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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第1节：序(1)

- 第2节：序(2)

- 第3节：序(3)

- 第4节：序(4)

- 第5节：序(5)

- 第6节：序(6)

- 第7节：序(7)

- 第8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

- 第9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

- 第10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3)

- 第11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4)

- 第12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5)

- 第13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6)

- 第14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7)

- 第15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8)

- 第16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9)

- 第17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0)

- 第18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1)

- 第19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2)

- 第20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3)

- 第21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4)

- 第22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5)

- 第23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6)

- 第24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7)

- 第25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8)

- 第26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9)

- 第27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0)

- 第28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1)

- 第29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2)

- 第30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3)

- 第31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4)

- 第32节：四人结帮斗"周公"(1)

- 第33节：四人结帮斗"周公"(2)

- 第34节：四人结帮斗"周公"(3)

- 第35节：四人结帮斗"周公"(4)

- 第36节：四人结帮斗"周公"(5)

- 第37节：四人结帮斗"周公"(6)

- 第38节：四人结帮斗"周公"(7)

- 第39节：四人结帮斗"周公"(8)

- 第40节：四人结帮斗"周公"(9)

- 第4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

- 第4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

- 第4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

- 第4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4)

- 第45节：与邓小平对着干(5)

- 第46节：与邓小平对着干(6)

- 第47节：与邓小平对着干(7)

- 第48节：与邓小平对着干(8)

- 第49节：与邓小平对着干(9)

- 第50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0)

- 第5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1)

- 第5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2)

- 第5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3)

- 第5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4)

- 第55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5)

- 第56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6)

- 第57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7)

- 第58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8)

- 第59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9)

- 第60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0)

- 第6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1)

- 第6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2)

- 第6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3)

- 第6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4)

- 第65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5)

- 第66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6)

- 第67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7)

- 第68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8)

- 第69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9)

- 第70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0)

- 第7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1)

- 第7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2)

- 第7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3)

- 第7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4)

- 第7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

- 第76节："文官"要夺?国锋的权(2)

- 第7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

- 第7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

- 第7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5)

- 第8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6)

- 第8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7)

- 第8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8)

- 第8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9)

- 第8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0)

- 第8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1)

- 第8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2)

- 第8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3)

- 第8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4)

- 第8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5)

- 第9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6)

- 第9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7)

- 第9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8)

- 第9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9)

- 第9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0)

- 第9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1)

- 第9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2)

- 第9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3)

- 第9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4)

- 第9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5)

- 第10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6)

- 第10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7)

- 第10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8)

- 第10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9)

- 第10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0)

- 第10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1)

- 第10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2)

- 第10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3)

- 第10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4)

- 第10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5)

- 第11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6)

- 第11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7)

- 第11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8)

- 第11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9)

- 第11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0)

- 第11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1)

- 第11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2)

- 第117节：末日的疯狂(1)

- 第119节：末日的疯狂(3)

- 第120节：末日的疯狂(4)

- 第121节：末日的疯狂(5)

- 第122节：末日的疯狂(6)

- 第123节：末日的疯狂(7)

- 第124节：末日的疯狂(8)

- 第125节：末日的疯狂(9)

- 第126节：末日的疯狂(10)

- 第127节：末日的疯狂(11)

- 第128节：末日的疯狂(12)

- 第129节：末日的疯狂(13)

- 第130节：末日的疯狂(14)

- 第131节：末日的疯狂(15)

- 第132节：末日的疯狂(16)

- 第133节：末日的疯狂(17)

- 第134节：末日的疯狂(18)

- 第135节：末日的疯狂(19)

- 第136节：末日的疯狂(20)

- 第137节：末日的疯狂(21)

- 第138节：末日的疯狂(22)

- 第139节：末日的疯狂(23)

- 第140节：末日的疯狂(24)

- 第141节：末日的疯狂(25)

- 第142节：末日的疯狂(26)

- 第143节：末日的疯狂(27)

- 第144节：末日的疯狂(28)

- 第145节：末日的疯狂(29)

- 第146节：末日的疯狂(30)

- 第147节：末日的疯狂(31)

- 第14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

- 第149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

- 第150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

- 第151节：押上历史审判台(4)

- 第152节：押上历史审判台(5)

- 第153节：押上历史审判台(6)

- 第154节：押上历史审判台(7)

- 第155节：押上历史审判台(8)

- 第156节：押上历史审判台(9)

- 第157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0)

- 第15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1)

- 第159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2)

- 第160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3)

- 第161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4)

- 第162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5)

- 第163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6)

- 第164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7)

- 第165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8)

- 第166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9)

- 第167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0)

- 第16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1)

- 第169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2)

- 第170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3)

- 第171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4)

- 第172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5)

- 第173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6)

- 第174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7)

- 第175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8)

- 第176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9)

- 第177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0)

- 第17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1)

第1节：序(1)

序

"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苍生痛哭深。"

以明朝顾炎武的《海上》一诗，来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

这创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哀鸿遍野，冤狱遍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处女地，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尸骨如山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

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上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我一边作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慑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扬扬、大灾大难的十年，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文化大革命"大幕背后的一切，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

我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巴金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

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

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

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我以为，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

第2节：序(2)

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

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

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

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二十万册；

张春桥，十五万册；

王洪文，十三万册；

姚文元，五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的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 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第3节：序(3)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二十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的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处于相当混乱之中。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被我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本，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是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在当时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本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六时离家，八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第4节：序(4)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方面军"。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再版前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觉，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上报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带有明显的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五千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台湾在1969年对于正红得发紫的"文革派"人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评述，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只有"文"、"献"并重，才能写好纪实长卷。

第5节：序(5)

确实，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口碑。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于是，我着手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采访。我以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既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1986年10月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报道《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对该报记者说过："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作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文革"的"重灾户"。"文革"第一炮，打的就是他。他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她还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

秦桂贞是江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借住的那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这才在一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已对她作了一些规定，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予接待。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才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此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带我到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住处。直到她离开人世，我还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在最高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夫人黄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我庆幸及时采访了黄晨。不久之后，她便病逝了。

第6节：序(6)

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在"文革"中深受江青迫害。我采访了她们。

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是江青当年在沪时的团支部书记，江青进入延安又是她介绍的，是极为重要的知情人。我在北京对她进行了多次采访。

在北京，我还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江青前夫黄敬(即俞启威)之胞妹俞瑾；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江青秘传》作者，曾经为毛泽东、江青看病)，曾经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教授，她向我讲述了"批《水浒》运动"的来历……

在四川，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接受了我的采访，第一次详细透露了亲手拘捕江青的全过程。

在美国，我采访了红卫兵领袖、当年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他是红卫兵的倡议者之一，也是所谓红卫兵"三论"，即《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

在上海，《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解放日报》原副总编夏其言；《文汇报》原总编陈虞孙，《文汇报》原办公室主任全一毛；原上海出版局局长、著名杂文作家罗竹凤；原上海图书馆参考书目部主任葛正慧；原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常溪萍的夫人陈波浪……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劣迹。

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党的经过，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给我诸多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聚会，共同回忆。这样相互启发，你一言，我一语，使回忆变得更为准确、丰富。

老作家楼适夷则向我长谈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他还介绍我去采访了姚蓬子的胞妹，使我对姚家的身世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我前往姚文元故乡--浙江诸暨采访，姚公埠的老邻居以及诸暨县档案馆给予热情接待；关于姚蓬子在南京狱中的情况，我访问了当年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谈了我写姚蓬子，当时她太忙，说过些日子约我细谈，不料她竟与世长辞……

当年在"反右派"时挨过张、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蛰存，熟知张、姚的底细。十八岁的张春桥刚从山东来到上海滩，便在施蛰存手下干活。张春桥不懂装懂，乱标古书，正是被施蛰存发觉，停了他的工作。当时的《小晨报》，曾详细对十八岁张春桥的劣行作了报道。施蛰存也与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结识姚蓬子，便是在施蛰存的婚礼上……

这些年，我奔走于"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家庭，访问了众多的"重灾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激励着我前进--尽管这是一项工程量大、头绪繁多的工作，我仍坚持去做。他们赋予我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这样，我的调查，我的研究，我的写作，不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我深感遗憾的是，电影《东进序曲》中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前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之死，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我曾访问过陈同生夫人，只粗粗谈一下，原拟过些日子再访，她却突然病逝，我迟了一步……

我还采访了当年的"文革"大员们：

我多次采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回忆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经过，回忆了他奉命前往《人民日报》社"夺权"的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经过，他与"第一副组长"江青的矛盾，他如何倒向林彪以及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毛泽东痛斥的经过……

我多次采访"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他的回忆提供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第一手资料。他还把诸多手稿交给了我。

我还多次采访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戚本禹。

我访问了当年《红旗》杂志编辑、"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起草者林杰。

我实地走访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当年在上海的住处，走访了江青进入延安时所去的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江青生活或者学习过的延安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枣园以及中共中央党校旧址、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走访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江青住处。

第7节：序(7)

虽然我终于完成了长卷《"四人帮"兴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写作已经画上了句号。我仍将继续采访、补充、修改，以求写出更加丰富、充实的《"四人帮"兴亡》。

叶永烈

2002年4月22日初稿

2004年9月10日二稿

2005年6月6日三稿

2008年7月5日改定

于上海"沉思斋"

第8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

第二十章　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

北京盛传"江青要当副主席"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共党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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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突然休克

1972年2月21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锃亮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时三十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引者注：指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毛泽东确实在病中。就在几小时之前，毛泽东还不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光辉"形象：他的头发很长很长，胡子也好多天没有刮了。急急召来理发师"突击"，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做的"毛式"衣服，他这才变得"容光焕发"，才变成观众们熟悉的往常的形象。只是他的那双脚，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以致穿不进原先的鞋，不得不新做了一双格外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注意到了他步履蹒跚，但他肿胀的脚被宽大的裤子遮住了。

毛泽东的体质是不错的。虽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但后来一直很健康。1971年林彪的严重挑战，使他的精神颇受打击。"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患病。他的沙发之侧，总要放着痰盂了，起初是感冒，转为支气管炎，转为大叶性肺炎。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定于1972年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出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于1月10日中午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当时时间已很紧迫了，他连睡衣都未换下，只是套了一身"毛式"外衣，就上车直奔八宝山公墓礼堂。

回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疲乏。过了些天，毛泽东竟突然休克！

周恩来闻讯，火速跳上轿车，从中南海西花厅赶来。他竟由于过度的紧张，许久下不了车！

毛泽东是由于肺心病伴严重缺氧，导致休克。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马上告知毛泽东的随身服务员张玉凤，急请大夫。医生们随即赶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胡旭东原是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因医术高明，进入中南海，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几分钟之后，毛泽东的心跳恢复了，救护车也赶到了。

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他在病中仍不失风趣，说道："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这次休克，表明七十九岁的他，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老了!虽然报上仍用"神采奕奕"之类仿佛他的"专用词"来形容他，虽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仍响彻中国大地，但是自然规律无法违抗，毛泽东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第9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

在抢救毛泽东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那时，正处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准备那历史性的会见。然而，毛泽东在病中，无法事先安排他和尼克松会面的时间。

正因为这样，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会见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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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凤眼中的江青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1968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注：连载于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1970年7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曾回忆说：

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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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3)

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注：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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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尼克松眼中的江青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1963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第11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4)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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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婉拒为江青立传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第12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5)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1983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延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1917年中秋节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1942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弃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于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注：1989年9月12日，韩素音和笔者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在1971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当然，我不能干干脆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生气了！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1956年5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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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6)

江青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据维特克自述：她学过中文，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只能说略懂而已。

她曾在亚洲和欧洲做过两年研究，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能够前来中国，据她自述，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引者注：当时，联合国刚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纽约）。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屋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

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共匪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等秘书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语。

第14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7)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飘飘》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正因为这样，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

维特克是这样自述的：

何理良问我，如果她和高良为我给北京写封信，推荐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是否愿意去？因为只有亲眼看看中国，亲口和人们交谈之后，我才能避开那种仅以外国图书馆中能找到的、错误的或不可信的材料为依据来写作的"学术"俗套。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

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送去即可。

就这样，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67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引者注：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在此期间我曾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史。这个题目在当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公开之前，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所以，维特克是有备而来的，事先看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背景资料。

维特克终于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第15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8)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 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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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畅销于西方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1972年8月18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江青于8月25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8月31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第16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9)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七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共印十本。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也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1973年4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这本书1977年在美国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1972年8月30日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这首诗和那帧照片，是江青最绝妙的自我写照。照片上的庐山汉阳峰，在江边弥漫的云雾中孤耸着一座山头--那便是江青的"形象"。

后来，在1974年夏，江青又把这首诗和那帧照片通过别人拿给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指令该刊发表。诗署名"琅玡台"。当时，江青再三叮咛编辑部为她保密，对谁也不准说，特别是不能泄露作者的姓名。

1974年年底，当《中国摄影》编辑部把这首诗排出的清样送给她看，她又突然变卦了，不许该刊发表。

直至江青倒台之后，《中国摄影》1977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批判组所写《篡党夺权野心的自供状--评江青在照片上所配的一首黑诗》，披露了那帧照片和诗。

《江青同志》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出版的。1977年由英国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第一次出版，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曾被误为《红都女皇》。

据传，《红都女皇》在《江青同志》之前，在"文革"中由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

《红都女皇》没有署名，是在维特克访问江青之后在香港出版的。

《红都女皇》鼓吹在毛泽东之后，江青必定"主宰"红都，成为中国的"女皇"。

令人不解的是，《红都女皇》中，有不少内容是江青跟维特克谈话的内容。是维特克回到美国之后，向外泄露了跟江青谈话的内容，还是中国方面有人泄露了谈话内容，不得而知。

第17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0)

毛泽东见了《红都女皇》，异常震怒。据云，毛泽东写下对江青的批示：

"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

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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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不论《红都女皇》一书如何，不过，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1972年越做越美。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1972年4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除了江青在做"主席梦"之外，张春桥也自我感觉甚好，在做着"总理梦"。

江青和张春桥向周恩来发动了挑战。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共同打报告给周恩来，请示即将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报告以为：

"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一报告是根据毛泽东1972年6月28日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精神写出来的。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周恩来在病中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报告，写了批示：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来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张春桥在报告上写道：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在这一行字下面，张春桥又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张春桥的批语，江青表示完全赞同。江青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在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之间，最高的裁决者是毛泽东。

正在这时，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

第18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1)

12月17日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从王若水的来信谈起。

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毛泽东接着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毛泽东在这时又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中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其实是因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有许多极左的成分，批判极左也就触动了"文革"，触动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与周恩来的这一斗争中，由于毛泽东的天平最后向他们倾斜，他们越发趾高气扬了。

然而，毛泽东尽管不同意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他并不准备把江青、张春桥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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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选择江、张、姚接班

早在1956年2月25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边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1961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第19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2)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材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1966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第20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3)

毛泽东不得不第二次选择接班人--按照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体制，跟苏联共产党一样，接班人是由最高领袖指定的。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总是由个人决断，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然而，毛泽东恰恰选定了"喊万岁"的人作为接班人！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

"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开始选择新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因为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

就连张春桥本人，在当时也俨然以"接班人"自居。张春桥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目标，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也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毛泽东并没有选择张春桥为接班人。

第21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4)

关于张春桥没有成为接班人，有人猜测可能由于张春桥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太密切了。

也有人以为，毛泽东向来善于玩弄政治平衡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两大势力。江青集团一下子战胜了林彪集团，这时毛泽东便对江青集团采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团的势力会过于强大，以致难以控制、驾驭。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接班人名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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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1972年8月1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1969年10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1972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

第22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5)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将重新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一边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一边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终于离开了那小院，从江西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北京出现，使周恩来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语，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

4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出现了！这是他被打倒之后，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4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注：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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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58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8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毛泽东还看重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在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23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6)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这表明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当然，毛泽东也在考虑，从陆续调到中央的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选择接班人。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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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赞王洪文是"工农兵"干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闷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

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子。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24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7)

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企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的电话记录：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三时出去，夜里三时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第25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8)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六时四十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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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虽然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上确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说开始了毛泽东时代。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强凋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大会全面肯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全盛时期。

"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写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亲密战友"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这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1980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第26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9)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二百四十六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中共十大的准备工作。

5月20日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没有露面，但会议的一切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印发了三个重要文件：

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林彪的日记是他的内心独白。人们感到震惊，这位"语录不离手"的"副统帅"的内心，竟是那样龌龊、卑劣！印发这批笔记，为的是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的，规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条件：

（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

（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引者注：即指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

（3）本人历史清楚。

三是印发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在这个文件中，却要向主席请示！

会上传出最敏感的消息，莫过于接班人问题了。会议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这么一来，王洪文结束了学习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束了"实习"阶段。从1972年9月7日王洪文进京"实习"，经过毛泽东八个多月的观察，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四十二岁的年轻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尽管在名义上还颇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充分"显影"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

一、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二、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草案。

在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另一个人作为候补者，那便是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华国锋，那年五十二岁，他比毛泽东小二十八岁，比王洪文大十四岁。华国锋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的"最高长官"--从1952年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直至1968年4月8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70年10月，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便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华国锋。

至于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是考虑到他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另外，会议还宣布解放十三名老干部，即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中国各省市忽然都办起了"学习班"。这些"学习班"戒备森严，"学习"什么，外界莫知。

全国举办的三十四个"学习班"，都是从8月12日开始，为期一周，19日结束。

那是根据中共中央8月8日的通知，在全国各地以"学习班"名义，举办中共十大预备会议，讨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在这些"学习班"结束之后，8月20日，一百零四名委员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有关人事安排的会议，任务是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第27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0)

毛泽东依然没有出席会议，由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即重视对于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这么一来，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由于毛泽东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跃居到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

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只欠东风--由中共十大得以确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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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24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登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时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团成员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他！

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

毛泽东

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　 德　马天水　 马　 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　 王　 体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祯　 王秀珍（女）……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在这张名单上，张春桥单列一行，因为他担任了大会秘书长！须知，中共七大的大会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大会秘书长是邓小平，这表明张春桥已在党内掌握重要实权。

年届八十的毛泽东是中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与四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尽管当他登上主席台时耳边不绝地响着"万岁，万万岁"的热烈呼声。

七十五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么坚定，目光还是那样敏锐。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三十八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

"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第28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1)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8月24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

"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又"起誓"又拍着胸脯说的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8月28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973年3月10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董必武

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1966年的"造反英雄"，成了1973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第29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2)

还有的国外评论，说得不大客气了："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他又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却反叛了他。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他担任大会秘书长。须知，这个职位向来是由党内重要人物担任的--中共七大的秘书长为任弼时，而中共八大的秘书长则为邓小平。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忙忙碌碌担任了大会秘书长，结果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王洪文，还增加了叶剑英、李德生。

望着叶剑英的名字，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理所当然会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副总理复出了！

1971年11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便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引者注：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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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讯

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1971年在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第30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3)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1973年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2月9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像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1973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1月5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2月22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

2月25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3月25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

4月2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5月7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5月11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

5月18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5月25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5月29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1974年6月1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第31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4)

1974年7月5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9月10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10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毛泽东从1974年10月13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

11月6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

12月17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

1975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洪文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1974年7月17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第32节：四人结帮斗"周公"(1)

第二十一章　四人结帮斗"周公"

江青"迫不及待"攻击周恩来

在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共中央机构中，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本来，她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的第四号人物，如今却只是二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

不过，虽说江青"降位"，但王洪文却"擢升"。王洪文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的，诚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她一手扶植的一样。王洪文成了钓鱼台的新居民，成了江青的新伙伴。

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人核心"中，增加了一位重要成员--王洪文。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联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江青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周恩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成为风中残烛了：中共十大举行闭幕式时，在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已端坐于主席台上。散场时，直至代表们退尽，他才离开。毛泽东已经步履不稳，要由工作人员扶着走路。所以，在中共十大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镜头，也没有他退场镜头！虽说报纸上仍吹嘘他"神采奕奕"。

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的权力障碍。在江青看来，只有攻倒了周恩来，大权才能落入她的一伙手中--王洪文已成了她的"伙"中之人。

中共十大刚刚结束，在新的政治局里，江青就开始向周恩来发动攻击了。

那是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又一次访华。

周恩来虽已患病，尚能正常工作。他跟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这位戴着黑框宽边眼镜的基辛格博士颇为敏感，他后来在《动乱年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

基辛格感到"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本来事实确是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一感觉，有其特殊之处。

基辛格当时并不知道，就连他写回忆录时也未必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

事情是由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引起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召见了那位翻译，听取会谈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11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12月9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的特殊的跟主要党政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第33节：四人结帮斗"周公"(2)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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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容、唐闻生成为特殊的"桥梁"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

当时，人们把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和章含之称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在这"五朵金花"之中，由于王海容、唐闻生的特殊身世，成为两朵最引人注目的"金花"。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他，喊"九哥"。1972年夏王季范病故时，毛泽东所送的花圈上便写着"九哥千古"。

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海容生于1938年9月25日，湖南长沙人。她的名字是爷爷王季范取的，取义于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王海容在长沙读完初中，于1952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1957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1960年至1964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1965年11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1970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翻译的，便是王海容（后来，在1974年11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海容早在1967年，就已经为毛泽东"传话"。

那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外交部的工作发表了一通讲话。这个讲话被印成传单，到处传播，人称"王八七讲话"。王力在讲话中，称外交部"运动阻力太大"，鼓吹要夺外交部的权，矛头直指外交部长陈毅。

王力的讲话发表后，外交部的"保陈派"们要弄清毛泽东对王力讲话的态度，便派出王海容去毛泽东那里"摸情况"。

据刘华秋回忆：

我们请王海容尽快设法摸清毛主席的反应。（1967年）9月24日凌晨四点，毛主席从南方乘火车回到北京。早已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试探他老人家对陈毅同志及王、关、戚的态度。当王海容说到王力"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针对王、关、戚问题，只援引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并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早上六时多，王海容回到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我们焦虑地询问她毛主席究竟讲了什么话？她说：主席对王、关、戚的问题只引用了两句古诗。我们立即翻阅唐诗、宋词，一时没查到出处。我们认为这两句诗很重要，关系到王、关、戚的定性，无论如何要把意思搞明白、搞准。我提议去请教王海容的爷爷、毛主席的表兄及国文老师王季范先生。

上午十时，我们骑车跟随王海容到她家，将已准备好的白纸黑字向王季范老先生展示，请教"时来天地皆同立，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诗出自何处。王先生拿起铅笔，将我们抄写字条中的"立"字改为"力"字，并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厚厚唐诗，向我们指明了出处。我一看，原来出自罗隐的"筹笔驿"，全诗是：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我一看全明白了，匆忙抄下了罗诗，告别了王先生，风驰电掣般骑车回到办公室。

我们一致认定：毛主席援引罗隐这两句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给王、关、戚作了"盖棺定论"。意思是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时来运转，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协力支持他们，一切都很得手；但曾几何时，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好运不长，气数已尽，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将要被历史的车轮压倒，成为得不到自由的阶下囚。结论只能是：王、关、戚快完蛋了。（注：《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第34节：四人结帮斗"周公"(3)

后来，"王、关、戚"果真下台了！这表明，王海容所传的毛泽东的话，非常准确！

唐闻生则出生于外交世家，唐闻生之父唐明照，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1971年，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未几，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唐明照原名唐锡朝，1910年生于广东恩平，少年时代他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小学、初中，因此他英语纯熟。1927年他回国，不久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再度赴美，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1940年出任《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在美国，他与加州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张希先结婚。

五年后，当唐明照从外地回家之际，他的女儿出生于纽约，"闻父归而生"，取名唐闻生。正因为唐闻生从小在美国长大，所以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式英语。

唐闻生后来随父母回到中国，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她既擅长英语，父亲又是资深中共党员，因此当周恩来的英语翻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为外交部挑选高级翻译人才时，一眼就选中了她。从此，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并迅速得以重用，活跃于中国外交界，为周恩来、毛泽东当译员。

在那特殊的岁月，中国的特殊情况，王海容、唐闻生成了架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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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八十二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闷棍。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1966年4月4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嘱令《光明日报》于4月28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被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第35节：四人结帮斗"周公"(4)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说，《十批判书》中批判了秦始皇，这是极其错误的，是与毛主席的意见背道而驰。

不过，郭沫若顶了他一句："我那时骂秦始皇，是针对蒋介石！"

郭沫若此言，顶得张春桥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2月10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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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钩"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借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1966年10月25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 （注：本书作者1988年11月3日对王力的采访。） ，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第36节：四人结帮斗"周公"(5)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借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8月5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8月7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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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1973年10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牍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第37节：四人结帮斗"周公"(6)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1971年7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1973年9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9月4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9月15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9月27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辩》、《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八十有二的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江青把手伸进部队

197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4）3号"文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二件转发你们，供全国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中 共 中 央

1974年1月25日

附件：《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最近，江青同志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于1月13日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赠送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各二百份。随信还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份；（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份；（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份；（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一份；（5）读柳宗元《封建论》一份。并派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到防化连。谢、迟二同志1月15日到部队后，连夜向防化连全体同志宣读了江青同志的信，发了江青同志赠送的学习材料。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十分感动，正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进行学习。二十军党委除帮助防化连搞好学习外，并要求部队把学习江青同志的信，深入批林批孔，作为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大事来抓。

第38节：四人结帮斗"周公"(7)

1月16日，军区党委接到二十军报告后，除连夜派员赶到防化连，请谢、迟二同志转达我们对江青同志的感谢外，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我们决心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议军、议政，提起政治思想工作的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林批孔作为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深入批林整风的大事来抓，掀起一个新的批林批孔高潮，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推动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的完成。我们打算通过二十军防化连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并要求各军、师都抓一个连队，先学习江青同志送来的材料，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努力克服不善于抓典型，工作一般化的毛病。我们已将江青同志的信和我们的上述认识，向军区领导机关和各军的同志通了个气，要求他们对当前批林批孔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地分析，提出深入批林批孔的意见。军区定于2月4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学习江青同志给防化连的信，认真讨论深入批林批孔的措施，抓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抓好反修防修教育，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示。

南京军区党委

1974年1月20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还附发了《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1月13日写给我部防化连全体同志的信和赠送的两百份批林批孔材料，已由谢静宜、迟群同志于到达军部的当天晚上面交防化连。收到您的信和材料后，我们和防化连全体同志受到很大的鼓舞，心情十分激动。

我们党委常委对您的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一致认为，您的信不仅是写给防化连的，也是写给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是对我们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鞭策，它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深入批林批孔，抓好部队的思想建设。

江青同志，您在繁忙的工作中这样关心连队建设，关心战士的成长，使我们深受教育。防化连在我们身边，他们对批孔问题的反映，我们都看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军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我们对批孔的意义和批孔与批林的关系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去抓，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为了进一步贯彻十大精神，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认真解决部队在批孔问题上遇到的困难，经常委研究：

一、已将您的来信印发到全军各连，把您赠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除防化连人手一册外，分发给各师、团。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带动部队进一步提高对批林批孔意义的认识，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

二、军、师、团各级党委都要对部队的批林批孔形势作一次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找出问题，提出深入进行批林批孔的措施。

三、各级在批林批孔中都要深入实际，抓好典型。军党委拟在2月份由负责同志率领机关干部，深入一两个连队，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进行批林批孔教育，认真抓好防化连这个点，总结经验，做出实际成绩来，向您汇报。

谨 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

1974年1月17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还附发了《二?誘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请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来的信和材料都收到了，我们怀着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对您的亲笔信连夜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正当我们在批孔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您在百忙中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量。您的来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建设的亲切关怀，为我们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第39节：四人结帮斗"周公"(8)

我们决心反复学习您的来信，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深远意义。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把批孔作为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殷切期望，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知难而进冲锋陷阵，争当闯将。在斗争实践中，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防修反修的自觉性，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热情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以基本路线为纲，以您的来信为动力，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全面加强连队建设，做到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致以

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二?誘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

1974年1月16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的下发，不仅给批林批孔添了一把火，而且大大提高了江青的威信。这时候的江青，处于异常得意之中。

江青把手伸进了部队。

1974年6月发生的一件小事，显示了她在部队中的胡作非为。

后来，据《军事博览报》所载《中国水兵飘带上的一场闹剧》一文揭露：

1974年6月的一天，舷号为"211"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出厂才九天，就突然接到一纸紧急命令：迅速赶往天津塘沽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当这艘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以二十八海里的时速驶抵溏沽港后，舰长、政委才被告知执行任务的具体内容是：江青要乘该舰视察大港油田。

彩旗满挂，江青在纪登奎、于会泳等随从的陪同下登上了"211"舰的舰首。为表示"中央首长"对舰员们的最大关怀，江青发话要分三批与"211"舰的全体官兵合影。大家迅即做好了合影准备。参加第一批合影的水兵中有一个名叫张建华的，小伙子长得很帅，被安排在江青的身旁。如同其他水兵一样，张建华也非常喜爱自己水兵帽上的两条飘带。照相前，他悄悄将一条飘带拽到胸前。这条飘带不知怎么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忽然皱起眉头，顺手将张建华的水兵帽摘下，指着帽子上的飘带说："这玩意儿是拿破仑搞的，是纪念诺皮尔的。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边说边将飘带弄到水兵帽里边，然后敲到小张头上。

江青的话使准备合影的官兵个个目瞪口呆，但不管如何，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对飘带下的"指示"如此明确，而且亲自动手"果断"地处理，这无疑就是命令。可想而知，在这张摄于6月26日的照片上，"211"舰数百名水兵的飘带销声匿迹了。

很快，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无飘带水兵帽"问世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蒙冤两载有余的飘带才被"平反昭雪"，重新回到中国海军的水兵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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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去那么多年，林彪也已葬身异国。

江青为什么拿出那么大的劲头，批判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孔子和林彪？

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

"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那势头，真的有点像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斗谁呢？

只要细细琢磨"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

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

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

"宰相儒"指谁？不就是影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据云"相当"于"宰相"！江青们玩弄的政治把戏，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第40节：四人结帮斗"周公"(9)

发表在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这不是明显地影射周恩来！

文章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其实是影射周恩来。

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所载"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写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显影射周恩来。文中用一连串的话，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

"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泽东写了两首诗批判他，郭沫若有点顶不住了。出于无奈，这位一代文学巨匠，史学名家，不得不写两首七律给毛泽东，承认错误。

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劣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视归趋。

这简直是一首"忏悔诗"!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运动比作了"春雷惊大地"!

郭沫若在另一首诗中则称："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

即便郭沫若这么步步后退，江青仍不放过他。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自己也终于病情日见严重。

1974年3月11日，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检查病情。15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来就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四小时之久。

江青得知周恩来病了，大喜，求见毛泽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

不料，3月20日，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此信全文如下：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19）74、3、20日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赞成，批"周公"他反对。江青仍一意孤行，因为周恩来已是她最大的"权力障碍"，非打倒不可。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地加重着：

4月28日，发生缺氧病状；

5月19日、23日、25日，相继三次发生缺氧病状。

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样忙碌，三个月内由他亲自接待、会谈的外宾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英国前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从1974年1月至6月1日，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日子达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有一次！

周恩来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还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终于，在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

从此，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

江青知道周恩来住入医院，越发得意。6月22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跟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时，她要那个妇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周"，克制他那个"周"！"

他那个"周"是谁？周恩来！

第4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

第二十二章　与邓小平对着干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邓小平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1974年4月10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1974年3月27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一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第4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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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1974年6月15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

"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6月17日至28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7月5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1974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绵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1988年1月自述：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第4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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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盘算着"组阁"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1974年10月1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第4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4)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10月11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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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1974年10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10月4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在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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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长沙告状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这一句话，引起"四人帮"的震惊。

1974年10月4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幸亏，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这位年迈的主席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救。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10月18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四人帮"感到紧张：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第45节：与邓小平对着干(5)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10月17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提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毕竟王洪文太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1980年11月24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1974年10月17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地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毛泽东的警告犹在他的耳际回响，他却已回到"上海帮"之中。他明知与江、张、姚搞在一起的后果将是什么，但"上海帮"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还是搞"上海帮"！

毛泽东的态度，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王洪文败北而归，江青心不甘。趁着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王海容要陪外宾去长沙，江青召见了这两个年轻人，托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唐闻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见带到了长沙。

毛泽东听罢，面露愠色，说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一言点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1976年10月17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1974年11、12月（12月23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第46节：与邓小平对着干(6)

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1954年9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1959年4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1964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文革"折腾，一拖再拖，拖到1974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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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责令王洪文检查

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1964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1974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11月12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分量颇重的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补写一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11月19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1974、11、19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了。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像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那是1974年12月23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獗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第47节：与邓小平对着干(7)

自从7月17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

不好！"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

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

强。"

"Politics"，即政治。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点了点头。

周恩来重疴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25日返回北京。

25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哦，12月26日--毛泽东八十一寿辰！

这天，王洪文被毛泽东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这样，毛泽东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26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长谈。

毛泽东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1975年2月18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奉为"三项指示"，以至被奉为"以三项指示为纲"。且不论毛泽东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周恩来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12月23日，王洪文刚到长沙，毛泽东就对他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12月24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毛泽东极度不悦，他把"上海帮"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泽东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为江青说过，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四届人大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毛泽东的话，坚持周恩来仍为总理，而第一副总理已确定为邓小平，这么一来，张春桥充其量只能当上副总理。

毛泽东动肝火了，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像触电似的，吃了一惊。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他闷闷不乐，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灯下，王洪文提起了笔，又放了下来。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写出一份检查。

现把王洪文的检查原文照录于下：

主席：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第48节：与邓小平对着干(8)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12月27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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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接班"告吹

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1975年1月5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1月13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

人大委员长--朱德。

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1月9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

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拒绝。

王洪文忍气吞声，人大副委员长达二十一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里呱啦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传达。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王洪文毕竟不像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1975年2月20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江青同志：

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洪文

第49节：与邓小平对着干(9)

2，20

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75年2月3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一百一十四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1975年5月3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以下是王洪文1975年5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两次大会（指1974年1月24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1月25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就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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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10月18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第50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0)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19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20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17日发起挑战，在18日、20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就在这时候，江青又遭到一次打击：

钓鱼台十八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楼。1972年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各地选来了一些丹青大师的国画，悬挂在楼里，单调的墙面有了清新高雅的点缀，显得生动活泼多了。江青经常出入十八号楼，那些大幅山水画和精致的花鸟小品，江青不会视而不见，也决不会轻易赏心悦目，不挑毛病的。不久前她还为江苏老画家陈大羽画的一只公鸡大动肝火，这幅画成了她大批黑画的导火线。江青的举动搞得悬挂国画的几家大宾馆惶惶不可终日，画家们如大祸临头。

终于，厄运降临到十八号楼的国画上。

10月间，江青突然要摄影记者杜修贤为她放大摄影作品。摄影师按照影展的规格，放大了七十八张不同尺寸的照片，并且根据以前的规定收取了江青一千零五元的制作费。因为影展除了有一笔门票收入外，各报刊都要选用照片，还要支付作者稿费，所以江青完全可以用这几笔收入支付照片制作费。可是摄影师将照片送给江青才知道，放大照片是为了取而代之十八号楼的国画。这种别出心裁的展览欲，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见照片，兴奋地说："将这些牡丹、月季、海棠……还有这个石榴，换上去!11月5日有两个国家总统要来访问中国，要抓紧时间换上去。外面都在批黑画，我们这里是国家级宾馆还能再挂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画？我最讨厌一成不变，老一套！"

这席话符合江青的个性。她就是借反对墨守成规，使得文艺界百花雕零，文艺家纷纷倒台。如今她又反对国家级宾馆的"墨守成规"。

她的十三张二十英寸花卉照片很快取代了国画，挂在主厅里。

照片只挂了三天，就神出鬼没地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十三张国画已经原封不动地回到了老地方。

原以为江青要气得发疯，负责警卫的人心惊胆颤找到江青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青正在十号楼用自己的照片招待政治局的委员们，大照片摊了一长桌，见警卫处来人，笑眯眯地说："这些照片是我为委员们准备的，他们喜欢我照的照片。这次随他们挑，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江青这番话，令人惊奇，好像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国际影展"已经宣告破产！

其实她在掩饰自己的愤怒和难堪，勉强保持表面的镇静，以显示她大度、不与人计较的风度。

江青不是一个能够容忍反对她的人，这次怎么变了？大家议论纷纷，这事情变化得太蹊跷，除非毛泽东才能制止江青。果然，这个反对她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有效阻止江青无限扩大的欲望。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可是江青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当他知道江青又在"照片搭台，政治唱戏"，气得训她：你有什么权利可以随便换下国宾馆的画，挂上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统统取下来！

江青毕竟是江青，没有几天，她发疯般地从楼里抱出剩余的照片，奔到院子里，将憋了许久的委屈、痛苦、失意和愤怒统统发泄了出来，化为熊熊烈火。那价值一千多元的照片终于成了一堆焦黑的废纸，随风纷纷扬扬在钓鱼台的草地上翻滚、飘动。等警卫人员发现，冲过来抢救照片，照片已经化为灰烬。（注：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尽管这只是小事一桩，却也深刻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江青那膨胀的权欲的强烈反感。

此后不久，江青再遭惨败。

那是11月12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第5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1)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了那著名的"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的批示。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写这一批示时，正值他在侧。毛泽东写到"至嘱"之后，搁笔问汪东兴，对江青还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答道："她没有自知之明。"

于是，毛泽东又提笔，加上那句："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那表面上是"检讨"、实际上是要官的那封信。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1974年11月20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才前往京城。李固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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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思想"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2月11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信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1975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姚文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了。在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1970年12月21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196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1975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1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第5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2)

张、姚的文章，是由毛泽东的一段话引起的。

如前所述，在1974年12月，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之后，又谈了另一个问题，即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跟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毛泽东这话，是指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经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接着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1988年版，第221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出了题目，要张春桥、姚文元做文章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先是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经毛泽东圈阅，于1975年2月18日发出。这一《通知》，向全党公布了上述的《毛主席指示》。

既然毛泽东指示"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张春桥、姚文元就组织班子，编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印成大字本，送毛泽东阅。

说实在的，自从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论天才的几段语录》遭到毛泽东痛斥之后，谁都不敢编什么语录了。这一回，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张春桥、姚文元编语录，他们这才编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经毛泽东同意，在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红旗》杂志发表。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作了解释。

张春桥非常露骨地向周恩来发起挑战，针对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说道：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吨钢。但是，如果我们对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张春桥在讲话中，强调了"反对经验主义"。张春桥引用毛泽东1958年8月15日的讲话。毛泽东那次讲话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把毛泽东1958年8月15日的讲话搬来，应用在当前，作为反对经验主义的理论依据：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

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记不得。

主席写于1958年8月15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第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在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

第5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3)

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

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

下面一段话很重要。

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说天才。主席指示以后，确实读了一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座同志当时怎么样。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

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对学习主席著作，说学习主席著作是"捷径"。林彪高举是假的。

张春桥还说：

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是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毛泽东的授命，使张、姚得以重操旧业，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大抵是"人贵言重"的缘故，自从姚文元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之后，虽然一篇篇重要的社论、报道都要经他的秃笔斧定方可见报，而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几乎从报刊上消失了。他退到幕后，用各种各样的"批示"作为口令，导演着幕前的一切：

1972年底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3年8月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一系列"左"的文章，发表一系列宣传左倾思潮的社论；

1973年8月10日，令《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加了"编者按"，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1973年12月28日，又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加了"编者按"，在全国掀起批判"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

1974年2月28日，令《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长篇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江青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社论，登文章，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猛攻周恩来；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1975年1月，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复出，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四人帮"的篡权阴谋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

姚文元再也无法忍耐了。他从幕后跳到了幕前。1975年2月28日，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时期，全国各报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又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文件"。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已经四年，"批林批孔"也已经"运动"多时，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怎么放马后炮，直到这时才发表署名文章批林彪呢？

弦外有音，话外有声。姚文元批的是林彪，暗中指的是什么，路人皆知：

"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

第5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4)

姚文元还强调了这一点：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

正当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在学习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忽然，姚文元家中的院子里，发出砰的一声，引起一场虚惊：一枚手榴弹，越过高高的围墙，落进了院子！

不过，手榴弹着地之后，没有发出爆炸声。

警卫员奔了过去，这才发觉：那只是一枚体育锻炼用的木手榴弹!

虽说不是真手榴弹，但是扔进了"中央首长"姚文元的院子，那可非同小可。

查！

姚文元家搬到北京之后，本来已有六十多间房子，他还嫌小。他，真正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他看中了紧挨北京第八中学的一所大院。他一家五口，从1973年搬进这个大院，竟然住了一百二十五间房子，占有三个院子！

为了保障姚文元这位"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周的围墙推倒重建，上面还架了铁丝网。这么高的围墙，即便是少林寺的高僧，也未必能够飞入。不过，围墙挨着北京八中的操场，一位青年教师去那里练习掷手榴弹，一失手，手榴弹越过了围墙，落进姚文元的院子里。

警卫员来到了北京八中。那位青年教师受到了审查。虽然查了祖宗三代，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企图"，却也把那个教师整得够呛。

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姚文元援引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反复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为了他的安静，不许北京八中师生在紧挨他家的操场上做广播操，校办工厂的电锯也不得发出声响。

一个孩子放学时，一边走，一边踢石子。不小心，把一颗石子踢到姚家大门上，马上惹怒了姚文元，那个孩子作了检查还不算，就连学校党支部也作了检查。

姚文元住的房子，那水暖气本来用煤烧热。只因姚文元嫌烧煤有味儿，马上改用烧轻柴油，一天的取暖费便达二百元，一个冬天要花两万八千多元。他的五口之家的取暖费，相当于北京八中全校两千多师生花的取暖费的四倍！

这个从墨水瓶里冒出来的政治暴发户，在恶性膨胀。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张春桥的文章，除了逐段解释毛泽东的一系列关于"工资制度不平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最新指示"之外，主要便是重弹他1958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张春桥指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像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有?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第55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5)

在张春桥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答道："见过面。"

毛泽东说："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答："是吴冷西。"

毛泽东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值得在这里提一笔的是，在陈伯达晚年，笔者曾多次在北京访问了他。陈伯达曾这么谈及张春桥和张春桥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陈伯达这么说道：

至于张春桥"能写几篇文章"这事，我不知道他写过一些什么。我看的东西之少，这也是一证。据我所知，林彪在九大念的"政治报告"，是他写作有份的。我被"四人帮"押在监狱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横贯第一版的大篇文章，题目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没有细读，似乎其中点了刘少奇同志和我的名字。这是我知道张春桥"能写文章"的唯一的、独立署名的一篇。当然，文章不在多少，有"好"的一篇，也就可独树一帜，独立千古。唐朝一个年纪轻轻的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不是到现在还可吸引人一看吗？但张春桥的"文章"能算得什么呢？即使他写得再多，也不过是一堆狗屎。

陈伯达虽然与张春桥同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但是陈伯达对张春桥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手下的喽啰，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真妙，这家创办于1973年9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旦大学学报"。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已作出的理论上的"重大发现"。

1975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宣传劲头真大。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价"。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从不收购"牛皮"。虽然氽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分。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笞，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分挤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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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第56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6)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

1975年4月4日，迟群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就会变修。

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再次强调："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正在他们借助毛泽东的批示以"大理论家"的形象出现在全中国的时候，来自毛泽东的批评，使刚刚掀起的"张姚热"迅速降温。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江青们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一新动向。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元首金日成前往长沙拜晤毛泽东。邓小平借用这一机会，向毛泽东说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赞同了邓小平的意见。

一个重要的讯号，从毛泽东那里发出。

新华社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攻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过姚文元审定，报送毛泽东。4月2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1975年4月23日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懂马列"。

毛泽东所说的"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不言而喻，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人们并不健忘，在五年前--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抨击陈伯达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中，有着非常相似的话：

"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那时候，毛泽东指的是"理论家"陈伯达。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告了陈伯达的倒台。

如今，毛泽东又用同样的语言批评张春桥、姚文元，这不能不使张春桥、姚文元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弄得不好，就要重蹈陈伯达的覆辙，成为"陈伯达第二"!

根据毛泽东4月23日批示"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7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在从长沙回到北京之后，决定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这如同1974年7月17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这是他在长沙休养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第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中南海住处召开。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第57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7)

屈指算来，从1974年7月17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仅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张春桥，而且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以下所引毛泽东的话，是会议记录原文。可能由于记录速度跟不上毛泽东讲话速度，有些地方显得前后文不接，或者断句，均照录原文。

毛泽东一到，先跟政治局委员们寒暄。毛泽东照例保持着他那不时出语幽默的风格。

毛泽东一进来，第一个是与周恩来握手："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回答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过。"

毛泽东跟叶剑英握手时，说了句："喔，老帅！"

毛泽东跟邓小平握手时，说了句："小平呀！"

毛泽东跟吴德握手时，说了句："哦，吴德（引者注：谐音为"无德"）有德呀！"

毛泽东跟谢静宜握手时，话说得最多："小谢，你当了大官啦，不谨慎呀！"

显然，毛泽东对谢静宜紧跟江青，早有所闻。

谢静宜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到北京大学"支左"，"当了大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谢静宜连忙回答说："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却越当越大。"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谢静宜说："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

毛泽东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江青来到会场时，比别人稍晚。她进来时，见毛泽东正在跟别人打招呼，她就在一旁坐下。

在经过一阵子寒暄之后，毛泽东宣布开会，言归正传，进入会议主题。会场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毛泽东说：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

我在外面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紧接着说的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他召集会议的目的：

"好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我给文元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说"对不起春桥"，这话有两层含义：

张春桥文章，毛泽东"只听了一遍"，没有看出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

张春桥的文章，毕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发表的，如今发现问题，毛泽东当然要负领导责任，所以说"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发现的问题，那就是"讲经验主义的问题"，亦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以为，这一论断是错误的。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就新华社的请示报告，"我给文元写了"--也就是4月23日的那段批示。

毛泽东接着说：

"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条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上海机床厂是上海的"样板"，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样板"，是"反对经验主义"的"样板"。

毛泽东批评上海机床厂，等于批评了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又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批评教条主义：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第58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8)

毛泽东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回过头来批评"四人帮"：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再次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接着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说：

"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们两个是知识分子，你们自己也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在"文革"中盛传的"最高指示""老九不能走"，就"出典"于此。后来，邓小平曾传达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江青反而说邓小平"造谣"。其实，毛泽东确实说过这话。

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插话问道："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的这一句插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面对江青说：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路线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又针对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提到"帮"，不言而喻，指的是"上海帮"、"四人帮"。他明确地说"不要搞什么帮"。

毛泽东由"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说起了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湖南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毛泽东随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从"长沙沙水水无沙"，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毛泽东念了辛弃疾《南乡子》中的两句：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让叶剑英背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背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

毛泽东所说的"此人"，指的便是叶剑英。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笑风生，但是，他对"四人帮"的批评，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第59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9)

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千钧。当年，他的一篇二百多字《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他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在"炮打"林彪的时候，也是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紧紧抓住机会，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为"强大东风"，从1975年4月27日起，一连主持召开了好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5月8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

"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

"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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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反击张春桥

这时候，周恩来"主动出击"，在5月21日写了一封致王洪文转政治局传阅后给毛泽东的信。

周恩来在信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虽然出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但是实际上是张春桥提出来的！

周恩来的这封信，击中了张春桥的要害。

当时，王洪文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出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并不是出在张春桥的文章中。王洪文此言，是为张春桥遮掩--因为姚文元的文章是明摆着的，赖不掉的，就把责任推到姚文元头上。

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实际上，"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是张春桥在1975年3月1日总政治部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会上提出来的，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这个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的讨论情况中也可看出来。

周恩来的这封信在政治局传阅时，传阅到邓小平。邓小平在信上加注：

"当时还提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江青也说过。

周恩来的这封信传到张春桥时，张春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加了一行批注：

"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这封信在政治局经过传阅之后，又退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看到张春桥写的批注，十分气愤。5月27日清早五时，周恩来给张春桥直接写了一封信，展开正面交锋。

周恩来尖锐指出：

"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

"我这段回忆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

周恩来的信，直逼张春桥，使张春桥无法躲闪。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写道："不再改了。"

就这样，周恩来这封信，报到了毛泽东那里。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四人帮"无可奈何，只得一一作检查。

张春桥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圈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呢？她也在1975年6月28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第60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0)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年6月28日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至于王洪文，早在1974年12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如履薄冰，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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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也来个"反戈一击"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架子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才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

第6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1)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高指示"。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1937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徐明，即徐明清。因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1933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7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蓝苹1937年7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但是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36年4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在1975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1980年7月12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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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民告"老娘""刁状"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7月18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第6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2)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1969年6月9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7月21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7月25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7月27日以中共中央（1975）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1975年7月25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1975年2月10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文元同志来电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1975年9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

"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1975年9月14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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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发动"评《水浒》"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那是1975年5月26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荻。笔者在1990年6月与芦荻作了长谈。据她说，她本名芦素琴，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荻。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第6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3)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1975年8月14日凌晨二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据芦荻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才谈起《水浒》的：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毛泽东为了答复芦荻的问题，才谈起了自己对《水浒》的见解。

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荻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8月14日，姚文元见到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1975年8月14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第6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4)

其实，就算评《水浒》吧，毛泽东那些随口而说的意见，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过去评这评那，也曾评过《水浒》。姚文元对《水浒》的评论，跟父亲姚蓬子大同小异，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见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 （注：《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1961年第11期《上海文学》。）

"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 （注：《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舆论总管"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牍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红旗》杂志1975年第九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8月31日予以转载。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荻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高潮"，究竟干什么呢？

事情就像十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毛泽东阻止了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毛泽东怎么会知道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呢？

吴冷西曾回忆了内中曲折的一幕：

"1975年9月，华国锋在昔阳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同志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谁知江青却赶到会议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宣扬《水浒传》中"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邓小平同志。正在会议上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江青的论调后，十分气愤，立即将她的言论写成材料交给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手中。

第65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5)

"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希望与我个别商量。我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

"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态非常严重。

"于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我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

"乔木要我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我们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绕开唐（闻生）王（海容）两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同志想办法。我同意了这一方案。

"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主席的重要政治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便又联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讲话材料。他读过后，气愤地说："江青的讲话是在放屁!讲话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

"毛主席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嚣张的气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评《水浒传》"达到打击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穆青等同志反映的情况，使我们的党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 （注：余熙：《吴冷西新近首次披露穆青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始末》，1996年11月21日《文化报》。）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

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记透露了他的心声。

1976年1月2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2月1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切齿之声可闻：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在2月16日，姚文元则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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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第66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6)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9月20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1975年8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7月29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禀。

这架"专线电话"，便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远新充任"联络员"，使江青与毛泽东的联系变得密切：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他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在江青看来是最佳人选。

1991年7月20日笔者在上海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泽东一共有两个侄子。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泽覃之子。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笔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访了贺麓成。

贺麓成的生母是贺怡，贺怡即贺子珍胞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为贺麓成的母亲是贺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贺麓成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尽管他在北京工作，无缘见毛泽东一面。直至毛泽东去世之后，经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再三坚持，才把贺麓成列入毛泽东亲属名单，参加守灵。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结婚，于1941年2月生下毛远新。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

第67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7)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

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一○一中学。

1960年，毛远新上完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学校打算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泽东听说此事，摇头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当即说："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道："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毛远新说："我就考清华！"

果真，毛远新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

毛泽东同意了。

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接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

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

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一是在1973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1974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的密切关系所作的交待，说得十分清楚：

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问题？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第68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8)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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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花天酒地回上海

1975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他，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

"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一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环，优哉游哉。

第69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9)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像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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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居"·"圣地"·《大事记》

1975年9月30日午夜，僻远的上海定海路上，几辆轿车停了下来。一伙人走出轿车，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驻足。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真快，一转眼，九年了！"王洪文满怀深情，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说着。

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趁着余兴，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

有着"纪念癖"，当年搞过"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的王洪文，在他的"旧居"面前的一席话，马上被"小兄弟"心领神会。

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底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他的"旧居"，真的被"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以便日后办个"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则早已被"小兄弟"作为"圣地"保留原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写着"王洪文"三字--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

王洪文说过："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他的一句话，使那个办公室成了"圣地"。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

"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他们照办了，连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

"1975年2月初和2月15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光是保留"旧居"、"圣地"还不够，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造反史"。

一本三万多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怀"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写出来了。

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

第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第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

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该厂造反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

第70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0)

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王树理、曾勇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

"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1974年1月9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12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注：1974年12月9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1975年8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10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 （注：《大事记》初稿于1975年11月4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11月5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 ，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注：即1975年11月6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 ，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二百处却一声不响。还提出1966年6月19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日期由1967年1月29日改为1966年11月4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革命左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大事记》中说什么"王洪文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这个"三十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指王洪文1966年11月应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国棉三十厂介绍赴京串连情况。） 等等。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

这份《大事记》经王洪文审定，曾打印过。后来为了"保密"，又一一收回，销毁，只剩下两本。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之后，王洪文的亲信曾打算把那两本《大事记》"塞进铁管，两头焊死，埋到地板下或黄浦江防汛墙内，永久保存"。

本书作者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终于见到了这藏之密室的《大事记》。王洪文精心炮制的《大事记》，成了作者写作《"四人帮"兴亡》时的重要采访线索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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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重逢"小兄弟"

在上海"调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们"酒肉穿肠过"，喜相聚，庆高升。

鸟枪换炮。今日的"小兄弟"们，来来去去，轿车进，轿车出，个个都成了"领导干部"。

当年，在"安亭事件""胜利"之际，王洪文已夸下海口："我当上市长，你们也弄个"长"当当！"如今，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小兄弟"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

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

1973年10月，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开办了。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向中央"输送"干部而准备的。

1974年3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哦，"造反司令"成了副主席，他的"小兄弟"们都要弄个部长当当了。

"小兄弟"们当然很起劲。王洪文说是要二十名，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1974年4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开列着八十八名！

1974年10月，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

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定的名单，终于在1974年12月31日上报王洪文了。

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去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第7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1)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便入党了，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

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斗的"小兄弟"一把。当年，他的"副司令"潘国平，能言善辩，冲杀在前，在上海的"知名度"曾远远超过王洪文。一度，人们只知"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有个"王司令"。

潘国平曾出尽风头：带头冲上北站列车；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际，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

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潘国平属于"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寻花问柳，蹂躏妇女；他成为打、砸、抢的先锋；在经济上，他也不干不净……

从1968年踏平"联司"之后，潘国平下台了。他被"下放"，回到原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未免太大了！

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工总司"发起时的常委，现在还剩几个？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长征老马还有几匹"？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要不，人家会说你这个"司令"下边，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否定了他们，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

王洪文连声称是。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

于是，1972年底，张春桥趁着回上海，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工总司"的老造反。

张春桥的几句话，使潘国平受宠若惊："小潘，你知道吗，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总是抱着希望。"

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开始"指点"他："小潘，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引者注--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你要想想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还会不断地来的。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都会来的。主席不是说过，七八年要来一次吗？你小潘年纪轻，起码还可以活五十年，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你要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

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你犯了错误，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那就行啦！谁不犯错误？就拿马老来说，他很有体会。他对我讲起过，在1965年以前，他是不大学习的。在1965年，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他看了一点书。但是，真正认真开始学习，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犯了错误，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张春桥还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看不懂书。其实，初中水平不算低，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初中水平也不算高。字是可以认识的嘛，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很注意学习。"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1973年4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1974年1月17日下午四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

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潘国平：还好。

马天水：胖了一点。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潘国平：我记住了。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第7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2)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

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以下是1975年10月16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

天水同志：

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原注）。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

（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21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对潘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首长"指王洪文--引者注），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原注），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说：

"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

"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

"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尽"！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就恨透了他。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

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1967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第7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3)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来追捕他的人甩掉了。

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1968年11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1971年5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1973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

"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像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

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1973年4月23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忏悔之意的信：

洪文、秀珍二同志：

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

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　耿金章

1973．4．23．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11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11月2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

"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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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了。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第7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4)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1975年11月2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1932年。1968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1937年。1953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1983年1月5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1975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张春桥一下子变得异常活跃。

第7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

第二十三章　"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

王洪文从上海飞回钓鱼台

"回上海，就像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1975年9月18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

"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1975年9月18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得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9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11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第76节："文官"要夺?国锋的权(2)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忡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最终还是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很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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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之逝使"四人帮"狂喜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盲。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1935年8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的，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

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在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9月20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第7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自1975年6月1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

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像地震一样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据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张耀祠也对笔者回忆说：

"总理去世的消息，是我向主席报告的。主席听后，很久很久没有说一句话。等了许久，我见主席轻轻地朝我挥一挥手，赶紧退了出去……"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萧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据萧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1976年1月23日、1月28日、2月4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1976年1月31日。

萧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2月3日--正月初四，萧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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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华国锋成为新总理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 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不可能继任总理。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成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1976年2月2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第7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

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也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引者注：指周恩来年龄大了）。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赵紫阳、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在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又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7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5)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40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1949年8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1952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1954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55年7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9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6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1959年6月25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挂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地位。

1968年4月8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第8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6)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公安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3年5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1973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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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竿，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1976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第8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7)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

"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嘭、嘭、嘭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像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真是历史的巧合，1975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1976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976年2月3日有感

就在张春桥写下《有感》之际，上海发生了一桩真实的笑话：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下达之际，有人在上海街头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在那种铅云低垂、寒风刺骨的年月，上海人居然也充满幽默感。乘着大字标语糨糊未干，一位小伙子悄然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标语前面去。于是，大字标语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多少行人驻足街头，看着这条妙趣横生的大字标语。虽然个个强忍着笑，可是，一回到家里，作为"特快消息"传播，个个笑出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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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

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注：均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好好"转弯子"。

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第8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8)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挨批了，江青由"闲人"变成大忙人。

江青"麾下"的大大小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什么《再论孔丘其人》，什么《司马光登台一年》，什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江青"麾下"的电影界，先是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紧接着，一批"跟走资派斗"的故事片，在紧锣密鼓声中开拍，诸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等。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1976年3月2日，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

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以下是江青讲话记录稿的部分摘录。一开头，就说邓小平"斗"她，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

同志们好!我看望同志们。我昨天来了，同志们都睡了。所以我不敢也没法去看望同志们。……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引者注：这个政治局委员指江青本人），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

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

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还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

江青接着谈到了文艺问题：

反正意识形态方面的多了，还有什么科学院呵，多了，你们陆续都会知道。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文艺也是邓小平授意胡乔木负责，有的问题还未弄出来。

有个叫李季的人，怕了，躲到医院去了，他们授意叫他写文章，这是有文件的。印了没有？

连《创业》也是他授意的，作者那封信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得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席的指示无比的英明就在于保护了我们一系列的电影、戏剧，很多东西，不然都是毒草。

人家揭发邓小平看电影《春苗》，看了几本，就说，大毒草。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海霞》。

我那时正在给主席、给政治局写一个报告，也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就请假。我说，小平同志，请原谅，我可能赶不上，但我一定看。

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情形，他是什么样呢？把文化部长、中央委员于会泳同志赶到后头去，还把春桥同志也赶到旁边。他和导演谢铁骊、钱江坐到一块儿。这两个人我还是保护他们，他们过去是专门拍毒草片的。后来我拉着他们拍样板戏，结果失败了三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不只是《海霞》。《海霞》的原始底片统统看，一共二十四本，看多少时间？一小时看六本，四个小时，看那么长时间呀！目的是什么？就是保护《海霞》。你不许讲话，那我保留评论权。

在这儿，咱们不展开，还是个枝节问题。只有一个外国人，敢于讲话，就是斯诺的夫人。她说：《海霞》不怎么样，冲着它这样讲究服装、讲究布景、讲究美人，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在我们全国还没有人敢批，因为政治局看了这部电影，谁敢批呀！就是一分为二也不许。

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

江青居然当众点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名，重提《园丁之歌》旧案，甚至追溯到当年湖南没有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他进行了"批评"。张平化当场据理反驳，会场上好"热闹"：

湖南的那个张平化来了没有？

（张平化站起身：来了。）

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是不是你搞的？

（张平化答：是。）

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你还说初烂（初澜）就让他烂了吧。你让一个服务员造那样多的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和春桥、会泳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呢？

第8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9)

意见最多、最深刻的是春桥同志。

你是搞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了。后来是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

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没看，是因为那个字太小，不看。……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

（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

你是完全搞翻案！

（张平化：不是。）

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

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你在那里搞翻案，你就是执行邓小平的那一套。……

你看你气鼓鼓的，我平心地讲，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哩。你不值得委屈，不要气鼓鼓的。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

江青接着讲到了她和邓小平在政治局内的斗争，自称是"过了河的卒子"，要吃掉邓小平这个"反革命老帅"：

4月开始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指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

5月3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

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是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就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要首先打我。

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4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了。他还不甘心，还要弄。

主席在5月3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邓小平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他也不提。主席说不要搞广东帮、四川帮、上海帮，结果他只提上海帮。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江青甩出了手中的"王牌"──毛泽东。她哭着说，邓小平"欺负主席"：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

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个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想拿出去，我写了一个报告给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呵！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邓小平不仅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案都要翻。完全是个反革命两面派，他暴露得比林彪还快。……

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残忍呵！法西斯呵!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像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在不惊动他的条件下，我掌握了一点，惊动他的，那是大量的。而且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呵。

同志们，包括一些跟他多年的老同志，我就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除了个别的坚决要跟他的。如果我说了这些，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答应邓小平吗？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的保护呵!

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不说了。（抽泣、哽咽）同志们哪，我们都没有责任保护主席吗？我是觉得应该想一想呵！

江青居然骂起邓小平是"大汉奸"来了，而且说自己准备"杀头，坐牢"：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第8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0)

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头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从皮包中找钱）噢，这次又没带。弄不好，我就走。

……

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我想在座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实在是不熟悉他。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下，或者是老的，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啊，可是不接触人，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不过据我们现在知道，去年开什么十二省委书记会，个别谈了话，有的是两个人。当然也有的没有谈。

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

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我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必须要有护士，因为我每天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特别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不需要服务员。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我有这么两句话："巡抚出朝，地动山摇。"确实要小心呵！确实有这个问题。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哪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邓小平说的挂职下放，那完全是错误的，简直是浑不讲理了。

江青自比武则天、吕后、赵太后，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红都女皇"：

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刘邦临去世以前，吕后请示他说："萧何以后是谁？"刘邦答："曹参。"吕后又问："曹参以后呢？"刘邦说："周勃。"你们看了这一段历史没有？吕后又问："周勃以后呢？"刘邦说："那我不知道了。"

"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也。"大概是这么个句子，你们也可查来看看。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呵，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武则天到晚年没有被杀掉，就是则天大圣皇帝给取掉了。现在则天大圣皇太后是……（未听清）下来，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徒子徒孙们专门攻击这样的人。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

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扩散。我建议你们也看看这段历史。……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的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

江青说到这里，其"女皇梦"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她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江青的这番"长篇讲话"，传到了毛泽东耳中。尽管此时她正得势，但毛泽东仍于3月10日批示，对她进行批评：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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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高举"批邓"大旗

尽管毛泽东在1976年3月10日批评了江青，江青仍我行我素。在3月26日，江青又提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邓"。

第8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1)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如下交待：

审判员：姚文元，上次提的问题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姚文元：这几天我仔细回想了一下，1976年3月26日政治局的确开过一次会，地点好像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内容是听取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人汇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审判员：会议是谁主持的？

姚文元：是华国锋同志。

审判员：是谁提议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

姚文元：是江青。是她提出来后经主席批准的。

审判员：你事先不知道吗？

姚文元：不知道。就是江青提出要两校来人汇报，他们一下子就来了。

审判员：他们汇报时，你们有插话吗？

姚文元：有。政治局的人都有插话，江青、张春桥讲得最多。

审判员：你有插话吗？

姚文元：我也有插话，但很少。可能在他们讲到邓小平副主席在"人大"的报告时，我插了一句：那个报告反个人迷信，当时效果也不好。还有一次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插话，是科学方面的。

审判员：在这一次会议上你讲没讲过："社会上的许多谣言都是从政治局传出去的。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这样的话？

姚文元：不是这样的，真实情况是，我讲了社会上谣言多，要追查这类的话，但诬蔑邓小平副主席那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江青说的。关于这一点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作证。

审判员：江青还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哦，江青的插话很多，也很杂乱，具体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但她和清华、北大的人没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加以发挥。

审判员：张春桥、王洪文的讲话你还记得吗？

姚文元：因为都是插话，没有完整的发言，时间又太久了，准确地回忆起来很困难。

审判员：你想起多少讲多少。

姚文元：好。王洪文的插话不多，好像讲了一下1975年给老干部开追悼会太多了，贺龙的追悼会连总理也去了。张春桥的插话比较多，也非常尖刻，主要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批判邓小平副主席。我记得他好像说了邓副主席是"典型的洋奴买办"、"连托洛茨基都不如"这样恶毒的话。别人的情况我也可以说吗？

审判员：可以。

姚文元：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有过一个尖锐的发言，中心论点是邓小平老犯错误老不改，这次搞右倾翻案风，是旧病复发。他还把邓小平副主席1972年写的检讨拿出来，念一句批一句。

审判员：你只交待"四人帮"诬陷邓小平的罪行。

姚文元：好的。在批邓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事情。一个是张春桥在会上提出：毛主席过去有个讲话，说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后来查到了这段讲话。我把毛主席这段话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把这段话挂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头上，和党内资产阶级连在一起，这样又强加到一部分老干部头上，所以我发表这段话是不适当的。

审判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张春桥提出这个问题的？

姚文元：是在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用检讨的口气说：我原来搞不清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的对象是什么，看不见资产阶级了。后来毛远新把李先念同志这个发言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毛主席的这段话经毛远新整理后，也作为"重要指示"公开发表了。

审判员：在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中，你们"四人帮"还有哪些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言论？

姚文元：政治局开始批邓时，王、张、江、姚都没有正式发言，只有一些插话。有一天，毛远新在政治局传达：毛主席说， 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我原来想毛主席不点名，我就不发言了。我觉得当时在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之后，假使我在批邓当中发言不恰当，回过头来还是要受批评，担心再犯错误。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毛远新整理"毛主席重要指示"之后，要分批向全国传达，每次来一批省委书记，由华主席给他们传达，讨论两三天就回去。有一次张春桥问我，你知道不知道江青、王洪文到省委书记会上去了？我说，不知道。张春桥说，他们还会讲出什么好话，无非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后来我才知道，江青在那个会上胡讲一通，诬蔑邓小平副主席如何迫害她，打击她，搞得她生病，混不下去等等。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严厉批评了她。

第8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2)

审判员：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后，你发言了吗？

姚文元：这个，在毛主席点名让我们几个人发言之后，我经过准备，也作了一次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发言，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说邓副主席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端正，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才会积极支持右倾翻案风；我还说到邓副主席这种思想有历史根源，在"人大"报告中提出反对个人迷信，效果不好等等。我攻击的话还有不少，一时想不完全，我可以再想想，以后想起来再补充交待。

审判员：江青发言了吗？

姚文元：江青也讲了一篇，她的发言是激烈的，说前一时期为什么全国刮右倾翻案风，现在搞清了，风口就是邓小平；她还说为什么去年7、8、9月谣言那么多，现在也查清了，根源就在邓小平，他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审判员：你和江青的发言是在什么时候？

姚文元：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就在毛主席点名之后不久，是在同一次政治局会上讲的。

审判员：张春桥、王洪文也发言了吗？他们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张春桥也讲了一篇，现在记不起具体内容了。王洪文没有系统的发言，他有很多插话，也给毛主席送了好几批材料，如电影《春苗》的材料等等。

审判员：你接着讲吧。

姚文元：批邓刚开始我是没跟上去的，后来却是很积极的。这都是事实。对于我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我都要继续反省。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

关于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姚文元从他的视角作了交代。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在1980年8月3日，也作了交待：

1976年3月中旬，江青对我说，她找外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谈过（话），他们反映，到清华、北大去参观学习一下效果比较好。江青说："两校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政治局的会却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他们到政治局会上来介绍一下运动情况，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

过了几天，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江青又提出：清华、北大是主席亲自抓的点，主席要中央机关、各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都去两校参观学习，他们反映效果比较好。政治局的同志都没去过，建议请两校的同志到政治局来，会后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了主席，主席也同意。

过一两天，谢静宜打电话给我，说市委通知他们作准备，中央最近要听一次两校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情况的汇报。我对他（她）说，这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你们要认真准备一下。

3月下旬一天政治局会上，清华、北大来的几个人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用恶毒的语言进行了诬陷、诽谤。中间江青还作了一些插话，煽风点火，无限上纲。事后，我把这次会议情况报告了主席，我还向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不好，说他一句话不说，最后连个态度也不表。

对于列席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迟群、谢静宜，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在1980年8月20日作了如下揭发，从中也可以看出会议的若干情况：

2月6日，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第五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同志。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一个"以邓小平为首的翻案集团"，接着狂叫："宁可掉脑袋也要一斗到底。"

3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五号文件明确指出："不要层层揪代理人。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迟、谢公然对抗，叫嚷："这是与清华唱对台戏!"并于3月22日，在校党委书记碰头会上抛出了"揪一层人"的反动口号。他们说："搞右倾翻案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和邓小平共鸣的，差不多的闹得凶的有一层人。""这一层人不是一般的干部。"并扬言"要通过批邓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很明显，他们所谓的批邓其罪恶目的是要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人帮"及毛远新于3月24日晚，秘密指使迟群、谢静宜一伙准备到政治局，"面对面批判邓小平"，狂妄叫嚣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谢静宜连夜赶回清华，召集张凤瑞、荣泳霖、夏镇英、周家悫及党办副主任吴敏生进行部署。

3月25日上午，迟、谢又召集他们几个人，并加上胡健，进一步密谋策划，确定由周家悫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人插话的内容。迟群鼓动说："中央要我们去汇报，就是要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斗争。""谁也不要怯阵，发言既要有分量，又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迟群还授意"汇报的内容要以对外接待提纲为基础，把接待介绍的第三人称"他"，一律改为"你"，"你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让你们一伙人死了心吧！"……"他还讲："汇报时要考虑到还有一层人，要突出揭发、批判、?画皮，重点是经济问题和经验问题。"迟群还导演说："主要由你们讲，我们俩见机插话。……"

第8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3)

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及迟、谢一伙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谣言公司总经理"，攻击邓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经济政策、出口石油、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是"败家子"，"洋奴买办"，"全盘西化"，"转嫁经济危机"！还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1957年1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报告"，"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放出来向党进攻，使得清华五七年出现了五百六十个右派"；他们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搞复辟倒退"等等，对邓小平同志竭尽诬陷打击之能事，必欲置死地而后快。

……

"三·二六"大闹政治局之后，迟、谢一伙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华国锋同志在会上"没怎么发言"，"被动"别有用心地攻击叶副主席没有到会"那是可以理解的"，谩骂邓小平同志对他们的这种诽谤攻击不予理睬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

迟、谢一伙大闹政治局的反革命活动，受到"四人帮"的特别赏识，直到8月26日，江青来清华大学时，还称赞荣泳霖说："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并要迟群、谢静宜代她向大闹政治局的夏镇英、周家悫问好，鼓励他们继续向党进攻。

1979年12月3日，那位当年曾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周家悫，这样描述他的所见：

1976年3月26日，"四人帮"指使迟群、谢静宜一伙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同志的情况是这样的：

3月24日深夜，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校部大楼党委会议室召集部分党委成员和"梁效"写作组的骨干分子开会。我记得当时去的人有张凤瑞、胡健、荣泳霖、夏镇英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吴敏生。在会上，谢静宜首先传达了毛远新的指示，大意是说：中央要听我们汇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要选几个人到政治局去面对面批判邓小平，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经过商讨，最后确定由张凤瑞、胡健和我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个人插话的内容。谢静宜鼓动说："中央首长派我们去参加政治局会议，就是要我们去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作面对面的斗争，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勉励，我们决不能怯阵。发言一定要有分量，也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要给政治局一颗重磅炸弹。"迟群还详细布置说："汇报内容就以"两校"接待参观人员介绍提纲为基础，重点突出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剥画皮。"他还说："到政治局主要由你们讲，我和小谢见机插话。"

3月26日，迟群、谢静宜带我们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由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诬蔑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我还把他七五年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经济政策，出口石油，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说成是"败家子"，是"洋奴买办"，是"转嫁经济危机"。

胡健在发言中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阴谋家、野心家"，"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论"； 把邓小平同志1957年1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说成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报告"，"大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全放出来向党疯狂进攻，使得清华大学五七年就冒出了五百六十个右派分子"。他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张凤瑞在发言中主要指责邓小平同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新生力量。他把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给毛主席的那封信说成是邓小平同志找人谈话后写的，目的是要打倒江青，否定文艺革命；他还公然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搞修正主义的经验，只有走资派还在走的经验"。

谢静宜在插话时说："七五年第三季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在八宝山给三十二名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干部开了追悼会，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坐着大红旗轿车去的。"她站起身，指着坐在对面的邓小平同志厉声责问："你是不是参加了张霖之的追悼会？"邓小平抬起眼皮看了看她，没吭声。

谢静宜气急败坏地叫道："邓小平!你为什么不回答？"

邓小平索性闭上两眼，不予理睬。

这时王洪文接话说："贺龙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去参加了，本来政治局并没有安排他去嘛，可总理听说给贺龙开追悼会，就自己从医院跑去了。"

江青尖着嗓子喊道："他们这是向党和群众示威！是复辟翻案的典型！"

在这次会上，"四人帮"也都表现得非常疯狂、恶毒，他们不时插话，攻击谩骂邓小平同志。

第8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4)

张春桥阴森着面孔诽谤邓小平同志："是老牌机会主义者，连托洛茨基都不如!"

王洪文说："邓小平去年6月到上海，私自找马天水谈话，让他有事不要找市委，要直接请示他，搞得我们几个市委书记都不管用了。"

姚文元说："去年主席批给政治局的几条指示，怎么那么快就传出去了？还有那些小道消息，搅得人心惶惶，要查一下，根子到底在哪里？"

江青气冲冲地说："根子就在政治局！国务院政治研究所就是造谣总公司，邓小平你就是总经理!下面还有分公司，分经理。"

面对"四人帮"一伙肆无忌惮的攻击，邓小平始终神态自若，一言不发，搞得揭发批判的人尴尬。

迟群恼羞成怒地责问："邓小平，你不吭声就是顽固对抗！"

江青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呀！政治局每次开批邓会他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滚水烫嘛！"

在胡健发言的时候，姚文元被值班秘书叫了出去。不一会，他神色有些慌张地返回来，和王洪文、张春桥低语了一阵，没等胡健讲完，王洪文就急忙宣布散会，让我们先离去，政治局的同志留下有重要事情研究。

于是，迟群、谢静宜就带着我们离开了紫光阁。政治局又研究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得知了。

江青高举起"批邓"大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如此激烈地"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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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

真的，"凡事有三"。继1967年的"一·二八"、1968年的"四·一二"两次炮打张春桥之后，忍耐了八个春秋，第三回炮打张春桥在1976年春天开始了，到了清明节那天，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第三回炮打张春桥，不光发生在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声势浩大。

说实在的，两个"一号文件"上，都没有张春桥的大名，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要不，为什么一回提名邓小平，一回提名华国锋，偏偏不提似乎注定要当总理的张春桥。

炮口，再次对准了张春桥！

街头流传新编儿歌：

三人十只眼，

阴谋篡大权。

唯恐天下还不乱。

同志们，怎么办？

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

要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所谓"三人十只眼"，谁都明白：江青、张春桥戴眼镜，两人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不就"三人十只眼"了！

另一首新儿歌，也够辣的：

蚍蜉撼大树，

边摇边狂叫：

"我的力量大，

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

一张报，两个校，

几个小丑嗷嗷叫。"

这里的"一张报"，指的便是上海的《文汇报》；"两个校"则是"四人帮"当时的据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用"梁效"这笔名发表大块文章，攻击周恩来，批评邓小平。至于"几个小丑"，指的便是"四人帮"。

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导火线，就是那"一张报"。

3月5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3月5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3月5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于会泳手下那个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大块文章。这"初澜"是于会泳挖空心思才想出来的，取义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青，江青也。"初澜"即"出蓝"的谐音。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据说，因"版面不够"，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可是，也就在这个版面上，居然腾出位置，刊登了吹捧毛远新在辽宁"政绩"的两部电影的广告。

3月5日《文汇报》一发行，《文汇报》社不断接到读者质询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三·五"事件尚未平息，"三·二五"事件又风波叠起。

那是二十天后，《文汇报》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文中有一句话，深深激起了读者的震怒。那句话说：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所谓"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词"，谁都一看就明白的。至于"党内那个走资派"，显而易见，是指周恩来。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众多的读者反反复复捉摸着《文汇报》头版的那句话。短短几天之内，《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四百二十多封，抗议电话一千多次。

第8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5)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点燃起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张春桥的神经，像二胡的弦，一下子拧紧了。

张春桥的眼睛，天天盯着《内参》；张春桥的耳朵，夜夜听着各地爪牙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密报。

3月11日，福建省中部并不很出名的三明市，街头突然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的赵大中。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3月25日晚，南京大学有三十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南京轰动了！

这时候，来往于南京站的一列列火车，成了大学生们刷大字标语最集中的地方。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报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

大学生们最得意的一条大字标语，便是："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驴头"是谁？一想到张春桥那如驴之头，个个哑然失笑。

姚文元在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

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

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姚文元日记中所谓"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这"上海"其实应写作"上海帮"！

3月30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

"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3月31日，南京人民对"驴头"指名道姓了。南京市中心一座大楼上，醒目地挂出大字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4月1日，南京铁路中学校园水泥地上，刷出大字标语：

"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

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张春桥惶恐不安。他无法稳坐钓鱼台了。姚文元不时从《人民日报》那里，把"炮打"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地问姚文元："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红楼梦》？

张春桥自己答复了自己的提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罢，一声长叹！

张春桥的话，倒使姚文元记起《红楼梦》中的另一句格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姚文元在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

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

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姚文元和王洪文给南京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

于是，南京广为张贴《"四·一"电话通知》。这一电话通知，便是姚文元起草的：

中共中央电报通知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语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的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1日

不言而喻，所谓"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亦即"炮打张春桥"的文绉绉的代用词。

在4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紧急局势。

4月2日凌晨，"联络员"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情况：

第9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6)

主席：

4月1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它（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3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4月2日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1974年4月20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者注：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张春桥曾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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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燃起反"四人帮"怒火

4月3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而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适（势），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残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还有的人煽动成立群众组织，"要坚强，要防止一个个被击破"。这也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口号……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就在姚文元希冀"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南呼北应，南京的反张烈火尚未扑灭，蓦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烈火升腾，在丙辰年清明节总爆发了。

红色的广场，英雄的广场。1919年5月4日，三千多爱国学生在这里聚集，燃起了"五·四"运动革命烈火。如今，"四·五"运动又在这里爆发！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五，阳历4月4日，正值星期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两百万人次！一个又一个白色花圈，郑重地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无限哀思，一片深情，献给离世三个月的周恩来总理。据统计，从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4月4日深夜，共有一千四百多个单位献上了二千零七十三个花圈！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这一回，人们用一首首诗歌发出了心底的吼声，作为一发发炮弹，射向江、张、姚（当时王洪文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第9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7)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一首《赠某女士》，一时间万人争相传抄：

某女士真疯狂，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

这"某女士"何人？谁都一清二楚。

还有那首《大家看看什么人》，也是传笑一时：

真戏子，假党员，穿戴时髦臭美脸。

资产阶级野心家，天天梦想当太后。

《张三李四》之诗，人们悄声附耳作"注释"：

狐鼠幽会仙人洞，张三李四成了精。

乔装打扮"我独革"，恶直丑正惑君听。

"张三"何人？张春桥也。"李四"呢？那《庐山仙人洞》照片的作者李进，亦即江青也。

还有那需要"注释"的诗：

稗草妄自称乔木，腥风岂非出青萍。

诡言千番难成理，八亿心红眼自明。

那"乔木"，分明是张春桥的"桥"字，而"青萍"则指"江青"、"蓝苹"。

一时间，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人们对江青的怒火，在胸中郁积多年，终于大爆发了！

一首《读3月25日〈文汇报〉有感》，斥责张春桥为"伪君子，卖国贼"：

三月二十五，妖雾起黄浦，

《文汇》充当马前卒。

攻击总理真露骨，

当用开水煮！

伪君子，卖国贼，

谋权篡政心太黑。

几番梦中称王侯，

无奈是鼠辈。

好儿女，皆揩泪，

总理灵前列成队。

驱妖邪，莫慈悲，

要以刀枪对！

令人捧腹的是一张题为《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

人们拥着挤着，围在大字报前。于是，不得不由一个小伙子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轻蔑的哄笑声：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文汇报》负责人：

读贵报3月25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

丙辰清明

思念总理，总是伴随着斥责奸佞之辈。一首《斩河妖》，锋芒直逼江、张、姚：

斩 河 妖

读3月25日《文汇报》翻案奇文，怒火满腔，挥笔疾诗。

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

浦江摇桥闪鬼影，誓斩河妖红霞现。

诗中"浦江摇桥"，指的便是"江"青、"摇"文元和张春"桥"。

悼总理，斥妖魔。人们用诗痛斥姚文元：

谁说清明是四旧？

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

今发禁令何理由？

又有诗道：

前番悼念，又哄又压。

今朝扫墓，变本加厉。

言称四旧，用心毒辣。

还有的诗，诅咒姚文元道："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他死定无花!"

更有"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从南京传至北京，痛快淋漓地斥骂江青和张春桥：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域，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翘，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注：江青笔名"李进"的谐音），

化名蒋亲（注：江青的谐音），

年方六十，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迎接外宾，

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她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注："春桥"谐音），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啰，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己。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第9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8)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竿、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庇护张春桥。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捏了一把冷汗。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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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辰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中国，进入了大拼搏的时刻。

4月4日--星期日的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1976年2月25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市长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条。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一、74年1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74年2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75年1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75年7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第9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9)

1976年4月4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问，"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1956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待，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华国锋终于定下调子--"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以下是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抄自毛远新的记录本，文中的错别字是毛远新记录中原有的：

华：（国锋）

今天研究一下天安门的情况。

很严重，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

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二千零七十三个，单位一千四百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3号五百零七个单位送八百多个，4号四百二十个单位送四百五十个，大的有六米直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

3号有二十万人，4号有七八万人，最多的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

北京市：广播器材厂（761），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

重型电机厂，送了个钢焊的花圈。送的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多数人是出于怀念总理，有的是学校到那里去宣誓，批邓、教育干部。

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有的煽动、讲演，反动的实质很清楚。

诗词、悼词、小字报，有四十八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敌人利用这件事，性质和南京是一样的。

采取的措施：

1. 当场取证、拍照。向群众说这是反动的。结果有的公安人员被打。

2. 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

拂晓前清理一次，把花圈取走。

看热闹的人是多的。有的坏人来送，带一帮打架的人。

基层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下去了，今天明显减少了，向群众说明是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主席、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群众还是听的，很多人明白以后说不能去上阶级敌人的当，很多单位把花圈折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通知的，知道所谓"总理遗嘱"是敌人造的谣，广大工人说不能上敌人的当。

投入了五千民兵，三千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

对外部（地）进入北京的火车车辆，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刷掉。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

邓小平从（19）74年--（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与论准备，什么批林批孔是批周公，什么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并造了大量与论说某某人要夺总理的权，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

明显地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有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

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这次这样的逆流。过去是都是说想念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华：

这次有个迷惑人的借口是《文汇报》的3月6日、24日来骗人，说是《文汇报》实际上是攻击中央的。

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的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

即便在那样忙碌的时刻，姚文元仍不忘写日记。他在4月4日──清明节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

第9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0)

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

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道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

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

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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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秃子"》怒斥姚文元

"联络员"毛远新也很忙。4月5日，毛远新就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这一报告经毛泽东圈阅。文中错别字是原件中原有的：

主席：

4月4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3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总理，某某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市委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很多人，公安派出所也要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批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在群众中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话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全文背下来，还边读边流眼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的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万人）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9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1)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4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三个营（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5日晨五时）在五万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传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至战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退毛远新

4月5日晨

4月5日中午，人民大会堂。一扇玻璃窗后边，一双三角眼在望远镜后面窥视。张春桥看毕，颓然把望远镜递给站在身边的姚文元。面对从四面八方自动涌来的成千上万戴白花、挂黑纱的人们，张春桥和姚文元脸色惨白，手心的冷汗把望远镜弄得湿漉漉的。

愤怒出诗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以后，传诵一时。

另一首题为《斥"秃子"》的诗，锋芒所向，直指姚文元。这首诗痛斥了姚文元的卑劣行径--1976年2月6日，姚文元指令《参考资料》(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参考》)转载香港某报一篇极其恶毒污蔑周总理的文章，往尸骨未寒的周总理身上大泼污水。

2月6日大参考，

为何举起敌人刀？

是疏忽吗？

不，是鬼花招！

必须老实交待，

是谁拍板定稿？

你想造谣中伤吗？

总理白璧无瑕，品德崇高。

你想借刀杀人吗？

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

来吧，

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

又有一首《秃儿想掘坟》，怒斥姚文元：

神州欲变，

风雨已弥天。

昏星暗月，

红日当空已难显。

自从总理别世去，

灰撒锦绣江山。

百花痛，含悲念，

声泣语更咽，

人心皆怀念。

秃儿想掘坟，

悲剧又重演。

妖婆想统赤县，

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还有一首《三人只是一小撮》，诗中暗藏"桥"、"摇"、"江"，谁都明白所指何许人：

断桥飘摇春寒冷，

浦江浊水走鱼精，

挥的撒下铺天网，

刀下鱼精现原形。

在诗潮怒火之中，密探混迹于人群，抄来天安门广场上一首首"反诗"，如利箭钻心。姚文元自知"江桥"在"摇"，面临倾覆的危险。

他，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他所"目睹"的"天安门广场的表演"--4月5日日记：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记（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万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今晨，我已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的情况在政治局会上报告并请远新同志报主席。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均（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第9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2)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响了，吴德同志录音讲话反复讲反复播放。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人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北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姚文元预感到末日不远了。他，磨刀霍霍，要以笔为刀进行大讨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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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

在"四人帮"之中，姚文元处于最前线。这位"舆论总管"每天都要发布消息，指挥舆论工具。

姚文元尤其严密控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叫鲁瑛。姚文元不断给鲁瑛发出指示……

1998年11月25日，笔者在北京《人民日报》社采访了鲁瑛。

鲁瑛虽然年逾古稀，但是身体硬朗，居然还在上班！

据鲁瑛说，他1927年10月3日出生于山东黄县。黄县位于渤海之滨，烟台之西，招远之北。黄县当年是山东的富县。谚云："山东一百?誘八县，饿死一百?誘七县，饿不死黄县。"

鲁瑛说，尽管如今连他的身份证上都写着"鲁瑛"这名字，其实他并不姓鲁。他原名刘殿松。现在除了档案上的记载之外，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

鲁瑛这名字，像女性的名字。他这么个七尺男子，怎么会取了个"鲁瑛"的名字？面对我的提问，鲁瑛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起了"鲁珉"，我马上记起这十分熟悉的名字。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中，担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曾是重要的人物之一：1971年9月11日晚，林彪之子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向鲁珉出示了林彪的手谕，要鲁珉驾机炸毛泽东专列。鲁珉深知此事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意把眼睛弄红肿了，第二天住进医院，躲避此事……紧接着，便发生了林彪在蒙古"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

我问鲁瑛：鲁珉是不是你的兄弟？

鲁瑛笑道，鲁珉其实也不姓鲁，原名刘振渊，只是他的中学同学而已，不是兄弟。

原来，鲁瑛和鲁珉在中学里，都是"展扬户"──也就是"冒尖户"。不仅成绩优异，而且体育运动也很突出。那时，不论是篮球、排球、马拉松跑、撑竿跳高、徒手跳高，鲁瑛都是全校第一；鲁珉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是样样在行。

此外，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名叫曲道原，在美术方面是"冒尖户"。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三人都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想去报考设在根据地曲阜的山东大学。不过，生怕去了根据地会连累家人，他们三人决定改名换姓。

换什么姓呢？他们三人都一致同意改姓鲁，因为鲁是山东的简称。至于名字，都用"王"字旁，起好三个名字："瑛"、"珉"、"琦"。谁叫什么名字，以抓阉来定。

刘殿松第一个抓阉，抓了个"瑛"字。他很不高兴，觉得这名字像女人的名字。但是这名字已经抓在他手里了，不肯也得肯。刘振渊抓了个"珉"字，从此叫鲁珉。曲道原则从此叫鲁琦。

第9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3)

不过，临出发之前，鲁琦给家里拉回去了。鲁瑛和鲁珉进入了根据地，进入了山东大学……

在山东大学，鲁瑛分配在第四班。那时候，条件很差，学生们睡地铺，挤在一起。鲁瑛传染上疥疮。

就在这时候，部队来挑人进空军。鲁珉身体棒，被选中了，进入空军。照理，鲁瑛也完全可以进入空军，只是那讨厌的疥疮，使他在体检时遭到否定！

后来，鲁瑛被分配到文教部门：先是到山东《渤海日报》当记者，后来进入山东《大众日报》。接着来到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社办公室主任。最后调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

在电话里，姚文元一道道指令，通过鲁瑛之后，很快地就在《人民日报》上体现出来。

姚文元通过鲁瑛，还紧紧抓住内部刊物《情况汇编》。在4月5日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一连出了十几期《情况汇编》。

《情况汇编》的印数很有限，可是，在姚文元看来，比《人民日报》还重要。姚文元曾说过："这个小报，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要大。"

为什么呢？因为《情况汇编》直送毛泽东。卧病之中的毛泽东，无法像过去那样走遍山山水水，只能靠一纸《情况汇编》了解外面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情况作出决策--发布"最高指示"。另外，《情况汇编》也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同样也影响着这些高层政治人物的视听。

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谎报汇编》。

4月4日，《情况汇编》上原本编入了一首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试作》：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烧，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捏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姚文元大笔一挥，斧去上半阙。再删去"捍卫咱，周总理"以及结尾句，变成了"民同者，团结紧，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然后，姚文元加上批语："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外，还想搞行动。"本来，那首《满江红》纪念周恩来、斥骂"四人帮"是很鲜明的，经姚文元一删、一批，变成了"反党"、"反革命"。

4月5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贴出一首五言诗，把"四人帮"比做"闹鬼"、"豺狼"：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姚文元拿到抄件之后，竟把"泪"字改成"血"字，变成了"洒血祭雄杰"。光是这么改，意犹未尽。他从探子们抄来的许多诗挑选了一下，选出另一首，加以删节，与那首五言诗"拼接"。虽说一首五言，一首自由体，"拼缝"非常明显，"舆论总管"也不管了：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姚文元把这首诗编入《情况汇编》，并亲笔加了这样的按语：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这期《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首诗，也就被认为是天安门诗歌中"最最恶毒"的一首，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交公安部门立即作为要案加以侦查。

姚文元的造谣"想象力"异常丰富，以至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他甚至说，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哪里是在给周总理献花圈，那分明是在祭奠蒋介石！

怎么会扯上蒋介石呢？原来，姚文元从港台报道中见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举行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纪念典礼--蒋介石是在1975年4月5日去世的。姚文元移花接木，把与此毫不相干的天安门事件，硬跟蒋介石之死牵扯在一起。

其实，这位"舆论总管"，早就精熟"移花接木"术：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召开之际，新华社要发出一张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主席台上交谈的照片，姚文元"审查"时，认为应当"加"上王洪文。于是，从别的照片上剪下王洪文，"移"入毛、周之间。

第9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4)

江青见到记者拍的她与许世友在一起的照片，便给"舆论总管"打来电话："我不和许世友在一起，我要和春桥在一起。"于是，姚文元下令，把照片上的许世友头像换上了张春桥的脑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新华社选了1964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毛泽东、朱德到机场欢迎的照片，准备发表。姚文元一"审查"，下令剪去毛泽东和朱德，顿时，变成了周恩来独自一人在机场。

当年，希特勒德国有位大名鼎鼎的"舆论总管"--宣传部长戈培尔，以撒谎、造谣著称于世。姚文元居然成了"戈培尔第二"。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迟浩田将军在1976年12月10日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揭发材料：

中央宣传口并报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社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年12月10日

"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

今年（引者注：指1976年）3月底，清明节前，许多群众陆续前往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花圈。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南京事件后，姚文元两次指令鲁瑛："要注意北京的情况"，并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鲁瑛秉承姚文元的黑指示，派记者日夜轮流守在天安门广场，收集情况。根据有关记者的揭发，并查看了姚文元对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编发的十二期《情况汇编清样》（这是专送姚文元看的，经他修改、同意后，才能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以下简称《清样》）的亲笔修改件，证实"四人帮"在处理材料中耍了许多阴谋，搞了不少假情况，蓄意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

一、扣发或删去有关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内容。

例如：4月1日和4月4日上午的两期《清样》，除有一部分揭露"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外，主要是反映群众前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规模，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深切悼念周总理的情景，姚文元全部扣住不发。……

二、对广大群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内容，姚文元作贼心虚，大砍大删。

4月3日的《清样》，反映了一份《倡议书》的下列内容："说共产主义的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者们，凭说共产主义的空话，窃取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灵魂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清样》还反映了一些诗词的内容，如："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桥红霞现。"这些内容，都被姚文元一笔勾销了。

4月4日的《清样》上，刊登了署名"首都几名红小兵"的一首诗："怒恨国贼，又刮黑风，正告你们，小小一撮，人民威力，不要小看。"还刊载了署名"北京地安门中学学生"写的题为《承志捉鳖》的诗："何惧寒风刺骨，誓把妖叛全消灭，敢翻怒涛下海洋，捉贼鳖！"姚文元也全部删掉。……

三、肆意删改，颠倒是非，给群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例如： 4月3日的《清样》上，刊载了一首诗："丹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姚文元强加了如下罪名："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4月4日《清样》刊载的一首题为《清明节呐喊》的诗写道："……"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姚文元在这首诗的后面加了一段话，恶毒地叫嚷："这除了上海之外，还把矛头指向辽宁，暴露了策划者的一部分意图。"

4月5日的《清样》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此，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许多人叫着："打死他！打死他！""姚文元别有用心地删去了"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句。经他这样一改，是非完全颠倒，对诬蔑周总理的坏蛋表示极大义愤的革命群众，却成了无缘无故要"打死人"的"暴徒"。

4月5日的同一期《清样》说："有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有了，便聚众"抗议"。"姚文元把"有人"改成"一小撮坏人"，把"聚众"改成"煽动一伙人"。经他一改，那些送花圈悼念周总理的群众竟变成了"一小撮坏人"。

第9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5)

4月5日的《清样》上，姚文元把一首新体诗怒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全部删去，印发《情况汇编》特刊时，把剩下的半首诗同另一首旧体诗拼凑在一起，手段极其卑劣。

四、蓄意收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有"联系"的材料。

天安门广场绝大多数悼词，都是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的，因此，4月初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上都没有反映出天安门广场事件与邓小平有"联系"的内容。4月4日晚，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份材料，文中写道： "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如获至宝，等不及编发《情况汇报清样》，立即用电话向姚文元报告。姚文元听后说，他要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还让鲁瑛把这份材料送给毛远新看。

鲁瑛还根据姚文元要派记者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了解一下"的黑指示，在4月3日和4月4日连续编发两期关于半导体所的《情况汇编》特刊，反映该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中一期特地指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所在的科技处做了什么样的花圈。其用意是说：这花圈是邓小平煽动做的。

4月中旬，鲁瑛等人又编发了一期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行"的《情况汇编》特刊，其中刊登了几张照片。姚文元看后大为恼火，责问："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是与邓小平有联系的。"一语道破"四人帮"迫切需要同邓小平有关系的材料。

五、反映4月5日事件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经"四人帮"一伙改编后，成为《人民日报》4月8日刊登的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在这一改编过程中，"四人帮"不仅对鲁瑛面授机宜，出了许多黑主意，姚文元还自己动手增删，塞进了不少私货。

鲁瑛在主持改编的过程中，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蓄意扩大事件的严重性，把这次事件说成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把文中的"这伙人"一律改为"暴徒"；把"一小伙闹事的人"改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鲁瑛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在这篇报道中写了下面一些话："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姚文元在改编过程中，还亲笔加了："吹捧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是暴徒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

六、在天安门广场事件期间，"四人帮"十分活跃，同鲁瑛联系密切。

4月5日凌晨五时，王洪文蹿到天安门广场工人民兵临时指挥部的小楼上，对张世忠、马小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性质，要他们坚决顶住，并大谈工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同国内走资派做斗争。鲁瑛把这当做报纸宣传的新精神。王洪文还曾专门打电话给鲁瑛，让他提高警惕，注意有人要冲人民日报社，并要鲁瑛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里偷看天安门广场情况时，用望远镜看不清纪念碑前人群中的情况，姚文元马上打电话叫鲁瑛派记者到纪念碑前看情况，然后回来报告。

4月7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鲁瑛和几个记者，赞扬他们反映了重要情况，还同鲁瑛等人碰杯，饮酒祝贺。……

1980年5月12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第一书记吴德，曾这样回忆"四·五"情况：

4月4日晚，政治局在人大会堂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说：没有发生大问题。我要求把花圈多放几天，作好群众的工作，再送八宝山烧掉。大家也都同意这样做。这时，人民日报的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份报告，讲在纪念碑西角有人演讲骂江青。姚文元读了这个报告，"四人帮"就闹了起来，质问我知道不知道。江青还骂我是"老右倾"，"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并通知我马上去抓这个人（演讲者），她又蛮横地说：现在清明节已过了（夜里十二点）要把花圈全部搬走。我提出是否再放两天，不然群众不答应。江青说不行，闹得气氛很紧张。这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又改变了大家原先的意见，同意了"四人帮"的意见，拍了板，让我马上执行。（当夜抓了三百八十八人）所以，5日群众就火了，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烧了汽车、小楼。

4月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口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性质变了，变为反革命的性质。于是，政治局决定：

第10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6)

1.调动民兵解决问题，民兵可拿起木棍，由×××同志指挥。（原定要调十万，实际调了三万多）并指定晚八时动手。

2.先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广场，开始拟以广播电台的名义广播。后来政治局又批评了持不同意见的群众，要我广播讲话。

会未散，我和×××就赶回市里布置。吴忠同志（卫戍区司令）对我说：不要急着出动民兵和部队，要等广场上的群众走得差不多了才能下命令，不然会出大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向后拖的办法。我同意了，并让他去掌握。

晚六点半，发表广播讲话后，群众陆续散去。但我的许多话是错误的，如提出"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反革命破坏"等。我们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广场人少了，才出动民兵。在此之前，部队已包围了纪念碑。4月8日，政治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仍是毛远新传达的，主要是布置抓人，追查。

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华国锋和政治局的同志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情况，不时用电话催促布置和出动民兵，进行指挥。我执行了华国锋和政治局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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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4月6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起草，通报全国。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已见报，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姚文元在日记中所记毛泽东的话"士气大振，好!好!好!"，是毛泽东在4月6日与"联络员"毛远新谈话时说的。

4月6日凌晨，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如下的报告：

主席：

5日夜到6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5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二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动的东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的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第10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7)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拘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三、四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退毛远新

4月6日三时

4月7日上午八时五分至九时十五分，毛泽东听了毛远新汇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以下是毛远新整理的谈话记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

（我汇报了4月5日、6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我：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我：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我：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等。

（我：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我：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我：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我：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

（我：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第10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8)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叶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我：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挥手）快，谈完就来。

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毛泽东晚年，中国的政治生活，本来就已经很不正常。毛泽东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毛泽东成为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虽然批判了林彪所谓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话，仍处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决定，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依据。

然而，在天安门"四·五"事件期间，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他终日卧于病榻之上，与外界隔绝，甚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之间也极少交流。"联络员"毛远新，便成了毛泽东与外界、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唯一通道。

"联络员"是毛泽东病重时出现的特殊而举足轻重的人物。

毛泽东作出"最高指示"的依据，是"联络员"的汇报。

"联络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向政治局传达的，便是"最高指示"。

由于"联络员"本身，具有很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就带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同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时，又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带了进去。

正因为这样，"联络员"的出现，使得本来已经很不正常的中国政治生活，变得更不正常。

1980年10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倒是十分真实地记述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来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让汪东兴在中南海找个房子，让我爱人和孩子临时到里边来见见就行了。这个安排我没同意。这期间，我也没到外面去，对外面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1976年4月5日上午，八点左右，毛主席正重病卧床，值班医生和护士看护。这时，江青手拿一根木棍来到主席住处，问我："主席醒了没有？我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抬了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主席睁开眼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用红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真相》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据说，江青、张春桥在天安门"四·五"运动平息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酒会，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了。

听了毛远新所传达的毛泽东指示，"舆论总管"姚文元变得异常忙碌。他在4月7日所写的日记，是他那天在"关键时刻"所做的一系列"舆论"工作的详尽记录：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引者注：指上面所引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在当天上午的谈话记录）。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道，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1.首都：2.天安门；3.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

第10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9)

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

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

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局的邓岗、萧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了写稿的战斗。

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稿子改、排、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六时四十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

七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已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

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着，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宏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成"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解散了。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

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迸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眼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

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纪念。（引者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二六五期等四期简报订在日记中，留作"纪念"。）

姚文元日记中所写及的"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是指4月7日晚上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项决议。

那是7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7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两项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便向全国广播：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第10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0)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王、张、江、姚对《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欢欣鼓舞，因为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然而，他们忧喜参半，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1975年12月16日病死，李德生于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翌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中共中央两项决议。

从1976年4月8日起，姚文元开动造谣机器，在全国各报刊登《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长篇文章，对革命人民极尽污蔑之能事。

姚文元显得异常兴奋，在4月8日的日记中居然还"作词一首"：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2）社会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

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

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

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嚎风四起，恶鬼逞狂凶。

工农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

霹雳震，怒涛涌，扫黑风。

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

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

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封奇特的信。那信封正面写着：

"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

信封背面却写着：

"请戈培尔编辑收"

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一张4月8日的《人民日报》，登着那篇《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刊头，那"人民"两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谣"两字，成了《造谣日报》。

报上，加了正气凛然的批注：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这就是人民的声音！"舆论总管"见到了《人民日报》社作为急件送来的这封信，气得嘴唇都发紫了。

一个多月以后--5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姚文元授意的、署名"梁效"的长文《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姚文元在审看大样时，反复琢磨了文中一句结论性的话：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第10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1)

姚文元以为，这句话还"不够深刻"，拿起秃笔，圈去那个"是"字和"一手造成的"，加一句，变成：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舆论总管"开足了宣传机器，把成束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姚文元以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把落日的余辉吹嘘成灿烂的朝霞。

越近末日，这位"舆论总管"越是疯狂。在他"总管"之下的舆论，造谣惑众，欺上瞒下。

张春桥在1976年4月18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4月5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引者注：指位于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张春桥度过了4月4日的危机，到了4月5日便如此"神气"起来。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四人帮"，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在天安门那众多的诗词中，忽地冒出许多悼念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诗篇，颇为耐人寻味：

自古长江从天落，巾帼英雄有几何？

开慧烈士最忠贞，伴随主席鏖战多！

人们怀念杨开慧，那是因为江青是"白骨精"!有的诗颂杨贬江写在一起，更显示了人们的爱憎：

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

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

那"青草"，指的是江青，"骄杨"则不言而喻指杨开慧。

江青一气之下，在1976年5月，指派亲信把《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关于"骄杨"的注释删去了--虽然这条注释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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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王洪文成了公子哥儿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1976年5月27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1976年7月6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4月7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却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其一：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其二：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他们在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

第10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2)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1976年7月上旬就把钓鱼竿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7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7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8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8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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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再揪"走资派"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在1976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1964年12月12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

"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1976年5月2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

"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5月3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

第10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3)

"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6月23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

"要抓大官，抓上线。"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舒龙山说：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叶正光说：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曹光琳说：

"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1976年5月13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老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

"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1976年7月16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

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1976年7月20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杨春甫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搞掉李先念。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7月20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

远新同志：

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第10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4)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杨春甫

7月20日晚

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甫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

今年7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像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甫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拿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钉。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得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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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建立"第二武装"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他自知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

"江青有野心。"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7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写字。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遒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在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

第10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5)

患帕金森症的毛泽东，用颤抖的手，给华国锋写下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打倒新老走资派！"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样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1976年8月10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

"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丁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王洪文甩掉钓鱼竿，突然出现在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1967年8月7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1967年9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

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1970年6月7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1973年9月18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1973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第11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6)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1974年3月20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

"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1975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9月18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

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正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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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片刀光剑影

1976年4月8日凌晨，酣梦正香的王秀珍，被电话铃声吵醒。

抓过电话耳机一听，她睡意顿消。从耳机里，传出王洪文那熟悉的声音："秀珍吗，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王秀珍连忙问："什么事？"

王洪文说道："天安门事件，总算过去。不过，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问题，简直是"豆腐兵"，连对付学生都感到吃力。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决不能像北京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向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达你的指示。"王秀珍连声答应。

"注意保密，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嘱了一句。

从电话耳机里传出的王洪文的"指示"，像槌子一样敲响了王秀珍这面锣。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响了起来。

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马上落实、贯彻"王副主席指示"。他们制订了代号为"反击一号"、"反击二号"、"反击三号"三个作战方案，以应付突然发生的不同事态。

第11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7)

上海民兵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政治挂帅"，学习上海民兵指挥部印发的《民兵宣传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要随时准备粉碎""武装暴乱"。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

"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

"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1976年6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如马天水所供认：

"1976年6月27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8月10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8月10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

市委、市革委会：

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一三○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干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干排，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上海民兵指挥部

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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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

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但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1976年7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萧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萧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萧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萧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第11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8)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萧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据萧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

"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也无法使毛泽东永生。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1976年2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引者注：应为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二十多天后，7月6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第11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9)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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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道

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

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8月26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

8月28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

8月30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双关语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9月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第二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9月3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江青在大寨拍了许多照片，内中既有骑马的照片，也有拿着青草喂鹿、逗兔的照片。

毛泽东病情转危。9月5日晚九时半，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返回北京。

大寨交通不便。夜十一时，江青从山西阳泉上火车，两个多小时之后到达石家庄。一路上，江青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

一架专机在石家庄等候江青。

上了专机，飞行二十多分钟，这才赶到北京。

毛泽东是在8月下旬病情加重的。8月28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9月7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江青赶到的时候，毛泽东虽然神志还清醒，但是双眼紧闭，已经气息奄奄。

第11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0)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2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1973年10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关于这些钱，张玉凤处还存有江青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置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写的那条子，一手"毛体字"，可是那行文之啰嗦、琐碎，跟她平时的讲话、报告一个模样。

向来办事不后悔的毛泽东，却对于自己与江青结合感到后悔。然而，他又无可奈何。毛泽东曾对卫士长李银桥以及汪东兴透露自己心中的烦闷：

他曾经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我办事从来不后悔。事实上，他在很多事情上是后悔的。他承认过，他同江青结婚是过于草率了，江青没大过错，不好离婚，而且按照他的身份，这样做影响也不好，只得凑合着过。这是婚姻上的后悔。而他最大的后悔是看错了一批人，用错了一批人。

汪东兴曾经介绍过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情形，在1971年林彪出了事，毛泽东异常痛苦，他说："是我瞎了眼。"他的身体明显地衰老了下来。以后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都很失望，说，我看错了一批人。在延安时，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五十个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就行了。王洪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经过毛泽东点头的，但这个人并不真懂马列主义，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皮毛都不懂，毛泽东对于自己把他选作接班人，是很后悔的。

他对于江青，毛泽东不仅是在婚姻方面后悔，他对于这个人在文革中的行径也是很不满意的。林彪把江青抬了出来，江青是借着林彪的力量从一个无名之辈一下子上升到政治局委员。开始，她与林彪伙在一起，毛泽东要把他们扯开都扯不开。给江青从九级，提到五级，也是林彪干的。连中办主任汪东兴都不知道。以后报告了毛泽东，他很生气，明令把多发的钱都退回去。江青和林彪，是后来才分成两派的。江青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是九大选的，那次会是两派的权力分配。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不满意，是越来越严重，不让她插手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以至提出了"上海帮"、"四人帮"的批评，为以后中央采取行动，粉碎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依据。（注：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67~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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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9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9月2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第11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1)

9月8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江青并没有参加值班。但是，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她不住钓鱼台，住中南海。她在中南海的住处，就在毛泽东住处旁边。

9月8日，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处于非常危急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9月8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8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医疗组的这一揭发材料，载入中共中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9月8日下午六时多──离毛泽东去世只有五个多小时，江青却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北京新华印刷厂。

江青怎么会忽然跑到新华印刷厂呢？

据说，江青获得"情报"：有"特务"在那里搞她的"情报"，搞中共中央的"情报"！

江青所说的"特务"，并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的高级特务"！

到新华印刷厂搞什么情报呢？

这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讲话稿，在新华印刷厂排印。

江青突然跑到新华印刷厂，为的是在那里"查特务"！

据新华印刷厂连秀荣、韩致仁、李同彦、赵家玉、伊淑珍、姜信之、张世忠、葛运通、罗孟琦等九人在1976年10月30日所写的材料说：

江青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来厂。江青一来直奔防震棚（引者注：在唐山地震之后，当时北京普遍搭建防震棚）。

当时棚里没有人等候。连秀荣同志赶来时，江对连发脾气。江说："我就请了一个小时假，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我从大寨来。"

当迟群、谢静宜来了以后，江急着问迟群："你给我带来材料没有？"江青拿过材料批划。江与迟、谢三人低语一阵子。

后来，江突然问："小谢，我问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答，你知道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高级特务，监视我，搞我的情报。"

又说："工人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谁是特务，站出来，自首，保护自首的。"

又问迟、谢说："你别急，会弄清楚的。"

江又说："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

守在毛泽东床前的是张玉凤。

医生们忙于抢救垂死的毛泽东。

江青从新华印刷厂回来后，曾在毛泽东床前守候，夜深离去。

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

当9月9日零点刚过，才十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

张玉凤奔出毛泽东卧室，疾步走向毛泽东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报告噩耗。

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迅速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

后来，姚文元曾这样描述他在现场所见：

她头发散乱，神色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呵！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

她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姚文元所述，应当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三十八年的夫妻感情。

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1976年，长达四十一年。

这"八十三"、"四十一"，恰巧构成"八三四一"--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尽管这是偶然的巧合，可是却也是太巧的巧合！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

第11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2)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以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中国人在龙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以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人。

1976年是龙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降的一年：

1月8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遭到镇压；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九十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八十三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

"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

"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

"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

"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

"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

毛泽东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虽然毛泽东曾被不适地夸大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而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名代表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应该是"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在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八年名义上张闻天是中共中央"负总责"，而实际上的"负总责"是毛泽东）。

在漫长的四十一个年头中，毛泽东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所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为"毛泽东主义"。由于毛泽东以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际，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在遵义会议十年之后，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四十一年的中共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共。随着中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泽东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随着毛泽东国际威望的提高，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举足轻重的领袖。

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的撒手西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中共四十一年最高领袖命运的结束。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

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因此，在中共中央9月9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　 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当当响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便飞到中共中央，飞到江青手中。这些信件，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寄出的。

一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人，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去信，写道：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另一封信写道：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一封封"时乎不待"的信飞来，宣称"效忠"江青，"劝"江青"进"升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第117节：末日的疯狂(1)

第二十四章　末日的疯狂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年9月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9月11日晚、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米士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笔者在1990年7月15日访问了米士奇。据米士奇告诉笔者，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二十四小时一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翌日，王洪文意欲夺取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米士奇记得，他来到紫光阁休息室，用那里的两部电话── 一部红机、一部黑机（不是曾经传说的"十七部电话机"），往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内中不包括上海和北京，因为廖祖康关照他，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9月10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人，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米士奇，熟人们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辈。他不是高干子弟，也向来没有跟中南海沾边。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国的政治神经中枢。

那是六十年代初，中南海发生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那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很重要，提议装个录音机录下来，以便整理、保存。那时的录音机很大，显眼地放在会议桌上，压根儿不是什么"窃听器"。有一回开会，毛泽东看见负责会议事务工作的刘吉顺在摆弄录音机，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刘答："先进设备，给首长讲话时录音用的。"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

第119节：末日的疯狂(3)

对于江青来说，手中最重要的"王牌"，那就是"毛主席的旗号"。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1985年接见美国作家、《毛泽东传》一书的作者R·特里尔时，曾这样深刻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江青同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

毛主席同江青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叙述他们关系的许多变化，总之，毛主席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很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她是一个歇斯底里，残酷无情的人，是个野心家。他们夫妻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种表面形式。

但为什么她在"文革"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江青并没有什么学问，思想非常极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充满了仇恨，但她的思想投合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极左的思想。

因为我跟毛主席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

假如要写个人传记，这是毛主席很大的不幸。

但毛主席使用林彪和江青是有责任的。

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1992年4月2日至3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稿，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0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稿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张春桥所说的"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第120节：末日的疯狂(4)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注：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伫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瞩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延总统庇隆（1895~1974）死于任内。

摄影记者杜修贤近距离目击了这一幕，他这么回忆道：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时，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悲壮的礼炮鸣响了三声，将新中国二十七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空前的高潮。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重，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重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第121节：末日的疯狂(5)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说走都走了，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主席也走了。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三分钟里我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我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这时我是站在城楼的东面，我等会儿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我就跑到叶剑英的西面，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的人最小。

我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儿送审照片时，还担心他会指责我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得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料，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我的话头："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就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注：顾保孜：《红镜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9月21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9月23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9月28日派萧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小人苦哉！"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就要到末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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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节：末日的疯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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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华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当时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晚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9月29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9月19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第123节：末日的疯狂(7)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1984年6月15日，当时的会议参加者汪东兴在医院接受中共中央研究室负责人采访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9月29日，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研究毛主席刚逝世，国庆节怎么过。他们（"四人帮"）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去开学习会，我们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会，请各方面代表参加。结果按前种意见办了。"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曾详细回忆他1976年9月29日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情景。以下是秦城监狱的笔录：

审判员：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姚文元：下面我想交待一下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审判员：好，你说吧。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以后，除了讨论两个文件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就是国庆节前一两天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毛主席的病情。因为有一部分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不了解毛主席的病情，医生汇报完了之后，又讨论了一个外交部的文件。

审判员：是什么文件？

姚文元：就是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一个发言。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我对这话，没有提不同意见，我只提出要加上中央的两个文件。

审判员：哪两个文件？

姚文元：即《告人民书》和华主席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也同意，后来就加上了。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接着华主席宣读了一封毛远新的来信，大意是：我是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来工作的。毛主席逝世后，我要求回辽宁。当然中央如果有新的指示要我留下来，我服从决定。李先念同志说："还是让他回去吧，有事还可以再来嘛。"张春桥说："他的事还没有完，办完了再走。"所谓事情没办完，是指整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当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提出戴黑纱的问题。先是张春桥提出政治局委员有的戴黑纱，有的不戴，这样不统一，群众看了会有意见。江青说："黑纱统统拿掉，毛主席逝世不再戴黑纱了，我带头，我第一个把它拿下来。"她说完就把自己臂上的黑纱拿掉了。并让其他人也拿下来，还站起身一个一个把别人的黑纱给摘下来。她摘了一部分。这也太过分了。后来，张春桥提议国庆节天安门开座谈会，由吴德准备发言。江青还提议要参加象征性劳动，大家没有同意。这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讲了很长一篇话。

第124节：末日的疯狂(8)

审判员：江青都说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讲话的大意是，大家要团结，要同心协力，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她还没有讲完，许世友同志就站起来责问她："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江青解释说："我并没有说你嘛。"许世友很愤慨地批评了江青一通。有些老同志就劝说。江青还在那里讲。我看到老同志很疲劳了，就说：你们先走吧，让她一个人去讲吧。叶剑英副主席就先走了，最后就剩下几个人。在那个会上，江青骄气是很大的，盛气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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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舆论总管"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总管"肩负着他的伙计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姚文元在毛泽东刚刚去世时，就已经担心会发生"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这样的事--言外之意，会发生突然事件！

鲁瑛这样写道：

9月9日凌晨。姚文元在怀仁堂布置宣传（毛泽东逝世）任务后，把我留下来单独密谈。

姚文元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你要有所准备，如果电话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

我听后心领神会，并为姚文元出谋划策说："毛主席逝世后，首先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小心些。"

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个大民兵哩！"

他还指使我说："主席逝世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会乘机捣乱和破坏，你们要密切注意情况，及时反映。对内部也要布置一下，做些准备，包括你们几个负责人的安全。"

根据姚文元的指令，我当即返回报社找萧泽曜、刘治平（党组成员）进行布置、传达，派出民兵昼夜加强巡逻、值班，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舆论总管"姚文元居然捏造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来!

1976年9月16日，在"舆论总管"的指挥下在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向全国公布"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这么写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第125节：末日的疯狂(9)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按"文革"方针办。"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革"休戚相关的。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成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宣传总纲领。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又迅即由新华社传向全中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据新华社电话记录稿，查到姚文元的一系列"指示"：

9月19日

文元同志指示：

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

9月19日

文元同志电话：

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

1. "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

5. 关于三要三不要（引者注：指1975年5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9月20日

（凌晨）二时文元同志又来电话：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9月23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9月30日

文元同志凌晨三时电话：

30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

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为什么如此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呢？

1980年9月4日，姚文元接受审讯时，曾这样交待：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引者注：指"按既定方针办"）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注：《姚文元案卷》，"审讯笔录"，第81卷5页。）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根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

华国锋当时看了，却并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论发表翌日──10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第126节：末日的疯狂(10)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

"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罢了。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四个醒目的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

叶剑英向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在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四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的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四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第127节：末日的疯狂(11)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写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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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筹备"最盛大的节日"

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出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

"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

"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

"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9月28日，江青来到北京清华大学一个附属工厂--当时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退休干部时友人先生1996年3月28日给笔者来信说：

"9月29日（引者注：应为28日），江青到昌平县南口镇附近的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俗称清华200号，即现在的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因当时我正在该厂工作。江青那天来时兴师动众、戒备森严，迟群、谢静宜亲临现场组织全厂教职工夹道欢迎江青，又选少数人陪她到该厂附属的果园散步、摘苹果，后又到办公楼听汇报和休息，听说原打算晚上还安排了活动，后因中央通知晚上开会才提前返城。"

第128节：末日的疯狂(12)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9月28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

"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10月1日，活动频繁的江青又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4月4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2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还说：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 （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

10月2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1969年3月2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1973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10月4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10月2日，华国锋在审阅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

第129节：末日的疯狂(13)

"梁效"的文章强调：""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10月5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0月6日，据摄影师杜修贤回忆，江青那天下午是这么度过的：

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我，从我的家找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顺藤摸瓜找到了国务院的办公室，当别人告诉我是江青处的电话，我还不相信。她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可是电话千真万确是找我的，叫我下午一点到毛泽东的故居──游泳池。

"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我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明明我来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谓"迟到"的含义，"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发泄欲和宣讲欲得到了满足，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合影时她理所当然地站在大家中间。我的镜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哪个镜头里有江青的身影哪个镜头里的人物表情就异常严肃，双足立正，两臂僵直，肌肉紧绷，活像木偶荟萃。如果镜头里没有江青，人物表情就活泼自如，嬉笑轻松，其乐融融。

……

游泳池拍摄后，我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兴致勃勃叫住我："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注：顾保孜：《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的最后镜头》，载《知情者说》（4），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江青在景山公园拍完摘苹果的照片，回到中南海，天色已晚。

就在江青吃过晚饭之后，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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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穷途末路

张春桥在覆灭前夕，频繁地通过萧木发出对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在"证言"中这样写道：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张春桥的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萧木（王洪文处工作人员）到钓鱼台住，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萧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对我说："叫萧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萧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萧木到张春桥住处（钓鱼台九号楼）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离审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发交待：

"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第130节：末日的疯狂(14)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

1976年9月18日夜

几点说明：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第131节：末日的疯狂(15)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居然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 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75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第132节：末日的疯狂(16)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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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预感末日来临

姚文元已经清楚地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姚文元收到一封信，使他坐立不安。只是他不敢把这封信在"四人帮"中传阅。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他便谈到这封来信：

问：继续交待向你提出的问题。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

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另外，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了很多的秘密。

第133节：末日的疯狂(17)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那封来信，使姚文元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面对审问，姚文元继续答复：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问：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

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及自己矛盾的心境，也写及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还写及张春桥"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但是，姚文元声言，他要"战斗"：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像，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

晚上，同英（引者注：指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第134节：末日的疯狂(18)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10月3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找来谈话──进行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

在中央专案组1979年整理的《姚文元案卷》第二一二卷，有这样一段揭发材料：

姚文元同鲁瑛的第四次密谈，是为了组织"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

"四人帮"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阴谋败露后，鲁瑛继续参与阴谋活动。

10月3日，姚文元又把鲁瑛找到他家密谈。姚文元告诉鲁瑛"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一方面要他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要他通知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把关；另一方面要他派人搞反调查。

鲁瑛立即直接打电话给刘湘萍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进行反调查，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的原话是怎么讲的。姚文元还要鲁瑛派的人质问谷牧同志，要他"讲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交待材料中，也讲到姚文元要他进行反调查一事：

10月3日，姚文元又把我找到他家中对我说：

"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有人要借社论引用主席这句话大作文章，攻击《人民日报》。"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后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反不起来了，有的可能要翻案。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为了对抗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姚文元还指使我：一方面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让我通知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把好关；一方面又让我派人搞反调查。

按照姚文元的旨意，我回到报社就直接打电话给刘湘萍（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四下活动，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在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二百一十九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第135节：末日的疯狂(19)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七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

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四人帮"已经箭在弦上。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

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 （注：吴江：《十年的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2月第2版，第9页。）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上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以为，必须"快打慢"。

历史的车轮毕竟无法逆转。"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了十年，"四人帮"气数已尽，濒临覆灭的时刻了。

"舆论总管"在覆灭前夕，一边指令全国各报转载《光明日报》在10月4日发表的"帮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边又在一篇经他三次审改的更恶毒的黑文上，写了如下"批示"：

"10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

可是，这一回"舆论总管"的指挥失灵了。10月8日，《人民日报》并未在头版头条发出那篇文章。

因为就在姚文元写完那条"批示"不久，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铐在他的手腕上。

那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天--1976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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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水满心狐疑飞往北京

1976年10月7日，当胜利的曙光照耀着华夏大地，人们从睡梦中苏醒，还不知道中国这艘巨轮已驶入新的航程。

叶剑英和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因为在这个时候燃放庆贺的爆竹尚为时过早。

他们把目光投向上海--这座尚处于"四人帮"余党手中的中国最大的城市。

10月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依然保持着"姚文元风格"，送往千家万户。头版头条登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实际行动--上海市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这是一篇吹捧"基地"的报道。二版的通栏标题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刊出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乃是"帮秀才"。"帮秀才"写的"帮文"照登不误，似乎一切"正常"。……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如此，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谁都不知道6日午夜爆发的那桩惊天动地的壮举--尽管在逮捕"四人帮"之后，北京卫戍区部队已顺利地接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安部。当年"杨、罗、耿"兵团的那个"耿"，即耿飙，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摊子舆论机关，但在舆论上仍保持沉默。

第136节：末日的疯狂(20)

在茫茫大上海，这天唯一行动反常的是"总管"马天水。

10月7日上午九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笔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凭借着"老马"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萧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

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京。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行。王秀珍、徐景贤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

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

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凌晨二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怕就回不去了！"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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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四人帮"被捕之后，由于封锁消息，上海"四人帮"的余党们最初并不知道北京的真实情况。

第137节：末日的疯狂(21)

尽管马天水和周纯麟突然奉命前往北京，曾引起徐景贤和王秀珍的怀疑，但是他们到达北京之后，并未发来异常的信息。

10月7日晚，王秀珍打电话给北京京西宾馆，找马天水。

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接的。房佐庭告诉王秀珍，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其实，当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会议。遵照中央规定，房佐庭对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

当王秀珍要房佐庭找马天水直接通话时，房佐庭推说："马老在洗澡。"

由于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接的，所以没有引起王秀珍的怀疑。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个电话。当时，于会泳告诉徐景贤，"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

接着，徐景贤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萍打了电话。刘湘萍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尽管于会泳和刘湘萍的答复隐含着异常情况，但是还不足以使徐景贤对于北京局势作出发生异常的决断。

这样，10月7日那天，上海在平静中度过。

10月8日，上海陡然紧张起来！

发现北京动向异常，是从10月8日清早开始的。

1980年12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开庭审问王洪文、张春桥时，徐景贤作为证人出庭。徐景贤在证言中，详细叙述了当时发现北京动向异常的过程。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老婆）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引者注：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引者注：当时萧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引者注：这时，徐景贤又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第138节：末日的疯狂(22)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356页。）

廖祖康的这一估计，显然因为他是长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从王洪文那里得知中国政界最高层的内部斗争形势，所以他的话不多，但很准确。

徐景贤听了，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就这样，"四人帮"上海余党在10月8日上午作出了北京"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判断。

但是，这一判断，还只是"极可能"而已，尚未得到最终证实。

尽管尚未得到最终证实，徐景贤和王秀珍开始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们以及上海的重要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做好应付突变的种种准备。

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在1976年11月5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描述了10月8日下午在上海康平路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紧急"打招呼"会议的情形：

8日下午三点，我去康平路小礼堂开会，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马的秘书）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会议就散了。（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为了摸清北京的真实情况，王秀珍派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在8日下午飞往北京，打听消息。王秀珍与他约定了暗号，如果北京果真发生"右派政变"，就来电话说，"老娘心肌梗死"。

确证北京动向异常，是在10月8日晚上。

朱永嘉这么写道：

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进（金）打电话来讲老娘心脏病发了，是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当时，确证北京动向异常，除了缪文金的电话之外，还有两个电话。

一是王洪文的"小兄弟"祝家耀打来的。祝家耀是王洪文把他调入公安部，准备安排他当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在电话中说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三句话清楚表明，北京发生了"右派政变"！

紧接着，文化部刘庆棠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刘庆棠所说的"我们文化部几个人"，无非是指于会泳、钱浩亮等人。"病了"，也就是失去了行动自由。

这三个电话，最终证实了北京发生了"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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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上海疯狂之夜

由于已经确证北京的"右派政变"，在上海康平路举行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便变成了一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后来，朱永嘉是这么描述的：

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还说舆论工作叫我去准备。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乱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第139节：末日的疯狂(23)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介（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1980年12月13日上午，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张春桥时所作证人证言中说：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就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360页。）

这时，法庭投影和宣读了这个手令。原文是：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后，审判员王战平问徐景贤："这是你写的吧？"

徐景贤答："是我亲笔写的。"

审判员王战平说："好，你说。"

徐景贤："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接着法庭又投影和宣读了徐景贤写的第二个手令。内容是："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指挥。"

宣读后，审判员王战平问："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答："这是我亲笔写的。"

审判员王战平说："你继续讲。"

徐景贤："……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362页。）

10月8日午夜，上海的疯狂之夜。

关于一号指挥点，徐景贤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王秀珍率领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

第140节：末日的疯狂(24)

10月9日凌晨一时，那里灯火通明。应召赶来的有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此外，还有先期到达那里的廖祖康、施尚英、钟定栋、冯国柱。

王秀珍成了那里的首领。她满脸愠容，环视了与会者之后，用压低了的声音说出了一番富有煽动性的话："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这关键的时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个个嘴里喷射着复仇的烈焰。

陈阿大挥舞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吴淞口只要沉一条万吨轮，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几辆大卡车到机场，把钢锭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机场封住。"

叶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们可以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罢工，就会产生国际影响。"

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显示"溜子"本色："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没有说什么 "豪言壮语"。他派人到城建局，连夜取来几套上海详图。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来，没有上海详图难以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则对10月8日午夜的密谋内幕，作过如下回忆：

"在10月8日的晚上十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在10月8日晚十二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三千二百四十人和摩托车一百辆，卡车一百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一万三千人，起用民兵一○一号武装巡逻艇、十五瓦电台十五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引者注：施尚英原在上海造船厂工作）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十八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引者注：即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厂），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并且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使，我们就选择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且在10月9日的上午九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

"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王秀珍所看中的东湖路七号，亦即东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招待所。王洪文回沪，总是住在那里。

在一号、二号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分别指挥着一班"武将"。

朱永嘉呢？他则忙于指挥那班"秀才"，作舆论准备。

10月8日之夜--"四人帮"被捕四十八小时之后，如姚文元所"预言"的那样，上海"基地""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

第141节：末日的疯狂(25)

一场武装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上海。尽管上海一千万市民对此还毫无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满了干柴，只差一把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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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警报

10月9日，下起了细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

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经给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她的好友劝慰她。

她就带着儿女，借住到厂医家。

这位厂医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1966年，她的丈夫去世。1967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儿托崔根娣一起带去。顿时，厂医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十七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

不过，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那紧张的战斗气氛，忽然缓和了。

徐景贤、王秀珍这几天绷紧了的脸上，居然出现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么一下子松弛了神经？

原来，10月9日上午十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

"是马老吧？"王秀珍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了。

"是我呀，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我在京西宾馆里一切都很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她所说的"四位首长"，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帮"。

"他们都好，身体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说得很流畅，很自然。

挂上电话，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小兄弟"们也飞快地得知"喜讯"。

叶昌明顿足道："唉，虚惊一场！"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年轻的女委员、《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在1977年5月27日受到审讯时，曾这么说：

"9号上午，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通了电话了。马天水说：他们三个（指王、张、姚）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我听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我对朱永嘉说：要是马天水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思想上不像8日那样紧张了。中午，萧木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讲他可能马上要走了。我说北京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不会马上叫你回去的。他说：不管出什么事，我都是要走的。小说我不想写了，也写不下去了，不管怎么样，人家都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是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我说：那也不能这么讲，文化大革命总归还是要反映的，也总会有代表人物。萧木要我替他保存小说已经印出来的部分清样。在讲到当前形势的时候，我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华国锋同志任主席的话，春桥同志可能会当总理。萧木情绪低沉地说：恐怕事与愿违。以后看起来中央是集体领导了，不可能像主席在时那样，一切都可以由主席仲裁，决定。现在还没有像主席那样可以仲裁一切的人……"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第142节：末日的疯狂(26)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0月8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7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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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上海又要"大干"

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柯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

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

10月7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10月9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10月10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后来，陈冀德这么记述：

"10日下午三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九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从市委回来说：徐、王在郑州被勒令下飞机接受检查，并说载他们的飞机不是专机，而是沿途把山东等省市书记放下再到上海接徐、王二人，起飞后也不是直飞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顿。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冯国柱）、王（王知常）、张（张敬标）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到半夜一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第143节：末日的疯狂(27)

10月11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由于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震撼了上海。

陈冀德这么记述：

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四人帮"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

10月12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

陈冀德这么记述：

12日上午。萧木在朱永嘉办公室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见没人吭声，他指着椅子背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我当时的情绪是要顽抗到底的，因此并没有理解他讲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搞攻守同盟。我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的，只有一条命，没什么好说的。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常委）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来，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当时，我们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注：同上书，第372页。）

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13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10月8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施尚英关于10月12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下面引述了这位当事者的回忆：

10月12日晚上八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六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第144节：末日的疯狂(28)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引者注：这时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

萧木急急忙忙的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引者注：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

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指"四人帮"。

（引者注：这时，"历史学家"朱永嘉来了个"古为今用"，讲起了秦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以及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然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萧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六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让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当夜，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四○○室，灯光耀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组织部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这里召集紧急会议。"五虎将"全部到齐--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这是一支"忠诚"于王洪文的力量，是"工总司"的老班底。他们要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们研究了停水、停电的种种方案，主张"立即起事"。

毕竟马、徐、王不在，这伙"王家班"研究了许久，未能有一个头儿拍板。最后，只得决定：在工会系统（大体上也就是原"工总司"系统）向下"吹风"，使当年的那批"造反英雄"们起来第二次"造反"。他们拟定了二十多条"起义"的标语，还组织人马以最快速度赶印进行"起义"的传单。如果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沪，他们就决定在10月13日晚大干！

10月13日凌晨一时，上海市总工会各级负责人匆匆赶到总工会大厦。这些负责人大都是当年"工总司"的各级头头。他们紧急动员起来了。

根据廖祖康的意思，叶昌明在这凌晨紧急大会上，"吹"起"风"来了。

以下是从当时的记录中查到的叶昌明的原话：

第145节：末日的疯狂(29)

"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

虽然朱永嘉力主10月13日早上六点开始"大干"，但是由于马、徐、王已定于上午十一时飞抵上海，不少人主张还是等几个小时，等马、徐、王回来再定。这样，10月13日上午，上海没有响起枪声，仍保持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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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10月13日上午十一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在上海机场上一出现，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围之中。

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语，向来口若悬河的徐景贤此刻也变得舌僵口讷。

康平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虽说他们三个也声称自己"想不通"，毕竟他们在北京已亲眼看到"四人帮"大势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态，作了保证，表示回沪要妥善处理。

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看了直摇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无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涣散，再想"大干一场"已经干不起来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于这天抵达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陈冀德记述道：

"13日下午。朱永嘉通知我到锦江小礼堂开会。当我和王知常、王绍玺、萧木走到会场门口时，只见警卫森严，并且不准萧木进门。我感到很紧张，以为萧木要被抓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场时，还与到会者逐个握手。我厌恶地想：你们还有什么面孔来见大家。马天水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当时，许多人都哭了。市委常委黄涛指着马天水和徐景贤大骂：叛徒!叛徒!出卖了我们啦!陈阿大跳起来喊着：老子他妈的拼了!徐景贤劝阻说：你们不要再哭了，更不要乱闹，否则将会加重他们四人的罪行。暂时不通，慢慢会通的。马天水也扳着手指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听清了没有？今天每个人都得表态，不然就别想回去。几个常委带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别人也跟着说了类似的话。我没吭声。朱永嘉催我表态。我说：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站起身就走了。我回到寝室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10月13日晚，上海市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聚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那里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这"三驾马车"言不由衷，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马天水这位"老运动员"，事先关照过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时"帽子要大，内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台下，一片唏嘘声，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靠造反起家的。

开完会，马振龙回到总工会大厦，在四○三号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哭了一阵子，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对着话筒把马天水骂了一通："叛徒！你出卖了上海，出卖了我们！"

第146节：末日的疯狂(30)

骂已无济于事。

翌日--10月14日，新婚不过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与萧木一起坐飞机去北京。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外面盛传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萧木坐飞机到了北京之后，前往北京卫戍区报到，才被隔离审查的。我变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写呀，写呀……"

就在这一天，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基层。直至这时，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国上空的四颗灾星已被一举扫落，欢愉之情难以自制。

当年"炮打张春桥"的核心力量--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兴奋地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上海多日的沉闷一扫而空。全城男女老幼笑逐颜开。人民明白了真相。就连许多受蒙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至此，上海的武装叛乱烟消云散。"四人帮"在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上海，再不是"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属于人民！

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他们在北京许下的诺言行事，为了稳住上海，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是上海的"领导"。

10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17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　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张春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虽然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10月22日，"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人民日报》套红标题：

《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10月24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上海军民大会

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人民广场上空，居然响起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第147节：末日的疯狂(31)

在念致敬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王秀珍也不时跟随着大家鼓掌。

直到三天之后--10月27日，上海的局势才又一次发生根本的变化：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在10月30日刊载于《人民日报》。

此后不久，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也"忙"起来了，忙于写交代--光是"帽子要大，内容要空"已不行了，只得老老实实地交代在那十年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这里顺便提一笔马天水的下场。1998年安徽《党员生活》杂志发表《马天水的暮年》一文，现照录于下：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马天水。

马天水回到河北唐县老家已经一年了。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时，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按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决定派员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来到后，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才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把马天水弄上车，离开他的老家。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对抗日战斗历史的明晰回忆，看起来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革"，他就丧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乱语。

后来，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笔者曾在上海市监狱见到正在服刑的徐景贤和王秀珍。后来，笔者又在上海多次见到获释的徐景贤。年逾花甲的他，居然没有一根白发。他依然思维敏捷，谈吐逻辑严密。

第14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

第二十五章　押上历史审判台

江青在被告席上依然演员本色

江青被捕之后，关押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监狱里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里。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着江青的一举一动。

从1978年2月起，汪东兴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警干部大队，从十三个省抽调了近三百名干部。这个干部大队专门负责秦城监狱要犯的看管。

干部大队分成三个中队：

一个中队看管"刘少奇线上"和"文革线上"的人。所谓"刘少奇线上"的人，是由于当时刘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关刘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称之为"刘少奇线上"的人。所谓"文革线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这些人。

另一个中队看管"林彪线上"的人，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还有一个中队则看管""四人帮"线上"的人，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此外，还成立了"女子分队"，江青便属于这个分队看管。

江青在狱中住了一段时间，渐渐习惯。她焦躁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不再骂骂咧咧，不再咒骂"修正主义"。她喜欢看书。她的注意力渐渐被书所吸引。

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过去之后，江青在外界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狱中的安静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下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 （注：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开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便提出："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不言而喻，江青在试探能不能躲过公开审判这一关。

当她的要求被明确地否定之后，她又提出："在戏曲里，审讯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是坐在那里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里？"

江青在囹圄之中，还要摆"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最后，江青又提出要请个"顾问"。

第149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

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

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1980年11月13日，两位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那里的贾政委向律师介绍了江青的近况，然后安排他们会见江青。

会见室就在秦城监狱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楼底层，在关押江青的房间的隔壁。

两位律师在会见室坐定后，政委从隔壁把江青带了进来。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顶帽子。她见了两位律师，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

第150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

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谈话。

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恼怒了："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那候审室共十间，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间。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厕所。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不过，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倒是被接受。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来，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丰富"得多：时而冷笑，时而蔑视，时而怒气冲冲，时而装聋作哑，依然演员本色。

她跟张春桥全然不同。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如一段木头。她则嘁嘁喳喳，要辩解，要"反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

第一次，1980年11月20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第二次，11月26日，庭审"长沙告状"。

第三次，12月3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第四次，12月5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第五次，12月9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第六次，12月12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第七次，12月23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第八次，12月24日，法庭辩论。

第九次，12月29日，法庭辩论。

第十次，1981年1月25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过程中，对"四人帮"出示证据统计如下：

被告人 出示证据（件） 出庭证人（人名） 合计

江 青 86 16 102

张春桥 59 5 64

姚文元 35 4 39

王洪文 33 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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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最高法庭对江青进行犯罪事实调查时，江青最常用的答复词是："不记得了。"

有时，进了一步："可能有的，不记得了。"

查一下庭审记录，江青回答"不记得"，几乎占她答话的十之七八。

偶尔，她也答复："是事实。"

1980年12月24日，法庭进行辩论。她知道，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作为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发言，江青早就作了准备。

第151节：押上历史审判台(4)

江青声称，她要在法庭上宣读"宣言"！

她的"宣言"是什么样的呢？

起初，她想写一首长诗，一首比文天祥的《正气歌》更加"雄壮"、更加"磅礴"的长诗。她曾向监狱当局要了《文天祥集》，要了《辞海》。不知道是因为她已经没有"激情"，还是本来就缺乏"诗才"，折腾了三天，"新正气歌"没有写出来。

她又说要学屈原的《楚辞》，依然没写出什么"留存千古"、"映照青史"的"史诗"来！

1979年11月至1980年5月，江青写了份长达三十四页的"交待材料"，题为《我的抗议与更正》，详尽描述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辉斗争历程"，如"我同刘少奇的斗争"，"我同林彪的斗争"，"我同邓小平的斗争"，并历数了她的这些"斗争"如何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与赞许。

江青为自己辩护时宣读了这份"交待材料"。另外，她还"精心"写了《我的一点意见》。

1980年12月24日上午九时整，值庭法警拉响了开庭铃。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长和十七名审判员出庭。曾汉周主持法庭辩论。

出庭的检察人员有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五名检察员。

曾汉周："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值庭法警将江青带至法庭被告席。

曾汉周宣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犯罪事实，本庭于11月26日、12月3日、5日、9日、12日和23日上午，先后六次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公诉人请求发言。"

曾汉周："公诉人可以发言。"

江文："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行，经过六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了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确凿无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现在，经过调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勾结林彪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承了林彪的衣钵，继续进行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勾当……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鼓动罪，非法拘禁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应该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从重判处。

"在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调查时拒不认罪，公然多次继续诬蔑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员，肆意扰乱法庭秩序，已构成继续犯罪行为。请法庭在量刑时从严判处。我的发言完了。"

曾汉周："被告人江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那就请你们按你们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曾汉周："是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

第152节：押上历史审判台(5)

江青："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就演不成呵!你要有胆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

曾汉周："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律……"

江青："我无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曾汉周："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法庭进行反革命宣传。……"

江青："你才是反革命哪!……"

曾汉周："你侮辱法庭，这就构成了新的犯罪……"

江青："大不了杀头。我是孙悟空，我能变几个脑袋，你多砍几个，我多长几个……"

曾汉周（按铃警告）："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

江青："对不起，我可以方便一下吗?"

曾汉周："带被告人退庭方便。"

江青（站起身）："算了，我不去了，我要念一念《我的一点看法》，你不反对吧?"

曾汉周："你可以念。"

于是，江青拿起了两页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那标题，似乎还算"谦虚"，只是"一点看法"而已。据说，那是因为她要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只写了一篇八百多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陈伯达打倒了。如今，她写的《我的一点看法》，总共不到两页，用钢笔竖写，还没有八百字哩！不过，她的"诗一般的语言"，充满火药味，是"浓缩的精品"：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

转移人民视线，栽赃嫁祸他人。无耻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

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

双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辈。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

1979年10月26日稿

1979年11月8日交侦查审讯员（两页）

此稿略有修改，1980年10月9日于秦城监狱

江青读毕，接着说道：

"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

"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

"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第153节：押上历史审判台(6)

"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江青的"看法"何止"一点"。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作此生此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

江青质问法庭：

"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

"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说起了自己当年跟毛泽东转战陕北，质问法庭：

"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哪里去了？"

江青又说：

清君之侧，目的在"君"。

罗织陷害，血口喷人。

利用专政，搞法西斯。

精神虐待，一言难尽。

破坏政策，凶悍残暴。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最后，江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江青的最后陈述，历时近两个小时。

曾汉周："被告人讲完了吗？"

江青："讲完了。"

曾汉周："请把你的原文交给法庭。"

江青："可以。"

（将原文交给值警法警）

曾汉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江青："已经累了，到此为止吧。"

曾汉周："把被告人江青带下去。现在休庭。"

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12月29日上午九时，第一审判庭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在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员江文就江青24日上午的长篇辩护词，予以逐点批驳。

江文说：

"江青在长达两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本庭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

江文发言毕，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还有什么话要讲。

江青忽地提出要看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审判长认为，被告人江青的要求，与本案无关，予以驳回。

江青发怒，说审判长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她谩骂法庭，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大声说道："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时审判长向江青宣布：

"你在法庭辩论中，对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不是进行陈述和辩护，而是利用法庭辩论的机会，进行诽谤、谩骂，法庭一再警告你，你不服从法庭的指挥，违犯法庭规则，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又继续作"最后的陈述"，咒骂法庭"包庇、减轻真正的罪犯"。她攻击邓小平，咒骂华国锋是"叛徒"。

在十名主犯之中，江青民愤最大。在进行判决前，曾听取各方意见，在部队代表中做过"测试"：

被邱会作陷害打倒、复出后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的李耀文将军发表意见："江青和张春桥起码应判死刑，王洪文可判十五年，姚文元和陈伯达应分别判处无期。黄、吴、李、邱、江应判十三年至二十年有期徒刑……"

第154节：押上历史审判台(7)

接着，海军、空军等单位分别拿出判刑意见。普遍认为江青、张春桥应判烈刑或死缓；黄、吴、李、邱、江在历史上还做了点贡献，他们是革命出身的，且认罪态度比"四人帮"好，因此判的最高刑应比"四人帮"低。"四人帮"是靠"打、砸、抢"起家的。

正在这时，全军几百万名指战员的代表在京西宾馆对十名主犯量刑进行了投票表决。参加投票的八十八名代表，有近十种意见。

江青：死刑立即执行三十三人，死缓四十八人；

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三十六人，死缓四十六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六十五人，二十年十一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十七人，二十年四十九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三十二人，二十年二十七人，死缓十五人；

黄永胜：无期徒刑四十三人，二十年二十二人，死缓十一人；

吴法宪：无期徒刑十五人，二十年三十五人，十五年二十四人；

李作鹏：无期徒刑十人，有期徒刑十一人，二十年三十八人，十五年十一人，七年一人；

邱会作：死缓十三人，无期徒刑十一人，有期徒刑十二人，二十年二十八人，十五年二十一人；

江腾蛟：死缓二十五人，二十年三十九人，十五年十三人。（注：萧思科：《超级审判》，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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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宣判时的闹剧

1981年1月25日上午九时，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爆满。对十名主犯公开宣告判决，在这里进行。

这天，江青是十名主犯中起得最早的一个。显然，出于对最后判决的关注，她一夜没有睡好。

开庭之后，由庭长江华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达一万六千多字，江华读完"集团罪"部分，然后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十名主犯"个人罪"部分，再由江华接下去，直至全部读毕。

在"个人罪"这一部分，江青名列第一位。关于江青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7年7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作出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自1967年5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1967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祚、王广恩和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决定对他"突击审讯"，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指使对病势危重的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丁觉群、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

1968年7月21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1966年至1970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

第155节：押上历史审判台(8)

1966年12月14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同年12月27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

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1976年，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3月，江青在对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江青戴着耳机，侧着脑袋，很仔细地听着伍修权宣读的关于她的"个人罪"的部分。最后，由庭长江华宣布判决，他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念道：

"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顿时，全场寂静无声。江青伸长了脖子，屏息敛气，侧过了耳朵--她预料，排在第一名的，一定是她。

果真，江华提高了声调，放慢了速度，每一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

江青一听，顿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乱喊乱叫起来：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坚决不承认反革命的法庭判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江青在"文革"中，曾出席各种群众集会，领呼过各种口号。所以，她对于喊口号颇为"熟练"。

此时，看到江青这般狼狈，万众欢呼，人心大快。

随着伍修权的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两名身穿蓝色制服、腰佩手枪的法警，拖着耍赖的江青，拉出了法庭。

到了外边，法警一松手，江青干脆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吵、大闹，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时一位法警对她猛喝一声："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判处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就像吃了"止哭剂"似的，江青一听，不哭、不吵、不闹了，马上乖乖地从地上爬起来。

原来她太沉不住气了，刚才她在法庭上只听见"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就闹了起来，没听见后面的一句话--"缓期二年执行"。

江青，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精彩的一幕闹剧--她太沉不住气了！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在本书初稿中，是写成伍修权宣读对江青的判决。这是依据伍修权的回忆：

"后半部分由我接着宣读。这一部分的最后，就是对这批罪犯的判决了。江青这个人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刚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期二年"，她就慌忙叫喊起来……" （注：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

第156节：押上历史审判台(9)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对于江青的判决，是他宣布的。

当本书初稿《蓝苹在上海》在1988年第七期《法制文学选刊》发表后，收到江华秘书张维1988年8月16日的来信。他提出相反的意见。他指出：

《法制文学选刊》编辑部：

看了贵刊1988年第七期上登载的报告文学《蓝苹在上海》，觉得此文结尾部分"精彩的最后一幕闹剧"中，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的宣判情况，与事实不大相符，我向江华同志作了了解，并查阅了审判记录。现将事实真相寄上，请予登载，以正视听；并请转告此文原载刊物《青春丛刊》以及作者叶永烈同志。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对江青等十名被告公开宣告判决，判决书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由江华庭长宣读，伍修权副庭长只宣读了判决书中属于个人罪的部分。对十名主犯的判决是由江华庭长而不是由伍修权副庭长宣读的。

在宣判时，江华庭长有意地放慢速度，想使这举世瞩目的严正判决更加凝重。当念到"判决被告人江青死刑……"时，作了一个停顿，此时法警准备给江青戴手铐。但江青一听到死刑两个字，便歇斯底里地发作了，她边喊叫边往下溜，法警好不容易把她拉起来铐上手铐。

江华庭长继续宣读："……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江青这时什么都听不进了，她继续哭闹，并喊口号，扰乱法庭。

为了不影响整个判决，副庭长伍修权责令江青退出法庭。由两名法警将江青押出法庭，带到候审室。

在押解过程中，江青作了最后的表演，她边走边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等口号。

到候审室后，她还赖在地上耍泼。直到法警告诉她"缓期二年执行"时，才安静下来。原来江青听到"死刑"二字后，乱了方寸，处于高度紧张和疯狂状态，根本没有听到最后的判决，当她知道并不立即执行时，便老实了。

叶永烈同志的报告文学，说对江青的判决是伍修权同志宣读的。当然，他是根据郑君里夫人黄晨的回忆，但黄晨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去年，我在《大千世界》的一篇文章里也看到了这样的错误的说法。如不纠正，将来还会进一步流传。

关于特别法庭的审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中央电视台作了录像，还有许多新闻单位进行了录音记录，有案可查。而且这一案件的判决到现在还不到八年的时间，大部分当事人还健在，照说是不应该以讹传讹的。

希望贵刊依照事实对错误的说法予以澄清。请回信。

此致

敬礼

江华同志秘书 张维

1988年8月16日

关于江青的判决，伍修权回忆特别法庭反复研究的情况：

"这次判决，在国内是大快人心，国际上的反应基本上也是风平浪静，各方都认为我们判得还是合理的，没有发生什么异议。在宣判以前，国际上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当时我们已经看出苗头，如果立即杀了江青，反映可能很坏，有的国际组织呼吁要援救江青，有的外国人到我国驻外使馆去请愿保护江青，并且国际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条，即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虽然我们是独立审判，不应受外国的影响，但这些情况在判刑时也不能不予考虑。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原来估计国内可能会有人不满，现在看来也都被大家理解和接受了。"

在判决后的第二天--1月27日，特别法庭派出司法警察，向江青送达了判决书。在判决后一星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正义路一号，逐一会见十名主犯。江青见到彭真时，骂他是"邓小平的走卒"，她要"见华国锋问个明白"，并要求"见邓小平一面"。彭真见她毫无认罪的表示，谈话也就不了了之。

第157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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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的后来

走笔行文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本书前文提及的、与江青关系颇为密切的几个人物后来的命运。

幸亏唐纳在"文革"岁月身居海外，"旗手"鞭长莫及，他才免遭毒手。

虽然由于他跟蓝苹有过那么一段关系，他的名字是人们熟知的，但是他与蓝苹离异之后的经历，他怎样来到海外，他的后来情况如何，却是鲜为人们所知。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了上海。

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1981年出版的《报海旧闻》中，这样提及唐纳："……正好这时（指1945年--引者注），英国大使寇尔从重庆来到上海。原在《大公报》编过副刊的马季良（唐纳）兄，那时在英国新闻处 （注：据唐纳夫人陈润琼1995年2月28日巴黎来信称，"1945年抗战胜利，唐纳从重庆回沪，即任《时事新报》主笔；根本未去英国新闻处工作。"见1995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工作，我们找他商量，他对我们的打算，极表赞成。于是，我们写好了一份"请帖"请他代为递交寇尔。"

此后唐纳受徐铸成之邀，在上海出任《文汇报》总编辑。

后来，唐纳来到香港，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 （注：本书作者曾误写为副总编辑，现据唐纳夫人陈润琼1995年2月28日巴黎来信更正。） 。

1948年12月，唐纳以香港《文汇报》驻联合国特派员的名义，离港赴美 （注：本书作者曾误为1947年8月，现据唐纳夫人陈润琼1995年2月28日巴黎来信更正。） 。

1951年他来到巴黎，定居那里。

他的挚友笑着告诉我，唐纳为什么会离沪前往海外？原来，这是与他对妻子陈润琼的一片痴情有关。

当唐纳与陈璐离异，他一直独身，忙于写作。

1946年，唐纳在上海记者协会的活动中，见到一位女记者操流利英语，谈吐非凡，举止端庄，才貌双全，顿时引起唐纳的爱慕，居然一见钟情。

这位女记者，乃国民党政府前驻法大使陈籙的三女儿陈润琼，福州人，不仅英语娴熟，而且法语纯正。

唐纳有意，陈润琼却并未首肯。

陈小姐后来到美国在联合国工作，所以唐纳亦随往美国。

陈小姐发觉，唐纳为人善良，富有才华，富有人情味。据云，唐纳每天给陈女士献上一束花，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

陈小姐终于为他的痴情所感动。1951年，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婚后直至唐纳去世，漫长三十七年，夫妻白头，恩爱如初。

唐纳终于有了幸福的家庭。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饭店来了。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后来的"京华饭店"，到后来的"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

陈小姐为人能干，善于经营，成为唐纳的贤内助。自1979年起，唐纳退休，饭店交给夫人经营。

陈小姐生一女儿，唐纳为之取名马忆华，想念祖国之意。马忆华大学毕业，亭亭玉立，成为唐纳夫妇的掌上名珠。

远在异国他乡，唐纳过着小康生活。

据说，那位为江青立传的美国维特克女士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曾两次前去找他，愿以二十万至三十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唐纳坚决拒绝。

也有的海外报纸曾载唐纳在饭店二楼举办江青照片展览，以招徕顾客。唐纳断然否认。唐纳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第15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1)

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才得以几度返回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他热爱祖国，在海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笔者看过他在各地旅游时所拍的照片，他的交际圈仅限于几个当年的亲密朋友而已。

唐纳虽然身在海外，仍挂牵着红儿。每年5月1日，唐纳总是给红儿寄来或者托朋友带来生日礼物。红儿记得，有一回生日，父亲寄来一套小西装，使他兴奋了好多天，逢人就说："这是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他还给红儿寄来钙针。

最初，唐纳是从香港给红儿写信。后来，红儿收到父亲从美国寄来的信。父亲在信中鼓励红儿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新中国的英雄"。

1953年，红儿收到父亲从法国寄来的四百八十万法郎（旧法郎），给他买自行车。

唐纳托他在上海的老朋友们照料红儿。夏其言、许怀沙等老朋友，共同负担红儿的生活费。后来，叶露茜自告奋勇，挑起照料红儿的担子。当时，叶露茜照料着她和赵丹所生的两个孩子以及她和杜宣所生的七个孩子，加上红儿，总共有十个孩子。红儿在上海长宁中学上学。叶露茜担心他年纪小，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每月把三十元生活费交给学校的教导主任。红儿要钱用，写"条子"向教导主任领取。

红儿成人后，到上海《文汇报》社工作。唐纳曾担任《文汇报》总编辑。所以，红儿在《文汇报》社，得到唐纳的老朋友们的多方照料。红儿说，在《文汇报》，上从总编辑，下至排字工人，一说起唐纳，都很尊敬。后来，红儿转到安徽工作。

陈璐与唐纳分手后，仍活跃于银幕与舞台。1948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解放后，她在天津演出《千年冰河开了冻》、《乌鸦告状》等话剧。后来，她回到故乡武汉，在武汉"歌话二队"担任演员。在1965年，陈璐演出《送肥记》之后，结束了演员生涯。

在"文革"中，陈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名是"攻击中央首长"--所谓"中央首长"便是江青。其实，那是因为一些文艺界朋友知道她是唐纳的前妻，问起唐纳与蓝苹的往事，这就成了"攻击中央首长"了。在武汉人民剧场，曾召开了两场"批斗"陈璐的大会。陈璐被"下放"到湖北襄樊农村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陈璐没有工资，却带着两个孩子--红儿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弟，在农村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陈璐才从襄樊农村回到了武汉。红儿也从安徽调到武汉。从此，陈璐和红儿在武汉开始安定的生活。

如今，红儿在武汉一家公司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他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也事业有成。

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终年七十四岁。

据云，他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他曾找人寻找当年他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只是他未曾写出这部自传，便病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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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清为江青吃冤枉官司

徐明清也是与江青有过密切关系的人物。

解放后，徐明清担任中央某部人事司副司长，跟江青没有什么来往。毛泽东的地位不同了，江青的地位不同了。他们住在中南海，门卫森严，再不像在延安时那样可以串门似地步入毛泽东的窑洞。

第159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2)

黄敬在解放后成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他遇见徐明清，还是亲热地喊她"阿徐"。

在"文革"中，江青一跃而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在政治舞台上"露峥嵘"。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在全国掀起了抓"叛徒"恶风。于是那些过去曾被捕、坐过牢的老干部，一下子都成了"抓叛徒专案组"审查对象。徐明清在1935年4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1972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

徐明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1973年6月2日、6月19日、11月16日，三度写信给江青，希望得到申辩，推倒不实之词。徐明清在信中写道："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上是了解的。"徐明清本来以为，江青会如实为她作证。不料，江青不予置理。那些日子，徐明清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王观澜在"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受到几十次的批斗。1972年4月13日，他参加陈正人追悼会，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握着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说道："身体不错，没有浮肿。能工作！能工作！"紧接着，周恩来便安排王观澜为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观澜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担任农业部顾问组组长。

然而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际，徐明清却蒙受了一场历史的误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

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立即开始了。

一查江青的档案，马上查到徐明清在延安时所写关于江青历史情况的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三十年代，徐明清与江青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诚如所有的江青传记都要提到徐明清。

于是，就在江青被捕的第四天--10月10日，中央专案人员便来敲徐明清家的门了。在作了审讯式的谈话之后，便要徐明清写材料。

徐明清所谈、所写，大致上跟在延安时所写的材料差不多。

专案人员看了以后，认为徐明清写的是"客观主义"，"不深刻"。何况，她当时头上还戴着"叛徒"的帽子，专案人员认为她在"包庇"江青。

于是，她失去了自由。她被关押在一个至今不知地点的房子里，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管着她，要她交代，要她写材料，弄得她的神经有点错乱了。

1976年年底，徐明清被押往秦城监狱。在那里，徐明清受到更加严厉的审问。当时，就连王观澜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户口也被撤消了！

在逼供信的情况下，徐明清于1977年1月8日写了一份交代。徐明清说，这份交代是由审问者口授，由她执笔写成的。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被逼而写的这份交代，在两个月后--1977年3月6日，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之中，印发全国。文件中所加按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份"红头"文件，富有权威性。种种江青传记差不多都是依据这一文件中的材料，写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关系。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真实情况的老同志开始自觉反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着手调查。第一次透露徐明清冤案可能平反的信息，是从胡耀邦的一次报告中发出的。那时，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批评了乱抓人的问题，一口气点了二十多个遭到乱抓人的名字，内中提及了徐明清。这表明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注意到徐明清冤案。

第160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3)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江青的历史问题，事关重大，需要一定的时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提出"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给徐明清带来了平反的希望。

中共中央组织部着手认真调查徐明清的历史情况。

1979年4月，秦城监狱的看守忽然通知徐明清，说是要她进城看病。她觉得奇怪，说自己没有生什么病。看守说反正有车进城，你随车去检查检查身体也好嘛。既然如此，徐明清答应了，准备进城检查身体。可是看守又通知她，把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走！

徐明清心中纳闷，不知究竟，只得照办。

进城之后，她被安排住在一家监狱系统的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原本憔悴如鬼的她，经过一个多月休养，算是有点人样了。

一天，她正躺在床上，监狱长忽然进来，通知她："赶紧起来，回家去！"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快，快，王观澜同志派车来接你啦！"监狱长说，"他和孩子们在外边等你呢！"

真是喜从天降，徐明清连忙翻身下床。不过她细细一想，又站住了，问道："你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说我是"叛徒"。一定要把问题讲清楚，我才能离开这里！我在监狱里写的材料，是你们逼我写的，我不承认！"

于是，请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单位的代表，向她明确宣布："你先回家休息，组织上正在调查了解，不久就会对你的问题作出正式结论，请你放心。"

就这样，徐明清和王观澜以及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不过，她的案子"通天"。被逼所写的材料，上了"红头"文件的。正因为这样，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仅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进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得到了认真、坚决的贯彻。她的"通天"案子终于有了明确的结论。

1982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这样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后来因江青问题蒙尘，风风雨雨十四年，徐明清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艰难的日子。

她与笔者长谈。最后，她谈及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

"人是会变的。江青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了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等等问题……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徐明清于1990年1月12日给笔者来信，感慨万千地写道：

"十四年，对一个人来说，太长了！"

第161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4)

"路线偏差造成对革命同志的精神、肉体的摧残、折磨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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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坚和秦桂贞"翻身"

"中央文革"副组长刘志坚是被江青打倒的，遭到了长期监禁。

那是1974年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秘书念着长长的名单。他从这年春天起，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渐衰，不能亲自阅批文件，要靠秘书念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庆典即将举行，有关部门报来了出席国庆招待会并拟见报的两千多人名单。

毛泽东主席听毕，提出要增加萧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名单进行讨论，"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见周恩来1974年9月29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的小胡同--拐棒胡同，那里的一座四合院在沉寂了七个春秋之后，忽地热闹起来。

29日那天，一辆轿车停在四合院门口。来人奉中央之命，正式通知软禁在那里的刘志坚："从今天开始，你自由了。明天，你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

喜讯来得那么突兀，刘志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急急如律令：洗澡，理发，赶制新军装……裁缝在给他量了身材之后，当天就做好一套崭新的军装送来，以便他翌日能出席国宴。望着那红的帽徽和领章，刘志坚百感交集，泪水模糊了视线。

奉命监禁他达七年的部队撤走了，换上了原来的警卫员为他警卫。炊事员回来了。久别的那辆"吉姆"牌轿车，又回到他的身边。夫人刘莱瑛，也和他团聚了。一夜之间，他从"囚犯"跃为首长，可谓天渊之别。

翌日傍晚，"吉姆"送他来到熟悉的人民大会堂。年逾花甲的他，穿着一身新军装，步入宴会厅，见到抱病前来主持国庆招待会的周恩来总理，屏息聆听周恩来致祝酒词。许多人对于曾被"打倒"的刘志坚的突然"亮相"于公众场合，投来惊讶的目光。

10月1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在报道昨晚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时，提到了刘志坚的大名。全国各大报所载国庆招待会出席者的名单中，也都印着"刘志坚"--这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的名字。

"哦，刘志坚出来了！"这，成了当时全国关注的新闻。

10月3日，叶剑英元帅召见了刘志坚中将，详细询问了他的种种情况，特别问及了他的身体状况。

四个多月后--1975年1月13日至18日，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刘志坚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3月，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当时的院长为宋时轮上将。

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召见刘志坚。不久，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从此，他在西南边陲这一重要的军事岗位上，干了七年多。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0年，刘志坚冤案才得以正式平反。

在正式平反后，年已古稀的刘志坚，被从昆明调回北京。

他的三个子女，在"文革"中曾受他株连，天各一方：

长女原在中央美术学院学国画，被调离北京，到兰州那山沟里的"五·七"干校劳动；

第162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5)

二女儿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文学理论，被分配到东北一所中学教书；

小儿子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山西阳泉煤矿当工人。

随着刘志坚正式平反，一家五口人分处五个地方的局面总算结束。

年近八旬的刘志坚将军，住在北京西城。在宽敞的客厅里，我与他以及他的夫人刘莱瑛长谈着。客厅里，挂着舒同题赠的李白的诗。他的记忆力仍很不错，往事历历在心头。

回顾"文革"初期的往事，他感叹道："当时，虽然自己对一些问题有看法，想不通，但是也并不很清楚。我主管军队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我当时对毛泽东主席处于迷信状态，所以对"文革"的错误也不是一开始就看出来的。对于"文革"，我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秦桂贞受江青迫害，也吃尽苦头。她骂江青是"妖怪精"。她恨透了江青。

终于，1976年10月，她听到了"妖怪精"给抓起来的消息，兴奋得失眠了!

终于，她请人代笔所写的关于她受江青迫害的材料，上了揭发江青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终于，1980年11月，她登上中国民航班机，飞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邀请这位普通的妇女，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

她住在北京当时第一流的京西宾馆。

一天，法官忽然来到她的房间，郑重其事地对她说："秦桂贞同志，在公审江青之前，我们请你协助完成一项任务。"

"什么事？"她连忙问。

"关于对你的残酷迫害，我们提审了吴法宪，他承认了，作了交代。可是，江青矢口否认，态度非常恶劣!"法官说道。

秦桂贞一听，怒火顿起，说："这妖怪精……"

"我们想请你辛苦一趟，到监狱去，去看一看江青。"法官说："我们估计，她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想赖账！"

法官还拿出一本旧相册，上面贴着蓝苹的许多剧照，秦桂贞一眼就认出，这是她当年送给蓝苹的。法官还拿出从秦桂贞家抄去的那些蓝苹照片。

秦桂贞马上站了起来，跟着公安人员离开京西宾馆。

汽车驶出北京城。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她看见一片熟悉的景象：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

这不就是秦城监狱吗？

秦桂贞兴奋起来："哈，妖怪精，我们"对调"啦--那时候我住的地方，今天你来住！"

随着公安人员步入秦城监狱，秦桂贞见到一个女人裹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翻起海虎绒衣领，倚墙坐着，在那里晒太阳。此人面色白里透红，戴着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养神哩。

秦桂贞细细一瞧，不是别人，正是"妖怪精"！

秦桂贞怒不可遏，对着"妖怪精"大声喊道："蓝小姐，我来了！"

江青一听这熟悉的声音，立即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她，终于喊了出来：

"阿桂！"

江青居然伸出了手，想跟她握手哩。

秦桂贞才不会跟"妖怪精"握手。她义正词严地对江青说："我对你那样好，你对我那样狠!你是一条毒蛇!"

这位普通的妇女，用这样一句朴素而深刻的话，回敬了"旗手"。

江青顿时脸色煞白。

秦桂贞一扭头，理都不理，走了。

秦桂贞大约走了十几步，忽然听得背后传来一声狼一样的尖叫，令人毛骨悚然："阿桂──"

那是江青拖长声调，在那里喊她。江青的声音中，仿佛闪现了一丝负疚、羞愧之意。

第163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6)

秦桂贞连头也不回，上车去了。

过了几天，法官又来到京西宾馆，笑着对秦桂贞说："那天你去了以后，江青承认了对你的迫害，态度也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

秦桂贞笑了。笑得那么得意。

她说出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终于时候到了！"

在我访问秦桂贞的时候，她伸出双腕，上面还留着当年手铐的凹印。她说这是蓝小姐留给她的"纪念"。

今日的秦桂贞，依然一人独居。她已搬到一幢花园洋房的底楼居住。她告诉我，这是老东家许慕贞小姐的房产，免费给她居住。

她说，许慕贞小姐和丈夫郑汝顺先生对她极好。她指着屋里的电话对我说，这电话就是他们给我装的。许小姐、郑先生现在香港，每隔些日子，总是给她打电话，问寒问暖。她生病，他们汇钱来给她。她指着屋里的微波炉说，那是许小姐和郑先生的孩子宝宝送的。宝宝，如今的"大名"叫郑丽波。她在美国学有成就，很有出息。她感叹地说："这才叫好有好报!"

她还说及，北京的中共高干夫人们也很关心她。内中特别是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妹妹于璐琳，对她最为关心，曾帮助她解决了医疗转院等问题。

当我跟她作了长谈，回到家中，又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要补充一句："我跟"妖怪精"同岁，我看到她死在我的前面，我好开心！"

1998年8月20日，我去看秦桂贞，开门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我以为姑娘是秦桂贞的亲戚，一问，才知道是秦桂贞的保姆。当了几十年保姆的秦桂贞，如今也有保姆照料她！

她前些日子因糖尿病住院。她说，幸亏有保姆照料。不然，她这样的孤老太婆，真不知怎样生活下去。

她告诉我，当时正在香港的宝宝，专程赶往上海，看望她，使她非常感动。

如今，每天清早六时，她就由保姆陪着前往花园走走，到八时回家吃饭。身体还可以。

她从冰箱里取出冰西瓜、冰淇淋招待我，看得出，她的晚年生活过得不错。

她拿出当天中午收到的从美国寄来的宝宝的信。信中有十几张照片，既有宝宝半个多月前看望她时的合影，也有重新放大的宝宝小时候和她一起拍的照片，还有宝宝作为"票友"演出京剧《宇宙锋》的剧照。

我回到家中，接到郑汝顺先生从香港给我打来的电话。郑先生说，秦桂贞刚刚给他去电话，说是我去看她。我说，郑先生一家这样多年无微不至照料秦桂贞，真是难能可贵。郑先生马上说，秦桂贞在他们家多年，已是他们家庭的一员。所以，关心她、照料她，是他们应该做的事。可惜的是，他们夫妇远在香港，女儿又在美国，只能在经济上帮助秦桂贞，不能亲自照料秦桂贞，所以拜托我有空常去看看她。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那位与秦桂贞同机被秘密押往北京的作家峻青。

峻青被江青投入监狱达五年半，精神受到极大的损伤。

经过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多方奔走，1973年7月的最后一天，峻青在北京突然接到通知，说是经过"审查"，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当天，全身浮肿的他，来到北京平安里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见到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妻子于康，以及上海作家协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丁师傅，还有他在北京的弟弟孙海峰。

翌日下午，他在妻子和"工宣队"丁师傅的陪同下，乘坐火车回上海。

然而，江青为什么要下令逮捕他，他却始终不清楚。

第164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7)

1980年12月10日，峻青从电视中看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讯吴法宪的情形，内中涉及他在"文革"中无端被捕。

据吴法宪交代：

1968年2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开会。散会时，手里拿一本书，问吴法宪："吴胖子，这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吴法宪见到书名《黎明的河边》，作者峻青。

吴法宪对江青说："我不知道。"

江青指着书的作者说："这人在上海，是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你给我到上海把他捉到北京来。"

吴法宪有点为难："我不认识他，怎么捉来？"

江青声色俱厉道："怎么捉来，你自己想办法嘛！"

吴法宪不敢再问了。

就这样，吴法宪在上海抓了峻青，并押送到北京，但是连吴法宪也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抓峻青！

峻青说，他与江青从未见过面，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他至今还没有弄明白，江青为什么要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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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铁窗生涯

江青在1981年1月25日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到了1983年1月25日，她被改刑为"无期徒刑"。那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江青谈不上"悔改表现"，但是以这样用词讲究而巧妙的理由为她改刑："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其实，在1981年1月，当特别法庭决定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就已考虑了二年期满时怎么处理。

伍修权曾这么谈及：

"至于"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和十二大开过以后，我国人民对这类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一个特别决议，对这次判决予以减刑，将江青、张春桥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引者注：在十名主犯中，唯张春桥和江青一样，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的无期和有期徒刑，是否也相应地减刑，到时候再酌情处理，以此体现我们政权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江青，上面写着：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刑缓期执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间的表现，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一七二次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第165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8)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不过，当江青接到改刑判决书时，她半点也没有欣慰之感，反而大喊："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呢？"

从江青的呼喊中，可以清楚看出她的内心世界：她已经穷途末路，希望早一点结束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囚徒生活！

江青的铁窗生涯，虽说因为秦城监狱门卫森严而几乎无法为外界所知，但笔者访问了公安部有关人士，还是得知了一些情况：

江青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二十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不过，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看不见外面。

她的伙食还可以，因为毛泽东过去说过，对于犯了严重错误以至罪行的高级干部，在生活上还是给予照顾。她的伙食，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要好。特别是在审判期间，伙食更好一些。

她在狱中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她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只是在最高法庭审判期间，不准她看报纸、电视，不准听广播，因为那一段时间，不断发表有关审判十名主犯的报道，有些内容涉及别的主犯的态度、交代，不便于让她知道。

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不由得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最令她兴奋的是，有几次她从电视上看到播送"样板戏"，脸上露出"旗手"的笑容！她甚至得意地哼起了"样板戏"。

江青的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考虑到她已上了年纪，狱中没有安排她参加劳动。只是她素来喜欢打毛线，如今又闲得无聊，有时靠织毛线衣打发日子。然而，当她织完一件之后又拆了，然后再另织一件。就这样拆了织，织了拆，消磨着她的时光。

另外，她喜欢看书。她自己拥有一万来册藏书。她获得允许，从她的藏书中，选择她要看的书，在狱中阅读。

江青读了这样一些书：

《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李长吉集》、《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文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应当说，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她的阅读兴趣受毛泽东影响，读的书大都是高雅之书。

江青在秦城监狱还记日记。她的字近乎"毛体"。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日记中写道：

"……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管我一个人。楼的四周土地甚多，管理人员业余生产蔬菜。××（字迹不清）他们学习一点生产蔬菜的知识，也有利于改造世界观。除看守我的人员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西边的"风场"也空了两排，"风场"外边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刚来时就在那儿放风；土地外面是数丈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是监狱的楼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

"我能参加劳动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衰老了，两三年来我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请发还我改造世界观的权力！"

江青毕竟是"四人帮"之首，虽然身在狱中，但仍为中外新闻界所关注。海外报刊上，不时登出关于江青狱中动静的报道，内中有不少只是猜想、传闻而已。

第166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9)

关于江青，中国官方每隔一两年，要通过新闻传媒，予以报道。

以下是笔者所搜集的历年来关于江青狱中情况的报道：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该社北京特派员横崛走访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的报道。

鲁主任说："江青关押在北京监狱的单独牢房里。我们根据革命的人道主义给她一定的待遇，保障她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有鱼有肉，但与其他犯人吃得一样。由于年龄关系（七十岁），几乎不要她参加劳动了。她的身体原先就不好，但监狱里有医生，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1986年7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答复了外国记者的提问：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摇摇头)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1988年3月24日新华社北京电，报道新闻发言人曾涛在七届人大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曾涛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在继续服刑。他们当中，张春桥、江青患有老年性疾病，已得到正常治疗。

曾涛还提及，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四人因年老有病，均已保外就医。邱会作于1987年9月刑满释放。黄永胜于1983年因肝癌病亡。因此，在十名主犯之中，只有"四人帮"那四人仍在狱中。

1988年12月，香港《文汇报》、《明报》报道了中国司法部官员答记者问。

这位官员说，现年七十四岁的江青，最近因患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目前正在狱中接受治疗。他否认了某青年杂志所说江青已被放出治疗喉癌的报道。

从以上逐年的关于江青的报道，大致可以勾画出江青晚年的概况。

据云，江青在公安部的医院里住院时，用的是"李润青"这化名。"李"是她的本姓，"润"是毛润芝的"润"，"青"不言而喻是江青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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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李讷一次次前去探监

江青晚年，她的唯一的直系亲属是女儿李讷--毛泽东和她所生的女儿。李讷获准一次次前去探望江青。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解放军报》社当编辑。

1966年，父亲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母亲江青一马当先，成了"文革先锋"。那大浪大潮，把李讷也卷了进去。凭着李讷那"响当当"的背景，才二十六岁的她，擢为《解放军报》总编辑。此时，她化名"萧力"，亦即"小李"的谐音。

不过，李讷没干多久总编辑，就被毛泽东调去当联络员。确实，她当联络员倒是最为恰巧。她的年岁，跟红卫兵相仿。穿一身军装，可以随便进出各大学，"摸"来准确的、第一手情况，向父亲汇报，使毛泽东了解"文革"的脉搏。

1970年初，毛泽东让"萧力"到井冈山那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锻练。在那里，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年已三十的李讷，跟 "五·七"干校中的小徐相爱了。小徐在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李讷会爱上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却不是"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消息传出，人们颇为震惊。

第167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0)

江青坚决反对这门亲事。1970年8月，江青上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还特地把李讷叫上山，劝说李讷，结果无效。后来，江青对人说："这几天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头痛得像要裂开来一样。我把李讷叫上山来，她和我闹别扭，我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吵了一架，搞得两个人都很烦恼。"

李讷知道无法说服母亲江青，就写了一份要求与小徐结婚的报告给父亲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计较小徐的"身份"，应允这门亲事，在报告上写下批示："同意，转江青阅。"

这下子，江青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李讷和小徐在"五·七"干校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送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

不过，婚后不久，李讷和小徐性格不合，志趣也不同，感情产生裂痕，彼此分居。但李讷已怀孕，生下一子，取名"李小宇"。

李讷回到北京。从1973年起，她先是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是吴德）。不过她身体欠佳，她的母亲没有派她当毛泽东联络员，而是从辽宁调来了毛远新。这么一来，她倒没有卷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去世，江青被捕，李讷那特殊背景一下子消失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不成了。她跟儿子默默地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小院里过着平常人的普通生活。

1985年，经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介绍，她和王景清结婚。王景清在四十年代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工作。后来他担任怒江军区参谋长，跟妻子离异。王景清为人憨厚、善良，细心地照料李讷，使她在孤寂中得到了安慰。

李讷把儿子改名王效芝。芝，即毛润芝之意。她要儿子效仿外公毛泽东。

李讷和王景清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江青对新女婿表示满意。

他们每次去秦城监狱，都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一往一返便是一整天。

江青见到女儿、女婿，还是高兴的。江青的腿脚有点不大灵便，往往要扶着墙壁走路，但气色还不错。最使李讷感到不快的是，江青极易发怒，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为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为芝麻绿豆小事，江青会发火。

尽管来去那么劳累，见面又往往不愉快，李讷和王景清还是一次次去看望江青。

李讷很少跟朋友们谈起江青在狱中的情况。偶尔，在一般朋友面前，李讷提到江青，总是称之为"我们家的那一位"、"家里的大人"；在很熟悉的朋友面前，她才称江青为"我母亲"、"我妈妈"、"我家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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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死于肝病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第16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1)

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达的时候，仍过着平常的生活，并没有沾大哥的光。正因为这样，在王洪文倒台之后，他们也依然过着平常的日子，没有受到牵连。

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

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王洪文 "长沙告状"。

1980年12月6日王洪文 诬陷陈毅；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

干部的材料；

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

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王洪文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20日 王洪文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第169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2)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王洪文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五期，发表伍修权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内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1980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一个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也叫领导小组），作为中央对审判工作的党内指导机构。我被推选入这个领导小组。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可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但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二十年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十名被告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刑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前，先说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欢庆胜利的声浪。

历时两个月零七天，开庭四十二次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公开审判胜利结束了！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

"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于1983年1月25日，对两案主犯宣判整两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表了一项"裁定"，宣布"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张春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并说他们在"死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其实，还应该说"也无接受改造实际表现"，但为了给他们减刑，也只能那么说。

第170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3)

1981年，在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他的母亲王杨氏因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王洪文病倒了。

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医疗条件不错。

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他的一生。

如今，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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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的狱中生活

对于张春桥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张春桥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7日 张春桥 "长沙告状"；

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换代"；

指使、煽动"打倒刘少奇"。

1980年12月4日 张春桥 指挥"游雪涛小组"从事特务活动；

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

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张春桥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拨两。

唯有张春桥胡子拉碴，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张春桥在审判中实行"三不主义"：

面对提问，不答；

送达文件，不看；

要他签字，不签！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当年舌尖分叉

喷吐谎言的瀑布

每一星唾沫

都是杀人的蛇毒

而今哑口无言

滔滔雄辩已冰封

你的心冷到零度

正因为张春桥"而今哑口无言"，问他不答，所以审讯张春桥比审讯江青、姚文元、王洪文要快得多。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发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第171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4)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1983年1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二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是："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张春桥，上面写着：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严劣，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刑缓期执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刑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一七二次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1988年1月15日，新华社北京英文电，又透露张春桥的一点消息：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1983年七十二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江青现年七十四岁，张春桥现年七十一岁。

此后，"四人帮"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江青在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杀身亡，终年七十七岁；

第172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5)

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姚文元在1996年10月5日刑满释放；

当时，唯有张春桥在北京的劳改医院里，过着监禁生活。

在劳改医院，张春桥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看报纸。他仍然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心，看报纸极为认真、仔细。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的时候，张春桥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

张春桥几乎极少与监管人员说话。

据云，当他得知江青自杀的消息，那一天，他的脸一直阴沉着。

尽管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得知他倒台而在1977年4月1日自杀，尽管他的同伙江青也选择了自杀，但是，张春桥声称："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

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张春桥则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张春桥改刑后判的是无期徒刑，因此他不会像姚文元那样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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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以自杀告终

江青最后以自杀告终，有点出人意料。

关于江青自杀的消息，是由新华社发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1991年）6月4日电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6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的一个角落刊载了这一消息。

江青终年七十七岁。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由于日本《文艺周刊》没有刊出江青"绝命书"的手迹，所以这一"绝命书"的真伪难以判定──只是那口气有几分像江青。

据云，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

江青在5月10日，突然撕掉她的回忆录手稿，这表明她的行动已经开始异常。

5月13日，江青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写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江青以为这天值得纪念，是因为二十五年前她被提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

5月14日凌晨，江青趁护士离开之际，用几条手帕结成一个绳圈，吊死在卫生间里。

5月18日，江青的遗体火化。

江青的自杀，使人感到意外，是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促成她自杀：罪已经定了，刑已经判了，不存在"畏罪自杀"。何况，当法庭宣判她"死刑"，她未及听清"缓期二年执行"，就大叫大闹起来，表明她是怕死的。

1991年--她已经被捕十五个年头了！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加上疾病的折磨，她终于不想再活下去了！

当然，如果细细"考证"起来，早在她当年与唐纳吵翻了的时候，1937年5月31日写了《一封公开信》，内中谈到过自己当时有过自杀的念头：

第173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6)

……我像一个瘫子，呆呆的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在风里急遽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啊！我永不忘记那一片片匆匆的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先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里！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 （注：载1937年6月5日9卷4期上海《联华画报》。）

在五十四年前，二十三岁的蓝苹没有自杀，是因为"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

五十四年后，七十七岁的江青再也没有"一线希望"了，她自杀了。

对于江青的死，当时中国报刊除了发表新华社消息之外，没有再说什么。笔者注意到，唯一例外的是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杂文家何满子的《江青为何自杀》一文，指出：

江青自杀当然应该成为一条新闻，布告天下咸知这个十年灾难的祸首终于恶贯满盈，下地狱去了。

这妖婆是自杀的。自杀有种种动机，种种情况：有被迫害悲忿而自杀的，在江青的淫威下，当年有不少人走了以死作抗议的路。江青当然不属此类。她本死有余辜，还只判了个死缓转无期徒刑，后又让她保外就医，可谓宽大之至，谈不上迫害；有畏罪自杀的，江青也不属此类。如果畏罪自杀，她早该在公审前就自去地狱了；有绝望而自杀的，大势已去，往昔天堂梦已彻底破灭，等了十年，没指望了，于是了此残生，江青自杀庶几属于此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毅然宣布"文革"要彻底否定，但百脚之虫，死而不僵，失去天堂之徒并不彻底死心，妄图还潮者有之；化身变色，忍辱图存者有之；变个法儿，新瓶子卖旧药者有之；不能登大雅，于是搞小动作者有之；风风雨雨，花鲜繁多。幸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局铁定，人心不可侮，恋恋于老调子，终于不能成气候而已。

江青自杀的新闻昭天下，连"女皇"本身也已彻底绝望，回天无术了。但也必须警惕，希特勒自杀了四十多年之后，德国还有老式纳粹的孑遗和新式纳粹的余孽。江青自杀的新闻也有这样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提醒人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不能放松，要永以为鉴，方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其实，江青之死，使人们记起她当年"鼎盛"时对张玉凤说过的话：

"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 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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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刑满出狱

1981年1月25日上午，庄严的时刻到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

作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支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

对于姚文元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姚文元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第174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7)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长沙告状"。姚文元污蔑邓小平是

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进行反革命宣传；

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

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

干部的材料；

诬陷南京人民群众，指使鲁瑛派人到

天安门广场搜集革命群众的言行，

诬陷群众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法庭宣判。

严肃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审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代，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

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代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眨着金鱼眼，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他，四十五岁入狱；1996年他刑满时，六十五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

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遗产？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第175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8)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

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

"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 （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写的"精辟之言"：

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采访关于姚文元问题，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三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第176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9)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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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因癌症病故

张春桥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终点。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北京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1917~1994）"。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第177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0)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8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第17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1)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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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的离去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怪现象，凸现了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尽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有人对"文革"讳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张"淡化文革"，使年轻一代不知"文革"。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这四颗灾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Table of Contents

第1节：序(1)

第2节：序(2)

第3节：序(3)

第4节：序(4)

第5节：序(5)

第6节：序(6)

第7节：序(7)

第8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

第9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

第10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3)

第11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4)

第12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5)

第13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6)

第14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7)

第15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8)

第16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9)

第17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0)

第18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1)

第19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2)

第20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3)

第21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4)

第22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5)

第23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6)

第24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7)

第25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8)

第26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19)

第27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0)

第28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1)

第29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2)

第30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3)

第31节：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24)

第32节：四人结帮斗"周公"(1)

第33节：四人结帮斗"周公"(2)

第34节：四人结帮斗"周公"(3)

第35节：四人结帮斗"周公"(4)

第36节：四人结帮斗"周公"(5)

第37节：四人结帮斗"周公"(6)

第38节：四人结帮斗"周公"(7)

第39节：四人结帮斗"周公"(8)

第40节：四人结帮斗"周公"(9)

第4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

第4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

第4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

第4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4)

第45节：与邓小平对着干(5)

第46节：与邓小平对着干(6)

第47节：与邓小平对着干(7)

第48节：与邓小平对着干(8)

第49节：与邓小平对着干(9)

第50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0)

第5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1)

第5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2)

第5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3)

第5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4)

第55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5)

第56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6)

第57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7)

第58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8)

第59节：与邓小平对着干(19)

第60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0)

第6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1)

第6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2)

第6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3)

第6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4)

第65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5)

第66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6)

第67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7)

第68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8)

第69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9)

第70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0)

第71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1)

第72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2)

第73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3)

第74节：与邓小平对着干(34)

第7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

第76节："文官"要夺?国锋的权(2)

第7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

第7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

第7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5)

第8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6)

第8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7)

第8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8)

第8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9)

第8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0)

第8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1)

第8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2)

第8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3)

第8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4)

第8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5)

第9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6)

第9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7)

第9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8)

第9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19)

第9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0)

第9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1)

第9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2)

第9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3)

第9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4)

第9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5)

第10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6)

第10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7)

第10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8)

第10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29)

第10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0)

第10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1)

第10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2)

第107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3)

第108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4)

第109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5)

第110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6)

第111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7)

第112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8)

第113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39)

第114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0)

第115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1)

第116节："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42)

第117节：末日的疯狂(1)

第119节：末日的疯狂(3)

第120节：末日的疯狂(4)

第121节：末日的疯狂(5)

第122节：末日的疯狂(6)

第123节：末日的疯狂(7)

第124节：末日的疯狂(8)

第125节：末日的疯狂(9)

第126节：末日的疯狂(10)

第127节：末日的疯狂(11)

第128节：末日的疯狂(12)

第129节：末日的疯狂(13)

第130节：末日的疯狂(14)

第131节：末日的疯狂(15)

第132节：末日的疯狂(16)

第133节：末日的疯狂(17)

第134节：末日的疯狂(18)

第135节：末日的疯狂(19)

第136节：末日的疯狂(20)

第137节：末日的疯狂(21)

第138节：末日的疯狂(22)

第139节：末日的疯狂(23)

第140节：末日的疯狂(24)

第141节：末日的疯狂(25)

第142节：末日的疯狂(26)

第143节：末日的疯狂(27)

第144节：末日的疯狂(28)

第145节：末日的疯狂(29)

第146节：末日的疯狂(30)

第147节：末日的疯狂(31)

第14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

第149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

第150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

第151节：押上历史审判台(4)

第152节：押上历史审判台(5)

第153节：押上历史审判台(6)

第154节：押上历史审判台(7)

第155节：押上历史审判台(8)

第156节：押上历史审判台(9)

第157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0)

第15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1)

第159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2)

第160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3)

第161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4)

第162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5)

第163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6)

第164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7)

第165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8)

第166节：押上历史审判台(19)

第167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0)

第16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1)

第169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2)

第170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3)

第171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4)

第172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5)

第173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6)

第174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7)

第175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8)

第176节：押上历史审判台(29)

第177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0)

第178节：押上历史审判台(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