话。倒退回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史密森学会还在那个“城堡”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塞进这个黑暗发霉的棒极了的老房子里。它就像国家的阁楼，像阁楼一样可以将东西堂而皇之地随便乱放。这里是林肯被枪杀时穿着的那件衬衣，心口那儿有一块褐色的血渍；那边则摆着一个微型布景，上面有一个纳瓦霍印第安家庭[5]正在准备晚餐。在你正上方，黑乎乎的椽子上挂着圣路易精神号飞机[6]和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你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看，也不知道在每个角落里会发现什么。现在可好，所有东西好像都被一个过分讲究的老处女给挑出来，干干净净地折起来，摆到了恰当的地方。现在你去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去看圣路易精神号飞机，去看莱特兄弟的飞机和其他有名的飞机、飞船，它们都非常显眼，但是也变得简单乏味，不能让你体验到一丁点儿发现的乐趣。如果你的兄弟跑来对你说：“嘿，你永远也猜不着我在屋子那边发现了什么！”你还是多少能猜到，因为那肯定是一架飞机或一艘飞船。在老史密森那里，它却完全可以是任何东西—— 一只石化狗、卡斯特的头皮或者是瓶子里漂着的人头。现在却再也没有任何惊喜可言啦。所以我尽责而崇敬地跋涉完这些博物馆，带着兴趣，却没有兴奋。尽管如此，要看的东西还是那么多，一整天过去了，我才只看到了其中一部分。

入夜，我来到林荫区，穿过它来到杰斐逊纪念堂。我本想看看纪念堂黄昏时的景色，但是来晚了，黑暗像毯子一样笼罩了一切。我还没有走进公园多远，四下已漆黑一片。我等待着自己被打劫——确实，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到一个城市公园来溜达，这是我自找的——但显然打劫者根本看不到我。我遇到的唯一人身威胁，是被那一大群在黑暗小路上来去无踪的慢跑者给撞倒。杰斐逊纪念堂很漂亮，但并没有太多的东西，只有一个蒙蒂塞洛[7]形状的大理石圆形建筑，里面有座巨大的杰斐逊铜像，墙上还刻着一些他最喜欢的格言（“过好每一天”“沉住气，别着急”“任何障碍都能摧毁我”等等），但在晚上，当纪念堂里的电灯打开，那一池叫作潮汐湖的水辉映在这灯光之下，简直太迷人了。我一定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甚至更长，只倾听着远处车辆有节奏的奔流声、警报声、汽车的喇叭声以及远方人们的叫喊声、唱歌声、被枪击声。

我在那儿逗留了太久，已经来不及去林肯纪念堂，只好第二天早晨再赶过来。林肯纪念堂确实如你期待的那样。林肯坐在他的大高椅子上，看起来庄严而又友善。有只鸽子待在他头上，似乎总有一只鸽子待在他的头上。我不由得想到，那鸽子会不会认为每天到这儿来的人都是来看它的呢？后来，当我漫步走过林荫区，发现那里出现了更多的木障和绳子，还有安全人员在周围溜达。他们已经封锁了一条穿越公园的路，还带来两架侧面印有总统标记的直升机，以及七门礼炮和海军陆战队军乐团。现在时间尚早，还没有围观群众，于是我走过去站在绳子做成的围栏旁边，成为唯一的观众，没有一个安全人员过来找我麻烦，甚至好像连看都没看到我。

几分钟之后，一阵哀号般的警笛声响彻天空，一队豪华轿车和警用摩托车逼近过来。中曾根康弘和其他几个日本人走下车来，他们全都穿着深色西装，由几个明显是小字辈的白种国务院人员护送。当海军陆战队乐团奏出一支欢快的曲子时，他们都很有礼貌地肃立着。然后是二十一响礼炮，但炮声并非如你所愿轰的一声，而只是“噗”的一下。原来大炮里面装的是一种无噪声的火药，大概是为了避免惊醒对面白宫中的总统吧。所以，当礼炮指挥官大叫：“准备，稳好，放！”或者是一些其他什么时，随之响起七声短促的“噗”，然后一团浓密的烟云便飘到我们上空，穿过草坪，缓缓地飘散开去。这个程序就这样进行了三次，因为只有七门礼炮。之后，中曾根康弘向群众——也就是说，向我——友好地挥了挥手，便与随行人员急匆匆地登上了螺旋桨已经开始转动的总统直升机。过了一会儿，他们便升起来，斜着飞过华盛顿纪念碑，然后消失不见。地面上的每个人都放松下来，还抽起了烟。

几周后，当我回到伦敦，对人们讲起我的亲身经历：中曾根康弘、美国海军陆战队乐团、无噪音礼炮以及日本首相只向我一个人挥手致意等等。大多数人都会有礼貌地听完，稍停一会儿，然后说“我告诉你了吗，梅维斯下周还得回医院治脚？”诸如此类的话。英国人有时可真让人受不了啊。

我从华盛顿走美国301公路，穿过安纳波利斯[8]和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然后经过一道横跨切萨皮克湾[9]的悠长矮桥，来到了东边的马里兰州。在1952年这座桥修成以前，河湾东岸已经享受了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一直在说外来者将会大量拥入然后毁了这个半岛，但是在我看来，这儿似乎并没有被毁掉，而且据我猜想，恰恰是那些外来者让这个半岛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最激烈反对购物商场和保龄球场的，总是那些外来者，而当地人因为单纯轻信，往往觉得有了那些东西会更方便。

切斯特镇是我此番遇上的第一个镇，它证实了上述看法。我在那儿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身穿亮粉色运动服的女人，她骑着一辆前头带柳条筐子的自行车呼啸而过。只有外来移民才会有这种带柳条筐子的自行车。当地人驾驶的往往是一辆富士小货车。周围似乎有许多此类自行车女士，她们通力协作，明显已经把切斯特镇变成了一个模范社区。整个地方干净整洁得好似一根别针。砖铺的人行道旁树木成行，商业区中央还有一座精心维护的公园。图书馆里人来人往，电影院也仍然在营业，而且播放的不是《猛龙怪客》[10]这样的电影。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而又迷人，是我见过的小镇中最好的一个，几乎就是我的理想镇啦。

我继续往前行驶，穿越低洼泥泞的平原，尽享切萨皮克半岛的单纯之美。它那高高的穹庐、错落的农场，还有那被遗忘的小镇，始终与我相随。上午晚些时候，我驶进了特拉华州，想奔费城去。特拉华也许是美国最寂寂无名的一个州了。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来自特拉华的女孩，竟然不知道该跟她谈点儿什么。于是我说：“这么说你是来自特拉华喽？哎哟！天哪！”结果她迅速地转向一个口才更好、长相更俊的人去了。这令我困惑了好一阵子，在美国生活了20年，受益于昂贵的教育，竟对美国50个州中的一个一无所知！我四处打听人们是否在电视上听说过特拉华州，或者在报纸上看到过与之有关的故事，或者读到过以那儿为背景的小说，他们回答说：“你知道，我觉得是没有啊。”然后他们也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我决心研读一些关于特拉华州的书，下次再遇到从那儿来的女孩，就可以说点儿好笑又适合的话，说不定她还会跟我上床呢。可是我却几乎找不到任何描写特拉华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就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它的条目也只有两段，而且最后一句话说了半截就没了。最好笑的是，当我此刻穿越特拉华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随着我的行进，特拉华也在不断地从我记忆中一点点地消失，就像小孩玩的那种画图板，你拿起上面的透明纸，图画就会消失。当我行驶的时候，身后就好像升起了一个巨大的透明页，在不停地抹去此刻的印象。现在回忆一下，我只能大致记起一些半工业化的景象和几个指向威尔明顿的路标。

然后我就到了费城的郊外，这个城市为世界奉献了许多事物，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军团菌病。一想到此节，我便满心烦恼不安，实在无暇再去考虑什么特拉华州了。

[1]美国棒球队，现在的明尼苏达双城队前身。

[2]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

[3]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城市，在圣安东尼奥河畔。

[4]美国东部重要河流，流经首都华盛顿。

[5]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

[6]1927年由美国飞行员查理·林伯驾驶首次完成了单人驾驶横越大西洋不着陆飞行的飞机。

[7]托马斯·杰斐逊的逝世地。

[8]美国马里兰州首府。

[9]紧靠美国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

[10]由美国导演迈克尔·温纳拍摄的一部影片，又名《死亡请求》， 1974年上映。本片石破天惊地公然提出“以暴易暴”的主张，让受害者自救，对罪犯展开暴力反击，在首映当年曾引起相当热烈的讨论。

第十三章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费城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我对它的全部记忆，就是在一个炎热的七月星期天，驶过似乎永无止境的黑人区，破烂的街区一个接着一个，黑人小孩在消防栓的水柱中玩耍，老人们在街角闲荡，或者坐在门前台阶上。那是我见过的最贫穷的地方。垃圾散落在门口和排水沟里，整栋整栋的楼都被废弃。它简直就像海地或者巴拿马这样的外国。整个过程中，我老爸的牙缝里一直吹着不成调的口哨，每当心神不宁时他都会这样做。他还告诉我们不要打开车窗，尽管车里热得像滚锅一般。等红灯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冷冷地盯着我们，爸爸的口哨则随之加快速度，手指不停敲打方向盘，还向每个看他的人满脸歉意地微笑，似乎在说：“对不起哦，我们是从外地来的。”

当然啦，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改变。费城不再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把它挤到了第四位。现在，高速公路会让你直接飞到市中心，你再也不必到黑人区去弄脏车胎。虽然如此，当我开下高速公路找加油站时，硬是对一个最穷的地段进行了不经意的短暂造访。我还来不及做任何事，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吸入一条单行道的漩涡，被带到一个平生所见最肮脏，似乎也最危险的地区。依我看，这儿说不定就是我们多年前经过的那个地区——那些用褐色砂石建造的房子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它比我记忆中的不知要坏多少倍。我小时候见到的黑人区，尽管贫穷破旧，大街上却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人们都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似乎过得挺开心。这个地方却荒凉又危险，像个交战区。每片空地上都丢满了废汽车、旧冰箱和烧焦的沙发。垃圾箱看起来像是从屋顶上扔下来的。这里并没有加油站——我说什么也不会停下加油了，在这种地方，就是给我一百万也不干——大部分店面都用胶合板钉死，凡是立着的东西都被喷漆涂鸦。还有一些年轻人待在门阶上和街角里，但是他们看起来都无精打采，还冻得够呛——那天天气阴冷——而且他们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谢天谢地！这里明摆着是个为一包香烟就能送命的地方——当我紧张地找路回高速公路时，一直不曾忘记这个事实。在找到归路的时候，与其说我在从牙缝里吹口哨，还不如说是在通过括约肌歌唱呢。

这实在是我多年来最不愉快的经历了。老天爷！要是真住在那儿，每天都得走那些街道，那该会是个什么样子啊！你知道吗？倘若你是美国市区的一个黑人，那么你被谋杀的概率将是1/19，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的机会才不过1/50。在纽约，每隔四小时就会有一起谋杀案。谋杀已经成为35岁以下的人死亡的首要原因——然而纽约却还不是美国谋杀案发生最多的城市。至少有八个城市拥有比之更高的谋杀率。在洛杉矶，每年光是校园里的凶杀就比整个伦敦的都多。因此，美国大城市的人把暴力当成家常便饭，也许不足为奇，可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在我去往得梅因开始此次旅行的路上，路过了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我在那儿碰到了一个为《圣路易斯邮报》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因为他老板出事，他最近一直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一个星期六的深夜，他老板下班回家，停在某个红绿灯前，就在等红灯的这段时间，右侧的车门被打开了，上来一个拿枪的男人。持枪者命令那位老板把车开到河边，然后朝他的脑袋开枪，抢走了他的钱。那位老板昏迷了三周，当时都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活命。

我朋友告诉我这些，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离奇，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他最近干活儿为何非得他妈的那么卖力。至于他的老板，他的态度好像是这样的：若是你深夜开车穿过圣路易斯时忘了锁车门，那么好，你早晚有一天脑袋上会挨枪子儿。他这种麻木的态度真是古怪，但在今天的美国，似乎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这令我感觉身处异乡。

我开往市区，在市政大厅附近停了车。在这栋建筑的顶部，矗立着威廉·佩恩[1]的雕像。它是市区的主要界标，全城都能看到，却被鹰架覆盖着。1985年，在几十年的视而不见之后，市里的当权者们决定在雕像跌倒前对其进行整修，所以他们在上面搭了个鹰架。然而此举耗资巨大，以致没有余钱进行修复工作。现在两年过去了，鹰架依然待在原地，一丁点儿修复工作也没做。最近，有个城市工程师一本正经地宣称，用不了多久，那个鹰架本身也需要整修了。这多多少少地体现了费城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不怎么样。美国再没有哪个城市像费城这样，以完全同等的热情去追求腐败和无能这一对双生子，说起蠢驴一般的行政部门，费城可是傲视群雄哪。

想想吧！1985年，一个名叫“行动”的古怪教派把教徒封锁在城市西郊一所出租房里。警察局长和市长权衡了可以采用的措施，最终认定，最明智、最能展现他们智谋的做法是把那房子炸掉——真是了不起啊！即便他们明知里面有孩子，而且那房子位于人口稠密的住宅区中间。于是，他们就从直升机上向那房子投了一颗炸弹，结果引发了一场火灾，火势迅猛，失去控制，烧毁了这个街区的绝大部分——总共61座房子——还炸死了11个人，其中包括所有困在房中的孩子。

当市政官员不那么无能的时候，他们喜欢用小小的腐败让自己放松一下。就在进城时，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因为企图敲诈，一位前市议员被判处十年徒刑，他的助手则被判了八年。法官将其斥之为对公众信任的公然破坏。不过他应该知道，就在此时，全城的布告牌都贴了海报，呼吁撤掉法官的九个同僚，因为他们收受了屋顶装修协会（Roofers Union）成员的现金。其中的两个已经因被控敲诈而等待审判。这种事在费城可是家常便饭。几个月以前，当一个名叫巴德·德威耶的州政府官员也被控受贿时，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相机转动的那一刻，他拔出手枪，把自己的脑浆都打了出来。这引发了当地一个非常好玩的笑话：

问：巴德·德威耶和巴德牌手电筒有什么不同？

答：巴德手电筒有头呗。

尽管官员无能，犯罪率惊人，费城仍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地方。首先，和华盛顿不同，这儿给人感觉像个大城市。这里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还有袅袅蒸汽从人行道的排气口升腾而出，每个街角都立着一尘不染的铁皮热狗亭，还有一个头戴绒线帽、看来冻得不轻的家伙在那后面晃来晃去。我漫步来到独立广场——实际上它现在叫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并满怀敬意地瞻仰了所有历史建筑。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是独立纪念堂，《独立宣言》就在这里起草，《美国宪法》也是在这里通过。1960年，我第一次来这儿时，这栋楼前就铺展着一条长长的队伍。现在仍然如此——实际上，好像那条队伍在27年里从来不曾移动过。虽然我对《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深为尊重，却不愿意耗费一下午的时间去排这个漫长而且不怎么移动的队伍。于是我改去游客中心。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总是那老一套。他们都会把一些展品放在玻璃橱里，设法让它们既无趣味又无意义；肯定还有一个上锁的礼堂，门外的告示上说，长达12分钟的免费介绍影片将于下午4点播出（就在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有人会走过来把时间改为上午10点）；还有几本书和小册子，题目都是什么《历史上的白镴器皿》或者《老费城的蔬菜》之类，统统无聊之极，让人连翻都懒得翻，更别说买了；通常还会有自动饮水器和休息室，几乎每个人都会去利用一下，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每一位走进这里的国家公园游客，都会傻乎乎地在四下里站一会儿，然后撒泡尿，喝点儿水，再溜达出去。我现在正是这么做的哟。

从游客中心出来，我沿着独立纪念堂向富兰克林广场漫步。广场上到处都是酒鬼，其中许多都抱着可笑的念头，以为我会白给他们一个25美分硬币，而不要任何物品或服务作为回报。我的旅行指南上说，富兰克林广场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东西”可看—— 一个博物馆，一个还在运营的书籍装订厂，一个考古学展览以及“全美唯一的不挂美国国旗的邮局”（可别问我为什么）——但我对此却有点儿心不在焉，因为那些可怜的、脏兮兮的醉鬼一直在使劲扯我袖子。于是我逃回到了费城闹市区的现实世界中来。

下午的晚些时候，我找到了去《费城调查者报》的路，我有个来自得梅因的老朋友——露西娅·赫恩登，在那儿做时尚版编辑。调查报的办公室像所有报社办公室一样——又脏又乱，垃圾遍地，没喝完的咖啡杯到处乱扔，里面还漂着烟头，就像被污染了的湖中的死鱼；而且我非常惊讶地发现，露西娅的办公桌是屋里最乱的一个。这也许正是她在报社步步高升的部分原因呢。在我认识的记者当中，只有那么一个人桌子是真正干净整洁的，可他最后因为骚扰小男孩被逮捕了。随你怎么想吧，可是下次若有办公桌整洁的人邀请你去露营，你可千万别忘了我的话哦。

我们开着我的车去芒特艾里区，那儿对我来说比较方便，话说回来，对她也是一样。露西娅和我另一位来自得梅因的老朋友——她的丈夫哈尔——住在一起。整整一天来，时断时续又隐隐约约地，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哈尔和露西娅会这么喜欢费城呢？——他们是大约一年前搬到这儿的——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去往芒特艾里的这条路，穿过了我平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城市公园。它叫费尔蒙特公园，覆盖了将近9000英亩起伏不平的土地，是美国最大的市立公园。它沿着斯库尔基河绵延数英里，里面到处都是树木、芬芳的灌木丛以及无比迷人的林荫地。我们在梦幻般的黄昏中穿过，一只只小船沿着河水轻轻摇桨，简直太完美了！

芒特艾里位于费城“德国城”之外。这里给人一种美好的归属感，就好像人们已经在此生活了世世代代——露西娅告诉我，在费城确乎如此。这个城市依然到处是那种人人相熟的街区，甚至有许多人几乎不曾斗胆离开过家门几百码。如果你迷路了，发现几乎找不到一个人能准确指点你去往三英里外的街区，这可一点儿也不稀奇。与英国一样，费城也拥有自己的专有地名——闹市区叫作中心城；人行道被称作马路——以及古怪的发音。

当晚，我坐在哈尔和露西娅的家里，吃着他们的食物，喝着他们的酒，羡慕着他们的孩子、房子、家具和财产以及他们唾手而得的财富和安逸，感觉自己离开美国真是一个傻帽儿。这儿的生活是那么充裕，那么安逸，那么便利。突然间，我很想要一个能做小冰块的冰箱，一个淋浴时用的防水收音机；我还想要一个电动橙汁机、一个空气清新机、一块让我随时掌握生理节律的手表。这些我全想要。那天晚上我上楼去浴室，经过了一个孩子的卧室。门开着，床头灯亮着，房间里到处都是玩具——从一个木箱里翻倒出来，扔在地板上和架子上。看起来好像圣诞老人的玩具加工车间。可是这些没有丝毫特别之处，它只不过是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卧室而已。

你应该看看美国人的储藏室。那里面总是塞满了主人昔日的爱物：高尔夫球棒、潜水呼吸装备、网球拍、运动器械、录音机、暗房设备。这些东西都曾令主人激动一时，然后又被其他更耀眼、更刺激的东西所取代。这是美国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诱人的现象——人们总是想要什么就立即去买来，根本不管那东西对他们有无好处。这种无止境的自我满足，这种对本能的不断投合，令人深深为之忧虑，是不负责任的可怕行为。

你们想逃掉自己千千万的国税吗，就算冒着削弱教育的危险？

“哦，想啊！”人们叫道。

你们想看专门制造愚蠢眼泪的电视剧吗？

“想啊，请吧！”

我们要不要纵情享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消费狂欢？

“听起来好极了！咱们快去吧！”

整个全球经济是以满足全球2%人口的欲望为根基的。如果美国人突然停止放纵自己，或者用完了储藏室的空间，这世界恐怕就要土崩瓦解。你若问我对此作何感想，我要说，他们简直是疯了。

我得声明，我这些话并不是在说哈尔和露西娅。他们都是好人，生活负责而又适度。他们的储藏室并没有塞满潜水装备和很少使用的网球拍，而是装满了水桶、橡胶鞋、保暖耳套和去污粉这样的寻常物品。我知道这千真万确，因为当深夜所有人都睡着时，我蹑手蹑脚地爬下床，到那儿好好看了一下。

清晨，我到闹市区——错了，应该是中心城——哈尔的办公室看了看。早晨开车穿过费尔蒙特公园和黄昏时一样醉人。我认为，所有的城市都应该拥有像费尔蒙特这样的公园。哈尔告诉我几件费城的趣事：费城花在公共教育上的钱比其他任何美国城市都要多——是城市总预算的1%啊——却有40%的文盲率。他告诉我，费尔蒙特公园中间那个富丽堂皇的费城艺术博物馆，之所以成为本市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不是因为它收藏的50万幅画作，而是因为在《洛奇》一片中，西尔威斯特·史泰龙曾经在它的台阶上跳来跳去。还真有人乘公共汽车来到博物馆，只看看它的台阶，甚至连门都不进就转身离去。哈尔还向我介绍了一个电台聊天节目，由一个叫霍华德·斯特恩的男人主持，而他是这个节目的狂热拥趸。霍华德·斯特恩对性有浓厚兴趣，总是对参与者单刀直入。“早上好，玛里琳，”他会对一个打进电话的人说，“你穿着内裤吗？”咱们得承认，这一招将绝大部分清晨谈话节目轻松击败。霍华德以咄咄逼人的直率和色情的方式质问节目参与者，这一套我以前在美国广播中还从未见识过呢。

不幸的是，离开哈尔没多久我就找不着那个台了，接下来的整个早晨我都在找它，但始终找不到，最后只好凑合听一个竞赛类的热线电话节目。节目特别报道了一个女人，说她是治疗狗肠蠕虫的专家。其主要方法就是给狗喂一些能毒死蠕虫的药片，所以没听多久我就觉得自己也有点儿像个专家了。一个早晨就这么消磨过去了。

我驱车前往葛底斯堡，1863年7月，美国独立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在那儿打了三天多，人员伤亡超过5万。我把车停在游客中心，然后走了进去。里面有个又小又暗的博物馆，玻璃柜里装着子弹、黄铜纽扣、腰带扣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一件旁边都用黄字加了说明，比如“来自田纳西登山者第十三兵团军装上的腰带扣，由当地农民费斯特斯·T.斯科若宾斯发现，他的女儿马里内特·斯通佩夫人捐献”，能让你认识战争本身的东西极其稀有，这展览更像是一次寻宝的拾遗。

有个关于葛底斯堡演讲的展示柜很有趣，我看了才知道，原来林肯是事后才被邀请演讲的，而且他答应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演说只有十句话长，只用两分钟就说完了。我进一步了解到，他是在战后好几个月才发表演说的。我原来一直以为他差不多是仗刚打完就演讲了，那时候战场上还是尸横遍野，远处房子的废墟上还升腾着稀薄的青烟，像斯特斯·T.斯科若宾斯这样的人还在抽搐的伤员中间窜来窜去，看看还能榨取点儿什么有用的纪念品。真相，就像生活中常遇到的那样，总是令人失望的。

我到外面去看了一下昔日的战场，它绵延3500英亩，多半是平坦的乡野，边上就是有加油站和汽车旅馆的葛底斯堡镇。这片战场具有所有历史战场共同的巨大缺憾：它只是一片乡野。这一片延伸的空地和另一片之间并无太大差别。你只能听信他们的描述，想象一场伟大的战役曾在那儿打响。当然了，我得承认，周围散落着许多大炮；还有，沿着这条路，还能通向皮基特的指挥地，在他带领下，南方部队发动的进攻扭转了北方占优的战争态势；许多军团都建立了自己的方尖塔和纪念碑，有些还非常雄伟。此刻我正漫步向那儿走去。透过爸爸的老双筒望远镜，我能清楚地看到，皮基特的部队是如何从小镇北面大约一英里处向前挺进，横扫过汉堡王停车场，绕过塔斯提·迪莱特免下车电影院，然后在鸡零狗碎蜡像馆和礼品店外面重新集结。想起这一切，着实令人难过，一万名士兵在一小时内全部倒在那里，每三个邦联士兵中有两个没能回到自己的出发地。可惜啊——简直就是犯罪——葛底斯堡镇上那么多东西都被穿梭如织的旅游者给毁了，而这一切从战场上看来是如此历历在目。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顶联邦部队士兵戴的帽子，还有一把玩具手枪，让我到这片战场上撒欢儿。我差点儿没高兴死。一整天我都冲来突去，蹲伏在树后面，向“恶魔洞”和“小圆顶”冲锋，向一伙脖子上挂着相机的肥胖游客们开火。我父亲也高兴得不行，因为这里是免费的，还有差不多几百个历史匾额供他拜读。可是现在呢，我发现此地已很难再唤起我一丁点儿真正的兴奋。

我正打算离开，心中颇感愧疚，因为直到目前，我只想起了过去的某些经历，并无任何新的收获。就在这时，我在游客中心看到一个指向艾森豪威尔故居的指示牌。我竟然忘了，艾克和玛米·艾森豪威尔就住在葛底斯堡城外的一个农场。他们的故居现在成了国家历史纪念馆，花2.5美元就可以游览。想都没想，我就买了张票走到外面，一辆观光车正要开动，它将载着我们六个人，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前往四五英里之外的那个农场。

嘿，这里真是好极了！我不记得曾在哪个共和党人家中玩儿得这么愉快过。在门口，有位胸口插着朵菊花的芳香女士欢迎你，她会大致介绍一下这座房子，告诉你艾克和玛米多么喜欢无所事事地坐着看电视和打桥牌，然后她会给你一本描述各个房间的小册子，让你自己去逛，这样你就可以任你所愿地小步细品或者大步浏览。每个房间门口都用一块有机玻璃封了起来，不过你可以趴上去把里面看个究竟。整个房子一丝不苟地按照艾森豪威尔夫妇居住时的样子保护，就好像他们只是出去随便走走（在最后那几年，两个人都颇善此道），却再也没有回来似的。装饰风格是最典型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共和党人式。在我小时候，我们家有几个富裕的共和党人邻居，而这座房子几乎就是他们房子的一件复制品。大落地电视柜镶嵌在红木壁橱里；台灯用一块块漂流木拼装而成；一个真皮衬垫的鸡尾酒吧台；每个房间都配备着法式电话；书架上摆着大约12本书（通常是成套的3套书），要不然就是摆满了大个儿镶金边的华丽瓷器，就是那些同性恋的法国贵族所钟情的那种。

当艾森豪威尔夫妇在1950年买下这块地时，这里屹立着一座200年的农舍。可惜在暴风雨的夜晚，它四处透风、咯吱作响，于是他们拆掉它，用现在这栋房子代替。它看上去很像一座有200年之久的农舍。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不觉得这恰恰是共和党人的风格吗？我完全被迷住啦。每个房间都保存着我已多年未见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的厨房用具、《生活杂志》的旧期刊、四四方方的黑白便携电视、金属闹钟。楼上的卧室就按艾克和玛米生前的样子布置，玛米的随身物品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的日记本、放大镜、安眠药片——而且我敢说，如果你趴下看看床底，一定会发现她所有旧杜松子酒瓶的。

艾克的房间里摆放着他的睡衣和拖鞋，他去世那天正读的那本书，依然打开着放在床边的椅子上。那本书是——我请你暂且记住，此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一个在二战和冷战大部分时期将世界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人，一个被哥伦比亚大学选为校长的人，一个被共和党人崇敬了两代的人，一个在我整个童年都掌控“核按钮”的人——赞恩·格雷[2]的《佩科斯河的西边》。

我从葛底斯堡出发，沿美国15号公路朝北奔向布卢姆堡，我哥和他一家最近刚搬到那儿去。多年来，他们一直住在夏威夷气候温和的海滩附近，热带天空和窃窃私语的棕榈树下，一栋有游泳池的房子里。而现在呢，当我到美国来旅行，可以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时，他们却搬到“生锈带”[3]来了。不过事实证明，布卢姆堡其实非常可爱——就是少了温和的沙滩和扭着屁股跳草裙舞的少女，虽然如此，它仍然很可爱。

这儿是个大学城，有种明显让人昏昏欲睡的氛围。你顿时觉得似乎应该穿双拖鞋披件睡衣才协调。主街繁荣而又整洁，周围的街区则满是又大又旧的房子，坐落在宽阔的草坪上。树丛中间不时会有一些教堂的尖顶冒出来。这是个相当好的理想小镇——是美国罕见的不需要汽车的地方之一。几乎从城里的任何一座房子漫步到图书馆、邮局或商店，都路途短暂而又令人愉快。我哥嫂告诉我，开发商将在城外建一座庞大的购物中心，大多数较大的店铺都会搬过去。这样看来，人们似乎并不想漫步去购物。他们是想爬进汽车，开到城边上，然后停好车，穿过平坦的、光秃秃的停车场，走上一段和在市内购物相同的距离。大多数美国人就是这么购物的，这里的人显然也想成为其中一员。所以现在的布卢姆堡市区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废弃的地方，又一个美丽的小镇即将消失不再。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进步的。

不管怎么说，你也能想象到，见到我哥和他的一家总是令人愉快的。我做了看亲戚时会做的所有事情——吃他们的食物；用他们的睡衣、洗衣机和电话；当他们寻找备用毯子并和蛮横的沙发床扭打时，在一旁毫无用处地站着；当然还在深夜所有人都睡着时，蹑手蹑脚从房间爬出来，把他们的储藏室看了个够。

因为是周末，他们有点儿空闲，我哥嫂决定带我到兰开斯特郡去看看阿米什村，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在途中，我哥指给我看哈里斯堡[4]的三里岛核反应堆，数年前，几个粗心的雇员差那么一点儿就把整个东海岸给辐射了。又走了40英里之后，我们经过了桃底核电站（Peach Bottom），那儿最近有17名雇员被解雇，因为经调查发现，他们在上班时间睡觉、吸毒、用橡皮圈打架，还玩电子游戏。据调查者反映，有时候车间里的每个人都在打瞌睡！我认为，允许宾州的公用事业公司经营核电站，简直就像让菲利普王子飞越伦敦领空一般。无论如何，我心中暗自铭记，下次来宾夕法尼亚州，一定要带件防辐射服。

兰开斯特郡是宾夕法尼亚荷兰人、阿米什人以及门诺派教徒[5]的家乡。门诺派教徒因一个著名的速粘除臭剂而得名。这不是真的，只是我编的罢了。他们得名于早期的一个领导人门诺·西蒙。在欧洲，他们被称为再洗礼派教徒。250年前，他们来到了兰开斯特郡。现在全郡有1.25万个阿米什人，几乎全部是最初那30对夫妇的后裔。阿米什派1693年从门诺派中分离而出，从那以后整个教派出现了无法计数的分支，但有一件事是统一的：他们都穿简朴的衣服，躲避现代科技发明。麻烦在于，大约从1860年开始，对于躲避现代发明应该多么严格，他们进行了无休无止的争论。每次有人发明出新东西，他们都要争论其是否虔诚，那拨不喜欢它的人就分离出去，组成一个新教派。最初，他们争论应该在马车上装钢轮圈还是橡胶轮圈，然后争论是否该用拖拉机，再之后为用电和电视机争论。现在嘛，极有可能，他们在争论该不该用一台无霜电冰箱，或者速溶咖啡应该要粉末还是冻干的吧。

阿米什人最杰出的地方，就是他们为自己小镇起的名字。美国其他地方的小镇，不是以第一个到那儿的白人命名，就是以最后一个离去的印第安人命名。而阿米什人显然在小镇命名上费了一些心思，他们用那些撩人的、别提有多刺激的名称——篮球（Blue Ball）、掌中鸟（Bird in Hand）、因特考斯（Intercourse，意为性交）——为自己的集体增光添彩。因特考斯靠着吸引我这样的过路者，生活过得蛮不错。我觉得，给朋友和同事们寄几张“因特考斯”邮戳的明信片，背后再潦草地写些滑稽煽情的致辞，大家肯定会乐翻天的。

许多人对阿米什人的生活方式心醉神迷，一想到他们生活在200年前，几百万的人都跑到这儿来观看。我们赶到时，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游客群集在因特考斯，小汽车和公共汽车把进城的公路塞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盼望着看到真正的阿米什人并且拍照留念。每年有多达500万人到这个郡来参观，非阿米什裔的商人已经建起了大量的纪念品宫殿、复制的阿米什农庄、蜡像馆、自助餐厅和礼品店，每年要吸纳观光者心甘情愿花掉的3.5亿美元。现在的这些小镇，几乎已没有任何阿米什人自己要买的东西，所以他们都不再出现，游客们除了互相拍照，已无一事可做。

许多游记和像《证人》[6]这样的电影通常都掩盖了事情的另一面，实际上兰开斯特郡现在已经成了美国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尤其是在周末，交通堵塞有时会绵延几英里。许多阿米什人都放弃了这里，搬到了艾奥瓦和密歇根北部这种没人打扰的地方。不过在乡间，尤其是在回去的路上，你有时仍能看到穿着黑衣服的阿米什人，或在田里劳作，或是驾着他们与众不同的黑色马车走高速公路，后面则有一长串观光者的汽车慢吞吞地爬行着。观光客们怒气冲冲，因为道路不通，而他们真正想做的，是去“掌中鸟”镇，这样就可以再买些螺式蛋糕、果味冰霜卷，也许还能买个熟铁酒架或者带风向标的邮筒，带回到“狗屁镇”的家中呢。如果10年后这个郡将不再有一个真正的阿米什人，我可一点儿也不会惊讶。这可真是太丢脸了。他们本应该得到安宁的。

晚上，我们来到一个谷仓一般的家庭式宾夕法尼亚荷兰饭馆，这样的饭馆有很多，散布在该郡各处。停车场上塞满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无论餐馆内外，到处都是等位的人。进了餐馆，拿到一张写着621的票，我们来到另一伙人刚腾出来的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每隔几分钟便有一个男人走到门口，叫喊一串儿比我们低得可笑的数字——220、221、222——然后就有十来个人跟着他进了餐厅。我们正讨论着要走，旁边一伙胖子却告诉我们不要放弃，因为就算我们得等到11点，也绝对值得。这些家伙显然是有点儿经验的，他们说，这儿的东西好吃极了。嗯，他们是对的。我们的号码终于被叫到了，我们被领进餐厅，和九个陌生人一起坐在一张大搁板桌旁。

房间里肯定还有其他50张这样的桌子，每一张都有十几个人坐在周围。喧嚣和忙乱已达白热化。女招待端着特大号的盘子匆忙来去，到处看到的都是人们在往嘴里铲东西，胳膊肘起伏波动，就好像他们都一星期没吃东西似的。我们的女招待让大家相互介绍一下，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建议有点儿蠢，于是她就开始给我们上菜，菜都盛在大浅盘和大碗里——大厚片的火腿、堆成山的炸鸡块、成桶的土豆泥，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面包卷、汤和色拉。真令人难以置信啊！大家自己动手，两只手将大盘子高高举起，和旁边的人摩肩接踵。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一只碗空了，女招待立刻端上另一只来，简直像在命令你把它吃光。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食物，我的视线都越不过盘子顶部。所有东西都美味可口，大家很快互相熟悉起来，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吃了那么多，连胳肢窝都感觉到胀，可食物依然源源不断地送上来。就在我觉得非得叫个轮椅才能把我送上车的时候，女招待撤走了所有的盘子和碗，开始上餐后甜点——苹果馅饼、巧克力蛋糕、大碗的手工冰激凌、油酥面皮、果酱饼以及天知道的其他什么东西。

我继续猛吃。太好吃了，没法儿拒绝。衬衫上的扣子砰砰跌落，裤子也要爆开。我几乎都没有力气举起勺子，却依然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这一切简直太可笑了。食物开始从我耳朵里往外漏，而我依然在吃，我一晚上就吃掉了莱索托[7]的国民生产总值。最后，女招待终于仁慈地把我们手中的勺子拿走，端走了甜点，而我们也终于能东倒西歪像僵尸一般走进夜色之中。

我们钻进汽车，都撑得不能说话，朝着远处冒绿光的三里岛开去。我躺在车后面的座位上，脚跷在空中，轻轻地呻吟着。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吃一口饭，我可是当真的！然而两小时后，当我们回到哥哥家里，痛苦已经减轻，我哥和我又可以开始新一轮的大吃大嚼了。我们先从他家厨房拿来一捆12瓶装的啤酒和一桶脆饼干，凌晨时分，又在2号公路的一个通宵小餐馆，以一盘洋葱圈和汁多料足的两英尺长潜水艇三明治结束了战斗。

多么伟大的国家啊！

[1]英国贵格会教徒，费城所属之宾夕法尼亚州由他命名。

[2]美国西部杰出的小说家。

[3]指美国中西部诸州，东起俄亥俄州，西至艾奥瓦州，北至密歇根州。这些地区曾经是美国传统制造业中心，后来这些旧工业逐渐衰退，所以叫“生锈带”（Rust Belt）。

[4]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首府。

[5]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婴儿洗礼、服兵役，主张生活俭朴等。阿米什人是门诺派教徒的一支。

[6]又名《目击者》，彼德·威尔导演、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一部影片，影片中曾涉及“阿米什”这一奇特的人群。

[7]非洲南部一王国，首都马塞卢（Maseru）。

第十四章

现在是早晨7点差10分，天很冷。我站在布卢姆斯堡公共汽车站外边，看得到自己的呼吸。只有寥寥几辆汽车出现，后面都拖了一条蒸汽云。我宿醉未消，几分钟后就要爬上一辆公共汽车，坐上五个小时去纽约。哎，我还不如去吃猫食算了。

是我哥建议我坐公共汽车的，因为这就省得在曼哈顿找地方停车了。他说我可以把车留给他，一两天之后再回来取。在凌晨两点，喝了许多啤酒之后，这个打算似乎蛮精明的。可现在，站在清早的冷风之中，我发现我真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美国，只有既坐不起飞机又——这在美国可真算是穷到家了——买不起汽车时，你才会去坐长途汽车。在美国，买不起汽车的人距离大塑料袋子的生活只有一步之遥啦。所以，长途公共汽车乘客主要由下述人构成：活动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危险的持枪者、处于吸毒昏迷状态的瘾君子、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要不就是修女。偶尔还能看到一对挪威学生，之所以能认出他们来，是因为他们的脸红扑扑的，看起来是那么健康，脚上还穿着蓝色小短袜和凉鞋。但是总的来说，在美国坐长途汽车，综合了监狱生活和越洋运兵船生活的大多数毛病。

所以，当公共汽车停在我面前，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车门打开时，我颇带疑惧地上了车。那司机本身看上去就不太可靠，他的头发让他看上去好像刚玩儿过通电电线一般。车上大约还有另外六个乘客，不过只有两个看起来像是患了严重精神病的，有一个正在自言自语。我挑了个后面的位置，坐定了准备睡觉。昨天晚上，我和我哥喝了太多的啤酒，而且不妙的是，潜水艇三明治里的香辣调料这会儿也开始在肚子里扩散，就像熔岩一样在里面冲来滚去，过不了多久，不是从这头就是从那头，就要开始往外渗啦。

我感到后面有只手放在我肩膀上。透过座位的间隙，我看到那是一个印度人[1]——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一个从印度来的人，而不是一个美国印第安人。“我可以在这个车上吸烟吗？”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我已经戒烟了，所以对这种事没怎么在意。”

“但是你认为我能在车上吸烟吗？”

“我真的不知道。”

他安静了一会儿，又把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肩上，不是轻叩几下而是搭在了上面。“我连一个烟灰缸都没发现。”他说。

“别逗了。”我机智地应答，没睁开眼。

“你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准吸烟？”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但是你认为那意思是不是不准吸烟？”

“你要还不把你的手从我肩膀上拿开，我就要往上面呕吐了。”我说。

他迅速移开了手，沉默了大概有一分钟，又接着说：“你能帮我找个烟灰缸吗？”

这才早上七点钟，而且我还极不舒服。“你能不能别来烦我？”我厉声喝道，其实只想开个野蛮的玩笑而已。两排座位后面的一对挪威学生看上去被震呆了。我瞟了他们一眼，似乎在说：“你们这些健康的小屎蛋，也别想造次！”然后又跌进座位里。今天将是难熬的一天。

我断断续续地睡着，处于一种令人不满的半睡半醒状态，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都杂糅进自己的梦中——齿轮的碾磨声，孩子的哭泣声，这辆汽车在来回横穿马路时的疯狂转弯声，那是司机伸手摸索掉落的香烟或者一时陷入精神恍惚造成的。大部分时间我梦到公共汽车朝悬崖猛冲过去，驶向空中。在梦里，我们跌落了数英里，在云层中静静地翻着跟头，只听到外面空气呼啸的声音。然后是那个印度人对我说话的声音：“你认为我现在可以吸烟了吗？”

醒来后，我发现肩膀上有一摊口水，对面还来了一个新乘客。那是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灰白的妇女，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还打着惊人的饱嗝儿，就是孩子们用来逗乐的那种——味道醇厚、低沉饱满、余音绕梁的饱嗝儿。对此，那女人竟然完全处之泰然。她就那么看着我，张开嘴，一个饱嗝儿便滚了出来，这就够惊人的了吧，然而还不够，她会吸一口烟，并在打嗝儿时喷出一大团烟雾，此举更加惊人。我往后扫了一眼，发现那个印度人还在那儿，看起来非常痛苦。一看到我，他就想探过来再问一个问题，但我举起一根手指阻止了他，他只好坐了回去。我盯着窗户外面，感觉糟透了，为了打发时间，我试着想象比这儿更不舒服的环境，可是除了濒临死亡或者身处比基斯[2]的音乐会之外，我实在想不起其他的。

我们于下午到达纽约。我在时代广场附近的旅馆里找了个房间，这个房间一晚上要110美元，却那么小，以至于我必须走到走廊里才能转过身来。我还从来没住过一下子能触到四壁的房间。我做了你在旅馆房间也会做的所有事情——摆弄灯光和电视，顺便查看一下抽屉，把所有毛巾和烟灰缸放进我的行李箱——然后我就溜达出去，去看看这个城市。

我上一次来到纽约是在16岁时，我和我的朋友斯坦登门拜访我哥哥和嫂子。他们那时住在昆斯区一个古怪又恐怖的社区，叫莱福瑞克城。这儿群集着大约12栋高高的公寓楼，周围是一连串孤独的方形广场，广场上遍地坑坑洼洼，坑里的雨水总要好几个星期才干涸，花圃里还丢满超市手推车。估计有5万人住在此地，真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地方。我搞不明白，在美国这样一个广大而又开放的国度，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住在那种地方？但是对这儿的所有住户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在他们的生活中，永远没有自己的后院，永远不吃烧烤野餐，永远不会在午夜时分，走出后门到灌木丛中嘘嘘顺便数星星。他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以为超市手推车是野生的，就像野草一样。

晚上，我哥和嫂子出去时，斯坦和我就会拿着双筒望远镜，坐下来扫视旁边楼的窗户。我们有几百个窗户可以选择，每一个里面都有一缕电视发出的幽光。我们寻找些什么呢？当然是裸体女人——可喜的是我们还真看到了几个，不过这通常会导致我俩为了争夺双筒望远镜控制权而激烈扭打，等我们再回到那扇窗前时，那女人早就穿好衣服出门了。然而大部分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另一个男人在用双筒望远镜扫视我们的窗户。

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走出大楼后体验到的威胁感。一群群身穿皮夹克、无处可去的半大小子，坐在公寓楼周围的墙上，注视着每个经过的人。我一直以为，我们一过去，他们就会跳下来，抢走我们的钱，还用他们在监狱工厂做的刀子刺我们。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打扰过我们，他们只是盯着看看而已。即便如此也够吓人的啦，因为我们毕竟只是从艾奥瓦来的毛头小孩嘛。

现在的纽约仍然吓坏了我。当我向时代广场走去的时候，又体会到了同样的威胁感。多年以来，我读了那么多关于谋杀和街头犯罪的报道，以至于现在我对每一个不来打扰我的人都感激涕零。我真想给他们分发卡片，上面写着：“多谢不杀之恩。”

不过，唯一骚扰我的是那些街头乞丐。纽约大约有3.6万名流浪者，在这两天的闲逛之中，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向我要钱，其中一部分还要了两次。纽约人恐怕只有去加尔各答，才能从无所不在的乞讨中解脱出来吧。我开始深感遗憾，我没能生在一个绅士可以用手杖打这种人的时代。有一个家伙——是我最喜欢的——上来问我能不能借给他一美元。此话令我绝倒。我本想对他说：“借一美元？没问题。最要紧的，是不是说好收1%利息，然后星期四再到这儿碰头结算呢？”我不会给他一美元的，毫无疑问——就是最亲密的朋友我也不会给他一美元——但我还是往他的脏手套里塞了10美分，并向他眨眨眼，揭穿了他的花招。

时代广场真是不可思议。从没见过那样的灯光，那样的拥挤喧闹。每栋大楼的整整一面都让位给了闪烁、跳动、飘摇的广告，仿佛电波海洋上的风暴。大概有40个巨大的广告引诱你去花钱和消费，除了其中两个，所有广告都是为日本公司做的——美达影印、佳能、松下、索尼。我强大的祖国却只有柯达和百事可乐做代表。“战争已经结束了呀，美国狗！”我郁闷地想道。

纽约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就在一星期前，一个妇女被电梯吃掉了。你受得了这种事吗？她在上班的路上，正盘算着自己的事情，脚下的扶梯突然塌陷，她一头扎进了机器内部，掉进那些正在嗞嗞作响的齿轮和传动装置里，结果呢？自然是可想而知。你要是那座大楼的清洁工，会怎么样呢？（“伯尼，你今天晚上能早点儿来吗？听着，你最好带个钢丝刷，多带些阿佳克斯清洁剂来。”）在纽约，惊人而又难以预料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纽约邮报》头版有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个有艾滋病的性变态因为强奸小男孩进了监狱。你能相信吗？“这是一个什么城市啊！”我想，“真是一个疯人院！”整整两天，我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惊讶地咕咕哝哝。在第八大街，一个高大的黑人从门口蹒跚而出，看起来极不正常，他对我说：“我一直在吸冰！一大碗一大碗的冰！”虽然他什么都没要，我还是立即塞给他25美分硬币，然后迅速离开。在第五大街，我走进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一座新建的摩天大楼。一个叫唐纳德·特朗普的家伙，是个开发商，正在慢慢地接管纽约，在城市各处建造以自己命名的摩天大楼。这栋大楼拥有我所见过的最没品位的大厅——所有那些黄铜色的、铬黄色的、斑红色的以及白色的大理石，看起来就像是你在人行道上一见到就会绕开的那种东西，而这里却到处都是——地板上，墙上，天花板上，真好似站在一个刚吃完比萨的人的胃里。“不可思议！”我咕哝着继续往前走。隔壁就是一个卖色情录像带的商店，就在第五大街上哦。我最喜欢的是《犹太人色情艺术》第二部。在这里面你可能会看到——脱掉裤子的拉比，淫荡的女人们四仰八叉地躺着，说道：“你已经想干了吗？”“棒极了，真不可思议。”我咕哝着，又缓慢向前。

晚上，当我再次沿着时代广场往回走的时候，眼球被一个艳舞俱乐部所吸引，俱乐部窗口有脱衣舞娘们的照片。舞娘们都是漂亮的女孩，其中一张照片是萨曼塔·福克斯的。福克斯女士现在给《太阳报》这样的英国报纸服务，向读者展示她标致的乳房，每年酬金大约25万美元。难道她还会在时代广场一个烟雾缭绕的地下室，给陌生人表演脱衣舞吗？至少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扯这么远是想说明这个俱乐部有一点儿欺诈性质。这是一个耍弄好色之徒的低劣骗术。

他们总是在艾奥瓦的州展览会上跟你玩这套把戏。在车辆后面，脱衣舞娘的帐篷上，会覆盖着一些令人想入非非的色情画，画上是你曾见过的最美丽的、有着丝一般柔滑头发、丰满的胸脯以及柔软身躯的女人——她们噘起的湿润嘴唇似乎在说：“我想要你——对，就是你，长脓包、戴眼镜的那个。快来满足我，小鬼。”年方十四又因性欲而发狂的你，会用整整一颗心及周围许多器官去相信这些画。你会递上皱巴巴的一美元走进去，走进一个脏兮兮的、充满马粪和按摩醇味道的帐篷，发现舞台上那个疲倦的脱衣舞娘和你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不同。那是一种你永远也无法真正释怀的失望。而现在，我的心转到了那些孤独的水手和日本影印机推销员那里，他们坐在下面喝着又甜又热的鸡尾酒，正享受着这索价过高的失望夜晚。“吃一堑，长一智。”带着悔恨的微笑，我明智地评论着自己，然后叫一个乞丐滚开。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庆幸自己没被抢劫，更为自己没被谋杀而高兴。电视机上有一张卡片，上面说只要花6.5美元，就可以看场室内电影。我记得，一共有四部供我选择——《黑色星期五》第19集，里面有个人格混乱的男人用刀子、短柄斧、餐叉和吹雪机，一连串杀了许多正准备沐浴的女人；《猛龙怪客II》，查尔斯·布朗森在里面追踪并杀害了迈克尔·温纳；《辣手娇娃》，西尔维斯特·史泰龙饰演的兰博在里面做了个变性手术，然后炸死了许多东方人。此外还有成人频道播出的《我的小裤裤湿答答》，是一部关于丹麦后现代时期人际关系和社会冲突的敏感作品，作为额外的添头，还穿插了许多火热的性交场景。看一点儿最后这部如何？我把玩了一会儿这个念头——就像新教教派说的那样，只是放松一下嘛——不过我太抠门儿了，实在舍不得花掉6.5美元，而且说到底，我一直怀疑，我若真的按下那个必需的按钮（我可以告诉你，它已经被磨成片片了），明天就会有一个侍者拿着一张电脑打印单站在我面前，告诉我说，如果我不给他50美元，他就把我房间收据的副本寄给我母亲，上面用红笔圈出“各样杂费：德芬特·波尔诺的电影，6.5美元”。所以我就此打住，躺在床上看普通电视台。里面正在重播20世纪60年代的一部喜剧，叫作《艾德先生》，主人公艾德是一匹会说话的马。从那些笑话的性质上判断，我猜出该剧是艾德先生自己亲自撰写的。但是最起码，里面没有任何能敲诈我的东西。

就这样，我结束了我在纽约——世界上最激动人心又令人蠢蠢欲动的城市——的时光。我禁不住反思道，我根本没有理由觉得自己比20层楼下艳舞俱乐部里那些孤寂的兄弟高明。我正像他们一样寂寞孤单。确实，毫无疑问，在这个巨大又无情的城市的各个角落，有成千上万和我一样孤独又无依无靠的人。想到这里，是多么令人忧郁啊！

“可我怀疑，他们有几个能这样干呢？”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双手双脚同时伸了出去，一下子就碰上了房间四面所有的墙。

[1]原文为Indian man，既可指印度人，又可指印第安人，故后文作者予以解释。

[2]摇滚乐坛20世纪70年代的老牌迪斯科乐队。

第十五章

今天是哥伦布日[1]的周末，路上非常拥挤。像美国这么一个酷爱成功的国家，竟会选择把哥伦布当作英雄，这让我总感觉有点儿怪，因为他是个无趣的失败者嘛。想想看，这家伙四次远涉重洋到美洲，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到达的并不是亚洲，也从来没发现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别的探险者返回家门时，都会带回许多诸如土豆、烟草以及尼龙袜之类的刺激玩意儿，而哥伦布发现并带回的却只是几个满脸困惑的印第安人，他还认为他们是日本人呢：“快点儿，小子，露几手相扑让咱们瞧瞧！”

但最大的缺憾在于，哥伦布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看到过后来成为美国国土的那片土地。对那些坚信不疑他到过美国的人来说，这一点当然很不可思议，他们想象他脚踏佛罗里达大地说：“你们知道，这里会成为美丽的旅游胜地。”其实，哥伦布的旅程仅仅局限于加勒比海地区，大都在沼泽遍地、臭虫滋生的中美洲海岸转来转去。要让我说，我觉得北欧海盗更有资格被称为美国的英雄。至少，他们真的发现了美国，更重要的是，他们男子气十足，拿头盖骨当酒杯，跟谁打交道都不吃亏。而这，才是美国作风嘛。

我还住在美国的时候，哥伦布日是那些半调子的假日之一，它们的存在，只对那些拥有强大工会的公共事业职员有利。在哥伦布日，是无法邮寄邮件的。假如你对此茫然无知，还一路驱车急行到城东的艾奥瓦州驾照中心去更新驾照，你就会发现大门紧锁，窗户上挂着一个布告牌，上写：“庆祝哥伦布日休假。你丫太粗心了。”但是除此之外，这一天就和别的日子没什么不同了。话是这么说，但现在看来这个节日似乎颇为流行。公路上到处是汽车和旅行拖车，电台主播一直在谈论诸如“哥伦布日周末”预期的厄运数之类的东西——他们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难道厄运还有什么神秘的定额不成？因为很想欣赏秋色，所以我一直盼着到新英格兰去。此外，新英格兰各州面积较小，景色富于变化，就不会像美国其他各州（哪怕是最吸引人的那些州）那样单调沉闷得可怕。但我错了，确确实实错了。新英格兰各州确实都很小——康涅狄格州只有8英里宽，罗德岛州比伦敦还小，但全都挤满了汽车、人和城市。貌似康涅狄格州郊区，有条202号国道在地图上被标注为观光路线，我就沿着这条国道驶向利奇菲尔德，一路上的景致着实比真正的郊区要丰富些，但其中也没有什么太吸引人的。

或许我的期望值太高了。在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中，人们总是到康涅狄格州过周末，电影中的康涅狄格绿草如茵，乡村味道十足，到处是空旷的公路和浓荫笼罩的小石屋。但现在这里也只能算是半郊区式的：因为这里的平房都带有可以容纳三辆车的车库，草坪上还有旋转洒水器，每六个街区就有一个购物中心。作为新英格兰小镇的精华所在，利奇菲尔德本身是很美的，拥有一家古老的法院以及一片绿草如茵的长长的斜坡，斜坡上还矗立着一门大炮和一座烈士纪念碑。草坡一边是几家外观整洁的商店，另一边则是一座高大的白色尖顶教堂，在10月的阳光下熠熠闪亮。这才叫色彩呢——草是绿的，周围的树木则是金黄色和柠檬色的，这才像它本来应有的模样。

把车停在麦当劳药房前，我轻轻踏着落叶走过那片草地。漫步在住宅区的大街上，只见宽敞的草坪上到处都是宽大的房子，每座房子都是同一个调调（不规则墙板上装着黑色百叶窗）不同程度的翻版。很多房子都钉上木牌，木牌上诉说着各自的历史——“奥利弗·博德曼，1785”“1830，科尔·韦伯”。仅仅闲逛了一圈，就耗费了我一个多小时，这可真是个适于闲逛的可爱小镇啊。

之后我继续上车东行，走的一直都是很偏僻的公路。很快，我相继经过哈特福德郊区、哈特福德市区，然后是另一处郊区，再之后就到了罗德岛。在一个写着“欢迎来到罗得岛”的指示牌前停下车后，我立刻在地图上极力搜寻，啊，难道康涅狄格州就到此为止了吗？我甚至考虑要不要掉过头再重新走上一遍，再走一遍看到的定会比之前多点儿什么吧，但天色渐渐昏暗，我只能继续向前行进。之后我竟然闯入了一片幽深而更有韵味的松树林，最后好不容易才从松林中出来，就罗德岛这么个小地方来说，光是找出路简直就像耗费了好几年之久。抵达纳拉干湾（一个拥有众多小岛的海湾，面积几乎占了这小州的四分之一）时，天几乎全黑了，沿岸的小村庄纷纷亮起了一眨一眨闪烁的灯。

在普拉姆岬，一座长桥横跨通向科南尼卡岛的海峡，它就那么又低又暗地横在水面上，就像一具浮尸。过了桥，我又在岛四周开车转了一圈，但此时天色昏暗，什么都看不清。在一处紧贴公路的海岸，我停下了车，漫步走到海滩。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还没看到大海就听到了海浪声，轻柔的、有节奏的呼呼声扑面而来。我走过去站在水边，看海浪一波接一波跌撞到岸上，就像筋疲力尽的泳者。海风掀动我的外衣，掠过喜怒无常的大海，我长久地凝望着远方，漆黑广阔的大西洋，一切生命都已匍匐在它那可怕的、原始的、风暴汹涌的深海中，将来的某一天，人类也会回归到这个世界。我的脑海中突然涌入了一个念头：“我能干掉整个汉堡！”

第二天一早，我驱车到了纽波特（Newport）。纽波特是美国顶尖的游艇区，也是“美国杯”游艇赛的赛场。从外观上看，小镇的老城区近些年整修过。大街两旁排列着各种商铺，商铺上挂着木牌，上面写着它们形形色色的名字，名字还都挺时髦，大都跟海有关，如“飞行之船”“海岸之物”等。海港美极了，到处点缀着白色的游艇和高高的、在空中摆动的桅杆，天空中一只只海鸥在飞舞盘旋。但市区周围尽是些模样丑陋的停车场，一条车水马龙的四车道公路（不像城市街道，倒更像高速公路）分隔了码头与市区。沿途排列着一棵棵又细又长的树，就像是瘦骨嶙峋的回忆似的。往前有个叫派罗特的小公园，公园建造后不久，由于无人照料，弄得到处是信笔涂鸦。要知道美国城市和小镇大都是一尘不染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敷衍了事的情形。尤其是考虑到旅游业在纽波特至关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就更让人吃惊了。我沿泰晤士大街继续往前，那里伫立着几座精致漂亮的老船长宅邸，现在却沦落到要和垃圾、狗屎、加油站和汽车传输站作战，而且在这场战争中渐趋下风。这让人很是伤感，这里的人好像根本无所谓（也可能只是没注意到），他们已经把这个地方糟蹋得不成样子。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伦敦的命运。

驱车穿过海湾，就到了亚当斯堡州立公园。站在那儿往纽波特看，纽波特像是变成了另一个城镇——郁郁葱葱的公园树林中，耸立着教堂针形的尖顶和维多利亚式屋顶，景致很是迷人。海湾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一艘艘帆船在轻柔的海浪中起起落落，这一切太美了。沿着岸边公路继续往前，经过布雷顿角，就上了贝尔维尤大道，最好的夏日别墅多建在这条路两边，还有一些则三三两两地分布在远处的街道边。

大约在1890年到1905年间，范德比尔特家族、阿斯特家族、贝尔蒙特家族以及很多其他家族，这些美国豪门都争先恐后地建造豪宅（他们把这些豪宅坚持称为农庄），就跟比赛似的。这些豪宅都建在那条半英里长的壮丽悬崖上，绝大多数都仿造法国别墅的样子，里面塞满了花巨额价钱从欧洲远渡重洋运来的家具、大理石和挂毯。在大致6周至8周的一个娱乐季，女主人的娱乐花费通常会达到或超过30万美元。大约有四十年的时间，这里是世界上最穷奢极欲的地方。

现在这些房子大都成了博物馆，入门费高得要你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尽管如此，在这些房子外面通常依然排起长龙（切记，这可是哥伦布日周末）。从大街上你可看不到什么——主人们坐在草坪上数钱的时候，可不想让普通人盯着，所以他们设置了密实的树丛和高墙——但是我却偶然发现，这个城镇沿着悬崖边铺了一条沥青小路。从那儿，能够看到那些豪华公寓的背面，也能够欣赏到下方极低处惊涛拍岸的壮丽景观。这条路几乎为我一人所独享，我是在无声的惊叹中，一路张着嘴走过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一幢接一幢的豪宅，如此毫无节制的建筑，每座房子看起来都像是结婚蛋糕和州议会大厦的混合。我知道，其中最壮观的是范德比尔特家建的“开拓者”。一路走来，我一次又一次推测：“哦，这一定是它”“现在这栋铁定是它”，然而，之后的下一栋往往更让人咋舌。最后，我终于走到了“开拓者”跟前，这栋建筑的的确确巨大无比，那简直就是一座带窗户的大山！看着它，你不可能不产生这样一个想法：没有人（也许除了自己）配得上这样庞大的财富。

在栅栏另一面的草坪和露台上，挤满了身穿百慕大短裤、头上戴着可笑帽子的矮胖子游客，他们在房子里进进出出，互相大拍特拍着照片，脚下随意践踏着秋海棠。不知道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2]——那个长着一张狗脸的老无赖，对此会作何反响。

我开始驱车前往科德角（Cape Cod），这是又一个我从没去过又一心向往的地方。此处景色优美如画，有盐盒似的老房子，有古玩店和木屋旅店，还有美丽的乡村。每一个乡村都拥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如酋长、三明治、谷仓马厩、石港，但游人们却用一辆辆超载的汽车和旅行汽车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天哪，我恨死这些移动房子了！尤其是在像科德角这样拥挤的半岛上，它们既堵路，又挡视线——只为了某人和他的白痴老婆可以不停车就能吃午饭和清空膀胱。

路上堵车严重，汽车行驶的速度慢得像爬行，直到快把汽油烧光我才勉强到达“西谷仓马厩”外一个加油站那里。加油站很小，只有两个加油泵。开加油站的是个至少有97岁高龄的老头儿，长得高高瘦瘦，动作干净利落。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浪费油的人：他先是把油在我车门边洒了不少，然后开始异乎寻常地关心我是何方神圣：“艾奥瓦，呃？艾奥瓦到我们这里的人不多，我想你是今年第一个吧。现在这阵儿艾奥瓦的天气咋样啊？”眼看油箱已满，眼看汽油开始往外溢，眼看溢出的汽油在我们脚边迅速聚成了油池子，我不得不开口提醒他。老头儿抽出喷嘴，这一过程中又在我的汽车、他的裤子和鞋子上洒了半加仑汽油，最后把喷嘴扔回油泵，回归油泵的喷嘴又不停地滴滴答答了好一阵子。

老头儿嘴角边一直叼着小半截香烟，我着实有些胆战心惊，真怕他会点烟。怕什么来什么，他还真准备点啦，我眼见他掏出一捆皱巴巴的火柴，开始摆弄其中的一根，作势要划火柴。我吓得动弹不得，脑海里立刻跳出这样一则电视新闻：“今天在西谷仓马厩发生了一起加油站爆炸事件，一名来自艾奥瓦的游客，全身大面积遭到三级烧伤，面积达到98%。据消防部门报告，这位游客看起来就像是一片在烤架上烤得过久的面包片一样。加油站老板则尚未找到。”然而，幸运的是，没有发生爆炸。那一小截烟头点燃后，老头儿吸了一口，喷出了一大团浓烟，然后用手指头掐灭了火柴。之所以这么幸运，我想可能是由于几十年加油工作干下来，老头儿变得有点儿不可燃了，就像那些驯蛇的人会对蛇毒免疫一样。当然，这一理论我可不想费尽心思地去验证，于是赶紧掏钱走人。我开车直接冲到了公路上，为了躲避我，一辆长达40英尺的旅行拖车不得不来了个急刹车，开车那男的把芥末都滴到了大腿上，把他弄得大为光火。“度假还带座房子，这就是教训。”我毫不同情地咕哝着，真希望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在他老婆背上砸上一下子。

科德角是个狭长的半岛，它从马萨诸塞州的底部伸出来，向海伸出大约20英里，然后又自己折了回来。模样看起来就像一只为突显肌肉而弯曲起来的胳膊，其实，看起来它倒挺像我的胳膊，因为上面几乎没有肌肉。半岛较低的地方有三条路：一条沿北岸，一条沿南岸，另外一条在二者之间。在半岛的手肘处即石港所在的部位，半岛变得狭窄，又突然转为向北延伸，三条路就在这里交会。再往前只有一条长长的，像是一条上臂一般的公路，通往像是坐落在指尖处的普罗温斯敦（Provincetown）。普罗温斯敦挤满了游人，该镇只有两条路，一条路进，一条路出。小镇人口只有几百，但在夏季和像现在这样的假日周末，短短一天就会蜂拥而来5万名观光客。镇内不准停车，这里到处都是恶狠狠的拖车警告，我只好掏了几块钱，让我的车和其他几百辆车作伴，留在了某个冷冷清清的地方，只身走了很长一段路才进了小镇。

普罗温斯敦建在沙子上，周围全是滚动的沙丘，偶尔会有几丛焦黄色的野草破土而出，诸如“风脊汽车旅馆”“强风礼品店”等名儿，都在暗示着本地的特色——风。果然，飞扬的沙尘从路上扬起，在旅馆、商铺门口聚成堆儿，只要劲风袭来，沙尘就会飞进你的眼睛，拍打你的脸，播撒到你正大快朵颐的东西上。这一定是最恶劣的生存环境，如果普罗温斯敦能在美化自个儿这方面多花点儿心思，我也许还会少厌恶它点儿。但事与愿违，我从来没见过还有哪个地方像它这样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从游客身上捞钱：遍地都是冷饮室、礼品店，以及卖T恤衫、风筝、海滩随身用具的店铺。

我四处走了一会儿，吃了一个带芥末和沙子的热狗，喝了一杯加了奶油和沙子的咖啡，透过一个房地产公司的窗户往里看了看，不禁大吃一惊：一个靠海滩的普通两居室竟然索价19万！当然啦，这个两居室拥有一个壁炉，以及足够你吃个饱的沙子。海滩看起来极为漂亮，但除此之外，我在这里就再没看到任何一样真正吸引人的东西。

普罗温斯敦是1620年清教徒在美国领土上最早落脚的地方。小镇中央，就有一座纪念此事件的钟楼式高塔。令人好奇的是，那些清教徒原本并没打算在科德角登陆，而是要去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只是最后因为600英里的距离偏离了目标，误打误撞到了这里。这成就可够了不起的，可不是吗？还有一桩怪事，那就是他们竟连一张犁、一匹马、一头牛甚至一条鱼线都没带。你不觉得他们蠢了点儿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到一个那么遥远的大陆去开始新生活，难道你不得多少想想到了那儿该怎么养活自己吗？不管怎样，抛开作为规划蓝图者的种种不足，清教徒们至少没有在普罗温斯敦多作停留（这一点他们倒是很有见识），一有机会就向马萨诸塞州挺进。我也如此。

我原本打算去海恩尼斯港口，那儿有肯尼迪家族的避暑住宅，但是车流太慢，尤其在伍兹霍尔周围（那儿是通往马撒葡萄园渡轮的出发地），车走得更慢了，我就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沿途经过的每一家汽车旅馆（得有几百个）都写着“客满”。上了93号州际公路，我打算走出科德角几英里后再找旅馆，但没想到我竟懵懵懂懂地来到了波士顿，一下子陷入了夜晚最拥堵的交通高峰。波士顿的高速公路系统简直像发了疯，摆明了是某个小时候爱砸玩具火车的人设计的。我发现每隔几百码，我车轮子下面的车道就会消失，别的车道则从右边或左边并入，有时还是同时并入。这哪是什么公路系统啊，叫发狂系统还差不多。每个人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还没见过人们为了避免相撞而如此劳心伤神呢。而这还是周六——上帝才晓得平常会是什么光景。

波士顿是个大城市，城区外的郊区连绵不绝，一直延伸到新罕布什尔州。因此，我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就已经是深夜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正置身于州际公路岔口旁的某个不知名地方——一处亮着淡紫色灯光的无名孤岛，周围有旅馆、加油站、购物中心和快餐店——灯光亮如白昼，即便远在外太空也一定能看得到这里吧，这个地方位于黑弗里尔区。我在六号旅馆里弄了个房间，之后到对面的丹尼饭店吃了盘油腻腻的炸鸡和软塌塌的薯条。今天过得相当不顺，但我并没有气馁，顺着这条路再走几英里就是新罕布什尔州了，那里是真正的新英格兰起点，一切会越来越好的。

[1]哥伦布日，为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以纪念哥伦布于1492年首次登上美洲大陆，是美国的联邦假日。

[2]美国铁路大王。

第十六章

我一直认为新英格兰就是枫树、白色教堂，以及一些穿花格子衬衫的老家伙坐在乡下杂货铺的铁炉边大吹牛皮，往饼干桶里吐唾沫什么的。但是如果认为低地新罕布什尔州尚可一游，那么显然这一认识有误，这里只有现代化商业的渣滓——购物中心、加油站、汽车旅馆等等。每隔一段路，会出现一个白色教堂或钉上护墙板的旅馆，它们不搭调地耸立在汉堡王和得克萨斯加油站之间，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强化了其丑陋之处，它们时刻提醒着你为了方便汉堡和便宜汽油而舍弃了什么。

在索尔兹伯里，我驱车上了旧1号公路，打算沿着这条公路穿越缅因州海岸。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1号公路是美国公路的开山之作，也是第一条联邦公路。它从加拿大边界延伸到佛罗里达州，全长2500英里。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它是东海岸的主干道，把诸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这些北方大城市和南方的海岸及柑橘林连接了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如果从缅因州开车到佛罗里达度假，那一定会妙不可言。因为沿途会穿越那些顶尖大都市，穿越弗吉尼亚的丘陵和卡罗来纳州的翠绿山峦，气候也会越走越暖和。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1号公路由于太过拥挤而失去了实用价值（美国人口的1/3都居住在这条路沿线20英里之内），于是又建了95号州际公路，车辆得以更迅速地在海岸上来来往往，但能得到的就只是那种风景迅速变换的飞驰感了。如今1号公路仍然还在，但想要走完全程的话你得花上好几个星期。它现在仅仅是一条地方公路，一条没有尽头的市区街道，沿途是数量惊人的一长列购物中心。

我原来还想着新英格兰乡间会保留一些昔日的魅力，但似乎并没有。穿行在清晨冰冷的细雨中，我很想知道究竟还能不能找到那个真正的新英格兰。在朴次茅斯（一个让人转眼即忘的小镇），一越过一座坐落在灰色皮斯卡塔奎河上的铁桥，就进入了缅因州。透过刮水器有节奏的来回摆动，我一眼就觉得缅因州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惊喜，不过是更多的购物中心和一堆乱七八糟的大兴土木罢了。

过了肯纳邦克港，郊区终于让位给了森林，到处都有巨大的棕色岩石从地表上冒出来，就像是地下的生物上来透气似的。偶尔能瞥见大海，灰茫茫的一大片，又冷又暗淡。我一直把车往前开呀开，寻思现在随时都可能遇到那个传说中的缅因州了，那个龙虾满锅、惊涛拍岸和灯塔兀立在花岗岩上的缅因州。但是经过的每一个城镇都是又脏乱又单调沉闷，乡村大都只有枝繁叶茂的大树，没有什么值得给记忆增光添彩的材料。有那么一刻，就在法尔茅斯郊外，1英里左右的路程经过了一个银色海湾，一座长桥低低地悬在上面，在群山掩映中几座农舍乍隐乍现，这番景致让我大为兴奋，以为前方大有妙处呢。结果不过是白高兴一场，前面的景观很快又变得枯燥无趣。之后，那个真正的缅因州始终对我避而不见，它似乎一直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地方，就像以前爸爸经常错过的游乐园似的。

到了威斯卡希特（位于通向新不伦瑞克路段的1/3处）的海岸，我一下子兴致全无。威斯卡希特在自己的边界立了告示，宣称这里是缅因州最美丽的乡村，言下之意就是该州其他地方都不需要看了。我并不是说威斯卡希特糟透了，因为它还没那么糟。它有陡峭的主街，街边林立着工艺品商店和其他雅皮士商场，这条主街斜伸向一个宁静的大西洋小港，两条老旧的木船停靠在岸上。似乎还不错，只是不值得巴巴地驱车四个小时而已。

我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决定放弃1号公路，改向北走，从缅因州中部浓密的松林中穿过去。于是，我开始沿着一条不规则的路线朝白山（White Mountains）方向走，路面起伏不平，起了又落，落了又起，好像一条皱巴巴的地毯。刚走几英里，就开始感觉出大气的变化。云层很低，形状未明，天色暗淡，冬天显然正在逼近。这个地方离加拿大只有70英里左右，这里的冬天又长又冷，这一点显现在破败的道路和伫立在每座孤零零的木屋外的柴火垛上。烟囱们冒着冷冷的白烟，才不过是10月，但是这块土地上已经弥漫着冬天般的寒冷，显得了无生气，这种氛围让你不由得就想竖起衣领跑回家去。

一过吉利厄德，就进入了新罕布什尔州，风景也逐渐变得有趣些了。白山就在我面前耸立着，又大又圆，颜色犹如木头的灰烬，没准它们就得名于覆盖其上的白桦林呢。我继续沿空旷的道路往前行进，穿过树叶飘零的树林，天空依然扁平低沉，天气非常寒冷，但这里至少摆脱了缅因州森林的单调乏味。道路起起落落，掠过一条鹅卵石密布的小溪边沿。景色比先前不知要美多少，只是仍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色彩，没有那种我一直期待的秋天的金黄和鲜红。从地面到天空，一切都是那种单调的死尸一样的灰色。

开车越过华盛顿山，这是美国东北部的最高峰（给正做笔记的人说明一下：它高达6288英尺），但它真正赖以成名之处，则是风——这里是美国最多风的地方。当然，这跟……呃，跟风刮的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地球上迄今测到的最高风速，就是1934年4月在华盛顿山顶上测得的，当时阵风（做笔记的笔准备好了吗？）以每小时231英里的速度呼啸而过。对于当时正在那儿测速的气象学家来说，那一定是一次非比寻常的经历。想象一下，你会怎样向别人描绘那阵风？“呃，它确实，你知道，真的……很大。我是说，确实非常大。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拥有这样一种真正独一无二的（独特到无人可以理解）经历，一定是非常让人沮丧的。

一过华盛顿山，就到了布雷顿森林。我一直把这个地方想象为一个宁静的小镇，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镇，只有一家旅馆和滑雪缆车。旅馆很大，形状像中世纪堡垒，屋顶却是鲜红的，看起来像蒙特卡西诺赌场和比萨屋的混合体。就在这儿，1944年，来自28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济济一堂，达成了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协议。它看起来确实是个创造经济历史的好地方，就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当时在给他哥哥米尔顿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这是最令人满意的一周。谈判热忱诚恳，食物美味至极，女服务员也美丽绝伦。”

我在利特尔顿（Littleton）停下过夜，就像其名字所暗示的，这是个小镇，离佛蒙特州很近。我把车开进了主街上的利特尔顿汽车旅馆，发现办公室门上有块牌子，上写：“如果你需要冰块或者建议，请在六点半之前过来。我要携妻去吃晚饭。（也该是时候了！——妻）。”办公室里有个拄双拐的老头儿，跟我说，你运气真好，因为只剩一间空房了，加上税金，一晚上共42美元。看到我被价钱吓得摇摇晃晃快要昏倒在地，他又赶着补充说：“房间相当不错，有崭新的电视机，超棒的毛毯，还有漂亮的浴室。镇上数我们的房间最干净，我们以此闻名。”他伸臂一挥，示意我欣赏柜台玻璃下面的旅客留言，尽是些精挑细选出来的表示满意的证词：

“我们的房间一定是城镇里最干净的！”

——A.K.奥德瓦克·福尔斯，Ky

“好家伙，我们的房间这么干净！地毯这么漂亮！”

——J.F.斯波特沃尔德先生和太太，俄亥俄。

都是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有点儿怀疑这些宣言的真实性，但是我累得没办法再返回来时的征途，因此只能叹口气说好吧，然后登记入住。拿了房间的钥匙以及一桶冰（花了加税42美元的价钱，我打算享受能得到的一切），便跟着他们去了我的房间。天哪！它可真是小镇最干净的房间。电视是全新的，毯子是长毛绒的，床舒服极了，而浴室也真是漂亮。我立刻为自己感到羞耻，并收回自己对店老板所有的坏念头，打算回头在留言簿上写上一笔：

“我竟然怀疑你，真是个自大的卑鄙小人。”

——B.B.先生，艾奥瓦，得梅因。

我吃了14块冰块，看了晚间新闻。之后电视里开始播放《盖里甘岛》的一段老故事，这是电视台给脑子还没坏掉的观众特意加上的，以刺激你赶快站起来做点别的更有用的事儿。我遵照行事，走到外面四处看了看。之所以选择在利特尔顿停车过夜，是因为我随身带的一本书提到这里景色如画。其实，如果利特尔顿能找出什么特色的话，便是非常非常不风景如画。这个城镇主要包括一条长街，街上大多是一些毫不起眼的房子，街中间有个超市的停车场，再过去几扇门，则是一家废弃加油站的空壳。这些，我想我们都会同意，都构不成风景如画。让人高兴的是，这个城镇还有别的优点。首先，这是我见到的最友好的小地方。当时，我去了一家名为“小镇主题”的饭馆，店里的客人们看到我都微笑着致意，收银小姐指给我放外套的地方，而女服务员（一位丰满的脸上有酒窝的小个子女士）则把我招呼得无微不至，所有人都坦然自若得好像集体服食了某种绝妙的镇静剂一样。

女服务员给我拿了张菜单，我犯了个错误：对她说了声谢谢。“不客气。”她说。一旦开了这么个头那可就没完没了了。她过来用一块湿抹布擦桌子。“谢谢。”我说。“不客气。”她回答。她又给我拿来一些裹在餐巾纸里的餐具，这次我犹豫了一下，但是仍然无法停下来。“谢谢。”我说。“不必客气。”她回答。然后她又送来了写有“小镇主题”字样的餐具垫，然后是一杯水，然后是一个干净的烟灰缸，然后是一小篮包着玻璃纸的咸饼干，而每次我们都互相交换了礼貌的问答。我点了份炸鸡特餐，等菜的时候，我不安地意识到邻桌的客人在盯着我，而且冲我笑得有点儿让我发毛。女服务员站在厨房门边也在看着我，这都让我心慌意乱。每隔不久，她就过来给我加满冰水，并跟我说我的饭菜马上就好。

“谢谢。”我会说。

“不客气。”她会回答。

终于，她端着一个桌面一般大小的盘子从厨房里走过来，开始把一盘盘的食物在我面前摆好——汤、沙拉、一大盘鸡、一篮热气腾腾的面包卷，看起来都美味无比，我突然间感到了自己已经饥肠辘辘。

“您还要点儿别的吗？”她问。

“不用了，这些就好，谢谢。”我回答，手握刀叉，正准备对食物发起猛攻。

“您还要点儿番茄酱吗？”

“不用，谢谢。”

“要不要再淋点儿沙拉酱？”

“不用，谢谢。”

“您的肉汤够吗？”

这儿有足够淹死一匹马的肉汤。“是的，肉汤很够了，谢谢。”

“来杯咖啡怎么样？”

“真的不需要了，这就很好了。”

“您确定不需要什么了吗？”

“呃，你只须马上滚一边去，让我好好吃我的晚饭。”我想这样说，但是当然没有。我只是甜甜地对她笑了笑，说：“不用了，谢谢。”过了一会儿她便退下了。但是整顿饭，她都拿着一个盛冰水的水罐待在附近盯着我。我每喝一口水，她就会过来再把杯子加满。有一次我伸手去拿胡椒粉，她误解了我的意图，赶紧拿着水罐过来，之后又不得不退回去。此后，无论我的手因何离开了餐具，我都会向她用手势大致说明一下我要做什么——“现在我只是想给我的面包卷抹点儿黄油”——以免她再冲过来给我添水。自始至终，邻桌客人一直带着鼓励的微笑看着我吃，让我真恨不得马上就走。

最后，我终于吃完了，女服务员过来给我上甜点：“来个馅饼怎么样？我们这儿有蓝莓、黑莓、覆盆子莓、波森莓、大越橘莓、小越橘莓、樱桃莓、绒毛莓、球球莓和甜甜莓。”

“天哪！不用了，谢谢，我太饱了。”我把手放在肚子上说，那里看上去就像是在衬衫下面塞了个枕头似的。

“那，来点儿冰激凌怎样？我们有巧克力丁、巧克力软糖、巧克力螺旋软糖、巧克力香草味软糖、巧克力坚果软糖、巧克力药葵蜜饯味螺旋软糖、巧克力薄荷加软糖丁、加或不加巧克力丁的两种奶油坚果。”

“你们有没有只是纯巧克力的？”

“没有，这种口味的很少有人点。”

“那我就不需要什么了。”

“那，来块蛋糕怎样？我们有——”

“真的不需要，谢谢。”

“来杯咖啡？”

“不，谢谢。”

“真的不要吗？”

“是的，谢谢。”

“好吧，我就给您再倒点儿水吧。”于是，我还没来得及让她给我拿账单，她就去拿水罐了。邻桌客人兴致盎然地看着这一切，笑容里好像在说：“我们已经完全崩溃了。你怎么样？”

后来，我在镇子里走了走——就是说，从街道一边走过去，然后再从另一边走回来。就其规模而言，小镇能建成这样已经不错了，镇里有两家书店、一家画廊、一家礼品店和一家电影院。我走过时，人行道上的人都会冲我微笑。这让我开始担心起来，没有人——哪怕是在美国——如此友好。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远远的大街尽头，有一家英国石油公司的服务站，这是我在美国看到的第一个跟英国有关的地方。我不知不觉有些想念英国，便走进去看了看，却看到里面没什么特别有英国味的东西，这让我很失望。柜台后的那个家伙甚至连小礼帽都没戴。他看见我往窗户里看，便冲我露出那种同样怪异、同样令人不安的笑容。我突然意识到那是什么了——这是外太空人的表情，就是B级电影里，某种外太空生物悄悄占领了一个偏远小镇，将其作为……“地球统治者”的第一块跳板时，就会露出这种怪异的、显然还带点儿邪恶的笑容。我知道这似乎难以置信，但是更疯狂的事已经发生了——老天！看看谁在当白宫的主人吧。我慢慢地闲逛回旅馆，一路上对所有擦肩而过的人都投以同样怪异的微笑，心想我应该和他们保持一致，以防万一嘛。“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低声自语，“假如将来他们真的攻占了这个星球，会不会对一个如你这样才智的人网开一面？”

清晨，我很早就起床了，天色预示着这将是很美好的一天。我透过旅馆的窗子向外望，粉红的曙光已弥漫了天空。我迅速穿好衣服，赶在利特尔顿众声喧哗之前就上了路。出镇几英里，就越过了州界。总的说来，佛蒙特州比新罕布什尔州更葱绿、更整洁。山丘更为圆润柔软，颇像沉睡的动物。分散四处的农场看起来更加繁茂，草地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起伏不平的山丘顶端，为那些柔美的山丘增添了某种高山的风味。太阳很快升上了高空，四周变得暖融融的。在一个俯瞰朦胧山丘的山脊上，经过一个写着“皮查姆，1776年建”的指示牌，前方便出现了一个村庄。我在一家红色的杂货店旁边停下车，走出车外四处看了看，附近没有一个人，可能是利特尔顿人夜间来到这里，把他们都弄到佐格星球去了吧。

走过皮查姆客栈（只有白色的墙板、绿色的百叶窗，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我信步往一座山丘走去，途中经过一座白色的公理会教堂和几幢睡意正浓的舒适房子。山顶有一片宽阔的绿地，其上立着一座方尖碑和一根旗杆，旁边则是一个旧公墓。微风袭来，旗杆上的旗子随之飘动。小山下面，是个宽阔的山谷，山谷过去，便是一连串苍绿色和棕褐色的山丘，像大海的波浪一般重重叠叠涌向地平线。山下，一座教堂的钟正在鸣响报时，除此之外则万籁俱寂。这是我见到的最完美的景点。我看了看那个方尖碑，上面写着“皮查姆军人纪念塔，1869年”，下面刻着名字，都是标准的新英格兰名字，如伊利安·W.沙詹特、洛厄尔·斯特恩、霍勒斯·罗。一共有45个名字，对于一个丘陵上的小村庄来说，这当然太多了。绿地旁的那个公墓，相较于小镇的规模来说，也显得太大了。它占据了整个山坡，很多纪念碑都建得非常雄伟，暗示这里曾经的富庶。

走过公墓大门，我四处看了看，一座特别漂亮的石碑吸引了我的视线，那是一座立在花岗岩石球上的八边形大理石柱，柱上记录赫德家族及其近亲的逝世，从1818年的内森·赫德到1889年的弗朗西丝·H.贝门特。碑后还有块小牌，上面写着：

内森·H，1852年7月24日逝世，年仅4岁零1个月；

乔舒亚·F，1852年7月31日逝世，年仅1岁零11个月；

J.皮特金和C.皮特金夫妇之子。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很困惑，什么事故让这两个小兄弟仅仅相隔一周便都离开了人世。发烧吗？在7月似乎不太可能。事故吗？一个当场死去，另一个则拖了一段时间？还是两件无关的事分别带走了这两个孩子？我想象着那对父母蹲伏在乔舒亚·F的床边，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儿地消逝，祈求上帝不要把他也带走，但希望仍然破灭了。造化真他妈的弄人啊！可不是嘛，举目四顾，看到的尽是失望与悲伤铭刻在石碑上：“约瑟夫，伊弗里姆和莎拉·卡特之子，1846年3月18日逝世，年仅18岁”“阿尔玛·福斯特，扎多克和汉纳·理查森之女，1847年5月22日逝世，年仅17岁”。这么多年轻的生命消逝了，独自走在这几百个沉寂的灵魂、耗尽的生命、一排排中止的梦想中，我感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忧伤。多令人伤感的地方啊！站在10月温暖的阳光下，我为这些不幸的人以及他们失去的生命深感悲哀，又不由得阴郁地想到人必死的命运，以及远在英国的我无比珍视的亲爱的家。当然我随后又想：“好吧，去他妈的。”便下山回到车上去了。

向西穿过佛蒙特州，便进了格林山脉。山脉郁郁苍苍，呈圆形，山谷的土地看上去很肥沃。这里的光线似乎更柔和，更令人昏昏欲睡，也更有秋天的味道。这里到处色彩斑斓——有芥末黄加铁锈色的树，金黄加油绿的草场，还有巨大的白色谷仓和湛蓝的湖泊。路边不时冒出堆满南瓜、西葫芦和其他秋季瓜果的摊子，一路行来就好像是去往天堂的白日旅行。我在乡间路上到处闲逛，看到的小房子数量多得让人吃惊，有些房子比窝棚好不了多少。我觉得，在佛蒙特这样的地方，不大可能有多少工作机会。该州几乎没有什么城镇或者工业，最大的城市伯林顿，人口也不过才3.7万而已。在格罗顿郊外，我在一个路边咖啡馆停下来喝咖啡，一个年轻的胖女人带着三个脏兮兮的小孩，正在向柜台后面的女人大声抱怨自己的经济问题，我和其他三位顾客也有幸聆听了这番抱怨：“我现在一小时才挣4美元。”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哈维，他已经在菲伯兹公司干了三年了，才刚刚获得第一次加薪，你知道他现在挣多少吗？一小时4美元65美分。不惨吗？我跟他说过了，我说：‘哈维，他们根本就是在榨你的油。’但他对这个却一点儿都不在乎。”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拿手背杵了杵其中一个孩子的脸。“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说话的时候不要烦我？”她语调铿锵地质问小家伙，然后又以平静的语调，转过身对咖啡女士继续坦露了一长串哈维的其他缺点，那可是没完没了的。

仅仅一天之前，我在缅因州的一家麦当劳招工启事上看到，新招工人底薪是一小时5美元。哈维一定智力贫乏或者技能欠缺，没准两者兼有，才会连一个16岁的麦当劳汉堡小厮都比不上。可怜的家伙！更甚的是，他还找了这么一个邋遢粗野、屁股大如谷仓门的女人做老婆。我希望老哈维能够理性地欣赏上帝赋予他家乡的一切不可思议的美景，因为上帝好像并没有赋予哈维太多，连他的孩子们也丑得像罪恶本身。走出店门时，我几乎忍不住想用手给他们一下，那肮脏的小脸上有点儿什么东西，让你心痒难耐，禁不住想要揍他。

驱车继续向前，路上我不由得想到，美国真正美丽的地方，比如雾峰、阿巴拉契亚山以及现在的佛蒙特等，住的总是最穷、最没有文化的人，这实在是有点儿反讽意味。然而，接下来我到了斯托，意识到单就刚才的归纳总结来说，我简直是个白痴。斯托绝对不穷，这是个富庶的小镇，挤满了时髦的服装店和昂贵的滑雪度假小屋。事实上，这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在格林山滑雪度假区四处参观时，几乎只看到财富和美丽——富有的人、富丽堂皇的房子、价格高昂的轿车、昂贵的休闲地、美丽的风景。我开着车在周围尽兴逛了一番，被这一切深深震撼，之后漫游到尚普兰湖（也是个漂亮至极的地方），就在刚越过纽约州边界的地方，悠然驶过该州的西部边界。

尚普兰湖下面，地形变得更为开阔，更少起伏，像是拉平床单的皱褶那样，一只奇妙的大手从边缘把那些丘陵一一给拉平了。有的小镇和乡村美得惊人，比如多塞特，是个非常精致可爱的小巧地方，周围环绕着一片椭圆形的绿地，到处是加了白色护墙板的漂亮房子，还有一个夏季游乐场、一座老教堂和一家特别大的客栈。然而，我觉得，这些地方唯一的问题在于，它们太完美，太富有，太雅皮士了。在多塞特，有间画廊叫“多塞特装裱”。这条路往前一点儿的本宁顿，还有一个叫“酒店房餐厅”的地方。每家客栈和旅馆的名字都很别致，可以说是生动如画：黑知了客栈、乡下佬之家、蓝莓客栈、老牛肉客栈，这些建筑外面的招牌还专门做成木头的，一切都煞费苦心地弄成古色古香的味道，总觉得有些矫揉造作。没过多久，我便开始觉得有种奇怪的压迫感，渴望看到闪亮的霓虹灯和带有古老家族姓氏的餐厅，比如厄尼排骨屋、齐威格纽约烧烤之类，橱窗上挂着几个闪亮的啤酒招牌，再有个保龄球馆或者露天电影院就更好了。其实一切可以显得更真实一点儿，但现在这样，使这地方看起来像是在曼哈顿设计好又用卡车运来的一样。

途中我还碰到这样一个村子，村子里大概有四家商店，其中一家是拉尔夫·劳伦精品店。我想象不出比住在这儿更糟的事情了，想想吧，在这里你能买到一件200美元的毛线衫，却买不到一罐烤豆。当然，其实我还能想象出很多更糟的事，比如患脑癌，一集接一集看琼·柯林斯主演的肥皂剧，每年必须到“主厨汉堡”至少吃两次饭，午夜喝水时发现喝下去的是奶奶泡假牙的水，诸如此类。但我想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第十七章

我在纽约州卡茨基尔山北边的科布尔斯基尔（Cobleskill）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驱车赶到奥齐戈湖的一个小度假胜地库柏斯敦（Cooperstown）。库柏斯敦是詹姆斯·芬尼莫尔·库柏的家乡，小镇因库柏家族而得名。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跟我在新英格兰见到的其他小镇一样美，且秋色更丰富多彩。主街两旁是方顶的砖砌房屋、古老的银行、一家电影院和几家家族式商店。我吃早饭的库柏斯敦餐馆，生意兴隆，店员亲切有礼，食物价格低廉，总之，餐馆该有的它都应有尽有。饭后，我决定到住宅区的街道上散散步，于是双手插兜，优哉游哉地踏着干枯的落叶走向湖边。镇上的房子看起来既古朴又可爱，很多大房子被改建成了客栈或高档的家庭式旅馆。清晨的阳光穿过树枝、树叶，在草坪和人行道上洒下点点光影。这个小镇和我在旅途中路遇的其他漂亮小镇一样，差不多可以说是理想镇典型。

库柏斯敦的唯一缺憾就是人太多了，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游人。把这些游人吸引到这个地方的是该镇最著名的机构——棒球名人纪念馆，纪念馆就坐落在小镇主街尽头那座浓荫匝地的公园旁边。我现在也到了这里，付了8.5美元的门票钱，得以进入大教堂般的大厅。对诸如我这样的棒球迷和不可知论者来说，踏进名人纪念馆，可能是我们最接近宗教经验的经历了。我静静地走过它那安静的、光线柔和的大厅，欣赏着那些神圣的球衣和在全美联赛中获得的纪念品。这里，完美地保存在玻璃柜中的，是“沃伦·斯班第305次获胜时穿的汗衫，当时他与埃迪·普兰克同为最杰出的左投手”。走廊对面则是“萨尔·马格利在1958年9月25日使用的手套，对阵菲利斯队缔造无安打纪录”。每个展柜前都有人在虔诚地注视或低声交谈。

有间屋子是画廊，里面陈列着纪念棒球史上每个重大时刻的画作。其中一幅作品画的是第一场在人造光源照明下进行的夜间职业赛，这场比赛于1930年5月2日在艾奥瓦的得梅因举行。这让我大为振奋，我还不知道得梅因在棒球史和光学史上曾经扮演过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呢。我在画上细细搜寻，看那位艺术家是否把坐在新闻记者席上的爸爸画了进去，但我立刻意识到，那时父亲只有15岁，正待在温菲尔德呢。这可有些遗憾。

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我差点儿抑制不住要大声欢呼：竟然有整整一柜子的棒球卡片！我和哥哥曾经很用心地搜集过这类卡片，还仔细地做过卡片目录。而爸妈在刚萌芽的阿尔茨海默病作祟下，在1981年进行阁楼大扫除时把这些卡片都给扫进了垃圾堆。我们曾经有保存得崭新的1959年发行的全套卡片（它现在大概值1500美元），我们有米奇·曼特尔和尤吉·贝拉还是新人时的卡片，泰德·威廉斯最后一年打击率达四成的卡片，还有纽约洋基队1956年至1962年历年的卡片。全部收藏品现在绝对能值8000美元——够了，不管怎样，这些钱足够让爸妈到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所接受短期治疗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会犯错。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把这些卡片给扔了，所以它们才会变得这么值钱。毕竟只有少数幸运儿，他们的爸妈没有把退休时间花在扔掉整个工作生涯中积累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再次看到这些旧卡片都是种幸福，恍如到医院看望老朋友一般。

名人纪念馆大得出奇，比在外面路上看起来大得多，显得极为壮观。我心满意足地漫步在这座纪念馆里，仔细阅读每一块解说牌，在每项展品前流连忘返，追忆着我的青春岁月，沉浸在幸福的怀旧中。等到重新回到主街时，我看了看表，惊异地发现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名人纪念馆隔壁有家商店，出售极棒的棒球纪念品。我们那个时代，能得到的只有锦旗和棒球卡片，以及球棒形状的劣质原子笔——通常用它第二次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它就坏掉了。但是现在，孩子们能够得到带球队标志的任何东西——灯、毛巾、钟表、围毯、杯子、床单，甚至还有圣诞树装饰品，当然还得加上锦旗、棒球卡片以及第二次使用时就坏掉的钢笔。看到这些，我想我还从来没有为渴望重返少年而如此悲痛过呢。别的先不说，那意味着我能重新拿回棒球卡片，把它们藏到一个父母找不到的安全地方，等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就能买一辆保时捷了。

这些纪念品把我迷得七荤八素，弄得我开始一件件往怀里塞，但接着就注意到商店里到处都有“请勿触摸”的标志，收银台上还贴着一张告示：“不要靠在玻璃上—— 一旦打破，赔偿50美元。”在告示上写这种东西真是愚蠢，怎么可能指望孩子们来到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好东西的地方，而不去碰碰它们？这让我大为光火，就把本来要买的东西都放到柜台上，跟那个女孩说我根本就不想要。没准儿这也挺好，我还真不能确定老婆是否会想要圣路易斯红雀队的枕头套呢。

名人纪念馆门票还包括位于小镇旁边的“农夫博物馆”的入门费，那里有几打老房子（一间校舍、一家酒馆、一座教堂以及类似的其他东西）伫立在一大片空地上。有趣的程度大概跟听起来一样吧，但既然已经买了票，我觉得就有义务去看看。不为其他，徜徉在下午的阳光中也是一种享受嘛。后来嘛，我得说能够开上车再次起程那可真是如释重负啊。我离开小镇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穿越纽约州，穿过风景迷人的萨斯奎汉那山谷。山谷非常迷人，尤其是在一年中这一天的这个时候，西瓜形状的小山，金黄色的树林，宁静的小镇，都沐浴在这秋日下午柔和的光线之下。为了补偿我在库柏斯敦度过的漫漫长日，我便比平时停车更晚。在埃尔迈拉郊区一家旅馆停下来过夜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我直接出去吃晚饭，但几乎每个地方都关门了，最后只能在一家保龄球馆的附属餐厅解决。这明显违背了“布莱森陌生城镇吃饭守则”第三条，虽然一般来说，我并不主张事事遵循原则（这也是我的一种原则），但是我确实给自己定下了公共场所就餐六大守则，而且力图贯彻始终，它们是：

1. 绝不在展示食物照片的饭店吃饭。（但如果你非要去，就绝不要相信那些照片。）

2. 绝不在贴厚墙纸的饭店吃饭。

3. 绝不在保龄球场的附属餐厅吃饭。

4. 绝不在能听到厨房谈话声的饭店吃饭。

5. 绝不在有现场表演且名字中有汉克、节奏、摇摆、三人组、爵士乐团、夏威夷及波尔卡等字眼的饭店吃饭。

6. 绝不在墙上有血迹的饭店吃饭。

不管怎样，这个保龄球馆餐厅还算可以接受。隔着墙壁，我能听到保龄球瓶倒地的辘辘碰撞声，以及本镇美发师和一群油头小子的晚间嬉闹声。我是这家饭店唯一的顾客，事实上，我显然也是阻隔女服务员们回家的唯一路障。我还在等着上菜时，她们就清理了其余的桌子，拿走了烟灰缸、糖碗和桌布。于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竟独自一人待在一个大房间里进餐，独自一人对着一块白色的桌布和一支在小红碗里摇曳的蜡烛，周围则是一大片单调的塑料桌面。

女服务员们都靠墙站着，盯着我咀嚼。过了一会儿，她们开始窃窃私语，并开始偷笑，而且仍旧盯着我。坦白说，我真觉得浑身不自在。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但我确实感觉有人正一点点转动关灯旋钮，以至于房间里最后几乎没了亮光。吃到最后的时候，我几乎只能靠触觉和把头低得差不多挨着盘子才能发挥作用的嗅觉找到饭菜了。最后，用餐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喝点儿水，但就在我只是停下来去摸摇曳的蜡烛旁边的冰水杯时，女服务员把盘子一把抽走，迅速把账单放在了我面前。

“还要点儿别的吗？”那语气暗示我最好别要。“不了，谢谢。”我礼貌地回答，用桌布擦了擦嘴——餐巾早不知道掉到什么昏暗的地方了，于是我的守则上又加上了第七条：绝不在饭店只剩10分钟就要打烊时去吃饭。其实，我从来不会真正介意饭店服务太差，服务差才好啊，不给小费就不会于心不安了。

早上我醒得很早，情绪很是消沉。当你一睁开眼就意识到眼前不会有琐屑简单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心满意足，而是得面对没有丝毫喜悦感的一天——驾车越过俄亥俄州，低沉的情绪立刻就会压倒你。

我叹口气起床了，像老头儿似的在房间里蹒跚挪步，收拾东西、洗漱、穿衣，然后毫无热情地上了路。向西穿越了阿勒格尼山脉，然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古怪小角落。在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之间，有200多英里的边界呈直线，但在西北角，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却突然向北凸出，好像绘图人的胳膊被撞了一下似的。这点儿小小的不规则起初是为了让宾夕法尼亚州有通伊利湖的出口，这样它就不必经由纽约州了。200年后的今天，它成了一种遗迹，提醒我们那时候各州对联邦发挥职能是多么不信任，其实联邦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只是如今通常不为人所认可罢了。

在宾夕法尼亚州边界内，我车轮下的公路与第90号州际公路合而为一，成为横穿美国北部的主干道。从波士顿到西雅图共有3016英里，一路上碰到很多长途旅客。你永远可以一眼认出长途旅客，因为他们看起来像是好几个星期都没下过汽车似的。只需要在他们经过时瞟上一眼，就足以看见他们已经开始把车厢当家了——车厢后面挂着几件洗过的衣物，窗户上残留着外卖饭菜的痕迹，到处散落着书、杂志和枕头。前面车座上总会有个胖女人大张着嘴酣睡，后面则有一群发着狂的孩子。两车交错时，你可以和那当爸爸的交换下沉闷中不乏同情的眼神，互相看看车牌照，比较一下各自离家的远近，感受下羡慕或同情。我甚至看到了一辆挂着阿拉斯加牌照的汽车，简直难以置信。以前我从没看到过来自阿拉斯加的车，那人肯定开了4500英里以上，相当于从伦敦开到了赞比亚。这辆车的司机是我平生所见模样最为孤苦之人，车子内外不见一丝一毫妻子儿女的痕迹。现在想来，没准是他把她们都给杀了，然后把尸体藏在了后备厢里。

半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在州际公路上开车经常会精神恍惚，而我，现在就正处于这种状态。过了一会儿，伊利湖在车身右边出现了。像所有的大湖一样，它的面积巨大，与其说是湖，不如说更像一个内陆海。从西到东长达200英里，宽约40英里，25年前就已宣称是个死湖了。沿着湖南岸行驶，看着眼前浩瀚无边的灰白色，这景象也实在是非同寻常。人这么渺小的东西，居然能毁掉大湖这样的庞然大物，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我们确实把它毁掉了，仅仅花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这得感谢那些漏洞百出的企业法，以及克利夫兰、野牛城、托莱多、桑达斯基之类的煤灰、沙尘中心，它们对自然的过度贪婪，使伊利湖仅仅历经三代就从一汪碧水变成了一个大便池。克利夫兰是罪魁祸首，它有一条河叫凯霍加河，其实可以说是由化学物质和半分解的固体构成的缓慢流动的稠浆。看起来简直就像燃料，有一次果真着了火，大火一发不可收拾，足足烧了四天。我想这也称得上是非同寻常的成就了。据说现在情况有所改善，根据《克利夫兰自由报》的一则新闻特写（我在阿什特比拉附近停下来喝咖啡时看到了它），说是一个叫作“五大湖水质管理委员会国际联合调查组”的官方组织（名字可够长的），刚刚发布了关于伊利湖水质的检查报告，宣称与上一次检测时的1000多种化学物质相比，这次在湖水中仅仅发现了362种。但在我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大得可怕。太令人诧异了，我看到竟然有一对垂钓者站在岸边，他们在细雨中弯下腰，用长长的钓竿将钓鱼线甩到绿色的墨黑湖面，可能他们是在钓化学物质吧！

在令人心烦的雨丝中，我开车穿过了克利夫兰的远郊，沿途看到许多城镇的牌子，名字都叫什么什么高地：里士满高地、梅普尔高地、加菲尔德高地、夏克尔高地、尤尼弗西蒂高地、瓦伦斯韦尔高地和帕尔马高地。令人好奇的是，周围地形的显著特征却正是缺乏高度。显然，克利弗兰认为的高，在其他地方看来根本不值一提。不知为什么，我对此丝毫不觉得奇怪。再往前走一会儿，90号州际公路变成了克利弗兰纪念海滨公路，路线随弯曲的海湾而蜿蜒起伏。雪佛兰的雨刷催眠似的摆动着，其他汽车嗖嗖经过时溅起了水花，车窗外面，伊利湖变得大而模糊，渐渐隐没在远方朦胧之中。前方渐渐出现了克利夫兰市区高大的建筑，就像被超市里自动传送带传送那样，这些建筑向着我徐徐而来。

克利夫兰一向有外观丑陋、脏乱无趣的名声，虽然他们说现在已经好多了。我说的“他们”，是指像《华尔街期刊》《财富》《纽约时代周刊》等严肃刊物的记者。“他们”每五年到这里一次，然后刊出长篇报道，标题就像《克利夫兰卷土重来》《克利夫兰的新生》之类。没人读这些文章，我更不读，因此无法判断克利夫兰比过去好的说法是对还是错。这些说法不太可信，而且结论主要来源于今昔对比。我能说的是沿高速公路越过凯霍加河时看到的景象，那里到处是冒着黑烟的工厂，看起来怎么也说不上干净或者漂亮。我也不能说该市别的地方也同样是这样引人注目。克利夫兰的境况可能有所改观，但所谓“新生”云云，则显然是夸大其词。不知为什么，我不禁猜想，如果德·乌比诺公爵活过来，被丢到克利夫兰闹区，他没准会说：“天啊，我被抛进了15世纪佛罗伦萨的梦里了，这里有好多财宝啊。”

接着，很突然地，我就出了克利夫兰，开上了詹姆斯·W.肖克尼西俄亥俄收税公路，四周是克利夫兰和托莱多之间绵延起伏的空旷乡村荒野，此时公路恍惚症又悄悄侵入，为了缓解沉闷，我打开了收音机。其实我整天都在把它开了关，关了开，听一小会儿，又绝望地放弃。除非你曾亲身感受，否则你很难想象那种在三小时内第14次听到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所带来的绝望感觉，你能感觉到脑细胞正一个个哔波哔波地死去，而那些DJ更让人难以忍受，还有比他们更愚蠢、更招人厌恶的人种吗？南美洲有种叫雅那玛诺斯的印第安部落，他们落后得甚至不能数到三，其计数方法是：“一、二……噢，天哪，一大堆。”显而易见，DJ们有更高的穿衣打扮能力，有更多的社交技巧，但我想就智力水平来说，二者真是半斤八两。

我再三地在电波中搜寻，希望找到点儿可听的东西，可什么也找不到。并非我要求太高，我只是想找一个电台，里面不会一直播放快乐的还不到青春期的女孩演唱的歌曲，不会雇每六秒钟就得“嘿——”一次以上的DJ，也不会一直告诉我耶稣有多爱我。但是这样的电台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是找到了些凑合能听的，开出10到12英里之后声音就渐渐微弱了，我正愉悦地静听的披头士老歌也就逐渐被一个半疯狂男人的声音所取代，那声音正大谈《圣经》，告诉我主是我的朋友。

美国有很多广播电台，特别是在穷乡僻壤之地的，简直又小又简陋得可笑。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我十几岁时曾在得梅因的KCBC电台帮过忙。KCBC电台拿到了转播艾奥瓦橡树队职业棒球联赛的合约，但吝啬得不肯派体育解说员（一个叫作史蒂夫·夏农的可爱小伙子）随队采访。所以，每次橡树队职业棒球联赛在丹佛或俄克拉何马市或不管哪里比赛，我和夏农就得赶到KCBC的播音室（其实只是一个简陋的锡皮屋，在得梅因东南部某块农田里的一座高耸的发射塔旁边）。就是在那里，夏农假装正在奥马哈现场向听众播报赛事。古怪透顶。每两三个回合，球场上就会有人给我打电话，对比赛的概况简单描述一下，我就把它潦草地写在记分簿上，然后递给夏农，以这个作底，他就能说上两小时。

那可真是非同寻常的经历，在热得冒烟的8月的夜晚，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听着外面蟋蟀的叫声，看着一个男人对着麦克风侃大山，吹嘘着类似这样的话：“噢，这是奥马哈的一个凉爽的夜晚，从密苏里河那头吹来了阵阵清风。今天晚上有一位特别来宾——沃伦·特·莱格雷斯州长，我看见他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博比·雷坐在一起，就在我们记者席下面的一个包厢里。”夏农在这方面是个天才。我记得，有一次球场那边没有打来电话（那家伙被锁在厕所里或是出了别的什么意外），夏农没有东西可以提供给听众，所以他便用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推迟了比赛，尽管上一刻他还在说那是一个美好无云的夜晚。接着他一边播放音乐，一边打电话给球场，哀求某人告诉他赛场情况。还真是有趣，我后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是罗纳德·里根年轻时也在得梅因当过体育播报员，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情况。里根当时的处理，是让打击手一个劲儿干些非常难以置信的蠢事——在超过半小时的时间里一再击球犯规——还假装这没有什么难以置信的。根据这些，你可以联想一下，作为总统他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傍晚，我碰巧听到了一则俄亥俄州的克鲁巴基特或某个类似电台播报的新闻。美国电台的新闻通常长约30秒，内容与此类似：“克鲁巴基特的一对年轻夫妇——德韦恩及旺达·德雷里——和他们的七个孩子——罗尼、朗尼、康妮、唐尼、邦妮、约翰尼和塔米，在一场大火中丧生，起因是一架轻型飞机在他们的房子里坠毁并爆炸起火。消防队长沃尔特·恩伯斯称，还不能排除纵火的可能性。在华尔街，股市出现了有史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下跌了508点。克鲁巴基特地区天气预测：晴天，降水概率为2%。你正在收听的是KRUD广播电台。更多摇滚，更少废话。”接着就响起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我盯着收音机，怀疑刚才的第二条消息是否听错了。股票有史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国经济的崩溃？我调了调收音机，找到了另一段新闻：“……但参议员蓬坦否认他使用四辆凯迪拉克和到夏威夷旅游与建设新机场的1.2亿美元合约有任何关联。在华尔街，股市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仅在短短三个小时内就下跌了508点。克鲁巴基特地区的气象预测是阴天，降水概率为98%。接下来是来自老鹰乐队的更多音乐。”

美国经济正在土崩瓦解，我能得到的却只有老鹰乐队的歌曲。我把旋钮转了又转，心想什么地方一定会有人对这新一轮大萧条的序曲进行专题报道，而不只是顺口一提，确实有人，谢天谢地，是CBC（加拿大电台，它有一个发人深思的好节目叫《时事追踪》），整个晚上都在谈论华尔街的崩溃。我要让你们——读者们——想想这对美国公民是多大的讽刺：在自己国家旅行，却得转到一个外国电台，才能听得到国内年度最重要新闻的细节。为公平起见，我还得说，我后来被告知，美国公共广播网（可能是发达国家中经费最短缺的广播机构）也对该崩溃作了长时间的专题报道。我猜测很可能是坐在农田里的锡皮屋内的某人，照潦草地记在纸上的记录念出来的吧。

在托莱多，我上了75号州际公路，向北驶进密歇根州，朝迪尔伯恩（Dearborn）驶去。它是底特律市的一个郊区小镇，我准备在那儿过夜。刚做好决定，几乎同一时间，我就发现自己陷进了一团杂乱，到处是仓库、铁路线和通向远处汽车工厂的巨型停车场。这些停车场面积巨大，挤满了车，我几乎认为那些工厂生产汽车的目的没准就只是要把停车场装满呢，这样也就顾不上顾客的需要了。巨大的停车场之间，交错其中的是高耸的高压电力塔。如果你看到世界各国的电力塔像外星人的入侵军队一样向地平线进军，于是很想知道它们结局如何的话，答案就是它们全都聚集在托莱多北方的平原上了，在这里把装载的电流都装进了一大群电力变压器、二极管和其他装置里，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像是电视机的内部机件，只不过规模当然要大得多。开车经过的时候我感觉地面在颤抖，觉得简直像有静电扫过汽车，搞得我脖颈后面的毛发都在轻轻颤动，接着在我的腋窝里留下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我几乎想在下一个十字路口掉转车头，返回去再嗑一次药。可是天色已晚，只能继续赶路。有那么几分钟，我觉着似乎闻到了肉的焦煳味，于是一个劲儿地摸自己的头，这可能是一个人在车里面待得太久的结果吧。

在托莱多和底特律中途的小镇门罗，路边竖了一个大标志牌：欢迎来到门罗——卡斯特将军的家乡。再过1英里或者更长一点儿的路程，又有一个更大的标志牌，写着“门罗，密歇根——懒小子家具之乡”。天啊，我想，难道刺激的事永没有尽头吗？但它结束了，接下来的旅程中再没有任何戏剧性事件了。

第十八章

留在迪尔伯恩过夜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意味着我不必在底特律——全国凶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城市——过夜。1987年，该市有635名杀人犯，比例为每10万人中就有58.2名杀人犯，是全国平均数的8倍。仅仅青少年犯罪部分，就有365起枪击案的枪手和受害人都不满16岁。我们正谈论的，是个残暴的城市——但仍然非常富裕。一旦哪天美国的汽车工业崩溃，简直不敢想象迪尔伯恩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恐怕都得扛着火箭炮自保了。

我来迪尔伯恩的第二个、也是更迫切的原因是，我想看看亨利·福特博物馆。小时候父亲曾带我们来过，至今仍然难忘。吃过早饭后，我就直接去了那里。亨利·福特把晚年都耗费在购买重要的美国文物上，他一车一车地买进，又一箱一箱运到自己的博物馆，博物馆就在福特汽车公司烤漆装配工厂旁边。博物馆外面的停车场很大——足以把前一天我看到的那些工厂的停车场比下去，但在这个季节，却只停了少数几辆车，大部分还是日本车。

我走进去，不出所料，门票贵得吓人：成人15美元，儿童7.5美元，美国人显然很舍得为娱乐花大钱。我不情愿地付了入场费，然后走进去。但几乎从踏入门口的那一刻起，我就被迷住了。其一，它的规模几乎让人难以呼吸，你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占地12英亩的厂棚里，里面摆满了各种最难以形容的东西：机械、火车、电冰箱、亚伯拉罕·林肯的摇椅、约翰·F.肯尼迪遇刺时乘坐的轿车（不，汽车地板上一点儿脑浆都没有）、乔治·华盛顿的竞选箱、汤姆·森姆将军华丽的迷你台球桌、装有托马斯·爱迪生最后一口气的瓶子。我觉得最后一件物品尤其让人难以忘怀，除了有点儿可笑的病态和感伤之外，他们怎么知道哪次呼吸是爱迪生的最后一口气呢？我脑补出这样一幅画面：亨利·福特站在临终床边，一次又一次把瓶子放在爱迪生的脸上，不停地问：“是这口吗？”

这一度是史密斯博物馆的做事方式，应该也是——储藏间和旧货铺的混合物。就好像哪个清扫天才将所有国民的记忆细细整理了一遍，将美国生活中所有显赫的、美好的以及值得喜爱的东西都送到了这里。这里有可能找到我年少时的每样东西：旧漫画书、饭盒、泡泡糖卡片、《迪克与简》读本，还有一个热点牌炉灶，就像我妈妈用过的那一个，一台汽水销售机，就像曾经摆在温菲尔德台球馆前面的那台。

那里甚至还有一组牛奶瓶，与莫里西先生（一个耳聋的送奶工人）以前每天早上送到我们家的那些十分相像。莫里西先生是美国最吵闹的送奶工人，他大概有60岁，戴着一个很大的助听器，总是带着他忠实的狗——斯基伯，他们会像时钟一样在黎明前到达，你知道，牛奶必须趁早送，因为在中西部地区，太阳一出来，牛奶很快就会变质。你永远知道什么时候是早上5点30分，因为莫里斯先生会在此时到达，全力以赴地吹着口哨，叫醒附近街区所有的狗，这让斯基伯变得非常兴奋，一个劲儿狂吠不止。因为耳聋，莫里斯先生好像注意不到自己的声音，但你能听到他抱着装牛奶瓶的箱子在你家后阳台叮叮当当地走动，对斯基伯说着：“哦，不知道布莱森家今天要什么！咱们来看看……四夸脱的脱脂牛奶，还要点儿乡村乳酪。噢，斯基伯，你他妈的相信吗？我把乡村乳酪忘在那该死的卡车上了！”然后你就从窗口看出去，赫然看到斯基伯正在你的自行车上撒尿，附近的房子纷纷亮起了灯。没人想让莫里斯先生失业，因为他是个不幸的残疾人，但是当弗林牛奶场在1960年左右由于经济因素停止送货上门时，我们是市里少数没有强烈抗议的街区之一。

走在博物馆里，我突然对亨利·福特和他搜罗一切的本能深感敬慕。他可能是暴徒和反犹分子，但他也的确建了一座极好的博物馆。我很高兴在诸多纪念物中待了几个小时，但厂棚还只是博物馆的一小部分，外面有一整座村庄—— 一个小镇——包括80位美国名人的家，都是真实的，不是复制品。福特走遍全国，搜罗到他最钦佩的人的住宅和操作间——包括托马斯·爱迪生、哈维·费尔斯通[1]、卢瑟·伯班克[2]、莱特兄弟，当然还有他自己。他把这些都装箱运回迪尔伯恩，建造了这个占地250英亩的梦幻之地—— 一个精华版的美国小镇，一个优美如画、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社区，每栋建筑里都住着一个天才（差不多都是白种人、基督徒、来自中西部的男性天才）。在这个有着宽广的绿地、可爱的店铺和教堂的完美地方，幸运的居民可以打电话给奥维尔和威尔伯·莱特兄弟要副自行车内胎，去费尔斯通农场买牛奶和鸡蛋（还不能去买橡皮——哈维还在研究它呢！），向诺亚·韦伯斯特[3]借本书，打电话向亚伯拉罕·林肯咨询法律问题，假如他没有忙着为查理·斯坦梅茨申请专利或是忙着解放住在街对面小屋里的乔治·华盛顿·卡弗的话。

它确实相当迷人。首先，像爱迪生的操作间和员工宿舍这样的地方，都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样你就能确确实实地明白那些人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再者，把这些房子集中在一起，也确实有着不可否认的便利。否则，百万年后谁会到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那儿去看哈维·费尔斯通的出生地，或者到代顿看莱特兄弟的生活地呢？反正我不会，老兄。最重要的是，将这些场地放到一起，让你意识到美国发展过程中曾经拥有多么难以置信的创造力，因为现实的商业开创力而产生了多少天才（常常带来巨大到无法比拟的财富）。现代生活中有多少舒适和愉悦是从美国中西部诸小镇诞生的啊！这让我颇感自豪。

我先向北，再向西，穿越了密歇根州，一路上仍沉浸在博物馆带来的愉悦回味中。经过兰辛和大急流城，进入马尼斯蒂国家森林，几乎走了100英里远，我才知道进入了森林。密歇根州的形状像一只隔热手套，让人兴奋的程度也跟这个比喻差不多。马尼斯蒂森林既茂密又单调——尽是无穷无尽的整齐划一的松树——横贯其间的公路也是又平又直。偶尔能在林中看到间小屋或是一片小小的湖面，而这都只是在树丛中一掠而过，大部分路段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城镇非常少，而且大都又破又脏——只有稀稀落落的住宅和丑陋的组合式建筑，人们在城镇里建造和出售丑陋的组合式小屋，使得大家都能买下一点儿丑陋，然后带到森林中去。

过了鲍德温，道路变得更宽，路面更空旷，商业更萧条。在马尼斯蒂，公路朝着密歇根湖延伸而去，然后沿湖岸时远时近地蜿蜒几英里，穿越了一些可爱的小社区，大都是些已经用木板挡住门窗的夏日别墅——皮尔伯特、阿卡迪亚、埃尔伯特（“出色之地”）、法兰克福。在恩派尔，我停下车来欣赏密歇根湖。天气出奇地冷，大风从70英里外的威斯康星州吹来，掠过银灰色的湖水，掀起了白色的浪花和涟漪。我试图散散步，但仅仅在外面待了大约5分钟，咆哮的风就迫使我又钻回了汽车。

于是我继续向前开，到了特拉弗斯城（Traverse City），这里的天气稍稍温和了一些，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吧。特拉弗斯城看起来像一座美丽的老城，好像1948年以来就没有丝毫变化似的。小城里有一家古老的伍尔沃斯连锁店，一家J.C.彭尼连锁店，一家名叫“国家”的老电影院，还有一家老餐厅——“悉尼”，有黑色的高背座和一个长长的冷饮柜。这样的地方你再也看不到了。我在老餐厅里喝了咖啡，感觉很不错，很高兴拥有这段经历。随后，我继续沿路北上，车轮下的路先是沿着大特拉弗斯湾的一边往上，然后又沿着另一边向下，因此你一直能看到要去的地方和刚离开的地方，有时路往里拐，经过几英里的农庄和樱桃园，然后又移回水边。下午时光慢慢消逝，风逐渐停息，太阳露出脸来—— 一开始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有如一位害羞的客人，接着就久留下来，波光粼粼的湖面闪着蓝色的亮光。远处的水面上（大概20英里之外），乌云裹挟着大雨开始向湖面倾泻，就像天空中落下了一幅灰白色的帷幕。再往上看，一弯朦胧的彩虹横在天边，美得无法形容。我看呆了，一路就在这种痴迷中前行。

刚入夜，我就到达了麦基诺城（Mackinaw City）。该城在隔热手套的指尖，也是密歇根湖南岸和北岸合拢在一起，形成麦基诺海峡之处。麦基诺海峡将密歇根湖与休伦湖分隔开来，一座长达5英里的大桥又将二者连接起来。麦基诺城——这个词构成得相当随意——是个零落而不显眼的小镇，挤满了礼品店、汽车旅馆、冰激凌店、比萨屋、停车场以及经营往返麦基诺岛渡轮的公司。几乎全部商家，包括旅馆，都由于冬天之故而关门停业了。看着休伦湖岸边的“假日酒店”似乎还在开门营业，于是我走了进去，按了桌铃。走出来一个年轻小子，对有客人造访显得相当意外。“我们正打算歇业过冬呢，”他说，“事实上，大家都出去吃晚餐庆贺去了。不过，如果你需要，我们还有房间。”

“多少钱？”我问。

他看起来像从半空中抓了个数字似的。“20美元吧？”他说。

“听起来还不错。”我说，接着登记住宿。房间小而整洁，而且有暖气，真是不错。我走出门转了一圈，想要找些东西吃。才刚刚七点多一点儿，但天已经黑了，寒冷的空气让人感觉是在12月而不是10月。我能看见自己呼出的气息。待在这样一个有这么多房子却这么死气沉沉的地方，真是感觉很怪异。就连麦当劳也停止营业了，橱窗里还挂着个牌子，祝我冬日愉快。

我朝着谢普勒渡口（其实只是一个带棚的大型停泊场）走过去，看看早上到麦基诺岛的航班几点启程，这正是我在这儿停留的原因所在。11点有班船。我站在码头旁边，脸迎向风，朝休伦湖远处凝视许久。麦基诺岛在休伦湖中几英里远处，就像一艘发光的游船。近处，还有座更大的，但没有灯光的博伊布朗克岛，圆圆的，黑乎乎的一片。左边，横跨海峡的麦基诺大桥光华灿烂，亮得如同圣诞节的装饰灯，灯光照亮了水面的每个角落。好奇怪，这么一个一无所有的小镇，却有着如此美妙的景观。

我在一家空荡荡的餐馆吃了晚餐，然后在一家门可罗雀的酒吧喝了点儿啤酒。这两个地方都开了暖气，感觉很棒、很舒适，外面的风击打着窗上的玻璃，发出呜啪呜啪的声音。我喜欢这个安静的酒吧。美国的许多酒吧大都灯光昏暗，挤满了忧郁的人——人们独自喝着酒，盯着前方，丝毫没有欧洲酒吧里那种惬意的咖啡屋气氛。通常来说，美国的酒吧只是一个能灌醉自己的昏暗的地方。我不太喜欢这种地方，但这家还可以，舒适、安静，灯光恰到好处，我还可以坐下来读点儿东西。没过多久，我自己真的开始飘飘然起来，但这也还可以。

次日早上我早早醒来，用手擦了擦满是水汽的窗户，看看外面是什么天气。答案是：不是好天气。满世界都是夹冰的雪，像一场白色虫灾，在风中四处飞舞。我打开电视，爬回温暖的床上。本地的PBS电视台开始播放了，PBS是公共广播系统，以前我们称之为教育电视台。它本应该播放一些高质量的节目，但囿于经费，所以播出的大都是BBC制作的由苏珊·汉普夏尔主演的情节剧和本地大概花费12美元制作的节目，诸如烹调示范、宗教讨论以及本地中学摔跤比赛之类。大部分时间都没什么可看的，且每况愈下。事实上，我看的这个台正在播放募款节目。两个着装随意的中年男人坐在转椅上，正在请求大家慷慨解囊，两人之间的桌子上摆着两部电话。他们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自信而愉快，但眼睛里却流露着绝望。

“如果你的孩子再也没有《芝麻街》可看，这不是太悲惨了吗？”其中一人对着镜头说，“所以来吧，爸爸妈妈们，给我们打个电话吧，现在就捐款吧。”但是没人打电话。这两个人就彼此大谈PBS所有的精彩节目，这样的交谈明显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人接了个电话。“我刚接了第一拨电话，”放下电话时他说，“电话是特拉弗斯城的梅兰妮·比托斯基打来的，今天是她的四岁生日。生日快乐，亲爱的。但下次你或者别的小朋友打电话的时候，请你们的爸爸或妈妈资助一些钱好不好，甜心？”这两个人明显是在为自己的饭碗哀告，但整个北部密歇根都对他们的哀求听而不闻。

我一边洗澡、穿衣服、收拾行囊，一边还注意着电视屏幕，看看有没有人捐款，一个都没有。我关电视时，其中一人正带着一丝恼怒说：“现在，来吧，我不相信没有人在看我们这个节目，一定有人已经醒了，一定有人想要维护高质量的公共电视，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的孩子。”但是，他错了。

我在前一晚吃饭的地方吃了顿丰盛的早餐，看看已完全无事可做，我就去了码头，站在那儿等渡船。风已经停息，最后的几片雪落到地上就融化了，不久就完全停了。到处是滴答滴答的滴水声，从屋顶上，从树枝上，从我身上，都在往下滴水。才10点钟，码头上毫无动静，只有我那辆雪佛兰披着一层冻雪，孤零零地伫立在偌大的停车场里。我开始信步走动，先是走过那个古老的麦基诺堡垒遗址，然后走过住宅区的街道，街两边没有树，只是草坪和只有一层的低矮平房。大概40分钟后，我回到码头，雪佛兰已经有了些同伴，一大群人——至少二三十人——已经上了渡船。

我们排排坐在一个小仓房里。水翼发动了，发出类似真空吸尘器一样的噪声，渡轮转弯滑向休伦湖那片暗绿色的水面。休伦湖上波涛起伏，就像是一锅水在低温加热下翻滚，但是航行很平稳。我周围的人都莫名地兴奋起来，他们一直站着照相，还指这指那地彼此欣赏，我不由得想到，也许他们中很多人从没上过渡船，甚至连岛屿都没见过吧，至少没见过大得能住人的岛，怪不得这么兴奋呢！我也很兴奋，但原因不同。

我曾经来过麦基诺岛。大概四岁时，爸爸带我们来过，我一直珍视着这段记忆。事实上，那可能是我最早的清晰记忆。我记得它有一家白色的旅馆，有着长长的走廊，成片的花，在7月的阳光下，让人眼花缭乱；我还记得山上有座大堡垒，岛上没有汽车，只有马车，岛上到处都是马粪，我还踩到了一些，热乎乎、黏糊糊的，妈妈一边刻意保持沉默，一边用小树枝和克里内克丝面巾纸替我擦净了鞋。她刚把鞋套回我脚上，我往后一退，结果另一只鞋踩到了更多的马粪，即便这样她也没有发脾气。我妈妈从不发脾气，你知道，她也从来没有快乐到翻跟头的程度。但她从不大声叫喊、厉声说话或看起来像在拼命压制中风的样子，而我自己却经常那样——比如说当孩子们踩到什么热乎乎、黏糊糊的东西（他们老干这种事）的时候。而我妈妈当时只是有那么一刻流露出一点儿倦容，随后就对我笑笑说，还好她爱我，那倒是真的。我妈妈，她是个圣人，尤其是在事关马粪时。

麦基诺岛只不过是个小岛——大约5英里长、3英里宽——但像大部分岛一样，当你置身其上的时候，它看起来要大一些。1901年之后，任何汽车或机动车辆都不允许上岛，于是，当你迈出渡船走到主街上，你会发现街头候着一溜儿马车——精致漂亮的马车是载客到格兰德酒店的，敞篷的四轮马车是载客进行昂贵的环岛游的，还有一种雪橇是运送行李和货物的。麦基诺村和我记忆中一样完美无瑕，陡峭的主街旁，是一列白色的维多利亚式房屋；通往麦基诺堡垒的陡坡上，一些舒适的小木屋沿坡而建。麦基诺堡垒是在1780年为保卫海峡而建造的，现在仍屹立在那里保卫着小镇。

在小镇四周漫游，你得不停地在一堆堆的马粪中找路。没有了汽车的喧嚣，小镇被铺天盖地的寂静笼罩。整个小岛就像是正处于6个月昏迷期的边缘，主街两边的商店和餐馆都因季节之故而停止了营业。我寻思，到了夏日，当这里挤满成千上万短途游客时，那情形一定很可怕。我从港口随手拿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光礼品店就列出了60家，还有30多家餐馆、冰激凌店、比萨屋和甜饼摊。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一切都显得既宁静又安详，且美得不可思议。

有段时间，麦基诺岛是新大陆最大的贸易站——约翰·雅各·阿斯特的毛皮贸易公司总部就在这里——但是它真正的黄金时期要追溯到19世纪末，那时芝加哥和底特律的富翁们为了躲避城市的酷热，享受带有免费花粉的空气，而纷纷跑到这里。美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度假酒店——格兰德酒店，就是在那时建成的。当时全国最富有的工业家们，都争先恐后地在俯瞰麦基诺村和休伦湖的断崖上建造华丽的夏日别墅。现在，我就来到了这里，湖上风光绚丽多彩，而那些别墅却简直让人忘掉了呼吸。都是些最壮观、最精致的木头房子，有的房子卧室达20多间，大都保持着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各种装饰——穹顶、高塔、圆屋顶、老虎窗、山墙、角楼和大得可以骑自行车的前廊，有些穹顶上面还有穹顶。这些别墅都壮观得不可思议，且数量众多，一座接一座地耸立在麦基诺堡垒旁的断崖上。如果能重新变成孩子，在这些房子里玩儿捉迷藏，在高塔里拥有个卧室，躺在床上就能欣赏美妙的湖上风光，在没有汽车的路上骑着自行车于沙滩上和隐秘的小峡谷中玩耍，尤其是可以到覆盖了岛屿3/4面积的山毛榉和白桦林中探幽览胜，那该多美妙啊。

我现在已经在林中了，幽暗的林中有很多铺砌的小路，我正在沿着其中一条漫步林中，感觉自己像个正在进行伟大冒险的七岁顽童。道路的每个转弯处都会带来奇特的惊喜：“剥头皮洞。”旁边有提示，注明是1763年一个英国毛皮商人逃开印第安人的地方；霍姆斯要塞，是英国人在岛上最高点建造的古堡垒，高出休伦湖湖面325英尺；在一片荒地上还有两座青苔密布的老墓地，一座是天主教徒的，一座是新教徒的。相对于这样一座小岛，两座墓地都大得离谱。墓地中的坟墓差不多刻着同样的几个姓氏——特拉斯科特家族、盖布尔家族、索耶家族。信步游逛了三个小时而没有看到一个人影，没听到任何人类的声音，可真让我高兴，这还只是岛上的一点儿好处而已，要我在这儿待上几天毫无问题。随后，我决定取道格兰德酒店回村子，那家酒店可真算得上是我毕生遇到的最华美也最可憎的傲慢机构。这座宽广的白色木房子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门廊（660英尺），漂亮得炫目，贵得高不可攀，当时一个单间每晚要价135美元。街上竖着一个指向酒店的招牌，上面写着：在格兰德酒店和酒店大街上，须着装得体。下午6点以后，男士须着外套系领带，女士不得着裤装。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告诉你走在街上该穿什么服装的地方了。另一块招牌则宣称凡须进店一观，必须支付一定费用。很诚实。我猜他们与一日游的游人之间一定有很多摩擦。我悄悄地走过通往酒店的路，生怕会碰到这样的招牌：“任何着花格子裤或白鞋的人，若从此处经过必遭逮捕。”万幸没有。我很想把头伸进前门，只是想看看有钱人是如何生活的，但一个身着制服的门卫在站岗，我只好撤退。

我搭乘下午的渡船回到大陆，随后驾车通过麦基诺大桥，驶向密歇根人称为“上半岛”的那片土地。这座桥建于1957年，在此之前，这片土地几乎和本州其他地方完全隔绝，成为互不相干的两个部分。即使这会儿，我也觉得有种难以消除的隔绝感。这是一座荒凉而多沙的半岛，150英里长，跻身于三大湖泊——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和密歇根湖——之间。我又一次差点儿进入加拿大境内，苏圣玛丽运河就在北边，它巨大的闸口连接了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这条运河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闸口，航运总吨数比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加起来都多，信不信由你。

我上了2号路，这条路的全程，大部分都贴着密歇根湖的北岸。大湖区大得离谱，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包括五大湖：伊利湖、休伦湖、密歇根湖、苏必利尔湖和安大略湖，从上到下有700英里，从东至西更达900英里，面积9.45万平方英里，几乎就和英国一样大，它们共同构成了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区。

远方的湖面上，可怕的风暴正在肆虐，但这里却是干干的。离岸约20英里处有一群小岛——海獭岛、高岛、威士忌岛、猪岛以及其他的一些岛屿。海岛一度曾为一个称作“大卫之家”的教派所拥有，其成员都留有胡须，而且擅长（如果你能相信的话）打棒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巡回全国，与各地球队比赛，我想几乎是所向披靡。高岛据说是那个教派的流放地，都是些犯下重大过失——被杀出局太过频繁之类——的人。据说，被送到那里的人从此就杳无音信了。现在，除了海獭岛之外，其他岛都已杳无人迹。我感到一种遗憾的刺痛，因为不能上去探险了。事实上，整个湖区都对我有种奇特的蛊惑力，只是当时我还没开始理解。有些想法是很诱人的，比如说想到一个巨大的内海，比如说如果你有一条船就可以经年累月地在五大湖之间游弋，从芝加哥到野牛城，从密尔奥基到蒙特利尔，途中还不妨停下来探察一番那些名字奇奇怪怪的岛屿、海湾和小镇什么的，如死人点、蛋港、夏季岛，这一幕幕场景真是让人心向往之。我猜，很多人这么干——买条船就此消失。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走遍整个半岛，不时看到路边有架着巨大招牌的路边摊，上面都写着“馅饼”。它们大都已经关门且用木板封上了门窗，但我在梅诺米尼（Menominee，到威斯康星州前路遇的最后一个小镇）经过了一家开门营业的店，于是冲动地掉头拐过去，我要弄明白他们卖的究竟是正宗的英国科尼什馅饼还是其他名字雷同的什么东西。经营小店的那个家伙见到一个正宗的英国人光顾，兴奋得不得了。他做了30年的馅饼，但从没见过一个正宗的英国科尼什馅饼，也没见过一个正宗的英国人。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其实我来自艾奥瓦，就是隔壁的那个州。没有人会为见到一个艾奥瓦人而兴奋。馅饼是真的英国科尼什馅饼，19世纪有科尼什人来本地的矿场工作，也把这种馅饼带到了密歇根州这个偏僻的角落。“我们这儿上半岛的每个人都把它吃得干干净净，”店主告诉我，“可是没人听说过其他地方有，过了这个州的州界，到只有一河之隔的威斯康星州，人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了，真有些奇怪。”

店主把馅饼包在纸袋里递给我，我带着它出了店门走向汽车。它看起来的确像是正宗的英国科尼什馅饼，只是大如足球。老板还附上了泡沫盘、塑料叉和几包番茄酱。我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别的不说，我也实在饿极了。

太难吃了。确切地说，也没什么不妥的地方——真的是馅饼，每个细节都准确无误——只不过在吃了一个多月的美国垃圾食品之后，它尝起来平淡无味得难以形容，就像块温温的纸板。“肉在哪里呢？”我想，“融奶酪和煎鸡汁呢？而且，巧克力软糖在哪里啊？”只有肉和土豆，只有那种粗朴的、没有加以改良的原味。“怪不得它没有从那个地方发扬光大呢。”我一面发着牢骚，一面把它扔回袋子里。

我发动汽车，继续驶向威斯康星州，一路还寻觅着旅馆和饭店，以期弄到点儿货真价实的食物—— 一口咬下去汤汁四溢又顺着下巴流下来的食物。当然，那才是食物应该的样子。

[1]美国第二大轮胎和橡胶公司创始人。

[2]美国著名园艺培育专家。

[3]美国辞典学家，《韦氏词典》的创始人。

第十九章

“北威斯康星综合医院，圆您生儿育女之梦。”收音机里面传出这样的话。噢，天啊，我想，医院广告的降临，这是自我离开之后美国的又一项新进步了。如今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能遭遇医院广告。给谁听呢？一个家伙被车撞了，他会说：“快，把我送到密歇根综合医院去，那里有磁共振成像机。”我搞不明白。当然，事关美国医疗保障方面的一切，我都搞不懂。

就在开始这段旅程之前，我得知一位朋友住在得梅因的仁爱医院，我就在电话簿中找医院的电话，然而，在仁爱医院名下共列了94个电话号码，按字母排列顺序从“住院处”开始，接着是“生化室”“癌症热线”“性无能治疗计划处”“婴儿窒息热线”“骨质疏松症治疗计划处”“公共关系室”“睡眠咨询服务”，一个叫作“共享医疗公司”的什么东西，以及“戒烟班”，等等，不一而足。美国的医疗保障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且已完全失控。

我要去探望的那个病人，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她也是刚知道自己患了卵巢癌，而且还有并发症——肺炎。正如你能想象到的，她看上去非常衰弱。我正在陪她的时候，一个社工走了进来，温文尔雅地向她说明治疗中的收费问题。举例来说，我朋友可以服用A药，一剂药为5美元，但一天要服用4次；也可以换用B药，一剂药为18美元，但一天只须服用一次。这就是社工的工作：充当医生、病人和保险公司的桥梁，确保病人不会收到太多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的账单，当然，我朋友得为这种服务支付账单。这一切让人觉得那么疯狂、虚幻，病人从氧气面罩里艰难地呼吸着，已经濒于奄奄一息了，却还要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用微弱的点头或摇头为那些事关自己能否延续生命的问题作选择。

与国外通常的看法相反，在美国，到县立医院接受免费治疗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还是非常容易的。那当然不是让人欢欣鼓舞的地方，事实上还相当郁闷，但也不比任何一家英国国家健康服务网的医院更差。没法儿不提供免费医疗，因为40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但是，假如你在银行里有存款，却还想溜进县立医院揩点儿免费治疗的油，那让上帝保佑你吧。我在得梅因的县立医院工作过一年，因此我能告诉你，那里有一大批律师和讨债人，唯一的工作就是摸清那些使用他们设备的人的背景，以确认他们是否真的跟声称的一样穷。

不管美国的私立医疗保障体系怎样不合理，但其治疗品质居世界第一也不可否认。我朋友得到了高超且无微不至的治疗（他们把她的癌症和肺炎都治愈了，而且绝不是误打误撞的），她住着一个单间，房间里有独立的盥洗室，有带遥控器的电视机，有录像机，还有自己的电话。整个医院都铺着地毯，到处点缀着异国风情的棕榈树和赏心悦目的绘画。在英国的公立医院，你能找到地毯或彩色电视的地方只有护士长休息室。几年前我在一家英国国家健康服务网的医院工作过，有天深夜，我溜进护士长休息室想一睹究竟，好家伙，那简直就像女王的起居室，到处都是天鹅绒的家具和吃了一半的盒装牛奶巧克力。

与此同时，病人们却在光秃秃的灯泡下睡在寒冷的荡着回音的大厅里，白天就用至少丢了1/5的拼图打发时间，等候着每两星期一次约20秒钟的检查——那些负责检查的医生与见习生一个个还都是来去匆匆。当然，这都是英国国家健康服务网医院旧日的美好时光了，现在已经没那么美好了。

抱歉，我好像有点儿跑题了。我本来该引导读者你走过威斯康星州，给你讲述一些这一美国的主要产奶州的趣闻轶事来着，结果离题太远，对英国和美国的医疗保障做起缺乏建设性的评论来，这很不得当。

不管怎么说吧，威斯康星州是美国的首要产奶州，生产了全国干酪和奶制品的17%，老天！尽管如此，在高低起伏的美景中穿越时，我倒也没有被大群的奶牛所震撼。我已经行驶了很久，向南经过格林湾、阿普尔顿和奥什科什之后，开始拐弯向西朝艾奥瓦驶去。这是个典型的中西部农业区，到处是深浅不一的焦黄，有矮树覆盖的山、光秃秃的树、干枯的牧场和摇摇欲坠的玉米，有一种静穆的美。四处分散的农场都很大，看上去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差不多每隔半英里就会经过一座外表非常温暖舒适的农舍，有前廊环绕，还有栽满树的院子，附近总会有红色的谷仓，有圆圆的屋顶和高耸的粮库。到处都是快被撑破的玉米仓库。候鸟飞满了灰白的天空，田里的玉米看上去已经干枯，不时可以看到大型收割机，它们正一行行地将玉米吞下去，然后吐出金黄耀眼的玉米穗。

在午后淡淡的光线中，我在偏僻的路上穿行，就好像要没完没了地在这个州穿行似的，但我毫不介意，因为这里的景色是如此动人与安详。这种季节、这种白日、这种冬天正一步步走近的感觉，都有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到下午4点，白昼已渐渐远去；到5点，太阳在云层后坠落，渐渐隐没在远处的山峦中，就像一枚硬币投进小猪存钱罐似的。在一个叫作费里维尔的地方，我突然与密西西比河不期而遇。它就那么一平如砥地待在那儿，那么浩瀚、那么美丽、那么庄严，一瞬间我简直停止了呼吸。夕阳下，密西西比河就像一块液态的不锈钢。

大约1英里远的对岸，就是艾奥瓦，我的家。我受到一种兴奋感的奇特压迫，迫使我更低地俯下身子、更紧地握牢方向盘。我沿着河东岸行驶了20英里，一路凝望着艾奥瓦州那侧高耸的昏黑的峭壁。在普雷里德欣[1]，从一座到处都是支架和横梁的铁桥过了河，这就到了艾奥瓦了。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心跳在加速。到家了，这是我的州，我的车牌和其他人的都一样了，再没有人会露出一副好像在说“你在这儿干什么”的神色看我，我属于这里。

在渐渐衰弱的光线中，我几乎完全随性地在艾奥瓦东北部信步游荡。每两三英里就会碰到开着拖拉机的农夫，拖拉机轰隆隆地强烈震动着，载着归心似箭的农夫们回家吃饭，他们的家就在密西西比河岸边树木葱茏的小山上。这天是周五，是农夫们一周中的重大日子之一。他们会洗洗胳膊和脖子，和家人团团围坐在摆满大碗大碗食物的餐桌旁，全家一起祈祷感恩。晚饭之后，全家会开车到胡特维尔去，坐在10月寒冷的空气中，透过自己呼出的寒气，观看胡特维尔高级蓝魔鬼队在橄榄球赛中以28∶7的比分大败克劳特城队。农夫之子小默尔会拿到三次触地得分，老默尔就会到埃德酒馆庆祝一番（两瓶啤酒，绝不会更多），接受社区居民对他儿子的道贺，之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在有霜的清晨早早醒来，和最好的朋友埃德、阿特和沃利一道，踏过黄色的田野，享受着纯净的空气和纯朴的友情，去猎捕野鹿。我对这些人和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深感羡慕，想来，生活在一个安全的时光几乎停止的地方一定很惬意，你认识所有的人，每个人也认识你，大家可以互相信赖。我羡慕他们的亲密无间，羡慕他们的足球赛，羡慕他们的实物交易，羡慕他们的教堂活动。我为对他们的嘲弄而深感羞愧，他们可都是好人哪。

在无边的黑暗中，我经过了米尔维尔、新维也纳、喀斯喀特、斯科奇格罗夫等。每隔一会儿就会看到在远方显现的农舍，窗户里亮着黄色的灯光，温暖而好客。偶尔也会出现大一点儿的城镇，在黑暗中划出更大的光圈——那里是中学足球场，正在举行周赛。这些足球场把整个黑夜都点亮了，几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它们。我从每个城镇驶过时，发现大街上空无一人，显然每个人都去观看比赛了。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十几岁女孩，站在当地一家“牛奶皇后”的柜台后，等待着赛后人潮，而其他人都去了比赛现场。在艾奥瓦州举办中学足球赛时，你简直可以带队货车开进去把整个小镇都搬个一干二净，也可以用炸药炸开银行用手推车将钱运走，而不被任何人看到。但是当然了，没人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艾奥瓦州乡间是没有犯罪存身之处的。在这样的地方，所谓的犯罪可能就是错过周五的足球赛，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只存在于电视和报纸上，存在于那种叫作“大城市”的半神话式的远方。

我原打算继续驱车前往得梅因，但心血来潮地又在艾奥瓦市区停下了车。这是个大学城，是艾奥瓦大学的所在地，我还有几个朋友住在这里——他们来这里上大学，之后就找不到离开的理由了。我到达时已近晚上10点，但大街上挤满了出来狂欢的学生。我在一个街角给老朋友约翰·霍纳打了个电话，他叫我到菲茨帕特里克的酒吧去找他。我拦住一个经过的学生，向他询问到酒吧的路线，但他醉醺醺地说不成话，只是木然地盯着我，这小子看起来才不过大约14岁而已。我又拦住一群几乎同样醉醺醺的女孩，问她们是否知道到酒吧的路线。她们都说知道，但是分别指着不同的方向，然后就叽叽咯咯笑得简直要疯掉，还能站着已经是很难得了，她们在我面前摇来摇去，就像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坐船，这些女孩子看起来也不超过14岁。

“你们总这样狂欢吗？”我问。

“只有在返校节才这样。”其中一人回答。

啊，这就解释了一切。返校节，这是大学里的重大社交事件。在美国的大学里，与返校庆典相关的仪式有三段：一、喝得烂醉；二、在公共场所呕吐；三、醒来时反穿内裤，不知道身处何方或者如何来至彼处。好像我来到此处的时间介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事实上有几个更投入的学子已经致力于向水沟翻肠倒肚了。我在艾奥瓦闹市区穿梭如织的人群中左冲右突，不时抓住个什么人询问到菲茨帕特里克酒吧的路，似乎没人听说过它——但当时遇到的很多人恐怕用一屋子镜子也认不出自个儿了。最终，我自己撞见了酒吧。像艾奥瓦周五晚上所有的酒吧一样，人多得都快到屋椽上了。每个人看起来都只有14岁，只有一个人——我朋友约翰·霍纳——除外，站在吧台后的他从头到脚都显示着他35岁的高龄，没有任何地方比大学城让你感觉比实际年龄更老了。我走过去跟霍纳一起站在吧台后。他变化不大，现在是一位药剂师，在这个社区颇有名望，虽然眼睛里仍旧闪烁着带点儿野性的光芒。当年他曾是社区里最投入的吸毒者之一，实际上，尽管他总是极力否认，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学药理学的动机就是想要制造一种更奇特的迷幻剂。至少从小学一年级起，我们差不多就是朋友。互致了灿烂的笑容和亲热的握手，我们开始试着说话。但周围人声鼎沸，音乐又震耳欲聋，以致我俩只能看到彼此嘴巴开合，于是就放弃了谈话，而是喝着啤酒相对傻笑——通常我们遇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就那样，边傻笑边扫视着周围的人。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年轻，那么精力充沛，这让我简直无法忍受。他们从头到脚都是簇新闪亮的（衣服、脸和身体都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沧桑。喝完啤酒，我和霍纳就出了门走到街上，一起走向他的汽车。清新的空气感觉很棒，到处都有人斜倚着房子呕吐。“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多讨厌的小笨蛋吗？”霍纳很讲究修辞地问。

“而且他们都不过才14岁。”我补充说。

“生理上他们是14岁，”他纠正我，“但在情感和智力上他们还不到8岁呢。”

“我们在他们的年龄时也这样吗？”

“我以前也这样疑惑过，但我想不是。我以前可能是那么蠢，但绝不会那么无知。这些孩子穿着领尖有纽扣的衬衣和休闲鞋，看起来像是要去听奥斯蒙德音乐会似的。而且他们什么都不懂，在酒吧里跟他们聊，他们甚至不知道谁在竞选总统，也从没听说过尼加拉瓜。这可真让人揪心。”

我们边走边担忧着。“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他补充说。此时已经在他车旁了，我越过车顶看着他。“是什么？”我问。

“他们不吸大麻，你能相信吗？”

噢，我不能。艾奥瓦大学的学生不吸大麻，这种想法……哦，完全无法想象。到艾奥瓦大学念书的原因中，吸大麻至少排在前五条中的头两条。“那他们到这里干吗？”

“他们在接受教育，”霍纳用一种怀疑的口吻说，“你能相信吗？他们想成为保险推销员和计算机程序师，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梦想。他们想赚很多很多钱，这样就能买更多休闲鞋和麦当娜签名纪念册。有时候这真把我吓着了。”

我们钻进他的汽车，驶过黑暗的街道去他家里，霍纳一路向我解释这一切变化是怎么开始的。我离开美国到英国时，艾奥瓦城里到处都是嬉皮。可能这很难让人相信，可是位于片片玉米地之间的艾奥瓦多年以来就是全国最激进的大学之一，巅峰时期只稍逊于伯克利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那时候，每个人都是嬉皮，学生是，教授也是。他们不只是吸大麻和经常暴动，而且都思想开放、智力发达，都关心政治、环境和世界的走向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而现在，从霍纳的话中可以感觉得出，人们好像都在罗纳德·麦克唐纳的精神调整研究院里洗过脑了似的。

“那么是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在霍纳家里坐下来喝啤酒时我问他，“是什么改变了所有的人？”

“我也不太明白，”他说，“我猜，主要是因为里根政府对毒品各种管制，而他们又不区分致瘾毒品和软性毒品。如果你是一个毒贩，带着大麻被抓，你会受到跟卖海洛因一样的惩罚，所以现在没有人卖大麻了。以前卖大麻的人现在都改卖海洛因了，因为冒的风险不会更大，但收益更好。”

“听起来真疯狂。”我说。

“当然疯狂！”霍纳回答，一时有些激动，然后又平静下来，“实际上许多人只是不碰大麻了。你还记得弗兰克·多特梅尔吗？”

弗兰克·多特梅尔过去是个毒瘾极大的家伙，给他一点点儿机会，他就会用花园里的水龙软管来吸可卡因。“当然记得。”我说。

“我以前常常在他那里买大麻。后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说如果你在一所公立学校1000码范围内被抓到卖麻醉药品，就把你永远投进监狱。哪怕你只是卖给自己妈妈一点儿大麻卷烟，他们也仍然会把你关上一辈子，就好像你是站在学校台阶上，把大麻塞进了经过的每个流鼻涕的娃娃的喉咙里似的。他们一颁布这项法律，多特梅尔就开始犯愁，因为他住的街过去一点儿就有所学校。所以他就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带了条100英尺的卷尺测量他家到学校的距离，他妈的，竟然只有977码。所以他就不再卖大麻了，就这么着。”霍纳悲哀地喝了口啤酒，“真够泄气的，我的意思是，你试过不吸大麻看美国电视吗？”

“那一定很糟。”我随声附和。

“多特梅尔把他供货人的名字告诉了我，于是我就自己去买。哦，那家伙竟然在堪萨斯城，我本来还不知道这个呢。开着车巴巴地赶到那里，就只是买几盎司大麻，简直是疯了。房间里到处都是枪，那家伙从窗户里一直看着我，好像一直在想警察会在外面叫他举起手走出来，他几乎认为我是个秘密的缉毒警呢。我的意思是，现在我这样—— 一个35岁的有家男人，有大学学历和体面的工作，驱车180英里来到那么个地方，寻思自己会不会被枪打得稀巴烂，这一切都只是想得到点儿东西帮我熬过电视上《爱之船》的重播，这对我来说太疯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毒瘾奇大又没脑子——就需要一个像多特梅尔这样的人。”霍纳在耳边摇了摇啤酒罐，确定已经空无一物，然后看着我，“你没有这么凑巧身上正好带着大麻吧？”他问。

“真抱歉没有，约翰。”我说。

“真遗憾。”他说，然后到厨房拿来更多啤酒。

那天晚上，我在霍纳家的空房留宿。第二天早上，我、他，还有他可爱的妻子，一起站在厨房里边喝咖啡边聊天，孩子们则绕着我们的腿在转圈。我想，生活可真是奇怪。对霍纳来说，居然会有老婆、孩子、大腹便便、抵押贷款，并像我一样——正在接近中年的悬崖，这似乎很奇怪。我们在一起做了那么久的小男孩，有时我简直认为那种状况永远不会改变。我有点儿恐惧地意识到，下次见面时，没准我们谈论的就是胆结石手术和不同牌子护窗的优点了。这种想法一时间让我很是伤感，直到我从闹市停车场取回车再回到公路上，这种情绪还一直难以排遣。

我沿着老6号路行驶，这条路曾经是往返芝加哥的主干线，但如今，由于在它南边3英里就是80号州际公路，它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一路行来我几乎没看到一个人影。脑袋空空地开了一个半小时车，我急切地只想回到家里，想看看我妈妈、想洗个澡，渴望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摸方向盘。

在早晨的阳光下，得梅因看起来棒极了。州议会大楼的圆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树木仍然颜色浓郁。市区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闹市区现在到处是摩天大楼和泡沫飞溅的喷泉，现在只要到那儿，我就只能靠路牌确定我的位置了。即便如此，我仍感觉这里才是家。我想会一直这样，希望如此。开车穿过市区时，我真高兴到了这里，也自豪于自己是它的一分子。

在州长公馆附近的格兰特大街上，我意识到我妈妈正开着车行驶在我前方。她显然开着我姐姐的汽车。我之所以认得出她，是因为她在街上往前开时，右转灯一直在毫无意义地闪烁。我妈妈总是一把车开出车库就打开转向灯，然后就让它在剩余的时间里一直亮着。我以前跟她说过这个，但随后就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件好事，因为它会提醒其他开车者正在接近一位可能还没完全学会开车的人。我就在后面一路跟着她。在31街，正要朝家的方向转弯时，我妈妈的右转灯跳成了左转灯（我倒忘了她喜欢时不时把转向旋钮扭来扭去），最后1英里左转灯一直在快活地眨眼。下了31街后我们又上了榆木路。

我不得不在离家尚远时停车，然后，不顾孩子气地极想见到母亲的渴望，花一分钟把此行的最后一些细节记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这总让我感受到一种奇特的重要感和专业感，就像大型喷气式客机的飞行员结束了横跨大西洋的航程一样。此时正是上午10点38分，我已经行驶了6842英里，离家34天。我在这个数字上画了个圈，然后下了车，从后备厢抓出行李包，轻快地朝家走去。我妈妈已经到家里了，隔着后窗能看见她正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一面放杂货，一面哼着歌——她总是哼着歌。我打开后门，丢下包，喊出那几个全美国最通用的词：“嘿！妈，我回来了！”

看起来她真的很高兴看到我。“喂，亲爱的！”她快乐地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正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呢。要三明治吗？”

“太好了！”我说，其实并不饿。

回家真好。

[1]美国威斯康星州西南部城市。

第二十章

到内布拉斯加去。看到这儿，有句话你会冲口而出，而且说多少次都嫌不够：内布拉斯加最没意思了。跟它比起来，艾奥瓦就是天堂。最起码，艾奥瓦是绿油油的，肥沃的，它甚至还拥有一座小山呢。而内布拉斯加呢，简直就像一块光秃秃的方圆7500平方英里的大补丁！这块补丁的中心，流淌着一条名为普拉特的小河，一年里有时宽达2到3英里。这倒也没什么，可是如果你意识到其水深仅仅只有大约4英寸，你还能不印象深刻吗？那简直是坐着轮椅都能过去。要是把它画进一幅风景画，任何曲线或者凹陷都无法形象地勾勒出这条河。它就那么待着，其状就像泼溅在桌面上的一摊水。这条河可以说是内布拉斯加州最激动人心的东西了。

小时候，我总是奇怪，内布拉斯加怎么竟会有人居住呢？我的意思是，那些早期拓荒者在驾着有篷马车吱吱嘎嘎地横穿美洲进行这场远征时，肯定会经过那块绿油油的、肥沃的并且还矗立着一座小山（正像我所说的）的艾奥瓦，却没有留在那儿，也没有继续往前进入同样绿油油的、肥沃的还盘踞着一溜山脉的科罗拉多，反倒在这么一块扁平的、焦黄的到处都是草茬和犬鼠的地方落下脚来。这哪是过脑子的做法？知道这些人用什么造房子吗？干泥巴。知道每年雨季来临时这些泥巴房子会怎么样吗？对了，它们都直接流进了普拉特河。

有很长时间我都无法断定这些内布拉斯加的早期拓荒者究竟是疯子还是蠢蛋，后来，有一个星期六，我看到了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球迷们在一个大运动场中的所作所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找到了——他们二者兼备。我大约有10年没来过这儿了，我走那会儿，内布拉斯加大学与其说是每周举行一次足球比赛，倒不如说是进行一场祭神屠杀。他们总是以比分58∶3这样的绝对优势把不幸的对手打得一败涂地。大多数学校一旦在比赛中得了个好彩头儿，就会替换上一队瘦得皮包骨的新手，让他们在场上也跑上几圈，把一尘不染的运动装弄得脏兮兮的。总之，要让失败的对手把比分追上些，弄得体面点儿，这就叫作公平比赛。

内布拉斯加可不这样。相反，要是能得到允许的话，内布拉斯加大学恨不得把喷火器派到场上。每星期观看内布拉斯加足球赛就像目睹豺狗撕碎一只瞪羚一样惨烈。那场面很不体面，很没有体育精神。当然，球迷们对此仍然意犹未尽。坐在他们中间看到比分已经是66∶0，而他们仍然狂吹喇叭渴求更血腥的战斗，这无疑让人泄气。尤其当你想到这里的很多人就在奥马哈空军战略指挥中心工作的话，心情更会沮丧。万一哪天艾奥瓦招惹了内布拉斯加，他们要是对艾奥瓦发动轰炸，我可一点儿都不意外。在这个特殊的早晨，诸如这样的一些想法相继掠过我的脑海，坦白说，让我很是不安。

我又回到了大路上。此时是早晨七点半多点儿，4月的一个星期一，天气晴朗，但仍然冷飕飕的。出了得梅因，沿着80号州际公路向西而行，我准备穿越艾奥瓦西半部挺进内布拉斯加。但是我仍然无法直面内布拉斯加，尤其是在上午这么早的时候。于是在得梅因西部15英里的德索托，我驱车离开了州际公路，转向一条偏僻的路。过了几分钟我就迷路了。对这个我可一点儿都不吃惊。要知道，迷路是我们家人的特性嘛。

我爸爸，只要往方向盘后面一坐，就会或多或少保持在迷路状态。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有点儿摸不准，但是越是接近全力寻找的目标，他越是彻底地晕头转向。一般总要经过大约一个小时，他才能意识到自己已经从第一阶段步入了第二阶段。他就那么在陌生的城市里横冲直撞，要么毫无预兆地来个紧急转弯，要么沿着街道单行线逆向行驶，要么停在闹市区中心犹疑不定，弄得周围的汽车喇叭一片轰鸣。这时我妈妈会小心翼翼地建议他把车停下来问问路。爸爸会假装没听到她的话，仍然半着魔似的乱闯乱撞，比天下所有的父亲面对逆境时的状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这样沿着同一条单行线反反复复逆向行驶很多回之后，一些店铺老板开始站在门口观看，最后，爸爸会停下车来庄严地宣布：“好吧，看来我们应该问问路了。”那声调好像是说他一直就有这种想法来着。

事态好像是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另一个转折罢了。接着，要么是妈妈跨出车门在街上拦住一个明显不合适的人（通常是诸如一个哥斯达黎加云游而来的修女之类）问路，结果是更分不清东南西北；要么就是爸爸下车问路，结果是一去不回。原因就在于我爸爸太健谈了。对于一个特别容易迷路的人，这很不妙。他走进咖啡厅询问“到大方格斯州立公园的路怎么走”，接下来呢，他就会坐下来喝杯咖啡，然后跟个什么农场主聊天，或者这位农场主会把他拉出去参观自家新修的化粪池之类。与此同时，我们其他人只能一言不发地待在马达轰鸣的汽车里等待，浑身淌着汗水，百无聊赖、无精打采地欣赏一对苍蝇在仪表盘上交配。

很久很久之后爸爸才会重新现身，边走边擦着嘴边的饼屑，显得精神十足。“真要命，”他会斜倚在车身上隔着玻璃跟妈妈这么说，“那边那个家伙搜集假牙。他已经弄到了700多副放在地下室里。见了人他就非让人看那些东西，我也没法儿拒绝呀。然后他妻子又非要让我吃块蓝莓馅饼，欣赏他们女儿婚礼的照片。恐怕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大方格斯州立公园，但是那个家伙说他的一位住在卡纳克车站交通灯旁边的哥哥可能知道这个地方。想想看，在所有东西中，这个哥哥偏偏喜欢搜集风扇带，在整个中西部北部地区，他肯定是大战前风扇带的最大收藏家了。我现在就去找他。”我们还来不及阻止，他就又走了。等到最后终于回来时，爸爸已经装了一肚子这个城市的趣闻轶事，仪表盘上的苍蝇也下了厚厚一层卵。

我终于发现自己寻找的是什么了：温特塞特——约翰·韦恩的出生地。沿着城市转了一圈后我找到了他的房子——温特塞特太小了，我只花一分钟就到了目的地——然后让车速慢下来，在车里欣赏它。房子很小，油漆也已剥落。韦恩，当时的名字是马里恩·莫里森，只在这里住过大约一年，之后他们家就搬到了加利福尼亚。这所房子现在成了一座展览馆，但这会儿停止开放。对此也没什么可惊奇的，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都已关门歇业，而且从外观看来很大一部分都永远关门了。广场上的艾奥瓦电影院显然已经停止营业，很多店铺要么已经踪影皆无，要么已是半死不活。温特塞特是个很漂亮的小城，有乡村风味的庭院、广场，长长的街道旁林立着高大的维多利亚式房屋。我敢打赌，就像温菲尔德一样，这里在15或者20年前肯定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我拨转车头回返大路，当经过一家所谓的金色快餐屋时，心头蓦然泛起一种奇异的空虚之感。

我沿途经过的每一处城镇大都是同样的情形——剥落的墙面，歇业的店铺，整个一番死气沉沉的景象。艾奥瓦西南部仍然是这个州最穷困的地区。我没有停车，因为没什么东西值得驻足观看，甚至连喝杯咖啡都找不到地方。最后，让我惊喜莫名的是，偶然拐上密苏里河上的一座桥之后我竟然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内布拉斯加城。感觉还不错。实际上是相当不错，比艾奥瓦好很多。承认这个真让人尴尬。这座城市看起来比较富裕，修缮得也不错，路两旁的灌木上盛开着奶油色的鲜花，有些单调但非常漂亮。单调嘛，那是免不了的，这也是内布拉斯加的一个通病。就那么重复又重复的，再好的东西也看腻了。我把车开上一条路况还算可以的大路，沿着它一直行进了好几个小时，其间经过了奥布恩、迪卡姆西、比阿特丽斯（这个小城人口仅一万人，但诞生了两位好莱坞明星：哈罗尔德·劳埃德和罗伯特·泰勒）、费尔伯里、希伯伦、德什勒尔、拉斯金。

在德什勒尔我停下来喝咖啡，哎呀，那里可真冷啊！说到天气，中西部兼具冷热两个世界的最大弊端。冬天的风就像锋利的剃刀片，它从北极呼啸而来，猛烈地穿透你的身体。它怒吼着，盘旋着，把房屋折腾得摇摇欲坠，携来成堆大雪和刺骨严寒。从11月到来年的3月，就连在室内，你也只能把身体倾斜20度走路。你的生命要么浪费在等待汽车发动机预热，要么消耗在把它从积雪中挖出来，要么就是徒劳地想把车窗上的冰刮掉——这些冰简直就像是被强力胶粘上去的一样。然后，就在某一天，春天来了。冬雪消融了，你可以把脸扬起面对太阳，甚至可以身着短袖昂首阔步了。好日子也就到此为止了，然后就是春去夏来。其更迭就好像上帝在天国里拉动一架杠杆似的。气温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热气从远在南方的热带扑面而来，像一堵热墙一样轰然砸在你身上。在六个月的时间里，热浪铺天盖地。你的汗变成了油，你的毛孔个个龇牙咧嘴。青草变成了焦黄色，狗看起来就像要死了似的。在市区，你能感觉到热气正从你鞋底的人行道上向上升腾。可正当你热得要发疯时，秋天来了。接下来的两到三周时间里，空气开始变得温和，大自然变得友好起来。然后冬天就到了。新的一轮更替又重新开始。这两个极端的反复更迭让人难以忍受，你会禁不住下定决心：“我长大了一定要走得远远的，远远地离开这里。”

在雷德克劳德，也就是威拉·凯瑟的家乡，我上了281号国道，朝南驶向堪萨斯。一过边界，就是史密斯中心——布鲁斯特·M.海格雷博士的家，他是《牧场上的家》的作词者。你不会只想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某个叫作布鲁斯特·M.海格雷的人写的吧？你能看见他作词的那座小木屋，但是我要去的是更好玩的地方——美国的地理中心。你得在一个叫作黎巴嫩的小城外缘驶下公路，然后沿着另外一条路走大约1英里，一路穿过麦田，就到了那里。那里是一个荒凉的小公园，有一些供人野餐的桌子，还有一个石头做的纪念碑，其顶部除了被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的旗帜外还有一块匾额，告诉我们这就是美国大陆的中心点。老天，可不就是嘛！公园旁边有一座汽车旅馆已经关门，更为这里添了几分凄凉。老板当初肯定是抱着这种希望——四面八方的人们会来到这里消磨一个孤独的夜晚，在这里给他们的朋友发送明信片说：“猜猜看，你们永远想不到我们在哪儿。”看来，这家伙错估了行情。

我爬到一个野餐桌上，如波浪般的田野上绵延数英里的景色立刻映入眼帘。风宛如一列货车一样扑面而来。我甚至觉得自己是这些年里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感觉自己是2.3亿美国人中在地理位置上最优越的一个，这种感觉有点儿怪怪的。就好像假如美国遭到侵略，我会最后一个被俘虏。就是这里，这就是最后的据点。爬下桌子返回汽车，我不禁心生愧疚，我这一走，就把这么个地方毫不设防地留在那里了。

开着车，我一头扎进了傍晚的昏暗中。天空中低垂的云团迅速地移动着，田野变成了白色的草海，柔美如孩子的头发。到达拉塞尔已是夜晚，天开始下雨。汽车头灯照出的一个标志牌上写着：欢迎来到鲍勃·多尔的家乡。拉塞尔是鲍勃·多尔的故乡，此人当时正在角逐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我在这里找了个房间过夜，想着一旦多尔当上了总统，我就可以告诉孩子们自己曾在总统故乡待过一晚上，没准儿会让他们更加敬仰。而且，在未来四年中，只要电视中出现拉塞尔，我就能说：“嘿，我就是在那儿来着。”然后把我在那儿见到的地方一一指出，搞得一屋子喋喋不休的人统统闭嘴。结果呢，两天之后多尔就在竞选中败下阵来，因为除了他的家人和拉塞尔周围的什么人之外，就没有人支持他了。而拉塞尔小城呢，唉，自然也就失去了一举成名的机会。

第二天是个让人颇为期待的好天气，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小虫子们在挡风玻璃上撞得四散飞逃，就好像炸开了一团彩色的雾。这正是中西部典型的春天。阳光中的堪萨斯看起来很让人心旷神怡，我有点儿惊奇。我一直认为世上最堵心的事莫过于有人跟你说“小子，我们要把你调到堪萨斯去”了。堪萨斯自称是“小麦之州”，这差不多就概括了它的全部特征了，是不是？这确实会让你不再想去那盛产小麦的巴巴多斯，是吧？事实上堪萨斯还真不错。沿途的所有城镇都看起来又整洁又繁荣，呈现出典型的美国风味。不过，堪萨斯本来就是最典型的美国州。毕竟，它是超人和《绿野仙踪》里多萝茜成长的地方，我路经的所有城镇居民都对他们表现出一种亲密无间的、兴高采烈的、永恒的兴趣。在这样的地方看起来好像你可以让男孩子蹬着脚踏车替你运送杂货，人们仍然会发出“天哪”“上帝啊”“耶稣啊”之类的感叹。在一个叫作大转弯的地方，我把车停在巴顿县法院旁的广场上，然后四下看了看。时间在这里好像转了个弯，1965年以来它没有一点儿变化。克瑞斯特电影院还在营业。附近就是大转弯每日论坛报和布拉斯·巴克时装店，时装店上面有一巨大牌子，上面写着“少男少女时装屋”，上帝、耶稣啊。一男人和他的妻子与我擦肩而过时，像老朋友似的道了早安，那男人甚至还碰了下帽子。从一辆经过的汽车里传来了正义兄弟的歌声。这一切都太诡异了。我几乎能想象罗德·塞林会从某棵树后转出来说：“比尔·布莱森不知道，但他刚刚驾车闯入了一个在时空中不存在的社区，他开始了一趟不能回返的旅程……在奇幻空间里。”

我瞟了下一家家庭药房和礼品店商店的橱窗，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不常见到的货色，包括：一辆轮椅、一袋一次性纸尿裤（除了专门供应大小便失禁顾客之需的专卖店之外，这些东西可不常见）、泰迪熊、带有健康情趣诸如世界好祖母之类图案的咖啡杯、母亲节卡片，以及各式各样的陶瓷动物。橱窗一角是一幅音乐会海报——你简直不敢相信演奏者是谁——保罗·瑞威尔和奇袭者乐团。这还不让你头晕目眩吗？他们就在那儿，仍然穿戴得好像大陆军一样，笑容可掬、神气十足，就像我中学时代见到的一样。两星期之后他们要在道奇市的室内音乐厅进行演奏。最低门票价格是10.75美元。这一切越来越让我难以承受。于是，我由衷庆幸又能回到自己的汽车前往道奇市，至少，那里的虚假是刻意而为的，让人一眼可以辨别出。

就在大转弯和道奇市之间那70英里路程的某个地方，你从中西部来到了西部。沿路的城镇居民已经不再像中西部人那样戴着棒球帽，也不再懒洋洋地拖着脚走了，而是头戴牛仔帽，脚蹬牛仔靴，走路大步流星，面带怀疑之色，斜着眼睛看人，就好像他们准备在一分钟之后就拿枪射穿你一样。西部居民动辄爱动枪。他们刚到西部时是射杀野牛。西部平原上曾经生存着7000万野牛，西部居民对它们发起冲锋之后，它们的数目就锐减下来。野牛实际就是一种脑袋很大的牛。如果你曾经凝视过牛的脸，见到过那种难以言表的甚至可以说是愚钝的极端信任，你简直难以想象西部人能毫不犹豫地追踪野牛并把它们枪击成碎片！到了1895年，只有800头野牛幸存下来，大部分都保存在动物园和西大荒巡回演出[1]中。（很多人都会告诉你不能把它们称为野牛，它们实际上应该叫北美野牛才对。他们会告诉你，野牛事实上生活在中国或者其他一些遥远的国度，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动物品种。这些人和那些告诉你必须把天竺葵称为天竺葵属植物的人，完全是同一货色，甭搭理他们。）由于再没有野牛可以射杀，西部人就开始枪击印第安人。1850年到1890年的40年间，美洲印第安人的数目从200万削减到9万。

感谢上帝，如今两种生物的数量都得到了恢复。如今这里的野牛有3万多头，印第安人也有30万，当然了，西部人再也不允许枪击他们。因此，所有的西部居民只能射击路牌和互相当枪靶子了，这是他们做得最多的事情。这就是西部历史的缩影。

不玩枪的时候，西部居民就到道奇市这样的城镇中寻觅点儿社交和性交。鼎盛时期，道奇市成为最大的牛市和西部种子站，充斥街头的是些流浪汉、牲口贩子、猎捕野牛的猎人以及那种只有牛仔才会觉得迷人的女人。但这里并不那么艰难困苦和危机四伏，就像诸如《枪烟》和那些有关巴特·马斯特森和怀特·厄普的电影误导我们相信的那样。道奇市在10年中是世界上最大的牛市。仅此而已。

那些年中，只有34人葬在靴子山公墓地，大部分还都是死于积雪或其他自然原因的流浪汉。之所以对这一点这么清楚，是因为我花了2.75美元去游览了靴子山和邻近的“历史前线街”，那里被重新建造成当年的旧貌，当时道奇市还是一个边疆城市，而巴特·马斯特森和怀特·厄普正是其行政长官。尽管巴特·马斯特森和怀特·厄普两个人都是实有其人，但是得知马特·狄龙是杜撰的人物还是让我很泄气。巴特·马斯特森离开人世的时候是《纽约电讯早报》的体育新闻编辑。可真够逗的。另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我没有早点儿说出来是因为想抖个包袱——怀特·厄普来自于帕拉（艾奥瓦州的一个遍布风车的小城），很妙吧？

过了道奇市50英里是堪萨斯的霍尔科姆，这是个有点儿声名狼藉的城市，因一个叫杜鲁门·卡波特[2]的人在一本名为《冷血》的书中毫发必现地描绘了此地的一桩凶杀案而扬名。1959年，两个小毛贼闯进了霍尔科姆一个农场主的家，主人名叫赫伯·克拉特，他们听说这个人有一个装满钱的保险箱，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于是，这两个家伙恼羞成怒，把克拉特的妻子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绑在床上，把克拉特带到地下室里，然后把这家人全都杀了。他们割开了克拉特的喉管（卡波特在书中饶有趣味地描述了一番他被割破喉咙时发出的咯咯声），用近距离平射的方式射杀了其他几个人。由于克拉特是该州政坛的风云人物，《纽约时报》对这件凶杀案作了个简短报道。卡波特看到了这个故事，于是计上心头，花了5年时间约见了全部主要当事人——朋友、邻居、亲戚、负责调查的警察和凶杀犯本人。这本书在1965年出版时，被认为是当时的杰作，这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卡波特到处吹嘘的结果。不管怎么说吧，这本书相当有诱惑力，就像我们在大学里经常说的那样，它造成了持久的冲击力。我想，要是能重读此书，定会获益良多，之后还可以亲自到霍尔科姆进行一番调查，对美国的犯罪和暴力问题的了解定能更为深入。

我错了。我很快意识到克拉特谋杀案不具备任何犯罪的典型性，直到如今这件事仍然像当初一样让人毛骨悚然。卡波特这本书也没有任何特殊的认识价值。它仅仅是讲述了一个恐怖的耸人听闻的凶杀故事，以狡猾的伎俩迎合读者某种低劣的趣味。将要实现的霍尔科姆之行也只能给我病态的刺激——呆看一番那座很久以前一家人都被疯狂残杀的房子不过就是得到这样的刺激。然而，我对生活的要求也不过如此，至少，这比那个历史前线街更有趣些。

卡波特在书中把霍尔科姆描绘成一个宁静的、多风沙的村庄。村里的人极为高尚体面，他们不吸烟，不喝酒，不撒谎，不骂人，上教堂的日子从不缺席；在这里，婚外性关系不被宽恕，婚前性行为不可想象；在这里，十几岁的孩子周六晚上十一点一准待在家里；在这里，天主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尽其所能保持距离；这里的门从不上锁，这里的孩子十一二岁就可以开车。不知怎的，我对让孩子开车的想法着实有点儿诧异。卡波特还在书中说最近的城镇是公园市，沿着公路走5英里即到。现在都变了。如今的霍尔科姆和公园市逐渐靠拢，一个加油站和快餐店的聚集地成了连接它们的枢纽。霍尔科姆仍然多风沙，但是已不再是一个村庄。城边上有一所庞大的中学，明显是新建的，周围是一些看起来也很新的廉价的小房子，里边有一些光着脚丫的墨西哥孩子在院子里追逐打闹。我没费多少事就找到了克拉特家的房子。书中交代说这所房子距城市有一定距离，就坐落在一个树荫浓密的小巷尽头。如今小巷两旁林立着很多房子。克拉特家的房子现在窗帘低垂，看起来没人居住。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敲了敲前门，没有得到应答，不由得松了口气。真庆幸啊。我能说什么呢？你们好，我是一个过路人，对各种耸人听闻的凶杀案有病态的兴趣，这所房子的墙上溅着好几个人的脑浆，我很想知道你们住在这里感觉怎样，比如说，你们在吃饭时想起过它吗？

我钻进车子，在周围转了一圈，看看有什么东西会跟书里说的相似，但是商店和咖啡馆好像都搬走了或者都改了名字了。我在中学前停下车，大门紧锁——此时是下午四点钟—— 一些田径队的学生正在操场上追逐。我走上去拦住两个学生，跟他们成品字形站立，请求跟他们就克拉特凶杀案谈一谈，然而他们根本就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们知道，”我提醒他们，“就是那本叫《冷血》的书，杜鲁门·卡波特写的。”

他们茫然地望着我。

“你们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本书？没听过杜鲁门·卡波特？”他们没有。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们听过克拉特凶杀案吗？——住在那边水塔旁的一家人全都被杀死的案子。”

其中一个学生脸上一亮。“呃，是的。”他说，“一家人都被灭掉了。你知道，那很诡异。”

“现在有什么人住在那里吗？”

“不晓得。”这学生说，“我想以前有人住过那儿，但我想现在他们可能不住那儿了。我真不晓得。”显然，讲话可不是他最拿手的社交才能，尽管跟另一个学生比起来他已经算得上是能言善辩的西塞罗了。我还以为自己是前所未有地碰到了这么两个无知的青年呢，可是当我又拦住三个学生才知道自己错了，他们也没人听说过《冷血》。最后，在一个撑杆跳的训练坑旁我找到了一个教练，这是个和蔼可亲的社科教师，名字叫斯坦·肯尼迪。他正在监督着三个年轻运动员训练，他们轮流拿着一根长杆，先是一阵急跑，然后用脑袋和肩膀一头撞上离地高约5英里的一个水平杆。假如撞击水平杆在堪萨斯被列为运动项目，这些家伙肯定能拿州冠军。我向肯尼迪询问：这么多学生竟从没听说过《冷血》，这不是有点儿奇怪吗？

“八年前，我刚来到这儿时对这种情况也很吃惊，”他说，“毕竟，那是这个镇前所未有的大事。但是你不得不意识到这里的人痛恨这本书。他们把它列为公共图书馆禁书，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也不愿意谈到它。”

我很诧异。几个星期以前我在一本过期的《生活》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谈到小镇居民是怎样真心喜爱杜鲁门·卡波特，尽管他是个装腔作势的同性恋，讲话口齿不清，戴的帽子也很滑稽。而结果呢？事实上他们既厌恶他是个装腔作势的同性恋，也厌恶他是个从大城市来的多管闲事的、把自己的利益建筑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的人。大多数人都想忘掉这桩不幸的事，尽可能不让孩子们对它产生兴趣。肯尼迪有一次曾想知道他教过的最聪明的班级里有多少学生看过这本书，答案是3/4的人甚至连见都没见过它。

我说我认为这很让人吃惊。如果是我长在这么一个发生了如此著名事件的地方，我肯定要看关于这事件的书。“我也是，”肯尼迪说，“我们这代人大部分都会这么做。但是如今的孩子可不这样。他们中许多人几乎不看书。你简直教不会他们任何东西，激不起任何兴趣的火花，就好像是经年累月地盯着电视让他们已经受了催眠似的。他们有些人甚至说不出一个连贯的句子。”

我们都认为这，你知道，太诡异了。

关于堪萨斯的最西端没有什么好说的，城镇都很小很分散，公路大都是空荡荡的。每10英里左右就会冒出一条岔道，而每条岔道上，都毫无例外地会有一辆小运货卡车遇红灯停车。在很远的地方你就能看到（在堪萨斯，一切都是打大老远就能看到）它们在阳光中隐约闪现。起先你还以为那卡车肯定是抛锚了或者是被丢弃了，但是等你来到距离它30或40英尺的地方，它忽然动了，一下子就横在了你面前，吓得你急忙调整车速，从每小时60英里陡降到每小时12英里，还让你时不时就得用前额测试方向盘的回弹力。这情形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让你不由得就想细究原委，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老在你正前方折腾你。于是，你加大油门超了车，就看到一个87岁的老头坐在方向盘后边，戴着一顶比他的脑袋大了三号的牛仔帽，紧紧盯着前方空旷的路面，好像正在驾驶一架轻型飞机在暴风雨中穿行一样。显然，他对你完全视而不见。堪萨斯出产这种司机比任何州都多，单纯的人口统计无法就这种现象给出答案。其他州肯定把它们的老头儿都送到了这里，没准儿条件就是送给他们一顶牛仔帽呢。

[1]现代牛仔骑术竞技的前身，由绰号野牛比尔的印第安人科迪创始于1883年。

[2]美国著名南方文学作家。

第二十一章

我本应该有更正确的看法，但科罗拉多就是山脉这个想法已经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了。无论如何，我以为一离开堪萨斯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置身于毛茛属植物随风摇曳的高原草地之中，头顶是蔚蓝的天空，空气就像新鲜的芹菜一样沁人心脾，但事实与想象却是天壤之别。满眼尽是一片焦黄的平地，三三两两地散着些连名字都毫无吸引力的偏僻小镇：斯温克、奥德韦、曼兹诺拉等。与此相应，充斥小镇的净是些满脸穷相的人和在酒店与加油站门边嗅来嗅去的满脸贱相的狗。破碎的瓶子在路边沟渠里的残草乱枝中闪闪发亮，沿路的路标布满了枪击的坑坑洞洞。这确实不是约翰·丹佛一直反反复复咏唱的那个科罗拉多。

汽车以难以察觉的速度往上攀爬。沿途的每个城镇都宣告着自己的高度，每一个都比前一个高几百英尺，但是直到来到深入腹地150英里的普韦布洛，我才最终见到了山。它们突然就现身了，蓝色的山体怪石嶙峋，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白雪。

我本来计划沿6号州高速公路向北到维克多和克瑞普尔港去的，那可是两个出产金矿的老镇。这条路在地图上被标注成观光路线。我没有想到它竟然是条没有铺砌的山路，沿途要经过一座山，爬山时又必须路经一座有着不祥名字的峡谷——幽灵峡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荒凉又这么破旧颠簸的路，上面布满了沟沟坎坎和散碎的石块——这路折腾得汽车里的一切都在跳舞，车门也颠得大开门户。最大的问题是没办法掉头。路的一边紧靠着一堵岩石铸就的高墙，一直向上飞升，其状颇似摩天大楼；另一边又陡地落向一条汹涌澎湃的溪流。我尽量平和冷静地用爬一样的速度前进着，内心默默祈祷着磨难快点儿过去。当然了，事与愿违。路是越来越陡，越来越危险。峡谷的两边时不时相向逼来——有那么一刻我几乎被嵌进了一堵仿佛是用锤子凿出来的粗糙石壁间——然后又突然分开，蜿蜒曲折、深不见底的峡谷突然呈现在眼前，让人不禁毛骨悚然。

每每抬头，总能看到像房子那么大的乱石在针尖一样小的岩石上摇摇欲坠，其状颇像马上就要倒下来把我压成一张门前擦脚垫。滑坡显然是常发生的现象。谷底就是很多乱石的墓地。我祈祷着千万不要碰到什么对面来的车辆，那样的话可就得径直翻到谷底去了。其实我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全北美肯定不会有其他任何人如此低能，竟然在这个季节开车走幽灵峡谷，一阵突发暴雨就会把整条路都弄得泥泞不堪，车要么深陷其中长达几个月，要么一下子就从悬崖上滑落。我还没习惯直面这番动不动就能把人置于死地的景象，因此越往前走越小心翼翼。

在向山顶爬行时，我穿越了一座东倒西歪的可笑的木桥，这座桥凌空飞架在一座深深的裂谷上。电影里经常会出现这种桥，场景中总会出现一条桥板断裂，弄得女主角腋窝以下都一下子掉到了桥下，双腿悬在裂谷上无助地颤抖，于是男主角猛冲过来把她救下，与此同时，密集的长矛在他们身旁嗖嗖落下。我12岁时总搞不懂男主角干吗不利用他当时的有利地位对那位女士说：“好啊，我可以救你，但你得让我看看你的裸体，行吗？”

过了桥，潮湿的雪开始四下飞舞。那些从内布拉斯加就把自己粘在挡风玻璃上的成百上千的虫子，被雪花搅和在一起（这是对生命多么无理性的浪费啊！），变成了一堆褐色的烂泥。我将洗涤液直射过去，但只是把褐色的烂泥变成了乳白色，我的视线仍然被遮挡着。于是我停下车，跳起来用袖子擦挡风玻璃，相信随时都会有野猫逮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跳到我肩膀上，在一声如同绷带被撕开的声响中一把撕去我的头皮。我想象着失去了头皮的自己跌跌撞撞地倒在山坡上，脚后跟上还挂着一只拒不松口的野猫。这景象如此生动，吓得我立刻逃回了汽车，哪怕才只擦出了一块信封大小的长方形的可视范围。这倒很像从坦克的炮塔中向外看。

汽车却发动不起来了，当然发动不起来。我苦笑：“呃，感谢上帝。”在稀薄的空气中，雪佛兰艰难地呼呼喘着气开始溢流。在等待溢流平息的当儿，我看了看地图，非常泄气地发现到目的地还有20英里的路要走。我才仅仅走了8英里，却差不多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雪佛兰不可能顺利到达维克多和克瑞普尔港的想法开始在我脑袋里扎根。我第一次想到这条路可能从来没人光顾过，要是死在这里，那可太凄凉了。肯定很多年之后才会有什么人发现我或者雪佛兰，怎么说这也是个悲剧。不说其他，蓄电池的保质期还没过呢。

当然了，我并没有死在那儿。事实上，跟你说实话吧，我根本就不想死。汽车发动了。我开始在最后的这段高耸的道路上爬行，从那时起直到维克多再没发生事故。维克多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四处林立着西部风味的房屋，这些建筑物不那么协调地栖息在一个美得不可胜收的绿色高地上。该镇和大路下方6英里处的克瑞普尔港一度是所有新兴小镇的翘楚。在巅峰时期，也就是1908年，曾拥有500座金矿，人口达10万人。矿工的薪水都是用金子付的。这些金矿在约25年的时间内生产了价值8亿美元的黄金，一大批人成了暴发户。杰克·登普西就住在维克多，他就是在这里开始发迹的。

如今只有寥寥几个矿坑还在从事生产，人口也几乎不到1000人。尽管维克多有石子铺砌的大街，四下气氛仍是鬼里鬼气的。金花鼠在房屋之间一闪而过，人行道的裂缝中杂草丛生。小镇里到处都是古玩店和工艺品商店，但是都关门了，显然在等夏日旺季。稀稀落落的几个旅店也都空空荡荡的，其中一家叫作琥珀旅馆的，因为不缴税已被查封——贴在窗上的一个大牌子如是说。然而邮局还开着门，还有一个咖啡店也开着，里面有很多穿工装裤的老头子和蓄着小胡子、留着马尾辫的年轻小伙子。所有人都戴着棒球帽，上边印着各种牌子的啤酒广告——科尔、巴德·赖特、奥林匹亚——而不再是各种牌子的化肥广告。

我决定驱车前往克瑞普尔港吃午饭，但接下来的遭遇让我真希望没作这样的决定。克瑞普尔港坐落在毗斯迦山和尖峰山的阴影之中，比维克多具备更多观光色彩。大部分商店都开着门，尽管没有多少生意可做。我把车停在主街上的莎莎帕瑞拉美容院前面，四下浏览了一番。在建筑方面，克瑞普尔港跟维克多很相像，只不过这儿一切都是面向游人的：礼品店、小吃店、冷饮室、一个微型高尔夫球场，甚至还有一个地方供孩子们在人工小河里用沙盘淘金。景象真够可以的，阴冷的天气更是雪上加霜。团团雪花四处盘旋，空气稀薄，天气寒冷。克瑞普尔港海拔几乎有2英里。这样的高度，如果你不习惯的话，大部分时间你都会呼吸不畅，而且会觉得身体一直莫名难受。当然了，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冰激凌或者高尔夫比赛了，于是只好返回汽车继续向前开。

在24号国道路口，我向左拨转车头往西驶去。这儿的天气非常好。阳光普照，天色湛蓝。在前方，云絮像海军纵队似的仪态万方地移动着，蓬软酥松、温情款款地在山峰之间滑动。大路上铺着粉色的沥青，我就好像行驶在一块拉长的泡泡糖上似的。这条路经由威尔克森海峡，之后进入一座狭长的山谷，山谷里青草满地，溪水淙淙流淌，间或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小木屋，背景则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大山。这番景色真有点儿像从除臭剂广告中截下来似的。太美了，而且差不多归我一人独享。邻近比尤纳维斯塔时，地面陡然戏剧性地往下倾斜，一块宽广的平原随之映入眼帘，其远处就是雄伟的、也是美国最高的山脉——教堂山，拥有11座山峰，绵延30英里，高达1400英尺以上。沿路顺着山坡向下穿越平原，一路朝着那高耸的、蓝色的、白雪覆盖的教堂山进发，那感觉颇似驶入派拉蒙电影的开场画面一样。

我本想前往阿斯本，但是在特维恩湖的转弯处发现一个白色路障，上写“经由独立峡谷去往阿斯本的公路因大雪关闭”。本来，沿这条路走20英里就能到阿斯本，而换走另一条北边的路就需要绕行150英里。大失所望之下，我只能另找投宿之处，于是开车去了莱德维尔（Leadville），对这个地方我一无所知，事实上连听都没听说过。

莱德维尔相当吸引人眼球。虽然城郊破破烂烂——科罗拉多贫穷的地方多得让人吃惊——但是主街很宽广，两侧林立着结实的维多利亚式建筑，这些建筑多为塔楼和角楼。莱德维尔这个小城也有金矿和银矿，“不沉的”莫莉·布朗[1]就是在这儿起家的，还有迈耶·格温汉姆也是。与克瑞普尔港和维克多相似，莱德维尔现在也在迎合游人——落基山脉的每个城市都在迎合游人——但是莱德维尔的这种迎合要更真诚些。这常住人口有4000人，这个数目足以摆脱游人的影响，保持一种独立的生活。

我在蒂伯莱恩旅馆弄到了一个房间，然后到城里四处闲逛了一番，在金色巴勒咖啡馆吃了顿值得称赞的饭菜——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甚至也不太可能是这里最好的，但是，只花了6美元，我就喝到了汤，吃到了沙拉、炸鸡、马铃薯泥，还有绿豆、咖啡和馅饼，还有什么可抱怨的？然后我在月光下漫步返回旅馆，洗了个热水澡，看了会儿电视。要是生活一直这么简单宁静就好了。十点钟我就睡着了，做了个快乐的美梦。梦中我果断地对付了猛扑过来的野猫，巧妙地处理了木桥和沾满黏糊糊的虫子的挡风玻璃。电影女主角甚至让我看了她的裸体。那可真是个值得牢记的夜晚。

[1]美国的一位女暴发户，因曾是1912年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海难事件中的幸存者而名噪一时。她的故事曾在1960年被搬上舞台，剧名是《不沉的莫莉·布朗》。

第二十二章

早上，电视里的气象员预报说，一个“大陆冷高压系统”将会给落基山脉地区带来一场深达好几英寸的大雪。这好像让他很是兴奋，这一点从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里一览无余。天气云图上有一长溜的地方都显示出坏天气的标志，简直就像是倾泻在整个西部地区的咒语似的。“公路会封闭，”他说，嘴角向上一拉露出一丝微笑，“稍后将会进一步发布交通状况。”电视气象员为什么总显得那么恶毒呢？即便是他们尽力想显得诚恳，你仍然能看出那只是表象，这表象下面则潜藏着一个幼年时拉掉昆虫翅膀的人，一个只要看见孩子摔倒在飞驰的车轮前就忍不住偷偷发笑的人。

我突然决定往南行驶，去新墨西哥贫瘠的山区，云图上显示那个地方天气还算正常。我有个侄女在圣菲（Sante Fe）的一个小型专修学校念书，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了，可以肯定她会很乐于让校园里所有的朋友都能见证我的到来，见证一个难看的大胖子从一辆廉价的、满是灰尘的车里跳出来拥抱她，想到这里我决定直接就去那儿。

沿285号国道一路向南正好都沿着海岸线。周遭的自然景色美得不可思议，只是时不时就有人类的侵入——丑陋的活动公园啦，脏乱的庭院啦，甚至还有堆满破烂儿的垃圾场呢。城镇很大程度上成了快餐店和加油站集散地，沿路竖立着一些像车库一样大的牌子，上写露营区、汽车旅馆、筏子载运等。

再往南一点儿，景色变得越来越贫瘠，路上的牌子也渐渐消失了。过了萨奥奇之后，群山之间的广阔平原成了一片连绵起伏的鼠尾草地，上面点缀着三三两两贫瘠的棕色土地。灌木丛中偶尔冒出几片绿地，大都要求助于轮子众多的大型洒水车的威力。这些绿洲之中大都有那么一两幢整洁的农家小屋。除此之外，连绵的群山之间的景色就都像干涸的海底一样毫无特色了。在萨奥奇和蒙特维斯塔之间绵延着一条公路，这条路是美国最长最直的10到12条公路之一：在大约长达40英里的距离中没有一个弯或者任何不连贯。说起来这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一旦设身处地你就能体会到那种一望无尽之感了。一条大路渐渐往前延伸至虚无缥缈的尽头，好像你正去往虚空似的，这感觉真是无与伦比。在蒙特维斯塔，公路往左转了个弯——这让你激灵一下子，双手立刻握紧了方向盘——然后又是一段绵延20英里像尺子边一样笔直的路。它就这样一直向前延伸。一个小时之内你会有两次或三次迂回曲折地穿过某个脏兮兮的小镇——有一家加油站、三所房子、一棵树和一只狗——或者遭遇路上的某些零碎的小弯，有两分钟迫使你把方向盘向左打或向右打三厘米，这就是你那一个小时的兴奋剂。其余时间你连一块肌肉都不必移动。你的屁股变得木麻，感觉好像是别人的一样。

下午我很早就驶进了新墨西哥——这是一天中的顶点之一——然后不由得叹息它跟科罗拉多一样无趣。我打开了电台，但这里太偏僻了，电台只能接收到一些零星的接收站的信号，都是西班牙语，播的都是那种发出“哎——咦咦”之类音节的墨西哥音乐，这种音乐大都由流浪艺人演奏，这些人老是戴着阔边帽，蓄着低垂的小胡子，总是在那种老有中学教师偕妻子庆祝结婚30周年纪念的饭馆里（就是那种为了让你印象深刻而不惜点燃你的食物的地方）表演。活了36年，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人听墨西哥音乐是为了寻找快乐。然而，这里却有一打接收站正在闹闹嚷嚷地放送这种音乐。每首歌后就有一个DJ过来用西班牙语嘟嘟哝哝说一两分钟，那调门就好像下体刚刚被抽屉夹到了似的。接下来会插入一个广告，由一个听起来甚至更急切更兴奋的人广播——显然是下体被抽屉夹到了好几次，然后是又一首歌曲。或者，就我所能分辨的，更可能还是同一首。这真是墨西哥音乐家的不幸。他们好像只懂同一曲调。为什么他们只能待在二流餐馆演奏而很难在其他地方工作，这大概正是原因所在。

在一个叫做特里斯皮德拉斯的村庄——新墨西哥几乎所有地方都有西班牙名字——我取道64号高速公路去塔奥斯，情形开始改善。山的颜色越来越浓郁，鼠尾草也变得茂盛稠密。人们总会谈论塔奥斯的天空，它也确实让人惊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清澈如水、晶莹剔透的蓝天。这片荒野的空气是那么清新透亮，有时你的视线可以直达约180英里远的地方，旅行指南上就是这么写的。无论如何，你应该可以找到塔奥斯之所以总是吸引艺术家和作家的原因——或者，至少身临其境之后就会明白吧。我本以为它是个小而可爱的艺术家聚居区，活动其中的都是穿工作服、拿着画架的人，然而它却只是个观光陷阱，到处是蠕动的车辆和出售丑陋的印第安陶器、银质大皮带扣以及明信片的商店。倒也有几家有趣的杂货店，但大多又闷热又肮脏，挤满了灰白头发的嬉皮。有点儿可笑，竟然又看到了嬉皮——实际上他们现在都已经是爷爷奶奶了——但这也不值得到那里。接下来我继续前往圣菲，真担心它也会是这样。不过，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圣菲相当漂亮，我立刻就被吸引了。

圣菲第一个好处就是多树。这里有树有草有凉荫，有种满鲜花、枝叶婆娑的广场，还有安静的、汩汩流淌的水。有了几天在西部荒凉的垃圾场里穿行的经历，再看到这样迥异的景色真是难以形容的乐事。空气又温暖又干净，圣格雷·德·克雷斯托山脉就在小城后面，尤其当各个山头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中时，那美景很让人浮想联翩，光线就好像是来自其内部的磷火似的。至于小城嘛，其繁荣美丽简直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它是美国最早的居住地——建于1610年，比清教徒从普里茅斯出发到北美还早了10年——可谓历史悠久。圣菲的一切——我的意思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土砖建造的。有伍尔沃斯商场，一个土砖制的多层露天停车场和一个土砖制的六层旅馆。刚开始碰到土砖加油站和土砖超市时，你会这样想：“咳，我们还是离开这儿的好。”但是接下来你就会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在游人面前玩儿的花样。土砖只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一种建筑材料，它的普及应用使得这个小城外表上呈现出其他城镇难以企及的整齐划一。此外，圣菲太富裕了，以至于一切都弄得又美又有品位。

驱车驰上山野后，我就开始四下寻找圣约翰大学——我侄女就读的那个地方。下午四点钟，大街上到处都是长长的影子。太阳逐渐向群山之中隐没，山坡上的每一座土砖房屋都沐浴在富丽堂皇的橙色光线中。圣约翰大学规模不大，就高高耸立在山顶，它以小城最开阔的视野俯视着圣菲和远处起伏的山峦。静悄悄的校园里只有三百来个学生，可我的侄女，在这个迷人的春日下午，并不在他们中间。没人知道她在哪儿，但是每个人都保证，会让她知道有一个穿着脏鞋、腋窝冒汗的丑陋的大胖子找过她，第二天早上还会再来。

我开回小城，找了个房间，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夜晚，顺着通往圣菲市中心的路在宁静的大街上幸福地散步，品味着夜晚温暖的空气，时不时羡慕地盯着昂贵的杂货店和时装店橱窗里的展品，把脸压在高级饭店里的窗玻璃上挑剔地审视食客们的食物，弄得他们很窘。圣塔菲的心脏是大广场，这是一个西班牙式广场，有着白色的长凳和一座高高的纪念塔，纪念瓦尔奥德战役——谁知道那是什么战役！在塔的下面有一行雕刻的碑文，把February错拼成Febuary，这着实让我乐不可支。广场上另一样逗人的东西是角落里的一所叫俄勒冈的房子，楼下是饭馆，楼上是一个酒吧，有一个开放式走廊供人落座——我还真的坐了——好几个小时静静地坐着，不停地痛饮着由一个迷人的、屁股非常漂亮的酒吧小姐送到桌上的啤酒，观赏着洒满星星的辽阔的灰蓝色天空，享受着这迷人的夜色。透过酒吧间开着的门，我还能看到那个钢琴师，这个修饰得一丝不苟的年轻人弹奏着一大串永不中止的和弦和一堆叮叮咚咚的琶音，看情形永远也不会发展成能称之为歌曲的东西了。然而，他的手就一直在键盘上温文儒雅地游弋着，脸上带着动人的微笑和无懈可击的牙齿，我猜想那应该是出没于鸡尾酒酒吧的钢琴师的主要特色。无论如何，女士们对他的喜爱溢于言表。

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啤酒，但是——可以坦白地说——喝得太多了。我没想到圣菲这种山区的稀薄空气会让醉酒速度加快。不管怎么说，几个小时之后我才起身，蓦然发觉我那本来和谐相处的脑袋和双腿关系陡然破裂。更糟的是，两条腿看起来也不能和睦相处了。一条腿听了大脑的指令开始上楼梯，但是另一条犯了小性子，决定去休息室。结果，我像一个踏着高跷的人一样踉踉跄跄地穿过酒吧间，脸上挂着愚蠢的笑容好像在声明：“是的，我知道我看起来像个傻瓜。很逗吧？”

在这伟大的征途中，我撞上了一群有钱的中年人聚会的桌子，撞洒了他们的饮料，只能荡漾开一脸蠢笑嘟囔着抱歉。我非常亲昵地拍拍一位女士的肩膀——喝醉之后我就是这么自来熟来着——然后，用她当跳板把自己弹向楼梯，在那里微笑着向整个房间道别——此时每个人都兴趣盎然地盯着我——然后“嗖”的一下猛然滑下了楼梯。我肯定没有跌倒，但肯定也不是走下来的。就好像是冲浪，只不过用的是鞋底，而且，我相信绝对会让人印象深刻。然而，通常我都是在酒醉之后表演这些拿手好戏的。曾经，很多年以前，在约翰·豪纳家的一次聚会中，我向后一纵就跳出了楼上的窗户，然后又一跃而起，那神乎其神的技艺至今仍然在格兰特大街南部被广泛传诵呢。

第二天早晨，饱受着宿醉的折磨，我开车驶向圣约翰大学校园，发现我侄女对我（对我的拥抱）很尴尬，甚至可以说吓了一大跳。我们到市里一家高档饭店吃早餐，她向我讲述了圣约翰大学和圣菲的一切轶闻趣事，接下来领我参观小城景色：圣弗朗西斯大教堂（非常壮丽）、总督府（很没意思，挤满了历届地区总督的文件）和洛雷托小教堂著名的楼梯。这是一个高达21英尺半的木质楼梯，一个通往唱诗班楼厢的双层螺旋形楼梯。它的最卓越之处就在于它是独自支撑的，没有其他的支撑物。看起来总像要倒下来似的。传说小教堂的修女们祈祷上帝给她们建一座楼梯，于是一个无名木匠就出现了，他花了6个月建成了一座楼梯，然后分文未取就消失了，来去都神秘莫测。在100年的时间里，修女们对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讲述，榨干了它所有的价值。几年前的某一天，这个小教堂突然被卖给了一家私人公司，而现在，这家公司正拿它谋利。想参观吗？掏50美元。这种事情让我颇为失望，当然了，也大大削弱了我对修女的崇敬之情。

一般来说——这样讲当然常会有风险——只有在历史的某个环节中能赚到钱，美国人才会对这段历史给予尊敬，但这种尊敬也并不表示愿意在没有空调、没有免费停车场和其他基本便利的条件下生活。保存历史并不是由于其本身的历史价值。没有什么地方容留感伤。有人前来向一群修女购买楼梯，修女们不会说：“当然不行，此为圣地，是耶稣的一位神秘的面容慈祥亲切的信使为我们建造的。”而是说：“给多少钱？”如果价钱合适她们就卖掉它，然后用这笔钱建造一座崭新的、面积更大的，有空调、停车场和游戏室的女修道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丝毫暗示修女比其他美国人更坏的意思。她们仅仅只是按照美国人习惯的方式行事罢了。很悲哀，怪不得美国能传承一代人以上的东西少得可怜。

我驶离了圣菲，沿40号州际公路向西而行。这条公路过去名为66号线，大家都很热爱它，有人还曾经把它谱成歌曲演唱。但是66号线只有两个车道，一点儿都不适用于这个太空时代，跟住房汽车里的人们没有任何契合的可能，而且每55英里左右就会经过一个小镇，在那些地方你可能会碰上停车牌或者交通灯——多讨厌的路啊！因此，人们就把66号线埋在了荒漠之下，然后建造了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它就像一束激光一样笔直向前，连山脉也无法阻挡。这样，又一样既美好又给人愉悦的东西永远消失了，就因为它不实用——就像客运火车、瓶装牛奶、角落里的小铺子和缅甸式刮脸招牌一样。如今这种事也发生在不列颠。人们把美好的一切统统拿走，因为它们不实用——好像这理由很充分似的——红色电话匣、招领启事、那些你可以在上面跳上跳下的开放式伦敦公共汽车，就这样统统不见了。生命中不会有任何经历比你在一辆开动着的伦敦公交车上跳上跳下显得和觉得更温文儒雅的了。但是呢，它们不实用，它们需要两个人才能运行（一个驾驶，另一个待在后边制止暴徒狠踢巴基斯坦绅士），这可不够节约，所以它们就玩完了。不久之后，也不会再有瓶装牛奶送到门前或者寂静的乡村客栈了，乡村很大程度上会变成商铺林立的购物中心和主题公园。抱歉，我并不想招人烦，但你们正把我的世界从我身边拿走，一点一滴地，有时候这实在让我火冒三丈。抱歉。

沿40号州际公路向西行，沿途大多是一片贫瘠，几乎没有什么人居住。偶尔见到的小镇也就只有些简易房屋，屋子稀稀拉拉地抛掷在路边，好像是从高空掉下来似的。它们没有院子，没有栅栏，与周围的荒野几乎毫无二致。很多这样的地方被划成了印第安人保留地。每二三十英里，我就会碰上一个孤独的搭便车人，有时是印第安人，更常见的是白种人，背着旅行包踽踽独行。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没有碰到过搭便车的人，可是这儿却有很多，男人显得险恶，女人显得疯狂。我正进入一个流浪者的家园：空想家、刑事犯、流民、疯子——在美国他们总是一窝蜂地向西部进军。他们都怀揣着毫无希望的梦想，以为到了海岸就会撞上大运，例如成为电视明星或摇滚歌手或游戏节目参赛者什么的。然后，如果不能好梦成真，他们总还可以变成连环杀人犯的。奇怪的是，这种人很少去东部，你永远不会碰到什么人搭便车去纽约追梦，疯狂地想要成为持证公共会计师或者想要通过操纵买空卖空的勾当大赚一笔。

天气更加恶劣。灰尘开始在路上弥漫。我正在驶入一场暴风雪，昨天早上的天气预报已经说过了。一过阿尔伯克基，天阴下来，雨夹着雪粒骤然落下。风滚草在荒野上、在公路上东倒西歪，每一阵风来，汽车都会猛地在路边撞一下。

我以前总以为沙漠在一年当中都是又热又干的，现在可以告诉你根本就不是这样。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是在7月和8月度假，这样的想法才会深深地扎下了根，以为除了中西部，美国其他地区一年到头都非常热。在夏天，无论你到美国何处，都是活受罪，气温总是在90华氏度左右。如果你关上窗户，你就进了烤炉，但是如果你开着窗户，所有的东西将被刮得七零八落——漫画书、地图，衣服上松动的扣子领子什么的。你要是穿短裤——就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那你腿上裸露的肌肤会变成座位的一部分，就像奶酪融化在吐司上，一旦起身，撕裂的声音和痛楚的尖叫会跟两者的分离同时发生。如果你被太阳晒得神志不清，粗心地把自己的胳膊倚在门的金属面上，而那正是一直被太阳照着的地方，挨着的皮肤会逐渐地往一块皱缩，直到消失，就像塑料袋放在火焰上的情形一样。这总是会让你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那确确实实是让人咋舌的一大奇景，你可以目睹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就那么消失不见了，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你感觉不到痛。你不知道是选择向妈妈哭号，好像受了很重的伤一样，还是选择怀着科学考察兴趣再那么做一次。最后，通常是你什么都没做，只是无精打采地坐着，热得什么都不想干。

因此，发现自己竟然置身于阴冷的天气中，这地方这么寒冷、风狂雨骤，让我大为惊讶。随着公路逐渐往上攀升到祖尼山脉，冷冰冰的雨珠越来越密集。在远离盖洛普的地方，雨变成了雪。那雪又潮湿，下得又紧，鹅毛一般从天空飘落，才不过是下午，天色已暗得像夜晚一样。

在盖洛普过去20英里的地方，我进入了亚利桑那州，越是往前走，越是明显闯入了一场已持续多时的暴风雪。沿路的雪深达脚踝，再往前就能埋住膝盖。想想也真奇特，仅仅几个小时之前我还穿着短袖，沐浴着阳光，在圣菲徜徉呢。而现在，电台里到处都是公路封闭和天气恶劣的消息——山区下雪，其他地方则是骤雨。“这是几十年来最糟糕的春季暴雪。”气象员带着掩饰得很拙劣的幸灾乐祸说。洛杉矶道奇队已经连续三天因为下雨而停赛了——这是自布鲁克林迁来西海岸之后30年间的第一次。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掉头逃开这场暴雨雪。于是我只好心灰意冷地继续往西驶向100英里外的弗拉格斯塔夫城（Flagstaff）。

“弗拉格斯塔夫城地面上的雪已深达14英寸——预计雪势还会加大。”气象员说，声音听起来很是兴高采烈。

第二十三章

任何经验都无法成为观看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心理铺垫。无论你多少次阅读描写它的文字和观看表现它的图画，见到它本身仍能让你失魂落魄。在这样的景观面前，你的头脑毫无用处，只能停止任何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变成了真空人，不能言语，无法呼吸，只有深深的难以描述的敬畏之感——地球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事物：如此浩瀚，如此壮观，如此万籁俱寂。

在它面前，连孩子也会安静下来。我小时候是个特别爱说话的招人厌的顽童，但是大峡谷却把我镇住了。我还记得当时刚过拐角我就呆住了，满口急促不清的、涌到嘴边的话突然咽了回去，再也无法说出来。那时候我七岁，据说，那是我第二次停止说话——除了睡眠和看电视短暂的休息之外。另一次让我失语的事件，就是看到了我爷爷去世后躺在一口打开的棺材里的景象。那景象太出人意外——没人告诉我他会被展示——让我魂飞魄散。他安静地躺在那儿，抹着粉，穿着西装。我尤其记得他戴着眼镜（他们以为这副眼镜在那个他正奔赴的世界里还能派上什么用场？），眼镜还被弄得七歪八扭的，可能是我奶奶哭泣着在最后的拥抱中把它们弄弯了，别的人又都神经质地不敢把它们矫正过来。我突然意识到，漫漫一生我再也见不到他看着《我爱露西》哈哈大笑了，再也看不到他修理自己的车子了，再也看不到他含着满嘴食物讲话了（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的绝活），对我来说，这冲击太巨大了，太可怕了。

但这无法与科罗拉多大峡谷相比。因为，很明显，我不想再次经历爷爷的葬礼，而科罗拉多大峡谷却是我能够重温的儿时旧梦，为此我已经企盼了很多天。因为公路无法通行，我就在离弗拉格斯塔夫城五十英里远的亚里桑那州的温斯洛留宿。夜里，大雪逐渐变成了零零落落的雪片，到早上雪就停了，只是天空仍然浓云密布，阴得能滴下水来。我就沿着白雪覆盖的道路向科罗拉大峡谷驶去，真不敢相信此时已经是4月的最后一周了。路上雾气弥漫，除了偶尔相向驶来的汽车射出一抹白光，前边和左右两侧都再也看不到任何事物。当我到达科罗拉多国家公园入口，掏5美元买了门票，雪又下大了，白色的雪片又厚又大，以至于雪片下面都遮出了片片阴影。

横贯公园的路有长达30英里都是沿大峡谷的南部边缘修建的。途中我在路边停车场驻留了两三次，每次都走到路边充满期待地望向那片静悄悄的黑暗，我非常明白大峡谷就在那儿，就在鼻子边上，却就是看不到。到处大雾弥漫——雾在树丛中穿梭，在路旁飘荡，在人行道上升腾。它那么厚实，用脚都能把它踢出个洞。我只好郁闷地驶向大峡谷村，那儿有一个游人中心，一家乡村风味的旅馆，还有几幢行政大楼。露天停车场停着很多旅行大巴和周末旅行汽车，人们要么在入口周围徘徊，要么在半融化的雪里探着路从一幢房子走向另一幢。我走进旅馆咖啡间，要了杯价格昂贵的咖啡，感觉又湿冷又没劲。我多么渴望看到大峡谷啊，现在只能坐在窗户旁，凄凉地看着白雪一点点儿堆积。

之后，我开始举步维艰地走向游人中心，这段距离大约有200码，途中有一个落满白雪的指示牌，说半英里之外有处瞭望点。我立即往那儿走去，主要是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路很滑，我费了很长时间才走了过去，但是，走到中途雪就停了，空气也变得洁净清新。最后我来到了一座岩石观景台，这里就是大峡谷最边缘。没有防护栏，我很小心地拖着脚慢慢走过去，但眼前只是一片灰白的浓雾，其他一无所见。一对中年夫妇也走过来，我们就在那里聊了几句，互相抱怨恶劣的天气。突然，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了，浓雾从眼前静静散开，悄悄地，就像戏院里幕布被拉开一样。然后，我们突然就看到自己正站在峡谷边上，陡峭得令人头晕的至少深达1000英尺的悬崖就在脚下。“上帝啊！”我们惊叫着急忙往回闪身，你能听到峡谷边到处都有人在喊：“上帝啊！”就像一长列人在依次传递一个消息一样。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雪花飞舞发出的簌簌声外，万籁俱寂。因为，眼前就是地球上那最让人敬畏、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景观。

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规模大得难以理喻，它10英里宽，1英里深，长度则达到180英里。如果把整个帝国大厦放进去，距离崖顶还有几千英尺。真的，你就是把整个曼哈顿放进去，从崖顶也够不着它，公交车看起来就像蚂蚁，人小得根本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声响。攫住你的——也是攫住所有人的——是寂静，大峡谷把一切声音都吞没了。无边无际的空旷感压倒了一切。那里，一切都静止了。我们脚下深不可测的大峡谷底部，流淌着那条造就了大峡谷的河——科罗拉多河。河宽300英尺，从大峡谷边缘俯视，它显得很窄很不起眼，看起来就像一根旧鞋带一样。与大峡谷这巨洞一比，一切都相形见绌。

之后，正像散开时那样迅速、那样悄无声息，大雾又再次合拢了，科罗拉多大峡谷又隐没了。我看到它不过就是二三十秒钟，但至少我已经看到它了。半是满意地，我转过身回返来时路，现在可以驱车离去了。途中迎面碰到一对年轻夫妇，他们问我是否有幸见到了峡谷，我向他们讲述了大雾如何散开了几秒钟等等，他们看起来简直要崩溃了。他们说是从加拿大安大略省来的，现在正在度蜜月。他们一生中最渴望的事就是看到大峡谷。蜜月的最后一周，他们每天三次穿上蜜月靴，裹上蜜月装，手拉手走向大峡谷的边缘，但他们能看到的最远的一切就是那纹丝不动的雾墙。

“不过，”我想说，尝试着让他们往好处想，“我打赌你们做了不少床上运动。”事实上我没说这样的话，我也说不出口。我只能顺着他们，感叹天气可真是太遗憾了，并预祝他们好运。走回汽车时我一路都在想这对可怜的蜜月夫妇，就像我爸爸过去经常跟我说的那样：“你看，儿子，世界上总会有人比你更倒霉。”

我总是会想：“那又怎样？”

接着我开车上了89号公路向北驰向犹他州。电台里充斥着落基山和塞拉内华达地区面临更恶劣天气和因滑坡、大雪而封闭道路的消息，然而，在这儿——亚利桑那北部——却根本没下雪，一点儿都没下。大峡谷10英里之外的地方，就一点儿雪都没了，再远一点儿，那里的天气就像春天似的。太阳出来了，世界暖洋洋的。我把车窗摇下了一点儿。

就这么开着车一直往前开啊开啊，在西部你不得不这样不停地开啊开啊开啊开的，从一个孤零零的小镇开向另一个，就像海王式巡逻机一样悄悄穿行在大地上。在一段漫长而空虚的时间里，你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到达干峡谷或者仙人掌城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你就坐在那儿，看大路无边无际地向前延伸，看里程表以跨世纪的速度跳动，你脑海中萦绕的唯一期望就是到干峡谷，期盼那里会奇迹般地冒出家麦当劳快餐店或至少出现一家咖啡店。当你终于到了那儿，却只会看到一家只有两个油泵的加油站和一个货摊，摆货摊的只是一位出售那伐鹤小饰物的印第安老太婆。你会意识到你将不得不又开始那空虚、希望又失望的历程，只不过目标是另一些更加荒僻、连名字都无精打采的小村子——“昏迷”“郁闷”“干墙”“中暑”之类。

距离之远超乎想象。房子与房子之间通常相隔40英里，城镇与城镇之间就要隔100英里以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才能使你住在一个连买双鞋都要驱车走上75英里的地方——甚至，这双鞋看起来还像从殡仪馆拿来的！

当然，答案就是没有多少人愿意住在这样一个地方，除了那些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印第安人。我现在正驱车穿越美国最大的印第安保留地——那伐鹤人保留地，从北到南绵延150英里，从东到西则达200英里——沿路寥寥无几的几辆汽车都是印第安人驾驶的。毫无例外，那些汽车都是老式的底特律大汽车，车况都很糟糕，配件要么失踪了，要么就是松垮垮地啪啪作响，至少有一个车门咬合不好，还有某种看起来很重要的零件挂在车厢底下，冒着火星或浓烟在公路上嗒嗒作响。看来这些汽车的速度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每小时40英里，但因为它们在公路上左右乱晃，要超过它们还真是很难。

偶尔它们会向右猛蹿一下，弄得路边沙地尘土飞扬，我会赶紧飞快地超过去，看到的总是同样的景象：车里挤满了印第安男人和孩子，开车的则是个醉得不可救药的醉汉，带着一副春梦正酣的表情坐在那儿——正是男人们神志不清但仍然玩儿得极乐时的表情。

在亚利桑那的裴济——也就是葛兰峡谷大坝的所在地，就进入了犹他州，景色立时大为改观。群山变得姹紫嫣红，荒漠也增色不少。再往前走几英里，鼠尾草逐渐变得茂密，山的颜色越发郁郁葱葱，山形也更有棱角。好奇怪，这些地方看起来竟都有些熟悉。查查旅行指南书，原来这里就是好莱坞西部电影经常出现的地方。100多个电影和电视剧公司都把卡纳布——我马上就要去的下一个小镇，作为他们外景拍摄的总部。

这让我颇感兴奋，于是就去了卡纳布。到达之后我停下车走进了一家咖啡馆，想看看能否找到更多趣闻轶事。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等一分钟她就来，我就先看了看墙上的菜单。那可真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奇特的菜单，上面列的食物可说是闻所未闻：马铃薯圆段（小份、中份和家庭大份），奶酪棒89美分，夹心比萨1.39美元，奥瑞欧鸡蛋牛奶冰激凌1.25美元，特价菜是“80盎司圆段，面包卷和卷心菜色拉，7.49美元”。我决定要杯咖啡。过了一会儿，女店主边用毛巾擦手边走出来。她告诉我，好几部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在卡纳布周边拍的：《代阿布洛大决斗》《虎豹小霸王》《我的朋友弗利卡》《神枪手》以及几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电影。我问她有没有什么好莱坞明星跑进来吃过马铃薯段或者奶酪棒。她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说没有。不知怎么的，对这个我倒一点儿都不觉意外。

我在雪松市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驱车前往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而那里却笼罩在大雾和大雪之中，我只好怀着阴郁的心情赶往锡安山国家公园，还不错，那里的天气倒是像夏天。这可真够奇怪的，因为这两个公园才不过相隔40英里而已，却由于天气的缘故倒好像分别在不同的大陆似的。就算我能长生不死一直活下去，也没办法了解西部的气候。

锡安山美得不可思议。如果说在大峡谷你只能站在顶部向下俯视，那么在锡安山你就得立在底部往上仰视了。那里是一个狭长而碧绿的峡谷，谷底密布着三角叶杨树，葱翠碧绿的峡谷四周环绕着古铜色的岩石墙——最后形成黑色的险峻的山谷，让你不由得萌生探幽览胜、寻找湮没的黄金城的热望。岩石中间随处可见细小但绵延很长的瀑布，它们从1000英尺或更高的高空向谷底倾泻，或汇聚成水潭，或翻腾着涌进汹涌的维尔京河。在遥遥的峡谷尽头，高大的岩石墙向中间挤塞，中间只留下几码的缝隙。在潮湿的背阴面，岩石缝隙中长出了植物，整个岩壁看起来就像一座空中花园。如画一样美，很是奇特。

侍立在两边的陡峭的石墙看起来随时都会掉落一堆乱石——这种情况也确实发生过。行至中途，突见河床中堆积了很多石块，有些像屋子一样大。一个指示牌上注明：1981年的7月16日，超过1.5万吨岩石从1000英尺的高处坠落此处，倒是没提是否有人被压扁。我敢说肯定有。现在是4月，一路上还有很多人，7月来这儿的人肯定上百。至少会有两三个被砸到吧。一旦石头从上面砸下来，人根本没地儿跑。

我就怀着这种忧郁的想法呆站在那里，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一阵讨厌的模糊不清的转动噪音，原来是一个男人拿着摄像机正对着岩石狂拍。摄像机是最原始的那种，所以他身上哐里哐啷挂着一大堆电池和其他零部件。机器本身真是体积巨大，那看上去简直就像带着吸尘器来度假似的。不管怎么说，他这都是活该。我购物的第一原则就是绝不买孩子拿不动的东西。这家伙看起来累得要死，但既然已经花了一笔数目大得不可思议的钱买了这么一台机器，他现在就决心要拍下眼前掠过的一切，即便要面对累成疝气病的危险（果真如此的话，他肯定会让他老婆拍下整个手术过程的）。

我真不理解那些总是冲上去买新玩意儿的人，他们明明知道一年之后制造商就会推出价格只有原产品一半的轻型新款，那时他们就会像白痴一样。就像那些花200镑买第一代口袋计算器的人，几个月之后它们就被扔到了加油站，还有买第一批彩电的人们。

我们的邻居希特尔鲍姆先生，在1958年——也就是一个月仅仅只有两个彩色节目的时候——买了一台彩电。我们总是在彩色节目上演时透过他家的窗户往里偷看，情形总是那样——橙色脸孔的人和不停变换颜色的衣服。希特尔鲍姆先生动不动就突然冒出来拨弄那许多小旋钮，他老婆则从屋子另一边大声叫喊着给他鼓劲。

有那么一会儿工夫，电视颜色非常好——尽管并不准确，但不至于太让人心烦——接着，只要希特尔鲍姆先生刚把屁股放到沙发上，图像就变得乱七八糟，我们就会看到绿色的马和红色的云，他就又回到控制板跟前去了，毫无希望。但是，既然花了这么一大笔钱买了这么个物件，希特尔鲍姆先生就永不打算抛弃它。于是，在接下来的15年间只要你从他的起居室的窗户前经过，你就会看到他边喃喃自语边拨弄那些旋钮。

下午晚些时候，我驱车驰向圣乔治，这是个距州际公路不远的小城。在绿洲旅馆找了个房间，在迪克咖啡店吃了饭。然后开始四处闲逛。圣乔治让人感觉很有些古老的风味，尽管事实上除狂欢电影院（“每张座席票价两美元”）和迪西药房之外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新的。药房关着门，但是我不由得驻足了一刻，因为看到里面有一个冷饮柜，一个真正的大理石台面的冷饮柜，有转椅和包纸吸管——你得把吸管的一端撕开，然后一吹吸管，剩下的包装纸就优雅地弹到了化妆间里。

太令人失望了。这绝对是美国最后仅有的一台真正的药房冷饮机了，可是这地方却关着门。如果可能，我将倾其所有，只要能走进去要杯绿茶或者一杯巧克力苏打，把几张包装纸吹得四下飘散，然后跟邻座比赛看谁在转凳上转的圈多。我个人的最佳成绩是四整圈。我知道这听起来没什么，但是做起来可比听上去难得多。鲍比·温特梅尔有一次转了五圈，然后就吐了。相信我好了，这项运动确实相当痛苦。

拐角处有一座砖砌的摩门教大教堂——或者被他们称作礼拜堂、神殿或其他什么的。标明的建造日期是1871年，看起来大得足以装下整个小城——事实上也差不多，因为在犹他州几乎所有人都是摩门教徒。这听起来很恐怖，然而当你领悟到这意味着犹他州是这个行星上唯一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年轻人走上前来想把你感化成摩门教徒的地方，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因为他们已经把你假定为他们中的一员了。只要你一直把头发剃得相当短，并且当事情出了岔子不当众说“噢，他妈的！”，那么你可以隐藏很多年而不被发现。你会感觉这有点儿像《外星异魔》中的凯文·麦卡锡，不管怎么样吧，确实有点儿奇特的解脱感。

越过摩门教堂，大部分就是住宅区了。雨后的一切都显得嫩绿清新。小城有一股春天的、丁香花的和刚割过的草的味道。夜晚不知不觉地来临，一天里的休息时间到了。人们吃完了晚饭，在院子里和车库里微醉地走来走去，什么都不干，待会儿就更不准备做什么了。

街道是我见过的城镇中最宽的，甚至邻近的居民区也是。摩门教徒确实很爱宽广的街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宽敞的街道和一大堆妻子正是摩门教的基石。当布赖汉姆·扬为盐湖城奠基时，他首先做的事情就包括宣称街道要达到100英尺宽，而他一定也对圣乔治的居民说过类似的话。扬对这里很熟——他在这儿有过冬别墅——因此，如果有人对街道稍有马虎，扬一定会立刻加以惩戒。

第二十四章

给你出个谜语：内华达和厕所区别何在？答案是：你宁可去冲厕所。

在各州中，内华达拥有最高的犯罪率，最高的强奸犯罪率，最高的高速公路车祸死亡率，其暴力犯罪率屈居第二（仅仅落后于纽约），它是淋病的第二高发区（第一把交椅被阿拉斯加占据），流浪汉群体最庞大——这个州差不多80%的居民都不是本地出生。它拥有比美国其他各州更庞大的妓女队伍。它拥有贪污腐败的悠久历史，犯罪组织盘根错节、勾结紧密。韦恩·牛顿则是最当红的明星。明白了这些，你就能理解我从犹他州进入该州州界时为什么会忐忑不安了。

但是到拉斯维加斯后，我就把不安抛到了九霄云外。我眼花缭乱了，不眼花缭乱也不可能。天色已近傍晚，太阳低垂着，气温还停留在80多华氏度，大道上却已经挤满了快乐的休假人群，这些人衣着干净体面，鼓囊囊的口袋里塞满了钱，在大如航空集散站的各赌场前徘徊流连。看起来都兴高采烈并带点儿诡异的勃勃生气。我原来以为这里不过就是些妓女和坐加长凯迪拉克的花花公子——就是那种脚蹬白皮鞋，把外套披在肩上的人，但触目所及却都是些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都是穿一堆尼龙和“维可牢”尼龙制品的人。

我在大道上较廉价的一端找了家宾馆，要了间房，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一通，然后扑上一身爽身粉，穿上我最干净的T恤，带着有点儿刺痛的洁净皮肤和孩子一般的兴奋径直出门去。连着好几天开车在荒漠上疾行之后，你特别需要来点儿什么刺激，拉斯维加斯也确实能提供这种刺激。现在，在烘箱一样干燥的夜晚空气中，赌场的灯光大放光明——百万盏灯共同喷发出光怪陆离的彩墙和光影，涌动着激动兴奋、面红耳赤、饥渴难耐以及渴望大展身手等种种躁动，这一切都争相引诱着我，引诱着我口袋里的硬币。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那简直是视觉的狂欢，是一种三维空间的幻象，是电力工程师的高潮春梦。那正和我期盼的一模一样，只是都夸张了十倍。

宾馆和赌场的名字都奇怪地相似：恺撒宫、沙丘、沙子、沙漠旅店。最让我意外的——最让大多数人意外的——就是有很多空地。在一片磐石一样密集的喧闹中，间或散落着一些静悄悄的沙漠，面积大都有3/4平方英里，像一个个幽暗寂静的小口袋，正等着被开发。当你走过一家或两家赌场，看到那么多钱就那么倒进去，就像从大车上倾泻砂石一样，你很难相信世界上还会有余钱填进更多的赌场。然而，赌场却一直建造个没完没了，人类的贪婪永无止境，我的也一样。

我进了恺撒宫。这座赌场离街道很远，但竟有一条活动人行道把我运到了那里，这让我着实印象深刻。里面的氛围有种强烈的虚幻感。室内装饰成罗马宫殿之类的东西。罗马角斗士和政治家的雕像作为四处的点缀，卖香烟的女孩和负责找零的女士都穿着粗制滥造的古罗马式的公民外袍，哪怕是又老又胖——事实上大部分都又老又胖，一走动大腿上的肉就会晃来晃去。看起来就像是观赏一坨移动的O形果冻似的。我在人墙中挤来挤去，这么多人都专注于扔钱——无休无止地、一门心思地把钱塞进吃角子老虎或者观看钢球在轮盘赌的轮子上咔嗒咔嗒地跳来跳去或者玩着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就像时间一样无休无止的纸牌游戏。只有一种单调而焦躁的节奏，没有愉悦或者快乐之感。我没见到有什么人相互说话，除非是叫杯饮料或者兑换点儿现金。嘈杂声紧张激烈——充斥着吃角子老虎的把手转动声，轮盘赌的轮子的旋转声，机器吐出硬币时的咔嗒咔嗒的喧闹声。

一个找零的O形果冻小姐经过，我向她兑了10美元的面值两角五分的硬币。把硬币往一台吃角子老虎机里投了一个（我以前从没玩儿过这个，我是艾奥瓦人嘛），然后拉了一下把手，看滚轮转动，再一个个停止。短暂的停顿后，机器把六枚两角五分的硬币吐到出币槽。我被勾住了，又把更多硬币喂进去。有时会输几个，那就投进去更多；有时机器会吐还几枚，那就把这些再投进去。大约五分钟后，我的硬币没了。于是我招来另一个大屁股的贞洁处女，又换了10美元。这一次我立刻赢了12美元的硬币，吐币声煞是热闹。我颇感自得地环顾左右，却发现根本没人注意。接着我又赢了5美元。嘿，这还不错，我想。我把所有的硬币放进一个写着“恺撒宫”的小塑料桶里，看起来相当可观，都对着我闪闪发光。但是，大约20分钟以后，塑料桶就变得空空如也。我走过去又兑了10美元，然后又开始把它们喂进机器。有时赢有时输。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里边：我每投进去四枚硬币，就会平均得回三枚，有时是一起的，有时是零星的。我的右胳膊开始有点儿发疼。这实在让人发烦，把把手拉了一次又一次，看着轮子转了一圈又回转，回转，回转，转、回转，转、回转，回转，回转。最后一枚硬币赢回价值3美元的硬币，我反倒有点儿失望，因为我想去吃晚饭了，可是现在却又抓了两手的硬币。于是我尽职尽责地把这些硬币喂给了机器，却又赢了更多。这可真够烦人的。最后，大约30分钟之后，我终于摆脱了最后一枚硬币，终于可以走开找一家饭馆了。

正走着，一台机器弄出的喧嚣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原来是一个女人刚刚赢了600美元。在连续90秒的时间里，机器源源不断地向外吐钱，形成一条银色的瀑布。机器停止之后，那女人瞪视着钱堆却毫无喜悦之色，开始把它们重新喂回机器。真替她难受。要想摆脱这笔钱，她可得花上一整夜了。

我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想找到出口，但这地方明摆着就是让你晕头转向来着。没有窗户，没有出口标志，只有无穷无尽的房间，房间里是同样暗淡的灯，同样的地毯，那种地毯就好像是某个主管在电话中咆哮着定制的：“给我弄两万码最丑的地毯来！”那简直就像是编织在一起的一堆呕吐物。我好像漫游了几个世纪之久，却不知道是离出口近了还是距离更远了。沿途经过一家小购物中心、几家饭馆、一家自助餐厅、一家酒馆（阴暗而寂静的酒馆里影影幢幢有几个人影），还经过一家有现场表演的酒吧，演奏者才能低劣得可怕（要是你能行，再给我弄几个差劲得要死的艺人！），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四面墙上都装着巨大的电视屏幕，正直播着某些体育比赛——棒球联赛、NBA篮球赛、拳击赛、马赛，整墙的运动员正无声地为这房间里唯一的观众玩命，而他还睡着了。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游戏房，但是毫无疑问有好多。通常我很难辨认是看到了一个新房间还是从另一个角度又看到了刚才见过的那同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 一长列人呆滞地、机械地把钱一点儿一点儿输掉，就好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没有一个人明白，一切都是设计好了害他们的。真是了不起的圈套。有些赌场每年能赚到1亿美元的利润——很多大企业能赚到的也就是这个数目——但赌场除了打开房门之外什么都没干。开一家赌场几乎不需要任何技能、任何智慧，也无关乎阶层。我在《新闻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说那个在市中心经营一家叫作马鞋赌场的家伙竟是一个文盲。你能相信吗？想在拉斯维加斯小有所成所需智慧究竟如何，你大概能想得到了。我突然对这个地方感到憎恶，而且恨自己也被这一切所欺骗，就因为那喧闹、那五光十色，我竟然那么快、那么没有头脑地输掉了30美元。用这么一笔钱，我可以买到一顶帽檐印有一坨塑料大便的棒球帽和一个马桶形状的烟灰缸，上写“把你的屁股放到这儿——内华达拉斯维加斯纪念品”，这让我非常郁闷。

我走进恺撒宫自助餐馆，希望食物能够让我的想法有所改善。自助餐要价8美元，但是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因此每样食物我都要了一大堆，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损失做些补偿。于是，大盘子里就混合了各种食物、肉卤、烧烤汁和沙拉酱，成了一大堆黏糊糊的无味怪物。可我把它们都倒进了肚子里，之后还要了一大盘黏糊糊的巧克力作甜点。然后我觉得非常难受。感觉像吃进去一个绝缘滚筒似的。托着膨胀的腹部，我向一个出口冲去，可再也没有什么活动人行道把我送回街道了（拉斯维加斯可没有失败者和放弃者的地盘）。我只好步履蹒跚地挤过灯光泛滥的快车道，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大街上。新鲜的空气让我稍微舒服一点儿，但也只是舒服一点儿。我就那么慢慢地吃力地在大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来挤去，那副模样可真像是对机器人的拙劣模仿。我又拐进几家赌场，希望能重新激起贪欲，以便暂时忘掉鼓囊囊的大肚子。然而，它们却都与恺撒宫毫无两样——同样的嘈杂、同样输得囊空如洗的蠢人，以及同样丑陋的地毯。这只能让我头疼。过了片刻我就统统放弃了。于是我闷头返回旅馆，一进房门就重重地倒在床上，一动不动呆滞地盯着电视。当人吃得太撑、没有遥控器、大脚趾又够不着旋钮时，就只能这么待着了。

那就只能看本地新闻了。先是对拉斯维加斯一天的凶杀案的简要报道，并伴有各种凶杀情景的纪实短片。影片不外乎是一所房子，前门洞开，几个警员四下里走来走去，周围一群小孩站在旁边，兴高采烈地对着镜头摇手，对他们的妈妈说“嗨”。报道之间总有男女主持人插科打诨一番，之后语调轻快地报道：“顽石城的一个母亲和她的三个小孩今天被一个疯狂的伐木工人砍死。接下来是一则影片报道。”然后是好几十分钟的广告，大部分是滑肠产品之类，紧接着就是地区凶杀、房子失火、飞机失事、顽石公路上多辆汽车相撞和本地其他血腥事件的报道，并附带纪实影片：撞得乱七八糟的汽车、烧成灰烬的房屋、盖在毯子下的尸体啊等等，一群小孩站在旁边兴高采烈地对着镜头摇手，对他们的妈妈说“嘿”。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但是我几乎可以发誓说每个报道里出现的都是那同一群孩子。可能，美国的暴力已经滋生了一类新群体——连环目击者。

最后是一则关于一个等待开释的囚犯的特别报道，该犯十年前强奸了一位年轻女人，事后还变态地把那女人的胳膊齐肘锯掉。这都是真的。即便对于情感已经僵化的内华达人来说，这事也令人发指，以至于一批人要去等他出狱。此人将于第二天上午六点钟获释。新闻还报道了所有相关的细节，以期观众也能赶去加入等候的人群。至于警察局，记者带着明显的兴奋说，警察局拒绝保证此人的安全。新闻最后以记者站在监狱门前对着摄像机讲话作结，她后面则是一群孩子跳上跳下，对他们的妈妈摆手说“嗨”。难以忍受。于是我艰难地起身把电视节目换成《艾德先生》。至少，看《艾德先生》你还知道自己在哪里。

早上，我驱车上了第15号州际公路驶离拉斯维加斯，这条长路直接穿越沙漠。这是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之间的一条主干道，全长272英里。沿着这条路开车就好像在炉子上烧红的铁架上行驶一样。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就进入了加利福尼亚，进入了一个地面泛着白光还长着些乱七八糟的木榴油树的名为“魔鬼游戏场”的地方。阳光亮得耀眼。远处的苏打山在眼前颤动，前方远远驶来的汽车反光如此耀眼，看起来就像一团团火球；前方道路上空总有海市蜃楼的片段只影，我走近它们就消失，然后又在稍远处重新现身。沿途的路边，有时就在沙漠上，常常冒出几辆中途抛锚的汽车。其中有些看起来待在那儿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是个多么可怕的抛锚地啊！夏季，这里是全球最热的地方之一。右边一片枯黄焦干的艾沃瓦兹山脉的后面，就是死谷。据记载，1913年死谷的最高温度曾经达到134华氏度，创下了美国纪录（世界纪录是1922年在利比亚测得的温度，仅比这一纪录高了2华氏度）。可这还是阴凉处的温度。把温度计放在阳光下的地面上，温度就会超过200华氏度。虽然现在还只是4月，温度却已接近90华氏度，这样的温度已经让人很不舒服了。很难想象再升高一倍会怎么样。然而，仍然有人生活在那儿，生活在那些如贝克和巴斯托一样可怕的小镇上，那里的温度通常连续100天都在90华氏度以上，连续10年不下一滴雨。怀着对绿水青山的渴求，我继续向前行进。

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好处，就是很易于发现悬殊的对照。这个州有最奇特的地理景观。在死谷，你处于全美国的最低点（低于海平面282英尺），但俯视它的又是美国最高点（不算阿拉斯加）的惠特尼山，高达14494英尺。如果你愿意，行驶在死谷里时你可以在汽车顶上煎鸡蛋，然后再往前走30英里进山，让它在雪堆里迅速上冻。

我原本打算经由死谷之路穿越塞拉内华达（不时停下来用鸡蛋做做实验），但是天气预报说由于近期恶劣天气影响，所有山路仍然封闭，因此我只能绕个又长又无益的大圈子，改走58号旧高速穿越莫哈韦沙漠了。这样我就得路经爱德华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沿高速公路蜿蜒而行，大约有40英里，围着一条长得好像没有尽头的链形防护栏。航天飞机着陆点就在这里，查克·伊格也是在这里打破声障的，所以，这里当真是个炙手可热之处。但是从高速公路上我却什么也没看到，没有飞机，没有机厂，只有1英里接1英里连绵不断的高高的栅栏。

过了莫哈韦小镇，沙漠消失了，地面上开始冒出扁平的小山丘和柑橘林。我从洛杉矶高架渠经过，该水渠从北到南长达55英里，用来把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水调入洛杉矶。即便在这儿，城市的烟雾仍然在群山之间蔓延。能见距离仅1英里，1英里远处就是墙一样厚重的灰褐色的烟雾。雾霾旁边的太阳，成了一个光线微弱的圆盘。一切好像都洇上了颜色。连群山也像得了黄疸病似的。山丘都很圆润，上面覆盖着乱石和低矮的树丛。有什么东西使它们看起来有点儿奇异的亲切感——我意识到那是什么了。这就是那些山，那些20世纪50年代电视里上演的《独行侠》《蒙面侠佐罗》《罗伊·罗杰斯》《锡斯科小子》里演员们骑马奔腾其上的山。此前我从没注意到西部电影和西部电视是两个相当不同的区域。电影人很明显是经常深入到真正的西部——电影里会出现西部的小尖山和悬崖峭壁和红色的河谷——而电视公司，为了图便宜，只往好莱坞北部的山里驱车走那么几英里，就在柑橘林边上开始拍摄了。

这儿显然就是那些乱石，是汤特——独行侠最忠实的伙伴——经常攀爬的地方。独行侠每周都要派汤特在一些乱石上爬来爬去，目的是侦查坏蛋们的营地，而汤特每周都毫无例外地会被俘虏。独行侠每周都不得不骑马冲进去营救汤特，但是他总是那样义无反顾，因为他跟汤特是最好的朋友。在他们互相凝视的目光中你能看到这一点。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的孩子会坐着欣赏某个人把自己的器官喷溅得到处都是，而不会有一丝悸动。我知道对于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说，这让我显得既老又怪，但是我想这可真是遗憾的事，再不会有我小时候那样有益健康的娱乐节目了。那时候，英雄都戴着面具，披着斗篷，带着鞭子，而且非常喜欢其他人。你曾经停下手头的工作认真严肃地想过我们小时候被灌输的那些榜样有多么怪异吗？比如说超人，这是个在大庭广众之下换衣服的家伙；比如说大卫·克劳科特，这家伙征服了边境，勇敢地和白杨树搏斗，却从没注意到脑袋上顶着一只死松鼠。怪不得这个年纪的一些人长大之后脑袋被搞得七荤八素，以致成了瘾君子呢。我最爱的英雄是佐罗，谁敢找碴儿，他就立刻抽出剑来抖三个剑花在攻击者的衬衫上划拉个Z字。你不是也渴望能这么干吗？

“小子，我特别交代牛排要生的。”

劈，劈，劈！

“抱歉，但我相信我比你先来。”

劈，劈，劈！

“你什么意思，没我的尺码？”

劈，劈，劈！

我和我的朋友罗伯特·斯旺森连着好几个星期用他妈妈的切菜刀做练习，竭尽全力地想掌握这项有用的技能，但最终除了一些千疮百孔的衬衫和我们肚皮上横七竖八的伤口之外一无所得。于是因为疼痛和难以成功，过了段时间我们就放弃了。这是个让我直到现在仍懊悔不迭的决定。

由于离洛杉矶很近，我考虑要不要驱车直入，但因为大雾和交通状况，尤其是想到洛杉矶也许会有什么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当真在我胸口划拉个Z，我就却步了。我认为疯子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城市，但是我一辈子也不明白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为什么想去那儿。而且，洛杉矶已经落伍了，没什么让人惊奇的玩意儿。我的计划是驱车向北穿越加利福尼亚内陆，穿越肥沃的圣华金河谷。没人去过那儿，原因很简单，正像我马上就要发现的那样——因为它确实不值得去。

第二十五章

起床时我有点儿兴奋。多么清新明快的早晨啊。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就要到红杉国家公园，到那里穿越一棵树。这种话说起来平淡无奇，但着实让我兴奋不已。我五岁的时候，弗兰克叔叔和芬阿姨从温菲尔德到加利福尼亚度假——当然了，这是在弗兰克（这个老浑蛋竟然是个同性恋）跟他的理发师私奔到基韦斯特以前的事了。这事让温菲尔德人大吃一惊，更为不爽的是意识到从此以后只能开车到愉悦山去理发了。就在这时他们给我们寄了张明信片，上面有一棵红杉树，那棵树粗得吓人，竟然有条路从它底部穿过。明信片上还有一对漂亮的年轻夫妇，他们开着一辆绿色的斯达贝克敞篷车在树中间飞驰，看起来好像正体验着某种接近情欲高潮的快感。这让我印象深刻。我去问爸爸，下个假期我们能不能去加利福尼亚，也开车穿过一棵树，他看着明信片说：“好吧……也许有一天吧。”当时我就知道，想要看到那棵有路洞穿的树的机会，就和让阴毛很快长出来的可能性一样渺茫。

每年我爸爸都会召开家庭大会（你能相信吗？）讨论我们到哪里度假的问题，每次我都力争去加利福尼亚看那棵有路穿过的树，我的哥哥姐姐们就会冷酷地对之嗤之以鼻，说那纯粹是一个愚蠢得不可救药的傻帽儿主意。哥哥总想去落基山，姐姐则想去佛罗里达，妈妈总是说只要我们全家人都在一起随便去哪儿都行。然后，爸爸就扒拉出一些小册子，上面写着诸如《阿肯色——湖泊胜地》《阿肯色——美不胜收之乡》和《阿肯色旅游须知（由卢瑟·T.斯米雷州长作序）》之类的标题，于是，突然间去阿肯色的可能性变得最大，下一年我们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阿肯色了——不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想法如何。

我11岁时，我们去了加利福尼亚，去了这个拥有我梦中之树的非常之州，但是我们只去了如迪士尼乐园和好莱坞林荫道以及比弗利山这几个地方（爸爸吝啬得舍不得买那种标有电影明星住址的地图，于是我们只能边找边猜）。早饭时我问过几次能否驱车往北去看那棵有路穿过的树，但是每个人都那么提不起劲儿——太远了，没准无聊极了，可能会花一大笔钱——我心灰意冷，不再问了。事实上我也再没提过，可这个念头留在了心底，成为我童年时代五大不能实现的梦想之一（另外四大无法明言的梦想则分别是：能让时间停止，拥有能发出X光的眼睛，催眠哥哥做我的奴隶，看到萨莉·安·萨默菲尔德一丝不挂的裸体）。

毫不奇怪，这些梦想没一个变成现实（也许这样更好。萨莉·安·萨默菲尔德现在成了个大胖子。两年前她在我们中学同学聚会中露了一面，看起来庞大得就像一个停船场）。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实现其中之一了。于是，激动不已的我把衣箱扔进后备厢，驱车上了63号高速，向着红杉国家公园一路疾驰。

前一晚我留宿在圣华金河谷中央的图莱里小镇，该镇是世界上最富裕最肥沃的农业区。人们在圣华金河谷种植了200多种农作物。那天的早间新闻说图莱里小镇去年的农业收入达到16亿美元——这相当于奥斯丁·罗沃的证券交易额——而这个数目在这个州还仅处于第二位。公路再过去一点的弗里夏县更加富有。尽管如此，景色看起来却真不怎么样。山谷平坦得就像网球场。绵延几英里的范围之内，全是一片枯燥的焦黄色，而且到处都是灰尘，地平线上空永远笼罩着一层雾霾，就像一块脏兮兮的窗户。这可能是因为这时正处于一年中的特殊时期，正处于那开始让加利福尼亚中部窒息的干旱期，但不管怎样，看起来都既不繁荣也不硕果累累。点缀在平原上的城镇也同样乏味。它们的外观与其他任何地方的城镇毫无二致，既不富裕也不摩登，看起来让人感觉了无生趣。要不是长在前院里那些柑橘树上的大如葡萄的果实，我还以为自己是待在印第安纳或者伊利诺伊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呢。我们一家到加利福尼亚的旅行就好像是发生在下一个十年的事似的。那时的加利福尼亚看起来既新鲜又摩登。在艾奥瓦还属于新鲜玩意儿的事物——购物中心、便捷的路边银行、麦当劳餐厅、小型高尔夫球场、玩滑板车的年轻人——在加利福尼亚已经司空见惯了。而现在它们看起来都已垂垂老矣，其他地方却已迎头赶上。1988年的加利福尼亚没有任何艾奥瓦没有的东西，除了有烟雾、沙滩，长在前院里的柑橘之外，还有你能开车穿越的树。

我在维萨莉上了198号高速，顺着它穿越了沁人心脾的柠檬林，穿越了卡维湖迷人的海滨，然后在塞拉内华达山脉的山脚攀爬。过了三河，我便进入了公园，一个森林看守从小木屋里向我收取了5美元的门票钱，拿给我一本介绍景点的小册子。我迅速翻阅了一下，看能否找到一幅有路穿越大树的图片，但册子上没有任何图片，只有一些文字和一张地图，地图上面尽是些吸引人的名字：雪崩峡谷、薄雾瀑布、告别隘口、洋葱山谷、巨人森林等。我决定去巨人森林。

红杉国家公园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接壤，事实上它们已经连成了一个公园。如同西部所有的国家公园一样，它们的面积相当可观——从头到尾长达70英里，横跨30英里。由于向上的山路很是蜿蜒曲折，所以汽车行进缓慢，但一路上的景色相当优美。

我在高耸的山路上驱车行驶了两个小时，穿过乱石林立的群山。大片的雪仍然没有融化。最后我来到了那郁郁苍苍、神秘莫测的树形巨大的红杉林（就是小册子上所说的巨型红杉树）。毋庸置疑，这些树当然很高，而且根部相当粗壮，不过粗得还不足以开出一条路。可能再往里走会见到更粗的树吧。红杉树的树形很丑。每棵树就那么往上长啊长啊，简直是高入云霄，但树枝却寥寥无几，而且都又短又粗，整体看起来非常蠢笨，就像是三岁顽童画出来的一样。巨人森林的中间地带，挺立着那棵谢尔曼将军树——地球上最大的生物。谢尔曼将军树肯定正是我一直寻找的那棵树。

“噢，亲爱的雪佛兰，看我给你找到了个什么乐子！”我欢呼着，爱怜地拍拍方向盘。最后快到谢尔曼将军树时，我发现一个小小的停车场，林间还有一条小径通向它。很明显，现在不再可能穿越这棵树了。这个令人失望的事实，再次提醒我生活中事与愿违的事情很多，但是没关系，我想，我可以走着穿越它，快乐还可以延长些呢。我真要来回多走几次，逍遥自在地徜徉一番。如果周围游人不是太多的话，我还可以用一种吉恩·凯利在《雨中曲》中那种跨越一个个水坑、弄得水花四溅的轻快的舞步，围着它好好跳上一场。

于是我“砰”地关上车门，沿着那条小径走向大树，它就在那里，周围圈着一道小篱笆以免人们离它太近。它确实很大——又高又粗——但是并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粗，而且根部也没有穿洞。也许你能设法挖出一条小路，但是——这点最重要——从来没人这么做过。树旁有一个巨大的木牌子，写着些富有教育意义的信息：“谢尔曼将军巨人树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树，也是最大的生物。它的树龄至少有2500岁，所以也是最老的生物之一。”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出人意外的乏味透顶，不是吗？这是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么高，那么粗。它之所以能在众多红杉中脱颖而出，在于它上下粗细差别不大，差不多都是那么粗。因此，它比其他树的体积都大。如果你想看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红杉树——那种根部有路穿过的红杉——你就得去接近俄勒冈边界的红木国家公园。顺便提一下，我们在树根部设了一圈栅栏，以便保持你的距离感和加剧你的失望感。仿佛这还不够似的，一群喧闹的德国小子从你身后的路上走过来了。生活可不真是他妈的让人厌恶？”

你会了解，上述叙述多少经过了我的二次解读，但要点就是这些了。德国人来了，和青皮小子们一样，又讨厌又没脑子，从我这里把树偷走了。他们坐在栅栏上，拍照片拍个没完没了。于是，只要那个拿照相机的家伙准备按快门，我就立即在相机前晃悠，以此得到了点儿小小的乐趣。但即便是捉弄德国人，这种活动也很难得到持久的乐趣，所以，过了一两分钟我就走了，就让他们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该死的流行音乐、毒品和其他年轻小子热衷的东西去吧。

坐在车里查阅地图时，我沮丧地发现红木国家公园差不多离这里有500英里。简直难以置信。我现在是在洛杉矶北部300英里处，驱车再走500英里之后，竟然还在加利福尼亚。从头到尾竟然有850英里长——差不多是伦敦到米兰的距离了。要到红木国家公园的话，我得花一天半时间，回到原地还得再花上一天半。我可没这时间。我怏怏不乐地发动汽车，决定去70英里外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asemite National Park）。

后来证明，这是个多令人扫兴的地方啊！很抱歉在这里悲叹，真是很抱歉，可是优胜美地真是个空前绝后的令人失望的地方。它美得不可思议，美得让人目瞪口呆。一眼看到埃尔开普敦山谷里高耸的山峦和白色的瀑布从成百上千英尺的高处倾泻在谷底绿色的草地上，你会以为自己已经死去进了天国。然而，驱车驶进优胜美地村庄之后，你就会意识到，如果这里就是天国，那就意味着你得跟一大群穿百慕大短裤的胖子共享永生了。

优胜美地真是乱七八糟。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让我们推心置腹吧——在经营国家公园上的所作所为简直像半个蠢驴。这真让人意外，因为美国对大多数休闲娱乐都管理得比其他国家好上一百万倍，但是国家公园可不是这样。游人中心通常乏善可陈，出售的东西既昂贵又乏味，你也得不到任何关于野生动植物、地质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到任何地方的历史轶事，尽管你为其舟马劳顿了数百英里。人们一般都认为国家公园应该保存大块的蛮荒野地，生长着大量的野生动植物，但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数量都已经大大减少。黄石公园曾经生活着狼、高原狮、白尾鹿等，现在已经统统消失，海獭、巨角野羊的数量也逐渐接近零。这些动物在黄石公园之外活得顽强、茁壮，但是只要是公园设施延伸的地方，它们可以说是已经踪迹无存。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很久以前就显示出了它的疲软无力。你相信吗？1960年，公园管理机构曾经邀请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在红杉国家公园建造项目。侥幸的是，该计划破产了。但是其他类似的设想却成功了，最著名者就是一座水库的建造。那是1923年，保守派与商人们经过漫长的斗争之后，优胜美地东北部的赫琪赫琪山谷（被认为比优胜美地山谷更壮观更漂亮）最终被建造成一座水库，用来为距离西部150英里的旧金山提供饮用水。于是，我们这个行星上半打最让人瞠目结舌的美景之一，60年来就泡在了因商业原因而泛滥的大水中。真不敢想象要是在那儿发现石油会怎样，天哪，上帝保佑我们！

现在，在优胜美地单是找路就成了最大问题。我从没见过路标设置这么差的地方，就好像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公园藏起来让你找不到似的。在大多数公园，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到游人中心区，在那里看看地图，卸下行李，然后再决定去看哪些景点。但是，在优胜美地你几乎找不到游人中心。我在优胜美地村庄周围转了25分钟之后才找到一个停车场，然后又耗费了20分钟向错误的方向走了一大段距离才发现了游人中心。只不过这时候我已经对周围环境无比熟悉，用不着游人中心了。

到处都是让人沮丧、令人绝望的人满为患——快餐馆、邮局、商店，全都如此。这还是在4月，无法想象8月这里该挤成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还有什么地方像这里一样，能够把优美至极与糟糕透顶这两种特点杂糅在一起。最后，我走了很长一段路，还算度过了一段比较美好的时光，欣赏了瀑布，观赏了周围的美景，确实很美。真不相信这样的地方就不能打理得好一点儿。

在夕阳的余晖中，我驱车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向索诺拉。天黑之后我到达了这个小城，但发现很难找到住的地方。才刚周四，大部分地方却都客满了。我最后找到的旅馆价格极其昂贵，电视接收信号也很差，里面的人物就好像在哈哈镜前活动似的，身体先出现在屏幕里，脑袋过了一会儿才跟上，像被一根橡皮筋连着一样。就这么个房间要了我42美元。床呢，就像一个铺着床单的赌桌。马桶座上也没有写有“卫生保护”的纸封套，剥夺了我每天用剪刀剪去封套说“现在我决定打开马桶”的仪式。对于经过一段独自驾车旅行的人来说，这些事情都变得很重要。我心情恶劣地驱车进城，找了家便宜的饭馆吃晚饭。女服务员让我等了很久才走过来让我点菜。这女人长得一副尖酸刻薄相，而且有一种恼人的习惯，那就是重复我对她说的每一句话。

“我想要份炸鸡排。”我说。

“你想要份炸鸡排？”

“是的，还要配薯条。”

“你要配薯条？”

“是的，然后再要份沙拉加千岛酱。”

“你要份沙拉加千岛酱？”

“是的。再要杯可口可乐。”

“你要杯可口可乐？”

“抱歉，小姐，但我今天很闹心，如果你再重复我说的话，我可要把这瓶番茄酱都洒到你衣服上了。”

“你要把这瓶番茄酱都洒到我衣服上？”

我并没有真的拿番茄酱威胁她——没准儿她有个大块头的男友，那个家伙冷不丁就会冒出来当胸给我几拳；而且，曾有一个熟识的女服务员告诉我，如果客人对她粗暴，她就到厨房去在他点的饭菜里吐口水，所以从那以后我从不粗声粗气地对待女服务员或者让厨房把夹生食物拿走返工（你知道，那样连厨师也会在里面吐口水的）。但是我心情太恶劣了，就把口香糖径直放进了烟灰缸（没有像妈妈经常教导的那样先用纸把它包起来再放）。不仅如此，我还用大拇指往下压了压，确保倒烟灰时也倒不出来口香糖，得用叉子才能把它撬下来，而且——上帝宽恕——这让我颇感亢奋。

早晨，我沿着49号高速离开索诺拉向北而行，不知道这天又会碰到什么事。我本想朝东穿越塞拉内华达，但许多路口仍然处于封闭状态，只好最终选择了49号路。这一选择，倒让我享受了一段在山坡起伏的土地上穿越才能体会到的蜿蜒的旅程。树林和草场俯视着公路，偶尔还会看到一所旧农庄，只不过没有任何标志能显示这片土地曾经的用途。我经过的城镇——塔特尔城、米洛斯、天使营地——都是加利福尼亚黄金潮泛滥之地。1848年，一个名为詹姆斯·马歇尔的男人在萨特海湾发现了一块金子——那地方就在这条公路北边，人们立刻为之疯狂。几乎是一夜工夫，4万名淘金者潮水一般涌进加利福尼亚，在10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也就是从1847到1860年间，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从1.5万人激增到将近40万人。有些城市保存得还像当初兴盛时一样——这样看来索诺拉还不是太糟糕——但是大部分已经很难看到历史上那伟大的黄金潮时期的景象了。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住在帐篷里，黄金挖尽了，他们也就跑路了。如今，大部分小城通常能提供的就是一系列加油站、旅馆和汉堡店了，与美国其他地方毫无二致。

在杰克逊，我发现88号高速已经开放了横穿山脉的路口——这是在穿越整个塞拉山脉的差不多300英里的路途中第一个开放的隘口——于是我驱车开了过去。我本来还以为要走另一条只有一个隘口的路的，那个隘口叫作杜纳隘口。1846年，一群拓荒者被大风雪困在那儿连续好几个星期，靠吃彼此的肉最后活了下来，这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件。那群人的头儿就叫杜纳。我不知道他最终到哪里去了，但是我打赌那之后他去任何饭馆都会点几根肋排。无论如何，他的名字最终落在了地图上。杜纳隘口是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南太平洋路）和第一条横贯大陆的公路（旧40号公路，也就是林肯公路，从纽约到旧金山绵延3000英里）的必经之地。和南边那条66号公路一样，40号线路后来也被冷漠地重新开掘成了单调乏味的州际高速。因此，发现这么一条开放着的偏僻的穿山公路使我非常愉快。

它的确让人愉快。我穿越了如画的松树林，偶尔长久地凝望空寂无人的山谷，然后向北爬上莫克鲁姆峰（9332英尺），沿着大致通往塔湖和卡森城的方向一直往前。道路陡峭险峻，车行缓慢，下午的大半时光都花费在了通往内华达边界的百英里上下的路途上。在伍德福特附近，我开进了托伊比国家公园——或至少曾经是托伊比国家公园。连续几英里几英里的地方，除了焦黑的土地、烧坏的山坡和烧死的树桩就没有别的了。偶尔会经过一所没有毁坏的房子，周围是一圈挖开的防火线。在一大片茫茫无边的焦黑的树桩之间，耸立着一座有秋千架和洗礼池的房子，这番景象相当奇特。大约一年之前，住在这样一个群山环绕、林木葱翠、阵阵松香沁人心脾的地方，主人肯定认为自己是这个行星上最幸运的人吧，而现在他们则好像住在了月球表面。森林很快就会再植，主人们在余生就能看着森林每年一英寸一英寸地重新长起来。

我没见过这样一英里接一英里向前蔓延的浩劫，也记不起来曾经在杂志、电视、收音机里什么地方听到或看到有关这场灾难的报道。这就是美国事件。美国太大了，以至于能够吸收所有的灾难，它的博大湮没了灾难、消解了灾难。旅途中我曾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些别的地方肯定视之为滔天大祸的新闻报道——南部地区有一打人被洪水淹死，得克萨斯有10个人被商店倒塌的屋顶砸死，东部地区有22人在暴雪中遇难——每一桩灾难都只是简略报道，而且还成了痔疮膏和乡村奶酪的广告之间的过渡，被毫不费力地平淡无奇化了，再恐怖的新闻也失去了震撼力。这部分是因为美国地方电视新闻主播常愚蠢地以轻松活泼应对一切，但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太大了。佛罗里达发生的灾难被认为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同样，意大利的灾难被认为是不列颠的——只是短暂而病态地转换一下注意，但已经远得引不起任何个人的悲哀了。

在塔湖南边大约10英里处，我进入了内华达。拉斯维加斯如此让我厌恶，以至于我不想再在任何堕落之处驻足。后来有人告诉我，塔湖其实是个很好的地方，跟拉斯维加斯没有任何类同之处。但这都是后话，现在我可没办法知道事实究竟如何。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卡森城克正是那种你希望绕过去的小城。它是州首府，但全城也就是些比萨屋、加油站和外表寒碜的赌场。

出城上了55号州际公路，越过弗吉尼亚市向银泉城行驶。这里大概就是《探矿冒险队》里地图燃起火苗的地方了，记得吗？我已经好多年没看过那个节目了，但是我还能想起来老爸、豪斯、小琼和一个看起来倔里倔气的什么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都住在西部一个灌木丛生的硕果累累的什么地方。但是现在，这儿却只有水泥色的平原和光秃秃的山峦，几乎杳无人迹。从天空到地面，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后两天的行程中所看到的情形几乎也是如此。

想要找到另一个比内华达更偏僻更无趣的州还挺难。内华达人口仅有80万，而面积却足抵不列颠和爱尔兰之和。而且一半的人口还是因为拉斯维加斯赌场和便于离婚的雷诺城[1]之故，因此该州其余部分大都空空如也。全境仅有70个城镇（做个比较吧，面积比它小的不列颠群岛有4万个城镇），有些镇子还偏远得无法形容，比如有1200个居民的约瑞克吧，这个镇子位于内华达州的中央，算是一个繁华之地，从约瑞克往任何方向走，距离最近的城镇都有100英里。整个约瑞克事实上只有三个部分，总人口也在2500人以下——这就是生活在好几千平方英里土地上的人数了。

上了一条在法隆和地图上名叫哈姆洼地的地方之间的一条偏僻公路，在可怕的空旷中行驶了一会儿之后，就在哈姆洼地，我轻快地开上了80号州际公路。这好像是懦弱的行为，但是我的车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发出一种奇怪的噪声了—— 一种微弱的类似“喀朗喀朗，哦，上帝帮我，喀朗，我要死了，哦，上帝，哦，上帝，喀朗”的声音——车主维修手册里的障碍处理中也没提到这种情况。一想到车要抛锚，然后我要在某个上帝才知道怎么回事的垃圾坑里困上好几天，眼巴巴地等待每周一班从雷诺城来的灰狗大巴运来某种消除喀朗的装置，如此前景真让我无法面对。可是，最近的替代公路是50号高速，却要绕道150英里到犹他州。我想走一条偏北的路线，越过蒙大拿和怀俄明——即“大天空”州。因此，上了州际公路之后我不由得松了口气，尽管空旷之感更加显著——通常前后方都是相隔很远处才会有其他车辆的踪迹——想想看，它可是横贯这片土地的主干道啊。真的，只要有足够大的燃料箱和足够大的膀胱，你可以从纽约一气呵成直达旧金山。

在温妮莫卡我停下车，想要加点儿汽油，喝杯咖啡，再打个电话给我妈，让她知道我还没被什么人给杀掉，衬衣穿得也顶呱呱的（这是我妈妈多年关心之要务）。在这点上我请她放心，她也让我放心，她还没有轻率地把她的钱遗赠给什么国际妇女救援组织或者其他类似的什么东西（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接下来我们都能轻松地继续各过各的了。

电话间里贴着一幅海报，大字标题《你见过她吗》的下面是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这是个很有魅力的女孩，看起来既年轻又快乐。海报上说她19岁，开车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回家过圣诞节，在路上失踪。她在温妮莫卡给父母打过电话，告诉他们她第二天下午就能到家，这是她的最后音讯。几乎可以肯定她现在已经死了，死在空旷的荒漠中的什么地方。在美国，杀个人轻而易举得令人胆寒。你可以杀掉一个陌生人，把她的尸体抛弃在永远不会被发现的远离受害人失踪地达2000英里的什么地方。在美国，估计随时都有12到15个连续杀人犯在四周游荡，随便抓个倒霉鬼下手，然后继续游荡，几乎没有任何线索和动机可供追查。几年前在得梅因，周日下午的时候，一些十几岁的男孩在市中心一间办公室里帮一个男孩的父亲打扫卫生，一个陌生人进来，把他们带到后面的房间，毫无理由地在他们的后脑上一人给了一枪。那家伙被逮住了，然而，他其实也可以轻易地溜到另一个州，然后再做出同样的事情。在美国，每年有5000桩凶杀案悬而未决，这数目令人难以置信。

我在内华达的威尔士（Wells）度过了一晚，我从没见过这么悲惨、肮脏、褴褛的小城。大部分街道都没有铺砌，街道两侧是一些看起来歪七扭八的活动房屋。城里每个人都好像在收集旧车，每个院子里都有锈迹斑斑、车窗不翼而飞的破车子。城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好像马上就要被废弃了似的。如威尔士这样的环境，其经济来源大概只能在80号公路这条交通线上打主意了。几个卡车停靠点和旅馆散落在周围，大多数都已关门停业，那些还在开门营业的显而易见也正处于垂死挣扎中。大部分旅馆牌子上的字都残缺不全，要么丢了，要么烧掉了，因此牌子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字眼“孤独之生（星）旋（旅）馆——有方（房）间”。晚饭前我在商业区四处转了转。该商业区包括大部分关门歇业的商店，还有少数看起来还有营业迹象的地方，如一家药房、一个加油站、一个公交车站、一家“大陆旅馆”——抱歉，是“大陆旋馆”，以及一家叫作内华达的电影屋，再走近一看，原来也已关门歇菜。狗到处乱窜，它们在门前路上嗅来嗅去，朝每样东西上撒尿。天气也很冷。太阳渐渐没入远方杰克逊山的群峰之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确凿的寒意。我竖起衣领，拉开沉重疲惫的脚步，向离闹市区半英里的州际公路与93号国道的交叉口走去，那里会集了生意最兴隆的卡车停靠处，在黄昏粉红色的薄暮中构成了一块光明的绿洲。

我走进一家看起来最好的歇脚处—— 一家大型餐馆，它包括一间礼品店、一间餐厅、一间赌场和一间酒吧。赌场很小，只是一间有几台赌博机的屋子，这些赌博机大部分也只是玩儿镍币，礼品店大概只有壁橱大小。餐厅里人头攒动，密密塞满了烟气与谈笑。钢吉他的音乐声从自动留声机中向四周飘浮。除了几个妇女，我是屋子里唯一没有戴牛仔帽的男人。

我在一个小摊位落座，然后要了份炸鸡。女服务员相当和蔼可亲，但是她整只手和胳膊上长了很多开裂的小脓包，嘴里只有三颗牙齿，围裙看起来好像她整个下午都在杀猪似的。跟你说实话，这让我对晚饭有点儿倒胃口，接着她带来了我要的食物，而那个让我彻底倒了胃口。

那绝对是我在美国任何时刻任何条件下都不曾领略的最糟糕的食物，哪怕是医院、加油站、机场咖啡间、灰狗巴士车站以及伍尔沃斯便餐柜台等处提供的食物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顿饭甚至比在注册处和得梅因的论坛报大楼处由机器派发的像是什么人在上面呕吐过的发面点心更糟糕！太可怕了，可这屋里的人却一个个都在狼吞虎咽，那模样就像活不到明天似的。我试着尝了尝——带着硬毛的炸鸡、叶脉发黑的莴苣、外表和吸引力都像白发病鼻涕虫的薯条——我立刻放弃了，只好沮丧地把盘子推到一边，真希望自己还没戒烟，这样还能抽烟缓缓。看见我剩下了那么多，女服务员问我是否想要把它打包带走喂狗。

“不，谢你了。”我勉强地笑着说，“我可不信还能找到什么狗肯把它吃下去。”

仔细想来，比起在这家餐厅，还有更丧气的进餐经历，那是在得梅因卡拉南初中的午餐室。卡兰南的午餐室情景就像出自监狱电影似的，你得在一队长长的静悄悄的队列里慢慢地往前移动，一团团不成形状的女人，把一团团不成形状的食物撂到你盘子里——那些女人就好像是刚从精神病院里出来放风似的，没准还是因为在公众场合下毒而被送进去的呢。那些食物不只是外表不吸引人，而是根本就无法辨别。更让人不快的是副校长斯诺伊德先生，他总是蹑手蹑脚地在你身后走动，只要你弄出点儿尖叫，或听到你对走过的人说：“喂，这是他妈的什么东西？”就立刻揪住你的脖子，把你拖到他的办公室去。在卡兰南吃饭，就像是把胃翻过来一样。

回到旅馆，我感到饥肠辘辘，毫无满足感。看了会儿电视，翻了几页书，然后就进入了半睡半醒状态。这种睡眠大多只在这种情形下发生——当你的全部身体几乎都安静下来休息，只有你的胃仍在叫唤：“我的他妈的晚饭在哪儿？嘿，比尔，你听没听见我说话？我——的——他——妈——的——夜间食料在哪儿？”

[1]有“世界离婚之都”之名。

第二十六章

这里，有一个与任何事情都不相干的真实的故事。1958年，我奶奶得了结肠癌，然后到我们家等死。这时我妈妈雇了一个清洁女工，名字叫古德曼太太，虽然脑筋先天不足，却天生一副天主教徒的好心肠。我奶奶来了之后，古德曼太太变得一反常态地闷闷不乐。之后的某一天下午下班时，古德曼太太就跟我妈妈说她得辞工了，因为她不想从我奶奶那里感染上癌症。我妈妈平心静气地向她保证说她不会“感染上癌症”，并且为了补偿她因为痴痴呆呆的奶奶而做的额外工作，给她涨了点儿工资。于是，古德曼太太满脸不情愿地留了下来。大约三个月之后，她“感染”上了癌症，并以惊人的速度很快死掉了。

是的，正如你设想的那样，由于是我们家害死了这可怜的女人，我总想小小地纪念她一番，我想这儿比其他地方也毫不逊色，尤其从内华达的威尔士到爱达荷的双瀑这段路上，我正没有什么趣闻讲述呢。

因此，永别了，古德曼太太，很高兴认识你，而且我们都非常非常遗憾。

双瀑够漂亮的了——我毫不怀疑古德曼太太会喜欢这里，然而，你想死人还会在意任何风景的变化吗？——爱达荷的南部景观可比内华达拿出手的都更嫩绿更肥沃。爱达荷以马铃薯驰名，尽管实际上面积只有它1/3的缅因州产量更高。它的真正财富是矿产和木材，特别是落基山脉海拔较高的地区，那些地方北临加拿大，也就是我现在所处位置往北500英里的地方。我开始朝太阳谷（锯齿山脉著名的旅游胜地）出发，相邻的城市是凯彻姆（Ketchum），欧内斯特·海明威在那里度过余生，最终又在那里打出了自己的脑浆。这总是让我（提醒你一下，这可不关我什么事）觉得是一种特别轻率而自私的自杀方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死时没有弄脏家具，弄得所有人都狂吐的话，家人对你的死可能会更伤心欲绝些。

不管怎么说吧，虽然太阳谷更让人心情愉快，凯彻姆的观光客却更多。19世纪30年代，太平洋铁路联合组织立意把它建造成一处滑雪胜地，以诱使人们在冬季来这里旅行。这里环境相当优美，周围锯齿状的山峦把这里环绕成一个盆地，这里还有一些该地区最好的滑雪运动场。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巴巴拉·史翠珊之类，他们在该地都有房子。我顺着不动产交易所的窗户往里看了一下，没看见任何售价低于25万美元的东西。

太阳谷的城区——只是个小小的购物中心——看起来像个巴伐利亚村庄。我发现那里有种奇特的魅力。和美国这类事物通常的情形一样，它比真正的巴伐利亚村庄更胜一筹。这有两个原因：一、这里建造得更好更风景如画；二、太阳谷居民从来没有接受过阿道夫·希特勒做自己的领袖，也没把自己的邻居送去毒杀。假如我是个爱滑雪的富翁，就光是因为上述理由就会毫不犹豫地来这里，而舍弃像加米施·帕滕基兴[1]之类的地方。可我既没钱又不会滑雪，所以除了在商店周围逛逛就没什么可做的了。这些商店大都出售时髦的滑雪装和昂贵的礼品——比如说售价为200美元的大型白镴麋，售价150美元的铅球镇纸——店主都是些势利眼，看着你的表情就好像一有机会你就会在角落里顺手牵羊似的。可以想见，这让我顿感酸楚，决定不买任何东西。“你的损失，不是我的。”我轻蔑地咕哝着离开了。

爱达荷也是个大州——从上到下长达550英里，底部宽300英里——光是去毗邻怀俄明边界的爱达荷瀑布（Idaho Falls），就花了这天剩下的全部时间。中途经过阿克小城（Arco），在1951年12月20日，该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核能发电照明的城市，电力来自世界上第一座和平时期的核反应堆，该反应堆位于该城西南部10英里外的爱达荷国家工程实验室。这名字通常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个所谓的实验室，竟包括方圆几百平方英里灌木丛生的地面，它实际上还是美国最大的核垃圾场。阿克和爱达荷瀑布之间的公路，有40英里就贴着它的边缘，只不过沿途都设有高高的防护栏，一些军用检查点散置其间。远处有几幢高大的建筑物，没准就有穿白色太空服的工人，在那些像出自詹姆斯·邦德电影里一样的房间里四处走动。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但是美国政府最近承认，已经发现有钚元素从那里的一个存储装置里外泄，并向下渗进了一座巨大的地下水库，而该水库为爱达荷南部几万居民提供生活用水。钚元素是已知的最高致命性物质—— 一勺就能消灭一个城市。一旦造出点儿钚，你必须妥善保存25万年，但是美国政府却只保存了不到36年。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条不能允许政府摆弄钚的令人信服的论据。

这还只是许多外泄事件中的一个。在华盛顿，一个类似的装置也外泄了，在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在容器里放一个量尺时就流掉了50万加仑的高反射性物质，想想这是什么事。任何东西你也不能一下子就失去50万加仑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肯定自己决不想在五年之后到帕卡特罗或者爱达荷瀑布城做房屋中介商，在地面开始发出白光、女人生下苍蝇人时还卖什么房子！

然而，爱达荷瀑布城至今还是个宜人的小城。闹市区很迷人，显然也很繁荣，林木茂盛，长凳摆放有序。一条大横幅悬挂在一街道上方，上写“爱达荷瀑布城对毒品说不”。我想，这确实会使年轻人远离毒品。美国小城总是被毒品占据，所以我怀疑如果对爱达荷瀑布城的年轻人进行一番深入调查，你不见得只能找到几本肮脏的杂志、一包避孕套和半瓶啤酒吧。

在“快乐的中国餐馆”，我用了一顿美味的晚餐。餐厅里除了我之外只有一桌客人，包括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十几岁的女儿和一位来自瑞典的交换学生，后者简直艳光四射——金色的头发、蔚蓝的眼睛、晒成棕褐色的皮肤、温柔的嗓音，美得夺人心魄。我不可救药地盯着她看。我以前从没在爱达荷的中国餐馆见过这样的美女。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毫无疑问是这家人的熟人，于是在他们桌前停下来聊天。男人被介绍给了瑞典女孩，问女孩在这里停留的情况，她是否游览过本地的旅游胜地——溶洞啊，温泉啊什么的。（她去过了。踏门（他们）都恨（很）好。）接着他就问到了那个大问题。他说：“那么，格瑞塔，你更喜欢哪里，是美国还是瑞典？”

女孩的脸“腾”地红了。很显然，她在这里住得还不够久，还没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她看起来更像个孩子而不是女人。她一面窘迫地摆了下手，一面说：“噢，我香（想）是瑞典。”一层阴云笼罩在桌子上空。每个人看起来都有点儿不自在。“噢。”男人干巴巴地说，声调里满是失望，接下来话题就转到马铃薯价格上了。

美国中部的人总爱问这个问题。如果你在美国长大，那么你从小就被灌输了这种信念——不，这种理解——美国是地球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因为上帝最喜欢我们。美国有最完美的政府组织形式、最有趣的运动项目、最美味和份额最足的食物、最大的车、最便宜的汽油、最丰富的自然资源、最多产的农业、破坏力最强的核武器，拥有地球上最友好、最高尚和最爱国的人民，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比得上。因此，无法理解竟会有人更想住在其他地方。异国人这样说让人困惑，本国人这样说简直就是妖言惑众了，我自己过去也这样认为。中学时，我跟一个荷兰男孩共用一个衣帽柜，我还记得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问我，为什么每个人，绝对是每个人，都希望他喜欢美国甚于荷兰。“荷兰是我的家乡。”他说，“为什么人们不能理解那里才是我更愿意住的地方？”

我考虑了一下。“是的。”我说，“但是往深里说，安坦，难道你不是真的更喜欢这里吗？”真够滑稽的，最后，他决定说是的。最近我听说他成了佛罗里达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开着跑车，戴着大太阳镜，张口就是：“嘿，发生什么事了？”比起穿木鞋、双肩担着牛奶桶、每两三代人就被德国人侵略的状况，这无疑是可观的进步。

第二天，我开始朝怀俄明挺进，沿途的景观就好像是对少儿图书上的西部神话的生动注解似的——白雪皑皑的山峰、茂密的松林、齐整的农田、弯弯曲曲的小河以及名字秀丽的山谷天鹅谷。这可得为那些开发西部边疆的男男女女说句公道话，他们确实很善于给一个地方命名。仅仅在地图一角，我就看到了苏打泉、屠杀石、蒸汽船山脉、风河、燃烧峡、灾难瀑布——这些特别的名字蕴含着冒险和兴奋，尽管那里事实上就只有一个远距离加油站和方便冷饮店。

美国早期拓荒者，大都不善于起地名，要么选择一些没有想象力的、资源再利用的名字——纽约、新汉普郡、新泽西、新英格兰；要么就是些谄媚的、拍马屁的名字——弗吉尼亚、佐治亚、马里兰和詹姆斯敦等，可怜兮兮地试图确保得到老家某些君主或者扑粉贵族们的欢心。要不然就索性接受印第安人告知的名字，也不知道“斯桂西阿因萨科特”究竟意为“有湖水闪烁的土地”还是“朱比特停下来撒尿的地方”。

西班牙人更差劲，因为他们把宗教性的名字授予一切地方，弄得西南部的每个地方不叫圣这个就叫圣塔那个。穿越西南部的旅程就颇像一次800英里的朝圣。整个大陆最糟糕的名字就是新墨西哥的圣格雷·德·克雷斯托山脉，意思是“基督之血山脉”。你听过这么愚蠢的名字吗？有这样的地理特征吗？只有在这里，在真实的西部，在这块住着海狸猎手和高山人的土地上，一大堆传奇和色彩才融进了取名事业里。我马上就要进入它们中一个最美的、传奇色彩被严重低估的地方：杰克逊洞。

杰克逊洞根本就不是洞，只是一道如画的山谷，从北到南贯穿了大特坦山，这可能是落基山脉最雄伟的一段了。顶部洁白、底部灰蓝，看起来很像一种外国风味的甜点，比如蓝莓刨冰什么的。杰克逊洞南端是杰克逊小城，就是我现在停下来吃午饭的地方。这是个奇怪的地方，是个诡异的混合体，既有粗鄙的优胜美地山姆商场，也有像班尼顿、拉尔夫·劳伦之类的高档商店。后者的存在，有赖于冬天来这里滑雪、夏天来观光牧场闲逛的许多细皮嫩肉的少爷小姐。小城每个角落都带着点儿野性西部的色彩——鹿角宾馆、银币沙龙、搭便车邮局。杰克逊银行（我在那里兑换了一张旅行支票）里，竟然有一个野牛头标本挂在墙上。然而，这一切却显得那么自然。在西部各州中，怀俄明州最粗野彪悍，那里仍然是一块充斥着牛仔、骏马和大片荒野的土地，在这里，男人必须要做身为男人该做的事，而就表面来看，这主要就是指开着小货车到处游荡，而且反应有点儿迟钝。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都穿着牛仔装，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枪。仅仅几周前，这个州在晒延的立法机关颁布一条法令，要求所有议员在进入州议会厅时必须先在前台寄存手枪。怀俄明就是这样的一个州。

我继续朝大特坦国家公园行驶。这又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名字——“特坦”在法语里意思是“奶头”。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可以说，是个地形上的珍品——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莫卡斯小姐，在八年级时不再教我们了，真可惜。他们干吗总是剥夺你在学校里最逗乐的趣事？假如初中时我就知道托马斯·杰斐逊还留了个黑奴以便解决自己的性紧张，或者知道尤利西斯·S.葛兰特是个不可救药的扣裤裆都会跌跤的酒鬼，我敢向你保证，我就会对功课兴趣大些。

不管怎么样吧，第一批穿越怀俄明西北部的法国拓荒者第一眼看到这些山就叫道：“天哪！嘿，杰克斯，好好看看这些山。它们看起来多像我老婆的奶头！”法国人倾向于把一切都降低到性粗话的层次，这不就是典型吗？谢天谢地，我得说，幸亏他们没发现大峡谷。值得一提的是，特坦山们看起来像奶头的程度，就如同像煎锅或者像一对远足靴的程度一样。简言之，它们根本就不像奶头，大概只有那些长久离家、极端孤独的男人才可能会那么想吧。在我看来，它们是有点儿像奶头。

大特坦国家公园和黄石国家公园连在一起，形成一大片从南到北长达100多英里的茫茫荒野，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是191号公路，今年才刚再度开放，特坦游人中心却仍然门窗紧闭。茫茫四周几乎再没有任何人或车，于是，在长达40英里的路上，我独自一人心旷神怡地驱车行进在蛇河河畔的草地上，背景则是高耸而错落有致的特坦群山，成群的麋鹿偶尔会一掠而过，为这片莽莽的静谧天地增添了一抹动感。随着汽车逐渐攀爬进入黄石公园，云团也逐渐变得厚重阴暗，一场大雪看起来已是越来越近。我正在走的这条路每年关闭六个月，你可以想见这里的冬天是什么样子。即使是现在，沿路两侧有的地方还有深达五六英尺的雪。

黄石公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建于1872年），而且面积巨大，大概相当于康涅狄格州。驱车走了一个多小时，除了木屋里一个向我收取10美元进门费的公园看守之外，我再没看到一个人影。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待在一个管他什么地方的木屋里每两三个小时就从游人手里接过10美元，肯定是一份很刺激的工作。最后，我拐上一条通往格兰特村庄的岔路，在白雪覆盖的丛林中走了1英里。村庄还挺大，有游人中心、宾馆、商店、邮局和野营地，但是都关着门，每个窗户都封着门板。雪堆高得几乎快到某些房子的屋顶了。现在我已经连着70英里没有见到一个营业的地方了，不由得暗自庆幸在杰克逊加满了油。

格兰特村和邻近的西拇指村都位于黄石湖湖畔，那里还紧贴着一条公路。蒸汽从湖中的气孔里冒出来，也从路旁的泥浆里汩汩地往上冒泡。我正站在公园里一处叫作火山口的地方，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座雄伟的高山，但是60万年前，这座高山在一次巨大的火山喷发中被夷为平地，有240立方英里的岩屑碎石被火山巨大的力量送进了大气层。间歇喷泉、气孔和泥浆坑之类黄石公园赖以声名远扬的东西，正是那次灾变四处飞溅的纪念物。

过了西拇指村，公路便一分为二。其中一条通往老忠实喷泉—— 一处最著名的间歇喷泉，路上方却横挂着一条锁链，上面悬挂着一个红色的标牌，上面写着“道路封闭”。老忠实在这条路的南边70英里处，走另一条道却得走80英里。于是，我改道前往海顿山谷，沿途有许多停车点，你可以随时俯瞰一番黄石河的大片沃野，这里就是北美灰熊咆哮和野牛出没的地方。

一进公园，你就会受到一番严厉的指示：千万不要靠近那些动物，他们轻而易举就能把你弄死或者弄残。但后来我看到一则报道说，公园里死在同类之手的人可比被动物弄死的多。即便如此，灰熊对野营人来说仍然是真正的威胁，每年都有一到两个人被扛走。假如你在公园里搭帐篷，就会得到如下指导：吃完东西或者做完饭后一定要换衣服，然后把衣服和所有食物放到袋子里，然后挂到离帐篷至少100码远的、离地10英尺的树枝上。如下故事举不胜举——野营人在睡觉时吃了块巧克力，五分钟之后，一头灰熊就把脑袋伸进帐篷问：“嘿，你们这些家伙这儿有巧克力吧？”公园文学说，甚至有证据表明性交和月经都能引来灰熊，这在我看来好像有点儿粗俗。

我用爸爸的双筒望远镜四下里瞭望，但是没看到灰熊，可能是因为它们都还在冬眠，也可能是因为公园里也没剩几只了。尽管黄石公园大路已谢绝游人以挽留灰熊，大部分灰熊还是被夏季的旅游狂潮给驱散了。然而，成群的野牛还随处可见。这是一种相当特别的动物，细小的腿上支撑着硕大的脑袋和肩膀。当成群的野牛曾经几百万只地出没在平原上时，那绝对值得一看。

我驱车驰往喷泉盆地，这是世界上最反复无常最不安定的地方。东面几英里处的一块土地，每年以几乎1英寸的速度往上攀升，暗示着另一次大爆发正在酝酿成形。喷泉盆地呈现出最奇特最让人不安的景象，月球形状的表面上布满气孔，有咝咝作响的喷泉，还有窄长的深不可测的海蓝色的深潭。地面上悬空搭建着木质的人行道，你只能沿着这条道四处参观。告示上说，如果你从人行道上掉下来，就会陷进只有一层硬壳的地面之下，然后被下面的沸水活活烫死。到处弥漫着浓烈的硫黄臭味。

我走向蒸汽船喷泉——世界上最大的喷泉。指示牌上说它能把水喷到400米的高空，只不过间隔很久才会喷发一次。最近的一次大喷发发生在三年半前，也就是1984年9月26日。正当我在那里看的时候，它喷发了——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作“魂飞天外”，眼前的蒸汽池就像是巨大的突突跳动的括约肌一样啪啪作响（我自己的括约肌，我可以告诉你，也开始应和着抽动），紧接着，就像一头鲸长啸一声浮出水面换气一样，巨大的白色水柱“突”的一下直射向空中。虽然高度只有二三十英尺，但第四次喷射持续了几十秒。水柱刚落下又开始酝酿、喷射，这样一直重复了四次，直到凉爽的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蒸汽，才最后沉寂下来。直到一切结束，我才得以用手把嘴巴合拢，返回汽车，明白自己看到了生平最难忘的景象之一。

没必要再走40英里去看老忠实了。于是我开上了咆哮山陡峭的公路，经过尼姆弗湖、灰熊湖和食羊崖（噢，我可真爱这些名字）去往猛犸热泉（Mammoth Hot Springs），那是公园指挥部所在。有一个游人中心正在开放，我就进去四处参观了一下，撒了泡尿，喝了杯水，然后继续前进。从公园最北端的小镇加蒂纳出来，就进入了另一个州——蒙大拿。从公园到利维斯通（Living ston）大致有60英里车程，沿途的景观没有黄石公园野性，但是却更为美丽。部分是因为太阳露出脸来，为下午时光蓦然注入一股温泉般的暖意。长长的影子遍及了整个山谷，没有积雪，公路沿线的枯黄的草地才刚刚冒出新绿。此时已快到5月1日了，而冬天才刚刚开始撤退。

我在利维斯通的德尔玛旅馆弄了个房间，吃过晚饭后，沿着小城边上的公路走了走。太阳渐渐在附近的山后沉落，夜晚迅即变得冷气逼人。从北边300英里之外的空旷的加拿大吹来了一阵阴冷的风，钻进你的后背，折磨你的头发。它把电话线刮得嗖嗖作响，颇像什么人从齿缝吹口哨，高大的野草也随之东倒西歪。什么地方的门在“嗞嗞嘎嘎嘭嘭、嗞嗞嘎嘎嘭嘭”响个没完。大路在我眼前一直照直平伸着、平伸着，直到在几公里的远处收缩成一个点消失。时不时有车发出像飞机起飞似的可怕轰鸣，从我身后沿路飞驰而来。它越来越近，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怀疑它会照直撞上我——那声音听起来如此之近——然后它就风驰电掣般从我身旁一闪而过，而我只能看着汽车尾灯逐渐隐没在渐渐聚拢的黑暗里。

一列火车在平行的一条铁路上奔驰而来，开始只是一簇遥远的灯光和短促的汽笛声，然后就看到它从我身边隆隆驶过，慢慢地、庄严地行进在夜晚穿过利维斯通的旅程中。火车很庞大——美国火车是欧洲火车的两倍——至少有1英里长。我数了数，一共有60节车厢，之后就看不见了。车厢上都是诸如柏灵顿北部、岩石岛、圣菲之类的名字。这倒让我很是好奇，不知道为什么铁路公司老是使用那些从来不曾繁荣兴旺过的地名。一个世纪之前不知有多少人孤注一掷要在诸如阿吉森和特帕克这样的地方买块地产，以为某一天这些地方也会成为像芝加哥和旧金山那样的大城市。火车尽头一个车厢门开着，可以看到里面有三个昏暗的人影——流浪汉。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存在着，这已经够让人惊奇的了，更何况他们还能搭上火车。在暮色中看起来，这样的生活可真够浪漫的了。我可真想一阵猛跑爬上火车跟他们一起消失在夜色中啊。再没有任何东西比夜晚从你身旁疾驰而过的火车更能让你失却理智的了。然而，我只是回转身来，艰难地沿来路又返回了小镇，心里有种诡异的满足感。

[1]德国疗养地和冬季运动中心。

第二十七章

第二天，我颇有些犹豫不定：是转回怀俄明州，顺着90号州际公路继续向东到科迪小镇好呢，还是就待在蒙大拿参观卡斯特国家古战场遗址更合适？科迪得名于“野牛”比尔·科迪，如果小镇人用了他的名字，他就同意该处作为他的埋骨之所。条约上可能还有两条规定：一、他们必须等到他死后才能把他埋掉；二、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让小镇到处挤满游人。看到有油水可捞，小镇人立刻高兴地答应了条件，从那时起他们果真借科迪之名发了财。如今，小镇可以为游人提供半打牛仔纪念馆和其他消闲解闷的玩意儿，当然，还有很多让你买一些无用的小玩意儿并带回家的机会。

科迪人乐于让你认为“野牛”比尔是本地人。事实上，我非常自豪地告诉你吧，他是艾奥瓦人，1846年出生于小镇勒克莱尔。科迪人干出了一件本世纪最孤注一掷的投机行为——他们买下了野牛比尔的出生地，并在他们的小镇上重建起来，但他们暗示比尔是当地人，那纯粹是红口白牙说假话。问题在于，他们自己就有一个天资很高才华横溢的本地人——杰克逊·波洛克，一个出生于科迪的艺术家。但小镇人对这个却没做任何文章，我想，这是因为一旦开始射杀野牛，波洛克就十足不合时宜了。

这是其中一个选择。另一个，正如我所说的，我可以驱车横穿蒙大拿去小比格霍恩，那里是卡斯特将军一败涂地的地方。坦白说，这两个地方都不那么让人兴奋——我更喜欢诸如坐在俯视大海的阳台上啜饮一大杯酒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怀俄明和蒙大拿你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机会。最后，我选择去卡斯特最后的据点。这让我也相当意外，因为原则上我并不喜欢战场。一旦尸体从战场上清除、战场被清扫干净之后，我就确实找不出其中的吸引力了。我爸爸过去是最爱战场的。他会拿着指南书和地图大步流星、满怀热忱地试图追溯两方的对阵态势，以及马屁精山战役的战况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我曾经有过一次两难抉择：要么跟着我妈妈去展览馆看各总统妻子的服装，要么跟我爸爸待在一起。我轻率地选择了后者。整个漫长的下午我都亦步亦趋地跟在他屁股后边，知道他已经失去了理智。“这儿肯定是古伯将军意外射中自己胳肢窝的地方，鲍林加利中校不得不因此解除了他的职务。”他说着，我们艰难地把自己拖到陡峭的山顶。“因此，也就是说皮洛克的军队肯定是在那儿——在那片树林子里重新集结起来的。”——他会冲着三个山头之外的一片树林大踏步而去，手中的文件在风中猎猎作响，而我只能听天由命：“他现在又要去哪儿？”过后，更让我痛悔的是，我发现观赏第一夫人服饰展览馆只花了二十分钟，而那个下午剩下的一大半时间，妈妈、哥哥和姐姐他们就待在霍华德·约翰逊饭店中吃热软糖圣代！

因此，卡斯特战场国家纪念馆反倒成了一个意外的愉快收获。其实这个纪念馆没什么好说的，那场战役本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游人中心包括一个小小的但很有吸引力的展览馆，展示印第安人和士兵们的遗物，还有一个那次战役的地形模型，一些小灯泡被用来展示战斗的过程。先是一串蓝灯向着山下大胆地移动，接着又迅即蹿回山上，一大堆数量多得多的红灯紧追而上。蓝灯在山顶上集结成一簇，在那里剧烈地闪烁了一会儿，随着红灯云集而来，蓝灯就一盏接一盏地全部熄灭了。在模拟演示中，整个事件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完全结束了；真实的情况也没有花费更长时间。卡斯特是个白痴，是个杀人狂，他是罪有应得。他本来是想把在小比格霍恩河边扎营的夏延族和苏族的男女老少一个不剩统统杀掉来着，只是，他的运气太差，他们的数量之多、武器之强远远超过了他的估计。卡斯特和他的队伍逃向高地——游人中心现在的所在地——但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地，于是迅速地就被追上了。我走出去爬上一个短短的斜坡，来到卡斯特的最后据点，四处观望了一下。

这是个光秃秃的没有树的山丘，劲风不知疲倦地一直猛刮着。从山顶上可以极目眺望五六十英里的远方，茫茫天地间看不到一棵树，只有一片黄色草地连绵不绝地一直向前延伸，一直延伸到白色的地平线。这地方如此偏僻，如此孤寂，以至于我还没感觉到风的触摸就看到了它的到来。远处山上的野草会先开始波浪起伏，顷刻，一阵狂风就向我席卷而来，又迅速离去。

现在，卡斯特据点四周都被黑色的铁栅栏包围了起来。里面，在大约50码的地面上，散放着一些白色的石块，用来标志每个士兵倒毙的所在。我身后，山丘另一侧的下方50码左右的地方，有两块白石头立在一起，看来是两个士兵想夺路而逃但却被砍倒在地。没人知道印第安人在哪里倒下或者有多少人倒下，因为他们把自己一方的尸体和受伤者都带走了。事实上，没人确切知道1876年6月的那一天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印第安人众说纷纭，而白人一方没有一个活口留下来讲述这个故事。可以确定的是，卡斯特犯了个天大的错误，把自己和260名士兵送上了死路。

那么多石头正像士兵们当初的情形一样，散落在一个孤立的多风的悬崖上，那景象令人惊讶地、几乎是让人心烦意乱地深深撼动着观者的心。看见它们，你不可能不联想到对于那些落在这里的士兵来说面临的死亡是多么奇特和恐怖，也让我在走下小山返回汽车的路上又一次陷入沉思。就这样，沉思的我又踏上了没有尽头的美国公路。

我打算穿过一片多苔的褐色山峦前往怀俄明的野牛城（Buffalo）。整个蒙大拿州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空旷浩瀚。它甚至比内华达更巨大更空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通常所说的人口中心。州首府海伦娜人口只有2400人。整个州的人口也不到80万人——土地面积却达1.45万平方英里。然而它那没有尽头的空旷平原和高耸的云天却带给人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美。蒙大拿号称“大天空”州，此言非虚。我以前总认为天空是静止的，岿然不动的，在这儿才知道这顶多道出其特质的1/10而已。在这么浩瀚的白色苍穹下，雪佛兰变得渺小不堪，一切都成了侏儒。

高速公路穿越了一个很大的“乌鸦印第安人保留地”，但无论在路上还是路旁都没有印第安人的踪迹。越过劳治格拉斯（Lodge Grass）和怀俄拉（Wyola），我又经过怀俄明。土地仍然是那个样子，只不过这里多了一些牧场的牌子，地图上又一次密布了有趣的名字：斑点马、隐士、疯女人峡、霹雳盆地。

我驶进野牛城。1892年，这里是著名的约翰逊郡战役的发生地，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电影《天堂之门》的拍摄，只不过，“战役”这个名词对于这个真实事件太夸大其词而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本地牧场主们在“怀俄明家畜饲养者联合会”的名义下，招募了一批暴徒到约翰郡殴打一些分得土地的移民，这些移民近来已经相当合法地陆续移民到这个地方。当暴徒们杀掉一人后，移民们揭竿而起，把暴徒们赶到镇外的一个农场，在那里开始发起围攻，直到骑兵队到来，那些灰头土脸的暴徒才得以安全出城。也就是说：整个战役中只有一个人被杀，几乎一枪未放。总的来说，这就是真实的西部。只不过就是些农夫，如此而已。

我到达野牛城的时间是下午四点钟多一点儿。小镇里有一个展览馆，用来纪念约翰逊郡战役。我本来想看看来着，谁知道它只在6月到9月之间开放。于是我只好在商业区四处逛逛，想着要不要在这里过夜，但这个小镇是这么破烂肮脏，使得我决定继续前往70英里之外的吉里特。可是，吉里特甚至更糟。开车在它四周转了转，我还是不能面对在这儿度过周六夜晚的前景，于是再次决定继续向前开。

就这样我停在了沿公路往南30英里远的日舞镇。日舞镇就是“日舞小子”[1]得名之处，看起来这也是它最值得一提的东西了。“日舞小子”的出生地并不是日舞镇，他只是在这儿的监狱里待了一阵子。镇子很小，毫无魅力，整个小镇只有两条公路—— 一条进，一条出。我在主街上的熊屋旅馆订了个房间，条件还算不错。床是软的，电视接的是HBO——电影网络电缆，马桶座上贴着“卫生防护”的标志。斜对面有一家看起来还能让人接受的饭店。显然我不可能在这里享受到人生最好的周六夜，但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果然，坏运气很快就降临了。

我冲完澡，在换衣服的当儿，随手打开了电视，看到了吉米·斯旺格特牧师—— 一个电视福音传教士，此人最近卷入了一桩调戏妓女的丑闻。这老流氓！这自然对他的声誉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于是他就对着电波——就我所知基本上是连续不停地——请求宽恕。他现在又在用那种方式祈求金钱和饶恕了。他的眼泪滔滔不绝地从眼睛里滚滚涌出，一串串在他的脸颊上闪闪发光。他说他是个可耻的罪人。“这倒是不需要争论，吉米。”我边说边关掉了电视。

我走出门来到主街上。照这个地区的人们通常所说，现在是17点10分。这是个温暖的夜晚，一股烤牛排的香味从街对面的饭馆里飘出来，在静谧的空气中飘浮着，停驻在我的鼻孔里。我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饭了，一阵轻微的牛腰肉的香味让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多么饥饿。抚平潮湿的头发，在走下人行道之前明知没什么希望还是往路两边四下看了看——路两头每个方向上都至少100英里不见一个移动的东西——还是走过去吧。推开门我就吃了一惊，里边挤了一堆神龛社社员。

可能你对这种人不太熟悉，神龛社社员，是一种中年男人的社会组织，他们有着特定的气质和思想——热衷于搞恶作剧，捏路过的女服务员的屁股。他们经常醉醺醺地把装了水的气球从旅馆窗户里扔出去。他们对于高智力的信念，就是把手捏成杯状放在胳肢窝下面弄出放屁一样的声音。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总是戴着红色的土耳其帽，袜子还不是成对的。表面上，神龛社社员聚集起来是要为慈善团体募捐——他们对自己的老婆就是这么说的。然而，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主张。据《哈珀杂志》[2]所载，1984年，神龛社社员募捐到的总额是1750万美元，而他们捐赠给慈善团体的只有18.2万美元。简言之，神龛社社员所做的一切就是聚集起来做蠢事。这样你大概就能想象到我心里的不安了。想想看，我得坐在50个秃头男人中间吃晚饭，这些人动不动就把成块的黄油满屋子掷来掷去，还会点燃彼此的菜单取乐。

女服务员走过来。她嘴里嚼着泡泡糖，神色看起来可绝不亲切可人。“要帮忙吗？”她说。

“我要张单人桌。”

她把口香糖在嘴里咔嗒翻了一下——可真够让人恶心的：“我们关门了。”

我又吃一惊：“我明明看见这里还开着门嘛。”

“是私人聚会。这里整个晚上都被他们包下了。”

我叹了口气：“我是个过路人。你能不能告诉我哪里还能弄到东西吃？”

她咧嘴笑了，看来非常高兴能向我提供些坏消息。“我们是日舞镇唯一的餐馆。”她说。邻桌几个微笑着的神龛社员，带着那种头脑简单的兴高采烈一直注视着我脸上袒露的沮丧。“你可以顺着这条街到加油站试试看。”这位女士补充说。

“加油站供应食物？”我有点儿惊奇。

“不，但是他们卖薯条和糖棒。”

“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嘟哝着。

“要不然你可以出城上24号高速走1英里，就能看到一家路边冷饮店。”

这真不错。好得没法儿说。这女人告诉我周六夜晚在怀俄明的日舞镇，我的晚饭只能是薯条和冰激凌。

“另一个镇子怎么样？”我问。

“你可以去梭镖鱼镇，沿14号公路走31英里，越过南达克科州就到了。但是在那里你也找不到更多吃饭的地方。”她又咧嘴而笑，又把泡泡糖咔嗒了一下，就好像住在这么个大粪一样的地方很自豪似的。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带着明显的虚伪道谢，接着就离开了。

先生们、女士们，这你就能看出中西部和西部的差别了。中西部人善良友好，如果在中西部，让我这样饿着肚子离开，女服务员会感觉不爽。她会给我在房间后面找一个位子，或者至少给我弄几块牛肉三明治和一大片苹果馅饼带回旅馆。神龛社社员呢，尽管他们可能是近于弱智，也会高兴地在他们的桌子边给我腾点儿地方，没准还会给我一些黄油块让我掷着玩儿呢。中西部人心地善良，对过路人亲切友好。但是，在日舞镇这里，人情味变得就像神龛社社员的脑子一样少得可怜。

沿着公路，我步履沉重地走向女服务员所说的那家快餐店。我走了好久，走过了最后的房子，走上一条空旷的高速公路，这条路看起来一直延伸向数英里外的远方，但是看不到任何关于冷饮店的招牌，于是我转回身蹒跚地返回小镇。我本来想开车，但是又不想费这番麻烦了。他们甚至连“冰”这个词都拼不对，这足以让我望而却步了。你还能对连一个单音节词都拼不好的公司付诸多少信任呢？因此，我选择了加油站，买了大约6美元的薯条和糖棒，一回到房间我就把它们都撂到了床上。躺在那儿，看着电视上HBO转播的好莱坞暴力电影的零碎片断，我把糖棒一个个塞进嘴里，就像把木头塞进锯床一样。然后又是一个迷迷糊糊难以酣睡的夜晚，一个人就那么躺在黑暗中，胃里饱胀却不满足，盯着天花板，听着对面神龛社社员的吵闹，以及胃里不停息的哀声哭诉。

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大清早我就醒了。惴惴地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看，这是个细雨蒙蒙的周日凌晨，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这可是个用燃烧弹炸掉那家饭馆的绝佳时刻。我在心里暗暗记着下次来怀俄明一定要带点儿炸药和三明治。打开电视，我又溜回床上，把被子一直拉到眼珠子以下。吉米·斯旺格特仍然在祈求宽恕。上帝啊，那家伙可真够能哭的，简直是个人体瀑布。我看了一会儿，之后还是起身换了频道。琦玉频道不过是更多的传教士，通常身边还坐着他们矮胖的老婆。看到她们，你就能理解他们干吗老要出去寻花问柳了。节目中通常也会播点儿福音传教士女婿们的特写，他们大都毕业于帕特布恩修士学校，会唱一些名字诸如《你能在耶稣那里找到一个朋友》和《请送给我们很多钱》的歌。没有任何经历比独自躺在怀俄明一个黑暗的旅馆房间里周日大清早看电视更让人泄气的了。

我能记得周日早上没电视节目的日子——看我多老了。你打开WOI，能得到的就是一个测试题，你就得坐在那儿一直看着它，因为没别的可干。过了一阵子他们会拿走测试题，然后表演天国国王，至少比起测试题来，这个节目还算又有趣又提劲。如今美国电视上根本就没有测试题，这真是个遗憾，因为如果能在测试题和电视福音传教士之间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测试题。他们具有一种诡异的镇静作用，而且当然了，他们不会向你要钱，也不会让你倾听他们的女婿唱歌。

我离开旅馆时才刚过8点。冒着蒙蒙细雨，我驱车25英里去魔鬼塔。魔鬼塔就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电影《第三类接触》中借用过的地方，就是影片中外星人的着陆地。这个地方是那么超群出众、独一无二，你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这个地方，斯皮尔伯格到哪里再去找个类似的替代品。你还没到那里，大老远就看到它了，但随着你跟它的距离越来越近，它的规模也越来越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一块高达850英尺的顶部平坦的锥形岩石，突兀地巍然耸立在一块毫不起眼的广阔平原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次火山爆发的意外收获——从地球深处喷射出了一大团热岩浆，这团岩浆迅速地冷却凝固下来，于是就成了魔鬼塔现在这副引人注目的形状。据说它在月光下还会闪闪发光，即使是在今天这么一个湿淋淋的、云雾萦绕山顶的周日早晨，它仍然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超自然之感，就好像千万年之前它被置于该地就是为了外星人最终的使用而存在的。外星人果真来到这里的话，但愿他们别想着出去吃饭。

在一个邻近的路边停车处停下车子，我跨出车门，透过蒙蒙细雨眯着眼睛看着路边。路边的一个木牌子上写着：魔鬼塔在印第安人心目中是圣迹，1906年成为美国第一个指定的国家纪念馆。我呆呆地凝视着它，很久很久才醒过神来，这种忘却一切的麻木状态半是因为受制于它的神奇壮丽，半是源于一种对咖啡的呆滞的渴望。然后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淋得湿透了，于是赶紧上车继续前行。因为昨天晚上没吃晚饭，所以我决定要用那种全体美国人最盛大的大快朵颐之举——出去吃周日早餐——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每个美国人都出去吃周日早餐。这种消遣方式如此受欢迎以至于你通常都得为得到一个位置而排队，但这种等待总是物有所值的。事实上，这种口腹之欲不能立刻得到满足的经历在美国还真是不太常见，以至于排队等候实际上倒强化了满足后的快感。你当然不会希望总是这样，但每一次等上个20分钟，就像他们所说的，还真是个乐儿。你必须等待的原因之一就是女服务员听取每一个菜单都需要花费大概30分钟。首先你得告诉她你是要单面煎蛋还是要双面煎蛋，是要炒蛋、水煮蛋、半熟蛋，还是要煎蛋饼，如果要煎蛋饼，是要素蛋饼，还是要包奶酪的、包蔬菜的、香辣夹心的、巧克力坚果软糖夹心的；接下来你得告诉她你要白面包，还是要黑面包，是要全麦的，还是要酸面团的，或者是要裸麦粗面包；然后你得决定是要黄油糊，还是要黄油块，或者是低胆固醇人工黄油；接下来就是一番复杂的谈判，你会询问能不能用玉米片替换肉桂面包卷、用小香肠替换小馅饼。于是女服务员，一个只有16岁且不太机灵的小女孩，不得不跑去找老板问这些是不是可以换，然后跑回来告诉你，不能用玉米片换肉桂面包卷，但可以用爱达荷煎饼换薄煎饼，或者用一份英式松饼加熏猪肉换小麦面包，但是你得再点一份碎布丁和一大杯橙汁。你不能接受这个，于是你决定干脆吃华夫饼干好了。于是，女服务员就得用一块疙里疙瘩的小橡皮擦去写下的一切，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房间里排在一块写着“请等候座位”的牌子前的队伍越来越长，但是人们毫不在意，因为食物的味道闻起来这么好，而且不管怎样，这种等待，正像我刚才说的，是个乐儿。

我继续沿24号高速向前，在急切的期待中穿越了一片低矮的山丘。接下来的20英里路上有三个小镇，我确信它们中任何一个都会有路边餐馆。现在快到南达科他州边界了，我正逐渐离开牧场区进入更传统的农业区。每几英里没有一个路边餐馆农夫们是活不下去的，因此，我毫不怀疑绕过下一个弯就能发现一家这样的饭馆。一个接一个地，我经过了这些小镇——哈里特、阿尔瓦、阿拉丁——但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沉睡的房子。没有一个人醒来。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啊？即便是星期天，农夫们也是黎明即起的啊。过了比尤拉（Beulah）后，我又穿过了面积较大的贝尔夫斯社区（Belle Fourche），然后是圣奥吉，然后是斯特吉斯，但是仍然什么都没有。我甚至连杯咖啡都没弄到。

最后我来到了死亡树林（Deadwood），这个镇子，如果没有其他意外事件发生的话，确实与它名字的前两个字名副其实。19世纪80年代有几年，就是在黑山发现黄金之后，死亡树林是西部最活跃最著名的城镇之一。它是“灾难珍妮”[3]的家乡，野小子比尔·希科克[4]在本地一家沙龙里玩儿牌时被枪杀。如今该镇靠从旅游者手里弄到大笔钱来谋生，作为回报，向旅游者提供一些没用的小玩意儿让他们带回家去摆放在壁炉架上。沿着主街的一溜店铺几乎都是纪念品商店，即便在这么一个周日早晨，有几家仍然在开门营业。这儿甚至还有几家咖啡店，只是都没开门。

我走进一个号称是“金块交易所”的商店，四处看了看。这是一间大屋子，除了纪念品，什么都不卖——有平底靴、带珠子的印第安包、箭头、愚人金金块、印第安布娃娃。我是唯一的主顾。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买，我就从这里出来走进隔了几个门的另一家——“世界勘探者礼品店”，一模一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同样我还是唯一的主顾。这两家商店没有一家有人上来跟我打声招呼，问问我需要什么。要是在中西部，人们就不会这样。我又出来走进了恼人的霏霏淫雨中，绕着小镇转了一圈，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吃饭，但是一无所得。无奈，我又钻回汽车，沿着公路继续往前，驶向40英里以外的拉什莫尔山。

拉什莫尔山就在吉斯通小镇之外，该镇的观光色彩比死亡树林还浓，但至少这里还有一些餐馆开着门。我走进其中一家，立刻被引领入座，简直就像是被一下子扔过去的。女服务员拿给我一张菜单就走了。菜单上大约有40种早餐。服务员带着铅笔返回来时我才只看到第17号（“裹毯子的猪”），但是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于是就决定——多少有点儿随机地，要第3号早餐。“但是，我能用小香肠替换碎布丁吗？”我加了一句。她用铅笔敲了敲菜单上的提示，上面写着“概不替换”。真讨厌，那可是最有趣的部分。怪不得这地方几乎半空。我试图提出抗议，但是我好像看到她正在口腔深处酝酿一大摊口水，于是作罢。我只是微笑着说：“好的，没关系，谢谢你！”声调很开朗。“请不要在我的食物里吐口水！”我很想在她离开时加上这么一句，但是我感觉那可能只会起反作用。

后来，我沿着镇外一条陡峭的山路驱车前往几英里外的拉什莫尔山。很久以来我就想看看拉什莫尔山，尤其是在电影《西北偏北》中看到卡里·格兰特爬到托马斯·杰斐逊鼻子上的场景之后就更想身临其境一番了（这部电影总让我萌生一种从一架低飞的飞机里扫射玉米地里的什么人的强烈冲动）。发现拉什莫尔山是免费的，我很高兴。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地，只不过里面几乎没什么车。我停下车，步入游人中心。它的一面墙都是玻璃，所以待在里面就能一览无余地眺望高踞在相邻山坡上的纪念馆。那里是一片云雾缭绕，我不信自己的运气这么背，就好像透过蒸汽浴看东西似的，我好像看见了华盛顿，但不敢肯定。等了很久，却没什么动静。之后，正当我要放弃、要离开的时候，浓雾仁慈地散开了，他们赫然出现在眼前——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特迪·罗斯福，他们呆滞的目光停驻在黑山上。

纪念馆看起来比我想象中要小一些。每个人都这么说。这只是因为，站在很低的地方且隔了大约1/4英里的距离看它，它确实显得比实际小。事实上，拉什莫尔山很巨大。华盛顿的脸就有60英尺长，眼睛有11英尺宽。根据墙上的指示，要是他们有身体的话，罗斯福将会高达465英尺。

隔壁房间在不间断地放映着一段纪录片，介绍拉什莫尔山的历史，提供了一大堆让人印象深刻的内容，包括搬运的岩石总数，还有一段展示工程进行情况的无声影片。里边有工人微笑着把甘油炸药放到岩石上，随之就是一次大爆炸，然后灰尘散去，曾经的岩石变成了亚伯拉罕·林肯。非常了不起。整个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创举，美国的光荣，当然也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纪念物之一。

这项工程肇始于1927年，1941年竣工。就在竣工前夕，该工程的幕后策划者格桑·伯格勒姆去世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倒霉的吗？他为这整个工程呕心沥血了那么多年，正当要开启香槟、端出带牙签的小香肠时，他却倒下来与世长辞。在0~10的倒霉表上，要我说这得列为第11位。

穿过拉皮德市，我继续驱车向东，经过南达科他。我本来想停下来参观一下巴德兰兹国家公园（Badlands National Park），但浓雾和细雨弄得眼前一片模糊，再去那里也没什么意义了。而且，根据收音机里发布的天气预报，我前脚走，可怕的风暴后脚就跟了来。黑山高处仍会降雪。科罗拉多、怀俄明和蒙大拿的很多公路都已经因为降雪而封闭，包括杰克逊和黄石公园之间的高速。假如我晚一天到黄石，我现在就困在了那里；要是我不再走呢，我又得好几天动弹不得地被困在南达科他。那在倒霉表上可排得上第12位了。

离拉皮德市50英里的华尔小城，是西部最著名的药房——华尔药房的老家。你之所以知道它离你越来越近，是因为在全长50英里的路上，每100码左右就会竖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牛排和蛋糕——华尔药房，47英里；热牛肉三明治——华尔药房，36英里；55美分的咖啡——华尔药房，25英里；等等。这种广告简直等同于中国古代的水刑，滴滴答答没完没了。这些广告不停地扰乱你的判断力，以致你只能别无选择地驶离州际公路来该药房亲身观摩一番。

这可真是个可怕的地方，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陷阱之一，但是我可真是爱死它了，以至于对它连一个反对的字眼也难以出口。1931年，一个叫作特德·休斯泰德的家伙买下了华尔药房。在大萧条的谷底时期，在南达科他这么一个人口仅有300人的小镇上买下一个药房，这肯定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愚蠢的商业决定。但是，休斯泰德懂得，在诸如南达科他这样的地方开车，人们一定无聊得发疯，这时候什么样的东西不能让他们驻足看一看呢？于是他弄了很多别致的玩意儿，如一个实物大小的恐龙、一辆1908年的哈浦汽车、一个野牛标本，还立起一个巨大的柱子，柱子上有很多箭头，指明从华尔药房到世界各地的距离和方向，如巴黎、香港和廷巴克图之类。更重要的是，他在苏族瀑布和黑山之间的高速公路沿线竖起了成百上千个广告牌，所有的店铺里都挤满了最具异国情调的、形形色色的、花色品种俱全的旅游纪念品，其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前所未见。如今华尔药房占据了城镇的大部分地面，周围都是巨大的停车场，那停车场简直大得可以停泊巨无霸喷气机。夏天时这里每天的游客可以达到两万人，尽管如此，我来时这里还比较平静，我得以把车停在主街正前方。

发现华尔药房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个巨大的药房，这让我太失望了。它实在更像是一个微型购物中心，里面有大约40家出售各种商品的小店铺——明信片、胶卷、西部服装、珠宝、牛仔靴、食物、绘画和没完没了的纪念品。我买了一个非常好的拉什莫尔形状的煤油灯。灯芯和围绕着它的玻璃坛子就直接从华盛顿的脑袋上探出来，是日本货，因此四位总统的眼睛都明显成了东方式的眼梢上斜的丹凤眼。类似的礼品和纪念品还有很多，只不过都不那么漂亮或勾人。可惜呀，这里没有那种帽檐上沾着一坨塑料大便的棒球帽。华尔药房是家族企业，因此这样的东西就被清除了。这很遗憾，因为这可能是我旅行中碰到的最后一家纪念品商店了。这将是另一个不能实现的梦。

[1]美国不法分子，被认为是“野帮”中最准和最快的枪手。

[2]Harper’s Magazine，美国老牌杂志，涵盖文学、政治、文化、艺术诸多方面。

[3]美国边境拓荒的传奇女性。

[4]美国西部拓荒者、侦察兵、神枪手、赌徒，已成为传奇人物。

第二十八章

在整个南达科他，我一直往前开呀开。上帝，多么扁平空旷的州啊。你简直无法相信这片无边无际的枯草满地的土地让人感觉多么辽阔和孤寂，就好像跨进了世界上第一间“驾驶知觉麻痹室”似的。汽车仍在发出不祥的克啷克啷的嘈杂声，有可能在这里抛锚的想法一瞬间让我心烦意乱。我正置身于世界上这样的一块地方，在这里，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要走上几百英里之远才能找到文明的足迹，或碰上另一个也不喜欢手风琴音乐的人。出于打发时间的可怜尝试，我把行车指南放在驾驶盘上仔细翻阅，任由汽车在车道上有点儿狂暴地出出进进，然后计算出北部平原上的四州——北达科他、南达科他、蒙大拿和怀俄明的总人口和面积。他们总共占据了38.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差不多是法国、德国、瑞士和全部低地国之和——但是人口只有260万。巴黎一个城市的人口都比这个数目多了大约4倍，很有意思吧？这儿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呢：怀俄明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有1.9人，南达科他是每平方公里2个人多一点儿；在英国，每平方公里就有236.2人；在美国，任何时刻飞在空中的人（13.6万人）都比这四个州最大的城市人口之和多。最后，这儿有一个真正有趣的事实，据《今日健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有60%的沙拉酒吧客人被人看到“有接触、溅落食物或者其他不卫生行为”。我当然清楚这跟北部平原州的人口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认为小小的离题、打岔只是一点儿小小的代价，用来支付你得到的改变一生的信息的代价。它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

晚上我在一个名叫默多的小镇落脚，在俯视着90号州际公路的6号旅馆找了个房间，然后到公路对面的一个大型卡车停车点吃晚饭。饭馆门口总是有高速公路巡逻车停放着。你从它身边经过时能听到无线电里传来的沉闷的粗声大叫：“注意，注意！ZTC！一架波音747在高速公路上的核能发电厂坠毁。有人正头发上冒着火苗四处乱跑。听到了吗？”饭馆里，两个高速公路巡逻员对这一切毫不在意，边坐在柜台旁就着冰激凌吃苹果馅饼，边跟女服务员打情骂俏。隔上很久——可能一天中有两次——两个巡逻员从柜台前起身出去，开车去高速公路上遛上一会儿，随机地抓住两个试图超过限速以每小时7英里的速度穿州过县的司机，给他们发发罚单之类。然后他们就光荣凯旋，再回来吃点儿馅饼。高速公路巡逻员就是这么回事。

早上我继续在南达科他州一往直前，就好像在一张无始无终的砂纸上开车似的。云层低而阴暗。收音机里播报说一场龙卷风即将在该地区登陆。这种消息总能把外国游客们吓得惊慌失措——中西部的旅馆女服务员走进房间老会发现日本贸易代表团的某些成员在床下簌簌直抖，因为他们听到了龙卷风警报声——但是当地人对这样的警报丝毫不以为意，因为在龙卷风地带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它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被龙卷风撞上的概率大概是百万分之一。

我知道的唯一与龙卷风近距离相会的人是我爷爷。他和我奶奶（顺便提一下，这可是个百分之百真实的故事）一天晚上正在熟睡时，忽然被一阵像是一千架链锯发出的嘶叫惊醒了。整个房子都在颤抖，墙上的画掉了下来，起居室里壁炉架上的一个闹钟也一头栽下来。爷爷慢吞吞地走到窗户旁往外看，但什么都看不见，只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于是他就爬回床上，跟我奶奶说可能要下场暴风雨，然后就又睡着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然界中最狂暴的力量——龙卷风，就从他鼻子前边过去了。毫不夸张地说，他甚至能伸出手来摸到它——尽管如果他那么做的话，很可能会被吸走然后抛到另一个县。

早上，他和奶奶起床了，迎来了一个澄静晴朗的好日子。先是看到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的树，他们着实吃了一惊。走出门又发现——这下子把他们惊得只剩下小声咕哝了，一条宽宽的毁灭性的沟壑横贯了眼前的一片大地，正好从他们的房子边缘绕过去。他们的车库已经不翼而飞，但是那辆老雪佛兰却仍伫立在水泥地上，且连一丝刮痕都没有。他们再没有见到过车库的一鳞半爪。只是后来的某一天，一个农夫送还了他们的信箱，他在2英里以外的一块地里发现了它。信箱上只有一个微小的凹痕。这就是龙卷风干的事。你听到的所有的那些关于龙卷风怎么让几根稻草穿过电话杆，怎么把牛裹挟而去又毫发未伤地寄存在4英里外的一块田地里的故事，都百分之百真实。在艾奥瓦西南部，有一头牛经历了两次这样的事情。周围几英里外的人都跑去观摩。这就足以告诉你很多龙卷风所行的奇迹了。这个故事也让你稍许了解艾奥瓦西南部的人是怎样找乐子的。

下午两三点钟，就在刚过苏族瀑布的地方，我终于离开了南达科他，进入了明尼苏达州。这是我旅程中的第38个州，也是我要游览的最后一个州，尽管实际上根本就不算，因为我只是顺着它的南部边缘一掠而过而已。右边，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就是艾奥瓦。返回中西部，看到它那起伏的田野，肥沃的黑色泥土，这感觉真是太棒了。几星期都行进在空旷的西部，突然映入眼帘的树木葱茏的景象几乎让人头晕目眩。就在刚过明尼苏达州的沃辛顿的地方，我回到了艾奥瓦。就像心领神会似的，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金色的阳光洒满了田野，一切立刻变得温暖如春。每个农场看起来都既整齐又硕果累累。每个小镇都显得又干净又亲切。我着了魔一样痴痴地往前开着，难以摆脱这片土地造成的冲击。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就是些起伏的田野罢了，但是每一种颜色都变得又鲜亮又栩栩如生：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鲜红的谷仓，巧克力色的泥土。我感觉以前好像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色。我从来没想过艾奥瓦会这么美丽动人。

我准备去风暴湖。有人曾经告诉过我风暴湖是个不错的小镇，因此我决定开车去看看。天哪，它可真是妙不可言。小镇绕蓝色的湖水而建，这正是它得名的原因，它还是一个容纳8000人的大学城。也可能一年中这个时候，正弥漫着温柔的春天的气息，萦绕着清新的和风，我不知道，但是看起来真是十全十美。小小的市中心坚实可靠，四面都是老式的砖瓦建筑和家族式商店。市中心之外是一系列宽广的阴凉的街道，两边林立着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一座公园绕湖而建。镇上有很多教堂。整个小镇都完美无瑕。街道对面，一个男孩骑着脚踏车正把报纸投到各个前院走廊上，我几乎可以发誓我看到远处有两个人穿着1940年的西装大步流星地走过了街道。就在某一扇开着的窗户前，迪娜·德宾在放声歌唱。

突然，我不想就此结束旅程。我不能忍受现在就回到车里，一两个小时之后就攀过了最后的山头，拐过了最后的一道弯，完成了我的“看美国”之行，也许是永远的。我把钱包拿出来察看，我还有将近75美元。我忽然灵机一动，想要开车去明尼阿波利斯看一场明尼苏达双子城队棒球赛。这似乎是个绝妙的好主意。如果我开得稍微快点儿，三个小时后我就能到那儿——完全赶得上看一场夜间比赛。我赶紧从街角自动售货机那里买了份《今日美国》，拿着它进了一家咖啡店。屁股一落座就急切地打开看体育版，看看双子城队是否在明尼苏达。他们不在。他们在1000英里之外的巴尔的摩。我绝望了。我不能相信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居然直到现在，这旅行的最后一天，我才想起来要去看球赛。多么难以置信的愚蠢的疏漏啊！

我爸爸总带我们看球赛。每年夏天，我和爸爸、哥哥就会坐进车子前往芝加哥或者密尔沃基或者圣路易待上三四天，下午看电影，晚上看球赛。那简直是天堂。我们总是在开赛前几个小时就进入球场。因为爸爸是一位有点儿地位的体育评论员——不，去他妈的谦虚，我爸爸是这个国家最优秀也最为人公认的体育评论员之一——他总是能在比赛之前走进记者室，走上场地，而且，凭着他的不朽的声望，他总是能带上我们。当他在打击练习区里采访诸如威利·梅兹和斯坦·穆金尔这样的人时，我们可以站在他旁边。我知道，如果你是个英国人，这对你来说就不算什么，但是相信我，这确确实实是特权。我们得坐在球员休息区里（那里总是弥漫着烟味和尿骚味，不知道那些家伙在那里搞什么），我们得走进衣帽间看那些球员们换比赛服。我看到过厄尼·班克斯一丝不挂的样子。没有多少人能看到那个，甚至是在芝加哥。

感觉最好的时候就是绕场地走时，知道那些看台上的小子都在嫉妒地盯着我们。我戴着小联盟棒球帽，帽檐上打着细致的褶皱，眼睛上还挂着一副时髦的塑料太阳镜，我想自己可真是酷啊。确实如此。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芝加哥的科米斯基公园，一群小子从球员休息室后边隔着几码叫我。他们都是大城市里的小子，看起来都像来自死巷帮。我不知道那次旅行中我哥哥在哪儿，但他没在那儿。那些小子紧着跟我套磁：“嘿，朋友，你怎么能坐在那儿？”或者：“嘿，朋友，帮我个忙吧，帮我要个内里尔·福克斯的签名，好不好？”但是我对他们这一套可是全然不为所动，因为，我——太酷了。

这样，正像我说的，发现双子城队待在1000英里以外的东海岸着实让我很绝望，反正是看不成球赛了。我的目光懒散地停留在前一天比赛的花边文字得分上，猛然意识到我连一个名字都不认识。这让我突然恍然大悟：我离开美国时，这些队员还都是些初中生呢。一个球员都不认识，我怎么能跑去看球赛？球赛的精华就在于知道正在进行什么，知道在任何时刻谁最可能做什么。我以为自己能糊弄住谁呢？如今我可是个外国人啊。

女服务员走过来，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纸垫和一套餐具。“嘿！”她说，那声音与其说是招呼不如说是叫喊，“今天怎么样啊？”听起来好像她真关心似的。我希望她是的。好家伙，中西部人好极了。她戴蝴蝶眼镜，留着蜂窝头。

“我很好，谢谢。”我说，“你怎么样啊？”

该女士瞟了我一眼，有点儿怀疑还有点儿亲切。“我说，你不是这附近的人吧，啊？”她说。

我不知道如何答对。“不是，恐怕我不是。”我回答，有点儿愁闷，“但是你知道，有时我还真想是。”

好吧。这大致就是我的旅行了。48个州中，除了10个南边的州，我游览了其余的38个州，驱车13978英里。我看到了许多想看的，也看到了许多不想看的。我对很多事感到庆幸。我没有遭枪击或者打劫，汽车也没有抛锚，我也没被耶和华见证人派的教徒拉去入伙，我还剩下68美元和一条干净的内裤，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好的旅行了。

我开进了得梅因，在午后的阳光下，它看起来又宽广又漂亮。州议会大厦的金色屋顶闪闪发光。每一码土地都被树遮蔽得阴暗凉爽。人们在户外或是剪草或是骑车。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那些从州际公路下来找汉堡包和汽油的人会永远留下来。正是这儿的某些东西让它看起来又友好，又高尚，又美妙。我想我能在这儿住下来，于是拨转车头往家驶去。这很奇怪，但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油然而生安详之感。

目录

楔子

重返故里

邮件来了

药品文化

就餐之惑

唉，医生，我只不过是想躺下睡觉……

规则第一条：遵守所有规则

带我去看棒球吧！

十万火急

理发心慌慌

热线电话

设计缺陷

客房服务

消费乐融融

数字游戏

垃圾食品之天堂

家居之乐

北方森林传说

杯托革命

公事公办

邻人友善

人人心忧

危险因素

反毒品战

消亡的口音

低效报告

懒得走路

大地广阔

偷窥肆虐

烂片当道

妇唱夫随忙园艺

炎炎夏日

海边一日

长子离家求学

公路娱乐

新英格兰之秋

感恩佳节

圣诞装饰

雪中寻趣

圣诞之谜

寒带生活

总统逸闻

愚笨电脑

纳税登记表格填写须知

巡回售书

浪费的一代

聪明反被聪明误

汽车电影院

官样文章

人生之惑

诉讼大国

作茧自缚

航班惊魂

餐车[1]颂歌

疯狂购物

肥胖之国

电脑说明书

如何租车

电视荒原

飞行噩梦

商品泛滥

四十仍惑

陈年旧事

生活法则

小镇点滴

文字游戏

泰坦尼克号上的最后一夜

房产新闻

技术问题

演讲稿

重返故里：后续

楔子

1996年夏末，记者老友西蒙·克尔纳从伦敦打电话给远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我，在英国居住了二十多年后，我刚刚举家搬到这里。西蒙最近升任《星期日邮报》副刊《夜与昼》杂志编辑。他出了个主意给我，让我开辟专栏，每周写写关于美国的文章。

这么多年来，西蒙总是能成功地说服我去接下各种各样我没时间完成的工作，不过这次我绝对要婉言谢绝。

“不，”我拒绝他，“我写不出，真抱歉。肯定是不行的，我手头的事情太多了。”

“那你下星期开始可以吗？”

“西蒙，你好像没听懂，我真的做不了。”

“我们想过了，这专栏名称就叫‘大国生活手记’。”

“西蒙，你得给它改名叫‘杂志页面开天窗’，因为我真的做不了。”

“太棒了，太棒了。”他有点心不在焉地说。我觉得他同时在处理别的事情——我猜是审阅泳装版样稿。然后他一直盖住话筒，对身边其他人做出重要的编辑指示。

“那么我们把合约给你寄来。”他回过来跟我说。

“不，西蒙，别这么做。我不可能每周给你写专栏。就这么简单，你听明白了吗？告诉我你听明白了。”

“太好了，我绝对开心。我们都很开心。好吧，这就开始。”

“西蒙，求你听我说。我不可能每周写专栏。真的不可能。西蒙，你在听吗？西蒙？喂？西蒙，你还在吗？喂？浑蛋。”

就这样，我成了报纸专栏作家，从1996年到1998年9月写了两年。我发现周刊专栏的问题在于每周都要更新。现在看起来这当然是废话，不过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事实每个星期都毫无例外地让我深深震撼——还要一篇文章？又要写了？我不是刚刚写过一篇吗？

提到这个，我其实是想说书中的文章完全不是——也不可能是——体系完整的美利坚画卷。我所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充斥我生活的鸡毛蒜皮，比如邮局寄信、第一次拥有厨房垃圾处理器的兴奋异常、美国汽车旅馆的兴盛……即便是些小事，我仍然认为它们代表了我的进步：从刚搬好家对于周遭事物的困惑，以及不时遭受惊吓，到现在虽仍然困惑但开始着迷、欣赏和心满意足（你会发现不论我住在哪里，困惑都是我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总的来说，在美国我很开心，我希望后面的文章能让大家完全明了这一点。

这些文章最开始是写给英国读者看的，当然有很多说明阐释对于美国人来说冗长多余——什么叫作汽车外卖窗口，棒球赛中的季后赛是怎么回事，赫伯特·胡佛是谁等。我已经尽量将全书中的这些解释部分去掉，不过因为文字很多，偶尔还是会有遗漏。对此我深感抱歉，疏漏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西蒙·克尔纳请注意，我想对比尔·申克尔、帕特里克·詹森—史密斯、约翰·斯特林、卢克·登普西和杰德·马特斯，以及每一位在各方面给予我极大帮助的人，表达我最诚挚和最持久的感谢。最重要的是——其重要性无可比拟——感谢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被我的写作拖累却毫无怨言。

特别感谢小吉米，不论他今后从事哪份职业。

重返故里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调侃道：人生中有三件事是做不成的。其一，打官司赢了电信公司；其二，侍者还没准备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引起他的注意；其三，重返故里。可是，自从1995年的春季以来，我就在静静地，甚至是带着点去冒险的勇气，重新审视上述第三点了。

那年五月，我在客居英格兰近二十年后，带着英国太太和四个孩子搬回了美国。我们把家安顿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镇，原因只有一个：这地方看上去漂亮得不得了。小镇建于1761年，邻人和善，整洁有序，漂亮的尖塔点缀其间。市中心有一大片绿地，还有一条充满怀旧风情的主街。财力雄厚的著名学府达特茅斯学院也坐落于此，虽面积庞大却毫不盛气凌人。整个小镇被那优雅的建筑物环绕，沉浸在象牙塔的高雅氛围之中。大学里共有五千名学生，个个过起马路来都是横冲直撞，把安全抛诸脑后。有了大学，其他一些好去处也随之而来——好学校、好书店、图书馆、一家历史悠久的电影院（名叫“金矿石”，建于1916年），还有上好的餐馆，以及一家名叫“墨菲”的酒吧，可纵情饮乐。我们完全为这一切所倾倒，便在小镇中心购置了房产，搬了进去。

去国离乡多年以后再返回，让人感觉又奇怪又不安，有点像是从长长的昏睡中突然醒来。你会发现世易时移，只剩下自己有点傻乎乎地无法融入其中：买点小东西却乱给小费，呆立在自动取款机、自助加油泵和付费电话前不知所措，而且当你的手臂被人猛然抓住时，才惊讶地发现加油站的地图再也不是免费的了。

就我而言，少年离家中年返乡，问题就更严重了。所有那些成年人做的事情，比如：还房贷、养孩子、攒钱养老、关注家里屋檐上排水沟的状况，我都只在英国做过。在美国，生活中诸如暖气炉和防风窗之类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父亲的事。所以当我发现自己居然拥有一座新英格兰风格的老房子，以及那些谜一般的管道和自动调温器、变化无常的垃圾处理器和极其危险的自动车库门时，我感觉既紧张又兴奋。

当你置身于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中时，难免感觉惊惶不已。我能历数出那些能证明我是美国人的种种细节，如：五十个州里有哪一个州实行一院制议会；棒球赛里的“抢分战术”是什么；电视上扮演“袋鼠上校”的是谁；我甚至还记得《星条旗永不落》[1]三分之二的歌词，比在公共场合唱过的某些人记得的还要多。

可是让我去五金店的话，就算是现在，我还是摸不着头脑。几个月以来我和镇上“真正好”五金行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对话的：

“嗨！我需要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填充墙上的钉眼，我太太那边的人把那东西叫作‘保力胶’。”

“哦！你说的是填泥料。”

“可能是吧。我还要一些塑料的小东西，安装架子的时候套住螺丝拧进墙里。我知道那东西叫‘螺丝栓’。”

“我们叫‘塑料壁虎’。”

“我应该记住才是。”

真的，就算我当时穿着德国巴伐利亚式的吊带花皮裤站在那里，都没有这对话让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个外国人。这让我十分震惊。尽管我在英国过得非常愉快，可我从来没有忘记美国是我的故乡，最朴实意义上的家。我在这里生长，这里是我真正了解的地方，也是我衡量其他事物的出发点。

有趣的是，没有什么比居住在异国他乡更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国别身份了。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人”就是我的性格身份标签，人们就这样认识我，把我和他们区分开来。有一次，就因为“美国人”这一身份，我甚至还捡了份工作。那时我年少气盛，曾经给《泰晤士报》的执行编辑写信，说我大概是他手下唯一能够准确无误地拼写出“辛辛那提”这个词的人了（事实也的确如此）。

让我开心的是，这种客居故土的状况也有好处，让许多美国的优点都带上了点新奇而令人着迷的味道。这里的日常生活简洁便利，举世闻名，我就像外国人一样对此惊讶不已：商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陌生人永远那么热情；美国式的地下室庞大无比，怎么放东西都放不满；还能碰上那些似乎真正乐于自己工作的侍者和服务生，以及让人好奇得要晕过去的种种事情——比如冰块不是什么奢侈品，还有房间里的插座绝对不止一个。

当然，还有一种快乐常常在不经意中出现，那就是再度碰上那些伴随我成长却已大部分被我遗忘的事物：收音机里的棒球赛、夏天开关纱门发出极其令人满意的“呜——砰”声、闪闪发光的昆虫、突袭而来让人仓皇逃命的雷雨、漫天鹅毛大雪、感恩节和国庆节，还有臭鼬的味道从某处传来（若是你刚好能嗅得到，你就会疑惑地问“是臭鼬吗？”），以及里面有馅的果冻、自己穿着短裤的那副滑稽可爱模样。所有这些都珍贵无比，让人说不清道不明。

因此，正负抵消，我确实错了。返乡当然是可以的，只不过记得多带点钱买地图，然后要说买“填泥料”哦！

[1]　美国国歌。

邮件来了

居住在小巧而又老派的新英格兰[1]小镇乐趣颇多，其中之一就是这种地方通常都有一家小巧而又老派的邮局。我们镇上的邮局就特别漂亮。那是座联邦式砖结构的房子，满怀自信却毫不炫耀，我理想中的邮局就应该是这副模样。此外，它的气味也美妙极了——温度调得略高的老式中央空调混着胶水散发出的气息。

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总是笑脸相迎，热情而高效。如果你的信封口看上去粘得不牢，他们总是很乐意多给你一张胶纸。美国的邮局基本上只处理邮递事务，不管养老金发放、汽车税、电视执照、彩票、储蓄以及名目繁多的其他杂事。英国的邮局可不一样，大家成天都要耗在那里，正好让那些叽叽喳喳的人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娱乐场所，他们喜欢打开手袋七掏八掏，弄上好长一阵，就为了凑出数目恰好的零钱。在美国的邮局里绝对看不到长蛇阵，只要花上几分钟，事情就办完了。

最好的莫过于美国每一家邮局网点每年都有一个“回馈顾客日”。我们镇上就是在昨天。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节日，但是我立刻就喜欢上这个日子了。邮局工作人员会扯起小旗，搬出一张长条桌，铺上漂亮的格子布，再摆上丰盛的甜甜圈、小糕点和热咖啡，全部免费。

在英国居住了二十年后，这种好事虽让人开心，却有点不真实的感觉。想想吧，那面目模糊的政府官僚机构居然感谢我和整个镇上的居民光顾。可是，我真的被这打动了，而且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要说的是：邮局雇员们并不只是没有大脑的自动机器，成天撕坏邮件，然后不知怎么搞的，把我的版税支票寄给佛蒙特州一位名叫比尔·布巴的人。相反，他们是敬业的个体，受过高级培训，每天的工作就是撕坏邮件，然后把我的版税支票寄给佛蒙特州一位名叫比尔·布巴的人。提醒大家记住上述事实是好事一桩。

不管怎么样，我是被“糖衣炮弹”给腐蚀了。如果你以为：就凭着沾了点巧克力汁的甜甜圈和一塑料杯咖啡这种廉价的东西就能收买我，赢得我对邮局系统的尊重，我会恨你的。不过，事实的确如此。我对于英国皇家邮政也够仰慕的了，可它从来没有给我提供过早餐小点。因此，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从邮局出来后散步回家的路上，一边抹去脸上的点心屑，在心里也一边将美国的整体生活质量，特别是美国邮政局，抬高到了举世无双的高度。

不过，就像大多数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一样，我们对它的好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等我到了家，今天的邮件就堆在门垫上。有很多常见的那种邀请函：办张新信用卡啊，拯救一片热带雨林啊，成为“全国大小便失禁基金会”终身会员啊，（交一点钱）把你的名字加入到《新英格兰名人录——比尔卷》啊，助“全国来复枪协会”发起的“武装幼儿”活动一臂之力啊，以及几十封其他那些每天每个美国家庭都会收到的不请自来的诱惑函、恳请函，还有特价活动通知函。好了，在这堆东西当中有一封撕得破烂，惨遭遗弃的信，那是我四十三天以前寄到我加州朋友的公司去的，现在被退了回来盖了个戳，写着“地址不详——查清之后再行邮寄”，或者差不多这个意思的字样吧。

看着这封信，我绝望地叹了一小口气，并不只是因为刚才一个甜甜圈就让我把灵魂出卖给了美国邮政局。正好我最近在《史密森尼》（Smithsonian）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双关语的文章，文章作者言之凿凿：有人搞恶作剧寄出一封信，地址写得让人摸不着头脑：

希尔（HILL）

约翰（JOHN）

麻省（MASS）

不过信居然寄到目的地了，因为邮局工作人员解开了谜底，实际地址是：麻省安多弗市[2]的约翰·昂德希尔（John Underhill）收。（明白吗？）

这故事很棒，我也真的相信确有其事，可是我寄到加州的信命运多舛，似乎邮局方面及其“侦探”高手应该警觉。我信上的地址问题只不过是寄给我朋友收，“由加州伯克利市黑橡树书店转交”，并没有写明街道名和门牌号码，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明白这个地址确实不详，但也比刚才那个“希尔 约翰 麻省”要清楚明白得多吧。而且不管怎样，黑橡树是伯克利市的一家公共机构，任何了解这座城市的人（我以自己古怪而天真的方式推断伯克利市邮局工作人员应属此列）都知道黑橡树书店。可是很明显，事情并非如此。（天知道我那封信在加州逗留了将近六个星期，它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不过它皮肤晒得黑亮，并且抑制不住要与自己内心深藏的感情进行亲密接触。）

现在该给这个悲伤的故事加上点让人愉悦的色彩了，让我来告诉你，在我动身离开英国之前不久，英国皇家邮政局在信件于伦敦寄出后四十八小时内就将之递送到了我手中，那封信的地址写的是“约克郡溪谷作家比尔·布莱森收”。看来邮局的推理能力的确令人吃惊（也不管那个寄信人是不是有点发疯）。

现在的我空有满腔喜爱之情却难以取舍：一边是从不给我点心但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的邮政局；另一边则是送给我免费胶带，提供迅捷服务，但在我忘记街道名称时没有帮我解决问题的邮政局。当然，我得到的教训就是当你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你得接受这样的事实：新的地方有的方面更好，有的方面则更糟糕，你无力去改变什么。这也许并非晨起外出散步所获得的人生感悟中最深刻的一种，可是我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一个免费的甜甜圈，总的看来，我想我应该感到开心了。

那么请恕我失陪，我得开车去佛蒙特州找布巴先生拿回属于我的邮件了。

后记：这篇小文写就后几个月，我收到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地址是这么写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某地居住的《林中散步》一书作者比尔·布莱森先生。此信于寄出后短短五天就到了我手上，信封上没有批注也没有修订。祝贺美国邮政局成就了一次不容置疑的胜利。

[1]　美国东北部地区名称，由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组成。

[2]　安多弗的英文名称为Andover，有“没了，结束”的意思。

药品文化

你知道如今我人在美国但真正怀念英国的什么吗？我怀念的是，午夜从酒吧归家，可以头昏脑涨地欣赏电视上的公开大学课程节目。

说到公开大学，可能我得解释一下，那是英国几年前设立的一个了不起的机构，旨在为任何想要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提供机会，值得大力推荐。其课程有部分在家里完成，有部分在校园里进行，还有一部分是靠电视节目播送，播出时间大都在周日清晨或者深夜这种普通节目播放完毕的空闲时段。

那些电视授课几乎全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拍摄的，其典型画面就是一个科学怪人一样的学院派，头发张牙舞爪，衣着品位糟糕得一塌糊涂，让人不禁新生好奇（即使是以那个嗑药年代兼容并包的审美标准来看仍然惨不忍睹）。那人站在黑板前面，身前的桌子上可能放了一只巨大的塑料分子模型，说着令人费解的话：“但是，根据梅索法则，如果我们对微中子加上一个极小的正电荷，这两个自由同位素就会被抛入一个反向坡度轨道当中，同时那个被俘获的正电荷就变成了一个负电子。根据这个公式，反之亦然。”接着他还会在黑板上写下某个那种复杂而毫无意义的公式，就像《纽约客》杂志里经常出现的卡通漫画里的公式一样。

公开大学的电视课程之所以一直受到吧客们在狂欢之后的追捧，绝不是因为这些课程很有趣，其实很明显它们特别没劲。真正的原因在于，很久以来，午夜过后，英国的电视上除了这个节目别无选择。

如今在美国，如果我也在午夜时分归家，通常我会看到电视上有彼得·格雷弗斯[1]身着军用防水短上衣站在那里讲述未解之谜；天气频道还在播报；华丽铺张的电视剧《我爱露茜》[2]已经播出了四小时；至少有三个频道在重播早先的《陆军野战医院》电视剧版（M.A.S.H episodes），还有精品电影频道在滚动播出几部电影，基本上都是几位适婚年龄的女演员在吃喝玩乐。我向你保证所有这些节目都各具特色颇为有趣，但是远远及不上灌下六品脱[3]啤酒后看公开大学的电视节目所感受到的那种催人入眠的快感。我是说真的。

我也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但是夜深的时候总是有种奇怪的力量驱使我打开电视，发现有一个人似乎在1973年的一次购物途中把自己所需的所有衣物都买了回来（因此我推测，他就可以毫无牵挂地把自己醒着的每一分钟都奉献给示波器）。他站在那里说话，嗓音奇怪又缺乏个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把两种稳定溶液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到另一种稳定溶液。”

大多数时候，我对这些人讲的“天书”完全无法理解——不过这也是驱使我打开电视的大部分原因——但是偶尔有些话题是我完全能明白并乐在其中的。我想起几年前曾偶然看到一场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讲座，它是给那些想拿市场营销学位的人听的，内容是比较在英国销售专利保健产品和在美国销售同类产品的不同。

此课程的精髓就是：同样的产品在这两个市场所采取的销售策略应完全不同。比如说，在英国做一个缓解感冒症状的胶囊广告，只需要保证该药能让你感觉好受一点点就可以了，绝不可过头。你还是会鼻子发红，裹在睡衣里，但你会再次展露笑容，尽管脸色有点苍白。同样的产品，在美国做广告的话，一定得保证该药能瞬间完全缓解症状。在大西洋另一端的某个美国人服了这奇迹般的化合物后，不仅会一把甩开睡衣马上投入工作，而且那感觉好过他这几年的心情总和，下班后还能有闲情逸致去打保龄球。

从这里可以看出英国人并不指望非处方药来改变生活，然而我们美国人是不改变生活就誓不罢休。似乎时间不断在流逝，然而这种想法并未磨灭。你只需要花几分钟看看电视、翻翻杂志，或者随便到一家药店里被压得嘎吱作响的药架边转转就会发现：美国人时刻都想要那种近乎完美的感觉。我注意到即使是普通洗发水瓶上都会写着“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我们美国人比较奇怪的一点。我们花了大力气劝诫自己“拒绝药品”，可是一到药店就买上一大堆。美国人每年花在各类药品上的钱高达750亿美元，制药公司将产品推向市场的方式也是极尽热烈直白，让人不知不觉习惯于此。

现在电视上正在播出一则广告：一位颇为养眼的中年女性转身面对镜头以坦率的口吻说：“腹泻的时候，我需要一点点舒适感觉。”（每次我看到这个都要说：“为什么要等到腹泻的时候？”）

还有一则广告：一个男人站在保龄球场上（这些广告里通常都是男人们在保龄球场上），扔出个臭球之后做了个鬼脸，对着他的同伴嘀咕着：“我的痔疮又犯了。”然后就把药掏出来了，这家伙居然随身口袋里就备有痔疮膏！不在他的运动包里，你明白吧，不在他汽车仪表板的小抽屉里，却在他衬衫口袋里，随时就能掏出来，然后招呼大家一起过来看。真是匪夷所思。

但是在我离开美国的那段时间里，真正令人惊叹的变化是，现在连处方药都开始做广告了。我面前就有本热门杂志叫《健康》，里面的广告铺天盖地，都带着粗黑体的标题。有一则这样写着：“为什么只需吃一片的时候要服两片呢？Prempro[4]是唯一一种融倍美力（Premarin）和孕酮于一片的处方片剂。”

还有一个标题问得更有诱惑力：“你有没有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治疗过阴道酵母菌感染呢？”（完全不知所云！）第三则广告直奔经济主题：“医生告诉我后半辈子都得吃降血压药度过了。不过好消息是自从他把我的药从Procardia XL换成Adalat CG[5]之后，帮我省了不少钱。”

让你读到这些广告，然后吵着要你的“健康专家”开出药来给你，就是这些广告的目的所在。竟然让读者们决定什么药是最适合自己的，这让我十分好奇。但是，似乎美国人对于药品所知甚多，几乎所有这类广告都假定读者们的生物化学知识水平相当高。那个阴道酵母菌感染广告非常自信地向读者承诺大扶康（Diflucan）“药效抵得上使用Monistat 7，Gyne-Lotrimin或者Mycelex-7七天的效果”，同时那个Prempro的广告也承诺该药“与分开服用倍美力和孕酮一样有效”。

当你意识到成千上万的人都能理解上述句子的时候，和你一起打保龄球的同伴在衬衫口袋里揣着一罐痔疮油膏这种事情也就不那么荒谬怪诞了。

我不知道这种全民狂热追捧健康的潮流到底有没有价值。我所知道的就是要达到身体内部完美的平衡还有许多种更加美妙的方法。比如，就寝前喝上六品脱啤酒，再看九十分钟的公开大学教学节目，这让我一直受益匪浅。

[1]　彼得·格雷弗斯，Peter Graves（1926—2010），美国演员兼电视主持人。

[2]　《我爱露茜》，I Love Lucy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最著名的情景喜剧系列，被频繁重播。2002年被美国《电视指南》评为有史以来第二优秀的电视剧。

[3]　英制计量单位，1品脱等于0.568升。

[4]　惠氏制药公司的激素替代药物。

[5]　Procardia XL和Adalat CG的主要成分都是硝苯地平，心内科用药，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

就餐之惑

下馆子总是令我扫兴的事情，因为我总是不知怎么搞的就和女招待成了死敌。当然我绝对不是有意如此，因为女招待属于某个小群体的成员之一，她们有机会破坏你就要放入口中的食物。

我的具体问题是没法理解我能选择的所有食物品种。如果你点菜，比如说点个沙拉，女招待就会报出十六种沙拉酱供你选择，而我反应又不够快，总是没法一下子就理解那么多概念。

“你能够再重复一遍吗？”我说着，脸上带着那种呆傻的笑容，希望能引起她的同情。

于是女招待轻轻叹了口气，微微翻了翻白眼。如果是你整天面对一个接一个的笨蛋，不得不把十六种沙拉酱反复背诵的话，你也会是同样的表情。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我以最严肃的态度仔细聆听，每听到一种就点头示意，最后万无一失地选择了一种她没提到的。

“我们没有千岛酱。”她平淡地回答。

我肯定不可能再让她背诵一遍，于是我就叫了一个我唯一能记住的。之所以我能记住，是因为那名字听上去太可怕了——瑞士格鲁耶干酪加山羊奶酸酱油或者类似的什么。最近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权宜之计：“随便哪种，只要是粉红色而且闻起来不像是运动背包最底下的那种味道就行了。”我发现她们通常都能理解。

高档餐厅里情况就更糟了，因为服务生一定会向你推荐当晚的特色菜肴。他们的介绍辞藻堆砌，华丽灿烂，总让人惊诧不已，且意义不明。某个星期，我和妻子光顾了佛蒙特州的一家高档餐厅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发誓当时那侍者向我描述的菜肴，我一个都没听懂。

“今晚，”他满怀热情地开始了，“我们供应‘笑笑’杂烩甜咸薄饼，香浓‘晕船’酱烩海藻，配上我店特别收藏的‘凌乱’香草。此菜置于一倒扣的普鲁士头盔中烤制恰好十七分四秒，然后装盘搭配清蒸金合欢和‘污糟’叶。非常美味，极具新意。我们今晚还有‘落丘里’煎肉排，由我们的弗拉门戈舞者在您的桌上为您亲自煎到鲜嫩多汁，然后再放进泥巴‘洞’里，上面覆上番石榴皮网以及自然成熟的‘灰泥’烘烤二十七分钟。针对素食顾客，今晚我们有森林‘地面’‘甜肉’大杂烩，从属于本店的森林溪谷采集而来……”[1]

就这样大约聒噪了半小时，我妻子比我这个粗人高雅，她并没有被这些绚丽的辞藻吓倒。她的目标就是力图拨开迷雾，将可以选择的菜肴搞清楚。她仔细聆听，然后发问：“对不起，那个‘小鞭炮’是铁盘烤的呢，还是绿色‘斯波莱托’垫底装盘上来的？”[2]

“不是，是烤‘荡’上来的，”侍者回答，“‘小鞭炮’一切四，轻轻卷在‘芭芽’里面，然后淋点‘玉兰油’和‘炉甘石’，‘糠’豆和‘斯奴’面条垫底装盘呈上。”[3]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自找麻烦问问题，因为除了那些太复杂实在听不懂的名字，没有哪一道菜听上去能引起你的食欲，除非是你喝多了和别人打赌的时候。

那个晚上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因为我刚好正在阅读那本绝妙的《生之多态》（Diversity of Life），是卓越的哈佛博物学者爱德华·欧·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大作。在此书中他发出了令人吃惊的不和谐之音：我们西方世界所摄入的各类食物其实一点也不危险。

威尔逊指出：地球上可供食用的植物有三万种，但我们或多或少吃下去的只有二十种左右。而这二十种当中呢，光这三种——小麦、玉米和水稻——就占了温带地区总共送进人类肚子里的食物总量的一半以上。植物学中已知的水果有三千多种，但是除了二三十种以外，其他的都被人类抛弃了。蔬菜的情况略好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

那么为什么我们只吃那么一小部分食物呢？威尔逊认为，原因在于那些少数食物是数万年前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所培植的，那时候他们刚刚掌握农业方法。

畜牧业也同样如此。如今我们养来吃肉的动物并非因为营养特别丰富或者口感特别美好，而是因为那几种动物是石器时代最早被人类驯化的。

换句话说，从饮食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真正的“原始人”（其实这个词来形容我正好）。刚才那个侍者在出神入化的描述中不停地用诸如“颤音”“蹩脚炖菜”“南美肉馅卷饼”“海鳌虾”“蜜汁”“飞丝”“油炸肉丸”[4]以及鬼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词语轰炸我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越来越沮丧。

“就给我随便来点盒饭吧。”我真想这么说，不过当然没说出口。

那侍者的长篇大论终于结束了，最后一句话在我听来似乎是这样的：“烤箱里特制的南瓜壳和金橘‘锅料前层饼’[5]。”

“是‘果料千层饼’。”我妻子解释给我听。

“那么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长什么样？”我不高兴地问。

“你不会喜欢的，亲爱的。”

我一脸哀伤地转向侍者，问道：“你们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从牛身上弄下来的吗？”

他很肯定地点点头：“当然有了，先生。我们可以给您一份16盎司的‘极品牛肉’，来自我们在蒙大拿的农场散养的黑白花奶牛，只吃天然玉米饲料。我们的屠夫亲自切割下前侧腰窝肉，然后在蒲葵和水牛片上慢慢炙烤，温度控制在……”

“你说的就是牛排吗？”我振作起来，问他。

“我们不喜欢用这个词，先生，但确实是的。”

当然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只要你能懂得他们的“行话”，就有真正能吃的东西。“那好，我就要这个，”我说，“配菜应该是一份‘去皮’番茄，手工切碎，用‘帝王谷’的混合蔬菜油煎至金黄，再伴以‘优质啤酒’，在你们自家冷却器里快速冰镇，然后放到玻璃圆桶中上桌。”

那人点点头，注意到我已经破解了密码。“很好，先生。”他说，一边踮了踮脚后跟退下了。

“不要‘果料千层饼’！”我朝着他的背影喊。我可能对食物所知甚少，但是我肯定一点：如果说吃牛排的时候有一样配菜不能要的话，那就是“果料千层饼”。

[1]　引号部分为作者拼写有误的单词，由于没听懂，所以拼写不正确。

[2]　引号部分为作者拼写有误的单词，由于没听懂，所以拼写不正确。

[3]　同上。

[4]　引号部分为作者拼写有误的单词，由于没听懂，所以拼写不正确。

[5]　同上

唉，医生，我只不过是想躺下睡觉……

告诉你一个事实：根据最新的《美国数据摘要》，每年有40万美国人因睡床、床垫或者枕头而导致受伤。想想吧，也就是说每天平均有差不多2000起睡床、床垫和枕头受伤事故发生。当你饶有兴致地阅读这篇文章时，就会有四位同胞不知怎么搞的被寝具弄伤。

我之所以提起这个问题，并不是想说在就寝这方面，美国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糟糕（尽管很清楚的是，我们中有许多人还需要加强练习），而是我发现，有关我们这个地广人疏的国家的几乎任何一项统计数据都能发人深思。

认识到这个问题还是那天的事，我在镇上图书馆里翻看前面提到的《美国数据摘要》。当我想查点别的信息时，正好翻到“图表206：与消费品有关的伤害”，接下来那半小时太有趣了，简直前所未有。

来看这个有趣的事实吧：美国每年有差不多5万人为铅笔、钢笔以及其他办公文具所伤。他们到底是怎么搞的？我也曾长时间坐在写字桌前，真要是受伤了，我也乐意接受，权当开心小插曲，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地遭受过严重肉体伤害，连差一点的情况都没有。

于是我又发问了：他们到底是怎么搞的？要知道这些伤害都是严重到要去看急诊的那种，像订书钉扎进食指尖（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算是半个意外）是不算的。现在我环顾自己的书桌四周，除非我把头放进激光打印机或者用剪刀捅自己，我发现方圆10英尺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具有潜在威胁。

可是如果图表206有指导意义的话，那么日常生活中可谓危险无处不在。看看这个，1992年（数据统计截止年份）美国有超过40万人被椅子、沙发以及沙发床所伤。我们能够从中得出什么呢？难道说这数据表明现代家具设计太过棱角分明，还是我们坐起椅子、沙发来简直太不小心了？可以肯定的是问题正日益恶化。与去年相比，椅子、沙发和沙发床有关的伤害案例今年增加了3万起。这种趋势真让人担心，即使那些从来都以大无畏的精神对待柔软家具的人也开始忧虑。（当然，过度自信也是造成问题的根源所在。）

我们可以预见“楼梯、坡道和平台”该是最嚣张的一类了，每年造成约200万人受伤，可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听上去很危险的东西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因声音录制设备而受伤的人（46,022人）比滑板（44,068人）还多，也比蹦床（43,655人）多，甚至比剃刀和剃刀片（43,365人）还要多。同样只有16,670名精力过于旺盛的砍柴人被短斧和斧头所伤，即使是锯子或者链锯也不过伤及38,692人。

纸币和硬币（30,274人）造成的伤害和剪刀差不多（34,062人）。我还能想象你吞下一枚角币然后马上后悔，可是依照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我完全无法构建这样的场景：有人只不过折叠一下纸币，然后就被送进急诊室。能见到这样的人应该十分有趣吧。

每年有26.3万人因天花板、墙壁和室内面板而受伤，我十分乐意与其中任何一位会面。我想，被天花板弄伤的人应该有非常精彩的故事要讲。同样，我也想抽空一睹31,000名“清洁工具”受害者中任何一位的风采。

但是我真正想见的是142,000个不幸的人，他们为衣物所伤不得不去急诊室接受治疗。到底他们受的什么伤呢？复合式睡衣骨折？运动长裤血肿？我真的猜不出。

我有一位朋友是整形外科医生，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的工作所附带的危险之一就是，会扭曲你对于日常生活所包含的风险的认识，因为你经常进行整形手术的病人都是那些被不可思议以及无法想象的情况整得面目全非的人。（那天他动手术的病人就是与一只驼鹿不期而遇，惊慌失措下撞在一起，驼鹿直穿过挡风玻璃扎进车里。）感谢图表206，我突然开始理解他的话了。

有趣的是，我最初之所以查阅《美国数据摘要》，主要是想看看我现在所居住的新罕布什尔州的犯罪数据。我听说这里是美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而《摘要》上的数据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最新一年的报告显示，我们整个州才发生四起谋杀案，和全国的23,000起比较起来实在算不上严重。

当然以上这些数据表明，我在新罕布什尔州被我家天花板或者我的内衣裤（这还只是两个潜在致命的例子）伤害的可能性要比被陌生人伤害的可能性大得多。不过，说真的，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而感觉轻松放心。

规则第一条：遵守所有规则

那天下午我干了件蠢事。我走进镇上某家咖啡店，未经允许就擅自就座了。在美国可不能这么做，可是之前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重要的念头（也就是：牙膏管里总还有那么点牙膏吧——永远会有一点儿剩下吧，想想吧），我得把这个稍纵即逝的想法尽快记下来，那家店里空荡荡的，所以我就挑了张靠近大门的桌子坐下了。

一两分钟后，女招待——顾客就座经理——走上前来以冷静的口气对我说：“我看见你自己找位子坐下了。”

“是啊，”我骄傲地回答，“衣服也是我自己穿的。”

“难道你没看见指示牌吗？”她歪过头去示意一块大指示牌，上面写着“请等候引座”。

这家咖啡店我来过一百五十次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过这块牌子，就是没有以仰卧的姿势看过。

“哦！”我的语气显得很无辜，然后说，“天哪，我没看到。”

她叹了口气：“好吧，这片的服务生现在很忙，所以请你稍等，她一会儿就过来。”

方圆五十英尺内没有其他顾客，可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张贴出的标牌不敬，所以罚入炼狱里服短期徒刑。

说美国人喜欢规则是大错特错，就和说英国人喜欢排队一样都失之偏颇。遵守规则并非出于热心或关爱，只是多少出于本能的认同吧，认同这些规则很有用，有助于建立和维护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

总的来说，规则是个好东西。我必须说明，有时候少许条顿骑士团式的纪律[1]在英国是不会出岔子的。比如说有些人因为怕麻烦不把车停好，一辆车占了两个车位。（容我直言，对于这样的过错我赞成处以极刑。）

但是，有时候美国人对于规则的热衷有点过了头。就拿我们镇上的公共游泳池来说吧，就有二十七条成文规定。二十七条啊！（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从跳水板上跳水每次只能弹跳一下”。）而且所有的规则都严格加以执行。

令人懊恼的是，这些规则究竟有没有道理竟然成了完全无关紧要的事。大约一年前，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的航空公司开始要求乘客们在登机时提交带照片的身份证明。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规定的时候正好抵达离家一百二十英里的飞机场赶一趟航班。

“我得看看你带照片的身份证明。”这位工作人员魅力四射，热情无限，就像有些员工第一次拿到公司免费发放的尼龙领带那样神气活现。

“是吗？可是我好像没有。”我一边说一边拍拍口袋，似乎这样就能变出点什么来一样，然后从我的钱包里掏出一张又一张卡片。我有各种身份证明卡——图书馆借阅卡、信用卡、社会保障卡、健康保险卡、机票——上面都有我的名字，可是没有照片。最后，我在钱包背面找到了一张艾奥瓦州的老驾照，我自己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个过期了。”他嗤之以鼻。

“可是我又不会要求去开飞机。”我回答。

“不管怎么说，这卡是十五年前的，我要看近来的证件。”

我叹了口气，把行李翻了个底朝天，最后突然想起随身带了一本自己的书，封套上有我的照片。我自豪地把书递给他，总算略松了口气。

他看了看书，狠狠地盯着我看，然后再看了一眼打印清单，说道：“我们的‘许可视觉认知成像清单’上不包括这个。”他说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反正是一个谁都不懂的名称吧。

“当然不包括了，可是这照片就是我，没什么比这个更能代表‘我’了。”我放低声音向他凑近一点，“你难道真的怀疑，我特地印了这本书就为了偷偷溜上去布法罗[2]的航班吗？”

他又狠狠地盯了我一分钟，然后叫来另一个工作人员商量。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又叫来了第三方。最后成了一堆人围在那里：三个登机工作人员、他们的主管、主管的主管、两个行李工，几个喜欢凑热闹的路人伸长脖子想要看个究竟，还有一个提着铝皮箱子兜售珠宝的家伙。我的航班几分钟内就要起飞了，我的嘴角也开始泛出白沫。“这么做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我问那个最大的主管，“为什么一定要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呢？”

“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规定。”他说着，很不开心地盯着我的书、我那过期的驾照，还有那份“许可照片证明清单”。

“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呢？你真的认为，要求恐怖分子提供一张过塑的本人照片就能够阻止恐怖事件了？你认为，一个能够计划并执行极其复杂的劫机计划或者其他非法空中事件的人，就没办法炮制一份令人信服的假造身份证明了？你有没有想过，要应付恐怖主义，与其这样做，还不如请一个真正清醒而且智商比小小的软体动物高一点的人来监控你们X光机的电视屏幕呢！”我当时可能并非一字一句如上所述，但这确实是那时候我的情绪所至。

但是你看，这个要求并不只是证明你自己的身份，而是严格按照书面规定来证明你自己的身份。

不管怎样，我改变了行动方针，开始请求他们，向他们保证以后绝不会不带好合适的身份证明就上机场。我表现出完全忏悔的态度，我想没有人能表现得那么诚恳，那么悔恨，那么想得到允许登机去布法罗了。

最后那名主管不大情愿地向工作人员点了点头，告诉他让我登机，但是他警告我，下次不可能这么侥幸，然后离开了他的同事。

登机工作人员给我发了登机牌，我正走向登机口，突然转回去，用极低而隐秘的语调和他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事后感悟。

“牙膏管里总还有一点点牙膏，”我说，“想想吧。”

[1]　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12世纪在巴勒斯坦成立的天主教军事组织之一，由德意志贵族组成，以黑色十字为标志，现已成为纯信仰组织。这里作者的意思应为严厉的军事纪律。

[2]　纽约州西部一城市。

带我去看棒球吧！

有时候会有人问我：“棒球和板球有什么区别？”

答案很简单。这两种运动都运用高超的球板（棒）技巧，但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棒球赛让人热血沸腾，尤其是结束一天回到家，你知道哪个队赢了的时候。

当然，我是开玩笑的。板球是项绝妙的运动，总在不经意间展现细致精微的动作，值得细细品味。如果哪天医生指示我必须完全休息放松，不要过于激动的话，我会马上成为一个板球迷。但在这之前，我的心仍然属于棒球。

我是看棒球长大的，童年时还打过，亲身实践对于有意义地欣赏一项运动来说肯定很重要。多年前在英国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我和几个英国朋友一起去足球场上踢足球。

我在电视上看过足球比赛，自认为完全明白踢球要领，所以当他们把球朝我这边吊过来的时候，我决定来个轻松的头球入网，就像我在电视上看见的凯文·基冈[1]的动作一样。我当时想也就和头顶沙滩气球感觉差不多吧——温柔而轻盈的“砰”的一响，然后球就轻轻地从我眉毛边弹开，划出一记优美的弧线入网。可是，用头顶足球其实和用头顶保龄球差不多，我从来没有感觉那么惊讶、那么出乎意料过。结果我一边拖着颤抖的双腿走了四个小时，前额上印着一只红色大圆圈，中间写着“MITRE”这个词[2]，一边发誓再也不去做这么愚蠢又痛苦的事情了。

我之所以谈起这个话题，是因为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刚刚开始，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对此特别激动。我应该解释一下，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是一年一度的赛事，由美国联盟冠军对垒全国联盟冠军。

其实这么说并不对，因为他们几年前改变了比赛体系。以前的赛制问题在于只有两队参加比赛。现在，就算不是脑外科医生也能想明白，如果你能想办法让更多的队伍进来参赛，那么自然就会财源广进。

于是每个联盟把参赛队伍分成三组，每组四到五支队伍。因此，现在的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并非棒球界最好的两支队伍对决——至少并非一定如此——而是每个联盟西部、东部和中部组的冠军，以及（我认为这一点由官方特别授意）什么比赛都没有赢过的几个“外卡”球队[3]所参加的一系列夺标决赛。

这个制度极其复杂，不过究其根本意义，在于实际上每一个棒球队，除了芝加哥小熊队（Chicago Cubs）以外，都能有机会参加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

芝加哥小熊队没机会参加是因为，即使是在如此照顾的制度之下，他们都从来没有出过线。他们经常离出线还差一点点就功亏一篑，还有时候他们占尽优势，让人不得不相信他们怎么会出不了线，可是最后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玩完。不管歇菜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比如连输十七场啊，让极其容易接住的球从腿边上溜走啊，在外场滑稽地撞在一起了啊——你可以完全肯定，他们一定能够做到。

他们令人信赖而又极为高效地保持这样的战绩已近半个世纪了。自1945年以来他们就没参加过世界锦标赛，那时候斯大林都还在台上过好日子呢。小熊队每年一次温暖人心的失败几乎是在我一生中棒球界唯一没有改变的事情，这让我非常欢喜。

当棒球迷不容易，因为棒球迷都是感伤得无可救药的一群人，不过美国的体育运动来钱凶猛，没什么空间让人去感时伤怀。在美国本土以外的人看来，美国的体育运动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职业球队经常会非常随意地抛弃他们的忠实球迷搬去新的城市。对于英国足球运动来说，简直就无法想象曼联队搬去伦敦，或者埃弗顿队跑到朴茨茅斯去安新家，或者任何一个球队真的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在美国，这种事成天发生，有时候还不止一次。勇士队（The Braves）在波士顿起家，后来搬去密尔沃基，然后又到亚特兰大。运动家队（The A’s）在费城组建，然后转到堪萨斯城，后来又继续换到奥克兰。

与此同时，职业棒球大联盟不断在扩张，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它已经庞大到让我难以记住所有的队伍了。现在大联盟有三十支队伍，而我小的时候只有十一支。其中有些球队我完全一无所知。不看战绩表的话，我还真说不出亚利桑那响尾蛇队（Arizona Diamondbacks）到底是属于全国联盟还是美国联盟。对于一个热爱这项运动的球迷来说，我可是坦白到家了。

即使球队都按兵不动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真的按兵不动。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经常会拆除旧的体育场来建造新的。你可以说我是怪人，说我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可是我真的相信棒球赛应该在旧体育场里观看。曾经，美国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球场，大都潮湿破旧嘎吱作响，可是极具个性。板凳会开裂，鞋底会粘在地板上经久常在的黏稠物体上，可能是比赛看到兴奋的时候溅落的饮料之类，还有视线可能会不可避免地被支撑顶盖的铸铁大柱子遮挡。可是这些才造就了球场的历史荣誉感。

这样的老球场现在仅存四座，其中两座——纽约的洋基球场和波士顿的芬威球场——也岌岌可危。我不敢说当初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安家，决定性因素是这里离芬威球场相对较近，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因素。现在，芬威球场老板想要将它拆掉，再建个新的。

公正地说，20世纪90年代建造的新球场比起三十年前造的多功能体育场来说，的确在尽力保留老式球场的个性和亲近感——有时候还有所改进——但是这些新球场有一个无可逃避也无可挽回的缺点——它们是新的，没有历史，硬是与充满荣耀的过去切断开来。不管他们如何尽心尽力打造新芬威球场，它再也不是泰德·威廉姆斯[4]击球的地方了，再也不会粘住你的脚了，再也不会发出同样的回声了，再也不会发出可笑的气味了，再也不是芬威了。

我一直在说等他们真的把芬威球场给拆了，我不会去新球场看球，不过我知道自己在撒谎，因为我迷棒球迷得无可救药。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那不幸的芝加哥小熊队的无限景仰与日俱增。值得称赞的是，小熊队从来都没有威胁说要离开芝加哥，还一直在瑞格利球场打球。他们大部分比赛甚至还是日场比赛——老天也认为棒球赛应该在日间进行。在瑞格利球场看日场比赛是在美国最棒的体验之一。

不过问题来了。没有哪支球队比小熊队更够格参加世界锦标赛了。可是他们就是出不了线，因为那样的话他们永不出线的传统就会被打破。这可真是个无法调和的矛盾悖论。

前面我说做个棒球迷不容易，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凯文·基冈，Kevin Keegan（1951—），英国传奇的伟大球星，是20世纪70年代继克鲁伊夫和贝肯鲍尔之后独步欧洲足坛的世界级巨星。

[2]　MITRE为足球品牌商标，意思是在足球的重击之下，商标都清楚地印在脑门上了。

[3]　“外卡”球队，wild card是指“不可预测的”，意思是有可能成为黑马的队伍。

[4]　泰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1919—2002），美国棒球巨星，曾为波士顿红袜队效力。

十万火急

那天我打电话给我的电脑求助热线，因为我需要一个比我年轻很多的人让我觉得自己很无知，那个接电话的人听上去就像个小男生，他告诉我，他需要我电脑上的序列号才能处理我的问题。

“那我到哪里去找序列号呢？”我小心谨慎地问。

“在CPU‘功能性平衡失调系统’下面。”他说，或者是类似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词。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常给这个求助热线打电话。我们还没讲到四秒钟，我就已经觉得自己被无知和羞愧的激流卷入了“羞辱海湾”那冰冻的深渊之中。很快，宿命使然，我就知道他要问我电脑的“内存”是多少了。

“这个是不是在电视屏幕那样的东西旁边呢？”我绝望地问。

“这要看了。你的电脑型号是Z-40LX多媒体HPii还是ZX46/2Y铬B—BOP？”

原来是这样，结果我的电脑的序列号刻在主机——那个带CD抽屉开关很好玩的东西——底部的一小块金属板上。现在你可以称呼我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傻子，可是如果我要在我卖出的每一台电脑上刻上识别号码，然后每次顾客们要跟我交流的时候，都得先照读出来的话，我一定不会把号码放在那么隐蔽的地方，弄得顾客们每次有问题都要搬弄家具、找邻居帮忙才能搞定。不过，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个。

我的电脑序列号大概是CQ124765900-03312-DiP/22/4，所以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电脑需要这样一串复杂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数字作为序列号呢？如果从我这里到逐渐减弱的大爆炸气体中最遥远的一束之间，宇宙中每一颗中微子、每一颗物质粒子都需要一台这家公司的电脑的话，用这样的数字体系排列恐怕都还有很多空闲下来吧。

我开始着迷了，着手观察我生活中所有的数字，发现几乎每一组数字都冗长得近乎荒谬。比如说我的VISA信用卡就有十三个数字，差不多够三兆人来申请使用了。他们想糊弄谁啊？我的巴基特租车公司（Budget Rent-a-Car）卡的号码不多不少正好十七位数。甚至连我在镇上影音店办的卡似乎都显示它们的顾客有近十九亿。（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洛城机密》（L.A.Confidential）这部片总是借出去了吧。）

到目前为止，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我的蓝十字/蓝盾医疗卡，它不仅给我编号为第YGH47590701800号，而且还把我归为02368组成员。那么照此推测，每个小组都有一个和我拥有同样编号的成员。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一大拨人聚会在一起的情景吧。

讲了这么多终于要言归正传了，我想讨论的就是，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人生活中伟大的进步之一：傻子都能记得住的电话号码的问世。

很久以前，人们发现依靠字母来记住数字比依靠数字记住数字要容易得多。比如说在我的家乡得梅因，如果你想打电话询问时间，正式号码是244-5646，当然这个号码不容易让人回想起来。可是如果你拨BIG JOHN，你就拨通了这个号码，每个人都能记住BIG JOHN（除了我妈妈以外，很奇怪她对于基督教的那些名字比较糊涂，所以通常的情况是她不知道拨通了谁的电话，吵醒一个陌生人，问人家现在几点钟，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当然，现在每个公司都有一个1—800号码——1-800-FLY TWA（环球航空订票热线）或者244-GET PIZZA（订比萨饼热线电话）这一类号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并没有太多变化给你我这样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可是这个毫无疑问太方便了。

我现在有一个好主意，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个号码来应付所有的东西。我的号码自然就是1-800-BILL。这个号码可以在任何地方通用——能让我的电话铃响，能出现在我的支票和信用卡上，能装饰我的护照，还能让我租到一张影碟。

当然，这样一来很多电脑程序得重写，可是我确信肯定没问题。我决定先拿我自己的电脑公司开刀，等我找到那个序列号了就开始。

理发心慌慌

我的头发总是非常喜悦、不能自已，不管我身体的其余部分如何安静镇定，也不管这场合是多么严肃正式，我的头发总是在开派对。随便拿出一张集体照，你都能马上找到我，因为我总是站在后排，我的头发就像是以其独有的方式在聆听一张名叫《跳舞狂潮1997》的迪斯科大碟。

每几个月，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我都会把我的头发带去闹市区的理发店，让那里的人拿它开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去理发店总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懦夫。进了店就得被一个大斗篷给套上，眼镜被摘掉，然后头被拨来弄去为尖利的理发工具所环绕，这些让我觉得无助和不安。

我的意思是：你坐在那里，双臂动弹不得，眼睛眯缝着，然后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正在你头上进行严肃而且几乎肯定是让你后悔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人生中已经经历过二百五十次理发了吧，如果说我从中学到什么的话呢，那就是：理发师会按照他的想法来给你理发，然而你本人对此毫无办法。因此整个理发经历对于我来说充满了心理创伤，特别是我总是碰上我不想要的理发师——通常都是他们称为“拇指”的新人。我特别害怕的是这样一刻：理发师引你坐定，你们两个大眼瞪小眼，盯着那让人绝望的灾难，也就是你的头顶，然后他焦急而又热切地说：“那么你想让我怎么处理？”

“简单地打理就好了。”我看着他，满是诚挚的期待，可是我知道他肯定在考虑夸张的爆炸头和上了摩丝变得硬邦邦的旋涡卷，有可能还在考虑一圈圈富有弹性的小卷。“你知道的，就是像银行家或者会计师那样正经一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发型。”

“这里有你喜欢的发型吗？”他指着满墙的老式黑白照片，那些微笑着的男人的发型都像是照科幻电影《雷鸟神机队》（Thunderbirds）里面的人物做出来的。

“实际上，我不太想要那么显眼。”

“也就是说，自然一点的？”

“完全正确。”

“比如说像我的一样？”

我瞅了理发师一眼，他的发型让人马上想起一艘航空母舰乘风破浪，或者是非常夸张的园艺修剪造型。

“比你那个还要低调一点。”我紧张地提出建议。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那样子让我觉得就发型品位而言，我们甚至分处不同宇宙当中，然后他以突兀而坚决的口气说：“我知道你要什么发型了，我们把它叫作‘韦恩·牛顿式’[1]。”

“其实不是的。”我开始抗议，可是他已经把我的下巴埋进我胸前，然后抓起了他的推子。

“这可是非常流行的发型，”他补充道，“保龄球队的每个球员都是这个发型。”随着马达一阵嗡嗡响，他开始把我的头发剃掉，就像扯掉墙纸一样。

“我真的不想要那个‘韦恩·牛顿式’！”我满带感情地嘟囔着，可是我的下巴被埋在胸口，而且我的声音始终被淹没在他那不断游动的大剪刀的嗡鸣声中。

就这样我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膝盖，在严格的指令下不得擅动，听着那恐怖的理发机器在我的头皮上滚来滚去。那饱受折磨的一小会儿就像是永恒那么长，从眼角边我看到大把大把被剪下的头发落在我肩头。

“别剪太多！”我时不时像羊儿那样叫唤着，可是他正在和旁边另一位理发师以及顾客热切交谈有关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前景，他只是偶尔把注意力转到我和我的头发上，基本上每次都嘟囔着“哦，见鬼”或者是“糟了”。

最后他把我的头掰起来，说道：“这个长度如何？”

我眯着眼睛看了一下镜子，可是没有眼镜，我只看到一个远远的貌似粉红色气球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没把握地说道，“好像太短了。”

我注意到他不太开心地看着我眉毛以上的所有部分。“那么我们到底是剪‘保罗·安卡式’[2]呢，还是‘韦恩·牛顿式’？”他问我。

“呃，其实都不要，”我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澄清这一点了，“我就想简单地打理一下就好了。”

“我来问你，”他说，“你的头发长得有多快？”

“不是很快。”我一边回答一边更加努力地眯起眼看镜子，可是还是什么都看不清，“为什么问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哦，没有。”他说是这么说，可是那口气就像是在说：“哦，是的。”接着，他说：“没什么，其实就是我把你左边剪成了‘保罗·安卡式’；右边剪成了‘韦恩·牛顿式’。那么我再问你：你有没有大帽子？”

“你到底弄成什么样了？”我那警惕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可是他已经去找同事咨询去了。他们咬着耳朵，看着我，似乎在看一个交通事故受害者。

“我想我一定是吃了抗组胺[3]。”我听见“拇指”悲伤地跟他们说。

他的一个同事上前一步看了看，觉得并非像看上去那么无可救药。“如果你把他左耳朵背后的头发想办法从后脑勺绕过去挂到另一只耳朵后面，也许把这里的一点接起来，然后你可以把它整成一个略微修改过的‘班尼·拉勃式’[4]。”他转过来问我，“先生，你这几个星期会经常出门吗？”

“你刚才说的是‘班尼·拉勃式’吗？”我悲哀地呜咽起来。

“除非你想要‘赫丘里·波洛式’[5]。”另一位理发师建议。

“‘赫丘里·波洛式’？”我又开始呜咽起来。

他们让“拇指”尽力善后，又过了十分钟，他把我的眼镜递给我，让我抬起头。在镜子里，一张长了耳朵的柠檬蛋白馅饼跃入我眼帘。而我身后，“拇指”十分自豪，笑容灿烂。

“结果还是非常不错，是吧？”他说。

我无话可说，递给他一大笔钱，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理发店。我步行回家，竖起衣领，把头尽力沉到颈窝里。

进了门，我太太看了我一眼。“你是不是说了什么话把他们惹恼了？”她以诚恳而好奇的语调问我。

我无助地耸了耸肩：“我告诉他，我想剪个银行家那样的发型。”

她如同每位太太那样最终叹了口气。“唉，至少你还押了点韵。[6]”她以自己特有的奇怪而神秘的方式嘟囔了一句，然后给我去找大帽子了。

[1]　韦恩·牛顿，Wayne Newton，美国著名歌手，其发型为非常蓬松的三七开，有鬓角。

[2]　保罗·安卡，Paul Anka，美国著名歌手，与“猫王”齐名，其发型为前额略秃，头发全部后梳紧贴头皮。

[3]　抗组胺，Antihistamines，治疗过敏的药物，对于中枢神经有镇静作用，也影响认知功能和执行能力。

[4]　班尼·拉勃，Barney Rubble，著名卡通《摩登原始人》（The Flin tstone）里的主角之一，其发型为三七开。

[5]　赫丘里·波洛，Hercule Poirot，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的主角大侦探波洛，其发型为秃顶。

[6]　指上面一句话，原文“…look like a banker”这几个词押韵。

热线电话

那天我在家中浴室里突然看到了一样东西，自那以后它就时不时闯入我脑海，就是那只小小的牙线盒。

其实我感兴趣的并不是牙线本身，而是牙线盒上印着的免费电话号码。这个公司的“牙线热线”全天二十四小时开通。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大家需要打热线电话呢？我不断地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某人打通热线电话，以焦急的口吻问道：“好了，我买到牙线了，然后呢？”

根据过往经验，我的主张如下：如果你必须给牙线生产商打电话，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很有可能你并不适合这个层次的口腔清洁。

我的好奇心被撩起来了，这两天我把家里的橱柜全翻了一遍，饶有兴致地发现，几乎所有日常用品全都有自己的热线电话。似乎你可以打电话咨询如何使用肥皂和洗发水，获知冰淇淋应如何储存才不会融化、不会溢出包装盒，接受有关你身体哪个部分能够最成功而时尚地接受指甲修剪美容方面的专业指导（“那么说得直白一点，你的意思是剪指甲不能在额头上剪？”）。

对于那些没有电话的人，或者那些有电话但还没有熟练掌握使用方法的人来说，大部分日用产品上都标有使用提示，如“剥壳后食用”（花生包装袋上）以及“小心：不得盛放饮料”（漂白剂瓶上）。我们最近买了一只电熨斗，它特意提醒我们：“不要与爆炸性物质一同使用。”无独有偶，前两周我读到这样一条新闻：电脑软件公司正考虑重写这条指示——“准备完毕请按任意键”，因为太多人打电话来投诉他们找不到“任意”键。

直到几天前，对于那些需要这种初级指导的人，我本能地要大肆笑话他们，可是后来发生了三件事，使我修改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在报纸里读到亚特兰大勇士队（Atlanta Braves）的明星约翰·斯莫尔茨[1]某天在训练时出现，胸口上拉了一条狰狞的红肿痕迹。大家都追问原因，他才胆怯地承认是自己穿着衬衫的时候拿熨斗去熨，才弄成这样的。

其次，我明白为什么我从来没做过这等蠢事了，只不过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想出那样的点子。

最后，也许是最具总结性的吧。两天前的晚上，我出门办点事——也就是买点烟斗用的烟丝然后寄几封信。我买好烟丝，径直穿过马路奔向邮筒，打开盖子，然后把烟丝给扔了进去。我不想告诉你们，我走出多远以后才猛然发现，我好像没有百分百正确地执行原计划。

你看，这就是我的问题，我这样的人就需要邮筒上贴着这样的标签：“请勿投入烟丝或其他个人物品”，因此我也不能虚伪地笑话别人，哪怕是那些在自己胸口熨衣服的，或者是拨打洗发水热线寻求起泡指导的人。

那天吃晚饭时我提到了上述一切，然后很惊恐地发现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无比热情，七嘴八舌地建议增加特别适合我的标语，如“小心：当门上贴有‘拉’字时，请勿推”，以及“警告：在桌椅间行走时请勿脱套头毛衣”。他们最喜欢的一条是：“小心：出门前请检查衬衫扣子是否对准正确的扣眼”，就这样说了几个小时。

我承认自己有时候的确在记性、修饰打扮、路过低矮的门框以及很多其他的事情方面笨手笨脚。可是，这就是我的基因使然，且容我解释几句。

最近我才从报纸上剪下一篇文章，是有关一项密歇根大学（或者是明尼苏达大学吧，不管怎样肯定是M开头的大学）进行的研究，结果发现心不在焉是一项基因遗传特征。我把这篇剪报放在标有“心不在焉”的文档里。然后，当然是不知道把文档放到哪里去了。

但是，就在今天早上我寻找这份文档的时候，我发现另一个文档，很有趣地标记为“基因及其他”。幸运的是，文档内容一样有趣，也并非驴唇不对马嘴。里面有一份1996年11月29日《科学》杂志登载的报告，标题为“焦虑相关人格特质与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调控区多态性（polymorphism in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regulatory region）的关联”。

非常坦率地说，我没有搞懂那个“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的多态性”，至少在篮球赛季之中我肯定没弄懂，可是当我看到这个句子：“通过调控血清素激活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长短，5—羟色胺转运体（5-HTT）对于大脑的血清素神经传递的微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想大家都会有和我一样的反应吧：“天哪，这些家伙在搞大事情哎。”

这个研究的结果是，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基因（也就是17q12染色体上编号为SLC6A4的基因，写出来给想在家里做实验的人参考），它能够决定你是否天生就是个容易操心着急的人。绝对精确的说法就是：如果你的SLC6A4基因长，你就很可能是一个随和安静的人，如果你的那个基因短，你必定在出门之后的某个时间叫道：“停车，我忘关水龙头了。”

在实际生活中，也就是说，如果你天生就不是杞人忧天的人，你就没什么可操心的（当然反正你也不会操心），然而如果你生来就是个忧心忡忡的人，既然天性如此，你也束手无策，所以你还不如别操心着急了，除非是你生来就如此改不过来。现在再把这个和前面我发现的某个寒冷地区大学有关心不在焉的研究报告结合起来看，我想你能明白：我们的基因要为很多事情负责。

我那个“基因及其他”的文档里还记录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根据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著作《盲眼的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人体内十兆个细胞中每一个所包含的遗传信息比整个《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还要多（而且不需要人上门推销），但是我们所有的遗传物质中有百分之九十似乎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就像星期天登门拜访的弗雷德叔叔和玛贝尔婶婶一样。

有了以上这些信息，我们能得出四个重要结论：1）即使你的基因没有做很多事情，它们也能够以许许多多令人尴尬的方式搞垮你；2）一定要先寄出邮件再去买烟丝；3）如果你不记得第四点的话，千万不要在这之前夸下海口；4）……

[1]　约翰·斯莫尔茨，John Smoltz，美国棒球界最具天赋的投手之一。

设计缺陷

我有个十几岁的儿子，很喜欢跑步，据保守估计，他大概有六千一百双跑步鞋，每一双鞋都体现出跑鞋设计在不断累积更新，投入其中的巨大资金比韦拉扎诺海峡大桥[1]更甚。这些鞋都非常漂亮，我刚在他买的最新一期跑步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是对“体育用途跑步鞋”的评论，很明显这种鞋就叫这个名字。文章里充斥着这样的字句：“EVA鞋底夹层密度双倍加强，前脚掌及脚跟处的气垫保证步履稳当，脚跟处填入胶体吸收震荡波，然而整个鞋底十分小巧，特别适合需要人体工程学保障才能有效运动的人群。”艾伦·谢泼德[2]当时上太空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么多高科技可用吧。

我的问题来了：如果我儿子能够从看似种类无限，且精心设计过，并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运动鞋中自由选择的话，为什么我的电脑键盘这么差劲呢？这是个严肃的质疑。

我的电脑键盘有102个键，几乎是我那老式打字机的两倍。表面上看，电脑键盘似乎非常慷慨，让我拥有了不少排版时的奢侈享受：我有三种括号和两种冒号可以选择，还可以在文章里点缀上脱字符号（^）和变音符号（~），斜线的方向还可以朝左也可以朝右，天知道还有些什么功能各异的其他键。

事实上，键盘的右手边那一堆按键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一无所知。我偶尔不小心按过其中一个，然后发现出来几段“my w9rk n+w look l*ke th？s”，或者是发现我的最后一页半是Wingdings字体写成的，形状非常有趣却完全不成字形。可是，我还是完全不懂这些按键到底有什么用。

别在意，这些按键里有许多是重复其他按键的功能，而剩下那些则完全是摆设（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标有“暂停”的按键，按下去，绝对什么反应也没有。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它到底是不是在执行命令呢？），还有几个键排列得有点愚蠢，比如说“删除”键紧贴在“套印”键旁边，所以我经常发现自己刚刚写就的想法，伴随着颤抖的欢笑声被吞吃干净了，就跟吃豆游戏[3]一样，所有我前面写好的东西全没了。还有就是，我经常不知怎么同时按下了几个键，然后就跳出一个框问我：“这是一个无意义的对话框。你想要保留吗？”然后紧跟着另一个“确定要删除此无意义对话框吗？”。这些都不用担心，我很早以前就知道：电脑非我友也。

但是让我生气的是，所有102个键当中，没有一个代表1/2的键。以前的打字机键盘总是有1/2键。但是现在如果我要写1/2，我只能拉下“字符”菜单进入“WP字符”目录，然后在一堆子目录当中搜寻，直到我记起来要找的原来是哪一个。更多的时候，我是偶然才发现，我要找的原来就是“排字符号”目录中偷偷摸摸隐藏着的那个1/2符号。这既叫人厌恶又毫无意义，对于我来说完全不合理。

可是这世界上大多数事情对于我来说都不合理。我们家汽车的仪表板上有一个浅浅的凹进去的地方，和一本简装书差不多大小。如果你想找个地方放墨镜或者是放点儿零钱，很明显就是放在这个状如浅盘的地方了，大小非常合适。不过我要提醒一下，车没开的时候完全没问题，可是一旦你发动汽车，特别是踩刹车、转弯、上小斜坡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从那里面掉出来。你看，仪表板托盘上根本没有安盖子。这块地方那么平，底部像小酒窝一样浅，东西放进去不敲个钉子钉牢肯定要掉出来。

所以我要问你：这个东西设计出来到底是干什么的？总是人设计出来的吧，它又不会自己跳出来。就我所知，是某些人——可能是仪表板存储分部的所有人员——花了大量时间和智慧，将这样一个实际上根本放不了任何东西的储存托盘，设计融合在这种车型中的。这简直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和现代化录像机设计者所创造的多种“成就”比较起来，这个简直不足挂齿。我不准备来唠叨，要给录像机制定程序是如何不可能的了，因为大家已经都知道。我也不想评论，确认录像机是否在录像时，得走到它跟前并俯卧在地上，这是多么令人恼火了。我就准备简要地说说一件事。我刚买了台录像机，其卖点之一（厂商吹嘘的优点之一）就是它能预先设定录制十二个月后的节目。大家想想看，然后告诉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说的是任何情况——你会想要设置录像机去录制一年以后的节目呢？

我不想像个老头一样不停地抱怨。我坦白承认，市面上有很多经过精心设计的优秀产品都是我儿童时代不曾有过的东西，便携式计算器和易事贴就是两种让我感激不尽，同时也叹为观止的产品。可我还是觉得有很多东西是那么糟糕，那些设计者难道就没有停下来反思过，设计成这样人家怎么用？！

想想让我们发愁的日常生活用品吧——传真机、扫描仪、复印机、旅馆花洒、旅馆闹钟、机票、电视遥控器、微波炉，几乎所有别人有，而你没有的电器用品——它们的设计师真的考虑非常不周，经常让我们发愁。

那么为什么它们的设计师考虑不周呢？因为所有最优秀的设计师都在设计跑步鞋，要不然他们就都是傻瓜。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公平。

[1]　韦拉扎诺海峡大桥，Verrazano Narrows Bridge，建成于1964年，是美国跨度最大的桥，位于纽约市，连接斯塔滕岛和布鲁克林区，以意大利探险家乔瓦尼·韦拉扎诺命名。

[2]　艾伦·谢泼德，Alan Shepard（1923—1998）是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1961年5月15日，他乘坐“自由7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

[3]　PacMan，是一款经典的街机游戏，游戏的目的就是控制主人公黄色小精灵吃掉藏在迷宫中的所有豆子，并且不能被“幽灵”抓到。

客房服务

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造访加利福尼亚州圣路易奥比斯波[1]的汽车旅馆（Motel Inn）。

表面上看，我的愿望似乎有点奇怪，因为不管怎么说，那家汽车旅馆都不是特别引人入胜的所在。它建于1925年，是座西班牙殖民地风格建筑，为餐馆主佐罗家族历代经营至今，从未转手出让。旅馆坐落在繁忙的高架路桥之下，周边是一堆加油站、快餐连锁店以及其他一些更加摩登的汽车旅馆。

但是这家旅馆曾一度是连接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沿海高速公路上著名的歇脚之处。一位来自帕萨迪纳[2]名叫阿瑟·海因曼（Arthur Heineman）的建筑师造就了这个旅馆非凡的风格，可是这位建筑师最了不起的杰作却是他为旅馆所选择的名字。他将“汽车”（motor）和“旅馆”（hotel）两个词掐头去尾，创造出“汽车-旅馆”（mo-tel）这个名字，中间用短线连起来以标榜其新意。

那时候美国的汽车旅馆已经不少【第一家汽车旅馆似乎是1901年建于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镇的阿斯金斯农舍小栈（Askins’Cottage Camp）】，可是它们的名字都五花八门——汽车旅店、农舍旅店、酒馆旅店、旅游客栈、汽车酒馆、平房旅店、木屋旅店、游客小栈、游客旅店、旅游酒店等。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游客旅店”将会成为这样一个歇脚过夜的地方的标准名称。直到1950年，“汽车旅馆”这个说法才开始通用。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就是因为我刚读完一本讲述美国汽车旅馆历史的书，名叫《美国的汽车旅馆》。书是三位学术界人士写的，沉闷而又冗长，充斥着以下这样的句子：“消费者与食物供应商们的共同食宿需要强烈地影响了有组织的分配体系的发展。”可是，我还是买下了这本书，还一口气看完，因为我喜欢有关汽车旅馆的所有的一切。

我情不自禁地迷上了汽车旅馆。直到现在，每次我将门卡插入汽车旅馆的房门，然后猛然推门而入的时候，我还是会兴奋异常。在这个世界上，让我如此兴奋的只有两样东西（我应该找找原因）：这是其一，还有就是飞机上的航空食品。

汽车旅馆的黄金时代，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也恰好是我的黄金时代。我想这能够解释我为什么对它如此着迷吧。如果你没有在那个年代开车游遍美国，你几乎无法想象汽车旅馆的迷人魅力。首先，像假日酒店（Holiday Inn）和华美达（Ramada）这样的连锁酒店在那时几乎没有，直到1962年，百分之九十八的汽车旅馆都为各自的主人私有，因此每家旅馆都独具一格。

那时的汽车旅馆究其本质而言分为两类。第一类质量上乘，几乎总是充满了令人宾至如归的温馨感觉。这样的旅馆一般都建于一大片绿地边上，浓阴掩映，一只漆成白色的汽车轮胎点缀在花团锦簇之中。（出于某种原因，主人们喜欢把所有的石头也都漆成白色，然后将它们沿着车道两旁摆放。）很多旅馆都带有游泳池和秋千，还有带礼品商店和咖啡馆的。

室内陈设让人感觉舒适雅致，一家人可以围坐闲谈——厚厚的地毯、嗡嗡响的空调、大电视、带电话和嵌入式收音机的床头柜、微微闪光的浴室。有的房间还有梳妆区域和电动按摩床，两角五分按摩一次。

第二种汽车旅馆可称得上是恐怖至极，我们那时总在这种地方过夜。我父亲大概是史上最了不起的吝啬鬼之一，他总是认为把钱花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也不能花在你要睡觉的地方。

因此，我们通常都在这样的汽车旅馆房间里凑合一夜：床好像被一匹马睡过一样，是陷下去的，冷气设备就是一扇打开的窗户，然后晚上你肯定会被刺耳的尖叫声惊醒，那是家具碎裂和女人求饶的声音：“把枪放下，文尼。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不想暗示这样的经历造成我后来总是提心吊胆，而且头脑不冷静地怨天尤人，可是我能够清楚地记得以前看电影《惊魂记》[3]中珍妮特·李（Janet Leigh）在贝茨汽车旅馆里被砍得血肉模糊时，我想：至少她的浴室里还有浴帘。

所有这些汽车旅馆，即使是最糟糕的那些，都让高速公路上的旅行充满不可预知的神秘感，令人兴奋。你永远都不知道今天晚上你能找到一个多舒服的地方入住，又能找到什么样的乐趣。汽车旅馆让公路交通图变得鲜活畅快起来，与我们这个摩登时代整齐划一的高雅精致完全背离。

随着汽车旅馆连锁店兴起之后，这样的状况很快就改变了。就拿假日酒店来说吧，短短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就从1958年的79家门店发展到近1500家。如今五大连锁旅馆就拥有全美汽车旅馆客房的三分之一。很明显，如今的旅行者不喜欢生活中出现不确定因素。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喜欢住在同样的地方，吃同样的东西，看同样的电视节目。

最近我和家人从华盛顿特区驾车回新英格兰，路上我试着给孩子们讲述这些汽车旅馆的故事，然后提议晚上在一家老式家庭旅馆歇脚。结果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主意愚不可及，可是我坚持认为这一定会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于是，我们就到处找，路过了几十家汽车旅馆，全是那种全国连锁店。最后，差不多九十分钟过去了，似乎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已经在州际公路上来回兜了七八趟。终于，看哪！“沉睡谷汽车旅馆”在黑暗中熠熠生光，就是那种完美的五十年代的旅馆样式。

“街对面有一家‘舒适客栈’。”我的一个孩子说道。

“吉米，我们不住‘舒适客栈’。”我忙着解释，兴奋异常以至于暂时忘记了我并没有一个叫吉米的孩子，“我们住真正的汽车旅馆。”

我太太这个英国人坚持要看看客房再决定。当然那房间是一塌糊涂，室内陈设破烂且过于简陋。里面冷得不得了，你都可以看见自己的呼吸凝成水汽。浴室里有浴帘，只用三个挂钩吊着。

“这叫有个性。”我坚持住下来。

“傻瓜才住这里，”我太太回答，“我们住街对面的‘舒适客栈’。”

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大部队撤离，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吉米，你会留下陪我，对吧？”我问道，可是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在那儿呆立了十五秒，然后关上灯，退了房间钥匙，穿过马路到“舒适客栈”去了。那里果然毫无个性且单调乏味，就和我曾经住过的任何一家连锁门店一模一样。不过房间干净，电视也正常运转，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浴帘尤其漂亮。

[1]　San Luis Obispo，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一城市

[2]　Pasadena，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洛杉矶东北部一城市，因其玫瑰碗剧场和每年的玫瑰花车游行而闻名。

[3]　《惊魂记》，Psycho，1960年出品，为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代表作之一。

消费乐融融

我相信我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了美国是完美的购物天堂。翻开随着清晨邮件一起不请自来的音像制品目录，你就会看见一个天堂。那里面不仅有常见的五花八门的影视作品——从《泰坦尼克号》到《健康养生太极拳》，以及约翰·韦恩[1]的所有电影——还有一部名为《裸体玛卡蕾娜舞[2]指南》的自助学习片，这部片声称将引导观众体会“风靡全国的拉丁舞曲热浪”。

这张产品目录中还有一部名为《古董农场拖拉机》的纪录片、盒装唐·诺茨[3]作品全集、名字风趣的汇编集《美国裸体家庭主妇》（第1卷及第2卷），描述普通家庭主妇“一丝不挂做家务”的场景，居然还有套筒扳手，似乎我会买来当圣诞礼物送人一样。

我想说的是：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没有什么东西是买不到的。当然，几十年来购物一直是一项全民运动，可是近几年来零售业的三项重要进展将购物潮推向新高，更加让人眼花缭乱。

电话营销　这是种全新的业务，大批销售人员几乎是随机选择陌生人的电话号码，通常晚饭时间打过去，孜孜不倦地向他们宣读早已准备好的“台词”，如果他们购买某项产品或者服务，就承诺附送牛排刀或者AM-FM收音机之类。这类销售人员越来越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趋势。

要我在电话里从一个陌生人那儿购买佛罗里达州分时度假产品的可能性，基本上和到我家门口来传教，然后我就改变宗教信仰，立即投奔摩门教一样微乎其微。可是，显然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的电话营销年销售额达到了三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字如此惊人，我每次想到它都会头疼，所以我们还是转换话题，聊聊第二种零售新模式吧。

品牌折扣卖场　这些大型卖场是拉尔夫·罗伦（Ralph Lauren）以及加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这样的公司打折直销自己产品的地方。在很多地方，这些折扣卖场并非以商场的形式出现，而是由各种品牌的折扣商店所占据的整个小镇。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缅因州的弗里波特折扣中心了（Freeport），那里是L.L.Bean[4]老家。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缅因州海滩的路上曾经路过那里。一直到现在，我一想起那段经历就禁不住害怕得发抖。去弗里波特的过程恒久不变：排着长长的车队开进镇里，花四十分钟找个地方停车，然后加入成千上万的人所组成的队伍沿着主街走过去，经过一个又一个曾经知名或者将要出名的品牌店铺。

所有店铺的正中央就是L.L.Bean的卖场，奇大无比。每天二十四小时营业，年中无休。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凌晨三点去那里买一个爱斯基摩人的皮船。想到居然有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我的头又开始痛起来了。

产品目录　邮递购物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可是如今其无孔不入已经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几乎从我们回到美国的那一刻开始，产品目录们就不请自来了，每天和邮件一起出现在我们的门垫上。现在我们家一周会收到一打，有时候还更多——有音像制品的、园艺工具的、内衣的、书籍的、露营和钓鱼装备的、让你的浴室更加时尚欢快的，你能想得到的都有。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这些目录连同其他的垃圾邮件一起扔掉。其实我真的很笨，现在我明白了，这些产品目录不仅能带来几个小时的阅读享受，更能开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界，填补我知识上的空白。

今天和开始提到的那个“裸体玛卡蕾娜舞”小册子一起到来的还有一本目录，叫作“严肃读者必备工具”。里面也就是常见的各种记事本、桌面收纳工具、床头灯和膝上托盘（lap tray）等。可是，特别吸引我眼球的是某种名为“公文包架”的东西——一只小巧的带滚轮车，离地面约四英寸高。

“公文包架”可供选择的颜色有黑樱桃木或自然樱桃木色，而且139美元的价格非常有诱惑力。它是专门为减轻当今棘手的办公存储问题而设计的，正如产品目录上所宣传的：“我们大多数人每天在家里或者在办公室里都会为同一桩烦心事而苦恼，那就是公文包该放在哪儿？因此我们设计了‘公文包架’，能使您的公文包不用落地，塞入和抽取东西会随着一天终结而更加方便。”

我特别喜欢那六个字：“随着一天终结。”有多少次我在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忍不住想：“哦！要是有一个带转轮的小巧包架，有原木色调可供选择，能够让我弯腰的时候省下最后那四英寸去拿公文包，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可怕的是，有时候这样一些产品描述写得如此艺术，以至于你差一点就上当了。有一次，我读到另外一本产品目录出售一种稀奇古怪的意大利厨房用品，叫作“纸卷泊”[5]，称其有“弹簧张力臂”“不锈钢导向装置”“手工黄铜顶饰”，还有“橡胶垫圈保证出色的稳定性”——只售49.95美元——我终于明白了，其实就是个卷筒纸托架。

显然，产品目录不可能说：“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那只不过是一个卷筒纸托架，谁买谁就是傻子。”因此它们必须想办法用异国特色和复杂的技术名词搅得你头晕眼花。

结果哪怕是产品目录上最普通的产品，都吹嘘自己的设计特色比起1954年的别克轿车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面前就有一本另外一家公司印刷精美的小册子，毫不掩饰其骄傲自负，宣称它的法兰绒衬衫有如下主要特色：手腕部纽扣、超长袖口开衩、四十支纱双层布料精制（“超级柔软毛感”）、后部复褶、受压点两重缝合、方便吊圈以及非粘补式衣领等。即使是袜子的介绍都是长篇大论，听上去很有科学的意味，不断赞美什么无缝结合啊，一对一纤维环啊，以及手工连接的纱线之类。

我承认自己有时候会听信这些极具诱惑力的鬼话买上面的东西，可是最终我发现，要从花37.50美元买一件“超级柔软毛感”的衬衫和小睡一会儿这两者中选择其一的话，我还是会选后面一个。[6]

不过，我在这里要说明，如果有人设计出“全裸玛卡蕾娜套筒扳手家用锻炼录像”，还带有不同颜色可供选择的方便吊圈，我就立刻下订单。

[1]　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著名美国演员，以西部片和二战片闻名，代表作有《大地惊雷》《红河》等。

[2]　《玛卡蕾娜》，Macarena，西班牙组合“河边二重唱”1996年的专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拉丁音乐唱片，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张。

[3]　唐·诺茨，Don Knotts（1924—2006），美国著名喜剧电视演员。

[4]　美国知名户外运动服装品牌。

[5]　原文为意大利语。

[6]　“柔软毛感”和“小睡”在英文中是一个词，即nap。

数字游戏

生命不息惊人不止的美国国会最近投票批准多拨款110亿美元给五角大楼，超出国防部先前要求的数目。你知道110亿美元到底有多少吗？你当然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不可能想象得出这么巨大的一笔款项。

不管在哪里，说到美国和美国经济，你都会碰上一堆极其庞大的数据，故意不让人弄明白。就说几个随手从这个星期的报纸上选出来的数字吧：加利福尼亚州经济总量达到8500亿美元。美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8兆美元。联邦预算为1.6兆美元，联邦赤字近2000亿美元。

这些数字到底有多庞大，很容易为我们所忽略。据《时代》周刊报道：上一次计算的美国累积债务比4.7兆美元略低，只有“毫发”之差。而准确数字是4.692兆，因此要驳倒这个说法很难，尽管其误差高达80亿美元——这在任何人的账簿上都应该是一根相当粗大的“毫发”吧。

我在英国一家全国性报纸的商业部门工作过很长时间，我知道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财经记者在处理“十亿”和“兆”这样的名词时通常都会糊涂。引起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一般他们中午都喝多了；二是这样的数字真的很容易让人糊涂。

整个问题就出来了：天文数字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东西。纽约的第六大道上有一块电子公告牌，自称“国债钟”，也不知是谁竖在那里，还支付了它的日常开支。我上一次去那儿看到国债数字为4,533,603,804,000——也就是4.5兆美元——而且这个数字每秒增长10,000美元，增长之快以至于电子计数器最后三个数字总是模糊一片。可是4.5兆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好吧，让我们首先来搞清楚1兆美元到底是什么概念。想象一下你身处一个充满一美元纸钞的阀门中，人家告诉你只要你能签上名的纸币都归你所有。此外为了避免争议，假定你每秒钟能在一张纸币上签上大名，而且你能够始终不停地一直这么干下去。那么你认为数到1兆美元要花多久呢？快点，逗我一下，猜一把。十二周，两年，还是五年？

如果你能每秒签一美元纸币，那么每17分钟你能得到1000美元。经过12天不中断的努力，你能赚到第一个一百万。然后你要120天以后才能累积到一千万，1200天后——大概是三年吧——你有了一亿。31.7年后你就家产十亿，1000年过后，你和比尔·盖茨一样富有。可是要数到1兆元钱，要等上31709.8年（可是直到那个时候，你的资产才只有美国国债的四分之一不到）。

这就是1兆美元的概念。

有趣的是，由经济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随口抛出的大多数天文数字其实和真实情况相差甚远，这也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就拿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现代经济政策的基石来说吧，这个概念源于20世纪30年代，由经济学家西蒙·库兹列茨（Simon Kuznets）提出。用GDP来衡量有形的东西非常有效，比如钢铁产量多少吨，木材产量多少板英尺[1]，土豆、轮胎等的产量，在传统工业经济环境下非常适用。可是如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有相当大一部分产出都来自服务业和脑力劳动行业，如电脑软件业、电信业和金融服务业。这些产业的确创造了财富，可并不见得一定是甚至很少是那些你能搬上货盘然后运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

由于这样的活动非常难以衡量和量化，没有人真正明白这些产业的总价值达到多少。现在很多经济学家相信美国的GDP增长率很有可能一直都被低估了，每年或者几年低估了两个到三个百分点左右。这个结论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本来就已经庞大得惊人的美国经济很有可能比我们原先估计的要多出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还有上百亿美元在国民经济中流动，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过罢了。这真让人难以置信。

还有一个更加吸引眼球的想法：其实上面所说的根本不重要，因为在任何情况下GDP都是一个完全无用的量值。从字面上看，GDP指的是对某个特定时段内全国总收入未经分析的量值，就像教科书上所写的“是以货币来衡量完成了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任何经济活动都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不管是好的活动还是坏的活动。比如说，有人估算过辛普森案[2]审判中的律师费用、庭审费用、媒体差旅费等，就为美国的GDP增长贡献了2亿美元。可是我并不认为很多人都会说这场代价昂贵的好戏让美国成为一个越来越伟大和高尚的国家。

实际上，糟糕的经济活动产生的GDP通常比良好的经济活动要多。最近我去了一趟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锌工厂，那里的废气中污染物含量极高，以至于旁边一座山原本郁郁葱葱的一侧如今已寸草不生，从工厂围墙到山顶那一大片看不到一丝绿色植物。但是从GDP的角度来看，这家工厂贡献太大了：首先，它数十年生产和销售的所有锌产品都促进了经济增长；其次，政府要治理工厂和恢复青山原貌必须投入上千万美元，这同样是增长；最后，工厂员工和附近居民由于污染患上慢性病得花钱治病，还是持续的增长。

从传统经济学度量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是增长而非损耗。因此，湖海中过度渔猎仍是增长，砍伐森林还是增长。简单点说，我们越是无情地榨干自然资源，GDP的增长幅度就越大。

正如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所说：“目前我国的会计制度将整个地球当成是一家公司在结业清算。”去年的《大西洋月刊》上，有三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发表文章冷漠地评说道：“以GDP那古怪的标准来看，全国经济的英雄人物应该是一位正在经办代价高昂的离婚手续的晚期癌症患者。”

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死守这种荒谬的经济状况衡量标准呢？大概GDP是经济学家们所能想出的最好的东西吧。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人家把经济学叫作“令人沮丧的科学”[3]了吧。

[1]　板英尺，board foot，英美国家的材积单位，1板英尺为144立方英寸。

[2]　辛普森，O.J.Simpson，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黑人橄榄球运动员，1994年6月17日因被怀疑于5天前杀害白人前妻及男友被捕。1995年10月3日，这场历时474天震撼全美的“世纪大审判”以辛普森无罪释放而结束。

[3]　“dismal science”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批驳经济学家马尔萨斯（Malthuse）时给经济学起的名字，意在与尼采提出的“快乐的科学”（gay science）完全相对，后广为流传。一般译为“沉闷的科学”，也译为“忧郁的科学”“悲观的科学”“灰暗的科学”等。由于“沉闷的”容易与“枯燥的”相等，不免扭曲原意，故译者取此译。

垃圾食品之天堂

那天我决定给家里的冰箱来个大扫除，我们清理冰箱的频率并不高——每四到五年把它打包直接送到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上面贴张便条，对于里面任何貌似有点科学研究价值的东西，请那边的人随意自取。这次之所以决定自己动手，是因为我们家的某只猫几天未见了，然后我隐约记得在冰箱里的底层搁板上，靠里面的地方，看到过有个毛茸茸的东西（结果发现那只不过是一大块戈贡佐拉奶酪而已）。

因此我就跪在地上，忙着撕开保鲜薄膜，然后小心翼翼地朝特百惠容器里看过去，偶然发现了一样有趣的东西，名叫“早餐比萨”。我带着怜惜而又悔恨的感情仔细查看，就像看你自己的老照片里那身过时的打扮，完全不敢相信自己那时候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衣着品位。你看，这“早餐比萨”就是我某次买东西时严重犯傻所残留下来的物证。

几个星期前，我对太太宣布下次她去超市购物时我陪她一起去，因为她老是买那些东西回家——我怎么形容呢？——那些不太符合美国式吃饭精神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是个垃圾食品的天堂。这个国家把奶酪装在喷壶里卖给全世界，而我太太总是把那些健康的东西买回家，比如新鲜西兰花，还有瑞典黑麦薄脆饼干之类。

当然，这都是因为她是英国人，她并不理解美式烹饪那种油腻黏稠之浓郁感受，简直天下无敌。我向往人造培根片、貌似黄色种类不明的融化奶酪、奶油味十足的巧克力馅，有时候所有这些全部包含在一种产品当中。我喜欢吃的是那种你咬下去就会喷出汁来或者掉到你衬衫胸口上的东西，那奇大无比的一坨粘在那里，你只能带着十二分小心地慢慢起身离席，像跳林波舞[1]一样挪到水池边把自己清理干净。

好了，我陪着太太来到超市。她在那边捏捏瓜果，称称香菇，我就溜到垃圾食品部——其实剩下的都是垃圾食品部。噢！天堂啊！

光浏览一遍所有的早餐谷物类就能花掉差不多一早上，大概有两百个品种吧。凡是可能干燥、膨松和包上糖衣的东西估计都涵盖在内了。最具有直接吸引力的是一种饼干谷物叫作“饼干脆”，伪装成营养早餐，其实不过就是巧克力曲奇饼干，倒进碗里和着牛奶吃下去罢了。这点子真绝！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花生酱膨膨脆”“迷你肉桂小卷”和“朱古拉伯爵”（配“软糖恶魔”）。最忠于原味的一种叫作“燕麦饼干总汇”，里面有四种不同的饼干。以上每一种我都拿了一包，燕麦的那种拿了两包——我经常说：“晨起没有一大碗热腾腾的饼干，枉过一天啊！”——然后我把它们全部抱着跑回购物车。

“那是什么？”我太太问话的音调怪怪的，也是她经常就零售事业与我探讨时的调子。

我没时间解释。“未来六个月的早餐，”我跑过她身边，气喘吁吁地回答，“想都不要想把它们退回货架上换你的格兰诺拉麦片[2]。”

我不知道垃圾食品市场是如何欣欣向荣起来的。每到一处，举目四望，全是保证让你痴肥的垃圾食品——弯月饼、转轮核桃卷、蜜桃圈圈糖、饮料纽扣糖、巧克力软糖陆战队，还有名叫“绒绒”的涂有起泡软糖的三明治。所有这些东西铺天盖地而来，足够让一个小婴儿在里面洗澡了。如今去超市购物的人可以选择的垃圾食品种类之丰富以及消耗量之大都让你难以想象。最近我读到一个数据：一位美国人平均每年要吃掉17.8磅——17.8磅啊——椒盐卷饼。而且记住，是平均数字，也就是说某些地方某些人除了完成自己的份额，还把属于我的大部分都吃进肚子里了。

第七号货架（“严重痴肥食品”）尤其高产，那里整片区域都完全由一种产品垄断。这种叫“烤箱小点”的东西品种十分丰富，光“烤箱果馅卷”就有8个不同品种。“果馅卷”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谁在乎呢？反正就是裹了糖衣甜丝丝湿漉漉的那种东西吧。我又来了个双臂抱满。

我承认我有一点点饥不择食——可是这里东西如此丰富，而我又离开故土多年。

最后那个“早餐比萨”让我太太恼怒起来。她看了看盒子说：“不行。”

“请你再说一遍，亲爱的？”

“你不能把早餐比萨这种东西带回家。我让你买”——她一面伸手去购物车里拨弄那些“待检样本”——“饮料纽扣糖和烤箱果馅卷，还有……”她拣出一包刚才没注意到的，“这是什么？”

我从她肩头看过去，回答：“微波炉烤薄饼。”

“微波炉烤薄饼。”她重复着，不如我那么热情洋溢。

“非常科学、非常了不起，对吧？”

“你要把这些都吃完，”她回答，“你现在不肯放回货架上去你就得全部吃光，一点不剩。明白了吧？”

“当然了！”我的语气十分诚恳。

你知道她真的逼着我把这些都吃光了。我花了好几个星期在垃圾食品“交响曲”中跋山涉水。那些东西简直难吃得要命，我还吃得一点不剩，不知道是垃圾食品越来越差，还是我的味蕾已经成熟，可是就连我从小吃到大的甜食——上帝救救我吧，就连何丝蒂小杯糕——如今也无味粘牙，让人失望了。

最糟糕的就是那个“早餐比萨”了，我分三四次硬塞下肚，或在烤箱里回炉，或用微波炉转转，还有一次实在走投无路了，和着一片“绒绒”软糖三明治吞了下去。不管怎么处理，这比萨总是蓬松不起来，软塌塌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最后我完全放弃，把剩下的藏在冰箱最底层的特百惠容器“墓场”里。

这也是为什么有天我又看到那个盒子的时候，心情十分复杂。一开始我想把它扔掉，然后犹豫着打开盒盖，居然没有酸腐气味扑鼻而来——我想大概是里面的化学物质太多了，没地方给细菌生长吧——然后我想把它继续保存下来，时刻提醒我自己的愚笨，可是最后我还是扔掉了。扔完就觉得肚子饿，跑进食品储藏室看能不能找到一块朴实无华的瑞典黑麦薄脆饼干，或许再来根美味的鲜芹菜。

[1]　林波舞，limbo，即舞者身体向后仰，穿过一根根水平杆，每一根都比前面的要低。

[2]　低糖传统型早餐麦片。

家居之乐

我太太认为美国生活中几乎方方面面都很棒。她喜欢让杂货商给她打包，热爱免费冰水和书夹式火柴（book matches），她认为速递到家的比萨是文明的核心标志。我还不忍心告诉她，美国的男女招待们总是追着每个人问好。

个人认为，虽然我非常喜欢美国，也感谢这里便利的生活，但是我并不是奴隶般地逆来顺受。就拿杂货商帮你打包来说吧。我喜欢这种姿态以及所有相关的一切，可是一旦你思考一下，除了站在那里袖手旁观别人给你打包那点闲暇时间以外，你还得到了什么呢？它给你带来了美妙时光吗？当然没有。

然而，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有那么几件了不起的东西，我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毫无疑问，首先就是厨房垃圾处理器，它简直堪称节省体力的机器独一无二的典范。这机器轰隆轰隆，十分有趣而又极度危险，擅长本职工作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你几乎无法想象没有了它，生活该怎么继续下去。如果你18个月前问我：有没有想过，在不久的将来，我生活中最大乐趣就是把分类好的物品扔进厨房水槽下的一个洞里[1]？我想我肯定会冲着你大笑不止。可是实际上的确如此。

以前我根本没用过垃圾处理器，因此我一直通过一系列试验和失败来打探它的忍耐底线。筷子可能是造成动静最活跃的吧（当然不向读者推荐这个试验，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各种机器层出不穷，你要自己搞清楚每种机器都能干些什么），而甜瓜皮的响动最丰富、最嘶哑而且下去得最快。大量的咖啡渣最有可能造就令人满意的“维苏威火山”效应。但是很明显，你最好不要尝试这种难度系数较高的把戏，除非你太太正好出门在外，而且拖把和梯子已经准备在你手边。

当然，最令人兴奋的垃圾处理事件是，它被堵住了，然后你得伸手进去清除堵塞。而你知道它随时都可能会“苏醒”过来，然后突然把你的手臂从一样有用的抓物工具变成一根尖头挖洞工具。绝不要亲自尝试，但如果你真这么做了，一定要告诉我命悬于刀锋边缘的滋味如何。

和垃圾处理器同样令人满意，也同样设计精巧的东西就是不太为人所知的壁炉灰坑。它只是一块金属板——一种活盖——嵌在起居室壁炉地板上，下面就是一个深深的、由砖头围起的坑。当你打扫壁炉时，你不用把灰都扫进桶里，然后拖着桶一路漏出整个房子，你只要把活盖挪到这个洞里，然后灰就永远消失了。真是够绝。

理论上壁炉灰坑是会被填满的，可是我们家的灰坑像是无底洞一样。地下室的墙上有一扇金属小门，打开它你就可以看到灰坑的情况如何，我偶尔下去看看。其实也不是很有必要，可是这样我就有借口到地下室里去看看。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借口，因为地下室就是除了垃圾处理器和灰坑之外，美国生活的第三大特色。它们实在是了不起，宽敞得让人觉得有点浪费。

我了解地下室，因为小时候家里就有一个，美国人家里的地下室全都一样：都有一根几乎从来不用的晾衣绳，都有不知从何而来的水滴，汇聚起来横穿过地面，还都散发着某种滑稽的气味——本来应该被放在室外的旧杂志和露营装备的混合味道，还有一只名叫“毛茸茸先生”的豚鼠的气味，它六个月前就逃入中央供暖炉里，之后便再也没人看到过它（现在大概应该改名叫“白骨精先生”了吧）。

地下室极大地超出了普通人家对于储藏空间的需求，实际上，人们很少下去，所以它通常变成了一种惊喜，让你猛然想起你居然有一个地下室。每一个到地下室去的父亲走着走着都会突然停下环顾四周，忍不住想：天哪，这么大的空间我们真的应该利用起来。可以弄个小吧台、一个台球桌，再来个自动点唱机、一个按摩浴缸和几台弹球机……当然了，这不过是你某天一时兴起想做的几件事罢了，就像学西班牙语或者学习在家理发，只不过说说罢了。

哦，很偶然的情况下，主要是在价格较低廉的起步房里，你会看到某些年轻而充满雄心壮志的父母亲把地下室改建成了孩子们的游戏天地。可是这明显是个错误，因为没有哪个孩子会在地下室做游戏。这是因为不论父母多么充满爱心，也不论孩子心底多么信任父母，孩子总是会有这样的念头：爸爸妈妈在楼梯口悄悄把地下室的门锁上，然后搬家到佛罗里达去了。所以地下室不能待，它总是让人无可避免地感到深深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恐怖片总是青睐地下室吧，最常见的场景是：琼·克劳馥[2]扛着斧头的身影投射在远处的墙上。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连父亲们都不太到地下室去吧。

我可以继续将美国家居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视，且无人称颂的种种妙处编成目录——带冰水和冰块出口的电冰箱、走入式衣柜、正常运转的中央供暖系统——可是我想就此打住，因为已经写不下了，而且布莱森太太刚刚出门购物，我突然想起还没见过垃圾处理器怎么处理果汁盒的。我去观摩好了马上回来告诉你。

[1]　厨房垃圾处理器安装在水槽之下，把垃圾全部绞得粉碎随水流冲走，不污染环境也省却了倒垃圾之苦。

[2]　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1908—1977），美国女演员，好莱坞从影时间最长的明星，代表作有《现款已付》《欲海情魔》《简的孩子怎么了》等，1945年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北方森林传说

就在一年以前一个多雪的冬日，在新罕布什尔州我所居住的小镇旁的村子里举行了一个聚会，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喝得醉醺醺地道别，准备步行回到几英里外他父母家。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做了个愚蠢的决定：从森林里抄近路走。就这样，他再也没有走出来。

第二天，他失踪的消息传开了，几百名志愿者走进森林去搜救，他们找了好几天却空手而归。直到春天到来，有人走进森林，一不小心绊到了那年轻人的尸体。

五周前，又发生了一起非常相似的事件：一架载有两名乘客的小型私人喷气式飞机，在恶劣天气下试图降落在我们当地机场，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取消行动，然后驾驶员打了个圈向东北方向飞去，想再次尝试降落，并通过无线电向地面控制塔传达了他的想法。

过了一会儿，机场雷达屏幕上代表那架飞机的小绿点就消失了。就在那边某处，不知为什么那架飞机突然一头栽进了那片森林。

接下来的几天，新罕布什尔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地面和空中搜救行动迅速展开，可是没能找到飞机。这个谜一般的故事里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有相当多的人——最后统计有275人——声称看到了这架飞机坠毁的全程。有的人说因为当时距离较近，他们都看到飞机里的两个男人从窗户里向外张望。麻烦的是：这样的目击证人两个州都有，相当分散，最远距离相隔175英里。很显然他们不可能全都在飞机坠毁之前看到过它，那么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呢？

飞机失踪几周后，有关那次要命飞行的各种消息浮出水面，流传开来。我听到的最骇人的一则是这么说的：一架飞机在新罕布什尔的森林中消失，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1959年，当地报纸就报道过两名本地大学的教授乘坐的轻型飞机在一次暴风雪中坠毁于这片森林。他们身后留下的笔记表明，坠毁后他们还支撑了至少四天。很不幸的是，那架飞机经过两个半月的搜寻都没有找到。两年后，又一架轻型飞机消失于这片森林中，同样历时六个月的搜索仍是没有飞机的踪影。第三架飞机坠毁于1966年，直到1972年飞机残骸才被发现，大多数人早就忘记这件事了。这森林似乎能鲸吞大量飞机残骸而又不排出什么。

即便如此，一架李尔（Lear）喷气机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也没法解释。首先，那是架18座大飞机，两翼张开来有40英尺宽。这么大的一样东西不可能人间蒸发不留痕迹吧，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如今的技术相比前几年又更加进步，我们有热传感器、红外线观测器、长距离金属探测器这样的东西，美国空军还借了颗探测卫星给搜救队，全都没有用处。整个搜救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零星四散的飞机残骸，树木间也没有任何坠毁滑行的痕迹。那飞机真的就这么蒸发了。

我不想暗示读者，我家住在这个镜花水月的人世间某个类似“百慕大三角”的边缘地带，我只想说新罕布什尔州的森林是颇为古怪阴森的地方。

首先，森林里到处都是树，我并非开玩笑。我曾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森林里徒步旅行，我可以告诉你那里数量多得让你无法想象的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树。有时候森林变得十分令人不安，因为你所看到的是永无止境而又不断重复的景象：小路每转一次弯，你面前的场景都是一样，不论你走多远，你还是看到同样的场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搞的迷了路，你马上会发现自己——很有可能——彻底丧失了方向感，完全没救。

去年秋天我在离家两英里的地方散步，突然发现小路之外有一座我从来没见过的悬崖，悬崖下面是一座小小的幽谷，还能看到一座房子的屋顶。我想既然有房子就必然有条路或者小径通向那里，如果真有的话，那么我正好可以绕一圈回家。我偏离大路大概走了75码来到悬崖顶上，可是我根本看不到有路可以下去，于是我掉头返回老路。可是我还能找到来时的路吗？我找不到了。

我的头脑有点混乱，认真按照自己来时的脚印，大概仔细寻找了五六分钟。可是那条小路似乎就这么消失了。我站在那里抓自己的头，非常肯定我所熟悉的这条小路应该就在我站立的地方附近。就在这时，另外两个远足者从森林里走过，他们走的就是那条小路，但是离我站的地方有20码，而且和我刚才所想的方向完全不同。你看，森林就是这样，混乱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完全没有参照物。

明白了这个，再听到某人无意走入森林，却很不幸地再也出不去了，或者是森林把飞机整个生吞了这样的消息，也不会觉得太过惊讶。新罕布什尔州和某些欧洲国家一样大——比如说威尔士——而且85%为森林所覆盖。这里森林太多，迷路也太容易了。每年都有至少一到两名行人失踪，有的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直到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在某些地方比这个时间还要短，如今的大部分森林根本就不存在。几乎整个新英格兰的农村——包括新罕布什尔州我们居住的这部分周边所有地区——全是开阔的草原农场。

当我们镇议会把一份日历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我们的时候，我才比较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日历里都是从我们小镇档案里选出来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幅山顶全景摄于1874年，上面的景象我总觉得似曾相识，不过又说不出在哪儿见过。照片上有一角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校园，还有一条灰扑扑的马路伸向远方的山脚，其余全是开阔的农田。

我盯着照片看了好几分钟，才发现这张照片就是后来我家附近的景象。这种感觉很怪异，因为我们现在的街道看上去是传统新英格兰式的，楔型板材打造的房屋掩映在高大而美观的树木之下。可是这一切都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事，比照片上的时间晚了半个世纪。照片拍摄者所在的小山如今已是20英亩的森林，从我们家房子背后到远处的山边，几乎所有的风景全都为浓密而成熟的森林所遮蔽。而1874年的时候，那里几乎一棵树都没有。

由于农民向西部，比如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更加肥沃的土地迁移，或者搬到赚钱更多且更有保障的新兴工业城市，农场也就消失了。他们所遗弃的农场——有的时候是养育过他们的整个村庄——便没入大地逐渐变成荒野一片了。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你随便去哪片森林里散步，都会看见旧时石墙、遗弃的谷仓和农舍的遗迹，躲在森林地表上那些蔓生的蕨类植物下面。

那条我差一点就找不到了的小路，从前就是一条18世纪的邮政驿道，大概是因为它很长吧。这条长达18英里的小路就在黑暗、混乱且貌似原始的森林里蜿蜒，但是还有活着的老人记得从前那片地方全是草场。离开古老的邮政驿道，离这里4英里左右曾经有一座叫作“昆宁镇”的小镇。从前那可是个热闹的小地方，有磨坊、学校，还有几条街道和房子。这小镇，或者说其遗迹，至今还藏在森林里的某个角落。

我路过的时候，去找过“昆宁镇”好几次，可是就算有幅好地图，想找到那地方也是难于上青天，因为森林里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志性建筑物。我认识一个人，他花了很多年不停地去找“昆宁镇”，仍一无所获。

上星期我决定再去试试。刚刚下过雪，森林的雪景总是令人赏心悦目。当然我心里还晃过一个想法：有可能一脚踢到失踪飞机的某块残骸哦。我其实真的并不指望能找到什么东西——我离本地报纸上报道的出事地点有七八英里远——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飞机就在森林里某个地方，很有可能有一块地方是搜救人员所遗漏的。

因此，我走进了森林，脚不停地踩踏着地面。我呼吸了大量健康的新鲜空气，也得到了锻炼，在柔软的白雪装点下，森林美得让人惊叹。想想在这样一片广袤的静谧中，居然会有一个曾经热闹非凡的小镇的遗址，真的很奇怪；而再想想在某个地方陪着我一起的居然是一架未找到的坠毁飞机残骸，还有两具尸体，感觉就更奇怪了。

我真的想告诉你，我找到“昆宁镇”或者失踪的飞机了，或者两者都找到了。可是……唉！我什么都没找到。有时候生活就是不给你一个明确无误的结局。

恐怕，这篇专栏文章也是一样不了了之吧。

后记：1998年圣诞平安夜，本书正要付梓之时，飞机失踪事故两周年纪念日静悄悄地过去了，有关飞机到底怎么样了没有任何新的消息。一种理论认为当时那两个人搜寻空旷地区降落，结果迫降在一座湖上，可是飞机撞破了薄薄的冰层沉入湖底，然后晚上湖面重新结冰，早上又覆盖上了新下的雪。为了证实这个猜想，1997年附近的湖泊都被潜水员和空降金属探测器查了个遍，只找到几辆废旧汽车和扔掉的冰箱，丝毫不见飞机的踪影。

杯托革命

我保证这个故事真实不虚。

有个人打电话给他的电脑求助热线，抱怨他个人电脑上的杯托掉下来了，他想知道怎么修好。

“杯托？”接听热线的人愣住了，“对不起，先生，我被你搞糊涂了。你这个杯托是在电脑展览会上买的，还是促销时送的纪念品？”

“不是，它就是我电脑里的一个标准配件啊。”

“可是我们的电脑里不配杯托。”

“哦，对不起，朋友，可是我这儿就有，”这人有点生气了，“我现在就盯着我的杯托在看。你按一下机箱上的某个按钮，杯托就马上滑出来了。”

原来这个人一直把电脑上CD光驱托架当成咖啡杯的杯托。

讲这个故事就是为了引出本周的话题：杯托。它们正在占领整个世界。

如今，杯托在汽车产业中极其重要，怎么说都不算言过其实。《纽约时报》最近就对十几辆家用轿车进行的测试刊发了一篇长文。文章就十种重要性能对每一辆车进行评分，比如引擎尺寸、车厢空间、操作手感、悬架质量，还有就是杯托数量。我们有一个熟人做汽车买卖，他曾经告诉我们来现场看车的人首先提到、问到还去拨弄的东西之一就是杯托。人们就冲着杯托来买车。几乎所有的汽车广告都会在文本的显著位置提到杯托数量。

有些车，比如新款道奇捷龙（Dodge Caravan）杯托数量高达十七个，而最大的捷龙能载七名乘客。你不是核物理学家，甚至就算还没睡醒，也算得出来平均每个乘客拥有2.43个杯托。你忍不住动脑筋想了，为什么每个乘客需要2.43个杯托呢？问得真好。

事实是美国人所消耗的液体总量大得令人咋舌。我得到确切消息：我们镇上的某个加油站就出售一种叫作Slurpee的调味饮料，最大容量60盎司一瓶。可是即使坐在车里的每个家庭成员人手一瓶Slurpee和一瓶氧化镁乳液以防肠胃不适，那也还有三个杯托空着。

美国人在车内装上许许多多小型工具和舒适装置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我认为杯托的泛滥就是这种传统的副产品。

美国人需要让车内变得无比舒适是因为他们其实以车为家。几乎有94%的美国人出门都要用车。美国人不光开车去商店，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也要开车。大多数美国商家都有自己的停车场，因此某人出门一趟办六件事情，必然要一一开车前往，哪怕这两个地方只不过隔街相望而已。

美国的汽车总数高达2亿——占世界汽车总数的40%，而人口总数才占世界总人口的5%——而且每个月新增上路的新车为两百万辆（当然每月还有很多车退休）。今天，美国车辆总数比二十年前翻了一倍，公路数量多了一倍，里程也长了一倍。

正因为美国人车多，而且跟车在一起的时间也长，所以他们希望在车里享受各种各样的舒适感觉。可是车的内部空间有限，不可能把所有你想要的各种特色都装进去。那么到底装什么比到处都装上娇俏可爱的杯托要好呢，特别还是人们如此疯狂追捧杯托的时候？我的理论如下：

首先可以肯定，车里不安杯托是大错特错。几年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讲，沃尔沃公司的车就是因为没有杯托，被迫对它投向北美市场的所有汽车进行重新设计。该公司的工程师非常愚蠢地认为汽车买主看中的是可靠的引擎、侧面防撞钢梁和加热座椅。然而其实买主们所渴望的只是能放Slurpee饮料瓶的小托架。因此一堆名叫尼尔斯·尼尔森和拉尔斯·拉尔森[1]1的家伙受指示去将杯托融入到整个设计体系当中，沃尔沃公司这才从“饮料之耻”事件中挽救了自己，如果财政上的损失不算太致命的话。

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不论你多么努力，也不可能只讨论杯托问题就凑满一篇专栏文章的字数。

所以，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那些在沃尔沃公司工作的人名叫尼尔斯·尼尔森和拉尔斯·拉尔森的吧。

几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天晚上百无聊赖（晚八点以后，当地人就早早上床睡觉去了），只好一页页翻看当地电话号码簿，我统计各种名字来度过睡觉前的无聊时光。我之前曾听说瑞典人的姓只有几十个，看来的确如此。我数了一下，姓埃里克森、斯文森、尼尔森和拉尔森的就分别超过2000人。电话簿上其余人的姓氏都被杨森、约翰森以及其他相似变体姓氏所垄断。的确，这里的姓氏少得出奇（或者可能是瑞典人闷得要死吧），因此很多人把名和姓重复使用。在斯德哥尔摩就有212人名叫埃里克·埃里克森，117人名叫斯文·斯文森，126人名叫尼尔斯·尼尔森，还有259人名叫拉尔斯·拉尔森。我把这些数字抄在纸上，这些年一直在琢磨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

我相信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写满无用信息的纸片千万不要乱扔，总有一天你会庆幸还好当初没有扔掉；其二，去斯德哥尔摩的话别忘了随身带饮料[2]现在恕我告辞去找瓶Slurpee畅饮一番。

[1]　这些都是常见的北欧人名，因沃尔沃是瑞典公司，作者在此幽默一下。

[2]　大概是瑞典的汽车不设杯托，所以瑞典人不爱喝饮料，美国人去了只怕适应不了。这也是作者的幽默。

公事公办

那天我经历了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骇人之事，弄得我把一杯饮料全洒在了自己的T恤上。（说是这么说，但其实用不着某件怪事来害我，我就能把饮料泼在自己身上，我就想喝口水而已。）造成这场“倾泻”事件的源头就是我拨打了某个政府部门的电话——具体来说，是美国社会保障局——居然有真人接电话了。

我本来是准备平心静气地等待录音电话告诉我：“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全忙，请稍等，我们会给你播放吵死人的音乐，每15秒中断。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现在全忙，请稍等，我们会给你播放吵死人的音乐……”一直就这样到晚饭时间。

所以当嘟声响了270遍之后，一个真人的声音响起，请你想象一下我的惊讶程度。他问了我个人的具体情况，然后说：“抱歉，比尔，有电话进来，请稍等。”

你发现了吗？他叫我“比尔”，而不是“布莱森先生”，不是“先生”，不是“伟大的纳税人”，而是“比尔”。两年前我还认为直呼人家名字有点无礼，可是现在我发现我爱上这样的称呼方式了。

有的时候，美国人生活中的某些不拘礼节和亲切热情还真考验我的耐心。去餐厅吃饭，侍者会告诉你，他的名字叫鲍伯，今晚由他为你服务，这时我拼命抑制自己不要脱口而出：“鲍伯，我就要个奶酪汉堡包，我不想和你拉关系。”可是，现在我已经喜欢上这种方式了，因为我想这似乎是某种基本理念的象征。

你看，在美国下级见了上级不用行礼致敬，这里所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人人都一样，没有谁比谁好这回事。我认为这是自豪心理的表现。来我家收垃圾的叫我比尔；我的医生叫我比尔；我孩子学校的校长也叫我比尔。他们都不对我行礼，我也不对他们行礼。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相处之道吧。

旅居英国的时候，我十多年来就没换过会计。我和那位女士的关系十分友好，但只限于工作范围之内。她从来都称呼我为“布莱森先生”，而我也一直叫她“克雷斯维克太太”。我刚搬回美国的时候，曾和一位会计师通过电话约好时间会面。当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比尔，非常高兴你能自己找过来。”我们俨然已经是好兄弟了。现在我每次看到他总是会问他的孩子如何。

美国人的相处之道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我们所居住的汉诺威镇是个大学城，本地的私立达特茅斯学院是一所相当贵族化的大学，可是你永远猜不到的是，大学里的所有运动场地全部对居民开放，不像英国的牛津或者剑桥，学校所有的产业并不真正对公众开放，然而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学其实是公立大学，归整个国家所有。你可以试试在那极短的对外开放时间之外进入牛津大学，去图书馆里转转，或者是随便哪个学院的四方形院子里散散步，然后就有好戏看了。

而达特茅斯学院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为整个小镇提供的服务和便利简直无微不至。我女儿就在学院的溜冰场溜冰，我儿子的高中田径队大冬天就在学院的室内田径场训练。学院的霍普金斯中心是行为艺术馆，经常放映电影或者上演现场表演，欢迎公众参与。昨天晚上我还和孩子一起去那里的大屏幕上看了场《西北偏北》[1]，散场后我们又去学生餐厅喝了杯咖啡，吃了块奶酪蛋糕。所有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你出示身份证或者持有特别许可证，更不会有人让你感觉自己在这里是私闯禁区或者不受欢迎。

所有这一切使得美国人的日常交往带上了一些坦荡磊落和人人平等的意味，对此我非常仰慕，因为它把古板沉闷的气氛从生活中驱走。不过有一点是这种风气解决不了的，那就是当你太太的社会保障号码被搞丢了以后，想办法再去要回来的时候。由于填写税务表格急需她的社保号码，等刚才那个工作人员回来继续接我的电话时，我给他解释了原因。毕竟他刚才称我为“比尔”，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问题应该能解决。

“对不起，”他开口了，“但是我们只允许将这个信息透露给特定个人。”

“你的意思是，社保卡所有者？”

“正确。”

“可是她是我太太啊。”我气急败坏。

“我们只允许将这个信息透露给特定个人。”

“那你的意思是，”我回答，“如果我就是我太太，你就会在电话里把她的号码告诉我？”

“正确。”

“可是，如果有人假扮成她来打电话呢？”

短暂的犹豫：“我们通常假定致电咨询的个人就是那个特定个人所代表的个人。”

“那请稍等一下。”我思考了一分钟。我太太出门了，所以没法叫她来，可是我实在不想再经历如此漫长的等待。然后我又拿起话筒，用自己正常的声音说：“你好，我就是辛西娅·布莱森，请您将我的卡号告诉我，好吗？”

电话那头传来收敛的笑声。“我知道是你，比尔。”那个声音说。

“不是，真的不是。我就是辛西娅·布莱森。我能要回我的号码吗？”

“我不能给你。”

“那如果我学女人的声音说话，你会改变主意吗？”

“恐怕不会。”

“我来问你，我就是有点好奇。我太太的号码是不是现在就在你面前的电脑屏幕上？”

“是的。”

“可是你还是不告诉我？”

“恐怕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比尔。”他听上去很严肃认真的样子。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美国政府雇员去徇私枉法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所以我没有强求，而是问他知不知道白T恤上沾了草莓汽水汁怎么去掉。

“发酵粉，”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浸在溶液里一晚上，马上就没了。”

我向他道谢，然后挂了电话。

当然如果他真的把我要的信息告诉了我，我会更高兴。不过，至少我也算交了个朋友，而且他说的发酵粉的方子很管用，我那件T恤简直焕然一新。

[1]　《西北偏北》，Northby Northwest，又名《谍影疑云》，1959年出品，悬念大师希区柯克代表作之一。

邻人友善

这个星期我本来打算写点现代美国生活令人痛恨的方面，或者其他什么。这时候，布莱森太太（恕我直言，她是位受人尊敬的女士）给我端来一杯咖啡，顺便读了读电脑屏幕上的头几行，然后嘟囔着“可恨、可恨、可恨”，然后拖着步子转身走了。

“请再说一遍，我带露的英伦玫瑰。”我叫她。

“你老是在那个专栏里抱怨。”

“可是这个世界的问题需要纠正，博阿迪西亚[1]的女儿，我那甘美诱人、脸泛桃花的美人儿，”我又平静地添了一句，“还有，抱怨就是我的工作。”

“你也只会抱怨。”

对不起，这话可说得不太对。我相信在这些专栏文章里我曾经赞扬过美国的厨房垃圾处理器，而且我清楚地记得表扬过镇上邮局，因为在它“顾客回馈日”给我提供免费点心。可是她的观点也有点道理。

美国人的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值得称赞，比如我能想起的就有《权利法案》[2]《信息自由法案》[3]以及免费续杯这三点——可是这三样没有哪一点比美国人的热情友善更加显而易见。

我们刚搬来新罕布什尔州这个小镇的时候，居民欢迎我们的那种热情架势让我们觉得，好像以前他们的生活中就是因为没有我们而一直郁郁寡欢一样。他们送给我们蛋糕、馅饼还有美酒。不止一个人对我们说：“你们就是花大价钱买下史密斯房子的人吧。”我想这大概是新英格兰传统欢迎辞吧。我们的隔壁邻居得知我们要外出就餐时，便提出异议，他们声称搬到新家的第一个晚上就去餐馆吃饭实在让人看不下去，然后坚持让我们去他们家吃晚饭，似乎喂饱多出来的六张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一样。

那时我们的家具正在集装箱里，从利物浦漂洋过海经埃及塞得港、肯尼亚蒙巴萨岛以及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一路运往波士顿途中，因此我们暂时没有睡觉的床，没有坐的椅子，也没有吃饭的餐具。当这个消息在镇上传开的时候，就不断地有热情友好的陌生人（有些人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把东西搬上门，给我们送来椅子、台灯、桌子，甚至还有一台微波炉。

这简直让人惊讶万分，而且一直都如此。今年圣诞节我们去英国待了十天，回到美国家中已是深夜时分了，肚子饿了打开冰箱一看，居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我们准备好了必需品和糖果，花瓶里还添了水换上了新鲜的花。这种事情从未间断过。

不久前我和孩子去达特茅斯学院看篮球比赛，我们到的时候比赛正要开始，售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队，我们跟了一条队伍。一会儿，有个人走到我跟前说：“你是排队等买票吗？”

“不是，我站在这里是让队伍显得更长。”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回答，不过我当然不能这么说，于是我说，“是的。”

“你把这个拿着吧。”他说着就塞了两张票给我。

我总是对时势做出愚蠢的错误理解，长此以往，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里面肯定有鬼。“多少钱？”我警惕地问。

“不是，不是，你就拿着吧，是免费的。我们看不了比赛，你看。”他指了指外面的车，已经发动起来了，有位女士坐在乘客座位上。

“真的吗？”我说，“那太感谢你们了！”然后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便追问：“你们特地开车到这里来送出两张票吗？”

“不这样的话，票就浪费了，”他带点歉意地说，“好好欣赏比赛。”

我们镇上最为特别的一点就是没有犯罪事件，我是说，一起罪案都不曾发生过。大家会随意地把价值500美元的自行车斜靠在树下就去购物。如果有人真的偷了车，我想车主肯定会跟在贼后面边跑边喊：“用完之后，麻烦请你还到威尔逊大街32号好吗？注意第三挡——有点不太活络。”

这里没有人给任何东西上锁，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着实被吓了一跳。房产经纪人带我去看房子，停车时她从不锁车门；甚至是我们去餐馆用餐，她还是不锁，还把手机留在司机座位上，后座上还有几个购物袋。

看某座房子的时候，她发现带错钥匙了，然后自信地说：“后门应该没锁。”果然如此。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这里所有这些都再正常不过了。我们认识的有些人出去度假根本不锁大门，也不知道他们家的大门钥匙在哪儿，甚至根本搞不清他们究竟还有没有大门钥匙。

现在你可能会动脑筋想，为什么这地方没有成为盗贼的天堂呢？我想原因有两个：首先，这里没有可以销赃的地方。如果你在新罕布什尔州悄悄走近某人问：“要汽车音响吗？”那人一定会盯着你看，仿佛你是个疯子，然后回答：“不要，我已经有汽车音响了。”接着他们会向警察报案——第二点就是——警察会跑过来向你开枪。

当然，这里的警察不会朝人开枪，因为没有罪案他们犯不着开枪。这就是良性循环的一个例子，尽管罕见，但令人内心温暖。我们也慢慢习惯了这一切，不过刚搬来不久，我曾经对一位在纽约大都市长大，却在这里住了二十年的女士感叹这里的友善宁静。她用手扶住我的胳膊，似乎要分享一个大秘密一般对我说：“亲爱的，你已经不在真实世界里了，你在新罕布什尔。”

[1]　博阿迪西亚，Boadicea也作Boudicca，是凯尔特人神话传说中东英格兰部落女王，曾反抗罗马统治，失败后，以服毒自尽告终。

[2]　《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美国宪法的第一到第十条修正案，由1789年美国第一届国会批准通过，保障了美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言论、携带武器、诉讼审判等方面的自由。

[3]　《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规定政府如果拒绝提供信息，必须说明理由，否则公众可以向法院起诉政府，该法案1966年在美国通过。

人人心忧

告诉你一个事实：据《华盛顿邮报》报道，1995年电脑黑客成功入侵美国国防部的安全系统共计161,000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小时发生18次非法入侵，每3.2分钟一次。

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种事发生在任何一个掌握世界命运的庞大防御机构身上一点都不稀奇，这毕竟是个囤积了大量核武器的机构，人们想要进去瞅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想搞清楚所有那些标有“引爆”和“红色代码”的按钮到底是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人的本性使然罢了。

再说，反正五角大楼手头上的材料已经够多了，它还想要找回自己在海湾战争中丢失的那些记录材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有关报道说五角大楼将长达200页的多份官方报告放错地方了——实际上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报告只剩下36页，记录的是它自己那短暂而又激动人心的沙漠历险。那些丢失的部分中似乎有一半都是由一位军官在海湾战争总指挥部里给删除掉的，原来是这位军官使用军方电脑错误地下载了某些游戏程序而造成的（我真希望这是我捏造的，可是它千真万确）。

这些失踪文件的另外一部分确实失踪了。我们所知的就是两套文件被发送到佛罗里达州的中央司令部，可是谁也找不到它们在哪儿（大概又是那些清洁女工拿走了吧），另外第三套文件不知道怎么在马里兰的基地“于保险箱中遗失”，考虑到文件所处环境，听上去颇为可信。

不过，对五角大楼公平一点，它现在的注意力已经完全投入到那令人不安的消息当中：中央情报局（CIA）向它输送的重要情报已经不是那么可靠了。我指的是最近的新闻，尽管中情局每年花费20亿美元监视苏联的动向，它仍然没能完全预见到苏联的垮台。这件事自然很让五角大楼里的高官们坐立不安。我想说的是，如果从战场上得到的消息都不可靠的话，你不可能指望我们的战争记录清楚无误，不是吗？

再来说中情局，它同样为这些新闻焦头烂额而无暇自顾——让我再次提醒大家，以下事件都属于事实，绝非捏造——比如，联邦调查局（FBI）多年来一直在追踪拍摄中情局的一名特工奥尔德里奇·艾姆斯（Aldrich Ames）的行动，拍到了他带着鼓囊囊的文件袋走进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然后空手出来，不过还没有搞清楚他在搞什么鬼。联邦调查局知道艾姆斯是中情局雇员，知道他有规律地造访苏联大使馆，也知道中情局正在寻找合适的“卧底”人选，可是它就从来没有试过让想象力奔放一回，把这些极具诱惑力的部分拼接在一起。

艾姆斯最后被捕，以泄露信息罪被判入狱N年，可是中情局并不感谢联邦调查局。不过说实话，那时候联邦调查局自己也是个重灾区，只要是它经办的事情全都搞砸。首先是起冤案，FBI逮捕了理查德·朱厄尔，并指控这位保安涉嫌制造了去年亚特兰大奥运公园的爆炸案。联邦调查局称，该嫌犯把炸弹埋在现场并用手机向官方发出警报，然后他一分钟内飞奔了几英里路就是为了及时赶到现场扮英雄。即使没有一丝证据证明该保安和炸弹有关，即使完全可以证明他不可能打了那个电话之后，再于那么短的时间内赶回现场，联邦调查局还是花了几个月才搞清楚自己抓错了人。

然后四月份又有消息传来，联邦调查局的法医学实验室常年以来一直在搞砸、遗失、打翻、污染、破坏大部分重要的原始证据，偶尔那些特工还捏造出点什么。在某一事件中，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根本没去显微镜下查看，就根据所谓显微镜检结果写了份“有罪报告”。感谢实验室孜孜不倦而又富有创造力的工作，至少有1000起或者可能更多起判决不得不进行代价昂贵的重审和上诉。至于FBI其他的一些持续性“成就”包括：它还没有找到亚特兰大爆炸案的凶手；没有查出南方地区一系列教堂爆炸案的幕后黑手；没有逮捕任何一个与1995年亚利桑那州神秘而惨烈的客运列车出轨案有关的嫌犯；没有抓住那个“邮包炸弹制造者（Unabomber）”[1]（那人是被其弟弟告发的）；直到现在它还没能解释去年的TWA800航班坠毁[2]到底是案件还是事故，抑或是别的什么。（后来传说一位FBI官员请“通灵人”检查坠毁现场和残骸。所以不要再抱怨我们纳的税都没花在刀刃上了。）

很多人从中得出结论：联邦调查局及其特工太不称职，这样很危险。当然这么说也对，不过FBI的低落士气和糟糕表现和别的部门比起来还不算最差的——比如说，去年我们就发现还有比FBI更加无能得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帮家伙。我指的是美国的县级治安局。

专栏篇幅有限，由不得我细数美国各县治安官们独一无二的“成就”，来一个详尽的调查了。我这里就举两个例子吧。其一，有消息称洛杉矶治安局去年创造了一项该部门内部，也很有可能是全国性的记录：它们错误地释放了至少23名囚犯，其中某些相当危险，有暴力倾向。释放完第23名囚犯之后，一名督察向记者解释，因为某文职人员收到一份文件。文件下令把这些窃贼和色狼押送到俄勒冈州去继续把牢底坐穿。不过人都是会犯错误的，这名文职人员把文件理解错了，以为是要把囚犯们的个人物品归还给他们，把他们送到门口，然后向他们推荐附近一家不错的比萨店。

密尔沃基的代理治安官则更棒，他们接到命令带一队嗅探犬去当地机场执行爆炸物检查任务。这些家伙把一包尚未引爆的五磅重爆炸物藏在机场的某个地方，然后——我太喜欢这个情节了——居然忘记具体藏在哪里了。不用说，这队嗅探犬自然也没找到。那是二月份的事了，他们到现在还在找。这是密尔沃基治安部门第二次设法将爆炸物“丢失”在机场的某个角落了。

我可以这么不停地讲下去，不过这里我要打住了，因为我想去试试能不能进入五角大楼的电脑。你可以说我是个恶魔，不过我一直渴望去炸掉一个小国，那简直是完美的犯罪。中情局不会注意这个，五角大楼会注意到，不过它总会遗失档案的，联邦调查局会花上18个月调查此案，然后逮捕埃德先生，也就是那匹会说话的马，不过洛杉矶治安局会放它走。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整件事情会吸引大众注意，让他们暂时忘记那些不得不去操心的事情。

[1]　指美国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西奥多·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此人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持续寄送邮包炸弹至美国多所大学校园及飞机航班，造成20多人死伤，此人于1996年4月被捕，后判终身监禁。其代号Unabomber来自FBI行动代号，指的是“大学及航班爆炸案制造者”。

[2]　环球航空800号班机（TWA800）是一班从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中途停留在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目的地为意大利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的环球航空班机。1996年7月17日，班机搭载着212名乘客及18名机组人员前往法国巴黎，在起飞后约12分钟在纽约长岛对出的大西洋上空爆炸解体，坠入海中，机上全部人员罹难。第二日有报道称可能是恐怖袭击导致飞机坠毁，于是联邦调查局（FBI）加入调查。16个月后FBI宣布，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一宗恐怖袭击，并停止关于恐怖袭击这个方向的调查。此次空难的调查历时4年，最终的调查报告在2000年8月23日公布。该报告总结客机坠毁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油箱内的燃油气雾被电线短路所产生的火花所点燃而导致爆炸；爆炸的冲击力破坏油箱附近的机身结构，最终导致飞机解体。——编者注

危险因素

有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实在太不公平。就因为我是美国人，我所遭受偶然性致命伤害的可能性比英国人大一倍。我是从自己正在阅读的书里知道这件事情的，书名叫《危险之书：生活中令人惊叹的风险概率》，作者拉里·劳丹极其用功，整理了大量统计数据。

全书满是各种有趣而有用的表格、图表和事实分析，大多数都与生为美国人这个无可补救的失败有关。这样一来，我就知道如果我今年开始去农场劳作，那么比起我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我失去一条胳膊或者大腿的风险就会猛增三倍，被毒药毒死的风险则增加一倍。现在我明白了，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内，我遭到谋杀的概率差不多为一万一千分之一；被噎死的概率为十五万分之一；死于水坝坍塌事故的概率为一千万分之一；被天上掉下来的东西砸中脑袋死掉的概率为两亿五千万分之一。即使我待在家里，远离窗户，似乎一天结束之前我被什么东西弄死的概率也有四十五万分之一。我觉得这的确让人十分担忧。

可是，我发现最最骇人听闻的是，只因为我是一名习惯于立定对星条旗行注目礼，而且以棒球帽为主要行头的美国人，我死于因车祸而扭曲变形的汽车里的概率，就是以菲利普亲王[1]或者高贵辣妹[2]为代表的英国人的两倍。如果问起我的看法，我觉得这样来定人生死绝不公平。

劳丹先生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所遭受的风险比不列颠人要大一倍（这也太让人难过了），可是我为此想了很多，然后你可以想见我的答案是——其实很明显，一会儿就能想出来——美国是个极其危险的地方。

想想这个吧：每年在新罕布什尔州都有至少十几人因为开车与驼鹿相撞而死亡。如果我说错了，请指正，不过在英国，人们不太会撞上这样的厄运吧。当然，我们还可以确切地认为那里不可能有人被灰熊或者山狮给吃掉，被野牛给顶晕过去，被一条不安的响尾蛇给咬中脚踝，或者是在突如其来的恐怖自然灾难中丧生，如龙卷风、地震、飓风、山体滑坡、雪崩、山洪暴发，还有让人动弹不得的暴风雪。所有这些事件每年都要造成，不说几百个，也有几十个我的同胞丧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枪支问题。美国有2亿支枪，而且我们也非常喜欢开枪。每年有4万名美国人死于枪伤，大部分死于走火事故。更直观一点就是：美国每10万人中就有6.8人因枪伤而死，而英国的数字绝对小，每十万人中只有0.4人。

简而言之，美国是个相当危险的地方。可奇怪的是，我们所担心的全都不在点子上。在汉诺威镇上的卢氏咖啡馆里随便偷听一段别人的谈话，你就会发现内容全是什么胆固醇指标和钠含量水平，乳房X光片还有静止的心率等。大多数美国人面对一只蛋黄都会恐惧地缩成一团，然而最明显而又最容易避免的风险他们却很少操心。

我国有40%的人仍然不系安全带，我觉得非常讶异，因为扣上安全带又不花费任何成本，而且很明显它能防止你像超人那样冲出挡风玻璃飞出去。（仔细记录这类事件的州不多，佛蒙特州就是其中之一。据其记录，1998年的头十个月，该州公路上有81人死亡——其中76%的人没有系上安全带。）更为奇怪的是，由于报纸上铺天盖地报道有关轻微车祸中幼童被安全气囊窒息而死的事情，人们纷纷将安全气囊关闭，完全不顾所有这样的事故中幼儿死亡都是由于他们坐在不该坐的前排，而且几乎所有死去的孩子都没有系安全带。安全气囊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可是很多人仅凭古怪的主观臆测认为它们很危险就将其关闭。

这种因统计数据而得出的毫无逻辑的结论同样也适用于枪支问题。40%的美国人把枪藏在家里，特别是床头柜的抽屉里。放在这里的枪被拿出来射向罪犯的概率根本就在一百万分之一以下，而这把枪被拿出来射向家庭成员——基本上是孩子们闹着玩——的概率至少是上一个数字的二十倍。但是一亿以上的人下定决心忽略这个事实，甚至有时候还威胁说：如果你老是就这个问题叽叽歪歪不停的话，就要亲手给你吃颗枪子。

不过，近年来种种最为鲜活的事件把人们面对风险所表现出的非理性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之一就是：被动吸烟。四年前，环境保护局发布一份报告称，35岁以上不吸烟但经常暴露在他人的烟雾之中的人，每年罹患肺癌的风险为三万分之一。此消息立即引起令人震惊的反响：举国上下马上开始在工作场合、餐馆、购物场所和其他公共场合禁烟。

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所忽略的就是吸“二手烟”的风险其实真的太微不足道了。听上去三万分之一似乎很严重，可是实际数字根本达不到这么多。从统计学上看，一周吃一块猪排让你患上癌症的概率比定期坐在满是瘾君子的房间里还要大，同样每七天吃一根胡萝卜，一个月喝一杯橙汁，或者两年吃一根莴苣也比吸“二手烟”更危险。从你的宠物长尾小鹦鹉那里染上肺癌的概率也比吸“二手烟”高五倍。

我很赞成因为污染环境、冒犯他人、对吸烟者的健康有害以及烧焦地毯这几个原因而禁烟。我要说的就是，一面高兴地让那些愚蠢的老顽固拥有枪支或者不系安全带开车到处跑，一面却以公共安全为借口大搞禁烟，这似乎有点奇怪。

但是，这些事情当中很难有逻辑可循。我记得好几年前跟我兄弟去买彩票（赢彩票的概率：一亿两千万分之一），然后上了车没系安全带（在任何年份出严重车祸的概率：四十分之一）。当我指出这种矛盾的时候，我兄弟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那么你认为我在离家四英里的地方把你扔下车的概率有多大呢？”

自那以后，我一直把这些风险数字藏在心里。你看，风险小很多吧。

[1]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

[2]　英国女子组合“辣妹”成员之一，即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反毒品战

近来，我从艾奥瓦州的一位老朋友那里得知，在我的家乡如果你被查出拥有一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1]，你将入狱七年，强制执行不得保释。

哪怕你刚满18岁，风华正茂且一贯品行良好；哪怕你的一生会毁于一旦；哪怕让你蹲大牢州里一年得花掉2.5万块；哪怕有可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LSD——可能是某个朋友放在你车里的手套箱中却没告诉你，或者是聚会时警察破门而入一把塞进你手里，你却还没反应过来；哪怕是任何可以原谅的情况。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只要和毒品有关，便没有任何挽回余地。对不起，法律就是如此规定。下一个。

美国现在惩治毒品的严厉程度几乎已是无可复加。在美国的十五个州里，拥有一株大麻就会判终身监禁。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里奇最近提案称，任何携带哪怕两盎司大麻进入美国的人将判处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携带超过两盎司则处以极刑。

1990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90%的毒品初犯被联邦法庭判处平均五年以上徒刑。然而，暴力罪行的初犯被处以徒刑的频率没那么高，而且平均服刑四年。也就是说，就算你把一位老太太绊倒从楼梯上滚下去，比起拥有一剂非法药物，后者更有可能送你进监狱。你可以说我太温和，可是在我看来这样确实失之偏颇。

请注意，我完全没有为毒品开脱的意思，我知道毒品会把人害得很惨。我的一位老同学大概在1977年因为服用LSD“逍遥”过度，之后就一直坐在他父母家门廊上的一架木马上，看着自己的双手傻笑度日。我明白毒品有多害人，我只不过不太同意将做了一件蠢事的人处以死刑，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

没有几位我的同胞会同意我的看法。大多数美国人怀有清楚而狂热的愿望：把吸毒者关进监狱，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得克萨斯州的民众最近投票反对州政府发行7.5亿美元债券用于兴建学校，却一边倒地支持发行10亿美元债券兴建监狱，大部分是用来关押与毒品有关的罪犯。

自1982年以来，美国的监狱总人口翻了一番还不止，已达到163万，仅次于全国三个最大城市[2]的人口数。60%的联邦罪犯服刑的原因都不是暴力犯罪，大多数与毒品有关。美国的监狱里人满为患，犯的都是那些与暴力无关的次等罪行，他们的问题只不过是自身软弱，抵制不了非法毒品的诱惑。

因为大多数毒品犯必须强制服刑，不得保释，当局不得不提前释放其他犯人，腾出空间给所有如潮水般涌入监狱的毒品初犯。结果导致如今在美国入狱的谋杀犯平均服刑不到六年，而强奸犯才五年。还有，一旦谋杀犯和强奸犯出狱，他们立即可以享受社会福利、救济粮票以及其他联邦救助。而一个曾被判刑的吸毒者，不论他的处境如何凄惨，终其一生都不得享受以上种种待遇。

更惨的还在后面。我艾奥瓦州的一个朋友就因为毒品问题在州立监狱里蹲了四个月大牢，那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了。他坐满四个月出来后就洗心革面，再也没有碰过毒品。最近他去美国邮政局应聘一份临时工，做节假日换班邮件分拣员。结果他不但没得到那份工作，而且一个星期后他还收到一封以挂号信形式寄来的宣誓书，威胁要控告他，就因为他没有在工作应聘表上如实填写自己曾犯过涉毒重罪。

对于来应聘分拣邮件的临时工，邮政局都会不辞辛劳地调查其与毒品犯罪有关的背景，那么这种调查明显是一项例行公事——不过只查毒品犯罪。假设我那老同学二十年前杀死了他的祖母还强暴了他的妹妹，那么现在他很有可能能够得到那份工作。

事情越来越令人吃惊了。如果你的不动产曾经参与和毒品犯罪有关的活动，即使你浑然不知，政府也有权将其没收。近期的《大西洋月刊》上登载了一篇文章说：在康涅狄格州，一位叫莱斯利·C.欧塔的联邦检举人出了名，因为她把几乎所有和毒品犯罪，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关联的人的不动产全部没收——包括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妇的房子，只因他们的孙子在卧室里卖大麻。那对老夫妇根本不知道孙子房里藏有大麻（恕我重复一遍：他们已是八十高龄了），当然也和大麻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怎样，他们的房子没了。

最让人悲哀的就是这种狂热的报复性举动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美国每年花500亿美元与毒品作战，可是吸毒者还是继续存在。政府面对挫败只得颁布更加严厉的法律，如此下来，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极其可笑，众议院发言人居然严肃地提出处决他人的提案——把他们绑在床上，吸走他们的阳气——人家只不过弄了点植物，达到喝下两瓶伏特加酒那样的效果而已。最可怕的是，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去质疑这种法律。

我的解决方案分两步走。首先，像纽特·金里奇这样的人就一定要被判有罪，这样做不会减少毒品犯罪，但是能让我感觉好很多。然后，我会把每年500亿政府拨款中的大部分投入到戒毒和预防吸毒当中。还可以拿一部分钱出来组织年轻人去艾奥瓦州参观我那个傻坐在父母家门廊上的老同学。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不会去动尝试毒品的念头，而且这样做比把年轻人关起来，监禁终身，要不那么残忍，也不那么无聊。

[1]　即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一种麻醉药物。

[2]　纽约740万人口，洛杉矶360万，芝加哥270万（1996年统计数据）。

消亡的口音

我们这里有一位名叫沃尔特的人，偶尔在我家附近做点木工活。他看上去大概有112岁了。不过，天哪，他居然还能使得动锯子和锤子。他在我们镇做手艺活至少有50年了。

沃尔特住在佛蒙特州，和我们小镇隔着康涅狄格河相望。他是个正宗的新英格兰人——诚实、勤勉、生来就珍惜时间，简朴节约，也不善言辞。（他谈起话来就像是有一天人家会根据他讲话多少找他收钱一样。）最重要的是，他和所有的新英格兰人一样起得很早。天哪，新英格兰人真是很喜欢早起。我们有几个英国朋友几年前移居到此，刚到住的地方，一位女士就打电话和牙医约时间，牙医告诉她第二天六点半到。结果等她第二天晚上六点半到那里，发现诊所里黑灯瞎火，这才恍然大悟人家说的当然是早上六点半。我想，如果牙医约沃尔特六点半去看牙，他肯定会问人家可不可以再早一点。

有一次，他到我们家的时候七点还差几分，他便道歉说来晚了，因为诺维奇的交通很“野蛮”。这句话里有趣的地方不在于诺维奇的交通很“野蛮”（fierce）这个说法，而是他把“诺维奇”发成“诺里奇”（Norritch），就像英国的某个城市名一样[1]。这独特的口音让我惊讶了一下，因为任何住在诺维奇市或者周边数英里内的人都把这个城市叫作“诺维奇”【也就是发出w的音，就像读“三明治（sandwich）”这个词一样】。

我就问他了。

“唉呀！（Ayuh）”他说。这是个新英格兰地区的通用感叹词，说的时候懒洋洋慢吞吞的，伴随着脱帽以及若有所思地抓抓头这类动作。它的意思是“我可能要说点什么……可是我可能又不说了”。他给我解释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村子还被念作“诺里奇”，后来从纽约和波士顿搬来了很多外来人，结果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外来人开始修正本地发音了。现在实际上所有比沃尔特年轻的人，其实也就是剩下的所有的人，都把这地方叫作“诺维奇”了。在我看来，这是件很让人伤心的事：只是因为外来人口太不注意保护当地口音，这种传统口音马上就消失了。不过，这个词的发音变化只不过是这股大潮上所浮起的几朵浪花而已。

三十年前，四分之三的佛蒙特人都是在当地出生的，而今天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一半还不到，有些地方甚至更低。因此，如今你已经不太可能像从前一样听到佛蒙特人把“cow”（牛）说成“kyow”（油），把“so don’t I”（我也不会）说成“so do I”（我也会），或者是使用多姿多彩，甚至有点隐秘的表达方法，很多州当时因此而远近闻名。我现在立即能想到的就是“heavier than a dead minister”（比死牧师还沉）以及“jeezum-jee-hassafrats”这两个。唉，不过现在很多佛蒙特人已经不再说了。

如果你到佛蒙特州更加边远的地方，到一家普通小店里去转转，你很有可能会听到两个老农民（那里的人说“农民”这个词通常不带卷舌音[2]）要“a frog skin more”（青蛙皮多）杯咖啡，或者说“Well，wouldn’t that just jar your mother’s preserves”（哦，那岂不是把你妈做的果酱装起来了），可是你更有可能听到一位从城里来此隐居的人在L.L.Bean服装店里问店主人有没有“guavas”（番石榴）。

同样的事情全国各地都在上演。我刚读完一篇有关北卡罗来纳州离岛奥克拉科克（Ocracoke Island）方言的学术文章。奥克拉科克岛是一长串名为“外围堤坝”的堰洲岛的一部分，那里的居民曾经操一口非常浓重而神秘的方言，使得来访者有时候认为他们闯入了某个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英国遗留下来的前哨基地。

当地居民——有时候被称为“霍伊-托伊德人（Hoi-Toiders）”，因为“高潮（high tide）”这个词他们的发音就是那样——有一种奇怪而活泼的口音还包含了很多古旧的词汇，如“quammish”（意思是感觉恶心不舒服），“fladget”（一片/块东西）还有“mommuck”（意思是麻烦，打扰）。这些词自从莎士比亚放下他的鹅毛笔之后就没有人听到过了。当地人在海边生长，所以他们对于航海词汇的使用非常特别，比如说“顺风航行（scud）”这个词意思是升起一小片帆顺着大风行驶，也被用来形容陆地上的动作，因此某个奥克拉科克岛居民可能会邀请你乘他的车“顺风航行”。最后，岛上居民为了让外来人彻底迷惑，还吸收了不少非英语词汇，如“pizer”指“门廊”【明显来自意大利语piazza（广场）】，还有听他们发“lot”（空地）的音让我想起林格·斯塔尔[3]模仿多塞特[4]口音说话。总而言之，这方言有趣极了。

下面的剧情你可能已经猜出来了，所有这些都“顺风疾驶”传承下来，直到1957年联邦政府修建了一座奥克拉科克大桥连接小岛和大陆，从游客们踏入小岛的那一瞬间开始，奥克拉科克方言就逐渐消亡了。

这些方言资料都是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语言学家们搜集录制下来的，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定期到岛上进行实地考察，每一次考察都记录下这种脆弱俗语确确实实又似乎十分致命的衰落。然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奥克拉科克方言开始复兴了。研究者们发现中年人——20世纪50或者60年代，就是旅游业首次成为岛上生活重心的时候成长起来的一代——不仅仅回归了从前的说话方式，而且口音比他们的长辈还要重。研究者们所推测出的解释就是“岛上的居民夸张了他们的方言特征，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出任何差错，这样他们就是‘真正的’奥克拉科克人了，而不是游客或者近来从大陆上搬过来的新居民。”

类似的情况在别的地方也有。对玛莎葡萄园岛[5]方言进行的研究表明：这里某些传统的发音，如house和mouse这类词中的ou[au]元音发音很平，类似于hawse和mawse中的[ɔː]，在几近消亡之前来了一阵复兴，谁也没有想到。结果发现推动复兴的力量来自那些离开小岛居住在外多年又返乡的本岛人，他们又拾起原来的语言习惯，将自己和大批非本岛人区别开来。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浓重而又硬邦邦的佛蒙特口音会一样复兴呢？是否我们又可以期待听到那里的人说“要在你从来没有疼过的地方让你痛”（would give you a pain where you never had an ache），或者是“摸上去比船的尾巴还硬”（felt rougher than a boar’s rear end）呢？可叹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那些方言的复兴只发生在小岛上或者是仍然相对与世隔绝的环境当中。

那么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当老沃尔特最终收起了他的锯子和锤子的时候，不论是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即使是生于斯长于斯，都不可能说一口老式佛蒙特方言了。我只希望那个人不要起得那么早。

[1]　英国著名的格林威治（Greenwich）城在英国英语中的发音为[’grinid]，即将w辅音略去不发音，因此又译为“格林尼治”。

[2]　美国英语口音最大特色是词汇中出现的r字母要相应地发一个卷舌音，而英国英语中则完全没有。

[3]　林格·斯塔尔，Ringo Starr，出生于利物浦的英国著名歌手兼演员，曾为“甲壳虫”乐队鼓手。

[4]　多塞特郡，Dorset，位于英格兰西南部，英吉利海峡边。

[5]　Martha’s Vineyard，马萨诸塞州东南部岛屿。

低效报告

有一天，我们地方报纸上有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说这里机场的控制塔和相关设施将私有化。机场一直在亏损，所以联邦航空管理局想削减开支，准备把飞机降落服务承包给运营成本更低的私人来做。最吸引我注意的是深藏在文章里的一个句子：“联邦航空管理局纽约市分局的女发言人阿尔琳·萨拉克没有提到要承包控制塔的那家公司的名字。”

听到这样的消息真让人放心。也许是我过度敏感，不过我时常乘飞机，对于机场能否以较为正常的方式让飞机降落有着特别的兴趣，所以我真的想确认机场的控制塔没有被像是“新英格兰滚筒毛巾公司”或者“坠毁服务（巴拿马）有限责任公司”之类的企业给买下；而且下一次我坐飞机降落时，不会是由一个站在梯子上挥舞扫帚的人来指挥。我只能希望：至少联邦航空管理局应该知道要把控制塔卖给谁吧！你可以说我挑剔，可是这种事情在我看来确实应该记录备案。

需要说明的是FAA[1]并非效率最高的企业。最近有一份报告，声称该机构常年为电力中断、设备陈旧故障、员工加班过度导致压力过大、无效培训项目以及因指挥系统分崩离析而导致的管理不善所困扰。有关设备标准问题，该报告发现“有21个互不相干的办公室发出了71条命令、7项标准以及29项细则”。其结果是，FAA根本就不知道它自己到底拥有些什么设备，设备该如何维护，甚至就连该轮到谁来煮咖啡都不知道。

更为不祥的是，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如果FAA按照计划及时更新了机场交通控制设备的话，至少有三起飞机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在美国大规模存在的渎职现象。我不想说目前美国渎职现象特别突出，可是当你发现身边存在这类情况时，它就真的会越来越引人注目。有可能是因为美国是个大国，大国都会催生出庞大的官僚机构，那些官僚机构又催生出许多部门，每一个部门都颁布许多法规和准则，由此产生出一个必然的结果：有了这么多部门，左手不但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而且似乎连右手的存在都不知道了。冷冻比萨就是这样一种有趣的例证。

在美国，冷冻奶酪比萨由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管理，但是冷冻辣香肠比萨则由农业部来管理。对于食品内容、标签等等，每个管理部门都有自己的标准，也有自己的检查小组和配套法规，要求生产商提供执照、纳税证明以及其他各种费时费钱的书面证明。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管理冷冻比萨。有人估算过，每年全国花在应付庞杂的联邦法规上的所有开销为6680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花费7000美元。这项守法的开销也太多了点吧！

然而，我们对于过度节俭由衷的热爱，反而助长了全美国这种低效现象的气焰。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短期行为主义，特别是在官僚圈子里盛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国税局的例子。

有人估计每年有约1000亿美元税款——比很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既没有申报也没有缴纳。1995年，国会尝试性地增拨给国税局1亿美元，要求其清查漏缴的巨额税款。当年年底，国税局就查出并收缴了8亿美元税款——只是冰山一角，但是多花了1亿美元成本就能收回8亿美元进账。

国税局非常自信地预计如果这项计划继续进行下去，下一年它们能为政府堵住至少120亿美元逃漏税款，然后接下去的一年还要更多。不过国会没有将项目继续下去，而是将其砍掉。注意了，是作为联邦赤字削减项目而砍掉的。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吧？

再来看看食品检疫吧。现在，我们有各种高科技小发明来检测肉类有没有受到诸如沙门氏菌和埃布氏菌这类微生物感染。不过政府却吝惜在这方面的投资，因此联邦食品检疫员一直都用肉眼来检查在流水线上滚过的肉类。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个工资不高的联邦食品检疫员每个工作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全神贯注地观察1.8万块一模一样的去毛鸡肉从他面前的传送带上溜过了吧。你可以说我把人想得很坏，可是我非常怀疑这样的工作干个十几年，这个检疫员是否还会想：“嘿，又来了几块鸡肉，可能会很有意思。”不管怎么说，微生物是肉眼看不见的，某些人现在应该想到这一点了吧。

因此，政府部门自己承认有20%的鸡肉和49%的火鸡肉都受到微生物污染。至于说造成的医疗成本，大家就去猜吧，不过据说每年有8000万人因工厂污染的食品而患病，给国民经济摊上了50亿到100亿美元的医疗成本，还削减了生产力等。每年在美国还有9000人死于食物中毒。

这些例子又把我们带回到老而弥坚的联邦航空管理局身边。（其实并非如此，只不过我得回到这个例子中来。）FAA不见得一定是全美国最低效的官僚机构，但是毫无疑问，当我在离地面32,000英尺的高空飞行时，它是唯一掌握我性命的官僚机构。因此当我得知它要把控制塔交给它连名字都记不住的那些人来管理时，你可以想象我的忧虑和不安。

据我们这里的报纸报道，移交将于下个月底前完成。完成后的第三天，我得从那个机场起飞去华盛顿赴约，风雨无阻。现在我谈及这个话题，主要是防止大家过几个星期发现我的专栏一片空白而感觉诧异。

不过也许等不到我走到那一步，因为我刚问过我太太晚饭吃什么。

“火鸡汉堡。”她回答。

[1]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缩写。

懒得走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研究者最近对美国人的步行习惯进行了研究，发现每年美国人平均步行里程不到75英里——差不多每周步行1.4英里，一天不到350码[1]。我也经常偷懒，但还不至于懒到如此吓人的地步，我在家到处找电视遥控器所走的路也比这个长。

据伯克利分校的那项研究，我们85%的美国人“基本”处于久坐状态，35%的人则“完全”处于久坐状态。我们变成了一个坐和驾的民族。

当时我和我太太决定回美国定居，目标之一就是选择一个大小适中的小镇居住，步行就能到达中央商业区。我们定居的汉诺威就是一个小巧的典型新英格兰小镇，安静宜人而又紧凑。这里有一大片中央绿地，周围是达特茅斯学院那历史悠久的建筑，一条装点精致的主街，还有浓荫掩映的住宅区街道。简而言之，在这里做任何事情只须步行，轻松而方便。不过，据我了解，几乎没人在街上走。

我在家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步行去商业区、邮局、图书馆或者书店。有时候，如果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会在“罗兹杰克斯咖啡馆”小坐，喝杯卡布奇诺。偶尔在黄昏时分，我太太和我会漫步去“金矿石剧院”看电影，或者去“墨菲酒吧”喝杯啤酒。这些都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我从没想过用别的方式代替步行去做这些事。镇上的人都已经习惯了我这种奇怪而又与众不同的行为，可是刚搬来那会儿，有熟人驾车从我身边驶过，还是会在路边放慢速度问我是否需要搭车。

“可是我就是和你一个方向啊，”我礼貌地表示拒绝后他们仍然坚持，“真的不麻烦。”

“真的，我很喜欢步行。”

“好吧，既然你这么坚决。”他们会这么说，然后很不情愿地开走了，甚至还带点内疚，就像是肇事后匿名逃离现场一样。

美国人做任何事情都以车代步，已然成为习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伸开双腿看看下肢还能做些什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现在有93%的户外活动都要以车代步。

大多数新英格兰小镇都是为从前的交通状况设计的，汉诺威就并非汽车的天堂。几乎每一次开车进去都要花很长时间到处找停车位。为了缓解这一状况，当地政府将道路永久拓宽以加快车流，还兴建了新的停车场——达特茅斯学院近来就拆毁了一座相当古老的医院，只是为了在校园中心地区塞入几英亩麻木而毫无灵魂的停车场——他们完全不明白，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汽车文明的特征，才使得整个小镇如此引人入胜。

可是也不能光责怪那些政府部门，毕竟到哪里都喜欢随身携带两吨钢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时代，大学生换个地方上课要开车，父母们去三条马路之隔的朋友家接孩子要开车，就连邮递员在一条街上挨家挨户送信也要开着车。我们为了少走20英尺，宁可不厌其烦地去发动汽车。

有时候，事情简直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有一次我在邻近的埃特纳小镇等着接我孩子上完钢琴课回家，然后一辆车开到镇上邮局门口停了下来，和我年纪相仿的一个男人从车里钻出来，冲进了邮局（车没熄火——我心里不知怎么担心起来）。他在里面待了三四分钟，出来以后，再次钻进汽车，开了正好16英尺（我当时无事可做就步量了一下距离），停在隔壁的杂货店门口，又进了杂货店，车还是没熄火。

不过这个男人看上去身材很好。我敢肯定他一定经常长距离慢跑、打壁球，还做各种非常有益健康的运动，不过我也肯定他这样开车办事肯定是发疯。我们的一个熟人那天也抱怨在镇上的健身馆外面找不到地方停车。她每周都要去好几次，为了能在跑步机上运动，那健身馆离她家大门最多只要步行6分钟。我问她为什么不步行过去，然后在跑步机上少跑6分钟。

她看着我，似乎为我的头脑简单感到悲哀，“可是我在上跑步机训练课，它会记录我的跑步里程、速度还有卡路里消耗值，然后我可以调整跑步机的难易程度。”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简直是粗心大意、欠缺考虑。

近期的《波士顿环球报》有一篇忧心忡忡、略带恐惧的社论，称美国每年高达250亿美元的高速公路预算，只有不到1%花在人行设施方面。实际上我吃惊的是：真的花了这么多钱照顾行人吗？随便到哪个近三十年开发的郊区去，你根本找不到一条人行道，也很难找到行人过街的斑马线。

去年夏天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一点。那时候我们开车穿越缅因州，在1号公路上想停下来喝杯咖啡。沿线全是一望无际的购物广场、汽车旅馆、加油站还有快餐店，如今这些东西如雨后春笋般蹿出来，遍地开花。我突然发现街对面有家书店，于是决定不喝咖啡了，进去翻翻书。正好我手头上做的事情需要一本书，而且我觉得这样能给我太太一个机会和四个难以控制、热情过剩的孩子共同享受相伴好时光。

尽管我离书店也不过70或者80英尺远，但我发现根本不可能步行过去。那里有一个为汽车设置的交通出口，却没有出口给行人，而且你也不可能轻易步行穿过公路，因为要不停地躲避六车道上飞快驶过的汽车。最后我不得不钻进汽车开过公路，这就是唯一的办法。那时候这么做看上去很荒谬气人，可是后来我才意识到：可能我是唯一一个想尝试步行穿过那个十字路口的人。

事实上，在这个国家，我们不但不再走路去哪里了，而且我们再也不愿意走路去哪里了，甚至还诅咒那些想让我们多走点路的人，就像新罕布什尔州的拉科尼亚镇的设计者们一样，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几年前，拉科尼亚花了500万美元把它的商业区变成步行街，想创造更加舒适的购物环境。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改造很成功——城市规划师们从全国各地跑来交流并拍照学习——可是从商业上来说这简直是个灾难。由于从停车场到步行街有一街之隔，购物的人难以忍受这种步行距离而遗弃了拉科尼亚商业中心，改在郊区购物广场购物。

1994年，拉科尼亚敲碎了漂亮的人行道地砖，拿掉了长凳，搬走了一盆盆天竺葵，挖走了装饰性的树木，重新恢复了街道最开始的样子。现在人们又可以直接停车在商场门口了，于是拉科尼亚商业中心又开始灯红酒绿。

如果这个例子不让人觉得悲哀，我就不懂什么才让人悲哀。

[1]　英美长度单位，1码约合0.9144米。

大地广阔

人生在世要记住这样几条经验：丹尼尔·布恩[1]是蠢人；花一天时间从汉诺威镇开车到相邻的缅因州得不偿失。容我来解释解释。

有天晚上我掂了只地球仪玩，然后有点惊讶地发现，我所在的汉诺威镇距离我们在英国约克郡的老房子比距离美国其他地方还要近。真的，从我坐的位置到阿图岛，也就是阿拉斯加最西边的阿留申群岛，大约要4000英里。也就是说，伦敦的某人距离约翰内斯堡[2]比我距离我国最远的边疆地区还要近。

当然，你可以说拿阿拉斯加来比较实在失之偏颇，因为从这里到阿拉斯加根本就隔着好多别国领土。可是退一步说，即使你只着眼于美国本土大陆，其幅员也够辽阔的。从我家到洛杉矶的距离相当于从伦敦到拉各斯[3]。简单说来，这一距离可是相当长。

说起增长规模，还有一样引人注目的事实。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记录显示的时间段之内，我可是在别的地方生儿育女），美国的人口增长数几乎恰好和英国的人口相等。我觉得这很令人惊讶，大概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新增长出来的人现在生活在哪里吧。

如果你在像英国一样地少人多的地方住过很长时间，你会发现美国有一点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地方如此辽阔，而人烟却如此稀少。想想看：蒙大拿州、怀俄明州，还有南、北达科他州面积是法国的两倍，可是总人口比伦敦南部人口还要少。阿拉斯加面积还要大，可是人口更少。即使是我现在的家乡新罕布什尔州，位于人口相对稠密的美国东北角，也有85%的地方为森林所覆盖，其余的地方大部分是湖泊。你可以在新罕布什尔州开车开很长时间，只看到树和山——没有一座房子、一座村庄，甚至是没有另外一辆汽车，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我就经常吃这样的亏。不久以前，有几个英国朋友过来玩，我们决定开车到缅因州西部的湖畔去。那天的天气不错，非常适合外出，我们只需要穿越新罕布什尔州——毕竟它是美国第四小的州——越过州界再走一点点路就进入了缅因州，这个可爱的地方位于我们东面，常有驼鹿出没。我想，开车也就两小时吧，最多两个半小时。

当然，你已经预计到故事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六小时后，我们筋疲力尽地把车停在朗吉利湖（Rangeley Lake）边，拍了两张照，互相大眼瞪小眼，一声不响地坐回车里开回了家。这种事一直在发生。

让人好奇的是：很多美国人不是这么去看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美国拥挤得不得了。因为人满为患而十分危险，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一直在准备限制游客人数。这些公园里的某些地方确实是太拥挤了，那是因为98%的游客都是驾车而来，而他们中有98%不愿离开他们的“金属子宫”百步之遥。但是在公园里的其他地方，你可以一个人拥有一座大山，甚至是在最繁忙的节假日在最热闹的公园里也是如此。不过，我很快发现很多自然保护区禁止徒步旅行，除非你有远见，知道人潮会蜂拥而来，几星期前就提前预约。

更为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要解决这种潜在的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大多数外国人给赶走。有一个组织，我把名字给忘了（大概是“小肚鸡肠的危险反动分子振兴美国运动”），定期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和其他有影响力的重要刊物上刊登热忱而理由充分的广告，建议终止移民政策。它的某则广告原话是，移民“毁了我们的环境和生活质量”。在别的地方它还说：“主要是因为移民，我们正以极其危险的高速奔向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灾难。”哦，拜托你们这帮人省省吧！

我想，你可以举经济上或者是文化上的例子来支持终止移民政策的观点，可是你不能说取消移民是因为我们国家地方不够用了。反对移民势力的观点非常投机取巧地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每年已经驱逐了上百万移民，那些人在这里大多从事最肮脏、薪水最低，或者是我们美国人最不想做的工作。赶走移民并不会一下子多出大把就业机会给那些在美国出生的人，唯一的后果就是剩下很多盘子没人洗，很多床铺没人整理，很多水果没人采摘。取消移民就更不会奇迹般地创造出更多畅快呼吸的空间给我们剩下的这些人了。

在发达世界中，美国的移民占人口总数比例已经是最低的国家之一了。只有6%的美国人是在外国出生，相比之下，英国的比例是8%，法国是11%。无论美国是不是会遭受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灾难，就算果真如此，也肯定不是因为我们国家每一百人中有六个在别的国家出生。

大概没有什么行为比把普通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少数民族身上更加愚蠢，更加头脑简单，更加误入歧途，更有可能导致草率的罪恶行径的了。然而，如今谈到移民问题，这种观念似乎还很有市场。两年前，加利福尼亚人投票一边倒地赞成187号议案，否决向非法移民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几乎就在议案刚通过的那一刻，州长彼得·威尔逊立即下令卫生部门，停止向任何不能证明其滞留合法的女性提供产前医疗服务。不过，就因为其父母的行为就危害一个未出生婴儿的健康，是不是残酷——甚至是野蛮——了点呢？如果我错了，欢迎纠正。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联邦政府最近开始向合法移民开刀，开始取消他们的基本权利。实际上我们等于对移民们说：“谢谢你们多年来为我国经济付出的忠诚服务，可是现在情况有点困难，所以我们不准备帮助你们了。还有，你们的口音很滑稽。”

我并不主张毫无限制的移民政策，你要明白，我主张的是在对待那些已经来到我国的移民们时把握点平衡。事实上美国已经是地球上最不拥挤的国家之一了，每平方英里上才住了68人，而法国是256人，英国则是600多人。总的说来，美国只有2%的土地可以称为“建筑物林立”。

当然，美国人总是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著名的丹尼尔·布恩某天应该就是从自己的小木屋窗口向外张望，看见一股炊烟从远处山峦上的农舍里升起，然后就激发了自己要向前进发的雄心壮志，并且苦苦抱怨自己住的地方人太多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丹尼尔·布恩是个蠢人的原因。我只不过不想看到我国的其他地方重蹈覆辙罢了。

[1]　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1734—1820），美国著名探险家。

[2]　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南非首都。

[3]　拉各斯，Lagos，尼日利亚首都。

偷窥肆虐

如果你在百货商店或者其他什么卖东西的地方使用试衣间，你一定要记住了：在你试衣的时候，店家监视你的行动是完全合法的，甚至这种做法是明显的例行公事。

我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手头上正在读一本题为《隐私的权利》（The Rightto Privacy）的书，作者是埃伦·阿尔德曼和卡罗琳·肯尼迪。书中写满了各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故事，说的都是商家和店员如何刺探顾客的隐私，而且还乐此不疲。

监视试衣间行为于1983年被曝光，当时有一位顾客在密歇根州的一家百货商店试衣服，他发现一位店员居然爬到梯子上通过试衣间的金属通气孔窥视他。那位顾客当然极其愤怒，以侵犯隐私为由把商店告上了法庭。结果他输了官司，州法庭认为商店以监视的形式来防范偷窃，无可厚非。

这位顾客应该不会太惊讶，如今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处于某种形式的监视之下。有了各种新技术、偏执狂的老板和对财富的贪婪，也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监视方式所渗透，这些方式在十几年前根本是天方夜谭，完全无法想象。

更糟糕的是，现在还有一大批“信息经纪人”——电子隐私调查员——靠在互联网上挖掘个人信息换钱来谋生。如果你曾经去登记投票，这帮人就能够得到你的地址和生日，因为投票登记表在大多数州都属于公共记录。有了这样两条信息，他们就能够（卖8块钱或者10块钱）提供你想知道的任何人的任何个人信息：法庭记录、医疗记录、驾驶记录、信用历史、嗜好、购物习惯、年收入、电话号码（包括没有在黄页上登记的号码），你想知道什么，他们就能挖出什么。

以前大部分个人信息也能查到，可是要花好几天去各类政府部门去打听。现在几分钟就可以在网上搞定，而且完全匿名。

很多公司就利用这样的技术便利，不择手段地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据《时代》周刊报道，马里兰州的某家银行将其贷款客户的医疗记录查了个遍——当然不违法了——找出那些患有重大疾病的，并且依据这个信息取消对他们的贷款。还有些公司不仅仅关注顾客，更关注自己的员工——比如说，调查员工们在吃什么处方药。一家著名的大型公司和一家制药公司合作对员工的医疗记录进行梳理，想知道谁有可能从抗抑郁药中获益。这个双赢的点子能让这家公司的员工更加安详恬静，也能让制药公司获得更多顾客。

美国管理协会称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公司通过某种方式对员工进行监视：有35%监听电话，有10%录下电话内容，有空再听。接受调查的公司中有四分之一承认浏览过员工的电脑文件且阅读过他们的电邮。

还有一些公司仍然秘密地监视员工工作时的一举一动。马萨诸塞州一所大学里的秘书发现，一台隐藏式摄像机每天24小时不停地对准她的办公室拍摄。天知道校方想知道些什么，他们所得到的不过是每晚这位女士换下工作服，穿上跑步装，准备下班跑步回家罢了。这位秘书正在打官司，估计能得到巨额赔偿。可是别的地方法院已经表示支持公司监视员工的权利。

1989年，一家大型日资电脑产品公司的某位员工发现公司定期阅读员工的电邮，而且表面上还对员工信誓旦旦说没有这么做。她向大家发出警报，立即就被开除。她以不正当解雇为由将公司告上法庭，结果还是输了官司。法庭不仅支持公司浏览员工私人通信的权利，而且还支持公司对此撒谎。哇！真是开了眼界。

公司老板们同样把毒品视为洪水猛兽。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在艾奥瓦州一家大型制造业公司找了份工作。公司街对面有一家酒馆，下班后大家经常去玩玩。某天晚上我那朋友正和同事们一起喝啤酒，某位女同事过来，问他知不知道谁能搞得到大麻。我朋友说自己不吸大麻，但是给了她一个偶尔卖大麻的熟人的电话号码把她打发走，因为她不得到答案不肯走。

第二天，我朋友就被解雇了，原来那位女同事就是公司雇用的间谍，专门清除公司吸毒员工。要知道，他根本没向她提供大麻，也没有怂恿她去吸大麻，而且还强调过自己不碰大麻。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被解雇了，理由是怂恿教唆使用非法药物。

现在已经有91%的大公司对员工进行药物测试，我觉得简直匪夷所思。有几十家公司引入了一种“烟酒药”（TAD）规则——TAD是“烟草、酒精及药物”的缩写——禁止员工在任何时候接触其中任何一种，即使是下班回家后。还有的公司甚至禁止员工在任何时候抽烟、喝酒——哪怕是一瓶啤酒，哪怕是周日晚上也不行——而且还要求员工提交尿液样本来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信不信由你。

可是还有比这个更加险恶的。两家电子产品方面的领头企业合作研发出一种叫作“活性徽章”的东西，任何员工被强制要求佩戴上以后，他的行踪就尽在老板掌握之中了。这个徽章能每十五秒向中央电脑发出红外信号，这样就可以将每位员工现在和刚才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去了几趟洗手间、去冷水机那里打过几次水全部记录下来。简单点说就是，把他们工作日里的每一个行动都记录成日志。如果这不叫危险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恶兆。

不过，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目前有一点进步使得所有监视的努力有了点意义。新泽西州的一家公司为某种设备申请了专利，它能够探测出餐馆招待们用过洗手间后有没有洗手。这个东西我举双手赞成。

烂片当道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做一件有点傻的事，那就是把我家的小孩子们纠集起来去看暑期大片。

暑期电影在美国可是笔大生意。在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1]和“劳动节”[2]之间，美国人会花掉20亿美元去看电影，还要花10亿左右买些东西，一边把它们塞进嘴里嚼，一边睁大眼睛盯着大屏幕上代价极其昂贵的杀戮镜头。

当然，暑期电影几乎都是烂片，不过我想今年的暑期电影应该是有史以来的烂片之最。我之所以能自信地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看到《纽约时报》上《生死时速2：海上惊情》的导演简·德·邦特大肆吹嘘影片最火爆的镜头——一艘失控的游轮载着桑德拉·布洛克一头扎进了一座加勒比海小村庄——说是他在睡梦中想出来的。他骄傲地透露：“整个电影剧本就是从这个镜头开始往前写的。”就凭这句话，你就能知道今年暑期电影的平均智力水平如何了。

我经常忠告自己，不要把期望值设得太高，暑期电影只不过是游乐场电动玩具的电影院版而已，没有人期待过山车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情节主线。可是，暑期电影也实在太烂了——烂到了家——让人无法忍受。不管投资了多少钱在这些电影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暑假上映的电影里，至少有8部预算超过1亿——总是让人觉得非常不真实，然后你就开始怀疑这剧本是不是开机前一天晚上在沙发上凑合而成的。

今年夏天我们去看的是《侏罗纪公园II：失落的世界》。它基本上和上一部《侏罗纪公园》大同小异：一样轰天动地的脚步声，还有不管暴龙在哪里即将出现，地上的小水坑表面就会颤抖；一样苦苦求生的人从门边往后退，而背后是猛冲过来的速龙[3]（最后发现一只长牙怪兽从背后扑将过来）；一样有汽车在丛林悬崖边危险地晃来晃去，主人公们命悬一线的场景。除去以上种种，恐龙还是强大无比，前一个钟头就有十几个人被踩死或者吃掉。这才是我们想来看的！

之后这电影就开始一塌糊涂了。结尾的一幕是一只霸王龙以完全不可能的方式从船上逃走了，冲进圣地亚哥[4]的闹市，踩扁汽车，捣毁加油站，然后突然莫名其妙地独自来到了沉睡中的近郊生活区，却完全没有人注意到。那么你认为一个6500万年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的高达20英尺的史前生物在商业闹市区制造混乱，然后溜进住宅区而没有人看到，这种事情有没有一点点可能？圣地亚哥市中心挤满了人，过各种各样的夜生活——排队进电影院，手牵手逛街——而同时住宅区的马路上就悄无声息，每个人都睡得死死的，有可能吗？这应该不算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吧？

然后电影继续，警车四处飞驰，无助地撞到一起，男女主人公想办法自己找到了那条暴龙，接着——在这个奇怪的城市里大家都没长眼睛，都没发现恐龙——诱惑它走了好几里路回到船边，然后恐龙就等着被送回它的热带家园，自然是为下一部《侏罗纪公园III》做好铺垫，那又会是个皆大欢喜的赚钱大片。

《失落的世界》情节粗糙破绽百出，它整个预算超过1亿美元，大概真正精彩的部分只花了两块五毛三分。当然这样的电影肯定会刷新各项票房纪录，它第一周上映就收入9270万美元。

但是，我真正想说的并不是针对《失落的世界》或者任何其他暑期大片。我早已过了那个年龄，不再期待好莱坞能够在炎炎夏日给我一场真正的精神盛宴。我的问题主要是新罕布什尔州西黎巴嫩的索尼六号电影院，以及成千上万座类似的郊区电影城，它们就像斯蒂文·斯皮尔伯格[5]的暴龙大闹圣地亚哥一样，把在美国看电影这种美好体验完全破坏殆尽。

20世纪60年代或者之前成长起来的人，都会记得去看电影就意味着到一幢装有屏幕的房子里面去，这房子很大，一般位于市中心。在我的家乡得梅因，那时候最热闹的电影院（在我想象中它就叫“得梅因电影院”）是个金碧辉煌的场所，灯光魅惑，装修风格让人想起古埃及地下墓穴。我那个年代以前，那电影院简直就是垃圾堆——我敢肯定里面某个地方有一匹死马，而且直到蒂达·巴拉[6]的黄金时代，它才被清理走——不过就算坐在那里，在周围四方空间的黑暗中独对一大片银幕，实在是极具诱惑力的体验。

除了几个大城市，几乎所有像那样的闹市区电影院都消失了。（得梅因电影院1965年也消失了。）如今你只有去那些郊区多功能电影城，有很多带有小屏幕的小影厅。尽管《失落的世界》是现在最热门的影片，我们也是挤在一个小得可笑的影厅里看，连九排座椅都装不下，椅子的护垫减到最少，互相摩肩接踵，我坐在上面感觉膝盖都快挂在我耳朵上了，像是坐在天文馆里。音响效果也很差，画面还经常“抽风”。电影正式播放之前，我们还得忍受长达30分钟的广告。爆米花、糖果和软饮料都贵得要命，而且售货员像是安装了程序一样，总是企图把你不想要的东西卖给你。简而言之，这电影城的每一处细节似乎都是精心设计出来让你深深失望的。

我不想接着把这些缺点编成册子，让你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尽管如果你想要表示同情，我始终欢迎。我要说的是：这种电影城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标准电影院模式。影音质量略有瑕疵我都不介意，可是我不能忍受看电影的那种魔力被人夺走。

那天我和大女儿谈起这个，她认真地倾听，然后满怀同情地说了句让我伤心的话。“爸爸，”她说，“你要明白大家上电影院可不是去闻那匹死马的味道哦。”

当然我女儿说得对。不过如果你问我怎么看，我想说，他们不懂得自己错过了什么。

[1]　Memorial Day，美国每个州都不尽相同，基本上在5月30日。

[2]　Labor Day，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3]　速龙，velociraptor，也译作迅猛龙。

[4]　圣地亚哥，San Diego，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

[5]　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美国著名导演，《侏罗纪公园》系列为其代表作。

[6]　蒂达·巴拉，Theda Bara，美国女演员（1885—1955），其黄金时期为1915—1919年。

妇唱夫随忙园艺

我得快点说，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天气棒极了，布莱森夫人刚制订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园艺计划。更糟糕的是，她脸上浮现出那种表情，被我胆战心惊地称为“耐克式表情”——就像耐克广告里说的：“放手去做吧！”（Just do it.）

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布莱森夫人可是个难得的可爱的人，而且（谢天谢地）知道我的生活需要安排和指导，可是当她拿出纸笔然后写下“要做的事”（还用力地画几条强调线）的时候，你就知道要等很长时间以后，可能要到下周一才有下文。

我喜欢摆弄花花草草——有时候你可以一边漫不经心，一边不断地挖出些虫子来，这非常适合我的个性——不过坦率点说，我并不会痴迷于和太太双双在花园里劳作。你知道，问题就在于她是英国人，这就很让我害怕了。她嘴里可以蹦出这样的句子：“你有没有修过石竹的茎节呢？”“你记得去检查丛生福禄考的西奎斯特林水平吗？”

我发现所有的英国人都会这一套，让我感觉很糟糕，甚至觉得有点恐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多年以前我第一次收听曾经十分流行的BBC广播节目《园艺家》的“问题时间”部分时，那种惊愕和诧异，然后在平静的恐惧中，我才意识到自己居然身处这样一群国民当中：他们不仅知道且懂得诸如粉状霉菌、桃树卷叶病、最佳pH水平，以及轮叶金鸡菊和大花金鸡菊的区别，而且还很关心这些东西——实实在在地认为参与长篇大论而且生动有趣的相关讨论能让人心满意足。

我所生长的环境是：如果你能在窗台上养活一株仙人掌，人家就认为你是园艺高手了，所以我个人种花养草的方式一直都不那么科学。不过我的方法一直还颇有效，那就是凡是到了八月还没开花的都当作野草，其他的每种都撒点骨粉、除蛞蝓药，还有能在盆栽棚旁边找到的所有东西。每年夏天我会从贴着骷髅旗商标的瓶子里倒点出来装进喷雾罐，给每种植物来个一两次快乐的“淋浴”。这个做法并不正宗，而且我承认偶尔我得跳着逃命，因为某棵大树对“淋浴仪式”毫无反应，最后还是轰然倒下了，可是一般说来还算成功，而且我还收获了一些有趣而新奇的变异效果，比如说有一次我把一根栅栏柱变成了水果。

很多年来，特别是孩子们还很小，很会变着法子淘气的时候，我太太总把我留在花园里干活。她偶尔会走出来问我在干什么，于是我得坦白说，我在给看上去像杂草一样的东西涂上某种未知的粉末状物质，那东西是我在车库里找到的，我确信不是氮肥就是水泥灰。通常这个时候，某个孩子会跑出来宣布小吉米的头发着火了，或者是类似但更加让人精神错乱的消息，然后我太太飞快地跑开，留下我一个人安静地继续我的试验。这样的安排不错，我们的婚姻也很成功。

然后孩子们长大了，可以自行解决头发着火的问题了，我们就把家搬到了美国，现在我发现布太太又陪我一起忙园艺了，或者这么说吧，我又陪她一起了，因为我好像总是配角，主要负责推着手推车来回跑。我以前是个了不起的花匠，现在沦落成了“三轮车夫”。

无论如何，这里的园艺也和英国不同。美国人根本没有花园，只有院子，而且院子里也不种花。他们搞的是“院艺”，居然还乐此不疲。

在英国，大自然肥沃而温和，整个国家真的就是座花园。而在美国，大自然天生就是蛮荒一片——当然也很壮观，不过更难被征服。这里最常见的是科幻小说里描写的巨型三裂植物似的野草，从每个空隙里爬出来，你得一直用马刀和弯刀把它们砍回去。我敢肯定，如果我们把房子空着关上一个月，等回来时就会发现野草已经俘虏了整座房子，正要把它拉回树林里去慢慢享用。

美国式的花园大多数是草坪，而且相当大，也就是说你这辈子都得不停地用耙子耙草。秋天到来，黄叶“嗡”的一声响从树上落下——仿佛是植物在集体自杀——然后你得花两个月时间把它们耙成堆，但秋风还拼命把它们拖回原来的地方。你得耙啊耙，把落叶装在车里推进树林，然后挂起铁耙进屋，七个月后再来。

可是等你刚刚转身，叶子就又开始往回爬了。我不知道它们怎么搞的，可是等你春天出门一看，它们全都回来了，整个草坪上都是，可以淹没你的足踝，堵住带刺灌木的呼吸，塞满下水道。于是你得再花好几个星期把它们耙起来，再用小车运回到树林里去。最后，等你终于把草坪弄干净，又开始响起巨大的嗡嗡声，你会发现秋天又来了。这的确让人意志消沉。

除开以上这些，我亲爱的太太突然对整个家庭园艺事务有了发号施令的兴趣。我得承认这是我不好。去年，我把草坪喷雾器里灌满了我自己的发明——主要是化肥、除苔藓剂、兔食（一开始是拿错了，不过我想，“管他什么鬼！”然后把剩下的都倒了进去）还有少量叫什么buprimate和triforine的东西。两天后，门前草坪上喷薄而出的鲜艳的橙色条状物，十分醒目且不易去除，连马萨诸塞州中西部的人都慕名前来参观。于是我被勒令停职，永久查看。

说到这个，我不得不就此打住，因为我才听到园艺手套发出坚硬而冷静的噼啪声，还有金属工具从架子上被拽下来的不祥金属碰撞声。接下来我迟早会听到：“天哪！把手推车推过来——快点啊！”可是你知道我最痛恨的是什么吗？就是得戴上那愚蠢的苦力帽。

炎炎夏日

一位朋友最近给我解释，在新英格兰一年只分三季：冬天刚走、冬天要来，还有就是冬天。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这里的夏天一向很短——从六月第一天开始到八月最后一天结束，剩下的日子里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连指手套在哪里——可是这三个月里气候温暖宜人，几乎总是阳光灿烂。最棒的是，温度也一直保持在十分舒适的水平，不像我的家乡艾奥瓦州，夏天一到，温度和湿度就一天天稳步攀升，到了八月中旬就已经闷热不可当，连苍蝇都面朝天躺在那里大口喘气。

那种闷热让人受不了，在艾奥瓦的八月，出门走不到二十秒，你就会体验到医学上称为“排汗无节制”的状态。天气是那么热，你发现连百货公司假人模型的腋下都在出汗。我之所以对于艾奥瓦的夏天有这么清楚的印象，是因为我父亲是中西部地区最后一位购买空调的人，他认为空调违背自然。（他认为任何价格超过30元的东西都违背自然。）

你唯一能乘点凉的地方就是半封闭门廊[1]。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半封闭门廊，不过现在似乎越来越难找到了。半封闭门廊非常棒，能让你同时身处室内和室外。一想到夏天，我必然会想起它和玉米穗上的玉米、西瓜、半夜里的蟋蟀嗡鸣，还有我父母家邻居派伯先生开完会深夜回家，在他家垃圾筒的帮助下停车的声音，然后还为太太唱两段《塞维利亚的玫瑰》，再去草坪上打个盹。

所以当我们搬回美国安家的时候，我对房子提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有半封闭门廊，然后我们找到了一座这样的房子。我就在门廊里过夏天，现在我就在门廊上写这篇文章，往外看就是洒满阳光的花园，聆听着小鸟的欢唱和邻人剪草机的轰鸣，微风拂面，那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啊！我们今晚还要在这里吃晚饭（如果布太太不会再端着托盘时被皱起来的地毯绊倒的话，保佑她！），然后我会懒洋洋地躺在这里读读书，直到就寝，听着蟋蟀的谈话，看着萤火虫那粉红色的小灯笼一闪一闪。如果没有这些，似乎就不算是夏天。

我们刚搬进这座房子我就发现门廊贴着地板的一角松开了，我家的猫把它当成了猫洞，钻进来爬到我们搁在那里的一张旧沙发上睡大觉，于是我就随它去了。搬进来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看书看到非常晚，眼角瞥到我的猫从那个“洞”里钻了进来。不过不对啊，我家的猫已经和我在一起了嘛。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臭鼬，而且还站在我和门廊唯一的出口之间。它直奔桌子而来，我发现它很有可能每晚这时候都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吃晚饭时落在地板上的东西。（我们家经常有吃的掉在地上，主要是趁布莱森太太去接电话或者添点肉汁时，我和孩子们就开始玩“蔬菜奥林匹克”的游戏。）

被臭鼬喷一身骚肯定是人生中最恶心的事，尽管你不会因此而流血或者住进医院。如果你闻到远处传来臭鼬的气味——那味道还不算糟糕，带点怪异的甜味，还有点好闻，但严格来说并不具有诱惑力，可是也不让人反胃。第一次闻到远处传来的臭鼬气味的人都会想：“呃，气味还行嘛，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大惊小怪。”

可是一旦你凑近一点儿——更糟糕的是给它喷了一身——相信我，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人邀请你共舞。臭鼬那气味不仅强烈刺鼻，而且根本无法去除。很明显，最有效的土方就是浑身上下用番茄汁擦洗，但是即使涂上几加仑番茄汁，也最多只能把气味稍稍压下去一点。

有天晚上臭鼬跑进我儿子同学家的地下室去喷了一把，这一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毁了，所有的窗帘、寝具、衣服、软装饰——所有能吸收味道的东西——全都被投进篝火里烧掉，然后整座房子剩下的东西全部用番茄汁擦洗。我儿子那同学根本没靠近那只臭鼬，他立即离开家，然后用番茄汁和硬板刷把自己连洗了一个星期，可是仍然有好几个星期没人愿意和他走在街道的同一侧。因此我忠告你不要被臭鼬喷到，要相信我，这是你绝对不想有的体验。

所有这些在我脑海中闪过，而我坐在那里兴奋地看见那只臭鼬离我大概8英尺远，在桌子下面嗅来嗅去嗅了30秒，然后平静地拉长步子从进来的地方踱了出去。它走出去后还转身回头看了我一眼，那表情仿佛在说：“我知道你一直待在那里。”可是它并没有喷我，至今我仍然感激涕零。

第二天我就把门廊松开的一角给钉紧了，可是为了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我在门口台阶上放了一把猫粮饼干，午夜时分那臭鼬果然跑来吃掉。自那以后，连着两个夏天我都会定时在门口放点干粮，然后那臭鼬总是跑来搬走。今年臭鼬没有来，大概是前不久在小型哺乳动物当中流行狂犬病，造成臭鼬、浣熊甚至松鼠的数量急剧减少。很明显，这种事情每十五年发生一次，似乎是大自然的周期循环。

就这样，似乎我那只臭鼬已经挂了。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臭鼬的数量就会恢复，然后我就有可能再领养一只新的。我很期待，因为身为臭鼬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没有很多朋友。

就在这期间，大概是出于尊重或者是因为布太太在某个不恰当的时间看到了一只臭鼬，我们不再玩“食物奥林匹克竞赛”了。不过，不瞒你说，金牌基本上已是我的囊中之物。

[1]　即用玻璃或其他透光材料将开放式的门廊封闭起来，类似我国的封闭式阳台。

海边一日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太太会轻拍我的脸叫醒我，然后说：“我有个主意，我们开三小时车去海边，脱得光光的，坐在沙滩上晒一天。”

“为什么？”我警惕地问。

“好玩啊！”她坚持己见。

“我不觉得，”我回答说，“我到公共场合去把衬衫脱了会影响大家的心情，也影响我的心情。”

“不会的，会很好玩的。我们头发里都会沾满沙子，鞋子里也会是沙子，三明治里是沙子，然后我们嘴里也会是沙子。我们会被太阳晒、被海风熏，坐累了就跳进海里，水冷得让你发抖。一天结束之后我们会和其他37,000人一起出发回家，碰上交通堵塞，直到半夜才到家。我会敏锐地观察你的车技，孩子们在后座互相用尖东西刺来刺去消磨时间。真是太好玩了。”

不幸的是，我太太是英国人，所以任何原因都动摇不了她，她总觉得咸咸的海水怎么都是好玩的。坦率地讲，我从来就没搞懂过英国人对海边的那种迷恋。

我生长在艾奥瓦，离海边1000英里远，因此对于我来说（我相信大多数艾奥瓦人也这么认为，尽管我没有一个个做过调查），“海洋”这个词意味着令人警惕的东西，比如激流和回头浪。（我想提到“玉米地”和“县集市”，纽约人也怀有差不多的恐惧吧。）我是在阿夸比湖（Lake Ahquabi）学会游泳和晒黑的，那片湖虽然没有科德角[1]那么浪漫，也没有缅因州岩石山脊构成的海岸那么壮观，但是在湖里你绝对不会被海浪卷走，然后无助地漂到纽芬兰[2]去。在湖里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看来，你仍可以和在海洋中一样，享受与其中每一滴水嬉戏的感觉。

于是上周末当我太太提议开车到海边去的时候，我坚决反对：“决不！绝对不去！”所以三个小时以后，我们最终来到缅因州的肯纳邦克海滩。

你可能觉得难以置信，我这一辈子像风一样到处闯荡历险，可是美国的海滩我却只去过两次——一次是我12岁在加利福尼亚，由于错误估计了退潮的时间（大概只有艾奥瓦来的人才会这样），我一头扎进了光光的沙滩里，差一点把鼻子里和胸口里所有的皮肤都刮出来（这是真事）；还有一次是在佛罗里达，那时候上大学放春假，喝得醉醺醺的根本没有留意海洋那微妙的景致。

因此我没法假扮权威在此发言，我所能说的就是：如果缅因州的肯纳邦克海滩在美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美国的海滩和英国的海滩完全不同。首先，这里的海滩没有码头，没有散步场所或者是带拱廊的街道；也没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镑店”，里面每样东西只卖一镑；没有地方买漂亮的风景明信片或者时髦的帽子；没有茶室和炸鱼薯条店；没有算命的，也没有宾果游乐场里传来空洞的声音，那是奇怪的叫号吆喝声：“37号——教区牧师又进灌木丛了。”或者类似的什么话吧。

的确，这里的海边完全没有商业气息——只有一条街道，两边都是宽敞的度假屋，一片开阔的海滩，阳光闪耀，前面是无垠而又无情的大海。

但并不是说海滩上的人——成百上千了吧——就两手空空，因为他们把所有可能需要的东西都带来了：吃的、喝的、遮阳伞、防风设备、折叠椅，还有光滑的充气艇等。亚孟森[3]当年去南极的时候带的装备比这里大多数人少多了。

我们家的悲惨状况和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除了比老头的腰白一点以外，我们带到海滩来的装备就只有三条沙滩浴巾、一只酒椰纤维袋子（按照英国传统里面装了一罐防晒霜）、取之不尽的湿纸巾、每个人的备用内裤（以防去急诊室的路上出“车祸”），还有一小包三明治。

我们最小的孩子——我一直叫他吉米，以防他某天成了诽谤律师找我麻烦——仔细检视了这些东西，然后说：“好吧，爸爸，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一个圆筒冰淇淋、一个充气沙发、一对豪华小桶配铲子、一个热狗、潜水设备、棉花糖、一艘带马达的ZODIAC充气船、我自己的滑水板、双份奶酪的比萨，还有卫生间。”

“可是这里没有这些东西，吉米。”我哧哧笑起来。

“我真的要去洗手间。”

我向太太报告这一情况。“那你就得带他到肯纳邦克港上去。”她从一顶夸张的遮阳帽下面看过来，平静地指示我。

肯纳邦克港是一个古老的小镇，坐落在十字路口，在人们发明汽车以前很久就有了，离海滩不过数英里。小镇被四面八方来的车给挤满了，我们不得不把车停在离镇中心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然后一路走着找洗手间。就在我们找到之前（其实就在一家药店背后——千万别告诉我太太），小吉米说他又不想去了。

于是我们又返回海滩，几小时以后等我们回到那里，我发现每个人都跳进海里游泳去了，三明治全啃得只剩一半。我坐在浴巾上拿起一块三明治小口小口地咬。

“哦，看哪，妈妈，”几分钟后他们从冲浪中爬起来，我的二女儿开心地叫着，“爸爸在吃小狗吃剩下的三明治。”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我自言自语。

“别担心，亲爱的，”我太太安抚我，“那是只爱尔兰塞特犬，这种狗很干净的。”

后面的事情我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打了个盹，然后醒过来发现吉米把我埋了起来，沙子覆盖到了我胸口，这也就算了，不过他是从我的头开始埋的，于是我给晒伤了。接下来一个星期，皮肤科医生邀请我去克利夫兰参加学术会议，把我当成活生生的教材。

我们先是找车钥匙就找了两小时，那只爱尔兰塞特犬又跑过来偷了一条沙滩浴巾，还咬了一下我的手，因为我吃了它的三明治，然后我的二女儿头发里粘了沥青。换句话说，这真是具有代表性的海边一天啊。我们午夜时分才到家，因为无意中开车绕到加拿大边境去了——但至少这给了我们穿越宾夕法尼亚州的漫长旅途增加了一点谈资。

“太有意思了，”我太太说，“我们过一段时间还去哦。”

让人心碎的是，她真的是这个意思。

[1]　科德角，Cape Cod，著名消暑胜地，位于波士顿以南海边。

[2]　纽芬兰，Newfoundland，加拿大最东端的一个省，包括纽芬兰岛。

[3]　罗尔德·亚孟森，Roald Amundsen（1872—1928），挪威探险家，于1911年成为第一个达到南极的人。

长子离家求学

这个故事有点令人伤感，实在抱歉。可是昨天黄昏时分我在写字台前工作，我最小的儿子走过来，肩上扛了根棒球棍，头上戴了顶帽子，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打会儿球。我想赶在去长途旅行之前把某些重要的工作搞定，所以差一点就准备遗憾地拒绝他了，可是转念一想，他再也不会是七岁一个月零六天的孩子了，所以我们最好尽力抓住机会。

于是我们来到了屋前的草坪上，事情就从这里开始伤感起来。那种最寻常却又最精彩的体验中常常蕴含着一种美，恕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看夕阳的余晖洒落在草坪上，儿子摆好姿势透出热诚的渴望，这不就是最典型的父子交流吗？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无比的心满意足——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之前还觉得写完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或者做点别的什么事情会比这个更加重要、回报更高。

突然让我一下子如此感触的是，一两周以前我们送长子到俄亥俄州一个规模较小的大学去上学。他是我们四个孩子里第一个“逃走”的，现在他人去房空——长大了，翅膀硬了，飞走了——我一下子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们成长得那么快。

“一旦他们上大学走了，就再也不会真正地回来了。”那天我的邻居郁闷地对我们这么说，她就是这样“失去”了她的两个孩子。

我可不想听到这样的话，我想听到的是他们经常回家，只不过这次他们自己挂起衣服，仰慕你的聪明才智，而且再也不想在自己头上、脸上打出奇怪的洞眼，镶上钻石了。不过我的邻居说得对。他真的走了，房子里空空荡荡即是明证。

我从来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因为过去好几年他在家的时候，其实并不真正住在这里，你懂我的意思吧。就像大多数青少年一样，他并不真正住在我们家里——更多的是一天路过几次，看看冰箱里有什么东西，或者每间房间里转转，腰上系条毛巾大声叫道：“老妈，我找不到……”具体来说就是“老妈，我找不到我的黄T恤了”或者“老妈，我找不到除臭剂了”。偶尔我能看见电视机前的安乐椅上冒出他的头顶，津津有味地看亚洲人互踢对方的头。可是，大多数时候，他住在一个叫作“外面”的地方。

送他去读大学，我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支票签发——大把的支票——然后随着支票数目的攀升，脸色相应地惨白一点、惊讶一点。如今送一个孩子去念大学的开支简直令我瞠目结舌。可能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很看重这些事情，可是我们这里几乎所有即将上大学的孩子，都会看上半打甚至更多学费高昂的学校。然后是交大学入学考试的考试费以及所申请每所大学的申请费。

可是这些费用和大学学费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我儿子的学费是19,000美元一年，人家还告诉我这个现在算便宜的。有些学校的学费甚至高达28,000美元。然后还有一年3000美元的住宿费、2400美元的伙食费、700美元的书本费、650美元的健康保险费，以及710美元的“活动费”。别问我是什么“活动费”，我只知道签支票就行了。

还没完呢，每年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要买票把他从俄亥俄州接回来，再送回去。此外，还有比如零花钱和长途电话费等零星开支。我太太已经开始每隔一天就给他打个电话，问他钱够不够，实际上我认为这话应该是他问我们才对。最后还有，明年我们的大女儿也要上大学了，所以所有这些钱我都要付双份。

当我告诉你这持续不断的财政支出淡化了儿女离家时我的感受，我希望你能谅解。等到我们把儿子送到他的大学寝室，把他扔在乱糟糟的纸盒和箱子当中迷惑茫然不知所措，而那斯巴达式简陋的房间怎么看怎么像监狱牢房，这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他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开始了他自己的生活。

等我们回到家的情况就更糟糕了。电视上没了拳打脚踢，走廊后面没了鬼鬼祟祟的脚步声，听不到楼梯上传来“老妈，我找不到……”这样的叫喊声，没有一个和我一般高的人叫我“笨蛋”，或者对我说：“老爸，衬衫很靓，你是不是从划船的人那儿打劫来的？”实际上我现在才明白，我以前都错了。即使他那时候不在家里，他也总是在家里的，你懂我的意思吧。不过现在他真的是完全不在家里了。

他的运动衫揉成一团塞在汽车后座背后，他吐出的口香糖扔在不该扔的地方。其实只需要这些最简单的东西就能让我睹物思人，想要独自痛哭一场。这时，布莱森太太不需要借助任何外部事物，已经独自大哭起来。

上星期整整一周，我就在房子里上上下下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看着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的篮球、赛跑奖杯，还有一张度假的老照片——一边想着它们所代表的那每一个昨天，全都被我们漫不经心地抛在脑后。让我感到最难过也最意外的就是，我意识到，儿子不仅离开家了，而且是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挽回这一切，当然毫无可能。生活的脚步匆匆，孩子们长大离家，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道理，相信我，这一切来得比你想象中要快。

如果你能体谅我，那么我要就此停笔了，我要去门前草坪和小儿子打会儿棒球，在那里还有机会等着我去把握。

公路娱乐

我父亲和所有父亲一样，似乎总在为参加“世界最无聊男人”竞赛不断演练。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习惯于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旅行时辨认所有我们碰到的车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品头论足一番。

“嘿，这又是一辆从俄勒冈州来的，”他会这么说，“这是今天早上碰到的第三辆了。”或者：“嘿，密西西比来的。你们说他大老远开到这里来干吗？”然后他会环顾四周，希望看到某人愿意说几句或者猜测一下，可是没人搭理他。他可以一天都在那里滔滔不绝，有时候他的确做到了。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失落的大陆》（The Lost Continent），在书里我描写了我父亲驾车时很多有趣而又非同寻常的才能——在比小型高尔夫球场大不了多少的小镇里肯定会迷路；反复进出通向遥远群岛的大桥收费站；单行道上逆向行驶多次，最后路边小店主们得守在自家门口严加提防。我有个十来岁的孩子最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捧着走进厨房，我太太正在里面做饭。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叫起来：“可是，这不就是老爸吗？”那意思当然是指我了。

我得承认我越来越像我父亲了。我现在连车牌都要去读，当然我真正的兴趣在于车牌标语——伊利诺伊州是“林肯的土地”，缅因州是“度假胜地”，新泽西州的“情迷海岸”比较俏皮但流于空洞。我喜欢对这些东西来点插科打诨的点评，比如说看到这样一则标语：“你的朋友在宾夕法尼亚。”我喜欢对车里其他乘客用受伤的语调说：“那么为什么他不打电话给我呢？”但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是打发长途旅行饶有趣味的一种方法。

颇为有趣的是，很多州为自己挑的标语完全没有意义，也许这并不有趣，不过事实就是这样。我从来就没有搞明白俄亥俄州为什么要称自己为“七叶树州”，还有印第安纳州为什么叫自己“乡巴佬州”。此外纽约州把自己叫作“帝国州”也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据我所知，纽约州那毋庸置疑的荣耀之中好像不包括海外征服吧。

当然我没资格批评这些，因为我所住的州的车牌标语是全国最让人无语的，就是那个怪异而又好斗的“不自由，毋宁死”。也许是我太拘泥于字面意思了，不过我真的不喜欢开着车的时候还顶着一块言之凿凿的誓言，一旦出了问题，立马自尽。说实话，我更喜欢意思比较暧昧，不要那么极端的——“不自由，毋宁生气”或者是“不自由，毋宁向每个愿意听的人大肆抱怨”。

以上这些都是迂回战术，目的是引出今天这个重要话题：现在驾车长途旅行是多么无聊啊！如果大家一直看我的专栏（如果没有一直看，那又为什么不看呢），你会记得上周我讲到，最近我们从新罕布什尔开车到俄亥俄送我大儿子去上大学吧。未来四年，那里给他提供房子和教育，其费用和登月旅行相差无几。

上次我没说这段旅程简直是噩梦般的经历，之所以上次不说，是因为我不想在度假后第一次见面就让你觉得闷。现在请你理解我和其他人一样喜欢我太太和孩子，不论每年给他们买鞋和任天堂游戏机（非常多的钱）要花掉我多少钱，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在密封的金属盒子里，奔驰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并过上一个星期。

我一定要及时说明，问题不是出在我的家庭成员身上，而是美国的高速公路。天哪，高速公路实在太无聊，原因之一是它们太长——从新罕布什尔到俄亥俄中部就有850英里，而且我本人可以证明，回程也一样长——可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一路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兴奋起来。

过去可不是这样。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美国的高速公路上随处可见解闷的地方，尽管不是每个地方都很好，可是质量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那样一个地方。

每天到了某个时候，你肯定马上能看见一块大型广告牌，上面写着：“敬请参观举世闻名的原子石——真的会闪闪发光！”接下来再走几里又会有一个广告牌，写着：“来看让科学迷惑不解的奇石吧！前方仅65英里处！”上面还配了一个表情严肃的科学家，脑袋边上吐出一个大泡泡写着：“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者是：“我百思不得其解！”

前方几英里处还能看到：“体验原子石的力场——如果你胆大的话！前方仅44英里处！”这块牌上会有一个人被某种奇怪的辐射力量狠狠地弹出去，他长得和自己的爸爸一模一样，很有意思。然后有一行小字算是警告：“小心：幼儿不宜。”

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大哥、大姐和我一起挤在后排座位里已经穷尽了所有可寻的乐子，比如说把我按住，在我脸上、手臂上和肚皮上用毡笔画上生动的几何图形等。这时候他们会哭着喊着要去看这个举世闻名的奇观，我也在旁边虚弱地叫上两声凑热闹。

那些设立这几块广告牌的人真的很了不起，当之无愧是我们这个年代最出色的市场营销天才。我猜他们准确地知道要多远的距离（精确到英里），才能让一车孩子最终瓦解父亲反对浪费时间金钱去参观的坚定决心。不论情况如何，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去定了。

那块“举世闻名”的原子石当然和广告上所宣传的奇观相去甚远，它比广告上画的小，怪里怪气而且完全不发光。周围还设有围栏，很明显是为了围观者的安全起见，围栏上写有警告：“小心：力场危险！不可靠近！”可是总会有某个小孩从围栏下爬进去摸那块石头，真的是抱着那块石头爬上去，根本没有被弹到外面或者惨遭什么可见的不幸后果。通常情况下，我身上鬼画符的毡笔文身总是能让人们产生更大的兴趣。

于是我父亲怒气冲天地把我们几个拎回车上，发誓再也不上这样的当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开，过了几个小时又看到一块广告牌，写着：“敬请参观举世闻名的会唱歌的沙子！前方仅97英里！”然后上述故事又重演一遍。

一路向西在那些闷得出奇的州，比如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人们会竖起广告牌，上面写着你想也想不出的东西：“请看死牛！一家人将度过有趣的数小时！”还有：“硬木板！前方仅132英里！”我能回想起这么多年来参观过恐龙脚印、油漆过的沙漠、石化的青蛙、地上的一个洞、据说是世界上最深的一口井，还有一座完全用啤酒瓶搭出来的房子。实际上，我们一家去度假至今我还记得的就只有这些了。

这些参观总是很令人失望，可是这并不重要。你并不是花75分买个体验，你花75分是向这些想象力丰富的人致谢，毕竟是他们帮助你兴奋异常地开过127英里平淡无奇的高速公路，而且，对我来说是让哥哥姐姐们停止给我文身了。我父亲从来就不理解这些，而且我很遗憾的是，现在我的孩子也不理解这些。上次我们开车穿越宾夕法尼亚，这个州太大，要花整整一天才能跑完，路上看到一块广告牌，写着：“请参观举世闻名的路边美利坚！前方仅79英里处！”

我完全不懂“路边美利坚”是什么玩意，而且那地方也不顺路，可是我坚持弯到那里去看看，因为现在这些东西很难见到了。现在你在高速公路上想看见的最激动人心的东西无非就是麦当劳的欢乐套餐。所以像“路边美利坚”这种东西，不管它是什么，的确应该虔诚地去珍惜。可是最讽刺的是，车里除了我谁都不想去。

结果“路边美利坚”是一个庞大的铁路模型，有小村庄和小隧道，有农场和迷你奶牛绵羊，还有很多火车不停地转着圈跑。模型有点灰扑扑的，展厅里的灯光也不够亮，可是很吸引人，有点自1957年以来就没人动过的样子。那天我们一行是唯一的参观者，很有可能是好几天以来唯一的顾客吧。我很喜欢这东西。

“这难道不好玩吗？”我对小女儿说。

“老爸，你简直太可悲了。”她悲哀地回答，然后跑了出去。

我满怀希望地转向小儿子，他连忙摇摇头然后跟着跑出去了。

我自然很失望，孩子们完全没有为这种体验所感动。可是我知道下次我该怎么做了，我要把他们按住两小时用毡笔在他们身上画个遍。然后，相信我，他们会喜欢任何一种高速公路旁边的消遣。

新英格兰之秋

啊！秋天来了！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最多一两个星期——这里会发生让人叹为观止的事情：整个新英格兰迸发出缤纷的色彩；所有的树生长了几个月，形成遮天蔽日的绿色屏障，突然间色彩斑斓，熠熠生光，整个乡野就像弗朗西丝·特罗洛普[1]所描述的那样，“变得壮丽辉煌”。

昨天我借口要做重要的调查，驾车到佛蒙特州，款待我那惊呆了的双脚一顿登山盛宴——攀登海拔4235英尺的基灵顿峰。它挺拔壮丽，是格林山脉的主峰。昨天简直就是梦想中完美的秋日，空气里充满了秋天特有的浓烈而清脆的麝香气味；天空瓦蓝清澈；田野是浓墨重彩的绿；树叶的颜色千变万化微微含光。展现在你眼前的景致真的让人目瞪口呆：风景中的每一棵树都独具一格，每一条蜿蜒盘旋的高速公路和每一座丰润的山坡都突然被大自然泼上了无限种明朗亮丽的色彩——火焰般燃烧的深红、光泽莹润的金色、活泼跳跃的朱红、炽热暴烈的橙色。

如果我的感情太过于奔放，请谅解，不过不用这些空洞的词汇似乎无法描述这样壮观的美景。伟大的博物学家唐纳德·库尔罗斯·皮阿提（Donald Culross Peattie）文章向来写得十分枯燥，枯燥得你都可以用来当抹布了。可是他想描绘新英格兰的秋日美景时，也着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在他那经典的《北美洲东部及中部的树木自然史》中，皮阿提用一种说得好听点叫“工匠式”的语言唠叨了434页（典型段落如下：“橡树一般是沉重且枝叶繁茂的树种，树皮呈鱼鳞状或犁沟状，嫩枝几乎呈五角状，因此树叶也呈五层”），可是最后他注意到了新英格兰的糖枫及其秋日的盛装，那文字风格简直就像是可可中被人掺了烈酒。他堆砌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比喻描述枫叶的颜色：“像千军万马在咆哮……像烈焰的赤舌……像前进有力的乐曲驾驭着交响乐之海上翻滚的浪尖，和着它叫喊的欢歌，给乐队里每一个精心编排的不和谐音都赋予了意义。”

“是啊，唐纳德，”你都可以听到他太太在说，“该吃药了，亲爱的。”

我完全能理解了他为什么在接下去两个激昂的段落中，继续这样的风格，然后突然回过头去讲下垂的叶轴、鳞状芽体，还有下垂的小枝。当我站在基灵顿峰之巅，呼吸到宛如天堂般的清澈空气，放眼皆是浸透在秋日光辉中的美景时，我发现自己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张开双臂，放声歌唱约翰·丹佛[2]的歌曲大串联。（出于这个原因，最好和有经验的人一起登山，然后随身携带配备齐全的救生箱。）

偶尔你会读到某些学界人士出版的一份科学版的色彩图，上面严肃宣布一项科学上的发现：密歇根州的枫树或者是奥扎克[3]的橡树的颜色变深了。可是这种发现完全无视新英格兰的某些特质，正是这些使得这里的秋日美景举世无双。

首先，新英格兰的树木山水的底子是北美洲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与之相比的。那阳光下洁白的教堂、带顶盖的桥梁、整洁的农场，还有抱成一团的村落都为大自然那丰富、朴实的色彩锦上添花。此外，这里树种极其丰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有橡树、山毛榉、白杨树、漆树、四种不同的枫树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品种，它们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会让人眩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里的秋天气候完美，很容易平衡。白天阳光灿烂、温暖宜人，夜里清凉如水、略带寒意，有利于所有落叶树木一起进入色彩迸发的高潮。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时机，在每年十月份那几个“壮丽辉煌”的日子里，新英格兰绝对称得上是地球上最可爱的地方。

更让人惊奇的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里的秋天会如此绚烂。

你可以回想一下学校里的生物课（也许你这门课没及格，栽在“巫师先生”的手上），秋天是树木为进入冬天漫长的睡眠做准备的时候，它们会停止分泌让叶子变绿的叶绿素。叶绿素没有了，其他一直存在的色素如类胡萝卜素就稍显眼一点。类胡萝卜素使得桦树、山胡桃树、山毛榉，还有一些橡树和别的树呈现出黄色和金色。好了，有趣的是，为了让金黄色持续鲜艳下去，这些树必须不断地为叶子提供养分，即使那些叶子除了挂在那里好看以外，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只有当一棵树应该储备起所有能量留给来年春天的时候，它才会耗费大量精力喂饱那些色素，然后把欢乐送到每个普通人的心底，可是这样做，对于树来说却没有任何好处。

更加神秘的是：某些种类的树它们的厉害之处在于，更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分泌出另一种叫作花青素的化学物质，造就出新英格兰最具代表性的壮观的橙色和深红色。并不是因为新英格兰地区的树产生的花青素更多，而是新英格兰的气候和土壤正好为这些颜色的独特绽放提供了完美的条件。在气候更加湿润或者温暖的地方，这些树还是不厌其烦地做同样的事——它们几百上千年如一日地这么做——可就是达不到这么美的效果。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些树在没有什么明显回报的情况下，愿意耗费极大的精力去喂饱那些色素。

可是最大的秘密还在后面。每年有几百万人不远千里驱车来到新英格兰赏秋，当地人亲切地统称其为“偷窥树叶者”。这些人周末就在旅游景点的手工艺品商店里或者别的什么名为“诺亚古董”或者“藏品”的小店里晃荡。我估计大概只有0.05%的人会走到偏离他们爱车150英里远的地方。他们已经接近了完美的边缘却又转身离去，这是多么奇怪而又令人费解的不幸啊！

他们错过的不光是户外那令人陶醉的欢乐——清新的空气、丰富而天然的气息、漫步于干燥的落叶堆成的“地毯”上那无法言说的快乐——还错过了聆听山峰里有人高唱《带我回家吧，乡间小路》[4]这种独一无二的享受，你还能开心地辨认出歌者半英国式半艾奥瓦式的口音和浓重鼻音呢[5]。个人认为，这绝对值得你下车去听听哦。

[1]　弗朗西丝·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1780—1863），英国小说家，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母亲。

[2]　约翰·丹佛，John Denver（1943—1997），美国著名老牌乡村歌手。

[3]　奥扎克，Ozark，密歇根州的别名。

[4]　“Take Me Home，Country Road”，约翰·丹佛的代表作之一。

[5]　作者暗示他自己在高歌。

感恩佳节

如果我今天看上去有点浮肿呆滞，那是因为刚过完感恩节，我还没怎么恢复过来。

我对于感恩节有种特别的喜爱，因为除开别的不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感恩节是一年之中唯一一次我们在家吃大餐的日子，其他时间我们基本上只是把食物放进嘴里填肚子而已。要知道，我妈妈的厨艺可不太好。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妈妈是个了不起的人——和善，高尚，总是乐呵呵的——她死了以后肯定直接进天堂。可是相信我，那儿没有人会说：“哦，感谢上帝，布莱森夫人，你来了。你能给我们弄点吃的东西吗？”

这也不能完全怪她，公平地说，有好几件事情妨碍我母亲练就一身厨艺。首先，即使她想成为一个好厨师，她也没法做到，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你看——她在我们镇上的报社工作，也就是说她总是在晚饭开饭前两分钟飞奔进家门。

此外，她老是有点心不在焉。她最拿手的就是煮那些还带着包装袋的东西。我直到成年以后才知道“莎纶”食品保鲜膜（Saran Wrap）不是什么类似口香糖的可以嚼的东西。她总是慌里慌张、忘这忘那，再加上操作厨房用具不太熟练，基本上她在厨房里忙活肯定会有黑烟滚滚而起，偶尔会再来点小型爆炸。我们家的第一条规矩就是：消防队离开时即为开饭时间。

奇怪的是，我父亲对此完全适应，他吃东西的品位说得好听点叫作“尚未发展完全”。他的味蕾真的只对三种味道有反应——盐、番茄酱和烧焦的东西。他称之为真正的佳肴的东西就是棕黄色不明物、绿色不明物和炭黑状不明物堆在一个盘子里。我敢肯定，如果你小火慢烤，比如说，一只微波炉手套，然后上面浇上足够的番茄酱，他默默地咀嚼一阵后会宣称：“嘿，这东西非常好吃。”长话短说，上好的佳肴给他吃真的是浪费，我母亲辛勤劳动多年，发现他从来没有对饭菜失望过。

可是感恩节那天不知道撞上了什么奇迹，我母亲会全力以赴超越自我。她会把我们都召集到餐桌边上，我们会发现从来没有见过的各种美味堆满了桌子——一只巨大的金黄色火鸡、几篮子玉米面包，还有派克卷[1]、亮晶晶的蔬菜，每个品种都能辨得真切，一盆盆肉汁和酸果蔓酱，超级松软的土豆泥盛在碗里，重得要两只手才能端起来，还有两种馅料以及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吃起来就像是饿了几年肚子一样（其实我们真的很久没吃上像样的饭了），然后妈妈会端上整个宴席中最好吃的东西[2]——一大块饱满的酥皮南瓜饼，饼面上堆起的掼奶油像马特洪峰[3]一样高耸。完美的大餐让人宛若置身于天堂。

这样的美馔使得我对于这个最精彩的节日满怀最深沉的欢乐和感激——因为感恩节是最最棒的节日，从来不会出差错。

我想，每一个美国人都会认为庆祝感恩节是从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开始，然后每年就一直这么过下去，永远不停止——或者至少比任何其他美国特色的东西要更长久。

实际上，在1621年，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们举行过一次著名的宴会，感谢当地的印第安人帮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一年，还教他们怎么做爆玉米花，等等（对于这一点我直到现在都心存感激），不过这宴会具体何时举行却不见于史册。考虑到新英格兰的气候，大概不会是十一月底吧。不管怎么说，在接下去的242年当中，感恩节这个节日几乎没有人知道。直到1863年，官方才正式举行庆祝活动，那时候是在八月份。第二年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下令把感恩节定在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没人能想得起来当初为什么选星期四，为什么选择这么晚的月份——自此以后，感恩节就成了传统。

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感恩节非常精彩。首先，值得表扬的是，它把圣诞节拖后了一点。在英国，如今的圣诞节购物潮大概从八月份的银行节过后就开始了，而美国则因为有了感恩节，圣诞节热潮大概要到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才开始。

其次，感恩节至今仍然纯净自然，没有受到商业化的污染。过这个节不用寄送卡片，不用砍树，不用在抽屉和橱柜里翻来翻去找装饰品。过感恩节你要做的就是坐在桌边，尽量把胃塞成沙滩排球那么大，然后去看电视上的橄榄球赛，这就是我的感恩节。

可是，也许感恩节最美好也肯定最高贵的一面就是给你一个正式的机会，对那些你应该感谢的所有事情表达谢意。我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没有采纳这个节日。就我个人而言，有很多事情都让我心存感激：我为之疯狂的妻儿，我身体健康，各部分器官还管用（尽管并不总是同时管用），我生活的时代和平繁荣，罗纳德·里根不可能再当总统了，所有这些我都感激不尽，而且很开心地把它们记录下来。

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感恩节一过就标志着跑不掉的圣诞节攻势开始了。从今天起，我亲爱的太太随时都会出现在我身边，宣布该是时候挪挪我那渐长的肚子，把节日装饰品拿出来了。我很怕做这件事，原因很充分，因为这是个体力活。歪歪倒倒的梯子、一触即发的电流、钉子和锤子，然后再加上亲爱的老伴非常合作地指手画脚，所有这些都能对我造成永久的严重伤害。我有种可怕的预感：今天就是这个日子了。

不过到现在一切都还照旧，当然对此我也要最最诚挚地感恩上帝了。

[1]　派克卷，Parker House Rolls，美国传统感恩节食品，牛奶面包卷，19世纪末由波士顿的派克屋酒店（Parker House Hotel）首创，因此而得名，至今仍有供应。

[2]　原文为法语pièce de résistance。

[3]　马特洪峰，Matterhorn，阿尔卑斯山的山峰之一，海拔4481米。

圣诞装饰

上篇文章结尾的时候我表达了某种令人不安的不祥预兆：我太太随时会走进来宣布该去把圣诞装饰品拿出来了。

好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离圣诞节还有18天，眨眼工夫就快到了。我太太瞟都没有瞟我一眼。我不知道这样提心吊胆还能撑多久。

我讨厌布置圣诞节装饰，因为首先，你得跑上阁楼，而阁楼当然是又脏又黑又令人难过的地方，你总能找到那些你不想找到的东西——被咬得面目可憎的电线，房顶上的条条裂口可以看到阳光，有时候还碰了你的头，装满乱七八糟东西的纸盒，你把它们打包扔上阁楼的时候肯定脑子有毛病。当你爬上阁楼探险的时候，光这些东西就足以让你头撞横梁至少两次，脸上缠满蜘蛛网，而且还找不到你想找的东西。

我小时候的朋友鲍比·汉森家的橱柜里有个秘密楼梯通向阁楼，我那时候觉得那东西简直太高级了，现在还这么认为，特别是住在我们新罕布什尔的房子里。这房子就像我所住过的其他房子一样，只有一个舱盖口通向阁楼，所以你每次得搬个梯子过来才能上去。可是，把梯子直接架在打开的阁楼舱盖下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等你想要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梯子被某股神秘的力量支配着，朝走廊楼梯那边偏过去了四英尺。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这种事经常发生。

结果就是你得从舱口把双脚给放下去，然后在看不见的情况下用脚去够梯子。如果你把右腿伸到最远，也只能刚好用大脚趾碰到梯子，之后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最后你发现如果你来回晃动双腿，就像双杠上的体操运动员一样，你就能够把一只脚放到梯子顶上。不过这也并非重大突破，因为你现在身体已呈六十度角支撑在那里，没法再动一下了。你只得轻轻嘟囔两句，试着用脚把梯子拉过来，可是你最终能做到的就是一脚把它踢倒，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响。

现在你真的是骑虎难下了，你想挣扎着回到阁楼，可是又没有那么大力气，所以你只能用双手撑着。你哀伤地叫太太过来，可是她听不到，简直让人不只是泄气，而是有苦说不出。一般情况下你太太总能听到其他地球人都听不到的东西：她能隔着两个房间听到一瓶草莓酱轻轻跌落在白色地毯上；她也能听到你用漂亮的洗澡毛巾鬼鬼祟祟擦掉泼出来的咖啡；她还能听到干净的地板上鞋子走过留下灰尘的声音，以及你正想去做什么不该去做的事情的声音。可是，一旦你被困在阁楼舱口，她好像突然被转移到了隔音房间里面一样。

因此，到最后，过了一小时左右吧，她经过楼上的走廊看见你的腿在那儿晃荡，便大吃一惊：“你在干吗？”她终于开口了。

你斜朝下瞟她一眼：“阁楼舱口有氧操。”你的回答里略带点讽刺意味。

“你要梯子吗？”

“哦，这个办法好。你知道吗？我在这里晃了几小时就在想，到底我需要什么呢，然后你一来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要还是不要？”

“我当然要。”

“那么要说‘请’字。”

“别无聊了。”

“说‘请’字。”

你犹豫了一会儿，估量一下自己的处境——坦白点说，并不占优势——然后说了“请”字。

“谁是宇宙中最可爱的人？”

“哦，别这么对我，”你乞求着，“我在这里晃了太久，我的胳肢窝都长草了。”

“谁是宇宙中最可爱的人？”

“你啦。”

“比你可爱无数倍？”

“无数倍。”

你听到梯子被扶起来的声音，然后感觉你的腿被拉到梯子顶上。这么吊着晃了半天明显对你有好处，因为你突然想起来圣诞装饰品不在阁楼上——从来就不在阁楼上——而是在地下室里，在纸箱子里，就是那里！刚才没有想起来真是笨死了！然后你就冲下楼去。

两小时后，你发现装饰品藏在几个旧轮胎和一辆破婴儿车后面。你把盒子拽上楼，然后花了两个多小时解开缠绕在一起的小灯电线。等你把电源接上，很自然它们肯定不亮，只有一条线上的灯亮得特别吓人，亮到不行，然后“噗”的一声，把你吓得翻了个跟斗，撞到后面的墙上。只见火花乱窜，最后它们彻底玩完。

你决定放弃小灯，先把圣诞树从车上拿进来。那棵树奇大无比，上面的刺扎得死人，怎么抓都让人痛不欲生，还遮挡住前面的视线，走起路来跌跌撞撞。那枝叶刺到你眼睛里面，松针扎进你的面颊和下巴，树上分泌出的液体不知怎么搞的跑到你的鼻子里面。你赤手空拳把它弄到后门口，一跤摔进屋子里，爬起来继续走，又摔倒了，再爬起来继续走。你扛着棵树继续在屋子里前进，一路把墙上的画给钩下来，把桌面上的小摆设给扫光，把看不见的椅子给踢倒。你太太最近原本都不太出现，又没跟你交代一下到哪里去了，现在却突然出现在各个角落，大声嚷嚷着令人迷惑却又生动的指示：“当心东西！不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哦！当心啊！朝左！朝左！不是你的左边——我的左边！”最后，她声音柔和起来，“你还好吧，亲爱的？难道你没看见台阶吗？”

等你终于走到起居室，那棵树看上去像是被酸雨腐蚀过一样，你也是一副差不多的样子。

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你根本不知道圣诞树底座扔到哪里去了。于是，你只能叹了口气，跑到镇上的五金店再买一只。你知道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内，你这辈子所有买过的圣诞树底座——一共有25只吧，每一只都代表你成年后的一个圣诞节——将会陆陆续续自动现身，基本上都是当你埋头在橱柜底找来找去的时候，从高处的架子上落到你头顶，也有的是在漆黑一片的房间中间或者是走廊楼梯的最上面一级。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这就告诉你：圣诞树的底座就是魔鬼的把戏，它们就想把你玩死。

你到五金店去，还买了两条小彩灯串。当然它们也不会亮。

最后，身心俱疲的你想办法把树给立起来，点亮小灯，挂满装饰品。你以卡西莫多[1]的姿势站在那里，心里多少怀着点厌恶。

“哦，简直太可爱了！”我太太叫起来，陶醉地张开双手托住腮帮，“我们现在开始装饰室外吧，”她突然宣布，“今年我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真人大小的圣诞老人站在屋顶上。你去拿那个40步的长梯，我去开箱子。哦！简直太开心了！”然后她一溜烟跑开了。

也许你会跟我讲道理：“为什么硬是要去忍受这个活地狱呢？为什么明知装饰品不在，还硬要爬上阁楼呢？为什么凭着几十年的经验，知道那些小灯肯定不会亮，还要辛苦去解开缠在一起的电线呢？”我给你的回答就是你必须这么做，这就是仪式的一部分，没有这些圣诞节就不叫圣诞节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决定开始动手了，即使布莱森夫人不命令我去做。生活中有些东西你必须面对，不管你想还是不想。

如果你需要我帮什么忙，我还是继续挂在阁楼舱门上晃着吧。

[1]　卡西莫多，Quasimodo，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

雪中寻趣

我八岁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母送给我一对滑雪板作为圣诞礼物。我跑到室外，把它们绑在脚上，摆好比赛中那种下蹲的姿势，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艾奥瓦州是一马平川。

我到处寻找有坡度的地方，最后决定从我家后门廊的楼梯上滑下去。那里只有五级台阶，可是就滑雪运动看来，那个下坡角度陡峭得让人害怕。我从那个台阶上滑下去的速度大概有每小时110英里吧，撞到地面的力量极其猛烈，滑雪板都死死地卡在那儿了，而我却直直地继续向前滑，以一道高高的曼妙弧线穿过后院。在前方二十英尺远的地方，我家车库的墙向我逼过来。我本能地取了个“展翅雄鹰”的姿势以达到最大冲击力，然后在靠近房顶的地方一头扎了进去，就像砸到墙上去的食物一样顺着垂直的墙体滑了下来。

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与冬季运动绝缘。我把滑雪板收了起来，三十五年都没去想它。然后我们搬家到新英格兰，那里的人们都很期待冬天，刚下第一场雪，他们就欢快地大叫，然后扎进橱柜里去找雪橇和滑雪杖。他们浑身开始洋溢着一种怪异的活力——出门融入银白色世界里，以极快的速度大无畏地从高处直线滑下来。

我周围全是活跃的人，包括我家所有家庭成员，这让我感觉有点落单了。因此几周前，我为了找点乐子打发冬天，去借了双溜冰鞋，然后和我两个最小的孩子去镇上热门的奥可姆溜冰场溜冰。

“你真的会溜冰？”我女儿很紧张地问。

“当然了，我的小花瓣，”我让她放心，“我有好多次在溜冰场上和别的地方被人家当成佩姬·弗莱明[1]呢。”

其实我真的会溜冰，只是我的腿多年不动了，面对那滑溜溜的冰面有点过于兴奋罢了。我刚一踏上冰面，我的双腿就立即决定要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把溜冰场的每个角落都逛个遍。它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有时交叉，有时分开。有的时候它们分开来有12英尺远，但还不断在积聚能量，直到最后它们在我身下飞出去，我一屁股坐到地上，那冲力之大，搞得我的尾骨都顶上牙床了，害得我只能用手把食道给挤回去。

“哇哦！”我吃力地爬起来，那受惊的屁股叫开了，“这冰可真硬啊！”

“嘿！让我看看！”我的头也嚷嚷着，然后我很快又倒下去了。

接下来的半小时就是这样，我身体的各部分——肩膀、下巴、鼻子，还有一两个更加危险的内脏器官——秉承探索精神挑战极限，不断地把自己摔在冰上。我想从远处看，我肯定像是被一位无形的角斗士给海扁了一顿。等到我已经浑身青紫，我爬上岸去让人家给我裹条毛毯，这就是我尝试溜冰的经历。

接下来我又尝试了滑雪，那个我提都不想提，只想说一句：那男人非常照顾他的狗，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好了，街对面的那位女士如果当初没关车库门，说不定我们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朋友丹尼·布朗奇弗劳尔进入了我的脑海。丹尼是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写的书里，句子都是这样的：“同期输入全规格5.7栏，每雇员利润系数为0.00022及T统计数2.3。”而且一点也没有开玩笑。我想，这句子可能有什么意义吧。正如我所说，他真的很聪明，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痴迷于雪上汽车。

我心目中对于雪上汽车的定义就是撒旦设计在雪上奔驰的火箭船。它时速高达70英里每小时——你可以说我胆小如鼠，我并不介意——对我来说就是疾驰在巨石遍布且蜿蜒狭窄的林间小道上。

丹尼烦了我几个星期，要我加入他们那疯狂的雪上汽车比赛。我尝试向他解释，自己对于户外运动，特别是下雪天的户外运动有点儿心理障碍，而且我并不觉得一只强劲而危险的机器有可能将我解脱出来。

“胡说！”他叫了起来。长话短说，接下来我知道的就是自己站在新罕布什尔州森林的边缘，身着防护服和头盔，我所有的感觉全部被藏了起来，只剩恐惧。我紧张地坐在那里，骑在一个光滑而又类似怪兽般的运输工具里面，它的引擎有力地吼叫，期待载着我冲向所有的大树。丹尼递给我一份该机器操作的简要说明，就我的理解看来，那很有可能是从他写的某本书上节选来的，然后他跳上了自己的车。

“准备好了吗？”他大声问我，力图盖过引擎的声音。

“没有。”

“太好了！”他一边叫着一边出发了，车屁股后面留下一串火焰。两秒钟不到，他就变成远处那颗发出噪声的小黑点了。

我叹了口气，轻轻拉下了节流阀，只听一声受惊的惨叫和短暂的后轮独立特技，以《猫和老鼠》卡通片里才有的速度飞了出去。车每跳一下我就歇斯底里地尖声惊叫，膀胱还跟着放水，减轻重量，我感觉穿越森林就像是骑在法国飞鱼反舰导弹上。树枝拍打着我的头盔，驼鹿惊得用后脚站立起来，然后逃跑，身边的风景急速向后奔跑，仿佛是嗑了迷幻药后精神错乱了一样。

最后，丹尼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红光满面，机器轰鸣。“怎么样，感觉如何？”

我动了动嘴唇可是说不出话来，丹尼以为我在表示赞许。

“既然你爱上这个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加快速度呢？”

我用嘴唇说出了这几个词：“求求你，丹尼，我想回家，我想要我妈妈。”可就是发不出声音。

然后他就出发了，接下来的几小时，我们以疯狂的速度在无边的森林里竞赛，跃过小溪，跳过大石，为避开倒下的树木而高高飞起。最后这个白日噩梦终于结束，我从机器里走出来的时候，腿上全湿了。

后来，为了庆祝我们奇迹般完好地生还，我们跑到镇上最火爆的墨菲酒吧去喝啤酒。等女招待把杯子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才灵光一闪，发现最后还有一件我能在冬日做的事：喝酒。

我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尽管我对此还不太在行，离期待值还有距离——三小时后我的腿仍然疲软——可是我正在做大量耐力训练，期待明年的冬天会更刺激。

[1]　佩姬·弗莱明，Peggy Fleming（1948—），美国著名女子花样滑冰选手，有“冰上皇后”的美誉。

圣诞之谜

我刚到英国那会儿想要解开的小谜团之一就是：当英国人高唱“我们要去阿瓦塞”[1]的时候，他们到底是要去哪儿？到了那儿以后又要干吗呢？

我在美国土生土长，每个圣诞节我都听到这首歌，每次我都找不到一个人来给我稍微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到那个晦涩难懂、像谜一样的“阿瓦塞”去。这首圣诞颂歌轻快活泼，歌者也都是群体齐唱。听到它，我那朝气蓬勃的想象力会联想到装饰着冬青树的大厅里，大家纵情享乐，面泛桃花的村妇抬着一大壶酒站在圣诞节的原木形蛋糕前。一想到这个，我便诚挚地期待在英国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在我家里过圣诞节，你唯一能期待的放纵享受就是一块圣诞树形状的曲奇饼干。

我在英国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了，又走了，不仅没有“阿瓦塞”可以看，而且我问过的人没一个比我聪明，都对这个神秘而古老的秘密表示不解。这下你能想象我有多失望了吧。实际上，我在英国待了二十年，从来没有发现有人去“阿瓦塞”的，至少我没听说过；而且我在的那段时间也没有碰上过一次圣诞节面具游行，更不要提“壶登节”[2]了（一群人组织起来乞讨硬币，再拿去最近的酒吧买酒喝。在我看来这主意太绝了），也没有简·奥斯丁和查尔斯·狄更斯小说中圣诞歌曲里所明确承诺的那些英格兰特色的圣诞节传统习俗。

直到有一天，我碰巧得到一本T.G.克里平1923年在伦敦出版的学究气十足的经典著作《圣诞节与圣诞百科》，我才发现原来那个“阿瓦塞”最开始是问候语，来自古老的北日耳曼语ves heil，意思是“身体健康”。克里平称，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3]，敬酒给某人时习惯说：“瓦塞！”（Wassail），接酒的人要回答：“干杯！”（Drinkhail）然后两人重复以上程序，直到喝倒为止。

从克里平的大部头著作中可以很清楚地发现，1923年的时候许多古老而又令人愉悦的圣诞风俗仍然在英国十分普遍。可是现在，它们似乎永远消失了。

即使这样，英国人仍然把圣诞节过得有声有色，原因自然也多种多样。首先，英国人把节日里的放纵享受（吃、喝、送礼、又吃、又喝）都打包集中在这一个节日里过，而我们美国人则分摊到三个独立的节日里过。

在美国要说到能大吃大喝的节日，那肯定就是感恩节了。感恩节是个伟大的节日，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可能是美国最棒的节日了。（为了照顾那些不熟悉感恩节起源的人，这里略提一下：感恩节是纪念清教徒来到美洲大陆后获得的第一个丰收，他们和印第安人坐在一起感谢印第安人的帮助，并且告诉他们：“哦，顺便提一下，我们刚刚决定我们想要整个国家。”）这是个伟大的节日，因为不需要送礼或者寄卡片或者做除了吃以外的任何事情，吃到你看起来就像充气过头的大气球。

可问题是感恩节距离圣诞节还不到一个月，因此每年12月25日，我妈妈又拿出一只火鸡的时候，我们不再兴奋地大叫：“火鸡！耶！”而是：“呵，老妈，不会又是火鸡吧？”这样的先后顺序，必定让圣诞大餐沦为高潮的反面。

此外，美国人过圣诞节通常也不喝那么多酒。其实，我怀疑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圣诞午餐前如果喝点儿比雪利酒[4]更厉害的东西有点不合规矩。我们把痛饮一场的机会留给元旦前夜，而英国人则认为把不醉不休的机会留到圣诞前夜的午餐时间那才叫棒呢。

可是英美两国圣诞节的最大差异——也是英国的圣诞节无与伦比的原因——就是众所周知的12月26日节礼日。

奇怪的是，尽管这个节日一直为人尊崇歌颂，却没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或者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似乎是一个相对出现较晚的节日——伟大而高贵的《牛津英语词典》将这个词追溯到1849年——不过，正如许多圣诞传统一样，它的根却扎得更深。这个节日的来源可能和教堂装救济品的盒子有关，这些盒子于圣诞节打开，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分发给穷人。可以确定的是，早在16世纪，也许更早，仆人、学徒、店主以及所有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人都能从他们服侍了一年的主顾那里得到年终奖金。这点小小的赏钱被放在一个叫作“盒子”的陶罐里，圣诞节的时候摔破打开，受赏的人可以拿去小小地享受一把奢侈。

因为大部分仆人圣诞节还得服侍主人们，所以他们的圣诞庆祝得推迟到第二天。就这样，12月26日成为他们打开盒子的一天，也就是“节礼日”。

不论起源如何，节礼日几乎与它前面的圣诞节一样深受英国人的重视。其实我们中有些人甚至认为节礼日比圣诞节还要好，因为你不用趴在地板上就着中文说明书，花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怎么把玩具屋或者三轮车给组装起来，也不用向琼姨妈虚情假意地表达感谢和快乐之情，就因为她送了你一件手工编织的毛衣，那花纹看起来就像是狠狠地揉搓自己的眼睛后看到的一片昏乱一样。简单点说，这一天拥有圣诞节的大部分好处（众多美食，所有人善意亲切，白天还能有机会在沙发椅子里打个盹），却没有那些不足随之而来。

现在，虽然我们不住在英国了，我们家仍然保留了英国的圣诞风俗。我们吃薄脆饼干和李子布丁，配白兰地黄油和肉馅饼，还有圣诞原木形蛋糕，一边开怀畅饮。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过节礼日。

圣诞节真的很开心。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找到谁一起到“阿瓦塞”去。

[1]　原文为“A-Wassailing We’ll Go”。

[2]　壶登节，hoodenin，又称hodening，英国东肯特地区的传统节日。

[3]　公元7世纪到9世纪，英国的封建时代，又称“七国时代”。

[4]　雪利酒，sherry，一种葡萄酒兑白兰地而调和成的酒。

寒带生活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喜欢做的一件大胆的事就是出门不穿大衣、不戴手套，也不备其他任何御寒的东西，走上差不多30码，到门前路边的小邮箱里取回当天的报纸。

你可能会说这听上去根本不算什么大胆的事，你有可能是对的，特别是去拿报纸再进屋大概只要20秒，可是你不要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有时候我跑出去只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在天寒地冻中撑多久。

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沾沾自喜或者傲慢自负，可是我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测试人体对于极端体验的忍受程度，而且经常把自身的危险置之度外。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让一条腿完全“熟睡”，然后突然起身拿爆米花，看看有什么反应；或者是把一根橡皮筋缠在我的食指上，看看我能不能让它断掉。通过这样的实验，我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特别是发现，非常烫的东西表面看上去并不见得很烫；还有，把头猛地撞在打开的抽屉底下或者橱柜门下面肯定能引起短暂的失忆现象。

我想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我的这些行为看成鲁莽愚蠢吧，可是我来提醒你注意这些：你自己把一根手指伸进一小朵火焰里，就是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你先单腿立定，然后换另一只腿立在滚烫的热水当中，等待放进来的冷水慢慢中和水温；或者静静地坐在厨房桌子前，专心致志地将融化的蜡烛油滴到你的手指上。我还能列举很多很多。

至少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本着严肃的科学探究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将蔽体的衣物减到最小程度，然后一大早出门去拿报纸的原因吧！尽管这遭到布莱森太太极力反对，也有悖社交法则。

今天早上我出门时室外温度是零下19华氏度[1]，就像有句谚语说：冷得可以冻死猴儿了。除非你从非常寒冷的地方来，或者是躺在卧式冷冻柜里读这篇文章，不然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么极端寒冷的天气。所以让我来告诉你有多冷吧——非常冷。

这种天气你一走到室外，第一秒就让你觉得浑身收缩起来，十分可怕——和跃入冰冷的水中差不多，像是把你身体上的每一颗活细胞都叫醒了一样。可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你还没走出几码，你的脸上就感觉火辣辣的，像被人重重打了一耳光；手和脚开始疼痛，每呼吸一次都感觉到痛。还没回到室内之前，你的手指脚趾伴随着持续而轻柔的疼痛而跳动，然后你饶有兴味地发现，自己的脸颊已经没有感觉了，从室内带出来的一点残留的热度早已消耗殆尽，你穿的衣服也不再有任何绝缘效果，毫无疑问这感觉十分难受。

零下19华氏度即使在新英格兰北部地区也算是寒冷异常了，所以我很有兴趣试试自己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忍耐多久，答案是39秒。并不是说，到最后我只是没兴趣了或者心里想：天哪，真的太冷了，恐怕得进去了。实际情况是：这39秒让我冷得想爬到我妈妈身上，然后一头钻回到她的肚子里。

新罕布什尔州以严寒的冬天而著称，可是实际上还有很多地方的冬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有记录的极端寒冷温度是1925年的零下46华氏度[2]，可是还有20个州的最低温度比这个还要低。美国到目前为止最可怕的极端寒冷温度是零下79.8华氏度[3]，记录于1971年阿拉斯加州的普罗斯佩克特河（Prospect Creek）。

当然，几乎每个地方都会受到寒流侵袭。冬天最真实的考验是它持续的时间。在明尼苏达州的国际瀑布地区，冬天持续时间很长又十分严酷，造成那里的年平均气温只有36.5华氏度[4]，真的太让人难受了。那附近有个小镇名叫（真的！）“弗里吉德”[5]，我想那地方的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糕，只不过当地人太郁闷了没有宣传而已。

但是有记录的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应该还是北达科他州的兰登，1935年到1936年的冬天，那里连续176天处于结冰的温度以下，包括连续67天（有的是一天的某些时段）气温降到华氏零度[6]（也就是把猴子冻得吱吱叫的温度），还有连续41天气温没有回升到华氏零度以上。

直观一点来看，176天相当于圣诞节到仲夏之间。换了是我，任何时候去北达科他州连续过上176天都受不了，不过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不论如何，我在新罕布什尔这里过得很好。以前我很害怕新英格兰那漫长残酷的冬季，可是我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这里的冬天居然让我觉得开心。可能是因为这里的冬天冷得有点过头，而冷到极致的天气和凛冽的空气还真让人觉得兴奋异常。此外，这里的冬天美得让人叹为观止：每座屋顶和每只邮箱一连几个月都戴着整齐欢快的雪帽；几乎每一天都阳光明媚，不像很多地方那灰暗抑郁的冬日；等到雪被踏过了或者染上尘埃的时候，通常又会适时地下场大雪让每个地方又重新披上晶莹的绒饰。

这里的人一到冬天就兴奋起来，可以在镇上的高尔夫球场上滑雪、溜冰，还有玩雪橇。我们有个邻居把他的后院泼满水，使其结成冰，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提供天然溜冰场。达特茅斯学院会举行冬季嘉年华，在学院的绿地上摆上冰雕，真让人开心啊。

最棒的是，你知道冬天就是大自然四季循环中的一站。当寒冷到来的时候，你心里非常清楚：美好而热力四射的夏天也就不远了。撇开其他的不谈，夏天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一系列全新而有趣的实验加挑战，比如日晒、有毒的常春藤、会传染疾病的鹿壁虱、电动篱笆剪，还有烧烤引燃液就不用提了。我简直等不及了。

[1]　约为零下28摄氏度。

[2]　约为零下43摄氏度。

[3]　约为零下62.1摄氏度。

[4]　约为2.5摄氏度。

[5]　原文为“Frigid”，英文中有“寒冷”的意思。

[6]　约为零下17摄氏度。

总统逸闻

明天就是总统日了，我简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总统日对于我来说是个新节日。我小的时候在二月份有两个与总统有关的节日——2月12日林肯总统生辰和2月22日华盛顿总统生辰。我日期可能记得不准，有点偏差，因为坦白地说我已经远离青少年时代，而且这两个节日又不太好玩，不会有人给你送礼或者去野餐或者玩点什么别的。

把节日安排在2月12日或者2月22日这种日子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碰上星期几都有可能，然而大多数人喜欢星期一过公众节日，这样就能享受一个长长的周末。因此，美国有一段时间把华盛顿生辰和林肯生辰安排在离他们生日最近的日子。不过，这样做让有些个性独特的人比较难办，所以索性将它们合并成一个节日，安排在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称为“总统日”。

如今这个节日旨在向所有的总统致敬，不论他们是好是坏。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这个节日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纪念那些更为默默无闻或者特立独行的总统——比如格罗弗·克利夫兰[1]，据说他有个有趣的习惯就是对着椭圆办公室[2]的窗外解决内急；还有扎卡利·泰勒[3]，从来没有在选举中投过票，而且也从来没有投票选自己。

众所周知，美国出了好几位伟大的总统——华盛顿、林肯、杰弗逊、富兰克林，还有泰迪·罗斯[4]、伍德罗·威尔逊[5]约翰·F.肯尼迪。更为有趣的是，美国还出了几位一不小心成为了总统的伟人，比如说詹姆斯·麦迪逊[6]、尤利西斯·格兰特[7]，还有——听我提到这个人你肯定有点吃惊——赫伯特·胡佛[8]。

我对于胡佛怀有某种敬意——“喜欢”这个词可能太重——因为他和我一样是艾奥瓦人。还有，你得对于这个不幸的人抱有一点歉意。在美国历史上他是唯一一位入主白宫反而造成事业退步的人。如今人们想起胡佛，总认为是他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可是大家把这以前半个世纪当中他所取得的卓越的，甚至是英雄般的贡献给遗忘了。

看看他的简历：8岁便父母双亡，自食其力进入大学（斯坦福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在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成功的矿产工程师。然后远赴澳大利亚，在西部（如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高产的区域之一）搞了点矿产业，最终移居伦敦，成为当地商界极其富有而且极具影响力的中流砥柱。

他的地位如此之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英国邀请他加入内阁——至少对于美国公民来说，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荣誉——可是他拒绝了，反而接受了另外一份指挥全欧洲饥荒赈灾的工作。这项工作他完成得细致周到，大约拯救了10万人的性命。战争结束之前，他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景仰和尊敬的人物，人人都知道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回到美国以后，他成为伍德罗·威尔逊的亲密顾问，然后在哈定[9]和柯立芝[10]手下做商业部长，八年时间内美国的出口在他的政策下增长了58%。1928年他参加总统竞选，赢得了创纪录的压倒性胜利。

1929年3月，他宣誓就职。7个月后华尔街崩盘，经济直线下降。胡佛马上做出了有悖常识的反应。他在公用事业和失业救助方面加大投入，其数量比前两任总统加起来的投入还要多。他拨款5亿美元帮助银行脱困，甚至把自己的薪水都捐献给慈善事业。可是他缺乏的是平易近人的个性，又反复坚持认为经济即将复苏，疏离了选民。1932年，他在大选中彻底惨败，就像四年前他大获全胜一样。自那以后，他就一直被看作可怜的失败者。

当然，至少还有一些东西是纪念他的，这一点比其他许多总统们要好。前后41位成功登上总统宝座的人里面，至少有一半政绩平平，现在已经完全被人遗忘。对他们我想表示最热忱的赞许，因为当上美国总统却一事无成，毕竟也算是一项成就吧。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我们的总统当中，就数米勒德·菲尔莫尔[11]最为面目模糊而且也最无用了。他于1850年接替死于任上的扎卡利·泰勒成为总统，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美国执掌在他的手中，和当年要是用靠枕把死去的泰勒撑在椅子上继续执掌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差别。可是菲尔莫尔的籍籍无名是如此知名，如今他已彻底名声大噪，成为大家说笑的谈资了。

在我看来更值得一提的是伟大的切斯特·A.阿瑟[12]，1881年他宣誓就任总统，拍了张正襟危坐的照片。然后，至少就我了解，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如果阿瑟的人生目标就是长一脸令人赞叹的汗毛，然后在历史书上为其他人的成就让出空间的话，那么他成为总统可以算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功。

同样以其独特个性受人仰慕的是卢瑟福·海斯[13]，1877年—1881年任职总统。他的主要政绩在于推行“硬通货币”以及废除《布兰德-埃勒森法案》[14]。他的那种专注非常没有意义而且难以理解，所以现在没有人记得那些事件的具体情况了。还有富兰克林·皮尔斯[15]，1853年—1857年在任，属于两个在位时间更长的无名总统之间某个面目模糊的片段。他的任期几乎都是在无可救药的酩酊大醉中度过的，所以坊间流传这样一句温情洋溢的口号：“富兰克林·皮尔斯，与酒瓶奋斗的英雄。”

然而，我的最爱还是两位都姓哈里森的总统。第一个是威廉·亨利·哈里森[16]，他在1841年的就职典礼上英勇地拒绝披上外套，然后感染了肺炎火速撒手人寰。他只做了30天的总统，几乎每一天都在昏迷中度过。40年后他的孙子，本杰明·哈里森[17]当选总统，四年任期中向伟大的抱负进行挑战，成功地做出了微乎其微的贡献，和他祖父在任的那一个月一样。

就我所知，所有这些人都值得专享一个自己的公众节日。听说国会马上要有所动作，取消总统日，恢复林肯生辰和华盛顿生辰分开的旧传统，理由是这两位是真正的伟人，从不向窗外撒尿。你可以想见我的沮丧之情。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有些人就是没有历史感。

[1]　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37—1908），美国第22任及24任总统。

[2]　白宫的总统办公室。

[3]　扎卡利·泰勒，Zachary Taylor（1784—1850），美国第12任总统，上任两年死于任内。

[4]　即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第26任总统。

[5]　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

[6]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美国第4任总统，建国先驱之一，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

[7]　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美国第18任总统，南北战争时著名将军，在其八年任期中政绩平平。

[8]　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美国第31任总统。

[9]　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1865—1923），美国第29任总统。

[10]　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美国第30任总统。

[11]　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1800—1874），美国第13任总统。

[12]　切斯特·阿瑟，Chester A.Arthur（1829—1886），美国第21任总统。

[13]　卢瑟福·海斯，Rutherford B.Hayes（1822—1893），美国第19任总统。

[14]　1878年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必须每月购买价值200万到400万美元的白银，金银比价重新设定为1比16。

[15]　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1804—1869），美国第14任总统。

[16]　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1773—1841），美国第9任总统。

[17]　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1833—1901），美国第23任总统。〈/AnnotatnArea〉

愚笨电脑

我们搬回美国那阵子，由于英美电气系统完全不同，我得把办公室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更新——电脑、传真机、答录机等。我不太会买东西，也不善于把握最佳时机和大把银子说再见。一想到要挨家挨户地逛商店，听售货员吹嘘各种办公设备的美妙，我就心生不祥之感。

所以刚走进第一家电脑商店，我就乐了，因为我发现有台机器里面什么都有——传真机、答录机、电子地址簿、互联网功能，你想要什么里面都有。打出的广告词是“家庭办公全能解决方案”，这台电脑除了不会煮咖啡，其他什么都行。

于是我把它扛回了家，安装起来，活动了一下手指，给伦敦的一位朋友写了份得意扬扬的传真。按照说明书的指示，我把他的传真号输入指定的方框里，然后按下“发送”键。国际长途的拨号噪声随即从电脑的内置扬声器里响起，然后是接通的声音，最后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啊啰？啊啰？”

“哈啰？”我回答着，突然意识到不管他是谁，我都不可能跟他交谈。

我的电脑开始发出尖利的传真噪声。“啊啰？啊啰？”那声音又叫起来，带点迷惑和警觉。过会儿，他就挂断了。正在这时，我的电脑又重拨了他的号码。

于是就这样耗去了大半个早上，我的电脑不停地骚扰某个陌生之地的陌生人，而我却发疯般地在《使用手册》里寻找取消操作的方法。最后我只得绝望地拔下电源插头，电脑关机之前还发出一系列“严重错误”以及“硬盘危机”等噪声。

三个星期后——这是真的——我们收到一份68美元的国际长途电话账单，原来上次打到阿尔及尔[1]去了。后来经过咨询才知道，写传真程序的人没有考虑到海外传真的可能性，程序只能识别7位数的电话号码加上前面3位地区代码。如果遇上别种号码组合，它就自动进入“拨通贝都因人[2]”的默认模式。

我还发现那个电子地址簿对于非美国地区的邮编地址有着天然的反感，然后把它们都改造成完全没法使用的样子。还有那个答录机带有自动插嘴功能。

我困惑了很长一阵：这么贵，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怎么会这么一无是处？然后我明白了：电脑是能够做出许多聪明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愚蠢机器，而电脑程序员则是能够做出愚蠢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的聪明人。简单点说，这两者是危险而又完美的绝配。

你肯定读到过有关“千年虫”的报道，你就知道在2000年1月1日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电脑出于某种原因都会经历如下的思考程序：“好了，现在我们进入以00结尾的新的一年了。我想应该是1900吧。不过，等一下——如果是1900年，电脑都还没有发明出来呢。因此我不存在，我应该自己关机，然后把内存清空。”据估计，把千年虫给消灭掉总共需耗费200万亿兆亿美元或者差不多就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天文数字吧。你看，一台电脑能够把π算到小数点后20000位，可是就是搞不懂时间总是往前走这么简单的概念。而那些程序员能够写出8000行复杂的代码，却没有注意到每一百年就是一个新的世纪。这两者的组合简直就是灾难。

当我第一次得知电脑行业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这么基本、这么巨大而又这么愚蠢的麻烦时，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我的传真机还有其他那些数码玩具完全无用了。可是这仍然无法满意地解释我那台电脑上“奇妙而又卓越”的拼写检查功能。

就像电脑所做的其他每件事情一样，拼写检查功能总的来说十分神奇。等你写好一篇文章，你启动拼写检查，然后它浏览整个文本找出拼写错误的单词。实际上，电脑根本不懂单词是什么，它所找的就是它不熟悉的字母组合，这就是它令人失望的地方了。

首先，它无法辨别任何一个专有名词——人名、地名、公司名称等——还有一些非标准的拼写形式如kerb以及colour[3]。它还辨别不了很多复数形式、动词变异（比如steps或者stepped）、缩写词以及首字母缩写词。当然，还有自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以来[4]所创造出的新词也让它束手无策，因此它能识别sputnik[5]和beatnik[6]，却不认识Internet（互联网）、fax（传真）、cyberspace（电脑空间）和butthead（笨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是我那台电脑的拼写检查功能最为独到的就是它居然自带拼写建议功能。接下来这部分能让那些无事可做的闲人自娱自乐上几个小时。以下这些例子都值得我们记住。就这个专栏来说吧，比如对于Internet，它建议拼写为internat（这个词我翻遍了英国美国的字典都找不到）、internode，还有interknit以及underneath。对于fax这个词，更是跳出33种拼写建议，有fab、fays、feats、fuzz、feaze、phase，还有两个更是词汇学上闻所未闻的：falx和phose。对于cyberspace倒是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可是对于cyber这个词，蹦出来的是chubbier和scabbier。

我尝试着去了解他们的思维逻辑，却以失败告终。一台电脑和一个程序员前后搭配干活，他们是怎么想得出某人输入f-a-x其实是想输入p-h-a-s-e的呢？还有cyber这个词的拼写建议为什么是chubbier和scabbier，而不是同样随机地挑两个别的词，比如watermelon（西瓜）或者full-service gas station（全能加油站）之类呢？此外，我仍然解释不了根本就不存在的词，如phose和internat是如何写入程序的。你可以说我过于强求，可是我的主张是，一个抛弃真正的词汇，而去选择根本不存在的词汇的电脑程序，不应该被投入市场给大众使用。

这个拼写检查功能不光提出低能的拼写建议，还一意孤行地想把这些建议塞进你的文章里去，你得命令程序不得自动修改才行。如果你不小心接受了它那迅雷不及掩耳的自动修改，它就会把文章里所有出现这个词的地方全部修改过来。于是，最近这几个月我绝望得都没力气了，因为我的文章里所有的woolens（毛纺的）全部被修改成wesleyans（卫斯里公会的），所有的Minneapolis[7]被改成monopolists（垄断者），然后是我最喜欢的：所有的Renoir[8]全部变成了rainware[9]。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办法能够取消这些自动修改，反正我还没发现。

现在我在看《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这份报纸，上面说忽略了“千年虫”问题的电脑产业又捅娄子了，多年来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储存信息的物质——磁带等——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自行降解，所载数据不可恢复这一问题。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们最近想要读取1976年代号为“维京行动”的火星勘察资料，却发现有20%的内容消失，而且剩下的也差不多快没了。

因此，看上去电脑程序员们接下去几年要日日挑灯夜战了。我个人对此三呼“Hooray”（万岁），如果按照我的电脑的喜好，可能会把它拼成haywire（捆干草用的铁丝）、heroin（海洛因）和hoopskirt（有裙撑的裙子）吧。

[1]　阿尔及利亚首都。

[2]　居住在沙漠地区的阿拉伯游牧部落。

[3]　这两个词分别为curb和color的英国式拼写法。

[4]　指1953年以后。

[5]　人造地球卫星，20世纪50年代从俄语吸收过来的词汇。

[6]　“垮掉的一代”，20世纪50年代着奇装异服反叛社会的文学艺术青年。

[7]　明尼阿波利斯，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

[8]　雷诺阿，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

[9]　估计为rainwear（雨衣）的误写

纳税登记表格填写须知

内附1998年美国国家税务总署制作的纳税登记表格1040-ES OCR：“自由职业个人预估税登记表”。如符合以下条件，请您估算1998年财政年度应缴税额并填写此表：

1.您是户主且您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年龄总和减去符合条件的宠物的年龄（见附录12G）结果为整数。（如宠物已去世但仍葬于您的物业之中，请使用补充附录142G。）

2.您的总调整后收入未超过您的调整后总收入（适用时除外），且您1903年前未曾缴纳过红利所得税。

3.您并未要求进行外国税收抵免，“外国”税收抵免除外。（警告：为外国“税收”抵免要求外国税收抵免，出现外国“税收抵免”的情况除外，将面临125,000美元罚款及25年监禁。）

4.您符合下列条件：已婚且联合报税；已婚但未联合报税；未婚未联合报税；联合但未报税及其他。

填表指南

请使用2号铅笔将所有的答案填好。不要画线删除任何字词。不要使用缩写或“同前”符号。不要将“零杂”（miscellaneous）[1]一词拼错。请完整地在每页上填写两遍你的名字、地址以及社会保障号码，还有您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名字、地址及社会保障号码。请勿复选标有“叉”的方框，也不要在标有“复选”的方框中打“叉”，除非您非常希望重填一遍。请勿在任何空白处填入“搜查我吧”。请勿捏造任何事实。

请先填完第47到52部分，然后再完成偶数部分，接着倒转顺序填完表格。如果您的总退休金和养老金支付大于您先前所赚取的收入抵税额或者反之亦然，请勿使用此表格。

“收入”栏下请列举所有工资、薪水、净海外应缴税收入、版税、小费、酬金、应缴税利息、资本所得、航空里程以及沙发背后找到的钱。如果您的收入是整体来源，或部分但并非主要，或整体且部分但非主要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如不确定，请参考USIA小手册212W：“美国以外的国家”说明），或者您的循环总收入（见附录H）比不缴税净支付的低收入抵税额还要多，您必须增补一份“授予人/转让人弃权证明书”。没有做到这一点，您将面临150万美元的罚款或者被抓走小孩的惩罚。

在第890f部分中列举农场总收入（如果没有，请说明具体原因）。如果您于1897年1月1日后出生，且配偶健在，请注明额外伤亡损失，并在第27ii行提供转账款数字折旧。您必须列举为出口而屠杀的火鸡数量，减去，但不要扣除，从按比例利息付款中得来的净总红利，再乘以你家的总台阶数，最后结果写入第356d行。

在附件F1001第c行列举出您车库中的所有东西，包括附件295D上的所有电气和非电气设备，但不要包括附加表格243d上没有提到的电气或者非电气设备。

在“个人支出”栏下逐条登记所有大于1美元的支出项，并附带证明。如果你曾经做过牙科手术且未要求联邦原油泄漏津贴退款的话，请输入自出生以来您的鞋码，并附上皮鞋样品（只需右脚）。乘以1.5或者1.319，随便哪个大一点的，然后用第3d行除以第3f行。在第912g部分，输入为紫花苜蓿、大麦（不包括高粱糖浆，除非家庭自用）和秋葵产品设立的联邦收入资助基金数额，不论你收到过没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将面临375万美元的罚款以及注射死刑。

如果您的孩子尚未成年，却不住在家里，或者住在家里但已经成年，或者尚未成年且住在家里但经常不在，而且您未就出租自重超过12,000吨（如果您在关岛出生，那么额度为15,000吨）的海运船只申请豁免的话，您必须完整填写并附上“海运船只豁免表格”。如有违反将面临11,100万的罚款以及对中立小国进行核攻击。

在附表D的第924页至926页填入您认识的吸毒者的名字。（如有必要请附加纸张。）

如果您拥有储蓄账户、有价证券、不记名债券、存单或者其他有息收入，但不知道自己的帽子尺寸，请完整填写附表112a和112f并附上所有相关表格。（这次不要把椅子寄过来。）算上，但无须核实，投资矿业的持续亏损，商品交易和器官移植，再除以1996年你住过的汽车旅馆数，将结果填写在任何剩余空间。如果你尚未偿还员工支出，那你就麻烦了。

要总计你估计的税额，请将附表2F中的27行到964行相加，减去45a行到699f行（如果比过去5年中的平均选择性最小估算税值大或者小2.2%），乘以你的汽车在冰上打滑时的车轮转速，再加上2。如果第997行比第998行要小，请从头再来一遍。在标有“应付税额”的空白处填上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请确认你付给“美利坚合众国国税局共和国”的支票有效，抬头请注明佩蒂收。在支票背面请写上你的社会保险号码、纳税人身份号码、国税局税务代码审计号、国税局地方分局次级区域代码（除非你有T/45次级区域例外通知）、性取向和对烟草的爱好，并寄往以下地址：

马里兰州联邦城美利坚合众国国税局

D楼/附G78，900室 12分区132677-02号位置

税表接收指南中心2号抽屉，房间中央偏后

邮编：10001

如果你对于填写此表有任何疑问，或者返回重填时需要帮助，请致电1-800-忙音。谢谢你，祝你1999年财运滚滚。如有违反将面临125,000元罚款，还将徒步走进大牢。

[1]　意为“多方面的、各式各样的”。

巡回售书

十年前的这个月，我接到一位美国出版商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刚刚拿到了我的一本书，准备给我安排3周内巡回16个城市进行售书宣传活动。

“我们要把你打造成媒体明星。”他兴高采烈地说。

“可是我从来没上过电视。”我略带恐慌地抗议起来。

“哦，这还不简单，你会喜欢的。”他信誓旦旦，反正又不是他自己去。

“不，我不会喜欢的，”我坚持己见，“我会失去个性。”

“别担心，我们会给你一个个性。我们准备安排你飞去纽约上一下媒体培训课。”

我的心一沉，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自从1961年我在邻居的车库里无意中放了把火以来，我第一次开始严肃思考有没有必要去整容，改头换面到中美洲去开始新生活。

于是我飞去了纽约，结果发现那个媒体培训课没有我先前想象的那么恐怖。我被交给了一位非常和蔼、耐心的人手里，他叫比尔·帕克赫斯特，和我在曼哈顿一间没有窗户的工作室里一起坐了两天，没完没了地模拟采访现场。

他是这么说的：“好了，现在我们要接受一个人的采访，他也就是10秒钟以前瞅过一眼你的书，他并不知道这书里是菜谱还是讲监狱改革。而且这个人有点笨，会经常打断你。好了，现在开始。”

他按下秒表，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三分钟的采访，然后我们再做一次，再做一次。两天就是这么过去的。还不到第二天下午，我就已经得用手把舌头塞回嘴里了。

“现在你就明白你巡回售书第二天是什么感觉了。”帕克赫斯特很开心地告诉我。

“那二十一天结束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问他。

帕克赫斯特笑了：“你会喜欢的。”

奇妙的是他还真说对了。巡回售书的确很有趣：你住的都是高级宾馆，到哪里去都有闪着银光的豪华车接送；人们把你当成大人物，比真实的你重要得多的大人物；你每天三餐都可以吃牛排，而且还不用自己掏钱；连着几个星期你都得滔滔不绝地讲你自己，这不是美梦成真还是什么？

对我来说那是个全新的世界。如果你一直把我文章里的点滴记在心里的话，你会想起我小时候我父亲总是带我们入住最便宜的汽车旅馆——有那种地方作为对比，电影《惊魂记》中的贝茨汽车旅馆都显得设备精良——因此巡回售书的经历简直是美好的全新体验，此前我从来没有住过一家高级酒店，从来没有叫过客房服务，从来没有叫过门房或者仆从服务，从来没有给门童小费（这次仍然没有！）。

对我启发最大的就是客房服务了。我一直以为从客房服务的菜单上点菜简直是优雅生活的极致——这可是加里·格兰特[1]电影里才有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所熟悉的世界里——因此，一位公关人员建议我尝试一下，反正不用自己掏钱，于是我欣然接受。之后我才发现了你肯定早就知道的事实：客房服务简直糟糕透顶。

我那次跑遍全国，至少在酒店里叫过十几次客房服务，全都一塌糊涂。点餐后，食物要几小时才能送来，全都凉了，咬上去跟牛皮似的。我总是很惊叹他们花了这么多力气去装点门面——又是雪白的桌布，又是插上一朵玫瑰的花瓶，还有人装腔作势地揭开每个盘子上那银色的圆顶盖——却不愿花力气去保持食物的温度和口感。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旧金山的亨廷顿酒店，那侍者飞快地移走银色盖子，将一碗白色的黏稠物体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什么？”我问他。

“先生，我想是香草冰淇淋。”他回答。

“可是已经化了。”我说。

“是的，已经化了，”他表示赞许，“请慢用。”然后鞠了个躬，把一大笔小费塞进口袋退了出去。

当然了，巡回售书并不就是猫在富丽堂皇的酒店房间里，边看电视，边吃融化了的冰淇淋。你还得去接受采访——铺天盖地的采访，多得你都无法想象，常常从天还没亮持续到午夜以后——你还得转战各处接受采访，奔波的路程之长简直让人觉得可笑。由于推广新书的作家太多——我听说旺季可以达到200个——而电台和可以上的电视节目又十分有限，所以哪里有空你就得往哪里赶。有一次，五天内我就从旧金山飞到亚特兰大，再到芝加哥，又去波士顿，再返回旧金山。还有一次就为了赶去接受30秒的采访，我就得从丹佛飞到科罗拉多泉城。我发誓那次采访其实就是这样的：

采访者：“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比尔·布莱森。比尔，听说你出了本新书，是吗？”

我：“是的。”

采访者：“那太好了，谢谢你过来。我们明天的嘉宾是米尔顿·格林伯格博士，他刚刚写了本有关尿床的书叫作《就寝之泪》。”

就像比尔·帕克赫斯特教给我的：这种事情说白了就是厚着脸皮把自己推销出去，相信我，你很快就能学会怎么做。自从有了那第一次经验，我又在美国做过6次巡回售书，在加拿大做过4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做过3次，南非做过2次，欧洲大陆做过1次，英国做过8次。此外，如果你是靠写书谋生而且喜欢人们买你的书的话，那么所有的文学性节日，以及那些已经融入你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你就更逃不掉了。

以上这些都是我此刻的想法，因为等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人在英国做一个为期三周的巡回推广活动了。我不想让你觉得我谄媚英国，可是在英国兜上一圈比起其他国家来说当然要美好得多。首先，整个距离比在美国这么大的国家要短得多，也就方便很多。其次，这里没有那么多凌晨时分或者午夜时分的电台电视节目要去赶，也方便很多。最重要的是，英国的普通读者群简直聪明绝顶，而且眼光犀利，更不用提他们如何楚楚动人，而且买起书来出手如何阔绰了。啊！我甚至知道有些人会扔下周日的报纸，说：“我现在就要出去买老比尔的那本书。我可能还要买好几本作为圣诞礼物呢。”

靠巡回售书这个方法谋生简直疯狂，可是这也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之一。我只想感谢上帝它还没有损害我那真挚纯粹的心灵。

后记：上面这段当然是写给英国读者的，可是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读书人也同样聪明绝顶，眼光犀利，更不要说他们如何楚楚动人，而且出手阔绰了。

[1]　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1904—1986），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代表作有希区柯克系列中的《西北偏北》《捉贼记》及其他。

浪费的一代

这一阵最让我瞠目结舌的统计数据之一就是：美国所消耗的能源当中，有5%是晚上从不关机的电脑消耗掉的。

我个人虽然没法去证实这个数据，不过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我经常深夜从不同城市旅馆房间的窗口向外张望，每一次都惊讶地发现许多写字楼里依然灯火通明，而且电脑屏幕的确还在不停闪烁。

为什么我们不关灯、不关电脑呢？还有为什么我们匆匆走进朋友家却不把汽车熄火；在无人的房间里让灯一直亮着；把中央空调温度调得极高，让芬兰桑拿浴的老板娘都自愧不如？总的来说，这大概都是因为电力、汽油以及其他能源价格相对便宜，而且一直源源不断，似乎全然没有取尽用绝之虞。

既然这样，何必每天早上让你的电脑开机预热干等20秒自寻烦恼呢？还不如让它开一晚上，第二天马上能用。

在这个国家，我们太——不，我们极其——浪费能源。普通美国人一生所使用的能源是普通欧洲人的两倍。我们的人口只占世界5%，但消耗了世界20%的能源。这些数据可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东西。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1]举行的地球峰会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同意2000年以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这个承诺可不是用来想的，而是要去做的。

之后的几年里，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攀升——自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就上升了8%，单是1996年就上升了3.4%。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履行承诺，连去努力尝试的姿态都没有，甚至连装模作样都没有过。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连装模作样的能力都没有了。

看看这个：1992年，国会颁布法令，2000年以前所有政府公车至少要有一半必须使用石油燃料代用品。为了遵守此法令，美国邮政局购买了1万台卡车，每辆4000美元，改装成既能使用乙醇又能使用汽油的车辆。1998年5月，首批纽约市邮局订购的350辆这种卡车开始投入使用。很不幸的是，没有一辆车使用乙醇燃料，原因很简单：离纽约最近的乙醇加油站远在印第安纳波利斯[2]。当《纽约时报》记者问到，这个订购是哪个地方哪级政府部门哪个官员出于哪种意图下令的，得到的回答是无可奉告。同时，美国邮政局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将继续花费纳税人的钱去改装卡车，每辆车上花4000美元，改装成它们几乎不会使用的燃料来驱动。

我们的政府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做的努力，就是引入一套自愿遵循的标准，各行各业如果不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对此不予理睬，当然大部分行业都对此置之不理。现在克林顿总统想再花上15年或者16年，将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

可能我误解了举国上下的心态，可是我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担忧这个问题的人。目前日益增长的反而是一种反对自然资源保护的情绪，特别是考虑到支出成本的情况下。最近，一个来自加拿大名为“国际环境学”的组织对全球27,000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实际上每个发达国家的人都愿意牺牲一点经济增长，来换回更加清洁的空气和更加健康的环境，只有一个国家例外，那就是美国。整个美国社会都愿意将一点点经济增长的利益凌驾于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环境之上，这简直是疯狂。我总是认为追求经济增长的原因就是要创造更好的环境，然而实际上，似乎变成追求经济增长的原因还是追求经济增长。

克林顿总统提出建议，将这个问题交给他和后继四任总统共同来完成，不可谓不谨慎而富有创新精神，即便如此，提议仍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大工业家们和其他利益群体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全球气候信息工程”，筹集了1300万美元打击任何妨碍他们的大烟囱排放废气的行动计划。这个组织都跑到全国性广播电台做广告去了，面目狰狞地警告说，如果总统的新能源计划得到实施，每加仑汽油价格就会飙升50美分。

别介意，那个数字很有可能是吹出来的。也别介意即使真的如此，我们所支付的汽油价格也只是其他富裕国家的汽油价格的零头。别介意这么做能给每个人都带来好处。别介意上述任何一点。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威胁汽油价格上涨——即使涨得再少，理由再充分——大部分人都会本能地反对。

最为可悲的就是，要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很大一部分目标，其实不需要花任何代价，只要我们改变大手大脚的习惯就可以了。据估计，美国全国一年浪费的能源就高达3000亿美元。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依靠投资，开发新技术来节省能源，我们所说的是关掉机器或者把机器开得小一点来节省能源。

就拿热水来说吧，欧洲几乎每家每户的热水系统上都有一个计时器。因为人们上班或者熟睡的时候肯定不需要热水，所以没有必要把热水器一直开着，因此计时器就定时将系统关闭。而在美国，我都不知道怎么关掉我家的热水器，我也不知道能关还是不能关。每天我们家是24小时不断有热水供应，我们出门度假时也是如此，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吧。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消息，美国必须维持相当于5个核电站那样规模的发电站运转，才能保证那些开着却并未使用的设备和机器正常运转——那些无人房间里的电灯、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回家后还开着的电脑、酒吧角落里无人理睬且悄无声息的挂壁电视。

英国有一个“非峰时能源计划”，也就是鼓励人们在深夜用电，以此来分散能源需求。所以我们那时候买的电器都有定时功能，洗衣机、干衣机和洗碗机都在夜深时工作。虽然有点小小的麻烦，可得到的回报就是省下了不少电费。现在只要公用事业部门提出相应的计划，我非常愿意这么做。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英国人在环保方面是如何道德高尚——在某些比如废物利用和绝缘方面，并不值得大书特书——我只想说他们那些简便的点子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借鉴过来。

当然了，如果能看到美国在能源节省方向上发生重大转变，我真的会很欣慰。比如说，如果能够乘火车去波士顿的话，我会开心得不得了。现在每次我去波士顿，要么自己开车去，要么和其他9个不幸的人一起在小巴士里挤上两个半小时。如果真能坐在一辆装备漂亮的火车餐车里，驰骋在新英格兰美不胜收的土地上，就像希区柯克电影里加里·格兰特和爱娃·玛丽·塞因特那样就好了。就在不久以前，人们还能乘火车穿梭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一个名为“环境保护法律基金会”的团体称，整个新英格兰北部地区的火车线路改造需花费5亿美元。当然这不是笔小数目，可是想想这个：就在我写文章的同时，佛蒙特州的博灵顿正斥资1亿修建一条12英里长的环线公路。

我不知道全球变暖到底糟糕到什么地步了，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大肆挥霍能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危害了我们的未来。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去年我花了很长时间在阿巴拉契亚[3]中小道上攀登。到了弗吉尼亚州，有一段山路位于仙纳度国家公园内。我上中学的时候，如果天气晴好，从这里还能看到75英里以外的首都华盛顿。现在，即使在最好的天气条件下，能看到30英里开外就算不错了。如果天气炎热烟雾弥漫，最多只能看到两英里开外。

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森林植被是地球上最茂密、最可爱的植被之一。大烟雾山国家公园里的一个山谷中土生土长的树种数量就超过整个西欧。现在很多树种都面临灾难，由于疲于应付酸雨和其他空气传播的污染物，许多植物对疾病和害虫异常脆弱无助。橡树、山胡桃树和枫树大批死亡，其数量十分惊人。开花山茱萸——美国南方最美丽的树之一，曾经也是最繁茂的树种之一——如今已濒临灭绝。美国铁杉树似乎也紧随其后。

这还只是小小的开头而已。如果接下去的50年里真的像某些科学家断言的那样，全球气温上升4摄氏度，那么仙那度和大烟雾山国家公园里以及周围方圆数百英里范围内所有的树种都将死亡。再过两代人，温带世界里最后仅存的大森林之一将变成毫无个性的大草甸。

我觉得这么说来，关掉几台电脑还是值得的，你说呢？

[1]　巴西城市。

[2]　印第安纳州首府。

[3]　美国东部绵延数千公里的山系，南起亚拉巴马州，北至加拿大纽芬兰省。

聪明反被聪明误

今天的话题是，现代生活的便利，以及那些更加便利的东西实际上是如何变得更加不方便的。

那天我带小儿子和小女儿去“汉堡王”吃午饭，看见免下车窗口那里十几辆汽车排成一队，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我总是在想问题——真的很神奇）。

我们停了车，走进餐厅，点了单吃了起来，然后又出来——整个过程大概花了10分钟吧。正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们进去时排在队伍最后的那辆白色敞篷载货卡车前面还有四到五辆车。如果司机当时和我们一样，亲自停车走进餐厅点单的话，恐怕要快很多，可是他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方法，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免下车窗口应该更快更方便。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们对于“便利”这个概念中毒太深，为了达到便利，不惜忍受所有的不便利。这简直是疯狂，我知道，可是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应该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的东西实际上常常适得其反，这让我不由得思考（你看，我又来了）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人对于机器提供便利这个观点有一种奇怪的热爱。有趣的是几乎所有与减轻日常生活负担有关的发明——自动扶梯、自动门、电梯、冰箱、洗衣机、速冻食品、快餐、微波炉、传真机——都源自美国人或者至少最先在美国大受欢迎。美国人对于大量节省体力的发明创造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就开始指望机器能够帮他们做所有事情了。

我最开始意识到这种想法不见得是好主意的时候是1961年或者1962年的圣诞节。当时别人送给我父亲一把电动切菜刀。那是很老的一种型号，就像所有刚发明出来的东西一样，外形笨重，令人望而生畏。也许是我的记忆在跟我捣乱，可是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戴上了护目镜和厚重的橡皮手套之后才把那东西插上电源。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用它来切火鸡的时候，与其说是在切，还不如说是片片白肉四处飞舞，然后刀片切到了火鸡下的托盘，又是一阵蓝色的火星乱飞，接着就从我父亲手里飞了出去，从桌上飞速滑过奔出厨房，就像《小精灵》电影里的妖精一样。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那把刀，不过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会听见它在砰砰砰地砍桌腿。

就像大多数美国同胞一样，我父亲买回来的小发明从来就是以灾难告终——蒸汽熨衣机没能把衣服上的皱纹熨平，倒是让整块整块的墙纸掉了下来；电动削铅笔机能在一秒钟内一口气吞掉一支铅笔（包括笔头上的金属环，如果你动作不够快的话，还有你的手指尖）；还有一个口腔冲牙器，动静太大了，得两个人按住才行，把浴室弄得像洗车店一样。

可是，所有这些和今天的情况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如今我们身边所环绕的东西帮我们把事情做到几近荒谬的程度——自动猫粮喂食器、电动榨汁器和电动开罐器、带自动制冰功能的冰箱、自动汽车车窗、挤好牙膏的一次性牙刷。人们对于便利已经上瘾，于是便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他们手头上节省体力的机器越多，他们自己就越辛苦；自己越辛苦就越觉得需要更多的机器来节省体力。

现在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它有多荒谬，只要声称能减轻点负担，就不愁找不到买主。最近我看到广告里有个售价39.95美元的“带灯光可旋转领带架”。你只用按一下按钮，它就会自动把你所有的领带一条条向你展示，省得你吃大苦头还搞得筋疲力尽地去用手挑选。

我们新罕布什尔州的房子买来的时候，到处都是前房主们安装好的小器件，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生活稍微容易一点点。实际上有几个东西确实有点用处，可是大部分东西简直无用得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房间里装了自动窗帘，你轻轻敲一下墙上的开关，四片窗帘立即轻松启合。不管怎么说，设计初衷是这样。而实际上却是一片窗帘开，一片窗帘关，另一片窗帘反复开关，最后一片五分钟过去了仍然纹丝不动，然后开始冒烟。自从搬来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没敢靠近过。

前任业主留给我们的还有自动车库门。理论上来说，这东西听上去很不错，而且还颇有品位。你把车开进车道，按一下遥控器，然后按照你对时间的感觉，从容地开进车库或者把车库门最下边的板给撞掉。然后你再按一下遥控器，车库门在你身后徐徐合上，这时候只要有人看见，都会惊叹道：“哇！这人真时髦！”

可是实际生活中你会发现，我们的车库门只有在肯定会压碎一辆自行车或者毁掉一把耙子的时候才会关门，而且它一旦关上就不再打开，除非我踩在椅子上拿着螺丝刀和锤子在它的控制盒里怒气冲冲地一阵乱捣，然后再叫车库门修理工杰克过来。自从我们成为他的客户之后，他就一直有钱去马尔代夫度假了，我付给他的钱比我大学刚毕业四年总共挣的还要多，可是我那个车库门仍然经常添乱。

你又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自动窗帘和自动车库门、电动猫粮喂食机还有旋转领带架都只不过看上去能让生活更轻松。实际上，它们所带来的只有增添成本，而且让你的生活更加麻烦。

那么今天我们学到的两条经验就是：首先，绝不要忘记“便利”这个词和“骗你”发音差不多[1]；其次，送你的孩子去上车库门维修学校。

[1]　原文为…the first syllable of convenience is con.“con”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欺骗；二是相反，相对。

汽车电影院

20世纪30年代早期，新泽西州有位名叫理查德·霍林谢德的人将一台电影投影机装在他的车顶上，坐在车里前排欣赏投射在他家车库门上的电影。

谁也不知道当时他是怎么想的，或者说这个主意是哪儿来的，可是他的左邻右舍看到车库门上的电影画面都跑过来看。很快，整片小区的人都不请自来，跑到霍林谢德家的车库门前看电影。

1933年，霍林谢德给这个主意注册了专利，这年年末，美国第一家免下车电影院在邻近的小镇卡姆登诞生了。一开始影院的生意并不太好，然后慢慢地沉寂下去。直到50年代，汽车在美国开始普及起来，这种电影院一下子火爆得不得了。50年代初，全国一家免下车电影院都没有，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下子猛增到6000家。

高峰时期，这种电影院的数量和受欢迎程度直追传统电影院。青少年们可以在车里做那些传统电影院里不好意思做的事情。有孩子的父母上电影院也不用花钱请保姆照看孩子了，因为孩子们可以穿着睡衣躺在后座上。妈妈们也能给孩子喂奶了。有些免下车电影院甚至还提供洗衣之类的特殊服务。你进去的时候扔下一袋脏衣服，看完出来再把洗好烘干折叠好的衣服拿回去。

后来，美国的免下车电影院又销声匿迹了，其速度之快就和兴起的时候一样。如今它们几乎已经从美国的大地上消失了。大白天，在乡村地区随便沿着一条两车道公路一直开，在某处你肯定可以看到路边被遗弃了的免下车电影院。

离我家不远，过了佛蒙特州的康涅狄格河就是一家免下车电影院，是留存至今的最后一批之一。它只在夏季的周五和周六晚上营业，我敢说等如今的经营者退休后，这家电影院也迟早关门。于是前几天晚上，我终于按捺不住，提议一起开车去看电影。

“为什么？”我的小女儿十分狐疑地问。

“好玩啊。”我解释道。

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去过免下车电影院看电影，而且他们连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都不太清楚。

“很简单，”我解释起来，“你把车开进一片带大屏幕的空地，停在安有小喇叭配有电线的一根金属柱子旁边，然后把喇叭挂在你的车门内侧听声音。”

“然后呢？”

“然后就看电影呗。”

“那里有空调吗？”我小儿子问。

“当然没有空调了，是露天的。”

“为什么不去真正的电影院呢？那里有空调，还有很舒服的椅子。”

我努力想给出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回答，可是跃入我脑海里的原因——露天电影院里你想怎么抽烟、怎么喝啤酒、怎么接吻都可以——似乎完全不适用于小毛孩。“好玩呗。”我重复了一遍，显然说服力不够。

我那两个大一点的孩子马上就闪了，声称宁愿得毁容性皮肤病，也不愿意被人家撞见和父母一起去看电影。可是我太太、两个年幼的孩子和我儿子的好朋友布莱德利——一个智力早熟的八岁小孩（要是机会合适的话，我非常乐意把他扔在内华达州沙漠里的公路岔道上）——勉强同意去看看情况。

于是我们就开车过了河，驶向历史悠久的免下车电影院。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这类电影院迅速衰落下去了。首先，坐在汽车里看电影完全谈不上舒服：如果你坐在司机座，你得一直抵着方向盘。如果坐在后座，屏幕也看不清，除非你有先见之明，来看之前就把挡风玻璃擦干净，否则你就得透过被压扁的虫子和道路上灰尘的污渍看电影。那小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总是恐怖而又尖细，弄得每个演员都像是在更衣室的衣箱里说话一样。新英格兰地区的夜晚都比较凉爽，如果你关上车窗保暖的话，这整个晚上你就得不停地用胳膊擦去挡风玻璃内侧凝结的水汽。有时候还会下雨。最要命的是，实行夏时制也就意味着不到晚上10点，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是看不清电影的。

整个露天场地大得可以跑250米了，算上我们的车，也只有六七辆停在里面。我们坐了相当长时间，眯着眼睛盯着遥远屏幕上那暧昧朦胧的影子。

“我看不见。”后排座传来一个声音。

“因为天还不够黑。”我说。

“那他们干吗还放呢？”

“如果等到10点再开始放，就没人来看了。”

“现在也没人来看啊。”

“谁想要糖果？”我狡猾地转换了话题。

我把孩子们带去小卖部，给他们买了足够一个中型社区吃半年的东西。等我们回到车上，天已经够黑，屏幕上的影像也能看清了。可是我们的喇叭还是没声音，于是我们换了个位置。就这么会儿工夫，布莱德利已经打翻了他自己的爆米花、一瓶24盎司的苏打水，还有一盒麦芽牛奶球。

于是我跳出车外，用后备厢里的旧毯子把他给擦干净。然后我儿子又叫起来，说要去上厕所。

“你也要去吗，布莱德利？”我甜甜地问。

“不。”

“真的吗？”

“是。”

“那你可不要等我回来又说要去哦。”

“是。”

我带着儿子去了洗手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布莱德利马上宣称他现在也要去了。“憋不住了。”他还强调一下。

于是我又带布莱德利去了。等我们从洗手间转回来，电影已经放到一半了，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故事，似乎这个新的喇叭比那个旧的还要糟糕。

于是我又点火开车，指导孩子们把饮料和爆米花抓紧了，从位置上退出去，喇叭里传来尖利而恐怖的噪声。

“车开动前，你得把喇叭放回原处。”布莱德利明智地指出。

“你说得很对，布莱德利，”我赞同他的意见，“不过如果我现在想绞死谁的话，这电线还真好用。”

布莱德利马上宣称他又打翻了饮料得去趟洗手间。于是我又给他从上到下擦了一遍，带着孩子们去小卖部买了更多零食。等我们回来的时候，电影正在收尾。实话告诉你，我们一共看了17分钟电影，大概8分钟是有声音的。

“下次你再要浪费22块钱玩什么愚蠢的花样，请你告诉我，我邮寄一张支票，这样我们就可以待在家看电视了。”我太太提议。

“好主意。”我表示赞同。

官样文章

我一点都不想告诉你，想让外籍配偶或者是情人什么的在美国合法居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我的专栏空间不够，而且这也很无聊。还有，说起这件事，我不可能不号啕大哭。还有，你会觉得大部分都是我捏造的。

我们的一位熟人——一位地位颇高的英国学者——对于她女儿问他的问题瞠目结舌，因为问题是这样的：“你曾经从事过任何非法商业恶行，包括但不限于非法赌博吗？”“你曾经加入过，或者以任何形式附属于极权主义政党吗？”还有——我最喜欢的——“你计划在美国实行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吗？”需要指出的是，他女儿才五岁。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你肯定会笑起来。

要知道，我已经泣不成声了。

如果一个政府向任何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政府的问题就大了，并不只是因为这些问题极不礼貌而且毫无关联，也不仅仅是因为询问个人的政治倾向就是对我国宪法的公然违抗，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些问题是对个人时间极其荒谬而又重大的浪费。毕竟，你问任何人他是否会参与种族大屠杀、间谍活动、重婚或者任何一种来自又臭又长偏执多疑的清单上所列举的令人厌恶的活动，他都会说：“我肯定会的！那么这个会妨碍我的居留申请吗？”

如果这一切只不过是起誓并回答一系列无聊问题，那么我只得叹一口气然后随它去了。不过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些。取得美国的合法地位还包括指纹、体格检查、血液测试、宣誓书、出生和婚姻证明、雇佣记录、经济地位证明等——所有材料都得按照非常特别的方式汇总、公证、提交以及付款。我太太最近得来回跑250英里去美国移民归化局认可的诊所提交血样，尽管美国最好的大学附属医院之一就在我们所住的小镇上。

表格是怎么填都填不完的，每一页都有填写须知，通常和别的须知又相互矛盾，而结果又总是指向更多表格。以下段落摘自有关提交指纹的典型须知：

“在FD-258表上提交一整套指纹……在表格上部填写好完整信息，然后在标有‘你的编号OCA’或者‘杂项编号MNU’的空格里填上你的A#（如果有的话）。”

如果你没有FD-258表格（你肯定没有）或者你不确定你的MNU号码（你肯定不确定）是哪一个，你就得花好几天的时间不断拨打永远忙音的电话号码，好不容易打通后，一个疲惫且加班过度的声音告诉你拨打另外一个号码，这个人口齿有点不清，你也没听清楚，于是你得把整个程序再过一遍。过了一会儿你开始明白，为什么蒙大拿州这种地方眼神冷峻的牛仔们会把自己的牧场筑成碉堡，并且威胁要开枪打死那些愚蠢地走进瞄准器里的政府官员了。

尽你最大的能耐把表格全部填好整理好也不是件好事，因为如果有地方出了错，哪怕是很小的地方，你的整套材料都会被退回。我太太的材料就曾经被退回过，因为她的护照照片上下颚和发际线之间的距离超过了1/8英寸。

我们办这件事情已经两年了。要知道我太太不想做脑外科手术，不想从事间谍活动，不会协助或者串通贩毒，不参与推翻美国政府（坦率地说，如果她想，我不会拦着她的），或者参与任何被禁止的活动。她只是想购购物，然后和她的家人一起成为合法居民。这个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吧。

天知道这结果要什么时候出来。偶尔我们接到通知要求补交材料，我每过几个月会写信去问一下，偶尔恳求出来个真人答复一下，因为有一个人认为：把例行公事无限期拖延完全是对政府开支和个人时间的荒谬浪费。不管怎么样，我从来都没有得到答复。

三周以前，我们收到一封从伦敦的INS办公室寄来的信，我们本以为应该是官方最后的批准了。可笑的是，那只是一封电脑生成的信件，上面说因为我太太的申请被冻结了12个月，所以已经被取消了。冻结！取消！带我到藏枪的壁柜那儿去！

前面说了这么多，但其实我想说的是一对与我们同在汉诺威镇上的英国朋友的故事。丈夫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18个月前，他和他家人回英国去度年休。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的时候，他兴奋不已。移民官问他们准备待多长时间。

“一年。”他红光满面地回答。

“那你的美国孩子怎么办？”移民官的眉毛都竖起来了。

他们最小的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也从来没有特意去给他办理英国身份。孩子只有四岁，所以不存在找工作或者干别的事情的可能性。

他们解释了这个状况。那位移民官听的时候一脸凝重的神色，然后去咨询长官的意见。

我那对朋友离开英国也有8年了，他们也不知道这期间英国变得到底有多像美国。于是他们不安地等着。过了一分钟移民官回来了，后面跟着他的长官，低声告诉他们：“我长官准备问你们要在英国待多长时间，你们就说‘两星期’。”

于是那长官问他们要待多长时间，他们说：“两星期。”

“好的，”长官回答，然后似乎是刚记起来一样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们想要延长停留时间的话，最好这两天给孩子办好英国身份。”

“当然了。”我朋友回答。

然后他们就入境了，就这么简单。这个似乎比我们这里要简单10倍吧——不，1000倍。让我一直吃惊和失望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以友爱助人之风著称的国家里，政府机构竟然完全不能体现这些美德。

现在请容我告辞，我要去囤积点弹药。

人生之惑

大多数事情对我来说仍是谜团，我真的不懂。对于那些高谈阔论家庭配线或者汽车引擎扭矩率的人，我总是充满敬畏，因为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记得多年以前刚买第一辆车，人家问我引擎有多大。我非常诚恳地回答：“哦，我不知道。大概有这么大吧。”然后伸开手臂比画了一下尺寸，我才意识到我绝不是讨论技术问题的料。

因此，如果我说大多数事情对我来说仍是谜团，我的态度是很诚挚的。我不懂化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数学（除了找零钱的运算）、地球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粒子物理学、分子生物学，还有报纸上的天气图等。我不知道“酶”是什么东西，也不明白什么叫“电子”“质子”，还有“夸克”。完全没有一点概念。我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搞清楚：比如说我说不出脾脏是干什么的，以及它的位置在哪里。要不是我的内分泌腺跑出来刺激我，我都不知道有这样东西。

几乎每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创新对于我来说只有摸不着头脑和瞠目结舌的份。就说手机吧，我一辈子都想不出来这东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了进一步说明我的观点，请想象一下，你在纽约而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麦田里，然后你打我的手机。那么你在纽约所发出的信号怎么知道跑到内布拉斯加的麦田里来找我呢？我们用两部手机谈话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到底在哪里来回跑动呢？为什么我们不用大声吼叫，对方就能听见呢？如果现代科学能够让声音在稀薄的空气中传播几千英里而不失真，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送比萨饼呢？我又为什么要跑到内布拉斯加的麦田里去呢？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我就是对大多数事情摸不着头脑。以下是我从来都没能想通的另外一些问题：

电灯发明以前那些昆虫晚上干什么呢？

为什么我现在头顶上的毛发越来越稀疏而鼻孔里的却越来越茂密？

电话铃响的时候，为什么总有人问：“是电话在响吗？”

为什么玻璃缸里的鱼只吃一点点鱼食却总是活力四射？那些鱼食到底具体是什么做的？人们怎么能够断定这东西就是鱼真的想吃的呢？

为什么电梯上都贴着“最大承载负荷1200磅”这类标志呢？为什么这些标志老是放在电梯内侧，等人家发现的时候不是为时已晚了吗？看到这条标志你准备怎么做呢？你是不是会转过头去问旁边的人，“我大概有210磅，你们一共有多重”呢？你会不会计算完毕之后把那些偏重一点的人赶出去呢？

有没有可能有的人吃了那种“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不是黄油”的东西[1]，然后拒绝相信那真的不是黄油呢？

为什么女士皮鞋上皮革成分越少，价格却越高呢？

单人纸牌游戏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这问题已经困扰我多年了。你给我一堆牌然后无穷无尽的时间，我也想不出可以把牌分成7份不等份，然后将剩下的牌洗3遍，把这些牌按照不同花色降序排列，从上面开始再分出4堆，并按照同花一组升序排列，一直到最后。我死也想不出来这个主意。绝对想不出。

为什么我们要从心“底”里感谢某人呢？为什么不是从心的“中间”感谢某人呢？真的，为什么不说“整个”心感谢呢？为什么不说“心谢”“肺谢”“脑谢”“脾谢”等等呢？

为什么迪克·维塔[2]不能找点更加安静的方法谋生呢？

为什么我们做了傻事的时候，我们会说“给你个教训，下次就会做什么什么了”，而其实我们真正的意思是“给你个教训，下次就知道不要做什么什么了”呢？

为什么深更半夜电话铃响全都是拨错号码的呢？

为什么飞机、火车还有汽车总是在你迟到的时候准点出发，而在你准点到的时候延误呢？

为什么不管你购买之前如何仔细地检查盆栽植物，你总是选中那盆得了绝症的呢？

我的电脑是怎么知道在每年春季和秋季转换正常时制和夏时制，但是搞不清我每次只想突出显示一个词的时候，我真的只是指那一个词而不是后面所有的东西呢？还有，为什么每次我开机的时候，它看上去就像以前从来没有启动过一样呢？为什么它无法像收音机或者音响一样一按就开呢？为什么它每次都得检查“五脏六腑”，然后公布享有版权的每个人的名字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每次我关机的时候，它会弹出一个小窗口询问我：“确认要关机吗？”

为什么我们说“埋单”，而不说“挖单”呢[3]？为什么我们把“上下颠倒”说成“头在脚上[4]”，其实我们的头一般来说确实是在脚的上方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慢上来”（slow up）却不能说“快下去呢”（speed down）？为什么我们把快速移动的东西描述成moving fast，但把根本不动的东西也描述成stuck（stick）fast呢？为什么我们把鼻子流鼻涕说成“跑步的鼻子”（running nose）呢？（矿山要崩塌了吧。）

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能够测量最远的星星、以音速的两倍速度旅行，以及探测幽深的海底，但不能够制造出能派上点用场的削铅笔器呢？

最后也是最重要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还有人愿意当牙医呢？

[1]　指人造黄油，口感和黄油几乎一样。

[2]　Dick Vitale为美国著名篮球评论员，以热情活泼精神饱满的播音风格而著称。

[3]　原文为Why do we foot a bill rather than，say，head it？

[4]　译者注：原文为head over heels

诉讼大国

我在英国有位学术界的朋友，最近一家美国公司聘请的律师与他接触，请他出任他们手头上某案子的专业见证人。他们告诉我朋友，要派一名负责律师和两名助手飞到伦敦来与他会面。

“我一个人飞到纽约去岂不是更简单更便宜吗？”我朋友提出建议。

“确实，”对方毫不迟疑地回答，“可是我们的差旅费是由客户报销的。”

这下你知道美国律师们的工作理念了吧？

我毫不怀疑，相当多的美国律师——数字还要翻倍——工作都非常出色，完全对得起客户付给他们1小时150美元的律师费，我猜现在的费用大概如此吧。不过问题是律师的数量太多太多了。实际上——这个数据非常发人深省——美国的律师总数为80万，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律师加起来还要多。早在1960年，美国就已经有26万名律师了，我们现在引以为豪的是，每10万名美国公民拥有300名律师，而对比之下，英国每10万公民拥有82名律师，日本只有11名。

当然这些律师都需要工作，大多数州现在允许律师登广告，很多律师对此十分热衷。你看半小时电视就至少会碰到一个这样的广告：某位相貌诚恳的律师告诉你：“嗨，我是‘曲解圆滑’律师事务所的文尼·斯利克[1]。如果您在工作中受到伤害，或者碰上车祸，或者感觉钱比较多，请来找我，我们可以找人来告。”

众所周知，美国人太喜欢因为帽子掉了这样的区区小事而闹上法庭了。实际上，我敢说就有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曾经为帽子掉了这样的事起诉过别人，还赢得了2000万美元的精神损失费。美国人的普遍认识是，如果你周围的某个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出了事，那么你就应该去讨一大把钱。

几年以前的一场官司就是最好的例证。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士满有一座化工厂发生了爆炸事故，烟雾弥漫到了附近的小镇。几小时工夫就有200名律师和他们的代表赶到这个一片沸腾的小镇，四处分发名片告诉人们去当地医院检查，于是20,000名居民蜂拥而去。

爆炸事故的新闻报道看起来和野外狂欢派对差不多。只见20,000名开心微笑、看上去无比健康的居民排队在当地医院的急诊室接受检查，只有20人住院。尽管得到证实的受伤人数很小，但至少有70,000人——实际上所有的居民都提出索赔。化工厂最后同意赔偿18,000万美元，而其中有4000万进了律师们的腰包。

在这样一个超级喜欢打官司的国家每年提交的诉状就有9000万起，也就是平均每2.5人打一个官司，而且说得好听一点，其中有很多是“野心勃勃”的诉讼者。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克萨斯州的两位父母就在起诉一位高中棒球教练，理由是在一场比赛中他让他们的儿子坐了冷板凳，导致孩子受辱及遭受极端的精神痛苦。同时，在华盛顿州，一位有心脏问题的男人状告当地乳品公司，“因为他们的牛奶盒上没有警告他注意胆固醇”。我想你最近也听说过加州的一位妇女把迪士尼公司告上法庭，就因为他们一家在迪士尼乐园的停车场里被人抢了。这场诉讼的焦点就是，她的孙子们被带离现场接受安抚时，目睹迪士尼人物脱下衣服，因此而惊恐万分留下了心灵的创伤。发现米老鼠和高飞其实是真人假扮的，这对于可怜的小朋友来说当然是难以承受的现实。

这案子法庭不予受理，可是在别的地方，有人打官司索赔来的钱大大超过了他们实际所遭受的痛苦或损失。最近有一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一位密尔沃基啤酒厂的主管对一位女同事重演了《宋飞外传》[2]里的一个黄段子，女同事气急败坏以性骚扰罪将他告上法庭。啤酒厂随即也解雇了他，他又起诉该厂。我不知道这三方到底应该得到什么结局——听上去觉得似乎三个人都该打屁股——可结果是颇具有同情心的（痴呆的）陪审团让那位遭解雇的主管获得了2660万美元的赔偿，几乎是他年薪的40万倍。

这种事还有变本加厉的。就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理查德·尼克松家族起诉政府要求获得2亿1千万美元赔偿——请允许我重复一遍，2亿1千万！——以弥补政府因水门事件强行扣留文章文件作为证据，造成尼克松家族无法使用而蒙受的损失。你当然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一位美国总统在犯下极其愚蠢的非法行为后，羞耻难当地从宝座上被赶下来，24年后他的家人居然找国家索要2亿1千万赔偿。看来克林顿打官司，借口一面玩桃色丑闻，一面治理国家，而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日子应该不远了。他肯定至少索赔上十亿。

美国人认为不管值不值得，打官司都是迅速致富的一条路，说到底，这也是由于只有美国才有的一种有趣观点：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有人来负责。因此，比如说你每天吸80支烟，持续50年，最后得了癌症，那么除了你以外，谁都得为这个负责。你要起诉的不光是卷烟厂还有批发商、零售商和把香烟传递到零售商手里的物流公司等。美国的法律体系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允许原告状告那些与法律控诉几乎无关的个人和企业。

由于美国法律体系的运作方式（准确地说这个体系根本不起作用）十分特别，对于公司或者机构来说，通常庭外和解比上庭受审要更便宜。我认识的一位女士下雨天去百货公司滑一跤跌倒了。让她又惊又喜的是，百货公司几乎是马上给了她一份价值2500美元的协议书，如果她签字同意不上诉，那么钱就归她了。她当然签了字。

在美国，有人绊到障碍物摔倒这类事情引起的赔偿金额极其庞大，少说每年也有几十亿美元，单纽约市每年花在“摔倒”方面的开销就高达2亿美元。美国广播公司（ABC）最近播出一部讲述美国失控的法律体系的纪录片，其中提到因为产品质量保证成本日益攀升，美国的消费者每买一辆车得多花500美元；每副橄榄球头盔多花100美元；每只心脏起搏器多花3000美元。纪录片里还说，美国人甚至在美发方面都多花了“冤枉钱”，因为有那么一两位顾客发现头发理得一塌糊涂，一怒之下将理发师告上法庭且胜诉。其实理了个一塌糊涂的发型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

所有这些自然促成了我的一个观点：我要开始每天吸80根烟，喝高胆固醇的牛奶时不慎跌倒，照搬《宋飞外传》里的黄段子，演给迪士尼乐园停车场里某位路过的女士看，然后我打电话给文尼·斯利克，看能否谈成一笔生意。低于25亿的赔偿金我不干，最近剪过的发型还没提呢！

[1]　斯利克，Slick为“狡猾”的意思。

[2]　《宋飞外传》，Seinfeld，美国著名电视连续剧，长达九季，于1989年到1998年播出。

作茧自缚

那天我出去散步遇上一件怪事。当天阳光无比灿烂，大概这样的天气已接近尾声，随之而来的将是漫长而又寒冷的日子。不过，几乎所有路过的车辆都紧闭着窗户。

所有这些司机都已经将他们封闭车辆内部调整到舒适的温度，其实和外面大自然的温度也差不多。我觉得在对待新鲜空气方面，我们已经神志失常，完全失去了平衡感。

人为控制的环境的确极具诱惑力，我们的成长经历使得我们不由自主地习惯于在人为控制的一系列环境下过一辈子，大多数人完全不考虑其他选择。因此，我们在封闭的商场里购物；即使天气像今天一样晴朗宜人，我们也要驾着闭上窗户开着空调的汽车到商场去；我们在窗户无法开启的写字楼里办公，即使我们想开也没办法——当然了，在办公室里有谁想开窗户呢？我们连去度假时都经常待在超大型引擎发动的“房子”里，不用把自己暴露在外也能欣赏到大自然的美景；而且我们现在去看体育比赛也越来越多的是在室内体育馆里；我们少年时代玩过的那些典型美国式的活动——骑自行车兜风，奔向公园，玩捉迷藏或者是各种球类游戏——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了。夏天散步走过任何美国人的住宅区，你都看不到小孩子玩这些游戏，因为他们全都在室内，你所能听到的只有千篇一律的空调噪声。

整个美国的大小城市都爱上了那些名为“人行天桥”的东西——封闭式行人过街天桥，当然也是装有温控设备的——它们将市中心的所有建筑物连接起来。在我的家乡艾奥瓦州的得梅因市，25年前第一座连接一家饭店和停车场的人行天桥建成，简直轰动一时，其他闹市区的商家纷纷效仿。如今你一路走到奥马哈[1]去，走了一半路程都难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市内所有原来在地面一层的商店全都搬到二楼，因为行人都在二楼。现在你在得梅因大街上能看到的人，只有酒鬼和出来抽口烟的办公室白领。你看，室外就这么变成了炼狱，把你给驱逐了出去。

办公室白领们甚至组织了这样的俱乐部：中饭时间换上运动装，沿着人行天桥上的指定路线进行轻松而有益健康的散步活动。退休的人也组织了类似的俱乐部，全国各商场几乎都能看到。你要知道，这些人在商场碰头不是去购物，而是去锻炼身体。

上次我回得梅因时，偶遇一位亲朋，他穿着运动装，红光满面，一看就知道最近在进行体育锻炼。他告诉我他刚参加完“谷西商场散步俱乐部”的一次活动。那天是四月艳阳天，我问他为什么俱乐部不组织去市里哪个又大又漂亮的公园里去散步。

“这里又不下雨，又不冷，不用爬山，也没有抢劫犯。”他想也不想地回答我。

“可是得梅因没有抢劫犯啊。”我指出。

“对的，”他马上表示赞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人待在室外呗。”他又表示强调地点了点头，似乎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原因，不过我确实没有想到过。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奥普里兰饭店，更是将这一神奇的运动顶礼膜拜到了极致，我前不久因为杂志派发的任务刚去过那里。奥普里兰饭店十分与众不同：首先，体积庞大无比，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城，只不过实在丑陋不堪，就是把“猫王”故居[2]，《乱世佳人》中的南方建筑和美国式大商场的风格糅合在一起。

可是奥普里兰饭店真正的特色在于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室内环境。正中心是三个硕大带玻璃屋顶的中庭，有五六层楼高，占地总面积九英亩。整个建筑既能提供所有室外活动的益处，又避免了所有不便。饭店十分高兴地把自己称作“内景观建筑”，如今这类建筑物中应有尽有：热带植物、完整的树木、瀑布、小溪、“露天”餐馆和咖啡馆还有多层人行道。那效果简直就和20世纪50年代《大众科学》杂志中描绘金星上太空殖民地的插图惊人地相似（当然，如果所有太空殖民者都是穿耐克运动鞋、戴棒球帽的中年胖子，一边啃着手里的东西，一边走来走去的话）。说得简单一点，这种建筑就是一个毫无瑕疵且自给自足的无菌世界，气候恒定不变近乎完美，而且没有肮脏的飞鸟、讨厌的昆虫、变化无常又令人烦恼的天气，也没有任何真实世界的感觉。

住在里面的第一晚，我就急于逃离那一拨拨四处晃荡的食草动物[3]，想要看看地球上的天气到底如何。我走到室外，想在真实的大地上随意散散步，然后你猜得到我发现什么了吗？根本就没有大地——只有连绵数英亩的停车场，似乎延伸到了地平线的尽头，就像是茫茫一片内陆海洋，离我几百码远的地方是奥普里兰乐园的围墙，不过通过询问我发现，从饭店去乐园的唯一途径就是，花3块钱乘45秒空调车到乐园大门。

除非你想在成千上万的汽车中间散步，否则根本就没有地方让你呼吸新鲜空气，然后伸展一下胳膊和腿。在奥普里兰饭店，室外便是室内，而且让我不寒而栗的是：如果这样的世界真的有可能存在，数百万人都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现在我站在那里，一只鸟在我左脚大拇指处的鞋上扔下点东西，一般来说你不会喜欢“鸟扔下的东西”（造了一个词）。我本来在仰望天空，现在低下头看看鞋再抬头看天。

“谢谢你。”我说，我想我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内布拉斯加州最大的城市。

[2]　“猫王”故居，即Graceland，位于田纳西州孟非斯市，为白色立柱式建筑，为著名摇滚歌星猫王所有，2006年被列为全国著名历史建筑之一。

[3]　作者暗讽那些忙于健身素食的人。

航班惊魂

有一次，我乘短途飞机，从波士顿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黎巴嫩市，路上出了点意外，让我严肃认真地感知到死神的存在——你知道，它就在那里，飘来荡去——而且我的名字就在它的生死簿上。

飞行时间只有15分钟，要飞过马萨诸塞州北面的老工业城市群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然后直飞过康涅狄格河，可以看到青山和白山那丰润的群峰慵懒地躺在那里。那天是十月晚秋的下午，时钟刚刚调成冬时制，起飞前我还希望能抢在白天溜走之前欣赏山峰上秋色中那浓烈橙红的重彩，可是起飞五分钟后，我们那16座的小飞机就被鲜活的云团给重重包裹起来。很明显，今天是没有壮观的美景可看了。

所以我就开始看书，尽量不去注意气流，也不让我满脑子都是不好的念头，比如碎裂的翅膀，还有直坠向大地那漫长的过程，耳边是尖利的呼啸这类幻想。

我讨厌小飞机，虽然大多数飞机我都不喜欢，但对于小飞机我真的心怀恐惧。因为小飞机又冷又喜欢上蹿下跳，且发出怪异的噪声；它们承载的旅客太少，所以一旦坠毁也不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但事实上坠毁事故发生得相当频繁。几乎每天你在任何一种报纸上都能读到这样的文章：

印第安纳州德里伯维尔——今天邦斯航空公司[1]一架16座客机从德里伯维尔地方机场起飞后不久突然起火坠毁，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共9名全部遇难。目击者声称飞机在天空中翻了四个“8”字形跟斗，随后从1892英尺高空向下坠落了很长时间，约一小时后落到地面。这是自星期天以来第11次不为众人所关注的客机坠毁事件。

其实飞机掉下来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1997年一架从辛辛那提飞往底特律的客机坠毁，其中一位遇难乘客本来是飞去参加她哥哥的葬礼，而她哥哥也是两周前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飞机坠毁事故中罹难的。

因此那时候我就尽量集中注意力看书，可是我总忍不住瞟一眼窗户外面那无法穿透的漆黑一片。大概起飞后一小时——比平时晚——我们开始从颠簸的云层中下降，回到清澄的空气当中。这时候地面上的景色朦胧可见，离我们几百英尺，正在落山的太阳投射出最后几缕光线，只看到几所农庄，不过没有城镇。我们的周围全是威严而雄伟的山脉，高高耸立。

飞机又爬升回云朵里，绕了几分钟圈子后，再次开始下降。仍然是看不见目的地的影子，连住宅区都看不到，有点让人想不通，因为康涅狄格河谷中小镇林立，而这里除了黑沉沉一望无际的森林之外什么都没有。

我们又开始上升，然后此动作重复了两遍。几分钟后，飞行员讲话了，是飞机驾驶员那种冷静镇定的声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呃，我们出了点小问题，无法定位机场方向，主要是，呃，恶劣天气影响。目的地没有雷达，所以我们得用肉眼来定位方向，因此，呃，难度比较大。整个东海岸全部被浓雾笼罩，因此转去其他机场降落毫无意义。无论如何，我们会尽力，因为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迟早这架小机器都要降落在什么地方的！”

实际上，最后那一行是我加上去的，不过那才是整个段落的精髓所在。我们在云层和黄昏的微光里四处乱撞，想找到一个藏在山谷中的机场。到现在我们已经飞了90分钟了。我不知道这些飞机的飞行原理是什么，不过很明显飞机燃油是会耗尽的。还有，我们像无头苍蝇那样在云层里乱撞，随时都会撞上山体。

这太不公平了，我只不过是离家已久，归家心切而已。家里的孩子洗得干干净净，散发着肥皂和干净毛巾的香味，正等着我回去。晚餐也准备好了，有牛排可能还有洋葱圈呢，美酒更是已经斟好，可以开怀畅饮。我还要分发礼物给每一个人。飞机要是真的撞在山上，这可真不是个好时候。于是我闭上双眼，内心无比诚挚地默默祈祷：“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让飞机安全着陆吧，我会一直表现得非常出色的，我是认真的。谢谢你。”

我的祈祷还奇迹般地起作用了。飞机从云层中挣扎出来，有六分之一的机会撞上下面的屋顶、灯箱还有凯玛特购物广场里特别矮胖的顾客，因为它的街对面就是机场的范围。我们的飞机有点偏离航道，可是驾驶员突然向内侧转了一下，将飞机带回到滑行道。这种动作要是在别的场合，我早就尖叫起来。

之后飞机的降落倒是四平八稳，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我太太在机场出入口外坐在车里等我，回家路上我告诉她今天在天上的险情。不过要让人相信你差一点就死于飞机坠毁，相对于你真的死于飞机坠毁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前者根本就不是个吸引人的故事。

“可怜的甜心，”我太太安抚我，可是略有点心不在焉地拍了拍我的腿，“好了，马上到家了，烤箱里有‘至尊花椰菜’等着你呢。”

我看着她。“‘至尊花椰菜’？什么鬼——”我清了清嗓子，换了新的声音，“亲爱的，到底什么是‘至尊花椰菜’呢？我以为是吃牛排呢。”

“本来是这么打算的，可是这个对你来说更健康一点。玛姬·希金斯给我的菜谱。”

我叹了口气，玛姬·希金斯是热衷于健康而又好管闲事的人，她坚定地相信所谓健康饮食。对于我来说，健康饮食就是诸如“至尊花椰菜”之类的菜肴。于是她彻底成为我生命中的克星，至少是我的胃的克星。

生活其实很有趣，对吧。一分钟前你还在祈祷活下去，发誓默默承受所有艰难困苦，下一分钟你就想象着以头撞汽车仪表板，然后想：“我想吃牛排，我想吃牛排，我想吃牛排。”

“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太太接着说，“玛姬那天染头发的时候睡着了，结果她的头发染成了亮绿色？”

“真的？”我振奋了一点，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你是说，亮绿色？”

“是啊，每个人都说她那是柠檬黄，可是我真的觉得看上去像阿斯特罗人造草皮。”

“太棒了。”我回答，的确如此。我的意思是，今天的一个祈祷居然灵验了两次。

[1]　原文为Bounce Airlines，有“剧烈运动”的意思。

餐车[1]颂歌

几年前，我作为先遣部队，肩负全家重任去找个合适的地方居家过日子，我去考察过马萨诸塞州的亚当斯市，因为那地方的主街上有一家漂亮得不得了的老式餐车店。

不幸的是，后来我不得不将亚当斯市从备选名单上划去，因为我想不出这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优势，大概这里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我还是相信当年如果在那里安家也会很开心的，因为有了餐车店。

餐车店曾经风靡一时，不过就像那些曾经流行的事物一样，如今也很难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它的黄金时期。由于实行禁酒令[2]关闭了众多的小酒馆，人们需要有个吃午饭的地方。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餐车店这个主意非常吸引人：收购和日常运营的成本并不高，因为全套设备都是由工厂生产定制。有了一家餐车店，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放在一片空地上，接通自来水和电力，然后就可以开张了。如果那里生意不太好，你可以雇一辆平板大货车，把餐车店运到别的地方碰碰运气。到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有十几家公司大规模生产餐车店，几乎全是所谓“现代式”流线型装饰派风格，不锈钢外表闪闪发光，内部是抛光黑木饰板和更加光亮的金属材料。

餐车店的拥趸都是有点过分执着的人。他们可以跟你大讲某个餐车店到底是1947年库尔曼蓝色彗星式，还是1932年伍斯特半流线型式。他们欣赏餐车店上的设计细节，然后判断这个餐车店到底是拉尔夫·穆齐的“星光”工厂出品，还是出自“欧马汉尼”工厂的。他们还会开车不远千里去参观一座保存完好的“斯特灵”餐车，这种型号在1935年到1941年间只生产过73辆。

不过他们绝口不提餐车店供应的食物，因为餐车店的饭菜实在是随处可见——也就是说乏善可陈吧。我太太和孩子们就因为这个理由都拒绝陪我去餐车店吃饭。他们所无法理解的是，去餐车店吃饭其实意不在吃，而在于保存一种重要的美国传统文化。

我所生长的艾奥瓦州没有餐车店，它们几乎只在美国东海岸地区出现，正如奇形怪状的餐馆（状如肥猪、甜甜圈和礼帽）也只是西海岸地区的特色一样。我们那里最类似餐车店的是浣熊河边的厄尼烧烤店。那里所有的东西都脏兮兮油腻腻的，包括店主厄尼，做的食物也难吃得要命，不过整个店铺还真有点餐车店的特色。餐车店里通常有一条长长的柜台和转椅，靠墙一溜火车座，里面的食客看上去像是刚刚在森林里杀死一头大个儿的动物一样，可能是用牙咬死的吧，还有就是店里流行餐车店式的隐语。等你点好菜，女招待会用某种无法解开的密码向厨房高喊：“一点上两点——布莱油多点。滴在平底锅上朝桶里咳两下。”或者别的什么话，反正是让人顿生警惕而又迷惑不解。

可是厄尼的餐馆是一座四四方方蹲坐在那儿的无名砖房，完全没有一流餐车店的那种流线型魅力。因此，几十年后家人委托我在新英格兰地区找个好地方安家的时候，我所列的条件清单上餐车店便位居前列。唉！要找到一家餐车店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我们最终选择的汉诺威镇有家历史悠久的餐馆，名为“卢氏”，去年才举行过15周年店庆。这家餐馆的装修风格和表面的气氛就非常像餐车店——它有火车座和长长的柜台，还有繁忙的感觉——不过这是家真正的餐馆。他家的菜单上主打菜是蛋奶火腿蛋糕和墨西哥玉米饼，而且颇为自家新鲜水嫩的莴苣感到自豪。这里的食客通常都是穿着考究的雅皮士[3]，很难想象这些人的汽车前盖上还绑着一只鹿。

我们搬家到汉诺威大概六个月以后，有一次我沿着邻近的白河结地区开车兜风，发现路边有一片名叫“四英亩”的社区非常特别。我走进去一看，里面居然有一家几乎全新的二战后早期生产的伍斯特式餐车店，你可以想象得出我的惊喜。那地方太棒了，连饭菜都口味一流，这让我有点失望，不过我已经学会了承受失望。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像那样的餐车店至今还保存完好。可能还是定义的问题吧，餐车店就是供应食物并自称餐车店的地方。按照最广义的定义来看，美国至今还有2500家餐车店，可是真正在外营业的，也就是“经典”餐车店还不超过1000家，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减少。最近加利福尼亚州最古老的餐车店“菲尔氏”关门谢幕了。这家店自从1926年开始就在洛杉矶营业，按照加州的标准来看，它简直和英国的巨石阵[4]一样源远流长，可是它的消失几乎无人关注。

大部分餐车店都无法与大型快餐连锁店竞争。传统的餐车店都很小，只有大概8个火车座和差不多12个柜台餐位，有女招待服务以及按点单烹调食物，因此它们的营业成本相对较高。此外，大部分餐车店都很陈旧，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维护餐车店比更换餐车店费用更高。新泽西州的泽西市有位餐车迷买了一家旧餐车店，随即他十分恐惧地发现，想要恢复餐车店旧貌大约需要花90万美元——大概要二十年才赚得回来，还不如把餐车店给拆掉，然后把这块地盘转让给塔可钟[5]或者麦当劳，这样更有利可图。

如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虚构主题”餐车店。上次我去芝加哥的时候，朋友带我去一家名叫“埃得·德比维奇”的餐车店里吃饭，那里的女招待都戴着徽章，上面写着她们的名字，诸如“泡泡”“金发”之类，墙上挂满了老板埃得赢来的保龄球奖杯。可是埃得·德比维奇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只是市场营销人员策划出来的虚构人物。没关系，埃得在哼小曲呢。曾经，真实的餐车店遍布大街小巷的时候，喜欢外出就餐的人对它们嗤之以鼻，如今却排队追捧这些假模假样的东西。如果说所谓摩登生活有什么东西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话，那么就是对我们等不及要抛弃的东西，却大肆追捧的冲动让我困惑。

这种潮流在迪士尼乐园也有，人们蜂拥到乐园里的主街上逛来逛去，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商业街就已经被人们大规模地抛弃。还有像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和康涅狄格州的米斯蒂克，这类恢复旧貌的殖民地时代风格的村庄也是一样，开车到那里去品味简洁宁静的氛围，路途遥远且价格不菲，这和很久以前人们纷纷逃进郊区住宅区寻找世外桃源一样。对于这种风潮我始终无法理解，不过似乎如今在美国，我们真正想要的就是那些完全不真实的东西。

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现在就去“四英亩”，那里还有机会，因为那里虽然没有名叫“泡泡”的女招待，可是那里的保龄球奖杯却如假包换。

[1]　造型类似车厢的小型活动餐馆。

[2]　1920年—1933年美国第十八条修正案禁止生产和销售烈性酒的实施期间。

[3]　城市中的年轻人，通常为高收入的专业人士。

[4]　Stonehenge为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的直立石柱群，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具体功能和建造者仍未知。

[5]　塔可钟，Taco Bell，经营墨西哥菜的连锁快餐店。

疯狂购物

那天我和幼子到“Toys‘Я’Us”玩具商店里去，好让他消费一下刚刚赚来的银子。（他没有听从那个小流氓经纪人的意见，卖空了阿纳康达铜矿公司的股票。）顺便提一下，难道你不觉得“Toys‘Я’Us”是你听过的最最神秘的商家名称吗？这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从来就没明白过。意思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玩具吗？他们公司的经理们的名片上是否写着“Dick‘Я’Me”？为什么字母R非要反过来写呢？当然不会是希望提高自己公司的声誉吧？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世界上每家“Toys‘Я’Us”玩具店里都有37条结账通道，可总是只开放一条呢？

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可这并非我们今天的主题，至少我不会详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购物。说购物是美国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说鱼喜欢在水里一样。

除了工作、睡觉、看电视和积累脂肪，在美国，我们花在购物上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一种消遣都要多。实际上，根据美国旅游产业协会的数据，美国人第一大假日活动就是购物，甚至我们制订度假计划也都是围绕购物游来进行的。每年成百上千的人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去旅游，结果他们不是去看大瀑布的，而是去那附近两个超级购物商场溜达的。用不了多久，如果亚利桑那州的开发商们能够得逞，度假的人们到大峡谷去，却不看峡谷，而是去大门口旁边正在规划中的方圆45万平方英尺的综合购物中心购物。

如今购物已经不仅仅是商业行为，还是一门科学。如今的大学里甚至有一门学科叫作“零售人类学”，这些研究者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人们在哪里、如何以及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购物。他们还知道占多少比例的顾客进了商店向右转（87%），以及顾客离开商店前平均会花多长时间浏览商品（2分36秒）。他们也知道把顾客诱惑进充满魔力且利润丰厚的店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他们把这东西称作“第四区”），以及什么样的平面布置、色彩搭配和背景音乐能够最有效地催眠那些保守的观望者，让他们乖乖地掏空腰包不能自拔。他们什么都知道。

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这样，为什么如今我每次去购物不是想号啕大哭，就是想杀人呢？你会发现，尽管购物已经成为一门科学，可是在美国购物已经不再是有趣的体验了，当然，如果说购物曾经有趣过的话。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商店，大致分三类，都很令人反感。

第一类商店里从来就找不到营业员。第二类商店里你根本不想要营业员，可是你就是会被一个死缠滥打的营业员逼上绝路，大概营业员有提成吧。最后一类商店里你每次问什么东西在哪里，答案千篇一律是“第七通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们每次都这么告诉我。

“女士内衣在哪里？”你问。

“第七通道。”

“宠物食品在哪里？”

“第七通道。”

“第六通道在哪里？”

“第七通道。”

我最最不喜欢的商店就是售货员紧跟着你，没法摆脱的那种。通常这种商店都在大型商场里的百货公司当中。这种售货员常常是男装部工作的白发老太太。

“我能帮你介绍一下吗？”她问。

“不用了，谢谢。我随便看看。”你告诉她。

“好吧。”她回答，给你一个谄媚的微笑，意思仿佛是：“我其实不喜欢你，我只是例行公事对每个人微笑而已。”

然后你就在男装部转转，偶尔伸出手指来拨弄某件毛衣。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拨弄它，可是你的确是碰了一下。

眨眼工夫，那个售货员就飘到你身边了。“这是我们这里卖得最好的一个系列，”她说，“你想试穿一下吗？”

“不用了，谢谢。”

“去吧，去试试，这个太适合你了。”

“不，我不觉得。”

“试衣间就在前面。”

“我真的不想试穿。”

“你穿什么尺寸？”

“请你理解，我真的不想试穿。我只是随便看看。”

她又给你一个微笑——她那撤退时的微笑——可是30秒后她又回来了，拿着另一件毛衣。“我们还有桃色的。”她宣布。

“我不想要那件毛衣，什么颜色的都不想要。”

“那么看看漂亮的领带如何？”

“我不需要领带，也不需要毛衣，我什么都不要。我太太正在褪腿毛，让我在这里等她。我真希望她没吩咐我在这里等，可是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要弄上好几个小时，我还是什么都不要，所以求你不要再问我问题了。求你了。”

“那么来条裤子怎么样？”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这简直就是在眼泪和杀人之间做选择题。讽刺的是，等你真正需要售货员的时候，连个人影都找不到。

在“Toys‘Я’Us”玩具店里，我儿子想要一个“星球骑兵星系宇宙死亡爆破手”或者是这类塑料制成的破坏狂吧。我们四处找遍了都没找到一个人，也没找到能够提供指导的人。整个店铺似乎就掌握在唯一一条开放的结账通道上那名16岁少年收银员手里。他那条队伍排了差不多20来人，而他却慢条斯理不慌不忙。

排队等候并非我的高级社交技巧之一，特别是排队只是为了咨询问题的时候。队伍的行进速度慢得令人心痛，那小伙子居然还花了十分钟调换发票打印纸，我差点没把他给掐死。

最后总算轮到我了。“请问‘星球骑兵星系宇宙死亡爆破手’在哪里？”我问。

“第七通道。”他头也不抬地回答我。

我盯着他的头顶。“别敷衍我。”我开口了。

他抬起头：“你说什么？”

“你们这些人总是说‘第七通道’。”

我的表情肯定有点什么不对劲，因为他的回答明显带点哭腔。“可是，先生，那个确实是在第七通道——暴力和侵略玩具区。”

“最好真的如此。”我黑着脸回答他，然后离开了。

90分钟后我们终于在第二通道找到了“死亡爆破手”，可是等我回到收银机那里的时候，刚才那个小伙子已经下班了。

顺便提一句，“死亡爆破手”确实很不错，能够发射杯状的橡皮子弹粘在中弹者的额头上——一点也不痛，但是肯定有点吓人。当然，我儿子非常失望，因为我不让他玩这把枪。你知道下次购物的时候我要把它给带上。

肥胖之国

最近我拼命在想吃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在饿肚子，主要是我太太近来让我节食减肥。我的食谱是她发明的，非常有意思：我可以随便吃任何不含脂肪、胆固醇、钠以及卡路里（也就是很难吃）的东西。为了让我不挨饿，她又去杂货店买了所有那些名字里含有“麦麸”的东西。我并不太清楚，可是我敢肯定昨天的晚饭就是麸皮薄饼，弄得我极度沮丧。

肥胖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好吧，是肥胖一族的严重问题）。美国成年人有一半超重，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可称为肥胖（块头大得让你与之同乘一架电梯时要再三思量）。

现在几乎没什么人抽烟，因此肥胖就成为了美国头号健康问题。每年有30万美国人死于与肥胖相关的疾病，而国家每年花在治疗如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等与进食过量有关的疾病上的金额，就高达1000亿美元。（我还没有意识到超重会将罹患结肠癌的风险增加50%——这种病没人愿意得上。自从我读到相关报道，我一直在假想某位直肠病学家在对我进行检查后说：“哇！布莱森先生，你这一辈子到底吃了多少个奶酪汉堡啊？”）此外，超重还能大幅度减少外科手术的存活率，更不用提找到拿得出手的约会对象了。

最重要的是，超重意味着理论上和你很亲的人会叫你“胖墩先生”，每次你打开橱柜门或者完全是不小心地拿起一大袋“奶酪炸薯条”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一直想不通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可能瘦得下来。那天晚上我们去“苹果蜜蜂”餐厅，正好在促销叫作“浓情煮煮锅”的系列菜肴。菜单上对于“辣椒奶酪土豆锅”的介绍，现一字不漏抄录如下：

此混合菜肴美味无与伦比，首先是松脆酥爽的油炸华夫饼，上面浇上一大勺味道浓重的辣椒酱，融化的蒙特里杰克干酪和切达干酪，再堆上大量番茄、绿洋葱和酸奶油。

你明白我不满的是什么了吧？这道菜还算是比较清淡的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太太和孩子们都吃这种东西却一盎司肉都不长。女招待过来的时候，我太太说：“孩子们和我都要‘超级至尊酱锅总汇’，多加奶酪和酸奶油。配菜是烤干酪辣味玉米片，加上热软糖浆和饼干肉汁。”

“那么胖墩先生要什么呢？”

“就给他点干麸皮面包和一杯水吧。”

第二天早上吃燕麦片和谷壳早餐的时候，我向我太太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完全没有不尊重她的意思，不过这种饮食的确是我所吃过的最愚蠢的东西了。她告诉我去找点更好吃的食谱，于是我就去了图书馆，那里关于减肥食谱和营养的书籍至少有150种——博格医生的《增强免疫力饮食》《体重控制实话实说》，还有《交替饮食》——可是这些书给我的饮食建议全是热衷于且执着于麸皮不放。然后我发现有一样东西确实是我想要找的：戴尔M.阿特伦斯博士撰写的《无须节食减肥》，这本书我还能躬亲实践一下。

对于那种极其荒谬的人所写的书，比如把“博士”头衔挂在自己的名字后面这样的人，我总是习惯性地很反感（我自己的书上署名时从来不挂博士头衔——并不完全因为我没有博士学位）。这次我压制了一下恶心的感觉，把这本书拿到图书馆为下午无处可去又不愿意困在家里的怪人们设置的阅读区，花了一个小时仔细钻研起自己来。

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如果对于某些细节我描述得比较粗略的话，请原谅，可是坐在我对面的人让我分心了，因为他在和平行空间的某人进行无声交流），这本书的前提就是人类的身体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一直接受指令储存动物脂肪组织，以便在严寒时期到来时可以御寒，脂肪衬在皮下保持舒适，还可以储存能量以备灾荒时期所需。

人类的身体——特别是我的身体——在储存脂肪方面做得特别好。树鼯就没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它们只要是醒着的时候就得一直吃。“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树鼯从来没有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或者音乐吧！”作者阿特伦斯幽默了一把。哈！哈！哈！然后，还有可能是树鼯吃的是树叶，而我吃的是本和杰里的双份巧克力软糖浆冰淇淋。

阿特伦斯还指出了有趣的一点：脂肪简直是顽固过头。即使你把自己饿个半死，身体当中最最不肯分解的就是脂肪储备。

想想看，每一磅脂肪就代表了5000卡路里——大概是普通人两天摄取的热量总和。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自己给饿上一星期——什么都不吃——你所消耗的脂肪顶多3.5磅。直面这个事实吧，减掉那么点脂肪，你穿上泳装还是惨不忍睹。

如果你这样折磨自己长达七天以后，在没人看管的情况下，你很自然地会溜进食品储藏室，把所有的东西扫个精光，只剩一袋鹰嘴豆，然后所有减掉的东西重新又长了回来，还要——这点最关键了——多长几斤肉，因为现在你的身体知道你一直在饿着它，它就不信任你了，因此它最好再多积累点肥膘，以免你再动什么愚蠢的念头。

这就是为什么节食减肥如此艰难而又让人泄气了。你越是想减掉脂肪，你的身体就越是拼命保住它。

所以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另类节食减肥方案，名叫“每天愚弄你的身体20小时节食法”。具体方法是：每天24小时中有20小时你无情地饿你自己，但是选择其中4个间歇——简便起见我们叫它们早餐、中餐、晚餐和宵夜——喂你的身体吃一些东西，比如18盎司的西冷牛排配烤土豆加大份酸奶油，或者是一大碗双份巧克力软糖浆冰淇淋，这样一来你的身体就无法意识到你实际上在饿它。这个点子绝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多年前我没有想到过这个点子。我想大概是近来吃的那些麦麸把我的脑袋给清理干净了，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

电脑说明书

恭喜您购买了炭疽/2000多媒体615X个人电脑附加数码嘟哒指示器。如果您能启动并运行机器，它一定会为您提供持久而忠实的服务。您的个人电脑还包括附送的预安装软件——修剪草坪计划程序、伪艺术家程序、空白屏幕保护程序，以及南极路线查找程序——它们能够为您提供数小时毫无意义的消遣，顺便基本占满您的电脑的多余内存。

那么翻开下一页我们开始吧！

预备

恭喜您已经成功翻到此页并准备就绪。

重要且毫无意义的注意事项：此炭疽/2000专为80386、214J10或者更高的2472赫兹变速旋转循环处理器设计。在运转前请核查您的电子设备和保险条款。不可机洗。

为防止电脑内部聚集热量，请将您的电脑放置在凉爽干燥的环境中。冰箱底层是理想的选择。

请打开包装盒检查其内容。（警告：如果内容有缺失或差错，请不要打开包装盒，否则不得保修。请将所有缺失的东西，包括完好的原包装寄回我公司，并附上纸条说明缺失的东西在哪里，我们会在12个工作月内将代用机器送至府上。）

包装盒中的内容应包括以下某些部分：带有神秘德高斯按钮的显示器；键盘；机箱；并不一定适用此机器的杂类电线电缆；2000页的使用手册；使用手册简要说明；使用手册简要说明速查指南；专为超级急躁，超级愚蠢之人准备的压膜超级快速安装指南；1167页的保修书、发票及西班牙语注意事项以及其他零散纸张；292立方英尺的聚苯乙烯包装材料。

商店所没有告诉你的事

由于预装附送的软件需要另外的电源支持，您还得购买炭疽/2000辅助软件升级包、辅助软件包用900伏特内存电容器一只、内存电容器用50兆赫振荡器一只、振荡器及电子变电装置用2500超千兆赫附加内存。

安装

恭喜您开始准备安装。如果您还未取得电子工程方面的学位，现在开始正是时候。

将显示器电线（A）连接到左边插座组（D）上；将电源卸载装置次轨道器（Xii）安装在同轴交流/直流伺候频道上（G）；将三眼鼠标接口插进键盘架装置上（如有必要再钻个洞）；将调制解调器插入后平行视听输出口。将电线轮流插入看上去最有可能的插孔，打开电脑看看会发生什么。

重要且毫无意义的附加注意事项：电流调节器上的电线依照国际惯例标志如下：蓝色=中立或者活跃；黄色=活跃或者蓝色；蓝色和活跃=中立和绿色；黑色=立即死亡。（除非法律禁止。）

请打开电脑开关，您的硬盘会自动下载。（三到五天。）下载完毕时，您的屏幕会显示：“哎，有什么事吗？”

现在开始安装软件。请将A光盘（编号为D盘或者G盘）放入B或者J光驱槽，输入：“你好！有人在家吗？”DOS命令马上出现，然后输入您的许可认证码。您的许可认证码在输入您的使用注册码后显示，要得到使用注册码必须先输入您的许可认证码。如果您找不到自己的许可认证码或者使用注册码，请致电软件支持热线寻求帮助。（请准备好您的许可认证码或者使用注册码，否则技术支持人员无法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目前还未自尽，请将安装光盘1插入2号光驱槽（反之亦可）并按照屏幕指示进行操作。（注意：由于软件修改，有些指示会是土耳其文。）每个DOS命令出现，请更改指定路径，双击按钮启动图标，从总选择表中选择单个综合缺省文件，在后部的侧板中插入VGA图像卡，输入“C:\〉”及所有你认识的人的生日。

您的屏幕将显示：“无效文件路径。哇！放弃还是继续？”警告：选择“继续”将导致不可逆转的文件压缩以及硬盘的缺省荷载过度。然而选择“放弃”将要求您把安装程序从头开始再来一遍。您看着办。

等到烟雾消散，插入A2光盘（标志为A1）按指令重复，直到其余187张光盘全部完毕。

安装结束之后，请回到文件路径，输入您的姓名、地址和信用卡号码再按下“发送”。这样您就自动注册赢取了我们的免费软件大奖。奖品是“空白屏幕保护程序IV：深邃空间的黑夜梦魇”，并授权我们将您的名字发送给许许多多电脑杂志、在线服务商以及其他商家，它们会立即与您联系。

恭喜您可以开始使用我们的电脑了。以下几个简单练习将让您迅速熟练掌握操作。

写信

输入“亲爱的——”后面是您认识的某人的名字。然后写几行字介绍自己，然后写上，“您诚挚的”以及您的名字。恭喜您！

保存文件

要保存您刚才写的信件，请选择文档菜单，选择从次目录A中退出。输入一个备份文件号码，在总对话按钮旁边放上一个插入点。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二级文件方框，双击补充清除文件窗口。为弹出的文件选择一个下拉标题，然后插入一个文本综合体方框中。最好是将信件手工誊抄一遍，放入抽屉。

有关使用电子数据表功能的建议

不要使用。

故障排除部分

您的电脑将会出现很多很多问题。以下是某些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故障：电脑开不了机。

解决方法：请检查电脑电源线是否插好；请检查电源开关处于“开”的状态；请检查电线有无损坏；请开车到郊外检查高压电线塔是否有电线断掉的迹象；致电帮助热线。

故障：键盘上好像没有按键。

解决方法：请将键盘正面朝上。

故障：鼠标[1]不喝水也不转小滚轮。

解决方法：尝试高蛋白食谱，或者致电宠物服务热线。

故障：总是有信息显示：非系统普通保护错误。

解决方法：大概因为你正在使用电脑。将电脑设置为“关机”状态，所有讨厌的信息就会消失。

故障：电脑是堆完全没用的垃圾。

完全正确——恭喜您现在可以将电脑升级到炭疽/3000强劲版，或者还是回归纸笔吧。

[1]　英文中鼠标和老鼠是一个单词。

如何租车

如今我们回到美国已有两年半了，我想你大概会认为，现在我终于能自如地应付这里的生活了，其实不是。摩登美国式生活错综复杂，仍常常让我一片茫然。要知道，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复杂得不得了。

上周有件事情让我有机会思考了一下这一点。那天我去波士顿机场取一辆租车，那位办事员输入了所有与我有关的号码，而且压印了好几张我的信用卡，然后对我说：“你需要‘第三方责任豁免损坏排除险’吗？”

“我不知道，”我迟疑地回答，“什么东西？”

“它保的是有人要你履行‘第二方豁免索赔申请’或者是你自己代表两次移动的第四方提出‘第一或第二方排除申请’的情况。”

“除非你正在申请‘第一方剩余责任豁免’。”排在我后面的男人补充道，我的头一下子就转了过去。

“不，那个只在纽约州有效，”租车办事员说，“在马萨诸塞州，除非你只剩一条腿，而且出于避税的原因已经不是北美普通居民了，否则你不可能申请‘第一方剩余责任豁免’。”

“你说的是‘第二方驳回无效险’，”排在第二的对刚才那个排第一的人说，“你是罗得岛来的吗？”

“你怎么知道，我是罗得岛人。”第一个回答道。

“那就对了，你在这里享有‘可变双重否定分摊加权’。”

“你们说的我完全不懂！”我低声呜咽着叫了起来。

“是这样，”租车办事员说，“假如你开我们的车撞了一个人，这人有‘第二方驳回无效险’但没有‘第一或第二方事故赔偿险’。如果你有‘第三方责任放弃损坏排除险’，那么根据‘单个数字撤销责任放弃险’，你就不需要依照自己买的保险进行索赔。你买了多少‘个人损失再投资险’？”

“完全不知道。”我说。

他盯着我。“你不知道？”他说。

从我眼角余光看过去，我发现排在我后面的几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好笑的眼神。

“这些事情全由布莱森太太打理。”我画蛇添足地补充了一句。

“那么，你的‘基线双重踏线犯规’水平是多少？”

我绝望地偷偷瞅了他一眼，生怕他打我，然后说：“我不知道。”

他倒吸了一口气，那样子似乎是建议我还是考虑乘“灰狗”长途汽车吧。“在我看来你需要‘普通全能险’加‘双重最大收益综合灵活险’。”

“还有‘渐进死亡受益险’。”排在第二的那个人补充道。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我不开心地问。

“这小册子里都有，”办事员递了一份给我，“简单点说，如果租车被窃、火灾、交通事故、地震、核战、沼气爆炸、火车出轨导致脱发、流星影响以及故意死亡——只要它们同时发生，而且你于此前24小时就提交了书面‘事故意向报告’，你能得到1亿美元的赔偿。”

“这保险多少钱？”

“每天172美元，还附送一套牛排刀具。”

我看了看队伍里的其他人，他们都点点头。

“好吧，我就买这个。”我已经筋疲力尽，就听天由命吧。

“那你要的是‘无忧能量加满’套餐，还是‘自己动手便宜实惠套餐’呢？”办事员继续问我。

“什么意思？”我郁闷地发现，原来这地狱般的状况仍然没有结束。

“呃，‘无忧能量加满’是指你还车的时候油用完了，我们只以32.95美元的价格给你优惠加一次油。其他套餐的意思是还车之前你得自己加满油，然后我们把32.95美元按照‘未知杂项费用’记入你账单里。”

我又咨询了顾问们的意见，选择了“无忧”套餐。

办事员在合适的方框内打了钩。“你需要‘汽车定位服务’吗？”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告诉你你租的车停在哪里。”

“要这个，”离我最近的那个人敦促我，满怀悲情，“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就没要这个，然后在机场里兜了两天半都没找到那辆该死的车。结果那东西居然停在皮奥里亚市附近的玉米地里，被防水油布给遮着。”

于是我又要了这个。最后，我们填完了两百页左右层层叠叠的表格，办事员将合同递给了我。

“就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签名，”他说，“还有你的姓名缩写写在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以及这里。此外这里、这里和这里也要。”

“我签姓名缩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小心翼翼地问。

“呃，如果你不在规定时间内还车给我们，这个东西赋予我们上你家抓走你的某个孩子，或者拿走某件漂亮的电器设备的权利。这个是你同意在发生争执的时候，你愿意服下麻醉药乖乖回答问题。这个是你放弃起诉权利。这个是你发誓，如果现在或者将来任何时候对汽车造成任何损害责任都由你来承担。还有这个是为伯妮丝·科瓦尔斯基欢送会捐款25美元。”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就一把扯开合同，然后把它和一张机场地图放在柜台上。

“现在你去领车，”他继续说，一边在地图上画出路线，就像是在儿童填色书上玩走迷宫游戏一样，“紧跟红色指示从候机楼A到候机楼D2。然后从停车场匝道到R区自动扶梯这段，紧跟黄色指示，还有绿色指示。乘往下的扶梯上，旅客集散点Q，乘上标有“卫星停车/密西西比河谷”的穿梭车到A427-西停车场。下车，跟着空港隧道下面的白色箭头，穿过检疫隔离区，经过污水过滤厂。走过22-左跑道，爬上远端的围墙，再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的租车停在12604号隔间。一辆红色公牛（Toro），你肯定不会错过。”

他递给我钥匙和一大盒文件、保险单和其他有关的东西。

“祝你好运！”他在我身后喊道。

我肯定没找到那辆车，然后赴约迟到了几个小时。不过好在，我得承认那套牛排刀具给我们家增添了不少欢乐。

电视荒原

最近我在看一部叫《地老天荒不了情》的电影，1954年出品，由洛克·哈德森以及简·魏曼主演。这部片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大量拍摄的极其平庸之作的典范，那时候人们看电影的口味很杂（当然是和今天比。今天的电影里得放很多震撼的爆炸镜头，至少要有一场戏讲主人公绕绳爬下电梯井）。

不管怎样，如果你理解得正确，《地老天荒不了情》讲的是一个年轻英俊的赛车手（洛克饰）在某次交通事故中不小心致使魏曼小姐扮演的女士失明。洛克为此深受负罪感的煎熬，不得已远赴“英格兰牛津大学”还是什么别的地方学习眼科，然后匿名回到完美镇将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帮助简恢复视力的治疗当中。当然女主角由于失明并不知道医生就是洛克，很明显她也不太擅长辨别那个导致她终身残疾的人的声音。

不用说，这两人坠入爱河，然后她的双目也复明了。电影里最棒的一场戏就是洛克拿掉女主角眼睛上的纱布，她看见了他，急忙叫了起来：“什么，居然……是你！”然后就一下子华丽地昏倒过去，所幸她的头没有砸到咖啡桌造成又一次失明。这样一来这故事会更精彩，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的话。还有，女主角那10岁的女儿是由50年代典型的扎着猪尾巴小辫子而且早熟得令人反胃的小演员扮演，让你看了就忍不住想把她给一把推出高窗之外。我想劳埃德·诺兰大概也在这部片里吧，因为他总是在50年代的电影里扮演医生。

我可能没有把所有的细节理解对，因为我并非按顺序来看这部电影的，甚至一开始并不想看这部电影。我之所以看它，是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的某个有线电视台放了54遍，我每次换台找点东西看的时候总是碰上它。

我们家里能收到50个电视频道——现在某些设备可以接收多达200个频道——一开始你想有这么多选择，岂不是要挑花了眼，可是你渐渐得出一个结论：如今搞出这么多电视台只不过是将陈年垃圾塞满电视信号而已。我看过十年前的“最新时事调查”，也看过芭芭拉·沃特斯采访，本来就不太有意思，而且她是个多年前就已过世的人。今天晚上，我家的有线电视杂志在“故事片”这一栏中推荐的是最出众、最引人注目的两部片《辩护律师》和《草原上的小屋》。明天杂志推荐的是《沃顿一家》和《豪门恩怨》，后天还是《豪门恩怨》和《书写谋杀》。

你开始想，谁会看这些玩意呢？我们家有一个频道是24小时卡通频道。也就是说有那么些人希望整晚看卡通，这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可是更让我心惊肉跳的是，这个卡通频道居然还有广告。对于那种凌晨两点半自愿观看《道格警官》的人来说，你到底想卖给他们什么呢？口水布？

但是最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有些节目每天晚上同一时间不停地重复播放。今天晚上九点半，20频道播放《芒斯特人》。昨天晚上九点半，20频道放的也是《芒斯特人》。明天晚上九点半，20频道放的——你猜对了吗？——还是《芒斯特人》。每一次放《芒斯特人》之前都是一集《快乐时光》，之后都是一集《玛丽·泰勒·摩尔秀》，几十年如一日不曾改变，就我看来，还会一直这样下去。

几乎每个时间段每个频道都是如此。如果你打开“探索频道”发现在放一个名叫《好莱坞特技》的节目（你肯定会看到），你可以肯定下一次你同一时间打开“探索频道”，还会是《好莱坞特技》，很有可能还是同一集。

我一直对童年时看过的那些电视节目最为钟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也希望能少量而有节制地再欣赏一遍——一点点《伯恩斯夫妇》，也许再来点《杰克·本尼》，精选《反斗小宝贝》和《发财妙计》，或许为了怀旧，来点《影城疑云》和《篷车英雄传》——可是我可不想每天晚上同一时间一遍又一遍不停地看，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因为这些老节目的精华似乎已经被抛在脑后无法复得了。这件怪事我怎么都不理解。

毫无疑问是我出了问题。我离开美国的时候，家里能收到的电视台最多只有四个。接下来的二十年，都在英格兰，还是四个频道。因此原因很简单，我就是没有培养出应付如此复杂选择所必需的特别技能吧。当然，同样也有可能是电视节目全是垃圾。

我所要告诉你的就是：即便你有这么多的频道可选择，但所有频道的节目都是过几分钟就会被广告打断，让你根本看不到什么。正如近来一位朋友向我解释的：现在看电视不是看正在放什么，而是看别的频道在放什么。另外有关美国电视的另一方面就是总有频道在放点别的什么，你可以一直换台换下去。等你换到第15频道，你就忘了第1频道放的是什么了，因此你又绝望地再来一遍，希望这次能够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

我本想继续说下去，可是我必须停下了。我发现《地老天荒不了情》又要开始了，我真想看到简·魏曼双目失明的那场戏，那是整部片子的精华。还有，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看的时间够长的话，劳埃德·诺兰会将那个孤单的小女孩一把推出楼上窗户吧。

飞行噩梦

我父亲是一位体育题材作家，由于工作原因时常乘飞机。那时候乘飞机不像现在这么稀松平常，偶尔他还会带我一起去，当然那种体验很令人激动。虽然只是和我老爸去外地度了个周末，可是真正让人欣喜若狂的是登上飞机远行。

乘飞机的每一个步骤都让人感觉格外特别，而且享尽特权。换登机牌的时候你和那一小堆衣着光鲜的男女站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人们乘飞机时都要盛装打扮一番）。等到登机通知响了，你便漫步穿过宽阔的停机坪走向一架银光闪闪的飞机，踏上带滚轮的台阶。走进飞机，就像是被接纳为某个特殊俱乐部成员一样，只要踏进机舱，你就变得更加时髦和精致。座椅非常舒适，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简直就是宽大的沙发。笑容可掬的空姐会走过来，送给你一枚小巧的带翼徽章，上面写着“助理飞行员”或者听上去责任重大的类似词语。

我想自那以后，浪漫的飞行体验便消逝无踪了。如今的商业民航飞机感觉和长了翅膀的汽车差不多，而且那些航空公司毫无例外地将乘客视为令人厌恶的笨重负担。在遥远的从前，他们许诺将人们从一个地方便捷地送到另一个地方，而现在他们简直后悔死当初的承诺了。

在这么短的篇幅内，我不可能展开描述当代航空旅行中所有让人精神受损的特征——比如总是多卖出几张票，排队排到腿发软，航班延误，发现所谓“直航”达拉斯，其实中途要在斯克兰顿[1]和纳什维尔[2]停下，再加上90分钟的临时滞留和两次换机，登记口的工作人员从来都是冷若冰霜，你还会被人看作白痴和无名小卒。

不过最令人奇怪的是，航空公司还一直沿袭了一项1955年的做法，那就是安全示范。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空姐还要从头上套进救生背心，示范给你看如何拉下那根小绳为背心充气呢？在商业航空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还没有哪个人是因为救生背心而死里逃生的。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给每件背心都配上了一个小小的塑料口哨。我常常想象自己以1200英里的时速垂直栽进海洋，然后一边想：“哦，感谢上帝，我还有这个口哨。”

问他们是怎么想的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想。我最近乘了一趟从波士顿到丹佛去的航班。当我打开头顶行李舱时，发现有一条充气小舢板占满了整个空间。

“这里面有艘船。”我惊喜地悄声告诉路过的一位空少。

“是的，先生，”他爽快地回答，“本架飞机满足联邦航空局（FAA）关于水上飞行的规定。”

我略带惊奇地盯着他：“从波士顿到丹佛，我们到底经过哪片水域啊？”

“本架飞机满足联邦航空局（FAA）关于水上飞行的规定，不管水上飞行是否包括在预定计划之中。”他的回答干净利落，或者就是类似的空话和胡言乱语吧。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在水上迫降，150名乘客得共用一条两座的小舢板？”

“不是的，先生，这里还有一艘漂浮船。”他指了指对面的舱门。

“那么150人用两艘小船？你有没有觉得这有点荒谬呢？”

“先生，规则不是我制定的，而且你挡住了通道。”

他就这么跟我说话，因为如果你把他们给逼急了，甚至根本没有逼他们，最后所有航空公司雇员都会这么跟你说话。我觉得这样说比较安全：任何地方都没有哪个产业如同航空业那样，将服务和顾客满意度完全置之脑后的了。你经常会看到，一个最最无伤大雅的举动却会招致报复和非难——办理登机手续的人员还没准备好接待你的时候，你就凑近柜台询问某航班为何延误这类问题，最终得到的惩罚就是飞机上没地方放外套，因为你座位上方的储物空间被充气船给占满了。

告诉你，除了我和少数几个温和谦恭的人感觉有义务维护秩序井然以外，如今大多数乘客的确罪有应得，因为他们把鼓囊囊的西装袋和带滚轮的随身箱子都带上飞机，而且全都超出许可范围至少两倍，因此他们头顶的储物空间在乘客全部登机之前早就占满了。他们为了确保自己能有地方放行李，还没等到叫他们那排就先冲了进去。现在任何一次航班上，你都会发现约20%的座位被那些插队登机的人占满。我多年来一直疲劳而又愤怒地目睹这类事件，我能告诉你的是，美国的航班从登机到起飞所花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要短一半。

这类事情的结果是航空公司雇员和乘客之间必然开战，也常常让那些无辜的人大声疾呼要求公平。

我清楚地回忆起几年前携妻儿一同乘飞机从明尼阿波利斯[3]飞往伦敦的经历，当时我们发现六个人的位置是分开的，最远的相距20排。我太太有点弄糊涂了，便向旁边的空姐指出这一点。

那位空姐看了看我们的登机牌：“是对的。”她说完扭头就要走。

“可是我们想要坐在一起，麻烦了。”我太太说。

那位空姐看了看她，挤出一副微小而空洞的笑容。“呃，现在说恐怕有点晚了，”她说，“我们正在登机。你难道没有核对一下登机牌吗？”

“只看了最上面一张。那位换登机牌的”——容我插句嘴，那人本身就是一副不招人喜欢的模样——“没有告诉我们，她把我们的座位分散了。”

“现在我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我们的孩子还很小。”

“很抱歉，你就忍忍吧。”

“你的意思是说让两岁和四岁幼儿单独待上八小时，飞越大西洋？”我太太质问道。（这个主意我想我可以表示欢迎，可是为了表现我们家庭团结一心，我拉长了脸摆出严肃的样子。）

那空姐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又似乎吃了多大的亏一样，也丝毫不掩饰她的厌恶之情，让一对白发苍苍慈眉善目的老人跟我们换了位置，这样我太太和两个幼子坐在一起，但其余的人还是分散开来。

“下次离开候机楼之前，请检查一下登机牌。”空姐离开我太太身边时扔下这句话。

“不，下次我们选别的航空公司。”我太太回应她。确实，自打那次以后，我们再也没乘过这家公司的航班。

“总有一天，我要在报纸上开个专栏把这些都写上去！”我对着空姐的背影傲慢地叫起来。当然我那时候没这么说，如果我告诉你，西北航空公司以这种难以原谅的态度如此漠视我们的话，似乎太滥用我这个专栏作家的职权了，所以我不会这么写的。

[1]　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城市。

[2]　田纳西州首府。

[3]　明尼苏达州东南部城市。

商品泛滥

我终于弄清楚所有的事情到底是哪里出了错，答案就是它们都太多了。我的意思是，除了时间、金钱、优秀的水管工，还有感谢你为他们挡住大门的人们，其他的每样东西都太多了，多到超出我们的承受范围。（说到这里，我想顺便公开声明一句：下次你挡住大门让后面的人过去，如果他们不说“谢谢你”的话，门就会砸中他们的腰。）

美国这个地方物品种类之多，可谓琳琅满目，我们搬家过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看到每一处都有极为丰富的选择余地，我总为之头晕眼花，但又感到心满意足。我记得第一次去这里的超市，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里面居然连成人纸尿裤都至少有18个不同品种。有两三种在我看来还能理解，六七种似乎已经穷尽所有成人纸尿裤的品种了，可是18种——天哪！这里不愧是多多益善之地，而且可供选择的范围也令人惊叹：有带香味的，有带凹痕更为舒适的，而且还各有优点，比如从应付“完了，滴了两滴”到“天哪！开闸放水了”的一应俱全。这些当然不是产品真正使用的标签，不过却很精辟，甚至还有不同颜色可以选择。

对于其他任何一种产品——冷冻比萨、狗粮、冰激凌、谷类早餐、曲奇饼和薯片——都实实在在地有几百种供人选购。每一种新的口味似乎都会生出另一种口味。在我的童年时代，小麦片就是小麦片，没什么花样；现在的小麦片有裹上糖衣或者肉桂粉的，有一小份独立包装的，有混合类似香蕉的逼真材料做成的，上帝才知道还有些别的什么。

这种现象适用于每种东西。现在你可以从35种不同种类的佳洁士牙膏中进行选择。据《经济学家》杂志报道：“美国的普通超市里，20英尺长的货架上全是治疗咳嗽和感冒的药物。”（不要介意1996年在美国上市的25,500种“全新”消费品中有93%只不过是现有产品的改进版。）

在英国居住了20年以后，你可以想见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简直令人如痴如醉。不过近来我开始怀疑是不是选择太多了，不久前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飞机场的经历让我慢慢地肯定了我的怀疑。那天我在机场咖啡吧前排队等候，队伍里有15个人，我的航班还有20分钟就到登机时间了，可是我当时真的需要一点咖啡因提提神，你明白那种感受。

一般来说，如果你要一杯咖啡，那么你就点了，然后就喝了。可是这个20世纪90年代式样的咖啡吧居然提供至少20种不同的选择——普通拿铁、焦糖拿铁、牛奶拿铁、玛奇朵、摩卡、意式浓缩、浓缩摩卡、黑森林摩卡、美式等——而且还分不同大小的杯子。此外还供应各类麦芬、羊角面包、百吉饼和小糕点，如群星闪耀般让人目不暇接。所有这些东西还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变化搭配，因此每次点单的对话如下：

“我要一份焦糖拿铁套餐，加低咖啡因摩卡和肉桂麻花面包，还有低脂奶油奶酪酸面团百吉饼，不过我想要磨碎的辣椒放在边上。你们的罂粟籽是用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蔬菜油炒过的吗？”

“不是，我们用的是双重超清淡菜籽提取油。”

“哦，那东西对我不太好。这样吧，我要一份纽约三份奶酪裸麦粗面粉软糖羊角。这个里面你们用的是什么乳化剂？”

我想象着自己抓住每个顾客的耳朵，慢慢地把他们的头摇晃18到20次，告诉他们：“你不过是要在上飞机前买杯咖啡和一块面包。点单爽快点，拿了就滚。”

这些人挺幸运的，那天早上在我喝到当天第一杯咖啡之前，我所能做的就是起床，穿衣，然后要杯咖啡。其他什么事我都做不了，于是我只是站在那里克制地静候那15个人以复杂、费时而且个性化得近乎荒谬的方式点完单。

最后终于轮到我了，我上前一步说：“我要一大杯咖啡。”

“什么样的？”

“热的，杯装的，一大杯。”

“是啊，可是什么样的——摩卡、玛奇朵还是什么别的？”

“不管什么样的，普通的就行了。”

“你要美式？”

“如果那种就是普通的咖啡，那么对了。”

“呃，这些都是咖啡。”

“我就想要每天成千上万人喝的普通咖啡。”

“那么你要的是美式咯？”

“当然。”

“你要普通掼奶油还是低卡路里掼奶油？”

“我不要掼奶油。”

“可是美式就是配掼奶油的。”

“听着，”我低声说，“现在是早晨6点10分，我已经排在15个异常挑剔的人后面，站了整整25分钟，我的航班现在正在登机。如果我现在不拿到咖啡的话——我说的现在，就是现在——我就要去杀人，我想你明白你就在遇害候选名单上。”（由此你可以推断，我不是那种惯于早起的人。）

“那你的意思是要低卡路里还是普通掼奶油呢？”

点单仍旧如常进行。

丰富多样的选择不仅使得每笔生意都至少要花掉10分钟，而且还很奇怪地让顾客十分不满。选择越多，人们就要得越多；人们要得越多，他们就，呃，想要更多。你有时会感觉到，身在无数人群之中，他们对于每样东西都越要越多，最后往往是欲壑难填。我们似乎创造出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在零售商店里转来转去，寻找质地、形状、颜色上从未见过的东西。

上次我去吃早餐，就面临从9种做法的鸡蛋（水煮、炒蛋、单面黄、二面嫩黄等）、16种做法的煎饼、6种不同的果汁、2种形状的香肠、4种不同的土豆、8种各式吐司、麦芬和百吉饼中进行选择。我去银行办房屋贷款都没有做过这么多选择。选择好了，我以为事情就结束了，可是女招待开口了：“您需要掼黄油、黄油块、黄油及人造黄油混合还是代黄油？”

“你在开玩笑吧。”我说。

“我不开黄油的玩笑。”

“那就黄油块吧。”我虚弱地回答。

“低钠的、无钠的还是普通的？”

“给我来个惊喜吧。”我悄声回答她。

让我吃惊的是，我太太和孩子们喜欢这种丰富多样的选择。他们喜欢到冰激凌房里亲自从75种口味中选择自己的最爱，然后再从75种配料中选择出要加在冰淇淋上面的。

对我而言，我越来越怀念英国人那种简单明了，几乎不容忍个性的做事方式了。面对摆放着27种比萨的玻璃餐台，或者是提供126种不同组合椒盐卷饼的美食街小铺，我只想要一杯上好的香茶和一块简单的不添加任何香料的小圆面包。可是恐怕我是家里唯一这么想的人吧。我相信我太太和孩子最终会被所有这一切败坏胃口的，可是现在相关迹象还没有表现出来。

还是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嘛，至少成人纸尿裤我可以收获颇丰了。

四十仍惑

我所不擅长的事情当中，活在真实世界里可能算是最差的了。对于其他人毫不费力就能完成的事情我总是充满惊愕，完全不能理解。我没法告诉你有多少次我在电影院里找洗手间，结果却独自站在一条小巷子里，旁边的那扇门已经自动反锁上。如今我最独特的拿手好戏就是每天去旅馆前台两到三次，问他们我的房间号码是多少。总结一下，我是个很容易犯糊涂的人。

其实，在上次我们长途旅行返回英国的途中，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时值复活节，我们飞回英国度一周假。当我们到达波士顿机场准备换登机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自己最近加入了英国航空公司的常旅客计划[1]，我还想起把那张常旅客卡放在随身携带的包里，就挂在我脖子上。然后一连串的麻烦事就发生了。

包上的拉链给卡住了，所以我就拼命猛拉，又是哼哼又是皱眉，越来越惊惶。布莱森夫人处理换登机牌手续等事宜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在自己那个小小的世界当中，除了我和那条负隅顽抗的拉链外别无其他。我拉啊，拽啊，扯啊，越来越猛，哼得更带劲了，眉头皱得更紧了，最后拉链突然松动打开了，包里所有的东西——报纸夹和散乱的报纸、14盎司的罐装烟斗用烟草、杂志、护照、英镑、胶卷——全都飞了出去，散落在网球场大小的一片地上。

看着一百多份精心整理的文件如同长了翅膀一般四散开去，硬币弹了几下发出噼里啪啦的杂音便再也不知所终，那罐烟草更是在机场大厅里疯狂翻滚，一路撒下烟叶，最终好不容易才停下来，我呆若木鸡。

“我的烟草！”我发出惊恐的叫声，脑子里想着在英国这可得花多少钱啊，然后我的叫声变成：“我的手！我的手！”因为我发现手指被拉链割破，鲜血直流。（通常我看到流血就难过，不过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血所以还不至于过分歇斯底里。）慌乱加上不知所措，我连汗毛都吓得竖起来了。

就在这时，我太太用迷惑不解的表情看着我——不是生气或者愤怒，而是迷惑不解——然后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都可以靠笨手笨脚来养活自己了。”

恐怕真的是这样。我每次出门旅行时总要捅娄子。有一次在飞机上我弯腰去系鞋带，正好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人把座椅往后放平，然后我就绝望地被夹在那里，几乎要被压碎了，最后是抓住坐在我旁边那个人的腿我才挣扎着出来。

还有一次，我把一杯软饮料泼在坐我旁边的一位甜美小个子女人的膝盖上。空乘过来帮她擦干净，然后给我换了一杯新的饮料，我马上又泼了那女人一身。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我只记得伸手去拿新饮料，然后绝望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臂，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名为《不死的残肢》一类的恐怖片里用的廉价道具一样，它猛地将饮料从架子上打落，扣在她的膝盖上。

那位女士看着我，脸上的神情已经麻木。你不断地把某人弄湿，他或她会说出特别真诚的诅咒，开头是“哦”结尾是“分上”，中间那些词我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听谁说过，当然不会是修女说的。

不过这些还不是我在飞行途中最糟糕的经历。我最糟糕的经历是我在笔记本上记下非常重要的想法（“买袜子”“接过饮料要小心”等），然后若有所思地咬着自己的钢笔头，这个动作你肯定也做过，接着便和邻座的一位美女聊了起来。我和她说笑了近20分钟，时不时妙语连珠，温文尔雅。等我去到盥洗室才发现我的嘴唇、舌头、牙齿和牙龈全都呈现出明亮且擦拭不去的海军蓝色，原来我的钢笔漏水了。后面几天我都是那副样子。

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了，我多么渴望做到风度翩翩，有型有款。我非常希望在我一生中，哪怕只有一次从晚餐桌边站起来时不用环顾四周，似乎我刚刚引发了一场局部餐桌地震；我希望我坐进汽车关好车门，不会留出14英寸的外套在门外；我希望我穿浅色裤子的那天，不会在晚上发现自己曾经坐在口香糖、冰激凌、咳嗽糖浆和汽油上。可是那些糟糕的事情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发生。

现在我们乘飞机发食物的时候，我太太会吩咐：“帮爸爸把餐盒盖打开”或者“孩子们戴上你们的帽子，你爸爸要切肉了”。当然，这在我和家人一起乘飞机时才会发生。我一个人乘飞机的时候，不吃饭也不喝水也不弯腰系鞋带，从不把钢笔放在离嘴巴比较近的地方。我只是非常非常安静地坐在那里，有时候坐在我的双手上，以防它们出其不意地飞出来制造液体伤人案。这太没劲了，不过至少花在洗衣服上的钱明显减少。

顺便提一下，我从来没有积累我的常旅客飞行里程，从来没有过，因为我总是无法及时找到那张卡。这一点真的很困扰我。我所认识的每个人——每个人——总是靠积累的里程换取了飞往巴厘岛的免费头等舱。我却从来没有积累任何东西。我一年总要飞行10万英里，不过我所积累的里程只有212飞行英里，还是23家航空公司的不同航班积累起来的。

大概是因为要么就是我换登机牌的时候忘记问一下飞行里程了，或者是我记得问飞行里程，但航空公司却没登记上，或者是换登机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不能积累里程。一月份的时候，我乘飞机去澳大利亚——这下我可以积累天文数字般的常旅客飞行里程了——可是等我出示卡片的时候，工作人员却摇摇头说我无法积累里程。

“为什么？”

“飞机票上的名字是B.布莱森，这张卡上却是W.布莱森。”

我向她解释“比尔”和“威廉”这两个名字之间古老的关系[2]，可是她就是不听。

就这样我还是没有积累到我的常旅客飞行里程，我还是享受不了去巴厘岛的头等舱。不过说真的，乘那么长时间飞机不吃东西我可受不了。

[1]　常旅客计划（Frequent Flyer Program），指航空公司向经常乘坐其航班的客户推出的以里程累积或积分累积奖励里程为主的促销手段，是吸引公商务旅客，提高公司竞争力的一种市场手段。

[2]　比尔即为威廉的昵称，就像贝蒂是伊丽莎白的昵称一样。

陈年旧事

“科学揭开了衰老之谜。”那天我们的报纸上的头条如是说，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衰老是个什么谜，只不过是自然现象罢了。

在我看来，慢慢变老至少有三种好处：一、我可以坐着就睡着；二、我可以翻来覆去地看《宋飞外传》，而不用斩钉截铁地判断出究竟我看过没有；三、我不记得了。当然，衰老会伴随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的记性是越来越差了。

对于我来说，记性真的是江河日下。我和太太之间的电话交谈越来越像如下这样了：

“嗨，亲爱的。我在市中心，我是来干嘛的？”

“你是去给打印机买墨盒的。”

“谢谢你。”

你可能认为随着我年事渐高，我的记性会好起来，因为大脑里可以开小差的部分是越来越少，不过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你明白，随着岁月流逝，你发现自己经常站在屋子里某处你不常去的地方——比如说洗衣房——噘着嘴巴，若有所思地四处张望，尽力想回忆起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我以前是沿着自己的脚步往后退，退到起点就自然会想起这次怪异探险的目的何在了。不过好景不长，现在我连自己是从哪里开始的都不记得了，完全没有印象。

因此我不得不在房子里兜上20分钟，寻找近来活动的痕迹——比如说一块掀开的地板啊，或者是爆裂的水管啊，还有可能是一只电话听筒被搁在一边，里面有个好奇的声音在抗议：“比尔？你还在听吗？”不管怎样，有什么东西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到处寻找便笺纸或者水龙头或者是天知道的什么东西。通常当我在家里这么转来转去的时候，我会发现需要处理的其他问题——比如说，灯丝烧断了的电灯泡——所以我跑到厨房的橱柜里去拿储备的灯泡，然后打开柜门……好了，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厨房里。于是刚才的一幕又重演一遍。

时间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场灾难。一旦什么东西变成过去时，我就完全把它给抛诸脑后。生命中最最让我觉得害怕的事就是被逮捕，然后警察问你：“1998年12月11日早晨8点50分到11点02分之间你在哪里？”如果真的发生这一幕，我只会乖乖伸出手来让他们铐住我把我带走，因为我绝对不可能想得起来我当时在哪里。我从能记事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当然时间不算太长。

我太太就没有这个问题，她能够回忆起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和事情已经发生的时间。我的意思是每个细节她都记得。有时候她会突然对我说：“16年前的这个星期你的祖母过世了。”

“真的，”我惊愕地回答道，“我有祖母吗？”

这段时间经常发生的另一件事就是，当我和太太一起出门的时候，某个我发誓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会上前来和我们友好地聊天，还摆出熟人的样子。

“那人是谁？”等那人走了以后我问我太太。

“是洛蒂·鲁巴卜的丈夫。”

我思考了一阵，仍旧没想起任何事情。

“洛蒂·鲁巴卜是谁？”

“上次去大熊湖塔尔马吉家的烧烤派对上你见过她。”

“我从来没去过大熊湖。”

“你去过。参加塔尔马吉家的烧烤派对。”

我又思考了一分钟。“那么塔尔马吉一家都是谁啊？”

“住在公园街的那家人，为斯科沃尔斯基一家举行烧烤派对的。”

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绝望了。“斯科沃尔斯基是谁？”

“你在大熊湖碰到过的那对波兰夫妇。”

“我没去过大熊湖的烧烤派对。”

“你当然去过了，你还一屁股坐在了烤肉叉上。”

“我坐在了烤肉叉上？”

三天以来我们的对话一直就像是这样，最终我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

恐怕我这个人一直都很心不在焉。我小的时候曾经在下午给得梅因市的富人区送报纸。听上去是个肥差，其实不是，因为首先，富人们在圣诞节那时候其实最最吝啬（特别是圣约翰路27号的阿瑟·J.尼德迈尔夫妇、林肯宫小区里住大砖房子的理查德·甘贝尔博士夫妇，还有德林克沃特银行产业的塞缪尔·德林克沃特夫妇。我希望你们现在都进了老人院。特此记录备案），还有就是那里的每座房子都离大街向后推了四分之一英里，门前的车道很长还七弯八拐的。

即使是在假想的理想环境下，送完那片区域的报纸也要好几个小时，可是我从不觉得时间漫长。我的问题是：当脚在走路的时候，脑袋却沉浸在半梦半醒的白日梦中，所有心不在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每次送完所有的报纸，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袋子，然后长叹一声——还有六七份报纸没有送出去，每一份报纸就代表了我去过的一座房子——我跋涉过的漫长的车道，穿过的门廊，打开的纱门——但就是忘记把报纸放在那里了。不用说，我完全不记得沿线的80座房子里到底有哪些我忘记留下报纸了。于是我又长叹一声，沿着来时的路再走一遍。我的童年就是这么度过的。我在想尼德迈尔家、甘贝尔家和德林克沃特家是否知道，我每天把愚蠢的《德莫因论坛报》送上他们家门的经历这种地狱般的遭遇？还有，他们过圣诞节都不给我小费是否真的那么开心呢？大概是吧。

不管怎样，你可能想知道我在第一自然段提到的衰老之谜。根据报纸文章所述，西雅图退伍军人管理局医学研究中心的杰拉德·谢伦博格医生已经成功分析出衰老现象背后的基因黑手。似乎在每一个基因里都深藏着一种叫作“解旋酶（helicase）”的东西，是酶的一种。这个解旋酶不怀好意地将组成你DNA的染色体的两条链给剥裂开来，然后你所知道的就是站在厨房橱柜前拼命想回忆起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

对于这个我没法再提供更多细节了，因为很自然地我不知道把文章给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就找不到了。不过这个也不要紧，因为再过一两个星期就会有人跟进揭示衰老背后的其他谜底，然后大家都会忘记谢伦博格医生和他的发现——当然我正在做的恰好就是这件事。

总结一下我们会发现，健忘可能不一定是件坏事。我相信这就是我想说的，不过实话告诉你，我记不起来了。

生活法则

为了让世界更加美好，整个地球将强制执行以下法则，公布之日立即生效。

1.不再容忍愚蠢和迟钝，你只能任选一样。

2.那些穿着明显标有生产商名字或商标的衣服的人必须同时佩戴徽章，上书：“的确，我就是白痴。”

3.如果你在停车的时候，把车停入指定位置所花的时间比病人接受心脏手术且从中恢复过来的时间还要长的话，你就不得在此位置停车。

4.在零售商店排队付款的时候，你必须熟悉自己国家的货币。不允许与销售人员交流有关天气、健康或者共同熟人的关系的问题以及其他与购物无关的话题。购买食物或者饮料的时候，任何离开队伍问自己的同伴是要甜蛋筒还是普通蛋筒，要小杯、中杯还是大杯玛奇朵或者任何类似东西的人，将由警卫押送出大门。任何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人，如果说：“我要点什么好呢？”像是第一次光临一样仔细研究菜单，然后噘起小嘴作沉思状或者手指在下巴上点来点去，将会被押解出门，执行枪决。

5.等电梯的时候，电梯来得很慢。如果你不停地按“呼叫”按钮，诚挚希望电梯会快一点的话，你从此不得搭乘电梯。

6.玛莎·斯图尔特[1]行为犯法，立即生效。

7.所有旅馆房间的照明设备开关都必须设在门边、床边以及照明装置上容易找到的地方。如果旅馆客人爬上床，发现房间另一头的地板灯不能从床头控制开关，这晚的住宿必须免费。如果接下来他必须花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找出关掉地板灯的办法，旅馆必须让他免费享用迷你酒吧里的所有东西。

8.任何写有“将锁紧垫圈D1和D2通过心轴支架H-4a和H-5安装在轮轴密封J上”的小册子或者任何与之有一丁点类似的东西都是非法的。

9.写有诸如“愿你的节日有温情环绕，有惊喜送上”的圣诞卡片盒必须在盒外侧加贴醒目大标签，上书：“请勿购买，内里祝福语令人尴尬且过于煽情。”

10.所有的车两侧后部都得安装加油口，加油站油泵管长度不得少于6英尺。

11.任何电子钟或者其他计时设备在设置时间时如需压下按钮并费力旋转分针和时针均属违法。此外，当你想要将闹钟设置在早上7点时，数字跳到6点52分突然加速跳动，然后你郁闷地发现已经跳过7点，必须从头再来，此类设备属于严重违法。

12a.以下几条免费措施于公布之日立即生效：机场行李车、使用收费电话时任何接线员服务、普通瓶装水、飞机上使用的耳机、客房服务与律师、医生和会计师提供咨询服务时所有涉及其高尔夫比赛或者个人生活的部分。

12b.以下几项价格削减三分之二，公布之日立即生效：电影院爆米花、餐馆的烈性酒水、牙齿矫正手术、超过两小时飞行时间且不提供食物的航班、碳酸型瓶装水、自动贩卖机出售的商品（特别是小包装花生酱饼干）、大学教科书、配菜吐司以及律师、医生和会计师提供的咨询服务中凡12a条中没有提到的。

13.再也不允许发et cetera（等等）的时候带有“k”的音，因为笔者对此十分恼火。此外，今后禁止将“absent”（缺席，没有）这个词用在句首，比如“Absent a change of direction by the government…”（如果政府没有改变方向……），也不允许催促笔者或其他活人“to have a good one”（有样好东西），也不许在任何上下文里说什么有人“is seeking closure”（寻求终结）。

14.从今以后，超级市场必须将所有的商品放在一个不常购物的中年男人能找到的地方。

15.旋转门必须向两边转，方向由笔者来决定。一次能容纳10个人的巨型旋转门属于违法，除非这10个人事先认识彼此而且早就同意用同样的速度去推门。

16.想要与其他同胞一起组团出国旅游的美国人，必须首先与笔者一起清理自己的衣橱。英国人则必须获取书面同意，以便他们在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穿着短裤。

17.你无意中拨打了某人的传真号后，听到尖利刺耳的噪声属于严重违法，立即生效。此外，电话中请人等候的时候，不得播放音乐、广告或者承诺说马上就有人来接听。再三思量下，让任何人在电话那头等候均属非法。

18.复印机必须清楚地指示出放原稿的位置，而且每次将垂直稿件复印成了水平稿件，复印机都得立即退款并发出道歉的声音。任何指导复印机复印出桌布那么大的复印件或者100份相同文件的复印件或者任何类似事件，然后还不重新将机器设置改变成正常状态的人，将会被复印机警察追捕并罚喝下一杯墨粉。

19.写字楼和零售商场里的出入口如果是双重门，而且某一重门没有道理地老是锁上，必须加挂一大块标语，上书：“此门已锁，毫无道理。”

20.如今禁烟的地方将允许吸烟；而允许吸烟的地方将禁烟，试验期为10年。厌恶吸烟的非吸烟人群可以每小时走出门外在大门旁边转悠10分钟。

21.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行人有道路使用权。在任何时间，出于任何原因向行人（特别是笔者）鸣喇叭的任何人，其汽车将会被没收。

22.所有的微波炉要自动识别放进去的食物是什么，然后因材烹调。所有的洗衣机要能清洗任何衣物，包括领带、商务正装和皮鞋，而不会造成缩水或褪色。

23.今后禁止在任何汽车仪表板上的任何按钮上出现如：波浪线、三角形等对于任何人都毫无意义的标志。对于使用者不熟悉的车辆，如租车，那个启动转弯灯的控制杆必须由笔者来指定。

24.在公共卫生间里洗脸和手的时候，却发现那里只装了一台烘干机，则此洗手间违法。

25.肝脏和山羊奶酪将不再被视为食物。那些富丽堂皇的餐馆所供应的沙拉中不得含有任何生长在高速公路边的东西。

26.目前任何热切谈论有关电子邮件、个人信息管理工具（personal organizer）、手机、网上购物或者任何含有“数码”字眼的东西均为非法，何时解禁，另行通知。

27.对于笔者任何文章的评论在发表前均须递交给笔者审阅修改，立即生效。

28.所有的美国人都要欣赏反讽。所有英国人都要明白饮料里加两块冰是远远不够的。

感谢你为世界更加美好所做的贡献，向你的合作致以感谢。

[1]　美国“家政女王”，全美家庭主妇的偶像，第二大女富翁，2004年因涉嫌股票内部交易并妨碍司法公正被判处监禁5个月，作者写文章的时候还没有判决。

小镇点滴

我最近在读一本精彩的大部头，连冗长的叙述都令人着迷，书名叫《汉诺威镇年度镇务报告》。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镇上每家每户都会收到一本。该书长达132页，里面全是与镇上生活有关的各类图表和表格，对我而言简直是天书——什么“下水道租金折扣”“车辆储备代码管理津贴”，还有“共享收入街区赠与基金”——我很高兴对这些完全一无所知。

不过在那些深奥的数字之下，藏着点点滴滴暖人肺腑的真实数据。我很高兴汇报几个，比如去年警方处理的13,397件“事件”中，绝大多数——几乎所有的，真的——都是善意而友好的行为：关照小意外和车辆故障啊，帮救护车疏通紧急通道啊，捕捉流浪宠物啊，还有帮粗心大意的人开车锁啊。

无独有偶，消防队的勇士们所做大多也是好事。去年消防队共出动565次，只有30次是火灾，其余全是地下室进水、电梯卡住、求救呼叫，以及“解救行动”——如把猫从树上救下来等。

总的来说，此报告对于我每天亲眼所见的一切提供了数据上的佐证——也就是说我们小镇的确是个安全、秩序井然而又生气勃勃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镇上的公共图书馆是我在同等大小的小镇中见过的最好的。《镇务报告》上不无自豪地提到图书馆馆藏的书籍、磁带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多达73,000册，去年就借出了206,000次——对于小镇图书馆来说这个数字可谓惊人。图书馆一年开放335天，一周开放56小时。去年它举办了244次活动，其公共会议厅使用了815次。这些都是令人骄傲的数据。

汉诺威的电影院为当地公民促进会所拥有，其利润用于小镇建设，就我所知，这也是类似城镇中独一无二的。如果夏天的时候我被拽去看《哥斯拉》（我肯定会被拽去看这个的），如果我很讨厌这电影（我肯定会讨厌的），那么当我得知我买电影票的钱变成了市政厅旁边的一盆天竺葵或者其他令人愉悦的美丽事物时，一定会心满意足的。

不过我真正喜爱汉诺威镇的就是它小而精致，浑然天成。镇上有一条令人心旷神怡的老式主街，上面有邮局、药店、一家闲适杂乱的书店，还有一家气氛活泼的餐吧，名叫“墨菲”，以及一家同样受人珍视的咖啡馆“卢氏”，几家银行和那可爱的老式电影院。镇上的建筑大多数都是低调的砖结构房屋，点缀着绿色的帆布遮阳篷，使它们免受日晒雨淋。所有的一切都温馨惬意，让初来乍到者感觉宾至如归，就是那种你在电影里看过几百万次的场景。

你肯定不相信如今这样的小镇已经日益稀少，每个地方的小镇都处于垂死的边缘。自从1991年以来，美国的街头小药店就消失了9000家，占全国这种小型独立社区药店的三分之一。十年不到就有这么多药店消失。其他大多数地方小商家所遭受的打压也越来越重。就拿独立书店来说吧，十年不到的时间，它们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销售额下降了一半。

造成这种状况的元凶就是诸如沃尔玛之类的大型折扣连锁店，它是美国最成功的零售集团。尽管如此，目前沃尔玛向城市地区进军的势头越来越猛，在中小城镇附近建立超级庞大的仓库式连锁店，以放血的价格、更多的选择和免费停车为卖点，这些早已是它的专长所在。自1980年以来，沃尔玛的销售额便从每年12亿美元一路攀升到每年1200亿美元，大概和希腊的GDP相当。某项研究表明，如此庞大的销售额中有80%原本都属于各个小镇中心各有特色的商家店铺。艾奥瓦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肯尼思·斯通，专门研究沃尔玛对于小城镇的影响，他认为近10年来，小镇上的普通商店的营业额大都下滑了34%，当然是它们中大多数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很多小镇上的沃尔玛变成了新的商业中心。

小镇商家当然竞争不过大型连锁店提供的便利和廉价。可是即使是那些与大型连锁店不直接形成竞争关系的商家，也都纷纷抛弃小镇原来的商业中心。就拿邮局来说吧，全国各地的老邮政营业点都在纷纷关闭，去镇外建新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蒙大拿州的利文斯顿了，去年下半年某天，那里的居民突然发现自1914年开始一直热闹非凡的商业中心要关闭了，新的中心将转移到城市边缘的某个购物广场那片区域。我们新罕布什尔州边缘至少有四个小镇遭遇了这种悲惨命运，所有原来的商业中心都在苦苦挣扎求生。

到目前为止，汉诺威镇奇迹般地逃脱了这种命运。不过最近镇外一英里左右，新开张了一家购物广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者几年里，如果我们镇上有那么几家商店没有搬到那边去扎堆的话，那我就要大跌眼镜了。我们镇外高速公路沿线的下一个小镇上将建起一家全新的沃尔玛连锁店，我们小镇商家忠贞不贰的执着将进一步受到动摇。我们镇上的书店——全国最古老的家庭式书店——对于某家大型连锁店要在附近开新店的传言不断地公开表示担忧。

据我所知，目前镇上邮局还没有关闭的打算——不过那时候蒙大拿州的利文斯顿也没有人事先知道邮局要关门了。某个周二，邮局官员通知我们镇议会召开，并且公布房屋连地基一同出售的消息，这不就是前奏吗？

这种情况很怪异，因为美国人非常尊重并且喜欢小镇，至少理论上他们是这样。让美国人列举出代表美利坚精髓的事物，会有7月4日国庆游行、诺曼·罗克维尔[1]的插图画，还有吉米·斯图尔特[2]的电影，少不了还有小镇风景。所以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在每一家迪士尼乐园的中心都安放了一条经典如画的主街，这绝不是巧合。

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喜欢主街，却不愿意在时间、价格和脚力上做点小小牺牲，使其得以延续下去。让人悲哀的是，大多数人宁愿——真的是想也不想——多开数英里的车也不愿意步行三十步，这就是我们创造的文化。

大概汉诺威能够抵御住这股潮流的侵袭。我也不知道，可是但愿如此。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它真能做到，它会与众不同。

[1]　诺曼·罗克维尔，Norman Rockwell（1894—1978），美国著名插画大师。

[2]　吉米·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1908—1997），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代表作有《费城故事》《风云人物》和希区柯克的《迷魂记》等。

文字游戏

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词完美地表达出了它所代表的东西，而另一些词怎么听怎么别扭呢？

那天早上正好有个机会让我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正好路过厨房，听见我太太问我要不要加入她那碗“牛奶什锦早餐”（muesli）。

“哦，不过我想我们不可能同时跳进一个碗。”我机智迅速地回答道。唉！这个玩笑对着她开简直是浪费，不过确实让我开始思考那个奇怪的词“牛奶什锦早餐”，我们美国人不用这个词。我们在森林里干完木工活，把垃圾清扫起来放进袋子里，混着几颗各类坚果和一点点鸟食，然后假装这东西是健康早餐产品，并把它叫作“格兰诺拉麦片”（granola），坦率地说，我觉得这名字太棒了。在我脑子里，“格兰诺拉”这个词听上去完全和混着点谷物和谷壳的香脆麦片一模一样，可是“牛奶什锦早餐”这个词听上去什么都不像，除了像你感冒时涂在伤风疹子上的药膏以外（也许有可能就像伤风疹子）。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让我开始思考，哪些词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哪些词却无法胜任自己的职责。

比方说“小水珠”（globule）这个词堪称完美的典范，发音和意义完全相符。不需要有人告诉你这个词的意思，你也明白你肯定不想让这东西沿着你的衬衫胸口滑下去。“绵羊疯痒病”（scrapie）也是一个精彩的词，除了疾病以外它几乎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意思。（不过你再想想它还有可能指一种苏格兰式伤口，例句：他跌倒了，膝盖上有点擦伤。）同样，“打盹”（snooze）这个词也属一流，和“欢笑”（chortle）、“叮当作响”（clank）、“喘息”（gasp）、“滴落”（dribble）还有“膨胀”（bloat）一样。听到这些词你就知道它们代表的是什么。[1]

还有一类词虽然并不太具有描述性，不过由于某种原因，说起它们感觉也相当惬意。比如：“套鞋”（galoshes）、“喧嚣混乱”（pandemonium）、“变质”（transubstantiation）、“初步的”（rudimentary）、“心悸”（palpitation）、“亭子”（kiosk）和“卖国贼”（quisling）。这些都是相当顺口的词。

再来说那些相当糟糕的词，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帽兜”（balaclava），这个词我们美国人凭着本能，已经明智地将其放弃了。我们换了另一个词“滑雪面罩”（ski mask）来代替它，虽然并不诗意，但至少拥有意义明晰这个优点。回过头来讲，“帽兜”这个词可以代表任何东西——一种罕见的块根类蔬菜、一种西藏高原上特有的地貌、阿尔巴尼亚货币的基本单位、一大堆石头从垃圾车后面翻滚而下的声音，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不可能代表你愿意戴在头上的东西。真正能让你联想到一种拉下来遮住整张脸的帽子的词应该是“杂碎八宝”（haggis）。

你看，“haggis”用来代表食物实在糟糕——太浮华、太俏皮——不过这个词用来指那种针织的帽子是再合适不过了。（“哦，汤姆，你戴着顶新的haggis简直英俊极了。”）“haggis”听上去完全不像吃的东西（而且那些吃过haggis的人也知道那玩意儿简直就不像人吃的）。

有时候你会琢磨，人们命名事物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就拿“菠萝”（pineapple）来说吧，如果从前真的有样东西，从各方面看，既不太像松树（pine），又不太像苹果（apple）的话，那这个名字就没错。还有“葡萄柚”（grapefruit），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不过如果有人递给我一只陌生的水果，黄黄的，酸酸的，状如炮弹，我相信自己不会说：“呃，这东西真像葡萄啊，难道不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大多数食物，除了“玉米糊”（mush）和“肉末杂菜”（hash）以外，命名都有问题，比如说“番茄酱”（ketchup）这个词美妙非凡，不过用在番茄酱产品上肯定是大材小用。这个词大概是多年前，某位老处女姨妈用洒上香水的手帕掩上嘴巴鼻子，硬是把喷嚏给堵回去一半时发出的声音。【对于你我这种打起喷嚏来惊天动地的人来说，这个词恐怕要变成“腰果”（cashew）了。】

同样，“椒盐卷饼”（pretzel）不是零食干点，而是将伤员从山顶由直升机运送至安全地点时，用来搬运他们的担架类工具。“精制麦麸”（semolina）也不是做布丁用的，而是西班牙语国家常见的缓慢而庄重的舞蹈，通常用来催眠外国游客。【同样的舞蹈在葡萄牙语里叫作“法西塔卷饼”（fajita）。[2]】“杏仁蛋白软糖”（marzipan）很明显也不是你想放进嘴里的东西，而是把肉穿在烤肉叉上烧烤时，用来接住滴下的肥油的托盘。

还有一些糟糕的词，如：“连帽雪衣”（anorak）、“刮铲”（spatula）、“豆腐”（tofu）、“男用马裤”（pantaloons）、“餐巾”（serviette）、“牛羊杂碎”（sweetbreads）和“长靠椅”（settee）。你会发现其中好几个都是英式英语的词。我要赶紧声明：我并不是说英国人在造词方面很笨拙，而是想说明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从整体上来看，英国人在造词方面非常在行。我第一次到英国，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美式英语里找不到对应词的东西，在英国人那里都被赋予了精彩的名字（有趣的是很多都是用来骂人的），例如：“笨头笨脑”（gormless）、“削薄片”（skive）、“目瞪口呆”（gobsmacked）、“不断骚扰”（chivvy）、“接吻爱抚”（snog）、“傻蛋”（berk）、“笨瓜”（pillock）、“呆鸟”（plonker）、“过气的”（naff）还有“屁股腚”（prat）。这每一个精彩的词汇全都是英国人的功劳。

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人却总是在抛弃一些美妙绝伦的词，恐怕这样做有点太不小心了吧。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近乎完美的词叫“先令”（shilling）[3]，但却被他们弃如敝屣。“半克朗”（half crown）[4]也很好听，而“畿尼”（guinea）[5]则更好，最无敌的是“格罗特”（groat）[6]，因为那时候还能掰成两半来用。

因此我有这么一个主意：我们应该重拾某些古老的词汇，用以代替现在那些糟糕词汇，特别是那些意义繁多容易造成尴尬和混乱的词。随便思考一下就能印证我的观点：英语当中一词多义的现象太普遍了。想想看这个句子：“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chest。”如果是在古董店里，这句话是这个意思[7]；如果是在舞池里，这句话的意思又有不同[8]。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启用已经废弃的古老词汇，来解决这些令人困惑的一词多义现象。这样语言能够更加有序一些，而且某些古雅的词汇还会重新流传开来。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本周的建议了。既然我是从麦片开始说起的，那么我要去加入我太太的那碗“牛奶什锦早餐”了。

[1]　作者所列举的这些词比较类似“拟声词”，因此听发音就能多少联想到其意义。

[2]　墨西哥名菜，肉类或海鲜烧烤后拌蔬菜用卷饼裹着吃。

[3]　1971年以前英国使用的货币单位，等于1/20镑。

[4]　英国从前使用的五先令硬币。

[5]　17世纪中到19世纪初英国发行的金币，相当于一镑一先令。

[6]　14到17世纪英国使用的银币，相当于四便士。

[7]　chest这里指箱子。

[8]　chest这里指胸部。

泰坦尼克号上的最后一夜

沉船那天晚上，我们的餐桌简直就像精致的油画！每张桌上的水果篮都堆得满满当当，顶上那丰硕的紫葡萄让人垂涎欲滴。菜单上应有尽有，各具特色让人无法取舍。我自始至终都坐在餐桌边上。

——泰坦尼克号乘客凯特·巴斯

选自《泰坦尼克号上的最后晚餐：豪华游轮上的菜单及食谱》

“老天啊，布斯，出什么事了这么乱？”

“哦，你好，斯迈思。这个时候起床好像不是你的风格吧。来根烟？”

“谢谢你，这时候起来我不介意。这么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船长了，他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

“好像船正在下沉，老兄。”

“不会吧！”

“你还记得我们晚餐时看见的那座冰山吗？”

“那个有20层楼高的冰山？”

“就是。呃，好像我们撞上那该死的东西了。”

“太倒霉了。”

“可不是吗。”

“怪不得我刚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舱门比床还低，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这香烟是‘基督山伯爵’牌[1]的吗？”

“是‘厄普曼’牌[2]的，我在杰拉德街上有个熟人，专门搞这种烟。”

“棒极了。”

“是啊……好遗憾，真的。”

“遗憾什么呢？”

“唉，我刚刚订购了十二箱香烟，每箱两个畿尼呢。我想小贝尔蒂得了这些烟简直要高兴死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在劫难逃了？”

“情况很不妙。刚才我们客舱乘务员克罗克帮我太太拿睡前饮料的时候说过了，我们只剩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哦，斯迈思，你太太怎么样？她的胃好点了吗？”

“不知道，她已经淹死了。”

“哦，太不幸了。”

“我们船刚开始倾斜的时候，她就从右舷的舷窗飞了出去。实际上，就是她的惊叫把我给吵醒了。真遗憾她没有看到这些激动人心的场景，她总是很喜欢沉船的感觉。”

“我太太也一样。”

“她也没有能挺过来，是吗？”

“哦，没有。她那会儿去找事务官，想给福特纳姆和梅森饭店发电报取消花园宴会。现在也没什么意义了。”

“是啊，不过总的来说这次海上航行还不算太糟糕，你说是吧？”

“太同意你的观点了。船上的美食简直是一流。小女凯特对餐位餐具尤其情有独钟，她觉得餐桌如画，葡萄绝妙。她从头到尾都坐在那里。哦，你有没有见到过她？”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主要是她很奇怪地跑了出去，说我们完全沉没之前她和年轻的达西爵士还有点事情要办，好像和旗子有关。”

“旗子？真奇怪。”

“呃，她提到需要一面海盗旗，如果我理解对了的话。说实话，她说的事情我连一半都没听懂。而且我总是有点心不在焉。我太太那时候不小心把睡前饮料泼在睡衣上了——你知道就是因为船在倾斜——她发了通脾气，因为克罗克不愿给她再拿一杯。他说让她自己去拿。”

“太傲慢无礼了。”

“我想他也很不高兴，因为他现在收不到小费了，是吧？真的不能怪他。”

“也是。”

“当然，我还是投诉了他。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职务，哪怕是紧急时刻，否则就会天下大乱，你说是吧？我们舱的主管向我保证那个人不可能再在这艘船上继续工作了。”

“我也是这么想。”

“我想可能也没什么区别，不过至少这件事会被记录下来。”

“今天晚上太有趣了，仔细想想：老婆淹死了，游轮沉没了，晚餐不供应2007年的蒙哈榭[3]，我只好将就普通的2005年。”

“你觉得那样就让你失望了？看看这些。”

“对不起，老兄，光线太暗我看不到，什么东西？”

“回程票。”

“哦，真倒霉。”

“还是散步甲板上左舷舱外的好位置。”

“哦，运气实在太差……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我想是最低等舱的乘客淹死的声音。”

“不，听上去像是乐队。”

“是的，你说对了，太对了。乐曲有点悲哀，你觉得呢？我可不想伴着那个节奏跳舞。”

“《上帝比汝更近》（Nearer My Godto Thee），是这曲子吧？他们应该给我们海上的最后一夜选点喜庆的曲子。”

“我还是想转到下面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把晚餐准备好。一起去吗？”

“不了，我还是回去喝杯白兰地吧。今晚似乎不会太漫长，你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大概四十分钟吧。”

“哦，亲爱的，那我就不喝白兰地了。我想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吧。”

“这辈子见不到了，老朋友。”

“哦，那也不错，我得记住这句话。好吧，那就晚安吧。”

“晚安。”

“还有，我刚想到。船长有没有提到救生船的事情，提到过吗？”

“我没听到他说过。如果他有通知，我来把你叫醒，好吗？”

“你真是太好了，不过千万不要太麻烦你。”

“一点也不麻烦。”

“那么，晚安。代我向你太太和女儿凯特问好。”

“衷心感谢。你太太的不幸遭遇我深为抱歉。”

“呃，人们常说‘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海上’。我希望她能够在哪里浮起来，她总是那么轻松活泼[4]。好了，晚安。”

“晚安，老朋友，睡个好觉。”

[1]　Montecristo，是古巴哈瓦那雪茄中最受欢迎的纯手工雪茄之一。

[2]　H.Upmann，源自1844年由德国银行家赫尔曼·厄普曼在古巴创立的一个雪茄厂，该品牌已是全球雪茄客的最爱之一。

[3]　Montrachet，法国著名白葡萄酒。

[4]　原文为双关语，buoyant还有“浮力大”的意思。

房产新闻

最近我们在伦敦购置了一套公寓。准确地说，我们其实还没有买，我们只是租借63年，也就是说这公寓是带租约的。因此，我们付了一大笔钱，并且承诺要保持公寓的干净整洁，还要时时擦拭厨房水槽周围以免渗水。到2061年2月，这套公寓就会自动转到业主名下，业主是谁，我根本一无所知，说不定还没出生呢。（不过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一直到2060年的圣诞节之前，我都不准备打扫清洁，那么业主会不会来个突然袭击呢？）

现在我也算在英国置下产业了，为此所办理的大部分购房手续都还不算太让人震惊。那些英国体系里独一无二的规矩还都在意料之中。比如说印花税、初级律师费和找你要了大价钱却什么都没说的测量报告（“目测可见供热系统，似乎运行有序，不过建议施行有规律的保养。就这个我要收你们400镑，白痴”）。

不过，等到我太太和我飞到伦敦，十分愚蠢地想在一周内将公寓或多或少装修一下，令人惊讶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忘记了呢，还是从来就不知道，不过我很惊讶地发现伦敦百货公司的家具部其实什么都不卖，尽是些看上去颇为诱人的绣花枕头。

为了确保没有顾客购买这里的东西，这个部门根本就无人看管。我想自一战前以来，牛津街[1]上的约翰·路易斯家具店里就整层整层都没有员工出现吧。你可以花上几个小时在店里从这里逛到那里，摇晃着手中的信用卡，高声叫唤：“有人吗？有人吗？”肯定不会有人来为你服务。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待你的店员，那简直就是奇迹。但请你千万不要误以为你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我们第二天一早去另一家大型知名百货商店彼得·琼斯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规律。我们想买一张放在厨房里的早餐桌，那里有80多个品种可供选择，精挑细选之下，我们终于选中一样。

“那个恐怕已经断货了。”售货员说。

“那为什么还摆出来展示呢？”

“等新款样品过来，我们就把它给换掉，我们不想让地上留出空白。”

有理有据。

我太太和我商量了一下，然后又选了一个。那张桌子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可是上面放了一张卡片说仓库有货，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搬张新的回去了。

“那我们要这个吧。”我说。

“没问题，先生。我们下周一之前能够送到府上。”

“不好意思，什么时候？”

“最迟下周五之前。”

“可是卡片上写仓库有货啊。”我气急败坏地质问他。

他施舍给我们一个冷漠而高傲的微笑，你只在英国零售业从业人员和外国人做买卖时看到过这种微笑。“的确如此——在我们位于斯温顿[2]的仓库。”

“也就是说现在肯定拿不到咯？”

“拿不到，不过下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三之前肯定能到。”

“可是你刚才还说下周一或者下周五什么的。”我被搞糊涂了。

“是这么说的，先生——下下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还是基于仓库有货的前提之下，需要我现在确认一下吗？”

我麻木地点点头。

他去打了个电话回来，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是的，仓库里还有一张。您要下订单吗？”

“是的。”

他跑去下单，回来的时候更加开心了。“不好意思那张刚刚卖掉了，”他说，“我可以为您下一份特别订单，需要30天左右。”

“厨房餐桌要30天？”

“哦，不是的，先生。30天是用来处理订单的，桌子本身需要的时间应该更长。”

“多长？”

他若有所思地仔细查了查订单册子。“呃，桌子是瑞典进口的。如果生产商有存货，而且能正好赶上每月一次从乌普萨拉[3]发过来的货船，又不会滞留在海关，然后我们位于米德尔斯布勒[4]的仓库所有的文书都处理顺利的话，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地向您保证，下个米迦勒节[5]之前一定送达府上，最晚也不会晚于下下个米迦勒节。”

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是类似状况。我们听到过的最长的送货期居然长达14周，那是张我们刚刚预订的沙发。

“14周？”我惊叫起来，吓呆了。请你原谅我那粗野的殖民地式优越感，不过14周这种时间是任何美国顾客所无法想象的。对于一位美国顾客来说，脑子里只有三种时间段概念：现在、最迟明天以及我们去别处看看。买任何东西要等14周，除了买婴儿，似乎我从未耳闻过。

当然，14周来了又走，我们不仅没看到沙发，连沙发到底什么时候到的通知也不见一个。这段时间我们又返回了美国，因此我们开始一连串的越洋长途电话，得到的回音都一样，不是把我们在各个部门间踢来踢去，就是无穷无尽的等候。

等到最后终于给我们接通了一位真人。我们本来想告诉他们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我们给他们钱是为了得到产品。这种想法似乎把他们给弄糊涂了。

“您订购的到底是什么冰箱呢？”电话那头的声音试探性地问。

“不是冰箱，是沙发。普通的三人沙发。”

“好像您应该打给订单处理部——或者打给客户接待部，”那声音说，“我来问您，您下订单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给您一张黄色单据上面有张绿色标签或者绿色单据上面有张黄色标签？”

我长叹一声，放下电话去抽屉以及盒子里拖拖拉拉地找订单单据。

“我这里是一张淡蓝色单据附着好像是栗色的标签。”我回来对着电话说。

“啊，”那声音显得很得意扬扬，“恐怕淡蓝色和栗色的单据我们不处理。那应该是海威考姆勃的事。”

“海威考姆勃是什么意思？”

“白金汉郡的一个城镇。”

“不是，我的意思是，海威考姆勃跟我的订单有什么关系？”

“淡蓝色和栗色订单就是在那里处理的。我们这里只处理绿色和黄色订单。不过先生您要知道，如果您要预订一台冰箱的话，我们保证在元旦千年庆典前能送到府上。”

事情就是这样。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等沙发已经等了十八个星期。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见它。不过从好的方面看，如果60年之后它还没送到，这沙发的问题就不用我管了。

[1]　伦敦市中心著名的高档商业街。

[2]　英格兰中南部城市。

[3]　瑞典东南部城市。

[4]　英格兰东北部港口城市。

[5]　Michaelmas，每年9月29日，基督教节日，为纪念天使长米迦勒。

技术问题

如果说我在过去的好几个月里在专栏里面说清楚了某个问题的话，我坚信那一定是：我这个人很不擅长技术方面的东西，哪怕是最基本的小玩意。比如说我刚刚才惊讶地得知，多年以来我一直将之叫作“鸭嘴宽胶布”的东西其实应该叫“银色宽胶布”[1]。

就我的经验来看，对于这些东西你要么生来就明白，要么一辈子都弄不懂。我就是典型的后者。更糟糕的是修理工知道你根本不懂。我没法告诉你有多少次就是因为发动机某种微颤音，我把车开进了修理厂，然后和修理工开始了如下的对话：

“你的车近来活塞反转的转速是多少？”

“我不知道。”

“你的圆形浅盘有没有感觉有点传动损耗？”

“我不知道。”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相信了我。“你的轴承架最近的曲率如何？”

“我不知道。”

他又慢慢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好吧，我看都不用看就可以告诉你，”他说，“你的多支管上的‘康宝雷’裂开了，还有你的动力传动系统严重失调。”

“你看都不看就知道了？”

“没有，不过我知道你肯定不懂——那就别怪我要敲你一笔了！”

当然，他们根本没这么说，至少原话不是这样，不过你知道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因此，那天布莱森夫人告诉我，洗衣机修理工马上就要来，得由我来接待，因为她要出门。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求你别让我来管这事。”我乞求她。

“为什么不行？”

“因为他五分钟之内就会发现我是个白痴，然后随即抬价。”

“别傻了。”她开心地说，可是我从心底里知道，这一定又会是一件令我无比遗憾的修理经历，以前类似的遭遇太多太多。

修理工进门了，我告诉他洗衣机的位置——找洗衣机的位置就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然后我就坐在书桌前，希望奇迹出现，他小修小补一下，收我50美分，然后就静静地离开，不过我隐约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因为从来就是如此。

果然如此，修理工进来之后半小时，他拿着满是机油的金属东西走进我的书房。

“好了，我找到问题了，”他说，“你的横向裁定器里的调速轮阀坏了。”

“哦。”我严肃地点点头，似乎这几句话我听得懂一样。

“还有你的分配器油盘里有些渗漏。”

“听上去很贵嘛！”我说。

“哦，那是自然！我要去把水阀关掉。”

“好的。”

“那你们家的后备隔离闸在哪里？”

我呆若木鸡地看着他，心不断往下沉，越跳越快，想到马上就要颜面扫地不由得开始恐慌。“后备隔离闸？”我重复了一遍，拖延时间。

“是的。”

我清了清嗓子：“不太清楚。”

他扬了扬一边眉毛，意思好像是：这下回去可以给厂里的兄弟们讲故事了。“你不太清楚？”他反问道，嘴皮一扯微笑起来，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不是完全清楚。”

“我明白了。”这下不光可以讲故事了，他敲我竹杠的钱都可以搞个非常盛大的圣诞派对了，甚至还能请舞娘来表演。

他的表情清楚地表明在水管修理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户主不知道自己家后备隔离闸在哪里的。我成了第一个，简直受宠若惊。

“实际上我家没有那个闸。”我脱口而出。

“你们家没有？”

我非常诚挚地点了点头：“好像造房子的时候就忘了安。”

“你们家没有后备隔离闸？”

“怕是没有。”我做了个表情，表示我和他一样对此极为惊愕。

我本来以为这下他能够想出什么别的办法修洗衣机，可是他就是不屈不挠地继续问下去。

“那你们家的原始隔离闸呢？”

“那个他们也忘了安了。”

“你在开玩笑吧。”

“我也希望我在开玩笑。”

“那好，你们家水管爆裂了以后，你怎么办？”

这个我终于知道了。首先，我不停地跳来跳去，一边叫：“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如果你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腿着火了，你也会是这样吧。然后我会用诸如沙发靠垫之类的东西堵住裂口，让情况恶化。接着我再跳来跳去。最后我会冲上大街挥舞小旗拦下路过车辆。这个时候，布莱森夫人会回到家里，把一切打点好。至少，过去我们发生水管喷射事故的时候一直就是如此。

很明显我没法对修理工坦白这个，所以我尝试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对他说：“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是‘后备’隔离闸吗？我以为你说的是‘附属’隔离阀。[2]”我假模假样地咯咯笑起来，以示这场误解很令人开心。“难怪你刚才那样看着我呢。那个闸在阁楼上。”我开始引路了。

他没有跟着我。“你确定吗？通常那个闸都在地下室。”

“对的，完全正确，就在地下室。”我边说边立即调整了方向，引他去了地下室。我早该想到地下室嘛，那里面有那么多神秘兮兮的东西——又是管道又是套管又是锅炉——任何一个都可能是隔离闸。我坚信修理工一定能够马上发现它，然后我就可以说：“就是这个，是的，就是它。”不过他什么也没做，只是等着我指明具体位置。

“我想闸就在这里。”我指着墙上的某样东西不太确定地说。

“那是保险丝盒，布莱森先生。”

我们亲爱的总统先生知道：撒谎之难在于，谎言肯定会跟你亦步亦趋。我终于崩溃了，向他坦白，我根本不知道我家里的任何东西究竟在什么地方，除了冰箱、电视和车库以外。和从前一样，最后对我的惩罚就是极度尴尬之余，还要大把大把地往外掏钱。

最最糟糕的是，圣诞节派对根本就没有人来邀请我参加。

[1]　作者把duct tape误以为是duck tape，因其发音非常接近。

[2]　原文这两个词是auxiliary和ancillary，发音很接近

演讲稿

——致新罕布什尔州梅里登市金堡联合学院毕业班

我儿子和在座各位年龄相仿，再过几个星期，他就要从汉诺威高中毕业了。那天我很自豪地告诉他我应邀于今天来这里给毕业生发表演讲，他脸上浮现起一副青年人特别擅长的狐疑神色，对我说：“你？老爸，你连怎么关掉汽车后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都不知道。”

这个评价很公正，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关掉汽车背后的雨刮器，而且我可能以后永远都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有很多，我有点白痴，否认这一点毫无意义。

不过我做过一件事，我儿子和在座各位毕业生都还没有做过。我已经高中毕业28年了，正如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一样，生活教会了我一些道理。

我学到的是，如果你要想知道某个东西是不是很烫，去摸一摸它，它肯定是很烫的。我学到的是，知道一支钢笔是否漏水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放在你最好的那条长裤口袋里。我学到的是，骑自行车的时候，把衣服从头顶脱下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我还明白了几乎所有的小动物都想咬我，并且付诸实践。

我是经过反复尝试和失败的漫漫长路之后才明白了这些事理，所以我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某种智慧——就是你不断地做蠢事，直到自己受伤了才停下来，然后获得的那种智慧。这大概并非获取知识的办法中效率最高的，不过却很有效，而且至少开派对的时候还能向大家展示一下你那有趣的伤疤，出出风头。

啰唆了这么多，总算绕回到我今天的主题了，那就是依照悠久的传统，我应该给大家一些忠告，能够激励大家走出校园去开创健全而有益的生活。我想这也是在座各位所期待的吧。能有这样的机会我非常荣幸。

围绕着这个主题，我想告诉大家十条简单的小道理——只不过是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能够对大家今后的人生道路有所启发。以下十条排序不分先后：

1.时常停下来想想自己还活着。我知道听上去有点多此一举，不过对于活着这独一无二且令人欣慰的事实，我们思考的时间之少的确令人讶异。出于某个极其令人惊叹的偶然机会，宇宙中所有物质里极其微小的一部分造就了你这个人，而且在永恒这样的巨大尺度下，有那么极其微小的一刻，你又享有至高无上的存在的权利。

在无尽的世代中你再也不复存在。不过在你明白这一点之前，你的存在又会终止。就在这起止之间，你有机会去看、去感受、去思考、去行动。不论你在生命中还做到些什么，没有一件能够与自己出生于人世这种难以置信的成就相提并论。祝贺大家，你们做得很好，你们真的很特别。

2.不过不要过于特别。这个星球上还有50多亿人，每个人和在座各位一样都是世间万物之中心，都很重要。千万不要犯下毫无价值的愚蠢错误，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加重要。你生命中遇见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应该值得你珍视。其中有很多人是帮助你的人——送比萨到你家，给你买的东西打包，清理你弄得一片狼藉的旅馆房间。如果你还没有养成习惯，满怀善意地对待这些人，那么从现在开始养成习惯吧。

这世界上有无数人，大部分人你一辈子都不会碰到，也不会给予你帮助，也确实帮不了你，也许他们连自己都帮不了，因此他们需要你的同情。我们这个年代冷漠得令人心寒，似乎我们的良心越来越少，给予贫穷残弱的人的经济支援也越来越少，特别是那些离我们万里之遥的人。我给大家的任务就是去多少改变一下这一点。

3.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只遵循原则。如果只是出于原则才去做一件事情，除此以外别无任何原因，那就不要去做。

4.忠于自己的生活理想，想做什么就尽力去做。如果你想成为知名芭蕾舞演员，或者在奥运会上拼搏的游泳运动员，或者在卡内基音乐厅引吭高歌，或者成为什么别的人物，那就尽力去做。千万别介意你身边每个人都委婉地告诉你：你五音不全；你的100米个人最好纪录是74秒，不可能成为短跑冠军。别听他们的，只管去做。因为没什么比到了我这个年纪再后悔更糟糕的事情了。“我本来可以成为波士顿红袜队二垒的，可是我爸当时要我学法律。”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告诉你爸爸让他自己去学法律，你去征服珠穆朗玛峰。

5.不要犯下极度愚蠢的错误，认为赢了就是一切。如果说我真的想打谁一耳光的话，那就是声称“胜出不仅重要，它就是全部”的那个人。这种观点简直糟糕透了。参与非常重要；尽力而为也非常重要。没有胜出并不是耻辱，真正耻辱的是没有尽力去做，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最重要的是，输的时候要保持风度。相信我，你们马上会有很多机会去亲身实践，因此你们最好现在就着手准备。

6.不要弄虚作假，你会得不偿失。不要在考试中作弊；不要偷税漏税；不要对配偶不忠；不要在大富翁游戏中犯规；不要在任何事情上弄虚作假。人们常说：骗子从来就发不了财。以我的经验来看，骗子一向都能发财，不过他们最终总是被抓住。欺骗总是得不偿失的，就这么简单。

7.尽力让自己谦和，这样你会越发礼貌得体，相信我。让人们自己发现你赢得了诺贝尔奖，比起你脖子上挂着绶带到处炫耀自己获奖，显然前者更令人难忘。

8.一直保持购买我写的书的好习惯，而且是精装本，一上市就买。

9.快乐开心，并不难做到。让你们快乐起来的理由有一百万个：你们青春年少，活力四射，还貌美如花——我在这里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你们的未来正等着你们去创造，不过要记住一件事：不论在什么时候，你的生活永远都有未来。这一点不会改变，你也不要忘却。

10.最后——如果对于今天的演讲你没记住什么的话，记住这个——如果你应邀去公共场合演讲，一定不要讲得太长。

非常感谢大家。

（特致读者：如果你靠爬格子为生，老段子要重复利用千万别迟疑。）

重返故里：后续

今天是我们搬回美国定居的三周年纪念日。我突然想起在这些文章中我还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何迈出如此重要的一步，你也许会琢磨我们是怎么做决定的。其实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

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想不起来，我们于何时、如何决定换个国家安家的。我所能告诉你的是，那时候我们住在约克郡的山谷里，那里是远离尘嚣而清秀宜人的乡间。尽管那里风景优美，而且我特别喜欢在酒吧里和人搭讪，结果一句都听不懂。（“欸，我一直在‘大风坡’那里宰羊，那地方比粪坑底还腌脏，臭水满地淌，我都过不去，怎么会那么邋遢呢。我喝的是大碗茶，你也要来点吗？）不过随着孩子们长大，而我又因为工作关系，时常远离家园，继续住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似乎越来越不现实，不过那里确实是桃花源。

因此我们决定搬家，到更加城市化、人气也更多的地方去。那时候——这里开始我就有点记不清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主意就慢慢转变成回美国安家了。

每件事情似乎都很顺利。有人来买下了我们的旧宅，我签署了数不清的文件，然后一个搬家小分队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后来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装也装不出来。不过我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就在三年前的今天，我在新罕布什尔的一幢陌生房子里醒来，望着窗外一边想：“我到底在这里干吗呢？”

我感觉似乎我们犯了一个荒唐的错误。你知道我对于美国没有任何反感，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从每个方面看都精彩至极。不过这么做让我感觉别扭，是因为这简直就像走回头路——就像人到中年了，还搬回家和父母同住。父母也许乐观积极到了完美的程度，不过你就是不想再和他们住在一起了，因为你自己的生活得继续下去。我对于国家也是这种感觉。

当我呆立在那里被郁闷所淹没之时，我太太从附近散步考察归来。“哦，简直太棒了，”她柔声轻诉，“邻居是那么友好，天气是那么美好，你想到哪里散步都行，完全不用担心路上的牛粪。”

“对一个国家能指望的都实现了。”我阴阳怪气地说。

“是啊！”她说，她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她被这里迷住了，到现在都是，我非常能理解。美国有很多方面极其具有吸引力，外国人经常提到一些显而易见的特点——生活方便快捷，人们和善友好，东西分量很足，空旷感让人陶醉，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个个都欢快活泼，还有感觉任何一种奇思怪想都能迅速而容易地得到满足。

我的问题是这一切都是我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的，对我来说毫无新奇感可言。比如说，人们向我打招呼说：“今天要开心哦”，我总有点无动于衷。

“他们其实并不在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解释给我太太听，“只不过是条件反射而已。”

“我知道，”她说，“可还是让人感觉很好啊。”

当然她是对的，打招呼究其本身确实是一种空洞的姿态，不过至少是发自内心温情脉脉的冲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这类事情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作为一名天生吝啬鬼，我特别喜欢美国那些不用掏腰包的享受——免费停车、免费书夹式火柴、咖啡饮料免费续杯、餐馆咖啡馆结账台上的免费糖果篮；在餐馆里用晚餐附送免费电影票；在我们这里的复印店里靠墙放了一张桌子，上面的东西全部免费自助使用——胶水罐、订书机、透明胶、切纸刀、橡皮筋，还有回形针。使用这些东西完全免费，甚至你不是这里的顾客也可以随意使用，任何人想用这些东西只管走进来取。记得以前住在英国约克郡的时候去买面包，如果要店里帮你将整条面包切成片还要多付一便士——一便士啊！两相对比，不喜欢美国也难。

美国人对生活的态度也让人喜欢，一般说来，那就是乐观自信，从不消极否定——从小生长于此并没有把它当回事，住在英国的种种经历才让我经常想起这种生活态度。比如说上次我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的时候，检查我护照的海关人员仔细打量着我，问道：“你就是那个作家咯？”

你可以想见我有多么开心——有人认出我了。我自豪地回答：“哦，我就是。”

“到英国来多捞点钱的，是吧？”他轻蔑地说着，一边将护照甩给我。

在美国你不会碰到这种事情。总的来说，人们对于生活及其可能性总是保持一种几乎本能的积极态度。如果你告诉一个美国人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正以每小时12.5万英里的速度冲向地球，12周后会将地球击成碎片，他会说：“是吗？那样的话，我现在就去报名上‘地中海烹饪培训班’。”

如果你将同样的消息告诉一个英国人，他会说：“真准，难道不是吗？你有没有看这个星期的天气预报？”

那天我问我太太，她有没有返回英国的打算。

“哦，当然了！”她脱口而出。

“什么时候？”

“某天。”

我点点头，我得承认我和她想的一样。我怀念英国，我喜欢美国。英国有种什么东西让我感觉太舒适了。不过如果我们现在离开美国的话，我也会想念它的，而且这种想念比三年前我所想象的要更深重。美国是个令人赞叹的地方，我太太在有一点上完全正确：走路不用当心牛粪简直太美妙了。

那么真心祝愿——我诚心诚意地——祝你今天开心。

目录

第一部分 走进内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部分 文明澳大利亚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三部分 边缘附近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附录：悉尼奥运会

第一部分 走进内陆

第一章

一

飞临澳大利亚，我发觉自己又忘掉他们的总理是哪位了，不由得叹了口气。我一而再地在澳大利亚总理是谁这个问题上犯这种毛病——记住他的名字，忘掉他的名字(往往就在须臾之间)，然后自觉百般愧疚。依我之见，除澳大利亚人之外，总归得有个人知道他们的总理是谁吧。

然而，澳大利亚却是这么一个让人难以了解其情况的国家。多年前第一次去那儿，我读着20世纪澳大利亚政治史打发长途飞行的时光，翻到了一件让人吓一跳的事情：1967年哈罗德·霍尔特总理在维多利亚州某海滩溜达的时候，一头扎进拍岸的浪涛，就此消失不见了，再没人瞧见这个可怜家伙的一丝踪迹。这事对我的震骇是双重的——首先，澳大利亚平白丢了一个总理(我的意思是，居然会碰上这种事情)；其次，这消息从来没有传到过我耳朵里。

当然，实际上，我们给予亲爱的对跖地[1]兄弟姐妹的关注少得丢人现眼——这当然也情有可原。毕竟，澳大利亚近乎荒凉一片，而且山高水远。依照世界标准，一千八百多万的人口是区区小数——中国每年的人口增长数目都比这个数字大——因此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无关紧要；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和伊利诺伊州半斤八两。它的体育运动对我们吸引力很小，最近一部由它摄制并让我们看得带劲的电视连续剧还是《袋鼠四季宝》[2]。它时不时给我们送来有用的东西——蛋白石、美利奴羊毛、埃罗尔·弗林[3]、回力镖——但没哪样是我们缺了就过不下去的。最要紧的是，澳大利亚循规蹈矩。它稳定、平和、良善。它没有政变，没有胡乱地过度渔捞，没有去武装那些令人不快的专制暴君，没有种植数量引起争议的古柯，也没有粗暴鲁莽、不合时宜地耀武扬威。

但是，就算所有这些情况都考虑到了，我们对澳大利亚事务的忽视依旧耐人寻味。就在此番启程之前，我去了新罕布什尔当地的图书馆，在《纽约时报索引》里查了查澳大利亚，看看近年来它获取了我们多少关注。我从1997年那卷开始，不为其他，只因其正好摊在桌上。那年，在所有可能有关的领域里——政治、体育、旅游、就要召开的悉尼奥运会、食品与酒类、艺术、讣告等——《纽约时报》有20篇文章或专门谈及澳大利亚事务，或与之有关。与之相比，《纽约时报》在同一时期刊登有关秘鲁的文章120篇，阿尔巴尼亚150多篇，柬埔寨也有这数，朝鲜和韩国各有300多篇，而以色列则远超500篇。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地方，在引起我们兴趣方面，其排名跟白俄罗斯和布隆迪相当。在一般的话题中，我们对这些话题的兴趣远远高于澳大利亚：气球和气球飞行器驾驶员、山达基教会[4]、狗(但不是狗拉雪橇)，巴尼斯百货公司和1997年2月过世的前外交官、社会名流帕梅拉·哈里曼——其丧事需要在《时报》上明白了然地提22次。用最残酷的话讲，1997年，澳大利亚对我们来说仅比香蕉重要一点点，但还不足以跟冰激凌相提并论。

后来我又发现，1997年实际上还是有关澳大利亚新闻的大年呢。1996年有关该国家的报道只有9篇，而1998年只有6篇而已。若澳大利亚人受不了我们这么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我也不会就此责怪他们。这的确是一个趣事迭出的国家。

瞅瞅其中的一起事件吧，尽管它被掩埋在以字母C开头的档案堆里，存放在那个孤零零的抽屉里，但它确实上过1997年的《时报》。那年1月，根据某位《时报》记者在美国写就的报道，科学家们正严肃认真地调查差不多4年前发生在澳大利亚内陆的一宗神秘地震事件，考察其是否可能是由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成员实施的核爆炸。

事情发生在1993年3月28日晚间11点03分，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地震仪指针都颤动起来并大幅度地刷新了记录，反映出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沙漠的班加旺牧羊场附近受到了很大范围的干扰。一些长途卡车司机和勘探者，也就是那片孤寂大漠中仅有的人，说看见天空突然闪了一下，听到或感觉到爆炸的隆隆声，威力强大却感觉遥远。有个人还提到，在他的帐篷里，一罐啤酒蹦跶着跳下了桌子。

问题在于这事儿没有明确的解释。地震仪的记录既不符合地震的特征，也不像是矿井爆炸。不管怎样，其冲击波比西澳大利亚州有记录的威力最大的矿井爆炸还要强170倍之多。震动同时产生巨大的气浪，其冲击力应当会吹出一个周长几百英尺的坑，可是找不到这样的坑。结果，科学家们疑惑了一两天，就把它作为解释不了的怪事归了档——这种事大概时不时就会发生吧。

然后就到了1995年，奥姆真理教一下子臭名远扬，它在东京地铁里施放了大量的神经毒气沙林，杀死了13个人。在其后的调查中，奥姆真理教可观的财产浮出水面，其中就包括西澳大利亚州一块50万英亩的荒漠地产，位置离发生那桩神秘事件的地点非常接近。当局在那里找到了异常复杂、目的也非同一般的实验室，还发现了邪教成员挖掘铀的证据。另外又查出，奥姆真理教曾从苏联那里招募过两名核工程师。这个组织声称其以摧毁世界为目标，而荒漠中的这一事件看来可能是炸飞东京的一次演习。

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国家，它丢掉了自己的总理，它辽阔空旷得能让一帮狂热的业余爱好者在其本土偷偷摸摸施放世界上第一颗非政府性质的原子弹，而且要过差不多4年的时间才有人发觉。[5]很显然，这是个值得去了解的地方。

那么，因为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可能就需要把某些事实罗列一下：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六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屿”的同时亦是一块大陆，这块大陆同时亦是一个国家。它是第一个被人从海上征服的大洲，也是最后一个。它是唯一肇始于监狱的国家。

它是世界上最巨大的生命体大堡礁的家园，是最庞大的独块巨石艾尔斯岩(或称乌鲁鲁[6]，这是如今官方使用的更让人肃然起敬的原住民语的称谓)的故土。这里较之他处，有更多的东西会置人于死地。世界上十大最毒的蛇类，全部原产于澳大利亚。该国有五种生物——漏斗状结网蜘蛛、箱形水母、蓝环章鱼、麻痹壁虱和毒鲉——都是地球上的同类中最危险的。就是这个国家，甚至毛虫中最柔弱的那种都能一口把你毒倒。海贝壳也不仅仅会蜇人，实质上有时还会阴魂不散。在昆士兰州的海滩上捡起一枚普通的鸡心螺(无知游客很容易就这么做)，可你会发现里面待着的那个小家伙不仅惊人地敏捷和暴戾，而且剧毒无比。如果你没有在不经意间被蜇身亡，那你可能会被鲨鱼或鳄鱼嚼得呜呼哀哉，或者被无法抗拒的水流带进大海，或者被抛弃在热死人的内陆步履维艰，不得善终。

它很古老。贯穿东部一侧的大分水岭低矮却极度妩媚，自其形成六千万年以来，澳大利亚不动声色，地理上没有变迁。结果，事物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固步不移。曾经在地球上发现的许多最古老的东西——最古老的岩石和化石，最早的动物脚印和河床，生命本身最初的那一线痕迹——都来自澳大利亚。

在它悠悠的往昔中某个不确定的时刻——也许是四万五千年前，也许是六万年前，但肯定在美洲和欧洲出现现代人之前——它悄悄地被原住民这一群谜团一般的人侵入了。他们与该地区周边的人群在人种和语言上都没有明晰的亲属关系，对于他们在澳大利亚现身，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那就是他们为了移居，先于其他任何人至少三万年创造并掌握了航海技术，然后他们几乎忘记了或抛弃了所有他们曾经学会的一切，绝少再与胸怀广阔的大海打交道了。

这项成就太独特稀奇，经不起细致的推敲，所以大多数历史学家只用一两个段落就一带而过。接下去讲讲更能说得清楚的第二次侵入——这一次始于1770年，詹姆斯·库克船长和他那艘勇敢的小船“奋进号”到达了博特尼湾。别介意不是库克船长发现的澳大利亚，也别在乎他到此地时连个上校都不是。对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这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第一批英国人在此发现的世界严重倒错——季节颠倒了始末，天上的星座调换了头脚的方向——甚至跟他们每个人以前在太平洋相近纬度上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这里的生物仿佛都误读了进化指南。它们中最有特点的那种生物，不跑不奔不慢步，却像落下的皮球般蹦蹦跳跳地掠过大地。大陆上满是看上去不大可能存在的生物。这里有会爬树的鱼，会飞行的狐狸(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蝙蝠)，还有些庞大得成年人都能爬进它们壳里的甲壳纲的动物。

简言之，从前世上没有哪个地方像澳大利亚一样，现在仍旧没有。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动植物中，有80%不存在于其他地方。更进一步，这些生物数目繁多，似乎与此处恶劣的环境并不协调。在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中，澳大利亚最干燥，最平坦，最炎热，最缺水，最贫瘠，气候最险恶(对生命而言，只有南极洲比这儿更加凶险)。这个地方没有多少生气，甚至连随便一块土壤(从技术层面讲)，亦是化石。然而，这里充斥着数不清的生命体。光昆虫一项，其种类数目到底是十万还是这个数字的两倍都不止呢，科学家就没有一丁点儿概念。这些种类中，在科学认知方面是一片空白的有三分之一之多。而具体到蜘蛛，这个比例则上升至80%。

我之所以特别提到昆虫，那是因为我有个故事，讲的是一种名叫巨响蚁的小虫子，我认为它可以完美地(如果有那么一点儿拐弯抹角的话)说明这是个如何特殊的国家。这故事有点儿复杂，不过内容不错，所以请耐心听我一说。

1931年，在西澳大利亚州的阿里德角半岛，一些自然爱好者正在灌木丛生的荒原上拨拨弄弄，发现了一种没人见过的昆虫。它看上去隐约有点蚂蚁的模样，却是一种不寻常的淡黄色，还长着一双奇怪的眼睛，很惹眼，显得异常局促不安。人们收集了一些标本，把它们送到了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某位专家的桌上，那专家立马就认定这种昆虫是巨响蚁。这一发现使人们极为兴奋，因为据人类所知，类似的东西不存于地球上已经一亿年之久了。巨响蚁是一种原始的蚂蚁，是蚂蚁自黄蜂开始的进化过程中某一时段的活化石。在昆虫学领域，这一发现非凡卓越得就像有人发现一群三角龙在某片遥远的草原上啃草一样。

考察队立刻组织起来，不过，虽然进行了最为一丝不苟的搜寻，但没人能找到阿里德角的巨响蚁蚁群，之后的寻找也同样一无所获。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当传闻一队美国科学家正计划寻找这种蚂蚁，而且几乎肯定会带上那种让澳大利亚人显得业余且组织不力的高科技精巧装置的时候，堪培拉的官方科学家们决定先发制人，为找到这种蚂蚁的活体做最后一次努力。于是，他们组织了一队人马出发横穿整个国家。

在野外的第二天，观察队正开车经过南澳大利亚州荒漠的时候，一辆车冒了烟，开起来啪啪啪地乱响，他们被迫中断计划，在高速路上一处名为普彻拉的偏僻驿站停留一晚。晚间，一个名叫鲍勃·泰勒的科学家踱步出来透透气，无所事事地把玩着手电筒，光柱扫向周围的地面——你可以想象出他的惊诧莫名——他发现，在他们营地附近一棵桉树树干上爬过的那队人丁兴旺的蚁群，不是巨响蚁又是什么？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泰勒和他的同事距他们的预定搜寻地有八百英里之遥。在澳大利亚约三百万平方英里的旷野中，一小撮能够识别地球上最稀有、最吃香的虫子的人中的一个找到了这种虫子——它的活体只被人看见过一次，还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而这统统是因为他们的车子在此处抛锚了。其附带结果便是，至今，巨响蚁仍未在其原发现地再次出现。

我确信，你一定再次明白我的意思了。就是这个国家，既空荡荡又满当当。这里充满了有趣的、古老的、不容易说明白的东西，还有许多等待人们来发掘的宝藏。

相信我，这是个有趣的地方。

二

每次从北美飞往澳大利亚，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候，没人问你对之有何感受，一天的时光便从你的手里被偷走了。我1月3日离开洛杉矶，14小时后到达悉尼已是1月5日。对我来说，没有1月4日。根本没有。它到底去哪里了，我没法告诉你。我只知道在地球历史上的这段24小时的时光中，我似乎并不存在。

我发觉这有一点点神秘，至少说起来是这样。我要说，如果你浏览一下你的机票袋，看到一则启事这样写道：“谨此提示乘客，在飞越某些地域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24小时的存在缺失。”(当然，这是他们的表达方法，仿佛这事儿时不时就会发生。)那你就有可能站起身来打听一番，抓住一个人的衣袖就说：“劳驾问个问题。”一定得说明一下，晓得自己能停止拥有物质形态，而且其过程又不痛不痒，这就有了某种形而上的安慰作用，况且公平起见，他们的确在你回程从反方向越过日期变更线的时候把这一天还给你，这样就以某种方式让你在离开悉尼之前到达洛杉矶，当然这在方式方法上是个更加巧妙利落的把戏。

现在，我模模糊糊理解了此处涉及的基本原理。我明白存在着一条“一天止于斯，下一天起于斯”的概念线，当你越过该线的时候，古怪的时间错乱可能随之出现。但这仍旧不能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每次来往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你都会经历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均无一点一滴可能性发生的事件。不管在饮食上怎么费心思地重平衡讲质量，也不管在阶梯机上走多少步，你永远都不可能把身体练到棒得可以匿迹24小时，或者在离开一个房间之前就到达另一个房间。

如此，到达澳大利亚这件事本身就有某种成就感——踱出航站楼走进对跖地炫目的阳光里，并意识到自己身上所有这些没多久前失了踪影、下落不明的原子已然重新组合成大致正常的状态(有那么半磅左右的脑细胞在看布鲁斯·威利斯的电影的时候消耗掉了)，有能耐完成这一连串动作便会让人欢愉和满足一番。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发现自己在哪里都会挺高兴，而此地又正是澳大利亚，那真真儿是撞了大运。

就让我在此时此地说我热爱澳大利亚——无限地崇拜澳大利亚吧——每次见到它，我都会再一次被它迷住。对澳大利亚漠不关心的效果之一便是，见着它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每一点文化直觉和以往的经验都告诉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你应该找到——最最起码——骑在骆驼背上的民族。标志牌上写着认不明白的文字；黝黑的男人们穿着长袍，一边用针箍大小的杯子喝咖啡，一边一口一口地抽水烟；马路上坑坑洼洼，快要散架的公共汽车咯咯作响；而你触碰的每样东西上都切切实实可能沾染了疾病——但是，根本不是这样的。这里舒适，干净，似曾相识。除开某一年龄段的男子有穿齐膝长筒袜搭配短裤的风气，这里的人跟你我一模一样。这很好。这让人精神焕发。这就是我喜欢来澳大利亚的缘由。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很乐意在这里一一记述。这里的人讨人喜欢——兴致高昂，性格外向，脑筋活络，而且始终如一地乐于助人。他们的城市安全整洁，几乎总是依水而建。他们的社会繁荣有序，而且天生讲究人人平等。食物是棒的，啤酒是冷的，阳光差不多总是灿烂的，每个角落里都有咖啡。鲁伯特·默多克不再住在这里。日子再怎么过，都不会比这里好太多。

这是我第五次到这个国家。但这一回，是我第一次想去看看真正的澳大利亚——热死人的广阔内陆，卧存于海岸之间的那片无边旷野。我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人们要你看他们“真正的”祖国时就送你去那些空空荡荡的地区，几乎没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会选择住在那里，可事情就是这样。你没穿越过内陆，你就不能说你到过澳大利亚。

幸运的是，我会以可能的途径中最为时髦奢华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乘坐传说中的印度-太平洋铁路从悉尼前往珀斯。印度-太平洋铁路迂回曲折地在澳大利亚南部开开心心地延展两千七百二十英里，穿越新南威尔士州、南澳大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是南半球铁路交通中的女王。从悉尼出发，它缓缓攀越蓝山，辘辘地驶过天似穹庐、广阔无垠的绵羊之乡，循着达令河到达墨累河，再从墨累河向前到阿德莱德，最后穿过浩瀚的纳拉伯平原到卡尔古利附近的采金地，之后才大功告成，长舒一口气，停在遥远的珀斯。纳拉伯平原，这一大片不可思议的杀人荒漠正是我特别渴望目睹的地方。

《星期天伦敦邮报》的彩页杂志正在做一辑有关澳大利亚的特刊，我同意给他们写点文章。无论如何，我已经在筹划近期出门，为写作本书开始游历，所以从本质上讲，这是一次额外得来的旅行——花着人家的钱财，以极其舒适的方式踏勘澳大利亚。对我来说，听上去极好。为此，下个礼拜我将和英国青年摄影师特雷弗·雷·哈特一起旅行，他正从伦敦飞过来，明天早上我将与他初次会面。

但在此之前，我有一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对此颇为高兴。我以前到悉尼都是为了书的推广活动，所以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差不多都基于坐着出租车路过的像阿尔蒂莫和安嫩代尔这样默默无闻的区域。唯一看到城市真正的一鳞半爪还是多年以前，那是我第一次到此地，我结识了一位好心的当地出版商销售代表，他用私家车载我出去逛了一天。他的太太和两个小女儿就坐在后排，可我丢脸地睡过去了。相信我，这不是因为兴味索然或不懂欣赏。只是那天暖洋洋的，而我又刚刚到达澳大利亚。在某个不幸的时间节点，上车没一会儿，时差综合征就发作了，我不由自主昏沉沉地瘫睡过去。

我得遗憾地说，我不是一个睡相老实又迷人的家伙。大多数人睡过去的时候看上去仿佛有一床毛毯就能对付，我则似乎需要医疗护理才行。我睡着的时候就像被注射了一剂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强劲肌肉弛缓药。腿以挑逗人的怪模样摊开来；指关节在地上拂来拂去；该待在里面的所有东西——大舌头、小舌头、冒着潮湿泡泡的小肠气——义无反顾地漏出来。我的脑袋像点头鸭玩具那样时不时地往前一倾，把一夸脱左右黏糊糊的口水朝大腿上倒干净，然后再向后仰去，像抽水马桶水箱上水一样，伴随着噪音重新积蓄唾沫。我还打呼噜，震天响而且不由自主，像卡通人物，有橡胶样振动的嘴唇，而且蒸汽阀放汽啸叫的时间特别长。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不自然地一动不动，那样子引得旁观者交换了眼色，关切地凑上来查看，然后我演戏似的绷紧身体。接着，在一段引逗人的静止之后，开始一连串的全身性抽筋，又跳又扭，让人想起打开了开关的电椅。再后来，我大叫了一两声，声音尖厉又挺娘娘腔的。醒过来后，我发现方圆500英尺之内的人们都静止不动，所有的8岁以下孩童攥紧了妈妈的衣角。这可是个难以承受的可怕负担。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在车里睡了多久，只知道时间不短。当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车里陷入了一团沉重的静默——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开车在自己的城市兜来兜去，把一个瘫软着、抽搐着的邋遢货运到一个又一个没心思看上一眼的地标，这种静默就会包裹你哦。

我无言地看看周围，一时间不确定这些人到底是谁，清了清喉咙，努力让身体坐直一点儿。

“我们刚才正琢磨着您是不是想吃午饭呢。”我的导游平静地说。他发现我此刻已经放弃了私底下用唾液把他的小车淹掉的雄心壮志。

“那很好啊。”我怯懦地小声说。就在这一刹那，内心习惯性的惶恐又袭来，我发现自己打盹那会儿显然有一只400磅的苍蝇吐了我一身。为了从那层不自然的口水亮膜上转移注意力，同时重拾对此番游赏的兴趣，我用稍加明快的语调添了一句：“这里还是中立湾吗？”

又是一下不由自主的轻哼，就像喝下的酒走岔了道的声音，然后是某种勉为其难的不苟回答：“不，这是多佛高地。中立湾是——”回答出现了微妙的停顿，只为下一句憋一口气，“之前的事了。”

“啊。”我做了个严肃的表情，仿佛正在努力弄明白我们是如何把彼此之间的这一大块时间搞丢了的。

“实际上，是好久之前。”

“啊。”

我们开车去吃午饭，路上都默不作声。那天下午的情况好了很多。我们在沃森湾码头边一家颇受欢迎的渔家饭馆吃了饭，然后去屹立在港口之上受激浪拍击的高崖俯瞰太平洋。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又有惊鸿一瞥，领略了无疑堪称世上最可爱海港的风景——湛蓝的水面，滑过的帆船，远处海港大桥的钢拱，歌剧院喜洋洋地依傍在旁。不过我仍旧没有好好见识悉尼。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发去了墨尔本。

所以现在我渴望弥补一下，那种迫切之情强烈得超乎想象。悉尼人在英文中被稀奇古怪地唤作Sydneysider(坚决站在悉尼一边的人)，他们有着一种显而易见、不屈不挠的欲望向来客展示自己的城市。而这次，又有人友善地提出想做我的导游，她就是《悉尼晨锋报》的记者戴尔德丽·麦肯。戴尔德丽是个活泼开朗的女人，刚刚步入中年，她带着年轻摄影师格伦·亨特到旅馆与我会面。我们三人步行出发，去了悉尼博物馆。那是个亮闪闪的时髦新建筑，看上去又有趣又有教益，可实际上两种特质均不具备。你发觉自己瞪着被幽暗灯光烘托得很有艺术气质的展品——一盒移民工艺品，一房间被装裱于四壁的20世纪50年代流行杂志的内页——却不是很确定布展者期望你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不过我们在旁边的咖啡吧喝到了非常好的拿铁咖啡，戴尔德丽就在此时大略地讲了一下我们一天忙碌的安排。

我们马上就会散步到环形码头，搭渡轮横穿海港到达塔瑞噶动物园的码头。我们不参观动物园，只在小悉立斯湾周边逛一逛，向北越过克莱蒙点一些坡陡林密的小山，到达戴尔德丽的住所，我们在那里会拿上毛巾和布基板，然后驾车去曼利——一个鸟瞰太平洋的海滩郊区城镇。我们会在曼利匆忙解决午饭，接着来一场振奋人心的布基滑板，再擦干身子，奔向——

“对不起，打断一下，”我插嘴说，“到底什么是布基滑板？”

“哦，它很有趣。你会爱上它的。”她轻快地说。不过我觉得她有点儿回避问题。

“好吧，可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项水上运动。乐趣无穷。乐趣无穷，格伦，对吧？”

“乐趣无穷。”格伦同意道。他正用“所有胶卷有人埋单”的那种架势没完没了地拍着照片。“哔吱、哔吱、哔吱”，他的相机唱着歌，他快速拍下了三张戴尔德丽和我谈话的照片，碰巧三张都一模一样。

“可它到底怎么玩呢？”我锲而不舍。

“你拿上一种小型冲浪板，涉水走进大海，然后你逮着一个大浪头，驾浪回到岸上。挺简单。你会爱上它的。”

“那鲨鱼呢？”我不安地问。

“哦，这里基本没有鲨鱼。格伦，上次有人被鲨鱼咬死是多久前的事啊？”

“哦，好久啦，”格伦思忖着说，“至少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我尖叫起来。

“至少啊。鲨鱼的危险性被估计得太高了，”格伦又说，“估计得太高了。最可能毁掉你的是离岸流。”他又回去拍照了。

“离岸流？”

“水下的潜流，和海岸成一定角度，有时候会把人冲进大海，”戴尔德丽解释说，“不过别担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儿守护你啊。”她露出安详的微笑，喝干了杯子里的咖啡，提醒我们该赶路了。

三个小时之后，其他活动都告一段落，我们站在一处看似偏远的海滩上。此地叫清水滩，在曼利附近。这是个U形大海湾，灌木丛生的低矮山丘环抱着它，广阔而莫测的大海咆哮着，在我看来大得骇人的海浪直涌进来。在不太远的地方，几个有勇无谋的人穿着湿式潜水服，驾浪冲向岩石陆岬上泛着泡沫的激浪；更近一点，星星点点的涉水人被暴躁的波涛不断地吞没，似乎还很开心。

戴尔德丽看上去非常热衷于扎进去喝咸水，她催促着，我们开始脱衣裳——我慢吞吞的，她则心急火燎——她事前就关照我们在衣服里面穿好了泳衣。

“如果你遭遇离岸流，”戴尔德丽说，“脱险的诀窍就是别惊慌失措。”

我看着她：“你是叫我冷静地淹死？”

“不是不是。只是要你沉着，不要试图逆流游水。拦腰游过它。如果你还没脱险，那就像这样挥挥胳膊——”她这胳膊挥得幅度大而且动作柔缓，只有澳大利亚人才可能认为这是海难临头情况下的合宜反应，“然后等救生员来。”

“如果救生员没看见我，怎么办？”

“他会看见你的。”

“可如果他没看见呢？”

但戴尔德丽已经夹着布基板，蹚进了碎浪之中。

我忸怩地把汗衫丢在沙滩上，赤裸裸地站着，只穿着松垂的游泳裤。格伦从没在澳大利亚海滩上看见过这样奇形怪状、独树一帜的并且还活着的东西，他抄起相机，兴奋地给我的大肚腩拍特写。“哔吱、哔吱……”，照相机快乐地唱着歌，他跟着我走进碎浪。

让我在此处做个停顿，插入两个小故事。1935年，距我们目前所站位置不远处，一些渔民捕获了一条十四英尺长的鲨鱼，并将它带到了库吉海滩上的一家公共水族馆进行展示。鲨鱼在它的新家巡游了一两天，突然间一阵反胃，吐出一条人类胳膊，让参观的人群大吃一惊。这条手臂最后为人所见的时候还长在一个名叫吉米·史密斯的年轻人身上。我敢肯定，他曾经柔缓地大幅度挥动着胳膊表明自己身处危境。

再来说我的第二个故事。三年前，一个晴朗平静的周日午后，同样在距此不远的邦迪海滩，不知从何处涌来四波反常的浪涛，每一浪都高达二十五英尺。退浪回卷，把超过两百个人带进大海。所幸当日有五十名救生员在岗，他们成功救起了几乎所有人，只有六人罹难。我明白，我们正在讲的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故。我并不在乎。我只是想说明，海洋是个变幻莫测的地方。

我叹着气，一步一拖地走进泛着点点奶油样白沫的浅绿色海水中。这海湾浅得让人不敢相信。我们费力地走出约一百英尺，水还仅仅没过膝盖而已，然而即便是在这里，水流也已经异常强劲了——强得足以推你个四脚朝天，如果你不全神戒备的话。再往前五十英尺，水上升到腰际，浪头就开花了。如果不算上在西班牙太阳海岸潟湖一样的水中待过几个小时，又在冷冰冰的曼恩河里立马就后悔不迭地蘸过一回水，我基本上没有一点儿大海的历练。我发现步入时起时落的水中，着实让人惊慌失措。戴尔德丽愉快地尖叫着。

接着，她给我演示怎么玩布基滑板。理论上，玩法简单，让人觉得挺好把握。当一波海浪经过，她就跳到板上，沿着波峰飞掠好多码。然后轮到格伦，他滑得更远。毫无疑问，看起来挺有趣的，看起来也不太难。我怯生生地蠢蠢欲动，想试一把。

我摆好姿势，等第一波海浪过来，然后跳上板，像铁砧一样沉了下去。

“你怎么会这样？”格伦诧异地问。

“不知道。”

我重复练习，结果总是这样。

“真奇怪。”他说。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他们两人看着我一而再地消失在海浪下面，先是偷着乐，再是有点儿惊诧莫名，最后成了不折不扣的同情。我呢，海底大概有艾奥瓦州波克县那么大块地儿都被我蹭过一遍。经过一段有诸多变数的漫长时间之后，我能倒抽着气儿不明就里地浮着漂出四英尺到一又四分之一英里远，然后下一浪扑来，立刻又被打入水下。不久之后，海滩上的人们都站定了，在我身上押宝：大家普遍认为我正在做的事儿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以我的观点，每次在水下的经历都大同小异。我会坚持不懈地试着按戴尔德丽给我示范的方式文雅地踢脚，努力忽略自己徒劳无功、快要淹死这个事实。因为没有其他东西比照判断，我觉得自己做得相当不错。我不能假装自己玩得不亦乐乎，怎么有人会涉水走进这么无情的环境并期望从中获得乐趣呢？于是我又觉得很神秘。不过，听天由命了，我知道总归会结束的。

或许因为缺氧吧，我迷失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就在我又要沉下去的当口，戴尔德丽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当心!有个小蓝。”

格伦立刻面露警觉之色：“哪儿？”

“小蓝是什么东西？”我问道，发觉此处还有自己未被告知的其他危险存在，吓得魂不附体。

“蓝瓶子。”她指着一个小水母解释说(后来我查阅一本大厚书我才知道，若没记错该书是《澳大利亚恐怖杀人物》，第十九卷)，这东西在其他地方叫作葡僧帽水母。我眯着眼睛看它漂过。它看起来并不讨人喜欢，像一个系了带子的蓝色避孕套。

“它危险吗？”我问。

我站在那里，神经脆弱，遍体鳞伤，颤抖着，身上光溜溜的，还被淹得半死不活。不过现在，在我们聆听戴尔德丽对那样的我作出回答之前，先让我直接引用一段她后来发表在《晨锋报》周末杂志上的文章吧!

摄影师拍照的时候，布莱森和布基板在一股离岸流中被拽到了离海滩四十米的地方。这股岸流从南向北流动，与更远处从北向南流动的岸流不一样。布莱森不知道这个。他没有读海滩上的警告牌。[7]他也不知道蓝瓶子水母正被吹往他那个方向——现在还差不到一米的距离了——蜇一下留下的肿块能让他痛上二十分钟，如果不走运，他的四肢会就此患上看不出表征的过敏反应，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危险？不，”在我们站立着张嘴凝视蓝瓶子的时候，戴尔德丽回答说，“不过别碰它。”

“为什么别碰它？”

“可能会有点儿不舒服。”

我看着她，她的脸上带着饶有趣味得近乎景仰的表情。长时间乘坐巴士会不舒服，坐板条木头长椅会不舒服，谈话冷场会不舒服，而被僧帽水母蜇一下——就连美国的艾奥瓦人都知道——会痛。我突然想到，澳大利亚人身处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于是他们就此发展出一整套新的语汇来应对。

“嗨，这儿又有一个。”格伦说。

我们看着另一个漂过。戴尔德丽扫视水面。

“它们有时随波而来，”她说，“我们别在水里待了。”

这话我可不需要别人说两遍哦。

戴尔德丽觉得，如果我要对澳大利亚的生活和文化有所认识的话，还有一样东西需要一看。于是接下来，当午后让位给傍晚那一抹浅淡的羞红时，我们驾车出去，穿过悉尼西郊一大片光彩夺目的扩展区域，几乎就到了蓝山的边缘地带。这地方叫潘瑞斯，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庞大的豪华建筑，四周环绕着更大规模的停车场，里面的车泊得很满。一块霓虹招牌标明，此处是潘瑞斯美洲豹娱乐世界。美洲豹，格伦解释说，是一个英式橄榄球俱乐部。

澳大利亚遍地都是俱乐部——体育运动俱乐部、工人俱乐部、退伍军人团俱乐部，附属于各种政党的俱乐部——每一个都在名义上(有时候也毫无疑问地)积极地为社会某一特定阶层谋取福利。但是，它们真正在做的却是通过卖酒和赌钱赚取数额极为巨大的钱财。

我曾在报刊上读到，澳大利亚人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赌徒——我看见的更引人注目的一条数据便是这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比重不到1%，却拥有世上20%的老虎机——他们每年在各种靠运气定胜负的游戏上花费110亿澳元(约合73亿美元)，人均2000澳元。[8]不过直到步入娱乐世界之前，我还没见到这种风险爱好的一丝痕迹。这里硕大无朋，让人眼花缭乱，而且非常井井有条。澳大利亚的俱乐部运动搞得很大。只在新南威尔士一个州，各式俱乐部就雇用了6.5万人，比其他任何产业都要多。这是个大生意，而它又几乎统统都基于一种老虎机，按大众的喊法，它叫扑克机。

我原以为我们得钻一下有关规定的空子才能被接纳进门——毕竟那是个俱乐部——但实际上，我了解到澳大利亚所有俱乐部对任何人都发放即时会员资格，他们是那么热衷于让人分享扑克机带来的欢愉。你只要在门边的临时会员本上签个名，再进去就得了。

一个男人用慈祥快乐的眼光扫视着人群，他的名牌上标明他叫彼得·赫顿，是一名值班经理。他待人接物跟差不多所有澳大利亚人都一样，属于好相处且和蔼可亲的类型。我从他那里很快得知这个俱乐部有6万名会员，其中2万人会在诸如新年前夜这样的高峰日现身。今晚的数目会是2000多。俱乐部有几乎数不清的酒吧和饭馆，还有运动设施、儿童游乐场、夜总会和戏院。他们马上要造一家有13个放映厅的电影院和大得足以容纳400名婴幼儿的托儿所。

“哇，”我说，“那这是悉尼最大的俱乐部了吧？”

“南半球最大的。”赫顿先生骄傲地说。

我们闲逛着走进庞大的内部空间，耳畔角子的叮当声不断。成百上千台扑克机站成长长的直线，基本上每一台前面都坐着一个全神贯注的主儿给机器喂抵押来的金钱。机器本质上就是老虎机，不过有一系列把人搞得糊里糊涂的背光按钮和闪烁不停的灯泡，供你运用并执行几种选择——坚守底线，翻倍赌本，拿出一部分赢钱，鬼才知道还有什么。我谨慎小心地远远观察了几个玩扑克机的人，不过除了见他们接二连三地把硬币喂进一个闪闪发光的匣子和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之外，我就是理解不了他们正在干些什么。戴尔德丽和格伦同样不熟悉错综复杂的扑克机。我们塞进去2块钱硬币，只为了瞧瞧会怎么样，却立刻就吐出来17块钱。这让我们大为高兴。

我回到旅馆，像一个在乡村集市上过了异常充实的一天的孩子——筋疲力尽却异常兴奋。我在危险的大海中成功地保住了小命，去了一家富丽堂皇的俱乐部，帮助大家赢了15块钱，还交了两个新朋友。我不能说自己比起从前更接近了那种已经见识过真正的悉尼的感觉，但那一天会来临的。同时，我要睡上一晚，我还要赶火车呢。

第二章

我认为最初发觉自己喜欢上澳大利亚内陆，是在读到辛普森沙漠——这片比一些欧洲国家还大的区域——1932年才按某个洗衣机制造商的姓氏定名的时候(具体来说，阿尔弗雷德·辛普森资助了一次空中勘察)。虽说澳大利亚这块超过十万平方英里的辽阔土地的名字具有令人欣喜的凡人特质，可它有名字的时间毕竟不到七十年呢。我有些近亲，他们有名有姓的历史都比这悠久哩。

另一方面，这就是内陆——浩瀚，难以接近，大部分地域至今仍旧在地图上罕有标注。即便乌鲁鲁，那个我们肯定听说过又名乌鲁鲁的地方，除了守护它的原住民，直到几百年前还没人见过。甚至，要说明白内陆在哪里都不太可能。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恍惚有点乡下味道的就是“灌木丛林”，又在某个含糊不明的地点，“灌木丛林”成为“内陆”。继续往前两千英里左右，你又会遇到灌木，然后是个城市，再是大海。这就是澳大利亚。

于是，在摄影师特雷弗·雷·哈特这个穿着短裤和褪色T恤的友善小伙陪同下，我打了辆出租车去悉尼中央车站。那是伊丽莎白大街上一座砖头堆砌出来的雄伟建筑，我们穿过昏暗庄严的大厅，找到了我们要乘坐的火车。

沿着曲线形的月台，印度-太平洋线铁路长三分之一英里，跟宣传小册子上的图片分毫不差——线条明快，银光闪闪，像一枚新的硬币，强大的机器为长途的旅程蓄势待发，低沉地嗡嗡响着，昭示着激动人心的探险近在眼前。全车十七节车厢，负责G车厢的列车员是个名叫特里的快乐小伙子，他在增添地方风味方面很花心思，在每句话里都添上一个既有澳大利亚特色又乐观向上的短语。

要来杯水吗？

“别担心，伙计。我马上就来。”(No worries, mate. I'll get right on 'er. )

刚刚听说老母亲过世的消息？

“不是没准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Not a drama. She'll be apples. )

他领我们到我们的铺位，两个单间面对面地安置在一条用护墙板隔出的窄弄里。这些小间小得让人瞠目结舌——你若是弯下腰，一准会卡住。

“就是这里？”我带着少许惊愕说，“整个都在这儿啦？”

“别担心，”特里满脸堆笑，“地方有点儿紧凑，不过你会发现你要啥它有啥。”

他说得没错。你可能要求生活空间中该有的每一样都在那儿，只不过，它很紧凑，比一个标准衣柜大不了多少。可它是工程学奇迹。它包纳了一张舒服的固定式座椅，一套可以隐藏起来的脸盆和抽水马桶，一个迷你橱柜，头顶上的架子刚好放进一只非常小的旅行提箱，两盏阅读灯，两条干净毛巾，还有一只小方便袋。墙上是一张可以翻下来的窄床，只是翻下来的时候更像一具被急急忙忙藏起来的尸体跌了出来，我料想还有很多其他晕乎乎、正在左右试探的乘客跟我一样吧。在我打开门发现那张床之前，我曾疑惑地看着大门反复思量：“那后面会是个什么东西呢？”打开门后，房间内的这许多物件就像弹簧一样，出其不意地弹出来，非常有趣。开车前的半个钟头，我似乎都在忙着把弹在脸上的各式各样的器件解救下来。

终于，火车隆隆地开动了，我们庄严地滑行出悉尼中央车站。上路啦!

到珀斯的旅程顺利的话，差不多是三天时间。不过，我们得到指示，要在采矿古镇布罗肯希尔下车，体验一下内陆，领略一下风光。所以对特雷弗和我来说，铁路旅行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夜车到布罗肯希尔，再花两天穿过纳拉伯平原。火车轮滚滚，驶过似乎没有穷尽的悉尼西郊——弗莱明顿、奥本、帕拉马塔、东赛和漂亮的乐蒂山——然后在进入蓝山的时候提起一点速度。房屋渐渐稀少，两边是坡儿陡峭的山谷，枫香树林朦朦胧胧，树木静谧地吐纳，给山带上了它们那种与其名称相符的气息，向晚时分的这一长带风景让我们大饱眼福。

我走出去，在火车上四处瞧瞧。我们所处的区域是头等车厢，有五节卧铺车，一节风格奢靡柔适得堪称19世纪末妓院的餐车，还有一节车厢是摩登得可以的娱乐室。那里配备带软垫的椅子，看上去不错的小吧台，还有从二十张专辑曲目中挑出的管乐没心没肺地低回着，我猜那集子该得名“你希望再不要听到的歌”。我经过的时候，正在播放《剧院魅影》里一首哀怨的二重唱。

头等车厢后面是稍微便宜一点儿的假日车厢，跟我们那边基本一样，只不过用餐的区域是一节供应自助餐的车厢罢了，放置着光秃秃的塑料桌子(这些人显然吃完饭还得自己抹干净桌子)。假日车厢后面的通道被一扇没有窗户的门阻断了，门上了锁。

“后面是什么？”我问自助餐车上的女服务员。

“普客车厢。”她说着还神经质地打了个寒战。

“这扇门一直关着？”

她严肃地点点头：“一直关着。”

普客车厢成了困扰我的东西。不过首先，是吃饭的时候了。广播里宣布第一批开饭的时间到了。我往回走过头等车娱乐室时，艾索尔·摩曼正在高歌《轻歌曼舞好营生》。口没遮拦地说，这女人可真叫胸大嗓门高哦。

印度-太平洋铁路有一种文雅庄重的氛围，但实际上它1969年才兴建，在铁路体系中不过新生儿一个，那时候澳大利亚正在建造一条横贯东西的标准化轨距新式铁路。在那之前，由于各种各样说不清道不明、但大概与地区之间彼此不信任和相互嫉妒有关的原因，澳大利亚的铁路线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轨距。新南威尔士州的铁轨相距四英尺八英寸半；维多利亚州选择了宽一点的五英尺三英寸；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经济为上，把标准定在了三英尺六英寸(该宽度不大于游乐园小火车的轨距，人们坐上去，两条腿肯定会戳出车窗)；南澳大利亚州有创意，三种宽度统统都有。乘客和货物来往东西海岸之间，行程中得换乘五次之多，真是个既愚蠢又麻烦的过程。终于，通情达理之举被激发出来，修建了一条全新的铁路。它是继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之后，世界上第二长的铁路。

我之所以知道这么多，是因为吃饭时特雷弗和我对面坐着一对中年教师夫妇基斯和达夫妮，他们来自昆士兰州北部农村，为人静默寡言。对拿教师薪水的他们来说，这次旅行是件大事，基斯做过一番功课。他带着一腔热忱谈着这列火车，这片风景，还有最近发生的林区大火——谈论这一话题时，我们正经过利斯戈，此处在两个月前，有数百英亩的灌木付之一炬，两名消防员付出了生命——但当我问到原住民(有关土地改革的问题亦有很多新闻)的时候，他突然变得语焉不详，局促不安。

“这是个问题。”他说，瞪着自己的饭菜。

“在我教书的那个学校，”达夫妮接过话头，吞吞吐吐地说，“原住民家长们，唉，他们拿了救济金，就去买酒喝，然后又到丛林里流浪。老师呢，不得不喂孩子——你要知道，可是花他们自己口袋里的钱。否则，孩子都吃不上饭。”

“这是个问题。”基斯又说了一遍，仍旧盯着自己的饭菜。

“但他们的确是亲切和善的人——在他们不喝酒的时候。”

话谈到这份上就算是玩儿完了。

饭后，特雷弗和我大胆地去了娱乐室。特雷弗到吧台叫酒水，我则陷进安乐椅，看昏暗光线下的风景。这是个农垦区，隐约有些贫瘠的样子。我不经意间注意到，背景音乐从“大受人爱的流行轻音乐”转成了“老年疗养院的欢聚时光”。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正是《啤酒桶波尔卡》的尾声，只轻捷地一转，《Toot Toot Tootsie, Goodbye》便续上了。

“音乐选得有趣。”我干巴巴地对坐在对面的年轻夫妇说。

“没错，妙极了!”他们异口同声，带着满腔热忱回答。

我忍住想要尖叫的强烈欲望，绝望地转向身边的男子——那是个看上去有文化的长者，穿着套装。这挺惹眼的，因为车上其他人都穿戴随意。我们开始聊这聊那。他来自堪培拉，是个退休律师，去珀斯看儿子。他看上去是那种讲道理有见识的人，所以我用信赖的口吻，向他提起了我与昆士兰州学校教师夫妇那段令人费解的谈话。

“啊，原住民，”他一本正经地点着头说，“一个大问题。”

“我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他们都要绞死，每个人都要。”

我吓了一跳，看着他，见到了一张怒不可遏的脸。

“他们该死的，每个人。”他颤抖着下巴上的赘肉说完了这句话，就再没说别的，直接走人了事。

我考虑定要好好研究一番原住民问题。不过此时，我决定把谈话限于简单的问题上——天气、景色、流行轻音乐——直到把情况了解得更清楚再说。

与旅店房间比较，火车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特点在于，你眼前的风景总是变幻不停。早晨醒来，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红土、低矮的植被、广阔的天空，还有环抱周遭的地平线，仅有偶尔出现的一棵瘦骨嶙峋的桉树打断其延展的线条。我睡眼惺忪地从自己窄小的休憩处朝外看：一对袋鼠被火车惊了，蹦跳着跃开去。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我们现在绝对在澳大利亚大地上啦!

八点刚过，我们到达布罗肯希尔，步下火车，眼睛眨巴不停。地面上垂着一团闷死人的热气——这热气就是你打开炉门查看烤火鸡时袭来的那种。在月台上恭候我们的是索尼亚·斯图宾，她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年轻女子，她在本地旅行社工作，被派来接站。她带我们去取租赁的汽车，我们打算开车在内陆转上一圈。

“这儿热到多少度？”我喘着大气说。

“哟，最高纪录是四十八摄氏度。”

我想了一分钟。“那是一百一十八华氏度哦!”我说。

她平静地点点头：“昨天四十二摄氏度。”

我又简单算了一番：一百零七华氏度。“那非常热了。”

她点头：“太热了。”

布罗肯希尔是个积极向上、令人愉快的小地方——干净、齐整，欣欣向荣。但遗憾的是，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看的。我们想看不折不扣的内陆：一个男人勇敢、绵羊丧胆的地方。这儿有咖啡店和书店，旅行社为我们提供去巴厘岛和新加坡的诱人套餐。他们甚至还在城市的中心搞起了一场演出，表演科沃德[9]的戏剧。这根本就不是内陆。这是调高了温度的汉普顿。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我们去莱恩·沃迪克租车行取四轮驱动车的时候。我们要驾车进入热浪灼人的野外，进行为期两天的短途旅行。车行老板莱恩是个精瘦结实的老家伙，精力充沛，为人友善，看上去仿佛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户外应对艰难险阻。他跳到方向盘后面，给我们扼要地讲了个大概，说得简洁周到，就是人们以为自己正在跟理解能力强、技术过硬的听者打交道时候的那种架势。车内是各种仪表盘、控制杆、旋钮、测量表和触发器，让人眼花缭乱。

“现在，假设你们陷在沙里了，需要加大右侧差速器。”我漫不经心、时断时续又随意地听着讲解，莱恩正在说其中一种情况，“像这样推这个把手，把混合动力总成系统的比率选择在十二到二十七之间，提升两侧副翼，将两个推力发动机都发动起来——而不仅仅是左手边的那个，这很重要。不管你做什么，看好测量表，汽缸压力表读数不要超过一百八十，否则整个都会炸掉，你们就杵在外头了。”

他跳了出去，递给我们钥匙。“后面有二十五升备用柴油。如果你们出问题，那也应该足够用了。”他更仔细地把我们挨个看了一遍。“我再给你们一点柴油吧。”他决定。

“你懂了没有？”他走开后我轻声问特雷弗。

“没超过‘把钥匙插进点火装置’的地步。”

我喊来莱恩：“如果我们杵那儿了或走丢了，会怎么样？”

“哟，你们当然就死翘翘啦!”实际上他没这么说，不过我就是这么想来着。我总是读到一些报道在内陆迷路或陷入困境的人的文章。像探险家欧内斯特·贾尔斯，他没水了，走了好多天，半死不活的时候才幸运地碰上一只从妈妈育儿袋里滚出来的小沙袋鼠。“我扑到它身上，”贾尔斯在他的回忆录里讲，“把它生吞活剥了——毛、皮、骨头、脑袋——一样不留。”而这还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故事。相信我，你不会希望在内陆地区走失的。

我开始感受到不祥之兆，战栗起来——都没有因索尼亚一声欣喜的大叫而轻松起来。她看见我们脚边有一只蜘蛛，说：“嗨，看啊，一只赤背蜘蛛!”要是你还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告诉你，赤背蜘蛛就是八条腿的死神。就在特雷弗和我颤颤巍巍地想要钻进对方怀里躲避的时候，她把它抓起来，放在指尖上给我们看。

“没事儿，”她咯咯地笑着，“死蜘蛛啦。”

我们小心谨慎地仔细看着她指尖上那个纤小的东西，亮闪闪的背上有汽车信号灯那样的一点红，呈沙漏的形状。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似乎不可能给人带来即时的痛楚，可没错，如果让赤背蜘蛛恶毒的上下颌来上那么一小口，你就会在几分钟之内“狂乱抽搐，体液奔流，若没有马上实施医疗救治，可能死亡”。文献上就是这么说的。

“野外可能见不到赤背蜘蛛，”索尼亚安慰我们，“蛇才更成问题哦。”

这条消息引得四条眉毛都抬了起来，脱口而出：“说下去。”

她点了点头。“普通棕蛇、西部太攀蛇、西部奶酥蛇、黄背紧牙关蛇、东部摸戒指蛇、道奇蝰蛇……”我记不清她的原话了，可确实是一长串的名字。“不过别担心，”她继续说，“大多数蛇并不想伤害你。如果你在野外灌木丛里，一条蛇经过，只要停下来一动不动，让它从你的鞋面上滑过去就行了。”

我拿定主意，这是我得到的建议中最不会照之执行的一条。

额外的柴油也装上了，我们爬进车里，排挡“嘎啦”一声响，车子如同野马一样颠两下，挡风玻璃刮水器无意间轻快地挥动起来敬了个礼，我们驶上了开阔的大路。我们得到指示开往梅宁迪，即此处往东一百一十公里，会有个名叫史蒂夫·加兰的男人在那里接我们。结果，开车去梅宁迪这件事有点虎头蛇尾。这一带热得晃眼，异常险恶。我们心满意足地第一次见识了畏来风[10]，只见一柱约有一百英尺高的尘土翻卷着掠过我们左侧一望无垠的旷野，激动人心却无妨无害。不过，我们经历的冒险就这么多。这条大路新近才整饬过，比较好走。特雷弗停下来拍照的时候，我数着有四辆车开过。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车抛锚的话，杵在原地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分钟。

梅宁迪是达令河上一座朴实无华的村庄：两三条小街，两边建着被太阳晒得干硬的平房，一个加油站，两间商店，伯克和威尔斯汽车旅馆(店名来自两位19世纪的探险家，他俩在无情的内陆不可避免地栽了大跟头)，还有稍微有点名声的梅登斯旅馆。1860年，前面提到的伯克和威尔斯于此度过了文明世界里的最后一晚，之后便向北在荒凉中遭遇了自己悲惨的天命。

我们在汽车旅馆见到了史蒂夫·加兰。为了庆祝我们安全抵达并刚刚发现车子原来还有第五排挡，我们开车穿过马路去了梅登斯旅馆，加入到乱哄哄的喧闹之中。在梅登斯长条形的吧台边，从头到尾一溜坐满了被太阳晒得皮粗肉糙的男人，一色的短裤、布满汗渍的紧身无袖衫和宽檐的帽子。这就像一步踏进了保罗·霍根[11]的电影，甚至较之更有味道。

“那么，他们会从哪扇窗户把人扔出去？”就座之后，我想特雷弗可能希望架起设备拍下向外撵人的一幕，便向和蔼的史蒂夫打听。

“噢，这儿可不是那样的哦，”他说，“内陆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野蛮。这里真的挺文明开化的。”他怀着真正的爱意环视四周，跟两三个看上去脏兮兮的人相互打招呼。

加兰曾在悉尼当专业摄影师，后来他的伴侣丽莎·门克被任命为路那边的京治加国家公园园长。他又找了个工作，做地区的“旅游和发展”部门官员。他管辖着两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片区域有英格兰的一半大小，不过人口仅两千五百人。他面临的挑战就是说服犹豫不决的本地人相信世界上有人准备花大钱来这个广阔、干燥、空旷、平淡无奇且热得吓人的地方度假。找到这样的人则是他挑战的另一部分。

在似火骄阳和与世隔绝之间，内陆人并不总是具有与人交流的天赋。我们听说有一位店主在被笑眯眯的悉尼来客问“哪儿的鱼会吞饵上钩”的时候，以怀疑的神情瞪着眼睛看了他好久，答道：“在他妈的河里啦，伙计，你还想在哪儿啊？”

我给加兰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只是咧了咧嘴，不过他承认要当地人看到旅游业固有的可能性，确实偶尔会遇到责难。

加兰问我们开车过来感觉如何。

我告诉他比原本的期待更加艰难一些。

“等明天再看啦。”他说。

他说得没错。早上，我们一行小车队出发，史蒂夫和丽莎一辆车，特雷弗和我另一辆车。我们朝北边二百五十公里之外的蛋白石老矿区白崖开去。出了梅宁迪半英里地，柏油路到了尽头，路面变成硬土地，满是凹坑、车辙和水泥一样坚硬的棱，车子像开在铁轨上，摇摇晃晃。

我们一路颠簸了好几个小时，车后腾起大团红尘，穿过炎热又寂寥透顶的地区，驶过山丘的平顶。那儿散缀着低矮的滨藜和穗状的三齿稃，古怪的产松脂的灌木和没精打采的桉树。路边四处躺着袋鼠的尸骨，间或可见晒干了的巨蜥蜴，它们长相难看，身形庞大。鬼才知道生物是怎么在这片充斥着热浪和贫瘠的土地中存活的。这里还有十五年没见过水的溪床。

澳大利亚压倒一切的空寂，这一大块土地恼人的贫瘠，让扎根这个国家的欧洲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适应。最早的探险者中有几位总相信自己会遇到浩大的水系，甚至是内海，所以带上了船只备用。托马斯·米奇尔是19世纪30年代探索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和维多利亚州北部的一名军人，他拽着两条木划艇走过三千英里贫瘠的低矮丛林地，没把它们弄湿过一次，可到头来还是拒绝承认它们无甚用处。“虽然，最近船只及其运输车辆拖了我们很大的后腿，”他在第三次考察之后用轻描淡写的笔调写道，“我还是非常不愿意舍弃对一个探险团队来说如此有用的附加装备。”

阅读有关早期探险的记述，最初的那些探险者显然经常表现出荒唐可笑的茫然。1802年，在某次早期探险之旅中，弗朗西斯·巴拉利耶中尉将八十二点五华氏度[12]描述为“令人窒息”的温度。我们通情达理，能够相信那是因为他刚刚到达这个国家的缘故。等到他的手下花了好几天时间逮袋鼠但均空手而回时，他才幡然醒悟：如果自己先脱掉红灿灿的外衣，就可能更有成效地追捕这种动物。他们在七周之内只走了一百三十英里，平均每天行进约一点五英里。

探险一次接着一次，领军人物似乎总拗着那么一股劲儿，无法理性地为自己安排给养，几近滑稽。1817年，地区测量主任约翰·奥克斯利领导了一次五个月的考察，勘测拉克伦河和麦夸里河，却只带了一百发子弹——一支枪一天打一发都不够——而且基本没带任何备用的马掌和钉子。早期探险者的这种无能对原住民来说是件有着持久吸引力的事情，他们常跑来观看。“我们乱糟糟的样子成为他们嘲笑取乐的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某位记录人郁闷地写道。

1860年，伯克和威尔斯又大大咧咧地重蹈覆辙。他们显然是澳大利亚最出名的探险者，对跖地刘易斯和克拉克[13]式的人物，这多少有点儿稀奇，因为他俩的远征基本上没什么成就，花了很多钱，到头来还是以悲剧收场。

他们的任务很直截了当：从南海岸的墨尔本出发，寻找直通遥远北方的卡奔塔利亚湾的路径。那时候，墨尔本比悉尼大得多，是英帝国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最与世隔绝的城市之一。从墨尔本往伦敦传递消息并得到回音，要花去四个月的光景，有时候时间更长。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州自然科学院决定发起一次远征，找寻路径穿越“可怖的空白”——这是对内陆有点诗意的叫法——并凭此建立一条电报线路，先把澳大利亚和东印度连接起来，然后再通向世界。

他们选择的领导人是个爱尔兰警察，名叫罗伯特·欧哈拉·伯克，他从未见过真正的内陆，甚至在有人居住的区域都会迷路的本事还挺出名，对探险和科学也一无所知。勘测员则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医生，名叫威廉·约翰·威尔斯，他有资格担当该项任务的原因，似乎主要是因为他拥有受人尊敬的出身背景和乐意到外面走一遭的愿望。即便如此，他们还有一个大大的加分项——两人都是美男子。

尽管到了这个时代，远征内陆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但这一次却让大众浮想联翩。1860年8月19日，北部探险大远征开始的时候，上万个人排着队离开墨尔本。这队人马浩荡难驭，从清晨折腾到下午四点，队伍才刚刚走起来。在物品当中，伯克认为远征中需要的是一面中国铜锣，一只文具柜，一张配有相称凳子的沉重的木头桌子和给牲口擦洗梳毛的工具。用历史学家格伦·麦克拉伦的话说，这些工具“质量好到足以把他的马儿和骆驼整饬得可以去参加农业协会举办的展示比赛”。

这批人几乎马上就开始有了口角。没过几天，就有六人退出队伍，在前往梅宁迪的沿途中一路丢他们觉得自己不再需要的给养，其中包括一千五百磅(让我重复一遍，一千五百磅!)的糖。他们几乎每件事情都做错了。他们不听建议，定的出行时间不妥，得在炎炎夏日完成大部分最艰难的行程。

带着这么沉重的负担，他们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才走完四百英里久经车马踩踏的小道，到达梅宁迪——在正常情况下，从墨尔本寄出的信件两周就到了。在梅宁迪，他们享受梅登斯旅馆里简约的舒适生活，休养马匹，重整给养，于10月19日出发，走进那片他们觉得可怖得超乎想象的空白之中——这是外部世界的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伯克和威尔斯。

在荒漠中有所进展都是艰难而缓慢的。到了12月，他们到达一个叫作库珀溪的地方——此地不过刚刚越过昆士兰州边界，他们只行进了区区四百英里。伯克恼羞成怒，决定带三个人——威尔斯、查尔斯·格雷和约翰·金——突击冲向海湾。他盘算轻装上阵的话能在两个月之内来回。他留下四个人维护大本营，关照他们在原地等待三个月，以防他们有所拖延。

这一次旅程比他们料想的艰难许多。白天，温度通常上升到超过一百四十华氏度[14]。他们花了两个月而不是一个月的时间才穿过内陆，最终抵达目的地时也颇为扫兴：沿着海岸有一带红树林挡住去路，他们到不了甚至都看不见大海，但他们仍旧成功地完成了首次大陆穿越。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消耗了了三分之二的粮秣。

结局是他们在回程途中没有了吃的，几乎饿死。一天，队伍当中最身强体壮的查尔斯·格雷跌倒在地死掉了，这让他们惊恐万分。剩下的三个人衣衫褴褛，神志昏乱，继续跋涉。最后，在1861年4月21日的傍晚时分，他们蹒跚着进入大本营，发现之前留下的四个人在等待了四个月之后正好于当日离去。一棵澳洲胶树上刻着消息：

挖掘

西北3英尺处

1861年4月21日

他们挖了，找到一丁点儿日需口粮还有一条信息，告诉他们已然清楚明了的痛苦事实——大本营的人马已经放弃留守并悄然离去。他们孤独凄凉，筋疲力尽，吃了点东西，睡觉去了。早上，他们写了个消息说明自己安全返回，并仔仔细细地把它埋进密匣——事实上，他们太细致了，使得某位留守大本营的人员那天回到营地看最后一眼的时候，根本没发现他们曾经挖出密匣并再次离开的一丝迹象。如果他知道了，他就会发现他们就在不远处，正步履维艰地走在岩石嶙峋的大地上，无望地希冀自己能够到达一百五十英里之外的警察哨所。那地方的名字叫作无望山。

伯克和威尔斯死在了荒漠里，那里距无望山还很遥远。金被原住民所救，他们照顾了他两个月，直到他被搜寻小组解救。

同时，在墨尔本，大家还在等待英雄队伍的凯旋，所以探险队惨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整队探险人马烟消云散，”墨尔本报纸《世纪报》以坦率的惊诧口吻报道说，“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正在归途，一个人已经来到墨尔本，而另一个动身去了阿德莱德……照这样来看，整个远征从头到尾是一场耗时长久的错误”。

最终的账单计算出来，整个事情的花销，包括搜索伯克和威尔斯尸首的费用在内，差不多六万英镑，比斯坦利[15]在非洲取得更多成就所用花费还多。

即便到了现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荒凉状况仍旧触目惊心。我们经过的区域按官方的说法只不过是“半荒漠”，不过已经是我平生仅见的荒芜之地了。每隔二十或二十五公里就会出现一条土路和一个孤零零的邮箱，表明这是一处看不见踪影的牧羊场或放牛场。有一回，一辆轻型卡车以玩命的速度颠簸蹦跳着飞驰而过，向我们抛撒车上装载的砂砾，还弄得我们沾了一身红土跑了半英里。不过，除此之外，另外一样活泼的东西就只有在用木排铺的路上无休无止狂乱晃动的车轴了。下午三四点我们到达白崖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仿佛在水泥搅拌机里待了一天。

今天，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万里无云天空下的白崖——这一小块的聚居地——曾经是个繁荣市镇，有近四千五百人口，一座医院，一份报纸，一家图书馆以及一个包罗了综合商店、旅馆、饭店、妓院和赌场的繁华中心区。今天的白崖中心区有一家酒吧，一个自助洗衣店，一家蛋白石商店和一个贩卖杂货、供应咖啡的加油站，常住人口大约为八十人。他们在这由燥热和尘土组成的百无聊赖的世界里生息。如果你正在寻找具有坚忍精神的人去火星殖民，那请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由于炎热，镇上大多数房屋都藏在两座被晒得发白的小山的山坡里——这山也就是本镇得名的由来。这些住宅之中最张狂的要数深挖洞的地下汽车旅馆了，它已经成为吸引那些相对较少的游客冒险深入此地的主要理由。它是一座深深嵌入史密斯山山侧岩石的综合性建筑，有二十六个房间。在这建筑的岩石地道网里漫步，仿佛走进一部早期的詹姆斯·邦德电影——就是在这样的地下工事里，SMERSH间谍组织[16]忠实的部下正在准备借助巨型磁铁用融化南极洲或劫持白宫的手段上台统治世界。掘地三尺的好处在你走进去的一刹那就明了了——这里的温度常年维持在六十七华氏度[17]。房间非常好，除了四壁和天花板像洞穴且无窗之外，一切相当正常。照明关掉的时候，世界只剩下黑暗和静默。

我不知道你得花多少钱才能说服我在白崖落地生根——我寻思得有小几千万亿吧——但是那天傍晚，当我们和老板利昂·霍恩一起坐在汽车旅馆高高在上的花园露台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傍晚蹑着手脚降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讨要的费用有很大的谈判余地。我正要开口问利昂——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而且我猜，他也喜欢城市生活——是什么让他和他那位可人的妻子玛吉留在了这个偏僻荒凉的边远之地，即便去一趟超市都要在车辙遍地、尘土飞扬的高速路上来回花上六个小时，可我还没说话就发生了一桩不凡之事。袋鼠跳跃着进入前方那一片空阔土地中，别有风姿地啃吃着草叶，太阳一纵身坠到了地平线上，像缚在钢丝上降下来的舞台道具——就在我们面前，西方高远的天空铺陈开万紫千红：光亮的粉，深沉的紫，纯正猩红张扬的旗帜。一切景物都展现为你无法想象的比例大小，因为在我们与地平线之间这可见的四十英里荒漠中没有一丝干扰之物。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最明艳夺目的日落。

“我三十年前到这里给牧羊场修建水库，”利昂说，仿佛料到了我心存的疑惑，“一点儿都没想过要待下来，但这地方不知怎么就抓住你不放了。比如，我发现我很难放弃这些日落。”

正在我点头称是的时候，他起身接电话去了。

“以前甚至还要美好，曾经啊，很久以前咯，”丽莎说，“都是过度放牧的恶果啊。”

“这儿吗？还是四处都是？”

“四处都是——嗯，差不多吧。19世纪90年代曾有过一次真正厉害的干旱。他们说大地从没真正缓过劲来，可能再也缓不过来了。”

后来，史蒂夫、特雷弗和我走下山，去本地的白崖旅馆，小镇的吸引力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白崖是我到过的酒吧中不错的一家。不是说外表，因为澳大利亚乡间的酒吧差不多总是朴素无华、讲究实用的地方，有着铺油地毡的地面、多层胶合材料的桌椅台面和玻璃门的冷柜，但那其中的气氛是欢愉的。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店主格雷厄姆·韦林斯，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握起手来坚实有力，梳着那种受女戏迷欢迎的男明星的发型，而且有本事让你觉得他在这里落户就是希望某天有你这样的人物会偶然到访。

我问他是什么把他带到了白崖。“我曾经是个游走四方的剪羊毛人，”他说，“1959年我到这里剪羊毛，就再也没离开过。那时候，这里可比现在偏远许多，花了我们八个钟头才从布罗肯希尔到这儿，当时的路就有那么糟糕哦。现在三个钟头就够了。我们闯进来喝杯凉啤酒喘口气，当然啦，那时候还没有冷柜。啤酒就是室温，而室温呢，是一百一十华氏度[18]。当然也没有空调，根本没有电，除非你有自己的发电机。”

“那么白崖什么时候才通上电的？”

他想了一下：“1993年。”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时候？”

“也就大概五年以前。现在，我们也有电视了，”他突然满腔热情地添了一句，“两年前有的。”

他抓过一只遥控器，把它对准挂在墙上的电视机。电视机预热、启动，他把他们有的三个频道开了一遍，每开一个台他就转向我们，脸上的表情分明示意要我们大吃一惊地表达出艳羡之意。我曾经到过人们仍旧坐马车、用叉子拢干草的国家，曾经到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够在假日酒店住一个周末的国家，但还没有在哪个地方被人示意需要对电视机表达一下惊叹之情。

他关掉电视，把遥控器放回架子，仿佛那是一件珍贵的圣物。

“没错，那时可是另一个世界啊。”他若有所思地说。

我心想，现在还是恍如隔世呢。

第三章

早晨，史蒂夫和丽莎送我们沿着那条孤零零的土路返回威尔坎尼亚平整的高速公路，我们在那里分道扬镳——他们往左去梅宁迪，我和特雷弗则向右，沿着一条空荡荡且笔直的高速公路驶往一百九十七公里之外的布罗肯希尔。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不大规整的大圆圈。

我们在布罗肯希尔待一个下午，四处看看打发时间。我们开车出城去锡尔弗顿，那里曾是个喧闹的矿工小镇，如今基本废弃了，只有一个大酒吧还在，但据说那是澳大利亚被拍摄得最多的地方。然而这并不代表那酒吧有什么超群特殊之处，不过是因为它看起来处于一片蛮荒之中，而实际上却可十分便宜地利用到布罗肯希尔的空调设施。它曾一百四十二次成为电影拍摄场景——《爱丽斯泉城》《冲锋飞车队》以及现有的每一条澳大利亚啤酒广告。显然，它如今就靠着电影人和我们这种零星散客的造访过日子呢。

布罗肯希尔也有过困难时期。即便按澳大利亚标准，它也很偏远。这里距作出所有决定的州府悉尼有一千一百七十公里之遥，当地人自觉遭受忽视，这种思维倾向完全可以理解。20世纪50年代距现在不算远，当时的人口数量是三万五千人，现在则只剩两万三千人了。布罗肯希尔的历史可追溯至1885年，一位巡视检修牧场栅栏的骑手偶然发现了一脉藏量可观的银锌铅矿。一夜之间，布罗肯希尔繁荣兴旺起来，并催生了布罗肯希尔公司，一路助其成长为当今澳大利亚最有实力的工业巨人。

布罗肯希尔在1893年达到顶峰，当地有十六个矿，雇用了八千七百名矿工。而今天，这里只有一个矿和七百名工人了。这是当地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即便如此，这一个矿出产的矿石比鼎盛时期全部十六个矿的总产量还要大。其中的差别就是，从前成千上万的男人在狭小的坑井爬进爬出，今天则是几名带着炸药的工程师炸开一个教堂模样的洞穴——高至三百英尺，有足球场般大小——当尘埃落定，耳际的嗡嗡声渐渐消弭，一队驾驶巨型推土机的工人径直进来铲起所有的矿石。这般做法效率奇高，只消十来年，所有的矿石就都没了，那时布罗肯希尔会变成何种模样，谁都猜得到。

同时，这是个不错的小镇，带着纷纷扰扰的繁荣气息，让人想起20世纪40年代杰米·斯图尔特或狄安娜·德宾主演的好莱坞电影中曾出现过的某一帧远景。布罗肯希尔主街道的两边是典丽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稍稍带点儿恣意的繁华。我和特雷弗想找点儿喝的，斗胆进了众多气势不凡的酒店中的某一间——我得说明一下，“酒店”在澳大利亚可以指代很多处所，包括旅馆、酒吧，兼做酒吧生意的旅馆——这种大酒店差不多每个街角都有。这一家名叫马里奥皇宫酒店，从外面看非常富丽堂皇——它占了半个街区，全景式大阳台上使用了大量精细而繁复的铁艺装饰——但实际上里面昏沉幽暗，散发着一股霉味。吧台看上去在营业——角落里，设置在静音状态的电视机开着，各种招牌也亮着灯——但没有人当班，周围也没有人声。吧台过去是几间大屋子——一个舞厅，一个餐厅，或者还有一个舞厅吧——看上去统统像是1953年花了大价钱装修后就从没使用过一样。

一扇门通向有巨型楼梯的门厅，从地面到高高在上的屋顶有整整三个楼层，楼梯井的墙壁由木条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块，某位艺术家在每个块里——有好几十块哪——都做了壁画，有的有数英尺宽，有的尺幅则小许多。这些画合起来组成一幅理想化的浪漫图景：一群群的袋鼠在溪流边饮水，或是身背行囊流浪四方的人在一棵孤零零的澳洲胶树旁相聚。想不承认这些画矫情都不成，即便如此，它们依旧迷人。这画手还真的挺有天分。我们不由自主地慢慢走上楼梯，被画儿吸引着，静静地从这一幅看到下一幅。

“不错，是吧？”一分钟后传来了人声，我们转过身，只见一个年轻人抬头看着我们，他显然并没有因为我们不请自来地深入他的房子而坏了心情。他正用布头擦前臂，似乎刚刚做了什么大活计，比如把一个大锅子彻底清洗了一下之类。

“这是一个名叫戈登·韦伊的原住民画的，”他接着说，“极好的一组画。他根本没打什么草稿，也没什么预设的计划。他拿起颜料和画笔，就径直画出来了。一天结束，就画好一幅。然后他跟老板结账走人，就动身去游荡，你知道的哦。过段时间呢——也许一两个星期，也许几个月吧——他会回来，再画一幅，收些钞票，又走掉，直到最后他完成了所有的画儿。然后他就永远消失不见了。”

“他后来如何呢？”

“不清楚了。我觉得没人知道。你们从哪儿来？”

“美国和英国。”我说，指了自己又指特雷弗。

“大老远来的。那么，我想你们要来杯冰啤吧。”

我们跟着他进了吧台，他给我们倒了大杯的维多利亚苦啤。

“很好的酒店。”我口是心非地说。

他看着我，有点儿疑惑：“那么，你想要的话就能要了它。这酒店挂了牌子卖呢。”

“哦，是吗？多少钱？”

“一百七十五万块。”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那可是一大笔钱啊。”

他露出赞同的神情：“比这附近的大多数人付得起的要多，这是肯定的。”接着，他抱着一个箱子闪进身后的门里，消失了。

我们还想再和他聊聊天，几分钟之后我们也还想再来杯啤酒，可他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上了一周两班开往珀斯的印度-太平洋列车，开始了第二段旅程。在火车上清凉宜人的酒吧里，我和特雷弗摊开澳大利亚地图，诧异地发现我俩前几天耗了那么多时间开车踏过的土地不过是一小星儿——实际上差不多就是澳大利亚这张大脸上的一块雀斑罢了。这个国家真大，在到珀斯之前，列车还要前行三千两百二十七公里呀。无事可做，还是坐坐好，享受享受吧。

经历了内陆的炙热与尘土，我很高兴又回到了火车这个干净规整的世界，带着感恩之心饶有趣味地过起了舒缓且按部就班的日子。我觉得，车旅生活难有与之匹敌之物。早晨的某个时刻，大约在你出去吃早饭的时候，床神奇地消失进了墙壁里。傍晚呢，床又出现了，清清爽爽地铺好了干净床单，一样的神奇。一天三次，你被叫到餐车去，和善殷勤的服务员端上绝对值得称赞一番的饭食。这三餐之间的时间，无事可做，就坐着读读书，看看在眼前铺展开的无穷无尽的风景，或者拜访一个住在邻近的旅客。特雷弗因为年轻，充满了活力，又莫名其妙没有带上我的某本著作来消遣时日，就按捺不住了，他感觉自己被关进了囚笼。而我则优哉游哉，纵情于这不要不求的一分一秒之中。

生活有人照料，又没啥重要事务需要斟酌取舍，你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完全全沉溺在那些全凭自己作主的细枝末节当中——是现在就去洗晨浴还是过一会儿再去呢？是从椅子上起身去再给自己倒杯免费茶水还是狠狠心来一瓶维多利亚苦啤呢？是溜达着回自己的隔间去取忘了拿的书还是就座看风景，寻鸸鹋和袋鼠的身影呢？如果这听上去像是过活死人的日子，那你可别被误导了哟。我正享受着人生哪。在火车上待那么长一段时间，这其中有某种妙不可言的宁静祥和之气。你仿佛得了一个预习的机会，瞅瞅耄耋之年是什么光景。八十岁老人乐在其中的所有事情——似看非看地望着窗外，昏昏然在扶手椅上打盹，哪个傻瓜蛋坐在他们身边就叫他无聊厌烦得抹脖子上吊——对我来说有一种特别珍视的意义。这就是生活!

我们的新旅伴似乎是一群精神更加充沛的人。菲尔是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的版画复制匠人；罗丝和比尔这对安静甜蜜的英格兰夫妇正要去看望在卡尔古利当开矿工程师的儿子；中立湾一家草地保龄球俱乐部的三个白头发家伙喝起酒来像离船登岸度假的水手；还有一位似乎没人知道她姓名的奇女子，瘦得像柴耙，香烟不离口，永远醉得摇摇晃晃，不管对她说什么样的轻松现成话——“早上好!”“睡得好吗？”“我叫比尔，这是特雷弗。”——她一律大喊一声：“是啊!”接着便癫狂地长笑一声，嘬一口红葡萄酒。在这样一群人中间，傍晚时分就会恰如其分地欢闹起来，于是，我在这些时候所写下的笔记就写在纸板火柴和啤酒垫托的背面了，一定程度表现了在微醉状态下的语无伦次(“G.在男厕所被骆驼攻击。爱丽斯泉1947——太棒了!!!”)。尽管如此，那段时光回想起来还是过得快活，当然咯，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

从布罗肯希尔出发第二天，我们进入了浩大的纳拉伯平原。许多人，甚至澳大利亚人，都以为“纳拉伯平原”是原住民语，但它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太纯正的拉丁语，字面意思是“没有树”，这个名字太确切不过了。上千英里的土地，地表平展得像一片静穆的海洋，是一成不变的荒凉——只有那似在燃烧的红土，一丛丛一簇簇的银叶相思树和三齿稃，疏疏落落的坏牙色岩石。在四倍于比利时大小的土地上，没有一片阴凉。这是地球上最险恶的一片土地。

刚吃过早饭，我们进入了世界上最长的一段笔直铁轨，全长共二百九十七英里，连一点走偏的迹象都没有。九十点钟，我们进入库克——与这个居民点相比，白崖还算交通方便、温文尔雅。库克距东西两向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镇都有五百英里，距南边最近的平整高速公路一百英里，往北则要超过一千英里才有通路。这里一共有四十名居民，其存在只为了给经过的火车供水、加油，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铁轨边立着一块牌子，上书“向前八百六十二公里均无食无油”——这意思真吓人，怎么这个样子？

我们要在库克等两个小时——天知道时间为什么这么长——大家都可以下车逛逛。这蛮不错，走动的时候不用像在火车上，走几步路就得靠着墙稳住平衡了，但库克的恐怖也在即刻之间让人腻烦了。一座兼有邮局功能的火车站，二十来间建在满是尘土的地面上的预制装配式平房，一家货架上基本没啥东西的小店，一家关了门的社区中心，一所没有人的学校(此时正值暑假)，一个小型露天游泳池(也不营业)，还有一个简便机场，风向带软沓沓地没精打采。除此之外，这里什么都没有。酷热难当，荒漠像洪水，从四面八方困住了小镇。

我拿着一幅澳大利亚地图站在那里，打量着这片旷野，思忖这让人想不大明白的处境：倘若自己自此徒步北去，要走一千一百英里之后才能到达一片铺筑平整的路面呢。这时，特雷弗小跑着过来，告诉我说我俩被允许在火车头上待一个小时以方便他拍些照片。这是少见的优待，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就在火车重新上路之前一刻，我们和两名换班的司机诺埃尔·科德、肖恩·威利斯一起爬上机车，他们将一路开着火车去往卡尔古利。

他俩都三十岁左右，亲切友善，悠闲懒散。他们的驾驶室整洁舒适，即便很高科技，也显得挺朴实。这里主要放置了一个有很多开关按钮的复杂控制台，三台短波电台，两个电脑显示屏，但也摆了一些提高生活质量的家庭用品，比如烧水用的水壶、小容量的冰箱和烹饪用的电热炉。科德准备开车。他旋动两三个开关，把变速杆推了一英寸，我们就开动了。只过了两三分钟，我们就达到了每小时一百公里的巡行速度。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害怕碰了什么东西并因此让大家上晚间新闻，目视正前方，趣味盎然地享受这一新鲜视角。在无边无际的纳拉伯平原之上，前路是怎样一番景象啊!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单线铁轨，两条平行的闪亮钢条，直挺挺的，在阳光下闪着令人厌烦的光，中间镶嵌着一根根无穷无尽的混凝土枕木。在异常遥远的天际线附近，这两条发光的钢线于那闪闪烁烁的灭点交会，无穷无尽，一成不变。我们吞着枕木向前进，但不管我们向前多少，那灭点一直留在远处。你盯着它看——好吧，我盯着它看——肯定会头痛。

“离下一个拐弯有多远？”我问。

“三百六十公里。”威利斯回答。

“你就不会发疯吗？”

“不会。”他们异口同声，而且显然答得很诚恳。

“你们见过啥东西能打破这一成不变的局面吗，动物或者其他东西？”

“一些袋鼠，”科德说，“一只骆驼，时不时吧。有时候，骑摩托车的。”

“真的？”

“绝对。”他指了指沿铁轨伴行用以养护线路的一条粗糙土路。“不知什么原因，在日本人之间挺流行呢。可能跟他们加入俱乐部或啥其他东西有关。”

“上回我们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拦路呢。”威利斯主动说道。

“不开玩笑？”

“一个日本人。”

“他没事儿吧？”

“你问我他是不是脑筋错乱？但他看上去没事儿。他挥手了。”

“外面是不是非常非常危险？”

“不是——只要你沿着铁路就行。每周有五六十列火车在这条线上跑，如果你有麻烦，没人会抛你在外面，自己扬长而去的。”

我们到达一个叫迪金的会车线，印度-太平洋线火车要在那里驶入，侧线让一辆货运列车通过，我和特雷弗也要在那里回到旅客车厢去。我们跳下机车，沿着火车快步走向车厢。(相信我，如果你在荒漠中一列发动机隆隆的火车外面的话，也会走得很快的。)在第一节旅客车厢门口，列车长大卫·古德温正等着我们呢。

他帮我们爬上火车——如果没有站台，上火车可有点难度——我们差不多是半翻跌着进去的。我抬起头，猛然发觉我们正在那锁起的车厢里。我这一生从没感觉这样被人死盯着不放过。我们跟着大卫穿过两节硬座车厢，一百二十四双凹陷的眼睛怒冲冲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这就是那些没有餐车，没有雅座酒吧，晚上没有暖和舒适的铺位可以爬进去睡觉的人。他们离开悉尼，不歪不斜地坐了两天火车了，还有二十四小时才到珀斯呢。如果没有列车长护送，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了。

我们在晨曦初现的时候到达珀斯。走下火车，我们很高兴又回到了坚实的土地上，忘乎所以地欣喜于自己的成就。我知道，这无非也就是要求我们消极地坐上七十二小时，但我们还是做成了许许多多澳大利亚人都从没做成的事情——横穿澳大利亚。

得到的结论呢，是老调重弹的现成话，但澳大利亚真的幅员辽阔。只有老天才晓得那儿为什么那么辽阔!而在这幅员辽阔的土地之间，居然还存在的那种难以置信的荒凉。澳大利亚的五百英里跟其他地方的五百英里不一样，赏鉴它的唯一途径就是从地面穿越整个国家。

我等不及了，我要去更深度地观光赏景呀!

[1]　Down Under，澳大利亚的别称。(本书中的注释，除作者原注以外，未有特别说明的均为译者注。)

[2]　摄制于1966年到1968年间的澳大利亚儿童电视剧，曾输出到多个国家，在美国和加拿大尤其受到观众欢迎。

[3]　Errol Flynn(1909—1959)，澳大利亚男演员，曾在好莱坞发展。

[4]　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原译科学论派，1952年创立，是一个以知识为根据的教派，宣称能使信从者发挥人的最大潜能。

[5]　有趣的是，似乎没有澳大利亚报纸报道这个故事，《纽约时报》也没再有后续报道，所以荒漠中发生的事情仍旧是个谜。奥姆真理教在1994年8月出售了这片荒漠中的地产，此时距神秘爆炸发生还有十五个月。又过了七个月，臭名昭著的东京地铁沙林袭击事件发生。是否有政府调查机构在班加旺牧羊场附近采取明确措施探测辐射强度，亦没有报道。——作者原注

[6]　Uluru，乌鲁鲁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对这块巨石的称呼。探险家在澳大利亚发现巨石后，将其命名为“艾尔斯岩”，但现在澳大利亚人都喜欢称它为“乌鲁鲁”。

[7]　这个说法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本书作者更想借这个记述表明以下几点：他并没有戴眼镜；他信任他的东道主；他正扫视广阔的海域，观察有无鲨鱼出没；而且他还自始至终努力克制着别在自己的裤子里拉块大墙砖。——作者原注

[8]　除非特别提及，所有的货币单位元均指澳元。在2000年初，1美元约合1.5澳元。

[9]　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剧作家、演员和作曲家，擅长写风俗喜剧。

[10]　台风在澳大利亚被称作畏来风。

[11]　Paul Hogan(1940—)，澳大利亚演员，曾出演《鳄鱼邓迪》，并凭借该片获得金球奖最佳喜剧男主角奖。文中提到的装扮，正是邓迪的标志性装束。

[12]　相当于二十八摄氏度。

[13]　Lewis & Clark，美国的两位著名探险家，曾率探险队进行首次直达太平洋西北岸横贯美洲大陆的考察(1804—1806)。

[14]　相当于六十摄氏度。

[15]　Stanley, Henry Morton(1841—1904)，英国探险家，多次到非洲探险并考察刚果地理，著有《穿过黑暗大陆》等。

[16]　007电影中的苏联军方反间谍组织。

[17]　相当于十九摄氏度。

[18]　相当于四十三摄氏度。

第二部分 文明澳大利亚

[回力镖海岸[1]]

第四章

一

你不会想到，像澳大利亚这样本该举世瞩目的地方居然能逃出世界的目光，直到近代才有人关注。但事情就是这样，它就是游离在人们视线之外。从悉尼建城往前追溯不过二十年，世上之人就不知道这块大陆了。

探险者们差不多用了三百年寻找猜想中的南方大陆，即未知奥大利斯地[2]——一块至少基本上与覆盖北半球的所有陆地大小相当的广袤大地。每一次，下面的两种情况总归必居其一：要么他们找到了却不自知，要么他们根本就没找着。

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路易斯·瓦埃兹·德·托雷斯从南美出发横越太平洋，直接进入分隔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狭窄水道(现在称作托雷斯海峡)，却一点儿都没想到自己这番航行差不多就跟穿过针鼻没两样。三十六年之后，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受命寻找传说中的南方之地，沿着澳大利亚南海岸航行了两千英里，没有勘探出左手边的地平线外就卧着一大块实实在在的陆地。最终，他撞上了塔斯马尼亚岛(他使用自己荷兰东印度公司上司的名字，将它称为“范迪门领地”)，然后继续向前发现了新西兰和斐济，不过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航行。在新西兰，毛利人抓住他的一些随从吃掉了——这种事情可不像报告里看上去那么无痛不痒——他在财富之路上没找到任何东西。回家途中，他看着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从眼前掠过，可他兀自灰心丧气，判定它无足轻重，就这么开船走掉了。

这不是说澳大利亚从来没感受过欧洲人的脚步。从17世纪早期开始，就不时有航海者在北部或西部海岸停船，往往都是因为搁浅的缘故。这些早期访客在地图上留下了一些名字——卢因角、丹皮尔群岛、阿布罗柳斯群岛——却觉得没任何理由在这片贫瘠的空白之地流连，就又上路了。他们知道此处有陆地——可能是一个像新几内亚那样较大的岛，也可能是像东印度群岛那样的一群小岛屿——他们将这块边界不明的地方称为新荷兰，可没有人等同视之为求索多年的南方大陆。

由于这些到访的随机性和随意性，没有人知道澳大利亚第一次受到欧洲人的关注是什么时候。最早有记载的到访是1606年，一队由某个叫威廉·扬斯或扬松的人率领的水手在北方草草登岸(旋即在雹子般落下的原住民的长矛中撤退)，但是很明显，还有人更早到达此地。1916年，西北海岸的臼炮岛发现了一对葡萄牙火炮，判断其年代应早于1525年。留下它们的人应当属于最早离家远游至此的欧洲人，不过人们却对这次划时代的到访一无所知。更引人入胜的是一张大约在同一时期绘制的地图，由某位葡萄牙人所绘，图上不仅在澳大利亚的位置上标有一块庞大陆地，而且明显透露着对澳大利亚东海岸那种参差凹凸的熟稔——这可是据称还要再过两个半世纪才为人所认知的。

所以，1770年4月，当詹姆斯·库克上尉和他的人马在“奋进号”上看见澳大利亚东南角并沿海岸向北上溯一千八百英里的时候，也就说不上是什么发现了，不过是一次证实而已。

虽然库克的航行毫无疑问是宏大英伟之举，但它最初的目的却是平凡世俗的。他受命越过半个地球去塔希提岛观测金星凌日。这项观测的结果，与同一时刻在其他地方所做观测的结果一起，将使天文学家得以计算出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它的程序并不是特别复杂，不过测量准确却很重要。八年前出现凌日奇观的时候，人们所做的尝试就失败了，而下一次出现这种天象则要再等上一百零五年。科学和库克都鸿运当头，那天天空晴朗，观测不费周章。

现在库克可以抽身去完成任务的第二部分了——发现南方海洋中的陆地，带着任意看起来有益科学的东西回家。为了这个目的，他带了一位又出色又富有的青年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但如果把班克斯说成是一名一心一意的采集者，可就是轻描淡写、滑稽可笑了。在“奋进号”为时三年的航程中，他聚起了三万枚左右的标本，其中包括至少一千四百种以前从未见过的植物——一举将世界已知植物的种类扩大了约四分之一。班克斯带回了这么多物品，使得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所有的抽屉都摆满了东西，等着在两百二十年后分门别类。这次航行还做到了首次成功环绕新西兰一周，确认其是两个岛屿，而并不像塔斯曼的乐观结论那样，是传说中的南方大陆的一部分。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次不错的航行，我们可以想见“奋进号”最终掉头回家的时候，船上是一种心满意足的气氛。

所以，1770年4月19日，从新西兰出发三周之后，当扎卡里·希克斯上尉看到澳大利亚最东南的一片犄角，大喊一声“啊嗬，陆地啊!”的时候，“奋进号”和它的船员们已经接二连三地交过不少好运了。库克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希克斯点(现在称为埃弗拉德角)，便指挥船只北上。

他们发现的陆地不但比想象中巨大，而且更加令人期待。比起记述中的新荷兰其他地方，东海岸从头到尾的水域都更丰饶，港口和锚地的先天条件都更出色。库克写道，它展示出一片“非常富饶宜人的景象……有小丘、山脉、平原、山谷和一些草场，但大部分地区……为树木所覆盖”。这与其他人遇到的那片贫瘠野蛮的荒原截然不同。

他们花了四个月沿海岸北进。他们在库克命名博特尼湾的地方歇过脚，在大堡礁遭受重创搁浅了。最终，在做了一些紧急维修之后，他们绕过了大陆最北端的约克角。8月21日傍晚，几乎是凭空闪出的念头，库克走到岸上，在他称之为占领岛的地方插下一面旗帜，将东海岸宣布为大不列颠的疆土。

这对库克这样的人来说，可是一项非同凡响的成就。他生于内陆约克郡，是个工人的儿子，十八岁前从未到过海边，到了二十七岁这样老大不小的年纪也不过才当了十三年的海军。在更为宏大的航海之旅中，他还将两次回到太平洋——下一回他将航行七万英里——直至1779年在夏威夷某海滩被原住民杀害(可能还被吃掉了)。库克是一位卓越的航海家，勤恳尽责的观察员，但他在自己第一次航海的过程中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把澳大利亚的雨季当作了旱季，从而得出了有违事实的结论，说这个国家气候宜人。

当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决定需要新的地方输送己所不欲的东西，因此一门心思朝澳大利亚而来的时候，这种误解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显然，他们在作出决定之前并没有进行任何踏勘。当亚瑟·菲利普船长率领一队十一艘船只——此后被虔敬地称为“第一舰队”——于1787年5月从朴次茅斯启航的时候，他和他管辖的一千五百多人正是要去那个遥远得一塌糊涂、陌生得不知所以的地方建立殖民地，那儿十七年前才有人去过一趟，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一张欧洲人的面孔了。

从来没有这么一大批人远途迁徙这么长的距离——而且所有人都是要被监禁起来的。按照现代标准(实际上按任何标准)，他们遭受的惩罚有失公允得荒唐可笑。大多数人都是关不了几天的小盗小贼。英国此举不是打算摆脱危险的罪犯，而更旨在降低某个下等阶层的比例。这批人都是因为偷了不值钱的小东西才被送到地球尽头去的。一个出名的倒霉蛋拿了十二根黄瓜苗就被逮住了；另一个则傻兮兮地从人家兜里掏了本《蒸蒸日上多巴哥岛简述》。大多数犯人不是铤而走险了一把，就是没能在诱惑面前把握住自己。

一般说来，“流放”期限为七年，但由于没有预作他们返回故国的安排，也几乎没人能期望攒够旅费，所以去澳大利亚实质上就是判了终身的刑罚。不过那时候可是律令严苛的年代。到18世纪晚期，英国法令书沉甸甸地写满了要判死刑的罪行，两百种行为中沾了任何一种就能把你吊死，其中，“扮演埃及人”这条就挺出名的。在这种情况下，流放是一条颇仁慈的出路了。

始自朴次茅斯的航程花了两百五十二天(天哪，八个月)，经过了一万五千英里的公海。(严格说来不必走这么长的距离，但他们为了利用顺风，来回横渡大西洋两次。)当他们到达博特尼湾的时候，这才发现这里和自己被诱导着期待的样子不一样，这里根本不是一个适宜生活的避难之地。没遮没挡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一个危险的泊地，他们突袭上岸找粮草，却只能看见蚋和沼泽。“至于库克先生提及博特尼湾附近的天然水草地，我们无话可说。”队伍中一个大惑不解的人写道。库克的描述使此处听起来差不多就像一处英格兰的乡间田园——一个你可以在草坪上打点儿槌球、享受野餐的地方。显然，他见到的是另一个季节的景象。

当他们立在当地观察不尽如人意的周遭，却发生了一件澳大利亚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巧事。东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两艘船，来到海湾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的指挥官是和蔼可亲的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德·拉佩鲁兹伯爵，他正率人环太平洋做为期两年的探险航行。如果拉佩鲁兹快那么一点点，他就有可能将澳大利亚宣布为法兰西所有，把这个国家从两百年的英式烹调饮食方式中解救出来。但是，他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优雅，接受了自己的登陆时间晚于他人的遗憾。在听到解释说菲利普和他的手下航行一万五千英里只是为了建造一个监狱关押一些偷窃了花边饰带、几根黄瓜苗和一本有关多巴哥的书的人后，拉佩鲁兹流露出的表情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具意义的面容了。但其实呢，关于他那时的表情就是没有一点儿记载。不管怎么说，他在博特尼湾稳稳当当地休整之后就离开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没多久，他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之外的海面上遭遇风暴，两艘船和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失踪了。

与此同时，菲利普正在寻找一处环境更加温和的地方。他沿海岸北上到另一处库克提到过却没有勘查过的水湾，并冒险穿过了形成湾口的沙岩岬角。他在那里发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港之一——就在今天被称为“环形码头”的地方，他抛锚泊船，建立了城市。那是1788年1月26日。后来，这一天变得永垂不朽，成了澳大利亚国庆节。

在澳大利亚早年的诸多细小有趣的谜团当中，这许多地名从何而来就是其中一二。库克把东海岸称作新南威尔士，现在就没人知道那是为什么。他意图表明这里将会成为一个崭新的南方威尔士吗，还是仅仅是威尔士南部的翻版呢？现在没人说得清。可以肯定的是，他与那个青翠碧绿的地方之间没有明确已知的往来。南方没有，其他方向也没有。

于此，仿佛“悉尼”也是个让人好奇的称呼。菲利普只打算把这个名字用在小海湾身上。他准备将这个城镇唤作阿尔比恩，不过这个名字从来没派上用场。我们知道悉尼这名是根据谁的名字定的——托马斯·汤曾德，一等悉尼男爵，当时的内政和殖民地事务大臣，因而也是菲利普的顶头上司。我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汤曾德在他受封的时候选择悉尼作为他的称号。其中的缘由随他一起逝去，而且这个称号也没再维持多久，因为1890年便没有了合法继承人。海港被称作杰克逊港(目前的官方名称仍是这个)，从了某位海事法庭法官乔治·杰克逊的名儿，此人后来为了保住从一个古怪亲戚那里得来的遗产放弃了原来的姓氏，以达克特为姓氏终老。

在海岸上拖着步子来来去去的大约一千个人当中，约有七百人是囚犯，其余则是水兵、官员和官员的家属，还有总督和他的工作班子。每一类的人具体数目没人知道了[3]，不过这几乎无关紧要。现在，他们都是囚徒了。

说得客气一点儿，他们这群人那叫一个稀奇啊。全体人员中包括一个九岁的男孩和一位八十二岁的妇人——恐怕你不会要这样的人帮你渡过难关吧。虽然在伦敦的时候曾经言明，在这样遥远的地方，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是有好处的，但没人真正依言行事。这批人中，没一个精通自然科学，没一个懂得饲养牲畜，更没一个对在险恶的气候环境中种植庄稼有一丁点儿概念。犯人们几乎在每个需要动手实干的方面都可悲可怜。七百个人中间只有一名经验老到的渔夫，而知道该如何盖房子的人不到五个。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菲利普为人平和，诚实忠信，但他那会儿整个人都绝望了。这片土地长满了他从未见过的植物，他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在这种境况下，他绝望地写道：“我身旁没有一名植物学家，就连一个聪明点的菜农都没有。”

他们顽强不屈，物尽其用。一个个队伍被派到乡间寻找可以找到的东西(实质上一无所有)；他们在俯瞰海港的土地上建起了政府农场，如今在其旧址上的是植物园；而且人们还努力与原住民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起先，原住民被笼统地称作“印第安人”，他们难以捉摸，常让人大惑不解。他们一般来说挺友善，然而当殖民者冒险出营捕鱼或找食物的时候又会伺机袭击。第一年，十七名殖民者就这样被射杀，超过二十人受伤，其中包括菲利普总督本人，在曼利湾，他想与一个原住民居民交谈便径直走了过去，不承想惊魂一刻，一支长矛戳进他的肩膀又从后背穿了出来(幸运的是，他后来康复了)。

差不多一切都在跟他们作对。他们没有防水的衣服挡雨，没有灰泥造屋，没有犁铧耕作农田，没有役畜拖拉他们实际上并不拥有的犁铧。周遭的土地似乎都遭受着“医不好的不孕不育”之苦。好不容易从土壤里抽出芽儿的庄稼，往往又被水兵或犯人乘着夜色偷走，剩下的还没有被偷走的多。有好多年，这两批人不但需要食物，而且还需要能说得上名字的几乎任何一种基本物品：鞋子、毯子、烟草、钉子、纸张、墨水、铺地防潮布、鞍具——简单说来，就是任何有需求的制造品。士兵们尽己所能给他们的资源估值，但大多数人没一点儿概念，找东西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找到了呢还是不知道自己眼前的是什么。历史学家格伦·麦克拉伦引用了一名士兵的报告，他被派往亨特河河谷寻找资源。“土壤是黑色的，”士兵写得鼓舞人心，“但是掺杂着一种沙质或泥灰样的东西。鱼类也很多，从它们跳跃的样子看，我认为是鲑鱼。”

由于发展需要依靠犯人，而犯人们除了自身利益，缺乏任何能够激发出献身精神的基石，这样进展就越加雪上加霜。工于心计的人很快学会了避重就轻，做些轻松活儿。一个叫哈钦森的家伙偶然发现某个船舱里收藏着一些科学仪器，就游说长官说自己有学识来掌握染料的调配方法，并花了好几个月用烧杯和天平做了一番复杂的实验，这才慢慢露了底细，原来他对自己正在忙活的事情一窍不通哪。当犯人们骗不了长官的时候，他们常常愚弄自己的同伴。他们卖地图给新来的犯人，图上标注了如何步行到中国去，这种违禁交易存在了好几年。有一回，多达六十个人逃出樊笼，他们相信在一条仿佛有些遥远的河流的对岸就有一处神奇的宽恕之地。

到1790年，政府农场已经废弃，英格兰没有一点儿救济的意思，他们完完全全地依赖日益减少的给养贮备。现在不单是食物短缺，大米经年成为陈米，基本上都不能吃了，里面生满米虫。沃特金·坦奇恶心欲吐地记述道：“每颗米粒……都是活的。”危机在他们某天清早醒来的时候到了顶点，剩下的牲口中走失了六七条，再也找不着了。这些殖民者真是险象环生啊。

他们的这种无望时而还具有一种可爱的品质。当原住民杀死一个名叫麦肯泰尔的犯人时，菲利普总督一反常态，怒不可遏(这时他被长矛刺中没多久)，打发一队水兵去讨伐，命令他们带回六个脑袋——随便哪六个都成。水兵们踏着沉重的步伐在灌木丛林里转了好多天，但只抓住了一个原住民，而且当人们意识到这个原住民是朋友的时候还把他释放了。最终，他们没逮到一个人，这事儿似乎也就安安静静地被人淡忘了。

菲利普被压力折磨得精疲力竭，四年后受召回国，到巴斯颐养天年。除创建悉尼之外，他还有另一项突出的成就——1814年，他竟然从轮椅上跌下并摔出楼上的窗户，死掉了。

二

现代悉尼可是个星冰乐[4]天堂，要在此地看到一丁点儿早年生活的痕迹是不可能的。其中的部分缘由显而易见，事物已经向前发展了许许多多。两百年前竖着简陋粗鄙小屋和七歪八扭帐篷的地方，今天已经摇身一变为了不起的美丽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其变化巨大得让人不能同时正视这两个极端。但是即便是现在，还要考虑到澳大利亚的起源在本质上——如果算不上压抑——也有一点儿拼凑的意思。

在这个城市里，第一舰队的纪念碑无处可寻。去国家海洋博物馆或悉尼博物馆，你肯定会产生某种印象，即一些早期的居民吃尽千辛万苦——你甚至会想到他们在这里生活绝非出于自愿——但是，“他们戴着镣铐来到此地”这个概念却没有表达清楚。罗伯特·休斯写了一部有关这个国家早期状况的宏大史诗《致命的海岸》，他提到直至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肇始于囚犯的事实仍旧被视为毫无学术价值，而且肯定不会在学校里教授。约翰·皮尔格在《秘密国家》中写到自己20世纪50年代在悉尼度过的孩提时代，那时就是在家里也从不提及“龌龊物什”，这个指向女子月经的古怪而又委婉的说法就是承认了先人的囚犯身份。我个人可以申明，站在一众笑容满面的澳大利亚人面前，即使用最没伤害力的辞藻提到了有关囚犯的过去，都会感觉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

我个人认为，澳大利亚人应该极度自豪，他们从最最不顺遂的尴尬局面开始，在遥远艰难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繁荣向上、生机勃勃的社会。这是极其不错的。即便亲爱的老爷爷年轻时候有点儿手脚不干净，那又如何呢？看看他身后留下的东西吧。

那么，再次回到悉尼的环形码头，两个世纪之前菲利普总督和他那浑身盐霜的散乱队伍上岸的地方。我又到了澳大利亚，之前，我回家处理了一些其他工作并准备真正地游历一趟。现在，我回来了，而且，我得说，感觉还挺神气活现的。太阳浑圆灿烂，城市苏醒过来，咖啡馆里，百叶窗“咔嗒”一响打开了，椅子摆到了户外。我刚刚从全封闭的飞机中解脱出来，发现自己又到了对跖地，享受着这番奇迹与惬意。最终，我要细看悉尼了。

夏季工作日早晨八点半的悉尼环形码头，生活中可没有很多比这更美妙的地方让你驻足了。作为起点，它展示了一幕世界上最雄浑的景观。右边，著名的悉尼歌剧院戴着时髦而又朴素的尖角屋顶，在阳光中灿烂得几乎恼人。左边，耸立着瑰丽高雅的海港大桥。水那边，月光公园亮闪闪地诱惑着你，那是个科尼岛[5]式的游乐园，大门弄成脑袋的模样，疯狂地咧着嘴大笑。(那里关门很多年了，不过某些有追求的人让它保持整洁光亮。)眼前的水面波光粼粼，海港中结实的老式渡轮密密匝匝，仿佛从20世纪40年代诸如《拖船托马斯》之类的童书的书页里拖出来似的探索着整个世界，倾吐出一串串晒黑了皮肤、衣着轻薄的职员，去填满后方影影绰绰的玻璃和混凝土大楼。

一种欣欣然的勤勉奔忙弥漫了整个场景。这些人有机会生活在一个安全的、追求公平的社会里，生活在令你强壮、俊美的气候下，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中。同时，他们有机会乘坐从孩子们的故事书中驶出来的船儿去上班，越过一片宏伟壮丽的水面，而且每个早晨从《晨锋报》和《电讯报》上抬起眼睛就看得到著名的歌剧院、鼓舞人心的大桥和月光公园那张大笑着的面孔。这就无怪乎他们看起来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了。

集万千关注于一身的是歌剧院，你可以理解这是为什么。它家喻户晓的程度十分惊人，非常能代表“嗨，我在悉尼哪”，所以你不可能不盯着它看。悉尼出生的评论人克莱夫·詹姆斯曾将悉尼歌剧院比作“一台缀满牡蛎壳的便携式打字机”，这可能稍稍苛刻了。不管怎样，歌剧院与美学无关。它关乎的是作为一个偶像的问题。

它的存在根本就是个小小的奇迹。现在很难想象20世纪50年代的悉尼是怎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它被世界遗忘，甚至墨尔本都令它相形见绌。在1953年的时候，该城还只有八百间旅馆客房，刚够一个中等规模的会议之用，而且晚上没一事可做，甚至，酒吧下午六点就打烊关门。而证明这个城市平庸的最好例子莫过于，歌剧院现在这个既有场地又有水景的大好地段当时居然是市政电车修理厂的所在。

接下来发生了两桩事情。墨尔本获得了举办1956年夏季奥运会的殊荣——召唤着悉尼行动起来，如果这种召唤确实存在的话——悉尼交响乐团的头儿尤金·古森斯爵士开始鼓动建造一座音乐厅，尽管这个城市连个供管弦乐队演奏的像样地方都没有。在这般驱促之下，悉尼决定推倒摇摇欲坠的电车车棚，在其旧址建造一座值得称道的建筑。为了寻求适合的设计方案，悉尼还组织了一次竞赛，一班地方名流召开会议选择胜者。裁判们无法达成一致，就向芬兰裔美国建筑师埃罗·萨里宁征求意见，他在备选方案中挑拣了一番，选出一个被评委们否决了的设计。它的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三十七岁丹麦建筑师，名叫约恩·乌松。评委会遵从了萨里宁的意见，给乌松发去了消息，这不但可能使他们欣慰，也绝对为他们带来了荣誉。

“这个方案，”用约翰·冈瑟的话说，“大胆，独特，选得出彩——当然还有麻烦，而且麻烦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出在那个著名的屋顶身上。以前还从没建造过一幢这么大胆倾斜、头重脚轻的建筑，没人可以为成功打包票。现在回头看，项目启动时的仓促可能反而拯救了它。一位主要工程师后来说，如果从一开始就有人意识到它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挑战，那它就永远不会获准兴建。仅仅确定建造屋顶的原则方法就花了五年——整个项目原打算耗时不超过六年——结果，建造的工作拖拖拉拉，用了差不多十年半的时间。最终的建造费用达到了沉甸甸的一亿零两百万澳元，是原先估算的四倍。

有趣的是，乌松从没见过他的获奖作品。1966年，他在提高预算的争论中拂袖而去，再也没有回头。他也再没有设计出这样远近驰名的东西(他的其他主要项目都在丹麦：哥本哈根郊区的一座教堂、赫尔辛格和弗雷登斯堡的住宅等)。启动项目的古森斯同样也没有看见自己的梦想实现。1956年，在悉尼机场通关的时候，他被发现携带大量各式各样的淫秽制品，便被请到他处去发展自己龌龊的欧陆爱好了。这样，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嘲弄，他便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不了自己最出色的那一下雄起咯。

歌剧院是座豪华的大厦，我没有贬损它的意思，只是海港大桥乃我心之所属。它不那么喜气洋洋，却更有居高临下的气势——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看见它以最出其不意的角度从匍匐于地到腾身而起，就像一位大叔辗转腾挪着自己的身体想张张入照。从远处看，它有一种勇武男子的克制之态，雄壮但不自以为是，然而走近了，它的威势却压人得紧。它在你的头顶飞腾，那高度能让你从它身下传递一栋十层的高楼，看上去仿佛是地球上最沉重的事物。它上面的每一样东西——四座高塔上的大石块，主梁上的斜条结构，金属板，六百万枚铆钉(钉头像切开两半的苹果)——都是你平生所见同类事物中最大个的。建造这座桥梁的是经历过工业革命的人们，他们坐拥的煤山炉海足以熔化一艘战列舰。只桥拱一项就重达三万吨。这是座宏大的桥梁。

它从头到尾延展一千六百五十英尺。我提到这个不仅仅因为自己正漫步走过它的一尺一寸，更因为这个数字中存有一段辛酸事。1923年，该城居民决定建造桥梁横跨海港的时候，他们决议不只要建桥梁，还要造出史上最长的单拱跨度来。这在一个年轻的国家是个大胆之举，它花费的时间比预期的更长——差不多十年。1932年，就在建成前不久，纽约贝永大桥静悄悄地开通了，人们发现它的长度多出25英寸——长了0.121%。[6]

在飞机上待了这么久，我急于舒展一下自己还算匀称的四肢，于是过桥到基里比利区去，一头扎进北岸生活安逸的老街坊。这地方多灵光啊。我漫步经过延伸入林中的狭长草地，我的英雄——飞行员查尔斯·金斯福德·史密斯(此人以后还要大书特书的)曾在此处不可思议地驾驶飞机起飞，飞入上方荫翳的小山，穿过静悄悄的住宅区——那儿村舍风格的房子掩藏在盛开的蓝花楹和飘香的鸡蛋花里(而且，每个前庭花园中，蜘蛛网结得像蹦床，每张网中间盘踞的蜘蛛都会让勇敢的男人倒抽气儿)。每拐一个弯，都有蓝色海港的惊鸿一瞥——在花园的围墙上边，在斜坡的道路底下，像一幅晾起晒干的床单挂在比邻而建的房子中间——虽不免有些偷摸鬼祟，风景却更显美好。悉尼有许多地区整个都挤满了富丽堂皇的房子，似乎除了阳台和平板玻璃之外便一无长物，几乎没有一片树叶遮蔽骄阳、阻挡视线。但这儿，在北岸，他们明智而高雅地牺牲了全景式的大视野，换来树木清凉的荫蔽。这里的每位居民，我保证，都会进天国的。

我走了好几里路，经过基里比利区、中立湾和克莱蒙点，又穿过繁华的莫斯曼区，最终来到巴尔莫勒尔，这里有一处保护海滩，俯瞰中港，还有一个极好的水上公园，粗壮的莫顿湾无花果树铺陈着树荫，那显然是澳大利亚最可爱的树木了。水边的一块标牌上写道：如果你被鲨鱼吃掉，那不是因为没人告诫过你危险。很明显，较之海港外面，海港里面的鲨鱼袭击事件要多出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简·莫里斯那本既动人又活泼的书《悉尼》中还读到说，此海港多产致命的“妖精鱼”。关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穷尽阅读，我都没再碰到其他一点资料提及这些食肉生物。还得赶紧补充一句，这并不是说莫里斯女士信口开河，只是说明，仅凭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不可能读尽这个渗着毒汁、龇着獠牙的奇妙国度的每一丛灌木和每一朵涟漪下潜藏的危险。

这些想法在几个小时之后便有了某种现实意义。那会儿正是下午，干燥炎热，我回到城里，累极了，汗出得浑身黏糊糊的，一冲动便匆匆跨进海德公园旁边堂皇森然的澳大利亚博物馆。我走进去不是因为它有啥妙处，而是因为我热得快疯掉了，而它看上去就是那种老建筑，内部照明暗淡，还有一片令人快意的阴凉。它两种特质兼备，而且妙处颇多。这是个庞大而老派的建筑——这话可是由衷的赞赏之词。我知道博物馆也就这些花头了——高高的厅堂里建着一条条廊道，摆满了填了料做成标本的动物、仔细固定在长盒子里的昆虫、闪闪发光的矿物或原住民工艺品。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里，每个房间都是一桩奇迹。

你能想象出来，特别吸引我的是那些可能伤到我的东西，这在澳大利亚这个大环境下基本上等于万事万物了。澳大利亚真是最最能致人死亡的国家。你的双脚每回着地，都会有东西跳出来抓住你的某个脚踝，不过他们当然会对此轻描淡写啦。就如我的旅行指南书满不在乎地写道，澳大利亚蛇类中“只有”十四种是相当致命的，其中包括西部棕蛇、沙漠棘蛇、虎蛇、太攀蛇和长吻海蛇。太攀蛇是要特别当心的。它是世界上最毒的蛇，其突然向前冲扑之迅捷，其毒液效力之强劲，恐怕你临终前最后一句话只能是：“我说，这是条蛇——”

即便在屋子的另一头，你都能立刻看见盛着填料太攀蛇的展示匣是哪一个，因为它周围总有一圈小男孩被它那懒洋洋、恶狠狠的豆儿眼中射出的冷光逼视得屏息肃静。你可以杀了它，给它填上料，把它放进匣子，但你不能驱除它的威慑力。标签上说，太攀蛇毒液的毒性比眼镜蛇强五十倍有余，而眼镜蛇已经可算是太攀蛇最有力的竞争者了。让人诧异的是，只有一次伤人性命的攻击事件记录在案，那发生在1989年的米尔迪拉。但我们知道真实的状况，我和那些全神贯注的小朋友都知道——你一旦离开了这座大楼，太攀蛇可就不是玻璃后面填了料的了。

太攀蛇至少五英尺长，粗如男子的手腕，这就给了你相当大的机会发现它。我觉得那些致命的小蛇要可怕得多，比如小个儿的沙漠棘蛇。它只有八英寸长短，浅浅地埋身在松软的沙子里，在你累死了一屁股坐到它的脑袋上之前，你根本没可能看见它在哪儿。更让人忧心的是达尔文点海蛇，比蚯蚓大不了一点儿，毒汁却充盈得即使杀不了你也能折腾得你老晚才能吃上饭。

但所有这些，跟那轻盈通透的箱形水母比起来都不算什么了，它才是世界上最毒的生物。到热带地区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更多关于这致命小东西的让人无法言说的恐怖，但此处请让我说个小故事吧。1992年在凯恩斯，一个年轻人不屑所有的警示标志，在一个叫霍洛韦斯海滩的地方进入太平洋水域游泳。他游着游着就潜下去了，逗弄海滩上那些谨慎而显胆怯的朋友，可随即厉声鬼哭狼嚎起来。据说，没有哪种疼痛可与之相比。年轻人踉踉跄跄地走出水，浑身都是那种水母的触须撩过他身体时留下的鞭痕样乌青条，他瘫倒在地，抽搐着休克过去。后来，救援人员很快来到，给他打了一大通吗啡，带他去接受治疗了。要说的是下面这个：就算昏迷了，就算用了镇静剂，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惨叫。

悉尼没有箱形水母，我很高兴知道这个消息。当地最著名的毒物是漏斗结网蜘蛛，它是世界上最毒的昆虫，其毒汁“毒性强，作用快”。只咬一口，如果不立刻处理，毒性就会异常活跃地发作起来，控制你，让你坐卧不宁；然后你无神无采；再然后你就死掉了。有十三桩死亡案例记录在案，但1981年之后就没有了，那年配制出了一种解药。有毒的还有白尾蜘蛛、鼠蛛、狼蛛和我们的老朋友赤背(“每年都有上百起相关报道……已知的死亡案例有十来起”)，还有一种鲜有露面却难以驾驭的种类，称为“小提琴”。我不能肯定地说自己在今天早些时候经过的那些花园里见到了这其中的哪一种，可我也不能说自己没见到，因为它们看上去都差不多一个样子。顺便提一句，没人知道澳大利亚的蜘蛛为什么这么毒；逮住小虫子，给它们注射足以瘫倒一匹马的毒药，这似乎是最直接的杀鸡用牛刀的例子。尽管如此，这确实说明大家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余地。

我特别留心研究了漏斗结网蜘蛛，因为这是我在今后几天极可能遇到的生物。它长约一英寸半，肥嘟嘟、毛茸茸的，长相难看。标签上说，可通过“其雄性须肢上的生殖器官，弯曲度很大的凹窝，闪亮的背甲和钝棘状短突起长得密密麻麻的下唇”识别漏斗结网蜘蛛。另一种办法就是，当然咯，你也可以让它蜇一下。我仔细地把这些文字抄录下来，可突然转念想到如果有朝一日我醒着见到床单上有个毛拉拉的大虫子像螃蟹一样爬将过来，不管它的解剖学特征多独特多明显，恐怕都是不大可能注意到的。于是，我放起笔记本，走开去看矿石了，虽然不那样让人血脉沸腾，但确有让人心情平复的代偿功能——它们几乎永远不会攻击你哦。

我在悉尼晃荡了四天。我虔心诚意地参观了各大博物馆，在让人备感宾至如归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泡了一个下午，不过大多数时候我都在有水的地方流连。毫无疑问，海港成就了悉尼。这地方与其说是海港，不如说是个峡湾，十八英里长，匀称合宜——大得有壮观气魄，小得有邻里氛围。不管你站在哪里，对岸的人似乎总不会远到遥不可及的地步；如果你想跟他们打个招呼，常常喊一嗓子就行。它从东到西穿过城市中心，将悉尼分割成大小基本相等的两半，分别称为北郊和东郊。(别介意，所谓东郊实际上在南边，而北郊的很大部分确定无疑在东边。别忘了，一开始来澳大利亚人扎根定居的可是大不列颠人。)提到十六英里长仅仅表明其长度。因为它不断蜿蜒分出枝杈，消弭于树木掩映的静谧小湾以及和缓铺散开来的扇形湖湾，这海港的海岸线实际长达一百五十二英里。这样迂回曲折的结果便是，你前一刻漫步在树木遮天的小湾边，仿佛离任何地方都有数英里之遥，下一刻你转过一个海角，发现眼前竟是一片开阔的水域，那歌剧院、海港大桥和市中心的摩天大楼正在欢快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表现抢眼。其中有让人难以置信的趣味，而且无穷无尽。

最后一天，我去猎人山爬山，那是个备受珍视的神秘区域，距市中心六英里，所处的那块狭长地俯瞰海港中一处犹显安静的内水道。我选择这里是因为简·莫里斯在她的书中使它听起来很愉悦身心。我敢说她是由水路到达这里的，就像大多数理智的人那样。我打算沿着维多利亚路一路走去，这条路可能不是澳大利亚最丑陋的路吧，但肯定是最不适宜循之而行的。

我大步流星地穿过工厂、仓库、铁路，走了几英里连片树荫都没有，然后又是几英里勉强可称得上是商业区的地方，家具折扣店、工业产品批发店，还有邋遢的酒吧在供应引诱力缺乏到荒诞离奇地步的东西(“下午六点到八点，垃圾肉”)。当我走到一块小路牌，指向通往猎人山的旁路的时候，我已经垂头丧气，不抱什么希望了。那你就可以想想我是何等满足了。我发现猎人山的景致回报了我汗流浃背走过来的每一步——一个隐蔽的可爱小镇，有胖嘟嘟的石墙大宅，小盈盈的木头小屋，还有那商店铺面别致自然地簇拥在一起，往往还带着让人难以忘怀的古旧庄严的气韵。此处有一座可追溯至1860年的市政大厅，规模虽小却堂皇富丽。还有一间药店，从1890年开张营业至今，这在澳大利亚一定算是一项纪录了。每个花园都是难得的佳处，总有一抹海港的风景不张不扬地伏潜在每个角度的远景之中。我陶醉其中无法自拔。

我觉得沿原路折返勉为其难，决定继续前行，经过林利点、莱恩湾、诺斯伍德、格林尼治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回到举世闻名的海港大桥。这个圈绕得不小，天又闷热，不过悉尼是个会不断用美景报偿你的地方，我自觉挺有壮志雄心的。我想我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吧，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壮志雄心还真有点大——我只不过差不多穿过林利点而已，离市中心还有好几英里哪——不过紧接着，我在地图上发现貌似有一条值得一试的捷径横穿过一个叫坦尼逊公园的地方。

我沿着一条旁路来到一条住宅街道，走了半程就到了公园的入口。一块木牌上说明里面是原始灌木林保护区，礼貌地要求入园者不可离开小径随便乱逛。好吧，这似乎是个妙极的概念——一片处于伟大城市中心的原始灌木——我跃跃欲试。我不知道“灌木”二字在你的脑子里会形成什么样的形象，反正这不是我原先所想的那种半荒芜的棕色地带，而是一片林木葱茏的沼泽，阳光斑驳的小路伴着淙淙的溪水。这里看上去没什么人来——每隔几码，我要么得突然低头弯身才能通过，要么得绕过那拦路张开的巨大蜘蛛网——使得整个行程有了一种幸运发现之旅的意味。

我猜想要花大约二十分钟穿过这个公园——或者说保留地，澳大利亚人是这么称呼这些地方的，可能走了一半吧，突然从右方不知何处传来了狗吠，犹豫迟疑，试试探探，仿佛在说：“谁啊？”距离不是很近，也不是威胁恐吓性的声音，但那显然是一条大狗的吠声。它音色中的某种特质说明它自身的特征：肉食，黑色，非常大，与狼的亲缘关系较近。立刻，一只与之做伴的狗儿跟着它一起叫起来，那也是只大狗，它的叫声没那么多的试探性了。这叫声在说：“红色警报!我们的领地上有非法入侵者!”一分钟之内，它们已经把自己调整到相当张牙舞爪的状态了。

我紧张兮兮地加快了脚步。狗儿不喜欢我。这是宇宙间的一条基本规律，就像重力。说这话我可不是夸张，只要我走过一条狗，它就没有不表现出仿佛它认为我要取了它的狗粮的样子的。几年都没从沙发挪窝的狗闻到我从外边经过，就会一怒而起，气势汹汹地冲向关闭的窗户。我见过纤小的狗儿，个儿不比一只绒毛拖鞋大，猝然发动，让小老太太们没了主张，拽着她们越过开阔的场地，直冲我的血肉而来。地球表面的每一只狗都希望我死哪。

此时此地，我一个人在没人的树林里，突然间，那树林显得十分庞大而孤寂，两条怒气冲冲狂吠的大狗盯上了我。我越往前走，两桩事情就越明了起来：我绝对就是那目标。这些狗没有磨磨蹭蹭浪费时间，它们快速朝我奔来。现在，那狗吠说：“我们要逮住你了，伙计。你是一堆死肉了。你是那一小块一小块肥美的肉片儿了。”你会注意到这里没有感叹号。它们的叫声中不再有贪婪和狂躁的痕迹。这些言辞的目的冷冰冰：“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它们说：“你到不了林子边。我们很快就赶上你了，得有人去叫法医。”

我忧心忡忡地看了几眼树叶，开始小步跑起来，又撒腿狂奔。眼下是时候考虑考虑如果狗突然冲上小道我该怎么办了。我捡了块石头防身，行了几码路又扔了它，改拿了横躺在小道上的一根枯枝。这枯枝的尺寸大到滑稽荒唐的地步——总有十二英尺长吧——而且腐朽至极，一拿起来就裂作两半了。我一边跑，它一边裂，掉了一半再一半，最后差不多就成了一个软乎乎的海绵把儿——就仿佛要用一块面包保护我自己似的——于是，我扔了它，双手各捡一块粗粝的大石头，又加快了脚步。现在，狗似乎跟我并驾齐驱了，它们仿佛找不到路径到我这边来，但距离已到了四五十码之内。它们狂躁兴奋。我越发心神不安，又稍稍跑快了一点。

慌忙中，我跌跌撞撞，在一处转弯过快，一头撞进了一幅巨大的蜘蛛网。蜘蛛网像瘪掉的降落伞罩在我身上。我吓得大呼，动手撕扯蛛网，可手里拿着石头哪，倒是对着自己的额头梆地来了一下。我记得自己脑子里一个理智尚存的小角落中在想：“这真的很不公平。”其他地方则又是这样的念头：“你要成历史上第一个死在位于城市中央的灌木丛里的人啦，你这可怜可悲的蠢货。”剩下的就全是冷冰冰的恐惧了。

就这样，我可怜兮兮、抽抽搭搭地一路小跑，直到转过一个弯，又难以置信地哀号了一小声——这路竟硬生生就这么断头了。面前只有乱糟糟一团穿不过去的藤蔓——整整一墙的样子。我愕然，惊骇四顾，在慌乱中——毫无疑问，就是在我用花岗石刮掉眉毛上的蜘蛛网那会儿——我显然转弯转错了方向。不管怎么说，前无去路，身后也只有一条窄道，把人引回到那蓄意害人的两波浪涛奔来的方向。绝望中，我环顾四周，不由得欣喜若狂，在那二十英尺高的坡顶露着旋转式晾衣架的一角。上面有人家!我已经到了公园的边缘，虽然有点方向上的偏差。没关系，上面就有文明世界了，安全啦!我爬上小山，肥嘟嘟的小腿儿载着我能爬多快就多快——眼下，狗非常近了——我撞上树桩，吸进蛛网，用足了自己的每一个细胞，免得弄出这么个新闻标题：“警方发现作家无头残尸。”

山顶立着一面高约六英尺的砖墙。我肆无忌惮地呼噜呼噜喘着粗气，硬把自己拉上了平坦的墙头，从另一面跳了下去。翻墙就在眨眼之间，解脱则妙哉壮哉。我回到了已知世界，在某人可爱非常的后院里。这里有一副看上去好几年没用过的秋千、花坛，还有通向露台的草坪。没料想，这院子看上去是全封闭的，三面是砖墙，第四面则是一栋大房子，看上去主人家道宽裕。当然，我这是非法侵入，但我总不至于要回到树林里去吧。一个小棚，或者说凉亭吧，遮蔽了一部分视线。如果运气好，那后面会有一扇门，我能自己走出去，藏头匿尾地溜回世间。当下，我最关心这地方是不是也有一条凶恶的大狗。这不是太讽刺了吗？脑子里装着这个念头，我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向前走去。

现在，让我们暂时变换一下视角。对不起啦，我让你站起身了，可我需要把你安在这户宁静的郊区人家厨房洗涤槽旁的窗户边上。你是个愉快的中年主妇，正干着日常的那些活计——这会儿正在给花瓶装水，打算插好刚从客厅窗边的花坛里剪下的几枝芍药花——你看见一个男人从后墙头掉下来，俯低了身子穿过后院。你吓得呆在当地，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想入非非，你动不了，只是站着看他以战斗突击的姿势偷偷摸摸地穿过你的宅院，在一个个掩体之间疯狂地做短距离飞奔，一直到了不过十英尺外露台边的一个水泥缸边，他蹲伏了下来。这时候，他才注意到你正瞪着他哪。

“哦，你好!”那男人喜气洋洋地说，他直起身子，带着自认为看上去真诚的、讨人喜欢的微笑，但事实上，那笑只意味着某人忘了吃药罢了。你立刻想起了本周早些时候在晚报看到的一张警方拍摄的疑犯脸部照片，如果你还记得，那涉及的是犯有刑事罪的精神病人从卧龙岗的疯人院逃脱的事情。“对不起，就这么闯进来了，”那男人说，“我被逼得没法子。您听到乱哄哄的声音了没有？我想它们要来杀我哩。”

他傻兮兮地满脸堆着笑，等待你的回答，可你啥也没说，因为你没力气说了。你的目光悄悄滑向敞开的后门。如果你俩现在一起朝它移动，那会同时到达。各种各样的想法跑进了你的脑瓜。

“我也没真的就看到它们了，”男人用一种明智审慎却兴奋得奇怪的口吻往下说，“可我知道它们在追我。”他看上去仿佛一直活得挺艰辛。他灰头土脸的，一条裤腿的膝盖处还扯了个口子。“它们就是不饶我。”他说，现在一副认真又困惑的模样。“似乎有要抓我的阴谋。你看，我可能正一心一意自走自路，突然它们就不知从哪里跑出来逮我了，这非常令人不安啊。”他摇了摇头。“您的门没上锁吧？”

你可一句都没听进去，你的手正慢慢地伸向抽屉，里面收藏着切牛排的餐刀。问题问到了你头上，你发觉自己几乎本能地点头，紧绷绷地那么微微示意一下。

“那么，我就自己出去好了。不好意思打扰您了。”他在门前停了一下。“听我的话吧，”他说，“您任何时候都不会想要一个人跑回那林子里面去的。您在那儿会出可怕的事情。顺便提一句，我喜欢您的飞燕草。”他的那种笑让你的背梁脊骨直发寒，他说，“那么，再见啦。”

他就这么走了。

六个星期后，你挂牌售房。

第五章

一

澳大利亚人得了相宜的名字，就往往死盯着它大用特用。我们可以把这种陋习归罪于苏格兰人拉克伦·麦考利，他是19世纪上半叶的殖民地总督，主要成就是建造了横贯蓝山的大西部公路，推广了澳大利亚这一称谓(在他之前，整个国家被不咸不淡地称作新南威尔士或博特尼湾)，再就是举世第一次差不多成功地使一块大陆上的每一样东西都从了自己的大号。

真的，你在澳大利亚动不动就会撞上啥东西，提醒你他是这儿的主人。视线掠过地图，你会找到麦考利海港、麦考利岛、麦考利湿地、麦考利河、麦考利原野、麦考利山口、麦考利平原、麦考利湖、麦考利口岸、麦考利夫人之椅(俯瞰悉尼港的一处守望点)、麦考利夫人岬，还有个麦考利小镇哩。我总是想象着他坐在书桌边，端着放大镜，俯身端详各种地图和海图，时不时大声召唤他的首席助理：“夫人，我们还没有麦考利沼泽，是吧？看这儿这一小片矮林，还没名字哩。你觉得我们该叫它啥呀？”

顺便说一句，这只是一些麦考利哦。麦考利还是一家银行、一所一流大学、一本国家词典、一座购物中心、一个溜冰场和悉尼一条主要街道的名字。这还没提到悉尼的其他四十七条马路、大道、林荫路、小街，根据简·莫里斯的说法，都是以此人或其家族命名的。我们也还没有谈拉克伦河、拉克伦山谷，或者冠以从他那不知倦怠的大脑里蹦出来的其他名字变体的地方呢。

这一番折腾之后，你一定以为不会再留下多少空间了吧，但是麦考利总督职位的继任者中有一位叫拉尔夫·达令的人，也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撒得遍地。在悉尼，你会找到达令海港、达令大道、达令岛、达令岬、达令赫斯特、达令顿等。在其他地方，达令那些不高不低的成就被铭记在达令丘陵、达令山地，另外一大把达令顿还有那条重要的达令顿河之中。而没有被称为达令或者麦考利的，大多被冠以亨特或者墨累之名。这就太让人昏头了。

这些名字即使不是一模一样，也常常会非常相似。在很北的地方有个约克角半岛，南端则有个约克半岛。19世纪杰出的探险家中有两位分别叫斯特尔特和斯图尔特，而他俩的名字也随处可见，于是你一定得时不时地，通常都是在要求你即时做出判断的繁忙路口停下来，开动脑筋：“现在，我要上斯特尔特高速公路，还是斯图尔特高速公路呢？”这两条路的起点都在阿德莱德，终点却远隔三千九百九十四公里之遥，所以这差别可大了。

从第二天早晨开始，我一直在琢磨地名与拉克伦·麦考利纪念碑之间两相混淆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把一早上的时间大多花在为了寻访麦考利纪念碑而掌握麦考利地名上了。我坐在租来的汽车里，努力在这规划得乱七八糟、让人晕头转向又没个尽头的悉尼中找出条路来。根据当地的电话号码簿，本城有784个近郊住宅区或以其他方式命名的区域，在我为澳大利亚没有被平房覆盖的那一处角落而徒劳地上下求索中，我确信自己每个区都经过了。有些街坊，我到过两次，分别在大清早和快晌午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还想过就把车丢在帕拉马塔的马路边上算了——我挺喜欢这个地方，人们还友好地朝我挥手——可我最终高速冲出了那座城市，高兴地发现自己方向正确，正朝着利斯戈、巴瑟斯特和其后的诸多目的地进发，而且整个人快活得轻飘飘，就是你发觉自己在一片崭新的未知大陆自由得没有了羁绊时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两周，我打算漫游我认为是文明澳大利亚的这片区域——澳大利亚的右下角，北起布里斯班，西南至阿德莱德。这个区域占该国陆地面积约5％，却承载了80％的人口和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特别是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和阿德莱德)。在这广袤的大陆上，这还真真儿是唯一通常意义上适合居住的地方。因为它外在的形状折了个弯，所以有时候被称为回力镖海岸，不过我的兴趣实际上更着重内在。我先奔堪培拉，这首都有趣，如公园一般，却奇怪地挺不受人待见。从那里，我将穿越八百英里的荒凉内陆去遥远的阿德莱德。在最终风尘仆仆却依旧不屈不挠地到达墨尔本之前，我要在那里见一些老朋友，他们会拉出软管把我浇个痛快淋漓，然后带我踏上许诺已久的维多利亚灌木丛林之旅。那里蛇虫出没，人迹罕至，却绝对会感觉美妙无比，不虚此行。沿路有好多可看呢，我非常兴奋。

不过首先，我得穿过蓝山——悉尼西边绵亘着的很久以来不可逾越的美丽山岭。我驶入蓝山，它看起来并不非常艰险：山势隆起的高度不大，到处都披盖着绿色的斗篷，让万物更显温顺。但实际上，山陵被变幻莫测的峡谷和巨砾裸露的溪涧撕扯开，一些山壁陡直高耸几百英尺，可爱的草木从近处看则呈现出异常纠结暗沉的样子。在欧洲人占领的那个世纪中，最初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蓝山兀立着成为一道穿不过的屏障阻碍着他们扩张。一次次的远征都为了找寻从中穿过的路途，却总是无功而返。即便在那能够撕裂人皮肉的下层灌木中可以取得些许进展，但在蜿蜒的峡谷中也几乎不可能辨明自己所处的位置。某支探险队的队长沃特金·坦奇曾带着完全有理由爆发出的怒气记述道，他和他的人马为登上一条艰苦卓绝的峡道拼搏了好几个小时，登顶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站的地方竟然是打算到达之处的正对面。

最后，在1813年，格雷戈里·布拉克斯兰、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思和威廉·劳森三人终于越过去了。他们筋疲力尽，衣衫褴褛，而且按温特沃思凄凄惨惨的记述所言，“我们总是腹泻”，让人觉得这辈子都要忍受这种来自大肠的不间断骚扰了。他们花了十八天，但当他们步上约克山空气清新的高处时，便得到了奖赏，看到了澳大利亚的白种人之前从未见过的壮美田园。下面，目之所及，延展开一座阳光灿烂的金色伊甸园，一片连绵的草场——足以滋养千百万人口啊。澳大利亚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将这个消息传回悉尼，立刻震撼人心。两年不到，一条大路穿过旷野，澳大利亚的西进殖民就此开始。

今天，名头响亮曼妙的大西部公路的路线，同两百年前布拉克斯兰和他的同伴们所走的道路几乎纹丝不差。这绝对令人心生崇敬。这条路沿山势而上，穿越其间，沿途多数地方逼仄狭窄，容不下现代化的大道。因此，大西部公路有陡然的转弯和坚守不变的路面宽度，这种设计是为那个时代服务的，那时候，驾车人“啪”的一声合上眼前的风镜，拉动曲柄发动机车。就在不久前，我乘坐印度-太平洋火车途经这里，不过车上的风景不好——透过像尖桩篱笆的桉树林，间或瞥见了一道一道狭长的景色，可每次总突兀地一转方向，进入了更加浓密的林地——而且不管怎么说，我那会儿忙着探究火车上的一切呢。因此，我现在热切地要近距离瞧瞧大山，特别是在卡通巴小镇鸟瞰的那片如梦似幻的著名风景。

唉，我没运气哟。我沿着曲折的山路进了山岭深处，毛毛细雨打花了挡风玻璃，寒飕飕的雾气打着旋，开始充溢四面耸立着的角瓣木和黄樟之间的空隙。很快，雾浓了，像木柴烟。我还从没在这样的雾天出过门呢。只几分钟，就像驾着小飞机穿越云层似的。原先还看得见前面有个发动机罩，后来，就只白茫茫一片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死盯着车道开车——这路狭窄曲折得反常，能见度又这么低，任何一个突然出现的拐弯处都会引来高声惊叫。

最后，我总算到达卡通巴小镇，那儿的雾气更大。城镇缩成了鬼气森森的模糊幻影，时不时地从浓雾中隐隐现出形来，像“奇幻之旅”里吓人的玩意儿。我的车速每小时不到两英里，可还是差点儿两次撞上停在路边的汽车的车尾。我不知道自己干吗还费这么大劲，不过已经走这么多路了。我找到了去一个名叫回声点的瞭望台，停车，走下来。毫不奇怪，那里只有我一个。我走过去，握紧栏杆，放眼望出去，就像你在一个瞭望处做的那样。我的面前，什么都没有，只有深不可测的白，还有雾气带来的那种特殊得让人焦躁不安的寂静。让我吃惊的是，这乳白色的抑郁之气中竟然出现了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衣冠楚楚，一路蹒跚而来，裹得严严实实，仿佛为了应对漫长的冬季。老头走得特别颤颤巍巍，一边拄着拐杖，另一边靠着他的妻子。

他们上来了，老头诧异地看着我。“今天你啥都看不到!”他厉声说，仿佛我不单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也在浪费他的时间似的。从他的音量上，我猜测他可能有点儿耳背。“三十六小时之内散不了。”他不容置疑地继续说，“太平洋上的低气压经常发生。”他睿智地点了点头，和我一起沉思着凝视这一片虚无。

他的妻子对我浅浅一笑，含着歉意，带着长期耐心忍受的影子，又显得有一点若有所思。“过会儿可能就会散了。”她怀着希望推测道。

他瞅着她，似乎她刚刚宣布打算在路面上拉堆屎。“散？才散不了呢。太平洋上有个低气压。”他瞅了好一会儿，仿佛要用拐杖抽她似的。

然而，她的乐观并没有受到些微的干扰。“你不记得在班伯里那会儿如何一会儿就掀出艳阳天的了吗？”她说。

“班伯里？”他难以置信地回答，“班伯里？那是国家的另一边。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大洋。你在说什么哪？你疯了。你打算进精神病院呢吧。”我突然辩出了口音。他是英国的克郡人，或者至少曾经是。

“那天看上去不会放晴，”她对着我继续说，期待我是个更具同情心的听众，“然后，确实就放晴了——”

“这是另一个大洋，女人!疯了还不算，你还聋了是吧？”很明显，这许多年来，他们就是这么对话的，至少在基本要素上是这样。“印度洋有很不一样的气象条件——很不一样。傻瓜都知道。”他安静了半秒钟，又说道，“我原以为我们是来喝茶的。”

“没错啊，亲爱的。我就是想我们可以稍微逛一逛。”她灵巧地帮他又迈开了步子。

“逛一逛？逛什么？这里没什么可看。又聋又疯还不算，你还瞎了是吧？三十六小时之内，天好不起来。”

“我知道，亲爱的，可——”

不一会儿，他们就只剩下飘浮于一幅白纱之外的人声了，接着没了一点儿踪迹。

我不情愿离开此地，便在布莱过夜，那是沿高速路再开十几英里后，出现在树林中的可爱小镇。上床之前，我朝汽车旅馆的窗户外最后看了一眼：高速路上一辆小车慢慢开过，前灯宛如探照灯，整个世界在一床厚实的黑暗鸭绒被下安息了。看上去希望真是不大呀!

所以你可以想象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发现明媚的阳光洒过床铺并充溢户外树梢的时候是多么惊讶。我向一个金色的世界打开门，那明亮的光弄得我睁不开眼。鸟儿在色调奇异的灌木丛里啁啾。我一刻都不浪费，立马返回卡通巴。

我回到回声点，那里的风景卓尔不群——宽阔的山谷里森林郁郁葱葱，方顶的裸露岩层和山顶点缀其间，四下里寂静浩瀚，庄严。天空无云，只是一片深厚的蓝。即使在早上九点，你也能判断出当天将会非常炎热。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在悬崖顶上行走，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欣赏美景。我还看了卡通巴瀑布和被称为“三姊妹峰”的兀自直立砂岩。最后，我彻底满足了，悠游地走回小镇去喝咖啡。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时候，卡通巴是有见识的斯文人热衷的休养之处。这里远不如邦迪或其他海滩前哨那么反传统，在邦迪那种地方，年轻人也许会见到超出健康程度的皮肉，或者无意中听到骂人的粗话——男人们讲“他妈的”“放屁”等。卡通巴提供了更为优雅的追求：在林间漫步，在水疗池子里泡泡，晚上随着管弦乐声舞蹈。今天，卡通巴带着一丝抓狂的味道留住自己已经逝去的辉煌。它的主要街道上散布着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特别要提一下那家灵光的老电影院，不过连这家电影院在内的一些建筑却大门紧锁。

我买了张晨报，找了家咖啡馆。我总是很惊讶地发现到访一地的人很少关注当地的报纸。我个人却除了读一读这个你基本上毫不了解的地方出版的报纸，再想不出其他更加有趣的事情——在公共场所端着杯咖啡的时候，肯定没其他事情可做。发现一个国家的纷纷扰扰与自己毫无干系，这是多大的惬意啊。我喜欢读丑闻，自己则从未听说过涉事官员的名讳；喜欢看追凶，即便发生地的名字听上去依稀而遥远；喜欢读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的专题，自己从未耳闻过他们的成就，但他们的才华我一定得顶礼膜拜。我最爱深入彩印副刊，瞅瞅这一方世界的海滩上时髦的是啥，厨房里的新鲜玩意儿是啥，如果我有理由在达博或乌鲁鲁长住又有四十万澳元的话，能用这些钱干点啥？这些喜好都能给我带来一种优越感，几乎就是违法乱纪了，仿佛正在翻查陌生人的抽屉似的。花一把硬币，你还能在哪里得到这样的乐趣呢？

这一回，我正在追看一起诽谤官司：两位政府官员起诉出版商，起因是某书隐射原告以往生活作风有失检点，含有已被证明是无根无据的恶言毁谤内容。每一天，审判现场的气氛都幽默得令人兴奋至极。就在最近，被告方的一位前任领导走上证人席作证，出于某种任何精神健全的人都想不透彻的原因，开始绘声绘色讲述与该书或本官司有所牵连的其他官员的所谓生活不检点的故事。不过，这个事情吸引我的首要原因则是两位处于事件中心的官员名叫阿博特和科斯特洛[7]，这种简单而喜气的巧合使得此事尤其特别。

就这样，我高兴地坐在那里沉浸其间，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不满的腔调颇为大声地说道：“这不是草莓酱。这个是黑加仑。”

我抬起头，看见了前天遇到的那两位小个儿老年朋友。除去了帽子、大衣和围巾，他们看上去又弱小了许多。衣物叠得整整齐齐，在他们旁边的椅子上堆得老高，仿佛等着送进衣橱似的。我揣度也许他们穿这么多并不为保暖，而是穿穿脱脱的，有助于打发一天的光阴。

“他们没有草莓，亲爱的。”妻子静静地说，“那位女士解释过了。他们只有黑加仑和橘子酱。”

“嗯，我两种都不要。”

“那么两种都不吃好了。”她这话说时带着一点倦意。

“但它在我的吐司上呀。”

“不，亲爱的，那是我的吐司。我给你要了一份果酱甜甜圈。”

“果酱甜甜圈？果酱甜甜圈？你疯了吗？我不喜欢果酱甜甜圈。这茶是冷的。”

我弯下身子，躲进报纸后面，不过出门的时候，我停下来向这对老年朋友问好。我是哪位，老头并没有很清晰的概念。我注意到那果酱甜甜圈已经吃得精光，他面前的盘子里只有小小的一滴紫浆闪着微光。

“他是回声点上的那个年轻人。”老太太解释说，但她的丈夫正忙着用匙子追逐那一滴果酱，无暇顾及我呢。

“我看天放晴了。”我欢快地说。

“经常这样子的，”老头低吼一声，头都没抬一下，“我说持续不了三十六个小时的。”

“有一回在班伯里，我们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老太太对我说，“大雾弥漫，可突然雾散云开，阳光灿烂。亲爱的，你还记得吗？”

“差不多吧，”老头心不在焉地说。他耐心地用食指把那逃来逃去的果酱放妥，提起匙子，塞进嘴里，一脸的满足。“差不多吧。”

于是，我再次踏上蜿蜒的路途。过了布莱克希思，高速路便开始下坡，坡度陡峭，曲曲折折，直到利斯戈，这条路环绕山脚为其饰边，之后调转方向，穿越草原，朝乡镇巴瑟斯特而去。现在，我身处大陆中心的村野，在地质上称为墨累-达令盆地。四野里，到处长满高高的浅黄色草，倦怠地荡着起伏的草浪，周边是毛茛属植物，统统沐浴在最最甜蜜而明媚的阳光下。零星的有一些枝繁叶茂的树，每棵树都荫蔽着一座白色的农舍。目之所及，没有一棵桉树。我几乎有置身美国中西部的感觉。

我此时正在进入的这片世界欢迎人们的到来，不再像当年布拉克斯兰和他的朋友们在我背后的高山上第一次俯瞰它时那样未被人识。当第一批移居者从树木繁茂的高山上走下来，他们惊讶地发现了成群的奶牛，数以千计，心满意足地吃着高高的牧草——全部都是多年前从悉尼湾走失的那些奶牛的后代。人们后来得知，多年前奶牛绕过高山，通过一个山口去向南方。为什么二十五年里就没有一个人尝试这么做呢？人们很少问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过满意的答案。

这片富饶的平原也没有像一开始预想的那样无边无际。优良的牧场仅仅从海岸向内陆延伸几十英里，就连这也视乎乖戾得令人沮丧的自然而异。现在仍旧是这样。从我行车之处往北约一百英里左右，在这片草场的边缘，是小镇宁根。在1989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6年和1998年，小镇均遭受了骤发的狂暴洪水，弄得满目疮痍。就在宁根翻来覆去遭受洪灾的这段时间里，往西八英里的科巴镇却有五年滴雨未下。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这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但是明眼里，这个地区看上去和顺讨喜得一塌糊涂。农场井井有条，我经过的市镇散发出舒适繁荣的气息。很难相信，群山后面就是有着四百万人口的大都会。我感觉自己闯进了某个为世人遗忘的自给自足的神奇世界。这里有我经年未见的东西。有老式油泵的加油站，但加油处没有天棚，于是你要在大太阳下泵汽油，我肯定这就是上帝的本意；有金属风车，曾经矗立在堪萨斯农田里的那种；还有人们在其中生息的小镇——各做各事的人用一个微笑一个点头彼此招呼。其间都有一种熟稔，但那熟稔的事物已处于半被忘却的状态。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确实在美国中西部——但那是很早之前的美国中西部。简而言之，我正处于一个奇妙且温暖人心的发现之旅：在澳大利亚的城市之外，仍旧是1958年的美国。这似乎看起来不可能，可它就在你面前啊。我开车驶过了自己的童年。

这多少与那耀眼的光线有关。这是那种纯净且未经漫射的光，只可能投自真正火热的碧空。这种光使你单只盯着混凝土公路看就会眼睛疼，使远处的每一个反光的表面都变成一点闪闪发亮的火焰。你知道吗？在天气非常好的日子里，有时候太阳会以不寻常的力度照耀着，使大地上最平凡单调的物体放射出奇异的光芒，于是你往日经过时不看一眼的大楼和建筑突然变得醒目了，甚至漂亮了。啊，在澳大利亚，似乎每时每刻都有那种光。一时三刻，我辨出这正是童年时代艾奥瓦夏日的光，我惊讶地发觉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它了。

这多少还与这条路有关。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公路都仅有两车道宽，这就产生了大不同。车行在公路上，没有与广阔的世界割裂，反而紧密地联系起来。风景有着数以百万计的细节，就在你身边，近在咫尺，并未模糊进远方苍茫的背景之中。它在总体上改变了你的看法。没有必要匆忙，倒不如稳稳当当，欣赏风景。它只是要你有那么一丝丝清醒，注意半英里之外那辆运小鸡的旧卡车就行。这里没有那种疯狂且不相干的紧急情况——一辆车从你旁边经过，寻丝觅缝往前钻，保持车速等——使得每次在州际公路上驾车都劳心劳力，很不痛快。当你在这样的路上遇到一个市镇，那就是件大事了。你不会飞驰而过，而是慢下来，以一种庄严的态度缓缓驶过，像游行队伍中的花车，慢得只要你想就可以跟路人点个头，可以看清主街上橱窗里的货品。“哦，男式双面针织衫的价钱很贵嘛。”你若有所思地说，或者是“巴瑟斯特的草坪躺椅要便宜些”。不用说，你这是自言自语呢。有时候——实际上是经常啦——你会停下来喝杯咖啡，到商店里随便看看。

然后，你再回到通畅的道路上。一开始自然开得有点儿快，追求速度是人的天性嘛，但接着——哎哟——你转过一个弯，发现自己正快速冲向自卸货车的屁股，那车喷着黑烟，费劲地爬着坡呢。于是，你放慢车速，拉开车距，优哉游哉。你抬起一条胳膊搁在车窗沿上，一根手指搭住方向盘，徜徉起来。好多年没这样了啊。从孩提时代起，你就没这样行过车。你已经忘了行车还可以有乐趣。我喜欢这样。

仿佛为了加强在澳大利亚驾车那种愉悦的追往抚昔感，我开始寻找那些专门播放怀旧老歌的乡村电台。我要找的怀旧老歌不是20世纪60、70年代的那些，而是更早的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这样的国家吧，在这里，你打开电台，大有希望听到佩姬·李或朱莉·伦敦，甚至可能听到吉赛尔·麦肯锡的歌，他们在50年代的大获成功只能归因于一副迷人的笑颜和生活在一个没有鉴赏力的年代的运气。要说给澳大利亚的乡村电台做个全面的归纳，可能放肆了些，因为我在当地的时候收听这些电台的时间不超过六七千个小时，所以我可能错失了一些好东西，但我会这样讲：当我们的现代丰碑碎裂为尘土，当时间的手不经意抹去20世纪所有的蛛丝马迹，你可以确信，在某个澳大利亚的小镇，会有一个DJ在说：“这是多丽丝·戴和她带来的经典名曲《顺其自然》。”我也很喜欢这一点。

差不多一周时间过去了。

按着这样的快乐方式，我经过了利斯戈、巴瑟斯特、布莱尼和林德赫斯特，最后在下午3点左右，在考拉停了脚，这是个整洁而紧凑的社区，有8207人，地处拉克伦河上的拉克伦山谷——当然，这两个地名就来自我们的老朋友麦考利先生。我一点不了解考拉，不过我很快就知道此处在澳大利亚颇有名声，是臭名昭著的考拉越狱事件的发生地。

二战期间，出了考拉就是一个战俘营。一边关着2000个意大利战俘，另一边则是2000个日本人。意大利人是模范囚犯。他们发现自己被送离前线，辗转来到一个远离枪炮轰鸣、阳光灿烂的遥远国度，在克服了由之产生的屈辱感之后，他们安定下来，好好做人。他们不屈地掩藏了自己的失望，人们几乎都以为他们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新处境。他们在当地的农场干活，看守也很松。他们的长官——我喜欢这个——根本没有被看管。他们想来便来，想去就去，只被要求随手关门别放苍蝇进屋。人们经常看见他们溜达着到考拉买香烟和报纸，还可能去拉克伦的旅程中喝杯开胃酒。

日本人却是另一副郁郁的模样。他们拒绝做工，也不合作。大部分人给的都是假名，被俘造成的羞耻感在他们身上显得很沉重。荒唐而悲惨的是，1944年8月的一天半夜，其中1100人上演了一出自杀性集体越狱事件，他们大喊着万岁从营房里闯出来，攥着棒球棒、椅子脚和其他能弄到手的任何武器，一股脑儿地向看守塔发起了冲击。目瞪口呆的守卫向人群一顿扫射，但很快就被囚犯制伏了。没几分钟，378名囚犯逃进了旷野。他们打算在那里干些什么也就随人怎么猜了。澳大利亚人花了9天时间完成了对他们的合围。最远的跑出了15英里。日本人死亡231人，伤112人。事发当天，3名澳大利亚人被杀，在后来的追捕中又有1人死亡。

这段历史都在考拉游客中心的图片和其他展览中展示，以资纪念。那游客中心本身就很不错，而后面的一个作为小型视听剧场的房间，我认为那是我见过的——当然是在荒原小镇里见过的——最令人陶醉的东西之一。

玻璃后面，一个小小的台子上摆着战俘营的旧物：一些书和日记，两三张镶了框的相片，一副棒球棒加手套，一个药瓶，一副日本棋。我进去的时候，房间里的灯光自动暗了下来。放了一点儿开场音乐，然后——令人陶醉的来了——一位身高大约6英寸的年轻女子从一张镶了框的相片中跨出来，在旧物之间边走边讲述19世纪40年代的考拉和那次越狱。我的嘴巴都张开来了。她讲解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旧物间走动，还与它们互动——她绕着书走，闲散地依靠在贝壳制成的盒套上。正如你所能想象的，我站起身，走近了看，我可以告诉你，不管离那玻璃有多近(我把脑袋顶在玻璃上，就像小孩子想要逗乐的时候那个样子)，你都看不出端倪。身材好，全彩色，吐字清晰迷人，这么个相当漂亮的三维人物就在我的面前，只有6英寸高。这是多年来我见到的最可爱的东西。显然，这是自下方由某种方式投射播放的影片，可没有突突的声响，没有画面的凸凹，没有毛糙或扭曲的线条，跟真的一样。她是一张完美的小全息图。值得一提的是，叙述文字讨人喜欢、信息量大——是该类文字的典范。我看了三遍，印象深得不能再深了。

“很好，是吗？”接待处的女士笑嘻嘻的，看见了我出来时脸上惊奇的表情。

“是呀!”

她料到了我的疑问，递过来一张解释其原理的覆膜卡片。这个演示是悉尼的一家公司做的，采用了一种广泛应用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光影技巧。基本上就是把影像投射到玻璃板上，那玻璃板摆得有技巧，正好观众看不见它。除此之外，真正的难点在于严格把握女演员的精确走位。这一准花了好几个月。简直棒极了。

而且，我得这么说，如果他们找到法子让这个小人跳大腿舞，那他们就发财了。

我到达扬镇，结束了这天的旅程。这个镇子在一片长满李子和樱桃的乡间，从考拉朝堪培拉方向沿奥林匹克公路前行四十英里可到达。我在距镇中心不远的小街上找了家汽车旅馆，开了个房间。老板是个看上去很强健的小伙子，穿着短裤和短袖汗衫，他按登记卡读出我的名字，说道：“你好，比尔。欢迎来到扬镇，”然后用力地握了我的手，仿佛是吸收我加入某某秘密社团似的。澳大利亚人的友好——相当真诚自然，就我所能理解——一如既往引人惊异或令人感激。在这之前，从没有一个汽车旅馆主像用气筒打气一样的力气跟我握手，也不曾这样高兴命运将我们抛到了一起。“很高兴你来啊，”他往下说，打气式握手还在继续。“我叫布鲁斯”——管他呢，我已武功全废，听不清楚了。

“啊，你好，布鲁斯，”我犹犹豫豫地结巴着说，“我是比尔。”

“好的，比尔，我们已经核查过了，”他说着突然就放开了我的手，“你在6号房间。”

我拿着钥匙去房间，打开门，走了进去。这间屋子的一分一毫都是1958年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自1958年起，这里就没有装修过，也没有一丝丝不敬的意味。我的意思是，房间里面的就是1958年。墙上装了有结瘤的松木护墙板，电视机上有个超高频拨盘，抽水马桶的座圈裹着印有“已消毒”字样的花纸头，卧室的抽屉里放着两张有旅馆图案的免费明信片和一个纸袋——我被强烈要求为了自身将来方便，将马桶里抽放不掉的东西放在里面。袋子上有个女人的画像(这大概为了提示我们，这是给女士们放“个人”物品的，而不是放诸如玉米棒子或小的机械零件之类)，那模样几乎要被认作琼·克里弗[8]了。我真是乐得不能再乐了。我卸下行李，穿过向晚烤人的热浪走进镇子。现在，我处处见着50年代。我注意到，在澳大利亚，就连“儿童过街处”的标牌上都是那个年代穿着的孩子——小女孩穿着连衣裙，小男孩穿着西装短裤，就像迪克和简[9]的剪影。

表面上，扬镇并不非常像我长大的那些镇子。异常宽阔的街道(澳大利亚乡镇还真是喜欢宽阔的街道)，红色的铁皮屋顶，每一栋商业建筑四周都有着帽檐样的金属人行道天棚——不用置疑，都是澳大利亚式的。不过，论运转方式和内里的货色，扬镇熟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地方，你出门干件啥事儿，就开车进镇(不是出镇哦)，在主街上一个不规则的空当里停车。光这一点就让我呆了好几分钟。我已经忘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整个社区的汽车都需要能在主街边稍稍停一会儿。我带着深深的景仰之情到处逛。除了银行和一家超市，商店都是当地人经营的，都带着与之相应的品位和形式特点。这里有我经年未见的店铺——修理铺子、小电器店、饼店、修鞋铺、茶室——有时候，他们卖的货品混搭得厉害。在主街的远端，我就碰见一个这种特点异常突出的地方，引我驻足。

这是一家卖宠物补给和色情书报影碟的店铺。我很严肃的。我向后站了站定睛看店招，然后朝橱窗里瞥进去，最后才走了进去。店比较小，我是唯一的顾客。店的后半部有个高台，一个男人坐在收银机旁边，读着报纸。他没打招呼也没做其他任何表示，这有点奇怪——因为这很不澳大利亚——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这是在谨言慎行哪。我想他的大部分顾客都像我现在一样行事：走过来走过去的，对樟脑草和除虱粉不同寻常地思之再三，还时不时停下脚步细看碎鱼肉糜或类似东西罐头上的标签，结果呢，纯粹出于偶然，在商店的后部，进到了呼吸粗重的区域。显然，我现在就这副样子了。成人区被围成一个小场子，得通过一扇木门才可进入。我站在那里，门发出小小的电子蜂鸣——这种蜂鸣就是办公大楼里僻静处有门打开时发出的声音——挑逗似的洞开了。我一惊，四下里瞧。男人怎么看都还是埋头看报纸呢。他仿佛都没注意到我在店里，更别说站在色情天堂的门槛上了。我傻兮兮地咧着嘴笑，想着走到他跟前去解释，说他犯了一个很可理解却有些搞笑的错误——我可不是绝望得不顾一切的性变态，急需图片养料的慰藉，而是一名体面的旅游作家，被店里不同寻常的货品并置吸引进来的。然后，我们就放声大笑，也许就此有了一篇稿子的发端。

可就在这时，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如果我当真买了啥呢——我不是说自己会买，但另一方面我还没给孩子们买啥呢——我大概不想自己的名片被钉在他的告示牌上。我还想到自己有责任去发现他这两条路数的生意之间是不是有着某种意想不到的联系。也许养宠物在澳大利亚乡下有着某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就不说《狗迷》杂志了。就我所知，外面的，货架上摆满了题名轻松活泼的动物保护主义出版物——《头等良骑》《鞭子与领子》《浴羊乐》。谁能说得明白？显然，我有责任去弄个明白，于是我又面露严肃的考究神情，走了进去。

实际上，我还从没有进过这种地方呢——我不是说宠物用品兼色情店铺，我是说各种类型的成人商店。坦率地讲，我震惊了。参与者是人，不是动物。除此之外，我可不愿意说得更明确了。扬镇宠物食品店后部肯定不是1958年。我要说的就这句话了。

二

虽然我很高兴自己在扬镇(或者任何地方)发现了一个兼营色情用品的宠物小铺，我在当地的工作的格调却要稍微高一丁点儿。我去看了著名的羔羊洲博物馆，那是为纪念小镇作为掘金前哨的辉煌岁月而建造的。那天下午已经太迟，来不及参观博物馆了，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就出现在它的前门，可发现博物馆要十点才开门呢。

人生在世，光阴不可浪费，我决定去镇中心的咖啡馆吃早饭，读点东西了解一下背景知识，算是备备课。十分钟之后，我就坐在扬镇主街上一个几乎全空的房子里喝着咖啡，一边等鸡蛋培根，一边翻阅又厚又重的单卷本澳大利亚历史。这书的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曼宁·克拉克，我几天前在悉尼刚买的。

澳大利亚的掘金史是一个快乐而且总体上温暖人心的故事。它肇始于一个名叫爱德华·哈德雷夫斯的小伙子，他在1849年从悉尼去加利福尼亚采金地，希望能发家致富。他挖了两年，除了泥巴，没找到任何东西，不过他却注意到加利福尼亚蕴藏金矿的地带与蓝山外新南威尔士的土地——我刚刚开车驶过的农村地区——有着超乎寻常的相似之处。

在别人还没有类似想法之前，哈德雷夫斯匆匆回到澳大利亚，开始在奥兰治和巴瑟斯特周边的溪床中寻觅，很快就发现了金子，而且含量有利可图。他的发现不过一月，千把人就蜂拥而来，在整个地区埋头挥镐，把岩石都翻了个身儿。他们一知道要找的是什么，就开始在各个地方发现金子。澳大利亚浑身都是这东西。一个原住民农场工人被一大块石头绊倒，那石头产出了近八十磅珍贵的矿石，基本上一地都不可能发现这么大的量啦。这足以保证他一辈子过得跟王公一样显赫了——只不过，作为原住民，别人不准他保有这块石头。那块石头落入了该地地主的手中。

这股淘金潮刚刚成势，新建立的殖民地维多利亚边界那边就发现了藏量更加丰足的金子。澳大利亚发起了黄金高烧，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与这热度比起来都显得软弱无力、分量不够。市镇的人口明显下降，工人们都出发去寻找发财的机会了。商店没有了店员；警察弃掉了岗位；妻子们到家，只见桌上有张字条，篷车却无影无踪了。这年不到年终，估计维多利亚有一半男人都在挖金子，成千上万的人正从国外涌入该国。

淘金潮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命运。在此之前，人们只能被一点一点地劝到此地扎根。现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涌起了移民潮。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该国收纳了六十万张新面孔，人口翻了一番不止。此番增长的高地在维多利亚，采金地最富饶的地方。墨尔本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悉尼，有一个时期，按人头计算，它还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但是金子的真正影响，是终结了澳大利亚作为流放之地的命运。伦敦意识到流放被看作是机会而非惩罚，罪犯渴望着被送往澳大利亚，将这个国家留作监狱的观点就难以为继了。直到1868年，才又有几船犯人被送至西澳大利亚州(他们在那里也会发现金子，同样数量可观)，但18世纪50年代的淘金潮标志着澳大利亚不再是一个集中营，它开始成为一个国家。

除了等着发掘的财富，掘金人的日子并不容易。为了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开矿者们只被允许保留很少的开矿产权地——一块只有几平方码的区域——这就成了问题的源头。1860年4月，人们在扬镇的前身羔羊洲发现了金子，寻找发财机会的人大批大批地来了。到1861年，包括2000个中国人在内的22,000个人在此开矿，每个人只有一片椅前桌下放置的大号小地毯那么大小的地儿。不用说，大部分人都没找到多少。很多开矿者开始对中国人看不顺眼了，后者似乎比欧洲矿工更心甘情愿地耐受酷热与贫困，而且相互帮助。人们觉得这种合作方式使他们不正当地占据了优势。另外，他们似乎找到了更多的金子。再加上，他们是中国人。

结果，白人矿工决定去把中国人痛打一顿。他们觉得这肯定会使境况好转许多。于是，1861年年中，虽是小众但也有相当数目的白人矿工——似乎两三千人吧——聚集起来，闹起了事。这个事件组织严密。开场，闹事者弄来个铜管乐团，演奏《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和《马赛曲》，以及其他与群众运动搭调的煽动性曲目。他们还制作并举起一面巨大的旗帜，这面旗帜此后还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某种符号性事物。于是，乐队奏着这种通常只在周日下午公园音乐会上才能听到的曲调，矿工们行进在中国人聚居区，用丁字镐的柄或更加厉害的家伙见人就打，抢劫财物，焚烧帐篷。然后，就为了给这天的活动画个句号，他们烧毁了政府大楼。后来，十一名闹事者受到审讯，但没有人获罪。显然，这不是澳大利亚人最为自豪的时刻。

我没法告诉你骚乱的直接后果。曼宁·克拉克，他是个——我只能这么说——最让人愤慨的历史学家，他提到这场冲突中有一名欧洲矿工被杀，却一点儿没说有多少中国人死伤。他也没提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永远被逐出此地了吗，还是事情过去，他们继续开工了呢？可以肯定的是，羔羊洲事件导致了所谓白澳政策的实行，基本上禁止了任何非欧洲移民，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废止。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在这里真的没想用双关语——浸染了澳大利亚生活的方方面面。

羔羊洲博物馆是小街上一座古老的大平房，砖结构建筑。我在前门等着它开放——开个门似乎颇费工夫，里面的人拔掉很多闩子，丁零当啷着一串钥匙。我开始怀疑它并非一个如我所料那样受人欢迎或重要的机构了，因为大门开时，那位女士就咋咋呼呼起来——“哦，您可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她说着咯咯笑起来，仿佛我幽默了她一记似的——这让我印象深刻，访客可能比较难得一见吧。不管如何，她似乎很高兴我到此，收了我三澳元门票，就一个劲儿叫我慢慢参观，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找她。

博物馆挺大，满是些极不常见的东西——熨斗、鞋楦、轻便马车、旧灯笼、机器残件等。除了没见着蜘蛛网，我都以为自己在爷爷的仓库里呢。我在主厅的一角发现了博物馆的镇馆藏品——1861年闹事者举的那面大旗。它被称为“集会旗”，因为上面整齐地绣着“集会。集会。不要中国人”的字样。来澳大利亚之前，我读过一本题为《僻远之国》的书，作者澳大利亚记者约翰·波尔格说，羔羊洲博物馆将这个事件很是美化了一番，没有一点儿追悔的表示。如果波尔格到此一游时，此情况属实——他的书出版于1991年——那么现在已经变了。标牌上关于骚乱的叙述中肯而有深度，但还是奇怪地对双方的死伤人数语焉不详。

博物馆向前延伸，似乎保存着扬镇每一个人曾经拥有却不再想要的东西——缝纫机、计算器、来复枪、结婚照、受洗服。有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大罐子，里面填满了亮闪闪的小黑球，数以千万计。我仔细地看，想瞧出是什么东西。

“油菜籽。”一个声音在很近的地方说——近得吓我一跳。我转过身，就是让我进门的那位女士。

“哦，你吓了我一跳。”我说。她笑了，那模样使我怀疑她就是有此打算。我突发奇想，也许扬镇的人就是这么打发时间的。

“你每一件都看过了？”她问道。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把每一件都看过呢？不过，我回答：“是的，”又礼貌地补充道，“很有趣。”

“没错，扬镇有很多历史的。”她一边赞同一边环视一圈，似乎思量这里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

我的视线又回到了那罐种子上。“你们在这附近种植很多油菜？”我问。

“不。”她简单地说。

我考虑了一下，想再找点东西说说。“那么，你们弄来种子，打算种？”我建设性地说。

“有些人叫它……rape[10]。”她说，最后那个词说得很轻，很明显地抬起了眉毛。

“是的。”我应道，我认为自己用的口吻很是关切。

“我喜欢用canola。”

“我也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不管有多少感情因素，我在种子名称的问题上没啥立场，不过同意她的看法似乎是比较谨慎的做法。

不幸中的万幸，就在这时，响起了铃声——就是那种有人进入商店大门时会叮当一下的铃铛——她道了声“请原谅”便走开了。我等自己的脉搏跳过六下，就跟着她朝外走，因为我已经看过有必要一观的所有物件，也就要去下一站了。

前门厅里，一对中年夫妇正在买票。空间狭小，我得等他们移步让我出门。出去时，我感谢了那位白发女士。

“好看吗？”她问。

“很好看。”我撒了谎。

“来这儿度假？”前来参观的女士问，大概听出了我的口音。

“是啊。”我又撒了谎。

“你喜欢澳大利亚吗？”

“喜欢。”这可不是谎话，但她狐疑地看着我。“老实话。”我又说。

然后出了件怪事儿——嗯，我认为怪吧。前来参观的女士用手握了握我的前臂，带着殷殷关切说道：“我希望每个人都对你很好。”

我看着她。

“当然，”我说，“澳大利亚人总是很好的。”

她用哀求的目光庄重地望了我一眼。“你真是这样想的？”现在，请别曲解我的意思。澳大利亚人是最棒的，但是当他们自省的时候，有点儿怪怪的。

我点点头。“真的，”我温和友好地说，“澳大利亚人总是很好的。”

“当然好啦，莫琳!”她丈夫大声说，“社会中坚，最高尚了。现在，让这个倒霉蛋走吧。我肯定他还有想去的地方呢。”他显然是另一个类型的澳大利亚人，属于豪放派——他们认为所有没运气生在澳大利亚的家伙都悲惨地失去了命运的眷顾，可能连鸡鸡都只有丁点儿小呢，可怜鬼哟。

当然，他是对的——在还有想去的地方这一点上，我是说。现在是时候出发去堪培拉了。

第六章

一

在1901年澳大利亚的六个殖民地结成联邦之前，它们是各自分立的，而且其分立程度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每个殖民地都发行自己的邮票，按自己的时间校准时钟，有自己的税收和征兵体系。正如杰弗里·布莱尼在《澳大利亚简史》中所记，维多利亚沃东加地方的酒吧老板想要卖墨累河对岸新南威尔士奥尔伯里地方酿造的啤酒，就得支付与从欧洲进口啤酒相当的赋税。这显然愚不可及。于是1891年，六个殖民地(另加新西兰，它差点儿就要加入，不过后来退出)在悉尼开会讨论组成一个真正的国家，即澳大利亚联邦。摆平所有相关事务花了好几年时间，不过1901年1月1日，新国家宣布成立了。

由于悉尼和墨尔本的重要性不分伯仲，于是大家各退一步，同意在未开垦地区建设一个新首都。在此期间，墨尔本被定为临时首都。

关于首都选址的口水仗打了好几年，直到向政府廉价购置土地的移民在新南威尔士南部的铁宾比拉山边缘扎根，建立了偏远的农耕社区后，结果才尘埃落定。它被称为堪培拉，不过那时候这个名字通常被英国化为“堪培里”。它冬季寒冷，夏天酷暑，前无村后无店，根本不像是一个可选择作为国家首都的地方。周边九百平方英里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牧场，几乎毫无用处，这是由新南威尔士割让，用以仿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范例建立的、由联邦直辖的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

于是，年轻的国家有了首都。新的问题是，该起个什么名字呢？解决这个问题又是好多年的爱恨情仇。美国出生的政治家金·奥马利是联邦的一大推动力量，想将新首都称为“莎士比亚”。其他提出的名称有迈欧拉、小麦乌尔黄金、伊之谬、桉树乡、悉墨拉德帕布里斯荷(所有州首府的第一个音节)、奥泼森、快乐石、干渴邑、笑翠鸟、克伦威尔和傻得冒烟的维多利亚守护人守护者。最终，“堪培拉”胜出，多少也是因为没定出其他名字，就沿用惯名。在庆贺这一决定的官方仪式上，总督夫人在一众显要面前站起身，用“怨艾的声腔”宣布胜出的名称就是一直以来使用的那个。不幸的是，没人想到要事前给她介绍一点基本情况，她把音给发错了，没有轻捷地重读第一音节(比如Can-burr-a，甚至Can-bra)，而是把重音一顿顿在了中间音节(弄成了个Canbear-a)。没关系。年轻的国家有了建都的地方，首都也有了名字，他们花了十一年才走到这一步。以这样迅捷的速度，他们有望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内使城市运转起来。而实际上，他们花的时间还要长。

尽管堪培拉现在是国中的第六大都会，也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计划型社区之一，但它仍旧是澳大利亚最难亲近之处。作为首都，它至今交通不便。它在悉尼至墨尔本主干公路休姆公路四十英里之外，主要的铁路线也同样把它一脚踢得开开的。通往南方的干道并没有连通什么地方，而西面呢，除了从小镇蒂默特过来的一条土路就没有任何进入该城的通道了。

1996年，约翰·霍华德总理在当选之后拒绝居住在堪培拉，引起了轰动。他宣布自己将继续留居悉尼，会按工作需要通勤去堪培拉上班。你能够想象，这在堪培拉市民中引起了骚动，大概他们自己都还没有过这种想法呢。特别有趣的是，约翰·霍华德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最没趣味的人。想象一下，一个非常敬业的殡仪馆经理——一个11岁就有强烈的欲望要成为殡仪馆经理的人，一个成年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当选昆比恩地区殡仪馆经理联合会主席的人——把自己的人格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那就是约翰·霍华德了。当一个像约翰·霍华德这样非常没有色彩的人都鼻孔朝天看不起一个地方，那你就知道此地一定值得一观。我等不及要去看看。

前往堪培拉，你要驶过穿越村野林区的有分车带的公路。渐渐地，尽管仍在林区内，那路变成了有点儿城市特征的林荫大道，最后，你到达一个建筑样貌壮观、间隔得当的地方，你觉得就是这里啦——或者像堪培拉这样零零落落、朦朦胧胧的地方，到了这么个地儿，你就差不多算是到了。这是个很奇怪的城市，根本不能算个真正的城市，而是一个里面藏着城市的、大到极点的公园。它到处是草坪、树木、树篱，还有个大湖点缀其间——非常宜人，就是有点儿出人意料。

我在莱克斯宾馆开了个房间，没什么其他理由，只不过正好走过路过，而且尚未住过这个取了个宠物名字的旅馆罢了。对于一个混凝土建造，又取了莱克斯这个名字的大型建筑，莱克斯宾馆的一切就那么回事儿。但我不在乎。我迫不及待地要在这绿色的天地里舒展双腿、跑跑跳跳了。于是，我入住，卸了行李，马上回到户外。来的时候，我路过一个游客中心，记得它离此不远，走走便可到达，于是决定向它进发。结果，路很远——很远很远，在堪培拉，无一例外，都是这样。

我到达的时候，游客中心差不多要关门了，而且它就是个小店，放了些有关景点和住宿信息的宣传页和小册子。旁边的房间里是一个小型影院，播放着那种声嘶力竭表现欣欣向荣景象的推广片，题名叫《堪培拉——全有啦!》——里面吹嘘着你如何在同一天里又能滑水又能买晚礼服，还能吃一次比萨，只因为这个地方——全有啦!你知道我说的那种片子。不过，我高高兴兴地看了片子，因为房间里有空调，走了这么长的路，坐坐总归快活的。回到大街上，我也没有买晚礼服，吃比萨，或者去滑水，因为我根本就啥都找不到。如果你要去堪培拉，我给你个建议，那就是没带好地图、指南针、几天的给养和存了救援电话号码的手机，就别离开旅馆。无穷无尽的居民区绿茵茵的，赏心悦目，可都是一个模样，我走了两个小时，总在疑心自己是不是兜了一个大圈子。我时不时会走到绿树掩映的交通环岛，轮辐样的道路向各个方向辐射开去，每条路都是一模一样的景象，一派澳大利亚城郊天堂的标准风光。我挑选那条看起来最可能将我带向文明的路走下去，只消十分钟，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交通环岛又出现了。我没看见一个行走的路人，也没看见有人在浇灌草坪，或者诸如此类。很偶然地，一辆轿车轻轻驶过，在每个路口都稍稍停顿，司机四下里张望，脸上绝望的表情似乎在说：“啊呀，见鬼，我的房子在哪儿呢？”

我总想我能找到一家上好的酒吧，那种我在悉尼的时候经常光顾的类型——挤满了结束漫长的一天之后前来放松的职员。那种地方在这个钟点很是热闹，快乐的人们从酒吧里一直溢到了人行道上。然后，再去街坊里的小餐馆吃晚饭，迷人的餐馆，菜量十足。然而，在堪培拉昏昏欲睡的大街上显然没有这样或那样类型的消遣。终于，蓦地，我转过一个弯，市中心到了。这里终于有了商店、餐馆和其他城市商业设施，只是全都关了门了。堪培拉市中心基本上就是一连串在零售商店之间迂回蜿蜒的露天停车场，没有一点儿生活的痕迹，只有一点噼里啪啦的声响。我听了一会儿，辨出那是滑板的声音。我无事可做，就循着那声音来到一个露天广场，六七个少年一色反戴的棒球帽和宽松短裤，正在金属栏杆上练习自己的技巧，水平一般，姿势也不正确。我在长凳上坐了一分钟，带着病态的兴趣看他们冒着开创口、骨折和严重睾丸外伤的风险去追求沿栏杆滑行那转瞬即逝的快感。他们在栏杆上滑行的距离从零英寸到两三英尺不等，空中的平衡把握不住，重力把他们抛向冷面无情的路面。这显然是个愚蠢的活动。

再没有比问六个反戴棒球帽的少年可有推荐的餐馆更弱智的事了，但那时的我没想到这茬儿，于是我就当真这么问了。

“你是美国人？”一个孩子带着诧异的语气问，我倒是没料到会在一个国家的首都遭遇这样的问题。

我回答是的。

“那边街角就有麦当劳。”

我温和地解释，国籍并不要求我一定吃本国的食物。“我想要么选一家灵光的泰国菜馆。”我提议。

他们看着我，一脸的困惑和没有方向，这种表情只有14岁少年做出来才有人信。

“或者印度菜？”我满怀希望地建议，仍旧得来没人理解的表情。“印尼菜？”我继续，“越南菜？黎巴嫩菜？希腊菜？墨西哥菜？西印度群岛菜？马来西亚菜？”

单子越开越长，他们不自在地挪了挪身体，似乎害怕我逮着他们，要他们个人对本地用餐场所的匮乏负责似的。

“意大利菜呢？”我说。

“伦敦代尔街上有必胜客。”一个孩子带着胜利的表情尖声说道，“他们礼拜二供应全品种自助餐。”

“谢谢。”我说，感觉这么下去不会有所得，就起身离开，可又回转过来，“今天星期五，”我指出。

我回到莱克斯宾馆，可才到大门口，就意识到自己并不想在下榻的宾馆吃饭。这件事做起来是多枯燥而孤独啊——就是承认自己活得了无生气嘛。事到如今，我也确实了无生气了，可这还不是要害处。你可知道在下榻宾馆独自吃饭这件事中最最令人沮丧的是什么吗？就是他们过来收去其他所有餐位上的餐具和酒杯，仿佛在说：“显然今晚没人跟你做伴，所以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卷走，安排你坐面对柱子的位子，这就给你送非常大的篮子过来，里面只放一个面包卷儿。请用餐吧!”

于是我在莱克斯宾馆大门口只不过徘徊了一下下，就回到街上。我身在一条修建得很宽阔的林荫大道上，但路上基本没有车辆，两边基本上是高大植被掩映之下的办公楼。我走了几百码，看见一家颇像莱克斯的宾馆。里面开着一家意大利餐馆，有独立的门户，这大概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馆子了。我走进去，却为难起来，里面全是当地人，个个盛装，似乎在搞聚会。他们跟侍者挺熟，对周围的环境也不陌生，说明和此处也算得老关系了——但凡当地人在玻璃混凝土宾馆里的饭店吃饭，你就知道这些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不见得亲密无间了。

侍者收走了其他餐位上的餐具，但拿了六根棍子面包给我——如果我交到个朋友，也够吃了。这是个相当惬意的地方，周围每个人的精神都大大振奋——澳大利亚人真是爱喝酒，保佑他们——菜肴也出色，可就是掩盖不了我们在宾馆吃饭这个事实。我发现，堪培拉这种情况颇多——在毫无个性的大型宾馆或其他没有特点的地方吃吃喝喝，所以你花了大把的时间，只是感觉自己仿佛在一个极大的国际机场作长时间停留罢了。

后来，报销了一份意面、三瓶意大利贮藏啤酒和所有六根棍子面包(我从未交到朋友)之后，我腆着鼓胀的肚子，缓步走出去。这次准备从一个稍稍不同的方面考察堪培拉。我肯定此地某处准有正常的酒吧，也可能找到个气氛上佳的饭馆，留着明晚前去尝试，但是什么好地方都没经过，最终又发现自己站在了莱克斯的大门口。我看了看手表，不过晚上九点半。我溜达着进了鸡尾酒吧，点了啤酒，在靠背椅上坐定。酒吧里空荡荡，只有一张桌子边坐了三男一女，兴致好得乱嚷嚷，此外吧台上有个孤零零的男人躬身伏在杯酒之上。

我喝着啤酒，拿出小笔记本和笔放在面前的桌上以备自己突然有了重要发现，然后取出在悉尼一家旧书店买的书来。这本书名为《澳大利亚内幕》， 1972年出版，作者是美国记者约翰·冈瑟。这个名字当年在旅游报道年鉴中赫赫有名，现在恐怕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不得已，因为他在写书的时候死掉了，可怜啊。

我翻到堪培拉章节，好奇地要看他如何讲述那时的此地。他描述的堪培拉是个十三万人口的小城，有着“一个乡下小镇的田园牧歌气氛”——一个悠闲自在的地方，红绿灯很少，夜生活寥寥，不太多的鸡尾酒吧散落各处，还有“六七家好餐馆”。一句话，现在的情形似乎是1972年以后不进反退了。我很自豪，书上挑出莱克斯宾馆，说它是游客的时髦下榻处——看见自己的选择受到肯定，就算时过境迁三十年，也总是好事情——而且它的鸡尾酒吧被认为是城中最有生气的地方之一。我从书上抬起眼，不禁泄气，都不敢想这酒吧还可能算个热闹地方。

最终，我转向了讲澳大利亚政治的章节——我买这本书的首要原因就是它了。除开澳式橄榄球的得分和一种颇受推崇的菜式“肉派漂浮”的魅力(想想看，不能引起食欲的棕色东西漂在不能引起食欲的绿色东西顶上，你还差不多都吃了)之外，澳大利亚生活中就没有东西比其政治更让局外人感觉复杂而困惑了。我曾经尝试过一两次，涉猎澳大利亚人写的有关澳大利亚政治的书籍，这些书都首先标新立异地假设这个主题有趣——有胆有识的立场，这事肯定的啦，不过没什么大用场——于是，我希望美国同胞客观超然的观察可能更有启发。冈瑟做了一个勇敢的尝试，我得承认，但这事儿太难，以他的智力甚至都没法理解清楚。比如，他在下面这个片段中试图解释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

如果，在第二选择票数加入第一选择票数之后，仍旧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这个过程会再来一次：在此轮统计中落后的候选人的选票会以第二选择为基础分摊。如果他从第一个遭淘汰的人那里继承了一些第二选择票数，那就将以第三选择为基础重新分配。诸如此类。

我特别喜欢这种“诸如此类”的散漫总结句。它很机巧，似乎在说：“我完全理解了，只是觉得没必要再详述烦你劳神。”然而，他真正在说的却是：“我对这个方法一丁点儿概念都没有，坦白讲，我也不搞两颗小小的老鼠屎来糊弄人，写这些字的时候，我正坐在莱克斯旅馆这个阴冷建筑的酒吧里，礼拜五晚上啊，我喝得半醉了，烦得一点心思都没有，现在我要走了，换个地方再喝。”怪异的是，我切切实实了解这种感受。

我看了看手表，惊讶地发现这才十点十分，又要了一杯啤酒，拿起笔记本和笔，想了一分钟，写道：“堪培拉，极为无聊的地方。不过，啤酒是冰的。”我又多想了会儿，写道，“买袜子。”然后，我放下笔记本，不是放好笔记本，伸长了耳朵，听酒吧那头快活四人组的对话，却听不大清。于是，我决定给堪培拉撰个新口号。一开始，我写的是：“堪培拉——啥都没有!”然后写：“堪培拉——为什么要等死？”我又多想了会儿，写道：“堪培拉——通向其他所有地方的门户!”我认为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条了。接着，我又要了一杯啤酒，画了点儿漫画。两条正要产卵的鲑鱼，逆着一串淙淙的小瀑布往上游到半路，累了便在平静的水塘里休息，一条鱼对另一条说：“我们为啥不就待在这里手淫呢？”我自娱了一回，把那页纸放进口袋，留着等哪天我学会画人们真看得明白的物体来再派用场。然后，我又偷听他们说话，在他们说个俏皮话的时候赞赏地点个头微个笑，希望他们能看见我并请我过去同坐，不过他们没那意思。接着，我又来杯啤酒。

我想那最后一杯啤酒大概是个错误，因为那之后的事情我就记不大清楚了，只是对每个走过酒吧的人抱起了无与伦比的好感。其中有个菲律宾人，她拿着吸尘器进来，要我抬起脚，让她清洁椅子底下。那天晚上的笔记只有其他两个条目，都写得有点一惊一乍。一条说：“维多利亚苦啤——为什么这么叫？一点儿都不苦。还很甜哪!!!”另一条说：“我告诉你，巴里，他那是火花放电屁!”我认为这里所指是我从邻桌那些人谈话中听来的某个颇有色彩的澳式短语的曲解，并非真正有电学性质的肠胃胀气现象。

不过我也可能出错。我出过错的。

早上醒来，我发现堪培拉下起了令人生厌的长脚雨，积起了一摊摊水塘。我本来计划消消停停地走一走伯利·格里芬湖上的大桥，去另一边博物馆和政府大楼聚集的地区。这个早晨糟透了，这种天里徒步出门就是冒傻气，现在更恼人了，因为我从宾馆一出来就慢慢意识到自己踏上了比头天下午还要漫长而艰巨的征途。堪培拉真真儿是个广阔得惊人的城市。从纸面上看，它挺吸引人的：蜿蜒迂回的湖泊，绿树掩映的大道，还有一万英亩的公园(比较一下，纽约的中央公园面积840英亩)，但到了实地，它不过就是好多好多绿化，由建筑和纪念碑分开，一块块隔得老远。

这种情况如何形成，倒是值得一想的。1911年，选定建都地之后就搞了城市设计大赛，赢家是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的沃尔特·伯利·格里芬，一个弗莱克·劳埃德·赖特的崇拜者。格里芬的设计毫无疑问是最棒的，但未必有多大意义。另一个优秀的参赛者，法国人阿尔弗雷德·阿加什没仔细看情况说明，也可能根本就没看吧，把国会和很多其他重要的建筑放在了一块洪泛区上，保管那些议员一年要有好几个月踩着水辩论。另外，他把市政污水处理设施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摆在了城市中心，其中原因，我们只可狐疑着揣测了。尽管有这些古怪的缺陷，他的设计还是得了第三。二等奖给了伊莱尔·萨里宁，他儿子埃罗就是后来说服歌剧院评审们选择约恩·伍重的大胆设计的那位了。老萨里宁的设计操作性强，但其中含着某种野蛮的堂皇——一种原始第三帝国的质感——这让澳大利亚评委感觉不安。

对比之下，格里芬的计划立现可爱之处。它设想了一个七万五千人口的花园城市，两旁植树的大道自成角度穿城而过，中心地带还有个观赏湖。漂亮而且自信，宏大却不傲慢，理想地契合了标志着澳大利亚性格的那种对体面的适度的、不抓狂的追求。而且，格里芬对表现形式的重要性也有超前的理解。他提交的不是那种看起来像是涂写在餐巾背面的朴实无华的草图，而是一系列大幅的全景式构图，精细地绘制在撑开的上等亚麻布上。他得到了新婚妻子玛里昂·马奥尼·格里芬的莫大帮助——实际上是全靠了她，她无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建筑艺术家之一。

全部由玛里昂完成的画作表现了剪影似的空中轮廓线，形状秀丽标致——这里一个穹隆，那里一个金字塔——但给出的细节却惊人的稀少。它们是可望不可即的印象画——缥缈的天上人间。你能愉快地盯着这些画看上几个小时，但转过身，没一会儿，你就想不起其中的一件事物，只依稀记得其构图还是讨人喜欢的。虽然格里芬和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到过澳大利亚(他们用地形图开展工作)，画作却不寻常地接近当地风貌——简单整洁的美和广阔无垠的天空，你一定会说这只有以至深的熟稔为基础才能办到。平心而论，沃尔特是个有天赋的建筑师，甚至偶尔很有灵感，而玛里昂则是个包装天才。

格里芬夫妇有着明显的波希米亚气质——丈夫钟情松松垮垮的大帽子和丝绒领带；妻子的爱好不太成体统，喜欢穿着轻飘飘的长袍子在林间空地上跳舞，动作是邓肯1的风格——在20世纪20年代粗犷风格的澳大利亚世界里，这无疑对他们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不管怎么样吧，他们1913年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发现等待他们的既没有多少钞票也没有多少热情。等到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样东西也随之更少了。格里芬没有管理大工程的经验，显然这也不符合他的脾性。到1920年，除了草草立桩标记了主要道路之外，其他工作一样没做成。那年年末，多少是双方协商同意吧，格里芬离开此项目。

格里芬又在澳大利亚住了十五年，成为这个国家最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但是他设计的房子几乎无一建成，或者建了又被拆掉。困扰他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1935年，他移居印度。1937年，他从脚手架上摔落，感染了腹膜炎，一命呜呼，终年60岁。他葬于一处没有标记的墓穴。如今，这碌碌的漫长一生所留下的所有遗迹只有墨尔本大学的一部分、两三座市立焚化炉和堪培拉了——而堪培拉实在也不能记在他名下了。

恕我直言，只有格局还是他的——街道、交通环岛，还有把城市一分为二的湖。组成部分落入其他二十多人之手，都是各自为政，分头完成。在他的蓝图上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城市，但与他的设计的内涵却一点儿对不上号。实际上，这个城市就是人工莽原上一群零落散布的政府大楼。就连在城市商业区和议会区之间逶迤穿过的湖，也有一种单调呆滞、矫揉造作的感觉。北面的河岸种植了树林，倾斜的岬角上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建筑，名为首都展览馆，我先去了那里，主要不为接受什么再教育，有什么大长进，只是更希望身上能稍微干一干。

这里还挺忙。前门，两位友好的女士坐在桌子后面，发放免费的参观包——明黄色的大塑料包——每个经过的人都要了，个个又谢又赞的。

“要参观包吗，先生？”一位女士对我说。

“哦，好啊。”我说，别提有多激动了。参观包有分量，不过验看之下别无他物，就是一堆小册子——似乎收全了我头天拜访过的游客中心里的所有家伙。包太重了，坠直了把手，蹭到了地面。我拖着它转了一会儿，考虑把它丢在一株盆栽植物后面了事。问题出来了。盆栽的后面没地方再放一个黄包啦!那后面总要有九、十个之多。我环视一周，发现屋里几乎再没有人拎着塑料包了。我把自己的包靠墙放在盆栽边上，直起身，只见一个男人朝我走来。

“这里放包？”他认真地问道。

“是的。”我同样认真地回答。

我暂时担当起内部管理总监的职务，看着他仔细地把包倚墙放下。然后，我俩一同站了一会儿，认为这么办挺明智，很高兴参与了这项重要的工作，将上百个黄包从门厅移到隔壁堆起来。我们站在那里，又有两个人走了过来。“就放这儿。”我俩异口同声说，指着我们码沙袋护墙的地方。然后，我俩彼此满意地点点头，走开进了博物馆。

首都展览馆很好。澳大利亚的这些东西大多这样。建筑并不大，但很好地表现了堪培拉的历史和发展过程。让我诧异的是，其中大部分内容非常非常新。好几面墙上挂着放大了的堪培拉旧时照片，其中大多数跟现今的照片对比着看，让人印象极深。比如，伯利·格里芬湖[11]直到1964年才引水成湖。在那之前的好多年，它就是两片城区之间的一块泥洼子。在另一面墙上，两幅航拍照配成一对，表现了1959年的堪培拉(人口三万九千)和现在的堪培拉(人口三十三万)。除了湖中注了水和议会区里添了一些大型建筑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看起来变化很小。

得了这个基本印象，我当即就渴望亲眼去看一看，于是离开大楼，沿着树木掩映的湖滨到联邦大道大桥去，向着遥远一如往昔的城市行政区域进发。雨已经停了，不过伯利·格里芬湖附有一项工程奇观(他们干吗费事弄这奇观呢？)，唤作库克船长纪念喷泉，一股水柱向上直冲两三百英尺，令人眼花缭乱却又看不出个名堂，然后乘着呼呼的风，化作细密的飞沫飘着洒满大桥和桥上的林林总总。我叹着气，好容易冒着水雾过桥来到另一边，走进了一片广阔得一塌糊涂的草坪，政府建筑和博物馆在其间遥遥相隔，那距离远啊，就仿佛反拿了望远镜看东西。

就连治理本城的国家首都局都在宣传页上承认：“很多人认为议会区空荡荡的，一副没完工的样子，机构和设施间遥远的距离使行人望而却步。”说得好，这就像行走在一个非常巨大的而且永远不会拆除的世界博览会场。

我首先去了国家图书馆，因为我想看《奋进号日志》，就是库克船长那本著名的航行日记。库克在结束英雄的发现之旅后自然把日记带回了家，但他过世没多久，日记就不知去向了，就这么过了近一百五十年，直到1923年，日记才出人意料地在伦敦一次苏富比拍卖会上现身。澳大利亚政府急忙买下，花了五千英镑(几乎两倍于其打算支付的政府所在地城市设计费)，日记现在所受的推崇相当于美国对待古代珍品的程度，比如宪法，比如南希·里根。很不巧，我到咨询台问讯的时候才知道它并不公开展示，仅仅接受一周一次的预约展示。

我失望地瞅着那个男人。“可我走了八千里路啊!”我脱口说道。

“对不起。”他说，似乎挺真诚。

“我还在莱克斯住了一晚。”我说，琢磨这办法也许管用，但他能力有限，帮不上忙。不过，他指给我一份有日记照片的小册子，又鼓励我去公共陈列室逛逛看。我去了，公共陈列室很出彩。一个展厅陈列着澳大利亚显要的画像(当然，这显要是对其他澳大利亚人而言的)，另一个展厅则展出悉尼歌剧院的图稿原件。不但有乌松得奖的草图，还收了第二名、第三名的——两张画显然都没什么特点。第二名给了胖乎乎的不锈钢圆柱，上面有杂色的拼块图案。第三名看上去像个大型超级市场。一只玻璃盒中摆着乌松制作的木质模型，说明歌剧院屋顶上的“帆”并非故意应和港中的帆船(在澳大利亚国内外的各种图书文章中，这个观点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而是纯粹的球面分割。

然后，我穿过上千英亩未开发的草原来到国家美术馆——堡垒一样的建筑，大得出人意料。它通风好，东西多，基本上非常不错。我尤其赞赏从没听说其名的亚瑟·斯特里顿所画的澳洲内陆，以及原住民绘画，后者多数作于卷曲的树皮或其他天然材料上，涂满了五彩的圆点和波浪线。这里有个很少有人注意的细节：原住民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不曾中断过的文化，他们的艺术可以上溯到自己最初的源头。想象一下，会有法国人能带你去拉科斯的山洞，详细解释那些岩画的重要意义吗？例如为什么这头野牛冲出牛群，这三条曲线是什么意思。这画对他们来说宛如昨日之事那样新鲜而现实。啊呀，原住民就做得到。这是人类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就，虽然很少受人赏识，但我觉得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你不会不同意，对吧？

我原打算继续前往会议大厦，但从国家美术馆出来后，发觉下午几乎就要过去了。我不得不等到明天再说。我沿着缓坡，朝着湖和大桥的方向返回。天空终于放晴，远处的小山上落着一块块银色的光斑。云不再留在低空伺机下扑，而是回到了空明的高处，视野确实很棒。堪培拉是一座纪念碑的城市，其中大部分规模相当大，几乎全部都有自己专属的一道绿荫，在这里，我一扭头，就把它们尽收眼底。它给我的感觉不像城市——远远不像——反而更似一个保留下来的战场。那种空旷感，那种毕恭毕敬的绿意，是你期待在葛底斯堡或滑铁卢看到的东西。

很难相信，这景致里掖藏了三十三万人口，这个念头——它冒出来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彻底改变了我对堪培拉的看法。我曾经鄙视的，实际上恰恰是它最令人佩服的成就。这个地方不带一丝明显承压之痛，就比20世纪50年代末扩张了十倍，而且依然是个大公园。

想象某个温馨的小型美国社区——比如科罗拉多的阿斯彭——四十年间吸收了三十二万的额外居民。想想那基础设施，要满足另外三十二万个以车代步的我们的需求——大型商场，停车场，延伸进入亮彩的标志和架高的广告牌森林的八车道马路，分出三六九等的大片住屋(再见，树林!再见，农田!)，偏远的超市和特大型零售中心，星罗棋布的汽车旅馆、加油站和快餐店。想想每回出门买冰箱或跑步鞋或加油的情形，一准得忍受几英里的纷纷扰扰和鸡零狗碎。哎，堪培拉可没这些破事情。多了不起的成就啊。我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整个改变了。

我还是得说，要有那么一两家酒吧也不会坏事啦。

二

下面谈谈为什么你永远理解不了澳大利亚政治。1972年，在自由党(这个党是被解读为保守党的)执政二十三年之后，澳大利亚选举产生了一届工党政府，由干劲十足且温文尔雅的高夫·惠特兰领导。惠特兰政府立马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给予原住民他们从没享有过的权利，比如从越南撤离澳大利亚军队，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等等。然而，议会民主有时候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政府慢慢失去了它的多数席位。到1975年，议会陷入僵局，惠特兰和反对党领袖马尔科姆·弗雷泽都不愿让步。

走进来掺和这个死局的，是女王在澳大利亚的官方代表，总督约翰·科尔爵士。他使用了之前从没行使过的权力，解散了惠特兰政府，让弗雷泽控制大局，并下令大选。对于这种专横的干涉，澳大利亚人义愤填膺，都没法形容他们有多愤慨了。国家突然陷入一片愤恨之中。他们自己还没机会弄明白自身的分歧呢，就有来自地球另一边的一个政府的非民选代表越俎代庖了。这使人蒙羞，也提醒人们，澳大利亚根子上还是个殖民地，依照宪法，仍旧从属于联合王国。

不管怎么说，澳大利亚人按照要求举行了大选，选民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推翻了惠特兰政府，弗雷泽上了台。换句话说，选民们平静地认可了仅仅一个月前使整个国家愤慨的行为。

所以，我说，你永远理解不了澳大利亚政治。

当然，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你几乎不可能从外部追踪澳大利亚政治的动态，因为有关这个国家的消息很少漏到外面的世界。可就算你在当地，尽心尽责地跟踪事态，你又发现自己陷入泥淖：争论连篇累牍，细碎的观点纷繁复杂，杂芜的亲疏敌友关系纠结，这些都妨碍了理解。给澳大利亚人一桩议题，他们会争得情绪激昂，角角落落、方方面面一个不落，还会引入许许多多不甚关联的连带问题。于是很快，局外人就搞不清楚状况了。

我游历其间的国家大事是澳大利亚是否要改成共和国——它是否要剪断与英国之间最后的殖民纽带，跨出必要的步子保证将来再没有啥约翰·科尔以类似的方式再让这个国家蒙羞。我看这根本不算个问题。难道不是所有国家都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吗？至少，你总该以为这决定是没啥弯弯绕的。

但是，就我所知，澳大利亚人纠结了两年，可能存在的每一种反对这一变化的观点都提出来了。谁会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总统？我们如何能保证他永远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再属于皇家，那类似“皇家澳大利亚空军”和“皇家飞行医生服务团”这样的名字该怎么改？新的宪法开头该怎么措辞？我们要像约翰·霍华德那样大谈澳大利亚式“男人友谊”，或者我们得承认它是个基本空泛且令人尴尬的概念？哦，天啊，复杂透了。如果我们就维持原状，希望英国人友善对待我们，这样也许更好。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无关紧要。不过，看着都累啊，你一准得到两个相关联的印象——一是澳大利亚人喜欢为争论而争论，二是基本上他们更情愿万事维持原状。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到处都有最好最娱乐人的议会辩论，这起到了很大的弥补作用。我们自己的电视新闻节目如果提供一个发自澳大利亚议会的晚间报道，那就会生动活泼得多了。用不着解释来龙去脉——不管怎么说，基本上也超出理解范畴了——只要让观众领略澳大利亚式相互谩骂丰富的攻防技巧就成。

澳大利亚作家保罗·希恩在他的作品《野蛮人之间》中记录了一场发生在议会中的争吵，当事人是一个名叫威尔森·塔基的和彼时的总理保罗·基廷。下面是其中的一小段：

塔基：你是个白痴。你就是个没药救的笨蛋……

基廷：闭嘴!坐下，闭嘴，你个猪……你干吗不闭嘴，你个小丑……这个男人一副作奸犯科的脑袋……这个小丑插嘴插个没完了。

实际上，对于舌灿莲花的基廷先生来说，这算是吵得相当平淡的。卑劣货、垃圾犯人、宵小之徒、满嘴喷粪的笨笨虫、没用的小蚂蚁、长疥癣的蛆、喷香水的舞男、没胆量的打桩模子、杂种、遗臭万年的骗子、呆头鱼，这些绰号诨名都是公共辩论的时候从他嘴里蹦出来的，在澳大利亚版《议会记录》上找得着的，它们在书页上闪着熠熠的光芒哪，就是用来形容他的母亲嘛(我当然是在开玩笑啦)。议会里的抨击并不都是这么粗俗，但这也极好。

我多次游历澳大利亚，曾怀着极大的乐趣亲眼目睹过这类事情，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在国会山游客区停好汽车，在动身去阿德莱德之前走一走修剪整齐的草坪，四周转转看看。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热切之情了吧。

议会大厦是座新建筑，1988年替代了原先那座更朴实一些的议会大厦。这栋楼恐怖得可以，头上荒谬地竖了一根像极了巨大圣诞树的东西。进门的时候，我驻足在一个大型景观水池边，专门瞅了瞅这架设在屋顶上的物件。

“南半球最大的铝结构!”一个脖子上挂了照相机的男人见我端详它，带着明显的自豪说道。

“还有其他铝结构竞争这个荣誉吗？”我不由自主问道。

男人看起来发窘了。“哦哟，我不知道，”他说，“不过就算有，它们也要小一点。”

我并不想引他不快。“哦，它当然非常……出众啦。”我主动说。

“是的，”他附和，“我觉得这词用得贴切，出众。” “里面用了多少铝？”我问。

“哦，我没概念。不过很多，这一点是肯定的。”

“够包很多三明治的!”我自作聪明地说。

他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危险的傻瓜蛋。“这我倒不知道。”他说。他有点儿被搞糊涂了，犹豫了一阵，走开了。

这是礼拜天的早晨，我并不期望议会大厦会对游客开放，可它开着哪，我得乖乖接受安检。一把随身小刀被没收了，可二十分钟之后，我坐在自助餐厅里，操着杀起人来利索得多的家伙锯烤饼吃。整个议会大厦就是那个样子——表面上庄严，很有安保意识，但同时真的很松懈，仿佛他们知道不会有国际恐怖分子前来强攻那低矮的挡墙，参观者也多是像我一样的人，只想看个所在，然后便去后面的自助餐厅来杯好茶，吃个面包点心啥的。

比起其寡淡外表所彰显的那样，它的内部要堂皇许多，用天然的木料铺着地板、护着墙。你最好不要跟着团队拥来拥去，要一个人探究。我从来没进过美国的国会大厦，可我敢说他们不会任你信马由缰。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可以随便去哪里——如果我知道门儿，我就能溜进总理办公室，在他的记事簿上草草写个留言，也可以留下我的鲑鱼漫画为他这一天生色添彩。好几回，我鬼鬼祟祟地试着扭了门把手。门总是锁着，但没有警铃大作，安保人员也没有哐啷一声跳窗而入，用网子来把我兜个严实，再带走审问。在设置安保的区域，保安总是和和气气，乐于回答任何问题。这一点我非常感动。

澳大利亚议会分两院，即众议院和参议院(有趣，这有趣的方式还挺浅层次的，他们用英式术语称呼这项制度，又用美式术语定名两院)，两院都设游客长廊，开放参观。两院场地都挺小，但比我料想的要漂亮。在电视上，众议院的那种绿是一副铁定了让人恶向胆边生的样子，仿佛议员们在某人的胰腺里面争论不休似的，但亲眼所见之下，它要有品位得多，婉约得多。参议院呢，我没在电视上见过(我以为那是因为参议员们实在不做啥事情——不过我还是会去查查我那本约翰·冈瑟的书的，回头再跟大家说这茬儿)，是一种素雅慵懒的赭色。

楼上一间巨大的门厅陈列着历任总理的肖像油画，我饶有兴致地瞧了一圈。你想象得到，我在这之前读过很多东西，所以最终见到他们的面相真正是一种乐趣——一种名副其实的“哦，我听过你好多事儿”的感觉。这是和善的老本·奇夫利，战后第一位工党总理，一位真正站在人民这边的男人，他在堪培拉的时候住朴素的科拉钟饭店，一天只花纳税人六先令，人们还能见他每天早上穿着浴袍溜达着去公共浴室和其他住客一起刮胡子、洗漱。下面是自负的罗伯特·孟席斯，他须发蓬松如狮，当了十七年总理还自认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做梦都想着退休后住进英国乡间的木屋，显然乐于永远逃离自己的故土。还有可怜的老哈罗德·霍尔特，他1967年投身大海，由此也赢得了我对他的忠贞不渝。

这是个相当小的圈子。自1901年起，澳大利亚只有区区二十四位总理，我吃惊地发现其中很多位是我仍旧陌生的。二十四人之中，我数出十四位几乎不了解的，八位——正好三分之一——一点儿没听说的。这些人中包括名字跟节日紧密联系的厄尔·圣诞·格拉夫顿·佩奇爵士。他这个总理，公正地说，当了不到一个月。时值1939年，但政坛上也有威廉·麦克马洪，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执政近两年，而他的存在直到此刻，我还颇感意外。

如果不是几天前我曾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我可能感觉还要差，那文章报道说一项政府研究发现澳大利亚人自己也跟我这种无知之人差不离——实际上，在澳大利亚，更多的人能历数并大侃乔治·华盛顿的功绩，而能谈谈他们自己的第一位民选首脑埃德蒙·巴顿爵士的人则较少。

带着这么一个要好好想想的严肃见解，我离开了这个国家的首都，向遥远的阿德莱德进发。

第七章

阿德莱德在堪培拉往西八百英里，大半路程在斯特尔特公路上。这是一条人们多半想不起来的孤寂公路。这条路因查尔斯·斯特尔特上尉而得名，他在1828年至1845年间对这个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险。除了绘出墨累河平板无趣的水道及其支流之外，斯特尔特的主要出众之处在于他是早期探险者中表明了自己确能胜任此项工作的第一位。比方说，他知道晚上要安置好马匹。对于任何一个深入无人荒漠数百英里的人来说，这本事是个不言而喻的要求，然而在他之前，这却是马虎将就的事情。约翰·奥克斯利是稍早一次探险的领头人，他就没拴好马匹，某天早上醒来，发现马全跑了。他和他的队伍基本靠着两条腿，花了五天才驱拢它们。没多久，马儿又走散了。不过，奥克斯利还是为人所纪念的，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路。在这个方面，澳大利亚人非常大方。

斯特尔特公路从堪培拉以西约一百英里的沃加沃加附近起始，越过宽阔平坦的里弗赖纳——这是灰褐色的绵羊之乡，马兰比吉河不安分地扭来扭去的河道切碎了这片平原。它以三维的方式完美地展现了你在澳大利亚荒凉的中部地区身手可以怎样敏捷。这一分钟，我身处标致的好风景中——围场、草地、浅绿色山丘，一个个小乡镇星散着，彼此保持距离却又准能与人方便；下一分钟呢，我就孤身一人待在几乎一无特点的茫茫蛮荒中了——蓝色的苍穹之下一圈棕褐色的土地，上下之间只偶尔杵着一棵桉树罢了。我经过的这种聚居地根本算不得真正的社区，不过两三间房和一个加油站而已，间或有个酒吧，可到了最后，连这些也没有了。在文明的最后一个前哨纳兰德拉和下一个文明的第一个前哨巴尔兰纳德之间横陈两百英里的公路，沿途没有一个小镇或村庄。每过一小时左右，我就会经过一间孤零零的路边店——加油站及其附设的咖啡吧，就是澳大利亚喜气洋洋的俗话里称之为“嚼了就吐”的那种小店——有时候也会出现一条土路，颠簸着伸向远方看不见的养着绵羊的大牧场。除此之外，啥都没了。

仿佛要强调这种与世隔绝的处境似的，所有地方电台都开始弃我而去。信号一个接一个地变得微弱起来，澳大利亚电波中那些不可缺少的如烟嗓音——维克·达蒙、梅尔·托芒，还有下意识地哼唱着简单小调以驱散静默的法兰克·辛纳屈——消失了，仿佛被沉甸甸的重力拉回了曾经逃出的洞穴。最后，搜台器只发出不间断的静电噪声，像猫那样嘶嘶的，只在接近末端的地方有一个清晰点。我一开始以为它不过是个清晰的空白点，可接着，我听见了座席上人们隐隐约约的纷扰声，又停了好长一会儿，一个镇定、有思想的声音说道：

“皮尔恰德从近击球手的外场开始长途奔袭。他投球了……噢，他出局了!没错，他逮住他了。朗威利在中间的泥水地里用腿截球，被格拉顿逮个正着。哎呀，内维尔，你现在要怎么办？”

“那一下子绝对可以写进教科书，布鲁斯。自从1948年巴登·鲍威尔在班加罗尔摘了朗阿恰噶班噶的处女卵巢[12]之后，我以为自己还没见过可与之匹敌的外侧中低速、快节奏投球哩。”

我一不小心撞上了收音机里那个令人好满足的超现实板球世界。

经过几年耐心钻研(也就板球吧，其他也不可能)，我认定在这项运动中引入高尔夫球车不会一蹴而就这件事情，错不在运动本身。英国人发明板球并非意在使其他人类运动看起来有趣味有活力，它仅仅是个无心插柳式的意外结果罢了。我并不想贬低这项体育运动，它为数百万人所喜爱，其中一些人头脑清醒、明辨是非，但它是个奇怪的运动。它是唯一包含了餐歇的运动，它是唯一跟某种昆虫[13]同名的运动，它也是唯一观众要和选手燃烧等量卡路里的运动——如果他们稍稍多动一点，那消耗更大。除烘焙之外，它还是唯一你可以从头到脚穿得一身白，到了晚上还能像早晨一样一尘不染的竞技活动。

想想这样形式的棒球吧：投手每扔完一次，就到接球手那里拿上球，带着它慢慢走到中外场；在那里，他稍停一分钟，让自己镇定一下，然后转身，全速冲向投球区土墩，再把球掷向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的脚踝，而前面的那个人头戴骑手帽，手着那种处理放射性元素的厚重手套，两条腿上还各缚一张垫子。再想一想啊：如果这位击球手击球不佳，不足以令他振奋精神，拖着缚了垫子的双腿摇摇摆摆走上四十英尺，他就不必跑了，也无须就此内疚；他可以整天站在那里，按照规则，就这样站着。如果发生了奇迹，他受骗上当造成误击，导致被杀出局，所有的外场手高举双臂以示胜利，并相互拥抱。然后，就叫上茶了，大家高高兴兴退到远处的休息处，为下一轮攻防养精蓄锐。想想吧，就这样循环往复，到了比赛结束的时候，秋天已经蹑手蹑脚地来了，你从图书馆借的书也全都过期了。那就是板球了。

不过一定得说，收音机里的板球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令人心旷神怡之感。跟收音机里的棒球的优点颇为相似——从容不迫的节奏，对深奥数据和历史反思的热衷，在真正行动的微小时刻则欢呼雀跃——但延续跨越许许多多个钟点，术语繁复，叙述闲静优雅，就连棒球都比不上。在收音机里听板球，就像听两个人坐摇船，在鱼不上钩的日子里停在宽阔平静的湖面上；就像打了个小盹儿，却不曾昏昏沉沉。不大明白状况反而更好，在满足和慵懒的隐秘世界里，理解会成为分心的事情。

“在这个愉快的夏日午后，在墨尔本板球场，迫击炮这就要投球了，”其中一个解说员正在说，“我想知道他会在这里冒个越位烧饼的险呢，还是来一记快速插入。迫击炮这球投得非同寻常，他差不多都离地了，他在库永的卡尔顿联合啤酒厂的外面起跑。”

“没错，克莱夫。我还没见过谁这么开始投球呢，这一直可以追溯到1957年在布里斯班进行的国家队之间的第三场比赛，活塞的袖子钩在了11路公共汽车的后视镜上，那场比赛四天之后才在贡地温地结束，因为在土乌姆巴交叉路口，更改过的时间表引起了可怕的混乱。”

经过非常漫长的停顿，他们消化了这个思想，可能还踱出去办了点小事情，然后又开始散漫地谈论起英格兰队的防守问题。似乎尼斯登在内场(肠)表现出色，帕克特(色子)从前就是个带球好手，可是就连这些可资标榜的表现跟年轻的雨果·吐温——屁股在中(乳)区的突出表演摆在一起也会黯然失色。评论员波澜不惊就达成一致，他们还没见过谁被钩住了还这么神气活现的。最后，迫击炮在碎片街的铁道线那儿找着了路——显然步行桥因油漆而关闭了——回到了赛场，将球投向“草率”，“草率”机敏地把球击向边角。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这一套重复了四次，然后其中一位评论员宣布：“第二次餐歇，还有11,200个球，澳大利亚队是962个两分半，英格兰队得了4个零分。希望下雨啊。”

我可能术语用得不够准确，但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的特点。比赛结果是澳大利亚队重击英格兰队，就像澳大利亚人通常做的那样。实际上，普遍来说，澳大利亚能在大部分事情上打败大多数国家。没错，更加运动的国家还没出现哪。随便举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排名第52位的大国，带回家的奖牌只逊于4个国家，它们全都大得多(指国家，不是指奖牌)。以人口考量，它的表现超出其他人一大段。澳大利亚每百万人口能得到3.78块奖牌，概率比表现居第二位的德国多出两倍半，基本上达到了美国的五倍之多。而且，澳大利亚的得牌领域分散在14个体育项目上，可与之匹敌的国家只有一个——美国。澳大利亚人不擅长的体育项目基本上就不存在。你知道吗？有40个澳大利亚人在美国打职业水准的棒球比赛，其中5人打职业棒球大联盟——澳大利亚人甚至都不是“玩”棒球，至少一丁点儿都不投入。他们在世界的舞台上摆明态度就这副样子，而且还玩他们自己的游戏，所谓澳式橄榄球，没啥规矩可言，一种非常大众化的暴力活动形式。在这样一个活泼好动的国家，居然还有人分流出来当观众，还真算个奇迹。

哎，板球的奥秘不在于澳大利亚人打得好，而是他们竟然打板球。我总认为这种运动对于自由得无所羁绊的澳大利亚气质来说太过拘谨克制了。澳大利亚人更喜欢赤身露体的肌肉男互殴到双方都鼻子出血。我绝对相信，如果他国他处一夜之间消失，板球的发展落进澳大利亚人的手里，那不出一代人，选手都要改穿裤衩，用球板相互厮打了。

实际上，这样一来，这个运动也就会好玩许多了。

向晚时分，选手休息用傍晚茶或第五次点心或诸如此类的时候——不论如何，此时场上的活动从稍动变作无动了——我在路边店停车加油，喝点儿咖啡。我研究了地图册，决定在干草镇这个地方过夜，那是荒漠中稍稍偏离公路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点儿，还有两三小时的车程。由于它是两百英里方圆内唯一的社区，这也就不是什么特别艰难的决定了。然后，我百无聊赖，信手翻起黄页，低调地寻找荒唐可笑的地名来解闷。澳大利亚可真不少荒唐的地名哩。如此这般，我也就能在这里报告以下皆非杜撰地名：小哇、呸旺、布伦臀、洒干不干、砰啊奴呒啊、哇呀、姆朗宾比、尤里阿马特奥普、咯咯龙，还有令人获得最大满足感的奶头响当当。

付钱的时候，那人问我去哪里。

“干草镇(Hay)。”我回答，一个搞怪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得赶快走呢。你知道为啥吗？”

他愣愣地看着我。

“因为晒草要趁太阳好啊。”(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那人的表情变都没变。

“晒草要趁太阳好。”我重复了一遍，稍稍变了变重音，用了更有怂恿意味的声调。

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明白过来，这愣愣的目光可能是亘古不变的。

“哎呀，你别为这个担心，”那人思忖之后说道，“天还要好几个钟头才会暗呢。”

越过浑浊的马兰比吉河上一座旧桥，离了斯特尔特公路，便到了干草镇，那是个炎热多尘的小镇，却出人意料地可爱。在汽车旅馆里，我卸了行囊，本能地打开电视。出来的节目是板球，我坐在床尾，以不常有的专心看了一阵。不消说，场上的动态少之又少。一位穿白上衣的裁判在追一张被吹跑了的纸头，几个选手检视着柱边的地面，显然在找什么东西。我没了想法，就在这时候实况解说员说英格兰队刚才丢了根门柱[14]，于是我猜就是这个了。过了半晌，外场一个瘦高个子年轻人突然甩开大步跑起来，他原先一直拿个球在裤腿上擦来擦去，仿佛打算咬上它一口似的。他终于把球掷向远处的击球手，那击球手漫不经心地提起球板，离地一寸，把它背向自己摆好。这些动作又一丝不苟地重复了三回，解说员说道：“这样452轮投球就此结束，就在我们要去午休之时，英格兰队把他们的总分提高到了17分。如果他们要想在第四次用点心之前赶上澳大利亚队的话，那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哪。”

我出门转悠，那炎热的大陆板块就是夏日的新南威尔士内陆。这天真是热得够夸张。路边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恹恹的，像耷拉在外的舌头。我走了主干道拉克伦街的这一边又去走那一边，然后进了野地去看日落——这件大事在乡间总归既祥和又金碧辉煌的——还希望着，还没实现过呢，可以看见袋鼠生动活泼跳啊跳地进入画面。如今在澳大利亚，袋鼠要比欧洲人到来之前更为常见，因为所有的农村改良措施——鼓励拓植草场，增挖池塘等——不但让牛羊得了好处，同样也令袋鼠获益。没人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只袋鼠，但一般认为其数量超过1亿只，多得跟绵羊差不离了。但我在这里能找一只出来吗？没有啊。

于是，我溜溜达达地回到镇上，以自己惯常的那种优雅舒适的方式打发了傍晚的时光——在一间怪可怜的、几乎没有客人的酒吧里喝贮陈酒，在隔壁的饭店里吃牛排加沙拉晚餐，又逛到镇子的边上去看月光下的袋鼠——还是未果。大约9点半我回到房间。我打开电视，真是服了，那场板球比赛居然还在进行中。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吧，虽然所做不多，但他们投进了大把的时间啊。穿白上衣的那位还在追纸头，尽管看不出来它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一张。按解说员的说法，英格兰又丢了3根门柱，似乎他们还真的心不在焉呢。照这速度，他们很快会没了所有装备，不得不收工了。关电视的时候，我认定，也许这就是他们所希望的吧。

早上，我请自己吃了顿丰盛的早餐，为再开一整天的车振奋一下精神。当然啦，早餐是我们西方社会中最野蛮的事情了(如果你犹豫着要不要同意这个观点，那我请你给我指明另一个场合——任何一个场合——你能高高兴兴风卷残云地吃掉一个胚胎的)，澳大利亚人似乎对此就有定论。这很大程度上可归结到侍弄培根的高超技艺上。跟英国人消费的那种扭卷着的鞋舌或我们在美国吃的那种一成不变的、标准化了的脆条儿不同，澳大利亚的培根有一种粗粝、肉感、相当纯粹的劲头。它看起来仿佛是从挣扎着要逃开的猪身上剖下来的。每咬一口，你都几乎能听见那尖叫的声音，妙极妙极。而且，他们的吐司也切得厚实。一句话，澳大利亚人对对付早餐这档子事儿胸有成竹。

于是乎，我焕发着胆固醇和心满意足的洋洋喜气，回到了无人陪伴的路上。过了干草镇，地貌更是难以置信的平坦、棕褐、荒芜、单调。要表达澳大利亚那种标志性的荒凉还真是不容易。它无疑是人烟最为稀少的国家或地区。在英国，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632人；在美国，平均76人；世界范围内总体来看，是117人。(有兴趣的话，在纪录保持者中国澳门那儿，这个数字是明显挤得紧巴巴的每平方英里69,000人。)与此相对照，澳大利亚的平均数是每平方英里6个人。可就连这可怜的数字也有离谱的偏差，因为明摆着，澳大利亚人几乎一水儿都住在沿海的那些个聚成一簇的点儿上，不去干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实际上，澳大利亚城市人口比例为86%，基本与荷兰相当，几乎接近中国香港。跑到这一块儿，如果你在这一平方英里方圆找出了六个人，那不是有家庭聚会，就是日本奥姆真理教来开密谋会了。

我不时经过长达好几英里的油桉丛——树丛的浓密程度和高矮刚好屏蔽掉所有的风景——只有偶然，在开阔的平原，我能依稀发现右手边的地平线上有一条低矮却生动的绿色，我推测那是马兰比吉沿岸灌溉区的边界。除此之外就再没其他东西了。只有坚硬的土地，勉强维系着一点点的干草，孤零零的扎人刺槐或者弯腰折背的桉树。

这里也不是一贯就这副样子。尽管澳大利亚内陆从来没真正郁郁葱葱过，但这片贫瘠的土地还是有许多地方曾经经历过相对繁茂的日子，有时候持续几年，偶然持续数十载，而且它还有天生的复原力，在干旱之后迅速恢复生机。1859年，我现在所处位置稍南一点的维多利亚州温奇尔西有个名叫托马斯·奥斯丁的地主，他犯了大错。他从英格兰进口了24只野兔，又为了打猎取乐把它们放进了灌木丛。兔子繁殖起来的那股劲头可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两三年工夫，它们就占据了奥斯丁的整片产业，扩散到相邻的地区去了。五千万年的与世隔绝，使得澳大利亚没有一种食肉动物或寄生虫子还有能力辨识兔子，更别说吃掉它们了。于是兔子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着。

总体上看，兔子的胃口实在是难以满足的。到1880年，维多利亚州两百万英亩的土地就已经被啃得一干二净。很快，它们闯进南澳大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以每年75英里的速度开疆拓土。兔子没到的时候，我现在开过的乡野大都生长着繁茂的荒漠灌木丛，它们长到大约7英尺的高度，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开着花儿。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这种灌木很漂亮，它的叶子对一点一点啃东西吃的动物来说是大有用处，但兔子像蝗虫一样落在了荒漠灌木上，把它们从头至尾来个风卷残云——叶子、花、茎皮、主干——直到啥都找不到了为止。兔子吃得太多，绵羊和其他牲畜被迫扩张它们的牧场、开发新的食物，更广大的地区遭殃。绵羊的收益下降，农民竟然用增加存栏量的方法求得补偿，更加剧了大规模的破坏。

问题已经够尖锐了，可是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在经历了四十年反常的万物葱茏之后，突然遭遇了一场长达十数年的残酷干旱——记录在册的历史中最严重的干旱。土地龟裂，变为粉尘，表土——已经是世界上最薄的了——被吹走，再也补填不回了。这十年里，大约有3500万只绵羊——占全国总数一半多吧——烟消云散；1600万只绵羊仅在1902年，这无情的短短一年之内便湮灭了。

与此同时，兔子继续跳跃前进。到了科学终于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距托马斯·奥斯丁把24只小兔子倒出口袋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调来对付兔子的武器是产自南非的一种神奇病毒，名字叫黏液瘤病毒。它对人类和其他动物没有害处，对兔子却有惊人的毁灭力，致死率达到99.9%。效果几乎立竿见影，乡间地头到处是病入膏肓的兔子，抽搐着，跌跌撞撞的，再后来就是成百上千万的小尸首。虽然1000只兔子中仅有1只幸存下来，但这一小撮活下来的对黏液瘤病毒自然免疫，它们又开始繁殖，并把这免疫的基因传了下来。花了不少时日从头再来，但直至今日，澳大利亚的兔子数目回到了3亿，并在飞速攀升。

无论如何，兔子对陆地景观的伤害已经造成，有许多还是永久的、不可逆转的。这样，好玩的人也就有了可在自家游廊里举枪点射的玩意儿了。

在澳大利亚，你突兀地一头撞进荒凉，也倏忽一下就从荒凉里冲出来了。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开始穿越南澳大利亚州没多久，便发觉自己进入了起伏的丘陵地带，那里满山橘林。我大吃一惊，赶忙下车观看。一边一派贫瘠的荒凉——平原像摊开的粗麻布，只零星点缀着一丛丛的油桉。可就在我的面前，满眼一直延展到地平线的，仿佛就是《圣经》中出现的希望之乡——柑橘林、葡萄园、蔬菜地，深深浅浅葱翠繁茂的树林。我一路向前，果树林渐渐少起来，葡萄园则越来越多，最后就只有葡萄园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达巴罗莎谷。这是澳大利亚一个相当惹人注目的可爱角落，植被茂盛的连绵丘陵，亦真亦幻地给予了它一种地中海的氛围。

当初定居于此的大多数是德裔农民，他们在这里开始了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业。今天，澳大利亚人跻身地球上的葡萄酒达人之列，但这个进步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人们常说的一个故事是英国葡萄酒专家莱恩·埃文斯于20世纪50年代到澳大利亚，在乡村旅馆里叫一杯葡萄酒的遭遇。旅馆老板眯着眼睛瞅了他好一会儿，问道：“那个什么，是指某种酒精浓度吗？”就算现在，巴罗莎谷出名的那些葡萄酒——霞多丽、赤霞珠和西拉——也都是新近的产品。进入20世纪80年代，政府付钱给种植户拔掉西拉葡萄，改种又黏又甜的雷司令葡萄。我从来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来自更加繁荣的市场那一端的旅游者这么迷恋葡萄产区。可以想见，他们不会想去看成为利昂·比恩宽松长裤之前的棉花，也不会想去看从鲟鱼身上掏鱼子酱，但是给他们一幅葡萄藤蔓的背景，他们就想着自己找到天堂了。说归说，巴罗莎谷有着惊人的魅力，特别是你在孤寂边远的斯特尔特公路上耗了两三天之后。

我在塔南达过夜，这是个旅游设施不错的漂亮小镇，主要沿一条非常长的街道而建，树木枝繁叶茂，妩媚地掩映着街道。想着它也算个热门旅游地，又有日耳曼渊源，我还真担心塔南达就此被主题化了呢，但除了一两间饭馆儿的招牌里有“豪斯”字样，商店橱窗里零散地提到德国香肠之外，万幸这里几乎没有要刨一刨祖产的架势。这天正是全国性重要节日国庆节的前夜，塔南达纷纷扰扰，到处是到此小憩的人们。

我花了些力气，找到个房间，然后去主街游荡，算是饭前溜达一下。街上人多，都像我一样，要打发在商店打烊与合宜开始喝酒的那一刻之间无所事事的光阴。我走在他们中间，回归文明世界很是美滋滋——美就美在可以偷听别人的谈话，而且这谈话里不再有什么剪羊毛前用的浴羊药液啦，性能不稳定的机器啦，新挖的井啦，或者开荒啦(还有茬子、坑儿、水泵和树墩，我越想越来劲儿)。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我脚踏着“雅皮士之乡”的土地。大多数人都忙着辨别商店橱窗里的各种物什，它们看起来都像熟人的东西，这是中产阶级的有趣消遣。不管我走在哪里，都能听到某人在说：“哦，看哪，莎拉有个跟这一模一样的碗。”或者：“你妈曾有一套这个样子的茶具。不知道那茶具现在怎样了。你没想到她把它给了萨曼莎吧，是不是？”一些夫妻把这游戏玩得稍稍劲爆一点儿，要附加上一些议论，比如：“不，被你打破的那个要漂亮多了”和“哦哟，如果她真把它给了萨曼莎，我可要气死了，实话说了吧，她答应给我的呀。你得跟她说说。”我猜，大老远开车到这里，很想来上一杯的都是这种人。要不呢，大概就是傻帽儿了。

我喜欢塔南达，那天傍晚过得非常愉快，只不过真是什么特别的或者说重大的事情都没发生，所以我就给你讲个小故事，那是一位名叫凯瑟琳·维奇的可爱女子说给我听的。

凯瑟琳·维奇是我在澳大利亚的老熟人，两层意思哦，她是我在那里的第一个好友，而且她的年纪差不多可以当我老妈。初遇她是在1992年墨尔本作家节上。我记不得当时情况了，好像是某次读书会后吧，她走到我面前，直截了当地指出我某本书里的文字里犯下的某个错误——她有学究气，看不得马虎大意——要不然呢就是来教化我，因为我在问答环节贸然地评述了澳大利亚生活的某个方面。结果，我俩在自助餐厅喝了杯茶，次日我又坐有轨电车去她在圣基尔达的家里吃午饭，见了她家的一干人等。她孩子多得好像自己都搞不清楚具体数目了，他们都大了，不在家里住了，可那天下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在不同的时点上了门，借个工具啦，查个留言啦，扎进冰箱搜罗吃的啦。我一直以来就渴望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啊——快乐，舒适，有点儿小乱，四处吵吵的，说的是“试试在楼梯顶上的橱子里找找”之类的事儿。我非常喜欢凯瑟琳。她和善，风趣，有思想，而且率直。

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尽管这段友谊几乎完全依靠通信维持。她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如果我运气好则每年去一次澳大利亚，还不是趟趟都会到墨尔本，但每年有三四回吧，她会给我寄来从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上敲出来的邮件。信长长的，东拉西扯，写得很精彩。这些信大多一个小时读不完。简简单单一页纸，能涵盖一大串主题——她在阿德莱德的童年，某些政客(实际上是大多数政客)的不足，为什么澳大利亚人缺乏自信，她的孩子们在忙点啥。一般来说，她还会粘上墨尔本当地报纸《世纪报》的一沓剪报。有关澳大利亚的很多知识，我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

我极爱这些信件。它们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仅仅拿到寄自澳大利亚的信封，对我而言，仍旧是件透着一丝奇妙劲儿的大事——所谈的经历，在她那儿是司空见惯的，在我这里却有着令人怦然心动的异国情调：坐有轨电车进城，12月遭遇热浪，去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参加讲座，在当地的大商场大卫·琼斯买窗帘。我没法解释清楚，只能这样说吧，在不放弃现有生活的任意部分的前提下，我强烈地想要将所有这一切纳入我的生活之中。于是，较之其他东西，正是通过她的信件，我愈发强化了自己对澳大利亚的那种固执型偏爱。

她的信总是喜气洋洋的，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尤其阳光灿烂。她和丈夫约翰打算卖掉圣基尔达的房子，搬去墨尔本南面的摩宁顿半岛，要到大海边去过优雅舒适的退休生活，实现长久以来的夙愿。她刚寄出这封信，就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这让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大为震惊。现在，我原本可以正在前往拜访她的途中，可我只能讲一讲她告诉我的众多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了。

20世纪50年代，凯瑟琳的一位朋友和她的小家庭搬进了一所房子，房子旁边有一块空地。一天，建筑队来了，在空地上造房子。凯瑟琳的朋友有个四岁的女儿，她很自然地对隔壁正在进行的建造活动产生了兴趣。她在工地周边晃来晃去，最后建筑工人们都把她当作了幸运星。他们跟她聊天，给她一点小小的工作做，到了周末，送她一个小小的工资袋，里面装着一枚亮闪闪的新的半克朗硬币。

她带着它回家，交给了妈妈，妈妈“哦哟哟”地赞不绝口，提议他们第二天早上去银行把它存在她的账户上。他们来到银行，出纳员一样很感动，问小姑娘是怎么赚到自己的工资的。

“这礼拜，我一直在造房子。”她骄傲地回答。

“天啊!”出纳员说，“那你下个礼拜还要造房子吗？”

“会的啦，只要我们弄到那些他妈的砖头就行。”小女孩回答。

第八章

南澳大利亚州的人非常骄傲，因为本州是唯一没有接收过囚犯的澳大利亚州郡。他们不常提的一点是，它是由一个囚犯规划设计的。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是个经济独立、癖好不良的人，19世纪30年代初，他因被指控劫持女童干淫邪勾当而栖身伦敦的新门监狱，他在那里孵出个想法，要在澳大利亚找到自由民的殖民地。他计划把一块块的土地卖给严肃、勤俭的人——农民和资本家——再用集得的资金让劳工远渡重洋来为他们干活。劳工将得到令他们赢得尊重的工作，投资者将获取劳动力和市场，每个人都将获益。这个计划操作起来一直不怎么灵光，但结果产生了新殖民地南澳大利亚州和规划很好的可爱城市阿德莱德。

如果说堪培拉是个公园，那阿德莱德就是到处是公园。在堪培拉，你会感觉置身非常广大的绿色空间找不到路出来；在阿德莱德，你在城市之中，这不必怀疑了，可时不时地，你会有可心的选择，步出城市，到开阔的绿地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这座城一分为二，独立的两方各自被公园包围着，隔了托伦斯河郁郁葱葱的原野遥遥相望。因此，在地图上，阿德莱德中心地带形成一个不太规整的、丰满的大“8”字结，诸多公园组成了数字，城市内部的两半填上了圆洞。棒极了。

我心里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地。第二天一早，我从塔南达开车进入城市，车驶过北阿德莱德，这个漂亮而且繁荣的区域就在“8”字结上半部的内里。我看见一家卖相不错的旅馆，冲动地把车甩在了路边。我在奥康奈尔街上，这个街区建筑古老，保存良好，有很多看上去很潮的饭馆、酒吧和咖啡馆。离开堪培拉之后，我从未任由像这样的城市天堂溜走一丝一毫呢。于是，我落实了房间，一刻不误地回到了户外。

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之中，数阿德莱德最为人忽视。你可能在澳大利亚待了好几个星期，还一点儿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它很少制造新闻，在人们的谈话里也很少被提及。它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差不多就等于澳大利亚对于世界而言——一个看着很美，但远得发慌，想都想不起来的地方。然而，它无疑是个可爱的城市。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就连从来都没到过这里的万千大众也不例外。

之前，我自己也就来过一次，那是几个月前的一次图书推广活动。我到此一游后，此地给我留下了环境漂亮的印象，还有就是此处居民有一种“劫数难逃”的奇怪喜感。对阿德莱德的任何一个人说这是个惬意的地方，他立即会带着一种热切的庄重之气告知你：“没错，不过你知道的，它正在死去。”

“是吗？”你用礼貌的关切口吻说。

“哦，没错。”线人说出了秘密，点着头，一脸无情的满足。然后，如果你很不走运，那人会给你讲南澳洲银行是怎么垮掉的，这起金融疏忽事件过了几年才尘埃落定，讲起来耗的时间也差不多长哟。

阿德莱德的问题似乎与地理有关。在澳大利亚的文明世界里，这座城站在了错误的一边，远离生机勃勃的亚洲市场，家门口除了大把的蛮荒之外一无长物。西北面横亘着百万平方英里炎热的荒漠，南面只有一直延伸到南极的辽阔海洋。仅在东面有些许城市，但就算墨尔本也在阿德莱德四百五十英里之外，悉尼则与之相距近千英里。阿德莱德离市场这么遥远，人们又何必在这里建工厂呢？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问题，但考虑到更遥远的珀斯，提这个问题就站不住脚了——珀斯孤悬在一千七百英里之外的印度洋上，但它的经济却活泼许多呢。不管怎样，基本的意思就是阿德莱德“处境不妙”，这个词方方面面的意思它全沾上了。

不过，在一般看客眼里，它跟其他澳大利亚大城市一样富足，而且可能还更胜一筹。它的中心购物区卖相好，人来客往不差于悉尼或墨尔本的同类区域，酒吧、饭店和咖啡馆的忙碌与活力也能令任何店东不作他想。它存有大量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拥有众多的公园和秀丽的广场，间或出现些小点缀——这里一个装饰性的灯柱，那里一头石头的狮子——给了城市一点儿时髦，一点儿令人肃然起敬的庄严。这在悉尼和墨尔本往往都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耀眼的光。感觉上，这座城市像城市版绅士俱乐部——舒服、老派，堂皇得不张扬，到了下午三四点会散发淡淡的懒散气儿，让人联想起另一个时代。

我沿着彭宁顿花园漫步下山，那是个中央公园。渐渐地，我强烈地感到人流正向同一个方向移动——成千上万的人在公园的露天体育场会合。我问两个年轻人这是怎么回事，便被告知在板球场有一场英格兰对澳大利亚的板球比赛。

“什么——在阿德莱德这里？今天？”我诧异地说。

他想了想，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嗯，是吧，”他干巴巴地回答，“除非三万个人都犯了一个非常离谱的错误，你说呢？”他笑了一下，表明自己并非个性好斗或有其他什么毛病。他和他的同伴似乎是半途歇个脚要喝两杯。

“你知道还有剩余票吗？”我问道。

“没啦，伙计，卖光了。抱歉啊。”

我点了点头，目送他们走了。我发现这是澳大利亚人另一个非常英国式的特质——他们为非己之过道歉。

我找到了北台地，沿着这条本城最气派的大道前往专门展示自然和人类学历史的庄严大厦——南澳博物馆。我有兴趣去看看它有没有展出斯普里格蠕虫化石。这种化石得名于矿业小英雄雷金纳德·斯普里格。那是1946年，时任政府青年地质学家的斯普里格在伊迪卡拉山区勘察，这个山区在阿德莱德以北约三百英里的弗林德斯山地，寸草不生。在这里，他居然找到了一个澳大利亚自然历史上几乎为数不多的非凡奇迹。读过前面的章节，你还记得荒漠中灰尘覆盖的小村子里不期发现迷失久远的奇怪原始蚂蚁巨响蚁的故事吧？那么，斯普里格的发现恰恰也就在这大致区域之内，而且，一点儿都不逊色于前者哦。

他在岩坡上费劲地向上攀爬数米，找到一片树荫和一块可以舒舒服服倚着的石头开始用午餐，他的特殊时刻就这么来了。他坐着吃三明治，懒懒地伸出了一只脚指头，把一大片沙岩翻了个身。斯普里格并没有留下谈论这一事件的文字，不过我以为我们大可以想象他停下了大嚼——停了大半晌，嘴巴微开着——瞪着他刚刚翻过身的东西，然后慢慢地爬近一些，近距离地观察。你知道吧，他刚刚发现的是人们原以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从查尔斯·达尔文时代开始，科学家们被某个进化中的畸变困惑了近一个世纪——60亿年前，纷繁程度难以置信的复杂生命形式在地球上突然出现(著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但为这一事件铺路的早前较简单的生命形式缺乏证据。斯普里格发现了遗失的一环，一片在脆弱的前寒武纪化石里游弋的岩石。实际上，他正望着可见生命的开端——之前从没有人见过甚至都不曾期望见到它。这是地质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如果他坐在了别处——澳大利亚内陆骄阳炙烤的无垠大地的任何地方——这发现就没了，那时候肯定不会有，而且可能再也不会有。

你看，澳大利亚就是这个样子。它多产有趣的东西，同时它地大物稀，自然环境险恶，若要有所发现，大致上说，就得靠时运两济了。

遗憾的是，1946年的世界科学界几乎没有注意到来自澳大利亚的消息，《皇家南澳学会学报》倒是及时记录了斯普里格的发现报告，那文章就这么被怠慢了20年之后，它的重要性才得到普遍认可。不过没关系啦，最后荣誉得归其位：斯普里格因化石的定名而不朽，他揭开的那个世代被称为伊迪卡拉纪，取自他曾经行走过的山岭。

哦哟，我经过的时候，博物馆没开门——我猜是放国庆假去了——于是，我一睹生命发端的愿望就此破灭。我在阴凉的小街上一路逛去，却发现一家旧书店开着，乐得拿它当个安慰奖。大概因为澳大利亚的新书总是很昂贵，这个国家就有了非常出色的旧书店。它们往往划出一个很大的区域安置“澳大利亚史”，这些区域又从来都很惊艳，因为它们为你展示了澳大利亚人是非常非常自我陶醉的。这话可不是批评哦。如果世界不关注他们，那他们绝对要自己关注自己。我看这事儿公道得很。不过，在乱纷纷的双面大书架中搜罗一遍，你准会发现最意想不到的奇书怪篇。我最先拿下来的一本名叫《我在这里遇到太太：首都堪培拉第一游泳池的故事》。不远处，敦敦实实一大本，题名为《团结：悉尼大学足球俱乐部史》，旁边是《南澳大利亚州救护车队史略》。类似题目的书成百上千——这些书关乎的主题，除了对他们感兴趣的那一小部分人，不可能引起别人丁点儿的阅读兴趣。这些书的存在相当鼓舞人，但也让人隐隐有些忧心。

然而，在这些书中，你常常会发现些很有意义的惊喜。这一个就是啦!我拿下来一本冲浪者天堂的图片史，封面上是著名的昆士兰州海滩度假地，它抓住了我的眼球，因为我马上就要向那里进发。这本书讲述的是度假地发展的故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那时它还是个破旧的海边小村，没名气没地位，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一下子就俨然变成了南半球的迈阿密海滩。尤其打动我的是它发展中段的照片：那是20世纪40、50年代，那时候它在气质上和样貌上都跟科尼岛或布莱克浦极为贴合。对一个陌生的地方充满对故乡的渴望挺怪吧，可我对冲浪者天堂和它那些天真的度假者就起了这样的感情。我着迷地看了一页又一页，线条分明的黑白照片展现了正在嬉戏的快乐的人——他们成群结队地沿着海岸大街漫步，在舞厅里跳着吉特巴，在海滩酒吧里对着饮品闲坐。我多羡慕他们那时髦华丽的打扮啊。我觉得自己可能属于少数人，不过我几乎愿意付出一切去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可以穿上双色的鞋子、红色的袜子、鲜艳的棉衬衫——那衬衫的底花是重复的图案，比如箱包商标啥的——还可以把肥肥的棕色长衫一直提到跟乳头齐平的高度，头上搭一顶毡帽，招惹得经过的人都要看我两眼，心想：“型男啊!”

不可思议的天真啊，那时候的世界就是这样，如今是追也追不回了。你可以在每张照片上度假者轻松自信的步态和充溢着阳光的微笑中看到它。这些人是幸福的。我不是说他们高兴，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幸运国家的好年景里，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工作好、房子好、家庭好、前景好，住在喜气洋洋、阳光普照的地方度假也很好。我不能一下子说澳大利亚人现在不幸福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但他们的脸上再没有这种幸福感了。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了。

在澳大利亚的旧书店，有一样东西你找不太到，那就是很多20世纪50年代或更早版本的图书，像是《麦田守望者》《永别了，武器》《动物庄园》《冷暖人间》《另一个国家》《美丽新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书。原因很简单：它们都被禁了。巅峰时期，共有5000种图书被禁止输入这个国家。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数字减到两三百，但其中依旧包括一些被禁得非常奇怪的书籍——比如《无痛分娩》，该书在描述婴儿从何而来时用词毫不含糊，就此被认为尺度大了，会让澳大利亚人受不了。顺便提一句，这只是一般书籍哦。这个总数里不包括淫秽制品，那些当然是全部禁掉了。这不是简单的你弄不到某些书而已。你甚至都搞不明白自己弄不到的是哪些书，因为禁书单本身也是一桩机密呢。

有趣的是，正是阿德莱德终结了所有这一切。有那么几十年的工夫，它一直是澳大利亚城市中相对顽固保守的城市之一。这种指责可归咎于一位名叫托马斯·普莱福德的爵士，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他前后连当了三十八年的南澳大利亚州州长。普莱福德是个狭隘的人，有一回发生了商品短缺，他还建议本州恐怕只得“向澳大利亚进口小麦了”。还有一次，他对阿德莱德大学的校长说，他看不出大学有任何用处。你完全可以想象，他并没有很大地丰富南澳大利亚州知识界的活力。于是，1968年，该州选了一位年轻、有魅力的工党州长东·邓斯坦。几乎眨眼间，阿德莱德和南澳大利亚州就开始变革，这座城市成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栖息之地。阿德莱德节大放异彩，成为本国顶尖文化盛事。澳大利亚其他地方仍旧遭禁的图书——比如《波特诺的不满》和《裸体午餐》——在阿德莱德可以自由买卖。裸泳海滩批准了，同性恋合法化了。在这令人头晕目眩的十几年来，阿德莱德是本国最嬉皮的城市，相当于南半球的旧金山。

1979年，邓斯坦的夫人过世，他突然退出政坛。阿德莱德失去了动力，开始缓缓地退入平庸无闻。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漂走了，就连邓斯坦也搬去了维多利亚州。普莱福德治下的南澳大利亚州虽然落后，却还算有趣，邓斯坦治下有生气而且喜气；而今天阿德莱德的真正问题，我揣度，就是它没有趣了。

不过，要在夏日里遛一遛，这地方还是不错的。我在书店买了两三本小书。一本硬面老书《澳大利亚悖论》，我买它不为其他，就是喜欢那封面，而且这两块钱的定价很吸引人啊。再就是晚近一些时候出版的《澳大利亚鳄鱼袭人调查》，要比前一本差不多贵10倍，不过收录了大量恐怖八卦，算得物有所值。然后，我出门，到城里葱翠宜人的公园里好好走一走。

阿德莱德中心城区自吹有公园近一千八百英亩，面积比堪培拉少点，不过远大于大多数其他同等规模的城市。就像我们在澳大利亚经常见到的那样，人们所致力的是在南半球营造出一种与不列颠同气连枝的格调。人们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最渴望的莫过于寻到一幕英国的背景了。你看看这个国家早期的绘画，很容易发现其风景描绘拙劣，极其缺乏澳大利亚的特征。就连桉树，看起来也不同寻常地繁茂，圆滚滚的，仿佛画家强使它披上更英国的体貌。早期的移居者对澳大利亚很失望。他们痛苦地心念着英国的空气、英国的风物。于是，他们建造城市的时候，一次又一次规划出英国风格的公园，种上一排排的橡树、柏树、栗子树和榆树，让人想起英国著名园艺师亨弗利·雷普或“能人”布朗营造的田园气象。阿德莱德是最干旱的大陆上最干旱的国家里最干旱的城市，不过在它的公园里徜徉，你根本觉察不到这一点。这里仿佛永远是英格兰东南部润泽的苏塞克斯郡。

可惜啊，在园艺圈里，这种布局不时髦了。最初栽种的许多植物如今快要寿终正寝，公园的管理者制订了计划，打算清除入侵物种，重塑以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在此处自然生长的那种澳洲红桉树和油桉丛为主导的河岸风貌。更糟的是，公园现在的样子不是一般的好啊，都能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一拨了，要是不复存在，那才叫悲剧。如果你接受这种逻辑，认为它们的欧洲风格不妥当，那么你显然得毁掉阿德莱德所有的房子、街道、建筑，还有欧洲人生养出来的人民。可惜啊，短视的世界里往往都是这样，没人来咨询我啊。

然而，此时此刻，公园依旧可爱，我高高兴兴地走了进去。公园里到处是一大家子一大家子来过国庆节的人，他们野餐，用网球打板球比赛。阿德莱德西部郊区有数英里的海滩很好，所以我很诧异，这么多人竟然舍弃海岸进城来玩。这一天就此有了迷人的怀旧气息。我在艾奥瓦的童年时光里，人们就是这么打发7月4日[15]的——在公园里，打球类比赛。奇怪但同样又挺令人愉快的是，在这样一个空间广大的国家，人们会选择凑在一起休闲。也许就是这种众所周知的空旷，才使澳大利亚人成为这样社会化的动物。实际上，公园里的人太多了，常常弄不清哪场球赛对应的是哪堆看客，有时候甚至都辨不出哪个外场手打哪场球。球蹦到隔壁赛场是常有的事儿，一方就会连声道歉，另一方喊一声“别担心”，球就掷回来了。这就是一场超大型的野餐会，虽然我只是走过路过，但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觉得异常高兴。

我大约用了三个小时逛完那些公园。板球场那里常常传来咆哮声。显然，板球这种运动，到场观看要比在收音机里听更紧张刺激。最后，我来到彭宁顿台大街，这里有一排整洁的蓝砂岩房子正好能俯瞰整个板球场，房前的草坪还有绿树荫蔽。一户人家把客厅移到了草坪上。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在记忆里，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搬出来了——落地灯、咖啡桌、小地毯、杂志篮、煤桶。他们绝对搬了沙发和电视，这会儿正看板球比赛哪。而电视的后面，越过开阔的公园，两三百码开外就是板球场，于是只要屏幕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就会实时伴上后方体育场里传来的巨吼。

“谁赢啦？”路过的时候，我问道。

“该死的英国佬。”男主人一边说一边邀请我一同看比赛。

我步履维艰地上山，经过气势逼人的庞然大物圣彼得大教堂。我把握大致方向，朝旅馆走去，打算洗个澡、换身衣服，再出来寻喝酒吃饭的地方。出了公园的绿荫，感受到酷热的午后气息，我脚痛得很，可发现自己彻底迷失在北阿德莱德住宅区的街道上了。这一区繁荣得素净，不显眼，沉浸在礼拜天的静谧中。老房子一条街一条街地绵延，每一座都掩藏在玫瑰和鸡蛋花丛里，每一小块土地都花草繁盛，经过了精心的打理。

终于，我走到了惠灵顿广场。这地方开阔，对面耸立着一家外表古老、富丽堂皇的酒吧。我径直走了过去，里面清凉、快活，家具闪着微光，还有很多制作精良的木器——跟那些乡村里的朴实无华的酒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个地方适合开鸡尾酒会，适合讨论理财投资。这里忙忙碌碌，不过大部分客人是吃饭重于喝酒——或者至少吃饭喝酒两不误。差不多每张台子上，大家都全心全意地扑在牛排或面拖鱼上，身子蹭着了盘子边。一幅巨大的下拉式屏幕上播着板球比赛，声音却关掉了。我算是找到今晚的家了。我叫了一品脱库珀斯扎啤，和这酒一起窝进一个恰好能鸟瞰广场的位置。我坐着，老半天啥事儿都没干，连玻璃杯都没碰一下，只细细体会着坐定的快乐。多么享受啊，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有一杯啤酒，电视上放着板球，还有一屋子的人在安享繁荣时代的硕果。我真是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在旧书店的收获了，于是拿出来细看。我先看《澳大利亚悖论》，作者是英国记者珍妮·麦肯齐，她曾在1959年到1960年间留居澳大利亚一载，于是有了这书。我“咔啦”一声把书翻开，饶有兴致地看今天的澳大利亚较之四十年前有何区别。

哦哟，真是世界大不同啊。麦肯齐女士笔下的澳大利亚繁荣无边，全民就业，生机勃勃，乐观冲天。1959年到1960年间，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排位第三的富裕国家——我倒是从没想到这一点——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但特别有意思的是那时候物质富足的要素是多么朴实无华啊。麦肯齐女士心怀仰慕到几近惊叹地记述道，20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城市居民中四分之三有电冰箱，近二分之一有洗衣机(大部分农村没有足够的电量使用大型家电，这部分就不计算在内了)。她又说，这个国家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至少一台收音机”——天哪——而且“大部分家庭有其他电器，诸如吸尘器、电熨斗和电热水壶”。哦，有个电热水壶都引以为傲啊，还有这种世道。

我随手翻书，看了一个多小时，被她描绘的那个年代的纯朴迷住了。1960年，电视还是令人兴奋的新鲜玩意儿(1956年，它才进入澳大利亚，最初只在悉尼和墨尔本才有)，彩色电视还是个遥远的梦想。在墨尔本，星期天没有报纸，电影院和酒吧依照法律关门歇业。珀斯还待在漫漫土路的另一端，此种状态还要持续好多好多年。阿德莱德只有现在规模的一半，声名赫赫的阿德莱德节也才新张不久。昆士兰还很落后(即便它现在也不怎么样)。就算在最好的饭店里，炸鸡排和炖牛肉算异国风味菜肴，牡蛎搭配番茄酱上桌。对大多数人来说，“外国菜”始于罐头里倒出来的意面，也终于罐头里倒出来的意面。奶酪有两种——“味冲的”和“好吃的”。超市仍是个振奋人心的崭新概念。1959年，适龄上大学的孩子中有5%在大学里——这一点也报道得满怀景仰之情——比二十年前的1.56%上升了。在方方面面，澳大利亚都是个大不同的世界。

让我感慨的，不是今天的澳大利亚人生活好了多少，而是他们感觉糟糕了不少。局外人做的最怪的事情之一，就是看着澳大利亚人评价他们自己。他们批判自己异常猛烈。你在报纸、电视、广播里时不时就会遇到一种恼人的坚定信仰——无论澳大利亚有多好，其他地方一准更灵光。有关澳大利亚生活和历史的书籍中有异常庞大的一部分取了晦涩悲观的书名：《在野蛮人中》《吃掉未来的人》《遥远的暴政》《倦了的棕色土地》《致命的冲击》和《致命的海岸》。就算书名是个中性词(积极向上就别想了)，也往往会得出些古怪得让人瞠目的结论。《澳大利亚简史》回顾了这个国家在过去两百年里的巨大成就，有思想，却也中规中矩。在这本书里，作者杰弗里·布莱尼最后指出澳大利亚在联邦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纪，然后，冷不丁地，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它是不是能再走过两个世纪，这还不能肯定。在人类历史的视域内，政治的疆界是没有永恒二字的。”

唉，是非常怪异吧？要是加拿大人、比利时人或南非人写这几句话，大家可能还好理解。可竟然是澳大利亚人这么写!哦哟，不用这样吧。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严重的内乱，从来没把一个异见分子投进过监狱，边境上也从来没一丁点儿的冲突迹象。澳大利亚相当于南半球的挪威。但是，这个国家还在世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却说，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延续是无从保证的。脱俗吧？

澳大利亚在南半球一枝独秀，如果说它还缺什么，那就是前途。四十年来，他们兀自惊恐地眼看着一个个国家——瑞士、瑞典、日本、科威特和很多其他国家以及地区——在人均GDP排位表上都爬到上面去了。1996年，消息传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挤到了前面，报纸上的评论和分析文章由不得你不琢磨，亚洲军团是否已经在达尔文附近抢滩登岸，成扇形阵势在全国散开，一路播撒耐用消费品。其实那些国家或地区多数只超前了一丁点儿，就这一丁点儿的超前还是相对汇率造成的，但这两点他们可是不管的。如果考量诸如生活成本、教育水平、犯罪率等生活质量指针，澳大利亚就立刻跳回到非常靠前的位置，这一点他们也是不管的(澳大利亚在联合国人类发展索引中排位第七，跟加拿大、瑞典和美国只差分毫，把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和其他几个高GDP的大经济体甩出老远哪)。我游历澳大利亚的这会儿，这个国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它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通货膨胀踪影全无，失业率多年停留在历史最低水平。但根据澳大利亚科学院的研究，3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生活日益糟糕，仅有五分之一的人看到了越变越好的希望。

没错，这些年按照人头计算总收入，澳大利亚不再名列前茅。实际上，它排到了第二十一位。不过，我问你，这两种生活你宁愿要哪种？富裕程度排第三，但为有个电水壶和至少一台收音机就激动半天；或者富裕程度排第二十一，可只要所求不过分，你可以要啥有啥。

另一方面，在这些其他国家里，要你冒着被海湾鳄鱼吃掉这种风险才能一去的，屈指可数。我生出这个念头，是因为拿出了在旧书店买的第二本书——休·爱德华兹所著《澳大利亚鳄鱼袭人事件》，全书洋洋洒洒两百四十页，通篇讲这种又狡黠又不爱运动的动物恐怖血腥的攻击案例。

这种生活在咸水里的鳄鱼甚至可以吓倒澳大利亚人。人们能镇静地拂去前臂上的蝎子，能无畏地对着一群潜伏的野狗发笑，可一见到饥肠辘辘的鳄鱼就瑟瑟发抖。我还没深入到爱德华兹先生笔下使人不寒而栗的编年记录，就开始明白其中原委了。看看这个发生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故事吧，那发生在一天的午后。

1987年3月，一艘游艇载着五个人沿着金伯利海岸航行，然后绕道摄政王河到达帝王瀑布。这是一处人迹罕至的风景点，热带瀑布如诗如画，直泻在花岗岩的地表。他们停船登岸，或循瀑布攀岩而上或入水嬉戏。游泳的人中有一位是年轻的美国模特金洁·菲伊·梅多斯，她和另一位年轻姑娘站在瀑布下一处岩架上齐腰深的水里。这时有人看见鳄鱼冷冰冰、直勾勾的眼神和半露在水面的吻向她们移动。想想看吧，你站在那里，背后是岩壁，陡峭湿滑无法攀爬，没地方可退，而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正朝你而来——这种动物生就一副完美的杀手体格，两亿年来鲜有改变。简而言之，你就要被来自恐龙时代的生物击杀。

其中一个女人脱下一只塑料鞋，扔向鳄鱼。鞋击中它的头部，弹了出去，它一惊，迟疑了一下。与此同时，梅多斯决定抓住机会破局。她扎进水中，企图游二十五码的距离到达安全处。她的朋友则留在原地不动。梅多斯划水有力，但鳄鱼走了这条拦截线路追踪而来。半程处，它咬住了她近腰的位置，把她拖到水下。

据船长说，梅多斯在水下待了几秒钟后露出水面，“手伸在外面，一脸的惊骇……她直视着我……但一个字没说”。然后，她又沉下去了，没人再见过她。第二天就是她二十五岁的生日。

这大概是最近二十五年来最著名的澳大利亚鳄鱼袭人事件，因为其涉及一处知名景点、豪华游船，美国来的罹难者又恰好年轻貌美。不过关键在这里：其他事件还有很多——根据爱德华兹先生的说法，也许一百年有一百五十起之多——而且，梅多斯之死是非典型的，因为她看见它来了。对大多数人而言，鳄鱼袭人来得完全措手不及。鳄鱼杀人事件年表上的故事全是人们站在几英尺深的水里或坐在河岸上或在海滩溜达，突然水面分开，他们都来不及叫出声音，一点儿没的商量，就被拽走了慢慢吞掉。这才是恐怖之处啊。

现在我来问问你。你在为这种事情提心吊胆的时候，中国香港人或新加坡人赚多少钱还干你屁事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第九章

一

我还是挺乐意在阿德莱德再留个一两天的，不过还得赶路啊。快到要在墨尔本见朋友的日子了，不过首先，好久之前我就答应自己去看摩宁顿半岛，它就在墨尔本南边，是一个美丽静谧的沿海地区。既然在澳大利亚了，那总要抓个机会去一去。我一大早离开了阿德莱德，出发个把小时之后，我沮丧起来，看上去又得在空荡荡的路上开一整天了，两边风景也乏善可陈。这似乎特别不公平，首先我原以为自己正在返回文明世界，其次我已经经历此种状况够多了，再次为了避免单调的陆路景观，我还故意选了一条稍长的沿海公路。

我开的这条路叫王子公路。地图上看，它是顺着标记为扬哈斯本半岛的巨大海湾的边缘划出的一条优雅的弧线。实际上，它的确有几个小时阳光灿烂的海岸风景，不过潮水在数英里之外，大海像远方一条亮蓝色的线，在一百万英亩反光刺眼的浅盐湖的那一边。内陆的一边呢，一样是没特点的荒原，只有一种低矮灌木翻来覆去地出现。这条路啊，一百四十六公里全线都没什么车辆。

为了打发时间，我唱起了澳大利亚民间版国歌《华尔兹·玛蒂尔达》。这首歌有趣，作者班卓琴·帕特森不仅是19世纪澳大利亚最伟大的诗人，还是唯一用某种弦乐器做名字的人。词是这样的(我认为录音带应当表明这些词句跟帕特森原作分毫不差)：

噢!曾有个铺盖客在比乐邦里扎营

在胶树的绿荫下啊

他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自己的老比利沸腾

谁来跟我一起抱着玛蒂尔达跳华尔兹啊

你会发现，《华尔兹·玛蒂尔达》的主要特点就是它不合情理。不熟悉荒漠切口的人理解不了，这是显然的——切口部分是故意为之的——可就算你懂了这些字词，它还是意义不明。比如，比乐邦指水潭。于是，你还没读完第一行就立刻生出一个问题，流浪汉为什么要在水潭里面扎营呢？我自己的话，会把营扎在水潭边上。你明白问题所在了吗？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帕特森抓过墨水瓶匆匆写下诗词的时候小酒喝多了。随便啦，我再告诉你点儿吧，澳大利亚土话里的铺盖客指的是四处流动的散工。这个词源自卷起的毯子，也就是他随身带着的铺盖。铺盖还有一个名字，即玛蒂尔达，显然是从德语Mathilde来的(别问我，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兴趣也就到此为止了)。比利呢，是烧水的罐子，而胶树就是胶树本身了。接下来就是那个短语了。为什么铺盖客要跟自己的铺盖卷儿跳华尔兹呢？他为什么还想要别的人或别的东西(第二段里出现了一头绵羊，天啊)跟他一起做这件怪诞的、可能还是堕落的事情呢？当然，这些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

另一方面，这首歌的曲调很美(借用了一支古老的苏格兰旋律Thou Bonnie Wood o’Craigielea)，我把它演绎得特别悠扬。不是我自夸，我把头探出车窗，速度带来扑面的风，对着那风唱歌就产生了颤音的效果。当然，只记得一段词儿会出个毛病，就是片刻之后，歌就变得唠唠叨叨了。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我的那份满足感吧，因为我发现如果把“比利沸腾”改成“威利沸腾”(此处我大概得说明一下，威利[wil-ly]在英裔澳大利亚人的俚语里指男人身上的一个物件，是最不可能放进开水里的哦)，我对这首歌就立马改观。我能凑出约摸四十七段新诗节，不仅可以把这首歌扩充到适合长途汽车旅行的长度，还能赋予它缺失了近一个世纪的条理。

我或许还能把这诗作得更好，可我转过海湾的最后一弯，顺着公路往内陆方向钻进了一片低矮灌木丛后，瞅见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大龙虾”，我便兴奋起来，就此放弃了音乐创作。你瞧，大龙虾是我上路以来，一直渴望见到的某样东西——或者更确切些，某种东西。

澳大利亚人值得拥护的一大怪癖就是他们喜欢依照别的东西的形状建造大家伙。给他们一捆做鸡笼的钢丝，再给一些玻璃纤维，外加两三罐颜料，他们能给你做出一个巨型菠萝或草莓，或者像这里一样，造出一只龙虾。然后，他们在里面搞个咖啡馆和礼品店，在公路边竖个大牌子(以帮助那些眼大无光到看不见光秃秃的公路边挺立一个高达五十英尺大水果的人)，然后坐下来，等着钞票滚进来。

澳大利亚地上散布着约六十个这样的东西，像遗留下来的20世纪50年代的恐怖电影道具。如果你不差汽油钱，日子又百无聊赖，你大可以访一访大对虾、大考拉、大牡蛎(用探照灯做的眼睛)、大割草机、大枪鱼、大橙子、大美利奴羊……我可以满怀爱国之情骄傲地告诉你，这个过程是由一位名叫兰迪的美国人开创的，他在新南威尔士海岸的科夫斯港造了大香蕉，事实证明它对过路车辆有着魔法般的吸引力，令兰迪先生成为了商界的大哥大(big banana)。

一般来说，这些东西精明谨慎地坐落在公路沿线，那里都荒凉无趣得不一般，只要有个东西，你就会停车。当然就像我现在这样，路又来一个拐弯，我的面前赫然耸立着一只怪兽般巨大的龙虾，偏红的粉色，栩栩如生，它昂首站在路边，仿佛要尝一嘴来往的车辆似的。鉴于龙虾的独特造型，老板决定(我想是颇费一番脑筋之后吧)不在里面搞礼品店和咖啡馆，所以大龙虾由拉索固定着端坐在前面的草坪上，零售设施则设在后面独立的房子里。我下车，近前细看。它真是大得令人过目不忘。我后来问了人，才知道从地面往上到它触须的尖端，总高度有五十六英尺——即使在攀比成风的巨物世界里，也算尺寸大的了。

我换了好几个角度观察它，不自觉地闯进了别人的照相机镜头。

“哦，对不起!”我大声说。

“没事儿啦，伙计，”他好说话地应道，“您正好衬出它的大呢。”

他走上前，站在我旁边。他才三十出头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儿愁有点儿呆，像那种做低级工作，仍旧住在家里的人。他一副度假的打扮，穿着短裤与T恤，上面写着大大的“奴萨”字样。奴萨是昆士兰州的度假胜地。我们站在一起，默默瞻仰了龙虾好大一会儿。

“大吧？”我最后说。在玻璃纤维做成的甲壳动物面前，我挺无语的。

“你大概不肯帮我在它面前照张相的，对吧？”他拐弯抹角地说，澳大利亚人就是这么蜿蜒曲折地求人帮忙。

“当然可以啊。”

他站在它旁边，手温柔地搁在一条前腿上。

“你可以告诉别人说这是一张订婚照。”我说。

他喜欢这个说法。“是哦!”他兴冲冲地说，“见见我的未婚妻。她不算好看，话也没啥，不过天哪，她逃得真快!”

我认为自己喜欢这个小伙子。

“你经常参观这些东西吗？”我说着把相机递还给他。

“路过就看看咯。不过，这个挺不错的，比莫伊斯顿的大考拉好。”

我觉得自己没啥好说了。

“沃科普有个大公牛。”他又说。

我抬了抬眉毛，那样子就像在说：“哦，是吗？”

他天真地点点头：“风一吹，它的卵蛋就摇。”

“它有卵蛋？”我说，来了兴致。

“是啊。如果它们掉在你身上，你一时半会儿还爬不起来呢。”

我们又细细体会了一下这个场面。“我想，那会是一桩搞笑的保险理赔案子。”最后，我发表了意见。

“是啊!”他也喜欢这个说法，“或者报纸头条：‘一男子被落下的睾丸压伤’。”

“被落下的公牛睾丸啦。”我提议。

“是啊!”

我们聊得起劲。我好多天没跟人这样长谈了。我是说——我好多天没享受这样的乐趣了。可惜，我们俩都再想不出其他事情来谈，就那么尴尬地站了一阵。

“那么，很高兴见到你。”他说，带着羞涩的微笑走了。

“很高兴见到你。”我说。说得真心实意。

我进店，买了个冰箱贴和大约十五张大龙虾的明信片，心情愉快地回到路上。我向瓦南布尔和著名的大洋路进发，在深沉的静默中开了几分钟车子。然后，蓦地，我把头一下子伸出窗外，用既甜美又野性的嗓音唱道：

忘了勺子搅热饮更好

铺盖客把工具浸入茶汤

他察觉自己的老威利沸腾了叹口气

我奸不了你，你来奸我好吗

二

我在仙女港过夜，第二天继续开车去摩宁顿半岛，走的是大洋路，这条曲折的海岸公路风景如画，建于一战之后，是解决老兵就业的一项措施。路修了十四年，你瞧一眼就会明白其中缘由。这条全长一百八十七英里的公路中的大部分，沿着难度极高的海岸线以令人汗毛直竖的方式峰回路转，飞驰于岩石嶙峋的海角，紧贴着险峻的危崖。接连不断的U字形急转弯要求你注意力高度集中，基本无暇留意周围的风景。不过我觉得惊鸿一瞥总聊胜于无呀。水里零星站着几柱尖礁，是大海不倦的侵蚀作用造就的。这里曾有一处天然的岩拱，名为伦敦桥，你可以漫步走上去伫立于海上。不过1990年，它坍塌了，数吨岩屑落入下面的激浪中，困住了两位站在临海残墩上的观光客，他俩吓呆了，但居然毫发无伤。现在伦敦桥变成了伦敦岩柱。

一路行来，果然如导游手册上所言，景色壮丽——一边是奥特韦岭陡峭的山岭直插入海，树木森森，一派亚热带景象；另一边的激浪带着白色的浮沫，一波波卷上岩石拱卫两头的蜿蜒长滩。维多利亚州的这段海岸以两样东西闻名——冲浪与沉船。南维多利亚海岸有狂野难驯的潮流和威声赫赫的迷雾，在水手圈中向来臭名昭彰。如果吸干所有的水，你会看见一千两百艘残破船只躺在海底，这数目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地方比得上。我不时下车观景——独自驾车的人要领略美景还真是只有这一个法子——又到沿途那一两个温馨老派的小小度假区去打探了两下子。它们那个静谧啊，想想这会儿可是澳大利亚最热的时候，而且昨天还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呢。于是我想，除了人满为患的地方，观光客在澳大利亚其实有其他更多的去处。我可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想法。

朝墨尔本方向的大洋路在一个名叫托儿坎的地方重新与主干公路合并。我发现，此处往西二十英里就是温奇尔西，托马斯·奥斯丁就是在那里放走二十四只兔子，从而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地理面貌。周围的乡村景色看上去贫瘠荒芜，无所出产——这让我想起俄克拉荷马或者西堪萨斯——当然啦，我可没法晓得这种景象有多大程度是拜那贪婪暴食的兔子所赐。你可能以为人们从奥斯丁的故事里得到了教训，嘿嘿，竟然没有哦，兔子一路吃过乡村的当口，有权有势的人们还在引进其他动物品种，且数目庞大——时而为了狩猎，时而出于偶然，不过大多数是为了让这里更加热闹一点儿。基本上就是同样的冲动吧，既引导人们在阿德莱德这样的地方建造英式的公园，也导致他们企图操控农村的面貌。人们认为澳大利亚缺乏生物品种，半干旱的平原太单调，森林太寂静。环境适应学会慢慢出现，他们为了实现模拟故土的渴望，急急忙忙地做了二三十桩生物引进项目。没多久，这些学会又觉得没必要仅止于英国，甚至欧洲动物。他们开始梦想在澳大利亚造出一个非洲草原，长颈鹿、跳羚和水牛在阳光灿烂的原野上吃草。他们的追求近乎荒诞了。1862年，维多利亚州州长亨利·巴克利爵士主张将猴子引入该州的森林，“以其欢蹦乱跳取悦徒步旅行者”。这个主张还未施行，巴克利就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查尔斯·达令爵士说他不要猴子，不过倒是很欢喜见到王蛇。他也没有心想事成，不过许多其他人做到了。

“环境适应是影响19世纪人类思维的最愚蠢、最危险的思想之一。”蒂姆·罗在人们未必想读的《凶残的未来：澳大利亚外来入侵生物秘闻》一书中写道，可这种思想真的产生了影响。由于某种原因，维多利亚州成了这一思想的温床。除了兔子，其他二三十件愚蠢的引入项目得以实施。19世纪60年代，巴拉腊特环境适应学会把狐狸放向大地，它们很快为害乡里，至今仍是祸害。其他动物要么逃逸，要么被遗弃，然后野化了。骆驼曾被用于建造阿德莱德到爱丽斯泉的铁路，工程结束后放归自然。今天，十万骆驼游弋在中部和西部的荒漠中，那里是世界上唯一存在野生单峰驼的地方。全国有近五百万头野驴，一百万匹或更多的野马(被称为歹徒马)，还有数目巨大的野牛、奶牛、山羊、绵羊、猪、狐狸和狗。墨尔本郊区还曾抓到过野猪。实际上，引进物种太多了，连曾经很有势力的红袋鼠如今也仅排该国第十三大动物。

这令本土物种遭遇毁灭性打击。澳大利亚约一百三十种哺乳动物受到威胁，其中十六种已经灭绝——比其他大陆都多。猜猜哪个是最厉害的杀手？根据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服务处的说法，是普通的猫。猫喜欢澳大利亚的荒郊野外。一千两百万只猫栖息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从最干旱的荒漠到最崇高的山岭。它们和狐狸一起，把澳大利亚许许多多最娇小、最可爱也最脆弱的本土动物逼上绝路——袋鼠蚁兽、草原袋鼠、袋鼬、长鼻袋鼠、袋狸、岩袋鼠、鸭嘴兽，还有其他种种。由于这些生物大多昼伏夜出，很少被人见到，大部分人并没有发现它们不见了，但它们消失得很快。

植物和动物同命运。19世纪60年代，维多利亚很不幸，它的首席植物学家是个忠实的环境适应主义者，此人名字还老长，叫巴伦·费迪南德·雅克布·海恩里希·冯·穆勒。和动物环境适应主义者一样，冯·穆勒看不得澳大利亚植物群的贫少，花了大量闲暇时间周游全国，撒下南瓜、卷心菜、葫芦科植物和所有他认为会繁茂起来的东西的种子。他对黑莓情有独钟，到处撒上一大堆。现在，黑莓是维多利亚州最有害的杂草，铲不尽灭不绝，把各地农民害得最惨的就是它。只要没人料理，它就漫山遍野。我一路行来，看见不少。

这件事——外来物种往往以毁人信念的方式在澳大利亚兴旺发达——的教训是澳大利亚人被整惨了。原产于美洲的仙人掌属植物仙人果，于20世纪初引入昆士兰州，人们想将它用作畜牧饲料，它却快速地疯狂蔓延。到1925年，三亿英亩土地长满了高达六英尺的密不透风的仙人果丛。它是一种密度大到荒唐的植物——一英亩仙人果重达八百吨，比比看吧，一英亩小麦只有十五吨哦——一场噩梦，醒醒吧。那时候，昆士兰大部和周边简直成了欧洲大小的仙人果种植基地。幸亏，用农药和一种幼虫好食其叶的蛾子对付它很有效果。不过这种仗是敌退我进型的，代价不菲。

按照罗先生的说法，两千七百多种外来生物已将澳大利亚认作故乡了。有趣的是，植物园也在罪过最大者之列。从达尔文植物园里逃逸的三位——金合欢、银合欢和拐杖树——威胁着世界自然遗产卡卡杜国家公园，而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其他威胁。

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往往说不清道不明。根据罗先生的说法，近几年，一种出自虹臭蚁属的咬人蚂蚁侵袭了布里斯班。这种蚂蚁已经成为一种平常的恼人家伙了。很有趣，没人知道它从何而来，或者说它怎样来到此地。它就那么出现了。显然，也没人说得出它会向何处蔓延，或者它能悄无声息地造成什么样的破坏。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正如常常出现的那种状况，比起在其来处，它在澳大利亚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摩宁顿半岛紧贴墨尔本南部，是陆地突向大海的一角。我以为摩宁顿半岛是维多利亚的科德角[16]，因为它沿海，美丽，而且到处有夏季度假屋。它甚至还拥有近似的轮廓，新蝎子尾那样的一弯，几乎包进了浩瀚的菲利浦港海湾，而相隔约五十英里的对面，就是墨尔本。要到此一游，我有两个特别的原因：凯瑟琳·维奇在她的信中把它讲得太有魅力，而且就在这里，澳大利亚那位悲剧性地永沉海底的总理哈罗德·霍尔特，进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游泳。

霍尔特的“命运之游”发生在半岛的尖端波特西，于是我在摩宁顿小镇过夜之后，次日一早就去了那里。我出发时水汽蒙蒙，但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这种状况往往预示稍后会是个大晴天，可波特西却笼罩在沉沉的海雾之下。我下了车，气温比沿路往北二十英里之外还要低。我发现，跑到波特西来的人不多，其中大部分都穿着全棉的针织套衫或夹克。

波特西很小——数得过来的几家商店和咖啡馆，衬着好些大房子，在缥缈的雾气中显得漠然而阴郁——不过这儿的买家可是出名的有钱。这里一栋海滩小屋刚刚通过拍卖售出，成交价十八万五千澳元。你懂吗？不是海滩大屋，只是海滩小屋——简简单单的木棚子，没有电，没有水，除了紧挨沙滩和水，别无长处。买家甚至都没真正拥有这座小屋。他的十八万五千澳元只换来一种永久权利，即每年向委员会支付几百块的租金。只有本地人才允许买入这些小屋，它们可是异常宝贵的财产。刚被出卖的那座屋子已经在一个家族中传了五十年。

我喝了咖啡暖暖身子，然后继续上路去摩宁顿半岛国家公园。它是陆地的尽头，再过去到小山包内平角就临海了，那里有恶名远播的漩涡“裂流”——构成菲利浦港海湾门户的狭窄水道。这个地方直到最近才对外开放。一百多年来，整个地区——维多利亚沿海景色最壮丽的数百英亩土地——禁止公众出入，因为它为军方所有，被用作了爆破场。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这个国家有三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几乎全都荒着，哪里都可以炸一炸。这里呢，在全国第二大城市外围，和城区相距不过两三小时的车程，海角拥有罕见的华丽之美，生态意义也颇为重大，然后，不准公众涉足此地，因为要把它炸成齑粉。说不通的，是不？结果啊，好说歹说了许多年，把这片土地划出一小块成立个国家公园的呼声终于占了上风。就算这样，军队还占着半岛三分之二的土地，依旧偶尔往里面投两颗炮弹。因此，你在波特西边界上的游客中心买好参观票之后，就得穿过长达两英里的军事区，路的两边架着高高的围栏，上面钉着严厉的警示，提醒人们留心未炸的炮弹，还有擅自进入后果自负。你可以乘坐接驳车或者步行进入公园。我决定步行，锻炼锻炼身体，于是钻进掩人行踪的雾气，出发了。看上去，这地方唯我独有呢。

我走出不到一二十英尺，一只苍蝇就来跟我作伴了——它比家蝇小一些，更黑一点。它在我脸面前嗡嗡地飞，想要停在我的上嘴唇上。我猛拍了一下，赶它走，可它一下子又回来了，一直盯着同一个地方。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只跟它一起玩，想攀上我的鼻子。它也不肯走。一两分钟之内，大约有二十只这种活跃分子围绕着我的脑袋，我一下子坠入苦海，疲于应付澳大利亚苍蝇。

苍蝇一向讨人厌，只是澳大利亚种苍蝇更凭其不寻常的锲而不舍烦人至极。如果一只澳大利亚苍蝇想踩上你的鼻子或钻进你的耳朵，就没有可以令它气馁的东西。你尽可以驱它拂它，每次它都会跳出去再径直冲回来，就是吓不住它。你身体上的裸露处哪怕就一个点，纽扣那么大，苍蝇就想去舔去摸，在上面发了狂地打圈圈。不只是因为它们锲而不舍，还有因为它们确实有为之努力的对象。澳大利亚苍蝇会想去吸你眼球上的水分。如果它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地杀回来，它就进到你的耳朵里棉签都够不到的地方。它会喜洋洋地赴死，只为光荣地在你的舌头上拉下一坨小屎。搞了三四十个澳大利亚苍蝇以这样的方式在你周围蹦跶，疯掉是立马的事情。

我就是这样走进公园，脑子里一片悲悲切切，嗡嗡直响，双手在头上挥舞，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漫无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灌木丛敬礼了——嘴巴不断吐气，鼻子不停喷气，脑袋摇得像神经错乱，有时候还吓人一跳地扇自己耳光，打自己额头。最后，如苍蝇所愿，我放弃了，它们落在我的身上，就像落在一具死尸上一样。

最终，苍蝇和我行至军事区的尽头，到了真正的公园。在这个过渡区里，一条有路标指示的小路通向名为切维厄特山的中型山丘。我就是来看它的，因为就在另一侧的切维厄特海滩，哈罗德·霍尔特进行了一次永远不需要使用擦身毛巾的游泳。我循着小路上山，穿过雾霭笼罩的低矮灌木丛林——穆纳、远志，还有茶树，间或而立的标志牌挺有用的。山顶上，风猎猎地吹，猛烈得令我一不留神就稳不住身子，苍蝇们终于消停了。我站着，劲风吹着我的脸，清静了，那份快活都没法跟你说清楚。

切维厄特山顶所见据说是维多利亚州沿海最棒的风景之一，只不过我没法保证此言不虚，因为我啥也看不见。在一片灰绿色的山谷那边，一英里开外的地方，在内平角，另一座山拔地而起，被懒散不移的云遮蔽着。再过去就是恶名在外的“裂流”，这里是看不见它的。下面仿佛是铜墙铁壁。我应该在切维厄特海滩正上方约一百英尺高处，可望下去就像在看一锅煮开的汤，透过漂来荡去的汤水，我只能辨出一些模糊的岩石轮廓和一片确定不了边界的沙滩。只有看不见的浪涛拍在看不见的海岸上的声音能够证明，我找到了大海。

但是，来到霍尔特命运之游的发生地仍旧令我激动不已。我努力想象当时的状况，尽管这并不容易。一天，霍尔特涉水走向激浪，天刮着风却依旧晴好。他这个总理最近日子不太好过——比起处理国家事务，他更擅长亲亲孩子，逗逗女人(他显然是有些性感的)——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离开堪培拉过个悠长的圣诞假期，他是很高兴的。他来这片海滩，是因为他在波特西有一处周末度假用的房子，而且为保全隐私，军队让他在其土地上散步。于是，1967年12月17日，在没有救生员、公众甚至安保人员在场的情况下，霍尔特和几个朋友一起迎着微风到山岩间散步，澎湃的海浪，就在下方。尽管大海叵测，潮水高得危险，尽管霍尔特六个月前与好友一同潜水时险些淹死，他还是决定洗一趟海浴。别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甩掉了衬衫，投身进入激浪。他从海滩径直游出两三百英尺，然后几乎在瞬间，没了踪影，不折腾，没乱喊，甚至连软绵绵的挥手都省了。他五十九岁，当总理还不到两年。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

切维厄特海滩一直没有对公众开放，不管怎么说，从崖顶也没路下到那里，于是我在二战遗留下来的机枪掩体和阴暗的混凝土地堡里逛了逛聊以自娱，没想到撞上一幅巨大的蛛网，一声尖叫，引起回声嗡嗡，我趔趄着从这墙撞到那墙，碰了低矮的过梁，绊了其他顽固的辎重，这才战战兢兢回到外面。我挠头摸耳，又召回了苍蝇，循着小道回到主路。山脚有个乱坟岗，是当年检疫站的遗迹。我想四处看看，可苍蝇不肯让我安生。我原打算前往一处建有19世纪堡垒的海角，可一想到苍蝇还要再伴我一个多钟头，我真是受不了啊，于是转身，沿空荡荡的来时路折返。

我在游客中心停了一下，去看里面的展览，和公园管理员聊上了。我问他，这段海岸线到底有多危险。

“哦，非常危险的。”他兴高采烈地说。他指着一张海图给我讲洋流如何运动——也就是说，到处乱窜。我总结出来，如果它们缠上你，就会像包袱布把你裹起来，甩都甩不掉，就连最强壮的泳者也很快会在搏击中精疲力竭。基本上，这都跟“裂流”有关系，在那里，每次潮来潮去，都会有大量的水涌过仅几百码宽的口子。直到看过海图，我才了解切维厄特海滩离这纷乱的水之罗网有多近。就算在地图上，它看上去也超级鲁莽。

“这么说，哈罗德·霍尔特在这里游出去不是个好主意啦？”

“哦哟，我是不会从这里游出去的，”他回答，“你知道，这里一路有大约一百艘沉船哪。”他指了指切维厄特和“裂流”周边一段极不起眼的海岸线。“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片海弄沉了一百艘船，那它很可能不是游泳的太平地儿。你以为呢？”

“找不到他的尸体，是不是很奇怪呢？”

“不奇怪。”这话说得不带一点儿迟疑。

“是吗？”我不了解大海的起起落落，不过倘若浮木和可乐罐这类的物品可以随波逐流，那么我觉得大部分能漂浮的东西最终都上得了某处的海滩。

“别这么信口胡说，如果一个人死在那儿，不消多久，就变成食物链的一部分了。”

“啊。”

“你要记住这个，”他又添了一句，突然深沉起来，“哈罗德·霍尔特溺水事件唯一不同寻常之处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总理。如果不是这样，整个事件就会被忘得精光。说真的，它已经被忘得差不多了。”

“这么说，没有很多人到这儿来追古抚今咯？”

“没有，根本没有。大部分人都不记得了。三十岁以下的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他停下不讲了，去给新到的游客出票。我轻轻地走开，去看石头池子里海草和海洋生命展览。不过我离开的时候，他大声喊我，又补充了一点，“他们在墨尔本给他造了个纪念建筑。”他说，“知道是什么吗？”

我表示自己没想法。

他微微露齿一笑：“一个市立游泳馆。”

“真的？”

他笑得更灿烂了，不过头点得很诚恳。

“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我说。

“是呀，”他高兴地表示同意，“了不起的，你知道的。”

第十章

小时候，每逢周五晚上，只要父亲不在家(他经常这样，他是个写体育文章的，为了工作奔波很多)，妈妈和我就约好了，我坐车去城里见她(她也在当地报社干活)，我们一起去主教之家自助餐厅吃饭，然后再看一场电影。

我不想说妈妈在选片问题上辜负了我对她的信任，可就是奇怪，我喜欢的电影总归刚刚下档，我们最终老看那些谋杀呀，爱情呀，背叛呀的电影，主演常常是杰夫·钱德勒[17]。我妈妈对他有着古怪的景仰之情，而他通常出演的角色总要求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露着胸脯肉儿。

“哦，”她啧啧地说，是一副与我一同懊恼的腔调，“《海底两万里》刚刚放完啊。不过奥芬剧院有杰夫·钱德勒的新片《驯欲记》。我们去看，好吗？”

我不晓得是不是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影片在我的记忆里已模糊成了一团，还是它们本来就全都一模一样，可它们似乎总有些相同的元素——冗长的对话，和拉娜·特纳或其他冷面的金发碧眼美人搂搂抱抱，偶然打一枪，结果就有人捂紧了肚子，跌跌撞撞走两步，渗出令人大失所望的几滴小血。再就是钱德勒的角色，常常被摆在快艇上，要么就是救生员，站得笔挺，只穿游泳裤(甚至不用看银幕，你就能判断哪些是游泳裤镜头，因为我妈会立刻起兴头，开始猛吮她的柠檬味硬糖)。如果没有杰夫·钱德勒的片子——有时候很神奇，他居然还有几个礼拜没新片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看点其他了。

这样，就在那个礼拜，我大约九岁的时候吧，我们去看了《夕阳西下》，由罗伯特·米彻姆和黛博拉·蔻儿主演的彩色史诗片，讲一对吵吵闹闹、不屈不挠的可爱夫妇在澳大利亚灌木林中谋生的故事。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令人难忘的电影，不仅仅是因为罗伯特·米彻姆把澳洲口音模仿得活灵活现，还因为它讲的是澳大利亚的故事，用好莱坞的话说，这就令它与众不同了。事过近四十年，我记不得多少电影中的细节了，只记得米彻姆和蔻儿醒过来就赶着大群的绵羊，接二连三地与澳大利亚生活中的灾难险情战斗——林区大火、尘暴、干旱、蝗灾，还有出现最多的酒吧打架事件。澳大利亚很热，这一点也很明确：米彻姆不先摘掉顶灰扑扑的帽子，再用前臂抹一下眉毛就绝不开口说话。由于我的人生计划(就算那时候我才九岁)是成年之后开着敞篷的运动型跑车周游欧洲，身边坐着珍·茜宝[18]，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的有趣指数为零，此后三十年都懒得去想它。

这样，当我最终第一次动身前往南半球，参加1992年墨尔本作家节的时候，我真是震惊于眼前所见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站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科林斯大街，初来乍到，身上还带着一股空乘人员在飞机降落前喷在飞机上的杀虫剂味道(可能还湿漉漉的哪)，看着匆匆行过的有轨电车与乱纷纷的人流，想：“老天啊，这里有一个国家。”仿佛我私下里发现了生命，就在另一个星球，或者一个并行的宇宙。第一眼，那儿的生命似曾相识，可它们又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我都没办法向你形容那种兴奋。如果说那些年我有对澳大利亚产生过某些期许的话，那我把它想象成了类似南加州的样子，一个永远有阳光的地方，一种喜洋洋的枯燥海滩生活方式，但有一点点英国气——又打板球又看海，我就是这么想的。可眼前与想象完全不同。墨尔本安逸祥和的氛围更像欧陆，而非北美，而且这里下雨，下了整整一个礼拜的雨，这非常讨我喜欢，因为它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

而且，这可是关键处，我以一种自己始料未及的方式爱上了它，单刀直入，不含糊，不迟疑。我认为这与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美国待了半辈子，又在英国待了半辈子，而澳大利亚正好就是两者的有趣结合。它随意，活泼——不矜持，对外乡人不一惊一乍——感觉非常美国，不过却搭着英国的架子。澳大利亚人乐观，不拘礼节，乍看之下像美国人，但他们靠左行驶，喝茶叶，打板球，公共场所摆着维多利亚女王像，小朋友的学校制服只有大不列颠子民才会面无愧色地穿上身的样式。这让我浑身舒坦。

立刻，我敏锐地发觉自己对这个地方知之甚少，而且居然还挺高兴自己无知。我不知道他们的报纸、大学、海滩和郊区都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和民间的成就，还区分不出警察和邮差。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叫咖啡。似乎你得明确长度(主要分长和短)、颜色(黑或白)，甚至还有与垂线所成的夹角(平还是不平)，这些词汇组合使用，就有了多样的排列方式——“长黑”“短黑”，甚至还有“长短黑”。我高高兴兴地试验了不少时日，发现自己最喜欢“平白”。那一刻真是幸福之巅呢。

由于我在作家节上的公务很少很少——上台讲一两次话，再被闪光灯扫两下子——我有空在城市中徜徉，而且我带着最大的热忱去逛了，顺耳偷听市井闲话，坐在咖啡馆里与各种早报和半打饮料(我还在尝试阶段)为伴，把两者均饕餮一番，看商标、看板和商店橱窗里的牌子，出口问些彻头彻尾的老外问题：“打扰，杰基豪(Jacky Howe)是啥？诺口(norks)是啥？澳客(ocker)是啥？[19]”

我喜欢——现在还是喜欢——澳大利亚人说话，那种抑扬顿挫的节奏，那种不经意的直截了当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某个小奖项颁奖礼的招待会上——东吉普斯兰地区青年农民新秀小说奖之类的吧，我去参加纯粹是因为我乐意受邀参加任何活动，还因为他们保证会有鸡尾酒供应——我正和自己出版商的两位女性宣传人员站在一起，某位显然自恋的大人物翩翩然地进来了。

“哦，看呀，是布鲁斯·闪光光先生喏，”一个人说，然后冷冷地带着高度浓缩的不屑添了一句，“他要去开信封啦。”

另一个人给我讲了他的一位英国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途中，空姐夹给他一块热毛巾，用了之后发现，毛巾是冷的。于是，他跟她说了——不是投诉，只因为他以为她也许愿意给毛巾再加加温。空姐转身看着他，甜甜地笑着，只带细细的一缕挖苦，说道：“哟，你干吗不在毛巾上面坐一会儿？那就暖了嘛。”一听这个故事，我就知道自己更喜欢这个地方了。我还在自己喜欢的大陆上奋勇直前呢。

由于我初见的是墨尔本，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奴性的依恋。要到墨尔本了，我还是有种莫名的兴奋——不是你常听人表达的那种情绪，而是——开着车经过中心商务区的浮华高楼，有一种归家的滋味儿。那边是我住过的第一家澳大利亚旅馆，那边是我尝试的第一家咖啡店，那边是远近驰名的墨尔本板球场，我曾在里面稀里糊涂地欢度了三个钟头，看了一场澳式橄榄球赛，吃了平生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二十四肉饼”(“黑鹩哥做的，如假包换[20]”，卖家恶作剧式地跟我开着玩笑打包票)。如果言必有其义，那我要说，这里就是我在澳大利亚的家。

大部分人(当我说“大部分人”的时候，我无疑指的是初到此地的我自己)很久以来一直没有意识到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城市。虽然近一个世纪，悉尼比它稍大了那么一点儿(墨尔本目前人口三百五十万，悉尼则有四百万)，墨尔本直到不久之前还是各项活动的中心，在金融和文化领域尤其如此。悉尼为了心理平衡，编了些刻薄玩笑，拿墨尔本貌似的缺乏活力开心，大多都很出彩，比如：

你有孩子吗？

有，两个活着，还有一个在墨尔本。

这些年，悉尼编派墨尔本，还万事抢在它的前头，这自然让墨尔本人有点难以接受。两个城市之间相对地位转化的最好例子莫过于1956年的奥运会选在墨尔本召开，而2000年，奥运会到了悉尼。如今，这成了大势所趋。1956年，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司中有五十家将总部设在墨尔本，而悉尼只有三十七家。今天，这个比例基本上就是掉了个头。在上一代，跨国公司一般选择墨尔本作为澳大利亚总部；今天，超过三分之二挑中悉尼。墨尔本还有更屈辱的呢，它眼中的悉尼只有——怎么说呢——日间电视的那点智性，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悉尼大肆窃取其文化领袖地位，包括出版、时尚、电影电视以及所有表演艺术。曾几何时，我去墨尔本见自己的澳大利亚出版商。现在，我要去悉尼了。

说了这许多，一旦剥掉悉尼由其海港衍生出的巨大视觉优势，在生活质量或文化享受方面，两者也就半斤八两了。墨尔本之于悉尼，就像洛杉矶之于纽约，伯明翰之于伦敦，伯仲之间，难分上下。

墨尔本可能没有悉尼那样的海港大桥或歌剧院，可它也有自己独一份儿的东西，而且毫不逊色。它拥有世界上最妖怪的右转弯。如果你在墨尔本中心城区开车，并打算右转弯，你不能进中间的车道，而是要切进左手边的路缘——离你要去的那边远到不能再远——然后坐等一个不知啥时候才来的时机(以我而论，直到所有的俱乐部和饭店都关门，大家都夜深回家睡觉的时候)，再拐过去。这么做只为了避开有轨电车的车道——墨尔本另一特产——有轨电车开在路中央，可不能让拐弯的车辆挡了它的道儿。这极其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单单是海外来的游客，其他澳大利亚人——甚至，我以为，很多墨尔本人也闹不清楚。

不过真正让墨尔本与众不同的是它对澳式橄榄球的热爱，这项运动在悉尼或新南威尔士州鲜有拥趸，那里热衷的是英式橄榄球。有趣的是，墨尔本人不拿悉尼开涮，他们总是拿自己喜爱的橄榄球运动寻开心。段子是这样说的：

墨尔本举行大决赛，一个到场观看的男人惊讶地发现旁边的位置空着。几个星期之前，大决赛的票子就卖光了，怎么会有空位啊？于是，他对空位另一边的男人说：“打扰一下，你可知道这位子为啥没人吗？”

“哦，这位子是我老婆的，”第二个男人回答，“不过她过世了。”

“您节哀。对不起哦。”

“是啊，她看比赛，一场不落的。”

“那你怎么没把票子给朋友或亲戚呢？”

“哦，不行。他们都在参加葬礼呢。”

我这是去看望老朋友艾伦·豪，很凑巧，正是他给我介绍了澳式橄榄球令人呆若木鸡的独特之处。近二十年前初见他的时候，我在伦敦《泰晤士报》做商业版的文字编辑，他则是对跖地来的乳臭未干的新人。我已在那里好几个月了，他来了，分到的座位在我旁边，做改稿校对的活儿。我不想说他当时实在年轻，可他毕竟还穿着童子军的制服哪。同样出生在前殖民地，我就罩他了，将自己所知倾囊传授。诚然，我所知也就三桩事情——伦敦的劳埃德保险社名字里有个所有格符号，而劳埃德银行则没有；连字符在公司名“里奥·廷托-锌矿石拣选集团”里面的位置放得很奇怪；而员工餐厅则在地下室——不过那年月，做商业报道，你也只需要知道这些了。

他学得很快，不久就把我们都比下去了。我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跟某位同事争论“p/e比率”中的“p/e”到底是“阴茎嫉妒(penis envy)”还是“爱德华王子(Prince Edward)”，豪告诉我们那是“价格/收益(price/earnings)”的缩略，我就知道这个小伙子前途无量了。我得说，他没有让我们失望。他在《泰晤士报》出色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便回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成为默多克的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当上《星期日太阳报》的编辑，现在他仍然掌管大众读物的版面。我一想起他扎着小围巾，穿着蓝衬衫坐在泰晤士报社的样子，我这心里啊，骄傲之情就油然而生。

他和体贴温柔的太太卡梅尔·伊根住在南墨尔本一栋可爱的老房子里，那从前是家肉店。我迟到了，因为我粗心大意出了点小状况，要在珀斯地图上找墨尔本的地址，不过我最终还是绕出来了。卡梅尔迎接了我。

“豪不在，”她说着领我进屋，“他出去跑步了。”

“跑步？”我尽量不显出大惊小怪的模样，不过我认识豪这么多年，他对全身锻炼的认识也就是站着喝酒了。而且，他是那种高能耗的不安分家伙，生来长不了膘的。他要奔来奔去，也就跟我要奔来奔去一样，为了挣子女上大学的开销嘛。“为了他的心脏。”她补了一句。

我看着她：“他有心脏病？”

“不，当然不是。”她笑了，“只不过，你知道，他刚刚发现自己还有心脏罢了。”

我立刻明白过来。长久以来，豪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疑病狂之一。多少年了，他从一个器官转到另一个器官，就是相信其中之一将要废了他这个人，让他痛，老害他花钱。他永远离群躲进角落里，触摸自己的身体寻找神秘肿块，然后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于是，卡梅尔和我坐下来，喝了一杯好茶，我给她讲那些遥远的伦敦岁月，在她遇到他之前，她丈夫的趣事：我怎么教他用肥皂，怎么穿与衣服搭调的袜子，帮助他找到让睾丸落下的法子——都是些日常小事。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大人物“扑通”一声进屋了，脸蛋红扑扑的，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嗨，伙计。”他终于吐气说话，像临终遗言似的。

“你还好吗？”

“再好不过了。”

“那你为啥跑步啊？”我说。

“心脏，伙计。”

“你的心脏又没有毛病咯。”

“没错，”他骄傲地说，“你知道为啥？因为我照顾它呢。”他道貌岸然地点了点头，仿佛我不相信似的，然后对我这一身肥肉投来若有所思的一瞥。

傍晚，我们步行去一家当地的饭店，在饭店，我们愉快地聊了许许多多——共同的朋友，工作，我此行去过哪里，接下来要去何方，就是人们和一向少见的朋友团聚时候所谈的那类话题。其间，豪不经意地提到自己最近去新南威尔士州的拜伦湾玩短板冲浪，遭遇了鲨鱼。

“真的啊？”我钦佩地问道。

他点点头：“个头还很大呢——九十英尺长的样子。”

“那离它有多近？”

“近的哦。我差点儿就能碰到它了。”

“那你怎么办？”

“有策略地抽身而退。你以为呢？”

“你不害怕？”

他突然来了激情，仿佛恰被我一指触发。“哟，”他说，“多少有点儿。”

“有点儿？”

“噢，是的。”他又返回了真挚的态度，仿佛有点儿害怕是澳大利亚允许的最大限度了，我就是这么以为的。

由此便引出了他的深情回忆。和动物有关的濒死经历，澳大利亚人对此总是大有可谈——在昆士兰州遭遇鳄鱼，差点儿踩上杀人蛇，醒来发现一只赤背蜘蛛悬在丝上朝某人的脸落下来。澳大利亚人在这种地方就很不厚道了，他们跟你谈，前一半坚持说这个国家的危险被极大地夸大了，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后一半就告诉你六个月前他们的鲍勃叔叔开车去马奇，一条虎蛇从仪表板下面游出来，咬在了他的腹股沟上，不过现在没事了，他已经下了生命维持机，他们发现他可以通过眨眼睛与人沟通了。

当然，我总是竖起耳朵听这些故事的。

“那鳄鱼是怎么回事儿啊？”我急急地问。

豪微微一笑，有点儿发窘。“哦，卡梅尔和我去北面的昆士兰州度假，在一个叫道格拉斯港的地方，我们决定”——他见她有纠正他的意思——“我决定租艘小船，去钓钓小鱼，那会挺有乐子的。”

“在鳄鱼出没的河口，”卡梅尔补充道。她对着我说：“艾伦小气，不肯花钱租带向导的大船，于是我们弄了条小船自己开。一条很小很小的船。”她示意他继续说。

“于是，我们弄到了这条小船，”他继续说，宽宏大量地朝她那个方向点了下头，“船上带一只小的舷外发动机，然后我们出发穿越河口。河口挤满了其他船，恼人啊，不过我看见一个小水湾，于是我想，‘噢，我们就试试那个方向吧。’小水湾原来是条河——真的很美的河。于是我们循河而上，棒极了，集大成的热带天堂啊——莹绿的大河，丛林的背景，五彩的鸟儿在树间飞来飞去。你想象得出来。最棒的是周围一个人没有。只有我们俩拥有这一切啊。于是，我们找了个好地方，我关掉引擎，我们坐着，鱼线放在水里，享受放松的时光。突然，卡梅尔指着岸上一块寸草不生的泥泞地，我们意识到那是鳄鱼下水的地方。不可能是其他了。接着，我们就发现沿岸还有几个这样的下水处。我们这才明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没其他人到这儿来，因为鳄鱼出没嘛。我们刚得出这一重大结论，一侧就水花四溅，仿佛什么重物进入了水中，然后水里出现一条线，隐隐地向我们移动。”

“哇!”我说。

“我就是这想法啦，布莱森。”他露齿一笑。

“那你怎么办了呢？”

“哟，我这样棒的水手呀，跳向发动机，要跑路咯。只是发动机发动不起来了，就是不动了。”

“同时，”卡梅尔突然插话，“我坐在船尾，看着那条线朝我们过来，说：‘艾伦，鳄鱼来了。它绝对是朝着我们来的。我们逃吧，伙计。你怎么说啊？’”

“我在拉绳子，拉啊拉啊，发动机只是扑扑扑地空响。鳄鱼越来越近。终于，神奇啊，发动机启动了，我们能动了。不过我们开错了方向，为了掉头，我们溯流而上，那可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论如何，一番磨蹭，我们撞了河岸，又激动地讨论过我们这一分钟就要翘辫子而这全都是我的错之后，我们转过了弯。只不过要出去，我们还得开过鳄鱼所在之处啊。”

“那鳄鱼现在在哪儿呢？”

“不知道。现在，它没了踪影。它在那里某处，但我们不知道准确地点。它可能就贴在船边。水色暗，能见度不到水下两英寸。不过我们知道，有时候鳄鱼会袭船。”

“特别是一丁点儿小的廉价船。”卡梅尔说，对他微微一笑。

艾伦幸福地笑了，露出了牙齿。“于是，我开大油门，”他继续说，“船噗噗地提速到了时速半英里，我得承认，因为它是条很小的廉价船。我们得走四分之一英里，以蜗行的速度爬过鳄鱼的领地，我们只能坐在那里，希望感觉到船底被砰地一撞，然后船一斜，我们掉进水里。这有点儿让人心慌意乱的。”

“你知道吗？”我说，“一个舷外发动机引擎，在水下听起来，那声音非常像雄性鳄鱼明确其领地的咆哮。这就是为什么鳄鱼常常袭击小船了。”

他们惊讶地看着我，可不常有外国人能吓住澳大利亚听众哦，只不过我刚好读了那本书。

“我真高兴，在道格拉斯港那会儿，我不知道这个。”卡梅尔说。她夸张地打了个哆嗦。

“可你们好好地回来了，我以为。”我问。

艾伦灿烂地笑了。“我们顺流而下，越过河口，下了船——我是说全身而退——在它还没碰到码头沿的时候。”他看着我，带着非常愉悦非常期待的笑。“你猜那船我们坐了多久？我租了半天，记住这一点哦。”

我表示自己想不到。

豪凑过来，笑得开了花。“二十九分钟，”他带着无上的骄傲说，“盖伊告诉我们，那是个纪录。”

“太棒了。”我说。

“豪一家为之骄傲的成就。”他又说，你可以看出他说得真心实意。

豪第二天要出报，卡梅尔带我去游览。于是，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我们开车进城，退掉我租的轿车，买些东西，再到处转转。我们沿教堂大街开，找地方停车，就在卡梅尔跟我讲她的工作时——她是国际新闻集团旗下其他澳大利亚报纸驻墨尔本的记者——她突然放下话茬儿，吐字清楚地说：“哦，看，那是吉姆·凯恩斯。”她指着前方一个提着椅子和牌桌穿马路的小老头。他看上去有点儿老朽，普普通通的模样。“他当过惠特兰政府的副总理。”她告诉我。我看着她，看她是否在跟我开玩笑，她笑得更真诚了。“他在那边的市场上卖自传。”她指了个带遮棚的市场，那种你去买菜的地方。

我看着她。“他卖书——自己的书——摆在牌桌上卖？”

她笑了，喜洋洋地承认这可能会招外来客悲叹两声世态炎凉。“我以为他靠这赚点小钱花花。”她又说。

你明白吗？这个男人在不久之前坐着这片土地上的第二把交椅。我以为，这就相当于在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的商场里，发现沃尔特·蒙代尔[21]坐在牌桌边卖白宫杯垫和其他纪念品。

“他经常到这里卖书？”我问。

“哦，他雷打不动的。你要见他吗？”

“好啊。”

我们找到位置停好车，可到市场里，却发现他已经走了。显然，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回家去。“我认为有时候他的世界变化太慢了一点儿，”卡梅尔同情地说，“他卖那本书卖了很久了。”

我点点头，又一次觉得澳大利亚真是个奇怪而遥远的小国家。

我们原本直奔移民博物馆，不过途中经过了新造的皇冠赌场，所有墨尔本人对这个赌博殿堂要么恨要么爱，恨它是因为它卑鄙，勾引愚蠢的人们亏掉了积蓄，爱它是因为它魅惑，有时候出手阔绰。“你要去看看吗？”卡梅尔问。我犹豫了一下——我自觉第一回到澳大利亚在悉尼的潘瑞斯美洲豹俱乐部已经满足过自己对赌博的好奇心了——可她带着不同寻常的自信说，“我觉得它会让你感兴趣的。”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她英明正确得不得了。这是个好地方，规模巨大，充满了各种浮华的文娱节目，就连潘瑞斯俱乐部也相形见绌。外面的高台上光影纷繁的激光表演伴着同步的音乐，和着缥缈的烟雾(我猜更能烘托舞动的光柱)，可几乎没人在欣赏。真家伙在后面的赌场里，装潢极尽奢华，貌似水无尽头。我可以自信地说，任何人如果得到皇冠赌场的地毯合同，那他这辈子就用不着工作了。从场子的这头走到那头，足足二十分钟。了不起的，是它生意那叫一个忙啊，不可思议地紧张。才不过午饭时间，已有大约两千个赌徒诚挚登场。几乎没有一个赌台或机器不在全力为人民服务。我还没在拉斯维加斯之外见过这样规模的赌场，而在拉斯维加斯，一大部分的进场者也只不过傻兮兮地兜来兜去，寻个乐子罢了。这里的人却是心无旁骛的。我在一张轮盘赌台子边看见一个男人，他在铺毛毡的桌面上撒下大约二十张圆形筹码，输了个精光，然后摸出钱包，唰地抽出二十张五十块的大票，买了更多。慢慢地——澳大利亚城市是个文化多元之地，一般来说你很少能注意到这些事情——我意识到他和其他顾客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可能误读了他的着装，不过他看起来像个侍者或厨子——肯定不像一个一下子输得起千把块的人。我把这一点对卡梅尔说了，她点了点头。

“蔚为壮观的赌博人群。”她低声说。她惨淡地笑了笑：“这是个大买卖。每年约有十亿澳元都从这里过。维多利亚州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是赌博业赚的。”

我想了一会儿，那也得几亿块钱了。“那本州有多少卡西诺赌场？”我问。

“只此一家。”她说。

移民博物馆就在亚拉河上，一栋雄伟的大厦，曾是本地海关的办公楼，对照卡西诺赌场，那是一派镇定和彰显在外的睿智。它最近才开放，还光亮亮地闪着新气。豪特别希望我参观这里，因为作为本地中坚，他倾力参与并推动了博物馆的建立。由于移民经历基本就是现代澳大利亚的故事，这里其实是个社会史博物馆，算得上我四处所见最棒的了。

如洞穴般幽幽的中厅里，是一个步入式的展览，形如远洋轮船，设计上，用复制的舱房和各种曾有实用价值的藏品，传递不同时期的移民船上生活的味道。我特别喜欢20世纪50年代那段。我以为其原因在于我生长在海那边的千里之外，没赶上客运轮船的伟大时代，一直对远航有着浪漫的憧憬。不论如何，我发现自己无法自控地流连于每一个船上生活的琐碎细节——把一份四十年前的菜单研究得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在羊排和炖牛肉之间作出抉择似的，想象自己的书和盥洗用品摆在床铺边的架子上，考虑参加当天下午的茶舞会时该穿行李标签图案的衬衫呢，还是以夏威夷兰花为基本图案的那件呢？

我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至少没有停下来仔细地想一想——那时候到澳大利亚去意味着多大的时间和金钱投入。直到晚近如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到英国的来回飞机票可以在墨尔本或悉尼近郊买个三居室了。澳洲航空公司于1954年引进了更大型的洛克希德超级星座式客机，价格才开始下跌，不过就算到了四五年后，坐飞机去欧洲依旧要报销掉买辆新车的钞票。而且既非迅捷又不舒适。超级星座客机飞三天才到伦敦，还没能力避开大部分风暴。一遇到季风或气旋，飞行员就没法子，只好打开安全带标志灯，颠簸着冲过去。就算在正常情况下，它们的飞行高度也铁定会多多少少遇上接连不断的湍流(澳洲航空很诚挚地称之为袋鼠线路)。按现代的观点考量，这就叫折磨。

因此，对20世纪50年代的几乎所有移民来说，去澳大利亚意味着五周的远洋航行。当然，就算现在，当你为了到达那里，非得把自己在长了翅膀的罐子里闷上整整一天的时候，澳大利亚给人的感觉就真的是遥远啊。但是，当你站在船的甲板上，看着大陆一个接一个地远去，估摸着一万两千英里船迹的距离的时候，它一定仿佛远得无着无落。我细看了笑容灿烂的人们的脸，他们懒洋洋地躺在太阳椅上，或者迈着大步走在微风习习的甲板上。他们的表情，就像我在阿德莱德看的那本冲浪者天堂书里的人们脸上的一样。这些人也是幸福的——洋溢着的幸福啊。他们正前往一个吉祥的国家，他们知道这一点。等待他们的，是充足的阳光和好工作、好房子、好前程，还有电热水壶。他们正在度假，还要永远地度下去。

对澳大利亚来说，那是个有趣的年代。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数百万外国人成为澳大利亚人，很奇怪，澳大利亚人也是同样的命运。我这才学到，1949年之前根本没有澳大利亚国籍这回事情。生在澳大利亚的人，在技术层面上，不是澳大利亚人，而是大不列颠人——仿佛他们来自康沃尔郡或苏格兰似的，是个英国人。他们效忠王国，英国人要打仗，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出发，为女王战死在海外的沙场。在学校，他们学习英国历史、地理和经济，勤奋刻苦的劲头仿佛从小在利物浦或曼彻斯特长大。我记得凯瑟琳·维奇曾在一封信中给我讲过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场景：20世纪30年代，一群学生坐在阿德莱德的教室里，看着窗外花开红艳艳的特洛皮树和一群群的笑翠鸟，学着苏格兰高山有多高，东英吉利的大麦产量有多少。

澳大利亚人并非不明白这种状况之荒谬，但英国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曾这样写道：“我这代的澳大利亚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长大。在迈出国门之前，我们从没见过一幢漂亮的建筑，几乎从没听人说过一种外来的语言，没看过一场演绎出色的戏剧，没吃过一顿有些讲究的精致饭菜，没听过一场好的音乐会。”最古怪的是，千百万的澳大利亚人，尽管其中大部分从没离开过这个国家，一辈子都奇怪而坚定地把英国视作家乡。直到晚近如1957年的内维尔·舒特的小说《在海滩上》，书中一场核战争导致澳大利亚成了地球上最后有人居住的地方，作者还让他的澳大利亚女主角悲叹：“我原打算三月回家去，去伦敦。打算了好多年的……真是太不公平了。”她用“家”指代了一个她从没见过，也再也见不到的国家。

但就连舒特也写道，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很大的改变。二战时期，英国在缅甸和新加坡陷落之后撤出远东，突然弃澳大利亚于孤立的危险之下，它就此挨了一记闷棍。同时，温斯顿·丘吉尔这个既傲慢又魅力十足的男人要求澳大利亚的军事长官带部队转战印度——也就是，抛妻弃子，为更重要的帝国利益去战斗。澳大利亚人决定不干。他们留了下来，进行了后卫战斗，努力阻止日本人越过新几内亚。

出了澳大利亚，没多少人意识到日本人逼近到了何种程度。他们夺取了所罗门群岛的大部分和新几内亚的许多土地，就在北方，仿佛做好了入侵的准备。澳大利亚军队知道已到绝境，制订了计划退缩至东南一隅，牺牲了几乎整块大陆，只希望守住主要城市。这不过是一个拖延战术罢了。幸运的是，美国海军在中途岛得胜，战斗的大潮移向他方，澳大利亚暂时获得了解救。

澳大利亚逃过一劫，却留下两道伤疤——一是明白了不能指望英国在危急时来解救它，二是面对北方众多局势不稳的国家，感觉到自身极度脆弱。这两点在战后岁月里深深地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处世态度——现在亦是如此。澳大利亚被一种信仰攫住了，它必须殖民，否则就完蛋——如果它不利用所有空地，填满所有这些空旷的空间，那外人就要代他们把这事儿干了。于是战后，澳大利亚打开国门。在1945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它人口飙升，从七百万一直涨到一千八百万。

单靠英国供给不了需要的人口数量，于是他们欢迎全欧洲的人，战后那几年尤其喜欢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这使得这个国家更加海纳百川，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突然之间，澳大利亚满是喜欢红酒、上等咖啡、橄榄和茄子的人，人们发现意面不一定非要是鲜艳的橘色，也并不一定是装在罐头里的。生活的基础和节奏整个改变了。各处都建立好邻居会社帮助移民安居乐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的英语课程受到了万人追捧。到1970年，澳大利亚可以自吹有了两百五十万的“新澳大利亚人”。

当然，也非尽善尽美。在殖民的热潮中，某些移民的接纳缺乏深思熟虑，结果事与愿违。1947年到1967年间，诸如救世军、巴那多思儿童福利会和基督教兄弟会这样的儿童福利组织移送了英国孤儿院中至少上万的儿童，许多年纪小到仅有四岁。其动机出自真真切切的无私之心——人们觉得，孩子们在一个温暖的、阳光灿烂的、需要劳动力的国家能有机会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但执行起来，却常有欠细致周全。兄弟姐妹往往被分开，从此再不相见，而且很多孩子基本上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没有一点儿概念。在《帝国孤儿》一书中，作者艾伦·吉尔记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看见集合点的标牌上写着“Barnardo’s party”(巴那多思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以为“party”就是蛋糕和冰激凌。另一个孩子在船开出泰晤士河的时候问，他们是不是还赶得上回家喝下午茶。其他故事也大同小异，一样辛酸。

还有那很可耻的白澳政策，它允许移民官使用要求“不受欢迎的人”通过官方选择的任意欧洲语言(包括一个著名的苏格兰盖尔语案例)读写能力测试的方式阻止其入境，也可以一下狠心就驱逐非白种人。20世纪50年代初，主管移民的长官亚瑟·考威尔想要遣返一名印尼裔寡妇和她八个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孩子。如果说澳大利亚人还有一项光芒四射的美德，那就是信仰“公平”——基本的公义感——这件案子引发了抗议。法庭叫考威尔面对现实，这个排他政策不近人情的一面即刻开始瓦解。大约到了1970年，澳大利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至少在地理上是个亚洲国家，而非欧洲国家，肤色筑起的栅栏倒掉了，放进了数十万的本地区移民。今天，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悉尼三分之一的人出生在他国；在墨尔本，四大姓氏是史密斯、布朗、琼斯和阮。从全国来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父母双方的血脉中均无英国先祖。对几百万人来说，这真是个新生的机会——基本上是慷慨的赠予和感激的接纳。

仅仅一代人，澳大利亚就重塑了自己。它从一个遭人遗忘的大不列颠前哨，乡气、无聊、文化不独立，转变为一个国家，老练了，自信了，有趣了，放眼世界了。大体上说，它实现这一切并没有经历冲突、混乱或严重的失误——常常还带着一种优雅的风度。

事有凑巧，前几天夜里，我看了一部电视纪录片，讲20世纪50年代移民的事儿。受访的人中有一位，十几岁时从暴乱后的匈牙利来到澳大利亚。在这个国家的第一天，他按照指示去了当地的警局，用结巴的英语说明自己是个新移民，被通知来登记地址。警官瞪眼看了他一会儿，从座位上站起来，绕到桌子这边。匈牙利人回忆道，他蒙了，以为警察要打他，可谁知警官一下子伸出粗大的手来，热情地说：“欢迎到澳大利亚，孩子。”匈牙利人至今回想此事都惊叹不止。说完之后，他热泪盈眶。

我真诚地告诉你，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

第十一章

卡梅尔·伊根在大分水岭南侧维多利亚州东部的一座农场里长大。农场座落在一个可爱的乡村，绿色田野背靠着蓝色山脉。豪是个一辈子待在城市里的男孩，对荒野的概念不过是一片充满致命生物的乏味浩渺。当初他拜访卡梅尔家的农场，完全只是为了尽到丈夫的责任，却立刻迷上了那儿——他和卡梅尔买了一块邻近山坡上的高地，用卡车拉来一座可爱的木屋，置于高处，在那儿可以看到几英里的山峦、树木和农场。几年来，豪总是欢天喜地地急着要我去瞧瞧。第二天，我们带足供给，坐他们的车启程，开了三个小时，去到了那片传说中的田园。

在澳大利亚，“荒野”是如此模糊的字眼，我不知该盼些什么。一旦我们甩开让维多利亚州东部闻名的墨尔本远郊，一切变得一目了然——在澳大利亚我未曾见过有地方这么绿，背后的山脉高得让人肃然起敬。路娇媚地、不疾不缓地在牧草地中蜿蜒，穿过一系列可爱的小镇。带着奇怪又不可动摇的骄傲，豪头戴一顶最近刚买的丛林帽，大得晃眼，又不合时宜，因此在停车加油或喝咖啡时，卡梅尔和我不得不向目瞪口呆的陌生人解释，他之前在外旅游，一周快结束了我们带他回家。不过除此之外，这一路，再无其他的插曲或尴尬。

艾伦和卡梅尔的房子壮观地独自矗立于一面陡坡的坡顶。我们越过一片被人遗忘的烟草地山谷和零星的葡萄园，视野开阔而迷人，让人想到儿童画册。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这就是在豆茎[22]顶端的视野。

“不错吧，嗯？”豪问。

“对任何戴那种帽子的人来说，实在太好了。这地方叫什么？”

“国王谷。卡梅尔的老祖先以前在那儿耕作。”他指着一片延绵起伏的土地，依偎着邻近的小山。让人不得不想到格兰特·伍德[23]的风景画——水果糖一样的小山，翻滚的田野，圆润的树——描绘了一幅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理想化了的艾奥瓦。它在这儿。

豪让我们进了屋，他和卡梅尔立刻以惊人的熟练忙碌起来，开窗，打开热水器，将杂货收纳好。我帮着把东西从车上搬来，每一步都提防着蛇。搬完之后，我踏上宽阔的平台观景。过了一会儿豪带着两瓶冰啤酒出来，递了一瓶给我。我从未见他如此放松。好在他把帽子摘了。

他嘬了一口啤酒，用一种八卦的语调说：“我刚遇见卡梅尔时，她曾说有一天要在这儿买一块地，放一座房子在上面。我当时想：‘好，亲爱的。’我的意思是，你干吗想要一栋荒野中的房子，冒着森林大火等一切其他危险？然后有一天我们来拜访她的家人，我看了一眼，问：‘行，我在哪儿签字？’不久之后，她家把房子卖了，搬去了巴拉瑞特。所以我们买了房产的这一角，搭了这房子。他们挺乐意卖给我们，因为这儿太陡峭，不好耕作。”他冲正在厨房里哼歌的卡梅尔点了点头。“她爱这儿。我也成了这样。从未想过我会说我爱这个国家，可老天啊，你知道，要是想躲起来，这地方不错。”

“森林大火是大麻烦吗？”

“呃，如果发生的话是。有时是超大型的。桉树就喜欢燃烧，你知道。这是它们的策略之一。如何胜过其他植物？它们全是油，一旦着了火很难扑灭。真正的森林大火会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穿越地表，火苗在空中跃至一百五十英尺高。那是可怕的景象，相信我。”

“那发生的频率是多少？”

“哦，我想大约每十年来一次很大的。1994年有一次烧掉了六十万公顷，威胁到悉尼的部分地区。那次我在，某个方向上黑色烟幕充满了整个天空。烧了几天。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在1939年。人们到现在还说起它。那时候正值酷暑，热到百货商店橱窗模特的脑袋都开始融化。你能想象？那一次维多利亚州大部分被烧了个干净。”

“那你在这儿有多危险？”

他冷静地耸耸肩：“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可能下个礼拜，可能十年以后，可能永远也不会。”他冲我奇怪地笑了笑，“在这个国家你完全凭自然摆布，朋友，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不过我告诉你一点。”

“什么？”

“当知道一切都可能消失在一缕烟里，你绝对会感激这一切。”

豪是那种有日光可利用，便受不了谁还在睡觉的人，第二天清晨他早早地叫醒我，说为我们安排了忙碌的一天。有一阵子我怕他说的，是要去干搭房顶挖石头之类的苦活，后来他解释，我们是要过一天奈德·凯利[24]日。凯利来自维多利亚的这一地区，豪无比自豪，想带我去看几处地方，均与其短暂又残酷的一生有关。这听起来似乎更有意思。

有趣的是，大家不怎么谈到澳大利亚的人物。这个国家从未产生过一个执法英雄，像美国的怀亚特·厄普[25]，百特·马斯特逊[26]之流。澳大利亚的民间英雄都是比利小[27]这一类坏人，只不过在这儿，他们被叫作丛林逃犯，里面最著名的便是奈德·凯利。

凯利的故事很容易讲。他是个凶残的暴徒，最后理应被绞死。他生于一个残暴的爱尔兰牧场主家庭，靠偷盗活牲口、抢劫无辜的路人生活。像大多数丛林逃犯一样，他尽力表现成一个受压迫群体的捍卫者，可实际品质或行为中，没一点儿高尚情怀。他杀过几个人，手段大多是极其残忍的，有时他杀人也不为什么理由。

1880年，逃亡多年以后，传闻凯利和他的几个同伙(一个兄弟和两个朋友)躲藏在葛林罗旺——维多利亚州东北部瓦比山山麓的一个小镇里。得知此事，警察集中了大批武装，专程去逮捕他。突然袭击的效果，却和想象中的不一样。等警察到时(他们坐下午的火车抵达)，发现他们要来的消息已领先一步到达，上千人在街上排成队，热切地坐在每一片屋顶上，等待着枪战的壮观场面。警察部署好之后，立刻朝凯利的藏身之处猛击子弹。凯利一伙也做出了反击，这样过了一整夜。第二天黎明，在一片寂静之中，凯利走出了寓所，出乎意料地穿了一套自己设计的盔甲——一顶沉重的圆柱头盔，看上去极像一只倒立的水桶；一片罩住身躯和裤裆的腹甲。他的下半身没盔甲，因此有个警察射中了他的腿。受伤的凯利蹒跚地逃进附近某个小树林，摔倒在地，最终被抓获。他被带去墨尔本，审判，迅速处决。他的临终遗言是“这就是生活”。

有人会觉得，这远不够传奇，可在家乡，人们对凯利有着深深的敬意。悉尼·诺兰，澳大利亚最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之一，创作过一个著名的油画系列，致力表现凯利的一生。同一主题的著作数不胜数。就连严肃的历史学家也经常给予他一种在外人看来极不相称的重要性。比方说，曼宁·克拉克，在他一卷本的澳大利亚历史中，只用一节写了堪培拉的设计与建立，摒弃联盟用了两页，但奈德·凯利的一生与成就用了整整九页。相信我，他用了大量最华丽、最语无伦次的辞藻。曼宁·克拉克在鼎盛时期是个非凡的文体家——一个永远不会称月亮为“月亮”的人，他可能会称之为“月的球体”——可奈德激起了他玄虚的隐喻，和对于一种罕见深奥的重大沉思。这里是一小部分原文，描述一整夜枪战之后，凯利从围墙后致命地出现：

在红色圆盘(太阳)重新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以前，半明半暗中……一个高大的身影，被盔甲包围着，出现在寒冷空气的缥缈薄雾中……有人以为那是个疯子或是鬼魂；有人以为那是魔鬼，整个气氛在敌友间同时激起一种“迷信的敬畏”……

个人而言——只是瞎猜——我觉得曼宁·克拉克吃了太多的可待因[28]。这儿是他另一个浓油赤酱的产物，不过是一长段讨论凯利传奇中的一小个碎片：

他继续生活，像一个面对资产阶级镇压，带着伟大酒神狂乱的所有喧嚣的人，一个将有势力者从高位拉下、将富人统统赶走的人。他继续生活，像一个用老式囚徒的传统凶狠攻击警察的人……谴责了那些披着法律外衣对普通百姓施暴者的无情野蛮。

这儿大约有2800毫克在作祟，我估计。

今天的葛林罗旺是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一两家酒吧，零星的住家，和指望从凯利传奇中挣些小钱的几处景点。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小镇上大约有一打游客，包括艾伦、卡梅尔和我。这里最大的商业机构，是一处叫作“奈德·凯利的垂死挣扎”的地方，布满了画得有些蹩脚的招牌。“这不是懦夫(等)待的地方。”一个人信心满满地说。另一个补充：“如果你照十到二十分钟的相，在大街上来回走走，买些纪念品，然后莽撞地告诉你的朋友们——‘别去葛林罗旺，因为没啥可瞧，’那就太荒唐了。老实说，如果被乡下人的屎盆子扣了脑袋，大多数来葛林罗旺的游客也不会知道……”

再仔细研究一下，你会发现它有某种电子动物的表演。艾伦、卡梅尔和我交换了快乐的眼神，知道这是我们会喜欢的地方。里面，有个和善的男子管着一台现金出纳机。看见门票要每人15澳元，我们微微有些惊讶。

“好不好看？”豪问。

“先生。”那男子带着最大的诚恳说，“那里面就像迪士尼乐园。”

我们买了票，推开一扇门，进了一间阴暗的房间，表演正要开始。那场地设计得像一间老式酒吧，中间是观众坐的板凳。面前深深的阴影中，我们只能看出家具和坐着的假人形状。几分钟后，灯一齐变暗，突然有了一阵非常响的枪战声，表演开始了。

好吧，叫我懦夫，扔一个砖做的屎盆子在我身上，但我要老实地说，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东西，像“奈德·凯利的垂死挣扎”这么惊人地、使人快乐地差到了家。它差到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实际上，它差到值得付更多的钱。在接下来的三十五钟内，在一系列不同的房间里，我们看着自家制的假人，每一个带着冻结的笑容，一把乱发让人想到被风吹过的耻骨，用一种随机的、支离破碎的方式再现了著名凯利枪战中的不同场景。偶尔他们中的一个会转动僵硬的脑袋，或竖起小臂开上一枪，尽管不一定和叙述同步。这其间，每个屋子里都有许多其他的机械事件发生——空椅子摇晃，壁橱门神奇地打开关上，自动钢琴自动弹奏了，一个空中秋千上(为什么不呢)的男孩模型前后摆动着瞄准房椽。你知道那些露天游乐场的棚子吗？用来复枪对着各种靶子开火，让某扇屋外厕所的门打开，或某只填充玩具鸡从上面掉下来。呃，这让我联想起那些，且还要糟得多。吵闹中能听到的叙述部分，完全讲不通。

最终被解放回太阳底下时，我们高兴地想再进去一遍——可毕竟四十五澳元是不少钱，怕接触几次之后，它就讲通了。我们去看了一座站在某个纪念品商店外，巨大的玻璃纤维的奈德·凯利。它没有大龙虾那么大，那么吓人，也没有睾丸在微风中摇摆，可它是这一游艺类型里的最新尝试。之后我们又看了看几家店，买了一些明信片，回到车上继续那天的下一个冒险。

这是要去一处叫澳洲桉树溪的偏远之地，看著名的凯利树。要开很长一段路，先经过陌生吓人的废弃山谷和半废弃的农场——两者几乎都半掩埋在黑莓的荆棘下——再驶入浓密青翠的雨林，最后进入拥挤高大的澳洲桉树丛。澳大利亚有七百多种不同的桉树，它们有最奇妙的让人难忘的名字——卡卡杜羊毛皮、混账西门木、大花序桉、蜡烛树皮、鬼桉——但澳洲桉树是我最先认出来的。长条的树皮脱落下来，带着纤维穗挂在树枝上，或卷曲地躺在地上聚成堆，显然只是为了燃烧。它是一种美观大方的树：高，直，长得密。开进树林几英里后，我们来到一处停车地，旁边的招牌写着凯利树。我们是仅有的游客，感觉上可能是几年来仅有的游客。树林凉爽而寂静，所有的树皮条挂着，让人有一种奇怪的、不受欢迎的异世感觉。凯利树沿着一条穿越树林的小路排开，和其他的明显不同，树干粗壮，挂着凯利著名头盔状的金属匾牌。

“到底什么是凯利树？”我问。

“嗯，”艾伦颇有学问地说道，“当凯利一伙变得越来越臭名昭著时，警察更下定决心追捕，他们不得不藏在更偏远隔绝的地方。”

“比如这儿？”

他赞同地点点头：“这儿不能再偏僻了。”

我们花了些时间考虑周围的环境。因为澳洲桉树彼此间长得十分密，几乎没有伸展和移动的空间，空气中有一种阴冷统一的闭塞。这是我去过的最不具田园风味的树林，就连光线也感觉陈旧。

“有三年，凯利和他的同伙低调行事，但在1878年，四个警察跟踪他们到了这儿。不知怎么凯利和他的人马捉住了警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之后杀了其中的三个，用一种缓慢又很恐怖的方式。”

“怎么恐怖？”我问，总是注意病态的细节。

“射中他们的睾丸，让他们流血致死。把痛苦和侮辱最大化。”

“第四个警察呢？”

“逃走了。他在一只袋熊的地洞里躲了一晚。第二天设法回到文明社会，发布了警报。他们正是在这儿谋杀了三个警察，最终导致葛林罗旺的枪战，就像‘奈德·凯利的垂死挣扎’中，机器人为我们描述的一样难忘。”

“那么关于这一切，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他略有些失望地看着我：“因为我对许多事都极有研究，布莱森。”

“你对帽子肯定不是。”卡梅尔高兴地说。

他看了看她，决定对这一评价不予理睬，接着转向我。“现在去鲍尔斯瞭望台。”他带着某种决心宣布，威严地向汽车走去。

“我们还有多少凯利的景点要拜访？”跟随他穿越树林时，我警觉地问，试着不太背叛主人。我不是要对澳大利亚最宝贵的暴徒失敬，或是对凯利树表示一点失望——恰恰相反——不过我们好像确实离任何地方都有几小时远的距离，而一天中开始想吃想喝的欢乐时刻也即将到临。

“只有一个了，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后悔的，然后我们去喝个一品脱。”

他说得很对。鲍尔斯瞭望台好极了。一块高挂在天空中的岩台，以哈里·鲍尔斯命名，他是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丛林逃犯，有时和凯利一伙人齐名。某些勤劳的工作人员造了一条坚固的木走道，盘绕上陡峭的岩石，这样从悬崖的主体到达瞭望台——露出地面的摇晃岩层，成了有些费力却足够简单的事儿。那景色让人感慨万千：脚下大概一千英尺伸展着国王谷，满是温暖舒适整洁的小农场和白色的农舍。那一边，穿越无瑕清澈的空气，升起一片矮山的波浪，以大约五十公里外水牛山独特的隆起为终结。

“你知道，如果把这放在维吉尼亚或佛蒙特，”我若有所思地说，“就算这个时候，也会有大把的人。这儿会有纪念品售卖亭，甚至有IMAX巨幕电影和探险公园。”

豪点了点头：“在蓝山也是如此，就像我一直告诉你的一样。维多利亚的这一角是个大秘密。别把它写进你书里。”

“肯定不。”我真诚地答道。

“等着瞧明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要更好。”

“不可能。”我说。

“不，可能。要更好。”

第二天他为我们准备的，是个叫高山国家公园的地方，它确实更好。覆盖了维多利亚州东部的两千五百平方英里，它高耸、宏伟、绝妙，又绿意盎然。如果澳大利亚有一部分，能远离那些陈腐的印象——红土壤，烈日当头——这儿便是。冬天甚至能在这儿滑雪。高山或许是个有点模糊的措辞。你在这儿找不到崎岖的陡角山峰。澳大利亚的阿尔卑斯山有一种更温和的轮廓，更像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或者苏格兰的开贡山脉。可它们确实有彻底让人敬畏的高度——最高的科修斯科山，有超过七千英尺的高度。

豪通过某个熟人，联系到一位友善热心的管理员，叫罗恩·赖利，同意带我们在他优美的领地上四处转转。罗恩是个和蔼的人，留着整洁漂亮的灰胡子，像热爱户外的人一样，有精干的风度，喜欢远眺。我们在小镇美女山相见，坐上一辆公园的四轮小车，沿着长而曲折的路开上博贡山，它是维多利亚州的最高峰，高六千五百英尺(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山一样高)。我问他博贡山是否因著名的博贡蛾命名，每年春天它们大量涌出，有一两天似乎无处不在。和丰满的木蠹蛾幼虫及长而黏滑的红树虫一样，它们是原住民的美味佳肴，这经常被史学家提到——因为对于西方的味觉，它们显然太令人反感了。我读到过，在热灰中烤熟的博贡蛾，要整只吞下。

罗恩承认这就是它们命名的来源。

“原住民真的吃它们？”

“哦，是——呃，传统上是。一只博贡蛾有85%的脂肪，而他们饮食中没多少脂肪，所以是不错的美味。他们以前从几英里外赶来。”

“你吃过吗？”

“一次。”他说。

“然后？”

“一次就够了。”他微笑着说。

“尝起来什么味道？”

他想了一会儿：“像一只蛾子。”

我咧嘴笑了笑：“书上说有一股黄油味。”

他考虑了一下：“不。有一股蛾子味。”

我们爬上了一条陡峭曲折的山路，穿过无比高大美丽的紧密树丛。罗恩说那是山灰[29]。

我做了个与之相符的感激表情：“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灰。”

“我们没有，是桉树。”

我又看了看，很惊讶。它其他所有的一切——又长又直的躯干，高度，青葱——都与瘦削的桉树和低地完全不和。桉树果然填满了澳大利亚的每个生态位，再没有比它更富于变化的树了。

“世界上高度仅次于加州红木的树。”罗恩冲着山灰点了点，补充道，让我做出另一个感激的表情。

“它们能长到多高？”

“三百英尺。它们的平均高度大约两百英尺。三百英尺相当于二十五层楼的高度。大树。”

“你们常会有森林大火吗？”

罗恩遗憾地点了点头：“有时。1985年在大分水岭的这部分，我们失去了五十万公顷。”

“天哪。”我说，尽管这数字对我没什么意义。之后我查了查，发现五十万公顷等同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大梯顿山、锡安、红木国家公园所覆盖的面积。换句话说，是场规模在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自然灾害。(我同样在《纽约时报索引》中查了新闻报道，一篇也没有。)但我知道肯定是不少，于是礼貌地补充：“那肯定很糟糕。”

罗恩又点了点头。“是，是有点。”他说。

我们穿过了一块疏花桉区——又一个被善变的桉树霸占的生态位——出现在一片阳光明媚的世界里，和缓起伏的平原，覆盖着浅草和海绵状的高山植物，能遥看远处的山峰。附近有不少游客，大多脚步轻快，身着专业驴友的装束。每经过一队人，罗恩都会减速，摇下窗，问候“日安”，询问他们掌握的信息是否齐全。他们都好得很，但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姿态。

接着我们度过了最非凡的一天。有时停下来走走，剩余时间开车。天气怡人——这一海拔很凉爽，但又阳光明媚——罗恩有趣又好脾气。他知道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蕾，每一只昆虫，炫耀公园的所有秘密角落，似乎真的十分享受。我们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颠簸而行，穿越牧草地的山谷，滑上几乎垂直的石子路，去隐藏着的防火塔。每转一个弯都有好玩的东西或难忘的风景。高山国家公园非常大——大约有美国大雾山国家公园三个大——因为它东面毗邻的新南威尔士边界的雪山中，是更大的科修斯科国家公园。罗恩指出科修斯科——科兹，他这么叫它——几乎正好一百公里远，可我用望远镜也看不见。

我们在一处难忘的高地结束了当天的旅程。那地方叫麦凯山，在那还能看到更多世界顶级的景观：山脉连着山脉，最终消散在远处的地平线里。他看风景时，那种评估的凝视，像在看一柱报警的烟。

“那这中间有多少归你管？”我问。

“十万公顷。”他回答。

“不少地。”我说，想到那些责任。

“是的，”他回答，略有所思地眯眼看面前的景观，“我非常幸运。”

要想和葛林罗旺、鲍尔斯瞭望台还有高山国家公园较量，一定得是极其独特的东西，老实说，我肯定许多其他国家根本提供不了，可豪向我保证，他要让我们看最后一样特别的东西——某样除了在维多利亚的这一小角之外，不存在于世界别处的东西。不达目的他誓不罢休。第二天，为了延缓快感的到来，我们去了一座沉闷过时，叫“湖泊入口”的海岸度假村。我们在那儿过夜，吃了一顿不错的海鲜晚宴，在周围走了走，再在接下来的一天出发，在去墨尔本的途中，寻找我们神秘的诱惑物。

有挺长一段时间，我们开过波澜不惊的乡村农场，平坦又阳光明媚。我坐在后面，处于无意识的安静中，在一块我没来得及看清楚的大招牌旁，艾伦突然拐下高速路，停在一块巨大，几乎是空的停车场上。我在后座上展开身子，一眨眼就从车上下来。在我们身边的是一长条管状的建筑——有点像个巨大的玻璃罩，但是水泥造的，刷成了白色。

我怀疑地看着豪。

“大蚯蚓。”他宣布。

我惊奇又钦佩地瞪着他。

“和吉普斯兰郡东南部著名的大蚯蚓不一样？”

“一样。你对它们挺熟悉了，那……？”

我小心翼翼地笑了笑。几个月来读到不少东西，和这些地下的庞然大物有关，尽管大多是在脚注和附带的引文中。可我从未指望能来到它们的圣地。

就算是在这片充满奇妙生物的土地上，吉普斯兰郡大蚯蚓依然与众不同。它们被称为澳大利亚钜蚯(Megascolides Australis)，是世界上最大的蚯蚓，能长成十二英尺长，直径超过六英寸。大到你居然能听见它们在地底下移动，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水管道不好使。在维多利亚的这一小角，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极特大的虫子生长，依然是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最好的脑袋中，没几个对蚯蚓的生理学和分布问题感兴趣。但是，豪许诺，世上有的这些知识都在我们面前的管状建筑里。

我们买了三张票，急切地走进了展览区。一进去迎面的墙上是一张放大的照片，摄于20世纪初，上面是四个看上去高兴到滑稽的男人，举着一条无精打采的、十二英尺长的大蚯蚓，比正常蚯蚓稍厚一些，不过在长度上明显胜出。我饶有兴致地看着，直到卡梅尔让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活的大蚯蚓展览中。一只挂在墙上的巨大玻璃板，半英尺厚，里面装了土，有点像一个巨大的蚂蚁养殖地。按标签上的说法，这盒子里装着一对大蚯蚓。在一两处没有被土遮住的玻璃上，我们能看见一两毫米的活着的大蚯蚓，可它们一动不动无所事事(巨蚯似乎极其注重休息)，我承认，这经历稍有些虎头蛇尾。我指望会有个可以抚摸的角落，或有个持鞭的驯养员，放把椅子让它们穿越铁环。艾伦和我试着轻敲玻璃，使蚯蚓活跃起来，可它拒绝做出反应。

玻璃板旁是两个长的玻璃管，装满甲醛和一对大蚯蚓标本，每一只周长和正常蚯蚓相仿，但有四五英尺长——说不上巨大，也长得让人难忘。虫子不好防腐，甲醛里漂着恐怖的小块蚯蚓皮，仿佛有人摇过玻璃管，或更可能是敲过(像艾伦和我干的那样)。很难看着它们而不觉得有点反胃。

在下一间屋子里，有一部短片，介绍大蚯蚓的所有知识，其实几乎什么也没有。它们是隐居、脆弱、没多少、极度不合作的生物，因此研究起来非常不易，哪怕有这样的心思。就像能从童年经验中回忆起的一样，蚯蚓不太喜欢从它们的洞里出来，如果硬拉，它们会断。嗯，想想如何把一条十二英尺长的蚯蚓，从地洞里使劲拉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

大蚯蚓博物馆百分之百能确定的是：从大蚯蚓那儿，你只能得到这么点好处。意识到这一点，馆主提供了许多其他展览。隔壁，有些玻璃盒子里装着活蛇，包括大名鼎鼎又吓人，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大毒蛇。艾伦和我继续敲玻璃的试验，当大毒蛇咆哮着(也可能只是打哈欠)，嘴张得能吞下一只人脑袋时，我俩出于纯友谊相互抱着一起向后退了四码远。我们决定从此以后把手放在口袋里，跟着卡梅尔走到门外，院子里还有更多的动物——袋鼠、鸸鹋，一种看上去像被遗弃的野狗，一些关在笼子里的美冠鹦鹉，半打蜷缩着打瞌睡的袋熊，一两只也在打瞌睡的考拉。那是个无风的下午，非常热，显然是午休时分，因此圈用地里懒洋洋的——就连美冠鹦鹉也睡着了——可我在它们中间非常陶醉地溜达着，很高兴看见这么多当地珍品聚在了同一个地方。我带着特别的兴趣打量袋熊——“一种矮胖、厚实、短腿、相当懒散的四足动物，看上去像个矮胖的大力士”。如1778年第一个看见它的英国人记录中所描述的，这话说得再好不过(同一个人对袋鼠的说法就没这么可靠，他描述为“一种有美丽羽毛的小鸟”)。艾伦和卡梅尔带着宽容的娱乐精神，像美国人在看浣熊或金花鼠的展览一样，因为在他们的自然状态中经常能看见这些动物，可对于我每一个都新奇，连澳洲野狗也是，尽管它不过是一条狗。我在小动物园里转了两整圈，之后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我们再一次出发去墨尔本。

我们去了一家越南餐馆吃晚饭，在墨尔本城郊里奇满的中心，一条街上连着几英里排满了异国风味的餐馆，艾伦证实了自己的说法，我不能与他争辩：外出用餐的话，墨尔本比悉尼好太多。谈话中，艾伦问我是否要去大堡礁，那是他特别喜欢的地方。我说这次不去，但几周后回来要去。

“小心一点儿，别让他们把你丢在那儿。”他难过地笑了笑。

“什么意思？”

“最近听说一个故事。有家潜水公司在礁石上落下了一对美国夫妇。”

“落下？”我问，困惑但又好奇。

艾伦点了点头，叉起些意大利面。“是，不知怎么数错了人，回港时少了两名乘客。被落下的人就惨了，你不觉得吗？我是说，这一分钟你在游来游去地看珊瑚和鱼，过着这辈子最难忘的时刻，然后你浮出水面，发现船不见了，在一片巨大空旷的大海里只有你自己。”

“他们不能游到岸上吗？”

对于我的无知他宽容地笑了笑：“大堡礁深入大海，布莱森——超过三十英里，要游很长一段。”

“那儿没有岛屿什么的吗？”

“他们在的地方没有。他们完全在海里，显然可以游到几处地方——一座潜水公司用来停泊的浮桥和某种环状珊瑚岛，都隔了一两英里远。因此想必是，咕哝着骂娘，感觉有点受欺，他们开始向这些地方游。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也无法知道——要游过一条深海峡。猜猜深海峡里藏着什么？”

“鲨鱼。”我说。

他对我的敏锐点了点头。“想象一下。你在大海深处，困住了，因为你托付性命的公司把你给忘了。你很累。你朝一座珊瑚岩层游去，可非常困难，因为潮涨了。日光在消逝。你看看周围，眼见鱼鳍包围过来，说不定有半打。”他停了停，让我在脑海中构想出情境，然后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不过我想我会把钱要回来。”他笑道。

“那没人回去救他们？”

“两天后才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失踪。”卡梅尔说。

我惊奇地看着她：“两天？”

“到那时，当然，他们已不见很久了。”

“被鲨鱼吃了？”

她耸了耸肩：“没法知道，但想必是。反正，他们再也没被发现。”

“哇噢。”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略有所思地进食，然后我提到：每次澳大利亚有奇怪的故事，似乎都发生在昆士兰。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和一个在凯恩斯附近被扣留的德国人有关，他1982年持旅游签证来此，过去的十七年在北部沙漠里步行流浪，主要靠公路上被撞死的动物维生。我亦十分钟爱那群非法移民的故事，被一艘旧渔船从中国运来，扔在凯恩斯某海滩一百码远的浅水中。他们被抓，是因为其中有个人带着一只行李箱，湿透了的裤子明显往下滴着水，每走一步都吧唧响。他走到一个报刊亭，礼貌地问经营者，能否叫一辆出租车，带他和某些同伴一起到凯恩斯火车站。几乎每一天，报纸上昆士兰的新闻电头下，都有个好玩稀奇的故事。

艾伦点头表示同意：“那是有原因的，当然。”

“是什么？”

“在昆士兰人们很疯狂，比切开的蛇还疯。你会喜欢那儿的。”

早上艾伦去上班的途中把我送去机场。当他跑去开头版例会，还是什么编辑该干的事儿时，就把我丢在他的桌子前，玩他的旋转椅。回来时他抱着一个文件夹，递给我。“我找到点儿东西，关于那对失踪的美国夫妇。我猜可能对你有用。”

“谢谢。”我说，挺感动。

“应该能给你提供点意见，如何不被落在礁石上。我晓得你这家伙多笨，布莱森。”

在机场他跳下车，帮我把行李从后备厢拖出来，说了道别的话语。他握了握我的手。“记得我说的话，在北边自己保重。”他说。

“比切开的蛇还疯。”我重复道，表示我有在听。

“比一麻袋切开的蛇还疯。”

他笑了笑，跳回车里，挥挥手走掉了。

第十二章

我猜，构造一个假想的环境，之后在新南威尔士的麦克斯维尔待一整日，依然觉得愉快，是可能的——也许海平面上升了，它成了地球上唯一不在水面下的地方，或者也许某种毁损全球的传染病蔓延，只有它未受伤害。不过事情自然发展的话，在一个温热的夏日夜晚，发现自己六点半站在它孤独的大街上，你不会心怀感激地想：“嗯，谢天谢地我到这里了!”

我之所以在麦克斯维尔，归功于一个有趣的发现——到布里斯班的路程不是悉尼向北三四个小时，和我很长时间以来未经考虑的假设不一样，而是要开一两天。呃，如果你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地图，布里斯班和悉尼简直就是邻居，它们当地的小太阳和小暴风云在图表上几乎快要撞在一起。可在澳大利亚相邻显然是个相对的概念。实际上，从悉尼到布里斯班差不多有一千公里，大半路程还要沿着一条狭小愉快的双道公路行驶。因此，作为一种微微混乱的结果，我在麦克斯维尔过了夜。

我不想贬低一个被2811位人民自豪地称之为家(那是个多么非凡的称谓)的社区，但我更希望我能如脑海中想象的一般，能吃上新鲜捕捉的澳洲肺鱼，能在昆士兰著名的金色海岸看日落华美地装饰太平洋，而不是困在半道上一个不知名的穷乡僻壤里。我真的是有些失望。而眼下最急的是，本次旅途的时间快不够用了。很久以前我便答应要去参加一个在叙利亚和约旦河的远足，为英国儿童慈善团体募捐。三天之内我要从悉尼飞回家，拿上远足的行头，看看我的孩子们还有几个认得我，再从伦敦飞去大马士革[30]。很显然我计划中的回力镖海岸北部，我没法看多少了。

因此，从汽车旅馆漫步进小镇时，我的心情可以说是闷闷不乐。其实麦克斯维尔没那么糟。它坐落于激荡而泥泞的南布卡河河岸，基本只是个高速路停靠点：一排带整洁花园的平房和小办公楼，通向一处很紧密的镇中心。尽管穿越小镇的太平洋高速路，是连接悉尼和布里斯班的主干线，可我沿着它灰尘弥漫的边缘开进小镇时，只有两辆车经过。在低调的社区中心坐落着大而萧条的南布卡酒店，我走进去，很高兴终于逃脱了热浪。这儿很宽敞却又空荡荡。两个上了年纪的家伙，穿着背心，戴着破破烂烂的丛林帽，占了长条吧台的一头。旁边的房间里，沉默的一男一女，专心致志地坐在赌博老虎机柔和呆板的光线中。我要了瓶啤酒，站得足够远，确保没人会对我产生兴趣跑过来搭讪，再退至吧台的中间地带，坐在凳子上，对着装在墙上静了音的电视，无所事事地看晚间新闻。

某处，警察在灌木丛中，带着一群紧张的嗅探犬。不知这些警犬在找什么，若是红黏土，那它们干得极好。又有个什么地方，似乎有一场罗斯河热全新暴发——又是一种我需要担心的前所未闻的疾病。接着是前总理保罗·基廷——他那让人印象深刻的词汇量像我在堪培拉那章提过的——站在一座办公大楼的台阶上答记者问，看上去十分恼火。无法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我想象他告诉全场的人，他们都是蠢人，都是蛆。我发现看新闻时把声音关掉挺好。

这期间，在已知世界，科索沃发生了一些事：战队开过国家公路，迫击炮让远山硝烟四起。比尔·克林顿又陷入了某种道德困境，也可能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屏幕上他拉着希拉里和切尔西的手，在玫瑰园里漫步，看上去都很恩爱。他们还带了一只可爱的西班牙猎狗，我以此推测总统之前的表现确实非常糟。这几乎不重要，一切似乎都离得很远。

接着是许多体育新闻，都是澳大利亚表现好的那些条。最后来了一张满是太阳的天气图，然后新闻播音员把纸剁整齐，微笑着，仿佛在说，我们全都可以开心地去睡觉，因为格雷格·诺曼赢了高尔夫，其他一切都离得太远，太远，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

在澳大利亚，遗忘惊人的简单，它让人只微弱地意识到，外面还有一个世界。澳大利亚人在新闻报道上，努力克服距离的障碍，但即便如此，有时在新闻的边边角角，依然会有一种奇妙的隔离感——很小的事提醒了你，这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国家。我注意到，比方说，澳大利亚报纸的讣告，尤其外籍人士的，经常在他们死后几周，有时甚至几个月后才发布。某种意义上也对，我想——这些人以后都是死的，毕竟——但这确实给人一种悠闲自在的奇怪氛围。前一天我从墨尔本飞往悉尼的飞机上，随手翻一本《公布》——这个国家最受尊重的新闻杂志，读到叫“闪回”的一栏，记录历史在本周日期中的重要事件。1月22日，是有趣的一条：“1934年，男演员比尔·比克斯比(1993年逝世)，出生于帕克里奇，美国伊利诺伊州。”

想一想吧。一个致力于世界历史重大事件的专栏中，一个男演员的出生日期，在他死了六年之后，依然在澳大利亚被人记起，而他的最高成就只是在一部20世纪60年代电视剧《我最爱的火星人》中，演一个滑稽的配角。呃，老实说我觉得这有点吓人。当然，我知道这是杂志后面用来充数的东西，没人会当真，因此让我从手边的古怪中，再提供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此刻我坐在吧台边，抽出了曼宁·克拉克写的一卷本澳大利亚史，忠心耿耿地投入进去。这本书我看到只剩下大概三十页，必须耿直地告诉你，我等不及要克拉克先生和他无比单调沉闷的文字，从生活中永远消失。不过，澳大利亚有有趣的历史，我有一张舒适的凳子，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啤酒，所以并没有不开心。

就在我坐那儿读那本书的剩余部分的时候，问题来了。这本书在1935年结束。在六百一十九页最详密的讲解之后，本书终结于1935年10月1日——约翰·科尔坦作为工党领袖召开的会议。这是，让我强调一下，标准的、现行的、一卷本澳大利亚史——在这个国家每一家书店里一询问就会被指向的书——它结束在1935年。那是第十六任总理上台之前!

我目瞪口呆，甚至把书举过头顶，看是不是掉了几页，又看了看吧台椅周围的地板。可是没有。这本书故意在1935年结束。曼宁·克拉克死于——最后屈服于生命的折磨，他肯定希望我这么说——1991年，所以我会原谅他不讲述澳大利亚重大的近十年，可我以为他会写一部分内容，比如说二战。尽管他的历史写于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之间(具体来说，在1962到1987年间，一个系列，六本书，我手中的这本是浓缩的精华)，它对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只字未提。连暴风雨的前奏也毫无暗示。文本中也没提冷战，原住民土地改革，多文化社会的出现，惠特拉姆政府的垮台，转变为共和政体的进程，或者比尔·比克斯比的生平，还有其他许许多多。

为了掩盖这恼人的不足，出版人为目前的版本加了个后记——一首“终曲”——出自本书的编辑和简写人之手。它将澳大利亚历史最近的六十四年浓缩成了三十四页，于是你可以想象，使之有种喘不过气的、附属的味道。而1995年之前的版本，连这个也没有。

呃，我觉得这极端奇怪。如此而已。

叹了口气，我合上书，意识到自己饿得要命。根据房间那头门上的招牌，南布卡有一家餐馆，因此我晃过去研究研究，可那门打不开。

“饭厅关了，老兄。”吧台两人中的一个说，“厨子弯了。”

弯了是说生病。

“肯定是吃了些他自己做的饭。”这声音是从老虎机的角落传来的，我们听后都笑了笑。

“镇上还有些什么？”我问。

“要看了。”那男人说，略有所思地清了清喉咙。他微微倾向我：“你喜欢好吃的东西吗？”

我点了点头。我当然喜欢。

“那便没有。”他又回去喝他的酒。

“试试路那头的中餐馆。”他的同伴说，“不太坏。”

那中餐馆和他说的一样，就在马路对面，但依照窗户上的牌子，它没有卖酒的执照。没有啤酒的安慰，我无法面对小镇的中餐馆。我旅行了这么久，当然知道一个中餐厨子一般不会在麦克斯维尔这样的地方定居，除非他有个毕生的愿望，要和牧羊人一起分享三千五百年来川菜的精妙。所以我去看看麦克斯维尔紧实的中心地带，还可能有些什么。结果少得可怜。每家店似乎都关了门，除了一小间看上去不怎样的外卖店，叫“小兄弟”的烘烤店。我打开门，一瞬间惊动了观望“小兄弟”的五千只苍蝇。我走了进去，心里面知道这几乎一定会是让人后悔的经历。

“小兄弟”有不少吃的，几乎都与红肉和向外渗卤汁的糕点有关。我点了一份大的香肠卷和薯条。

“我们没薯条。”一位身材丰满的女服务生说。

“那你怎么变成这样的？”我想说，可我当然压制了这个卑鄙的想法，将点的菜改成一份大的香肠卷和某种叫作方形大陆奶酪蛋糕的东西，并带着它们出了门。我站在街角吃了。

当我告诉你，一份大的香肠卷和一块方形大陆奶酪蛋糕，对于地处偏远又考验能力的麦克斯维尔的小镇夜晚，不是最让人满意的高潮，我相信，自己并不是要贬低“小兄弟”的烹饪能力。除此之外，才刚刚晚上七点半。权衡了一下自己的选择——汽车旅馆里的电视，沿着公路漫步看日落，或再去南布卡来点啤酒——于是我又溜达进了南布卡。

吧台的两个男人已经离开，他们的地方被一个女人占了，她和酒吧女招待低声认真地交谈着，从她们紧缩的生动表情判断，明显在聊八卦。“哦，他现在还没事——他们不过是还没发现罢了。”我听见一个对另一个冷冷的嘲弄。

我又要了一瓶啤酒，退回到最爱的那处地方，噼里啪啦地打开地图册，看看自己到底在哪儿。在最近的一两天，我才开始明白在这个惊人广阔而又笨拙的国家，自己还有多少困难需应对。四个礼拜以来，我几乎持续不断地驾车旅行，却只游览了它最小的一部分。而且，我只游览了其中简单的部分——路铺得好，有不少人居住之处。澳大利亚总共有十八万英里的公路，足够让一个专注的司机忙上一整年，但绝大多数都塞在人口众多的东部狭长地带。在其他地方的广阔区域里，几乎一无所有。达尔文到凯恩斯将近两千英里的锯齿状海岸线上，没有一英寸的柏油马路，这肯定使它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不说最好看的吧——没有公路的一段海岸线。同样，从凯恩斯向上五百英里，去约克角——澳大利亚的最北端，另一个极其漂亮的地方——热带草木茂盛的地区，亦无公路闯入过。在整个昆士兰，大到可以轻易放下整个西欧的地方，只有三条柏油路贸然进入这空旷又贫瘠的内陆，其中只有一条有出口通向澳大利亚西面那三分之二的土地。从北面的卡穆威尔和南面的巴林甘出发，你可以(如果彻底疯了)走一千四百英里到昆士兰的边界——那大约是从纽约到新奥尔良的距离——连一条高速路也不会碰见。向内陆走走，不论多远，瞬间，便进入了一个空的国家。

内陆确实有比较多的土路，一共有差不多三十万英里，但标准的租用车不允许在上面走。就算是开一辆装备齐全的越野车，敢独自贸然闯入的司机，一定勇敢又莽撞，因为那儿太容易迷路而被困住。就在最近，一对澳大利亚的年轻夫妇，驾驶一辆四轮驱动的租车去内陆，途中在辛普森沙漠一条无人无名的小路上，车轴陷进了沙土。当他们意识到身处绝境时，女人决定步行四十英里，去更可能被援救的乌德纳达塔轨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女人去了而不是男人，我知道的是她带走了他们十二升水中的九升，出发进入了一百四十华氏度[31]的热浪中。

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这样的热浪有多残酷。在如此高的温度之下，头顶酷日，真能被煮熟，就像从里到外在微波炉里一样。那可怜的女人一点儿希望也没有，就算有足够多的水，她只坚持了两天不到，走了只有十八英里，连一半距离也没到(她的同伴，坐在阴凉里，被援救并存活了下来)。总之，你不想被困在内陆。

我当前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打发最后的一两天。我原先的计划是去布里斯班、冲浪者天堂还有考夫斯港的大香蕉。可我现在没时间去布里斯班，至少不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而我对大香蕉没那么大兴趣。我不是要对一个国家的珍宝不尊重，而是对巨大水果的热爱只有这么多。所以此刻我坐在吧台上，无所事事地快速翻阅着，看看可以替代的消遣——拜伦湾、多里高(Dorrigo)国家公园以及昆士兰南部的达令山丘——当两个印刷小字，附着一条暗淡模糊的蓝线，跳在我面前时，我有了目的地。我要去的地方叫作麦尔溪。

是时候为澳大利亚被遗忘的人们考虑一下了。

第十三章

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发生在一个可能永远也不被人所知的时刻，这件事出于只能被猜测的原因，以几乎不可信的方式发生了。我暗指的当然是澳大利亚的移居。

一直到最近，计算澳大利亚现有人口才不是个大问题。在20世纪初，原住民被认为在大洲存在了不到四百年。到了60年代，估算这一时间值可能为八千年。接着在1969年，一名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分校的地质学家，名叫吉姆·鲍勒，他在新南威尔士西部某炎热而孤独的角落里一处叫蒙戈的地方，在一条干涸了很久的湖床上闲逛，被某样东西吸引了注意力。那是一具女人的骷髅，微微冒出沙丘。骨头被收集，送去做碳年份测定。报告显示女人死于两万三千年以前，这份报告的出现，一下子让澳大利亚的已知居住期几乎乘了三倍。自那以后，其他发现又将这一年代向前推了许多。今天，有据可依的结论表明，人类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至少在四万五千年以前，但也很可能是六万年前。

澳大利亚的第一批居住者不可能是走来的，因为整个人类时期，澳大利亚一直是个岛屿。他们不可能独立地出现，因为澳大利亚没有可做人类祖先的类人猿生物。最初的到达者只能通过海路，很可能是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帝汶岛过来，这儿就出现了问题。

为了把现代人放进澳大利亚，你必须接受，在如此遥远的某一时刻，在已知的行为现代的人类出现之前，在南亚生存着一个人种，足够高等，他们乘船，很可能是木筏，在近海岸捕鱼。不要理会考古学记录，说在那之后三万年，地球上才有人会干此事。我们不得不将这些人水运。

接下来我们得解释，是什么让他们穿越至少六十英里开阔的大海，去一处他们并不知道存在的土地。这一推测的结果便是，一艘简单的捕鱼筏——可能比一只漂浮的平台多不了多少——偶然地进入了大海，可能因为世界这一部分特有的暴风。那么这艘筏无望地漂流了几天，被冲上了澳大利亚北部的海滩。到此还都合情合理。

自然会被问的问题——却很少被提到——是在这里如何繁殖大量的人类。如果是单独一个渔民被带至澳大利亚，那么显然他必须找出回家的路。报告表明，他有可能劝说足够多的人和他一起来，开创一个新的聚居地。这当然表明，当时有的航海技能，足够让他在不可见的大陆间来回穿梭——一种史前人类很少能有的非凡才能。另一方面，如果这一旅行是单程的，偶然的，那必然涉及男女兼有的一群人。他们要么一起在一艘大筏上(尽管不太可能)，或一队小筏，并成功地预测了风暴，在海上度过了几天。最后他们被冲上了最接近的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在那儿重新组合，建立了一个社会。

你不需要大量的人口来繁殖澳大利亚。约瑟夫·布里德赛尔，一位美国学者，估算一群二十五人的创立开拓者，在两千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能产生出一个三十万人的社会。但你依然要把最初的二十五个人弄到那里——比一艘筏或两条被抹去的航线，似乎能解释得要多。

当然这一切可能以其他各种方式发生，可能要几代人才能完全开动起来。谁也说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在那儿，因为他们遥远的祖先穿越了至少六十英里相当难应付的大海，比地球上敢做出如此尝试的其他任何人要早一万年，并且数量足够开拓一整块大洲。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巨大而重要的成就。那它得到过多少注意？呃，自问一下，上次读到与之相关的材料是何时？在与人类散布和文明兴起有关的材料中，你瞧见过哪怕只是顺便提到原住民这一角色是在何时吗？他们是星球上的隐形人。

导致这问题出现的最大原因是，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明白此处需要考虑的时间跨度有多么巨大。假设一下争论中说的原住民在六万年前到达是真实的(这是罗杰·卢因在《进化原理》——一部标准文本中所用的数据)，按这种规模，澳大利亚的欧洲居住者占领的所有时间占了总时间的0.3%。也就是说，在其余99.7%有人居住的历史中，原住民独占澳大利亚。他们在那儿的时间长得无法想象。这儿还有他们其他未受赏识的成就。

原住民到达了澳大利亚，当然，这只是故事的开始。他们同样主宰了大洲，用惊人的速度分散开，发展了不同的开发策略和行为模式，或适应了每一种极端的地形，从最湿润的热带雨林到最干旱的沙漠。地球上没有人在更多种的环境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维持了更久的时间。普遍得到承认的一点是，原住民保存并继承了最古老的文化。有人认为——比如说受敬重的史前学家约翰·牟尔万尼——澳大利亚语系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系。他们的艺术、传说、信仰体系无疑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

这些显然也是重要的卓越成就。它们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说明早期原住民说话、合作，使用了先进技术和组织技巧的时间，比任何人能想象的都要早得多。这些成就得到过多少注意呢？呃，又一次，直到最近，几乎没有。我意识到此完全出于偶然，离开艾伦和卡梅尔，飞往悉尼之后，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在那儿查找某些其他东西时，看见了一本1972年版的《拉鲁斯考古学百科全书》。我好奇于他如何谈论三年前在蒙戈湖的发现，便拿下来看了看。实际上，整本书只提了一次澳大利亚原住民，是这样的一句话：

“原住民在旧大陆也是独立进化，但他们代表了一种非常原始的技术和经济形态。”

就这些。整个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讨论，在写于20世纪后三分之一叶的又重又权威的学术作品中，只有这一句。当我说这些原住民是世上的隐形人时，相信我，这些原住民是世上的隐形人。真正的悲剧是，这才仅仅是一半。

从第一次接触开始，欧洲人便对原住民有了深深的好奇。当詹姆斯·库克和他的同伴驶进博特尼湾，他们惊讶于大多数他们所见的原住民坐在海岸上，或用脆弱的树皮土木舟在浅水中捕鱼，几乎没注意到他们。他们“几乎不从眼前的活动中抬起眼”，如约瑟夫·班克斯的记录。吱嘎作响的“奋进号”显然是出现在他们面前最大最惊人的建筑，可大多数原住民对此不过是匆匆一瞥，像看一朵飘过的云彩，继续他们的工作。

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似乎和其他人不一样。比如说，原住民的语言中，没有“昨天”或“明天”这样的字眼——这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不一般的遗漏。他们没有酋长，没有理事会，不穿衣服，不造房子或其他固定的建筑，不播种粮食，不放牧动物，不制造陶器，几乎没有财产的观念。他们还为某一事业贡献了不相称的努力，至今还无人能解。在澳大利亚所有的海岸地区，早期探险家都发现了巨大的贝壳丘，三十英尺高，底部覆盖了有半英亩。通常这些在相隔很远的内陆或山坡上。原住民显然花了些力气，将贝壳从海滩运过来——有一个贝壳丘估计有三万三千立方米——他们要保持极长一段时间，每一例都至少有八百年。他们为何这么不厌其烦？没人知道。几乎从各方面看，他们都好像是在遵守某种不同的习俗。

有几个欧洲人——比较明显的是，沃特金·坦奇和詹姆斯·库克——同情地看待原住民。在《奋进号日志》中，库克写道：“对于某些人，他们看上去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们，可现实中他们比我们欧洲人快乐得多。他们生活在一片安宁中，不受条件不均的打扰：土地和大海主动为它们提供了生活所有的必需品……他们似乎对我们给予的任何东西，都不设定价值，也不会离开任何他们所有的东西。”在别处，他略带辛酸地补充，“他们似乎想要的，只是让我们离开。”

不幸的是，少有其他人如此开明。对于大多数欧洲人，原住民不过是某些挡路的玩意儿——“一种自然界的危害”，像科学家、自然历史学家提姆·富兰纳瑞形容的一样。这有益于视原住民在本质上低于人类，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一直到了60年代早期，像约翰·皮革勒注意到的那样，昆士兰州学校用的教科书上将原住民比作“野蛮的丛林生物”。当他们不再低于人类时，他们基本不值得考虑。在同一时期，斯蒂芬·罗伯茨(Stephen Roberts)教授写了一本厚厚的学术大部头，题为《一部澳大利亚的土地垦殖史》(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and Settlement)，设法考察整个欧洲人的占领和替代期，而对原住民一次未提。对原住民如此的边缘化，一直到1967年，联邦政府甚至没把他们算进国家的人口普查——也就是说，没把他们算作人。

多半由于这些原因，没人知道澳大利亚有多少原住民，直到英国人首次定下来。最佳的估算表明，占领的初期，原住民的人口大约是三十万，尽管也可能是一百万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在殖民的头一个世纪里，这些数据突降。到了19世纪末，原住民的数量可能不超过五六万。不得不说，这种减少大部分都是无心造成的。原住民对欧洲疾病几乎没有抵抗力：天花、胸膜炎、梅毒，就连水痘和温和的流行感冒，也经常严重地削减原住民人口。而在原住民逗留的地方，他们有时受到了最无情和蛮横的待遇。

在《驯养伟大的南部土地》(Taming the Great South Land)中威廉·J.莱恩斯详述了殖民者对原住民最骇人听闻的残酷例子——原住民被屠宰了喂狗；一个原住民女人不得不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死，然后被迫在脖子上挂着他被砍下的脑袋；另一个被追得上了树，被下面的来复枪子弹折磨。“每一次被子弹打中，”莱恩斯报告说，“她从树上扯下一些树叶，把它们戳进伤口，直到最后她一动不动地掉在地上。”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么多恶行，是如何漫不经心地被社会各阶层实施着。一位名叫梅尔维尔的游客，写了一段1839年塔斯马尼亚的历史，讲述了某一天他如何和一位“文雅的年轻绅士”去猎袋鼠。当他们绕上一处弯道，年轻绅士发现一棵倒了的树旁，有个蹲着的轮廓。走过去研究，“发现不过是个原住民，”惊讶的梅尔维尔写道，绅士端起枪口对准原住民的胸口，“当场把他打死了。”

这样的行为几乎从未被当作犯罪来处理——实际上有时甚至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在1805年，为新南威尔士辩护的代理法官，大陆上最资深的司法人士，宣布原住民没有法庭诉讼要求的纪律和精神能力；与其用他们的怨恨烦扰法庭，殖民者得到指示追捕冒犯的原住民，并且“给予他们应得的惩罚”——在英国法律中找不到比这更像种族灭绝的鼓励了。十五年后，我们的老朋友拉克伦·麦考里批准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地区的士兵，射杀任何超过六人以上的原住民群，哪怕这些人没有武器，目的完全单纯，哪怕这些人中有妇女小孩。有时，在同情的托词之下，士兵给原住民提供下了毒的食物。皮革勒从一段19世纪中期昆士兰州的政府报告中，引用了一段：“黑鬼(被给予)……某些非常惊人的东西，好让他们保持安静……口粮中包括足够的士的宁[32]，一个暴民也没能逃过。”这里的“暴民”，是指大约一百个没有武器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

让人惊异的是，谋杀原住民的规模却不算最大。在英国殖民的第一个半世纪内，白人有意杀害(包括出于自卫、激战，或其他更情有可原的状况下)的原住民，被认为总共约两万人——肯定是个悲惨的总数，但比起十分之一死于疾病的原住民，要少得多。

但暴力依然草率而广泛。确实如此。在此背景之下，1838年6月，约有一打人骑马从亨利邓戈农场出发，寻找偷了或赶走他们牲口的人。在麦尔溪，他们碰巧遇上一个原住民的营地，当地白种殖民者知道他们爱好和平，没有恶意，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与盗牲口无关。虽然如此，但捕获者把他们绑成一个大球——二十八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犹豫不决地，连着几小时，让他们在乡村里走动，然后突然无情地用来复枪和刺刀屠杀了他们。

正常情况之下，事情基本就这样结束。但在1838年，民族情绪正在变化。澳大利亚正在转变为一个日益都市化的社会，对于屠杀无辜，城市居民开始表达一种强烈的反感。当一位叫爱德华·史密斯·赫尔的参加竞选的悉尼记者得知了这个故事，开始呼吁正义和血债血偿，乔治·吉普士总督下令追捕行凶者，并进行审判。被捕时，被告中有两人带着明显的诚意申辩，他们不知道杀原住民是违法的。

在随后的审讯中，尽管有明确可定罪的证据，可陪审团用了十五分钟就宣判被告们无罪。但赫尔、吉普士和市民大众的愤怒根本无法平息，他们重新上诉。这一次七人被判有罪，施以绞刑。这是第一次白人因谋杀原住民而被处决。

麦尔溪的绞刑并没有结束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屠杀，只是转入地下而已，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偶尔出现。一直到1928年，在今天的爱丽斯泉附近，当一名叫弗雷德·布鲁克斯的猎野狗的白人，在无法确定的状况下被谋杀后，作为报复，至少有十七个甚至可能是七十个原住民被马背上的警察部队追杀(那起诉讼案的法官宣布警察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事)。可麦尔溪案件无疑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界定性的时刻。尽管今天几乎所有的历史书，至少都会提一提它，我从未遇到哪个人去过那儿，或哪怕只是清楚它在哪儿，从我读到的描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们也只是从历史资源中获取材料的。我想去瞧一瞧。

它让我找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从麦克斯维尔出发，我沿着太平洋高速公路向上开了六十英里到了格拉夫顿，然后朝内陆进发，沿着一条陡峭荒凉的路，穿越大分水岭。四小时后，在又热又空旷的牧羊区，我到了德朗格拉——一座加油站，一两座房子，能远眺没有树木的平原——在那儿我拐上了一条乡村小路，沿着一条歪歪扭扭，有些地方几乎已被冲蚀了的路，向南二十五英里到了小镇宾伽罗。离宾伽罗还差一两英里，我来到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桥，下面是一条半干的溪流。一小块牌子宣布这便是麦尔溪。我将车停在了一棵河桉的树荫下，下车打量。那儿没有纪念碑，没有历史的匾牌。没有一样东西暗示这儿，或至少某个很近的地方，曾发生过澳大利亚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桥一边是一块荒置的休息区，在四周短而密的草地中，有一两张坏了的野餐桌和许多碎了的瓶子。在阳光明媚的不远处，大约一英里远，有一座巨大的农舍，周围田野里是非常青翠的作物。另一个方向，近得多的地方，有条杂草丛生的小路通向一座白色建筑。我走过去瞧瞧是什么。有块招牌说这是麦尔溪纪念堂。对于一场可怕的屠杀来说，它不太能算作纪念物，不过至少它是点什么。之后，在建筑的墙上我注意到了一块手写的牌子，发现它与那次屠杀毫无关系——它悼念的是两个世界大战阵亡者。

我开完了最后一两公里，进入宾伽罗(人口一千三百六十三)，一座炎热的无精打采的小乡村，有条昏昏欲睡的大街。它看上去像曾经兴旺过，可大多数门面房如今不是空了就是被事业单位占领——健康诊所，就业咨询中心，观光服务处，警察局，某个叫作老年人休息中心的地方。一座大得罕见的老旧电影院，依然自称为罗克西[33]，可显然已关了好些年。在观光服务处，一位养眼的中年妇女接待了我。一看见有顾客，她便快步走来。我问她，是否有关于大屠杀的资料，她沮丧地看了我一眼。

“我恐怕知道得不多。”她说。

“真的吗？”我惊讶地回答。这地方到处都是传单和小册子。

“呃，那是很久以前了。我相信孩子们在学校里会学到，可那不是游客会经常问起的事。”

“多经常？只是好奇。”

“哦，”她说，收紧下巴，好像这的确是个难题。她转向一位刚从后面房间里出来的同事。“玛丽，上一次有人问到麦尔溪是什么时候？”

“哦，”那位同事同样为难地回答，“我说不好——不，等一下，大概两个月前有个人问过。我现在想起来了。他有一点山羊胡，看上去有点儿像罗尔夫·哈里斯[34]。我不记得那之前的了。”

“大多数游客想去寻找宝石。”

寻找宝石就是去搜索珍贵的矿物。

“他们找到了什么？”我问。

“哦，很多——金子、钻石、蓝宝石。这儿曾是个很大的矿区。”

“可你们关于大屠杀什么也没有。”

“恐怕没有。”她似乎真的很遗憾，“我告诉你谁能帮你，《提倡者》的波莱特·史密斯。”

“那是当地的报纸。”同事补充道。

“她知道大屠杀所有的事儿。她为学院做了些研究。”

我谢了她们，去找《提倡者》。宾伽罗是个有趣的古怪小镇。它小小的，半死不活，在一条哪儿也不通往的路上，可它不仅有观光服务处，还有自己的报纸。在《提倡者》办公室，我被告知波莱特·史密斯出去了，可以一个小时内再来瞧瞧。微微有点儿不知所措，我走进了一家咖啡馆，要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心不在焉地消磨时间，直到一位快四十岁、微微气喘的红发女人，突然滑进了我对面的椅子里。

“我听说你在找我。”她说。

我笑了笑：“消息在这儿传得挺快。”

她讽刺地翻了翻眼皮：“小地方。”

波莱特·史密斯有些紧张，但偶尔会闪现突然的、消除敌意的微笑，像个中止符，接着又立刻沉迷于她即将告诉我的、更强有力的事实中去。

“我小时候，从未学到和大屠杀有关的东西。”她说，“我们知道它发生过——你晓得，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有些原住民在溪边被杀害了，有些白人因此被绞死，就这些而已。这些在学校没被教过。我们学校没有，你晓得，组织来这儿郊游或什么的。”那微笑来了又走。

“大家会谈论它吗？”

“不。从不。”

我问她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没人知道。在麦尔溪Station的什么地方。”(“Station”在澳大利亚指农场或牧场)“现在那都是私人财产了，他们对侵入者不是很友好。那有点儿像一种爱好农场，属于一个悉尼商人。他，或许可以说，对历史的关联不太感兴趣。”

“那么从未有过任何考古上的挖掘之类的？这儿没有学者四处打听？”

“没有，没有那种兴趣。无论如何，我不觉得他们会知道从哪儿下手。那是块大地产。”

“没有任何纪念物？”

“哦，没有。”

“那不奇怪吗？”

“不特别。”

“但难道你不希望政府建立点什么东西？”

她考虑了一会儿。“呃，你必须明白麦尔溪没什么特别。原住民在哪儿都被屠杀。麦尔溪大屠杀之前三个月，两百个原住民在靠近墨利的沃特卢溪被杀。”墨利在西面大约六十英里处。“没人因此受到惩罚。他们甚至没想过要为此惩罚任何人。”

“那我都不知道。”

她点了点头。“没理由你应当知道。大多数人闻所未闻。麦尔溪的不同之处在于白人为此受到了惩罚。它没让他们停止屠杀原住民，只是更谨慎。你知道，之后他们不在酒馆里夸耀了。”她又露出一个忽隐忽现的笑容，“你想想会觉得有点讽刺。让麦尔溪著名的不是对黑人做了什么，而是白人被怎样了。无论如何，如果你造了纪念碑，那在这个国家你简直动都不能动了。”

她恍惚地呆看了一会儿我的笔记本，然后突然说：“我必须回去工作了。”她做了个抱歉的表情，“恐怕我没帮上什么忙。”

“不，你帮了不少。”我说，接着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现在这儿还有原住民吗？”

“哦，没有。他们从这儿离开已经很久了。”

我付了午餐钱，回到车上。在出镇的路上，我又在桥边停下，散了会儿步，走上一条杂草丛生，通向部分牧场地产的小路。可那没什么可看的，我又有点怕高草地里的蛇。因此我回到车上，再次沿着我的路线，穿越灰尘弥漫的平原，朝大分水岭遥远的蓝色山坡驶去。

去冲浪者天堂，要回到太平洋高速路，向北再开一百英里。冲浪者天堂正好在昆士兰的边界上，我等不及要踏进那个有趣而反复无常的州。在一个州少而大的国家，每到一个新州都是件大事。我没准备走这么远，至少不会越过边界。

如果你看多了有关澳大利亚的非虚构类作品，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每一本书，在对这个国家近四十年，或更久一些的描述中，都有一段轶事，说明昆士兰人和其他人不一样。在《澳洲怪事》中，珍妮·麦肯齐讲述了一个故事：20世纪50年代，一位美国客人住在一所偏远的昆士兰酒店里，晚餐时间，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盘冷肉和土豆。他悄悄地失望地看了一会儿自己的食物，羞怯地问询，是否能再来一点沙拉。

“女招待惊讶地看着他，”麦肯齐小姐写道，“轻蔑地转向其他客人，说道：‘这浑蛋以为在过圣诞节呢。’”

这儿有一个我读到过两次的故事。有个旅客(一个版本说是法国人，另一个说是英国人)雨季时住在昆士兰的一座酒店里。雨季是澳大利亚北部生活的一个特色。旅客到房间之后，发现水淹了三四英尺深，他吓坏了。等和前台报告时，主人厌恶而不耐烦地看着他，说：“呃，床是干的，不是吗？”

所有这些故事都有一定的共同点。总的来说，它们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总的来说，它们涉及一位偏远酒店里的外国游客。总的来说，他们都被真实呈现，而且总让昆士兰人显得像浑蛋。大多数故事在暗示昆士兰人很疯狂，而证据大多朝那个方向指证。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整个州在约翰·博克-皮特森的统治之下，他是个古怪的右翼州长，曾认真考虑过用小型原子弹炸掉大堡礁的一部分，好弄出船舶的航道。最近它又出名了，作为一名叫保琳·汉森的政客的活动场所。她最早是一个炸鱼和薯条店的老板娘，组建了一个右翼的反移民党派，叫“一国党”，在大多数狂热的追随者发现汉森小姐明显有点儿，怎么说呢，脑残之前，一国党取得了一阵突出的成功。她写了一本书，里面提议原住民同类相食，并且制作了一盘有趣偏执的录像，录像是这样开始的：“澳大利亚的同仁们，如果你现在看见我，说明我已经被谋杀了。”她的活动场所在布里斯班的奥克斯莱郊县，给了某个天才以灵感，称它为“奥克斯莱蠢蛋”。简言之，昆士兰有与众不同的名声。我等不及地要去那儿。

1933年，昆士兰州的艾尔司敦，是个不重要的海边偏远小村庄，有一片极好的海滩，几座单薄的农舍，一个流行却微微俗艳的酒店，一两家商店。小镇的父辈们有了个非常不错的主意。意识到没有人会旅行几百英里，拜访一个叫艾尔司敦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旅行过几百英里，拜访一个叫艾尔司敦的地方)，他们决定给这个地方起一个更活泼的名字，根据某些新颖又欢快的东西。向四周一看，他们的目光凝聚在了一家当地的酒店那儿。它叫作冲浪者天堂(这项运动刚开始在澳大利亚流行)。这名字听上去挺好听。他们决定试一试，看会怎么样。小镇从未追忆过这段往事。

今天冲浪者天堂很有名，与之邻近的度假社区——布若得沙滩、库兰滨、土坤、季拉、比林嘠——在昆士兰之外少有人知。这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都联合为一个不雅观的蔓生体，从昆士兰与新南威尔士的边界延伸出三十英里，几乎快到了布里斯班。整个被称为黄金海岸。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佛罗里达。

还没到那儿，你就能看见它——闪烁的玻璃水泥大楼，从大海边升起，沿着海岸蜿蜒至远处朦胧的消失点。当珍妮·麦肯齐在1959年时经过这儿，这些耀眼之处一点儿也不存在。冲浪者天堂依然是个低调、低矮、老派的地方。1962年，它有了第一座高楼。一两年之后又有了一座，接着又是一座。到60年代末，半打十到十二层的大楼尴尬地、有点儿不自然地矗立在海岸前线。然后在70年代初期，来了一股发展的狂潮。曾经只是些四分之一英亩的沙地皮，各自有一座火柴盒的海滩小屋，今天伫立着颇具王者风范的酒店，带阳台的公寓大楼、圆顶的赌场、翠绿的高尔夫球场、水上乐园、游乐场、迷你高尔夫球场、购物中心及所有其他。有秘密的声音告诉你，这之中的大多数，建造所需的费用来自于那些可疑的家族。昆士兰之外的人会告诉你金色海岸充满了讨厌的人群——澳大利亚的毒品巨头、日本混混、中国香港三合会华而不实的关键人物。你便相信，这不是个撞上奔驰后可与人争论的地方。

在澳大利亚你能遇见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会告诉你：“哦，你必须去瞧瞧金色海岸。它糟极了。”

“真的吗？”你好奇地问，“怎么个糟法？”

“具体不知道。我自己从未去过。呃，很明显。它就像——你看过《穆利尔的婚礼》吗？”

“没有。”

“呃，它像那样，就像那样。毫无疑问。”

因此在各个层面，我都想瞧一瞧金色海岸，可几乎每一点都让人失望。首先，它一点儿也不俗气。它不过是另一座巨大的、非个人的、供给充足的国际度假胜地。我可以是在马尔贝拉[35]，或埃拉特[36]，或近二十五年间发展起来的任何地方。酒店大多数是大的国际品牌——万豪、雷迪森、美爵——以及无懈可击的惊人标准。我在一条支路上停了车，走着去海滨区。途中我经过的商店都意外地豪华——普拉达、爱马仕、拉夫·劳伦。全都好极了。只是没什么趣味。我不需要旅行八千英里去看拉夫·劳伦的浴巾。

海滩却极其壮丽——宽阔，干净，阳光充沛，带着懒样样的、大小可控的海浪，从一片蓝得让人痛苦的明媚大海翻滚而来。空气中充满了咸味，富含臭氧的快乐尖叫，孩子们的欢呼，一种大家都很愉快的气氛。我在板凳上坐下来，看大家享受着时光。我在哪儿读过，对于爱玩的人们，金色海岸的沙滩其实相当靠不住。碰巧，溺水事件在最近的新闻里常有发生。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海滩的不幸事件，如同美国的报纸报道暴风雪和飓风——像某种季节性活动，涉及许多比较统计学的内容。据报纸上说，今年已经有了三十四起溺水事件，比大多数年份都要多，而夏天一半还没过。这其中的大多数要怪游客不知如何读懂水里的裂缝，或卷入其中以后，不知如何保持镇定，但许多都是因为行为疯狂。《悉尼早报》提到了一例在北阿沃卡海滩的事儿，一名五十二岁的男子严厉地让人们小心，不要在特定的区域游泳，接着自己游了进去，淹死了。我正在汽车旅馆里收拾行李的那个早上，停下来看一位冲浪者天堂的救生员，接受一个早餐电视节目的采访。他说之前的那个星期自己救了一百个人，包括一个他救了两次的人。

“两次？”采访者问。

救生员因这中间的荒谬，笑了笑：“是啊。”

“什么，你救了他，他回到水里，然后你还得再救他一次？”

那个笑容更加厉害：“是啊。”

我在水面上扫了一遍，找被困的游泳者。我无法想象一个救生员如何在所有这些上百个快乐的、嬉戏的身体中，发现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可他们确实能做到。澳大利亚救生员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在三十四个人淹死的同一时期，超过六千人被救了——至少，是个值得称赞的比例。

最后我停下来喝了杯咖啡，在商业区转了转，可冲浪者天堂主要是一系列商店，卖些大差不差的东西——涂彩的回力镖，迪吉里杜管[37]，可爱的考拉和袋鼠玩具，明信片，纪念册，一排又一排的T恤衫。在其中的一家商店里，我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个袋鼠在冲浪；然后问了接待我的年轻女士，是否知道最初的冲浪者天堂酒店在哪儿。

“哦，我不知道。”她说，看上去很内疚，仿佛忘了一个别人托付给她的秘密。“我来这儿没多久。”她补充道。

我点头表示没关系，问她是哪儿来的。

“ACT。”看我脑筋直转却没结果，她补充道，“澳大利亚首都领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堪培拉。”

当然。“那么哪个好一点儿，”我问，“堪培拉还是冲浪者天堂？”

“哦，冲浪者胜出一英里。”

我抬起一只眉毛：“它有这么好？”

“哦，不。”她强调道，惊奇于我居然误解了她，“堪培拉那么糟而已。”

我笑着看她一本正经。

她深信地点了点头：“我估计如果为事情给你带来的快感排名——你懂的——堪培拉会排在胳膊折了之下。”

我笑了，她也笑了。“呃，断了一只胳膊，至少你知道它会好。”她用澳大利亚年轻人中抑扬顿挫的流行语调，将所有的陈述句变成疑问句。这让年长的澳大利亚人疯狂，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有时它挺可爱，比如现在，迷人的性感。

一个管理员模样的人走过来，确保我们没过于愉快。“我能帮助您吗？”她用一种古怪的口音，仿佛用很大的热情钻研过一本叫《发声法自学》的书。她的脑袋也抬成一种古怪的角度，微微后倾，仿佛害怕自己的眼球会掉出来。

“我在找最初的冲浪者天堂酒店。”

“啊，前些年被拆了。”她闪过一丝满足的微笑——恰好让我想起了威廉·F.巴克利[38]，我不敢肯定那不是威廉·F.巴克利——尽管这微笑表明它被拆了她很高兴，还是仅仅因为可以传达出让人沮丧的消息，我也说不上。她在我的旅行指南上指出了它原先的位置。

我谢了她们俩，紧握着方向图找到了那个著名的、如今已无法复原、再也找不到的冲浪者天堂酒店。今天这个地方被一个叫天堂中心的综合购物中心给占了，为了和现代度假村搭调，它非常难看，里面满是标价过高的垃圾。

我在阿德莱德参考过的冲浪者天堂的书里，一张20世纪40年代末的照片展现了一座破旧不堪的可爱酒店——看上去这地方在建造时，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有个带酒吧的平台，上面坐了许多人，沐浴在阳光中，畅饮酒精，在那儿看上去快乐得不行。我绕着街区走了一整圈，然后站在斜对面的角落，瞪着它看了很久，无法想象它从前的模样，就像无法从麦尔溪如今平静的样子中，想象当年的屠杀。因此我回到车上，向镇外开去，穿过斑驳的阳光、大酒店及茂盛棕榈树投下的阴影。在小镇的尽头，我上了太平洋高速路，一路向南。

要开去悉尼，还有很长一段路。此刻我的旅程告一段落。可我肯定还要回来。我离玩遍这个地方还差得远呢。

[1]　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从阿德莱德经墨尔本到悉尼及昆士兰州南部地区，其形状酷似澳大利亚土著用作武器或狩猎用具的回力镖。

[2]　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拉丁语，意思是“未知的南方大陆”。公元2世纪，托勒密在他编制的地图上勾绘了一块很大的大陆，并以此命名；在16世纪欧洲绘制的地图上，人们也常会发现这块不存在的大陆，这也成为澳大利亚洲洲名的由来。

[3]　据记载，身处当地的沃特金·坦奇上校记下了数字，登陆的人里面，有犯人751名和水兵211名，另有25名在途中死亡。休斯在《致命的海岸》中将登陆的犯人定为696人，死亡人数为48人，他并没有指明水兵的数目。我在《国家地理》中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说犯人有755个；企鹅出版社的《简明历史》中则说犯人有529人。我还能再往下举出不少例子。——作者原注

[4]　Frappuccino，一种用醇厚的咖啡和鲜奶混合制成的低脂奶泡饮料，星巴克于1995年首先在北美贩售，又译法布奇诺。

[5]　Coney Island，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部的一个海滨游憩地带，原为一个小岛。

[6]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骄傲在美国面前运势不佳。大桥开通并可悲可叹地为人发觉已丧失超卓地位后仅仅两周，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伟大的赛马“法老之膝”在加利福尼亚莫名其妙地死了。现在仍有澳大利亚人说是我们(美国人)毒害了它。澳大利亚人为这匹马相当自豪，如果你指出该马乃是新西兰育种，他们可不会因此感谢你哦。——作者原注

[7]　Abbott & Costello，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活跃于电台、电视节目和电影中的美国喜剧双人组。

[8]　June Cleaver， 20世纪50年代美国情景喜剧《Leave it to Beeaver》中的人物，一个乡村主妇的形象。

[9]　Dick和Jane，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流行基础读物《Dick and Jane》中的主要人物。

[10]　rape，可作油菜解，但更常用的意思是“强奸”。下文的canola也是油菜的意思。1　Isadora Duncan(1878—1927)，美国女舞蹈家，建立舞蹈动作完全自由的舞蹈体系，曾侨居苏联，死于车祸。

[11]　给该湖命名的那位显然没有意识到伯利是设计师先生的中名，并不是他姓氏的一部分。——作者原注

[12]　布莱森把板球术语“a maiden over(交换投球前六次投球未得分)”听成了“a maiden ovary(处女的卵巢)”。在下文中，布莱森也有很多这样的误听。

[13]　板球，英文作cricket，此词也有“蟋蟀”的意思。

[14]　Lose a wicket，其中wicket也作三门柱解，也可以指板球比赛的一局。

[15]　美国独立日。

[16]　Cape Cod，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半岛。

[17]　Jeff Chandler(1918—1961)，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演员、歌手。

[18]　Jean Seberg(1938—1979)，美国电影演员。

[19]　依次为一种无袖T恤、乳房的俚语(我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看见的，问的时候着实让一位收银员羞红了脸蛋，不过我怎么知道啦？)和野蛮人。——作者原注

[20]　语出著名童谣《唱一首六便士的歌》(Sing a song of six pences)中的一句：Four and twenty blackbirds, Baked in a pie.(二十四只黑鸫在派里烤)。

[21]　Walter Frederick Mondale(1928—)，第42任美国副总统，出生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是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

[22]　著名的英国童话《杰克与豆茎》(Jack and the Beanstalk)：杰克用一头牛换了三颗魔豆，他母亲生气地将魔豆扔出窗外，第二天魔豆长得高入云霄，杰克爬上魔豆，从巨人那里偷走了金币、会下金蛋的母鸡和会催眠的竖琴。最后还砍断了豆茎，摔死了追赶他的巨人。

[23]　Grand Wood(1891—1942)，美国艾奥瓦州的画家。

[24]　Edward "Ned" Kelly(1854—1880)，澳大利亚丛林逃犯，对抗殖民统治的民间英雄。

[25]　Wyatt Berry Stapp Earp(1848—1929)，美国西部边界小镇的警官，民间历史中的标志性形象。事迹被拍成多部影视剧。

[26]　William Barclay "Bat" Masterson(1853—1921)，美国西部的传奇人物。

[27]　本名亨利·麦卡迪(Henry McCarty， 1859—1881)，又叫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 19世纪美国边界的亡命之徒。

[28]　自鸦片中提取的碱质。

[29]　mountain ashes，花楸，蔷薇科花楸属乔木。有数种。原文字面是山灰。

[30]　叙利亚首都。

[31]　相当于六十摄氏度。

[32]　strychnine，刺激剂的一种，由植物番木鳖或云南马钱子种子中提出的一种主要生物碱。

[33]　罗克西连锁影院。

[34]　澳大利亚某个电视台主持人。

[35]　位于西班牙地中海岸，在欧洲是极高级的避暑胜地。毕加索的出生地。

[36]　以色列的城市。

[37]　澳洲原住民的乐器。

[38]　威廉·F. 巴克利(1925—2008)，美国媒体人、作家、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政论杂志《国家评论》创办人。

第三部分 边缘附近

第十四章

“我要你知道，”澳航406班机像软木塞一样，从季风性积雨云塔中弹出，给靠窗乘客展现了一幅突然的景象，祖母绿的山脉从一片银灰色的大海中陡然升起，这时我耳旁有个声音说，“真有什么事，我的尿都归你。”

我从窗边转过脸，给予这句话应有的注意，便发现自己瞪着阿伦·舍温严肃安详的面孔。他是我的朋友兼临时旅伴。要说他坐在身边让人很惊讶，这话并不准确，因为我们在悉尼已安排好相遇，又一起登机，可看他坐那儿，就是有些残留的意外——那是一种“夹痛我”的味道。十天前，我去中东徒步旅行，回美国的路上在伦敦停留，见了阿伦，讨论一些他心中已有的项目(他是职业电视制片人，两年前我们一起为英国电视做系列片时，成了朋友)。在那儿，在老布隆顿街的一间酒吧，我告诉了他之前在澳大利亚的经历，还提到我的下一个旅行计划——独自解决那无法逾越的沙漠区。为了让他对我更钦佩，我说了几个旅行者在无情内陆遭遇困境的生动故事。其中一个说的是19世纪50年代，由观察家罗伯特·奥斯汀领队的探险：探险队越走越迷路，在西澳大利亚越过马格尼特山草木不生的荒地中，由于缺少水源，队员们不得不喝自己和马匹的尿。他对这故事感触极深，立刻表示想陪我一起度过此次旅行最危险的阶段，做司机兼侦察员。当然为了他的安全，我试图劝阻，可他什么也听不进，好心要给我留着尿，显然这故事他还经常想起。

“谢谢，”此刻我回答，“你太大方了。”

他略带凛然地对我一点头：“做朋友应该的。”

“我的能匀出多少也都归你。”

又一个凛然的点头。

如今他决意要加入这计划。他先陪我到昆士兰州北部，在大堡礁富饶的浅滩中，我们歇一天，再找一辆结实的交通工具，沿一条崎岖不平的路启程去库克敦，一个凯恩斯北部丛林中略带鬼气的小镇。等这场热身的探险一完成，我们就飞去北领地[1]的达尔文——澳大利亚人亲切地称之为“最顶端”[2]——开几千英里的车，穿越烤焦的红色中心[3]，去看爱丽斯泉和巨大的乌鲁鲁。帮助我上刀山下火海之后，英勇的舍温先生将从爱丽斯泉飞回英国，留下我一人继续穿越西部的沙漠。倒不是觉得我那时已可以应付——他对我的生存能力毫无信心——而是他只能挤出十天的空。至于我，对他也没什么信心，可挺高兴有人作伴。

“你知道，”我让人安心地补充道，“我不觉得这次旅途真需要喝尿。19世纪50年代之后荒地的基础设施大有改进。听说他们现在有可口可乐。”

“不过，该贡献的还是会贡献。”

“那还真是非常感谢。”

又一次彼此凛然地点头，接着我继续凝视晃动的翼尖下奇异的一片碧绿。倘若你不信澳大利亚是世界稀有的一部分，那么应该来热带的昆士兰州。这个星球上大约五百个能有资格评上世界遗产(也就是说，有全球历史或生物方面的重要性)的景观，只有十三个满足所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出的四个标准，而这十三个特别的地方，有四处——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在澳大利亚。此外，这四处中的两个，大堡礁和昆士兰州的热带雨林，就在这儿。两种这么完美的环境相毗邻，我相信，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处。

我们能到那儿都是运气。北方正好是可怕的多雨季节。飓风罗娜最近像电动锯一般锯过海岸线，造成了三百万澳元的重大损失，较小的风暴几星期以来一直在这一地区作恶，干扰着旅行者。就在前一天，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了。从临近凯恩斯一路的急降和颠簸来看，显然还有许多可怕的天气要逼近。驶进我们视野的是棕榈树、高尔夫球场、泊游艇的码头，和许许多多从茂盛叶丛中冒出的红顶屋。抛开天气不说，一切看上去充满希望。

每年有超过两百万人来到大堡礁，它被全世界当作一处宝藏，然而它用了很久才被旅游业发现，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在《郎姆丛林》中，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将去昆士兰州北部的探险，说得像去奥里诺科河[4]上游旅行一样。那时候，凯恩斯是一片又小又泥泞的海岸居民区，沿几百英里的丛林小道，主要居住着逃亡的古怪隐士。今天它是一座繁忙的迷你都市，有着六万居民，除了从机场候机厅出去，落在身上像热毛巾一样的湿气，及某种对观光客兜里钞票的强烈热爱，它和澳大利亚其他相同大小的社区毫无分别。这儿成了背包族和其他年轻游客广受欢迎的中途停靠点，因热带活力小有名气。这一天，一切都在重压之下，天空低而灰，预兆着随时会大雨倾盆。我们叫了一辆的士进城，穿过一片拓展无序的狭长区域，四处是汽车旅馆、加油站、快餐店。凯恩斯中心挺整洁的，可它有一种最近刚被匆忙建起的感觉。每一秒钟，商家都在提供暗礁游览或潜水探险，剩下的大多卖着T恤和明信片。

我们先去领租的车。因为之前去中东徒步旅行，我将这些留给一家旅行社料理，他们选择了当地一家不出名的小公司——鳄鱼租车服务，还是什么同样罕见无望的名字——办事处在一条小巷里，比一只光秃秃的柜台也没大多少，这让我有点儿惊讶。负责的年轻人有种叽叽喳喳趾高气扬的气质，让人说不出的恼火，可他办起手续来明快有效，自始至终聊着天气。“这是三十年间最糟糕的雨季。”他骄傲地说。接着他领我们走上人行道，看我们的代步工具——一辆上了年纪的准将霍顿旅行车，它的车轴明显都弯了。

“这是什么？”我问。

他朝我靠了靠，像对着个痴呆症患者，说：“这是你的车。”

“可我要的是一辆四轮驱动。”

他筛查着文件，小心地取出一张旅行社传真，递给我。上面写着要一辆大的、标准的、高污染的自动挡汽车——换句话说，一辆美国车，或当地最接近的同类物。我签了字，递交了文件。“那么，你有我可以改租的四轮驱动吗？”我问。

“没有，对不起。我们只租城里开的车。”

“可我们要开车去约克角。”

“噢，雨季你到不了那儿。四轮驱动也去不了。每年的这时候不行。上个星期苦难角[5]有一百毫米的雨量。”我不太清楚一百毫米是多少，可显然他的语气说明相当可观。“除非是直升机，不然你过不了黛恩树[6]。”

我又叹了口气。

“去汤斯维尔[7]的路已封了三天。”他愈加自豪地补充道。

我又看了看他。汤斯维尔在凯恩斯南面——去约克角的反方向。看来我们被困住了。“那……我们能去哪儿？”我问。

他摊开双手，愉快地讽刺道：“在更好的凯恩斯，随便哪儿。”

阿伦开心地看着我，像个没心没肺、不知道要大难临头的人，这让我更恼火。我签了字，举起包。“那么你能指给我们看去棕榈湾酒店的路吗？”我问。

“当然。你可以回到机场，去库克高速路，一路向北，差不多沿海岸线向上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我气急败坏地说，“我要的是凯恩斯的酒店。”

他若有所思地挠着下巴：“那，它肯定不在凯恩斯。”

“但路没有封？”

“目前还没有。”

“你是说有可能被水淹？”

“总是有可能的。”

“如果被淹，我们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他略带同情地看着我。“先生，你已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这一点无须置疑。凯恩斯离本州首府布里斯班一千一百英里，其他方向除了大海、丛林和沙漠，一无所有。“不过棕榈湾非常不错。”他补充道，“你会喜欢的。”

他说得没错。棕榈湾非常可人——实在让人很惊讶。它是个有建筑特色的乡村，故意在曲折的海湾边，带着一大片热带的繁茂。海滨路的一边竖着的低矮酒店和公寓、几间村舍、零星的酒吧、餐馆和商店，都被棕榈树伸展的蕨叶和开花的蔓藤小心掩盖。另一边是一条排列着棕榈的步行街，俯视平坦的金色沙滩和大海。

我们的酒店，除了名字、环境和价格，都像一间汽车旅馆，不过它挺亲切，又能俯瞰大海。我们要了房间，然后沿沙滩走了一会儿。有几个人在沙子上漫步，但没人下水，事出有因。现在正是箱形水母活动的高峰期，在昆士兰，它又叫作海黄蜂，或者就叫黄蜂。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些让人苦恼的小水泡不能被视同儿戏。从十月到五月，当水母来到近海岸繁殖，它们把热带沙滩变得对人类毫无利用价值。站在那儿看着它，这是个相当奇特的想法。我们面前是一大片海湾，和你在其他地方能找到的一样安详、一样诱人，可地球上没有哪个环境，像它一样能让人瞬间死亡。

“所以你是说，”阿伦问，对他而言一切都很新鲜，“如果现在蹚进水里，我会死掉？”

“以一切人类所知的最悲惨最难堪的痛苦。”我答道。

“老天啊。”他喃喃道。

“还有什么贝壳也别捡。”我补充道，阻止他俯身捡一粒贝壳。我向他解释鸡心螺——那种有毒的生物，潜伏在某些最好看的贝壳里，等着某只人类的手，好把它们邪恶的螯扎进去。

“海螺能把你弄死？”他说，“这儿有致命的海螺？”

“在这儿能把你弄死的东西，比澳大利亚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也就是说有很多，相信我。”

我和他说了鹤鸵，一种不能飞并且和人一样大的鸟儿，生活在雨林中，每只脚上都有利爪，能用一种熟练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豪迈姿态把人切开；还有从树枝上挂下来的绿树蟒，和枝叶混在一起，等你看见它们时为时已晚。我同样提到了小但毒性极大的蓝圈章鱼，它的吻让人瞬间死亡；还有优雅但易怒的电鳐，在水中像飞毯一样移动，对任何打扰它进程的东西放出220伏电压；还有让人作呕、行动缓慢的石鱼，这样命名是因为它看上去和一块岩石没什么分别，可不同的是它背上有十二根刺，锋利到能把球鞋的底刺穿，给倒霉的受害者注入十五万克分子的毒枝菌素。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无法描述的痛苦，很快便会发生肌肉麻痹、呼吸衰退、心跳加速、剧烈痉挛等症状。你同样会被火鱼为难，它们虽然容易被发现，但一样疼得要命。还有一种水母叫鼻涕虫。”

“你在胡编乱造。”他说，却不敢肯定。

“哦，我没有。”

接着我和他说了那令人畏惧的咸水鳄，潜伏在热带的浅海峡、河口，甚至像面前的这一类海湾中，时不时从水中跳起来吞没毫无准备的过客。在我们现在漫步的海岸往北，一个叫贝里尔·弗鲁克的女人不久之前死于非命。“要我告诉你吗？”我提议到。

“不。”

“嗯，一天，”我继续着，知道其实他想听。“一群黛恩树的当地人在圣诞节前烧烤聚餐，其中有几个决定去黛恩树河的冷水里泡泡。这条河被称为鳄鱼之家，但从未有哪条袭击过当地人。有几个人蹦蹦跳跳到了水边，脱得只剩内衣，扑腾进去。弗鲁克小姐显然对冒险三思而后行，她不过是踏入了大概一只脚，站那儿看别人快乐地嬉戏，她随意地俯下身，垂下一只手在水中。就在那一刻水面被一道移动的闪光劈开，可怜的弗鲁克小姐不见了，她再也没被找到过。‘没有一点儿声响，一丝尖叫，’一位目击者报道，‘这么快，如果你眨一只眼，就错过了整件事。’这就是鳄鱼袭击，你瞧瞧——迅速，出人意料，完全不可逆。”

“你是说这儿的水中有鳄鱼？”阿伦说。

“噢，我不知道有没有，但这是为什么我让你走里边的原因。”

就在这时，焦躁不安的天空来了一道惊人的闪电。风突然就起了，让棕榈树舞动起来，少许肥大的雨点啪嗒滴落。接着天空打开，落下了一场温暖的滂沱大雨，淋得人透湿。我们躲回酒店，在面向海滩的酒吧游廊下避难，徒劳地拧着我们冒热气的衬衫，看雨带着狂暴的愤怒拍打地面。没有什么像这中间的雨滴一样美丽，它就是立方体里倾倒的水，用一种击打发出的可怕噪音填充这世界。我自以为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熟悉狂暴的天气，可我很高兴地承认，考虑各种因素，澳大利亚均胜出一筹。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让我搞搞清楚，”阿伦说，“我们去不了库克顿因为我们过不去；我不能游泳因为海里都是致命的水母。另外，去凯恩斯的路可能随时都会中断。”

“差不多是这样。”

他小心地呼气。“那不如来几瓶啤酒吧。”他起身去弄了几瓶。我在游廊上一张小桌边坐下，看着倾盆大雨。

酒吧的某个伙计经过，站在门廊上。“三十年来最坏的雨季。”他说。

我点点头：“天气预报怎么说？”

“一样。”

我黯然地点点头：“我们本来明天要去大堡礁。”

“哦，你不用担心。除非是飓风，不然他们不会取消大堡礁一日游。”

“这种天气也能去礁石？”

他点着头。海湾里的水四处泼溅，像一个胖子刚跳进澡盆。

“为什么？”

“你们付多少钱买的票？”

我不知道——所有东西订的时候都是套餐的一部分——可我身上有票，便从钱包里掏了出来。“每张一百五十澳元。”我尖叫道，吝啬得不敢相信。

他微笑着：“所以啊。”

他又进去了。过了一会儿，阿伦带着啤酒重新出现，看上去异常沮丧。“是有一种水母叫鼻涕虫，”他惊讶地说，“酒吧招待告诉我的。”

我给了他一个抱歉的微笑：“我说的吧。”

他盯着雨看了几分钟。桌子上有人留下了一份当地的报纸——《道格拉斯及莫斯曼港口公报》。阿伦移开它去够烟灰缸，接着某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读了几分钟，越读越投入，接着无声地把报纸递给我，敲了敲他希望我读的那篇文章。那是头版底部的一小则报道，说道格拉斯港的登革热流行病终于减缓了速度。文章注明自流行病蔓延，本地已发现四百八十五例。尽管病情得到控制，却还不能掉以轻心，某个热带公共健康联合会的妇女发言人警告道。

“在这一页的页脚!”他说，眼中有一点儿狂乱。

“那是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我吊儿郎当地评注。

“你知道一场登革热流行病在英国会怎样？大家会在窗户上钉木板。渡船两侧都会挂着企图逃出国的人。警察为了恢复秩序会在街上对人开枪。这儿的一个社区里有四百八十五个病例，只有他妈两英寸在这页纸上的!你带我来的是什么地方，布莱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噢，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阿伦。”

“是，没错。”

我们分头去淋浴更衣，在吧台重新集合，来杯晚餐前的开胃酒。雨丝毫没有变小的意思，我们决定在酒店吃晚餐。阿伦点了红鲷鱼。

“你应该没听过鱼肉毒吧？”我漫不经心地说。

“我他妈当然没听过，”他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回答，“又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说。

“肯定是个什么，不然你不会提起来。它是什么？我坐在它上面？它在我脑袋上？到底是什么？”

“不，是一种热带水域的毒素，聚集在某种鱼里。”

“像红鲷鱼，比方说？”

“嗯，特别是红鲷鱼，事实上。”

他考虑着，略带紧张地缓缓点头。我猜时差差不多起作用了。它让人根本无法平静。

“我敢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让人安心地补充道，“如果真有暴发，鲷鱼不会出现在菜单上，对吧？当然除非……”我停在这儿。

“什么？”

“嗯，除非你正好是第一例。毕竟，它要从某个人开始。不过，嘿，那才多大概率？百分之一？二十分之一？”

“我要你马上闭嘴。”

“当然，”我立刻同意，“很抱歉。你要换份别的吗？”

“不。”

“症状包括，但可能远远不止，呕吐，肌肉严重萎缩，失去运动控制力，嘴唇异常，全身疲软，肌肉痛，诡异的感觉错乱——也就是，热的感觉冷，冷的感觉热。大约12%的病例会死亡。”

“我要你现在就闭嘴。”女招待端来了我们的饮料。“这鲷鱼，”阿伦假装不经意地问，“没问题，对吧？”

“噢，是。美得很。”

“我是说，它没有——什么来着，布莱森？”

“鱼肉毒。”

她给了我们一个迷惑的表情。“没，它和薯条沙拉一起上。”

我们面面相觑。

“你不是这里人，我猜得没错吧？”

她更加迷惑：“不是，我从塔斯[8]来。怎么？”

“好奇而已。”我对阿伦咬耳朵，“她是塔斯马尼亚岛来的。”

他朝我靠了靠，小声问：“是。所以呢？”

“他们的鲷鱼没问题。”

“我可以换个别的点吗，亲爱的？”

她狠狠地瞪了他一会儿，那种当年轻人意识到，自己被要求比原计划还要多走二十步时的样子，于是她殉教般地走开去打听。一会儿，她回来报告，他换餐的要求被批准了。

“好极了!”阿伦说，带着突发的热情，重新要了菜单。他考虑着那些备选项。“你们有烤鼻涕虫吗？”他冷冷地问。

她瞪着他。

“开个玩笑!”他说，似乎快活了许多。“我要牛腰肉和薯条，”他宣布。“五成熟，劳驾。”他转身问我。“至于牛肉，没什么可怕的疾病我应该知道吧？昆士兰牛肉麻痹之类的？”

“牛排没问题。”

“那就牛排。”他把菜单递给她。“忘掉鱼肉毒，”他冲着她的背影说。“啤酒一直上着。”他又补充道。

我们吃得非常愉快，之后又去了一次酒吧，通过酒精傻兮兮的幻象，最近所有尽力避免的症状，我们差不多都收获了。

早上雨停了，可天空又暗又脏，海面波浪翻滚，看着它都让我微微犯晕。我不迷恋大海或它其中的什么东西，颠簸三十八海里，去一座雨水覆盖的礁石，看一种我可以在任意一座公共水族馆或牙科候诊室里舒舒服服观看的飞鱼，这景象并不诱人。据晨报上说，水要涨两米三。阿伦有过一条帆船和一顶船长帽，因此他幻想自己是个娴熟的水手，我问他这有多大，他抬了抬眉毛，看上去吃了一惊。“噢，那是大。”这让他说了不少在恐怖海面颠簸的轶事，有些说的是船没系在码头上。正当我们坐在那儿，某个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走过。

“飓风来了!”她喜气洋洋地说。

“今天？”我颤抖无力地问，差不多快成了习惯。

“说不定!”

大堡礁一日游行程包括，从酒店接上我们，坐巴士去道格拉斯港乘船，沿海岸线向北二十英里。巴士恰好八点五十到，一分不差。上车时，司机正在介绍海黄蜂，生动地展示那些不留心警告牌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不过，他向我们保证，大堡礁上没有水母。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到珊瑚礁鲨、硬鳞鱼、蝎子鱼、海蛇和又胖又丑的石斑鱼——一种九百磅的怪物，偶尔会因为既暴躁又愚蠢，咬掉游泳者的一条胳膊，然后想起自己并不喜欢人肉的味道。

我们到了道格拉斯港，发现船巨大——和英吉利海峡渡轮一样，或至少差不多——且新得发亮，我说不出有多高兴。让我同样高兴的是，为了他们也为了自己，没有哪个船员露出明显的登革热征兆。和其他到达的乘客一起排队时，我从某个船员那儿得知，船能载四百五十人，今天有三百一十个人订了座。他还告诉我去大堡礁要用九十分钟，海面应该会相对平静。从港口到我们停泊的艾琴科特礁要三十八海里——不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我还注意到，那正是那对美国情侣失踪的地方。

上了船，他们宣布对任何有需要的人发免费的晕船药。我第一个跑了过去。

“你们想得太周到了。”我吞下一把后说道。

“哦，总比让大家在船上吐得一塌糊涂好。”女孩开心地说，确实没错。

去大堡礁一路平稳，像之前保证过的一样。而且，太阳出来了，尽管软绵绵，还是把海水从铅灰变得近似深蓝。阿伦去上层甲板瞅瞅有无大胸女可以欣赏，我坐下来记笔记。

根据考虑的资源不同，大堡礁覆盖了二十八万平方公里，或三十四点四万，或两者之间，从头到脚伸展了一千两百或一千六百英里，比堪萨斯州或意大利或英国都要大。大堡礁始于哪儿，止于哪儿，众说纷纭，不过大家都认同它实在是非常大。哪怕最小的数字，也等同于美国西海岸的长度，且它当然是广阔的生物聚集地——大洋版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大堡礁包括了至少一千五百类鱼，四百种珊瑚，四千个品种的软体动物，而这些不过是估算的。没人试过综合调查，工程太浩大。

它有差不多三千个不同的礁石，超过六百座岛屿，有些人坚决认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因此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并不准确。那对于我，有点儿像在说洛杉矶不是一座城市，因为它有许多分离的建筑物。这根本无关紧要。它让人难以置信。这全都要感谢一千八百万年以来，上万亿个珊瑚虫勤奋细微的献身，每次在自造的硅酸盐墓穴中消亡之前，都增加了一两分的厚度，很难不让人印象深刻。

船开始发出某种减速的声响，预示着即将到港，我去甲板上找阿伦。我指望会到某种沙质的环状珊瑚岛，可能会有个茅草屋顶的沙滩酒吧，可实际上周围一无所有，除了开阔的大海和一长圈温柔翻滚的海水，这大概暗示着那儿有下陷的隐形礁石。在这景象中间，有一座巨大的铝浮桥，两层楼高，大的足以容下四百个一日游旅客。它让人隐约想起钻井台。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将是我们的家。等船停靠在码头，我们都快乐地飞跑下去。一只喇叭播报出了我们所有的选择。可以懒懒地躺在甲板椅子上，或降到一间水下观景室，或抓起通气管和脚蹼去游泳，或上一座半潜式的船，舒服地游览大堡礁。

我们首先上了半潜艇，吃水线之下的观景室同时可以挤进三四十人。哦，那真是精彩绝伦。不论读了多少有关大堡礁特别风光的东西，你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风景。舵手把我们带进一个闪烁的世界，陡峭的珊瑚峡、利刃般的山谷、斑斓的色彩，其间满当当的鱼群有着令人惊讶的种类和大小——蝶鱼、少女鱼、鹦鹉鱼、华丽多彩的猪齿鱼、筒形的尖嘴鱼。我们瞧见了巨大的蚌、海参、海星、小丛的海葵，还有大得可爱、笨得要命的土豆鳕鱼。这和我想的一样，大致像在一座公共水族馆里，当然除了完全的野生和自然。这带来的不同让我吃了一惊，一定显出一副傻兮兮的蠢相。向外看，离窗几码远，一只大海龟游过，对我们毫不感兴趣。接着鬼鬼祟祟在底部窥探的是一只礁鲨——只有一两英尺长，却能给你好好的一口。不仅仅是飞鱼和其他生物，还有光线从上向下过滤的样子，珊瑚不可思议的形状质地和种类。我的着迷无以言表。

回到浮桥上，阿伦坚持立刻去游泳。浮桥的一头，金属台阶伸入水中。台阶最高处有放着脚蹼、通气管和面罩的大筐。我们装备好了，“扑通”跳入水中。我以为水只有几英尺深，当发现离水底可能有六十英尺时——我描述得比较含蓄——我吓了一跳。我以前从未在这么深的水中待过，它出乎意料地让人恐惧——如发现自己浮在空中，离坚实的大地六十英尺一样吓人。这惊慌失措大概持续了三秒钟，接着面罩和通气管灌进了水，我透不过气。我懊恼地喘着气，倒出水又试了一次，可面罩几乎又立刻填满了水。我将这练习重复了两到三次，但结果一样。

其间，阿伦像《美人鱼》中的达丽尔·汉纳[9]一样疾驰而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布莱森，你在干吗？”他说，“你离浮桥三英尺，就溺水了。”

“我是快淹死了。”一卷浪全扑在脸上，我冒出脑袋喷着水花，气喘吁吁，“我是大地之子，这儿不是我的地盘。”

他咯咯地笑，消失了。我微微沉下脑袋，看他像颗水雷一样朝曲纹唇鱼的方向射去——一种沙发垫大小的天使鱼——在我之下那清澈的，不可想象的深水中又一次消失。那下面也有大家伙——半个我那么大的鱼，比我在我的物种中要厉害得多。接着面罩又进水，又喷气。接着又一小卷浪撞上了脸。我必须承认这比想象中的欢喜要少一点儿——少相当一点儿——而我也没想象会有多欢喜。

有趣的是，之后我得知，这对于没有海水游泳经验的人，是一种相当常见的反应。他们到了水中，发现离自己的舒适区域非常远，暗暗地恐慌，晕倒(显然是日本人的长项)或心脏病发作(胖子的长项)。现在，第二个有趣之处来了。因为用通气管的人躺在水上四肢摊开，脸刚刚在水面之下——也就是说，用大家知道的，死人漂着的姿势——这其实无法(反正有人这么和我说)判断哪些人在用通气管，哪些死了。只有到了哨音响时才知道，大家都出来了，只有一人奇怪地一动不动，灵魂出窍，他们便知喝茶的人，将要少一位。

幸运的是，就像你将从这本书的存在中推断出的一样，我逃离了这悲惨的命运，设法把自己拉回了浮桥。在甲板的椅子上找了个座，在温和的阳光下，用阿伦的衬衫擦干身子。然后抽出艾伦·豪给的，关于美国夫妇在这儿过世的报纸夹。我之前读过一次，但现在能将可见的地标和文字对上号，便带着特别的兴趣又通读了一遍。

在考虑到已知事件的情况下，这故事简单明了。1998年1月路易斯安那州巴顿鲁治的托马斯和艾琳·龙纳根，刚完成在南太平洋维和部队的任期，回家前在澳洲度假，跟随一家叫“外刃”的公司去大堡礁玩一日的戴水肺潜水。下午将尽，在规定的时间内，他们没回到船上。潜水的工作人员没发现他们缺席便走了。过了两天半才有人汇报他们的失踪情况。他们就此杳无音信。

为何龙纳根夫妇没有回到船上，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困境时变得如何，也可想而知。我坐的地方能看见戴水肺潜水的船，某个经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大约是三海里远(一海里大约比一英里远一百码)。它看上去非常小，非常远，可龙纳根夫妇是有经验的潜水者，在水下熟门熟路，应该没觉得游泳多么困难。环境非常怡人。海很平静，水温是八十四华氏度(二十九摄氏度)，而且他们穿着紧身潜水衣。除了去浮桥，他们还有更简单点的选择——距离只有一点二海里的圣·克里斯平礁，那上面有一些暴露的珊瑚岩层，他们可以爬上去等待救援。问题是，就像艾伦·豪如此肯定地回忆的，达到任何一个安全岛都意味着要穿越一道深海沟，那儿以经常出没巨大的远洋动物——也就是指多齿鲨鱼和偶尔犯错的石斑鱼闻名。

从这儿开始疑团愈加复杂。他们消失了几天后，龙纳根夫妇的充气救生衣毫发无损地被冲上某块大陆的沙滩。为什么两个困在海里的人会脱掉救生衣，这是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还有，救生衣的完好无损说明他们没有被鲨鱼袭击。之前他们住凯恩斯背包族旅舍，当警察检查那儿的行李时，事情变得更让人迷惑。很显然，这对年轻文雅的美国夫妇没有他们看上去的那么快乐。艾琳·龙纳根在她的日记中记录道，她的丈夫意志消沉，说过他想在戴水肺潜水时“了结一切”。(哇噢!)他提议带上她一起。(两个哇噢!)

这显然比表象要深奥得多。

阿伦终于出现了，看上去生气勃勃，吸着肚皮，让人想起杰夫·钱德勒在他某些晚期电影中的样子，用让人厌烦的热情聊着，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经历，我是个多么过分的软骨头。他套上衬衫，倒在我旁边的椅子里，看上去十分快乐。然后他坐起来，夸张地拍着自己。

“这件衬衫是湿的。”他宣布。

“是吗？”我说，关心地皱起眉。

“它湿得能挤出水。”

我轻轻碰了碰它。“为什么？是，果然是的。”我同意地附和。

这些日子，整个昆士兰似乎都有人失踪。第二天报纸通篇报道，调查一个名叫丹尼尔·纽特的英国年轻背包客，差不多两年之前在苦难角失踪。纽特独自出发，徒步六小时去一个叫忧患山的地方，他老老实实填了要求丛林徒步旅行者填的安全表格，一旦回不来好给搜寻者提供便利。不幸的是，那天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中没人收集，也没人核对安全表格。实际上，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中从没有人收集或核对安全表格。因此当纽特没能回来时，没人注意，也没人报警。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黛恩树某个背包客旅舍，尽管纽特丢下了一顶支着的帐篷，二十三天之内，旅舍的工作人员并没通知当局他失踪的情况。某个雇员告诉陪审团，“大家丢弃自己的帐篷，不打招呼便离开”是很正常的事。

可不管怎样，等到一场搜救行动终于被组织起来时，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纽特的尸体再也没被找到过。

这一切与第二天早上略有关联。阿伦和我开车去凯恩斯办一两件差事。一家运动服装店的橱窗吸引了他的眼球，我们走了进去。他离开试衣时，我和两个在那儿工作的中年女人愉快地聊天。我不知为何提到——不过是为了制造话题——凯恩斯最近总是有新闻。

“哦？”其中的一个女人微微有点冷淡地说。

“你知道，龙纳根事件，中国船上的人，还有那个在黛恩树失踪的可怜孩子。”

“哦，那些。”那位女士略带鄙视地说，“在南方他们总是把这些事夸大其实。”

她的同事用力地点着头：“一旦有机会让昆士兰看上去糟糕，他们就扑上去，就和飓风一样。那一周我去悉尼看我的姐妹，你晓得他们用无数页的文章报道吗？”

“哦，它是个不小的故事。”我指出。

“可如果是在西澳大利亚州，他们就不会这样报道。”

“哦？”

“不会。他们这么干是不想让人来这儿，你瞧。”

“你真这么觉得？”

“哦，是。他们不想让游客离开悉尼，想把他们留在那儿。因此说任何故事，让昆士兰看上去，你知道，危险或落后，他们歪曲事实，就是为了吓人。”

她们都诚恳地点头表示同意。

“在大堡礁的那对年轻夫妇也一样。那很明显是自杀，但他们把它说得完全不合情理——”

“完全不合情理。”

“因此他们能弄得好像去大堡礁并不安全。”

“那黛恩树的那个男孩呢？”我乍着胆子问。

“他们不知道他根本没有死。”她用一种有可靠消息来源的语调说。

“可他失踪两年了。”

“是，可他在约克角到处被人瞧见。”

“到处。”她的朋友表示同意。

“对不起。你是说报纸错误地报道他的死亡，好让昆士兰看上去危险。”

“我只是说所有的事实都不确凿。”她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抱起胳膊。她的搭档也一样。

于是我想：这比切开的蛇还疯狂。

碰巧，我们也要去黛恩树。在澳洲这一部分，那是能从柏油马路到的最北处，因此我们决定去瞧一瞧。到上午时，雨的迹象都没了，太阳露了出来——开始犹犹豫豫，但之后又饱含奢侈的热情。昆士兰变了样。突然我们身处夏威夷——热带山脉奔向耀眼的水面，连绵的海湾，由棕榈树守卫的无瑕沙滩，离海岬有一段距离并由岩石组成的绿色小岛。我们不时穿过阳光明媚的甘蔗园，远眺大分水岭陡峭的蓝色山脉。

在黛恩树停了车，到周围逛了逛。走到黛恩树河边，那儿，路和弗鲁克小姐都各自突然地消失。我们看不到任何有鳄鱼的迹象。之后我们回到车上，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朝着从黛恩树去苦难角的渡轮开。因为下雨渡轮关闭了一个星期，所以去那儿没什么意义，可我想至少从河的这一面看看苦难角，况且还有极小的可能性，我们能瞥见一条鳄鱼。没想到，渡轮在运行。在黛恩树时，还有人担保它依然关闭。

“昨天又开了。”渡船夫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我们搭渡轮过了河，开始了穿越黛恩树国家公园二十英里去苦难角的旅途。路盘绕着，穿越巨大的山脉和无比美丽的雨林。终于到了湿热带雨林，我高兴极了。

黛恩树丛林为世界还是一整块大陆时期的残余，上面覆盖满了水汽蒙蒙的生长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分裂，漂移到球体远处的角落，气候和环境戏剧性地变化，刺激了其他地方的生态变化，可黛恩树因为某些构造上的侥幸，逃脱了这一切。结果有了其他地方没生存下来的植物——植物的所有科。1972年，牛群在丛林低洼食草后，神秘地病死。那之后科学家开始意识到，澳大利亚北部的雨林是多么古老和独特。那些母牛是被一种澳洲奇子树的种子毒死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奇子树被认为在一亿年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它在黛恩树活得很好，和那一门另外十一个成员一样，那是一种叫被子植物的原始植物门，而所有开花的植物都隶属于它。黛恩树国家公园就是这么个地方——黑暗，浓密，似乎属于某个遥远的纪元。在这片土地上，如果看见翼龙滑翔过树林，或伶盗龙在面前的路上疾跑，你也不会有多惊奇。

事实上，那儿有相当多奇特的生物。这是不多的几处能够指望看见鹤鸵的地方之一。它们看上去和鸸鹋很像，但脑袋上有一种叫盔的骨骼生长物，每只脚上有邪恶致命的利爪。它们跳起进攻，两只脚同时出击，好在这并不常发生。最后一次致命的袭击在1926年，一只鹤鸵猛攻一个玩弄自己的十六岁男孩，从他脑袋上跳过时划开了他的颈静脉。袭击这么少的原因是鹤鸵极为隐居，而现在，唉，也不剩几只了。幸存下来的不超过一千只。黛恩树也是著名的树袋鼠最后的家——就像它名字暗示的那样，是一种住在树上的袋鼠——可它比鹤鸵还要害羞，几乎从未被看见过。离学术界的中心这么远，密林的大部分仍然未被研究。比如，第一份鹤鸵的科学研究，大约十年前才开始。

终于，路在一处向阳的林中空地到了尽头，那儿不相称地，有一个外卖食物摊和一座电话亭。快被茂叶吞咽掉的是一处营地，旁边有个箭头指示牌，指向去海滩的路，是条穿越红树林的木板小路。走近时，看不见的小生物叮当落入沼泽的水面。几分钟后，我们出现在沙滩上。它太漂亮了——一大长条的软白沙点缀着漂木、棕榈叶和其他自然的杂物，竖立在一片非常明亮的蓝色海湾前。

这地方和煦清新，一定和两个世纪前詹姆斯·库克第一眼看见的一模一样。他叫它苦难角，因为正是在这儿离海岸大约十二里的地方，“奋进号”灾难性地撞上了珊瑚礁。船破了很大的洞，即将面临沉没的危险，但库克身边有个船员，曾在相似的海峡上，因为一项不同寻常的工程“海上堵漏”救过一艘船——通过扬一面帆绑住船的外部，拉紧以罩住窟窿。这是一种走投无路、不太可能的方法，不过它奇迹般地奏效了。

库克照料着船靠了岸，停在离我们几英里远的地方。在荣归故里之前，船员们用了七个星期的时间维修。如果“奋进号”沉了，库克没能回到家，历史当然会变得很不一样。澳大利亚很有可能变成法国的——一个可怕的想法，退一步说——英国将相应调整它的殖民野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脱离影响。墨尔本可能现在站在非洲的平原上。悉尼可能是加利福尼亚皇家殖民地的首府。谁能说得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的力量均衡将会以超越想象的方式改变。另外，我们几乎肯定能避免遇到比吉斯[10]，它就不会是场纯粹的灾难。

阿伦和我沿着海滩勘查了半个小时左右，走回有食品摊的林中空地，看了看去库克敦的路怎么走。在食品摊另一边，立刻变出了一条困难重重的岩石小路，陡峭地爬进葱翠的小山。看上去像某样哈里森·福特[11]在冒险片中会挣扎克服的玩意儿。我前一天才知道，就算是好天气，这小路也令人胆怯，因为它倾斜得非常危险，所以可能阿伦和我没有坚持是对的。无论如何，现在它已无法通过。

不过，以冒险的心态看，它确实十分有吸引力。库克敦，曾有过三万人口的金矿小镇，如今只有两百人，坐落在山脉另一侧七十五公里远的地方。它是澳大利亚东面最后一个小镇。它除了去澳洲最北端约克角六百公里路周围的原住民居住区之外，一无所有。我决定到此为止。

我转过身发现阿伦偷偷溜走了。一分钟后，在食品摊的方向他又出现了，带回两听可乐，递了一听给我。

“他们没有尿。”他说，我们都好好地笑了一会儿。

第十五章

于是我们去了“最顶端”，我们坐着上蹦下跳的飞机，穿越北海岸沿线一路颠簸的两个较小风暴，到了达尔文，取了另一辆租车——一辆时髦强大的丰田轿车，仿佛去爱丽斯泉的一千五百公里，它一次火箭般的发射便能搞定。我们管它叫“睾酮”。

北领地总有一种拓荒情绪。1998年末，常住居民被邀请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七个州，公民投票中他们断然拒绝了这种提法。他们似乎挺喜欢做局外人。结果是，五十二点三万平方英里的地区(面积大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在澳大利亚里，却又不完全属于它。这导致了某些异常状况。法律要求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在联邦选举中投票，包括北领地居民。可既然北领地不是一个州，它在议会中就没有议席。因此北领地的居民选举代表去堪培拉，参加议会会议(至少他们寄回家的信中是这么写的)，实际却并不能投票或参与其中，或有任何重要的意义。甚至更有趣的是，在全国性的公民投票中，北领地的公民同样被要求投票，但这投票实际上并不作数，不过是被放进某个抽屉里之类的。我觉得有点儿古怪，不过，就像我说的，人们似乎对这种安排挺满意。

个人而言，我觉得北领地居民不该被允许参与所有的全国性事务，除非他们在达尔文配备友好一点儿的酒店服务员。作为一种建立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似乎有点稀奇，但就是这样。达尔文的酒店从业者严重缺乏魅力，如果扣交某种公民自由权能让他们好好处理这一问题，那么老实说，我认为这代价不算过分。

找酒店时我们的麻烦开始了。我们订了一个四季边疆大酒店，但这地方似乎并不存在。旅行指南上提到有个最顶端边疆酒店，我在机场领到的传单上有个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另一张上有个四季最佳达尔文中心酒店。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我们开车四处逛，所有这些都远远地瞻仰过，像一对易怒的已婚夫妇那样平静地争吵。我们拦住了大约半打步行者，但没有人听说过四季边疆大酒店，除了有个人觉得它在向东两百公里的卡卡杜。我靠着一张又小又不完整的地图，指挥阿伦开过一连串的街道，结果总在步行街或装货间的死胡同终结，阿伦越来越恼怒。

“连一张简单的地图你都看不懂？”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说，像一个人想要享受幸福时光的需求未被满足，得来的却是硬纸箱和带轮子的垃圾桶。

“不。”我温和地回答，“我看不懂一张简单的地图。我能看懂一张好地图。可是，这张地图屁用没有，连屁用没有都不如。它是和你开车技术一样烂的印刷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最终我们停在海滨区一家巨大的酒店外，阿伦命令我进去，寻求专业的指导。前台小伙最近的薪水显然有一笔花在一大管发胶上，他背对我站着，用滑稽的段子把两个女同事逗乐。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啊嗨。”

他转过头，给了我一个“什么”的眼神，毫无热情。

“你能指给我去四季边疆大酒店的路吗？”我客气地问。

他开门见山地一口气说出一连串复杂的指示。达尔文全是奇怪的街名——加文纳、原、福尔士、柯纳奇——我已经跟不上了。在柜台上有一沓地图簿，我问他是否能在那上面指给我看。

“走的话太远了。”他轻蔑又有点儿古怪地说。

“我不想走。我有辆车。”

“那让你的司机带你去。”他冲那些女孩不以为然地转了转眼珠，接着继续他的故事。

我多么想要一把小枪，或一副工业用的火钳，好夹住那细脖子，把他的脑袋拉到我面前，让他更好地听见接下来的话。我说的是：“你觉得如果我有司机的话，还会来和你问路吗？是辆租车，你这卑鄙、让人讨厌、油头粉面的小赤佬。”我可能说的顺序不同，也可能根本没说，但肯定代表了我那一刻的情绪。

他阴沉地看着我，长叹一口气，找了支笔，迅速但含糊地在地图上勾出了路线，从地图簿上撕下，递过来，仿佛给了我一个什么也不能兑换的凭单。十分钟后，我们停在了一座酒店外，上面巨大的字母是，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我们已经几次经过它，可每次都被我信心满满地否定了。我大步地走进前门。

“这是四季边疆酒店吗？”我离得老远就开始喊。

柜台后的年轻女人抬起头眨了眨眼。“是。”她说。

“那么，”我走近了几大步，“你们为什么不立个牌子告诉大家？”

她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在楼的另一面它写着。”

“呃，没有。”

她赐予我一个空洞、世故、高人一等的微笑：“是的，它写了。”

“呃，没有。”

她在顾客关系的职业素养和年轻人的盲目自信间挣扎着，犹豫了一会儿，柔声说道：“写了。”

我竖起一根手指，意思是要告诉她：“别动。哪儿也别去。我要去瞧一瞧，然后回来，勒死某个人。说的就是你。”

我出去了，徘徊在大楼周围，像个发狂的建筑观察家，从每个角度和不同的距离检查它，对着阿伦竖起一只沉默的手指，他在驾驶座上困惑地看着我。我回到酒店，宣布道：“哪儿都没写‘四季’。”

她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写了。”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不论叫什么名字，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都极其荒谬，且让人失望。它标价过高，毫无魅力，地理位置毫不便利。我房间的电视是坏的，枕头像水泥砖，接待员让人恼火。这可不是我来尊敬和仰慕的澳大利亚。

在多次盲目试验，并进一步访问前台的年轻朋友之后，我们发现去饭店酒吧，必须从后面的楼梯下到地下室，穿过某个储藏区，离开大楼，直到看见一对不工作的自动滑门。从不让任何东西阻碍自己喝上晚间酒的阿伦，带着一股让人惊讶的热情，用力把它们拉开，我们挤了进去。出人意料地，酒吧里塞满粗鲁吵闹的醉汉，都是看上去危险的家伙——文身、长头发、床垫布般的胡须——完全不是那种你会在商务酒店酒吧中找到的顾客。

“像个他妈的ZZ Top[12]大会。”阿伦悄悄但精准地抱怨。

我们要了一两瓶啤酒，拘谨地坐在角落里，像两个在市中心公车站的老处女，看着人群中两个最壮的家伙打桌球，各自令人失望的一击——其他的也没好到哪里去——球棍一记重击打在什么金属坚硬的东西上：台球桌、椅子背、桌子上方摇摆的灯。还没打到人肉和骨头，不过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决定及时补救，去七楼的屋顶餐厅，以寻找一个更宁静祥和的环境。餐厅很大，有落地窗，给出一幅广阔达尔文的黄昏景象。屋内大约五十张餐桌中，最多三四张有人就餐，因此当女服务员表情完全惊恐地告知此刻没位子时，我们都很惊讶。

“可这儿简直连人都没有。”我指出。

“抱歉，可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活动。”仿佛为了强调情况的紧急，她立刻飞走了。

我们在吧台坐下，某个说不定是雇员的印度尼西亚开朗小伙不时经过，他替我们要了两瓶啤酒。又过了大约三十分钟，在多次要求之后，我们终于要到了远处窗边的一张桌子。在那儿我们又坐了十多分钟，直到有服务员过来，在我俩面前各自掷了一口标准的赤土陶小花盆，里面是一小条烤面包。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面包。”她回答。

“但它在花盆里？”

她看了我一眼，我开始觉得那可以叫达尔文眼神，是那种正在说“是，所以……？”的表情。

“呃，难道不奇怪吗？”

她想了一会儿：“呃，有点吧，我猜。”

“我们之后的用餐还会用一样的园艺主题吗？”

她表情扭曲，看上去极度痛苦，仿佛正要将脸吸入后脑勺。

“什么？”

“主食是不是用手推车送来？”我助人为乐地详细解释着，“和沙拉一起上的是不是干草叉？”

“哦，不。只有面包是特别的。”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在我们的关系能更进一步、点些喝的或要个菜单之前，她便离开了，走前表示一旦有空便会回来，不过现在有点儿重要的活动。

于是接下来的夜晚极其反常，每次渴望吃的，或额外的饮料，或哪怕只是某个澳大利亚人的声音，我们必须离开座位，站在厨房门边，直到抓住某个出现的人。其他几个用餐者中也有人干同样的事。某次突袭中，我问了问一个拿着空啤酒杯的男人，他是否经常在这儿用餐。

“老婆喜欢这儿的景色。”他解释道。我们朝房间另一头看去，有个胖胖的小个子女人，快活地向我们招了招手。

“服务有点儿慢，你不觉得？”

“简直无可救药，”他同意道，“显然他们在办什么活动。”

早上前台换了个人。“你住得愉快吗，先生？”他流利地问。

“少见的糟糕。”我回答。

“哦，好极了。”他咕哝着，收了我的卡。

“实际上，目前为止，我会说，住在这座玩意儿里的主要目的是，一定会让之后所有与服务有关的经历相比较而言耳目一新。”

他做了个深深欣赏的表情，仿佛在说“实在是夸奖”，然后出示账单要我签名。“呃，我们希望您会再度光临。”

“我宁可去树林里用木棍做肠道手术。”

他表情动摇了，然后停了很长一会儿。“好极了。”他又说，但显得并不肯定。

我们进城转了转。达尔文在热带雾气腾腾的心脏部位，在我看来必定有某种风格——白色带阳台的建筑、百叶窗、盆栽的棕榈树、懒洋洋的吊扇以及谄媚的男仆端来的高玻璃杯里的冷饮。男人穿白西装戴巴拿马帽，女人穿印花棉裙，人们在闷热的下午打打麻将，薛尼·格林史翠[13]和彼得·洛[14]在某个显眼的地方，看上去又热又诡诈。任何东西和这些简单的理想有出入，都会让我失望，而达尔文没有一条符合。说句公道话，这地方被毁过很多次——二战中被日本人反复轰炸，接着又遭受1974年特蕾西飓风的蹂躏——这就让它足够新了。这儿几乎没什么东西看上去和气候有关。我们可以是在卧龙岗[15]或本迪戈[16]或其他任何中等繁华的省会。唯一小小的当地特色是，似乎没人打算中规中矩。大街上几乎所有人都留着胡子，有文身，醉鬼般拖着脚走，仿佛就只这一天，某个非常巨大的使命刚把所有人叫起床。另外，到处可见原住民，影子似的，鬼鬼祟祟，安静地坐在阳光充足的集市边角，仿佛在等候室里等待。当阿伦去银行取款机取钱时，我不知不觉走近三个原住民身边，两男一女，都眼神空洞。经过时，我冲他们点了点头，给了个礼貌日安的微笑。可明显失败了，连眼也没对上。仿佛他们身处异处，或我是透明的。

我们在一家意大利小咖啡馆里吃了早饭，是那儿唯一的客人，接着便开车去北领地博物艺术馆，因为我听说到那儿有个箱形水母展。我以为博物馆又小又灰尘弥漫，在找到并大致观察完箱形水母后不会久留，可实际上它非常时髦、现代，相当精彩。作为一个省府的博物馆，它大得罕见，塞满了仔细展出的有趣玩意儿。

展厅中有一块地方专门为特蕾西飓风所设，它依然是澳大利亚历史中最具毁灭性的自然事件。1974年圣诞前夜，它把整座城市吹走了。据记录的实况报道，大多数人没指望风暴来得有多大。一个较弱的飓风几周前刚刚经过，没带来什么重大损失，特蕾西飓风的前缘扫过城市，没留下任何即将特别残暴的迹象。大多数人当它是普通的夜晚，上了床。直到大约凌晨两点半，达尔文被暴风雨系的后端击中，人们才意识到他们真的身处其中。等到风速抽动至一百六十英里每小时，达尔文脆弱的热带房屋开始脱落部件，接着整个瓦解。大多数房子是战后一种叫D系列的纤维板之家，造起来又便宜又快，但无法承受真正的飓风。在夜晚结束之前，特蕾西吹散了九千个家，导致六十多人死亡。

主展厅之外，有个小小的暗室，里面你能听到那一晚某个罗马天主教牧师录的风暴录音。门上有个招牌警告说，从风暴中幸存的人们或许会觉得录音令人痛苦，在听之前我以为不过是无聊的多虑。呃，让人意识到这样一场风暴能有多强大多可怕，这是个惊人的有效方法。录音以不同的风声开始，剧烈又明显只是开端——树枝敲打，门砰然作响——接着升起，再升起，直到成为一种连续的嚎叫，超自然地猛烈，金属屋顶从它们的支撑物上被拧下，庞大的残骸在夜晚中致命飞过的声响。像当地人那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感受它，那种直接的效果难以言表。我竟然发现自己迅速躲闪，一旦周围有东西发出声响。等它结束以后，阿伦和我交换了一个震惊的、被耗尽的表情，用一种新的感悟继续展览的视觉部分。

外面的一堵墙上，一台电视无止境地放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原片，第二天早上醒来城市的样子——也就是，完全的毁灭。影片从一辆缓缓移动的汽车上拍摄，显示一条接一条的街道上，每一座建筑都被夷平了。

博物馆的剩余部分大多给了动物标本盒，说明了北领地非凡的生物多样性。最好的位置给了一只叫甜心的大鳄，有段时间它在澳大利亚名声很大。甜心——是公的，尽管名字女里女气——强烈地仇恨舷外发动机，曾经袭击了所有打扰它清静的船只。作为一只鳄鱼，罕见的是，它从未伤害任何人类，不过至少咬嚼过十五艘船和它们的马达，给渔民的午后带去某种出人意料的热闹。1979年，怕它对自己造成某些严重的伤害——它经常被螺旋桨猛击——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方决定将它移至某个安全点的地方。不幸的是捕获工作搞砸了，有根钢丝绳在水底卡住，甜心淹死了。因此甜心成了标本，在达尔文博物馆做展览，从此之后便用它极其可观的体积打动参观者：它展开有十七英尺长，活着的时候体重超过一千七百磅。

另一个箱子回答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想问的问题——他们到底怎样制作动物标本？我一直以为他们用锯末或旧袜子或什么东西塞进去。呃，通过一只小动物标本的横截面，我学到了，实际上一只裱好的标本是空的，内部空洞的结构由聚苯乙烯泡沫球和木钉构成。某个策展人愿意花时间展现这一面，让我感动亦感激。同样展出的还有许多蛇和爬行动物，其中许多相当凶残，那些阿伦都打量得尤其专注。

或许那博物馆最令人钦佩的特点是——我怀疑这真是北领地所特有的——它对外部世界的危险毫不含糊。大多数澳大利亚博物馆用心强调那些事未必会发生在你身上。达尔文博物馆用冷冰冰的事实和数字强调，如果真有事发生，你绝对会后悔。这在水生生物部分尤其明显，在这儿我们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一只巨大的玻璃圆筒装了一朵经防腐加工的箱形水母，这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

它极不起眼——一个半透明的盒状泡泡，六到八英尺高，下面拖曳出几英尺长的线形触角。像所有的水母一样，它几乎是无脑的，但它的毒性让人难以置信。一只箱形水母触角所含的液体，足以杀死满满一房间的人，而它们只吃极小的磷虾——一种几乎不需要用暴力征服的生物。在澳大利亚神秘的生物界，从未有人知道，为什么水母能放射出这么夸张的毒性。

旁边展出的，是北领地多得惊人的其他危险海洋生物：五种黄貂鱼，两种蓝圈章鱼，三十种不同的海蛇，八种鸡心螺，还有那些不道德的石头鱼的常见品种——蝎子鱼、火鱼。太多其他可以列举，详述起来令人胆寒。所有这些都是在浅水或岩石积水中，甚至是沙滩上发现的。我想知道，在澳大利亚北部有没有人能下水走一百英尺。海蛇尤其让人恐惧，它们有侵略性，还好管闲事。误入它们的领地，它们会过来瞧瞧你，不过是在你身体上摩擦，像要人爱抚的猫。它们是活着的脾气最好的生物。但如果你惹怒它们，使它们惊慌，它们便会用足够杀死三个成年人的毒液袭击你。那很恐怖。

在我们研究展览时，有个男人，瘦瘦的，留着达尔文式的胡子，和我们说日安，并问我们进行得如何。他介绍自己为菲尔·沃德斯拉德博士，是一个腔肠动物策展人。“水母和珊瑚。”他立刻补充道。看见我们坦白无知的表情。“我注意到你在记笔记。”他又补充说。

我告诉了他我对箱形水母的挚爱，问他是否亲自从事研究它们的工作。

“哦，当然。”

“那你如何不被蜇？”

“其实就是基本的防范。你穿潜水服，当然，还有橡胶手套，处理它们的时候极度小心，因为哪怕只是一小块触角留在了手套上，而你的皮肤不小心碰到——抹掉脸上的汗或扫走苍蝇之类程度的触碰——你都会被蜇得很惨，相信我。”

“你被蜇过吗？”

“有一次。我的手套滑了，某个触角碰了我这儿。”他给我们看了手腕柔软的下侧，上面有一个半英尺长的模糊伤疤。“不过是碰了我，可天哪，太他妈痛了。”

“感觉像什么？”我们一齐问道。

“能唯一与之相提并论的，是拿一支点着的香烟，贴住你的皮肤——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约三十秒。就是那种感觉。干我这一行经常被不同的东西蜇，可我告诉你，我从未有过与此相同的感觉。”

“那量大一点儿感觉会如何？”我好奇道。

他一边想一边摇了摇头：“如果你试着想象可能存在的最可怕的痛，它会在那之上。你所要应对的这种巨大疼痛，远远超出大多数人曾经历过的任何体验。”

他做了个通常在科学家身上看不到的动作，打了个哆嗦，然后在铺张的面部毛发中露出一个欢快的微笑，欠了欠身，回到他的珊瑚中。

我们离开了博物馆向城外走去，穿过达尔文阳光明媚、井井有条的郊区，穿过整洁草坪上的白色平房，看到城市边缘有块牌子写着：“爱丽斯泉1479公里”。面前，沿着孤独的斯图亚特高速公路，一路到爱丽斯泉，是近一千公里未开化的巨大空白。我们要去的是那大名鼎鼎、令人生畏，以危险热浪和骨白色阳光闻名的禁地。

公路——有时它叫轨道——几乎空无一人，但笔直，且保养良好。问十个在悉尼或墨尔本的人，从达尔文到爱丽斯泉是否铺了公路，多数人没有概念。事实上，它在其他内陆公路铺好之前就有了：二战时期，澳大利亚北部变为太平洋战役的主要集结地。如今它运送着少量但依然在增长的游客，一小撮本地交通工具，许多“公路列车”——长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多挂卡车，在澳大利亚最边远的居民点之间拉送货物。在两车道的高速路上，遇上一辆滚光的公路列车迎面全速开来，它想要自己车道的全部和你的一部分，这种体验绝对令人振奋——等你撞上它置换出的气体，接踵而至的是晃动肩膀的颠簸，极度狂躁的轴动，足够松动补牙，并清空口袋里的银币。红土粒、金属渣及飞石的野蛮重击，密实地扑面而来。灰尘散尽后，你会有种不自觉的口腔排放，吐出一颗已故的大鹅卵石，等车回到路面，重归自主，继续去爱丽斯泉时，一切又突然神奇地重归宁静平稳。

这一处唯一有生命的时刻是在二战，六十座小飞机场和三十五家医院，在达尔文到戴利沃特斯[17]的沿途建造起来，十万美国军队驻扎于此地。那些遗址依然有历史的标记，有一两次我们停车瞅了瞅。艾伦·穆尔黑德写《郎姆丛林》时经过此地，正是二战结束后十年，多数建筑依然树立。有时他会遇到被遗弃的飞机，成堆的军需品，在沙漠中静静地腐烂。我自然希望我们也能遇见，可如今那儿什么也没有了——除了寂静、难以忍受的炎热和身处广阔虚无的感觉。

目光所及的任意方向，地表覆盖着三齿稃，那是一种硬脆的草，每一丛长得十分紧密，看上去青翠。它像每英亩可以养活一千头牛的土地。实际上，三齿稃毫无价值——显然是世界上唯一完全不可食用的草。从中穿行亦是难事，因为它裹着硅石的锋利针尖，轻擦便会脱落，附着在皮肤上，能产生小却恼人的疼痛。三齿稃间散布着松脂丛和成人大小的白蚁丘，站在沙漠中像史前的墓标，就这么多。

大约三小时后，我们穿过了凯瑟琳——一座灰尘弥漫、无敌无害的小社区，四百英里内最应得此名的唯一城镇。越过它，景色明显更加贫瘠，交通不断变少，从还剩一点到几乎完全没有。高速公路的大半路程不过是一条紧绷的直线，连接遥远得不可想象的地平线，两侧风景是极端的空旷，被三齿稃、矮灌丛和月岩标点着，基本别无他物。天空蓝得极其鲜艳。

我们在无意识的沉默中开了可能有一个半小时，最终阿伦开了口。他说：“你有多少尿？”

“我有足够自己用的，多谢。干吗问这个？”

“只是发现我们快没油了。”

“当真？”我探过身子，以确认阿伦真的能够读懂汽油表。

“注意到的时间非常有趣，阿伦。”

“这玩意儿好像能吸油似的。”他答道，略微有点信心不足。“我们在哪儿？”他想了一会儿问道。

“哪儿也不在，阿伦。”

“我是问离下一个小镇有多远。”

我看了看地图。“离下一个小镇，我们——”我又看了看，好确认，“哪儿也不在。”我用手指做了些测量，“似乎离地图上一个叫拉利马的小点儿有四十公里远。”

“那他们在拉利马有汽油吗？”

“我绝对希望如此。你觉得我们能撑到那儿吗？”

“我绝对他妈希望如此。”

我们突突地开进拉利马，用尽汽油的最后一滴蒸汽。那儿不过是个死气沉沉的小村庄，但它确实有个加油站。阿伦加油时，我走进去买了一批瓶装水和零嘴，以防未来有紧急情况。我们发誓从此以后一起不时地关注汽油表，不让它降到二分之一的标记之下，因为还有更多延绵的空旷等着我们。

不过，危机小小的擦肩，鼓舞了我们的斗志，等到黄昏时分，车子驶进今天的目的地戴利沃特斯时，我们因胜利而欢欣鼓舞。戴利沃特斯——离达尔文三百七十英里，离爱丽斯泉五百七十英里——偏离斯图亚特高速公路一两英里，上到一条没铺柏油的旁路，越过一小块让这地方看上去更偏远的浅滩。倘若你要找的是一块典型的内陆，那么没有比它更合适的地方了。它包括几座小房子，一家摇摇欲坠显然关了很久的杂货店，两个未连接在任何特定建筑上的加油泵，上面的招牌写着“内陆伺服”，还有一家实用的铁皮顶酒馆。剩下的只有热浪和灰尘。

我们在酒馆外停了车。它外面挂满了牌子。一个写着：“建于1893年，澳大利亚最老的持牌酒吧。”不远处另一块写着：“建于1930年，北领地最老的酒吧。”我们跨出汽车时，热气令人窒息。气温肯定快接近一百一十华氏度了。我在达尔文偶然得到的一本旅游手册上说，戴利沃特斯酒馆提供住宿。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我们离下一个城镇还有两百三十英里，途中除了一些零星的、不可靠的客栈，一无所有。而且，在内陆的傍晚开车很危险。黄昏正好是袋鼠出来蹦蹦跳跳的时候，它们以让两者都懊悔的频率，跳进过往车辆的路径中。卡车能将它们扫到一边，可小车会被弄得一塌糊涂，有时车里的人也不能幸免。

我们踏入阴暗的室内——说阴暗是因为外面的世界亮到让人痛苦，而我们整个下午都待在室外。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你好。”我对着吧台后的一张脸说，因为看不清，那是张乒乓球拍也说不定，“你有房间吗？”

“戴利沃特斯最好的，”球拍回答，“也是唯一的。”那轮廓说话时，在我眼前变形成一个爽朗汗湿，看上去微微有些疲惫的四五十岁的戴眼镜男人。他迅速打量着我们，表情微微有些怀疑。“你们要两间房，”他问，“还是同宿？”

“两间。”我立刻说。

这似乎使他满意。他在某个抽屉里翻找，出示了两把标签不匹配的钥匙。“这是个单人房，”他说，在我手心里放了把钥匙，“而这一间里有张双人床——万一你们中的一个今晚走运了。”他用微微好色的样子抬了抬眉毛。

“你觉得那有希望吗？”

“嘿，奇迹是有的。”

房间在酒馆旁的另一排楼里，十间左右，在走廊两边各自排开。我坚持让阿伦住双人房，因为他走运的可能性比我大得多。

“在这儿？”他假笑道。

“内陆有八千万只绵羊，阿伦。它们不可能都挑剔。”

我们分头去检查各自的房间。“基本”是跳进脑子的字眼。我的房间里面包括一张古老的床，一个用旧了的梳妆台，一只拉菲草编的垃圾篓。没有电视，没有电话，照明物是一只光秃秃的黄灯泡，从屋顶吊下，但唯一的窗户上有只古老的空调，打开后剧烈地颤抖摇晃，不过好像确实能生成一丝冷气。浴室在走廊的尽头，里头是有锈渍的洗脸池，看上去传染性极强的淋浴间，碰一碰都有害健康。

我去找阿伦，他坐在床上呆呆地咧嘴笑。“进来!”他叫道。“进来。我想从迷你吧台上给你拿些喝的，可没有。找个椅子坐——哦，不!这儿没椅子。呃，请充分利用这只垃圾篓吧。”

“是有点儿太基本了。”我承认。

“基本？这他妈是间牢房。我想让你看看那灯，可它烧坏了。”

“肯定有人能替你换了。”

“不，不，不。我觉得在完全的黑暗中我能更好地思考。”他噘了噘嘴唇，“现在开始喝酒太早吗？”

我看了看手表，才四点四十五分。“有点，其实有样东西我想去瞧瞧。”

“吸引人的？在戴利沃特斯？能是什么呢？某个人在加油？半夜赶羊？”

“是棵树。”

“一棵树。当然是棵树。请带路。”

我们出去上了车，沿着一条炎热的土路开了一两英里。在路旁一片巨大、贫瘠的林中空地边缘，立着一块牌子，宣告我们已找到去斯图亚特大树的路。它是为了纪念约翰·麦克道沃·斯图亚特，他说不定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探险家。作为最轻量级的苏格兰战士(他可能不到五英尺高)，斯图亚特领导了三次穿越腹地艰苦而卓绝的探险，最终死在路上。内陆的强光严重伤害了他的视力，至少有两次旅程，他很快便看见了重影——当选择穿越未知的荒野时，这种苦恼可能不是最有益的。(“那么，小伙子们，那两座一模一样的山峰，你们觉得该向哪座挺进？要我说，我们去左边那座在太阳下面的。”)基本上，他是双眼失明地完成旅途的。在他的第二次探险中，他因为坏血病跛了腿，似乎变得特别脆弱，身体成了“无法治愈的一大堆疮口”。他的某个副官记录道：“皮肤挂在嘴唇的屋顶下，舌头肿了，无法说话。”基本没了知觉，他在担架上度过最后的四百英里路，每一天同僚们将他从坐骑上抬下时，都以为他死了。可在回到人类社会的一个月间，他又站了起来，再一次启程进入那苛刻的虚无。

他最后的尝试，是在1861年到1862年间，似乎注定要在失败中结束。他的马儿们因找不到水源而极其痛苦，人和牲畜都被一种带荆棘的灌木保瓦迪折磨。可在戴利沃特斯他们找到了一条可饮用的小河。它拯救了这次冒险。大家休整，补充水源，向前推进。在1862年7月，自阿德莱德出发九个月后，他们到了帝汶海，如此一来，他们首次找到了穿越大洲的实际路线。在十年内，一条电报线路从阿德莱德伸展到最后成为达尔文的地方，最终将澳大利亚和世界直接联系起来。

在戴利沃特斯找到小河的斯图亚特，欣喜地在一棵大枫香树上刻了一个“S”。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必须承认，这棵树没什么看头——一个十五英尺高的枫香树干，上面的树枝已被砍掉，死去已久。每本旅行指南都告诉你，那个“S”能看得很清楚，可我们没找到。不过，能来到没几个澳大利亚人到过的名胜，让人挺高兴的。我们在那儿站着，一群桃红鹦鹉——一种吵吵闹闹的粉色鹦鹉——飞过来栖息在周围的树上。这一幕几乎完全没特色——一片光秃秃的平原，一轮宽大的落日，一棵参差不齐的枫香树，可是，它以一种毫不特别的方式，让我入了迷。不知为何，我爱这个地方。

我们瞻仰了好一会儿，接着阿伦转过身，用一种恭敬的口气问，现在是否可以去喝一杯。

“好，我们喝。”我说。

戴利沃特斯的名声，并没有随着斯图亚特和他伙伴们的短暂停留，起起落落。20世纪20年代，一对颇神秘的皮亚斯夫妇来到戴利沃特斯，用借来的二十英镑开了家店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干得不错。几年之内，他们有了一面店铺、一家酒店、一家酒馆、一座小飞机场。戴利沃特斯成了澳航及旧帝国航空，在早期去新加坡和伦敦的途中，从布里斯班到达尔文之间的中途停靠点。蒙巴顿夫人[18]是酒店最早的住客之一。天晓得她在这儿怎么能待下去——不过我敢说，能落地已让她喜出望外。在早期，乘坐从伦敦来的商务航班，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包括四十二次补给停留，多达五次的换机，以及一趟穿越意大利的火车旅行，因为墨索里尼不允许任何航班经过意大利的领空。旅程要花十二天。航班要遭受季风、沙尘暴、机械故障、导航混乱，还有偶尔的胡乱射击——来自顽皮又不友善的贝都因人[19]。坠机发生得很频繁。

那一时期航空飞行的危险，恰好浓缩在哈罗德·C. 布林斯曼德的经历中，他是早期澳大利亚商务航运民航部门的主管。1931年，布林斯曼德在一架去伦敦的航班上(一部分是为了工作，另一部分是要证明现代航空乘客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飞机从印尼起飞时坠毁了。没人伤势严重，不过飞机报销了。不想等另一架替机飞进来，布林斯曼德登上了一架荷兰航空公司KLM的新飞机。这一航班在曼谷起飞时坠毁。这一次死了五个人，布林斯曼德深受重伤，再也没痊愈。他两年后去世。在此之前，该航班幸存的乘客坐上一架替机，继续去伦敦，但那架飞机在回来的路上坠毁。

戴利沃特斯宣称自己是澳大利亚最老的国际机场，尽管我怀疑许多其他值得尊敬的跑道也会做出相似的自夸。它曾是某些国际航线的停靠点，更经常用于昆士兰到西澳大利亚横跨全国的航线，这肯定是真的，所以它有点儿像个转折点。机场一直开到1947年。酒馆开于1938年，所以在内陆或北领地，它怎么说都不是最老的，不过肯定属于最特别的。

就像大多内陆酒馆一样，室内每一英寸的表面——墙壁、椽、木支柱——都覆盖着之前游客留下的纪念品：学生卡，驾照，许多国家折起来的货币，保险杠，不同警局和消防局的警徽，甚至一条慷慨的、花色引人注意的内裤，从椽上吊着，也许是钉在墙上的。剩下的部分简朴得恰到好处：一个巨大但基本的中央吧台，水泥地，光秃秃的铁皮顶，桌椅是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集合，一张用旧了的台球桌。在吧台，七八个男人穿着短裤、T恤、登山鞋、丛林帽，站着喝装在隔热泡沫架上以保持冰凉的斯酷啤——一种矮胖的瓶装啤酒。他们看上去都又热又灰头土脸。不过在戴利沃特斯，一切都又热又灰头土脸。酒馆的气氛用醉醺醺的闷热形容最合适。就算站着不动，汗也顺着我们的身体往下滴。窗户上有纱窗，可大多数满目疮痍，破洞大开，所以苍蝇想进来就进来。等我蹒跚到吧台，酒保对我简单却友好地点了点头，礼貌地让出空间方便我站着点单，不过他对我这个局外人没有特别的兴趣。显然，像纪念品所表明的那样，游客并不稀奇。

我要了两支斯酷啤，带着它们去阿伦那一桌。他坐在一条保险杠下面，是“我们他妈在哪里”旅行俱乐部留下的纪念。阿伦此时洋溢着一种奇怪的欢乐。

“你喜欢这儿？”我说。

他带着一种无言的快乐摇了摇头：“喜欢。其实挺喜欢。”

“可我以为你讨厌它。”

“讨厌过。”他说，“不过我坐这儿看窗外的日落，很美——我是说真的相当令人震惊的美——然后转过身，看见酒吧里全是这些内陆怪人，我就想：‘哇噻，我喜欢这儿。’”他用最坦诚的疑惑看着我。“我喜欢。我真的喜欢。”

“我太高兴了。”

他喝干了他的啤酒，站起身。“你准备好再来一瓶没？”

如今轮到我迷惑。我开始觉得这么快地喝还太早，转念一下，去他的。我们跑了这么远的路，而这地方归根结底就是为喝酒而造的。

我喝干了我的，递了过去。“当然，”我说，“干吗不？”

呃，我不能假装自己记得许多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喝了大量的啤酒——大量的。我们吃和棒球手套一般大的牛排(说不定就是棒球手套)，用更多的啤酒把它们冲下肚。结识了许多朋友。我们周旋着，仿佛身处鸡尾酒会。我和农场主、剪羊毛的人，还有奶妈厨子聊天。遇见了环球旅行时的旅伴，和酒吧店主布鲁斯·卡特尔聊了会儿天，他说了为何自己来到这么一个孤单遥远之处开酒吧的复杂故事，而这知心话如今我一丁点儿也想不起来，因此当然也无法记录。当夜晚慢慢过去，酒吧变得不可思议地拥挤热闹。所有人都来路不明，只知道至少有五十个欢快坚定的酒徒，藏在戴利沃特斯附近的灌木丛里，还有至少一样多的我们这样的旅客。至少有十四个人在台球桌上完胜于我。我替陌生人买酒。打了电话给老婆，表达了持久不变的忠诚。冲着任何对我讲故事的人傻笑，冲着任何方向放射出盲目的溺爱。我会和任何一个人去任何一个地方。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衣服一件没脱地躺在铺盖之上，对于那个夜晚棒球手套之后的部分没有任何清楚的记忆，脑袋像被火车撞过。

我把手表贴近一只眼睛，发现已快十点后，呻吟不止。如果真的要去爱丽斯泉，那我们就迟了好几个小时。我跌跌撞撞地走进浴室，草草地洗漱，然后迷迷糊糊地去了酒馆。阿伦抵墙而坐，闭着眼，一杯滴口未沾的黑咖啡在他面前冒着热气。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咖啡在哪里？”我用细成一条线的声音抱怨着。

他用一只软塌塌的手大概地指了指。在隔壁屋里，我找到了一壶热水，旁边是速溶咖啡、茶包、奶粉、冲热饮的糖。我在一只杯子里装了满满半杯速溶咖啡的粉，滴进几滴水，又去找阿伦。

我像个病人一样，虚弱地举起杯子，送进一点儿咖啡到嘴里。再嘬了一两口之后，我开始感觉稍好一点儿。阿伦，反倒惨不忍睹。

“我们多晚才睡？”我问。

“晚。”

“非常晚？”

“非常。”

“为什么你坐在那儿闭着眼睛？”

“因为我怕睁开了会流血至死。”

“我有否失态？”我仔细瞧了瞧房间，看自己的平角裤是否挂在某条椽上。

“我不记得有。你台球打得像屎。”

我毫不惊讶地点了点头。我经常用酒精来掩盖自己可怜的球技。一边让陌生人对他们的能力信心大涨，一边自己心甘情愿地买单。

“还有什么？”我问。

“明年暑假，你要和一家韩国人房屋互换。”

我若有所思地噘起嘴。“韩国还是朝鲜？”我问。

“不知道。”

“你编的，是不是？”

他俯过身，从我衬衫口袋里灵巧地抽出一张名片，端给我看。上面写着，“李孝浩，肉类批发商”之类，以及一个釜山的地址。在下面，是我自己的笔记，写着：“6.10—8.27。不着急。”

我把卡片折了一折，放进了烟灰缸。

“我想现在离开这儿。”我说。

他点点头，用意志力站起身，微微颤抖着去收拾他的东西。我犹豫了好一会儿，跟了过去。

十分钟后，我们在去爱丽斯泉的路上。

第十六章

有个故事值得琢磨。

在1860年4月，第二次穿越澳大利亚南北的英勇尝试中，约翰·麦克道沃·斯图亚特到了大陆中心几乎无水的地带，大致是今天戴利沃特斯和爱丽斯泉的中点。方圆一千英里一无所有，这地方正是“荒芜的极点”，斯图亚特探险的同伴欧内斯特·基莱某次精确地描述。他们生了病，衣衫褴褛，饿得半死，不过成为首次渗入大陆残酷核心的异乡人，让他们感到满足。

因此你可以想象斯图亚特的惊讶，在这灼热的虚无之地，他和他的队伍遇到了三个原住民，用共济会[20]的秘密手势和他们打招呼。斯图亚特在日记里没说那个手势是什么，但从他惊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那不太像是巧合。一两天之后，斯图亚特和他的伙伴沿着一条天然路线穿越平原时，发现了马的足迹。最终，又过了一段距离，探险者们搭起帐篷过夜，却来了一些瓦拉孟加部落的人。斯图亚特的队伍中有个叫W·P. 奥尔德的年轻人，他坐下把靴子脱了，揉自己疼痛的脚，这时有个瓦拉孟加人在他面前跪下。奥尔德正困惑时，这人又替奥尔德穿上了靴子，并小心却熟练地替他系好了鞋带，然后带着满足的笑容坐下。对于斯图亚特，这是个痛苦的证据，说明事实上，最早到达这个国家空白中心的白种人，并不是他和他的伙伴。那么谁在他们之前？没人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概念。

我提到这个是想说明内陆是个古怪又深不可测的地方。所有那些给人以一种奇怪信念的空旷，并不单纯。这是个想让你死的环境，可面对最骇人的艰难，为了最微不足道的奖励，探险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冒险进入。有时，像斯图亚特发现的那样，他们甚至连姓名也没留下。无法再夸大澳大利亚内陆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19世纪的探险者，不只有难以形容的热浪，永远的缺水，还有上千种其他的不幸。一旦休息，便有刺蚂蚁云集在周围。有时还会被原住民用矛袭击。地表上布满荆棘的灌木，和无情的三齿稃，由于汗水和尘土，硅酸盐刺痕总会发炎。讲卫生根本不可能。牲畜经常发疯，或不愿再前进。欧内斯特·基莱在回忆录中记录，某次一天将尽，寻找水源失败之后，大家回到营地，他的马发狂地将鼻子放进营火中，妄想着能得到解脱。出于可怜，基莱从自己可怜的贮备中，给了这只受伤的动物一点儿喝的，可它还是死了。骆驼也几乎对付不了这种沙漠环境。在澳大利亚探险史《莱卡特之外》中，格伦·迈克拉伦提到，绿头苍蝇如何布满骆驼的伤口，在任意一处暴露的组织上产卵，很快就令人毛骨悚然地，出现成群蠕动的蛆。在一次探险中，一只骆驼伤口感染严重，被蛆虫“每日咬陷一品脱的肉”。最后这牲畜只能躺下，死掉。当一峰骆驼都不能搞定一片沙漠，你便知道自己找到了一处世界的险境。对于人类，也对于动物，几乎每一口气都是活地狱。

可一次又一次，探险者回到这儿。几乎19世纪的每次探险，以某种表面的实用目的开始——为一条电报找路线，寻找黄金，揭开某些隐藏宝藏的地带——但几乎无一例外，探险很快会被空旷吓傻。无法抗拒它的诱惑力，他们只能不断向前。

可能没人比欧内斯特·基莱更心甘情愿地，更反反复复地遭受困苦。在1874年，他和一个叫阿尔佛雷德·吉布森的同伴穿越西澳大利亚废弃地，在过程中吉布森的马死了。基莱把自己的坐骑给了吉布森，让他沿原路退回一百二十英里，回到一处叫麦凯勒堡的地方，再弄一匹马来。吉布森在空旷中迷了路，就此失踪(这地方现在叫作吉布森沙漠)。留下基莱一个人步行往回走，连着几日蹒跚地爬过让人筋疲力尽的沙丘，最后六十英里几乎滴水未沾。就在这让人绝望的时刻，被苍蝇折磨，饿得半死，他发现了一只日后让自己出名的小沙袋鼠。他进攻，生吞了它，毛、皮，一点儿不剩。

这些并不是特别的经历，你知道。进入内陆，等着你的就是这些。罗伯特·奥斯汀和他的人马，在西澳大利亚毫无特点的荒地中迷了路之后，就喝他们自己和马的尿，这没多吓人。许多人在沙漠中做了一样的事儿。当基莱发现并吞下那只小沙袋鼠时，他觉得自己无比幸运——不只是当时，许多年后依然如此。“那东西可口的味道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满怀诚挚和显见的热情。斯图亚特和他的人马，亦有相同的美好记忆。一次，濒临饿死之际，他们发现了一群小野狗，一锅煮了。他写道：“它们可口极了!”

为什么人们总是反复将自己置于这种严峻的考验之下，这是个无法解开的谜团。在和吉布森的致命探险中，尽管经历了极端的艰辛，基莱几乎又立刻回到了让他上瘾的流浪。斯图亚特也一样，差不多持续了四年之久，他将自己扔在坚硬的内陆中，直到成功地穿越。尝试让他筋疲力尽，在撤回伦敦后，他不久便去世了。

不好说斯图亚特和基莱，谁经历了更大的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基莱得到了更少的回报。没有哪个探险家比他更不幸。他在沙漠中失去吉布森，在可怕的热浪中蹒跚了一百二十英里。就在同一年，基莱探险了尤拉腊[21]地区中部地带。一天他挣扎地爬上一座小高岗，面向了一片从未梦想会找到的景象。面前，无比庄严地矗立着地球上最非凡的独块巨石，那是如今被称作乌鲁鲁的伟大红色岩石。他急忙赶去阿德莱德汇报发现，却被告知就在早几天，一个叫威廉姆·克里斯蒂·戈斯的人偶尔发现了它，为纪念南澳大利亚州州长，已命名它为艾尔斯岩。

最终，老得不能再探险了，基莱在库尔加迪的金矿区做文书，1891年他在那儿默默无闻地死去。今天他几乎完全被遗忘，没有哪条高速路用了他的名字。

于是，勇敢刚强的舍尔温先生和我，在无尽的沙漠和热浪中继续向前。从戴利沃特斯向南走，风景中的植被愈加贫瘠，感觉愈加怪异，仿佛我们已离开了地球。土壤有一种发红的光泽，比起地球物质，更像是火星上的，阳光似乎有了双倍的强度，好像由一颗更近更大的太阳产生。就算在一条平滑的高速路上，在舒适的空调前，你并非一点儿也感受不到那些探险家所经历的一切。那种不适无法完全凭想象，但可以感受那种程度，它令人敬畏。

左边是几千平方英里虚无的茬地，叫巴克利台地，最终汇入的辛普森沙漠，也许是世上最难以忍受的牧场区。土地如此坚硬，牧场想要运行就必须幅员辽阔；它们中最大的，在一处叫安娜克里克的地方，大过比利时。右边，土地更加荒芜，简直不可思议。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塔纳米沙漠，地狱般干旱，至今大部分土地依然未知。在我的地图上，到西澳大利亚边界的三百英里，没标明任何要点——哪怕一条干了的河床，一条老的土路。在那之外，几乎又是六百英里的凄凉。

就算沿着斯图亚特高速路，带着它承载生命的交通，在戴利沃特斯到爱丽斯泉之间五百五十多英里的路上，可夸耀的只有一座小镇。一块叫滕南特克里克的旧时金矿区，三四处聚居地，戴利沃特斯比之简直是大都市，大约每八十英里就有一座客栈，就这么些。我从未身处这样一种无限的空白中。终于一些小山在半途中冉冉升起：麦克唐奈尔山脉。非常偶然地——每小时一两次地——一辆公路列车会咆哮而过。一次，我们看见一辆逼近的汽车，司机明显因为环境的单调而昏昏欲睡，偏离了道路，沿着粗糙的路肩剧烈颠簸，开了大约两百英尺。等他靠近我们——可能被阿伦的鸣笛唤醒——司机被猛地一惊醒，突然转向，但过于剧烈，这辆车还是驶入了我们的车道，把我们吓得半死。太荒诞了：在一片大得难以形容的空白中，唯一两件移动的金属将要以相当大的气势撞在一起。那儿有一刻，被喇叭的嘟嘟声、静音的尖叫、大角度的急转瓜分了。在那最奇怪的一刻，时间停止了，我能清楚地看见我们无心的攻击者，惊呆了，像处在一张偷拍的照片中，用一种混合了困惑和抱歉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不该去想，这是所有人突然面临死亡时都会有的一刻。接着一切又是模糊的迅捷。两辆车相交却没有撞在一起——老天知道如何——我在座位上大转过身，看我们的对手在身后向远方迅速逃离，认真专注地守着他的车道。我看着，直到他成了一个小点快要消失，转身对着阿伦。

“呃，我不知道你。”他欢快地说，“但我准备去喝杯咖啡，换一下内裤。”

“计划得好。”我同意道，和他一起环视着，寻找一座孤独但迎宾的客栈。

穿越一大片空旷的好处是，遇上可以分散注意的任何东西——一切东西，就会变得过于兴奋。大下午我们瞧见了一块叫“魔鬼大理石”的路标，简单地对视后，我们沿着一条侧路开了约一英里，到了一处停车点。在那儿我们瞧见了相当绝妙的东西——巨大的花岗石堆，有的和房子一样大，乱七八糟地垛着，散布于很大的一块地方(按照布告牌上说的，有大约一千八百公顷)。每个人产生的联想都不一样：软心豆粒糖、面包卷、保龄球——不过它们非常巨大，经常栖息在细到难以置信的尖顶上。想象一块也许有三十英尺高、几乎是球状的卵石，立在略大于比方说一块窨井盖的底座上。无须说，四下里根本没有活物。将这些石头放在欧洲或北美的任何一个地方，它们会举世闻名。在每个家庭的影集里都会有一张照片，母亲和孩子们在这些绝妙卵石的背景前进行着野餐。但在这儿，它们是被忘却的奇观，在路边无尽无名处的中间。我们在周围徘徊了约半个小时，惊异于这人迹罕至的宝地，这些许岩石，自豪于自己的幸运和明智的停留，带着欢欣鼓舞的满足回到路上。

离开戴利沃特斯十个小时和九百零三英里之后，口干舌燥、布满灰尘的我们到了爱丽斯泉。尺一般直的网格路，在麦克唐奈尔山脉边的平原上，像巨大的直升机停机坪。因它恰好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爱丽斯泉应该算个奇迹——一个实实在在的城镇，有百货公司、学校，有名字的街道——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某种廷巴克图[22]的相对面，一处因不可接近而撩人的地方。在1954年，艾伦·穆尔黑德经过此地时，爱丽斯泉与外部世界唯一定期的联系，是一周一次从阿德莱德来的火车。它周六晚上到，是小镇生活中最大的事。它带来了邮件、报纸、影院上的新片、被期待已久的备件，还有其他当地弄不着的东西。整个小镇万人空巷，都来瞧瞧火车载来些什么人、什么货。

在那些日子，爱丽斯泉有四千人口，几乎没有任何游客。今天它是一座繁荣的小城，有两万五千人口，到处是游客——每年三十五万人次——这当然就是问题的全部。如今你可以从阿德莱德过来，坐两个小时的飞机，从墨尔本和悉尼飞的话三小时不到。你可以要一杯拿铁咖啡，或买些猫眼石，爬上一辆旅游大巴，沿着高速路去乌鲁鲁。这小镇不仅变得通达，它成了一个目的地，满是汽车旅馆、酒店、会议中心、野营地，以及到了那儿一刻也无法假装自己收获特别的沙漠度假村。真是疯狂。一个曾经因偏僻而著名的社区，如今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旅客，来看它是多么不再偏僻。

几乎所有的旅行指南和旅游文章都多少有一些小心的比喻，爱丽斯泉保留了一些无法复制的内陆魅力——某些你必须亲身经历的、远离一切的特质——可实际上它是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实际上，它是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进入小镇的路上，我们经过了单排商业区、汽车卖场、麦当劳肯德基、银行，还有加油站。只有零散的几个原住民在干了的托德河河床漫步，稍有些异国情调。我们在市中心边缘低调的汽车旅馆要了房间。我的房间有个阳台，可以看落日照进沙地，擦亮更远处麦克唐奈尔山脉的金色山坡——或至少我可以瞅瞅马路对面，更直接的、拓展开的卡马特购物中心。在澳大利亚内陆的两百多万平方英里中，我不觉得还有比这更不幸的毗邻。

阿伦显然有一样的想法，半个小时后当我们在外面相见，他瞪着同一处景象。“我不敢相信我们开了一千英里，就是为了找个卡马特。”他说，看着我，“你们美国佬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你知道。”

我开始噼噼啪啪地反对，不过能说什么呢？他说得对。确实怪我们。我们创造了一种零售业的哲学，毫无美感，也无法抗拒。现在我们把这些地方装箱，运进世界偏僻的角落。目光所及，在爱丽斯泉，几乎每一样显眼的使人懊恼的东西，都是美国企业的产物，来自那些不知道自己正让一座内陆小镇的特殊性通通流走的人，毫无疑问，他们并不会这么看问题。说到这儿，我敢说，爱丽斯泉的大多数购物者也不会，他们无疑会开心于停车不要钱，在玛莎·史都华[23]手巾和浴帘里发现裂缝。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悲伤又奇妙的时代。

我们在镇中心溜达，找个地方吃饭。爱丽斯泉商业中心区极其紧凑，花很少时间，便能逛完它餐饮和娱乐的大多数可能性。当意识到相同的街道已走了两遍时，我们做出的补救是，默认地走进早几分钟前，从另一方向过来时经过的一家中餐馆。里面几乎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等待食物时，阿伦苛刻地盯着畜群的墙纸，花哨的装置，仿佛单单这个就可以解释爱丽斯泉令人失望的贫乏。有一阵子，他好像甚至盯着背景音乐看。“那么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他最后问道。

“呃，我们明天在这儿。然后去乌鲁鲁。然后回到这儿待一天。然后你飞回英国。”

他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么要在这儿一共待两天？”

“是呀。”

“在爱丽斯泉有什么可以干两天的？”

“很多，事实上。”我鼓励道，掏出一本从旅店行李架上拿的小册子，翻了翻，“有爱丽斯泉沙漠公园，首先。”

他歪了歪脑袋：“那是什么？”

“是个自然保护区，他们仔细地重造了一片沙漠环境。”

“在沙漠中？”

“是的。”

“它们在沙漠中重造了一片沙漠？我领悟得对吗？”

“对。”

“然后你要掏钱去看？”

“是的。”

他沉思地点着头：“还有什么？”

我翻了一页：“麦加枣园。”

“是？”

“一个种枣的花园。”

“这个他们也收钱？”

“我猜是。”

“就这样了还是有别的？”

“哦，还有好多。”我说了许多其他吸引人的——老的电报站、边疆骆驼农场、老前辈民俗博物馆、道路交通名人堂、旷房、霍恩斯比堡酒厂、星光声剧院、斯特雷洛原住民研究中心。

阿伦专注地听着，有时要求少许更详尽的阐述，将所有这些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们去乌鲁鲁吧。”

我想了一会儿。“对，好。”我说。

因此清晨我们早早地起床，出发去非凡的乌鲁鲁。爱丽斯泉可以等。

乌鲁鲁和爱丽斯泉在大众的想象中，纠缠不清地联系在一起，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它们大差不差。实际上，从一处到另一处，要横跨一大片差不多三百英里的平凡土地。乌鲁鲁的荣耀来自它独自竖立在一片无限的空旷之中，但这意味着你必须是真的想去看它——这不是某些在去海滩的路上可经过的东西。当然，它理应如此。可同样，当刚刚完成一千英里贫瘠空无的路程，你不会真的需要再用五小时证明自己的印象，澳大利亚中心的大部分，是一片空白。

在20世纪50年代，乌鲁鲁对所有人都是难以接近的，除了最勇于献身的观光客。直到60年代末期，年客流量也没超过一万人。今天乌鲁鲁平均每十天就有那么多人。它甚至有自己的机场，还有迅速成长起来为之服务、叫作尤拉腊的度假村。当度假村人满为患时，它就是北领地的第三大社区。尤拉腊离岩石本身有大约十二英里，这是个谨慎而恭敬的距离。所以我们先去那儿要了房间。它主要由一条懒散的环路组成，塞进一系列停留处，从露营地、青年旅舍，到最奢侈豪华的度假酒店。

没什么好做的，我们将五小时驾驶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制订一个逗留计划。最终决定，在下午，用一种心平气和深思熟虑的方式，研究石头，然后剩下的时间，打发在酒店游泳池里，凉爽一把，在阳台上一边喝酒，一边看落日用著名的红色光辉吞下岩石；在沙漠里稍稍溜达，伸展腿脚，找野狗、沙袋鼠、袋鼠；最后在群星闪烁的夜空下来一顿优雅且高质量的晚餐。不管怎么说，我们在两天半里，开了一千三百英里。如果有人有资格来点沙漠的娱乐休闲，那便是我们。因此下了高速路，进入娇生惯养的尤拉腊区域时，我们兴奋极了。

先去了听上去价格适中的内陆先锋酒店，貌似有和马车轮那么大的水晶吊灯，和给戴棒球帽的人们吃到饱的自助餐。事实上，到了便发现它非常大，显然很不错，却出乎意料地繁忙。行李堆从门口的两辆大巴上往下卸，到处是人，几乎都是白发梨形，站在那儿眯着眼，或摆弄着相机摄像机。阿伦在前门丢下我，我小跑进去，询问价格。大厅鼎沸的嘈杂声吓了我一跳。那天是淡季某个工作日，午后刚过，这地方却像马戏团一样。登记处让人想到一艘沉没游轮的征召站。我问了接待处的某个人，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他说，和我一起思量着这片讨厌的混乱，“一直都是这样。”

“真的？”我问，“连淡季也是？”

“这儿现在没有淡季了。”

“这儿有房间吗，你知不知道？”

“恐怕没有，只有沙漠花园还有房间了。”

我谢了他，赶回车里。

“有问题？”我爬进去时阿伦问。

“甜品没几样选择。”我说，不想让他担心，“让我们去沙漠花园酒店看看，好很多。”

沙漠花园比内陆先锋要铺张得多，好在人少了许多。只有一个人，七十岁左右，站在我和登记处之间。我到时正好听见接待员对他说：“每晚三百五十三澳元。”

我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我们要了。”那人用美国口音说道，“多大？”

“您说什么？”

“房间多大？”

接待员看上去吃了一惊：“呃，我不清楚具体面积，中等大小。”

“那是什么意思？‘中等大小’。”

“面积够大，先生。您要看看房间吗？”

“不，我要登记，”那人不耐烦地说，仿佛接待员在不必要地耽搁他，“我们要去岩石那儿。”

“好得很，先生。”

他登记时问了上百万个附属问题。岩石具体在哪里？去那儿要用多久？酒店里是不是有个鸡尾酒廊？那到底在哪儿？晚餐几点供应？在餐厅是否可以看见岩石？游泳池在哪儿？穿过哪些门？哪些门？电梯在哪里？——在哪里？哪里？

我闷闷不乐地看着我的手表。快两点了，我们连房间都还没有。时间飞逝。

“那么这岩石，好不好？”那人欲意轻浮地问。

“您说什么，先生？”

“那岩石，值得跑这么大老远吗？”

“呃，作为石头来说，先生，我觉得您可以称它为一流的。”

“是，它最好是。”那人略带威胁地说。

接着他的老婆也加入进来，让我诧异的是，她也开始问问题。有没有理发店？开到几点？哪儿可以寄明信片？礼品店接收旅行支票吗？这些是美元旅行支票，还行吗？寄到美国的邮票多少钱？房间里有熨斗和烫衣板吗？你说礼品店在哪里？那么我的脑子呢？你有看见它在哪儿吗？它差不多和一小粒胡桃那么大，从没被用过。

他们终于拖着脚步离开了，接待员转向了我。带着遗憾的腔调，他通知我前面的那位绅士要了最后一间房。“在青年旅舍，可能集体寝室还有空床位。”他说，让这无比恼人的建议晾了一会儿，“要我帮您查查吗？”

“好的，劳驾。”我喃喃道。

他查阅了一下电脑，看上去相当沮丧。“没了。恐怕连那个现在也满员了。我很抱歉。”

我谢了他，走出去。阿伦靠在车上，带着希望的表情，他看见我之后，变了脸。我向他解释了情况。他看上去很受打击。

“那就没法游泳了？”

我点点头。

“不能在阳台上喝葡萄酒了？没有岩石上的日落？没有带柔软枕头的漂亮房间？没有赠送的松软浴袍，叮当作响的迷你吧台？”

“反正那浴袍永远也不合身，阿伦。”

“那根本无所谓。”他坦率地看了我一眼以纠正，“没了这些东西，我们要……”

“开回爱丽斯泉。”

他在接受这一想法时，眼神呆滞地凝视着更广阔的世界。“呃，”他最后说，“我猜我们最好去瞧瞧这块该死的石头，值不值来回六百英里地跑一趟。”

值得。

乌鲁鲁的特点就是，等你最终到了那儿，已有点腻味。就算离它还有一千英里，没有哪一天在澳大利亚，你不会看上它个四五六次——明信片，旅行社的海报，纪念图册的封面——你离岩石越近，曝光的频率越高。因此，当你开进公园入口，购买被强烈推销给每个人的15澳元一张的门票，沿着引道转弯，你意识到已开了一千三百英里，来看这块巨大呆滞的面包状的玩意儿，而你在摄影的描绘中已看过一千次。结果，接近这块大名鼎鼎的独石时，你的心情拘束，无所期待——甚至有点儿悲观。

接着看见它，你立刻大吃一惊。在一片醒目难忘的空旷之中，矗立着一个格外雄伟壮观的隆起，1150英尺高，1.5英里长，没有照片令你想的那么红，其他任何一方面都比你能够猜想的更可观。后来我和许多人讨论过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来到乌鲁鲁时有点厌倦，离开时却带着一种说也说不清楚的激动。倒不是乌鲁鲁比想象中的更大，形状更完美，或和脑海中的印象有出入。它完全是你预期中的样子。你知道这块岩石。你知道它，与日历和纪念册的封面无关。你对这块岩石的了解，植根于某些更自然的东西。

以一种你不理解也无法清楚表达的奇怪方式，你感觉与它相识相知——一种陌生层面上的熟悉。在你长期休眠的原始记忆碎片深处，某个被切断的DNA小尾巴，抽搐搅动起来。这一运动太微弱，以至于无法理解无法阐述，但不知怎么你肯定这种巨大的、静坐的、被催眠的存在，在物种的层面——哪怕只是蝌蚪那样的程度——对你有一种重要性，不知怎的，你来到这儿不仅仅是偶然。

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我只是说，你的感觉如此。另一个猛然意识到的念头是——反正我想到了——乌鲁鲁不只是一块非常辉煌宏大的独石，且是极度与众不同的一块。不仅如此，它是极度容易辨识的一块——很可能是地球上最容易辨识的自然物。我并不是要表达什么特别的意思，可如果你是一个星际间的旅行者，在我们的太阳系发生了故障，对援救者的指示显然会是：“去第三个星球，环绕飞行，直到你看见那块大红石头。你不会找不到。”如果哪一天在地球上，他们挖出一艘十五万年前从佐格星系来的飞船，它会在这儿。我不是指望这会发生，一点儿也没这意思。我只是在留心，如果要寻找一艘远古的恒星飞船，我会从这儿开始挖。

阿伦，我注意到，似乎也被打动。“诡异，不是吗？”他问。

“哪里？”

“我不知道。只是看着它。我是说，感觉就诡异。”

我点了点头。确实感觉诡异。除了最初的惊讶，那种无法解释清楚的相识之外，乌鲁鲁确实，不论你从哪一面靠近，非常可观。你看不够，你不想不看。你离得越近，它变得越有趣。它比你想象中的多凹痕，形状没那么规则。每近一两百码的距离，就多出一些曲线、草皮、波浪般的罗纹，每一类都更不规则。你发现能打发相当多的时间——可能多到令人担忧，可能是“卖掉你的房子搬到这儿住在帐篷里”那样多的时间——只是看着那块岩石，从多种角度观赏，永远也不会厌烦。你能预见自己扎一个银色的马尾辫，光着脚，穿着叮当作响、松松垮垮的衣服，和年轻许多的旅客待在一起，告诉他们：“神奇的是每天它都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它从不是同一块石头。是的，我的朋友——去那儿你把手指放在上面。真了不起，令人敬畏。嘿，你有酒吗，或有多余的零钱吗？”

我们在好几处停车下去走了走，包括那个能向上爬的地方。上去要花很大的力气，好几个小时，我们便顺理成章地不去考虑，反正那条路下午不开放。很多人在那块岩石上倒下，死掉，所以天气实在热时，他们便不让攀登者上去，那天就是如此。就连不是很热的时候，许多人因为打闹或拐错弯，惹上麻烦。就在前一天，有个加拿大人到了某处上不去下不来的峭壁，只能等人来救援。从1985年起，这块岩石的所有权又重归当地的原住民——皮坚加加拉和亚昆加加拉，而他们非常不喜欢游客(他们称之为minga，也就是蚂蚁)在上面乱爬。个人而言，我不怪他们。对他们来说，这是圣地。老实讲，我觉得对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

我们在游客中心停下来喝了杯咖啡，观赏着陈列品，它们全都在解释着黄金时代——原住民传统概念中地球如何形成和运作，可完全没有历史或地理上的教育意义，这很让人失望，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乌鲁鲁会在这儿。怎么把天下最大的一块岩石弄到一块空荡荡的平原中央？结果(后来我在某本书中查到)乌鲁鲁在地理上叫作岛山：一大块耐风化的岩石留在那儿，而周围的一切都被侵蚀了。岛山并没有那么不寻常——“魔鬼大理石”是一些小型岛山的集合——可地球上别无他处，有一块岩石被丢在这么戏剧而孤独的壮丽中，呈现这样一种讨人爱的平整匀称。它有一亿年的历史了。去那儿吧，伙计。

之后在回到孤独的高速路前，我们绕着岩石开了最后一圈。我们在那地方只待了不到两小时，显然远远不够。坐在车座上，转身看它在我们身后的背景里缩小，我意识到时间是永远也不会够的，这想法让我稍稍安慰了些。

不管怎么说，我还会回来的。毋庸置疑，且下次我会带个非常好的金属探测仪。

第十七章

一路开回爱丽斯泉。为了弥补在乌鲁鲁的挫折，我们决定去一座爱丽斯泉边远的高档度假酒店，管他多少钱。驶入绿洲一般壮美的红色中心度假村，我们发现它比之前一晚小镇中心的贝斯特韦斯特每晚要便宜二十澳元——想象一下我们的惊讶和喜悦。我们立刻同意，单凭这一点，几乎就值得开六百英里。

红色中心实际是一座非常大的汽车旅馆，有一些景观美化，不过它非常好客，中间有个带平台，靠着酒吧和餐馆的游泳池。无须说，到达三十秒后，那便是能找到我们的地方。那儿友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吃晚饭已经来不及了，不过他们也许可以草草地弄点牛排包之类的。我们说，给什么我们都会感激不尽，特别是如果和酒一起上。于是两人挑了一张泳池边的桌子，坐下来看水面平静的微光，在布满星星的夜空下品尝着可爱温暖又有益身心的沙漠空气。

突然间生活似乎挺美好。一路的驾驶如今已在脑后。我们看见了乌鲁鲁——也许太简短，不过已足够欣赏它的奇观。这儿在红色中心，我们似乎已化险为夷。

阿伦宣布，他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天，要躺在泳池边的浴床上度过，读读低俗小说，把皮肤晒成古铜色。

“太浅薄了你。”我说。

他安之若素地接受了这一批评。

“那你不去看看沙漠公园了？”我问。

“不。也不去看电报站，也不去沙丘名人堂，也不去无花果农场……”

“是枣园。”

他停顿了一会儿代表认错：“别的地方也不去。我就坐在这儿，游泳池边，虚无懒散地过一天。你呢？”

“我当然要去看那些景点。”

“呃，那我之后再见你，你可以好好和我说说，肯定是各种烦死人的无聊细节。”

“保证会。”

因此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从房间里出来，穿了一身干净的夏服，攥了一本螺旋线里插了笔的本子，带着一股尽职的姿态，去看看爱丽斯泉到底有些什么。我先去了电报站，在小镇外一英里左右一小块阳光明媚的高地上。早年间，爱丽斯泉是中继站，达尔文和阿德莱德间十二个中的一个，让信号在穿越整个国家的途中得以增强。那一定是个凄凉又乏味的存在，困在令人窒息的无人之处，无止境地敲出二手消息，与之有关的人你永远也不会见到，不会认识，他们生活在你梦里才会出现的地方。站外是芦苇丛生的水塘，爱丽斯泉因此得名。这里的爱丽斯是阿德莱德电报主任的妻子，最初只有电报站叫作爱丽斯泉。山谷里慢慢发展起来的小镇叫作斯图亚特，以纪念那名探险家。出于某些原因，大家觉得过于混乱，在1933年，整个地方被称为爱丽斯泉。因此内陆最著名的城镇，是以一个与之无关的女人命名，据我所知，她根本没见过它。

这完成之后，我在待办事项里“电报站”旁打了个钩，继续开车去爱丽斯泉沙漠公园。老实说我的期望并不高，可实际上它好极了。它归北领地公园和野生物委员会掌管。他们所做的是在很大一片区域，重塑了三个主要的沙漠环境——一个非常干旱，一个有一点儿潮湿，另一个通常干燥但偶尔会被山洪淹没。单单这个就提供了有价值的一课——它让你知道沙漠，以它们自己安静枯燥的方式，和其他环境一样，有不同的种类——我也很高兴地发现不同的灌木丛，还有其他植物，被一一列出解释。“啊，原来那是袋鼠爪花。呃，我以前可不知道。让我们看看三齿稃是否有基莱说的那么疼。为什么，是的，果然疼!”能够说这些让人挺高兴。

不时散布其间的是巨大的人能走进去的笼子，里面有鸟类和其他沙漠小动物——袋狸，尾巴像灌木的负鼠，如此等等——标签上详细写了它们的习性。这里面最妙的是一座大的夜行馆，各种夜行动物在连续不断的夜间实景模拟中，潜行，跳跃，呼吸着空气。展区的光线弱到能让人撞上墙壁或玻璃板，但当眼睛慢慢调整过来，我能够令人惊奇地分辨出，小的有袋动物的不同种类——长鼻袋鼠、袋貂、兔耳袋狸、袋食蚁兽、袋鼬，还有更多。

澳大利亚研究起来不容易，因为它地形广阔、贫瘠，又困难重重，还因可怜的人口基数产生了相对较少的科学家，无法涵盖大部分土地。另外，还因里面的动物通常都特别小、狡猾，活动在夜间，有时还很神秘，甚至到现在也没人真知道那儿有什么。任何澳大利亚野生生物的名单，都有趣地夹杂着一定的内容，比如“可能已绝种”或“被认为快要绝种”或“可能在某些边远地区能够生存”。我认为，在荒漠树袋鼠不确定的命运上，这困难表现得很明显。有关这一有趣生物的所有知识几乎都来自两个人。第一个是19世纪一位叫约翰·古尔德的自然学家，他在1843年研究并描述了这种动物。据他的说法，它有袋鼠的形状和习惯，却只有兔子大小。特别厉害的是，它能在相当长的距离里非常快地移动。然而，自从最初的报告之后，荒漠树袋鼠就再也没被看到过，直到赫德利·赫伯特·芬利森的再次发现。

芬利森是个职业化学家，却将大半辈子都花在寻找稀有的当地动物上。1931年，他骑马领导了一次深入内陆的探险，去斯图特石沙漠，那里四季都像一个火炉。到了之后，芬利森惊讶地发现了小荒漠树袋鼠，根本谈不上濒临灭绝或可能已完全消失，而是既看得见又明显生机盎然。这动物的速度和耐力跟古尔德描述的一样。有一次芬利森和他的同事们骑在马背上追荒漠袋鼠，在白日烧灼的热浪中跑了十二英里没有停，其间累垮了三匹马。同等条件下，荒漠袋鼠很可能是动物王国产生的最厉害的跑步者(实际上，应该说是跳跃者)。回到社会中，芬利森报告了他令人兴奋的发现，各处的自然学家和动物学家尽职地修正了他们的文本，证明荒漠袋鼠的重新发现。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芬利森进行了更深入的探险。1935年，芬利森再次回来时，却陷入窘境——就像你能想到的，那荒漠袋鼠悄悄地消失了，和1843年古尔德唯一的一次观察后一样彻底。它再也没被看见过。

在澳大利亚动物群的编年史里，满是这种令人惊奇的故事——动物一刻在那儿，下一刻又消失了。这现象近期的受害者是一种叫胃育蛙的青蛙。它出现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以至于都没来得及取个通俗的名字。胃育蛙特别在(几乎不用说也会知道有点儿什么)它通过嘴巴分娩并哺育后代——这在澳大利亚自然界之内或之外，都史无前例。生物学家在1973年发现胃育蛙，但它在1981年就消失了，被收入“可能灭绝”之列。

不过，我最爱的动物消失的故事，发生在相对较早的时期。它关系到一名叫杰拉德·格拉福特的19世纪自然学家，他在1857年抓到两只非常罕见的豚足袋狸。对于科学家和袋狸都不幸的是，格拉福特之后很快饿了，吃了它们。而它们，据大家所知，属于这一物种里仅剩的最后几只，当然这之后豚足袋狸再也没有被发现过。格拉福特，顺便提一句，后来做了悉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被发现通过卖色情明信片捞外快，因此被要求另谋他职。我肯定这有点儿教育意义。

从沙漠公园出发，我去了斯特雷洛原住民研究中心。那儿有个无聊安静的展览，是一个出生在赫曼斯堡特使区(爱丽斯泉外的一个原住民保护区)的男人耗其一生研究原住民的成果。他收集了一大批宗教的手工艺品，可因为它们是神圣的，不允许被未被接纳入会的人看见，因此不能被展出。取而代之的是，你看见的是许多赫曼斯堡生活及西奥多·斯特雷洛生活工作细节的老照片，比一个普通人能接触到的要多很多。

不过，我往车上走时，注意到一家小的航空博物馆，在隔壁一座老飞机库里。奇怪的是，没人卖票，不过门是开着的，因此我走进去看了看。博物馆老引擎的种类和墙上发黄的照片，和想象中差不多，但另一座楼里有些我不知道居然还存在且从未想过会看见的东西。我看过的旅行指南没有一本关注过它，就连当地的旅游文学也没暗示过它的存在。但在1929年那让人烦躁的几天中，它是澳大利亚最著名最广受欢迎的东西——而那么多地方，它却在爱丽斯泉的一家小航空博物馆里。我指的是一架被称为“笑翠鸟”的轻型飞机剩余部分，它在寻找一个失踪的飞行员查尔斯·金斯福德·史密斯时坠落沙漠。

金斯福德·史密斯不仅是那个时代澳大利亚最伟大的飞行员，也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他保持的纪录比其他人都多，应付了各种极其大胆的挑战。查尔斯·林白历史性地独自横跨大西洋，一年后金斯福德·史密斯第一个横跨太平洋——一个更有野心的计划，不只是因为距离更远，还因为飞行条件更加困难，远没有那么好掌握。他尝试横跨太平洋时，距离第一架飞机成功地飞进夏威夷，只有十个月之久。而这十个月前的比赛由一个夏威夷的菠萝大王赞助，比赛夺走了十个飞行员的生命。因此到了1928年，金斯福德·史密斯带着三个组员从旧金山出发，朝着布里斯班行进，中途停靠火奴鲁鲁和斐济的苏瓦。这任务普遍被认为既不可能又疯狂，差点儿真是这样。离开夏威夷六百英里，金斯福德·史密斯飞进了一条气象活跃带，被称为热带辐合区——一块乌云翻滚、暴风骤雨、风大到能把胡子吹掉的广阔区域。当他的小飞机开始像某种弹力玩具一样上下跳动时，金斯福德·史密斯不知会发生什么，或这一切什么时候能结束，因为没有哪个飞行员以前曾飞进这样的天气中。

请注意，这是在一架脆弱的、云杉框架、布面的20世纪20年代的佛克飞机中，设计基本到连座位都没有固定住。连着几个小时，金斯福德·史密斯挣扎着让飞机平稳不散架。等最终它弹入晴朗的空中，他和他的人马发现燃油快没了，又面临找不到斐济的危险——在无尽的大海上只有一小点，在引擎停转，他们落入大海之前。这个再加上上百个其他惊恐的危机，金斯福德·史密斯都用胆识、技巧、决心、智慧一一解决。横跨太平洋可能是航空史上最无畏的壮举。

金斯福德·史密斯总是和一个副驾驶员一起飞行，通常还有一个领航员和一个无线电技师，因此将他的成就和孤胆英雄查尔斯·林白相比，并不公平。不过，说林白从未穿越过和金斯福德·史密斯在太平洋上经历过的一样猛烈的风暴，倒是真的。但事实上，1927年之后，林白几乎没做出过值得注意的飞行。相反，金斯福德·史密斯一次又一次地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他成了第一个从东到西飞越大西洋的人(这更加困难，因为有逆流)，第一个从澳大利亚飞往新西兰又飞回澳大利亚的人，第一个从另一个方向横跨太平洋的人。他同样以从澳大利亚到英国最快的飞行，及其他各种挑战，保持了很多纪录。

到了我们所说的“笑翠鸟”。在1929年3月，金斯福德·史密斯带着三个组员从悉尼出发飞往英国。在澳大利亚西北部，沿着金伯利海岸，他们撞上了糟糕的天气，毫无希望地迷了路(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用于指路的，他们只有一两张海图和从标准《泰晤士地图集》中撕下的澳大利亚地图)，在海岸的泥滩做了紧急迫降。他们几乎没有燃料，供给不足。有的差不多只是一暖瓶咖啡，一些白兰地，混在一起能弄出被叫作皇家咖啡的饮料。因此接下来的事情，略有些阴暗地，被称作皇家咖啡事件。

好在金斯福德·史密斯和他的人马周围，有大量新鲜的水源，某些不讨人喜欢却能勉强充当食物的资源(大多是泥螺)。可是，因为飞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坏了，无法告诉外部世界他们身处何处。等失踪的消息抵达悉尼时，两位金斯福德·史密斯的同僚——基思·安德森和鲍勃·希契科克决定开展一场营救。他们坐上“笑翠鸟”，从悉尼的马斯考特机场起飞，先飞到爱丽斯泉，最终从那儿起飞，去1929年4月12日早上史密斯飞机最后降落的地点。不久之后，就在让他们穿越塔纳米沙漠炎热的空旷时——在从戴利沃特斯到爱丽斯泉的途中，阿伦和我曾沿着它的边缘开过——引擎在爆响后熄掉，发生回火，不得不在沙漠上紧急迫降。走得太匆忙，他们没带上食物，只有三升水。不像金斯福德·史密斯，他们降落的地方给予不了任何帮助。

第三天他们就死了。这就是内陆多么难以想象的致命之处。我不是要多固执于此，不过他们也喝了自己的尿，几乎困在内陆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干。(这反而帮了倒忙，因为尿里的盐分使口渴更加剧烈。)

和安德森与希契科克悲惨死去差不多同一时刻，金斯福德·史密斯和他的朋友被其他人营救了。他们回到文明世界，看上去健康又放松，以至于有些人怀疑(某些报纸开始猜测)这全是一场宣传的噱头。整件事变得有点儿难堪。金斯福德·史密斯遭受了公开调查人格的羞辱(他最终免受指控)。这期间，整个国家屏息凝视地，等待着安德森和希契科克被活着找到的消息。哎，他们没有。四月底，一架搜查机发现了坠落的笑翠鸟及附近他们的尸体，几天之后，一支救援队找回残骸，将他们带回文明世界。希契科克的家人选择在珀斯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可安德森在悉尼进行了最庄严宏伟的国葬仪式。事前好几天，成百上千的人接连几小时地排队瞻仰棺木。葬礼那天，更多的人在街上站成排，目送出丧的队伍，或聚集于墓地。这是那时悉尼最大的葬礼，说不定也是历史上最大的。

今天，几乎不用说，安德森和希契科克完全被遗忘了，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同样，很长一段时间，笑翠鸟也是。它坐在沙漠上，生锈，无人注意，过了半个世纪才终于被收集，带往达尔文进行整修工作。大约十年前，它被放在爱丽斯泉航空博物馆的一幢特殊小楼中，在那儿，它似乎没有吸引任何注意力。

金斯福德·史密斯重新开始飞行，创下了更多的纪录。1935年，在从英国往家飞的路上，他的飞机坠落在缅甸附近的大海中，也将他摧毁了。今天在澳大利亚他断断续续地被记起(悉尼的机场以他命名)，在其他地方却无人知晓。1998年，美国作家斯科特·伯格创作出一本六百页，厚得能用来抵门的查尔斯·林白传记，自然涉及航空史早期的整个故事。关于金斯福德·史密斯，里面只字未提。

那个晚上阿伦和我在红色中心的露台上共进晚餐，我很详细地告诉了他那一天的许多有趣发现。我们坐在那儿享受温暖的夜晚，懒洋洋地将第二瓶西澳大利亚索味浓红葡萄酒喝得见底，就在这时，一只沙袋鼠跳上游泳池远端的围篱，毫不关心地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开始啃种在那儿的灌木。这是许多个星期前，自从我坐印度-太平洋号横跨这个国家以来，第一次在野外看见一只澳大利亚独有的动物。这是阿伦的第一次，他非常兴奋。

因为这一点，或别的什么原因，他宣布，澳大利亚是个不错的地方。

“是吗？”我说，我感到高兴，不过又有点儿惊讶，因为除了沙漠之外他没瞧见什么。

他微微倾身靠近我，仿佛在透露一个机密：“它很宽敞。”

我看看他：“是的。”

“它是个非常宽敞的国家。”

回想起来，那也许是我们的第三瓶酒。

早上我开车送他，去爱丽斯泉漂亮的小型机场，因为都有点儿余醉未醒，我们在那儿喝了杯咖啡，安静地坐着。我一直送他到登机门，在那儿交换了匆忙昏庸的常见表情，表达了祝福和感谢。他消失在通道深处。我看着他离开，然后转过身走回汽车。在飞去西澳大利亚之前，还有一整天，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我朝镇上的商业区出发，找了个银行取款机，买了份报纸，途中在小巷深处，路过一个空中学校[24]的招牌，冲动之下，我决定去瞧一瞧。

我没指望什么，不过这地方非常棒。爱丽斯泉提供了这么多了不起的意外发现。空中学校在居民区街道上一栋无名的建筑里。它包括一个能在桌上和墙上展览孩子们作品的接待区，两个小工作室，一大间会议室，差不多就这点儿。尽管现在澳大利亚有十七所空中学校，但爱丽斯泉的空中学校是它们之中祖母级的，依然覆盖了最大最空旷的地区。那天是周六，因此没有正在进行的课程，不过有个非常友好的男人乐于领我参观，告诉我它如何运作。

学校的想法非常简单：为在牧牛场和其他边远地区长大的孩子们，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一些课堂体验——自1951年起便尽职尽责地开办起来。寂寞肯定是这里的关键词。虽然在下游区占地四十六万八千平方英里——差不多有两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爱丽斯泉的学校只有一百四十个孩子，分布在幼儿园到七年级之间。我奇妙地保留了一些生动而重要的记忆，自己八九岁时在学校看的一个电影，那些概念让我很触动，和老师距离上百英里，一切委托于自己的传声器和短波收音机，如果愿意，可以拿一盘饼干光屁股坐着，反正也没人能看见。比起在艾奥瓦州得梅因盛行的状况，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极大的提高。我一直记得广播学习的浪漫，因此，当发现广播部分在整个学校运作中非常小而次要时，我很失望。一直以来，空中学校的课程主要靠函授，听起来并不讨人喜欢。

就算如此，这地方有种很真实的魅力及友善的氛围。公告板上满是十一岁孩子的范文，描述在牧场的生活，通常他们的一天都怎么过。

“你想听一节课吗？”管理人员问我。

“非常。”我说。

他带我进了旁边的房间，放了一盘录音，是给五岁孩子一天的课。整盘磁带主要由一个意气洋洋的老师在说：“早上好，凯莉。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一会儿之后会有个微弱的噼啪声，像从非常遥远的银河传来，和一些听上去宛若人声，却过于模糊无法破解的声响。

“我说早上好，凯莉。你在那儿吗？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这次将有个暂停，然后毫无反应，只有让人辛酸的停滞间隔。接着：“呃，那让我们试试加文。早上好，加文。你在那儿吗？完毕。”

更多的噼啪，接着是一个小小的尖细的声音回来：“早上好，史密斯小姐。”

就像这样，有一些声音进来得响亮而清晰，其他只是渐进渐出，或被证明根本无法送达。我一边听，一边读一本带来的小册子，老实说，这时，我惊讶地发现，每个孩子每天只在广播上花半个小时(事实上，“最多每天半小时”)，加上来自他或她老师一周十分钟的家教——受关注的时间根本谈不上多。剩下的，他们会在家长或保姆的监督下，花五到六个小时学习。学生同样会使用电视、录像、个人电脑，可这些都毫无证据。你不愿接受却无法规避的结论是，在空中学校，永远都是1951年。

不过，真正的惊喜是，似乎有原住民孩子参与其中——当然在照片中没有显现。北领地人口中大约共有20%的原住民，但在内陆深处比例要高出很多。我出去时向那人询问过此事。

“哦，有一些。”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不过有几个。问题是，学生须由一个有能力的成人监督，你明白。”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对不起，我不明白。”

“他们需要一个认真可靠的成人，有语言和阅读的基本技巧。”

“原住民没有吗？”

他看上去不高兴，仿佛这是一条我们不该往下走的路：“不，我恐怕没有，不总是有。”

“可如果你们不给这些孩子上课，因为家长帮不了他们，那么这些孩子，等他们变成家长，也不会有基本技巧了不是吗？”

“是，这是个问题。”

“那就永远这样下去？”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明白。”我说，可当然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之后继续往小镇走。我买了一份报纸，带着它去了托达步行街的一座露天咖啡座。读了一两分钟，便发现自己在打量过路的人群。周六逛街的人熙熙攘攘。街上基本是澳大利亚白种人，也有原住民——没有很多，不过总在那儿，他们站在画面边缘，不引人注目，几乎总是沉默，事不关己。白种人从不看原住民。这两个种族似乎生活在分开且平行的宇宙里。我感觉好像唯有自己能同时看见两群人。这很奇怪。

原住民中大多数看上去像被殴打了一样。许多人脸颊浮肿，仿佛踉跄走入了马蜂窝，近乎荒诞的是，很多人的小腿、手肘、前额或膝盖上有创可贴。前一天，在斯特雷洛的展览上，有块牌子用心地强调了，最堕落的原住民正是那些在城镇里你能瞧见的。这种说法，我猜，是通知像我这样的游客，不该以那些温和的、受了伤、在大街上穿行的人，判断所有的原住民。这么说似乎有点儿奇怪又多管闲事，不过，这似乎暗示了原住民的生活有两种选择：待在原住民区，兴旺发达，或进城，落入赤贫和被抛弃的境地。

这让我想起著名内陆人物戴西·贝茨写的一句话，她1884年从爱尔兰来澳大利亚，多年来在西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间生活研究。1938年她出版《消逝的原住民》一书，其中写道：“澳大利亚原住民能经受自然的各种转变，残酷的干旱，凶猛的洪水，干渴的恐惧，被迫挨饿——却经受不住文明。”在1938年那可能是同情和有见识的评价，可1999年，看见它以改良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原住民的研究中心，实在令人沮丧。

不用聪明绝顶，你也能发现，原住民是澳大利亚社会最大的失败。几乎兴旺安康的所有指数——住院率、自杀率、儿童死亡率、监禁率、失业率，不管什么——原住民的数字比总人口的数字都要高二到二十倍。据约翰·皮尔格[25]的调查结果，澳大利亚是唯一沙眼发生率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一种经常导致双目失明的细菌病害——而且几乎是原住民专有的疾病。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平均寿命比澳大利亚白种人少二十年——二十年。

在凯恩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了一位名叫吉姆·布鲁克斯的律师，他为原住民工作了许多年。和阿伦坐上飞往达尔文的飞机前，我设法和他在城里见面喝了杯咖啡。他是个沉着、随和，立刻让人喜爱的人，十分诚挚，正是它让他投入毕生的工作，为那些与社会脱离的人斗争，而不是待在堆满钱的私人事务所。他在凯恩斯有一家原住民产权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查原住民在社会工程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比如“被偷走的一代”——的人权委员会，他是成员之一。

这是政府的一项尝试，通过原住民孩子与家庭及社区物理上的分离，让他们脱离贫困和不利。没人知道准确的数字，但在1910年到1970年间，大约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儿童，被从双亲身边带走，送往寄养家庭或国家培训中心。这个设计——那时想得十分超前——为他们在白人世界里谋得一份更有益的生活。最不可思议的是，法律机制使之生效得以完成。直到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州，原住民父母没有自己孩子的合法监护权，而州政府却拥有。它可以随时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理由，把他们从家中带走，无须道歉或解释。

“他们做了所有能够根除父母和孩子间联系的事，”我们见面时，吉姆·布鲁克斯告诉我，“我们发现一名有五个孩子的女人，五个孩子被送往五个不同的州。她无法与他们联系，无法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是生病是健康是快乐还是怎样。你有孩子吗？”

“四个。”我说。

“呃，想象如果有一天，一辆政府面包车出现在你家，某个调查员来到门前，说要把你的孩子带走。我是说当真想象一下，你感觉如何。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从你怀里被夺走，塞进面包车。想象看着面包车越开越远，小孩哭着，从后窗看着你，你知道你可能再也看不着他们。”

“停。”我被玩笑伤得不轻。

他同情地笑对我的不适：“而你什么都做不了。没人能帮助你。没有法庭会站在你这一边。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十年。”

“他们为什么做得这么无情？”

“他们不认为这是无情。他们觉得这是在做好事。”他递来一份权利委员会报告的大纲，给我看20世纪初有个叫詹姆士·伊斯代尔的旅行督察描述被剥夺了孩子们的父母时，写的一段话：“不论那时(他们)短暂的悲痛多么发狂，他们很快会忘掉自己的后代。”

“他们真的相信，原住民不知怎的对正常人类情感有免疫。”布鲁克斯说。对如此让人无望的想法，他耸了耸肩：“通常孩子们被告知父母死了，有时是说父母不再想要他们。”这就是政府帮助他们适应的方法。所以，你能够想象后果。有许许多多与悲伤有关的酒精中毒，和平流层一样高的自杀率，所有那一类的事。”

“那些孩子之后呢？”

“其间，那些孩子一直被照顾到十六或十七岁，然后被纳入社会。他们可以选择待在城市，试着应对不可避免的歧视，或回到他们的传统社区，重返一种已忘得差不多的生活方式，和不再熟识的人待在一起。机能失调和错乱的情况在这个机制里繁殖。那无法在一夜之间摆脱。你知道，有人会说将孩子带走只影响到了一小部分原住民家庭。这不对——在内陆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受到的不是重大又直接的影响——且更悲剧性的是，它没说到要点。把孩子带走毁了血缘关系的完整连续性。只因不再实施，不意味着所有的伤害会神奇地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你能为他们做什么？”我问。

“设法给他们话语权，”他说，“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他耸了耸肩，有一点儿无奈地笑了笑。

我问他在澳大利亚是否还存在许多歧视，他点点头。“太多了。”他说，“实在太多了，只怕。”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历届政府已做了不少——或和以前做的相比多了不少。他们将大片土地归还给原住民社区，将乌鲁鲁重交原住民管理，在学校和医疗中心上花了更多的钱。他们引进了一些基本优先权，鼓励社区项目，帮助小型企业起步。没有一项对统计数据有任何改变。事实上，有些甚至变得更糟。到了20世纪末，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死于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比澳大利亚白种人高出十八倍，殴斗后被拘留的可能性高十七倍。因为不同原因，原住民婴儿出生死亡率依然高出二到四倍。

重要的是，对于外人而言，最奇怪的地方在于，原住民根本就不在那儿。在电视上你看不见他们演出；在商店里你找不到他们帮忙。只有两个原住民曾在议会工作，没有一个有过内阁职位。原住民人只占澳大利亚人口的1.5%，他们不匀称地散布在边远地区，所以也不能指望一次看见很多，但你会以为有时能看见他们——在银行里工作，递邮件，开停车单，修理电话线，加入普通正常世界的某个生产力中。我从未看见过，一次也没有。显然某些连接未被建立。

现在这样坐在托达街商业区，喝着咖啡，看着混杂的人群——快乐的白种人购物者，带着周六的笑容，脚下生风，影子似的原住民，贴着他们神秘的创可贴，步伐缓慢，摇摆，仿如流浪汉一般——对所有这些的解决方法，对如何将澳大利亚繁荣的果实，传达到这些明显不得要领的人手中，该做些什么，我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如果澳大利亚联邦要求我为原住民问题提出建议，我要说的只会是：“做得更多，干得更勤。现在开始。”

因此脑海中没有原创又有用的想法，我就坐了几分钟，看着那些可怜的、“断了线”的人拖着脚步走过。然后我干了大多数澳大利亚白种人干的事儿。我看了我的报纸，喝了我的咖啡，再也注意不到他们。

第十八章

想一想鸭嘴兽。那么多罕见的生物里，它立于最高点。在解剖学上，它处于哺乳和爬行动物之间的某个地下世界。五千万年的与世隔绝，让澳洲的动物有闲暇朝不太可能的方向演变，或有时根本不演变。鸭嘴兽正好两者皆有之。

在澳大利亚存在一种无牙、能分泌毒液、长皮毛、产卵的半水栖的动物，长着鸭一样的鸟嘴，海狸的尾巴，脚既有蹼又有爪，还有一张奇怪的口，叫作泄殖腔，用来生殖兼排泄(像有个分类学者仔细指出的那样，一种“非常奇妙但不适合讨论一般细节”的特征)。1799年，消息抵达英国，并不出人意料，大家当它是个玩笑。在给运来的标本仔细做过检查之后，英国博物馆的解剖学家乔治·萧发现，“不能对这只动物真正的特征抱有些怀疑便推测它的构造被施以了某些骗术，是不可能的”。据自然历史学家哈里特·瑞特福所说，原始标本上依然有萧当年为了检验是否是一场骗局时，用剪刀拨弄留下的刀疤。

之后的一个世纪，在把它和它的同类食蚁猬(一种类似刺猬的生物)放进它们自己的大家族——单孔目动物(这名字意味着“单个洞”，与那个特别的泄殖腔有关)之前，科学家们争论——激烈地争论，因为那是一个对严密性疯狂着迷的时代——如何将此动物归类。单孔目动物到底算哺乳类还是爬行类。从它们特殊的解剖学结构来看，单孔目动物产卵，这是爬行动物的特征，但同样清楚的是，它给幼崽喂奶，这又是哺乳动物的特性。让人更苦恼的是，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没人能找到一只单孔目动物的卵。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1884年，英国科学协会的某次会议上，代表们读了一份年轻的英国自然学家W.H.考德威尔从澳大利亚发来的电报时，听众席里的嘀咕和闲话。

考德威尔消息的全部内容是：“单孔目动物卵生，偏裂卵。”

好吧，嘀咕个没完，闲话也不止。考德威尔花如此大气力要宣布的是，他发现了鸭嘴兽的卵，那它们无疑是爬行类了。最后，考德威尔的发现并未造成决定性影响。单孔目动物最终进入哺乳类阵营，尽管有一阵，爬行类险些胜利。

我提到这些是为自己非常真实的兴奋提供一点儿背景，刚到珀斯的第二天，我正好自己也遇上了一只单孔目动物：一只食蚁猬，在国王公园孤独的角落里，横穿一条小路。不得不说，我精神相当好。珀斯是个可爱的城市，也是澳大利亚中我的最爱之一。我可能夸大了对它的喜爱，因为1993年，我第一次来这里时，途经约翰内斯堡[26]，在光天化日下的市中心，我被一群持刀的疯癫小青年，以完全毛骨悚然的方式抢劫了。等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城市，溜达时不用害怕被人塞进一条小巷，掏空财物，随时有被锐器割伤的可能时，我感到很安慰。

就算不是刚经历了犯罪骚动的小插曲，珀斯也是一处喜气又迎宾的地方。发现它的存在这件事便是所有快乐中最首要的，因为珀斯是地球上最偏僻的大城市，去新加坡比去悉尼近——虽然离两处都很遥远。身后伸展出一千七百英里了无生气的红色空旷地区，一路至阿德莱德；面前除了一片离非洲大陆五千英里，平凡的蓝色大海，一无所有。为什么自由社会中，会有一百三十万个成员选择在这么一个孤独的前哨生活，这问题总值得深思，不过气候是一大要素。珀斯有晴朗的天气、和善的天气——让邮差吹口哨，让送货员脚下生风的那种。建筑上珀斯没什么特别——它是一座又大又干净的摩登城市：澳大利亚的明尼阿波利斯——不过灿烂耀眼的光线让它十分美丽。你再也看不见比这儿更蓝的城市天空，或更纯净的阳光在摩天大楼上折射。

让珀斯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公园之一——国王公园。地跨一千英亩美丽的土壤，在天鹅河广阔流域的悬崖边，国王公园有一座城市公园所应有的全部——游乐场、鸟兽类保护区、漫步区、植物园、高地、纪念碑——大到你觉得永远看不完。大部分以传统的方式陈列——起伏的草地，小路，花圃——但有一大片角落，大约占整个公园的四分之一，是未被修正的灌木丛。就在穿越这片少有人问津的区域，漫步在阳关充足的小路上时，我看见了一只小的皮毛半球体，有点儿像地板打蜡器的刷子部分，从路一侧的灌木丛中出现，它高贵地，不疾不慢地，向路另一侧一模一样的灌木前进。

感觉到我的存在，它停住了。它有光滑黑色的刺，直指后方，随便地将自己卷曲成一个球，因此我没能看见它的尖鼻子，不过很明显，这是一只食蚁猬，不可能是其他东西。我高兴得不能再高兴。关于澳洲野生动物，这是最令我兴奋的时刻。我承认，这听上去确实有点儿悲哀。一个国家充满奇异而惊人的生命形式，最精彩的部分却是我在城市公园里发现一只无害的活动针垫。我不在意。这是一只单孔目动物——一个生理学上的异类，一个生殖世界的奇迹，哺乳动物这棵大树上的最孤独枝干上的一只怪物。食蚁猬感觉到我向后退，和它保持了恭敬的距离，它展开身体，继续摇摇摆摆地走进灌木丛。

兴奋于我的泄殖腔动物，我沿着小路走，又回到了真正的公园。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来到一条狭长而美丽的林荫道。很早以前就种在两旁的高大的白橡胶树，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者。每棵树上有一小块匾牌，给出一条短暂生命的大致情况——没想到非常感人，我沿着这条长路走完，一块接一块地读。“纪念陆军上尉托马斯·H. 博恩，第44营，”一块写着，“1917年10月4日帕斯尚尔战役中阵亡，年仅25岁。妻女献上。”这在澳大利亚之外鲜有人知——我觉得在这儿值得一提——一战中，没有哪个国家阵亡的人口比例高于澳大利亚。在少于500万的国家人口中，澳大利亚承受了巨大的损失，21万伤亡中——6万死亡，15万伤兵。士兵的伤亡率高达65%。像约翰·皮尔格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个来自最远端的部队受到如此重创，且全为志愿兵。”就在几天前，在某份周末报纸中，我读到一篇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济根有关一战新史学的评论。顺便说一下，那评论者注意到(用一种明显的感叹)，济根长达五百页观察细致的文本中，对澳大利亚部队一次也未提及。

可怜的澳大利亚，我想到。其他国家生产无名的战士，它生产无名的军队。(几周以后，在伦敦，我找来了济根的书，里面经常提到澳大利亚军队。我觉得由此可得的结论是，澳洲人老觉得自己会被忽视，有时他们会忽视了自己其实未被忽视。)

在这条忧郁的大道外，是多出许多生气和阳光的植物园领地，而我如今带着不一般的热情走近，因为澳大利亚的植物格外稀有，没有别的地方会像这里摆放得那么漂亮。澳大利亚真是惊人的富饶。它被认为有大约两万五千种植物(比较一下，英国有一千六百种)，而这仅仅是一个猜测。这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从未被命名或研究，且新东西一直在出现，还是经常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比如，1989年在悉尼，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树种。人们在这些树附近生活了两百年，但因为它们没多少——只有十棵被发现，而无人问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1994年，在蓝山山脉，某个散步的植物学家出人意料地发现了很久之前就被认为灭绝了的残遗树种——瓦勒迈杉树，它们并非藏在含蓄的蒿草灌木丛里，而是有一百三十英尺高，十英尺粗，厚实雄伟的树。澳大利亚有太多的土地要勘察，却只分配了这么多的植物学家，要让这两者相交得花点时间。没人知道，还有什么在那儿等着被发现。当然，这就是为什么谈到自然科学时，澳大利亚是如此重要又让人激动。在英国、德国或美国，你需要撞大运才能发现一种新的山顶苔藓，或以前被忽视的地衣后裔；但在澳大利亚，只要在灌木丛中散散步，你能发现半打未命名的野花，一丛侏罗纪时代的被子植物，或十公斤重的金块。如果我是科学界的，我知道该在哪儿工作。

这之间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对生命通常格外充满敌意，又产生出如此多的生命。荒谬的是，一半答案都藏在土壤的贫瘠中。在气候温和的世界里，大多数植物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繁荣生长——一棵橡树在俄勒冈和在宾夕法尼亚能长得一样肥沃——因此相对较少的几种广幅种占了优势。相反，在贫穷的土壤中，植物不得不特殊化。一种植物要学习忍受土地中其他植物不喜欢的元素，比方说，高含量的镍；而另一种要变得能容忍铜，还有一种可能要学着容忍镍和铜，可能同时还要持久抗旱。就这样下去。几百万年以后，你就有了一片填满大量不同植物的地表，每一种都偏好非常特定的条件，每一种主宰一小块没几棵其他植物能忍受的地。特殊化的植物产生了特殊化的昆虫，这样沿着食物链一路向上。结果是一个国家看上去对生命有敌意，但实际上极其多样化。

澳大利亚多样化第二明显的因素是与世隔绝。五千万年的岛屿，显然庇护着原住民的生命形式不受竞争侵害，允许它们中的某些——植物世界中有桉树，动物世界中有袋目哺乳动物——异常繁荣。但说到物种的多样性，在澳大利亚内部长久存在的与世隔绝也同样重要。概括地说，澳大利亚有许多因地域辽阔、生存条件苛刻而被零星分散的生命。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地方比澳洲西南部更是如此。按大卫·艾登堡禄在《植物的秘密生活》中所说，澳大利亚的这一角“包括了至少一万两千种不同的植物种类，其中87%为澳大利亚独有”。

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奇特的植物中，有许多都面临一种恐怖而鲜为人知的疾病，叫作顶梢枯死。顶梢枯死因一种叫疫霉的真菌类而起，与在爱尔兰引起土豆虫害的真菌，属同一家族。它在澳大利亚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对植物的影响遍布全国，直到1966年科学界才鉴定出病因。在澳洲西南它尤其令人担忧，部分因为它在那儿长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旺盛，部分因为西南部的珍稀植物特别密集。我如今从一块信息牌上发现，连班克斯亚木也受到威胁。班克斯亚木(得名于它的发现者约瑟夫·班克斯)可能是澳大利亚最受景仰的花。它有一点儿怪——这花看上去极其惊悚地像马桶刷——但澳大利亚人喜欢它，因为它引人注目，且遍地都是，且为他们所独有。因此就在我读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快要绝种的名单上有7种班克斯亚木，他们很可能真的就要灭绝时，我感到非常沮丧。还有12种班克斯亚木也面临威胁。或许是我生来悲观，但似乎如今旅游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在你还能看的时候看看东西。我觉得，最让人不安的是，由于这么多植物都还未被记录，许多植物在没被发现之前就会消失。

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想法，因为我正要自己出发去做一次植物学上的小调查。一开始，我在珀斯有一天的空闲，但脑子里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坐在公园中央咖啡馆阴凉的阳台上，用卡布奇诺的巧克力泡装饰自己的脸。随后我开始读《西澳大利亚人报》，几分钟后，看见的一篇新闻文章，带给了我灵感。

文章涉及一个叫兰·汉考克的人，关于他我正好最近有所阅读。汉考克是西澳大利亚偏远北部的大农场主，因坐拥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矿藏之一而特别富有。任何怀疑澳大利亚是个幸运国家的人，只须重温一下20世纪50年代及后来国家发现矿藏的故事。直到那时，大家普遍都认为澳大利亚缺乏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例如，铁矿石被认为短缺，以至于有整整二十年出口铁矿石都是违法的。接着在1952年，兰·汉考克取得了重大发现。在驾驶一架轻型飞机飞越靠近北海岸空旷无人的哈默斯利岭时，他遭遇了一场突然的暴风雨，不得不紧急迫降在一块在地理上称作“西盾”的平岩区。从飞机上下来，他意识到自己差不多是站在纯铁之上。更近一步调查之后，他发现自己拥有一块一百公里长的纯铁矿石。从1950年的几乎一点儿没有，到1960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估量储备升至200亿吨。60年代末汉考克一人控制的铁矿石储备就比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的还要多。那绝对是非常多的铁矿石。

可这还只是开始。矿藏让人眼花缭乱地相继出现在全国各地——铝土矿、镍、锰、铀、铜、铅、钻石、锡、锌、锆石、金红石、钛铁矿，还有许多其他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几乎一夜之间，有开采权益的人挣钱挣得不好意思去想，也根本花不完。股市完全失控，投资者争抢着入市。在悉尼，在有新发现立刻报道的狂乱交易中，有个股票中间人弄掉了一只耳朵——一只耳朵!那是一段令人陶醉的时光，它改变了澳大利亚的财富。从一个昏昏欲睡、温和的羊毛生产者，变成一个采矿业大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矿石出口者。因为许多重大发现都在西澳大利亚，大多数的财富聚集在了州首府——珀斯，这就解释了所有那些摩天大楼是怎么回事。

兰·汉考克，开始这一切的人，在1992年被天上的铁山召唤走了，可他年老糊涂之时，干了那件让所有富二代都害怕的事：他娶了他的管家，一位叫罗斯的菲律宾女士。照晨报上所说，汉考克的女儿提交讼呈，宣称守寡的罗斯和后来的汉考克先生“铺张地滥用不属于自己的钱”。文章有益地提供了一条边框，里面列举了汉考克太太的资本声明。这里面包括一座价值三千五百万澳元的豪宅，在珀斯城郊一处叫莫斯曼公园的地方，旁边还附有详细地址。它显然是本城最堂皇的住宅，单水晶吊灯就花了三百万澳元。看了看手中珀斯的地图，我意识到莫斯曼公园在一块著名富人区的最远端，一路到弗瑞曼托。那天天气不错，我兴致勃勃，决定走着去瞧瞧。

不得不说，从珀斯市中心到莫斯曼公园有很长一段路。我走了好几个小时，穿过枝繁叶茂的西澳大利亚大学校园，绕过明媚的天鹅河港湾前滩，沿着一长段阳光充足塞满快艇的小海湾，终于到了颜色鲜亮的、炫耀财富的住宅区——尼德兰兹、达尔基斯、薄荷丛——宫殿似的房子沐浴在火辣辣的阳光中。这些地区持续了好几英里——没完没了地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全是恢宏的房子，宽敞的车道旁是巨大的门，露台的装饰基座放的是希腊壶，停着车队的车库。这是某一命题的极好证明：钱和品位不总是(或通常不是)一起出现的。这些是彩票中奖者，那种会在自己电视广告中露脸的零售商，不会对地址里有“薄荷丛”感到尴尬的人的家。我一点儿也不是这个意思，澳大利亚新富区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离优雅较遥远，但在澳大利亚缺少一种特别的建筑语言，确实说明大家能够从更广的原型范围内选择自己的风格——免下车银行、赌场、高档疗养院、滑雪小屋之类的主题。看着它在珀斯西部的城郊，展开了有一英里之远，未尝不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

等到了一处叫奇德利的地标，我已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并发现自己找到了莫斯曼公园。我在包里刨那份报纸以便查具体地址，却发现它被留在了国王公园咖啡馆的桌子上。不要紧，到现在为止我已走了八九英里，已看了足够一辈子看的奢侈地产。我大致记得汉考克的房子在惠灵顿街，于是找到这条安详的大道，沿着它漫步。途中，我看见了差不多八座仿佛其中的砖瓦、砂浆、花园点缀或闪烁的水晶吊灯，都值好几百万澳元的房子，却没有一座能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是这座大都会里最宏伟的建筑物。正当我站在那儿，看见一个穿着短裤和配套上装的年轻女人——一个职业遛狗人，我猜——她身后有一只活泼的比小马驹小不了多少的狗。她不怎么像在遛狗，而像是踩着鞋底在滑雪。我走到街上，防止被咬，在她经过时又询问是否知道汉考克家在哪儿，她指了指大约向上走三户的地方。考虑到花费，我不得不说我期望的比这个要多得多——一种在圣西米恩[27]遇见里布瑞斯[28]的梦想殿堂，是我脑子里有的画面——在一小块地上，既不特别俗气也没被醒目地装潢。我研究了几分钟，稍有些晚地想道，尽管自愿花了这么大力气来到这里，可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在乎罗斯·汉考克住在哪儿。一旦接受了这样的想法，我转过身，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继续了向海边的长征。

尽管弗瑞曼托(两万四千人口)实际上只是珀斯海岸的一个郊县，历史上它是个单独的社区，激烈地保卫自己独立的身份。有时甚至能看见它被称为“珀斯的姐妹镇”。它一定对此有一种相当不同的感觉。在淘金热的年代，它是个世界文化交会的海港，可之后沉入一段长时间的老朽。在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意识到它被忽视的大量维多利亚时期建筑中所具有的商业潜力后，它经历了一场中产阶级化的复苏。因此今天它是个时髦巢穴，有拿铁、意大利冰激凌和带艺术气质的小商店。大家都喜欢这个他们称之为“费瑞欧”的地方。我通常也会，尽管我今天的热情已迅速枯萎。下午非常炎热，没有迹象说明改善的海风——他们管它叫弗瑞曼托医生(当然是因为它会让你感觉好一点儿)会来。等意识到还要走四英里路，大多是沿着繁忙、毫无魅力、残酷无阴的斯特林高速路时，我已两脚冒烟。

等我到弗瑞曼托中心，已近黄昏，完全累坏了。我走进一间酒吧，灌了一瓶啤酒，医治自己。

“你还好吧？”酒吧女招待问。

“还好。”我回答，“怎么了？”

“瞧见你的脸了吗？”

我立刻知道了。“晒伤了？”我无望地问。

她给了我一种坦白、同情，但主要是被深深逗乐的点头。

我越过她，朝吧台后的镜子里瞥了一眼。镜子里正朝着我看的，可笑地与我打扮相似的，是一个叫“西红柿脑袋先生”的卡通角色。我叹了一小口气。在接下来的四天，我将会成为每个西澳大利亚老人关心的对象，及所有其他人的笑料。然后再过三天，在我的皮肤剥落掉渣，像刚从麻风病院逃出来时，情况会变成全民的恐怖和厌恶。女招待会吓得扔盘子，呆看的人会撞上路灯，救护车司机经过我时会减速并仔细打量。和以前一样，它将是一场苦难的经历。在三到四个小时之后，我将会一触即痛。其间，我已受损严重。腿脚疼到我不敢肯定，以后它们是否还能为自己服务。我脏得像大街上的顽童，难闻到应该被埋起来。而所有这一切是为了看一所我并不真有兴趣看的房子，走到了一处我如今累到无法探究的地方。

但我几乎没怎么介意。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看见了一只单孔目动物。生活给我的任何打击都不能消除它所带来的兴奋。靠这想法的维持，我喝干了啤酒，战战兢兢地把自己从吧台椅上弄下来，穿过目不转睛的人群，去看看是否能找到一辆出租车带我回城市。

早上我要了另一辆租车，开始澳大利亚的倒数第二段探险。我要去西南半岛的红柳桉和考里木树林。如果那听起来有点儿无聊，请忍一忍，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树。它们和对澳大利亚树木世界的意义，等同于吉普斯兰的巨大虫子对无脊椎动物：大，不受重视，神秘地只出现在一小块区域，通常是在西澳大利亚的西南角和珀斯以南。考里木树是澳大利亚红杉属。它们有250英尺的高度，但腰身惊人——周长能高达50英尺，向上爬至它们遥远的树冠，几乎不怎么变细——赋予了它们雄伟的形象。试想一下你曾见过的最强大最优雅的悬铃木，在每种度量上乘以三，你差不多就有了一棵考里木。

然而，这一地区的主要树种却是英俊高贵的红柳桉，比考里木稍小，但还是巨大，引人注目。红柳桉依然活着就是个奇迹，因为它差不多是活树中最逊色的。让它一开始能够繁茂的特化，同样是悲剧的祸根。因为红柳桉不巧在富含铝土矿的土壤中能茁壮成长，而铝土矿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矿藏。20世纪60年代矿业公司发现了这一联系，同时令人振奋地意识到，能砍下红柳桉卖个好价钱，然后再挖出地底下所有那些商业价值极好的铝土矿，因此从一块土地上，得到两份巨大的收入。到目前为止，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好事，当然，如果你的理智允许你消灭一大片绝无仅有的原始森林，用巨大的纵深的难看伤口取代它。采矿工程师——这些人如此天才——着手这一问题时，简直丧尽天良。多聪明啊!

这之中，他们长期受助于林业的同僚。澳大利亚的林务员，不得不说，确实挺喜欢砍树。你不能完全责怪他们——这毕竟是生计——无疑，他们没有以前的那些人那么不计后果，但可以这么长时间地不受谴责，仍然需要我们警惕地注意。你要知道，这些人能将把树砍光，描述为“阳光再生法”，而不用脸红。为了让你能够客观一点儿看问题，澳洲是树木覆盖最少的大洲(当然南极洲除外)，而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出口洲。我并非权威，我猜这一切都被最细致小心地照料着(这当然是澳大利亚自然保护和土地管理局拼命塑造的形象)，可照我看确实有点数学上的矛盾，当一方面有非常少的树，另一方面又有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木材出口工业。不论如何，红柳桉树林比以前少了许多，那珍稀且明显无法再生的考里木也少了许多。据威廉·J. 莱恩斯的报告，在1976年到1993年间，澳大利亚因砍伐失去了四分之一的考里木树林。因为砍伐!我重申一遍：这些人需要被盯着。

就算没了它奇特的森林，澳大利亚西南角依然是个有趣的地方。就像澳大利亚不时会出现的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入侵”一样，它的西南角从印度洋的纳多鲁列斯角向南大洋的旋钮角延伸了180英里。这又是常在澳大利亚发生，意外的相对茂盛的侵入。它有点儿像南澳大利亚的巴罗莎谷，但鲜为人知，毫不招摇，连个名字都没有。澳大利亚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提供一个方便的标签让你明确方位——阳光海岸、热带北部、莫宁顿半岛、阿瑟顿台地——可我瞧见的这一地区最简便的名称却是“西澳大利亚南角”。我觉得他们需要再想想。不过，这地方本身，还有更远处的大海，不需要做出任何改进了。

可能是因为我的澳大利亚冒险已近尾声，我感觉充满深情，或因为之前一两个礼拜的大多数时间我都花在干旱的景致上，或只是简单地因为我对此地一无所知(几乎任何西澳大利亚以外的人都是如此)，没有期望便没有失望。我立刻着了迷。它仿佛集合了欧洲和北美最有趣却最不张扬的地方：苏格兰低地、比利时缪斯山谷、密歇根的上半岛、威斯康星的牛奶园、英国的希罗普郡或赫里福郡——世界上可爱的但你通常不会千里迢迢去欣赏的地方。这不是个世界级景观，可它是个迷人的私室，有益健康。我给它起了个绰号——免费在此挂出，直到有人提出更好的——愉快半岛。(“这儿一切都……相当不错!”)

因此我打发了宜人的一天——愉快的一天——开车穿越树林、延绵起伏的田野，经过整齐的果园、深绿色的葡萄园，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永远通向一片蔚蓝色、阳光明媚的大海。它是个幸福的小王国。我经常在乡间小镇作停留——东尼布鲁克、布里奇顿、巴瑟尔顿、玛格丽特河——坐下来喝杯咖啡，或者翻翻二手书，或者在木码头或暗褐色的前滩漫步。

我在南部林地的边缘的曼吉马普待了一夜。清晨起了个早，梳洗完毕，立刻向香农和弗兰克兰山国家公园的方向出发。几分钟之内，我就身处凉爽的、坚挺雄伟壮观的绿色森林里。实在非常值得期待。我要去的是一处叫巨人谷的地方，听说是个新近开发不容错过的旅游胜地。它叫作“树顶行走”，就像名字所说的，荡漾在汀格树——另一种珍稀的特大型桉树，这一地区所独有——树荫中的高空走道。我以为它不过是个花招，可实际上发现汀格树这么巨大的身材其实相当纤细，依赖于它们底部土壤里的几种营养素，而游客不停的践踏会妨碍有机物的分解，危害它们的健康。因此树顶行走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全新消遣和不同视野，同时又便捷地使他们不做出危害。

树顶行走深入海岸森林一两英里，在一座叫沃波尔的小镇附近。我在开放时间到达，可停车场已熙熙攘攘，并迅速被填满着。许多人聚集在入口处，在小商店里兜圈子。和爱丽斯泉的沙漠公园一样，整个地方由自然保护和土地管理局运行。这是个感人的例子，说明政府部门敢于创新，并做得极好。我们在已知世界可以与这些人相处了。

我要说的是，树顶行走值得举世闻名。它由一连串悬臂的金属斜道组成，像工业T台，在世界上最美丽雄伟的树的最高层，在令人兴奋的高度迂回曲折。树顶行走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建筑物。它有两千英尺长，最高点离地面有一百二十英尺——一个不错的高度，相信我，当你从齐腰高的栏杆边缘向下看。因为走道的表面是镂空的格栅，让你能直接向下看——其实，或多或少强迫你这样做，沿着它走，必定有种潇洒大胆的味道。我爱极了它。有比汀格树更大的树(在东澳大利亚就连白蜡树也比它高点)，无疑也有比汀格树更好看的树，但我不信世上会有树两者皆胜。红杉或许能达到让人更眼花缭乱的高度，可它们的树荫啥都不算——像个用榔头敲进钉子的扫把柄。汀格树，因为树叶宽大，撒开郁郁葱葱的一大片。这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是找不到一棵更好的树。

我走了两圈，着迷地欣赏着。直到第二圈走到一半，我才意识到这里其实挺挤的。像每个人一样，我和周围的人分享这经历，对着陌生人指东西，反过来也让他们指东西给我看。我很少被陌生的小孩吸引，可我发现自己现在和两个小男孩说着话——聪明的兄弟俩，大约十岁和十二岁，和父母从墨尔本过来度假——要看看西澳大利亚是否有考拉，而我们在树顶是否能发现一两只。然后他们的父亲加入了，我们一起讨论着。然后做母亲的也出现了，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你晒伤得很严重。”她关心地说，从她的包里给了我一些面霜。我谢绝了，但很感动。

这一切都奇怪得暖人心房：我们曾一起度过这一经历，一起分享了各自的观察和药剂。这让我想起在澳大利亚那日穿越阿德莱德公园的漫步，那时上百人似乎——实际上是——在一起野餐。这也有一样的共同作业精神，在最有趣且基本的人类学意义上，这是一场社交活动。

尽管那样，我还是没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的生活中，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元素，直到我降至地面，在一块叫作古代帝国的地区漫步。一条防护的木板小路，组成一个诱人的大圈，穿梭进同一片森林的另一部分。它以自己的方式，几乎和树顶行走一样有趣——站在一圈汀格树的脚边，伸长了脖子去领会它们不可思议的高度，和在多叶的树冠中穿梭同样让人眩晕——可小路并不新颖巍峨，因此无人顾及。只有我一个人，非但没因为能独处感到愉快，像通常会的那样，我突然觉得相当孤独。“嘿，大伙儿!”我想喊，“下来看看这个!棒极了。下来陪着我!随便谁!求求你们了!”

当然我可没这么说。相反，我向周围长长地充满敬意地看了一眼。在那一刻闲散的思维中，我突然想到，这片森林算得上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恰当比喻。它对于树木的世界，就像查尔斯·金斯福德·史密斯对于航空业，或原住民对于史前时期——却被莫名其妙地忽视了。无论如何，我觉得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一有限的区域，会存在地球上某种最珍贵、最强大的阔叶树，组成一片完美卓绝的森林，而澳大利亚之外却几乎无人知晓。可当然，澳大利亚就是这个样子——它装满了未被赏识的奇迹。

脑袋中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出发，去默默无闻却是所有奇迹中最惊人的那一处。

第十九章

这趟旅程的早些时候，从冲浪者天堂开回悉尼时，我在新南威尔士东北部一个叫阿米代尔的让人愉快的大学城，停下来喝了杯咖啡。我在迷人的小巷中简单地溜达了两步，巧遇了一座叫矿产资源管理局的官方建筑——不知为何——我走了进去。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这么丰富的矿产是在澳大利亚，而不是——比方说，我家后院，进去时想着也许谁能为我解答。在澳大利亚这样快乐而开放的社会里，像小报记者般探听消息的好处之一是，出现在矿产资源管理局这样的地方，即便脑子里并没有特别的想法，也会有人邀你进去，回答任何你愿意提出的问题。

结果是我和一个热心的，叫哈维·亨利的地质学家待了半个小时，他告诉我实际上澳大利亚并非拥有难以置信的过量矿产资源——至少在每平方米矿物资源的层面不是。相对较少的人，短暂的历史，又加上澳大利亚的面积太大，因此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还未经开发，未经勘察。为了让我正确客观地理解，他带我穿越了工作区域，看他的谋生之道。他制作地质图，巨大、详细、让人难忘，像设计图一样卷着。他在一整面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仿佛它们是古老的蓝图。就连未受训练的眼睛也能看出，它们记录了地形所有的条条块块，特别强调矿物盛产带。每一张，他解释道，都覆盖了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六十公里长四十公里宽，制作要用十到十五年的工作量。阿米代尔的团队在整个过程中，要勘察八片这样的土地。

“大工程。”我感叹道。

“当然，可我们总能找到新东西。”他收起一张地图，露出下面一张。“那个，”他说，轻敲着地图的一部分，填着平淡柔和的色调，“是一处新的矿藏，在靠近奥兰治一处叫凯蒂丝山的地方。有两亿吨含矿砂。”

“是好事，对吧？”

“非常好。”

“那么，”我略有所思地问，试着把握这一切，“如果做一张六十乘四十公里地带的地图，要花十到十五年，而澳大利亚有八百万平方公里，那整个国家有多少被仔细考察过？”

他看着我，仿佛我问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哦，几乎没有。”

我觉得难以置信。“真的吗？”我问。

“当然。”

“那么，”我继续略有所思地问，“如果你把我随机地降落到内陆某地，斯特兹雷基沙漠之类的，我会落在某块从未被考察过的土地上？”

“正规考察？几乎肯定是。”

我花了点时间，吸收这一说法。“那么有多少矿物资源在那儿等着被发现？”

他看着我，像一个工作无法完成的人那样快乐地两眼放光。“没人知道，”他说，“不好说。”

现在，记住这一点，我带你去孤独海岸高速路，从珀斯北部到四千一百六十三公里以外的达尔文。在这儿的海岸附近，有几个小镇和不少可见的耕作，可向右穿越淡绿色的低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朝内陆挺进时，你会发现，自己身处要命的、混乱的空旷之中。没人知道那儿到底有什么。我发现这么想非常刺激。即使现在，人们有时还会有惊人的轻松发现，这种发现一般只会在地图上没有的国家发生。就在最近，某些笑嘻嘻的家伙，从西部沙漠里淘出六十磅重的实心金块。这几乎是迄今发现的最大金块，而它就躺在沙漠里。老天啊!

矿物专家或许会研究卫星图，或由低空反复飞行的飞机生成的图表(哈维·亨利不经意地提过，他管它们叫“幻想地图”)，可这种近距离的调查，包括在干涸的河床上徘徊，带走岩石以便后续分析研究的，只不过是刚刚开始。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澳大利亚有广阔的沙漠——天晓得那已经多么使人畏缩了——还因为走入未知地域的风险。就像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迪写到的：“路只会暂时显现，在雨水冲刷中消失，困惑焦急的过路人只能探出窗口，寻找破碎的小树枝，或许能暗示之前有辆车经过……这儿极容易迷路，到了吓人的地步。”

在这样的环境中，未经证实的流言自然而然激长。最有名的故事关系到一个叫哈罗德·贝尔·拉塞特的人，他于20世纪20年代声称，三十年前在沙漠中心无意地发现了一条长达十英里的金矿矿脉，但由于许多无法由他掌控的原因，没能再回去。尽管故事有些不大可能，可显然比一个光秃秃的描述来得更可信。不管怎样，拉塞特设法说服了几个好奇的商人，甚至某些大公司(比如通用汽车)资助考察，1930年从爱丽斯泉出发。在几周迷乱又毫无成果的漂泊后，拉塞特的赞助商们开始失去信心。队员一个接一个离弃了他，最后只剩下拉塞特一个。有天晚上，他的两峰骆驼逃跑了。徒步又迷路，他最后死得孤单又痛苦。我敢说他喝了不少尿。无论如何，他没找到金矿。人们至今还在寻找它。

尽管拉塞特肯定不是受骗了就是个骗子，可有一大片金矿矿脉正坐在沙漠中的想法，并非完全不可理喻。人有了巨大发现，之后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这完全可能。比起忘记了沙漠中重大发现的拉塞特，其他人要仔细留心得多。比如斯坦·阿瓦米克，一个地质学家，在不规则又极其炎热的皮尔巴拉矮山附近——澳大利亚西北部，至今大部分未经勘探——搜索时，碰巧遇上一块露出地面的岩层，内含微小的叫作叠层的化石化有机物，可以追溯到大约35亿年以前生命之初。在阿瓦米克发现它们的那个时代，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化石。从科学的角度，这些岩石和拉塞特想不起来的金矿矿脉同样珍贵。阿瓦米克收集了一些样本，回到文明社会。可等他回到皮尔巴拉想继续他的研究，却再也找不到那块露出地面的岩层。它消失在无尽的一模一样的矮山中。在那儿某个地方，那些原始叠层依然等待着被再次发现。把它们换成金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自那以后，其他相似或更有来历的叠层石床，在别处亦有被发现，不论是澳大利亚内部还是远在他乡。不过，其间，在西澳大利亚海岸孤独伸出的鲨鱼湾里，在它温暖的浅水中，科学家发现了某个同样非凡，甚至更出人意料的东西。他们发现了一个活叠层的社区——和地衣构成相似的群体，安静完整地复制了生命之初存在的地球条件。这就是我要去看的。

从珀斯向北开大约八小时到鲨鱼湾。中午刚过，车子开到一处叫当加拉的地方，路开始向大海蜿蜒，我终于能看上一眼蔚蓝的大海。西澳大利亚的这一部分叫作巴达维亚海岸，正巧是另一个我感兴趣的地方。在杰拉尔顿，六百英里内唯一值得命名的小镇(当然也是唯一交通灯多于一组的地方)，我停下来喝咖啡，碰巧把车停在了镇中心一座小海洋博物馆外。我在门外犹豫了一会儿，既想继续向前走，又好奇于里面有些什么，后来任性地走了进去。我多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因为这座博物馆大部分都用于介绍那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巴达维亚，一艘海岸因之而命名的船。它是被人遗忘的商船，在1629年误撞上了澳大利亚海岸，结果展开了海事纪年中一段怪诞又难以置信的插曲。大多澳大利亚的历史记载，不过是给它一个脚注(曼宁·克拉克连提都没提)。这有点儿意外，因为它是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土壤上的首次逗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对白人最大的一次屠杀。可我想办法说服了自己。

在1629年，我们的故事开始时，荷兰海员刚刚发现从欧洲到东印度群岛最便捷的水路，不是绕过非洲好望角，径直穿越印度洋，而是向下至南纬40°——著名的“咆哮西风带”——让那些剧烈的海风推着你东行。当然，如能设法不撞上澳洲，这方法不错。可惜，这是1629年6月初，拂晓前两个钟头，降临在船长弗朗西斯·派森特身上的命运。巴达维亚搁浅在一个沙质的障碍物上，一个叫作阿博尔豪斯的群岛，在澳大利亚西海岸。船几乎立刻分崩离析。

船上的三百六十个人有一部分在困惑中淹死了，有两百人左右挣扎着游到了岸边。等太阳出来以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一座荒无人烟的沙洲上，只有少许海上营救的供给和极其暗淡的前景。他们离巴达维亚(如今叫雅加达)有一千五百英里。派森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宣布他将带一队人马，划帆船附载的大艇，试着去遥远的东印度——一个微弱却是唯一的希望。

他留下一个叫杰罗尼莫·康纳利兹的人主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无法肯定，但似乎康纳利兹是个疯子兼宗教狂——永远都是危险的混合体。可以肯定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他和几个忠实的追随者屠杀了绝大部分幸存者——男人、女人、小孩，共一百二十五人。剩下的那些成了他们的奴隶——女人烧饭，提供性服务，男人捕鱼，长时间劳作——除了一小群人，他们穿越一条艰难的海峡，逃至一两百码外的另一个沙洲。在那儿他们用贝壳和浮木做成武器，建立了一座碉堡，以挡开康纳利兹那伙人偶尔投掷的攻击。

派森特不知留在身后的混乱，他已心乱如麻——毕竟，他弄沉了一条全新的船，一条荷兰商舰中的骄傲——他向帝汶海进发，神奇地到了巴达维亚。在那儿上级目瞪口呆地听了他的故事，又给了他一条船，命令他立即回去找幸存者。

事发五个月后，派森特回到了阿博尔豪斯群岛。在那儿，这位曾犯下大错的船长，发现幸存者们卷入了一场内战，只差一点儿就站在错误的一方，将船交给发疯的康纳利兹和他丧心病狂的同伙。不过最终，他设法辨别出真相，给这夺命的小沙洲带来了秩序和公正。康纳利兹和他的六个党羽被迅速绞死。剩余的多数被鞭打严责，用铁链锁起来带回巴达维亚，以便进一步矫正惩罚。但出于不明的原因，派森特决定不怕麻烦，让两个恶棍——一个叫伟达·鲁斯的海员，一个船上的侍者简·派尔格鲁姆——划向大陆，把受罚的人放逐至那儿。

在1629年11月16日，他们搁浅在一处叫红峭壁海滩的地方。那两个荷兰人的下场如何，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两件事——他们是世界上最遥远的欧洲人，也是最早的澳大利亚白人。

我从热心的博物馆工作人员那儿得知，红峭壁海滩在一处叫卡尔巴里的地方，沿海岸线向上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因为它正好在去鲨鱼湾的途中，我决定在那儿过夜。下了西北海岸高速路后，沿一条支路大约走四十英里，穿越一片绿色的平原，那儿，石南灌木丛覆盖了视野所有的范围。到卡尔巴里，夜幕已降临——去看荷兰人的登陆点已太晚——因此我在沙滩边的汽车旅馆要了个房间，在小镇上溜达了一会儿，满足自己。卡尔巴里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地方。建自1952年，某些渔民发现近海的水中富产龙虾。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往西北海岸高速的路铺好之前，除了通过海路，它与外部世界毫无联系。今天捕鱼业依旧是社区生活的中心，但也发展出一块小型度假区。两者共存得非常好。

环境几乎不能再好了。它面朝一大片海湾，被长长的白沙洲遮蔽着。我穿过温暖的夕阳走去滨海人行道。阿博尔豪斯群岛在海那一头六十英里远——从大陆上根本看不见——但我能清楚地看见，离海岸一两英里叫红峭壁的岬，两个暴动者被流放在那儿。

沿着滨海人行道漫步时，两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两百码外海湾中有一条半沉没的船，被缓慢地拖进海港，穿过一条沙洲间狭窄的海峡，许多人在围观。旁观者中最大的一群人，在一英里外的码头上，那一岸似乎是海港的商业区。我们这一岸的海港度假区也有许多人——坐在沿海滩停着的汽车发动机罩上，从海滨之家或公寓小屋的阳台上遥望，从商店和酒吧走出来，站着观看。总之，这种感觉很奇怪，有一种几乎可怕的安静。

我向一个坐在汽车上的男人打听。“哦，是条昨晚被礁石撞出了洞的渔船。”他解释道。事故在凌晨两点半发生，在远海处，有一阵子，似乎这船经历了极大的危险。更让人紧张的是，船长带着他七岁的孩子——显然把他带出去是作为奖励。另三艘本地的渔船出去营救他们。我看了看我的表，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大海里已待了十六个小时。我对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谈到这一点，他对我笑了笑，仿佛在道歉。“对于小镇来说，这一天很漫长，”他说，“我们都焦虑不安。不过，似乎一切都还好。”

卡尔巴里全年的人口大约一千五百人，我猜小镇三分之二的人都在这里。当船穿过沙洲，它的安全仿佛最终得到确认，海港两岸的人们都热情地鼓起掌，喊着鼓励的话，仿佛在欢迎赛船的赢家。我觉得这好极了——整座小镇，出来看一艘受了伤的当地渔船怎样被带回家。如果我发生意外，凶险的一夜之后，肯定找不到一千个人看着我蹒跚入港。我决定好好喜欢卡尔巴里。

清晨我起了个大早，沿海岸开了一两英里去红峭壁海滩，我听说在那儿会找到一个石冢，标志着那两个淘气的荷兰人，被留下来面对孤独命运的地点。它十分戏剧化——一块非常大的岩台，被海浪冲击着，浪花四溅。一条长长的暗褐色海滩，相隔一定距离就有招牌写着：“小心——危险的家伙。”大海是一片明亮的蓝绿，长长的海滩被大浪猛烈地敲打。

我在周围好好地转了两圈，但哪儿也找不到石冢，这一时间周围也无人可问询，除了沙滩远端有一对夫妇，他们在训练一只跳跃的小狗。不过没什么关系。石冢是在事情发生后很久才建的，无论谁造都是猜测而已。因此我只是享受着阳光和被海清洗过的空气，惊讶地意识到，站在这儿并非一点儿也不好玩。这是个可爱的地方。大海极其丰富多产，身后的小山富含建筑的材料。鲁斯和派尔格鲁姆，再一次因为神秘的原因，被派森特赋予了相当丰富的财富。他们有一艘小船、食物和水，一些工具，某些可以和原住民交换的小玩意儿，如果能找到原住民的话。打发日子的话，世上肯定有糟得多的地方——尤其是他们的另一种命运：巴达维亚是他们发臭又有瘴气的地牢。假如能与原住民保持热情友好的关系，能让自己在这儿过得相当不错。

我被这一念头吸引住了——它在这儿明摆着是可能的。从珀斯起西澳大利亚的海岸线美丽得惊人，几乎完全未被开发。在卡尔巴里之外，到卡那封大约两百英里间，没有一座城镇，只有一条开向大海的支路——我向鲨鱼湾进发的那一条。在卡那封之外，到达尔文的一千八百英里，基本又是这样的情况——只有一条无人打扰的壮丽海岸，间歇地点缀着小社区。西澳大利亚总共有七千八百英里的海岸线，只有大约三打海岸社区，包括我刚来的西南半岛附近的那些。

当然，那就是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了鲨鱼湾的叠层。尽管它们就在那儿，在一块可进入的贝壳海滩边缘，傻子也看得见的地方，可直到1954年，它们才被人注意，又过了十年才被科学定义。而另一个原因是，这里有两万三千英里的澳大利亚海岸线要调查，全弄完得花些时间。

从卡尔巴里回到西北海岸高速又是四十英里路——依然只有一条路进进出出——然后再来一百多英里到鲨鱼湾。在两个半小时中，我只遇见了另外三辆车和一列孤独滚光的公路列车。一度，我在前方远处的路上看见一两个神秘的黑点。结果是两个工人，他们在高速路中间挖洞，离他们作业处仅五英尺的地方，两个方向上各只放了一个橙色塑料圆锥体。你要知道，这是西海岸的主要高速路。这十分有趣地提示了我，离家到底有多远。这大约是在澳大利亚，从主要人口中心能去的最远处。从我现在走的路，去悉尼大约是四千公里，去更近的布里斯班是五千公里。就连爱丽斯泉，向东最近的城市，因高速路走向的形状，也有四千公里的路程。最后，在一处毫无特点，哪儿也不是的地方，我找到了去鲨鱼湾的岔路。我沿着一条新铺的支路走了一两英里，上了另一条没铺柏油的支路，经过一片多沼泽的景观，又开了一英里左右。它结束于一个电报中继站，在一处叫汉姆林池的地方——一个白色木建筑群的集合体，其中的一座现在自称为博物馆，另一座是咖啡屋，还有礼品店。

这停车场只有两三辆车停在里面，但就在我站着读信息板时，两辆巴士结伴开了进来，因气动停止而喘息，立刻卸下一连串的乘客——都白发苍苍，手持相机，在让人难以忍受的耀眼阳光下，困惑地眨眼。他们似乎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美国、英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跋涉了这么远，我不想和一百个叽叽喳喳的陌生人分享这一经历，我沿着一条白色的小路去海边凉爽地走了一趟。天热得要命。从海上刮来一阵风，却似乎只带来更多的热浪。大约走了半英里，小路带我到了一处深碧绿色的海湾，阳光奢侈，风平浪静。越过水面一段距离，一条白色沙洲以懒懒的曲线伸入大海。这，我猜，便是福雷岩床——三十英尺长的沙丘屏障，几乎将海湾围住，给了它特别的品质，即温暖、浅、含盐量极高的水(叠层石为王时，曾在地球上四处盛行的那种)。

四下里没有任何人类入侵的迹象，除了正前方一条俏皮的“之”字形木走道，约一百五十英尺长，伸入海湾，在某些低矮、暗色、原始样貌，并不打破海水平静表面的石块之上。我找到了我的活叠层。我急切地登上走道，沿着它通向第一团。只有三四英尺深的海水像玻璃一样透明。

叠层石是如此原始的自然地貌，它们连规则的形状也没有，就这么涂抹开。在近海岸处，它们形成一片巨大的、微微起伏的平台——有点儿像非常古老、没有铺好的沥青。远处的它们呈现出各自的团簇，让人想到巨大的牛肉派，或像一坨粪便，来自一头饱受困扰的大象。大多数书里说它们是球棍状、花椰菜状，甚至是柱状。实际上，它们是无形的灰色泡泡，没有特征，没有光泽。

必须承认，叠层石的形状并不是一幅美观而动人的景象。我担保第一次看见一块活的叠层石床，你的反应会是说“唔”，用一种模糊、沉思、小心称赞的声调，就好像给了你一块开胃饼干，尝起来比看上去好，却没有好到让你立刻想要下一块，或这辈子还会想要。那声音是在说：“好，我等会儿再要。”

让人激动的不是叠层石的样子，是它们的概念——在这方面它们无与伦比。呃，想象一下。你在看的是活着的岩石——安静地对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有机结构起着复制作用。你在经历三十五亿年前的世界——倒回了四分之三的陆地生命时刻。如果这想法无法让人激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就像之前提到的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迪曾指出：“这真的是时光穿梭，如果世界能完全理解它的神奇之处，这一景观将会和吉萨的金字塔一样著名。”这话说得很对。

叠层石和珊瑚一样，活着的部分都在表面，你看见的大多是前代死掉的部分。如果仔细看，有时能瞧见从组织上升起一串细小的氧气泡。这是叠层石仅有的花招，确实没多少，不过正是它让我们今天的生命成为可能。气泡由叫作蓝细菌的原始海藻样微生物产生，它们生活在岩石表面——每一平方码大约有三十亿个，省得你数——每一个捕捉一个二氧化碳分子，一点来自太阳的能量，混合后为它们最不起眼的生命意图添柴加火。这一简单过程的副产品是最微弱的一丝氧气，但足够多的叠层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呼吸，就能改变世界。在二十亿年间，这是地球上仅有的生命，但在这一段时间里，叠层将大气中的氧气量提高了20%——足够允许发展其他更复杂的生命形式，比如说，我。我的感激真情实意。

这中间的化学过程，让微小的细胞略带黏性。尘埃粒和其他沉淀物附着在它的表面，这些慢慢地，凝结共生入我此刻注视的岩石。叠层石在这儿繁荣生长，并非条件对它们特别有帮助，只是对其他生物不利而已。叠层石在别处无法生存，不是被较强的潮水冲走，就是被捕食。这儿在苦涩的咸水中，他物难以生存，便无法将叠层石掠夺。

叠层石让地球存在生命，之后又成了它们的猎物，被吃得濒临灭绝，这当然有一定的讽刺意味。现在，某件略有些相似的事正在发生。我站着研究晶莹的海水，能听见那些上了年纪的一日游旅客沿小路走来，几分钟后，他们中较敏捷的已上了走道。一个戴着迈阿密海豚眼罩的妇女，走到我身边，盯着海水看了一会儿，挥走一两只苍蝇，然后看了看她的丈夫，用一种能将铮铮铁骨活活腻死的声音说：“你是说我们跨越整个大洲就为了这个？”

我愿意热心待之，因此转过身，带着理解的微笑，集中所有的和善与圆滑，努力让她欣赏这躺在我们脚下的奇迹。我让她意识到叠层石看上去不怎么样，但解释了它们勤奋的、极微小的化学抽搐，如何在一段长得无法想象的时间里，让世界变得像今天一样绿，一样可爱。我又指出，在地球上只有其他两个地方，发现过这样的活物——一处在澳大利亚别的地方，另一处在巴哈马遥远的珊瑚礁，都要小得多，也几乎无法接近——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游客可以相对舒适地观察这些卓越生物完整朴素的美丽。因此，我总结——这里我贡献了自己最温暖、最讨好人的微笑——这绝对值得跨越整个大洲。

她听着，那样子，我只能称之为被吓呆了的恭谨，目光从未离开我的脸。接着她把手搭上我的小臂，说：“你知道你的晒伤有多严重吗？”

我在附近的贝壳沙滩走了走，直到苍蝇的骚扰让漫步变得不再可能，我又晃回了电报站。博物馆被锁住了，一片漆黑，于是我进了咖啡屋。我猜一日游的人会停下来弄些茶点，因为负责的女人忙着收拢杯盘。我一时好奇，她如何能喂饱一海滩的人，最近的超市在一百四十英里外。

“你好，亲爱的？”她经过时轻快地说。

“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参观博物馆。”

“当然可以。我会让麦克带你去。”

麦克是麦克·坎特罗尔，一个同样欢快的中年人，戴着俗气的耳环，十分随和，从厨房里出来时在茶巾上擦了擦手，因为可以不用洗碗，看上去很高兴。他带我去了博物馆，开门锁时稍有些困难。博物馆又小又不通气，感觉似乎几个月没被打开了——他告诉我没多少游客要参观这儿——但非常可爱。有一间屋子大部分用于介绍叠层石。里面有个鱼缸，一块叠层石悄悄地躺在里面冒泡泡——显然是世界上唯一被俘虏的小东西。在一台老的电视录像机中，他给我看了一段四分钟的视频，简单明了地概括了叠层石是什么，又如何形成。

博物馆的剩余部分，留给了它作为电信哨点的时代——最初是电报，后来又是电话，比我想象的要有趣，尤其是有一面墙，被一张线路工人的照片占了大半，这人名叫阿德齐·格罗斯，光屁股站在梯子顶端，修理一条电报线，那放眼世界的模样，仿佛这绝对是在内陆电报修理的正确装扮。麦克告诉我，他光着身子因为刚带着梯子从默奇森河游泳回来，不想把衣服弄湿。我没说什么，但想到湿衣服在沙漠中几分钟就干了，可靴子——他穿着的唯一东西——却要好几个小时。我怀疑阿德齐·格罗斯裸体修电报线是因为，他喜欢这样。我对此的评价是：为什么不？

我也听说了莉莲·奥多纳休太太的有趣故事，在有自动电话转接之前的年代，她是这里的电话接线员。在卡那封，路的前方有一个大的碟形卫星天线，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都用它追踪经过印度洋的航天器。1964年的某次任务中，卡那封天线和阿德莱德附近追踪站间的通信线路中断了，所有的信息都必须经过奥多纳休太太和她古老的装备。整个漫长炎热的夜晚，奥多纳休太太坐在她的总机前，小心地记录着电码消息符，从一个站点接收，再转至另一个。每一次双子星太空船经过南部的天空，这次任务的命运——我爱极了这一部分——掌握在一个谦逊的小老太太手中，她忠心耿耿地坐在一栋白色的小屋子里，在澳大利亚西海岸一条灰尘弥漫小路上。她因为加班挣了六澳元，麦克告诉我。我也爱极了这一部分。

我们出来后，麦克锁了门，我们一起穿过了停车场。我问他为何会在如此孤独的地方。他说和妻子瓦尔——柜台后那个欢快的女人——来了不过三个星期。他们是“新来的灰发游牧者”——变卖家产，买一辆房车，在敞开马路上生活的退休者(现在通常是提早退休的人)，不时地稍作停留，挣些小钱，但从不在某处停留，基本永远在迁移。早个半年，这对于我绝对是最沉闷、最难以想象的惩罚——没完没了地开车，穿越又热又干又空旷的风景。但如今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些空旷、耀眼的阳光有一种妖媚的特质，你有可能永远不会感到厌倦。此外，澳大利亚充满惊喜。总是路边就有些什么——一条树顶走道，一片藏有古老生命形式的海滩，歌颂荷兰意外海难或裸体电报修理员的博物馆，像麦克和瓦尔·坎特罗尔这样的好人，一整个渔村出来看一条沉船蹒跚回家。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过几乎总是不错。或许这只是我此刻的心情，但我觉得它还能保持很长一阵子。

我感谢麦克带我四处参观，回到反光的车上。隔了一段距离，我也能感觉到里面将热得难以忍受，因此我打开车门，让它透透气，带着我的地图册，去了海滩路边一棵弯树的树荫下。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烦恼，因为回到珀斯唯一的路，就是我的来路，沿着又长又空的西北海岸高速。可我站在那儿，懒懒地翻阅西澳大利亚的其他几页——它太大了因此需要好几页——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小块加亮的地标上，靠北领地的边界非常近。那是一系列小山，叫邦格尔邦格尔，名字极好听。我到最近才听说过这些。邦格尔邦格尔是一片与世隔绝的砂岩地块，多少年来，粗糙的干风已将地表雕刻成奇异的形状——纺锤形的尖塔，几英亩矮胖的圆土包，挡浪墙。整个地区伸展了有约一千平方英里，据《澳大利亚：大洲印象》一书所写，这些奇特的形式“直到80年代才被广为所知”。想一想吧，世界的一处自然奇观，有英国的一个郡那么大，不到二十年前还无人探访，基本不为人知。

我突然有一种想去那儿的强烈愿望。我什么时候还能离得这么近？此外，正好可以开进皮尔巴拉，去看看马波巴，澳大利亚最热的小镇。我能去看看斯坦·阿瓦米克找到了又弄丢了他化石叠层的地方。从那儿去达尔文只要沿着维多利亚高速走一小段。雨季很快就要结束，因此我可以去卡卡杜国家公园——据说是个奇观，可等我到那儿附近才发现只是个人工湖——甚至穿越昆士兰，去看看库克敦。不知为何，我能一直这样下去。

可当然这只是幻想，可能因为日照过多，我不愿再走四百五十英里高速孤独的回头路去珀斯，也不愿结束这段冒险。我用手指当卡尺测量距离，既惊恐又一点儿也不惊讶地发现，到邦格尔邦格尔的出口还有一千六百英里——再加上一百英里左右，粗糙边远，既不受保护又不安全的小路。这儿我已经到了澳大利亚西海岸一半的地方，在世界的最边缘，那儿却还有一千六百英里一样具有魅力的空旷。这个国家大得多么离奇。

但这当然就是澳大利亚——里面有如此多的发现，找到却要付出如此多的艰辛。你永远连一半都看不完。空闲时我在想，如果打电话回家宣布：“亲爱的，我们把房子卖了买个澳大利亚房车。我们要去看邦格尔邦格尔。”我妻子会说什么。老实说，这大概行不通，因此我关了车门，爬进驾驶室，开始了回到珀斯的漫长旅途。

每次长途旅行将近时，我都会有一种阴郁的心情。再过一两天，我就会回到新罕布什尔，所有这些经历会像迪士尼电影里的一样，收进我大脑里布满灰尘的阁楼，在我累积了半个世纪的可笑混乱生活中找一处空。不用过多久，我就会想：“呃，我瞧见那只大龙虾的地方叫什么来着？”接着：“我去过塔斯马尼亚州吗？你肯定吗？让我看看书里怎么说的。”最后是：“澳大利亚的总理？不，对不起。不知道。”

在澳大利亚生活会继续，而我将对其一无所知，这想法似乎很让人忧愁。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谁赢了汉考克的遗产。我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对在大堡礁搁浅的可怜美国夫妇，是否有人找出了他们的下落。中国移民可能会来到这片陆地，然后叫出租车，而我也不会知道。鳄鱼会攻击，森林大火会咆哮，总理会蒙羞下台，神奇的东西会在沙漠中被发现，没准又弄丢，而这些一个字都不会再进我的耳朵里。澳大利亚的生活还会继续，我将一无所知，因为一旦离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便不存在了，这个想法多么奇怪而悲伤。

当然，我可以理解。澳大利亚大部分是空旷的土地，又离得非常远。它的人口很少，因此在世界上扮演配角。它没有政变，没有肆意捕捞，没有武装的可恨暴君，不大量种植可卡因，不以一种鲁莽而不宜的方式仗势欺人。它稳定，和平，优良。它不需要被关注，我们就不关注。可我要告诉你：损失都是我们的。

你瞧，澳大利亚是个有趣的地方。它绝对是。我要说的就这些。

附录：悉尼奥运会

2000年初，我收到《悉尼晨报》编辑保罗·麦盖的来信，信里问我是否乐意9月去悉尼观看奥运会，写一点儿现场观感，投给他的报纸，他会支付给我稿酬。

嗯，好吧。

于是就有了以下的文字。这些稿件也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和《多伦多环球邮报》上。

等待起跑的城市

在那许多一度出现后来又消失了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当中——数目可比你想象的要多——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肯定是那个称作“水上跳远”的项目。它是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的特色项目，参赛者要以直立姿势起跳，跃入泳池后保持身体笔直僵挺，不能换气，比谁漂得远。

我不知道参赛选手们是一个个地轮番上阵，还是全体一起下水，我倒希望是后者，试想，偌大个泳池里满满当当地浮着一动不动的人体，几乎是随机地四处漂着，轻轻地碰着池壁、碰着彼此，那景象真是好看。不管怎么样，虽然早期奥运会的规定十分平易近人，但这项运动实在太可笑，因而被下一届奥运会取消了。

同样没能在奥运竞赛项目中保留下来的还有甩棒、板球、爬绳、拔河、活鸽射击、摩托艇赛、双手掷标枪。还有百米游泳水手赛，此项运动仅在1896年雅典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中出现过，后来就销声匿迹了。提起这些项目，是因为最近正在阅读早期现代奥运会的相关文献，跟现时的奥运竞赛项目相比，当年的比赛竟如此单纯率真，淳朴得宛如乡村室外游园会，实在不能不为之所动。

在那些年月，奥运会只是小规模的赛事——雅典奥运会的参赛者几乎不到两百人，而今悉尼的参赛者却有一万多——而且参赛标准非常宽松，连观众都有机会参加。比如说，1904年的马拉松赛跑选手当中就有两位是祖鲁族的舞者，当时他们正好在圣路易斯进行文化交流，一时心血来潮，就参加了比赛。赛场监督也同样有点儿宽松随意。众所周知，1900年巴黎奥运会马拉松赛跑冠军米歇尔·泰阿托，因为熟知巴黎地理，比赛时在深街小巷里抄了好些近道，大占便宜。

更厉害的要数美国运动员弗雷德·罗兹，他参加了1904年的马拉松比赛，跑完全程之后气色好得出奇。后来人家发现他在途中让人用汽车顺道捎了一程，一捎捎了11英里，就在体育馆外面下的车。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如今，奥运会当然是一桩大买卖。悉尼耗资几十亿打造闪亮簇新的体育场馆和别的相关设施，就冲这笔投资，人们期待的绝不仅仅是板球清脆的撞击声或者飞翔的鸽子被枪打得稀烂时发出的嘶叫。

不过，这桩买卖从根本上说还是十分荒唐。从现在起直到10月1日奥运会结束那天，上百万人将要不远万里蜂拥而至，无数笔巨额款项将被消费一空，千百万字的报道将会铺天盖地，多达40亿的观众将在同一时间紧紧盯着电视机屏幕，因为全世界人民又一次要全神贯注地决出哪些人跳沙坑跳得最远、两条腿跑得最快、扔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扔得最远。

长久以来，每当我见到有人竟准备花数年工夫倾力打磨技术，练习用一根杆子把自己高高抛上天，或是在一条窄窄的横梁上做直体后空翻，或是拿一截柔韧的细棍跟别人对刺还要抢先刺中对手的胸部，总觉得那真是天大的奇闻。这个星球上五分之四的居民愿意每隔四年就花整整两星期的时间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一类活动，实在有点儿匪夷所思。而我本人，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在场观看，为进入决赛的选手们加油喝彩，无论面前进行的是男子跳板摔跤，还是女子四百米倒退式跨栏，还是别的什么无稽的、被遗忘了的体育项目，因为，呵呵，这是奥运会，人人都是这么做。

不过我期待的主要是这场盛会的壮观景象。悉尼马上就要进入最拥挤、最紧张、最受全世界瞩目、最激动人心的两星期，很可能是它绝无仅有的一次。谁不想投入其中？我是要去的，兄弟。我会在那里待着，我要享受每一个狂热的时刻。

当然了，对主办城市而言，还是有些讽刺，因为其国际能见度最高的时刻恰恰是其最不正常的时刻。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无论悉尼可能是什么样子，它都不是悉尼了。当前盛会背后人人都信的说法当中最不靠谱的就是：这是悉尼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机会。其实，这话大约得反过来说才对。奥运会实在更像是让悉尼看见世界的好机会。在这两星期里，悉尼——通常情况下是最亲切温和、最轻松闲散的城市——将会体验到我们大多数其他城市早已经历过的种种状况：紧张繁忙的服务设施，人满为患的机场，不堪重负的公交系统，迟缓阻滞的交通，恐怖的轮候长龙。

不用说，这将是个挑战。下周四和下周五，在悉尼国际机场抵境或者离境的旅客预计将达104,000人次，比以往任何时候接待的旅客多太多——这还只是预热，到10月2日那天至少会有134,000位乘客过境。整个奥运会期间，共有大约720,000人次将被记入该机场这最值得纪念的历史篇章。

同时，有预告说奥运会期间在大悉尼乘火车的旅客将有3400万人次——比平常多出2000万——因为有550万观众要前往二十多处比赛场馆观看排定的28类体育运动的321场赛事。届时将有十多万人——包括10,300名运动员，5,100名教练和训练师，15,000名媒体工作者，100,000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必须顺利且按时地被运送到城市各处，另外还有上百万人要乘坐火车去奥林匹克公园或城市中心凑热闹，因为，呵呵，这是奥运会，人人都是这么做。很明显，现在的问题就是悉尼将如何应付。

我的感觉是它会做得很好。首先，澳大利亚人最爱自寻烦恼，这在当下倒也不是什么坏毛病。碰到像奥运会这样的大事，美国的做法是：自认为不会出任何问题，一出乱子就傻眼，然后马上一口赖掉。就这样，美国人民愣是把亚特兰大奥运会——其间的闹剧是一出接着一出——变成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一次伟大的胜利以及所有后继奥运会的榜样。你恐怕找不出一个美国人是不信这话的。

澳大利亚呢，则是把每件事差不多都做好了，却非让自己觉得不可能做到尽如人意。

澳大利亚人不习惯一下子受到全世界的瞩目，那种场面当然会让人想着就害怕。大块大块的报纸版面已经报道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备战奥运会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澳大利亚报界已将可能发生的灾难一一提出来，彻底分析过了。除非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发生核攻击，你绝对找不出疏漏。

有一份星期天报发表了一篇生动的报道，警告说——其实差不多是断言——奥运会可能会遭遇“致命的新型流感”的干扰。文中说，根据一份政府报告，“在可预见的将来”泛亚洲某处将暴发流感。

可想而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一帆风顺。近几个月来，悉尼的火车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状况，比如列车出轨，甚至有一次莫名其妙的失火。也是在这几个月当中，还有两回机场突然停电，害得航空调度员们只能傻瞪着漆黑的雷达屏幕。其中最近的那次停电就发生在8月2日，干扰飞行长达80分钟之久。再有，奥运会组织者还不住地给这个惊恐不安的国家带来一些丑闻，比如(就只举一个例子吧)，国际奥委会高级委员、澳大利亚人凯万·戈斯珀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第一个接过奥运火炬的澳大利亚人，硬把一位希腊裔的澳大利亚小姑娘踢出了火炬接力队伍。

尽管如此，悉尼可能还是比以往的任何奥运会主办城市准备得更充分。几乎所有的重大事情——场馆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城市修缮翻新——都办得干净利索，十分漂亮。

悉尼在城市建设上一共花费了35亿英镑——大约15亿用于官方建设，小到新的街道设施和书报亭，大到所有的奥林匹克场馆，另外20亿则用于民用设施建设，包括20家新酒店。

市中心以西10英里外的红宝树湾，从前那里是南半球最大的屠宰场和几家讨厌的工业机构的所在地，如今建起了一片闪闪发亮的白色体育殿堂——游泳中心、网球中心、棒球场、雄伟的圆顶剧场，还有别的很多很多——各种场馆之间是阳光普照的购物广场，一条绿树成荫的时尚步行街将整个体育城一分为二。最中心处高高隆起的就是那巨大无朋、光彩夺目的澳大利亚体育场。

今年七月，我曾在澳大利亚体育场观看了一场澳大利亚对新西兰的英式橄榄球赛，现场观众约有110,000人。我敢说，只要其他奥运设施能赶上澳大利亚体育场的三分之一，都将会是史上最棒的奥运会。视线极佳，座位无比舒适，音响和灯光都是我所见过的体育场馆当中最棒的。

知道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吗？在啤酒柜台那里有一台机器，可以在几秒钟内自动把一个托盘里的32只啤酒杯倒满——不是非常干净整洁，但就啤酒销售速度而言，溢出来的几加仑啤酒不算什么。因为啤酒都是倒好了放在柜面上的，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其实二者基本上是一回事)，拿了就去排队付款，所以买啤酒不但轻松快捷，而且真的十分有趣。多亏了这点先见之明，多亏使用了这巧妙的技术，足以败坏观赛兴致的一个潜在问题被解决掉了。

当然不是说啤酒到手万事大吉，我还不至于这样傻，不过你得承认能保证11万橄榄球迷轻松喝上啤酒的设施，可以算是最大的挑战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很能证明在奥运会来临之前无数的细节问题早已考虑周全。

别忘了，真正的考验还得看奥运比赛本身。那回看完橄榄球赛，大家乘火车回市区，密集的人群汇成巨大的漏斗形，缓缓地流进车站。人流那个挤啊——跟10万人一起坐在运动场看比赛是一回事，跟这10万人一起乘车回家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人人都十分温和耐心。铁路系统很好地经受了这场考验，大约90分钟后我回到了市区。问题是，这批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他们都是相当忠于秩序的。试想，若换成奥林匹克公园的五倍于此的人群，其中许多人来自没有排队轮候传统的地区，没有耐心，不守秩序，那情形将会怎样？

当年，欧洲迪士尼乐园刚开张不久，我去游玩，曾亲眼看见成百上千位衣履翩然的欧陆游客用尽方法规避轮候——甚至有人是从出口处(不是入口)偷偷溜上车的。因此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悉尼奥运会期间发生混乱是大有可能的。再加上千千万万的游客看不懂英语指示牌和交通指南，我敢打赌到时在蓝山后面的广阔区域里准会发现有迷路的人在那里乱转。

总体说来，悉尼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可算是滴水不漏，哪个城市也不可能做得更好，几乎没有忽略任何细节问题。我刚刚在看一个培训录像，叫作《巴士司机奥运线路：悉尼2000》。这是一个系列短片，是把摄像机高高架在汽车引擎盖上拍摄的，用来告诉巴士司机各条指定路线。由于悉尼覆盖了1500平方英里的面积，其中包括大约800平方英里有确切地名的郊区，由于许多司机是从遥远的城市——诸如珀斯和达尔文——请来的，他们跟来自温莎镇或杜鲁斯的普通游客一样，对悉尼十分陌生，所以拍摄这么一套录像显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

这些影片最震撼的地方在于它们拍得太好了——好得超出了必要范围。影片中甚至有一曲原创的配乐，节奏十分欢快，让你觉得驾驶巴士从环形码头开到帕拉马塔可能是种享受。再有，影片配有的解说词不但指出了沿途的路标，还出其不意地加上些零散的题外话。比如，在由乔治路往红宝树湾途中，解说员看见位于马路左边的格拉德斯维尔医院时，兴高采烈地补充道：“格里维斯维尔医院建于1838年，最初名为塔班溪收容院，专收神经病。”

如果连巴士司机培训录像都配上了明快悦耳的音乐，还加上了对途经疗养院的历史介绍，你就可以据此断定这是一场人人关注的奥运会——我说这话可是认真的。我相信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如此专注地投入到一项工作的准备中去，除非是为了战争。据《悉尼晨报》的档案管理员统计，自1995年1月至今，该报纸登载了近8000篇文章，直接或间接地讨论奥运会问题。假定这些文章平均每篇750字，那么奥运会赛前报道一共就有550万字——把这些文字印成一本本的书排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大约能排六英尺长。字真多啊!

不可避免地，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过量的统计资料。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来自这么多渠道的统计数字四处传播，令人无法知道哪些数据是可信的。比如说，奥运会期间平均每天可能出现在悉尼的超过预期范围的人数就有好几种不同的估计，我见过的数据有40万、65万、75万、90万等。不用说，可能性的范围很广很广。

事实上，根本没有人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日子究竟会有多少人来到悉尼随便逛逛，也没有人会知道有多少悉尼常住人口届时会离开悉尼。没有人知道天气如何，没有人知道出租车会多么难找。

当然了，正因如此，才会这样令人兴奋。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没有人知道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没有人知道任何情况。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场盛会一定非常精彩。

悉尼——应付自如的城市

前几天，我从美国飞往悉尼途中读到一则有趣的报道，该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科技版，文中说每个正常人身上每小时会“蜕下”6万片皮屑，1.6亿颗灰尘，2万根衣物纤维，以及别的很多东西。难怪我下飞机时座位上一片狼藉。跟我同坐一班飞机的旅客有397人，14小时之中都不停地蜕下各种碎屑，也就是说我们一共留下了1.11亿衣物绒线颗粒，8890亿灰尘颗粒，还有一大堆的皮屑足够造出两个新人。真是难为了清洁工人。你再想想，那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我所乘坐的航班只不过是出入悉尼国际机场的958个航班之一，而我也仅仅是那2.8万位不住地“蜕屑”的乘客之一，那些数字真是不堪想象。

我之所以提起这些，是因为星期五我在机场刚下飞机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瘦瘦小小的女清洁工，东方人，她并不像世界其他地方的清洁工那样拿一种阴郁的目光默默地怨愤地看着我，好像说：“先生，知道我想把你那些皮屑线头照哪儿摔吗？”恰恰相反，她冲我亮出了1000瓦的笑容，说：“悉尼欢迎您!”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我又接连受到了7次欢迎——每一次欢迎似乎都是真心诚意的。

这还不算，我原本准备要花差不多一上午的时间办理机场手续，谁能想到不到一小时工夫我就离开了机场。当时记下的一组数字我至今不敢相信，有必要在这里回顾一遍：6∶40飞机降落，7∶08办好入境手续，7∶13我的行李出现在行李传送带上，7∶18坐上出租车。这一天本该是该机场史上最混乱的一天，而在这一天我仅仅用了38分钟就办好了通过机场的一切手续。我所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小机场每天接待4个航班，每班飞机不超过16名乘客，而他们还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让你走出机场。

从我抵达悉尼机场开始，处处如此。悉尼上下笼罩着一派迅捷友好的气氛，令人惊叹。

悉尼行动间就好像主办奥运会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而且非常好玩。当然了，奥运赛程尚未正式开始，未来数天内将出现什么状况也不得而知，但是，迄今为止，我的天啊，悉尼真是一帆风顺。

天没有下过雨，几乎总是风和日丽。交通系统从容地承载着庞大的客流。韩国和朝鲜并肩走在开幕式上，温暖着千百万人的心。澳大利亚貌似有望夺取八百枚奖牌，全国人民士气高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是那样欢欣鼓舞。

不能不提的是，悉尼也出过一两个纰漏，被炒得沸沸扬扬，主要是外地巴士司机迷路的事故。有些评论员还拿这些跟亚特兰大奥运会做比较，众所周知，当时有许多司机拉着乘客在亚特兰大远郊和北乔治亚山区无心地绕了远路，但这样的比较并不公平。一方面，悉尼没有一个司机是大老粗。再说，悉尼发生的问题大都像机车刚开动时那一咯噔，无伤大局；而在亚特兰大，许多运动员却因碰上倒霉的司机而耽误了几小时工夫，其中还有一位彻底错过了自己的比赛。这么大的事故在悉尼尚未发生，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大。

想当初，上一届奥运会刚开始的时候，亚特兰大简直就要全面崩溃——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是有益的(就算没有益处，至少也是有趣的)。首先，电脑出了大毛病，导致了许多有趣的事实扭曲，一位来自乌干达的拳击手身高被写成了19英尺多，一位德国游泳选手发现自己被列在了加纳队。

其次，出现了许多安全漏洞，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上有人发现一名男子坐在看台上，腿上放着一把枪，耐心地等待克林顿总统和其他几位国家首脑的到来。他和他那件值得信赖的武器竟能安然通过两台金属检测仪和一次行李检查而未被发现。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出，是在一场男篮比赛中，由于技术人员拉错了电闸，乔治亚圆顶体育馆突然陷入黑暗，整整黑了12分钟。我对供电系统几乎一无所知，但我相当清楚地知道，假如是我拉下一个电闸，篮球场一下子黑了灯，我绝对不用费12分钟时间来思考把那个电闸再扳回去会产生什么结果。

相比之下，悉尼显然大获成功了，没有什么比开幕式更能表达奥运会的精神和素质。我不知道远在英国的观众有何感想，更不知道电视屏幕上的效果如何，但是我亲临现场了，我只能说，这场开幕式深深打动了我那颗惯于讥评漫议的苍老的心。

我个人以为，开幕式的导演里克·伯奇在演出中安插许多外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澳大利亚历史文化元素，是极好的做法。现在全世界一定有数十亿人民相信，根据澳大利亚原住民黄金时代的传说，澳大利亚的灵魂净化仪式直接导致了胜利牌割草机的发明，并且令强劲的踢踏舞在年轻人当中风靡一时。

这里面的历史文化内涵我连一半也理解不了，但我敢肯定这是好东西。至少，它给了世界一些新的澳大利亚形象，不再仅仅是袋鼠、《鳄鱼邓迪》，或是肮脏偏僻的酒吧里喝着啤酒的忧郁的傻瓜。似乎从未有人评论过，将本地各民族纳入这场澳大利亚史上最大最好的演出的意义是多么重大。

这个开头非常棒。接下来会有怎样的精彩？我迫不及待。

美国作家不靠谱

我认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美国居住多年，有一回她告诉我，初到美国时她在中西部的一所学校教书，某天校长来找她，神情很困惑。他手里抓着几份文件，是有关一个交换生项目的，他要为该项目写信去墨尔本。“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儿傻，”他说，“现在澳大利亚是几月？”

她说，当时她才意识到澳大利亚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是多么遥不可及。就连澳大利亚人生活中最基本的事物，对于我的绝大部分同胞而言，都像没有属国的土地一样陌生。我真不敢想象，有多少美国人能够很自信地说出澳大利亚首都是哪里，或果断地从地图上指出昆士兰州，或报出哪怕就一个尚在人世的澳大利亚小说家的名字(两个已故的也行)，或者读出Brisbane(布里斯班)这个地名的正确发音。从我的经历看，没有多少。

我的经历包括最近见面的一对美国夫妇，他们当时刚刚去过布里斯班，却还是不知道这个地名如何发音(不过他们都觉得那是个好地方)。我现在坐着，面前就摆着《纽约日报》——全美最大的报纸之一——其中有一篇旅游文章，一本正经地说悉尼是“澳大利亚的首都”。这样的例子我还能举出很多很多。所以，悉尼奥运会显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让美国一批最有才华、最有思想的评论家来弥补这个令人遗憾的知识缺陷。很可惜，他们只派出了体育作家。

对不起。我这句话说得不好，很不得体。容我修正一下：我的父亲就是个体育作家，很聪明，很有洞察力，我绝对相信许多体育作家都和他一样。

不过，我还是得说，体育作家一般来讲不是最敏感、最有欣赏力的旅行家。体育作家们喜欢的舒适是安稳而不复杂，在他们看来“时尚”跟“尼龙”并没有矛盾。任何外国的新事物都会搅乱他们那审慎的感觉。即便如此，他们近日对澳洲生活状况的一些评论，还是令热爱澳大利亚的人登时无语。

这方面，我认为《费城问询报》的弗兰克·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做得无与伦比。他说澳大利亚人既友好又可爱，完了便警告读者：“千万别要咖啡。这里的咖啡味道就像是从澳洲大堡礁上铲下来的。”原来，问题出在澳大利亚咖啡太浓了——或者说口味太重——刺激了菲茨帕特里克先生精致的味觉。哎哟，几乎所有澳新地区的饮食料理都让他失望。

“总的来说，食物是很成问题的，”他略带伤感地写道，“三明治很薄，不中吃。最糟糕的是，百吉圈几乎就见不到。”

我从来没想到有人觉得吃在悉尼会是一种磨难，可是你瞧这位。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可有些鸟偏偏找不着林子。

另外，《华盛顿邮报》的萨利·詹金斯女士对奥运会开幕式也无甚好感——“离开了溜冰场的白雪溜冰团(Ice Capades)”，就是她的中肯的评价。这我还能容忍(我喜欢白雪溜冰团)，可是她还接着说，且把矛头指向甜美可爱的金发女孩小妮基·韦伯斯特(开幕式里演出的小姑娘)，她评普利策奖恐怕是得不到我的投票了。特别是，她竟然说：“演出已经整整一小时四十分钟，要是她妈妈也像梅丽尔·斯特里普那样尖叫，‘我的宝贝叫野狗吃了吗？!’我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

有关袋鼠的笑话已经成为许多报道文章的主题，最引人注目的，其实也是最难以理解的，莫过于刊登在《休斯敦纪事报》上的一篇周末报道，这篇夺人眼球的文字一开头就写道：“今天早上我发现睡衣里有一只袋鼠。我永远无法知道它是怎么到的那里。不过这儿遍地都是袋鼠，都在一条条街道蹦跶。伙计，出了机场用不着打的。把行李塞进育儿袋，紧紧抓住两只耳朵，然后，骑着袋鼠蹦进城吧。”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飞行时差综合征有时是很可怕的。你大概能想到，许多记者都发现澳大利亚有着丰富多彩的词汇，既有趣，又费解。好几位记者编出了词汇表，里面解释了诸如larrikin(小流氓)、jillaroo(牧场女徒工)，甚至bloke(家伙)这些难以捉摸的词语。不知为什么，我特别记住了一句，是发表在《洛杉矶时报》上的，措辞十分谨慎：“澳大利亚某些地区的女性被称为sheila(口语，即‘女郎’)。”

我最重大的发现，是《底特律自由报》上的一则消息。据报道，一位无名的澳大利亚篮球运动员用了某个词语来称呼美国选手文斯·卡特，该词与banker谐韵。记者不太熟悉那个词，因而无法提供充分的字面解释，只好说该词听上去大概是jerk(笨蛋)的意思。当然jerk这个词我是很熟悉的。

最令人惊讶乃至失望的是，没有几个记者发现悉尼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读过的报道中，只有《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鲍勃·克拉维茨像是真正喜欢这个城市。他在一篇奥运会揭幕文章中写道：“再找不出更好的舞台来举办这新世纪的第一届奥运会了。今天的悉尼焕然一新，全城上下一片欢愉，用无以言表的美丽向世界展示着自己。”

而在别的报道中，你很难感受到悉尼具有某种令人艳羡的魅力。

也许这些前来工作的访客忙得无心观赏，但他们的确好像有那么一点儿说不上来的不情愿，不愿在业务需要之余跟这座城市稍事亲近。我觉得在这些奥运活动中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事，就是上周《快讯》的一则报道，说美国全球广播公司NBC往悉尼运送了7264公斤星巴克咖啡，以保证员工能有足够的咖啡因以维持美国式的亢奋。

不知他们会不会分一杯给可怜的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可能的话再捎带一块Hostess Twinkie蛋糕或者加工乳酪。因为，还得熬过漫长的十几天，我们才能回到家中，再次吃上像样的东西。

纪念品：不为纪念而生财

在本届奥运会之前，我参加的最大的公众活动是在1990年，当时伦敦《星期天通讯》[29]的几个老伙计派我去新奥尔良观看超级杯足球冠军赛。

在那里我了解到，一名持证上岗的记者投身于大规模的、财力雄厚的公众活动是何等惬意的事。在新闻中心报到时，我拿到一只有型有款的帆布包，里面塞满了小礼物——笔记本啦，钢笔啦，纪念章啦，如此种种——另外还有一个信封，装满了各种邀请函，有晚餐，有午餐，有早餐，有上午的茶点，有产品发布会，还有各种赞助商举办的鸡尾酒会。别把我想得太肤浅，好像光凭一群大公司拿鸡尾酒、豪华自助餐和一个塞满时髦纪念品的记者包就能赢得我的好感，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还是很感激的。

关键是，由于我努力地应邀参加每一场聚会，我拿到了一大堆纪念章、钢笔、笔记本、订书机、帆布包，还有别的很多纪念品，因此十年来我从不用花钱买圣诞礼物。

很自然地，我以为悉尼大抵也是如此，唉，结果那种大方的馈赠并没有发生在悉尼。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些惊讶，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人比悉尼奥运会的组织者更了解白拿礼物的愉悦和吸引力了。但实际上，从免费赠品的角度看，悉尼奥运会相当寒碜。

还好，我也不是完全一无所获。跟现场观看开幕式的其他十一万位观众一样，我拿到了一只带碰簧锁的手提袋，里面装了一堆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儿——一枚纪念章，一双短袜，一把贴纸，一支塑料手电(用来骚扰邻座的观众)。《悉尼晨报》很大方地给了我好几件带有晨报标志的衣服(可能是作为现金的替代品)：一件polo衬衫，一件橄榄球衬衫，一顶棒球帽，一件尼龙雨衣。当然了，这些衣物我一天到晚得意洋洋地穿着。所以说，我并不是完全一无所获的。

但我也意识到，我还没有一件可以带回美国去的真正的奥运会纪念品。这时，我读到一篇刊登在《晨报》金融版的文章，教你如何通过购买对的纪念品而一夜暴富。

基本上，这个奇妙的过程就是：买件什么东西，放上百八十年，然后兑换成钞票。比如说，1896年你花半块德拉克马[30]买下一张名为“雅典奥运会”的海报，好好照看它，也照看好你自己，那么今天你会发现它值1450澳元。

于是，怀着强烈的牟利的欲望，同时也真诚地希望能带走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以纪念这场澳大利亚最大的盛会，我走上悉尼的街头去购物。

我的天，那外头的东西真是多。你想要什么都有。随便说出一件东西来，只要你能想得到，我敢保证你会在悉尼的某个地方发现此物在售，上面印有奥运五环，价格比你觉得离谱的数目还贵一倍。我看见有茶巾、浴巾、衬衫、伞、工装裤、棒球帽、帆船帽、浴室地巾、拳击裤、运动衫、足球、篮球、防水大衣，还有别的很多很多，件件都印着闪闪发亮的“Sydney 2000”字样。

我想找件不同寻常的东西，在帕丁顿区一家名为“甜美艺术”的创意蛋糕店里我发现了自己的目标。那是块蛋糕，做成萨马兰奇头像的样子——这么多年来他头一回漂亮得令人垂涎——后面是奥运五环的背景，头像前面是一只跃出水面的小鲨鱼，仿佛正扑向他的咽喉。

我走进去询问详情时才得知，那块蛋糕不卖，而且它也不是真的蛋糕。店员说：“这是泡沫塑料做的。”她又解释，“可以重复使用。”

我没说什么，虽然脑海里的确闪过了一个念头：要借萨马兰奇蛋糕来推广悉尼奥运会，这一天可能永远不会来。

“那么如果这是块真的蛋糕，而且真的要出售，它能卖多少钱？”我问道。

“800元吧，900也说不定。”

我们都觉得，虽说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盛会，这价钱实在还是不菲，于是友好地道别了。

最后，跟所有访问悉尼的游客一样，我走进了位于波特街的官方指定的奥运商店。那是家大商店，总是人满为患，各种纪念品应有尽有。特别吸引我的，是道恩·弗雷泽和默里·罗斯的DNA套装。这是一套纪念章，里面分别装有澳大利亚两位最受赞誉的游泳健将的DNA微粒，标价分别是160澳元和200澳元。柜面上的小伙子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搞到两位奥运明星的DNA的，虽然他很肯定那并不需要从身体上强刮下来。

他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罗斯先生的DNA要比弗雷泽女士的贵40澳元。唉，不管是160澳元还是200澳元，都远远超出了我所能接受的一对纪念章的价格，尽管我承认这种可用于克隆你自己的奥林匹克冠军的材料并不是天天都能买得到。

我走向下一个柜台的时候问道：“这东西你们卖出很多了吗？”

“所有的东西都卖得很多，”小伙子回答道，一脸疲惫的样子，“这类东西多数都没有存货了。”

店里只有一个地方不是特别拥挤，那就是卖吉祥物的柜台。不知为什么，如今每一届奥运会都有吉祥物。莫斯科有Mischa熊，长野有可爱的雪片状的小生灵。亚特兰大那个嘛，我看就是个被枪崩倒在街角的人。现在悉尼的吉祥物是Millie、Sod和Oily之类的，叫什么都好啦。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挺失败的，这么说并不奇怪，因为它们很没品位，吉祥物总是很失败，因为它们总是非常非常没品位。(我刚刚记起亚特兰大的吉祥物名叫Izzy，就是人们常说的“Izzy死了吗？Izzy还有气吗？Izzy身上有钱吗？”)

好了，这就是我把悉尼奥运会吉祥物每样一件买回家的原因。你瞧，奇货可居呀。在将来的几十年里，全国上下每家每户的壁炉上都端端正正地摆一个奥运纪念盘，架子上都醒目地搁上一只奥运纪念杯。只有我，摆的是奥运吉祥物。你大概觉得我是个傻瓜，可是相信我吧，百年之后，等兑现钞票的时候到了，我会得意地笑。

见鬼，这是怎么一回事

前两天，我去看了击剑比赛。很多人不喜欢击剑运动，因为不理解其中的规则和术语，但实际上击剑非常简单。

说实在的，我对击剑运动一窍不通，不过这没关系，因为这是奥运会，其中有大把的体育项目是人们所不了解、不熟悉的。要我说，这也是奥运事业的一大荣耀；每一个人都能在奥运会上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打算花几天时间去关注一些比较小众的比赛项目。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世界上有一些体育运动极受欢迎，而其他的运动就不那么热门？在我看来并没有必然的原因：为什么观众们偏偏喜欢看人家踢球入网或者投球入篮，却不太喜欢看人家用尖锐的棍子对刺？奇妙的是，情况就是如此。我想知道为什么。

因此，本周前几天我跟一千二百名左右的记者和观众一起来到了击剑馆。

必须承认，击剑，至少对于没有经验的看客来说，是一项短得出奇而且令人困惑的体育比赛。裁判员一声令下，双方弓箭步向前冲刺，拿着武器，嗒、嗒，两秒钟后，一盏灯亮了，宣布一名选手得分，双方回到原位，从头再来一遍。若其中一方累计得到十五分，他/她就赢了这场比赛。一场比赛中的比赛时间一般不到两分钟。

肯定能找到上千种方法来改善这项运动。比如说，你可以允许甚至鼓励偷袭。你可以让选手们分组进行车轮战，或者要求选手们蒙上眼睛原地转圈，转得东倒西歪时再举剑对刺。你还可以让一名选手持剑，另一名选手拿长矛。说实话，几乎任何改变都是一种进步。

虽然如此，我还是看得挺投入。因为有四场比赛同时进行，场面又激烈又混乱，比赛场地的不同角落一会儿爆出掌声，一会儿发出叹息。我在现场待了两个小时，完全摸不着头脑，但还是被那喧嚣、那激动、那每一次电光石火般神秘难解的疯狂交战所吸引。最后，我颇不情愿地挪了窝，走向邻近的柔道馆。这又是一项我很少关注的运动，我心里隐约觉得它大概跟成龙的电影差不多。

我并不以为选手们真的会从顶篷上一跃而下，或者从过路的公交车顶飞上赛台，或者高高地凌空跃起，再回身来几个漂亮的窝心脚——我当然不会那样想，但我的确以为这运动应该更激烈一些，可惜我只看见两个人身穿休闲服，面对面慢悠悠地转着圈，转起来就没个完，一边转，一边偷偷地想把对方的衣服扯掉。我看了一个多小时，不得不承认柔道运动的魅力我完全领略不到。

很遗憾，无论我看什么比赛，总是不得要领，举重也好，希腊罗马式摔跤也好，击剑更是如此。

连拳击比赛也令我失望。奥林匹克拳击比赛只进行四轮，运动员基本来不及出汗。记分系统非常复杂，我根本没法推算。外面真正的拳击比赛通常是以一个人躺下为结束的，胜负一目了然。而在这儿，虽然我看得十分认真，但我几乎从来猜不到比赛结束时谁的胳膊会被胜利地举起来。

我差不多要放弃这次试验，回头去看主流体育运动了，但我终于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在红宝树湾，我悄悄离开了前往田径赛场的人流，走进了位于奥林匹克公园一个僻静角落里的一座不起眼的建筑物。这里是乒乓球赛场。

总算有一项运动是我不但了解而且有所体验的。我自己当然打过乒乓球，再说这里的乒乓球比赛跟在家打球基本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没有人会不小心把球碾碎，或者在比赛中途出去抽烟。别的规则——记分方法，每决出五分换发球一次，等等——都是我所熟悉的。

因为我对这比赛如此熟悉，我立刻又震惊又敬畏地意识到，那些运动员的水平竟比我高出那么多。不是说比我现在的水平高，我如今又老又胖又笨拙，且多年不打乒乓球了。我是说他们远远超过了我一生中最高的水平，也超过了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水平。有一位名叫王楠的中国女将发了一个球，虽然我远远地坐在第五十排的位子上，但我知道那个球我绝对接不住——我是说真的，绝对接不住。

我突然意识到，在其他那些体育比赛中我所见到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竞技水平。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对我而言却像一种顿悟。我所看见的每一名运动员都太敏捷，太灵巧，太熟练了。他们的技术是那么高超，那么卓越，因此要求人们全神贯注地去欣赏，也应当得到全神贯注的关注。总之，问题不在比赛，在我自己。

啊，我真是个大傻瓜。我如此荣幸地目睹了世界一流的竞技大师们大展身手，却完全没有领会其中的妙处。我发誓，从今往后我会带着新的敬意和专注去观看所有非主流的奥林匹克体育项目(花样游泳除外)。也许，我还会再看一次柔道比赛。

另外，我仍然以为让击剑运动员蒙上眼睛比赛是值得考虑的。

高，更高，再高

在过去几周里，发生了大约65.74万件与奥运会有关的事情，其中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尤大，值得一提。

头一件是一则新闻，说假如伟大的美国游泳健将巴斯特·克拉比[31]参加了本届奥运会，且以1932年的速度游完全程(这显然不近情理，因为他已经去世好些年了)，他就会比伊恩·索普落后整整俩池道。太惊人了，不是吗？

实际上，他在本届奥运会上所能战胜的唯一对手，是可爱的赤道几内亚小伙埃里克·莫桑巴尼，他在水里就像被无形的绳索缠住了似的，而且用了整整一下午才恢复了身体热量。(当然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假如莫桑巴尼参加的是1932年的奥运会，他的游泳事业就会大放异彩。)

第二件值得一谈的发现，是报上的一则简讯，全文是：“卡塔尔曾付100万美金求得比利时举重联合会八名举重运动员。”其他细节均无提及，因此也可能是我误解了此番转移运动员的意义。也许卡塔尔只是有很多重物需要搬运，但我的理解是卡塔尔想为自己购买几枚未来的奥运会金牌(虽然这不关我的事，但是鉴于比利时举重队迄今为止的表现，我想建议他们别让那些小伙子靠近药检处)。我得承认，有人竟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令我十分震惊。但是经我调查，事情看来确实发生了。

如果本国体育联合会同意，运动员是可以代表别国参赛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两件事基本上已经说明了你需要了解的有关现代奥运会的所有问题——那就是，运动员们越来越棒，而有些人为了争夺荣誉不择手段。我担心的是，对后者的追求可能会无可挽回地毁掉前者。本届奥运会已有二十名运动员及教练因各种药物检查不合格而被打发回家，他们悄悄地蒙羞离去，临走前还用一堆极拙劣的理由让我们小小娱乐了一回：比如说他们的牙膏被人做了手脚，或者他们以为带上足以装满游泳池深水区的生长荷尔蒙自己的头发就有望再生。

现在，我发现自己国家的田径队也面临着同样的指责。你肯定已经注意到，美国铅球运动员C. J. 亨特——田径明星玛丽昂·琼斯的丈夫，在最近的一次药检中被发现有一种名叫诺龙的非常可恨的促蛋白合成类固醇超标一千倍，在他的庞大的躯体内到处晃荡。只有极大的一管牙膏才可能在完全非故意的情况下使如此大剂量的违禁药品进入体内，因此显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亨特先生很可疑。

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对此作何反应呢？到写作本文时止，它站在亨特一边，坚称他尚未“被判定任何罪名”——也就是说，尚未被它定罪——且继续努力恢复他作为奥林匹克大家庭荣誉成员的信誉。同时，亨特的主要赞助商耐克也给予了“完全的支持”，于是赋予了“放手去做(Just do it)”这句广告词一层新的意味。

喜欢讥评时事的人也许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美国对违禁药品的政策就是把使用者要么送进监狱，要么送去参加奥运会。这么说也不全对，但的确我们似乎采取了双重标准。也许你还记得，今年七月，美国奥委会前药物管理处总监韦德·埃克萨姆声称，当年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美国田径运动员有半数曾在违禁药品检测中呈阳性，而美国官方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最近，国际业余体育联合会的总医务官阿恩·永奎斯特指责美国田径联合会，该事件的管理机构，在过去两年内隐瞒了十二至十五例药检中呈阳性的本国田径运动员。亨特先生在近几个月内的四次不同的检查中被发现类固醇水平超标，这有什么，美国官方认为这些都没有必要向奥委会报告。

如此说来，美国记者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愤慨了吗？那也未必。《华盛顿邮报》的萨莉·詹金斯一两天前发表评论，以一名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为例(该运动员因服用了一片医生开的止头痛的药片而失去了金牌)有力地论证了奥林匹克药检政策是不完善、不公平的，同时还指出药物检验并未始终如一地贯彻实施。

最后，她表示关于违禁药物的争论有些令人生厌，她写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分不清nandrolone和provolone，也搞不清pseudoephedrine和Excedrin[32]……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让我看看能否把这些搞清楚，当然我并不是什么化学家。Provolone是一种美味的意大利食品，Excedrin是一种用于治疗头痛的特许专卖药的牌子。而Nandrolone和pseudo-ephedrine则是危险的药品，运动员有时会靠这些药物来超越那些太谨慎、太规矩、不愿以违法行为换取胜利的运动员。这也不关我的事，但我想诸如詹金斯女士等人应该会很在乎。

我不想在这里装童子军讲大道理(在别的地方也不想)，但我真觉着奥运会应当倡导人们做正确的事，为大家树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榜样。而实际上，唉，美国人却往往认为奥运会和别的体育活动一样，要不惜代价地夺取胜利。

我热爱美国的体育运动，也仰慕其成就——我总是把杰西·欧文斯[33]高高举起，把别国的体坛英雄都比下去——但这种自豪感在另一方面往往又令我心生疑虑，因为它也包含了许多口号里说的“胜利不是主要问题——它是问题的全部”“不是赢了银牌，而是输了金牌”。

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才有了篮球“梦之队”，球员们无可争议的体育才华被委以重酬，乃至将一度精彩的比赛变成了一场又一场无谓的表演，即便如此你也不会感到丝毫后悔；正是因为这种心态，自行车手才会面无愧色地带着装有秘密的超级设计的自行车走上赛场，这虽然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战胜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公平竞争的意义。这种心态认为必要的时候，夺冠远比受人敬慕来得重要。

对于这一切，我无能为力。只是，当我看见自己国家的一支体育队显然自认为有关违禁药品的使用和检举揭发的规定只对他国运动员有效，自己可以另搞一套。事情发生以后，一种合适并且合理的处理方法是把C. J. 亨特召回奥运村，让他接着为玛丽昂做煎饼——这时，我只能说，我真的绝望了。

真的，那要比告诉全世界有人在你的牙膏里放了类固醇愚蠢多了。

悉尼，圆满谢幕吧

祝贺你，澳大利亚，你成功了。从开始到结束，整场盛会非常精彩。伊恩·索普光芒四射，苏希·奥尼尔不同凡响，凯西·弗里曼很可能成为第一位原住民田径女皇。基础设施经受住了考验，天气基本宜人。志愿者们鼓舞人心，全体粉丝都非常友好。无情的罪犯将盗窃之物一一归还，还伸手帮助瘦弱的老太太穿过车来车往的马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四百万人表现得如此无可挑剔。只有玛丽·若泽·佩雷克[34]郁郁寡欢地离去。

前两天，我问一位悉尼朋友帕特里克·加拉格尔如何解释悉尼的大获成功，他说：“我们很擅长开派对，这不就是一场大派对吗？”的确是的。悉尼素来是世界上最快乐最亲和的城市，而在这十七天里，它还是世界上最快乐最亲和的城市。要我说，这才是最奇妙的地方——悉尼承担着地球上最繁重的后勤工作，却表现得毫不费力。尽管我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但我也不想夸大其词。可是你来说说看，在人类和平时期的历史当中，哪一次活动比这更成功？我是从未见过这样多的人这样持续地快乐着。

另一位澳大利亚友人对我说：“就像投石入水一样，澳大利亚赢得女子水球冠军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坐火车在下班的路上，车上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华尔兹·玛蒂尔达》(澳大利亚民歌准国歌)。假如你六个月前告诉我，有一天我会因为我们赢了女子水球而在火车上跟陌生人一起唱，我会劝你去看医生。真是太奇怪了，不过真的很棒。”

几乎所有人都说悉尼从未运转得如此顺畅。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为什么街道上总是没有多少车辆，因此全城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从甲地来到乙地有多么迅捷。

从前你到悉尼游玩，当地人总是带你去植物园、北部海滩或者找一家不错的鱼餐厅午餐。这些天，他们则会带着你驾车到帕拉马塔街或太平洋大道上兜几圈，让你看看往日的交通黑点如今都奇迹般地变得畅通无阻了。

他们会不停地跟你说：“猜猜昨天下午三点我从车士活去波兹波恩特，走海底隧道花了多少时间？”

“我不知道啊，鲍勃，”你回答说，“我不大注意这个。”

“猜猜看嘛。”

“我说不上来。四十分钟吧？”

“十八分钟!”鲍勃一阵狂喜，胜利地大叫起来。

“真行啊。”你有礼貌地说。

“什么叫真行啊？简直酷毙了。你再猜猜，上星期五贝蒂的老板的表弟从塔勒尔拉去斯皮特-章克中花了多长时间？他下午四点一刻出发，开的是过了报废期的1982年霍顿车，别忘了通往澳纽联军纪念大桥的部分车道关闭了。”

就这样，鲍勃一路描述着奥运会开始以来他、他们家邻居及他所有开车的朋友所享受到的便捷的交通，可以一直说上四小时。我知道我在这儿只是说自己，但是当交通又恢复到缓缓爬行的常态，聊天的话题再度回到板球、房价、电视节目如何不值一看时，我想那会是种解脱。 我觉得生活恢复常态对于多数澳大利亚人而言会是一种解脱，但显然有不少人希望奥运会永远不要结束。奥运会已经变成了城市生活中完全自然、近乎永恒的一部分。难以想象，当你穿越这座城市的时候沿途没有巨大的电视屏幕，悉尼大桥上没有灿烂夺目的奥运五环(我觉着那漂亮极了)，也没有酒吧间里爆出的欢呼，也没有身穿比基尼的澳大利亚排球宝贝激情四射地将球员怀中的排球扣落地面后将产生的自豪与快乐传遍全国，那是怎样一个情景？

悉尼将变得十分安静。我曾问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盛会结束、游人散尽的时候悉尼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懒懒地笑了笑，说：“就好像他们都登上火箭飞船回到自己的星球上去了，我想澳大利亚有一段时间会显得很荒凉。”

我必须承认，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许多澳大利亚人对这场奥运会是多么依恋，直到星期六我拿起《悉尼晨报》，看见首页有篇文章郑重地告诫读者：“奥运会结束时，很多人会感到失落，甚至悲伤。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给自己一点儿时间去释放悲伤。”

天啊!我竟以为奥运会只不过是四年一度的体坛娱乐节目。这篇文章接着建议读者趁现在发展一种新的爱好，多出去走走，甚至可以考虑换一份工作。

尤其是，文中还说：“假如你的人际关系发生危机，去寻求帮助吧，不要害怕。只当是去寻找一位奥林匹克‘教练’，不要把它看成自己的弱点。”我只能说，谢天谢地，这些人今年没有追随波士顿红袜队，不然他们会非常非常郁闷。

一想到奥运过后的寂寥，许多人便绝望得不知所以，于是悉尼城内第二大热门话题就是揣测奥运会重返悉尼的可能性。大体方案是：雅典人在葡萄酒厂把畅饮酒会给办砸了，更别说主办奥运会这样的高难度活动了，因此他们只好抽身退出，于是身陷危机的国际奥委会惊恐万状地跑到悉尼来求救。

这想法很有意思，可是它犯了一个大错误。奥运会不会——简直就不可能会——再次获得这样的成功了。我的主意(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是澳大利亚应当成为残奥会的永久主办国。澳大利亚人民心地善良，热爱运动，最喜欢找场合找理由来大放焰火。残奥会就是个极好极有意义的活动。何不让残奥会永久地享受澳大利亚为奥运会所作的努力呢？

可是我敢说，假如有人想让悉尼在2004年再度主办奥运会，美国NBC电视网一定会手忙脚乱，叫苦不迭。众所周知，悉尼奥运会已经成了美国电视收视率的灾难。我不知道电视网对于奥运会的组办和选址有多大影响——但愿没有影响——但你可以断定将来的电视权购买者会四处游说疏通，以将奥运节目安排在更有经济效益的时间段。

对了，似乎没有人对奥委会说过什么好话，就让我来说两句吧。我认为，奥委会没有让广告进入奥运会场馆，这一点非常令人钦佩。飞艇上的Goodyear(固特异)商标全被改成了G’day(你好)和Good Luck(好运)，妙极了。

另外，依旧允许奥运会在悉尼、雅典之类的城市举办，也很不简单，因为对美国的电视广播而言这不是好事。早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美国电视就大有独家播放奥运节目之势，就像它现在接收大量本土体育赛事一样。

举个例子：超级杯足球冠军赛竟允许美国广播电视网在比赛过程中时不时地叫停，插播更多的广告。你知道，比赛都有正常的暂停时间，其间可以插播广告，而这里的暂停则是广播网有意增加的。

正宗的奥运发烧友也许还记得1972年奥运会上苏联在篮球决赛中反超美国、转败为胜的最后一篮，所有美国人都认为这次投篮发生在终场哨吹响之后(确实如此)。如今多数人已经忘记了，那场比赛是在慕尼黑的深夜进行的，因此美国电视可以向最大范围的美国观众进行现场直播。我不知道事发之后国际奥委会当局是如何顶住压力的，不过谢天谢地他们挺过来了。美国观众尚未觉悟到，追踪发生在遥远异国的重要体育赛事的一大乐趣就在于必须在最不可思议、最不方便的时间观看比赛。这不仅证明了他们确凿无疑的热衷，而且无端地增加了满足感。

有趣的是，虽然在美国几乎无人观看过目前的比赛，但所有的人都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印象：澳大利亚是一个美丽、友好、摩登、从容的国度，它所拥有的远不止袋鼠和《鳄鱼邓迪》。

旅游业的前景是如此令人振奋，Quantas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旅游局斥资七百万澳元在美国展开为期五周的大力宣传，重头戏么，当然了，还是保罗·霍根主演的《鳄鱼邓迪》。

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这个策划是由于最新的《鳄鱼邓迪》续集在美国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强烈关注”和“鳄鱼邓迪”这两组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印刷文字上如此愉快地亲密接触了。

提升澳大利亚形象、推动旅游业发展当然是举办奥运会的首要原因之一。旅游业现在是澳大利亚经济结构中最能赚取外汇的产业。虽然海外游客的人数去年已达到四百五十万，在过去十年内翻了一番，但相对于世界水平而言还是很有限的。比如说，法国的卢尔德每年的游客人数是全澳大利亚游客人数的三倍。

所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还有充分的空间接纳游客——尽管游客们想去的地方和有充分空间的地方很少能够重合。不管怎么说吧，根据一个名叫“旅游业预测委员会”的机构的数据，奥运会所引起的关注从现在起到2004年之间将给澳大利亚增加一百六十万游客，增加六十一亿澳元的收益，创造十五万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是真的，那就妙极了。

奥运会带来的其他一般性的经济收益很难估算。从表面看，那些数字相当可观，但就总体经济而言奥运会的收益是微不足道的。

自1995年起，奥运会基础设施方面的花费已经给悉尼增加了三十三亿澳元的收益——数额不菲，但是，周二《悉尼晨报》上一位经济分析家指出这笔收益仅占新南威尔士州同期经济收入的三百分之一，整个澳大利亚经济收入的九百分之一。新南威尔士州1994年到2006年十二年间预期将从奥运会获取的共值五十一亿澳元的横财，仅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0.25%。

考虑到所有的成本和风险，悉尼只要能像预期的那样得到一笔小小的收益，就可算是幸运的了。蒙特利尔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蒙特利尔还在为当年的奥运会还债。

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情况是，类似的奥运会不会再出现了。不少人认为奥运会规模已经太大，要达到的目标太高，太过迁就各类非主流的体育项目不那么出类拔萃的运动员。人们也许曾迷醉于赤道几内亚选手埃里克·莫桑巴尼在池道里的苦苦挣扎，他用了几分钟才游完了那场举世无双的比赛，可是我们不能不问：一个几乎不会游泳的人应该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么？“‘运动员村’挤得要命——真是搞笑，”一位澳大利亚领队说，“所有的运动员都带着教练、医生、助手和各种随行人员。人太多了，如果不想办法限制人数，就没法管理了。”

还有一个更紧要、更棘手的潜在问题影响着未来奥运会的规模——那就是美国人对奥运会的兴趣会不断减弱。“我认为奥运会已经完了，”9月初一名为玛丽安·萨尔兹曼的媒体分析家对《华盛顿邮报》说，也许有点绝对。她所代表的观点是，多数美国观众对奧运会的体育项目不太感兴趣。许多体育运动在其他地方有重要赛事，比如游泳、足球、体操以及任何跟马、船、小球、羽毛球有关的比赛。这些项目在奥运会以外对美国人毫无趣味可言，即便在奥运会期间也引不起强烈的关注。虽然几乎所有关于美国广播公司的收视数据的评论都集中在其网络的覆盖面上，但很有可能它所提供的东西观众并不想要。

由于美国企业愿意为奥运会的大部分花销买单——众所周知，美国广播公司NBC以三十五亿美元的巨款买断了直至2008年的奥运会报道权，而高达70%的企业赞助都由美国的公司来承担——这显然会对未来的奥运会产生影响。

因此，悉尼成为现代奥运会的至高点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场热烈无比的盛会中为数最多的人享受着规模空前的体育比赛。

我个人认为，我们再也看不到能与之匹敌的社会奇观和体育盛况了。也许澳大利亚人的伤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1]　澳大利亚北部的自治领，首府为达尔文。

[2]　The Top End，澳大利亚第二北的半岛，仅次于约克角。

[3]　The red center，南澳和北领地沙漠地区的别称。

[4]　Orinoco，南美洲第三大河，仅次于亚马孙河及巴拉那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8年8月1日首次发现奥里诺科河河口，但是其源头最终于1959年才得到确认。

[5]　Cape Trobulation，凯恩斯向北一百一十公里。

[6]　Daintree，昆士兰州的一个小镇。

[7]　Townsville，昆士兰州东部珊瑚海沿岸的一座城市。

[8]　Tassie，塔斯马尼亚岛在澳洲口语中的简称。

[9]　Daryl Hannah，在电影《美人鱼》中演美人鱼。

[10]　Bee Gees，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兄弟乐队组合。

[11]　Harrison Ford(1942—)，美国动作影星，演过《星球大战》《夺宝奇兵》《亡命天涯》《空军一号》等片。

[12]　ZZ Top，美国蓝调摇滚乐队。三位成员以大胡子为音乐之外的明显标志。

[13]　Sydney Hughes Greenstreet(1879—1954)，英国男演员。

[14]　Peter Lorre(1904—1964)，澳大利亚籍美国演员，爱演危险的外国人，与薛尼·格林史翠合演过《卡萨布兰卡》《好莱坞餐厅》等多部影片。

[15]　Wollongong，澳大利亚东南部港市。

[16]　Bendigo，维多利亚州的城市。

[17]　北领地的小镇。

[18]　Edwina Cynthia Annette Mountbatten(1901—1960)，缅甸的蒙巴顿伯爵夫人，是一位英国女继承人，社交家，路易斯·蒙巴顿的妻子。印度最后的总督夫人。

[19]　沙漠地带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

[20]　成立于18世纪的英国，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及宗教色彩的兄弟会性质组织，世界上最庞大的地下组织。

[21]　北领地南部的一处与世隔绝的城镇。

[22]　廷巴克图，现名通布图，是西非马里共和国的一个城市，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尼日尔河北岸，历史上曾是伊斯兰文化中心之一，地理位置位于北非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文明和黑非洲黑人文明的交会点，因此商业往来频繁，民族成分复杂，历史上是一个交通要道、文化中心。

[23]　美国“家政女王”。

[24]　一种以电视、广播、网路等多元传播媒介方式授课的教育形式，为居住在偏远地区或者因身体原因无法入学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为澳大利亚首创。

[25]　著名的国际记者和文献电影摄制者。

[26]　南非东北部一城市。

[27]　洛杉矶和旧金山中途的一块区域。

[28]　Wladziu Valentino Liberac(1919—1987)，著名的美国艺人，钢琴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年间是世界上出场费最高的艺人。

[29]　the Sunday Correspondent，现已倒闭。

[30]　drachma，曾为希腊货币单位。

[31]　Buster Crabbe， 1932年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32]　nandrolone，诺龙，兴奋剂的一种；provolone，一种意大利芝士；pseudoephedrine，伪麻黄碱，能使中枢神经兴奋的药物；Excedrin，美国一种止疼片的牌子，主要用于偏头痛。

[33]　Jesse Owens，非洲裔美国田径运动员，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他创下了四十五分钟内四次打破五项并平一项世界纪录的奇迹。

[34]　Marie-José Pérec，法国著名女田径选手，获得过3枚奥运会金牌。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她在女子400米预选赛的前两天宣称受到陌生人威胁，放弃了悉尼奥运会的比赛。

目录

第一章 去北方

第二章 哈默菲斯特

第三章 奥斯陆

第四章 巴黎

第五章 布鲁塞尔

第六章 比利时

第七章 亚琛和科隆

第八章 阿姆斯特丹

第九章 汉堡

第十章 哥本哈根

第十一章 哥德堡

第十二章 斯德哥尔摩

第十三章 罗马

第十四章 那不勒斯、索伦托和卡普里

第十五章 佛罗伦萨

第十六章 米兰和科莫

第十七章 瑞士

第十八章 列支敦士登

第十九章 奥地利

第二十章 南斯拉夫

第二十一章 索非亚

第二十二章 伊斯坦布尔

第一章 去北方

如果在冬天从奥斯陆坐汽车到哈默菲斯特，要花上30小时的光景，可为什么还会有人想要这么做呢？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哈默菲斯特处于世界边陲地带，是欧洲的极北之地，它与伦敦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就是伦敦与突尼斯[1]之间的距离。它的冬季晦暗严酷，太阳躲进了北冰洋，要在10周以后才肯再次“出山”呢!

我一直都挺想去看看极光，而且我内心也隐隐盼着能体验一把在地处偏远、环境恶劣的地方生活的感觉。我当时坐在伦敦的家里，一边品尝威士忌一边翻阅着旅行书，去北方冒险的想法听起来棒极了。但是现在，我却身处12月末的奥斯陆，在灰雪泥泞里艰难地行走着，我不禁开始担忧起之后的旅行来。

这次旅程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怎么顺利。我在酒店里睡过头，错过了早餐，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就出门了。由于打不到出租车，我只能拖着奇重无比的行李，一路踩着泥泞，走过整整八个街区，才终于到达中央汽车站。此前，我已经艰难地在卡尔·约翰大道上的克瑞迪卡森银行兑换了旅行支票，以支付那高得有些离谱的1200克朗车票钱。此事也说来话长，那个银行柜员就是搞不明白，我护照上印的“威廉·麦圭尔·布莱森”和旅行支票上印的“比尔·布莱森”，其实是同一个人。我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说服他们给我兑换支票。然后赶了一长段累死人的上坡路，才总算在发车前两分钟，赶到了汽车站。此时的我早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根本没想到售票厅的那位小姐会给我一个“惊喜”，她说订票记录上没有我的名字。

“希望这一切都是梦吧，”我真想说，“我其实还在英国的家里欢度圣诞。亲爱的，请给我加点儿波尔图葡萄酒，好吗？”但实际上我说的是：“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小姐又仔细看了一遍乘客名单：“没有，布莱森先生，订票记录上没有您的名字。”

可是我明明看到了，就算是倒着看，也看得一清二楚。“倒数第二个就是我的名字啊!”

“不，”小姐一口咬定，“那是伯恩特·比昂松[2]，是一个挪威人的名字啊!”

“不是伯恩特·比昂松，是比尔·布莱森啊，麻烦你再看看，这个字母是‘y’，这两个是‘l’。”但她就是不肯放过我，我实在没办法，只能问道：“要是错过这班车，下一班车是什么时候？”

“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

真让人服气呢!

“小姐，可不可以相信我，这就是比尔·布莱森。”

“不是。”

“小姐，请听我说，我大老远从英国赶来，是要坐这班车去给一个孩子送药的，这药能够救孩子的命啊!”显然她并不信这一套，“那我要见你们经理。”

“我们经理现在在斯塔万格[3]。”

“你可听好了，我是通过电话订票的，要是我没赶上这班车，我就写信和你们经理好好聊聊这件事。你接下来的职业生涯，就别想好好过了!”我的这番威胁并没唬住她，于是我又计上心来：“要是这个伯恩特·比昂松先生不来，他的位子总可以让给我吧？”

“那当然可以。”

我干吗不早点想到这一招呢，还白受了一肚子气。和这位小姐道了谢，我便拖着行李走出了售票厅。

我要坐的是一辆大型双层巴士，和美国的“灰狗巴士”差不多。可它只有上层的前半部分有座位和窗户，其他部分全都是坚硬的铝板，上面画满了光怪陆离的星际景观，很像一本低俗科幻小说的封面，看得人头昏脑涨。画里有一颗彗星，巴士的型号“快车2000”赫然印在彗尾处。我一时还产生了错觉，以为封闭的后半车身可能是乘客的住宿区，一到晚上，乘务员小姐就会把我们领到那儿，让我们挑一个卧铺睡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花多少钱都愿意。但事实证明，纯粹是我想多了。巴士上层的后半部分以及整个巴士下层，全都是用来装货的。哦，原来快车2000是一辆长途货运汽车，带几个大活人只是顺便。

巴士在12点准时出发。我很快就意识到，这辆巴士就是专门设计来折磨人的，让人浑身不舒服。我坐在加热器旁边，上肢惨遭刺骨寒风蹂躏，同时左腿还要忍受热浪的侵袭，我甚至都能听到腿毛被烤得噼啪作响。我觉得设计座位的这个人应该是个小矮子，他苦于身高缺陷，就想通过这种设计向我等身材正常的人进行报复，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能让他设计出这玩意儿呢？坐我前面的小伙子把椅背放得很低，他的头都快垂在我的两腿间了。而他的长相，你只要看一眼，就会马上相信，上帝可真有幽默感。此时，他正在读一本叫作《小汤咪与大老虎》的漫画书。我自己的座位也挺厉害，它倾斜的角度总能找准我脖子的痛点，只要往上面一靠，我的脖子就能痛上半天。座位一侧有个调节拉杆，如果我拨弄它两下，指不定能坐得舒服些。但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我哪怕就是用手轻轻地碰一下，椅背都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向后弹去，坐在我后面的老太太的膝盖准会遭殃。所以，我决定保持原状，少惹麻烦。坐我旁边的这位女士，显然是极地旅行的老手，她把一大堆杂志、卫生纸、润喉糖、药膏、润肤膏和水果糖，一股脑儿地塞进面前的收纳袋中，然后裹上毯子呼呼大睡，她这一路基本上都是这么睡过去的。

我们的车在灰蒙蒙的雪地里颠簸前行，穿过奥斯陆绵延不绝的郊野，驶入了乡间。暮霭沉沉，一望无尽，散落四周的村庄和农舍看起来整洁大方，生机勃勃。每户人家都挂上了圣诞灯，窗口闪耀着愉悦的光芒。没过多久，我就陷入了恍惚。每次长途旅行我总会这样，倒也没什么不舒服。我的脑袋耷拉在肩膀上，就像那种对于颈部肌肉完全丧失控制力而且对此丝毫不在意的人。

旅途已经拉开帷幕，我也即将与欧洲再次碰面。

还记得我第一次逛欧洲是在1972年，当年的我还是个瘦弱、害羞的寂寞男孩。那会儿如果想少花点机票钱，就只有纽约飞卢森堡这一条航线，飞机中途还得在雷克雅未克[4]的凯夫拉维克机场加点儿油。飞机大都老态龙钟不复当年，有时候氧气罩会猝不及防地从头上的储存箱里脱落，在你面前晃荡一会儿，直到空姐拿来锤子和一大把铁钉折腾一番，才能让它复归原位。洗手间的门总是自动打开，你得用脚死死抵住才能让它关上一会儿，保持这样的姿势势必会让“方便”之事变得不那么方便。当然，最折磨人的还是这旅程的漫长。凯夫拉维克机场坐落在一个偏僻且灰蒙蒙的平地上，光到那里加个油就要花上一周半的时间，然后再起飞颠到卢森堡，又要花掉一周半的时间。

除了机务人员和头等舱的两位鲱鱼工厂的主管外，飞机上的所有人都是一副嬉皮士做派，这种感觉就像我正坐在一辆“灰狗巴士”上，和他们一同去参加民谣歌手的演唱会。这些人一路上都在弹吉他、把玩曼陀林[5]、开怀畅饮雷鸟牌啤酒，折腾个没完。他们还会和坐在自己身旁的人眉来眼去，想必这些人会一对对地在地中海沙滩上缠绵。

起程前的那几周对我而言是既漫长又兴奋的，当我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时，我不由得浮想联翩：此刻我坐在飞机上，一位千娇百媚的年轻美人坐在我身旁，她被她的父亲不由分说地送往洛桑性精神病研究所接受治疗。她在飞机经过大西洋中部时突然转向我说道：“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人家想在你腿上坐一会儿，你不介意吧？”可事实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满脸痘痘的瘦高个男子，戴着一副巴迪·霍利[6]式的斯文眼镜，衬衫口袋里放着一个夹满圆珠笔的塑料保护套，上面印着：“俄克拉何马州，弗雷吉雷逊市，格鲁伯货真价实五金店，您想要啥，我们就有啥。”或是诸如此类的广告词。他的脖子上有很多疖疮，看上去像是久治不愈的枪伤，散发着特别难闻的气味。

他在飞机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阅读《圣经》，他的指尖划过字里行间，嘴里念念有词，音量大到我刚好能听见他狂热的低语。我的心情一落千丈。我不大明白，狂热的信徒们为什么非要努力让每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人都转变信仰呢？说实在的，我可不会四处溜达着，撺掇人们成为圣路易斯红雀棒球队的球迷。但是这些信徒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次“大展身手”的机会。

现在，只要我被这些人搭讪，我总会和他们解释：“你们这些穿着暇步士[7]白色袜子、戴着徽章大喊‘我是加斯[8]’的人，都不一定能说服我跳下一辆燃烧的汽车，就更别想让我对神承诺信奉终生了。”我还会建议他们下次派一个头脑更机灵、衣品也更好的人来。但在当时，我的脾气还很温和，通常都是不失礼貌地听着、敷衍地应和着他们所谓的“耶稣能改变我的人生”的论调。飞机飞越大西洋时，我正像其他坐长途航班的人那样，坐在位子上打量着我面前200立方厘米的私人空间，突然，我瞥见前方的座位下面有一枚硬币，于是身体前倾，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总算把它捡了起来。等坐起身来，我才发现我的邻座正用一种不祥的眼神望着我，我顿时感觉大事不妙。

“你找到耶稣了吗？”他突然问道。

“哦，不是吧？这只是一个25美分的硬币。”说完，我立马把自己收拾妥当，在随后的六小时里假装呼呼大睡，对他不时地咕哝“乞求基督温暖我的心房”充耳不闻。

事实上，我是在偷偷地注视窗外的欧洲。初见它的那一刻，我至今仍历历在目。飞机冲破云层，映入眼帘的是一番如梦似幻的美景：玲珑小巧的绿野和尖塔状的村庄分布在起伏的山峦间，活像一床刚刚抖完便铺在床上的被子。我在美国经历过很多次飞行，从窗外看到的，无非就是一望无垠的金色农田(差不多有一个比利时那么大)、蜿蜒不息的河流和笔直的黑色公路。美国的土地看上去一直都是广阔无边，绝大部分地方都空空如也。你会觉得只要眯起眼睛仔细观察，就能够一眼望见洛杉矶，即便身处堪萨斯州的上空。但欧洲的风光，完美得就像现代铁路的布局规划般恰到好处。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如此郁郁葱葱、错落有致、一尘不染、美丽动人，如此……欧洲。我陶醉于眼前的一切，现在依然如此。

此番旅行，我带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黄色背包。在过海关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会被工作人员盘问：“有什么要申报的吗？香烟？酒水？旧债？”接下来的一天，我都被这个包死死压住，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卢森堡古色古香的街头。我的头脑既迷乱又清醒，这种感觉可不常见，又兴奋，又疲惫，还夹杂着强烈的视觉刺激。这里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耀眼夺目、新鲜生动，看得我目不转睛。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第一次出门远游的人，这儿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语言、钞票、车子、车牌、面包、食物、报纸、公园、人们……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斑马线，从来没有见过电车，从来没有吃过未切成片的整块面包(我从未想过面包还可以这样吃)，从来没有碰到过戴着贝雷帽还指望别人把他当回事儿的人，从来没有见识过有人会特地跑去不同的店购买晚餐食材，从来没有碰到过人们自己带购物袋去购物，从来没有在肉店的橱窗前看到过未拔毛的小鸡和未剥皮的兔子，从来没有目睹过躺在大盘子上微笑的猪头，从来没有见过一包吉坦尼斯牌[9]香烟，从来没看到过米其林娃娃。然后我邂逅了这儿的人，他们可都是卢森堡人呢。不知为何，我就是对这一点感到十分惊讶。这样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那儿有一个男人，他是卢森堡人，那个女孩也是。他们对纽约洋基队[10]一无所知，他们不曾耳闻《米老鼠俱乐部》的主题歌，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这一切实在太奇妙了!

峡谷穿过卢森堡，将其一分为二，阿尔道夫古桥高高地架在峡谷之上，我就是在那儿碰巧遇见了飞机上那个满脸痘痘的邻座。他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正在吃力地徒步往市中心走去。我一个劲儿地对他致以朋友般的问候，毕竟他是茫茫3亿欧洲人中我唯一认识的一个，不过他显然没有我这么兴奋激动。

“你找到地方住了吗？”他沮丧地问。

“还没。”

“呃，我找不到可以住的地儿，我哪儿都找遍了，所有旅馆通通客满。”

“真的？”忧虑似阴影般将我笼罩，我意识到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我之前从来没有过自己解决住宿问题的经验，我还以为，我总能找到一家合适的小旅馆，把自己安置妥当，接下来就万事大吉了。

“这该死的鬼地方，该死的卢森堡!”我的朋友出乎我意料地义愤填膺道，说完便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开了。

我在中央车站附近兜了一圈，找遍了那儿所有脏兮兮的旅馆，但它们全部客满了。于是我朝更远处的郊外走去，沿途又找了几家旅馆，均以失败告终。没过多久——由于卢森堡小巧精致，优雅迷人——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城外的高速公路上了。由于对眼前浮现的种种危机茫然无措，我决定放手一搏，搭个去比利时的顺风车。那个国家稍微大些，怎么着也比现在这个样子好。我竖着大拇指，在高速公路旁足足站了一小时四十分钟，看着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我内心感受到了阵阵绝望，很快就放弃了搭便车的计划。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辆破破烂烂的2CV型雪铁龙停了下来。

我费劲地拽着帆布背包走了过去，却发现前排有一对夫妇在吵架。一时间，我以为这辆车并不是为了我而停的，只不过是这个男人想停下来连扇他老婆好几个耳光而已。之前我在公共电视上看过让·保罗·贝尔蒙多的[11]电影，里面的欧洲人就总是这个样子。不过他老婆从车里出来了，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之后，示意我爬进车后座蹭个位置，我就这样蜷缩在一堆鞋盒中间。

司机却非常友好，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汽车引擎如割草机般隆隆的轰鸣声中，吼着告诉我，他是一个四处旅行的皮鞋销售商，他老婆在卢森堡的一家银行里当职员，他俩就住在国界另一边的阿尔隆那儿。他时不时地转过头来，规整规整车后座的东西，这样就能给我腾出更大的空间。他把鞋盒扔到车后座的窗台那儿，其实我宁愿他不要这么做，因为他10次里总有9次，把它们砸在我的头上。而且与此同时，他正单手握着方向盘，以70英里[12]的时速穿梭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

他老婆每当看到眼前的挡风玻璃被一辆货车的车屁股完全挡住时，就会放声尖叫，而他就会花上2.5秒的时间假装关注路况，随之又去关心我在后座坐得舒不舒服了。他老婆一直在吐槽他的车技，而他看起来并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儿，还不时对我做鬼脸，十足一副法国人的神色，仿佛他老婆尖刻的抱怨只是我们俩才懂的私密笑话。

我很少这样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我马上就要一命呜呼了。这家伙仿佛是在街机游戏里开车。我们行驶在一条三车道的公路上——又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一条道往西，一条道往东，中间的那一条则是由向东西两个方向超车的车辆共用。而我的这位新朋友看上去并不怎么熟悉这套操作，他会不时溜进中间车道，然后一脸吃惊地看着一辆重达40吨的大货车迎面冲来，就像动画片《BB鸟与歪心狼》[13]中的场景那样，我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只有到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他才会掉转车头，然后探出身子，对疾驰而去的货车司机大声叫骂一番，最后还是我和他老婆的高声尖叫，才让他坐回座位，面对下一次危机。后来我才知道，卢森堡是欧洲公路车祸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有了这次经历，我对此一丁点都不感到意外。

我们花了半小时，终于抵达阿尔隆，那是一个阴沉的工业小城，一切看起来都是灰蒙蒙的，甚至那儿的人也一样。我的这位新朋友执意邀请我到他家去吃晚饭，他老婆和我都委婉地表示不必了，我是出于礼貌，而她则是丝毫不加掩饰的不情不愿。但他直接无视了我们的真实想法，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我们之间的奇遇，直到我被稀里糊涂地推上一条漆黑的楼梯，请入一个异常逼仄、十分简陋的公寓里。公寓只有两间房，其中一间是和橱柜大小差不多的厨房，另一间包揽了除做饭之外的一切功能，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还有一个便携式唱片机，里面只有两张唱片，一张是吉尼·皮特尼[14]的，另一张是英国铜管乐队演奏的音乐。他问我想听哪张，我表示悉听尊便。

他选择了吉尼·皮特尼，就进厨房了，他老婆在那儿和他低声说着什么。当他拿着两个玻璃杯和两大瓶啤酒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时，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这酒棒极了!”他向我保证道，并给我倒了一杯温热的拉格啤酒。“哦!”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浓浓的感激之情，我一边抹去唇上的啤酒泡沫，一边寻思着如果我从楼上的窗户一跃而下会不会摔死。我们就这么相视而笑，坐着共饮啤酒。我想弄明白啤酒会让我联想到什么，最后我得出结论——一大泡尿液样本，或许还是从一个马戏团动物身上提取来的。“味道好极了，是吧？”那比利时人问。

“嗯。”我又随口敷衍道，但并不打算再尝一口。

我之前从未离家，现在却置身一个陌生的大陆，这里的人和我操着不一样的语言。前不久，我还待在一个长着翅膀的密闭冷藏室里长途跋涉了4000英里，我已经有30小时没睡觉、29小时没洗澡了。而现在我正身处一个陌生的比利时小镇，待在一个狭小、粗糙的公寓里，即将和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起吃晚餐。

“陌生女士”拿着三个盘子过来，每个盘子里各放了两枚炒蛋，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她把盘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摆明了是在宣泄她的愤懑。她和我坐在桌子旁，而她老公则在床边落脚，“啤酒和鸡蛋，”我说，“真是有趣的搭配。”

晚饭持续了四秒。“哦，”我边说边擦去嘴边的蛋黄，并拍拍肚子，“今晚很不错，实在是非常感谢，我想我差不多要告辞了。”“陌生女士”直直地盯着我，目光之凶狠远非一个“恨”字所能形容，而“陌生先生”却嗖地站起身来，热情地把手搭在我肩头。“不不不，你一定得再喝点儿酒，听完这张唱片的另一面再走。”他把唱片翻到另一面，我们一边在一片沉默中聆听着音乐，一边啜饮着啤酒。结束后，他开车带我到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这家旅馆过去或许辉煌过，但现在到处都是光秃秃的电灯泡，由一个穿着背心的男人经营。他领着我走上一级又一级的楼梯，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走廊，经过好长一段路，才把我丢在了一个大房间里。房间里没铺地毯，很暗，空荡荡的，放着一把挂着薄毛巾的椅子、一个锈迹斑斑的水槽和一个硕大的衣柜，还有一张翘起变形的大橡木床，沉淀了150年来干柴烈火、翻云覆雨的气息。

我放下背包，连鞋子都没脱就一头跌倒在床上。然后我猛然发觉到挂在我头顶上方的那盏20瓦的灯，它的开关在房间的另一边。我已经精疲力竭，实在是没有力气起身去关掉它，在这个无法动弹的时刻，我唯一好奇的便是我那位萍水相逢的狂热教徒朋友，是不是还没在卢森堡找到旅馆，现在正可怜兮兮地坐在某个大门口，或是在某个公园的长凳上颤颤巍巍直打哆嗦。他又多穿了一件毛衣，并在牛仔裤里塞满了《卢森堡日报》，以抵御锥心刺骨的严寒。

“想到他过得如此不好，我也就放心了。”说完这番话，我便缩起身子，呼呼大睡了11小时。

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徒步穿过阿登高原葱郁的山脉。过了好久，我才习惯那个背包，每天早上我背上它的时候，就像是被一个木槌狠狠地砸了一下头，要踉踉跄跄一分钟才能稳住，不过它同时也让我觉得自己健壮无比。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出门度假带了一个大大的箱子，里面塞满了自己全部的行头。在比利时南部的三四天里，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与活力。那时我20岁，置身于如此完美的世界中：天气晴好，乡间绿草如茵，点缀着迷人的小型农场，农场里的鹅和鸡优哉游哉地在路边闲逛，路上鲜有汽车驶过。

每隔一两个小时，我就会漫步至一些懒洋洋的小村庄。通常会有两个戴贝雷帽的老爷爷坐在一家咖啡馆旁，边喝着波尔斯[15]酒，边默默地看着我走近和他们致以“Bonjour”的问候，然后对我微微点头示意。到了傍晚，我总算是找到了一家小旅馆。安顿好后，我便前往当地的咖啡馆，一边看书一边喝啤酒，我不时地再次感受到一小撮人微微的点头示意，我喜不自胜地认为那表达了对我的尊重和欢迎。我喝了七八杯不知是朱皮勒·比尔斯[16]啤酒还是名字易记的唐克尔啤酒，借着酒意斜倚在其中一个人身上，安静、友好地说道：“Je m’appelle Guillaume. J’habite Des Moines.”(我叫吉约姆，我住在得梅因)，估计吓跑了不少人。

夏天就这样悄悄过去，我在欧洲大陆足足逛了四个月，遍览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地，我为这一路上收获的旖旎风光惊叹不已，那真是我度过的最无与伦比的夏天。我玩得非常开心，回到家，便把背包里的东西通通拿去烧掉了。在下一年的夏天，我和一名叫斯蒂芬·卡茨的高中同学一起重游了欧洲，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个大错。

卡茨这种人，会躺在一片黑暗的旅馆客房中，不管你有多想睡觉，都会拉着你花上好几个小时，时而绘声绘色、时而淫荡下流地意淫与高中几位性感校花的缠绵缱绻之事，顺便还提一提他和这些美女爱好的各种姿势。他会在放屁之前宣告：“给你来个不错的，你准备好了吗？”然后根据声响、持续时间以及气味为这些气体进行打分评级。我觉得我和卡茨出国旅游的最大好处，就是剩下的美国人总算可以避开他，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夏天了。

很快他就变成了背景杂音，变成了一个坐在我对面吃饭的人(每看到一盘菜他就会说：“这些是什么垃圾!”)，变成了一个过度亢奋的陌生人，句句不离“鸡巴”二字，不论我去哪儿，都莫名其妙地赖在我身旁。一段时间之后，我或多或少能对他置之不理，开始享受起剩下的旅程来，乐趣几乎未减，只是孤独依旧。

从那时起，我成年后的绝大多数时光都是在英国度过的(过去17年里大概有15年待在那儿)，它位于这片充满荣光的大陆的边缘地带，我从没机会欣赏它壮丽的全貌。我曾在哥本哈根待了四天，去过三次布鲁塞尔，有一次在荷兰的简短旅行。我定居欧洲15年，能称得上去过的也就这几个地方，现在是时候让事情重回正轨了。

一开始，我决定从欧洲大陆最北端的挪威北角出发，南下至伊斯坦布尔，途中尽可能地重访我和卡茨曾经游览过的地方。我原本打算在春天出发，但在圣诞节前夕，我给特罗姆瑟大学打了个电话，那是一所世界上最北端也是极光研究最棒的大学。我想请教他们什么时候是欣赏这场光影大秀的最佳时刻。当时的电话信号很差，我只能隐隐约约听到那位好心教授的声音——听起来他仿佛是在呼啸的暴风雪中和我说话。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大门被风“砰”的一声吹开，翩翩飞舞的雪花猛然卷入他那位置偏远、渺无人烟的小木屋中——但我还是努力拼凑出了关键信息：观赏极光的最佳时间就是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凛冽的寒冬，在1月底太阳再次露面之前。一些跟太阳剧烈活动有关的迹象表明，今年是个欣赏极光的好年头，但是也只有在天空一片澄澈时才能将它看个真切，而在挪威北部，这可说不准。

“你最好做好在这儿待上至少一个月的准备。”他在电话中向我吼道。

“一个月？”我心头陡然一紧。

“至少。”

一个月，而且是在欧洲最寒冷、最阴暗、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待上一个月。我和身边的人说起这事儿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觉得棒极了。而此时此刻，正坐在颠簸的公车里驶向北方的我，追悔莫及。

*　*　*

就这样离开奥斯陆不久，我意识到这辆车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吸烟，我内心感到有些不安。我找不到任何禁止吸烟的标志，但我可不愿意成为第一个点燃香烟，让所有人用挪威话骂我的出头鸟。我可以确定，坐在过道另一边的那个男人八成是个老烟枪，他看上去浑身难受；而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年轻人，我更是敢确定他一定是个烟鬼，我还从未见过一个爱看漫画的成年人，会不喜欢文身和香烟。我翻了翻座位上附带的《快车2000行车手册》，一句惊恐的话映入眼帘：“2000公里路，一站不停留。”

直到现在，我也不懂挪威语，但这并不妨碍我把这句话翻译出来。2000公里!一站不停!30小时不能抽烟!先前的种种不适突然间全部袭来：我的颈椎酸痛；左腿就像煎锅里的熏肉般被烤得嗞嗞作响；坐我前面的那个年轻人都快把头靠在我的裤裆上了(此生我都没和男人靠得这么近过)；我的座位很小很挤，要是我自己爬进行李箱，然后把我自个儿邮寄到哈默菲斯特，那个空间都要比这个座位大。而我现在居然还要和亲爱的尼古丁分别30小时，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幸运的是，现实没有我想的那么令人绝望。在大约离开奥斯陆两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瑞典边界，巴士停靠在树林中的一个通关站前。趁着司机进小木屋办理通关手续的当口，车上大部分乘客，包括我和我之前预测的两个人在内，都迫不及待地冲下车，在冰天雪地里，一边跺着脚，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谁知道我们下次逮到这么好的机会会是什么时候？事实上，当我回到车上后，坐我旁边的女士在五分钟之内连跺两脚，以表示对我的强烈不满，之后我仔细研究了《快车2000行车手册》，发现2000公里的旅程里，还有三次这样的停留机会。

第一次机会于傍晚降临，我们停靠在瑞典谢莱夫特奥路边的一家自助餐厅旁。这是个奇怪的地方，在排队点菜的队伍前方有一面墙，墙上挂着一张特大号的菜单。每一道菜旁边，都有一个红色按钮，只有顾客按下这个按钮，厨房里的人才会开始准备做这道菜。折腾完之后，你得把空无一物的盘子直接滑到收银处，在那里点杯饮料，然后和收银员一起等待20分钟，你点的菜才会被端上来。这不就违背了自助餐厅的初衷吗，你们觉得呢？我排在队伍最后，队伍并没有往前挪的迹象。于是我干脆走到室外，在刺骨的寒风中猛抽了几根烟，再回去继续排队。队伍只是稍稍往前挪动了一点，但我还是拿了一个牌子，研究起菜单来。我完全不知道那些食物是什么，而我又害怕会一不小心点到我最讨厌的肝脏——一想到那些东西，我就浑身犯恶心，差点就要暂时停下笔来，对着废纸篓大吐一场。因此我决定什么也不点(虽然我十分想把这些按钮按个遍，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最后我只点了一瓶百事可乐和一些小糕点，但是我走到收银处买单的时候，收银员却告诉我，我手上的挪威克朗不能用，他们只收瑞典克朗。我大吃一惊，天哪，我一直以为这些北欧人民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彼此可以自由地兑换货币，就像比利时和卢森堡一样。在收银员冷酷无情的注视下，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百事可乐和蛋糕，悻悻地拿了一杯免费的冰水就座用餐。我在夹克口袋里东摸摸西摸摸，总算摸出了一块从英格兰出发的航班上剩下的丹麦航空饼干，于是将就着把它当作了晚餐。

当一干人等吃完羊排与蔬菜(我喝完冰水，吃光饼干)后，我们回到了车上，司机关掉了车内的灯。除了让自己闷头大睡外，我们无事可做。我把每个姿势都试了遍，可还是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经过我的百般尝试，我发现把双腿高高跷起，头下脚上地倒过来躺在椅子上，是最舒服的姿势。找到安睡法门的我很快进入了深深的、恬静的梦乡。10分钟之后，挪威克朗硬币就一个接一个地从我的口袋滑落到我身后的地板上，然后(我猜的)被坐在那儿的老太太偷偷捡了起来。夜晚就这样静悄悄地过去了。

我们很早就被吵醒，原来又到了一个停靠站，在芬兰的一个不知道是哪儿的鬼地方。其实这地方叫穆奥尼奥，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一个小加油站和一家单斜屋顶式的咖啡屋孤零零地屹立在一大片冻土中央。好消息是这家咖啡屋收挪威克朗，而坏消息是它做的东西只有闹饥荒的难民才会想吃。司机和他的伙伴端着一盘盘热气腾腾堆满煎蛋、土豆和火腿的丰盛早餐，但我们却无法在他们提供给乘客的有限菜色中找到类似的食物。我拿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块脆面包(上面涂着去年的过期奶酪)，走到了角落里的位子上。就这么一点东西，竟然要25挪威克朗。过了一会儿，在司机和他的伙伴还在兴致盎然地啜饮着咖啡、努力抑制心满意足的饱嗝之时，我已经和其他乘客一起在咖啡屋中的商品区团团乱转了。我们东看看风扇传送皮带，西看看雪铲，之后站到车子旁，在酷寒中闷头抽烟。

我们在7点半重新起程。只要再忍一天就够了，想到这里，我就按捺不住分外激动的心情。

窗外的风景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阴暗荒凉之感，沿途都是连绵不绝的雪地和参差不齐的白桦林。驯鹿在路边吃草，它们有时甚至会跑到路上，舔一舔散布在冰上的零星盐粒。这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几个分布在拉普地区的村落，它们看起来冷冷清清、了无生气。这里的人家都没有把圣诞灯挂在窗前。往远处望去，太阳在低矮的山丘上只微微露出了一角，晃晃悠悠地稍做停留，便落下山头。在这之后，我将有整整三个星期完全看不见太阳。

下午5点刚过，我们穿过一条形单影只的收费长桥，驶入了科瓦罗亚岛，也就是哈默菲斯特的所在地。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公共交通所能抵达的世界极北之处。哈默菲斯特是真他妈的偏僻，它在设得兰群岛以北1000英里处，距离法罗群岛800英里，甚至比我那位在世界上最北端的大学——特罗姆瑟大学孤独执教的朋友，还要再北上150英里。现在我离北极的距离比离伦敦还要近。这个想法让我兴奋得坐起身来，把鼻子贴在冰冷的玻璃窗上向外观望。

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海岸公路，自上而下逼近哈默菲斯特。等它最后终于浮现在我们面前时，那景象简直是美不胜收，那就是一个金光闪闪、靠山面海的奇妙仙境。我一度以为哈默菲斯特只是一个小村庄：几栋房子围绕着码头，或许有座教堂，有家杂货店，要是运气不错的话还会有个酒吧。可这分明是一个小城，一个金色小城。我感觉一切都越来越有盼头了。

[1]突尼斯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的国家。

[2]订票记录上留下的名字是Bernt Bjornson，应该是汽车站工作人员辨认错了字迹，才出现了错误。——译者注(以下译注标明“译者注”的为译者注，未标明“译者注”的皆为编者注)

[3]位于挪威西海岸，距离奥斯陆约453公里。

[4]冰岛共和国的首都。

[5]一种琵琶类的弦乐器。——译者注

[6]美国著名摇滚乐歌星，戴着斯文的黑框眼镜。——译者注

[7]美国休闲品牌。——译者注

[8]GUS，女子教名Augusta和男子教名Augustus的简称。

[9]香烟中的顶级品牌，是一种味道浓烈的黑色卷烟，由西班牙和法国共同经营的阿塔迪斯(Altadis)公司出品，历史相当悠久。——译者注

[10]美国职业棒球队，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最著名体育俱乐部之一。——译者注

[11]法国电影演员，曾被称为“法兰西最丑的美男子”，他塑造的角色是法国人形象的典型代表。——译者注

[12]1英里≈1.6千米。(下文同)

[13]Road Runner， 1949年由华纳公司出品的系列动画片，主要讲述的是歪心狼一心想要吃掉BB鸟，从而不停地在悬崖边飞速奔跑着追赶BB鸟的故事。

[14]英国摇滚乐队Gene乐队成员。——译者注

[15]Bols，荷兰古老的企业之一，早在1575年就开始在阿姆斯特丹酿造烈性甜酒，现已出口到世界各地110个国家。——译者注

[16]Jupiler，世界最负盛名的小麦发酵淡色啤酒，因生产于捷克波希米亚的比尔森啤酒厂而得名，有时也简称比尔斯(Pils)。——译者注

第二章 哈默菲斯特

我在码头边上的哈加旅馆住了下来，房间虽小，但很舒适。房内有部电话，有台彩电，还有独立的浴室。我十分开心，心中洋溢着置身别处的兴奋雀跃。我扔下行李，大致检查了一下房间里的各种设施，就离开酒店，去逛哈默菲斯特了。

哈默菲斯特看上去是个惬意的小城，虽然你会觉得“感谢上帝，幸好我不住在这儿”。我住的酒店被一堆黑漆漆的船运公司和仓库所围绕，那个街区有几家银行、一个大大的警察局和一家邮局，邮局前面有一排电话亭。经过这些电话亭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电话亭里，那些用链子挂着的电话号码簿都已经被烧焦了，感觉是某些为了追求刺激不择手段的人搞的恶作剧。

我步入哈默菲斯特的中央大街——斯丹加坦大街，这条街横跨了海港边上300码[1]的长度。靠近城镇的一边遍布各种商店，有面包店、书店、电影院(我去的时候已经关门了)和一家叫考克的咖啡馆。靠近海港的一边则分布着另外一些商店和一大片黑黢黢的大得吓人的鸟眼—芬杜斯鱼类加工厂。大街两旁每隔几步路就有圣诞彩灯，但是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甚至可以说是毫无生命存在的迹象，只有出租车不时呼啸而过，速度快得像是要去执行什么紧急任务。

外面相当冷，却也没我想象的那么锥心刺骨。这倒让我有些庆幸，因为我差点就要在奥斯陆花400克朗买下一顶帽子——就是那种很滑稽的俄罗斯绒帽，两边还有两片盖住耳朵的地方。虽然我很讨厌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但我还是有股可怕的冲动，让自己在无意间成为世界的快乐之源。那时候我在想，我又可以用这顶俄罗斯绒帽让这种快乐达到新高度，不过很显然，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

穿过中央大街，马路沿着海岸蜿蜒，一直延伸到一块小小的海岬，再往前走半英里左右，回首望去，小城风景令人心旷神怡。整座小城倚靠着两座黑色的山，就像是在一个巨大手掌的掌心，被安静地庇护着。远处的海湾开始变得黑暗昏沉，难辨踪影，只有潺潺水声还在提醒着人们它的存在。不过小城本身舒舒服服、敞敞亮亮，即使是在寒冷的漫漫极夜里，也是一片充满光明与温暖的天堂。

我对自己的初步观察感到十分满意，在长途跋涉回到酒店，吃了一顿菜色简单却无比昂贵的晚餐后，便心满意足地爬到床上呼呼大睡了。

夜里，我被一场暴风雪惊醒。我爬到窗边，小心地向外张望，只见外面狂风呼啸，大雪纷飞。这时，一道闪电划亮了夜空，我从来没有在暴风雪中看到过闪电。我被吓得喃喃低语：“天哪，我这是在哪儿？”我赶快爬回床上，把自己紧紧地裹在被子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醒的，只知道自己在一片漆黑中翻来覆去、睡睡醒醒，折腾了大概一小时，直到我突然意识到闪电不会再出现了。于是我又爬了起来看向窗外，暴风雪依旧肆虐，楼下的警察局停车场上，两辆车身写着“警察”的巡逻车已经被埋在了雪堆里，只露出两个车顶。

早餐过后，我想冒一下险，便冲进了狂风中。街上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积雪堆在了门前的过道上，大风对小城造成了不小的破坏。路灯忽明忽暗，在雪地上留下了抽搐痉挛般的影子。圣诞节的装饰品嘎嘎作响，一个硬纸板箱刚从我面前疾速滑过，就被抛到了码头上空。天气真的太冷了，我在通向海岬的路上走着，又开始想我要是买了那顶俄罗斯绒帽该有多好。大风还是十分猖狂，把许多小冰粒刮到了我的脸上，刺得我生疼。我身上备着一条围巾，于是我把它拿出来，把自己包得像一个土匪，然后继续艰难地在呼呼大风中蹒跚前行。

走着走着，在打旋的风雪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他戴着一顶俄罗斯绒帽，我立马来了兴致。等他慢慢走近，我把围巾拉下来一点和他打招呼，说了句类似于“外面空气真新鲜”之类的话，不过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就从我身边走过了。走了100多步，我又碰到了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他妻子正往小城的方向走去，看上去也是冷得要死。不过和前面那个男人一样，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这儿的人真奇怪啊，我心想。

海岬没什么可看的，尽是一堆仓库和小小的修船场，只有吊车隆隆作响。我正要掉头回去，突然看到一个指示牌，指向一个叫玛利迪安施托顿(Meridianst tten)的地方，我决定过去一探究竟。按照指示牌，我走到一条靠近海边的小路。这条路完全暴露在暴风雪中，海水不断拍打而来，还有越刮越猛的寒风。我有两次被狂风吹起，往前拖行了好几码，只有我的脚尖还能勉强踮着地。我甚至发现，如果我伸开双臂，完全只要靠风力，就能自动向前滑行，像一艘帆船那样。这实在是有趣极了，我把它叫作“爱尔兰帆板运动”。我就这样滑行着，正乐不可支之际，一场意外发生了：一阵强风猛然吹了过来，我的双脚顿时离了地。于是，我的头重重地撞上了一块冰，我眼冒金星，一下子记起去年夏天我把煤房的钥匙放在了哪里。我的头痛得要命，脑海中浮现出我今早看到的那个硬纸板箱，如果再来一阵大风，我的下场估计会和它一样。于是我决定放弃“爱尔兰帆板运动”，并且谨慎地继续我的玛利迪安施托顿之行。

玛利迪安施托顿是一块方尖碑，就矗立在仓库边上，那是个堆废弃物的地方，当中一小块凸起就是所谓的“玛利迪安施托顿”。我后来了解到，1840年人们建立这座纪念碑，是用来庆祝第一次地球周长的科学测量在这里完成，哈默菲斯特的另一个历史创举是它是欧洲第一个用上电路灯的小城。我吃力地爬到纪念碑上，想去看清楚上面写了什么，但是风太大了，弄得我根本看不清上面的碑文。于是我就回到了城里，想着总有一天我还会再来看看它究竟写了什么。事实上，我并没有。

那天晚上，我在酒店的餐厅吃了晚饭，之后又在旁边的酒吧喝起了半克朗一口的麦克啤酒。我寻思着，这气氛应该会很快活跃起来吧，毕竟今天是圣诞夜。但那个酒吧看上去简直像一个殡仪馆，只不过多了些饮料用来招待客人。酒吧里还坐着两个看上去面相和善的男人，他们身穿驯鹿毛衣，边喝啤酒，边发呆。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在一个黑漆漆的角落里还坐了一个人。要不是他点的烟发出了一点点火光，没人会知道他在那儿。当服务员过来把我的盘子收走时，我问他哈默菲斯特有什么乐子可寻。他想了想，说道：“你试过在邮局边上的电话亭里烧号码簿吗？”

当然，这是我瞎猜的，服务员并没有这么回答，因为正当他要开口说话时，在漆黑角落里的那个人对着他含糊不清地喊了几句话。我觉得大概是说：“喂，你这个阴阳怪气、歪头怪脑、穿着驯鹿毛衣的木头，到我这里来点杯酒你会怎么样吗？”服务员听到这句话，二话不说，扔下盘子(他的动作实在太快，弄得那些银器都跳了起来)，径直冲向那个男人，一把抓住那人的肩膀与手臂，把他从座位上掀起来，死命往外推。虽然那男人有点难缠，但最终还是被摔在了雪地上。从门外回来时，那个服务员显得有点尴尬，我大大咧咧地问：“你不会每次都是这样送顾客出门的吧？”但他没心情听这种玩笑，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前台。因此我还是不知道，在哈默菲斯特能做些什么事来打发时间，除了烧电话号码簿和辱骂服务员之外，大概只有默默哭泣了吧。

晚上11点半，酒吧还是死气沉沉，于是我决定出去看看有什么东西还活着。狂风已经平息，但是街上空无一人。虽然每家每户的玻璃窗都透着灯光，但是却感觉不到任何准备庆祝的迹象。

可是，就在将近半夜我要回旅馆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家家户户的人都从房子里跑了出来，他们放起了烟火。烟火是那种大礼花弹，呼啸着划过夜空，然后爆出一声巨响，黑夜被色彩和光芒点亮。这个过程持续了30分钟，整个半岛上，烟火不停地爆开，照亮了整个码头，再慢慢落入海中。30分钟刚过，所有人就都回到了家里，哈默菲斯特再次沉睡了。

就这么过去了几天。白天我至少要跑出去三次，或是散步，或是望天寻找北极光；晚上每过一小时，我就要出去找找乐子，不过什么也找不到。有时候，我会在半夜悄悄爬起来，看向窗外，不过我什么也看不见。哈默菲斯特隔一两天会下次雪，时不时就会有些胖乎乎、毛茸茸的雪花飘落下来，就像你在佩里科莫[2]的圣诞节特别节目里看到的那种一样。不过在不下雪的日子里，哈默菲斯特的天空是透明而洁净的。当地的人告诉我，在这种天气下，极光很可能会出现。“你真的应该在圣诞节前到这儿来的，那叫一个美啊!”他们会这样跟我说，然后向我保证今晚极光一定会出现，“在11点的时候出去，你就能看到它了。”不过，我一次也没见到。

如果没在散步或找极光，那我一定就坐在旅馆的酒吧里喝啤酒，要么就是躺在床上看书。我试过那么一两次想看看电视，不过这里只能收到一个挪威的频道，而且非常糟糕。节目的枯燥乏味倒不是关键，虽然这些节目的无聊程度也可以得个“最差×××”之类的大奖。它最糟糕的地方在于粗糙无比，比如一部电影刚放完，屏幕上会出现一个白色的光圈，整整30秒它都停在那儿，让你毛骨悚然。这种情况通常只会发生在家里：电影开始放映了，但你的父亲还没来得及去弄投影仪。光圈消失后，灯光会突然聚焦到主持人身上。主持人看上去有些紧张，仿佛在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不是俊男就是靓女，穿着活力十足的毛衣，留着时髦的发型，在又臭又长的节目中间歇出现。这些节目就是对当晚重点节目永无止境的预告，比如一部关于在纳尔维克开采矿石的纪录片；一部拿破仑时期的戏剧，演员们都穿着当时的衣服，主角还留着看上去就很假的小胡子，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再比如一个短短的爵士乐节目，乐手一看就没什么本事，而且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似乎是叫什么“斯基·冯特穆勒节奏小子”。如果硬要说挪威的电视节目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它能让你体验到昏迷的感觉，你不必担心再也不会醒来，也无须在意会有任何麻烦。

我开始觉得，或许是某个医生告诉我要远离喧嚣，到一个无聊透顶、什么都不用做的地方，来一次彻底的放松，所以我才来到这个地方。我从未有过如此悠长而又美妙的睡眠，我现在才明白，原来这样的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还能给我带来如此巨大的享受。突然，我有了时间做各种各样之前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解开鞋带，再系上，再解开，再系上，直到鞋带两头的长度完全相等；比如整理我的钱包，修修我的鼻毛；比如列下一长串我要做的事情(如果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话)。有时候，我会坐在床沿，把手放在膝盖上，呆呆地看着自己。我时常自言自语，不过绝大多数时候，我都顶着寒风，没完没了地散步。散步过后，我通常都会阴郁地望着看不见一丝光亮的天空，接着走进窗上浮现雾气的考克咖啡店，在这温暖而怡人的地方喝上一杯咖啡。

我突然明白，这就是退休后的生活状态!我甚至开始在散步时随身带一个笔记本，记录我每天的生活琐事，和我老爸退休以后一模一样。那时的他，每天都会去我们住处附近的超市，坐在午餐柜台上。如果你恰巧从他身边经过的话，就会发现他总是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父亲去世后，我们找到了一整柜记满笔迹的笔记本，几乎每一本、每一页都写着类似的开头：“1月4日，天气温和，去了超市，喝了两杯不加咖啡因的咖啡。”啊，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渐渐地，我和我遇上的人成了朋友，他们开始在考克咖啡店、邮局或者银行等地方认出我了，还会小心地对我微微点头示意。我成了宾馆酒吧的一个固定设施，那里的人把我当成了一个怪人——从英格兰过来，没完没了地待着——不过也无伤大雅。

有一天，我实在是无事可做，便去拜访了哈默菲斯特市的市长。为了让他愿意见我，我说我是一名记者，当然我确实也想和他聊聊。实话实说，市长长着一张像殡仪员的脸，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和一件蓝色工作服，看上去就像一个出来放风的劳改犯，不过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后来，他和我谈到当地的经济问题，我们道别时，他说：“有时间的话，你一定要来我家坐坐，我可有个16岁的女儿呢!”

“哦，那太棒了!您人真好!”我想，“但我是个已婚的中年男子，而且我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

“呃，她会很乐意和你练习英语的。”

我本来要去他家里坐坐的，但市长之后再也没邀请过我。从市长那里回来，我又去了考克咖啡店，并在日记里写道：“采访市长，天气寒冷。”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偶然在酒吧听到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男人在讲话。他和老板讲话时说的是挪威语，但对自己的小孩说的却是伦敦口音的英语。就这样，我和他相识了。他叫伊恩·唐金，是英国人，他和一位哈默菲斯特的女孩结婚后，就留在当地的一所高中教英语。有一次，唐金和他妻子佩吉邀请我去他们家吃晚饭。他们给我喂了许多驯鹿肉(味道还不错)，还有一种叫作云莓的东西(虽然名字很奇怪，却也很美味)。他们对我没能看到极光深表同情：“你应该在圣诞节前就来的，那样你就能看到极光了，那真叫一个漂亮啊!”

佩吉还给我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1944年，德军撤退时，为了不给俄军的先发部队留下掩体，就把整座城市给烧了。城里的居民们为了躲避战争，只好乘船逃离出去，和陌生人待在一起。撤离的船队驶出港口时，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曾经的家园葬身在一片火海之中。佩吉的父亲从他的口袋里掏出自家的房门钥匙，把它丢进了大海，并长叹一声：“我们再也不需要这玩意儿了。”战争结束后，人们回到哈默菲斯特，发现那里空无一物，只有教堂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人们开始重建家园，几乎就只凭着他们的双手，建起了一座又一座房子，小城得到了重生。虽然哈默菲斯特算不上什么好地方，甚至在地图上都未必能找到，但这仍然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深爱着它。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哈默菲斯特人更让人肃然起敬的了。

通过佩吉、伊恩和其他人，我渐渐了解了这座小城。我了解了这里的渔业，居民们赖以为生，但现在每况愈下；我了解了去年一起令人震惊的谋杀案；我了解了居民们对政府在铲雪工作方面无能的控诉。我开始体会到哈默菲斯特的魅力，我觉得这里像是个家。我在这里的生活非常自然，毫不违和，相比之下，我在英格兰的真实生活就显得非常遥远，甚至如幻似梦。

终于，在我来到哈默菲斯特的第16天，极光出现了。那天早晨，我从海岬那儿散了一个长长的步回来，明净的天空出现了一团半透明的云彩，它的色彩不停地在变化，呈现出粉色、绿色、蓝色和淡紫色。这片云彩散发着微光，仿似漩涡。渐渐地，云彩在天空中延伸开来，给人一种古怪的油质感，就像有时在汽油里看到的彩虹一样。我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动也不动。

我从书上了解到，极光出现在大气层中很高的地方，差不多离地200英里，不过那片云彩看上去像是贴着小城一般。极光一共有两种类型：一种十分薄，散发着微光，这一种是大家通常见到的那种；另外一种就是这种非常罕见的油状云，恰巧被我碰上了。这片极光每次出现的样子都不同，有时候它像鬼魂一样在天空中飘过，有时候又像是垂着的帘子，或是一排发光的长矛，也有那种非常罕见的情况——可能一生也只能见一两次——极光会沿着地平线，慢慢爬上去，然后突然喷涌而出，越过头顶，光线与色彩交相辉映，一幅壮观的油画就这么诞生了。

当你身处一片漆黑的郊区，与最近城市的霓虹灯隔着100英里的距离，极光甚至能让你产生不寒而栗的幻觉。它们看起来像要离开天空，以极快的速度飞向你，仿佛要把你杀了一样。不用说，这将是极其恐怖的一段经历。直到今天，很多拉普人[3]还是认为在极光出现的时候，如果你露出一块白色的手帕或者一张白纸，极光就会马上赶过来把你带走。

我看到的极光，阵仗相对比较小，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即便如此，它仍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如果没有更美丽的东西可以取代它，它在我的心中将一直是最美的。

没想到，那天晚上，真的出现了更美丽的东西，而且持续了几小时。虽然这次的极光只有一种颜色——那种雷达屏上面看到的诡异的荧光绿，但是它千变万化，几近疯狂。绿光组成一个个小小的漩涡，扫过天空，然后停在那里，像飞机飞过时留下的尾迹。它们一会儿闪过天空，像陨落的流星；一会儿又懒洋洋地打着转儿，让我想到父亲看书时，烟斗里冒出来的烟。不多时，极光又在西边闪烁，旋即消失不见，随后又出现在我身后，像是在耍我似的。我跟着极光的变换，不停地旋转、扭动，只有这样，才能不错过它任何一个瞬间的美丽。当我试图扫视整个天空时，才发现它是如此辽阔无际。不过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在万籁俱寂时发生的。按理说，这些变化一定会伴随时不时的低吟和一连串的爆破声，不过事实上，当时鸦雀无声。巨大的能量就在这无声无息间释放出来。

那时我感到很冷，虽然我在靴子里面裹了三双袜子，还是觉得脚趾头冻得像冰块。我非常担心自己会被冻伤，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动不动地看了两小时，全无去意。

第二天我去了旅游办公室，把我看到极光的好消息告诉了汉斯(汉斯是我的导游，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我的朋友)，顺便预订一张下礼拜的回程车票。见过了极光，也就没有在哈默菲斯特久留的必要了。汉斯听到我的想法感觉很惊讶：“难道你不知道吗，下个礼拜没有长途车，车子要去阿尔塔做年检。”

我顿时受到了暴击，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还要在哈默菲斯特多待两个星期，但是在这儿我还能做什么呢？

“不过你运气不错。”汉斯补了一句，“你能够在今天离开哈默菲斯特。”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什么？”

“车子本来应该昨天到的，但是因为科图柯诺下大雪，所以耽搁了行程，今天早上才到。你没看见吗？就停在外面，等一下就又要开回去了。”

“今天？真的吗？什么时候？”

汉斯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表，如果你在这种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待上几年，而且还要继续待下去，你也得变成这样，然后他说道：“还有10分钟吧，我想应该没错。”

10分钟!我从来没这么快过，我撒丫子跑到车上，求他们别把我丢下，尽管我不大确定他们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不过看上去他们好像懂了。然后我火速奔回酒店，把能塞的东西全部塞进旅行箱，匆忙付钱道谢，再赶回车上。等我上车时，箱子里有些衣服都露出来快拖到地上，就差掉出来了。

有趣的是，当我离开哈默菲斯特的时候，我头脑里闪过一丝要留下来的冲动。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小城啊，我也喜欢这里的人，他们非常亲切友善。也许换了别的时候，我可能真的会留下来，但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是时候回到奥斯陆了，回到真实的世界，更何况，我还有一顶绒帽要买呢。

[1]1码≈0.9米。(下文同)

[2]美国二战后至摇滚升起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最伟大的流行歌手之一。

[3]北欧民族之一，自称“萨米人”。主要分布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四国境内的北极地区，属于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混合类型。

第三章 奥斯陆

我记得在第一次逛欧洲的时候，我在哥本哈根独自看了一场电影。在丹麦看电影，需要买张电影票，然后在指定位置入座。我走入电影院，发现我的座位正好在电影院里仅有的两个人的旁边。那是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就好像是经历战乱、分隔多年，在码头边久别重逢的情形一样。我既不能加入这深情的拥吻之中，也无法忍受如此尴尬地坐在他们身旁，所以我只好挑了一个稍远的座位坐了下来。

观众陆续走进电影院，按照手中电影票的指示，填满了我周围的座位。电影开场时，在空旷的放映厅中间，有30多人密密麻麻地坐在一起。电影放映两分钟后，一个拎着很多购物袋的女人步履蹒跚地走到我的座位面前，用严厉的声音叫唤着我占了她的座。这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女引座员纷纷赶到，在摇曳的手电筒灯光中对附近的人重新检票。风言风语开始传开：我是个连对号入座的规定都遵守不了的美国人。而我则带着满心的愧疚，被女引座员带回原来的座位上。至此，放映厅才差不多平静下来。

随后，我们都坐下来，开始观赏影片。30多人挤在一起，就像超载的救生船上的难民，肩靠着肩，彼此的呼吸都清晰可闻。突然我意识到，对于世界上的某些事情，一些国家就是能做得格外优秀，还有一些国家就会弄得一团糟，我开始思考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

有时候，某个国家的小发明是如此一枝独秀、聪明非凡，我们想到它们时，便总会联想到这些国家，比如英国的双层巴士、荷兰的风车(这是对平原的风光多么富有创造力的一笔，想想看，它是怎么改变内布拉斯加的)，还有巴黎的街边咖啡店。此外，还有一些事情，很多国家轻而易举就能做好，但其他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做不到。

比方说，法国人就永远学不会排队。他们百般尝试，却总是以失败告终。在巴黎，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巴士站前秩序井然。然而，当巴士停下来的一瞬间，整支队伍就会马上崩溃，人们尖叫着，争先恐后地挤上车，看起来就像是疯人院在举行消防演习。他们不会知道，这样的行为会把排队原来的目的摧毁得一干二净。

另一方面，英国人怎么也理解不了用餐的基本原理。他们下意识地用刀叉吃汉堡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据。另外，我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总将刀叉拿反，并把食物放在它的背面感到惊讶。我在英格兰待了15年，每次我在酒吧或餐馆用餐的时候，我都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起身上前告诉某个陌生人：“不好意思，能让我教你怎么在吃豌豆时不把它们弄得满桌都是吗？”

德国人毫无幽默细胞，瑞士人不懂人生意趣，西班牙人不认为这世界存在荒谬——他们认为三更半夜吃饭也没什么问题，而意大利人则应该被永远禁止制造汽车。

我的首次欧洲旅行给我带来的一个惊喜便是世界竟然能如此绚丽多姿，对于相同的事情，这世上会有很多不同的处理方式，就算是吃饭、喝水、买电影票这样的小事。一方面，欧洲人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点：他们虚心好学，思维活跃；他们开着小汽车，住在古镇的小房子里；他们喜欢足球，淡泊名利，遵纪守法；他们有着阴冷的旅馆房间和舒适诱人的小餐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如此不同，有着难以预料的无穷差异。我十分赞同这个看法：欧洲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也十分享受那种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感觉，从哈默菲斯特回来后，我在奥斯陆的一家旅馆里待了四天。每天早餐，女服务员都会带给我一包叫作“蓝色千里香”的东西，根据说明书的指示：“它能够给你的假期带去快乐。”我花了数小时品味它的香气，并且不断地试验它的用途，我不能确定它是用来洗衣服的、漱口的还是刷马桶的。最后我认定它是用来洗衣服的，它的效果也确实不错。不过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无论我去奥斯陆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会在我背后嘀嘀咕咕：“你知道吗，那个男人的身上全是洁厕剂的味道。”

当我告诉伦敦的朋友我打算环游欧洲，然后写一本关于它的游记的时候，他们和我说：“哦，那你一定会说很多种语言。”

“怎么会呢，没有的事，为什么要会说很多种语言？”我一脸骄傲地回答，“我只会说英语。”然后他们就会用打量疯子的眼神打量我。但在我看来，这才是异国旅行真正的乐趣所在。我不想知道人们在谈论什么，还有什么能比对周围几乎所有的一切浑然不知更能激起我们童年时期所拥有的美好感觉呢？突然之间，你回到了5岁，你读不懂任何东西，你对周遭的一切只有最基本、最肤浅的感觉，就连横穿马路时，你都可能会有生命威胁。你的整个存在都变成了一系列有趣的猜测。

我非常享受收看外国电视的过程，并试着去设想电视里播的究竟是什么。在奥斯陆的第一个夜晚，我就看了一集科普节目，节目里的两个男人站在实验桌前讨论，一群毛皮发亮的啮齿动物在桌上缓缓地爬行着，其中有几只还不时地爬到主持人的夹克衫上。“你和这些生物都做过爱了，对吧？”主持人问道。

“当然，”嘉宾说，“不过你在和豪猪做爱时得当心些，以免弄伤你自己。另外，旅鼠多愁善感，如果你冷落了它们，它们会从悬崖上跳海自杀。不管怎样，它们都是深情的伴侣，我们翻云覆雨，欲仙欲死，无比和谐。”

“嗯，我也觉得棒极了!下一周我们将会教你，怎样用家庭常备小药箱里的化学元素制作迷幻药。不过接下来，屏幕将会有一段空白时间。”随后，灯光会重新亮起，打在另一位正在擤鼻涕的主持人身上，“我们下周再见!”

去过哈默菲斯特之后，我觉得奥斯陆是个极好的地方。虽然这里还是很寒冷，地上铺满了灰色的污雪，但和哈默菲斯特相比，这里几乎是热带，我也放弃了买皮毛帽子的想法。我去了几家博物馆，然后在巴度半岛逛了一天。奥斯陆最漂亮的房子屹立在树木繁茂的山坡上，在那里，你能将市中心到冰封港口的美景看得一清二楚。但我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市中心闲逛，在皇宫和火车站之间溜达，在卡尔·约翰斯大道上流连忘返。走在这条幽长俊秀的步行街上，我被商店里的明亮灯光所吸引，欢乐、健康、似乎永远青春的挪威人与这些灯光交融在一起。我对自己能够远离哈默菲斯特深感愉悦，也很庆幸自己回到了光明的世界。我感觉冷的时候，就会躲进咖啡店或酒吧，听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对话，或者拿出我的《托马斯·库克欧洲火车时刻表》，毕恭毕敬地研究，计划我接下来的行程。

《托马斯·库克欧洲火车时刻表》可能是世界上出版过的最好的一本书。在翻阅了500页火车时刻表之后，你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把一大捆衣服塞进一只旧旅行包，然后马上起程。它的每一页都犹如浪漫的低语：“蒙特勒——茨魏西门——施皮茨——因特拉肯”“贝尔格莱德——的里雅斯特——威尼斯——米兰”“哥特堡——拉克索(哈尔贝里)——斯德哥尔摩”“文蒂米利亚——马赛——里昂——巴黎”。谁能在念这些地名时，没有一丝兴奋，没有在脑海里浮现这样的情景呢：在充满蒸汽的火车站台上，站满了心怀期待的旅客，在他们旁边，堆放着一堆堆行李。一辆四分之一英里长的火车停靠在那里，每节车厢上都刻着异国地名。谁能在念出“莫斯科——华沙——柏林——巴塞尔——日内瓦”这些地名的同时，没有失落，不对那些有幸体验这片充满故事的大陆的旅客有些嫉妒呢？谁能够瞥一眼这本旅行指南而不产生一种想走出去看看的冲动呢？嗯，大部分人会马上动身。至于我，却能花上几小时的时间仔细浏览火车时刻表，它们中的每一张都蕴含着一个绝妙的魔法，里面有时间、数字、距离和令人费解的图例——图例里有交错的刀叉、红酒杯、匕首、鹤嘴锄(它们到底代表了什么？)、渡船、巴士以及深奥的图注：

873—4—往/返 斯图利恩——请参看 图表473

977—拉普兰德斯比兰——请参看 图表472。此站只

能下车。7号车厢联结421号火车。

K—建议订座

T—旅客不得进站或在此下车

X—在(4)(5)(6)(7)经过韦斯特罗斯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你可能研究《托马斯·库克欧洲火车时刻表》很多年，却仍对它内在的复杂部分一无所知，但其中的一些事情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每年都有一大批旅客在离它们目的地几百英里远的地方下车，因为他们忽略了脚注：卡斯克罗纳到北极圈之间列车不靠站——请参阅图表721a/b；务必携带热水瓶，直到摩尔曼斯克才有黑面包供应；回程须经过安克雷奇和墨西卡利。嘿，小子，这回你又把事情搞砸了吧？

哈默菲斯特之行就像是一次准备过头了的热身活动，但从现在起，我要开始一些正儿八经的旅行了，我指的是那种四处奔波的旅行。我迫切地希望四处漫游，我想要漫步整个欧洲，去看看那些不会在英国上映的电影的海报，充满好奇地凝视那些富有异国情调、充斥变音符号的广告牌和店铺招牌，以及禁止停车标记øs。当然我还想听一听那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充满异域风情的流行歌曲，见一见此生再也不会遇到的人，体验体验对诸如电话机的使用、食物的名称等日常生活感到无能为力的陌生感。

我想要沉迷在这片充满无穷无尽诱惑的大陆里，在这里，你登上一列火车，一小时后，就能遇到说着不同语言、吃着不同食物、有着不同生活规律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似。我想要成为一个旅行者。

但现在，是时候回家休息一会儿了。

第四章 巴黎

我回到英格兰，准备等到冬天过后再起程。我花了多得有些离谱的时间在购买旅行装备上面：一个旅行闹钟、一把瑞士军刀、一个亮色系的绿黄相间的帆布背包——我妻子向我保证，如果你想拥有一次快乐的露营经历，那你一定不能少了它。我还花了一天时间在阁楼上爬来爬去，寻找我挚爱的K＆F[1]地图。在1972年，我几乎买了一整套欧洲系列的这种地图，这是我年轻时为数不多的明智投资之一。啊，我在说什么？这是我年少轻狂时做的最聪明的投资。

这种地图通常是在瑞士印刷，有着强迫症般的精准度，价格也自然贵得离谱。每本地图覆盖一两个国家，都有着光鲜的蓝黄封面，你一打开它，就会看到幅员辽阔的地图被漂漂亮亮地印在质量上乘的纸张上。最妙的是，这种地图的注释部分只有法语和德语，在1972年，这种异域光环深深地吸引了我，直至今天依旧如此。一个旅行者携带着一幅满是“Jugoslawien 1:1 Mio’”[2]“Schwarzwald1:250　000”[3]这种标题的地图，仿佛天生就带着一副认真和精明的劲儿。这仿佛在告诉世界：别来惹我，我可是看得懂地图的人!

面对着一大堆K&F地图，和一张《托马斯·库克欧洲火车时刻表》，我全身心投入地花了几个晚上，想要研究出一条线路来，既要够丰富有趣，又得具有实操性，但我一次次地尝试，总是以两头不讨好而告终。欧洲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梳理清楚的地方，你无法从海岸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去。欧洲没有什么地形地貌，能够自然地标志一段旅行的开始与结束，就算有，比如阿尔卑斯山、莱茵河、多瑙河，要么是我力所不能及的，要么是已经被提了数千次的。还有一点，欧洲太大了，塞满了太多我要看的东西，那里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值得去的。

最后，我决定采用一种相当随性的方式。我要回到奥斯陆，重走我当时走过的道路，随心而动，想去哪里就走到哪里。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我发现奥斯陆是我实在没办法才会去的地方。奥斯陆现在依旧是冬季，我两个月前才刚刚去过。一个听起来并不是由我自己发出的声音对我说：“嘿，比尔，去巴黎吧。”我就这么干了。

在我约克郡旅行社里的那个女孩，对利兹以南的世界地理知识掌握得少得可怜(我曾经让她帮我订一张去布鲁塞尔的机票，她过了10分钟后回电问我：“请问，是不是比利时的那个布鲁塞尔啊，布莱森先生？”她帮我把旅馆订在了第742区，那里毫无迷人之处，荒凉程度堪比加莱外围。旅馆正对着一个崭新的综合体育馆，这座体育馆被造得看起来有点像一座山：在它的各个方位，都长满了短短的参差不齐的草。我根本不知道如此陡峭的墙上栽着这么多草，既不能走，又不能坐，到底用意何在？它唯一的目的在于让那建筑师可以说：“大家快来看，我设计了一座种着草的房子，是不是很厉害？”走着瞧，这是巴黎建筑师最大的败笔。

这个旅馆是死气沉沉环境中的一抹亮色，十分摩登，但总会让我想起英国BUPA保险公司的宣传广告。不过它至少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延时照明，延时照明称得上是法国旅馆走廊的一大特色。我第一次从美国来到这里时，这东西于我而言就像是“天外来物”一样新鲜。所有走廊里的灯都被设计成以10秒或15秒为间隔开关，大概这样比较省电。如果你的房间离电梯很近，那还可以。但如果你的房间在走廊深处很远的地方，那就不妙了。巴黎的旅馆走廊总喜欢绕来绕去，像极了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男人。所以一般情况下要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行，张开手掌贴着墙，感受前方的道路，而且在走到半路的时候，一定会撞上放在角落的19世纪的橡木桌子，它在那里的意义就是让你撞上它。有时候你正在摸索的手指还会碰到一些柔软的、毛茸茸的东西，过一会儿你会发现，这是另外一个人，要是这个人恰好也说英语，你们就能愉快地交流彼此“这一路”以来的心得了。

随即你就会意识到，要把钥匙拿出来，朝着房间飞奔而去。就在你以为总算跨越黑暗见到光亮时，麻烦也随之而来，走廊再度陷入一片黑暗，而且，请注意，好像存心似的，没有一点亮光，你只能伸出手臂在黑暗里摸索着踉跄前行，就像《木乃伊》里面的鲍里斯·卡洛夫[4]一样。这时，你只能暗自祈祷不要跌进哪个楼梯间里。这件事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法国人不喜欢我们。

不过这也无妨，毕竟我们也不喜欢法国人。好巧不巧，我刚刚看过一份英国报纸做的调查：这世上有哪三样东西是你最看不惯的？调查结果如下(按顺序排列)：花园侏儒[5]、挂在汽车车窗上的模糊骰子[6]和法国人。我爱死这个结果了，在所有令人厌弃的事物里——瘟疫、贫穷、专制政府、迈克尔·菲什[7]……他们选了花园侏儒、汽车车窗上的模糊骰子和法国人。我认为这太棒了!

在第一次巴黎行时，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讨厌我呢？才刚下火车，我就向北站的一个旅游者岗亭走过去，那儿有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蓝色制服，像看传染病人一样看着我。“你要什么？”她说道，或者看起来像是在说。

“我想要订一个房间，可以吗？”我马上温和地回答道。

“哦，填这个。”她把一张长长的表格推到我面前，“不要在这里填，去那儿。”她摇头晃脑地暗示我去另一个专门的柜台填表，然后马上转过头去对下一个排队的人说，“你要什么？”我非常震惊，我可是来自一个人人都非常友好的地方，那里就算是在殡仪馆里，你埋葬了你的奶奶以后，经理都会对你说一句“祝你今天好运”。但我很快就发现，巴黎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走进一家面包店，会碰到一些懒洋洋的家伙向你问好，然后他们会用眼神告诉你，他们压根就没把你当朋友。你用磕磕绊绊的法语说你要一条面包，那女人会冷冰冰地凝视你一会儿，然后把一只死海狸放在柜台上。

“不，不。”你激动地挥着手说，“不是一只死海狸，是一条面包。”

那个懒洋洋的女人会死死地盯着你，带着明显的不信任。然后转向其他顾客，以一种超快的语速和他们用法语对话，快得让你根本不明白她在说啥。但她滔滔不绝地肯定是在说，在这儿的这个人，这个美国游客，进来要了一只死海狸，然后我就给了他一只死海狸，结果他说他根本不想要死海狸，他要的是一条面包。其他的顾客就会望向你，仿佛你刚刚想在他们的手提包里放屁，你根本别无选择，只能悄悄溜走，安慰自己说，再撑四天，那会儿你在布鲁塞尔，在那儿你应该就能吃上面包了。

另一件我永远无法理解法国人的事情是，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不懂得感恩。我总是觉得，事实上，是我们解放了他们——让我们直面这个现实，法国军队连一支女子曲棍球队都打不赢——他们应该给所有来这个国家的盟军游客一沓优惠券。让我们在皮加勒免费畅饮，再免费去一次埃菲尔铁塔的塔顶，但是，他们永远也不会感谢你。我遇到过一些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他们会热烈地拥抱我，直至我们双腿相缠，他们任由我拽着走过整条街道，就为了感激我解放了他们的祖国，就算我和他们解释1945年的时候我连一颗精子都不是。但法国人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晚上我走了18英里路到了西岱岛和巴黎圣母院，途经一些街道时，我看到那里站着一些穿着条纹布列塔尼衬衫[8]的黑乎乎的男人，他们斜靠在路灯杆上，用弹簧小折刀剔牙，在你经过时，吐一口唾沫在你腿间。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可爱的3月的夜晚，到处弥漫着隐隐约约的春天气息，我摇摇晃晃地走到塞纳河畔，走到苏利桥上，我觉得一切都非常完美。在我面前的是圣路易岛，它发出美妙的柔光，像幻影般漂浮在河面上，就像是一座中世纪的村庄奇迹般地保存在现代都市的中心。我穿过桥，在几条已经沉睡的街道上游走，还有些期待能看到小鸡在马路上跑来跑去，还有农夫推着装有黑死病病人尸体的大车走过。但我看到的只有小巧的瑞士餐厅和老建筑群里惹人视线的公寓。

当时那里人烟稀少，只有一些在餐馆里的闲散游客、一对在门口舌吻的年轻情侣、一个穿着皮草鼓励她的贵宾犬在人行道上拉屎的女人。楼上公寓的窗户倾泻着温暖的灯光，从街上朝里望去，能看到一墙排得满满当当的书，一排排充斥盆栽植物和古董饰物的窗沿。住在这样一个小岛、这样一条街上，凝望着这样一条小河，感觉一定好极了。最幸运的是那些住在最西边的人，那里的街道更加繁华，窗子正对着巴黎圣母院。我怎么也看不厌这般景象，即便是想到在8月，这种舒服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因为那时街道上会挤满旅游巴士和随之而来的100万身穿百慕大短裤、大喊大叫的旅客。

就算是现在，晚上8点，圣母院大教堂周围的街道也是人山人海，很多纪念品商店都没有打烊，还在非常欢快地做着生意。我不紧不慢地逛了一圈，然后把自己像窗帘一样，挂在塞纳河边的一道栏杆上，看着河上的游船划过，船上张灯结彩，装饰得像自动点唱机一样，这样的场景简直浪漫得无可救药。

我在街边一家半空着的餐馆里简单地吃了一顿，还打了一个小小的嗝儿。随后，我漫步过河，去了一家叫作莎士比亚公司的书店。这家书店十分晦暗，布满蜘蛛网，散发着一股霉味，里面还有沃里克·狄平[9]这样的作家写的又老又旧的小说。房子里散落着胀鼓鼓的椅子和松扑扑的沙发，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年轻人，戴着那种一看就是聪明人戴的眼镜，缩在那里读着书店里的书，那姿态很明显是要从头到尾都读一遍(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像猫头鹰一样严肃，他把书页折了一个角，放回架子上，然后朝我狠狠瞪了一眼，就转身离去)。这家书店有一种非常排外的氛围，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维持营生的。不仅柜台旁的那个人很明显是大材小用(要隔很久，他才能从他自己正在看的书里抬起头来，做一笔小生意)，而且这个书店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在塞纳河边，又正好在圣母院的阴影下，这里的租金一定贵得非常离谱。

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莎士比亚公司都会是一家大型的纪念品商店，卖着印模压制的圣母院模型、钟楼怪人烟灰缸，还有“呜啦啦”T恤；要不就是一家快捷咖啡馆，服务员不停地走来走去，让你等40分钟才为你端上你点的东西，然后明确地告诉你，你需要在25秒内风卷残云地喝完咖啡、吃完朗姆酒婆婆蛋糕，如果你想要一杯没溅上口水的水，那简直是在做梦。对我来说，这家书店能够摆脱这种悲惨命运真的是一个奇迹。当我悠闲地漫着步，经过幽暗的街道回到旅馆时，我真的发自内心地觉得，巴黎是个好地方。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在依旧沉寂的街道上走了长长的一段路。我很喜欢看城市慢慢醒来，而巴黎的苏醒特别突然，会让人大吃一惊，比起我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甚。一分钟前，整个城市还尽在你手中，街上只有你和一个运送成箱面包的家伙，还有两台街道清洁机器。(这事儿值得一说，巴黎每年花在街道清洁上的钱是平均每人100美元，而伦敦只有30美元，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巴黎看起来光洁明亮，而伦敦就只是一个大马桶。)然而突然间，巴黎发起了疯：汽车和巴士一下子蜂拥而出，飞速开过；咖啡店和书报亭一下子都开张了；人们在地铁站里闪进闪出，就像一大群“惊弓之鸟”，到处都能看到成千上万条匆匆而过的腿。

到了8点半，巴黎就变得让你下不去脚了。交通非常拥堵，每条林荫道上都笼罩着未燃尽汽油的蓝色烟雾。我知道奥斯曼男爵[10]让巴黎看上去非常不错，但他对交通应该是一窍不通。在凯旋门那儿，13条马路汇聚到了一起。你能想象吗？我的意思是说，这座城市里的司机，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勇猛——要是在别的地方，人们早就想像给自行车轮胎打气一样，给这种司机注射镇静剂了，还要把他们用皮带绑在床上——而巴黎又为他们提供了能够同时向13个不同方向横冲直撞的空间。这不是在自寻麻烦，又是在干什么呢？

有趣的是，法国人这种驾驶的臭名声已经流传了很久，打从内燃机发明之前就有了。甚至是在18世纪，去巴黎的英国游客们就意识到，法国司机是怎样一群发疯的人：“车马人群以惊人的速度在街上乱窜……如果看到有小孩被轧倒撞死，那真是一点都不奇怪。”在这里，我引用了克里斯托弗·赫伯特《大旅行》里的一段话，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知道，欧洲大陆上的人是如何在300年间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很久以前，早在16世纪，游客们就发现意大利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腐败得不可救药；德国人暴饮暴食；瑞士人爱管闲事，爱干净到了变态的地步；法国人呢，就是法国得让人忍无可忍。

你也会时不时走到纪念碑广场和开阔地带，然后就寸步难行了。当时我和妻子是去巴黎度的蜜月，我们竟然还妄想在不在大使馆留名的情况下，穿越市中心的协和广场。她差不多成功到了广场中心的埃及方尖碑那儿，而我却被一群群马戏团玩杂耍一样的汽车给缠住了，我只好轻声呜咽着向我新婚两天的妻子无力地挥着手。这个时候，成百上千辆黄色小型雷诺牌汽车里的司机都带着《蝙蝠侠》里杰克·尼克尔森的那种表情死死盯着我。

现在也还在发生这样的事。在巴士底广场，有一片非常广阔的空间，东北边是美妙的巴黎歌剧院。在那里，我花了45分钟的时间，试图从里昂街走到圣安东尼街去。问题就在于那个交通灯，这明显是为了让外国游客困惑不已、备感受辱才这样设计的。游客如果不改路线的话，甚至会命丧黄泉。

事情将会是这样：你来到一个广场，所有的车子都停在那里，人行道边却亮着红灯，但你清楚地知道，只要冒险走下人行道一步，就会被之后一拥而上的汽车轧成一摊肉饼。于是你静静等待着，一分钟后，一个盲人穿过了大圆石铺就的人行道，没有一丝犹豫。之后，一个90岁的老奶奶坐着电动轮椅来了，她摇摇晃晃地推着轮椅，穿过马路到四分之一英里开外的斜对面去了。

你很尴尬地意识到，所有50码之内的司机都坐在车里，舔着嘴巴看着你。你只好假装一点儿也不想过马路，你只是来这里看看这根有趣的世纪末路栏杆的。又过了一分钟，150个学前儿童在老师的带领下走了过来，而之前那个盲人，现在已经手拎两个购物袋从对面返回了。然后，人行道上的交通指示灯终于变成了绿色，你安心地步入人行道。正在这时，所有车子都向你冲来。我才没有心思管这些车发出的声音有多么丧心病狂、让人害怕，我只知道，巴黎人是想让我死。

最后，我不再尝试任何一种看上去能够成功穿过马路的方式，只是沿着那些看起来没那么可怕的路走。我历经艰难险阻，承受了不小的惊吓，终于在下午时分到达了卢浮宫。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条长长的一动不动的队伍围绕在院子的入口处，就像一根废弃的灌溉橡皮管。

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是加入排队大军，最后无奈发现队伍丝毫不会缩短呢，还是像法国人那样，插进队伍里去。哦，法国人在这一点上真是毫无羞耻之心呢!每过几分钟，就会有一个人靠近队伍的前方，假装在看自己的腕表，然后弯下腰穿过栏杆，隐没在队伍前面的人群里。不过我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人表示抗议。在纽约，这些插队的人——其中十有八九来自纽约，这是我根据他们的口音和军用防水衣上的枪眼得出的判断——可是会被人群抓住，然后痛扁一顿的。事实上，我在谢伊球场，还真的亲眼见过一次。这样其实也不大好，但你还是忍不住欢呼“干得好”。就算是在伦敦，这样的恶习也会受到尖锐的指责：“我说，你最好给我排到队伍最后面去。”但在这里，竟然一点抗议都没有。

我无法说服自己干插队这种事，也无法忍受身处这样一群对其他人违反规则、侥幸得逞而无动于衷的人当中。于是我离开了，并且感到如释重负。我上次去卢浮宫是1973年，和卡茨一起。那时候也是人山人海，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我是在另一栋建筑里，越过一个个挤在我面前的人头，才看到千古名画《蒙娜丽莎》的，它小得就跟张邮票似的。显然，现在的情况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此外，在卢浮宫，我只有一幅特别想看的画，那是一幅18世纪的杰作，在这200多年时间里，在卢浮宫无数画廊中，除了我以外，任何游客都不会注意到它。我自己都差点在经过时错过了它，但有什么东西划过我的视线，让我转过身去。画上有两个贵族女士，很年轻，但也没有多漂亮，两个人并排站立，除了她们身上的珠宝和脸上狡黠的微笑外，她俩全身赤裸，一丝不挂。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其中一人把她的手指随意地，几乎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地插进了另一个人的臀部。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事儿在艾奥瓦州[11]应该没什么人知道。于是我立刻去找卡茨，他在卢浮宫刚待了15分钟就绝望地大喊：“这地方除了画和大便之外，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十分不满地去找咖啡店了，并且说他只会在那儿等我半小时。我找到他时，他正在喝可乐，刚见到我就和我大倒苦水，这么个可乐竟然要花两法郎，而且，为了享用在男厕所里小便的特权，他还给了一个干瘪的老女人一把分币(“她就一直在那里盯着我看”)。

“这些事你没必要往心上去。”我对他说，“你快过来看看这幅画。”

“干吗？”

“它非常特别。”

“为啥？”

“它就是……你相信我，我保准你一分钟后就会谢谢我。”

“究竟是什么啊？”

我告诉了他，他不肯相信，这种画从来没人画过，而且就算有人画，也不会出现在公共画廊里。但他还是过来了，而我怎么找，都无法再找到这幅画了。卡茨觉得是我狠狠地耍了他，我是存心想要浪费他的时间，还不让他喝完最后两盎司[12]可乐。因此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他都像吃了火药一样，一点就会着。

其实我们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里，卡茨都非常不开心，他觉得一切都在和他对着干。在我们到那里的第二天早上，我们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着走着，就有一只鸟在他头上拉屎。“你知道吧，”我走过一两个街区以后对他说，“有只鸟在你头上拉屎了。”

卡茨本能地用手去摸自己的脑袋，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嘟囔了一句“在这儿等着”，就身子僵硬地朝我们的旅馆走去。他有那么点抵触排泄物之类的东西，我曾看到他跑过得梅因的格林伍德公园，就像爱德华·蒙克的名作《呐喊》里的那个人物一样，就因为他不小心用手指触碰到了狗屎。等20分钟后再次出现时，他涂满了百露牌润肤液，闻起来香气扑鼻，头发也被他打理得油光发亮，十分像一个西班牙的三级舞男。好在他恢复如常了。“好了，我们走吧。”他说。

话音刚落，又一只鸟在他头上拉屎了，而且这一次，真的是飞天巨屎。我不想形容得太生动，或许你现在正在吃东西，但你只消想一下，一杯酸奶倒在头发上的情况，那你就差不多能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天哪，史蒂芬，这鸟拉肚子了。”我好心地说。

卡茨彻底无语了。他不发一言转身就走，直挺挺地奔回旅馆，也不管路人投来的目光。他去了将近一小时，等再次出现的时候，他穿了一件雨衣，还戴上了雨衣的帽子。“什么都别对我说。”他警告我，然后大步向前走去。从此之后，他就没看巴黎顺眼过。

既然卢浮宫里都是人，那我就去一个对我来说各方面都很新奇的地方，那就是奥赛博物馆。它坐落在塞纳河左岸，杜乐丽花园的对面。我16年前经过的时候，那里还是废弃的老奥赛火车站，但一些眼光独到的人决定把它改造成一个博物馆。这个点子实在是太棒了，不管是对建筑物本身还是对藏品，都是如此。我在那里愉快地逛了两小时，又去看了看卢浮宫那边的情况，依旧是令人绝望的人山人海。然后我就去了蓬皮杜艺术中心，我试着去喜欢它，但我根本做不到。我感觉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这个建筑本身有些风化和褪色，就像是一整个冬天都被遗留在那里的儿童玩具一样。我惊讶的点在于它从建成到现在才过了十几年，而法国政府为了修理和维护它已经花了7500万美元，我觉得这东西用塑胶就能做出来。而且它被建在这样一个逼仄的环境里，有些超出大家的承受范围，如果它建在公园里面，那情况或许会不一样。

但我最不喜欢蓬皮杜这类建筑(巴黎已经被它们弄得喘不过气了)的一点是它们那副炫耀的样子。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曾经对世界宣告：“你看，我把所有的烟斗都叼在外面了，我是不是可爱得让人想亲一口？”如果说蓬皮杜真的有一些实用的功能，那我兴许还能原谅，但似乎没有人考虑过，蓬皮杜到底应该用来做什么？它其实应该用作集市或港口，因为它内部非常拥挤和混乱。它不像奥赛博物馆那样有空间感，有不错的光影以及静谧庄严的氛围，它就像是一家正在进行第一天大促销的百货商店。它没有歇脚的地方，没有醒目的标志，没有硕大的时钟，你根本就无法约人在这里碰面。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

外面的东西也没有变好的迹象。在一天中最好的时间里，圣马丁街上的那个主广场仍处于阴影之下。它被造在了一个斜坡上，所以显得很晦暗，总是湿漉漉的，而且也没有歇脚的地方。如果它们把斜坡改造成梯形剧场，人们就可以坐在台阶上，但现在这种设计，你一旦坐下，下一秒就会滑下去。

我对建筑上的标新立异并不反感，我就被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迷住了，我也很喜欢拉德芳斯区那些中间开着大洞的建筑物，但我就是讨厌那些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其他需要为城市生活负责任的人的可恶做派，他们似乎并不清楚城市是为谁打造的，他们不明白城市是为了人而存在的。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在为了其他东西建造城市：为了汽车，为了商业发展，为了开发商，为了那些兜里有钱、目空一切、不肯脚踏实地考虑城市建设的人，偏偏人们需要的正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和工作。为什么我经过一条繁华的街道，就得穿过潮湿的地道，还要再走两截楼梯？为什么汽车比我们优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那么富有的同时又那么愚蠢？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诅咒——太多的金钱、太少的思考，而蓬皮杜就是在用它的塑胶庆祝这个可悲的事实。

有一天晚上，我走到了共和国广场，在一家叫作温度计的餐厅吃了一顿怀旧的晚餐。我曾经和妻子在马路对面的摩登宾馆里度蜜月(现在那里成了一家连锁假日酒店)，那时我们就经常在这家餐厅吃晚饭，因为它很便宜，那会儿我们也没什么钱。

我把我所有的钱——18英镑——花在了结婚礼服上，那是一件很不错的翻领衣服，采用了1957年“城市之杯[13]”的尾鳍款式；还有一条裤子，宽宽地向外展开，宽到我走路的时候，你都看不到我的腿在动。我还向我的岳父借了12英镑，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这样他的女儿就不会在新婚第一个礼拜被活活饿死。

我本以为，“温度计”餐厅里会充满甜蜜的回忆，但我记不起任何事情了，只记得那里有个全巴黎最凶猛的厕所看门人，一个看上去像俄罗斯摔跤选手(当然是男摔跤选手)的女人，她坐在地下室的一张桌子旁，桌上放着一个粉红色的放满硬币的碟子，她会伸出头盯着你瞧，以防你把小便滴在瓷砖上或者是顺走几个厕所除臭球。当你发现有人正盯着你看，你会尿得非常困难，但你又害怕自己会因为肾脏负荷超时而产生功能障碍，会真的尿不出来。你也不能用德拉诺[14]清洗自己的整个身体系统。因此，我拉上裤链，很不舒服地回到了座位上。在回到宾馆之后，才尽情释放了积蓄于我体内的尼亚加拉瀑布。我很高兴地和你们说，那个厕所看门人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厕所看门人了，连厕所除臭球都没了。

过了两三天，我才注意到一个现象：巴黎人经过20年时光的洗礼，已经变得有礼貌了许多。虽然他们还是不会冲到你面前拥抱你，感激你为他们赢得了二战的最终胜利，但他们确实变得更有耐心，更懂得谦让了。出租车司机仍然很威猛，但除他们以外的其他人——营业员、服务员和警察——看起来都非常友善了。我甚至看到一个服务员微笑了一下，还有人竟然会在开门的时候为我停顿一下，而不是把门直接甩在我脸上。

我有点不大适应巴黎现在的样子。在巴黎的最后一晚，我去了塞纳河附近散步。有穿着时髦的一家子人(两个成人和两个小孩)从我身边扫过，他们既没有被打乱步调，也没有暂停他们的谈笑风生，径直把我弹进了沟里，我本来可以拥抱一下他们的。

在离开巴黎的那天早晨，我艰难地穿过灰蒙蒙的雨来到里昂火车站，我需要在那里打一辆车去北站，然后坐火车去布鲁塞尔。因为下雨的缘故，没什么出租车，我只能站在那里等待。整整五分钟的时间里，都只有我一个人等在那里。渐渐地，其他人也来了，排在我后面。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停在了我面前。我惊讶地发现我身后的17个成年男女竟然都相信他们比我更有资格抢在前面。一个穿着羊绒大衣的男人还把手搭在我身上，他看上去十分富有，受过良好教育。我叫苦不迭，用庞大的身躯死死挡住车门：“不要，不!”我迅速跳进车里，还要防备着那个推推搡搡的男人把他的领带夹进车门里，同时告诉出租车司机快把我送到北站去，让我逃离这里的深渊。那司机看着我，就像看一坨硕大的、奇形怪状的屎一样，然后他充满厌恶地叹息一声，发动了车子。我很高兴地发现，巴黎的某些情况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1]K＆F，Kummerly and Frey maps的英文缩写。

[2]此处是德语拼写，意为：南斯拉夫1:1　000　000。

[3]此处是德语拼写，意为：黑森林1:250　000.

[4]英国电影演员，多演恐怖片，主演了1932年的电影《木乃伊》。——译者注

[5]德国重要文化符号之一，最初是富裕欧洲人的花园装饰物，据说可以辟邪求吉。曾一度因格调低被英国皇家园艺协会禁止参加切尔西花展，直到2013年这个禁令才被解除。

[6]骰子装饰物，通常两颗一块挂在汽车后视镜上，据说二战时期曾给飞行员带来好运，英国人认为在汽车上悬挂模糊骰子是一种媚俗行为。

[7]英国的天气预报员，1987年10月，在他声称英国不会遭遇飓风的第二天，飓风席卷英国，整个伦敦陷入瘫痪。

[8]条纹海魂衫。

[9]英国小说作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畅销的作家之一。

[10]法国城市规划师，因主持了1853—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闻名。——译者注

[11]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是作者比尔·布莱森的故乡。

[12]1盎司≈28.3克。(下文同)

[13]Coupe de Ville，凯迪拉克1952年推出的新车型。——译者注

[14]Draino，一个厕所清洁剂品牌。——译者注

第五章 布鲁塞尔

我在布鲁塞尔下错了站，其实这事儿蛮容易发生的：只要你有点儿蠢，然后一路都在车上打瞌睡。我醒来看向窗外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月台站牌，上面写着“布鲁塞尔”(BRUXELLES)。我惊恐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出口处飞奔，行经的很多乘客都被我的背包敲了一下头，我刚像彼得·潘[1]一样跳到站台上，火车就喷了我一腿蒸汽，飞驰而去。

我并没有对我是唯一一个在这一站下车的乘客感到有何奇怪，尽管这个车站空荡荡的，让人有些害怕，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到我走出车站，进入那个灰蒙蒙、下着绵绵细雨的布鲁塞尔时，我才意识到，我正处于一个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城市：到处是灰头土脸的建筑，远处的每一面墙上都涂满了足有三层楼高的广告，商店大都是在卖泳池泵或者写着“禁止停车，车位已满”的标牌。我本来打算在布鲁塞尔中央站下车，即使在巴黎北站或者中区站，甚至是更远的约萨法车站也没关系。但这里哪个也不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故作镇定，往我觉得会是市中心的地方跋涉而去，远处隐约浮现出一群高楼大厦。

我之前来过几次布鲁塞尔，我以为我已经对这个城市很熟悉了。因此，我一直在安慰自己，只要再过一会儿就能看到熟悉的事物了，有时甚至会自我欺骗：“看哪，那地方我好像有点眼熟。”我步履沉重地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正高兴地以为到了比利时司法宫的背面，却发现那实际上是一家狗粮制造厂。我沿着长长的街道一路走着，路上的景色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有街景都是灰蒙蒙的，比起欧洲的其他地方，布鲁塞尔有更多看起来像是被废弃的地方。

我讨厌问路。我害怕我问的这个人会退回来对我说：“你想去哪儿？布鲁塞尔的市中心？小子，你迷路了。这里是里尔[2]，吃屎去吧，你!”然后他会叫住其他路人，和他们说：“想不想听点很精彩的事情，小子，和他们说说你觉得你在哪儿？”我只能拨开笑得停不下来甚至是笑出眼泪的人群，继续找路。所以我继续向前走去，正当我考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我妻子，让她过来找到我(“听好了，宝贝，顺便带些糖果和星期天的报纸过来吧!”)的时候，我转了个弯，然后大吃一惊。我看到了尿童于连像，一个胖乎乎的全身赤裸的小男孩在尿尿的铜像!这是这座城市让人感到极为尴尬的标志，但突然之间，我知道我是在哪儿了，一路以来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为了庆祝我终于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在那条街上大约350家纪念品商店里随意选了一家，买了一个印着尿童于连像的蛋糕碟和一条家庭装的三角巧克力，我总算感觉好些了。

15分钟之后，我已经躺在一家叫阿道夫·萨克斯的旅馆的床上，连鞋子都没脱(独自旅行的一大乐趣，就是可以少些规矩，怎么方便怎么来)。我一边吃着三角巧克力，差点把牙给硌掉了(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发明这玩意儿的)，一边看着BBC-[3]台的日间节目——一个专题讨论会，参与讨论的是深受阳痿困扰或是来自伍尔弗汉普顿1抑或是遭受其他什么苦难的人，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就这样休息了半小时后，我满血复活，决定去探一探布鲁塞尔的底细。

我到布鲁塞尔，一般都会选在阿道夫·萨克斯旅馆住。因为这家旅馆可以收看BBC-1台，也因为这里的电梯非常有趣。我站在走廊里一个已经被摁亮的按钮旁边，像其他人通常会做的那样，哼哼“嘟嘟嘀嘀嘀嘀嘟嘟”的电梯歌，无所事事地思索着为什么旅馆走廊的地毯总会那么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之前坐电梯的一次惊险经历。

总的来说，欧洲人不够了解电梯。就算是在一些建成时间较晚的大楼里，电梯也总是慢得要命，还经常缺少一些基础设施装置，例如内门。如果你漫不经心地向前靠一点，很有可能你的哪条手臂就会被瞬间拉长27英尺[4]。但即便是用欧洲的标准来衡量，阿道夫·萨克斯旅馆的电梯也是十分“奇葩”的。

如果你走进电梯，想要下楼去吃早餐。在没有指示的情况下，电梯就会开始下降，经过大厅、地下停车场和地下室，直达毫无标志的地下二层。此时，电梯门会快速打开，将一个冒着蒸汽、挤满苦力的大厅展现在你面前。你摁那些电梯按钮根本就是徒劳(它们大概只是摆设，和其他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电梯门会突然关闭，然后“唰”的一下把你送上11楼，速度极快，让你恍惚间觉得自己的脸正在融化。接着它会停半秒，挑逗一下你，再掉个10英尺，停一会儿后，便自由落体般地降至大厅。你总算可以摆脱这惊险的上上下下，你感觉耳朵都要开始流血了，需要镇定一番，才能(佯装)泰然自若地走进餐厅。

所以你或许可以想象，我现在被电梯安全送达目的地时，内心有多么如释重负。它这次只在二楼停了一会儿(本来这里没打算停)就很快(也没有让你不舒服)地回到了四楼。

不得不说，布鲁塞尔不是最适合探险的城市。去过巴黎之后，我觉得这儿就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好地方。你过马路时，不会有屁股上画了一个靶子，被车子追得到处跑的感觉。我在布鲁塞尔大广场上逛了好几圈，在上千家巧克力店和蕾丝店(布鲁塞尔好像也不卖别的东西)里挑了几家，礼貌性地望了望，并不停地瞥着自己的手表，开始思考9点47分就去喝酒是不是太早了。

我最终还是又逛了布鲁塞尔大广场一圈。毫无疑问，这地方很迷人。它是这个城市最惊艳的部分，这是一个比例和谐、铺满鹅卵石的广场，被各种华丽大气的建筑所环绕：恢宏的布鲁塞尔市政厅，还有对面稍微相形见绌的国王大厦(除了名字之外，它和王室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可别说从我身上学不到任何东西哦)，这些建筑都和狭窄却极为华丽的会馆连在一起。这些会馆的一楼几乎全是幽暗舒适的咖啡厅，里面有木制家具和噼啪作响的炉火。你可以点一杯啤酒或者咖啡，遥望外面的美景，很多人都在这里啥也不干，消磨一天的时光。

我最终选择了金靴咖啡馆，上次喝咖啡时，一个无耻的服务生竟然想少找我些零钱。因为他看到我身上穿着印有尿童于连像的运动服，就把我当成了那些很容易被宰的普通游客。我摆出一副“别来糊弄老子”的表情，让他把所有本该找给我的零钱全部补了回来。但我不是个记仇的人，当然，理查德·尼克松[5]除外。这一次，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这家店。我觉得这是布鲁塞尔大广场里最棒的一家咖啡馆，一杯咖啡夹杂着些许优雅的情调，我觉得这钱花得很值。当然，你得注意找零哟，女士们。

我用了两天半的时间，逛了逛布鲁塞尔的名胜景观：灿烂辉煌的古代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奥尔塔博物馆，两座坐落于鼎鼎有名的“五十周年纪念公园”的历史博物馆(这两座博物馆同样享有盛名)，甚至还去了一家不复往昔、已被世人遗忘的自然科学学院。在这几天里的空余时间，我总是陷入一种非常舒适的放空状态，在永无止境的办公大楼间四处闲逛。

布鲁塞尔是一个很脏的城市，遍地是湿漉漉的垃圾，像高速公路一样的“林荫大道”和“披着泥浆的楼”。这个到处都是灰蒙蒙办公室和面无表情的职员的城市，是欧洲的“公文包之都”。这里的公园数量比我印象当中少了很多，而且几乎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没有山坡上的城堡，没有巨大的教堂，没有开着精品店的街道，没有积雪的山顶，也没有梦幻童话般的海滨。它甚至连条河都没有。一个城市怎么能一条河也没有呢？布鲁塞尔曾经有一些老城墙，但现在剩下的只有阿列克森街上一家保龄球馆旁的遗迹了。布鲁塞尔最为人称道的一点，恐怕便是它离巴黎只有三小时的车程。如果我能够统领欧洲经济共同体[6]，我的第一个提案就是要求把总部搬到都柏林或是格拉斯哥，那不勒斯也不错。在那些城市里，你的工作会得到大家的感激，人们也会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而在布鲁塞尔，唉，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你几乎很难想象一个地方会不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到如此地步。新艺术建筑之父维克多·霍塔[7]在布鲁塞尔生活了25年，生前就声名在外，甚至被受封为男爵。霍塔对于布鲁塞尔，就像麦金托什[8]对于格拉斯哥、高迪[9]之于巴塞罗那。但即使如此，这个城市的那些懒惰的当权派，却允许开发商毁掉维克多最杰出的建筑作品——安斯帕奇百货公司、人民大厦、布鲁格曼医院和罗杰屋。所以，现在的布鲁塞尔都没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有时你连走好几个小时，也找不到能敲击你心房的景色。

我确信现在一切都在慢慢变好。当你走出布鲁塞尔中央站的时候，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片横跨古城屋顶的斜坡。如果换作其他城市，一定会在古城中心盖上一座金光闪闪的大教堂或者巴洛克式的市政厅，布鲁塞尔却建立了停车场和加油站。现在它们都被拆了，一些新的砖房——其实也没有多惊艳，但总比加油站好——占据了它们的位置。我和当地人一再确认，才得知市政府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在城市发展工作方面的疏忽，并开始努力让建筑物能有它的独特性。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出这个问题得到了什么巨大的改善。

这个城市还有一个迷人的角落，那就是布鲁塞尔大广场后面那些狭窄拥挤的步行街，这些小街被赋予了一个稍微有些可怜的夸张名字——“神圣岛”，这里的小巷子和过道上都挤满了餐厅和拥挤的人群：人们会在街上闲逛，开心地寻思着一会儿要去吃什么。他们在每家店门口的小摊前走来走去，肆意闻着碎冰上的龙虾、贻贝和螃蟹的味道。每家餐厅门口都飘着烧烤的香味，向每一扇窗户里面望去，人们都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快乐。不消说，这番景象真的是优美怡人，而且打从中世纪那会儿就有了。但即使是这么一个可爱和睦的小社区，在20世纪60年代也差点被夷为平地。你去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疑惑，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些开发商和建筑师怎么会一起脑子进水，但在布鲁塞尔，这帮人可以被称作是脑残了。

不过，布鲁塞尔也是有它自己的优点的。它是欧洲最友好的城市之一(不知道这和它有四分之一的居民来自国外有没有关系)，它拥有几家不错的博物馆，还有欧洲最古老的购物长廊——规模不大却让人喜欢的圣于贝尔长廊、很多很赞的酒吧以及世界上最棒的餐厅。在外面吃饭是比利时的国民运动，光是布鲁塞尔就有1500家餐厅，其中有23家餐厅拥有米其林玫瑰花饰。在其他地方，你恐怕很少会吃到便宜又超值的大餐。我每晚都在神圣岛吃饭，我的味蕾也总是会“欲仙欲死”，这真叫人回味无穷啊。这些餐厅通常都很小——你得越过六个食客的头顶，才能够到桌子——而且桌子和桌子之间的间隔小得可怜，你在切牛排的时候，胳膊肘总会碰到旁边食客的脸颊，或者袖子沾上邻座的鸡蛋黄油调味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乐趣。在这种情境下，你会不自觉地融入周围人的圈子，一起分享面包卷和小笑话，对一些独自旅行的游客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乐趣。通常情况下，“独行侠”们都会单独待在男厕所旁边最暗的一张桌子那儿，一边吃饭，一边看着一大堆陌生人撒完尿，拉着拉链、甩着手从你身边经过。

晚饭过后，我都会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正如其他城市那样，布鲁塞尔的夜晚比白昼更迷人一些。有一天晚上，我散步到了比利时司法宫，它安安静静地待在一个小山丘上，俯瞰着山脚下的古城，看起来就像是打过类固醇的美国国会大厦。司法宫非常大，面积达到了28万平方英尺[10]，曾是19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不过占地面积好像是它唯一一个会被大家记起的点。另一个晚上，我去了欧共体总部。在这个大部分建筑都丑得要命的城市里，这座位于舒曼圆形广场的建筑真可谓是一枝独秀。我差不多6点到那儿的，但是那里根本没什么人，并没有人留下来加班。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老笑话：有多少人在欧共体工作？答案是：大约三分之一的员工数。当你看到一长排一长排的窗口时，一定会好奇里面的人究竟在忙什么。我想，里面的人大概在忙这些事：要保证共同市场中所有邮局的投递线路的长度保持一致，还要确保每台法国饮料贩卖机能分配到和意大利软饮料贩卖机一样多的倒置酒杯。

作为一个美国人，看到这些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充满热情地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一个完全失控、也不懂得对任何人有回应的团体，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趣。你知道吗，由于它那拜占庭式的结构，欧共体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拥有多少员工，而他们又在干些什么”(引自《经济学人》)，我觉得这蛮让人担心的。当我发现欧共体把英国漂亮的海军蓝精装硬面护照换成了粗制滥造的红本子时，我就不喜欢它了，因为新护照看起来就像是波兰水手的身份证明。这就是大组织的毛病，它们太没品位了。

我并不是很了解欧共体是如何运作的，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或许能让你对它的成就有所了解：1972年，欧洲邮政和电信会议要求制定国际通用的电话号码——00，供所有属于共同市场的国家使用。从那时起，成员国们就一直在努力地想要达成共识。很可惜的是，至今都没能协调一致。但是如果再给他们18年的话，说不定想发生的就会发生了呢。

[1]英国苏格兰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创作的长篇小说《彼得·潘》的主人公，是个会飞的淘气小男孩。

[2]法国北部城市，距离布鲁塞尔100多公里。

[3]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译者注

[4]1英尺≈30.5厘米。(下文同)

[5]美国第37届总统。——译者注

[6]欧盟的前身，此书写于1991年，当时欧盟还叫欧洲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欧共体”)， 1993年11月1日，才正式改称欧盟。

[7]比利时建筑师，为布鲁塞尔设计了塔塞尔饭店和“人民之家”等知名建筑。

[8]英国建筑设计师，代表作品格拉斯哥艺术学院是20世纪经典之作。

[9]西班牙建筑师，为巴塞罗那设计了古埃尔公园、米拉公寓、巴特罗公寓等知名建筑。

[10]1平方英尺≈929平方厘米。(下文同)

第六章 比利时

我坐着火车，在比利时漫无目的、开开心心地闲逛了几天。在这么多国家里，比利时是个很迷的地方。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国家，其实是两个：北部地区说荷兰语的佛兰德斯[1]和南部地区说法语的瓦隆。南部地区坐拥最优美的景色、最可爱的村庄、最美味的佳肴，还有高卢人惯有的享受生活的天生本领。而北部地区则有最繁华的城市、最杰出的博物馆和教堂，还有港口、海滨度假胜地、稠密的人口和大部分的财富。

佛兰芒人受不了瓦隆人，瓦隆人也受不了佛兰芒人，但是你只要和他们简单交谈几句便会明白，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原因在于他们更加讨厌法国人和荷兰人。有一次，我和一个说荷兰语的比利时当地人在安特卫普玩了一天。在每条街的拐角，他都会眨眨眼睛，让我去看某对表情天真无辜的男女，然后非常厌恶地对我说：“荷兰人!”而且他非常惊讶我竟然无法将荷兰人和佛兰芒人区分开来。

当被问到为什么他们这么讨厌荷兰人时，佛兰芒人就会有些含糊其词。我听过最多的抱怨是荷兰人常常成为饭点的“不速之客”，而且永远都不会带礼物来。“哦，原来和我们亲爱的苏格兰人一样啊!”我在旁边这么说道。

在安特卫普，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在那儿停留了一个下午，游览了当地的大教堂，又逛了很多家酒吧，一直逛到了晚上。不得不说，若论酒吧的数量和服务质量，安特卫普是当之无愧的欧洲冠军。这些酒吧小巧精致、烟雾缭绕，舒服得就像是尼格尔·劳森[2]的马褂一样。屋子里的墙饰都是暗色调，被昏黄的灯光所笼罩，里面总是挤满了意气风发、兴高采烈的人，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这是一座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人聊上几句的城市，因为这里的人十分开放，而且他们的英语水平几近完美。我曾经和两个年轻的马路清洁工聊了一小时，他们那会儿正准备下班回家，在路上停下来买杯饮料喝。除了北欧，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让一个异乡人用母语和马路清洁工交谈呢？

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某种震撼，他们是多么了解我们，而我们却对他们一无所知。你可以读到几个月来的英国报纸，也可以读到迄今为止所有的美国报纸，却看不到一篇关于比利时的报道，但那里不断发生着很多有趣的事情。

比如“尼韦尔[3]”匪帮，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比利时肆虐(都到了能横行比利时的程度了)，他们会时不时地冲进超市或是人流量巨大的餐馆，拿起机枪一顿扫射。只要谁刚好在那里，他们就杀谁，就算是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待到他们的脚下躺满尸体，他们却只从收银机上抢去一小笔钱，然后消失在夜色中。不过这个匪帮很奇怪：他们从来没显示过他们的动机，也从不劫持人质，偷走的钱也不会超过几百英镑，他们甚至连个绰号都没有。“尼韦尔”这个名字是拜报道他们罪行的媒体所赐，因为他们借以逃跑的工具通常是从尼韦尔郊区偷来的德国大众牌GTI轿车。尼韦尔活动了大约六个月，然后戛然而止，从此销声匿迹。持枪者没被抓到，武器也没被找到，警察们至今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如果这都不算怪事，那还有什么算怪事呢？但你在报纸上从来都没读到过关于这件事的报道，我认为这又是另外一件怪事。

我在布鲁日逛了一天，它离布鲁塞尔只有30英里，而且非常漂亮，充溢着无穷无尽的美妙，让人很难相信这两个城市在同一个国度里。这里的一切都棒极了——卵石小道、平静无波的碧绿运河、中世纪风格的尖顶房屋、集市广场、弥漫着沉沉睡意的公园，还有我没列举到的所有的一切。没有哪座城市比布鲁日更受衰败的青睐。在曾经的200年里，布鲁日——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坚持要这样称呼它，因为当地人通常把它写作“布鲁吉”(Brugge)，读作“布乳谷”(Brooguh)——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但是，随着茨文河泥沙的堆积和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幻，它渐渐地被遗忘。之后的500年里，欧洲的其他城市不断壮大、日新月异，但布鲁日却无人问津。当华兹华斯[4]于19世纪造访布鲁日时，街上杂草丛生。有人告诉我，安特卫普那会儿可比布鲁日更漂亮，甚至在世纪之交[5]时仍是如此。然后开发商们来了，他们拆掉了能拆的所有东西，几乎把整个城市搞得面目全非。布鲁日反而因为默默无闻而免遭他们的毒手。

这个地方很罕有，我在那儿走了一整天，嘴巴就没合上过。我参观了格罗宁格博物馆，拜访了贝居安女修会——庭院里的水仙花摇曳生姿。但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街上溜达，贪婪地想把这个城市的美妙尽收眼底。我甚至觉得，这个城市的大小也是完美的——大得刚好有个城市的样子，有书店和可爱的餐馆；小得刚好能让人觉得亲切友好。你差不多可以用一天时间走完运河围绕着的每一条街道。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而且我走过的每一条街道，都会挑起我想要在此度过余生的念头。没有哪一家路过的酒吧我不想进去看看，没有哪一片风景我不想独享。很难让人相信下面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人们每天晚上回到这些房子里，每天在这些店铺里买东西，每天在这样的街道上遛狗，就这样度过一天天的时光，并认为生活就该如此。这里的人第一眼看到布鲁塞尔时，一定会被深深地震惊到。

我在圣雅各布大街上的一家酒吧里遇到了一个保险公司的核保员，他悲伤地告诉我布鲁日一年有八个月是不适合居住的，因为到处都是游客。他还和我说了一些他觉得极其严重的骚扰行为，比如有些游客会眯着眼看他门外邮筒里的信件，还有些游客为了抓拍一些快照把他院子里的天竺葵乱踩一通。我没有听进他的话，部分原因在于他是整个酒吧里，或者说整个佛兰德斯最无聊的蠢货，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听到这些，我想要守护我对这个城市的幻想。

因此，在所有旅游巴士到来之前，我就早早出发了。我要去迪南，一个坐落于穆斯河畔的小城，那一天它正安卧在连绵的阴雨之下。这座小城非常吸引我，如果我不是刚从布鲁日来，如果我没碰上这恼人的天气，我应该会为它兴奋很久。我站在横跨大河的桥上，看着子弹大小的雨滴敲打在水波上，泛起阵阵涟漪。我打算花几天时间，徒步穿过阿登高原南部，看看我是否还能认出第一次欧洲旅行时经过的村庄和走过的路。但我实在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天气，我里里外外全部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仿佛得了疟疾却没有吃药一样。我在迪南只待了一小时，就坐上那慕尔方向的火车，朝斯巴奔去。比利时有个好处，就是它的面积很小，只消一两个小时，你就能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不过你过会儿便会发现：整个国家不过是布鲁塞尔的一个郊区罢了。

我去斯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无非就是觉得它听起来是个好地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它被绿色的山峦所围绕，有一个树木葱郁的“七点公园”、一家与城市规模格格不入的赌场和一个叫绿地的小岛——那里坐落着两座大饭店。整个小岛可以称得上是青翠欲滴，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它。雨已经停了，整个城市因此变得清新明净，让人想起刚从滚筒式烘干机里取出的暖暖的被单，空气里也始终弥漫着一股治愈的味道。我甚至有些期待看到缺胳膊少腿的战士穿着棕色的病号服，被护士用轮椅推着在公园里转悠。

斯巴是水浴(spa)的发源地，曾经有200年，这里一直是欧洲皇室频繁光顾的地方。甚至在一战那会儿，这个地方还是皇亲国戚和贵族乡绅休养生息的好地方，威廉二世[6]正是在这里逊位。这里是一个分水岭，不仅标志着这位帝王的陨落，也标志着斯巴的衰败。今天这个地方，看起来已经不再是专门为任何人准备的了，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我来到公园里的旅游信息咨询处，礼貌地看了看告示橱窗，然后向柜台后面的那位接待员询问那些国王与王后现在身在何方。

“呃，他们已经不再来这儿了，”他回答道，脸上掠过一丝苦笑，“打从彼得大帝[7]那会儿就不大有人来了。”

“为什么呢？”

他耸耸肩：“世道在变吧。如今他们要的是阳光和大海，现在这里也会偶尔服务一些男爵什么的，但主要客户是德国人。这里的水浴疗法品种丰富，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他大手一挥，让我注意到一系列广告折页后就去招呼下一个游客了。

这些广告折页宣传的都是一些名字一目了然的机构，比如亨利·金教授水疗研究所、温水疗养所附属放射及胃肠科。在这两家之间，还有一系列的疗养服务中心，天然炭气浴——埋在热气腾腾、黏黏糊糊的泥膏里，会把你并联到一座独立式二级发电站活活地电一遍，至少照片上看是这样的。他们保证这些疗法能做到一些你并不是特别渴望做到的事情，比如扩张真皮层血管、放松温度调节中枢和缓解关节痉挛，我暂且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我毫不犹豫地断定，只要还没挂掉，我的温度调节中枢应该是处在非常放松的状态。尽管我偶尔会有关节痉挛的毛病，会让我猛摔一跤，把手上端的通心面糊满整张脸，但我觉得我还是能够带着这个病活下去的。因为我看了水浴机构里肌肉发达、衣领洁白的护士们服务顾客的照片，只要她们在某人膝关节处侦测到刺痛或是怀疑他真皮层有所萎缩，就会进行治疗。这些照片上都有这样一番景象：有一位面带愁容的女兵员，身上用各种方法涂满了油膏，在淋浴房边上被一个高压水龙头冲得无处可逃，只能歪着身子躺在直冒水泡的大铜缸里，不然就会被送去军事法庭处置。要说在别的地方，难免会让人想到“战争犯罪”这四个字。我看了一眼注册的医生名单，想看看约瑟夫·门格勒[8]是不是在里面，结果我唯一记得住名字的只有一个叫皮兹的医生。我还是控制住了给他打电话询问“嘿，你不会是换了个名字吧”的冲动，去了一家小旅馆，是咨询处那个人给我推荐的。

我洗了澡，吃了饭，开心地在城里逛了一圈，然后带着马丁·吉尔伯特的巨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皇家大街上一家热闹的小酒吧。我可以告诉你，这书不适合在酒吧看，你没读几页，就会发现自己在目光呆滞地四处打量，想找个人聊聊。

但在瓦隆行政区，几乎没有人说英语。我的法语还不够好，还没到能够偷听别人讲话的境界，我开始后悔没好好学法语。我在学校学过三年法语，但和没学也没什么区别。问题就在于教材基本上派不了任何用场，因为它们是由那些都没怎么接触过法国的人编写的——我学的那几本好像是北达科他州温德梭克市大马路68号州立师范学院的马尔维斯·弗里斯比教授主编的——也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表明他们和现实世界有所关联。他们不告诉你任何在法国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如何租一个坐浴器，如何和管厕所门户收费的老大妈打交道，如何把插队者的膝盖打烂。他们总是纠缠于一些课堂活动，如把外衣挂到衣帽间；帮老师把黑板擦干净；开窗户，再关窗户；安排一天的课程。即使是在七年级，我就知道这些东西在今后的日子里基本上没有任何用处。在法国旅行，你有多久才会需要擦一次黑板呢？你有多久才会对人说“现在是冬天，马上就到春天了吧？”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常识。

我从来都搞不懂，为什么他们不能把课本编得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他们完全可以给我们设置几个章节，关于“杰拉德和伊莎贝拉在互相抚摸身体”或“克劳德有了第一次遗精的春梦”，如果真有，可就太爽了!至少它们可以被改编成连环画。

我醒来时发现雨水冲刷着窗户，马路几乎被水淹没，楼下传来汽车经过时发出的“呼呼”声。我出门去兑换了旅行支票，在绿地广场(Place Verte)进行“橱窗购物”，沿街店铺的遮阳篷正好能让我避雨，雨水打到篷子上，滴滴答答，听起来十分安宁。每家店里都有最美味的食物——“片片干酪坊”的奶酪大得跟汽车轮胎一样；“华吉鼐肉铺”窗前挂着一串串红肠，大块大块的阿登熏腿堆积成了一座粉红色的小山丘；“甜品小屋”的橱窗里是瓜果状杏仁蛋白糊装点成的美味佳肴。欧洲人是多么善于利用橱窗吸睛啊!即使是药店的橱窗也是非常整齐干净，物品放置得井然有序，以至于你会又饥又渴地望着卷筒石膏和成人尿不湿。

我到最后一家店的时候，回头望了望绿地广场，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可以做点什么。最后我决定去杜拜，希望那里的天气能好些。不过这不大可能，因为杜拜离这里只有15英里远。然而谁又能想到，因为比利时铁路的千奇百怪，到杜拜竟然花费了我半个上午的时间，而且要换乘三趟列车(虽然是短途)。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算已经抵达杜拜，因为杜拜没有站台。我能够到达的离杜拜最近的地方是巴福，在地图上看，它位于杜拜左侧半毫米处，实际距离却是四公里。两地中间隔着一座陡峭的小山，我在站台都能听到远处的卡车费劲爬山时发动机发出的噪声，但至少雨停了。

我打算打一辆出租车，但是站台那里一辆也没有，我只能走到镇子上——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去找一个公交车站或出租车公司。我走进镇中心大街上的一家旅馆，从一位郁闷的老板那里得知，巴福既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公交车。我用在学校里学到的法语问她，如果一个人没有汽车，那他能靠什么到巴福呢？我本来以为这位女士会把一只死海狸甩在柜台上的，但她居然回答我：“靠你的脚，先生。”接着就面无表情地向我做了高卢人才会做的耸肩动作，她先将脑袋垂至腰处，然后双肩用力地将两只耳朵夹升到头顶，全世界大概只有高卢人会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大概是想给我传达如下意思：生活就是一坨屎，我十分认同这一点。但是我尽管知道这个事实，却还是不会对你抱以同情，因为先生，这可是你的一坨屎。

感谢她在我的生活里扮演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角色。我走到小镇的边缘，在那里看到了一抹比起像山更像是墙的风景。原来那里有条马路，旁边建满了一排排惹人烦的房子，就是那种专门建造在繁华地段的房子，看上去像是要被路面上负荷沉重的卡车慢慢震成碎片的样子。每个院子都被铁链锁着的篱笆围了起来，每道篱笆背后都有一条叫作“铁头”的猛犬。每次我一走近，它就会很警觉，一跃而起，沿着园中的小路扑过来，还会反复地冲向前门，一顿乱叫，龇牙咧嘴，就差用最狠毒的招数从我的肋骨那里撕咬一块五花肉下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身上有种东西，会让狗狗发疯。每次狗咬我的脚踝吮吸我的骨髓的时候，狗主人总会站在一旁说道：“唉，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狗狗以前可从不会这样，肯定是你说了什么。”他的这番话真让人无语，我能跟一条狗说些什么呢？“嘿，哥们儿，想在我的腿肚子上来一口吗？”

唯一一次有狗对我发起攻击但又不想让我坐轮椅的情况发生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我当时坐在深凹的沙发上，手里举着几乎快要溢出来的杯子，在这种情况下——恰好又是一只爱流口水的大型犬——它不会想要咬死我，而是想要操死我。它好像在说：“来啊，比尔，快把你的裤子脱掉，我还是很热辣的。”狗主人总会问：“它没妨碍到你吧？”其实我也蛮喜欢那样的，“哪里，金，这狗用牙在我那两个‘蛋蛋’旁蹭来蹭去，后腿还狂摸我的脸，这感觉可不错了。”

“如果它妨碍到了你，我就把它弄出去。”狗主人总要补上这么一句。“哎呀，”我很想告诉他，“不用把它弄出去，把它弄下来就行。”

要是全世界的狗都被套进麻袋，送到海外的荒岛上去就好了——我立刻想起了格陵兰岛——在那里，这些狗狗可以四处玩耍，互相舔舐，开开心心的，而我也可以免于被它们骚扰(我感觉我说这话，很像伯纳德·列文[9]，要知道上帝都想让他闭嘴)。在把狗狗送到荒岛去的行动中，我唯一会排除的就是卷毛贵宾犬，因为我想直接杀了它们。

大部分动物我都不喜欢，说句实话，哪怕是金鱼我都吃不消。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耻辱。“你们在干什么呢？”它们像是在回答：“我们在游来游去，怎么啦？”如果我对着金鱼看上10秒，就会想要自杀，或者去读一本法国小说。

在我心里，唯一还可能会养的宠物就是奶牛。它们爱你，看起来面善无公害，也不用在纸盒子里拉屎。它们看上去蠢蠢的，很容易信赖人类，而且还会帮忙除草，你总会忍不住喜欢上它们。在我住的地方的巷子里，就有一群奶牛待在那儿。你可以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站在墙根，一分钟之后，奶牛们就会晃晃悠悠地走过来跟你站在一起。据我所知，它们可以在那儿站一天，直到时间的尽头。他们会倾听你的问题，却从不向你提问。它们会一直是你的朋友，当你厌倦它们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们杀了吃掉，非常完美!

杜拜位于山的另一边，在一条十分陡的公路尽头，看上去就像在我脚下半英里处。这种山你一旦向下看，就很难忍住不再看。我越往下走，就越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两条腿像是踩了高跷一样向前滑行。到了最后一个拐弯处，我就和一个靠假肢走路的游客没什么区别了。这一双假肢拐来拐去，把我带到了公路尽头一个用石头堆砌而成的谷仓里。我已经能想象自己像卡通片里的角色那样穿墙而过，在墙上留下一个人形的大洞，但实际上，我做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情。我步履沉重地走进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沟，非常惨烈地崴到了脚(我确信当时我听到了木头折断般的咔咔声)，还做完了一整套芭蕾舞的单足旋转动作(虽然毫无优雅可言，但让我想起了穿着旱冰靴的弗兰肯斯坦[10])，转着圈划过马路，迎面撞上谷仓的墙，发出一声巨响，然后夸张地摇晃一阵，最终倒在了地上。

我仍旧躺在高高的草堆上，用了一分钟时间才感觉到我右腿的根部异常疼痛。我时不时地将下巴抬到胸口处，沿着身体向下望去，想看看我的右脚是不是向后扭转了180度，或者它的样子至少应该配得上我当时所感受到的剧痛，但一切看起来非常正常。从我躺的地方望去，我可以仰视山头。带着出奇的冷静，我躺在那儿想了好一会儿，思索着没有出租车和公交车，我该怎么回到上面去。

最后，我把谷仓的墙壁作为支撑点，让自己直起身来，一瘸一拐地向一家咖啡馆走去。一进去那儿，我就一屁股坐在靠近门的一把椅子里，随之点了杯可乐。我脱下靴子和袜子，仔细检查了我的脚踝，期望——而且是以一个受伤的男子特有的变态的方式变态地希望——碎骨头渣会把我的皮肤撑得高高的，让每个人看到后都会感到浑身难受。但我的脚踝只是有些发紫，摸上去软软的，有些轻微的肿胀。我意识到，我又一次尝到了剧烈的痛苦，却没有受到配得起这痛苦的伤害，因此我不能享受飞机上的紧急救助和穿着职业装、身材曼妙的美丽护士们的贴心照顾。我失望地坐在那里喝了半小时的可乐，待我起身时，疼痛已经消退了许多，看来我还是能够勉强行走的。

于是，我一瘸一拐地逛了杜拜。杜拜真的很漂亮，街道很狭窄，屋子是用石头造的，顶上是石板瓦。镇子的一头坐落着一栋别墅，简直像是从童话世界里直接偷来的一样，别墅下流淌着一条清澈湍急的浅河，那是乌尔特河。杜拜周围都是碧绿的山脉，正因为有它们的存在，这里才能和世间隔绝数百年。通过停车场的规模，我判断出这里以前是游客聚集的地方，但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店铺也已经关了。我在那儿待了几小时，坐在河边的长椅上醉心听着鸟儿的歌唱。无论如何，你都想象不到，在我身处的这个时代里，这样一片犹如世外桃源的地方竟然会是坦克大决战[11]的要冲。我翻开了吉尔伯特那部卓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了看索引，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杜拜和巴福，但附近的很多村镇倒是被提及了，像是马尔梅迪，72名美国士兵在此被德国党卫军抓住，他们没有成为战俘，因为他们全被机枪射杀了；两天后在斯塔夫罗，闲不住的党卫军杀了130个比利时平民，其中包括23个儿童；巴斯多尼，美军在那儿被围困一个月，数百人死亡……还有很多例子。我就是无法接受，这样可怕野蛮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这里，在这青山间，在这片树林里，就发生在那些人(按年岁讲，他们和我的年龄差跟我和我父亲的一样)的身上。然而现在，这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那些屠杀妇女和儿童的德国人，现在还能以游客的身份故地重游，脖子上挂着相机，怀里抱着妻子，仿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部好莱坞电影。我已经听到过当地人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战争结束后，在和德国人相处的过程中，最难以忍受的一点，就是他们必须看着德国人带着老婆和女友，向她们炫耀一番他们当年是怎么毁掉这个地方的。

*　*　*

大约下午3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最好还是回巴福去。我差不多快到6点的时候才到车站，因为脚踝受伤，我走得很慢，沿途还必须经常停下来说话。我到那儿的时候，车站很昏暗，而且没什么人。那里没有乘客，墙上也没有时刻表。我坐在同我到达时方向相反的站台上，不知道下一班火车什么时候来，更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班车。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又小又拥挤的国家，你能想象得到这个火车站此时此刻有多么空寂。铁轨向两头各延伸了两三英里，我又累又冷，脚踝还在抽搐，更可怕的是，我饿了，我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在这样一种寂寞空虚、腿脚不便的状态下，我开始想念起家乡的餐馆。那家餐馆叫何不来烧烤(Y Not Grill)，大家都以为是“为什么不到屋子里来，我们来烤点什么”的缩略。这真是家奇怪的店。我差点要说它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但事实上，它和青春期的大多数东西一样，又奇妙又糟糕。食物很难吃，女服务员脾气暴躁，又很蠢，厨子们看起来总像是不讲卫生的逃犯。他们长年患着一种感冒——鼻子堵塞、鼻涕马上要流出来——无论何时，他们的鼻头上总感觉要滴什么东西下来。你懂的，当厨师从灶头出来，端上你点的饭菜时，那鼻涕就已经从他的鼻子上滴下来，滴在了你的汉堡包上，仿佛是面包上滴了清晨的朝露。

何不来烧烤餐馆有一位叫雪莉的女服务员，是我认识的人里我最看不惯的一个。不管你点了什么，她都会看着你，好像你要借她的车，然后把她的女儿带到蒂华纳[12]搞上一个星期似的。

“你想要什么？”她会问。

“一份猪里脊，加上几个炸洋葱圈，”你还得面带歉意地再重复一次，“麻烦你了，雪莉，希望我没给你添太多麻烦，只用你一分钟时间就好。”

雪莉会瞪你五秒钟，好像要记住你的面部特征，方便日后向警察做报告，然后随意地把你点的菜品记在本子上，用小餐馆特有的“混沌腔”向后面的厨师吼道：“两坨屎加一根死狗鞭。”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在好莱坞电影里，雪莉应该会由马乔里·梅因扮演，她十分凶悍，善于做派，但你很快就会发现她丰满的双乳下跳动的是一颗如黄金般宝贵的心。你要是出其不意地送她一个礼物，她会害羞地说：“你买这礼物做什么？笨蛋!”如果你送她生日礼物，她会说：“你在干吗？”然而雪莉，呵呵，她没有金子般的心，她实在是连一个优点都没有，她甚至都不能把嘴上的口红抹匀。

然而何不来烧烤餐馆也是有它的优点在的，有件事就很厉害，那就是它通宵营业。这也就意味着半夜三更你实在饿得不行或者想找人聚聚的时候，你可以去那儿。那是一个避风港，是镇中心的一片黑暗海洋里的光明之岛，就像爱德华·霍珀的名画《夜鹰》中的那家小餐馆一样。

现在何不来烧烤餐馆已经消逝在岁月的长河里，据说店主因为吃了自家饭菜而身亡。不过现在我仍然能看见它：窗户玻璃上凝结着水汽，夜班工人三三两两凑成一堆，雪莉一只手揪住喝得烂醉如泥的客人的头发，提起他的脑袋，另一只手用湿抹布擦着柜台。还有一个人，穿着牛仔服，喝着咖啡，抽着一支没过滤嘴的骆驼香烟，沉迷在他的白日梦里。我现在还经常地想起那里，尤其像现在这样身处比利时南部时。四周又黑又冷，空荡的铁轨向两边延伸出去，直到与远处的地平线交汇在一起。

[1]泛指古代尼德兰南部地区，包括今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北方省、荷兰的泽兰省，曾是11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地区。

[2]英国政治家，在1983年6月至1989年10月担任英国财政大臣，在议会中经常穿马褂。——译者注

[3]Nijvel，荷兰语，位于比利时瓦隆-布拉班特省的一个城市。

[4]Wordsworth，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注

[5]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译者注

[6]Kaiser Wolhelm，普鲁士皇帝，发动了一战，败北后被迫退位。——译者注

[7]即彼得一世，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位沙皇、俄罗斯帝国首位皇帝，1682年即位。

[8]人称“死亡天使”，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师”。——译者

[9]英国著名记者、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曾被称为“英国最尖酸刻薄的专栏作家”。

[10]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所著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主人公，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科学怪人，曾因追踪怪物到北极穿过旱冰靴。——译者注

[11]1944年12月16日—1945年1月28日，是美军二战中参战的最大规模陆战。——译者注

[12]墨西哥西北部城市，色情娱乐业发达。——译者注

第七章 亚琛和科隆

我坐了一趟火车去亚琛。我之前从未去过那儿，但它离我前几天晚上住的列日，只有非常短的一段距离，而且我一直想要去亚琛大教堂看看。在欧洲，亚琛算得上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它好像很庆幸自己成为被遗忘的一角。亚琛、马斯特里赫特和列日是挨得非常近的邻居——彼此大概只相隔20英里——但它们分属不同的国家，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德语、荷兰语和法语，而且为了更容易地交流和互相理解，各地区的居民还都会说一种当地特有的方言。

我在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找了间房，把背包往那儿一扔，就马上出门了。我在一家叫作快克(大概是快来几克的简称)的汉堡连锁店吃了些薯条和汉堡，便迫不及待地去城里闲逛了。

我对自己的迫切之心感到有些小小的惊讶，我已经有17年没来过德国了，我想看看它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它确实变了，变得更加富有。1973年的德国就已经很富有了，但是现在，天哪，就算是繁荣的佛兰德斯在它面前也会败下阵来。在这里，几乎每一家商店看起来都非常高档和忙碌，并且充斥了时尚有型、价格昂贵的商品，比如万宝龙钢笔和爱彼手表。甚至那些卖普通商品的商店也同样饶有趣味，比如一家叫冯·德利瑟尔的专卖店，坐落于山顶上的老集市旁边，出售厨房用具和其他家庭用品。巨大的橱窗展示的不过是些平常的物件：烫衣板、洗衣篮、咖啡壶和煎锅，但每一口锅都在发光，每一块塑料都在闪耀。我往前走了走，经过了两家棺材店，竟然产生了一种让人瑟瑟发抖的“果然这就是德国”的感觉。即便是棺材，也被装饰得美轮美奂，让人想要进去一探究竟。我盯着它们看了好一会儿，对精致的衬里和闪耀的把手钦佩不已。

我还没习惯这样的场面。我依旧在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想问题，我觉得欧洲是一个整体，欧洲人也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的人。尽管你能读到丹麦的人均GDP比英国高40%，但丹麦人的富裕程度看上去也没比英国高40%，他们不穿比英国人亮40%的鞋子，也不开比英国人大40%的车。但是这里的人看上去的确非常富有，而且远远不止比英国人富有40%。每个人都穿着看起来像是早晨才买的衣服，就连小孩子的运动鞋看起来都没有一点磨损。每一辆车都有一个让它显得闪闪发亮的展示厅。就算是出租车，也全部用的是奔驰。这里就像是一个贝弗利山庄[1]，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边陲小城。德国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们去发现。

不过，这里也不是事事皆完美。城中心的很多建筑物都没什么辨识度，尤其是那些现代购物中心。这里的酒吧和饭店也不像荷兰和比利时的那样让人感到舒服欢乐。但当我踏入庄严的亚琛大教堂时，我对这座城市的爱意又回来了。我先去了珍宝展览馆，那里有很多珍宝，包括我一直想见识的上好的圣物箱，里面有查理曼大帝的半身塑像，真人尺寸，宛如上帝；16世纪的雕版三联画，上面刻着教皇格里高利做弥撒时的场景，让我看一辈子都不嫌多；还有一大堆不算有名但十分华美的手工艺品。

所有的藏品都被展示在小小的、简陋的、昏暗的房间里，但依旧遮挡不了它们的光芒。大教堂隔壁是一个八角形的教堂，它是仿造拉文纳的圣维塔教堂而建的，但是大部分复杂宫殿建筑的遗迹都在二战中被摧毁了。这个教堂很小、很暗，却非常精巧，教堂穹顶、大理石饰品和彩色玻璃交相辉映，色彩十分丰富，甚至让人觉得那是流动的液体。就算是在查理曼大帝时期，这座教堂也十分拥挤——只能坐下不到100人——但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无与伦比。这所教堂远不是那种看过一遍就完事儿的景点，我打算明天再到亚琛来看它一次。

在下午的最后几小时里，我全然不顾发疼的脚踝，漫步在亚琛的街头。我瞧了瞧铺有鹅卵石路面的集市广场，在劳兹贝格公园周围安静的居民区踉踉跄跄地行走。很难想象，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城市曾是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和查理曼大帝王座的所在地。等到我再次翻阅吉尔伯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知道，亚琛是第一座落入盟军手中的城市。1944年，亚琛经历了七天七夜的鏖战，最后化为一片废墟。现在的你，是无法想象到当时的景况的。

到了晚上，我开始到处找餐厅。找餐厅这件事在德国通常是个大问题。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你很有可能在餐厅看到三个穿着皮裤的人在弹奏波尔卡，你就得小心翼翼地透过玻璃窗，和餐厅老板再三确认，确保“威利”和“巴伐利亚男孩”不会在8点半的时候突然跳上舞台，不然情况会非常糟糕。试想一下，你刚在面前打开一本书，正准备边看边吃饭的时候，突然被一群面红耳赤、晃着手里的啤酒杯、高唱着纳粹党歌《豪斯特·威塞尔之歌》的德国人包围了，那该多么糟糕。我觉得二战的停战协定中应该加上一条：德军在投降时，必须把手风琴和武器一并上交。

我找了不知道是六家还是八家餐厅，门口的菜单上写的都是些让人感觉不妙的德国名字，Schweinensnout mit Spittle und Grit, Ramsintestines und Oder Grosser Stuff，诸如此类。我十分希望我点的东西在端到我面前时能让我有食欲，甚至可能还十分美味，但是我又克服不了心中的恐惧，害怕胡乱点单之后，服务员端上来一盆胃和眼珠。有一次在巴伐利亚，我和卡茨对着完全无法看懂的菜单随意地点了一份Kalbsbrann，一分钟之后，餐厅老板出现在我们面前，看起来犹疑不决，十分尴尬，他穿着屠宰场里会用的围裙，不停地晃着手。

“实在是非常抱歉，先生们，”他说道，“但是你们知道Kalbsbrann到底是什么吗？”

我和卡茨对视一眼，表示我们确实不知道。

“呃，这个东西，你懂的，是小牛牛用来想问题的地方。”他说。

卡茨当场绝倒。我非常感谢老板能够提醒我们这一点，但我敢说，老板只是不希望看到食物从两个美国人的嘴里喷出来，然后被叫过来，再被要求提供一些在美国中部也能吃得到的食物。我们非常庆幸自己能够虎口脱险，像两个在一场车祸中毫发无损地走出来的人一样晃晃自己的头，讨论着欧洲人为什么如此奇怪。如果你想要在欧洲遍地吃得通，那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这里的人会非常开心地把门腔、腰子、马肉、青蛙腿、睾丸、血块做的香肠和小牛牛的脑子塞进嘴里。

最后，经历了些跋涉，我在入住旅馆所在的剧院街街角找到了一家叫随想(Capriccio)的意大利餐厅，里面卖的是意大利菜，但服务员全是德国人。(我能通过他们的长筒靴分辨出来——开玩笑啦!)招待我的女服务员不会说英语，我费了好大工夫才让她明白我的意思。我要了一杯啤酒，她看着我，带着一丝不高兴的神色。

“什么？陪酒？”

“不，啤酒。”我说，她的疑惑更明显了。

“泡酒？排球？皮球？印第安老斑鸠？”

“不，不，啤酒。”我指了指菜单。

“哦，啤酒。”她顿悟了，感觉好像是我在误导她一样。我为我不会说德语感到有些抱歉，但我马上就释怀了，因为如果我能听懂德语，那么隔壁的那男人对那女人说的话我就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了。这个自大的男人很明显正在向他妻子(或者是情人)吹嘘自己。我如果真能听懂，就会像那个女人一样无可奈何。只见那女人正大口大口地抽着勋爵牌香烟，打量着餐厅里的所有男人，除了我之外(我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隐形的存在，狗与传教士除外)。她的同伴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正忙着向她吹嘘自己是如何把一卡车呼啦圈和李欧·赛耶[2]的专辑卖到东德去的，看得出来，他正沉浸于自己的机灵劲儿中无法自拔。

他笑起来的样子和我高中的劳技课(木工活)老师阿尔维斯·德里克一模一样，更巧的是，正是德里克教会了我一点点勉强可用的德语。

我会选修德语课的原因只有一个，教这门课的老师是韦伯斯特小姐，她可称得上是“行走的春梦”。她的胸部“波涛起伏”，非同一般，她紧贴着裙子的翘臀就像是用透明的玻璃纸包住的西瓜。每次韦伯斯特小姐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时，座位上的18个青春期男孩就会开始呼吸困难，并渐渐地把手滑到桌子下面。不过开学仅仅两周之后，韦伯斯特小姐就神秘地离职了(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德里克先生来顶替了她的教职，直到有正式的老师入职，他才会被替换。

这真是场大灾难。德里克先生对德语知之甚少，他和德国最亲密的接触可能就是一场曾在密尔沃基举办的啤酒节。我确信他连代授德语课的资格都没有。他是这么教我们的：打开一本书，用他粗大的手指沿着文字指来指去，把课本上所有的难点一律跳过。我猜想，他在高中教木工活应该不需要什么高级文凭，尽管如此，他上课还是用尽了浑身解数。我看《霍根英雄》[3]学到的德语都比他教的多。

德里克先生位列“我讨厌的人”名单中的第一位，因为他，我的两年高中时光如同炼狱。当他用乏味单调的语调讲工具的用法和保养时，我努力地尝试过认真听讲，但是没过几分钟，我便发现自己的眼睛正不由自主地瞟向窗外，那里有36个妙龄少女，全都穿着蓝色小褶皱裙，她们的小屁股在裙下若隐若现。这时，我的想象力便开始如脱缰的野马——我变成了一条挣脱了链子的小狗，在她们古铜色的大长腿间爬来爬去，一边闻着她们身上的香味，一边喘着粗气……一两分钟之后，当我的嘴唇正体验着少女们梦幻般的挑逗和亲吻时，我突然被拉回现实，班上的每个人都在看着我。很显然，德里克先生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

“什么，德里克先生？”

“我刚刚在问你这个刀片属于哪一种，布莱森先生。”

“锋利的那种啊，德里克先生。”

德里克先生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通常这种叹息只会发生在一个蠢货发现了另一个比他更蠢的蠢货时)，然后疲惫地说：“这是一把14英寸[4]长、带有两个孔的匈牙利刀具，布莱森先生。”这堂课的剩余时间里，他让我在教室后面罚站，还要我用鼻子把一张砂皮纸顶在墙上。

我实在不是干木工活的料。当班上其他同学都在操作危险嘈杂的电动工具做松木盒子或海船的时候，我只能坐在基础操作台前，和矮胖的塔比·塔克，还有另外一个蠢货一起。那个蠢货实在是愚不可及，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屑知道他叫什么，我们通常称呼他为“口水男”。我们三人是被禁止碰任何比砂皮纸和榆树牌胶水更危险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只能无休止地坐在那里，用废木料做些啥也称不上的东西。当然口水男除外，他只会吃掉那些胶水。而德里克先生从未放过任何一次羞辱我的机会，“这又是什么呢？”他总是这样说，然后拿着被我折腾了27周的木头，高举起来，让全班人得以共赏并加以嘲笑。“我已经教了16年的课了，布莱森先生，我还是不得不说这是我见过的做得最糟糕的一个。”还有一次，他拿起了一个我做的鸟笼，不过还没等他完全举起来，鸟笼就坍塌了。整个教室顿时就沸腾了，塔比·塔克因为笑得太用力差点窒息。他笑了足足20分钟，尽管在此期间我曾隔着桌子小心地警告过他，如果他再笑，我会把他的睾丸也切一个糟糕的斜面，但这种威胁根本无效。

那位女服务员终于拿来了我的啤酒，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在自己的小宇宙中沉浸了至少10分钟。这让我很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很可能自言自语，不时发出笑声，看上去就像是那些在公共车站过夜的人。我环顾四周，幸运地发现并没有人注意到我。我邻桌的那个男人还在忙着向他妻子或情人炫耀，他是如何把2000张《杰森·金》录像带和最后的68000本《全民寂寞的美国》[5]当作阁楼的绝缘材料卖给罗马尼亚人的。而同时，他的女伴正在用眼神和餐厅另一边的一个男人做爱，不过那个男人正忙着解决一根三英尺长的意大利面，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被一个女人“睡了”。

我喝了一大口啤酒，陈年往事温暖了我，不过想到这些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倒是暗暗庆幸了一把。毕竟之后的我再也不用做切斜面这样的事儿了，再也不需要用250个字以上的词句解释美国当时的禁酒令是什么，更不需要回答一个长得像老鼠一样的蠢货提出的诸如哪一个遥远的国度生产黄麻，以及黄麻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问题了。只要想到这一点，我总会兴奋不已。

第二天早上，我去火车站赶一趟到科隆的火车。我早到了半小时，所以打算到车站里的咖啡店去逛逛。这是一家只有一个女人在干活的小店，她看我坐了下来，却忽视了我的存在，一直忙着擦柜台后面的橱柜。她离我只有一英尺的距离，我完全可以靠在柜台上，把她的屁股当鼓敲。不过渐渐地，我回过神来，如果我想喝点什么东西，那我就得到柜台前提出正式的请求。我并不懂这里的一套，但她应该永远都不会认为我是个外国的旅客，所以也不会过来和我说“想要咖啡还是茶”，她甚至都不会给我一个让我去柜台的暗示。是的，这些都不会发生。是我坏了规矩，所以落得被忽视的下场。这是德国人的性格中最坏的一部分。事实上，德国人干的最坏的事儿就是在欧洲发动战争，相比之下，前面提到的都不算什么。

我认识一个在波恩[6]生活的英国记者。有一次他在工作的当口接到了女房东的一个电话，女房东要求他把晒在外面的衣服取下来，重新挂得更整齐些。他苦口婆心地说了好一会儿，让她自己去折腾。在那之后，他每次回到家，都会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拿下来重晾过。还有一个周末，他刚刚剪完草坪回来，发现有一张匿名的告示贴在了地上，大致意思如下：在德国北莱茵河-威斯特伐利亚，从星期六中午到星期一早晨，禁止剪草坪，一旦发生这种行为，就会被通报到专管割草事宜的警察那儿去。后来，他被调到了波哥大[7]，他说离开波恩的那一天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科隆是一个无聊的地方，而这正好是它赢得我青睐的原因。因为我总算很开心地发现，原来德国人也可以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把自己的城市弄得乱七八糟，科隆就是这样。你一出火车站，便能望到一座室外的电动扶梯，它的上面便是科隆大教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它的雄伟和大气毋庸置疑，但它就矗立在一个十分空旷而且还需要坐电梯才能到达的地方，这还是蛮让人心塞的。你想象一下索尔兹伯里大教堂[8]处于一片停车场上，你大概就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不知道德国人在建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他们没把人放在眼里。

我之前匆匆来过一次科隆，那是在某一年的夏天，我独自过来旅游，但除了知道科隆有一座大教堂像一座石头大山一样居于一个现代城市之中，我对这个城市就没有其他什么印象了。我只记得当时住在一家招待所里，那里经常被一座横跨莱茵河的铁桥阴影所笼罩。我关于这座招待所的记忆比整个城市多得多。我记得房门外的走廊上有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德语杂志，这些杂志除了对性和电视节目有兴趣外，对其他什么都不关心。不过德国的电视节目确实是这样，除了性，就没关心过别的。有关性的内容似乎就是这些杂志和电视节目最大的亮点了。不过你得知道，这在德国根本不算什么，更是连“色情”都谈不上，他们就像英国人喋喋不休地谈论园艺技术一样去谈论性。整个下午加晚上，我都在夹着这些消遣读物，不停往返于房间和那张桌子。嘻嘻，我这是为了做文化研究。

我对一本叫《新批评》或类似名字的杂志的其中一个专栏特别感兴趣。这个专栏每周都会报道一对年轻的夫妇，比如杜伊斯堡的卡车修理员陆迪和他性感的图书管理员妻子格兰塔的故事。每周的夫妇都是不同的，不过他们看上去都像是从一根牙膏管里面挤出来的牙膏：年轻、好看、身形健美、笑容迷人。通常专栏会用两三张照片描绘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如陆迪拿着扳手在一辆荷兰产的达夫卡车下大笑，或者是格兰塔在超市里对着冷冻的鸡肉暗送秋波。之后的照片便是陆迪和格兰塔一丝不挂，在家里忙着做家务：在水槽旁洗碗，两个人一同喝一勺炖锅里的汤，或者是用屁股玩字母拼图。

这些照片并非公然的性描写。陆迪从没硬过，他正忙着享受洗碗和喝汤。他和格兰塔每一秒的状态，看起来都像是深处极乐世界。他们对着镜头自然地微笑，让他们的邻居、同事和所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观赏他们一丝不挂地切蔬菜、往洗衣机里扔衣服。我在想，德国人的好奇心可真是强烈!

这就是我对科隆几乎全部的记忆了。当我在大教堂广场的边缘徘徊时，我看到了下面拥挤嘈杂的商业街，竟对此感到了一丝害怕。难道科隆只有这些事情值得被我记起吗？我站在大教堂底下，抬头看了好久，被它的大气磅礴震撼到了。科隆大教堂有500英尺长，200多英尺宽，教堂顶部直插云霄，几乎和华盛顿纪念碑一样高。它能容纳4万人。所以你应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科隆大教堂花了整整900年才竣工(而且用的是德国工人)。如果换成英国人，我想现在应该还在挖地基。

我走进教堂内部，花了半小时仔仔细细地看完了里面的东西，却感受不到一丁点的惊奇和兴奋。虽然我前一天参观的亚琛大教堂比科隆大教堂要小得多，但现在依旧能撩拨我的心弦。我带着失落走出教堂，来到看台边缘，朝莱茵河远眺，它宽广的棕色河流和整齐划一的船队尽在眼前。欣赏完莱恩河的美景，我便前往科隆最大的商业街——霍赫步行街。这条街又长又直，是欧洲租金最贵的两条街之一(另一条是慕尼黑的考芬格大街)，这里的租金比伦敦的邦德大街[9]和巴黎的圣奥诺雷郊区街[10]贵多了。伯纳德·列文曾在《莱茵河的尽头》描摹了霍赫步行街的奢华。但在我看来，这条街和世界上其他的商业街没什么不同：哪里都有的百货商店、鞋店、唱片店和照相器材店挤在一块，街上到处都是人，他们是趁着周六来购物的。说实话，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眼光，也不及亚琛人会打扮。

我在许多家电器专卖店中挑了一家，仔细看了看琳琅满目的橱窗。百无聊赖的我想看看这些商品是不是德国制造，然而并不是。它们全是日本制造，那些游戏机、照相机和其他地方的日货并没有什么区别，仅有的德国商品也只剩下古怪的根德投影仪和其他的老古董。我生活在一个被美国商品席卷的世界，曾经也像激情爱国主义青年那样，看到日货满天下就感到失望，我还会充满同情地读着杂志上那些关于日货席卷市场的报道。

直到有一次，我坐在一架波音747飞机上。我戴上耳机，发现声音效果和通过两根线连着纸杯听到的没差；抬头看电影，发现电影画面就像是被投影在一块浴巾上。然后我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电子产品也就这样了，我们的技术不停地发展，直至1972年，并且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年。如果电子产业都是像“美国无线电公司”“西屋电气”或其他的美国公司一样，那今天我们很有可能绕着和手提箱差不多大的录音机磁带或者用着全手动的录像机。自那以后，我便对日本人充满感激，是他们让我的生活充满一些方便有用的好物，比方说，一只小小的腕表，不仅能够存储电话号码、计算透支额，还能让我在早上煮鸡蛋时把握好时间。

我现在唯一要抱怨的就是日本人取的那些奇葩的产品名。比方说，人们可能从未指出，“随身听”(Walkman)是一个多么愚蠢、多么容易误导人的名字。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它不会走路，也不是人，听名字更像是那种防止盲人撞到墙上的玩意儿(“你想打开‘随身听’上面的呼叫机吗，哈利？”)如果随身听是美国人发明的，它可能会被称作“声音炸弹”“音乐大师”或者“活力宝盒”之类充满活力的名字。然而，这些东西注定不可能是美国制造了。所以我们只能接受那些日本工程师爱得不得了的名字——“索尼便携式相机”“松下探索者”，还有“丰田雄鹰”。对我而言，买一辆名字听上去像是聚酯纤维的汽车是一个极其尴尬的事，但我猜对日本人而言，这些名字和行星、天体的名字一样让人兴奋不已。我想，你不能指望那些天天穿着白衬衫的人想出什么更了不得的名字。

我回到火车站，从储物柜里取出背包，瞬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我原本打算在科隆花上几天时间看看当地博物馆的，科隆的一些博物馆非常不错，但现在我不怎么想去了。正在这时，我看到了一样让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一家色情影院。这是一家不间断播放的色情影院，而且单从售票大厅里那些赤裸裸、辣眼睛的海报上就能看出里面的片子有多垃圾了。真是没想到，一向考虑周全的“德国联邦铁路”竟然会允许这家影院开在火车站里。说不清是为什么，我就是对这个东西感到无比恶心。我对色情杂志或色情影片不会抱持太多的看法，但这可是在火车站啊!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生意人辛苦了一天，到火车站休息了一下，看了20分钟的色情影片，然后赶上下午5点40分的火车回到在班斯堡的家。光是想想就恶心，更恶心的是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国家铁路上。

正在这时，我头顶的时刻表响了，提醒着人们，一班去阿姆斯特丹的快车就要到了。“不管了，就坐这辆车了。”我嘟囔了一声，光速冲向售票口。

[1]一座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西边的城市，是美国乃至世界知名的高级住宅区，大多数好莱坞明星以及众多富豪住在这里。

[2]英国著名创作歌手，《爱你在心口难开》(More Than I Can Say)是他的代表作。

[3]美国的战争喜剧片，讲述了一群被关押德国一个集中营里的美国军官与德国纳粹斗争的故事。

[4]1英寸=2.54厘米。(下文同)

[5]The Lost Contient，本书作者比尔·布莱森的另一本著作。

[6]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南部莱茵河畔的一个城市，位于科隆以南约30公里处。

[7]哥伦比亚的首都。

[8]英国著名的天主教堂，处在英国最大的中世纪教堂建筑群内。

[9]伦敦最高档的时尚购物区之一。

[10]巴黎的高档精品购物街，也是世界最时尚的街道之一。

第八章 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下车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车站位于城中心一个阳光普照的广场上，阿姆斯特丹的主要街道达姆拉克大街的起始处就在它旁边。在踏出车站大门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种感觉：天哪，这是全欧洲现存的嬉皮士都出现在我眼前了吧。我曾经以为，嬉皮士这个物种在欧洲快要“灭绝”了，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多。他们一堆一堆地聚在一起，晃着胳膊，弹着吉他，相互之间递着大麻卷烟，舒服地晒着太阳。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他们都一直躺在公共场所里无法自拔地吸着大麻卷烟。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牙齿松动、头发稀疏，但或许是作为补偿，他们育有子嗣无数、养狗成群。孩子们都光着脚丫子在日光之下嬉闹，那些狗在我经过的时候，还咬了我几口。

我满怀期待地走在达姆拉克大街上。阿姆斯特丹是我和卡茨最喜欢的欧洲城市，没有城市能出其右。它漂漂亮亮的，十分友好，拥有很棒的酒吧和合法的大麻。如果我们能在那里多留一个星期，我们或许会抱着电吉他坐在火车站广场上虚掷光阴，旁边围着几个叫“阳光”或“打火机”的孩子——我们离这一切近在咫尺。

达姆拉克大街上挤满了游客、嬉皮士和星期六的“扫货者”，他们以不同的速度移动着：游客们走起路来像是将鞋带缠到了一起，脚步一拖一拖的，他们四处张望，却不关心自己走到了哪儿；嬉皮士们驼背耷肩，急急忙忙向前走去；扫货者们也匆匆忙忙，活像摇臂玩具，在人群中穿梭。要想在这里不疾不徐、有模有样地走着，是一桩不可能的事儿。我在街上找了几家旅馆，结果它们都客满了，我只好回到水坝广场那如监狱般的皇宫背后，岔进一些小巷子里去找。我隐约记得那里有一些小旅馆。那儿确实是有，不过很不幸，巷子里面的绝大部分旅馆都在窗子上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用六种语言写着“客房已满”，我根本没必要进去询问。

时移世易。我当年和卡茨一起来的时候正值盛夏，我们刚下火车，便在水手区进入的第一家旅馆里面找到了住处。那是一家名叫安可的小店，典型的阿姆斯特丹式的房子：过道狭长，屋顶很陡，楼梯很暗，在房间里能一览四层楼下老城墙运河的美景。一个晚上五美元，每天早上，旅馆的服务员都会从门外给你扔一份煎蛋作为早餐(是真的扔进来哦)。美中不足的是，我们不得不和两个年纪稍稍有些大的男人共享一间房。

我们和他俩的第一次碰面就不大愉快。当我和卡茨打开房门时，那两个男人正赤裸着在床上“上下互搏”呢，这一幕让我们四个都受到了惊吓。

“很抱歉，女士们。”我和卡茨脱口而出，然后转身回到了过道上，还帮他们关上了门。我们两个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在艾奥瓦州的20年里，根本没有面对这种情况的经验。我们给了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松开彼此，穿上浴袍，才再次走了进去。很显然，他们觉得我们是没有礼貌的侵入者，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的举动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总是在他们正酣畅淋漓地开展床上运动时回到房间，不知道是这两个男人就从没停下来过，还是我们实在太会挑时间了。

面对我们，他们总是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我们分辨不出他们的口音，但我们都觉得，个头比较小的那个人是澳大利亚人，因为他被压在下面的时候，表情可是很享受的。[1]到了第二天午夜的时候，他们对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那天晚上，卡茨在参加完帕拉迪索俱乐部的派对后回到旅馆，半夜因为尿急，跌跌撞撞地爬下床，一边往垃圾桶里撒尿，一边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喘息声。

“我认为那是一个小便池。”卡茨第二天早晨解释道，我觉得这话他自己都不信。早餐后，我们的室友就搬了出去，在剩下来的几天里，这房间就归我们两个享用了。

我们很快养成了个不错的作息规律。每天早上醒来后，我们会先去吃个早餐，再回到房间，拉上窗帘，让一丝一毫的日光都无法透进屋内，然后钻回床上继续呼呼大睡。到了大约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爬起来，在大厅边上的房间里洗个蒸汽浴，换上干净的衣服，把头发顺平。然后下楼，在安可的酒吧窗前边喝着喜力啤酒，边看着人来人往，并对这个拥有不错的运河、美丽的妓女和丰富多样毒品的荷兰最大城市感到由衷的喜爱。

安可酒吧里有一个胡子像洁净球一般的年轻男服务生，穿着一件比他自己的身材足足大三号的红色夹克衫。他应该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次嗑药中嗑过了头，以致现在不得已带着一块写着他名字的卡片，以防万一哪一天记不起自己叫啥。他有时会卖一点点大麻粉给我们，还会在每天下午6点，卖给我们每人一支大麻卷烟，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开胃菜。抽完大麻卷烟，我们便走到旁边的印度餐馆区吃晚餐。夜幕慢慢降临，妓女们也在街角摆好了接客的姿势，夜晚的空气中充斥着大麻卷烟和炸薯条的味道，我们在这条街上漫步，和这温柔的、喧闹的夜色融为一体。

我们总是频繁地去帕拉迪索俱乐部，一家由老教堂改造而成的夜间俱乐部。我们总想在那儿勾搭几个女孩，但从未得手。卡茨撩妹的开场白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他总是带着些小小的紧张，热情地走到女孩面前问道：“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并不认识我，但能不能请你帮我把我的某样东西移个六英寸？”

“什么？”女孩问道。

“44毫升的精液。”卡茨总会带着突如其来的笑回答这个问题。这一招从没管用过。不过我也没比卡茨好到哪儿去，我一般会问俱乐部里长得最不好看的女孩，我可不可以为她买杯啤酒，当然我总是会被骂“滚远点”。所以，我们在俱乐部里面陷入了一种被我们称为“高阶认知功能障碍”的状态中。有一天晚上，我们和几个一脸茫然的非洲人成了好朋友，卡茨一个劲儿怂恿他们回到家乡发动叛乱。卡茨当时喝得酩酊大醉，醉到他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他们(他似乎觉得，这块手表是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这块布洛瓦手表是他祖父传给他的，价值不菲，就这样被送给了几个陌生人。之后的几天里，每当我忘记这件事去问他时间时，他总会这样回答我：“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小事，我已经把它们全权交给我在祖鲁兰[2]的一个伙计处理了。”一周结束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花掉了700美元旅行基金中的一半了，所以我们觉得是时候跑路了。

*　*　*

荷兰人和英国人很像，都有些马虎(我客观地讲，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他们的马虎体现在他们停车的时候，体现在他们安放垃圾桶的位置上，体现在他们总是喜欢把自行车停到最近的树干、墙边和扶栏旁。德国人和瑞士人所特有的那种认真和严谨，他们是不会有的。在德国和瑞士的居民区街道上，汽车整整齐齐地停着，就像是一个人用尺子和水平仪画出来似的。而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就是把车子往运河边上随便那么一停，总感觉这些汽车马上就要掉到河里去了。

荷兰人和英国人一样话多。这一点常常让我感到很疑惑。在《泰晤士报》工作时，我有一个荷兰的同事。有一次，我问他凡高的名字应该读“凡·高”还是“凡·高克”，他略带严厉地对我说道：“不，你错了，他的名字应该是文森特·凡·——”[3]然后他会发出一连串绝望的干咳声，好像有一只飞蛾卡进了他的喉咙。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会问他各种各样的东西用荷兰语怎么说，比方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荷包蛋和舔阴，他就会在回答后，发出一系列聒噪的干咳。有时，经过的人会拍拍他的背部，或给他一杯水。这一招我在其他荷兰人身上也用过，如果你在派对上没什么事做，那你可以试试这个，说不定会很好玩。不过有趣的是，荷兰人和荷兰人聊天，可从来都不会发出干咳声。事实上，他们那时说的话很像是英语的一种方言。

我和卡茨经常注意到奇怪的一点，我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总有人从漆黑的巷子里跳出来，对我们说：“你好，哥们儿，能帮我在‘那里’抹点润滑液吗？”或是之类的一些话，但他其实只是想要借个火点烟。这真的非常奇怪!我在王子运河边的一家小旅馆也遇上了这样的事情。我向一个长得非常友好的旅馆老板询问有没有多的单人间。“噢，我觉得应该没有了。”他回答道，“不过我还是和我老婆确认一下吧。”话音刚落，他把头穿过房门的珠帘吼道，“玛塔，你紧身裤里面怎么了？你下面湿透了吧？”

里面的人怒吼回来：“没有，只不过我在喷潮的时候有些兴奋而已。”

“你身上是不是有好几种气味啊？”

“是啊，有豆子和痰的味道。”

“你的几个小洞洞怎样了，是不是还在流着蜜汁？”

“是啊。”

“需要我在晚上帮你吸吸吗？”

“你真贴心。”

他转过头来，面带悲伤地和我说道：“我原来以为有人会退订房间的，但不幸的是，没有人这么做，抱歉。”

“空气中弥漫着石油的味道。”我用这句话致以谢意，然后转身离开。

哪里都没有空房间了。最后，我只好回到火车站广场，去荷兰国家旅游事务局，我觉得那里总该有旅馆预订服务。我走进大门，沿着台阶一路而上，来到一个大厅，里面乌压压的，全是人，让我觉得自己现在身处埃利斯岛[4]。大厅里排了八条绕来绕去的队伍，每条队伍至少有30人。旅游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会把这些人送到各个地方，比如哈伦、代夫特、鹿特丹、海牙等，因为在阿姆斯特丹，真的已经没房了，再有钱也订不到。这还只不过是4月啊，真不敢想象到了7月会是什么鬼样子!那时他们可能会把游客送到冰岛去吧。墙上有一个巨大的手写告示牌：凡·高画展门票已售罄。这可真他妈绝了，要知道我来这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看凡·高画展啊!

我选了其中的一条队列开始等位，但是进展非常缓慢。我汗流浃背，饥肠辘辘，精疲力竭。我的脚都站得发麻了，我现在就想冲个澡，吃顿好的，再喝点啤酒。我全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大厅里几乎全是美国人。每个新来的游客都会接受有关住宿条件的一些询问，比方说卫浴设施、早餐、房间设施、公共设施、交通便利性和价格等。这些问题要花去非常多的时间，因为这牵涉到很多的组合，而且游客们总会咨询他们同伴的意见，这些同伴看起来好像是什么都可以，但一落到实处，又觉得什么都不行。所以各种各样复杂的可能性，又会被重新讨论一遍，然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除了火车，我们能坐汽车去那里吗？旅馆旁边有素食餐厅吗？旅馆里有无烟室吗？车站能不能打到出租车？如果不能，我们该打哪个号码叫车？代夫特有自助洗衣店吗？最后一班火车是几点钟的？我的屁股这么大，又问了这么多脑残的问题，我是不是该被枪毙？问题就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了下去。

等到他们终于在住宿条件上达成共识，旅游事务局的人才能带着无限的耐心和并不高的期待值，替他们向偏远地区的旅馆打上二三十通电话，询问还有没有空房间。这时候绝大多数旅馆应该都已经懒得接电话了，更别提什么空房了。所以他们就只能重新展开讨论，看看更贵更偏僻的旅馆有没有空房间。这个过程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每次有人忍不下去离开队伍，使得队伍前进六英寸时，我都想要为他们鼓掌。

在这次排队中，唯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个队伍的女工作人员十分漂亮，她不仅长得好看，身材也十分棒；她扭着臀部走到壁橱前的身姿让我手心直冒汗；她聪明又体贴，耐心又善良；她那不错的荷兰口音把我的心肝儿都融化了；她处理旅客问题时非常专业优雅，游刃有余；她可以在法语、德语、荷兰语和英语中自由切换，在说任何一种语言的时候，她的口音都是极棒的。我迷上她了，我不否认这一点。站在队伍里，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中途撤退。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对她的一举一动赞叹不已——比如她把头发掖到耳朵背后的动作，比如她拿着铅笔和橡皮，一边打电话一边皱鼻子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工夫，我才总算排到她的面前，我强压住自己内心的呼唤：“我们能先上几次床，再结婚吗？”实际上，我只是呆呆地陶醉在她的美貌中，害羞地问她能不能在北半球给我找一家旅馆。很快地，她帮我在哈勒姆找到了一家合适的。

哈勒姆是个快活地儿。那些排在我前面的人一听要去住在阿姆斯特丹之外的地方就要昏倒了，但我还是很开心的。哈勒姆到阿姆斯特丹的距离只有20分钟的火车车程。这是一个颜值颇高的小城，城里有一座辉煌灿烂的大教堂和一个惬意舒适的教堂广场。这里有很多不错的餐馆，比阿姆斯特丹的便宜得多，也宽敞很多。我吃了一块热水瓶大小的牛排，在这个小城里来了一次悠然的散步，又带着敬仰之情久久站在教堂的阴影下。随后便回到旅馆，洗了个蒸汽浴，开开心心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了阿姆斯特丹。我曾经十分钟爱在星期天的早晨漫步于城市街头，但现在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索然无味。街上到处都是星期六夜里留下的被压扁的啤酒罐子和人们吐出来的浮油，到处都塞满了垃圾。商店全部安上了铁栅栏和铁质百叶窗，这些东西让整个街道看起来十分危险，让人完全不敢接近。在欧洲的街道上装着这些冷冰冰的铁家伙，是多么荒谬啊!在一条叫作圣洁街道的十分安全的街道上，每家店都躲在了结结实实的铁栅栏后面，就算是荷兰航空办事处也是如此。真是的，荷兰航空办事处有什么可偷的？难道是橱窗里的飞机模型吗？

我向着花市、绅士运河、国王运河和王子运河走去，一切都在渐渐变好。我十分欢乐地在路上穿行，置身在成堆的落叶和垃圾之中，被四周那些又高又窄的居民楼和参天古树围绕。

阿姆斯特丹真是个漂亮的城市，尤其是在星期天的早晨，运河的边上还没什么人。一个男人坐在河岸旁晒太阳，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和一杯咖啡；另一个人握着酒瓶从某处回来；一对年轻的情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慢慢向前走着，享受着事后的温存；偶尔还会有不慌不忙的自行车手从街的这一头骑到另一头，给这清晨增添了几分活力。我在运河边逛了两小时，除了这几个人，谁也没见着。

我一次又一次地靠在小小拱桥的栏杆上，就为了多瞧几眼碧波荡漾的河水。我正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直至一条观光船划过水面，我才如梦初醒。许多游客拿起相机一阵乱拍，真是大煞风景。然后，我就看到了一场小小的“垃圾节”派对，地上全是洗洁精瓶子、卷烟盒子以及数都数不清的麦当劳和汉堡王的纸盒，我重新记起了这个事实：阿姆斯特丹是个脏乱差的城市。整座城市到处都是狗屎、垃圾和涂鸦，这些涂鸦无孔不入——你能在公用电话机上、公园的长凳上、每栋建筑的墙上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甚至能把人行道上的大理石拱门涂得像国立博物馆的地下隧道一样。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涂鸦，何况它们还毫无品位可言，不过就是一群脑子只有小乳酪球那么大的人乱涂乱画引发的灾难。荷兰人总是会做一些十分无脑的事情。你或许不会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被抢劫，但如果你在市中心把车子停一个晚上，就很有可能会被人用起子在车身上划一圈，这真的让人很无语。

我20岁那会儿是很喜欢阿姆斯特丹的，而且是由衷地敬佩。我喜欢它的开放、包容以及它对性、毒品和那些你在20岁想而不得的种种事物的潇洒态度。但现在的我觉得它真的十分无聊。阿姆斯特丹人被他们包容的传统束缚住了，就像是一个忠心的臣子，不管这个国家有多么无可救药，他总是会保卫它一样，阿姆斯特丹也在保卫着这座城市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荷兰人对他们的这一传统沾沾自喜，因此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涂鸦、疲惫不堪的嬉皮士、遍地的垃圾和狗屎。也许是我完全误解了他们，没准他们就喜欢狗屎和垃圾呢？!我想一定是这样的，要不然，这些东西怎么会到处都是。

我会不时经过一些依靠木材支撑、亟须修缮的房子。阿姆斯特丹是在沼泽之上建成的，因此让那些建在运河边的房子不倒下去是一项永不止步的任务。我的一个荷兰同事的哥哥在运河边买过一个房子，他们一搬进去，就发现300年前打下的那些木头地桩早已腐烂，整个房子在摇摇晃晃中慢慢下沉，河水也就慢慢地渗透进来，没过多久就把地下室给淹没了。在已有的结构上面重新打桩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它几乎花掉了这个房子两倍的价格才被弄好。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现在这哥们儿还因为要还债，只能穿开了口的袜子呢!

我想，这座城市的无数房子都有过相同的经历，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荷兰人，他们让房子站在那儿不倒下去，还要把运河边作为居民区。而在英国，房子的底层很早就被烤肉铺子、银行和干洗店占据，他们的店面都安上了大型的落地玻璃窗，弄得好像有人想知道他们在里面干吗似的。

我始终搞不明白这一点。每当一家银行租到一所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房子之后，他们就会把原来房子底层的结构破坏掉，换上很多平板玻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也知道的，银行在橱窗上根本放不了什么嘛。所以为了让玻璃橱窗发挥点作用，他们就放上了一些排成扇形的贷款宣传手册，这些手册会告诉你可以在这里借钱——上帝啊，要不是它们，我差点以为这个地方是卖香肠的呢——手册当中还会放一些经理老婆画的丑陋无比的水彩画。所以我对荷兰人十分钦佩，因为他们能完好地保存着老街道，并且坚持住在这些老房子里。

这样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你会觉得那些偶然出现的灾难性建筑更让人难以忍受，当我走到城区主干道“水坝大道”尽头的时候，发现在原来由人字形板装饰的荷兰居民居住的地方，杵着一幢十分丑陋、毫无风格、又矮又胖的全新假日酒店。这让我停下来哭出了声。它是如此廉价，如此平平无奇——硬纸板盒的形状、空空的刺眼的窗户，人造雨篷和绿色的标志出现在入口处，墙上的挂壁式摄像头追踪着每一个经过的人。它就像是一个停机坪，没有任何一个人为它的存在花过一分心思。

我觉得这种建筑就算是用作机场的停机坪都够呛，更何况它位于一个欧洲大城市的市中心，被优雅的、充满贵族气息的房子所围绕。如果它的建筑师在这个城市走过一遭，那他是怎么容忍自己设计出这些垃圾玩意儿的？市政府怎么会通过他的设计？在这儿入住的人究竟是怎么说服自己睡在里面的？我惊讶地盯着过往的行人，像是在追问：“你们见到这个丑陋的东西了吗？”可他们全部驼着背匆匆经过，好像全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我真的不懂这个世界啊!

夜晚来临。天空中下起了小雨。我把衣领翻起，穿过漆黑的街道，来到红灯区。我眯着眼睛，透过被雨水打湿的眼镜看着里面的打折商品。红灯区与过去相比，变化很大。1973年，这里最直接的招牌也不过是“性感舞台，热辣无限”，而现在一切都更加露骨了。商店的橱窗上摆放着一大堆假阳具、振动棒、皮鞭、情色录像带、印度神油、色情杂志和皮衣，还有你在一般的卡马特便利店里永远买不到的情趣用品。一个窗户里放着一个塑料做的女性生殖器，做工非常细致，两片阴唇微微张开。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它看上去就像是用在人体解剖课上的模型，你甚至都能想象到学生看到它晕过去的情景。

那些色情杂志就更低俗了。它们展现了多种多样的性交方式——异性恋、同性恋、人兽恋、SM、肥胖者性交(感觉有点喜剧意味)等，其中一本杂志的封面上竟然是一个女人在给一匹马口交，这匹马估计都无法在其他马的身上享受到这种服务。我震惊了，这还只是橱窗诶，谁知道柜台里都放了些什么东西!

那些妓女依旧站在那里，她们穿着亮晶晶的连体丝袜，面色泛红，冲着经过的我直抛媚眼(哇，她们喜欢我。我心里暗爽，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对每个人都那样)。在她们身后，我能看到她们的工作场所——一个个的白色小房子，看上去像是给肛肠科患者用的地方。20年前，这里的妓女都是荷兰人，她们友好又甜美，分外迷人。现在这里的大多数妓女是亚洲人或者非洲人，就算是在撒娇、亲吻，也是一副虚假的做派。

好几个街区的街上全是妓女，甚至连附近的巷子都挤满了。我压根不敢相信，在阿姆斯特丹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需要靠妓女来释放自己的欲望。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个早上，我去了国立博物馆。伦勃朗·凡·莱因的名画《夜巡》并不在馆内，因为前几天有个疯子用刀在它上面划拉了几下，然后他和这幅名画就被带到了各自的康复中心。这个博物馆很大，有250个展厅，里面装满了你绝对值得一看的各种艺术品。

参观完国立博物馆，我便去了王子运河边的安妮·弗兰克故居。里面都是人，我站在那儿动也动不了。二战时，曾有八个人在奥图·弗兰克先生香料店楼上的秘密公寓里躲了三年，现在有无数游客在藏着秘密入口的那个著名的书橱前停驻。令人悲伤的是，就在盟军即将解放之际，这八个人被人出卖，成为了俘虏。本来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能得救了，但他们之中的七个都死在了集中营，只有安妮的父亲奥图·弗兰克活了下来。

安妮·弗兰克故居展现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是它好像忽视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了许许多多像奥图一样的犹太人的荷兰人。奥图·弗兰克的秘书梅普·吉斯在受到最严格的食物配给限制时，除了保证她和丈夫能吃东西，还要给这八个人留下吃的。这真的是一项极端困难的任务。这并不是一个特例，因为二战时期曾经有2000个荷兰人将生死置之度外，用他们的力量给犹太人提供庇护所，他们同样值得被世人铭记。

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都经历了些什么呢？他们一开始便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尊严：他们被禁止进入公园和咖啡馆，被禁止乘坐有轨电车，被禁止拥有汽车和自行车，甚至连使用儿童车都在禁止之列。就算做到这一步收手，也足以令德国人永远蒙羞。但事实上，更加过分的事也不胜枚举。故居里有很多图片展现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景——犹太人像牲口一样被赶上车，僵直的尸体堆成山，俘虏们如同行尸走肉。这些照片就算你看上1000次，它们对你造成的创伤都不会有丝毫的减损。

一张我从未见过的照片真的把我镇住了。这张照片很模糊，照片上一个德国士兵正举起枪，对准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她绝望又惊惶地在遍布尸体的战壕里向后退去。我一直盯着这张照片，根本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我试着想象，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事情？

这恐怕并不是一张适合在此时观看的照片，毕竟我即将奔赴火车站，乘坐列车前往德国。

[1]澳大利亚在英语中，被称作“The Land Down Under”意为“在下面的国家”。——译者注

[2]南非共和国东部的历史地区，祖鲁族的主要居住地。

[3]凡·高的姓名是“Vincent van Gogh”，破折号表示荷兰语中的一个喉音，由于作者不会发这个音，故用破折号代替。

[4]位于美国纽约东南部，在1892—1954年，是美国主要的移民检查站。——译者注

第九章 汉堡

我准备去汉堡玩一玩。火车途经奥斯纳布吕克和不来梅，在傍晚到达目的地。我之前没去过汉堡。我和卡茨曾在前往斯堪的纳维亚途中路过汉堡，但当时已经是深夜，我能回想起的只是一个漆黑的城市，还有一个我们停留了半小时的漆黑的站台，因为火车需要在这里挂上更多的车厢。车站和我印象中的没多大区别，屋顶是拱形的，回声效果不错。下午6点的车站比过去要亮一些，也明显繁忙一些，到处都是急着赶火车的人。

我好不容易穿过拥挤的人群，走到游客咨询台前，在阿姆斯特丹找旅馆的经历已经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所以我很高兴付一笔钱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位说着流利英语的小伙子帮我找了波普旅馆，等我到达这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帮我找的住处时，我才惊觉我受骗了：波普旅馆就在火车站对面，我只要30秒就能到那儿，我倒不如花这笔钱去雷佩尔街[1]寻欢作乐。不过它毕竟很方便，还有酒吧和餐馆，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其实它还是有地方可以指摘的，房间太小太过简陋，书桌上的灯只有20瓦，没有地毯，也没有电视，床和硬纸板一样硬。但至少它叫波普旅馆，我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之前我在其他城市可是怎样都无法记住旅馆的名字，最后只能坐一辆出租车，让司机随我四处乱跑一通，才能发现我究竟住哪儿。

晚餐之前我去外面逛了逛。在车站附近的小巷子里，我看到了一群此生见到的最没有性吸引力的妓女——五十几岁的女人，穿着迷你裙和黑色丝网袜，嘴上涂着廉价的口红，双乳几乎都要垂到膝盖了。我真的想象不出，有谁要买这些人的单呢？其中有一个妓女想要勾引我，朝我投来“宝贝，来嘛”的眼神，吓得我拔腿就跑，差点被车撞死。不过走了一两个街区，情况慢慢变好了一些。我把汉堡的地图落在旅馆里了，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不过它看起来哪里都可以去逛逛。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夜，暮霭像一条毯子一样搭在了城市的肩膀上，人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时不时地瞥一瞥商店里的橱窗，我也开心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我本以为汉堡会是一个阴冷的国家，就像是德国的利物浦，到处都是破败的天桥和怎么也找不着的停车站。我知道这是德国失业率最高的城市，超过了12%，是德国平均失业率的1.5倍，所以我没对汉堡抱太大希望，但汉堡看起来并不是在苟延残喘，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莫根堡街上的一些著名百货公司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让人无法挑剔，里面摆满了别致的商品——比牛津街[2]上的好太多——街道两旁的餐馆和酒吧非常耀眼，透过那些闪烁着金色光晕的窗户，你可以看见里面的人正在优雅地吃着晚餐。

我穿过了占地面积广大的市政广场，周围是仓库区昏暗的街道，看起来十分幽雅静谧。等我拐过一个街角，映入眼帘的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城市风景——内阿尔斯特湖，我立刻被吸引住了。它是汉堡的两个内陆湖里面积较小的那个，我曾经在地图上看到过这两个湖，但没有任何资料或是图片，所以眼前出现的这幅美景让我猝不及防。它实在是美得无与伦比!内阿尔斯特湖虽然是两个湖里面较小的那个，但它要在城中心为人们展开一片宁静幽雅的长方形广阔水域还是绰绰有余的。湖边种满了大树，摆满了长椅。在一旁的街道上，林立着办公大楼和老式旅馆，那里的门卫穿得像是阿尔巴尼亚的海军总司令，还时常有穿着貂皮大衣、抱着小狗的阔太太在那儿进进出出。

我坐在长椅上，在黑暗中静静地欣赏了半小时的湖面，听着湖水拍打湖岸的声音。时间差不多了，我回过神来，起身离开，走向了横跨两湖交汇处的肯尼迪布鲁克桥(Kennedybrücke)。外阿尔斯特湖面积更大，形状也更加不规则，它的景观和内阿尔斯特湖不分上下，但现在天色已晚，我决定明天再过来看看。

我饥肠辘辘，便赶回波普旅馆。从远处看，它正散发着光晕，欢迎我回家。波普旅馆虽然是一家火车站对面的小旅馆，但食物却非常不错，我疯狂地把面包卷、沙拉、肉和土豆塞进嘴里，狼吞虎咽，直到肚子里再也塞不下任何东西。接着，我就用上好的德国啤酒填补了胃里还剩下的空当。酒足饭饱后，我读了半本书，一直到12点半，我才站起身，礼貌地向六个土耳其服务生点了点头，他们好像等我离开已经等了几小时了。我坐上又小又慢的电梯到了四楼，开房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锁非常不灵光，我用了足足半小时才把门顶开，没有一丝防备地冲进了房间。我用脚往后踹上门，脱下衣服(一只袜子、半件衬衫)，便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我感觉我的睡眠质量很不错，想必也发出了不小的呼噜声。

我在一片长方形的阳光中醒来，阳光很热、很刺眼，我没有办法继续入睡了，就爬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走向窗前。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是那种让你一秒钟都不想错过的早晨。豪普特班诺夫市场和下面的樱花大道全部沐浴在金光闪闪的阳光下，我不得不用手遮住双眼。我醉得很厉害，感觉已经到了能让学术机构拿我做研究的程度。于是我在波普旅馆外的露天桌子上喝了两杯浓咖啡，吃了一些阿司匹林，抽了两根烟，吐出了两口痰，才总算缓过来。然后，我便穿过阳光斑驳的圣保罗公园，前往河滨区。我到了才发现那儿其实没什么可看的，就是一些起重机、修船厂，还有易北河辽阔的、缓缓流动的出海口。我想起了康拉德·阿登纳[3]的一句话：你在易北河能闻到普鲁士的气味。但我只能闻到死鱼味，至少我觉得那是死鱼，或许那就是普鲁士吧。

20世纪30年代，汉堡的码头需要雇用10万人，现在大概只剩下1200人，但这依然是欧洲第二大繁华的港口(仅次于鹿特丹)，贸易量相当于奥地利一整个国家的贸易总额。如果我早来几个星期，没准能看见货船为了替钱多得没地方花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花掉点钱，而把船尾的货舱中的谷物全取出来，再把它们装进船头的货舱里去。很多年以来，欧洲经济共同体只要求托运人运送由某个共同体内部的国家生产，再由另一个国家出口的货物，然后提供一笔特殊津贴给托运人。这里面非常有利可图。比方说很多懂得钻空子的托运人就发现，不论走什么路线，比如从法国到俄罗斯，他们只要在汉堡停一会儿，卸下货物，再装回去，就能多赚一笔津贴。直到托运人利用这种方法赚了4200万美元后，欧洲经济共同体才发现有些不对。他们终于意识到，钱要花对地方——比如他们自己身上——所以他们取消了这个政策。

我往内陆走了几百码，走上了地势较高的雷佩尔街，它可谓是大名鼎鼎，毕竟越犯罪越快乐，但它看起来没想象中的那么惊艳。不过也是，这种罪恶的地方在白天总还是要收敛一下的。我想到自己在拉斯维加斯那会儿，如果在白天喝咖啡，吃甜甜圈，顶多算是可爱甚至还显得有点可怜。但在黄昏时分太阳落下地平线的一刹那，所有噪声和电子能量会在瞬间爆发。所有东西都会在一刹那一维化，就像电影镜头切换一样。[4]但就算是这样，雷佩尔街看起来还是有些温和，至少和阿姆斯特丹相比是如此。我曾经想象过，这是一条两边开满了酒吧、情趣用品店、“西洋镜”店和脱衣舞俱乐部的街道，所有水手要做的只是让他们那带咸味的鸡巴勃起。但这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街道，连接着西部郊区和市中心，交通十分拥堵。这里的确是有些色情场所，但也有很多(或者说只比其他地方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餐馆、咖啡馆、旅游纪念品商店和牛仔裤店，我甚至还看见过一家家具店和一个上演经典歌剧《猫》的剧院。你大概只能从经过的路人的“事后脸”才能看出这个地方究竟是干什么的。每个人都像在公共露天游乐场打工，因为日晒雨淋而“精疲力竭”。

最淫荡的诱惑力在于附近的一些小巷子，比如格罗泽弗赖海特街，也就是我现在置身的地方。我走到了36号凯萨凯勒俱乐部，披头士乐队曾在这里表演过。这条街上大部分的营生都是色情现场秀。我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摄影师们放在室外展示的照片都非同一般的地——或者我这么说不够明智——直白。根据我的经验，这些地方应该放一些比如说克里斯蒂·布林克利[5]或是拉蔻儿·薇芝[6]这样的美女，我敢肯定，就算是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7]3来的最嫩的水手，也不一定要知道他在里面会碰到谁，但不论怎样，你总得让他好奇他究竟会遇到什么吧。然而这些照片，展示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女人——红褐色的头发和大腿，只能让我想到流动的岩浆。这些女人在披头士乐队表演那会儿恐怕就已经不处在她们最美好的年华了。现在的她们，都不能说在走下坡路，她们的魅力早已下降到了地平线的边缘。

那些情趣用品店也完全没法和阿姆斯特丹的比，不过那些排成一排的充气娃娃感觉很不错。我凑近去仔细看了看，却没看到过一个和本尼·希尔[8]式明显不一样的。我曾经对一个叫作阿弗洛狄忒[9]、售价129马克的充气娃娃很感兴趣，外包装照片上的那个穿着半透明黑色便服的黑发女人非常迷人。最近几年我才发现照片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还扯什么“在聚乙烯材料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突破”之类的屁话，全部是胡说八道。

包装盒上用硕大的字列举了阿弗洛狄忒的许多特点：“真人尺寸”“Q弹皮肤”“含苞待放的‘菊花’”(啥玩意儿？再说一遍!)“灵动的双眼”(呃……)和“性感的蜜穴，振动可随意调节，触发你的欲望极点!”

嗯……不过她会做饭吗？我心想。

还有一个充气娃娃叫作中国恋爱宝贝980，它承诺能让你体验更持久的享受，并勇敢地标明“十分厚实的聚乙烯橡胶”，不觉得这种话听起来非常没有情调吗？感觉这是一款实用性很强的充气娃娃代表。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有随你而动的菊花和阴道，以及会发热的乳房，除了这些以外，它还会加一句：“散发真正的女性气味。”

这些文案都有好几种语言版本，我有趣地发现德语版的听上去都十分下流，而且充满兽欲：LEBENGROSSE、VOLLE JUNGE BRUSTE 、LIEBENDER MUND。同样的话，用西班牙语讲出来就浪漫和好听很多：ANO TENTADOR、DELICIOSA VAGINA QUE VIBRA A TU ORDEN、LABIOS AMOROSOS。

我惊呆了，究竟是谁会买这些东西呢？要是人们对振动的阴道和发热的乳房没有需求的话，商家也不会大规模生产这些东西吧。所以是谁在吵着要这些东西？人们是怎么把这些东西买到手的？你会告诉橱窗后的售货员这是帮你朋友买的吗？你能想象你哪天带着这些充气娃娃，坐在电车上准备回家，你得时刻担心包装袋突然裂开，充气娃娃“啪”的一下摔在地上，然后开始自动充气。或者发生些更坏的情况，你在一场车祸中身亡，下周的报纸头条都是《警察通过你高中毕业年鉴上的一张面带微笑的小照片确认充气娃娃的身份》。我是承受不了这些的。想象一下，你正准备和你的充气伴侣进行一次浪漫的烛光晚餐，就在你要顶开香槟软木塞的当口，你的朋友破门而入，你只能把它扔进壁炉，并在之后的时间里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包装盒有没有留在床上，或者留下了其他的把柄——“顺便问一句，你准备和谁吃烛光晚餐呀，比尔？”

可能只有我是这样，可能这些人并未对自己那些异于常人的癖好感到过一丝一毫的尴尬，可能他们还和自个儿的朋友们无所顾忌地就此话题大聊特聊呢，他们坐在吧台前说道：“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前几天我刚买了阿拉伯晚间靓模280？它的眼珠不能动，但肛门那里超赞的!”说不定他们还会把充气娃娃们带出来见见世面：“海尔姆特，给你看看我新买的440，对人家的美胸小心点，现在还热乎着呢!”

我的脑袋里塞满了这些无语的事儿，不知不觉竟然走回了城中心，我经过了巨大的法庭和音乐厅，走到了一条名字很有趣的大街，好像叫什么戈尔希-福尔-沃尔，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谜语的答案。(该谜语就是：如果戈尔希找不到他的充气娃娃，该怎么办？)我在购物街上逛了会儿，途经了市政大厅和内阿尔斯特湖之间充满着古典韵味的连拱廊。

此时已接近中午，人们正坐在洒满阳光的广场上，开心地吃着午饭和冰激凌。毫无疑问地，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十分健康，体面，而且颜值颇高。我记得20年前的德国城市，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的，那时到处都是一些商人，长得很德国——又胖又自恋。那会儿你总能看到这帮人不停地往嘴里塞一大堆香肠和土豆，就算不吃了嘴巴也不会停，因为他们会大口大口地把啤酒灌到自己肚子里去。但现在的德国人就很矜持地吃些沙拉和鱼肉，他们看起来很健康——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起来快乐又友好。或许只有汉堡是这样吧，汉堡离丹麦、瑞士甚至英格兰的距离，都比离慕尼黑要近，或许汉堡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城市呢。

不管怎么说，我之前绝对不会把轻松、亲切这两个词和德国人联系在一起，起码有超过25年是这样。而现在，这里没有一点傲慢，有的是一种稳稳的自信感，这一点从他们周围充裕的物质条件上就能看出来。我们曾经对德国是否能成为欧洲的主人所持的一丝一毫的疑虑，都在汉堡的阳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45年前，汉堡是一片废墟。所以我现在周遭的一切都是新的，尽管一点也看不出来。汉堡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苦劳动重建了城市，也重新定义了“汉堡人”，他们将一个富裕、优雅而且漂亮的新汉堡展现在世人面前。他们本可以理直气壮地引以为傲，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真的很钦佩他们。

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原谅德国过去犯下的罪孽，当那位友好的老服务员给我端来咖啡时，我会想他年轻时是不是杀过婴儿或者把犹太人赶进毒气室。德国人做的有些事情实在是惨绝人寰，他们永远不会被谅解。但是只要是来过德国的人就会相信，德国人一定不会重蹈覆辙。深深触动我的是，德国正在成为一个“新美国”——富裕、雄心勃勃、勤勉、注重健康，并且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扮演了什么角色。看过了现在的汉堡，我感觉我挺想让自己的余生在这儿度过，因为这里更让人感到开心，汉堡人比那些在过去40年里把伦敦变成了沃尔沃斯[10]的人要靠谱得多。

但有一件事情是不会变的：这儿的女人没有剃腋毛的习惯。这件事情我也是怎么搞都搞不明白。这里的女人都很漂亮，很有型，但她们一举起手臂，嗯……总会让我想到那种洗刷用的钢丝球。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美，那这样说的话，萝卜也很自然啊，但上面也没挂几根“钢丝球的丝”嘛!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德国人最大的缺点是无法得体地处理自己的体毛，那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很期待由他们引领我们迈入21世纪的。当然，也不是说他们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相对最不操蛋的选择了，希望你不要介意。

所有曲线玲珑的身材都让我感到十分沮丧，特别是当我偶然看到商店橱窗里自己的倒影，发现我是里面最胖的一个时。我生下来后的前25年都是瘦的，好像是我妈和竹节虫生的。所以每次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翻滚的肉球时，我都会被震惊到。就算是现在，每当我面露早安式的微笑走进带镜子的电梯，看到镜子里的那个胖子时，我的笑容就会僵住。我曾经也尝试过节食，但那太容易失控了。第一个星期轻了四磅，我十分兴奋，但我突然想到，要是按照这个速度，只消一年工夫，我便会灰飞烟灭了。所以第二个星期，当我发现自己又胖回去时，我便感到如释重负(我自创了名为“比萨和冰激凌”的节食法)。我还自我催眠地想象，要是全球发生危机，我还是能撑很久，说不定还能打会儿网球呢!

整个下午，我都在漫无边际的外阿尔斯特湖边散步。我本来没打算在那儿待一下午的，但它太美了，让我流连忘返。湖面上遍布船只，红白相间的小小渡轮在蓝天白云下来回穿梭，载着游客在繁华的城市北部地区和遥远的市中心之间来来回回。湖旁有一座狭长的公园，里面有很多慢跑者和情侣，还有一些躺在长椅上的醉鬼(他们看起来同样很体面，也很富裕)。他们这些人和物点缀了湖光山色，让游客大饱眼福。每一处水边美景里都有坚实的栎树和随风摇摆的柳树，而且我还能看到城市的远景：冲天的电视塔、几幢摩天大楼，还有那些似乎一直就在那儿的铜板屋顶和教堂的尖塔。

在湖边和周遭你想要踏足的街道上，立着一栋栋各具特色的豪宅，除了全都富丽堂皇以外，它们个个与众不同。这些豪宅的草坪上有露台、乘凉屋和防波堤，会一直绵延至湖边，那里的湖水很巧地受阻停滞了。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一定十分惬意。每天可以绕着湖步行，或骑车或坐渡轮去上班，再或者可以坐自己的船穿过阿尔斯特湖。船一泊岸，一个富裕美丽的城市中心就会映入眼帘，你看，汉堡的生活是有多棒啊!

[1]德国红灯区。——译者注

[2]英国伦敦的首要购物街，街上云集着多家世界大型商场。

[3]二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联邦总理。——译者注

[4]拉斯维加斯位于美国内华达州，位居世界四大赌城之一，拥有“世界娱乐之都”和“结婚之都”的美称。

[5]美国超模。——译者注

[6]美国好莱坞影星。——译者注

[7]南大西洋的一个群岛，是全世界有人居住的最偏远的岛屿。

[8]英国喜剧演员。——译者注

[9]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译者注

[10]澳大利亚百货公司，澳大利亚最大的食品零售商。——译者注

第十章 哥本哈根

我乘上了一辆去哥本哈根的列车。我喜欢坐火车在丹麦旅游，因为你会一直在渡船上爬上爬下。时间确实是要更久一些，但乐趣自然也更多一点。我不明白有些人竟然不想去体验这种兴奋的感觉：一艘庞大无比的白色游船停在岸边，而它马上就要拖着你出游啦!我在离大海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长大，所以一切海上航行——不论有多短，对我而言都十分新奇。不过我发现，当我们到达普特加登码头，换乘“卡尔·卡斯顿”号渡船时，就算是对海上旅行司空见惯的德国人和丹麦人，也会带着满心的期待，望向窗外。

我在这儿有一个温馨提醒，如果你将要在下火车后换乘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渡船，请记住：千万别做第一个下火车的“出头鸟”，因为所有人都会跟着你，相信你知道怎么走到主船舱去。有一次，我和300多人一起，跟着一个头戴灰色软毡帽的人，绕着甲板跋涉了两英里，在车厢旁边长长的通道上前前后后地转了好几圈，还在帆布篷大卡车旁边迷迷糊糊地兜了一圈。他时不时充满恶意地回头瞪我们几眼，仿佛希望我们抓紧时间滚得远远的，但我们也知道，唯一的指望就是像胶水一样死死黏住他。当然他也不负众望，终于在一面墙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按钮，把它一按，通往楼梯的秘密入口总算打开了。

我们平复了内心的兴奋与激动，火急火燎地爬上金属楼梯，径直朝餐饮区奔去。你能从他们选择吃什么这一点上，看出他们是哪国人。德国人总是用肉和土豆把盘子堆得高高的；丹麦人总喜欢喝嘉士伯啤酒，吃奶油蛋糕；瑞典人总是吃带着一条小死鱼的里维塔薄脆饼干。我实在受不了这么长的排队队伍，于是就登上了顶层甲板。阳光直洒头顶，狂风呼啸。伴随着洗衣机第一次运作时会发出的奇怪声响，渡船起航了。我们穿梭在德国北部和丹麦洛兰岛之间足有12英里宽的海域上，海水汹涌。甲板上一共有八个男人，我们屹立于狂风中，假装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慢慢地，普特加登码头消失在了一片水汽之后，又过了一会儿，洛兰岛在海平面上浮现，像一只在低处潜伏的巨大海怪，朝着我们缓缓移动。

你根本抵挡不了海上旅行的魅力，如果你问我，我肯定会这么说，但现在体会海上旅行的机会也已经不多了。丹麦政府有一个比较宏大的计划，就是要在丹麦的各个主要岛屿以及哥本哈根和瑞典之间，建造大桥或隧道，甚至普特加登码头和勒兹比港之间的海域，也在计划范围内。这样的话，人们只需10分钟，就能从海的这头蹿到那头，而且几乎不会意识到，你是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欧洲国家之间的边界感，正在慢慢变得模糊，这可让我有些发蒙。

到达勒兹比港，我们的兴奋与激动一下子就消失殆尽。我们再次登上列车，向哥本哈根奔去，整个下午，都百无聊赖。丹麦比德国北部干净得多，也空旷许多。这里没有工厂，不像德国那儿到处都是。你在比利时和荷兰，能够随处见到院子里堆得乱七八糟的废弃拖拉机和长满铁锈的农具，但这里压根就没有。大型风力涡轮机散布在山的低腰处和海湾的浅滩上，上面的三个叶片懒洋洋地旋转着。真可惜，“为什么不把它造得更迷人一些呢——或许可以做成大一些的荷兰风车的样子”。我望着窗外不断向后退去的景色，有一搭没一搭地想着。

想想也真的是又奇怪又难过，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建造了那么多和大自然完美契合的建筑——小拱桥、石头农场、教堂、风车、弯曲的小路和灌木篱笆丛。但现在，我们无论在乡村里做什么事情，都像是在给自己打耳光。现在所谓的最好的东西其实也就那样吧，就像刚刚窗外闪过的笨重的风力涡轮机，或者其他看起来既廉价又劣质的临时建筑，还有在每一个中等规模的小镇边上都能找到那些锡棚小屋子和混凝土板房，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超级大卖场”。我们曾经缔造了文明，现在我们却在建造超级商厦。

我们在下午5点多抵达了哥本哈根中央车站，但是旅游咨询处已经下班了。不过在它旁边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有30多家旅馆的名字，每一家旁边都有一盏红色的小灯，显示这家旅馆是否满员。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灯都亮了，但是因为这里没有地图，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到那些旅馆去。我本来是想记下一些旅馆的名字和地址的，但我也没有全信告示板上的信息。况且无论怎样，没有整个城市的地图，这些信息也是白记。

正当我茫然之际，我发现一个捡破烂的丹麦女人正抓着我的胳膊，欢欣雀跃地和我说着话。这些人有种超能力，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来这里，他们中肯定有负责通风报信的人。我们一起在车站里游来荡去，我精神涣散地在墙上找整个城市的地图，她则一直抓着我的胳膊，和我一样充满着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自信。我觉得我们两个看起来一定超级奇怪。我们在经过一个生意人的时候，他把报纸放低，抬起眼睛盯着我们看。“跟这儿相亲呢!”我十分理直气壮地解释道，但他还是一直盯着我们看。

我没有找到城市地图，便让这个女人陪着我走到前门，总算是能够甩掉这块狗皮膏药了，我给了她一些各个国家的硬币。她收下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我一边看着她远去，一边在想：为什么神经病都那么喜欢火车站和汽车站呢？这里就和他们的办公室似的。(“亲爱的，我马上要去车站了，在外地人身上捞点好处，我们5点见!”)我真的搞不懂，他们为啥不去海滩或是阿尔卑斯山之类的地方，没准会捞到更多好处呢。

我到车站附近的六家旅馆看了看，它们已经全部满员了。我问其中一家旅馆的老板：“最近是有什么大事吗？比如要开一些重要会议或是有国定假日还是别的什么？”

“不，一直都是这样的。”我怀疑得没错。

我为此发飙难道错了吗？我当然应该发飙了。像这样一个贸易和旅游业兴旺发达的地方，为一个在傍晚抵达的游客安排一个住处应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吧？!只要稍微花点心思，我就不用为了找地方住像难民一样折腾几小时。我的意思是我到了这儿，是准备在旅馆和餐厅豪掷千金的，是准备逛博物馆并且坐车的，是准备拿出我的外汇并且付那高达22%的增值税的。对这些，我一句怨言都没有，唯一的要求就是有个能睡觉的地方。

就像很多你曾经寻找过的东西一样，哥本哈根的旅馆仿佛一下子都变小了，就是不想让人找到。我跑遍了老城区，然而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我，我一无所获。正当我准备回火车站，换个方向再试试看的时候，我突然看到码头边有一家叫作“索菲·阿琳美堡”的旅馆。它很大、很干净、很摩登，当然也很贵。但一想到它能有个单人房让我住两晚，我就毫不犹豫地入住了。我洗了个热水澡，换了身衣服，回到街上，整个人焕然一新。

除了非常可口的巧克力冰淇淋和在邮件里突然收到一张巨额支票，还有什么能比得过此刻体会到的感觉呢——在一个美妙的春日黄昏，身在异国他乡，漫步在陌生的街道上，落日的余晖在你身后投下了长长的影子。你偶尔会在商店的橱窗前驻足，或是看看教堂和美丽的广场以及码头周围的美景。你会在街角流连，思忖着多年来心心念念的那家可爱温馨的餐厅是在这条街还是在那条街。我就是爱这种感觉，要是可以，我希望我余生的每一个晚上，都在不同的城市度过。

很多地方带给你的体验都不如哥本哈根。哥本哈根不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城市，但它魅力无穷。它是150万人的家园，占丹麦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的生活节奏和氛围却像是一座大学城。不像其他大城市，哥本哈根并没有生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里。这里没有一座纪念帝国往昔荣耀的纪念碑，也很少会让你记起这是一个曾经统治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的首都。其他的城市到处都是将军和权贵的雕像，哥本哈根就只会给你一条小美人鱼。它真是超凡脱俗!

我沿着纽哈温运河一路走着。这条路有三个街区长，中间有一条挤满了高桅船的运河，两边是一些17、18世纪的建筑，有着狭长的阶梯式山墙。整条路看起来像是一块不小心被放在这儿的阿姆斯特丹。其实这四周一开始确实是荷兰水手的居住地，直到近代，还是有一些酒鬼在这附近活动。甚至是现在，有些地方也弥漫着低俗之气——一家文身店以及一两家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大力水手和大胡子布鲁托在里面互殴的低俗酒吧——不过这些也在慢慢销声匿迹啦。丹麦人似乎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生活得好感到难为情，毕竟，生活本来就是该好好过嘛!多年来，餐厅老板几乎是强制性地提升了纽哈温运河一带的品位，现在这里大部分都是雅痞酒吧和设计师餐厅，而且每一家店都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

整条纽哈温运河两边都摆满了露天餐桌，金发碧眼、青春活力、姿色姣好的男男女女坐在一起吃吃喝喝，享受着并不合乎这个季节的温暖天气。我常好奇，哥本哈根的老年人都干吗去了，这些年轻人一定是把老人们关进了地下室，要不就是把他们赶去亚利桑那州[1]了。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十分年轻、健康、鲜活、清爽，还长得很好看。你在哥本哈根只需15秒就能拍完一支百事可乐广告，因为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都十分快乐。

丹麦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在享受生活，就算是他们出的汗也是如此。在欧洲这个对快乐最不敏感的角落(在挪威，三个人加瓶啤酒就是聚会了；在瑞典，自杀是一项国民性的运动)，丹麦人如此放松的生活态度，已经不只是令人感到新鲜，而是令人感到震惊了。你知道二战在丹麦持续了多久吗？一天就结束了，实际上，连一天都没到。希特勒的坦克部队在夜色中穿过了丹麦的国境线，在黎明时便占领了这个国家。就如当时的一个政客所说的：“我们是被电报占领的。”到了晚上，丹麦人又回到酒吧和餐厅，继续吃喝玩乐。

哥本哈根也是唯一一个我可以见到女白领在午餐时间跑到公园脱掉上衣晒日光浴的城市，只要靠这一点，不管哪一年评选“欧洲文化之都”，我都要投它一票。

我在纽哈温运河半途中一家拥挤的地下餐厅吃了饭。我是那里唯一一个看起来不像刚从《迈阿密风云》里走出来的人。那里的每个男人都穿着高领衬衫，纽扣扣到了喉部；女人则戴着大耳环，留着一头秀发，在她们每次把头低向眼前的盘子时，总要用手把头发拨向一边。他们每个人都很漂亮，我感觉自己就像《摩登原始人》里的巴尼·鲁伯一样，土得掉渣。我甚至开始想象餐厅经理走到我面前和我说：“不好意思，先生，您能在头发上涂一点发胶吗？”实际上，服务员像接待老朋友一样接待了我，食物的味道也很棒。为了这一切，我甚至都不介意每吃一顿饭都掏出一堆六英尺厚的丹麦克朗来。

等我吃完饭，走上楼梯回到街上时，天已经暗了下来，空气也变得有些凉意，但是人们依旧坐在露天餐桌旁，肩上披着外套，边喝酒边眉飞色舞地聊着天。我穿过了国王新广场——哥本哈根最大的广场之一——那里郁郁葱葱，十分安静；我透过德安勒特酒店柔和的灯光，看到里面有一群家伙在开心地吃着饭。然后向斯托罗里耶大街走去，那是哥本哈根主要的商业街，也是全世界最长的一条步行街。它由五条一英里多的街道汇集而成，从国王新广场一直延伸到哥本哈根的另一座主广场——位于蒂沃利公园尽头的丹麦市政厅广场。你读到的每一篇关于哥本哈根旅游的文章都会十分兴奋地谈及斯托罗里耶购物街，但我对它是有些失望的。每次我一看到它，就觉得它又低级了一点。国王新广场那一端还是有许多不错的商店的，比如乔治·杰森牌银制工艺品、布洛德瑞尼·安德森牌服饰、哈默高牌瓷器及玻璃制品——但是当你走到这条街的另一半，格调瞬间就降低了，斯托罗里耶大街上尽是些垃圾的礼品店和麦当劳、汉堡王之类的快餐店，以及其他很油腻的餐厅。我觉得整条大街可以有更多的长椅和石板(现在都是柏油路)，对丹麦这么一个富裕、有设计感的国家来说，要是连收拾大街这件事都做不好(这些话不由自主地就从我嘴里迸出来)，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但不论怎样，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从城里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一路上都没看到汽车。等逛到最西边，该看的也都看得差不多了，就可以掉头去大而艳丽的丹麦市政厅广场看看。欧洲人做的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允许广告商在主广场周边的建筑楼顶上投放彩色霓虹广告牌。你在白天不大能注意到，因为它们太高了，因此那些建筑看上去仍旧气势恢宏，和它们本身存在的意义相符。一旦夜幕降临，你想寻欢作乐，同样的建筑会霎时闪起色彩斑斓的广告灯，点亮整个广场。身处其下的人，脸上就会被“涂抹”上艳丽的色彩。

尽管远远望去，我就能看见蒂沃利公园已经关门了，而且里面一片漆黑，好像还蒙了一层灰尘，但我还是往那儿走去。大门上有一块牌子，说它要闭园几周。我只好折返斯托罗里耶大街，在途经市政厅广场时，我看到旁边聚集了一小堆人，就停下脚步一探究竟。

人群中有两个警察，一男一女，和这个城市里的其他人一样满头金发、面容姣好，他们在和一个大约17岁的男孩讲话，轻声细语中满是怜惜。这个男孩一看就嗑了药，头摇得和去冥王星的特快电梯一样。很显然，嗑药反应让他意识模糊，所以他摔了个跟头，把头给磕破了，一滴滴血从他的发际流向柔软的脸颊。这两个警察穿着我见过的最有型的突击队制服——海军蓝的连身衣，上面有很多拉链和尼龙搭扣口袋，还有很多挂手电筒、笔记本和移动电话的吊环，此外我能认出的还有爪钩和火箭筒。他们看上去能够摆平一切紧急状况，不管是拉沙热[2]大爆发，还是解除核潜艇武装。

但事实上，这个男孩或许是他俩今晚要处理的最大的事了。丹麦人知法守法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在这座城市，偷自行车就算是最严重的罪行了。我刚好手上有份资料显示：1982年，哥本哈根一共发生了6起谋杀案，和它的城市规模相近的阿姆斯特丹同年则发生了205起，而同年纽约的谋杀案则高达1688起。这个城市安全到玛格丽特女王[3]可以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每天清晨从阿美琳堡王宫出发，独自走到商店去买鲜花和水果。我曾经问一个丹麦人在这种环境下，谁来保护她呢？那人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道：“为什么要有人保护她，我们都会保护她。”这个回答可以说是相当甜蜜了。

那两个警察帮男孩站稳后，把他带到了巡逻车上。人群渐渐散去，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跟在了他们后面。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深深地被迷住，除了我从没见过这么温柔的警察外，可能也没有别的理由了。我走到巡逻车旁，用英语问那个女警察：“不好意思，你们会怎么处理这个男孩呢？”

“我们会把他送回家，”她答得很快，又挑眉补了一句，“我想他需要好好睡一觉。”

我震惊了，我不禁回想起我在美国被警察拦下的经历。他们命令我张开四肢，紧贴墙壁，然后搜我的身，最后把我带去警察局做笔录。我被这么一通搞，只不过是因为有一笔停车费没交。那时的我差不多也是17岁。天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嗑药后神志不清地坐在长椅上，会做出些什么来!我想，可能现在我才刚刚出狱吧。“他会因此惹上什么麻烦吗？”我问道。

“我觉得他父亲可能会找他麻烦，但是我们不会。我们也都曾年轻过，偶尔也疯狂过，不是吗？晚安，祝你在哥本哈根玩得愉快。”

“晚安。”我带着对他们最崇高的敬意，目送他们离开。

第二天早晨，我想去逛逛哥本哈根的博物馆。哥本哈根有很多不错的博物馆，但奇怪的是，它们总被人忽视，就连丹麦人自己都是如此。我首先去了壮观的丹麦国家博物馆，它在克里斯蒂安堡宫的对面。我感觉那天的整个博物馆都被我包下了。一般来说，国家博物馆(尤其是那些小国家的国家博物馆)都乏善可陈，里面陈设的不是一些穿着16世纪农民服装的百货公司的模特，就是放着六枚不知道从哪儿挖出来的古罗马货币的展示柜。但丹麦国家博物馆很大，而且藏品十分丰富，我花了一整个早上在长达数英里的展厅中愉悦地闲逛，还时不时听到有回声传来。

之后我去了格利普狄克美术馆。世界上的有些博物馆虽然有很多不错的珍宝，但是建筑很差劲，还有一些博物馆的建筑倒是很不错，但藏品却非常糟糕。而格利普狄克美术馆兼具非凡的藏品和精美的建筑。不仅有不凡的罗马雕像藏品和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印象派油画，而且博物馆本身就是个毫无瑕疵的艺术品——光线充足、通风好、装修精美，温暖静谧的花园里都是打瞌睡的老人。(原来他们把老人放在这儿了啊!)

但其实最好的博物馆，我把它留在了最后，那就是在澳斯多兰公园(Østre Anlaeg Park)的19世纪丹麦艺术馆。它所有的一切都棒极了。从市中心逛到那里，一路都非常开心畅快。根据我的经验(虽然较少，但我看得很专注)，澳斯多兰公园也是哥本哈根最好的公园，女秘书们最喜欢在那里给她们的乳房做“阳光保养”，不过就算是没有这些威力强大又随处可见的诱惑，这座博物馆也是值得一看的。因为它是这么了不起。而且没什么人参观。馆内共有884幅油画藏品，都是由同一个人用40年的时间搜集起来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属于19世纪的丹麦斯卡恩流派，它们分布在20个左右的房间里(大部分是小房间)。这些画作的主题都很简单——夏日风光、朋友们随性放松的晚餐、窗外的海景和水池边的女人——但是它们给人的感觉是很迷人的。当你离开的时候，你会有种整个下午都待在清新和绝妙的负离子空气净化器旁边的感觉。

逛完丹麦艺术馆之后，我就来了兴致。我在周围的公园里开开心心地散了很久的步。我可不是胡乱逛逛，我的路线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从一个个晒日光浴的金发美女身边经过，询问她们是不是需要我帮忙涂一下防晒霜。事实上，这是我在瞎想啦!那天其实还没有暖到可以晒日光浴，而且那会儿是下午4点，哥本哈根所有的女秘书应该都还在阴沉沉的办公室里工作吧，她们傲人的双峰至少还需要在衣服里藏一天。所以刚刚我说的，都是我边走路边意淫的，嘿嘿!

傍晚时分，我在让人打不起精神的码头区随意走了走，沿路都是鱼类加工厂和工业起重机。水面十分平静，远处的修船厂还在运作，工人们正在敲敲打打修补着一条生锈的货船，发出的声音直叫人起鸡皮疙瘩，那艘货船也发出刺耳的尖叫声，火星四溅。我一路走到小美人鱼像前，她一个人侧坐在码头边缘的礁石上，极目远眺。然后我又到附近的17世纪城堡公园逛了逛，公园得名于保卫港口的星形堡垒。最后在斯托克霍尔姆斯加德街(Stockholmsgade)上的一家便宜餐馆里草草解决了晚饭。

那家餐厅的食物很一般，但是啤酒很不错，而且服务也十分到位，因为我是那儿唯一的食客。我只要抬起头，笑一笑，一杯新鲜的啤酒就会送到我面前。又过了一会儿，我甚至根本不需要抬头，只要最后一滴啤酒被喝掉，一杯新的啤酒就会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爱这种在啤酒即将喝完时，服务生就会及时主动送上新啤酒的餐馆。

所以我在那儿心满意足地坐了两个钟头，翻了翻别人留在桌上的丹麦报纸，我努力地想从一大堆我不认识的单词中认出几个字，比如撒切尔夫人是不是从一辆车上摔了下去？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不过地球好像和我三周前离开的时候没什么变化，所以我放下报纸，开始看向窗外的车水马龙。我漫无目的地看着，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这是一个寂寞的游客在异国他乡的夜晚唯一可以做的事了。

最后，我起身付了巨额账单，跌跌撞撞地滑进夜色之中。我步行一会儿就能回到旅馆，但一路上，我只要注意到明亮友好且提供啤酒的地方(哥本哈根可有的是啤酒)，就会进去坐坐，每次我都待在角落里大饮一番，对着陌生人呵呵傻笑，我的T恤上堆满了烟灰。凌晨1点左右，我沿着斯托罗里耶大街摇摇摆摆地走着，十分想要放声高歌，这时我碰到了一个爱尔兰男人踉踉跄跄地朝我走来，疯狂地把经过的人都骂了个遍。

“婊子配狗!”他朝一对彬彬有礼的情侣尖叫，他们很快就加快了步伐。“还有你!你个丹麦蠢驴!”他又对着一个年轻人大吼，那年轻人低下头，快速离开了。

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爱尔兰男人穿了一身考究的灰色西装，看上去是个成功的商人。天知道他的脑子里到底进了什么水。他看到了我，但他似乎发现我也喝醉了，就甩甩手放过了我。但是很快地，一个中年男人经过，他又立刻大显身手，喷了一堆脏话：“你就是坨屎!你这个傻逼!”中年男人被他骂得惊住了，然后他又神秘地加上一句，“而且我打赌，你一定住在一家贼贵的酒店里。”我双手抱胸，站在那里看着这个爱尔兰男人歪歪扭扭地越走越远，时不时地骂骂两边的建筑，然后突然左拐进了一条小巷子，感觉就像是被一条长绳拉了一下，他就带着满嘴的脏话消失在了黑夜中的街头。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感觉头昏脑涨，仿佛我的头一整晚都被绑在一台测试减震器的机器上。我看了一下手表——9点45分!我本来打算坐一趟10点半的列车去瑞典的，可是我还没打包行李退房。我挣扎着走进洗手间，快速地洗脸刷牙，还打了几个响声震天的哈欠。然后在房间里到处打转，收一些我不小心留下的东西——将一只袜子套到脚上，把一张地图塞进包里，再将一个我没有任何印象的巨无霸空盒子扔进垃圾桶——至少我把我自个儿的东西都收齐了。此时我非常需要一杯咖啡，这种迫切程度就像丹·奎尔[4]需要在智商测试中得到帮助一样。

当我到前台时，我前面排了27个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总有一种意大利式的幽默，他们每一位都想要马上退房，但这并没能让我打起精神。后来，意大利人总算离开了，他们一起穿过大厅，就好像被绑在一起一样，我最后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拥堵在旋转门那里，每个人都努力想先挤出去。我把钥匙给了一个年轻女人，在那里等着退房，电脑嗡嗡作响了一分钟，突然吐出一张很长的单子，单子的两边打满了齿轮状的小孔，一共有16页。前台的这个年轻女人把其中最模糊的一张递给我，让我核查一下信息。

我惊讶地发现，账单里面包含了一大笔电话费，前夜——现在想来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确实尝试打电话给家里，但是我得到的回复只有丹麦语的电话录音，我想应该是说国际线路目前占线，或是你拨打了错误的电话号码，又或者是你该干吗干吗去之类的话。不管录音讲的是什么，电话都没有接通，我打了三次之后就放弃了。于是我开始和年轻女人解释。

“这笔费用没错。”她说，“你需要为你每次拨打电话的行为付费，不管电话有没有接通。”

“但这也太奇葩了吧!”

她耸耸肩，或许是想说，可能就是这样咯，可能也没那么奇葩。

“你是想告诉我，”我慢慢地吐出一字一句，脑袋就像电影《阶级》里的锣一样被敲得嗡嗡作响，“我要为我没打通的电话付钱？”

“是的，就是如此!”

“我没有用柜子里的备用毛毯，也需要为它付钱吗？”她平静地看着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她需要应付的这个男人正处于随时发疯的边缘状态。“我没有用浴帽，”我继续说道，“那我是不是也应该为它付一点钱呢？我没有用一块肥皂，也没有用熨斗，这些也是要收费的，是吗？”

这个女孩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当然我也能明显察觉，她的脾气没之前那么好了。她显然已经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狂风暴雨”：“我对这些费用给您带来的不愉快感到抱歉，但这在哥本哈根是非常正常的。”

“哦，这简直是丧心病狂!”我咆哮道，然后不经意地看到镜子中有一个精神极其错乱的疯子——头发乱糟糟，脸蛋发红，身子像一个帕金森病人一样乱晃——随即我才认出这个人是我自己。我掏出信用卡给她，在账单上草草签了字，然后用一种非常傲慢的姿态转身走人。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我当时没有在肩上披一件斗篷，也没有在手里拿一根黑檀木手杖，不然我一定把看门人打得魂飞魄散。

我本来应该马上出发，到一个咖啡馆喝两杯咖啡，然后去赶下一班列车的。那本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但我还是怒火中烧，我用一种对自己身体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往火车站奔去，在斯托罗里耶大街上的一家银行兑换了旅行支票。支票只有50美元，这个数额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只能等晚上抵达瑞典，才能换一些能称得上是钱的钱。但现在我为了取这50美元需要付35丹麦克朗的巨额手续费，这笔费用几乎超过了提取金额的10%。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昨天晚上的那个爱尔兰男人要对街上的每个人都骂个遍，他一定付了一笔超大额的丹麦账单。“太过分了!”我说道，用力捏紧银行收据，就像是把医生给我下的噩耗诊断书捏烂一样，“我不知道我为啥不直接把钱贴在衣服上，等着你们丹麦人把它摘下来呢!”我一边离开一边吼道，留下一大群银行职员和顾客面面相觑，他们仿佛在说：“他是不是有病啊？是没有喝够咖啡吗？”

我带着这股怒火和对不走运的愤懑登上了去哥德堡的早班车，并在车上朝一个倒霉的年轻乘务员发了一通飙，因为他说了一个我压根不想听到的消息——现在没有餐车。我苦大仇深地坐在角落里，看着窗外如同花园般的哥本哈根乡间风光从眼前划过，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神经末梢都在寻求咖啡因的刺激。

[1]位于美国西南方，该州有多座城市入围全球最受欢迎的退休城市榜单。

[2]一种人畜共患疾病，常由鼠类传染，尤见于西非。

[3]玛格丽特二世，现任丹麦女王，1972年1月14日登基。

[4]美国第44任副总统，在一次和小学生练习英语拼字时，错将“potato”拼为“potatoe”，从而背上了“不学无术”的名声。

第十一章 哥德堡

我坐在渡船上喝着咖啡，感觉自己又恢复了正常。渡船正在横渡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厄勒海峡，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望向窗外青灰色的海面，不时翻翻手里的K&F版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图。丹麦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摔在坚硬地板上的盘子：碎得七零八落，足有1000块碎片，组成了深凹的海湾、蝎子尾形的半岛和绵延的内海。那儿的村庄和城市名听起来都十分引人入胜——埃勒斯克平、斯凯拜克、霍尔斯特布罗，以及特别出众的米泽尔法特——其中的很多地方都是由一条条红线连接到丹麦各个散落的岛屿，比如安霍尔特岛、安得拉维岛以及比它们都大的博恩霍尔姆岛，它孤零零地漂浮在波罗的海上，离波兰比离丹麦还近。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愿望，想把这些地方都游个遍，但时间根本不够——当然，在人的生命旅程中，时间是永远都不够用的，有时甚至连再喝一杯咖啡的时间都没有。

一辆红棕色的火车在赫尔辛堡等待着我们，它会带我们驶向哥德堡——一个沿瑞典的西海岸向北行驶243英里即可到达的地方。在火车飞驰的过程里，我遍览了一路的美景：低低的山丘、红红的谷仓、小小的带有芥末黄屋顶的市政厅的小镇、密不透风的松树林和散落四周的湖泊，湖泊周围遍布假日小屋、防波堤和船底朝天的小划艇。火车时而会往海岸那边拐，这样我就可以透过树林看到冰冷的海面。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雨水从天而降，打湿了车窗。

我和一个年轻的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瑞典小伙子共享一个车厢，他有着一头瑞典人才有的金发，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扎着一个马尾，他本打算去阿尔迪看望女朋友，然后从那儿返回哥德堡。事实上，那是他的前女友，因为他一到阿尔迪，便发现她已经和一个摩洛哥地毯商人住在一起了——她在明信片里忽略了这件事——那个摩洛哥商人拔出一把刀，威胁这个瑞典小伙子赶紧离开。一想到他穿越了几千英里，到头来白费时间，我就觉得他简直镇定得让人震惊。在整个旅程里，他都跷着二郎腿，手里抱着一个很大的罐头，一边读着托马斯·曼[1]的小说，一边不停地往嘴里喂紫色的酸奶。

到了安格霍尔姆，又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表情冷酷、穿着一身黑衣服的老女人，感觉她自1937年以后，就再也没有笑过，一路上她都盯着我看，就像她曾在通缉令上看到过我的脸一样。另一个呢，是一个十分龟毛的老男人，我猜测他是个刚退休的教师，我只看了他一眼，就觉得他十分讨厌。

瑞典小伙子坐在了“退休教师”的预留座位上，“退休教师”不仅让他离开座位，还让他把位子正上方行李架上的所有东西都搬到另一边去，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他小气极了？座位空出来之后，这个“退休教师”就开始无休无止地整理他的东西——他从箱子里取出一份折叠着的报纸和一小袋话梅，把箱子放上行李架，不停地检查座位上有没有什么让人不爽的东西，并用手背把它拂掉。他极具仪式感地把自己的外套和毛线衫叠好，继而调整车窗打开的程度，但他只在意老女人的意见，对我和瑞典小伙子的感受置若罔闻。他会不停地把箱子拿下来，取出刚刚忘记拿的东西，检查一下手帕在不在，然后再重新调整一下车窗。他每次一弯腰，屁股就会蹭到我的脸上，我真想用一把史密斯&威森手枪把他崩了。每一次我环顾四周，就能看到那个老女人像死神之女一样盯着我，真的很可怕!

早晨就这么让人不省心地过去了。

我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的同伴们也在打瞌睡。“退休教师”正嘴巴大张地打着呼噜，鼾声震天响。我注意到我晃荡着的脚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腿，在他海军蓝的裤子上留下了一块灰渍。我进而发现，只要我谨慎地抖动我的脚，就可以把灰渍的范围由他的膝盖一直延伸到他的脚踝，这样的话，他的裤腿上就会有一条“有趣”的痕迹啦!我为这个点子偷乐了好几分钟，直到我稍稍转头，发现老女人正在看着我。于是我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同时在想如果她敢说出一个字，我就会用我的夹克把她给闷死，不过她没有说任何话。

下午就这么过去了。

自从昨天晚上吃了那顿快餐之后，我再没吃过任何东西。我已经饿到逮啥吃啥的地步了，就算是一盘我外婆做得一塌糊涂的奶油火腿和切块胡萝卜，我都能吃下去，那可是史上首次把我吃吐的东西啊!傍晚时分，一个服务员推着嘎吱作响的餐车走了进来，车里有咖啡和一些小吃。所有人都一下子兴奋地醒了过来，而且十分敏锐地看起了食物标价。我身上有24块瑞典克朗，我本来以为自己带得挺多的呢，但事实证明这点钱只够我买一个小得可怜的无盖三明治。这个三明治就像汉堡包的下半部分，上面放着一片萎靡的生菜和八个弹珠大小的肉丸。不得不说，在瑞典吃饭简直要经历一系列的心碎过程!

我买下这块三明治，小心地去掉保鲜膜。正当我想把它送到嘴边的时候，火车突然向某个角度猛烈地倾斜了一波，餐车上的饮料瓶纷纷倒下，肉丸子从汉堡包上飞出，就像是水手们纷纷从一条燃起大火的船上跳下来一样，我惊愕地看着它们掉到地上，裂成了八摊不知道是啥的玩意儿。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那个黑衣老女人竟然带着更深的蔑视看了我一眼。“退休教师”飞快地把双脚从过道上缩回了自己座位那儿，生怕这些肉丸和他锃亮的皮鞋来个亲密接触。只有瑞典小伙子和餐车服务员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们好心地帮我找到了肉丸的具体位置，还帮我把它们全部捡起来，丢进了垃圾箱。好不容易才收拾完，我带着满腔的不满开始吃那片萎靡的生菜和干巴巴的面包，心想着只要能离开这，要我去宇宙里的任何地方，我都愿意。“还剩下两个半小时。”我告诉自己，然后我就可以狠狠地瞪那个老女人一眼了。我想让她知道，我有多么想把她从座位上揪起来扔到窗外去，这么做会让我很开心，还是那种又深刻又持久的开心。

我们到达哥德堡时刚过6点，大雨倾盆而下，倾泻在人行道上，雨水通过排水沟冲进下水道。我把外套盖在头上，快跑着穿过火车站外的露天广场，非常灵巧地躲过了一辆电车(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一不留意差点撞上)。然后绕过了一个大水坑，在两辆停着的车之间穿梭，左右虚晃过一根灯柱和两个快要被我吓死的老年顾客(只要我开始跑步，就会不由自主地假装自己是在为芝加哥黑熊队开球。这是一种无可抑制的冲动——我的脚好像患上了某种图洛特氏综合征[2])，最后气喘吁吁、浑身湿透地飞奔进我撞见的第一家旅馆。

我浑身湿漉漉地站在大堂里，十分狼狈。我用衬衫衣角擦掉镜片上的水汽，重新戴上眼镜后，我吓坏了——这地方对我来说太奢华了。大堂里有很多盆棕榈树，还有你觉得一个高级酒店应该有的一切。一时间我是想跑路的，但是我注意到一个低俗的年轻侍应生正眯着小眼睛看我，仿佛在提防我会不会卷起地毯夹在手臂下拔腿就跑，我一下子就怒了。我觉得吧，要是这么一个长满雀斑、戴着夹式领带的19岁臭小子都敢惹我，那我也太逊了!我径直走向前台，询问了一晚单人房的价格。他告诉我的金额也太吓人了吧，如果用现金支付，估计要带着手推车到银行去取一车钱来。

“好的，我知道了。”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漫不经心，“我想它一定有独立卫浴和彩色电视机吧？”

“当然。”

“免费的浴帽？”

“当然。”

“水槽边有装着沐浴露和洗发露的柳条编织的小篮子吧？”

“当然有，先生。”

“缝纫包呢？熨斗呢？”

“有的，先生。”

“吹风机？”

“有的，先生。”

我打算使出我的杀手锏：“一次性神奇擦鞋海绵呢？”

“也有的，先生。”

我靠!我本来还指望他至少对其中的一项说“不，我们没有”呢，这样我就可以冷笑一声，然后摇头离开。但他并没有!我别无选择，要么溜之大吉，要么登记入住。是的，我选了登记入住。

房间当然不错咯，有股商务范儿。但却很小，只有一盏24瓦的灯——什么时候欧洲人才能意识到，对灯来说，这种亮度远远不够啊!——还有一台小电视、一个收音机闹钟和一间设施齐全带有淋浴的浴室。我把洗漱用品全部装进包里，连那个柳条编的小篮子也装进去了——嘿嘿，为啥不拿呢——然后我在房间里搜了一圈，把那些免费的、能带走的东西拿了个遍，像火柴、信纸之类的。搞完这些，我便走上了哥德堡街头，仍然非常饿。

外面依旧下着倾盆大雨，我本打算去著名的里瑟本游乐园逛逛，但我还没走到200码，就被劈头盖脸的暴雨给打了回去。实在没办法，我只能走回市中心，想着去主要的购物区看看。我吧唧吧唧地踩着雨水，从一家门店跑到另一家门店，从一个滴水的雨篷跑到另一个滴水的雨篷，但都一无所获。我只想找一家餐馆，一家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餐馆，但就是没有。我全身湿透，瑟瑟发抖，打算垂头丧气地回旅馆随便吃点东西，无论是什么食物，也无论需要多少钱，我都能接受。正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室内购物中心，便马上冲了进去，像小狗一样甩去了身上的雨水。里面的商店大都千篇一律，都是那种沃尔沃思风格，而且它们全都打烊了，但还是有一群人在那里闲逛，我还是蛮惊讶的，仿佛此地是夜间散步的绝佳去处。我也看到了很多年轻的醉鬼，走路七歪八扭，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十分吵闹，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他们看起来要么是想和你交朋友，要么是想跟你打一架，又或者是想吐你一脸。所以我机智地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瑞典和挪威的一大特点就是四处可见的聚众酗酒现象。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买啤酒是要出示银行贷款证明的，各届政府也总是千方百计用尽一切力量让喝酒这件事的成本变高一点，但你还是在哪里都能见到喝得烂醉的人。他们会出现在火车站、公园长椅、购物中心。我真的是搞不懂!

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瑞典和挪威了，这两个国家的人好像是下定决心，要把所有的快乐都排除在生活之外。他们有最高的所得税率和增值税率、最严酷的饮酒法令、最无聊的酒吧、最难以下咽的餐馆，还有无趣到让人觉得是在内布拉斯加州[3]待了两个星期的电视节目。这两个国家的每样东西都很贵，就算是买一条巧克力，找零都会少到让你沮丧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任何比巧克力大一点的东西都会贵得让你泪流满面。而且冬天冷得锥心刺骨，其他时候则是一直在下雨。这两个国家最棒的消遣，就是去一个半明半暗已经打烊的购物中心，透过橱窗看看里面贵到没人买得起的手推车和塑料花园家具。

最无语的是这个——他们给自己作死地制定了最无意义和严苛到让你无法想象的法律，让你禁不住思考他们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比如在挪威，如果酒保在你没有喝完一杯酒之前就给你上了一杯新的酒，那可是违法的!你觉得这种事情有必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吗？哦，对了，在挪威，一个面包房在周六或周日烤面包也是违法的。上帝呀，让我们想一想这些知法犯法的挪威面包师千方百计地把新鲜出炉的面包在周末强卖给人们的后果。不过所有法律里面最奇葩的一条——这条法律无意义到仿佛在超现实主义的边缘试探——瑞典规定所有司机必须在白天打开车前灯，哪怕是在阳光最猛烈的夏日午后。我真的很想见见想出这一招的家伙，他一定是一堆无聊的人当中顶顶无聊的那一个。如果我下次来到瑞典，看到路上的所有行人都顶着矿工灯，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惊讶。

最后我在一家购物中心的比萨店吃了饭——我又是这家店唯一的顾客，我出门的时候忘记带上书了，所以只能靠盯着空空如也的四壁、一口一口喝水和自编斯堪的纳维亚谜语来消磨等待比萨上桌的时间。

问：刷一面墙需要多少瑞典人？

答：27个。一个人在刷墙，其他26个在围观。

问：挪威人想嗨一把会干啥？

答：他会把香烟的滤嘴拿掉。

问：让瑞典的防暴警察最快到达你家的方法是？

答：不要按时把书还给图书馆。

问：瑞典人有两道主食，一道是鲱鱼，另一道是什么？

答：鲱鱼。

问：你在地中海沙滩上怎么辨别谁是挪威人？

答：穿雪地靴的那个。

编这些谜语的时候我还像疯了似的悄悄笑了起来，然后才惊觉此时的我正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坐在一个陌生国家的一个空无一人的餐厅里，等一份25美元的比萨。

吃完比萨，纯粹是为了在晚上找点事情做做，我去车站买了一张明早去斯德哥尔摩的快车票。在瑞典坐火车，可不是直接跳上去就可以的，你得计划好，并且提前买票。瑞典的售票系统是这样的：你到了售票厅，得先从门边的机器里取一个号码，然后在那儿等着，直到某个售票窗口上方显示你的号码为止。我的号码是415，最近刚叫到的是391号，20分钟过去了，才叫到393号。所以我走去车站的书报亭，想看看色情杂志，但是书报亭关门了，我就看了几张旅游海报，然后又逛回售票厅。我有点惊讶地发现，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叫号频率极快，415号已经过了，所以我只能再取一张号码——这次是432号——然后在那坐着等了半小时，才总算轮到我。我来到售票窗口前，让售票员给我一张明天上午10点05分去斯德哥尔摩的票。

他遗憾地看着我，回答道：“抱歉，我不会说英语。”

我很震惊。“瑞典的每个人都会说英语。”我无力地反驳道。

他更遗憾了，“我真不会说，你得到3号窗口，”他指着远处的一个售票窗口，“她英语说得很好。”

我走到3号窗口，想要一张明早去斯德哥尔摩的票。这位女售票员，看到我拿的号码是432，指了指她窗口上方的号码。“你的号码错了，现在应该是436号。”她还没说完，一个凶神恶煞的灰发女人就从座位上起来，摇着臀，朝我走来。我试着解释我在5号窗口遇到了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男人，但是女售票员一直在摇头并且说道：“你必须去取个新号码，然后我可能会叫到你，但我现在必须处理这位女士的事情。”

“你排错窗口了!”这个老女人吼道，好像她的听力已经丧失了一样，“这是我的窗口。”她又补了一句，然后用非常蔑视的眼神看了一下四周，仿佛在说，外国人是不是都是蠢货啊？

没办法，我只能再去门口的机器取新的号码，事实上，我取了三个——我感觉这样会比较保险——然后换了一个新座位，继续盯着窗口上方的显示牌。这真的是有趣啊!最后又轮到我的号码了，这一次又让我去5号窗口——这个全瑞典唯一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男人。我放弃了这个号码，等待下一个号码被叫到，但是下一个号码还是他叫的。我冲到窗口前，祈求他别再叫我仅剩的那个号码了，但是他又叫了。

这一次我再也忍不了了，“请你”我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我—只—是—想—要—一张—明天上午—10点05分—去斯德哥尔摩的—单程票。”

“当然可以!”他接过钱，给了我一张车票，仿佛之前从没见过我一样。怪不得有这么多瑞典人会自杀，我算是明白了。

[1]德国20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Tourette’s syndrome，多发性抽动秽语综合征，表现为脑神经紊乱，患者的身体肌肉会不自主地抽动，有时还伴随着咒骂、吐唾沫。

[3]位于美国中西部，比较偏远。

第十二章 斯德哥尔摩

早上还在下雨，所以我放弃了在赶火车之前再探索一番哥德堡的想法，直接去了火车站。在那儿喝了两杯咖啡，吃了一块瘪瘪的冰过的面包。火车于10点05分准时出发，在瑞典漫无边际的松树林中飞驰了四小时二十分钟后，我加入了看起来十分灰暗的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的人流中。

我来到车站的游客招待处想给自己找个住的地方，我需要填一张有大约700个问题的表，但我觉得这么做完全是值得的，因为我要住的旅馆——瑞达加坦城堡是一个充满魅力又小巧精致的好去处。它离车站有一英里远，很亲切，又干净，价格也非常公道，实际上上述表述可以用在形容瑞典的任何事物上。

我先去了斯德哥尔摩老城，它位于斯特伦布朗桥的另一边。它给人一种奇怪的中欧城市的感觉：道路狭长陡峭，两旁立着严肃沉重的建筑物，显示出一种褪了色的红土陶器的颜色。这些建筑物某些部位的灰泥巴已经大块大块地脱落了，仿佛无意间被炮火袭击了一番。墙角也有很多泥巴块脱落，感觉是卡车倒车时不小心撞下来的。这个老城有一种饱经风霜的韵味，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它没有一点儿曾经繁荣过的气息。大部分的窗户都脏脏的，铜质铭牌和门环看起来都像没有抛过光似的，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亟须重新粉刷一遍。这个老城就是我想象中克拉科夫[1]和布拉迪斯拉发[2]的样子。但或许只是因为下着一场连绵不绝的雨，才不可避免地让灰尘降临这座城市。瑞典的雨是不是永远不会停呢？

我走在路上，弓着背，双眼低垂，试图避开沿着陡坡湍急而下的激流和铺着平滑鹅卵石的小路。我瞥向了一家古董店的橱窗，我是多么希望自己此刻拥有一顶礼帽，或一把伞，或一张前往百慕大[3]的机票。我躲到一家昏暗的咖啡店里，瑟瑟发抖地在那儿坐着，用双手捧着一杯三美元的咖啡，透过窗户看向外面哗啦啦的雨，我觉得自己快要感冒了。

我回到旅馆，洗了一个不加节制的蒸汽浴(费了很多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才感觉稍微舒服了些。在这个下午余下的几小时里，我一边研究斯德哥尔摩的地图，一边等着天气好转。下午5点左右，天空停止了哭泣。我立马穿上还湿漉漉的运动鞋，出门到附近的北马尔广场和临近海滨的小型方形公园——昆斯公园之间的几条街上逛了逛。一切看起来都好多了。这是一个周六的夜晚，街道上挤满了约会的朋友和情侣，他们情绪高涨地奔向遍布这一带的小餐馆和小酒馆，想要寻欢作乐。

我一如既往地觉得很饿，经过仔细挑选，我最后选择了一家看起来气氛最好、也最受欢迎的小酒馆。它叫马特帕拉塞特，看起来和洞穴似的，但能够俯瞰诺尔马尔斯托格广场(Norrmalmstorg)。它看起来很亲切、温暖、干净，里面挤满了人，但是它的食物是我在所有开在医院附近的餐馆里吃过的东西里最糟糕的：一份灰不溜秋的沙拉，里面的烂黄瓜和蘑菇的口感就跟旧报纸差不多；一碗已经快要烤焦的宽面条，每次我用刀叉去戳它，它就会往后缩一下，感觉像是我在折磨它一样。我被搞得焦虑极了。我觉得吧，欧洲再也不会有其他地方能够让这么一家店给大家做吃的，还一直都在营业，人们竟然还在门口排起了长队。吐槽归吐槽，我还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地吃光了所有食物。一方面是因为我实在太饿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顿饭让我花掉了在布莱顿[4]待一周所需要的钱。我真的很少像今天一样，纯粹为了补充能量吃东西。

随后，我经历了一次漫长的散步之旅，雨也停了，我感觉自己和斯德哥尔摩更加坦诚相见了。它确实是一个美艳绝伦的城市，比威尼斯还水灵，它的人均公共面积比欧洲其他任何城市都大。它位于14个小岛之上，几英里之内还有超过25000个小岛。这两万多个小岛上都有度假别墅，每到周末，这个城市就会向这些小岛输送大量度假人口。我走过了宽阔的、树木成群的大街，又走向通往市中心北部的稍微窄一些的街道。这些街道两旁遍立着六英尺高的建筑，它们看起来既严肃又冷酷，却神奇地传达出一种家的感觉。这里至少有四分之三的窗户是暗的，没有亮灯。在周五晚上到周日下午的这段时间里，这里一定是扒手的天堂。

我渐渐地产生了想要住在这样房子里的想法——当然不一定要是欧洲的房子，也可以是布宜诺斯艾利斯[5]或是达累斯萨拉姆[6]——它必须位于一个外国城市的中心地带，充斥着艾奥瓦没有的吵闹、味道和风光。我发现自己会被这些街区吸引住，在这些叫不出名字的街道上连逛好几个小时，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逛完后，我就回到了市中心，对斯德哥尔摩十分满意，除了食物，它真是哪儿哪儿都让人舒心。

我在斯韦亚瓦根大街上发现了一家电影院，1986年，瑞典已故总理奥洛夫·帕尔梅就是在这里被刺杀的。那时，他正和夫人从他们位于附近的家到这里来观看一场关于莫扎特的电影。当他们从电影院里走出，正准备回家的时候，一群疯子从暗处突然出现并且射杀了他。这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之一吧，这里一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能让总理这种级别的人物走在大街上(不带保镖，和普通人别无二致地在人群里排着队)的地方。

瑞典的警察都还没来得及反应，帕尔梅是在晚上11点21分被刺杀的，然而道路封锁禁令直到午夜12点50分才下达，机场直至凌晨1点05分才关闭，巡逻车里的警察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四处巡逻究竟是要找啥。警察封锁隔离了电影院外的一大片区域，也召来了法医专家对现场进行了一分钟的勘查，但是凶手打出的两颗子弹壳还是被行人发现并上交的。一个300人的警队花了11个月的时间和600万美元去调查这起谋杀案，最后，他们逮捕了一个无辜的人。他们至今都不知道凶手是谁。

我漫无目的地沿着国王街——斯德哥尔摩的一条主要商业街游走，经过了一家百货商场——葛丽泰·嘉宝[7]曾经在里面的女帽部工作，然后沿着一条长长的步行街——皇后大街向前走，感觉好像步入了另一个城市。皇后大街有一英里长，这同时也意味着，它有整整一英里是十足无聊、毫无魅力可言的。它被那些雨水淋湿的垃圾所淹没，整条街上都是东歪西扭的醉鬼。我停下来想看看商店的橱窗，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在我的右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男人正在对着橱窗撒尿，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上撒尿一样严谨，其实一点儿都不。他已经酩酊大醉了，但他穿着一件西装，看起来非常体面且受过良好教育。我对他感到很失望，正如我对数以万计乱丢汉堡包盒子和薯片包装袋的人非常失望一样。他们的行为配不上瑞典，我本来期待的瑞典要比这儿好得多。

我慢慢地对瑞典产生了敬佩之心。因为它又有钱，又公平得像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认为这两点是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到的。而我所在的国家，如果一个孩子身患脑瘤，但他父亲付不起医药费，那他就会被送回家等死，而且人们不觉得这么做是一件特别丢脸的事情；经济低迷的时候，只要经过州保险专员许可，一家保险公司就能撤销14000个重症患者的保单(加利福尼亚1989年就干过这事)。所以我对瑞典的钦佩之情无以言表，因为它不惜一切代价给所有公民提供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环境。

瑞典的优点还不止这些，它们实现了既富有又成功的愿景，不像英国。这么说吧，英国社会主义者的首要目标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像英国工厂的工会代表一样贫穷和落后的人。多年以来，瑞典在我心里就是理想社会的化身。但如果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以极其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以承接殡仪业务为乐的生活方式为代价的话，我是难以接受的。而且这里到处是垃圾，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着店面撒尿这种事也发生得太多了。

我还是很饿，于是就在临近海滨的一家移动快餐店停下来，花钱买了一种汉堡包，这种汉堡包能让你思考，这东西是不是标志了人们从此开始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食物仅仅当作是维持生命的工具。说它是一坨屎，简直就是在侮辱粪便。我吃了三分之一，就把它丢进了垃圾桶。雨又开始下了，而且我的感冒变得更严重了。我带着满腔的低落回到了旅馆。

第二天醒来时，我的鼻子里全是鼻涕，运动鞋里也全是水，但是斯德哥尔摩看起来比昨天更好了些。旭日东升，空气干净，看上去更像是10月末，而不是4月初。海湾里的水闪着光，像泳池里的水一样蓝。我沿着海滩大道往前走，这是一条居民区内的林荫大道，一旁是停满船的海港，另一旁是壮观的公寓住宅。它通向佐加顿斯岛，站在那个岛上远眺，市中心的公共绿地可以一览无余。那真是最棒的地方!

实际上，佐加顿斯岛只是一个遍布草坡和林地的城市公园，但有各种各样的好地方点缀其间：诺迪克生活博物馆、游乐场、常驻马戏团、科米迪茶馆、生物博物馆、斯堪森露天博物馆、科技博物馆等。我到那儿的时候，所有场所都差不多刚刚开始有动静。斯堪森露天博物馆外的售货亭刚撑起凉棚，小露天咖啡厅里的椅子被搬到了外面，售票亭也已经做好准备，等待着一大拨即将抵达的开心游客。

我走进小岛深处，沐浴在温暖的晨间阳光下。每经过几百码，大路就会被分成三四条支路，无论我走哪一条，都能遇见全新的夺人心魄的风景：水面倒映着对岸城里的铜绿色屋檐、纵马驰骋的英雄(古斯塔夫或阿尔多夫斯)雕像、遍布新鲜叶子和金色阳光的树丛等。偶尔还会遇到一些我觉得不会出现在城市公园里的东西：寄宿学校、意大利大使馆，甚至还有那些只会出现在海港山丘上的壮观又美丽的木制房屋。

欧洲城市有一件为人称道的事便是没隔几步就会有个公园，比如丹麦的蒂沃利公园、巴黎的布洛涅公园和维也纳的普拉特公园，而且一个城市还不止一个。你不仅可以四处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能享受一顿大餐，或是逛逛游乐场，参观参观有趣的天文台、动物园和博物馆。佐加顿斯岛可能是这些公园里最好的一个。我在里面待了半天，懒洋洋地环岛散着步，时不时停下来休息休息，再拍拍屁股继续看风景，还在斯堪森露天博物馆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一个个的家庭走过。我忍不住又把斯德哥尔摩夸了一遍。

我朝着市中心皇后大道的方向往回走。在春日的暖阳下，我感觉自己的感冒好了一大半。两辆扫路机在打扫周六夜晚的垃圾，对此我是喜闻乐见的。虽然，它们实际上也就是启动开关象征性地扫两下而已，因为它们的刷子是碰不到门口、椅子下面、墙外以及其他几百个垃圾堆积的地方的。所以留下来的垃圾和被扫起来的垃圾一样多，而且路过的行人又会在刚刚打扫过的地方丢下新的垃圾。

我想我需要一份英文报纸和一包餐巾纸，因为我一直在流鼻涕。但在我目力所及之处，没有一家店是开着的。周日的斯德哥尔摩一定是整个欧洲最死寂的城市。我在一家麦当劳买了杯咖啡喝，给自己拿了75张餐巾纸。然后沿着一座矮桥，走到了斯开普舒尔曼和卡斯泰尔霍尔曼(两座沉睡在海港中的可爱小城)，随后回到了斯德哥尔摩老城。在阳光的沐浴下，老城区显得美丽了很多。那些布满尘土的土黄色建筑看上去也变得熠熠生辉，投射在门口和窗前的纵深阴影也给所有东西增添了一分质感和贵气。这些可都是之前完全没有的啊!

我绕着偌大的皇宫走了一圈(我说的偌大，是指它有600个房间)，这可能是最无聊的建筑了。我不是说它丑或者让人感觉不舒服，而是它真的很无聊，毫无特点，就像是孩子们在纸板箱上挖个洞用来做窗口的那种纸房子一样。不过，我还是开心地看了看哨兵，他们看上去像是全世界最怂的士兵。瑞典已经享受了150年的和平时光，并且一直坚定地走不动武路线，我猜他们应该不想让自己的士兵看起来又壮又凶，所以就让他们戴上了那种看起来很像浴帽的白色头盔和唐老鸭戴的那种白色手套。这真的很难让人不想走上前去告诉他们(有些话一到嘴边是收也收不住的)：“你知道吗，哥们儿，你看起来真的很滑稽!”

我走下山，来到海滨地带，穿过索多邦桥。我在中途驻足，倚靠在栏杆上，再次被这些由桥、岛和水构成的景致所吸引。我正站那儿享受着呢，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雨滴在了我的头上，然后一滴又一滴，纷至沓来。

我抬头一看，西边的阵阵乌云滚滚而来，不到数秒，天空就一片昏暗，大雨突然间砸了下来。刚刚还在温暖的阳光下手拉手懒洋洋地走路的人，此刻正用报纸遮住头，冲到能够避雨的地方。而我站在那一动未动，我被瑞典反复无常、变幻莫测的天气惊呆了。我凝视着远处灰蒙蒙、布满雨水的河流，尽情地用我从麦当劳取来的餐巾纸擤着鼻涕，心里想着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个交易鼻涕的市场，那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最终，我又凝视了一下毫不友善的天空，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我要去罗马!

[1]位于波兰共和国的克拉科夫省，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2]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历史悠久。

[3]百慕大群岛，位于北大西洋，是自治的英国海外领地，旅游业发达的珊瑚岛群。

[4]英格兰南部的海滨城市。

[5]阿根廷首都，是阿根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交通中心。

[6]东非桑尼亚的前首都，是桑尼亚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7]瑞典籍好莱坞影视演员。

第十三章 罗马

好吧，我很抱歉。我本应该按照你们所期望的那样，以一种合乎逻辑、系统化的方式到达罗马——沿着德国日以继夜地行进，穿过奥地利和瑞士，途经法国一角，再经过伦巴第和托斯卡纳，最终风尘仆仆、精疲力竭地抵达目的地，巴不得抓紧找到一个自助洗衣店，把脏衣服洗个干净。但是我已经差不多在北欧无休无止的潮湿天气下度过了一个月，因此十分渴望阳光。我的愿望很简单。我想要穿着短袖衬衫在街上漫步，想要坐在室外喝一杯卡布奇诺，想要体验阳光洒满脸庞的感觉。所以带着一点儿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我放弃了原先安排好的行程，转而一下子跨越了欧洲1500英里的距离。如果你把旅行看作是一系列冲动，你会发现更多的乐趣，人生不也是这样嘛!

我之前从未去过罗马，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自打我青春期第一次看了《甜蜜的生活》[1]之后，我就一直很想去罗马。我喜欢看意大利电影，尤其是拍得超级烂的那种，那些电影的配音演员都毫无演技可言，但他们又偏偏觉得演电影是个好职业。他们通常会让基安卡罗·基安尼尼[2]和惹人爱怜的奥内拉·穆蒂[3]做电影的男女主角，再给电影取一个让人一听就知道它有多烂的名字，比如《雨夜》《那不勒斯的夏天》《春来》等。所以你丝毫不用担心会被电影情节分心，你只用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奥内拉·穆蒂脱衣服的情景，二是电影里的布景。意大利电影通常都有漂亮的背景画面——一般都是奥内拉和基安卡罗骑着一辆“嗡嗡”飞驰的黄蜂牌摩托车，经过大斗兽场和纳沃纳广场以及罗马其他的旅游胜地，他们一路上不是在愉快地调情，就是在含情脉脉地讨论着“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之类的事情，通常是因为其中一个人正和马塞洛·马斯楚安尼[4]同居。

每个地方的电影都充斥了某种当地的色彩。20世纪60年代，法律要求所有摄于英国的电影都要有展示四个大笑的时尚达人开着敞篷摩根汽车经过伦敦塔桥的航拍镜头，拍摄角度让人眩晕，但现在除了意大利人，好像没人在遵守这样的规定了，这让我深感遗憾。因为我的世界观全部是由《追捕》《无法呼吸》《喷泉里的三个硬币》以及《卡罗素侦探》系列电影里的背景画面建构而成的。如果我没看过这些电影，大概此时还住在皮奥里亚[5]，十分美滋滋地梦想着这样的生活呢。

罗马如我期望的那样神奇，显然比皮奥里亚上档次许多。它有着斯德哥尔摩没有的一切——温暖、阳光、轻松、活力，到处都是好吃的食物和实惠的饮料。抵达罗马后的第一个夜晚，我和一个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朋友一起吃了顿晚饭。他在罗马住了20年，吃饭期间一直在和我抱怨罗马的物价变得有多贵、多离谱。但在去过斯德哥尔摩之后，我觉得罗马的东西非常便宜。所以我问他：“你是怎么做到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夜晚，坐在露天餐厅里吃这么棒的晚餐，还能对哪儿哪儿都看不惯的？”

“当然，当然，但是人总得给自己找一个发泄的途径。”他解释道，仿佛这个说辞解决了一切。晚饭过后，他带我到城里散步，一路上都在不停地和我讲解罗马是怎么一步步堕落的——威尼托大道上的酒吧早就不知格调为何物，挤满了德国佬和美国佬，他们实在是又蠢又懒，被人狠狠地敲竹杠都不知道；罗嘉蒂诺，就是在西班牙广场旁因影片《甜蜜的生活》一举成名的夜店，现在变成了麦当劳；曾经那些别具风情的餐厅或旅馆，现在已经被唯利是图、毫无品位的人糟蹋得一塌糊涂。

虽然我一直在听他说，但根本没听进去。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棒极了，甚至是那些十分冷漠的服务生和出租车司机，尤其是那个骗了我3万里拉的司机。他把我从特米尼火车站带到我住的旅馆，收了3万里拉车费，而没有告诉我，旅馆与火车站就相隔两个半街区，步行只需30秒——因为他干这个勾当的时候显得十分人畜无害，我还被他感动到，给了他一笔小费。请大家原谅我的愚蠢，是我的愚蠢让他对我下了黑手。

我住的旅馆位于加富尔大道外一个破旧的街区——就是那种你在那撒尿也没人会来管你的地方——但它还是有个优点的，那就是它位于市中心。从这里出发，你能去城里的任何地方。我就这么干了，日复一日，走个不停。每天黎明破晓时我便起床，因为那时正是空气还没怎么被污染的大好时候，然后我会看着这个城市慢慢醒来，看着商店老板吹着口哨溜出门外，扫扫地，拉开遮阳篷，推上百叶窗。

我走过博盖斯别墅的花园，沿着西班牙广场的阶梯上上下下，浏览了孔多第大道上的商店橱窗，欣赏了大斗兽场和古罗马广场的磅礴大气。我穿过台伯河，踏上特拉斯特弗起伏不平的街道，还在高耸的贾尼科洛山上走了走。在那里，可以欣赏到罗马极美的风光，还能看见许多年轻情侣在浅浅的暗礁那里情意绵绵地缠抱在一起。意大利人似乎发明了一种无须脱光衣服便能做爱的方法，并抓紧一切机会实践，生怕别人看不到似的。我买了个冰激凌边吃边看，想看看有几对情侣会一不小心从礁石的边缘掉下，摔到下面的岩石上。谢天谢地，没人如此。他们一定是在背上背了个吸盘吧。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不停地走，脚都要废掉了。要是我实在累得走不动了，便会坐下来喝杯咖啡，或是躺在长椅上晒儿会太阳，等休息得差不多了就继续上路。

但我还是要说，罗马并不是一个适合步行的城市。你很有可能正好好走在路上，突然被车撞倒。斑马线在罗马根本不顶用，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习惯。有一次我在一条大马路上闲逛，脑海里正对着奥内拉·穆蒂和一大桶吉露果冻浮想联翩，突然，我看到六个车道上的车子猛然向我冲来，丝毫没有在我面前停下来的意思，我着实吓了一大跳!

其实他们也不是想撞你(巴黎人倒是会这么想)，但就是会撞到你。我觉得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司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并不会关心他们眼前的事物。他们总是忙着砸喇叭，做浮夸的手势，阻止其他车子抢车道，做爱，收拾车后座的孩子，吃和棒球棒差不多大的三明治。这些事情通常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他们最开始注意到你可能是通过后视镜，但那时，你早已成为躺在车后街道上的“某些东西”了。

但即使真的看到了你，他们也不会停车。这不是说他们和你有仇，只不过是他们相信：如果路上有什么东西，他们一定能从它旁边溜过去，不管是电线杆还是中东来的游客，当然，修女除外。即便是罗马的司机也是不敢撞修女的，你能看到成群的修女竟然能毫发无损、风轻云淡地穿过八个车道的汇合口，就像黑白纸片随风飘过一样。因此，如果你想要穿过像威尼斯广场这样的闹市区，你唯一的指望便是等着一群修女过来，然后像汗津津的T恤衫一样死死地黏住她们。

意大利人的停车方式我倒是蛮喜欢的。不论你在罗马转过哪个街角，眼前的景象都会让你觉得你仿佛错过了一场为盲人举办的停车大赛。车子横七竖八地停着：车身的一半停在人行道上，另一半停在外面；有些车头朝里，有些则朝外；有些干脆堵住了车库、岔路或公共电话亭。还有一些车停得那叫一个紧啊，司机只能通过天窗离开这辆车。罗马人的这种停车方法，大概只有在我不小心往腿上泼了一瓶盐酸时才做得到吧。

有一天早晨，我在锡斯蒂纳大道上闲逛，突然看到一辆菲亚特克罗玛从我面前飞驰而过(它的车轮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冒着白烟滑了100码才停下来。没有片刻迟疑，司机马上换至倒车档，朝街上的停车位开去，把车倒向长度少于2.5英尺、勉强能容下他这辆菲亚特的车位上，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他就这样把车倒进那个停车位，重重地撞在了一辆雷诺上。

世界沉默了一分钟，只有逸出的尾气在发出嘶嘶声。司机从车上跳了下来，不可思议地盯着眼前的这场灾难——撞歪的保险杠和四分五裂的尾灯，他自己那辆车的排气管已经精疲力竭地软软地趴在了地上——他竟然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仿佛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某种神秘兮兮的东西。接着他做出了我觉得大部分意大利人都做得出的举动，他用尽气力狠狠地踹了雷诺一脚，把车门都踢出了凹痕。惩罚完这名不在场却胆敢把车停在这儿的雷诺车司机，他就跳回自己的菲亚特，以一种疯狂的速度驶离现场，正如他以疯狂的速度来到这里一样。平静再度降临锡斯蒂纳大道，只能偶尔听到几声金属部件从遭殃的雷诺车掉到地上的声音。没人把这当回事，只有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意大利人能把车停在任何地方。遍览整个城市，你就会发现司机们霸道地把车停进只有一个沙发垫那么大的地方，阻碍着交通，还不停地按喇叭提醒三英里之内的司机，为他开辟一条只有上电椅的人[6]才能享用的特别通道。要是某一块地方面积太小，车子停不进去，罗马人就会放点垃圾进去——一个空香烟盒、半块吃剩的比萨、27个香烟屁股、半个筒底已经破掉不断漏出冰激凌的蛋卷，旁边还有飞来飞去的苍蝇、一个油腻的沙丁鱼罐头、一份破破烂烂的旧报纸，以及一些你完全不会料到的东西，比如裁缝的人体模型和一头死掉的山羊。

就算是垃圾，也没对我造成任何困扰。我知道罗马脏乱差，交通一塌糊涂，但奇怪的是，这也是罗马有趣的一面。罗马是除了纽约之外，唯一一个能让人这么说的城市。事实上，罗马总是让我想起纽约——它们有同样的噪声、污垢、永不停歇的喧闹和喇叭声，也有同样站在那里闲着没事干的条子(他们同样边说话边做手势)，以及同样不着调的电子能源嗡嗡声。唯一的不同便是罗马的混乱已经无可救药，相比之下，纽约算是十分秩序井然了——大部分人会耐心地排队，遵守交通规则，尊重那些让整个生活能够有序运作的惯例。

意大利人完全没心思去遵守秩序，他们就是生活在某种骚乱之下，我觉得这样还蛮迷人的。他们不排队，不交税，不准时赴约，不收好处不干活，不遵守任何规则。在意大利的火车上，每一扇窗户都贴了一张标语，上面用三种语言告诉你别把头伸出窗外。用法语和德语写的标语都是命令你不要把头伸出去，但意大利语写就的标语就是弱弱地建议：这好像不是一个好主意哦。否则，它还能怎么办呢？

甚至是意大利的绑架案都随意得让人震惊。1988年1月，一个绑架集团绑架了一个叫卡罗·齐拉顿的18岁男生，他们把他关在了六英尺深的洞里，定时给他吃饭，但是他们直到——你听清楚了——10月，也就是绑架他九个月后，才和这个男生的父母提出要赎金的要求。你能信吗？绑匪提出要50亿里拉(250万英镑)的赎金，濒临崩溃的父母一下子就付清了赎金，但是绑匪紧接着又索要了更多的赎金。这一次男生的父母拒绝了，最后，在卡罗·齐拉顿被绑架两年零一百天后，绑匪终于释放了他。

在我游玩期间，意大利人正处于45年来第48个政府的管理下。意大利的社会结构是“香蕉共和国[7]”式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它的经济昌隆兴旺。它现在已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这还是在意大利社会处于长期不稳定的状态下实现的。如果他们拥有日本人的职业操守，那他们应该会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谢天谢地，他们并没有!他们沉湎于把挥洒不完的精力用在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上——孩子、美食、咖啡馆辩论——这才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一天早晨，我坐在马萨拉大道上的一家街区酒吧里消磨时光，有三个穿着锅炉工作服的男人走进来，在吧台前点了几杯咖啡。一分钟后，其中一个男人突然狠狠地捶了一下另一个男人的胸，并且和对方在激动地说着什么；第三个男人则挥舞着手臂，踉踉跄跄，发出悲伤的呻吟，像是呼吸道被堵住了似的。我觉得他们随时都会掏出刀子来，血溅当场。但我后来发现，他们所谈论的不过就是昨晚斯基拉奇[8]在对阵比利时的足球赛里踢出的一个高质量进球，或是菲亚特Tipo汽车的里程数或是其他类似的屁事儿。又过了一分钟，他们喝光咖啡，开开心心地结伴离开了。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家啊!

还有一天早上，我去了博盖斯别墅博物馆。我从一份剪报上得知，它曾在1985年关闭，声称要大修两年，因为别墅被建造在地下墓穴上，经年累月，慢慢地塌陷下来。不过我到那儿的时候，它依旧搭满脚手架，被一层已经变形且绣得起皮的薄铁皮隔开来，看起来也并没有准备对公众开放。现在离它最开始闭馆已经过去了五年，距它预计的重新开张时间也过去了三年。

这种持续的不靠谱行为简直叫人火冒三丈(特别是你在闭馆前几天，不小心把雨伞落在了衣帽间)，但是很快你就会把它当作生活中无法避免的事实予以接受，就像英国的天气一样。

这个国家对于它的文化遗产也并不爱护，我必须说，意大利就是这副死样子。意大利每年会花2亿美元在文化遗产的维修和重建上，看起来是个很可观的数字，但其实呢，这笔钱还不够新修一条12英里长的高速公路，也只是1990年世界杯足球场建筑费的零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笔钱只占了国家预算的0.2%。因此，三分之二的国家瑰宝不是被锁进了仓库，就是拒绝向公众开放。剩下的一些瑰宝也渐渐消失在了大众的视线里——比如1989年3月，拥有900年历史的帕维塔市政塔突然失去平衡倒塌了，导致四人死亡——还有很多瑰宝散落四地，小偷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把它们顺走。1989年，就有近13000件艺术珍品在博物馆和教堂里不翼而飞，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90000件艺术珍品已经失窃。80%的欧洲艺术品盗窃案发生在意大利。

这种对于国家文化遗产的随意态度，可谓是罗马的传统。近1000年来，投资商和建筑师通常是在罗马天主教会的“祝福”下(他们应该有肮脏的金钱交易，你不用问我，地球人都知道)，将这个城市的古罗马浴池、神庙和其他历史悠久的纪念碑作为采石场。罗马斗兽场并不是因为时光的侵蚀才变成如今这副又笨又破的模样，而是数百年来，人们一直用大锤敲下石块，然后用推车把它们运到附近的石灰窑烧制成水泥。当贝尔尼尼[9]需要一车青铜建造圣彼得大教堂的华盖时，他们把铁铲伸向了万神宫的屋顶。任何一处古罗马遗迹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下来，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迹。

由于被剥夺了参观博盖斯别墅博物馆的机会，我便转而去附近的花园逛了逛。现在这里已经是罗马最大最美丽的花园了，充满了静谧的林地和穿透树林投射进来的阳光，我在这儿好好地享受了一番。在这期间，我还看到了让我大吃一惊的一幕，那时我正穿过一个枝繁叶茂的林间角落，迎面遇上一个长相凶狠的男人蹲在一棵树旁拉屎，还阴着一张脸看着我。我之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欧洲人对于露天排泄似乎有种特别的喜好。在法国或比利时的高速公路上，随处可见一个人站在车旁，往灌木丛里撒尿，而且离路不到一英尺远。如果在美国，这些人会被带到一旁暴打一顿。在巴黎你依旧能看到“超凡脱群”的街头小便池，钢灰色的屏障就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看看里面的人是谁、他正在干什么而设计的。我不明白我们路人究竟做错了什么，要看正在撒尿的家伙的两条腿和下半身。为什么他们不能把小便池的边边建在离地六英尺高的地方呢？如果一个人走到那儿，我们肯定知道他要干什么，也没必要盯着他看，不是吗？

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我猜应该是同事——一起去吃午餐，当这个男人已经站在小便池面前的时候，三个人的谈话还在愉快地进行。我觉得这好奇葩，他们竟然能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地继续聊天。如果是在英国街头看到这些小便池，女士们应该会马上转过头，将对话限定在女性之间，假装完全不知道她们的同事在做什么。但是，根据唐娜希尔的《人类性史》，在18世纪的法国，上流社会的男女根本不会把一起上厕所当回事儿，有时大家还会在晚餐后补上一下厕所，好让如火如荼的讨论不要就此中断。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解释法国的很多事情。至于意大利人，罗马的工薪阶级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街上碰到一个老熟人，你不会和对方说“最近怎么样”或“一切还顺利吗”，而是“今天有没有好好拉屎啊”。我这可是实话实说。

好了，在这段具有启示意味的离题快到尾声时，让我们回到正题，去梵蒂冈和圣彼得大教堂看看。正如很多旅游指南提到的一样，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所教堂，却位于全世界最小的国家。我一直以为梵蒂冈是个古老的玩意儿，但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国家实体是1929年之后才有的事儿，也就是墨索里尼与教皇签订《拉特兰公约》后。到那儿的时候我还有隐隐约约的疑惑：如果我要穿过某些像边境线一样的地方，我是不是得花一大笔钱啊？但事实上我遭遇的唯一一个障碍，就是有20多个叽叽喳喳的男人，他们不是在向我推销运动服就是要用宝丽来相机给我拍张照。我指了一位离我15英尺远的穿着“丹佛野马”运动服的女士，我告诉他们这位女士是我妻子，我的钱全在她那儿。他们一听，全向那位女士涌去，我因此得以毫无压力地穿过这个巨大的广场。其间我停了一会儿，跟随着一个美国的旅行团走了走，通过他们了解到了墨索里尼和《拉特兰公约》的一些事情，还被告知教皇会从哪个阳台现身，说得好像他马上就会出现一样，但最后他并没有出现。这些知识还是很有趣的，我本可以和他们待得再久一些，但导游很快就发现我和他们不是一伙儿的，因为我没有戴棒球帽，也没有穿那套属于三原色之一色系的运动装。她告知我，这是个私人团体，而且很明确地做出如果我不溜之大吉，她也杵着不走的架势。

圣彼得大教堂从外观上看并没有很华丽，至少从广场脚下看过去，没啥让人惊艳的地方。不过一旦走到里面，你就会发现它超级棒，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会对它的美妙张口结舌。它很宏大、美丽、有腔调，充满珍宝和很高的通风口，还有那冷白的圣光让你都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看。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会让我想要双膝跪地、扣紧双手向天哭诉“主啊，带我回家吧”的建筑，这个地球上也不会再有其他建筑让我产生这样的共鸣。

我沿着宽阔的中央走廊闲逛，对此地的规模感到十分兴奋。它有730英尺长，364英尺宽，从地面到穹顶有438英尺高。但就像马克·吐温在《傻子出国记》中所说的那样，由于这个建筑的每个部分都很巨大，所以你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才不会忘记它的浩瀚。支撑穹顶的四根大柱子在这样壮观背景的映衬下，显得也并没有那么巨大，直到你走近它，才会意识到它宽达50英尺。教堂的华盖看起来确实如马克·吐温所说，像极了一个大号的床架，但它其实有尼亚加拉瀑布的一半高。也只有当我登上教堂顶端，俯视着入口蜂拥而至的游客，发现他们看起来就像是爬来爬去的昆虫时，我才猛然意识到这个教堂的巨大。我同时也发现，虽然这个教堂几近无声，显得空荡荡的，但每个游客的占地面积和一个足球场差不多，而那里怎么着也有个几百人。

我还看了一下“圣母怜子像”，它被放置在玻璃屏后面的一个侧面拱顶里，看起来有些粗糙(因为几年前有个疯子把它弄坏了)，外面还有一道隔开游客的屏障，以至于我几乎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之后我去了西斯廷礼拜堂和博物馆，它们也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也必须承认，在体验过圣彼得大教堂的雄浑壮丽后，其他所有的视觉体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浪费。

我沿着康希里亚隆大道走回旅馆，高兴地发现这条街上挤满了纪念品商店。我有些抵挡不住俗气纪念品的诱惑，在我的经验里，没有哪个地方比宗教古玩店更有希望满足我的恶趣味。有一次在艾奥瓦州康瑟尔布拉夫斯市，我整整考虑了一小时，就为了是否要花49.95美元买一个背面通电的耶稣画像，只要你点亮那个画像，鲜血就会从耶稣的伤口汩汩流出。最终连我自己都觉得它毫无品位，而且这个价格我也负担不起。所以我想要在这里再找一个价格适中、同样毫无品位的替代品，比如耶稣受难十字架、耶稣诞生套装笔、能放音乐的最后的晚餐厕纸盒，怎么着也得有个耶稣受难镇纸，上面写着：“我的爸爸去了梵蒂冈，他带给我的就只有这个糟糕的耶稣画像。”但所有的商店都在卖那么几类毫无辨识度的商品：有孔的念珠、120个尺寸的十字架、大教堂的石膏模型和教皇约翰·保罗的晚餐盘。这些东西离俗气还太远了(除非你真的去了城里，买12只教皇餐盘用于晚宴，不过那样可要花不少钱呢)，所以我精疲力竭地走开了。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最让人失望的事情之一，就是垃圾纪念品几乎已经销声匿迹。

最后一天早上，我去了圣玛丽亚大教堂的圣方济僧侣陵墓，它就在热闹的巴贝利尼广场附近。这地方我可不想盛情推荐。在16世纪，某些僧侣突然想到要拿其他死去僧侣的骨头来装饰这个地方，这是不是有点恶心啊？教堂的一边有六个阴暗的接待室，里面充斥着吸睛的玩意儿：一个胸骨搭成的祭坛、用头盖骨和腿骨巧妙制作而成的圣地、点缀着几根前臂的天花板、由脊椎镶嵌而成的玫瑰花墙饰、用手骨和脚骨做成的枝形吊灯。在奇奇怪怪的角落里，我们还能见到一整副圣方济僧侣的骨架，身上还穿了件像死神一样的戴帽长袍。而外墙则用六种语言写满了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标语，比如“我们曾经像你一样，你也会和我们一样”，还有一首名为《我的母亲杀了我》的长诗。这些人当时一定会被周遭的人当作异类，你可以想象一下，每次你患上感冒，都会有个家伙带着卷尺和若有所思的表情来到你的床边……

在1528年—1827年，有4000名僧侣为此处的装饰奉献了自己的身躯，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这样做实在太恶心了，所以就叫停了这个行为。没有人知道是谁想出了这样的设计，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只要是看过这些设计的人，总会不可避免地留下以下印象：圣方济教派在其间藏了很多闲得没事干、有一定程度洁癖、处于半疯癫状态的僧侣。当然对教堂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生财机会。时不时地，总会有成群的游客过来，花一沓里拉，就为了体验一把这种病态的恐怖感。我唯一的遗憾是，这里竟然没有一家礼品店能够让我买到一盒脊椎骨餐巾环，或是用手骨和臂骨做的挠背器。显而易见，如果你想买一个同样毫无品位的纪念品作为补偿，那你在罗马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只能体验到愿望落空的挫败感。

[1]意大利文艺电影。——译者注

[2]意大利男演员、导演。

[3]意大利女演员，著名性感影星。

[4]意大利男演员。

[5]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城市。

[6]尤指美国处决犯人的椅子式用具。

[7]指那些以水果出口、旅游业和外资引进为经济来源的中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译者注

[8]意大利足球运动员。

[9]17世纪意大利雕塑家。

第十四章 那不勒斯、索伦托和卡普里

我在旅馆退完房后，便走向罗马中央车站。这个车站就像意大利的大部分公共场所一样，像个疯人院。每一个售票窗口前都有顾客在夸张地做着各种手势，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来买票的，倒像是在对神情冷漠又疲态尽显地坐在每一个窗口后面的人倾吐自己遇上的所有麻烦事儿。我很惊讶于意大利人在处理微末之事时，也拥有如此饱满的情绪。

我不得不排了40分钟的队，排在我前面的一堆人都在扯着自己的头发，不停地发出怒吼，但一拿到票就突然转怒为喜，开心地走了。我始终猜测不到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一直在忙着阻拦那些试图插队的人，仿佛是我为他们打开了插队乱纪的大门。其中有个人还企图插队两次，在罗马排队，你需要用一把鹤嘴锄来维持秩序。

最后，在我要坐的火车即将驶离前的一分钟，总算轮到了我。我买了一张去那不勒斯的二等座车票——这是很简单的事啊，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大惊小怪什么——然后绕过拐角跑到月台，做了一件我渴望许久的事情：我跳到了已经开动的火车上，说得再稍微准确些，我被人像扔邮包一样从月台摔到了火车上。

火车很挤，但我在窗边找到了一个座位，然后屏住呼吸，擦去了小腿上的涓涓血流。火车缓缓开过布满了无穷无尽塔楼的罗马郊区，接着提速进入了灰尘飞扬、混沌朦胧的乡村地带，那里到处都是还未竣工的房子和一些并没有人办公的办公楼。从罗马到那不勒斯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火车上的每个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用睡觉来打发时间。只有在火车通知大家停靠在哪个死气沉沉的车站或是在乘务员经过时，乘客们才会猛然醒来，看看站牌名或拿出车票让乘务员检查。大部分乘客看上去都穷困潦倒、不修边幅(甚至有些女人也这样)，和罗马蜚声国际的优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猜这些人应该都是每周去罗马打工的那不勒斯劳工，现在正准备坐车回家看望家人。

我欣赏着沿途的风景——一片低洼的平原延伸至浅绿的山脉，其间还散布了一些毫无生气的村庄，里面有许多未建好的房子——做着关于奥内拉·穆蒂的梦，以此消磨旅途时光，现在这个梦里又多了一个透明的沙滩球、两辆独轮车、一张蹦床和摩门教圣所唱诗班的高分贝歌声。车厢里温暖而沉寂，不久后我便进入了梦乡，但是几分钟后又被一阵充满恶意的哀号叫醒。一个裹着头巾的肥胖女人搂着一个脏兮兮的孩子经过车厢，大声嚷嚷着自己的困顿人生，一路乞讨走过，但是没人买她的账。她把孩子推到了我的面前——他全身都被巧克力状的黏液覆盖，而且长得真丑，我感觉自己为了避免发出尖叫已经耗尽了全身的力气，于是用手拼命地挡着脸——在这个小丑娃身上的棕色黏液滴在我身上之前，我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1000里拉给了这个女人。她像乘务员检查车票似的冷漠接过我给的钱，连声“谢谢”都不说，直接扬长而去，继续向其他人大倒苦水。除此之外，剩下的旅途风平浪静，无事发生。

火车顺利抵达那不勒斯，我一出火车站，便受到27个出租车司机的热烈欢迎，他们每个人都想带我去一个很不错却十分偏远的地方投宿，我挥手让他们离开了。从脏乱差的中央车站走到附近同样脏乱差的环游小火车站，一路上经过的也是脏乱差的街区。人行道上的人都坐在摇摇晃晃的桌子旁，叫卖着一包包香烟和各种廉价的小东西；沿街停靠的车辆都是又脏又旧；所有的商店看上去都灰蒙蒙的，橱窗上堆满了包装早已褪色的商品，就算是在阳光的照耀下，有些商品也几乎无法辨认出是什么东西了。我本打算在那不勒斯待一两天，再去索伦托和卡普里，但这里的环境实在太令人作呕了，所以我决定马上离开，等到我觉得自己稍微缓过来的时候，再回来。

我到达环游小火车站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高峰期。我抓紧时间买了一张车票。车上塞满了汗津津的乘客，而且开得很慢。我被夹在两个肥胖的女人中间，她们一直在高谈阔论，激动得肥肉乱颤。继续看书是不可能了，做关于奥内拉·穆蒂的梦也是不现实的。但我自我安慰地想着，自己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个位子坐，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即使它只有六英尺宽，而且我不得不说，这两个女人的身体柔软无比。在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把头靠在其中一个女人的肩膀上，用爱慕的眼神盯着她们的脸庞，她们对此好像也毫不在意。

我们经过那不勒斯市区和郊区的贫民窟，驶入了维苏威和地中海之间遍布贫民窟的乡村地带。火车每开几百英里，就会停在某个乡村小站，有100个人会下车，同时120人会上车。甚至是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或者现在被叫作埃尔科拉诺)这样的历史名城，看起来也很破旧，到处都挂满了晾衣绳，混凝土建筑上也布满裂痕。从火车上看过去，我可没有发现任何遗址。不过在火车继续前行数英里，爬上高处的一座山脉，在一连串的隧道中穿行时，空气突然变得凉爽起来，那些海边的村庄也十分美丽，虽然有些村庄只有几间农屋和一个坐落在隧道之间山坡上的教堂。

我看到索伦托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它。可能是因为那一天、那时的天气，以及离开那不勒斯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受，但这里的一切看上去确实都很完美：一个小巧的城镇从火车站一直绵延至那不勒斯湾。城镇的中心有一个叫塔索的广场，面积不大，但热闹非凡，开满了露天咖啡馆。广场的一边连接了许多蜿蜒曲折的巷子，它们十分冷峻朦胧，散发着浓郁的芬芳。有很多店家聚在门口聊着生活八卦，孩童在嬉戏，充满着意大利生活中那种随处可见的喧闹。小城的其余部分则由大约12条步行街构成，街道两旁开满了实惠的商店和餐馆，还有一些小巧精致的老式旅馆藏在浓浓的树阴下。这里可爱迷人，我甚至想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我在伊甸园酒店入住，这是一家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酒店，坐落在一条侧道上，规模中等，开价很高，但也没啥可指摘的。透过层层屋顶和繁茂的树木，我能瞥见远处的海景，我在房间里十分躁动地踱步了五分钟，庆幸自己竟然有此等好运，随即关灯回到了街上。我环顾四周，在塔索广场旁迷宫似的小巷子里逛了逛。我怀着赞赏的目光注视着索伦托街旁那些干干净净、备货充足的商店橱窗，在广场上的托尼诺小吃吧的露天座位上坐下来，点了一杯可乐，欣赏着眼前人来人往的景象，顿觉快意十足。

镇上全是选择在淡季度假的中年英国游客(这个地方，他们还是玩得起的)，路上行人和邻桌夫妇的只言片语飘进了我的耳朵里。这些话听起来都差不多。妻子总是在瞎嚷嚷、制造噪声污染，抱怨那些无休无止、毫无意义、烦躁不安、困扰英国中年女人的鸡零狗碎之事。“我今天本来是要去买裤袜的，但我忘了，我叫你提醒我的，杰拉德。我现在穿的这条抽丝都快抽到阿马尔菲[1]去了，我以为自己能在这儿买到的。我不知道自己要穿几码的，我就知道我早该再带一双过来的……”当然杰拉德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因为他正在偷偷地看一个没穿内衣、慵懒地倚在路灯柱上的美女，或是和一个骑着黄蜂牌摩托车的小流氓说几句俏皮话。而他似乎也意识到，他妻子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温和的、慢性的刺激因素。不论在索伦托的哪里，我都能看到这样的英国夫妇，妻子看到什么都要批评一通，就好像她是卫生部门的卧底一样，而丈夫总是跟在她后面，疲惫不堪、招架无力。

我在广场旁的一家餐馆吃了晚饭，这里人很多，但是服务态度很棒，上菜也很快，东西也十分好吃——有奶油意大利方饺和一堆索伦托扇贝，还有一大份简易沙拉和一碗超大分量的自制冰激凌，看到这些，我的眼眶里已然全是喜悦的泪水了。

用完晚餐后，我坐在那儿喝了杯咖啡，抽了根烟，让我的肚子先缓一缓。正在这时，一桩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八人团伙走了进来，他们看起来很有钱，而且自视甚高，一看就是背景可疑之士。女人们都穿着皮草，男人们都戴着墨镜、穿着开司米大衣，他们进来还不到一分钟，现场便爆发了一阵骚乱。他们十分喧闹，餐馆里的其他人顿时陷入沉默，不论是顾客还是服务生，都纷纷转头看向他们。

很显然，这些新来的人已经预订了座位，但是餐馆却没给他们准备好位子——这里一张空桌都没有——所以他们在各种抱怨。经理焦急地搓着手，忍受了所有的辱骂，他让手下的服务生像道具工人一样，拎着椅子、捧着鲜花，怎么着也要在已经拥挤不堪的餐馆里再拼出一张能坐八个人的临时餐桌来。这里唯一一个不骄不躁、不忙不乱的人就是这伙人的头头，一个看上去和阿多夫·赛利[2]一样神秘可怕的男人。他十分冷漠地站在那里，肩上披着一件500英镑的大衣。除了不时地对手下的麻子脸小喽啰耳语几句之外，他一言不发，我想他的指示内容应该类似于把谁炒了并把一条死鱼塞进他嘴里。

领班冲到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地向他们报告说现在已经拼了一张能坐六个人的桌子，如果女士们现在还没有那么急着坐下的话，他们很快就能换到一个更大的桌子上……我感觉他的额头都快要贴到地板上了，然而这对那伙人来说是更严重的羞辱。“阿多夫”再次向小喽啰耳语了几句，小喽啰便离开了，看上去像是要拿把机关枪狂射一通，或是开辆推土机把这个餐馆碾为平地。

正在这时，我说道：“不好意思(我想给他们点好处)，你们可以坐我的桌子，我马上就走了。”我将咖啡一饮而尽，拿了零钱，站起身来。经理十分感激地看着我，仿佛我拯救了他的生命，或许也真的是这样。领班很显然是想把我狂亲一遍，但还是代以十分谄媚的“感谢”。我从没有这么受欢迎过。服务生和其他的顾客都用——我感觉可以这么说——钦佩的目光注视着我。就算是“阿多夫”，也微微低下了他那高贵的头颅，对我表示感谢与尊敬。服务生很快将我的桌子收拾干净，随后经理和领班将我欢送至门口，向我鞠躬致谢，还用小毛刷子掸了掸我的肩膀，甚至要把他们的女儿嫁给我或是和我共度春宵。我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重新焕发出了青春光彩，颜值也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我露出好莱坞式的微笑，朝餐馆随兴地挥了挥手，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在饱食一顿并为索伦托的一个麻烦地儿带去和平之后，我在温暖暮光笼罩下的索伦托街上开心地漫着步。我走向通往波西塔诺的海岸公路，也就是蜿蜒高峻的卡波路，路两旁都是一些为了能俯瞰那不勒斯湾而建立在悬崖峭壁上的旅馆。这些旅馆全起了一些让人联系起另一个时代的名字——贝尔艾尔、贝尔维斯西来纳、海军上将、卡拉维尔——看上去就像这40年间，它们都没什么变化。我在路边的栏杆上坐了一小时，凝神注视着眼前魔幻般的美景，我的目光来回扫视着维苏威和远处的那不勒斯以及左前方漂浮在宁静海面上的普罗奇达和伊斯基亚岛。灯光在海湾附近闪耀，和蓝色天空下的零星几颗暮色之星相得益彰。空气温暖舒适，还透着一股新鲜出炉的面包的味道。在我所有的人生阅历中，这番景象，已几近完美。

远处有一个能俯瞰海湾的岬角，那儿有个叫作波佐利的小城。它位于那不勒斯的郊区地带，也是索菲亚·罗兰[3]的故乡。波佐利的居民们享受着住在这个地球上地质结构最不稳定的地区的乐趣，那感觉仿若置身于一个陆地按摩床。他们一年要经历4000次左右的地震，有时甚至一天就要经历数百次，所以他们应该早已习惯了诸如天花板碎片掉进炖肉里，或是烟囱翻滚着掉下来把他们祖母砸晕之类的事情。

这一整片区域就像是一个保险推销员最可怕的梦魇。地震是卡拉布里亚生活的一部分——那不勒斯1980年就曾发生过一次地震，导致12万人无家可归，甚至比这更猛的地震都随时可能会来。也难怪他们会如此担心地震。这些城镇都是建立在十分陡峭的山坡上，仿佛只要是轻微的震动，就能让它们全部滑进海里。而且最可怕的是，在它们的背后还有时不时发出隆隆声的维苏威火山，它可是一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活火山。它上一次爆发是在1944年，这已经是它自中世纪以来沉默时间最长的一次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怪绝望的？

我久久凝视着海湾对面波佐利的灯火，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是否会有诸如脚手架坍塌或地球裂成两半的轰隆声。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一个闪烁的红点在沿着天际线规律地移动，飞机飞过高空时发出的蚊子般的嗡嗡声，以及我身后索伦托传来的舒缓的车流声。

*　*　*

第二天早晨，我在一片明媚的阳光中，沿着无比陡峭又风光旖旎的梅约路走向索伦托码头。我在至尊维多利亚大酒店的阴影里，坐上了一条几乎空无一人的渡船，前往卡普里。它位于索伦托半岛西面约10英里处，是一个郁郁葱葱、山峦起伏的海岛。

渡船渐渐靠近卡普里，它看起来也不过如此。海港四周坐落着许多无精打采、样子难看的商店、咖啡馆和渡船租赁公司。它们似乎都还关着门，除了一个长得像大力水手的人在卷绳索之外，这里毫无人烟。一条公路盘旋至陡峭的山坡，路口的标志牌上写着：卡普里镇，6公里。

“6公里!”我发出猪叫。

我带了两本毫无用处的旅游指南来到意大利，它们已经无用到我甚至都不愿意说出它们的名字来，以防为这两本书打了广告。或许我应该把其中一本叫作《让我们去找另外一本旅游指南吧》，另一本叫作《福德旅游指南》(就当我刚刚在撒谎好了)，这两本指南都没有说卡普里镇在几英里外的一个峻峭的山腰上。他们的描述听起来像是告诉你，只要你一下渡船，就直接到了卡普里镇上。但是从码头这里望过去，卡普里镇仿佛处于云端中的某处。

通往山顶的缆车没有运行(那是当然)。我环顾四周，想看看有没有巴士、出租车甚至是驴子，能带我上山，但那儿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像往常一样叹息一声，然后开始长途跋涉。这是一次十分繁重的攀行，但总算沿途还有一些漂亮的别墅和美丽的海景。公路像蛇一样盘绕上山坡，尽是些长长的让人倦怠的S弯。我沿着这陡峭的山坡，攀爬了近一英里后，面前出现了很多从灌木丛开辟出来的台阶。它们似乎是想为游客提供一条更方便快捷但也更艰难的前往卡普里镇的路线。我拾级而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无穷无尽的台阶，它们一直往上，往上，再往上……它们一会儿被两旁新刷过的别墅白墙所包围，一会儿又在歪歪斜斜、气味芬芳的灌木丛边向前延伸，这样的景象还是蛮吸引人的。但在爬了近300级台阶之后，我已经汗流浃背，再美的景致对我来说都毫无吸引力。

这座山的地形分布参差不齐，所以经常给我一种山顶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错觉。然后当我转过一个弯，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更多的台阶，卡普里镇也在我视线范围内逐渐远去。我颤巍巍地向上爬，经过一面又一面墙，气喘吁吁，不停吞着口水，好奇地看着三个穿着黑衣服的女人沿着台阶一路走下来，去山下购物。支撑我不断往上爬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顽强不屈地爬到卡普里镇的男人。只要我到了那儿，卡普里的一切就都是我的，而且都只是我一个人的。不知走了多久，山上的那些房子终于渐渐地靠近并紧紧连在了一起，就像乐高玩具的积木块拼接一样，台阶也渐渐变成了陡峭的鹅卵石小路。当我经过一座拱门，步入一个美丽的广场，看到里面到处都是德国游客和日本游客时，泪水夺眶而出，顺着我的脸颊哗啦啦而下。

我在卡普里旅馆住下。“这个名字真棒!你花了多久起的这个名字啊？”我问经理，但他却用仿佛已经练习了很久的轻蔑眼神看了我一眼，这是欧洲的旅馆经理为美国的游客和一些昆虫准备的保留节目。我不知道他的傲慢从何而来，这又不是什么很好的旅馆。它甚至连个门童都没有，所以这个经理不得不亲自带我去房间，尽管他让我自己解决行李问题。我们沿着宽阔的楼梯拾级而上，往三楼的一个小房间走去。楼道上有两个工人正忙着在大理石台阶上用赭石滴着漂亮的阴影图案，偶尔也会在墙上加点装饰性的东西。由于他是经理，所以我不确定要不要像对待门童那样给他点小费，我唯恐这么做是对他尊贵地位的羞辱。最终，我机智地想出了一个两全之法，我给了他一笔很少的小费。他看我的眼神就仿佛我在他的手里丢了一团棉花，这让我觉得我可能误判了眼前的形势。“或许下次你听了我的玩笑会哈哈大笑。”我欢快地说道，在我还没缓过气来的时候，就把他关在了门外。

卡普里镇是个美妙无比的小城，这里有许多迷人的别墅和小巧可爱的柠檬树林，还有很多能够看到那不勒斯湾和维苏威火山风景的场所。城镇的中心是一个叫作温贝托一世的小广场，四周都是乳白色的建筑物，摆满了露天咖啡馆的柳条桌椅，广场一头附近有一座庄严的白色老教堂，另一头则被栏杆围绕，视线开阔，站在那里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景。

我想不起我还去过哪个比这里更具诱惑力的散步场所。这个城镇几乎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由乳白色的回环曲折的车道和人行道组成，很多路只比我的肩膀宽一点点，但它们纵横交错，奇妙无比，所以我总能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回到了10分钟前所在的地方。每隔几码，墙上就会出现一道铁门，我能通过它们看到里面的白色别墅，这些别墅被开满鲜花的灌木丛所围绕，通常都带有一个能远眺大海的石砖平台。再过几码，又会出现一条岔道，或是通向山脚，或是一路延伸至直插云霄的山顶四周的别墅。我想拥有目力所及的每一栋房子。

除了往来于海港和城镇之间的一条公路和通往小岛另一头的安娜卡普里的一条公路之外，卡普里镇一条公路都没有。所有地方都需要靠步行抵达，通常都需要一场非常艰巨的跋涉。对那些干洗店的送货员来说，卡普里一定是世界上最坏的地方。

大多数商店都分布在教堂外的一系列巷子和拥有无可名状魅力的小广场上，从中央广场沿着台阶往上走即可到达。它们都有着像古驰和圣罗兰之类的名字，这无疑暗示着夏季的游客一定是那些富有却让人无法忍受的土鳖，所以现在这个季节，绝大多数的商店都还没开门。这里也没有出现头戴游艇帽的浑蛋和穿金戴银的女人——这些人能让这些商店在夏天赚一大笔钱。

有几条小巷像地下墓穴一样昏暗，整条过道都被房子上层投下的阴影给遮住了。我沿着其中一条小巷，向城镇的高处走去，天空终于重新出现在我眼前。这里的别墅也显得比之前的大很多，人们可以享用更宽阔的空间。这条路回环曲折，我爬着爬着，就又气喘吁吁了。我用手撑着膝盖，迫使自己继续前进。眼前的景象美不胜收，犹如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往前走。在接近山顶的时候，小路开始平缓起来。我在一片充斥着浓烈气味的松树林中穿行，小路一侧是富丽堂皇的别墅——我无法想象他们在搬进搬出的时候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运送家具的——另一侧是令人目眩的小岛风光：白色的别墅散落在山坡上，隐匿在木槿、九重葛和其他近百种灌木之间。

时间已近黄昏，小路在几百码之外的地方绕过了一片树林，然后就突然到了尽头。眼前的景象让人屏息：在一块悬崖峭壁上挂着一个观景台——仿佛它就是天空中的一个小露台。那是一个公共瞭望台，但我感觉那里已有数年没人光顾了，当然更不可能有游客。我好不容易走到这里，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啊!我从未见过有这一半美丽的景象：一边是山脚下的卡普里镇，另一边是灯光闪烁、四周遍布房屋的安娜卡普里湾，而在我眼前的则是一个陡峭的悬崖，在它下面两三百英里的地方，如深蓝宝石般的海浪正在拍打着参差不齐的峭壁。但海离我太远，惊涛拍岸的声音于我而言不过是耳边的轻声细语。一轮皎洁的银月高悬在淡蓝色的夜空中，习习清风吹动着我的发丝，柠檬、金银花和松树的香味弥漫在我周围，这种感觉仿佛置身于塞恩斯伯里[4]的家庭用品部。我的前方尽是汪洋大海，海面平静，甚是迷人，150英里外便是西西里岛了。只要能拥有此番美景，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任何代价!我愿意把妈妈卖给罗伯特·麦克斯维尔[5]，愿意放弃我的国籍或者在火中走一遭，甚至愿意和安德鲁·尼尔[6]交换头发!

我久久沉浸在自己澎湃的心情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我的正上方有一栋别墅，如果站在它的院子里，正好能俯瞰到我眼前的这个“秘密基地”。看来确实有人坐拥着这样的美景，他每天早晨坐在那儿，喝着麦片或橙汁，穿着“圣罗兰”的浴袍和“古驰”的拖鞋，将眼前这位于地中海之上的人间天堂般的美景尽收眼底。我突然想到，这个别墅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唐纳德·特朗普，或是意大利某个与其差不多身份的人，可能他10年里只有两分钟是待在这个地方的。他生意忙碌，忙着打电话寻找消费者，哪有时间欣赏这幅美景呢？为什么有钱人总是要浪费财富呢？这难道不奇怪吗？我怀着这样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城里。

我在后街的一家高档餐厅里吃了晚饭，里面几乎空无一人，但服务态度很好。我挑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以便能看到海景。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念头：在这么舒适完美的环境下，我可能要变得呆头呆脑了。我开始感觉到了一种只有在英国人当中生活过的人才会体验到的那种恶心的负罪感——这种感觉很糟糕，在英国人看来，一个人所能感受到的快乐如果比喝一杯牛奶咖啡和吃一块巧克力饼干时体会到的快乐还要多，那就是对信仰的极不虔诚。我知道在我回家的时候，将遭受厄运的惩罚，为现在享受的一切付出代价。我可能彻夜都要待在刺骨的寒风中，坐着破旧的船只颠沛流离，至少要在温比餐厅[7]吃两顿，才能体会到一丝赎罪感。不过我起码还能对我自己纵欲过度而感到愧疚，这样想想，我的心情好多了。

8点刚过，我就离开了餐馆，但四周的商店还在营业——人们在买酒、奶酪和烤面包，甚至还有人在美容院理发。意大利人果然很擅长打理生活呀。我在登山咖啡馆里买了两瓶啤酒，漫不经心地朝中央广场走去。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德国游客和日本游客了——他们或许已经躺在床上昏昏入睡，但更可能是坐下午最后一班渡船回到了索伦托——这里只有本地人，五六成群地聚在一起谈笑风生。此时此刻，空气温暖，星光明媚，远处那不勒斯的灯火和一片漆黑的大海此时都已作为背景，衬托着眼前的景象。似乎镇上的居民们早已习惯在晚饭之后聚集在一起，进行半小时的交流。青少年们懒懒地躺在教堂的台阶上，更小的孩子们则围在大人身边跑来跑去。人人看上去都快乐无比，我想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想生活在这个景色宜人、热情好客、食物美味、绿意盎然的小岛上，每天晚上都到这个拥有无与伦比观景台的美丽广场上，和我的街坊邻居聊聊天。

我站在一旁，思考着这番景象背后的推动力。不同群体的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仿佛是在参加鸡尾酒会。到最后，他们会把孩子叫到一起，散步回家。然后其他的人会马上过来，再做一遍他们刚刚做过的事。他们每次最多只会在广场待半小时，但是聚会会持续一整晚。一个显然是刚来卡普里不久的年轻人，羞涩地站在一群人的最边上，听着他们的笑话，脸上露出微笑。但没过几分钟，他就被人拉进去，加入了对话中，很快他便和其他人一样，与别人谈笑风生了。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或许是一个半小时)，之后转身走回旅馆。我意识到，我已经无可救药、永远地爱上了意大利。

我在一个昏暗的早晨醒来，小镇背后的山坡被薄雾所环绕，海湾对面的那不勒斯仿佛在一夜间消失无踪。除了一片死寂的海面之外，那里什么也没有。海面上雾气翻滚，给人一种B级电影里僵尸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既视感。我本打算去山顶看看提比略[8]的别墅遗址，这个老流氓曾把那些让他不爽的客人从围墙上丢到数百英尺深的岩壁下。但我从旅馆里出来的时候，冷雨淅沥而下。于是我整个早晨都在从这家咖啡馆走到那家咖啡馆，喝着卡布奇诺，时不时抬头瞥一眼天空。已经快中午了，如果我想去看提比略的别墅，就得再待一天，但我觉得没必要。

我不情愿地在卡普里旅馆退了房，沿着陡峭而又光滑的台阶，一路走到码头，买了张去那不勒斯的慢船票。

自打我去过索伦托和卡普里，我觉得那不勒斯比我之前去的时候看起来更糟了。我沿着码头区走了半英里左右，却没有看到渔夫开心地一边织网，一边唱着《桑塔露琪亚》[9]的景象。我真的非常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人，但那里只有面色不善的流浪汉和堆积成山的垃圾。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坐在纸板桌子后面卖彩票和各种廉价的小东西。

我手上没有地图，只能凭着自己对这个城市模糊的地理感知走向内陆，我一直希望能误打误撞地走到一个昏暗的广场，周围全是小巧精致的旅馆。当然，就算是那不勒斯，也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地方的。然而，这一路上我遇到的都是那些你一看到就会自动联想到那不勒斯的街道——破旧的，路面坑坑洼洼像个洞穴似的，墙上的石膏脱落了大半，阳台上挂满了晾衣绳，让你终年都别想看到阳光。街上到处都是过于肥胖的女人和没人照顾的孩子，他们通常穿着脏兮兮的T恤，下半身赤裸。

我感觉自己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大陆。在那不勒斯的城中心，7万个家庭至今仍住在狭窄的贫民区里，这些房子没有洗浴设施，没有自来水，有时甚至连窗户都没有，一个家庭大约15个人全住在一个单间里。而在这些贫民区中，情况最坏的一个就是维卡里亚。我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据说这里拥有全欧洲最大的人口密度，唯一能与之相配的就是这里的犯罪率，特别是像车辆盗窃(每年2.9万起)和抢劫这样微不足道的小罪。不过我还是觉得蛮安全的，除了偶尔有人冲我露出迷离的微笑之外，没有人注意到我。就算是这里的年轻人龇牙咧嘴地骂我，也不过就是几句没什么恶意的俏皮话。我承认我把包带抓得很紧，别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背包客。不过这里也没有什么“斯帕特里”在附近活动的迹象——这是一个骑着黄蜂牌摩托车的飞车抢劫团伙，毫无疑问他们觉察到了我的包里除了脏内裤、半条巧克力和一本破烂的H.V.莫顿的《意大利南部旅行手册》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那不勒斯人一定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艰苦生活。二战过后，这里的人因为饿到发疯，吃掉了城里的一切活物，包括水族馆里面的鱼。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女人为了生存去卖淫，或是兼职卖淫。即使是现在，那不勒斯工人的收入也连米兰工人的一半都比不上。尽管如此，它还是给自身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到1986年，那不勒斯已经有三年没付街灯电费了，还身负11亿美元的债务。这个城市已经成了一个难以管理的城市，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在濒临崩溃的边缘。这里的面积比米兰大，清洁工数量是米兰的两倍，但街道却是脏兮兮的，城市服务也做得很糟糕。

我经过商业技术学院的时候，教学楼里里外外好像正在爆发一场暴动。里面的学生都围在楼上的窗口边，朝楼下不停地丢着书和纸，并通过喊叫与地面上的同学交换信息。我无法分辨这是某种抗议还是一件非常日常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经过的每个地方都堆满了垃圾，而且十分喧嚣与混乱——人们在喊叫，喇叭在怒吼，救护车的警笛在长鸣。

去了卡普里之后，这样的喧嚣和混乱实在是叫人难以接受。我不停地走啊走，但一切都还是这么糟糕。我走到了主要的购物街——罗马大道上，虽然这里的商店都很不错，但还是挤满了人和垃圾。如果不走出人行道，进到交通几近疯狂的街边，我就不可能穿过这条街。我也没有见到一家旅馆，看起来能够让人待上20分钟的。

最后，当我发现自己已经身在加里波第广场时，我大吃一惊，因为它就位于中央火车站的正前方。我竟然已经穿越了整个那不勒斯!我汗流浃背，双脚发痛。此时，我转头看了一眼刚刚穿过的城市，想着要不要再给它一次机会，但我感觉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容忍它了。我随即走进火车站，挥手赶走了27个出租车司机，买了张去佛罗伦萨的火车票。那里的情况总会好些吧？!

[1]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的一个市镇，在那不勒斯东南24英里处。

[2]意大利演员，专门演国际组织的反派角色。

[3]意大利知名女演员，被誉为世界上最具自然美的女人。——译者注

[4]英国的超市巨头。

[5]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传媒大亨。

[6]英国演员，头顶头发稀疏。

[7]南非的一种快餐店，提供各种汉堡、早餐和咖啡。

[8]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公元14年9月18日—公元37年3月16日在位。——译者注

[9]威尼斯民歌，歌词描述的是那不勒斯湾里桑塔露琪亚区优美的风景。

第十五章 佛罗伦萨

我坐了一辆全世界最慢的列车去佛罗伦萨。它像一个肌肉拉伤的奔跑者般，一瘸一拐地跑过沿途的风景，而且车上没有餐车。一开始里面还很拥挤，但是随着时间从下午推移到傍晚，再由傍晚转入如墨的黑夜，留在车上的乘客便越来越少。最后，车上就只剩下一个埋头工作的生意人和一个看上去像是要去参加科学小怪蛋竞赛的人，还有我。火车隔两三英里就会在一片漆黑的车站停一次，这些车站通常都是好几个星期没来过火车的，杂草在月台滋长，既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

有时候，火车会在半途中的某个地方突然停下，周围都是黑漆漆的村落。然后就一直停在那儿不动了，它停得可真是久啊，久到我都要开始思量，司机是不是已经跳下车，找了一块附近的田地撒了泡尿，然后掉进了井里。过了一会儿，火车向后倒退了大约30码，然后就停下，继续一动不动。突然，一声巨大的“呜呜”声传来，车厢随之震动，窗户好像快要爆炸，一辆火车从旁边平行的铁轨上飞驰而过，亮光也随之一闪而过——你能看到那列火车正光速穿越欧洲，车上的人正在吃晚饭、玩纸牌，十分惬意。随后四周再次陷入寂静。我们可能要坐在这儿再次体会永恒，直到火车积聚一定的能量，朝下一个荒无人烟的车站爬去。

我们到达佛罗伦萨时，差不多刚过晚上11点。我饥肠辘辘，精疲力竭，觉得自己此行这么折腾，现在无论怎么奢侈享受都不过分。但我惊恐却并不惊讶地发现，车站附近的所有餐馆都打烊了。倒是有一家小吃店还亮着灯，我赶紧奔了过去，想着能吃一块垃圾桶盖大小的比萨，上面堆满了蘑菇、意大利腊肠和橄榄油，但当我跑到门前的时候，店家正准备锁门。

我十分沮丧，只能走进我来时看到的第一家旅馆，它在半个街区之外，是一幢现代的混凝土盒子楼。我能通过它的外观判断它一定价格不菲，而且它违背了我选择旅馆的所有原则，因为它丑得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尤其是在佛罗伦萨这样一个富有历史气息的城市里。但我实在是又累又饿，又迫切地想撒泡尿、洗把脸，所以原则就只能暂且不谈啦!

前台招待跟我说了一个贵得超级离谱的单人房价格，但是我放弃抵抗般地挥了挥手，接受了。随后，一个112岁的侍者带我乘上全世界最慢的电梯(我觉得自己花了两天的时候才坐到五楼)，走向我的房间。我从老侍者那儿了解到，旅馆的餐厅已经打烊了，而且这里没有客房服务——他说起这一点还有点小骄傲呢——但是酒吧还有35分钟才关门，我可以去那儿找点儿小吃填饱肚子。他信心满满地摇了摇手指，表示相信他准没错。

我的膀胱都快爆了，此刻亟须把尿撒掉，还要在酒吧关门前赶到那儿，但老侍者又是那种一定要带客人看看房间里所有陈设的人。他要我跟着他，看他演示淋浴器、电视机的用法，跟我示意壁橱的位置。“谢谢，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壁橱在哪儿呢。”我说道，然后往他的口袋里塞了1000里拉，半推半请地把他送出了门。我也不想这么粗鲁的，只是我感觉我在拼命地堵着胡佛水坝。只要再多五秒，尿液便会像灭火水龙带里的水一样迅疾猛烈地喷射而出。我总算是没让这样的惨剧发生，因此舒了一口气。我洗了把脸，抓起一本书，朝电梯奔去。我能听到电梯还在下降。我按了按向下的按钮，又看了看手表。情况还不算太糟，离酒吧关门还剩25分钟，够我喝杯啤酒和随便来点什么点心了。我又按了下按钮，嘴里哼着《等待电梯之歌》，鼓鼓腮帮子，略带沉思地通过走廊的镜子看着自己的脖子。

然而电梯还是没来，我决定走消防通道。我向下走，一步跨两级台阶，我存在的所有意义便是为了能喝杯啤酒、吃块三明治。下了一通楼梯，总算来到底楼，我发现前方有道反锁的门，上面有一句用意大利语写就的标语：如有火灾发生，此乃聚尸地。我没做停留，立刻跑回一楼。一楼的门也锁着。我能透过一扇小小的窗户看到酒吧，里面幽暗舒适，还有不少人。有人在弹钢琴，更重要的是，每个桌上都放着几碗花生豆和开心果。我的肚子问题解决啦!我使劲敲门，用我的指甲刮门，但没人听到。所以我又赶回二楼，那里的门没有锁，谢天谢地。我朝电梯径直奔去，不停地按向下的按钮。没过多久，向上的按钮“叮”的一下亮了，电梯里有三个身穿同样蓝色西装的日本男人。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尽全力和他们解释了一通，我和他们的电梯方向是错开的，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坐电梯，这和珍珠港事件没半毛钱关系。我们互相微微鞠躬致意，然后电梯门关上了。

我又按下了向下的按钮，电梯门很快又开了，那三个日本男人再次出现在我面前。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四次，直到我突然明白过来，是我不停地在取消电梯向上的指令。所以我站了回去，让他们先上楼。我足足等了两分钟，屏住呼吸，数了数我剩下的旅行支票，哼着电梯之歌，瞥了眼手表——离关门只剩10分钟啦!——然后按下了向下的按钮。

很快，门又开了，还是那三个日本男人。我冲动地跳了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的加入增加了电梯额外的重量，它开始上升了——以每30秒一英尺的平常速度。电梯很小，我们几个人紧紧地贴在一起，在某些国家，这样做可能会被逮捕。我面向他们，我们的鼻子都快碰到一起了。被逼无奈，我只能说一些话，来缓和一下气氛。

“你们是生意人吧？”我问。

其中一个人用他的肩膀向我微微地、无意义地鞠了一下躬。

“在意大利做生意？”我继续问，这真的是个愚蠢的问题。有几个人会穿着蓝色西装来度假啊？

那个日本男人又鞠了一下躬，我这才意识到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会说英语吗？”

“啊……不会。”第二个男人说道，他好像有点不确定，身子轻轻晃了一下，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三个人醉得一塌糊涂。我看向第三个男人，还没说什么呢，他便朝我鞠躬。

“你们刚刚去酒吧了？”又是不明所以地微微鞠躬。我开始享受起这种单边对话来了，“希望你们不介意，但你们看上去喝多了，愿你们之后不会感到不舒服。”我洋洋得意地补了一句。

电梯慢慢向上爬，然后突然轰地停下：“好了，绅士们，这里是八楼。在这里下，去硫黄岛的各个站点吧。”

他们在走廊里转过头看我，三个人同时用意大利语和我说：“Buon giorno(日安)。”

“祝你们也有个非常buon的giorno。”我巧妙地回应，然后十分焦急地猛按去一楼的按钮。

我到酒吧的时候，离关门只剩两分钟，但实际上它已经打烊了。一个过分勤快的服务生已经把所有装着果仁的碗碟收了起来，钢琴师也不知所踪。不过这都没关系了，因为它已经停止供应小吃了。我回到房间，在迷你吧里翻了好一会儿，只找到了两个小小的铝箔袋子，里面各有14颗花生。我再找了找，发现这两包花生是我在瓶瓶罐罐的软饮料和酒精里能找到的唯一食物。我站在那儿，一次一颗地吃着花生，就为了让这快乐持续得久一点。我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迷你吧上面的价格表，发现这么可怜的一丁点零食竟然要花掉我4.8美元!我真的是疯了，竟然把这么蠢的事告诉你们。

第二天早晨，我便换到了纳兹奥那勒大街上的克罗洛旅馆。房间里没有电视，但有个免费的浴帽，而且一晚的价格比之前那家便宜5万里拉。我还没见到过比这更小的浴室，淋浴区竟然没有和洗漱区隔开。你只要关上通向卧室的门，就等着水把一切都淋湿吧——马桶、水槽、昨天的那份《卫报》以及新换的内裤。

我首先去了大教堂，这是整个城市里最引人注目之处。我觉得没有人在转过街角走进主教座堂广场时，心头不会为之一震，如果有，我一定十分鄙视他。这可是欧洲的一大胜景。

但那里也挤满了游客和千方百计想卖点东西的商贩。我第一次去佛罗伦萨是在1972年，那时可谓是人头攒动，但那是在8月，所以还可以理解。而现在可是4月的一个工作日，一年里正忙的时候，情况却更糟糕了。我走到乌菲齐美术馆、领主广场周围，以及老城区的其他地方看了看，情况都是一样的糟糕——到处都是乌泱泱的人，他们几乎都是外国人，漫无目的地拖着脚走在路上，极具游客特色，通常五六个人一组，还时常看着地平线以上20英里的地方。他们究竟在看什么啊？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只要是在人流拥挤的地方，我便会假装身上有把射线枪，我可以拿它让我看不惯的人瞬间从人间蒸发——游手好闲的懒汉、穿情侣装的情侣、叫“小子”或“薯片”的孩子。我经常幻想自己穿过拥挤的人群，拿枪朝着选定的目标开火射击，“让路!麻溜的!只留下好苗子!”我现在又有点想这么做了。

那里有数百个日本人，不只是传统印象里一车一车的背着相机的中年日本人，还有很多学生、情侣和背包客。他们至少在数量上和美国人一样庞大，而美国人更不用说，随处可见，再加上成群的德国人、澳大利亚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英国人等。你不禁会想：一个城市究竟能容纳多少人啊!

这儿正好有一组有趣的数据可以给你：在1951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全世界有700万国际航班乘客。现在则每年都有很多人飞去夏威夷，而欧洲一些热门景点则会日常接收庞大的观光客流，游客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佛罗伦萨每年的游客与本地人口比例为14∶1。在外来游客蜂拥而至的情况下，本地人怎么才能保持独立的生活呢？很明显，他们不能，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我自己是个游客却在指责其他游客，确实很虚伪，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大量的游客正在逐步摧毁这些名胜古迹本引以为傲的部分。而且随着日本人和其他富裕亚洲国家的游客愈加的肆无忌惮，这样的情况只会更糟。如果再加上1000万个一有空就爱到处乱逛的东欧人，我们就能把过去的30年视作旅游的黄金时代了。噢，上帝助世人!

放眼整个佛罗伦萨，维齐奥桥恐怕是衰败得最严重的了，它横跨阿诺河，沿桥开满了商店。20年前，维齐奥桥还是银匠和珠宝匠的安身立命之地，它十分静谧，甚至是在8月，你也能轻轻松松地给朋友拍一张坐在桥栏上的照片(于我而言，就是给斯蒂芬·卡茨拍照)。而现在的维齐奥桥，就好像是“卢西塔尼亚”号[1]上的某人说完“你们说说，那是不是鱼雷”之后的甲板，被人挤得水泄不通。桥上全是塞内加尔[2]移民，他们在面前铺开一块毯子或黑色的丝绒布，倒卖劣质的珠宝制品和LV假货。而在这些商贩当中“奋勇前进”的游客更是多得让人难以置信，我用了整整半小时，才挤过了桥，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都不想再试第二次。最后，我不得已想出了一个比较省事的方法：绕0.25英里去圣三一桥(维齐奥桥下游的一座桥)，从那儿通过。

其实佛罗伦萨的市政府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缓解城市压力，比如让博物馆每天多开放几小时，那游客就不会一股脑儿地全来。我现在去乌菲齐美术馆，还要站那儿排40分钟的队，还不得不在拼了老命想看画的游客里挣扎着前行，有些展厅还被绳子拦着禁止游客入内，里面一片漆黑。当然，他们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开放更多的展厅和更多的画作来分散人流。1900年，乌菲齐美术馆展出了2395幅画作，如今它只展示500幅。其他的画作全被锁了起来，再也没被游客看到过。

尽管如此，也很少有美术馆值得人们受这样的罪也要前来参观。乌菲齐美术馆比这个星球上其他美术馆拥有更多更完美的画作，不只是丁托列托[3]和波提切利[4]的作品，还有很多我们未必熟悉但却极其奢华、惹人注目的画作，比如詹蒂莱·达·法布里亚诺[5]和西蒙涅·马尔蒂尼[6]的作品。同样是历史上的重要画家，前两位的知名度却比后两位大得多，这一点委实让我感到奇怪。由此可见，100年后可能又会来个大逆转，绘画大师们总是来了又走。举个例子，你知道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7]在一个世纪前根本无人知晓吗？我们看看他的《乌尔比诺公爵夫妇肖像》，只要望一眼便知这是一幅绝世佳作，不可能有人不知道。但是罗斯金[8]在他的著述里只提过他一次便草草略过，沃尔特·佩特[9]压根就没提到他，19世纪艺术世界的“圣经”——海因里希·沃尔夫林的《经典艺术》也没把他当回事。直到1951年，经由肯尼思·克拉克[10]的研究，人们才再次认识到他的价值。卡拉瓦乔[11]和波提切利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作品曾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被束之高阁，无人垂爱。卡拉瓦乔的《酒神巴克斯》还是1916年在乌菲齐美术馆的贮藏室里被发现的。

*　*　*

我花了四天时间在佛罗伦萨闲逛，努力想让自己爱上它，但每每以失败告终。虽然从波波里花园的屋顶俯瞰全城的风景颇具盛名，这番景象已经恩泽了成千张明信片，也的确十分壮观和迷人，我也喜欢沿着长长的阿诺河畔散步。但大部分时间里，佛罗伦萨还是让人十分失望的。甚至是放过人数过量的游客不谈，我还是忍不住觉得，佛罗伦萨这座美丽的、富有历史气息的、旅游业十分发达的城市比其他的城市都要脏乱一些。地上到处都是垃圾；吉卜赛的乞丐为了讨点钱揪着游客不放；塞内加尔街头小贩乱哄哄地在每一条人行道上倒卖他们的太阳眼镜和假冒的LV包；汽车停在人行道的半中央，你要像参加障碍赛一样避开它们才能继续通行，这就需要时不时绕到大马路上，不然你在佛罗伦萨哪儿需要走这么多路啊；这里的每样东西看上去都积满灰尘，亟须清洗；小餐馆里也挤满了人，东西又贵，服务态度还很差，市中心尤其如此；似乎没人喜欢这个城市，甚至是有钱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垃圾扔到地上；主教座堂广场附近的建筑似乎也越来越破、越来越脏，我每次经过他们，这样的感觉就会加深一次。

为什么人们越想要去游玩的城市却越是不愿意多做些事情让游玩的人觉得不虚此行呢？为什么佛罗伦萨人还不明白清扫垃圾、多放几张长椅、禁止吉卜赛人为了乞讨揪着别人不放、花点时间让城市变得亮堂点是在维护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呢？佛罗伦萨的瑰宝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多，它有21座宫殿、55座名教堂、8个美术馆、20个博物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这比整个西班牙加起来还要多。然而，整座城市的年度维修预算却低于500万英镑(光是考古博物馆就有1万件藏品需要被维护清理，这还是1966年大洪水留下的烂摊子)，难怪佛罗伦萨有这么多地方不被人喜欢。

在那些还没有被忽视的地方，无能和腐败就开始大行其道。1986年，一个拖了很久的领主广场鹅卵石修复计划总算开始实施。原来的鹅卵石被挖起来送去清洗了，在它们被送回来的时候，看起来的确焕然一新。而原来的石头，据称是被带走并且卖了一笔钱，现在那些石头可能已经用来点缀富人之家的车道了。

我在街上看到最多的是吉卜赛人。他们几乎坐在每条街的街边冲着行人叫唤，三四个脏得让人心碎的孩子坐在他们的腿上。这些孩子通常会在那儿坐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给这矫揉造作的悲情添油加醋。这是不人道的，和逼迫孩子在血汗工厂里工作一样丢脸。街上还有三四个人一组巡逻的宪兵，他们身着制服，看起来既体面又威严，但却对这样惨无人道的行为置若罔闻。

唯一一个我还能接受的吉卜赛人，是我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扒开我口袋的那个小女孩。也真是奇了怪了，这个小女孩身上有种魔力。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天气十分晴朗，我刚从旅馆退房，正准备赶一趟去米兰的火车。我刚到车站对面的一条街上，三个手拿皱巴巴旧报纸的孩子便向我走近，试图把旧报纸卖给我。我挥挥手赶走了他们。其中一个孩子，说话叽叽喳喳，全身脏兮兮的，大约8岁。她有股异乎常人的坚持，她甚至都把报纸按在了我的身上。我停下来，用手指指着她的脸，十分强硬地警告她不要再跟着我。然后她十分尴尬地溜走了。我继续以一个知道如何在街上摆平事情的街头霸王的姿态趾高气扬地向前走去。走了10英里之后，不用摸口袋我就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丢了。我低头一看，发现我的夹克上胸口部位的口袋拉链已经被拉开，里面的东西全没了。那个女孩就是在我给她上五秒钟街头礼仪课时，用手探进我的夹克，拉开拉链，把手伸进去，取了两沓旅行支票，并成功地把它们全部揣进了自己的兜里。我并不生气，这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除了只穿条内裤站在大街上，还没什么事情会让我如此震惊。我仔细地翻了翻我的背包和其他口袋，没有东西遗失。当然这些东西也没什么值得一偷的价值。那个女孩现在也不知身在何处，或许她在山上的某个露营地嚼着圆形巧克力软糖，喝着阿玛涅克白兰地，和最亲近的74个人在欢庆这一硕大的胜利果实呢!能够拿到价值1500美元的旅行支票，听五秒钟的课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去了火车站的警察局，但是那儿的警察并不想要有人打扰他美好的周日早晨，他将双脚跷在桌子上，告诉我应该去佛罗伦萨中央警察局报案。他就从来没想过从这儿走出去，去抓那个小扒手，他只是十分不情愿地在我给他的一张纸片上写下了中央警察局的地址。

我离开火车站，坐上一辆出租车，把目的地告诉了司机。“钱包被偷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问道，此刻我们正疾驰在大街上。很显然，带人去警察局已经是他周日早晨的日常工作了。

“是的。”我略略有些羞怯地说道。

“吉卜赛人!”他厌恶地补了一句，还呸了一声，这是我们最后的对话。

我来到警察局的警卫室，被带到了楼上的等候室，那是一个光秃秃的小房间，里面是灰蒙蒙、油漆剥落的墙壁和高高的天花板。我前面有三个人。偶尔会有一个男警或女警过来，传唤我们当中的一个进去。我等了一小时，在此期间还来了其他人，但他们都比我先进去。最终无奈，我来到转角的一个小房间询问究竟是什么情况，却被草草告知回等候室继续等。

我手边有一本《福德意大利旅游指南》，里面有一个英意词汇对照表的附录。于是我就翻开来看了看，希望里面有教怎样用意大利语表达“碰到一个偷东西的吉卜赛小孩”，但里面全是那种常见的旅游指南里会用到的句子，比如“哪里可以买丝袜/地图/胶卷？(这些东西也在我的购物清单里)”，还有“我想要：剃须刀片/理发/刮脸/香波/给英国(美国)发份电报”。这些旅游指南里出现的全无用处的语言附录总会让我着迷。拿《福德意大利旅游指南》里的一句话举个例子，我在这里逐字逐句地把它念出来：“你能帮我在7点/10点/10点半/中午/半夜/今天/明天/后天，准备一下洗澡水吗？”想想吧，谁会想要预约后天半夜的洗澡水？这本书也没告诉你该怎么说“晚上好”或“下午好”，但它却告诉了你怎么问买丝袜的地址，怎么在不同的时间让人帮你准备洗澡水。真是绝了，出版这本书的人究竟认为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啊？

你不只是不大用得上书里描述的一些说法，这些书还忽视了一些最最基本的、很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比如你需要止痛剂、三张歌剧票、给散热器添水。即使你整晚都在背这些语句的意大利语说法，也还是会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回答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怀着永无止境的好奇心继续研究它们。再看看这句话：“我们想要一间双人更衣室、一把遮阳伞和三张折叠椅。”为什么是三张折叠椅，但更衣室却是双人的？谁会在外面换衣服呢？一定是聚会上的一个老流氓用这本书达到他的私人目的，还会因为以下行径让自己的家人蒙羞。他走进一家药店，对柜台后的女士挤眉弄眼地说道：“我想把这两个东西放大。”然后补上一句性暗示意味极强的耳语，“你想不想给我的轮胎吹吹气？”

我每次进行这样的研究，最后总会以想象“到底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人才会编制这些列表”而告终。就我手上的这个例子来看，编制列表的很显然是那些飞扬跋扈的中年英国女同性恋，她们穿着特大号的鞋子，留着布斯特·布朗[12]的发型，你总能看到她们在外国旅馆里不停地按桌上的服务铃，并且要求旅馆麻溜地解决她们的需求。她们讨厌所有的外国人，认为外国人总是每时每刻地想骗她们口袋里的钱，而且永远都在大吼大叫地下命令：“把这个拿去衣帽间!”“进来!”“洗一下这条裙子(烫一下)!”“给我拿香皂、毛巾和冰水!”“加上所有的税费，一共多少钱？”还有她们偷偷喝酒的铁证：“车站里有酒吧吗？”“带一瓶当地好酒来!”“一杯(一瓶)啤酒外带要多少钱？”“20升。”

我之前看过的一本最无用的词汇书是19世纪的医生卷宗，是我数年前在得梅因的郡医院图书馆里看到的。(我读大学的时候在那儿做过兼职，那时我总是趁晚饭时间去图书馆，看看有什么病症能够成为我体育课请假的借口。)这本书用五种语言列出了一些周到的表达，诸如“你的疖子化脓了，必须马上去医院。”“你的鸡鸡硬了多久？”因为我当时正准备夏天去欧洲，就把其中的一些说法记在了心里，想着如果碰到一些不怎么友善的服务生，我可以拿出来一用。我想如果说我身处一辆拥挤的火车或排着长队，起码我能用很多种语言说“能否劳烦您把我带到麻风病诊所？”“我的皮肤开始脱皮了。”但我从来没遇到可以用这些语句的场合，而且很遗憾，我早就把这些句子忘光了。

最后，等候室里都空了，还是没有人来叫我。于是我走向离我最近的一间问询室。一个年轻的警察正在记录一个鼻青脸肿的女人的报案细节，他十分不耐烦地看着我，因为我在两小时里打扰了他两次。“你会说意大利语吗？”他说道。

“不会。”

“那你明天再来吧。明天会有一个会说英语的警察在这儿值班。”他显然忽视了自己的英语就足以解决我的问题的事实。

“两小时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他，声音瑟瑟发抖，这是一个人向持有武器者发出挑战时的语调。

“明天再来。”

所以我又住回了克罗洛旅馆。整个下午，我都在十分滑稽地对付意大利的电话系统，尝试着跟伦敦的索赔办公室取得联络。我有两种旅行支票：VISA和美国运通，这意味着所有事情我都要做两次。整个下午，我都在仿佛注满水的电话线里读出一系列的数字序号：

“RH259——”

我被一个发自湖底的床脚柜里传来的微弱的声音所打断：“是不是RA299……”

“不，是RH259——”

“您能大点声吗？”

“是RH259!”

“喂，你还在线吗，布莱森先生，喂？喂？”

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美国运通让我第二天早上去他们的佛罗伦萨办事处申请赔偿，而VISA还是想在这件事上敷衍我。

“听着，我现在一贫如洗。”我撒谎了。VISA和我说他们需要把申请细节拍电报给佛罗伦萨的关联银行，或欧洲其他地方的关联银行。只要我过去办一下书面手续，就能马上领到赔偿。我早就已经见识过意大利银行手续的烦琐——如果你在意大利银行心脏病发作，除非你填完《顾客心脏病突发表》并拿着它到至少三个窗口前敲完章，否则他们是不会帮你叫救护车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让她告诉我日内瓦关联银行的名字。她照做了。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来到警察局，在那儿等了一个半小时之后，被叫进了指控室。我蛮喜欢这个名字的，那可是指控室啊!它让我感觉到我正在进行雷霆万钧的控诉：“我要指控迈克尔·赫尔塞廷[13]的理发师!我要指控那些觉得把‘赫里福德’和‘伍斯特’作为郡名还自我感觉很不错的人!我要指控我去过的所有迪克森零售店[14]的销售助理!”

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年轻女士接待了我，她坐在一张放着一台很大的老式打字机的桌子后面，她有一张友善的、对什么都想一探究竟的面孔。她问了我很多问题，包括我的名字和住址、我从哪里来、我的护照编号、我的职业、目前为止我最喜爱的10部电影，诸如此类的事情，然后用一根手指把我的回答全部打了出来，速度非常慢。她每敲一个键，总要在半亩大的键盘上找半天，按下去的时候还带着点试探，仿佛她害怕自己会因此遭受电击。每问一个问题，她都要送一下打字机的卷筒，移动下纸张，让下一个问题的答案能够打在空白处。(这不是她最强的技能。)我感觉整个过程像过了几个时代似的。最后，她给了我一份报告的复写副本，让我拿着它去申请赔偿。我十分确定，那份报告的原本已经被扔进了垃圾桶。

我走了好几英里，来到美国运通办公室——现在我真的没有钱了——不知道会不会被当成是丢了午饭钱的校园男孩被教育一通。那儿有七八个人，全是美国人，排成一队。我们在一起聊天，然后发现我们的口袋都是被一个相同的女孩(描述大致相同)摸了一通，虽然是在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这当然只是美国运通的支票，如果你算上VISA和其他公司的支票，再加上现金，那些吉卜赛人在每个周日下午最少能获得2.5万美元到3万美元的收入。据我推测，这些支票应该在意大利的各个友好的外汇兑换处被洗了一遍钱。为什么警察对这样的骗局毫不在意呢？(除非他们自己也能捞点好处。)不管怎样，美国运通迅速给我替换了支票，15分钟之后，我便回到了街上。

一回到街上，便迎面碰到了一个吉卜赛女人向我乞讨，她的膝盖上坐着一个3岁小孩。“我已经给过了。”我说完，便向火车站走去。

[1]英国客船，1915年5月7日被一艘德国潜艇所发射的一枚鱼雷击沉。

[2]塞内加尔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首都达喀尔。

[3]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著名画家。

[4]15世纪末佛罗伦萨画派的著名画家。

[5]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的意大利哥特派画家。

[6]意大利中世纪著名画家。

[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著名画家。

[8]英国作家和美术评论家。

[9]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作家。

[10]英国艺术史家、美学家、作家、博物馆馆长。

[11]即米开朗基罗，全名是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

[12]美国漫画作家兼艺术家理查德·费尔顿·奥特考特《布斯特·布朗》系列中的主人公，一个顽皮的小男孩，留着黄色的齐耳卷发。

[13]英国前副首相，英国保守党政治家。——译者注

[14]英国电子产品连锁店。

第十六章 米兰和科莫

我在正午时分到达米兰，期待自己能碰到一些好玩的东西。这毕竟是意大利最富裕的城市，同时也是意大利众多蜚声国际的传奇品牌的总部所在地：金巴利、贝纳通、阿玛尼、阿尔法·罗密欧、孟菲斯设计集团以及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弗兰科·玛丽亚·里奇缔造的与众不同的商业帝国。但是这一点(我本该早就意识到的)也成为米兰的问题所在。城市本就该致力于创造财富，但是米兰人除了赚钱外，基本不想别的，因此也就没在提升米兰的魅力上多花心思。

在纪念碑式的白色大理石中央火车站对面，我住进了一家昂贵又不伦不类的旅馆，它就像是为了能让墨索里尼对着拥挤的人群发表趾高气扬的演说才造的。宾馆前面是又长又热的比萨尼路，这是一条宽阔、现代的林荫大道，比起欧洲，它更像是美国的一条街。大道两旁立满了用玻璃和铬合金建成的时髦办公楼，但是道路中央的绿化带却十分寒酸，也没人打理，那些清洗用的喷水器可能都被塞在了为数不多的几条长凳下面。我越往城里走，看到的建筑就越古旧，也越让人舒心，但我还是觉得它们少了点儿东西。走到大教堂广场附近，我看到了一个环境不错的居民区，就在那里的小公园里停下来，查了查地图。这个小公园实在是太脏了——寸草不生，泥泞不堪，长凳也是坏的，无数鸽子在上百个香烟屁股和已废弃的有轨电车票之间挑挑拣拣。在这么一个富裕的城市，实在是很难为这番景象找到辩解的理由。

我又走了两个街区，才终于看到了如花盛放的米兰。这个城市的三大光辉建筑簇拥而立——斯卡拉歌剧院、米兰大教堂和艾曼纽二世回廊。我先去了米兰大教堂，它呈洞穴状，是哥特式建筑，也是世界第三大教堂。它的外墙积满了污垢，堆满了脚手架。教堂里面十分昏暗，我花了好几分钟才找到天花板。就算是在如此昏暗的环境下，它依旧十分绚丽灿烂，而且里面没有游客。去过佛罗伦萨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一桩让人开心的新奇事儿。这里只有些本地人，他们一拨拨地进来点个蜡烛(尽管已经有几百支蜡烛正在熊熊燃烧)，快速地唱几句圣颂词，然后回家吃晚饭。一个大教堂能一直恪守本分，发挥自己该发挥的作用与价值，倒是个蛮不寻常的景致。我很喜欢。

之后，我穿过大教堂广场，去艾曼纽二世回廊开心地逛了一小时。我把手背在身后，随意欣赏着玻璃窗中的展品。同时也注意到了令人不快的鸽子叫声，它们悄悄溜进回廊，美滋滋地在房椽间漫步，朝着下方的游客拉屎。艾曼纽二世回廊是一条壮丽的购物拱廊，有四层楼高，属于19世纪60年代的那种浮夸风格，但可能至今都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购物中心。它的形状与教堂类似，铺满图案清爽的瓷砖，还有一个拱形的由玻璃和钢铁建造而成的格子屋顶，十分高峻，而且静谧得能听到回声。但它还是带有一点商业化的气息在，也有19世纪火车站的痕迹。每一个购物中心都应该像它这样。

下午还是需要给自己的身体注入咖啡因嘛，我在商店间三四家相当精致的咖啡店里挑了一家坐下。这家咖啡店的店面设计是典型的欧式风格，有70张桌子和一个工作远超负荷的绝望服务员。他横冲直撞，同时要递单子、擦桌子、收钱，不过他倒是有一种积极乐观、“啥事也不是麻烦事”的态度。那些从事有趣又有所偿的流水线工作的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态度。在这种地方，你可没第二次点单的机会。周围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就用手托着下巴，漫不经心地想着奥内拉·穆蒂有没有在泥地里摔过跤。然后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服务生已经在我身边经过了一次，而且还好像对我说过：“需要来点什么吗？”

我抬头张望。“哦，一份蒸馏咖啡——”我说道，但他已经离开了，我马上意识到，我应该再也不会和他如此靠近了，除非我和他的妹妹结婚。我长叹一声，打算就此作罢，侧着身子通过桌子之间窄窄的通道，一脸萎靡地回到了街上。中途还充满歉意地朝其他人扮鬼脸，因为那些得理不饶人的人不是被我搞得洒了咖啡，就是被我碰得鼻子里塞满了奶油蛋糕。

我沿着宽阔的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步行街逛了逛，想再找一家咖啡店进去坐坐，但却没找着。有一个瞬间，我恍惚觉得我已经死了，然后被上帝错误地送到了雅皮士天堂[1]。这里和艾曼纽二世回廊一点也不像，那儿起码还有几家书店和一两个艺术画廊，但这里及其附近的街道却没有一点能丰富我头脑和灵魂的东西，只有一些精品店在卖着价格不菲的“身体装饰品”：鞋子、手提包、皮具、珠宝，以及模特身上看着像帆布袋却要花一大笔钱才能买到的设计师定制服饰。而等你到了蒙特拿破仑大道，就会发现你还是远远低估了这里珠光宝气的程度。这条大道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却毋庸置疑是这个国家过滤平民百姓的购物主干线，大道两旁都是奢华的商店，大概“钱都不算事儿”是这些店的准入密码。除了这些古旧的购物中心，米兰好像没有咖啡店。其实也还是有的，不过它们都是一些看起来像是直接在墙上打个洞立在外面的咖啡小站。人们会在五秒之内点好咖啡，付好钱，并回到大街上。这可不是我要找的类型。

去过意大利南部之后，米兰看起来就几乎没有意大利的感觉了。大街上的人都手提“古驰”或“菲拉格慕”的购物袋，步履匆匆，直奔目的地。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在蒸馏咖啡上，不会把餐巾围在衣领上，然后把自己藏进堆积如山的比萨盘里大快朵颐，也不会为了生活琐事而进行激烈的争执。他们在开会，在做生意，在用车载电话和人交流。他们总是战战兢兢地开车——通常是宝马或保时捷——然后稳稳当当地停下。他们一个个看上去仿佛都是刚从《Vogue》或《GQ》杂志里走出来似的。米兰就像是南加利福尼亚在意大利的一个前哨站。(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但我发现加州南部的人都很难适应在那边生活。)但这里可是意大利啊!我想要的不过是喧嚣的街头生活：人们穿着无袖背心坐在前门，街上挂满了洗好的衣物，商贩们推着手推车买东西，奥内拉·穆蒂和基安卡罗·基安尼尼坐在黄蜂牌摩托车上疾驰而过。但我最想要的，只不过是一杯咖啡。

在某一个早晨，我去了布雷拉画廊，它藏在一条后街上，我是穿过一家围满脚手架的宫殿庭院后才到的那儿。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工程：灰尘在空中飞扬，四处充斥着锤子和电钻的咆哮声。这个画廊似乎只开了一半，好几个展厅都是关着的，就连一些开着的展厅，也有大量画框空着，只能看到没有装饰物的深色墙纸，看来上面的画不是外借就是被拿去修复了。好在画廊剩下的那些画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让我觉得很熟悉：曼提尼亚的《死去的基督》、贝利尼的《小树与圣母像》、两幅卡纳莱托[2]的新近完成修复的作品，还有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色彩富丽但毫无疑问成为“奇葩”的《圣母子与诸圣人》，其中就有我们的老朋友乌尔比诺公爵。

其实我一点也不明白这幅画。如果它是在乌尔比诺公爵死后才画的，他已经在天国了，那为什么当时基督还是个小宝宝呢？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公爵不知用了什么法门，穿越了几个世纪的时光长河，就为了在基督的诞辰上出现？不管这幅画的意味是什么，它都是一幅极好的作品。曾经有一个人对这幅画的喜爱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带来自己的折椅，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然后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画看。布雷拉最好的一点便是这里几乎没有人，没有外国游客(当然，我除外)，只有一些本地人。在去过佛罗伦萨之后，我发现能够在不用请求别人把我举起来的前提下看画，实在是一桩幸福无比的事情。

在逛完画廊之后，我又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穿过城市，去看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它位于圣母玛利亚教堂旁的餐厅内。你要在一个窗口付一笔钱，然后踏入一个空空如也、光线昏暗的大厅。它就在那里，这幅世界上最具盛名的壁画覆盖了整个墙面。那儿有一根栏杆，把你拦在离画25英尺远的地方，让你再也不能靠近半步。其实这好不公平啊，因为你只有在离它5英尺远的时候才能看清它，而如果你离它25英尺远，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它就像是鬼魂的幻象。如果你不知道这幅画已经被复制了1000多次，你可能都认不出它是一幅世界名画。画的一端堆满了脚手架和一大堆不知道谁在用的修复设备。一个孤独的技术工人正在一个台子上又刮又擦。他们已经为《最后的晚餐》付出了数年的劳动，但是我却没看出这幅画有恢复生机的迹象。

可怜的老列奥纳多并没有被历史好好对待。他完成这幅画之后，这道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崩塌了(这道墙的某些部分是用松动的污泥建的)，早期的修士在上面凿了一道门，基督的腿就这么被敲断了。历经时光的洗礼，这里已不再是教堂餐厅，而是变成了马厩(你能想象吗？一屋子的驴竟然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画作共处一室？!)、储藏室、监狱和兵营。我委婉一点地说，早期的很多修复工作都没有好好进行，一个艺术家给圣詹姆斯安上了六根手指。所以，《最后的晚餐》能够保存下来，真可谓是个奇迹，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没有真的保存下来。我不知道经过10年或15年的修复工作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可以更准确地说，这只是《最后的晚餐》曾经存在的地方。

我往墙上的一个机器里塞了1000里拉硬币，随即意识到这是个错误。果不其然，里面传来了一个女声，讲解着这幅壁画短小而又沉闷的历史，她如果用她的英语发音下指令，大概没一个人能完成任务(“在你面前的这幅壁画，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作品之一……”)，我只能四处瞧一瞧，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觉得值回票价，找了一圈，发现还真没有。所以我只能眨眨眼睛，走出教堂，步入骄阳下。

我溜到附近的技术博物馆，花了笔小钱，到它空空如也的大厅里走了走。我对它充满好奇，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在书上读到过这里拥有达·芬奇所有发明的工作模型。确实有——是小小的、木制的一对玩意儿——但它们看起来却是惊人地无趣，还是木制的。博物馆的其他地方堆满了老式打印机和机器零件，不过这些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标签上的字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不管怎样，说实在话，意大利对人类技术的贡献止于比萨烤箱。

下午晚些时候，我坐上了去科莫的火车，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它离米兰比较近，还有一个湖，而且我也不想在同一个城市过第二夜。我记得曾经在书里读到过：科莫湖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陷落后的藏身之处。看到这里，我立刻明白：如果这里是一个绝望男人最后的避难所，那它一定有某些值得一去的理由。

它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科莫是一个可爱的小城，干净、完美，位于狭窄的阿尔卑斯山脉南端，并被它保护了起来，还拥有一个与城市同名的30英里长的科莫湖。科莫是个小地方，却拥有两座大教堂、两个火车站(每一个都能通往米兰)、两幢大别墅和一个美丽的公园。湖边大道上种满了杨木，绿色的长凳装饰其间，还有一条古已有之、只能步行的老街——充斥着小小的商店和神秘的广场。完美，实在是完美!

我在城中心的普利纽斯旅馆找了个房间住下，并在罗马广场喝了两杯咖啡，俯瞰了一会儿科莫湖，又在后街一家亲切的餐厅吃了一顿好的，我顿时再度爱上了意大利。吃完晚饭，我便开始享受这漫长而又怡人的时光，没干别的，就是不停地走走走走走：双手插着口袋，漫步在无尽的湖边大道上。然后懒洋洋地躺了很久，等待夜幕降临。随后我走到了位于湖弯岬角处的吉娜花园，又折回去，走进了湖对岸的湖滨公园。公园里有座博物馆，按照神庙的样子打造而成，是为了纪念亚历山德罗·伏特[3]的。我又在那儿躺了一会儿，之后便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往旅馆的方向走去，途中时不时地瞥一眼商店橱窗，心想着意大利人是何其幸运——博姿[4]、迪克森和姆贝罗[5]还没有肆无忌惮地入侵他们的购物街。最后我回到旅馆，开心地睡去。

第二天早晨，我去参观了两座大教堂。其中一座是圣菲德尔天主教堂，建于公元914年，历史悠久。另一座穹顶教堂圣菲德尔天主教堂虽然比它年轻500岁，但它更大，也更辉煌——说实在的，它比我在亚琛大教堂之后见到过的任何一座教堂都要辉煌。它很昏暗，我不得不在那儿站上一分钟，来适应教堂的光线状况，以免一头撞到柱子上。晨光透过高悬的彩色玻璃窗直射进来，很快便被高耸的穹顶投下的阴影所吞没。这个教堂不仅大得让人吃惊，而且藏品丰富，里面摆满了精巧的挂毯、古老的画作和一些吸睛的雕像，包括一个据说是基督在哭泣的人像。我在路旁坐了一小时，凝视着教堂的内饰，看着人们过来点蜡烛。这一切都让人心绪放松。事毕，我心满意足地回到火车站，爬上了通向瑞士的第一班火车。

火车一路向北，穿过陡峭的山坡和怡人的乡野，但并没有出现我心心念念的湖光风景。我们离开意大利，来到了基亚索。它是瑞士最南端的一个小点，从基亚索进入意大利，就好像潜水者潜入水中一样。基亚索看起来像是一个低调的边境小城，但这里可是发生过欧洲最大的银行诈骗案哦。1979年，五个瑞士信贷银行基亚索分行的员工转移了1亿美元的资金，苏黎世银行总部在这之后才发现银行的资金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流动。

瑞士和意大利像是两只十指相扣的手，紧紧缠绕在一起，它们均沿着阿尔卑斯山脉南部分布。我在向布里格前行途中，就一直在两个国家之间交替穿梭。火车颤颤巍巍地朝着高海拔的地方挺进，先到卢加诺，再到洛迦诺。

我需要在洛迦诺换乘一班火车，开车前有一小时供我消磨，我便去小城逛了逛，顺便买块三明治吃。洛迦诺是一个洁净又遍洒阳光的地方，还有比科莫湖边更好的湖边大道。这里的人仍然说意大利语，但是你能通过斑马线和早晨刚刚涂过漆的发光的红色长凳，还有小小的湖边公园中不见一片树叶的小径，辨认出你已置身瑞士。这里到处都是在认真工作的街道清洁工，他们用老式的扫帚清扫落叶。我能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我不小心把口香糖的包装纸扔在地上，某个身穿制服的人便会从某棵树后面跨步而出，扫掉包装纸或把我击毙，也可能是先把包装纸扫掉，再把我击毙。

洛迦诺人似乎不吃三明治这种东西，我把商业街逛了个遍，却连一家面包店都没找到。最后，我总算是找到了一家，可它却只卖黏黏的油酥蛋糕和一堆在我看来是香肠卷的东西。我已经快要饿死了，便花一大笔钱买了三个。不过我吃过后才知道，它们是捣烂的无花果——这是一种只有奶奶才会吃的东西，因为只有吃这个，她才不会找不到她的假牙——味道尝起来像是泡在糖浆里的茶叶。我恶作剧似的啃了几口，但它实在太恶心了，我只好把它们塞进背包，想着没准过会我还会再尝试着吃吃看。然后我便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两天之后我从背包里拉出最后一件干净衬衫准备穿的时候，才又发现它们。不过那时，它们已经紧紧地粘在衬衫上了。

我去车站餐厅要了一杯矿泉水，想要冲掉我肚子里那堆黏黏的东西。那里可能是整个瑞士最不友好的地方。餐厅里有八个顾客，但却十分安静，甚至能听到时钟嘀嗒的声音。服务生站在柜台处，懒散地擦拭着啤酒杯。他并没有要“高抬贵脚”为我服务的意思，而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我打了个响指要了一杯矿泉水，他才带来一瓶水和一个杯子，一言不发地放在我的桌上，然后又回去擦玻璃杯了。他看起来就像是刚刚得知老婆和送牛奶的男人私奔，还带走了他所有韦伦·詹宁斯[6]的专辑。但我随后注意到，其他顾客脸上也挂着同样酸酸的表情。在领略了无边无际的意大利式幽默之后，这种态度让我的心拔凉拔凉的。我对面坐着一个拄着金属拐杖的老太太，她想要站起来的时候不小心把拐杖摔到了地上，那个服务生竟然就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他心里一定在想：好了，现在你想做啥，你个老瘸子!我连忙过去施以援手，不过让我伤心的是，老太太也只是畏畏缩缩地看了我一眼，用最低的音量说了声“谢谢”，就爬起来颤颤巍巍地走了。

我就此认定，洛迦诺是个奇怪的地方。我买了下午2点去多莫多索拉的火车票，这是一个能有37种不同叫法的名字。售票员让我把这37种叫法都试了个遍，他痛苦地挤着眉毛，好像他此生都不能想起这附近究竟有哪个地方的名字会给一个美国人造成这么大的困扰，直到我哆嗦地说出一个类似“多莫多索拉”的发音。“啊!多莫多索拉!”他喊了出来，用了第38种叫法，而且他最后还完成了一桩“善举”：他忘了告诉我前方的铁路正在检修，前10公里需要改坐汽车。

我在月台上等啊等，火车就是不来，而且奇怪的是，这里并没有其他人和我一起候车。哦，原来去多莫多索拉的火车一天只有两班。但就算是这样，至少也得有一两个乘客吧？最后我去问了列车服务员，他用一种友好的、“你为什么不滚远点儿”的态度(全世界的列车服务员都这样)向我指明，我应该去坐汽车。我又问他我该去哪儿坐汽车，他一言不发，含糊地指了一个方向。我向站外走去，刚好看到去多莫多索拉的汽车正要发动。幸运的是，我死死贴着车窗跑了200来码，总算说服司机把车停下了，我迫不及待地上了车，想要尽快离开洛迦诺。

汽车驶离洛迦诺几英里后，我们在一个小小的乡村火车站换乘了火车。火车爬上崎岖不平的高山，沿着幽深的峡谷和禁止行人入内的山路前行，我们领略了别致的风光。农房和村庄慢慢显现，它们不是在目光不可及之处，就是在令人眩晕的山间隆起处。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在这里当农民更惨的事了，走错一步，就会往下掉个一天半天的。就算是从火车上看，也是蛮让人不安的，我觉得火车更像是在高空飞行，而不是在轨道上行驶。

让我很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在这样壮丽的风景前无动于衷。根据肯尼斯·克拉克的记载，18世纪以前进入阿尔卑斯山的游客几乎没有对这里的美景做出任何评价，他们就像没有见过它一样。而现在，问题却恰恰相反。一年有5000万游客踏进阿尔卑斯山，在沉醉于它美丽风景的同时，也在不断消解着它的美。所有与旅游业相关的“入侵者”——度假村、旅馆、商店、餐厅、假日别墅、滑雪道和新式空中缆车——不只是在改变阿尔卑斯山的面貌，更是在破坏它的基石。1987年，就在离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往东数英里的瓦尔特林娜山谷，一场洪水带走了60个人的生命，还冲走了房屋和旅馆，就像扫帚扫掉火柴盒一样。同年夏天，有30人在法国阿纳西的一场山崩中丧生。如果山上的树没有因为建新的房子和度假村被砍掉，那这两次灾难应该都不会发生。

原本我在火车上坐错边了——窗外啥都没有，只有一堵堵石墙——但是过道对面一位亲切的戴着眼镜的女士发现我一直在努力地找东西看，便邀请我坐在她对面的空座上。她是瑞士人，却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畅聊了美景和各自的生活，她是一名银行职员，在苏黎世上班，此番是去看望住在多莫多索拉附近小村庄里的母亲。她花了一天时间在洛迦诺购物，她给我看了她在那儿买的几束花，我感觉棒极了。似乎我已经有几周——确实是几周——没有和别人展开正常的交流了。我被这种新奇的体验深深地吸引住，我头上的一个洞里竟然会发出声音!于是，我不停地讲啊讲，那位小姐听着听着，不久之后就睡着了。我便坐了回去，回到属于我自己的寂静无声的小世界。

[1]追求时尚生活的“唯美”男士们喜欢的地方。

[2]意大利风景画家，尤以准确描绘威尼斯风光而闻名。

[3]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在1745—1827年一直生活在科莫。

[4]英国美容及护肤品牌。

[5]英国电器零售公司。

[6]美国乡村歌手和音乐家。

第十七章 瑞士

我们一路途经多莫多索拉和辛普朗关隘，在大约下午5点时抵达了布里格。这里比意大利更加凉爽，也更加阴沉。街道在雨水的沐浴下闪闪发亮。我在维多利亚旅馆登记入住，然后就径直出门去找吃的了。除了中午在洛迦诺吃了两口糊糊的无花果泥外，我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布里格所有的餐厅都是德国式的。应该说，在瑞士，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哪个国家。前一分钟，一切都是意大利式的，你走个一两英里，便会发现人们在用德语或法语，或是某种罗曼斯方言[1]。在瑞士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有一条贯穿全境的不规则的语言分界线。你会发现有些村子虽然离得很近，但明显来自不同的语系——圣布拉斯与埃拉赫、莱迪亚布勒雷与格施泰格、德莱蒙与劳芬——倘若你再往南朝着意大利的方向走，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布里格的居民是说德语的，或者是说介于德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语言。

我看了六七家餐馆，对它们的菜单迷惑不已。我真想学会用德语说“肝”“猪蹄”或是“沸腾眼球”[2]。我一步步走到小城的最高处，碰巧看到一家法语命名的“广场餐厅”。真是个惊喜，我果断走了进去，想着至少我能知道自己在点什么菜。但是餐馆的法语名字只不过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玩笑，这里的菜单还是用德文写的。

德语实在是一种让人完全没有食欲的语言。如果你想在德语世界给你点的咖啡加上些奶油泡沫，你点餐的时候就要说一句“加奶油”。现在问题来了，这听起来像是一杯漂着泡沫的美味饮料，还是一个老烟枪早晨吐的第一口痰呢？现在这份菜单上的菜品无一例外会让我想起发情的猪在淫叫：Knoblauchbrot、Schweinskotelett Ihrer Wahl、Portion Schlagobers(哦，它们都是甜点)。

我点了牛肋和薯条，在去过意大利之后，这两样东西听起来就有些无趣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至少我不用拿餐巾把盘子遮住一大半，也不用面对服务生看到我连碰都没碰的脆皮羊睾丸时的失望与尴尬。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地方，但它更像是一个酒吧，而非餐厅。它十分昏暗、朴素，天花板上有烟熏的痕迹。还好服务生的态度很友善，啤酒量很大，也很冰。

桌子正中央放着一个大大的铁制盘子，我猜那应该是一个烟灰缸，可是看得久了，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念头：或许它是某种食物的容器，服务生会马上过来，往里面放几块面包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我环顾四周，想看看有没有其他顾客把它当烟灰缸用，但似乎没有。我连忙抓起盘子里的烟蒂和用过的火柴，悄悄把它塞到了桌子旁边的盆栽里，再试图把盘子里的烟灰吹走，但我一不小心全吹到了桌布上。当我正要把烟灰从桌子上擦掉时，我又撞倒了手边的玻璃杯，里面的啤酒流得满桌都是。

我好不容易才收拾好，桌布上留下了很多灰色的污渍，还有一大片不规则的黄色斑点，看起来贼像尿渍。服务生过来上菜时，我还想假装随意地用手肘和上半身遮住这些污渍，但是她一眼就看穿是我一手酿成了这副杯盘狼藉的场面，我本以为她会轻蔑地看我一眼，但她却用——这比轻蔑更糟糕——同情的眼神看了一下我。通常情况下，这是在看一个已经失去嘴部肌肉控制能力却还在努力进食的中风病人时才会有的眼神。这样的眼神仿佛在说：“唉，上帝保佑他这个可怜人吧。”

在那令人不安的时刻，我本以为她会把餐巾围在我的脖子上，然后为我切好食物。幸好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回到了吧台后面的工位。但在我用餐的整个过程中，她都十分怜悯地看着我，时刻准备着在我握不住刀叉或是突然痉挛向后倒下去时，光速赶过来救场。直到走出餐厅，我才松了一口气。哦，顺便说一句，那个铁制的盘子就是烟灰缸，没错。

布里格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它在历史上是苏黎世和米兰之间的中转站，但现在，它看上去似乎还不明白该怎么打扮自己。这是一个面积适中的城镇，但城市生活却并不多样化。这是那种可以把红灯区装进电话亭的地方。所有商店都在卖一些很无聊的东西：玻璃橱窗后的冰箱、真空吸尘器和电视。我突然明白了，大部分国家的商店橱窗里卖的都是这种很无聊的东西。显而易见，我现在已经不在意大利了，想到这一点，我悲从中来。这就是旅行的问题所在：今天你坐在海边的阳台上喝卡布奇诺，明天你就可能在雨中，站在瑞士最无聊的街道上看商店里的洗衣机。

我这才想到，我还没在意大利的任何地方看到有商店在卖冰箱、真空吸尘器或是其他的功能性产品。我想意大利人应该不会都是开车到布里格来买的吧？他们一定是在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买这些东西的，但我不记得我有在哪里看到过。除了这些，布里格就没什么可卖了。我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行走，企图唤起对这些白色商品的兴趣，但这实在是有些难。最后我放弃了，回到旅馆的酒吧喝了些啤酒，看了菲利普·齐格勒关于黑死病的经典作品，书名你也能想到——《黑死病》——这非常适合在异国的一个寂寞雨夜里阅读。

事实上，这本书很不错，不仅是因为它提到了我刚刚去过的地方，比如佛罗伦萨。黑死病暴发时，佛罗伦萨在四个月之内死了近10万人，将近占这个城市人口的一半。米兰当地的居民被佛罗伦萨传来的疫情吓坏了，许多被怀疑感染了黑死病的人都被他们的家庭封死在了他们的房屋里。

没有什么比阅读关于人被活埋的书籍更能让人从另一个视角看待自己的问题。我是那种在塞恩斯伯里[3]找不到停车位就觉得人生无望的人，但是想想14世纪意大利人所经受的这些折磨，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事情是这样的，1345年，意大利连续下了六个月的雨，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死水湖，种植农作物根本不可能。经济因此崩溃，银行纷纷破产，数千人死于随之而来的饥荒。两年后，这个国家又遭遇了一系列可怕的地震——罗马、那不勒斯、比萨、帕多瓦、威尼斯均发生地震——导致了更多的死亡和混乱。就当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一切总该有起色的时候，有个不知姓甚名谁的水手登上了热那亚的海岸，说了句：“你知道吗，我觉得有点冷。”数天之内，一场大瘟疫开始席卷欧洲。

这还不算完呢，大瘟疫随后在1360—1361年再度暴发，然后在1368—1369年、1371年、1375年、1390年和1405年卷土重来。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段时间正好和欧洲教堂建筑史上的辉煌时期相吻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如果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化脓性腹股沟腺炎夺走我家乡三分之一人口的时代，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上帝与我同在的。

第二天早晨，我坐了辆快车去日内瓦。我们经过了一连串毫无吸引力的工业城镇——谢尔、锡永、马蒂尼——这些地方看起来几乎全是一些小工厂，以及一些两旁堆着油桶、一摞摞木制货板和其他半废弃杂物的仓库。我已经忘了瑞士的大部分地方都十分丑陋，而且到处都是电缆塔。瑞士人算是架电线的行家了。他们为了供电，在山腰上铺了一张电网，把电线挂在铁轨旁一排排无穷无尽的“绞刑架”上，还为了给电车提供点便利，在他们所有的城市街道上挂上了一根根“晾衣绳”。他们好像从不明白，我们是可以通过更美观的方式，把事情一一安排妥当的。

我们经过了维尔纳夫的日内瓦河畔，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火车沿着湖的北岸飞速奔跑，快到我可以肯定司机已经去世，身体重重地压在了加速手柄上。我们飞过了西庸城堡，“咻”的一声，眼前美景一闪而过。我们又飞过了蒙特勒和沃韦车站，惊扰到了月台上的乘客，最后总算在经过一段长长的距离后慢慢停在了洛桑，可能司机的尸体需要被带走回收利用吧(我猜，狂热而又勤劳的瑞士人不会把尸体埋了，而是会拿它们来制作燃料)，而他的位置将会被一个更健康的人取代。不管怎么说，前往日内瓦的最后一站要平稳安全得多。

从洛桑到日内瓦的这段路上，有两个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在车厢外讨论他们这些年来参与过的较大规模的冲突。我看不到他们，但能听清楚他们说的每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们是这样说的：“你还记不记得‘肌肉男马洛’用一把羊角锤子把‘野蛮三兄弟’打得满地找牙？朋友，地上都是血和内脏啊!”

“我的啤酒里可是挑出了一部分脑浆的!”

“哇，太刺激了!那次‘肌肉男马洛’把台球杆捅进贾森的鼻孔，然后从头顶戳出来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那个肌肉男就是个禽兽，不是吗？”

“连禽兽都不如。”

“你看过他吃活猫吗？”

“没有，但我见过他把一匹马的舌头给硬拉出来。”

在去日内瓦的路上，这样的对话不绝于耳。这两个人绝对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病，需要马上去医院看看。我一直在脑补其中一个人看向我然后说：“真无聊，我们把这个浑蛋倒挂在窗户上，看看他的头能撞到枕木几次。”最后，我还是禁不住瞥了他们一眼。他们差不多都只有50英寸高，连一个蒙着眼睛的侏儒都打不过。到达日内瓦后，我跟着他们下车出站，一路上他们还在叽叽喳喳眉飞色舞地聊天，说什么人头被卡在蛋奶烘饼器里或是舌头被钉在地毯上之类的话。

我看着他们离去，然后转过身来，凭借几乎没有失误过的直觉，挑了一家日内瓦最无趣、态度最恶劣的旅馆，名字倒是名副其实——终点旅馆。

这个旅馆没有一丝让我留下来的动力，于是我便直接去罗讷河路上的联邦瑞士银行办事处，办理我的VISA旅行支票赔偿。我按指示走进了一个地下室的小房间，这里是处理国际业务的地方。我本以为这里的办事效率应该是很高的，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瑞士的国家宣言是“不信任任何人”。所以我整个下午都在折腾这件事。

首先，我必须排个长队，队伍里全是蒙面女人和穿着睡衣的男人。他们办理的都是一些十分复杂的资金转移业务，比如把资金从阿拉伯的一个采砂场调出来，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办理这个业务需要一堆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还要仔细地清点一大叠颜色鲜艳的钞票，偶尔还会停下来向安拉祷告，祈求杀死一只山羊。这些事情全是由一名显然十分厌恶自己的工作以及星球上所有生物的金发女人完成的。我花了一小时才排到窗口，我拿出身份证，小心地瞥了几眼四周，压低声音报出了我在佛罗伦萨时美国总部告诉我的认证密码。确认完之后，她让我挑个座位坐下。

“哦，谢谢你，但是我从没有在手提箱里放上一把椅子。”我露出了最棒的艾奥瓦式微笑，“我能拿走我的支票了吗？”

“你必须坐下来等一会儿，下一位。”

我坐了45分钟，才被叫到窗口。她递给我一张列满了问题的申请表，叫我回到座位上把它填好。这是一份让人恼火的文件。它不仅要求我事无巨细地解释我是怎么如此冒失地把VISA出于信任给我的旅行支票弄丢的，还要我给出警察局的报告编号和收到报案的警察局的地址等信息。更过分的是，它还问了一长串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我的身高、体重和肤色，等等。“我的肤色和旅行支票有什么关系!”我有些愠怒地骂了一句，坐在我旁边的那位颇有姿色的夫人往旁边移了移，与我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最后，这张表竟然还要求我提供两位经济担保人和一位身份担保人的信息。

我简直难以置信，这是什么鬼逻辑——我竟然需要身份担保人来证明我是我自己？!“美国运通从来不会要求这些东西。”我对坐我旁边的女士说道，她看了我一眼，又往远离我的方向挪动了两英寸。我在所有问题上都说了谎。我说我有50英寸高，400磅重，出生于阿比尼西亚[4]，靠驯养野马为生。我选了“琥珀色”作为我的肤色，我的经济担保人是迈克尔·米尔肯[5]和伊凡·波斯基[6]。至于个人担保人，我写了我自己，除我之外，还有谁能更好地证明我是我自己呢？我满怀怒火，重新开始排队，此时队伍里又多了一个卢旺达[7]钻石商代表团和两个牵骆驼的人。

“为什么我要回答这些愚蠢的问题？”交表的时候我气不打一处来，“这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东西，这实在是……太蠢了。”我生气的时候说话可谓是掷地有声。这个女人说，这和她没关系，她只是按流程办事。“这是希姆莱[8]说的话!”我大吼一声，气得双脚同时离地。但我很快意识到，我这么做只是徒劳，她只会让我坐下。如果我再不冷静，就只能等到米迦勒节[9]才能拿到钱了。瑞士人就是这样的，我只能压抑自己内心的怒火，接受了她递过来的替换旅行支票。

从此以后，我只会买美国运通的旅行支票了。是的，要是这家公司想用一组皮箱或是落基山脉滑雪之旅来感谢我的认可，就直接用记录积分告诉我吧，我已经做好准备来接受这份大礼了。

我在日内瓦待了两天，在城里到处闲逛，但心里已经在考虑去别的地方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日内瓦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人口密集，干干净净，十分适合散步。还有一个陡峭、庄严的老城，一些优美的公园和一个宽阔的蓝色湖泊。白天，湖面波光粼粼，到了晚上，湖对岸五颜六色的城市灯光会把整个湖照耀得更加迷人——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无聊的城市：物价高、市侩、汲汲于名、疏离冷漠。这里的每个人走路都驼着背，还摆出一副“别挡老子路”的架势；街道上已经能够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但人们的脸还停留在2月；这里的年轻人好像很少出入酒吧，跟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的年轻人完全不同。这里没有生命力，没有火花，也没有灵魂。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街道很干净。

我想你们一定会佩服瑞士的工业发展程度。毕竟这是一个面积小、多山、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的国家，但却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它的人均GDP比日本要高将近25%，同时是英国的两倍多)。在瑞士，钱是一切——这个国家的银行数量比牙医多——他们对于金钱的那种平静的热情让他们成为狡猾的机会主义者。瑞士是一个内陆国家，离最近的海域也有300英里，但却是全世界最大的船用发动机生产国。瑞士人的传统美德很多：爱干净、讲秩序、守法规、很勤劳——勤劳到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全民公决中，他们投票反对了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提案。

当然这也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太无趣了，而且十分保守。1968年，我有个朋友正好住在日内瓦，当时整个欧洲的学生都在试图把欧洲大陆闹得分崩离析，他有一次告诉我，日内瓦的学生也打算发动一次暴动，但因为警察没有许可便取消了这次行动。我朋友发誓这件事是真的。瑞士女人直到1971年才有投票权也是真的，比其他地方晚了将近半个世纪。而在其中一个行政区——内罗德阿彭策尔州，女性直到1990年才拥有投票权。瑞士有一种自以为是又冷漠的利己倾向。他们开心地引进了数千名外国劳动者——每五个瑞士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却拒绝给他们提供居民应有的社会保障。时局艰难的时候，他们便把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遣送回家——比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就有30万名外来务工者被遣返——瑞士人让他们离开家，逼他们的孩子退学，使他们放弃原有的舒适生活，直到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因此，瑞士人就可以在经济繁荣的时候雇用大批廉价劳动力，而在经济低迷时免于承担他们的失业补助和医疗保障。他们通过这样的方法，让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从而保证他们富裕的、自鸣得意的生活水准。我能理解这样的做法，但实在是不敢恭维。

*　*　*

第二天，我沿着湖畔走了很长一段路——道路宽阔空旷，两旁的树木枝繁叶茂——途中经过了老旧且大部分已被废弃的国际联盟大厦，一些男孩手里拿着石头，想要把它的窗户砸碎，但没几个成功。穿过静谧的波尔多植物园，我来到了宏伟的万国宫门前(据旅游手册上写，这儿的面积比凡尔赛宫还要大)，它现在是联合国的所在地。我在门前犹豫了一会儿，考虑要不要花几个法郎买票进去，跟着导游看看。你们是不是为我没有进去而高兴呢？是的，我没有进去。

因为地图标明前面还有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这个听起来更加吸引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这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地方，希望这种说法对一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人类苦难的博物馆来说不是那么不合时宜。我觉得这个博物馆花了很多心思，他们自信并成功地使用了多媒体设备，我相信行业里都是这么说的。虽然干货内容不多，大部分是在简单快速地介绍故事，但想想他们要给每段文字配上四种语言，而且为了不给年轻访客留下阴影，还不能用太多的图片来具体展现人类的苦难和暴行，所以干货少也能理解。

显然，特定的政治考量也在影响着这个组织。其中有个展品是一个牢房的复制品，它的面积不比一个橱柜大。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它的时候，里面有17个囚犯，他们生活在难以言说的痛苦之下，甚至没法躺下睡觉，而之所以会遭受这么非人的折磨，只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当时的统治者相左。但是这个牢房的原型在哪个国家却没有被提及。一开始我觉得这太过小心和胆怯，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做也是必要且审慎的。如果指出这个国家的名字，势必会让红十字会在那个国家的运作受到阻碍。最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曾经犯下暴行。

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便在城里闲逛。逛了百货商场，摸了摸橱窗里的商品(这快把瑞士的售货员逼疯了)，在城中唯一吃得起饭的地方(麦当劳)吃了晚饭。我参观了大教堂，游览了老城区，还在古董店的橱窗前盯了好长一段时间，里面卖的都是那种过分装饰的物品，怎么说呢，就是在《美丽家居》[10]杂志报道中，介绍巴瑞·曼尼洛[11]的马里布大庄园时会出现的物什——与真老虎等比例的瓷老虎、能把一个孩子放进去的东方花瓶、超大号路易十四风格的书桌和每一个转角及裂缝都镶了金的闪亮的餐具柜。

晚上，我费了很多工夫，总算把最后一件干净衬衫上的洛迦诺无花果泥污渍擦掉，之后就去街角的一个潜水酒吧喝酒了。我在那里仿佛等了几个星期，才有人过来为我服务。而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又感受到了巨额账单和少得可怜的啤酒之间的巨大鸿沟，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拒绝了日内瓦唯一一个妓女的建议(“谢谢，但我刚刚已经被酒吧老板睡过了”)，去了街上另一家有些简陋的酒吧，遭遇和第一家相同，我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旅馆。

我走进浴室，想看看衬衫干了没，但我备感失望地发现，那淡紫色的无花果泥污渍如同隐形墨水一样重新显现。我把衬衫扔进垃圾桶，回到卧室打开电视，一头栽到床上，看起了一部1954年的电影——《硫黄岛浴血战》，这部电影的特点是约翰·韦恩一边杀日本人，一边模仿别人的声音讲法语，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他还有这种表演技能。

我躺着看这部我只听得懂“你好”“多谢”和“啊啊啊”(这是日本人被约翰用刺刀戳破肚皮时的惨叫)的电影，突然意识到，这部电影已经无聊到会给人带来脑损伤——这才是有趣的地方——我可能和其他瑞士人一样体会到了这所谓的快乐。

我坐了早班火车去伯尔尼，向东开了两小时才到。伯尔尼让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它典雅又美丽，随处可见生机勃勃的咖啡馆和年轻人。我在火车站的游客办事处挑了张城市地图，在它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克鲁兹旅馆，并在那里住下。我把包往房间里一放，便立刻转身出门。我不仅希望能好好看看这个城市，还为自己产生这种渴望的心情而感到高兴。我有些害怕在日内瓦的经历可能会让自己对于旅游的热情慢慢流失，从而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只会随便逛逛博物馆，走走鹅卵石路。但幸好，我重拾了对旅游的热爱，仿佛我刚刚被注射了一剂维生素。

伯尔尼建于阿勒河宽阔河床之上的峭壁中，你从桥上或一些有视觉优势的位置向远处眺望时，会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致。尤其是老城区附近——一堆橘色瓦片覆盖的屋顶中，几座教堂的尖塔和看起来像是变种的布谷鸟自鸣钟的塔楼穿插其中。大部分街道呈现的是我从未见过的拱廊样式：底下的楼层向后缩，上面的楼层则在其上凸了出来。它们的重量是由一道厚厚的弓形扶壁支撑，使得人行道上还有一条有顶的过道。街道两旁的商店比日内瓦的更多样、更有趣、更具经典感。这儿有许多卖古本的书店和艺术画廊，还有专卖上发条的玩具、钟表、双筒望远镜和伊特鲁里亚陶器的古董店。

从文化的角度讲，伯尔尼位于瑞士的法语区和德语区的分界线上，所以它结合了两种语言的文化特点。比如说，服务生会用德语欢迎你，用法语和你说“谢谢”。从建筑的角度讲，它是典型的“瑞士—德国”式的风格，到处是用砂石制成的足以抵挡1000次地震的建筑(虽然说并不坏)。伯尔尼有种乡下繁忙市集小镇的氛围，你绝对猜不到这儿是一个国家的首都。部分原因是瑞士奇怪的政治特点：瑞士的州政府和全民公决掌握了太多的权力，所以它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设立一个首相，总统也不过是一个徒具虚名、空有其表而且年年都要换的职位罢了。要不是需要有人去机场迎接外国政要，瑞士人都不觉得有必要存在一个总统。联邦大厦，也就是国会，看起来就像是乡下的一个市政厅。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地方——甚至是在附近街道上的酒吧里——会让你感受到你正身处一堆官员和政治家之中。

我在老城区逛了一天半，然后穿过高桥，前往阿勒河对岸那更具现代性但依旧美丽的住宅区。这是一个闲庭信步的极好去处。这里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工业，没有无聊的办公园区，只有无穷无尽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满是漂亮的房子和小巧的公园。

我只准备看两个旅游景点，但最后两个地方都没去。我穿过高高的尼德洛拱桥，去看著名的“熊穴”——这个城市的名字源于德文的“熊”，所以他们喜欢养几只熊作为吉祥物——但是熊穴空空如也，一只熊都没有。那儿也没有任何标牌可以解释，为什么带小孩来看熊的当地人到这儿后，也会和我一样感到惊讶和云里雾里。

我也想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物馆看看，它就在克拉姆街上，这条街也是伯尔尼几个主要的拱廊街道之一。我沿着这条街上上下下走了12趟，才找到这个博物馆的入口。它很低调，位于一家餐馆和一家女装店之间，门被锁了——门上堆满了灰尘，好像已经几周没有对外开放了，或许也可能是几年——也没人来应铃。尽管据旅游手册上的说法，它应该是对外开放的。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在这里没有找到任何表明爱因斯坦曾在这儿居住过的迹象：没有公园或广场建造他的雕像，没有街道为表尊敬以他的名字命名，甚至明信片上都没有印上他亲切的笑容。这里的墙上也没有一块牌匾告诉世人：1905年，当爱因斯坦还是瑞士专利局一个籍籍无名的职员时，他正是在这里创作出了改变物理学面貌的四篇论文——布朗运动理论、相对论、光电效应和能量守恒。我对这些理论一无所知，当然我的科学水平确实很烂：我都不明白电为什么不会从插座里漏出来——但我还是很想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

傍晚我吃了一顿好的，这可能是一个游客在瑞士唯一能够追求的东西了。然后在漆黑的街道上散了很久的步，顺便去空荡荡的广场转了转。当我沿着主要的步行街——马克路步行街走回市中心时，我发现所有的酒吧竟然都准备关门了。服务生们正在把椅子和桌子收回店里，灯光也逐渐暗了下去。现在才是晚上9点20分，你不禁会想：伯尔尼的夜生活多么让人“兴奋”啊!

我十分沮丧，便四处溜达，终于在几个街区外的科奇路上找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酒吧，心情总算是好了一些。里面人很多，烟雾缭绕，但还蛮温馨的。就在我拿着一大杯金黄色火绒草啤酒、读着最后几章《黑死病》时，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你还记不记得那次布莱恩·布洛克豪斯吃了瘪，疯了似的拿了把乌兹枪把西古拉贡工人俱乐部扫射了一番？”

我转过身去，发现正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坐我旁边的两个神经病，他们坐在儿童座位上喝啤酒呢。“嘿，你们最近怎么样？”我不由自主地问了句。

他们看着我，仿佛觉得我有潜在的神经病倾向。“我们认识你吗，兄弟？”其中一个说道。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这两人在此前的生命中都没见过我。“你们是澳大利亚人吧？”我不知所云地来了一句。

“是啊，所以呢？”

“我是美国人，”我顿了顿，“但我现在住在英国。”

空气突然安静。“哇哦，那很不错。”其中一个澳大利亚人略带讥讽地回答了我，然后转头和他的同伴说，“你还记得‘臭嘴奥勒瑞’上次用一把大砍刀砍掉了女服务生的前臂，就因为他看到啤酒里有只苍蝇吗？”

我觉得我真是蠢爆了，这当然是对此时此刻的我最恰如其分的形容。他们的侏儒身高和畸形心理更在无形中加深了我的羞辱感。我转身继续喝着啤酒，看着书，耳垂由微热逐渐变得发烫。我试图从布里斯托尔[12]穷苦百姓的困境中找点安慰，以缓解心情。“在1349年，大瘟疫肆虐了整座城市，幸存者屈指可数，能埋葬死者的人都找不到几个。街道上的杂草已经长得和牛犊一样高了。”

过了一会儿，在另两杯啤酒和英国西部各郡12万死难者的帮助下，尴尬得以缓解，我感觉好多了。正如他们说的，时间可以抚平一切伤痕。当然，如果你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腹股沟上有淋巴肿块的话，最好也去看一下医生吧。

[1]由拉丁语演变而来，是瑞士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2]沸水煮金枪鱼眼。——译者注

[3]英国老牌超市。——译者注

[4]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位于非洲东北部的一个国家。

[5]20世纪80年代驰骋华尔街的“垃圾债券”大王。——译者注

[6]华尔街著名的“套利王”， 1986年因参与交易而获罪。——译者注

[7]卢旺达共和国，非洲中东部的一个国家。

[8]纳粹分子，德国《明镜》周刊评价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译者注

[9]9月29日，英国的四大结账日之一。——译者注

[10]美国一个针对室内设计师和个人的家装杂志。

[11]美国创作歌手、音乐家、编曲家、唱片制作人、指挥家。

[12]英国英格兰西南区域的城市，中世纪的黑死病由此传入。

第十八章 列支敦士登

我想你一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进入了瑞士的德语区，因为瑞士德语区里所有城镇的名字听起来都像是一个嘴里塞着面包的人在说话：土恩、鲁克、布拉赫、普拉法恩、林塔尔、图西斯、埃伦、塔尔维尔。

根据火车票的票面显示，我将前往这串城镇当中的最后一个——塔尔维尔。这让我有些疑惑，在我信赖有加的K&F公司制作的阿尔卑斯山麓地区地图上，并没有出现“塔尔维尔”，它本来应该在的位置上写着“赫尔垦”。我没法相信K&F公司认真负责的员工会在绘制自己国家的地图时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误，但保守的瑞士市民会在过去的18年里改变一个城镇的名字也同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只能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帝，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这张皱巴巴的伟大地图和坐在我旁边易怒的老女人身上，每当我膝盖上的地图一角晃到她那个方向的时候，她总会挺起她的双乳，聒噪地抱怨几句。

地图究竟是什么呢？我能够瞅它一整天，如饥似渴地记住一些我没有听过也不打算前往的城镇和乡村的名字，追溯一条无名小河的流动方向，确认每个地方的海拔，根据注解搞清楚一面旗子上的小圈是什么意思(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堡)，以及有无圆环环绕的飞机象形图之间的区别(一个是机场，一个是停机坪)。我总会招架不住地看着地图长叹数声，丧气地点点头，连我自己都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我注意到我本来可以从布里格出发，沿着一条更南的路线，途经奥斯塔、勃朗峰和夏蒙尼，抵达日内瓦。那样就可以大饱眼福，欣赏沿途美景了。我真是个蠢货，竟然错过了奥斯塔和勃朗峰的好风光，也没能领略阿尔卑斯山核心地带的风貌，跑到了这么远的一个鬼地方。我真是太蠢了，“唉!”我又叹了一口气，丧气地点了点头，把地图收了起来。

火车在小型农场和树木茂盛的陡峭山地之间欢快地穿行，近旁是一条浅浅的小溪，并且会时不时地在一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停下来，那里总会有人拿着空的购物篮爬上车来。火车满员后，它会在一个叫兰瑙或是祖格的小市场停下来，所有乘客都一拥而出，只留我一人坐在车上，然后乘客们又会不疾不徐地回到车上来。这么消磨时光倒也不坏。

我在离列支敦士登不远处的萨尔根斯火车站下车，这条铁路能够穿过列支敦士登的国土，但是为了和这个国家种种荒谬的政策相匹配，火车在列支敦士登境内并没有停靠点。我要么在萨尔根斯下车，要么在布赫斯下车，然后乘一辆黄色的公交车前往列支敦士登的迷你首都——瓦杜兹。

公交车非常贴心地停在了车站前，我买了张票，在车子的中部找了个位置坐下。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抓着大包购物袋的乘客，我在座位上坐得老高，盼望着能多看看这个小国的风景。瓦杜兹离萨尔根斯不过七英里，但却花了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因为车子几乎把这个小国的每一个点都踩遍了：经过了每一条小路，还一直小心翼翼地绕路，仿佛是想偷偷潜入瓦杜兹。我一直仔细观察着窗外，但还是不知道我是从哪里开始进入列支敦士登的——说实在的，在见到瓦杜兹的地名标志之前，我还真的不确定我已经在列支敦士登了。

列支敦士登的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很荒谬。第一个荒谬之处就是它破天荒地小：它的国土面积仅仅是瑞士的二百五十分之一，当然瑞士本来也已经够小了。它是神圣罗马帝国最后得以保全的一小块土地，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它的统治者们在过去的150年间，从没来过这块土地。它有两个政党，通常被人们称为红党和黑党，它们几乎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共同相信一句箴言：“信仰上帝、王子和祖国。”列支敦士登上一次参与军事行动是在1866年，当时它派出8个男子对抗意大利。没有一个人在战斗中身亡，事实上——你会觉得这很有意思——他们回来的时候变成了81个男人，因为他们在路上交了很多朋友。两年之后，王子意识到列支敦士登人谁都打不过，便解散了军队。

还有更多荒谬之处呢：它是世界上烧瓶套和假牙的最大生产国，也是臭名远扬的避税天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注册公司的数量比总人口还多的国家(虽然大部分都是皮包公司)。它是欧洲最晚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在1984年)。它只有一座监狱，监狱小到所有犯人的吃饭问题都是靠附近的一家餐馆解决的。如果你想成为列支敦士登的公民，需要在申请人所在的村庄里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投票通过后，还需要首相和内阁对这一事项进行表决。但是这个步骤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列支敦士登的成千上百个家庭，尽管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但仍然被当作外国人看待。

瓦杜兹的风景并不别致，但整体上看也算是夺人眼球。它位于海拔6700英尺高的阿尔卑斯山麓，阴沉的皇家城堡像壁垒般直立在它正上方的岩块上，看起来十分危险神秘，就像是《绿野仙踪》里的邪恶女巫城堡，每次我抬头看它的时候，总会期待看到长着翅膀的猴子飞进飞出。不过让人好奇的是，尽管瓦杜兹几个世纪以来都十分闭塞，但它却没有保留一丝古老的气息。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是20年前匆匆造就的——当然它不算丑，只不过是毫无辨识度。

今天是星期六，城市的主干道塞满了从瑞士和德国来的各种奔驰车。这些有钱人一定是周末过来看他们的资产的。城市中心区域只有四家旅馆，其中两家满员了，一家打烊了，幸好我在第四家——恩格尔旅馆找到了一间房住。这家旅馆看起来很亲切，但是相对内部的陈设来说，它贵得要死：一张简便的小床，一盏20瓦的阅读灯，没有电视，只有一台很老的收音机。我都有点期待在里面听到爱德华·莫罗[1]播报蒙特卡西诺战役[2]的声音，事实上，我能听到的只有波尔卡音乐和时不时打断它的德语DJ的播报声。你一听就知道DJ嗑多了安眠药(或者是听多了波尔卡音乐)，他……是……这……么……说……话……的，就像是一个人在噩梦中会发出的呓语，我想实际上应该就是这样吧。

这个房间唯一好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能够直接看到教堂、城市广场以及山间秀丽风景(只是一小块草皮和一个停车场)的阳台。我冒着危险，探出身子，将脖子扭到一个特别的角度，才能差不多看到远处高耸的城堡。它仍然是王储的居住地，王储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还是仅次于英格兰女王的全球第二大私人绘画收藏家，他拥有唯一一幅由私人收藏的达·芬奇画作和一大批鲁本斯[3]的画作。不过对于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这只不过是一块吃不到嘴里的肥肉，因为城堡不对外开放，建一个国家美术馆去收藏这些画作的计划也还只是刚刚起步。议会就这个话题已经吵了20年了，专门拨款建造一个国家美术馆的想法对它们来说算是一次“大出血”，很显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要求王室(资产总额为13亿美元)打开珠宝箱，拿出些小玩意儿让这事儿能进行下去。

我出去走了走，想看看哪里可以吃晚饭，但这里的餐馆并不多。这里的商业区也只是几栋楼房组成的广场，里面的商店都平平无奇，透着一股小地方的气息——一个报亭、一家药店和一家礼品店——专门卖那种你在圣诞节不情不愿地从亲戚那里收到的礼物——实在没法吸引游人在这里逗留。街上的餐馆数量寥寥，而且不是太贵，就是门可罗雀。瓦杜兹实在是太小，你向哪个方向走个15分钟，都能深入农村地带。我突然发现，除了告诉别人你去过列支敦士登外，列支敦士登根本不值得一游。如果它只是瑞士的一部分(事实上，它除了国名和邮票之外就是瑞士的一部分啊，甚至它现在都用着瑞士的邮政系统呢)，没人会想要到这里来玩。

我逛到了一条环境不错但不知名的住宅街，街上每个住户的窗户都散发着电视机幽灵般的光晕，然后我就忽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笔直的、还没铺好的、没有路灯的路，这条路在平整的新耕土地上绵延开来。从这个地方回望瓦杜兹，它就显得十分可爱。黑夜突然在山间降临，一轮苍白的仿佛被咬掉了很大一口的月亮悬挂在半空中。城堡此时沐浴在黄色的强光灯下，俯瞰着整座城市，看起来通风良好、坚不可破。

小路止于一个丁字路口，我转过身，再次环顾这个城市的四周。我在瓦杜兹霍夫旅馆的餐厅里解决了晚饭，两小时之前，我曾经无比确信，这家酒店已经打烊了，但它的餐厅还是开着的。虽然这家旅馆的人算不上乌泱泱，但也挺多的，还是有很多人穿过前门进来，从钩子上取下钥匙，穿过门厅，上楼向卧室奔去。可能是这家旅馆里的人不喜欢我的长相，也可能是他们成功地猜测出我是个旅行作家，害怕我把位于瓦杜兹斯塔德多斯街3号的瓦杜兹霍夫旅馆的食物不是那么好吃的这个秘密告诉全世界。谁能说他们不是这么想的呢？

早上我在恩格尔旅馆的餐厅里吃了早餐。这是一顿典型的欧式早餐，有面包、冷肉片和奶酪，我其实不想吃这种，但它已经被包含在了房费里面。既然已经向我收了钱，那我怎么着都要吃掉几盘黄油，消耗掉一些奶酪吧，如果没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吃的话。服务生给我端来了咖啡，还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橙汁。

“当然要，谢谢。”我说。

这是我见过的最怪的橙汁。它的颜色看起来像桃子，里面还有一些红色絮状物，看起来和神经中枢很像，也很像经常会出现在蛋黄里的令人厌恶的红色丝状物。它甚至尝起来也不像橙汁，我礼貌性地喝了两口后就把它放在一边，专心喝咖啡了，还把火腿片切成小小的难以恢复原状的碎片。

20分钟后，我来到收银台结账，态度不错的女服务员一边递给我账单，一边粗鲁地用一台扁平的机器刷我的信用卡，我吃惊地发现，那杯橙汁要四法郎，四法郎可是很大一笔钱啊!“不好意思，我被多收了四法郎，因为那杯橙汁。”

“你没有喝橙汁吗？”

“我喝了，但是服务员没有告诉我那杯橙汁是需要收费的，我以为它被包含在了早餐里面。”

“不不不，我们的橙汁可是特制的，新鲜压榨，它——”她说了一些德语单词，我大概翻译一下是充满红色絮状物的意思，然后补了一句，“那杯橙汁要收四法郎是因为它是特别定制的。”

“那可真棒，但我觉得你们总得提前告诉我一声吧。”

“但是先生，你已经点了它，还把它喝了。”

“我没有喝它，因为它喝起来就像是公鸭的小便——而且我以为它是免费的。”

我们僵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不会和人当众争吵，闹出洋相——我不过是会在晚上回来，朝他们的窗户扔几块砖头而已。但是这次，我决定要硬气一些，除非这四法郎的费用在账单上被去掉，否则我不会付钱。我甚至都已经准备好因此被捕，一瞬间，我还在脑海中幻想了这样一幅画面：我被关在监狱里，有人为我送来了晚饭，当我掀开盘子上的亚麻布时，发现盘子上有一杯桃色的橙汁和一块已经被切成很多碎片的火腿。

最终，她让步了，还带着一份我本不指望会享有的优雅风度，但是她把信用卡还给我的时候，我看懂了她脸上那个“我已经原谅了一切”的僵硬微笑的真实含义：瓦杜兹的恩格尔旅馆从此将不会给我提供房间。另外，瓦杜兹霍夫旅馆也会在余生将我拒之门外，不过显然这是我在列支敦士登度过的最后一夜。

今天是星期天，没有任何巴士运营的迹象，我别无选择，只能向北步行六英里去布赫斯，但我不在乎。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春日早晨，教堂的铃声响彻山谷，好像一场战争刚刚结束。我沿着通往附近沙恩村的路前行，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通往莱茵河的小路，那儿有一条砂石铺就的小道，把我引向半英里之外的通往瑞士的桥。我之前从来没有步行穿过国境线，这感觉相当开心。除了桥中央有一块牌子标明这里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分界线之外，这里没有任何国境线的标记。四周一个人都没有，我在分界线两处来回走了三四次，就为了体验这种新奇感。

布赫斯在河的另一岸，好像还未苏醒过来。在火车到来之前，我还有两小时可以消磨，所以我打算仔细看看镇子周围。但我只花四分钟就逛完了，包括休息时间在内，这里的一切都无聊透顶。

我走到车站，买了张去因斯布鲁克的火车票。然后打算看看车站里的小卖部，但小卖部还没开门，只有一个报摊开着，所以我走了进去。我本来以为我还能读点东西——我开始对齐格勒14世纪欧洲农民尸体的残忍处理方式慢慢丧失兴趣——不过这里唯一的英文出版物是《今日美国》的周末版，这份刊物总是让我想起小学时期一直在读的《每周文摘》。《今日美国》在美国还有人买，就已经让我很惊讶了，要是它出现在瑞士布赫斯的报摊上，而且有人要买它的话，那我知道的所有关于可能性的定律都会受到严重的挑战。我想瞥一眼报纸，看看联盟巨头棒球队的排名，但是报摊的女老板恶狠狠地盯着我，仿佛是在暗示我，在瑞士偷看一眼报纸都是会受到惩罚的哦。

所以我只能到月台上放下背包，在长椅上坐下。我放任自己的眼皮下垂，并且靠编瑞士谜语消磨时光：

问：让瑞士人滚起来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答：把他送到山顶，然后推他下去。

问：怎样逗笑一个瑞士人？

答：拿把枪指着他的头，命令他：“给我笑。”

问：在瑞士，谁会是一个好恋人呢？

答：外国居民。

问：如何确定一个人是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

答：他不用瑞士的邮政编码。

问：瑞士的什么地方是无聊人士的聚集地？

答：苏黎世。

我厌倦了瑞士谜语，就毫无理由地转向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4]的多选题笑话，但是我只能编出一个：

问：希特勒临死前对爱娃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A. 你退订牛奶了吗？

B. 砰!好了，这次轮到你。

C. 好的，好的，我会让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电器以你的名字命名。

——火车进站了，我如释重负地登上火车，开心地奔向一个新的国度。

[1]美国广播电视主持人、战地记者。

[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为突破冬季防线及攻占罗马而发动的一系列共四场的战役。

[3]17世纪佛兰德斯画家，早期巴洛克艺术杰出代表。——译者注

[4]阿道夫·希特勒的妻子，1945年4月在希特勒自杀前夕与其结婚，随后和希特勒一同自杀。

第十九章 奥地利

在穿过因斯布鲁克火车站的时候，我内心升腾起了一股奇怪的熟悉感，这是一种介乎似曾相识与真实记忆之间的感觉。我已经18年没来因斯布鲁克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没怎么想到过它。不过再次置身此处时，你会觉得这18年的光阴其实不过是隔了一两天，这里什么都没变。火车站看起来还是老样子，车站里的小卖部也还在原来的地方，还在卖加饺子的菜炖牛肉，我三天里吃了它四次，因为它是这个城市里最便宜、最能足量供应的食物。饺子和炮弹一样大，馅料也和炮弹里的填充物一样满满的，味道也和炮弹差不多。

我在城中心一家叫金克朗的小旅馆住下，在下午剩下的时光里，我都穿梭在被斜阳笼罩的城市中，整座城市在阳光的沐浴下泛出了金色。因斯布鲁克果然是一个理想的小城，充斥着巴洛克式的坚固建筑和球根状塔尖的屋顶风景。这些都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并且全无露天博物馆的那种被经营管理过的痕迹，整体环境看上去几近完美。在每一条街的尽头，你都能看见远处被白雪覆盖的高耸山脉，在晴空之下尽显壮观。

我沿着河边旅馆的人工小路散步——小河水流迅疾、河水如抛光的玻璃般清澈，穿过一个叫霍夫加登的小公园，来到了一条住宅大道：这条街很长，路也很直，十分阴凉，街道两旁排列着三层楼高的坚固房子，屋顶很高，直插树顶。它们中很多——对一个小城来说实在太多了——都是诊所，墙壁和大门上还贴着闪亮的铜质铭牌，上面写着“G.穆思特医生牙科诊所”或者“罗伯特·斯鲁吉尔医生美容外科”之类的东西，就是那种你会被要求(无论你有没有抱怨)脱掉衣服，爬到桌子上，把脚放在镫形物里的地方。除了车上只有司机一人的有轨电车时不时经过，这里万籁俱寂。

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我在青少年时期看的一部迪士尼电影，那是我第一次对欧洲产生了一个具体生动的印象，我记得这部电影叫作《天使的烦恼》。整部电影在我看来都透露着一丝无望的感伤，虽然情节纯属虚构——它讲了一个关于一群粉嫩嫩、鬼灵精怪，又有着天籁之声的小男孩是如何加入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故事。我很爱这部电影，所以我也陷入了一种无望的感伤中，但是，在我脑海里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却是影片背景里的欧洲风情：铺满鹅卵石的街道、迷你汽车和门上铃铛作响的街角商店，每个男孩都住在舒适自在的家庭公寓里。和我所处的井然有序的现代世界相比，它们看起来是如此迷人，并且极具复古气息。此外，这部电影还让我产生了一个不可动摇的观念——奥地利比欧洲其他地方更欧洲。置身此地，我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长期以来，当然更准确地说是这次旅途以来，我明显地体会到“我竟然在这里”的奇妙感，我在这些街上，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时刻。我现在在欧洲了，这是个意味深长到有些奇怪的想法。

*　*　*

我沿着城市的主干道——玛丽亚·特蕾西亚大街回到旅馆。整条大街都很不错，值得好好漫步一番，只要你没有将目光停留在展示紧身连衣裙、皮短裤、带白蜡盖子的啤酒、插着羽毛的尖礼帽、旱烟袋和手工雕刻的宗教古玩的商店橱窗上。你可不要认为世界上的任何小地方都能够像蒂罗尔[1]，会搭理那些庸俗的纪念品收藏者。但目前所处的情势让我感到有些失望，我此时就身处一个喜欢这类东西的国家中。

这就是奥地利非常不好的一面，这里的人在保护传统的同时也将传统深深地放到了心上。没有人会像奥地利人一样死死抓去过去的荣光不放，而且这些过往的荣光里包含了一段在历史上并不愉快的插曲。这还不是奥地利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奥地利人的臭脾气可谓是“声名远扬”，当年我和卡茨搭便车穿越奥地利的时候，结识了两个年纪相仿的德国男生——托马斯和格哈德，他们也想搭车从德国前往印度，寻求心灵的安宁和不错的毒品。我们在位于萨尔茨堡和克拉根福之间的阿尔卑斯山隘安营扎寨，到了晚上，我们走进附近的一个村庄。一个完美的酒馆映入我们的眼帘，酒馆里贴满了黑色的装饰嵌板，一条小狗在火炉旁睡着，一个红脸的农民顾客摇晃着啤酒杯，我们蘸着芥末吃烤肉，大口大口喝啤酒，几乎称得上是一场欢宴了。

我记得我在那里坐到了深夜，兴高采烈地喝着酒，思忖着这个地方真不错，一切都棒极了，奥地利人是多么热情好客——他们对我们报以温暖的微笑，还时不时地举起酒杯向我们敬酒。这个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却身子前倚，提醒我们：“你们现在有危险。”看起来这些奥地利人是在调戏我们。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当中的两个人是听得懂他们说话的，他们说话毫无顾忌，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地主、地主的妻子、整个操蛋的村庄，都想把我们推回去，根据格哈德的翻译是：“先给我们剃个头，然后把我们插到干草叉上去。”

一阵大笑传遍整个房间，格哈德对我们露出了一丝微笑：“他们说应该让我们吃马粪。”

“哦，真棒。”卡茨说，“这次旅行我还没吃过马粪呢。”

我的头像潜望镜一样转来转去，本来很友善的笑容此刻已经变成了魔鬼般的奸笑，一个在我对面的男人再次向我敬酒，冲我眨了眨眼说：希望你会喜欢马粪，孩子。

我转向格哈德：“我们应该报警吗？”

“我觉得站在那儿的那个男人就是警察。”

“哦，真棒。”卡茨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悄悄溜到门口，然后跑掉，像——怎么说来着——像打快板一样。”

我们站起身，留下未喝光的啤酒，假装随意地走到门口，还一路和即将对我们下毒手的袭击者点头致意，然后撒丫子就跑。我们听到了新一轮的笑声从酒馆里面传出来，感觉要把屋顶掀翻。但没人追出来，也没人让我们的齿间留下被压得扁扁的柔软的马粪——谢谢你，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这种可怕的事总算只是停留在了想象里。

我们把睡袋放在群星之下露水点点的草地上，起伏的山峰后面是有些暗淡的天空，空气中飘满了刚割完的干草的气息。我自顾自地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就是奥地利的问题!”托马斯突然热情地说道，我很少听他这样说话，“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国家，但里面全是操蛋的奥地利人。”

第二天我来到了萨尔茨堡。我发现我很难对它产生暖意，这点我倒是蛮惊讶的，因为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些温柔而朦胧的回忆。这里到处是游客，更坏的是，所有店铺都贩卖只有游客才会想买的东西：屎一样的蒂罗尔纪念品、屎一样的阿尔卑斯纪念品，当然里面最像一坨屎的还是莫扎特纪念品——莫扎特巧克力、莫扎特杏仁黑白软糖、莫扎特半身像、莫扎特纸牌、莫扎特烟灰缸、莫扎特利口酒。建筑和道路到处都在施工，弄得整个城市尘土飞扬，十分喧闹。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走在木板上，跨越着一道道临时修建的沟渠。

这个老城的街道，全部挤在位于萨尔茨河和门希斯伯格山脉陡峭山崖之间的狭小地带上，有一股毋庸置疑的优雅和迷人，但是又有些过分矫情。沿着格拉特大街——莫扎特的出生地，每一个商店都在门上挂着蝴蝶脆饼[2]的标志，包括“上帝助我”和当地的麦当劳店(只不过它的标志里嵌进了一个金色的“M”)，仿佛它们自中世纪以来就在卖汉堡了。我双膝跪地，让可怜的头颅不停地敲击鹅卵石地面，以此表达我的敬意。

我这样做，全是出于对欧洲麦当劳的敬意，我说的是心里话。但是我们应该也不能忘记，任何一家选择蠢得要死的小丑——罗纳德·麦克唐纳作为官方形象的公司，都不会在公关形象的问题上得到好评。

麦当劳的员工需要指导。他们需要知道欧洲不是迪士尼，需要知道怎样在街边找一个合适的商用房，并且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做出合理的店面设计，既易被识别，又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它的功用，并且还要克制一些，不能太突兀。它看起来应该像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小餐馆，可能还带有红色的小窗帘和装饰鱼缸，除了每扇窗户上的小小的麦当劳标志和在门口进进出出的顾客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在外面就发现这是一家麦当劳。既然已经这样了，那他们就应该知道他们不能强迫顾客用他们自己的泡沫纸盒子和废纸。最后，他们还要承诺一定会把罗纳德给做掉。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了，麦当劳才能被准许在欧洲开店。

对这么一个以美丽为豪的城市而言，萨尔茨堡的主广场莫扎特广场实在是丑到爆炸，它只不过就是一块大一些的沥青地，和乐购汽车公园有一拼。公园里有一个很脏的伟人雕像，还有一些坏掉的长椅，到处都是一群群吵闹的13岁的意大利小孩，你能在他们身上看到青春期荷尔蒙分泌失衡带来的危害。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

这可着实惊着我了，我印象当中的萨尔茨堡可是个漂亮的地方啊!我们正是在萨尔茨堡遇见了德国朋友格哈德和托马斯，就在莫扎特广场边上的一个酒吧里。我为有人能够帮我稀释掉和卡茨相伴的折磨而感到兴奋不已，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热情给我关于萨尔茨堡这座城市的记忆涂抹上了缤纷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在这个老城里，我找不到任何除了售卖垃圾纪念品的商店和毫无当地特色的餐馆与酒吧之外的东西。这些地方的魅力值和本土气息，在我看来和卡纳比街[3]上的必胜客没什么两样。

当我穿河而过，来到更加现代的河右岸，我发现我对萨尔茨堡多了一点点的喜欢。高大的房屋林立在幽长的街道两旁，俯瞰着萨尔茨河。从这里看过去，对岸老城区的风光十分旖旎：复古的屋顶、大教堂的三层螺旋拱顶和背靠一座矮山的面积广大、庄严肃穆的霍恩萨尔茨堡。新城区的商业街比它们对岸的老城区更有趣，更能吸引人，当然也更真实。我在林泽街上的一家糕点店里买了杯咖啡喝，每一个进店的顾客都会听到这家店的每个店员发自内心地说出“你好!”这就像大人物进来收到的欢呼声一样，只不过这里的店员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其中也包括我，这让我很受用。随后，我吃了顿不错的晚饭，喝了几杯啤酒，在夜间沿着萨尔茨河散步良久。我觉得萨尔茨堡也没有那么坏嘛!但是这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要看到的萨尔茨堡。

维也纳在萨尔茨堡以东不到200英里的地方，但我却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和半个下午的时间才到那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欧洲火车有一个旷日持久的神话——欧洲火车迅捷、稳当，让人梦寐以求。但实际上，欧洲的火车慢得要死，而且大部分的火车还在过时地把一个车厢隔成了几个小隔间。我以前觉得这样蛮亲切有趣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感觉就像是你花了七个小时坐在候诊室里等待一个医生，但他永远都不会来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被迫要和陌生人发生非常尴尬的接触，我一直都不习惯这一点。如果你要做点什么事情——从口袋里拿点东西、打个哈欠或是翻翻背包——每个人都会来看你在搞些什么。这里没有隐私的空间，就像是置身于一个长途旅行列车的隔间里，脑海里充斥着各种难以忍受的人体毛病——将放未放最终还是放了的臭屁、夹在你股沟里的3码半的短裤和不知怎么就钻进左鼻孔深处的爆米花碎屑。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解决的就是爆米花碎屑，它把我的鼻孔弄得奇痒无比。我想把手指戳到鼻孔里去，直到看起来像是要把手指从鼻孔里直戳头顶，但实际上我就像一个没有手的人一样，根本搞不定它。

你甚至还得小心你自己头脑里的想法。不知道为何，我只能解释为我太在意身体方面的一些小毛病，我想起了和我一起在《泰晤士报》商业版工作过的助理编辑。我叫他爱德华，因为这就是他的名字。爱德华是个疯子，在那段繁荣的前默多克时代，这一点非但不会带来失业的困扰，反倒是一个在职场中不断晋升的优势。他有一大堆引人注目的特质，不过我记得尤为清楚的一件事发生在深夜，那会儿正是纽约证券交易市场关闭之后我们无事可做的时候，他把六枚回形针夹在一起掏耳朵。我要说的可不是回形针给他耳朵造成的那些纤弱的小刮痕哦，他会把回形针塞进耳朵深处，然后把它们夹在两指之间旋转，好像是在调整收音机的频道一样。这看起来极度痛苦，但爱德华好像从中收获到了无穷的快乐。有时他还会把眼皮翻到头顶，发出入迷的咯咯轻笑。我猜他应该是以为没人会看他，但其实我们都看呆了。有一次，回形针在他耳朵里越戳越深，感觉他的耳膜都快被戳穿了，编辑部主任约翰·普莱斯叫了出来：“爱德华，需要帮忙不？我感觉我们能从另一边把这些回形针拉出来。”

我回忆这件事的时候，火车正咔嚓咔嚓地穿越奥地利无尽的乡间地带，我忍不住大笑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疯笑把我自己和三个同行者都吓了一跳。我用手盖住嘴巴，但是更厉害的笑声——十分尴尬又无助——从我的指间倾泻而出。其他乘客纷纷看向我，就好像我刚刚吐了自己一身一样。我望向窗外，全神贯注地盯了20分钟后，才控制住自己，并且重新去关注鼻孔里的爆米花碎屑给我带来的痛苦了。

在偌大的维也纳中央车站，我付钱让人给我找了一个旅馆，然后沿着又长又丑的玛丽亚菲大街，步行前往市中心，同时疑惑我是不是对维也纳的荣耀产生了什么误解。我走了一英里半的路，从中央车站到环城大道，街道两旁全是破旧的折扣店——就是那种直接把商品从纸盒子里拿出来，然后卖给顾客的那种店——以及和它相配的顾客。这实在是糟糕透了!不过在霍夫堡宫附近，我进入了环城大道较为迷人的那一圈路，就像是太阳终于露出了自己藏在云后的身影，一切都如此可爱、如此美好。

我住的旅馆叫作汪德尔，它不算特别迷人，也不够亲切。但是价格便宜，十分安静，最主要的是，它几乎精准地坐落于维也纳的几何中心，而且它就在一座巴洛克式的教堂——肖腾克许教堂的后面，离格拉本大道才半个街区的距离。格拉本大道是位于维也纳中心地带的两条主要商业步行街之一，另外一条是在教堂广场与格拉本大道巧妙汇合的卡特那大街。它们为维也纳创造了全欧洲最好的步行街。哥本哈根的斯托罗里耶大街或许稍微长些，或许其他哪条步行街有更多有趣的建筑，或许有的步行街更加优雅，但没有一条街能同时具备以上所有优点。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一定会喜欢维也纳。

我首先去了圣·斯蒂芬主教座堂，它很壮观，外观极具哥特风格，但是里面却是毫无生气，十分诡异，让人直打冷战，而且似乎备受冷落。教堂里的铜制品都很无聊，而且没有抛过光，里面的座位也已经被坐烂，大理石看起来死气沉沉，仿佛它所有的自然光泽早就已经被吸光了。当我走回教堂外的时候，顿觉如释重负。

我走到附近的一家糕点店，要了杯咖啡和一个热量高达1.5万卡路里的蛋糕，计划着“攻陷”这个城市。我带来一份《维也纳观察旅行指南》，其中包含以下建议：“在维也纳，一次最好只逛一个博物馆。”好的，谢谢你，我心想。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一次逛两个博物馆，这下我才总算弄明白为什么我之前参观博物馆时一直情绪低落了。

我决定先从美术史博物馆开始，博物馆本身十分惊人，占地面积很大，而且遍布名画。博物馆里有一个不错的游览系统，每一个展厅里都有一个支架，上面放着一些卡片，卡片上会用四种语言详述每一幅画的历史由来。你可以拿着一张卡片在展厅闲逛，等读完上面的文字信息后，再把它放回支架上，然后到下一个展厅去看，而在那里，你又能拿到新的卡片。我觉得这个做法真不错。

美术史博物馆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太大了，又高又大的展厅一个接一个，无穷无尽，我逛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方时，就感觉自己患上了博物馆疲劳症。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你发现游玩时间离值回票价还有好几个小时，我便不由自主地为这些名画做解说：“莎乐美望着盘子上施洗者约翰的头说‘不，我点了一份双层芝士汉堡’。”还有恼羞成怒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怒吼：“我警告你们，谁要是再射一箭，我就去和上帝打小报告。”但是这次我做出了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的事情，我离开了，并打算过几天再来逛第二次，即使我浪费了这次的票价。

为了换个节奏，我去了烟草博物馆，它在离会展中心不远处的地方。这个博物馆的票价也很高，可能维也纳的大部分东西都很贵吧。烟草博物馆的票价是20先令，是美术史博物馆的三分之二，但是精彩程度却远远达不到它的三分之二。两间不太大的展厅里放了十几个展示柜，里面塞满了老式烟斗(还包含一些奇奇怪怪的反犹太烟斗)、雪茄、火柴、香烟和香烟盒。较大的那个展厅挂了一些画作，它们看起来毫无艺术性，除了画面里有几个人在抽烟外，和烟草也就没啥关系了。我绝对不会推荐别人来这个地方。

我不得不说，我也不推荐阿尔贝蒂纳博物馆，它甚至还更贵——票价要45先令。要我花这笔钱，那我怎么着也要把其中一幅画带走才行。但是我没有发牢骚，乖乖付了钱。因为我了解到，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平面艺术收藏品，而我刚好又十分喜欢平面艺术。但实际上里面几乎没有展出什么东西。它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房子，但是对公众开放的只有在它后面的八个小房间，里面全是嘎嘎作响的地板和正在画素描的学生，以及一些蹩脚的艺术家们画的毫无存在感的画作。

外面摊位的明信片上全印着“阿尔贝蒂纳博物馆”的字样和诸如丢勒[4]或鲁本斯之类的画家的画作，但是这些画作，我在馆里一幅都没有看到。摆摊的女人不会说英语，当我举起一张印有丢勒作品的明信片问她原画在哪里时，她只会带着维也纳人才会有的激动不停地说：“哎呀，这是明信片啊!”就像我是在问她：“不好意思，这是明信片还是小吃啊？”她完全拒绝去理解我的问题，最后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她一巴掌扇倒在地，转身离开。

除她以外，我还没发现哪个维也纳人会这么粗鲁和固执，这让我很失望，因为我曾数次听闻，他们是整个欧洲最难搞的人。斯蒂芬·布鲁克在《二十元金币》一书中对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都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他说他遇到过很多在维也纳的外国居民，他们经常会在路上被陌生人拦下，指责他们乱闯红灯或是让孩子没扣好衣服就在路上走。

布鲁克还在书中说道，城堡剧院旁边、环城大道上著名的咖啡馆——兰德曼咖啡馆的“服务生和衣帽间的侍应生会把你当一坨屎来对待”，单就这一点来看，它和我的实际体验是比较接近的。我没有那么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被当作一坨屎，但是这里的服务生确实有一种欧洲服务生界的某个阶层特有的优越感。我年轻的时候，这种态度还能唬住我，但现在嘛，我就会想：好吧，如果你真的那么牛逼，为什么坐着的是我，服务的却是你？说句实在话，如果你的工作除了送送菜、在餐厅和厨房之间来来回回之外没有什么其他要求，那么除了房产中介之外，你的地位是不会比谁高的，我说得没错吧？

总体看来，咖啡馆是维也纳最令人失望的所在。我已经到在咖啡馆坐上半天，喝喝咖啡、看看报纸，就觉得很美妙的年纪了，所以一个遍地都是咖啡馆的城市应该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本来希望这里的咖啡馆能更特别一些，里面云雾缭绕，藏着各种怪胎，但令人失望的是，它们真的就只是随处可见的餐厅而已。咖啡还不错，但不算顶级，服务还特别慢，而且态度并不友善。它们会给你提供报纸，那又怎样？报纸我可以自己买啊!

就算是中央咖啡馆——当年托洛茨基[5]每天都过来，一坐就是几小时，还啥事儿也不做——也让人非常失望。它的氛围不错，有拱形天花板、大理石桌子和一个钢琴师。但一小杯咖啡就要34先令，服务生的态度也十分冷漠。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喜欢那个关于两个维也纳人坐在中央咖啡馆喝着咖啡讨论政治的故事。其中一个刚从莫斯科回来，预测俄国不久后将要爆发一场革命。“哦，是吗？”另一个人有些迟疑，然后把头转向了永远懒洋洋的托洛茨基那里，“谁将领导这场革命？他吗？”

我找到的唯一一家还算亲切的咖啡馆是哈维卡咖啡馆，它就在我住的旅馆拐角处。这是一家与众不同的店，里面已经发霉，乱糟糟的，十分昏暗，我是靠自己的感觉摸到桌子前的。到处都是堆得像地毯拍打机一样的报纸。一个穿得像是房屋油漆工的老服务生还没问我有没有需要，便给我端上了一杯咖啡，随即他意识到我是个美国人，就开始给我搜集《今日美国》。

“哦，不，不用了。”当他给我送来一堆报纸时，我这样说道，“把这些都烧掉，给我拿一些称得上是报纸的玩意儿来。”我觉得他的听力应该不好，因为他在屋子里四处搜罗，然后将更多的《今日美国》一股脑儿地堆到我面前的桌子上。“不，不，”我抗议，“这些是用来垫抽屉的玩意儿。”但他还是一直往我这儿送报纸，堆了足足有两英尺高。他甚至帮我翻开报纸，摊在我面前，所以我只能在那儿喝着咖啡，花了半小时读有关凡娜·怀特[6]、史泰龙[7]和其他我们这个时代“伟大思想家”的报道。

维也纳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城市。环城大道两旁的巨大建筑物向你呈现了帝国昔日的荣光——议会大楼、司法大厦、自然史博物馆、美术史博物馆、歌剧院、城堡剧场以及有2600多个房间的霍夫堡宫。它们看起来都有大块大块的花岗岩和砂岩墙，屋顶和三角墙上挤满了与战争有关的雕像。如果一个火星人来到地球，会毫不犹豫地在维也纳着陆，因为他肯定觉得这里是这个星球的首都。

到了维也纳后，你很快便会明白一件事——多瑙河和这个城市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因为它离市中心实在是有些远，它甚至都没出现在大部分的旅游地图上。在一天午后，我试图走着去那儿，但没成功。其实我走到普拉特公园的时候就决定放弃了，这个著名的公园面积广大，是多瑙河最远处的边界。我在偌大的普拉特公园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半个多小时，双脚酸痛，只是为了让我的眼睛确认一下我已经听了数百遍的事实：多瑙河一点也不蓝。于是我掉转头，沿着幽长平直的奥普塔耶大道，经过忙碌的运动场、秋千、咖啡馆、餐厅，最后来到游乐场里的摩天轮前——这个摩天轮因为在奥森·威尔斯和约瑟夫·科登主演的电影《第三个人》中出现过而一举成名。

摩天轮旁边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摩天轮的名字“雷森瑞德”，还用德文介绍了它的历史由来。它是由一个叫沃尔特·巴特斯的英国人于1896—1897年之间建造的。我把这一点记在心里，为我的亲朋好友、父老乡亲们感到自豪。我猜老沃尔特一定得到了一些帮助，因为它的规模真的大得不得了。上去坐一次要花25先令，但是它现在没有营运。公园的其他地方倒是生意兴隆，虽然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解释我为什么看出了这一点，因为这里和垃圾场一样乱。

一天傍晚，我去参观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物馆，它位于市中心北部大约一英里处的伯格街，伯格街现在不过是一条平庸的、死气沉沉的街道，虽然弗洛伊德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奢华的生活。弗洛伊德故居共有16个房间，但只有4间对公众开放，而且里面空空如也，几乎没什么家具。不知道是本来就这样，还是出于什么其他原因。里面只有一些弗洛伊德留下的微小痕迹：一顶帽子、一根拐杖、一个医疗包和一个车尾行李箱。就算是这样，这个博物馆也会坚持收你30先令的票价，让你就在这几个房间里来回走一走。

这四个房间可以称得上是家徒四壁，只有墙上挂着的400多张关于弗洛伊德生平的照片和书信文件的复印件。我不得不说，其中的一些照片放在这里实在是非常荒唐，比如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摩西》的照片，弗洛伊德只是在去意大利旅行的途中对它赞赏有加；又如莎拉·伯恩哈特[8]的照片，它会入选完全不是因为弗洛伊德治过她或是睡过她，再或者是见过她，不过就是因为弗洛伊德去看过她的演出。

弗洛伊德在这个公寓里住了半个世纪，其所收集的所有物品——他的藏书、2500个古典雕像、家具、著名的心理治疗椅——现在全被收在了遥远的汉普斯特德[9]的一家更大的博物馆里，当然这是因为他在去世前两年被纳粹驱逐出了维也纳。

不过我好奇的是他竟然住了这么久才离开这里。早在20世纪之交以前，弗洛伊德便是世界医学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但他直到1902年才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

二战以前，维也纳有20万犹太人，现在这里几乎没有犹太人的踪迹可寻。正如简·克莱默在她的《欧洲人》中写道，如今的大部分奥地利人都没有见过一个奥地利犹太人，而且奥地利依然是一个反犹情绪最强烈的欧洲国家。根据克莱默所说，数次民调显示，大约70%的奥地利人不喜欢犹太人，20%多明确表示自己讨厌犹太人，另外还有不到10%觉得犹太人令人作呕，他们“只要看到犹太人在场就觉得恶心”。我本来是不大信这些数据的，直到我看到《伦敦观察家》上的一个调查。调查显示，大约40%的奥地利人觉得犹太人应该为二战时期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悲剧负责，48%的奥地利人认为这个国家仅存的8000个犹太人——好吧，我必须指出，只占奥地利人口的十万分之一——拥有太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曾经不愿承认自己犯下滔天罪行的德国，如今也在通过一些积极的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错——比如维利·勃兰特[10]在华沙犹太区下跪忏悔，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1]在二战爆发25周年纪念日上为自己的国家所犯下的罪孽向全世界道歉。奥地利人做了什么呢？他们选举出了一个前纳粹军官做总统。

我从弗洛伊德博物馆里面走出来的时候还想着这个问题。我沿着卡尔·鲁格斯大街往旅馆走去，在经过一个红绿灯时，我看到一辆由摩托车警察队引导的黑色豪华轿车停了下来，车后座有一个人正在读着报纸——我向上帝发誓——他竟然是著名的卡尔·瓦尔德海姆，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纳粹军官、奥地利的现任总统。

很多人还不是很明白奥地利首相和总统之间的区别，但其实很简单。首相决定国家的政策走向并且掌管整个国家，总统嘛，就负责逮捕犹太人。当然，我这只是开玩笑啦!我不会暗示瓦尔德海姆曾经残忍地虐待过无辜的犹太人——当然现在就更不可能了。另外，我完全接受瓦尔德海姆的解释，他说他曾经在塞萨洛尼基看到4万个犹太人被装进牛车，他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些人是被送去海边度假的呢!

公平起见，我应该指出瓦尔德海姆坚称他从不知道塞萨洛尼基的犹太人是被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我们继续公平下去——这些犹太人还不到这个城市的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这么说的哦)，所以这真是有理有据啊——这个地区的高级纳粹军官竟然对他辖区内发生了什么完全不知情呢!

让我们放这个男人一马，我的意思是当纳粹冲锋队在水晶之夜，烧毁了维也纳的43座犹太教堂中的42座的时候，我们的瓦尔德海姆可是足足等待了一个星期，才加入到这打砸抢烧的队伍中去的。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之后，我们的瓦尔德海姆又等待了足足两周才决定加入纳粹学生联盟。基督啊，这个男人可真称得上是个“反抗英雄”。我不懂大家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奥地利人应该为瓦尔德海姆骄傲，也该为自己骄傲，因为他们勇气可嘉，能够抵挡住世界人民的口诛笔伐。他们不仅选举这个男人做总统，还主动忽略了他是一个近乎病态的骗子，忽略了他曾被公开指控犯有战争罪，忽略了他的过去是那么黑暗、不为人知，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究竟做过什么。我想，能够站在这个男人身后，甘心接受他的领导的这群人，肯定也有某些特别之处，他们绝对不是一般人。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家呀!

[1]位于奥地利共和国西部的一个州，因斯布鲁克是它的首府。

[2]又名椒盐卷饼，相传是皇家糕点师Paul Furst为了纪念莫扎特，于1890年创作的一款全新的圆形甜点。

[3]英国伦敦著名的时尚大街。——译者注

[4]德国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计家，被认为是西方自画像第一人。

[5]俄国革命领导人。——译者注

[6]美国电视明星和电影女演员。

[7]美国演员、画家、导演、制片人，主演《第一滴血》系列电影。

[8]法国女演员。

[9]伦敦西北郊住宅区。

[10]德国总理，1969—1974年在任。——译者注

[11]曾任联邦德国第六任总统。

第二十章 南斯拉夫

我飞到了斯普利特，它位于南斯拉夫亚得里亚海岸的中部地带。我曾和卡茨从奥地利出发，长途跋涉走到了那儿，累得半死。我们当时花了四天时间，站在被阳光炙烤的公路旁边(我们也不知道是在哪儿)，看着一车一车的德国游客席卷而来。当我发现自己刚刚在数小时内就飞过了同样的地方，心里还是有点儿开心的。我别无选择，因为我的时间额度差不多用光了。我必须要在六天之内赶到保加利亚，不然我的签证就要到期了。

到了机场后，我搭了辆巴士来到城里。我站在海港边，心里微微有些犹豫不决，可能是因为我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吧。这时，一个中年女人向我走来，像在卖啥非法东西似的悄声和我说：“房间？你要不要房间啊？”

“嗯，我要的。”我说，然后突然记起我和卡茨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在斯普利特找到住处的，“多少钱呢？”

“10元钱。”她说。

也就是五美元，感觉我能接受这笔买卖。不过我也在想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她有四个成年的儿子在家里守株待兔，就等着把我掐死，然后把我的钱悉数取走。我倒是一直觉得这会是我的死法：一个陌生人给了我一点儿无法抗拒的好处，我因为想贪便宜，被绑起来丢进了大海。但她看起来还是蛮真诚的。另外，她也得相信我不是什么持斧杀人的罪犯。“可以，”我说道，“我们走吧。”

我们一起搭巴士前往她的住所，巴士沿山开了20分钟，到了一个位于城市后方某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居民区。这个女人引导我在错综复杂的街道间穿梭，我注意到洒满阳光的巷子里有很多骨瘦如柴的猫。这样弯弯绕绕的路线很适合逃跑，就算她要求我戴上眼罩，我也一点儿都不会惊讶。我们穿过一条窄窄的架在水沟上的木板和一个寸草不生的庭院，走进一幢像是半成品的四层楼高的建筑，楼梯井旁还放着一台水泥搅拌机。我都要开始怀疑这里是不是有啥埋伏。

“来吧。”她说道，我便随她拾级而上，来到顶楼，走进她的公寓里。房间比较小，也没多少家具，但十分干净，通风良好。房间子里有两个20多岁的男人，全都长着一张杀人犯的脸，他俩正穿着T恤坐在客厅的桌子旁。看到此情此景，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啊哦，我不会摊上大事儿了吧”的想法。我假装随意地将手伸向口袋，欲摸出我的瑞士军刀，但我知道，就算是在一个理想的环境里，我也得花上20分钟才能感知到刀片，再把它掏出来。如果这两个男的现在冲过来，那我只能用牙刷和镊子来自卫了。

不过实际上，他们可是好小伙呢，看来世界也没有特别糟糕。他俩都是这个女人的儿子，在城里当服务生，会说一点点英语。其中一个正要离家上班，如果我也想出门，他可以带我一程。我看了看此地离城中心的距离，想了想自己还不知道自个儿现在身在何处，便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好意。他穿上红色制服，把我带上了街边的一辆布满灰尘的蓝色斯柯达。他发动引擎，车子便飙了出去，速度快到车尾像鱼尾一样摇摆，我必须用双手紧紧握住把手才能适应这样的速度。这就像是动作电影里面的追车戏份：疾驰的飞车把垃圾桶和蔬菜车撞翻。“我就要迟到了。”他一边解释，一边继续疾驰，差点撞上斑马线上过马路的老年人。他迅速将车子开上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道，完全没有停下来看看是否有其他车突然冲过来。其实是有的，但那些车总会大方地给他让路，把车开到边上，再驶进大楼里。他在集市边把我放下，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他就哧溜一下开走了。

斯普利特是个宝地，有美丽的海港供我们远眺亚得里亚海的风光，离海岸一两英里处还有郁郁葱葱的一群小岛。其中有个小岛叫维斯岛，卡茨和我差点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一周。有一天早晨，我们坐在一个露天咖啡馆门口，想用咖啡来驱散宿醉感，这时两个瑞典女孩走了过来，精神奕奕地说：“早上好!你们今天怎么样？和我们一起吧，我们要去岛对岸的沙滩上玩。”

毫无疑问，我们马上站起身来，随她们去了。如果你看到这些女孩，你也会这么做的。她们十分光彩夺目：健康的外表、古铜色的皮肤、清新熨帖的体香、柔软的身体、洁白的牙齿和被上帝垂爱的身材。我和卡茨走在后面，眼珠一直盯着她们的美背，我悄悄向卡茨耳语道：

“我们认识她们吗？”

“我不认识，我想可能昨晚在赌场旁的酒吧里，我们和她们说过话。”

“可我们没去赌场旁那家酒吧啊!”

“我们去了。”

“去了吗？”

“嗯，去了。”

“真的吗？”我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任何事，除了经过我面前的一排排毕普·皮沃牌啤酒(Bip Pivo)，就像是在流水线上似的。我耸耸肩，显然没把这次忘事当回事儿。当时还很年轻的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脑细胞功能下降的表现，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如果以那样的速度，说不定在17年后，我就可能站在储藏室或工具棚之类的地方，盯着那里的东西，却怎么也记不起为何要上这儿来。

我们搭了辆给力的巴士，来到了小岛远处一个叫科米扎的渔村，在温暖的海水中畅游许久，又去海边的咖啡馆喝了几杯啤酒，然后搭巴士回到了维斯岛。我们点了晚餐，继续喝啤酒，时不时聊聊天，互相攀比攀比，最后坠入了爱河。

我确实是坠入爱河了。她的名字叫玛塔，年方十八，皮肤黝黑，来自乌普萨拉[1]。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仙的尤物——尽管我必须承认，旅行到了这一步，就算是卡茨这种货色，在某些光线的衬托下，看起来也烂不到哪里去。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她可爱极了。不过更加神奇的是，她似乎也发现了我的魅力。她和另一个女孩朱迪很快就醉了，开始絮絮叨叨，而且一半时间都在用瑞典语说话，不过这没关系。我双手托着下巴，凝视着眼前这位迷人的瑞典女孩，完全沉醉在其中，她一次又一次地撩拨我的心扉，时间一长我几乎都忘了喝啤酒，也忘了把我流下的口水吸回去。有时她会用手碰碰我的前臂，这让我方寸大乱，荷尔蒙也失了控。有时她还会瞥我几眼，然后用手背轻轻地抚摸我的脸颊。为了她，我可以把我的妈妈当作奴隶卖去打杂，哪怕是将一把匕首插到我的大腿上我也愿意。

那天深夜，当卡茨和朱迪出去尿尿的时候，玛塔突然一把拉过我的头，用她的柔舌在我的喉间疯狂地舔舐。这种感觉就像是有条小鱼在我嘴里游来滑去。然后她松开了我，脸上浮现了一丝异样却又梦幻的表情，呼了口气说道：“我要你。”

一时间，我想不出任何词汇来表达我内心狂热的感觉，但接下来，最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仿佛突然受到了惊吓，就像刚刚被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一般，双眼瞬间一闭，身子一软，瘫在了地上。

我蒙了好长一段时间，内心在哭诉：“上帝，你可别这么对我，你个骗子!”但她就此离我而去了，就此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仿佛被一辆马克卡车撞到路边不翼而飞。我不禁仰望天空哭号：“老天啊!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可是天主教徒啊!”

朱迪在这个时候重新现身，她突然充满母性地朝玛塔嘘声说道：“好好好，我们最好把她拖到床上。”我主动提议帮朱迪的忙，把玛塔带回她们的旅馆，寻思着这样我至少还能用手托托她的翘臀——只要一会儿就行，你懂的——光这样一件小事，就足以让我续命直到本世纪终结。但是朱迪早就看出了我的歹意，并没有把我的“好心”当回事。朱迪像一辆蒸汽火车一样强壮，一眨眼的工夫，她已将玛塔扛在肩上，消失在了街头，“晚安”的声音也越来越远。

我看着她们离去，懊恼地瞪着杯中的啤酒，卡茨也赶了回来，他看我的脸色，就已然明白在今夜的月光下是不会有肉体的交缠了。“现在我该做什么呢？”卡茨瘫在椅子上问，“刚才她跟着我来到了男厕所的外面，想和我来一发，我都硬得像宝贝鲁斯[2]的棒球棍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回道，但他并没有从这话儿当中察觉到任何幽默之处，说实在的，我重新品味了一下，也觉得并不好笑。然后我俩就在一片沉默中，度过了一整晚。

后来我们再也没见到那两个瑞典女孩。我们不知道她们住在哪家旅馆，但维斯岛不过是个小地方，我俩都确信我们还会再碰到她们的。我们在岛上逛了三天，把该逛的地方都逛遍了，透过餐厅的玻璃往里瞧了又瞧，来来回回走了数遍沙滩，就是再没遇到她俩。这么折腾了一番工夫，我都开始怀疑那晚的一切是不是头脑发热的幻觉。或许玛塔从来没有说过“我要你”，或许她说的是“我的胸要爆了”。我不知道，但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她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所以她说了什么并不重要。

我在码头边上漫步，看了看海港里的帆船，然后走向斯普利特中心地区被阳光沐浴着的巷道和庭院，这个地区有一块四分之一平方英里[3]左右的地方，是戴克里先的宫殿。但罗马帝国衰亡后，很多人擅自闯进来，在这宫墙坍圮的宫殿里盖起了房子。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一个小小的社群逐渐发展壮大，曾经的走廊变成了街道，庭院和空地也慢慢演化为公共广场。现在有些巷道——已经窄到需要侧身才能经过——的两旁全是房屋和商店，你走在路上，还能时不时地有行走在宫殿中的感觉呢。许多建筑的外墙也保留了原有的部分结构，不知通向何处的台阶、不知支持何物的石柱，还有用来托举罗马雕像的壁龛。如此这般，会让人觉得这些房子仿佛是从废墟中拔地而起似的。人们一定会对眼前的这番景象看得入迷，欧洲可没有第二个地方能与之媲美。

我在附近闲逛了几小时，之后来到了一个广场。这个广场的三面被古老的建筑围绕，第四面则对着码头。街上还有几家餐馆，我在那儿早早地吃了晚饭。那真是一个美妙的夏日夜晚，芬芳沁入空气，弥漫在夜色中。我闻到了一股奇异却并不难闻的味道，混杂了香草、烤肉和死鱼的气味。燕子在空中不停地盘旋，时而飞过头顶。远远望去，帆船的桅杆在海面上若有似无地摇摆。此地着实让人愉悦，黄昏恰如其分地渐渐降临，我坐在那儿喝着毕普啤酒，朝夜色下的海滨人行道望去。

城里的每个人都身着华服，趁着夜色在热闹的大街上漫步。他们中有很多家庭，有围成一团神秘兮兮的小男孩，打扮过度、咯咯笑的小女孩，走位风骚、肉麻兮兮的年轻情侣和老两口。他们聚集在这里，很健谈，彼此之间也很投缘，给我一种和在卡普里广场一样的感觉。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总是不停地在码头那儿上上下下、走来走去，而且似乎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正当我在喝不知是第四杯还是第五杯啤酒时，我突然有些昏昏欲睡，困到把头埋进胳膊便能睡着。我看了眼酒瓶上的标签，惊觉这酒的度数竟然是12度。这么烈的酒我竟然喝了一大桶，怪不得我会这么累。我叫来服务员，赶紧把账结了。

一个人喝醉是一桩奇怪而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喝一整晚，还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醉，但你起身时会发现，就算你的脑子是清醒的，你的双腿也会突然想走个太空步，或者是不由自主地做出些尴尬举动。我拖了一条仿佛受了枪伤动弹不得的腿穿过广场，这才发现我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我在码头边叫了辆出租车，爬进车厢前座，叫醒了司机后，我才意识到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我不知道那条街的名字，不知道那个管我吃住的女人的名字，不知道她住在哪个地方。我只知道她住在山上。突然间，我感觉斯普利特到处都是山。

“你会说英语吗？”我问司机。

“不会。”他回道。

“好的，咱别慌，我想去某个方向，你能带我去吗？”

“不。”

“那儿，就朝那边开。”我们把那个地方跑了个遍，油表指针的下降速度和正在坠落的飞机的高度计有一拼。偶尔我看到眼熟的街角，就摇着他的手臂哭号：“在这儿左转!在这儿左转!”一分钟之后，我俩就会发现我们开到了监狱大门的边上或是其他的地方。“不，我觉得我们走错方向了。尽管如此，起码我们尝试过了。”我总会这么说，以便让司机不要太沮丧。最后，司机看出我醉得一塌糊涂，而且还在发酒疯，他正在考虑要不要把我推出车门时，我们瞎猫碰上死老鼠地找到了路。至少我觉得是对的。我认出了街角的商店，但我还是得在台阶和巷子间寻寻觅觅，这里的一切在晚上都变样了，而我又醉又累，更是增添了不少难度。我茫然地在路上游荡，时不时地撞上小猫，把自己吓得半死，我在黑暗中寻找那栋门前有条小水沟、水沟上有块木板的与四层楼差不多高的楼。

最后，我总算找到了它。不过那块木板看起来薄了些，也更晃了些。我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走到一半，它好像朝边上滑了一下，我的脚便踏空了。一瞬间，我跌入了一个黑暗“深渊”——由于酒精的作用，时间似乎被拉长了一些，那感觉可是相当不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双脚已经在木板的两边了，如果这样掉下去，我的生殖器可就要遭殃了。

好吧，真是个惊喜呢，让我细细说来。我摇摇晃晃、上气不接下气、重重地侧身摔进了沟里。然后仰天躺了好久，让我的肺能吸点空气。而我就异常超然物外地想：“这种发生在身体中间部位无法形容的钝痛会不会对我造成永久性伤害？我是否终此一生都要戴上导尿管这种令人尴尬的‘拖油瓶’？”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水沟里可能有老鼠，它们可能会对我产生莫大的兴趣。我决定站起身，颤颤巍巍地爬上去，沾满一身灰尘后，又滑了下来，再爬上去，最后总算是踉踉跄跄地爬出去了。就这样我走进了那房子，上了四楼，敲了几下那个女人的房门。一分钟后，一个头上夹着卷发棒的女人开了门，她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头发凌乱、脏兮兮、摇摇晃晃、双手捂着阴囊的美国男人。我们并不认识。哦!原来我走错地方了。

我想说些什么来解释下现在的情况，但我已然词穷，只能沉默着在走廊上徘徊，还在离开时特意挥了挥手，以示道别。随后，我总算找对了地方，敲了敲门，等了一分钟没反应便继续敲。最后我听到房间里发出了一阵踢踢踏踏的响声，我认识的那个女人总算把门打开了。她穿了件睡衣，头上也夹着一大堆卷发棒。她抱怨了几句，我想应该是在怪我回来得太晚。我本想辩解一番，却发现她打量我的眼神好像是在说，是我让他们家蒙羞了，所以我只能闭嘴。她穿着拖鞋走在我面前，领着我慢悠悠地往客厅走去。她的两个儿子在那儿酣然大睡。我的床是一张双人床的上铺，我瞬间觉得花五美元实在是太亏了。她把门一关就走了。

我衣服也没脱，在一片黑暗的房间里摸索着爬上了床，还不小心踩到了其中一个熟睡的兄弟的肚子，“啊哦”，他叫出声来，像一只泄了气的拳击吊袋。但他睡得太死，并没有被踩醒。我躺在床上，花了10分钟才把头脑放对位置，我把它放在靠近我肩膀的地方，然后小心地沿着肩膀推回去，就像把硬币卡进夹克内衬里那样。大功告成，我便睡去，虽然睡得并不好。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两兄弟已经出门了。我拿着背包走进厨房，房间很安静，只能听见时针走动的嘀嗒声和水龙头滴水声。我不知道房东是出门了，还是仍然躺在床上睡觉。我静悄悄地在水槽边刷了牙，用冷水和小毛巾洗了把脸，让自己看上去还能见人。随后掏出五美元放在桌子上，想了想又掏出五美元放好，便离开了。

我走到市中心的汽车站，想坐车去贝尔格莱德——我和卡茨当时就是这么做的，但我去了之后才知道，现在白天已经没有直达贝尔格莱德的车了。我必须先坐车去萨拉热窝，然后还要有足够好的运气，才能转车去贝尔格莱德。我买了张10点的票，还要打发两个钟头，我便去找咖啡喝。在码头中央、两家城内最豪华酒店的街对面，我听到了一个仿佛幽灵发出的声音，还闻到了一股装泥浆的货车常有的味道。我往码头边看去，一根小小的排污管正把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污水直接吐进海港。你能在污水里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粪便、打结的避孕套、厕纸。实在是太恶心了。这里离主要的商业街只有一英尺啊，离咖啡馆和旅馆也不过数码的距离，他们竟然敢这样。我决定不在这些本该喝咖啡的地方喝咖啡了，转而在老城区里找到了一家咖啡馆，尽管风光没那么好，但至少滋生霍乱的概率要小些。

班车很挤——南斯拉夫的车总是如此——但是我在车身的四分之三处找了个位置，并用双手紧紧地握住眼前的扶手。当时，我和卡茨穿越南斯拉夫的时候，除了兴奋便还是兴奋。这里的山路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危险——它实在太窄，一辆车都很难经过，而且处处是不可能转过的弯，以及不可思议的突然下降的坡道。我们的司机很可能是一个在逃的神经病，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说服汽车公司获得了这份工作。他很年轻，长得也帅，头上随意扣了顶帽子，开车的时候激情四射，用足以甩断脖子的速度转过一个又一个弯，一直都在按着喇叭，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他精神饱满地边开边唱，还和乘客谈笑风生——通常他都会从座位上转过身来直接面对乘客——同时带我们扫过陡峭的悬崖边上凹凸不平的道路。我还记得我的脸曾数次被甩在车窗上，但我始终看不到路面，仿佛车子是悬空行驶的。我们就像坐飞机一样，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我和卡茨坐在前排，司机突然想要和我们开个玩笑，他一会儿装睡，一会儿又突然醒来，及时避开对面直冲过来的卡车。不一会儿又会假装刹车失灵，我们就会以一种只有宇航员才能适应的速度垂直下坠，弄得我和卡茨都要坐到彼此的膝盖上了。

经过了数小时如此刺激的车程，车子在下午开上了山，随后沿着陡峭的山路下山，开进了一个树木繁茂、风景秀丽的宽阔山谷。我还没见过如此旖旎梦幻的景致。在每一个小镇或村庄，人们都会从家里出来迎接我们，仿佛我们的到来是个奇迹，他们会跟着车小跑，有时还会通过车窗向车上的朋友和司机递上几小包樱桃，甚至给我和卡茨也送上了一袋。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贝尔格莱德，奇迹般地在山上找到了一家实惠的旅馆。我们在一家餐厅的顶层吃了晚饭，看着夕阳在多瑙河畔落下，城市灯光闪烁。我们喝了很多啤酒，也吃光了最后一颗樱桃。

那是几近完美的一天，这次我想重新体验一番。不知怎么，我对那些山路上的危险还满怀期待，那种刺激与恐惧交织的感觉让人兴奋，就像是心脏病发作了，但又很享受的样子。车子艰难地穿过斯普利特的街道，爬上了背后水泥色的陡峭上坡。我失望地发现，我不在的这段漫长的岁月里，道路已经得到了整修，很多地方的路已经加宽了，在一些危险的弯道也加了保护屏障。这次的司机也不那么像神经病了，他双手握着方向盘，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路。

很显然，美好的景致颇能让人重燃某种激情，这是毋庸置疑的。人们不了解南斯拉夫内陆地区秀美且丰富的风光。这里和英国一样树木繁茂，拥有和奥地利一样惊人的美景，但这里的旅游业却是极不发达的。从炎热的海岸线驱车一两个小时，离开多雨的度假区和谷物盒子状的酒店，你就会发现看上去十分空荡的山谷其实大有玄机。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被遗忘的世界，里面有果园、田地、湖泊、树林，还有整洁的农庄和舒适的山间别墅。这是欧洲被时间抛弃的一角。人们手把手地用镰刀和干草夹来割草和收草，用马拉的犁耕地。村庄里年长的女人几乎全身都穿成黑色，头上包着头巾，远远望去，仿佛是一幅古画。

从斯普利特出发，经过了七个小时漫长又炎热的车程，我们来到了萨拉热窝，它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4]的首都。我确信我现在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随处可见宣礼塔，商店招牌和路标上的文字全用西里尔语写就。萨拉热窝被陡峭的群山所环绕——这里举办了1984年冬季奥运会——同时被细长、湍急、笔直的米里雅奇卡河分成两半。河的一边有一条街道，连接着汽车站旁的新城区和大约一英里以外的老城。这里就是萨拉热窝在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地——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这里被刺杀。

我在欧罗巴酒店住下，这里灯光昏暗，洗尽铅华，但仍能看见昔日辉煌的痕迹。房间里没有电视，能开的灯加起来只有14瓦，但是床很舒服，最让人感动的是，浴缸能够放出热水。我在浴缸里泡了很久的澡，整个人焕然一新，随后便出门对萨拉热窝一探究竟。

萨拉热窝是个让人啧啧称奇的地方，它有许多小公园和落叶缤纷的广场。市中心的集市是欧洲最大的集市之一，里面贯穿着一排排的小路，卖手工铜器的商店星罗棋布。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游客，所以也就不会有那些扯着你的袖子，把东西塞到你面前的烦人商贩。在更有名的诸如伊斯坦布尔或丹吉尔的集市，这样的人可不会少。而在这里，压根没人注意到我。

我爬上陡峭的几乎快要垂直的山坡，在碎石路边上，不时会看到倒塌的房子挤成一堆密集的、花样繁多的瓦砾。爬这样的山很吃力，就算是当地人也要时不时停下来喘喘气，找个墙靠一靠。但是置身高处向下看的风景是值得铭记的，极具异域风情，缓缓落下的夕阳像一顶皇冠戴在宣礼塔构成的天际线上，宣礼员的嘶吼在山顶回荡。

我及时地回到了城里，加入了每晚主街上的散步大军，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南斯拉夫人看起来才有了生气。我遍览了沿街的餐馆菜单，挑了一家中央酒店的餐厅，这里和欧罗巴酒店褪去的风华十分相像，好像这个庄严的房子里住着一个贫困潦倒的没落贵族，我是这里唯一的顾客。南斯拉夫正值经济剧变期，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好几百，第纳尔每天都在贬值，有时甚至一天要贬两三次。对游客来说，这虽然也算好处，但是也很尴尬，而对当地人来说，可就是水深火热了。我的晚餐很丰盛，有汤、牛排、蔬菜、沙拉、面包、啤酒和咖啡，但我只要付八美元。很显然，我是这个城市里唯一能付得起这笔钱的人。

这个餐厅的服务和南斯拉夫其他地方一样冷漠，倒也没冷漠到像料理后事那种地步。服务员端着我的汤走了过来，汤汁一路洒遍了地毯和桌布，然后他便消失了。过了很久，才过来上下一道菜，留我一人望着空盘空碗。但我完全不想责怪他，在南斯拉夫这样的地方，你能过得像一个王子，但是作为一个游客你会发现你很难和遇到的“穷苦百姓”打好交道。

在斯普利特，我看到许多德国人给服务生小费，就像是在玩钱似的，简直就是在调戏服务生。我确认这些服务员一定想过往他们点的菜里吐痰，我只希望给我上菜的这个服务生不要这样想。

早晨，我回到汽车站，准备坐车去贝尔格莱德。但是问讯窗口里面的女孩正在欢快地煲电话粥，很显然她不想回答我的任何问题。我等了很长时间，甚至对着隔离玻璃上的传声洞提醒她是时候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但她还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继续打电话，还时不时地用手指拨弄电话线。我只能离开那儿，在问了几个司机后，总算找到了去贝尔格莱德的班车。

去贝尔格莱德的车程长达八个小时，而且车子比前天的更热、更慢、更无趣，也更拥挤。我坐在一个对个人卫生不怎么关心的男人旁边，我花了很多时间用我所知道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5]和他说：“不好意思，不过你的脚有一点小小的恶臭。所以能不能麻烦你行行好，把脚伸到窗户外面？”但我并不会，渐渐地，我便只能想法子逃离这股恶臭。我无意识地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再换到别的地方，让自己离味道远一点，然后耐心地等待贝尔格莱德的风景出现在挡风玻璃前。

在贝尔格莱德下车后，我感觉自己被骗了。这次旅程花了我整整两天时间，而我期待已久的高危速度和山间历险已经化为乌有。我在一家叫艾克赛尔希尔的老式旅馆住下，这里价格昂贵，但很舒适。然后便跟往常一样，出门去认识这个城市。两天时间里，我都在城里到处游荡，我发现关于贝尔格莱德的种种，我都早已记不清了。为了怀念一下旧时光，我试着去找当时和卡茨一起住的旅馆。想着如果它还在那儿的话，我会在顶楼的餐厅吃顿晚饭。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没啥希望能找到它。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杂乱无序、四处延伸的城市里，我该从哪儿开始欣赏。

但我还是喜欢上了贝尔格莱德。这是一个典型的中欧城市——有长长的大道，两旁是昏暗的、冷清的五六层楼高的建筑，随处可见公园和用铜制穹顶建成的纪念馆。中央集权规划的余孽还飘荡在这里，你很难描摹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但你能感受到。尽管这样，这座城市都没有受到西方企业(麦当劳、贝纳通[6]之类的)的入侵，这让人眼前一亮。

在贝尔格莱德也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我从主要的商业街一直走到一个名叫卡拉麦克丹的市中心公园，它建在一座古老的城堡周围，小路两边整齐划一地各种着一排树，还有不少长椅和南斯拉夫英雄(更准确地说是塞尔维亚)的雕像。大部分的长椅上都坐着两个弓着背下棋的人，两人身旁各自站了一大拨肆意指点迷津的围观群众。公园的边上有一个高高的阶梯看台，在那儿往下望，整个城市的景色都能一览无余。你还能看到多瑙河和萨瓦河交汇在一起，成了一条不朽的河流。

下午，我朝城外走了一段路，来到哈加德公园，这里树木密布，是铁托将军的行政办公处所在地，现在他长埋于此。走过长长的水泥路，我来到他的墓前。我是这里唯一的游客，而且这儿也没什么可看的。铁托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被放在玻璃棺材里，而是被安全地葬在了一块被大量鲜花和花环覆盖的大理石板下。一个孤独的战士全神贯注地在墓旁站岗，他十分年轻，感觉对眼前的一切十分厌倦和不适。显然他本应该直视前方的，但我能察觉到他的眼睛一直跟着我在房间里看来看去。我仔细想想，不免有些害怕，可能我的到访是他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我也是。”我喃喃自语。

我走出墓地，一股强烈的不知所措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我眼前浮现的是这个城市的全景，而我却并没有那么想去探索。整个下午，我都在公园里，坐在一块草坪边，看着年轻的父母陪孩子荡秋千。我一直在逼自己站起来去做点什么，但是我的双腿却对这样的要求置之不理，不管怎样，现在我想做的事只有坐着看孩子们嬉戏。我是——这才意识过来——犯了思乡病了。哦，亲爱的!

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的精神状况好了一些。今天我要实现一个小小的梦想，我要坐头等卧铺从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前往另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这样的旅行对我来说是极致奢华了。我在艾克赛尔希尔旅馆的餐厅吃了早饭，心如止水地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大限已到的人。我的计划是早饭后直接买好票，在去火车站之前花一天的时间逛逛博物馆，到晚上，便登上火车。让自己置身于有头有脸的人物中间：被剥夺财产的公爵夫人、长相酷似赫尔克里·波洛[7]的人，或是其他还在这个世界上坐头等卧铺旅行的神秘人物。

酒店服务员建议我不要去火车站买票。“那里太疯狂了!”他说道，还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建议我去“斯普特尼克”总部，那是一家国营旅行社，我能在那里舒舒服服地订好车票。

斯普特尼克秩序井然，但是服务态度并不友好，而且队伍排得很长。首先我要排队看我能排哪一条售票队伍，然后才能去排售卧铺票的队。折腾完这些，一个惹人生厌、装腔作势的中年女人面露不屑地告诉我，这些票几周前就被预订了，就算花再多钱，也买不到一张。好吧，我的又一个梦想从人生的水闸里付诸东流，我凄凉地想道。那女人领我去排第三条队伍，如果我运气好，或许还能买到张坐票，但她还是挥了挥手，和我说机会渺茫。她是对的。

甚至连一张坐票都没买到的我，只好回到第一条队伍看看还有哪条队伍可以排。第一条队伍的女孩是这里唯一一个好人。她告诉我应该去排买机票的队，因为南斯拉夫的机票价格和火车票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便去排飞机票的队伍，队伍真长，动得也真的很慢，等轮到我了才发现，这个队伍不是买机票的。呵呵呵!机票队伍是左边那一条，所以我便排到了左边，最后发现飞机票也卖光了，连明天的都没了。

一种无助的沮丧感快要把我击倒，我感到有些恐慌。我已经在这儿耗了两小时了，我费尽力气跟那个女孩解释：我明天必须到达索非亚，不然我的签证就过期了。她看了我一眼，仿佛在用眼神说：“你为啥要指望我来帮你擦屁股？”但她说会把我的名字记在今晚航班的预留名单上，并让我4点再来。

我离开火车站，朝汽车站奔去。希望会有奇迹发生，那儿有去索非亚的班车。汽车站里十分混乱嘈杂，每个售票窗口前都挤了一堆人，有的坐在行李箱上无精打采地等待，有的车一来便蜂拥而上，像是发生了一场当地小暴乱。12种语言混在一起，塞满了空气。所有的标语都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看了看墙上的时刻表，完全不知道索非亚用西里尔字母怎么拼。我突然觉得，置身异国开始简单自在地游玩似乎一点儿都不神秘，一点儿都不吸引人。我甚至不知道问讯窗口是哪一个，我像一个婴儿般无助。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折腾，最后才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去索非亚的班车。我能指望的只有先坐车去尼斯，再转车到保加利亚边境旁的季米特洛夫格勒，然后想办法，再走40英里到达索非亚。这至少得花掉三天时间，但我现在巴不得赶紧离开南斯拉夫，去哪个国家都行。所以我花12美元买了张去尼斯的票，把它揣进兜里，再爬上长长的山坡，去斯普特尼克。

4点刚过2秒，我便到达了售票大厅。机票预订窗口此刻坐了一个新的女孩，我把情况和她说了一下，她便在预留名单上找我的名字。过了一会儿，她告诉我，我的名字没有在名单上。我十分恼火地看了她一眼，仿佛我刚丢了工作、汽车被偷、妻子和最好的朋友私奔了。“什么!!!”我不敢相信地怒吼道。

她说没有关系，因为晚上的航班还有很多座位。

“什么？？？”我说道。

她看着我，十分冷漠地说：“一张去索非亚的机票要112美元，你要买吗？”

我要买它吗？!她还不如问我，教皇是天主教徒吗？贝蒂·福特是诊所吗？“要!”我说道，她在电脑上点了几下鼠标，总算给了我一张票。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袭上心头。我马上要去索非亚吃晚饭了，至少也能吃到宵夜。我马上就要离开贝尔格莱德了，嘿嘿!

我走去斯普特尼克，叫了辆出租车。“去机场!”我和司机说道，然后车子就从路边疾驰而出，把我硬生生推到了椅背上。我坐好身子，发现司机又年轻又活泼，头上随意扣了顶帽子。他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开车。哇，棒极了!

[1]瑞典中部的一座城市，位于首都斯德哥尔摩北面。

[2]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

[3]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下文同)

[4]Bosnia-Herzegovina，简称波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

[5]流行在东欧巴尔干半岛前南斯拉夫诸国的语言。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因素，该语言在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名称(包括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黑山语)和发音标准，但是使用者依然可以自由通话。

[6]意大利服装公司，主要是针对年轻人及儿童。

[7]阿加莎·克里斯蒂所著系列侦探小说中的主角，一个比利时侦探，身形较矮，头形仿若鸡蛋，留着八字胡，全身上下总是一尘不染。

第二十一章 索非亚

我十分期待保加利亚，理由很简单，就算它不是最舒适的地方，也是我和卡茨当时去过的最有趣的地方。

我记得索非亚是一个主干道交通情况良好的城市，路上都没什么车，人们可以在路中央行走。只有看到一些黑色的豪华大轿车载着政党官员前往某些幽暗的、奥威尔式的政府大楼时，才需要靠边站，给他们腾出一点空间。这是我见过的受时间影响最少的城市。我相信在四五十年以前，这个城市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此处没有什么能表达时间流逝的迹象：路上寥寥无几的车的车型、人们穿的衣服、商店和建筑的外观，都没有什么时尚气息。

索非亚有一家巨大而又黑暗的公司，叫中央百货商店(TSUM)，它至少有伦敦的赛尔福里奇百货那么大，起码有五层高，但里面卖的东西没有一件是1938年之后生产的。比如厚实的酚醛树脂收音机、又大又粗短的自来水笔、蒸汽驱动的洗衣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还记得我当时喜欢站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区拥挤的人群中，看电视上正在放的历史剧。剧里的男演员正坐在书房里谈话，他们的两个耳朵上都挂着胡子，背后的墙显然是一幅画在帆布上的画儿。那台电视机——我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一块四英寸大的黑白屏幕，就这玩意儿，竟然吸引了一大拨人前来围观。

我带着惊奇的心情在中央百货商店逛了几乎一整天，不只是因为里面的商品竟然如此过时，还因为很多家庭举家过来，竟是把它当作某个“科学和技术奇迹博物馆”来逛的。我希望此次旅行，还能看到一切都保持原样，不要有什么变化。

我到达索非亚机场的时候，刚过晚上9点，外币兑换处已经关门了，而且在该国以外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兑换到保加利亚货币的，我现在可谓是身无分文。我叫醒了一个正在机场出口处呼呼大睡的出租车司机，问他愿不愿意收美元把我带进城里。这是非法的，我已经想见他会把我上报给两个穿着军用防水短上衣的警察，但他却大喜过望，为自己手上能攒点硬通货[1]感到十分开心。于是他驱车9英里把我带到城里，并收了我10美元。这辆出租车，是一辆“莫斯科人老牌轿车”，靠着排气管喷出的一圈圈蓝色烟雾的爆炸来驱动。它会先向前移动10英尺，停顿一下，在新一次的爆炸驱动下再向前爬10英尺。整条街上就这辆车是这副德行。

司机在列宁广场上的喜来登酒店将我放下。这是我在本次旅行中住的最豪华的地方了，但有人和我说，这是索非亚唯一一个可以住人的地儿。几年前这里还是巴尔干旅馆呢，但之后喜来登酒店接管了它，并费了不小的工夫将它翻新了一下。现在，这里有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地面和豪华的长毛绒沙发。我也因此对喜来登酒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台负责登记入住的小姐姐和我解释了一通酒店里的硬通货操作系统，我没怎么听明白。酒店里的一些餐厅、酒吧和商店只接受硬通货，而有些地方只接受保加利亚列弗，还有一些地方是啥都可以收。我最终还是没有搞懂该在哪里用哪种货币。

办完手续，我径直出门去散步，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这个城市现在的样子。我很欣喜地发现，我之前对于这个城市的许多记忆仍旧可以和现实情况对上。广场的另一边是大大的列宁雕像，雕像正对着中央百货商店。我记得它占地面积很大，而且很显然还在营业，街角处那条铺着金色石砖的干道叫作九月九日大街，它是共产党气势恢宏的总部所在地。它气派十足，我总感觉下一秒它就会被暴民洗劫一空，再被一把大火焚烧殆尽。我沿着这条路走进了市区又黑又挤的街道。

索非亚应该是全世界最黑不隆冬的城市。只有街道远处的尽头偶尔开过一辆电车，发出一丝闪闪的亮光之后，建筑的整体轮廓才会依稀可见。除此以外，也就只有间距较大的路灯发出的淡淡光晕，以及从为数不多的酒吧和餐馆渗透出来的微弱的亮光。它们还在营业，但是生意无一例外地十分惨淡。几乎每一家商店的橱窗都是黑乎乎的。然而街上已经挤满了人，很多人显然是刚刚过完夜生活，此刻站在路边，等着拦下飞驰而来的出租车，然后飞驰而去。

我在市区懒懒地逛了一圈，最后来到了中央百货商店门前。在一片昏暗的橱窗下，里面商品看起来比我上次造访时时髦了一些，而且起码它现在还在营业。就这儿了，我下定决心，一日之计在于晨，我的早晨将从这里开始。

结果，当我第二天穿过洒满阳光的街道来到中央百货商店门前时，它还没开门。我只能走上一条叫维托莎的大道，这条街上好像汇集了索非亚的其他几家主要商店。不过它们也都没开门，但是大部分商店的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龙。我曾经了解到保加利亚的物资很紧缺——人们凌晨4点半就得来排队买牛奶，一些日用品的价格一年内会上涨800%，保加利亚还背负108亿美元的债务，中央银行储备那少得可怜的存款只能承担七分钟的进口量。但我还是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来面对几百号人在街头排起长队，就为了买条面包或是几盎司瘦肉的场景。

大部分商店开门后，门口都会站一个肌肉发达的、绷着脸的大汉，他一次只允许一个顾客进来。货架上基本都是空的，商品都是直接从货架旁的装货箱里直接拿出来卖。想想也知道，装货箱里的东西卖光之后，大门就会关上，队伍里剩下的人就会被打发走。我看到一个女人正拿着一小条面包从面包房里出来，然后飞快加入了旁边肉铺店的队伍长龙中。他们每天要买什么东西都得这么干，这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啊？

1973年，保加利亚可不是这样。那时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却没人能买得起。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大把钞票，却没东西让他们买了。

我走进了一家叫作“1001 CTOKИ”的商店，这家店前的队伍毫无秩序，看起来就是一堆人挤在门前。我其实也不是自己想进去的，而是被人群挤进去的。里面有一群暴民正围着一个玻璃展示柜，挥舞着手中的钞票，想要吸引售货员的注意。这家店里的其他玻璃柜已经空了，尽管柜台后面还站着售货员。我通过人群的缝隙，滑到玻璃柜前，想看看人们争先恐后购买的东西到底是啥。但我看到的只是一些奇怪又可怜巴巴的配件——一些塑料调味品套盒、20把并不知道具体功能的长柄刷子、一堆小小的玻璃烟灰缸以及一些花样繁多的锡箔盘子和馅饼盘子——在西方，这些东西都是在买一些需要在微波炉里加热的东西时免费赠送的。

很显然，这些人不是在购物，而是在扫货，扫一切可以买的东西。我沿着维托莎大道走了一次又一次，时不时地凝视那些昏暗的橱窗，虽然我的视线根本无法穿透它。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有几个人已经被我吸引过来，他们踮起脚越过我肩头，想要看看我究竟发现了什么，但是那里并没有什么可看的。我经过的一家店里有三台俄罗斯高保真音响、两套立体声音响和一台单声道音响(你上次见到单声道高保真音响是什么时候？)，不过好像上面的旋钮丢了几颗，而且这些音响看起来都无法撑过五分钟。

另一家店除了黄罐头和绿罐头两种罐头之外，什么也不卖，每个货架上都摆满了罐头，应该有数百个，整整齐齐地堆成金字塔状。这是我这一天见到的唯一一家库存充足的商店。我不知道罐头里面装了什么——标签上没有任何提示——我只能猜测它一定是相当可怕的东西，不然的话，早就应该卖光了。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度过的最悲催的早晨。

我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前往中央百货商店，果然不出我所料。整个百货公司的东西都被抢购一空了，包括我心爱的电视区。这个国家的金牌百货公司竟然无法给顾客提供一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或者其他的电器。有些地方的收银台后面站了三个售货员，但他们能卖的东西也就只有一沓茶巾，而另一个地方，则是一个孤独的、绝望的女孩正费力地应付着眼前汹涌的人群，因为一批紧俏的商品刚刚运了进来。三楼的一个柜台刚进了一大箱袜子——成百上千双袜子，一模一样的深棕色，一模一样的尺寸，一模一样的薄，一打一打地捆在一起——而人们都是一捧一捧买的。我想你买东西一定会想想接下来要用它干吗——送几双给你的岳父做圣诞礼物？拿几双袜子换一大块肉？或者是拿它作为邻居帮你排队买东西的酬劳？

最悲哀的部门当数玩具部了：一个货架上摆满了一模一样的用人工合成羊毛制成的劣质到不可理喻的泰迪熊；24台一模一样的玩具卡车，它们的轮胎和标签歪歪扭扭、表皮都已经剥落；还有14辆用同样的蓝色涂成的金属三轮车，感觉来到这儿的每个人都刮或打了它们一下。

上面的两个楼层充斥着一箱箱难以辨认、奇奇怪怪的零碎东西。如果你曾经拆过一些机械装置——一个门铃或洗衣机引擎——然后把拆分的东西随意那么一洒，让150个神秘的小散件蹦得到处都是。是的，中央百货商店现在卖的就是这些玩意儿——弹簧、齿轮，还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理应被组装在一起的金属块。很多人正在这些盒子里面仔细地挑挑拣拣呢。

中央百货商店最忙碌的部门当数一楼的那个“杂货部”，这里总是一番十分拥堵的景象，就好像是电影《哥斯拉》里人听到怪兽即将进城时四处溃逃的场面。那里看起来是在卖电池、表带或是一些带子，但我后来才发现，他们排成长队想要买的只是一批新到货的闹钟，而且就是那种没什么花样、普普通通的、廉价的塑料闹钟。但这帮消费者却有种“为了得到它不惜杀人”的架势。这个部门由两个我此生看得最不顺眼的女人运营。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一个羞涩的年轻男子(我猜他是北越[2]人)总算排到了柜台前，但那两个女人却无视了他。他拿出一大卷钞票，满脸祈求，但她们管都没管他，直接招呼他后面的顾客。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最后，其中一个女人把他的钱推走了，还和他说让他滚远一点。这个男人看起来都快哭了，把我弄得也快哭出来了。我不知道她们为何如此轻蔑地对待他。他把钱放进口袋里，消失在了人群中。

让我们想一下这样的生活——你下班回到家，另一半和你说：“亲爱的，我今天买东西超开心的，要不要猜一猜我买了什么？我买了一条面包、一条六英寸的带子、一个看上去蛮有用的金属块和一个甜甜圈。”

“真的吗？甜甜圈？”

“好吧，说实话，甜甜圈是骗你的……”

不过奇怪的是，这里的人穿得都很时尚，我不知道在根本没东西可买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在以前，这里人穿的衣服都像是俄罗斯拖拉机厂经理设计的。人们在街头看到我和卡茨，还会时不时地过来想买我们的牛仔裤。一个年轻男孩想要Levi’s牛仔裤想得快疯了，他开始当街脱裤子，呼吁我们也这么搞，这样可以互相交易。我和卡茨一直想和他解释，我们并不想要他的裤子——那裤子就像是大麻线做的——我们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比如漂亮妹妹或是西西里黄片，但他没啥东西可以让我们搜刮的。所以我们在街角抛下了他，留他一人心碎，裤子还尴尬地只脱了一半。然而现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一样穿得漂漂亮亮的——事实上比欧洲其他地方更漂亮，因为他们对衣服百般呵护，而且十分以他们的行头为豪。女孩子们也非常可人，每个人都拥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巧克力色的明眸和白到发光的皓齿。索非亚的女人毫无疑问是艳压欧洲的尤物。

一周中天气比较好的几天我都在城中漫步。索非亚的很多名胜都有一个社会主义气息浓厚的名字——人民军体育场、反法西斯战士纪念馆、国家文化宫。这些地方大都有可爱的公园和长长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种满了栗子树，摆满了长椅、秋千，有时还能看到一个可以泛舟的小湖，以及城市背后郁郁葱葱的美景和朦朦胧胧的山丘。

我遍览了全城风光。还去了九月九日大街上的皇宫旧址，现在已经成了国家绘画雕塑美术馆。在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叫不出一个保加利亚艺术家的名字。之后我穿过街，来到对面看了看国家英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墓——至少在铁幕落下之前，他仍然是这个国家的英雄。但是现在的保加利亚人还觉不觉得他是英雄，就不一定了。

我还去了国家历史博物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馆和国家考古博物馆以及一两处其他的知名景点，但很多时候我都在暴走，只是为了等待夜幕降临而打发时间而已。

夜晚的索非亚温柔似水。随着商店陆续打烊，排队的人群也渐渐退散，人们开始在街上散步，这时的他们看起来更开心些。有时，季米特洛夫墓外会有些小型的政治集会，你能从这些集会者的脸上看到，不加管束的高谈阔论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奢侈。一天晚上，有人在皇宫旧址外举办了一个照片展，展里陈列的都是被放逐的皇室成员——西米恩国王和他的家族的照片。人们争先恐后地想来一睹这些照片的真容。我起初觉得蛮奇怪的，不过你可以想象下如果英国的王室在40年前被驱逐(你可以开开脑洞)，在这期间他们杳无音讯，人民对他们这40年的境况一无所知，人们会怎么看待这样的照片展呢？突然，现在的保加利亚人可以看到他们的皇室成员就像英国人看到“玛格丽特公主”“爱丁堡公爵”和其他的皇室成员一样。我自己也去看了看那个照片，本来盼望着能看到保加利亚西缅国王过往在得克萨斯州的甜水镇经营一家DQ冰激凌店的落魄场景，但人家在巴黎吃香喝辣、穿金戴银呢，所以我拒绝了在他的复位请愿书上签字的请求。

每天晚上，我都会去找巴鲁鲁夜间俱乐部，那是我和卡茨以前夜夜笙歌的地方。“巴鲁鲁”不是这家俱乐部的真名，我们这么叫它，是因为它看上去像是《我爱露西》里面黛西·阿尔纳兹上班的那家巴鲁鲁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像是从20世纪50年代直接穿越过来的，现在也是索非亚的热门去处。人们经常去那儿庆祝结婚纪念日。

当时，我和卡茨会在晚间坐在阳台上，俯瞰整个舞厅，我俩一边喝着波兰酒，一边欣赏摇滚乐队的演出(我用了一个保加利亚调调的词语哦)。这个乐队的全部热情都用来填补他们在才华方面的一无是处了，它总是表演一些20年来都没人听的歌，像是《费尔南多的藏身之地》《沙滩情书》《绿门》之类的，和我俩差不多年纪的人却都跟着音乐疯狂摇摆，仿佛它们是时下最流行的歌曲，可能在保加利亚确实如此吧。这个俱乐部最赞的一点，就是我和卡茨被视作名流——美国游客在索非亚可是稀客(现在也是这样)。人们围在我们的桌子旁，给我们买酒喝。女孩们邀我们一起跳舞，我们每晚都烂醉如泥，虽然少了许多欢度春宵的良机，但是美女养眼，总归是件开心事。

我好想再到巴鲁鲁去玩一玩啊，为此我找遍了整个城市，甚至还沿着一条很长的路找到火车站那里去。我心想，说不定我沿着当时和卡茨一起行经的路线，就能重拾相关的记忆，但我似乎没有这样的好运。然后在一个星期五晚上，在我经过格兰德旅馆差不多20次的时候，我的耳边一下子响起了扩音器发出的破吉他声，我正想回头看看，结果鼻子“砰”的一声撞在了玻璃上。是巴鲁鲁!!!原来我已经经过它无数次了，但没有那难听的音乐，我根本找不到它。突然，它的每一个细节在我的记忆中苏醒，这是阳台，这是我们的桌子，甚至是女招待都很面熟，好像稍微老了一些。快乐的过往如潮水般涌上我的心头。

我直接走了进去，想点杯波兰酒喝，但是门口那个穿着超大号黑色西装的男人却不放我进去。他不是瞧不起我，但就是不让我进去。我也不明白这是为哪般。在保加利亚待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这种不明所以的状况。没办法，我只能继续在街上走。差不多20分钟后，我在涅夫斯基的黑影下完成了夜巡，正要折回来经过格兰德旅馆时，我终于意识到了他们不让我进去的原因——他们已经打烊了。晚上9点半它就关门了，而这里已经是保加利亚最活色生香的地方了。我走回旅馆的时候不禁在想：保加利亚哪里是一个国家啊，它分明是一段生不如死的经历!

不过我还是幸运的，无论我什么时候想在奢华的地方享受一下，我只要回喜来登酒店就可以了，在那里我能喝到冷啤酒，吃到好东西，在房间里看CNN。我胆儿比较小，所以三餐都是在这儿吃。我也想找一家还能吃的当地餐馆吃顿饭，但临了总是作罢。索非亚的酒吧和餐馆是全世界最无聊的——平庸、暗沉，墙上挂着工厂用的日历，里面到处都覆盖着福米加塑料贴面。有一次我确实在朱仁公园外的一家餐馆前驻足了，进去之后才发现菜单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环顾四周想看看其他人在吃什么，想着没准我能指着其中一张桌子上的东西点菜，但他们在吃的东西，根本不像是食物啊，净是稀粥和水分过多的蔬菜，我只能溜回喜来登了，毕竟那里的菜单由英文写就，食物非常可口。

但是，为了过得舒舒服服，我每天都要经受两次内心上的谴责。每次在喜来登就餐，我总会闷闷不乐地想到我比900万保加利亚人吃得好太多。这种经济上的差距虽然无法避免，但却十分讨厌。你是怎么在一个会禁止自己的公民出入某些场所的国家生活的？如果一个保加利亚人走了狗屎运一夜暴富，他有钱来喜来登的两家餐厅——维也纳咖啡厅和梅尔尼克烧烤馆就餐，也只能从侧门进入。普通人是不能随意地进酒店的，必须走到前门，拐过转角，走边上的门才能进去，但我能。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经过喜来登，好奇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好吧，里面很不错——对保加利亚人而言，这里的豪华与舒适程度是超乎他们想象的：那个豪华酒吧里有加冰的鸡尾酒，餐馆里全是保加利亚其他地方经年累月都吃不到的美味佳肴，商店里卖着巧克力、白兰地、香烟和一般的保加利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让我惊讶的是，我每次离开酒店，竟然没被人打——我自己都想打我自己一顿啊，即使我知道自己人不赖——但是人们从来没向我表达任何负面情绪，他们有的只是友善和真诚。他们只会时不时地来到我面前，问我需不需要换钱，但是我并不需要。一是因为这是非法的，二是因为我身上的列弗都还没用完，实际上，在这里买东西根本用不上列弗。既然我能在10秒钟之内在我住的酒店里买到更好的香烟，我为什么要去排两小时的长队买一包劣质香烟呢？“实在抱歉。”我不住地说道，他们似乎也能理解我的苦衷。

我一直在努力地把钱花掉，但是根本没地儿可花，是的，没地儿花。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发现了一个公园，里面挤满了想要卖掉自己作品的艺术家。我想，真是太棒了，我会买一幅的。但他们全部画得很烂，其实很多作品技法上还算可圈可点，但主题实在是太糟糕了——裹着橘色和粉色云的落日，还有融化的塞尔瓦多·达利[3]式的超现实画作。

你在索非亚逛得越久，便会越发觉得它不错。我每天都要走很长一段路，到城市东南边的山区去看看。那里有森林和公园，四围全是相当气派的公寓、蜿蜒寂静的街道和漂亮的别墅。我在回城的路上经过了斯里维尼卡河上的步行桥，走过了某些不知名的居民区，我突然发现了这个城市的美妙。不止如此，这还是我去过的最具欧洲风情的城市。这儿没有现代的购物中心，没有大型汽车加油站，没有麦当劳或必胜客，也没有可口可乐的旋转广告，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如此彻底地抵抗住美国文化侵蚀的地方。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欧洲化。我突然意识到——带着一丝不安的意味——这就是我孩提时代一直梦寐以求的欧洲。

如果我五年之后再次来到索非亚，这里或许会遍地都是必胜客和萝兰爱思[4]，街上会堵满各种宝马汽车，这里的人也会更开心些吧。我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很高兴，能在它变样之前看到它的面貌。

[1]硬通货指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自由流通、兑换不受限制的货币，如美元、英镑、欧元、日元等。——译者注

[2]越南民主共和国，俗称北越，20世纪90年代因连年战争，国力空虚、经济衰败，是东南亚比较穷困的国家之一。

[3]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4]英国著名的生活品牌。

第二十二章 伊斯坦布尔

我和卡茨当时是坐东方快车从索非亚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我本来以为这会是一次浪漫得无可救药的旅行，我还想象包着头巾的服务生们带着数杯甜咖啡和数块热毛巾款款而来。但实际上它哪儿哪儿都糟透了：燥热、恶臭、让人窒息、破旧、拥挤、又老又慢。1973年的时候，“东方快车”只是印在行驶于贝尔格莱德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老火车侧面生锈的金属片上的一个名字。几年之后，东方快车就停运了。

我们从索非亚离开时原本有一间隔间，但是只过了差不多两站，门就非常突然地被拉开了，一个又吵又肥的大家庭闯了进来，他们简直就是长期近亲繁殖造成恶劣影响的生动证明。他们背了很多纸板箱和蛇皮袋，里面装着难吃得要死的食物。他们不由分说，重重地坐了下来，我和卡茨只能被逼得坐到对角去。他们刚坐定，就折腾起装着食物的包，互相递着包满小死鱼的手帕、大块的干面包、黏糊糊的煮鸡蛋和又厚又湿又辣的奶酪，这奶酪的味道让我想起有一年，我过完暑假回到家，发现我的妈妈不慎将猫锁到了清洁柜里，并且锁了三个月，那可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个月啊!你想想那味道有多可怕，这个奶酪的味道和它有一拼。他们吧唧吧唧地大声嚼着，把他们粗壮的手指往衣服上擦，不久后，他们就一个个地陷入昏睡中，鼾声震天响。可能这就是巴尔干半岛的人的消化怪癖吧，他们睡觉的时候总喜欢扩展自己的身体范围，把我们挤得越来越远，直至把我们挤到和墙壁牢牢地贴在一起的地步。最后我们就缩在墙角像泥塑一样一动也不能动，就这样，我们整整忍了22小时。

旅行到这个份儿上，我和卡茨已经共度了将近四个月的结伴旅行时光，我们都对彼此感到非常不耐烦。旅途中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无休无止地吵架，就是一句话也不说。据我的回忆，那一天我们也没有说话，但到了深夜的时候，火车慢慢行驶在空旷荒凉的土耳其西部。当时我睡得不深，但神志已经不清了，卡茨拍拍我的肩膀把我从睡梦中拍醒，带着指责的语气问我：“你鞋底上的那坨东西是不是狗屎？”

我稍微坐直了些：“什么？”

“你鞋底上那坨东西是不是狗屎？”

“我不知道，实验室的检测报告还没出来呢。”我冷冷地回答。

“我可是认真的，到底是不是狗屎？”

“我怎么知道？”

卡茨弯下腰，仔仔细细地看了看我的鞋底，还小心谨慎地去闻了闻：“它是狗屎。”卡茨用带着一丝恶趣味的语气宣布他的重大发现。

“哦，你还是安分点吧，不然我也给你来点儿狗屎。”

“你快去把它弄干净，听到了没？它让我想吐。“

我们又开始吵架了，而且是压低了声音，互相攻击对方。

“你去把它弄掉呗。”

“拜托，这是你的鞋子。”

“好吧，老子就爱鞋底上有狗屎，而且，它起码能盖住我身旁这个家伙的臭味。”

“操，这个狗屎让我觉得想吐。”

“操，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想吐。”

“操，你真是个浑蛋。”

“哦，你这么觉得，你真的这么觉得吗？”

“是的，事实上，你从奥地利开始就是个浑蛋。”

“操，你从娘胎里出来就是个浑蛋。”

“我？”卡茨看起来很受伤，“真有意思，你在娘胎里就是个浑蛋，布莱森，你有三种染色体：X染色体、Y染色体和浑蛋染色体。”

我们就这么一直吵着，僵持不下。伊斯坦布尔注定是一次会搞砸的旅行。卡茨讨厌它，也讨厌我。我主要是讨厌卡茨，但是我也不怎么喜欢伊斯坦布尔。它就像那列把我们带到那儿的火车：燥热、恶臭、拥挤、破旧。街上全是淘气鬼，如果你的两只手没紧紧抓住东西，那它们肯定是会被抢走的，食物也难吃得让人简直想死——脚臭味的奶酪和十分奇葩的黏答答的东西。有一天，卡茨差点让我们两个命丧黄泉。当时他问了一个服务生：“和我说吧，你们是不是让牛直接在盘子上拉屎？还是它拉完了之后，你们用勺子把它装在盘子里？”

在旅行的尾声，卡茨一直享有的乐趣就是用这种非常粗暴的方式去挑衅那些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人，比如嬉皮笑脸地问警察他远近闻名的小鸡鸡，或者是跟态度恶劣的服务生说：“我们可以结账了吗，鲍里斯？我们得快点跑，因为你的老婆答应给我们两个都口一次。”

但是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同，这个服务生曾经在伦敦托特纳姆法院路的某个小地方工作了13年，完全能听懂卡茨在扯些什么。因此，他用切肉刀把我们赶到门口，充满正义地维护了土耳其美食的尊严，并且义正词严地指责了年轻游客的无知和傲慢。

为了拥有最后这一丁点快乐，卡茨得谨慎些，当然，我也对他做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如果他下次再这样，我会在能听懂英语的土耳其人收拾他之前，就把他杀掉。所以卡茨在伊斯坦布尔余下的时间里，情绪都十分低落，一句话不说，除了有一次在大集市朝缠着他卖东西的商贩怒吼，让他们离他远一点之外。但是这次暴怒，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我们的旅途都已经到了尽头。这周可真长啊!

现在，我正从机场出来，坐上一辆出租车，穿过闷热的、丰富多彩的大街，不知道这一次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开头就不大好。我在索非亚通过喜来登酒店的内部预订系统订了一个房间，但是这个酒店离金角湾和老城都有数英里远。房间很干净，卖相也还过得去，但是电视机打不开。我去卫生间洗手洗脸，一打开水龙头，水管就剧烈地抖动起来，还发出那种恐怖片的可怕响声，在经过连连的喘息后，一股棕色的“汤汁”喷了出来。我让水流了10分钟也没变清，甚至连颜色都没变淡。就这房间，住一晚还要花150美元。

我坐在马桶上，一边看着水汩汩地流，一边思索着，旅游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啊!你飞到一个陌生大陆，放弃了在家可以享有的所有舒适，然后费大力气、花大笔金钱和大把时间去重新寻找舒适感。假如你一开始就不离开家，也就根本不会丧失这种舒适。

我叹息了一声，用棕色的水稍微抹了把脸，然后离开旅馆，去逛了逛伊斯坦布尔。这是我见过的最吵、最脏、最忙碌的城市。到处都是噪声——汽车喇叭“嘀嘀嘀”的叫声、刺耳的汽笛声、人们的大吼大叫声、宣礼员的号叫声、伊斯坦布尔海峡上渡船喇叭发出的隆隆声。伊斯坦布尔人也在无休无止地折腾——人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手里带着一大盘食物或咖啡，扛着又大又笨重的货物(我看到一个男的悲伤地扛了个沙发)。每隔五英尺就有人在卖东西：彩票、腕表、香烟或是假冒香水。

每走几步，就会有人走上前来，希望你雇他帮你擦鞋，卖给你明信片或者旅游手册，带你去他兄弟开的地毯店，或是什么别的。总而言之，就是让你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他们一点。

沿着卡拉塔桥走，你会发现桥上挤满了行人、乞丐和搬运工，业余的渔民正在从表面浮着油的河水里捞鱼，那是我见过的中毒最深的鱼。在卡拉塔桥的尽头，有两个男人正准备去对面的西鲁克兹火车站，他们穿梭在拥挤的车辆之间，还用皮带拴着棕熊，而周围的人瞧都没瞧他们一眼。简而言之，伊斯坦布尔是一个伟大而令人振奋的城市，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伊斯坦布尔还有一桩让人忍无可忍的事情，那就是土耳其流行音乐。你根本无力逃脱这种音乐的包围圈。它会在每一家餐馆的门口、每一个卖柠檬水的小摊、每一个经过的出租车上对你进行全方位的打击。如果你能想象一个男人没有经过麻醉就被推上结扎手术台，而手术是在发狂的锡塔尔琴的伴奏下进行的，你就能对土耳其流行音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解个大概。

又逛了几小时，我被这座城市的喧闹震惊到了，同时我也对这个城市竟然有这么多的活动感到非常意外。我走过蓝色清真寺和索非亚教堂，甩掉一直抓着我袖子的明信片推销员，我也想去托普卡帕宫看看，但它关门了。所以我只能转而前往我认为是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地方，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走着走着，竟然错过了。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叫吉尔班的公园的入口处。公园很大，而且任人参观，里面十分安静，绿树成荫，很多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游玩。公园里面还有一家免费的动物园，孩子们显然非常喜欢它。还有个咖啡厅，里面虽然还是放着土耳其流行音乐，但听上去柔和了许多，尚可接受。

我走在稍微有些坡度的中央大道上，一下子就走到了公园的尽头，同时我也撞见了伊斯坦布尔海峡的美景，海面泛着一片蔚蓝的光。我到一家露天餐厅里去坐了坐，点了一杯可乐，眺望海峡对岸，远在两公里外的乌斯库达尔麻黄色山坡上，布满了白色房屋。远处有些汽车在热辣的阳光下闪得人直晃眼，渡船固执地行驶在伊斯坦布尔海峡中，在这边和远处一片蓝色薄雾中若隐若现的王子岛之间来来回回。一切都美极了，这真是一个一定要停下来驻足观赏的完美去处。

我总算是走完了该走的路。海的对面就是亚洲了，欧洲差不多最远也就走到这儿了。是时候回家了，我怀孕的妻子饱受病痛之苦，还要照顾六个月大的大儿子。她在电话里和我说，孩子已经开始管所有他见到的成年男子叫“爸爸”了。草已经长到齐腰高，牧场的一面墙倒了，羊踏进了草场，牛闯入了玉米地，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

我也确实做好了回家的准备。我想念我的家人，想念舒适的家庭生活。我已经厌倦了日夜奔忙，就为了让自己能吃饱饭，有地方住；厌倦了火车和公交；厌倦了独自一人置身于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世界里；厌倦了永远迷茫无措的状态。当然，我厌倦的是我自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有多少次我坐在公交或火车上，听到脑海中幼稚荒唐的念头时，都巴不得马上起来，说走就走。

同时，我也有想要一直走下去的冲动，旅行就是存在那么一种让你一直前行、永不止步的吸引力。毕竟亚洲就在海的对面，一个我从未探索过的大陆现在就在我面前。这个想法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几分钟之后就能到那儿去，而且我身上还剩下一些钱。

但我还是没有向前继续走，而是点了杯可乐，看着在海面上来来回回的渡船。如果在另一个时间点，我想我是会过去的，但不是这次，不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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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全民自黑的英国：其实是一本全面的英国文化观察笔记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全民寂寞的美国：其实是一本美国平凡小镇生活观察笔记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全民蠢萌的美国：其实是一本美国人日常生活观察笔记

楔子

重返故里

邮件来了

药品文化

就餐之惑

唉，医生，我只不过是想躺下睡觉……

规则第一条：遵守所有规则

带我去看棒球吧！

十万火急

理发心慌慌

热线电话

设计缺陷

客房服务

消费乐融融

数字游戏

垃圾食品之天堂

家居之乐

北方森林传说

杯托革命

公事公办

邻人友善

人人心忧

危险因素

反毒品战

消亡的口音

低效报告

懒得走路

大地广阔

偷窥肆虐

烂片当道

妇唱夫随忙园艺

炎炎夏日

海边一日

长子离家求学

公路娱乐

新英格兰之秋

感恩佳节

圣诞装饰

雪中寻趣

圣诞之谜

寒带生活

总统逸闻

愚笨电脑

纳税登记表格填写须知

巡回售书

浪费的一代

聪明反被聪明误

汽车电影院

官样文章

人生之惑

诉讼大国

作茧自缚

航班惊魂

餐车颂歌

疯狂购物

肥胖之国

电脑说明书

如何租车

电视荒原

飞行噩梦

商品泛滥

四十仍惑

陈年旧事

生活法则

小镇点滴

文字游戏

泰坦尼克号上的最后一夜

房产新闻

技术问题

演讲稿

——致新罕布什尔州梅里登市金堡联合学院毕业班

重返故里：后续

全民发呆的澳洲：其实是一本全面的澳大利亚文化观察笔记

第一部分 走进内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部分 文明澳大利亚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三部分 边缘附近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附录：悉尼奥运会

全民疯狂的欧洲：彻底打破对欧洲的固有印象，带你重新认识欧洲

第一章 去北方

第二章 哈默菲斯特

第三章 奥斯陆

第四章 巴黎

第五章 布鲁塞尔

第六章 比利时

第七章 亚琛和科隆

第八章 阿姆斯特丹

第九章 汉堡

第十章 哥本哈根

第十一章 哥德堡

第十二章 斯德哥尔摩

第十三章 罗马

第十四章 那不勒斯、索伦托和卡普里

第十五章 佛罗伦萨

第十六章 米兰和科莫

第十七章 瑞士

第十八章 列支敦士登

第十九章 奥地利

第二十章 南斯拉夫

第二十一章 索非亚

第二十二章 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