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习俗

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英）汤因比（Toynbee，A．J．）著；吕厚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汤因比著作集）

书名原文：Change and Habit：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ISBN 978-7-208-13406-5

Ⅰ．①变…　Ⅱ．①汤…　②吕…　Ⅲ．①社会问题—研究—世界　Ⅳ．①D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567号

策　　划　孙　瑜

责任编辑　顾　雷　范　晶

装帧设计　范昊如

Copyright©196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e and Habit：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66．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

［英］阿诺德·J．汤因比　著　吕厚量　译

世纪出版集团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5　插页　5　字数　225,000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406-5/K·2452

总序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是20世纪英国标志性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20世纪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杰出代表。

20世纪在人类编年史上是个较为特殊的世纪。科技突飞猛进，物质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人类不同利益集团在自身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冲突也空前激烈：风起云涌的革命与反革命，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此起彼伏的大规模战争，特别是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似乎预示资本主义文明末日的来临。如何概括这一尖锐对立的二元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鲍姆称之为“极端的年代”），狄更斯的文学描述用到这里颇为贴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面对巨大的乱象，处于涡旋中心的欧洲人一度迷茫困惑、不知所措甚至绝望，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需要有人给出合理的解释和希望，汤因比正是因应时代需求和期待而出现的思考者之一。

除了时代需求，个人因素对汤因比历史观的理解也不可忽视。他曾经谈到过这一点，认为欲了解他的思想，不只需考虑社会历史条件，还需考虑他的个人背景。他对课题的选择、论证的切入角度、论据的收集与取舍、讨论的角度和深度以及史实陈述和价值陈述所用的话语，具有与个人成长环境密切相关的鲜明个性。因此，阅读汤因比，既不能忽略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也不能忽略其生活经验、师承关系等个人条件。

汤因比生在伦敦一个知识分子家族。其祖父是医生，毕生致力于利他主义的慈善事业。汤因比悲天悯人的慈悲之心与此或许有一定关联。汤因比的父亲在茶叶进出口公司和慈善机构作职员，患有精神疾病。汤因比自陈他几次受到忧郁症的折磨，认为是从父亲那里遗传下来的。他的叔父是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但对他的学术旨趣具有直接甚至决定性影响的人是他的叔祖父哈利·汤因比和他的母亲萨拉·E．马歇尔。

汤因比的叔祖父哈利·汤因比担任过东印度公司一条商船的船长，有关他去印度和中国航行的传奇故事曾使小汤因比激动不已，他关于异域民族的豁达认识对汤因比后来破除西方中心论和形成文化平等观念具有启示意义。汤因比的母亲萨拉·E．马歇尔是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历史专业的学生，后来成为英国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她每天晚上在小汤因比临睡前都要给他讲历史故事，引起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使他产生出要当一位历史家的理想。汤因比曾反思道：“为什么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或物理学家呢？这同我喝茶和喝咖啡不加糖是同样的道理。这两种习惯的形成都是幼年时从我母亲那里学来的。”(1)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孩子，古典文字和文学是普通教育的必修课，所以他7岁开始学拉丁文，8岁学希腊文，古典文字识读是他的童子功。加之他聪慧好学、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和道德表现优异，于1902年入英国名校温彻斯特公学。五年后获得奖学金，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深造，主修古典文献学和希腊罗马历史。大学毕业后他留学院任教（1912年），担任古希腊罗马史教师。他的治学能力和潜力显然得到了院方认可。

对于古典历史和文化素养与个人学术思想与成就的关系，汤因比有自己的解释。他说：“这种传统教育颇为有益，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不会有文化沙文主义的弊端。一个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容易避免把西方基督教世界视为尽善尽美的错误，他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背景提出的历史问题时会求助于作为他的精神家园的希腊圣贤。”(2)所以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想成为历史学家的人，尤其是对于出生在现代的人来说，古典教育都是一种无价的恩惠。”(3)这无疑是经验之谈。遍数19世纪与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出色思想家，他们无不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古典教育的精华在于培养良好的伦理与智慧、批判与审美精神以及逻辑的思维方法。正是古典历史与文化素养赋予汤因比博大的胸襟和广阔的视域。在他构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宏观框架时，他熟悉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种基本模式就在情在理了。

在牛津大学正式任教之前，汤因比曾去英国设在希腊雅典的考古学院进修两年。(4)此间他走访了希腊和意大利的许多古代遗址，深化了他对古典历史与文化的认识，促使他产生了古代与现代不仅相通而且共时的思想。例如1912年5月23日，他身处米斯特拉城堡的顶端，向东眺望古代斯巴达谷地，远眺爱琴文明时期的迈锡尼遗址。他油然而生了这样一种联想：“虽然梅尼莱昂的迈锡尼宫殿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被摧毁，米斯特拉城堡是在公元1249年建造的，二者间隔了24个世纪，但中世纪米斯特拉城堡的法国领土与迈锡尼时代梅尼莱昂的希腊贵族却有相通之处。”(5)他因此首次生出对古今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冲动。

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汤因比在讲授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时，顿悟到历史事件的共同性，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给他的感受，在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早已感受过了。尽管这两个事件距离两千多年之远，但却具有相似的意义，标志西方历史和希腊历史的转折点。他说：“这使我确信了维科的直觉：这两个文明的历史虽然不处在一个时代，但它们是平行的，是可以比较的。这种信念促使我从维科的两个文明的比较扩展到所有文明的比较研究。”(6)这种历史比较的想法基于历史事物具有共性，这也是历史规律论的理论基础。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早已论证过它的合理性，这就是世界各民族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些相同的文化范畴，如宗教崇拜、婚丧礼仪。这种历史比较方法一旦产生，便成为汤因比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贯穿他的一生。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使年轻的汤因比不能安于坐大学的冷板凳。他不顾妻子的反对，积极报名参战。并于1915年进入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工作，参与战争宣传活动。他的学术方向也从古代转移到当代国际政治，曾撰文谴责土耳其和德国的战争罪行。之后汤因比任外交部研究处主任，撰写过有关中东和中亚地区的政策分析报告。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他以英国代表团团员身份出席列强坐地分赃的巴黎和会，拓展了他的国际政治视野。随后他返回大学任教，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捡起了老本行，讲授近现代希腊语言文学和历史及拜占庭史。然而1921年希腊土耳其战争爆发，他再次从大学出走，成为《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赴战争前线采访。战争结束后他撰述的《希腊和土耳其的西方问题》（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一书问世，广受好评。他在书中采用同代人记写同代事和夹叙夹议的传统西方史学写法，把希腊与土耳其的战争看作是西方外交政策和西方思想尤其是民族观念作用的结果。1924年，汤因比任职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通常称作查塔姆研究所），负责每年一期的《国际事务概览》的组稿与编辑工作。1925年，他还受聘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第三次在大学执教，并一直到1955年以功勋教授名衔退休。这是一段勤于笔耕、著述甚丰的时期，也是他功成名就的时期。

退休后的汤因比作为和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继续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他思想偏向欧洲左翼，反对美国的侵越战争，谴责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抨击南非的种族歧视。晚年他仍致力于宣传世界和平，思考人类的命运。他于1975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86岁。

英国哲学家罗素高度评价汤因比的思想成就，认为20世纪人们对史书的兴趣大为衰减，原因之一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不多，但汤因比是个例外，“他的作品的规模之宏伟，堪与前人的天才作品媲美”(7)。罗素是智者，比汤因比年长十多岁，大体可看作是汤因比的同代人。他赞赏汤因比似有惺惺相惜的意思。但他说20世纪缺乏伟大的历史家却未免言之过甚。江山代有才人出，美国史家迈克尔·朗于2011年论及汤因比时曾列举比尔德、布罗代尔、柯林伍德等一批大史家。但汤因比无疑在20世纪西方史学史的巨匠中属于给人留下最深印记的人之列。他著作等身，粗略统计，他已出版的大小书籍至少有80部（本），可列一个长长的书单。在病逝前（1975年），他还完成了另一部终极关怀的力作《人类与大地母亲》。除了书籍和小册子，他著有大量论文、评述，仅他的著作的外文译本的语种便多达三十余种。这套中译本汤因比著作集收录了其中六部，在数量上仅及他的全部著述的百分之一二。所以迈克尔·朗指出：汤因比“大概是世界上读者最多、译本最多且被议论最多的学者”(8)。

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著述众多并不意味每本书或每篇文章都是珠玑，只是意味作者的勤奋。一个人一生能有一两部经得起时光检验的代表作，一部著作中有一两章写得颇为精彩，一篇文章中有几行字耐人咀嚼，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汤因比的作品亦应作如是观。尽管他著作等身，但真正给他带来国际声誉并载入史学史和思想史的是他的12卷本大作《历史研究》（1934—1961）。

这部著作的写作初始于1921年（拟出大纲），1954年第10卷杀青，全书的文化形态史观已成完整系统。1959和1961年，汤因比又分别增补了第11卷《历史地图集和地名汇编》、第12卷《重新评估》，可谓四十年磨一剑。由于篇幅过大，普及不易，汤因比于1972年亲自删繁就简，把《历史研究》缩编成一册插图本。这样算起来，这部代表作倾注了他大半生的心血。(9)但他的这一成果得到广泛承认却要早得多。1947年，在《历史研究》仅出版了前6卷的情况下，美国《时代》杂志便选择汤因比作为封面人物，证明这部著作的影响已经越出了国界。当时媒体给出评论的十分高，赞誉汤因比是未来的先知，在学界一时无二。也因此，汤因比不时出现在欧美大学的讲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并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完成了《历史研究》后几卷的写作。

当评析汤因比的思想成就时，虽然应承认他的先天聪慧、后天努力与经历波动的综合作用，但也不可忽略他个人的痛苦经验。汤因比经历过两次婚姻。他与第一位妻子有三个孩子，但两人最终分手。他一个儿子自杀，为此痛苦不堪的汤因比开始祈求上帝的仁慈和宽恕。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对宗教的作用有那么多论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史学史的角度看，人生多苦并非坏事，因为杰出的史家有很多经历过肉体和心灵的痛苦，譬如欧洲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吉本、布洛赫等，中国的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范晔等。汤因比思想中始终具有一种深沉的宗教情怀和心灵深思，与个人经历的不幸不能说全无干系。

关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讨论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外史学界已有很多评述，包括一些批评。这里仅做一简要的介绍。研究历史选择以何种方法入手，也就是以何种理论来带动自己的历史研究很重要。比如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再如在实证方法基础上的从社会经济和社会存在入手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文化形态切入的文明史观，从社会体系入手的世界体系理论，从思想观念入手的历史唯心主义，不一而足。

汤因比选择了文明史观，他认为研究历史应首先明确可以入手的历史单位，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可加以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在他看来这样的单位就是“文明”。他把文明定义为社会形态，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文化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不只包括文化，还包括政治和经济，只是文化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具有特殊功能，它是区分或辨识不同文明形态的基本标记。为什么文化是而政治和经济不是？汤因比有他的解释，即政治和经济易变化不定，而文化则相对稳定。

用文化作文明的标记也有麻烦，因为文化范畴过于宽泛。汤因比认为宗教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他把宗教挑出来作为分辨文明差异的尺度。这种做法与他先前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做法是相似的，表明他与斯宾格勒的继承关系。但汤因比也有自己的“变异”。不仅他明确定义他笔下的文明形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而且他的文明是开放式的，文明的交流可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历史后果，甚至产生新的文明。再者，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彻底否定启蒙时代以来流行的文明统一论和西方中心论。他解释西方中心论不过是西方人因自己的文明在物质方面取得的暂时优势所产生的错觉罢了。博丹、黑格尔等人的东方不变论和人类进步是单一直线发展的认识也都是西方的错觉。

在确定了自己的切入点之后，汤因比便展开了有关文明各种样本的系统论证。他首先归纳出26个文明样本，其中21个被他定为正常文明，5个定为停滞不前的文明。正常的文明之间多有亲缘关系，亦即他所说的“母体”和“子体”纽带。他特别申明，所有文明样本都是等值的，没有孰优孰劣。如果从短暂的文明史与数十万年的人类史（实际是数百万年）相比，所有文明其实都处于同一时代，他用英文词contemporary来指代这一历史分期。比照任何理想的标准，任何文明都没有资格看不起其他文明。

这一基本解释的基础上，汤因比系统地阐释各个文明均需服从的历史规律，即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四阶段衔接的因果关系是“挑战”和“应战”的对立统一关系。挑战一方和应战一方实际上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这个对子在修辞上的一种表述。汤因比借用《圣经》中亚当、夏娃受到毒蛇挑战来比喻外部因素的刺激改变了主体原有完美状态的例子，说明挑战与迎战之间的关系。文明的起源正是这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汤因比归纳了五类挑战或刺激的形式：（1）困难地方的刺激；（2）新地方的刺激；（3）打击的刺激；（4）压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一种文明起源可能出自对一种或数种刺激的成功反应，迎战成功则文明生，否则就不幸夭折，或流产或停滞不前。一种挑战要激起成功的应战，还有个限度，就是必须“适度”，强度太大或太小了都不适宜。总之，文明的起源并不简单。起源之后的成长也同样艰难，成长本身就是挑战。上述五类停滞的文明就是对起源的挑战成功回应，却因耗尽了所有精神力量，被迫通过发展专业化的某种技能和等级制永恒地对付同一种挑战，结果造成文明的停滞。因此，文明的成长是不断回应新挑战并取得成功的过程。如果在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发生迎战失败的断裂，文明随时有可能转入衰落的轨道。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的陷阱。

这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一种文明在成长的旅途上为何有可能中道而废？汤因比的解释是能否遇到具有非凡天赋的“超人”或天才是关键。换言之，汤因比同众多西方思想家一样是英雄史观的拥趸。汤因比认为，挑战尽管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全体成员而言，但应战者却不是每个社会成员，因为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意识到这种挑战。只有社会中的杰出人物才具有这样的自觉和自决。他们通过一种“退隐和复出”的过程，获得灵感和启示，实现思想的升华，然后通过社会性的军事训练方式，把广大缺乏创造力的普通群众变成自己的追随者，率领他们不断战胜挑战，实现文明的成长。他认为佛陀等就是这样的“超人”。但这样的“超人”的基因和染色体不能传给后人。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在成为领袖和统治者以后，可能腐化变质，沉醉于享乐，丧失原有的进取心，陶醉于自己以往取得的功业，陶醉于自己创造的组织、技能，崇拜自己的军事行为等，用汤因比的比喻就是“依着桨叶歇息”。于是“超人”便丧失了创造活力，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事情还有另一方面：缺乏创造力的平民只限于机械模仿，他们做不到主动和自决，始终达不到“超人”的境界。他们受统治者用习俗和惯例的束缚，他们的模仿行为不能推动文明的发展，反而成了发展的绊脚石。当统治精英因失去创造能力、不再被广大民众当作模仿对象，反而因强制和压迫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时，民众就和统治者离心离德，原有的社会因而开始解体，再也不能对不断袭来的挑战进行适当的回应，文明便进入衰落阶段。

但汤因比认为业已沦入衰落阶段的文明未必一定或立即解体，它可能陷入衰落后的停滞，即他所称的“僵化”。倘若僵化文明状态下的少数统治者仍然不能对接踵而来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那么它就面临一个必然命运，亦即已经积聚起巨大能量的挑战索性把这个无能的文明彻底毁灭，这就是文明的解体。解体的基本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三种成员：（1）少数统治者，从原先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转化而来，现在已经丧失了对群众的感召力，但又不愿放弃既得利益；（2）内部无产者，广大与少数统治者离心离德的群众，他们身处这一文明，心却不属于它，这些人创造了统一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相抗衡；（3）外部无产者，生活在该文明社会周边并曾接受其影响的各民族，同样不满少数统治者的政权，他们形成一个外部军事集团。这三大社会分裂意味社会躯体的分裂，但更加严重的是躯体内部的灵魂分裂，这是所有分裂的依据。面对末世，人们采取不同的应对态度，或自暴自弃、自我克制，或逃避责任、自愿殉道，或迷恋过去、幻想未来之类。这种社会分裂的危机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无法克服的挑战，但也会激起另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精神勇气的杰出人物来积极应战。他们尽自己所能全力参与到更伟大的创造活动当中，其创造的成果就是旧文明解体、新文明诞生。

他归纳的26个文明样本，大多数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剩余部分也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其中包括西方文明。这并不奇怪。汤因比以及给了他很大启示的斯宾格勒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斯宾格勒也因此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很不看好。但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的宿命观有所区别，他认为那些灭亡的文明并非注定要死亡，任何文明在衰落过程中都有凤凰涅槃、浴火再生的机会。这就是如果有人能重新点燃创造性的火焰，比如不断改良，就能够获得新生。他把激活衰败的文明或促使文明重生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他相信宗教对维持文明的关键作用，认为是文明生机的源泉。在他看来，没有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

汤因比晚年的忧患意识进一步加深。两大阵营对峙所带来的核战争危险，生态环境的恶化，方兴未艾的能源危机，西方社会内部的各种隐患等文明衰败现象，深深地困扰着他，使他更强烈地关注人类的未来命运。然而，他仍然坚定地认为，虽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应战是必要的，但摆脱困境的最终出路还是在于宗教。

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可以把汤因比看作是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最后一位卓越代表。汤因比在世时，西方史学理论的中心已经转移，从对史学客体的普遍概括（规律、形态、阶段、进步、演化等）向与史学主体认识有关的命题（史学的本质、历史的客观性、可认识性、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历史解释的性质与方式等）转变。思辨的历史哲学如同汤因比对文明历程的描述一样，在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的起源、成长甚至繁荣之后，在20世纪后半叶走向衰落。是否在不远的将来还会重生？让我们拭目以待。但在目前阶段，西方史家与西方自然科学对客观规律的理解保持一致，汲取了一个世纪以来规律崇拜所带来的负面经验和教训，不再力求把史实镶嵌到一个定理式的模型里，不再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包罗万象的终极性解释，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上来。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宛若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史学风景画中，在一个整体上快速变化并因而普遍尚新厌旧的时代，集中出版一位几十年前的英国人的著作，还有什么阅读的意义呢？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鉴往识今。因为在我们经历和即将经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维度之间，现在稍纵即逝，将来难以预知，唯一不变的、稳定的就是过去。这里的过去自然是指客观的、一次性过去的过去，也就是客观的历史。过去的创造者和我们属于同一物种——智人，他们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具有同样的人性和智力。因此他们的历史实践与我们的历史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他们对于社会人生、世界历史的思考不管有多大差异，有多少漏洞，都是我们认识现在和未来的思想来源和基本依据。这正是汤因比的著作在世界各地依然拥有不少读者，即使在英语世界之外也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

我们看到，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并不比过去少，汤因比对文明解体提出的警告并没有过时，他的挑战和应战的术语也已融入西方的语言王国之中，成为人们的常用词汇。他的理论仍旧为人类反思自身的历史提供着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解释，我们不难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恐怕是汤因比最重大的史学贡献，也是我们今天仍需要他的著作的原因所在。

郭小凌

2016年3月，京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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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因比著，王毅译：《文明经受考验》，第1页。

(2) 汤因比著，郭小凌、王皖强等译：《历史研究》，第937页。

(3) 汤因比著，王毅译：《文明经受考验》，第2页。

(4) 19世纪以来，西方十多个国家在雅典陆续设立了自己的雅典学院，作为本国古典学教学、研究与图书资料中心。最著名的有雅典美国学院、英国学院、法国学院。

(5) 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6) 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7) 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8) 迈克尔·朗：“汤因比的全球化与全球史”（Michael Lang，“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in Toynbee”），《世界史期刊》（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22卷第4期，2011年12月，第747—783页。

(9) 另有萨默维尔的缩编本，这部著作集收入的是萨默维尔的缩编本。

目录

总序　郭小凌

序

第一部分　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

第一章　来自过去的智慧之光：它的价值与局限

第二章　人性中的固定成分

第三章　人类历史的进步

第四章　历史中的分与合

附录　历时与比较的研究方法

第五章　分裂社会结构的推进与阻碍因素

第六章　分裂感的加剧过程

第二部分　政治生活中对秩序的至高需求

第七章　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重要意义

第八章　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可能存在吗？

第三部分　宗教中保持自由的可持续性空间

第九章　潜在的世界性宗教的重要意义

第十章　各种高级宗教的融合是众望所归的吗？

第四部分　技术对生活的影响

第十一章　人口、城市化与人口过剩

第十二章　机械化、组织化和单调乏味的生活

第十三章　富足与闲暇

索引

序

本书中的大部分主题来自我1964年第四季度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大学和1965年第一季度在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新学院与田纳西州的西沃恩南方大学所做的报告。这些讲座的笔记是我撰写此书的起点，但本书各章节也并非讲座内容原封不动的复制。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

阿诺德·汤因比

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新学院

1965年3月1日

第一部分　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

第一章　来自过去的智慧之光：它的价值与局限

关于人类命运的问题并不总是醒目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显然，当生活似乎已足够安逸的时候，大部分人就不会再去关注未来，而只注意对当下的实际目的有用的东西。一般情况下，只有在陷入混乱的时代和前途岌岌可危的局面下，人们才会越出现实的视野范围，警醒地关注未来。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非同小可的重压与焦虑感的时代。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当它降临之际，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当下的处境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在迫使我们对之加以关注。

未来在真正降临之前一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我们只有通过观察过去才能找到未来的智慧之光。过去的经验是我们得到关于未来智慧的唯一途径。经验是历史的别名。当说起“历史”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人类的集体经验；但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生活中积累的个体经验也同样是历史，这一点千真万确。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经验都受到高度重视，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使我们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和决断。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我们在处理社会事务时总要未雨绸缪。在规划未来的时候，我们竭尽所能地控制、塑造它，以便使之符合自己的期望。这种试图控制、塑造未来的自觉努力似乎是人类所特有的行为。它是令我们有别于共同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我们只有在展望后才能进行规划，而展望的前提则是经验之光为我们照亮未来。

因此，毫无疑问，经验之光是颇具价值的。它是我们在面对未来时仅有的向导。然而，既然我们借以观察未来的领域属于人文社会的范畴，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自己：在这样一个领域里，经验之光带入我们视野中的、关于未来的信息有多少是可靠的呢？在这样一个领域里，过去是否能够给予我们关于未来的、足够精确的信息，以至于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预测未来，并相信这些预言有朝一日将会变为现实，从而得到应验吗？

在我们同自然世界打交道（这跟我们处理彼此间和同自身的关系有所不同）时，这个问题是存在着确定答案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控制——或对尚无法触及的领域的正确判断——只是一种简单的实际操作。我们可以设计一连串化学反应，只要操作得当，我们就能确定这些反应将会得到何种结果。类似地，我们也可以组装一台机器，并确信它可以运转起来。在天文学领域，我们实实在在接触过的只有地球的近邻和卫星——月球；然而，至少在最近的2500年里，许多天文学家们都已成功地预言了月食，其精确性足以令门外汉们感到惊异。当巴比伦的天文学家们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积累了关于若干天体间相对位置关系的大量准确观察后，这种预测就已成为可能。凭借着对这种无生命世界领域的过去经验，天文学家们就能够成功地预测某组天体在未来某一特定时刻的相对位置关系。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的生活规律不像天体运转那样容易把握。尽管如此，播下种子并期待收获的农夫们一般情况下都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回报，除非他们试图在极度干旱或含有有害化学成分的土壤上耕种；同样，虽然我们对遗传行为的认识尚显粗浅，但牲畜饲养者们也往往能成功地养育出具备他们预期品质的家畜。总的来说，牲畜饲养者们和农民们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像天文学家、工程师和化学家们一样，在经验指导下进行操作。显然，这些做法都有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因为在所有这些领域中，自然的结构都有章可循，其运转符合一定之规。总体而言，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着“万物恒常”(1)的规律。于是，在上述范围内，经验的价值事实上是绝对的。在这些领域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在拥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作出预测。

相反，在人文社会领域里，经验只能帮助我们进行猜测。诚然，在这一领域中，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会重现。但它们并不一定会重现；而且它们的首次出现本身也不是必然的。经验能够揭示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或多种情况；然而，无论它展示了多少种可能性，我们永远都不能确定自己得到的这张清单不会挂一漏万。事实已反复证明，真实发生的事情可以是此前从未被记录过的某种状况。因此，与任何其他活动领域相比，在人类事务中，过去对未来的启示作用都是一个较不值得信赖的向导。在私人生活中，没有哪个有理智的人会指望，自己过去的经验能让自己像做数学演算一样地预测未来。个人经验可以增强我们进行猜测时的眼力，但也仅此而已；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的集体经验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没有更多的帮助。

既然精确的数学计算在我们对自然世界的推测中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功，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它在处理人类事务时失去准星了呢？显然，人文社会世界中的一个未知量便是人类主动选择的重要能力。

毫无疑问，在人类可以进行开放性选择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断定其邻人会作出怎样的决断。我可以认真细致地研究邻居的举止多年。我可以观察到，他在面临反复出现的形势时多次作出同一方式的回应，其恒定性几乎可与地球环绕太阳的周年运动媲美。在这种经验的启示下，我会在头脑中勾勒出我邻居“性格”的图画，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其人格的恒久状态；这样我就可以斗胆预言，当类似情形再度出现时，他还会一如既往地作出同样的反应。假设我的邻居是天体或某种化学元素的话，我预先就可以确定，事实将会证明我的推演。即便他是家养动植物，我对此也有相当的把握。然而，由于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只能冒险依赖我对他行为习惯总结出的经验。但如果我真的完全信赖这种经验（这也是我唯一的依靠），那么我早晚都会犯下错误。他的反应可能在100次里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到了第101次的时候，他仍然有可能背离我的预期，从而否定我的预测方法。因为他这一次可以选择与此前一直坚持的做法不同的方案。事实上，在抉择者本人往往都只是到了真正作决定的时候才知道有哪些备选项的情况下，旁观者又怎能奢望自己能够作出准确的预测呢？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在面临重要问题时艰难抉择的焦虑，甚至是痛苦。

人类具有作出无法预测的选择的充分自由，这涉及神学与哲学上的自由意志问题。人类意志的充分自由究竟真实存在，还是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呢？在所有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参与过的争论中，这个问题可能是最难得出定论的。它或许根本无法用神学或逻辑术语进行解答。如果我们改用心理学上的术语来表述这个问题的话，它或许会更容易回答，但也未必如此。当我们拓展自己的研究，进入心灵潜意识的深处时，心理学分析可以表明，在这一层面，人类的心理活动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后者的规律性堪与天体的物理运动相媲美。然而，在自觉意识和意志的层面，心灵似乎仍会自主和自动地进行活动；并且，在研究人类心灵的初期，我们尚无法就人类意志的充分自由究竟为真实抑或幻象的最终答案进行猜测。

幸运的是，在当前这个研究阶段，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我们需要的只是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本身是毋庸置疑的——即人类并不具备对其未来选择的先见之明。因此，在这个领域，我们无法作出万无一失的预测，而只能斗胆进行猜想。世人无力预测人类未来将会选择的道路，这一事实使得人们无法以对过往人类历史的知识为基础，去预测人间事务未来的发展轨迹。当研究社会问题的心理学方法（迄今为止，这种方法也不过仅仅诞生了一个世代）成功地研究了心灵本质这个广大的未知世界之后，无论我们那时发现的意识、意志和心灵的其他成分间的关系究竟怎样，这条结论都站得住脚。人类心灵中的无意识成分或许也是像构成人体的物质成分一样严格符合某种恒定规律的。人类潜意识和人体的运转可能是相互紧密配合的。然而，无论自然将心灵与肉体设计得多么整齐划一，无论研究人性的学者在探索自然法则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任何试图以此为基础，来对某个人未来的行为作出颠扑不破的预测的企图都会因为一个变量的存在而失效；我们对这个变量既不可忽略不计，又不能将它在过去事件中所呈现出的数值恒定地照搬到对未来的预测中去。这个桀骜不驯的变量就是人类意志在面对不同场合下的同等挑战时，可以选择不同回应方式的充分自由。在自觉意识和意志的世界里，挑战和回应似乎并不符合一成不变的、从而可以预知的因果关系。

如果人类事务的未来发展轨迹确实是不可预测的话（从本质上讲，这可能是人类心灵构造本身注定的结果），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理解人文社会领域的事务而言，过去的经验并无启示意义，因此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其实是毫无裨益的呢？在我们对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是否应将人类历史视为“垃圾”，集中力量记录良种牛和小麦品种的谱系，或汇纂天文观测记录的图表呢？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已习惯了其研究领域内的严格准确性，因此他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这种精确性是任何领域内有效研究的必备条件。他们还会在此基础上断言：对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是不可行的。如果科学这个字眼指的是（这也正是它今天常见的含义）一种可能用来做出颠扑不破的预测的方法的话，我们可以承认，世上并不存在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但倘若我们因此而摒弃史学研究的话，那就有点过于迁就科学怀疑论的看法了。以启发心智为目的的研究并不一定是科学性的。在无法进行精确预言的情况下，推测也是不无裨益的；当然，其前提是我们在研究人文社科领域时必须认清过去对未来的启示意义的局限和价值。同遗传学和天文学中的情况一样，在这个领域里，对“从哪里来”的解答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到哪里去”的问题。

事实上，人类社会范围内的“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正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将试图研究那些在当前给我们带来严重焦虑的问题，并逐一回顾历史，去看看历史记录中描述的情形是否同我们有关。我们的目标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当真发现了历史上的先例，并且我们没有把它错认为一张精确的科学设计蓝图，那么这些先例就确实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当前的处境，并且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这个目标虽然算不得什么宏伟理想，但它至少是值得一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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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s things have been，they remain。阿瑟·休·克劳福（Arthur Hugh Clough），《在佩斯切拉桥上写下的诗行（Lines Written on the Bridge of Peschiera）》。

第二章　人性中的固定成分

我们认为即便在人文社会领域，过去也可以为未来提供启示的一个原因在于：人性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固定成分。跟其他物种一样，人类会展现出自己独具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判断一个生命个体所属的物种。然而，我们已经发现，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通过一连串漫长的演变进化而来的；这说明生命的进化一直是绵延不绝的，今后也还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对于任何物种而言，它所呈现的恒定特征都只是由我们选取的特定时间尺度制造出来的幻象。与人的一生相比，甚至同科学所研究的、世代累计起来的进化现象的时间长度总和相比，进化本身的时间跨度都要长得多。因此，人类观察者是无法全面观测到进化本身的。然而，我们知道的一点是，在整张生命进化时间表中，人类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在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天体宇宙的时间表中，人类出现以来的日子则显得更为短暂。如果说人类确实是“刚刚”（用比我们自己习惯采用的时间单位更为宏观的尺度来看的话的确如此）从某个前人类时代的物种演变过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人类最终也会演变为某个后人类时期的新物种。事实上，当今的生物学家们已经暗示，即便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尺度来衡量，未来的人类特征中也将会产生一些分化。人工制造的核裂变可能会自动改变人类的基因；而人类对这些技术的直接掌握也可以有意识地改造自己的基因。如果生物学家们确实掌握了这种力量，那将成为生命进化历程上的一个新转折点：一种现存物种破天荒地能够自觉地、有计划地以自身为基础创造一个新物种。这种引导我们自身进化方向的能力对人类前途的影响将比我们现已拥有的任何能力都更加巨大。例如，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原子能时代，阻止人类自我毁灭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人性与诉诸暴力的举动绝缘。这种做法至少会部分地剥夺人类选择的充分自由。我们会把他们改造成更像天使或蚂蚁的样子。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我们自己的恶，而不至于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似乎是我们为了走上生与善的道路而能作出的最佳选择。然而，很显然的是，跟其他力量一样，这种能力也是既可以为善，又能够作恶的；因此，我们掌握这种技术的前景也是非常可怕的。

可见，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性中明显存在着一成不变的元素。然而，即便不能达到恒定不变的程度，这些元素也毕竟足够稳定，使得我们可以确信它们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因此，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通过我们对过去的知识去预测未来。

我们关于人类存在于地球表面的最古老证据是我们的这些祖先留下的、又被现代考古学家们所找到的物质遗存。这些关于人类存在的最早证据是骨骼和石块。骨骼告诉我们，所有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是从前生活过的各种类人猿中唯一的幸存者。我们这里研究的石块是经过人为加工（无论这种加工是多么粗糙）的，较自然状态更适宜作为工具的石器。当我们发现制造的工具同骨骼出现在一起，并且能够确认这些工具是由这个残留下骨骼的生物所制作、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生物属于人类，即便其骨骼表明它代表了一种与今人祖先不同的类人猿也没有关系。

早期的工具遗存比早期的人类骨骼化石数目更多，所蕴含的信息也更为丰富。人为加工过的工具与不经加工就被用作工具的自然物件不同。前者可以说明，其制造者和使用者是能够进行规划的；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这些生物已拥有意识和意志。事实上，在从古至今的整部人类历史中，制造工具的能力都是人类独具的一个特征；并且我们有理由猜想，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他们就会继续制造工具。迄今为止，人类在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最为辉煌的。人类是当之无愧的“劳动的人”。他一直顶着这个当之无愧的头衔，但他却未能配得上另外一个盲目自封的头衔——“智慧的人”。然而，尽管后一个头衔未必恰如其分，它却指出了千真万确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提醒我们，人类除了是一个“劳动者”，其本质还包含着另一方面，这后一方面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尽管人类的技术是他迄今为止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但它并不是人性的精髓，甚至也不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础的本质要素。人性中的这些更为重要的元素是无法直接反映在考古记录中的；因为它们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考古学至多也只能间接证明这些人性精神特征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推断，倘若人类不具备这些精神特征，就不可能创造出以其使用的工具为证据的物质文化。物质材料证据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确实是可靠的；但它只能间接告诉我们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还不是最重要的。

人性中独具的精神特征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最重要特征；我们对此的认识并不来自任何出自人手的物质产品，而是来源于人同他人、自己和宇宙的终极精神真实性的精神遭遇。人与他人的互动包括两类：一个人可以遇到跟自己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并建立私人关系；他也可以通过视觉、口传或文字信息间接了解并“遭遇”其他仍然活着的、或业已去世的人。我们之所以能知道那些未曾谋面的人，是因为这些人（至少在我们眼中）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过一些影响。这种间接联系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私交更为深刻和立竿见影。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给同时代数以万计的、从未见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全世界的人们都沉痛悼念他的逝世。然而，肯尼迪总统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在深刻性和有效性方面尚不能同佛陀、老子、孔子、耶稣、穆罕默德、马克思和甘地等人对后世的影响相提并论。这些高级宗教和哲学流派的创始人影响了数以亿计的、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尚未出世的人们。无数的例子可以表明，这些人对从未与他们谋面的人群的影响要超过任何同后者真正相处的人的作用。

人性独具的精神特征是本书的核心主题；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尝试研究这一主题。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挂一漏万，也很难得出不易之论；因为在人类的认识体系中，对人性本身的认识是最薄弱的；尽管对人性的系统研究于2500多年前已在印度与希腊世界同时开始，但它至今仍处于雏形阶段。

人性精神本质中的一个十分鲜明，但算不上独具的特征是其社会性。人类的祖先可能先成了社会性动物，随后才能进化成人；但人类并非地球上唯一的社会性动物。具有同样特征的还有一些哺乳动物（如狼）；更好的例子则是各种社会性昆虫，它们的社会组织像人类的一样复杂，并且出于某种原因，这些组织还比人类的更加高效。但人类在社会性基础上建立的文化上层建筑的确是人类独有的。社会性昆虫的生活中并不存在对等的东西。因此，本章将会特别关注人类文化，但会将人的社会性视为一种自然的存在。

人性所独具的首要特征是自觉意识，这包括了人的自我意识和他对外部世界——包括其人类同胞和人类之外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的自然世界——的意识。

自觉意识意味着进行选择的可能，同时也激发人类去作出选择。人类表达意志的自主能力——无论它是真实存在的，抑或不过是一个幻象——是人性的第二个独具的精神特征。

第三个特征是人类辨别善恶的能力。这种区分暗含在他的选择能力中，因为人类所进行的每一个选择，或多或少地都是在生与死、善与恶之间作出的抉择。对善与恶的区分似乎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们都会去做的事情。事实上，这种辨别能力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共同特征。然而，在运用这种辨别能力来指导实际生活方面，不同文化的道德符码间却一直存在着巨大分歧。早在人类学的系统研究诞生之前很久，伦理习俗领域的多样性已在希罗多德关于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安排吃掉父亲尸体的印度臣民和火化父亲遗体的希腊臣民进行争论的故事中展现出来了。在大流士的这个例子中，正如大流士本人预料的那样，当每一方介绍自己处理父亲遗体的手段时，对方都会感到震惊。对于印度人而言，玷污圣火的做法就跟希腊人眼中同类相食的习俗一样可怕。希罗多德引述品达的名言表达了自己的总结性看法：“习俗是所有人的君主。”(1)但更为贴切的结论应当是：不同伦理规范的相对性都服从于支撑它们的同一个绝对信念——善与恶是可以并且应当被区分的。

人性中的第四种独特的精神成分是宗教。它与选择的意志一样，是对自觉意识带来的后果之一的某种精神回应。人一旦拥有了自觉意识，就必然会明白，他所认识的其实只是宇宙的一部分，而这个部分本身是无法解释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的。它用人类生活的内在不和谐因素折磨着我们；这是十分痛苦且看似不合情理的。例如，死亡就同人类的理解与爱的能力不协调。人类头脑理解力的潜能似乎是无限的，但艺术永恒，人生苦短；最强健、最富洞察力的思想也会因死亡降临而瞬间终止。同样，人类灵魂互相关爱的能力似乎也是无限的，但这种爱越深，丧亲之痛就越难以忍受。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Video meliora proboque； deteriora sequor(2)）。我经常要使用选择的自由去对抗我的自觉意识；因为罪恶并非上帝或自然强加给我的一种不和谐因素，它是我自己创造的缺陷。上述三点可能是人生中固有的三个最难以对付的不和谐因素。人们还可以想到许多别的方面。

所有这些不和谐的要素在可见宇宙部分之内都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但人类精神却不肯善罢甘休，并不认为人生中的这些痛苦真的无法解释，而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和漫无目的的。它更能接受的办法是承认自己认识这些神秘问题能力的局限性。它会猜想：对可见宇宙部分的解释必然存在于整个宇宙的本质中，抑或存在于高于人类的某种精神存在里，这种精神存在位于宇宙幕后或宇宙之外，并且可能就是宇宙的创造者。人类精神得出的结论是：人生本身及人生中的遭遇都是神秘性的；对这一结论的情感反应是一种谦卑和敬畏的感觉。我们认识到，人类并不是他在生活中接连遇到的、由他无法领会其本质与运作原理的力量所制造的各种情境的主宰。这种认识促使人去试图接触那些控制着自己的神秘力量。他的动机并不只是出于好奇——好奇心是人性的另一个独特成分。他之所以试图接触这些超自然力量，是希望能在生活中尽可能地与它们和谐相处；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认识到，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人本身，而是某种终极性的精神力量，无论它究竟为何物。

这种欲望在全人类中似乎都是普遍存在的，所有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宗教都在试图表达和满足这种欲望。然而，宗教与伦理相似的一点是：在该领域内，各种信条虽然都反映了同一种根本信念，进行着同一种努力，但它们的具体内容却是千差万别的。在人们的观念里，终极性的精神真实可能是至高无上的，也可能根植于人的灵魂、动物、树木、石块、山川或星体之内；它可以是非人的、人性的或超人的；它甚至可能是一种可悲的幻象（持这种观点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实际上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就不同信仰采纳的与终极性的精神实体（无论其实质为何）和谐相处的方法而言，既有佛教徒为摆脱“业”而实行的斋戒禁欲，甚至对自己肉体的消灭（涅槃），也有基督徒渴望在上帝（祂在基督教信仰中也是一个人格化了的形象）的“神视”中成其为不朽的努力。

至此，我们已考察过的四种人性固有成分的稳定性都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们反映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一切人身上；其次，它们都为生活在各个时代、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恒定元素和永久性的生活方式。还有另外一类成分，它们本身是稳定的，但它们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变化的。

第二类成分中的一种是好奇心。它也是人类的独具特征之一。好奇心是一种为知识而求知，不考虑任何外在的“实用”目标的愿望。人类对天体、人心、宇宙背后的终极性精神存在都抱有好奇心；他也会好奇自己的灵魂在死后是否依然存在，事实上，他对进入他认识领域的一切事物好奇。好奇心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具有两种重要影响，这两种影响都是推进社会、文化变革的动力。好奇心不断地丰富人类的文化遗产；并且，尽管（或恰恰因为）它的目的不是实用性的，它有时反而可以孕育出人意料的“有用”成果。

如果一个人无法与他的同伴们进行交流的话，那么他的好奇心和在其驱使下取得的所有发现都会随着这个人的死亡而泯灭。人类同若干其他物种一样，具有与同伴进行心灵感应式的交流的能力。然而，在人类社会中，由于语言的存在，这种官能在交往中只处于边缘地位。语言——这种更加有效的交流媒介是身处不同社会中的全体人类所共有的，也是人类的独特标志之一。但尽管我们掌握了语言，心灵感应同样也是人类进行交流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并且，即便语言的应用会导致“第六感”的衰退，我们还是会觉得，如果语言离开了心灵感应的帮助，它就成了一件存在着缺陷的工具。然而，作为一种交流手段，语言所传达的信息毕竟比心灵感应更为丰富。同心灵感应一样，语言可以用来交流情感；但它还可以传递思想。而心灵感应在这方面充其量只能表达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这种冲动正是思维的清晰性与客观性的破坏因素。人类之外的一些社会性动物可以用彼此间能够理解的叫声和动作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具备了语言的雏形。但除人类之外的所有物种（甚至包括社会性昆虫）都没有真正发展出用声音和动作传递感觉、信息和愿望，以至于能够同我们所知的最粗糙的人类语言相媲美的非人类“语言”。

对语言的掌握使得人类拥有了一种全新的、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世代相传的能力。在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那里，心理与生理的特征都是通过具体的生育行为遗传下来的。但人类却能掌握另一种世代相传的手段，那就是广义上的教育。教育是社会体制与文化传统——它由好奇心催生，通过语言进行传递——由父辈和同辈传给新一代人的过程。正如语言的雏形一样，教育的萌芽也存在于人类之外的一些动物的生活中；但在人的一生中，教育的有效性、广泛性和重要角色都使得它与其他动物那里的雏形“教育”不可同日而语。在人类生活中，通过教育完成的世代延续使得生育遗传退居次要地位，正如语言将心灵感应边缘化一样。诚然，脱离了生育遗传带给我们的人性固定成分（这也是本章的主题），单凭教育是无法使人成其为人的。然而，我们人类的动物性已被一种丰富的社会传统遗产覆盖了，这种现象即便在处于原始文化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中也是存在的。

“后天养育”的重要性相对高于“先天基础”，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因为，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人类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同样也是在这个领域里，人类即便竭尽全力也无法阻止变革的发生。几乎所有人类以外的动物（如社会性昆虫）的行为都基于其与生俱来的心理—生理机制，因此只有基因突变（其中一些能够导致进化，另一些则不能）才能引起动物行为习惯的变化。但在人类社会中，成年的一代可以选择教给青年一代哪些传统，同时抛弃哪些传统；而年轻的一代人也可以选择（尽管其自由度具有一定局限性），究竟是接受还是抵制这种教育。事实上，从未有过哪一种社会文化传统能够避免在世代相传中发生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即便前后两代人都希望能够原封不动地交接这种传统。例如，我们不可能将一种语言冻结在它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这种冻结的语言将会变成“死语言”，最终只能作为“古语”而得到保存；而活语言则会与之分道扬镳，世世代代演变下去，直至古语和市井语言之间不复可通。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因政府的命令而被冻结，无论这个政府的集权性与有效性有多么突出。在17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试图让日本人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一成不变，在国内将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作为定法维护起来，同时断绝了日本同世界其他地区间的几乎一切联系。然而，仅仅过了200余年，日本便经历了一场虽未流血、却不可阻止的经济与文化变革；并且西方的“危险思想”早在海军准将佩里的大炮迫使德川幕府向西方列强开放日本国门之前就已重新使日本人的思想活跃起来。这些例子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文化遗产在持续传承过程中也在进行着不断的变化。

然而，尽管受到这种限制，人类却既可以尽情地进行创新，同时又能够竭尽全力地墨守成规。因此，一种社会文化遗产会不断地面临着被人改造的危险。与内在的心理—生理结构相比，它的自由改变要容易得多。诚然，有害的癖好和风气（或已被发现的苗头）可以通过必要的文化道德教育而得到纠正。但与这种优势如影随形的弱点在于：与内在的天性不同，一种社会文化遗产可能会因人们无意或有意地放弃其精华部分而失传。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目睹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道德、宗教精华是如何被德国——一个在西方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家——政府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所抛弃的。希特勒上台时，德意志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已有1100年的历史，19其作为罗马帝国领土的时间还要更为长久。自从改宗基督教以来，德意志人民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马丁·路德是德意志人；现代西方音乐是一门德意志元素占据主导的艺术。但纳粹分子却敌视德国的西方遗产并抛弃了它；并且，尽管有个别德国人为抵制德国这种回归前基督教时代偶像崇拜的历史倒退行为而殉难，大部分德国人却被动地顺从了纳粹政权，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尽管是少数）积极地支持这个政府。现代西方历史中纳粹独裁这一插曲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应当随时保持警觉，竭尽全力去捍卫自身社会文化传统中受我们珍视的每一部分。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无需花费什么气力，文化传统也能够保持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会丧失这种传统。

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社会文化遗产正是史学所关注的领域。客观意义上的“历史”就是变化的过程；主观意义上的“史学”则是对我们的处境如何与为何发生变化的研究。历史是时代精神在“轰鸣着的时代织布机”上为人类编织的一件“有生命的衣服”(3)。时间会有意无意地揭示人生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经历的变化。这股人世变幻的洪流在以往和未来的流向就是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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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罗多德，第3卷，第38章。

(2) 拉丁文原意为：“我现在看到的事物越丰富美好，我将要经历的体验就越是无法忍受”。——译者注

(3) 歌德（Goethe）：《浮士德（Faust）》第1部508—509行：“So schaff' ich am sausenden Webstuhl der Zeit/und wirke der Gottheit lebendiges kleid（我就这样制造了轰鸣的时间织布机/并编织着来自上帝的有生命的衣服）。”

第三章　人类历史的进步

人类与生俱来的时间尺度是个体的人有意识的生命的平均长度。除了个别回忆片断外，人类的记忆是无法回溯到自己嗷嗷待哺的幼年时期的；老年痴呆有时也会在一个人身体死亡之前就夺走其意识。在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人类社会里，有意识生命的平均预期长度可能大致为40岁，也就是从5～45岁的时间段。对于在较高的技术与社会管理水平下生活的少数人而言，他们的平均寿命预期大概已延长了约50％，即从5岁一直延续到约65岁。然而，对于一些我们在好奇心驱使下着手研究的、我们的智力已足够理解的、宇宙范围内的宏观时间段来说，无论是60年还是40年，都是极小的计量单位。事实证明，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内要使用小至个体的人有意识生命的长度，大到天体宇宙运转的时间尺度的各种时间计量单位。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宇宙的时间尺度是怎样的。即使在宇宙究竟是有一个可以确定的起始点，还是无始无终地永恒存在着的这个问题上，当代不同学派的天文学家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争论。无论如何，我们已达成的共识是：地球是有一个起点的，并且与其他一些宇宙天体的悠久历史相比，地球的诞生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当前，一些天文学家们似乎认为，我们居住的星球已存在了30亿年。但如果他们在本书付梓出版前就大幅修改了这个临时假定的数值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各种生命形态进化的时间尺度当然要比作为生命居所的地球的年代尺度更为微观；并且在生物学体系下，目前的年代测定也比天文学体系中的更为明确。事实上，我们可以试着用下表来呈现这些信息：

地球上出现生命的年代

2.5亿～1.5亿年前

哺乳动物出现的年代

1.5亿～1.25亿年前

人类之前的南方古猿出现的年代

100多万年前

直立猿人和若干其他人科物种出现的年代

100万年以内

唯一存活至今的人科物种——“智人”的诞生年代尚不清楚。我们无从判断“智人”是否在其现已发现的最早骨骼化石和工具残片的年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技术是与人类共同诞生的；生物进化的长河中孕育出人类之日，也正是技术的发展起步之时。无论如何，在技术发展的进程中，较晚的年代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上，它们已足够精确。下表描述了这一演进过程：

旧石器时代前期

100万年以内

旧石器时代后期

5万～3万年以前

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诞生的时代）

9000年以前

开始利用风能驱动船只

5000年以前

开始利用水磨

2000年以前

实验性科学开始与技术相结合

350年前

开始利用风能、水能之外的非生物能

200年前

开始利用电能

120年前

开始利用石油资源

60年前

开始利用原子能

20年前

我们还可以制作出下面这张宗教史上的演化年表：

开始将葬礼作为宗教仪式

早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

旧石器时代前期对狩猎（可能还有其他非人类的自然物与自然力）的崇拜，来自对旧石器早期人类岩洞艺术的分析

约1.5万年前

开始对人类集体力量进行崇拜

约5000年前

试图使人类直接接触终极的精神真实性，并向全人类布道的高级宗教出现

2500年前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列表显示人类政治组织发展历程中的诸阶段：

游牧的食物采集者部落组织阶段

100万年以内

定居性的农民、牧民村社组织阶段

9000年前

区域性国家和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出现

5000年前

游牧民族社会组织的出现

4000年前

然而，当我们转而研究人类的艺术成就时（它毕竟是人类迄今为止取得成就中较为值得注意的部分），对这些成果的编年式排列就不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启示了。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岩洞壁画（那是现代考古学家目前所能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艺术品标本）的美学价值同宋代山水画或15世纪、16世纪意大利画派的作品成就是不存在可比性的。每个伟大的艺术学派都有自身的绝对价值，因为它自身的风格特征是无可比拟的。对不同流派的艺术是不能进行高下评判的；如果我们想在一个虚拟的整体艺术概念中寻找每个艺术派别的特征的话，那实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想法。我们能断言的只有：据我们目前所知，在自身长达近100万年的历史中，人类只是从1.5万年前才开始创作艺术品。然而，自现存最古老的艺术品诞生以来，时间的积累并未导致艺术水准的任何可辨识的稳步提高。伟大艺术流派兴起的时间顺序与它们各自取得的成就毫无关系。伟大的流派如绵延起伏的山头一样屹立着；它们彼此间可以直接对视，而无需在意年代次序的阻隔。将艺术成就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的做法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它们的任何相关信息，也无助于我们对它们进行美学鉴赏。

在17世纪末的西方世界中围绕当时的西方文化与在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中被复活和受到膜拜的希腊罗马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中，人们认识到了伟大艺术成就的绝对性和不可通约性。由于现代人在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占据的优势，“现代人”中的翘楚可以在这些方面胜过“古人”中的精英，而后者则只能甘拜下风。但在当时的一位法国诗人借此声称自己是同荷马、维吉尔同样伟大的诗人，以便进一步夸大现代人的胜利时，之前获胜的现代人就不敢再乘胜追击到这个地步了。无论当时的那位诗人提出的观点看似有多么合乎逻辑，它显然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胜利的现代人承认自己的这种看法并不适用于诗歌艺术领域，这说明他们还是具备基本常识的。他们等于是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优秀诗歌的伟大是永恒性的，并不受到任何文化环境特定发展阶段的制约。这种规律确实适用于诗歌，因为它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艺术形式。

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审视上述四个不同领域中的大事年表，并就它们向自己追问两个问题：首先，在每个序列中，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升的水准，可以作为各阶段成就价值评判的适宜标准呢？其次，如果某个序列中确实存在着这种与日俱增的水准的话，我们观察到的加速度又是怎样的呢？这种发展是随机的、匀速的，还是加速进行的呢？

政治的用途是使人类的社会生活远离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暴力，代之以法律和秩序缔造的和平与安全。是否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是我们借以判断政治体系价值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在各种政治模式中是鹤立鸡群的。它们最大程度地营造了内部的法治与秩序，同时又最少地使用了与其他政权进行战争的暴力手段。倘若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在全人类居住的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权威并能够使之万古长存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完全实现建立政治制度的目的——因为它将给全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宁。

根据同样的评价标准，区域性国家（以当前联合国的114个成员国为代表）在各种政治体制中则是最失败的。与历史上的潜在的世界性国家（更不要说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相比，区域性国家只能为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提供和平与安全；而即便是它们带给其公民的这一点点好处也是以它们同邻邦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战事为前提的，后者给本国和邻邦的公民同时带来了得不偿失的苦难。

与文明时代的区域性国家相比，新石器时代的村社以及更为古老的食物采集者部落都是为害较小的政治组织方式。诚然，这并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可取之处，而是由于它们诞生时的有利时代环境所决定的，因而算不得这些体制本身的贡献。这些组织之间并不存在彼此交战的迫切愿望，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被无人居住的荒野隔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即便它们确实参与了战争，也没有足够先进的技术和满足自身生存需要之外的足够产品剩余去支撑一场破坏力巨大的战事。尽管文明时代的区域性国家在建立内部法律和秩序的能力方面拥有种种优势，但原始社会组织相对缺乏进行破坏力量的弱点反而成了它们最大的幸运。

在社会组织出现最晚的游牧民族那里，他们的凶残与贡献都达到了极致。13世纪的蒙古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几乎同纳粹在当代西方世界里所推行的政策一样可怕。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当承认，蒙古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并将它维持了百年之久；在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中，这个国家是最接近于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国家的。

如果我们提出的这种新颖的、针对各种形式的政治组织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同在艺术领域中看到的情况一样，在政治领域中，年代的先后对于政治制度价值高低的评价也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与伟大的艺术流派不同，各种政治组织形式是可以根据其相对价值排出三六九等的；但这种排名跟它们的年代早晚并无关系。位于排行榜首末两端的潜在世界性国家和区域性国家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当最古老的文明于公元前三四千年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诞生时，我们看到的苏美尔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一批区域性国家，跟今天国家林立的西方世界格局相同。此后不久，在第二古老的文明——埃及文明的历史中，我们则看到，在政治上，埃及社会正在被整合成最为古老的潜在世界性国家。在苏美尔、埃及文明诞生以来的5000年文明史中，若干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和大批区域性国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在整部文明时代的政治史中，我们看不到通往世界性统一国家和永恒的法律、秩序的发展趋势。我们目睹的只有混乱的兴衰交替，其最终结果在目前还难以预料。

在宗教史领域，我们可以找到进步和加速的趋势。我们可以划分出宗教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崇拜非人类的自然世界的阶段，它兴起于人类仍旧完全依附于自然界的时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漫长的一个时代）。人们是不可能继续崇拜自己已掌握的东西的；因此，当人类认识到自己已开始超越自然的时候，他对被征服的自然的崇拜就让位于对帮助他获得这场胜利的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这种对集体的神化奴役着每个人，正如纳粹政权统治下德国人民的遭遇和社会性昆虫集体生活中个体所扮演的自我牺牲角色所显示的那样。宗教发展的第三阶段是高级宗教的产生，它们使个人摆脱了蚂蚁式的、对其所在的公民体的依附状态，使他能够同自然与社会中的万事万物背后的终极精神真实性进行直接交流。这种使人得到解放的视角激励了一些殉道者们宁死也要违抗人类世界中的权威，因为他们相信，服从这些权威的做法是同他们对神的义务格格不入的。

在宗教发展的诸阶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精神的进步；因为，即便我们拒绝承认对人的崇拜在精神境界上是比对自然的崇拜更高级的宗教形式，我们也无法否认，这两种形式在精神高度上都不及将人的灵魂导向至高的精神真实性的第三种形式。这些阶段也显露出加速上升的趋势。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肇始于约5000年前的文明诞生期。这在年代上要比我们关于自然崇拜存在的最早证据——旧石器时代前期的岩洞壁画要晚了至少1万年。这条证据只是推论性的而且说服力较弱；但我们其实可以设想，自然崇拜的历史其实不止1.5万年，而是长达近100万年，因为这种宗教形式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如果说对人的崇拜的出现晚于自然崇拜近100万年；而对终极精神真实性的崇拜或向往却在对人的崇拜诞生约2500年后就出现了的话，那么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加速发展的例子。

然而，在此之后，又过了2500年，各种高级宗教——其中最早的代表为先知时代的犹太教、琐罗27亚斯德教和佛教——却尚未被任何显然更为高级的宗教形式所取代。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至少当代基督教（它从17世纪后期起已开始在西方衰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种后基督教时代意识形态的冲击，这方面的三个最重要的代表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而民族主义又是其中最为强势的。这些意识形态尽管形态各异，却都是对高级宗教似乎已经取而代之的、对人类权力崇拜的回归。事实证明，高级宗教仅仅迫使对人的崇拜转入地下，后者在高级宗教式微之际又卷土重来。在作者写作本书时，他还无法预见，传统高级宗教与后基督教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间的现实较量将会如何收场。

这些新兴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们在固有的、对人的崇拜基础上又补充了从基督教中吸收的狂热精神。这些意识形态的弱点在于：它们破坏了高级宗教所建立起来的、个体灵魂与至高宗教真实性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这些意识形态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为充满荆棘的人生旅途中的个人提供任何帮助；此外，上述三种意识形态里的至少两种都将个体灵魂重新置于集体的奴役之下，尽管高级宗教一度已使之得到解放。因此，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我们或许可以预期，高级宗教——可能并不是那些传统的古老信仰，而是业已抛弃其无关紧要的过时成分后的高级宗教信仰精髓——最终将压倒这些意识形态。未来是不确定的，当前的形势并不能确保传统宗教所代表的精神水平即将被超越；另一方面，现实倒是可以清楚地表明：在高级宗教诞生之际存在着的人类精神进步的加速动力在公元7世纪（最后一个高级宗教——伊斯兰教诞生的时代）之后并没有维持下去。

当我们把目光从艺术、政治和宗教领域转移到技术发展和生命进化等领域的发展历程时，一切都变得清晰明确起来。根据其各自的评价标准来看，技术与生命进化的发展历程都表现出了不断上升的进步性特征。它们在发展速度上也是日趋加快的。

在生命进化领域里，哺乳动物的进化反映了生命机体效率的提高；而在哺乳动物世界中，人类的进化又进一步地、更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这种进步。加速发展的趋势同样明显。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从生命的原始形态进化到哺乳动物的时间至少用去了13.5亿年，甚至可能经历了长达23.75亿年的时间。但从最初的哺乳动物形态进化到人却至多只用了1.49亿年，或许仅有1.24亿年。此外，人类迄今为止可能只在地球上生存了不到100万年；这同1.49亿年和13.5亿年相比起来都极为短暂。宗教领域的年表表明，自高级宗教出现以来，人类在这方面的进步至少暂时出现了停顿，并且还在面对着倒退的可能；与此相反，生命进化领域的年表却既未显示发展中的停顿，也未显示其前进速率的放缓。

这一点是否说明，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不到（或许将远远少于）1.49亿年的时间内，人类就会被某种比自身更先进的新物种的进化所超越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人类和现今地球上其他物种差异性的分析结果。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人性中首要的独具特征就是自觉意识；随着自觉意识的形成，生命的心理与生理进化已超越了纯粹的生物学阶段，进入了“后生物学”阶段。早在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类的自觉意识已使他超越了所有现存物种；随着长期以来的积累，这种优势已变得足够明显，使得人类只要愿意，就可以通过杀死所有表现出可能形成新物种的生物变异特征的动物或人类个体，从而阻止地球上的生命进化过程。

在历史上，“生命的玩笑”(1)会引起人们迷信式的恐慌，从而驱使他们去无情地铲除这些不幸的生命。李维的罗马编年史记录了一些罗马宗教权威处死双性婴儿或长着两个头的牛犊的事件。在有些更为原始的社会中，双胞胎婴儿会被按照宗教习俗的规定处死。自从人类出现以来，生命进化似乎就只有在人类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同样，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那样，人类似乎很快就将获得人为地控制与引导生命进化过程的能力；这样一来，他就无需等待自然提供的进化，后者即便在加速发展的情况下，也要比当前以令人炫目的速度突飞猛进着的人类科技进步缓慢得多。如果此言不虚的话，那就意味着生命进化的前景将取决于从“劳动的人”步入历史舞台之际开始的技术发展的未来状况。

在技术领域，进步和加速发展的现象都十分引人注目。在我们的时代，这两者都在开足马力全速前进。它们的活力是史无前例和十分惊人的。显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向人类提出新挑战（可能是他们迄今为止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的一个元素。尽管技术本身是人制造出来的，它却正在挑战着人类通过继续运用自己的选择自由（那是人性独具的特征之一）来规划、引导和把握自己未来的能力。这种原本是人类发明出来以便为自己服务的无生命工具正在出现脱离其发明者控制的苗头。它正在试图将人类“带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2)

人类如何会因自己在某一活动领域所取得的成功而丧失了主动权呢？事实的情况是，当今技术爆炸式的加速发展正在令人担忧地加大着人类灵魂中意识与潜意识层面之间的鸿沟。当然，这道裂痕的历史是同自觉意识本身一样古老的；它是为生命进化过程中形成自觉意识，进而塑造出人性的飞跃性成就所付出的代价。

人的一个不便的令他感到痛苦的弱点在于：人是一个“二元复合体”(3)，必须在一定意义上坚持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自从我们的祖先变成人以来，他们就不得不试图同时驾驭人类灵魂中的自觉意识和潜意识成分；而这两匹烈马——我们不妨姑且称之为“头脑”和“心灵”——总是以不同的节奏向不同的方向牵引，从而给它们的驭手带来了永无休止的烦恼和焦虑。头脑的节奏永远比心灵更快；但在人类业已经历过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这种频率的不一致性尚不至于使得驭手束手无策，因为头脑在开始的时候踌躇着不肯全速奔跑。在某个生物制作了最初的工具，从而成为人类之后，旧石器时代前期的技术水平在90多万年的时间里事实上一直裹足不前。直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时候，技术发展的速度才足以让非专业的观众在一排按年代顺序排列的石制工具中辨认出进步的迹象。直到这个时候，头脑的同伴——心灵虽然前进得较为缓慢，却还不至于吃力到完全跟不上的程度。尽管从跟头脑一起拉车开始，心灵就一直面临着压力；但这种压力在开始阶段并未显著增加。令心灵所面临的困境变得无法忍受的是：头脑的速度不仅从一开始就快过自己，它又开始在一种似乎永不耗竭的能量驱动下不断提升自己的速度和加速度。相反，心灵的节奏不仅从一开始就相对缓慢，它似乎还受到自然的制约，无法突破自然的限度。在达到速度极限之前，人类灵魂中的感性的、非理性的潜意识层面还有能力（幸好它具备这方面的足够能力）去对付由不知疲倦的自觉意识和独立意志不停抛过来的革命性的技术与组织创新成果；只要潜意识尚能应对这些与人类生活状态格格不入的新现象的话，它就可以将这些现象转变为对社会传统文化的合理改革动力。但心灵加快节奏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而头脑在这方面的能力却似乎永无止境；其结果是心灵与头脑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差距拉开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条日益加宽的裂痕使得形势变得日趋紧张，威胁着要让人类的精神陷于分裂。

我们只要关注一下，在历史上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处于上升期的文化是如何冲击它所遭遇的弱势和没落文化的，就可以预见当前这种似乎要征服人类的心灵灾难将会有多么严重。在居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环境里，屈从于强势文化要求的后果可能会十分严重，以至于要为此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在库克船长到来之前，波利尼西亚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出色文化，它成功地依靠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平应对了大洋洲自然环境下的生存挑战。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特别适合与他们的生存环境构成平衡、和谐的关系，当来势汹汹的西方文明在18世纪突然闯入此前一直风平浪静的大洋洲世界时，波利尼西亚人很难改变自己，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剧烈环境变化。这种经历是如此痛苦和令人绝望，以至于波利尼西亚人一度不愿再继续繁衍后代——尽管那是所有现存物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尚处于狩猎和食物采集经济发展阶段的北美印第安人在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时，同样感到自己很难忍受农业生产方式下的种种束缚和单调生活，更不用说依靠工业机械进行谋生了。

关于外来文化的过度压力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的一个更生动的例子来自四福音书中描述的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团体的心理状态。该事例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同入侵的希腊文化相比，迦南地区的犹太文化并不原始或落后。然而，它们毕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由于两者精神之间的差异十分巨大，而当时的希腊文化又更为强势，因此公元前1世纪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团体便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希腊文化在耶稣生活的年代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的影响一如当前西方文明对全人类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说全人类，而不是西方世界以外的主要民族，是因为当前技术飞速发展所导致的、程度和节奏方面的文化变迁是如此剧烈，以至于这场技术革命的缔造者——西方人也在他们亲手制作的、对心灵产生巨大冲击的工具作用下变得无法自已。

如果在我们当前面临的世界性心理危机中，“心灵”与“头脑”之间的张力达到了足以使心灵发生分裂的程度，那么随之而来的心理灾难恐怕要比应用对核裂变原理的科学发现所制造的核爆炸更加具有毁灭性。事实上，如果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头脑和心灵真的因这种张力而走向分裂的话，其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一场灭绝一切的世界性核战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近年来持续增强的张力在同人类灵魂共同产生后的绝大部分时期内一直是较弱的；尽管如此，它在历史上还是制造了许多道德灾难和物质破坏。事实上，它是人类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处理与自己及同伴间的关系中遭到失败的最主要因素。这种失败同人类运用技术（近代以来又辅之以对技术的系统探索与发现）处理自然关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构成了可悲的对比。头脑和心灵步调的不一致必然会引起麻烦；因为尽管人类的心理同时包含了自觉意识和潜意识这两种成分，它在控制自己面对的或刻意制造的种种局势时却必须保证两种意识一致行动。倘若头脑和心灵中的任何一个试图不顾对方而自行其是的话，另一个元素都有能力破坏它，从而使得人的全部心智陷于瘫痪状态。当我们把新酒倒进旧皮囊时，年深日久的皮革可能会丧失弹性。在新酒酵素的作用下，它也许就无法再进行伸展；在这种情况下，皮囊便会开裂，不适宜由它来承载的新酒便会因漏掉而损失殆尽。

在自己所掌管的科技领域，头脑可以用心灵无法比拟的速度大步前进。因此，头脑不断让心灵措手不及地遇到前者制造的全新局面。由于生活中的各方面是彼此间环环相扣的，为了维持其平衡、和谐状态，人类必须为了局部的一点变化而对全局作出调整。头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当它实现了某种技术变革之后，头脑可以毫不费力地意识到，只有在社会文化领域也作出相应的改变，才能保证这种技术革新可以造福人类，或至少不变成一场灾难。在社会领域和技术领域中，头脑几乎是同样睿智的；但与技术领域中的情况不同，在社会领域里，头脑只有说服心灵与自己配合（这在当下已成为它们共同得救的必要条件），才能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行动。头脑在处理科学与技术时则可以自由行动，因为此时它是在完全由自己掌管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因此也就成了人类心智活动中这一部分当仁不让的主宰。然而，在社会关系领域，心灵却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是因为，在心灵活动的这一方面，感觉比理性更为重要。因此，头脑必须说服心灵相信其确有必要，否则就无法让现存的社会状况适应自己发明出的新技术的要求。心灵有时确实会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假如心灵真的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话，那么人类根本就不会生存到今天了。不过，即便在心灵最终顺从头脑的革新要求的情况下，与难以割舍的感情的痛苦搏斗也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时间上的滞后必然会构成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在心灵固执地按照老规矩自行其是的这段时间里，头脑制造的、带有革新意味的既成事实就可能会引发灾难。

在今天，心灵与头脑玩的这场危险游戏使得人类因两种晚近出现的革命性发明而陷于危险境地；这两项发明正是不安分的头脑不停地抛给心灵的新生事物中的一部分。今天，头脑已经驾驭了原子能，使之可以为我所用；它也在对公共健康状况的管理中应用了医药科学和商业管理模式。这些手段既可以用来救人行善，也可被用于杀人作恶。它并不一定要被用来作恶。例如，原子能既可被和平利用，也可被用来发动核战争。就其本身而言，科学和管理学在公共卫生事业中的应用所产生的效果完全是积极的。它已导致了死亡率的显著下降。然而，死亡率的下降和利用原子能进行战争的做法都会带来浩劫，除非在技术革命发生后，又有一场社会革命来配合它，而这正是困难所在。

头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变革是必要的。它清楚地看到，如果战争在原子能时代继续存在的话，对原子能的驾驭必然会带来新形式的和更加残酷的战争，正如此前的一切技术革新应用所造成的后果那样。因此，头脑也会看到，既然自己已将人类带入了原子能时代，战争就必须被消灭，这也就意味着地区性的主权应被取消——因为战争是由区域性的主权国家发动的，并且区域性国家们只要还保留着有资格发动战争的主权，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彼此交战。在原子能时代，只有一个能够完全控制世上所有区域性国家的世界性权威才可以垄断对核武器的占有，这样才可以禁止这些区域性国家拥有核武器。

对上述两种旧机制的废除和新机制的创设或许可以使人类免遭由核战争导致的种族灭绝。这是因为，如果所有核武器都被保存在一个世界性权威手里的话，核战争就不可能爆发，核武器也将被转化为维护、整顿世界秩序的一种终极性手段。但消灭战争的做法难道不会使维持世界性的原子能使用权威变得多余吗？头脑已认识到，答案将是否定的。它意识到，如果人类不将原子能用于战争而进行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的话，他就会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将原子能广泛用于和平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和平利用的原子能可以帮助那些身处文明社会之中，却自从文明诞生以来一直无权享受其带来的好处的普罗大众分享文明的物质效益（相应地也会分享其精神效益）。这将会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效益，但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其相应的代价，驾驭原子能（无论是用于和平目的，还是战争目的）的代价便是有害核垃圾的制造。这种有害物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漂浮，毒害距排放地点数千英里之外的生灵。消除核污染的问题是无法在哪怕当今世界上124个区域性主权国家中最大的一个疆界范围内独立地得到解决的。它只能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解决；因此也只有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某个世界性权威才能采取这样的整治行动。

头脑同样看到，近年来死亡率下降的直接后果是引起了人口爆炸；除非生育率也相应下降，这种局面就会一直维持下去。

现代科学和现代管理方式分别在预防性药物生产和公共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已显著降低了死亡率，特别是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一现象同时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居于多数的相对落后国家中。这件事情本身是现代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最功德无量的一项成就。从前，有很多人虽然来到了世界上，却在成年之前就已夭亡，更不可能平安活到晚年；现在，这批人的数目已经大大下降。与此同时，不断出生的婴儿数目——他们现在可以预期活得更为长久——却并未显著下降。因为死亡率的降低可以通过简单的卫生、管理措施来实现，这些措施的受惠者即便没有积极地予以配合，至少总会默许它们的推行；但人们却无法依靠照搬这些手段，为适应死亡率下降的局面而去控制出生率。世人之所以会默许卫生、管理措施的实行，是因为他们完全能够认识到可预期寿命延长的价值，并且他们也无需改变自己的个人习惯就能够获得这些好处。相反，在当今世界上数以亿计的夫妇中，除非有几万对同时愿意节育，才可能导致出生率的实质性降低；而为了进行节育——它必须出于自愿，他们必须改变一种同人类先祖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的习惯。这是一种野兔式的习惯，即努力生育尽可能多的后代，因为担心其中的一些会因种种意外而不幸夭折。

现代科学和现代管理方式分别在预防性药物生产和公共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已显著降低了死亡率，特别是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一现象同时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居于多数的相对落后国家中。这件事情本身是现代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最功德无量的一项成就。从前，有很多人虽然来到了世界上，却在成年之前就已夭亡，更不可能平安活到晚年；现在，这批人的数目已经大大下降。与此同时，不断出生的婴儿数目——他们现在可以预期活得更为长久——却并未显著下降。因为死亡率的降低可以通过简单的卫生、管理措施来实现，这些措施的受惠者即便没有积极地予以配合，至少总会默许它们的推行；但人们却无法依靠照搬这些手段，为适应死亡率下降的局面而去控制出生率。世人之所以会默许卫生、管理措施的实行，是因为他们完全能够认识到可预期寿命延长的价值，并且他们也无需改变自己的个人习惯就能够获得这些好处。相反，在当今世界上数以亿计的夫妇中，除非有几万对同时愿意节育，才可能导致出生率的实质性降低；而为了进行节育——它必须出于自愿，他们必须改变一种同人类先祖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的习惯。这是一种野兔式的习惯，即努力生育尽可能多的后代，因为担心其中的一些会因种种意外而不幸夭折。

这种预期已不再符合实际情况了；如果人类认识到了自身境遇的这种变化，那么他的目标也就该作出相应的调整。父母生育孩子的目标不应再是达到最高值，而是应该争取达到最适值。也就是说，这个数值应当能使下一代人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尽可能地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充分享受生活。在发达国家里，父母们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将之付诸实践；其结果是，在大多数此类国家中，人口变动现今已回到平衡状态。另一方面，生活在落后地区的大多数人还并不认同这一点；即便有些人认识到了，他们在理解后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采取行动。头脑已经看到，既然任何一个物种都不能无限地增加其个体数目，当前世界人口的增长最终总会被某种力量所遏止。倘若我们不自觉地抢先动用计划生育手段来人道地控制人口的话，这种人口增长就将被饥馑、瘟疫、战争等古老的苦难所残酷地终止。头脑还预见到，这一过程会比死亡率下降的过程更为漫长。死亡率的突然降低令大多数人感到措手不及；可以想见，多数人都需要时间去接受应当生育最适数目，而非最多数目孩子的理念。我们尚无法判断，这种自我转变需要多久才能完成；但我们却可以预见，在这一转变完成之前，世界人口的数量将会一路飙升；它在2000年的数值将会比1965年的基数增加2～3倍。

幸运的是，应用于食物生产的科学似乎也已能够提供超出当前人口所需2～3倍的口粮，并按照当前人类最富裕的一小部分人的生活标准来供养他们。科学可以补充土壤缺少的营养元素，从而提高其肥力；它可以通过灌溉淡化海水，让具备潜能的沙漠地区长出庄稼；此外，当尚未被建筑物占满的地球陆地表面已完全用于农业生产之后，科学也可以开始耕种海洋（这种做法已在日本沿海开始）。科学的确可以完成这些食物生产方面的成就；但它完成这些任务的一个必备条件是政治的，而不是科技方面的。地球表面的土地必须被作为一个整体而用于食物生产和分配，否则农业科学的潜力就无法得到发挥。这就需要我们取消124个区域性国家对食品政策的决定权和执行权，而把这些权力交给一个世界性的食品管理权威机构。该机构应与世界性的原子能管理权威组织一并设立，并且与后者一样，这个负责管理食品的机构也应被授予绝对权力。

头脑一眼就能看出所有这些情况。思维的速度总是很迅速的。头脑还知道，在这个科学应用与技术“零距离”接触的时代，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权威的工作效率是不会受到任何技术、组织方面的妨碍的。在1965年管理整个地球表面及大气层和全体人类的后勤保障任务要比在17世纪80年代管理美利坚合众国13州的领土、或在公元前5世纪管理阿提卡地区还要来得容易。在阿提卡境内，苏尼乌姆海角是距雅典政府所在地最远的地方，这个距离只有40英里；然而，由于一个普通雅典公民并没有任何比步行更迅捷的旅行手段，如果他住在苏尼乌姆的话，那么为了听到和看到伯里克利在雅典公民大会会场发表演说，这位公民就必须走上整整一天的路程。而在1965年，人们已经可以从远在大半个地球之外的某处出发，在当天赶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且，由于超音速飞机的发明已指日可待，我们可以预见，有朝一日，人们可以从地球上的任意一点出发，在当天抵达想去的任何一个别的地方。与此同时，在1965年，希望能看见美国总统并听到他讲话的人们已无需亲自动身前往白宫附近。通过收音机和电视，他们可以坐在家中听到总统的声音，看到他的表情和手势。通过这些消除距离的交流手段，全世界的公众现在都能够熟悉当今世界每一位主要领导人的品质。现在，一位著名领导人的选民已不再只是他自己的国民，而是整个世界。人们已经看到，当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后，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都感到自己蒙受了损失，仿佛他们真的亲眼见过肯尼迪一样。

有了这种可以顾及全世界的工具，如果头脑打算自行其是的话，它是能够在1965年建立起一个世界政府的。此时，一些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子公司、分工厂和区域性购买、营销机构网络的私有工商业集团已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政府应当如何进行运作。这些集团确实可以自由行事，因为并没有什么受人重视的机构或根深蒂固的习惯从中作梗，阻止它们为实现其商业利益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只要他们发现自己确有必要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舞台上进行活动，他们就可以不受妨碍地着手去建立必要的组织。在1965年，建立拥有足够力量的世界性政治权威的要求事实上还要更为强烈与迫切。随着核武器、有毒核废料、显著降低死亡率的公共健康措施的出现，能否建立这些权威已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然而，在这个领域里，把该理念转换为实践却成了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在头脑说服心灵与自己合作之前，该任务根本是无法完成的；而这种合作就意味着头脑必须说服心灵放弃自己珍爱的国家主权和战争，以及其根深蒂固的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的习惯。

然而，在1965年，绝大多数人仍旧按照死亡率下降与核武器被发明之前的习惯生活着。

占世界人口2/3的穷人们继续尽可能多地生育后代，而不考虑他们的孩子们不再会像苍蝇一样轻易死去的、颠覆以往传统的新局面。在这些贫困国家中，人口的增长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通过将现代科学应用于技术所带来的产值增长几乎要被抵消，甚至可能反过来发生倒退。当这些民族迫切需要并且指望自己的生活水准能够有所提高的时候，他们却造成了自己生活水平的下降——这种下降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本来就身处饥馑爆发的边缘。然而，迄今为止，残酷的现实并未促使他们放弃自己古老的习惯。

政治领域中的情况与此相似。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地球上独立主权国家的数目已几乎翻了一番；而这些新兴独立国家中的新统治阶级代表们已用行动表明，他们虽然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却并没有摆脱西方输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样，西方曾经依靠民族主义获得了力量，而他们自己正是受制于这种力量。他们一获得自由，马上就借机把这个西方的护身符据为己有。他们急切地想要借助于暴力来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正如其人民急切地想要繁衍后代一样。诚然，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中的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是可以理解的。这或许是异族统治者的政治奴役必然会激起的反抗。更令人不安的是，在那些从未遭受过异族统治的和在不久之前的国际竞争中屡遭败绩的那些国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盛极一时的局面。

戴高乐总统试图复兴其祖国的辉煌历史；他似乎已忘记，这条追求光荣的道路曾经导致了1714年、1812年、1815年、1870年、1914年—1918年和1940年的一系列灾难。戴高乐并不害怕这些血的教训，而是让法国紧缩物质资源来制造核武器，其实际意义其实不过在于：一旦有朝一日爆发一场世界性的核战争，法国会被卷入一场无法挽回的终极性灾难。这种疯狂行为的动机是对荣耀的向往，后者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按照法国式的思维，这种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965年的法国人仍然能够感到自己在1940年蒙受的民族耻辱；而英国在1940年扮演的则是正面角色。于是，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不得不举出另一个理由。他坚持认为，英国必须保留其核武器（尽管其数目从军事角度看是微不足道的），以便保证英国能够在超级大国的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法国人的过度敏感相比，这种英国式的绅士架子是一种更加明显的反社会政策。在原子能时代，任何增加拥有核武器国家数目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反社会行为；因为统一管理核武器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将核武器的拥有权限定在事实上一直垄断着这种权力的两个超级核大国范围内。

苏美两国的政府和人民则表现出了与这种可怕武器的垄断者身份相称的责任感。自从二战结束以来，他们已不止一次在前原子能时代中可能已引发战争的情况下克制着没有参战。尽管如此，苏联战后的做法与法国如出一辙，其程度还要变本加厉。俄罗斯曾在一代人的光景里两度遭受了法国从未经历过的战争苦难，它现在却又同美国为了世界霸权而展开危险的搏斗。只要这场冷战还在进行，它就随时可能使全世界陷入核战争的灾难。而美国闯入国际竞争舞台、直面俄罗斯和中国的场景更是令人惊异。这与法国于北美的军事、政治力量在七年战争中被瓦解以来，美国人民曾努力实践的传统孤立原则大相径庭。当新一次世界大战的轮廓已依稀可辨时，美国人民坚定地拒绝重蹈自己被卷入一战的覆辙。如果在1939年，即华盛顿国会执行中立法案的那一年，有人向美国人民预言，美国不仅将成为二战的主角，还会于二战20年后发动一场殖民战争，以赢得在东南亚的优势地位，那么这位预言家一定会被当时在世的几乎每位美国人视为疯子。血肉横飞的欧洲的连绵战事乃是旧世界特有的痼疾之一；美利坚民族的祖先在抖落脚上的旧大陆尘土时正是要与这种顽疾一刀两断，让宽广的大西洋分隔旧世界与自己在大洋彼岸的全新尘世乐园。

美国人重返国际竞争舞台的现象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转折。但这与中国人民坚持两千余年的普世主义立场后又重拾民族主义大旗的做法相比，倒也算不得特别令人惊异、扼腕和不安。(4)在公元前220年之前的1000年内，华夏世界可能如同当时的希腊世界和1965年的西方及全世界一样，处于列国割据的分裂状态。跟同时代的希腊人的做法一样，华夏诸邦之间的征伐也是毁灭性的和手足相残式的。然而，中国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牢牢地记住了从这些共同经历的悲惨遭遇中汲取的教训。在旧大陆的两端，区域性国家间周而复始的破坏性战争最终都被一股席卷一切的力量终止了；这种力量使得一个唯我独尊的胜利者消灭了一切对手并建立和平，从而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其臣民眼中的世界帝国——因为它囊括了处于当时人视野中的一切疆域。旧大陆东端的中华世界性帝国一度与西端的罗马帝国并立；但两个地区日后的历史演变却大相径庭。华夏地区的世界性帝国在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之后，虽经历了几起几落，却坚持生存了下来。它几度走向分崩离析，但每次都会重新走向一统。它有时会遭到异族的蹂躏，但每次又都能摆脱它们的桎梏。它在公元1965年依旧存在着；如果统计学家们的预测准确的话，那么到了2000年，它的公民数目将占据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可见，在比它诞生更晚的罗马帝国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中华世界性帝国仍是一个举世瞩目的焦点。

这个中华世界性帝国今天仍存在于世界版图之上，但近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取向却跟美国人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中国的这种大转折更令人感到不安。美国人放弃的孤立主义传统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而中国人放弃的普世主义立场却有2000余年的历史。中国人其实并不情愿放弃自己的古代传统。这本是对中国所经历的，始于中英“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并在1931—1945年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军事行动中达到顶峰的百年屈辱的迫不得已的滞后的回应。直到1840年为止，在中国人民的印象中，中华就是文明开化世界的同义语。中国周边的其他民族都是向自己称臣纳贡的番邦；距离更加遥远的那些未知民族则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在反复经历了在战争中向异族卑膝求和的屈辱后，中国人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不可再对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不闻不问而独立生活。他们在接二连三遭到外邦欺凌之后终于被迫认识到了这样一个血的事实：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并且还是较为弱小的一个。到了1965年，中国人已痛下决心，要向世人证明：尽管中国已不复是那个古老中华传统中的天下，它还是能够、并且必须要扮演一个与其辽阔领土、庞大人口和悠久历史相称的、不畏强敌的民族国家新角色。

事实上，1965年的中国便是1965年法国的放大版。跟法国一样，中国正在试图洗清近期遭到的耻辱；并且，跟法国一样，它也认为拥有核武器是自己重新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的标志之一。两者的情绪是一样的，但中国制造的威胁却更加严重；因为倘若中国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技术精良的军事大国的话，那么它就有能力成为一支超越美苏联手实力的强大力量。更严重的是，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政府宣称自己敢于参与一场核战争并战而胜之。毫无疑问，如果付诸实践的话，这种自负的夸耀必将被事实证明是谬误的。然而，如果这种夸口是发自内心的话，那么它将成为一切国际关系视野中人类前途所面临的最严峻（尽管未必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

我们看到，在原子能时代，人类不停地做着愚蠢与邪恶的事情；有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究竟能否在头脑制造的、但心灵尚未准备好应对的新形势下生存下去。当我们回想起，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做着同样的蠢事和恶行，但却仍能生存至今的时候，那其实算不得一种安慰。因为人类所犯的罪过从未免于惩罚；并且犯罪所付出的代价也始终是死亡。但到了今天，人类已经步入原子能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对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纵容的罪过的清算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种族灭绝。从本质上看，一种毁灭性武器的发明并不增加人类固有的罪恶；但它可以大大增加这种罪行所酿成的实际恶果。那么，在原子能时代里，人类的前景究竟如何呢？人类究竟有多大把握能在技术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全新的现实局面和他顽固坚持的、但在新形势下已危及自身生存的致命危险的传统习惯和制度之间的危急时滞中生存下来呢？

对于面临着原子能时代挑战的这一代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生而为人的既成事实面前，这个世代是无法宣称自己的前途已无可救药，从而推卸掉自己肩上的责任的。诚然，如果昆虫的行为习惯变得不适宜它们的生存的话，那么它们必然会灭绝。这是因为，与人类不同，它们行为的基础是其心理—生理机制。这种机制不会受到任何自觉行为的改变。与此相反，人类有能力、也有义务作出选择。现今的这一代人也不能放弃人类进行选择的权利；如果他们真的选择了死亡与罪行，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责任与原罪。因为只要这一代人基于道义考虑而放弃他们所珍视的国家主权与战争等制度以及他们不顾一切地生育后代的固有习惯，那么他们是有能力作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通往生命与善的选择的。

这种努力将是困难与痛苦的，但它毕竟还是在人性的道德力量所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它不会比中国人和美国人近年来试图与自己的传统政策决裂的努力更为困难。不幸的是，在这两个例子中，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换来的转折性结果只是将自己导向了邪恶与死亡。但在当代社会中，确曾有过另一种更加鼓舞人心的、与政治传统的决裂方式。在原子能时代到来之前，圣雄甘地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在避免使用在过去被用来推动政治革命的暴力手段的前提下，人们仍有可能促成革命性的政治变革。如果人类将来真的能够避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的话，那么，后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将甘地视为一个划时代的救星。他将作为那一代人的先知而被后人铭记；而他所取得的成就则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在人类事务中，变革——其中也包括革命性的政治变革——是不可遏止的和无法消灭的。在原子能时代中，与此前的时代一样，变革注定是会不断出现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变革是生活方式的世代相袭所必然导致的后果；这是因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不是通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育遗传的，而是自觉地通过教育世代相传的。但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化不一定要通过暴力来完成，尽管我们所考察的根本性变革在历史上经常会引起流血牺牲。当被压迫的民族摆脱异族统治而赢得独立，当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挣脱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桎梏而获得解放的时候，通常都会出现流血事件。然而，通过其创造性的非暴力不合作政治策略，甘地使得印度与英国可以不伤和气地和平分手；而马丁·路德·金也在领导美国的非洲裔居民向欧洲裔美国公民要求人权平等的斗争中自觉地应用着甘地的方法。这是一种同固有传统的全新决裂方式，它并不走向死亡和罪恶，而是走向生命与善。

通过一种相对更为平淡的方式，少数富裕人群也已证明，摒弃过度生育的古老习惯是可能的。在发达国家中，得到广泛应用的节育手段已将出生率降低到了与死亡率相等的水平。一些国家今天已取得的成就也会在明天或未来的某一天在其他国家中实现；因为少数富人用来控制人口上升趋势的这种选择能力本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人性独具特征。在人口控制方面，日本人民的经验是富于启示性和鼓舞人心的。在17世纪，当日本将自己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时，它采用了各种手段来稳定自己的人口。到了19世纪，当日本重新打开国门的时候，它放弃了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措施；与此同时，死亡率则随着西药的传入而开始下降；其结果是日本的人口规模一路飙升。今天，日本已经成功地重新控制了自己的人口增长。当然，这个新的稳定数目较之100年前的数字要庞大得多；然而，在这个新的水平线上，日本在其历史上第二次完成了对人口过度增长的抑制。在20世纪，同17世纪的情况一样，这个意志是通过上百万日本夫妇的自觉选择而得到实现的。

那么，总的来说，人类当前面临的前景究竟如何呢？心灵似乎一直在让头脑在绝壁边缘不顾危险地起舞；但头脑似乎也能够说服心灵，从而使得人类在面临坠入万丈深渊和退回安全地带的无法逃避的、明确无误的、迫在眉睫的抉择关头时变换自己的姿势。尽管后退可能意味着人类必须放弃自己珍爱的制度和固有的习惯，但心灵或许也会不情愿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与自取灭亡相比，这些牺牲的害处毕竟要小些。也许它不仅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还会赞同为此而采取某些措施。如果这种推断不谬的话，我们就可以猜想，在每一次致命危机的紧要关头，人类总会避免作出走向死亡与罪恶的选择。我们可以预期，世界各民族将不会通过发动世界核战争或允许和平使用原子能产生的核废料污染土壤、空气和水来进行大规模的自我毁灭；人们将会同意把制造、使用原子能的权力从区域性国家政府那里移交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性权威手中。他们会在迟疑后才怏怏不乐地达成这个共识，因为在操作过程中，他们需要放弃国家主权和战争，两者都是人类心灵所珍视的东西。虽然有人会牢骚满腹、愤愤不平，但他们最终还是会同意这样做，因为生存毕竟是首要利益。我们还可以猜测，根据同样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他们还会同意进一步削弱传统上属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各民族将不会坐视2/3的人类忍受饥饿，从而使自己遭受灭顶之灾；他们会同意让各自的民族国家政府把生产、分配食物的权力转交给另一个比掌管原子能领域的机构更加新颖的世界权威。世人会同意设立一个世界性的食品管理权威，因为他们将会看到，为了科学按照1965年少数富人的营养标准去养活超过1965年世界总人数1～2倍的人口，这种划时代的变革是一种无条件的政治要求。

在这场头脑与心灵的辩论和生与死的较量中，头脑最有力的论点是：保全人类自己是高于一切的准则，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但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实践中，这种学院式的论证并不能说服所有人；因为心灵不会时时为理性的呼吁所动，哪怕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和要求人们马上付诸行动的。最终能够说服心灵赞同头脑理性但却具有颠覆性的计划，从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可能是自然根植于每个生物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冲动。任何一个生命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要使自己活着的时候所代表的物种永远繁衍下去。在心灵那里，物种自我繁衍的深层次要求高于个体生命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需要，当然也远远高于固守习俗与现有制度的要求。头脑可以通过提醒心灵注意我们在本章前面列出的那些年表，从而触及并利用心灵中的这一制动机关。

乍一看，这张列表似乎是头脑玩的一个可笑把戏，心灵会对此不屑一顾。头脑已通过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予以量化的做法，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科技成就。头脑现在又想将人类生活领域中的事实量化；正如心灵所感到的那样，这等于是对这些事物本性的扭曲。头脑强加给心灵一串抽象数字的方式，难道不就是对心灵的一种过分挑衅吗？头脑的本意是要同心灵达成共识，但这样做的结果难道不是与心灵渐行渐远吗？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非理性的疯狂行为。但头脑还可以举出两个本书尚未提及的数字，它们是拥有很强的情感色彩的：其中之一是人类的生存年代；另一个是人类预期自己能够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如果它不进行自我毁灭的话——只有人类才有能力毁灭自身，因为它的能力已足以制服种种细菌病毒和狮虎猛兽）。

如果当代科学家们的测算大致准确的话，人类迄今为止已生存了近100万年，而地球还可以让人类继续舒适地居住20亿年。因此，人类可预期的生存期限要超过它已有的历史约2000倍。它近年来才开始真正奉行传说中的诫命：“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5)。人类从一开始就能够生养，但它只有掌握了足以降低其自然死亡率的医学技术之后，才有能力养育众多的后代和布满地面。这两个事实共同告诉我们：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个体尚未出世。50年以后，罗马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将死者称为大多数的说法(6)可能就不再符合实际了。2015年，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口数目可能会超过人类祖先数目的总和；即便那时地球已被占满，并且世界人口数目也成功地稳定了下来，在今后的20亿年中，将要世世代代生活下去的人口数目还是要超过之前的总人口至少6000万倍。

数目如此庞大的、尚未出世的人口是有资格对我们这些由于偶然机缘而活在当下、从而得以掌握后代人命运的少数人提出要求的。然而，这些尚未出生的后人自己无法提出要求；只有我们才能代替这些人向自己提出要求。因为只有我们这些继往开来、活在当下的人此刻才是人类物种的代表，才能承担起延续其香火的责任。这个要求是心灵和头脑都愿意倾听的。

对于头脑而言，该要求是一种典型的数学计算。如果碰巧活在当世的少数人决定剥夺大多数人类的生存权的话，那将是一种专横而狂妄的、滥用权力的可怕行为。如果当代人想要消灭全人类的话，那种做法将是无可挽回的和不能弥补的；这种做法没有得到认可，不在计划之内，因此是没有得到任何授权的行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20世纪的人类作出的一个价值判断，它只能代表当代人，代表不了任何其他人类，无论他们是已经死去，还是尚未出生。如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某个人深思熟虑后的判断的话，他可以在不太妨害左邻右舍的情况下，打开煤气灶后探进头去；或者也可按照罗马人的自杀方式，钻进热水浴室后割断自己的一根动脉。但他没有权利带着其他活着的和将要出生的人类一起走向灭亡。人类早已达成了共识，对人祭行为予以谴责；而毁灭世界的这种疯狂做法则是令乌尔第一王朝诸王、中国商代诸王、斯基泰部落领袖、阿兹特克祭司、亚述与蒙古将领和希特勒的暴行全都相形见绌的、最大规模的人祭。核武器制造的种族灭绝将是彻底的物种灭绝，打算尝试这种可憎暴行的任何念头都是有罪的。

这种罪恶思想的狂妄之处在于，它认为自己拥有人类从未有过的预见能力。让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公元4世纪末的罗马帝国。狂热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提奥多西一世滥用了罗马帝国政府的权力，禁止了除基督教外一切宗教的崇拜活动；尽管在当时的罗马帝国范围内，自愿信仰基督教的人实际上是居于少数的。作为与之竞争帝位的对手，尤格尼乌斯则赋予占人口大多数的非基督徒继续信奉祖先宗教的权利。尤格尼乌斯当时在与对手提奥多西的战争中处于下风；如果他输掉了这场战争，基督教对占人口大多数的非基督徒的强行控制就将成功建立起来，并且也不会再有什么指望能重新出现有利于宗教宽容的局面。历史事实是尤格尼乌斯确实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是，我们不妨在此插入一段历史小说。让我们假设，在公元394年，罗马内战中的交战双方已拥有核武器（我们只要发挥些许想象力，让科学发现及其技术应用的历史发展节奏加快一点，这种虚构就能合乎实际了）。让我们再假定，手中拥有这种可以导致种族灭绝武器的尤格尼乌斯认定，人类即便全部死亡，也比成为基督徒要好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象，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基于这种个人见解，尤格尼乌斯决定将他同提奥多西之间的“传统”战争“升级”为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

在这里，我们假设公元394年的罗马统治者可以拥有当代核国家的领导人们拥有的可怕力量的想法是有意义的。这层意义在于：在经过了近16个世纪之后，我们可以回顾罗马世界被强制基督教化后产生的后果；而尤格尼乌斯没有且无法预见到他的世界的未来，就像我们自己也没有且无法预见到当前这个世界的未来一样。这个世界在近1600年前被迫皈依了基督教之后，仍然一直生存到了今天，这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启示呢？通过从尤格尼乌斯的时代直至今日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如果尤格尼乌斯的确拥有当代政治家们手中的毁灭性武器的话，他真的有资格毁灭世界并终结历史吗？

当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看法，即世人宁可自己灭亡也不愿接受的那种意识形态确实是邪恶的，就像反基督教分子和其他异议分子眼中他们宁死也要反对的信仰一样。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即便基督教和其他意识形态化的信仰并非天然就是邪恶的，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哪怕它并非一无是处）强加给社会中的多数人的做法都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罪恶。借助于强制力量，基督教成功地控制了它所在的社会。提奥多西战胜尤格尼乌斯的一种长远影响在于：任何一个生活在信奉基督教的政府治理下的基督徒都不可能放弃信仰基督教，甚至也不可能选择信仰一种被世俗和宗教权威视为异端的教派而不被处死。在基督教世界范围内，犹太教是唯一被容许存在的非基督教信仰；并且占多数的基督徒迫使占少数的犹太人为了忠于这种被容许存在的祖先宗教而遭受严厉处罚。此外，到了后来，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区也不再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徒们完全无视穆斯林和犹太人跟自己崇拜同一位神明的事实，最终强迫半岛上的犹太与穆斯林团体作出选择，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就要被放逐出境。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这种通过强制力量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专制集权维持了1300年，从公元4世纪末一直存在到17世纪末。因此，基督教在西方的集权统治比希特勒为实现其集权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而许诺的“千年王国”还要长了3个世纪。宗教改革中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反而增加了这种罪恶。宗教改革之后，西方基督徒们排斥的不再只是犹太人和穆斯林，又加上了敌对宗派中的西方基督徒同胞。在西方，基督教集权统治下的“一千三百年王国”在天主教与新教势力之间的宗教战争中达到了残暴的极致。因此，它的统治十分漫长，其尾声则糟得不能再糟。但它的统治并不是永恒的。正因为它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如此糟糕，它才激起了道义上的反抗，从而终结了西方的基督教集权专制时代。在西方世界里，到了17世纪末，由君士坦丁建立，而被提奥多西废止的宗教宽容机制已得到重建。尽管自那时以来已过去了3个多世纪，并且在这段时期内西方人又犯下了更多的罪行、做出了更多的蠢事（其中包括纳粹主义——人世间最大罪恶的出现），但迄今为止，极权主义还未能成功地控制整个西方社会。

西方长达1300年之久的基督教极权专制告诉我们，只要人类还愿意继续生存下去，它就可以相信，自己必然会比其社会文化遗产中的任何习俗与制度都生存得更为长久。人类的社会文化遗产并不像人类自身那样耐久；这一点是很正常的，因为这种遗产并非人性的固有成分，而只是可以被其制造者任意修改的人工产品。换言之，人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提奥多西对尤格尼乌斯的胜利使得西方的40个世代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但第41代人终于走出了隧道，重见光明。但这代人的40辈不幸祖先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在地球适宜人类居住的期限内一直生活下去（前提是地球不被彻底污染）的话，那么人类将总共拥有6000万个世代，而40代人只是其中的1/15000。那40代人确实承受了痛苦，但他们坚持活了下来，从而保证了人类的物种生存。很显然，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尚未到达使得人生不堪忍受的程度。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现代世界里那些对基督教统治和极权统治心怀不满的人群中，很少有人会以自杀的方式进行抗议。

这其中的道德启示显然在于：耐心是比暴躁更好的选择；与自杀相比，坚忍是对邪恶更好的回应。

奥德修斯劝说自己的心灵要忍耐的论据既适用于全人类的社会生活，也适用于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回忆一下你从前挺过来的那些苦难，对这些经历的记忆将帮助你鼓起勇气去通过当前面临的考验。(7)由于其坚忍，奥德修斯最终重返伊塔卡，并重新得到了他的妻子、儿子与王国。他通过展示不屈不挠的精神而获得了“神样的”称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奥德修斯返乡记；如果我们的表现不像奥德修斯，而像埃阿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对尚未出世的无数代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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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sûs nature。拉丁语，指新生婴儿或动物幼儿降生后因基因突变而表现出的反常特征。——译者注

(2) 《圣经·约翰福音》，21·19。——原注；中文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下同。——译者注。

(3) “因此，人就是那个伟大而真实的二元复合体；人性决定了人不仅要像其他生物一样在不同的因素左右下生活，而且要在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同的多个世界中生活”（托马斯·布朗宁（Thomas Browne）爵士：《一位医生的宗教》（Religio Medici），第1部分第34节）。

(4) 汤因比在此处和正文中的其他个别地方提出了对新中国与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些负面看法。汤因比的这些批评意见与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冷战国际环境和西方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下形成的，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时代局限性。读者应注意予以甄别批判。——译者注

(5) 《圣经·创世记》，1·28；9·1．

(6) “Migravit ad plures（加入大多数人的行列）。”

(7) 《奥德赛（Odyssey）》，20.18。

第四章　历史中的分与合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出，鉴于人类已经驾驭了原子能，并将医学和业务组织体系应用于公共健康管理事业，建立世界性政府的需要（至少对某些目的而言）已变得十分迫切。这种需求是迫在眉睫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在上述两方面的事务管理中就会出现可怕的、无法挽回的大灾难。我们只有建立一个控制原子能使用的世界性权威机构，才能拯救人类，使之免于世界核战争的屠戮与核废料的毒害。为了使人类免于遭遇大范围的饥馑，另一个控制食品生产与分配的世界性权威似乎也将变得不可或缺。建立这两个专门性世界权威机构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两种需要都来自技术进步，并且技术仍在不断加速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为了解决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其他问题，我们还必须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间隔内建立越来越多的世界性权威机构。头脑是可以理解人类的当前处境，认识到其新需要的。那么，头脑是否能够说服心灵与自己合作，去完成它没有这位天生伴侣的协助便无力独自完成的、必不可少的和革命性的社会文化变革呢？在原子能时代，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已变得生死攸关；并且我们无法预测，人类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将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在今天，同历史上常常会出现的情形一样，统一的需要将要同分离性的习俗与制度进行较量。我们所能做的是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各种分合运动。这种回顾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它们各自的强度。这种评估尽管只是一种初步探索，却也有助于我们判断这场永恒的搏斗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呈现的趋势。

分与合分分合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现象。既然人是一种通过性别分化和性结合来繁衍后代的生命形式，那么，我们前人类的祖先中至少有两个同时变成了人类，并且他们的性别是对称的。如果只有一个个体变成了人，那么这种新生的类人猿物种将会随着他（或她）的死亡而立即灭绝，其代表个体就不会超过一个。按照这种假设，原始人类可能拥有的最小数目是两名；因此，在人类事务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多元性。但如果最初的两个个体属于不同性别的话，那么，他们之间也必然存在着社会性的结合，因为最亲密的社会纽带便是性结合。然而，在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迄今为止也是最漫长的一个阶段）中，经济必然是具有多元性的。这是因为，在人类诞生以后或许达到99％的时间里，他都是以食物采集者的身份来谋生的。而食物采集是一种效率极其低下的经济形式，它会迫使未能超越这一阶段的人们只能选择小规模聚居，并且每两个群体之间还要隔上相当远的距离。这是因为，如果这些聚落规模扩大，并且彼此靠得更近的话，人们就无法采集到足够多的树莓、草根与昆虫，以保证自己生存下去。澳大利亚的原生土著居民就仍然处于食物采集阶段，他们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在人类产生后99％的时间里，全人类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

相应地，如果世界上曾经只生活着一个人类种群，并且该种群仅由一男一女构成的话，那么这段时期也必定极为短暂，就像《旧约·创世记》所描绘的那样。一旦从事食物采集的人类开始繁衍增殖，该聚落就会开始分化离散。因此，从人类历史最初的时期开始，世上就必然存在着多个人类聚落，就像人类的个体数目从一开始就不止一个那样。

我们看到，人类原始的食物采集经济必然会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地——无论它是东非、中非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向其他地理空间扩散。这种扩散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原始人除了自己的双腿外，是没有别的运输工具的；与此同时，作为驱使人类在地球表面上不断分散迁徙的动力，人口的增长在起初也是非常缓慢的。这是因为，尽管人类可以为其物种的延续而进行过度生育，但只要他还没有对其他捕猎的生物取得优势，其死亡率就会居高不下。据我们目前所知，在发明出具备旧石器时代末期水准的工具制造技术（那不过是3万～5万年前才发生的事情）之前，人类在捕猎方面与狮虎猛兽相比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他在知道病菌的存在（这只是100多年前的事）之前也无法战胜它们。因此，在整个食物采集阶段（它占整部人类历史的约99％）的96％以上的时期里，人类进行地理扩张的压力并不很大，并且他的迁徙手段也并不理想。另一方面，人类可以自由占据地球上的各处领土（尽管还做不到“遍满这地”）的历史却的确相当悠久。这是因为，在非常晚近的年代之前，人类可预期的平均寿命比现在要短得多。我们或许可以把原始人的平均寿命设定为25岁。这就意味着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前期经历了约34800个世代，而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则经历了约36000个世代。那么，在一个世代中，一个人类家庭依靠步行能在无路可通的原野中迁徙多远呢？当然，这个距离会因徒步旅行者穿越地区的地貌特征差别而有所不同。然而，无论我们将徒步旅行者一代人的光景内所能迁徙的平均距离估计得有多么低，这个数值乘上不断进行迁徙的世代数目，其结果也相当可观，足以保证人类可以在食物采集阶段结束之前就迁徙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在食物采集阶段，能够限制人类进行地理扩张的只有地理和气候障碍。在不到500年前，人类才第一次从旧大陆穿过大西洋中部，抵达了美洲地区；同时，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并的确已在两极上空乘机飞越，但我们自己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个地区定居过。如果在前人类祖先脱去全身大部分毛发与他们的后人学会生火和保存火种的两个时间点之间有很长的间隔的话，那么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诸多世代的生活区域必然会局限在人类起源的温暖地区。然而，由于所有我们已知的人种（无论是依然生存着的还是业已灭绝的）都已掌握了生火技术，我们可以猜想，原始人自己就扮演了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如果后者不是前者的先驱的话）。如果我们也讲述一个神话的话，我们可以设想，由于某个前人类祖先获得了这种神明才配得上拥有的“知道如何去做”的技术，诸神便又赋予了他完全清醒的人类自觉意识，以作为相应的惩罚。无论如何，在一些人类不仅学会如何生火，而且学会了缝制和穿戴衣帽（这种做法不是仅仅为了打扮自己，而且也具有保护人类免遭外部环境侵害的实用目的）之前，人类是不能在无法躲避寒冬的地区定居的。然而，现代考古学家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工具分布状况告诉我们，在旧石器时代结束以前，一些“智人”们已经走出旧大陆，穿过在上个冰川期中沉没在白令海峡之下，当时却还存在的陆桥，占据了直抵南美洲最南端海角的整个新大陆。

可见，尽管原始人的交通工具只是他从一开始就使用着的步行手段；尽管每个活着的原始人都只能在步行易于达到的距离范围内进行食物采集，人类还是能够占据地球上适于人类生存的一切地区。其成员可以依靠步行而彼此联系的最早聚落如阿米巴虫一样，裂变成许多独立的聚落，其中每个的规模虽不能超过母体，其数目之多却使得它们足以按照适合食物采集者的人口密度占据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分散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容易的；然而，一旦这种分散成为既成事实，重新统一就变得极其困难了。对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人类来说，他们返回散居前最初的人类祖先栖息地的路途与他们抵达世界尽头的道路一样漫长，因为他们的旅行手段与此前相比并无变化。然而，在他们重新团聚之前，他们要么已经饿死，要么就会陷入彼此间为生存而展开的手足相残，因为互相靠近的部族所能获得的食物量将会下降到维持其生存所需的最低值以下。在找到更有效的获取食物途径之前，人类是不能在更大的人口密度下生存的；并且，在他们发明了较其天生的双腿更理想的交通工具之前，他们也是无法以合作或冲突的形式进行彼此交流的。由于使用的交流手段仅限于双脚和人声，原始人类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邻人的存在。事实上，在巴布亚难以到达的内陆地区确实居住着一个民族（它还是个农耕民族），外人直至当代才发现了这个民族的存在。

在今天，澳洲土著的生活方式已成为漫长的人类早期历史留下来的一个珍稀标本。在近9000年中，绝大部分人类已从根本上变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这种模式在今天仍在飞速变化着。因此，我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迄今为止的整部人类历史中，澳洲土著的生活方式才是常态，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特例。然而，这个事实并非只是一则历史趣闻，它是构成我们当前生活状况的一个重要元素。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原因在于：在试图劝说心灵与自己保持一致的努力中，头脑发现，已进入城市定居和农业生活阶段的人的心灵仍旧受到其祖先采用的食物采集阶段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后者的历史已十分悠久，而前者则是不久之前才刚刚出现的。与此同时，尽管头脑自诩拥有理性的思维能力和灵通的信息来源，但它却早已忘记农业时代到来前的伊甸园，而心灵还依旧徘徊其中。在头脑理解心灵之前，它是无法影响后者的。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稍许令人感到宽慰的迹象是：考古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后者可能最为重要）正在帮助头脑了解心灵——这个顽强地与头脑争夺着人类意志主导权的强劲对手——的本质与起源。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些事实可以印证古老的食物采集生活方式对新生的农业、工业社会的持久影响力。

这些作为食物采集时代遗产的事实之一便是今天仍旧存在的语言多样性。鉴于语言同生火技术一样，是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无论它仍然存在，抑或是业已灭亡）共同拥有的能力，我们可以断言：同生火一样，语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事实上，在本书第二章里，我们已经提出，人类特有的、通过教育来世代传承社会文化遗产的机制的前提是传递与接收的两个相邻世代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年轻一代可以自发地从老一辈人那里学会这种语言），这是人类交流思想，灌输各种习惯与制度要求的手段。最早的人类部落的成员之间必然是用同一种语言彼此交谈的。到了今天，世界上已有成百上千种语言，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之间无法听懂彼此的意思；如果我们再算上死语言，那么，这个总数还会大大增加。更有甚者，除了彼此间无法理解之外，大部分活语言在发音、结构和词汇等方面的差异是如此悬殊，以至于当代语言学家们已无法辨认出其中的任何亲缘关系。这些彼此间显然没有直接联系的语言中的许多种是只被某个狭小的地理范围之内的少数人使用的。事实上，在一些从前交通极其不便的地区（如西非丛林地带），在很小的范围内就存在着数种彼此间无法听懂的语言。原始人类应当拥有的这种最初语言的显著分化正是食物采集时代的生存状态所造成的结果；这也是长达90万年之久的厚重历史篇章在9000年后仍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持久影响的证据之一。按照这个时间尺度来看，最近的9000年都属于当代史的范畴；而此前的90万年则不能算是“古代史”，这段时期事实上包括了历史的全部——它涵盖了从人类的起源直到最近的一切事件。

关于食物采集时代影响力持久性的另一个惊人证据在于：进入农耕和城市生活时代的人为缓解现代谋生手段制造的吹毛求疵、枯燥乏味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而采用的消遣娱乐方式。从5000年前文明诞生之日起（可能还包括之前长达4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直至今日，人类一直喜欢用捕猎和垂钓来打发自己用于耕种土地、饲养家畜、制作手工艺品、买卖制成品、食品与原材料、管理公私事务、参加战争等“新型活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与这些文明时代后出现的典型事务相反，捕猎和钓鱼并不是较晚才出现的发明；它们是食物采集时代留下来的遗产。但它们在那个时代还不是娱乐手段，而是人类谋生的基本手段。当代人在打猎、捕鱼，甚至是在采摘蓝莓、寻找蘑菇、挖掘根茎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兴奋之情，都反映了已告别食物采集时代的人类对几个世代之前的祖先们曾过着的那种生活的深切思念。他将食物采集时代祖先的严肃工作奉为娱乐方式，从而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对过去的思念之情。

这些思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政治多元化倾向——它在人类历史的最初90万年里，在当时普遍存在的技术与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在近9000年中——在此期间，我们交流手段的层次在不断地、越来越快地提高——会顽强地生存下来。事实上，这种食物采集时代的遗产可以使我们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当代人一方面享受着技术、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却在技术已消灭了距离、从而使得人类固有的政治多元化倾向已变得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对人类的物种生存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怀有狂热的民族主义情感。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一次技术与经济革命便是约9000年前农业的诞生和开始为服务人类的目的而对数种动物进行驯化和家养，两者是同时出现的。这两项重要发明，加上随后出现的制陶与纺织技术，革命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状况。但这场最早的技术、经济革命却没有引起任何值得一提的、开始弥合人类业已陷于分裂的政治结构的趋势，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人类通过驯养驴子弥补了自身肌肉力量的不足，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活动能力。但与此同时，从事农业的选择也结束了人类四处寻找大自然赏赐的历史，迫使他扎根在一小块土地上，年复一年地种植庄稼。而对各种动物的驯养也并未恢复人的机动性——甚至在人类于旧石器时代结束后的较晚年代里发明了游牧生活方式之后也没有出现这种局面。牧民们（他们今天已处在灭绝的边缘）不再像他们的农民祖先那样定居在某个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他们可以带着家眷、畜群在茫茫草原上奔驰，并用可移动帐篷取代祖先的固定房屋，把帐篷架在轮子上，带着它在自己冬夏两季使用的不同牧场之间往返。然而，这种每年一个轮回的季节性迁徙并不能把牧民带到世界的尽头，像古老的食物采集者们不断进行的迁徙所实现的那样。牧民们只是一年一个轮回地按照固定轨道运动，其情形与城市工人在其宿舍与工厂或办公室之间每日一个周期的往复运动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从技术和经济上看，牧民是永远也无法独立于其祖先身处其中的定居型社会而独立生存的。他只有不断地用剩余畜牧产品去交换农田和城市中生产出的剩余农业、工业产品，才能够在草原上生存下去。并且，一旦这支游牧民族偶然离开荒漠而进入农耕世界，凭借其摧毁性的冲击力消灭了其活动范围内的所有定居人口的话，那么这些牧民就会追悔莫及地发现，他们已经毁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

当原始社会残存的最后一批食物采集部落被农业村社以及生活在不便进行农业生产、但适宜放牧的地区的、兴起较晚的游牧部落取代时，一场导致人口迅速增加的革命就完成了，但它并未引发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任何根本性变革。像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这种现象本身其实不足为奇。但或许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食物采集时代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政治结构居然会在文明——迄今为止生活过的绝大部分人类在近5000年中采用的生活方式——取代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

旧大陆的文明是与冶金技术和书写能力同时诞生的；但这两种技术、文化创新并不能被视为判断文明是否已经出现的衡量标准，因为它们既不是创造文明的动因，也不是这种生活方式独具的特征。美洲大陆在哥伦布发现之前，当地人民也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但却没有同时发明冶金技术和文字。并且，在旧大陆那些同时产生了这两种技术和文明的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并非文明诞生的原因，而是文明产生的结果。

原始冶金技术的具体操作工艺以及某些伟大的、长于分析的头脑将其简化为相对容易的字母形式之前的文字，是专门的技术人员才能掌握的。为了让工匠和书吏们能够全身心地从事他们的职业，他们需要免于承担生产食物、借此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繁重任务。他们得到这种待遇的前提条件是，当时农业劳动者的平均生产效率已达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于仅仅依靠族群中部分人的劳动就足以养活全体成员。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聚落中，或许所有身体健康的妇女、男子和儿童都要竭尽全力地生产食物。开始步入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其中的一部分人（尽管起初只是一小部分人）已摆脱了日复一日的寻常食物生产劳动状态的社会。

作为这种解放的前提条件，食物生产效率的提高最早是在那些成功地对具有极高的潜在地力的河谷冲积土壤层进行了排水和灌溉的社会中实现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与印度河的下游谷地，它们在被改造前则是不适宜居住的丛林沼泽。这种全新且大胆的人类事业的发起必然会产生一种递增而非递减的链式反应：生产力的提高使得聚落中的一部分成员可以不必继续从事农业劳动，而这个由非农业劳动者构成的新阶层又通过发明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手段、承担工业生产和管理工作来回馈供养自己的社会，这些劳动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如果没有手工业者向聚落提供工具，或没有管理人才将拥有理想生产工具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话，将从前的丛林沼泽改造为排水、灌溉后的良田的繁重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反过来，如果农业生产力没有开始提高的话，这些专门性人才也是不可能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的。

在位于今日伊拉克东南部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下游河谷地区，在约公元前3000年，一个其农业水平已足以养活少数非农业劳动力去从事发明创造、统筹规划、手工业制造和行政管理等事务的社会诞生了。文明时代的艺术、科学与各种制度随之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看，其重要性堪与新石器时代革命相提并论。我们难道不应该预期，这第二次革命应当会成为人类政治史的一个转折点吗？如果人类分散为大批小规模的聚落确实是由食物采集时代的技术落后而造成的话，那么，在新石器时代技术进步和后续发展的——伊拉克地区文明的诞生构成了技术与组织水平上的双重进步——共同作用下，人类岂不是应该重新走向团结吗？这些两河丛林沼泽地区的苏美尔征服者们缔造的新型社会为何不能吸引全世界的人类加入自己呢？文明在苏美尔地区创造出的全新辉煌成就可以把苏美尔变成一块有力的磁石。统一世界的任务当然是艰巨的，但苏美尔人无疑是拥有必备的工具和智慧的。

与此前的人类生存状况相比，苏美尔人确实在政治统一方面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壮举。他们使得众多人口可以共享一种语言、一种文字、一套技术、一种经济形式、一种宗教、一套伦理系统和一种社会结构；此外，在其长达3000年的历史中，由上述及其他文化元素构成的苏美尔文明也在地理上越过了其最初边界而向外扩张。苏美尔人的文明沿着两河逆流而上，向西北方向扩展，最终完全吞并了其近邻阿卡德人，克服了后者与他们之间的语言障碍（阿卡德人使用的闪族语同苏美尔语之间并无任何可辨认出的相似性）。征服了阿卡德之后，苏美尔文明继续扩张，征服了亚述地区，并沿着同一方向再度扩展，先是部分地控制了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地区的赫梯世界，随后又占领了位于今天土耳其东部边境的乌拉尔图。在东南方向上，它部分控制了位于卡伦河沿岸冲积河谷地区的埃兰。

作为行商的苏美尔人（以及日后的阿卡德人）的旅程对苏美尔文明的传播起到了先导和促进作用，其所及范围也超过了后者。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起源的冲积平原地区缺乏石料、金属矿藏和木材；对于文明的维系而言，这些资源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当地人必须要到国外去找到和购买这些资源，并用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的剩余食物和手工业产品作为交换。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行商们在“蛮荒之地”建立了一些永久性的驿站，它们成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向外辐射的焦点。

身怀能够书写闪族阿卡德语这门绝技、帮助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的商人们用其母语记账和通信往来的苏美尔书吏随后又掌握了赫梯人使用的印欧语，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使用的、赫梯征服之前便已存在的原始语言，以及乌拉尔图地区使用的胡里特语。在公元前14世纪，当腓尼基人开始尝试创建字母表的时候，位于叙利亚北部拉·萨姆拉地区的腓尼基城市选用了若干苏美尔楔形文字来作为描述迦南语的字母；到了公元前6世纪，人们又从苏美尔文字中选用了一批来作为米底—波斯语的字母。在这两个例子中，将苏美尔文字字母化的方案最终都失败了。然而，在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之前的1000余年里，用苏美尔字体书写的阿卡德语一直是旧大陆人类聚居区中心地带的国际交流媒介。在这1000年里，这一媒介一直是外交通信所使用的文字，其应用范围不仅限于亚洲西南部，还包括了埃及——尽管埃及人在那个时候已经拥有了他们自己创造的独特文化。

因此，在促进人类的重新统一方面，苏美尔文明的贡献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尽管苏美尔在至少几个世纪中是文明唯一的拥有者，但它所进行的统一工作却远未能统一全人类。它在向境外进行扩张之前，就在自身境内遭遇了第一次严重挫折。

当苏美尔历史的大幕拉开的时候，我们发现，苏美尔世界起初在语言、文字、技术、经济、伦理和社会结构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统一性并没有延伸到政治组织领域。在政治方面，早期苏美尔世界的社会结构同新石器时代和食物采集时代并无区别。苏美尔世界起初分裂为几个独立的地方性主权国家，它们彼此间感到十分陌生，以至于并不感到有必要相互开战。

这种失败——即未能在政治领域找到应对新形势的出路——对苏美尔文明乃至全人类的未来都是灾难性的，因为走向文明现在已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对两河流域丛林沼泽地区的开发利用，以及作为这种开发必备条件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使得苏美尔地区的每个国家都拥有了空前的人力资源、产品剩余和属于少数统治阶级的闲暇时光；这又使得这些国家可以以新石器时代的村庄或食物采集部落所无法支撑的剧烈强度发动战争。当对荒芜的丛林沼泽地区的开发竞赛使得各个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体系中的国家彼此遭遇，在它们中间再也没有什么未开发的沼泽边缘地带作为缓冲区的时候，高强度战争的潜在威胁就变成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里真实存在的危机。当已不再有沼泽地区可供开发的时候，陆地上的饥荒就成了导致各国之间反目的现实因素；另一个现实因素则是对水域主权利益的争夺。开发后的土地如果不能持续得到排水和灌溉，它们就不能继续被用于耕作。这要求人们必须保养十分复杂的运河与堤坝系统。既然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世界性权威来发号施令，彼此独立且相互竞争的地方性国家组织之间就无法进行合作，其彼此冲突的地方利益也不可能通过互相妥协而得到调解。因此，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地区性国家们便为了这些容易引起争端的问题而大打出手；这些战争变得日益频繁和富于破坏性，直到文明在苏美尔地区诞生后七八百年的时候，一个在政治上唯我独尊的国家——阿伽德才通过其霸权和强力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建立了统一、和平与秩序。如果苏美尔和阿卡德能在文明诞生之际就建立政治统一，而不是拖延了许久才通过付出高昂的代价实现这一目标的话，那对它们会有利得多。这是因为，当它们最终建立政治统一的时候，战争——最终实现统一的、缓慢且代价不菲的手段——已严重地伤害了它们共有的文明。

苏美尔人在通向人类重新统一道路上的第二个失败之处在于：他们在向境外和境内传播文明的时候，未能维持这种文明的统一性。我们已经看到，苏美尔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文明按照其原有形式进行了推广。他们成功地将一些邻邦（或这些邻邦中的局部领土）吸纳到苏美尔世界中；他们的文字和语言还辐射到了更遥远的地区。然而，另有一些地区则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苏美尔人。这些其他民族也在与苏美尔人的交往中受到影响，接受了文明这种苏美尔人首创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他们并非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苏美尔文明，而是用非苏美尔的形式体现了源于苏美尔人的思想，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与苏美尔分庭抗礼的文明。例如，埃兰人是苏美尔人最近的邻居，他们的国家仿佛就是苏美尔的缩微版；他们在了解了苏美尔文字后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后者采用了苏美尔语的语法规则，但采用了与众不同的、非苏美尔的字符。此外，尽管埃兰曾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被暂时并入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帝国，并一度采用了苏美尔的文字和语言，但它在恢复政治独立后旋即恢复了自身的传统语言文字。

同赫梯世界和乌拉尔图一样，埃兰是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附庸；埃及则在遭遇苏美尔并受到后者影响时采取了另一种回应方式：它为自己建立了另一种独特文明。埃及坚持使用一种完全非苏美尔式的、纯粹埃及式的风格来吸纳苏美尔的生活方式，其结果是埃及文明成了此前只存在苏美尔一种模式的新生活方式的第二个独立样本。

当代埃及学家们似乎已达成共识，认为是来自苏美尔的刺激（或多重刺激）促成了文明在埃及的诞生。他们注意到，同埃兰文一样，古埃及的文字也是在苏美尔文字的文法规则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他们还注意到，与苏美尔文字由描述性字符（它们起初并不代表任何可辨识的单词或音素，尽管现代考古学家们已在苏美尔地区发现了文明诞生初期的文献残篇）逐渐演变成型的情况不同，埃及象形文字是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突然出现的。这种差异说明，苏美尔文字是苏美尔人自己的发明，而古埃及文字则是对苏美尔思想的埃及化表达方式。埃及人自己可能从未想到可以用约定俗成的视觉符号来代表本来是通过声音表达的语言单位；然而，他们一旦通过苏美尔文字的样本（或可能通过道听途说得知了这种文字的存在）了解了这种思想，便接受了这种思想——不是简单照搬现成的苏美尔文字，而是发明了与之分庭抗礼的一种新文字——并使之为我所用。根据埃及学家们的说法，在埃及文明的草创阶段，埃及人也受到了此前即已存在的苏美尔文明的其他发明创造的影响，如苏美尔的造船技术、苏美尔的砖砌建筑风格以及两只怪兽彼此面对、构成几何对称图案的艺术主题。对这些苏美尔榜样的了解刺激了埃及人去创造它们的对等物；但这些对等物只借用了苏美尔的思想，却不曾模仿后者的表达方式。在这些领域中，同在书写领域中的情况一样，埃及人采用的形式完全是埃及本土风格的。

除埃及和埃兰外，印度河谷地区是在文明原生地苏美尔的影响下孕育了自身文明，但却仅仅吸收了苏美尔的思想，而没有全盘接受苏美尔文明模式的又一个例子。我们尚不能破译早期印度河流域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但我们可以推测，它同苏美尔文字的关系是跟埃及文字同后者的关系一样的。在伊拉克地区发现的、刻有印度河流域文化字体的印章告诉我们，当印度河谷地区开始使用这种文字的时候，印度河流域文化是同苏美尔世界有着商业往来的。

因此，作为文明的最初创造者，苏美尔人成功地将这种新型生活方式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但他们未能将原始的、保留着苏美尔当地形式的文明传播到其近邻之外的地区。在创建新型社会方面，苏美尔人只是其中一个版本的直接创造者。在随后的5000年中，这个标本刺激了15～30个其他版本的诞生（具体数值取决于人们所选取的、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构成一种独立文明的不同标准）。因此，除苏美尔文明自身外，所有兴起于旧大陆的文明，可能还包括（但或许不然）那些兴起于美洲的文明，都是苏美尔人最初的创造性活动的副产品。然而，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未能使之成为一种整齐划一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从而能够有助于全人类结合到同一个社会中去的生活方式。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种世界性的文明，因此也就不会出现一个囊括了全世界的社会；但世界性的文明和世界性的社会或许正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首次出现。我们已经看到，在起初扮演着食物采集物种的人类诞生之后，人类社会组织的分化势必会很快发生；这种多元化状况在文明时代的延续则足以表明，人类是多么执着地遵循着在人类历史的最初90万年里形成的习惯。同此前的食物采集生活方式一样，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遍布地球表面而不发生分化的。诚然，在文明进程中出现的独立社会数目要远远少于分散的食物采集部落的数目，因此，前者各单元的平均规模相应地要大于后者。但是，这种人类社会形态的数目仍旧是“多”，它至今也没有被降为“一”。

此外，在政治层面上，最初的苏美尔文明自身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在政治上分裂为数个独立的区域性主权国家；这也是随后兴起的其他文明政治结构的常态（尽管并非没有例外）。迄今为止，西方文明仍旧保留着苏美尔式的政治结构；并且，由于西方已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体系，这种分裂的政治结构也就成了全世界范围内十分普遍的现象。在苏美尔历史上，起初的政治多元化最终被政治统一所取代；而实现这种统一的代价是对陷于分裂状态的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的一连串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具有毁灭性的战争。这也是始于政治多元化状态的各文明发展历史的一般轨迹。有鉴于此（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身处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当代世界的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个世界是否会像历史上的大多数处于同样状态的社会那样走向统一。我们还要追问自己：既然我们在这种不稳定的、不理想的政治多元化状态下步入了原子能时代，我们是否真的有可能通过和平协约的方式实现政治统一？据我们所知，这种和平的统一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白，在原子能时代，试图依靠传统的军事征服手段实现统一的企图所导致的结局只能是有勇无谋的同归于尽。核战争与以往战争不同的一个新特征在于：参战各方只能玉石俱焚，没有一方能作为胜利者生存下来。这一点不仅改变了战争本身的性质，也改变了战争与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在原子能时代里，人们已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尽管当时的尝试也很少是行之有效的），将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了。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各地区性国家被强行并入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是一个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在它建立的500余年前，在埃及已经首先建立了一个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当埃及历史舞台上的大幕拉开的时候，我们看到，埃及世界正在走向政治统一。同苏美尔一样，埃及历史上的统一也是依靠武力完成的；但在埃及史上，统一完成于文明诞生之初，并且显然是势如破竹地完成的。因此，埃及文明保全了自己，没有遭受苏美尔文明和众多后续文明在最终实现政治统一之前所经历的、使自己受到严重破坏的一连串毁灭性战争。既然埃及世界如此顺利地完成了政治统一，并且成功地避开了其他地区在统一过程中蒙受的兵戈之祸，那么，埃及的这个潜在世界性国家是否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呢？埃及社会是否能够将从内战消耗中节省下来的能量与资源用于这个世界性的建设性目标呢？

埃及为全人类实现世界性政治统一的机遇产生于希拉孔波利斯的法老纳尔迈建立统一的埃及帝国之时，又在五六百年后阿伽德的萨尔贡建立统一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之际消逝。如果在此期间，有一位统治着业已统一的埃及的法老介入了苏美尔—阿卡德各地区性国家间的混战，并将它们统一于埃及的世界性国家之下，从而使它们享有和平与秩序的话，那就等于是建立了当时所有步入文明的人类聚落的政治同盟。那样一来，这个统一的世界性政府就有能力，并且必然会与文明的传播保持同步，在各个阶段中理论上可能达到的速度与广度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威。

约1500年后，到了古埃及历史的中期，埃及这个世界性国家终于越出了其文明本土的边界。在南方，它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到达了位于尼罗河第四瀑布处的纳帕塔。在北方，它控制了叙利亚全境，抵达幼发拉底河西岸距地中海最近的拐角处。这样一来，埃及帝国便来到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门槛前。这个埃及“新帝国”的规模的确是空前庞大的；但它又不够巨大。这是因为，在当时，文明的范围业已突破了埃及世界和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两地的局限。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公元前1500年以后了，当时的爱琴海地区出现了第三个文明，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诞生了第四个文明，第五个文明现身于印度河流域，而第六个文明则正在遥远的中国黄河流域兴起。因此，尽管埃及的潜在世界性国家最为古老，在当时已有500年的历史，但它却并不能确保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正如苏美尔文明没有成为唯一的文明一样，埃及也没有把世界性国家变为自己的专利。自从约5000年前纳尔迈实现了埃及世界的政治统一以来，地球上有过多少非世界性的文明，就随之产生了多少非世界性国家。

即便如此，这些潜在世界性国家的出现仍然具有令人振奋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一事实表明，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的人类社会分化运动现在至少已遇到了通向人类重新统一的反向运动的制衡。与此同时，最早的潜在世界性国家出现之晚也提醒我们，这种反向运动还只是刚刚开始，而这种雄心勃勃的新型政治模式的众多代表的转瞬即逝也让我们看到了分裂运动的强大力量。它拥有90万年以来一直保持着的巨大惯性；这种古老的习惯至今仍处于上升期；时至今日，当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已成为全人类为避免在核战争中自取灭亡所势在必行的选择时，我们仍不清楚人类是否将会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建立这个国家不仅需要人类的远见和意志力，还要求人类必须能够忍受情感上的痛苦折磨。人类必须舍弃他的社会遗产，抛弃一种他至今仍旧珍爱的古老习惯。

如果说潜在世界性国家的数目之多是人类分裂习惯之强烈的突出证据的话，那么潜在高级宗教的数目之多则是同一事实更加有力的证明。

一种宗教如果想被冠以“高级”的称呼，那就意味着它要试图引导人类的灵魂透过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直接触及其背后的精神存在。在人类诞生后的整部历史中，各种高级宗教在近2500年左右的时间里的相继出现是最重大的事件。当一种高级宗教成功地使人类灵魂同宇宙背后的终极性精神存在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时候，它就帮助灵魂摆脱了自己从前依附的人类社会的奴役。在此之前，社会有资格要求其成员对自己保持无条件的忠诚。现在，如果个人认为社会与神明对他的要求存在矛盾的话，那么他就有理由去遵从神而拒绝服从人，尽管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在任何一个人类生活的世俗领域里，这种危险的精神自由都是自由的泉源。各种高级宗教都已完成了这种对自由的拯救；但它们却是在各行其是，在各自独辟蹊径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的，尽管它们选取的各条道路最后都通往同一个终点。

尽管各种高级宗教都可以将人类从束缚他们的社会中解放出来，但并非每种高级宗教都会得出下面的逻辑结论，即它的解放使命应当扩展到孕育自己的社会范围之外，整个世界都是供它进行传教的舞台。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就是没有成为世界性宗教，而仅仅将它们的传教使命局限在一个民族中的高级宗教。与此相反，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相继向全人类宣布了它们的福音。然而，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我们无法确定，这两种新宗教是否从一开始就把全世界当作它们的传教对象。如果没有圣保罗的话，基督教的传播可能会仅限于犹太人内部；而如果伊斯兰王国内被阿拉伯穆斯林所征服的非阿拉伯民族没有大规模地改宗伊斯兰教的话，那么这种宗教也可能会只在阿拉伯人内部流传。另一方面，与耶稣和穆罕默德不同，佛陀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普世主义者。佛陀从一开始便无视种姓制度（当时的印度已按照这种制度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的藩篱，而他的弟子们也并没有将自己的活动区域局限在印度境内。佛陀及其弟子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为了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的。

在上述三种肩负传道使命的高级宗教里，佛教不仅是唯一一个不假思索地展示了其普世情怀的宗教，它还是三者中最早诞生的。它的出现比基督教早500年，而比伊斯兰教早1100年。因此，它在世界上作为独一无二的传道性宗教所存在的时间就跟统一的埃及帝国作为仅有的世界性国家所存在的时间一样长久。那么，佛教何以像埃及世界性国家一样，未能利用这长达500年的机遇呢？它为何不能使全人类皈依自己，从而预先防止另外两种传道性宗教的出现呢？佛教确实成功地遍布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今天，在有人居住的旧大陆东端，大部分居民都信奉佛教，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人同时也继续信奉着儒学、道教、神道教及其他一些在佛教传入前即已存在的哲学或宗教。然而，在旧大陆的西端，佛教从未站稳脚跟；并且在13世纪之前的500年里，这种诞生于印度的宗教也从印度本土消失了。

关于佛教未能使全人类皈依的原因，我们并不能用印度以东地区居民的性情适宜信奉佛教，而印度以西地区居民的气质则与之格格不入来解释。诚然，现代心理学家们的研究似乎能够表明：在普世的人性内部确实存在着种种差异，它们构成了众多独特的“心理类型”。但现有的证据也显示：在任意选取的人群样本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分布是平均的。我们并无证据表明，各种心理类型会按照地理位置进行分布，彼此之间泾渭分明。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尽管各种心理类型在世界各地是平均分布的，但在特定时间地点下盛行的那种文化传统会有利于某种心理类型的发展，而与之相反的心理类型则受到抑制。然而，这一假设无法解释佛教在全东亚地区的传播。这是因为，在近2500年内的东亚世界里，从未存在过统一的文化模式。例如，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模式就存在着显著差别，但佛教却成功地在日本和中国同时站稳了脚跟。

我们也不应认为，佛教之所以未能在印度以西的地区生根发芽，是因为它忽视了这个占据旧大陆半壁江山的传教地区。约公元前260年，佛陀顿悟后仅过了250年，当时印度世界性国家的统治者，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就信奉了佛教，从此以后，在阿育王剩下的统治岁月里，佛教的传教事业都可以凭借整个帝国（它囊括了印度次大陆上除最南端外的全部地区）的资源作为后盾。阿育王任命了以传播佛教知识为己任的官员(1)。其中一些负责管理阿育王统治疆域以内的佛教徒和非佛教徒(2)。另一些则负责向帝国西部边界以外、包括希腊人在内的各民族布道(3)。在当时，印度与继承波斯帝国的各希腊国家（它们从孔雀帝国的西部边境一直向西延伸到昔兰尼加、伊庇鲁斯和马其顿）的外交、商业与文化联系要比它同东亚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根据阿育王所颁布铭文的记载，他也确曾试图将佛教向西传播。到公元前258年为止，他已派遣传教士团去会见希腊世界各邦的主要统治者。在其记录这方面内容的铭文上，阿育王还提到了这些统治者的名字(4)。此外，阿育王还并不仅仅满足于口头传教。他记载道(5)，自己还为境内以及境外独立的南印度诸邦、锡兰、希腊人统治的塞琉古帝国及其邻邦的人与动物提供医疗服务。

在希腊世界这方面，我们没有找到关于阿育王在希腊世界内传教活动的任何相应记载。根据我们已知的情况判断，它们并未取得成功。然而，有人认为，佛教至少对旧大陆西端的宗教史产生了一种影响。他们猜测，基督教的隐修制度起源于佛教的修行方式。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佛教的修行传统要早于基督教的隐修制度700余年。基督教的隐修制度于公元3世纪起源于埃及的底比斯周边地区和瓦狄那吞，而埃及在当时正同印度保持着活跃的商业往来。这种贸易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它在埃及这一侧的终点是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沿埃及红海海岸建造的一批港口和亚历山大里亚港。瓦狄那吞属于亚历山大里亚的腹地，而底比斯周边地区则是红海沿岸诸港口的腹地。年代和地理方位上的分析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基督教的隐修制度可能是在佛教的修行制度影响下形成的。与此同时，对两种修行制度的结构与精神的比较表明，如果埃及在这方面确实借鉴了印度，那么它也没有照搬印度的整套佛教修行制度，而只是引入了隐修的思想，并随后将这种思想转换为一种带有埃及和基督教独具特征的新制度。换言之，基督教隐修制度与佛教修行制度之间的关系一如埃及象形文字同苏美尔楔形文字之间的关系。当这些事物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中时，传递过去的并不是成品，而只是一种推动了独立创造活动的刺激。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佛教对旧大陆西端的影响就像基督教对旧大陆东端的影响一样微弱。迄今为止，同佛教一样，基督教也未能使全人类皈依自己，并且自己也从其起源的地区消失了。正是三种主要的、肩负传道使命的宗教中最晚出现的伊斯兰教给了印度北部的佛教致命一击，并在亚洲西南部和北非取代了基督教的地位。伊斯兰教从基督教与佛教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和印度教那里争取来了大批信众。但伊斯兰教自己也未能赢得全人类的皈依。它像基督教一样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的西侧边界，并从佛教和印度教那里抢得了对中亚和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并在东孟加拉，中国的云南、甘肃，菲律宾群岛南部，欧洲东南部等地区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伊斯兰教在东亚、俄罗斯和西欧地区占据的空间却十分有限，并且完全没有进入美洲地区。在美洲，基督教和犹太教是仅有的两种站稳了脚跟的旧大陆宗教。

当今世界以使全人类皈依自己为使命的三大传道性宗教鼎足而立的局面或许是人类分裂运动力量之强的最有力证明。我们对这种分裂运动的研究最终表明，它在几个不同领域内都展示了自己的强大；这或许会使我们认为，与之对抗的统一运动是毫无前途的。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操之过急。因为统一运动业已取得的成就同样相当可观。

由于起步相对较晚，统一运动在起初处于不利的位置。分裂运动的历史是同人类一样古老的；统一运动则一直到了约5000年前才开始出现。然而，当人类拥有了第一件可以替代步行——那是他在最初90万年里唯一的活动手段——的全新的、更加有效的交通工具后，统一运动马上就开始了。在文明初期，人类驯养了驴子，从而用动物肌肉的力量补充了自己肌肉力量的不足；他们还发明了船只，学会了用船帆驾驭风能，用船桨来发挥其肌肉力量，从而掌握了在水上和各块陆地间旅行的能力。这些发明是为实现我们今天业已达到的“消灭距离”的目标所迈出的、看似无奇的第一步。这种趋势在起步后逐步发展，终于在今天达到了高峰。但这种进步是时断时续的，有时候会中断数个世纪之久。直到19世纪初，人类运输手段的进步才开始以今天这样的迅猛势头加速发展。驯化驴子之后，人类又驯化了马和骆驼；使用实心轮的大车被使用辐条轮的马车所取代，车夫又被驭手所取代。原始的帆船可能将文明的思想萌芽从两河流域带到了尼罗河与印度河流域，它逐渐演变成了现代的三桅帆船——造船技术中桅杆、船舵和罗盘等部件的技术改进与在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中千百年的航海实践共同使得后者具备了连续数月在海上航行的能力。然而，直到19世纪初，人类才开始将风能之外的其他非生物能用作牵引力。此后，除了通过蒸汽能、电能、石油能源和原子能来运输自己的身体外，人类还发现了可以在不直接见面的情况下，通过发射电波和利用某种无生命介质传递信息的方式来进行远程交流。在此之前，19世纪以前交流方式的早期改进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

在过去的5000年中，分裂运动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遇到了以重新统一人类为目的的反向运动的对抗。这种反向运动尚未占得上风。在今天，我们还无法预见，它是否有朝一日将会占据优势。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这场拔河的结局并不是由人类无法控制的外力所决定的，它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而在原子能时代的背景下，必须作出决断的时刻已迫在眉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未来的洞察力完全来自我们对祖先所作过的种种选择的知识；而对这些选择的记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和鼓舞人心的。我们应当牢记的是，这种通向重新统一的反向运动出现的时间还非常短暂；并且直到不足200年以前，人类所能掌握的技术手段都是十分贫乏的。考虑到这些物质障碍的艰巨性，世界统一尚未完成的现实并不令人惊讶；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情倒是人类在朝向这个目标的奋斗过程中已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进展。这一点表明，人类重新统一的动力虽然只是晚近才有的，但这种动力却必然是强大的。而如果这种动力确实很强的话，我们还可以预期它在掌握了现代科学被应用于技术所孕育的、技术含量相对更高的交流手段后还会变得更为强大。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在从文明诞生到19世纪初的这段时期里，当人类还只能依赖自己及其驯养动物的肌肉力量，以及可以用来驱动船只的风力时，人类在实现统一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仅仅依靠着这些效率并不算高的手段的帮助，苏美尔人已能够使得文明的疆域从他们最初的家乡向外扩张，并通过刺激其他社会创造自己独立文明的方式，将文明传播到了旧大陆的两端。凭借着同样的原始手段，自文明诞生之初埃及世界的纳尔迈以降的所有潜在世界性国家的建立者们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功地在政治层面上统一、融合与重新统一了占据全人类较大比例的一部分居民。从公元前221年直到今天，中华世界性国家在大部分时期里都在整个次大陆上建立了政治统一的局面。罗马世界性国家则在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建立了长达4个世纪的政治统一，并且这一地区东北部的统一局面此后又继续维持了8个世纪，直到罗马的后继者奥斯曼帝国于1922年灭亡时才宣告结束。在肩负传教使命的各种宗教中，尚无一种成功地实现了它们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使全人类皈依自己。在今天，当其中最古老的佛教已生存了2500年之后，它们仍处于并立的局面。然而，尽管它们无法征服全世界，它们却都控制了世界的很大一部分疆域。这些宗教中最年轻的一个——伊斯兰教所拥有的信众之多和它存在的时间之长，都已分别超过了最成功的潜在世界性国家所拥有的人口数目和所延续的时间长度。征服并保卫帝国的士兵、传播宗教的传道士以及管理并巩固士兵与传教士们获取领土的官吏与神职人员们所拥有的交通工具只是帆船和驯养动物，甚至可能仍然只有依靠自己的双脚步行。

迈向真正世界性的重新统一的决定性一步是15世纪西欧人进行的越洋航海。这一成就与苏美尔人将文明的观念从两河流域传播到印度河、尼罗河流域，以及埃及法老们建立并维系埃及世界性国家所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对风能的驾驭使得苏美尔人能够扬帆进入波斯湾，埃及人能够溯流而上进入尼罗河上游地区；这项技术同样也使得西欧人在4500年后能够穿过大西洋中部抵达美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完成环球航行。库克船长在发现大洋洲和澳大利亚，从而完成了西方人对环绕世界的海洋的探索与驾驭时乘坐的也是一艘帆船。这项成就早在人类发明机械动力的船只和征服天空之前就已完成了。

从人类一些地方性语言（它们的总数不可胜计）的传播之广来看，人类对19世纪之前即已存在的运输方式的使用是非常有效的。船只将希腊语和布匿语从地中海东岸一直带到地中海西岸，并将马来语系中的一些方言带到了位于其起源地两侧的菲律宾群岛和马达加斯加；而波利尼西亚人甚至在没有大型舰船的情况下也能乘着独木舟穿越大洋洲诸岛屿间的宽阔海域。在机械驱动的车辆发明之前，水路运输要比陆上运输快捷、安全得多；但牧民们还是能将各种印欧语传播到孟加拉湾和欧洲的大西洋沿岸（随后又有船只将该语族中的若干种由旧大陆的西部边缘带到了美洲）。另一些牧民则将闪族语从阿拉伯带到了亚洲西南部的“肥沃新月地带”、北非和阿比西尼亚。还有人将班图语从某个范围必然十分狭小的起源地传播到了占据撒哈拉以南非洲近2/3面积的广大地区。

与潜在世界性国家和世界性宗教的扩张不同，这些应用广泛的语言的传播是自发进行的。即便罗曼语从拉丁姆这一弹丸之地传播到罗马尼亚、西欧和拉丁美洲的现象也是罗马帝国扩张所带来的一个意外结果。这一事实使得这些分布广泛的语言的传播更加引人注目。诚然，这些语言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全人类共用的语言或通用语。公元1世纪前后的希腊语似乎将要扮演这一角色；但它的使用范围却从那时起开始缩小，最终仅局限于比它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向外传播时还要狭小一些的区域；这种时运的逆转也使得我们要对今天似乎也在奔向同一个目标的英语的前途产生些许怀疑。人类至今仍然因为语言的多样性而陷于分裂状态，这种多样性是语言在漫长的食物采集时期的传播所留给我们的、令人尴尬的遗产。然而，尽管语言领域的世界统一还遥遥无期，但若干原本只是地区性方言的语言能够通过风帆和马背散布到广阔天地中的事实表明，在距离已被消除的时代，一种世界语的出现并不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而是有希望的。

所有重新统一的动力中最有希望的是一种新型团体——流散群体——的出现，它似乎（或许的确）将会成为未来的发展潮流。

与地区性聚落一样，流散群体是全人类中的一个碎片；然而，与前者不同的是，流散群体并不将地球表面的某一块土地作为自己固定的、不容他人染指的领土。流散群体无论身处哪里，他们都是当地的少数群体。与此同时，与地区性聚落不同的另一点是，流散群体是无所不在的。与潜在的世界性国家或潜在的世界性宗教一样，流散群体潜在地是世界性的。与另外两种普世性的社会类型一样，流散群体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他们也是同苏美尔的各个城市国家一同出现的。地区性的主权国家一旦出现，他们便开始制造一种新型群体，后者虽然可能现在还无法取代他们，但却会在未来的普世性社会中取代前者，成为该社会最重要的基本单元。

流散群体最早出现在诞生了文明的地区。流散群体首先出现于亚洲西南部；同文明一样，它在近5000年里从那里向四周扩散。像其他具有普世主义倾向的组织一样，流散群体是在只要还能支配进行交流所必需的物质手段的情况下，就要将统一的愿望付诸实践的产物。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技术最终实现了“消灭距离”目标的时代里，我们有理由预测，世界上的流散群体在数量、规模和重要性上都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相应地，在流散群体影响力上升的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预期，世界上各个地区性国家的影响力将会下降。我们有理由预测（并且也乐于看到），地区性国家头上的神秘光环将会隐去。它们将不再作为神明而受到膜拜，而可能会仅仅被视为一种公共机构。人们或许会认识到，它们最恰当的功能是提供那些在反复摸索中被证明是最适合在本地区范围内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在当前这个时代里，更重要的人类活动都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

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三种活动共同造就了流散群体。流散群体是贸易、战争和宗教的产物；在这三种社会动力中，最先发挥作用的则是贸易。

我们已经注意到，贸易是城市生活的必备因素之一，而城市生活方式则是与文明同时诞生的。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城市国家将其商业活动延伸到了其政治主权边界之外很远的地方，从而制造了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流散群体。至迟在公元前19世纪，叙利亚中部的夸特纳已出现了阿卡德的商业殖民地；而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卡内喜郊区也已有了亚述人的商业殖民地。亚述人在开始对外征服1000年前已作为商人散居国外；而他们较早的这次扩张，因为其和平性质，产生的影响更为持久。这两个组织是当今商业性流散群体——遍布世界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黎巴嫩人，东南亚和美洲的华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古吉拉特人，印度尼西亚的哈德拉马维特人，巴西的霍姆希斯人，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的拜火教徒、马尔瓦尔人和锡克教徒，地中海东岸的希腊人，芝加哥的景教徒——的先驱和原型。在公元5—12世纪期间，景教传教士们将他们信奉的宗教从伊拉克一直传播到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在20世纪，来自库尔德斯坦残存的景教据点的移民来到了西方的芝加哥，并控制了当地的房屋粉刷业。随后，景教教长也跟着这些追随自己的生意人来到了这座北美城市，因为这里已成为他收入的最重要来源。

通过被征服民族的逃散、被驱逐和被流放，以及征服者的部队在被征服地区战略要地建造要塞的行为，战争也制造了流散群体。遭到驱逐、流放的群体的典型代表是犹太人。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先是遭到巴比伦人的俘虏，随后又被罗马人驱逐。波斯帝国政府也在埃及的埃勒法丁岛上（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处）设立了一个由犹太军队把守的要塞，以守卫波斯帝国的西南边境。要塞制造流散群体的典型例子是中国人在长城一线设立的要塞和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及非洲西南部、叙利亚沙漠边缘处的罗马兵营。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在亚洲西南部和埃及建造的希腊城市，以及罗马建立的殖民城市，事实上也都是要塞。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安第斯世界里，印加帝国缔造者们对被征服民族的驱逐和建造要塞的行为使得印加人使用的盖丘亚语至今仍是当地的通用语，尽管西班牙语已为了这个地位而同它竞争了400余年。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流散是由蒙古人制造的；他们征服过的土地面积之广超过了自古以来的其他任何帝国建立者。在公元13世纪，在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来自西欧、俄罗斯、穆斯林聚居区和中国的流散者们彼此见面和融合。在近代早期的西方历史上，由放逐而造就的流散群体的突出代表是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教徒们丰富了符腾堡、勃兰登堡、尼德兰、南非、英国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等地的生活。但仅就规模而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出现的、数以百万计的“流离失所的人们”（我们姑且使用这个冷冰冰的委婉说法，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是对当代文明的控诉）相比，胡格诺教徒被迫离开法国，东欧各基督教支派被从俄罗斯中心地区排斥到边缘地带，公理会、贵格会和天主教的成员们被迫从英格兰迁居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以及美国的保皇党们（相当于英国的托利党）被迫离开美国等事件都要相形见绌。同样，在现代世界中，英国之前在印度和美国正在全球建立的军事据点从规模上也令古代中国和罗马的军事据点相形见绌。但英国人的军事据点维持的时间很短，而美国人的据点恐怕更是来日无多。

宗教通过传教和迫害两种手段制造了流散群体。我们在上文中已列举了因其信仰而遭到迫害的宗教组织。总的来说，在制造流散群体方面，传教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宗教迫害。在宗教迫害的协助下，传教的手段已将巴哈伊教在近100年内传遍世界。同样的合力也制造了罗马帝国内的基督教流散群体。在中国，伊斯兰教流散群体是传教的产物。在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流散群体是由传教和军事征服共同制造的；但即使在这个案例中，和平皈依发挥的作用也比印度教徒和基督徒们所乐于承认的要大，在东巴基斯坦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

历史上，流散组织在取代有人居住的旧大陆核心地带（那里也是文明诞生之地）的区域性群体方面取得的进展最为迅速。例如，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结构就是各流散群体的联盟，其中的每个群体都覆盖了帝国全境，并且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控制一个省份并把他人排除在外。这些“米利特”（这是奥斯曼帝国行政术语里对他们的称呼）是自成体系的宗教组织，他们更像是西方的职业团体和社会等级，而与西方的民族大相径庭。

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米利特组织中，我们或许可以预览到未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国家的构成情况。对人类的和平与福祉十分不利的是，该地区的发展在日后出现了中断，倒退回传统且更为粗糙的地区性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去了。这是当时西方暂时崛起并主宰世界其他地区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在文明史上，西方是来自有人居住的世界边缘地区的一个暴发户。因此，西方当时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落后本不足为奇。但不幸的是，由于西方当时处于强势地位，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被那些原本拥有更为悠久文明传统的，在长期的宗教活动、战争与贸易中塑造的，更为高级的政治组织体系的民族重新接受了。

奥斯曼帝国的流散群体结构犹如一件杂色的丝绸袍子。在西方政治思想和榜样的影响下，这件精美的丝织品被撕成碎片，其丝线被重新织成了一件拼缀成的外衣，其中原本在地理上你中有我的各个米利特被重组成为彼此在地理分布上截然有别的地区性民族国家。这种倒退的再分裂工作被人笨拙地且漫不经心地完成了，使得这件新的彩色外衣沾染了血污。同样的灾难也降临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邻邦和竞争对手头上，它们是英国人在印度次大陆扶植的王国和中欧地区的哈布斯堡王朝。这些多民族的帝国也分裂成地区性民族国家的混合体，并付出了民族驱逐和大屠杀的惨重代价，其情形与奥斯曼帝国瓦解之际的状况一样。之前英国在印度建立的帝国分裂成两个后继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并且在这两个国家各自的内部，进一步的分裂运动已随着基于语言的地区性民族主义（它已在19世纪以来的东欧成为风尚）的兴起而出现。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分别珍爱自己的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而在印度内部，人们对各省份的边界重新进行了划分，以便使得它们尽可能地与印度为数众多的地区性方言的分布保持一致。这些新出现的语言因素引发了次大陆上从前不曾有过的仇恨。可见，一种早已过时，但曾经十分强大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阻碍了旧大陆中心区域政治发展的进程并使之发生倒退；它还使得不幸的当地居民蒙受了无尽的损失与苦难，并且这一痛苦的政治调整已延续了150余年。

从现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对犹太人的巨大影响力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究竟有多么强大。它对当代其他一些流散群体的影响力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种影响造成了十分不幸的后果；因为这些群体中的一部分一直能为自己保留一小块居住地，他们可以继续在这块区域内作为占据主体地位的当地居民而生活。因此，他们自然会尝试按照西方的模式将希腊、黎巴嫩、埃里温、古吉拉特或他们所定居的任何属于本民族的领土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与此相反，犹太人和印度拜火教徒们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中（印度拜火教徒自公元7世纪起，犹太人自公元2世纪起），即便在其故土上也只是一个少数群体。犹太人信奉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果是建立了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以色列；而这次建国的后果则是剥夺了当地阿拉伯居民（他们操亚兰语和希腊语的祖先已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1800余年）的土地。他们丧失了其家园、土地和财产，最终沦为难民。这是流散群体的社会结构倒退回民族国家形式对各民族造成的不公中最严重的一个。

尽管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有足够的力量去建立犹太人的地区性国家以色列，但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全世界范围内的犹太流散群体消失。以色列人目前只是（并且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必然也会是）全世界犹太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仍处于流散状态中的大部分犹太人散居在北美和西欧。西方，而不是以色列，才是犹太民族真正的故乡；犹太人的未来其实是在那里。我们可以预测，当今的其他流散群体也会受到西方来势汹汹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但却不至于被它完全吞没。这一点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民族主义并非西方带来的唯一礼物（我们这里用的是“gift”一词在德文中的含义，即兼具贬义与褒义）。除达那奥斯人特洛伊木马式的有害礼物外，西方还为世界贡献了现代技术这一普罗米修斯式的有益礼物。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分裂力量，西方的技术则是一种统一力量；这两件来自西方的礼物彼此间是水火不容的。鉴于西方和西方以外的效仿者们都不会放弃现代技术，那么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断定，西方的民族主义即将被人们抛在一边。

事实上，我们可以预见到这样一个世界：它被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生活于这个世界里的个人的效忠对象中，地区性国家将不再居于首位，而将会退居第三位。他在政治上首先要忠于的是全人类和包含所有人类社会的、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其次，他还要效忠于一个或多个世界性的流散群体：它们可能包括某个世界性的宗教组织，或某个世界性的职业联盟（如医生、律师、农民、工程师、教师、牧师、企业家、纺织工人及其他各种职业的世界性组织）。他对地区性组织的效忠只处于更加次要的地位。他仍将继续对地区性机构承担责任；但地区性国家对他的号召力将不会如同其他社会纽带那样巨大。其他的那些纽带不仅是世界性的，并且也更为重要；他的地区性纽带则不仅是局部的，其价值也相对微不足道。

人类历史上分合运动间的角力已持续了约5000年。两种彼此较量的力量间的强弱对比是变化不定的。西方民族主义的盛极一时使得分裂运动暂时占据了上风；然而，如果我们要估量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它。民族主义得手一时是无法与统一运动在近5000年内所取得的成绩相提并论的；在我们已经步入的原子能时代，人类已拥有史无前例的强大手段和迫切愿望去促使统一运动占据上风。

附录　历时与比较的研究方法

对人类事务的研究方法必须符合其本身的性质。人类事务乃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则有两个特点：首先，它随着时空的变换而进行着永不停息的演化；其次，它是多元的，并不是单一的。在时间维度中，对人类事物的研究方法必须是历时性的；因此，这种研究的表达方式必须是叙述性的。然而，由于世界上同时生活着的人类个体就是多个，而不是一个，因此对人类事务的叙述也就不能是一元的。世界上存在着多少民族、聚落、社会、宗教、国家和生活方式，相应地也就会有多少种彼此并存的叙述体系。而有一些对同一时期不同事件的独立叙述则是无法被合而为一的。只要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去叙述它们，那么我们看到的叙述内容的始末必然会大相径庭。如果想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我们就必须比较其相似性和差异。这种比较方法本身并不是叙述性的；然而，在比较和分析两种并存的生活历程时，我们还应留意，它们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倘若我们为了进行“静态”研究而把它们设想为一成不变的事物的话，我们就会曲解其实质，以至于扭曲我们对这些事务的认识。生活不会固定在那里等着人们去研究。我们只能对它进行动态研究。

因此，如果我们要对人生之河的流淌及其支流的众多同时予以恰当的关注的话，我们就必须坚持同时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生活。试图割裂这两种方法，并将之分别归入两个彼此隔绝的“学科”的做法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无法看清全局。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阶段与层次上的人类事务研究而言都是适用的。在文明诞生以前的社会中，历史变化的速度要比文明诞生后5000年里不断提升的变化速度缓慢得多；因此，人类学家会倾向于忽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其研究对象设想为静态的。但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是用一个抽象模型代替了真实世界。在我们研究一个发达社会经济水平的时候，两种方法缺一不可的道理体现得十分明显。显然，在这种研究中，经济史和定量的经济分析都是必要的。

心理上的视角则是统一的。自我意识和对他人的意识似乎是相反相成的，属于同一个心灵范畴；而在潜意识层面，人类的心灵则不受那些自觉意识必须依赖的（后者因此丧失了其具有超前性的意识形式）思想范畴的束缚。

事实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具有整体性。将这种具有整体性的知识割裂为若干所谓的“学科”的做法至多只能成为一种为方便起见的权宜之计；而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这种划分视为对现实状况的反映的话——则是对真相的扭曲。由于人们对这种划分信以为真，它引发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学术论战。两个彼此敌视的“学科”领军人物都宣传只有自己麾下的“学科”才是合法的，与它对立的那个学科应被取消。这种学界争吵是愚蠢的、误入歧途的，对我们追求真实的知识和理解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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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崖法敕》，7。

(2) 《摩崖法敕》，7。

(3) 《摩崖法敕》，5。

(4) 《摩崖法敕》，13。

(5) 《摩崖法敕》，2。

第五章　分裂社会结构的推进与阻碍因素

在前一章中，我们认为，在原子能时代的背景下，人类必须要在政治再统一和大范围的自我毁灭之间作出选择。事实上，如果这确实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选择的话，那么形势是非常明朗的。在目前的时代条件下，及时的政治再统一是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生；而持续的政治分裂局面则是坏事，因为它意味着死。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分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糟糕的，其本身一无是处。我们声称的不过是，在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窘迫状况下，分裂状态本身具有的任何优点都会被它带给人类的惩罚所抵消。这种惩罚是我们必须优先关注的，因为它意味着自我毁灭，并且是绝对的和无可挽回的。然而，随着人类处境的不断变化，供人类进行选择的天平两端的轻重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历史上确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分裂的好处显而易见，而它可能会导致的最坏结果却相对不那么严重，因此分裂便被视为一种绝对的有利局面——事实上，它一度被视为创造力与进步的主要源泉。

例如，在处于西方宗教战争时代和西方民族战争时代之间的18世纪欧洲，这种看法便居于主流。在西方历史的这一段时期内，西方世界里战争的强度和破坏性极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西方战争既不是在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旗帜下进行的，又不是被民众的怒火所点燃的。战争从前曾是风行一时的、充满激情的宗教义务，现在却沦为了“国王之间的游戏”。尽管这种为玩乐而参战的行为是富于讽刺意味的，但它同时也可以确保这种战争不会像之前的宗教战争为人所诟病的那样野蛮，因为统治者是无法在其臣民并不真正关心的战争游戏中迫使他们牺牲大量的生命、财富与幸福生活的。这就是休谟、吉本赞美当时西方社会的政治分裂局面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观察者都对处于分裂状态的18世纪西方世界的活力与世界性宗教、国家统治下必然会出现的死气沉沉局面进行了比较；总的来说，两位作家都是毫无保留地拥护分裂局面的。

对于礼仪和知识的发展而言，多个独立邻邦通过通商和外交彼此往来的环境是最为理想的。各邻邦之间必然要展开的竞争显然可以成为进步的动力；但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有限的领土范围可以限制权力与权威的过度膨胀……当各个邻邦间保持着频繁的艺术交流与商业往来时，彼此间的妒意将会使得它们积极地接受其竞争对手所采用的鉴赏与推理规则，并十分精细地关注每一件艺术品。流行观点向其他地区的传播并不容易。当它同某个国家盛行的偏见无法兼容的时候，它的散布很可能就会在那里遇到阻碍。只有自然和理性（或至少那些与两者极其近似的动力）才能冲破一切障碍，使得绝大多数彼此争胜的民族都去尊重和欣赏这种思想。

希腊是一群小王国的集合，这些王国后来又迅速变成了共和国；并且，由于它们的近邻关系及共同语言、利益构成的纽带，它们彼此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商业、学术交流关系……每个不甘于落在其他共和国后面的城邦都孕育了若干名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的竞争与辩论磨砺了人们的智慧；各种产品都被展示出来供人品评，争奇斗艳；当时的科学不但没有因为国家权威的有限而萎缩，反而创造了时至今日仍令我们啧啧称奇的伟大成就……

欧洲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希腊模型的放大版。

在罗马基督教会（或称天主教会）占领了整个文明世界，并垄断了当时的全部知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后，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马上就消失了。所有学校里都只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这导致了各门知识的彻底堕落。然而，人类总算甩掉了这副枷锁，现在的情况几乎又变得与过去一样了……

中国似乎拥有着相当可观的礼仪与科学宝藏，我们本有理由指望，它在千百年的漫长历史中会孕育出比它实际上创造的东西更加精致完美的成果。但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那里的人们只使用一种语言，服从一部法律，认同一套礼仪。任何一位先师（例如孔子）的权威都可以很容易地从帝国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去抵挡流俗见解的洪流；后人也不敢质疑祖先们一致认同的观点。这可能是科学在这个广袤帝国里发展缓慢的一个自然原因(1)。

罗马帝国牢固地建立在对其臣民单一的、绝对的联合之上。臣服的各民族丧失了独立的意愿、甚至是念头，接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但这种统一的代价是他们丧失了民族自由和尚武精神；被奴役的诸行省丧失了活力与主动性，只能仰仗受远方宫廷遥控的雇佣兵和官员们来保卫自己……现在，各国彼此间的恐惧与荣誉感限制了暴政的泛滥；各个共和国已建立了秩序，获得了安宁；国王们接受了自由的原则（或至少是崇尚节制的原则）；在普遍的时代风尚感化下，最糟糕的政体中也拥有了少许荣誉感和正义感。在和平年代里，彼此较劲的众多国家的相互模仿使得知识积累与工业生产得以加速发展；而在战争时期，欧洲人的实力则在暂时性的、无伤大局的较量中得到了检验(2)。

休谟和吉本在这些段落里指出的情况其实还存在着更多的佐证，其中一些是两位作家省略了的，另外一些例子则在当时已被人遗忘，还有待于考古学家们在未来把它们发掘出来。

他们还可以举出塔西佗对话中的例子，后者在谈到西塞罗时代到他生活的年代期间公共演说术的衰落时指出，帝国统治下生活的规范化和随之而来的枯燥是无法为演说家提供共和末期西塞罗身处其中的那种虽然污浊，但却激动人心的动荡环境的。休谟和吉本还会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共和国林立的局面是他们自己世界的另一个缩微版，那是古风、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复活。他们可能还会注意到，古典波斯诗歌是在阿拔斯帝国解体至萨法维帝国重新实现伊朗政治统一期间的500年里创作出来的。在此期间，伊朗在政治上分裂成许多地方性国家，彼此之间分分合合。学者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分裂的伊朗尽管要付出生活动荡和财产损失的代价，但它和分裂的希腊、意大利一样，在艺术方面却是领先的。伊朗也确实在这种看似不利的局面下取得了领先地位。这是因为，艺术家们可以在彼此竞争的、作为阿拔斯王朝政治继承者的小邦和作为萨法维王朝政治先驱的诸侯的地方性宫廷里找到慷慨的资助者和情投意合的同道。休谟和吉本还可以指出，这也是18世纪的西方世界取得卓越艺术成就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同时代人、现代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们当时正是在德意志小邦的宫廷里找到了自己的资助人。

近年来，我们对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发掘成果使得我们可以为休谟的论点补上一个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注脚。在拥有众多彼此竞争的地方性城市国家的、十分活跃的苏美尔身上，休谟或许会辨认出希腊世界的前身。在由一个世界性国家建立了政治统一的、死气沉沉的埃及身上，休谟则会发现中国的前身（对他的研究而言，前者或许还是更加理想的标本）。中国在休谟和我们生活的时代享有的政治统一局面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在公元前221年之前的至少五个半世纪内，中国同当时的希腊、中世纪的意大利和18世纪的西方世界一样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埃及的政治统一局面却几乎是与埃及文明同生共死的，中间只经历过两次短暂的中断。自然地，休谟所批评的、中国世界性国家所形成的那种死气沉沉的统一局面在埃及世界性国家那里是一个更为显著的特点。与埃及不同的是，根据休谟的观点，中国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历史上分裂阶段留下的遗产。中国统一国家建立之前的一段时期被中国人自己称为“战国时代”。与罗马帝国统一希腊世界之前的希腊史相似，这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岁月。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和希腊，充满社会苦难的时代同时也是充满文化活力的时期。在统一的中国世界性国家建立后享受独尊地位的儒家哲学只是战国时代百家流派中的一家；这些不同流派在此前虽然动荡，但能够刺激创造活力的时代中兴起，并在彼此竞争的地方诸侯宫廷里找到了赞助人，直至列国灭亡并被世界性国家取而代之。

事实上，总的来说，在多个小邦彼此相邻，但各自保持着独立并采用多少有所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交往确实是能够激发创造力的。旧大陆上最早发明农业、驯养牲畜的地区是亚洲西南部“肥沃的新月地带”，这一点恐怕并非出于偶然。在这一地区，当洪水时代结束后，人们来到当地的几块彼此相距不远，其居民可以轻松地穿越距离较短且易于通行的开阔草原地带进行交流的绿洲地区定居下来。继文明在伊拉克地区诞生之后，在人类历史的下一个篇章里，伊拉克境外第一个接受文明的地区是埃及，而世界上最后一块被文明占领的地区则是占非洲大陆面积2/3的南部内陆地区，这一现象同样也不是偶然的。文明之所以在5000年之后才到达这里，是由在近年来技术的飞速进步“消灭距离”之前将这块“黑色大陆”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的可怕地理障碍造成的。横亘在北非和中非之间的是由东起红海西岸，西至中大西洋东岸的沙漠和与之平行的南部高原、沼泽与森林带构成的双重障碍。诚然，人们可以借助于沿着海岸线的航海从两端绕过这道双重障碍。但如果进行远洋航行的舰只从印度洋或大西洋上来到了热带非洲大河的河口处的话，它会发现在大多数这样的河流中，靠近河口处的瀑布已将从入海处逆流而上进入内陆地区的通道堵死了。这就是现代西方人为什么在沿着拉普拉塔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与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进入美洲内陆地区300余年后才得以进入非洲内陆地区的原因。这也可以说明热带非洲的土著居民们无法像埃及人早已做到的那样，通过建立自己的文明来预防西方人的入侵。除沙漠与森林构成的北部边界以外，热带非洲的地理环境也使得那里的各民族无法进行足以刺激创造力的交流，而正是这种交流孕育了伊拉克及其他地区的文明。

因此，休谟与吉本对分裂优点和统一的相对弱点的雄辩论述确有道理。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言，他们的论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然而，如果他们想为自己的论文寻找更多的历史论据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意识到，这篇论文的观点在两方面必须有所保留。他们应该会注意到，只有在其性质与本地文化发展水平差异不过分悬殊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生活方式的地区性聚落间的交流才能起到刺激创造性的效果。在差距确实极大的情况下，对文化上居于弱势地位的一方而言，这种相遇就不会刺激创造力；与此相反，这种接触反而会阻碍它的发展，甚至可能使之陷入瘫痪状态。他们还应当能够注意到，独立地区性聚落的相互交流不可避免地要付出冲突的代价；只有在这种冲突维持在“适度（我们引用吉本的原话）”的范围内的时候，这种交流所产生的刺激效果才是有益的。倘若这种冲突变得十分暴烈的话，那么它的“不可捉摸”就不再是一种福音，而变成了祸害。这是因为，终止残暴战争的唯一途径是参与角逐者中的一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而通过政治统一的方式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中建立和平。

休谟和吉本为何没有提及这两个显而易见且十分切题的要点呢？他们显然是知道自己身处其中的西方文明对美洲土著和非洲黑奴（那里的西方定居者们迫使他们背井离乡，以便强迫他们到美洲的种植园里去进行劳动）的影响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必然也知道，曾经富于创造力的希腊诸城邦最终由于陷入过于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无力自拔，最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他们一定清楚，希腊人因这种无休止的战乱而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后来不得不为避免这种祸害而作出相对小一点的牺牲，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接受了罗马世界性国家带给它们的和平。如果休谟和吉本能够意识到（他们确实也已经意识到了）18世纪的西方世界与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之间的相似的话，那么他们为何不曾预见到，现代西方世界的历史也会像公元前431年的希腊历史那样，遇到一个可悲的转折点呢？

我们不应误解18世纪的欧洲作家们对分裂局面的辩护；我们应当意识到，只有在当时的时间、地点所造成的特定局势下，权衡利弊的结果才会倾向于分裂。这些作家的错误则在于，他们不假思索地断定，这些情形是正常的和永恒存在着的。与当时“在众多活跃竞争对手刺激下”出现的“知识与工业进步”相比，18世纪西方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适度而不致命的”竞争确实是一种低廉代价。但吉本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全书的主题。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实例表明，变化才是生活的本质。因此，即便相对而言较为有序有利的人类事务状况也不能排除有朝一日将会没落的可能性。

吉本活得足够长久，以至于他对18世纪西方文明成就的赞美以及他对未来乐观主义的态度受到了动摇。他活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年代，并受到了这一可怕变局的震撼，因为他无法将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与他的世界观（它在当时已根深蒂固）相调和。但在此之前，他已撰写了关于安东尼王朝时期希腊罗马世界——在吉本眼中，那是他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对立面——“可怕革命”的历史，这场革命使得整个世界都被“野蛮与宗教的胜利”所征服了。吉本耗费一生精力写成的这部著作本身已使得他没有理由对法国大革命表示震惊。吉本对现实中发生的最重要公共事件的心理准备不足，构成了对休谟历史哲学的可靠性的挑战。

似乎在我们已知的、任何一个曾在政治上分裂为若干个独立区域性国家的社会的历史中，这种政治格局都是短命的。在任何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不可避免地都会变得越来越暴烈。到了那个时候，多元格局的破坏性后果就会压倒它刺激创造力的积极作用；到了最后，为这种创造力刺激所付出的代价已变得过于高昂，以至于这个社会不得不为了和平与秩序而走向政治统一。尽管统一也有自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划一、枯燥和麻木），但这个社会还是宁可选择统一的局面。这个代价也是很高昂的；但它并没有分裂最终付出的代价那样高。因此之故，总的来说，饱受折磨的社会乐于放弃地区性国家享受的独立，因为经验已经表明，在这个社会必须面对的两种选择中，这一种的害处是相对较小的。

过去5000年的历史似乎表明，在文明时代，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分裂的和统一的社会政治结构哪个更好一些。由于分裂的模式必然只能是暂时性的，因此真正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应该是：政治统一应该在何时和通过哪种方式予以实现？

在埃及文明诞生之际，也就是区域性国家还无法发动剧烈战争的时期，埃及人已成功地用统一代替了多元。通过这项成就，埃及人得以免于像苏美尔人那样，在用统一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取代各地区性城市国家之前忍受那么多的苦难。但埃及人也为其政治上的成功付出了文化上的代价。在其历史早期，他们的文明在单一、死板和枯燥方面已达到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或华夏文明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即便在这些国家后来采用埃及式的统一政府模式达数百年之久后，其文化方面的情况也没有达到古埃及那样的程度。因此，问题在于，总体而言，在埃及和苏美尔的经历中哪一个是较为幸福的。

无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给出怎样的答案，似乎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埃及人的经历颇为特殊。当然它未必是独一无二的。印度河流域文化起初可能也建立过政治统一；而华夏文明也可能在中华世界步入“战国”这一政治分裂阶段之前，曾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出现过政治统一的局面。作为我们对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早期文化的唯一信息来源，考古证据是无法为我们回答这一政治问题的。然而，似乎我们在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看到的结果更为普遍；事实上，后者才是正常的发展过程。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最初的政治结构是多个彼此独立的小邦的集合；这些地区性国家彼此之间的战事愈演愈烈，最终——尽管这些战争在那时已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被其中之一在击败、征服了所有其他敌手后所建立的统一世界性国家所取代。

在旧大陆上，至少希腊历史和战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历史都是苏美尔—阿卡德历史原型的翻版。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安第斯山区和中美洲的历史也重现了这一过程。它还在尚未终结的西方文明史上重复着。迄今为止，在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上诞生后，我们所在的西方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陷于分裂的世界；同样，它也为其足以刺激文化发展的政治分裂付出了陷入残酷战乱的代价。16世纪、17世纪的宗教战争并不像18世纪西方的乐天派们天真地设想的那样，代表着公共罪恶的结束。后来的经历表明，宗教战争并不是最后的祸害，而且它还不是最糟糕的。吉本在有生之年目睹了，民主的驱动力是怎样投入1792年法国全民皆兵式的战争的。工业革命之后，技术驱动力也加入了战争。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战争破坏性的剧烈程度已随着核武器于1945年的制造和使用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就我们所知，这还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根据之前文明中的多数先例判断，在西方历史中，政治分裂的代价将会变得越来越高昂；到了最后，无论我们有多么不情愿，都要被迫接受政治统一。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在通过建立世界性国家来消灭战争之前就发明了核武器，我们当前面对的危急形势就将实现政治统一的手段问题提上了日程，因为我们已必须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统一。

已知的所有潜在世界性国家都是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战事中的最后一击的产物。而在现实世界里，由于我们已步入原子能时代，作为大规模自相残杀的唯一替代品，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国家是不能再通过这种野蛮的、代价高昂的冲突方式建立的。在一场用核武器进行的世界大战中，传统的战争模式将不再会出现。这一次，所有的参战者都将会战败倒下；将不再会有哪个胜利者留下来清理战场。因此，在原子能时代，利用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传统做法已经行不通了。这一工具所完成的大规模杀戮必然是任何政策都会力图避免的。从现在起，世界性国家（哪怕仅仅是处理最紧迫的两大世界性问题的两个世界性权威机构）的建立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即在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示认同的情况下进行。人们只能通过自我教育来克服由固有习惯和放弃熟悉制度的痛苦感所带来的、对这种革命性变化的情感抵制；在原子能时代里，这种变革是无法通过暴力完成的。人们只能用手指耐心地解开这个高尔狄乌斯之结，而不能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挥剑将它斩断。那么我们要付出怎样的耐心呢？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们必须克制的感情阻力究竟有多么强大？在引起这种抵制的各种感情中，最强烈的是民族主义情感。我们能有多大把握处理好民族问题，这取决于我们理解民族主义的能力；而为了理解民族主义，我们就必须关注它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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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卫·休谟（David Hume）：《论艺术与科学的兴起和进步》（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1742年版。

(2)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对西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总体性思考》（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写于1772—1781年。

第六章　分裂感的加剧过程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只有在近5000年内，人类交流手段的进步才为人类的重新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我们还看到，即便在这些新出现的、方便交流的手段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早在它们近年来激动人心的发展达到了足以“消灭距离”的程度之前，对它们的应用就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早在机械时代到来之前，潜在的世界性帝国和潜在的世界性宗教已能够遍布整个大陆；而一些游牧、航海民族的语言也能够被其使用者传遍可通行的大海沿岸或草原（相当于大海）边缘（相当于海岸）。但看似难以理解的是，同样是在这5000年里，拥护分裂的情感也在不断高涨。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种强烈的分裂感竟会在当代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峰。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已经掌握了能使自己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统一的技术与组织手段；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形势下，本可用来统一人类的技术创新也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被用来毁灭人类，因此，完成人类始于5000年前的统一运动的任务已变得必要和迫切。从道德角度看，技术本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的一种力量。它可以被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用来行善或作恶。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版图上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目已翻了一番；并且在每个这样的国家中，民族主义情绪都在持续升温。

推动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分裂感必然是几乎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的。这是因为，原始人类是依靠食物采集而生存的，而食物采集者不分散开来就只能饿死；因此，在人类的先祖变成人之后，其最初形成的聚落必然会发生分裂。而这种分裂一旦发生，人的意识马上就会对“内部人”和“外人”进行区分。这种经济压力迫使人类彼此分开，并散居到各个独立的部落中去；而这种分裂的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使个人对不同人类聚落的感情分成三六九等。他会对本部落中的其他同胞拥有更深的社会与道德关怀情感，而对其他部落成员（他们与自己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都是人）的感情则要差些。只要人类还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经济压力就会迫使人们继续在分裂状态下生活着；而人类又在历史上约99％的时间里都生活于食物采集的经济模式之下，因此，随着时间的长期推移，人类个体对非我族类的其他人类同胞的疏离感自然就会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习惯自然也会在那些仅占人类历史长度1％的最近9000余年里跨越了食物采集阶段的各个社会里得到延续。

这种同族意识起初由食物采集经济缔造，又由于这种经济模式的悠久历史而得到强化。在今天，我们是很难消灭这种归属感的；我们对邻人和自己同族意识的了解都可以证实这一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已不再需要这种情感了，但它仍是难以抹除的。尽管随着原子能时代的来临，坚守这种习惯的做法已存在着引起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但作出改变依旧十分艰难。同族意识是一种顽固的习惯；但它也只是一种习惯而已。事实上，它是人类为自己创造的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是可以被自由地修正的。同族意识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因此也就不会是人性中不可磨灭的根本特征。我们拥有着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因为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全人类——无论他们是活着、已经死去还是尚未出生——的感情就像具有同族意识的人对其同胞的情感一样深厚。他们的态度是：“我是人，因此我认为人间之事皆与我有关。”(1)这些犹如具有同族意识的人爱自己的家人、朋友一样热爱全人类的人要么从未有过同族情感的意识，要么虽然一度继承了祖先的这种习惯，但后来成功地突破了它的限制。

这种博爱胸怀的突出代表是传道型宗教的建立者们，以及他们那些把握了自己的精神、继承了自己使命的弟子们。在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作为最古老的世界性宗教——佛教的传播者，以及一个潜在世界性国家的统治者，孔雀王朝的君主阿育王发表的公告便传达了他们的精神：“全体人类都是我的骨肉。正如我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世代子孙谋求福利与幸福一样，我也为全人类谋求同样的东西。”(2)

在世界性宗教的信奉者中，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在其宗教创始人的精神感召下，或多或少地摆脱了同族意识的束缚。潜在的世界性国家中的公民权也起到了同样的精神解放作用；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潜在的世界性国家是在一个地方性国家通过征服的方式吞并了所有对手后建立起来的话，那么这一现象就更加令人感到惊异。阿育王自己在建立帝国的时候就将它扩展到了印度次大陆的“自然边界”。他进攻并征服了距自己最近的独立半岛国家羯陵伽；正是他对自己以往行径邪恶、残酷本质的认识使他皈依了佛教，并在其后半生中没有再去通过征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帝国版图，而是利用和平的传教活动来弘扬佛法。

强行将其他地区并入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做法自然会引起被侵略者的怨恨和反抗。然而，在许多世界性国家的历史上，其心怀不满的臣民的后人最终都变成了它的忠实臣民。他们逐渐感到，世界性国家确实代表着人类的统一与和谐，与自己祖先们苦苦守护的地区性国家公民权相比，世界公民权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政治联合形式。最早的潜在世界性国家（即统一的埃及帝国）建立于约5000年前。最早的潜在世界性宗教（佛教）出现于约2500年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人类分裂成为众多彼此独立的聚落却是约90万年前的事情。现在看来，要想与同族情感这一古老习惯相抗衡的话，这种新的普世意识拥有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如果用同族意识兴起的时间来衡量的话，普世意识如今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这一事实表明，与所有的人类习惯一样，同族意识尽管源远流长，但还是有可能被消除的。

今天的这种危如累卵的分裂情感在较早的（也是较长的）人类历史中必然是不那么令人感到紧张的。在食物采集阶段，部落的集体力量尚未被神化。一个部落只要继续在这种效率低下的经济结构中生存，它的集体力量就会是弱小的。在从事食物采集的人类眼中，真正强大的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而是比它强大得多的、他必须服从的自然力量。人类习惯于崇拜自己视野中最强大的力量；因此，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人会崇拜大地、水、太阳、月亮、星星，以及那些或能捕食自己、或可以为自己提供肉食的野生动物。在这一阶段，他还没有产生崇拜自己的念头；他的宗教情感是与外物相联系的；因此，他对自己所在部落的情感还没有因为任何宗教冲动的推波助澜而得到强化。

另一方面，食物采集者对其他部族的疏离感也还没有因彼此间的生存斗争而被强化。尽管食物采集群体必须以较小的人口密度散布开来，而不像以农业或机械工业作为谋生手段的人口那样保持较高的密度；但在整个食物采集时代，由于人口总量极小，无论食物采集部落中的每位成员需要多大面积的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可供居住的大地事实上都是无边无际的。这些居无定所的部落彼此间无需发生冲突；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更加广泛地散布开来。

在人类发明了农业、驯养了动物之后，地球上的总人口开始迅速增长；这是因为，这些革命性的创新可以大大增加那些发明或接受它们的聚落的食物供应。但在进入后食物采集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石器时代（也就是文明诞生之前的那一时期），对于从事农耕的人来说，大地事实上仍然是无边无际的。开始取代食物采集部落的农业村社仍旧无需与其他村社或还徘徊在食物采集阶段的更为落后、因而也更为弱小的邻近部落发生严重冲突。这一描述似乎至少与考古证据所表明的情况吻合。最早乘船离开亚洲西南部而进入欧洲寻找新耕地的农民们似乎并不是战士。

因此，在这一阶段和随后的新石器时代里，由食物采集时代经济状况所制造的分裂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害的。作为这一转折标志的经济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数目增长，似乎并没有激化人类早已分裂成的众多地区性聚落之间的矛盾。相形之下，从新石器时代向后来的文明时代的转折却似乎真的激化了矛盾，以至于人类从此以后就要为之付出生命、财富和幸福的代价。这一现象发生于文明时代的黎明期，因为人类生活状态中的两个变化都发生于这一时期，其一是宗教的，其二是经济的。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开始崇拜自己的集体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为争夺经济资源而同邻人展开生存斗争，因为这个世界已不再像石器时代那样，是无边无际的了。

当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集体力量最终压倒了自然界（后者是他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都不得不臣服的）的时候，他就开始崇拜这种集体力量。或许在旧石器时代前期开始的时候，当人类开始发展其在此之前几乎一成不变的技术时，他们可能已经取得了对自然的优势；而在人类开始种植作物和驯养动物的时候，他们无疑已经取得了这种优势。但即便十分重大的变化也并不总是能够引发充分的认同；并且对它们的认同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在宗教领域反映出来，因为人类在宗教事务方面容易趋于保守。人类在农业发明后所作出的直接反应仅仅是在自然神祇的群体中加上几个代表了他们学会耕种的植物、树种的神明形象。直到人类建立了文明之后，他们才开始将自己神化，并使自己的地位居于旧有的神明之上。

当人类征服了曾经狂野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区，把它们转变成合乎自己需要的运河、堤坝与良田，从而借助于这些改造过的荒野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将地方性聚落的生产效率由新石器时代村庄的水平提升至苏美尔时代城市国家的水平时，他们就开始因对自然取得的如此重要的胜利而陶醉于自己的集体力量了。于是，在苏美尔文明诞生之初，我们看到，一些旧的自然神转而承担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角色。它们一方面继续代表着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成了政治聚落的代表。风神恩里尔现在成了尼普尔国家的神化形象；月神纳娜也成了乌尔国家的神化形象。近2000年后，在希腊和迦南地区文明的起步阶段，我们目睹了同样的现象。橄榄树女神雅典娜现在成了雅典（“雅典的城邦之神”）和斯巴达（“铜庙中的雅典娜女神”）的神化形象。海神波塞冬现在也成为拥有濒临两块海域的海岸线且依靠商业为生的科林斯城邦的神化形象。农神巴阿尔此时则成了推罗城的神化形象。火山神或雷神雅威是以色列、犹太和埃多姆等国家的神化代表。这些地方性国家已变成了神，而代表人类集体力量的这些神祇则超越了那些象征着自然力的天神。民族主义思潮中宗教虔信因素的注入使得民族主义发展成了一种狂热的宗教。

文明初期另一个具有预示意味的变化是经济方面的。对于食物采集者、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和牧人们来说原本是无边无际的世界在那些通过改造丛林沼泽地区而创立文明的社会中被封闭起来了。可供食用的树莓、草根和动物在世界上几乎到处都是；适合依靠自然降水或小范围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或适合放牧山羊、绵羊和牛的土地面积也是非常辽阔的；但改造后可被用于大范围灌溉农业生产的地区却相对稀少，其面积则极其有限。因此，当众多地区性国家从四面八方进入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下游丛林地区，将所有可供排水、灌溉的土地蚕食殆尽之后，这些彼此接壤的国家就不可能再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所做的那样，回过身再去开发新天地了。如果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还想继续增加自己的财富与人口来源——经过人工改造的土地的话，它就必须牺牲一个或多个邻邦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它强大到足以掠夺其邻邦的时候才能实现。事实上，如果苏美尔或埃及地区在其经济资源被开发殆尽后继续保持政治上的分裂局面的话，地方性国家之间战争的爆发在所难免，并且其频繁程度会愈演愈烈。并且，由于这些生产力极其发达的地区性国家已拥有较强的实力，因此它们之间的战争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拉伽什国王恩纳图姆树立的兀鹰纪功柱反映了当时苏美尔的状况。战胜的士兵们将枪尖竖起；兀鹰们正在啄食战败敌军的尸体。终结这种割据战乱的唯一办法是将所有神化的地区性国家置于一个强大到足以维持和平的、神化的统一政府治理之下。这正是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希腊世界与中国最终出现的情况。在埃及，这一过程很早就完成了，这使得后世的埃及人可以不必忍受苏美尔人、希腊人和中国人遭受的动乱。这些“终结战争的战争”也是残酷的。纳尔迈石板和纳拉姆·辛纪功柱上描绘的场景与恩纳图姆纪功柱上的一样丑恶。但这些促成统一的战争的好处在于，它们是终结性的。由活着的神（法老）、神圣的恺撒和中国天子所代表的世界性国家不像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那样，要求忠于自己的公民流血牺牲。

原子能时代的民族主义有可能会把人类引向自我毁灭，它是公元前2000余年前苏美尔民族主义的复制与加强版。尽管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潮已传遍世界，但它在起初的时候只是苏美尔意识形态的一个独特的西方版本。西方以外的人们之所以会接受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在暂时受到西方统治的期间内感到了它的力量。因此，他们将民族主义视为一个护身符，希望能够依靠它来把地区性聚落的集体力量提升到顶点。信奉西方民族主义的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是中国人。到19世纪为止，中国在2000多年的时期内一直信奉着普世主义的原则；它在此后的100余年中继续坚守着这种传统的世界观，尽管自己遭到了一个又一个西方或西方化的民族国家的蹂躏。但到了1911年，中国也开始利用其压迫者们的意识形态。中国重新回归民族主义的过程是不情愿的和滞后的，但其转折却是彻底的。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已成为民族主义意识最强烈的一个国家。

为了理解当前民族主义的实质、判断其力量，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民族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历程。西方民族主义最初的强度是较低的；这是因为，在西方世界里，尽管罗马世界性国家已经分裂成了多个地区性国家，但这些国家在较早的年代里并不能使得臣民们对自己无条件地表示心悦诚服。在西方的中世纪时期，最高的权威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用我们在前一章中转引过的休谟的话来说：“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直到阿维农之囚、东西教会分裂损害了统一的罗马教会的声望，而它的统一又被宗教改革阻断了的情况下，西方的民族主义才开始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现代西方历史中，西方民族主义借助于两个刺激因素而获得了一种可怕的活力。

对西方民族主义起作用的第一个因素是古希腊罗马的民族主义；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古代思潮随同希腊罗马文学、艺术、建筑和科学一起在西方人的思想中复活了。西方在17世纪末之前就超越并抛弃了希腊科学；但希腊文明中得到复兴的其他元素却进入了西方社会的血脉；其中，希腊罗马民族主义的影响是最强的，这或许是因为，与希腊艺术不同，复兴后的希腊罗马意识形态对西方生活的影响至今尚未得到清晰的认识。作为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英雄，希腊和罗马的爱国者们为美国的国父们和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们树立了榜样。希腊罗马民族主义的强心剂提升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强度。希腊罗马爱国者的现代西方崇拜者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过强的分裂倾向正是希腊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

西方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刺激因素是基督教的狂热情绪。同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也是从犹太教演变而来的，它所继承的犹太教内容也是鱼龙混杂。犹太教及其后继者的缺陷在于它们的排外和不肯妥协，并且它们极易为了迫使他人接受被其信徒视为真实、正确的观念而诉诸武力。在宗教改革时期，当西方基督教会走向分裂之际，这种此前被用来对付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武力转向了内部，在天主教与新教的宗教战争中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些战事中充斥着仇恨、邪恶、冷酷与残暴，以至于直到一个半世纪之后，西方较为敏感、人道和渴望自由的精神仍然感到无法接受一个引发了如此多罪行的宗教。“宗教可以引发如此多的恶行。”(3)从17世纪末起，基督教在西方开始走向衰退。这次退潮一直持续到我们生活的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可能引起转折的迹象才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基督教对西方人心控制力的下降将会使得这些心灵转而崇拜非基督教的事物。如果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提出的关于宗教是人性固有成分的观点不虚的话，那么这一结果必将出现。人性与大自然一样，是厌恶真空的；因此，在近300年里，与基督教渐行渐远的人心必须要去寻找基督教的替代品。它找到的替身就是晚于基督教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其中的三个主要代表是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民族主义又是三者中最具吸引力的。在各种情况下，每当其竞争对手与自己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族主义总能占得上风。这种从基督教向民族主义的信仰转变抛弃了基督教中好的一面，却保留了其中恶的成分。它抛弃了爱、自我奉献、关怀全人类等基督教的美好理想，却保留了从犹太教中衍生的各种宗教所共有的疯狂特征；倒进民族主义这只内部空间狭小的瓶子内的苦酒在里面发酵，于是产生了爆炸性的后果。

因此，与传统的政治分裂形态相比，日后发展成为世界性民族主义思潮的西方民族主义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上述两支强心剂使得它拥有了前所未闻的巨大力量。它就像有时加油站会向汽车司机提供的混合汽油。吹得天花乱坠的广告使得这种高能量的混合物很有诱惑力；但为自己的油箱加上这种燃料的冒失司机很可能不久就会驾车冲出悬崖掉进大海。

我们对当代民族主义成分的分析揭示了它的危险程度。高级宗教一度试图将人类从对自身集体力量的崇拜中解放出来，而这种民族主义则是对该崇拜的回归。在两种具有历史性影响的崇拜形式中，民族主义选择了更糟糕的那个。就对世界性国家集体力量的崇拜而言，它崇拜的对象至少还是一个为众多人民带来了统一——同时也就意味着和平与秩序——的机构。然而，公元1—3世纪的基督教殉道者们宁死也不肯，哪怕走过场式地敬拜罗马女神和恺撒的祭坛。毫无疑问，倘若希腊世界里的地区性国家们当时仍旧保持着其主权和神圣色彩的话（事实上，它们在罗马时代差不多已沦为普通的公共服务性组织），这些信徒们也会更为强硬地拒绝崇拜雅典或斯巴达的。在当代，德国的一些基督教殉道者们由于不肯向以神化了的阿道夫·希特勒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低头而献出了生命。另一方面，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当你们看见那‘施行毁灭的亵渎者’站在不当站的地方”。(4)走进当代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基督教派别的教堂里去看看吧。你很可能会在圣堂里看到国旗和十字架并排而立。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类集体力量的荣耀象征在同上帝自我牺牲的仁爱精神对峙。对人的崇拜正在侵害对存在于宇宙背后和宇宙之外的终极精神真实性的崇拜；并且这种侵害正在愈演愈烈。如果一份相应的调查问卷能反映世人的真实想法的话，我们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是：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世界的其他地方，支持民族主义的人数可以占到90％，而支持宗教的人数也占90％。

在原子能时代，民族主义是致命的，但它目前正在蒸蒸日上。民族主义的解药是普世意识；而表达了普世意识的两大具有历史性影响的组织是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和世界性宗教。重新走向统一的愿望就是对生与善的渴望。这种有益的愿望又有几分胜算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依次回顾世界性国家和世界性宗教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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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伦斯（Terence），《庸人自扰（Heauton Timorumenos）》，1.1.25。

(2) 《摩崖法敕》，2。

(3) 卢克莱修（Lucretius）：《物性论（De Rerum Naturâ）》，卷1，101行。

(4) 《圣经·马可福音》，13·14。

第二部分　政治生活中对秩序的至高需求

第七章　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重要意义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国家，其政府必须对地球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和能到达的地区，以及地球大气层及其外围宇宙空间都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人类这个世代中的全体成员都应当是它的公民。迄今为止，世界上仅存在过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它们曾一度统一过地球上十分广大的面积和极其众多的人口，但从未统一过全世界；并且这些不完整的世界性国家大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在过去5000年里兴起过的众多此类国家中，只有中国和苏联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而在这两个例子中，国家得以维系的代价都是选择了一种与普世主义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当前中国和苏联所奉行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则是一种肩负传道使命的意识形态。它像诞生之初的基督教一样，致力于让全人类接受自己的信条。接受这种传道式意识形态的选择倒是很符合这两个潜在世界性国家的传统普世主义心态。然而苏联与中国同时也都接受了另一种晚于基督教出现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尽管民族主义没有被公开地奉行，但它在事实上要高于共产主义，就像这些国家在两种意识形态的需求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所表明的那样。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执在于究竟应使苏联的国家力量与利益服务于共产主义信仰，还是将共产主义作为推行苏联国家政策的工具。托洛茨基选择了共产主义；而斯大林则选择了民族主义；斯大林显然占据了上风。中国也用同样的方式默许了这种选择。无保留地认同民族主义的做法在理论上并不能同两个国家所信奉的普世主义原则相调和，但它却是同现实状况相一致的。它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苏联与中国已不复是世界性国家了。它们已降格为当今世界124个地区性国家中的两个。这两个国家依旧庞大，但都已不再强大到起码可以假装摆摆与众不同和随心所欲的架子的程度了。

因此，过去的所有潜在世界性国家最后都被分裂的习惯挫败了。那些尚未分裂的国家则为维系自己的生存而放弃了普世主义原则。这一现象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与重新得到强化的分裂感相比起来，普世主义是较晚才出现的思潮。然而，我们不可借此断言：由于以往潜在世界性国家们无法维系自己，我们就没有希望去建立一个不仅实至名归、并且可以万古长存的世界性国家。这是因为，当我们回顾此前潜在世界性国家的历史时，我们看到它们虽有失败，但也取得过成功。在它们并不长久的兴亡周期内，一些世界性国家赢得了它们起初靠武力征服的民族们的尊敬与忠诚。这表明，同民族主义一样，普世主义也有它自己的号召力；而且它所积极争取的民众也有过数代人生活在具有普世主义精神、关注全世界的政府（尽管这些政府可能并未完全实现其理想）统治下的经历。

历史上所有已知的潜在世界性国家的起步都相当艰难。它们都不得不努力克服作为食物采集时代遗留的、年深日久的分裂习惯。它们用武力进行征服，其对手也进行了拼死抵抗。纳尔迈石板记载了在统一的埃及帝国建立过程中遇到的抵抗。在这个例子中，抵抗的力度大概还相当轻微。这是因为，埃及的政治统一是在文明初期完成的，当时的地区性聚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它们的物质力量，或强化对其成员的精神控制。而在那些地区性国家之间经过长期混战（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在这些战事中会被不断强化）才终于实现统一的、为数更多的例子中，这种抵抗还会更为激烈。

即便有过这种痛苦的经历，民族主义者们依旧不会放弃他们的信条。在一些历史实例中，当一个地区在付出高昂代价才通过政治统一建立了和平与秩序后，被征服的民族一有机会就发起暴动，尽管他们明知这样会使自己重新陷入刚刚可以免于忍受的漫长苦难中去。

例如，当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在公元前538年征服和吞并了巴比伦帝国、从而完成帝国统一后，仅仅过了16年的光景，幼发拉底河以东大部分行省都参与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大流士及其同伙对冈比西斯继承人、自称为（无论是真是假）居鲁士之子的司麦尔迪斯的暗杀等于发出了一个信号，使得占波斯帝国面积2/3的东部地区的几乎全部民族，包括半数波斯人，都拿起了武器，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考虑到动荡的公元前522年时的历史背景，这种毫不消减的、为坚守传统的分裂倾向而甘愿忍受战争苦难的心态是令人震惊的。叛乱者们试图推翻的波斯帝国是近2000年前阿伽德帝国建立以来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及其毗邻地区建立和平与秩序的第四次尝试。阿卡德人建立的阿伽德世界性国家及其三个后继者（乌尔第三王朝建立的苏美尔王国，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建立的阿摩利人的国家，最后还有亚述帝国）交替浮沉。每一次统一、分裂、再统一过程中进行的战争都是代价高昂的；而最后爆发的亚述战争则是最为深重的苦难。用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和平还未能抵消从前由分裂战争引起的苦难、无政府状态和惨重损失。这些灾难又因毁灭性的蛮族入侵而愈演愈烈：古泰亚人、加喜特人、米坦尼人、弗里吉亚人、亚兰人、西米里人和斯基泰人都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但所有这些磨难都未能使亚洲西南部的各民族吸取教训。

亚洲西南部的历史又在中国得到再现。当战国诸雄里最终的胜利者——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秦帝国的征服与统一后，仅仅过了12年，那些被征服国家的民众便揭竿而起，像公元前522年亚洲西南部的各民族所做的那样，发动了大起义，希望能够借此恢复自己国家的独立。在中国这个例子中，这种故意破坏新近建立和平局面的举动所引发的可怕战争不是仅仅进行了一年，而是一直打了八年，直到支离破碎的世界性国家得到重建才偃旗息鼓。但对于中国和亚洲西南部而言，争端再起时的历史背景是如此凄惨，以至于经历过这些苦难的人民本不应再有任何愿望要回到这股旋涡中去。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完成的版图统一是“战国七雄”割据混战的最终产物。到统一的时候为止，战争已绵延不断地打了约550年，并且其强度不断提高。中国世界性国家的第二位缔造者——汉高祖注意避免了秦始皇的错误。秦始皇的做法过于激进，他无情地碾压着深受被征服民众珍视的传统、制度与情感。汉高祖的手腕则十分巧妙圆滑。他保全了地区性民族主义者的脸面，却剪掉了他们锋利的指甲。可是，在他凭借精明的头脑于公元前202年重建了中国世界性国家之后，又过了48年，这些指甲又长了出来，可以重新伤人了。公元前154年，其实力不断受到削减的七王作了最后一次试图破坏秦始皇、汉高祖事业的努力。他们联合起来起兵反抗中央政府。这些叛乱的诸侯王都是汉朝皇室的成员；汉高祖早已预见到了这种危险，但这些同姓王受到了其臣民一直坚持的不合作态度的深刻影响，以至于自己也投身于反抗本家族统治的事业中。反叛失败后，他们的王国被中央兼并了。

在旧大陆的另一端，扮演秦始皇、汉高祖角色的是恺撒与奥古斯都。虽然恺撒在建立罗马世界性国家时由于低估了被强行剥夺权力的罗马贵族的愤怒情绪而遇刺，但他足智多谋的养子却重建了这个世界性国家。与在中国和亚洲西南部发生的情况不同的是，在罗马，起来反抗的并不是受到压迫的民众。地中海世界此前经历的苦难岁月已彻底消磨了他们的劲头。真正抵制世界性国家权威的是臣民们从前的主人——罗马贵族。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恺撒在公元前45年被暗杀时的历史背景的话，那么这些人的反抗也是令人惊讶的。刚刚于公元前46年结束的4年内战是长达87年的动乱的最后一个高潮。罗马贵族已经通过行动表明，他们是不适合统治自己征服的这个世界的。但他们仍不甘心接受恺撒建立的新秩序，而是给被征服各民族、罗马人民和自身又带来了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

以上是关于强行建立世界性国家可能引起反抗强度的一些惊人例子。帝国建立者与他们治理的社会之间的文化关系会影响这种反抗的强度。当帝国建立者自身来自他们所统一世界的中心区域时（如乌尔第三王朝），这种抵抗的强度相对较低。不过，帝国建立者们很少是大都市的居民；他们往往是边民、蛮族，或文化、宗教意义上的异族。秦国人和罗马人是边民；波斯人在部分意义上属于蛮族；征服波斯帝国的希腊人、征服阿兹特克与印加帝国的西班牙人和重新统一印度的英国人是文化上的异族；而对于各个被征服民族而言，阿拉伯人、奥斯曼人和莫卧儿人既是蛮族，又是宗教意义上的异族，这些排斥性因素合在一起，使得这些征服民族遭到了最强烈的抵制。然而，即便这些出身异族或蛮族的帝国建立者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其臣民的尊重；而出身边民的帝国建立者们则能够逐渐将离心离德的臣民转变成世界性国家的忠诚公民，尽管这样的国家在起初只能通过武力建立并维系下去。

在中国，在西汉王朝还方兴未艾之际，之前生活于战国时代的民族已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都对中国世界性国家形成了认同，将之视为文明世界的代名词和长期维持世界和平与秩序的主导性机构。从此时起，这一直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它一直延续到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使之无法再维系下去为止。

罗马帝国的历史也沿着相同的轨迹发展。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是罗马式的；但其文化却是希腊的；而如果罗马人没有接受希腊臣民的文化的话，他们是无法完成建设性的政治任务的。另一方面，希腊人却厌恶外来民族带给他们的统一与和平，无论这些民族已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希腊文化。当希腊人于公元前2世纪臣服于罗马之后（这主要是他们自身的错误造成的），他们对罗马统治的怨恨持续了二三百年。然而，到了公元2世纪，希腊人也开始欣赏这个长期让他们牢骚满腹的世界性国家的价值。在这个世纪里，罗马居民对帝国最雄辩、最富感染力的颂词不是用拉丁语，而是用希腊语撰写的。其作者是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一位使用了半罗马化名字的希腊文人。到了公元5世纪，当罗马帝国已日薄西山，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之际，它的公民们用它起了一个新名字，以表达自己对罗马的依恋之情。他们将自己的世界性国家称为“罗马的”，以表明他们全都自视为罗马人，而罗马世界性国家是他们共同的祖国。

甚至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也与罗马和中国的情况有几分相似，尽管这个例子里取得的成功不那么彻底。在罗马和中国的世界性国家中，臣民与君主间的和解以及双方组成统一的世界性共同体的融合过程都是通过共同文化的联合作用实现的。但在阿拉伯帝国里，臣民与统治者之间却由于宗教与政治的隔阂而被分隔开来。然而，当阿拉伯帝国开始衰落，其灭亡已指日可待之际，却有大批民众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改变了帝国的宗教、政治结构。此前，帝国境内的穆斯林居于少数，并且他们最初都是阿拉伯人。在帝国瓦解之前，其穆斯林公民已占据了多数，并且分属于各个民族。因此，帝国灭亡之后，伊斯兰教还继续生存着。这一大规模改宗滞后发生的现象或许可以说明其出现的原因。这些改宗发生于帝国遭受中亚游牧民族和西欧基督教十字军两面夹击的时代。大厦的坍塌已迫在眉睫。这场大灾难使所有人都意识到，尽管他们此前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下共同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但这里毕竟是他们共同的家园。无论他们祖先信奉什么宗教，帝国的解体都将使得全体居民们无家可归。他们现在必须尽快找到另一处栖息据点，它必须比帝国更加坚固，才能抵挡可怕的风暴。他们所能找到的唯一可靠避难所只有伊斯兰教；因此，衰亡帝国中的非穆斯林臣民纷纷投入了伊斯兰教的怀抱。

当世界性国家的臣民们最终选择与它合作时，他们已接受了其统治者首创的观念。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政府首先需要关心的就是要使自己拥有权力，因为只有拥有权力的政府才能具有效率。依靠暴力手段取得权力的政府会对挑战其权威的行为极其敏感。与其他政府一样，潜在世界性国家的政府也会受到这些自卫意识的左右。然而，大多数世界性国家的政府也会受到一种特有的理想化动机的影响。它们会认为自己有义务去维持这个人们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可以造福万民的统一、和平、安定局面，哪怕其臣民们对这种幸福浑然无知。

对人类福利的特别关注可以解释，罗马世界性国家的政府为何对待基督徒如此严厉。在公元63年至公元311年，基督教是罗马帝国境内的非法宗教。如果基督徒不公开触犯那些政府明令禁止的规定的话，较为仁慈的皇帝们可能会对基督教的存在不闻不问。但如果基督徒们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处罚就是死刑。并且，只要基督徒固执、轻蔑地拒绝向恺撒和罗马女神的祭坛献祭的话，那么统治当局无论多么不情愿，也一定要执行这种惩罚。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这种拒绝既显得桀骜不驯，又具有图谋不轨的倾向。它之所以显得桀骜不驯，是因为他们违背的是一种惯例；除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之外，它并不曾使世界性国家中的其他任何臣民必须违背自己的良心。基督徒们的拒绝也具有图谋不轨的意味，因为遵循这种惯例的要求是政府对臣民忠诚感的考验。因此，公开且轻蔑地拒绝配合的姿态树立了一种极坏的榜样，政府无法对此表示宽容。的确，犹太人曾得到过豁免的特许，以便他们的宗教习俗不被破坏。但犹太人是一个小群体，并且他们不要求在本民族之外发展很多信众；而基督徒们则信仰着一种肩负着传道使命的宗教，它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使全人类皈依自己。因此，政府认为，它不能再像从前对犹太人那样，对基督徒“内奸”表示宽容；因为这个组织不断地通过在全体帝国居民中发展信众来壮大自己的队伍。

所有罗马官吏在读完下面这段基督教会《圣经》所载的、该教派的创始人耶稣的言论后，都会认为罗马政府的政策是不无道理的：“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带给地上和平，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刀剑。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对立，女儿与母亲对立，媳妇与婆婆对立。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1)

在罗马人眼中，这段文字相当于一篇想要破坏罗马历尽艰辛才建立起来的和平的宣言。任何一个世界性国家的政府都会觉得这种想法是令人震惊的和不道德的；世界性国家里的许多臣民也会持同样的意见。对于那些听祖父辈讲述过从前岁月的可怕的民众会认为，使社会倒退回奥古斯都时代之前的无政府状态的做法无异于一种犯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虚构的“宗教大法官”对耶稣的著名判决中精彩地重现了世界性国家里富有责任心的官员们的看法：

那时你还可以接受恺撒的剑。当初你为何要拒绝那最后的礼物？如果采纳神通广大的精灵提出的第三个忠告，你就解决了世人寻找答案的所有难题：向谁顶礼膜拜？把良心交给谁？怎样使所有的人联合成一个没有争议、和睦共处的蚁穴？因为全世界联合的需要是人们第三桩、也是最后一桩烦恼了。人类就其总体而言，历来追求成立一定要包罗全世界的组织。世上曾有许多具有伟大历史的伟大民族，但这些民族的发展水平越高，就越不幸，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等伟大的征服者像旋风席卷大地，企图征服天下，但他们也反映了——尽管是不自觉地反映了——人类趋向于全世界完全统一的伟大要求。要是接受了世界和恺撒的紫袍，也就创建了一个包罗天下的王国，缔造了全世界的和平。因为谁掌握着人们的良心和人们的面包，就该由谁来统治他们(2)

最终，罗马世界性国家的政府扭转了对基督教会的政策——其原因跟阿拉伯穆斯林建立的世界性国家里的非穆斯林臣民们对伊斯兰教态度的转变原因是一样的。阿拔斯王朝统治末期，穆斯林世界性国家中大批民众改宗伊斯兰教的现象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个人皈依基督教的表现有几分相似。在这两个例子中，改宗的理由都在于：改宗者所皈依的宗教对统一、和平与秩序是有利的，这是衰落中的世界性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会麾下的信众仍然仅占罗马帝国人口的少数；但它已经以当时罗马帝国的结构为蓝本，成了一个拥有高效行政机制的权威组织。出于这一原因，君士坦丁不仅对基督教会表示宽容，还赐予它特权；而提奥多西一世则动用了世界性国家的权力，将基督教强加给了仍占多数的非基督徒臣民。

罗马帝国政府对稳定的关注并不仅限于政治与宗教领域。它也拓展到了经济领域；可以反映这一点的是一个很能发人深省（尽管它可能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一样，都是虚构的）的故事。据说，一位罗马皇帝听说他的一个臣民发明了不易碎的玻璃的制作工艺后，下令处死这位发明家，并销毁对这种发明的所有记载。这是因为：如果这种发明进入市场的话，制造普通玻璃的手艺人们就会失业；失业则会引发政治动乱，甚至革命；被罗马帝国所拯救的这个世界就会重新回到动乱中去。

罗马世界性国家重视稳定而轻视活力，宁可保守而绝不异想天开；它的表现是合乎此类国家的惯常特征的。统一政权带来的这种万马齐喑的效果正是休谟眼中中国世界性国家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弱点，这使他毫不犹豫地宣称，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要更好些。然而，休谟是在他自己的世界——政治分裂代价极低的18世纪——的语境下思考问题的。当时分裂的代价不过是些“暂时性的、无伤大局的较量”（吉本只是轻描淡写地将它一笔带过）。休谟和吉本并未生活在当今世界，也没有生活在历史上那些世界性国家建立前夜的苦难岁月。我们已经看到，战乱中的民众起初也持与休谟、吉本同样的态度；在很多例子中，他们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最后才能明白，他们所追求的地区性独立是得不偿失的。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迟早还是会被世界性政府治理下的和平与秩序所吸引，转而欣赏政治统一的价值。

世界性国家的公民们不仅在统一政权存在时会惋惜它的衰落与灭亡。当它彻底土崩瓦解之后，他们还会对它表达怀念追思之情。既然它的毁灭使得人民无家可归，世人就希望能够重建一个家园。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在许多例子中，已经灭亡的世界性国家会被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被重建了多次。

例如，在埃及世界的历史中，最早的世界性国家——纳尔迈建立的“古王国”就得到了多次重建。首先是“中王国”，随后是“新王国”，后来又有在纳帕塔（新王国在苏丹北部的一块殖民地）建立的王朝，以及后来在尼罗河三角洲上的萨伊斯建立的王朝（它起初是征服埃及的亚述人扶植的傀儡政权，后来则取代了亚述的统治）。当波斯帝国效法亚述帝国的做法而征服了埃及后，埃及抵抗运动至少三次暂时推翻了这个异族的统治并在每一次起义（公元前485—484年、公元前465—449年、公元前404—343年）期间都重新建立了埃及世界性国家。当波斯人于公元前343（或342）年终于再度征服埃及后，埃及人再也不能像在逐走喜克索斯人之后那般强大以至于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赶走异族征服者了。但埃及人民渴望统一的动力仍未枯竭。只要埃及文明还保持着自身的特性，这种冲动就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它成功地使得此后的异族征服者们满足埃及人保持统一的要求。在埃及人看来，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是历史上埃及世界性国家的延续，只不过增加了一些埃及以外的省份。而托勒密王朝君主和后来的罗马皇帝们也顺应了埃及臣民们的世界观，他们在埃及神庙墙上的画像中身穿法老的皇袍。通过这种做法，他们自觉地扮演了埃及世界性国家中神化统治者的形象，成为统一、权力与福祉的化身。因此，我们可以说，直到罗马皇帝奥勒里安放弃了世界统治者为人间神明的说法，宣布自己只是神明在尘世中的人类助手后，埃及世界性国家才真正终结。

当埃及世界性国家通过罗马帝国而得到延续的时候，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也在通过安息帝国延续着；后者与罗马帝国瓜分了印度以西有人居住的全部领土。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中的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与同时期的埃及世界性国家一样，也已经过了多次重建。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的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阿伽德帝国几度分崩离析，又几度东山再起；其后继者包括乌尔第三王朝、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亚述帝国和阿黑门尼德王朝君主居鲁士建立的古波斯帝国。但古波斯帝国还不是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的最后一个继承者。当亚历山大大帝推翻了阿黑门尼德王朝后，后者的亚洲领土又被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塞琉古王朝重新统一起来，而塞琉古王朝的后继者们——安息王朝、萨珊王朝、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则继续维持着这种统一。自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以降的所有政权，都是巴比伦人眼中的异族帝国建立者们缔造的。然而，在所有这些政权统治下，苏美尔和阿卡德仍是世界性国家的经济中心地区，只不过其名字变成了巴比伦尼亚和伊拉克。在安息王朝、萨珊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政治首都也位于这块孕育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土地上。在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多个首都中总有一个坐落于这一地区。而在首要的政治中心位于叙利亚（如塞琉古王朝和倭马亚王朝）的情况下，它最终总要转移到两河流域下游。当安息王朝从塞琉古王朝手中夺取了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所有省份后，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从叙利亚的安条克转移到了泰西封（位于塞琉古王朝第二大的政治中心——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古城的东岸郊区）。当阿拔斯王朝推翻倭马亚王朝并取而代之后，首都又从大马士革转移到新的世界之都巴格达。

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都是阿拉伯人建立的穆斯林帝国的后继统治政权。在最后的这次对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的重建中，所建立国家的疆域同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一样辽阔。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延续的时间要比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本身长1200年。该文明在公元1世纪已经灭绝；但它位于两河流域下游的经济中心却使得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可以一直延续到13世纪，也就是坚持到了蒙古游牧民族破坏了当地的灌溉系统（自从这一丛林沼泽地区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被改造后，该系统一直是当地生产力的源泉）的时候为止。

至于其他一些世界性国家的后继者们，他们中有的直到当代才最终灭绝，有的则在今天依旧活跃。

在印度次大陆，孔雀王朝于公元前4世纪末首创的世界性国家的继承者包括公元4世纪的笈多王朝、公元7世纪的戒日王，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异族政权：穆斯林建立的德里苏丹国、穆斯林建立的莫卧儿王朝和西方英国人建立的殖民政权。直到1947年，印度世界性国家的最后一个继承者才分裂为英国殖民地的两个后继国家——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

罗马帝国是希腊文明中的世界性国家，其文化、经济中心并不在意大利，而在奥特朗托海峡和希尔特斯海峡一线以东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在这个世界性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无政府时期（235—284年）陷入暂时分裂后，戴克里先又在新的原则下将它重建起来；在东地中海区域，戴克里先建立的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7世纪。随后，在这一地区，该世界性国家又相继被叙利亚、马其顿、科穆宁和奥斯曼王朝重建。奥斯曼土耳其人重建的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1912—1918年期间，随后才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解体。它直到1922年才正式终结。当时的人们终止了奥斯曼王朝，以便为它新生的继承者、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让位。我们可以看到，与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相同，希腊世界性国家存在的时间也要远远长于孕育它的文明的延续时间。在其后继者戴克里先帝国时期，地中海东部的希腊文明已被一系列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景教和一性论派——所取代。而该世界帝国的另一个后继者——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则使得政治权力从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手中转移到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那里。但土耳其人的穆斯林同胞已经意识到，奥斯曼帝国的君王们事实上继承了罗马皇帝们的衣钵。为了指出这一点，他们称呼他为“罗马皇帝”。

俄罗斯也一直宣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是通过东正教文明的对外辐射而步入文明阶段的。在14世纪、15世纪期间，由于俄罗斯的世界性国家——莫斯科公国以武力统一了割据的地方势力，俄罗斯开始享有内部和平，并且也有了资本来抵抗西方人和鞑靼人咄咄逼人的攻势。在俄罗斯人眼中，希腊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东正教罗马帝国背离了自己的宗旨，因为它于1439年承认了天主教会对各个东正教会的最高统治权；它天真地以为，通过在宗教领域做出的重大让步，它可以获得西方基督徒的有效军事援助，以抵挡步步紧逼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而在佛罗伦萨宗教同盟会议14年后，奥斯曼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最终灭亡了希腊人的罗马帝国；俄罗斯人把这一事件看成是上帝对希腊人叛教的惩罚。由于奥斯曼穆斯林帝国已统治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和欧洲东南部所有信仰东正教的民族，莫斯科公国就成了唯一幸存的独立东正教国家。此外，俄罗斯人也是唯一坚持其信奉的东正教的正统性，不肯对天主教会作出任何妥协的民族。基于这些理由，一位生活于16世纪的俄罗斯神学宣传者声称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奥古斯都的旧罗马和君士坦丁的新罗马已相继覆灭。莫斯科是上述两个国家的继承者；但与两者不同的是，莫斯科的疆域是无边无际的。莫斯科政府显然接受了这个说法，因为大公爵“雷帝”伊凡四世接受了“沙皇”的头衔。末代俄国沙皇于1917年退位，比奥斯曼土耳其的末代皇帝退位早了5年；但罗马帝国的俄罗斯继承者与土耳其继承者的命运却并不相同。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罗马式帝国早在奥斯曼王朝退位之前就已分崩离析；俄罗斯人建立的罗马式帝国却在俄罗斯废除沙皇制后继续存在。它一直生存到了今天，只是用了一个新名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此外，尽管它的官方宗教已由东正教变为共产主义，但它仍旧宣称自己是东正教唯一的解释者和领导者。

另一个其后继者在今天依旧活跃的世界性国家是最初由秦始皇建立于公元前221年的中国世界性国家。在此后20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世界性国家经历过数次分裂，但每次都在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后被重新整合起来了。一系列王朝前赴后继地重建了这个世界性国家。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相继完成了这一使命；而在当前的共产党执政时期，中国世界性国家依旧像俄罗斯世界性国家一样生机勃勃。

与其他求生欲望强烈的世界性国家一样，中国世界性国家也懂得如何让异族征服者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元”和“清”是蒙古人和满族人统治中国的朝代称呼。中国世界性国家的耐久力与中华文明的耐久力难分伯仲。皈依基督教的做法使得罗马帝国的文化延续性出现了断裂。希腊文明慢慢逝去，四种地区性的基督教文明取而代之。中国世界性国家对佛教的皈依则并未产生类似的文化效果。在中国，中华文明没有被某种佛教文明所取代。相反，佛教及其文化却被中华文明成功地消化吸收。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国再度接受了一种外来信仰。由于为时尚早，我们还无法判断，共产主义是否会在中国遭受佛教在那里遭受的同样命运。我们只能说（鉴于中国历史上的情况，我们对这个观点的正确性是很有把握的），在中国，共产主义势必要同之前存在于那里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行竞争。历史已证明，中国的这种结构是同古埃及的一样坚固的。

与上面对几个非西方社会中的世界性国家继承者的研究背景不同，西方历史在这方面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是希腊世界的继承者（这一点与东正教世界相似）；其核心地区过去属于罗马帝国（这一点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相似）。然而，与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后继者相比，它在西方的继承者们是软弱的和昙花一现的。作为罗马帝国后继者的法兰克王国无法与叙利亚地区的帝国们相提并论；萨克森—法兰克—施瓦本王朝也无法跟马其顿王朝，哪怕是科穆宁王朝同日而语。施瓦本王朝的罗马式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权力并不以罗马帝国在西方的某个后继者为基础，而是以位于西罗马帝国疆界之外的西西里王国为基础。与通常处于帝国主权控制下的地区面积相比起来，这个王国是很小的。但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王国的统治却十分高效，并且这个王国的组织管理也要好于当时的大部分西方国家。这是因为，西西里王国是东罗马帝国的后继者之一，它继承了帝国的一些行政传统。当腓特烈及其继位者们在同教廷的斗争中失败后，“德意志人民的罗马帝国”陷入了空位期，此后再也未能真正恢复元气。它在名义上一直延续到了1806年，即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正式放弃了“罗马皇帝”头衔的时候。但是，在此前的五个半世纪里，该头衔拥有者都同腓特烈二世一样，其实力是以一个或数个他们能够进行有效统治的地区性国家为基础的。卢森堡王朝的实力基础是波希米亚王室的领地。而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基础则是奥地利及其周边的、在奥斯曼帝国于1526年消灭匈牙利王国并吞并其领土后为求自保而服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一些西方国家。

在西方，与其他任何自诩为罗马帝国继承者的世俗政权相比，教皇国更像是罗马帝国名副其实的复制品。在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罗马皇帝查理曼加冕至公元1266—1268年安茹的查理在教皇乌尔班四世和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的祝福下从腓特烈二世的后人手中夺去西西里王国期间，教皇国的势力不断膨胀，而西罗马帝国后继者的实力却每况愈下。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都承认教皇的宗教权威；而该权威控制范围的扩张也与西方世界范围的扩展等量齐观。事实上，宗教改革时代之前的西方世界就相当于罗马大主教的领地，因为两者的范围是同样大的。与此相反，西罗马帝国的后继者们中并无一个哪怕在名义上统一过西方世界。查理曼建立的罗马式帝国是距离统一西方基督教世界最近的一个国家，但查理曼也未能将他那个时代里面积还相对较小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的权力并没有控制不列颠群岛或加泰罗尼亚以西的西班牙基督教诸王国。当萨克森人重建西罗马帝国的框架时，他们成功地将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勃艮第统一于皇权之下，但却未能控制法兰西——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心。然而，正如本书第5章引述休谟的文字所指出的那样，教会裁决权的控制范围却极其广大。正如托马斯·霍布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教皇是头顶王冠、盘踞在罗马帝国坟墓之上的幽灵(3)。很显然，教皇权力对宗教改革之前统一的西方教会的管理借鉴了对罗马帝国行政管理模式的记忆；而查士丁尼对罗马世俗法律的法典化也是中世纪西欧教会法的基石。然而，尽管天主教会忠实继承了罗马传统，但它对罗马帝国后继者的胜利却徒有其表。

将腓特烈二世革除教籍的举动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它并未使后者失去对西西里王国的控制权。为了将西西里王国从腓特烈后人的手中夺走，教皇不得不唆使安茹王朝与之抗衡。它获胜的方式只能是用一个地方性的世俗政权取代另一个。而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试图收获其前任们的劳动果实，开始对法兰西国王颐指气使的时候，他便毁掉了自格里高利七世任教皇以来其前任们建造起来的政治大厦。当卜尼法斯八世开始故意同法王一较高下，以此来考验法兰西民众的忠诚度的时候，法王马上表现出了对此的不安，开始在法兰西境内争取对自己的支持。结果，法王获胜得轻而易举令他自己和教皇都大吃一惊。

在教皇统治下建立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共和国式联盟的布局是个富于想象力的宏伟设想；但早在西方历史的中世纪阶段，分裂的政治力量已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通过世俗或宗教形式在西方重建罗马帝国的计划都已无法实施。罗马帝国的后继者和天主教会都试图在西方重建自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解体后被破坏的统一局面，但它们的计划相继遭到彻底失败；这一现象证明了西方分裂力量的强大。

天主教会试图对罗马帝国世俗后继者越俎代庖的尝试并不是试图通过宗教组织复兴正在灭亡、或业已灭亡的世界性国家的唯一例子。在埃及“新王国”末期，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权威，法老曾试图使其政治职权与“新王国”的守护神——阿蒙—拉神在底比斯和纳帕塔的高级祭司权力合二为一。在东罗马帝国灭亡之际，当土耳其人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权力后，通过奥斯曼帝国颁布的法令，原本属于希腊王室、现在由于其中断而失去主人的皇袍被交给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东正教牧首。这样一来，东正教牧首不仅没有失去他在其主教区范围内的宗教裁决权，还被奥斯曼帝国苏丹授予了罗马米利特的米利特长这一政治职务。换言之，在苏丹面前，他要为苏丹世俗政权管辖范围内的属于任何民族、定居于任何领土上的全体东正教臣民的行为负责。为了使东正教会有效地代表奥斯曼帝国政府行使这一职能，东正教牧首拥有了一定的民事裁决权，这是他从未在此前的东罗马帝国政权统治下拥有过的。

正是由于一个世界性国家可以长期维持并多次复兴，因此它可以积累起一种较其实际力量生存得更为长久的声望。声望是捉摸不定的，但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建立后继世界性国家的征服者们有时会认真地重视声望的影响。尽管他们事实上是掌权者，但他们在法律意义上却是篡位者。因此，像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掰手腕的法王腓力四世一样，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地位并不巩固。事实上，如果世界性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想要破坏民众对实际统治者的忠诚感的话，那么后者是很难维持他们攫取来的统治地位的。为避免这种风险，他们将会试着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统治这个世界性国家的后继者，并且也有可能会用哄骗或欺诈的手段从名义上的统治者那里为自己掌控的政权取得公开的合法许可，以便未雨绸缪地消除后者的威胁。

日本史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可以说明在旧权威早已丧失了其他一切权力的情况下，它残存的认可权是如何赋予一个篡位者合法地位的。公元645年，日本皇室以唐帝国（当时中国世界性国家的后继者）的行政体系为模板，改革了日本帝国的行政制度，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有效权力。在那个时代的日本，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过了不到200年，政治实权便落入了篡位者之手，后者以外省封建领主们的效忠为基础进行统治。在公元1868年以前的1000年中，居住在京都的日本天皇一直是历届幕府扶植的、在政治上毫无权力的傀儡；但在这1000年内，篡位者们一直是作为天皇的副手（幕府大将军）、以傀儡天皇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世人认为，日本皇室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日本帝国的保护神）的后人。此外，皇室的历史已悠久得无法追忆。因此，它拥有的声望也是无穷无尽的；可见，幕府大将军们表面上对天皇的毕恭毕敬其实是非常明智的做法。而到了19世纪中叶，当德川幕府未能有效地应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所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压力，从而在日本人民的眼中犯了失职之过时，推翻德川政权的革命也是以在位天皇的名义发动的。倒幕运动废除了幕府制度，却并未使天皇真正重掌实权。然而，尽管日本天皇从公元9世纪起就从未进行过实际统治，他们却一直在位。皇室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神圣光环在经历了日本近百年来发生过的各种动荡后依然被保留了下来。

在公元9世纪，当日本天皇的政治大权开始旁落的时候，在旧大陆的另一端，阿拔斯王朝也面临着类似的逆境。同样地，在这个例子中，事实上已将旧政权取而代之的篡位者们试图以旧政府的名义行使权力，以便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到了13世纪，在阿拔斯王朝已衰落了400年之后，在印度北部为伊斯兰教开拓了一块新领地的穆斯林德里苏丹们仍要接受当时在位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授权诏书，并且要在他们的铸币上刻上哈里发而非自己的名字。当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穆斯塔辛被蒙古人杀害后，德里苏丹们并不在意他的去世，在接下来的37年中继续在铸币上使用他的名字。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并且他们使自己合法化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和必不可少的。因为，在这个王朝中，皇冠没有父子相传，而是通过一种危险的方式，被主人传给了奴隶。同时期埃及的继承制度也是如此。统治者是一个马穆鲁克，即曾归前任统治者所有的一份财产。与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们相比，这些出身奴隶的埃及国王们更加足智多谋。他们找到了一位逃亡中的阿拔斯王室成员，把他安置在开罗。此后，他们便可以用一个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义进行统治了。

阿拔斯王室长期享有的声望在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自阿拔斯王朝掌权以来，他们对繁华的伊拉克京畿之外的伊斯兰世界性国家的有效统治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其次，他们所具有的、授予其他统治者合法权力的资格是十分可疑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篡位者。哈里发（khalifah）这个头衔表明，其持有者是先知穆罕默德作为伊斯兰国家临时统治者的政治权力的继承者。前四任哈里发之间并不存在血缘继承关系，他们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然而，如果我们选择无视这种先例，而去尊奉帝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原则的话，那么有资格接受和传承哈里发头衔的家族并不是阿拔斯王室，而是阿里家族。阿拔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里却是先知的堂弟和养子。因此，阿里的后代是先知自己的子嗣。由于阿里同时也是四位通过选举产生的哈里发中的最后一位，因此无论我们将选举还是血缘关系作为决定继承顺序的原则，阿里所拥有的哈里发头衔都是无可置疑的。而从两种原则中的任何一个看，阿拔斯家族都不配拥有这一名号。他们取得哈里发头衔的方式与此前的倭马亚王室并无区别。他们是在通过政治宣传造势之后，凭借武力夺取了宝座。然而，由于他们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持有僭夺来的哈里发头衔，阿拔斯王室便拥有了如此崇高的声望，以至于在其衰落700年后，后续的篡位者们仍然将他们篡夺来的名号视为使自身地位合法化的宝贵资源。

印度的帖木儿—莫卧儿王朝和地中海东岸的奥斯曼土耳其王朝在其衰落的时代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两个王朝的创始人——帖木儿和埃尔托格胡尔之子奥斯曼，他们的所有声望都来自其军事征服的胜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拥有了和阿拔斯王室相似的声望。

奥朗则布于1707年逝世后，莫卧儿王朝开始走向衰落，但它直到1857年才寿终正寝。在此期间，篡夺莫卧儿王朝权力的马拉塔联盟和英国人都选择以莫卧儿王室的名义进行统治。甚至当英属印度殖民地正式建立后，在英国人已不必再用莫卧儿王室掩护自己的情况下，英属东印度公司仍将莫卧儿王室作为自己在德里扶植的傀儡。莫卧儿王室的声望在虚弱、耻辱的状态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当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于1857年哗变的时候，起义的士兵们——其中既有印度教徒，又有穆斯林——前往德里去宣誓效忠当时的莫卧儿王朝君主。毫无疑问，此时的印度军人们对他并不像英国殖民者们那样恭敬。但当他们起义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时候，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军事抗争行动贴上合法的政治标签；而莫卧儿王朝则是当时唯一被印度公众舆论所认可的、能够提供这种合法性的权威。因此，哗变士兵们强迫并不情愿的莫卧儿皇帝站在自己这边，而他们后来的失败则使这位君主丢掉了王冠。然而，假设哗变的军队取得了胜利，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场胜利将使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前途重现光明，正如10年后日本的明治尊王攘夷运动带给天皇家族的转机那样。

奥斯曼王朝在衰落期间的经历与莫卧儿王朝相似。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过程中，每一步骤的开端都大同小异。当奥斯曼帝国失去对一个省份的有效控制时，篡夺其权力的地方长官或发动起义的当地民族会暂时承认帝国名义上的宗主权。随后，后继国家野心勃勃的建立者们会试图取得彻底独立。他们对奥斯曼帝国已毫无感情，不愿意再同它保持哪怕形式上的任何联系。然而，他们只有在羽翼丰满之后，才会放弃这种通过牺牲彻底独立来维持自治合法性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最终的独立（那才是篡位者的真实目的），暂时承认奥斯曼帝国政府宗主权的做法也是不无裨益，甚至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上面对一些潜在世界性国家历史的研究澄清了下述两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首先，世界性国家一经建立，其生命力是较为持久的。其次，迄今为止，西方世界的表现一直较为另类，它执拗地抵制一切致力于政治统一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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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马太福音》，10·34—36。

(2) F．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部，第5卷，第5章：“宗教大法官”（译文采取荣如德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译者注。

(3)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维坦（Leviathan）》，第4部分，第47章。

第八章　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可能存在吗？

我们在本书中认为，在原子能时代，人类必须在政治统一和自我毁灭之间作出选择。如果这是我们当前处境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追问自己，统一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征服它们又会有多么困难。

我们在前一章结尾处已经提及当今世界面对的一个独特障碍。西方社会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它一直是特别排斥任何寻求政治统一的运动的；而西方的这一特性在今天已成为困扰全人类的障碍，因为当今的大部分非西方人都在接受西方的风俗习惯、西方人的观念与理想、西方人的好恶。然而，这种喜欢政治分裂、厌恶政治统一的西方式潮流不过是部分人类社会文化遗产中的一种习惯而已。即便在西方，它也并不是人性的固有成分，在今天正走向全盘西化的世界其他地区就更不是了。既然人们可以培养和传承习惯，那么他们也可以改变和拒绝习惯。如果坚持我们最为珍爱的习惯必然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放弃它们；而技术的飞速进步则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在至少两个领域里（其中阻止大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同采取行动）放弃政治分裂的习惯的话，那么马上就会大祸临头。我们必须建立两个世界性权威，分别控制原子能的使用和管理食物的生产与分配。由于我们亲手发动的技术革命，我们不得不迈出走向世界政治统一的这两步（尽管它们不受欢迎）。诚然，技术并不能主宰人类的选择。然而，它可以创造一种两者必择其一的处境，并且其中的一种选择意味着死亡。现在，技术正是把我们带到了这种处境之中。当然，我们有权利拒绝完成那些技术革命所要求的，将把我们引向生命与善，而非死亡与恶的社会变革。我们是自由的。但作出这种“代价高昂的拒绝”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死亡；而人类在紧要关头是很少选择死亡的。因此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我们将会作出迫在眉睫的、事关生死的选择，接受世界性政府最基本的元素，尽管我们会拖到最后一刻才极不情愿地作出妥协。

这些思考使得我们有理由猜想，西方传统上对政治统一的反感将被克服。但是，倘若我们决定建立在世界范围内运作的公共权威的话，将这种决定付诸实践的做法是否可行呢？名副其实的世界性政府还从未出现过。这种事物真的可能出现吗？我们能够设想，一个世界性政府时而去修理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郊区的排水系统，时而派出消防队员去扑灭托木斯克一所公租房里的火灾，时而去指定印度北方省份一个村庄里的放牛郎，时而调动警力去追踪一个在伯明翰（我们权且不论是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还是英格兰的伯明翰）盗窃的罪犯吗？事实上，这在电子时代确实是可以设想的。我们今天已拥有了计算机；因此世界性权威是可以把地区性政府的权力集中起来的。这种做法当然是令人无法忍受的。然而，利用官僚化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地区性政府进行事无巨细的控制的可怕场面并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之内，因为这种改造还没有被提上人类的议事日程。

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并非世界性权威的全部功能，而只是其中最必不可少的部分，这是由两个很充分的理由决定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世界人民只可能在心怀芥蒂的情况下接受世界性政府；因此，政治家们只会要求人民接受当前迫切需要的一些要素，而不会劝说他们将世界性政府全盘接受下来。决定世界性政府必须只能在个别领域建立（至少在起初阶段如此）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原子能时代，世界性国家已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通过暴力建立起来了。核武器这种力量是不能用于任何建设性目的的；使用它的效果必然是破坏性的。因此，在今天，建立任何世界性权威的唯一可行途径只能是得到各种现实国际力量的赞同与合作。在当今世界，现实国际力量的代表是各个地区性国家的人民与政府。若不是为了自我生存下去的必要，他们会更倾向于服从现有的地区性国家主权与特权，而不愿意接受一个世界性权威。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在于：地区性国家绝对不会乐意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毫无保留地交出，从而使自己被彻底架空。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未来的世界性国家在结构上将不同于过去通过征服建立起来的潜在性世界性国家。它将拥有古往今来由多个此前各自处于独立状态的小单元自愿组成联盟的那些国家所具有的结构。这种以和平方式起源的国家的结构通常不是一元化的，而是联邦式的。这通常是因为：任何一个政府的首要目标都是维系自己的存在；因此，一个自愿交出部分或全部主权的政府只要还能自主行事，就不会放弃自身在形式上的存在。它会选择保留自己的存在和地方自治权，并将联合政府的管理权限制在那些统一管理对各加盟国家都有益处的领域。

如果我们认为原子能时代的世界性政府将是联邦式的话，那么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技术手段，能保证联邦式的世界政府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呢？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对此给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我们当前的技术手段甚至已足以在人类意想不到的领域建立中央集权的世界性政府。

但在心理层面上，名副其实的世界性政府真的可以存在吗？即便我们对世界性权威具有的功能进行严格限制，难道世界性国家里的个体公民就不会在这个庞大的政治怪物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即便在当前世界政治版图上最小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里，个体公民也已经感到自己处于这种不利地位上了。无论一个国家的人口多么稀少，无论一个地区性国家中的每个行政区划有多么微小，个体公民都会发现，他已陷入与众多未曾谋面的同胞之间非个人关系的罗网之中，并且其中的大部分人是他永远不可能见面的，因为他们要么已经去世，要么还未出生。这种社会形势确实会使个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因为前者会将后者卷入超出私交朋友圈以外的种种社会关系中去。而私交关系才是唯一合乎人性的交往关系。可是，倘若我们想将自己的社会关系局限在私交范围之内，恐怕我们就必须登上韦尔斯的时光穿梭机，至少倒退回新石器时代，或许还要一直回到食物采集时代中去。在食物采集部落（可能还有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聚落中的每个活着的成员都与其他任何一个活着的成员保持着私交关系。这种私交圈子里的社会关系必然要比文明诞生后形成的、更大范围内的人际关系更易于被人接受。但这种原始的社会舒适环境所要付出的代价也过于高昂。一个由数目极少，因而彼此之间都能熟识的成员组成的聚落必定是小弱的，它无力完成为文明诞生准备条件的那些集体性事业。在一个苏美尔城市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私人关系的范围。其公民们是通过非个人关系的网络而被结合在一起的，此后所有国家中公民的情况莫不如此。

行政机构的发明使得社会关系的范围有可能超出私人关系的范围，这是孕育文明的划时代变革之一。从完全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向同时也建立在非个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的转变是人类社会进步中最重大的和最艰难的一次飞跃。然而，幸运的是，在我们当前建立世界性权威（它们将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凌驾于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地区性国家之上）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经历这种惊险的纵身一跃。我们现在之所以已经无需这次飞跃，是因为它并不是留待我们去做的工作，它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祖先已经拓展了社会关系的范围，将它从新石器时代村庄和埃及“诺姆”的范围扩展到苏美尔城市国家和埃及统一帝国的范围，从而完成了这次革命性的飞跃。这是整部人类社会史上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它的代价是使个体公民在政治面前的地位变得更加渺小和无助。支付这种代价的后果则是心灵所忍受的痛苦。这种痛苦感是十分强烈的，但我们如今已无法废除这笔交易；并且即便我们能够，世人也不会愿意放弃。

非个人关系产生的痛苦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并不会随着建立在由非个人关系组成的机构基础上的政治组织范围的扩大而相应增加。食物采集部落或新石器时代农业村庄里的生活应当要比乌尔或拉伽什等城市国家里的更合乎人性。但在政治组织的范围从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城市国家进一步扩展到当代中美洲共和国，或由此进一步扩展到美国、苏联或中国那样的规模，或进一步扩展到全人类范围的过程中，这种痛苦感并不会变得更强。这种心理感受是可以通过数字象征性地加以表现的。一旦个体公民与他身处其中的政治组织的公民总数突破了可忍受的范围（譬如说是1∶500），达到了令他感到痛苦的1∶5000的话，那么这一比率继续恶化到1∶2000000、1∶200000000、1∶600000000，并最终达到1∶3000000000时，他的痛苦感并不会随之而加剧。在心理层面上，乌尔城的生活可能确实比耶利哥或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中的生活更令人感到不适；但乌尔城的居民、美国公民乃至世界公民在这方面感到的不适在程度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如果说在从地区性国家公民权到世界公民权的转变中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的话，那么其中难道就不存在生理上的障碍吗？在生理上，人类并不都属于同一种族。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已分化成为几个在生理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别的不同人种。如果真的出现一个有效力的世界性国家的话，我们可以设想不同种族的人民能在新形势下作为同胞而彼此和平相处吗？事实上，设想这一局面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在世界上现存的一些地区性国家中，这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诚然，在当今世界中，在那些多民族的，且本地民族之一为欧洲裔的国家里，由于欧洲人曾经享有的政治、社会优势正在面临挑战，那些地方的种族冲突往往是非常尖锐的。这正是当前在南非、罗得西亚、美国“古老的南方”，以及二战后巴基斯坦、西印度黑人移民大量增加的英国所出现的局面。在印度这个不同种族已共存了至少3500年的国度里，只有种姓制度——一种永久确立由非印度裔的入侵者后代组成的少数种族统治地位的制度——才能压制各民族间的公开暴力冲突。然而，我们也看到，在生理上差异巨大的种族不仅能够共存，并且还能够作为同胞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最近被并入美国的夏威夷群岛上，波利尼西亚裔的美国公民、东亚裔人和欧洲裔人正彼此友爱地生活在一起；在许多拥有两个或更多种族的穆斯林国家和拉美基督教国家里同样没有什么种族纷争。对异族人类同胞的本能反感似乎只是人类中三个群体——印度高级种姓、犹太人和西方民族中操英语、荷兰语和德语的一小部分人——所特有的道德缺陷。此外，讲条顿语的西方“白人”对“有色种族”的反感并不是生理的，而是社会性的。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其实很乐意找一个“有色种族”的人当奴隶或仆人，只是不愿意把他当成平起平坐的同事而已。他也会乐意找一个“有色种族”的女子当情妇或他自己“种族纯洁”的白人孩子的保姆；只是不情愿让她成为自己的发妻，或将“有色的”情人给自己生的孩子与“白人”情人或妻子为自己生的儿女平等看待而已。然而，尽管受到这些一直存在着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影响，当今世界上属于不同种族的人们仍然能够设法共存，即便在那些种族主义思想有所抬头的地区也是如此。既然如此，那么当现在的地区性主权国家们彼此结合成一个世界性的同盟时，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担心彼此共存会变得更为困难呢？

种族主义偏见其实只是极少数人患有的一种心理疾病，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在怀有种族主义偏见的少数人那里激起如此暴烈情感的生理差别其实只是表面上的和无关紧要的。所有生活着的人类个体都属于同一种人科动物——智人。除智人外，从前还有过其他的人科物种，但他们全都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离开旧大陆并征服美洲之前灭绝了。无论如何，考古学家们迄今为止尚未在美洲发现过任何智人以外的人骨化石。人们在巴勒斯坦的卡梅尔山上的岩洞里发现的中石器时代人类遗迹表明，在那个时代，尼安德特人可能还与智人共同生活在此地。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两个物种不仅可以共存，还发生过通婚。无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能否真的通婚并繁衍后代，智人中不同种族之间显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现存所有人类种族之间都可以通婚这一事实成了种族主义者们的眼中钉。在他们眼中，这种通婚会造成种族混杂的危险；与此同时，这种时刻存在的、通过通婚繁衍混血后代的生理可能性也可以证明：智人中的各个种族事实上并不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种族主义者对通婚的反感不过是他们这一小撮人的文化癖好。人类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并不排斥种族间的通婚。在印度，种姓制度制造的社会障碍并不能保证高级种姓里少数人的血液不同低等种姓中大多数人的血液混合。在今天的印度，已经没有几个婆罗门或刹帝利种姓家族的血管里完全没有本地人的血液了，并且他们的皮肤也肯定不像3500年前入侵印度的雅利安“白人”那样缺乏色素。而对于穆斯林和拉美基督徒们来说，他们并不虚伪地做出试图避免混血的姿态。例如，在今天的墨西哥和西巴基斯坦，正常的墨西哥人和巴基斯坦人都是混血儿，而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然是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在当今的墨西哥与西巴基斯坦，“血统纯正”的人倒是要因为少见而显得格格不入了。

伊斯兰和拉美世界中不流行种族偏见的现象不仅合乎人性，它也是合乎理性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人类皮肤色素含量或毛发数目的差异（这些是智人中不同种族间主要的生理区别）与他们智力和道德境界的高下存在着关联。聪颖和愚笨、善良与奸邪似乎都是由大自然平均分配给全人类的。在所有活着的或已死去的人类中，这些品质的分配几率在各个民族中都是一致的。心理学家们最近提出的“心理类型”的分布也是如此。我们的结论是：不同智人种族间可见的生理差异本身并不会成为全人类联合在一个社会、国家或家庭中的障碍。真正会构成障碍的是种族偏见，而它并不是人性的固有成分。否则的话，大部分人类是不可能对两个人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毫不在意的。种族偏见不是本能，而是一种习惯；只有少部分人形成了这种习惯。并且，由于习惯并不是天生的，因此人们还可以抛弃掉这种习惯。

习惯不是天生的；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习惯同时又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认识到，习惯是一个社会中世代相传的社会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并且这种遗产在传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改变。世界上有多少独立存在着的社会，就会有多少独立的遗产，它们进而构成了独立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多个彼此共存着的独立社会。而技术进步造成的“距离消失”已使得地球表面的所有现存社会之间都发生了直接联系。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既可以直接见面，又可以通过收音机听到彼此的声音，通过电视看到彼此的模样。这些工具提供了心灵与头脑彼此交流的物质手段。但它并不一定会带来心灵的交融。尽管我们的世界在物质层面上已经统一起来了，但世人并没有彼此融合在一起。很明显，当今世界各种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是在人类各支系仍旧彼此隔绝的漫长岁月里独立发展起来的不同社会文化遗产之间的不兼容问题。这种当代世界社会与文化的多样性显然是当前的一个社会现实，它对现实条件下建立世界性国家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如果没有各民族世界观与生活方式中一定程度的统一与和谐作为保障的话，那么世界性政府能够正常进行运作吗？该领域同质性的最低要求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底线要求了吗？而如果我们尚未达到的话，那么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又有几分把握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从前区域性政治联合体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差异巨大，特别是在是非观念上存在分歧的话，那么他们是很难在政治上建立合作关系的。

当西班牙殖民者政府吞并了墨西哥时，他们对那里的人祭制度（它在中美洲居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通过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予以实行）感到震惊，尽管他们自己同样也是相当凶残的。如果说西班牙也曾经有过人祭制度的话，那么它早在罗马征服时期，即1500年之前就已经在西班牙被废止了。从道德层面上讲，倘若法律允许阿兹特克人继续实行这种西班牙人视为可耻的习俗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是不大可能作为同一政权下的公民而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人有责任制定相关法律，因为他们现在握有权力。因此，他们禁止在墨西哥实行人祭，并予以强行废止。而从阿兹特克祭司的立场上看，西班牙人对权力的滥用已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按照阿兹特克人的信仰，人祭是维持宇宙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手段。西班牙人禁止人祭，就是要不遗余力地终止宇宙的运转，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行径更加邪恶呢？阿兹特克和西班牙的神学与道德符码是无法调和的；但这两个民族的举止却可以通过征服者强迫被征服者就范的方式被统一起来。通过这种方式，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可以作为西班牙王室的臣民而共同生活在一起。

当英国人征服了印度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殖民版图后，他们也面临着跟征服墨西哥后的西班牙人同样的难题。面对着当地非西方裔的新臣民们，他们究竟是应该允许这些人继续实行在西方人眼中极为可耻的习俗，还是应当予以制止呢？如果英国人手中握有制止的权力，但却对此纵容姑息，这在道德层面上说得过去吗？英国人不愿插手。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葡萄牙人是如何为了无利可图、冒冒失失的传播自身宗教的热忱而被日本和阿比西尼亚扫地出门的。鉴于葡萄牙的教训，英国人与荷兰人认为，西方在境外国家中的传教活动对西方的贸易是有害的。而由于贸易才是他们来到这些国家的目的，他们便倾向于优先维护商贸活动，而不去干涉当地的风俗，但当印度的英国商人也成了当地的统治者后，该政策遭到了破坏。在奥里萨邦，他们目睹了殉道者们投身于天神克里什纳的车轮下，并被碾死；在拉贾斯坦邦，他们看到了杀婴（被杀害的仅限于女婴）的现象；他们还发现，全印度都实行着“萨提”制度，即寡妇在形式上自愿做出的、跳入亡夫火葬堆自焚的殉葬制度（事实上，这种做法经常是强制性的，并且鳏夫们从来也不会做出对等的殉葬行为）。最终，在印度的英国政府禁止了所有此类印度风俗。这种做法同它的政策相悖；但该政府认为，在一个已经处于西方统治之下的国家里，继续容忍那些在西方人眼中令人发指的行为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做法。而如果我们站在印度人的立场上看的话，英国的这些禁令属于对权力的滥用。寡妇们被禁止履行神圣的职责；殉道者们被剥夺了获得永恒幸福的权利。无论如何，除非彻底消灭西方与印度习俗之间的这些水火不相容的差异，否则西方人和印度人是无法同时作为英国王室的臣民而在印度共同生活的。

美国建立不到100年后，关于另一个基本道德问题——奴隶制的是非的分歧意见导致了这个国家的暂时分裂。在制定美国宪法的时代，奴隶制在加入联邦的一些州内是合法的，而在另外一些州中是非法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如果各州法律在奴隶制这一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的话，那么这两派是无法长期维持政治统一的。最终，美国关于奴隶制的分歧是通过武力消除的，而武力也正是消灭墨西哥不同居民关于人祭分歧意见的手段。实行奴隶制的各州退出联邦，以便拯救它们的“独特制度”；而没有退出的各州则向前者开战，以便拯救联邦。维护联邦的一派取得了胜利，并动用权力迫使那些试图退出联邦，但被强行制服的、从前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州废除了奴隶制。南方白人的反应与阿兹特克人是一样的。在他们眼中，自己是滥用权力的牺牲品。甚至在一个世纪过后，他们还是不肯原谅战胜的北方人颁布的苛刻命令。然而，如果对分裂运动的制止不是与在那些试图分裂但被拉回的各州中废除奴隶制的工作同时进行的话，联邦还是不能真正得到拯救。

这些历史实例表明，当习俗与风尚方面的差异过于巨大，并且涉及根本性的道德问题的话，那么它们就会产生政治上的离心作用。另一方面，经验也表明，习俗、方式与是非观方面的一致性可以对政治统一起到巩固作用。

例如，与后来的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是通过征服建立起来的。但如果仅仅凭借罗马军队的武力的话，那么罗马帝国在起初就无法被整合起来，随后也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罗马对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政治统一是通过这一人口聚居区的社会、文化统一预先做好铺垫和过后加以巩固的。这种政治以外的统一主体是希腊文明。罗马本身早在征服希腊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希腊化的进程；而希腊世界核心地区以东的各罗马行省则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就完成了希腊化。希腊文明的主要载体是自治城邦。罗马帝国起初便是希腊与希腊化城邦组成的庞大联盟。在这两类城邦中，公民当时所具有的公共精神都足以进行行政自治。因此，罗马世界性国家的中央政府就可以集中精力去完成两个任务：维持世界性国家内部各城市间的和平关系；并保护全体城市免遭外敌侵略。这个世界性国家及其内部各城市的政府都由寡头集团控制，其成员拥有相似的教育经历、人生观和对自己有权享受政治、社会、经济特权的信念。正是这种社会、文化的黏合剂使得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延续了600余年，甚至在相对落后的西地中海地区也维持了400多年。

在将大批民众长期统一在同一个政府之下方面，中国世界性国家似乎比罗马世界性国家的成就还要大得多。中国拥有的社会、文化黏合剂显然比罗马的更为理想。中国世界性国家是通过一个地主阶层整合起来的，这个阶层的成员间彼此通婚而结成了紧密的关系网，并具有一种强烈的阶级意识。与统治着罗马世界性国家的寡头集团一样，中国的这个寡头集团也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通过儒家哲学权威表达出来的共同人生观。这种哲学是一套集中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义务的道德符码，并把国家视为家庭的扩大化。对这种哲学的精通和对其相关文学作品的熟知乃是在中国世界性国家里步入仕途的进身之阶。被录用为官的关键是要在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选拔性考试中脱颖而出。这是一种以极其有条不紊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生活方式。它的稳固性可以解释，这个被整合起来的世界性国家何以能够长期维持下去。

生活方式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自己是无法繁衍和长期生存下来的。因此，每当我们发现一种能将一个世界性国家维系起来的共同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试图找到那个负责将这种统一生活方式传播到各个地区，并使之世代相传的人群。在罗马、中国这两个世界性国家中，我们都已找到了这些人。在两个例子中，他们都是负责管理公共事务的文化、政治寡头集团成员。这个寡头群体拥有统一的文化，在感情上紧密相连；但这种统一性和联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一种渐变进程的最终产物。寡头集团最初形成的内核会逐渐发展壮大；而扩张中的这种文化的对外宣传也会赢得外部的皈依者。在两者中，皈依者最终的作用更为重要。在扩张后的希腊世界与中国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信奉这种共同文化的居民并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这种文化的；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外来文化并以此取代了自己原来拥有的、另具特色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和罗马的世界帝国延续了400年后，这些皈依者的后人在维持共同文化的活力和维系由此整合起来的世界性国家方面的贡献已经超过了该文化创造者的后人们。建设希腊世界中世界性国家的罗马人都是这种原生文化的皈依者。与此相似，重建中国世界性国家的汉高祖也是一个皈依者。他的家乡位于今天的中国江苏省。直到孔子生活的时代，那里还属于华夏文明的化外之地。

一种文化只有通过侵蚀其他文化才能发展壮大。对于受到侵略的文化的继承人们而言，他们在面临文化扩张时主要有两种可行的应对方式。文化扩张中的受害者们可以进行消极的回应，也就是更顽固地坚守自己祖先的文化；他们也可以作出积极的回应，即试图与咄咄逼人的外来文化进行联手。当外来文化正在不断扩张的时候，它通常会比处于守势的文化更加强大；而如果前者的确更为强势的话，那么对其挑战所作出的消极回应显然必败无疑。事实上，犹太奋锐党对希腊文化挑战的回应，以及伊斯兰世界里瓦哈比、马赫迪派穆斯林和北美鬼舞宗教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都招致了这样的失败。另一种联手和解的策略则更有希望至少保存下来处于守势的文化的部分元素。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同奋锐党一样注意同希腊文化严格划清界限；但他们采用的抵抗策略是温和的而不是暴力的，于是犹太教中的法利赛人这一派别便生存了下来。统治犹太人的埃多姆国王——希律王（从信仰和世系两方面看，他都不是一名纯正的犹太人）比法利赛人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希律王选择进行积极的回应。他乐于接受希腊文明中的世俗成分，那也是西起大西洋、东抵印度的广大地区（希腊文化在这一区域内通过征服、贸易或自身的吸引力而得到了广泛传播）内许多非希腊民族采取的共同姿态。希腊文化的传播者们在各个地方都遇到了希律王式的皈依者，后者自愿承担了向其民众解释希腊文明和向希腊世界介绍本民族文化的使命。

埃及祭司曼内托曾用希腊语为希腊读者们写过一部介绍埃及历史文化的手册。巴比伦祭司贝罗苏斯也创作了一部类似的手册，向用希腊语进行阅读的公众介绍他那个世界的历史文化。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化犹太人将犹太教法典译成了希腊语。犹太军人兼学者约瑟福斯则把他用亚兰文（亚洲西南部在使用希腊语之前的通用语言）写成的、关于公元66—70年间罗马—犹太战争的史书译成了希腊文。基督教会的《圣经·新约》经典是用希腊语撰写的；公元2世纪受过哲学教育的非犹太裔基督徒们所写的，用以解释、回护基督教的小册子也使用希腊语。但直到基督教信条被系统地从其犹太表达形式转译为希腊式的信经后，希腊—罗马世界中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寡头统治阶级才彻底皈依了基督教。

在用希腊哲学外衣将基督教打扮起来的过程中，信经的起草者们不仅对基督教进行了阐释和赞美，他们也对它进行了希腊化的改造。事实上，文化解释者的活动永远是双向的，他位于两者中间。他将扩张中的异族文化介绍给自己的同胞，也将本民族的文化介绍给了入侵者。由于入侵的文化一般情况下会在一段时期内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它对被攻击文化的侵蚀，起码在开始阶段，会比后者的反击更为有力。因此，解释者作为入侵异族文化鼓吹者的角色往往便掩盖了他作为本民族文化倡导者和捍卫者的身份。总的来说，希腊人对那些被马其顿、罗马的武力强行并入希腊世界版图的非希腊社会文化是漠不关心的。相形之下，当代西方的世界征服者们则对现存的非西方文化更有兴趣，并在相关学术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以便满足自己并不受什么利益关系左右的好奇心。这是当前局势中的一个有利因素。它为以相互理解、相互赞赏为基础的睦邻友好关系准备了条件。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暂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的扩张才是文化辐射现象中的主流运动。在西方化的当代世界和政治上统一于罗马帝国之下的希腊化世界中，解释者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推广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

早在由共同的希腊文化背景维系的希腊世界性国家以罗马帝国的形式建立起来之前，非希腊裔的解释者们已开始对希腊文化进行宣传。当今世界还没有实现政治统一；但在希腊与中国的历史上成为政治统一先导的文化统一已经在当代世界中以迅猛的势头开展起来了。在我们的世界中，解释者们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当代世界中，我们为这个文化解释者群体起了一个名字。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the intelligentsia）”；这个字眼本身便具有象征意义。这个词中包含一个法文的形容词和一个俄文的名词词尾；十分发人深省的是，这个合成词是在俄国被造出来的。在所有近500年内受到过西方扩张冲击的非西方社会中，俄罗斯社会是受到冲击最为猛烈，并且其回应也最为英勇和独特的一个。“知识分子”一词在实际应用中传达的含义比它的字面意思更为丰富。它指的并不只是一个拥有智慧的群体。它的具体所指其实更为精确。它指的是俄国人或其他非西方民族中的一个特定群体，其成员拥有足够的才智来掌握西方外来文化，并将这种文化介绍给了自己的同胞们。

在当代的世界知识分子们中，有一部分是自发形成的，但也有一部分是被人为教育出来的，并且有时是由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性国家政府专门培养的。这些国家面对着所谓的“西方问题”，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协助自己解决该问题的帮手。推动知识分子群体发展壮大的政府有两类。其中一类是以希律王的方式对西方压力作出回应的非西方国家政府。他们认为，抵御西方的唯一途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技能不仅是指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还包括西方的思想与制度。这些希律王式的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即便他们只想推行有限度的西化，仅仅找来几个西方人当顾问也肯定是不够的。他们已经看出，如果想掌握西方的长技的话，必须要让自己人学会这些技术，因此就必须训练出一批熟练掌握外来技术的本民族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应运而生”的，而是被彼得大帝像孵小鸡一样催生出来的。土耳其的知识分子群体则是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来的。另一类创造了知识分子阶层或至少在其兴起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的政府是在被征服的非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西方殖民地政府。此类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性代表是科尔特斯的埃格莉亚女神——玛丽娜。这位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女子为科尔特斯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担任他的翻译。她还为他解释与他交谈的印第安人的话语的弦外之音。她对人物性格和形势的判断十分准确，她的建议使科尔特斯获益良多。这种由殖民地政府训练出来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是由英国在印度建立的临时政权培养的。

上述两类知识分子都是为了需要他们服务的政府而被培养出来的。但两者最终都得以利用了他们在扮演自己主要角色时获得的政治经验与权力。在俄国、印度与土耳其（我们姑且只论众多案例中最引人注目的三个），知识分子集团最终都取代了其从前的主人。在所有维持或恢复了独立、或推翻了本国独裁政府的非西方国家里，知识分子阶层都已掌握了权力，其中还涌现出了一些近现代世界历史舞台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彼得大帝、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拉姆·莫汉·罗伊、日本明治维新的缔造者们、托尔斯泰、泰戈尔、列宁、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圣雄甘地、尼赫鲁、孙中山等都是这个在西方与日俱增的压力挑战下从非西方国家诞生的新阶层的代表。

当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是否已庞大和团结到了足够的程度，可以为全世界完成那些希腊化推行者们曾为旧大陆西部地区完成的同样的使命呢？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又是否有能力成为维系世界性国家的社会、文化黏合剂呢？如果按照人口密度来衡量的话，现代知识分子的数目还是很少的。然而，推行希腊化的知识分子数目自始至终也是很少的。愚公倘若有了杠杆，就具备了移山的本事。而知识分子既然掌握了一种扩张中的、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的外来文化，就等于是拥有了可以移动广大民众这座大山的杠杆。此外，当代知识分子的高度划一性是令人惊异的。在每个知识分子掌权的、得到解放了的国家里，知识分子都运用他们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力去追求同样的目标。他会动用权力来推动西方化的进程，并在促进人民生活西方化方面做得比之前的本民族独裁政权或西方殖民政权更迅捷和更彻底。目前，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在推行同样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无论在哪里都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他正在制造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民族国家；而这些高度相似的单元足以成为构建真正世界性国家的细胞，就像从前以希腊模式为标准的城邦成了构建罗马世界性国家的细胞一样。

诚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标准化进程可能会遭到守旧势力的抵制，这种抵制曾在扩张后的希腊世界中出现过。当时的抵制采取了在宗教领域进行反抗的形式。首先出现的是基督教及其竞争对手米特拉崇拜、伊西斯和大母神崇拜、多立克的朱庇特崇拜，随后又来了伊斯兰教。尽管这些信仰（包括伊斯兰教）都在吸纳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皈依者的过程中被或多或少地希腊化了，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犹太式破坏因素，从而造成了希腊文明同其后继者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断裂。在当今西方化世界里的印度，拉姆·莫汉·罗伊、泰戈尔、甘地和尼赫鲁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贝拿勒斯却明显依然故我。马哈·萨巴组织正试图回归西方势力介入之前的印度传统，以对抗国会推行的西方化政策。甚至在新大陆，尽管那里的前哥伦布时代文明相对薄弱，且遭到了西班牙殖民者们的沉重打击；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潜藏了400余年后，这些地下文化又披着西方文化的外衣重新出现了。这些前西方文化不自觉地在墨西哥东南部的拉斯卡萨斯高原和危地马拉高地上重新出现；而三位伟大墨西哥画家的作品和墨西哥新建大学城的装饰图案也有意对这些传统文化予以复兴。

推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后胜利还远未成为定局，而这场文化角力的结果可能会对建立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这一政治事业的前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当代西化派知识分子们已拥有一件进行希腊化的知识分子们所没有的强大文化武器。由国家权威机关负责管理、并用公费维持的全民初等义务教育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西方现代制度。尽管该制度才刚刚诞生，但它已在西方证明了自己的强大改造力量。它在儿童处在最敏感的年纪时对他们产生影响；它的教育对象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广大民众。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新近解放国家的政府都会实行这种西方制度。也许有朝一日，连那些不可胜计的、不识字且立场保守的印度农民阶级也会被这种西方制度所感化。

共同文化对于世界性国家的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如果政府没有掌控实权的话，社会、文化领域的一致性还不足以维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将其意志贯彻到其主权范围内的每个公民和每件事物身上的话，那么它就不成其为一个合格的政府。并且，人性本身固有的特点也决定了，任何政府（无论它是地区性的还是世界性的）必须要有能力在别无选择的情形下使用压倒性的暴力来制服违抗其法令的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压倒性的力量撑腰的话，那么负责管理原子能和食物生产、分配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徒有其表的。

在笔者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全世界大约90％的政治、军事力量都掌握在美国和苏联手中。如果这两个超级大国采取一致行动的话，那么即便它们的行动得不到世人的一致认同，也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两个大国特立独行地制止了英国、法国、以色列联军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攻击的事例便可以证明这一点。显然，如果苏俄与美国能够进行长期积极合作的话，那么它们就有能力在全世界建立和维持秩序。当作者正在写下这段文字时，美苏两国的政府似乎正在认真地、诚挚地寻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鼓舞人心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两国政府已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令彼此感到失望；并且双方的实力也难分伯仲，足以使“冷战”长期拖延下去。相互不信任的状态其实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事实上，它们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即维持两国当前对核武器的实际垄断地位。无论如何，20年来彼此敌意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很难被克服的。双方都会对对方感到不信任；而积极合作的必备前提——相互信赖则是很难实现的。因此，美国与苏联有可能会拒绝彼此合作。如果这种假设成为事实的话，它们会把主动权交到中国手上。那样一来，中国就有机会尝试（如果它愿意的话）去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组织，它将成为人类避免终极性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

在1965年上半年，中国还没有表现出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姿态。例如，它宣称自己无意加入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把它排除在外的联合国。中国世界性国家在公元前3世纪消除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并在此后的多数时间内给中国带来了统一、和平与秩序；它现在又转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国际社会中彼此竞争的地区性国家之一。事实上，与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逐鹿中原的任何一个割据势力相比，当下的中国都要强大和善战得多。当今的中国并无意建立世界统一。它的近期目标是恢复它的传统地位，该地位已在1840年以来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的侵略过程中失去了。中国正在努力弥补百年以来的种种逆境与羞辱造成的损失；它似乎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这一目标。然而，它似乎也的确能够实现该目标；由此便产生了它在如愿以偿后是否会发生心态变化的问题。倘若中国受到伤害的荣耀得以恢复，并重新建立起自尊的话，那么它是否会放弃现在的西方民族主义心态，转而回归其传统的普世主义精神呢？

如果苏联和美国真的把整顿世界秩序的机会让给了中国，而中国又决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的话，那么它将比美苏联盟拥有更好的工具来完成这一工作。中国拥有统一局面和众多人口（它在公元2000年的人口可能会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半数）；更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历史。到184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在2061年内作为东亚世界的“中央帝国”而存在，并使该世界得以长期享有统一与和平。在20世纪，由“消灭距离”的西方技术所造就的国际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正是统一与和平。如果今天的人类需要一个“中央帝国”来作为世界政治统一的核心的话，那么历史将指定中国来再次扮演统一者的角色，而这次则是在名副其实的世界舞台之上。

第三部分　宗教中保持自由的可持续性空间

第九章　潜在的世界性宗教的重要意义

在本书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已经看到，至少在一个方面，潜在世界性宗教与潜在世界性国家的经历是相同的。它们一方面曾在较长的时期内统一过众多的人口，但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统一全人类的目标。在当今世界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潜在世界性宗教正鼎足而立。在潜在世界性国家的历史中，无论是从此类国家的数目之多、其中大多数国家生存时间之短，还是到起初反对建立这些国家的力量之强，人类社会的分离运动都展示了自己的威力。我们也看到，在很多例子中，这种抵触情绪最终转变成了对统一国家的赞赏与忠诚，并成为近5000年来不断发展着的统一运动的力量泉源。相反，在很多事例中，高级宗教皈依者们起初实现的心智统一却被日后的宗教派系分裂所破坏。在所有的高级宗教中都存在着派系分歧，甚至连那些仅在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里传播的高级宗教——如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印度教——中也不例外。但三种以传教为己任的高级宗教中的派系分歧却更为尖锐，并在其中的两个犹太教后继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潜在的世界性宗教那里，派系分裂是对本宗教基本原则的背叛和对其奋斗目标的否定。那是所有人类制度固有弱点的产物与症状表现。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各种高级宗教所取得的突破已经是在宗教史乃至整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和最富革命性的新局面。高级宗教将人类从其由前人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社会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前人类祖先为原始人留下了一套系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宗教生活则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被后者包裹在内。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生活的宗教方面与世俗方面还不可割裂，甚至无法区别开来。当时，人类的每一项活动都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经济的和艺术的。

譬如，早期农业既是宗教活动，又是经济活动。如果我们考虑到农业是较晚才有的发明的话，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今天，在美国西南部北美印第安人的村社生活中，农业的宗教色彩依旧十分醒目。现在，我们在日本还可以辨识出这方面的元素，尽管日本已至少拥有了1400年的文明史，并且近年来还接受了世俗性的和重视科技的西方文明。但是，在当今的北海道（Hokkaido，日本列岛中最北边的一个岛屿，日本只是在近百年以来才在那里进行经济开发和移民活动），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那里最容易取得丰收的作物应该是燕麦和黑麦，并不是水稻；但定居在那里的日本农民却坚持种植水稻，尽管当地不利的气候条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歉收。当被问及为何非这样做不可时，他们会略显窘迫地回答：“种水稻好。”他们想说的意思其实是，对他们而言，水稻不仅是一种商品，还是一位神祇；种植水稻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崇拜活动，尽管坚持从事这种生产活动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但他们还是不能放弃。在一位从大学毕业，读了农业科学学位，并将他学到的科学知识用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从而取得了丰厚利润的美国爱荷华州农民眼里，这种对待农业的非功利主义态度是无法理解的。如果让这位爱荷华州农夫审视自己的生活的话，他不会认为自己工作日里在田地上的工作和周日在教堂里的活动有半点联系。

这种整体性的生活模式至今仍禁锢着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而在北海道定居的日本农民则尚未彻底摆脱它的束缚。该体系使人类在各领域都只能拥有很少（或完全没有）个体主观能动性和选择的权利。在宗教领域，它要求人必须完全借助于社会媒介才能获得真理与救赎。社会站在个人与万事万物背后的终极性精神真实中间，每个人都试图接触这种终极真实，并与之和谐相处。如果他真能够看到这种终极真实的话，他也只能“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1)。但对这种终极性精神真实的追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高级宗教则让人类与终极性精神真实建立了直接联系，并由此使得他们可以在精神上独立于自己在特定时间、地点降生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受到高级宗教启示的人便拥有了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道德力量被用来与社会分庭抗礼。受启示之人可以从外部观察自己所在的社会，并站在一个位于自己之上的精神制高点上去评判它。这种精神自由也赋予了他批判社会的道德义务；并且，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如果他认为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与他现在已认同的较高伦理标准存在矛盾的话，他就要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执行这个社会发布给他的指令。他不仅在道德上已居于自由地位，并且在面对这种可怕选择的情况下，他在道德上只需承担顺从神明的义务，而不必再对自己的任何人间同胞俯首帖耳。由于违抗社会的命令，他当然就有可能成为殉道者。但倘若他所在的社会真的将他作为殉道者处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很可能会被殉道者以死捍卫的信条所击败。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种可能要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精神自由是其他一切领域——政治的、经济的和艺术的——中的自由源泉。人类在宗教领域最早取得了个人自由，而缔造这种自由的正是各种高级宗教。

使人类得到解放的宗教革命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了的；它只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发生。它在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之年，他建立了迄今为止最年轻的高级宗教）之前的约1200年间零零散散地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琐罗亚斯德、第二以赛亚与佛陀都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在一定意义上，第二以赛亚与另外两人一样，都是新宗教的创立者。因为，只有在第二以赛亚的表述体系中，以色列和犹太的古老宗教才完全成为一神论信仰。在琐罗亚斯德时代与穆罕默德时代中间，六种高级宗教先后诞生，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人类都至少在表面上皈依了这些宗教中的一种。这六种高级宗教分别是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然，任何一份列表都是片面的。毫无疑问，在研究人类社会的不同学者眼中，我们的这张包含六种主要高级宗教的清单里应当增删不同的名字。

通过帮助人类摆脱了曾经存在的社会牢笼，高级宗教赐予了人类巨大的恩惠。但正如通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人类要为这种恩惠付出相应的代价。高级宗教建立者为同胞们提供的窥视真理的机会和生活中的帮助是全新的和有益的。事实上，迄今为止，这些历史影响深远的高级宗教的创始人们是最伟大的人格形象。时至今日，在他们中的最后一位也已经逝世1300余年之后，他们仍比其他一切历史人物——当然也包括那些在今天的报纸标题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们——影响着更多的民众。这些伟大宗教的信奉者们认为，他们的宗教创始人所取得的成就已超出凡人能力所及的范围。在他们眼中，这些圣人们已发现了全部终极性真理和获得灵魂拯救的全部终极性手段，或已接受了关于这些知识的启示。

佛教徒们宣称：佛陀已洞察真实的本质，并完全凭借一己之力找到了摆脱利己主义并进入涅槃状态的途径。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的四种高级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徒们分别宣称：他们所追随的宗教创始人直接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表面看来，声称自己追随的先知只是神之使者与代言人的说法并不像宣称他凭借一己之力发现真理那样大胆。在《古兰经》中有这样的经文：“使者们只负明白的传达的责任。”(2)这听上去是一种谦卑的姿态。但实际上，当一个人以神的名义讲话的时候，他等于是在宣称自己得到了关于真理和正义的启示，这些东西是超凡脱俗的和终极性的；而当一个人仅仅宣称他自己发现了若干真理的时候，他的姿态其实更为谦逊，因为他所自诩的成就并未超出人力范围之外。即便在人力所限范围之内，佛陀也没有吹嘘说，自己能对宇宙的本质及其背后的真实进行详尽描述。与芝诺和伊壁鸠鲁一样，佛陀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行动；他只对采取行动时所需要的知识才抱有兴趣。当僧侣们向他询问形而上学领域的问题时，佛陀总是拒绝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他谴责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认为那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并会严肃地将同他讨论这些内容的人直接拉回到佛陀本人的执著精神追求目标上来。一名佛教僧人必须集中精力去摆脱一切欲望，因为欲望乃是利己主义的表现与催生因素。佛教僧人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耗尽一切热情的涅槃状态。佛陀拒绝给出“涅槃”这个术语的定义。但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看到终极精神真实性（它被印度教信徒们称为“梵天”，而被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们称为“天主”）的冰山一角。

正如其他高级宗教的信徒们尊敬各自的宗教创始人一样，佛教徒们也虔诚地尊敬历史上的佛陀——乔达摩·悉达多，迦毗罗卫城（位于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但是，由于他们认为佛陀的教义只是凭借人力获得的发现，他们并不会认为佛陀本人或他的教导是独一无二的和终极性的。在犹太人看来，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传给摩西的律法是不可变更的；而在穆斯林眼里，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先知；而对于基督徒而言，耶稣是唯一的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今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人子出现。而对于佛教徒来说，历史人物佛陀只是众佛之一。他既不是前无古人，也并非后无来者。他对真理和摆脱自私自利状态的救赎手段的洞察固然深刻，但那也只是漫长的人类精神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尽管各种犹太式宗教的信仰者们无一例外地认为，他们的宗教创始人得到了天启，其教授的信条是颠扑不破的；但他们也会认识到精神进步的客观存在。犹太人相信，耶和华曾给过摩西一种高于成文律法的口头启示，该启示通过摩西身后未曾中断过的口头传统一直流传至今。事实上，这种口头律法是对成文律法的注解；前者对后者进行了修正，并废止了其中的若干条目。在伊斯兰教中，相传为先知穆罕默德颁布的口头圣训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它们使得伊斯兰教的教义不至于因不可变动的《古兰经》文本而变得僵化。在基督教会里，人们认为，圣灵会在按法定程序召开的大公会议上对神父们作出启示。这种较为年轻的犹太式宗教进一步认为，作为其先驱的犹太教在适用范围方面是存在着局限的。对于基督徒而言，犹太教法典也是上帝的话语；但同《圣经·旧约》一样，它需要《圣经·新约》的补充完善。而在穆斯林看来，犹太教法典和《圣经·新约》也都是上帝的教导，但它们还需要《古兰经》的补充完善。先知穆罕默德的政治安排表明，他是真心接受了这种观念的。由于犹太人和基督徒跟穆斯林一样，都是“信奉经典的民族”，所以只要这些民族向穆斯林表示臣服，并缴纳一定数额的额外税款，穆斯林们就不仅要对他们表示宽容，还要对他们予以保护。

以上便是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一致相信来自上帝的启示是完整的、终极性的和唯一的前提条件。然而，与佛教史相比，三种犹太式宗教的历史上充斥着黑暗的不宽容、仇恨、邪恶、残忍和镇压。在实践中，这三种宗教永远彼此为敌，并且自己一拥有权力就会对对方进行迫害。而比这三种宗教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的恐怕只有它们自身内部分裂出来的各支派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异端分子”倒要比“不信教者”引来更多的仇恨。

三种犹太式宗教信奉者们的可悲举动是他们共同持有的基本（并且是最根本的）信仰所造成的后果，他们不得不在客观相对性这一铁的事实面前作出的一点点让步只能略微缓和一下局面，却无法带来质的改变。这三种宗教及其各个支派都宣称自己的信条和观念直接来自上天的启示；因此，他们（并且只有他们）掌握着绝对的和唯一的真理和正义。除我以外的其他一切宗教、一切支派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着谬误的。我的知识直接来自上天，因此我对它深信不疑，而且，出于对上天的义务，我必须以行动来捍卫这种来自天启的知识。

如果历史上只有一种宗教提出过这样的口号，那么它还是相当富于感染力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三种宗教相继提出了这一口号，其结果便是任何一方的说法都无法令人信服。在这三种宗教的声明中，至多只能有一个为真；而这三种宗教又都不能证明自己为真，因为它们都依靠同一个无法得到证明的基础。三种宗教都宣称它们各自从同一个上帝那里接受了启示。它们相信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和全知全能的。如果上帝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的话，那么他不可能会向不同的先知发布彼此矛盾的启示。如果我们非要相信这些互不兼容的教条中的一个是上帝真正的启示的话，我们又该选择哪一个呢？唯一能够证明这种关于自己的确接受过独一无二天启的说法真伪的方式是传讯上帝本人出庭作证，来看看上帝是否会提供对该信条的有利证词。但彼此竞争的这些宗教都无法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而如果我们打算接受他们的共同说法，即上帝是他们彼此矛盾的信仰体系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这是对他们孰是孰非进行盖棺定论的唯一途径。当每种宗教都宣称自己接受了唯一合法的天启，而其他宗教的类似说法都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看到未经证实的各种凡人观点彼此针锋相对的混乱局面。因此，互相竞争的宗教代言人们之间进行的争辩注定是没有定论的。当你我都坚信自己得到了神明的启示时，我如何能证明我的信仰比你更有根据呢？如果我断言你的信仰是虚妄的话，那么当你反过来质疑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又将何言以对呢？

自视为来自天启的不同宗教之间的争辩注定是不会有定论的；这一事实使得这些宗教在彼此相处时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在无法通过理性方式令人信服地证明一种宗教比其他宗教更为真实、正确的情况下，采用暴力来解决争端。这是以往各种犹太式宗教及其内部支派的信仰者们一直采用着的手段。另一条出路是不同宗教的信奉者们认识到，其实他们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真理和救赎，这种追求是人生的永恒需要，事实上是生而为人的必然后果。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在殊途同归的局面下，目的地本身比选取哪一条路更为重要的话，那么各种宗教的信奉者们就会宽容、尊重、欣赏、珍惜、钦佩和热爱他人的不同信仰。那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带偏见地进行现实生活中的合作，以帮助人们走完一生的旅途。对于那些自觉意识已被唤醒的心灵而言，人生之路是充满荆棘的。

总的来说，印度式宗教的信奉者们大多选择了这条和平的道路。由于这些宗教并不声称自己建立于天启之上，因此它们不难认识到并承认自身教义的相对性，因此也就很容易与其他同质或异质的宗教和解与共存。佛教在中国与道教和儒家学说和平共处，在日本则同神道教相安无事。印度教则不像佛教那样宽容。印度教将佛教逐出了后者在印度的发源地，就像伊斯兰教将基督教从它的发源地亚洲西南部赶走一样。此外，印度教还将自己与种族情感联系了起来。它通过种姓的形式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今天的印度高级种姓与条顿民族、犹太人一起背负着种族主义“死忠”的骂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彼此对立的印度教支派（譬如湿婆派信徒和毗湿奴派信徒）之间的关系要比基督教、伊斯兰教各支派间缓和得多。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朝着彼此同情发展的心态转向在各犹太式宗教信奉者之间体现得十分显著。这一变化既出人意料，又鼓舞人心。我们将在后文分析这一变化可能会为人类精神世界开创的新局面。但我们先要回顾一下犹太式宗教根深蒂固的好战性所带来的一个后果。这种好战性最近的一次爆发是16世纪、17世纪在西方世界爆发的天主教—新教宗教战争。早在17世纪末，这些战争已在敏感的西方人心中培养了一种对犹太式宗教阴暗面（当时进行着的和此前的各次宗教战争都是这种阴暗面的反映）的厌恶之情。于是，在近300年内，西方世界的传统宗教——基督教开始逐渐式微。这场运动如今已扩展到全世界，并影响了其他现存高级宗教；因为西方在这三个世纪中对世界其他地区取得了暂时性的优势，这种优势地位带给西方的声望促使其他社会纷纷追随当前的种种西方潮流。由于人是不能完全脱离宗教而生活的，基督教在西方的衰退便引起了替代它的各种宗教的兴起；它们表现为后基督教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随着传统宗教衰退后出现的精神真空从西方蔓延到其他现存文明之中，这些意识形态也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各地。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谈到的那样，这三种意识形态可能代表了当前约90％世界人口的实际信仰（我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中约90％的内容。

可见，这些意识形态在人类当前的精神视野中居于十分醒目的地位。在从前的基督教世界里，十字架是上帝无私之爱的象征；对这种在道成肉身和基督殉难中体现的爱的信仰是基督教核心的和独特的宗旨。今天，十字架则面临着后基督教时代各种意识形态象征符号的竞争与挑战，这些符号包括民族主义的国旗、共产主义的镰刀斧头、个人主义的商标。《圣经·新约》中的一则寓言(3)正是近300年来西方和世界宗教发展史的缩影：“污灵离了人身，走遍无水之地寻找安歇之处，却找不到。于是他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屋里去。’他到了，看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景况比先前更坏了。”现代人摆脱的恶魔是宗教战争的冲动。他随后走过的干燥地面是他在摆脱了一切精神狂热后进入的思想状态。当西方人告别宗教战争后，他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避免染上狂热的传染病，以便不再干出那些使上一代人的热情蒙羞的暴行。打扫过并装饰好的房屋是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世界。在对此进行预测之前，我们是无法判断各种高级宗教的前途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正在同所有高级宗教进行着一场冷战。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这场冷战要比众多意识形态中的两种——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内部争吵更为关键，尽管当前“铁幕”之下两大阵营中的人们都对后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在各种意识形态站在一起的这场真正冷战中，哪一方将更有希望胜出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试着去理解这些意识形态和高级宗教（新兴的意识形态正是侵入了从前属于各种高级宗教的地盘）的实质。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意识形态也是宗教性的，尽管它们是一些另类的宗教。这些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宗教呢？所有这三种宗教都是向一种产生于文明诞生之初、并延续到高级宗教兴起的时代的一种宗教的倒退。这三种意识形态都是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崇拜形式。

这种对人的崇拜比最早的高级宗教还要古老；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人类历史的时间维度中看的话，那么它仍然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一类宗教。在迄今为止超过99％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的宗教都既不是对自身的崇拜，也不是对宇宙万物背后终极精神真实性的探索。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它一直是对物质自然界——如动物、树木、石头、大地、水、风、雨、风暴、太阳、月亮和星辰等——力量的崇拜。在人类历史的整个食物采集阶段（那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和迄今为止最为漫长的阶段），人类都臣服于物质自然界；于是人类便崇拜这些在他们眼中可以主宰自己的力量。相反，我们不会崇拜那些自己已经可以驾驭的事物。于是，自从人类征服了自然以后，这种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就衰落了。

我们在第六章中已概述过后来出现的情况。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征服自然；在那一时期，此前一直微不足道的人类技术开始加速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打制石器、农业、家畜驯养手段、制陶与纺织技术的发明，人类对自然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但人类似乎只有在大规模且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之后，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对自然取得的优势。帮助苏美尔人开发了两河流域下游河谷沼泽地区和帮助埃及人开发了尼罗河下游河谷沼泽地区的并不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是社会组织领域的进步。在其自然状态下，这些未来将属于苏美尔和埃及的土地要比人类生活过的任何其他地区更为桀骜不驯。但当组织起来的巨大人力对这些从前的荒野进行了排水和灌溉后，它们却可以提供超出维持生存的日常需要之外的劳动产品剩余。这种剩余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新要素。它使得文明的诞生成为可能；随后，文明的创造者与受惠者们就开始崇拜他们自己的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看到，是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这场令人震惊的社会革命；但他们由此得出的人定胜天的结论却是一个错误，并且这个错误后来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当文明史的大幕在苏美尔被拉开时，我们看到，苏美尔世界在政治上分裂成几个独立的主权城市国家，并且每个这样的国家中都有这样一个古老的自然神，它在其固有的权限范围之外又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它开始成为任意一个城市国家中公民集体力量的神化象征。而当埃及文明史的大幕拉开时，我们看到，埃及世界在政治上正在被统一成一个世界性国家，并且这种凝聚起来的巨大集体权力已被神化为世界统一者和统治者——法老的人格形象。在埃及人的自我神化过程中，对人的崇拜已不再像在苏美尔那样被自然崇拜的遮羞布遮掩着，而是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在苏美尔和埃及，我们都找到了被崇拜的人类集体力量的原型。在苏美尔的例子中，被神化的人类集体力量是一部分人类的力量；它在埃及则是人类整体的集体力量。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在那些像最早的苏美尔文明一样，由各小邦联合起来形成的后起文明中，我们都能够找到苏美尔城市国家神明的对应神祇。当罗马最终在政治上统一了希腊世界后，埃及世界性国家的神化人格形象——法老也在神圣的恺撒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对应形象。

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各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究竟为何物了。它们是向那些被基督教等高级宗教所取代的各种对人的崇拜形式的回归。民族主义是向苏美尔、迦南、希腊等地区的城市国家崇拜的回归；共产主义的使命是将全人类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因此它是向埃及、罗马等地区的世界性国家崇拜的回归。个人主义则是向希腊世界中对自给自足的个人的神化（这种对人的崇拜产生于对希腊诸城邦变本加厉地榨取其公民血汗这一现象的反抗）的回归。各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是对不同形式的人类崇拜的真正回归，但它们的信奉者却不会像祖先那样坦率地承认他们所信奉的这些宗教的本质。他们已经放弃了祖先所信仰的高级宗教；但作为改宗者，他们仍羞于承认自己已重新拾起了其祖先借助于高级宗教而得以摆脱的偶像崇拜。最早的人类崇拜者们能够意识到并承认自己的作为。通过恩里尔、雅典娜、巴阿尔、法老和恺撒等形象，古人自觉地将尼普尔、雅典、斯巴达、推罗等城市国家和埃及、罗马等世界性国家作为神明来崇拜。法国、英国、美国和尼加拉瓜其实是同尼普尔、雅典、斯巴达和推罗一样的神明；而苏联和中国则是与埃及、罗马等世界性国家一样的神祇。但这些国家的现代崇拜者们则并不情愿将它们恰如其分地奉若神明。如果说当今世界的这些人类崇拜者们并不盲目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是虚伪的。

各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通过什么道路回归到前基督教时期的人类崇拜中去呢？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背离基督教的；无论它们的信奉者们如何坚决地否认这些信仰与基督教前身之间的联系，这一点都是千真万确的。民族主义同基督教的关系则仅限于其不宽容的精神和狂热色彩，那是基督教起源在所有三种意识形态中留下的可悲印记。

异端是正统宗教形式的变体，它突出强调教义中的某些方面，并为此牺牲掉教义中的其他一切内容。这种做法使得宗教失去了平衡。但异端之所以会离经叛道，其责任往往要归咎于正统信仰本身。这是因为，异端过分强调的宗教元素往往是在正统教义中受到过度轻视的思想。共产主义关注的是基督教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因为在工业革命的时代里，当新生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忍受无情的磨难，而马克思正在奋笔疾书阐释着其哲学思想时，各种基督教会却很少认真地为追求社会公正的目标付出什么努力。共产主义也坚持正义，但追求正义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由。个人主义关注的是基督教思想中对人类灵魂的珍视；在基督教的上帝眼中，人的灵魂无疑是宝贵的，因为他自己便为世人灵魂的救赎而作出了牺牲。个人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坚持维护人格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在于为此而牺牲了社会公正。这两种基督教异端意识形态的共同之处至少是和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些分歧已给“铁幕”之下的两大阵营带来了众多麻烦）一样令人惊异和至关重要的。两者不仅都为强调基督教中的一种思想而放弃了另一种思想，它们还都不约而同地用经济术语来简化处理思想上的争议。共产主义倾向于从一个人通过剥削另一个人而获得经济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正义问题；个人主义则倾向于把人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设想为保证经济活动自由的神圣权利。由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4)，这些对正义和自由的经济解读其实是片面的。

当今世界中最主要的“冷战”是全体后基督教意识形态阵营与全体高级宗教阵营之间的对抗；但与此同时，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也在进行着竞争。目前看来，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斗争占据着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然而，这场斗争的结局恐怕将是不分胜负，正如从前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抗那样。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之间已经在进行着互相取长补短的工作。它们似乎正在不断试探和犯错的过程中彼此靠近，这一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对“铁幕”下两大阵营同时产生影响的技术革命所提出的、不容置疑的要求。毫无疑问，两大阵营还会忠实地保留着自己好战的标签。但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两者将进入一个睦邻友好的新阶段；到了那个时候，这些标签所包含的实质内容就会模糊得几乎无法辨认了。在彼此对抗的同时，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在同民族主义进行着抗争，尽管后一种意识形态家族内部的对抗较少受人关注。在后一种斗争中，其结果从来不会是悬而未决的。当民族主义同共产主义或个人主义发生冲突时，民族主义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了民族主义在苏联和中国对共产主义所取得的胜利。而在美国的个人主义和美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类似斗争中，美国民族主义也占据了上风。个人主义是已在美国得到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然而，到了今天，美国正在军队建设方面开创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即便最正统的美国个人主义者们也不曾提议将美国的军队从政府手里转交到私人企业手中。美国的个人主义者们之所以能够容忍在自己身边存在着规模如此巨大的社会主义元素，是因为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倘若美国的军队没有实行社会化的话，那么美国就不能拥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可见，个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首先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只在次一层意义上，也就是这些意识形态不与民族主义观念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才是个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三种后基督教时代的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证明了自己才是最强者。不幸的是，在三者中，民族主义也是分离倾向最强的那个。

显然，三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尤其是民族主义已成为各种高级宗教的可怕竞争对手。然而，在同高级宗教争夺人类信仰的竞争中，这些意识形态有一个可能会导致其失败的共同弱点：通过向人类崇拜的倒退，这些意识形态将其信奉者们重新囚禁在社会牢笼之中，而将人类祖先从这种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正是高级宗教。

诚然，一些高级宗教也建造了自己的社会囚笼。宗教既是一种社会活动，又是一种个人行为。任何领域里的社会活动都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于是，某些高级宗教中的一些派别建立了权威性的神权组织，它们正如原始人类社会一样，威胁着要横在个人与终极性的精神真实之间。然而，这种专制主义是同高级宗教的根本目的和存在前提相违背的。高级宗教的自觉使命是让个人同精神的终极真实性建立直接联系。他们不能放弃这一使命；而世人一旦享受到了高级宗教所带来的精神自由，就再也不会忘记或放弃它。这种对自由的体验是一种无法磨灭的既成事实；无论对于由基督教会某个支派，抑或某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掌控的权威而言，这种自由体验都是一块绊脚石。

此外，即便最专制的高级宗教也会给予皈依者们一件各种意识形态不会提供的宝贵礼物。所有形式各异的高级宗教都会为在种种苦难中匆匆走完一生的世人提供光明、指引和扶助。每个凡人都会遭遇挫折、犯下罪孽、失去亲人，并最终走向死亡。他需要源源不断的精神帮助。各种高级宗教能够提供这种帮助，而各种意识形态则不能。在人类重新被各种意识形态投进的社会牢笼里，生活是像在原始人类社会中一样暴戾的。在今昔两种情况下，个人都会沦落为蚁冢里的一只蚂蚁。这是与人性相违背的。人就是人；他并不是一只社会昆虫。通过对人格的解放，高级宗教使得人类终于可以享有其与生俱来的人权。人并不是为了社会而存在的。他的目标是同终极性的精神真实交流与和谐相处；社会则是为了这种个人的精神诉求而存在的。高级宗教使人类明白了与自己有关的这一真相。各种意识形态则似乎不大可能让人类忘记这一真相。

事实上，意识形态只是高级宗教不完整的、不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尽管如此，在高级宗教恢复自己从前对人心的控制之前，意识形态必然仍将占据上风并赢得之前信奉高级宗教的世人的皈依。高级宗教若想重新赢得人心，就必须重新做回真实的自己；而为了回归本真，它们必须至少在三个方面作出改变。它们必须改变彼此间的态度，用爱与合作去代替仇视和敌意；它们必须以切合实际的方式去关注具有时代色彩的重大问题；它们还必须从自身固有的制度、教义和观念中剔除那些在历史发展中添进去的、掩盖了其本质的附加成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三种必要变革中的第一项已经启动。其表现为西方新教教会和一些东方教会中兴起的普世化运动。新的变化包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于其虽然短暂、却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在位期间重新为罗马教会注入的精神；教皇约翰和他的继任者教皇保罗六世以萧规曹随的方式在梵蒂冈大公会议上发表的一系列宣言；当前南北方佛教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不同宗教之间、各宗教内部前所未有的诚挚友好关系，等等。例如，今天的印度教徒们十分欢迎佛教朝圣者们来到佛陀顿悟的圣地菩提伽耶和他讲学的故地、距离贝拿勒斯不远的沙那公园。并且，他们鼓励在这些印度教势力范围内的佛教圣地上修建佛教徒旅舍和佛教博物馆。当教皇保罗六世宣布自己有意参加1965年在孟买召开的圣餐集会，一些印度教徒对此表示了忧虑。这些印度教徒们怀疑，教皇会试图在他们当中发展皈依者，从而使印度教遭受损失。这种疑虑是历史悠久的宗教之间过去关系的延续。然而，印度政府和当地人民认识到，教皇访问印度的动机不是为了本教会的私利，而是为了包括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在内的全人类的福祉。教皇在抵达后所受到欢迎的热烈程度表明，印度教徒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理解教皇对他们的感情，并为此受到感动而以同样的方式以礼相待。在此之前，在前往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朝拜期间，教皇保罗六世也在阿曼机场受到了同样热烈的欢迎。直到最近为止，一位天主教教皇都是不可能去访问那些主体居民不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国家的。教皇受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群体热烈欢迎的现象也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个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们或许标志着高级宗教命运的转机。这些宗教从前的分歧是它们衰落的主要原因，而它们信徒之间的心灵契合是最能帮助它们赢回世人的信任的。

这些历史悠久的宗教必须完成的第二个转变在于，它们应当将自身同当前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这一变化也已经起步。事实上，这一变化是与当前不同宗教彼此间的态度转变相联系的。引起这种态度变化的一层考虑即在于，不同宗教之间的传统对立不仅本身是错误的，而且与当前人类的处境这一课题的重要性相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人类的生存已再度陷入危机，那么宗教的真正使命——为人类提供指引、帮助与慰藉——就要高于各宗教的派别利益。各宗教如果要想相互合作的话，它们就必须彼此和解；而各宗教又必须进行合作，以便维护和平、促进社会公正，并探索在人类通过其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而使得自己陷入的全新环境之下维持人类正常生活的途径与方法。

这些古老宗教必须作出的第三个改变是从其本质中除去那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掺入的附加成分。人们必须细致地完成这一工作。找到并剥除非本质硬壳的最外层不算困难，此类清理工作中的一部分已经完成了。例如，罗马天主教会已不再将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理论视作信仰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区别硬壳的内外层就不那么容易了。很显然，当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从传统的基督教信条体系中删除后，基督教本身仍然是完整的。但清理者的刀锋运到何处就会伤及鲜活的皮肉呢？童贞女分娩、死者复活、升天等故事算不算这种外壳呢？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再相信所有这些（或哪怕只是其中一个）基督教核心观念的话，那么他还能算得上是基督徒吗？同样地，倘若穆斯林不再尊敬自蒙昧时代起就位于麦加克尔白的黑石的话，伊斯兰教或许还是完整的。如果放弃朝觐制度的话，伊斯兰教也有可能继续维持流传下去。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由于伊斯兰教已传播到旧大陆的边缘，只有少数穆斯林才拥有足够的资财去进行一次朝觐。但伊斯兰教中关于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的教义可以被放弃吗？而犹太人关于他们是唯一上帝（这位上帝同时也创造了异邦民族）选民的观念又如何呢？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是上帝规划人类历史时制订的终极目标的看法又怎样呢？而认为佛陀关于超度的教导揭示了精神世界本质的观念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佛陀自觉地将其学说中形而上学的部分压缩到了以其行动纲领所必需为限的最低程度。但这种零散的形而上学仍然包含了一些非印度文化不会直接认同的观念。可悲的轮回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真实，还是臆想出来的噩梦呢？即便我们承认轮回真实存在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必须还要相信，“业”的转移是推动转世之轮旋转的动力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神学权威们羞于提出的。试图回避这些颠覆性问题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忽视这些问题的代价也是不菲的。宗教将会与生活脱节。此后，它们的遗产，无论是其核心内容还是附加成分，都可能会遭到反对。这将是人类面临的一场悲剧，因为高级宗教的核心内容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的一笔精神财富。

如果各种高级宗教要继续尽力为人类服务的话，我们有理由猜测，它们的信条和神职组织机构都会变得比从前更为灵活。

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的希腊术语中，“信条”指的是由一位哲学家在同他人的讨论中提出的、有待接受检验的观点。但在基督教会的词汇表中，“信条”指的则是上帝揭示的真理，因而变成了确定的、不容置疑的和绝对的。基督教语境中“信条”的吸引力在于，它对终极性的形而上学问题给出了确定的、自信的答案。但这种自以为是同时也是一种缺点。人的心灵渴望获得我们身处的神秘宇宙背后的确切知识；但人的智慧又知道，心灵的这种要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各种高级宗教都宣称自己能够帮助智慧填补这张拼图中缺失的关键部分，其办法是向上帝寻求启示，或从凡俗哲人的探索中得到启发。在哲人启发下悟出的道理和上帝启示的内容都应属于信仰。但人的智慧不仅知道自己是有局限性的和不完美的，它还知道自己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思考永远是吃力的，有时还会是痛苦的。停止思考并接受信仰的诱惑是强烈的。然而，由于智性确实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它便希望能够这样做，并把它作为自己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因此，我们可以确信，智性早晚会拒绝盲目接受传统信仰的做法的。在公元前6—2世纪的希腊世界、公元9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和17世纪以来的西方世界，智性都拒绝了这种盲从。从17世纪开始，现代西方的世界观变成了世界范围内西方化了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世界观；而知识分子们今天的想法也将是民众明天的想法。因此，现代西方人坚持独立思考、敢于质疑传统信仰的精神似乎将会成为全世界的“未来潮流”。

与西方人相比，非西方人实际上更容易对西方基督教教义表示抗拒。在16世纪、17世纪期间，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试图将教条化的西方基督教灌输给非西方世界时，这种做法几乎在所有地区都遭到了抵制，只有在美洲大陆除外，因为西班牙人在那里对前哥伦布时期各文明的继承者们占据着绝对的军事优势。在目睹了葡萄牙人在日本与阿比西尼亚的遭遇之后，追随着伊比利亚基督徒脚步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变得更加重视政治策略。他们到处传播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中的世俗因素，却限制传教事业的发展，并且不为它提供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援。正是他们的这种精心剔除基督教教条的、世俗化了的西方文明征服了世界的其他地区。

反对教条无疑是人性中的一种健康要素，因为开放、独立的思想显然是对人类当前独特处境的正确回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5)以永无休止的思想纷争为代价，我们不断地更新着（或许有时候是在改进着）对终极精神真实性的模糊理解。但我们无法指望自己能够在这方面建立一种绝对的认识（即找到不可能再被未来经验所修正的证据）。当代科学家们预计，人类还会积累长达20亿年的未来经验（当然，其前提是人类不在我们的时代灭绝）。很难相信，任何一种自称对终极精神真实拥有确定的、完整的绝对认识的信仰会为全部未来的人类经验所证实（尽管人的智力显然是不擅长解释自身的体验的）。对确定性的渴望似乎永远也不会磨灭人类动用思维能力的欲望。信条总会招来理性对其教诲的挑战。这种坚韧的智慧张力将一直成为宗教信条的绊脚石，除非后者放弃长期以来对自身绝对性的宣称，并缓和自己一贯的苛刻作风。

这些古老宗教还应降低自身神职组织体系的严密程度。当前基督教会中的两个支派——罗马教士集团和教友派（该派别找到了用最简单的组织结构有效地维持统一和采取行动的方式）分别代表了集权和宽松的两个极端。从组织上看，教友派和罗马教会位于宗教世界中的两端；但教友派集会和天主教大公会议的参加者们却认为，他们的见解是在同一个圣灵的启发下形成的。天主教大公会议的决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方式通过；教友派集会的决议则是通过非正式的达成共识的方式形成的。这种不具强制性的共识（尽管达成共识者都是教会法领域公认的饱学之士）也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建立和修正信条所采用的方式。共识是专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其灵活性使之成为发展那些旨在保护不断变动中的人类世界的宗教团体教义、组织结构的妥善方式。

无论如何，专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在历史上曾引发过尖锐冲突。教皇的专权引发了15世纪的大公会议运动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随后，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集的梵蒂冈大公会议起，天主教主动将教皇的绝对权力调整为一种有限的权力。与耶稣同时代的犹太教教师们则对耶稣进行指责，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6)。耶稣之所以冒犯了这些人，是因为他无视拉比犹太教的一个传统，即一名犹太教教师，无论他拥有多少新鲜思想和巨大声名，都必须让他的同行们去评判自己的新见解；在他们就此问题达成共识之前，他不可以声称这是一条合法的教义。耶稣无视或反对这种共识原则；他的个性化的布道使自己失去了在犹太教中的一席之地，并为此牺牲了生命。耶稣没有成为犹太史上最受尊敬的教师，却通过自己的死而成为一个新宗教派别的创始人。这个新派别认为，基督教会已继承了上帝选民的遗产。在当时犹太教教师们的眼中，进一步加深耶稣罪过的是：耶稣宣称自己拥有的权威是上帝直接赋予他的。在犹太教教师们看来，这种说法是亵渎神明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以色列和犹太的先知们也犯了同样的罪孽；因为这些先知们是通过打破铁板一块的传统社会，同上帝直接联系的方式才建立了犹太教这种高级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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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哥林多前书》，13·12。

(2) 《古兰经》，第十六章《蜜蜂》〔35〕。

(3) 《圣经·马太福音》，12·43—45；《圣经·路加福音》，11·24—26。

(4) 《圣经·马太福音》，4·4。

(5) 《圣经·哥林多前书》，13·9。

(6) 《圣经·马太福音》，7·29；《圣经·马可福音》，1·22。

第十章　各种高级宗教的融合是众望所归的吗？

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出，根据过去的经验，全世界人民在世界观与生活方式上最低限度的统一与一致乃是建立世界性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历史上的一些情境中，当各部分人口对某些富于争议的制度（如人祭和奴隶制等）褒贬不一的时候，即便只是维持一个区域性国家的统一都是无法做到的。至少在基本道德问题上持有的共同标准似乎是维护社会、政治统一的必备前提。道德观是同宗教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宗教则是人类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追问自己：建立统一世界性国家的需要是否也应当被延伸到宗教领域。如果想要建立并维系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的话，我们是否一定要将当今世界上共存着的各种高级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全部融合起来，以便巩固这种政治结构呢？

在某些例子中，一些潜在世界性国家的建立者及其继承者们确实认为，某些宗教措施同政治统一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为此，他们发明、调整或引入了一些宗教制度，以服务于实现其疆域政治统一的目的。在埃及、罗马、中国和安第斯地区的世界性国家中，对世界性聚落集体力量的崇拜通过统治者个人而得到神化。在印加世界性国家中，对印加皇帝本人的神化是与印加至高神维拉科查崇拜的扩展共同发生的。帝国建立者们的另一种常见做法是将建立帝国的地区性国家的神祇提升为众神之首，并将被征服各国的神明降低到次要地位。当来自底比斯的中王国建立者们重建埃及世界性国家后，底比斯的地方神阿蒙便同全埃及信奉的太阳神拉神融合起来；这个阿蒙拉神便被升格为埃及众神之首。当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重建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性国家后，巴比伦的地方神祇马杜克也作为马杜克贝尔成为苏美尔阿卡德宗教里的众神之首。

印加帝国的建立者们不仅传播了蒂亚瓦纳科对造物之神维拉科查的崇拜，他们还将科里昌卡的印加太阳神提升到被其征服的安第斯诸邦神祇之上。罗马帝国政府宗教政策的发展历程与此相似。它首先将对神圣恺撒和罗马女神的崇拜确立为罗马帝国所完成的统一事业的宗教象征；300年后，罗马政府又接受了由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雅姆布里库斯设计的一种调和式的宗教，它是当时除基督教以外旧大陆西侧所有宗教的混合体。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达伊亚和后来的朱利安皇帝模仿基督教会为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宗教建立了一套神权组织体系。它事实上是用基督教的武器武装起来，以对抗基督教的神圣同盟。它表明，所有基督教以外的宗教都已无路可退。因此，皇帝提奥多西一世采纳了更为现实的政策。基督教拒绝允许神圣恺撒与罗马女神崇拜或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反教会势力与自己共存，从而显示了自身的强大活力。在这种情况下，提奥多西继承了之前的皇帝君士坦丁宽容并亲自皈依基督教的政策，将其顺理成章的逻辑后果变成了现实：提奥多西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罗马帝国并不是唯一或最早的赋予某种原本自行独立发展的高级宗教以官方地位，以便巩固其政治结构的潜在世界性国家。早在公元3世纪，琐罗亚斯德教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对手——萨珊波斯帝国的官方宗教。而在更早的公元前2世纪，当孔子本人已去世300余年后（他在生前并未在当时华夏地区的任何一个地区性国家中取得任何仕途成功），儒家学说被确立为中国世界性国家的官方哲学。

因此，许多世界性国家的统治者们都推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宗教统一措施，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宗教统一措施是政治统一的基础。这一信念是否来自实际经验呢？另外一些世界性国家则自觉地遵循着宗教宽容政策，甚至鼓励宗教的多元化。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波斯帝国的政策就是如此。像君士坦丁一样，居鲁士也对其治下的所有民族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并未试图强迫他们皈依自己所信奉的宗教。阿黑门尼德政权之所以能深得民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项政策；该稳定局面一直维持到大流士刺杀了司麦尔迪斯，从而向世人表明居鲁士必然已经绝嗣（无论被杀的司麦尔迪斯是个冒名顶替者，还是居鲁士的真正后裔）时为止。最早的伊斯兰国家及其后继者们也信奉宗教多元主义：《古兰经》里的教导要求所有伊斯兰国家将穆斯林作为“有经典的民族”的特权地位也赋予犹太人和基督徒。事实上，如前所述，根据伊斯兰教教法，犹太人和基督徒应当忠于各自的宗教；并且只要他们服从伊斯兰政府的权威，并缴纳一笔额外税款，就能够得到宽容和保护。按照类推的原则，犹太人和基督徒所享有的这种宽容与保护也被扩展到其他高级宗教，如琐罗亚斯德教和印度教的教徒身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奥斯曼帝国中，宗教多元主义乃是世界性国家结构的基础。整个奥斯曼帝国被组织为各种宗教团体（米列特）的联盟。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政策是尽可能地扩大各种宗教权威对其信众的民事审判权；而帝国政府则在刑事审判、警政和国防等领域中对这些民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穆斯林组成的米列特当然在政治上居于主导；但各种基督教米列特和犹太人的米列特仍能享受到真实且广泛的团体内部自治权。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研究其历史的一些土耳其学者们认为，该帝国瓦解的原因就在于宗教多元主义的制度化。他们提出，如果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初，其建立者们没有像虔诚的穆斯林那样治理国家，而是仿效当时的卡斯提尔、阿拉贡、葡萄牙等基督教国家的政策的话，这个帝国将会拥有更强的生命力。这些基督教国家对被其征服的伊斯兰教领土上的穆斯林和犹太人采取了屠杀、放逐或强制改宗等政策。如果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也采取同样的举动的话，那么穆斯林统治下的土耳其不就像基督教主导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实现了高度统一了吗？对西班牙史和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这种比较貌似存在着合理之处；但我们可以找到否定其结论的其他比较途径。强行建立的宗教统一并不总是确保一个不宽容的国家长期生存的灵丹妙药。当提奥多西一世强迫罗马帝国的臣民皈依基督教后，帝国西部诸省在这位不宽容的皇帝去世后不久便陷入了分裂；而当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奥朗则布背离了伊斯兰教律法和莫卧儿帝国此前奉行的政策，转而镇压大部分臣民信奉的印度教时，他也引发了印度教徒们的反抗，从而使得穆斯林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像提奥多西一世去世后的信奉基督教的西罗马帝国一样，迅速走向灭亡。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解体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虔诚信奉伊斯兰教宗教宽容传统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保留了非穆斯林的米列特组织。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奥斯曼帝国从非穆斯林臣民中招募治国人才的出色制度被破坏了；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毗邻的西方文明当时已经兴起，赶超了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正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分裂；这种思想首先俘虏了帝国内部的基督徒米列特，随后又征服了曾在帝国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米列特。

历史证据并未表明，宗教统一乃是维持政治统一的必要条件，更没有表明强制实现的宗教统一会成为一种有利于政治统一的因素。因此，历史先例并不能说明，我们有必要在为避免自我毁灭已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建立政治统一的原子能时代里去对宗教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加以限制。一系列理由可以说明，宗教多样性与信仰自由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有好处的，并且在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中尤其是不可或缺的。

应当允许宗教自由存在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理由在于：通过胁迫实现的皈依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为只有自愿的皈依才有可能是真心实意的。事实上，我们是无法强迫一个成年人改变信仰的。我们能做的最多只是通过惩罚或处死等威胁手段，迫使他假装遵守新宗教的外在规范。相反，如果从早年就开始受到相关教育的话，一个孩子是有可能真心实意地改信另一种宗教的。被奥斯曼帝国政府起用并培训为帝国管理者的基督徒后裔们并没有受到当局要求他们放弃基督教、改宗伊斯兰教的胁迫。但他们似乎无不在教育结束前就自愿加入了穆斯林的队伍。自从他们离开基督徒家庭后，这些孩子就在纯粹的穆斯林文化环境、氛围中长大成人。自然地，他们会将伊斯兰教视为人类可能信奉的唯一宗教。他们必然会接受伊斯兰教。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强迫，而是因为他们的精神视野中已没有其他的宗教可供选择。对于奥斯曼帝国中的这些“供奉儿童”和一切社会、一切时代中的儿童而言，童年时期选择其他宗教机会的缺失都是一种常态。一个孩子必然是在负责教育他的父母或教师所信奉的宗教环境中长大的。无论上一代人采取何种教育策略，无法自由选择宗教的事实都是童年时期的一个固有弱点。但我们可以预期，在当今这个全世界人口都在不断流动着的、涵盖全世界的社会中，人们一旦达到能够形成主见的年龄，就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为自己选择一种宗教。

应当允许宗教自由存在的另一个理由在于：人权中包含了不受限制地了解各种不同的真理观和救赎途径的权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了解这些信仰中的任何一种，并自行决定要接受还是要反对它。这种倾听和学习的人权必然也要求存在相应传道与教诲的权利。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已通过探索或启示掌握了哪怕一点点真理或一小部分救赎手段的话，那么他就会感到自己有愿望和义务去与人类同胞们分享这笔精神财富，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希望劝说他人皈依的愿望可以表明，布道者是关心其听众的福祉的。而聆听布道的人也应该明白，即便传道者对自己的纠缠令人生厌，他的意图总归是善良的。

在我们已经提及过的所有传道型宗教和意识形态中，最古老的佛教也是最不那么令人厌烦的。佛教的传教工作是非常灵活的，因为佛教本身便是宽容的。佛教并不打算将自己传教版图以内的所有其他宗教扫地出门。它很乐意与别的宗教进行协商，并且不仅能够与它们共存，还能够实现互惠合作。由于这种和平气质，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会遭到暴力抵制。而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的传道性宗教和意识形态——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三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更加好斗，相应地也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抵制。例如，一位敏锐、干练的印度政治家和政论家——潘尼迦便将基督教在当今印度的传播视为一种可憎的事物加以尖锐批判(1)。他对当代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反应与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早期基督教的反应十分相似。非常有趣且发人深省的是，它也同当前西方世界思想保守的富裕居民区对共产主义宣传的反应非常近似。

信奉（或不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的这种激烈反应是很滑稽的，因为共产主义不仅是西方的产品和输出品，它还是只有在基督教文化环境下才能出现的事物。“传福音给万民听”(2)从一开始便是基督教的核心内容。“思想宣传”一词原本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术语。它来自于罗马的“传道议会”这一称谓。这种原本属于基督教的传教精神是各种西方传教活动（无论它们光彩与否）的原动力。它推动了旨在废除奴隶制、阻止虐待儿童、动物行为的团体组织的成立；它也促成了共产国际和反共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建立；它还是纽约麦迪逊大道等地各类商业广告公司的始作俑者。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设计出共产主义的真理观和拯救人类的药方后，作为西方人，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应当将这种新福音传播给全人类。他们并不会追问自己，传播信仰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就像佛陀不会扪心自问“业”和生命轮回究竟是不是生活中的现实一样。在这两个例子中，原本富于争议的可疑观点都被当成了预设前提；这是因为马克思与佛陀都受到了各自文化遗产的深刻影响。

本书作者认为（尽管未必正确），基督教关于人有义务与同胞分享精神财富的信仰是人性固有的一种冲动。然而，即便人确实有权利去孜孜不倦地宣讲他所信仰的福音，无论这种福音的内容怎样，这种传道的权利也要有个限度，因为人的一切权利都是有限度的。传道的权利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这种动机不带有任何利益诉求，只是一种与他人分享真理和救赎之路的纯粹情感。倘若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传播为了某种外在的政治、商业目的而遭到了滥用的话，那么这种传道就失去了合法性。例如，思想宣传的技巧被用来哄骗或恐吓人们购买他们不需要或买不起的商品或服务，或被用来在一个国家中培养内奸，以便帮助他国从政治上控制这个遭到思想宣传的国家。如果传教活动的动机不纯的话，那么它就不再具有合法性了。

既然人类进行传道的权利是有限的，世界上当然就应当保持着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如果本书第六章中的看法不谬的话，那么我们共有的人性虽在根本上保持着一致，却在浅层次上分化为若干不同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类型。人性的这种多样性塑造了宗教体验与需要的多元化，后者则要求对真理与救赎方式的多种解释方式。

或许，任何一种生存长久的高级宗教的成功都部分在于：它特别迎合了某种主要心理类型的精神需要。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任何一种宗教都只能服务于一部分人类。考虑到从前传道者们所拥有交流手段的匮乏情况，我们可以说，这些以传道为己任的宗教已经创造了奇迹。它们已能够赢得整块大洲的皈依；但它们中还没有一个能够传遍全世界。迄今为止，每种宗教的信奉者都集聚在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之内；人们可以在地图上泾渭分明地标出不同宗教各自控制的地理区域。然而，我们并不能把人性中心理类型、气质或性格的差异按照地理区域进行划分。如上所述，无论在一个多小的人类社会样本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各种人性类型的代表个体。

因此，迄今为止，每个人的宗教信仰通常并不是本人根据其气质挑选出来的，而是由他碰巧身处的时代、地域所决定的。事实上，他一般只能继承父辈的宗教，而并不会考虑这种宗教对于他的特殊气质来说是否是最有帮助的。如果他继承的宗教确实能够满足他的个人需要的话，那将是一种幸运的例外。如果最适合他的那种宗教位于大洋洲的话，那么，由于我们从前拥有的交流手段尚不完备，他或许根本无法接触到这种信仰。然而，既然今天的我们已经“消灭了距离”，那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出生的人都可以了解任何一种现存的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最后从中择取最吸引自己的那一种信仰。逐渐地，在能够明辨是非的年龄进行自主选择的做法将取代不假思索，甚至麻木不仁地继承本家族、本地区宗教的惯例。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接受宗教方式的转变，世界的宗教版图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前铁板一块、但却局限于一隅的各种宗教信众团体将分化成为不计其数的世界性散居团体，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在任何地区居于统治地位，它们在世界各地都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当各种宗教的信众是通过自主选择接受信仰，而不是由于其居住地而碰巧被纳入某个宗教的版图时，高级宗教将史无前例地拥有实现其根本追求的力量。它们的共同使命是使信徒同宇宙万事万物背后的精神真实建立直接联系，并帮助他与之和谐相处。这是一种后基督教意识形态尚未承担的使命。它们无法在每个人在一生中必然要面对的考验、麻烦、罪孽、挫折和丧亲悲痛等情况下为人类提供任何帮助。尽管这些意识形态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兴起并快速发展，但这个领域——对人类而言其实是最重要的领域——仍然属于历史悠久的高级宗教和哲学流派的控制领域。

与此同时，对于高级宗教和人类来说十分不幸的是，这些宗教在将人类从旧有的社会牢笼中解救出来之后，又将他们投入了由高级宗教自己建成的新牢笼中。基于我们前面谈到过的理由，这一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宗教信仰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而社会行为就需要一定的制度框架。尽管教友派已尽其所能，要让信徒直接接触上帝，而不受到任何人类社会组织的干预；但教友派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他是无法彻底摆脱其本性赋予他的社会束缚的。然而，他所受到的社会束缚在压迫剧烈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当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与生俱来的社会牢笼中的时候，他所拥有的个人自由是最低的。在得不到自由的情况下，能够在几个牢笼间进行选择也是一种相对较好的状态。如果人们能够自由选择他们希望信奉的宗教的话，那么他们便拥有了这种选择的权利。

我们还可以指望，这些宗教囚室的墙壁将逐渐变得不像过去那么坚固和森严。造成从前高级宗教严酷性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彼此间的门户对立。每个教派都怀着戒备之心，牢牢控制着自己的信徒们，生怕他们被敌人掳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宗教权威及信众们的心态变化已开拓了一片全新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前景。或许各种高级宗教将会停止彼此间为争取和维持信众而进行的持续竞争，转而进行相互合作，以便最大程度地为全人类和各部分人群提供服务。一种宗教能为人的灵魂提供的最重要的精神服务是帮助他寻求真理和救赎，哪怕这个灵魂在探索过程中的自主选择背离了其祖先信奉的宗教也在所不惜。衡量宗教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并不是信众的数目，而是它究竟给予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们多少精神帮助。

宗教多元化和多样性有必要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这种局面可以塑造世人的开阔眼界，防止人类不断陷入教条主义的倾向。对于人的灵魂而言，宗教层面的重要性是科技层面所无法比拟的。然而，正是由于后者不是那么重要和关键，科学和技术却能够针对与它们相关的细节问题给出确切的答案。相反，高级宗教则试图探究宇宙的奥秘，让灵魂与万事万物背后的终极精神真实建立联系并和谐相处；因此，这些宗教所处理的是人类在无休止地追问，却永远也不可能给出像科学那样精确的答案的问题。宗教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科学与技术的语言；它使用的是诗歌和神谕的语言。它产生于心灵的深处；它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临时的和阶段性的，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可言喻的和无边无际的。教条主义是用科学术语表述宗教真理的一种无谓尝试。不同宗教发出的不同声音可以提醒我们：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对待任何一种宗教。如果当前的所有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都被统一成一种思想的话，那么人类就更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式的精神瘫痪中；因为这种混合体几乎一定会发展成为一种唯我独尊的教条。我们在第五章中引用过的、休谟有关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条化的评论已经令人信服地阐释了这个道理。

在政治统一后的世界中必须保留宗教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世界性国家中的生活将会是相当沉闷的。为了避免自我毁灭，我们必须选择世界性国家。但任何成就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们为世界性国家中的安全局面所付出的代价中就包括了单调乏味的生活。今天，我们依旧生活在一个极度多元化、总会变出令人苦恼花样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很强的想象力，才能构想出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废除了战争、制止了人口增长，并为超过今天两三倍的人口提供了充足食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这样一个全新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将会被颠倒过来。我们今天看重的是安全以及作为其保障的统一与规范。但如果我们顺利实现了这三个目标的话，我们珍视的东西就会变成令当今社会感到苦恼的多样性。这种即将到来的价值取向转变是本书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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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尼迦（K．M．Panikkar）：《亚洲与西方的主导地位》（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London，Allen ＆ Unwin，1953）。

(2) 《圣经·马可福音》，16·15。

第四部分　技术对生活的影响

第十一章　人口、城市化与人口过剩

让我们先来设想，我们成功地解决了当前困扰我们的、最紧迫的和最危险的问题。我们假定，战争制度已被废除；民用核垃圾处理这一全球性问题已得到解决；并且在世界人口比当前翻了两三番的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狭隘思想并没有阻止科学为世界人口提供足够的食品。当然，这种假设是乐观主义的，但也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因为我们业已掌握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政与技术手段。正如我们已经着重指出的那样，现在的主要障碍是政治性的。人类要想避免自我毁灭，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而实现它们的机构只能是相关领域内的世界性权威，它们能够对此前的地区性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在产生矛盾的时候制服后者。建立世界性政府的前提则是，当前在各民族中风靡一时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到并接受这样一个尖锐现实，即自愿放弃国家主权是人类在原子能时代能够继续生存的必要前提。我们有理由认为，到了这步田地的时候，人类还是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了的话，那么人类历史就可以延续下去。但它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延续下去呢？如果我们以这种并非不可能操作的方式及时解决了眼前的问题的话，那么人类可以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吗？诚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是必须继续付出努力的。变化乃是生活的本质；而随着技术的加速进步，当代生活的变动节奏也加快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毫无疑问，我们尚无把握断言，当前的技术进步会按照现在的加速度不断推进，直至永远。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技术进步的飞跃，但每一次都以接下来的技术相对停滞时期而告终。新石器时代革命便是这样一次短期内的飞跃；文明诞生之初冶金术、书写技术和大范围治水技术的发明是另一次。当今社会中的这一次技术飞跃也有可能最终偃旗息鼓。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显示出放缓的迹象。我们不应排除眼下的技术发展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一直延续下去的可能性。如果这场划时代的技术革命确实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它还会继续带来划时代的社会变革，正如它目前正在做的那样。

阻止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是停止技术革命；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选择这样做的。技术进步不是自动发生的；它是一种设计好的自觉的人类活动，而人类是有能力逆转这种人为活动的。我们可以选择用技术倒退来取代它。然而，圣雄甘地的经历表明，为了避免经济衰退，世人是不大可能在技术领域行使自己的自主选择权的。

甘地试图将印度从束缚全世界的现代西方文明罗网中解救出来。他意识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切断在印度采用现代西方技术的背景下形成的两者之间的纽带。因此，他号召印度人民回归手工纺织的生产方式，并身体力行，每天完成定量的手工纺织劳动。然而，甘地正是在这一方面受到了同胞们唯一的一次冷遇。在这一技术问题上，印度人民不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当然，他的这一设想自然也没能被孟买和阿玛达巴德（甘地本人的家乡）的印度纺织工人们采纳。凭借着关税壁垒，印度企业家们成功地从兰开斯特郡的企业手中夺回了机器制造棉产品的印度市场。即便为了甘地的缘故，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失业；尽管资助甘地进行政治斗争的正是他们。更引人注目的是，印度民族大多也和这些印度棉纺业厂商们持同样的立场。就物质层面而言，接受甘地技术改革方案的做法会使得印度人民本已难以忍受的低生活标准进一步降低；这是印度人民不愿作出的牺牲。他们不能接受用放弃西式技术的代价来换取自由。既然印度人民拒绝了这种做法，那么其他民族一定也会拒绝采纳甘地式的技术改革方案。这是因为，印度文明在传统上就是一切高级文明中最不重视技术的一个。既然连印度都不肯放弃技术进步，那么我们很难想象美国会赞成这种做法。迄今为止，美国人仍是技术领域里的革命者。他们热烈欢迎一切在本质上有益的技术革新。尽管他们还未承认，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安定的生活是不可兼得的；但即便他们明知世界的沧桑巨变将迫使他们去面对和作出选择，从而引发社会变革的话，美国人无疑还是会去追求技术进步。技术是生产财富与权力的神奇石磨；而为了追逐财富和权力，人类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

因此，人类似乎不大可能会自觉地停止技术进步。与此同时，技术已经引起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它正在制造人口爆炸、全球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过剩现象；它正在制造机械化、标准化和随之而来的乏味生活；它还在制造富足的生活状态和随之而来的福利资源稀缺和闲暇时间增加。技术进步的这些社会、精神影响是本书这一部分的主题。

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分析过当前人口爆炸的原因。我们认识到，避免这种人口爆炸继续进行的唯一途径是让处于落后状态的大部分人类接受节育的做法，以便抵消业已实现的死亡率下降。我们并不清楚，思想落后的大部分民众需要多久才能完成这种自我再教育。但我们可以预言，他们最终一定会放弃过度繁殖的习惯，无论这种习惯是多么古老和根深蒂固。无论怎样，任何习惯都是可以被放弃的。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中的少数人已经放弃了这种习惯。我们无法预测的是，大多数人还要多久才能完成这种少数人已经完成了的改变。由于多数人还处于改变习惯的过程之中，世界人口数目还会继续飙升。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的可能，即当全世界人口数目稳定下来的时候，这个数字将要达到目前的3～4倍。

世界人口的这种可预见的激增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将如何养活多出来的这些人口？他们又将到地球的哪个角落里去居住呢？

第一个问题相对容易回答一些。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出，如果民族主义能够作出让步，允许科学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食物的生产和分配的话，那么它就能够按照今天少数人享有的温饱标准去养活新增的世界人口。全球性的通盘规划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食物产量最高的那些地区将是人口增长最少的区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科学技术使得那里的人们只需使用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手，就能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作物产量。此外，这些土地的自然肥力也高于世界土地的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处于温带，这里拥有最适宜耕种的土壤。与此同时，同样这一批国家又率先通过降低出生率而实现了人口平衡。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正在创造出超过自身需求的、数量巨大且不断增加的剩余食品，这些食物迄今为止还找不到充足的市场需求。

无法通过出售这些剩余食品而盈利成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尴尬处境；但这却是世界人民的福音，因为占据世界人口大多数的饥饿人群是极其需要这些卖不出去的食品的。而正是在这部分人口中，人口爆炸的势头最为迅猛，恢复平衡的希望则遥遥无期。此外，目前正在不断扩大的、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饥饿人群主要生活在热带地区，那里的土壤总体上比温带地区贫瘠。因此，即便我们以后在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中系统应用了科学技术，这些地方单位土地产量的提高也不会像在爱荷华州和法国那样显著。因此，在法国和爱荷华州生产的剩余食物就需要被运输到印度人和中国人那里，以供他们食用。这种人道援助式的运输会产生费用问题，因此人们就必须动用一笔全人类共有的资金。即便我们能够解决资金和政治问题，留待科学去填补的食品供应亏空也是相当巨大的。然而，根据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出的观点，如果没有政治阻力掣肘的话，科学是有能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预先为将要增添的几十亿人寻找住处要比设想如何让他们获得温饱更为困难。在适宜的条件下，农业科学已经具备了喂饱他们的能力；但为他们安排居所则是社会管理工作的职责，而人类在这方面的技能还远未成熟。我们可以想见，这些新增的数十亿人将会涌入城市，因为舍此以外他们实际上无处可去。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那里发达还是落后，城市都在以惊人的规模与势头膨胀着。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还彼此分离的城市在未来必然会融合成为一座全球性的巨大城市。席卷全球的城市化浪潮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其中有一些是技术性的，一些是经济上的，还有一些属于心理层面。

城市化的技术原因在发达国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只需安排很小一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养活其他所有民众，并留下一部分当地剩余农产品以用于交换。例如，在今天的美国，只有5％的人还在从事农业。剩下95％的人已没有必要留在乡间，便只能从事某种城市里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人们只要去爱荷华州的乡间作一次旅行，就能直观地看到在那里发生的情况。在还需要人照料的农场上，农舍周边的作坊和棚厂更像是工业厂房，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谷仓和马厩。人们还会惊奇地看到，这些设备使得一个人就能耕种450～600英亩的土地。也许这些由一个农民耕种的土地中的1/2或2/3在一代人光景之前就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农场（当时爱荷华州每座农场的平均面积为260英亩）。那个恍如隔世的时代在今天留下的遗迹是一些被废弃的农舍。由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单元才能在爱荷华州生存下去，也由于成功的农场经营要求更加精巧、昂贵的设备和操作它们的技巧，这些农舍从前的主人们因缺乏资金、教育、事业心或精力而无力继续经营农业了。这些从前的农民们的后代已在城市里成长——那里的生活不如祖先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享受的乡村生活幸福。爱荷华州的乡间已成为一片狼藉的战场。如果说坚持下来的农民们的作坊是胜利纪念碑的话，消失的农民们的废弃农舍就是战败者的遗体。人们在澳大利亚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景观。生产了羊毛、小麦这些澳大利亚宝贵财富的“内地”今天几乎已经成了无人区。澳大利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目前都聚集在五座大城市里。

城市化的经济因素在发展中国家里更为突出。在这些地区里，仍旧盛行的基础农业甚至还不够养活人口爆炸开始前的全体乡村居民。如果在这些地区里新增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仍然留在乡间的话，他们一定会饿死。因此，他们大批拥入城市，尽管那里也无法保证他们不会被饿死。在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在进行着一场残酷的竞赛，不断增长着的人口就是这场竞赛的赌注。

城市化的心理因素在全世界都在发挥着作用；因为城市对于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的人们都是具有吸引力的。

我们可以在位于秘鲁东南部的阿雷基帕（它位于海岸和安第斯高原最高处中间）中直观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吸引力。阿雷基帕位于一块由灌溉形成的绿洲之上，那里的土地只有在得到充足供水保障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耕作。水资源一旦枯竭的话，沙漠化就会开始；并且，那里的水资源其实极为有限，目前已找不到水来多灌溉一块耕地了。此外，除南方铁路公司的一些小工厂外，阿雷基帕是没有其他重要的非农业资源的。这座城市本身的规模是与有水灌溉的乡村地区相称的；但在今天，这座城市已处于大片简陋棚屋的包围之中。在那里占地的人们其实没有希望在阿雷基帕找到任何能够得到报酬的工作。但他们盲目地相信，只要他们抵达了这座令人炫目的城市，人间的伊甸园就已触手可及。当地的市政部门恳求他们返回自己高原上的农庄。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变卖自己在高原上的产业；只要这些人愿意，他们随时可以返回那里重新开始生活。然而，他们对当局的建议充耳不闻。这些移民们的淘金梦在他们自愿选择的贫苦生活这一阴暗现实面前被撞成了碎片。

类似的一座贫民窟也在包围着巴格达。像在阿雷基帕发生的情况一样，这里的占地者也来自乡村；并且这些伊拉克农民的迁徙比盖丘亚人的更加有悖常情。安第斯高原十分荒凉，农民在那里的生活也非常艰苦。相反，伊拉克农民们拥有的乡间土地在其最初4000年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已经变得和埃及的土壤一样肥沃；如果那里的灌溉体系得以恢复的话，那么它是有希望成为第二个埃及的。只要伊拉克的农民们守护好他们继承得来的遗产，抓住已经陆续到来的发展机遇的话，他们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为，与当代埃及的情况不同的一点是，同伊拉克乡村地区潜在的农业生产力相比，那里的乡村人口还十分稀疏。然而，这些伊拉克农民并未等待唾手可得的收成，反而挤进了一座毫无前途的贫民窟。他们为了一个虚幻的目标出卖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像飞蛾一样被城市的夺目光辉所迷惑。

通过巴格达、阿雷基帕、芝加哥和澳大利亚的五大城市，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性城市的许多雏形，并且能够借此预测未来巨型城市的样子。美国东北部地区正在迅速融合成为一座巨型城市；要不了多久，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就不会再有大面积的空地间隙了。而在美国西南部，洛杉矶正在扩张成为一个次大陆。我们根据当代希腊的雅典就可以感受到从普通城市发展成为巨型城市的沧桑巨变。从前可以控制整座雅典城及其周边乡村地区的卫城已被一座巨型城市所吞没了；这座城市已跨越了周围的群山，向更远的地界推进；它在北方和西方的迅猛扩张似乎有着吞并整个希腊的势头。希腊的名胜古迹正在被茫茫人海吞没，这真是一幅可怕且可悲的场景。从蛮荒时代起，希腊群山的天际线、山丘和平原上的斑驳光影都使得这个国家拥有着一种独特的美。这种美在过去似乎是不可磨灭的，但在今天却正在遭受着破坏。

巨型城市对日本的破坏比对希腊更甚。在日本可耕种和可居住的土地（它只占日本国土的一小部分）上，巨型城市的存在已变为既成事实。在今天的日本低地地区，街道与房屋随处可见，田地则成了稀有的风景。对各部分历史地貌的改造进行得十分迅速。到了1956年，我已经认不出自己在1929年曾游历过的关门海峡的地貌了。街道、房屋和电线取代了在27年前曾令我感到心旷神怡的蜿蜒步道与花丛。自从第一座城市——耶利哥建立以来，城市的反常特征便通过城墙表现了出来——城墙将特定的一群人同人类所习惯的开阔乡村地带（它包括毗邻的田地和外部的无尽荒野）隔绝开来。今天，地球表面的稀有景观已不再是城市，而是公园或绿化带。它们现在反而需要栏杆的保护，以防被无边无际的巨型城市所吞没。

尽管即便在今天，世界人口的主体仍为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但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就连今天爱荷华州式的农业工人也会变得同5000年前乌尔或尼普尔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一样稀少。对全人类而言，城市生活正在成为一种常态；社会环境的这一巨变要求人性也要相应作出重大的调整。在迄今为止的9000年内，人类的身份一直是农民与牧人；在这以前的约90万年中，人类则是食物采集者和猎人。但在此后我们继续在地球上定居的岁月中，人类必须要居住在巨型城市中。人类历史上的城市定居阶段将是最为漫长的。因为根据科学家们的预测，如果人类自身不灭绝的话，那么这个物种还能在地球上继续生存20亿年。我们要在巨型城市中生活20亿年！这种苦难是人类所能够忍受的吗？

对于所有人来说，在大都市里流浪和迷路都是一种迷惘而可怕的经历。在1964年万圣节之夜，我和妻子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与朋友们共进晚餐。这时候，根据当地的习俗，孩子们跑来敲门，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一个7岁的孩子哭着走了进来。他的不幸遭遇十分可怜。他们一家当天从怀俄明州的一个乡间小镇开车来到丹佛。他们停好了车，便冒失地让这个小孩来到这一街区里挨家挨户敲门。这是这个小孩平生里第一次身处在大城市里。他找不到车了，于是便孤身一人待在大都市里。这次经历使他受到了严重伤害。在我眼中，他象征着被丢弃在一个即将拥有世界规模的城市里的一代人。如果在这种困境中，上帝对待我们的态度也像招待我的主人那天晚上对那个可怜的孩子一样热情的话，那么我们还算得上是幸运的。

在告别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后直接进入大城市的体验会使人受到震撼，这种冲击力足以把一个清白的农民变成城市里的犯罪狂。我在从前一次乘直升机飞越波多黎各内陆地区时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在离地面只有数百英尺的空中，我俯瞰着遍布林木的茫茫群山，不时发现一小块空地，上面只有一座茅舍和一块农田。如果我是在这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家园里出生、长大，从未耳濡目染过现代城市生活的纷扰喧嚣的话，那么，倘若我迫于经济压力突然搬到了纽约东部城区里的话，我会作何感想呢？当我像飓风中的一棵小树一样，从自己的社会根基中被连根拔起的时候，难道我自己的道德观不会迷失掉吗？我在那一刻明白了，纽约的一些波多黎各移民为何会在更适应当地环境的老住户眼中成了坏邻居。我也很欣赏波多黎各政府的明智之举：它试图为岛上的剩余乡村劳动力创造在国内就业的机会，于是通过优惠的减税政策来吸引美国公司在波多黎各设立分部。一位波多黎各农民要适应在圣胡安的生活、工作条件也未见得容易；但如果他能够继续留在生养自己的岛屿上的话，那么从农业劳动向工业生产的转变对他而言就不会那么具有灾难性。

但是，如果圣胡安也像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洛杉矶和雅典一样，成了未来世界性城市的一部分的话，我们和波多黎各农民又如何才能忍受城市生活呢？我们最急迫的任务是要将人类从像阿雷基帕、巴格达周边那样的贫民窟中拯救出来。目前，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正在不断地被塞到这些贫民窟中去，他们的处境犹如庞大垃圾堆里的废弃汽车。幸运的是，针对这种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可怕威胁，世人已完成了一些创造性的规划与建设工作，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当我在加尔各答和卡拉奇脱离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帝国后第一次对它们进行访问期间，我对这两座城市贫民窟中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们”的悲惨生活（如果活着就算是生活的话）状态感到惊恐。但仅仅过了若干年，当我再度访问卡拉奇时，我发现那些被树丛包围着的贫民窟已被清理，那里从前的居民被重新安置了住所。这些新房子的所在地最初是一片干燥的沙漠，跟沼泽地一样令人望而生畏；但那里的环境并不会致人死命，相反还有益于健康。就我目力所及的范围，我在那里看到，这块从前的沙漠现在已被一串卫星城所覆盖。这些砖砌的房屋相当简陋（巴基斯坦是没有资金去建造奢侈的住房的），但人们用最小的投资建造的这些工程已足以满足居民们的需求。每座新城都被划分成几个独立的街区，每个街区的规模都很适度——也就是小到了足以让住在那里的街坊邻居间彼此熟识的程度。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的商店、学校、清真寺、洗衣房，并且当地居民可以从自己的新家步行抵达所有这些公共设施。于是，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重新又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事实上，他们并未在真正意义上重返家园。但他们已被从贫民窟中拯救了出来，重新拥有了住所，从而在新家扎下了根。

我当时询问道，是谁为巴基斯坦政府设计了这些鼓舞人心的新城市呢？当地人告诉我说，设计者是来自希腊雅典的道萨亚迪斯。我当时非常渴望能够同这位为陷于困境中的众多民众提供如此人性化的服务的人会面。而当我日后真的在雅典见到他的时候，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道萨亚迪斯先生，你如何发现，怎样的生活环境才能给予流离失所的人们以重获新生的机会呢？”道萨亚迪斯先生回答道：“我并不需要去发现这个奥秘。我凭经验就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个问题中长大的。我和我的家人本身就是难民。我的父亲是保加利亚斯塔尼玛卡城里从前希腊人聚居区中的医生。”事实上，道萨亚迪斯先生和他的兄弟们就是在希腊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的。为了应对这种挑战，道萨亚迪斯先生发明了一种新职业，并动用属于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建立了一种新科学，或不如说是一门新艺术。他的职业确实是全新的；因为按照“城市规划”一词从前的那种简单含义，这个字眼是不足以概括道萨亚迪斯所从事的工作的。道萨亚迪斯不仅规划了卡拉奇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等城市，他也为国际性大都市进行着规划。由于道萨亚迪斯先生意识到了人口爆炸和乡村人口下降等因素的存在，他的规划不仅考虑到近10年内的需要，也在为下个世纪未雨绸缪。他正在设计的大都市布局可以容许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又不至于在某个固定的市中心造成令人无法忍受的过分拥堵。道萨亚迪斯将这种新技巧命名为他的“城市区域规划学”。这种富于想象力的规划方式和长远眼光使得后世之人有机会主宰自己在大都市中的生活，而不至于沦为其牺牲品。

然而，无论道萨亚迪斯和他的徒弟们多么勤奋和巧妙地发展这门新兴的城市区域规划学艺术，前所未有的人口密集状态还是会随着世界人口近期内翻两到三番的情况一并出现。我们正在迅速步入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新世界，那里残留的最大空地将是供超音速飞机起降的机场。地球表面上将不再有供交通运输使用的空间。无法空运的大宗货物将会在地下进行运输。地表上也不会再留有农业生产所需的耕地；街道和房屋将占领每一寸土地。除纤维品的生产外，食物生产都将转移到海上。我们将消灭鲨鱼、鲶鱼等肉食类海洋野生动物，而让海洋中布满鲱鱼与鲸类，就像我们现在让河湖里布满着可食用的淡水鱼一样。我们的应急口粮则将是海中的浮游生物。

为工作事务而进行的旅行范围将会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为娱乐而进行的旅游则有可能会减少。在一个标准化的世界中，观赏风景的兴趣将会衰减。当游客在安第斯山区的旅途中自始至终只能看到无所不在的巨大城市时，这种旅行还能带给人们什么好处呢？如果有些人即便在自己的好奇心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仍不肯安分的话，那么公共权威也会制止他们去旅游。尽管那个时代的航班数目会大大增加，但他们还会有机会登上其中的一架吗？各当局在发放旅行许可证的时候会十分谨慎。就像英国官员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那样，他们会随时盘问：“你的旅行真的是必要的吗？”并且还会追问：“你真的需要亲自去旅行吗？难道就不能通过电话、电报、收音机、电视来解决问题吗？”在未来时代，除确实必要的工作事务旅行（这种任务可以保证当事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外，巨型城市里的居民将会被越来越严格地限制在能够供养这个规模的人口数目的当地街区之内。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之内，他和他的邻居们将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第十二章　机械化、组织化和单调乏味的生活

一定程度的组织化是任何社会性存在的必要前提；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首先成为社会性动物，他们就不大可能会进化成为人类。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食物采集者的生活在组织化程度方面是最低的。然而，当我们遇到仍过着这种原始生活的人类同胞时，会发现他们已远非完全独往独来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社会组织复杂而严格；标志着他们生命每个阶段开始的各种仪式都带有强制性，接近于一种负担。在近9000年的历史中，一次次经济革命以越来越快的频率接踵而至。每一场经济革命都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而人类为富足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越来越严格的组织化。农民和牧民们就不如食物采集者和猎人那样自由。与农民相比，牧民似乎更像是自由人；因为农民的生活方式要求他必须在田地上扎根。但这种表象带有迷惑性。牧民必须像行军中的职业军队那样严守纪律，才能顺利完成在冬夏两季牧场之间的季节性迁徙。城市里的工匠和商贩则比农民和牧人更不自由。随着机械化时代的来临，组织化的严格程度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加速发展着。

机械化意味着通过驾驭无生命的自然力来取代对人力和畜力的使用，前者在强度和广度上是足以令任何生物自身的力量相形见绌的。迄今为止，机械化已有约5000年的历史。早在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已驾驭了风能，在适宜的条件下用它取代桨手的体力来驱动船只。水能则在约2000年前被人类驾驭。但机械化一直发展到距今200年前，人类才开始能够驾驭蒸汽能；而人类对电能、石油能源和原子能的驾驭则是更为晚近的事情。

在机械化进程中，人类掌控物质力量的能力不断提高，但人类生活组织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这一局面是由几个原因所造成的。机械的力量越大，它对生命和肉体的威胁就越大，对机器的操作就必须更为仔细和精确，它的使用成本就越高，对使用机器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压力就越大，其使用范围也就越广。高能机械的所有这些特征都要求十分广泛的社会范围内的严格人类纪律。这种广阔范围和严格纪律很容易将机器的烙印打在机器操作者的生命中。与人和家养动物相反，机械是没有个性的。诚然，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早在文明诞生之初，人类社会的规模已超出能够完全通过个人关系加以维系的程度之后，非个人关系的因素就已经介入了人类生活。对书写技术的最早应用便是非个人关系的媒介。当时的人们使用文字来记载产品库存状况和人员名单，记录契约，制作大量留存至今的官方“表格”。在此后的社会生活中，能够将未曾谋面，并且永远也不会真正面对面的人组织在一起的非个人组织取代并掩盖了个人关系。在文明时代，非个人关系的要素是无所不在的。然而，近年来机械化发展所造成的社会效应大大增强，加深了这种早已存在的趋势。

当前这种高度机械化的运作范围及其成本已超出了任何个体劳动者的能力限度。能够运用机械化手段、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地经营其农场的爱荷华州农民只是业已逝去的私人企业时代的一个孤零零的残余；并且，无论他的技术水平和商业经营水平有多高，他都不大可能将这种状态长期维持下去。他必然要被某个由非个人关系维系的组织所取代，后者也必然要逐渐变成一个更大的、同样由非个人关系维系的组织——国家的资助对象、创造物和直属部门。在美国宪法和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法案所建立的社会结构下，典型的公民在经济层面上是自己的主人。农民会拥有他自己的农场和畜群；店主会拥有他自己的店铺和商品；手艺人则亲自向其主顾收取提供服务的费用。但到了今天，从前那个典型的公民已成了某个地区的、国家的或国际性集团的雇员。在当今社会中，任何权威机构为任何目的而印制的表格都要求人们填写“所在单位”这一项。编制这些表格的人偶尔才会记得补上一条附注：“如果您从事个体工作的话，请在空白处填写您的私人地址。”任何公共权威、包括那些标榜自己信奉个人主义的政府都不欢迎个体户；但即便社会主义政权也很欢迎私人雇主。由于不熟悉规则的缘故，个体户很容易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问题；而一个企业集团则有足够的资金，同时也认为有必要雇用了解相关规则的专家，以便更好地与公共权威打交道。官员们可以利用这些专家完成自己的许多工作，并对私人雇主的行为进行规范。

就我的人生经历而言，最能集中反映各种领域的组织化进程的是道路的变化。1899年，当我还只有10岁的时候，我在距多佛与伦敦之间道路不到1.25英里的一座村庄里上学，那个地方大致位于多佛和坎特伯雷的中点处。我利用这部分连接伦敦与多佛的驿路作为自学脚踏自行车的理想场所。我会在这条路上一连耗上几个小时，先是骑到坡上，再下坡驶入道路表面的厚厚的松软白色尘土之中；之后再进行同样的爬坡与下坡练习，直至我掌握了这门技巧为止。如果我的哪个孙女也想在同一条路上学习骑车，而交警没有及时把她拦下来的话，那么她很可能会在下坡时被撞死。当然，在我的童年时代，交警还不存在；因为在那个时代，道路上还没有能对其他车子和行人构成威胁的车辆。当我在道路上上上下下的几个小时里，从我身边经过的最危险的东西也不过是些难得一见的敞篷大马车。其他的车辆无非就是些干草车、狗车、驴车和手推车而已。如果驴车真的与手推车相撞的话，造成的损害可能也十分轻微。这种速度缓慢的交通，其效率是很低下的，但很安全。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在伦敦通往多佛的道路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我在路上学习骑自行车一样。此后，机器驱动的车辆的发明显著地提高了交通效率，但相应地也付出了危险系数升高的代价。于是，公共权威不得不插手道路交通的管理事务。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必须取消道路使用者从前曾享有的自由。交通规则变得越来越严格；而违反交规所受到的处罚则越来越重；但意外事故发生的概率却仍在提高。1899—1966年，道路交通领域发生的变迁同样也在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方面发生着。

机械化所带来的组织化不仅影响了人类，也影响了他们的劳动产品。机械化解决了从前物质产品稀缺、昂贵的问题，从而造福了世人。从前的奢侈品现在可以批量生产，并以普通人都负担得起的价格进行销售。制作这种造福社会的产品的方法是设计并兴建一座精细且昂贵的生产车间。从前那些主要依靠锤子和凿子手工生产出来的、数量稀少且价格高昂的产品现在可以通过工厂里的一整套机器进行批量生产。由于这个缘故，普通人在今天也能在一定意义上拥有过去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消费得起的商品。普通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受这些好处，但他们拥有的东西并不完整。这是因为，一切商品只有标准化后才能被大规模生产。机器制造的商品缺乏从前手工产品的那种多样性。个体工匠可以改造他们的产品，以适应个体顾客的特殊需求。因此，手工产品尽管昂贵，但它是可以改变的。相反，如果机器也要像手工业者那样尊重每个顾客的特别要求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完成批量生产的任务。尽管这种对个体需求的尊重在上帝、法官或官吏眼中可能是一种错误，但它却是手艺人们拥有的一种美德。如果机器也能够像之前的手艺人那样成为艺术家的话，那么这也将成为机器的一种美德。

机械化、组织化和标准化要求我们付出心理的、社会的和审美的代价。它们的心理代价是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在日益缩短的工作时间内完成日趋严格的标准化工作，从而越来越容易地挣到越来越多的钱是一件十分无聊的事情。在完全机械化的经济环境中，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所从事的工作中已不会再有任何热情；而没有了热情的人生将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操纵机器的工人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的“休闲”中寻找热情；“休闲”这个字眼本身便是意味深长的。它准许工作从人身上取走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随后又在闲暇时间里把它们归还给人类。“休闲”就好比对一块面包添加营养成分的人为再加工；这块面包的原料虽然已被机器磨制成面粉，但这台机器实在过于高效，以至于它只能完成磨制细粉的工作，却无法保留面粉中的营养成分，尽管吸取这些营养才是我们烘制面包的最终目的。

工作中的心灵空虚状态是机械化带给人类的一种新的祸害。此前，热情和工作从未彼此完全分离过。食物采集者的谋生方式十分危险，但也因此而显得十分刺激。如果他今天找不到一窝虫子或一串树莓的话，他就可能会在明天饿死。因此，他每天的觅食工作都因为希望与恐惧，以及相应的激动与折磨而充满了戏剧性。捕猎和钓鱼的乐趣不言自明；即便是农民相对单调的生产活动对他们自己而言也是十分令人着迷的。大自然的种种变数让农民的劳动一直存在着不确定性。他能在大雨到来之前收割完庄稼吗？他的柑橘能在突如其来的霜冻中幸存下来吗？他的母牛即将产下的幼仔将会是一头公牛还是小母牛呢？它会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呢？这些不确定性对于农夫来说是令他感到头疼的，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才是有趣的。对于一个产业工人而言，这种乐趣是不存在的。他的工作就是在温度、湿度被自动设定的工作环境下，看着无数某类机器的一种特定标准化零件在永不停息的传送带上从自己面前经过，并重复着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作业。因此，这些生活单调的产业工人有时会将反社会的暴力破坏活动作为自己业余的“休闲”方式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便机械化的受害者并不明白自己为何行为乖戾，我们也可以理性地解释这些非理性的现象。他在为社会对他造成的伤害而报复社会；并且他所受到的伤害也的确是非常严重的。通过使他的工作机械化，社会使得他生命中的盐失掉了味道。事实上，当今社会对产业工人所做的就如同本书第五章中引述的、塔西佗所指出的、奥古斯都统治下的和平对罗马公共演说术的影响一样。当整个社会被彻底规范之后，生活就会变得单调乏味和死气沉沉。

第十三章　富足与闲暇

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生活在现在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各种公共设施所提供的便利；自约5000年前文明诞生之日起，这种权利长期被在社会中居于少数的特权阶级成员垄断着。充足的金钱和娱乐方式在从前是由少数人所支配的，如今却即将由大众来支配。我们所有人很快就会在每周从事短时间的严格标准化工作的情况下领取高额的工资。在发达国家中，这种新型经济模式已近在眼前。我们可以预测，富足与闲暇的状态还会在未来的时代中推广到全人类身上。人类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是劳动。人性天生就是喜欢学习使用技术的。尽管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只会在个别时代的个别地点出现，但它们一旦被发明出来，其他民族就能毫无困难地掌握和应用这种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上完成的所有技术创新都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而当前出现的新型机械技术的传播则要比以往的各种创造发明更为迅速，因为这种机械化技术还革命性地改进了人类彼此间的交流手段。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早晚都能拥有财富与闲暇。然而，在大多数人必须依靠艰苦的日常工作来养家糊口的时候，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是可以享受他们的财富与闲暇的；而当全人类都拥有这些福利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还能像从前那样去享用它们。将一种特权授予所有人的做法就相当于剥夺了所有人的这种权利。假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了足够多的金钱，那么每个人手里的金钱都无法买到从前特权阶级能够购买的那些便利服务；这笔钱甚至无法买到生活必需品，因为其他所有人手中都有花不完的钱。如果每周工作2天就能使得劳动者挣到足够支付其一周开销的工资的话，那么谁还愿意在剩下来的5个休息日里加班干活呢？而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去休假，没有人留在岗位上为其他休假者们提供娱乐服务的话，那么人们在每周长达5天的休息日中又能做点儿什么呢？

对于一个工业化社会，每周一个休息日的安排是非常适宜的。即便拼命工作的农民和牧人也不至于累死，因为他们的劳动依赖于大自然的节奏，后者自动为劳动者安排了忙碌与休闲时间段的交替。相反，机械化时代的人独立于自然，却受到机器的奴役，后者可以让他永不停歇地一直工作下去。只有人为造成的停顿才能让产业工人和办公室职员们得到必要的休息。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每周一天的强制休息是一件好事。即便目前在发达国家中通行的、每周休息2天的制度也是对机械化时代的高强度生活节奏的一种合理补偿，尽管这种每周两天的休息方式已明显拖缓了全世界的工作节奏，对于那些与通讯有关的工作而言尤其如此。然而，机械化带来的每周工作日数目的减少并不会到此为止。我们可以预测，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工厂、办公室、邮局以及餐厅、剧院、电影院、旅馆、银行、商店、医院、药店与私人诊所每周的休息日都会从2天延长到5天。

人们只要访问一下今天的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就可以预览到很快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福利稀缺状况。在这两个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你会在餐厅或旅店用餐室的门上看到这样的提醒告示：“晚餐供应到下午6时30分整结束。”告示上说的就是“整点”。如果你在下午6时33分进入那家餐厅的话，你就要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吃上饭。也许你是在乘机飞越了半个地球后气喘吁吁地赶到那里的；也许你的迟到是飞行员或恶劣天气造成的，并不能归咎于你自己。但所有这些辩解都无法为你赢得同情或宽容。下午6时30分打烊是贸易工会定下的制度，它就像米底人和波斯人的法律一样不可变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仅在餐厅关门时间后3分钟抵达旅游目的地是一个糟糕的做法，并且在周五下午6时和周一早9时之间患病或去世也显得十分冒失。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段内生病的话，你将得不到任何医生的治疗；如果你因此死亡的话，你也得等到周一才能下葬。我们把这种分毫不差的2天休息制度变成5天，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样子：在这个世界里，随着机械化的发展，每个人的手中都拥有了时间和金钱。即便工人2天内的劳动成果足够应付每周7天的需要，这种应付也是极其勉强的，会使得未来的富足世界极度缺乏便利和舒适感。

根据希腊神话，诸神让愚蠢的米达斯如愿掌握了将他触及的一切东西变成金子的本领；事实证明，技术就同这些神明一样不怀好意。这种奇妙的点金术让米达斯马上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他的手指一碰到食物就将它变成金子，结果送到嘴边的只能是无法食用的金属。变成金子的食物是不能实现其用途的；不能用来购买食物及其他商品与服务的金子也是不能实现其用途的。你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体会到，有许多重要的东西已经无法用钱买到了。当然，它已无法买到家务劳动的服务。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因为相对欠发达的国家里的居民们也已无法用钱换取这种服务了。更为严重的情况是，金钱可能会无法买到维持经济生产所必需的帮助。1956年的一天，我在澳大利亚的一个东部省份里与当地一个颇具规模的、营利性的牧牛场的主人共度了周末。那里的牲畜和牧场条件都很不错；农场主本人也非常富有。他曾慷慨地资助过当地的大学。但无论他开出多高的价码，也无法找到另一个牧牛人来协助自己工作。那里没有人需要或希望承担这份工作。牧场主本人是意志坚定、工作勤奋的。每天清晨6点，他都会风雨无阻地出门放牧牛群。但他和妻子都已过了花甲之年。他们还能在没有外人帮助的情况下坚持这项艰苦劳动多久呢？这对夫妇有足够的存钱，可以随时退休。但当他们退休之后，澳大利亚可能会损失掉一个十分宝贵的经济增长点。

这对夫妇可能会发现，在花钱满足自身需求方面，退休之后并不比工作期间来得容易。如果每周的休息日很快从2天增长到5天的话，那么他们又将如何在休闲方面进行消费呢？

诚然，对于有些人而言，即便每周7天都是休息日也不成问题。他们属于幸福的少数人，认为闲暇就是一种工作的机遇；他们的工作动力来自创造的愿望、满足好奇心的热情，或追求权力甚至仅仅是名望的雄心壮志。对于这些人而言，与他们希望能够完成的事业相比，在现代医学技术作用下已显著提高的平均预期寿命还是太短了。他们的工作计划表是无穷无尽的，无限的时间恐怕也无法完成他们的所有目标。这类人中最为幸运的当属艺术家和作家们，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头脑（其中大部分人也依靠自己的手）进行创作。这些人几乎是不受旁人的时间表制约的。即便他人的每周工作日减少到2天，他们仍然可以每周7天做着自己的工作。较为不幸（因为他们不能完全遗世独立）的是需要实验室助手的自然科学家们和需要听众（有时也需要选民）的政治家们。但即便这些人也不像办公室职员和产业工人那样依赖于自己生活时代的经济制度。他们在办公室或工厂关门之后就必须下班，而美国总统候选人却可以常年日日夜夜地为自己的目标奋斗到底。因此，我们不妨暂且把政治家和科学家们与作家、艺术家们一并归入独立劳动者。即便如此，当我们把这些极其罕见的劳动者归为一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仍然只占全人类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激励少数人的那些心理刺激因素是非常微弱或不活跃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幸福的少数人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他们这种可以摆脱将来每周2个工作日制度束缚的自由是一种特例，并不能为凡夫俗子们面临的每周5个休息日所带来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的其他同胞们都不愿承担为你提供娱乐的工作的话，那么你将如何打发每周5天的休息时光呢？在机械化时代里，一个人已无暇去“享受”娱乐，他只能被“灌输”娱乐。当代人可以无需麻烦其他人，在唱片机上播放录制好的唱片。此外，这种被灌输的娱乐并不一定是肤浅的。毫无疑问，新兴的娱乐方式和翻新的花样在起初多半是肤浅的。但通过机械化时代的媒体，我们也已经能够领略到品位更高的文化产品，如古典音乐、信息丰富的讲座，以及对热点问题的讨论（新时代的媒体可以客观地、发人深省地展示彼此针锋相对的每一种观点），等等。尽管如此，观看和聆听只是打发时光的被动方式。人类是不会满足于永远充当生活的旁观者而不再成为参与者的。富足的社会最初（如果有的话）提供给人们的实践机会将是什么呢？

由于未来将不再会有迫使任何人承担每周2天标准化、批量化工作量以外的任何劳动的经济压力，因此每个人都不愿意去做自己分外的工作，这可能会给世人提供一种休闲的机会。即便是最精细、巧妙的自动化技术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去修鞋或清洗手表。因此，鞋匠和修表匠这两种职业将会消亡。此后，当一个人穿坏了自己的鞋子后跟，或他的手表部件中掉入了杂物时，他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把这双鞋或这块表丢掉，之后再去买新的。在富足时代里，这种代替古老的修理办法的奢侈举动在经济层面上将是可行的。我们所有人都将拥有足够的金钱去支付这种以新代旧的做法。事实上，在起初阶段，我们可能会乐意用这种方式挥霍掉一些钱，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烧钱”的资本。然而，这种“烧钱”的游戏可能很快就会变得毫无新意；它对于我们消磨闲暇时光（这种闲暇带给我们的负担并不比金钱更轻）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因此，早晚会出现的情况是，尽管我们已不可能出钱让他人去修理自己的鞋子和手表，但我们仍有可能去亲自完成这些任务。毕竟，我们每周有5天时间去学会和练习鞋匠与钟表匠的技能。因此，我们将不会让这些古老的技能失去用武之地，而会将它们从每周只需完成2天计酬工作的经济领域转移到每周5天的休闲领域。我们将作为“业余爱好者”去自由地练习这些有用的技能。

尽管这些实用技能或许会成为我们在打发闲暇时光时首先学习的对象；但我们可能不会将自己的业余活动局限于这些事务上。因为世上还存在着高雅艺术；它诞生于旧石器时代，并且在整部文明史中一直是人类努力发展着的一门技能。在当代考古学家们不断发现隐藏着的人类艺术品宝藏的过程中，近1500年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些艺术品之美一次次地让我们叹为观止。我们确实必须越来越多地依赖考古学家，以便他们能够提醒我们这种创造性的人类活动的存在；这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它正在走向灭绝。对富足社会的一个绝妙讽刺是，这个社会已过于富有，以至于它无法资助对美好事物的创造。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力变得极其昂贵，以至于当前的任何经济模式都无法资助标准化批量生产之外的任何工作；而标准化则剔除了大批量产品中的美。如果你还想找到为出售而制作的艺术品的话，你必须动身前往某个相对与世隔绝的国家——例如群山环绕的埃塞俄比亚或阿富汗。在那些地方，成熟的文明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共存在一起；那里的生活成本依然很低，因此工资水平也并不算高。但这些前机械化时代生活状态的残余正在迅速消失，因为当前的“发展中国家”们正在接二连三地变成“发达国家”。

那么，这种在近20亿年内一直与人类相伴的人造之美是不是一定会从地球表面消失呢？幸运的是，未来给出的答案将是否定的。必然会消失的只是那种并非出于爱好，而是为了取得报酬而创作出来的艺术品。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为报酬而创作出来的艺术品会在它的美中掺杂进社会不公正的因素。古代的艺术品不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创作的；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为制作者本身的利益而创造的。它们是为了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创作的，这个阶级会滥用其特权而在经济上剥削人民群众，其中也包括艺术家们。如果说艺术品将不会继续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被创作出来的话，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为此而感到惋惜。我们能够，并且也必然会像对待实用技能那样去对待高雅的艺术技能。罗斯福总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租借”的名义将美国产品海运至英国；我们也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高雅艺术。我们会除去艺术品在流通过程中的金钱烙印。人们在订购艺术品的过程中必然要消耗艺术家的“血汗”劳动。其实，血汗劳动这个字眼对于形容创作过程之艰辛而言还是不够充分的，但我们在经济学术语中已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艺术品原本是“爱好的结晶”，它们是由男女艺术家们艰苦卓绝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如果迫于经济压力的话，人们有可能会在强制状态下从事辛苦的艺术创作工作。但人们也可以出于对艺术创作过程的爱好而自愿从事这种活动。“身体力行”式的艺术创作可以成为我们在每周5天的闲暇时光中的快乐源泉；艺术品不必再像从前大多数情况下那样，通过艺术家领取他人提供的血汗工钱的不平等方式被创作出来。在机械化时代里，“身体力行”将成为艺术灵感的神奇来源。除去为了爱好而修理鞋子与手表之外，我们还可以出于爱好而去创作绘画、加工银器、制作木雕和大理石雕塑。

出于爱好而进行的艺术品创作将会成为富足社会里使人类摆脱财富、闲暇所带来的心理负担的第一步。这种活动可以使得我们的闲暇时光不再烦闷无聊，也可以唤醒被我们每周两天在传送带旁完成的计酬劳动消磨殆尽的激情。但仅凭艺术就能赋予生命以意义和目的吗？我们是否能够或应当“为艺术而艺术”呢？我们在这样扪心自问时，必须牢记这个口号只是晚近时代的产物。传统意义上，艺术并不是自在自为的。即便从前从事血汗劳动的艺术家们的特权阶级主顾们也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爱好才去订购艺术作品。

在传统条件下，对艺术品的订购往往是为了宗教目的。埃及金字塔、帕特农神庙和阿西西教堂里的乔托壁画都不是为艺术本身，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才被创造出来的。我们或许有理由责难这些非凡艺术品创作者们背后的主顾。我们可以把这些主顾视为伪善者和自欺欺人的家伙。自视为神明并通过金字塔使自己名垂不朽的法老实际上只是个凡人，并且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伯里克利越权动用了雅典盟邦们的公共资金来支付雅典工匠，以便通过大兴土木来尊崇雅典人民的集体权力。埃利亚斯修士则将艺术之美出卖给公众。他背弃了宗师圣方济各恪守神圣贫穷的教规，将圣方济各派“出卖”给了一个崇尚荣华的世界。在以上这些和诸如此类的不光彩例子中，艺术家主顾们的动机并不纯粹。另一方面，这些人也并不完全是世俗之人。法老、伯里克利和埃利亚斯都受到各种动机的共同驱使；他们同所有凡人一样，只不过是在道德方面没有达到完美境地而已。他们对神明荣耀的崇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发自内心的；而对宇宙万物背后终极精神存在的虔诚探索是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艺术品的首要灵感来源。

艺术在传统上是服务于宗教的，这一点可以表明：艺术的最后归宿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人类真正追求的终极性目标并不是艺术，而是信仰。自从我们的祖先进化成人以后，信仰一直是人类真正追求的目标。对终极精神真实的追求是人性的固有成分。在历史上，有些人渴望保留我们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另一些人则希望能够摆脱它的束缚。我们正在步入一个越来越难以忽视这一现实的时代。在即将来临的机械化时代里，原子能、富足生活与闲暇、信仰将构成人类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进而追求自由和创新的无限宽广领域。

对于现代西方人而言，这种说法是难以理解的。而对于业已西化的非西方知识分子来说，要想领悟这个道理恐怕更为困难。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西方人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了另一项人类自诞生那天起就开始追求的事业中。此前，他一直将精力专注于驾驭自然界的人类事业。他刻意地将其注意力放在宇宙的外在物质层面上，而将其进行精神沉思的天赋废弃不用。对于当代人而言，改变当前流行的这种西方生活方式，转而反观自照的做法将是痛苦、可怕的。重新使用某种长期不用的官能必定是痛苦的。它同时也将是可怕的，因为当西方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他不仅要面对自己，还要直视“灵魂的最深处”。这是一种令现代西方人望而却步的景象。当某些自己保留着的记忆碎片让人们目睹了这一景象时，他们会感到恐慌。于是他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外在活动，“叫号如狗、围城绕行”(1)，徒劳地希望这种漫无目的的外在行动能够帮助自己避开那些“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的精神经历(2)。

幸运的是，现代西方人的这种混乱情绪是在晚近的时代里才出现的反常现象。这种现象会使他们的中世纪祖先们为之错愕，也会令同时代的印度教教徒们感到惊讶（如果他们没有被现代西方人的精神错乱所传染的话）。圣托马斯或商羯罗甚至曾经问道，人们为什么有必要写作一部书（即便是部头很小的书）去讲述一种显而易见的真理。对于除现代西方人之外的全人类而言，宗教的确是他们的终极追求目标。然而，现代西方人却暂时占据着全世界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他盲目性的提醒恐怕并不是在浪费纸墨。

西方和我们这个西方化了的世界将会拥有怎样的前景呢？西方人和西方化了的其他民族有可能成功发现调动人类精神沉思潜能的方法吗？如果这种官能退化了，那么我们将丧失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在原子能时代的环境中，我们将“卑劣、野蛮、迅速地”(3)堕落成非人的禽兽。然而，或许无论我们如何试图抹去对上帝的记忆，人类向往上帝的冲动仍然是不可磨灭的。“人类首要的至高目标是什么呢？人的首要目标是对神的崇敬与爱戴。”这组问答并非出自任何印度教经典或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著作。它们是1648年写成的《西敏寺教义问答简编》（它曾被苏格兰的加尔文教会所采用）的卷首语。在写下这些话时，现代西方人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他们后来试图予以否认的真理。他在提出反对自己的证据；这种坦白对他是有利的，并为他提供了获得救赎的希望。对上帝的永远尊崇和爱戴是随时随地获得永生的方式，这种永生并不需要等到20亿年后，即人类结束在地球上居住的历史时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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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诗篇》，59·6。

(2) 《圣经·约翰福音》，21·18。

(3)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部分，第13章。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系英文版页码，检索请查本书边码）

，the Prophet Muhammad's uncle，阿拔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

Caliphate，阿拔斯哈里发王朝

Abyssinia，阿比西尼亚

Administration，行政管理

Advertisement，广告

Aegean basin，the，爱琴海周边地区

Affluence，富足状态

Afghanistan，阿富汗

Africa：非洲 East，东非 North，北非 North-West，西北非 physical barriers to penetration of civilization in，文明渗入非洲的自然障碍 Tropical，热带非洲 Union of South，南部非洲联盟 West，西非

Agadé，阿伽德（阿卡德）

Agriculture，农业

Ahmadabad，阿玛达巴德

Akkad，阿卡德

Akkadian language，the，阿卡德语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

，Caliph，哈里发阿里

Alphabets，字母表

Amaterasu，the Japanese sun goddess，天照大神，日本的太阳神

Amazon，River，亚马逊河

Amenities，dearth of，in affluent world，富足社会中福利设施的稀缺

America： Central，中美洲 Latin，拉丁美洲 North，北美洲 see als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另见美利坚合众国

Americas，the： diasporás in，美洲的民族大流散；occupation of，by peoples from Old World，美洲被旧世界民族的占领 opening up of，美洲的开放 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s in，哥伦布到来之前的诸文明 religion in，美洲宗教

，哈曼

Amorites，the，阿摩利人

Amun，the Theban（Egyptian） god，阿蒙，底比斯（埃及）神祇

Amun-Re，阿蒙—拉神

Anatolia，安纳托利亚

‘Ancients’ and ‘moderns’，dispute over relative merits of，关于“古人”和“今人”贡献高低的争论

Andean Civilization，the，安第斯文明

Angevins，the，安茹王朝

Animals，domesticated，家养动物

Anthropology，人类学

Antioch，in Syria，叙利亚的安条克

Antonine Age，the，安东尼时代

Arab Empire，the，阿拉伯帝国 see also ‘ABBASID CALIPJATE’；UMAYYAD CALIPHATE 另见“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倭马亚哈里发王朝”

Arabia，阿拉伯

Arabs，the，阿拉伯人

Aragon，阿拉贡

Aramaeans，the，亚兰人

Aramaic language，the，亚兰语

Archaeology，考古学

Architecture，建筑

Arequipa，阿雷基帕

Aristeides，Aelius，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Armaments，socialization of，军队的社会化

Armenians，the，亚美尼亚人

Arsacid（Parthian） Empire，the，安息（帕提亚）帝国

Arts，the：艺术 beauty of works of art，艺术品之美 cave paintings，洞穴壁画 commissioning of artistic works for religious purposes，为宗教用途而订制的艺术品 creativity in，decline of，in affluent societies，艺术在富足社会中的创造力和衰落 in commensurability of schools of art，各艺术流派的不可比较性 flourishing of，in fractured structure of society，在破碎的社会结构下的繁荣 Mexican painting，墨西哥绘画艺术 motifs of works of art，艺术品的创作主题 production of works of art for payment or for love，为报酬或为兴趣而进行的艺术品创作 useful，有用的艺术

Aryans，the，雅利安人

Ashoka，the Maurya Emperor，阿育王，孔雀王朝的国王

Asia： Central，中亚 Eastern，东亚 Pacific coast of，太平洋海岸 South-East，东南亚 South-West，亚洲西南部

Assisi，阿西西

Assyria，亚述

Astronomy，天文学

Atatürk，Mustafā Kemāl，阿塔图克，穆斯塔法·凯末尔

Athena，the Greek olive-goddess，雅典娜，希腊橄榄树女神

Athens（Greece），雅典（希腊）

Atlantic Ocean，the，大西洋

Atomic energy：原子能量 discovery of technique for harnessing，控制技术的发现 peaceful use of，和平使用 power generated by，原子能 waste，problem of，核垃圾问题 weapons powered by，原子能武器 world-authority to control，need for，树立控制原子武器的世界性权威的必要 see also under WARS 另见“战争”

Attica，阿提卡

Augustan Peace，the，奥古斯都统治下的和平

Augustus，the Roman Emperor，罗马元首奥古斯都

Aurelian，the Roman Emperor，罗马皇帝奥勒里安

Australia，澳大利亚

Australian natives，the，澳大利亚原住民

Australo-pithecus，南方古猿

Austria，奥地利

Awrangzib，the Mughal Emperor，奥朗泽布，莫卧儿帝国皇帝

Aztecs，the，阿兹特克人

Baal，the Canaanite vegetation-god，巴阿尔，迦南地区的农神

Babylonia，巴比伦

Bacteria，巴克特里亚

Baghdad，巴格达

Baha'is，the，巴哈伊

Bantu languages，the，班图语

Barbarians，蛮族

Benares，贝拿勒斯

Bengal，孟加拉Bay of，孟加拉湾

Bengali language，the，孟加拉语

Bering Straits，the，白令海峡

Berossus，贝罗苏斯

Biology，生物学

Birth-rate：生育率 Japanese success in controlling，日本控制生育率所取得的成功 need for control of，控制生育率的必要性 see also FAMILY PLANNING 另见家庭规划

Bodh Gaya，菩提伽耶

Bohemia，波希米亚

Bombay，孟买

Boniface VIII，Pope，教皇卜尼法斯八世

Boredom，空虚感

Boston，Mass．，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

Brahmā，梵天

Britain，不列颠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the，英属东印度公司

British Empire，the，大英帝国

Browne，Sir Thomas： Religio Medici，托马斯·布朗：《医生的信仰》

Buddha，the，佛陀

Buddhism，佛教

Bulgaria，保加利亚

Burgundy，勃艮第

Business activities，see also COMMERCE；INDUSTRIALISM商业活动，另见“商业”、“工业化”

Caesar，worship of，恺撒崇拜

Calcutta，加尔各答

Calvinism，加尔文派

Cambyses，the Persian Emperor，波斯国王冈比西斯

Canaan，迦南

Canoes，独木舟

Carmel，Mount，卡梅尔山

Castes，Hindu，印度种姓

Castile，卡斯提尔

Catalonia，加泰罗尼亚

Ceylon，锡兰

Challenge and response，挑战与应战

Change：变革 deliberate，自觉的变革 inevitability of in human affairs，在人类事务中的不可避免性 ingredients in human nature making for，人性的组成部分 involuntary，非自愿的变革 non-violent，非暴力式的变革 social and cultural pace of，in relation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社会与文化的变革频率，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Charlemagne，Emperor，查理曼大帝

Charles of Anjou，安茹的查理

Chicago，芝加哥

Ch'in state，秦国

Ch'in Shih Hwangti，秦始皇

China，中国

Chinese Civilization，the，中华文明

Chinese empires，successive，前后兴替的诸华夏王朝

Chingis Khan，成吉思汗

Chosen people，the，上帝选民

Chou dynasty，the，周代

Christian Fathers，the，基督教教父

Christianity：基督教 accretions to and essence of，兴起及其实质 breach of cultural continuity between Hellenic Civilization and its successors effected by，基督教导致的希腊文明同其后继者们之间的断裂 co-existence of，with other higher religions，与其他高级宗教间的共存 Constantine's conversion to，in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的皈依基督教 conversions from，to Islam，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 dogmas of，基督教教义 fanaticism of，对基督教的狂热信仰 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presentation of doctrines in，基督教中的希腊哲学术语和信条的表现 ideologies in relation to，基督教与各种意识形态间的关系 immortality，belief in，对灵魂不朽的信仰 imposition of，by force，on non-Christian majority in Roman Empire，强迫罗马帝国中居于多数的非基督徒信仰基督教 Judaism，relation to，与犹太教的关系 militancy of，基督教的好战性 missionary work of，传教工作 monasticism，修道院苦修行为 reactions against，in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中对基督教的反抗 recession of，in modern West，在现代西方的衰落 repudiation of，by Nazis，纳粹对基督教信仰的背离 revelation，belief in，对天启的信仰 schisms in，教会分裂 social justice，neglect of，in Marx's time，马克思时代对社会正义的忽视 subversiveness of，from Roman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罗马政府眼中基督教的离经叛道 totalitarian period in history of，基督教历史上的极权主义时期 uniqueness，claim to，基督教自认为具有的独特性valuation of human souls in，基督教中对人类灵魂的价值评判 see also names of Christian churches 另见各基督教宗派相关词条

Cicero，西塞罗

Cimmerians，the，西米里人

City-states，城市国家（城邦）

Civilization：文明 distinctive features of，独具特征 divisive feeling increased at dawn of，文明产生初期日益增强的疏离感 extension of benefits of，to majority of mankind，文明带给大多数人的利益扩展 impersonal relations through institutions a feature of，文明的特点之一：通过组织机构建立起来的非个人关系 radiation of，beyond homeland，超越本土的辐射作用 religious and economic changes at dawn of，文明诞生初期出现的宗教、经济变化 surplus of food-production in relation to，文明与食物生产剩余之间的关系

Civilizations：诸文明 Age of the，诸文明的时代 failure of first generation of in Old World to reunify mankind，旧世界的祖先未能将全人类重新联系起来 geneses of，诸文明的起源 geographical expansion of，地理扩张 number of，数目 successive，breach of cultural continuity between，前后相续的文明间文化统一性的断裂 see also names of individual civilizations 另见各文明相关词条

Clement IV，Pope，教皇克莱门特四世

Colonialism，殖民主义

Commerce，商业

Communication，means of，交流方式

Communism，共产主义

Communist International，the，共产国际

Comnenian avatar of the Roman Empire作为罗马帝国后继者的科穆宁王朝

Computers，计算机

Conciliar movement，the，大公会议运动

Confucianism，儒家学说

Confucius，孔子

Consciousness，自觉意识

Constantine，the Roman Emperor，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

Cook，Captain，库克船长

Corichanca，科里昌卡

Corinth，科林斯

Corporations，集团组织

Cortés，Hernando，埃尔南多·科尔特斯

Cosmic time-scale，the，宇宙的时间范围

Creativity，创造力

Creeds，the Christian，基督教信条

Cross，the Christian，基督教十字架

Crusades，the Western Christian，西方的十字军东征

Ctesiphon，泰西封

Cultural aggression，alternative responses to，对文化入侵的不同回应

Cultural interpreters，role of，文化解释者所扮演的角色

Curiosity，好奇心

Cybele，worship of，大母神崇拜

Cyrenaica，昔兰尼加

Cyrus，the Great，the PersianEmperor，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

Czardom，the，独裁国家

Damascus，大马士革

Danube，River，多瑙河

Darius I，the Persian Emperor，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

De Gaulle，President Charles，夏尔·戴高乐总统

Dea Roma，罗马女神

Dead，the，disposal of，对待尸体的方式

Death，死亡

Death-rate，the，reduction of，死亡率的下降

Delhi，德里Sultanate of，德里苏丹国

Denver，Colorado，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Deportation，放逐

Deutero-Isaiah，《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

Diasporás，流散组织

Diocletian，the Roman Emperor，罗马皇帝戴克里先

‘Disciplines’，“纪律”

‘Displaced persons’，难民

Distance，‘annihilation’ of，距离的“消失”

Disunity，advantages of，结束统一的好处

Dostoyevski，F．： The Brothers Karamazov，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Douglas-Home，Sir Alec，阿历克斯·道格拉斯霍姆爵士

Doxiadis，C．A．，C．A．道萨亚迪斯

Dutch，the，荷兰人

Dutch language，the，荷兰语

Eannatum，King of Lagash，拉伽什国王恩纳图姆

Earth，the：地球 age of，地球的年龄 expectation of life on，对地球上存在生命时间的推算

East Roman Empire，the，东罗马帝国

Eastern Orthodox Christian Church，the，东正教基督教会

Eastern Orthodox Christian Civilization，the，东正教基督教文明

Economic regress，improbability of，经济倒退的不可能性

Edom，埃多姆

Education：教育 religious conversion by means of，教育导致的宗教皈依 transmiss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by，教育所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 universal primacy，importance of in Westernizing world，普世意义上的首要性，在西方化世界中的重要作用

Egypt，埃及

Egyptian Civilization，the，埃及文明

Egyptian Empires，successive，前后相继的埃及诸王朝

Ekistics，城市和区域规划学

Elam，埃兰

Electricity，电力

Elephantinê，埃勒法丁岛

Elias，Brother，埃利亚斯修士

Endurance，as a reaction to evil，忍耐，作为对恶行的回应

Engels，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nlil，the Sumerian wind-god，恩里尔，苏美尔人的风神

Epicurus，伊壁鸠鲁

Epirus，伊庇鲁斯

Erivan，埃里温

Ertoghrul，埃尔托格胡尔

Ethical codes，different，不同的伦理符号体系

Ethiopia，see ABYSSINIA埃塞俄比亚，见阿比西尼亚

Eugenius，would-be Roman Emperor，本有可能成为罗马元首的尤格尼乌斯

Euphrates，River，幼发拉底河

Europe：欧洲 Central，中欧 Eastern，东欧 nations of，in eighteenth century，18世纪的欧洲各民族 South-Eastern，东南欧 Western，西欧

Experience：经验 collective，集体经验 future findings of，未来对经验的发现成果 individual，个人经验 limited use of，for dealing with human affairs，在处理人类事务时对经验的有限应用 value of，经验的价值

Family-planning，计划生育

Famine，饥馑

Fanaticism，狂热

Fertile Crescent，the，新月地带

‘Fifth columns’，内奸

Fire-making，art of，取火技术

Flags，national，国旗

Florence，Union of，佛罗伦萨联盟

Food-gatherers，nomadic，游牧的食物采集者

Food-production：食物生产 application of science to，食物生产中的科学应用 changes in，to meet the needs of megalopolis，为解决大都市需求而出现的食物生产方式变革 control of，by a world-authority，question of，国际权威对食物生产的控制问题 financial aspect of distributing surplus，食物生产剩余再分配的资金问题 increase in，at dawn of civilization，文明起源阶段食物生产的增加 raising general standard of nutrition by increase in，食物生产增加所带来的总体营养水平的提高 release of part of a community's labour force from，聚落的劳动力部分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 surplus of，in advanced countries，发达国家中食物生产的剩余

France，法国

Francis of Assisi，Saint，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Franconian Western Roman Emperors，the，法兰克的“西罗马帝国皇帝”

Frederick II，Emperor，皇帝腓特烈二世

Free enterprise，自由工商业

Free will，自由意志

French language，the，法语

French Revolution，the，法国大革命

Future，the：未来 guesses about，对未来的预测 planning for，对未来的规划

Gandhi，Mahatma，圣雄甘地

Garrisons，要塞

Gautama，Siddartha，see also BUDDHA 乔达摩·悉达多，另见佛陀

Genesis，Book of，创世记

Genetics，遗传学

Genocide，种族灭绝

Germany，德国

Ghost-dance religion，the，鬼舞宗教

Gibbon，Edward，爱德华·吉本 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quoted，《对西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总体性思考》引文

Giotto，乔托

Glass，unbreakable，不易破碎的玻璃

God，see also under UNIVERSE 上帝，另见宇宙

Goethe，Johann Wolfgang，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Good Hope，Cape of，好望角

Graeco-Roman Civilization，see HELLENIC WORLD希腊—罗马文明，见希腊文明

Greece： ancient，see also HELLENIC WORLD 古希腊，另见希腊世界

Greece，modern，现代希腊

Greek language，the，希腊语

Greeks，the，希腊人

Gregory VII，Pope，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Guatemala，危地马拉

Gujeratis，the，古吉拉特人

Gupta Empire，the，笈多帝国

Gutaeans，the，古泰亚人

Habits：习惯 changes in，possibility of，习惯改变的可能 diversity of，习惯的多样性

Habsburg Monarchy，the，哈布斯堡王朝

Hadhramawtis，the，哈德拉马维特人

Hammurabi of Babylon，巴比伦的汉谟拉比

Han dynasty，the，汉朝

Harsha，Emperor，戒日王

Hawaii，夏威夷

Health，public，administration of，公共健康管理

Hellenic Civilization，the，希腊文明

Hellenic World，the，希腊世界

Hellenic world-state，the，see ROMAN EMPIRE希腊世界帝国，见罗马帝国

Herod the Great，希律王

Herodians，希律党

Herodotus，希罗多德

Hindu Civilization，the，印度文明

Hinduism，印度教

Hindus，the，see also CASTES 印度教徒，另见种姓

History：历史 man's soc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s field of，作为人类社会文化遗产的历史学领域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eanings of word，“历史”一词的客观与主观含义 as collective experience，作为集体经验的历史

Hitler，Adolf，阿道夫·希特勒

Hittite Civilization，the，赫梯文明

Hittites，the，赫梯人

Hobbes，Thomas，托马斯·霍布斯

Hokkaido，北海道

Holy Roman Empire，the，神圣罗马帝国

Homer，荷马

Hominids，different species of，不同种类的古人猿

Homo faber，劳动的人

Homo neandertalensis，尼安德特人

Homo pedester，直立人

Homo sapiens，智人

Homsis，the，霍姆希斯人

Huguenots，the，胡格诺教徒

Human sacrifice，人祭

Hume，David，大卫·休谟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quoted，《论艺术与科学的兴起与进步》引文

Hungary，Kingdom of，匈牙利王国

Hurrian language，the，胡里特语

Hyksos，the，喜克索斯人

Iamblichus，雅姆布里库斯

Ideologies：意识形态 approximation towards each other，对彼此的估计 as a reversion to the worship of human power，对人类权力崇拜的复兴 contest between，不同意识形态间的竞争 failure of，to help individuals，在帮助个人方面的失败 imposition of，by force，通过暴力强加的意识形态 prospects of，意识形态的前景 servitude to community re-imposed by，意识形态重新带给族群的奴役 spreading of，throughout world，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variety in，desirability of，对意识形态多样性的需求 see also COMMUNISM；INVIDUALISM；NATIONALISM 另见“共产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

Inca Empire，the，印加帝国

India，印度

Indian Mutiny，the，印度兵变

Indian Ocean，the，印度洋

Indian Union，the，印度同盟

Indians，the American，美洲印第安人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

Indo-European languages，the，印欧语言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

Indus Culture，the，印度河流域文化

Indus，River and Valley，印度河和印度河谷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工业革命

Industrialism，工业化

Insects，social，社会性昆虫

Intelligentsia，the，知识界

Iowa，爱荷华州

Iran，伊朗

，伊拉克

Iron Curtain，the，铁幕

Irrigation，灌溉

Isis，worship of，伊西斯崇拜

Islam，伊斯兰教

Islamic World，the，伊斯兰世界

Isolationism，American，美国的孤立主义

Israel，以色列modern state of，现代以色列国家

Italian Renaissance，the，意大利文艺复兴

Italy，意大利

Iuppiter Dolichenus，多立克的朱庇特

Ivan IV，Grand Duke（‘the Terrible’），大公爵“可怕的”伊凡四世

Japan，日本

Japanese Empire，the，日本帝国

Jericho，耶利哥

Jesus，耶稣

Jews，the，犹太人see also ISRAEL；JUDAISM 另见“以色列”、“犹太教”

John XXIII，Pope，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John Birch Society，the，约翰·伯奇协会

Jonah，约拿

Josephus，约瑟福斯

Judah，犹太

Judaism，犹太教

Juggernaut，克里什纳神像

Julian，the Roman Emperor，罗马皇帝朱利安

Julius Gaesar，尤利乌斯·恺撒

Jungle-swamps，丛林沼泽

Justinian，the Roman Emperor，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

Kalinga，羯陵伽

Kanesh，卡内喜

Kansu，甘肃

Kao-tsu（Liu P'ang），汉高祖（刘邦）

Kapilavastu，迦毗罗卫

Karachi，卡拉奇

Karma，卡尔马

Karun，River，卡鲁恩河

Kassites，the，加喜特人

Kennedy，President John F．，约翰·肯尼迪总统

Kiangsu，江苏

King，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金

Kurdistan，库尔德斯坦

Kyoto，京都

Lagash，拉伽什

Language：语言 as a distinctive mark of being human，作为人类的独特标志 as the means of transmissio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作为不同世代间交流的手段 impossibility of freezing at a chosen stage，语言不可能静止在某个特定阶段 local nationalism created by，语言创造的地方民族主义 rudimentary，among social animals，社会动物中的初等语言

Languages：语言（复数） diffusion of local，地方语言的扩散 diversity of，语言的多样性

Laotse，老子

Latin language，the，拉丁语

Latium，拉丁姆

Law，Roman，罗马法

Lebanese，the，黎巴嫩人

Leisure，problems of，闲适的问题

Lenin，列宁

Leo III，Pope，教皇列奥三世

Levant，the，地中海东岸

Life：生命 evolution of，生命的演化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of，生命的显著特点

Lingue franche，沟通语言

Livy，李维

Los Angeles，洛杉矶

Love，爱

Lucretius，卢克莱修

Lusûs naturae，生命的玩笑

Luther，Martin，马丁·路德

Luxembourg dynasty of Western Roman Emperors，the，“西罗马帝国”的卢森堡王朝

Macedon，马其顿

Macedonian Dynasty's avatar of Roman Empire，the，作为罗马帝国后继者的马其顿王朝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

Mahdists，the，马赫迪派

Malay languages，the，马来地区的诸语言

Mamluks，the Egyptian，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

Mammals，哺乳动物

Manetho，曼内托

Mankind：人类age of，人类时代 biological evolution controllable by，人类可控的生物进化 change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in course of transmission，社会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变化 clothes，adoption of，衣服的使用 conditioning of，条件作用 deification of individuals，个人的神化 dissonance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of，不同社会文化遗产之间的不和谐 duration of individual life，个体生命的延续时间 elements in way of life of，making for permanence and for change，生活方式中的永久性元素和可变元素 evolution of，人类的进化 expectation of life of，on earth，人世间对寿命的预期 geographical expansion of，地理活动范围的扩展 goal of，人类的目标 ‘heart’ and ‘head’，tension between，“心”与“头脑”之间的紧张关系 human relations，failure in，人类关系中的失败 imperfection in all institutions of，所有人类机制的不完美性 impersonal relations of，非个人关系 intellect，obligation to use，使用智力的必要 interfertility between varieties of，不同人种间的互交可孕性 locomotion，means of，运动的方式 mass-suicide of，possibility of，大规模自杀的可能性 material debris left by，人类留下的物质碎片 monolithic nature of affairs of，人类事务的整体性 moral imperfections of，人类的道德不完美性 openmindedness，need for，人类思维开放性的必要 physi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races of，不同种族间的生理特征差异 place of origin of，人类的起源地 pre-agricultural way of life the normal one in history of，人类历史中前农业时代的普遍生活方式 preservation of species，concern for，对物种保存的关注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t different stages in history of，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人类关系 reunification of，at dawn of history and by would-be world-states，limited degree of，历史早期和潜在的世界帝国创造的、有限范围内的人类重新融合 sacrosanctity of human personalities，人性的不可侵犯性 servitude of，to human community，人类遭受的族群奴役 sexual differentiation of，人类的性别差异 social character of，人类的社会角色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人类的精神特征 stable ingredients in nature of，人性中的稳定元素 surpassing of，by new species，possibility of，被新物种超越的可能性 survival of，question of，人类生存的问题unborn generations，rights of，人类未来世代的权利 variety in natures of individuals，个人性格的多样性

Marathas，the，马拉塔联盟

Marchmen，边民

Marduk，the Babylonian god，巴比伦神祇马杜克

Marduk-Bel，the Sumero-Akkadian supreme god in Babylonian age，马杜克贝尔，巴比伦时代苏美尔阿卡德文化体系中的至高神

Martyrdom，殉道

Marwaris，the，马尔瓦尔人

Marx，Karl，卡尔·马克思

Maurya Empire，the，孔雀帝国

Maximinus Daia，the Roman Emperor，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达伊亚

Mecca，麦加

Mechanization，机械化

Mediterranean Sea，the，地中海

Medo-Persian language，the，米底波斯语

Megalopolis，麦加伦波利斯

Mehmed ，viceroy of Egypt，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

Meiji Restoration of Imperial Dynasty in Japan，the，日本明治时期的倒幕运动

Memory，记忆

Mesolithic Age，the，中石器时代

Metallurgy，冶金术

Mexico，墨西哥

Midas，米达斯

Millets，米利特

Minoan Civilization，the，米诺文明

Minorities：少数群体 affluent，富足的 dominant，居于统治地位的

Mississippi River，密西西比河

Mitannians，the，米坦尼人

Mithraism，米特拉崇拜

Monasticism，隐修制度

Mongols，the，蒙古人

Monophysite Christian Civilization，the，一性论派基督教文明

Moses，摩西

Mughals，the，莫卧儿人

Muhammad，the Prophet，先知穆罕默德

Muscovite Empire，the，莫斯科帝国

Music，modern Western，现代西方音乐

Musta'sim，the Caliph，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塔辛

Nanna，the Sumerian moon-god，苏美尔月神纳娜

Napata，纳帕塔

Naramsin，纳拉姆·辛

Narmer of Hieraconpolis，希拉孔波利斯的纳尔迈

Nationalism，民族主义

Nature：自然 laws of，自然法则 man's ascendancy over，人类对自然的支配，rhythm of，自然的节奏 uniformity of，自然的统一性 worship of，对自然的崇拜

Nazi，the，纳粹

Negroes：黑人 American，美洲黑人 West Indian，西印度黑人

Nehru，Sri Jawaharlal，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Neolithic Age，the，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 Revolution，the，新石器时代的大变革

Neoplatonism，新柏拉图主义

Nepal，尼泊尔

Nestorian Christian Civilization，the，景教基督教文明

Nestorian Christians，the，景教徒

Netherlands，the，尼德兰

New York，纽约

New Zealand，新西兰

Nicaragua，尼加拉瓜

Nile，River，尼罗河

Nippur，尼普尔

Nirvana，涅槃

Nomadism，游牧生活方式 see also PASTORALISM 另见放牧生活方式

Oases，绿洲

Oceania，大洋洲

Oceanic navigation，远洋航海

Odysseus，奥德修斯

Oecumenical councils，天主教圣公会

Oecumenical movement，the Protestant and Eastern Orthodox，新教与东正教的圣公会运动

Oecumenical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the Eastern Orthodox，东正教世界里君士坦丁堡的圣公会主教区

Oil，mineral，石油

Oligarchies，寡头政权

Orissa，印度奥里萨邦

'Osman，son of Ertoghrul，埃尔托格胡尔之子奥斯曼

'Osmanlis，the，奥斯曼人 see also OTTOMAN EMPIRE 另见奥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the，奥斯曼帝国

Otranto，the Straits of，奥特朗托海峡

Pakistan，巴基斯坦

Palaeolithic Age，the，旧石器时代

Palestine，巴勒斯坦

Panikkar，K．M．，潘尼迦

Papacy，the，教皇权力 see also ROMAN CATHOLIC CHURCH 另见罗马天主教会

Papua，巴布亚

Parsees，the，印度拜火教徒 see also ZOROASTRIANISM 另见琐罗亚斯德教

Parthenon，the，帕特农神庙

Pastoralism，nomadic，放牧生活方式 see also NOMADISM 另见游牧生活方式

Paul，Saint，圣保罗

Paul VI，Pope，教皇保罗六世

Pericles，伯里克利

Perry，Commodore，海军准将佩里

Persian Empire，the Achaemenian，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帝国

Persians，the，波斯人

Peru，秘鲁

Peter the Great，彼得大帝

Pharaoh，worship of，法老崇拜

Pharisees，the，法利赛人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费城（宾夕法尼亚州）

Philip IV，King of France，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

Philippines，the，菲律宾人

Philosophy，哲学

Phoenicians，the，腓尼基人

Phrygians，the，弗里吉亚人

Pithecanthropos，猿人

Plate，River，拉普拉塔河

Pluralism：多元主义 historical，史学中的 political，政治多元主义 religious，宗教多元主义

Plutarch，普鲁塔克

Poetry，诗歌

Poles，the，波兰人

Political organization，政治组织

Politicians，政治家

Polynesians，the，波利尼西亚人

Population：人口 density of，at different stages in history of Mankind，人类历史不同阶段中的人口密度 current explosion of，当前的人口爆炸 forecasts of，in A．D．2000，对2000年时人口的预测 stabilization of，人口的稳定

Portugal，葡萄牙

Poseidon，the Greek water-god，希腊海神波塞冬

Pottery-making，制陶业

Power：权力 collective human，worship of，对集体世俗权力的崇拜 non-muscular physical，harnessing of，对权力的非强力物质限制 political and military，in world at present day，当代世界的政治军事权力

Preaching，man's innate right to engage in，人类从事布道的天然权利

Prediction，预言

Princeton，New Jersey，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world-wide，世界性的专业协会

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

Propaganda，政治宣传

Psychological types，心理类型

Psychology，心理状态

Ptolemaic Monarchy，the，托勒密王朝

Puerto Rico，波多黎各

Punic language，the，布匿语

Pyramids，the Egyptian，埃及金字塔

Qaraqorum，哈拉和林

Qatna，夸特纳

Qaysar-i-Rum，the，罗马皇帝（土耳其人使用的称谓）

Quakers，the贵格会教徒

Quechua language，the，盖丘亚语

Qur'ān，the，《古兰经》

Rabbis，Jewish，犹太教的拉比

Race-feeling，民族情感

Radio，收音机

Rajasthan，拉贾斯坦邦

Re，the Egyptian sun-god，埃及太阳神拉神

Recreation，消遣娱乐

Red Sea，the，红海

Reform Bill，the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ary，英国议会改革法案

Reformation，the Protestant，新教改革

Regimentation，组织化

Religion：宗教 agriculture in relation to，农业与宗教的关系 art in relation to，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as a social activity，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宗教 as a stable ingredient of human nature，宗教作为人性的稳定成分 as the field for freedom and creativity in the coming age，宗教作为未来体现自由与创造性的一个领域 conservatism in，宗教的保守性 conversion to a new，question of，改宗所面临的问题 diasporás produced by，宗教原因导致的大流散 diversity in doctrines，宗教信条的多样性 heresies，异端 ideologies in relation to，意识形态与宗教的关系 inheritance of ancestral，对祖先宗教的继承 liberty and variety in，importance of，宗教信仰自由与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monotheistic，一神教 officially established，in would-be world states，在潜在的世界国家中建立的官方宗教 pantheistic，多神教 politically unifying effect of uniformity in，question of，政治上的宗教统一性问题 reactions on plane of，against standardization in would-be world-states，对潜在世界性国家中宗教统一的回应 stages in development of，宗教发展的诸阶段 syncretistic，宗教的调和

Religions，higher：高级宗教 accretions to，高级宗教的成长 age of，高级宗教时代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by，高级宗教建立的权威机构 changes in，necessary，高级宗教转变的必要性 charity between，increase in，since Second World War，二战以来不同宗教间的日趋宽容 choice of，by individuals，个人的信仰选择 co-existence of，高级宗教的共存 concern of，for crucial issues of the times，question of，高级宗数对现实重大议题的关注问题 consensus，principle of，高级宗教原则上的共识 co-operation between，in pursuit of common aims，高级宗教间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合作 dogmas of，高级宗教的教义 epiphany of，高级宗教中的顿悟 essence of，高级宗教的实质 failure of to convert whole of mankind，高级宗教无力让全人类皈依 faith，question of，高级宗教的信仰问题 founders of，高级宗教的创立者 geographical domains of，高级宗教的地理范围 holy places of，高级宗教的圣地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of，高级宗教的制度框架 intolerance of those of Judaic origin，起源自犹太教的高级宗教的不宽容特征 missionary，有传教倾向的高级宗教 non-missionary，无传教倾向的高级宗教 ‘People of the Book’，信奉《古兰经》的民族 recession of，in region of origin，在其起源地的衰落 relative success of，in reunification of mankind，compared to would-be world-states，高级宗教与潜在世界性国家相比在重新团结全人类方面所取得的一定成绩 revelation，question of，高级宗教天启问题 sacred books of，高级宗教的经典 schisms in，高级宗教的分裂 scientific precision impossible for，高级宗教无法达到科学上的精确性 spiritual freedom of man conferred by，高级宗教所赋予的人类精神自由 spiritual level attained by historic，possible surpassing of，通过历史性的、潜在的超越高级宗教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spiritual needs of individuals met by，高级宗教面临的个人精神需求 spiritual progress，recognition of，高级宗教认可的精神进步 symbiosis of，高级宗教的共生现象 true mission of，高级宗教的真正使命 uniqueness，claim to，高级宗教自诩的独特性 see also BUDDHISM；CHRISTIANITY；HINDUISM；ISLAM；JUDISM；ZOROASTRIANISM 另见“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

Repairs，possible future way of providing for，未来可能提供的修复方式

Rhine，River，莱茵河

Rhodesia，罗得西亚

Rice，水稻

Right and wrong：是非 belief in distinction between，对是非有别的信仰 disrup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不同是非观念的破坏因素

River valleys，development of earliest civilizations in，早期文明在河谷地带的发展

Roads，traffic on，道路交通

Roman Catholic Church，the，罗马天主教会 see also PAPACY；VATICAN COUNCIL 另见“教皇权力”、“梵蒂冈大公会议”

Roman Empire，the：罗马帝国 as would-be world-state，作为潜在的世界帝国的罗马 avatars of，罗马帝国的后继者 centre of gravity of，罗马帝国的重心 converts to culture of，role of，罗马帝国在推动周边接受罗马文化过程中的角色 decline and fall of，罗马帝国的衰亡Diocletianic reconstruction of，survival of，in Levant，戴克里先对罗马帝国的重建，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残存 disintegration of，in West，罗马帝国西部的解体 dullness of life under，罗马帝国统治下生活的单调 duration of，罗马帝国的长久 establishment of，by force，罗马帝国通过暴力建立 expansion of，罗马帝国的扩张 garrisons established by，罗马帝国建立的要塞 German territories included in，罗马帝国吞并的日耳曼领土 Greek culture of，罗马帝国中的希腊文化 loyalty eventually inspired by，罗马帝国培养的忠诚感 oligarchic rule in，罗马帝国中的寡头统治 political unification of Hellenic World achieved by，罗马帝国建立的希腊世界政治统一 reactions against standardization in，对罗马帝国标准化做法的反应 religions in，罗马帝国中的宗教 stability，importance attached to，与罗马帝国相联系的稳定的重要性 subversive movements in，severity towards，罗马帝国内的颠覆运动造成的威胁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People’，the，“日耳曼人的罗马帝国”

Roman state，the，罗马国家

Romance languages，the，罗曼语

Romania，fifth-century name for the Roman world-state，“罗马人的”，5世纪时罗马世界帝国的称谓

Roosevelt，President Franklin D．，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Roy，Ram Mohan，拉姆·莫汉·罗伊

Rumania，罗马尼亚

Russia，俄罗斯 see also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另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Safavi Empire，the，萨法维王朝

Sahara desert，the，撒哈拉沙漠

St． Lawrence，River，圣劳伦斯河

Sargon of Agadé，阿伽德的萨尔贡

Sasanian Empire，the，萨珊帝国

Sati，Hindu institution of，古印度的寡妇火化殉葬制度

Saxon Western Roman Emperors，the，“西罗马帝国”的萨克森诸帝

Science：科学 Chinese backwardness in，in eighteenth-century Western eyes，18世纪西方人眼中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 Greek，希腊科学 modern Western，现代西方科学research in field of，科学领域的研究

Scotland，苏格兰

Scripts，文字

Scythians，the，斯基泰人

Sea，cultivation of the，海洋渔业养殖

Seleucia-on-Tigris，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

Seleucid Monarchy，the，塞琉古王朝

Self-centredness，自我中心意识

Self-employment，自主创业

Self-preservation，自我保护

Self-sacrifice，自我牺牲

Semitic languages，the，闪米特语

Shang dynasty，the，商朝

Shankara，商羯罗

Shimonoseki Straits，the，关门海峡（旧名马关海峡）

Shinto，日本神道教

Ships，舰船

Sicily，Kingdom of，西西里王国

Sikhs，the，印度锡克教徒

Sin，原罪

Slavery，奴隶制

Smerdis，麦尔迪斯

Social justice，社会正义

Socialism，社会主义

Sociality，社会性

Societies：社会 encounters between a stronger and a weaker，强弱社会之间的相遇 primitive，原始社会 separate，co-existence of，独立社会的共存 see also CIVILIZATIONS 另见“诸文明”

Sovereignty，national，need to abolish institution of，废除民族主权制度的必要性

Space，outer，外太空

Spain，西班牙

Spainish Empire，the，西班牙帝国

Spanish language，the，西班牙语

Sparta，斯巴达

Spinning and weaving，纺织

Stalin，斯大林

Standardization，标准化

States，city，see CITY-STATES城邦，见“城市国家”

States，local：地区性国家 age of，地区性国家的时代 breaking up of would-be world-states into，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分裂为地区性国家 culturally stimulating effects of，地区性国家的文化刺激因素 deification of，地区性国家的神化 emotional hold of，on citizens，地区性国家对公民的情感控制 ephemeral character of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of society in，地区性国家中社会政治结构的临时性 existence of，from dawn of civilization，文明初期地区性国家的存在 individual citizens in relation to，个体公民与地区性国家的关系 limited benefits conferred by，地区性国家带来的有限好处 non-Western，reactions of to Western pressure，西方压力下非西方地区性国家的回应 number of，at present day，今天的地区性国家数目 possible future relation of，to a world-government，地区性国家未来可能同世界政府形成的关系 public utilities，transformation of，into，地区性国家被转化为公共服务机构 race-feeling in，at present time，当代对地区性国家的民族感情 sovereignty of，地区性国家的权威 transfer of paramount political allegiance from，地区性国家最高政治权威的转移 wars between，地区性国家之间的战争

States，world，see WORLD-STATES世界国家，见“世界性国家”

Steppes，the，草原

Stimulus diffusion，刺激扩展

Sub-conscious psyche，the，潜意识心理

Sudan，the，苏丹

Sumer，苏美尔

Sumerian（Sumero-Akkadian） Civilization：苏美尔（苏美尔—阿卡德）文明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苏美尔文明中的商业活动 cultural achievements of，苏美尔文明的文化成就 diasporás created by，苏美尔文明制造的大流散 economic resources of，苏美尔文明的经济资源 extinction of，苏美尔文明的灭亡 genesis of，苏美尔文明的诞生 geographical expansion of，苏美尔文明的地理扩张 im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citizens in，苏美尔文明中的非个人关系 politically fractured structure of，苏美尔文明的政治结构 radiation of culture of，苏美尔文化的辐射 religion in，苏美尔文明中的宗教 stimulus diffusion of culture of，苏美尔文化的刺激扩展 unification，degree of achieved by，苏美尔文明所达到的统一程度 wars between local states in，苏美尔文明圈内地区性国家间的战争 wind-power，harnessing of，苏美尔文明对风能的驾驭

Sumero-Akkadian world，successive empires in the，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中前后相继的诸帝国

Sun Yat Sen，孙中山

Sung dynasty，the，宋朝

Swabian West Roman Emperors，the，施瓦本的“西罗马帝国皇帝”

Syria，叙利亚

Syrian dynasty's avatar of Roman Empire，作为罗马帝国后继者的叙利亚王朝

Syrtes，the，希尔特斯海峡

Tacitus，塔西佗

Tagore，Rabindranath，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T'ang dynasty，the，唐朝

Taoism，道教

Tatars，the，鞑靼人

Technology：技术 accelerating progress of，技术的加速发展 agriculture，application to，农业中的技术应用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s，美国人对技术的态度 application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to，实验性科学应用于技术 arrest of progress in，possibility of，技术进步停止的可能性 as a cause of urbanization，技术作为城市化的原因 as man's most successful achievement so far，技术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最突出的成就 conditions enabling human race to be reunified produced by，技术创造了人类重新团结的条件 driving force of，applied to war，应用于战争的技术的驱动力 feebleness of means of unification placed at man's disposal by，before nineteenth century，19世纪之前被人随意运用的技术作为团结人类手段的弱点 Gandhi's policy regarding，甘地对待技术的策略 man's innate aptitude for，人类发展技术的天赋 moral neutrality of，技术在道义上的中性 precise answers given by，to problems raised，技术能够就现实问题给出的准确解答 revolutionary social changes produced by，技术导致的社会巨变 stagnation in，periods of relative，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时代 static nature of，before Upper Palaeolithic Age，旧石器时代早期之前技术发展的停滞状态 world-wide adoption of inventions of，技术革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

Telecommunications，电信

Telepathy，心灵感应

Television，电视

Thebaid，Egyptian，埃及底比斯周边地区

Thebes，Egyptian，埃及底比斯

Theodosius I，the Roman Emperor，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

Thomas Aquinas，Saint，圣托马斯·阿奎那

Tiahuanaco，蒂亚瓦纳科

Tigris，River，底格里斯河

Timur Lenk（Tamerlane），帖木儿

Tokugawa Shogunate，the，德川幕府

Tolstoy，Count Leo，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Tool-making，工具制造

Torah，the Jewish，犹太教律法

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

Trade，see COMMERCE贸易，见“商业”

Trades-union rules，贸易同盟规则

Travel：旅游 by air，航空旅游 control of，in megalopolis，大都市对旅游的限制

Tribalism，部族制

Tropics，the，infertility of soil in，热带地区土壤的不肥沃性

Trotsky，托洛茨基

Turkey，土耳其see also OTTOMAN EMPIRE 另见“奥斯曼帝国”

Tyre，推罗

Umayyad Caliphate，the，倭马亚哈里发王朝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the，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nited Arab Republic，the，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United Nations，the，联合国

United Empire Loyalists，the，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效忠英王派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美国

Universe，the：宇宙 man's relation to，人类同宇宙的关系 quantification of phenomena of，宇宙现象的量化 ultimate spiritual reality in，宇宙中的终极精神实质

Ur，乌尔

Urartu，乌拉尔图

Urban IV，Pope，教皇乌尔班四世

Urbanization，城市化

Urdu language，the，乌尔都语

Vatican Council，the Second，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Village communities，村社

Viracocha，the Andean creator-god，安第斯文明中的造物主比拉科查

Virgil，维吉尔

Wadi Natrun，the，瓦狄那吞

Wahhabis，the，瓦哈比教派

War：战争 abolition of institution of，need for，废除战争机构的必要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作为执行政策工具的战争 atomic，核战争 avoidance of，between Great Powers in atomic age，核时代大国间避免战争的做法 conclusiveness of fighting resulting in establishment of would-be world-states，作为彻底结束争端并建立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战争 conscription for，为战争而进行的募兵 diasporás produced by，战争导致的大流散 infrequency of，before Age of Civilizations，文明时代来临前战争的罕见 intensification of，at beginning of Age of Civilizations，文明时代初期战争频率的加强 liberation by，from rule of aliens or of a dominant minority，战争使民族摆脱异族或少数民族统治而获得自由 limited destructiveness of，in eighteenth century in Western World，18世纪西方世界中战争有限的破坏性

Wars：战事 American civil，美国内战 Balkan，巴尔干战争 cold，冷战 ‘Opium’（1839—1942），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 religious，宗教战争 Romano-Jewish，罗马—犹太战争 Seven Years'，七年战争 see also WORLD-WARS 另见“两次世界大战”

Washington，D．C．，华盛顿

Water，travel by，水路交通 see also SHIPS 另见“舰船”

Wells，H．G．，韦尔斯

Western Christendom，西方基督教世界

Western Civilization：西方文明 antipathy of，to political unification，西方文明对政治统一的反感 as successor to Hellenic Civilization，西方文明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 ascendancy of，over other civilizations，西方文明超越其他文明 beneficent achievements of，西方文明的贡献性成就 cultural unification of world achieved by，西方文明实现的世界性文化统一 Communism，reaction to，among conservative-minded people in，西方保守者对共产主义的反应 destructiveness of warfare aggravated in，since eighteenth century，18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中与日俱增的战争破坏性 devastating effect of impact of，on non-Western world，西方文明影响在非西方世界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diasporás in，西方文明中的大流散 education，primary，importance of，in，西方文明中初等教育的重要性 ‘Enlightenment’，the eighteenth-century，18世纪的“启蒙运动”medieval age of，西方文明的中世纪阶段 missionary activity of，in non-Western countries，西方文明在非西方国家的传教活动 nationalist political ideology of，西方文明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nuclear area of，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 politically fractured structure of，西方文明的政治结构 prestige of，西方文明的显要地位 repudiation of heritage of，by Nazis，纳粹对西方文明遗产的抛弃 secular-mindedness of，西方文明的世俗性倾向 spiritual activities，probable resumption of，in coming age，未来西方文明中精神活动可能出现的复兴 world-wide expansion of，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Wheel，the，车轮

Wind-power，harnessing of，对风能的驾驭

Work，zest in，劳动热情

World-authorities：世界性权威 control by，of atomic energy and food-production，evident need for，世界性权威在控制核能与食物生产方面显而易见的必要性 control by，of new problems arising from technological advances，needed，控制由技术革新引起的新问题所需要的世界性权威

World-language，probable development of a，未来出现世界语的可能性

World-mindedness，对全世界的整体关注

World-state，the possible future：世界性国家的可能前途 as the only alternative to mass-suicide，作为大规模自杀的唯一替代选择 candidates for role of founders of，世界性国家缔造者的人选 dullness of life in，inevitable，世界性国内中必然出现的生活乏味 establishment of by force，impossibility of，世界性国家不可能依靠暴力建立 federal structure of，probable，世界性国家可能采用的联邦制结构 force，overwhelming，need for，at disposal of government of，世界性国家的政府需要拥有的压倒性力量 homogeneit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outlook，importance of，世界性国家社会、文化观念统一的必要性 individual citizen in relation to，个体公民与世界性国家的关系 intelligentsia，role of，知识界在世界性国家中的角色 local government，relation to，地方政府与世界性国家的关系 millet organization in relation to，谷物分配与世界性国家的关系 paramount political allegiance to，世界性国家声称拥有的至高权力 permanent peace and security of human race achievable by，世界性国家所能实现的人类永久性和平与安全 physiological obstacles to creation of，question of，建立世界性国家的物质障碍问题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to creation of，question of，建立世界性国家的心理障碍问题 range of，世界性国家的范围 reluctance of peoples to accept，各民族不愿接受世界性国家 technological practicability of，at present time，当代建立世界性国家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World-states，would-be：潜在的世界性国家 age of，潜在世界性国家的时代 alien domination，effects of，潜在的世界性国家造成的异族统治 alien religions，effects of conversion to，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导致的改宗 avatars of，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后继者 converts to culture of，role of，潜在的世界性国家传播文化的角色 cultural and religious reactions against standardizing process in，对潜在的世界性国家标准化趋势的文化、宗教回应 degree of political unity achieved by，潜在的世界性国家所达到的政治统一程度 deification of，对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神化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called to rescue of，用于拯救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宗教机构 establishment of，by knock-out blow，通过决定性胜利而建立的潜在世界性国家 failure of most of，to perpetuate themselves，大部分潜在的世界性国家未能长存 federal structure of those established by peaceful means，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的潜在世界性国家所采用的联邦结构 forcible incorporation in，effects of，潜在的世界性国家使用的武力吞并手段 founders of，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缔造者 geographical expansion of，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地理扩张idealistic motives of rulers of，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统治者的理想主义动机 loyalty of citizens to，公民对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忠诚感 official religions in，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官方宗教 prestige of，潜在的世界性国家享有的荣耀 reduction of，to status of local states，潜在的世界性国家降格为区域性国家 relative success of，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ecurity，潜在的世界性国家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的相对成功 religious tolerance in，潜在的世界性国家中的宗教宽容 resistance to establishment of，and revolts against，针对建立潜在世界性国家的反抗与起义 significance of，潜在世界性国家的重要意义 spiritually liberating effect of citizenship in，潜在世界性国家中公民身份的精神解放 stability，paramount concern of rulers for，潜在世界性国家的稳定与其统治者密切相关 subversion，severity of rulers towards，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统治者倒行逆施导致的颠覆 successor-states of，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的继承者们 surviving，at present day，延续至今的潜在世界性国家 torpor and dullness of life under，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统治下生活的死气沉沉与单调乏味 unifying effect of cultural and social uniformity in，潜在的世界性国家缔造的文化、社会统一局面 usurpers，certification of legitimacy of，潜在的世界性国家政权的篡位者对其合法性的证明 see also CHINESE EMPIRES；EGYPTIAN EMPIRES；ROMAN EMPIRE；SUMERO-AKKADIAN WORLD 另见“前后兴替的诸华夏王朝”、“前后相继的埃及诸王朝”、“罗马帝国”、“苏美尔—阿卡德世界”

World-wars：两次世界大战 First，第一次世界大战 Second，第二次世界大战

Writing，art of，书写的艺术

Yahweh，雅威

Yellow River，the，黄河

Yōnas，the，希腊人（印度人使用的称谓）

Yunnan，云南

Zarathustra，see also PARSEES；ZOROASTRIANISM 琐罗亚斯德

Zealots，the，奋锐党

Zeno，芝诺

Zeroastrianism，琐罗亚斯德教 see also PARSEES 另见“波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