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世纪精选

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A Functioning Society：Selections from Sixty-Five Years of Writing on Community，Society，and Polity

[美]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　著

曾琳　译

ISBN：978-7-111-28080-4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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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图书梗概

关于作者

权威推荐

出版说明

推荐序

序

前言

致谢

第一部分 社会基础

第1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第2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第3章 保守之路

第二部分 极权主义的兴起

第4章 魔鬼的回归

第三部分 政府的疾病

第5章 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

第6章 政府的疾病

第四部分 新多元化社会

第7章 新多元化社会

第8章 组织的理论

第9章 组织的社会

第五部分 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机构

第10章 公司的治理

第11章 作为社会性组织的公司

第12章 公司作为一个政治机构

第六部分 知识社会

第13章 新的世界观

第14章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第15章 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第16章 从信息到沟通

第七部分 下一个社会

第17章 下一个社会

译者后记

图书梗概

新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公司何时开始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

管理为何成为新社会的功能之一？

知识经济和社会是如何演变而来的，这样的社会有什么特点？

知识工作者和过去的手工劳动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除非一个社会可以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功能，而且这个社会的决定性权力是合法的权力，这个社会才能被称为功能性的社会。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各有其身份，是建立社会生活框架的基础；而决定性权力的合法性则塑造了这个框架内的格局：它使社会具体化，并创立各种社会制度。如果社会没有赋予个体以身份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是社会，而是一群社会原子在这个空间里漫无目的地飞舞。只有当权力合法时，才会有社会结构的存在；否则，就只是一个仅仅依靠奴隶制度和惯性维系的社会真空。

关于作者

彼得·德鲁克

(1909—2005)

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彼得·德鲁克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37年与他的德国校友多丽丝结婚，并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以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表彰他为非营利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慈善机构"救世军"授予德鲁克救世军最高奖项"伊万婕琳·布斯奖"。

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一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以30余种文字出版，总销售量超过6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必读经典。

他曾7次获得"麦肯锡奖"；2002年6月20日，获得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95岁。

权威推荐

功能社会就是和谐社会

彼得·德鲁克庞大的思想和等身的著作，统一于他的基本价值立场，统一于对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主张。德鲁克最关注的是社区和社会，在社区里个体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体拥有自己的功能。本书文章均选自德鲁克长达65年中所著的有关社区、社会和政体方面的文章，由德鲁克亲自精选编辑，非常全面地反映了德鲁克在社区、社会和政治结构领域的观点，为读者打开了德鲁克思想的大门。

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是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

——彼得·德鲁克

经典经得起时间考验，值得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历史渊源。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德鲁克先生对于管理领域的贡献并不需要我们去做注释，但是对于中国的管理者来说，他的价值却难以估量。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可以变得卓有成效；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者释放了自己的价值。

—— 陈春花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本优秀的著作就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可以陪伴人的终生。这样的著作一旦诞生，就已经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属于每个读者自己。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

—— 赵曙明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出版说明

彼得·德鲁克是管理学的一代宗师，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者，由于他开创了管理这门学科，被尊称为"现代管理之父"。他终生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著作等身，是名副其实的"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的著作思想博大深邃，往往在书中融合了跨学科的多方面智慧。本书是"德鲁克世纪精选"系列著作之一，从初版到现在，历经沧桑、饱经岁月锤炼，尽管人类已经迈进了21世纪，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发展到了知识经济，但重温本书，读者仍能清晰地感觉到书中依旧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一面，深刻体会到现今出版和阅读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书中大师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开理论认识之先河，跨时空岁月之局限，借鉴学习之意义不言而喻，但由于受当时时代背景、社会氛围、个人社会阅历、政治立场等方方面面的局限性，作者的某些观点仍不免过于体现个人主观认识，偏颇、囿困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在阅读时仔细斟辨，批判接受、客观继承。

推荐序

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为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写序，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难却，此外，作为德鲁克先生生前少数耳提面命过的中国人之一，我也有责任和大家分享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启迪。

改革开放初期，德鲁克夫妇来过中国。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从战争创伤的心理阴影中复原的艰难过程，他遇到的中国人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这一点令他惊讶不已。十年前我刚认识德鲁克先生时，他告诉我，世界在苏联解体后，只有美国一国独强的局面是不健康的，应该至少还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国互相制约，在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这几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有道德和有效的管理者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后来全力支持我创办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原因。

德鲁克管理学院开办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学院的教授建议我们走精英教育的路线，收昂贵的学费，德鲁克先生反对这么做。他对我说："中国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领导它们的精英人才，但中国像任何国家一样，90%的组织将是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们必须发挥作用，单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中国最大的弱点是作为一个大国，没有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你们有一大批能干的人，这些人在实际磨练中学会了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并取得了成效。他们可能只受过普通教育，也不是特别聪明和优秀，但却知道如何精巧地处理事情。这样的人可能有几百万，他们可以领导那些中型、小型和地方性的组织，他们将建设一个发达的中国。"

这段话透露出德鲁克先生对肩负中国未来的管理者，特别是对中小型和地方性组织的普通管理者的殷切期望。身为其中的一员，每当我回忆起来都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而且这些变化影响所及，已经没有国家、种族、文化和行业的界限。这时德鲁克学说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显得重要。德鲁克先生主张以创新这类演进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剧变时期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他力图避免战争、革命和"运动"及其背后的强权与暴力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他一生致力于在延续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创新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变革手段，而延续的基础则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那些普世价值观，包括同情与包容、诚实与正直，以及让个人享有自由与尊严并同时承担起责任。这些普世价值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它们深深地根植于每一种代表人类文明的信仰和文化中。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著述和咨询工作，示范一种他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观察与思考方式，这就是从理解全局或整体出发，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达到把握和解决个别问题的目的。他的著作里没有令我们这些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理论说教，而是把这些"大道理"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演绎，朴实无华地表达出来。

我想上述贯穿在德鲁克学说中的精髓所在，可能正是人们总是称他的著作为"经典"的原因。经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人们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不会代替你做出决策，制订方案，但是它会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它们的历史渊源。

迄今为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可能是在国内翻译出版德鲁克著作最多，也是最认真的一家出版社。我不知道这给它们带来的经济收入如何，但是我知道这给成千上万渴望学习和成长的管理者以及知识工作者所带来的方便和欣喜，也可以猜想到由此华章的工作人员所获得的成就感。让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并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序

社区、社会、政体

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是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

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有关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一本是1964年的《成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在数年后被称为"战略"，另一本是我在1985年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我其他所有的管理书籍都是探讨公司作为人类成就和社会组织的问题，我在1946年写的第一本关于公司的书《公司的概念》中两个主要部分的题目就是人类成就和社会组织（本书第五部分有该书的摘要）。

我对社区、社会和政体的关注和兴趣可以追溯到1927年和1928年。1927年时我在自己的出生地维也纳上完了高中，然后去了德国汉堡的一家出口公司做培训生，同时还在当地大学的法律系注册学习。我从上午7点工作到下午3点或3：30，这份工作既不是很有趣也不是很费劲，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发票一一登到账本上。大学在下午4点之后几乎都没课，我的学生证只能让我每周免费光顾一次市政剧院或歌剧院，所以，大多数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我都可以在藏有多种语言图书的公立图书馆里潜心阅读。

在汉堡的那十五六个月里——我于1929年初离开了汉堡——使我受到了真正的教育，我在那个公立图书馆里所学到的知识比我先前12年在学校里和后来在几所大学里学到的全部知识加起来都要多。

那时我狼吞虎咽地读了许多书，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方向，不过我逐渐对政治、社会理论及政策方面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那段日子里我读了好几百本书，其中两本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两本书分别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于1790年撰写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和费迪南德·腾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撰写的德国社会学经典名著《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

那时的德国，确切地说是整个欧洲大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来都处在革命动荡时期，我们这些年轻一点儿的人当时都知道这一点，只有那些在1914年之前就成人的人们才会以为一切还能恢复到战前的状况。因此，伯克的主题思想就是：政治学和政治家们在这样一个动荡时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寻持续和改变之间的平衡。在这本书问世140年之后，它引起了一位年仅18岁的读者（就是作者本人。——译者注）的强烈共鸣。这种观点成为我本人的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后来所有作品的核心。

腾尼斯的书对我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巨大。他在退休之后思维仍然很活跃（他死于1936年，享年81岁），但是他写的书出版只有40年。在书中腾尼斯希望能够挽救工业革命前的乡村社区，不过就连一个无知的18岁青年也知道乡村社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自己的有关社区和社会方面的著作也在不断演变，我对社区和社会的观点和腾尼斯根植于18世纪浪漫主义的工业革命前，或者说前资本主义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腾尼斯让我了解到一点，这也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点——社区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在社区里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人各有其功能。

几年后，在1931~1932年间，我成了法兰克福一家较大的日报社的资深作家。不过那时的我已经拿到了国际法和政治理论的博士学位，在国际法和法学研究班担任博士后助理的同时也在准备申请大学的讲师职位(不过是没有薪水的)，这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迈进欧洲大陆学术阶梯的第一步。事实上，那所大学的相关委员会已经通过了我提交的论文大纲，这篇论文探讨了法律治国的根源以及在1800~1850年创立了这个学说的三位德国政治思想家，及后来在该学说的基础上，俾斯麦(Bismarck)于1871年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且制定了具有德国特色的宪法。这篇论文主要探究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观点，主题是那些成功地在持续和改变之间找到平衡的伟人们——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工业革命前的乡村社会与完全处于君主统治下的18世纪社会和政体以及由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城市化、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缔造的一个新世界之间找到了平衡，举例说，法国是在100年之后，在戴高乐（de Gaulle）的领导下才取得了这样一个平衡。

不过，我仅完成了这个研究课题的一个部分。我写了一篇短文，是有关那三位德国政治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个，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1804—1861)。我出版这一部分的原因是施塔尔身为普鲁士保守派领袖30年，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另一位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英国人，一个接受了洗礼的犹太人迪斯累里（Disraeli）（英国首相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犹太人。——译者注）不无相似之处。施塔尔是一位伟大的保守派人士，我写这样一篇文章就是要对纳粹分子进行正面的攻击，让我高兴的是那些纳粹分子对此好像也完全心领神会。1932年这篇文章写好后，当年的12月就被德国的一家以出版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律书籍最为知名的出版社Mohr出版社接受，并于1933年4月出版了——当时正值希特勒上台两个月。这篇文章被编入一套极具权威的系列丛书《过去和现在的法律和政府》（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之中，文章编号是100。不过这套丛书一经出版就遭纳粹查禁，所有订购的书都被销毁。

从那以后这篇文章没有再发表过，直到去年夏天，《社会》杂志2002年的7/8月那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和历史发展的保守理论》（Conservative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的英文翻译文章。

纳粹当权的时候这样的文章当然没法再继续写下去，所以我没有再去理会那本书。

我转而开始着手写一本极权主义的书，这本书谈到了整个欧洲社会的彻底崩溃。这本书就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在英国，这本书是在1938年的年末几周出版的，在美国则是在1939年的年初几周出版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有该书的节选）。

《经济人的终结》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不管是纳粹主义，还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都必将遭到失败，而这个结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可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却促使我发出疑问：什么将取代腾尼斯提出的乡村社会的那种"有机"社区呢？什么可以再次把工业时代的个人、社区和社会融合在一起呢？这就成了我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的主题。我在1940~1941年写这本书时，欧洲正处在战火之中（美国也硝烟弥漫，战争一触即发），该书于1942年出版（在前言部分和本书的第一部分有该书的摘要）。在写作这本书时，我开始意识到一种全新的、史无前例的社会组织正在快速地形成，在工业社会和国家中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权力中心。最开始，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公司的出现，它发明于1860年或者1870年，而在此之前绝无先例。我开始意识到管理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功能，而且管理也是这种新组织的普遍功能。由此，我写了第三本书《公司的概念》（1943~1944年完成，1946年初出版，几个月后，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有简短的摘要）。没过几年，我又意识到公司仅仅是这些新组织的萌芽状态，在工业社会里，每一个公司都是一个自治的权力中心，这样社会就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这正是本书第10章的题目）。

我也意识到每一个新组织与先前的权力中心都不尽相同，它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作为社会和经济的结果，它将很快演变成为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在这种社会里知识工作者将占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里可以找到关于这个话题的节选文章。完成《公司的概念》之后，在接下来的50年里，我所写的书基本是在社区、社会和政体以及管理这些话题之间转换。

在为这本《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摘选文章时，我以题目而不是时间为线索，摘选的文章在我看来都代表着一个基本的主题。我对摘录的文章做了删减，但是没有改动原文，也没有增加内容或更新其中的内容。每一个章节都清楚地注明了日期，这样读者就会知道如果某个章节原来出版的年代是1957年，那么当文中出现"3年前"这样的字眼时，就意味着是1954年。我在挑选文章时也力求其内容务必丰富翔实且易于理解，虽然这些文章读起来未必轻松愉快。

彼得·德鲁克

2002年夏

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蒙特市

前言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

（选自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

作为社会和政治存在的人对于功能性社会的需要就如同他作为生物的存在对于空气的需要一样，然而，人需要功能性社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拥有这样的社会。没有人会把一群身处遇难船只中杂乱无序、惊惶失措、四处逃散的人称为"社会"，这个群体里虽然有人类，但不存在社会。事实上，人们的恐慌正是源于社会的崩溃，而且克服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要通过社会价值、社会准则、社会权力和社会组织来重建社会。

没有社会的存在，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运转；可以设想没有社会其实社会生活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转。过去25年的西方文明使我们无法说我们的社会生活运转良好，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功能性的社会的初步例证。

社会必然在它所处的物质实体基础上发展，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也许在完全属于另一种社会实体的价值、准则、理想、习俗和权力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物质实体的社会组织。就拿鲁滨逊·克鲁索和他的星期五（鲁滨逊·克鲁索是英国作家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星期五是救了鲁滨逊一命的年轻土著人。——译者注）举例来说吧，毫无疑问，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个社会。没有什么比那种认为鲁滨逊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主义的经济人的传统观点更可笑的了，他有自己的社会价值、习俗、禁忌和权力。他的社会不是依据在南太平洋那个亚热带孤岛上的种种需求建立发展起来的，而是依据在信仰加尔文教义的苏格兰人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岸上建立的。鲁滨逊·克鲁索令人称奇的地方不是他如何使自己适应了环境，而是他几乎没有去使自己适应什么。如果他属于另一个阶级，或者身处另一个时代，他肯定会衣冠楚楚地去赴晚餐。这个例子说明，成功的社会生活建立在一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物质实体和问题的社会的价值和理念之上。

理念和信仰的发展组成了一个特定的物质实体，而一个社会可以建立在这些理念和信仰之上。或者，社会完全建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就像鲁滨逊·克鲁索的社会环境对于圣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够在真正的现实中建立一种社会秩序。这个社会一定要主宰这个物质世界，使之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个体具有意义，并且可以理解，而且这个社会要建立社会法制和政治权力。

工业体系的实体实际上是源自于重商主义社会和市场之中，但是，从一开始，工业体系和重商主义社会的设想就相差甚远且格格不入。然而，在整个19世纪，重商主义社会成功地主宰、组织和容纳了不断成长的工业实体。但从19世纪早期开始，局势就已趋紧张。重商主义社会的设想和工业实体以及杰斐逊政策和汉密尔顿的主张，还有市场和工业生产之间存在的冲突大体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0年的社会历史。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重商主义社会的解体，而工业体制也在脱离重商主义社会的控制。不过，直到1918年后，也许应该说是1929年以后，重商主义社会才真正瓦解，而今，它已不复是一个功能性的社会。

定义社会和定义生命一样难以做到。首先我们与社会的距离太近了，以至于我们迷失在一堆令人困惑的复杂细节之中而见不到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而且，身为社会一分子的我们无法看到社会的全貌。最后，没有一条清晰的分水岭或一个点可以表明非生命向生命，或者非社会向社会的转化。不过，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活的躯体生命终止而成了一具尸体。我们也知道人体的心脏如果不再跳动，肺停止呼吸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有生命的躯体。只要心脏还在跳动或者一息尚存，那么仍是一具活着的躯体，否则，就只是一具死尸。与此类似，虽然我们无法给社会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除非一个社会可以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功能，而且这个社会的决定性权力是合法的权力，那么，这个社会才能被称之为功能性的社会。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各有其身份是建立社会生活框架的基础，而决定性权力的合法性则塑造了这个框架内的格局：它使社会具体化，并创立各种社会制度。如果社会没有赋予个体以身份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是社会而是一群社会原子在这个空间里漫无目的地飞舞。而且只有当权力合法时，才会有社会结构的存在；否则，就只是一个仅仅依靠奴隶制度和惯性维系的社会真空。

人们自然要问这些标准之中哪个更重要，或者，这些社会生活的准则哪条要摆在首位。这个问题和政治思想本身一样古老，正是基于这个问题，政治理论出现了第一次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还有社会目的优先论和制度化组织优先论的问题上。不过，虽然这个问题得到了古人和圣贤的尊崇，然而它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在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之间，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政治思想和行为的核心本质正是支撑它们的两个支柱，其中一个是概念性的，比如信仰、目标、愿望和价值；而另一个则是实际的，比如事实、制度和组织，这两个支柱缺一则不成其为政治。纯粹的理念可能成就健全的哲学或伦理学；纯粹的实务可能成就健全的人类学或新闻学，但是，它们无法独立成为健全的政治学或者根本就不是政治学。

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等同于群体和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它象征着个体与群体的结合，也象征着群体与个体的结合；它从社会的意义表达了个体的目的，也从个体的角度表达了社会的目的。所以，从群体的观点来看它使得个体的存在易于理解且合理，从个体的观点来看群体亦然。

对于个体而言，如果他没有社会地位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存在。只有当社会的目的、目标、观点和理想对于个体的目的而言是合理的，这时，社会才有意义。在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之间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功能关系。

这种关系可能体现在目的的同一性上，在这种目的之下，个体除了社会生活别无个体自己的生活，个体除了社会目标别无自己的目标。这基本上是那些希腊大政治哲学家们，尤其是柏拉图所持的观点；而苏格拉底学派对于诡辩学派的抨击大体上是针对个性中的"个体主义"概念。苏格拉底学派的"城邦"（polis）的观点是绝对的集体主义，这意味着在群体和个体的目的之间、群体和个体的力量之间、群体生活和个体生活之间根本没有清晰的界限。但是同样也可以设想除了从个体的目的和个体的生活来看，根本也没有群体目的和社会生活可言——这种观点是19世纪早期极端的个体主义观点。

对于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的个体来说，社会是不合理的、无法琢磨的和不成型的。由于缺乏社会功能和身份使得个体从群体中脱离出来，这种"无根"的个体或被抛弃的个体看不到社会的存在，他所见到的仅仅是恶势力，这些力量在他看来仿佛可以理喻，仿佛又没有意义，仿佛可以看得到又仿佛完全摸不着，不过这些力量绝对无法去预测。这些力量决定他的生活和生计但是不可能受到他的影响，而且他也不可能理解这些力量。他就像是一个被蒙住了双眼的人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玩着赌博游戏却不知道游戏的规则，然而他赌的却是自己的幸福、生计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个体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功能对于社会和个体来说同样重要。

除非个体的目的、目标、行为和动机与社会的目的、目标、行为和动机结合在一起，否则社会将无法理解和容纳他。一个反社会、没有根基、无法融入社会的个体不仅会显得缺乏理性，而且会被视为危险人物，他代表着一种分裂的、具有威胁性的、神秘的阴暗势力。所以那些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浮士德（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译者注），还有唐璜（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风流贵族，诱奸者，为许多诗歌、戏剧和歌剧的男主角。——译者注）绝非偶然事件，他们都代表着那些失去或被剥夺了社会功能和身份的个体。其实，失去社会身份和功能，社会和个体之间缺乏一种功能关系就是迫害少数民族的本质，这种情况要不就是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也就是说不被融入到社会中（就像美国的黑人），要不就是成为不完整社会的替罪羊（就像纳粹德国时的犹太人）。

个体必须在社会中拥有确定的社会身份并不是说他要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边沁（Bentham(1748—1832)，英国作家、改革者和哲学家。系统地分析法律和立法，建立功利主义学说。——译者注）犯下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把"确定"和"一成不变"混为一谈。这种错误的理解颇具悲剧性，因为由这种观点产生的社会个体论（social atomism）完全剥夺了社会价值。当然，一个社会必须给个体以固定的身份和功能。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体现的就是一种团体和个体之间确定的功能关系，而宗教则把个体和社会融为一体。印度的宗教教义宣扬永恒的再生直到获得完全的净化，这种教义使得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合理化。基于这种教义，即使是贱民（Untouchable，不可接触者：印度的一个种姓，由许多阶层构成，他们被排除在印度的其他种姓之外，并被这几个种姓的人认为是在宗教上不洁的和对人有污损性的。——译者注）也有一个社会身份和功能，这使得社会和他们的个人生活具有意义，而且他们的生活对于社会来说也是有意义且必需的。只有当宗教的教义不复存在时，对于个体和社会来说，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体系才会失去其合理性。

另一方面，美国早期的社会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个体和那些等级森严的印度社会贱民或者婆罗门（Brahmin：印度教四个阶级中的最高阶级，负责执掌宗教仪式和学习及教授《吠陀经》。——译者注）一样具有确定的社会身份和功能，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社会像杰克逊(Jackson)、亨利·克莱(Henry Clay)，或者林肯(Lincoln)那样如此成功地融合了处于个体和团体功能关系中的成员。重要的是个体的身份是确定的，其功能为人们所理解，其目的是合理的，而不在于个体的身份是否是固定的或者是灵活的或流动的。如果说每一个男孩都有同样的机会成为总统，就如同给团体和个体之间的功能关系下一个定义说，个体诞生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避免重新诞生在前生所属于的社会等级里。

以上所述清晰地表明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里，社会和个体的功能关系具有的类型和形式取决于社会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人的本质可能被视为自由或不自由，平等或不平等，善良或邪恶，完美的、可臻完美的或是不完美的，而人的成就可以在现世或者是来世实现，或者在东方宗教宣扬的不朽或者是魂飞魄散之际，在和平或战争环境下，在经济繁荣或大家庭的情势下实现。对于人的本质的信念决定了社会的目的，而对于人的成就的信念决定了实现所追寻社会目的的范围。

不同的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将导致一个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社会与团体之间的功能关系。然而，这些信念是正确的、是对或是错的、好的还是坏的、是基督教的还是反基督教的则不是我们在此讨论的对象。关键是任何一种基本信念都可以成为一个运转正常或者可以运转正常的社会的基础，这样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个体拥有身份和功能的社会；反之，无论何种社会，不论其基本信念的本质是什么，只有当社会给予了个体以社会身份和功能时才能奏效。

与个体的社会身份和功能一样，合法权力也基于社会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

的确，合法权力可以被定义为在社会的基本精神中找到正当理由的统治权。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许多的权力——它们无关于这样的根本原则，也存在着各种机构，它们并非为了社会的成就而设计，也并没有致力于使社会取得这些成就。换言之，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总会存在很多"不自由"的制度，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总存在着许多的不平等，在圣人之间总存在着众多的罪人，但是，只要那种被我们称之为统治权的决定性社会权力是基于自由、平等或者神圣的主张，而且是由那些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而设置的机构来履行，那么社会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平等或者神圣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是合法权力之一。

这并不是说一个社会非决定性的权力和制度与社会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与否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最严重的政治问题都起源于这种冲突。而且，一个社会可能会充分地体会到，尽管某种制度和权力具有非决定性的特点，但这种制度和权力关系与社会的基本信念是如此的背道而驰，以至于危及社会生活。与此相关的一个最佳例子就是当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危及一个自由社会的整体结构时，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然而，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决定性权力毫无疑问是基于自由原则，也是通过为了实现自由理想而设置的机构来履行的，所以，美国社会的确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也正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才会感到奴隶制度的威胁。

统计分析无法决定任何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和决定性制度组织是什么。

通过统计人数、确定税单或者比较收入水平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确是最无效的方式。"决定性"是一个政治术语，也就是说它纯粹是一个有关性质的术语。英国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从来都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在商人和制造商崛起之后，他们在国民财富和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有限，然而，直到我们的这个时代，这个阶级仍然把持着决定性的社会权力，它的制度也是英国社会的决定性制度，它的信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它的标准是具有代表性的，而它的生活方式则是具有代表性的榜样。说到这个阶级的人格理想，也就是绅士，仍然是所有社会的理想类型。贵族阶级的权力不仅仅是决定性的而且是合法的权力。

同样，法律和宪法也很少能告诉我们决定性权力位于何处。换言之，统治权和政治政府不可同日而语。统治权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政府，基本属于法律范畴。例如，在1870~1914年间，普鲁士军队在德意志帝国的宪法里几乎没有被提及，然而它无疑掌控了决定性权力，而且非常有可能是合法的。当时的德国政府实际上是受制于军队，尽管当时存在着一个平民的而且通常是反军国主义的议会。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在一些非洲殖民地国家的"间接统治"。在这些国家，社会决定性权力由部落掌握，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白人组成的政府根本不掌握社会权力，这个政府的权力仅限于主管警察事务，在一个松散的纯粹是名义上的"法律和秩序"框架内支持和维护部落的社会组织，然而，根据宪法，总督和他的政务委员会拥有绝对的权力。

最后，有一点需要理解的就是合法性纯粹是一个功能性概念。绝对的合法性是不存在的。权力只有和某种基本的社会信念相联系时才会是合法的。什么构成"合法"，这个问题必须要根据一个既定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政治信仰来回答。当权力得到某种道德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原则的支持，而且这种原则被社会所接受时，权力就是合法的。然而这种原则从道德上看是好还是坏，或者从形而上学上看是对还是错，这些都与合法性没有关系。这种原则和任何其他的形式标准一样无关于道德和形而上学。合法权力是一种具有社会功能的权力，但是它为什么可以发挥作用，又为了什么目的则完全是一个超越合法性范围的问题，且是发生在合法性之前的问题。

对上述这点缺乏理解导致了19世纪早期错把一种政治信念命名为"正统主义"（legitimism）。1815年的欧洲反动分子当然有权利说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是"好的"，除非这个社会是在绝对的君主统治之下。对于想得到的事物持某种观点或者让某种观点作为一个社会的基础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权利，而且也是人的一种责任。但是，当这些反动分子说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发挥功能除非这个社会是一个绝对的君主社会时，他们是错把道德的选择当成了功能的分析，而且，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所宣扬的那种只有绝对的君主制才是合法的教条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绝对的君主制在欧洲已经是不合法的了，这种王朝准则对于决定性权力来说已不再是合法的主张。在1815年前的半个世纪发生的革命已经导致了基本信念的改变，它使得非法政府不过是成为宪法上受到限制的政府。这种变化可能是可喜的，也可能是可叹的，但是无论怎样这已是一个事实。他们可能会认为对于个体和社会而言拥有一个不合法的绝对统治比拥有一个合法的立宪政府统治要更好，或者他们可能会借助"抵抗权"，或者脱离权还有革命的权利，不过他们的主张唯一不能依据的政治基础就是合法性。

关于什么是合法权力的功能分析根本不能臆断个体去反对他认为有害的权利或职责这样的道德问题。到底社会消亡更好还是公正泯灭更好是一个超越功能分析的问题，也是一个发生在功能分析之前的问题。一个极力主张社会只有在一个合法的权力之下方能发挥其功能的人完全有可能决定社会的价值比不上个人的权利或信仰的价值，但是他不能像那些正统主义者那样决定，不过就因为他的价值观和信念理应为社会所接受实际上就会为社会所接受。

不合法的权力是一种没有基于社会基本信念的权力，因此也没办法决定掌权的统治者是否在依照权力的目的行使权力，因为没有社会目的可言。不合法的权力无法控制，从本质上来说，不合法的权力是无法加以控制的，因为没有责任的标准所以不合法的权力无法承担责任，没有社会上接受的最终权威来判断其对错，而无法分辨对错的事物无法承担责任。

基于同样的原因，不合法的权力也不能受到限制。限制权力的行使就是确定界限，当权力逾越这些界限时就不再是合法权力，也就是说权力不再是为了实现基本的社会目的。而如果权力一开始就不是合法的，就不存在一个决定权力是否合法的界限。

没有一个不合法的统治者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或者睿智的统治者。不合法的权力无一例外都腐败，因为它只可能成为"权力"，但绝不能成为权威。它不能成为一种可以控制、可以制约、负责任的，或者可合理决定的权力。远自塔西佗（Tacitus：古罗马官员和历史学家，他的两部最伟大的著作记述了从奥古斯都之死( 公元 14年)到多米西安之死（公元96年）这期间的史实。——译者注）时期的罗马帝王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接一个的例子，没有一个人，无论他多好、多聪明或智慧，能够行使不受控制、不负责任、不受限制或者不能合理决定的权力而不会很快变得专断、残暴、冷酷和无常，也就是成为一个暴君。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一个社会如果其决定性权力为不合法权力则该社会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这样的社会完全只能通过暴政、奴役、内战这样的暴力来维系。当然，武力是每一种权力最终的保护，但是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里权力是通过权威来行使——权威是正义对权力的统治。但是，只有一个合法的权力可以拥有这种权威，可以期望获得并命令社会自律，而社会的自律就可以使得有组织的生活成为可能。不合法的权力，即使是由最优秀、最智慧的人来行使，也只能依靠对武力的屈服。在此基础上，一种功能性的、制度性的组织社会生活就无法建立。再好的暴君仍然还是一个暴君。

致谢

促使我写这本书的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编辑欧文（Irving Louis Horowitz）教授。他是杰出的社会学家、思想史学家，也是Transaction 出版社的社长兼主编以及《社会》杂志的发行人兼编辑。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常敦促我出一本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方面的选集。在摘选和编辑选入本书的作品过程中，我得到了他的大力帮助。我的读者和我都要在此对欧文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此我还要感谢和我长久合作的日本编辑、翻译上田生教授（Atsuo Ueda）。1998年，上田先生独自产生了选编《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The Essential Drucker）的构想，这本书分三篇：《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个人篇》（Individual）、《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管理篇》(Management)、《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社会篇》(Society)。这本书于2000年在日本出版，此后，又分别在韩国、中国、阿根廷、墨西哥、西班牙和巴西以不同的语言出版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管理篇》中的文章原是上田教授选编出来准备在日本出版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第二篇，这本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在美国、英国出版，随后，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分别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波兰、捷克共和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出版。

本书选用了上田教授选编的一些——应该说不少——文章，而且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的编辑。不过绝大多数的选文都是专门为本书挑选的。

第一部分　社会基础

第一部分简介

《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是我写的第二本书，但是这本书是第一本我在美国构思和完成的书，也就是在1937年早期我从伦敦来到纽约为一组英国报纸担任特写专栏作者之后所写的。这本书的前身，《经济人的终结》（该书的摘选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是1938年的秋天在英国出版的，并于1939年的早春在美国出版。虽然这本书是在美国最终完成的，但是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在我离开欧洲之前就完成了。实际上，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预言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即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于1936年就已经在澳大利亚天主教创办的一本反纳粹杂志上发表了。

1937年之际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状况比起我刚刚离开的英国来说要糟糕很多，但是我一到美国就感到了——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冲击——美国社会的那种生机和健康。今天，在60多年之后，人们常常会指责新政（New Deal）对于振兴美国的经济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事实上，1937年的美国经济比起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接管美国之前更为不景气。今天我们的那句口号"这就是经济，蠢货"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新政有意而公然地置"改革"（社会）于"复苏"（经济）之前，这就是共和党人对于新政的指责和批判的原因，但是选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热烈拥护这一举措。

美国和欧洲一样常常回首那段时期的经济。"萧条前期"被用来衡量所有的经济情况，但是美国的社会是朝前看的，而这无关于（或者说从一开始）政府的行动。每一所美国大学，甚至是最小的那种"农村大学"（cow college）都在实行教育改革和试验，涉及的内容从芝加哥大学的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倡导的回归中世纪的三文科[1]到由像黑山大学（Black Mountain College）这样的地方大肆宣扬的废除所有学科来"做自己的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保罗·蒂利克（Paul Tillich）在为新教的教堂摇旗呐喊，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和新托马斯主义者们则为天主教堂助威。还有一些先行者们——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将军，还有纽约的长老会教徒和西奈山会员，在致力于将医院——曾经不过是穷人们死去的地方——转变成一个用来诊断和治疗的科学试验基地。以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为首的美国各大博物馆纷纷在实施改革，而且即使是很小的城市，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都在组建自己的交响乐团。美国的经济虽然正处于萧条时期，而美国的社会却在经历着真正的复兴。

这一点使我内心生发了疑问：《工业人的未来》应当针对哪方面的问题呢？什么是功能社会？在欧洲，社区的瓦解导致了极权主义，那么何种制度才能重建社区？不过《工业人的未来》没能回答这些问题，我至今仍然在问这些问题，但是从那以后，我的疑问却为我其他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的书籍奠定了基础。

[1]中世纪学校的七种文科的较低一级划分，包括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译者注

第1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选自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

当代的政治和历史文献信奉的一则公理就是我们的自由源自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种信念不仅非常普遍，而且被广为接受，以至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的后裔们为自己预先获取了自由的头衔而被称之为自由主义者。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19世纪的自由做出了贡献，不过这是一种完全反面的贡献，它们就像是把旧社会结构的残骸炸掉的炸药，然而，对于19世纪的新社会结构的建立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直到当代的理性主义与自由恰恰是无法调和的。根本上，理性主义者们的自由主义是极权主义。

在西方历史上的最近200年间的每一次极权主义运动都发端于当时的自由主义。从卢梭到希特勒之间可以看到一条直线，他们所有的人从自己那个时代的理性论自由主义的失败中生发出来，他们所有的人也都保留了他们各自的自由主义信条的实质部分，也都运用了同样的机制来把潜在无效的理性主义者的极权主义转化成公开、有效的革命君主的极权主义。希特勒主义的源头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者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本瑟姆（Bentham）和孔多赛（Condorcet），还有正统经济学家们（orthodox economist）和自由的宪政主义者，达尔文、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者们。

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发现就是人类理性的绝对性，所有后来的自由主义信条和从卢梭开始的极权主义信条都是基于这个发现。罗伯斯庇尔安置了一尊理性女神像绝不仅仅是偶然的，虽然他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较之后来的革命者要更加直白，不过这之间差别不大。法国大革命时期选择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充当理性女神的角色也并非偶然，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个要点正是它相信一个活着的人可以达到绝对理性的完美境界，然而象征和口号已经改变。1750年时“科学的哲学家”被视为至高无上，而100年后，那些主张经济功利主义和“快乐-痛苦计算原则”（pleasure-pain calculus）的社会学家被奉为了圣贤，今天又换成了主张种族和宣传决定论的“科学心理生物学家”。但是，我们今天反对的极权主义的绝对主义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即1750年的理性主义者时期形成的绝对主义基本相同，这种绝对主义第一次导致了1793年恐怖统治时期的革命暴政。

有一点必须明白的是不是所有叫做自由主义的事物都属于绝对主义信条。虽然每一次自由运动都包含着极权主义哲学的种子，这正如每一次保守运动都包含着成为反动运动的倾向。在欧洲大陆，没有哪次自由运动或者哪个自由主义政党的根本信念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在美国，极权主义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很强烈地显示出来，这既是基于欧洲的影响也是由于清教的传统。而且，自从不是最近的战争以来，所有的自由主义都变成了绝对主义。今天，几乎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自由主义者因其客观的信条而成为一个绝对主义者。

但是在1914年前的100年里，在大英帝国掀起的自由主义运动不是绝对主义，它与自由既不相称，也不是基于某个人造的绝对理由。在同一时期的美国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和英国的自由主义相当接近，也是反对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和反极权主义的传统被霍姆斯大法官（Mr.Justice Holmes）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却不是美国的主流自由主义传统，它常常完全被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所遮蔽，奴隶制度废除论者和南部重建时期的激进共和党人[1]就是绝对主义自由主义的绝佳代表人物。然而，在19世纪的林肯，制造了一个最伟大的反绝对主义和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象征。人民党主义[2]当时已起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它堪称自共和党早期以来的一次最本土化的美国政治运动。而新政，虽然基本上被理性主义所控制，但也由于人民党主义的传统而具有吸引力和政治效力。

在19世纪的自由和建设性的英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绝对主义、毁灭性的自由主义和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的最本质的区别是前者是基于宗教和基督教，而后者是基于理性主义。真正的自由主义生发于宗教对理性主义的弃绝。19世纪的英国自由党一部分是基于1688年的协议传统，但是主要的元素还是“不遵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新教徒的良知”。第一阶段是反对信奉理性绝对主义的清教神权统治和中央集权的立宪政体，第二阶段始自18世纪伟大的宗教复兴，尤以卫斯理[3]的卫理公会（Methodism）和低教会派（Low Church）[4]福音传道为首。这两个阶段都求助于基督教的仁爱、信仰和谦卑，而且这两个阶段都反对它们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卫理公会针对启蒙运动，福音传道针对本瑟姆和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功利主义。

在美国，真正“自由”的自由主义同样可以追溯到宗教反抗理性主义的绝对主义。它的先父，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以基督教自由的名义抨击新英格兰的传教士的理性主义神权政体，这些传教士们规定他们的经文为绝对的理性。还有人民党运动——先不论其经济原因——完全是依据福音传教来对抗理性主义的功利主义和正统的经济学家。这是召唤以人的尊严来对抗绝对理性和“不可避免的经济进步”的专制。

理性主义的信条客观上与自由是不相称的这一点并不是否认个体理性主义者或者自由派人士的良好意愿和信仰。毫无疑问，理性主义自由派人士真诚地相信罗杰·威廉斯，唯有他，是在拥护自由反对专制，而且也可以肯定地说他主观上也憎恶极权主义专制和极权主义专制代表的一切事物，然而接下来他却成了暴政的第一个受害者。

但是这些理性主义者个人的反极权主义的情感在政治上是完全无效的。总的来说，理性主义不能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它只能发挥反对的功能，也永远无法从否定性的批判走向建设性的政策，而且，它总是全力反对社会的自由制度就像它反对不自由和压迫的制度一样。

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视反对那个时代的不公、迷信和偏见为己任，但是对不公正的反对不过是它反对所有的社会制度，包括自由和公正的制度的一部分而已。比如，启蒙主义者扫除了贵族统治的特权、农奴制和宗教的褊狭，但是他们也摧毁了省级和地方的自治，这使得欧洲大陆没有一个国家从这种对自由的打击中完全恢复。他们攻击神职人员滥用职权、拥有特权和实施压迫，但他们也将欧洲的教会贬低为政治政府的行政统治工具，并且成功剥夺了宗教生活的社会自主性和道德权威。启蒙主义全力指责的对象是独立的法庭和习惯法（Common Law）。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坚持“理性完美”法典和国家控制法庭直接导致了权力无限的极权国家的产生。19世纪的“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却在很大程度上扎根在启蒙主义者们抛弃的种种制度上：地方自治、自由自主的教堂、习惯法和独立的司法系统，而这一切绝非偶然。

理性主义者不仅摧毁和反对现存的各种制度，他们也完全不能发展新的制度来代替那些被摧毁的旧制度。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这种建设性活动的必要性，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善就是没有邪恶，他们认为如果他们驳倒了邪恶压迫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在政治和生活中，没有什么事物可以行之有效除非它在制度上得到了确立和实现，社会必须在运转正常的权力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从政治上看，只有可以导致更好事物建立的颠覆活动才是合法的，而仅仅扫除某种事物（先不论其有多坏）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除非有运转正常的制度来代替那些被摧毁的制度，随后发生的社会生活崩溃将孕育比已然摧毁的邪恶更深重的罪恶。

无论何地，理性自由主义者掌权的结果都是失败。俄国的克伦斯基（Kerenski）建立的自由主义政府在经历了半年的政治瘫痪以后崩溃而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这仅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于1918年当权，也同样显现出在采取政治行动方面的无能。他们在德国皇帝统治时期却是极其得力的反对派。虽然他们的领导毫无疑问都诚恳、可敬，而且他们也是能干的行政官，个人拥有勇气和吸引民众的魅力，然而，让人惊讶的并不是他们的失败而是他们的统治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因为到1922年或者1923年时，他们就已经完全破产了。法国的激进党人、意大利的自由党人和西班牙的民主党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失败，而美国的“改革派”通常也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美国的每一个城市历史都显示了这些心怀好意的理性主义者们政治上的无能。

我们无法把如此异常又如此一致的失败归因于任何一种环境或偶然，真正的原因在于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本质决定了它政治失败的结果。它的存在总是伴随着与自身的冲突，它所基于的两个原则是相互排斥的，结果是它只能用来否定而不是行动。

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信奉一种绝对的理性。昨天这种理性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和个人私利和公众福利之间的自然和谐，今天它就成了用性冲动、挫败和各种腺体来解释所有个人和团体的冲突。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相信它的各种绝对观念都是来自合理的演绎，不仅经得起证明，而且从理性上来说也无可辩驳。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是它宣称自己的绝对观念都是明显理性的。

然而，绝对理性从来都不会是理性的，它也不能够通过逻辑来证明或驳斥。绝对理性的本质恰恰是超乎或者先于理性论证。逻辑演绎可以而且必须要基于一个绝对理性之上，但是却从来都不能证明绝对理性。如果一个绝对原理是真正宗教性质的，那么它是超理性的，是一种可以为理性逻辑提供基础的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原则。但是如果绝对理性是人造的和人所宣扬的，那么绝对理性必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与理性逻辑和理性手段都有着不可化解的冲突。

所有过去150年里的理性主义的基本信条都是非理性的，而且基本上是反理性的。比如那些宣扬人具有内在理性的启蒙主义者们相信哲学的理性主义。1848年的那一代人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把个人的贪婪视为一种机制，认为可以通过自然“看不见的手”来促进公众福利。20世纪的理性主义认为人由其心理和生理来决定更是大谬不然。然则上述的每一条原则否认的都不仅仅是自由意志，它还否认人的理性。这些原则的每一条都可以转化为政治行动，不过只能通过武力和专制者才能实现。

但是理性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必须坚持认为他们的原则都是合理的而且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奏效。他们坚持自己的教条，认为他们的原则都是理性自明的。因此，理性自由主义无法把这些原则转化为政治行动除非是通过合理的变换，而这种尝试注定会失败。一方面，他们不能做到尊重任何不同意见，因为不同意见只能是对绝对真理的反对。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对抗任何反对意见，因为错误——还有所有和他们的绝对真理不同的意见对于一个理性主义者来说肯定都是错的——只能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没有什么可以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流行于欧洲和美国的一种说法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一个聪明的人肯定是站在左派一边的。而今天，相信宣传的万能更是公开而明确地表明了理性主义信条的绝对主义基础和自相矛盾。

另一方面，理性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妥协，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完美无缺的信条，他们不允许任何的妥协让步。任何一个拒绝看到这种理性之光的人只能是一个十足的混混儿，而这种人是不可能和政治沾上边的。而且，理性主义者无法反抗或镇压敌人。他们无法承认敌人的存在，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那些判断错误或者获取了错误信息的人们，他们相信当他们看到理性真理不容辩驳的证据时，他们就会领悟到理性。理性自由主义者被困在对阴谋家们的神圣怒火和对得到错误消息的人们的教育热忱之中。他们总是知道什么是对的、必要的，什么是好的，而且这些总是那么简单容易，但是他们就是做不到这简单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既不能向权力妥协也不能为权力去战斗。在政治上他们总表现得无能为力：理论上过于大胆，行动上过于胆小，擅长反对却拙于运用权力，纸上谈兵头头是道而政治上却无为无能。

理性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立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要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极权主义。他们主观上诚挚地信奉自由而客观上只能导致专制。因为要摆脱理性自由主义者政治上的无能只有一个办法：放弃理性主义，成为公开的极权主义者、绝对主义者和革命者。

在启蒙运动中，正是卢梭迈出了毁灭性的一步，使理性主义和虚假的理性主义走向了公开的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极权主义。认为“大众意志”在理性上是可以确定的或者可以实现的看法不过是借口，它本身就成了有悖于理性分析的非理性绝对，而且它超出了理性理解的范围。它是存在的，但是如何存在，又存在于何处，为什么存在就没人知道了；它必须要流行开来，这是自然的，因为它是完美和绝对的。谁要是掌握了理性、了解了社会的最高意志，谁就有权，也有责任来将它强加到大多数人、少数人或者是个人之上。自由的实现只能依赖于“大众意志”的完美实现。卢梭的个人理性或者个人自由不过是个借口。

卢梭的确坚持小型城邦国家，以直接的、非代议制形式的民主作为治国的唯一完美的形式，而且他还确定了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个人可以离开这个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人们认为这体现了卢梭希望个人获得自由。然而，在18世纪中叶，在一个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些条件的世界里，这些主张只能被看成是在一个本来毫不浪漫的现实极权主义世界里的浪漫的妄想。如若不然，希特勒对犹太人提出的移民出境也可以被当成“自由”了。

卢梭对非理性绝对的热衷使得启蒙运动的基本概念在政治上变得有效。卢梭正确地看到在抛开理性主义之后，他的体系和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们的体系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他公开的非理性主义使他得以摆脱那些同样致使百科全书派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束缚。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相信缓慢而痛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是理性的过程，而卢梭则相信内心的启示之光。启蒙主义哲学家们试图在物理法则的领域内定义人，而卢梭把人视为依照自己的冲动和感情行事的政治生物。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看到了理性主义逐渐取得的进步，而卢梭则相信人们可以凭借最不理性的力量：革命，来建立太平盛世。毫无疑问他比所有其他的启蒙主义哲学家们更懂得什么是政治。他对于社会人的观点是实际的，而理性启蒙主义者们却是无可救药、悲惨的浪漫主义。

事实上，卢梭可以批驳之处仅在于他的理论基础：他相信人造的绝对理性，相信他自己拥有这种绝对理性，相信任何人只要拥有绝对理性就有权和责任强行贯彻它。

因为卢梭抛弃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他成为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保留了启蒙主义对人类可臻完美的信念，他否认了人类的自由，成为伟大的极权主义者和革命家，他点燃了这个世界的导火线，而只有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才能与这种力量媲美。

每当政治上无能的（因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被转变为政治上有效的非理性极权主义时，卢梭的方法就得到采用。18世纪早期的启蒙主义者们显示了他们政治上的无能，1848年的时候，理性自由主义破产。在法国、奥地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反动立宪政府倒台之时，理性自由主义登上了政治舞台；然而毫无例外的，它很快就被证明完全无法有效行使拥有的权力，除了再一次失去自己的权力。

[1]Reconstruction Period：1865～1877年的这一段时期，其时南部联邦诸州由联邦政府控制，1877年它们才被允许重入联邦。——译者注

[2]Populism，一种政治哲学，在人民反对特权精英阶级的斗争中支持人民的权利与权力。——译者注

[3]Wesley（1703—1791）：英国宗教领袖。——译者注

[4]英国国教中轻视主教职位、神职和圣餐而支持合乎福音的道义、政治组织以及惯例的一派。——译者注

第2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选自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

认为19世纪的自由发源于启蒙运动是一种广为流传的错误看法。另一种同样广为流传且错误的看法是美国独立战争基于的原则与法国大革命相同而且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声。不仅仅是美国或欧洲的每一本历史著作这么认为，不少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主要人物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这却是对事实的一种根本歪曲。

美国独立战争所根据的原则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全然相反。无论是从意图还是从效果来看，美国独立战争都是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专制政治相对立的一场成功的反抗运动，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基础却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专制政治。虽然法国大革命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但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美国独立战争却已经走到了前面。美国的保守党人在1777年和1787年就针对法国大革命精神进行了斗争并且克服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这使得美国的发展在历史上实际要比法国大革命前的国民会议、三级会议时期、恐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处于更为先进的阶段。美国独立战争绝不是针对旧封建专制的一场起义，而是一场以自由的名义来反抗理性自由主义的新专制和启蒙运动专制政治的保守党人的“保守主义反革命”运动。

19世纪，乃至延续到今日的西方世界的自由正是基于1776年美国保守党反革命所信奉的观点、原则和制度之上。

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既是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事件也是一件发生在欧洲的事件。英国最初在美国设立的殖民地东部13州（Thirteen Colonies）迟早会沿着一个国家发展的正常道路而获得独立。英国那些最明智的头脑，尤其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充分意识到英国在美国的殖民者们已经不再依赖英国了。美国独立战争只不过是使得一场可以预见和预测的独立战争真正地发生了。当然，如同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美国独立战争在形式上也具有其独特性，但是战争的爆发其实是事物自然发展的结果。从乔治·华盛顿在法印之战中担任独立指挥的民兵军官到他成为领导美国独立大军的总司令之间存在着一条直线关系。

但是如果把美国独立战争视为发生在欧洲的一个事件，则它的发生是不可预见和预测的。美国独立战争，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欧洲其他国家，颠覆了一个似乎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击败了理性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门徒，即那些启蒙主义专制者们，虽然这些专制者们仿佛即将赢得一场不可逆转的、唾手可得的最终胜利。美国独立战争把胜利和权力带给了那些在欧洲遭到惨败并且在迅速消失的反中央集权主义、反极权主义的保守党们，他们对于集权政府心怀不满，也无法相信那些声称完美的统治者们。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挽救了自治的普通法，使其不至于被完美法典（perfect law code）取代，它也使得独立法庭得以重建。总之，它重申了一条信仰：人之不完美是自由的基础。

如果美国没有发动对启蒙专制主义的反叛，那么19世纪的欧洲就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如果美国匍匐在理性主义大军和施行集权制的英王之下的话，19世纪的欧洲也不会拥有自由。英国也几乎不会有任何有效对抗法国大革命的力量，而在拿破仑咄咄逼人的极权主义面前，英国很可能也不会有战斗到底的决心。总之，若没有美国的独立战争，著名的英国宪法也就不能得以幸存并成为19世纪欧洲自由以及成功对抗绝对极权主义的象征了。

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方世界而言，人口稀少又相距遥远的美国殖民地取得独立本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美国独立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打败了以乔治三世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运动，同时也成为英国新兴的埃德蒙·伯克的非启蒙却自由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反对所有公然对比、可预测性或者可能性。美国独立对欧洲的这种影响使其成为19世纪历史上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美国的独立是19世纪自由社会形成的源头。

认为19世纪全部自由的基础在于保守主义运动克服了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什么新的论断。就欧洲而言，这种保守党人的运动发生在英国，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在1850年之前，欧洲政治思想界中的一种老生常谈是英国找到了“出路”，正如在此之后，人们又普遍地转而将法国大革命作为19世纪全部自由的发源地。然而英国是如何克服法国大革命的呢？是什么东西，使得英国能够抵挡住法国大革命，并于同时在不发生内战和社会崩溃的情况下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商业社会，而不是发展成为法国大革命式的和拿破仑式的专制主义社会呢？回答这些问题的现有答案将英国的成就归因于英国的人种特征、英伦海峡或英国宪法，但这些答案中没有一个是充分恰当的。

在1770年时，一切都表明英国正日益快速地走向启蒙专制主义。1780年时，反极权主义的力量占了上风，英王失去了获得绝对权力的机会，而且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英王的革命派竞争对手，即想要建立自己的专制、自己的绝对主义和自己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取代国王的专制和国王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卢梭式的极权主义者们也失败了。无论是英王的绝对主义还是群众的绝对主义，都没能获胜。

19世纪英国政治体制中的每一种自由制度实际上都可以追溯至“老辉格党”（Old Whigs）短暂的执政时期，他们是因为反对向美国殖民地开战而上台的。他们引入了大臣对国会负责的制度和内阁体制，建立了现代政党体制和文官系统。他们还规定了王室与国会的关系。1790年的英国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也绝非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但它为一个全新的自由社会建立了基本的框架。这个基本框架就是“老辉格党”奉行的这些原则，虽然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实际上已经被摧毁，却又由于“殖民者”取得成功的抵抗而东山再起并执掌了权力。

保守党制定的那些原则促成了美国和英国自由社会的形成，尽管这两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而且，虽然1776年的美国与其同时代的英国拥有同样的人种，讲同样的语言，奉行同样的法律，拥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传统，然而美国毕竟远离了英国，仅仅用“人种优势”或者“政治智慧”这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形成的自由社会显然无法成立。

美国和英国的实际社会和地理情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19世纪期间两国各自的具体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截然不同。美国独立战争以及随后不久开始的西部大迁移使得美国在整个19世纪期间都在以不断增长的速度远离英国和欧洲。1917年的美国，当时发生了自拿破仑以来最大的欧洲战争，和殖民时期的美国、杰斐逊、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的美国相比离欧洲更远了。轮船、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线和无线设备只不过使得美国和外界的联系与依赖航船联络的时代相比更加表面和短暂。

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每一代美国人与上一代人相比都在更加远离英国，或者也因此更加远离了欧洲。杰克逊和克莱生活的社会比约翰·昆西·亚当斯或者丹尼尔·韦伯斯特（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人想象成18世纪的英国人）所处的社会可能离欧洲更远，他们的心理距离也同样更远。而林肯、格兰特、安德鲁·约翰逊，他们可能是铺铁路的工人，与先前的杰克逊和克莱相比离欧洲又更远了一些。至于下一代——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洛克菲勒、摩根和卡内基、亨利·亚当斯、林肯·斯蒂芬斯——美国在制造一类领袖和一种心理和社会气候，先无论好坏，都是为欧洲社会所不能想象的——对于1900年的英国来说更是如此。现在英国报刊记者们常说的一句箴言是美国与欧洲从心理上、习俗上和制度上已经如此脱节以至于一个欧洲人已经很难理解美国了。如今作者们还有记者不得不向英国读者们报道美国的发展（我也曾经做过好几年类似这样的报道），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英美两国人共同的书面语已经更多地成为障碍而不是帮助，因为拥有共同的语言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这种错觉非常不利于理解的准确性——就是那些词和句子体现了大西洋两岸的人们相同的情感和知识，表达着同样的联想和言外之意。

但是两国之间存在的这些不同之处只是更加强调了两国共同采取的那些原则的普遍性。虽然两国基于不同的原因、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而且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情感环境下在实施这些原则，两国都成功地建立了各自自由的商业社会。无论两个国家是多么不同，它们从一开始就相信没有人或没有哪个群体是完美的或者拥有绝对真理和绝对理性。不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还是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他们都相信混合型的政府；相信被统治者的认可是一回事而个人的财产权是另一回事，他们也相信政府的权力需要受到限制；并且政府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应该相分离。

1776年和1787年的美、英保守党人不仅信奉共同的原则，而且也使用了共同的方法在一个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了功能性的社会。他们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这种方法，对它持有同样的看法，也同样重视这种方法。

对我们今天来说，“保守主义反革命”的方法与其原则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许反革命的方法要更重要些。今天有相当一部分政治著作家和思想家都相信原则就是一切，而方法则可有可无，这是对政治和政治行动本质的一种根本误解，而1776年的那一代人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懂得，原则若不能通过制度得以实现则正如没有原则的制度一样，不仅在政治上是无效的，而且对社会秩序来说是有害的。因此，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与原则同样重要的，而他们的成功既取决于方法也取决于原则。

他们的方法归根结底是由如下3个部分构成的：

首先，尽管他们身为保守党人，他们却没有进行复辟也不打算这么做。他们从不美化过去，而且对于他们当时生活的时代也未抱任何幻想。他们知道社会现实已经改变。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任务只能是在旧原则的基础上整合新的社会，他们绝不会赞成任何想要尝试改变既成事实的做法。

正是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复辟，才使得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显得激进，并掩盖了他们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保守的特性。他们对社会的分析的确激进，可以说是极端激进。他们从未接受上流社会的社会惯例或一相情愿的复辟梦想，因为它们是建立在旧的社会仍然能够正常运转的假定之上，然而实际上这个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1776年和1787年那一代人还看到保守主义的本质是他们没有打算复辟，因为复辟正如革命一样也要使用暴力并且是绝对主义的东西。

因此，美国的开国元勋和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是当前与将来的保守党人，而不是过去的保守党人。他们知道，当前的社会现实已属商业性质，而这个社会的制度却还处在商业性质之前的阶段。他们的方法就是从这一事实出发，建立一个自由的功能正常的商业社会。他们想要解决未来的问题，而不是去面对过去，他们想要遏制下一次革命，而不是去克服上一次的革命。

他们的方法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他们不相信什么蓝图或者万灵药。他们信奉通过一般原则构成的大框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允许任何妥协。但他们知道，行之有效是接受一个制度解决办法的标准，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办法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时才是可接受的。他们也意识到，实际上每一种具体的制度工具都能用来为每一种理想的目标服务。他们对于自己的信条表现得教条主义，但是在日常政务上却显出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没有试图建立起一种理想或一种完整的社会结构，他们甚至愿意在找寻实际解决办法的细节方面否定自己。他们想要的全部就是一种能够解决现有问题的办法——条件是这个办法要与他们制定大的原则框架相适应。

不过就美国而言，人们也许会争辩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的确为美国描绘了一张蓝图：《美国宪法》。但《美国宪法》的智慧不在于它制定了多少规则，而在于它定下的约束。美国宪法包含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并确立了几条简单的程序规则。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反对将《人权法案》放在《美国宪法》之中，其原因与其说是反对该条款，不如说是反对把未来抵押出去。然而，《人权法案》的条款在性质上主要是否定性的，它仅仅规定了什么是不应当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规定了什么是应当去做的事情。

保守主义反革命方法的最后一个要点就是伯克所谓的“处方”（pre-scription）。这与“神圣的传统”毫无关系。伯克本人对于传统和先例的态度是，如果它们不起作用，那就毫不留情地丢弃它们。“处方”是对政治方法领域中人的不完美性原则的表达，它的意义就是：人无法预言未来。人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人有可能知道和理解的唯一事物就是在历史中生长出来的现实社会。因此他必须将现存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而不是将一种理想的社会，作为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绝无可能发明出完美的制度工具，因此人最好是依赖旧的工具而不是试图发明新的工具来实现理想。我们知道如何使用一种旧的工具，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也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信任它。而对于新的工具，我们不仅对它们一无所知，而且，假如它们被吹嘘成完美的工具，我们就有理由确信，它们一定不如旧的工具，尽管没有人会说旧工具是完美的。

“处方”不仅表达了人是不完美的这一信念，还表达了人们已经意识到，一切社会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可以识别真正的政治家和纯粹的政客，而且“处方”还是一种经济原则，它教导人们宁可选择简单、便宜和平常的东西也不要选择复杂、昂贵和光辉的创新。这是常识和绝对理性、经验之间的较量，也是责任良心和肤浅的才华之间的竞争。它踽踽前行，不是那么辉煌，但是却可以信赖。

该原则的实施者与其说是英国人还不如说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量的研究表明他们在管理殖民政府和行政事物时是怎样地依赖那些被证明为可行且可靠的制度，还有依赖过去的经验和经过试验的工具。这类研究中有不少是以“挑错”为目的，为的是表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实在是不够聪明且鼠目寸光，他们无法发明任何东西。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就如同以前的几代人骄傲地相信1788年的美国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宪法制宪会议成员。实际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当时那样的危机和高压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谨慎以及避免采取新的、未经尝试的制度改革正是他们智慧的最大体现，也是我们最需要感谢他们的原因。他们知道自己只能运用他们已有的；他们还知道，未来总是源于过去，政治家的任务是要决定不完美的过去中哪一部分应当延伸至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去试图寻找永恒的政治运动的秘密，或者说是永恒的政治停滞的秘密。

1776年那一代人建立起来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了，今天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社会，但保守党反革命使用的原则和方法都还依然有效。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唯有采用同样的基本原则才能获得。未来的具体社会制度将不同于1776年和1787年建立起来的具体社会制度，正如后者也不同于17世纪或18世纪的制度。但如果它们要想成为一个自由的功能社会的制度，那么找到这些制度的途径就是运用1776年那一代人所使用的方法：首先要意识到我们不能复辟，我们必须接受新的工业社会而不是试图回到工业社会前的重商主义社会；我们要愿意摒弃蓝图和万灵药，宁愿满足于从事那些不起眼的、不那么辉煌的任务——一点点的，摸索着寻求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我们还要明了我们只能使用我们已有的东西，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为出发点。

1776年和1787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取得了西方历史上从未获得过的成就：在没有社会革命、没有爆发长达数十年的内战，也没有极权主义专制的前提下建立了一个有着新价值观、新的信仰、新政权和新社会制度的社会。这场革命不仅通过建立一个自由和功能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的途径克服了极权主义革命，而且它本身也没有陷入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泥沼之中。

我们今天的任务看起来也许比1776年那代人的任务更重大、更困难，尽管我们很可能会因为知道了答案而低估它们的困难，或者会因为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高估我们的困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只有以1776年那一代人留传下来的原则为基础，并且采用他们留传下来的方法，我们才有希望成就自己的伟业。

第3章　保守之路

（选自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

如果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要以一种自由、没有革命、没有极权主义的方式来发展，当今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那就是美国。

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最近已经成为美国颇受欢迎的标语。的确，美国到了一定要致力于强权政治，制定长远的战略目标，决定它的战略和军事边界位于何处，还有决定哪些领土不能够落入潜在敌人的控制之下的时候了。而且，美国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如果不是完全无用的话，也肯定是过时了。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干涉主义都在暗示美国可以决定它是否愿意参与国际事务，现在的美国既已成为西方的中心力量，如果不是全球的中心力量的话，这种决定就不复存在了。当有强权想在某个大洲实施霸权时，美国将不得不摆明自己的立场，即使是仅仅做出一个决定来改变国际权力关系。

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也许应该说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定将运用它的政治权力，也就是权力。但是如果美国的世纪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优势，那么，这个属于美国的世纪就将被浪费。今天有些人似乎认为美国的宿命是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超越纳粹，美国佬将替代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成为主宰世界的种族；有人甚至称之为“为民主而战”，但是，这样的道路不会使美国通向繁荣和强大而是通向衰败。这条道路也不会有助于解决美国存在的基本社会危机，而这种社会危机会直接导致战争。如果20世纪要产生的是一个自由、运转正常的工业社会，美国将必须要解决原则和制度方面存在着的重大问题，然后，20世纪才能真正成为美国的世纪。

当极权主义强权们确信（从它们走上征服世界的道路开始）美国是它们最终的、真正的敌人时，它们完全是正确的。从物质的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从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说则更加正确。因为只有美国可以找到非极权主义、非革命的道路来建立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而这才肯定是（同时也许是仅有的）方式来克服极权主义。

这样的社会必须要以工业为中心，而且必须要致力于开发我们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事物：工业国家的社会制度。在全面战争中，工业中的个人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一个明确、既定的社会身份，这一事实一定要用来建立一个永恒的功能型社会组织。全面战争的结果总的来说取决于工业生产，这一事实一定要用来发展一种合法的工业权力，并使这种权力建立在负责任的自我管理之上。换句话说，工厂一定要成为一个功能型的自治社会社区。

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危机蕴藏着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工业工厂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但还不是一个社会机构。工业社会只有当工厂给予工厂成员以社会身份和地位时，才能正常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的权力是建立在工厂成员的责任和决定基础之上时，工业社会才能是自由的社会。今天的答案既不是全盘计划也不是恢复19世纪的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而是建立在当地和地方分权自治基础上的工业组织。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当工人们、管理人员、消费者们联合起来实现同一个目标：赢得这场战争。

第二部分　极权主义的兴起

第二部分简介

《经济人的终结》是我的第一本在英国出版的书，那是在1938年末，几周后，也就是1939年初，又在美国出版了，这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探讨极权主义根源的书籍，而且，这本书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仅有的一本认为极权主义是发生在欧洲社会的一种现象的书籍；19世纪欧洲社会的解体和社会信念崩溃导致了极权主义。

本书也是第一本，目前来说也是仅有的一本，把极权主义的兴起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的书籍。自从纳粹主义兴起以来，已经有好些书籍谈论极权主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经典之作《极权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Totalitarianism）（1951）。不过，所有的这些书籍都是在希特勒被打败之后写的，也就是说这些书所讲的都是后见之明。《经济人的终结》是唯一的一本用先见之明来看待极权主义，尤其是纳粹主义的书籍，也因此，本书具有它独特的前瞻性。书中预测了（当时对于所有体面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法"，就是企图杀害所有欧洲的犹太人，还预言了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1]（我的预测比实际签订的时间整整早一年）。书中还预测，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不到数月之际，希特勒不会被"招安"。书中还预测到在西欧纳粹不会遇到抵抗，而只有当一个国家被德国军队占领之后，纳粹才会遭到抵抗。

上述这些结论的每一个（虽然对于那些了解希特勒并认为要对他严阵以待的人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在当时来说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然而，这本书，即使是作为谣言，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该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他在伦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发表在《时代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而且在他颇受欢迎的周刊专栏文章里继续谈论本书。在大概15个月以后，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后成为英国的首相之后，丘吉尔命令给每一个英国候选军官发送一本我写的《经济人的终结》。

当欧洲瓦解并陷入极权主义之际，《经济人的终结》很可能仍是最佳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一本书。但是该书的最后结论却大错特错了，即欧洲将不会再回归到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自由的民主——"魔鬼"已经把它们完全摧毁了。然而，在1938年或者1939年时，甚至是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被打败，他们的军队也被摧毁之后的6年甚至7年时，如果有人，也只是极少数的人，会不同意我做出的这个结论。然而到了1955年，在所有的欧洲都恢复了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自由的民主，这里所有的欧洲指的是铁幕[2]以西的欧洲。我自己在那些年里为马歇尔计划和世界银行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复兴欧洲，或者至少为了使欧洲不致沦为斯大林的统治之下。我们当时会无休无止地讨论该怎么解释欧洲的复苏，它从许多方面来看非常接近1913年前的欧洲而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比如绝大多数的左派接受了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马歇尔计划激活了那些被释放出来的巨大的潜在能量，但是，这个计划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且是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因为当时绝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陷入冷漠和绝望的欧洲大陆有这些能量的存在，即使是在获得胜利的英国，也没有什么表明经济的力量和复苏的迹象，那么，这些能量都是来自何处呢？

我们从来都没能够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自己尝试过数次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每次都以放弃告终。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更不要说找到问题的答案了。这真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1]Hitler-Stalin pact：1939年8月23日在德国和苏联之间签订的条约。——译者注

[2]铁幕（Iron Curtai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集团和西欧之间设置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屏障。——译者注

第4章　魔鬼的回归

（选自《经济人的终结》，1969年序）

当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时，那是在1939年初，也就是漫长的30年前，本书堪称为一本令人震惊、离经叛道的书籍。当然，这本书绝非唯一的一本坚决反对极权主义信条，或者坚信纳粹主义纯粹是十恶不赦的邪恶的书籍，但是其他的书——大概有数百本——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里替希特勒辩护。它们或者想出了一些假冒的纳粹主义历史，称之为“德国民族的性格”，或者把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描写成为“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在我的这本书里，“民族性格”之说被驳斥为假冒的理性分析。“民族性格”或者民族历史可能可以解释一个民族的人民怎么去做事情，但不能解释人民做了什么事情。本书对纳粹主义做出的诊断（还有法西斯主义）是它是一种蔓延在欧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疾病。

这些观点，还有这些观点导致的结论，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代就相当于异端邪说，以至于我自己在出版这本书之前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部草稿包含了该书的主要观点，它完成于1933年，希特勒正当权的时候；然而，我因为自己的发现而深感不安，虽然这些发现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还是决定把这部手稿压一段时间直到自己可以通过实际发生的事情来检验该书的结论。但是，即使是在我书中的预言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局势发展已经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在很长的时间当中仍然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结论的确是太“极端”了：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将由于这种政策内含的逻辑而被推向实施“最终解决办法”，就是杀害所有的犹太人；还有西欧庞大的军队将不足以抵抗德国的军队；以及斯大林会和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

只有当《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也就是1938年的秋天，已故的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J.Walsh），当时的John Day出版社的社长，同意出版这本书。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他还试图让我低调处理那些“极端”的结论，让我通过暗示而不是直白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结论。然而，理查德·沃尔什既是一个出版商也是当时一位资深、开明的新闻工作者，而且见多识广。他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敢于冒险出版这本书，而且，他后来的确遭到了“开明的”书评者们的尖锐批评。

这本书出版6个月以后是1939年的春天，（正如我预测的那样）斯大林和希特勒结成了联盟。又过了12个月或18个月，在1940～1941年那个凄冷的冬天，在敦刻尔克后，法国败给德国纳粹，英国选择了《经济人的终结》作为一本政治书籍发送给第一个准备向纳粹邪恶势力开战的国家的年轻的预备军官[1]。

“异化”这个词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词汇里是找不到的，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也找不到，但是，西方人和西方社会及西方政治信条之间变得疏远是这本书的中心论点。从某些方面来说，《经济人的终结》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预测了自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欧洲政治的主导色彩——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这本书的两个主要章节的题目分别是“大众的绝望”和“魔鬼的回归”，这些题目在今天听起来很熟悉，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自法国革命以来那段较早的时期，这些题目都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政治题目。《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据我所知，也是第一本把克尔凯郭尔[2]当成是现代政治学方面的思想家。然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那些关于存在主义和“异化”的大量文献极为不同的是，《经济人的终结》是一本社会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而不是一本哲学书籍，更不能说是一本神学方面的书籍了。本书开篇第一句就说：“这是一本政治书籍。”可以肯定的是，该书探讨各种学说、哲学和政治信条，但是它们是被当成研究政治动态的具体数据，它的主题是一种政权的兴起而不是一种信仰的兴起。这本书和人的本性没什么关系，而且和社会的本质关系也不大。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定的历史事件：欧洲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瓦解，并以纳粹极权主义兴起并统治欧洲而结束。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而不是精神上的苦恼，构成了这本书的脉络。

然而，与这一时期出版的其他书籍不同的是，《经济人的终结》认为欧洲的悲剧是由于政治信仰的丧失和欧洲大众政治疏远的结果。我尤其认为欧洲之所以会急转直下地陷入极权主义绝望之中，其原因是人们对主宰着“摩登时代”的政治信条的幻灭，而所谓的摩登时代早在300年前就开始了。现在的时代一个关键的信念就是社会可以变成理性、有序、可以被控制和理解。失业和战争是特殊的“魔鬼”，它们阴魂不散地笼罩着那些战争岁月，自由欧洲的现世信条既不能消除也无法控制这些力量，而且没有任何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可以解释这些力量。虽然这些力量原本是人道的和具有社会性的，但是在社会里，它们被证明为不合理、无法管理、无意义和任意的，正如那本质充满敌意的魔鬼般的力量曾使得先人沦陷到无能为力的绝望之中。不过，20世纪的人不会再回到那种宗教信仰的理性时代，虽然这种宗教理性给予了先人以精神上的稳定。

从宗教和这本书对基督教的重视程度来看，《经济人的终结》也许是当时最不时髦的书了。30年前，我的同代人，仍然是18世纪启蒙运动和19世纪反极权主义的孩子，倾向于忽略基督教的反对者们，从克尔凯郭尔到法国的工人—牧师（worker-priest），他们认为这些反对者是孤立的浪漫派，他们不可救药地脱离了现实。《经济人的终结》，就我所知，是第一本在书中表达了和现在所持的观点相同的见解，那就是这些基督教的反对者们是无情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真正问题。这个观点使得本书预示了基督教民主党派的崛起，该党派在战后的欧洲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另外还预示了在罗马教皇约翰领导下的天主教堂的机构组织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经济人的终结》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终，教堂还是无法为欧洲社会和政治提供必要的基础。教堂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虽然其原因和当代人所认为的不同。宗教确实可以给绝望的个体和个体对自身存在感到的痛苦提供一个答案，但是它无法对大众所感到的绝望给出一个答案。我认为即使在今天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西方人，或者说今天的所有人，他们还没有做好摒弃这个世界的准备。如果人类仍然在等待被拯救的话，他们等待的是现世的救赎。教堂，尤其是基督教堂，可以（并且应该）传“社会福音”，但是它们不能（也不应该）让政治代替上帝，同样也不能让社会科学代替赎救。宗教作为任何社会的评论者，既无法接受任何社会也无法接受任何社会规划，除非它摒弃宗教的真正王国，即与上帝同在的灵魂。这其中显示了教堂作为社会良知的力量以及它们作为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不可治愈的弱点。

在那些年里，人们对“革命”这个话题谈论很多，“革命”这个词的意义却是抢座位游戏。《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是第一本认为这无非意味着把《伊索寓言》里的专制君主（King Stork）换成《伊索寓言》里有名无实的国王（King Log），而且这也意味着新的统治者将被迫中止现存权力和制度的模式。这种看法自奥威尔的作品《1984》[3]，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之后变得很普遍。但是在30年前，我的这种观点还是非常新的。

从那时起，我们真正经历的一切在那个时代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富强的欧洲的重新崛起，在世界范围的私有企业和私人管理的公司内形成的经济企业家精神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

不过，虽然我意识到当代人看来“不可避免的革命”其实不可能发生时，我也意识到新的极权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比经济组织更基础的东西：比如，价值观、信仰和基本的道德观。这场革命让绝望代替希望，魔法代替理性，令人恐怖的嗜血而狂热的暴力代替信仰。

《经济人的终结》意在对一场深刻危机做出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分析。它不是一本“历史”书，而且也不是作为历史书来写的，但是，该书绝不是在“报道”所发生的事件，它是在试图理解这些事件。

所以，今天再来读这本书时，也许可以把它当成是那个时代的一幅画像，或者是在读对那段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噩梦般的岁月的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然成为普遍的现实，但是对于30年之后的我们来说几乎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对于1969年的读者来说，1939年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可能会是欧洲在当时是世界事务的中心。这本书的作者，我本人，当时居住在美国，在自己的家里，陷入了对于政治和经济的深思之中。当这本书出版之际，我实际上在教授美国历史和美国经济。

然而，这本书理所当然地认为发生在欧洲的一切意义重大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经济人的终结》当然好几次提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下的美国。而且，本书的作者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而且也是很正确地希望美国能够不受正在毁灭欧洲的传染病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美国自己的体系和社会来战胜这种疾病。即便如此，当时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很明显是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世界的命运与岌岌可危的欧洲的命运一脉相承，而且也掌握在欧洲的手中。

今天，这样的一种观点将会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在30年前，欧洲的确就是世界的中心。

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还谈到20世纪30年代最后的现实，即那个时代完全缺乏领导人才。当然，政治舞台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看上去好像在狂热工作的政治家比任何时代都多。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是非常体面的人物，有些政治家还非常能干，但是大多数的政治家们都是悲惨的小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能力平平的政治人物都会显得很夺目，而那些恶棍们、祭司、卖国贼们，是政治舞台上的侏儒，他们卑劣的背叛行径大都是由于愚蠢的失算所致。

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抗议说，“但是，你遗忘了丘吉尔。”毫无疑问，丘吉尔在欧洲政坛上的崛起，还有与极权主义恶势力作斗争的事实都是非同小可的事件。用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这是“命运的转折点”。今天的读者非常有可能低估了丘吉尔的重要性。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直到丘吉尔掌权成为自由民众的领袖之前，希特勒都在毫无阻拦地前进。而当丘吉尔上台之后，希特勒永远地倒下了，再也没有重新获得他曾有过的那种把握时机或者不可思议的料事如神、先发制敌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那些精明的盘算者们成为20世纪40年代无所顾忌的鲁莽的人们。在那件事发生了3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难以意识到如果没有丘吉尔的话，美国很可能会甘心看着纳粹统治欧洲和欧洲还未受到战事影响的殖民王国。而且，如果不是丘吉尔早在一年前破除了纳粹不败的魔咒，俄国也很可能不会抵抗纳粹的入侵。丘吉尔给予欧洲的正是欧洲当时需要的：道德威信、对价值观的信奉和对合理行动代表的正义的信念。

但是这些都是后见之明了。丘吉尔不仅出现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而且我在本书中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当我现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当时的确在偷偷期待温斯顿·丘吉尔真正成为政治领袖。而且，我从来没有对那些虚假的领袖比如法国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有过任何同情，当时有许多见多识广的人，比如在华盛顿，罗斯福的很多跟随者在盼望着对他的宣判。然而，在1939年之际，丘吉尔还只是一个可能性：一个没有权力而且马上快70岁的老人；尽管热情洋溢，但仍让听众感到乏味的无人相信的预言家；失败过两次的政治家，虽然他在反击时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却不能很好地胜任政府的工作。我知道这一点令人很难相信，即使是在1940年，当由于法国的沦陷和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时，签订《慕尼黑协议》的人纷纷被慕尼黑人（“Men of Munich”）扫下台时，丘吉尔都绝不是那个既定的继任者，但是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当时有几个人被考虑出任首相一职，而且其中的一两个更是处在有利的位置上，而且几乎得到了任命。

丘吉尔于1940年当选首相，那是发生在本书出版一年以后的事，这无异于是对《经济人的终结》书中祈祷和希望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念的重申。不过在1939年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祈祷和希望，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缺乏领导人才、缺乏肯定、缺乏坚守价值观和原则的人。

[1]即英国的预备军官。——译者注

[2]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基督教思想家，存在主义的先驱。——译者注

[3]奥威尔·乔治（Orwell George，1903—1950）：英国作家，其极富想象力的小说猛烈攻击极权主义并表达了对社会平等的关注。作品包括1945年发表的《兽园》和1949年发表的《1984》。——译者注

第三部分　政府的疾病

第三部分简介

在我的作品当中，最具政治影响力的要数发表于1969年的《不连续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中的一个章节"政府的疾病"。

正如撒切尔夫人数次在公开场合说过的那样，她制定的政策有很多是基于"政府的疾病"这个章节，举例说，撒切尔夫人发明并倡导"私人化"（privatization）的概念，而我最初是称之为"重新私人化"（re-privatization）。这个观点成了撒切尔夫人政治观点的核心部分，即一个政府如果想要有效地管理国家，它就必须停止"亲力亲为"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制定政策、做决定、建立标准体系和国家的远景规划方面，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在国家的统治上。日本在1970～1980年这个时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据当时的日本首相说，"政府的疾病"这一章节也在日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提供了依据。事实上，他在1970年的新年致词的大部分都在谈论我的这本书（尤其是"政府的疾病"这个章节）。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些政治反响都是时势所致。其实这一章节中提到的内容我以前就说过好几次，比如，在我那本1949年出版的《新社会》一书中我就说过，但是当时没人注意我的这些观点。而且事实上，如果我说的这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的话，那也是一种误解，人们认为我是在为一个无能的政府辩护而不是在为一个高效的政府呼吁。50多年的时间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撒切尔夫人注意到我的理论——人们似乎都相信一个政府越庞大，做的事情越多，那么它就会越有效。在这50年里，整个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仿佛受到了政府的催眠，它们相信一项任务如果由政府来处理就相当于已经完成了。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民主国家，在极权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民主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于个人的权力有不同的理解，而不是它们对于政府或国家的执政能力的理解。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出政府在做事情方面的无能，这使得人们开始接受关于政府局限性的讨论——这也是"政府的疾病"这一章的话题。几年后，在我那本1989年出版的书《新现实》里，我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可以看得出来，在长达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的人们，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一样，期待着有一种社会信条，比如说资本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所有社区、社会和政体的问题。在这一部分的第5章"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这篇文章发表于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展现了导致巨型国家的基本历史发展状况，也谈到了导致"政府的疾病"的基本历史情况。

第5章　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

（选自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每个人都知道，而且每一本历史著作都教导说，过去400年的世界史属于西方民族国家的世纪。虽然这一众所周知的事情的确是事实，但它也是一种充满矛盾的事实。

在这4个世纪中，强大的政治推动力都在努力想要超越民族国家，并用一种跨民族的政治体系来取代民族国家，无论这种跨民族的政治体系是一个殖民帝国还是一个欧洲的（或亚洲的）超级大国。这几个世纪见证了强大的殖民帝国的兴衰：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于16世纪兴起又在19世纪初瓦解；接着，大英帝国、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相继于17世纪兴起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在这4个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只要有新的主角出现，它就会立即开展超越民族国家的使命，试图把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帝国——德国和意大利，在自己还未完全统一时，便于19世纪8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了殖民扩张，意大利则晚至20世纪30年代还做了再次的尝试，甚至美国也于20世纪早期变成了一个殖民国家。为了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还有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也做了同样的尝试。

作为民族国家的大本营，欧洲在这4个世纪里不断地尝试着以建立跨民族的超级大国为主要内容的努力。

在这个时期，欧洲民族国家曾6次尝试成为欧洲的统治者，希望将欧洲大陆转变为在它控制和支配下的欧洲超级大国。第一个尝试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西班牙不过刚刚在那些争吵不休的王国、公爵领地、县和自由城市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王子为代表的统一国家，而且西班牙直到100年之后，当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都遭到毁灭的时候，才放弃了自己成为欧洲霸主的梦想。接下来，马上是法国开始继续努力成为欧洲霸主。首先是在黎塞留（Richelieu）[1]的领导下，然后是路易十四，这种尝试直到75年之后，当法国耗尽了本国的财力和人力之时才作罢。不过这样的结果没有阻止另一位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不过在75年之后，他重新开始争霸之路，使欧洲卷入了长达20年之久的战乱，为的仍旧是成为欧洲的霸主，建立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超级大国。然后，在同一个世纪里，又有两次德国发起的以统治欧洲为目的的战争；希特勒被打败之后，斯大林又开始通过武力和颠覆的手段试图建立一个苏联统治的欧洲。而且，日本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后便即刻开始着手模仿西方国家建立一个殖民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日本也尝试建立一个日本统治的亚洲超级大国。

事实上，产生帝国的并不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兴起本身就源自于成为跨民族国家的动机。位于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出产了如此多的金银，使得西班牙能够在查理五世的儿子和继承者即腓力二世的统治下，资助成立了自古罗马军团以来的第一支常备军即西班牙步兵——称得上是第一个“现代”组织。有了这样的装备，西班牙发动了第一次征服欧洲的战役，第一次试图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统一欧洲。于是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博丁（Jean Bodin）写了《共和国六卷书》（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1576年出版）一书，公开宣称自己的动机和目标就是反抗西班牙的威胁，成了民族国家的发明者。

正是西班牙的威胁，使得博丁倡导的民族国家成了整个欧洲“进步”的原因。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威胁是如此巨大而真实，博丁的建议才为人所接受。在16世纪末，博丁提出的民族国家模型看起来纯粹是幻想。它的内容包括：中央集权的文官体系，只向主权者负责；由中央控制军队；职业军人担任常备军的领导，由中央政府任命并且向中央政府负责；由中央控制铸币、税收和关税；由中央任命的职业法官替代由地方巨头构成的法庭。所有这些建议都是与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存在了1000年的惯例相对立。所有这些建议都严重地威胁到了各种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自主的教会和被免除责任的主教管区和修道院、各自拥有只效忠于自己的武装仆从以及司法权和税收权的大小地方贵族、自由城市和自治的贸易行会，等等。

但是西班牙力图控制欧洲的意图使得其他国家别无选择：要么臣服于自己国家的主权，要么被一个外国主权征服。

从那时起，实际上欧洲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每个变化都起因于或至少是由于相似的企图，即获得欧洲霸主地位并且用一个超级大国来取代民族国家而引发，而法国、德国或俄罗斯相继成为欧洲民族国家的主宰。

人们因此可能会期望政治学家去研究殖民帝国并为此提出一种政治理论，可这两件事政治学家们都没有去做。相反，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和制度。人们可能还指望历史学家研究欧洲的超级大国，但每所大学中负有盛名的历史学教席都是讲授民族历史的教席。著名的历史著作全都是关于民族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美国或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还是俄罗斯。即便是在英国，一个最大的并且多年来也是最成功的殖民帝国里，对历史的教学也仍然集中在民族国家这个领域。

那些现代帝国缺乏整合力量，而唯有民族国家能够进行整合，能够形成一种政体——一种政治社会，能够给公民以身份。

所有的现代帝国和所有的超级大国之所以都惨遭失败，因为它们没有能力超越民族国家，更不必说成为民族国家的后继者了。

不过，尽管民族国家在帝国和超级大国的数个世纪中是唯一的政治现实，它却在最近的100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已变异为巨型国家。

到1870年时，民族国家已在取得全面的胜利；甚至奥地利也已变成了一个由两个民族国家组成的联邦即奥匈帝国。1870年的民族国家，就其形式和行为而言与博丁于300年前畅想的主权民族国家仍然很像。

但一个世纪之后（1970年时）的民族国家，与博丁的国家或确切地说与1870年时的民族国家相比，就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它已变异成了巨型国家，也许与它1870年时的前身相比仍属同一个种类，但其中的差别就像美洲豹与小猫咪的差别一样大。

民族国家的设计初衷是要它成为公民社会的卫士。

但巨型国家却成为公民社会的主人。而在其极端的形式即极权主义的形式中，它已完全取代了公民社会。在极权主义中，全部社会都变成了政治社会。

民族国家的成立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以及公民的财产不受主权者的随意侵犯。而巨型国家，即便是最不走极端的巨型国家，如英、美形式的巨型国家，也认为，公民的财产应当根据税收者的意见才能得到保留。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首次在其《财政国家》（Der Steuerstaat，1918年发表）一文中所指出的，巨型国家断言，公民只拥有国家公开认同或默许他们保留的东西。

博丁所设计的民族国家，以维护公民社会作为其第一功能，尤其是在战时，这实质上就是“保卫”的含义。

巨型国家却日益抹去了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区别，它用“冷战”替代了和平。

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的转变始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迈向巨型国家的第一小步是始自俾斯麦于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福利国家。俾斯麦此举的目标是对付迅速高涨的社会主义潮流，它是对阶级斗争的威胁做出的反应。先前人们只把政府视为一种政治机构，而俾斯麦则使政府变成了一个社会机构。他自己推行的福利标准，如健康保险、预防工业事故的保险和老年退休金（30年之后亦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实施，英国又随之发明了失业保险），虽然很有节制，但其蕴涵的原则却是激进的，而且这种原则远比以此名义采取的个别措施具有大得多的效果。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党人接管了各种社会机构。但在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功能仍然只是保证偿付或至多是提供偿付，大体上它仍然不插手实际的社会工作或不强制公民保持恰当的社会行为。

这种状况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国家从一个提供者（provider）变成了一个管理者（manager）。传统福利国家采取的最后一项措施，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项措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颁布的《美国现役军人权利法案》，它资助每个回国的美国退役军人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不过政府并没有指定退役军人应该上哪所大学，政府也没有去经营任何大学，它只是向退役军人提供上大学的经费，由退役军人自己决定上哪所大学并学习什么专业，而且任何大学也都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他们的申请。

战后不久即出台的另一项大型社会项目是“英国国民保健署”，它是（除极权主义国家之外）第一次使得政府扮演了超越保险者和提供者的角色，不过不是完全地充当这种角色。作为政府部门的“国民保健署”承担着保险的功能，它向治疗病人的医生偿付治疗费用。

但医生并没有成为政府的雇员，病人在选择医生方面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然而另一方面，“国民保健署”所管辖的医院和医院治疗则被政府接管。在医院工作的人员变成了政府的雇员，政府实际上管理医院，这就使政府向社会领域中的角色迈出了第一步。政府不再是规则的制定者、促进者、承保人和支付人，它变成了实施者和管理者。

到1960年时，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已认同了这样一种学说：政府是处理所有社会问题和所有社会任务的理想机构。事实上，非政府的私人活动在社会领域中变成了可疑的东西，乃至被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是“反动的”、“歧视性的”。在美国，政府成为社会领域的实施者，美国通过政府举措或指令以期改变一个多民族社会里人们的行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是唯一一个（除了极权主义国家之外）通过政府的指令来改变社会价值观和个人的行为以消灭种族、年龄或者性别歧视的国家。

到19世纪末时，民族国家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经济机构。美国迈出了最初的步伐，它不仅发明了政府制定的商业管制制度，而且还开创了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企业拥有权的先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诸如银行业、铁路、电力和电话的商业管制便逐渐在美国得以建立。这类政府管制是19世纪最原创的政治发明之一，并且在最初获得了巨大成功，它从一开始就显然被视为介于“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第三条道路”，并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和技术的迅速扩展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做出的一种反应。

数年之后，美国开始将一些企业归为政府所有——最初是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时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领导下的内布拉斯加州。又过了数年之后，在1897～1900年间，维也纳的市长卢埃格尔（Karl Lueger，1844—1910）没收了奥地利首都的市内有轨电车公司、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并将其纳入市政府所有。就像反对社会主义的俾斯麦一样，布莱恩与卢埃格尔也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两人都是美国所谓的“平民党人”，并且把政府所有权视为平息正在迅速升级的“资本家”与“劳工”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

尽管如此，在19世纪极少有人，其实直到1929年之前都极少有人，相信，政府能够或应当管理经济，更不必说政府能够或应当控制经济衰退和萧条了。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经济是可以“自我调节的”。甚至社会主义者也相信，私有财产一旦废除，经济就会进行自我调节。人们认为民族国家及其政府的任务是去维护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气候”——通过保持货币稳定、低税收以及厉行节俭和鼓励储蓄。经济“气候”或者说经济“波动”，其实是无人能够控制的，其原因仅仅是，导致这些波动的事件往往是世界市场的事件而不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事件。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使人们相信，民族国家的政府能够并且应当控制经济气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第一个断言，民族国家的经济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至少在中等大小的国家和大国中是这样。

他后来还声称，这种独立的国家经济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更简要地说，取决于政府的开支。今天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学派、供应学派和其他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他们却在这两个信条上完全同意凯恩斯的观点，他们都认为民族国家及其政府能够掌握民族国家的经济并控制它的经济“气候”。

这个世纪里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民族国家演变成为“财政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做到——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从国民收入中获得超过5%或者6%的收入。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每一个交战国，即使是最穷的国家，也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可以从国民身上榨取无穷无尽的财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所有交战国的经济都货币化了。其结果是，其中最穷的两个国家，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几年战争之后通过征税和借用的手段，获得的收入比各自国家的国民年平均收入总和还要多。它们把长年积累的资本成功地转换成为战需物资。

当时还居住在奥地利的熊彼特立即明了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但其他的经济学家和大多数政府却还需要再上一课：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从此以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变成了“财政国家”。

它们都相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政府可以无限制地征税和借钱，因此，政府也可以无限制地花钱。

熊彼特指出，只要是有经验的政府，政府预算过程都始于对可以获得的总收入的评估，也就是说收支必须平衡。然而政府需要花钱并且理由充分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政府的花销也因此没有止境，所以预算的过程大都是决定钱不花在什么地方。

由于明白收入是有限的这个道理，无论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还是像俄国沙皇这样的专制政府，在运作当中都受到极大的约束。这些限制使政府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机构或经济机构。

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到，预算过程事实上成了对一切政府开销开绿灯。

传统上，政府或政治社会能够获得的东西要以公民社会的允许为前提，而且，仅仅局限于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这样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内政府可以实施货币化。唯有这个数目能够纳入税收和借款，并成为政府的收入。而新的分配方式则假定，政府能够获得无限的收入，因此，政府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并且可以塑造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是，通过税收和支出，政府可以重新分配社会的收入；通过资金的力量，政府能够按照政治家的设想塑造社会。

福利国家、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以及财政国家，全都起源于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经济的理论。而从民族国家最后演变为“巨型国家”或“冷战国家”，则是出于对技术做出的一种反应。

这种演变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当时它决定在和平时期建造一支庞大的具有震慑力的海军力量，这引发了军备竞赛。德国人知道自己正在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实际上，大多数政治家也反对这个决定。但德国的海军将官们确信，技术使他们别无选择。现代的海军意味着装甲战舰，而这样的战舰必须要在和平时期建造。传统的政策已经说明，等待战争的爆发将意味着等待太长的时间。

大约从1500年开始，骑士已经变得落伍，而人们更多地开始拿起在和平时期也没有耽误生产或者未经改造的武器投入战争当中。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大炮仍然在处于和平状态的工厂车间里生产，而且这些工厂车间在战事爆发之后很快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棉纺厂原来生产民用制品，一夜之间就改为生产军装。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两次大战，美国内战（1861～1865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几乎都是平民在参战，他们在上战场之前的几周才刚刚穿上军装。

1890年的德国海军上将们争辩说，现代技术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战争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和平经济的一种调整，它们之间要区别开来。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应该备有充足的武器和待命的士兵，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

德国人的论点隐含的意思是防卫不再意味着保护公民社会与国民经济免遭战争。在现代技术的条件下，防卫意味着永远处于战争时期的社会和经济时期，这就是“冷战国家”的意义。

跨入20世纪最精明的政治观察家、法国社会党领导人饶勒斯（Jean Jaurés，1859—1914）甚至在第一次世界之前就看出了这一点。威尔逊总统（1859—1924）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盟”，即一个监测国家军备的长期组织。1923年流产的“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是首次试图利用军事积累来控制军备的尝试。

不过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试图回到一种“正常的”和平时期状态，它试图尽快、尽可能完全地解除武装，但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迎来的“冷战”改变了这一切。自那时以来，冷战国家成了国际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

到1960年时，“巨型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个政治现实：它是社会机构、经济的掌管者、财政国家，同时在大多数国家中也是“冷战国家”。

日本是一个例外的国家。无论“日本公司”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不过西方人对这个词语通常的理解都不正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人没有采取成为冷战国家的策略，他们的政府也没有尝试去成为经济或社会的掌管者。在遭受战争的惨败之后，日本政府所做的努力是在19世纪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日本。当然，在军事方面，日本由于战败别无选择，但是日本几乎没有设立任何的社会项目。事实上，直到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使工业私有化，日本是唯一的一个在最先由国家拥有各个行业（比如钢铁业）之后又回到私有制的道路上来的发达国家。

如果用传统的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政治理论来看待日本的话，日本肯定会被视为是一个“中央经济统制论”（statist）国家。不过，日本的中央经济统治方式正是1880年或1890年的德国或法国相较于当时的英国或者美国的那种方式，它拥有庞大的文官体系（虽然从比例上讲不比英语国家的文官体系大）。政府的工作备受人们的尊敬，这就如同1890年的德国、奥匈帝国，或者是法国所享有的那种尊敬类似。日本的政府和大企业紧密合作，而且，在这方面也和欧洲大陆的政府在19世纪晚期和经济利益单位合作的方式很相似，而且，与美国政府在20世纪之交和商业企业、农场合作的做法也颇为相似。

如果巨型国家被认为是一种模式（如果通过现实而不是理论来判断政治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政府在众多的国家政府中扮演着一个最克制的角色。按照19世纪传统的观点来看，日本政府的权力极大，但是相比其他已经进入20世纪的政府来说，它就显得极为渺小了。日本的政府至今仍然主要充当卫士的角色。

但是尽管日本是个例外，整个发达国家世界的潮流仍然是向着巨型国家的趋势在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在紧随其后。一个分崩离析的王国刚刚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接下来马上就会采取新的军事政策，在和平时期建立储备军事力量，并且制造，至少是努力获取战争爆发时需要的先进的武器。政府也会致力于对社会的控制。

首先政府就会通过税收机制来重新分配收入。最终，几乎毫无例外，政府会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掌管者，或者是经济的主要拥有者。

说到政治、知识界和宗教自由，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形成了绝对的反差，但是如果说到政府的根本理论，两种国家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类别上的。民主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怎么去处理事情；如果来看它们做了什么事情的话，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就很小了。两种国家的共同之处是都认为政府是社会和经济的主宰，而且它们都认为和平就意味着“冷战”。

巨型国家是否奏效了呢？在极权主义国家，比如纳粹德国，巨型国家的形式以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也遭到了完全的、无法挽回的失败。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冷战国家的形式在苏联获得了军事上的成效。在40年里，苏联都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是由于建立军事优势使得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不堪重负，而且过分注重军事力量的建设毫无疑问是导致整个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

那么巨型国家在西欧的发达国家和美国是否就奏效了呢？回答是：同样失败。在表现形式不那么极端的这些国家，巨型国家同样惨遭失败就如同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惨遭失败一样。

巨型国家作为财政国家是其最不成功之处。没有哪个国家在成为财政国家以后成功地对于收入进行了再分配。事实上，帕累托法则[2]发现收入额分配在社会主要阶层的分配取决于国家经济生产力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富有活力，那么收入的平等性就越高；反之，经济越没有活力，收入的分配也就越不平等。于是，帕累托法则声称税收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财政国家很多的举措都是基于这样的主张，即征税可以长期有效地改变收入的分配，但是我们在过去40年里的经验否定了这样的看法。

最明显的例子是苏联。虽然苏联官方投身于建立平等的社会，它建立的却是一个对特权官员进行保护的庞大的社会体系（nomenklatura），这些特权阶级的收入远远高出社会其他的任何阶层，甚至比沙皇统治时期的富人阶层的收入都更高。

苏联的经济越萧条，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就越严重，而美国也是一个好例子。只要美国的生产力增长，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收入的分配也在不断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变得更为富有，穷人也在很快地致富，中产阶级同样也更加富有。但是只要生产力的增长率下降或者增长停止，这种情况始于越南战争，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就会加剧，征税措施也无济于事。在尼克松和卡特执政时期对富人阶层征收高税，而在里根统治时期对富人的征税就轻很多，但是他们都没能改变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同样，在英国，虽然政府公开承诺要致力于平等主义，并且建立一个能够改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税收体系，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当英国的经济生产力停止增长时，收入的分配也变得更加不平等。

然而，尽管日本存在着许多腐败的现象，各种丑闻也不断爆出，但是目前最平等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也是目前经济生产力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日本政府也是最少使用征税来重新分配收入的国家。

另一个巨型国家的经济主张，也为现代经济理论所认同的一个主张认为，如果政府可以控制国民总收入的绝大部分，那么政府就可以成功地控制国家的经济，然而这一理论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否认。

英美国家完全赞同这个理论，然而在它们的国家发生的经济萧条的次数、严重性或者持续的时间并没有减少。相反，经济萧条的次数和持续时间和19世纪相比毫无改善。比起那些相信依靠政府支出的盈余或者赤字的大小对国家经济可以进行有效管理，并且可以有效消除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国家来说，在没有采纳这种现代经济理论的国家（比如，日本和德国）经济萧条的次数反而不那么频繁，也没有那么严重，持续时间也短一些。

财政国家取得的唯一结果和其出发点正好相反：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一样）都变得如此能花钱以至于当萧条来临时它们已经无法再依靠增加政府开支来调节经济。但是，经济理论此时会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应该做的是刺激人们的购买力从而使经济得到复苏。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已经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征税和借款的手段。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政府此时应该做的是积累可观的盈余时，就已经无度地运用了征税和发放债券等这样的经济调节手段。财政国家无度的支出已经使得政府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

最糟糕的是，财政国家已变成了一种“政治分肥国家”。如果预算的制定要从支出开始，那么就不会存在任何财政纪律，于是政府支出变成了政治家们购买选票的手段。反对旧制度或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国王使用国库来使他的宠臣致富。财政的责任，尤其是预算的责任，对于一个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来说应该是使政府承担责任并防止政府官员掠夺公共财富。而在财政国家，正是政治家们在掠夺公共财富以确保他们能再次当选。

民主国家政府信奉的一条基本法则是当选的人民代表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保护选民的权益免受政府贪婪的掠夺和侵害。由此可见，政治分肥国家是在不断破坏一个自由社会的根基。当选的人民代表诈取选民的财富而使得一些特殊利益群体致富，其目的是为了求得他们的选票。这种做法是对公民身份概念的一种否定，而且人们也开始这么看待这种行为。他们的做法在破坏人民代表政府的根基这一点可以由投票人数的逐步下降而得以证明。而且在所有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功能、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制定的各种政策的兴趣都在不断下降，也表明了政府的存在基础受到破坏这一事实。

现在的情形是，投票者逐渐以“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为他们的投票理由。

熊彼特在1918年就警告说，财政国家最终将破坏政府的执政能力。15年之后，凯恩斯盛赞财政国家为伟大的解放者。凯恩斯认为，由于政府支出不再受到约束，因此财政国家可以有效地治理国家。

然而，我们现在知道熊彼特才是正确的。

巨型国家在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功要多于其在经济领域的成功。不过，所谓的成功还不够及格的分数。

或者可以这样说，那些取得一定成效的社会措施和政策大体上都和巨型国家的原则不相符合。这些政策通常都还在遵循原来的法则和理念。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指导管理，或者是在进行规范。这些政策不是使政府成为实施者的政策。只要是为了使政府成为实施者的政策，几乎很少有例外，都没有获得成功。

在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项目中，其中的一个举措是政府替病人付医疗费，而且这个举措非常成功。但是其他的措施，比如政府管理医院、安排卫生保健，就在实施中不断地遭遇困难。那些患有严重疾病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的病人常常需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才能得到治疗，这类疾病可能是髋关节置换术、子宫脱垂，或者是白内障。

在数月或者数年的等待过程中病人遭受病痛的折磨甚至致残都无关紧要。政府作为实施者已经变得非常无能，以至于到现在政府开始鼓励医院解除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政府仍然会资助医院就像付给医生报酬一样，但是不会再参与对医院的管理。

同样具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来自美国总统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其执政时期推行的一系列以良好愿望为出发点的针对贫穷的政策。其中的一个项目很有效，它被称之为Headstart，该项目出资鼓励那些独立经营并由地方管理的组织教育学龄前残障儿童。但是其他所有由政府经手管理的项目都没能取得成功。

冷战国家没能保证“和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那些年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局部”冲突没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少。但是冷战国家避免了全球性战争的爆发，其原因正是由于巨大的军工厂的存在。

军备竞赛使得军备控制变得可能，这使得现代历史上出现了最长时期的没有大国引发战争的和平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50年，而且在这期间没有在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于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签订的和平协议受到现在的政治家们，如基辛格的高度赞扬，该协议实现了在大国之间长达38年的和平，即从1815年直到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的爆发。然后，是几乎长达20年的大规模冲突——美国独立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不过在这之后的43年里，即从1871～1914年，没有爆发大国之间的战争（除了1905年发生在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但是日本只是在这次战争之后才被认为是大国）。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21年。所以自1945年之后，在差不多50年之中居然没有大战爆发真可以称得上是创纪录了。确切地说，这种和平是由于大国都成了冷战国家，它们可以控制军备力量，所以可以确保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太强的军事优势以至于可以去冒险挑起大的军事争端。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50年完全证明了冷战国家所基于的假设，即现代战争武器不能再由那些生产和平时期使用的产品的工厂来进行了。这些武器没法通过把民用工厂改为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来实现，虽然这种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相当普遍。这些生产现代战争所需武器的工厂（无论是航空母舰，还是一种“新式”炸弹，或者是导弹）都需要及早地在战争爆发之前或者有军事威胁出现之前就建造。

如果对于这样的假设需要证明的话，那么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就可以为证。所有那些武器，使得拥有世界最大的军事力量之一的国家陷入瘫痪境地的那些武器，并使得美国能够在有史以来最短的时间内决定发起战争的那些武器没有哪一种可以在和平时代的工厂生产出来。每一种使用的武器都需要至少10年，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最终被有效地用于战场上。

换句话说，回到过去民族国家所依赖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了；民族国家认为拥有差不多的军事力量，依靠预备役军人的力量就可以应付了，何况还可以在战争时把民用工厂转变为生产战需物资的工厂。

不过，在50年里冷战国家做到的事情也成为过去了。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控制军事力量。如果军事力量的控制仅仅只是不能出现军事大国，那么我们的“和平”就岌岌可危了。纯真年代，一旦失去，就决不会再失而复得，但是所谓的冷战国家也无法再维持下去，这条路也走不下去了。

冷战国家在破坏自己国家的经济。苏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虽然建立了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也给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负担，这也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而且即使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冷战国家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事实上，冷战国家已经无法保证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即使是阻止小国家建立自己全面战争的力量都做不到——冷战国家无法阻止小国家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或是生物武器。人们担忧在苏联解体成为数个独立的国家之后如何来控制前苏联的核武器兵工厂正说明了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很多的国家尽管人口少，经济实力也不强，但是它们同样在很快地获得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利比亚是另外一个，还有伊朗、朝鲜、巴基斯坦。当然，这些小国家不能赢得对一个大国的战争，正如伊拉克的萨达姆仍然相信的那样，但是这些国家可以成为国际勒索者和恐怖分子。有这样的小国家作为基地，一小撮冒险分子（实际上是以陆地为基地的海盗）就可以向世界索要赎金了。

由此可见，冷战国家已经无法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实行军备控制了。除非可以实现跨国军备控制，否则就根本无法继续，其结果是，即使大国之间的激战可以得到避免，全球范围的武力冲突也不可避免。

与财政国家和保姆国家（Nanny State）不同的是，冷战国家并没有完全失败。实际上，如果说在绝对武器时代，国家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那么，冷战国家其实是成功的，这也是巨型国家获得的唯一成功。但是最终，这种成功仍会转变为失败，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

由此，巨型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

[1]黎塞留：法国主教及政治家。作为路易斯八世的首席大臣，他致力于加强君主制统治，并在30年战争（1618～1648年）中领导法国。——译者注

[2]Pareto's Law：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意大利，全国大约80%的财富掌握在大约20%的人手中。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帕累托法则”或“80/20法则”。——译者注

第6章　政府的疾病

（选自1969年出版的《不连续的时代》）

当今的政府可谓是风光无限。1900年最专制的政府也不敢像现在最自由的国家里的税务员那样去调查公民的私事。即使在沙皇统治时期，秘密警察也不会进行安全调查，但现在我们却把这种调查视为当然。而且1900年的任何官僚机构也不会去发放问卷调查，可如今的政府希望企业、大学，或者公民填写越来越多且越来越烦琐的各种问卷调查。与此同时，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史无前例的庞大，拥有最多的雇员。

政府显然是无所不在，但是，政府是否真的变得强大了呢？或者只是变得更庞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府只不过是变得更庞大而不是更强大了，也就是说变得更虚弱臃肿，而不是更有力量，也就是说花了更多的钱却没有做成什么事情。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公民越来越不相信政府，而且也不再对政府抱有什么期望了。实际上，政府身患疾病，而且是当我们正需要一个强大、健康、充满活力的政府的时候。

年轻人对于政府的尊敬的确很少，更谈不上什么热爱了。但是，成人、纳税人也在逐渐地对政府失去兴趣。他们仍然期望从政府那儿获得更多的服务，尽管他们还是想获得政府承诺的好处，但是他们全都不愿意再花钱去养一个更庞大的政府。

对于政府的失望不分国界，也无关意识形态。这种现象在白人国家或者非白人国家都一样普遍。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这种对政府的失望也许就是一种最深刻的断层，因为它标志着在当代人和他们的上辈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鲜明的态度和心情上的改变。从1890～1960年这大约70年间，人们，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们，仿佛受到了政府的催眠。我们热爱自己的政府，觉得政府有着应付一切的能力，而且政府总是一心为民。对于在1918～1960年这个时期长大成人的这代人来说，他们对于政府的热爱达到了顶峰。在这段时期里，只要人们可以想到的需要做的事情，都转交给了政府，而且，每一个人都相信，交给政府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态度已经变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由原来的信任很快地转变成怀疑和不信任，而且年轻人对政府甚至是持反叛的态度。我们仍然，如果仅仅是出于习惯，把社会的各项任务托付给政府来处理。我们还是会一再地修改不成功的项目，而且当项目实施的过程需要修改，或者“合格的行政工作”也无济于事的时候，我们会声称这没什么不对的。但是当这个项目需要第三次修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相信政府的这些承诺了。比如说，有谁会再相信美国（或者联合国）的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一次行政上的改革会真的促进世界范围的快速增长这样的承诺呢？

谁又真的会去相信针对贫穷的战争会消除城市的贫穷？或者，在俄罗斯，谁会真的相信一个新的创新项目会使得集体农场获得丰收呢？

我们还在重复昨天的口号，而且，我们的确还在照着这些口号行动，但是，其实我们已经不相信这些了。我们也不期待政府会做出什么成绩来。我们曾经对政府怀有的深长的热爱现在变成了一种令人疲惫的仿佛中年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摆脱这段感情，而只能由于这份拖泥带水的感情而倍感烦恼。

那么什么可以解释这种对政府的失望呢？

因为我们期望奇迹出现，而这种心理总是会带来失望。人们普遍相信（虽然是潜意识里的一种想法），政府可以白手起家就做成一番大事业。人们认为花费开销是做事人职能的一部分，而不是做事情时必要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以上观点还只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们持有的诸多错误观念中的一个，他们还认为：如果把任务交给政府去做，那么冲突和决定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一旦“那些邪恶的私人利益组织”被消除，那么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法就会自动浮现，所做的决定也肯定是合理而自然的，既不会是自私的决定也不会感情用事。就这样，对于政府的信仰成为无视政治和责任的幻想。

除了获取金钱的欲望，这种动机就可能成为谋私利的基础；除了金融观点，价值观就可以成为冲突发生的理由，而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都没有想到这些，他们认为的是经济学看起来更像是去往太平盛世路途中的一个障碍。他们也没有考虑到权力，虽然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这种对权力的无视让人很费解，所以就更谈不上去理解什么是权力了。

即使我们不支持自由企业——更不用说一个有钱的朋友——就可以看到这个理论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推理不能阻止人们相信政府拥有制是一剂万能良药。这种理论很简单：“私有企业和私人利益是不好的，因此政府拥有制肯定是好的。”我们可能仍然相信这个论点的前提，但是我们不再接受关于政府的那个观点。

没人相信，年轻人更不相信，如果把事情交给政府，冲突、问题还有决定就会消除。相反，政府在年轻人看来本身就成了邪恶的“特权阶级”。甚至老一辈的人也没几个相信政治太平盛世的到来会是由于政府的控制。

实际上，今天大部分的人们都已意识到把事情整个地交付给政府才是导致冲突、特权、牟利阶级和复杂决定的原因。我们意识到我们把事情交给政府的时候是使事情政治化了而不是消除了不利的政治因素。通过其他方面，我们也意识到政府不能代替决定。政府不能通过做出明智的决定来消除利益阶级之间的冲突。

但是，对于政府最大的失望是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查看过去30年或者40年的记录，我们就会看到令人沮丧的结果。事实表明政府可以把两件事情做得很好：一是它可以发动战争，还有就是它可以造成通货膨胀。

其他的事情，政府当然可以做出种种承诺，但是能做到的就没几件了。作为行业管理者，东欧的那些卫星国家和英国的国有化行业的实际情况令人失望。如果私有企业来经营的话情况是否会更糟其实根本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期待的是政府成为一个完美的行业管理者，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连平庸都称不上的政府表现。

作为规划者政府也没有做得更好，无论是在共产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在戴高乐执政的资本主义法国都一样。

但是最大的失败和失望是福利国家的惨败。人们都希望一个富裕的工业国家会为人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和福利，但是福利国家许诺的绝不仅仅是提供一些社会服务，它承诺释放具有创造力的能量、承诺消除丑恶现象和妒忌、争端。无论福利国家在某些方面或者在某些国家做得有多好，福利国家至多只能被看成是一个超大的保险公司，和一个保险公司那样令人兴奋、具有创造力、令人鼓舞。没人会因为一则保险条款而放弃生命。

我们从福利国家获得的最好结果就是政府差强人意的表现，而且常常我们连这种表现也得不到，我们得到的是像保险公司那样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无能。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那么一个庞大的政府行政部门，它们什么都不干，只会花钱。这种现象不仅仅在那些大城市存在，面对这样的大城市，即使是像美国、英国、日本或者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政府也无法控制。这种现象还存在于教育行业、交通行业中。福利国家越大，它们能做的仿佛就越少，即使是处理日常的工作也不佳。

现代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如国家于17、18世纪出现时那样，是它取得了统一的政治控制权。在过去的300年里，大的战争都是为了在一个完整的国家里掌握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但是这个政治器官，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选出来的，都不再能实施控制了。

不久以前，政府实施的这种政治控制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总统有强弱之分就如总理有强弱之分一样。如果是一个像罗斯福那样的总统或者是丘吉尔这样的首相就能做成一个能力平平的总统和首相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人们大都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促使官僚机构来完成他们的任务，而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念，愿意制定大胆可行的政策，并且有能力使人民改变观念。

今天，一个“强大”的总统或者一个“强大”的首相不是一个长于制定政策的领袖，而是一位能够知道如何促使那些掌握大权的官僚们来完成使命的领袖。肯尼迪具有一位强大总统所需要的所有坚定信念和胆识，这也是为什么这位总统深得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爱戴的原因。然而，他没有影响官僚的能力。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他是位强势的总统，但是实际上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他的同辈人，俄罗斯的赫鲁晓夫，同样也没有取得有效的政绩，尽管他深受人们的欢迎而且有着过人的胆识。反过来，那些深谙官僚体制的领袖们，尽管他们没有制定什么政策也没有领导才华，却可以做出成绩来，他们仿佛知道如何促使官僚机构去完成使命。但是，他们的手段无非是官僚机构最擅长的，就是把从前的一套重新包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

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和谐，即表明拥有权力而实际上面临失控的冲突，也许是政府面临的最大危机。我们非常善于创立各种行政机构，不过事情常常是这些机构刚成立不久就已经走到了末路，于是，就需要政府给予“特权”，还有财政拨款以及纳税人的不断支持才能获得政治豁免。换言之，这些机构一经建立就开始违背公众意愿和政策。

在1900年，全世界只有不到50个拥有主权的国家——欧洲有20个，美洲20个，而世界其他地区总共有不到12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数字增加到大约60个。而现在，我们有160多个主权国家，而且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些“迷你型”的国家加入到主权国家的行列中来。只有在美洲大陆上的主权国家没有分裂成为更多的国家，在1900年时的那20来个国家现在大体仍然维持现状（除了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快速的分裂迹象）。新出现的一些主权国家非常大：印度、巴基斯坦，还有印度尼西亚。但是绝大多数的新主权国家都比中美一些国家还要小，也就是以前的人们谑称为“香蕉共和国”的那种小国家，这些国家因为太小而常常都无法履行主权国家责任。今天我们有好几十个“独立”国家人口都不到100万人，而且有些国家的人口的确就和一个大村子的人口差不多。

然而在天平的另一边，我们也有“超级大国”，这些国家的规模和权力使得它们无法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政策。这些国家参与所有的事情，到处忙活，常常因为一件非常小而不相关的政治事件而受到影响。但是政策是有关选择的，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决定什么不去干涉，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法去制定一个政策，即使是美国和俄罗斯也无法说：“我们不感兴趣。”这些超级大国是国际版本的福利国家，而且如同福利国家那样，它们无法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也无法做出成绩。

超级大国的力量太过强大而不能随意使用。如果有个人只有用一把重达100吨的落锤来打一只苍蝇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超级大国常常无一例外地会有过激的举动，比如俄罗斯在处理自己的卫星国家时，还有美国在处理刚果、圣多明各，也许还有越南的问题时的表现。然而它们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虽然它们的强大足以使它们消灭彼此，还要再加上我们这些其余的人，这却不是合乎政治使命的行为。它们由于太过强大也无法结盟；它们只能有附属国，尽管附属国的人们对此心怀仇恨。只有一个完全丧失了道德良心和自信的政府才会做出俄罗斯在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做出的那种事情。

这就是说，针对国际事务的决定无法再照常规进行了。如今想通过谈判、咨询或者协议的方式来做出决定已经不可能。只有通过命令或者消灭来做决定。所以，在国际事务中，武力变得如此的重要。然而，武力又是那么的无用，除非来一次彻底可以毁灭人类的核战争。

然而，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危险的世界里，在我们当今充满各种组织的多元化社会里，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形势下，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地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真正有作为的政府。

我们需要政府作为组织社会的核心机构。我们需要一个机构可以表达共同的意愿、规划，并且使各个组织都能为社会和公民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又可以表达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我们需要在国际事务中能出现强大、有效的政府，以便我们能够抛开主权来为世界社会和世界经济建立一个跨国家的机构。

对于差异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力求一致，而是联合统一。我们不可能指望能超越社会存在的差异。各种不同的机构都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每一个机构都在执行着一个重要的经济使命。我们不能改变这些机构的自治形式。它们执行的任务使它们获得了自治权力，无论这种权力获得了政府的同意与否。我们因此要做的是创造一个统一的中心，而这样的中心只有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才能担当。

有些事情对于政府来说天生就难办。由于设计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民，政府就不善于创新。政府也不能真的放弃任何事情。当政府开始实施什么的时候，事情就定了型，不可更改了。较明智的政府不会去改变这个现状。因为政府在创新方面的无能其实是根植于政府的立法和必要的功能之中的，因为政府就是社会的保护和保持机构。

政府的活动、安置和雇佣行为一经实施就立即成为政治程序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无论我们是谈论一个正在衰退的产业，比如，英国国有煤矿或者是欧洲和日本的政府所有的铁路，还是计划经济下的产业，情况都是如此。且不论斯大林的经济政策怎样，一旦要改变这些政策，就会马上想到那些生产力最低的行业，当然，这些行业的工人们收入最低、最缺乏技能，因此，也最“活该”。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政府项目都是错误、无效和具有破坏性的，实际上情况远非如此，但是即使是最好的政府项目最终都将失去它的效用。这时，政府的反应就很可能是：“让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再多投入一些，再多做点儿什么。”

政府是一个蹩脚的管理者。政府出于必要总是要关注程序，因为出于必要的原因政府都庞大臃肿。政府也意识到它在掌管公共基金，所以必须要说清楚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政府于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官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官僚主义。

一个政府到底是“法治政府”还是“人治政府”还有待讨论，但是，每一个政府，从定义上来说，都是“形式多样的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可避免地需要很大的开支。为了“控制”事情最后的10%，政府总是要花掉比前面那90%还要多的钱。如果政府要解释所有的事情，那么控制就会变得出奇的昂贵，然而，这就是人们一直以来指望政府去做的事情。

其原因不仅仅是“官僚”和繁文缛节，还有一个理由要合理得多，那就是“欺骗”。政府中存在“一点儿欺骗”的现象是一种具有腐蚀性的疾病，这种疾病会很快地传染给整个政府体制，然而欺骗的诱惑总是很难抵御。那些生活局促、收入平平的政府职员掌管着非常可观的政府基金。职位低下的政府官员却手握职权，掌握着对于他人——那些涉及建筑工程、无线电频道、航线、区划法律、建筑代码等——至关重要的合同和权益。因此，害怕政府的腐败是非常有道理的。

然而，这也意味着政府的“官僚”和由此产生的高额支出都不能避免。一个政府如果不是一个“形式多样的政府”，那么它很快就会退化成为一个互相掠夺的社会。

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做出重大的决策，并使这些决策奏效；集中社会的政治力量；使事情戏剧化；并做出最根本的抉择。

换句话说，政府的目的是统治。

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从其他机构那儿了解到的那样，和“实施”是相矛盾的。任何企图把统治和“实施”尽可能结合起来的尝试都会使政府丧失其决策能力。而且，任何企图让决策机构来“实施”的努力也意味着失败的“实施”，因为它们没有集中精力在“实施”上，而且它们不具备“实施”的能力，它们从根本上来讲和“实施”是不相干的。

为什么今天那些士兵、公务员、医院的行政工作者会向商业管理学习理念、原则和实务，这是很有道理的。在过去的30年，商业也在面临和政府面临的同样问题：“管理”和“实施”之间的矛盾，只是规模要小很多。商业管理了解到这两者需要分离，最高管理层，也就是决策层，要和“实施”脱钩。不然，结果就会是既做不好决策，也不能很好地实施决策。

在商业领域，这种把管理和实施相分离的做法被称为“分权”。这种叫法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这种叫法暗示中央机构，即最高决策机构的权力被削弱了，而作为建立结构和体系秩序原则之一的“分权”恰恰是为了使最高决策管理机构更加强大、更好地来履行最高决策层的职能，也就是要更加集中精力来做决策，而把“实施”的任务交给具体运作的管理部门。每一个运作管理层都有各自的使命和目标，也都各有其采取行动和自治的权力。

如果把这种体会运用到政府，那么社会的其他机构就自然成为“实施机构”。政府应用“分权”制度不仅仅只是成立另一个“联邦主义”的政府，在这种联邦体制下，当地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在履行“实施者”的职责。实施分权意味着政府采用一整套政策来让社会上的非政府机构来做真正的“实施者”，比如，实施、运作、执行。这样一套政策可以被叫做“重新私有化”。由于最开始的那些社会私有企业和家庭式私有企业无法实施很多任务，这些任务在19世纪就为政府所承担，然而，这些任务已经可以被新的在最近这六七十年里兴起和成长起来的非政府机构承担。

政府可以先问这样的问题：“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可以做些什么？”政府还可以考虑：“如何来设计和组织政治和社会目标，才能为这些机构提供表现的机会？”还有“这些机构的能力和接受力会给政府带来怎样的完成这些政治目标的机会？”

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将扮演一个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完全不同的角色。在我们所有的理论中，政府包含着实施的各个机构。

如果政府真的实施“重新私有化”，那么政府，尽管会是最高的中央机构，也只是一个机构。

重新私有化的实施会带来一个任何现在的社会理论都无法预想的新社会。在这些理论中不存在政府，政府存在于社会之外。而在重新私有化的社会，政府会成为社会的中心机构。

政治和社会理论，在过去的250年里已经分离开来。如果我们把近50年里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政府和社会，它们就会重新合二为一。那些非政府机构，如大学、商业，还有医院将会被视为完成任务、取得成绩的机构。政府将被视为社会制定重大目标的源头和领导一个多元化社会的“指挥家”。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在凋谢的政府”，相反，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强壮和积极的政府。但是，我们的确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是要一个庞大但无能的政府还是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这个政府虽然强大却专注于做决策和指导方向，把“实施”留给其他的机构。

我们面临的不是“放任主义的回归”，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任由经济自行发展，经济领域不能也不会被认为是置身于公共领域之外。但是无论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所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不再是与政府完全无关或者是完全受政府的控制。

最终，我们也许需要一套新的政治理论，或者新的宪法。我们需要新理念和新的社会理论。我们是否会得到这些，它们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对当今的政府已经失去了兴趣，主要原因是这个政府无所作为。我们可以说，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并且真的在统治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不是“实施者”；这样的政府不是“行政管理者”；这是一个统治的政府。

第四部分　新多元化社会

第四部分简介

我不能说自己发现了新的组织。沃尔特（Walter Rathenau）（哲学家、实业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右翼恐怖主义的早期受害者）在他的1918年出版的《新经济》中第一次指出商业公司是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一个自治的权力中心，有着自己的管理方式、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念。15年之后——而且是完全独立地——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1862—1945）在他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是，我敢说，我是第一个意识到商业公司仅仅只是这些新组织的最初形式，而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并且随之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多元化社会。

600年来，从13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政治历史总体来说就是使多元化社会解体的历史。到19世纪中叶，这个任务得以完成。当时，社会上只存在一个权力中心——政府。除了美国（英国的情况要差一些，但也是如此）所有的早期权力中心要不就是被镇压了，要不就是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并归顺了政府，整个欧洲大陆国家的神职人员就是例子。但是，就是在多元化社会似乎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商业公司兴起了，成为社会的一个新的自治权力中心。难怪很长时间以来，只有公司被视为是一种"组织"。事实上，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67年出版的那本最具影响力的书《新工业国家》里仍然是持这种观点。

我自己首先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比如从我的1942年的那本《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和末期，我开始为其他的机构工作，如医院、工会、大学，而且，我开始意识到它们的确和早先的医院、工会、大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它们在很快地成为一种全新的东西，也就是组织。我还逐渐意识到它们，而不是商业公司，才是现代社会增长的环节。实际上，作为组织的公司的发展高峰也许应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到20世纪后半期时，无论从规模还是势力方面来说，大学都是增长最快的组织。

我们正在飞快地迈入一个新的多元化社会，然而在这个新多元化社会里的组织和任何早期的组织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们都是目的单一的机构——医院的唯一使命和目的就是照顾病人。目的单纯正是这些机构有效运转的秘密，同时也是这些机构的局限所在。其次，它们不是"团体"；它们的使命、目的和结果完全脱离了它们自身。最后，当它们出于必要存在于某处之时（我想互联网有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它们不是而且也不能成为所处之地和当地社区的"一员"，因为它们有自己单独的使命、目标和价值观。

我很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我自己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关于组织，而不是商业，比如，医院、大学、社区组织、工会（还有政府机构）。但是直到1959年出版的《明日地标》（The Landmarks of Tomorrow），尤其是在我的那本1969年出版的《不连续的时代》中，我才开始写社会的组织，本书这个部分的三章中有两章是选自这两本书的。

第7章　新多元化社会

（选自1969年出版的《不连续的时代》）

两百年后的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毫不关注的东西：组织社会的出现。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件重要的社会任务都被托付给了一个大的机构去完成。对于我们这些当代人来说，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比如政府、大型商业企业、大学或者工会，通常看起来只是一个机构而已。但是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说，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要数一个新的、独特的多元社会的出现，也就是说，一个包含各种机构的社会，且权力都被分散在各个机构。

60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无论在哪儿，社会景象看起来都非常像堪萨斯州的大草原：出现在地平线上最大的东西就是人。当时绝大多数的社会任务都是由家庭大小的企业来完成，即使是政府，无论表面上看多么威严，其实都规模较小，而且舒适安逸。德意志帝国的政府和其同时代的政府相比可谓是巨大了，但是一个中层官员仍然可以亲自认识每一个部委和部门的重要人物。

然而接下来政府规模迅速扩大，程度令人吃惊。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大楼会容不下一个1910年的整个政府机构，然后还有剩余的空间可以容纳下一个大歌剧院和一个溜冰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个很大的组织就是商业企业，但是在1910年被认为是大的商业企业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许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鲤鱼。让我们的爷爷奶奶做噩梦的“章鱼”，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Trust），在1911年时被最高法庭分成了14个分支。可是就在30年之后，也就是1940年，这14个分支公司的每一个都比当初的美孚石油信托公司大，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衡量：员工人数、销售量、投入资金等。然而，在这14家子公司中只有3家标准石油公司泽西标准石油公司（Jersey Standard，后来的埃克森）、标准石油纽约公司（Socony Mobil）、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f California）是国际性的大石油公司，其他的公司按照1940年的评判标准只能被列入小公司到中等规模的公司之列，而按照今天的标准也就是再过30年（1970年），它们只能算得上是小公司。

如果我们不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机构都变成了巨型组织，我们就没法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今天的商业企业比起洛克菲勒时代最大的公司还要大很多。但是，大学相对而言要比洛克菲勒所创办的规模还要更大些，比如，它在这个世纪之交创立了芝加哥大学，也许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医院的规模就更大了，而且比任何机构都要复杂得多。

权力集中的问题不再只是存在于经济领域。商业集中在过去的60年左右没有增加，而“小型”商业企业（不过比过去的小型商业企业还是要大得多）显然也毫无困难地存在着。但是4个最大的联合工业企业中有3个比10个、20个甚至30个最大的商业企业的工业权力还要大得多。而且，现在我们在区区几所大学里“集中的人才”比任何社会其他部门的人才都多，而且这种人才过度集中在过去是不会被容忍的。美国的绝大多数博士学位是由二十几所大学授予的，这个数字只是这个国家所有高等学府数字的1‰。自从1世纪时处于黄金时期的罗马帝国以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个国家在军事力量上超过了当今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

不过，规模和预算方面的增长并非最重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有的重大功能都是由这些大型的组织机构在掌管执行。每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防卫、教育、执政、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卫生保健，还有求知领域——都逐渐地在由那些为了永久存在而设立的机构所掌管；这些机构都有专业人士管理，他们可能被称作“经理”、“管理人”或者“执行人”。

在这些机构中，政府看起来应该是权力最大的那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政府花钱最多。但是，其他的那些社会机构也各自掌管着一个对社会至关重要的职能，而且每个职能都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被掌管。每一个机构都有自主的管理权，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所以都有各自的目标、价值观和原则。如果政府仍然是“主子”，那么如今它也不是那个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主子”了。无论一个政府的执政理论或者它的宪法是如何制定的，政府都在逐渐地变成一个“协调者”、一个“主席”，最多也就是个“领导”。然而，令人感到荒谬的是，政府因为包揽了太多的任务而举步艰难。为了成为一个高效强大的政府，它也许不得不学会如何“分权”给其他的社会机构，也就是要做得少，却成就更多。

在这半个世纪里，一个新多元化社会出现了。17世纪的政治理论提倡的社会结构，即不是政府是社会唯一的组织权力中心，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下面这样一些新的机构，比如，商业机构、工会还有大学，并且认为这就是新多元化，那么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理论肯定是从研究多元化的组织机构开始着手，就好比应该研究太阳星系而不仅仅着眼于一颗被许多靠反射的光才能发光的月亮环绕的大星球。

昨日那些处于多元化权力中心的人物，比如公爵、伯爵、修道士，甚至还有自耕农，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头衔和收入的不同，其中一个级别的人要高人一等，处于支配的地位。每一个权力中心虽然都受到自己领地的局限，但是各个权力中心都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并包含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所包含的所有的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不过，总的来说，每一个中心也都在从事着同样基本的活动，那就是从土地中谋求生计。美国社会体系的联邦主义仍然还奉行着这样传统的多元化观念。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的权限都受到地域的限制，各自的关系就在于级别的高低不同，但是无论哪一个级别的政府都有着非常类似的功能。每一个级别的政府都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警力和征税的权力，而且也都要承担传统政府的职责，这其中包括防御、司法还有社会秩序的维护。

不过这种状况肯定不再适用于这些新生的机构。这些新生机构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特定的使命。医院是为了医疗保健的目的而存在；商业企业则是为了提供产品和服务；大学是为了传授和增加人类的知识；每一个政府部门也都各有其存在的目的；武装部门的目的是为了防御等。但是这些部门并没有高低等级之分，只有傻子才会认为增加人类的知识要比医疗保健或者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高一个等级。不过同时，这些机构也不受地域的限制。换句话说，每一个机构都可以看成是“普遍存在的”，这和老早的机构特点已经截然不同（除了中世纪的教堂之外）。

新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过去的多元化社会以及我们的政治理论和宪法下的单一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过去的多元化社会体系里，每一个成员，下至自耕农，上至权力至上的君主，都非常清楚地了解在这个社会体系里各个成员所处的位置、他们的任务还有他们的问题。的确，每一个成员都有着完全同样的任务和问题，只不过他们的级别不同而已。在新的多元化社会里，每一个机构的使命不同。每个机构都认为理所当然会存在不同的事务，而且也认为这种不同很重要。一个大型商业企业的副总裁，一个政府部门的处长和大学里的系主任可能在差不多大小的机构里行使着自己的职责，遇到的工作问题可能也大同小异，但是他们很难理解对方的角色、任务和决定。而处于过去多元化体系中的成员永远会为他们的“级别高低”和所处等级体系中各自的位置关系而担心，然而，这已经不再是当今多元化社会的担忧了。医院的行政人员并不会格外关心自己的职位是否等同于公司总裁、工会领袖或者是空军的将领，然而他们都很关注“交流沟通”。在当今的多元化社会里，一个管理者如果要了解其他的管理人都能做些什么，为什么能做这些就需要很多的经验，或者，至少是需要很多的想象力。

这些组织不得不同时存在，互相合作。它们之间相互依赖，没有哪个机构可以单独存在。正如同早先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的那些元素一样，没有哪个机构能够自行存在，更不用说一个完整的社区了。

一个组织社会的理论需要建立在组织的相互依赖上。组织的“相互依赖”和我们以前所赋予这个词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了。当然，没有哪个社会人是孤立的这一观点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甚至包括隐士，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之所以可以照我们的方式生活是因为有很多的其他的人在为我们做工作。

当人们想到“相互依赖”时，人们会想到一种物质上的相互依赖。而且，这种传统的相互依赖已经变得更加的显著了。一个大都市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交流、互相服务的世界，每一个环节对于整个社会的功能和这个社会的每个成员的存在都至关重要。

但是在组织间存在的一种新的相互依赖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越来越多的大型组织会相互雇用对方的服务，而且每个组织也越来越多地任用其他的组织为代理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各种功能之间相互交错的程度前所未有。组织的角色取决于飞速的变化；一个组织今天做的事情明天就可能由另一个组织来做了。

今天如果人们听说未来的医院或学校可能大多会由商业企业来替那些托管人或者学校董事经管的话，恐怕没人会觉得惊讶。如果纽约的市长提议说市政医院要由私人医院接管也没有人会感到意外。目前，私人医院也越来越多地在把行政管理工作转交给有“系统”管理经验的大公司来做。一些大公司，比如：通用电气，首当其冲地对大城市糟糕的住房状况提出了异议，并建议在主要大都市的周围，在合理的市郊距离之内统一规划城市建设。

原来社会中只存在简单的关系，大型机构几乎很少碰头，需要互相打交道的时候就更少了，而现在，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复杂、令人困惑、散漫和拥挤的群居之所。原来的简单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乱的、不断发展的、一点儿也不清晰的，更不用说是清白的关系。政治科学家们习惯于谈论政府“网络”，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只能被描述为“毡子”，它是由各色各样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毫无秩序可言。

这些关系的确是既危险又难以处理。如果这些关系产生出来得越多，那么它们带来的摩擦也就越多。举例说，如果政府在防御项目上坚持要求私人承包商去适应政府部门的办事逻辑和原则，那么承包商就会被政府的那些繁文缛节、规章制度、官僚限制窒息。到头来政府还会非常恼怒，因为承包商效率低下。但是如果政府接受承包商的原则和运作方式，也就是商业逻辑，那么在使用公共基金时要负责任这样一条铁的原则就全被丢掉了。

公众会计学认为，通常来说，结果是无法被明确测量的，所以，重要的是仔细地记录成本支出。成本是客观存在的，而结果则是假设的，但是在商业逻辑看来，成本的存在只是为了结果的产生。只要有结果产生，花在控制成本上的钱则越少越好。政府公务员对这一点就是不理解，但是生意人同样也不理解政府人员的逻辑。双方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都让对方感到难受，每一方都憎恨另一方的态度，并对此深表怀疑，可是尽管这样却谁也离不开谁。

如果把政府和行医这个行业做个比较情形也是一样。医生看到的是个人，而且的确我们当中没人会希望医生眼里看到的只是大多数人，而不是我们个人，但是政府除了能够处理大多数或者处理大众的事情之外别无他能。大学和商业之间，大学和政府之间、大学和军队之间存在的关系同样也是相互不理解、相互猜疑和不断摩擦。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更多这样矛盾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的存在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大体上来说，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结构是独立于政治宪法和控制，也独立于社会理论以及经济学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求一套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体系。

这对于现代社会的个别机构来说也一样，它也是新的。当然，我们的社会上存在大型机构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个金字塔是由组织严密的一大群人建立的，军队常常都很庞大而且组织严密，但是过去的这些组织和今天的组织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今天的组织是一个知识的组织。组织的存在使得数百，有时是数千种专门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当中。这就和医院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30多个或更多个医疗专业，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学习课程、自己的学位、自己的行业准则和标准。今天的商业企业、政府部门也是这样，而且军队也在变得越来越独立。上述的每一个行业都雇佣了一大群的工人，不过他们都不是雇来做手工劳动的，而是运用知识来劳动。那些埃及农夫们在基奥普斯[1]的监工的命令下拉着绳子，他们工作时不需要思考，而且也不允许有什么新想法。在今天的大型组织中，一个普通的员工则需要通过思考来做决定，而且要把知识合理地运用到工作当中。

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知识组织被设计成了一个永久的组织。所有过去的大型组织都是短命的，它们的诞生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使命，当使命完成之后就被解体，那些过去的机构只是暂时地存在着。

过去的这些机构显然也被排除在人们的生活之外，因为在过去的社会里，这些机构与绝大多数的人都毫无瓜葛。但是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靠为这些组织工作谋生，这些组织为他们提供机遇还有他们的工作。在现代社会里，大型组织就是一个人所处的环境。

大型组织也是当今社会机会的来源。正是因为这些机构的存在，我们可以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提供职业。没有这些组织我们就会受到限制，正如在过去，人们总是用手来工作，无论他们受过教育与否，也无论他们受过技术培训与否。知识工作的存在是因为永久的知识组织已经成为规律。

与此同时，现代组织也制造了新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位于人们之上的权威，因为要完成工作就需要权威，但是权威应该是什么呢？什么才是合法的？有什么限制吗？每一个组织的目的、任务和效率也存在问题。管理方面也有问题。因为就如同其他的集体，组织是一个合法的假设，在组织中个人做决定，采取行动，然后这些决定和行动又被归结到机构上，这个机构可能是“美国”，可能是“通用电气公司”或者是“密塞里哥迪亚医院”（Misericordia Hospital）。在组织秩序和道德方面也存在问题。在效率和关系方面也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传统却无法给我们什么指示。

在永久组织里，各种知识被综合在一起来取得成果这也是新事物。组织已经成为规律而不是例外这也是新事物。而组织的社会则是其中最新鲜的事物。

所以目前最急需的是一套有关组织的理论。

[1]Cheops：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代国王，因下令建造吉萨的大金字塔而著名。——译者注

第8章　组织的理论

（选自1969年出版的《不连续的时代》）

1968年春天，一本诙谐风趣的著作成了一连几个星期的头条新闻，该书名为《管理与马基雅维里》（Management＆Machiavelli），这本著作断言，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政治组织，因此，马基雅维里关于国王和统治者的规则也完全适用于公司管理者的行动。

《管理与马基雅维里》一书的评论大都以居住在郊区的女土们为阅读对象，这些女士很可能完全知道，桥牌俱乐部和“家长教师联谊会”从大企业那里或从马基雅维里那里是学不到什么关于政治活动的东西的。每个组织都必须有组织权力，因此必须有其政治学，这既不是什么新事物，也并不令人惊讶。

但在过去的20年中，那些非商业性组织，诸如政府、武装部门、大学和医院，已经开始将企业管理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自身。这的确是新东西，也的确令人惊讶。

当加拿大的武装部门在1968年的春天统一之后，全体将官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就以“目标管理”为主题。一届又一届的政府都为资深公务员举办了“行政职员大学”，来教授他们“管理原则”。而且在1968年，当面临种族危机和课程设置的挑战之时，9000名美国中学的校长聚集一堂，他们选择的主题演讲题目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并且邀请了企业界管理人士来宣读这篇讲稿。

英国的民政部门，“文科”生的大本营，现在也有一个管理部，一个管理学院，并开设了所有的管理课程。来自非商业性组织的对于“管理咨询”的需求增长速度比来自商业企业的需求要快得多。

新情况是人们认识到，我们的所有机构都是“组织”，所以，都有一个共同的管理层面。这些组织都是综合性的、多层面的。这些组织至少需要思考和理解3个领域，即功能或运作、道德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组织社会的新的普遍理论会和我们已经熟知的社会理论大不相同。洛克和卢梭与这种新社会理论没有多大关系。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马克思也都与此关系不大。

组织是怎样发挥功能和运作的？它们是如何工作的？除非我们首先知道组织存在的目的，否则关注任何其他有关组织的问题意义都不大。

功能或运作方面本身具有3个主要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庞大和不同的学科，它们都与目标、管理以及个人的业绩有关。

1.组织不是为自己而存在的。组织是手段，每个组织都是为了执行一项社会任务的社会器官。生存对于组织来说不是一个理由足够充分的目标，尽管生存对一个生物物种来说是一个充分恰当的目标。组织的目标在于对个人和社会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对组织业绩的检验和对于生物有机体表现的检验不同，对组织的检验总是位于组织之外。

因此，我们第一个需要的组织理论是组织的目标理论。组织怎样确定其应当具有的目的呢？组织如何运用自身的能量来做出成绩呢？组织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做出了成绩？

除非首先确定自己想要完成什么，否则做事情就不可能有效果。换言之，除非先有一个目标，否则就不可能进行管理。除非知道组织的预定任务并且知道它的绩效衡量标准，否则甚至不可能设计组织的结构。

任何人，若尝试过回答“我们的企业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都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很难回答、颇具争议和令人费解的问题。

事实上，要对“我们的企业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是绝不可能的。任何答案都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就过时了，人们不得不再三地思考这个问题。

但如果根本就不求答案，也不去设定清晰的目标，那么企业资源就不能有效利用而且会被浪费掉。企业成果将无法衡量。如果组织没有确定自己的目标，它就无法确定自己的绩效，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取得了成果。

组织目标的确定并没有“科学的”方法。这种确定只是一些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们是真正的政治问题。之所以如此的一个原因是，这种决定具有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因为它们牵扯到未来，而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的“事实”。因此，在这个领域，总是存在着规划的冲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冲突。

不过，当20世纪的政治科学家放弃了对价值观念、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的关注，转而专注决策过程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就目标而言，最困难、最重要的决策并不在于去确定应当做什么，最紧要的决策首先是确定什么东西不再具有价值且应当抛弃；其次是决定什么东西应当优先考虑，应当予以重视。这些决策一般来说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决策。当然，它们属于判断，而且它们是，并且应当是明智的判断。然而这些决定应当建立在对于各种选择的清楚的表达之上，而不应当仅凭意见和情感。

到目前为止，关于应当抛弃什么的决策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最为人们所忽视。

大型组织不是多面手。一个大组织的效率源自于它的庞大而不在于它的灵巧。跳蚤跳起来可以比它自己身高高很多，但大象就做不到。庞大的规模可以使组织有许多种知识和技能，然而个人或小组织则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庞大也是一种限制。一个组织，无论它想做什么，都只能在任何一段时间内完成少数几项任务。在这一点上，不是更优秀的组织或“有效的”沟通就能克服的。因而，组织的法则乃是集中力量。

2.各种主要组织的目标都不尽相同。每种组织都服务于社区的一种不同目的。不过在管理领域，各种组织本质上是相似的。

因为所有的组织都需要将大量的人聚拢在一起联合进行工作，结合在一个共同的任务之中，因此，它们就都会遇到平衡机构的目标与个人的需要及愿望这个问题。每个组织都需要在秩序、灵活及个人的余地空间之间找平衡。每个组织都需要一个由任务及其要求决定的结构。每个组织还需要一个为一般的“组织原则”所决定的结构，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实质上为各种构成规则所决定的结构。除非一个组织认识到内在于“形势的逻辑”中的权威，认识到个人的知识，否则就不会有任何业绩。除非一个组织同时还拥有一个最终的决策权威，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决策。而这两种不同的结构都有自己的逻辑，它们需要得到有机的平衡，并共存于同一个组织之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正是在管理的这个领域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以前我们从未遇到过组织和领导庞大的知识型组织的任务，我们不得不迅速学习，熟悉管理的人没人会认为自己已经懂得很多。的确，如果说在这个颇有争议的领域还存在着一致意见的话，那就是明天的组织结构看来会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组织结构。然而到了现在，管理研究却不再是探索性的。我们今天的大学以管理为名所教授的东西有90%也许都是过时的陈词滥调，而剩余的东西与其说是管理还不如说是一些程序。可是这个领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大家却都是很清楚的。

比如，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评定组织的业绩。我们还知道除了企业组织之外，我们不知道如何评定大多数组织的业绩。

如果要评定一家精神病院是否有效可以通过考察医院利用病床的情况，因为病床是一种稀缺而昂贵的商品，这听起来可能有些道理。然而，美国退役军人管理局（Veterans’Administration）对于精神病院的一份研究表明，这个标准可以导致精神病人留在医院里，这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对于病人是最不利的。不过，很显然，如果病床是空的，也就是得不到利用，也不会是正确的标准，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在自己对精神病有限的了解范围之内来衡量一家精神病院在有效运转呢？

还有人们怎么衡量一所大学成绩斐然呢？

通过大学毕业生20年之后所从事的工作和薪水，还是通过模棱两可的大学教员的“学术权威”来判定？只不过，这种权威常常不过是自我吹捧，或者是由于得力的学术宣传。通过获取博士学位人数或者通过统计校友获得科学奖项的数量来评定？或者看看校友为母校捐了多少钱？以上每一个标准都表明了对大学目的的一个价值判断。

3.运作领域中的最后一块领地很可能是各种组织之间差异最小的一个领域，这就是组织内部的个人绩效的领域。

组织是一种法律的虚构。组织本身不做任何事情，不决定任何事情，也不计划任何事情。做决定和计划的是个人。最重要的是，组织的“行动”仅仅是就我们平常所谓“管理者”的行动而言的，也就是说，那些应该做决定的管理者们所做的决定影响着组织的成果和业绩。

在知识组织中，每个知识工作者都是“管理者”，因此，需要有效地工作来使现代组织做出成绩的人数是庞大的，而且在快速增加。我们整个社会的福利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数量庞大的知识工作者在一个真正的组织中的工作效率，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工作者的成就和满足。

管理的绩效并不是组织需要的东西，它并不是大众神话中的“组织人”的配方。执行效率首先是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因为，组织必须是个人的工具，而同时，组织还产出社会和社区所需要的成果。

管理的绩效不会自动产生，它不是“获得成功的省力捷径”，甚至也不是“获得成功的努力方法”。组织是一种新的不同的环境，它对管理者提出了新的不同的要求，但它也给了管理者新的不同的机会，它要求更多新的理解而非更多新的行为。

最终，管理的绩效要求个人有能力做出决策去完成应当做的事情。这种要求不是在传统环境下做出的，传统会告诉农民做什么事情以及怎么做。

工匠则有行会规定其工作、工作的程序和标准，但组织中的经理却无法从自己的环境中得知应当怎样工作，他得自己做出决定。假如他不做决定，他就无法取得成果，如此他就肯定会失败且一无所成。

管理理论迄今为止对这个领域关注得太少。我们强调管理者的能力，强调对管理者的培训和他们的知识，但没有强调管理者的特殊品质，也就是效率。管理者应该有效率，可是我们总的来说却不知道效率的含义。人们所知道的只是，极少有管理者取得了他们的能力、知识和勤奋应该使他们取得绩效的1/10。

管理的绩效最终将在探讨机构的理论中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相当于对统治者的教育的讨论在整个政治理论史中所占有的那种地位（那是马基雅维里所属的传统，尽管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宪法学家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管理”的早期支持者，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什么样的结构？”研究“统治者教育”的思想家和著作家（柏拉图在《理想国》和《第七封信》中的第一个伟人）提出的问题则是：“统治者必须是哪种人？他必须做些什么？”正是这个问题，当我们在谈论“有效的管理者”时又被提了出来，只不过谈论的不再是“君子”，亦即不再谈论身处高位的人。在知识组织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谓身处传统意义上的“高位”。

上述3个方面（政策目标、根据目标和管理来评定业绩以及管理的绩效3个方面）尽管十分不同，却又全都属于组织的同一个领域和同一个层面，它们全都有关组织的功能。

“企业的社会责任”已成为记者、企业领导人、政治家和商学院热衷于谈论的一个话题。组织规范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是，谈论“企业的社会责任”却假定了负责任和不负责任仅仅只是关乎企业的问题。然而很明显，这个问题涉及所有的组织。所有的机构都拥有权力并且都行使权力，因此它们全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今天我们的主要机构中，最不负责任的并不是企业，而是大学。在我们的所有机构中，大学很可能具有最大的社会影响。

大学具有任何其他组织都不拥有的垄断地位。年轻人一旦从大学毕业，便具有多种职业选择。但在毕业之前，教育一直控制着他，控制着他通往各种职业选择的道路：商业公司和政府部门、各种专业领域和医院，等等。可是大学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拥有的权力，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具有影响并且因此负有责任的问题。

无论怎样，从“责任”出发的办法局限性太大，因此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正如每个宪法学家所知，政治学的词典中没有“责任”这样的词语，只有“责任和权威”这样的词语会出现。任何人若承担“责任”，那么就拥有“权威”。反之，人们除非对某种事物拥有权威，否则就不可能对它负有责任。对自己没有权威的地方承担责任，那是对权力的篡夺。

因此，问题不在于组织的“社会责任”是什么，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的权威。组织由于自己的功能而具有哪些影响？

1.任何机构为了履行自己的使命都必定要对社会产生影响。同样，一个机构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于是就会对当地社区和自然环境产生影响，而且，每一个机构都要雇用人员，这就意味着会对这些人员拥有很大的权威。机构产生这些影响是很有必要的，不然我们就不能从企业那里获得产品和服务，不能从学校受到教育，不能从研究室里获得新知识，也不能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交通控制。但这些都不是组织的目的，它们只是组织完成其使命的副产品。

所以这些影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必要的恶。

假如我们知道一种办法，无须权威也可以获得机构所能获得的业绩，那么我们肯定不会允许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存在。的确，只要是有头脑的管理者，都情愿无须别人就把工作做好。管理别人总是一件麻烦事，他才不想做一个“领导”，这种权威只会使自己在工作中碍手碍脚。

因此，“社会责任”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要尽可能限制会对人们产生的各种影响，也要尽可能地限制机构会产生的其他各种影响。对社会和社区产生的影响是一种干涉，这些干涉除非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解释，否则便不能得到容忍。特别是，要求雇员“忠诚”是不允许的和不合法的。雇佣关系是建立在雇佣合同上的，应当比其他任何法律合同得到更加严格的解释，这并不是要将雇员和组织之间的感情、感恩、友谊和相互尊重排除在外，这些东西都是宝贵的，要通过努力去获得。

第二条法则也许更加重要，那就是组织应当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组织有责任预测和考虑组织产生的哪些影响很可能会成为社会问题。所以，组织的责任之一就是要试图防止这些不利的负面影响。

这样做也有利于组织本身。每当组织不能阻止负面影响的产生时，它都终将受其所害。负面影响将导致管制、惩罚性法律和外界的干预。最终，恼人的或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终将导致“丑闻”，而因为“丑闻”而诞生的法律无一不是坏的法律。这种法律会为了制止1个恶棍而惩罚99个无辜者，它们惩戒的做法，却几乎不能制止恶行，它们与其说是表达了理性还不如说是宣泄了情绪。

反之，每当一个机构的领导者预料到了一种影响并且全面考虑了需要做些什么来防止影响的产生或使得这种影响为人们所接受，那么他们就会得到公众和政治家们尊重的倾听。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这样。每当企业的领导人预料到了企业会产生的影响并且全面考虑了它的防治办法和处理办法，那么他们的建议都为人们所接受。而每当他们等待，一直等到“丑闻”开始暴露和公众开始哗然时，那么等着他们的必定是惩罚性的管制，而这种管制往往只会使问题更加恶化。

举例说，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并非没有安全意识，相反，它是安全行驶的指导和安全公路设计方面的先行者。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减少事故发生率，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今天它受到惩罚的原因是它未能让事故本身减少危险性。可是当制造商试图引入设计安全的轿车时（如福特汽车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尝试引入安全带），公众却拒绝购买这种汽车。汽车制造商们因制造了不安全的汽车而受到指责、受制于惩罚性的条例，他们对此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忘恩负义。然而，汽车行业应该受到这样的责难，它应该一开始就为防止事故措施费心，而不应该等到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替他们担忧。

无论什么事情，只有当人人都会去做的时候，才需要法律。但任何“自愿的努力”，如果在付诸实施时需要人人都去做某种在短期内既有风险又不得人心的事情，那就绝不会获得成功。一般来说，每个群体内都至少有一个愚蠢、贪婪并且短视的成员，如果要等到人人都采取“自愿行动”之后才行动，那就永远也不会采取行动。因此，预料到一个问题的单个组织就有责任去做不受欢迎的事情：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确切地阐述一个解决办法，并且去游说争取正确的公共政策而不管其他“俱乐部成员”的公开反对。承担了这种责任的人，没有一个失败过，或为此遭难。但每当一个机构踌躇不前，借口“公众不会赞成”或“行业不会允许”而不采取应有的行动时，它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公众会原谅无知，但不会原谅一个组织不依据自己对情形的充分认识而采取行动，因为这完全有理由被视为怯懦。

2.理想的情况是，一个组织能将社会需求的满足，包括它自己的影响所产生的社会需求，转变为组织获得业绩的机会。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每个组织都被期望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亦即成为能使各种资源得到更加富有绩效的利用的社会代理机构。每个组织都根据它自己能够取得的业绩来定义“富有绩效”，因此，每个组织对于成果的衡量都是不同的，但它们都具有同样的任务。

这尤其意味着，把社会需求的满足转变为盈利性的企业活动，是对企业的一种道德要求。

“组织的社会责任”的这一方面，亦即预测社会需要以及将这些需要转变为取得业绩和成果的机会，在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不连续时期也许特别重要。过去50年以来，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各种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把已经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无论是在工商领域、在医疗保健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处理新的不同事物的机会是很少的。

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100年前，巨大的创业机会也是在于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和今天是一样的。把教育变成一种营利性的大产业，或者把城市住宅建设变成盈利性的产业也许在今天的人——无论是工商人士还是工商评论者们——看来可能都是相当离奇的想法，但这种转变与导致现代电子产业、电话、大城市报纸和图书出版社、百货商店或都市交通的发展机会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所有这些都是100年前的社区所需要的东西。把这种需求转变为机遇需要远见和创业的勇气，这种转变都需要许多新技术，并且还需要许多社会的创新。它们是个人的需求，却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组织才能得到满足。

这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是因为它是“包袱”，即被看做“责任”；如果得到了满足，那是因为它们被视为是机会。换言之，寻求机会是组织的责任。

总的来说，当组织关注它们自己力不能及的“社会问题”时，它们的行为是“不负社会责任的”。当它们由于专注于它们自己的特定工作而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时，它们的行为便是“负社会责任的”。当它们把公众的需求转变为它们自己的创业成就时，它们的行为是最负责任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我们社会中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大型组织的雇员，因此，出于必要，组织对这些雇员行使相当大的权威。事实上，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直接的权威。此外还有中学生和大学生以及许多其他群众，他们也必定要受到一个或多个这样的机构的指导和控制。因此，组织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合法性，无论是政府部门、医院、大学还是对企业，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组织社会的政治问题。

不过，我们的多元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不是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社区。真正的社区的目标总是自我实现的。但今天的组织在其自身内部并没有任何目标，正如它在其自身内部也没有任何成果，组织在自身内部所有的东西只是成本。

因此，如果将管理，无论是企业管理、大学管理、政府部门的管理或者是医院的管理，与一种真正的“统治”亦即在《管理与马基雅维里》一书中说得如此有趣的统治相比较，那么这种比较只能反映部分真实的东西。现代社会机构（包括邮政管理部门这样的政府部门）的管理不是“统治”。管理的工作是功能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管理所拥有的权力和权威，是被用来满足社会的一部分需求。与早期的多元权力不同，管理的领域不是社会和社区的总体需求或总体资源，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社会需求，它们支配的各种资源是用来完成一个特殊有限而又极其重要的任务。无论这些机构拥有何种业绩能力，它们都把这种能力归因于它们的专业化，归因于将自己限制在完成于某个既定的任务，归因于将自己的各种资源投资于一个特定清晰的和有限的目的。

总的来说，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组织的领导不能把自己的权力、职位和权威建立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合法性原则之上。比如说，他们不能把权威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础上，因为这些“被统治者”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中的受益者和统治的对象，他们也必定要受到一个或多个这样机构的指导和控制。

大企业并不是为了雇员而存在的。企业的成果在于企业之外，企业雇员的赞成或同意以及态度对成果并无大的影响。同样，医院的“主顾们”也不是在医院工作的人，而是病人。对于一个需要做肝脏移植手术的病人来说，医院的护士是否满意是毫不相关的，病人关注的是医院做肝脏移植手术的成功率。

为了自身的利益，组织需要驱使组织成员担负最大的责任。

但是在直接关系到机构的标准、业绩和成果的领域，组织的成员是无法予以接管的。机构的标准、业绩和成果必须统治组织成员。组织做什么、怎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机构外的人的需求所决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科”所决定的，无论是一门科学或者是由市场。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投票决定一款新车的设计是毫不相关的问题，重要的是消费者买不买这款新车。

以前，左派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组织要“合法化”的要求可以通过由“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即国家接管来实现。这样，组织的管理者会得到合法的政治权威任命，而且可以从真正的统治者那里得到自己的权力。经验表明，这种看法是天真的诡辩。实际上发生的是，同样的损失，先前会被严厉指责为管理失误，而现在却变成了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并得到高度的评价。政府所有权或政府对管理人员的任命并没有改变机构的功能。只要组织开始发挥自己的功能，它们就开始脱离政府的有效政治控制。为了取得业绩，机构的确需要脱离政府的控制，评定和控制组织的一定要是业绩。

能够运用到“被统治者”的东西可以运用到任何其他已知的政治合法化的原则。肯定的是，一个机构若被其成员完全排斥，便无法发挥功能。机构必须使其成员有可能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我们早就知道，现代组织必须赋予其成员以身份和功能，但组织的成员也必须为机构的目的服务，去完成那些绝非他们自己目的的机构目的。让组织成员满意，并不是也绝不能成为我们社会中的多元组织的首要任务或检验标准。组织必须让外在于机构的人满意，必须为外在于机构的目的服务，必须取得外在于机构的成果。组织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情况是将其成员的目的、价值观念和需求与自己的使命要求整合、协调在一起，但组织的使命应放在首位。使命是赋予的，使命是客观的，使命是非个人的。同时，使命又是特定的、有限的，并基于社会、社区和个人的众多需求中的一个需求。

正是因为组织投入到满足更大社会的一个有限的目的才使得我们的现代组织富有绩效。

显然，我们的组织和组织的管理所必须具有的权威只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业绩。业绩是我们拥有组织及管理的唯一理由，也是我们可以容忍组织要求拥有权威并行使权力的唯一理由。

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应当知道“业绩”对于这个或那个机构的含义。我们应当能够衡量或至少能够判断，一个机构是否负起了它的责任，它的管理能力如何。我们应当坚持，各种机构及其管理都要局限于一些特定的任务，唯有完成这些任务才能证明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权力的正当性，此外的一切都是篡夺。

专注于这些特定的任务，是理解多元社会中的组织的力量、业绩和合法性的关键。就一个特定组织的任务而言，可以而且应当存在不同的意见。随着环境、社会需要、社区的价值观念和技术的变化，对组织的特定任务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的确，同一种类的不同机构，例如，一个国家的不同大学对自己目的的阐述也许十分不同，同一个产业的不同企业也当如此，甚至不同的医院也应当这样，但其中的每个机构将自己的目的阐述得越清楚，对机构也会越有利；评价其业绩的尺度和标准越具体，机构的效率也会越高；它越是严格把自己的权威基于业绩的证明之上，它就会变得越合法。

“根据其成果来了解它们”，这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立宪原则。

第9章　组织的社会

（于1992年首次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

我们时代的变迁不只是局限于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诚然，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再也没有所谓“西方”历史或者“西方”文明一说了。我们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

这种变迁究竟是始于第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崛起成为经济强国还是始于计算机的出现，也就是因为信息，仍尚未可知。我自己会选《士兵福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正是这个法案使得每一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士兵都可以得到一笔上大学的钱，而且这一举措若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毫无意义可言。《士兵福利法案》的颁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热烈的响应预示着社会正在转变成为一个知识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是个人首要的资源，总体来说也是整个经济的资源。土地和资本（经济领域传统的生产要素）并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屈居第二了。因为土地和资本可以获得，或者说很容易就可以获得，但是除非你有专门的知识。

不过同时，专门知识自身并不能生产出什么来。

只有当知识和某个任务相结合时，这些知识才会具有生产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知识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组织的社会：每一个组织、企业，非商业企业也一样，它们的目的和功能都是专门知识和一项公共任务的结合体。

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大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

特别是我们已经知道组织社会面临的主要压力和问题：社区对稳定的需要和组织对于不稳定的需要产生了这种压力；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还有双方互相的责任；组织需要自治权，而社会关注公共福利也导致了压力；对于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组织日益增加的需求；还有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组织需要这些专家团结合的需求也产生了压力。所有的这些都会是几年内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这些问题也不会通过官方宣言、哲学或者立法得到解决。

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其源头得以解决：通过个人或者组织或者是在某个执行官的办公室。

社会、社区还有家庭都是保护型的机构，它们试图保持稳定，并企图阻止或者至少是减缓改变。但是现代组织是一个不稳定因素，组织必须要力求创新。正如著名的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的，创新是“具有创造力的毁灭力量”。而且组织必须要力求从体系上抛弃所有已经建立的、人们已经习惯熟悉的或者让人感到舒服的事物，也许它是一件产品、一项服务或者是一个程序；一套手艺；人和社会的关系；或者是组织本身。

知识的本质就是知识在快速变化，今天得到肯定的知识总是难免沦为明日的谬论。

这一点倍加重要，因为对一个知识体系产生最深远影响的改变基本上不是来自它自身的知识领域。

自古登堡[1]第一次使用活版印刷以来，400年间没有任何工艺上的改变直到蒸汽机的出现。

对于铁路最大的冲击并非来自铁路建设，而是来自汽车、卡车和飞机。制药业由于基因和微生物学的发展而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两门学科在40年前几乎没有生物学家听说过。

而且并不只是科学和科技在创造新知识，使旧的知识过时，社会革新也同样重要，而且常常比科学创新更为重要。商业银行堪称19世纪最值得骄傲的发明，而给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商业银行带来危机的既不是电脑也不是其他任何的科技变革，冲击商业银行的是非银行界人士，他们发现了一种非常古老但是迄今为止都让人不太了解的金融工具——商业票据，它可以用来为公司融资，因此也就夺走了银行垄断了200年，并且给银行带来了最大利益的业务——商业贷款。所有变化中最大的恐怕是在过去40年里人们开始进行有目的的变革，有技术上的，也有社会上的，这已经自成一体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而且这门学科既可以教也可以学。

许多人都以为快速的知识变革只局限于商业领域，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这50年中，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哪个机构比美国的军事机构变化更大。制服还是原来的样子，军衔级别也没变，但是武器却完全变了，这一点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来；军事原则和理念变化就更大了，同样发生巨大变化的还有军事服务组织结构、命令结构、关系还有责任。

同样，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在接下来的50年里，在300多年前由于印刷书本的出现而形成的沿用至今的学校大学模式将经历越来越大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新科技的出现，比如电脑、录像和卫星电视广播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知识社会的需求，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知识工作者将终生进行有组织的学习；还有部分原因是关于人类如何学习的新理论的出现。

对于经理来说，知识发展动态使他们意识到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每一个组织都不得不在组织结构中体现变化的管理。

一方面，这意味着每一个组织都必须准备抛弃它做的每一件事。经理们必须学会每隔几年就对每一个过程、每一件产品、每一个程序、每一项制度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在掌握了现有知识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个组织就得问：“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组织必须要做点什么，而不能说：“让我们再做一个研究。”的确，组织将越来越多地制定摒弃现有做法的计划，而不是试图延长一个成功产品、政策或实践的生命期。

另一方面，每一个组织必须致力于创造新的事物。经理们尤其要在工作中做到以下这三条。第一，要力求将组织在从事的每一件事都做得更好，这个过程被日本人叫做kaizen（改善）。纵观历史，每一个艺术家经历过自我提升的改善阶段，意思就是系统地、不断地自我提高。但是到目前为止，仅仅只有日本——也许是因为他们信奉佛教禅宗的传统——把这种自我提高的努力融入了商业组织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不过这种精神完全没有体现在他们那些拒绝改变的大学里）。改善的目的是要验证一个产品或一项服务，以使它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成为一个真正与众不同的产品或服务。

第二，每一个组织将不得不学会探求知识，也就是说，在组织已经得到的成功基础上还要发展下一代可以加以运用的知识。

日本企业在这方面再一次胜出一筹，这一点从日本基于美国发明的录音机而研发出了一代又一代新产品就可以看出来。正在快速发展壮大的美国乡村教堂具备的一个优点就是吸取了日本企业的这个长处。

第三，每一个组织都必须学习创新——创新现在可以被组织成为一个系统的过程了。然后，又回到要抛弃组织已经创新出来的事物，于是这个包含三个步骤的过程又重新开始了。除非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做到这三点，否则它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被时代淘汰，优良的组织绩效将丧失，接下来的就是组织里那些掌握着技巧和知识的人员的流失，而这些人正是决定组织绩效的基础。

使组织的机构顺应变化的要求还需要组织具有较高程度的分权体制，因为组织的结构必须要能快速做出决定，而且这些决定必须要基于组织的绩效、市场情况、科技，还有所有社会上发生的变化以及环境和地理因素。

这一切所预示的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必须不断地推翻、解散社区，并打破社区的稳定。

组织必须要改变对技术和知识的需求。当每一所工科大学准备好教授物理时，组织却需要遗传学家；正当银行职员在信用分析方面最得心应手的时候，组织却需要他们成为投资顾问。但是，商业企业也必须有关闭工厂的自由，尽管当地的社区需要这些工厂为人们解决就业问题；商业企业也必须有解雇年长的模具工人，并雇佣懂得电脑模拟技术的年轻人的自由，尽管那些模具工人花费了很多年学习做模具的技艺。

同样，当产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技术发生了变化，医院也应该可以把原来的产科移到一个独立的产科中心。而且，当医学知识和技术以及医疗操作方面的变化使得一个拥有不到200张床位的医院既不经济也无法提供一流的服务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关闭这家医院。

对于一家医院或者一个学校，抑或是其他的社区组织，为了让它们能履行自身的社会功能，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关闭它们。无论这些组织在当地社区的根基有多深，也无论当地的居民是多么喜爱这个组织，只要是因为人口、技术或者知识方面的变化对这些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关闭这些组织。

但是每一次这样的变化都会扰乱社区、破坏社区，并剥夺社区的持续性，每一次变化都是“不公平”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制造不稳定。

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是组织生活的另一个事实：现代组织必须身处社区之中，但是却不能从属于社区。一个组织的成员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说这个地方的语言，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当地的学校，为选举投票、付税，而且在那个社区找到家的感觉。然而，组织不能够使自己淹没于社区之中，或者使自己服务于社区的目标。组织的“文化”一定要独立于社区。

决定组织文化的是任务的本质，而不是执行任务的社区。美国的公务员，虽然意识形态与中国的有所差异，却能够马上领会一位中国北京的同仁告诉他的关于北京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位美国公务员参加当地食杂连锁店经理召开的会议，会议内容是关于下周的广告促销活动，那么，尽管这个会议就在自己居住的华盛顿召开，他仍然会感到困惑。

为了能够执行自己的任务，组织不得不和从事同类活动的组织拥有同样的结构和管理方式。举例说，我常听到人们谈论日本和美国公司之间存在的管理上的不同，但是一个大型的日本公司的运行方式和一家大型的美国公司的运行方式其实很相似，而且这两家公司的运行方式和一家大型的德国公司或者英国公司同样也很相似。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无论一个人身处的医院位于何处，他都不会怀疑自己是在一家医院里。对于学校、大学来说也是这样；工会和研究实验室也是这样；博物馆和歌剧院，天文台和大型农场也同样如此。

另外，每家组织都有一套由组织任务决定的价值体系。在全世界的医院，医疗保健都被视为是最终的目标。在全世界的商业企业，生产和销售产品或者服务都被认为是最终的目的。如果一家组织要有上佳表现，其组织成员必须相信组织所从事的事业，说到底，是对于社区和社会的一种贡献，而且所有其他的社会成员都需要这种贡献。

因此，组织文化必须总是要独立于社区。如果一家组织的文化和当地社区的文化相冲突，那么组织必须要胜利——不然这个组织就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老话说“知识无止境”。自从第一所大学于750多年前建立以来，“市民和大学师生”的冲突就已经存在，但是类似这样的冲突，如存在于组织为了开展工作需要的自治和社区的要求之间，在组织的价值观和社区的价值观之间，在组织面临的决定和社区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是组织社会所固有的。

社会责任的问题也是组织社会所固有的。现代组织拥有，而且必须拥有社会权力，而且权力很大。组织要有权做出人事决定：雇佣谁，解雇谁，提拔谁。组织需要权力来建立规则和纪律，这样才能取得成果，比如说，工作和任务的分配，还有工时的确定。组织需要权力来决定建哪些工厂，还有位于什么地方的哪家工厂需要关闭。组织还要有权定价，等等。

非商业企业拥有最大的社会权力，事实上，这种权力要比商业企业拥有的权力大得多。在历史上，很少有组织被赋予像当今大学所拥有的权力。大学如果拒绝某个学生入学或者拒绝授予某个学生学位，就等于断送了这个人的职业前途和其他的机遇。同样，美国的医院有权拒绝承认一名医生的住院特许权（admitting privilege），这种权力可以使这名医生从此不具备行医的资格。工会拥有招收学徒的权力或者通过与管理层签订“关门”（closed shop）协议[2]来制约每一个员工，这就意味着只有工会会员才能被雇佣，这就给了工会极大的社会权力。

组织的权力可以受到政治权力的遏制。组织权力可以被置于正当程序（due process）之下，法庭也可以来审视这种权力。但是这些工作必须要由个体的组织来承担，而不是由政治权威来实施，这也是为什么后资本主义社会如此关注组织的社会责任的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桂冠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争论说：商业企业只有一个责任：就是经济效益，但是这种争论其实是徒劳无用的。经济效益是商业机构的首要责任。的确，一家商业机构如果不能获得和成本相等的收益也就是不负责任，因为它浪费了社会的资源。经济效益是商业的基础，没有这个前提，商业机构就无法履行任何其他的责任，它也不能是一个好员工、好居民和好邻居，但是经济效益并非商业企业唯一的责任，就如同学校的唯一责任是教育效果，医院的唯一责任是医疗保健，但是除此之外它们也还有其他的责任。

除非权力和责任相平衡，否则权力就成了专制。再者，没有责任，权力总是会退化为不作为，所以组织必须要有绩效。因此，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组织的需求不会消失，而是会扩大。

幸运的是，如果只是粗略地来说，我们也知道如何解答社会责任的问题。每一个组织必须承担所有与其有关的员工、环境、顾客和其他与组织有关联的人和事的全部责任，这就是它的社会责任。但是我们也知道社会将更多地期望大型组织，无论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性的组织，能够处理社会上存在的主要弊端。说到这儿，我们最好要警惕些，因为好意之举不一定都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有些责任会影响组织行使自身主要任务和使命的能力，如果一个组织去接受这样的责任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更不用说主动去追求这样的责任了。如果组织在自己没有优势的领域去采取行动的话，也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

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如果听到有人说：“在我们的组织里，事事都是以顾客为中心的”，或者“在这个组织里，他们绝不会忘记你犯下的错误”，那么人们都会点头表示理解。而且如果说在发达国家并非所有的社会任务都是由一种或另一种组织来完成的话，那么至少绝大多数的社会任务是由各种组织来完成的。然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任何什么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人谈论“组织”的，1950年版的《简明牛津字典》中甚至都没有列出“组织”一词现有的意义。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管理兴起时，我们才有机会看到组织是独立和独特的，它有别于社会其他的机构。

与社区、社会或者家庭不同的是，组织是为着某个目的而设计的，而且会加以分类。社区和社会通过那些把其成员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来定义，这种纽带可能是语言、文化、历史或者是地域，一个组织却是通过它的任务来定义的。交响乐团不是给人看病的，它是演奏音乐的。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但它不会弹奏贝多芬的乐曲。

诚然，组织的有效性正在于它集中精力完成一个任务。从事不同的工作任务会破坏一个组织的表现能力，无论这个组织是商业企业、工会、学校、医院、社区服务部，或者是礼拜的场所。社会和社区必须是多面的，它们就是环境。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和其他的工具一样，它的设计越有针对性，它完成既定任务的能力就越强。

由于现代组织是由专家组成的，每一个专家都具有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所以组织的使命一定要非常明晰。

组织必须一心一用，不然组织成员就会感到迷惑，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工作而不是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他们会依据自己的专业技能来定义“结果”，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附加在组织之上。只有一个集中、共同的使命才能把组织凝聚在一起，并使组织做出成果。如果组织没有这样一个使命，它就会很快失去信用，对那些组织需要的人才也将失去吸引力。

所有的组织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然而，很少有组织照自己说的去做，更不用说去真正地相信它。绝大多数的组织，虽然不见得是有意识的，仍然相信19世纪的雇主们信奉的：人们对我们的需要甚于我们对他们的需要。但是事实上，组织必须要推销自己的用人之道，就像组织要推销产品和服务，也许推销用人之道还更重要些。组织要能够吸引员工，留住员工，承认和奖励员工，激励员工，并且为员工服务，使员工满意。

知识工作者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一个新现象，我们现在还没有好的词汇来命名这个现象。举例说，一个员工，从定义上说是一个为了得到报酬而工作的人，然而在美国有一个最大的“雇员”集团拥有数百万男女，他们为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工作而不求报酬。他们肯定是“职员”，他们自己也这么看自己，但是他们是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同样，许多被雇佣的人从法律角度来说并没有得到雇佣。50年或60年前，我们称一些人（这些人通常都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为“独立工作的人”，而今天我们称他们是“自谋职业者”。

这些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存在于每一个国家——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新的现实常需要新的词汇，但是在一个这样的词汇出现之前，以下可能是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员工给出的最好的定义：雇员是指能够为一个组织工作并有能力做出贡献的人。

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工作在底层的员工，比如超市的售货员、医院的清洁工、送货的卡车司机，这个新的员工定义意义并不大。无论从哪个实际出发，这些雇员的位置和昨日靠卖力气赚钱的“工人”，蓝领阶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他们就是这些蓝领工人的延续。

但是组织和知识工作者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目前知识工作者的数量已经达到所有雇员的至少1/3或者更准确地说是2/5。这些知识工作者可以找到工作是因为组织的存在，因此，这些雇员也是具有依赖性的。但同时，他们拥有“生产的手段”，即他们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独立而具有很大流动性的群体。

知识工作者仍然需要生产工具。实际上，在知识工作者使用的工具方面的资本投资可能已经超过了在制造业工人工具上的资本投资。

（而社会投资，比如说，在知识工作者身上的教育投资则是手工工人的好几倍。）但是除非知识工作者能掌握知识并且不会忘记所学的知识，这种资本投资就是没有效果的。机器操作员会按照学习的内容来工作，因为机器决定了做什么和怎么做。知识工作者可能也需要一台机器，它可能是一台电脑、一台超声波分析仪，或者是一台显微镜，但是这些机器不会告诉知识工作者做什么，更不用说怎么做了。如果员工没有具备这样的知识，那么这些机器就没有用。

进一步说，机器操作工，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工人一样，可以被告诉做些什么，怎么做，进度多快。知识工作者则不能有效地被监督，除非他们懂得比组织里其他人都多的专业知识，他们基本是无用之人。营销经理可能会告诉营销研究员公司需要知道一个新产品设计的哪个方面和该产品的营销重点，但是其实向公司总裁汇报公司需要做哪些方面的营销调查，怎样来做这些调查，还有可能的调查结果是什么是营销研究员的工作。

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界经历痛苦的结构性重组时，如果不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工作者，至少也有数千的知识工作者丢了工作。他们的公司或者被收购了、合并了、重组了，要不就是被清算了。然而在几个月之内，他们绝大多数又重新找到了可以运用所学的工作。这个过渡期是令人痛苦的，对于一半左右的人来说，新工作的收入要比以前的工作低，而且也没有以前的工作那么令人愉快。

但是这些下岗的技术员、专业人士，还有经理们发现自己拥有“资本”，这就是知识：他们拥有生产手段；而其他的机构，比如组织，它们拥有生产工具。双方都互相需要彼此。

这种新关系的后果——这也使现代社会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压力——就是工资已经不能再赢得员工的忠诚。组织必须要让员工看到组织为他们在工作中运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只有这样，组织才能赢得员工的忠诚。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谈论“人力”的话题，而现在我们在越来越多地讨论“人力资源”的话题。这种变化使我们意识到正是个人，尤其是那些有技巧、有知识的员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将为组织做出什么贡献，还有他们的知识会为组织做出多大的贡献。

因为现代组织是由知识专家组成，这个组织应该是同辈、同事和合作人的组织。不能说某种知识要比另一种知识级别更高；对知识的评判标准是看它对组织共同任务所做出的贡献大小，而不是知识本身的优劣。所以，现代组织不能是一个由老板和下属组成的组织，现代组织要是一个团队。

团队只有三种。第一种团队就像是打网球双打的一对队友。在这种团队里——首先这种团队人数要少——团队成员要使自己去适应其他成员的个性、技巧、长处和弱点。第二种团队是足球团队。在这种团队里，每个队员都有固定的位置，不过在每个队员守住自己位置的同时，整个团队还要集体行动（只有守门员除外）。第三种团队是棒球团队，或者是管弦乐队。在这种团队里，每个队员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无论何时，组织只能进行一种比赛。无论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组织只能使用一种团队。决定启用什么样的团队，还有进行哪一种比赛是组织生活中最冒险的决定之一。在组织中，很少有比使团队从一种类型转到另一种类型更难的事情。改变团队需要进行人们所能想到的最难的学习：忘却（抛弃）所学。这需要员工忘掉辛苦学来的技巧，一直以来的习惯，和一个手工艺人和专业人士最为重视的价值观念，还有，也许这是最难的一点，需要员工放弃旧的、珍贵的人际关系。这意味着人们将一直视为“我们的社区”或者“我们的家庭”的这种关系抛弃。

但是如果组织要有所成就，它就必须组成一个团队。当现代组织在19世纪末兴起之时，组织可以模仿的唯一对象是军队。普鲁士军队创造了组织的奇迹，就如同亨利·福特的装配线对于1920年的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奇迹一样。在1870年的军队里，每个成员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而有知识的人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军队通过命令控制组织，商业企业和其他绝大多数的机构都效法了这种组织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现在正在飞快地被改变。当越来越多的组织以信息为基础，它们使自己成为足球队或者是网球队，也就是说，变成了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在这样的组织里，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者，换句话说，所有的成员都要把自己看成是“执行者”。

一个组织必须要管理。这种管理可能是断断续续、马虎草率的，就像美国的郊区学校组成的家长—老师联合会一样，或者管理可能对于相当大的一群人来说是一个全职的棘手工作，就像在军队、商业企业、工会和大学的管理一样，但是必须有人来做决定，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必须有人对组织的使命、精神、绩效和结果负责任。社会、社区、家庭可能有“领导”，但是只有组织有“管理”。而且，尽管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威，在现代组织中，管理的任务却不是发号施令，它的任务是鼓舞员工。

组织社会在人类社会是前所未有的事物。从表现能力方面来看，组织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任务而设计，而且每个部门都建立在组织和对知识的运用基础之上。从结构上来看，组织是前所未有的，从组织中存在的压力和问题来看，组织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有些问题和压力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解决，比如说社会责任问题，但是还有些问题我们还不知道正确的答案，而且我们所问的问题都可能是错误的。

比如在社区需要延续、稳定和组织需要创新、求变之间就存在着压力。在“文人”和“经理”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文人和经理都是需要的：前者可以创造知识，而后者可以应用知识，并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但是前者专注于词汇和观点，后者关注人、工作和绩效。对于组织社会的基础（以知识为基础）的一个威胁来自于越来越细化的分类，来自于一种知识向多种知识的转变，但是最大、最困难的挑战是由新的多元化带来的。

600多年来，没有哪个社会拥有我们现在居住的社会这样多的权力中心。中世纪的确也存在着多元化现象，当时的社会由数百个相互竞争的自治权力中心组成：封建郡主和骑士，享有豁免权的主教辖区，还有拥有自治权的修道院和“自由”城。在有些地方，如奥地利的蒂罗尔，甚至还有“自由”农民，他们只需对皇帝负责。还有自治的同业指导和跨国贸易团，如中世纪商业同业公会和佛罗伦萨的商人银行家工会，征税者，具有司法和征税权的地方“议会”，可以雇佣的私人军队和数不清的其他的社会势力。

欧洲的现代史——日本的也一样——就是一个中心权力征服所有其他抗衡势力的过程，这个中心权力首先被称作“王子”，然后被称为“国家”。到了19世纪中期，除了美国以外的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成了单一的国家，在美国的宗教和教育领域还普遍存在着多元化现象。的确，在长达近乎600年里，废除多元化成了社会“前进”的理由。

但是，就当国家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时，第一个新的组织出现了——大型的商业企业。（当然，这种事情总是会在“历史结束”被宣告时发生。）自从那时起，一个接一个的新组织相继建立起来。以前的组织，比如大学，在欧洲似乎已经完全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里，现在又获得了自治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的极权主义还在为挽救旧的前进信条而做着最后的挣扎。极权主义相信只有一个中央权力和一个组织而不是包含相互竞争，具有自治权力的组织的多元化社会。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但是中央政权的失败本身对于一个新多元化社会出现之后的问题毫无帮助。为了明白这一点，就想想一个许多人都听过的故事，或者更精确地说，很多人都听错了的故事。

在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Wilson）的一生中，他都是美国举足轻重的人物，首先他在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担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然后又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国防部长，但是威尔逊被今天的人们记住的全部理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对于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对美国也会有利。”在1953年为获得国防部长一职而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威尔逊说过的话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对于通用汽车也有利，反过来也一样。”

在威尔逊此后的时间里，他都在纠正这句不实的引言，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每个人都争辩说：“如果他没有说这句话，他也肯定相信这句话——实际上，他应该相信这句话。”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组织的执行者们，无论是商业企业的还是大学或者医院或者是童子军的执行者，必须相信组织的使命和任务是社会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同时也是其他任何事物的基础。如果他们不这么相信，他们的组织将会很快失去对自己的信念，失去自信、骄傲和表现能力。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发展了专门的、承担一个任务的组织。正是因为这些组织，一个发达的社会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而且这一点也是一个极大的优点。但是真正使组织具有生产能力的特点是每一个组织是基于自身狭隘的使命和愿景、自己的价值观之上，而不是基于任何对社会和社区的考虑而使组织自治、专业且信息灵通。

因此，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而且从来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多元化社会存在的问题：谁来关心公共的善？谁来给公共的善下定义？谁来平衡各个社会机构不同的且常常相互冲突的目标和价值观？谁来做出公平的决定，这些决定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中世纪封建主义被单一的主权国家所替代正是因为它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不过，现在单一的主权国家自己又被一个新的多元化社会取代——这种多元是指功能的多元而不仅是政治权力的多元，因为这个主权国家既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也不能完成社区各种必要的任务。分析到最后，下面这一点才是我们最应该从包含一切、权力至上的国家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现在，尤其是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比如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利用社会上自治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各个组织来从事专门的工作，同时也帮助增强政治和社会的凝聚力。

[1]Gutenberg（1400—1468）：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译者注

[2]工会要求某一个工厂或者企业的员工必须同属于一个工会，并与企业管理层签订协议，不过这种做法已经被叫停。——译者注

第五部分　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机构

第五部分简介

我在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通用汽车过去并且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公司，我的这本书就是研究通用汽车公司的）有两个主要部分，它们的标题分别是"作为人类成就的公司"和"作为社会性组织的公司"。55年前，这样的标题还很令人震惊，不过我就是想让我的标题具有这种效果，而人们看到这两个标题也的确感到震惊。对于就职于通用汽车公司的人来说，我的这本书颇具争议。一些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者们认为本书如果不是充满敌意的话，至少也是极具批判性。不过，即使是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的本书的拥护者也很难接受以上那两条标题，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两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在通用汽车公司之外，这两个标题几乎受到经济学家们还有社会和政治科学家们的一致反对。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企业只能从经济学的领域来观察和研究，这种观点至今都没有消失，比如，美国的重要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坚信这一点，但是今天再没人会对这两个标题感到奇怪，更不用说感到震惊了，它们已经成为公认的真理。

正因为此，我仅为这本书挑选了我写的关于商业企业作为一个社区、一个社会、一个政体的文章中较少的几个例子。这些选篇中有一篇（第11章"作为社会性组织的公司"）选自我于1946年出版的书。另外两篇中，第一篇，即第10章，首次写于1990年，是为我写于1976年的《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再版时写的一篇后记[这本书在1996年又再版时，书名改为了《养老基金革命》（The Pension Fund Revolution）]。这本书首先指出了养老金使得"工人们"成为唯一重要的"资本家"，而且使"员工"成为"所有者"，然后，我探讨了这对于社会和公司的意义。第二篇（第12章"公司作为一个政治机构"）是有关公司（和一个多元社会其他的自治机构）作为权力中心。

关于公司未来的讨论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收入本部分，然而，我觉得把它归入本书的最后一章（第17章"下一个社会"）会更合适，这一章最初写于2001年。

第10章　公司的治理

（最早发表于1991年的《哈佛商业评论》）

各种机构的投资者，主要是养老基金，控制着这个国家大型（也有一些中型）企业的将近40%的普通股。这些金额最大增长最快的基金，还有那些公共雇员们，他们不再满足于充当被动的投资者，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他们投资的公司里具有发言权，比如，否决董事会的任命、行政补偿制度，还有否定重要的公司章程。

虽然同样重要，但是却常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养老基金还持有这个国家较大公司40%的中长期债券，因此，这些机构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贷方和最大的所有者。正如金融教科书数年来强调的那样，贷方的权力和所有者的权力是同样大的，有时候甚至还要更大。

养老基金逐渐成为主要的所有者和贷方代表了经济史上一个最令人吃惊的权力转换。第一笔现代养老基金是在1950年于通用汽车公司建立的。40年之后，养老基金控制的总资产达到2.5万亿美元，差不多一半是投资于普通股，一半是投资购买了固定收入有价证券。人口统计学肯定这些资产至少在下一个10年里还将强劲增长。为了防止经济持续不景气，养老基金将需要在20世纪90年代里的每一年都向新资源领域投资1000亿～2000亿美元。

美国对于这种权力转换的忽视（更不用说去处理了）很大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动荡——恶意并购、杠杆收购，还有普遍存在的重组狂潮。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美国的新主人，养老基金，应该使公司管理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来？还有怎样的组织结构才适合于行使这种责任？

养老基金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成为美国股份资本的主要持有者，但是在15～20年之后，养老基金的这种所有者身份被忽略了。一部分原因是养老基金自己并没有想成为“所有者”，他们希望成为被动的“投资者”和短期的投资者。他们说，“我们不想买下一家公司”，“我们只是想买股票，然后如果在较短的时间里我们不能从这些股票上获得良好的资金收益，我们就把这些股票卖掉。”

不过最终，迷雾逐渐散开。养老基金的托管人，尤其是那些代表公共雇员的托管人，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再是股票投资者了。一个股票投资者，从定义上来说，可以抛售所持股票。数额不大的养老基金可能还可以卖出所持的股票，虽然像这样的金额较小的养老基金还有数千个，但是它们只不过占养老基金总额的大约1/4，甚至一只中等金额的养老基金所持的股份都大得难以卖出去。或者更确切地说，通常这些股票只有被另一只养老基金买下时，才可以卖得出去。因为这些股票数额巨大很难被股票零售市场消化，所以它们在不同的机构间循环交易。

美国的股票持有状况要比德国、日本或者意大利分散得多，而且将来也会维持这种分散的状况，因此，美国的养老基金比起德国的大银行、日本的集团（keiretsu）和意大利的工业联合企业来说还是有更多的活动余地，但是美国的一些大的养老基金一只就拥有一家大公司所有资产的1%甚至2%。如果把所有的养老基金拥有的股票加起来，可能就拥有了这家公司所有资产的50%或更多[举例说，养老基金拥有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75%的普通股]。1%的股票都难以卖出去，那么大部分的养老基金所持有的50%的股票就根本卖不出去了。这基本相当于德国的主办银行（hausbank）要把所持股票卖给一个顾客，或者日本的集团要把所持股票卖给一个加盟公司一样不可能。因此，大型基金开始学习西门子（George Siemens）——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创始人和主办银行体系的发明人——在100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当时他因为花费了自己和银行很多的时间来处理客户公司的问题而备受批评，他说：“如果你不能卖掉（所持股票），你就要去照料（发行股票的公司）。”

养老基金不能像19世纪的所有者那样成为企业的管理者，然而一家企业，即使是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具有权威性、持续性和能力强大、自主的管理才能建立并经营一个组织，因此，作为美国新的所有者，养老基金有必要确保一家公司有到位的管理。正如我们在过去的40年里了解到的，这意味着企业当中一定要有人对管理负责，而且这种管理责任一定要在机构里得以确认。也就是说，管理必须要对企业的绩效和结果负责，而不只是表达些美好的愿望，无论这个愿望期望获得怎样量化的结果。这意味着管理责任要包括财政责任，即使每个人都知道绩效和结果会远远超过财政“底线”。

大部分的人肯定会说，我们知道绩效和结果对于企业意味着什么。我们当然应该清晰地定义这两个词汇，因为这是有效管理的前提，也是获得成功和效益的前提。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40年里，对这两个词汇的定义已经存在，不过它们都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第一个定义是在大约1950年时形成的，这个时期现代养老基金刚刚建立。这个时期最卓越的“专业经理”，拉尔夫·科迪纳（Ralph Cordiner），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大型公共公司的高层管理就如同“托管人”。科迪纳争辩说高级执行官要对管理企业负责，要尽可能平衡好公司股票持有者、客户、员工、供应商和工厂所处社区城市的利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股东的利益。

对于科迪纳的回答，有人马上就指出，还没有清晰定义绩效，也没有明确“最佳平衡”的意义。而且科迪纳的回答还需要一个独立、有实权的监督控制机构来确保管理做到对企业的绩效和结果负责，否则，专业管理者就成了开明的暴君，而开明的暴君，无论是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皇帝还是首席执行官，都不会有好的表现也不会在位太久。

但是科迪纳那一代管理者以及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够定义绩效和结果如何得到最佳平衡，他们也没有制定出任何的责任，其结果是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管理方式既没有带来什么上佳表现也没有能够延续下去。

对于科迪纳风格的管理最有力的一击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并购风波。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管理模式被推翻了。那些剩下的管理者们被迫对自己的管理方式做出彻底的调整，或者至少改变了他们的管理言论。现在我所知道的高层经理没人再会扬言要像一个“托管人”那样来经营企业，或者说争取“尽可能地平衡”“股东”的利益这样的话了。

养老基金就是这些变化后面的驱动力。如果不是因为一些养老基金拥有的集中投票权，还有这些基金对于恶意收购的认可，那些恶意收购就肯定不会发生，因为他们需要得到几百万不同个人股民的支持，如若不然就会用尽时间和金钱。

可以肯定的是，养老基金经理们对于许多的公司收购和并购行为有着很深的疑虑：对于收购和并购公司的影响会是什么，还有对经济的价值是什么。养老基金经理，尤其是那些收入平平，管理着公共雇员基金的公务员们，对于“绿票讹诈”[1]以及恶意收购者、律师和投资银行家们赚取的巨额财富产生了深切的美学和道德疑虑。然而，尽管如此，他们觉得除了出钱给那些并购和收购的公司，并购买它们的股票之外别无选择。断断续续地，养老基金购买了这些股票。

他们支持并购和收购的一个原因是这样的交易使他们相信养老基金可以把持有的股票销售出去，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是“投资者”。并购和杠杆收购还可以立刻带来资金收益。既然养老基金投资总的来说都没得到什么回报，这样的收益最受欢迎不过了，不过，我们很快就要谈到这种收益也是一种幻象，而不是现实。

使这些并购和收购不可避免（或者至少为它们创造了机会）的是因为那种开明—专治的管理模式成绩平平的表现。这种管理既没有清晰地定义绩效和结果，也没有对谁负起既定的责任来。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很多大公司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并不是管理的错，导致这种状况的是公共政策的误导使得存款利率低而资本成本高，但是统帅应该为自己统领时发生的情况负责。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和借口，美国的大公司都没有在职业管理推行期间有什么特别好的表现——无论是从竞争力、市场地位，或者创新表现来看都是如此。至于财政表现，总体来说，连最低的标准——收支平衡，都达不到。

那些恶意收购者因此派上了用场。正如老话说的：“如果没有挖墓者，就得有秃鹰。”但是公司并购和收购是非常重大的手术，虽然经历这种手术不一定致命，但是却会带来极大的震荡。公司并购和收购深深地困扰着中层经理和专业人员，而且确实疏远了他们。一个企业真正依赖的正是这些人的动力、努力和忠诚。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服务了数年的公司被并购或者解体不啻于是一种对他们的背叛。他们曾经相信的工作要做出成果，要投入被全部否定了。结果，那些被并购后的公司没有几个比并购前表现更好。

今天，几乎所有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宣称他们以“股民的利益”为己任来经营公司，而且要致力于“使股民持有的股票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是第二个在过去的40年里对绩效和结果给出的定义。比起科迪纳的“最佳平衡利益”来，这一次的定义少了许多冠冕堂皇，听起来也更现实了。然而，这个定义的寿命比起过去的职业管理给出的定义还要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使股票价值最大化”意味着在六个月或者一年之内，或者再长一点的时间里，不过不会长太多，股票价值就会增加。这种短期的资金收益对于企业和主要的股民来说都是错误的目标。作为公司绩效的一种理论，这种定义很快就被人摒弃了。

我们不需要再理论该怎样定义大企业的绩效和结果，我们有现成的成功范例。在德国和日本都有非常集中的机构所有权，可是在这两个国家的所有者都不能真正管理，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的工业几乎完全被摧毁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工业现在都极其发达。就它们国家的整个经济状况而言，工业状况很不错。对于它们国家的股民来说，工业的表现则更佳。无论是在1950年、1960年、1970年还是1980年投资10万美元在东京或者法兰克福购买指数基金（index fund）的话，要比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投资收益大得多。

那么，德国和日本的工业机构所有者是如何定义绩效和结果的呢？虽然它们的管理方式很不一样，它们定义这两个词的方式却大同小异。和科迪纳不同的是，它们不“平衡”任何事情，它们努力最大化，但是它们没有试图使股票持有者的价值最大化或者最大化任何企业的“股东”的短期利益，它们最大化的是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正是这个目标结合了短期和长期的业绩，而且这就把企业绩效的运作状况（市场地位、创新、生产力和人员及他们的发展）与财务需要和财务业绩结合起来了。

所有企业的主顾，无论是股民、客户，还是员工，为了能够使自己的期望和目的得以实现，都要依靠这样一个目标。

把绩效和结果定义为“使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最大化”可能会被批评为含糊不清，不过，通过填表肯定也没法得到这两个词的定义。决定总是要做的，而经济决定因为涉及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不确定的未来，总是具有冒险性和具有争议的。当拉尔夫·科迪纳第一次试着定义绩效和结果时（以前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就定义为使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最大化未免会显得很模糊，但是现在，在许多人工作了40年之后，这个定义变得明朗了。这个程序所有的元素都能够被精确地量化，而且也的确被那些主要的量化机构，像日本大型企业的规划部门，还有德国公司的许多规划部门，量化了。

在美国，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弄明白的就是怎样把这种新的管理责任定义体现在组织结构当中。我们需要像政治科学家们称之为宪法的东西，也就是规定（像德国的公司法），来清楚地说明各种管理的责任、义务并阐明其他群体，尤其是股民的各种利益。

我怀疑最终我们会建立一套正式的商业审核机制，也许和我们让独立的专业会计师事务所来审核财务状况是一样的。虽然商业审核不用每年都进行，这种审核需要建立在事先制定的标准，并通过一整套对商业业绩的评定：从公司的使命和策略开始，再审核营销、创新、生产力、人力发展、社区关系，一直到企业效益，但是这些审核需要规划成一个系统的过程，而这个工作十有八九要由一个专门的审核组织来进行，无论这个组织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或者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成立的新的单独的部门。

因此，在10年之内养老基金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公司递交的由另外一个专业公司做出的商业审核报告，养老基金就可以不投资这家公司。这样的设想应该不算离谱。经理们当然会抵制这种做法，但是就在60年前，企业管理同样也抵制——实际上应该说是憎恨——要求它们接受公共财务公司对企业的财务审核要求，他们对于这种审核结果的公布则更是不满。

然而，问题还是存在：谁将使用这种工具？在美国，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重振董事会。

在过去的40年里，每一个公众公司（publicly owned corporation）里的研究者都在强调成立一个有效的董事会的必要性。经营一个商业企业，尤其是一个大型的复合型企业需要很大的权力，但是没有责任制约的权力总是会变得无用或者专制，通常是变得既无用又专制。我们当然知道如何让作为公司管理部门的董事会做出成效。启用贤人并不是关键，普通人就可以了。要使一个董事会做出成绩就必须阐明董事会的工作，并为它的绩效和成果设定专门的目标，而且还要定期根据这些目标来评估董事会的工作。

我们知道这一点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美国的董事会总体上来说变得越来越缺乏效率，而不是更有效了。董事会如果只是代表好意那么它们就不会有效。如果董事会代表“投资者”就不会有效。商业企业的董事会如果代表强大的致力于企业的所有者就会有效。

1933年，差不多60年前小阿道夫·伯利（Adolph A.Berle, Jr.）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ner C.Means）出版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该书被认为是美国商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他们指出随着所有者这个名称迅速地转移到不同的名不见经传的投资者身上，而且这些投资者对于公司的利益并不关心，只是关心短期的收益时，传统的“所有者”，即19世纪的资本家已经消失了。他们争辩说，结果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了，所有权变成了纯粹的法律假定，这使得管理无须对任何人负责也不用为任何目标努力。然后，拉尔夫·科迪纳在20年之后所写的《专业管理》（Professional Management）中接受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事实，并且试图从这种分离中找出优点来。

到现在，历史的车轮转了整整一大圈。与19世纪的大款截然不同的养老基金成了所有者。它们是所有者并不是因为它们愿意成为所有者，而是因为它们别无选择。它们卖不掉手中的股票，它们也无法成为所有者——经理。但是无论怎样它们仍是所有者。既然情况是这样，它们拥有的就不仅仅是权力，它们还有责任来确保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公司的绩效和结果。

[1]一种反收购策略，目标公司以其他股票持有者愿意的更高的价格来收购猛烈抛售者的股票。——译者注

第11章　作为社会性组织的公司

（选自于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

既然大公司已经成为美国的代表性社会机构了，它就必须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基本信仰——这种了解至少要够这些公司满足社会的最低需求。公司必须要给予个人以身份和功能，还要给个人获得平等机遇的公正。这并不是说公司的经济目的（有效生产）要服从于公司的社会功能，或者说遵循社会基本信念要服从于个体公司的利润和基本利益。如果公司要履行我们社会的代表性功能，它就要通过不断增强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效的生产者，反过来也是一样。但是作为我们社会的代表性机构，公司除了要是经济工具，还要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实体；公司作为社区的社会功能和它的经济功能和有效的生产者同样重要。

个人对身份和功能的要求意味着在现代工业社会，公民必须在社会上获得自己的地位，还有通过成为一个工厂的一员，也就是雇员，获得个人的满足感。不过这并不是要求“工业民主”，如果“工业民主”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在一个工业结构里每个人都会获得同样的头衔、收入或者功能。相反，基本上这是一个划分等级的概念，在这个等级体制里有级别有高低之分、权力有大小之分、收入也有多有少，但是它们中的每一个级别对于一个整体的成功都同等重要，虽然这个体制里存在着从属关系。如果像那些感情用事的平等主义者攻击工业社会，就因为这个社会是基于等级差别而不是基于完全的平等主义，那么这无疑是对工业和社会本质的一种误解。和其他通过人类的努力造福于社会的机构一样，公司必须采取包括不同级别的体制，但是企业中无论是老板还是扫地的清洁工，都必须被看做是对企业的成功同等重要的人。

同时，大公司必须要给员工以同等的提升晋级的机会。这不过是对于公正的传统要求，来自基督教对于人的尊严的理念。和基督教义有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期待在今生实现公正，而且是通过工业领域来实现。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对平等机遇的要求就是要获得同等的奖励，但平等机遇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公正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要按照不同的表现和责任来进行不同的嘉奖。

同等机会明显意味着晋升不能基于外界的、世袭的或者是其他偶然的因素，但是同等机会也意味着晋升要依据健全、合理的标准来进行。

晋升标准的问题构成了现代公司必须要解决的真正问题。

这些信仰和要求都不是什么新事物，但是以前，我们没有指望在工业领域实现这样的愿望。尽管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工业化，美国和其他所有西方国家一样，直到最近几年前，在心态和意识上都停留在前工业阶段。

尽管面对的是大工厂和大城市的现实，但是还在期待实现农场、小城镇时期的承诺和信念。直到现在，我们才意识到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是我们的社会现实，我们的代表性机构，我们的梦想要依附在它们的身上。

我们的基本信念和承诺的生存——也就是我们社会意义的生存——要靠这个工业社会的大型公司来真正实现美国的信条。

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很大程度上没能实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和维持经济奖励的公正性，这在政治上来说充分地证明了现代工业企业没有很好地履行它的社会义务。在小型企业社会都成功地实现了机会平等，现代大工业社会也许可以给更多的人以更多的机会，但是大型企业显然还没有通过一种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个人看来合理、有意义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

第12章　公司作为一个政治机构

（选自1980年出版的《动荡时代的管理》）

从16世纪的通货膨胀和宗教战争中兴起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社会上只有一个政治机构，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再没有其他的合法机构了。现代政治学说宣称，在国家之内或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合法权力了。现代国家是从现存的机构中夺走权力开始的。贵族成为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平民而不再是当地的统治者。教堂成为登记出生、结婚和死亡的行政单位。自由城市失去了它们的自治，成为行政结构的一个单位。一位伟大的英国社会科学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声称19世纪的历史趋势是由“地位转变为契约”，而且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没有机构有政治和社会权力。社会上仅有的一个被接受的组织单位是家庭——家庭是在中央政府辐射出来的权力基础上被强制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分子。

在那方面，没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分，它们的区别仅在于中央政府机制结构上的区别。

我们的教科书仍然在纸上谈兵地讲述“现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但是在这个世纪，现实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在20世纪，尤其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30年来，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由各种机构组成的社会。150年前，每一件社会任务要不就是由家庭来完成，要不然就根本得不到完成。照顾老人和病人；抚养孩子和收入分配；甚至得到一份工作；所有这些工作如果要完成，就都是由家庭来完成，但是所有的这些工作，家庭都做得不尽如人意。

因此，把这些责任转交给机构来完成就意味着工作完成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也意味着社会变得多元化。今天，每一项简单的任务都是通过并且在这些为永久而建立的机构里完成。这些机构在执行这些任务时还要依靠其体制中的各级经理们的领导和指示。在美国，商业企业通常被视为是这些机构的原型，但是这只不过是因为商业企业第一次受到关注。

在欧洲大陆，文职机构或者大学至少也同样为人们所关注。这解释了为什么“管理”，也就是对于正规的现代组织的研究，在美国主要是研究商业企业，而在欧洲大陆，管理研究的却是公共行政机构，按照马克斯·韦伯[1]的话说，就是关注“官僚机构”，但是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完成了机构化。

现代社会的这些机构，每一个都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而建立。商业机构的建立是为了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它是经济机构。医院的建立是为了救死扶伤；大学是为了培养未来的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等。每一个机构，人们指望它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也期望它能够集中于一项服务。机构有“公共关系”，换句话说，机构需要考虑到其他的社会关注再采取行动，但是机构只要依照自己建立的理由并创造出成果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机构只要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有所表现并做出成绩来就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随着机构社会的出现，所有这些都被改变了。当中央政府机构变得越庞大时，它也变得越无能。

有着既定目标的机构逐渐成为社会目标、社会价值、社会效率的承载者。因此，机构政治化了。仅仅通过自己从事的特定领域已经不能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有的机构现在需要通过它们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来证明自己，所有的机构都要使自己外界的“顾主”满意。大学仍然希望按照自己的价值来定义自己，但是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不再是对于学术和教学的要求，而是基于不同的社会需求和社会价值，也就是大学，还有学校的学生，要能够反映社会，尤其是未来社会而不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这种要求在美国和德国的大学入学、教员，还有课程设置方面都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医院可以定义自己的使命为治疗已经患上的疾病，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医院的使命被越来越多地看成是提供一种大不相同的医疗保健的地方，也就是使人们能够防患于未然。在美国市中心医院的门诊部更创造了一种“黑人文化”或者一种独特的“保健风气”。

商业企业也不例外。

在多元化社会里，所有的机构都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机构，所有的机构都拥有多个主顾，它们的表现要能够使社会上有权否决和封杀它们的团体接受和同意它们的做法。所有机构的经理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里，都要学习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

在一个目的单一的机构里，做决策的一个基本规则是“最优化”：就是首先要找到努力和风险的最佳比率，然后还要找到结果和机会的最佳比率。“最大化”，理论经济学家的著名抽象概念，在任何机构都没有意义，而且也不能运用到任何地方。企业里没人知道如何去使利润最大化，甚至连从哪儿开始都不知道。“最优化”则可以成为有一个清晰目标的机构的规则。

然而，在政治过程中，没人尝试最优化，他们尝试“基本满足”（这是形式决定理论使用的术语）。他们努力找到一个能产出最小被接受的结果的办法，而不是产出最佳的结果的办法，更不用说最大化的结果了，这的确就是政治领域的办事法则。

在一个政治体系里有太多的对象要去优化，他们必须要决定一个需要最优化的领域。但是对于所有其他的领域——这个数字在政治体系里总是很大——他们只是基本满足，也就是说，找到一个能让足够多的主顾勉强同意的办法。他们努力找到一个不会为自己制造对立的办法，而不是找到一个会带来支持的办法。平息的意思就等于政治家们说“可以接受的妥协”时的意思，政治是一种“可能的艺术”而不是理想的艺术。

当所有的机构在一个多元化的组织社会里被政治化了的时候，经理们必须要学会首先考虑他们顾主的需要和期望。只要企业是在一个市场体系里，那么客户的需求就必须最优先对待，但是绝大多数的企业把股民看成是不得不让他们基本满意的顾主。他们问：“能让我们支付资金成本并为我们吸引需要的资金的最低回报是多少呢？”教科书问：“我们资金的最大回报是多少？”但是这个问题很少有人当真。因此，商人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他们能在市场上做到收益最大化，他们就能基本满足资金市场的期望。但是管理需要学会把这种同样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更多的顾主，比如说，雇员，只要职业市场和资金市场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市场，那么雇员的期望要得到基本满足。以后企业还会有数量越来越多的政治顾主，如果企业想继续它的经济使命并取得好的经济收益，就需要使这些政治顾主的愿望也要得到基本满足。

企业经理们对这种发展趋势心怀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扭曲。如果这些目的单一的机构，无论是企业、医院还是大学，可以集中精力于自己的使命，对于其他社会需求完全给予拒绝，因为这些要求对它们的效率、使命和功能带来不良影响，那么事情可能会容易些，而且最终可能社会生产力更高。至少，机构可以有力地辩解，人们不应该让机构去从事它并不擅长的事情。正因为机构目的单一，它们在自己狭窄的范围之外很难有好的表现。

机构必须基于它们的长处来思考。当经理遇到他不擅长的事情时，他就必须有勇气说“不”。出于好心而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同时，只是说“我们会坚持做自己知道做的事情，对于其他的事情我们一概拒绝”也是不够的。这可能是最聪明的态度但是却不能奏效了。在后工业社会的今天，多元化的社会要求它的机构担负起除自身特殊使命以外的责任来。

所以，经理们必须要会区分什么是他们能做的什么是他们不能做的。这些规则其实很简单，用起来则很难。没人应该去从事他没能力做的事情，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没有人会被准许做对机构的主要功能有损害的事情——正是因为机构的这个功能，社会把相应的资源分配给了它，那样做也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一个管理者，不管是企业的、医院的还是大学的，必须要想想他所做决定的影响，然后，要想想哪些顾主可以有效地否决和封杀这个决定，还有他们的最低期望和需要是什么。

在谈到机构完成其首要任务时——无论是商业企业生产经济产品还是提供服务，医院提供医疗保健，或者是大学提供奖学金和高等教育——其规则都是最优化。在这个方面，经理们必须要以正确为基础来做决定，而不是在可以接受的基础上来做决定。但是在对待机构以外和狭义的首要任务之外的雇主们时，经理们要政治性地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要用最小的付出来使雇主群基本满意，否则他们可能行使自己的否决权。管理者不是政治家，他们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做“基本让人满意”的决定上，但是他们也不能仅仅考虑如何使机构完成中心任务的表现最优化，他们必须要在做决定的整个过程中平衡这两个方法。公司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也是一个社会机构。

[1]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译者注

第六部分　知识社会

第六部分简介

在我1949年出版的《新社会》一书里，我开始写知识变成新的主要资源，并且成为财富和工作的创造者。但是直到10年以后，我才开始使用知识社会、知识经济或者知识工作者这些词，也就是在我1957年出版的《明日地标》一书中我开始使用这些词的。与此同时，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也开始写关于"知识行业"的文章。然后，在我1969年的《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我尝试着探讨了从一个基于手工工作和技巧的社会、经济和政体转化成为一个基于知识和知识工作者的社会、经济和政体的意义。

这种转变的巨大影响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自从远古以来，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是用手来谋生，这种情况直到1913年，即使是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仍然维持原状。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涌入工厂的工人们被视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和人类状况的一种深刻变化——马克思绝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认为的人。我们现在意识到，这个变化的全部就是工人要通过工具才能工作（也就是使用新的、不能用手拿起来的蒸汽机）而不是把工人手里的工具换了，但是工作本身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大部分的工作还是手工劳动，劳动时还需要同样的工具和同样的技巧。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到来，工作方式和生产工具才有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相反，向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转变才是一次真正的断层，一个实质性的突破，而且它既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环境。

我们还没有开始探索这种变化，更不用说去适应这种变化了。比如，我们的政治体系，无论在哪儿，都仍然建立在以手工劳动力为主的假定上，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假定上，这种政治体系最极端的是在日本和法国，但是在美国也同样盛行。然而目前，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5%，而知识劳动力却已经超过了每一个发达国家人口的20%。不过，关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和知识工作者的文章已经很多——其中很多都是我写的，就像这本书里面我在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讨论这些话题。

因此，第六部分"知识社会"，仅限于讨论几个基本问题。

本部分的第一章（也就是第13章"新的世界观"，写于50年前，首次发表在我1957年出版的《明日地标》一书中），讨论了"知识"这个词的意义的根本改变，还有知识被分解成分门别类的知识，基于此，知识开始成为一个主要的资源和财富及工作的创造者。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知识积累，还因为世界观的变化。

接下来的章节（第14章"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是选自我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尝试着预测了知识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第15章"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是选自我1999年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第16章"从信息到沟通"（第一次是在1969年东京管理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谈到了一个新的、没有被解决的挑战，就是使目前大体上毫无建树的知识工作变得有成效；还有一个挑战是把信息转化为沟通，并因此转变成社会的凝聚力和共同性。

第13章　新的世界观

（选自1957年的《明日地标》）

几年前，有一对兄弟都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是20多岁的研究生。一次他们一起去看戏，这出戏的名字是《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它反映了发生在1925年，当时轰动一时的对一位名叫斯科普（John Thomas Scopes）教师的审判案，这个案子宣判在田纳西州的一名乡村教师因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有罪。在这出戏里，发生在19世纪的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达到了一个激烈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地步。当这两兄弟看完戏回家后，他们都说这出戏的演员演得很好，但是情节却让他们很难理解。他们的疑惑在于这出戏有什么好让人激动的？他们的父亲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曾被这个案子深深地困扰，以至于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牧师职业去当了一名律师，但是当他试着向他的两个儿子解释这个案子的意义和它令人激动的地方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大声说：“这都是你编出来的吧。这一切实在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啊。”

这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是学遗传学的研究生，另一个是一名基督教学院和新教加尔文宗研究班的神学学生。然而，“发生在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对他们居然解释不通，这就是以上故事的道理。

在过去看来很明显的事在很快地变得令人难以理解，而且变化之快令人震惊。现代社会的第一代聪明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牛顿、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可能还能够理解，同时也能够让这个知识体系里所有的人理解自己的意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情况仍然是这样，那时仍然有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但是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可能无法再和今天的世界，也就是20年之后的世界，沟通交流了。首先，我们自己通过最近几次，也就是近30年里竞选中看到的问题、标语和合作，可以感觉到事情和过去已经毫不相干了，甚至到了令人不可理解的地步。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对后现代的第一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基本世界观的改变。

我们仍然宣称信仰并教授着过去300年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再也看不到这种世界观的存在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命名我们新观点，也没有工具、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这种新观点。但是，总的来说，一个世界观是一种经验。经验是艺术感觉、哲学分析和技术词汇的基础。突然之间，在这近15～20年里，我们获得了这种新的基础。

现代西方的世界观可以被称之为笛卡尔的世界观。在过去这300年里，很少有专业哲学家信奉笛卡尔，这位生活在17世纪早期的法国人，对于体系哲学主要问题的回答。但是，现代人从笛卡尔那儿获得了自己的观点。笛卡尔给现代人的启示要甚于伽利略、加尔文、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更远远甚于牛顿给现代人的启示。笛卡尔决定了300年中哪些问题看起来是重要的，甚至是相关的以及现代人观点的范围；他决定了他对自己的假定，还有他的世界的假定；最主要的是，他决定了对于什么是合理的和什么是似是而非的概念。

他的贡献有两方面。

首先，笛卡尔向现代世界提出了有关宇宙的性质和它的秩序的基本公理。最著名的公式是法国国家语言科学院（Académie Fran-aise），这是继笛卡尔去世之后的一代人，把科学定义为“通过了解事物的原因而获得的确定和明显的知识”。还有一种表达没有这么文雅和细致，这个定义是“整体是部分的结果”——这是一个既非科学家也非哲学家的普通人给出的过分简单的定义。

其次，笛卡尔提出了可以使他的公理有效地运用到组织知识和探求知识上的方法。无论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在数学领域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它建立了一个概念之间关系的普遍的、量化逻辑，而且它可以作为普遍的象征和普遍的语言。200年之后，开尔文男爵（Lord Kelvin）对笛卡尔思想的世界观重新给出了定义：“我知，故我能测量。”

在笛卡尔之前的2000年中，部分的总和等于整体都被视为是算术的公理（虽然这已经不再是任何算术的公理）。但是，笛卡尔的公式也暗示了整体是由部分决定的，因此，我们只有通过认识和了解部分才能知道整体。笛卡尔的公式还暗示整体的行为是由部分的运动引起的，它暗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压根儿就没有脱离不同部分的和、结构和关系的“整体”。

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可能非常显而易见；300年来，这些观点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当它们第一次被提出来的时候，被视为是最激进的新观点。

虽然我们绝大多数人对这些看法还有着条件反射般的熟悉，今天很少还有科学家会认同法国国家语言科学院的定义了，至少不再认同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所定义的“科学”。我们今天的每一门学科、科学和艺术所基于的理念都与笛卡尔的公理相矛盾，和现代西方发达世界起源的世界观也是相冲突的。

我们的每一门学科都从原因转移到了结构。

今天，每一门学科的中心都认为整体不是部分的结果，不是部分的总和，整体是不可确认、不可知、不可测量、不可预测、无效的，或者通过确认、了解、测量、预测、移动和理解部分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代的每一门学科、每一种科学和艺术门类的中心概念都是有关模式和结构（patterns and configurations）.

和其他的科学相比，生物学对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过去50年里，生物学领域的巨大发展是基于严格地把笛卡尔方法——非量子机械学、分析化学或者数学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生物有机体的研究当中，但是，生物学家们越是具有“科学性”，他们就会越倾向于谈论“免疫性”、“新陈代谢”、“生态学”、“综合征”、“自我平衡”，还有“模式”——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都不像对和谐秩序的描述那样描述了事物的性质或者本身的量，因此，这些术语本质上都是美学术语。

今天的心理学家们谈论“格式塔”（Gestalt）、“自我”（ego）、“性格”和“行为”，这些词在1910年的严肃的作品中是找不到的。社会科学谈论“文化”、“融合”或者“非正式团体”。我们都在谈论“形式”。这些都是一个整体、一个模式或者一个结构的所有概念，这些概念只有当成一个整体时，才能被理解。

如果从部分出发是肯定得不出这些结构的，就如同我们的耳朵绝对不能通过听单个的音符听出一支旋律来。的确，任何模式和结构的部分只有考虑到整体，并且通过理解整体才能确认部分。正如我们听到一支曲子里同样的音符而不是根据我们键入的音符判断为C#或者A b，因此，任何结构的部分，无论是个性中的“驱动力”，还是化学的、电子的化合物和新陈代谢中的机械运动，一种文化当中的特定礼仪和习俗，或者在一幅抽象画里的特殊颜色和形状，都只能在它们所处的整体中，也就是在整个结构中才能被理解和确认。

同样，我们有“格式塔”模式，它成为我们经济生活，即工商企业的中心。“自动化”不过是一个特别丑陋的词被用来描述一种生产程序作为一个结构和实体的新观点。同样，“管理”也是一个结构术语。在政府里，我们今天谈论“行政”或者“政治程序”；经济学家谈论“国民经济”、“生产力”或者“经济增长”和神学家谈论“存在”是一个道理。即使是物理科学和工程学，这两门学科从它们的起源和基本概念上来说是最具有笛卡尔思想特性的，现在却谈论“系统”，或者还有一个最不具有笛卡尔精神的词“量子”，在一次测量中，量子被表达为质量和能量，时间和距离，速度和方向，这些全都被融入一个简单、不可分割的过程中。

最显著的变化可能是发生在我们对说话和语言的研究方法上，这是人类最基本和最熟悉的象征和工具。尽管老师和家长们苦苦地哀求学生应该多学语法，我们现在还是越来越少讨论“语法”了——语法是对词以及其组成部分如何结合以形成句子的研究，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谈论“沟通”。这是指说话的整体，不仅包括那些隐含的意思，还有人们说话和听话时的环境。在沟通中，只有这样的整体才有研究的必要。一个人不仅需要知道信息的整体，还要能够把信息和行为模式、性格、沟通环境甚至还有谈话发生地的文化联系起来。

这些术语和概念都非常新。在50年前，它们当中没有哪个词具有科学意义，在学术和科学界更没有什么地位和尊敬可言。这些词全都是关乎质量的，数量没法描绘它们的特性。一种文化不是由属于这个文化的人数来定义的，或者什么其他的数量来定义；一家企业也不是由它的规模来定义的。在结构中，量变只有成为质变才有意义——按照希腊谜语的话说就是沙粒成为沙丘。这并非是一个连续的事件，它实际上是不连续的。这是质变的飞跃——质变使得音符变成了可以识别的乐曲，语言和行动变成了人的行为模式，程序变成了管理哲学，或者一个元素的原子变成了另一种元素的原子。最后，这些结构中没有一个可以进行量化的测量或者能够通过量化来呈现或者表达，除了以一种最无序的方式——使用数量关系的传统符号。

让我强调一下，这些新概念中没有哪个符合整体是部分的结果这条公理，相反，它们全都和一个崭新的，还没有成为公理的观点一致，就是部分因为整体而存在。

再者，这些新概念都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笛卡尔世界观的统一轴，因果关系，已经消失了。但是，因果关系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被无序和偶然事件取代了。爱因斯坦说他不能接受上帝和宇宙玩掷骰子游戏的这种说法，他这么说很有道理。爱因斯坦批评的仅仅是物理学家们——也包括他自己——不能想象任何秩序的概念，除了因果关系之外，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使自己脱离笛卡尔思想的障碍。新概念，包括现代物理学的新概念的基础，是一种秩序的统一观点，它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目的。

这些新概念的每一个都表达了有目的的统一性。这些元素（因为我们真的不能再谈论“部分”了）可能会被发现，它们的组合方式是为了服务于整体，可以把以上的发现说成是所有的这些后现代概念的基本原理。举例说，它就是生物学家们研究和理解器官和它们的功能的基础假设。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埃德蒙·西诺特（Edmund W.Sinnott）在他的《生物学的精神》（The Biology of the Spirit）一书中写道：“生命是强加在物质上的有机体。”当我们谈到“秩序”，我们今天的意思是指考虑到整体目的的安排。我们的世界因此又一次成了受目的统治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观在300年前被笛卡尔的世界观推翻并代替了。

不过，我们认为的目的和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认为的目的已经大不相同。那个时代的目的处在物质、社会、心理或者哲学世界之外，如果不能说是完全置身于人类可能成为的、可以做到和看到的事物之外。我们的目的，正相反，是在结构的内部；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有形的，它不是世界的目的，而是世界里的目的。

不久前，我读了一篇文章，是由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写的，谈论的是“亚原子微粒的特性”（characteristics）。这肯定是一个笔误，不过给人很大的启发。仅仅在半个世纪以前，无论一位物理学家多么马虎，也不可能写除了物质“性质”（properties）之外的内容。为了使原子粒子有“特性”，原子——如果不是物质和能量相结合的话——必须要有一个“特性”，而且这也预示着物质一定要有一个内在的有目的的秩序。

新的世界观还假定程序。这些新概念中的每一个都包含着生长、发展、节奏或者合宜，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程序，然而在笛卡尔的世界里，所有的事件都是可以像一个等式的两边那样互换位置。但是，除了在神话故事里，一个成人不会再成为一个男孩，铅也绝不会再变回到铀，工商企业再也不会回到家族企业模式，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在过程中它自己的特性变了，也可以说这是自己产生的变化。

仅仅在75年前，前笛卡尔思想的最后余晖，即生物的自然发生（spontaneous generation）的观点，也由于路易斯·巴斯德[1]的研究而告终了。现在，令人尊敬的生物学家们在阳光和宇宙微粒对氨基酸的作用中找寻生命的起源。令人尊敬的数学物理学家们在很严肃地谈论一个令笛卡尔的世界观更震惊的话题：一个关于以新的宇宙和新的星系为形式的不断自然产生的物质理论。还有一位顶尖的生化学家，麦克法兰·伯内特爵士[2]，澳大利亚病毒研究先驱，在1957年2月的《美国科学杂志》中把细菌定义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单个有机体，而是可以被称作一连串的生物模式”。

在这种对程序的新的重视下，很可能存在和在过去300年里一直统治着现代西方的世界观最大的决裂。因为笛卡尔的世界观不仅是机械的，在笛卡尔的世界里，所有的事件都被限定地决定了；笛卡尔的世界观也是静止的。按照经典力学的严格意义，惯性是一种假定的标准。就这一点来看，本该是大胆创新者的笛卡尔，其实是最严格的传统主义者。

在我们认为的程序里，我们假定——而且我们也在更多地意识到这种假定——成长、改变和发展是正常和真实；而缺乏变化、发展和成长是不完美、腐坏、堕落和死亡。因此，我们不仅在和“明显”的现代西方的世界观常识决裂，而且也在和更古老、更根本的西方传统决裂。

[1]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化学家，创立了现代微生物学，发明了巴氏杀菌法，并且改进了炭疽、狂犬病和禽霍乱的疫苗。——译者注

[2]Sir Macfarlane Burnet（1899—1985）：澳大利亚病毒学家，因对获得性免疫耐受性的研究而获1960年诺贝尔奖。——译者注

第14章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选自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历史每隔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巨变。我们经历了被我称之为“划分”的过程。在短短几十年内，社会对自己进行了重组，包括它的世界观、基本价值观、社会和政治结构、艺术，还有它的重要机构。50年后，我们有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时期出生的人甚至没法想象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出生的那个年代了。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样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创造了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社会。

我们迈入了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已经长到我们可以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进行回顾和修正了，但是要预言后资本主义世界将会是怎样的情形还非常冒险，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会有什么新问题出现，哪儿将会出现大问题，我相信，我们可能已经能够发现了。在一些领域，我们也能说出哪些方面将不会成功，然而大多数问题的“答案”仍然隐藏在未来的深谷之中。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今世界重组的价值观、信仰、社会和经济结构、政治概念和体系，还有世界观的基础上，会兴起一个我们今天的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新世界。在某些领域，尤其是社会和社会结构领域，基本的转变已经发生了。

知识将是新社会的主要的资源，这也意味着新社会将是一个组织社会。

为了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转变，我们需要看看过去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转变。

在150年之内，从1750～1900年，资本主义和技术征服了整个地球，并且创造了一个世界的文明。资本主义和技术都不是新事物，两者都是在不同时代普遍且反复出现的现象，在西方和东方都一样，然而其扩散的速度和它们在全球触及的不同的文化、阶级和地域却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种速度和影响的范围使资本主义变成了“大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而技术进步则转变成了“工业革命”。

知识这个词意的根本改变推动了社会的这场变革。在西方和东方，知识曾经总是被认为是运用到人，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知识被运用到了做的方面。

知识成为一种资源和一种用途。知识曾经一直都是个人的美德，但是几乎一夜之间，知识变成了公共的美德。

在第一阶段（有100年）知识被用于工具、程序、产品，这就导致了工业革命。在第二个阶段，开始于大约1880年，在大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时达到高潮，知识的新意义被应用到工作上，这导致了生产力革命。

最后一个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今天，知识被应用到了知识本身，这是管理革命。知识如今很快地成为生产的唯一要素。如果在这个阶段就称我们的社会为“知识社会”可能还为时尚早（而且肯定也是言过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有知识经济，但是我们的社会肯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

与19世纪的思想家黑格尔不同，我们现在知道主要的历史事件很少只有一个原因和一个解释，它们通常是很多单个、独立的发展汇集在一起的结果。

一些单个的发展——它们大多数可能互相都没有什么联系，比如进一步使得资本主义变成了“大资本主义”，技术进步演变成为工业革命。最著名的理论——资本主义是“新教精神”的产物——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20世纪初解释过。这个理论现在基本上已经没人相信了，因为这种说法的确缺乏证据。支持卡尔·马克思早期论点的证据要多一些，马克思认为蒸汽机，作为新的原动力，需要如此大的资金投入，所以手工劳动者无法再购买自己的“生产工具”，于是只有把控制权让给资本家。

然而，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存在，那么资本主义和技术进步这两个重大的现象就可能不会转变成社会的普遍现象了。这个关键因素就是知识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大约1700年的欧洲，或者那之后不久。

有一些理论是关于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和我们怎么知道的，正如我们也有一些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从公元前400年的柏拉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和卡尔·波珀[2]。但是自从柏拉图时期开始，关于知识的意义和功能在西方就只有两种理论，而且从大约同时期开始，东方也有两种关于知识的意义和功能的理论。柏拉图的代言人，智慧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我教育，即一个人在知识、道德和精神境界上的成长。他的最能干的对手，才华横溢而博学的普罗泰戈拉[3]却认为知识的目的是使有知识的人通过知道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变得有力量。对于普罗泰戈拉来说，知识意味着逻辑、语法和修辞，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三文科（trivium）——中世纪学校的主科，和我们的“文理科教育”（liberal education）意思很接近或者相当于德国的普通教育（Allgemeine Bildung）。在东方，关于知识的理论也大同小异。孔子所认为的知识就是知道说什么和怎么说，早日获得成功的道路。对于老子和信奉禅宗的僧人们，知识意味着自我教育和通向觉悟及智慧的途径。但是，当这两种观点完全不认同知识真正的含义的同时，它们却完全认同知识所没有的含义，即知识的意义不是实践的能力；知识的意义不是效用。效用不是知识，是技能——希腊语表示技能的词是techne。

但是和远东的同代人相比，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都尊重技能，而中国的儒家学者们，对于书本以外的知识都极其轻视。

即使对于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来说，不管技能是多么值得尊敬，它也不是知识。技能只局限于一个专门的应用领域，没有普遍的原则，像一个船长知道怎样从希腊航行到西西里这样的知识在别处就毫无用处了。再者，学习技能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学徒和经验。一种技能不能用言语来解释，无论是通过口头还是笔头的语言都不行，它只能被演示。甚至到了1700年，或者更晚的时候，英国人都不说“手艺”（craft），他们说“神秘”（mystery）——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有手艺的师父总是把手艺当成一种秘密，还因为手艺的定义就是对于那些没有向手艺师傅拜师和照师傅的榜样学习的人是无法学会一门手艺的。

然后，从1700年开始，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50年里，技术（technology）被发明了。这个词本身就表明技术结合了“技能”（techne），也就是手工技能的秘密与“庞大的”、组织的、系统化的和有目的的知识结合在了一起。

关于从技能到技术的巨大转变的重要文献中，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是于1751～1772年由丹尼斯·狄德罗[4]和琼·阿蒙波特（Jean d’Alembert）（1717—1783）合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这本著名的《百科全书》把所有的手工艺知识都有机地组成了一个体系，这些知识写得如此细致以至于一个没有学过徒的人都可以学着当一个“技师”。《百科全书》里描写每一个手工艺的文章，如：纺纱和织布，都不是手艺人写的，但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这些文章都是由“信息专家”写的，这些人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分析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伏尔泰和卢梭都是这本《百科全书》的撰稿人。《百科全书》的潜在论点是对于物质世界的有效结果——工具、程序和产品——是系统分析和系统而有目的的知识运用的结果。

但是这本《百科全书》同时也认为：能使用于一种手工艺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任何其他的手工艺。这个观点对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手工艺人来说令他们感到很反感。

18世纪和19世纪的最初的技术学校都没有致力于创造新知识，这本《百科全书》也没有，甚至也没人谈论过把科学应用到工具、程序和产品上，也就是说，没人谈论技术。这种观点不得不又等了100年，直到大约1830年时一名德国的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5]运用科学进行发明。首先，他发明了人造肥料，然后又发明了一种保存动物蛋白质的方法：肉精。不过，早期的技术学校和《百科全书》却做了一件也许更重要的事，它们汇集、编纂成册，然后出版了技能，神秘的手工艺，这些手工艺的发展已经有了1000年的历史。它们把经验变成了知识，学徒变成了教科书，秘密变成了方法论，实践变成了运用知识。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的本质——科技促使了社会和文明世界的转变。

正是因为知识意义的改变使得现代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并占据了上风。总之，技术改变的速度使得对资本的需求大增，手工艺人是绝对无法承担这种资金需求的。新技术还要求集中生产，也就是要转向工厂。知识无法在成千上万的一个个小的作坊里应用，也没法在乡村的家庭手工业里运用。

它要求在一个屋檐下进行集中生产。

新技术还要求大量的能源，无论是水力还是蒸汽能源，这些能源也不能被分散。但是，虽然能源很重要，它的重要性也是第二位的。中心的一点是几乎在一夜之间，生产从手工作坊为基础转变成为以技术为基础。结果，资本家一夜之间就成为经济和社会的中心，而在从前，他们只是“配角”。

直到1750年，大型企业都是政府所有而不是私有。旧世界最早、最大的制造企业，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著名的军工厂拥有的，由威尼斯政府管理。18世纪的“制造工厂”，比如梅森（Meissen）和塞夫勒（Sèvres）的瓷器工厂仍然是政府所有。但是到了1830年，大型的私有资本主义企业在西方占据了支配地位。再过了50年之后，私有资本主义企业已经遍布全球的任何地方，除了无人居住的遥远角落之外。

社会在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改变，这就制造了社会压力和新社会秩序的冲突。有一种几乎是普遍的看法是19世纪早期工厂的工人比起工业前生活在农村没有田地的长工们生活更凄惨，待遇也更差，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生活困难，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他们涌向工厂的原因正是因为比起他们在呆板乏味、专制和饥饿的乡村社会的底层，他们在工厂当工人还是要好过些，他们的“生活质量”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著名诗歌《弥尔顿》（Milton）中描写的“英格兰的翠绿而怡人的土地”，并希望以此来解放新开的“魔鬼般的制造厂”，实际上就是一大片乡村贫民窟。

虽然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的提高，但是由于其变化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那么是什么改变了这种状况呢？回答是生产力革命。当知识在250年前改变了它的意义，知识开始被用于工具、程序和产品，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技术”的意义，而且工程学校里也是这样教授的。在1881年，一个美国人，名字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第一次把知识运用到对工作的研究、分析和设计上。

经济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泰勒成为工人纯属偶然。由于视力极差，泰勒不得不放弃去哈佛读书的机会，而是在一家铸铁厂谋了份差事。由于才智过人，泰勒很快就成为这家铸铁厂的合伙人之一。他在金工方面的发明使他年纪轻轻就发了财。促使泰勒开始着手研究工作的原因是存在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那种令人震惊的相互仇恨，这种仇恨主宰着19世纪后期。也就是说，泰勒看到了马克思所看到的，还有迪斯雷里、俾斯麦和亨利·詹姆斯所看到的，而且，泰勒也看到了他们所没有看到的，那就是这种冲突并非必然。于是他开始致力于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使工人能够拿到像样的薪水。

泰勒努力的动机不是企业效率，不是为了工厂老板创造更多的利润。直到泰勒去世，他都说生产力提高的受益者不应该是工厂老板，而应该是工人。因此，泰勒工作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创造一个和谐的运用知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厂主和工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可以共同享受生产力带来的好处。目前对于这一点理解得最好的堪称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雇主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会领袖。

在知识界，很少有人能像泰勒那样具有影响力，而且也很少有人像泰勒那样遭到有意的误解和如此经常地被错误地引用。

部分原因是因为历史证明泰勒是对的，而那些其他的知识分子是错误的。他被忽视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对于劳动的轻视在知识分子中间仍然存在。铲沙子（这在泰勒的分析中得到了大力宣传）肯定不会受到“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赏识，更不用说觉得这项工作很重要了。

在泰勒的同代人看来，他所宣扬的所有的手工劳动，无论是否有技术含量，都可以通过知识的运用加以分析和组织是很荒谬的。另一方面，手工劳动的技术被神秘化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仍然被人们接受。正是基于这种信仰使得希特勒到了1941年仍然决定对美国宣战。为了让美国在欧洲进行野外作战，就需要一支庞大的运输部队，那个时候的美国几乎没有商船队，也没有驱逐舰保护它们。现代战争，照希特勒认为的，需要大量精确的光学设备，在美国却没有光学技师。

希特勒是完全正确的。美国几乎没有商船队，而且没有驱逐舰，有也是完全过时了的那种。美国也几乎没有光学产业，但是通过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美国成功地把那些对技术一窍不通的工人，他们很多都是生长在工业前环境下的小佃农，通过60～90天的培训之后，变成了一流的焊工和造船工人。同样，美国也让这同一拨人通过几个月的训练之后生产出了一流的光学设备——质量比德国的产品还要好，而且还制造出了组装线。

人们所知道的泰勒最大的影响可能是他在培训方面的成就。在泰勒以前的100年，亚当·斯密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要让一个地区获得必要的技巧来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要进行至少50年（更有可能是整整100年）的培训，他举的是波希米亚和萨克森（Saxony）生产乐器，还有苏格兰生产丝织品的例子。在斯密之后的70年，也就是1840年，一个名叫奥古斯特·波斯格（August Borsig）的德国人（1804—1854）——他是除英国以外第一个制造了蒸汽机车的人——发明了德国的学徒体系，这种体系包括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然后在工厂里和师傅学习实际操作。

这仍然是德国工业生产力的基础，但是就是波斯格的学徒也要花3～5年的时间。然后，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是总的来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系统地应用了泰勒用几个月时间就培训出“一流工作人员”的方法。和其他的因素相比，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可以打败日本和德国。

所有现代史上早期的经济强国——英国、美国、德国——都是通过在科技上领先而崛起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经济强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中国台湾和香港——都要归功于泰勒的培训方法。正是泰勒的培训体系使得这些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一大批工业前的低收入劳动力变成了世界级的生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泰勒式培训成为唯一真正有效的经济发展发动机。

在工作中运用知识使得生产力有了爆炸性的增长。好几百年来，工人的工作能力或者搬运产品的能力都没有提高。机器创造了更大的能量，但是工人本身和古希腊时期修建罗马帝国道路，或者生产出价格昂贵的羊毛织品因而给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带来财富的工人们相比并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就在泰勒开始在工作中运用知识之后的几年里，生产力开始以每年3.5%或者4%的比例在增长，这意味着大约每80年生产力就翻一番。自泰勒时期始，所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已经增产了大概50倍，这样史无前例的增长解释了所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这种额外生产力的一半转变成了增加的购买力，或者说，转变成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大概1/3或者1/2的生产力变成了更多的休闲时间。直到1910年，发达国家的工人们工作的时间仍然和任何以前的时候工作的时间一样长，这个时间大约是一年至少工作3000小时。今天，日本工人每年工作2000小时，美国人是1850小时，德国最多工作1600小时，但是和80年前比，他们每小时的生产效率是过去的50倍。其他额外的生产力转变成了医疗保健，从在发达国家过去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不占任何比例发展到今天的8%～10%，还有就是转变成了教育的形式，从过去在国民生产总值占2%发展到占10%或者更多。

最大的增长——正如泰勒预言的那样——给工人们带来了实惠。

亨利·福特（1863—1947）在1907年时生产出了第一辆廉价汽车，T款汽车。这款车“便宜”只是相对于市场上所有其他的汽车产品而言的，当时汽车的价格，相对于普通收入人群而言，要花相当于今天买一架双发动机的私人飞机的价格。福特的T款汽车售价750美元，这相当于一个全职工人三四年的工资，因为，那时一天赚80美分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了，而且还没有什么“福利奖金”。那时，即使是医生也很少有赚超过500美元一年的。今天，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工人一周只工作40小时，赚的钱却是一辆廉价汽车价格的8倍。

到了1930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尽管遇到了来自工会和知识界的抵制，但是仍然席卷了发达国家世界，制造业的蓝领工人成为工业革命真正的受益者。

然而，极少数的人意识到在过去的100年里，是由于把知识运用到工作中使得生产力极大提高而产生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专家们把这一切归功于机器，经济学家们则归功于资本投入。然而，技术和资本在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阶段，也就是1880年前，就已经很充足了。到了第二个百年，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变化也非常小。但是，在第一个百年里，工人的生产力根本没有提高，所以工人真正的收入也没有提高或者工作时间也没有减少。在第二个百年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只能解释为这是在工作中运用知识的结果。

现在，我们正在向第三个阶段迈进。从现在起，进步、生产力和社会凝聚力需要的将是把知识运用于知识。这是知识转变的第三个阶段，也许是最后一个阶段。通过知识来找到怎样使已有的知识产生更好的结果，其实就是我所说的管理的意思。

但是现在知识正在系统地、有意识地被用来定义什么样的新知识是人们所需要的，新知识是否可行，还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使知识发挥效率，也就是说，知识被用来进行系统的创新。

正如它的两个前身——把知识运用到工具、程序和产品上，及把知识运用到人的工作上——新的知识革命席卷了全球。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100年时间，工业革命才成为世界的主流。生产力革命从开始到遍布全球花了大概70年时间，从1880年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知识革命主宰世界只花了不到50年时间——从1945～1990年。

知识革命使知识变成了主要的资源。土地和资本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们是限制的因素。劳动力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也是限制因素。所有的这三个因素都是“成本”而不是“生产要素”，因为没有它们，知识也无法生产；没有它们，管理无法实施，但是只要有高效的管理，也就是把知识运用到知识上，我们总是可以获取其他的资源。

知识已经成为资源，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资源，这正是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情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即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创造了新的政治，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和经济活力。

[1]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裔的英国哲学家，以其对语言和含义的分析而著名，他的作品中有逻辑哲学论（1921年）和哲学探究（1953年）。——译者注

[2]Karl Popper：生于1902年，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以其推动人们对科学推理的理解做出的贡献和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而闻名。他的作品包括《科学发现的逻辑》（1931年）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译者注

[3]Protagoras：希腊的哲学家，被认为是第一个诡辩家。他根据他自己的格言“人类是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来教授哲学。——译者注

[4]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哲学家和作家，他的最大成就是著作《百科全书》。此书概括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译者注

[5]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对有机化学贡献卓著，最早创立以实验室为基地的科学教育。——译者注

第15章　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选自1991年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

20世纪管理最重要、最独特的贡献就是使制造业的手工劳动者的生产力提高了50倍之多。

在21世纪，管理最重要的贡献同样也是要增加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20世纪，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它的生产设备。21世纪，最宝贵的资产（不论是商业或非商业机构）将是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对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的研究才刚开始。

在公元2000年的今天，我们对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研究，与我们在一个世纪以前对体力劳动者生产力的研究差不多，但是，我们对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了解已经比当时对体力劳动者生产力的了解多了许多。比起我们当时对体力劳动者生产力的了解来，我们现在对知识工作者劳动力的了解已经多了很多，我们甚至已经对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但是我们仍然面临许多挑战，而且目前没有答案，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以下6个主要因素决定了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1）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要求我们问这样的问题：“任务是什么？”

（2）要求我们促使知识工作者自己承担他们生产力的责任。知识工作者必须自己管理自己，他们需要自主性。

（3）不断创新必须是知识工作者工作、任务和责任的一部分。

（4）从事知识工作需要知识工作者不断学习及不断教导。

（5）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不是——至少不主要是——关乎产量，质量至少也同样重要。

（6）最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要求知识工作者被视为、被当成“资产”，而不是“成本”，并且要求知识工作者在所有的工作机会面前，优先考虑就职的组织，并愿意为组织工作。

以上这些要求，也许除了最后一项之外，都与如何提高体力劳动者生产力的方法相反。

譬如说，对体力工作而言，质量当然也很重要，但是质量欠佳是一个限制。不过有一个最基本的品质标准还是很必要的，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把20世纪的统计理论运用到体力工作）的成就就是它做到了（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减少低于最低质量标准的产品。

但是，对大多数知识工作而言，质量不只是限制的条件，质量是产品的精华所在。要评价一个老师的表现，我们不问他的班上可以有多少学生，我们会问他的学生学会了多少东西，这就是一个质量问题。要评估一个医学实验室的表现，它用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做了多少实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少实验结果是准确、可靠的。即使对于一个档案管理员来说也应当如此评估。

因此，知识工作的生产力，首先就是要获得最佳质量，不是获得最低标准的质量，如果不能得到最上乘质量的话，至少要是最佳的质量，而不只是起码的质量。只有在获得最佳质量时，我们才去问“保证这些的产品质量可以产出多少”这样的问题。

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要从质量上，而不是从数量上，来看待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力这件事，还意味着我们要学习如何定义质量。

关于知识工作者生产力最要紧的第一个问题是：“任务是什么？”这也是与体力工作者生产力最背道而驰的问题。对体力工作者而言，最主要的问题从来都是：“这个工作应该怎样做？”从事体力工作时，任务通常已经指定清楚了。研究体力工作生产力的人不会想起问“体力劳动者应该做些什么”，他们唯一的问题是：“体力工作者如何最好地完成工作？”

但是在知识工作中，完成一项工作的步骤并不是程序化的。

当医院出现紧急状况，比如一个病人突然昏迷，这种状况当然会控制护士的任务，并且规定一个护士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的处理程序。

但是除此之外，主要是由护士自己决定是花时间填写表格，还是在病床前照料病人。

工程师常常要从工作中抽身，去撰写或重写一份报告，或者要求去参加一个会议等。百货公司售货员的工作应该是为顾客服务，并为顾客提供他们感兴趣的产品或者应该感兴趣的产品，但是售货员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来填报各种文件，或查询货品存量、查询交货时间和方式等，所有这些事情使得售货员不能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服务顾客，而且那些工作对提高售货员的生产力及售货和服务顾客没有任何帮助。

针对知识工作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找出任务是什么的答案，这样才能使得知识工作者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任务，并且应该尽一切可能排除影响他执行这项任务的因素。但是这需要知识工作者自己来界定他的任务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只有知识工作者自己才能完成这件事。

因此，要开展对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研究，就得先问知识工作者以下这些问题：

你的任务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有所贡献？什么事情阻碍了你执行自己的任务？怎么排除这些障碍？

几乎大部分知识工作者都思考过这些问题，并且心中也有答案，但是要重新调整他们的工作使自己专注于本职工作需要时间和努力。尽管如此，问以上这些问题，并针对问题采取行动，通常就可以提高2～3倍的生产力，而且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

在一个大型医院里询问护士“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时，答案很明显地分成两派，一群人说是“照顾病人”，另外一群人说是“服务医生”。但是护士们却一致同意一件事，就是使他们工作效率降低的正是那些琐事：文书工作、插花、接病人家属的电话等。这些琐事，几乎全部都可以由薪水较低的勤杂人员来处理。这样一来，如果以花在病人身边的时间当成生产率衡量的标准，这些护士的生产力立刻提高了两倍，病人的满意程度比过去高出两倍多，而一向居高不下的护士流动率在四个月内几乎完全消失了。

一旦任务被定义好之后，就可以处理下面的要求——这些工作还是要靠知识工作者们自己来处理。

它们是：

（1）知识工作者必须对自己的贡献负责——知识工作者针对质量、数量还有时间和成本来决定应该如何负责。知识工作者要有自主性，但同时也要担负责任。

（2）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包括不断创新。

（3）持续学习和教导必须是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质量是什么？

在某些知识工作领域，尤其是需要高度运用知识的领域，我们已经开始了质量的评估。比如外科医生的工作就得到了惯常的评估，尤其是通过他们的同事以及在施行危险手术时的成功率来对他们进行惯常的评估。比如，心内直视手术病人的存活率或者是整形手术病人的完全复原率。但是，我们目前总体上主要是靠主观判断，而对于大部分的知识工作的质量还没有实施客观的评估。评估质量并不是主要的困难，困难的是在定义什么是任务和任务应该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我所知道的说明这个问题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学校。众所周知，美国市内的公立学校问题丛生，但是就在附近的私立学校（绝大部分是基督教私立学校），学生们却表现良好，成绩优良。关于这种教育质量差异的理由，可以有数不清的解释，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两种学校对自己的任务有不同的定义。一所普通公立学校会将自己的任务定义为“帮助条件差的”学生，而普通的基督教学校（尤其是天主教教区学校）把自己的任务定义为“让那些愿意学习的孩子学习”。因此一边是由学业失败为主宰，另一边是由学业成功为主导。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大型制药公司的两个研发部门，它们对任务的定义也完全不同。其中一个研发部门认为任务是不要失败，也就是在现有的产品和已经建立的市场基础上做较小的可预测的提高。另一个研发部门认为任务是追求“突破”，所以要追逐风险。不论由研究人员自己、他们的高层主管或者是外界分析师的角度看来，这两家制药公司都相当成功，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两个研发部门的运作方法很不相同，对自己的生产力定义也不同，对研究科学家的定义也不一样。

所以定义知识工作的质量，并且把这个定义转化成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大体上就是要定义任务。要定义任务，首先要对于一个既定的企业和一项既定的活动的“结果”给出定义，而这个定义常常都是困难的、冒险的而且总会引起争议。事实上我们虽然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组织及大多数知识工作者而言是个新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争论，需要不同意见。

知识工作者必须要被看成是资本资产。成本需要控制和降低，资产则需要得到增加。

在管理体力工作者方面，我们早就知道，高流动率对公司的代价很高。福特公司在1914年1月，一举把技术工人每天的工资由80美分调高到5美元，就是最知名的例子。福特公司这样做，是因为当时工人的流动率非常高，它每年需要聘用6万名工人才能留住1万人，因此劳动成本非常高。福特公司虽不得已而出此“上策”，但当时每个人（包括曾强力反对调高工人工资的福特本人）都认为，高昂的薪资会大幅减少公司的利润。出人意料的是，实施后的第一年，利润就几乎翻倍。工资长到5美元一天之后，几乎没有任何工人离职。事实上，福特很快地就拥有一份候补求职者的名单。

虽然没有了流动率和重新雇佣、培训等成本，体力劳动者仍然视为是一种成本，即使在强调终生雇佣、重视忠诚和永久性工作的日本也是如此。过去多年来，所有的工作多半是体力工作。管理阶层根据这样的经验，仍然假设，除了少数具有高度技术的人员之外，一个劳工与另外一个劳工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在知识工作的领域则截然不同。

从事体力工作的员工没有生产工具，他们常常可能有许多可贵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只有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才有价值，这些经验是不能转移的。

但是知识工作者却拥有生产工具——他们的头脑，这是一笔很大的可以转移的资本。因为知识工作者拥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可以来去自如。体力工作者对工作的需要比工作对他们的需要大得多。组织对知识工作者的需要，也许还没有比知识工作者对组织的需要更高，大多数已经是一个共生、共存，彼此互相需要的平等关系。

管理的工作，就是要保存机构里的这种资产。当个别知识工作者的知识成为一个公司的资产，并且日益成为公司主要的资产时，这意味着什么？这对人事制度而言又意味着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吸引并留住效率最高的知识工作者？如何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并把增加的生产力转换成公司创造业绩的能力？

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工作者既从事知识工作又从事体力工作，我们称他们为“技术人员”。

这群人包括应用最高深知识的一些人。

神经外科医生要动一个脑瘤手术之前，必须花许多时间来诊断，这需要非常高深的专门知识，然后在手术过程中，任何未曾预料的状况，都需要专业的知识和判断，两者都是最高深的知识，但是手术本身是一种体力工作，强调速度、准确、一致性的重复体力操作。这些操作可以被研究、整理、学习和操练，就像任何体力工作一样。

但是在技术人员中，知识对他们的工作并不那么重要，虽然知识对工作本身也是很关键的。

过去负责资料归档的档案管理人员以及现在的电脑资料管理人员，必须知道字母的顺序，这种知识没有经验可以教导。对于档案管理人员来说，这一小部分的知识至关重要，但是除此以外，其他的都是体力工作。

技术人员可能是知识工作者中最大的一群，同时可能也是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这群人包括大多数医疗护理工作人员：实验室的化验师，复健师，从事X光、超声波、核磁共振（MRl）成像的技术人员等，这个群体还包括牙医和所有与牙医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汽车技师和各种修理、装设机器的人员。事实上，这些技术人员可看成是19、20世纪技术工人的真正后继者。

技术人员也是发达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实际、最能带给它们长远竞争优势的一个群体。

谈到真正高深的知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再像19世纪时的德国那样，借大学的优势而遥遥领先了。理论物理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等，已经不再有“国籍”的区分，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花费有限的成本训练出许多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才。比如，即使贫穷如印度，也能训练出相当多一流的医生和顶尖的电脑程序设计师。只有在技术人员的培育上，发达国家仍然可以享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竞争优势。

美国是唯一真正发展了这种优势的国家，凭借的是其独特的遍布全美国的社区大学体系。社区大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设计的目的就是培养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需要理论知识，同时也需要操作技能。我深深相信，这一点正是今天美国经济仍然能有强大生产力优势的原因，也是美国目前仍然能够迅速地，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创造新的、不同的产业的真正秘诀。

像美国这样的社区大学制度，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很难找到。一向为人所称道的日本学校制度，要么只培养专门从事体力工作的人，要么只培养专门从事知识工作的人。一直到2003年，日本才打算开始设立专门训练技术人员的学校。更加知名的是始于19世纪30年代德国的学徒体制，它是使德国成为在制造业领域世界领先的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它一向，并且仍然主要着重于操作技巧，而相对轻视了理论知识的教学，因此它很可能很快就会过时。

其他的发达国家应该很快就会迎头赶上美国。其他新兴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继续落后数十年。一方面因为教育技术人员费用昂贵，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仍然看轻，甚至轻视靠双手赚钱的体力工作——“佣人就是用来干这些体力活的”，这仍然是一种普遍的观念。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在这方面依然是最先进的，越来越多的体力工作者将变成技术人员。要增加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势必要增加技术人员的生产力，因此增加技术人员的生产力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一定要依赖工作本身被重组，并且成为一个体系的一部分。

举例说，维修庞大而昂贵的挖土机。维修工作与机器的生产、销售一向泾渭分明，各行其是，但是世界上最大的挖土机制造商卡特彼勒（Caterpillar Company）却提出这样的问题：“顾客付钱给我们希望得到什么？”答案并不是为了买机器，而是买的机器可以为这些顾客提供的功能。这表示机器需要随时运作，因为这种机器即使只闲置一小时，也能使顾客损失比花在这一部机器上更多的钱。换言之，如果问：“我们的业务是什么？”答案就成了“服务”。这样的回答导致了一系列归根到底的公司结构重组，目的是确保顾客的机器能够持续运转，或需要时得到立即的维修和更换，而代表公司去服务的人员，通常是技术人员，就成了真正的决策者。

因此，针对知识工作者生产力应该做些什么大体上已经知道了，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怎么做。

在发达国家，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是关乎存亡的必要条件。除此以外，发达国家无法保全自己，更别奢望保持它们的领导地位及生活水准了。

过去100年，也就是整个20世纪，发达国家的领导地位主要取决于体力工作者的生产力。今天，如果使用发达国家在120年里已经研究出来的并付诸实施的方法，任何国家，任何产业，任何企业，都能通过采用泰勒的对体力劳动研究出来的方法增加工作者的生产力。在今天，任何人，即使是仅仅识字，只要不是文盲，哪怕他毫无技能，任何地方都可以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培训，运用到组织的工作和工人们的生产力上。

发达国家唯一的竞争优势，只有依靠许多训练有素、受过教育的人做知识方面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未来50年里，发达国家在质、量方面可以预期仍有相当的优势，但是这样的优势能不能转换为实际的结果，就要看发达国家和其中的产业，还有其中每个公司，是否有能力以它们在过去的100年中增加体力工作者生产力的速度来增加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在过去100年崛起而成为居领导地位的国家和行业依靠的是率先提高了体力工作者的生产力，以美国为首，日本和德国随后。从现在起，未来的50年（也许不需要这么久），世界经济舞台的领导地位将会移转到那些最能有系统地、成功地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国家和行业。

第16章　从信息到沟通

（原本是在1969年举办的国际管理学术会议上递交的一篇论文）

对“信息”和“沟通”的关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爆发前就开始了。罗素和怀特海（Whitehead）所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于1910年问世，这本书至今仍然堪称一本开山之作。接下来的杰出的后继者——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到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今天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数学语言学”（mathematical linguistics）——都在继续对于信息逻辑的研究。

人们对于沟通的意义的兴趣也大致始于同时期。艾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于20世纪之交开始研究“普通语义学”（general semantics），就是研究沟通的意义。然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整个西方世界开始注意沟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和俄罗斯的档案馆公布了1914年的外交文件。这些文件清晰地表明这场灾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沟通失误导致的，尽管有繁杂、可靠的信息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尤其是战争唯一仅有的战略理念，1915～1916年的丘吉尔的加里波利半岛登陆（Gallipoli campaign），很明显是一出缺乏沟通的悲喜剧。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紧接着的那段时期——这段时期充斥着工业纷争表明了在我们现存的机构、社会，在各个不同的领导集团和他们的公众之间缺乏，也需要一套有效的沟通理论或者进行沟通的实施办法。

结果，在四五十年前，沟通突然成为学者和从业者们备受关注的对象。总体来说，管理沟通在上半个世纪里成为所有机构——企业、军界、公共管理部门、医院行政部门、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和调研管理部门的学生和从业人员关注的焦点。没有哪个领域的知识男女像心理学家、人际关系专家、经理和管理专业的学生们那样卖力地致力于提高我们主要机构的沟通。

然而，人们发现沟通就像独角兽一样令人难以捉摸。人们的叫嚣声不绝于耳，却没有人真正去聆听所有那些关于沟通的言论，而沟通明显在减少。机构和团体之间的沟通鸿沟在继续拉大，大到已经有可能导致完全无法相互理解的地步。

与此同时，信息爆炸已经开始。突然之间，每一个专业人士、每一个管理者，其实除了聋哑人之外，都可以获取到无尽丰富的数据资料。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获取了过多的信息，就好像一个小男孩被独自留在了糖果店里一样，但是怎样才能使如此丰富的资料转化成为信息或者更进一步成为知识呢？对此，我们有很多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目前还没人真的有答案。尽管有“信息理论”和“信息系统”的存在，还没人真的见过，更不用说用过一个“信息理论”或者一个“数据库”了。不过，我们确实知道信息的极大丰富改变了我们面临的沟通问题，这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紧急也更加棘手。

尽管沟通理论和实践处在尴尬境地，我们还是了解了许多有关信息和沟通的知识，不过，大部分的知识仍然没有脱离我们迄今为止投入了极大精力和时间研究的沟通的范围。我们对沟通的了解来自于很多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如：认知理论、遗传学和电子工程领域。我们也经历了很多——以失败居多，我们现在还知道了很多。我们越来越了解哪些不能奏效，有时我们也知道其中的原因。的确，我们可以坦率地说我们绝大多数组织沟通方面的尝试，无论是企业的、工会的、政府部门的或者大学的，都是建立在那些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假设之上的，因此，这些努力都没有结果。

我们通过自己的错误，了解了以下四条基本沟通原理：

（1）沟通是感知。

（2）沟通是期待。

（3）沟通是参与。

（4）沟通和信息完全不同，但是信息要求以正常的沟通为先决条件。

1.许多宗教的神秘主义者——信奉禅宗的僧人、伊斯兰教的苏非派禁欲主义教徒，还有犹太教的拉比——都问一个古老的谜语，这个谜语是这样的：“如果一棵树倒下了，而且附近没有人听到树倒下的声音，那么树林里有声音吗？”我们现在知道正确的谜底是“没有”。没有声音，只有声波。除非有人听到，就没有声音可言。声音是由于感知才产生的。声音是一种沟通。这听起来可能很陈腐，毕竟古老的神秘主义者们就已经知道这点了，因为，他们答说除非有人听到，否则就没有声音。然而，这个听起来陈腐的回答却大有深意。

（1）首先，这意味着他是沟通过程中的接受者。所谓的沟通者，也就是那个发起交流的人，他没有成功地沟通。他说了话，但是，如果没人听到他说的，就不存在沟通，有的只是噪声。沟通者说话、写字或者唱歌，但是他没有在沟通。实际上他不能沟通，他仅仅只能决定收听的人可以听到或者听不到。

（2）我们知道，感知不具有逻辑性，它是一种经验。这就是说，首先，人们总是感觉到一个轮廓。一个人不能感觉到单个的细节，细节是整体的一部分。“无声的语言”[正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前卫作品的名称]就是手势、语调，还有整体的综合，更不用说文化和社会的指示物，这些都不能和口头语言相分离。实际上，如果没有上述这些，口头语言就没有意义，也无法进行沟通。比如说“我很高兴见到你”这样一句话，会蕴涵多个不同的意思，听者可能觉得温暖或者冷漠，或者亲热或者拒绝，这就取决于无声语言，如语调还有说话的场合。更重要的是，话语本身，如果不是因为是整个场景及无声语言的一部分，一句话就根本没有意义。只有语言还无法进行沟通，也无法让人理解，甚至没法让人听到。套用一所人际关系学校的古老谚语：“一个人不能沟通一个词，是整个人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

（3）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只能感知到他所能够感知的事物，就好像当声音超过一定的音高时，人才能听见。人类只能感知到超过一定界限的事物。当然，从物理学上讲，它可以被听到，或者被看到，但是它不能被接受，刺激物无法进行沟通。

这种描述的方法非常有意思，而且很久以前修辞学的老师们就已经知道这种方法了。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是现存最早的论述修辞学的文献之一。苏格拉底指出，与人交谈时要考虑对方的经历，也就是说，如果和一个木匠说话，你就要用木匠的比喻来说明问题。我们需要用接受者明白的语言来进行交流。语言要建立在经验之上，所以，向人们解释术语是没什么好处的，因为如果这些术语和他们的经历无关，他们就不会接受这些术语，因为这些术语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我们现在了解到，经验、感知和概念形成，也就是认知，比以前任何一位哲学家所想象的都要更微妙和丰富。有一点可以肯定而且得到了有力的证明，那就是学习者，无论是孩童还是成人，他们的感知和概念形成都不是相分离的。除非我们可以理解，否则我们也无法感知。除非一个接受者能够感知，也就是所沟通的内容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否则要沟通一个概念是不可能的。

作者当中流传着一句非常古老的说法：“一句话如果说起来很困难，那么肯定表明思路不清晰，并不是说这个句子本身需要修改，而是要理顺句子背后的思路。”写作时，我们尝试着和自己交流。一句不清楚的句子表明其内容超出了我们感知的能力范围，如果我们仅仅是研究这个句子，也就是研究我们常常说的沟通方法，那么我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研究自己的概念，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写好这句话。

无论通过哪种媒体进行沟通，首要的问题就是：“沟通内容是在接受者的感知范围之内吗？他能够接受这个内容吗？”

实际上，“感知范围”是属于生理范畴，大体上（虽然不是完全）是由人的动物身体的限制决定的。不过，当我们谈论沟通时，感知方面最大的限制通常是文化和感情方面的，而不是生理方面的。几千年来，我们就已经知道激进分子们是不会相信理智的争论的。

现在我们开始了解到，所缺少的并非“论点”。激进分子们无法理解超出他们情感范围的沟通内容。如果要使他们接受，就只有首先转变他们的情感。换句话说，没人真的“和现实有联系”，如果我们的意思是对证据完全接受的话。理智和偏执的区别不在于感知的不同，而在于学习能力的不同，也就是根据经验改变个人的情感的能力不同。

感知受到了我们能够感知事物的限定，对于这一点，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t）早在40年前就意识到了。尽管她的这个看法常常被所有的学生组织引用，但是也最为他们所忽视。福列特教导说意见不一和冲突不一定是关于回答，或者，不是关于任何表面的东西，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感知的不一致引起的。在甲看来如此明显的事情乙却视若无睹，因此，甲的争论和乙毫不相干，反过来也一样。福列特认为，甲乙双方看到的可能都是现实，只是每个人看到了现实不同的一面。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物质世界，是多方面的，但是，人们在一个时间里只能看到一个面。人们很少意识到，可能还有一个方面。有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如此明显，且完全得到了我们情感经历的证实，却存在着另一个反面，它和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是也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个盲人摸象的老故事讲的是每个盲人摸到大象身体不同的部位：大象的腿、鼻子、皮，对于大象的描述都截然不同，而且每个盲人都固执地认为自己说的对。这个故事恰恰反映了人类的情况。如果一个盲人不能理解而且亲自去体会摸到象皮和象腿的人的感知，他们之间就无法沟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接受者，即真正的沟通者，看到了什么，为什么看到了，我们就无法与他们进行沟通。

2.通常，我们感知到我们期待感知的东西。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常常听到的是我们想听到的。出乎意料的事物会使我们憎恨，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虽然工商界和政界研究沟通方面的作者们不这么认为。重要的是，那些使人意外的事物根本就不会被人领会。接受者虽然看到并听到了，但是却会忽略令他们感到意外的内容。或者沟通的内容被误解了，即把听到和看到的当成了自己期待听到和看到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我们做了一个多世纪的试验了，试验结果毫无疑义，人类的心智倾向于把获得的映像和接受到的刺激归入到自己的期待范畴之中。对于要让自己“改变主义”的事物，人们会极力排斥，也就是说，人们拒绝感知自己没有期待的东西或者感知到的不是期待感知的东西。当然，让人的心灵了解到感知到的事物和他期待看到的事物是相反的并非做不到，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知道人们预期的是什么，然后，会有一个肯定出现的信号——“这和我想的不一样”，也就是会出现一种震惊，它会打断沟通。认为人的心智可以通过微小的循序渐进的方法意识到看到的并非自己想看到的通常都行不通。

因此，在我们进行沟通之前，我们必须知道接受者想看到和听到的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沟通是否能够利用接受者的预期——他们的预期是什么，或者有必要让接受者体会一下“意外的震惊”，还有使他“觉醒”，并打破他的预期，迫使他意识到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3.许多年前，心理学家们在研究记忆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开始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为了测试记忆，心理学家们编出了一列单词给受试者看，通过给他们看数次不等，来测试他们记忆力的长度。如同设计好了的，一组毫无意义的单词，或者是一堆字母被出示给受试者看，来测试理解对记忆的影响程度。让这些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实验者们惊讶的是，他们的受试者（大部分是学生）对不同的单词表现出完全不平衡的记忆力来。更让人奇怪的是，他们对那些毫无意义的单词有很高的记忆力。对于第一个现象的解释相当明显，单词不仅仅是信息，它们附带着感情色彩，因此，那些带来不快记忆的单词就不会被记住。事实上，这种由于感情而产生的选择性记忆从此被用来构建对于情绪失调者的测试或者个性的测试。

受试者对毫无意义的单词表现出较高的记忆力，这个现象解释起来就要困难一些。实验者们原来预期的是没人会真的记住那些毫无意义的单词，但是通过数年的实验，人们清楚地看到对于这些单词的记忆虽然有限，却的确存在，而且恰恰是因为这些单词没有意义，人们所以能记住它们。因为没有意义，所以这些单词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它们是中性的。对于这些词的记忆，可以称得上是机械记忆，人们对这些单词既没有感情上的偏好，也不存在感情上的排斥。

与此类似的一个现象是每一个报纸编辑都熟悉的，编辑们为了平衡报纸版面常附带刊登三五行毫不相干的花边新闻，这种新闻长期拥有很多忠实的读者。为什么人们会喜欢看到甚至是记忆一下这样的信息呢？在一个被人遗忘的公爵的庭院里开始流行穿两条腿颜色不一样的长筒袜，还有什么时候在某个地方人们第一次使用发酵粉？然而，毫无疑问，这些毫不相干的花边新闻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而且读者对这些新闻的记忆远远要比其他新闻深，除了报纸头版头条的灾难性新闻标题除外。对这个现象的回答还是这些花絮不附带感情色彩，正是因为它们的这个特点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可以记住。

沟通是一种宣传，宣传者总是想“传达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宣传的力量远比那些理性主义者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但是和那些善于缔造神话的宣传者们所吹嘘的相比又要小得多。诚然，过度宣传的危险不在于宣传会为人们所相信，其危险在于人们什么都会不相信了，每一次沟通都会遭到质疑，最终，人们不会再接受任何沟通内容了。任何人说的内容都会被视为是一种要求，所以会遭到抵制怨恨，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被人接受。极度宣传的最终结果不是产生盲从者而是愤世嫉俗者，但是这一点，可能是更大和更危险的破坏。

沟通总是要求接受者成为某种人，做某件事情，相信什么。沟通总是诉诸动机，换言之，如果沟通与接受者的抱负、价值观和目标相契合的话，那么这种沟通就会很有力，反之，如果和接受者的抱负、价值观和动机相反的话，就不会达到沟通目的，至少，会遭到抵制。当然，沟通最有力的时候可以转变一个人，这意味着性格、价值观、信仰和抱负的改变。但是，这种情况很罕见，这是关乎存在的事件，而且这也是与人类个人的心理组成方式不相符合的。据《圣经》记载，即使是上帝，开始都不得不把扫罗（Saul）打瞎，而后才使他觉悟成为保罗（Paul）。那种目的是为了改变人的沟通需要人放弃自我。因此，大体上来讲，除非沟通的信息可以和接受者的价值观相契合，或者至少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否则就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

只要沟通是感知，那么信息就是具有逻辑性的。这样一来，信息就纯粹是正式的，没有意义的。信息是非个人的，而不是人际间的。沟通信息越是能够脱离人类因素的影响，比如情感、价值观、预期和感知，沟通信息就越有效和可靠。的确，这样信息会更加有益。

纵观整个历史，一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怎样从沟通中收集一点信息，也就是从人们的关系中，基于感知的基础上，获取信息。纵观整个历史，问题就出在怎样把信息从丰富的感知中分离出来。现在，我们突然有了提供信息的能力，因为逻辑学家们的概念性研究，尤其是罗素和怀特海的象征主义逻辑，还因为关于数据处理和储存方面的技术研究，尤其是电脑及其电脑的巨大储存量、运算能力和传输数据的能力。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问题和人类过去的问题完全相反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缺乏任何沟通内容的情况下处理信息。

有效信息的要求和有效沟通的要求是相反的，比如，信息总是特定的。我们在沟通中看到的是整个框架，但是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我们传达的是特定的个别数据。的确，总体来说，信息是一种经济原理。需要的数据越少，信息质量就越高。信息过剩，也就是所提供的信息大大超过所需要的信息，这时就会出现整个信息的中断。信息过剩导致的不是丰富，而是贫乏。

同时，信息需要以沟通为前提。信息总是被加上了密码。为了被接受，或者被利用，接受者必须要知道并理解信息的密码，这就要求事先有一致的理解，这就是一种沟通，至少，接受者要知道数据是关于什么的。计算机磁带上的数字是指山的高度或者是联邦储备银行的现金余额？无论是哪种情况，接受者都需要知道所指的是哪些山，或者是哪家联邦储备银行，只有这样才能从数据中得到信息。

原型信息系统可能就是那种被叫做“德国军队”（Armee Deutsch, Army German）的特殊语言，这种语言在1918年前被奥地利帝国军队当成命令的语言。一支多国部队里的军官、未经任命的军官和士兵通常没有共同语言，但是依靠不到200个特定的单词，这支部队运转得非常出色。比如，“开火”或者“稍息”，每个词都只有一个不会引起歧义的意思。这些单词都对应着一个行动，而且，这些单词是在行动中，或者是通过行动学习的，也就是行为主义者们现在所说的操作性训练。在几十年的民族主义者动乱之后，奥地利军队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在同一个部门服务的人来自不同国家，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如果不能说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但是最终，信息系统奏效了。这个系统完全是正式的，非常严格，具有完整的逻辑性，因为每个单词都只有一个意思；这套系统是在事先建立的针对一套声波的特定反馈基础之上建立的。然而，这个例子也表明，一个信息系统的有效性取决于事先仔细考虑以下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这个信息系统所针对的对象，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为了什么目的获取这些信息，还取决于在这个体系的各方之间就每个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创造一个沟通体系。也就是说，信息的有效性取决于事先建立起来的沟通。

沟通的意义层次越多，每个层次的意义越少，沟通的效果就越好，因此，要确定沟通的数量。

中世纪的审美学认为一件艺术作品有好几个层次的沟通，如果不是四个层次的话，那至少也有三个层次：字面意思，比喻意义、寓意，还有象征意义。最有意识地把这种理论运用到艺术实践中的作品是但丁的《神曲》（Divina Commedia）。如果我们所说的信息可以被量化，那么但丁的《神曲》根本就没有什么信息可言。但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模糊性、多层次性，从神话故事到玄学的大综合，使得它成为一部极具分量的艺术作品，并且和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够很快进行沟通。

也就是说，沟通可能不一定依赖信息。的确，最完美的沟通可能完全是可以分享的经验，也没有什么逻辑。在沟通中，居首位的是感知而不是信息。

那么，在组织的沟通方面，在我们找寻沟通失败的理由，还有了解获得未来成功的先决条件方面，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可以教给我们什么呢？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尝试的都是向下沟通的方式，然而，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多么智慧，这种方法仍然不能奏效。之所以不能奏效，首先是因为这种沟通关注的是我们自己想说的内容，也就是说，这种方法认为是说话的人在沟通，但是，我们知道说话人所做的只是说话而已。沟通取决于接受者。我们一直在努力使沟通发起者，尤其是经理、行政人员、指挥官们成为更加称职的沟通者，但是所有从上往下的沟通都是命令，也就是预先安排的信号。

从上往下的沟通方式无法使接受者理解沟通内容，更不用说带给他们动力了。有效的沟通要从下往上，要从感知的人开始到那些希望人们感知的人。

但是“倾听”也不能奏效。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的人际关系学校40年前就意识到了传统沟通方法的失败。在梅奥写的两本著名的书里《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和《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中，他指出了解决的答案——就是要乐于倾听。管理者们不能一开始就关注自己想传达的内容，管理者们要发现下属们想知道什么，对什么感兴趣，也就是说，可以接受什么。直到今日，这种人际关系的药方，虽然很少被实施，仍然是一种经典的沟通模式。

当然，倾听是沟通的先决条件，但只有倾听还不够，而且光靠倾听也无法沟通。尽管乐于倾听这样的口号随处可见，但是真正实施的人却寥寥无几，其原因大概就是这种办法不能获得成功。倾听的方法首先假定上司会理解他们所听到的，也就是说，下属可以进行沟通。然而，为什么上司做不到的事情下属就可以做到呢？事实上，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们假定下属能做到成功沟通，也就是说，倾听所导致的误解和错误的传达不见得会比发起谈话要少，而且，倾听的理论没有考虑到沟通重在参与这一点。倾听不能了解到下属的喜好、愿望、价值观和抱负，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误解的原因。

倾听没有为理解打下基础。这并不是说倾听是一种多么错误的方法。从上往下的沟通失败为反对写清楚、把事情说得简单明了以及要用听者能接受的语言来沟通而不是满口行话提供了论据——倾听所犯的错误不会比这种看法的错误更严重。的确，意识到沟通需要从下往上，要从接受者开始，而不是从发起者开始，这一点是倾听方法的基本原则，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方法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倾听只是沟通的开始。

更多的信息和更好的信息都不能解决沟通的问题，也不能填补沟通的鸿沟，相反，信息越多，就越需要正常有效的沟通。换言之，信息越多，沟通的鸿沟就越深。

首先，信息程序越是个人化、正式，就越依赖于对于意义和运用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即更依赖于沟通。其次，信息程序越是有效，它就越非个人化和正式，它就越会把人们分开，因此也就需要个别地、更努力地重建人际关系，即沟通关系。也许可以说，信息程序的有效性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我们沟通的能力，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缺乏有效的沟通，因此信息革命并不能真的产生信息，而只会产生数据。

也可以说，对于一个信息系统的检验将更多地看它能多大程度地使人类从信息的关注中解放出来，并使人类致力于沟通，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尤其，对于电脑的检验将是它会给各个级别的管理者、专业人士多少和其他人进行直接、个人和面对面的沟通的时间。

通过看一台计算机一天运转多少小时来测试这台计算机的使用情况现在很时兴，但是这种测试方法甚至无法测试计算机的效率。这种方法纯粹只能测试计算机的输入。测试输出的方法只有通过看计算机的信息供给量可以多大程度使人类摆脱控制，使人类不要像过去一样花很多时间来找一点信息，而对这一点的测试，要看人类在沟通方面可以花费的时间。如果这样测试，那么今天的计算机几乎都没有得到妥当的运用。绝大多数的计算机都被滥用了，因为计算机在用来让人类花更多的时间来控制信息，而不是把人类从控制信息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其原因很清楚，就在于缺乏事先的沟通，没有决定并事先同意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谁需要，信息的目的是什么，运转的意义是什么。也可以说，计算机被滥用的原因是现在没有一套沟通语言可以和备受嘲笑的奥地利帝国军队使用的代号为“德国军队”的沟通语言相提并论，这种语言体系只有200个口令，但是即使是最笨的新兵也可以在两周之内学会。

信息爆炸就是我们要研究沟通的最迫切的理由。的确，在我们周围存在着沟通鸿沟——在经理和工人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教员和学生之间，教员学生和大学行政管理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等等，这些沟通距离很好地反映了虽然我们的信息量在不断增大，但是沟通却并没有随之增长。

那么我们能就沟通说点儿具有建设性的话吗？我们能做点儿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要从信息到沟通。我们可以说沟通要从接受者开始而不是从发起人开始。如果是传统组织，我们的沟通是从上至下，从下至上的沟通方法不能奏效也没有奏效。只有建立了成功的从下往上的沟通渠道之后，沟通才能成功。这是一种反应，而不是行动；是一种反馈而不是自觉行为。

最后，如果沟通仅仅是从“我”到“你”，那么就没有什么沟通可言。沟通只能是从“我们”中的一员到“我们”中的另一员。沟通不是组织的手段，这一点可能是我们从失败的沟通中吸取的真正教训，而且也是我们衡量沟通需求的真正标准。沟通是组织的模式。

第七部分　下一个社会

第七部分简介

《下一个社会》写于2001年的夏天。本来这篇文章是定于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的那一周，也就是9月11日那一周发表，但是后来不得不推迟到2001年11月3日才发表。"9·11"事件完全地改变了世界政治，但是，它却没有改变剧烈的社会变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社会变化。这一部分将要讨论这个话题，因此，整篇论文全部刊登于此。

第17章　下一个社会

（原刊登于2001年的《经济学人》杂志）

新经济有可能实现，但也有可能不会实现。但是毫无疑问，下一个社会很快就会来到了。对于发达国家世界，也许还有新崛起的国家，这个新社会要比新经济（如果存在新经济的话）重要得多。这个新社会和20世纪末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与绝大多数人所预期的也将大不一样。新社会的许多情况都会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其中有很多已经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或者在很快地出现。

在发达国家，下一个社会的主导因素是快速增长的老年人群和快速减少的年轻一代，我们今天的人对此才刚开始给予关注。无论在哪儿，政治家们仍然承诺会保留现存的养老金体系，但是，这些政治家们，还有他们的选举人都清楚地知道，再过25年，人们将不得不继续工作到70多岁，如果健康状况允许的话。

还没有被人们理解的一点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比如那些过了50岁的人，不会像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员工那样工作，但是会以其他的形式加入到劳动大军中来：临时工、小时工、顾问，或者从事特别的工作等。以前的人事科就是现在人们所知道的人力资源部门仍然假定那些为一个组织工作的人员是全职员工，就业法和制度也是基于这种假定制定的。然而，在20～25年内，也许会有多达一半的为组织工作的员工不会被聘用，或者肯定不会被聘用为全职员工，这一点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雇员们共同工作却关系疏远将越来越成为雇佣组织的中心管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

年轻一代人数的减少将导致更大的变动，如果仅仅因为自从罗马帝国行将灭亡的那些年以来，就没有哪个社会发生过这种现象。在每一个发达国家，还有在中国和巴西，出生率现在要大大低于2.2的每个到达生育年龄的女性的安全出生替换率。从政治上来讲，这就意味着移民将在所有富裕国家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而且也非常容易引发分裂的问题。这个问题会涉及所有传统的政治联盟。经济上，年轻人人数的减少会给市场带来根本的变化。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家庭成员的增加一直都是国内市场增长的驱动力量，但是家庭成员的增长率肯定会持续下降，除非通过大量引入年轻的移民来促使这个比率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富裕国家出现的同一的大量市场从形成之初就是由年轻人决定的，现在是由中年人决定了，或者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市场分成两半：中年人决定的大量市场和年轻人决定的大量市场，但人数要少得多。因为年轻人的数量会缩小，所以要创造一种新的雇佣模式来吸引和留住人数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老年人）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下一个社会将是一个知识的社会。知识将是这个社会的主要资源，而知识工作者将是这个社会劳动大军的主力。

它的三个主要特点将是：

·没有边界，因为知识比钱更容易流通。

·向上流动，通过接受正规的教育每个人都可以有向社会更高层流动的机会。

·成功和失败的机会并存。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生产要素”，也就是就业所需要的知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成功。

以上三个特点综合在一起使得知识社会对于组织和个人来说成为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虽然信息技术将会是下一个社会仅有的几个新特点中的一个，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使知识可以迅速传播，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取知识。考虑到信息传播的容易程度和速度，知识社会的每一个机构，不仅仅是企业，学校、大学、医院，甚至包括政府部门，都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性，虽然绝大多数组织还将继续以当地市场为主要活动经营场所，因为，互联网会使全球的顾客都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商品信息以及它们的售价。

新的知识经济将主要依赖知识工作者。

现在，知识工作者主要是用来描述那些有着较多理论知识和学识的人：医生、律师、教师、会计师、化学工程师，但是最醒目的增长将是“知识技师”：电脑技术员、软件设计师、检验科的分析员、制造业技术员，还有律师的专职助手。这些人既是手工劳动者也是知识工作者，实际上，他们用手工作的时间要远远多于他们用脑工作，但是，他们的手工劳动是建立在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大量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学徒制度之上。通常来说，他们的薪水并不比传统的技术工人高，但是他们视自己为“专业人士”。正如那些缺乏技术的体力劳动者是20世纪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知识技师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10年的主要社会力量，或者也许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

从结构上来看，下一个社会也将和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社会迥然不同。20世纪见证了农业的迅速衰退，虽然在此之前，农业在长达1万年的时间里都主宰着社会。从产量上来说，现在的农业产量至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或5倍，但是在1913年，农产品占世界贸易的70%，而现在它们最多只占到17%。在20世纪早期，农业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最大份额，而现在，农业在富裕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下降到了最低。

农业人口在整个人口比例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制造业也在走同样的路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制造业的产量在发达国家就增加了大概3倍，但是，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制造业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然而主要知识产品——医疗保健和教育——的价格却增长了3倍，这些产品的价格也同样扣除了物价的因素。现在，制造业产品的购买力和知识产品的购买力相对值仅仅是50年前的1/5或者1/6。在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率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占劳动人口的35%下降到不足17%，而且这个变化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动荡。但是在日本和德国，现在蓝领工人仍然占劳动力的25%～30%，它们要达到这样平稳的过渡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农业作为生产财富和作为谋生手段的地位不断下降激起了愈演愈烈的农业保护主义，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样，制造业的下降会引发新一轮对制造业的保护主义，即使这只是口头说说，也会给自由贸易带来不良影响。这种保护主义不见得会采取传统的调整关税的手段，但是会使用补贴、配额和各种制度的措施。更有可能的是，地方保护主义会卷土重来，在内部可以自由交易，但是对外则实施严格的保护主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已经显现了这个苗头。

从统计数据来看，跨国公司和它们在1913年相比，在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但是它们和当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跨国公司在1913年是国内公司，在海外设立了分公司，每个分公司都是独立的，经营自己所在地的业务，而且有很大的自治权。而今，跨国公司的组织遍布全球，这些公司也经营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和1913年的公司相比，它们通过所有制被结合在一起，并且受到所有制的控制。相反，到了2025年，跨国公司可能会通过经营策略被结合在一起，并受到策略的控制。当然，所有制还是会存在，但是联合、合资、少数资金、技术协议和合同将成为联盟的成分，这种组织将需要一个崭新的高层管理。

在大多数国家里，即使是在许多大的复合型公司，高层管理仍然被视为公司运营管理的延伸。未来的高层管理则可能是一个独立于公司的部门，它将代表公司。对于将来的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来说，高层管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平衡公司业务为了获得短期和长期结果的各种业务需求以及公司不同主顾的需求：客户、股民（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知识雇员还有社区。

基于这样的背景，这个调查想回答两个问题：今天的管理者们应该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来为下一个社会做准备？未来还会出现什么其他的变化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意识到的？

到2030年，在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的德国，超过65岁的人数大约将占成年人的一半之多，虽然现在这个比例是1/5。而且，除非这个国家的出生率从现在的每个妇女生1.3个孩子这样的低比例中回升，在同一时期，它的人口会从现在的8200万人下降到7000万～7300万人。处于工作年龄的人们的人数会下降整整1/4，也就是从4000万人下降到3000万人。

德国的人口统计状况绝不属于特殊的例子。在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人口将在2005年达到顶峰，大约为1.25亿人口。到2050年，根据更悲观的政府预测，人口将减少到大约9500万。在那之前的2030年，成年人口数量的一半将会是超过65岁的老年人。和德国相似，日本的出生率也下降到了每个妇女生1.3个孩子的比例。

在绝大多数其他的发达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瑞典——以及在许多新崛起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这个数字都差不多。在有些地区，比如意大利中部、法国南部，或者西班牙南部，出生率比德国和日本还要低。

300年来，人类的寿命和老年人的数量在持续增长，但是年轻人数量的减少是以前没有过的，只有美国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即使在美国，出生率也大大低于替换率，而且在下一个30年里，老年人在成年人口当中的比例会直线上升。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每一个发达国家，赢得老年人的支持成了政治上的要务。养老金已经成为一个常规的选举问题，而且关于支持移民来保持人口和劳动力的争论也越来越多。这两个问题加起来，改变了每一个发达国家的政治前景。

最迟在2030年，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将推迟到75岁，而对于健康的退休人员，他们领取的养老金额会比今天的低得多。的确，对于那些身心都相对健康的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可能会取消固定的退休年龄，以此来减少工作人口的负担，使之不至于发展到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现在工作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已经开始怀疑，等到他们到了传统的退休年龄时，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养老金发放给他们了，但是，全世界的政治家们都还在假装他们可以保留现在的养老金系统。

移民肯定是一个更为热门的话题。柏林权威的研究机构柏林和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DIW）估计，到2020年，德国将不得不每年引进100万的移民来维持国内的劳动力人数。其他富裕的欧洲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在日本，人们谈论每年要从韩国引入50万人，然后在5年之后送他们回国。除了美国，所有的大国家都从未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潮。

政治方面的影响已经可以感受到了。1999年之际，令欧洲同胞感到吃惊的是奥地利的恐外的右翼党赢得了大选，他们的主要政治纲领就是拒绝移民。同样的运动也出现在比利时讲佛兰德语的地区、历来自由开明的丹麦和意大利北部。即使是美国，移民也困扰着长久建立的政治结盟。美国工会对大规模移民的反对使得它被归到反全球化的阵营中，在1999年于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上，这个反全球化组织举行了激烈的反抗游行。美国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可能不得不通过反对移民来获得工会的选票，或者通过支持移民来获得来自拉丁美洲或者其他新移民的选票。同样，一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也必须选择是得到为工人们呼吁的企业的支持，还是得到反对移民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支持。

即便是这样，美国在移民方面的经验应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发达国家起到带头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接收了大量的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大部分的移民都是年轻人，第一代移民的妇女的出生率要高于其收养国妇女的出生率。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30或40年里，美国的人口还会持续增长，虽然速度缓慢，然而在其他的发达国家，人口将会下降。

但是人口的数量并不会给美国什么优势。

更重要的是美国从文化上和移民文化相调和，而且很早就学会了把移民融入到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中来。实际上，最近的移民，无论是拉丁美洲或西班牙血统的，还是亚洲移民，他们比以前的移民更快地融入到这个国家社会之中。据报道，有1/3新的西班牙血统的移民结婚的对象都不是同血统的人，也不是移民。美国新移民在融合到美国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巨大问题是美国的公立学校状况不佳。

在发达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有着和美国相似的移民传统。日本坚决地把外国人拒之门外，除了一大批韩国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得以定居日本之外，不过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然受到歧视。19世纪发生的人口大规模迁移要么是涌向无人居住的区域（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的情况），要么就是从本国的乡村涌入城市。

相反，21世纪的移民是有着不同国籍、说不同语言、习惯不同文化和信仰不同宗教的外国人涌入已经定居的国家。欧洲国家在移民融入本国社会方面就不是那么成功。

人口统计方面变化带来的最大影响可能是使迄今为止所保持的同一社会和市场分裂。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每一个国家都有着不同文化和市场。阶层、职业和居住地点把社会非常鲜明地分成不同等级，比如，“农村市场”或者“上层阶级”，这两个社会阶层在1920～1940年间都销声匿迹了。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只有一个大众文化和一个大众市场。现在，所有发达国家的不同人口成分驱使文化和市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那么原来文化和市场的单一性会保持下来吗？

发达国家的市场是由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习惯和喜好来决定的。在上半个世纪里一些最成功的、利润最丰厚的企业，比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宝洁公司，英国的联合利华，还有德国的汉高（Henckel），可以把它们的成功归结于年轻人的增长，还有在1950～2000年较高的家庭人员增长率，在这段时间的汽车工业的繁荣也因为同样的原因。

不过现在有迹象表明，这个市场在分裂。在金融服务领域，这是美国过去25年里增长最快的行业，已经出现了分裂。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市场，高科技股票市场出现的狂热的当日交易，主要是属于那些年龄在45岁以下的人。但是投资市场的客户，比如在共同基金或者延期年金投资领域，他们的年龄通常超过50岁，而这个市场也在分裂。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增长最快的行业可能将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年人继续受教育，这种趋势是基于和年轻人的价值观不相称的价值观念。

但是也可以想象，有些年轻人的市场将会变得非常有利可图。在中国，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据报道，中产阶级家庭现在在一个孩子身上花的钱比原来的中产阶级花在四五个孩子身上的钱都多。在日本，情形也大致如此。许多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他们的独生子女的教育方面不惜花重金，通常他们会把家搬到拥有好学校的昂贵的郊区社区，但是这种新的年轻人的奢侈市场和过去50年的同一市场已经很不一样了，那个大市场由于达到成年人年龄的年轻人数量减少而萎缩了。

将来肯定有两支非常分明的劳动力，大体上来说是由50岁以下的劳动力和50岁以上的劳动力组成。这两支劳动力在他们的需求和行为上，还有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上都会有明显的区别。年轻一些的人需要从一份固定工作那儿获取稳定的收入，或者至少是从事不同的全职工作。而很快步入老年的劳动力将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把传统的工作、非传统的工作还有休闲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比例方式结合起来。

两支劳动力的分支有可能会从女性知识技术工作者开始。护士、电脑技术员或者是一个律师助理，她们可以花15年的时间照顾孩子，然后再开始从事全职工作。女性将越来越多地寻找新知识科技领域的工作，目前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要多于男性。这种类型的工作在人类历史上是头一次很好地适应了女性作为母亲的特殊需求以及她们延长的寿命，而长寿正是就业市场分类的理由之一。

工作年限达到50年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50年里只从事一个工作真的是太漫长了。

第二个分类的原因是所有的企业和组织的寿命却缩短了。在以前，雇佣组织可以比员工长寿。在将来，员工，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将会比成功的企业都长寿。很少会有企业，甚至是政府部门或者项目会运营超过30年。历史上，大部分员工的工作年限都不到30年，因为身为体力劳动者，他们大多数人最后都精疲力竭，但是知识工作者在他们20几岁的时候开始进入职场，在50年之后，他们非常有可能还是身心健康。

“第二职业”和“人的后半生”已经成为美国的行话。越来越多的情况会是当员工达到了传统领取养老金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的年龄他们就会选择退休，但是他们并不会停止工作。他们的“第二职业”经常会是一种非传统的方式。他们可能会成为自由撰稿人（而且他们经常会忘了报税，所以他们的净收入就增加了），或者他们做钟点工，或者是“临时工”，或者当一个外包承包商，或者自己当承包人。在知识工作者中，这种“早早退休之后接着工作”的现象将尤其普遍，这些人在50～55岁的人中还是少数，但是到2030年，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工作者将成为美国人数最多的老年人群。

对于接下来的20年的人口预测可以比较准确，因为2020年的劳动就业人口现在肯定都出生了，但是，正如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经验表明的，人口统计趋势常常会发生突变，且难以预测，而且人口变化的影响很快就会体现出来。美国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的生育高峰就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的购房热。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美国出现了第一次“生育低谷”。在1925～1935年之间，出生率下降了几乎一半，当时的比率比育龄妇女生育2.2个孩子的总生育率还低。在20世纪30年代末，罗斯福总统的美国人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人口统计学专家和统计师）自信地预测美国人口将于1945年达到最高，然后就会下降，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的生育高峰证明这个预测是错误的。10年之内，育龄妇女的正常生育率从1947年的1.8增加到1957年的3.6。美国经历了一次令人瞠目的生育高峰，出生的婴儿从250万增加到410万。

然后，在1960～1961年之间，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原以为当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成年之后会迎来第二次生育高峰，但是接下来却是一次生育低谷。在1961～1975年之间，生育率从3.7降到了1.8，出生的婴儿从1960年的430万下降到1975年的310万。

接下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的回升”又给人们带来了惊奇。出生率急剧上涨，甚至比第一次生育高峰时的比率还要高。事过之后，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回升是由于大批移民涌入美国导致的，这次移民潮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移民的女儿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开始生育自己的孩子，她们的生育率和自己的祖国更接近。在加利福尼亚，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整整1/5的学龄儿童的父母至少有一个是在国外出生。

但是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次生育低潮，还有20世纪40年代的生育高峰。两次生育低谷发生时，美国的经济状况都运转良好。从理论上讲，这种良好的经济状况会鼓励人们多生育。至于生育高峰就根本不应该出现，因为历史上的出生率在大战后总是呈下降趋势。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决定现代社会的出生率，所以，在下一个社会，人口统计学不仅将是最重要的因素，它还将是最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因素。

一个世纪以前，在发达国家里有绝大多数的人靠他们的双手劳动：在农场、在家政服务、在小型手工作坊，或者在工厂工作（当时在工厂工作的人数很少）。50年之后，美国劳动力中手工劳动者的比例下降了一半，工厂的工人成了劳动大军的主力，占总就业人口的35%。现在，在又一个50年之后，只有不到1/4的美国工人还在靠手工劳动为生。工人仍然是主要的手工劳动者，但是他们在整个就业人数当中的比例下降到了大约15%，这个数字和100年前的情况差不多了。

在所有的大的发达国家，就工人在劳动人口的比例而言，美国现在的工人比例最小，英国的比例略高一些，日本和德国的比例仍然差不多是1/4，但是这个数字也在持续下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概念问题。一家制造企业的处理数据的员工，比如在福特汽车公司，会被当成是制造业的员工，但是当福特公司把数据处理工作外包出去，做同样工作的人就会被当成是服务领域的员工。然而，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制造业的许多研究表明在工厂里工作的员工实际下降的人数和国家报道的数字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都没有一个英语词汇来命名那些不是从事手工劳动的人们。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服务业工作者”这个词被造了出来，但是这个词很容易引起误导。如今，所有的非手工劳动者中不到一半的人是真正的服务业工作者。在美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增长最快的劳动大军就是知识工作者，他们都需要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才能从事知识工作。知识工作者的人数在美国劳动人口中占整整1/3，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工厂的工人1～2个百分点。再过大约20年，知识工作者可能会占所有富裕国家劳动力的2/5。

像“知识行业”、“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这样的词问世才不过40年，它们大概是在1960年出现的，它们是同时而独立地出现的。第一个词是普林斯顿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作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提出了第二个和第三个词。现在每一个人都使用这些词，但是至今很少有人理解这三个词对于人类价值观和人类行为的意义以及对于管理员工、使他们提高效率的意义，还有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意义。然而，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正在兴起的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将和20世纪末期的社会和经济在以下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从全体来看，知识工作者是新的资本家。知识已经成为主要的资源，而且是唯一稀缺的资源，这就意味着知识工作者集体拥有生产要素。但是作为一个团体，他们从以前的意义上来说，也是资本家：通过他们在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中的股份，他们已经成为大多数的持股人和许多知识社会大企业的所有者。

有效的知识专门化了，这意味着知识工作者需要进入一个组织，一个可以把一批知识工作者聚集到一起，并把他们的专业知识用于一个共同的产品生产上。

在一所中学教书的最有才华的数学教师只有加入教师队伍才能发挥作用。在产品研发方面颇具才华的顾问只有当一个有组织、有能力的企业把他的建议转化为行动时，他的才能才可以发挥效力。一个最伟大的软件设计师需要一个生产硬件的人。但是，反过来，高中也需要数学教师，企业需要产品开发专家，个人电脑制造商需要软件程序员，所以，知识工作者认为自己和那些雇佣他们的企业是平等的，他们视自己为专业人员而不是员工。

知识社会是一个资历深和资历浅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老板和下属的社会。

所有这些对于劳动力中的女性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历史上看，女性参与生产工作的能力和男性一直都是相当的。一位贵妇坐在自己的客厅里，这样的画面即使是在一个富裕的19世纪社会都是相当罕见的。一个农场、一个手工艺人的生意或者一家小店，只有靠夫妻两个共同经营才能生存。到了20世纪初，一个医生如果没有结婚就不能行医，他需要自己的妻子来安排工作日程，开门、记录病史然后把账单寄出去。

但是，虽然女性一直都在工作，从太古时代开始，她们从事的工作和男性就不同。有男人的工作和女人的工作之分。《圣经》里，无数的女人走向井边去打水，但是男人则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也从没听说过男纺织工。然而，知识工作就不分男女，并不是因为女权主义的压力，而是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做好知识工作。然而，第一批现代知识工作仍然是为一个性别设计的。教书是在1794年开始成为一种职业，在这一年，法国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在巴黎成立，这个职业被人们认为完全是男人的职业。60年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发生的1854～1856年间，南丁格尔[1]创办了第二个新的知识职业，护理。这个职业被认为是女性从事的职业。但是到了1850年，教书在世界各地都成了不分性别的职业。到了2000年，在护士学校的美国学生中有2/5是男性学生。

在欧洲，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有了女大夫。欧洲妇女最早获得医学博士的女性之一，伟大的印度裔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2]，她说：我不是一个女医生，我是一名医生，只不过碰巧是女性。这样的逻辑可以运用到所有的知识工作。知识工作者，无论他们的性别是什么，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在运用同样的知识，做同样的工作，受同样的标准的指导，并依据同样的标准来接受考核。

高级知识工作者，比如医生、律师、科学家、牧师还有教师，这些职业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不过在过去的100年里，他们的人数已经成倍地增加了。最大群体的知识工作者，他们几乎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数才开始增加，他们就是知识技术员。知识技术员需要用双手来做许多的工作（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可以说是技术工人的后继者），然而他们的薪水却是由他们头脑里的知识决定的，他们的知识是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学徒获得的。这些人包括X射线技术员、理疗师、超声波专家、精神病社会工作者、口腔技术员，还有其他几十种职业。在过去的30年里，在美国的劳动力人口中增长最快的要数医学技术员，在英国也是这样。

在接下来的20～30年里，在电脑、制造业和教育方面的知识技术员很可能会增长得更快。办公室技术员比如律师的专职助手也会很快增长。昨日的秘书在很快变成老板的助手，或者成为办公室的经理，这也绝非偶然。在20～30年之内，知识技术员会成为所有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主力军，他们的位置就相当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工会工人。

对于这些知识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把自己当成是工人，而是专业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工作中花很多时间来做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比如，整理病床、听电话或者是填表，然而，他们自己和公众注意到的是要运用他们的知识来工作的那个环节，这就使得他们成为完完全全的知识工作者。

这样的知识工作者有两个主要的需求：他们首先需要接受正规教育才能从事知识工作，还有就是要不断学习，使自己的知识跟上时代。对于那些老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医生、牧师和律师来说，他们需要接受的正规教育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但是对于知识技术员来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目前提供系统和有组织的准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培养技术员的教育机构会在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崛起的国家很快增加。这与过去当新的要求出现时，就会有新的机构出现去满足这些需求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对于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教育。过去，开始工作之后就停止上学了，在知识社会里，去学校学习则不会终止。

知识和传统的技术不同，传统技术变化非常缓慢。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附近有一家博物馆，馆里收藏了大量罗马帝国晚期的手工艺人使用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马上被今天的手艺人认出来，因为以前的工具和今天的工具差别非常小，因此，对于技术培训来说，有理由假定在十七八岁学到的技艺可以终身受用。

相反，知识很快就会过时。知识工作者常常需要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在下一个社会里，继续教育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工作者因此将会很快增长。但是这种教育很大程度上会和传统的方式不同，可以是周末的课程或者是网上培训课程；学习的地点也可以从传统的大学到学生的家里。信息革命将给传统的教育和大学带来巨大的影响，对于知识工作者的继续教育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所有的知识工作者都倾向于以自己的知识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会说：“我是一名人类学家”或者是“我是一名理疗师”。他们可能会为自己工作的组织而自豪，这个组织可能是一家公司，一所大学或者是一个政府部门，但是他们只是“在这个组织工作”，他并不“属于这个组织”。和同一个单位却从事不同工作的同事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和工作在其他机构的同行们有更多的共同点。

虽然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越来越多地意味着专业化，但是知识工作者们在他们工作的专门领域内有着很高的流动性。他们觉得从一所大学跳到另一所大学，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根本就不算什么，只要他们还是在同一个领域里工作。人们现在常常谈论要重振员工对组织的忠诚，但是这种努力大概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知识工作者可能对一家组织会有感情，在那儿工作感到很适应，但是他们主要是对自己的专业领域忠诚而不是对于就职的组织。

知识是不分等级的，它或者和一个既定的情况有关，或者无关。一个做开胸手术的大夫可能要比一个语言障碍治疗师的收入高许多，社会地位也更高，然而，如果是面对一个处于复原期的中风患者，那么一位语言障碍治疗师的知识要比一个外科大夫的知识重要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知识工作者都把自己看成是专业人士而不是下属的原因。同时，他们也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对待。

金钱对于知识工作者同样重要，但是他们并不把金钱当成最终的衡量标准，他们也不把金钱当成是业绩和成绩的替代品。和过去的工人们极其不同的是，过去的劳动者们首先把工作视为谋生的手段，然而知识工作者们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自己的生活。

知识社会是人类第一个有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无限可能的社会。知识和所有其他的生产要素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既不能被遗传也不能被赠与。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学习获取，而且每一个人最初都是懵懂无知的。

知识要以一种可以教授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知识要成为大众的。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可以获取知识，或者很快要能够实现这一点。所有这些都使得知识社会成为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在一所学校里，通过既定的学习程序获取知识，而不需要再拜师学习。

在1850年甚至是1900年前，社会流动性都还很小。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出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决定一个人的职业，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绝大多数其他的国家，如果一个父亲是一名农夫，儿子也会是，他的女儿也会嫁给农夫。大体上，社会的流动性是向下的，往往由于战争或疾病，个人生活的不幸或者由于酗酒和赌博这样的恶习所引起。

即使在美国，一个充满机会的土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也要比人们所以为的要少得多。美国绝大多数的专业人士和经理在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都仍然是专业人士和经理的孩子，而不是农民或者是小店主或者是工人的孩子。美国特别的地方不是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人数多，而是这种流动受到了欢迎、鼓励和拥护，这一点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是截然相反的。

知识社会对这种向上的流动性更加赞同：这个社会把阻碍这种向上流动的障碍当成是一种歧视。这就暗示现在每个人都被期待获得成功，这种观点在前几代人看来可能会很可笑。当然，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大获成功，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期待获得相当的成功。

约翰K.加尔布雷思在1958年写了《富裕的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富人更多的社会，或者富人更富裕的社会，而是一个让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经济上有保障的社会。在知识社会，相当多的人，也许甚至是大多数人他们有比经济保障更重要的东西：社会地位，或者“社会财富”。

知识社会的这种向上流动性需要付出高额的代价：无休止的竞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感困扰。有失败的人，才会有成功的人，但是早先的社会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一个没有土地的劳工的儿子自己又成为一个没有土地的劳工，这不是一种失败。在知识社会，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社会的失败。

日本的青少年遭受睡眠不足的痛苦，原因是他们晚上还要通过家教补习功课，应付考试。如果不这样学习，他们就不能进入他们首选的名牌大学读书，也就不能获得好工作了，这些压力使人们对学习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这些压力也对日本引以为豪的经济平等产生威胁，并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因为，只有富裕的家长才可以支付子女上大学所需的高昂学费。其他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法国，也鼓励学校变得极具竞争性。这些状况发生的时间还很短，不超过30年或者40年，这表明害怕失败的情绪已经在知识社会中蔓延开来。

因为这种竞争努力，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工作者：工商企业经理、大学教师、博物馆馆长还有大夫，他们无论是男是女，四十多岁时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应该取得的成就。如果他们所有的只是他们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有麻烦了。因此，知识工作者，尤其是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一种非竞争状态的生活，还有自己的社交圈，而且他们会培养一种非常严肃的兴趣：可能在社区做志愿者，在当地的乐队演奏或者积极参与小镇当地政府的管理，这种工作以外的兴趣将给他们提供做出个人贡献和成就的机会。

在20世纪末，钢铁世界最大的单件产品：轧制线圈，是汽车车体所需要的钢铁产品，其价格从每吨460美元下降到每吨260美元。然而，这些年美国经济发展良好，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也是一样，汽车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钢铁业的这种经历在制造业是非常典型的。1960～1999年，制造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减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同样减少了将近一半，大概是占到了15%。然而，也是在这40年里，制造业的产量可能翻了3倍。在1960年，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的中心，也是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到了2000年，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很容易地被金融领域超过了。

在过去40年里，制造业产品的相对购买力（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进出口交换比率）下降了3/4。然而制造业的产品，由于通货膨胀的调节，下降了40%，而两个主要知识产品：医疗保健和教育却比通货膨胀率上涨快3倍。和40年前相比，在2000年，制造业产品要花费多5倍的价格才能买到这两种主要的知识产品。

制造业工人的购买力也下降了，虽然和他们生产的产品相比还是要少些。就产量而言，他们的生产力急剧上涨，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原来持平。40年前，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占制造业成本的30%，现在，这个成本下降到12%～15%。即使在汽车生产行业，虽然这个行业基本上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多数先进的汽车制造厂里，劳动成本已经下降到不高于20%。制造业的工人已经不再是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了，这种状况在美国尤其明显。在美国的锈带（rust belt）危机达到高峰时，大制造企业的员工被无情地解雇，然而国家的消费品销售量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让制造业发生改变，并使生产力很快提高的是新概念。信息和自动化与制造业的新理论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新理论对制造业的促进可以和80年前的大规模生产的到来相媲美。的确，有些理论，比如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lean manufacturing），这种方法不需要机器人、电脑和自动化。丰田的一个广为人知的革新，就是用从超市买来的几个吹干机替换了原来由电脑控制的自动化烘干生产线（paint-drying line）。

制造业和早期农业经历了同样的路程。从1920年开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农产品的产量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直线上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西方的欧洲国家都需要进口农产品。现在，只有一个国家仍然需要进口农产品：日本。现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大量积压的农产品销售不出去。从数量上来看，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今天的农产品产量大约至少是1920年的4倍和1950年的3倍（这其中不包括日本）。但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农民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主力军，而现在他们只占到不超过劳动人口的3%～5%。在20世纪初，农业是发达国家国家收入的最大贡献者，到了2000年的美国，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到不到2%。

制造业的产量增长不可能和农产品的产量增长同日而语，制造业也不会像财富和工作的制造者那样缩小，但是，据可靠预测，到2020年，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产量至少会翻倍，而就业人数会缩减到现在人数的10%～12%。

在美国，这种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了，而且没有引起动荡。在这个转变中最受冲击的群体是非洲裔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造业增长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快得到了提高，但是现在他们很多人都失去了原来的工作。不过，从总体上来说，即使是在重工业城市，高失业率持续的时间也并不长，这场转变给美国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也非常小。

但是其他的工业国家在这场转变中也能如此顺利吗？在英国，制造业的就业率已经在迅速下降，虽然似乎带来了一些社会和心理上的问题，但是还没有造成社会动荡。但是在德国和法国，劳动力市场还非常僵化，而且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也非常小，这两个国家也能顺利度过转型期吗？目前，在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难以消除的失业问题，比如在德国的鲁尔区[3]，还有法国的老工业区里尔[4]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会经历痛苦的转型期，并面临社会剧变。

最大的未知数是日本。当然，日本没有工人阶级的文化，而且日本早就崇尚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但是，日本的社会稳定是建立在稳定的就业基础上的，而现在，大制造企业的蓝领工人们的就业状况正在很快恶化。20世纪50年代时，日本实行了蓝领工人的稳定就业体制，在这之前，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极其动荡不安。日本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现在仍然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多——是总就业人数的1/3，而且日本基本上没有劳动力市场，也几乎不存在劳动力流动。

日本在心理上也没有准备好面对制造业衰退的事实。毕竟，日本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是因为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日本这个民族。纵观日本历史，他们表现出一流的应对现实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做到在一夜之间就改变，然而，由于制造业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制造业下降对于日本来说仍然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制造业不再是财富和就业的生产者，它的衰落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制造业的衰落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再取得“经济奇迹”。在20世纪后半期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是建立在向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基础上的，这些制造业产品运用的是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生产力，但是利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这种做法如今行不通了。促使经济发展的一个方法是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融入到一个发达地区的经济——墨西哥新总统福克斯（Vicente Fox）提出了“北美”经济大融合的设想。“北美”就是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个设想在经济上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政治上却是难以想象的。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办法——目前中国正在采取这个策略，就是通过建立国内市场来取得经济增长。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也都有庞大的人口，建立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完全可行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对于小国家，比如巴拉圭和泰国，它们能否对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出口呢？

制造业不再是财富和就业的创造者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新一轮的保护主义，这一点和农业的发展经历很相似。在20世纪，农产品价格和就业率每下降1%，每一个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农业补贴和保护就会上升至少1%，通常要高于这个比例。农民的选票越少，他们选票的重要性就越大。农民数量的减少使得他们成为所有富裕国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有着和自身的规模不相称的影响力。

对制造业的保护已经存在，虽然这种保护主义采取的形式是补贴而不是传统的增加关税。新的地方经济壁垒，比如欧洲工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南方共同市场，这些机构的确创造了大的地区市场和较低的内部贸易障碍，但是对于其他地区生产的同类产品则会设置较高的壁垒。各种非关税壁垒正在层出不穷。在美国宣布钢板价格要下调40%的那个星期，美国政府以“倾销”为由禁止钢板进口。无论发达国家的目标是多么高尚，它们对于公平劳动法案，还有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创造一个充分发展的环境的坚持在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对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设置巨大的贸易壁垒。

从政治上来看，制造业工人的人数在减少之后却变得更有影响力了，这在美国尤其如此。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工人选票的分量比40年或者50年前要重了许多，原因正是因为工会会员的人数在投票人数中的比例小了许多。由于感到了危险，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几十年前，美国工会的会员绝大多数都投票支持共和党，但是在去年的选举中，90%的工会会员都被认为是投给了民主党（虽然他们的候选人还是以失败告终）。

100多年来，美国的工会都是自由贸易的忠实支持者，至少在言辞上看是这样，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他们成为坚定的保护主义者，而且公然反对“全球化”。尽管真正威胁到制造业就业的并非来自国外的竞争，而是制造业不再能创造就业机会了，然而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不管是工会会员还是政治家、记者、经济学家还有公众，不可理解的是制造业产量在上升然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在减少。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当制造业就业减少，那么制造业本身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要加以保护。人们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和经济不再由体力劳动主宰，一个国家只需少数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可以解决吃、穿、住的问题。

导致新保护主义的原因可归结为经济上的利益、政治权力，但是怀旧和深植于人们心中的情感也是导致保护主义的原因所在，但是这种努力将不会获得成功，因为保护正在没落的行业是不会有结果的。70年前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就是最好的例子。老的农作物——玉米、小麦、棉花——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投入了无数的金钱，但是它们现在表现都还是很差，然而，那些没有得到政府补贴的新农作物如大豆却欣欣向荣。这个教训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补贴旧的行业，使它们可以维系下去，继续养着多余的人员的政策只会使事情更糟。钱应该花在补贴那些年纪较大的下岗工人上，然后还要留住和重新招聘年轻的工人。

自公司在1870年出现以来，下面几个基本观点都被认为是可以加以运用的：

（1）公司是“主人”，员工是“仆人”。因为公司拥有生产要素，没有它们工人就无法工作谋生。员工对公司的需要大于公司对员工的需要。

（2）绝大多数员工为公司全职工作。他们从公司获得的收入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他们生活的保障。

（3）无论生产什么，效率最高的办法就是在一项管理之下包括所有生产产品需要的活动。

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一个叫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把所有的生产活动集中在一个公司中进行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尤其是沟通成本（此人因为这个理论获得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这个理论在七八十年前就被洛克菲勒发现并实施了。洛克菲勒发现他的石油生意如果可以集开发、生产、运输提炼和销售于一体，那么所花费的成本就最低，运转也最有效。基于这种认识，洛克菲勒创办了美孚石油公司，这个公司恐怕是工商界历史上最赚钱的企业。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个理念被福特发展到了极致。福特汽车公司不仅生产所有的汽车配件，而且进行组装，而且福特公司还自己生产汽车用钢、玻璃和轮胎。福特公司拥有亚马逊的橡胶种植园，拥有、经营运送物资到工厂然后把整车运出的铁路。福特公司还计划销售福特汽车并进行售后服务（不过福特没有做到这一点）。

（4）供应商，尤其是制造商拥有市场权，因为它们拥有产品和服务的信息，但是顾客则没有，也无法获得。如果消费者信任这个品牌的话，他们也无须获得这些信息。这就是这些品牌产品获利的原因。

（5）任何一项特殊的技术都只蕴涵着一个且只有一个行业，反过来也如此。这就是说，所有的制造钢铁的技术只局限于钢铁行业；反过来，正在适用于钢铁行业的技术也是来自钢铁行业本身。这种关系也可以运用到造纸业、农业和银行业及商业。

正是基于以上的假定，我们创立了行业研究实验室，从1869年德国的西门子开始，到如今美国的IBM最后一个大规模的传统型实验室，它创立于1952年。这些实验室都集中研究行业相关的技术，它们都认为研究出来的新技术会被运用到相关的行业。

（6）同样，每一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产品和服务都有一个特定的运用范围，而每一个运用范围都意味着一件特定的产品和材料。所以啤酒和牛奶只装在玻璃瓶里销售；车身只能由钢铁制造；经营资本要由一家商业银行按照商业贷款来筹集等。因此，竞争主要是发生在行业内。大体上，一家公司是做什么贸易、市场在哪儿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假定中的每一个在一个世纪里都是正确有效的，但是自从1970年以来，以上的每一个假定都反过来了。现在的观点是：

（1）生产要素是知识。知识工作者拥有知识，而且知识是便于携带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高级知识工作者，如研究科学家和知识技术工作者，比如理疗师、电脑技术员、律师助手。知识工作者为企业提供资本，就像金钱是资本的一种一样。这两种资本相互依赖，这使得知识工作者成为一个平等的合伙人或伙伴。

（2）许多员工，也许大部分仍然是拿薪水的全职员工，他们的工作收入是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是很多人将不再是一个组织的全职员工，而是小时工、临时工、顾问或者承包商。即使那些有全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的员工可能不再是组织的员工而是外包商的员工。

（3）交易费的重要性有限。福特式的全方位经营的模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在，传统的公理所认为的企业要最大地整合所有经营生产活动已经完全被推翻了，理由之一就是每一项活动所需的知识都高度地专门化了。

（4）尽可能地进行经营活动的整合不再为企业所需要的第二个原因是沟通成本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可以被企业忽略的地步。

这种减少早在信息革命前就已经开始了。也许，最大的原因是今天的人们已经具有了生意头脑。当洛克菲勒建立自己的美孚石油公司的时候，他想找一个最初级的记账员，或者知道一些最普通的经济常识的人都很难。当时，既没有商业课本也没有商业课程，所以，要让自己的意思为人们所理解的交易费奇高。60年后，到了1950年或者1960年，那些继承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大公司们可以自信地认为它们的资深雇员都是懂经济的。

到现在，新的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沟通的有形成本，这就意味着效率最高和利润最大的组织方式就是分散经营。

这种方式已经扩展到了越来越多的活动领域。把一家机构的信息技术管理、数据处理和电脑系统管理外包出去已经是惯例的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多数的美国电脑公司，比如苹果公司，甚至会把电脑硬件的生产外包给日本或新加坡的厂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几乎每一家生产家用电器的日本公司都会把销往美国的产品外包给美国的承包制造商来生产。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整个人力资源方面的管理，涉及300万劳动者的聘用、解雇、培训、福利等，都被外包给了专业的员工就业组织来管理。这个部分在10年前几乎都不存在，而现在却以每年30%的比例在增长。最初员工就业管理公司针对的是中小型公司，但是，现在这个行业最大的公司Exult，该公司于1998年成立，现在为《财富》500强公司的不少企业管理人事方面的事宜，这些公司包括英美合资石油巨头BP Amoco、电脑制造商优利系统（Unisys）。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全球研究所的研究，外包人力资源管理可以为企业节省高达30%的成本费用，同时还会增加员工的满意度。

（5）消费者现在拥有信息了。尽管如此，互联网还不能像电话簿那样使用户能很方便地查找信息，用户仍然需要费力去寻找，但是信息肯定是在网上什么地方，那些为用户搜索信息并收取一定费用的公司在迅速增加。那些拥有信息的公司就拥有权力，权力因此转移到了顾客手中，这些顾客可能是另一家企业，也可能是终端客户，尤其，这意味着供应商，也就是制造商将不再是销售商，而是成为消费者的买家，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通用汽车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而且多年来都是最成功的销售企业，它在去年宣布经营一个新业务——为最终汽车消费者采购。虽然通用汽车完全拥有这个新业务部门，但是这个部门拥有自主经营权，它不仅会购买通用的汽车，而且会为顾客购买最符合个体消费者喜好、价值和消费水平的其他品牌的车和型号。

（6）最后，现在很少有独立的技术了。现在一个行业需要的知识越来越多地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行内人士常常对这些技术都不熟悉。

在电信领域工作的人没人知道什么是玻璃纤维电缆（fiberglass cables）。

这些电缆是由一家玻璃公司研制的，该公司的名称是康宁（Corning）公司。美国的金融领域由于信用卡和商业票据而改变了，然而它们都不是传统银行的经营项目。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一半重要发明都是由最具效率的著名的贝尔实验室研发出来的，但是这些发明主要都被应用到了电话以外的行业。

贝尔实验室在过去50年里最重要的发明就是晶体管，晶体管的发明创造了现代电子业。但是电话公司从晶体管看不到任何用途，所以有人来要就送了人。正是因为晶体管才有了后来的索尼公司以及日本进入了家用电器行业。

研究主任还有高科技工业家，现在都倾向也相信公司的研发部门，也就是令19世纪的人骄傲的产物，现在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行业的发展和增长不仅仅在公司内部发生，还可以通过和其他行业合作、合资、联合经营、少数参与和签订技术协议以及利用不同行业的技术。在50年前看来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变得普遍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公司相结合，比如一个营利机构和一个大学部门，或者是一个城市政府或州政府和一家企业联手实施一项服务：清扫大街或者经营监狱。

每一个产品和服务都不再只有一个单一特别的用途或者运用，或者拥有属于自己的市场。商业票据和银行的商业贷款竞争金融市场；纸板、塑料、铝和玻璃在瓶装市场竞争；电缆里的铜被玻璃取代；钢铁和木头、塑料一样可以在建造房屋时当支撑立柱。延期年金挤占了人寿保险市场，但是，反过来，现在是保险公司而不是金融服务机构成为商业冒险的管理者。

一家“玻璃制品”公司也许不得不通过玻璃的用途来重新定位企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凭玻璃这种材料来定位自己。

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制品公司，康宁公司，把自己的利润丰厚的制造传统玻璃制品的业务销售之后成为生产高科技材料的头号生产厂家和供应商。默克（Merck），美国最大的制药公司，除了生产药物之外，还经销各种各样的药品，有许多药品甚至是默克的竞争对手所生产的。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非企业经济环节。一个例子就是一群妇产科医生独立经营的“生育中心”和美国医院的产房在竞争市场。

在英国，早在互联网之前，就创办了“电大”（Open University），这种大学无须学生亲自去学校上课就可以接受大学教育并获得学位。

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将来不会是只有一种公司，而是几种不同的公司。现代公司大约是在1870年同时在三个国家分别发明的：美国、德国和日本。公司是一个完全的新事物，和以前的经济组织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一千多年来，经济企业的模式都是小型的、由个人经营的私有企业。直到1832年，据英国的McLane报告（McLane Report）——这是第一个企业统计调查——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私人的，而且员工通常都不到10人，仅有的例外是半官方政府组织，比如英国银行或者东印度公司。40年之后，一种有着数千员工的组织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举例说，美国铁路和德国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无论公司如何发展，它都需要具有民族特色，并且要遵守每个国家的法律。而且，无论哪个大公司都和自己管理的小公司有很大的区别。不同行业的公司在文化、价值和风格方面都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无论是哪儿的银行都很相似，零售商和制造商也都差不多；无论哪儿的银行和零售商或者制造商都不一样。公司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在现代社会里的所有其他的组织也是一样，政府部门、武装部队、医院、大学等。

到了1970年，潮流改变了。首先是出现了像养老金和互助信托这样的投资机构，它们成为企业的新主人。然后，更具决定性的知识工作者出现，并成为经济的很大的新资源，也是社会代表阶级，结果导致了公司根本的变化。

银行在下一个社会看上去肯定不会像医院，也不会像医院那样经营。不同的银行之间的区别可能非常大，这种区别是根据劳动力、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而做出的反应。一些不同的模式有可能会出现，尤其是组织和结构不同的新模式，已经得到的认可和回报的模式也会不同。

同样的法律实体，比如，一个企业，一个政府部门或者一个大的非营利性组织，这种组织包括几个不同的相互联系的组织但是管理方式和管理人员都不同。

传统的全职员工组织可能就属于这种机构。

然而，也可能有一些联系紧密但是却分开管理的组织主要是由老年人组成的，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而是作为组织的合伙人或者会员。还有可能会出现“周边”团体，比如那些为组织工作的人，甚至是全职工作，是承包制造商或者是一个外包商的员工。这些员工和他们工作的企业没有合同关系，而企业对他们也没有控制权。这些员工可能不需要管理，但是他们还是要有效率。因此，他们会被派遣到最需要他们专业知识的工作领域。尽管现在人们常常谈论“知识管理”，但是还没人真的知道怎么进行知识管理。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组织需要使为它们工作的人们满意。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吸引和留住员工。我们已经知道仅仅用经济上的利益来吸引员工是行不通的。在过去的10～15年里，美国的许多企业通过福利或者员工股票期权来吸引和留住员工，但是这种方法从未奏效。

老话说得好，你不可能只雇佣一只干活的手，你雇佣的是整个人。你也不能只雇佣一个人，他的配偶也和他在一起。配偶在利润下降侵害了福利或者股票价格下跌使得股票期权不值一文之前，可能就已经把钱花掉了，这时，员工和他的妻子就都会觉得怨恨和被欺骗了。

当然，知识工作者需要对他们的薪水感到满意，因为如果对于薪水和福利不满意的话会对他们的工作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激励就不一样了。对于知识工作者的管理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公司对于员工的需要大于员工对公司的需要。员工可以离开公司。他们既可以跳槽也拥有自信。这就意味着，这些知识工作者应该被当成志愿者来管理，就像志愿者们为非营利性组织工作一样。这种员工第一个想知道的就是公司在做什么，而且会如何发展。另外，他们很看重个人成就和个人责任，所以，他们应该被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知识工作者还期望能不断学习和不断得到培训。总之，他们希望获得尊敬，并不是获得对于他们个人的尊敬，而是在他们的知识领域里获得尊敬。在这方面，他们和传统的劳动者相比已经向前迈进了好几步：以前的工作者总是期待被告诉干什么，当然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希望能够参与企业活动了。相反，知识工作者希望能够决定自己知识领域的事情。

8年前，通用汽车公司首次制定了组织概念和组织结构，今天的大公司都是以通用汽车公司的这种概念和结构为基础建立的。通用汽车公司同时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高层管理模式，现在它还在试行一系列新的组织模式。通用汽车公司现在已经将单一的通过所有权控制对公司进行统一管理改为了通过管理控制来对公司进行统一，在这种模式下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份只占少数。通用汽车公司现在控制菲亚特（Fiat），但是并不拥有它。菲亚特本身就是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通用汽车公司还控制着瑞典的萨博（Saab）和两个小型的日本汽车制造商铃木和五十菱（Suzuki＆Isuzu）。

同时，通用汽车公司的制造范围已经拓宽，它创立了一个单独的公司Delphi公司，这个公司生产汽车零配件，它们的总和相当于制造一辆汽车成本的60%～70%。通用汽车公司没有选择拥有或者至少是控制零部件的供应商，它将来会通过拍卖或者在互联网上来采购这些产品。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和它的美国竞争对手，福特公司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购买合作组织，它们会为组织成员购买价格最优惠的产品，所有其他的汽车制造商也可以加入这个合作组织。通用汽车公司还是会设计自己的汽车，会生产发动机，并且会进行组装，它还会通过自己的经销商销售自己生产的汽车。但是除了销售自己生产的汽车外，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成为销售汽车的商家，并且为最终用户购买他们需要的，无论什么品牌的汽车。

通用汽车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但是在过去20年里，丰田公司才是最成功的汽车制造商。和通用汽车公司一样，丰田公司在建立一个世界性的集团；但不同于通用汽车公司的是，它是围绕自己的核心制造优势来建立这个集团的。丰田公司在逐渐地摒弃从多个供货商那儿购买零部件的做法，最终它的目标是对于任何的零部件从不超过两个供货商处购买。这些供货商是分开、独立的公司，由当地公司所有，但是丰田公司实际上将替它们进行制造。这些供货商只有在同意接受丰田顾问组织的检查和建议的前提下，才能获得丰田公司的订单，而丰田公司会为自己的供货商承担大部分的设计工作。

这并非什么新主意。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对自己的供货商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英国的玛莎百货公司（Marks＆Spencer），虽然现在深陷困境之中，但是它在50年中曾是最成功的零售商，它先前获得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对供货商严格的控制。在日本，有传言说丰田公司打算最终成立独立的专门制造咨询公司，从而使自己在汽车制造方面的核心优势转化成一个单独的大企业。

然而，一家欧洲生产品牌和包装消费品的大型制造企业探索了另外一种方法。这个公司60%的产品都是通过150个零售链销往各个发达国家。这个公司计划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网站，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直接向厂家订货，他们可以选择去最近的零售店提货，或者接受送货上门服务。但是，这个网站也会接受那些不需要包装和品牌的消费品，尽管这些产品可能是由小型公司，自己的竞争对手生产的，这才是这个计划的创新之处。

这些小型公司很难使自己生产的产品打入超市。跨国网站可以给它们提供一个直接接触顾客的机会，并且可以通过一个值得信赖的大型零售商送货。小公司需要给国际网站和零售商一定份额的佣金作为回报，但是它们在这场交易中既不需要投资，也不需要冒风险，而且还不用担心滞销产品挤占货架。

在这种主题的基础上，还有许多合作经营的版本：美国的承包制造商，前面已经提到了，现在在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几个日本家用电器公司生产产品；一些独立工作的专家为信息硬件制造商设计软件，这也是在为竞争对手工作；还有一些独立工作的专家会为和自己竞争市场的银行设计信用卡，并且为它们推销和清卡，银行只需打理好金融这个领域的工作。

这些方法虽然各有特色，但都还是会以设立公司为它们的起始点，但是这中间也包含着和公司模式完全没有联系的新观点。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联合企业”在接受欧洲工会的几家非竞争性制造商的测试，其中每一个制造商都是中型企业、家族拥有，而且是由所有者经营管理的。每一家企业都是一个非常专业、高技术的生产领域的领头羊。

每一家企业都非常依赖出口。这些个体公司打算独立经营，并继续独立设计它们的产品。它们还将继续在自己的工厂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并销往它们的主要目标市场。对于其他的市场，尤其是那些新兴的不太发达的国家，这个联合企业将安排产品的生产，有可能是在联合企业开设的厂家生产，也有可能是由当地的承包制造商来生产。联合企业会处理所有成员产品的配送，并在所有市场处理售后服务。每个联合企业的会员都会拥有企业的股份，这样，这个联合企业也就拥有了每个会员企业的一笔资金。

如果这种经营模式听起来比较熟悉，那就对了，因为这个模式是19世纪的农夫合作经营的模式。

在公司朝着合作经营或者成为一个联合企业的过程中，它将更需要一个独立的、有权力的和担负责任的高层管理部门。这个高层管理机构的责任将包括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制定计划、策略、价值和原则；组织的结构和组织成员间的关系；组织的联合、合作和合资事宜；组织的研发、设计和创新。同时，这个管理机构要管理好员工和资金，这对于所有的机构来说都是主要资源。这个高层管理部门代表企业处理对外事宜，和政府部门、公众、媒体还有工会等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这个管理部门不参与任何“运营”工作。

下一个社会的公司的高层管理机构还要承担一件同样重要的任务：要平衡好公司的三个方面：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人力组织和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组织。公司的这三个模式是在上半个世纪形成的，但是公司强调其中一个的重要性，另外两个则是起辅助作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把重点放在这三个模式中的社会层面，日本则把重点放在人力方面，美国（股民拥有的主权国家）把重点放在经济方面。

这三者单独存在都是不够的。德国模式使企业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稳定，但是代价是高失业率和危险的劳动市场僵化。日本模式20年来都非常成功，但是由于第一次严重的困难而使日本经济受挫，日本现在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经济衰退的低谷中走出来。美国也注定要失败。这种模式可以被称为好天气模式，因为只有在国家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才能奏效。很明显，一个企业只有在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之后才能兼顾人力和社会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现在知识工作者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资源，公司就需要成为一个理想的雇主才能获得成功。

非常重要的一点，企业利益的首要要求使得股民拥有企业成为可能，这一点也要求企业重视自己的社会功能。从1960年或者1970年出现的新股民，他们不是资本家而是参与企业管理的股份持有者，他们都是用退休或者养老金购买了公司股份。到了2000年，养老金和共同基金已经拥有了美国大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就给了股民要求获得短期回报的权力。但是，员工们需要获得稳定的退休金，这种需求使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他们投资的未来价值上。因此，公司既要考虑股民的短期收益又要考虑长期收益，这两种需求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但是它们是不同的，需要平衡的矛盾。

在过去的10年或者20年，管理一家大型公司已经和过去的管理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首席执行官超人”，比如：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英特尔的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或者花旗集团（Citigroup）的桑福德·威尔（Sanford Weil）。

但是组织不能依靠超人来管理，因为超人的存在是不可预测的而且有的话数量也太有限了。组织的维系要靠那些工作态度认真的有能力的人来经营管理。如今的企业要靠天才才能经营好，这一点就说明了高层管理部门已经岌岌可危了。

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近遭到的失败也在说明同样的问题。在过去10年里被大企业任命的首席执行官们由于失败常在一两年内被解雇。

但是这些遭到解雇的CEO们都是因为能力出众而且得到了证实才被雇用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已经变得没法继续了。美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失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体系的失败。大企业的高层管理需要赋予新的概念。

新概念的一些元素已经初见端倪。比如通用电气的CEO韦尔奇建立了一支高层管理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人力管理官与CEO的职位相差很小，而且他们都不能继任CEO的职位。韦尔奇还为自己的团队设定了一个首要的工作任务，并对外宣布这个任务，这样来促使自己的团队把注意力放在最重要的工作上。韦尔奇在位的20年里，他分别设定了三个这样的目标，完成每个目标花费了大约5年或者更长时间。每一次他都会把所有其他的任务委托给通用电气公司主管运营的高层管理人员来做。

ABB公司已经采取了另一种不同的方法。这是一家大型的瑞典瑞士合资工程公司。戈兰·林达尔（Goran Lindahl）今年退休的首席执行官，采取了比通用电气更进一步的方法，他把公司内部的单个部门转变成独立的世界性企业，而且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由几个非运营人员组成的有力的高层队伍。他也把自己称做公司的信息系统，而且这个信息系统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断地出差，亲自去认识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告诉他们公司的最新情况。

一家大型的金融服务公司尝试了另一个方法：它指定了6个CEO而不是1个。其中5个CEO既是公司运营部分的主管也是公司高层管理中某个部门的CEO，比如公司计划和策略部门，或者人力资源部门。公司的董事长（是6个CEO中的一个）代表公司处理对外事务，同时还直接参与资金的获得、分配和管理。这6个CEO每两周聚一次召开高层管理委员会会议。这种管理方法似乎运转得还不错，不过那5个主管运营的CEO都不愿意承担董事长的工作，而乐意待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即使是原来担任公司体系设计的CEO，在担任了公司的董事长之后，都怀疑了自己，这个体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所有这些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做同一件事情：为组织树立独特的个性。

这一点很可能是下一个社会大型组织的高层管理的主要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半个世纪，工商企业极其成功地证明了自己成为经济组织，也就是财富和就业的创造者。在下一个社会，大公司，尤其是那些跨国大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社会层面的：公司的价值观、使命和愿景。下一个社会的公司，高层管理就意味着公司，其他的业务都可以通过外包方式完成。

公司会继续存在下去吗？是的，公司会勉强存在下去。和公司类似的形式将需要和下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资源相协调，从法律上或者从财政上来看，它甚至可能看起来和今天的公司很相似。公司将摆脱今天存在的单一模式，人们可以从多种模式中进行选择。

下一个社会还没有真的到来，但是从它的发展趋势来看，也许是时候考虑在下面的领域采取行动了：

（1）未来的公司。企业，包括许多非企业组织，比如大学，应该开始尝试新的公司形式，并开展初步研究，尤其是与联合企业、合伙人和合资企业的共同合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设想新的结构和任务。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为了平衡公司的各项任务和不同的经营活动，同时也要根据地域和不同产品的类别，公司需要尝试不同的公司模式。

（2）人事政策。现在的雇佣企业仍然认为企业的员工是指企业聘用的全职员工，他们和企业的雇佣关系只有在发生下列情况时才终止：解雇、辞职、退休或者死亡。不过在许多组织，已经有多达2/5的员工不属于企业而且也不为企业全职工作。

今天，人力资源经理也仍然认为年轻的雇员是企业最需要的，而且雇佣成本也最低。尤其在美国，年纪大的人，尤其是那些经理和专业人士，企业会让他们尽早退休，让位给那些劳动成本较低且拥有新知识技巧的年轻人。然而这种政策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两年之后，每个员工花费的工资成本，如果不是更高，也会回到那些老员工退休之前的水平。拿薪水的员工数量至少和产量、销售额同步增长，这意味着新雇用的员工和老员工的效率并无差别。无论如何，人口统计的发展趋势会使得目前企业采取的人事政策更加失败和昂贵。

人事政策首先要考虑到所有为企业工作的员工，无论他们归属于公司与否。毕竟，每一个员工的工作都很重要。但是目前，似乎没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另外，企业要吸引和留住那些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成为独立承包商，而且不能为企业全职工作的员工，而且要使他们继续保持高效率。比如，受过高等教育、具备很强的技术水平的老年雇员，虽然他们达到了退休年龄，企业还是可以让他们继续为企业服务，成为一个长期的企业“返聘”人员，这样一来，企业既可以保留他们的技巧和知识，又可以给予他们所希望获得的灵活和自由。

有一种类似的模式是来自学术界而不是企业：荣誉退休教授。他们退休了，而且不再拿学校的薪水，但他们可以继续教课，数量由自己决定，学校只需付给他们课时费。有一半的荣誉退休教授会完全退休，但是大约有一半的荣誉退休教授会继续兼职授课，还有一些会和从前一样全职投入研究工作。

企业对于退休的专业人士也许也能采取同样的政策。一家美国大公司现在正尝试用这种政策来对待那些原来工作在法律和税务部门、研发部门和从事职工工作的高级雇员，但是对于其他岗位的员工，比如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企业需要制定不同的政策。

（3）外部信息。可以说信息革命使得管理人士和从前相比信息不那么灵通了。当然，他们肯定掌握了更多的数据，但是由信息技术人员编辑的信息都是关于企业内部事务，可是现在影响一个企业的最重大的变化可能是来自企业外部，可是现在的信息体系却很少涉及。

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外界信息通常都无法提供给电脑用户。首先这些信息没有进行编码，而且通常也没有量化。这就是为什么从事信息技术的人们，还有他们的执行客户批评外界信息过于“故事性”，而且，有太多的经理错误地认为他们所熟悉的社会将永远不变。

现在外部信息在网上可以查到了。虽然这些信息还没有经过组织，不过管理人员现在可以要求获得他们需要的外部信息，这是朝着建立一个收集相关外部信息的信息体系的第一步。

（4）变化因素。为了生存和成功，每一家组织都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变化因素。管理变化最有效的方法是制造变化。这要求组织有规律地抛弃已经过时或者没有取得成功的经营活动。企业还需要不断规划和提高每种产品、服务和程序[日本人把这称之为“改善”（kaizen）]。这要求企业去探索成功之路，尤其是那些意料之外、计划之外的成功，而且这也要求建立系统的创新。成为一个变化因素就是要改变整个企业的观念。企业员工不能把变化当成是一种危险，而要把变化视为机会。

应该怎么应对那些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未来的潮流和将发生的事件呢？有一件关于未来的事情可以准确地预测，那就是未来肯定会让我们感到意外。

拿信息革命举例来说，几乎每个人都确定关于信息革命的两件事情：第一，这场技术革命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前进；第二，它对人类的影响会比任何以前的革命都更激烈。

上面说的第一点错了，第二点又错了。无论是从速度还是从影响力来说，信息革命和过去200年的两次革命都非常相似：第一次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第二次是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因为瓦特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发明的经过改良的蒸汽机而引发的。这项发明立即引起了西方社会巨大的反响。但是直到1829年铁路发明，预先交费的邮政服务以及十年之后的电报发明之前，改良蒸汽机并没有带来太多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同样，电脑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被发明，信息革命就好比蒸汽机的发明，刺激了人们的想象，但是直到40年之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普及，信息革命才开始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

今天，我们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加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上出现的“超级富豪”，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感到困惑和震惊，然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同样出现了突然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并且也出现了那个时代的超级富豪。如果把超级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和人们的平均收入以及时代的平均财富相比，早期的超级富豪要比美国的盖茨富裕得多。

这些比较的结果是如此接近和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就像过去的工业革命一样，信息革命对于下一个社会的影响还在继续。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的几十年里是自从16世纪以来创造新机构和新理论最具创新力和最繁荣的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把工厂变成了主要生产机构和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厂的工人成为一千多年前身穿盔甲的骑士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新阶级。

罗恩柴尔德公司（The House of Rothschild）是1810年后出现的世界金融巨头，它不仅是第一家投资银行，而且也是自15世纪的商业同业公会（Hanseatic League）和美第奇家族（Medici）出了三个教皇[5]以来第一家跨国公司。第一次工业革命还为社会带来了知识产权、联合公司、有限责任、工会、合作性组织、理工大学和日报。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现代公共服务机构和现代公司、商业银行、商学院，并为女性创造了家庭以外的第一份非手工职业。

两次工业革命还孕育了新理论和新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做出的反应；俾斯麦的福利国家、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派和费边主义[6]、美国的企业规则（regulation of business），这些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促成了20世纪的民主，它们都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应。还有从1881年开始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科学管理和同时发生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几年之后发明的专业管理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在信息革命之后，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新机构和新理论的兴起。新的经济区域——欧盟、NAFTA和提议建立的美国自由贸易区域——传统上既不是自由贸易区域，也不是保护主义区域，它们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国家的经济自主和跨国经济决策之间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同样，以前也从未出现过像花旗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es）或者是巴林银行（ING Barings）这样主宰世界金融界的巨头。这些机构不仅仅是跨国机构，而且是超国界的金融机构。

这些金融机构管理的钱几乎完全不受任何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控制。

熊彼特提出的“充满生机的失衡”是经济唯一稳定的状态；创新者“创造性的破坏”是经济的驱动力；新科技（如果不是唯一的）是主要的经济变化因素。人们对于熊彼特的这些经济学说兴趣高涨。这些学说与所有先前的学说都背道而驰，而且，这些观点仍然是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理论，它们建立的基础是平衡是一个健康经济的模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现代经济的驱动力，科技是经济的“外部因素”。

所有这些都表明最重大的变化肯定还有待发生。我们还能肯定2030年的社会将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和我们今天最畅销的未来派所描述的都不会相似。下一个社会不会被信息技术主宰，甚至信息技术也不能影响未来的社会。信息技术当然还是会非常重要，但是它只会是几个重要的新技术中的一个。下一个社会的重要特点，就像它的前身一样，将会是一个充满新机构、新理论、新意识形态和新问题的社会。

[1]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著名女护士，近代护理制度的创始人，红十字会创办人之一。——译者注

[2]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意大利医师和教育家先驱，提出了强调发展儿童潜能的教育方法。——译者注

[3]Ruhr：德国西北部一区，位于鲁尔河沿岸以北，这一地区的工业发展开始于19世纪。——译者注

[4]Lille：法国北部城市，位于比利时边界附近巴黎东北偏北部。建于1030年，现今是商业、文化及制造业中心。——译者注

[5]利奥十世、克莱蒙七世及利奥十一世及两个法国皇后（凯瑟琳·美第奇和玛丽·美第奇）的意大利贵族家庭。——译者注

[6]Fabians：主张以渐近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来传播社会主义原则。——译者注

译者后记

德鲁克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在管理学方面的著作，如《卓有成效的管理者》《21世纪的管理挑战》等，但是德鲁克在本书的序中却开门见山地指出他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而是社区和社会，他对管理的兴趣也是始自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德鲁克被人们尊为管理学大师，并被美国《商业周刊》誉为“我们时代最经久不衰的管理思想家”，但是德鲁克说，“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有关社区、社会和政体”，这也正是德鲁克与其他管理学领域的学者的不同之处。德鲁克认为在他撰写的众多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一本是1964年出版的《成果管理》，另一本是1985年问世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而对于自己其他的管理书籍，德鲁克说都是在探讨公司作为人的努力和社会组织的问题。

当今社会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是经济管理，相形之下，对于新社会的关注要少得多，尽管后者也许更为重要。

新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公司是何时开始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管理为何成为新社会的功能之一？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是如何演变而来的？这样的社会有什么特点？知识工作者和过去的手工劳动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些问题都是德鲁克在本书中探讨的话题。

本书七个部分的内容分别选自德鲁克的《工业人的未来》《经济人的终结》《公司的概念》等8本书以及他在《哈佛商业评论》和《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涉及的领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本书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作者在长达65年的时间里对社区、社会和政体方面所进行的思考，堪称德鲁克思想精髓的集中体现。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曾称赞德鲁克为“20世纪有效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最重要的创造者”。他说：“我研究德鲁克理论逾30年，多次与他交谈并向他学习，他的贡献无可估量，无人可以替代。”

德鲁克先生已于2005年11月去世，本书将帮助我们开启德鲁克思想的大门。相信本书一定能使读者在欣赏德鲁克深入浅出的文字的同时，更能通过他深刻的见解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企业，并且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懂得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本书也一定会引发工商企业界人士以及学子们对经济与更大社会之间的联系做进一步的思考。

我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经历了孕育新生命的整个过程：在本书翻译之初，我还身怀胎儿，待此书出版之际，小儿已七月有余，这期间得到了家人悉心的照料和不懈的支持，在此我要将本译著献给我的母亲郭雪梅女士和我的儿子蒋林瞳。

本书翻译不当之处，敬请不吝赐教！

曾琳

2006年11月26日晚于北京家中

我们身边耳熟能详的人物，无论是第五项修炼的倡导者彼得·圣吉、市场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领导力大师约翰·科特，还是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格鲁夫、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通用电气公司CEO杰克·韦尔奇……他们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方面都受到了彼得·德鲁克的启发和影响。

21世纪的管理挑战（珍藏版)

978-7-111-28060-6

本书只涉及明天的"热点"问题，即关键性的、决定性的、生死攸关的和明天肯定会成为主要挑战的问题，从以下6个方面深刻分析21世纪管理者面临的挑战：管理的新范式、战略——新的必然趋势、变革的引导者、信息挑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自我管理。

成果管理（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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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汇集了大量发人深思的管理案例，涵盖大多数极为重要的管理难题，并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各种永恒的管理智慧。所有案例都取自真人真事。既可用于小组讨论，也可用于论题写作。最重要的是，这些案例可以用来帮助读者在将管理原理应用于实践时，把书中学到的信息和事例转变成自己习得的真正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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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庞大的思想和等身的著作，统一于他的基本价值立场，统一于对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主张。要领略德鲁克不断涌动的精神力量，必须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工业社会三部曲：《工业人的未来》《公司的概念》和《新社会》，使人们能够理解工业社会的本质，理解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理解工业社会的基本单元——企业及其管理的全貌。

公司的概念(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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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德鲁克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它是第一次将企业视为一种“组织”，首次尝试揭示一个组织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它所面临的挑战、问题和它所遵循的基本原理。本书的研究样本是被作者当做现代公司和现代组织样本的通用汽车公司。在书中，作者研究探讨了组织的“管理”功能、工作职责、人力资源，处理内部权力关系和需要使组织有序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并且提出和讨论了社会变化与组织变化等问题。

管理（原书修订版）（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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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经营绩效、服务机构的绩效、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所成就的员工、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技能与组织管理、高层管理者的任务与组织、战略与结构等，系统探讨和揭示了企业使命、企业责任、知识工作者等方面的问题。

管理（原书修订版）（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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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经营绩效、服务机构的绩效、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所成就的员工、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技能与组织管理、高层管理者的任务与组织、战略与结构等，系统探讨和揭示了企业使命、企业责任、知识工作者等方面的问题。

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实务篇）(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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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经营绩效、服务机构的绩效、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所成就的员工、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技能与组织管理、高层管理者的任务与组织、战略与结构等，系统探讨和揭示了企业使命、企业责任、员工责任、员工资产、知识工作者、目标管理、管理分权、组织设计、规模、多国公司、成长和创新新型组织等方面的问题。

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使命篇）（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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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经营绩效、服务机构的绩效、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所成就的员工、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技能与组织管理、高层管理者的任务与组织、战略与结构等，系统探讨和揭示了企业使命、企业责任、员工责任、员工资产、知识工作者、目标管理、管理分权、组织设计、规模、多国公司、成长和创新新型组织等方面的问题。

管理：使命、责任、实务（责任篇）(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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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经营绩效、服务机构的绩效、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所成就的员工、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技能与组织管理、高层管理者的任务与组织、战略与结构等，系统探讨和揭示了企业使命、企业责任、员工责任、员工资产、知识工作者、目标管理、管理分权、组织设计、规模、多国公司、成长和创新型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对高层管理者的使命和任务做了宏观的思考和由外而内的洞察，并进行了系统归纳整理。探讨高层管理的功能、结构与任务，以及高层管理真正应该做的工作。

管理的实践（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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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管理原则、责任和实践的研究，探索如何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而衡量一个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新社会(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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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德鲁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工业社会进行分析和评判的系列专著中的第三部，初版自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是一部预言式的作品，书中揭示的很多重要趋势和思想都在短短的10几年中变成了现实。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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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德鲁克最著名的管理学著作之一，倾注了德鲁克极大的心血。关于管理方面的著作通常都是谈如何管理别人的，而本书的主题却是关于如何才能使自己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者能否管理好别人从来就没有被真正验证过，但管理者却完全可以管理好自己。

动荡时代的管理(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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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的是行动、战备和机会，是管理者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关于将来的时期，也就是管理者将必须在其中工作和履行职责的时期，惟一确定的就是它们将是动荡的时期。而在动荡时期，管理层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组织的生存能力，确保组织结构的坚实和稳固，确保组织能力承受突然的打击、适应突然的改变、充分利用新的机会。

功能社会（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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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德鲁克汇集了自己大量的相关作品，非常全面地反映了德鲁克在社区、社会和政治结构领域的观点，为读者打开了德鲁克思想的大门。

管理前沿（珍藏版）

978-7-111-28046-4

本书收录了管理大师德鲁克从1982年开始写作的短文和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当时发生的事件，预言、预测了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机会和新挑战，是德鲁克最好、最经得起时间检验得文章。书中分析了“企业的现实”——外部环境的基本规律和常见特点，探讨企业在这些“现实”面前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从而将它们转化为创造出绩效和成果的机会。

管理未来（珍藏版）

978-7-111-28062-0

本书的目的和使命旨在帮助管理者在混乱、危、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和科技环境中采取行动和创造成果——也就是帮助他们取得绩效。

巨变时代的管理（珍藏版）

978-7-111-28061-3

德鲁克先生擅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复杂的理论，书中大大量案例来源于他敏锐的洞察力和一针见血的分析总结能力。他分别论述了人们在管理、组织、经济和社会方面遇到的管理问题，其中以大量篇幅讨论了日本面临的管理和发展问题。

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978-7-111-28079-8

《旁观者》不仅是一本好书，而且是德鲁克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本，是德鲁克迷们最不该错过的一本，是了解德鲁克的必读。

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78-7-111-28057-6

人口因素与信息革命的巨变，制造业的衰微，劳动力的裂变，知识工作者的崛起，这些变化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就是本书的主题。

百年德鲁克

978-7-111-28469-7

作为德鲁克的学生，那国毅先生在本书中与中国读者一起分享了德鲁克的管理理念，全面阐述了德鲁克的思想和他自己对大师思想的诠释与解读。

大师的轨迹（珍藏版）

978-7-111-28076-7

在本书中作者从各个角度来探索德鲁克的世界：从孩童成长的背景、生命的淬炼、思想的孕育、治学的历程、智慧的展现、教学的热情、咨询的能耐及对人类真诚的终极关怀。读完这本书之后，读者不难探究这位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师中的大师”的“内心世界”。

德鲁克的最后忠告

978-7-111-23177-6

本书高度概括了德鲁克极富远见的管理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来剖析未来几十年企业应该如何面对严峻挑战和把握重大机会，揭示了德鲁克对当前企业实践、经济变化和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

德鲁克管理思想解读

978-7-111-28462-8

本书照德鲁克的经典管理思想概要、德鲁克的创新思想与企业家精神、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德鲁克的管理者自我管理与人本主义管理理论、德鲁克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德鲁克的组织变革与管理理论、德鲁克的其他管理思想等编写顺序，对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读和较为深入的探讨。

德鲁克教你经营完美人生

978-7-111-30025-0

本书让你拥有敏锐洞察力，从全新角度观察生活，并得到不断变化的启示，享受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德鲁克实践在中国

978-7-111-28468-0

在本书中，读者将读到国内几十位企业家和管理者把德鲁克思想的精髓用于实际工作的经验之谈，跟他们分享实践大师思想的心得，帮助您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富有生产力的知识工作者和高效的领导者。

走近德鲁克

978-7-111-27690-6

本书提炼了德鲁克著作的精华，从全新的角度解读了这位非凡的思想家。它将帮助你理解德鲁克在领导力、战略、创新、个人效率、事业发展和诸多其他主题上提出的关键概念。它还为那些想在组织里实践德鲁克最佳思想的管理者提供了蓝图。本书部分取自作者对当年已届94岁高龄的德鲁克进行的采访。在这次短短一天的访问中，德鲁克畅谈了自己庞杂的作品，历年来咨询过的领导者（包括杰克·韦尔奇）。作者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重新展示了德鲁克最重要的观念和战略，同时为这位不朽的传奇人物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