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事典．052，布尔战争／指文烽火工作室著．--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168-2303-3

Ⅰ．①战…　Ⅱ．①指…　Ⅲ．①战争史－史料－世界　Ⅳ．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7659号

战争事典．052，布尔战争

著　　者：指文烽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戴　晨

视觉设计：王　涛

策划制作：指文文化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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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345千

印　　张：20

版　　次：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2303-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布尔战争

跌落神坛的不列颠尼亚　布尔战争简史

棋局上的僵持　卡莱战后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的西亚激斗

横扫千军　“波斯拿破仑”的征战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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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战争

跌落神坛的不列颠尼亚

布尔战争简史

作者：张炜晨

前言

历史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善于归纳总结、思维存在惯性的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新世纪必然延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黄金时代”。白人老爷在“不列颠治下和平”（Pax Britannica）的荫护下，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为所欲为。整个19世纪后半叶、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期间，大英帝国的军队所向披靡，任何胆敢制造麻烦的刺头无一不被修理得服服帖帖。唯一难啃的骨头在克里米亚，不过对手是俄国人，饶是彪悍如此的“战斗民族”最后也被迫签署城下之盟。至于殖民地那些“不服管教”的锡克人、阿富汗人、祖鲁人等等有色或“劣等”人种，根本不是英国人的对手。在新时代，可能威胁英国霸权的只不过是白种人内部的几个大国罢了。

1900年，英国同时进行了两场战争。在远东，包括英国军队在内的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入侵领土广袤、人口众多的中国。清朝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战争结果也自然毫无悬念可言。次年，腐朽的清王朝同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英国仅战争赔款就获得约5062万两白银。这段史实在中学历史课本中有详细讲述，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管学生们喜欢不喜欢，课本的枯燥结论还是相当精准和严谨的。

很遗憾，这件在中国惊天动地的大事在世界史中却相对不那么重要，并未在历史进程中掀起波澜。

不列颠尼亚是代表英国的拟人化女神。她头戴战盔，手持盾牌和三叉戟，简直就是波塞冬和雅典娜的超强合体，一副不可战胜的模样

那时英国人关注的焦点在距离北京1.2万多公里的非洲南部。由白人殖民者建立的两个小小的以农牧业为主的布尔共和国，总人口不到50万，居然将45万英国军队（含正规军、本土志愿军、殖民地军队和南非地方军）打得损兵折将。本来以为将是场“下午茶”式的军事行动，最后变成了血腥残酷的全面战争，英国总共支出军费2.2亿英镑。如果按1900年1英镑可兑换6.43两白银计算，《辛丑条约》支付给英国的赔款不过787万英镑，只有布尔战争军费的3.5%——勉强够上零头。

当然，英国凭借强大的国力，最后在消耗阶段还是拖“死”了布尔人。就算花钱如流水，对头号强国而言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问题在于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不可一世的不列颠尼亚女神不过是外强中干的“弱鸡”而已，面对封建时代和前工业时代的军队尚可一战，一旦对手也掌握了先进的武器、具备高超的战斗素质并建立了新式战争体制，大英帝国的陆军似乎也不过如此。于是秉承“光荣孤立”政策的英国也只好放下身段，以实用主义为原则选择盟友，甚至连原来根本瞧不上眼的日本也成了拉拢对象。另一方面，野心勃勃的德国蠢蠢欲动，萌生“彼可取而代之”的大国冲动。于是所有人预想的“黄金时代”在14年后以“世界大战”告终，运行百年之久的殖民体系也终究分崩离析。

布尔战争直到现在都还是西方历史研究的热点，也许人们都很好奇，一伙“土包子”是如何将高贵的“女神”拉下神坛的呢？

VIP与阶下囚

1899年10月9日，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首先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国政府在48小时内做出如下承诺：第一，英军应立即撤离布尔边境；第二，已抵达南非的增援英军应撤离；第三，正在途中的英军不得在南非的任何港口登陆。否则即视为英国“正式宣战”。如果把这份公告的相关方换成巴拿马战争前的巴拿马和美国，地点改为拉丁美洲，读者大约就更能体会“不自量力”的内涵了。时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和殖民大臣张伯伦（Chamberlain）听到这个消息都大大松了口气。既然是布尔人抢先发难，发动战争的罪名可就怪不到英国头上啰，取得公众支持应该顺理成章。至于是否能取得胜利，首相大人想都懒得去想，这种“小事”交给前线司令官就行了，一目了然的问题何须自己去费心？10月11日，英国政府任由最后通牒到期，除了掩饰不住的鄙夷外，什么答复也没有。

虽然表面上英国人是被动应战，其实他们早就开始准备战争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绝非依赖“以德服人”，而是赤裸裸的“以武治人”，英国早就深谙此道。3天后，一支2万人的远征军在总司令雷德弗斯·布勒爵士（Sir Redvers Buller）的率领下，从南安普顿港起航，趾高气扬地远赴南非。离别仪式十分感人，人们群情激昂，高唱着《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就连王储，将来的爱德华七世也从白金汉宫赶来送行。

布勒出身于英国老牌大贵族家庭，伊顿公学毕业后从军，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著名的加拿大红河远征。1878年，他就曾在南非服役，在第9次开普边境战争和祖鲁战争中表现出色，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样一位资历、威望和血统都无懈可击的人无疑堪当此重任。布勒对自己的能力也无比自信，据说当他看过了远征军的组成序列后，牛哄哄地说：“很好，如果这样还不能获胜，就把我踢走算了。”不过布勒近20年来一直在白厅处理行政事务，远离部队和实战已久，对日新月异的新战术不免生疏，好在英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司令官只要声望足以服众就行了。舆论普遍认为只要6个月，甚至在圣诞节之前就能结束战争。

制服闪亮的布勒将军

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远征军登船后在长达两周的时间里完全与世隔绝，对南非的战况自然也一无所知。可是全军，包括战地记者们都猜测布尔人在远征军登陆前就会被驻守在南非的英军击败。一想到这个无聊的可能性，军官们都郁郁寡欢，只好与跟船而来的平民开“既健康又有趣”的军民联欢化装舞会。布勒本来就少言寡语，此时更是阴沉着脸天天在船上散步。当年在祖鲁战争中，他曾与布尔人并肩战斗过，对这个敌人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布尔人虽然勇猛，但毕竟小国寡民，若航行速度还不加快，真有可能让目前的实际战地指挥官佩恩·西蒙斯（Penn Symons）和乔治·怀特（George White）占得先机。

10月29日，远征军碰到了刚刚离开南非的一艘蒸汽船。双方立即扯着嗓子喊话，无奈距离太远，蒸汽船只好竖起一块板子，言简意赅地写了三句话：

布尔人被击退。

三场战斗。

佩恩·西蒙斯战死。

英国人震惊了，竟然有一位将官牺牲，想必战斗激烈异常；随后又颇为沮丧——被击退的布尔人会不会提出停战呢？答案很快就在次日揭晓。远征军安全抵达开普敦的桌湾（Table Bay）后，得知任何一方都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远征军在庆幸之余不免有些黯然神伤，因为英国军队的损失太惨重了，很多优秀的军官命丧黄泉。说好的“愉快旅行”和“下午茶”呢？这场战争显然远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作为彼时世界头号强国，英国军队的后勤保障几乎事无巨细；布勒也在等待更多部队集结，于是远征军团需要在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休整一个多月才能开拔向前。两位分别来自《曼彻斯特卫报》和《晨邮报》的记者决定离开主力部队，只身奔赴位于纳塔尔（Natal）地区的莱迪史密斯（Ladysmith）前线采访。自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拉塞尔（William Russell）后，大英帝国军队中就总是少不了记者的身影，他们甚至比真正的军人更加勇敢无畏。而且这些记者往往都是出身上流社会的贵公子，军官们也依仗他们为自己美言，因此战地记者在军队中的待遇和地位相当高。

两位记者乘坐的火车在小镇埃斯特科特（Estcourt）不得不停下了车轮。他们还是慢了一步，布尔人已将莱迪史密斯团团围住，大批英军困在城内亟待救援。虽然埃斯特科特尚未遭到敌军进攻，但在这两座城镇之间已经布满了布尔骑兵。埃斯特科特只有区区2300名官兵驻防，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1]

当时从埃斯特科特到莱迪史密斯的铁路尚未被布尔人破坏，也许他们计划保留这条运输线日后为己所用吧。正好英国人手中有一辆装甲列车，于是英军指挥官不时派遣列车随同骑兵侦察部队出城，打探敌军动向。这是个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了。

装甲列车看上去威猛强悍，平日进行治安巡逻，吓唬老百姓也许很高效；实则异常笨重，只能沿着固定线路前进或后退，毫无机动可言，面对神出鬼没的布尔骑兵就不好使了。敌人只要破坏一座桥梁或涵洞就能轻松令其动弹不得，里面的英军就只有挨枪子的份儿。

11月15日清晨，《晨邮报》记者为了抢发头条，决定冒险跟随列车出城侦察。大约行进22公里后，还没有出现敌情。按惯例，机车再行驶三四公里就算完成任务，可以返程了。这时躲在铁皮“棺材”里的英军从瞭望孔中发现不到2公里远的山坡上出现了大批骑兵，还有几门野战炮。英军还没来得及做好战斗准备，突然榴霰弹就在装甲列车上空爆炸。司机见状不妙，加足马力冲刺，企图绕过山峰躲过敌人的炮击。不料这正是布尔人的妙计，动能满满的列车迎头撞上铁轨上的障碍物……

英俊潇洒的战地记者温斯顿·丘吉尔

《晨邮报》记者在战斗中被俘。他辩解道，自己只是平民记者，不应作为战俘扣留。听起来似乎蛮有道理，可是他忘记了在火车脱轨后，他积极组织人员抢救，表现得就像一名正式军官，而且他的口袋中还有一把手枪和两个弹夹（好在他机智地在搜身之前就扔掉了）。按照当年的战争准则，身着平民服装的人员有任何战斗行为或携带武器，被俘后可就地枪决，就算他一枪未开。布尔士兵把记者单独挑出来站着，拿走了他的证件交到布尔军官的帐篷里。证件上的名字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一刻钟后，布尔人决定将丘吉尔按战俘处理。他们可不是每天都有好运气能够逮到一个贵族子弟，必须好好利用。丘吉尔逃过一劫，庆幸之余也开始盘算如何越狱，也许还会以恺撒被海盗俘虏的故事来抵消自己的懊恼。

在比利时发行的一张反英明信片，描绘了布尔人袭击英军装甲列车的场景。英军已经举起两面白旗投降了

英国军队和丘吉尔的命运类似，在1899年年底至1900年年初的布尔战争初期，刚一上阵就被打了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而这场看上去完全不对称的战争以完全出乎意料的剧情拉开大幕，令全球观察家大跌眼镜。要说这英国人和布尔人都是白人，按常理不是应该合起来欺负黑人土著吗？怎么反目成仇呢？这故事呀，还得从250多年前说起。

彪悍的“农民”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当地球上其他地区还空无一人的时候，非洲大陆上早在数百万年前就有人类生存。最早在非洲南部生活的是科伊桑人（Khoisan），实质上包含了两个土著民族——科伊科伊人（Khoikhoi）和桑族人（San），通过人类学研究，其历史可能高达26万年之久。当白人殖民者抵达南非时，桑族人仍旧处于石器时代，科伊科伊人则是游牧民族。说起来科伊桑人同我们平常认为的非洲黑人不太一样，反而有些像亚洲黄种人，以至于早前有人类学家认为他们是黄种人的非洲远古祖先。当然通过现代DNA图谱分析，科学家总算证实了科伊桑人是几乎完全独立的人种，称之为大众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黑人”其实不甚准确。

现代南非共和国中还有一支主要的黑人种族为班图族（Bantu），由数百个文化及语言相似的民族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科萨人（Xhosa）和祖鲁人（Zulu）。虽然都是黑人，但他们并不是南非的原始主人，而是从北部大湖地区逐步南迁的农耕民族。这个民族能够使用铁器，武器精良，能攻善战。如果白种人不来，南非就会像非洲大部地区一样，被班图人占领。班图扩张（Bantu expansion）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种扩张之一，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自喀麦隆高原出发，向东向南迁徙，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与白人发生多次血腥战争后才戛然而止。事实上，新南非国父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就混合了科伊桑和班图血统。

南非土著科伊桑人被两个处于高等文明阶段的入侵者蹂躏。白人由南向北，科萨人由北向南，残忍驱赶科伊桑人，掠夺他们的土地；两个侵略者不期而遇后，爆发了多达9次的所谓“开普边境战争”（也称“非洲百年战争”）以及祖鲁战争。所以严格分析，不能说白人侵略了班图族土地，这就好比“德国人侵占了俄罗斯人的波兰土地”一样荒谬。“白人来到南非是殖民主义，班图人进入南非是种族融合”，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公允。

南非最南端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除沿海小片土地外，内陆不算肥沃，也无法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而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海面处于西风带，经常出现风暴，很多船只就算遥望到了陆地，也不敢冒险登陆。那么这个远离世界文明中心的穷乡僻壤是怎么吸引了白人的注意呢？这都是大航海惹的祸。

最早抵达南非的是15世纪末的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和达·伽马（da Gama），不过葡萄牙人并没有经营这个地方，仅仅将好望角标示在海图上就一走了之。1652年4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扬·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带领153个移民，驾驶3艘小船在好望角地区登陆，创建了第一个白人据点：开普殖民地。这次行动的首要目的是为东印度公司的往来商船提供补给。当时公司的主要业务在亚洲的香料群岛，满载香料的货船长途跋涉，若要安全回到欧洲，途中必须设置补给站，位于航线上的好望角自然是上佳选择。公司本身并无占据这片土地的计划，事实上一开始移民们还特意与当地土著保持距离，甚至设想挖掘一条位于福尔斯湾（False Bay）和桌湾之间的壕沟，只是费用过高而作罢。这群白人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拿着东印度公司薪水的雇员，然而天高皇帝远，时间久了队伍的思想可就不稳定了，很多人不免想摆脱老板控制，自立门户。

扬·范·里贝克登陆好望角。其航海日记写道：“4月6日太阳落山不久，驶进桌湾，在水深4㖊（1㖊为6英尺，约1.828米）的沙砾海面上抛锚。4月7日傍晚我们登岸观察地形，选择构筑要塞的地点。”

1685年，一群在法国遭到迫害的胡格诺派来到开普避难。因为有着相同的信仰，荷兰移民接纳了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的新教社区，后来又有一些德国新教徒加入进来。这些人将自己看作神选之民，将脚下这片陌生的土地当成上帝的“应许之地”，毫不谦让地大肆侵占。

随着人口增加，殖民者需要的土地也亟待扩大，他们便突破东印度公司设定的边界，向内陆扩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当地狩猎土著桑族人产生矛盾。于是殖民者建立了一套藏兵于民的军事体制（Commando）。“Commando”直译为“突击队”，听起来像特种部队似的很唬人，其实恰恰相反。这些殖民军队不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部队，连正规军都不是，本质上就是民兵。该军制要求所有年满16岁的白人男性必须登记在案，义务服役。军官经由选举产生，战士自己携带武器、口粮和马匹入伍，政府只提供后续弹药。在后来同黑人及其他白人（英国人）的军事斗争中，这种军制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殖民者圈地的手段十分残忍。有一位当事人记载，民兵袭击了一个桑族部落，除了5名妇女外，其余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在民兵返程途中，又有4个妇女因跟不上队伍而被杀害。事实上这群白人殖民者同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的行径如出一辙，采取的就是赤裸裸的种族灭绝手段，将桑族人当作“野兽”一样捕杀。只是这些打着上帝名号、干着魔鬼行径的殖民者可曾预料到，两个世纪后，他们的后代也会遭遇类似的恐怖待遇！

到18世纪末期，桑族人就成为濒临灭绝的人种。另一支土著科伊科伊人的社会结构也被瓦解。他们因天花而大批死亡，失去了土地和牲畜，沦为白人的劳工。丑恶的奴隶制也跟着兴盛起来，成为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奴隶们来自东非、马达加斯加和荷属东印度。他们的人口数量很快就超过白人，承担了绝大部分苦力工作。

这群鸠占鹊巢，混杂着荷兰、法兰西和德意志血统的白人，逐步脱离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控制，成为拥有自己庄园的独立农场主，并在此后200多年中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知，不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而是自称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白色的非洲人。外人更习惯于称呼他们为布尔人（Boers），意思是“农场主”，泛指在南非从事农场经营的所有欧洲白人。[2]同时，以荷兰语为主体，融合了欧洲多国语言和非洲土著语、马来语（来自马来奴隶）的阿非利卡语也成为布尔人的通用语言。

遥望桌山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1683年）

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开普殖民地陷入经济危机；与此同时，布尔人最主要的敌人科萨人出现在大鱼河（Fish River）对岸。次年，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在西蒙斯湾（Simon's Bay）抛锚，名义上是应荷兰流亡政府的要求，保护殖民地免遭法国军队的入侵。英国人“承诺”一旦战争结束就将开普还给荷兰。南非地区的政治势力分布变得诡谲复杂起来。

1814年，荷兰政府根据《伦敦公约》的规定，正式将开普殖民地的主权割让给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前，好望角是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必经之路。若要确保“皇冠上的明珠”印度的安全，维持大西洋和印度洋航道通行无阻，好望角是大英帝国必须控制的战略要点，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直布罗陀。

彪悍的布尔人对付土著和老东家荷兰尚游刃有余，但是面对武力更盛的英国新政府就决然不是对手了。打不起难道还躲不起？不甘臣服的布尔人便打点行装，举家离开开普地区，向更荒凉的内陆行进。为了寻找新的家园，他们开始了一场持续12年时间、史诗般的“大迁徙”（The Great Trek）运动。

大迁徙

掐指算来，在英国控制开普殖民地之前，布尔人已经在南非生活了150多年了。很多人在南非土生土长，从来没有去过欧洲，南非就是他们真正的故乡。当英国势力深入后，布尔人与之才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大批英国移民涌入开普殖民地。地少人多，新老移民必然会出现土地纠纷。其次，1828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第50号法令》，在法律上规定科伊科伊人与白人有“平等地位”，可谓是触动了布尔农场主的根本利益。到1834年，英国又正式在全帝国境内废除奴隶制度，进一步打击了布尔人的经济命脉。虽然废奴法案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潮流，但读者绝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白人老爷突然善心大爆发，而是各种因素斗争博弈的结果。事实上，英国为了同布尔人达成妥协，牺牲南非黑人的利益时从来不会犹豫片刻。也正是当年英国的漠视，到20世纪后半叶，种族隔离制度竟然还在南非大行其道。

当然，导致布尔人大迁徙的直接原因还有诸如文化上的冲突、宗教上的分歧，以及布尔人渴望自由、摆脱英国人统治的独立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在此不再赘述。总之此后的历史就两句话：合不来，就分家；分不清，就开打。整个大迁徙运动中，约有1.4万人离开故土，占开普殖民地白人种群的1/6左右。

大迁徙的主力队伍于1836年正式出发。不过在出发前，布尔人早就派遣了几支侦察队和先遣队渡过奥兰治河（Orange Rivers）去探路。在此之前，除了猎手和传教士外，只有很少的欧洲人到达过奥兰治河以北地区。

横亘在布尔人迁徙道路面前的是班图人，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战斗力绝非之前尚处于原始阶段的科伊科伊人和桑族人可比，特别是祖鲁王国，将成为布尔人的心腹大患。但是另一方面，班图人其实是很多部落的统称，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或领袖，此时正在相互攻伐，便又给了布尔人可乘之机。布尔人面对途中一个个不同的部落，使用殖民者屡试不爽的手段——连哄带骗、既打又杀，倒也取得了不少利益和战斗胜利。

1837年6月，迁徙队伍在温堡（Winburg）集中，决定成立一个新国家——新荷兰，然后申请并入荷兰王国。这除了有血缘上的天然亲近感之外，也是为了迫使英国掂量掂量同荷兰的关系。作为一个小种族，布尔人的政治智慧可圈可点。然而荷兰这座小庙也容不下他们，于是又转同德国眉来眼去，打得火热。如果在后来的布尔战争中能够设法把德国拖下水，提前打成“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战争结局还真难以预料，值得写篇架空小说。

言归正传，布尔人的愿景很丰满，内部却发生了争执，最后一拍两散，分裂为东进派和北上派，分别朝濒临印度洋的纳塔尔地区和更僻远的内陆德兰士瓦（Transvaal）前进。

布尔人迁徙可以说是与过去的土地彻底了断。他们扶老携幼，将全部家当装在牛车上，赶着成群的牛羊，以家族或社区为单位陆续出发，然后在途中不断合并，扩大队伍。虽然各团体之间原本就存在矛盾，在迁徙方向上也各执己见，不过一旦有迁徙队伍遭到攻击，其他接到求援信号的队伍就会倾囊相助，这也在无形中有助于增强布尔人的团结合作，催化出统一的民族认同感。

布尔大迁徙及非洲土著的抵抗示意图（第一波，1836—1840年）

布尔人赶着牛车翻越崇山峻岭

布尔人的牛车非常有特点，有点类似于美国西部片中的大篷车，只是规模更加庞大。大车排成长长的纵队，每辆车上的车夫挥舞着长鞭驱赶强壮的公牛前进。男人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外围警戒，有人突前探路，还有人控制牲畜群紧跟队伍。这样拖家带口、牵牛赶羊的队伍当然走不快，加之沿途都是蛮荒之地，因此只能以平均每天5英里（约8公里）的速度缓慢移动。到了晚上，牛车既是布尔人移动的家，也是绝佳的防御工事。他们将牛车首尾相连，围成一个大圈，这样便能有效地抵御野兽或土著人的袭击。

北路军在亨德里克·波特吉特（Hendrik Potgieter）的率领下进展顺利，利用先进的火器横扫马塔贝列人（Matabele），迫使他们后撤到林波波河（Limpopo）以北，现在的津巴布韦境内。部分北上派在德兰士瓦安家。东路军领袖是布尔民团的总司令皮特·雷蒂夫（Piet Retief）。他的大部队自西向东翻越了德拉肯斯山脉（Drakensberg，或意译为“龙山”），进入祖鲁人的地盘。

说到黑人与白人殖民者的战争，我们总会想当然地认为黑人理所应当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然而，事实是黑人土著之间早就存在经年累月的长期战争，于是白人往往利用他们的嫌隙，从中挑拨离间，再各个击破。

马塔贝列人被布尔人击败逃窜，最高兴的反而是祖鲁人。这个祖鲁王国绝非一般黑人部落可比，现任国王丁冈（Dingane）堪称枭雄，为人心狠手辣，通过暗杀前国王上台，在王国内实施集权统治；另一方面他也进行了大量改革，令祖鲁军事实力大增，日后将成为殖民者——不论是布尔人还是英国人——最棘手的本土敌人。

雷蒂夫很清楚面前的祖鲁王国不可强取，只能缓图。为了尽快建立布尔人自己的纳塔尔殖民地，他决定避免使用武力，而是采取外交手段。他首先亲自进入位于印度洋畔的纳塔港，即后来的德班（Durban），得到了当地英国商人的支持，换而言之也就是获得英国政府的间接许可。而后雷蒂夫给丁冈去函，大意是希望同祖鲁人和平相处，一起生活在纳塔尔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共建美好未来，而且布尔人还打败了祖鲁的宿敌马塔贝列人，大家都是朋友嘛！接着雷蒂夫亲自拜访了丁冈，双方相互试探了一番，但未做任何约定。有西方学者评论雷蒂夫是位“光明磊落、正直虔诚”的领袖。也许他个人品行确实无懈可击，但是这番“情真意切”的话，不管读者信不信，考虑到殖民者以往的诚信记录，笔者是绝不会当真的。

迁徙在南非大草原上的布尔车队

1838年1月25日，雷蒂夫应丁冈的邀请，带领67名布尔成年人和3名年轻人（包括他自己的14岁儿子），以及30名科伊科伊人仆从，再次进入祖鲁首都姆贡贡德洛乌（uMgungundlovu）[3]。这一次雷蒂夫志在必得。

谋杀与血河

在丁冈同意布尔人定居之前，就有大批殖民者源源不断地进入纳塔尔，在图盖拉河（Tugela）流域建立农场了，再加上期间发生的其他事件，使丁冈对这群不请自来的白人疑窦重重，逐渐起了杀心。

雷蒂夫一行访问的最初几天，骁勇的祖鲁武士围着布尔人表演了模仿战斗情形的舞蹈；布尔人也不甘示弱，以鸣枪回应。这诡异的气氛简直同中国的“鸿门宴”如出一辙。当雷蒂夫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后，丁冈突然拿出一份文件，内容是他愿意将图盖拉河至乌姆兹弗波河（Umzimvubu）之间的所有土地割让给布尔人。雷蒂夫毫不犹豫地签字画押，他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了。

当晚，一个叫威廉·伍德（William Wood）的白人少年找到雷蒂夫，表示丁冈的真实意图十分可疑。伍德不是布尔人，此前因传教和商业的原因，与祖鲁人交往颇深，对丁冈很了解。但是他的警告并未引起雷蒂夫的重视。雷蒂夫说，国王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没有理由担心。话虽如此，布尔代表团还是着手整理行李，准备第二天黎明就离开营地。

2月6日，就在雷蒂夫一行给马匹装上马鞍后，他们收到了国王的口信——丁冈邀请布尔人到广场上参加告别集会。拒绝显然是很失礼的行为，雷蒂夫只好带领部下前往。他们刚刚进城，两个祖鲁卫队长就拦下他们，要求将火枪留在城门外，因为携带武器是对国王的冒犯。当时祖鲁军队依然处于冷兵器时代，但通过与白人交流，已经知道了火器的厉害。

雷蒂夫不加防范，解除武装后悠闲地坐在广场中，一边享用新鲜的牛奶，一边抽着烟斗，再次欣赏着原生态的土著舞蹈。祖鲁人载歌载舞，不知不觉中围成的圆圈越来越小。国王也在不停地唱着战歌，就在歌声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高呼：“杀死巫师！”这是预先设定的信号，祖鲁人一拥而上，很快将雷蒂夫一行制服。据说有些白人在身上藏有猎刀，在被擒之前砍杀了二十多个敌人。

在刑场上，雷蒂夫眼睁睁看着部下们，包括自己的儿子，一个个被木棍打死，或被石块砸碎头骨而亡，更有一些人被串在木桩上，缓慢痛苦地死去。祖鲁人将尸体钉在高高的杆子上，任由秃鹫啄食。雷蒂夫是最后被处决的。刽子手将他的胸膛破开，把心脏和肝脏用布包起来，呈献给丁冈。

这是一个血腥残忍的故事，丁冈的行为无疑是卑劣和野蛮的。不过这丝毫不能成为白人殖民者抢夺当地黑人土地的理由或将布尔人的行为正当化。也许白人不会如此残暴地杀戮或虐尸，但他们披着“文明的马甲”实行的种族灭绝行径，更加残酷冷血。

杀害雷蒂夫后，祖鲁军队随即出动。7000人的大军秘密行军11天，接近布尔人分散在德拉肯斯山脚下的各居住地，于1838年2月16日深夜，突然同时向毫无防备的布尔人发起了全面进攻。布尔人在那一晚共有41名男性、56名女性和185名儿童被杀，还有约250名黑人仆从死于非命。从雷蒂夫遇害到营地被袭，布尔人将这一连串事件认定为祖鲁人的“大谋杀”，是这个新生民族挥之不去的梦魇。

整个1838年对东进的布尔人而言是异常艰难的。粮食、弹药即将告罄，甚至连供圣餐使用的葡萄酒也没有了。为了抵御敌人，布尔人只好将大车集中在一起，很多人和牲畜龟缩在车阵中，这又导致疾病蔓延。布尔人最重要的资产——牛群也在挨饿，因为只要远离车阵放牧，祖鲁人就会将其掠走。9月23日，另一位重要的布尔领袖赫特·马里茨（Gert Maritz）也不幸病逝，使这群失去故土又找不到新家的迁徙者坠落到最低谷。他留下了一句悲伤的遗言：“我就像摩西那样，看见了应许之地，却无缘在这里居住。”如果这样的“应许”是暴力赶走早先定居的异族人，也未免太霸道了。

1838年2月16—17日，祖鲁军队在现今南非共和国夸祖鲁-纳塔尔省韦纳城附近袭击了多个布尔迁徙者营地，史称“韦纳大屠杀”（Weenen Massacre）

顽强的布尔人依然咬牙坚持，不愿退出纳塔尔地区。他们成功地维持了与东面纳塔港的运输通道，基本生存物资和武器得到保障。10月，幸存者们甚至在离纳塔港仅百公里之遥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定居点，并命名为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以纪念死去的雷蒂夫和马里茨。这也是后来纳塔利亚共和国的首都。

11月22日，来自开普殖民地的安德列斯·比勒陀利乌斯（Andries Pretorius，又称老比勒陀利乌斯）率领60名骑手和1门黄铜火炮来到纳塔尔。26日，比勒陀利乌斯被任命为民团司令，统领与祖鲁王国的全面战争。

比勒陀利乌斯是第五代南非移民了。他身材魁梧，还有一个看上去不合时宜的大肚腩；一个刻薄的英国人形容他“身高6英尺（约1.83米），凸起来的肚子就像个低音鼓”。然而正是这个貌似养尊处优的大农场主即将扭转战局，成为布尔人的救星。

照片上的比勒陀利乌斯相貌英俊，目光炯炯，头发和胡须打理得一丝不苟。如果脑补出手臂下的大肚子，他倒不像一名军事领袖，反而好似大学教授或巨贾

比勒陀利乌斯很快就召集了一支约500人的特遣队，配备3门2.5英寸口径前膛加农炮，并携带了多达64辆大车的补给和弹药，此外还有100多人的土著士兵，浩浩荡荡深入祖鲁领地。之前布尔民团纪律散漫，民兵们只接受自己认可的军官，导致各部队纷争不断。针对这样的缺点，比勒陀利乌斯把特遣队分为5支小队，重新任命指挥官，要求全员执行新指挥系统的命令。这些在正规军中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是比勒陀利乌斯必须首先解决的难题。这么一支看上去是“乌合之众”的布尔民团当然也没有统一军服，军官的唯一区别是腰带上系有一把手枪。

比勒陀利乌斯的策略很直接，那就是直扑祖鲁王国首都姆贡贡德洛乌，直至与祖鲁军队相遇，然后寻找合适的地形，建立强大的防御阵地，引诱祖鲁人主动攻击。这是一套战略上进攻、战术上防御的高招，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之前布尔骑兵经常贸然出击而遭受重大损失。

1838年12月14日，特遣队渡过水牛河（Buffalo River）。在离姆贡贡德洛乌只有约50公里的地方，比勒陀利乌斯收到斥候传来祖鲁大军迫近的警报。他将预设阵地选在了恩康姆河（Ncome River）和一段干涸的河沟夹角处。

恩康姆河南北走向，在紧贴阵地的这一段河道突然变宽变深，对岸还有河马活动，适合渡河的地点分别在远离防御圈的上、下游。布尔人的南面屏障是一道14英尺（约4.3米）深的陡峭干沟，可以保护布尔人的侧翼。这是一个绝佳的防御地点，祖鲁军队只能从西北方向的平原发动正面攻击，正好处于布尔人的火力覆盖之下。由于比勒陀利乌斯的阵地位于两条河道的夹角内，形状类似于不规则的扇形。这样当祖鲁人越靠近防御圈，其展开面积就越小，进而导致布尔人的火力密度也相应提高。可是从平面图中能够发现，这其实也是一个置自身于死地的“背水阵”，一旦祖鲁人突破防御区，布尔民团将退无可退，必将全军死无葬身之地。恐怕丁冈早就在雷蒂夫的干尸旁边预留了比勒陀利乌斯的位子。

血河之战示意图

布尔民兵很快在这个V形地带将全部64辆牛车首尾相连，通过可移动的木栅栏牢牢拴在一起。阵地上共有4个能够快速关闭的出入口，最大的一个便于马匹和牲畜出入，另外3个架着火炮。其中一门火炮至今还放在比勒陀利亚的迁徙者纪念碑附近。这些火炮都发射能对人员造成巨大杀伤的葡萄弹。

19世纪30年代的布尔移民先驱。他装备有一杆双筒燧发枪，腰间挂有牛角火药筒

12月15日晚些时候，祖鲁将军恩德拉（Ndlela）率领3万大军很快杀到了恩康姆河东岸。他原本以为这支布尔军队会像之前的那样主动进攻，这样便能实施精心策划的伏击战术，哪知对手龟缩不出，全盘打乱其作战计划。此刻恩德拉完全可以凭借绝对优势兵力包围布尔防御阵地。一般情况下，不待给养耗尽，好斗的布尔人就会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决战。不过这可不是祖鲁人习惯的作战方式，于是恩德拉下令立刻渡河，对防御圈发起直接攻击。如果当夜没有起雾，如果河水没有突然大涨，如果祖鲁人在长途行军后能够得到足够的休息，恩德拉的计划也许可以实现，然而事实上祖鲁军队的渡河行动陷入混乱，直到次日黎明，只有不超过5000人过河，他的军队被迫一分为二。这是恩德拉犯下的第一个重大战术错误。

布尔人早就严阵以待。他们在大车上挂上灯笼，齐声高唱赞美诗，令数百码之外已渡河的祖鲁战士惊恐万分。这支祖鲁军队并非精英战队，主帅恩德拉还在河对岸，因此他们失去了夜袭的勇气。不过也有人推测不是祖鲁战士害怕了，而是现场指挥官期望等到更多援军参战。不管怎样，祖鲁人让可能获胜的最后机会溜走了。

12月16日，太阳驱散了迷雾，天气晴朗，阵地前视野极佳。在夜间渡河的祖鲁大军终于集结完毕，犹如一望无际的乌云，黑压压地向牛车阵袭来。待他们进入射程，布尔人的火枪和大炮突然齐射。面对如此密集的队形，想要射偏都是不可能的。祖鲁军队的首次冲锋就像被割倒的牧草一样，在布尔人的第一轮射击中瓦解。

这仅仅是一次试探性的突击罢了。更多祖鲁士兵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持长矛和盾牌，不顾一切地朝着密集的弹幕冲去。布尔人也打疯了。他们几乎每人都配有2—3支步枪，轮换发射，但在持续不断的射击下，枪管一直都是滚烫的。一群祖鲁人聚集在干沟下，企图从这里爬进防御圈。然而人数众多反而成为劣势，他们挤作一团，就连长矛也投不出去。布尔人及时发现了南面的险情，从牛车后跳了出来，居高临下直接对着干沟一阵猛射。祖鲁武士们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干沟里的尸体层层叠叠，勇猛的祖鲁武士也不得不放弃了这处攻击点。

当已经渡河的祖鲁士兵再也无力组织冲锋后，河东岸的祖鲁人开始向河边移动，准备过河了。比勒陀利乌斯命令民兵们离开阵地，在河岸边排列，用快速射击迫使敌人后撤。不过还是有大量敌军绕道上下游的两个渡河点，成功渡河后在西北方集结。此时恩德拉将军依然雪藏着自己的“黑白盾牌”，一旦布尔人出现弹药不济的迹象，就将这支3000人的精锐部队投入战场，发动最后一击。

比勒陀利乌斯也敏锐地意识到，躲在大车后面固然暂时安全，但祖鲁军队人数之多超出预期，一味防守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当机立断，派遣骑兵向北面的开阔地带发起两次冲锋，但并不成功。在第三次冲锋中，300名骑兵组成楔形阵，一鼓作气冲破了祖鲁军队的战线。祖鲁军队在一轮又一轮进攻中承受着巨大的损失，此刻终于支撑不住了，开始全线崩溃。布尔骑兵如入无人之境，肆意砍杀。恩德拉将军还有最后的预备队未用。就在“黑白盾牌”准备过河投入战场时，溃退下来的祖鲁士兵将他们冲散。时间还不到晌午，胜负便已确定。

一部分来不及逃回河东岸的祖鲁人躲在西岸的芦苇下，结果被追杀来的布尔民兵从容地一枪一个击毙，就像打野鸭子那样简单。鲜血染红了整条河流，从此恩康姆河便更名为“血河”。

战后清点战场，共计有超过3000名祖鲁人阵亡，布尔人方面仅有3人在追击时受伤，其中还包括比勒陀利乌斯本人。他的左手腕被一柄长矛刺穿。

血河之战是近代战争中的一次绝佳案例，证明了火力远胜于鲁莽的勇气。当然，比勒陀利乌斯对阵地的选择和及时果断的骑兵出击也是确保完胜的关键。布尔人后来在每年的12月16日都要庆祝这次胜利，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节日。[4]

4天后，布尔骑兵进入姆贡贡德洛乌。丁冈在逃离之前已将这座都城付之一炬。布尔人与祖鲁人的战争还将持续到1840年，期间祖鲁王国又爆发了一场内战，只好割让大片土地求和。至此纳塔尔地区尽数落入布尔人的掌控中。

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南非先民纪念堂。建筑物四角有4尊雕塑，分别纪念三位最重要的移民先驱领袖——皮特·雷蒂夫、安德列斯·比勒陀利乌斯、亨德里克·波特吉特，以及一位无名领袖（代指移民队伍中其他所有领导人）

建国大业

血河之战61年后，温斯顿·丘吉尔以战俘的身份途经当年布尔移民先驱的迁徙路线，并于1899年11月18日抵达比勒陀利亚（Pretoria）[5]。作为一名自视甚高的高阶贵族子弟，丘吉尔满怀愤怒和不服，乃至憋屈。他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应有的生花妙笔，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布尔人极尽讽刺和鄙夷。即便如此，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人是真正的绅士（显然是白人的标准，黑人恐怕会大大地反对）。他们符合礼节地对待这群战俘，尤其是军官们，在战俘营中也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和物资保障。难怪有怀念当年殖民主义黄金时代的人惆怅地认为这是“最后一场绅士战争”，自此以后，就连白人和白人之间的残杀也没有任何底线了。

比勒陀利亚是这场布尔战争的政治大本营。该城地处内陆，面积狭小，不过依然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一到夜间便灯火通明。虽然它的繁华程度远不及开普敦，但布尔人能在这样偏僻的地方成功建立这座现代城市，并进行良好管理，可见他们绝非英国人所嘲笑的“乡巴佬”。布尔人经过断断续续的12年大迁徙，秉持神选之民的信念，从居无定所到建立强大的共和国，这一点倒是与在恶敌环伺的中东硬是扎下根的犹太人类似。然而以色列可是得到了美国的鼎力支持，对手是一群“弱鸡”；而布尔人的对手是当年的世界头号超级强权大英帝国。假若对他们的战斗力进行排序，布尔人似乎略胜一筹。

话说比勒陀利乌斯带领布尔移民好不容易才占据了纳塔尔，后来怎么跑到更北面的德兰士瓦去了呢？这都是英国人在搞鬼。

英国的一贯战略就是不能允许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实力突出的强权。从拿破仑到威廉二世，从希特勒到不断给欧盟扯后腿，莫不如此。处理南非问题时，他们还是用这套思维，采用拉一个打一个的手段，企图维持地区平衡。之前他们协助布尔人对抗祖鲁人，现在布尔人在纳塔尔坐大，英国显然不能再作壁上观了，必须尽快吞并纳塔尔。

就在布尔人欢庆血河之战的胜利时，身穿红色上衣的英国正规军第72高地人团的一支分遣队在纳塔港登陆，随即将其占领。虽然他们只有100人左右，但背后撑腰的是开普殖民政府和整个大英帝国。布尔人就要跟最强大的敌人直接在战场上面对面了。

1840年10月，各路迁徙的布尔队伍达成协议，宣布成立“纳塔利亚共和国”，其立法议会是名义上的所有布尔人的最高立法机构。布尔人都是农场主，离家最近的邻居往往都在地平线外，平时有什么事情，都是依靠公社来相救或互助，政府的公权力其实很难全面覆盖。因此他们的独立性很强，也不畏惧权威，一旦局势缓和，布尔人内部的矛盾就开始激化了，谁也不服谁。这个纳塔利亚共和国简直就是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总统和行政人员每3个月换一拨；各派别对所有重大问题都能轻易批准或否决，如同儿戏。

布尔人一般采取粗放模式经营农场，为了增加畜牧量，唯一的办法就是简单扩大规模，因此对土地有着几乎无限的贪婪，这就必然持续不断地与周边土著产生冲突和战争。当时好些科萨人部落都处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布尔人大杀大抢必然威胁到整个南非地区的稳定，英国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1842年4月1日，英国以布尔人攻击科萨酋长为借口，派出T.C.史密斯上尉及263名官兵。他们从开普殖民地东部边界出发，一路通行无阻，于5月4日进驻德班（即前文中的纳塔港），切断了纳塔利亚共和国的出海通道。布尔人本来就是不服从英国管理而脱离开普，好不容易在纳塔尔站稳了脚跟，英国竟然又步步紧逼至此，当然十分恼火。

比勒陀利乌斯召集了不到400名民兵，在5月底包围了德班的英军营地，打死打伤约50人。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布尔领袖还特意提出让躲在粗糙堡垒里的妇孺登上港口内的一艘帆船避难。英军欣然接受了这项侠义的建议。不过60年后，谦谦君子都变成了杀人狂魔，英国人建立了惨无人道的集中营，大规模羁押布尔妇女儿童，除了没有毒气室和焚尸炉，比起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也差不了多少了。

一个名叫迪克·金（Dick King）的商人突破封锁线，独自骑行970公里跑回开普报告危情。自视甚高的英国人被捋了虎须，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一支实力强大的援军旋即通过海路在德班登陆，于6月26日成功解救了史密斯上尉的部队。7月初，位于彼得马里茨堡的布尔政府投降。这个历史上称为康加拉之战（Battle of Congella）的小型冲突是布尔人第一次与英国正面军事对峙。由于双方实力过于悬殊，布尔人明智地选择了妥协，但是仇恨已经埋下，迟早都要爆发。

1843年，纳塔尔正式被英国兼并，暂时隶属开普殖民地管辖。1856年，纳塔尔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国移民。布尔人打下来的地盘，反而成为南非讲英语人口最多的地区。倒霉的布尔人只好再一次打落牙往肚里吞，6000名布尔殖民者如之前走出开普那样，义无反顾地又迁离纳塔尔，各自向西、向北进入内陆高原地带。1848年，比勒陀利乌斯见大势已去，也黯然离开，越过瓦尔河（Vaal Rivers），举家来到德兰士瓦地区。通过分解“Transvaal”这个单词就能知道，必须得“渡过瓦尔河”（Trans+vaal）才能抵达此地。

康加拉之战中的英军。军官（左）、炮手（中）、列兵（右）

1849年，定居在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决定成立独立的“南非共和国”（South African Republic）。请读者注意不要与现代的那个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共和国”（Republic of South Africa）相混淆，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彼此没有延续关系。为了表述清晰，人们一般习惯称其为“德兰士瓦共和国”。

再说英国人自占领南非以来，一直打压布尔人，撵得他们越跑越远。可是布尔人偏偏一根筋，坚决不服管束，就算往北跑到了南纬25°线也一定要独立建国。这着实让英国政客们大伤脑筋——经营帝国也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啊！目前布尔人盘踞的地域几近荒原，如果按殖民地标准去接收，行政和军事开支根本收不回来，与其吃力不讨好，不如严守纳塔尔殖民地，控制印度洋出海口德班，让布尔人困死在内陆算了；况且德兰士瓦共和国还能成为英国殖民地和非洲土著部落之间的战略缓冲。

1852年1月17日，英布双方签订了《桑德河协定》（Sand River Convention），正式承认德兰士瓦独立，其条件是布尔人保证英国人在德兰士瓦境内自由贸易。次年，民族英雄老比勒陀利乌斯离世，他的儿子马提努斯·比勒陀利乌斯（Marthinus Pretorius，小比勒陀利乌斯）就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19世纪中叶非洲南部各政治势力分布示意图

还有一部分迁徙的布尔人命运没有比勒陀利乌斯集团那么多舛。他们留在了奥兰治河以北和瓦尔河以南的地区。1854年，英国仿照《桑德河协定》的内容，与他们签订了《布隆方丹协定》（Bloemfontein Convention），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主权也得到了认可。至此南非土地上出现了4个白人政权：由英国人统治的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以及由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

来自英国的威胁消失了，这下布尔人总该要消停了吧。怎么可能？对外，布尔人继续与周边黑人部落作战，抢夺土地；对内，小比勒陀利乌斯雄心勃勃，试图统一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建立大布尔共和国。1854年，他策动了一次政变，企图直接吞并奥兰治；1857年，他率军进入奥兰治，布尔人的内战一触即发。好在两次军事冒险都因种种原因而流产。硬的不行就来软的。1860年，小比勒陀利乌斯使出各种政治手段，竟然民主当选为奥兰治总统。眼看统一大业就要大功告成，可惜德兰士瓦内部又出现纷争。小比勒陀利乌斯顾头不顾尾，被迫离开奥兰治，回去继续当他的德兰士瓦总统。

德兰士瓦共和国国旗和国徽

奥兰治自由邦国旗和国徽，可以发现图案中充满了浓浓的荷兰味

两个布尔共和国就这样跌跌撞撞，各自站稳了脚跟，与英国人的关系也趋于稳定。然而一笔从天而降的横财打破了政治平衡，南非又将陷入风雨动荡之中。

血钻

很长时间以来，南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航路中转站。不过南非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美洲不同，这里没有什么亮点能够吸引大规模殖民者和冒险家的注意，所以往来欧亚的舰船仅仅将南非看作长途旅行中短期停靠的“小客栈”罢了。南非的经济文化也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1858年年底，苏伊士运河公司在埃及成立，运河工程预计10多年就能完工，届时欧洲舰船可以从地中海直抵红海，进入印度洋。这个在非洲最北方发生的事件必将对最南方产生致命的影响。一旦苏伊士运河通航，从西欧出发的商船航程比绕道非洲好望角要缩短8000多公里。航路凋敝不仅意味着南非失去最重要的外贸收入来源，而且也将成为文明世界中的孤岛。

沿海的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尚且如此，内陆的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就更是雪上加霜。布尔人经营农场，全靠自给自足，基本没有近代工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畜牧业和羊毛加工。简而言之，一个字——“穷”。穷得连遭到英国流放的犯人宁可去更加遥远的澳大利亚，也不愿意在南非落脚。

其实对于一个弱小的民族而言，安安静静在世界尽头做农场主，奴役黑人给自己干活，田园牧歌低调一些倒未必是坏事。

1867年，一个叫雅各布斯的布尔小男孩在奥兰治河南岸捡到了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这块石头几经辗转，最后竟然被鉴定为一块钻石原石，重达21.2克拉，并得名“尤里卡”（Eureka）。1869年，一个牧羊童又捡到了一块原石，加工后达到惊人的47.69克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非之星”，现收藏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宝贝当年价值2.5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万英镑。

历史上，纯洁璀璨的钻石承载了无数传奇故事和爱情誓言，可惜现实中的血钻更像是诅咒而非希望。很快大批探矿者蜂拥至奥兰治河两岸，疯狂挖掘这种透明的“碳”石头。一开始还只是散兵游勇独自寻宝，不久就涌来了英国小资本，最后就连伦敦的大金融家也犹如鲨鱼闻到了血腥，参与进来。资本和人力带动了整个南非的经济发展，大规模深沉开采模式亦奠定了工业化基础。

英国原本正眼都瞧不上南非贫瘠的内陆草原，然而发现钻石矿后就得重新评估投入产出比，算来算去，当初就不该容许布尔人独立建国。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腹黑程度果然名不虚传，他们仿照业已成功的加拿大模式，厚颜无耻地推出了一个由英国主导的所谓“白人联邦方案”，企图一揽子解决南非问题。

钻石矿在奥兰治境内的西格里夸兰（West Griqualand），不料德兰士瓦也眼红起来，不顾兄弟情义赶来宣示所有权。这下子反而让英国人找到了抓手，虚情假意地搞了个三方会谈，还让纳塔尔殖民地的副总理来仲裁归属权。副总理果然很“公正”，将矿区判给了开普殖民地。1871年开普骑警强行进入矿区，最后给了奥兰治9万英镑的小钱算作补偿，下一步就是干掉德兰士瓦共和国了。桀骜不驯的布尔人当然不会同意，英国人也意识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土地，还是要靠武力来兼并。

英国人磨刀霍霍，布尔人也不是善茬。他们不敢主动招惹英军，却肆意欺负共和国周边的黑人王国。德兰士瓦东部的佩迪王国（Pedi）新发现了几处小型金矿，为了缓解财政危机，顺便打通前往印度洋的出海口，德兰士瓦第四任总统博格斯（Burgers）决心发动一场针对佩迪人的侵略战争。

1876年7月，博格斯亲自率领2000名布尔民兵，加上与佩迪人有宿怨的2500名斯威士（Swazi）武士和600名国内黑人，向佩迪开战。博格斯的战略直接粗暴，就是直奔佩迪首都塔塞特（Tsate），攻陷这座位于山冈上的要塞。不过他将强攻要塞的任务分配给了斯威士人，布尔主力部队只在外围干些放火骚扰之类的勾当或者仅仅提供火炮支援。伤亡惨重的斯威士人感觉被人利用了，便不辞而别，把烂摊子留给博格斯去收拾。佩迪国王西库库内（Sekhukhune）抓住机会，派遣一支部队绕道布尔军队后方，大肆焚毁布尔农场。如前所述，布尔人的国家观念很淡薄，可都是顾家的“好男人”。国家看上去虚无缥缈，自家农场才货真价实，于是大伙一哄而散，擅自离开战场。博格斯无奈，只好放弃入侵，在边境修了两座要塞防备佩迪人反攻。

德兰士瓦吞并佩迪受挫，让一直虎视眈眈的英国看到了良机。如今德兰士瓦内政一团混乱，国家财政几乎就要破产。趁着布尔人心生不满，一支20多人的英国部队在1877年1月进入比勒陀利亚，3个月后，不费一枪一弹就将德兰士瓦纳入英国殖民地。1878年，英军上校休·罗兰兹（Hugh Rowlands）继续博格斯的未竟事业，只带着139个步兵和338名骑兵企图征服佩迪人。他显然也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加之水源短缺和马瘟蔓延，同样半途而废。

1879年是英国计划全面解决南非问题的关键年。年初，祖鲁战争爆发。然而祖鲁人的抵抗强度大大超出预期，一开战英军就遭遇自1415年白人殖民者登陆非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也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遭受的最大兵力损失。得了个双料“第一”，举世哗然。英国迫不得已，只能倾尽全力，从本土及海外殖民地调集大批援军；中途还临阵换将，由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镇压过印度大起义，还在中国烧过圆明园的名将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因此人曾经在中国作战，有些资料又翻译为“吴士礼”）担任总司令官。这场战争英国打得十分狼狈，损兵折将，耗时半年多，花费500万英镑才击败祖鲁王国。

就在英国人焦头烂额时，一群不羁的德兰士瓦布尔人看到了复国的机会。共和国被英国兼并2年有余，内政、财务却依然没有改善。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英国殖民当局还大肆增税，更是引起布尔人的强烈不满。如今血河之战的手下败将祖鲁人竟然也能在战斗中击败牛气哄哄的英军，这令他们信心大增。按理说英军也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怎么会吃了还不善使用火器的祖鲁土著的亏呢？在正式展开英国-布尔战争的画卷之前，请读者还是通过祖鲁战争来一窥英军的真面目。

祖鲁战争

19世纪中后期的南非局势可以大致类比为“三国演义”。英国凭借巨大的国力一枝独秀，各方面遥遥领先；布尔人生性顽强，也掌握了先进的武器技术，单兵作战能力出众；祖鲁人的主要武器仍然是冷兵器，不过人口众多，兵力雄厚，与一般土著部落不同，他们还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军事体系。英国、布尔和祖鲁三股势力相互明争暗斗，偶尔同盟；另有一些相对较小的黑人部落或王国则逐渐被它们吞并。

祖鲁原本是班图人中的一个小部落，19世纪初期在恰卡（Shaka）国王的统治下才突然崛起。他将原本分散的各部族统一在祖鲁王国内，打破部落藩篱，将具有战斗力的男性按年龄段组建成26个兵团，人数约4万人，另外还把年龄超过60岁的人组成了7个团。

祖鲁战士的主要武器是盾矛套装。矛尖长达25厘米的短刺矛在白刃战时十分有效，功能上更类似于剑。南非黑人惯用的标枪依然得以保留，不过仅作为次要武器使用。祖鲁战士最显著的特征可能就是硕大的椭圆盾牌了，持盾者弯下腰就能处于盾牌的全面保护之下。当然这样的护具也不便宜，一张牛皮只能制作两面。盾面上绘有复杂的花纹，一般情况下，白点和白条纹越多，即意味着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和经验值越高。祖鲁人也拥有枪支，但都是过时的前膛燧发枪，精度很差，受过训练的枪手可能只有数百人，不能形成决定性力量。

恰卡还发明了一套“公牛阵法”。主力部队组成密集的方阵，两翼呈掎角之势。战斗中，这对“牛角”快速突前，攻击敌人的侧翼乃至包抄后方。待敌军阵脚不稳时，中央方阵——“牛胸”开始冲锋，以巨大的动能撕裂敌人的战线。这套战法在开阔地带对阵土著部落可谓是所向披靡。祖鲁士兵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机动性最好的步兵了，其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首屈一指。可惜他们生不逢时，面对白人骑兵和火器，他们必然以悲剧收场。

装备了标准武器套装的祖鲁武士，包括装饰了白色条纹的大盾牌、肉搏用的短矛和投掷长矛

1828年，恰卡的兄弟丁冈将其杀害，僭位祖鲁国王。1838年丁冈在血河之战中惨败于布尔民团。其后祖鲁陷入无休止的内乱中，丁冈同样死于非命，直到1856年第四任国王塞奇瓦约（Cetshwayo）战胜同父异母的兄弟后，祖鲁才恢复了元气。

1843年，英国兼并了纳塔尔，为了制衡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遂与祖鲁王国交好。祖鲁当然借机左右逢源，夹在两个白人强盗中间苟安了30多年。然而当英国于1877年进一步吞并了德兰士瓦后，唇亡齿寒的祖鲁就不得不直面英国咄咄逼人的扩张了。

1878年12月，开普殖民地总督巴特尔·弗里尔（Bartle Frere）爵士未通过英国政府授权，擅自向祖鲁国王塞奇瓦约发出最后通牒，其中竟有一条要求祖鲁军队在20天内解除武装。他的公开理由冠冕堂皇：“保护纳塔尔的安全，让土著人摆脱野蛮愚昧和腐败的统治。”现代某些西方国家想要进攻哪个国家，只要将这番说辞改改主语和宾语，似乎也能用得上嘛！从直接起因来看，祖鲁王国的某些行为确实有悖现代文明的规范，然而其实谁都知道，弗里尔的真实目的是扩大地盘，实现白人联邦计划。

时任南非英军总指挥官的是切姆斯福德男爵（Baron Chelmsford）。此人是一个标准的英国绅士，个人修养无懈可击，从军经历也很丰富。他于1844年入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和镇压印度大起义，1877年刚刚晋升少将军衔，在南非实际担任中将职务，并于同年10月继承爵位成为第二代切姆斯福德男爵——妥妥的人生大赢家。略显不足的是此人担任独当一面的高级指挥官后没有相应的实战经验。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个人总有自己的第一次，况且英军是凭借强大火力和组织体系保持战斗力的，统帅个人的灵光乍现和天才其实并不太重要。所有人，包括切姆斯福德自己都对获胜有着迷一般的自信。

切姆斯福德的入侵计划简单且合理，将全军分为4个纵队，其中3支沿祖鲁边境南北向正面展开：右翼（第1）纵队从南方的图盖拉河下游渡河；中央（第3）纵队在水牛河的罗克渡口（Rorke's Drift）自西向东渡河；左翼（第4）纵队从布拉德河渡河后，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3支部队于1879年1月11日行动，齐头并进直扑祖鲁国王的大本营乌伦迪（Ulundi）。

切姆斯福德男爵虽然军事能力一般，但长得仪表堂堂，很符合英国绅士的标准

考虑到祖鲁士兵的快速机动力，第2纵队驻扎在图盖拉河中游，防止敌军避开正面决战，偷袭纳塔尔，同时一旦出现战机，也可以随时加入入侵部队。另外还有一支纵队留守蓬戈拉河（Pongola River），以应对祖鲁对德兰士瓦的攻击。切姆斯福德及其司令部位居中路，可以与各路部队保持联系，便于指挥。整套作战方案缺乏创意，倒也中规中矩，对于实力遥遥领先的英军而言，本来就应该以堂堂之师“以正合”，而非寄希望于小概率、高风险的“以奇胜”。

祖鲁战争示意图

从祖鲁方面分析，采取运动战或游击战，避免正面硬碰显然是应对具有优势火力的英军的首选。然而在桌面上指指点点、看上去很合理的计划，在现实中其实不易实现。作为崛起仅仅半个世纪的军事王国，祖鲁内部依然存在大量各怀异心的酋长和部落首领，塞奇瓦约国王只有将大军集中到一起才能保证指挥统一，一旦放开军权，很可能队伍就散了，况且祖鲁王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也无法维持长期战争。总之双方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主力也都有意愿进行决战，胜负就取决于各自的临场微操作了。

伊散德尔瓦纳的悲剧

1879年1月20日，英军中路纵队抵达伊散德尔瓦纳山（Isandlwana）扎营。这座约150米高的小山山形很像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其头部朝南，身体南北横卧；东面为缓坡，正对着一条干沟，再向东是一片大平原。伊散德尔瓦纳山南北均有山峦阻隔，并与南面稍矮的一座山形成了一个隘口，路况较好，是附近唯一可以通行四轮大车的通道。

切姆斯福德肯定研究过40年前血河之战的成功战例，依托天然屏障设置大营，这样只用重点防御来自东面的敌军，而且这个方向还有一条干沟阻滞祖鲁军队的冲锋。当年老比勒陀利乌斯的布阵以河流和干沟为框架，防御扇形角度只有约45°，阵形密不透风，且视野良好；而切姆斯福德的正面防线有180°，南北方向也存在缝隙，周围山丘阻挡了视线，若祖鲁人从侧、后方袭来，不能在第一时间预警。

后人很容易指责切姆斯福德的选址问题，然而实战中怎么可能所有因素都完美无缺，若一味追求固若金汤，大军压根儿就没地方扎营；若强行等待万事俱备，战机早就溜走了。况且当时英军已经装备了先进的马蒂尼-亨利式后膛枪，火力绝非早年布尔人可比，因此完全可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客观上的困难是永远存在的，可怕的是主观上的麻痹。切姆斯福德的致命错误在于竟然没有下令修建防御工事。至于原因，笔者估计有三点：一来用牛车布阵实在太过繁琐，会大大影响翌日的行军；二来此地多石，挖掘堑壕费时费力；第三，派出去侦察的斥候报告并未发现祖鲁大军，似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21日一整天，切姆斯福德都在等待分别派出去的三支侦察部队发来情报，其中一个名叫达特内尔（Dartnell）的少校报告发现了祖鲁大军，因天色已晚，双方并未交战，请求支援。22日天刚蒙蒙亮，切姆斯福德决定主力部队向达特内尔靠拢，同时他本人要亲自选定下一个宿营地。当然，伊散德尔瓦纳山营地也要暂时保留，于是普莱恩（Pulleine）中校受命指挥一支约1300人的黑白混合部队留下来守营，其中包括正规军第24步兵团1营的5个连和2营1个连，配备2门火炮，外加100名纳塔尔白人骑警和志愿兵（很多人是布尔人），以及600名纳塔尔当地土著。因为纳塔尔原本就是祖鲁王国的地盘，所以当地土著实为班图族的一支，与祖鲁人同宗。与此同时，第2纵队指挥官邓福德（Durnford）上校也接到指令，带领5个乘骑步兵中队、1个火箭营和3个土著营约1700人从后方的罗克渡口进驻伊散德尔瓦纳山，协助加强防御。至此为止，切姆斯福德的指令层次分明，各部有序推进，前后呼应，看上去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殊不知祖鲁军队早已埋伏在附近的一道峡谷中，蓄势待发。

第24步兵团军旗旗面，靠下方有一个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是该团的标志物，正好跟伊散德尔瓦纳山形很相像

伊散德尔瓦纳之战示意图（制图：John Fawkes）

当主力部队渐渐远去，消失在视野中后，留守部队也在不断侦察。邓福德的军衔比普莱恩高一级，他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接管营地指挥权，但主帅切姆斯福德并未在命令中明确此事，因此两支英军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邓福德求战心切，独自带领自己的部分军队离开营地，向东面的平原地区前进。这显然违背了防御营地的直接命令，但普莱恩中校也不便阻止。

大约在午时，邓福德的侦察兵惊愕地发现东面的大平原上密密麻麻出现了一支约2万人的祖鲁大军，当然祖鲁人也看到了这支英军小队。

按常理，越早发现敌人越有利，可是事情往往就是不可理喻。祖鲁人原本计划23日凌晨对伊散德尔瓦纳山发动总攻，那么邓福德和普莱恩可能在22日当天晚些时候离开营地同切姆斯福德部会合，也许就可以避免悲剧；然而提前暴露迫使祖鲁指挥官决定立即发动总攻。

祖鲁酋长Ntshingwayo kaMahole（中），伊散德尔瓦纳之战的祖鲁军指挥官

祖鲁军队仍旧使用“公牛阵”。2个军团及另一军团部分战士组成“左牛角”，约3000人，向南迂回包抄英军右翼；“右牛角”有2个军团，约5000人向西挺进，从北面通过伊散德尔瓦纳山，切断了英军向西前往罗克渡口的退路；中军“牛胸”4个军团，7000至9000人向英军营地正面猛扑；此外祖鲁指挥官还保留了3个军团作为预备队使用。

普莱恩中校仓促之间马上布置防御阵形，第24团1营的C、F、A连负责北侧的“右牛角”，E、H连和2营的G连负责东侧的“牛胸”，纳塔尔土著部队的两个连位于两条战线的连接处。此时邓福德上校也退了回来，匆匆忙忙以干沟为依托，顶住“左牛角”的攻击。

然而没有防御工事和牛车阵的帮助，英军的战线实在太长，也太薄弱了。幸亏凭借先进的步枪，他们将祖鲁士兵成片地射倒，才一时稳定了战局。然而好景不长，英军很快便弹药短缺，不得不抽出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人手返回营地补充弹药，往返一趟要跑上1.5公里之遥。齐射渐渐稀疏下来，直至停止。就在这火力间歇期，普莱恩中校指挥的土著部队开始向后逃散，祖鲁军队抓住机会，高呼着“uSuthu”的战斗口号，从这个裂口涌入。英军刹那间全线崩溃，A、F和E连还没来得及从线形阵列变换成方阵就被消灭。防御南线的邓福德军也因弹药不足而后撤，祖鲁军便在南线和东线之间也找到了突破口，于是双管齐下，潮水般突入英军大本营，双方开始了最后的白刃战。当天下午2点29分战斗正酣之时，南非地区还发生了罕见的天文现象——日全食。如果这是在古代，一定会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节点。在短暂且恐怖的黑暗中，原本极为迷信的祖鲁人却杀红了眼，似乎忘记了身边发生的奇异现象，进攻依然强势。到下午晚些时候，营地已无一人生还，普莱恩中校的尸体也在其中。他临死前还不忘将24团1营的军旗交给梅尔维尔（Melville）中尉保存。

梅尔维尔中尉和科格希尔（Coghill）中尉携带24团1营军旗突围。事实上，科格希尔中尉是在后来才加入护旗任务的

残存英军被迫放弃营地突围，向罗克渡口逃窜，却迎面遭到“右牛角”的截杀。邓福德上校亦在战斗中阵亡。伊散德尔瓦纳之战中，英军共损失52名军官、806名士兵以及471名土著士兵，仅有不到60个白人幸存。祖鲁方面大约有2000人当场战死或受伤，以当时祖鲁的医疗水平，枪伤就等同于死亡。

过水牛河时，混乱中军旗被急流冲走，梅尔维尔和科格希尔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上纳塔尔那一边的河岸。敌军赶了过来，两人力不能支，双双阵亡

当切姆斯福德收到噩耗，带领主力疾驰而归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整个伊散德尔瓦纳山营地变成了人间屠宰场，四周布满了残肢断臂，双方的尸体甚至纠缠在一起。营地早就被洗劫一空，很多英军浑身上下都被剥了个精光，因为任何来自欧洲的物件都是祖鲁人眼中珍贵的战利品。切姆斯福德下令奔波了一整天的官兵收拾遗骸，天黑后所有人都累得动弹不得。夜间，从水牛河罗克渡口方向传来枪声和火光，现在切姆斯福德最担忧的就是祖鲁军队会乘胜入侵纳塔尔，因此天亮后必须全军后撤救援。一旦渡口有失，那就是祖鲁人反而打进家门口了，局势将不可收拾。其实祖鲁国王塞奇瓦约一开始就只计划打一场有限的防御战争，并没有入侵纳塔尔的计划。他知道一旦主动进攻，就无可能再与英国议和了，反而会被倒打一耙，贴上“侵略者”的标签。祖鲁可没有在全世界发行的日报。这种想打又束手束脚不敢放开打的纠结，大概正是小国的悲哀吧。

习惯了“一战”或“二战”“大场面”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战斗规模实在有些微不足道。没有骑兵、弓弩、金属甲胄和攻城器的祖鲁军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古罗马军队都不如，但是他们如此骁勇善战，不惧牺牲，聚歼当时全世界最精锐的英国陆军，着实令人钦佩。现今北约字母代码中，“Z”的对应发音就是“Zulu”。能够被敌人记住一辈子，应该就是军人最大的荣耀吧。

英军的防线被突破了，死亡不可避免。一般情况下，祖鲁人不留俘虏

姗姗来迟的救援英军只能在战斗后清扫一片狼藉的战场

尽管如此，放在历史进程中分析，伊散德尔瓦纳之战无论在战略还是战役，乃至战术上，都没有太大意义，对最终全局不会产生影响。不过，它给后世军事指挥官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杀，就算拥有压倒性优势，也容不得任何漫不经心。英军在将官和校官两个层级上均忽视了基本的防御措施，这才铸成大错。然而道理总结起来很简单，积习难返的英军依旧会重蹈覆辙，只是他们在南非的下一个对手——布尔人，就更加难对付了。

坚守罗克渡口

祖鲁预备队在22日下午并未直接参与伊散德尔瓦纳之战，而是派出约3500人沿着水牛河左岸（北）向西运动，途中又有两支其他军团的队伍加入行动，因此祖鲁军一共有4500人。他们的目标是罗克渡口附近的一座传教点。那里被英军征用，成为中路纵队的后勤保障基地，存储有大批军用物资，还有一所战地医院。罗克渡口更是一处战略要地，一旦丢失，切姆斯福德的大军就会被困在祖鲁地（Zululand），如果想回来，恐怕只有放弃所有辎重，全军武装泅渡了。

由于邓福德的部队在当天上午就开拔向伊散德尔瓦纳前进，所以整个传教点只有24团2营B连的官兵和其他辅助兵种，如工程兵、医疗兵，以及纳塔尔的白人志愿兵。如果连医院里能开枪的伤病员都算上的话，一共有140人，其中仅81人完全具备战斗力。此外还有一些纳塔尔土著步兵。

午后，从前方传来激烈的枪声，接着就不断有土著士兵从前方败退下来，传令兵也送来了伊散德尔瓦纳失守的信息。“To be or not to be”是哈姆雷特的难题，对罗克渡口的英军而言，选项只有一个。现场的两名“最高”指挥官——皇家工程兵部队的约翰·查得（John Chard）中尉和第24团的冈维尔·布罗姆黑德（Gonville Bromhead）中尉，经过简短的讨论，便决心坚守渡口。作为低级军官，他们也许没有义务去考虑战略全局，也没有时间去深思熟虑，这个单纯的决策仅仅是大英帝国军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使然。

查得中尉是工程兵，建设防御工事正是他的强项。英军结合传教点现场仅有的两幢建筑、围墙和栅栏，并充分利用装满玉米的布袋和压缩饼干盒，迅速搭建了防线。

下午4点20分，邓福德的残部陆陆续续来到渡口。这些英国正规军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随即马不停蹄渡河，向最近的城镇逃窜。他们丝毫没有停下来帮助2营的意思。原本协助2营的土著士兵见大事不妙，也离开了岗位。防御部队被迫在仓促间堆起一条更短的防线，以弥补人手不足。强敌当前，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开溜，恐怕任何人都会抑制不住掉头就跑的冲动吧。不过土著士兵早早开小差也未必是坏事，如果在战斗正酣时擅离职守，就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500人的祖鲁先头部队首先在南面的小山丘上出现。他们迅速向传教点跑去，遭到一阵猛烈的齐射；在距离围墙50码（约45米）的地方，见无法向前，便围着医院转了一个方向，改从西北方向进攻。那里有一片灌木丛利于隐蔽。

祖鲁主力很快跟进，也发现医院是防线的薄弱部位，那里遂成为攻防战的焦点。双方围绕医院展开了一场混战，英军不得不用刺刀同已经攻入房间内的祖鲁武士肉搏。祖鲁人在医院的房顶上放火，英军阵地危在旦夕。下午6点，查得中尉下令医院守军携带伤员后撤，战斗重心便转移到东面的仓库附近。英军在院子内用饼干盒紧急构建了一个小小的多面堡，这是英军最后的防线。

罗克渡口之战示意图（制图：John Fawkes）

画面中央，查得中尉和布罗姆黑德中尉正在指挥战斗。列兵希契（Hitch）站立在右前方，虽已受伤，依然在分发弹药。戴白帽盔、半跪者为军医雷诺兹（Reynolds），正在照顾受伤的下士斯卡梅尔（Scammell）。查得、布罗姆黑德、希契、雷诺兹四人后来均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协助军医的是仓库保管员伯恩（Byrne），他不幸饮弹身亡

夜晚10点，所有英军都被完全包围，压缩在一片狭小的区域内。虽然祖鲁人不善夜战，但此刻战场火光冲天，他们继续保持攻击势头长达2小时之久，然而仓库和多面堡依然屹立不倒。

这支祖鲁军队的指挥官是国王的弟弟，好胜心极强。作为预备队指挥官，他没有参加伊散德尔瓦纳的战斗，此时更是急于建功立业。这次进攻其实并未得到国王的认可，甚至直接违背了他禁止强攻英军堡垒的指令。祖鲁人迟迟不能突破看上去薄弱不堪的阵地，这下子王弟进退两难了。

午夜，祖鲁军队的攻击开始逐渐减弱。从19日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就长时间行军和作战，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息和进食，早已疲惫不堪。面对巨大的损失，祖鲁武士的士气也开始下降。到23日凌晨4点，持续12个小时的枪声终于停止了。

黎明到来，经过一夜奋战，压根儿就不指望还能看到第二天太阳的英军发现战场上遍布祖鲁人的尸体。他们不敢松懈，急忙重新修补工事，补充弹药。清晨7点，最后一支祖鲁军队不情不愿地向东面离去。是役英军阵亡17人，伤10人；祖鲁则损失约500人，受伤者不计其数。

面对绝对优势的敌军，英军防御部队毫不退缩，坚守阵地直至胜利

中路纵队的援军终于赶来了，此时祖鲁大军已经退去

鉴于罗克渡口之战中英军的英勇表现，英国政府一口气颁发了11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军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以及4枚杰出贡献勋章，可谓是空前绝后。在伊散德尔瓦纳惨败后，英国也确实需要一次胜利来鼓舞人心。

祖鲁王国的灭亡

中路纵队溃败后，切姆斯福德直捣黄龙的军事计划全面破产。他的主力部队好歹还守住了罗克渡口，回到了战争出发点。右翼（第1）纵队在进军途中被祖鲁人困在一个叫埃肖恩（Eshows）的传教点，依托完备的防御工事，敌军一时间也无法攻克，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左路（第4）纵队并未遭遇祖鲁大军，但接到切姆斯福德停止前进的命令后，在卡布拉山（Kambula）建立堡垒，等待援军，不时还能下山骚扰一番。如前所述，只要英军摆好了阵势，祖鲁人就无法突破防线。3月29日，他们对卡布拉山发起攻击，留下了2000具尸体后悻悻而去，英军的损失微乎其微。

1879年1月22日英军在伊散德尔瓦纳惨败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引发朝野震动。虽然这一次入侵祖鲁地从未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但自家军队吃了大亏，还是败在“野蛮”的祖鲁人手上，大英帝国的脸面算是丢尽了，因此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让祖鲁人付出更大的代价。英国从开普敦、圣赫勒拿、毛里求斯和本土调遣大批援军开赴纳塔尔，到3月底，总兵力已达2万之众。5月，各路英军抵达指定位置，第二次入侵开始了。这一次切姆斯福德再也不敢托大，放弃了速战速决战略，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向祖鲁首都乌伦迪逼近。

双方在此期间没有发生大规模交火，而是袭击对方的平民村落和劫掠牲畜群。战斗很不精彩，场面十分难看。但毫无疑问，按此节奏发展，英军只要稳扎稳打，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然而本来普普通通的6月1日清晨，发生了一件意外。

一支十多人的英军测绘小分队在一个祖鲁村落中休息时，被敌军发现并包围。英军立刻跳上战马一哄而散。领队中尉的马匹虽然是名驹，却没有经过真正的战阵，关键时刻不服从驾驭。中尉自己恐怕也十分慌乱，无法上马，一个人落在最后，独自面对近10名祖鲁武士的攻击。中尉拔出手枪射击，却无一命中。祖鲁人旋即用长矛刺中了他的大腿和左肩。中尉丧失战斗力，倒在地上无法动弹。而此刻其余英军就在50米开外，居然无一人上前搭救，眼睁睁地看着同袍惨死在乱矛之下。中尉的佩剑被祖鲁人缴获，后来送到了塞奇瓦约国王手中。这把剑是拿破仑大帝当年驰骋欧陆战场的“圣物”，死者则是波拿巴家族的最后希望——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太子路易（Louis, French Prince Imperial）。

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一家流亡到英国，其独子路易在1873年继任族长地位，史称“拿破仑四世”。路易王子在英国军校以炮兵专业毕业后，强烈要求上战场“实习”。祖鲁战争正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英国王室和政府也有意扶持王子，便安插他进入远征军。切姆斯福德不敢大意，将其安排到远离前线的勘测分队，还专门派人护卫，不料却被一支穿插进所谓“安全地带”的祖鲁侦察队杀死，年仅23岁。

拿破仑四世死后，波拿巴家族就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继承人了，复辟大业成为绝唱。如果年轻的中尉不死，在风云诡谲的20世纪，他是否能重返法国，再现大帝和父亲的奇迹呢？就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早晨，就在远离欧洲政治旋涡的偏僻之地，突袭事件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欧洲的一个王朝”，断绝了历史无穷尽的变数。

切姆斯福德得知噩耗，简直要气疯了，声誉自然也受到严重打击。直到现在，都还有波拿巴主义者一口咬定是英国人上下其手，故意害死王子的。切姆斯福德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彻底焚毁乌伦迪，结束这场噩梦般的战争。

王子中尉寡不敌众，殒命祖鲁

6月28日，新任英军总司令官沃尔斯利将军抵达开普敦。此刻切姆斯福德的大军离乌伦迪只有不到30公里之遥。颜面扫地的前司令官决心坚持完成最后一战，为自己挽回些荣誉。

7月3日，布勒上校率领骑兵侦察部队渡过白姆弗洛齐河（White Mfolozi）后，遭遇伏击。好在布勒十分机警，未进入伏击圈内就停止前进，边打边退，才避免了灭顶之灾。这位布勒正是本文开头出场的那位将军，20年后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此时他可曾预料到今后将与身边的布尔战友反目为仇，欲除之而后快？

是夜，祖鲁军队高声歌唱，准备迎接第二天的决战。对很多刚刚来到南非的英军而言，这是很新奇的体验，那些老兵则彻夜难安。

1879年7月4日黎明，英军主力只携带武器和水，小心翼翼地渡过白姆弗洛齐河。步兵在一片空地上组成紧密方阵，骑兵掩护方阵侧翼和后方。大军缓慢但坚定地朝着乌伦迪前进。大约9点，约2万名祖鲁士兵包围了方阵，从四面八方向英军进攻。他们期望在开阔地带击溃没有牛车或工事保护的英军。英国骑兵则及时进入方阵内部隐蔽。现在能否在人数有绝对优势的祖鲁大军压迫下保持阵形，就看英军的纪律和意志力了。

乌伦迪之战示意图（制图：John Fawkes）。如果不事先透露剧情，红方乍一看被重重包围，肯定在劫难逃。其实这正是英军的预设方案。凭借先进的武器和严格的纪律，英军打了个“中心开花”，一举击溃了祖鲁大军

祖鲁大地上又一次出现以血肉之躯冲击钢铁弹幕的悲情场景。英军早就有备而来，阵形密不透风，武器除了先进的马蒂尼-亨利步枪外，还包括火炮，乃至新式加特林机枪。区区半个小时后，祖鲁军队的攻势被瓦解，英军第17枪骑兵团从方阵中冲出来，彻底撕碎了祖鲁人的战线。战斗变成一边倒的屠杀。

枪声刚刚停止，切姆斯福德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布勒的骑兵杀入乌伦迪，将祖鲁首都付之一炬。虽然战争还将持续几个星期，小规模战斗时有发生，塞奇瓦约国王尚未捕获，但这是祖鲁军队最后一次大规模集结和作战了。祖鲁人丧失了战斗意志。切姆斯福德心满意足地卸任，就让沃尔斯利将军收场吧。

没有骑兵，只能凭借双腿奔跑的祖鲁武士无法突破英军方阵。事实上他们很难接近到如此近的距离，图中是艺术的夸张，大部分人最多冲到60米处就会被击倒

第17枪骑兵团发起致命的冲锋

8月28日，塞奇瓦约被俘，然后流放到开普敦。沃尔斯利面对混乱的祖鲁局势，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王国分成13个部分，由亲英的酋长分别统治。8年后，1887年英国吞并祖鲁王国，1897年将其纳入纳塔尔殖民地。不得不承认，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手段确实毒辣，不疾不徐，层层推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恩威并用，直到将对手消灭于无形。

然而按下葫芦浮起瓢，面对同样是白色人种的布尔人，英国人的这套手段就不那么有效了。现在铺垫做足，前戏讲完，英布战争的大戏正式开场了。

装备有两门加特林机关枪的英军分队。这张照片拍摄于与祖鲁战争同时期发生的第二次英阿（阿富汗）战争。加特林机枪在1873—1874年的第三次英国-阿散蒂战争中首次引入非洲，并在祖鲁战争时得以广泛应用。其强大的火力令马塔贝列人、祖鲁人、贝都因人、苏丹人、阿富汗人血流成河，是殖民地战争的利器

第一次布尔战争

1899年11月，作为战俘的温斯顿·丘吉尔与其他被俘军官一同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的国立示范学校内。娇生惯养的丘吉尔无法忍受被监禁的生活，很快就开始密谋一套越狱计划。

学校内共有60名英国军官和10名勤务兵，看守警察为40人，而到了夜间，更是只剩下10名警察值班，其余都在睡觉。丘吉尔设想首先利用夜色降服这10个武装守卫，夺取武器后便能一鼓作气占领学校，获取其他守卫的步枪和短枪，这样所有英国军官就都配备了武器；然后他们朝1.5英里（2.4公里）之外的赛马场奔去。那里关押着2000名普通英国军士和士兵。这个战俘营有120名警察，但只要突然袭击，里应外合，就很容易打垮他们。于是突然间，一支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军就会在敌人的首都内出现。当时布尔主力都在前线，留在比勒陀利亚的卫戍部队不仅人数少，战斗力也不强，应该不是英国人的对手，很快比勒陀利亚就会落入丘吉尔的掌中。布尔大军肯定会火急火燎救援老巢，不过该城300英里（483公里）之外就有英军部队。这支“俘虏”军队如果能坚守一段时间，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再来一次里应外合，就可以击溃布尔军队的战线，进而一举扭转战局。

丘吉尔的计划太伟大了，如果能实现，一定可以拍出比火爆美剧《越狱》更有戏剧性的影视作品。然而战争不是沙盘游戏，头头是道的计划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英国人以为布尔人很容易对付的时刻，其实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丘吉尔似乎忘了，早在第一次布尔战争期间，布尔人就曾让不可一世的英国军队吞下苦果。

回到20年前。解决了祖鲁问题的沃尔斯利将军再接再厉，于1879年11月组织了1.5万大军（3500名英国正规军、3000名德兰士瓦土著、8500名斯威士武士）卷土重来，入侵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死敌佩迪王国。刚刚经历了恶战的英军这一次准备充分，很快就摧毁了塔塞特城，俘虏西库库内国王。这个黑人土著王国亦告灭亡。

现在南非局势表面看来十分有利于英国。不听使唤的国家要么被吞并，要么由代理人统治，“白人联邦”的梦想指日可待。可是英国人万万没想到，他们的军事胜利也帮助布尔人除掉了最凶悍的敌人。“三足鼎立”就算各方实力不均，但相互掣肘，彼此提防，反而容易保持平衡。如今祖鲁出局，布尔人既怨恨英国统治，又无后顾之忧，铭刻在骨子里的“独立”基因开始发挥作用，随时可能发难。

早在1878年，一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维护和平法令》要求所有在殖民政府管辖下的黑人解除武装，白人农场主则不受此限制，最后缴枪期限为1880年5月。在此前的淘金热期间，很多苏陀黑人已经利用挖矿的工资购得大量枪械。只要能赚钱，那些白人商人压根儿就不介意将武器卖给潜在的敌人。果不其然，1880年9月，隶属于开普殖民地的巴苏陀兰（Basutoland，即现在的莱索托王国旧称）爆发了“反缴枪叛乱”。大批英军从各地调往巴苏陀兰镇压，留在德兰士瓦的部队只剩下2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以及其他辅助部队，总兵力不到2000人。他们不均匀地驻守在7个城镇，每个地方的驻军都很薄弱，最少的斯坦德顿镇（Standerton）仅有1个连。这些英军大部分都是参加过祖鲁战争的老兵，不过在偏僻的城镇担任卫戍部队既无聊也毫无荣誉可言，故而士气低落。

这时德兰士瓦民众的独立呼声空前高涨，就差最后一颗火星点燃导火索了。11月11日，英国人以税务问题为由，公开拍卖一座布尔农场。数百名群情激奋的武装民兵聚集到现场，寥寥几个英国士兵根本无法维持秩序，致使拍卖流产。初战告捷的布尔人更来劲了，12月13日干脆宣布德兰士瓦独立，恢复共和国地位。3天后，12月16日，对布尔人而言是个大日子，这是40多年前战胜祖鲁人的血河之战的纪念日。布尔民兵在比勒陀利亚以南的波切夫斯特鲁姆（Potchefstroom）集会，并与英国驻军发生冲突。大家都是拿武器的人，彼此看对方也不顺眼，布尔战争的第一枪就这样在乱哄哄的对峙中打响了。

当时英国陆军装备的主要武器是马蒂尼-亨利式步枪。虽然是步兵部队，但高级军官仍然佩剑，在实战中有些人会将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留在行李车里

英国殖民当局早就察觉到了德兰士瓦危机重重，提前命令分散在各处的部队向比勒陀利亚集中。12月5日，驻守林登堡（Lydenburg）的第94步兵团2个连及团部，在安斯特拉瑟（Anstruther）中校的率领下离开驻地。队伍中还有随团女眷。

林登堡距离比勒陀利亚只有300多公里，不过沿途地形复杂，路况很差。1880年12月20日，英军走了15天才抵达一处叫布鲁克霍斯普鲁特（Bronkhorstspruit）的小溪，离比勒陀利亚尚有60公里。此时双方已经宣战，但尚未发生大规模战斗。

94团的军乐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吹吹打打演奏着当时流行的乐曲《吻我吧，亲爱的母亲》，俨然欢快的夏季旅行。那时战争已经迈入工业化时代的门槛，英国人还保持一副热兵器时代古典主义的派头，酷则酷矣，很快就要吃大亏了。

忽然一支约250人的布尔民团拦住了英军去路，传达临时政府的指令：安斯特拉瑟中校须立即停止行军，原路返回。英国军官们本来就对穿得邋里邋遢、无组织无纪律的布尔民兵很蔑视，对于这样的警告当然不予理睬，不过中校还是很绅士地回复说，他奉命前往比勒陀利亚，将继续前进。话音刚落，就有大约150个布尔民兵立即散开，占据了周边山坡上的有利位置，举起枪瞄准了英军队列。直到这时，英国人还不相信布尔人真敢开火。双方人数本来就不相上下，敌人又都是杂牌军，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对手呢？

当然安斯特拉瑟中校也注意到了布尔人的行动，便令一个连准备战斗，同时下令队伍继续前进。英国人刚一启动，布尔人的子弹便呼啸而来。英军试图整理队形还击，却被死死压制，无法集中发挥火力。仅仅15分钟后，一边倒的战斗就结束了。英军阵亡77人，另有80人受伤，伤亡者中还有队伍中的妇女。想想37年前发生在纳塔港的康加拉之战，老比勒陀利乌斯在战斗前还专门让出通道，便于英国妇女儿童撤离。随着时代发展，武器进步，早年那种宋襄公式的“绅士战争”越来越遥远，反而成为现代“文明人”口中的笑柄。

布鲁克霍斯普鲁特之战示意图，这是一次典型的伏击战（制图：John Fawkes）

这支部队的幸存者面对居高临下的凶猛火力，别无选择，只好投降。中校本人身中5弹，6天后也身亡了。布尔方面仅2死4伤。

战斗结束后，德兰士瓦的布尔军队迅速展开，将境内所有英军分割包围。由于每一处驻地的英军数量都不多，彼此也相距甚远，无法相互支持，所以只能放弃突围，各自困在剩下的6个据点内固守。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等待南非英军最高指挥官乔治·波默罗伊·科利（George Pomeroy Colley）少将率军前来救援。

1880年5月，彻底解决了祖鲁问题的沃尔斯利将军返回伦敦，科利接任其军事职务，还兼任非洲东南部殖民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得知德兰士瓦的军情后，他来不及等待增援，立即就地组织了一支包括步兵、炮兵和皇家海军分遣队（成员为水手）的军队，共计官兵1462人，不过队伍中缺乏骑兵。虽然他得到授权可以征召专业的纳塔尔骑警部队[6]参战，但考虑到将来英国定居者与布尔人的长远关系，科利放弃了这一权利。最后他临时拼凑出1个骑兵中队，核心成员是35名来自第1近卫龙骑兵团的骑手。这个团的主力在祖鲁战争结束后就离开非洲了。此外这个中队还有65名乘骑步兵和20名陆军后勤部队的骑兵。

这张照片拍摄于1874年。1852年，科利以优异的成绩和品行毕业于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2年后，他一分钱没出，就晋升为中尉军衔。那时英国陆军军官的职务大都是凭血统或花钱买来的，可见他的能力相当不俗。同年，科利在开普殖民地服役，对南非事务应该是很熟悉的。1860年，他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克大沽口炮台，并进驻北京。科利从军经验丰富，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唯一的缺点是缺乏独立指挥大兵团的实战经验。这与切姆斯福德将军的经历很类似，只是他的结局更惨。他低估了布尔军队的战斗力，以及对方占据的地形优势，贸然发动进攻，导致失败。从科利担任统帅到最后战死，他保持了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的纪录，没能赢得一次战斗胜利

准备工作持续了1个月。1881年1月24日一切就绪，科利大军从纳塔尔的新堡（Newcastle）出发，计划通过海拔1800米的郎峡山口（Laing's Nek），翻越两地的天然分界线——德拉肯斯山脉，随后挺进德兰士瓦。

与此同时，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也看穿了科利的计划。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和代理总统的皮特·朱伯特（Piet Joubert）将军指挥约1000人提前抵达这个战略要地，构筑工事，封锁了山口。一个要过，一个偏偏不让你过，这个局面简直同1个月前的布鲁克霍斯普鲁特之战如出一辙，只是规模扩大了10倍。这一次英军憋足了劲，一定要击溃这群土包子民兵。28日9点15分，科利下令强攻郎峡山口。

第一次布尔战争流程图（引自Ian Knight, Boer Guerrilla Versus British Mounted Soldier）

1. 1880年12月20日：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布尔人为反抗英国兼并而发动叛乱。一支来自第94步兵团的英军纵队紧急出动，增援驻守在比勒陀利亚的英军。该部途经布鲁克霍斯普鲁特时，遭遇袭击。

2. 1881年1月28日：英军指挥官科利少将率部从纳塔尔出发，援救被围困在德兰士瓦的英军。不料在郎峡山口被朱伯特将军指挥的布尔民兵所阻。科利试图突破防线，却失败了。

3. 1881年2月8日：科利部在因戈戈再次受挫。

4. 1881年2月26日—27日：英军在马尤巴山第三次被击败，科利阵亡。3月23日，英布双方签订和平协议。德兰士瓦重归布尔人统治。

郎峡受挫

英军的营地设在离郎峡山口约6.5公里处的展望山（Mount Prospect）。山口地势险要，英军必须爬上陡坡，由下往上强攻。布尔人则克服山区土质坚硬的困难，想方设法挖掘了浅浅的战壕，匍匐在里面以逸待劳。

如果单纯从外观比较，这是一场专业对业余的战斗。英军步兵的军服很帅气。他们穿着鲜艳的红色外套，蓝色裤子上有一道红色镶边，头戴白色木质帽盔。这身足以迷倒伦敦少女的行头在荒凉的山区简直就是不容错过的活靶子，尤其当对方拥有射程更远、更为精准的新式步枪时。“排队枪毙”式的线列步兵时代不知不觉中已然过去，只是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打破传统的束缚往往只能靠鲜血和死亡。

布尔民兵则穿着随意，大部分都是土黄色的外套和裤子，肩上斜挎着一条子弹带，头顶宽边软沿帽。由于平时要照顾牲畜，他们都自带马匹，所以行军时是骑兵，战斗时就下马当步兵，机动性比缺少骑兵的英军好很多。虽然他们没有配备刺刀，导致在近战中居于劣势，但他们的枪法很好，所以会尽量避免肉搏，而是凭借出色的射击技能狙击敌人。

郎峡山口之战示意图（制图：John Fawkes）。英军方面并没有火力优势，大炮的效果也很不显著；布尔军则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打击敌军

英国炮兵首先朝布尔人的阵地开火。这是德兰士瓦人第一次遭遇火炮袭击。面对榴霰弹在头顶上方爆炸，没见过世面的民兵们一开始也很慌乱，趴在战壕里面不敢动弹。不过他们很快就意识到除非运气不好被直接命中，否则不会带来伤亡。

英国步兵出动了。战线从左到右分别为皇家海军分遣队、第60来复枪团的5个连、第58步兵团的3个连；骑兵中队负责掩护他们的右翼。58团官兵高举着团旗和女王旗，以纵列迅速前进。与此同时，位于右侧的骑兵中队向布朗洛山冈（Brownlow's Kop）发起冲锋。骑兵轻松就冲上山顶，但布尔人在反坡也挖有堑壕，立刻给予迎头痛击。英军猝不及防，在混乱中败退。

位于骑兵左侧的58团在枪林弹雨中终于爬到山顶，不过他们的体力消耗极大，尚未来得及排成标准的线列阵形，布尔人的猛烈火力就从堑壕后扑面袭来。他们最近推进到了离敌人100码（约90米）处，不料包括指挥官迪恩（Deane）中校在内的多名军官饮弹身亡。其右翼因失去掩护，也遭到来自布朗洛山冈的攻击，58团的攻势顿时被瓦解。

近卫掷弹兵团的罗伯特·埃尔威斯中尉（左）和58团的副官蒙克（右）率领步兵向山顶冲击。两人是伊顿公学的同窗。埃尔威斯高喊：“一起来，蒙克，‘愿伊顿荣耀’（伊顿公学校训）。我们必须站在最前列。”随后他中弹阵亡。背景中可以隐约看到女王旗（巴特勒女士绘，1882）

红色浪潮中，持旗手犹如标靶的正中心一样引人注目，自然成为布尔人的重点目标，精准的射击令旗手们纷纷倒地。58团官兵前仆后继，最后希尔（Hill）中尉总算把两面军旗安全护送下山，他也因此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是英国军旗最后一次在一线战斗中出现。早年扛军旗上战场是为了鼓舞士气，如今在精准步枪的威胁下，军旗手更容易牺牲。假若军旗总是倒下，反而会严重打击士气，所以还是让它们躲在后方为妙。

第1近卫龙骑兵团的士兵多甘（Doogan）不顾自己已经受伤，骑马返回战场，将落马受伤的骑兵少校布朗洛搭救回来，因此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这场战斗英军共损失7名军官和77名士兵，另有113人受伤；85%的伤亡都来自58团，几乎被打残了；占领郎峡山口的战役目标也未能实现。布尔军方面只有16人阵亡，27人受伤，大部分都是火炮导致的。这大概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了，同时从侧面说明布尔人的伪装很有效，英军很难找到瞄准目标。

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失败，导致科利将军别无选择，只能留在展望山营地，等待援军。布尔人也看透了英军的算盘，当然不会无所事事地旁观敌军集结，而是设法袭扰英军的交通线，尤其是派出乘骑步兵攻击从展望山营地到后方大本营的脆弱道路。这令科利烦不胜烦，遂决定出击。布尔人躲在山上防守也许还行，但是到了地形简单的平坦地区，应该不是英国人的对手吧？郎峡山口的失败本应该让科利将军有所警觉，对付布尔人绝不能用祖鲁战争中的那一套办法和思路，但英国人的教训似乎还没有吃够……

再败因戈戈

对付敌军高机动性骑兵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己方骑兵。品学兼优的科利将军不会不知道这个军事常识。然而此时他手头上没有这足以应对布尔骑手的兵种，无奈之下只能组织一支人数众多的巡逻队来一次武装大游行，震慑一下气焰嚣张的布尔人。

2月8日上午8点30分，科利亲自率领第60来复枪团3营的5个连、33名骑兵，外加7磅和9磅火炮各两门离开了营地。他预测将在黄昏时分就能返回，因此英军仅携带有1天的作战物资。

不久英军就行军到因戈戈河（Ingogo River）。留下2门7磅火炮和1个连的兵力防守渡口后，科利一行穿过小河，一路上坡，抵达一处低矮、山顶平坦的小丘——舒因舒格特（Schuinshoogte）。这时侦察兵报告发现布尔民兵，其先头部队已不到1公里之遥。布尔军显然没有预料到英国人有这么大的阵势，犹豫了一会儿，没有立即发起攻击。科利则抓紧时间，命令部队依托山丘的天然地势，组成一道马蹄形防线。训练有素的英军枪弹上膛，严阵以待。如果面对的是祖鲁人，英军一定会大获全胜，可惜他们选错了对手。

布尔人骑马冲到舒因舒格特高地的山脚下，然后弃马向上仰攻。虽然地势不利，但周边有很多岩石可提供掩护。他们穿着卡其色外套，也很容易就隐藏到茂密的野草中，令英军无从瞄准。只有偶尔看到布尔人露出头或手臂，英军才有的放矢，不过目标如此之小，其效果可想而知。

反之，第60团的军服虽然不是高调的大红，但依然是同南非当地浅色草原环境格格不入的深绿色。而且高高在上的英军只要敢站起来，就会在天空的映衬下显示出清晰的轮廓，立马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引布尔人的子弹。至于那些不能卧倒的炮兵和马背上的骑兵更是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当时一位随军战地记者托马斯·卡特（Thomas Carter）在报道中生动描写了英军面临的窘境：

一名躲在岩石后射击的士兵决定换一处位置，不料脚卡在岩缝中。他试图挣脱出来，却将躯体暴露在敌军面前。在将脚抽出来之前，他已经身中两弹了。

因戈戈之战流程图（引自Ian Knight, Boer Guerrilla Versus British Mounted Soldier）

1. 正午：为了扫清布尔人对交通线的威胁，科利少将率军在舒因舒格特高地与尼古拉斯·斯密特指挥的布尔骑兵不期而遇。布尔人首先出现在英军右翼；占领了高地下的一处峡谷后，他们下马，利用岩石和深草，向英军发起攻击。

2. 约12点15分：英军依托地形也摆好了阵形，双方旋即开始激烈战斗。居高临下防守的英军反而被布尔人的火力压制。

3. 约下午1点：为了摆脱困境，科利命令布朗洛少校带领骑兵中队冲出防御阵地，攻击布尔军侧翼。布朗洛试图发动一次传统的骑兵冲锋，却将自己置于布尔人的猛烈火力之下。英国骑兵陷入混乱之中，被迫撤退。

4. 下午3点：布尔军一部移动到英军左翼，几乎完全将英军包围。

5. 下午3点：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受困，科利分出部分兵力由麦格雷戈上尉指挥，试图阻止布尔人的企图。然而麦格雷戈过于突前，反遭重大伤亡，他也在战斗中阵亡。英军始终被压制在高地上，直到日落后，才利用夜色狼狈撤退。

科利将军在情急之中只好命令威廉·布朗洛（William Brownlow）少校率领所有骑兵发动一次冲锋，企图撕裂布尔人的战线。虽然具有速度优势，但英国骑兵人数实在太少了，致使布尔军得以以多打少。为了提高命中率，他们还专门瞄准战马射击。最后，科利寄予厚望的骑兵还没真正冲到敌军面前就被彻底瓦解。

布尔人士气大振，顺势延展战线，绕道东面（也就是英军左翼），意图包围高地上的英军。科利的指挥能力不佳，英国军人的勇气还是满满的。他冒着枪林弹雨，站在山顶上敏锐地发现了敌军动向，旋即命令麦格雷戈（MacGregor）上尉带领第60团3营I连的一半兵力下山阻止布尔人的行动。

因戈戈之战中的英军。1. 第58团乘骑步兵；2. 科利将军；3. 第60团列兵［引自Ian Knight & Gerry Embleton, Men-at-Arms Series: Boer Wars(1) 1836-1898］

这一侧的高地坡度较为平缓，科利原本希望麦格雷戈快速行动，破坏布尔人的包围圈就行了。不幸的是，上尉错误判断了形势，过于远离己方主阵地，反而深入布尔人的集群中。骑马指挥的麦格雷戈很快就饮弹身亡。这次冒失的行动共导致56人伤亡，仅有4名士兵和1名军官生还。

困在高地上的英军饥渴交迫，损失了大部分炮兵和战马，局面岌岌可危。此时布尔人大约在战场上陆陆续续集中了约500人之多，事态照此发展，英军必将全军覆没。

好在下午晚些时候突然天降暴雨，打断了激烈战斗。布尔人虽然是神枪手，但没有经过近战训练，不善于利用刺刀肉搏，因此也没有顶着恶劣天气发起全面总攻。这才让科利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黑夜降临，科利意识到经过白天激烈而无望的战斗后，翌日绝无可能继续抵御布尔人的进攻，遂决定在夜色掩护下溜走。这对任何一位有自尊心的英军将领而言都是奇耻大辱，但总比向一群杂牌军投降要好点儿。

晚上11点30分，英军在一片静默中放弃阵地下山。那些无法转移的重伤员留在原地，科利还“贴心”地留下一名军医和一名牧师善后。照理说这么多人和炮车运动，不可能不发出声响，但布尔指挥官尼古拉斯·斯密特（Nicolas Smit）认为在豪雨中英军不会离开，为了让十分疲惫的战士能够休息，遂没有安排警卫，这才让科利逃过一劫。

英军渡过河水暴涨的因戈戈河时又淹死了几个，直到2月9日凌晨4点才狼狈撤回展望山营地。破晓后，斯密特开始继续战斗，却愕然发现舒因舒格特高地上只剩下尸体和将死之人。

此役英军减员达40%，约有70人阵亡，另有约同等数量的人受伤；而布尔军的伤亡人数不到20。伦敦市民读到卡特记者的报道后，大概还以为报社把数据印反了吧！英国政府接到两次战败的消息后，开始倾向于同布尔人和谈，讨论放弃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可能性。

为了洗刷双败的耻辱，科利必须抓紧时间，趁白厅还没有下令停战，在战场上挽回荣誉。

殒命马尤巴

接连两次作战失利，科利将军也不得不开始重视布尔民兵的战斗力，只好在展望山营地驻防，等待援军加盟。就单兵或小组作战而言，也许布尔人更胜一筹，但是一旦英国大军压境，他相信就能以实力碾压敌手。而远在伦敦的英国当局也在两边下注，援军正在马不停蹄地赶来，和谈的姿态也要做足。谈判桌上的筹码，往往是在战场上挣来的。

现在被围困在德兰士瓦的英军处境更加困难了，驻守在比勒陀利亚的英军开始出现食品短缺问题。万幸布尔人缺乏火炮支持，也不愿意强攻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也只能围而不打。一时间整个战场趋于平静。

1881年2月12日，科利翘首以盼的首批生力军终于从印度抵达南非。领队是有着丰富殖民地战争经验的伊夫林·伍德（Evelyn Wood）准将，下辖第92高地人团、第15轻骑兵团和第60来复枪团第2营，还有50名海军士兵。

伍德参加过祖鲁战争，对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布尔民兵相当了解。鉴于这支来自印度的援军规模也不大，他便建议科利继续按兵不动，等待从本土调来更多部队。科利表面上同意，将伍德支到后方去保障后勤，自己却给当时的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Kruger）去函，提出停止敌对行动，为和平谈判表示出诚意。布尔人的国家元首当然不可能在前线，远在临时首都海德堡（Heidelberg）的克鲁格收到信件后还在思考如何回复，科利却迫不及待地又发起了一次行动，将自己彻底送进坟墓。

此时布尔军队正牢牢控制着郎峡山口。在其右方有一座名为马尤巴（Majuba）的山峰，高于隘口2000英尺（约600米），可以俯瞰整个布尔营地。英布双方都能从己方营地登上马尤巴山，但除了偶尔有侦察兵抵达外，此山尚无人占领。

2月26日晚，科利亲自带领第58团和第60团各2个连、第92团3个连以及64名水兵，共计官兵554人，从展望山营地出发，向马尤巴山进发。英军沿着山脊线向上攀登，十分辛苦。途中经过因古拉山（Inguela）时，第60团的2个连和第92团的1个连就地驻防，以保障进攻部队的后方安全。破晓前，共有405名英军成功抵达马尤巴山。如果一定要找出科利有什么优点的话，他的行军组织能力还是不错的。

在记述一场战斗前，作者一般都会简要讲解双方指挥官的战略意图，这样读者才能理解军事行动中的逻辑关系，不至于一头雾水。然而当笔者复盘马尤巴之战时，实在难以猜度科利的心思。

这显然不是一次攻击行动，因为他还没收到克鲁格的回复。就算是最后通牒，也得等到时限过后再翻脸吧，以绅士自居的科利应该不会如此下作。况且马尤巴山顶离布尔军营太远了，超出了步枪射程，英军又没有把火炮或火箭拖上来（客观上也很难做到），对布尔军队的威胁着实有限。诚然马尤巴山是绝佳的观测点，但派一支机动灵活的小分队足以，犯不着如此兴师动众吧？最后科利也没有下令构建防御工事。那么，他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答案只有科利一个人知道，不过他没有机会将自己的“奇谋妙略”告诉历史学家了。一种可能的猜测是科利期望以此令布尔人陷入混乱，这样英国在和谈中就能占得一点便宜。

马尤巴山顶有点像一只浅盘子，四面微微凸起，中间凹下。一半英军布置在边缘，每人负责8—9码（约6—8米）的战线；另一半作为预备队，在山顶中间的凹地待命。这是因为马尤巴山山顶的面积较大，400人根本不足以展开全面防守，只能面对布尔大营方向布置防线，留下预备队做机动防御。也就是说英军压根儿就没能控制全部山顶。

天亮后，位于下方的布尔军终于发现头顶上的英军。一开始他们也慌了手脚，谁不害怕火炮的威力呢？不过布尔人毕竟身经百战，很快就镇定下来，在尼古拉斯·斯密特的统一指挥下，组成了3支攻击部队，每支100—200人，分头登山攻击。

斯密特指挥了因戈戈之战，具有进攻高地的经验。此战中他指挥的布尔军队完美展示了“交替掩护”战术在实战中的价值。“交替掩护”简而言之，就一个是战术小组分为掩护单元和移动单元，掩护单元对敌方进行火力压制的同时，移动单元迅速向前推进；待进入合适的隐蔽位置后，移动单元转为掩护单元进行火力压制，与此同时原掩护单元则离开掩体，向前运动；如此反复，最后占领敌军阵地。当然在撤退时，该战术同样有效。

“交替掩护”并不复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三十年战争”中首次使用，只是以当年的火器射速和准头，其作用十分有限。优秀的理念必须与时代进步相契合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此时布尔军装备的马蒂尼-亨利式步枪的威力绝非17世纪的火枪可相提并论。自此“交替掩护”成为步兵经典战术，直到现在还在战场上发挥作用。

仍然习惯于线列阵形的英军对这种反常的战术十分不适应，根本挡不住不按套路出牌、时打时走时躲的布尔人。一支布尔进攻部队首先登上了山顶。马尤巴山顶较平，上面还有两个微微凸起的高地。灵活的布尔军注意到了其重要性，当即集中兵力，将防守高地的少数英军消灭后就地反击，竟然居高临下朝英军射击。

“交替掩护”战术示意图

战事完全脱离了科利的剧本。他似乎大脑短路了，几乎没有发出任何明确的指令。情急中，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中尉建议部队利用刺刀发起反冲锋，但科利只是一味说：“再等等，再等等。”19年后，已位居少将的汉密尔顿作为南非英军参谋长参加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再次面对如此强悍的敌人，他一定会时时回忆起当年在马尤巴的险境吧。

布尔民兵的交替掩护和精确射击令英军大吃苦头

布尔民兵压制住了第92高地人团的反击

布尔民团可没有义务等着科利的思路重新上线，以猛烈的射击将英军打得四处乱窜。英军各连队混杂在一起躲避子弹，各自乱放枪，几乎失去了有组织性的防御。眼看着战线即将被突破，科利终于决定将预备队投入战斗。可是又有一支布尔攻击分队从另外一个方向爬上了山顶，从英军侧翼和后方开火。即便是军令如山的英军精锐部队也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勇气。任凭军官呵斥咒骂，士兵们纷纷向山下逃亡。卧倒射击的布尔人也站了起来，朝崩溃中的英军开枪，就像在大草原上打羚羊一样轻松。

马尤巴山之战示意图（制图：John Fawkes）

科利没有后退，反而向布尔人的方向走去，也许他还想重新集结部队反击吧。一颗子弹准确地击中了他的头颅，结束了其悲剧性的军事生涯。

英军一路狂奔，布尔军一路追击。幸好科利之前在途中留下了3个连的部队，他们成功地掩护着混乱的友军，安全地回到展望山营地，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

双方在马尤巴战斗中的战损比更是令人难以置信。英军阵亡92人，包括总司令官科利少将，伤134人（一些人为致命伤），被俘59人；布尔军1人阵亡，5人受伤。看上去像是当年英国人打祖鲁人的伤亡比例。更令英国人无地自容的是，打败了这些训练有素、号称全世界最精锐部队的布尔民兵，其实很多就是普普通通的农庄男孩，连胡子都还没长齐就扛起步枪英勇战斗。这个新生民族的战斗力确实惊人。英军遭受奇耻大辱，为此还留下了一句誓要报仇雪恨的口号：“记住马尤巴。”

仗打成这个样子，大英帝国的脸面算是丢尽了，不少人叫嚣着要继续增兵，坚决灭掉德兰士瓦。然而务实的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权衡再三，还是说服内阁和议会与之议和，毕竟在南非继续耗费巨资，冒着巨大伤亡的风险实在不值得。

千里迢迢从印度赶来增援的伊夫林·伍德准将一仗没打，反而代表英国同德兰士瓦政府谈判。3月6日，伍德和克鲁格总统在郎峡山口附近的一处农庄会谈，于23日达成和平协议。1881年8月3日，最终文件在德兰士瓦首都签署，史称《比勒陀利亚协定》。

在保留所谓“宗主权”（Suzerainty）的条件下，英国同意德兰士瓦完全自治；德兰士瓦认同女王的名义统治，并将外交事务交给英国打理，战时英军可以假道德兰士瓦。总的来看，英国人算是勉强保住了面子，布尔人得到了实惠。1884年，双方又签订了修改后的《伦敦协定》，与前一文本最主要的不同就是英国放弃了“宗主权”。

这是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英国首次没能赢得最后胜利的战争，也是第一次签署不利于自己的条约。帝国开始隐隐显出老态。然而谁也不曾预料，这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更残酷战争的序曲而已。

科利的勇气无可置疑，但他作为一名统帅实在不及格。他既对敌人的战略战术缺乏了解，也没有清晰统一的目标。昏着迭出，殒命马尤巴

伍德准将和克鲁格总统在郎峡山口会谈。远景即为马尤巴山

黄金国度

年轻气盛的丘吉尔向狱友们通报了他的宏伟越狱计划，几个理智的高级军官立即制止了他的妄想。于是丘吉尔定了个小目标，只联合了两位军官实施越狱，其中一位熟悉当地地形，会说荷兰语和祖鲁语。像所有高明的阴谋那样，人数的多少往往与成功率成反比。

1899年12月12日晚上是三人小组的行动时间。丘吉尔趁着守卫疏忽的空隙，翻过墙头，躲在隔壁花园的灌木丛中。另两位却阴差阳错，错过了机会，无法与他会合。现在丘吉尔陷入更加绝望的困境。他不能待在原地不动，否则迟早会被发现；也不能翻墙回监狱，这样很大可能会被卫兵直接射杀；自己一个人离开，可是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一句荷兰语也不会说，怎么跑？思维果断的丘吉尔很快从慌乱中清醒过来，决定独自行动，逃离这个“黄金国度”。

布尔人将丘吉尔和皇家都柏林燧发枪团的被俘官兵关押在远离前线的比勒陀利亚。不愧是老牌贵族家庭出身，丘吉尔就算当了俘虏还显得这么“拽”

虽说第一次布尔战争在明眼人看来，英国算是失败了，不过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确实没有使出全力一搏。在战术上固然略胜一筹的布尔人取得胜利实属侥幸。务实的英国政治家早就被多年来的南非殖民战争搞得精疲力竭。德兰士瓦本身地处内陆高原，战略位置无关紧要，又没什么有价值的矿藏。1867年发现的钻石矿在奥兰治，早就被英国人掠走了。德兰士瓦北部倒是有小金矿，只是储藏量很小，人们嘲笑说，那里每年只能像“挖耳勺”那样出产黄金，这点小钱当然入不了英国的法眼。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就让这群布尔人在黑人的包围中自生自灭。1881年和1884年的两份协定就是这种战略思考的体现。

哪知人算不如天算，《伦敦协定》墨迹未干，几个月后就有两个冒险家在比勒陀利亚和瓦尔河谷之间、德兰士瓦最贫瘠的地区，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维特沃特斯兰德金矿（Witwatersrand），简称兰德金矿。该矿脉东西延绵80公里，南北宽30公里，属于极大富矿。自1886年洗出第一批黄金以来，130多年来共出产了近5.5万吨黄金，约占全人类开采量的50%。

淘金热旋即爆发，各色人等纷纷聚集，在这片荒蛮之地很快就诞生了一座新城——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如今已发展为南非第一大城市。可是让淘金者失望的是，兰德金矿的矿脉最深甚至达到2000—2800米，绝非单打独斗拿着小簸箕和铁镐就能勤劳致富的。想要挖到宝藏，人们必须利用爆破技术、先进的矿井机械以及氰化法，这都需要巨额投资才能实现。

突发横财看起来幸运，实则隐藏了巨大的祸患。第一次布尔战争结束后，英国和德兰士瓦之间的矛盾其实已经解决。可惜黄金刺激了老牌强盗的贪婪神经，涌入的淘金者和外资又将引发外地人与德兰士瓦之间的冲突。如果没有金矿，布尔共和国是否会一直保留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呢？也许不求大富大贵，只愿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动荡年代里明哲保身才是生存之道吧。

英国现在是后悔不迭，白白放跑了这么一大块肥肉，但是刚刚签署协议就立马撕毁，国际影响也太恶劣了。好在英国资本还是雄厚的，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英资占到金矿投资额的60%以上。黄金铸成金锭后，便源源不断运往英国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当时各国货币正实行金本位制，拥有雄厚黄金储备的伦敦遂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不二中心。

在经营层面上，英国人亦抢得先机。钻石业垄断集团——戴比尔斯的创始人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率先成立了垄断性质的矿业公司。罗德斯本人则是有政治抱负的资本家，狂热支持帝国主义，甚至在遗嘱中将身后财产交给殖民大臣，以完成收复美国的宏愿。他还在牛津大学设置了著名的“罗德斯奖学金”，培养他心目中的完美精英。这个人后来成为引爆布尔战争的元凶之一。

金矿给德兰士瓦也带来了生机和繁荣。靠着巨额金矿税和特许权续命，原本濒临破产的德兰士瓦政府反而成为南非地区最富裕的金主，到1890年，其财政收入就超过了开普殖民地，1897年更是达到448万英镑，远比开普政府有钱。整个国家可谓是百业俱兴，传统农业国逐渐向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过渡。

黑人劳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处金矿内挖矿。工作条件十分恶劣，设备倒是很先进

有钱了，野心就会开始膨胀。德兰士瓦当然不愿意永远被英国人困在“牛栏”中，而是希望联合南非所有布尔人，成立一个从“好望角到赞比西河”的庞大联邦。一开始布尔人不敢动英国人的“奶酪”，还是按老规矩从周边的黑人国家攫取地盘。他们向西争夺茨瓦纳人（Tswana）的土地，向东北将斯威士兰（Swaziland）纳为“保护国”。英国也针锋相对，为很多黑人酋长国提供“保护”，以遏制德兰士瓦的势头，双方矛盾又开始激化。

到目前为止，英国和德兰士瓦的不和还只是局限于南非的地区矛盾，当德国也掺和进来后，南非问题就影响到非洲，乃至世界政治的格局。

当时英国的非洲战略是实现一个所谓的“2C计划”，即建立从开普至开罗的庞大非洲殖民地。在1888年登位的德皇威廉二世则轻率地大肆宣扬要为德国谋取“阳光下的地盘”，将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列为发展目标。具体到非洲，德国的战略是将已占据的东非、西南非和西非殖民地从印度洋沿岸到大西洋连成一片。这就必然与由北至南的英国“2C计划”发生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德兰士瓦正好处于这两个殖民计划的交汇点。因此德国频频向布尔人示好，不仅全力提供各种工业装备和先进武器，还给予其金融支持，更是鼓吹“种族”关系：布尔人和德国人都是“条顿”民族，理应联合起来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于是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南非就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因。

同一时期，德兰士瓦政府在德国资金的帮助下，终于修通了洛比铁路——从比勒陀利亚至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港口城市洛伦索-马贵斯（Lorenço Marques，现为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尽管布尔人还未能与印度洋直接亲密接触，但通过这条铁路便能大大缓解他们的战略困境，不必依赖开普和纳塔尔的港口与外界通商，还能得到德国的支援。

当时南非已有3条铁路干线，分别在东开普、西开普和纳塔尔，均由英国资本控制。为了打压新开通的洛比铁路，英国资本家不惜将其殖民地内的铁路段运价降低。克鲁格总统则反其道而行之，将德兰士瓦边境至兰德金矿的铁路运价疯狂提价。

英国商人们不堪重负，只好用铁路将货物送到边境后就卸货，然后再用牛车渡过瓦尔河畔的浅滩，运往约翰内斯堡。一时间浅滩处牛车云集，恍惚间还以为时光倒流了半个世纪。1895年11月1日，克鲁格下令封锁瓦尔河浅滩，英国立即做出强硬姿态，摆出要开战的架势。7天后，克鲁格让步，浅滩重新开放。加之德兰士瓦之前在林波波河以北的扩张失败，英国在南非博弈中暂时占有上风，开始更加主动地挑衅。

詹姆森的“暴走”

保卢斯·克鲁格（Paulus Kruger）第4次就任德兰士瓦总统（1898年）。他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第一次建国时就是与小比勒陀利乌斯搭档的副总统。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后，克鲁格成为反抗领袖，1881年重新建国后4次连任总统，长达17年之久。1900年因军事失利，克鲁格流亡欧洲，1904年死于瑞士

提起军队“暴走”，军事爱好者的第一反应想必是猖狂的旧日本军人。从西乡从道到河本大作，从石原莞尔再到辻政信，旧日本陆军最拿手的就是对政府的命令置若罔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让我这么干就偏要这么干。不过往前追溯，南非的英国军队和地方政府也不遑多让，在祖鲁战争期间就喜欢自行其是，往往不等伦敦指令就先采取行动。得逞固然皆大欢喜，失败了英国政府也不会惩戒当事人，所以南非英国当局处理问题时倾向于激进，伦敦的政治家们则偏于稳健。白厅和议会对此也无可奈何，那时电报才刚刚发明，更不要说无线电。南非远隔万里，如果不给殖民地放权，那就要全乱套了。

罗德斯成功垄断了钻石和黄金开采后，便顺利向政治家转型，于1890年担任开普殖民地总理，更能放开手脚去实现自己的“南非联邦”梦想。1889年，英国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印度公司为模式，组建了拥有皇家特许权的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可以代表政府行使诸多权力。公司在非洲中、南部进行殖民活动和经济开发，干着英国政府想干又不便于亲自出面干的各种勾当。作为英国政府的“打手”和“急先锋”，南非公司拥有准军事部队，还承担了诸多警察的职能。

布尔战争的幕后推手——兼具资本家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塞西尔·罗德斯

罗德斯虽然不是公司董事长，其实握有实权，是公司的真正操控者。他最得意的功绩就是凭借公司军队，占领了北方的马塔贝列和马绍纳兰（Mashonaland）[7]。有钱有权又有枪杆子的罗德斯早就看德兰士瓦共和国不顺眼了。除了上文讲述的各种经济、政治矛盾外，居住于德兰士瓦境内的“外侨”权益问题成为罗德斯发难的借口。

政治讽刺漫画：操纵非洲的巨人罗德斯，左脚在开罗，右脚在开普，正在谋划他的“2C计划”

自从德兰士瓦发现金矿以来，大批非布尔人涌进来。拥有10万人口的约翰内斯堡居然只有2万本地公民。保守的布尔人一方面依靠这些劳动力和外来资本赚得盆满钵满，一方面又特别反感“外侨”，觉得他们破坏了自己安宁的生活，更难以容忍的是，白人外侨们在缴纳赋税后，竟然敢要求政治权利，实在不识好歹。至于其他有色人种，在持种族主义立场的布尔人眼里，大概就跟牲畜差不多了。

外侨的不满让罗德斯找到了突破口。他悄悄在约翰内斯堡组织了一个由外侨组成的“改革委员会”，计划由该委员会首先发难，然后派出公司部队以“恢复秩序”为名突袭该城，进而控制金矿；如果顺利，说不定还能一鼓作气颠覆德兰士瓦政府，实现第二次吞并该共和国的目标。该计划由高级职员、拥有医师资格的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负责具体实施。

詹姆森在1895年10月潜入约翰内斯堡，与外侨领导人确定于当年12月底举事。然而事到临头，改革委员会反而畏缩了。这些人本来都是生意人，以赚钱为第一要务，为了政治权利把身家性命搭进去似乎很不划算。冷静下来后，委员会就不断拖延推诿，企图让这个阴谋不了了之。

然而比职业军人还激进的詹姆森医生已经等不及了。时间拖得越久，败露的可能性就越大。12月28日，他给罗德斯发报：“除非我明确听到相反的消息，否则明天晚上就离开。”次日又发报说：“今晚将前往德兰士瓦。”当开普当局收到电报后，詹姆森已切断电报线，再也无法联络了。而约翰内斯堡方面仍然没有发动叛乱的准备。

29日下午3点，詹姆森在没有接到正式命令的情况下，率领公司的警察部队从贝专纳兰（Bechuanaland）[8]出发。部队约有600人，其中400人为骑警，装备有3门火炮和8挺马克沁机枪。

詹姆森“暴走”的消息传到伦敦后，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大为震惊，急忙下令让詹姆森回来。这个命令最后一程是信使快马加鞭送到詹姆森手中的。此时突袭部队已经走了大约三分之二的路程，几个指挥官一合计，决定继续干到底。当赌徒投出骰子后，他们就没办法再拿回筹码了。

外侨领袖的动静这么大，行事又拖拖拉拉，克鲁格政府早就警觉起来。由于涉及英国当局，布尔人决定欲擒故纵，待“乌龟伸出脑袋后”再动手。1896年1月2日，当詹姆森率部抵达距约翰内斯堡20英里（约32公里）的多恩科普山（Doornkop）时，布尔军队已布置好严密的防线，就等着詹姆森自投罗网了。

战斗毫无悬念，詹姆森绝望地抵抗一番后，不得不缴械投降。史称“詹姆森突袭”的军事冒险事件就这样成为一出闹剧。

事情办砸了，当然得有人负责。不过对所有直接当事人的板子，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罗德斯辞去开普殖民地总理一职；詹姆森被判监禁15个月，但很快就被赦免了；至于那些外侨，本来被德兰士瓦法庭判了死刑，后来交了一大笔罚款后也都全身而退。目前英国和布尔共和国还得保持表面的友好，不能轻易翻脸。

英国政府已经够恼火了，有人似乎还嫌不够乱。德皇威廉二世在詹姆森被捕第二天就轻率地给克鲁格发了一封庆贺电报。不料这封电报被英国截获，后来又见诸报端，引发了全英的反德高潮。这封著名的“克鲁格电报”进一步激化了英德矛盾，是所有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著作绕不开的历史事件。

此后几年，英布双方都在虚情假意地沟通、谈判，但都意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德兰士瓦大肆购买军火，积极备战；英国则酝酿国内舆论支持，同时在外交上得到法国、俄国和德国的谅解，确保它们不会在战争中背后插一刀。法、俄倒也罢了，在真正需要为布尔人提供支持的时刻，德国却背地里同英国进行利益交换，绝情地放弃了叫得情真意切的“条顿同胞”，实在让人唏嘘。国家的信义往往比一封写满甜言蜜语的电报纸还要薄。

1899年6月，英国和德兰士瓦在布隆方丹举行的和谈宣告破裂。9月，英国提出最后通牒性质的“七点要求”。克鲁格政府对授予外侨政治权利的要求有所松动，但英国方面仍然不满意。1万名从印度、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埃及调来的英军部队正驰援南非。至此，就连德兰士瓦的温和派也明白，除了放弃独立，否则英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10月11日，布尔军队首先侵入英属纳塔尔殖民地；同为布尔国家的奥兰治自由邦也向英国宣战。

第二次布尔战争正式爆发了。

首战塔拉纳山

早在10月初，成千上万的民兵就响应征召到首都比勒陀利亚集中，等候命令。这么一大群汉子聚在城市，必须找点活动发泄精力，于是政府罕见地举办了一次阅兵式，算是战前鼓舞士气吧。阅兵过程充分展现了布尔人的土包子本质。总司令皮特·朱伯特在阅兵台上无奈地看着队列七歪八扭，民兵们按照自己的速度行进，当需要敬礼时，有些人脱帽，有些人举枪，还有人不知所措。如果有英国记者在场，一定会憋住讪笑，给伦敦发去“杂牌军竟然也敢向英军叫板”的报道。不过人们可能忘了，一大群野狼不会列队，但丝毫不会影响它们凶猛的捕猎能力和娴熟的团队配合技巧。

10月正是南非地区的早春时节。布尔共和国选择这个节点开战是精心策划的。大草原变得一片郁郁葱葱，为战士乘骑的马匹、拖着大篷车的公牛、牲畜群提供了足够的青草。军队可以就地补给，无粮草短缺之忧，便能充分发挥快速机动的优势。

先发制人的布尔军队还有一项决定性的，但又是暂时的优势——人数。战端开启时，南非英军仅有不到1.5万人可用于前线部署，布尔军则高达3.3万人，两个共和国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动员6—7万人参战。他们的战略就是利用英国大军还在海上颠簸的1个月，采取全面进攻战略，进入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境内，分割包围驻守在各地的英军并予以歼灭，快速取得一系列战斗胜利，从而迫使英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第一枪响于西部战区。10月12日夜，德拉瑞（De la Rey）将军的部队袭击并缴获了一辆英军装甲列车，接着在翌日便完全包围了马弗京（Mafeking）。该城为铁路枢纽，防御部队仅有1000名白人和300名黑人。另有一支7000人的大军直扑钻石之城金伯利。到11月3日，围城部队已达1.3万人，被困英军共计2600人，其中还包括布尔人恨之入骨的罗德斯。这位前开普总理虽然是战争罪魁，但风骨还是很硬的。他带着一大批军火，乘坐最后一班火车，赶在布尔军队围困前“自投罗网”进入金伯利，誓与自己的钻石帝国共存亡。罗德斯的到来无疑能够提高守军士气，不过他对战事喜欢指手画脚，这可就苦了指挥官凯克维奇（Kekewich）中校。城外炮火震天，城内两人吵吵闹闹，守军一边在粮食弹药短缺的情况下拼死抵抗，一边祈祷援军能早日赶来。这一等就是近半年。此外，布尔军还深入到开普地区，希望能鼓动当地的布尔同胞发动叛乱，牵制英军行动。

一支布尔民团合影

西部战线固然给予英军极大的威胁，但真正的主要战场还是在东部的纳塔尔。拥有丰富战争经验的老将朱伯特率领约1.8万大军不费一枪一单就顺利通过郎峡山口，翻越德拉肯斯山脉后进入纳塔尔境内。在第一次布尔战争期间，正是朱伯特把从反方向攻来的英军牢牢挡在郎峡山口之外，提前结束了战争。20年过去了，英军增援部队尚未推进至这个战略要地，将其拱手让给朱伯特。

当时纳塔尔共有两个英军重兵集团，分别为乔治·怀特中将指挥的9600人，驻守在连接德兰士瓦、奥兰治和纳塔尔三地的铁路重镇莱迪史密斯；位于北纳塔尔，防守煤矿城镇邓迪（Dundee）的4500名英军，指挥官为佩恩·西蒙斯少将。布尔军的计划是首先歼灭邓迪的英军，扫清前往莱迪史密斯的道路，然后沿铁路挺进，最终要占领德班，打通出海口。[9]

布尔军的第一份战利品。民兵在克拉伊潘（Kraaipan）令一列英军装甲列车脱轨，俘虏了内斯比特（Nesbitt）上尉及其30名手下

怀特知道自己的兵力捉襟见肘，因此要求西蒙斯迅速南撤，集中兵力保卫更加重要的莱迪史密斯。不过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纳塔尔总督哈金森（Hutchinson）和西蒙斯反而决心在邓迪阻截布尔军。第一场大规模战斗即将打响。

10月20日凌晨5点，迈耶（Meyer）将军的部队经过一夜行军后，悄然占领了位于邓迪镇东面的塔拉纳山（Talana Hill），并在山上架设了3门德国产的新式75毫米克虏伯大炮。40分钟后，天逐渐放亮，炮弹随即向山下的城镇和英军大营袭来，不过炮击效果欠佳。布尔人善用步枪，对火炮的掌控尚需磨炼。

英军不甘示弱，马上拖出自己的火炮，在城外空地上朝山顶射击。皇家炮兵的专业技能和火炮数量都超出敌人一筹，很快就压制了对方火力。西蒙斯看准机会，组织步兵进行反击，意图将布尔人赶下来。他采用了“完美无缺”的标准步兵进攻套路，将皇家都柏林燧发枪团第2营排为第一行，其后紧跟王属皇家来复枪团第1营，第三行为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第1营。这种传统密集队形在祖鲁、苏丹等殖民地战争中对付持尖刺武器的敌人冲锋是十分有效的。早年的伊散德尔瓦纳之战，正是因为英军阵形稀疏，才导致祖鲁大军攻破阵地。可是西蒙斯忘了，历史马上就要进入20世纪，对手是持有现代武器的布尔人，这种古典战术已不切实际。

王属皇家来复枪团士兵

不过，在愚蠢地使用步兵的同时，西蒙斯明智地将轻骑兵和乘骑步兵布置到塔拉纳山西侧，命令骑兵指挥官穆勒（Möller）中校等待时机，切断布尔人的撤退线路。

英军开始进攻了。第一排刚刚抵达山脚下的丛林，便遭到迎头痛击，顿时动弹不得。西蒙斯拍马赶到前线督战，甚至下马亲自带领部队前进，不料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击中其腹部。西蒙斯被迫将指挥权移交给尤尔（Yule）准将，自己忍着剧痛，骑马返回邓迪。

看到指挥官受伤，英军愤怒值满格，反而更加勇猛。他们不顾伤亡，顶住弹雨前进；皇家炮兵的射击也恰到好处地减弱了布尔人的火力。英国步兵顺势登上了山顶。布尔军不喜欢近战，塔拉纳山本身也不是什么战略要地，于是他们很快就撤退了。英军本该乘胜追击，不料山下的英国炮兵却没有看清楚山顶阵地已经易手，持续炮击，导致友军伤亡。战场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误伤更打击士气了。等发现出了大错后，炮兵又缩手缩脚，不敢再向退却的布尔军开炮。

此时也是埋伏在山下的英国骑兵截击布尔人的天赐良机，可是穆勒不知为何离开了原阵地，向北移动。当他决定返回时，偏偏错过了转瞬即逝的战机，让布尔军全身而退。恼羞成怒的穆勒心有不甘，带领骑兵中队追击，不幸迎头撞上另一支布尔军队。因早上有雾，他们没有赶上塔拉纳山的战斗，现在居然有英军自投罗网，当然不能放过。英国骑兵突围无望，只好投降。这些俘虏后来被送到比勒陀利亚游街示众，令英国政府十分丢脸。

这场战斗只是英布双方小试牛刀而已，彼此伤亡只有200多人。英方宣布取得了战斗胜利，但也仅仅是暂时遏制了布尔人的前进。布尔军队很快就切断了英军补给线，尤尔将军主动撤离战场，回到莱迪史密斯驻防。这无疑是明智之举。

西蒙斯遭受了致命伤，无法与大部队一起后撤，留在邓迪当了俘虏，于10月23日死在野战医院中。他一直不能原谅尤尔放弃了邓迪，并高呼：“我是面对敌人而死的。”相较被生擒到比勒陀利亚，死亡对他而言也许是更好的归宿。西蒙斯曾经是第24步兵团的军官，1879年该团在伊散德尔瓦纳之战中被祖鲁大军肆意屠杀，西蒙斯幸运地逃过一劫，然而环球征战20年后，他还是倒在了南非的土地上，此地距离伊散德尔瓦纳山只有不到50公里。

塔拉纳之战虽然在战略上无关紧要，但在战术层面上颇能反映战争初期双方的特点。西蒙斯绝非无能之辈，曾在帝国的各个殖民地服役作战。尽管一线指挥官毁了他的布局，但此战中对骑兵的使用堪称精妙。虽然人们诟病他的密集队形冲锋，然而这是当时英军的标准战术，所有将军都会这么排兵，而且就算西蒙斯灵机一动想出散兵队列的点子，英国步兵也没经过训练，根本无法执行。皇家炮兵对步兵的支援还是有力的，打出了点步炮协同作战的味道，但毕竟不完善，没能给迈耶将军的布尔军带来更多伤亡。至于蹩脚的穆勒中校，其被俘完全是个人问题，害得手下跟着倒霉。总的分析，英军进退有序，表现比第一次布尔战争期间好了很多。西蒙斯的能力显然也在科利之上。布尔军则一如既往地灵活机动，不与敌大兵团死磕，战术上已经适应现代化武器的变革。

一位布尔老兵肖像

战争伊始，很多人认为这将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综合国力上英国遥遥领先，战争经验也不遑多让。英国军人受过严格的操典训练，一切行动都像机器一样，强大、坚定、没有弹性。不过布尔人的作战技巧更胜一筹。他们不受约束，各自为战，针对熟悉的环境具有合理的常识，从而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通。这导致战争走向与当年“砖”家们的预测大相径庭。

布尔民团VS女王的陆军

如果战争是一场战棋游戏，那么布尔战争就压根儿打不起来。任何清醒的玩家分析了差距悬殊的双方数据后，都会放弃对局，直接投子认负算了。不过战争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不可预测性。布尔民团和女王的陆军是两支无论从外观到气质，还是从战术到组织，都完全不同的武装力量，而正是这种差异令这场战争精彩纷呈，留下很多经典战例供后人研究。

组织和结构

布尔人建立了一套不同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常备军”那样的“民兵军制”，即在紧急情况下征召平时就持有武器的农夫，组成临时的军事作战单元。这套体制最初出现于18世纪末的东开普边境地区，以应对与当地科萨人的冲突。按要求，所有年龄在16—60岁之间的成年健康男性在接到征召令后，需自行携带马匹、武器、弹药（30发子弹）和补给（10天口粮）参军。虽然管理当局有时会提供额外的食品弹药以延长服役期，但一般而言民兵很少在战场上长时间作战。他们也没有军饷，靠捕获敌人的牲畜或者直接侵占黑人土地作为战利品。这对那些已经成年，又没有农场可以继承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德兰士瓦政府直到1898年才颁布正式的民兵法案，不过即使没有法律制约，大家也会自觉遵守这项传统。当然最后到底来不来，来多少人，还是得取决于发起人的声望和作战目标。如果是那个可以把动员计划精确到每一个人、每一节车皮、每一分钟的德军总参谋部来下达征召令，一定会疯吧。

每个男人从小就有随时上战场的觉悟和准备。布尔人是优秀的战士，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职业军人，而以自由民的身份自豪，所以他们参战是出于保卫家园和家人朋友的自愿行为，并非受法令或军事部门强制。用布尔民兵自己的话说：“英国人战斗是为了杀戮，我们战斗是为了生存。”因此他们的士气相当高昂，并真诚地相信正在进行的抗英战争是正义的，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宝贵的土地。

布尔民团往往有低于16岁的毛头小伙子和超过60岁的老大爷主动跟着家族男丁上战场。身边的战友不是亲人就是朋友，因此部队凝聚力天然更强。军官都是由民兵自行选举产生，通常是当地社区的名流或有良好家庭背景的绅士。不过普通民兵当然更看重自己的性命，一旦该军官在实战中不能胜任职务，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替换，就算是总统的亲戚也不会给面子。所以布尔指挥官必须依靠个人魅力和良好记录才能控制手下的士兵。他们都是在战场上已经证明自身能力的干将。这与某些名不副实的英国军官迥然不同，如科利和穆勒那样的庸才可能早就被替换了，或者压根儿就选不上。

布尔民团根据大区形成建制。每个地区或城镇都要提供一个民兵分队，规模不定，一般在150—200人之间，数个分队组成一个民团。1899年，德兰士瓦共有民团21个，奥兰治有18个。最小的民团在斯普林斯（Springs），只有60人；最大的波切夫斯特鲁姆（Potchefstroom）民团则有3000人之多。按通常印象，军队应该是组织严密、令行禁止，不过布尔民团的纪律性和服从性是随时变化的。他们可以公然抗拒自认为是愚蠢的命令，无视不喜欢的长官。一名布尔公民写道：“对布尔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指挥官。”如果战役时间持续过长或者离开家乡太远，他们也会自行脱离战场，这导致高级军官有时不知道自己手中到底有多少人马。离开的理由多种多样，比如要回去照顾农场啊，女人要生孩子啊，或者干脆就是本人需要休息。

三代布尔人齐上阵。老人（65岁）显然早已习惯了战斗，颇为轻松；大叔（43岁）面露刚毅；少年（15岁）的军姿最标准，显出紧张和稚嫩的神色。虽然他们看上去很像一家人，不过根据照片下的签名判断，大概是摄影师在营地中临时找到的有代表性的三代布尔战士吧

这种现象倒不是民兵贪生怕死，而是这种征兵体制客观上不适用于长期战争。在进行区域作战时，民兵的战斗意志很强，然而一旦涉及更高军事层面、更大地域的战略行动，他们就可能懈怠，甚至离开军队。

布尔民团中也有不少黑人。他们不会直接战斗，而是作为仆人或劳工在部队中服务，比如做饭、挖堑壕、赶大车等杂役。民团中还有少部分来自其他国家的“外侨”和志愿者，如美国、爱尔兰、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当然还有德国和荷兰。这些人满怀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不过，他们又是如何看待那些被残酷压迫的黑人呢？

面对现代化的战争新形势，德兰士瓦政府在民兵体系外，另组建了小型常备军，其中炮兵约600人，主要由德国训练；警察部队约1400人。此外奥兰治也有400名炮手。两个布尔共和国共计有75门现代化的火炮。

理论上两个布尔共和国可征召约10万人，不过由于民兵的流动性很大，事实上布尔军队可同时参战的总兵力从未超过6万人（另有预测为不超过4万人）。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兵力了。

英国的人力资源相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而言几乎是无限大，除了本土有4100万人口外，还能从所谓的“白”殖民地，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征兵，在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也有大量志愿者入伍。1899年英国就有常备军10.6万人，另有7.8万预备役人员可随时投入战场。英国常备军的服役期为6年，远比布尔民兵稳定。不过与战斗热情高涨的布尔人相比，英国普通士兵都来自下层阶级，参军是为了混口饭吃，谈不上有多高的爱国情操或对女王多忠诚；糟糕的待遇和官兵之间巨大的阶级鸿沟加深了彼此的矛盾，当然这点劣势可以通过严苛的纪律训练来弥补。而且士兵们整天训练、生活在一起，对所在部队的认同感也有助于提升士气。

1899年布尔市民接到征召令后乘坐火车赶往前线集合。此时很多民兵已不再是农夫，而是城市居民了

英军的作战经验更是极为丰富，不间断地同阿富汗人、祖鲁人、毛利人、埃及人、锡克人……打了半个多世纪。然而与“弱鸡”打得越多，就越容易固定战法，盲目迷信己方实力，同真正厉害的角色作战时反而会吃亏。如此看来，所谓“战斗经验多”其实是缺点也未可知。

英国陆军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正规军，各方面特质似乎正好跟布尔民团形成对立。布尔民团的编制只能以地区为单位大致分配，毫无规范可言；英军则有详细的标准。1899年，英军普通步兵团下辖2个营，战时还可扩充2个民兵营和1个志愿兵营；骑兵团编制为650人，分为4个中队；炮兵营配有6门12磅或15磅野战炮，可发射在敌人上空爆炸的榴霰弹，此外还有专门的攻城炮营，装备了5英寸口径榴弹炮。

尽管英军数量遥遥领先，但没有足够的骑兵，尤其是适应南非战场的乘骑步兵。于是在正规军之外，英国另招募了大量志愿骑兵。英国本土就有地方性质的义勇骑兵队，不过他们不能部署到海外，因此英国专门成立了“帝国义勇骑兵”，从地方部队中招收志愿兵。该种骑兵营下辖4个连和1个机枪小队，共526人。总计有约1.7万义勇骑兵来到南非。另外，海外殖民地也为英军提供了3万多兵力。

制服与武器

“詹姆森突袭”事件后，布尔人加快了备战步伐。政府发现民兵的武器已经十分落后，一些人甚至还拿着已经成为古董的燧发枪。于是官方不惜重金通过间接手段购买了英国韦斯特利-理查德兵工厂制造的上万支改进型马蒂尼-亨利步枪、2000支卡宾枪，而德国造M1896型毛瑟枪更是进口了5万支（德兰士瓦3.7万支，奥兰治1.3万支），以及1000万发子弹。M1896型毛瑟枪为7毫米口径，最大射程1800米，旋转后拉枪机，使用无烟火药，弹夹（5发子弹）供弹，一次上膛，射速极快。官兵们斜披一条子弹带，可携带12个弹夹，共60发子弹。神射手们可以静静地藏在障碍物后面从容射击，不必担心开枪后冒出黑烟从而暴露位置。一名布尔将军甚至说：“我们信赖上帝和毛瑟枪。”

布尔军还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75毫米克虏伯野炮，射程7.77公里，发射6.58公斤重的高爆弹；还有法国产绰号为“长汤姆斯”的155毫米口径克勒索攻城大炮，其射程和弹药量更为惊人；克虏伯产的120毫米口径榴弹炮也引进了4门；其余火炮为65毫米山炮和轻型高射速机关炮。布尔军还有30挺马克沁-维克斯机枪。

毛瑟步枪是枪械历史中的传奇明星，具有开创性的革新，奠定了很多现代步枪的基础，至今各种型号生产了约1亿支

这个布尔民兵装备了先进的毛瑟步枪（1）。他正在安装一个有5发子弹的弹夹。子弹带（2）上仅剩下一个弹夹了，可见战斗十分激烈。到了战争后期，他也不会介意使用英军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和英式子弹带。虽然在1899年布尔国家已经开始逐步城市化，但大部分民兵还是来自偏僻农村地区的农场和小镇。他们穿耐磨的工作服、家庭手工制作的鞋子（3），戴着宽檐帽（4）。到1901年，布尔人的局势愈发艰难。民兵的外套（5）已经破破烂烂了，却无法及时更换

布尔军队中当然是没有统一军装的。民兵就穿着五花八门的日常户外工作服。这种装扮同半个世纪前的先辈们没有太大不同。“时髦”两个字同讲究实用的布尔人是无缘的。战争后期，若衣服磨损后不能再穿，他们就会扒下被俘英军的制服。这令英国人大为光火，宣布穿英军制服的布尔俘虏可就地枪决。虽然民兵只是因后勤中断而没衣服穿，但从战争法分析，这种换装属于间谍行为，就地枪决倒也没毛病。

1899年战争伊始，南非战场上的大部分英国步兵团仍然装备着栓式李-梅特福德（Lee-Metford）步枪。它是英军第一款采用弹仓供弹的步枪，也算是划时代的产品。该枪最大射程1800米，但有效距离其实只有一半左右，更糟糕的是该步枪仍然使用过时的黑火药。黑火药相比无烟火药，除了能量密度不够外，最大的问题是冒烟，会暴露射击方位。当然英军在密集阵形下，想不被敌人看见都不可能，这倒不是大问题。关键是一排齐射后，整个战场浓烟滚滚，严重影响视界，大大降低准头，军官指挥起来也很吃力。

随着无烟火药和新式弹头发明，子弹初速大大提高，导致膛线很浅的李-梅特福德步枪无法承受，于是恩菲尔德皇家兵工厂将枪管膛线加深，设计出不逊于毛瑟枪的李-恩菲尔德（Lee-Enfield）步枪。可惜英军规模实在太过庞大，驻地又天南海北，换装速度没能赶上形势的发展，因此两种步枪都有装备。李-恩菲尔德步枪的弹夹容量为10发子弹，虽然比毛瑟枪大一倍，但每发射一次就要重新上膛，射速反而更慢一些。每名步兵可携带100发子弹。

传统的骑兵部队装备了短管卡宾枪，尽管射程远不如步枪，好歹也能下马作战；当然他们也配有令骑兵无比自豪的马刀。枪骑兵和精锐的龙骑兵团的武器还有长9英尺（约2.74米）的长矛，矛尖为钢制，前端装饰有红白色燕尾旗。一旦骑兵团开始冲锋，个个英姿飒爽，煞是好看，给敌人的心理震慑也是空前的。诚如1899年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尾声，骑兵冲锋也将成为夕阳余晖，不久就消失在历史之中。

19世纪70年代，笨拙的加特林、加德纳、诺登佛特等手摇机枪已经被更为轻便、火力更猛的马克沁机枪替代。新式机枪射程约2000米，由250发子弹带供弹，每分钟可倾泻出600发子弹。每个步兵营和骑兵团都组建了一个机枪小队，配备2挺机枪，挂在四轮马车上移动。

自从在马尤巴之战中损兵折将后，英国陆军除了礼服外，战场上早就放弃了亮眼的大红色制服。1897年，我们在影视作品和照片中最常见到的卡其制服便正式登场了。“卡其”（Khaki）这个词来自印度斯坦语中的“尘土”，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一定灰不溜秋不好看。不过基层士兵还是很欢迎的，毕竟免挨枪子比帅气要重要多了。英军中也不乏特立独行的部队，如苏格兰高地团依然顽固地穿戴传统花格裙、毛皮袋和其他花里胡哨的装饰，但还是在裙子外面系了一条卡其围裙。所有军种，步兵、骑兵、炮兵、工程部队都戴白色殖民地式软木帽盔，外面包裹一层卡其布料。由于卡其装来源自印度，所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英国军服太薄，颜色也太浅，后来为了适应南非寒冷的夜晚和地貌，军装全面加厚、加深。到战争后期，英军着装样式反而向布尔民兵靠拢，改戴更加轻便的软沿帽。

一支英军机枪小队

身为上流阶层的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本来是不屑于换装的，然而神出鬼没的布尔枪手对其造成重大伤亡后，他们也不得不妥协。漂亮的军装、头盔上闪闪发光的徽章、军衔、佩剑等等可以帮助狙击手识别目标的东西全部换下。以至于一个将军抱怨道他看起来就像个二等车厢的售票员。

正在发射卡宾枪的英国骑兵。利用卧倒的战马为掩护是当时一种标准战术。能够保证动物在混乱的战场上静止不动，可见英军训练水准是相当高的

1899—1900年战争初期英军装束。1. 列兵，王属皇家来复枪团；2. 列兵，第5枪骑兵团；3. 步兵军士；4. 军官，兰开夏燧发枪团［引自Ian Knight & Gerry Embleton, Men-at-Arms Series: Boer Wars(2) 1898-1902］

战略战术

通过前文的描述，读者也许会幻想出这样一幅罗曼蒂克的情形：

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怀揣征召令的邮差。映衬着碧草蓝天，正在工作的男人们没有丝毫耽搁，立即背起枪支、干粮、地铺，吻别妻儿后义无反顾地骑马奔赴最近的城镇。一路上，民兵的队伍不断扩大，最后汇成一股洪流，高唱歌曲与强大的敌人作战。

其实随着生活条件改善和城市化进程，早年布尔先驱们的艰苦生存方式已经减淡了，很多布尔人不再生活在乡村或是半游牧状态。尽管如此，征召而来的民兵依然保持了先辈的精准枪法和高超骑术，单兵作战能力远远超过普通英国士兵。

布尔民兵从不会组成紧密队形作战。他们善于隐藏在各种障碍物或自行构建的掩体后向英军射击；一旦被发现，便在敌人的齐射前灵活地移动到别处。如果敌人冲到眼前，他们就会撤退，避免近战，更不用说拼刺刀肉搏了，而且绝不会以此为耻。这种在正规军眼中无异于散兵游勇的战术反而成为他们的优势。这就好像调皮捣蛋、不守纪律的学生考试成绩比整天闷头做习题的“学霸”还好，布尔民团的战绩将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布尔人的炮兵战术也很有特点。他们喜欢分散使用火炮，利用自然地貌进行伪装。若敌人对火炮攻击，炮兵就会像步兵那样立马转移。虽然这样会影响火力，但有利于炮组生存。

一支典型的布尔民团分队

布尔人的另一项战术优势是马匹。战马属于个人财产，因此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当地马匹坚韧强壮，能够忍受南非地区日间曝晒和寒冷的夜晚。布尔民兵都是乘骑步兵，于是凭借战马的上佳耐力，可以在面积几乎等于法国大小的战区内进行长距离快速机动，令英国人望尘莫及。反之，英军战马并不适应当地环境，死亡率甚至超过60%，严重影响了英军的战役部署。

诚然布尔军有各种战术优势，如熟悉当地地形气候、机动性强、战法灵活，甚至短期内数量也占上风，但他们在战略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除了与葡属莫桑比克有一段短短的边界外，两个布尔共和国被英国殖民地或保护国所包围，几乎与外界断了联系。强大的皇家海军也牢牢控制着印度洋制海权。战端开启，布尔人就得不到任何外国军事援助，只能靠他们自己，而英军的战争物资有着充分保障，可源源不断运往战场。可以说布尔共和国虽然“手筋”凌厉，落子犀利，但整个棋局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片“死地”。

在军事战略层面，布尔人也没有统一、持续的构想。虽然德兰士瓦军方确实制定了战争方案，不过在一线民团指挥官手中往往打折、走样乃至弃之不顾。就连总司令朱伯特将军在初期占尽优势后，也变得犹豫不决，错失了战略时机。

除了前文讨论的纪律问题外，布尔军队面临的另一难题是补给。早期布尔国家没有常备军，因此也就没有稳定的补给制度。民兵们自带粮草，吃完后就地在敌人的土地上补充。说得好听点是以战养战，难听点就是打劫。倘若补给耗尽，部队也就自然而然解散了。后来战争越打越激烈，民兵们便赶着自家装满各种物品的牛车上前线。这大大增强了持续战斗的能力，牛车本身也是很好的防御工具。血河之战就是牛车防御阵地的绝佳战例。1899年入侵纳塔尔和开普的布尔军队还有数百辆大车随军行动。但是牛车也削弱了乘骑步兵的最大优势——快速机动；况且在大炮面前，牛车的防御功能也不值一提，所以到1900年，布尔人便放弃了这一传统补给方式。第二次布尔战争的规模和时长远非布尔人之前参与的战争所能比拟。当5万大军集结后，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脆弱的补给系统随着时间拖延而必然崩溃。这也是布尔人输掉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全民皆兵。一个布尔家庭与一名农场工人在自家的农舍前合影，可能拍摄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值得注意的是，里面两位妇女也持有武器。通过较短的枪膛判断，她们拿的应该是卡宾枪。最左边的男人持有的可能是1888式格韦尔步枪。该德国枪型并未由政府正式采购，大概是私下从军火商那里购买的。最右边男人手中的是1871式毛瑟枪，到战争爆发时已经过时了

至于英军，几乎与布尔民团形成了完美的反像。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布尔战争时期的英军显得顽固和呆板，既不思变通，也不能适应战场环境，简直哪儿哪儿都是毛病。这种看法从结论上分析是对的，不过未免过于苛刻。就好像突然让一位善于游蛙泳的运动健将用蝶泳比赛，想必一开始也不会有好成绩。英国陆军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就是一支劲旅，其战略战术在应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敌手的战争中，总体保持优势，实在没有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军事技术的进步速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武器发展日新月异，就算少数英军高层意识到了时代变局，这支军队若要彻底改头换面，也得克服巨大的惯性和体系阻力，不是一朝一夕可就。这是标准化和正规化带来的弊端，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英国人保守或愚蠢。当然了，那些莫名其妙死在南非的英军官兵恐怕不会接受这样的辩解吧。

当时英国陆军分为3个作战军种：步兵、炮兵和骑兵。他们的经典作战方式是首先由炮兵轰击敌方阵地；待敌人阵脚不稳之时，步兵排列成紧密横队（一般有3行）形成梯次攻击，并根据连长或营长的指令进行齐射；一旦敌军出现败退迹象，骑兵将挥舞马刀或持长矛发动最后一击。这是一套近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作战模式。

其实19世纪70年代后，为应对敌军的新型火器，英军就有了松散阵形的战术理论。不过大部分指挥官仍然秉持步兵就应该勇猛突击，在心理上震慑敌人，在触敌前最后500米，尤其不应该寻找掩护或以跪、卧姿射击，否则将大大影响冲击力，并破坏紧密阵形。数轮齐射后，英军便会端起刺刀进行最后的冲锋。正常情况下，没有经过严苛训练的军队面对这种阵势将落荒而逃。正如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所言，这场战争是训练成机械运动的英国士兵和带着步枪主动战斗的布尔民兵之间的搏斗。

然而进入19世纪中后叶，步枪和火炮的威力已大大提升，密集阵形将变成敌人高射速步枪的活靶子，骑兵冲锋更是一场灾难。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轻骑兵就在俄军火炮下损失惨重。“轻骑兵的冲锋”几乎成了“自杀”的代名词。于是新的军事理论认为传统骑兵应转变为乘骑步兵。马匹不再是冲锋的武器，而是加快移动的工具。骑手应该骑马快速机动，然后像步兵那样下马战斗，算是19世纪的“摩托化步兵”。这正是布尔民兵的作战方式，但英军内部对此一直争吵不休，在布尔战争期间还是没有定论。事实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马再也不可能突破机枪的封锁后，骑兵冲锋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死了多少人才得到的“痛的领悟”啊！

有趣的是，英军中的非正规部——志愿兵、义勇兵、殖民地部队更容易打破旧规则的束缚。他们骑马行军，而非冲锋。他们在战斗中四散开来，寻找掩护，简直同布尔人如出一辙。

一队装备15磅野战炮的英军炮组。虽然野战炮威力和射程均不如海军舰炮，但灵活轻便，机动性好。

英军的火炮理论同布尔军也大相径庭，仍旧强调集群使用，以加强火力。一般情况下每6门火炮组成一个营。那时的通信设备尚不完备，因此无法实现间接射击，炮兵只能通过直接观测来瞄准目标。这也意味着那些没有掩体保护、几乎固定不动的炮兵很可能暴露在敌人的步枪射程之内，从而导致重大伤亡。

指挥系统上，英军的麻烦也不少。了解英国殖民战争史的读者大概都会对每次战斗中的英军规模“不屑一顾”。一次出动上千人算是大型战斗了，结束后如果有百人以上的伤亡简直就要震动朝野，首相恨不得都要辞职。因此英国军官都习惯以团、营为单位单打独斗，也不依赖参谋帮忙。然而到了布尔战争时期，战场规模和复杂性便远远超出了殖民战争。战争初期，团以上指挥官很不适应这种新形式，大兵团作战的优势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本节篇幅较长，其实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这两支军队的特点：战略上英国陆军占尽优势，战术上布尔民团略胜一筹。虽然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结局，但战争过程依然精彩纷呈，而新型战争带来的苦难也让当时的人们大为惊骇。

骑兵冲锋的最后荣光

就在西蒙斯将军在纳塔尔北部的邓迪与布尔主力部队激战时，一支布尔军队于10月19日占领了距莱迪史密斯约30公里的埃兰德斯拉格特（Elandslaagte）火车站，并切断了两城之间的电报线路。

这支由老将米歇尔·科克（Michiel Kock）率领的布尔民团来自约翰内斯堡，人数不到1000，配有2门火炮。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脱离大部队，孤军深入出现在这里，朱伯特将军也不知道。反正布尔民团向来我行我素，况且科克与朱伯特一样，也是年逾六旬，完全可能不把总司令的计划放在眼里。

纳塔尔的英军最高司令官怀特中将刚刚从印度赶来，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本来想龟缩在莱迪史密斯防御，可是西蒙斯带领军队北上，现在音信全无。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把埃兰德斯拉格特的布尔人赶走，重新与西蒙斯联络。

10月21日黎明，骑兵指挥官弗伦奇（French）少将开始对车站发起进攻。本来英军以为对方只是小股骚扰部队，却很快就发现布尔民兵的力量远超自己，于是当即通过铁路电报系统向莱迪史密斯求援。怀特中将不敢大意，急忙增派援军。步兵乘坐装甲列车抵达前线，骑兵和炮兵利用公路推进。大约到中午时分，各单位均已就位。现在弗伦奇手中有了1630名步兵、1314名骑兵和18门火炮，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科克将防御阵地设在了铁路东面的一处高地上。弗伦奇的计划是由德文郡团正面进攻，吸引布尔人的火力；同时第1曼彻斯特团、第2戈登团的两个营，加上帝国轻骑兵团[10]5个中队，从右路包抄，进攻敌人的左翼。骑兵部队一分为二，第5近卫龙骑兵团和第5枪骑兵团各2个中队在左路待命，一旦步兵成功地将敌人赶下山来，便发起冲锋，切断敌退路；两个骑兵团剩下的各1个中队布置在英军右翼，担任掩护任务，防备敌军突袭。炮兵则一如既往地放在中央靠后的位置，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这是一套标准的英军进攻战术，实在没有什么新意。

一支正在装甲列车前集结待命的英军部队

科克将军（前排中）及其下属在埃兰德斯拉格特之战前的合影。前排持旗者是后来的齐柏林伯爵，德国齐柏林飞艇发明者的儿子。前排左侧坐着的为一名穿着制服的布尔炮兵军官

下午1点15分，英国步兵开始列队前进。指挥步兵的是陆军上校伊恩·汉密尔顿。此人追溯起来也算是布尔人的手下败将，曾在马尤巴之战中受伤被俘；此后他辗转到亚洲的阿富汗和印度服役，是怀特将军的资深幕僚。汉密尔顿已经意识到新型步枪可以对排列成密集阵形的步兵造成重大伤亡，于是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他命令原本应该肩并肩前进的步兵彼此拉开3码（2.74米）的间距，连与连也要分散开来。

德文郡团顶着弹雨前进到山脚下，只有轻微伤亡，随后停下来寻找掩护开枪还击。他们在等待右翼的进展。右翼曼彻斯特团的进攻比较顺利，不过戈登团在铁丝网前受阻，好几个军官也阵亡了。当时虽然军官同士兵一样穿卡其装，但身上的佩剑和各种亮闪闪的装饰物暴露了他们的身份，何况军官还骑马指挥战斗，就差向布尔枪手直接喊“朝我开枪”了。

大约到下午4点30分，一场猛烈的非洲风暴来袭。战场上变得昏天黑地，大雨滂沱。汉密尔顿抓住时机，高声命令全军“上刺刀，冲锋”。布尔民兵看不清目标，枪声稀疏下来，英军便乘势爬上了山顶。

战斗仍在继续，布尔军且打且退，下午快6点时已经几乎退到山下了。他们似乎开始牵马，准备放弃防线，如此英国骑兵便能发起最后的致命一击。突然布尔阵地上竖起一面白旗，英军大喜，马上停止射击，准备上前抓俘虏。不料科克却发动反击，当即打伤了好几个英国军官。这种诈降勾当很不地道，不太像布尔人的一贯作风，可能是部分民兵想投降，而科克未及时阻止，导致一出乌龙事件。不过科克没有机会上军事法庭辩解了，他在反击中被英军打成重伤，丧失了指挥能力。数日后，他死在莱迪史密斯的英国医院中，其结局与西蒙斯如出一辙。

埃兰德斯拉格特之战示意图（制图：John Fawkes）

帝国轻骑兵部队的罗伯特·约翰斯顿上尉因在埃兰德斯拉格特之战作战勇敢而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帝国轻骑兵团队军士。虽然名称很唬人，其实只是一支非正规部队，承担乘骑步兵的任务。在埃兰德斯拉格特之战中，该部表现突出，有2名军官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指挥官奇泽姆中校在攻击中阵亡

英军将一些辅助性、保障性的工作交由当地黑人或海外殖民地人完成。纳塔尔印度医疗队约有1100人（300个自由民、800名契约工）

布尔民兵们终于顶不住愤怒的英军攻击，向东北方向逃窜。那里一马平川，4个等候多时的骑兵中队绕过高地，呼啸而来。于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里，人们再次领略了骑兵冲锋的盛景。英军挥舞着马刀、举着长矛、握着手枪将布尔军队搅得稀巴烂。布尔人只有长步枪，根本无法抵御这样的狂暴攻击。英国骑兵们三进三出，一些民兵试图投降，却依然倒在马蹄下。

到下午6点30分，布尔民兵被彻底击溃，战斗结束。由印度人组成的担架队进入战场，救治双方伤员，收殓尸体。一位伤势严重的布尔人央求他们找到自己13岁的儿子。印度人完成了任务，将小孩放入他的怀中。男孩早已变成了一具遗体，悲痛欲绝的父亲不久也撒手人寰。

这一仗双方伤亡差不多，但布尔军失去了指挥官科克，车站也被英国人夺回，两门在几年前的“詹姆森突袭”中缴获的大炮又被英国人抢了回去，盘面上看无疑是输了。后世有人批评怀特没有下令继续追击，扩大战果。纸上谈兵当然容易，只是这也确实难为他了。怀特刚刚到南非没几天，西蒙斯的军队杳无音信，几万布尔大军不知道藏在哪里，见好就收似乎是比较稳妥的方案。其实这场战斗最大的影响在于骑兵的胜利冲锋让英军产生了老办法依然有效的错觉。如果英军小败一次，深刻认识到转变战术的紧迫性，也许反而能避免不久后更大的损失。有趣的是，这场战斗中有3位中高级军官——弗伦奇、汉密尔顿和弗伦奇的参谋长黑格（Haig），后来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军最高级将领，算是挖掘了好几个人才。这场战斗同塔拉纳之战一样，不具有战略意义。从全局分析，纳塔尔的英军仍然面临布尔军的强大攻势，形势严峻。

为“史密斯夫人”而战

纳塔尔殖民地是布尔战争第一阶段的主战场。从1899年10月11日正式开战以来，双方至少有4万人投入战区。不过轰轰烈烈打了两次，英布两军实际交锋的兵力也就几千人，伤亡不过数百，只能算是相互试探。然而怀特很清楚，布尔人的目标就是一举拿下莱迪史密斯。真正的大战即将开场。

虽然史密斯夫人与布尔战争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但在这篇几乎全部是男性插图的文章中，居然有一位美丽的女士出现，想必会让读者眼前一亮吧

莱迪史密斯最早是祖鲁人的领地，1847年布尔人将其买来，建立了一个小型共和国。当时英国人追得布尔人无处安身，同年便吞并了这个短命的国家。1850年这座城市正式改为如今这个名字。莱迪史密斯的英文原名就是“Ladysmith”，指的是当年纳塔尔总督哈里·史密斯（Harry Smith）的西班牙妻子。如果现在有一座城市胆敢叫“省长夫人”，是不是太高调了啊？

英军占领了埃兰德斯拉格特火车站，修好了电报线路后，怀特将军立即给邓迪的英军发报，命令他们即刻撤退回莱迪史密斯。这时西蒙斯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接替职务的尤尔将军于10月22日下达了全军撤离的命令。当晚4000英军秘密出城，留下了所有辎重和伤员，也包括倒霉的西蒙斯。

把伤员扔下不管，丢给敌人，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毫无人性。为了救回己方的一个伤员，就算阵亡了更多官兵也值得。不过这恰恰说明现代战争已经非常残酷了，伤员落在敌人手中往往是死路一条，救回伤员也是为了维持未受伤者的士气。布尔战争好歹还算是一场“绅士”战争，彼此对敌方伤员会给予应有的待遇。万一己方战败，那么有些重伤员还不如留在战场上让敌人收治，跟着部队转移反而更容易死亡。

第二天早晨，布尔军队进入邓迪，发现这里已经人去城空。他们没有追击英军，就地驻扎下来。尤尔不敢大意，一路昼伏夜行，在泥泞的道路上尽量隐蔽南撤。怀特也没闲着，派出4个营的兵力出城吸引布尔军注意力，为尤尔部扫清归路。10月26日，精疲力竭的邓迪英军终于安全返回莱迪史密斯。虽然指挥官阵亡，但整支部队的伤亡并不大。现在纳塔尔的英军主力都集中到了一起，实力大大加强了。

放弃了邓迪后，莱迪史密斯便成为英军最前沿的阵地。这座城镇坐落于克里普河（Klip River）北岸，城北环绕着一连串小山。布尔军可以将大炮架在山上，居高临下轰击整个城镇。莱迪史密斯的地形其实易攻难守，从军事角度分析，英军应该撤退到图盖拉河以南，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甚至干脆撤到德班港。不过这样的局面就太难看了，招致纳塔尔总督的坚决反对。怀特也觉得1.2万英军算是战略重兵集团，怎么也应该努力一下，即使不能全胜，自保还是有把握的。他也知道来自本土的远征军正在大西洋上日夜兼程，只要坚守到援军到来，说不定在莱迪史密斯就能决定战争胜负。

数日来，侦察骑兵不断报告城外的布尔民兵越聚越多。有人建议怀特趁敌人立足不稳，先出去打一打。不过怀特并不知道布尔主力部队的位置，如果大军出去扑了空，反而会露出破绽，于是决定静观其变。10月29日，来自德兰士瓦的布尔军占领了莱迪史密斯以北大约4英里（6.43公里）的一座叫佩普沃斯（Pepworth）的小山，架设了数门火炮，其中就有一门或两门“长汤姆斯”攻城重炮。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当然是布尔军的宝贝疙瘩，因此怀特推断敌军主力就在佩普沃斯山附近——是时候进行决战了。况且，这个时候不打也不行，“长汤姆斯”射程长，在英军火炮的射程范围外就可以从容发射重磅炮弹，让它这么一颗一颗炮弹砸下来，士气很快就会崩溃的，必须敲掉这个火力点。

从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战争便进入工业化时代。英军其实很善于利用电报、铁路、蒸汽船、气球等当时的新发明，大大推进了作战方式

战前的布尔妇女同欧洲贵妇也没什么区别，时装、骑马样样不缺

布尔人中的“亚马孙战士”——奥托·克兰茨夫人，和丈夫一直并肩战斗在莱迪史密斯前线

就在29日当天，皇家工程兵部队送来了一件奇怪的设备——侦察气球。纳塔尔人哪见过这种新奇玩意儿啊，纷纷跑出来围观。此后数月的围城战中，气球的观测效果非常好，可以相当精准地定位布尔人的火炮阵地。布尔人一开始也很惊恐，后来看只是个偷窥的银样镴枪头，便朝它射击，不过从未将其击落。

布尔人在佩普沃斯山上挖了堑壕，并占据向东延伸的另一座较低的隆山（Long Hill），在这段连绵的半圆形山丘上建立了长长的防线。根据敌军布阵的特点，怀特的作战计划是……

大概英军的计划都有模板，把塔拉纳和埃兰德斯拉格特战斗的方案改改地名、时间和部队番号，完全可以立马套用。基本战术原则还是三板斧：大炮火力覆盖，步兵从正面和侧翼包抄进攻，骑兵最后收尾。最终的战役目标是将布尔人从两个山头赶下来，切断其退路聚歼，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不错，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美好的计划。

具体计划是攻击佩普沃斯山的中路部队由汉密尔顿上校率领，指挥的部队依然是之前一同战斗的老部下第1曼彻斯特团、第2戈登团和第1德文郡团的4个营；尤尔从邓迪回来后便得了重病，他的步兵部队交由格里姆伍德（Grimwood）中校指挥，包括第1莱斯特团、第2皇家都柏林燧发枪团、第1和第2王属皇家来复枪团、第1王属利物浦团以及2个炮兵营，负责从右路攻击隆山；骑兵部队仍旧由弗伦奇指挥，包括第5枪骑兵团、第18和19轻骑兵团、帝国轻骑兵部队，为右路提供支持。在山下的平原上，怀特集中布置了24门15磅大炮，这是强大的支援火力。

具体地形不同，怀特也不能照搬模板呀。他命令卡勒顿（Carleton）中校带领1000人向西北方运动，控制一处叫尼克森峡口（Nicholson's Nek）的要地。此地位于佩普沃斯山侧后方，若布尔民兵败退，卡勒顿就能捉个正着。另一方面，当时奥兰治军和德兰士瓦军尚未合流，卡住峡口便能防止奥兰治布尔人支援他们的同族兄弟。

卡勒顿虽然率领一支偏军，任务反而很艰巨。他需要远距离行军，深入布尔军腹地，风险相当大。10月29日夜，卡勒顿部首先出发，沿着通往邓迪的道路向北行军。他还带着200头骡子用来运送大炮和弹药。中路、右路和炮兵也根据计划依次出发，希望趁着夜色进入攻击阵地，天一亮就开打。

卡勒顿沿着道路行军，黎明前接近了佩普沃斯山（正在其右前方）。如果继续在道路上行动，日出后山上的布尔民兵就会发现他们。所以卡勒顿放弃大路，爬上道路左边的小山特伦古拉（Tchrengula）。就在英军费力地赶着骡子爬山时，几个巡逻的布尔骑兵发现了他们，随即开枪。自此所有的计划都开始乱套。

黑夜中枪声大作，拉炮的骡子受惊，导致一门炮螺栓脱落，向山下滑去。后面的英军以为遇到敌人大部队，一阵乱射后把更多的骡子给惊动了。它们驮着后备弹药消失在夜幕中，场面一片混乱。好不容易稳定住了队伍，英军便继续爬到了山顶，然后就地摞起石墙掩体，封锁住了尼克森峡口。天刚蒙蒙亮，卡勒顿便叫苦不迭。原来他以为的山顶其实不是最高处，在他们构筑掩体的时候，布尔人早就占据了真正的制高点。现在别说控制峡口，能不能在布尔人的火力下全身而退都难说。

莱迪史密斯之战示意图（制图：John Fawkes）

再说右路英军的情况也不乐观。格里姆伍德中校的步兵利用夜色掩护离开莱迪史密斯城，在隆山山脚下待命。不料日出后他发现两个连的炮兵和部分步兵竟然弄丢了，说好的骑兵部队也没出现在右侧方。等这些问题都解决后，英军才开始向隆山进发。折腾了老半天，隆山上的布尔民团其实早就离开原阵地了。这支约翰内斯堡民团在新任指挥官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的指挥下，悄然转移到格里姆伍德部的右翼。博塔只是一个不到40岁的中年军官，在一众战功卓著的老将面前只是小字辈，不过他很快就将大展拳脚，成为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

就在格里姆伍德全神贯注防备隆山山顶的阻击时，惊讶地发现密集的子弹从右方射来。英军被布尔人的火力压制在半山腰，顿时陷入混乱状态，进退不得。

在佩普沃斯山主阵地，布尔军的“长汤姆斯”开始朝莱迪史密斯发射炮弹，引起城内一片恐慌，不过实际造成的损失并不大。现在英国火炮移动到城外，射程就够得着佩普沃斯山和隆山了。他们不知道，隆山上其实已经没有布尔军，只是白白浪费炮弹。对佩普沃斯山的火炮反击则效果甚微。轰击各殖民地原住民，英国炮兵经验丰富，在开阔地带攻击敌军的隐蔽火炮则无能为力。布尔人还习惯经常变换炮位，等英军好不容易锁定了敌火炮位置，布尔大炮又跑得没影儿。布尔人打不准，英国人看不见，于是双方的大炮除了隆隆作响，增加战场气氛之外，都没有产生决定性效果。

中路的汉密尔顿根据计划也同时发动攻击，却没能取得突破。整个战场的各条战线上都处于僵局状态。

在没有无线电通信的年代，短距离内或战场无法铺设电报线路的地方利用光线反射传递信息十分快捷有效。即便后来发明了无线电，很多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依然装备了这种简单可靠的通信工具

怀特中将坐镇城内统一指挥。左翼失散的士兵回来报告说，卡勒顿部在尼克森峡口陷入危机中。怀特将信将疑，赶忙通过光线反射信号器给卡勒顿发信息。他当然收不到回信，因为卡勒顿的信号器也在骡子背上，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怀特又派出一名巡警去一探究竟，结果也没能穿越布尔军的战线。

这门“长汤姆斯”大炮的炮管较短，正准备送往比勒陀利亚维修。据说当它首次轰击被围攻的城市时，英国“女人们埋头哭泣，男人脸色苍白”。然而讽刺的是，比起其威名，“长汤姆斯”的实际杀伤量很小。如在马弗京之战中，该种火炮发射了1497发炮弹，只炸死不到20人。作为一种重炮，“长汤姆斯”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目前英军中路和右路不能攻陷阵地；炮兵未能压制敌人的“长汤姆斯”；卡勒顿的左翼更是危机四伏。这时城内又谣言四起，说奥兰治民团正从西面杀来。当时英军主力都在城外厮杀，莱迪史密斯兵力空虚，万一是真的，很可能被奥兰治人偷袭成功。怀特意识到计划已经失败了。权衡再三后，怀特下令全军“寻机撤退”回莱迪史密斯。

向上爬很困难，往下撤也不容易。格里姆伍德的右路军一直被布尔人的子弹压得抬不起头，现在离开掩体往平原跑，不得不将自己的后背完全暴露给敌人。撤退不可耻，但毫无章法的撤退其实就是逃跑，这算是大英帝国陆军百年来最狼狈的一次了。弗伦奇的骑兵也好不到哪里去，照样一团混乱。现在正是追击的好时机，布尔民兵们都纷纷跳出了战壕。万幸，两个皇家野战炮兵营在危急时刻将炮弹准确地送到英军和布尔军的中间地带，成功掩护友军逃离战场。英国炮兵确实训练有素，竟然打出类似步兵的“交替掩护”：一个营发射，另一个营后撤，然后轮换。

这时一支280名官兵组成的海军炮队乘坐火车刚刚抵达莱迪史密斯。他们携带有从皇家海军“恐怖”号（HMS Terrible）上卸下的4门远程12磅火炮和2门4.7英寸大炮，一下火车就直奔前线。英国不愧是靠海军立国，这些炮兵的水平更胜一筹。他们只发射了几发炮弹就成功打到佩普沃斯山上，布尔人的“长汤姆斯”顿时哑火了。

12磅3英寸口径舰炮由英国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兵工厂在1894年首次生产，直到20世纪中叶还在使用。把这么个重达2吨的舰炮送到莱迪史密斯，也真是不容易啊

4.7英寸（120毫米）口径海军舰炮。英军在战争初期缺乏能与布尔人的“长汤姆斯”一较高低的重炮，直到舰炮抵达后才摆脱被动。这些炮原本都是固定在军舰或岸防要塞中的，并不适合野战机动，因此需要对炮架进行特别改装以减轻强大的后坐力。海军小伙子们要在32头公牛的帮助下才能运输这些庞然大物

远离大部队的卡勒顿部正卡在特伦古拉山进退两难，当面之敌是鲁道夫·德韦特（Rudolf de Wet）将军。也活该怀特倒霉，之前英军两场小胜中面对的迈耶和科克只能算是一般水准，今天在左翼和右翼针锋相对的德韦特和博塔却是布尔民团中数一数二的悍将。卡勒顿看到主力部队正在往后撤，也准备脱离战斗，可是自己的撤退道路早就被德韦特切断了。英军一直坚持到下午2点，弹药开始紧缺，这都是晚上乱跑的骡子惹的祸。忽然一个低级军官打出了白旗，然后整支队伍稀里糊涂地投降了。这个投降命令招致很多人的不满，一些军官还破坏了佩剑以示抗议。其实德韦特的人数同英军差不多，可能还略少一点，英军并非到了毫无抵抗能力的时刻。事后分析，大约是某个低级军官以为卡勒顿率部已经撤走，自己是仅剩的英军，便自作主张投降，不料却得到了高级军官的认可。最后有800多名英军不光彩地放下武器，然后由火车送到比勒陀利亚的战俘营。被俘的军官们不会孤单的，因为1个月后，贵族子弟温斯顿·丘吉尔就会与他们为伍。

此战英军伤亡400人，被俘800人；布尔军仅伤亡200人。从此这一天成了英国人的“悲哀的星期一”。3天后，1899年11月2日，布尔军从容切断了莱迪史密斯的一切对外公路、铁路和电报线，1.2万英军被完全包围在这个弹丸之地，纳塔尔的其余地区只有不到3000英军守卫。没来得及跑掉的怀特如今后悔不迭，大概只能在心里祈祷：“布勒将军，你快来啊！”

英军在“悲哀的星期一”接连失败，不得不沮丧地退回莱迪史密斯

布勒的战略

布勒率领的这支远征军是英国百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外远征军。首批跟随布勒将军的部队就有2万人，之后还有部队陆陆续续抵达南非。最终布勒将军的第一军有3个步兵师加1个骑兵师，总兵力高达4.7万。

1899年10月31日，远征军在开普港登陆，布勒屁股还没坐热就收到莱迪史密斯战败的消息。按原计划，远征军分别在开普殖民地的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和东伦敦（East London）登陆后，便向奥兰治河集结，然后沿铁路线北上进入奥兰治自由邦境内，一举拿下该共和国首都布隆方丹；此后英军继续入侵德兰士瓦，占领比勒陀利亚。这样便能迫使纳塔尔的布尔军回撤，亦能瓦解全体布尔人的抵抗意志，进而结束战争。至于纳塔尔，布勒的原构想是英军撤退到图盖拉河以南防御就行了，压根儿就不应该在邓迪和莱迪史密斯作战。然而糟糕的局势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作战方案。

现在的态势是，布尔军围困了3座城市——马弗京、金伯利和莱迪史密斯，并直接威胁到了开普地区的安全，而纳塔尔的英军随时可能被聚歼。首先金伯利是必须救援的，因为罗德斯在城内，此人政治能量极大，万一被布尔人俘虏了去，将会产生难以预测的政治变局。在莱迪史密斯的1.2万英军也不能置之不理，若布尔军消灭了这支部队，纳塔尔就会全盘陷落。若还是按原计划先进攻奥兰治，围魏救赵，迫使布尔人回防呢？可是莱迪史密斯的粮食弹药库存只能支持60天左右，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思前想后，布勒决定分兵三路：西路梅休因（Methuen）中将率领第1师沿开普西部铁路进军，解救金伯利；中路加塔克（Gatacre）中将指挥第3师（缺1旅）负责把渗透进东开普地区的布尔民兵驱回奥兰治，弗伦奇将军[11]的任务类似，保护西开普的安全；布勒则亲自率领约一半兵力，即4个步兵旅共16个步兵营、8个炮兵营、2个骑兵团前往东部纳塔尔，救援莱迪史密斯。一旦解了莱迪史密斯和金伯利之围，东西线两军便在布隆方丹会师。也就是说，原本集中兵力在西线进攻、东线防御的战略变成了东、西线齐头并进，东线为主。虽然原计划被改得面目全非，布勒对英军的实力还是有着充分信心的。目前的被动局势只能怪怀特愚蠢，罗德斯冒失，敌军人数暂时占优。一旦布勒三路大军杀来，区区布尔民团自当不在话下。

就在布勒踌躇满志的时候，朱伯特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战略诱惑，那就是围困莱迪史密斯的同时，分兵继续南下。布尔军可沿着铁路和公路线一路前进，占领纳塔尔的首府彼得马里茨堡，进而一举杀入德班，取得布尔人梦寐以求的印度洋出海口。这条线路上只有很少的英军守备部队驻守在3个小镇上，彼得马里茨堡和德班几乎就是不设防的城市。这样不仅能彻底瓦解英军的斗志，也能阻止英国援军通过海路从德班登陆，进入纳塔尔。

朱伯特虽然是布尔军总司令，但并无自己专属的参谋团或情报机构。他的地位也只是比地方民团指挥官高些而已，并无绝对的管辖权。大家仅仅信服朱伯特的资历和战功而听命于他，其实就是以人治军。而同一时期的德军，总参谋部的校级参谋可以根据总体战略指挥一大把年纪的集团军司令、贵族将军们，就是靠制度的保障。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布尔模式应对小型战争无疑更有优势，但面对10万人的厮杀时，就力不从心了。布尔军队的大多数决策都是由一个叫“战争委员会”的机构制定。委员们都有权畅所欲言，也能拒绝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因此朱伯特这个总司令其实并不好当。

1899年10—11月布尔军攻势图（引自Ian Knight, Colenso 1899-the Boer war in Natal）

时年68岁的朱伯特是一位谨慎的指挥官，在第一次布尔战争时期就是击败英军的头号功臣。他的战功毋庸置疑，不过似乎缺乏一鼓作气取得更大战果的热情。在莱迪史密斯之战中，布尔人没有穷追猛打，让英军有了喘息的机会，在城内构筑了完备的工事后决心防御到底。有人诟病朱伯特没有乘胜追击，这位总司令官却说：“当上帝伸出一只手指来帮你时，不要抓住整个手掌。”意思是见好就收，不要贪得无厌。这个回答其实很没说服力，战争是你死我活的厮杀，只要不违背基本的战争准则，哪有不扩大战果的道理？其实这从侧面反映出布尔高层的战略分歧。朱伯特本人是反对同英国开战的，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当战争爆发后，作为总司令官，他也得义无反顾地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一点倒是与美国内战期间的南军司令李将军类似。另一方面，布尔民兵大兵团作战能力确实堪忧，客观上朱伯特也难以掌控瞬息万变的战况，谁知道放出去的民团会捅出什么娄子？要知道布尔士兵死一个少一个，一定要谨慎使用。

正在帐篷中议事的老将朱伯特。比起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的英国将军，布尔指挥官看上去同普通战士没啥区别

那么朱伯特是否为了避免造成英军重大伤亡，进而导致彻底断了谈判的机会而故意放怀特一马呢？如果是，那么朱伯特就必须要控制战争规模，既要击败英军，让他们吃点苦头，又不能把他们打得太痛。如此才能逼迫英国人回到谈判桌上。20年前，布尔人正是运用这种策略，速战速决，很快就同英国缔结了和平协议。朱伯特老成谋国，知道一旦与英国打成全面战争，布尔人的损失将不可承受，所以他还想故伎重演，再玩一把走钢丝的特技。现在看来，朱伯特犯了致命的错误。英国在开战前就下定决心要彻底击败布尔共和国，绥靖战略是行不通的。

德兰士瓦共和国副总统、总司令官皮特·朱伯特将军。朱伯特受伤后返回比勒陀利亚养病，1900年3月28日因感染腹膜炎去世。这是德兰士瓦的巨大损失，却也成就了年轻的博塔。乔治·怀特中将评价说，他是一位“军人和绅士，勇敢和值得尊敬的对手”。能够得到敌人如此高的赞扬，朱伯特也算死得其所了

德兰士瓦的其他军官没有从政治全局分析，而是站在军事层面上谋求最大的战绩。奥兰治人却不愿跑得太远，最多到图盖拉河北岸就收手。经过一番争论，朱伯特同意派出一支仅2000人的部队试探性地向南穿插，主力部队继续围困莱迪史密斯。大概是担心这支军队深入后方脱离了控制，不计后果真去进攻德班，朱伯特遂决定亲自带队，随行的还有他的亲信路易斯·博塔。

11月14日，这支布尔军队渡过图盖拉河后，得到情报说防御纳塔尔南部地区的英军主力正驻扎在不远处的埃斯特科特镇，该处英军拥有一列装甲列车，不时会派出来执行侦察任务。布尔人不会强攻埃斯特科特，可不会放过只能在铁轨上跑的列车。15日，博塔指挥民兵袭击了这趟列车，俘虏了大量英军，还有一位战地记者：温斯顿·丘吉尔。这就是本文开篇所讲述的故事。

讽刺漫画：唉呀呀，又丢了一列火车

就在这天，布勒的先头部队终于进入纳塔尔境内，火急火燎地向前线挺进。11月22日，两军在一处叫柳条农庄（Willow Grange）的地方爆发了小规模冲突。这场战斗意义不大，不过足以令朱伯特终止突袭行动。就在回程途中，朱伯特从马上摔下来受了重伤，指挥权移交给博塔。求战心切的博塔只好护送司令长官，率部退回图盖拉河以北地区。同日，英军最高指挥官布勒也秘密离开开普敦，前往纳塔尔亲自指挥战斗。布尔军依靠人数和先发优势发动进攻的阶段至此结束，下面该轮到英军反攻了。

向金伯利前进

梅休因中将是在11月10日抵达开普敦的，一上岸就接到了立即出发解救钻石之城金伯利的命令。梅休因略做准备后，便亲率两个旅约8000人向北挺进。其中7500人为步兵，仅有500人配马。

梅休因将前进基地设在距离奥兰治河60英里（约97公里）的铁路小镇德阿尔（De Aar），并在那里囤积了大量物资。自从英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军用铁路后，英军就十分依赖这种高效、可靠、迅捷的后勤保障方式。不过其缺点也显而易见，英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铁路沿线。比起几乎可以无处不至的布尔骑兵，他们的灵活性和隐蔽性都很欠缺。

根据情报，围攻金伯利的布尔民团“人数不多，组织涣散，战斗力低下”，梅休因预计前往该城的路上不会遭遇激烈抵抗。可惜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所有英国将军都有着超级自信，另一方则是源于英军对情报收集工作的忽视。他们甚至没有正规的军用地图，只能用战前为方便土地注册而绘制的民用地图替代，用来作战自然远远不够。

为了实现安安稳稳过个圣诞节、争取年底前结束战争的构想，梅休因下令全军轻装上阵，辎重和补给尽量缩减，军官不允许自带独立的帐篷，给养则通过火车渐次从后方运输过来，同时行军途中也不要吹号敲鼓，低调前进。不过布尔骑兵神出鬼没，想要逃出他们侦察兵的视野几乎是不可能的。

北开普和奥兰治交界地区十分荒凉，都是沙化草原，也没有天然的遮蔽物。英军只好采取昼伏夜出的行军模式，以避免南非的烈日曝晒。一路尚未发现任何布尔军的踪迹。当然敌人绝不会放任英军长驱直入，一定会在途中拦截。这也正合梅休因之意，若能在外围就击溃布尔军主力，则金伯利可自动解围。

11月20日，西路英军抵达奥兰治自由邦的天然边境线——奥兰治河畔。虽然布尔人破坏了铁路，奇怪的是他们并未炸毁奥兰治河上唯一的铁路大桥。可能是铁路桥太过珍贵，况且奥兰治人的战争决心也不如德兰士瓦人。东线战场在纳塔尔，那是英国殖民地，打烂了不心疼；可西线战场就在奥兰治境内，仗刚开始打就自己把家里破坏得一塌糊涂，确实下不去手啊！

英军于11月22日进入贝尔蒙特（Belmont）。地图显示在贝尔蒙特火车站以东不远处有一串与铁路线大致平行的小山丘，前面两座高地分别叫桌山（Table Hill）和炮山（Gun Hill），后面还有3座更高一些的小山。侦察兵报告布尔军占据了这些高地并构建好了防御阵地，显然是打算在这里阻击英军。

23日凌晨3点，两个旅的英军朝布尔人前进。作战计划仍然乏善可陈：黎明前悄悄地进入攻击阵地，“开枪的不要”，天放亮就进攻，炮兵压阵，步兵正面强攻，骑兵两翼掩护包抄。

沿铁路设置的铁丝网挡住了英军前进的道路，他们又没有带钳子，只能用斧头硬砍，受惊的野生动物四处逃窜，动静闹得很大。然而布尔军那边也很大意，指挥官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军会等待火车送来补给，一时半会儿不会进攻，便放松了警惕，没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敌人。4点钟，天开始蒙蒙亮，双方按照标准模式战斗。这一次战斗英方毫无保留，8000人尽数上场，布尔军只有2000人左右，远远处于下风。战斗进程与之前大同小异，不等英军靠近，桌山和炮山的布尔民兵便放弃了阵地，向后方第二道战线跑去。5点45分，英军继续进攻。像泥鳅一样的布尔民兵压根儿就不给英军拼刺刀的机会，英军刚刚攻上山顶就骑马一溜烟儿跑了。由于骑兵数量不足，梅休因未能发动有效的骑兵追击。

11月24日，皇家工程兵部队在武装列车的保护下修通了铁路，紧跟前线部队的步伐。25日，北上英军抵达恩斯林（Enslin）火车站。布尔民团又在附近的格拉斯潘（Graspan）山冈上设置了阻击阵地。战斗就是前天的翻版，布尔人抵抗一阵子后便撤退。有一个士兵这样记录道：“离布尔人还有200码（约183米）的时候，我们装上了刺刀。可是他们一听到脚步声就立马跑了，我们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脚跟。”

这两场战斗显示出布尔民团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基本上略有接触便放弃阵地，梅休因不免对敌人的评价更低了。从战损分析，英军损失高于布尔军，不过进攻方伤亡较大也是正常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军官阵亡比例太高了，尤其是刚刚上岸的海军陆战旅的军官。他们一个个人高马大，留着大胡子，挂着佩剑，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似乎将寻找掩护视为胆怯。可惜这种老派的战舰上的做法在这种新型战争中毫无作用。多名军官伤亡甚至惊动了维多利亚女王发来电报慰问。由于军官损失惨重，布勒和梅休因均要求一线指挥官必须清理掉暴露军官身份的标识、装饰物乃至军服上亮闪闪的铜扣，尽量使用步枪而非手枪作战。

此后3天双方没有发生战斗。27日英军来到距金伯利只有25英里（40公里）之遥的摩德河（Modder）。此刻在城内焦急等待的罗德斯一定长吁了口气，一个多月的围城应该很快就要结束了。

堑壕的逆袭

连续两次战斗，布尔民兵都一触即溃，是不是有什么大“阴谋”等着英国人呢？可惜历史没有那么多戏剧性，不是布尔人不想守，而是根本守不住。利用高地设置阵地是理所应当的防御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有效的手段，不过具体到布尔军队就有点玩不转了。首先山顶属于固定阵地，人员和大炮只能在面积狭小的范围内移动，英军火炮可以很容易就全面覆盖，压制布尔人的火力，掩护步兵冲锋。其次，布尔民兵非常厌恶刺刀肉搏，一旦英军靠近就会后撤，人都跑了，阵地当然也就守不住了。正规军与非正规军的素质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攻克贝尔蒙特和恩斯林后，阻挡英军前进的只剩下一条东西走向的摩德河，以及金伯利城南的马赫斯方丹山（Magersfontein）和斯皮方丹山（Spytfontein）。梅休因中将预测布尔军仍然会依靠山丘做最后的挣扎，摩德河大概只有少数敌人防守。不过几番侦察后，只知道敌人兵力在数千至400人之间——等于什么都不知道。为安全起见，梅休因放弃了直接突袭金伯利的计划，首先确保控制摩德河。

两个布尔共和国军队在金伯利前线并没有统一指挥官。奥兰治民团由普林斯卢（Prinsloo）指挥，德兰士瓦司令为克龙涅（Cronje），副司令官是打响战争第一枪的德拉瑞。德拉瑞指出山顶防御的弊端，建议在摩德河南岸，面对一片平坦的荒地挖掘堑壕。士兵躲在长长的堑壕内，可以灵活移动，令英军火炮找不到目标。此外贴近地面射击可以充分利用毛瑟枪弹道平直的特点，给予敌人更加准确的杀伤。与此同时，在北岸也挖掘堑壕，形成第二道防线。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战术在当年可是突破性创新。英军一开始连躲在掩体里都觉得不好意思，有种正面打，布尔民兵竟然像个土拨鼠似的躲在地下，实在有辱“斯文”啊！这样战斗，样子确实很不壮观，好在布尔人就是思维活跃，另外两个司令官当即同意这个新点子，反正“挖沟”的脏活累活交给随军的黑人仆从就行了。由于河岸本来就高于河床，岸边土壤也比较疏松，还有很多现成的壕沟可供利用，因此4英里（6.4公里）的堑壕很快就完成了。整整3000名布尔民兵穿着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服装，半露着脑袋，远远望去还真是一个人影都见不到。

摩德河之战示意图（制图：John Fawkes）

布尔民兵匍匐在浅堑壕后面抵御英军进攻。这张照片显示了布尔军初期在平原地区挖掘的堑壕样式

梅休因对布尔军的战术变化一无所知，还是按照老办法行动，更糟糕的是他手中的地图也不行，存在较大的错误。11月28日星期四，8000英军在凌晨4点30分出发，士兵们被告知那里只有少量敌军，将其击溃后就在河边吃早餐。摩德河一直是金伯利民众度假休闲的好去处，想必河畔风景很是宜人。

德拉瑞原本希望等英国人距离堑壕400码（365米）后再射击，然而民兵一贯的随性破坏了他的计划，自由邦的士兵慌慌忙忙在800码（约731米）处就开枪。一时间枪声大作，吓得英军急忙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他们试图还击，但距离太远压根儿找不到目标，又不敢起身前进或后退，因为连子弹从哪儿射出来都不知道。原来英军还能够通过步枪发射后产生的黑烟来判断敌军位置，如今无烟火药连这点机会都剥夺了。于是数千英军只好顶着烈日的灼晒，在45℃的高温下进退两难。现在别说早餐，就连水也没有喝的。士兵移动加之炮弹爆炸，损坏了很多蚁巢。愤怒的蚂蚁大军狠狠地攻击地上的人类，令英军苦不堪言。

时间渐渐到了中午，蚂蚁也累了，英国人也习惯了窘境，竟然开始聊天，抽烟斗，一些人干脆睡着了。子弹不时从头顶呼啸而过，但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

步兵睡觉，炮兵可没有机会闲着。可是现在的潜在目标不是站在大大的几个山头上，而是躲进长达数公里的细细堑壕里，他们乱打一通也是白白浪费炮弹。反之布尔人的步枪也够不着大炮，英国步兵匍匐在地上不起来，也没什么好办法打破僵局。

梅休因想不到战局如此尴尬，蹩脚的地图上也未标出附近是否还有其他渡河点，只好急忙派出预备队到上下游分别寻找，期望从后方攻击敌人。临时寻找渡口其实没有想象的难，因为河两岸会有明显的动物脚印。防守上游河段的德兰士瓦民兵早有防备，将可能的渡河点封得死死的。好在负责左翼进攻的第9旅在下游找到了突破口。梅休因亲自赶到第一线督战，却不幸大腿中弹，被抬下战场。防守这个渡口的是奥兰治人，他们固然枪法一流，不过又一次发扬了“临阵退缩”的传统，大约有400名英军趁此机会渡河抵达北岸，开始准备沿河向东攻击前进。不料一支英国炮兵发现对岸有人影活动，劈头盖脸就是一阵炮弹袭来，反而把自己人打得狼狈不堪。关键时刻德拉瑞赶来救火，勉强稳定住了战线。然而布尔人就是不善打硬仗，一旦有人撤退就如连锁反应不可遏止。下午2点，大部分奥兰治人脱离西面的堑壕。

太阳终于落入地平线之下，奥兰治民兵趁夜离开摩德河，德拉瑞还企图继续固守，遭到长官克龙涅的反对，只好含恨放弃阵地。在战斗中德拉瑞就对克龙涅的指挥就有过不满，至此两位布尔将军之间产生了裂痕。还在地上趴着的英军并不知情，就算知道了，这一整天饥渴交迫，也没气力去追了。大部分英军没有脱离战场，而是就地囫囵继续睡觉。第二天，英国的海军舰炮向河岸试探性发射了几发炮弹，却毫无回应。英军小心翼翼地前进，才愕然发现堑壕早已人去沟空。

面对枪林弹雨，一线作战的英军也不傻，本能地匍匐在地上，将密集阵形的教条抛诸脑后。从布尔战争之后，以前那种战场上密密麻麻人挤人的壮观场面越来越罕见了。真实的战场景观是，身穿伪装军服的单兵散开，各自寻找掩护。除非特意寻找，偌大的战场远远看去很可能找不到一个人

依托掩体防御的布尔民兵。从这张照片中可以发现南非的地貌十分单调，稀树草原上几乎没有什么遮蔽物。在传统战争中，这无疑对进攻方十分有利。然而布尔民团的散兵阵形、掩体、堑壕、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服装，反而很好地保护了防守方

这天英军好好休整了一番，还集体在河边沐浴、洗衣。最后的战损报告是英军阵亡70人，伤400人；布尔军阵亡50人，受伤人数不详。倘若布尔民兵能够等待英军进入400米内再攻击，他们的战果应该更为可观。不论打得有多么难看，英军毕竟伤亡比例占优，而且还把布尔人击退了。就好像老拳王被小混混一拳撂倒起不来，小混混也害怕啊，拔腿就跑，于是拳王宣布自己在斗殴中取胜。按照这种逻辑，受伤的梅休因在战报中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是英军历史上取得的最艰难的战斗胜利。这条捷讯一定会在次日登上伦敦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于自己的名声是大大的有利。

西路军向金伯利进军沿途地形示意图

现在援军离金伯利只有咫尺之遥，罗德斯大概正抽着雪茄，喝着威士忌，畅想如何举办盛大的入城仪式欢迎梅休因中将，顺便把讨厌的城防司令凯克维奇中校赶走。可惜德拉瑞绝不甘心就此放弃。

黑暗的一星期

从贝尔蒙特（11月23日）到格拉斯潘（25日），再到摩德河之战（28日），布尔民团三战三败，士气不免低落，尤其是奥兰治自由邦的民兵似乎很不可靠。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知道形势不妙，马上联络奥兰治总统马丁努斯·特尼斯·斯泰恩（Martinus Theunis Steyn）。斯泰恩也明白布尔人已退无可退，只好亲自赶到前线督战，弥合前期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军之间的裂痕，甚至撤了普林斯卢的指挥官职务。不管怎样，双方毕竟是“亲兄弟”，龃龉几句也就和好如初了。除了口头慰问，实实在在的援兵也不能少。来自纳塔尔的民兵以及从马弗京、金伯利围城部队中抽调出的部队，大大加强了阻击兵团的实力，使之达到约1万人[12]。

布尔军的高级指挥官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阶段作战方案。德拉瑞关键时刻偏偏缺席，因为其长子在摩德河之战中被炮火击中后重伤不治。他只好满怀悲伤，暂时到后方安排葬礼。等他赶回部队时，会议已决定全军后退至斯皮方丹山，依然按老办法在山顶设置防御阵地。虽然上一节将堑壕的作用捧上了天，但这只是后见之明，刚刚在摩德河败退的布尔军官尚未意识到堑壕将是改变战争模式的一项划时代发明。

德拉瑞于12月1日赶回前线，仔细考察了斯皮方丹山的周边地形，发觉这处预设阵地存在很大缺陷。一旦英军占领了马赫斯方丹山，便能利用远程火炮轻易攻击斯皮方丹山。于是德拉瑞建议将防御地点向前移动到马赫斯方丹山附近。此外他还一改常规，放弃在山顶和山坡面防守，而是在山脚下的平地，正对英军进攻方向挖掘堑壕，其目的还是利用毛瑟步枪的平直弹道来杀伤敌军。最后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心思，即增大奥兰治民兵擅自脱离战场的难度。韩信布置过“背水阵”，2000年后德拉瑞的“背山阵”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布尔军的战线从东北向西南延伸至摩德河岸，长达10公里，通往金伯利的道路和铁路从阵地右翼穿过。主阵地在马赫斯方丹山前，长约3.2公里。

如果说布尔军在摩德河的堑壕还显得简陋的话，这一次德拉瑞可要求“精雕细琢”。堑壕大致1米宽、1米深，再设置一道用树枝或草伪装的胸墙，这样士兵能够以更舒适的站姿射击。当英军炮弹来袭时，布尔人还可以蜷缩在堑壕内，可大大降低伤亡。堑壕前方也布置了带刺铁丝网。山坡上同样构筑有防御工事，但这只是为了迷惑英军，使其误判防守部队的真实位置。如同蒸汽机不是瓦特发明的一样，堑壕其实早在南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就出现过，不过正是德拉瑞在实战中系统性地改进了这种战法。15年后的1914年，德拉瑞因意外去世，如果他知道刚刚爆发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会演变成一场绞肉机般的“堑壕战”，将有数百万欧洲人倒在堑壕前，一定会为之咋舌吧。

工程要求提高了，工期必然大大延长，如果此时英军携摩德河一战之余威挥师北上，布尔人岂不是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对此德拉瑞自有把握，英军将休整约两周才会继续进攻。这还得感谢遍布南非的布尔情报系统。早在战前，两个布尔共和国就利用居住在英国殖民地的广大布尔裔居民收集各种信息。战时更是有很多随军行动的开普殖民地火车工人、车夫等主动为民团提供精确的情报。德拉瑞这才有恃无恐敢将他的堑壕战术发扬光大。现在就等着英国人往陷阱里跳了。

马赫斯方丹之战示意图（制图：John Fawkes）

梅休因中将虽然自称取得了摩德河胜利，其实心有余悸，急忙命令跟在后面保护铁路安全的精锐部队高地旅进入前线，将原先的任务移交给来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杂牌”部队。现在梅休因可用于直接作战的兵力已达1.1万名步兵、850名骑兵和乘骑步兵、750名炮手和30门大炮。等待援军期间，工程兵修好了被破坏的摩德河铁路桥，英军后勤问题迎刃而解。梅休因腿受了伤，不可能像“神剧”中那样第二天就健步如飞，悉心养了一周后也总算康复了。

在英军休整时，布尔军除了挖堑壕外，也派出小股部队渗透到英军后方实施突袭。12月6日，一支奥兰治民团大胆穿插进英军后方，袭击了位于摩德河以南的恩斯林火车站，并切断了电报线路。北安普敦步兵团匆匆赶来救火，恢复了通信，遏制了布尔人的进一步骚扰。但是这样的情况可能会一再发生，令英军不胜其烦。梅休因中将不能再等了，他只剩下一个困扰：布尔人到底将采取怎样的防御策略？

运输途中的侦察热气球

没有人民群众帮他刺探情报，他只能不断派出斥候抵近侦察。但只要他们接近布尔军阵地就会被一排乱枪赶回来，一不小心还会被俘或受伤，可恶的是不同侦察队汇报的信息自相矛盾，简直就是添乱。至于新奇的侦察气球，要在11日才能送到。梅休因等不及了，反正布尔人肯定会在山上防御，大致的方位错不了。12月9日，英军炮兵对布尔阵地实施炮击，企图引诱对方还击，从而确定敌方火炮和掩体的具体位置。布尔人以沉默应之。为了防备无孔不入的布尔间谍，梅休因对作战计划严格保密，就连一线指挥官也不知道细节。不过读者您毕竟花钱买书，所以可以先透露给您。他的意图是第9旅在西北方向控制布尔军行动，同时保护大本营安全；高地旅承担主攻任务，负责攻占马赫斯方丹山；近卫旅布置在右翼，作为预备队使用。

1899年12月10日是个礼拜日，在太阳落山之前英军对马赫斯方丹山及周边山冈持续炮轰了两小时。炮火蔚为壮观，可惜完全打错了位置，山顶和山坡上没有一个布尔人。偶尔打中堑壕的炮弹所造成的损失也微乎其微，据称仅有3人受伤。炮击附带效果则是向克龙涅和德拉瑞大声宣告：我们马上就要全面进攻了。

下午6点45分，天暗了下来，火炮停止发射，第9旅在沃克普（Wauchope）少将的率领下，趁着夜色向马赫斯方丹山前进。按梅休因的命令，该部以连为单位，排列成纵队前进。30个连共3500人，肩并肩紧挨在一起，组成约32米宽、155米长的纵队方阵。沃克普有在沙漠夜行军的经验，但这一次情况很不妙，因为他对布尔军的火力位置完全不知道，在复杂地形下摸黑行军的风险也不可控。少将带领旅部人员在最前面领路，随后紧跟着著名的黑守卫团第2营。最外侧一列上百名官兵手握一条长长的绳子，形成一道移动的软栅栏，防止人员在漆黑的荒地上走失。为避免走火，所有士兵的步枪不得上膛。

山丘前的平地白天看上去一马平川，其实遍布石块、蚁丘和灌木，途中还有布尔人设置的尖刺铁丝网。队伍在崎岖地面上小心地绕过这些障碍，剪破铁丝网，严格保持静默。入夜后十分闷热，忽然下起了暴雨，气温急剧下降，加剧了前进的困难。好在行军的脚步声也被雨声和雷声掩盖。偶尔一道闪电让地面上密密麻麻的英军现形，旋即他们又犹如鬼魂般消失在黑暗中，似乎这是一支幽灵部队。不论最后战况如何，能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依然保持队形井然有序，一定是一支值得钦佩的军队。

班森（Benson）少校负责领路，然而不知是雷电原因还是本地铁矿影响，指南针失灵，导致英军路线比原计划偏西。他们的速度也不尽如人意，到凌晨3点30分时，离预定的攻击地点尚有750米。凌晨4点，黎明马上就要到来，班森建议部队应散开成松散队形前进。可是沃克普没有同意，因为他接到的直接命令是保持紧密队形，直到发现敌阵地位置，现在部队方向走偏了，应该再往前一段距离才好。当12月11日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到沃克普的右脸颊时，隐藏在约400码（370米）开外的布尔民兵开枪了。

枪声持续咆哮了大约半分钟，然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这是布尔人换弹夹的间隙，接着又是一阵齐射。子弹在英军阵列中横飞，几乎不会错失目标。走在最前面的黑守卫官兵急急忙忙准备冲锋，哪知根本无法突破敌人的枪林弹雨。不到5分钟，高地旅就惨遭约700人伤亡。沃克普发觉右翼的火力较弱，而且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马赫斯方丹山的东南面，便下令部队向右翼展开。这是迟到的命令，也是最后的遗言，沃克普话音刚落就饮弹身亡。库德（Coode）中校接替了指挥权，然而还没来得及发出任何指令，也被子弹击中。

器宇轩昂的英国王牌部队：黑守卫步兵团

现在高地旅群龙无首，处于完全失控状态。一些勇敢的士兵猛冲攻击布尔阵地；大部分人则趴在地上，试图还击；还有些人在混乱中被铁丝网缠住，成为最好的靶子；当然也有很多人撒丫子往回跑。中低级军官们企图恢复秩序，可惜效果甚微。随着天空大亮，高地旅又重复了摩德河之战的窘境。他们被钉在布尔人的堑壕前，进退不能。临危救援还得靠大炮。4000码（3656米）处的榴弹炮营、2000码（1828米）处的3个野炮营和紧跟在步兵后面的乘骑炮兵营，一起开火，暂时缓解了高地旅的压力。不过他们还是不知道布尔人的阵地就在平地上，仍然错误地朝山坡和山顶开炮。高地旅毕竟是精锐步兵，初期混乱后居然还组织起了几次小规模的攻击行动。一些官兵甚至突破了堑壕，逼得克龙涅将军亲自带预备队来堵住缺口。可惜英军人数太少，也没有后续部队增援，他们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还有人死在自家火炮之下。

中路情况如此危急，梅休因将左翼第9旅的戈登高地人团和冷溪近卫兵团的第1、2营调往马赫斯方丹山。戈登团向前推进到距离堑壕400码（365米）后就再也不能前进半步了。如果说英军有什么进展的话，那就是全歼了由斯堪的纳维亚人组成的一个志愿兵连。他们原本驻防在克龙涅和德拉瑞所率部队的结合部处，阵地过于突前。由于没有及时接到退回主阵地的命令，被英军一锅端。

安德鲁·沃克普少将位于马赫斯方丹的坟墓。据说他最后的遗言是“不要责备我”。他确实有理由为自己辩解，可是作为一线指挥官未能及时临机决断，致使高地旅遭受如此大的损失，当然难辞其咎

双方就这样僵持到下午5点30分，沉默了一天的布尔军大炮突然开火。好在布尔炮兵装备的大部分是高爆弹，如果是空爆榴霰弹，对英军的杀伤力将更大。在烈日下鏖战了10多个小时的英军再也承受不住了，纷纷撤退到炮火射程之外。一整天取得的微小战果顷刻间损失殆尽。梅休因借此机会下令全军撤退，返回摩德河大本营。

隶属于高地旅西弗斯团的马克沁机枪组

此役高地旅损失最为惨重，其中黑守卫团伤亡达303人，几乎占了英军损失的三分之一。一个军官这样记录道：“他们就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那样，毫无组织地回到营地。可怜的高地人啊，我为他们悲哀。这一场战斗摧毁了他们的精神，恐怕很多年以后才能恢复。”

梅休因其实还有一点念想，那就是布尔军会像前三场战斗那样，在夜里撤出战场，如此便能再次宣布获胜。第二天刚刚天亮，他就放出姗姗来迟的侦察气球，结果布尔人依然坚守在堑壕里，丝毫没有退却的迹象。双方达成战场临时停火协议后，派出救护队收治伤员。英国人在离堑壕不到200米的地方找到了沃克普的遗体。沃克普在苏格兰的声望颇高，后来当梅休因将战斗失败怪罪于高地旅时，还引起了苏格兰人的愤怒。的确，就算沃克普及时下达散开阵形的命令，英军也仅仅是伤亡少些，最后还是不可能突破布尔人的阵地的。

至此西线英军的行动告一段落，梅休因不敢冒险推进，被迫在摩德河畔扎营，期盼更多的援军。金伯利之围只能留待新世纪到来，在新的指挥官手里再解决了。

风暴山的风暴

12月12日，当梅休因在马赫斯方丹山受挫、不得不停止救援金伯利的战报送到布勒手中时，他接到另一份战败的电报才刚刚过去一天。此时布勒正在向莱迪史密斯推进，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否则整个战局有崩盘的危险，远征军总司令的职位恐怕也会保不住。

梅休因的失败可以归咎于布尔指挥官德拉瑞灵光一闪，临阵琢磨出“堑壕”这种新战法，令英军措手不及。另一场失败可就找不出什么理由辩解了，败因全部来自己方的组织混乱和指挥失策。如果要找人背锅的话，加塔克将军难辞其咎。

根据布勒的部署，加塔克率领第3师承担战略防御任务，即保障东开普殖民地的安全，清剿入侵至该地区的布尔民兵。这里其实是次要战场，布尔军的任务并非攻城略地，而是鼓动当地布尔裔居民揭竿造反，同时破坏铁路运输系统。虽然敌军的规模不大，但英军也不能不遏制其频繁的骚扰。倘若后方不稳，布勒在前方就会瞻前顾后。况且躲在开普敦的一帮政客官僚恨不得布勒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哪怕只有一个布尔骑兵在开普地区晃悠，他们都会心惊胆战。

为了保障西线和东线的兵力，布勒只给加塔克留下了尽可能少的部队。因此加塔克名义上统率1个师，实则手中只有8个营的兵力，外加一些支援部队。其中皇家爱尔兰来复枪团自1881年成立以来，就没有实战过。这种对付小规模部队骚扰的战斗吃力不讨好——赢了理所当然，败了罪该万死；缺兵少将，再摊上一群没打过仗的“弱鸡”，加塔克只怕在心中叫苦不迭。

加塔克在东伦敦登陆后，乘坐火车北上，于1899年11月18日抵达皇后镇（Queenstown）。令他惊喜的是，这里有一支驻防部队，包括伯克郡步兵团1营一部、皇家要塞炮兵部队的一支分队和半个连的工程兵，此外还有500多人的地方部队。虽然战斗力并不乐观，多些人手总是好的。加塔克将皇后镇设为大本营，旋即开始训练部队以适应当地环境。

伯克郡步兵团和工程兵其实刚刚从皇后镇以北不到60英里（96公里）处的风暴山（Stormberg）撤退回来。据侦察，布尔军已经占领了这处连接东西和南北两条铁路干线的重要枢纽。这批英军加上地方部队，依托工程兵构筑的工事，本来完全有可能固守风暴山镇。因为根据事后经验，布尔人的攻城能力很弱，而且这支入侵的部队本来就是以机动见长的乘骑步兵，破坏铁路、袭扰农村地区是其优势，不太可能围攻城镇。但是碰到不设防的要地，布尔人当然也会毫不客气地收入囊中。

加塔克的顶头上司布勒给他的命令比较谨慎，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东伦敦，皇后镇如有可能则守住最佳，但不要轻易采取行动，静待第二批已经从本土和海外殖民地开拔的援军。这个思路其实就是为了确保港口的控制权，不免有些保守。加塔克是在开普殖民地作战，来自开普敦的指令却要求他尽快击退已入侵风暴山的布尔骑兵。

皇家爱尔兰来复枪团第2营军官合影。该团是参加了风暴山之战的两个步兵营之一，团里很多人在战斗中被英军自己的炮弹炸死或炸伤

加塔克是个颇有进取心的军人，像当时大部分英国将军那样，在热点地区，如苏丹、缅甸、印度等地长期服役，有着丰富的殖民地作战经验，可是对拿着现代武器作战的军队知之甚少。此时根据战报，西线的梅休因进展顺利，布尔人的战斗力似乎也不过如此，加塔克便倾向于采取攻势。从政治角度分析，东开普的保皇派很担忧布尔人的侵袭，强烈要求英军采取措施，同时亲布尔的居民又在蠢蠢欲动。加塔克权衡各种因素后，决定对风暴山发动攻击。

加塔克并不莽撞行事。他也许低估了布尔人的战斗力，但绝没高估英军的所谓“优势”。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当地地形十分陌生，手头唯一一份地图还是1英寸:12.5英里的小比例尺（约为1:80万），而且还未必准确。于是在12月份的第一周里，他没有匆忙进攻，只派出大量侦察队勘测风暴山周边地形，尽量避免与四处袭击的布尔骑兵开战。加塔克也向当地居民咨询，不过得到的信息一样不准确，甚至相互矛盾——很有可能有人故意误导。最后加塔克还特意挑选了5名开普骑警充当行军向导。

按原计划，所有参战部队应于12月9日通过铁路运输在铁路小镇莫尔蒂诺（Molteno）集合，然后下火车沿大路步行至风暴山峡口，并在10日黎明前发动进攻。令人惊奇的是，有一支约250人的部队没有收到电报，压根儿就不知道这次行动。很难说这是一次铁路调度效率低下的意外，还是有奸细暗中破坏，但加塔克的参谋们居然也没有核实对方是否收到命令，准备工作也是够大意了。

9日清晨，各部队离开驻地，登上车厢等待发车。由于单轨铁路线效率很低，各军列又都集中驶入莫尔蒂诺车站，一时间铁路调度混乱不堪。有些部队待在车厢中曝晒好几个小时后才出发。所以很多人还没开战就累得人仰马翻，再加上晚上行军一夜，次日的战斗力可想而知。这也是加塔克饱受批评的地方。加塔克本人倒是精力旺盛的壮汉。他最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印度服役期间曾参加总督举办的舞会，凌晨1点散场后，他依靠事先准备好的马匹，沿途接力不间断地骑行了200英里（322公里），正好在上班时间坐到办公桌前，啥事没耽误。看来加塔克是个夜行高手。可惜他想当然地以为全军都有这种能力。

当然加塔克要求部队持续行军，不是为了虐待官兵，而是出于常规的保密需求。可是这么大规模的调动，布尔支持者和四处巡逻的布尔骑兵早就知道英军动向了。既然攻击的突然性不复存在，那么在莫尔蒂诺休息一天后再行动也许会更有利一些。

这时加塔克收到一份报告称，布尔民兵已经离开风暴山营地，向南前进到基西山（Kissieberg）。此处与对面的罗伊山（Rooi Kop）形成一段峡谷，是通往风暴山的铁路和公路的必经之地。显然，若还按照原计划行军，必然落入布尔军的埋伏。提供情报的当地人同时指出基西山西南侧较为平缓，易于攀爬。英军向导立即建议加塔克改变路线，只要向西多绕道2英里（3.3公里），就能抵达基西山，必能将敌人打个措手不及。向导们虽然没走过这条路，但沿途只要注意在一条支路及时右转就行了。加塔克批准了新方案。全军在晚上9点出发，预计行军6小时，抵达攻击位置后还能休息1至2个小时。这支部队包括皇家野战炮兵第74和77营、皇家工程兵的半个连、诺森伯兰燧发枪团第2营、皇家爱尔兰来复枪团第2营，以及一小队没有马骑的乘骑步兵，共计2600人、12门大炮。

匪夷所思的是，参谋们竟然又一次忘记将更改计划通知靠后的弹药运输队和野战救护队。这两支支援部队走了很久才发现主力压根儿就不在前面，只好掉头往莫尔蒂诺车站走。然而，在莫尔蒂诺留守的一位军官也不知晓新计划，责令运输队和救护队原路返回。军医和车夫们来回折腾两次，可见第3师的参谋体系一塌糊涂。

风暴山之战示意图（制图：John Fawkes）

一开始加塔克率领攻击部队行军还是顺利的，官兵的士气也还不错。走着走着，皓月当空不知不觉变成漆黑一片。到凌晨0点30分，英军看到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横在前方。加塔克知道事情不妙，因为行军路线上是没有铁路的，肯定是错过了转弯路口。向导建议将错就错，穿越铁路后继续前进到下一路口右转。加塔克只好硬着头皮同意。好在这一次没有再错过路口，全军在凌晨4点20分左右抵达基西山，但比原定攻击位置更靠北，于是再转向东南方，折腾到大约5点15分。在初升太阳的帮助下，一名在山上放哨的布尔民兵发现敌情，打响了第一枪。鉴于英军一晚上都在荒野中绕圈子，犯了好几个不可原谅的低级错误，所以有人怀疑这就是布尔军的计谋，向导就是内应。不过布尔军显然对英军从这个方向突袭也没有准备，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内部管理不善啊！

这支布尔民团依旧采取传统的山头防御模式，还将一门火炮拖到山顶提供火力支援。加塔克原先选择的攻击地点应该山势平缓，然而这里十分陡峭，有些地方平时徒手都很难攀爬，遑论此刻全副武装，头顶上还有人射击。

布尔炮兵。炮兵算是布尔人中的正规军，接受过正规训练，也配有制服

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英军推进十分缓慢，但还是有好些人找到了突破口，攻到了山顶附近。当光线越来越亮后，英国炮兵开始兢兢业业地工作了。由于布尔阵地处于背光位置，炮兵军官们看不清山顶的战况，想当然以为那里全部是布尔军，炮火便劈头盖脸射来。好不容易登到山顶的英军在布尔子弹和英国炮弹的夹击下非死即伤。

皇家爱尔兰来复枪团第2营的伊格（Eager）中校召集军官开了个战地会议，大家觉得虽然炮火很危险，但现在离山头已经很近了，应该继续进攻，不料一颗榴霰弹不偏不倚在他们上空爆炸，所有军官当场被炸伤，伊格中校随后重伤不治。英国炮兵杀自己人的效率比布尔民兵要高得多了。

这支布尔民团来自奥兰治自由邦。如前所述，这个共和国的战斗意志远不如德兰士瓦。同西线的战斗类似，在英军持续猛烈的进攻下，布尔人也有些吃不消了，准备放弃阵地。不料突然有个英国军官下令后撤。现在很难知道具体是谁发布的命令，但英军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刻，齐刷刷往山下跑。加塔克意识到无法再重组队伍发动新一轮进攻了，便命令全军退出战斗，撤回莫尔蒂诺。

这一仗英军伤亡百余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啊！可是回到大本营清点人数，加塔克眼前一黑，600多个人不翼而飞。原来英军撤退时这部分官兵激战正酣，没有接到命令，等回过神来发现大部队早就下山了，无奈只得投降。

这场战斗从军事上来看，没有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布尔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次胜利，扩大他们在开普的声势，加入布尔军的开普“荷兰人”也很有限。不久更多英军增援部队赶到，开普殖民地的威胁便彻底解除了。然而在政治层面上，风暴山之战的失利拉开了所谓“黑暗一星期”的序幕。第二幕就是西线的马赫斯方丹山惨败。第三幕马上就要上演，在加塔克和梅休因的衬托下，主角布勒将军将这出令全英国伤痛不已的悲剧推向高潮。

威廉·加塔克。他拍摄这张照片时还是少将，抵达南非后已升任中将军衔。马赫迪战争期间他远征苏丹，在经典的机枪对阵骑兵冲锋的恩图曼之战中表现出色，赢得很高的声誉，被公认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可惜这些荣誉在风暴山一役中丧失殆尽。新任总司令官解除其指挥权，将他打发回伦敦坐办公室。1906年，加塔克在埃塞俄比亚执行一次贸易探险任务时死于热病

一名英国军官中弹身亡。可见当时英国宣传画都是这个套路：画面中央是军官“华丽丽”地倒地，周围是小兵烘托气氛，布尔民兵在远处背景张牙舞爪

索命科伦索

接连两天收到战败的报告，布勒很心烦。他虽然贵为总司令，其实各师旅指挥官都是伦敦战争部钦定的。这些人在独立战区作战打了败仗，布勒的责任不算大。可是手下的将军们太无能很容易反过来证明布勒的战略有问题。他必须在下一场战斗中取胜，尽快解救莱迪史密斯，才能稳定全盘局势，让伦敦舰队街上的记者编辑们闭上冷嘲热讽的臭嘴。

一条最便捷的北上线路是沿铁路线前进，在一处叫科伦索（Colenso）的小镇通过桥梁过河。不过这么明显的来敌方向只要不是白痴谁都看得出来，因此布勒知道敌人一定会在科伦索附近依托图盖拉河和周边的高地布置防御阵地。好在图盖拉河很长，沿途除了桥梁外，还有很多可以直接涉水渡河的地方，布尔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布勒计划英军于12月12日深夜行军，在科伦索上游24公里处的波特吉特（Potgeiter）渡口过河，然后长驱直入，在莱迪史密斯守军的配合下，从侧翼攻击围城部队。

这个计划还是很有魄力的。绕过敌人重点防守的天堑，直插后方，颇有大兵团运动穿插的风范。如果能够成功实施，不仅能彻底解莱迪史密斯之围，还能反过来困住守在图盖拉河的约4500名布尔军。复习前面的战斗我们都知道，布尔民团的损失一直很小，很少有百人以上的伤亡，战俘更是少之又少。若能消灭这4500人，布尔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就算打完了，很有可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直接玩完。而这场从未发生的陆军战役就算不能成为经典，也必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有戏剧性的一幕，从而将布勒推上荣誉的巅峰。

当然，如同所有出奇制胜的计划一样，布勒这个方案的风险和困难也显而易见。首先这是无后方作战。图盖拉河的布尔军不是木头，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切断英军漫长且脆弱的补给线。万一布勒无法攻破围城的布尔军大本营，那就是主动往敌人的包围圈中跳。这场包围与反包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就太微妙了，布勒恐怕只有一半的胜算。其次英军没有合适的地图。风暴山一役失利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地图缺失，而在没有精确地图的情况下长途奔袭，实在过于冒险。第三则是布勒对敌军战斗力有了全新的认识。接连两场失败足以令他意识到，面对强敌，谨慎也许是最佳策略。第四，图盖拉河的布尔军总指挥是年轻的博塔将军。他本来就是少壮派，完全可能采取更激进的策略，那就是置后方的友军于不顾，深入完全空虚的南纳塔尔地区，大肆破坏英军铁路、补给站，乃至攻占德班港。无论形成哪种局面，都一定精彩绝伦。

可惜布勒思前想后，还是给战争部长兰斯顿（Lansdowne）侯爵发去了一封让后世读者很失望的电报：“我不认为应当冒这样的风险。在我看来，即便失去莱迪史密斯，也好过将纳塔尔开放给敌人。”不求名垂青史，至少不能身败名裂吧！

自从布尔军总司令朱伯特坠马受伤后，博塔接过其指挥权，并亲自领导图盖拉河的防御作战。博塔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将主力布置在科伦索一带，因为分散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就是自取灭亡。他自然也会考虑到布勒绕过科伦索的情况。不过如前所述，这将演变成一场战略大决战，双方获胜概率均等。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这样的小国家而言，一定要避免持久战和消耗战。这场战役如果赢了，就会像第一次布尔战争那样，双方签署一个面子上都过得去的和平协议，从而结束战争。就算失败了，无非是早投降几年罢了。这其实有点赌国运的味道。所以博塔决心严守科伦索，静观其变。科伦索之战就将在双方主帅的无言默契中华丽上演。

布勒在1879年祖鲁战争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攻陷祖鲁首都乌伦迪之战中，布勒的骑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是第一次布尔战争中英国增援部队的参谋长，不过还没来得及参加战斗英布双方就停战了。布勒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的表现不算优异，好歹还是完成了任务，最后却因政治斗争在1901年被解除军职

路易斯·博塔将军。博塔的祖先是遭受法国迫害而逃亡到南非的胡格诺派教徒。他本人生于纳塔尔的一个传统布尔农场，因此对莱迪史密斯一带地形十分熟悉。与所有布尔男孩一样，博塔刚刚举得起步枪就开始同大人们一起练习射击。博塔十分谦逊，担任指挥官后一点没有架子。任何人，无论职务、出身或年纪，都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帐篷同其交谈。如果是年长者，博塔还会让出帐篷里唯一一把椅子，自己盘腿坐在地上倾听。这种品质既是天性，大概也是因为年纪太轻，必须给年长者尊重才能服众吧。当然，最终确立博塔领导地位的不是所谓的“领袖特质”——这些都是伪成功学的附会——而是一流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无人企及的战功。战后博塔转向政界，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

科伦索位于图盖拉河南岸，是一个散布铁皮屋顶平房的小镇，连通纳塔尔南北的铁路干线从这里穿过。该镇最明显的地标就是横跨图盖拉河、造价8万英镑的铁路大桥，不过已经被布尔人破坏。在铁路桥上游不远处还有一座可通行牛车的公路桥。布尔军需要桥梁调动军队，同时这也是一个诱饵，因此该桥尚且完好。

流经此地的图盖拉河转了好几个大弯，两岸不是南北平行相望，而是犬牙交错。南岸，即英军一侧，地势从高到低，平缓下降到河边；北岸则高低起伏，一座小丘紧挨着北岸，早前已要塞化，称为怀利堡（Wylie）。这里正好将铁路桥置于火力控制之下。小丘之后是一片陡峭的山冈。由于只有4500人，不足以面面俱到，因此博塔并不奢望将英军拒于科伦索之外，而是将断断续续的防守线设置在山冈和北岸之间。他严令部队不得随意开火，保持隐蔽，当英军全面进攻时，期望引诱敌主力利用公路桥过河。这样敌军将暴露在山冈和要塞内的火炮覆盖之下。如果英军原路撤退，则会因道路狭窄很难疏散；如果英军在北岸散开，防线内的布尔民兵正好用毛瑟枪射杀。这个方案并无惊艳之处，这么明显的陷阱只要不是太蠢谁都看得出来。万万想不到的是，英军的实际行动竟然比愚蠢还不可救药。

博塔的计划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位于科伦索下游、图盖拉河南岸的哈兰瓦山（Hlangwane）。万一英军占领这里，只要拉上去几门大炮，就能对怀利堡和布尔军左翼形成压制。然而这座山与布尔主阵地相脱离，孤悬于南岸，很容易被英军攻克，所以原先驻守这里的民团竟然在大战来临之前擅自放弃了阵地，一溜烟儿跑回来了。对布尔民团的一线指挥官而言，手下的官兵是子弟兵，自己的职务是他们民主选举出来的，不是政府任命的，所以不存在擅离职守的问题，连名誉损失都没有。博塔无可奈何，只得寻求总统克鲁格的支持。克鲁格也知道兹事体大，发电报连哄带骂让来自瓦克斯特鲁姆（Wakkerstroom）和斯坦德顿的两个民团回去。总统的面子不能不给，民兵们勉强同意在12月14日晚上重新占领哈兰瓦山，正好是英军发起进攻的前一天。

科伦索之战中，山顶上的一处布尔军阵地。民兵们正严阵以待

布勒于12月14日上午发布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希尔德亚德（Hildyard）少将的第2旅承担正面攻击科伦索的任务。隆（Long）上校指挥两个野战炮营在后方支援。哈特（Hart）少将指挥的第5旅在左翼（西线）前进至图盖拉河，寻找地图上标示的布赖德尔（Bridle）渡口，一旦渡河便向东包抄布尔军防线，配合第2旅进攻。其后也有帕森斯（Parsons）上校的两个炮兵营压阵。乘骑步兵旅在唐纳德（Dundonald）上校的率领下进攻哈兰瓦山。很可惜布勒不知道哈兰瓦山在14日白天其实无人防守，如果当天就派骑兵进驻，很有可能改变结局。利特尔顿（Lyttleton）少将的第4旅和巴顿（Barton）少将的第6旅作为预备队守在左右两翼，相机行事。海军重炮因为射程远，布置在最后方。此外因为科伦索距莱迪史密斯太远，布勒不能指望怀特能够配合行动。

布勒计划的关键在于左翼尽快取得突破，却忽视了右翼的战略要点哈兰瓦山。事实上布勒过高估计了此山上布尔军的实力，所以并不指望乘骑旅能有什么进展，只要确保右翼安全就行了。他给唐纳德上校的部队混杂了很多地方军，支援火炮也仅1个营而已。

客观地分析，双方计划都中规中矩。布尔军占有地形优势，英军人数遥遥领先。孰胜孰败就看临场发挥了。博塔在战前借总统之威总算控制住了各民团指挥官[13]，布勒的将军们却又一次捅了娄子。

科伦索之战示意图

科伦索之战英军战斗序列

进击的炮兵

12月15日黎明前，英军按照既定计划开始行动了。

主攻科伦索的希尔德亚德少将不知何故前进速度偏慢，导致本来应该在后方提供支援的隆上校的野战炮兵反而远远走在了步兵前面。人们很难理解为何隆违反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将脆弱的炮兵暴露在阵地前沿。一种可能是隆打算进入阵位后提前准备，这样正好和姗姗来迟的步兵联合攻击。而且根据地图指示，隆的位置离河岸还有一段距离，就算突前也不会有什么风险。可是英军的地图是不准确的，隆到达指定位置后，实际距图盖拉河只有不到1000码（910米），而且不偏不倚正好面对布尔人的怀利堡。

如果说英军在德兰士瓦或奥兰治行动没有精确地图，尚情有可原。可是纳塔尔早已是英国的殖民地，就算普查很困难，至少对战略要地图盖拉河和科伦索要绘制堪用的军用地图吧！不论如何咒骂失职的军械测量局，现在临时抱佛脚肯定是来不及了。布尔人其实也只有用来进行地籍登记的地图，但他们对地形非常熟悉，压根儿不用看地图也对环境了如指掌。

隆上校在科伦索之战中的表现极为突出，可惜是灾难性的。他丝毫没有从错误地点后撤的打算，反而架起火炮要大干一场。如此“冒失”自然有他的理由。当时布尔军的阵地位置并未暴露，因此英军相信他们放弃了河岸，退到稍后的陡峭山丘上防御，所以此时炮兵的位置不仅不突前，反而正好为渡河后的步兵提供掩护。况且隆上校也是炮兵抵近战术的拥趸。当年有理论认为炮兵应该尽量靠前，即便超越步兵也在所不惜。实战研究显示，同为普鲁士炮兵，在普法战争中更主动，进而战果也远比普奥战争显著。隆在1898年针对苏丹的恩图曼之战中也实践了这一侵略性战法，并大获全胜。

就在英军忙忙碌碌固定炮架，调整发射诸元时，一发榴弹炮打来，接着一直隐藏在怀利堡堑壕里的布尔枪手射出密集的子弹。英军炮兵毕竟训练有素，以令人钦佩的镇静和勇气坚守岗位，立马开炮还击，颇有当年拿破仑大炮拼刺刀的风采。然而处于新时代和面对新对手，勇敢的炮兵再用这种方式作战就是莽撞了。拿破仑时代的火枪和大炮射速几乎相当，面对面互射大炮未必吃亏，而如今还差半个月就到20世纪，步枪射速对火炮而言几乎是碾压性的。至于敌手，苏丹骑兵还采用古典式冲锋，布尔人则早已变成了乘骑步兵，采用现代化的战法。900多米的距离对轻武器而言还是太远了，命中率其实不算很高。不过军官还是很“招惹”子弹，两位营级军官很快阵亡，接着一块弹片又击中隆上校的肝脏，他旋即被送到后方抢救。

下面暂且让炮兵营再挣扎一会儿，让我们将镜头移到左路，看看哈特少将的爱尔兰旅进展如何。从行军角度看，左路没出什么乱子。排列成紧密队形的都柏林团第2营走在最前列，恩尼斯基林团第1营紧跟其后，边境团和游骑兵在后方压阵，队列的左后方是第63、64野战炮兵营提供火力支援，还有一个营的龙骑兵在侧翼来回侦察。

隆上校的第14、66野战炮兵营遭到敌军的攻击

到目前为止，哈特还没有观察到任何布尔军的动向，但龙骑兵报告说在河北岸发现有布尔人的隐秘堑壕。哈特对此不以为然，敌军大概率在后面的山冈上，堑壕可能只是他们的前沿观察点，遂决定继续保持紧密队形和速度，尽快找到计划中的布赖德尔渡口。

当英军快到河边时，哈特对着地图左看右看，对自己的当前位置迷惑了。布赖德尔渡口到底在上游，还是下游呢？队伍中有一个本地黑人向导，可是不会说英文。双方比比画画一番后，哈特总算明白向导建议全军右转，向下游进发。图盖拉河在此地的走向很诡异，本来平顺地从西往东，却突然一个急转向北流去，然后大约1.5公里后再180度掉头往南，因此形成了一个又深又窄的河湾区。向导指出渡口就在河湾顶头处。哈特选择相信向导，就此铸成大错。

科伦索之战中，图盖拉河北岸山顶上的一处布尔军75毫米克勒索火炮阵地，正好面对哈特旅准备过河的位置。左上方远景处即为科伦索

其实向导所指的地点的确有一个渡口，但不是布赖德尔——它应该再往上游走不到2公里——而是庞特（Punt）渡口。在这么生死攸关的战斗中居然发生这么匪夷所思的失误，如果没点阴谋实在难以说服读者，但西方史料中愣是没有人怀疑向导是布尔人的奸细。一来这些种族主义者不屑于依赖黑人，二来这群自诩为绅士的军人也要维护所谓“光明正大”的“文明战争”。事实是，这个向导只知道英军要过河，便如实告知了最近的一个目标。

于是英军依然以密集阵形向这个死亡陷阱前进。对面的布尔军开始从三个方向向英军射击，前锋霎时间倒下一大片，左右侧翼也遭受伤亡。有几个步兵连自发地试图散开阵形，但哈特阻止了他们擅自行动。后世的纸上将军们大可根据结局来嘲笑哈特的错误，但他的命令亦有其合理之处。无论布尔军是否在河岸狙击，若在此纠缠只会陷入僵局，白白在南岸消耗兵力，浪费时间。按照经验，步兵应该不顾子弹横飞，以最快的速度渡河才是。这批英军都是刚刚抵达南非，这是他们参与的第一场重要战斗，还尚未领教到毛瑟步枪的威力。

英军果然神勇，往“口袋”里猛突至河边，不料此时正是南半球的夏季，河水上涨，就连庞克渡口的位置仓促间也分辨不清。一些大胆的英军干脆跳入河中，直接武装泅渡。大部分人中弹伤亡或溺亡，少部分勉强抵达北岸，反而被孤立在敌军阵地中成为俘虏。少数几个机灵的英军只好又游泳返回。至于哈特的主力，一面躲避密集的子弹，一面承受来自远方敌军榴弹炮的轰击，困在河湾部进退两难。哈特快速突破图盖拉河的战术彻底破产了。

勇气可嘉，却也贪功冒进的亚瑟·菲茨罗伊·哈特少将

此刻离开战还不到半小时，中路炮兵和左路步兵就陷入大麻烦中。布勒催促慢腾腾的希尔德亚德少将带领第2旅赶快向科伦索镇前进，同时为隆上校提供支援。这两个人的剧本是不是拿错了啊？到目前为止，2个炮兵营除了伤亡不断增加外，火力却不减弱，甚至还部分压制了对岸的布尔火炮。偏偏这个时刻后备弹药未能及时送上来，炮兵营连续射击了约1小时后弹药告罄。他们没有义务再在炮位上无谓战死，便放弃火炮，纷纷躲进后方一处干沟内。炮兵们认为这只是暂时撤退，便没有破坏这些宝贵的武器。

一群布尔民兵正在防御阵地坚守。前方举枪的布尔人看上去固然很帅，不过很可能是摆拍。这种高调的姿势显然不符合实用至上的原则

第4旅旅长利特尔顿少将接到布勒命令，火速赶往左翼救援哈特。利特尔顿抵达图盖拉河岸后，也遭到布尔军攻击。好在他有所准备，步兵立刻散开，就地寻找掩护与布尔民兵隔岸对射，但利特尔顿旅毕竟在河弯外，距离太远，步枪射击就是听个响，掩护效果甚微。不过放弃进攻的命令还是一层层传递进河弯内。哈特旅已经陷入混乱中，形成不了统一的撤退行动。营、连各自为战，一窝蜂往外跑，很多人都是背部中弹而亡。仅仅1小时战斗，第5旅就惨遭500多人伤亡。

布勒焦头烂额之际，右翼攻击哈兰瓦山的乘骑步兵旅总算让他感到一丝欣慰——没有坏消息传来。唐纳德上校无法攻克这个据点，但也没有败退，只是僵在山脚下不分胜负。唐纳德希望还没出动的巴顿少将第6步兵旅能够增援自己。不过巴顿没有得到布勒的首肯，还不能行动。布勒原本就不重视哈兰瓦山，只要山上的布尔民团不下来攻击英军右翼就行了，并无占领山头的必要，遂下令巴顿按兵不动。

希尔德亚德少将动作慢，战斗力却不弱。他后来居上，很快就将盘踞在科伦索的布尔民兵击退，迫使他们退回北岸。部分英军甚至已经攻上了公路桥。

到早上7点，尽管英军局面看起来很被动，不过布尔军也远谈不上获胜。布勒还有整整两个步兵旅（8个营）毫发无损。左路可以改由利特尔顿率第4旅攻击布赖德尔渡口，哈特旅从错误的庞克渡口退出后重新集结，跟在利特尔顿旅后面。右路则派出巴顿旅增援唐纳德，在两个旅的强大攻势下，一定可以攻下哈兰瓦山。中路的希尔德亚德旅似乎已经有所突破。

然而布勒在目睹哈特旅的混乱和丢在阵地上的大炮后，已萌生退意。如果说前面的错误都是一线指挥官造成的话，身为主帅五心不定，稍有挫折就打退堂鼓，这才是布勒最大的失职。其实战前布勒放弃迂回战略就已经证明他害怕冒险，过于小心。战略谨慎尚情有可原，战术上畏畏缩缩就不可原谅了。

在全军撤退之前，还有一项任务必须完成，那就是将12门火炮抢回来。自古以来，大炮和军旗都是值得用命来保卫的。19年前的郎峡之战后，英军不再将军旗带入战场，于是大炮便成为唯一的荣誉象征。

布尔人也知道大炮的重要性，将子弹和炮弹向这片区域倾泻。大炮旁边横七竖八都是英军的尸体和受伤挣扎的炮兵。任何人看到这地狱般的场景都会不寒而栗。布勒的侍从副官斯科菲尔德（Schofield）上尉受命召集志愿者去抢炮。大概布尔人也被如此勇敢的行为惊呆了，斯科菲尔德竟然成功地将两门火炮套上炮车，安全拖回来。第二支敢死队由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中尉带领。这一次布尔人不再手下留情。暴风骤雨般的炮火朝他们打去，车夫和马匹全部死亡，罗伯茨中尉的躯体被打穿，2天后不治身亡。事后为表彰抢救大炮的英勇行为，英国一口气颁发了4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其中就包括斯科菲尔德和罗伯茨（追授）。当天晚些时候，布尔军等待英军全部撤退后返回战场，将剩下的10门火炮尽数拖走。

英军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试图将大炮抢回来

最后的战损统计是，英军阵亡7名军官、138名士兵，43名军官和719名士兵受伤，另有220人被俘或失踪。布尔军的损失没有精确记录，大约是40人伤亡。这种程度的伤亡比起之前的克里米亚战争和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直算是小儿科了，英国却开始陷入全民癫狂之中，似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中场休息

从军事角度来看，科伦索的失败只是一次战术意义上的耻辱，英军的战略进攻态势依然得以保持。布勒要进入北纳塔尔，暴烈地踢门，博塔则死死抵住大门不让他进，顺手给了他一闷棍，同时博塔也没办法将布勒赶出花园。

布尔军俘获英军大炮。这幅画的场面很激烈，却与事实不符。布尔人是在英军放弃大炮后才过来拖走的，并没有近距离肉搏

中路的风暴山（10日）、西线的马赫斯方丹山（11日）和东线科伦索（15日）接连受挫，加之政治家和新闻界煽风点火，足以让英国公众确信他们正在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坚决将战争打下去，不胜不休。年迈的维多利亚女王得知此事后也豪迈地说：“我们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日不落帝国的霸气在老女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是已经81岁高龄的女王随时可能驾崩，将军们得快些行动才能回报她的信任了。

就在后方叫嚣着全面战争时，布勒自己反而打了退堂鼓。他用光线反射信号器“建议”莱迪史密斯城内的怀特中将“焚毁所有弹药补给、密码本，争取最好的条件投降”。怀特在布尔战争期间表现平庸，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异常坚定，压根儿就没理睬布勒的馊主意。英国陆军似乎一代不如一代，40多年后，帕西瓦尔（Percival）中将坐拥新加坡要塞和大量武器弹药、补给，居然还理直气壮地率8.5万大军向3.6万日军投降。

为了鼓舞士气，维多利亚女王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在南非作战的英国官兵送去盒装巧克力。为便于放入士兵的背囊中，盒子都是倒圆角设计，里面装有半磅（约227克）香草味巧克力。在直接用于作战的物资堆积如山的时候，英国还有余力运输这些“小玩意”，其后勤补给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后世可以与之一比的，大概只有“二战”期间美国大兵行李袋里面的《花花公子》杂志和口香糖了吧

事实证明，布勒确实不论从能力还是精神上都不再适合担任南非英军总司令了。英国政府紧急召见时年67岁的陆军元帅弗雷德里克·罗伯茨勋爵（Lord Frederick Roberts），任命其接替布勒职务，火速赶往南非收拾困局。

倒霉的英国士兵，虽然口里吃着女王赠送的香甜巧克力，却同时被克鲁格狠狠地打屁股

罗伯茨的军事记录可谓完美，在阿富汗和印度的表现尤为出众，是位很有传奇色彩的将领。1895年他从印度调回本土，任爱尔兰英军总司令这样的闲差——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也该回来享享清福了。不料在12月17日他突然接到两个消息。除了临危受命外，他还得知独子罗伯茨中尉在科伦索之战抢夺大炮的行动中重伤身亡。很难想象这位老人彼时的心情。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自不必多说，此去南非前途未卜，很可能一世英名葬送于此。

弗雷德里克·休·谢尔顿·罗伯茨中尉。罗伯茨元帅在40岁时得此独子。英国历史上仅有三对父子均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们是其中之一。罗伯茨中尉作为贵胄子弟，本来安排在军部工作，但他主动请缨深入死地，其勇气令人钦佩。当时布勒军中还有一个大人物——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外孙克里斯丁·维克多王子（Prince Christian Victor），他于1900年因伤寒症死于南非。那个年代的英国贵族们还是很有拼搏精神的。不管怎么说，只有率先站在第一线，才配有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格吧！如今的哈里王子在当年罗伯茨元帅战斗过的阿富汗短时间当飞行员，虽然是走走过场，这种姿态还是值得肯定

就在不列颠举国沸腾，发誓报仇时，整个南非战场却出现了3个多星期的停滞，双方再未发生重大战斗。难道大家都忙着过圣诞节和20世纪的第一个新年？英军的行为很好理解——等待更多援军和新任总司令，但布尔军无所事事就很不正常了。作为小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唯一的胜算就是先发制人所取得的时间优势。开战后第1个月，布勒远征军尚未登陆前，布尔人的全面进攻止于图盖拉河和奥兰治河，大批机动兵力围困3座城市又无法攻克，丧失了这宝贵的战略空隙。“黑暗的一星期”后，布尔人本可以趁英军士气低落、主动停战的机会，从奥兰治方向派主力进攻英军的老巢开普，不痴迷于攻克城市，而是利用乘骑步兵的机动性大范围运动，控制铁路枢纽，破坏铁路线，将袭扰战上升到战略高度。虽然布尔军也是无后方作战，但比起补给线被切断的英国正规军，民团的独立作战能力和持久力显然更强。然而整整3个星期，前线如死水般无声无息。东线博塔与上万英军对峙，确实不能调动，西线的德兰士瓦总指挥官克龙涅面对兵力一般的梅休因，却毫无作为，殊为可惜。

虽然前期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是围绕莱迪史密斯、金伯利和马弗京展开的，但围城战本身反而并不激烈。布尔民团擅长野战，对攻克城镇并不拿手，而且他们也缺乏重炮支援。就算在莱迪史密斯，布尔军也只有两门“长汤姆斯”这样的攻城炮，每天炮击两次而已，偶尔造成伤亡。1900年元旦，一名英国军官在玩板球的时候被炸死，也真是够倒霉了。如果让防守斯大林格勒的崔可夫将军知道了，一定会问：“你们西方人真会玩，是在休假吗？”英方当然也得有所表示，不敢派步兵出来，只用射程最长的4.7英寸口径火炮还击。英军最大的威胁是补给不足，一旦消耗殆尽，便只有以投降换食品了。

一处英军营地

1900年1月6日，布尔军集结约5000人，突然对莱迪史密斯多处英军外线防御阵地发起罕见的总攻。战斗很快演变为布尔民兵厌恶的近战模式，双方躲在大石头后面近距离对射。一些布尔人拒绝肉搏，退出战斗。怀特及时从城内派出增援部队。他们在一场狂暴的雷阵雨的帮助下，成功瓦解了这次攻势。布尔方白白损失了约250人，战场再次回到原先的僵持局面。整个1月间，英军补给越发短缺，已经到了杀马充饥的地步。经过这次不成功的强攻，博塔下定决心要困死“约翰牛”。最多坚持到3月份，怀特将不得不降。

在罗伯茨元帅抵达之前，布勒仍然代理南非总司令一职。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恐怕都会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为自己洗刷战败的耻辱，而且“嗷嗷待哺”的怀特还经常发来催促的信息。新年刚过，又一支生力军——第5师加入纳塔尔前线。该师辖2个旅，出人意料地由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中将指挥，就连他自己恐怕也没有心理准备。沃伦中将似乎有点不务正业，业余喜欢考古，还当过一段时间的伦敦警察总警监。可惜他没能在任期内抓住“开膛手杰克”，否则名气一定比布勒大多了。虽然来了援军是好事，不过布勒还是面临老问题——师长不是他选的，所以同沃伦的关系并不融洽。这种英军高层之间的微妙不和谐也是布勒难以放开手脚，总是举步维艰的根源。相比之下，罗伯茨元帅拥有更多的人事权，其战略就能一以贯之。

布尔军正在运送法国产绰号为“长汤姆斯”的155毫米口径克勒索攻城大炮

一门布置在莱迪史密斯前线的75毫米克勒索炮。该型是布尔军的主力火炮。尽管炮兵是布尔军中的正规部队，配有制服，但这两名炮手显然身着平民服装

布勒有好几个理由为自己在科伦索之战中的表现开脱，可惜主帅必然要承担一切责任，落井下石的舆论讥讽他的进攻方案是“有史以来最蹩脚的计划”。在科伦索战前，他曾有过一个大胆的迂回设想，便又重新拾起，决心以此为基础对莱迪史密斯展开第二次解救行动。

就在布勒摩拳擦掌准备一雪前耻时，在19世纪最后一个平安夜，他接见了奇迹般平安归来的温斯顿·丘吉尔。前文说道丘吉尔阴差阳错一个人逃出位于比勒陀利亚的战俘营，已不可能再翻过铁丝网回去了。他对还在另一边的狱友说了声“我将独自继续”，便义无反顾地踏上逃亡之路。这是一段充满勇气、耐心、毅力，还要加上很多运气的奥德赛之旅。他扒火车一路向西，试图抵达葡属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港，那里有大英帝国的领事馆。丘吉尔脱逃引起德兰士瓦政府的震怒，除了全境搜捕外，还发出25英镑的悬赏令。丘吉尔在困境中又饥又累，慌不择路向铁路边一处煤矿走去，并敲响了矿区内一幢别墅的大门。也许他真的是自带主角光环，住在别墅里的是如今11万平方英里（28.5万平方公里）的德兰士瓦境内少数几个还能找到的英国人之一——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他是煤矿经理，老板是德国人，所以才能安全留在敌国境内。

接下来的故事同样惊险万分。丘吉尔在煤矿深处躲避布尔人的搜索，在霍华德的安排下藏在运煤列车里向海边驶去。当他终于安全进入英国领事馆后，才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大名人，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样一个贵族子弟是否能逃出生天。为防止布尔人在路上抢人，居住在洛伦索-马贵斯的英国侨民们自发地聚集到领事馆门前保护丘吉尔离开，直到他坐上驶往纳塔尔德班港的英国轮船。

当丘吉尔在德班登陆时，他已经从超级明星升级成帝国英雄了。在噩梦般的“黑暗一星期”过后，大不列颠太需要这样的事迹来鼓舞士气了。德班人民在迎接丘吉尔的疯狂集会上，也纷纷表达了要“全身心投入这场战争，坚定不移、始终不渝”的决定。

捉拿丘吉尔（不论死活）的悬赏公告。以丘吉尔的重要性，这个价位有些偏低啊

丘吉尔没有沉浸在众星捧月般的氛围中，次日就出发前往图盖拉河前线继续他的记者工作。他还向布勒将军提出要参加战斗，笔杆子和枪杆子都要上。1个月后，总是好运气的丘吉尔就赶上了英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血溅“看台”

喜欢英超的读者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英国很多足球俱乐部体育场的主看台别称“Spion Kop”，或者就直接简称为“Kop”。这个别名的最早起源来自1906年，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翻修安菲尔德球场（Anfield Stadium）时由一名记者起的，为了纪念在“Spion Kop”阵亡的兰开夏团利物浦官兵。这个斯皮恩山（Spion Kop）[14]只有在最大比例尺的南非地形图上才能找到，记录了英军一段“黑历史”。山虽小，带给英国的伤痛却永远铭刻在体育场的看台上了。

科伦索之战失利后，布勒在其上游（西）20多公里的地方标注了两处可资利用的渡口：波特吉特和更往西约4.8公里的特里哈特（Trichardt）。两个渡口均有公路通往莱迪史密斯。大军只用行军约32公里便能抵达。如前文所分析的，只有在战役进攻初期采取这一方案才能达到突然的效果，现在博塔早就做好了准备。况且3万英军、8个炮兵营，带着10门海军重炮加上650辆辎重大车沿着图盖拉河南岸浩浩荡荡转移，根本就不可能逃出博塔的法眼，所以布尔军也相应做出调整，跟着英军转移，依然在河对岸坐等敌人上门。

博塔根据地形特点，没有紧贴着河岸防守，而是将阵地放在了稍后的几座小山上。于是英军前锋部队——唐纳德的骑兵旅未遇抵抗便控制了这两个渡口。波特吉特渡口以南有一座爱丽丝山（Mount Alice），布勒将总指挥部设在了那里。博塔针锋相对，亦在图盖拉河对面的布雷克方丹山（Brakfontein）上设下严密的防线。

前往莱迪史密斯的公正大道（Fair View Road）在通过特里哈特渡口后，便一路上升，抵达非洲土著口中的恩塔巴姆尼亚玛（Ntabamnyama）台地。在台地和布雷克方丹山之间有一系列陡峭的山冈，其中海拔最高的称为斯皮恩山。

布勒的具体作战计划换汤不换药，其基本思路还是同科伦索之战类似，即左翼（西侧，上游）利用特里哈特渡口过河后，击溃恩塔巴姆尼亚玛台地上的布尔军，然后向东包抄布雷克方丹山；与此同时，中路军通过波特吉特渡口，便可以绝对兵力优势占领该山；然后英军合二为一，沿波特吉特大道直抵莱迪史密斯。这依然是小心谨慎的平庸之举，布勒总是要执拗地确保身后没有一个布尔民兵。这个计划看上去没啥问题，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翼的进展。奇怪的是，布勒将这个事关全局的任务交给了初来乍到的第5师。师长沃伦此前是工程兵出身，也干过文职工作，就是没有指挥战斗部队的实战经验。让他的师待在后方作为预备队很合理，若要沃伦独立指挥，恐怕有些强人所难。

沃伦指挥的军队包括了1.1万名步兵、2200名骑兵和36门野战炮。他们从1月13日出发，走了2天抵达指定位置，然后又准备了2天于17日渡河，过河后还得整理辎重，全军休整一下吧，因此直到19日才开始攻击恩塔巴姆尼亚玛台地。沃伦对速度毫不敏感，坚持事无巨细，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后才能发起进攻，这其中就包括用铸铁制成的淋浴间和设施齐备的私人厨房。打仗不用急，派头必须得有。一般而言，进攻方掌握主动权，从哪儿进攻什么时候进攻都可以做到出其不意，从而加大防守方的难度。可是经沃伦这么一折腾，布尔军早就洞若观火，在恩塔巴姆尼亚玛台地上加紧施工，大大增强了防御工事。于是整个局面再次变成了英军强攻严阵以待的布尔军。就连英军一名军官也抱怨沃伦的行动“就像夏季的一次演习”。

为了保障后勤通路，17日沃伦在特里哈特渡口上游不远处修了一座浮桥，当晚就控制了北岸一片没有敌人防御的平地。18日，主力部队安全过河。同时一直保护英军左翼的骑兵旅向更西方挺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阿克顿（Acton）农庄，接着伏击了一支只有300人的布尔巡逻队，击毙并俘虏了50人。这样的战果竟然比英军万人进攻还要大，算得上一次小型胜利了。唐纳德旅长当即意识到，从这里渡河可以快速侧翼包抄台地，然而沃伦收到信息后却命令骑兵旅返回保护自己的指挥部和后勤线，于是本来可以成为奇兵的骑兵们只好怏怏退回。若唐纳德的方案奏效，布尔军防线很可能土崩瓦解，英军直奔莱迪史密斯解围，也就没有后面的重大战斗了。当博塔看到英军撤回时，一定长吁了一口气吧。从布勒到沃伦，英军高级将领都不敢有任何“出格”的举动，看似保险，实则一再错失战机。也可能是前期布尔民团太猛，把他们打怕了。

1月19日，第二次解救莱迪史密斯的战斗正式打响。

沃伦的英军稳健地朝恩塔巴姆尼亚玛台地行军，并占据了“顶峰”。可惜这里只是看上去像顶峰而已，后面还有斜坡通向真正的台顶。布尔人早就以逸待劳，一排子弹不由分说就打了过来。英军只好向下撤回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过夜，第二天清晨再次进攻，没能取得任何进展。

布勒在图盖拉河南岸的爱丽丝山上密切注视战局，见沃伦折腾了好几天都毫无进展，便骑着马跑去督战。如果是急躁的将军，也许布勒就会直接插手干预。不过英国军官们都是绅士，这种“打脸”的粗鲁行为实在干不出来。两人本来就相互看不顺眼，没有好气地商量一阵后，沃伦突然提出只有占领台地东侧的斯皮恩山，在上面架起大炮轰击台地，步兵才能成功。布勒也很不耐烦了，这家伙真是磨磨唧唧啊，便大手一挥，算是同意了。于是未经任何事前侦察和计划，也未仔细考虑由此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后果，英军慌慌张张改变了作战方向，将目标对准了这处将在英国军史中留下恶名的斯皮恩山。

60多年前，加入“大迁徙”运动的布尔移民先驱首次登上斯皮恩山，瞭望纳塔尔的迷人景色。这里就像《圣经》里的“应许之地”，支撑着布尔先民在极端恶劣危险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家。斯皮恩山在荷兰语中的含义就是“瞭望山”，倾注了他们美好的向往。这座山丘本身不太高，其东北坡缓缓下降，面对英军来袭的西南方向则相当陡峭，最高点只比图盖拉河面高出不到450米，但对比周边山冈有显著的控制地位。那么无论英军是从右翼包抄，还是中路强攻，该山位居两路大军中心，可左右支援，重要性显而易见。布勒和沃伦毕竟是正规军，激烈的战斗中很快就能发现这个关键。但是为何他们战前没有准备呢？也许还是没有详细地图的原因吧。

布尔民兵在斯皮恩山下合影

布勒原本要求沃伦派兵马上投入战斗，不过此人按照惯例拖拉了一天后，于1月23日夜才发出攻击指令。沃伦最初选择的部队是第10旅，但旅长科克（Coke）少将有腿伤，因此实际承担任务的是第11旅旅长伍德盖德（Woodgate）少将。他拥有1700名正规军、200名地方部队，还有半个连的工程兵和1个营的野战炮兵。伍德盖德还准备了大量沙袋，这样占领山头后就能立即搭建工事，不过沙袋太重，落在攻击部队后面来不及跟上。

当夜下着小雨，大雾弥漫。英军得到的命令严厉而又明确：不准说话，不准点灯，不准开枪；若遇见布尔军，只能用刺刀解决。部队未遭遇任何敌军，安全抵达斯皮恩山脚下，接着马不停蹄地开始爬山。大约在凌晨3点30分，山顶上的布尔哨兵终于听见了动静，伴随着一片警报声，毛瑟枪一起开火。英军再也不会傻乎乎挤在一起，站得老高了。他们立即散开，卧倒。听到山上传来换弹夹的声音后，英军一跃而起，高呼“马尤巴，马尤巴”，端起刺刀一拥而上。对面只有15个布尔民兵，他们毫不恋战，一溜烟儿就逃进黑暗中不见了。“马尤巴”是英军为报当年马尤巴山之耻而发明的口号，固然响亮，但怎么看都很不吉利啊！现在不用再保持静默了，英军的欢呼传遍了整个战场。这次突袭只用了短短3分钟就成功占领斯皮恩山，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

山上的枪声和跑回去的民兵引起了布尔大营的混乱，一时人心惶惶。驻扎在山后的一些民团指挥官都要准备带着自家人马撤退了。博塔从睡梦中惊醒，首先安定军心，判断这不是英军的全面进攻。但他对英军攻占斯皮恩山的意图还不确定，也不知道英军的规模。难道这是一次声东击西，诱使布尔军集中到错误的方向？博塔不愧是优秀的将领，电光火石之间就看出斯皮恩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很快命令比勒陀利亚民团和卡罗莱纳（Carolina）民团在日出后重新夺回斯皮恩山，还从外线调来更多增援。

24日凌晨大雾弥漫，地形不熟的伍德盖德少将认为已经完成上级的指令，遂没有继续占领周边的山头，而是下令官兵就地休息。皇家工程兵部队则在黑暗中沿着山脊线挖掘堑壕。工兵用铲子和镐子在多石的山顶上劳动了一夜，仅仅完成长300多米、深不过45厘米的弧形堑壕。如果再摞上岩石，勉强可以防御子弹，不过炮弹就没法掩护了。

当黎明到来，浓雾渐渐散去后，还在为胜利沾沾自喜的伍德盖德愕然发现忙活了一晚上，英军压根儿就没占据斯皮恩山的山顶，只是一处较高的台地而已。就在他们前方仅仅100米的地方，山势陡然升高，可将英军阵地尽收眼底。伍德盖德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派人夺取真正的制高点。当山顶触手可及时，布尔民兵也正好从另一个方向爬上来了。双方在一片乱石堆中间几乎碰了个脸对脸，二话不说就开打。肉搏显然是布尔人的弱项，第一批卡罗莱纳民兵撒丫子便往山下撤。途中迎面碰上紧跟上山的指挥官亨里克·普林斯卢（Henrik Prinsloo）。他鼓励溃退的民兵们说：“自由民们，我们即将面对敌人，必然会有人牺牲。履行你们的责任，相信我们的上帝。”这番动员说辞于情于理，于公于私，均可谓直击要害，一下子稳住了阵脚。

斯皮恩山顶战斗态势图

与此同时，博塔也在调兵遣将，首先控制住了斯皮恩山周围几个伍德盖德忽视的山头，并拖上了火炮和机关炮。到上午8点30分，斯皮恩山上的英军已处于敌方大炮的火力覆盖之下。

局面显然对自己不利，但英军也不会轻易认输，拼死抵挡从北坡进攻的民团，试图守住山脊线。双方在最高点展开了罕见的刺刀肉搏战。最后各自占据乱石堆的一边，躲在岩石后面互射。谁要是敢起身冲锋，立马就会被子弹打倒。山顶上的战斗陷入僵持。至于英军主阵地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一般而言，布尔人的火炮都是分散布置，又都打不太准，因此对英军的威胁不算很大，可今天他们如有神助，以每分钟7发的射速将炮弹砸到英国人头上。炮击开始不久，伍德盖德伸出头去观察山脊上的战斗，不巧一块弹片击中其右眼，顿时丧失了指挥能力。他被护送下山后又残喘了数周，才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很快兰开夏燧发枪团的指挥官也受伤了，英军面临群龙无首的窘境。目前山上的上校军官只剩下兰开斯特团的克罗夫顿（Crofton）和地方部队的桑尼克罗夫特（Thorneycroft）。来自正规军的克罗夫顿按惯例接管指挥权。

山下的沃伦收到伍德盖德受伤的消息后，命令第10旅旅长科克少将上山。偏偏远在爱丽丝山的布勒也收到了光线反射信号器的信息，便建议沃伦改换“优秀的战地军官”桑尼克罗夫特为前线指挥。沃伦表示同意，随即通知了桑尼克罗夫特，可是科克少将对此全然不知，还在往斯皮恩山前进。

山上的英军从前一天夜间出发，奋战到现在，早就喝光了饮水，口渴难耐。他们尽管还能抵挡住布尔人的直接攻击，对火炮却无可奈何。沃伦的炮兵向周围山头反击，企图压制对方并阻止布尔援军，但很难确定对方的炮位，效果甚微。无论是沃伦还是布勒，似乎都无法有效缓解桑尼克罗夫特的压力，只好派出各路援军向斯皮恩山集结。不过这显然不是最佳策略。山顶本来活动空间不大，部队难以展开，人越多反而越容易被炮弹杀伤，关键是保持山上山下的补给通道。而且英军应该在其他战线同时行动，利用兵力优势全线进攻，尤其是沃伦要强攻原计划中的恩塔巴姆尼亚玛台地，而非死盯着这个小小的局部。

到下午晚些时候，好些援军登上了斯皮恩山，不料指挥系统反而更拧巴了。苏格兰来复枪团的库克（Cooke）上校资历更老，要求接管指挥权。接着科克少将抵达后，不知道布勒的授权，便指定米德尔塞克斯团的希尔（Hill）上校为指挥官，他自己却下到半山腰去了。来自不同部队的官兵混成一团，没有统一指挥；很多中低级军官伤亡；官兵们又渴又累，还得躲着无处不在的炮火：实在有些顶不住了。

黄昏时分，心力交瘁的桑尼克罗夫特上校同军官们商量后，决定放弃阵地。他毕竟是最高司令官布勒指定的负责人，虽然一些人并不乐意，最后还是在入夜后下山了。在撤退前，丘吉尔带来了沃伦的手令要求桑尼克罗夫特继续坚守，不过他决心已下，任丘吉尔如何劝说也不收回成命。他们是最后下山的两个人。

当科克少将听说撤退的决定后，赶忙给布勒发信息，可是信号员报告说灯里没油了，便不了了之。其实此时布勒正在酣睡之中，就算信号发送出去，还得把他叫醒，等结果回来队伍早就走远了。

英军这时并未失败，仓促撤退非常可惜，但分析起来又在情理之中。桑尼克罗夫特并不缺乏勇气，不过作为一个地方军军官，旁边一大堆资深上校可以掣肘，他其实已经丧失统一指挥战斗的权威；现在山顶上已经有了2000多人，布尔军又集中全部火力往斯皮恩山上倾泻，根本就挤不下去更多援军了；更糟糕的是英军主力在外围毫无作为。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到25日天明，很有可能会全军崩溃，损失将更大。可笑的是前线最高军衔者科克也毫无担当。如果他能接管指挥，让战斗了一整天的桑尼克罗夫特率部下山休息，刚到的生力军换防，英军至少还有胜利的机会。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军再守一夜还真能获胜——布尔军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们难以忍受对刺刀见红的不适和厌恶，蒙受了巨大伤亡后也打算天亮后就放弃进攻。只是当晚有几个大胆的民兵跑回山顶寻找同伴，才吃惊地发现山上除了呻吟的伤兵外，一个活着的英国人都没有了。博塔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到黎明时分，斯皮恩山便重新回到布尔军的控制之下。

经过一整天的炮轰，斯皮恩山顶一片狼藉。很多英军被炸得面目全非，伤员和尸体混杂在一起竟然难以区分。布勒和博塔同意暂时休战，各自收敛遗体，救治伤员。丘吉尔在一封给初恋情人的信中写道：“斯皮恩山的景象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陌生、最可怕的。”承担英军担架任务的都是印度人，他们的领导便是后世盛誉为“圣雄”的甘地。此时他还只是一个为宗主国服务、饱受歧视的殖民地小律师罢了。

最后清点人数，英军损失350人，1000人受伤，200人被俘；布尔军阵亡75人，受伤150人。对布尔人而言，这样的战损是相当惊人的，正常情况下他们早就退出战斗了。为了拿下斯皮恩山，博塔和他的民团指挥官们也是拼了。斯皮恩山之战败北，布勒和沃伦失去了继续进攻的信心，第二次解救莱迪史密斯的努力就此终止。

这时罗伯茨元帅已经抵达开普敦，计划沿西线铁路向金伯利前进，遂电令在东线纳塔尔的布勒停止一切进攻行动，保持现状。然而布勒担心布尔军多次取胜后会转而强攻莱迪史密斯，于是在2月5日发动了第3次战斗，除了又增加300多人伤亡外一无所获。由于布勒在图盖拉河来来回回出兵，就是没法前进一步，便被安上了“图盖拉摆渡者”的绰号。面对敌军的堑壕、无烟火药和毛瑟枪，他依然无计可施。

印度战地医疗队中的担架员合影。中排右起第3人为“圣雄”甘地

这张恐怖的照片摄于斯皮恩山之战2天后。英军尸体被集中到一条堑壕中准备就地掩埋

西线突破

罗伯茨是在1900年1月10日抵达开普敦的，2月8日进入英军在西线的摩德河大本营。一同而来的还有他钦点的总参谋长郝伯特·基钦纳勋爵（Lord Herbert Kitchener），以及庞大的援军：3个齐装满员的师共计3.7万名官兵、113门火炮、1.2万匹马和2.2万头牲畜。加上前期梅休因中将指挥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罗伯茨麾下已超过5万之众，这还没算东线的布勒大军。

基钦纳勋爵

罗伯茨的整体战略同布勒一开始的计划类似，也是沿开普西部铁路北上。首先解救金伯利，然后放弃铁路线向东进军，直取奥兰治自由邦首都布隆方丹，得手后再利用中部铁路，从布隆方丹向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进军，从而结束战争。这一次罗伯茨吸取了布勒的教训，没有分兵，集中全部力量于西线，形成对布尔军的压倒性优势。

弗雷德里克·罗伯茨伯爵，一生战功卓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以82岁高龄视察前线，因肺炎于法国圣奥梅尔逝世

那时丘吉尔的正式职务是报社战地记者，主要工作之一当然就是对高级军官们“评头论足”。作为才25岁的年轻人，他对如布勒、沃伦、怀特这样的老派将军很是不屑，认为他们虽然年轻时作战英勇，并不代表身居高位、养尊处优后也能有从前那样的神勇状态，英军应该优先培养40岁左右的军官，保持军队的朝气和活力。不过唯一的例外是罗伯茨勋爵，丘吉尔对这位老将军是敬佩有加，在文章中不吝赞美之辞。

大战略显而易见，具体的战术进攻方案就千变万化了。西线布尔军的总指挥官克龙涅早就发动了情报系统，收集英军动向。参考前期英军糟糕的保密措施，敌人的算盘布尔人都能大致摸清楚。怕什么就来什么，开普一家报纸在大战来临之际竟然刊登了罗伯茨的进攻线索：英军主力将集结于金伯利以南的科尔斯堡（Colesburg）。如此重要的情报竟然泄露！连战争部都惊动了，发来电报斥责罗伯茨管理不善。原来这是一个多嘴的参谋透露给某位记者的。记者打包票说绝不用在报道中，想不到转眼就反悔。然而已经晚矣，大军启动后就不可能轻易刹车了。

克龙涅不敢大意，也派出侦察兵，报告说确实有大批英军正在科尔斯堡进行战前准备。克龙涅闻讯大喜，立即布置了完善的防御措施。此时堑壕的威力有目共睹，他计划仍然依托堑壕给予正面进攻的英军毁灭性的打击，重现马赫斯方丹之战的辉煌。

2月12日，克龙涅正在应对英军一个师的正面威胁时，一封紧急军情送到他手中，原来一支英军骑兵师突袭摩德河上的克里普渡口（Klip Drift），已绕过自己的预设阵地。直到这时克龙涅才恍然大悟，所谓“情报泄露”都是老狐狸罗伯茨的阴谋啊！

罗伯茨的真正计划除了自己外，仅有参谋长和首席情报官知晓。骑兵师在弗伦奇少将的带领下于2月11日凌晨秘密出发，连续通过里特河（Riet）和摩德河，以最快的速度向金伯利奔袭，同时第6、9师和一个乘骑步兵旅紧跟其后。这是一次不要后方的迂回作战，要点在于突然、坚决和迅速。

11日黎明，骑兵们在里特河遭遇一小撮布尔民兵。布尔军对此毫无防备，略做抵抗后便将渡口留给英军。克龙涅仓促派遣克里斯蒂安·鲁道夫·德韦特和自己的弟弟安德里斯·克龙涅（Andries Cronje）带上850人去保护门户大开的侧翼。可是这么点人马显然不可能阻挡英军前进，只是克龙涅还得防备正面英军，手中确实分不出人来了。克龙涅的真正用意是袭扰英军后勤线。果然一支补给车队正在过里特河，被德韦特打了个正着，捕获或杀死了1600头公牛。保护补给线是用兵常识，但拘泥于此也会令将军们束手束脚。这点损失早就在罗伯茨的计算之中，他的胃口可比几千头公牛大多了。

13日，英国骑兵在南非的骄阳下急行军48公里前往摩德河，成功控制了渡口。次日，骑兵师在原地停留了1天，除了等待落在后面的步兵外，主要还是让经过3天急行军的战马得到必要的休息。这是克龙涅唯一的机会。他四处调遣部队和火炮，试图在英军和金伯利之间构建防线，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15日，英军骑兵师在乘骑炮兵营的掩护下，轻易就突破了仓促建立的薄弱防线，笼罩在战马腾起的尘土中扬长而去。当天夜间，弗伦奇进入金伯利城，124天的围困解除了。克龙涅的麻烦还不仅于此，此刻布尔全军都有被包围的危险，他必须撤退。问题是撤到哪儿去？他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撤到金伯利市郊，与围城部队会合。这一方案看似没有放弃友军，实则一条死路，最后一个人都出不来。第二则是向东面的布隆方丹逃窜。该方案是唯一选择，关键是不能有丝毫犹豫，马上走人。

对比庞大的英军辎重队，布尔军的特点或者说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轻装，进而大幅提高其机动性。然而此刻克龙涅为牛车所累。摩德河以南的一些布尔人为躲避英军加入克龙涅的队伍中。他们不仅携家带口，还将各种财物塞入牛车带入军中。同时，为了应对长期围困金伯利的战斗，克龙涅也集中了很多武器弹药和补给。由于英国封锁了布尔共和国的一切对外军火贸易，这些物资无疑成为不可补充的资源，必须妥善保护。考虑到这些因素，克龙涅命令约4000人的布尔军于2月15日向奥兰治首都转移，一同出发的还有数百名非战斗人员（主要是奥兰治民兵的家人）和大量牛车。整支队伍在大草原上的速度每天只有区区10英里（16公里）。此时弗伦奇的骑兵刚刚进入金伯利，已精疲力竭，而驻扎在英军最右翼摩德河畔的英军第6师尚未发觉布尔军动向。克龙涅完全可以趁包围圈尚未形成之前脱离险境，只要他的队伍能走得更快些。

2月16日，一队巡逻的英军乘骑步兵发现了布尔大军。克龙涅的后卫轻松击退了敌人，不过其方位已经暴露。17日，布尔军抵达一处叫帕德伯格（Paardeberg）渡口的地方，正准备渡过摩德河时，又一支英军骑兵杀到。原来弗伦奇不顾自己的骑兵师连续作战，大量减员，还是强行派出1500人向南狂奔64公里赶上了克龙涅。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规模更大，克龙涅不敢大意，遂下令依托河岸挖掘堑壕，并将牛车连接起来构成经典的车阵。英国人的进攻确实被打退了，布尔人却在随后赶到的4万英军和约100门火炮的团团包围下再也走不了了！

急行军中的英军士兵

没有资料记录克龙涅当时的想法，可能舍不得值钱的家当，也可能过于迷信布尔军的防御能力了吧。毕竟硬碰硬阵地战，英军绝对是吃大亏的。然而在明显敌众我寡、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还不当机立断，克龙涅终将置自己于绝境。

血色星期天

1900年2月18日是一个周日。虽然有迷信认为礼拜日作战是对上帝的不敬，不过急于取胜的英军指挥官显然不会当真。只有胜利才能让自己的上帝高兴，至于对方的上帝是否认同就留给哲学家去思索吧。罗伯茨因为偶感风寒而缺席战斗，将指挥权移交给总参谋长基钦纳勋爵。结果正如丘吉尔所言，罗伯茨是老派军官中的异类，这位基钦纳同其他教条的将军一样，愣是把一手好牌差点打废。

基钦纳当时有两套吃掉克龙涅的方案：要么将布尔军完全包围后，用大炮轰，直到对方求饶；要么立即发动全方位进攻，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握有绝对优势兵力的基钦纳考虑到布尔援军可能会从南北两个方向而来，况且孤注一掷的克龙涅也许会放弃辎重，全军骑马突围，而当时英军没有足够的骑兵阻止这一可能性。因此基钦纳决定选择强攻以避免这些变数，不能让锅里的鸭子飞了。也许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理由，趁着自己临时担任指挥官的机会聚歼布尔主力部队，这个功劳可就太大了。

基钦纳安排了四路进攻：东、南、西各有一个步兵或乘骑步兵师，弗伦奇的骑兵师负责北面。弗伦奇是名悍将，在进军金伯利的战役中已充分表现其勇猛的特点，他也是最早一批同布尔军交手的英国将领，还差点被困在莱迪史密斯，所以充分了解敌人的战术特点，并实际领教过他们的厉害。这种莽撞的硬冲肯定是要吃大亏的。弗伦奇借口说骑兵师太疲惫，难以配合进攻，但保证会封锁道路，防止克龙涅向北逃跑或阻止可能来自这个方向的布尔援军。这个理由合情合理，5000人的骑兵师已经有约3500人失去了战斗力。基钦纳只好批准弗伦奇“缺席”。

河水湍急的摩德河在这片平原上切割出一条深6米、宽30—60米不等的小小峡谷。这支布尔军早已成为优秀的“挖土工”，短短一天内就在峡谷的草原上掘出又窄又深的堑壕，同时在河岸上也挖出洞穴，用于非战斗人员躲避。从进攻方角度看去，这些堑壕不仅构成了完善的体系，而且隐蔽性好，别说大炮很难击中，就是步兵也只有在靠近后才能发现，如果这时他还没中弹的话。不过人易躲，装载各种物资弹药的大车、牲畜和最为宝贵的战马就没办法塞进堑壕了。英军火炮倾泻在相对狭小的布尔阵地上，造成极大混乱，这也正是布尔军防线的最大弱点。

英军的总攻如期而至，他们遭受的损失也毫无意外。在马赫斯方丹山，在科伦索，在斯皮恩山……一再出现的场景再一次出现。到下午时分，所有方向的进攻都被遏制，步兵最近突进到450米后就再也无法前进。步兵不行，就派骑兵试试。基钦纳命令汉奈（Hannay）上校带4个乘骑步兵营强行冲锋。无辜的汉奈就这样没有意义地阵亡。基钦纳似乎打红了眼，接着派一支加拿大人组成的部队送死，结果当然无果而终，又搭进去一个中校。如果总参谋长还这么死磕下去，说不定反倒助克龙涅成就第二次“血河之战”，只是这一次不顾死活硬冲的不再是拿着冷兵器的祖鲁人了。这一天英军阵亡320人，伤942人，创下战争爆发以来单次战斗损失之最，果然是名副其实的“血色星期天”啊！

下午4点30分，更大的危机到来。数天前就已跳到外线袭扰英军补给线的德韦特带领部队赶到战场，轻松占领了东南方一处只有少数英国侨民志愿兵防守的制高点，后世称之为“基钦纳山”。他们连夜赶筑工事，将75毫米克虏伯炮和机关炮安装在山顶。现在战场南部地区反而处于布尔军的火炮控制下，为克龙涅开辟出了一条逃生通道，甚至威胁到摩德河东南岸的英军阵地。眼看布尔人只要痛下决心，抛弃财产，就能一骑绝尘，冲出生天了……

被包围的布尔军其实情况也很糟。虽然伤亡不大，但大车、牲畜和马匹的损失很大。马和毛瑟枪是布尔人必不可少的武器，没马的民兵就好像徒手的战士，战斗力和生存力直线下降。这导致全军士气低落，乃至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更遑论突围了。

2月18日上午10点，罗伯茨就算病得不能动弹也得亲临战场，接手烂摊子了。当他得知英军同意克龙涅提出休战24小时，以便收拾尸横遍野的战场后，当即叫停，因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缓兵之策。不过罗伯茨也没有强行命令部队继续进攻，而是改为就地围困，加大火炮攻击强度，基钦纳山上的钉子则必须拔掉。

面对英军围攻，德韦特毫无退缩之意，神奇地一直坚守到了2月21日，直至弹尽粮绝才不得不放弃阵地，否则他自己也会被歼灭。至此克龙涅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烟消云散了。

炮击，无休无止的炮击。包围圈内只要是不能藏在堑壕里的东西几乎全部被炸毁。布尔民兵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英国步兵也没闲着，利用火炮和黑夜的掩护，向前挖掘堑壕，一步步缓慢推进。

2月27日是马尤巴之战19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是布尔人的骄傲，也是英国的痛楚。凌晨3点，皇家加拿大步兵团的6个连和1个连的工程兵从距敌阵700码（640米）的堑壕里爬出。他们排成松散的两行。第一行全部装上刺刀，工兵混杂在第二行中紧跟其后。在死一般寂静的夜幕中，加拿大人悄悄前进，直到最后80码（73米）的地方才被敌人发现。布尔人旋即射出密集的子弹。加拿大人立刻卧倒，凭借一晃而过的枪口火光向敌人还击。与此同时，工兵们不顾危险，利用地势就地迫近作业，挖掘堑壕。一俟完成，加拿大官兵便爬入堑壕，等待黎明来临。

加拿大人在这场战斗中超水平发挥，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后来加拿大将2月27日定为老兵纪念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用11月11日“停战纪念日”取代。

天刚蒙蒙亮，突围无望的布尔人举着白旗出现在阵地上。德兰士瓦西线总司令克龙涅将军以下共有4105名布尔人投降，约占布尔民兵总数的10%，可以说对敌生力军造成毁灭性打击。更重要的是，前往布隆方丹的道路已彻底敞开，从此英军转入战略总攻。布尔战争的胜负转折点到来了。

一般而言俘虏了敌军主帅无疑是一场完胜，在特殊时期却可能适得其反，比如色当的拿破仑三世之于俾斯麦，土木堡的明英宗之于也先可汗。64岁的克龙涅被俘反而给年轻一代的将领腾出了位子，更加棘手的德韦特即将成为战争的主角。

“停止射击，布尔人投降了！”

东线解围

英国为避免后患，将克龙涅连同其被俘的妻子远远送到囚禁过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关押。克龙涅在战争中表现并不出色，前期胜利都有赖于部下的发挥，对英军突破金伯利防线和帕德伯格之战惨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线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从南非总司令官降级到纳塔尔战区司令官的布勒，还在兢兢业业地筹备第4次进攻。

随着又一批增援部队来到纳塔尔，布勒指挥的英军对布尔军有着10:1火炮和4:1兵力的绝对优势。就算敌人拥有先进的战术和地形帮助，其在战略上无论如何也是处于下风。布勒何以损兵折将，迟迟不能突破防线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博塔对英军的调动情况一清二楚，总能在适当的地点构建严密的防线，导致布勒的行动毫无突然性可言。反之，英军对布尔人的动向一无所知。

苏格兰高地旅的士兵看着布尔战俘从面前走过

痛定思痛，布勒决心干脆用笨办法，将散布在图盖拉河南岸的布尔军阵地逐一拔除。2月18日，经过两周的精心准备后，整整一个旅的英军开始攻击最南端的钦戈洛山脊（Cingolo）。事前英军已仔细侦察该处的防御阵地，炮兵有的放矢，准确轰击布尔堑壕，有力压制了敌军火力。步兵在机枪的掩护下果断突击，击碎了布尔人的抵抗意志。然后英军步步为营，分别攻克了周边的基督山（Cristo）、格林山（Green）。由于这些山都在图盖拉河以南，对面的博塔不可能派出援兵，而且西线金伯利失利和克龙涅被围的消息已经传来，布尔民兵的士气急剧下降，因此守军在猛烈的炮火下基本上一触即溃。20日，英军占领了哈兰瓦山，彻底扫清了南岸残敌。前文中已说明哈兰瓦山的重要地位，当英军将大炮架上山顶后，博塔便明智地放弃了科伦索镇和对岸的怀利堡，但他对英军渡河后的进攻方向还无法判断。图盖拉河流经科伦索后，转了个大弯向北而去。这里有一条深深的峡谷，部队可以在里面通行而不被布尔军发现。出峡谷后有几个无名山冈连成了一条山脊，后来英国人为它们起了名字，从南到北分别为韦恩山（Wynne's Hill）、哈特山（Hart's Hill）、铁路山（Railway Hill）和彼得斯山（Pieters Hill）。一旦英军攻下这些山头，后面就一马平川直通莱迪史密斯了。

时间将是战役成败的关键。英军刚刚进驻科伦索，布勒就马上下令在河面上架起浮桥，催促部队尽快过河。22日，英军对韦恩山和哈特山发起进攻。从这两座山的名字就能知道，负责指挥进攻的是第11旅旅长韦恩和第5旅的哈特。然而2天时间足够博塔精心布置防线了。当布尔民兵摆好阵势后，英军强攻3天，效果几乎为零。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近2个月以来，3场战斗后的第4次无功而返。博塔预期英军将停止进攻，然后再找个时间地点试试运气。可是这一次布勒铁了心要磕到底。他大概已经领悟到若每一次稍有挫折就半途而废，将永远也到不了莱迪史密斯。

2月27日战斗继续。当天西线的克龙涅全军向罗伯茨勋爵投降，这天也正是19年前马尤巴之战的纪念日。也许冥冥之中真有神力，参加过第一次布尔战争的布勒突然灵光闪现，派出巴顿少将的第6旅进入图盖拉河谷，以峡谷为掩护，赶至布尔军最左翼的彼得斯山下。趁着博塔来不及派出增援的间隙，英军沿着遍布岩石的山坡向山顶冲去。一直平庸，甚至有些胆怯的布勒又采用了一项新战术：在步兵推进的同时，炮弹也随着步兵徐徐向前发射，直至敌防御纵深。密集的弹幕可以为步兵提供非常有效的掩护。这项战术就是现代战争中大名鼎鼎的“徐进弹幕”。原理听上去很简单，技术细节则极为复杂，导致风险也大。毕竟那个时代通信和测量技术有限，要把炮弹精准射到己方运动中的步兵之前还是很难的。搞不好上一分钟的着弹点此刻就布满了自己人，必须及时调整射距。这是军事史上较早在实战中采用该战术的战例之一。“徐进弹幕”还有个缺点就是特别费弹药，好在布勒最为看重的后勤保障没有掉链子，炮弹管够。与此同时，英军第5旅也在攻击附近的铁路山。布勒这一天多线程操作，胆大心细，妙计迭出，集中兵力诸兵种协同作战，简直是战神附体，超常发挥啊！

莱迪史密斯解围战役示意图（引自Ian Knight, Colenso 1899-the Boer war in Natal）

彼得斯山的布尔民兵在如此犀利的进攻下无法坚守，开始向后方逃窜。犹如打开了环环相扣的第一个节点，英军占领彼得斯山后，整条山脊上的另外3处布尔阵地纷纷陷落。前往莱迪史密斯的大门终于叩开了！

现在就连博塔也阻止不了民兵们败退，他们甚至连城外大本营存储的粮秣弹药都来不及处理，就远远退到莱迪史密斯以北45公里的比加斯伯格（Biggarsberg）去了。打了这么久的窝囊仗，英军将领们，尤其是骑兵旅的唐纳德竭力请战，要求乘胜追击。布尔军此刻已全面崩溃，无疑是扩大战果的最好时机，然而就好像智商兴奋剂的效用耗尽，布勒恢复到“正常”水平。他制止了激动的下属，开始慢条斯理地准备盛大的入城式。

当时布尔军中有一位叫丹尼斯·雷茨（Deneys Reitz）的年轻枪手。他在后来的战争回忆录中生动描绘了布尔民团溃不成军的情形。布勒白白失去了一次更加辉煌的胜利。有趣的是，雷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第1营营长，正是当年在南非打得你死我活的那支部队。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时，刚刚17岁的丹尼斯·雷茨便报名参军，然而民团以他年纪太小为由拒绝接纳。无奈之下，雷茨只好动用关系，直接找奥兰治前总统说情。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总统又找到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开后门，最后布尔军总司令朱伯特亲自授予雷茨一支崭新的毛瑟枪和一条子弹带。这样他才有机会和兄长们并肩战斗。雷茨参加了多次重大战役，即便在最艰苦的阶段也从未离队，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战争是如何将一位大男孩变成眼神坚毅的男子汉的。战后他以独特的普通布尔民兵的视角撰写回忆录，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当天下午5点，急不可耐的两个乘骑步兵中队在休伯特·高夫（Hubert Gough）少校的率领下首先抵达莱迪史密斯。长达118天的围困就此终结，可惜胜利的代价也太大了。怀特有170名官兵在战斗中阵亡，393名平民和军事人员因病死亡；布勒则伤亡了约5000人，占其总兵力的1/6；布尔军的损失在400—500人之间。

布勒正式入城在3月3日，还享受了一次盛大的胜利游行。

虽然英军取胜，不过怀特和布勒两位将军的表现着实难以恭维。怀特坚守有功，但若是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及时撤离，便可在图盖拉河稳稳当当地防守，压根儿就不会遭遇围困的窘境，更不会从战略上限制了布勒的行动和选择。在围城之中，怀特也几乎没有给予布勒任何有效的配合。至于布勒，坐拥绝对优势兵力，一开始设计了极为大胆的进攻计划（很可能成功），不料接连收到其他战场战败的报告后又畏首畏尾，导致在前3场战斗中打得灰头土脸，从战役组织到战术调动，都不尽人意，反而成就了博塔的威名。

不管怎样，英军毕竟还是否极泰来，东西线英军在同一天取得重大胜利，转入全面反攻阶段。

怀特将军热烈欢迎刚刚抵达的高夫少校。可惜这一幕来得太迟，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战争结束？

英军在1900年2月取得的胜利彻底扭转了四处灭火的被动局面。按照传统战争的打法，罗伯茨的终极目标就是将两个布尔共和国的首都一举拿下，迫使敌国政府正式投降，从而结束战争。听起来一点毛病也没有，所有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3月1日，罗伯茨临时返回金伯利向梅休因中将面授机宜。在主力部队即将向东移动前，罗伯茨并未忘记孤悬北部的马弗京，那里依然有女王的部队在苦苦坚守。他将派出一支约2000人的偏军前去解救。尽管马弗京之围并非战争的关键，但防守英军在弹尽粮绝的困境中毫不妥协，成为英国的国家偶像。关于这场围城之战本文暂且不表。

罗伯茨返回大本营后，本想立刻开拔，然而经过半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官兵和战马都十分疲劳，所以不得不原地休整了一周。惊慌失措的布尔军也正好利用这短暂的间歇期重新稳住了阵脚。

首先要解决人事问题。奥兰治总统斯泰恩任命德韦特取代被俘的克龙涅为奥兰治布尔军总司令——就算迟到了，也总好过不来。德韦特的首要任务就是在通往布隆方丹的道路上建立一条防线。他将阵地选择在帕德伯格渡口以东仅16公里的波普拉丛林（Poplar Grove）。他的防线依托摩德河两岸的一系列小山丘构筑，长约16公里。客观地说，布尔军的防御很薄弱，既没有纵深，守军士气和数量也远逊于英军。纵然德韦特有大将之才，也很难在阵地战上翻盘了。

奥兰治总统斯泰恩（前排正中坐）。斯泰恩是奥兰治自由邦第6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他是最坚定的反英政治领导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直同布尔将军们战斗到最后。斯泰恩在开战前说过一句名言：“我宁可因保持荣誉而失去自由邦，也绝不毫无尊严地苟全。”

3月7日，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亲临最前线给民兵们打气。他刚刚抵达波普拉丛林，还没来得及嘘寒问暖就被保镖塞进大篷车一溜烟儿跑了。原来蓄精养锐后的英军拔营而起，正向此处攻来。民兵们本来就不高的斗志恐怕要降到冰点了。

英军的计划简单犀利：弗伦奇的骑兵师划一个巨大的弧线，绕到布尔军右后方攻击，一个步兵师则正面进攻敌右翼，前后夹攻下将布尔军向摩德河驱赶；河南岸早有一个师守株待兔，就等着布尔人一头撞进来；河北岸还有第三个步兵师，专门消灭企图过河逃窜的敌人，并防备可能的援军。这么好的计划，布尔人当然不配合。战斗刚刚开始，民兵们一哄而散，没有一丁点抵抗的意思。罗伯茨挖好的陷阱就这样浪费了。1个月前彪悍的布尔军还曾将英军杀得损兵折将，现在却如此不堪一击，这既令德韦特愤怒不已，读者看来也唏嘘感慨吧。但从结果来分析，布尔人进行阵地防御只会空耗有生力量，他们自发逃跑倒也歪打正着，保存了一点实力。

德韦特不甘心失败，组织了一批人于3月10日又打了一场阻击战。这一仗布尔军人数愈发少了，不过以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警察部队（相当于正规军）为中坚，布尔人反而坚守了一整天。德韦特此后大概意识到，面对具有巨大优势又熟悉了南非战场特点的英军，再如之前那样进行阵地防守是绝对行不通的。采用一种新的作战方式势在必行。

罗伯茨不会给德韦特时间去思考理论问题了。3月13日，罗伯茨勋爵不费一枪一弹，骄傲地进入不设防的布隆方丹。两天后布尔政府收到罗伯茨设定的宽宏大量的投降条款。元帅认为布尔军败局已定，且进行了英勇抵抗，其投降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生命损失，尽快恢复和平，因此完全符合西方价值观。全体布尔官兵和政府人员将无损尊严地有条件投降，只要上缴武器，宣誓效忠大英帝国，返回家园，就能得到赦免，不会遭到秋后算账。其实英军的日子此时也不好过，物资已消耗大半，牲畜战马大量死亡，痢疾和霍乱也有在军营中蔓延的态势。这都迫使罗伯茨停下脚步。

假若罗伯茨、基钦纳这些人在现今中国的知名度为1的话，那么当时在布隆方丹有一位知名度为100的超级明星，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认识，他就是福尔摩斯的助手，鼎鼎大名的“华生医生”——柯南·道尔。类似书中的华生，柯南·道尔也决心跟随心灵的指引，毅然报名参加志愿军前往南非。不过军方以他年纪太大（40岁），也没有军事经验为由，竟然拒绝了他。就在报国无门的时候，恰好有位慈善家在布隆方丹建设了一所私人医院，柯南·道尔这才以平民医生的身份在战场上救治伤员。柯南·道尔后来根据在南非的经历出版了一本《大布尔战争》，虽没有《福尔摩斯探案集》那样脍炙人口，但也是记录这场战争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英军在奥兰治停留了7周后总算恢复了元气，罗伯茨这才于5月3日率领10万英军沿铁路线两侧，浩浩荡荡向德兰士瓦挺进。当然在此期间他没有收到布尔人的投降答复。看来只有攻下比勒陀利亚老巢才能让这群桀骜不驯的农夫死心！

此时博塔已经从纳塔尔前线调回，应对这更为严重的危机。5月10日，他和德韦特合作，带领8000民兵在桑德河建立了防线。可惜罗伯茨破解这样的阵地阻击早已得心应手。弗伦奇的骑兵师再次实施大范围机动，迂回到布尔军右侧后方。为避免被包围，博塔别无选择只有主动后撤。战争从这时开始似乎摁下了加速键，英军势如破竹，布尔人败局已定。

5月16日马弗京之围得以解除。

20世纪上半叶的布尔人作家波斯曼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马弗京路》中生动描写了布尔民团全面败退时的窘迫：

那天晚上没月亮，明灭不定的星光照耀着马弗京路，路上挤满了枪支、受惊的战马和吓破胆的逃兵。惊慌失措的民兵溃逃时的马蹄声在整个草原上回荡。星光静静地照耀着一个民族灭亡的沉重场面，照着无数毛瑟枪的枪口，布尔人的毛瑟枪第一次辜负了德兰士瓦的期望。

5月24日，奥兰治自由邦亡国，不久便成为大英帝国的“奥兰治殖民地”。3天后，英军跨过德兰士瓦边境。30日，英军占领兰德金矿，并于同日进驻约翰内斯堡。6月2日，克鲁格总统及其政府离开比勒陀利亚，在葡属东非建立了短命的流亡政府。5日，罗伯茨兵不血刃，将比勒陀利亚纳入囊中。

就在英军主力高歌猛进时，东线的布勒依然慢慢悠悠，不敢有半分冒进。莱迪史密斯解围后，布尔军主力部队损失其实并不大，仍旧有1.6万人和30门火炮。他们看准了布勒过于谨慎，便将一半兵力调往布隆方丹方向应急。这倒不是布勒胆小如鼠，不负责任地给西线增加压力，而是来自罗伯茨的命令。可能勋爵认为除了信得过自己，手下的战区指挥官着实不可靠，万一再如“血色星期天”那样，明明是大好局面，在基钦纳的指挥下反而损失惨重，岂非得不偿失？何况布勒还不如基钦纳呢！

近卫掷弹兵团的官兵在行军途中休息。从布隆方丹到比勒陀利亚，英军长途奔袭1个月，彻底击溃了布尔军的有效抵抗

在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布勒终于还是向前推进了，于5月17日抵达新堡，再往前就是德拉肯斯山脉。正是在那儿布尔人取得了令英国人耿耿于怀的郎峡和马尤巴之战的胜利，那儿也是他们抵御英军最有利的天然屏障。6月2日，布勒同布尔军指挥官博塔举行了一次见面会。这位博塔叫“克里斯蒂安”，其实是路易斯·博塔的弟弟。这可不是裙带关系，布尔人本来就有“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的传统，同一个民团中彼此不是亲朋就是邻友。不过，想要当指挥官，实力比关系远为重要。

英军在约翰内斯堡政府大楼前升旗

布勒提议继续战斗已经没有意义了，希望对方放下武器。克里斯蒂安则表示要请示德兰士瓦政府。双方同意休战3天。这一天正是克鲁格总统逃离首都的时刻。即便大势已去，他仍然指示前线拒绝任何和平协议。英军在6月7日晚将重炮拉上马尤巴山周边的两处山顶，次日黎明便开始攻击。郎峡山口在现代化火炮的猛轰下难以防守，更何况布尔人早就军心涣散，都急着回家看望老婆孩子和自家农场。英军以伤亡15人的微小代价于12日便轻松击溃了布尔守军，翻越德拉肯斯山脉，进入德兰士瓦，同时也修好了穿越山脉的铁路隧道，确保物资运输通畅。

6月19日，英军向比勒陀利亚以东30公里的钻石山（Diamond Hill）发起进攻，布尔人在这里构筑了一道防线。不过务实的博塔将军趁黑撤退了，因为已经突破德拉肯斯山脉的布勒军威胁到了后方。7月4日，布勒和罗伯茨终于会师。两人乐观估计，只要最多2或3个月，便能消灭残余的布尔军，彻底结束战争。英军下一步自然是追赶败军，向葡萄牙的东非殖民地边境进发，将窝藏在那里的布尔流亡政府彻底赶进印度洋。

英军正将一门舰炮拖上山顶

局势看起来确实如英军所料，博塔节节败退，克鲁格在葡属东非也很难立足，被迫于9月11日搭乘一艘荷兰军舰远赴欧洲寻求帮助，同时沙尔克·伯格（Schalk Burger）被任命为德兰士瓦代理总统。克鲁格的目标就是在保留共和国独立的前提下，寻求一个体面的和平协定。罗伯茨则很快又为英国增加了一块“德兰士瓦皇家殖民地”[15]来回应克鲁格的无用之功。

现在很多布尔民兵放弃了保卫国家的最后防线。作为自由民，他们已经乃至超额完成了对国家和军队的责任，不应被责备。如今国虽破，家犹在。英国人尽管是入侵者，好歹碍于双方都是“白人绅士”，还不会像对待黑人那样放火劫掠，滥杀无辜，自己家的小日子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然而谁也没想到，战争陡然转变方向，双方将撕下“文明人”的面具，以另一种更加凶残、血腥的方式继续战斗，直到布尔人不仅亡国，还要灭种的可怕地步。

《英雄进行曲》封面。1900年英国发行的唱片，献给罗伯茨和基钦纳

新战争开始

布尔军固然有方方面面的优点，不过当英军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后，非正规军的缺点也显露无遗：关键时刻攻不克，守不住，跑不快。战争初期，他们包围了3座城市，除了浪费机动兵力在城外干耗，毫无进展。到了1900年2月，布尔军原本屡次重创敌军的阵地防御在罗伯茨的重炮轰击和骑兵包抄战术下也彻底失效。撤退时又舍不得宝贵的大炮和瓶瓶罐罐，反而被英军包围消灭。如果是老一代偏保守的将军们还掌权的话，战争也许就在这一刻止步。在传统战争模式下，堂堂正正地英勇战斗后，因实力不济而败北投降，依然不失尊严。可是随着克龙涅被俘和朱伯特将军在3月27日去世，以德韦特和博塔为代表的少壮派接管了指挥权。他们不甘心失败，决心利用现有的资源继续抵抗下去。当然再也不能用老办法了。怎么办？答案呼之欲出：游击战！

说起游击战，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不会陌生。这大概是弱小一方对抗强大势力的本能反应。人类最早的有记录的游击战也许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2300年的阿卡德帝国。帝国军队征服了两河流域的广袤领土。他们为何如此强大尚不得而知，有考古学家推测可能阿卡德人拥有强劲的复合弓和青铜箭镞，简直就是当时的毛瑟步枪和无烟火药。然而史上第一个帝国在周边多个山地民族的叛乱中灭亡。起义者的作战形式正是游击战。此后人类4000年的军事历史，就是各种游击战和反游击战的集锦。从亚述到罗马，从比利牛斯山到安第斯山，从印第安勇士到阿萨辛刺客，从正义的人民战争到邪恶的恐怖主义，游击战的花样层出不穷。可能每一次游击战斗都是小规模的袭扰，没有任何决定性意义，也远远比不上正规军大决战那样精彩纷呈，但无数场小战斗汇聚起来，便可能形成改变战争进程的伟大力量。

游击战也是一把双刃剑，气急败坏的敌人会更加疯狂地通过“焦土战略”来破坏游击队的补给，打击队员的士气，从而必然给平民带来灾祸。那么是否应该进行游击战？游击战的强度和作战边界在哪里？如何划分游击战士和平民的角色？这些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和伦理问题。布尔民兵进行的游击战到底值不值得，是否有意义，也许读者在读完本文后自有思考和判断吧。

3月13日布隆方丹陷落后，德韦特让手下官兵回去“休息”。一来英军正在休整，暂时不会发动新的攻势；二来民兵们已经离家快半年了，不让他们回去看看实在不合人情；还有第三个原因德韦特没明说，其实就是在暗示那些不想再战斗的人就别回来了，给他们一个体面离队的机会。游击战不在于兵力多寡，而是取决于部队的战斗意志有多顽强。以后的战争将会越来越艰苦，越来越残酷，只有剔掉皮毛和肥肉后，剩下的才都是真正的骨干。

此外布尔军高层还达成一项重要共识：放弃几十代布尔人习惯的大篷车队。牛车既可用来大规模运输物资，也能作为临时防御工事，因此不论在布尔先驱的大迁徙中，还是在与南非土著的拼死搏杀中，牛车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更是成为布尔人的民族象征和精神寄托。然而在现代化的火炮面前，走得慢、目标大的车队已不再适合新的战争形式了。布尔民兵将丢弃大车，骑马快速机动，只携带少量物资作战，利用遍布大草原的布尔农场进行休整和补给。正春风得意的罗伯茨很快就要尝到苦头了。

1900年3月30日，德韦特探听到一支2000人左右、编制混杂的英军正驻防在布隆方丹以东23英里（约37公里）的桑纳据点（Sanna's Post）。此处还有一座为布隆方丹供水的自来水厂。德韦特拼凑的队伍人数比英军还少。他将1150人交给弟弟皮特——很不幸，这两兄弟不久后将成为死敌——指挥，攻击据点内的敌人，自己则率领剩下的350人埋伏在据点外的摩德河峡谷内。31日黎明前，皮特将火炮拖上一处高地后开始炮击据点。不出德韦特所料，英军压根儿没想到本来被赶出布隆方丹的布尔人胆敢如此深入来偷袭，顿时陷入混乱。英军指挥官布罗德伍德（Broadwood）准将情急之中不待查明敌情，便命令队伍在日出后向布隆方丹撤退。

由平民驾驶的大车首先出来了。这时一名叫伯纳姆（Burnham）的英军侦察兵在包围圈外发现了危险，便掏出一块红色的丝绸手帕在马上拼命地摇晃。可惜英军急急忙忙出发，没有配置前卫部队，平民又只顾赶快逃跑，错过了警报。伯纳姆则很快被布尔人发现俘获。

桑纳之战示意图（此图是战后在德韦特亲自指导下绘制的）

车队就这样排成长蛇阵走下河谷，迎头撞上德韦特的部队。布尔民兵勒令车夫们不得发声，否则会被射杀。紧跟在后面的英军不明就里，在一片“举起手来”的喝令声中，200多人糊里糊涂被缴了械。德韦特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免尖刻地形容“高举的双手好似一片森林”。这里的300多名布尔民兵俘虏了200名英军，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纷纷跑过来问德韦特：“我该把步枪放在哪儿，将军？这些马怎么办？”德韦特事后不无遗憾地写道：“如果我的人能够自己动动脑筋，把缴获的步枪直接扔到河岸下，战果本来可以更大些。”

现在罗德伍德总算发觉前面也有伏兵了，便命令全体转向到附近的小火车站寻找掩护。在枪林弹雨中，大车、公牛、大炮挤作一团，黑人车夫不是中弹身亡就是弃车逃命。英军果然训练有素，虽然场面看上去失控，其实建制不乱，边打边退，甚至还架起大炮反击。这里毕竟是英军的后方，附近一支3万人的部队紧急驰援，最近距离布尔民兵只有20英里（约32公里）之遥。德韦特绝不恋战见好就收，带着428名战俘、7门野战炮和117辆大车扬长而去。

此役英军还伤亡350人，布尔军的损失只有微不足道的3人，另有5人受伤。更糟糕的是，布隆方丹因失去洁净水源供应而加剧了痢疾和霍乱流行，所以桑纳之战又间接导致了2000名英军病亡。这场战斗的辉煌胜利没能阻止英军正面战场的势头，但是证明布尔军的新战术是非常有效的，它也是现代战争史上的第一场大规模游击战斗。

猎杀德韦特

虽然英军从理论上占领了两个布尔共和国全境，虽然大部分布尔民兵解甲归田，虽然所有人——上到议院的政客，下到伦敦的平头百姓都认为和平就要到来，但英军的实际控制可谓漏洞百出。除防备严密的城镇之外，在4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依然有大约2.5万名布尔人继续战斗。以德韦特、博塔、德拉瑞为代表的指挥官们再也不会跟英国人正面对抗。他们神出鬼没，不断袭击英军脆弱的补给线和电报线路，令敌人防不胜防。

德韦特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军事训练，是一名天生的游击战大师

此刻罗伯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同时采取两种应对手段。首先是釜底抽薪之计，在继续告诫民兵们上缴武器便可获得特赦的同时，于6月中旬发布了一道更为严厉和残酷的命令——战火终于烧到了平民的家中。其次则是军事压迫，整个6、7月间，英军全线压上，希望迫使布尔军向东不断退却至巴苏陀兰边境，再将其聚歼。

1900年7月，奥兰治政府、总统斯泰恩和大部分尚存的民兵在一处名为布兰德沃特盆地（Brandwater Basin）的地方集结。刚刚升任第10师师长的阿奇博尔德·亨特（Archibald Hunter）不愧是名“猎手”，一路追杀，竟然成功包围了这支大军。7月15日，德韦特将全军分为3队，各自突围。他自己带着总统、政府官员和1500名官兵从包围圈中溜了出去，剩下超过4000名民兵就没这么好运了，他们坚持到30日后投降。奥兰治民团仅剩的8000多人就这样又少了一半。

逃出生天的德韦特率领高机动性的乘骑步兵，在5万英军的围追堵截下，仍将打得风生水起。当几路英军合围他时，对地形了如指掌的德韦特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首先朝一个方向前进，诱使一支英军跟着运动，从而掌握其兵力和部署情况，到了晚上，德韦特就会撤离阵地，从这支英军和其他尚未合拢的敌军的缝隙中跳出包围。有一次德韦特正在渡过瓦尔河时被敌人的骑兵追上，好在突然来了一阵风暴，他才勉勉强强摆脱困境。

11月初，德韦特和斯泰恩总统在道恩克拉尔（Doornkraal）农庄再次会合，现在他们身边只剩下不到800人了。两人在这次会晤中决定离开奥兰治，向西进入开普殖民地发动攻击。其优点有二：一来可以摆脱正在奥兰治穷追不舍的英军，在敌人军事力量空虚的大后方一展拳脚；二来可以试着煽动开普地区的布尔人反叛。就在他们做出这项战略决策的同时，英军也发现了游击队踪迹，尾随而来。如今英国人的作战技巧也越来越高明了。他们迅猛突击，打得游击队措手不及，进入农庄后英军还装上了刺刀。布尔民兵本质上就是一群农夫，枪法没得说，却从未接受过近战训练，面对寒光闪闪的刺刀，顿时丧失了勇气，举起白旗投降。但是德韦特竟然奇迹般地又跑了。两周后他卷土重来，再次开始袭击英军的前哨站。简直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啊！

1901年年初，德韦特率领3000人第二次入侵开普。气急败坏的基钦纳只好从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抽出1.4万人，组成12支机动部队赶到开普救急。当时大雨滂沱，德韦特的骑兵行动受到极大制约，而且也未能在当地征召到足够的新兵，因此没能取得预想中的战果，不得不遗憾地返回奥兰治。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德韦特继续攻击运输车队，破坏铁路线，切断电报线路。从1900年7月开始，逼得英军前前后后发起3次大规模“猎杀德韦特行动”，都无功而返。这位游击大神一直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作为奥兰治政府代表在和平协议上签字。

德韦特的弟弟皮特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在1900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被俘后向英国人投降。基钦纳将这位高价值的“投诚者”送到开普敦，以展示反游击战取得的战果。开普的布尔同胞对这位前游击英雄冷眼旁观。接着很多叛变的“布奸”公开向他们的兄弟们喊话，呼吁停止抵抗，避免国家和家人遭受更大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的理由并非没有根据。布尔军事法庭将所有与英国人合作的叛徒判处死刑。有一个投降者来到德韦特的大营劝降，不料被鞭打一顿后遭直接射杀。英国人杀叛徒也毫不手软。参加了布尔军的吉迪恩·舍佩斯（Gideon Scheepers）被军事法庭认定为开普叛乱分子，以谋杀、纵火和虐待战俘罪判处死刑。谋杀和虐待姑且不论，就纵火这一条，只怕英军从总司令到列兵，几乎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干系。

活跃在铁路线附近，打击英军交通补给线的布尔民兵

这时英军大大增加了对情报工作的重视。于是皮特转职为英军侦察兵，为昔日的死敌提供情报。这些叛徒和为英国人服务的黑人土著熟悉地形，知晓游击队的战术和习惯，往往带来致命的打击。德韦特对这样的行径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他后来回忆道：“如果没有这些叛徒和黑人的话，无论如何战况也会有转机。”

游击战的艰苦绝非常人所能想象。游击队员们放弃了早期布尔军队依赖的大篷车，仅凭一人一骑、一枪一袋在大草原上驰骋。刚开始补给获得还比较方便，毕竟遍布奥兰治和德兰士瓦的布尔农场十分乐意为子弟兵提供帮助。可是当英军采取焦土政策，并强迫布尔平民离开家园集中住进所谓的“难民营”后，游击队的生存环境愈来愈恶劣了。武器、弹药、服装都得不到补给，他们几乎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雷茨在回忆录中写道：

德韦特成为布尔战争的偶像，还有专门纪念他的明信片

我的外套破破烂烂，裤子满是破洞，更别提衬衫、内衣这些衣服了。夜间我只能披着破毛毯露宿……后来我找到一条装谷物的麻袋，便挖了个洞从头上套下来，然后在两个底角也各挖一个洞，可以伸出手臂。如此，一件颇过得去的大衣就做成了。大家一开始还取笑我，后来队伍再次路过一座谷场时，麻袋被一抢而空。我的大衣样式也流行起来。

一名正在休息的布尔战士。他穿着卡其裤和外套，肩上挎着子弹带，戴软边帽，还俏皮地将一边翻起来。第一句话是胡诌的，此人其实来自英国本土的帝国义勇军第37（白金汉郡）连。随着战争进入游击阶段，英国志愿军人采取更适合南非特点的布尔传统装扮；反之布尔民兵因缺乏补给，不得不扒下英军俘虏的制服来替换破衣烂衫。双方的装束反而越来越相近了，乍一看确实难以分辨

如此窘境逼迫布尔人不得不从英军身上打主意。游击队抓获英军战俘后，一般会就地放掉（也没地方关押），不过俘虏离开前必须将武器和军服统统留下。布尔人甚至还从死人身上扒衣服。这种“野蛮”的行径令英军非常恼火，宣布只要捉住穿英军制服的布尔人，立即枪毙。到这个阶段，布尔民兵就连毛瑟枪也因缺乏弹药或损坏而不能使用了，只好捡英军的李-恩菲尔德步枪替代。布尔共和国没有签署《海牙公约》，所以民兵们在站岗放哨或无聊的时候喜欢在扁平的石头上打磨子弹头，直至磨穿钢弹外壳，将里面的铅弹芯暴露出来，从而变成极具杀伤力的“达姆弹”。达姆弹正是首先由英国在印度达姆兵工厂发明生产的，不过其太不人道而被国际禁止，英国也是禁用达姆弹的签约国。“现在是战争时期，上帝会原谅这种小事的。”布尔民兵会这样自我辩解。他们的上帝不在意“小小”的恶行，英国人却非常介意。只要在战俘口袋中搜出手工达姆弹，英军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枪决。

德拉瑞将军是堑壕战的先驱，同时也是游击战的好手。能够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形式运用得炉火纯青，也确实是军事天才了。1902年3月，就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德拉瑞击溃了一支由梅休因中将率领的英军。不论是阵地战还是运动战，这个略逊一筹的英军高官都是德拉瑞的手下败将。德拉瑞俘虏了受伤的梅休因，不顾部下的反对，将梅休因送到英军医院治疗。布尔军事法庭因放走了如此重要的战俘而差点判处德拉瑞有罪。好在梅休因保证不再重返战场，才使得法庭放了德拉瑞一马。在双方都杀红眼的时刻，德拉瑞还能有如此侠肝义胆，着实令人钦佩。战后德拉瑞投入政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尔人内部对于是否应该起兵反叛而发生分裂。德拉瑞徘徊在两派之间，但很多支持德国的布尔人希望他站出来领导叛乱。1914年9月15日，德拉瑞乘坐的汽车因拒绝停车检查而遭到执勤警察射击。战争英雄竟然就这样不明不白身亡。此事件到底是意外还是阴谋，尚无定论

物质上的匮乏倒还是其次，精神上的无望才是最可怕的。面对无比强大的敌人，这场看不到希望的战争还有坚守的意义吗？游击队不被消灭，即是胜利；正规军不能全胜，就是失败。布尔民兵只能将战争尽量拖延下去。如果运气好，可能等来国际变局，要么寄希望于英国不堪忍受巨大的损失而停战。这就是双方意志的血拼。

除了德韦特外，其他布尔军指挥官造成的麻烦也够英军头疼了。12月13日，德拉瑞和一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指挥官扬·克里斯汀·史沫资（Jan Christian Smuts），在距离比勒陀利亚仅仅40英里（64公里）的诺伊吉加德特（Nooitgedacht）成功袭击了一支1500人的英军部队，毙伤敌军300多人，俘虏300多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

1900年12月，罗伯茨元帅受命返回英国，担任陆军总司令，将南非地区最高司令官的荣誉和烧杀抢掠的恶名一同交给了基钦纳。临行前，罗伯茨高调宣称布尔游击队只是小股“匪徒”，战争已经告一段落。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溘然长辞，享年82岁。这位伟大的女王总算及时收到战争“胜利”的消息，可以安然离世了。然而她万万想不到，布尔战争不仅远未了结，在后世历史学家看来更是成为大英帝国的国运分水岭，日不落帝国的太阳从此开始渐渐西沉。

基钦纳的毒计

进入游击战阶段后，英军再按正规战的方式作战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游击队会等着不动来正面硬碰，而且还找不到，找到了也追不上，追上了还容易溜走，溜走了就继续破坏，等英军赶到事发现场，布尔民兵又不见了。如此循环往复，就跟身上的虱子一样，打不胜打，烦不胜烦。对付游击队，不需要什么奇谋妙略，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严密推算，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来精密设计，当然还要用理性的决绝来冷酷实施。

基钦纳在“血色星期天”的表现证明他不一定是罗伯茨那样的天才战场指挥官，但他一开始从军就是从工程兵起家，既善于爆破，也长于建设，是优秀的参谋型将领。这种特质用来对付游击战正好“专业对口”。基钦纳的战略概括起来就三个词：破坏、封锁和扫荡。

早在1900年6月，罗伯茨元帅其实就已经下令烧毁布尔农庄。不过当时的破坏范围只限于给游击队提供支援或游击队员本人的农场。当这种手段还不足以遏制布尔游击队的猖獗活动后，基钦纳决定将范围扩大到英国军队经过地区的所有农场——无论是否与游击队有过关系。布尔人的牲畜被就地屠杀或夺走，存储粮食的仓库和房屋一焚了之。

英军的基层官兵十分享受这种不需要承担罪责的打砸抢运动。他们打劫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一种娱乐，比如砸烂家具，往贵重的钢琴上扔石头，甚至出现穿上女主人的衣服在废墟前面跳舞这样黑色荒诞的场景。的确，人性的恶在没有限制，乃至在受到高层鼓励的情况下，很容易传染、扩大。好在英国人还算是有底线的，一般不会杀害或强奸平民。出现个别枪杀黑人的情况，也送至军事法庭审判，并执行死刑。

这种无差别的釜底抽薪之策彻底断绝了布尔民兵的补给渠道、情报来源和休整基地，使之如孤魂野鬼一样在大草原上永不停息地流浪，再无安身之地。在这片诅咒之地上，有3万多个农场被焚毁，360万头牲畜被宰杀。高效率的英军一天甚至能干掉10多座受害目标。反之，布尔游击队在“捉迷藏”的间隙也忙着放火，不过是那些投降者的农庄。双方都下狠手，布尔人的经济遭到系统性毁灭打击，普通老百姓的抵抗意志被大幅削弱，真是一箭三雕的缺德毒计啊！

毁了农场还不算，人也得控制起来。英国人将大量被俘或投降的布尔民兵直接送到位于印度、百慕大、锡兰等地的海外战俘营关押，以绝后患。留在家园的非战斗人员——也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了——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资料，若置之不理一定会导致人道灾难。英国好歹还是以文明人自居，表面工作还得做，便建立了50多座难民营容纳这些布尔难民。这些所谓的“难民营”后来有个更加臭名昭著的名称——集中营。据统计，集中营先后关押了13.6万布尔平民和8万在农场工作的黑人。那里生活条件恶劣，物资短缺，疾病流行，死亡率极高。至战争结束，共有4177名妇女、22074名16岁以下儿童和1676名男子（主要是老人）死亡。布尔共和国在战前一共也才40多万人口，如今一下子就失去2万多儿童，已经到了灭种的边缘。没有证据显示这是英国人有意为之，只是他们懒得管理，任由布尔人自生自灭罢了。当然这丝毫不能减轻基钦纳的罪过。

基钦纳的第二招就是“封锁”。碉堡和铁丝网无疑是黄金搭档。早期碉堡简直是精品工程：用巨石修筑，上下多层，四面形成棱堡结构，配有机枪。如此坚固、火力强劲的碉堡好则好矣，但的确太贵，修建速度也很慢。对于高级工程师基钦纳而言，显然费效比太高，于是主持研发了二代降级产品。

一位营养不良、濒临死亡的布尔儿童。如果不加说明，如此人间惨剧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纳粹德国的罪行铁证，然而这就是高擎文明大旗的大英帝国的真实面目

要取得封锁成果，仅仅在战略要点或铁路线关键节点修筑碉堡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大量建造，形成网络体系，才可能最大程度限制游击队运动。只要布尔人“游”不动，就“击”不起来，最后必然“战”败。

新式碉堡看上去就简陋多了。主体结构为圆柱形，采用瓦伦钢板搭建，侧面留有射击孔，屋顶为铁皮，四面垒砌石块。这种冬冷夏热、不舒适不耐用的碉堡，便宜自不必说，经过训练的施工队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建造，可谓多快好省。碉堡外还有一圈壕沟和陷阱提供额外防护，间距最近还不到1公里，之间亦用铁丝网连接，上面挂满了容易发出噪音的铁罐。每个碉堡编制为7人，其中1人为低级士官。看起来人少，不过布尔游击队没有重武器，步枪子弹很难伤及碉堡内的英军，而且一旦引发战斗吸住游击队，周围英军可以迅速增援，正中基钦纳下怀。因此布尔军很少强攻碉堡，而是采取从碉堡之间剪断铁丝网的方式穿过封锁线。于是英军又大量招募黑人担任巡逻队，他们自己则躲在安全的掩体后面百无聊赖。

一俟封锁网建成，基钦纳便组织1.4万人的机动部队和58门火炮开始大规模扫荡。这一次行动不是靠迅猛突击或快速包围，而是耐心和细致。占绝对优势兵力的英军一边放火，一边前进，一片区域一片区域地清理，将游击队步步紧逼到碉堡和铁丝网附近，企图把他们变成瓮中之鳖。由于布尔人的超高机动性，传统步兵的用处已经不大了，乘骑步兵开始成为此阶段的主角，更多善于骑马的海外殖民地士兵和南非本地志愿兵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第一代碉堡就是大草原上坚不可摧的要塞

二代碉堡虽然其貌不扬，却让布尔民兵举步维艰

第122号碉堡，艾塞克斯团第3营（羊毛绣品）。虽然比较粗糙，但大致可以看到碉堡的构成包括主体建筑、壕沟和铁丝网

英军以铁路线为轴，向梳子一样将德兰士瓦清理了一遍，直到纳塔尔边界。一些侥幸逃出包围圈和封锁线的布尔游击队员则呆呆地望着原本生机勃勃的草原变成一片焦土，家人不知所踪，然而他们来不及过多伤心，因为冬天就要来临，必须尽快补充食物、衣被和弹药。与此同时，很多人都在思索，还要不要再这样打下去。

第二次布尔战争是一场现代“全民战争”或“总体战”。倾全国之力固然可以大大提升军事实力，但也会扩大战争规模，将平民拖入战争深渊。小国对抗大国，使用“全民战争”不是为了取得绝对意义上的胜利，而是让敌国在核算收益成本后自行退出。可是英国之所以要将战争打到底，不仅仅是为了利益，还为了维持整个帝国体系。这种情况下，缺少战略纵深、人口规模小、没有军事同盟、等不来国际变局的布尔人，必败无疑。他们越坚持战斗，损失就越大，就越得不偿失。因此从已知结果判断，布尔人的明智选择应该是“停战”。

基钦纳主持构建的碉堡网（1901年6月—1902年5月）（引自Gregory Fremont-Barnes, Essential Histories The Boer War 1899-1902）。总计近8000座碉堡形成约6000公里长的碉堡网络，超过5万名官兵在里面驻防。很多碉堡至今还散布在南非各处，成为当地的景观

当然笔者绝非宣扬投降主义，恰恰相反，历史一再证明“全民战争”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尤其是对于各个方面都是“大国”的国家而言，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获胜。

史沫资的远征

经历了近一年的游击战争，面对巨大的损失，布尔领袖们也开始动摇了。就算勇敢的民兵们能够忍饥挨饿，穿着乞丐一样的衣服坚持战斗，他们却不能无视家园被毁和所爱的人遭受苦难。德兰士瓦政府官员们流露出停止抵抗的念头，却遭到奥兰治总统斯泰恩的强烈反对，德韦特、德拉瑞、博塔等一批悍将也说服了德兰士瓦代理总统伯格不要放弃，定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为了破解步步紧逼的英军攻势，1901年6月，布尔领导人决定再次对英军自以为安全的大后方发起主动进攻，以吸引基钦纳将注意力从北方战线转移到南部，缓解活跃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游击队的压力。博塔负责入侵纳塔尔和祖鲁地，而攻击更遥远的开普殖民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律师。之前布尔军曾多次入侵开普，企图鼓动当地布尔人起义，但并不成功。多支游击队最终被英军消灭，就连德韦特也无功而返，仅以身免。可是史沫资信心满满，在这次本来毫无希望的、几乎自杀性的行动中大发神威，出人意料地给予英军沉重打击。

扬·史沫资于1870年生于开普殖民地内的一座传统布尔农场，此时才刚刚31岁。少年时代的史沫资成绩非常优异，并获得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本来有机会留在英国，不过他还是决定回南非发展自己的事业。战前史沫资正担任德兰士瓦检察官一职，后协助克鲁格总统处理宣传、外交、后勤、联络等工作，其实就是政府高级文官，坐在办公桌后面才符合他的原设。然而人才就是人才，史沫资拿起步枪，骑上骏马，表现同样出色，在游击战阶段更是屡建战功，这才被委以重任。他之后那种深入虎穴、千里奔袭的狠劲，简直就是南非版弃笔从戎的班固啊！

虽然史沫资的正式头衔中有“将军”二字，其实远征开普的兵力只有区区350人（另有数目不详的黑人仆从）。由于这是长途无后方行动，机动性是关键，因此史沫资彻底放弃了轮式大篷车，每人除战马外，另配有一匹驮马，其全部作战、生存物资都由驮马携带。

7月中旬，史沫资游击队在摆脱奥兰治英军的围追堵截后跨过瓦尔河，8月底抵达开普殖民地边境线。虽然他们多次成功穿越封锁线，但也损失了约10%的战斗力和几十匹战马。此时英军已经控制了奥兰治河上的所有主要渡口，史沫资只好在巴苏陀人（Basotho）的地盘上过河。鉴于布尔人都是种族主义者，顽固维持奴隶制度，所以一般而言，南非黑人对布尔人均持敌视态度，尽管另一方的英国也就好那么一点点。9月3日，史沫资渡河过程中遭遇拿着长矛和老式步枪的巴苏陀人的攻击，伤亡10人后才勉勉强强脱离战场。不管怎样，游击队总算进入东开普境内了。

随着布尔民兵入侵的消息传开，开普所有主要干道和铁路沿线都被英军严密控制，机动追击部队也组建起来，四处搜寻，一有史沫资的动向就蜂拥而至，誓将其一网打尽。这位身处绝境的布尔将军可谓险情不断。一次他和其他3名队员突前侦察时与英军巡逻队不期而遇，战斗后仅史沫资一人生还。在风暴山地区，游击队已经被包围，万幸当地一个农场主指点他们通过一处偏僻陡峭的山口才顺利大逃亡。他们有时在晚上行动，一天可行军30—40英里（48—64公里），只有确信周围暂时没有英军靠近后，才敢抓紧时间休息。此时南非虽已入春，不过气候仍然严寒，不时还有冷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令游击队员苦不堪言。

史沫资手上没有足够的药品，那些在战斗中受伤的战士要么咬紧牙关跟着队伍，要么只能留给英国人去俘虏。至少英军还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不会见死不救。年轻的丹尼斯·雷茨也参加了这次远征行动，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战斗之艰苦。

布尔人确实是战斗种族。就算本职是舞文弄墨的律师，史沫资也面露杀气

史沫资渡过奥兰治河后，英军重新调整了部署。主要由殖民地部队组成的追击兵团在格雷厄姆·戈林奇（Graham Gorringe）中校的指挥下紧追不舍；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中校的第17枪骑兵团从风暴山乘火车，在9月15日抵达塔卡斯塔德镇（Tarkastad），沿埃兰兹河（Elands River）设置了长达9英里（14.5公里）的防线，就等着史沫资撞南墙。骑兵团以中队为单位，散布在游击队可能渡河的点附近，其中C中队驻防在莫德方丹农场（Modderfontein Farm），指挥官是桑德曼（Sandeman）上尉。

春雨一直断断续续地下，到17日清晨，莫德方丹农场大雾弥漫，能见度极差。桑德曼派出两支侦察队进入附近的小山中，试图搜寻游击队的踪迹，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布尔人的侦察小队碰巧从另一方向逼近农场。一个当地的年轻人扬·科泽尔（Jan Coetzer）匆匆忙忙拦住民兵，警告他们英军就在附近。侦察队立刻回去向史沫资报告险情。史沫资原本想故技重施，趁着还未被发现，就近强渡埃兰兹河，可是他思索片刻后收回命令。雷茨听见他说：“如果拿不到那些马和弹药补给，我们就完蛋了！”

杀气腾腾的布尔战士

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攻击时机。长时间行军和战斗导致史沫资手下只剩250人了。大家人困马乏，伤病累累，甚至不少人的马都死了，只能徒步。不过史沫资也有优势，就是桑德曼上尉暂时丝毫没有发觉敌人已经逼近，正好打个措手不及。于是布尔人分成了4支小队，其中3支由状态最好的民兵组成，每队15—20人，负责进攻；史沫资本人率领剩下的民兵——除伤兵外，能直接作战的约有60人——跟在后面，根据战况随时提供支援。

午后，桑德曼又派出一支巡逻队。英军现在极为谨慎，桑德曼也没有任何侥幸心理，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巡逻队在途中看见有一群穿着英军制服的人马从一片灌木丛出来。队长拉塞尔（Russell）少尉立刻高呼：“不要开火，我们是第17枪骑兵团的。”

对方二话不说，举起步枪就一阵猛射。英军顿时倒下一大片，剩下的人纷纷掉头逃命。布尔民兵也跳下马，扔下手中锈迹斑斑的步枪，从尸体上捡起李-恩菲尔德步枪和子弹带，然后又迅速上马追击。这种事情并非首次发生。虽然布尔民兵只是为了穿一件完好的衣服，未必有意冒充英军而偷袭占便宜，却显然违背了当时西方普遍接受的战争准则。好些英军中的非正规部队吃了亏或听说了传闻后比较冲动，只要看到对面来人，即使是穿着英军制服，也抢先开枪，这又导致很多误伤事件。所以拉塞尔少尉才首先自报家门，不巧碰上了真敌人。深受其害的英军对此极为厌恶，抓住这样的布尔民兵格杀勿论。

布尔民兵一口气追到了英军大营跟前，就像捅了一个蜂窝，里面的英军乱哄哄跑出帐篷。军官大声下达命令，士兵们各自散开寻找隐蔽位置开始反击。这是一次近距离的枪战，双方都不缺乏勇气，只是布尔人的战斗经验和作战技巧更胜一筹。

雷茨在战斗中发现数十米外有个英军中尉两次从掩体中站起来朝他开枪，但都射失无果。雷茨已经是久经战阵的老手了，早就看出中尉的意图，在其第二次开枪时，也立马开火。英军子弹擦着他的太阳穴而过的同时，对面的中尉应声倒地，不久又满脸鲜血地站起来继续瞄准。雷茨一瞬间犹豫该怎么办，另一个民兵旋即一枪击中中尉的头。事后雷茨才知道此人叫谢里丹（Sheridan），是丘吉尔的一位表亲。

这时游击队突然发现有一支英军从北面过来。史沫资不知道他们是追击部队的先锋，还是不明就里的小股英军，最后决定冒险继续攻击莫德方丹农场。好在他们是第17枪骑兵团A中队的巡逻兵，听到枪声后从邻近的驻地赶过来查看情况而已，不是大规模部队。

防御雷茨小队的那一部分英军渐渐力不能支，只剩下不到15个人还在战斗。布尔民兵彼此简单商量了一下后，一人突然发出信号，所有人一拥而上。英军没想到敌人如此不要命，猝不及防下全体投降。这次急促突击非常迅速，双方都没来得及开枪就结束了。前文多次描述了布尔民兵并不善于，乃至有意回避近战。这个弱点导致一旦英军成功逼近，他们很可能不顾大局，放弃阵地后撤；而现在的游击队员们显然已经脱胎换骨，在保持高超战斗力的同时，其战斗意志更加决绝。从这里开始，笔者就应该摒弃听起来很弱的“民兵”一词，把“Commando”直译为“突击队员”了。他们是真正的精英战士。

营地内其他防御者还没来得及明白情况，就看见一大群布尔人从身后冲进营地，顿时作鸟兽散。一些人逃进附近的荆棘树林，另一些人直接扔掉武器投降。战斗似乎应该结束了。不过桑德曼和少数几个战友仍躲在牛栏后面，在游击队的交叉火力下继续负隅顽抗，到下午1点左右才终于投降。C中队除一小部分突围，大部分营地的幸存者都成为俘虏。A中队的巡逻队人数很少，只得远远开了几枪后就匆匆返回呼叫增援。

这场战斗持续不到1小时，算是非常迅速了，但英军大部队肯定很快就会赶来，所以留给突击队员打扫战场的时间依然很紧张。他们洗劫了英军营地，拿走一切能带走的物资。雷茨在英军俘虏中发现一位受伤中尉——乔治·维维安（George Vivian，第4代维维安男爵）。他特意指着一间小帐篷，建议雷茨到里面搜搜。雷茨此时还穿着自己发明的滑稽麻袋衣，一点儿也没犹豫，立即冲进帐篷，出来后已换了身崭新的行头。这当然不是维维安贪生怕死，故意资敌，而是勇士对勇士的惺惺相惜吧。40多年后雷茨担任南非驻英国高级专员时，有一位神秘的客人来拜访他。客人的礼物是一支破旧的毛瑟枪，枪托上还刻着雷茨的名字，正是当年他在埃兰兹河丢弃的武器。原来客人就是维维安男爵。战争固然残酷，敌对双方的绅士风度依然不减，倒也平添一丝难得的温馨。

第二次布尔战争流程图（引自Ian Knight, Boer Guerrilla Versus British Mounted Soldier）

1. 1899年10月：经过多年紧张局势后，德兰士瓦共和国对集结在南非的英国军队首先发起攻击。朱伯特率领布尔军主力穿越郎峡山口，直抵纳塔尔。他扫除了纳塔尔北部的英军后，包围了莱迪史密斯。布尔军也同时威胁到盛产钻石的西部城镇金伯利、开普殖民地北部地区和铁路枢纽马弗京。布尔军在战争第一阶段发挥出色，控制了局面。

2. 1900年2月15日：英军在开普地区北部同布尔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成功地解了金伯利之围，随后挥师挺进两个布尔共和国。1900年3月，英军攻陷奥兰治首都布隆方丹，同年6月占领德兰士瓦首都比勒陀利亚。至此战争第二阶段，也就是传统模式下的战争结束。布尔人继续以游击战形式反抗英国。

3. 1900年2月27日：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后，布勒将军终于解除了莱迪史密斯的包围。布尔残余部队被驱逐出纳塔尔地区。

4. 1900年中期：布尔游击队指挥官，如活跃在奥兰治的克里斯蒂安·鲁道夫·德韦特、西德兰士瓦的德拉瑞和北德兰士瓦的路易斯·博塔，开始在远离主要城镇和铁路线的农村地区向英国统治者发起挑战。英军不得不采用新的战略战术来对付这种新战争形态。

5. 1900年11月6日：德韦特指挥的游击队灵活机动，勇猛顽强，多次渗透英军后方破坏。

6. 1901年9月：英国军队在南非大草原上建设了大批碉堡，并摧毁布尔人农庄以断绝敌军补给。布尔人损失惨重，决定深入英国统治区，主动发起新一轮攻击。扬·克里斯汀·史沫资率领一支乘骑民兵从德兰士瓦出发，一路由北向南横扫，进入开普殖民地。

7. 1901年9月17日：史沫资不断与前来拦截的英军作战，在莫德方丹农场（埃兰兹河）击败了第17枪骑兵团的分遣队，随后抵达并包围了位于西开普的奥基普。1902年4月26日，他接到命令，前往弗里尼欣参加和平谈判。5月31日，英布双方签署协议，第二次布尔战争结束。

雷茨还根据长途奔袭的经验，配置出一骡一马最优组合：选择一头健壮的骡子为坐骑，一匹敏捷的矮种马在战斗中使用。此役游击队一共缴获了300多头骡子和马匹，大量弹药食物，还有山炮和机枪各一。可惜火炮实在没法带。好在有个突击队员之前服役于德兰士瓦炮兵部队，这才有能力将这门炮就地破坏。史沫资舍不得宝贵的机枪，还是想方设法拖着走，不过这家伙又大又重，严重拖累了行军速度，所以不久就被布尔人扔进河里去了。游击队撤退前，还一把火烧光了英军营地。俘虏缴械后原地获释，当然他们身上簇新的制服统统换到了突击队员身上。史料上没有记载布尔人是否脱下了英军的内衣裤，如果果真如此，在大火熊熊的营地旁边有一群裸体英国人，捂住私处瑟瑟发抖，倒是莫名……

黑格中校带领两个中队的枪骑兵赶到时，史沫资一行早就消失在附近的群山中。C中队的6名军官全部中弹，其中4人阵亡，只有桑德曼和维维安活了下来，另有34人死亡，29人受伤。布尔方仅阵亡1人，伤6人。

史沫资在接下来的数月间继续向开普腹地深入，到1902年4月，最远抵达到大西洋海岸边的铜矿镇奥基普（Okiep），逼得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宣布戒严。自从1901年7月出发以来，游击队转战数千公里，作战几十次，给敌人造成的损失远远高于自身。然而令史沫资失望的是，尽管一路上有一些人愿意加入游击队，沿途农场也慷慨地给予游击队帮助和补给，但期望中的大起义没有发生。大部分开普布尔裔人相信共和国已经失败，不可能再翻盘了。英国人也克制住情绪，未在自己的殖民地上斗狠，没有出现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境内的滚滚浓烟。

消耗战再这样打下去双方都受不了了，和谈的愿望渐渐浮出水面。

苦涩的终点

既然谁都无法独吞南非，那么为了保障白人能够分享利益，就必须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其实早在1901年2月，路易斯·博塔就和基钦纳在米德堡接触谈判，不过当时分歧实在太大，各不相让，最后无疾而终。此后双方断断续续保持沟通，到1902年4月11日，英国和布尔共和国代表在比勒陀利亚以南的弗里尼欣（Vereeniging）开始进行旨在签署正式和平协议的谈判。同一天，在西德兰士瓦的鲁伊瓦尔（Rooiwal）也发生了一次战斗，共有300多人在和平来临前伤亡。庆幸的是，这也是第二次布尔战争中的最后一战。

谈判总得有代表吧。英国方面还是很有诚意的，除了军方的基钦纳之外，还把南非高级专员、开普殖民地前总督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安排进来。这显然是将早已不复存在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看作两个仍有独立主权的政治实体。英方希望这场谈判不仅仅让布尔民团在军事意义上投降，还要得到彻底解决所有问题的政治方案。布尔方就尴尬了，除了流亡海外的政治领袖外，诸多还在战斗的民团指挥官正散布在广阔的南非草原上，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基钦纳明确拒绝海外布尔人参与和谈，但允许其他代表利用英军控制的电报线路沟通联络，并搭乘火车——免费的——前来弗里尼欣会场，就连远在西开普的史沫资也及时赶到。

作为代表，史沫资有权带助手和勤务兵各一名参会。他挑选雷茨跟随，并让其选择身份。年轻人还是太单纯，勤务兵雷茨最后只能坐在敞篷车皮里和行李待在一起，而走运的助手则舒舒服服坐在头等车厢里享福。英军那边也闹过不少笑话。德韦特通过一个检查站时，还没来得及拿出通行证就被英军扣留了——幸福来得太突然，头号匪首居然自投罗网。请读者放心，这里没有任何阴谋或陷阱。基钦纳保证所有参与和谈代表的安全，明令禁止英军对其攻击或羁押。看过证件后，哨所才不情不愿地放走了德韦特。

最后布尔共和国60名代表如数安全抵达弗里尼欣，全体布尔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其中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各30名，政治领袖，如奥兰治总统斯泰恩和德兰士瓦代理总统伯格不算作正式代表。

1901年2月28日米德堡谈判合影。前排由左至右为：德韦特、博塔、基钦纳、伊恩·汉密尔顿

能够左右风向的还是几个战功卓著的将领，如博塔、德韦特、德拉瑞等，两位总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一开始布尔人提出的条件依然是维持独立，同3年前克鲁格总统拒绝英国的提议别无二样。这种罔顾共和国已经被占领的事实而提出的非分要求令基钦纳十分震惊，表示无条件投降是谈判基础。

正式和谈前，德韦特通过电报同自己的突击队员们商议，结果绝大多数人都坚持独立。于是他表示要忠于官兵的决定，要继续战斗下去。军人就是一根筋，不会妥协。眼看谈判还没开始就有夭折的危险，律师出身的史沫资辩称道，谈判代表并非突击队员的简单传声筒，而是要争取全体布尔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应该遵循自己的判断，自由表达观点。此番话于情于理都无懈可击，这才打消了德韦特的顾虑。

代表德兰士瓦的博塔、史沫资、伯格等人倾向于恢复和平，而来自奥兰治的德韦特、斯泰恩等希望坚持抵抗，德拉瑞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不过斯泰恩当时重病在身，因此其影响力并不大。读者可能会奇怪，在战争初期，德兰士瓦民兵的战斗意志远远大于奥兰治，为何此时却又不及呢？这恰恰是因为英军对最坚决的德兰士瓦采取了最严酷的破坏。即使是没有任何后援的史沫资游击队的状况，也比德兰士瓦的战友们要好。雷茨震惊地看到与会的德兰士瓦同胞个个衣衫褴褛，因缺乏食物和食盐而严重营养不良，浑身都是脓疮。家破人亡的德兰士瓦人再也无法承受战争损失了。面对强大敌人的压迫，高傲的头颅有时也不得不低下。

布尔代表内部讨论十分激烈，一直持续到5月18日，最后选定博塔、德拉瑞、德韦特、史沫资和赫尔佐格（Hertzog）——一位战前的法官，组成5人委员会，前往比勒陀利亚与英方商讨具体条款。

布尔民团的三位杰出领导人。从左至右分别为：博塔、德韦特、德拉瑞

英国方面，基钦纳和米尔纳的态度也很有趣。一般而言军人是比较强硬的，可是基钦纳希望尽快达成协议。这两年多的战争令人心力交瘁，围剿游击队、修碉堡、烧农庄这些事情不仅没有荣誉可言，还招来一身骂名。况且他已被任命为印度英军总司令，一旦南非这摊子烂事结束就能走马上任了。文官米尔纳同罗德斯一样，当年也是布尔战争的推手，可以说就是始作俑者之一。他的如意算盘是尽量拖延谈判，随着英军在战场上的优势越来越大，就能制订对战后大南非政府更为有利的条款。毫无疑问，他将是这个新政府的首脑。

从5月19日至28日，双方谈判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布尔人提出将兰德金矿割让给英国。之所以祸起战乱，不就是为了钱嘛，布尔人宁可一无所有也要保住独立主权，然而世界霸主怎么会被这些小钱钱收买呢？米尔纳强硬要求布尔民兵立即全体放下武器投降，承认英王爱德华七世为其合法君主。此外英国开出的价码还是相当优厚的：英国将确保所有布尔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所有权；荷兰语和英语可以在学校中同等讲授；一旦时机成熟就允许布尔人自治；没有战争赔款，英国反而捐赠300万英镑[16]帮助重建家园，并提供大致相同数额的无息贷款以及更庞大的低息贷款；所有战俘和仍在战场上的布尔民兵（来自开普和纳塔尔殖民地的所谓“叛军”除外）只要宣誓效忠，便可立即获得大赦。

在布尔代表的强烈坚持下，米尔纳还做出了最重要的一项让步：奥兰治和德兰士瓦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不享有投票权，直至代议制政府出现——事实上该政府从未实现，所以非白人的合法政治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米尔纳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直接导致了后世种族隔离制度的形成，给南非和南非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即便谈到这个地步，顽固的布尔人还是不肯就范。求和心切的基钦纳又一次将史沫资单独约出来谈心。他认为反战的自由党将在两年后的大选中上台，届时新政府很有可能会修改条约中布尔人反对的条款。这是英国方面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暗示在不远的将来，布尔人便可能重获独立。

史沫资和赫尔佐格发挥专业优势，根据上述内容，与米尔纳一同起草了合约蓝本，随后返回弗里尼欣。英方要求在5月31日午夜之前，布尔代表团必须就合约全本表态：接受或者拒绝，其内容不得再做任何修改。

布尔代表们又开始了彻夜辩论，开大会的同时，数个小会也在同时进行，每个人都在全力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博塔和德拉瑞还私下进入德韦特的帐篷同其密谈。

1902年5月31日下午，代表团正式投票。60票中，54票同意，6票反对。即便是在最后一刻还争辩要继续战斗的德韦特也选择了接受协议。当夜布尔代表赶到比勒陀利亚，在最后期限结束1小时前，签下了名字。基钦纳十分高兴，说：“现在我们又是朋友了。”布尔人却说：“我们正站在共和国的坟墓上。”

《弗里尼欣条约》的签字页。左方为代表英国政府的基钦纳和米尔纳的签字，右上方为代表德兰士瓦政府的伯格、F.W.雷茨、博塔、德拉瑞、L.J.迈耶、J.C.克罗等人的签字，右下方为代表奥兰治政府的W.J.C.布雷伯纳、德韦特、赫尔佐格、C.H.奥利弗等人的签字。史沫资虽然是谈判中的重要人物，但并未在文本上签字

此刻仍有21256名武装布尔人，其中德兰士瓦有11666人，6455人在奥兰治，还有远在开普的3635人。民兵们朝向天空发射了所有子弹，砸碎步枪枪托，忧伤地扔掉损坏的武器，这才不情不愿地在发誓遵守和平条约的保证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很多人在投降时痛哭失声。当史沫资向人群演讲时，有人高喊：“扬·史沫资，你背叛了我们。”还有些人，其中就包括雷茨和他的父亲，交出了武器，但拒绝签字，就算被流放海外也不愿屈服。

对所有人而言这都是一个苦涩的结局，但不管怎样，布尔战争——旧帝国的最后一场战争，也是更加残酷的新世纪战争的开篇——终于结束了！布尔人虽败犹荣。作为战士，他们的精神坚不可摧，荣耀毫不褪色。

谁是胜利者

这场战争带来的损失是惊人的。英国方面前后有45万人参战，有高达10万以上的伤亡，其中死亡2.2万人（6000人在战斗中阵亡，1.6万人因伤不治或因病死亡）；50万匹战马损失了33.5万匹，这还不包括驴子和骡子；总军费支出2.2亿英镑。布尔民团先后有8.8万人投入战斗，包括2100名外国志愿者和1.3万名开普和纳塔尔反叛军，共损失7000人。战损看上去比英国低，可是布尔人的未来几乎就要断绝了。布尔平民死亡2.8万人，绝大部分是关押在集中营的妇女和儿童；3万处房舍被摧毁；数百万头牲畜被掠夺或杀死。当那些游击队员和战俘签下保证书，回到家园后，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妻子、年幼子女不见踪迹，每个家庭都有丧亲之痛。

南非高级专员兼任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双料总督的米尔纳，不遗余力地进行重建工作，旨在恢复满目疮痍的南非经济。布尔农场和房舍逐渐又出现在草原上；铁路、桥梁得到修复；新式农业技术从本土引进，农牧业产量大幅提高；南非4个殖民地间的关税壁垒得以打破，建立经济一体化；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兰德金矿再次开工。不得不承认英国在治理庞大而又遥远的海外殖民地上确实有一套，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效果，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写到这儿，本文就可以结束了，然而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在战争中几乎没有提及，那就是生活在南非的原住民。两个强盗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得不亦乐乎，黑人却集体失声，似乎是这段历史的透明人。读者应该很能体会其中的悲愤和无奈。

虽然缺乏统计，但毋庸置疑，英、布双方军队中都有大量黑人。他们负责驾驶牛车，挖掘堑壕和其他土木工程；他们是信差和斥候；他们既是军官们的仆人，也是拿起武器的战士。可是不管是死是活，黑人都没有被白人纳入计算范围，甚至还不如战马所得到的认可和荣誉。很多战前原本拥有土地的黑人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沦为白人农场主的雇工或矿场劳工。他们的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糟。

《弗里尼欣条约》解决了白人之间的问题，下面就该联合起来控制黑人了。据20世纪初的人口统计，南非有英裔36.8万人，布尔裔49.6万人，而黑人就有349万人，这还不算其他有色人种（印度裔、华裔、马来裔等）。南非是白人的南非，这一点英国人和布尔人倒是难得的意见一致。

1904年，博塔、史沫资、德拉瑞等人在德兰士瓦成立了“人民党”，不久德韦特和赫尔佐格在奥兰治成立了“奥兰治统一党”。其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殖民政府为缓解劳工不足而从中国引进华工。“华工问题”所引发的“种族危机”深刻影响了南非和英国的政局。作为顽固的种族主义者，布尔人借机在南非大搞种族歧视。1906年12月德兰士瓦按自治宪法提前举行大选，在非白人无选举权的情况下，人民党当选，博塔任总理。次年7月，布尔人也控制了奥兰治政府。这两块殖民地不到5年时间就在省一级层面上实现布尔人自治。最后就连开普殖民政府的总理也成了布尔人。南非4个英属殖民地，除纳塔尔外全部成为布尔人的政治势力范围。他们打仗是一把好手，想不到玩政治也很拿手。

1908年，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量，英国政府决定将4个殖民地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南非联邦”，并在德班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联邦宪法。所谓“国民”当然不包括人口比例已接近80%的有色人种，全部代表都是白人。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选举权，存在4种不同意见。极少数人主张不分种族实行普选，但要有财产数额和文化水平的限制。第二种方案是白人普选，有色人种通过“文明测试”后授予选举权。布尔人的观点则是绝对白人普选权，一点空间都不给其他肤色人种。最后一种是“和稀泥”方案，就是各殖民地保持现状。

请读者明辨，部分白人同意有色人种有选举权绝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而是为维持政治稳定，适应新形势所做的必要变通。就算是最进步的第一方案，能够达到选举标准的非白人也少之又少，但这些人可以成为种族争端中的安全阀、稳定器和缓冲垫，保护联邦政府不至于被走投无路的黑人推翻。

国民会议将辩论结果交给英国政府仲裁。基钦纳当年果然有政治眼光，并没有骗史沫资，此时正是自由党组阁。该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自治、亲英的南非”，所以必须得到布尔人的合作，于是同意了“和稀泥”方案，企图都不得罪。然而按照开普殖民地的原选举法，有色人种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而且白人议会只要三分之二通过，就能随时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考虑到布尔政党已经占有优势，有色人种拥有的少得可怜的政治权利反而倒退了。

黑人警察。战争期间，非洲黑人不仅在自己的领土上维持治安，还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据粗略估计，有1.5万至3万名黑人在英国军队的武装下充当侦察兵和哨兵，还有10万人作为劳工、车夫、铁匠、车轮匠、蹄铁匠、建筑工等承担劳务

1910年5月31日，南非联邦正式成立。同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布尔政党也联合起来成立了“南非党”，党首依然是博塔。同年9月，南非第一次大选，南非党获得议会109席中的67席，英裔的联邦党获37席，此外获得5席的南非工党支持南非党组阁。博塔担任联邦第一任责任内阁总理，史沫资、德韦特、赫尔佐格这些战争英雄纷纷成为政府部长。历史就是这样讽刺。当初布尔人冒着亡国灭种的风险同英国死磕，不料反而通过选票掌握了整个南非。

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南非联邦一口气设置了3个首都：开普敦为立法首都，议会所在地；行政首都位于比勒陀利亚；司法首都布隆方丹，设有最高法院。法院相对独立，倒还不太麻烦，政府官员和议员们却得频繁在两地奔波。这套“一国三都”的体制尽管很不高效，但直到现在都愣改不过来。历史的惯性就是这么强大。

转眼又过了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面对欧陆战场厮杀正酣、英国无暇他顾的天赐良机，狭隘的布尔民族主义思潮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以德韦特和赫尔佐格为代表的“分离派”希望借此彻底将英国人赶出南非。博塔和史沫资则是“和解派”领袖，认为必须利用英国的资金、人才、技术和设备才能令南非有更好的发展。

1914年9月，南非对德国宣战。10月，德韦特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博塔政府；12月，叛乱被镇压。处理完内部事务后，1915年史沫资率领6万大军攻入德属西南非洲。此外南非军队还在德属西非、埃及和欧洲为协约国作战。显然南非选对了阵营，大战后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将时间尺度放大到20年来评判，也许布尔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布尔人的的确确是非常优秀的民族。他们坚韧、忠诚、吃苦耐劳、信守诺言且重视荣誉，具备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他们不仅是天生的战士，也是出色的建设者，后来愣是在几乎被全世界制裁的情况下将南非建设成发达国家，工业、科技、军事实力不仅在非洲，就是全世界排名也遥遥领先，还差一点就造出核武器。然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罪恶、可耻、卑劣的种族隔离制度之上的。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个既值得敬佩，又惹人厌恶的民族呢？

按惯例，写完一场战争后，作者应该展开上帝视角，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为交战双方定性。孰好孰坏，孰是孰非，总得有个结论吧。如同光在物理上具有波粒二象性，布尔战争的性质在历史中也要一分为二，一体两面来分析，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阿非利加洲有一个杜兰斯哇国（即德兰士瓦共和国），他的国度只有中国一府的大，他的人口只有中国一县的多，和世界第一个大国英吉利连战三年。英国调了大兵三十万，死了一半，终不能把杜国做个怎么样。这是眼前的事，人人晓得的，难道我连杜国都不能做得吗？

这是陈天华在鼓舞了无数志士投身革命的旷世著作《警世钟》中对布尔人的评价。显然站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立场看，布尔人无疑是正义的一方。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也是那个年代中国革命运动的主题和目标。可以说自强不息的布尔人是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奋战的精神榜样和军事指导。另一方面，这个曾经进步的民族也是最冥顽不化的种族主义者，建立了反动的种族歧视政府，对于这个事实读者一定十分清楚，笔者不再赘述。

1994年4月，南非举行了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作为黑人、其他有色人种和白人的共同家园，新南非的发展依然面临很多困难。历史的裂痕、种族的仇恨仍需时间来慢慢抹平。

以传统标准分析，英国无疑也是胜利者。整个南非连为一体后，几乎就要同北方的英国殖民地会师，控制整个非洲东海岸了，如果再配合印度和澳大利亚，印度洋自然也是英国人的禁脔。然而这就是帝国的极限。此后扩张的收益将弥补不了维持领地的支出，英国不得不逐渐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交给当地白人管理。

大英帝国同历史上所有强大的帝国一样，也必然经历由盛转衰的过程。布尔战争和维多利亚女王逝世，共同成为这样的标志性转折点。英国军队在战争初期的糟糕表现刺激着另一个崛起的新兴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野心。英国政府也无力同时应对海外殖民地反抗和欧陆强权的挑战。面对新格局，曾经高傲的不列颠尼亚女神也不得不走下神坛，放低身段，修改“光荣孤立”的国策，先后与日本、法国、俄国结盟，而这又为更加可怕的世界大战徐徐拉开了序幕。

布尔战争大事记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开普建立船只补给点

1795年：英国从荷兰手中夺走开普

1820年：首批4000名英国移民抵达开普

1836年：大迁徙运动开始

1838年：布尔人在血河之战中击败祖鲁大军

1840年：纳塔利亚共和国建立

1843年：英国吞并纳塔尔

1852年：根据《桑德河协定》，英国承认德兰士瓦共和国独立

1854年：英国承认奥兰治自由邦独立

1867年：奥兰治河畔发现钻石，随后引发钻石潮

1877年：英国吞并德兰士瓦

1879年：祖鲁战争爆发

1月22日：伊散德尔瓦纳之战

1月22日夜—23日：罗克渡口之战

7月4日：乌伦迪之战

（1887年：英国吞并祖鲁王国，随后并入纳塔尔殖民地）

1880—1881年：第一次布尔战争

1880年12月20日：布鲁克霍斯普鲁特之战

1881年1月28日：郎峡之战

2月8日：因戈戈之战

2月26日—27日：马尤巴之战

8月3日：英国和德兰士瓦签订《比勒陀利亚协定》，德兰士瓦独立

1886年：发现兰德金矿，引发淘金热

1895年12月19日—1896年1月6日：詹姆森袭击事件

1899—1902年：第二次布尔战争

1899年5月31日—6月5日：布隆方丹会议

9月27日：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开始征召民兵

10月9日：克鲁格总统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

10月11日：最后通牒到期，战争爆发

10月14日：布尔军围攻马弗京

10月15日：布尔军围攻金伯利

10月20日：塔拉纳山之战

10月30日：莱迪史密斯之战，英军未能打破布尔人的包围。同日英国远征军抵达开普港

11月2日：布尔军围攻莱迪史密斯

11月1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埃斯特科特附近被俘

11月23日：朱伯特和博塔率领的布尔军结束入侵南纳塔尔，退回莱迪史密斯；西线英军向金伯利前进，爆发贝尔蒙特之战

11月28日：莫德河之战

12月10日：风暴山之战

12月11日：马赫斯方丹之战

12月15日：科伦索之战

12月17日：罗伯茨勋爵被任命为南非英军总司令，接替布勒职务。参谋长为基钦纳勋爵

1900年1月10日：罗伯茨和基钦纳携更多援军抵达南非

1月24日：斯皮恩山之战

2月11日：西线英军开始侧翼包抄行动

2月15日：英军解除金伯利之围

2月18日：4000布尔军在帕德伯格渡口被包围，史称“血色星期天”

2月27日：克龙涅在帕德伯格率部投降。东线英军突破图盖拉河防线

2月28日：英军解除莱迪史密斯之围

3月13日：英军占领布隆方丹

3月27日：布尔军总司令朱伯特病亡，博塔接任

3月31日：德韦特攻击桑纳据点。战争逐渐进入游击阶段

5月3日：罗伯茨率西线英军向比勒陀利亚挺进

5月16日：马弗京之围解除

5月31日：英军占领约翰内斯堡

6月：英军开始建设碉堡网，至次年5月完工

6月12日：东线英军突破德拉肯斯山脉，进入德兰士瓦

6月15日：英军占领比勒陀利亚

7月15日：英军在布兰德沃特盆地包围大批布尔民兵。大部分布尔军投降，德韦特成功突围。布尔游击队继续坚持战斗

10月19日：克鲁格离开南非，流亡欧洲

1901年2月10日—28日：德韦特游击队进入开普，但效果不佳

9月3日：史沫资游击队进入开普

9月17日：埃兰兹河之战中，史沫资缴获了大批英军物资

1902年3月：德拉瑞在游击战中俘虏了梅休因中将

4月：史沫资游击队抵达大西洋海岸边奥基普

4月11日：弗里尼欣和谈开始。鲁伊瓦尔之战是布尔战争中的最后一战

5月31日：双方签署《弗里尼欣条约》，战争结束

参考文献

[1]西摩．世界上二十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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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Arthur Conan Doyle. The Great Boer War[M].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900.

[1]当时英军战局岌岌可危，情报自相矛盾。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游荡在埃斯特科特和莱迪史密斯之间的布尔军也只有2000人，不足以进攻埃斯特科特。具体战况可参见后文。

[2]很多中文资料中根据英文“farmer”将“布尔”翻译为“农民”是不准确的。布尔人的主要经济基础是畜牧业，靠剥削奴隶来经营农场，而非个体农民那样种植。

[3]非洲土著王国的所谓“首都”当然不是一般印象中的城镇，而是国王或酋长居住的规模较大的村落，外围有栅栏防御。

[4]1994年新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该日重新命名为“种族和解日”。

[5]为了纪念老比勒陀利乌斯和他的儿子为布尔共和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德兰士瓦共和国的首都被命名为比勒陀利亚。

[6]这是一支地方骑兵部队，非英国正规军。

[7]现位于津巴布韦北部地区。

[8]贝专纳兰在德兰士瓦的西部，为当时英国建立的一个保护国，现博茨瓦纳的前身。

[9]布尔军方高层的战略设想是有分歧的。

[10]此乃南非地方乘骑步兵部队。

[11]在布尔军切断莱迪史密斯铁路之前，弗伦奇乘坐最后一列火车离开该城，担任新组建的骑兵师师长。

[12]鉴于布尔军统计数据很不精确，其数字均为估计。

[13]参与科伦索之战的布尔军有祖潘斯伯格（Zoutpansberg）、米德堡（Middleburg）、斯威士兰（Swaziland）、埃尔梅洛（Ermelo）、斯坦德顿（Standerton）、比克斯堡（Biksburg）、海德堡（Heidelburg）、弗雷黑德（Vryheid）、克鲁格斯多普（Krugersdorp）、瓦克斯特鲁姆（Wakkerstroom）等民团，以及约翰内斯堡警察部队。他们装备了1门5英寸克虏伯榴弹炮、10门75毫米克勒索和克虏伯火炮、1门马克沁-诺登佛特机关炮。

[14]Kop就是阿非利卡语中“小山”的意思。

[15]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不设自治政府，由英国直辖管理的殖民地。

[16]根据https://www.measuringworth.com网站的计算，1902年英镑零售价格指数约为2017年的103倍，因此英国的“捐赠”相当于如今的3.09亿英镑。

棋局上的僵持

卡莱战后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的西亚激斗

作者：Heinrish

自古至今，有关古罗马的军事战争史就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热点，许多读者都对古罗马时代一些著名的战役津津乐道，卡莱之战即为其中典型。作为古罗马历史上少有的惨败，卡莱之战深刻地影响了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此后的军事变革，至于它的东方敌人——阿萨西斯王朝治下的帕提亚国家，也由此进入了世界的视野。人们是如此关注这场大战，将其视为东方骑射手运用“火力”、机动性和强力冲锋击垮罗马军团的经典范例，而双方指挥官在战场上完全不同的表现，更成为评论者捧高踩低常用的典型例证。不过，或许是由于大家过多将注意放在克拉苏与苏莱纳的博弈上，此战之后30年内的两国征战史鲜为人知。即使对此有过了解的读者，或许知道帕提亚人曾反攻叙利亚、安东尼继克拉苏之后东征米底，以及这些战事的大致结局，但恐怕对具体经过、发展仍然不甚明了。幸运的是，近些年来国内已经有相关的研究者关注这一段历史，并且撰述了一些关联的文章书籍，只是仍未出现专门加以详细阐述的论著。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就以上历史事件做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为国内读者还原这一段不逊于卡莱之战的、令人热血沸腾而激情澎湃的战事，希望能为填补相关历史略尽绵薄之力。

尴尬开局：帕科鲁斯一征叙利亚

8月28日我检阅了伊科尼乌姆的军队，一接到帕提亚人的最新消息，我立即离开军营经卡帕多西亚前往西里西亚边界，我猜想亚美尼亚王阿尔塔巴斯德斯和帕提亚人自己应该已意识到他们被隔绝于卡帕多西亚之外。在卡帕多西亚的希比斯特拉扎营五日后，我得到消息称帕提亚人离进入卡帕多西亚的要道很远，反而有威胁西里西亚的意图，于是我组织了一支军队从托罗斯门远征进入西里西亚。10月5日我抵达塔尔苏斯，然后急忙赶赴叙利亚与西里西亚交界的阿玛努斯，此地现已布满敌军。13日我在此处歼灭了敌军的很大一部分有生力量。

——西塞罗《致阿提库斯》第五卷二十章第二节

行刺恺撒的两大主谋之一、共和派领袖盖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

公元前53年春，克拉苏意气风发地渡过幼发拉底河，踏上东征帕提亚之途。彼时他绝没有想到，原本在罗马人心目中再现亚历山大大帝伟业、饮马印度河的完美计划，会在区区数日之内彻底破灭：他的东征军——战力强大的4万多罗马士兵，有2万人战死，1万人成为俘虏，只有1万多人侥幸逃生，其本人同样身首异处，成为千古笑柄。他更不会想到，其为一己私欲而做出的战争决策，会拉开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罗马世界与伊朗高原霸主争战不休的大幕。确实，无论对同时代的古典史学家还是后世的研究者而言，卡莱之战的影响足以媲美许多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不过，对幸免于难且成功返回叙利亚的克拉苏副将卡西乌斯而言，点评历史、吸取教训绝非最重要的事务，因为他关注的首要麻烦是如何应付迫在眉睫的帕提亚入侵。

与许多人想象的卡莱之战中防守反击的形象不同，阿萨西斯王朝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简单的被动挨打的角色。事实上，祖先是游牧民族的帕提亚人富于侵略性，善于把握一切机会积极扩张，他们甚至在罗马人势力抵达以前很久就开始觊觎叙利亚。按照古典学者查士丁的记载，早在公元前129年，帕提亚国王弗拉特二世挫败塞琉古王朝最后一次再征服运动，收复失地之后，就曾打算一鼓作气乘势入侵叙利亚，只是由于中亚民族大迁徙引发的塞人入侵严重威胁到东部稳定，帕提亚人才暂时中断了以上计划。等到东部的警报解除，重启上述进程自然顺理成章。

同样，帕提亚军队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古典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犹太古事记》中提到，公元前93—公元前92年间，帕提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出兵征讨幼发拉底河中上游的小国科马基尼，帕提亚军队不仅渡过幼发拉底河包围了该国首都萨莫萨塔，还打败了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十世（他应该国王后拉奥狄西娅所邀，前来援助），最终迫使科马基尼、西里西亚，甚至叙利亚都承认了阿萨西斯王朝的最高权威。毫不夸张地说，凭借彼时帕提亚趋于极盛的国力，倘若米特拉达梯二世有武力吞并叙利亚的想法，即使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他最终仍然能心想事成。只不过老谋深算的他深知，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不仅希腊化程度极深，而且对帕提亚人怀有很大的仇怨，一时的武力优势并不能长久维系阿萨西斯王朝对上述地区的控制。他更想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消弭叙利亚人对帕提亚的敌视情绪，真正赢得他们的拥护，因此不仅没有急于进攻塞琉古王朝，反而将军队撤了回去。此后，米特拉达梯二世不断干预塞琉古王朝内部的王位争斗，在叙利亚地区扶植亲帕提亚势力，一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可以说，如果米特拉达梯二世的计划能够长期执行下去，那么帕提亚抢在罗马人之前率先赢得叙利亚人的拥护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公元前1世纪初极盛时期的帕提亚及其附庸

遗憾的是，米特拉达梯的设想并未如他预期的那样延续下去，亚洲王朝的王位传承顽疾成为其实现的障碍。米特拉达梯二世的继承者们完全不具备他那深邃的战略眼光，他们的目光停留在互相争权夺利上，由此导致帕提亚国家长达30年的内乱。在此期间，原本作为阿萨西斯王朝附庸的科马基尼和叙利亚等地先后被亚美尼亚和罗马共和国占据——毫无疑问，在新来的强大敌人面前，米特拉达梯二世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进行的和平演变已经彻底失败。对于希冀恢复米特拉达梯时代辉煌荣耀的帕提亚国王奥罗德斯二世而言，如果想要再次控制叙利亚，除了回归最初的武力政策外，已别无选择。既然如此，那么卡莱之战的胜利自然也就成了实现其愿望的最佳契机。

根据古典学者狄奥的记述，罗马人于卡莱战败后不到一年，帕提亚人就渡过幼发拉底河向叙利亚发动了反攻。此次攻击规模不大，入侵者被卡西乌斯十分轻松地赶回老家。然而这位代理叙利亚总督知道，这仅仅是对方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敌人并未出动全部主力，罗马在东方的军事实力虚实却经此被奥罗德斯二世探知，未来的局面势必更加严峻。

理论上说，尽管遭遇卡莱惨败，罗马人在东方边界仍然拥有不俗的实力。比如，罗马共和国末期的风云人物、时任西里西亚总督的西塞罗麾下就有一支由1.2万名步兵和1200名骑兵组成的驻军，卡西乌斯自己也有1万人以上的卡莱败兵，加上诸如卡帕多西亚等附庸王国的支持，至少在兵力规模上罗马仍然对帕提亚占据一定优势。但是，实际上，卡莱惨败的负面影响远比我们所知的恶劣得多：由于克拉苏的战败，共和国威望在东方大受打击，许多附庸王国似乎变得不那么可靠起来，西塞罗的西里西亚驻军不仅要提防帕提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发起攻击，还得负责就近监视卡帕多西亚新王阿里奥巴扎尼斯三世，短期内显然无力支援叙利亚；卡西乌斯则面临更糟糕的局面，他的很多部众都在卡莱战役中负伤，更要分兵镇压朱狄亚塔里齐亚城公然叛乱的犹太人，其所能出动的实际有战力的士兵无疑连1万人都不到。西塞罗曾以为元老院能为自己和新任叙利亚总督比布卢斯[1]派出支援兵力，但该项提议遭执政官苏尔庇西乌斯否决。如此一来，在天时人和方面，帕提亚都占据了绝对主动。

帕提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

志大才疏的帕提亚国王奥罗德斯二世

奥罗德斯为此次入侵做足了准备。西塞罗曾将打探到的入侵者信息告知友人阿提库斯，他在信中称敌军由很多帕提亚骑兵和相当多的阿拉伯同盟士兵组成，表明敌军人多势众。这条信息也与狄奥的表述——“蛮族征召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相印证。毫无疑问，为了确保西征的胜利，帕提亚国王在本土和附庸势力做了相当多的动员，虽然两位述者均未提及入侵者的确切规模，但我们相信其人数不下于2万之众。同时，为了防止再出现一位类似苏莱纳的功高盖主者，奥罗德斯将自己的长子、刚刚与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巴斯德斯二世之妹联姻的王储帕科鲁斯一世，任命为全军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由于后者此时过于年轻而缺乏军事履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实际上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奥萨西斯所有，他们于公元前51年9月初踏上西征之旅。在此之前的8月9日，帕提亚人已在两国边界地区挑起小规模冲突，击杀了少数驻守边境的罗马骑兵。于是，继卡莱之后，阿萨西斯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再次在大型战场上兵戎相见。

罗马共和国末期风云人物西塞罗

传统意义上伊朗高原霸主能够威胁罗马东方领地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幼发拉底河中段直接渡河进入叙利亚；另一条则是自亚美尼亚迂回卡帕多西亚或西里西亚，然后直插叙利亚。前者路途较短，但极易遭到罗马人的反击；后者可有效割裂罗马人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之间的联系，但路程较长，容易暴露目的。帕提亚人此次选择了前一条路线，主要是因为叙利亚守军兵力不足，较易对付。倘若选择后者，且不提小亚细亚内地的罗马驻军军容完整、地形崎岖等不利因素，卡帕多西亚国王首鼠两端的暧昧态度也足以让入侵者顾虑重重。因而对帕科鲁斯和奥萨西斯来说，直取叙利亚是最稳妥谨慎的战略抉择。

帕提亚指挥官们也未放弃虚虚实实的欺骗手段，他们事先与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巴斯德斯二世串通，做出后者同时要从本土向西入侵卡帕多西亚的假象，企图误导小亚细亚的罗马驻军东入卡帕多西亚，如此就能让罗马人无法及时支援叙利亚，甚至西里西亚。这一假消息被当时看作是罗马盟友的科马基尼国王安条克一世获悉，并于8月28日被后者迅速传递给尚在伊科尼乌姆的西塞罗。对罗马人而言幸运的是，尽管东方蛮族的奸计蒙蔽了安条克一世，但对科马基尼国王极不信任的西塞罗因为过于猜忌，决定等到获悉更多情报后再做决策，如此反而阴差阳错地避开了敌人的圈套。不过，同样由于西塞罗的保守作风，伊科尼乌姆的2个罗马军团直到9月17日才被组织起来向卡帕多西亚南部进发，丧失了第一时间支援叙利亚的良机。

与此同时，帕提亚大军入侵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显得异常顺利。通过制造假情报赢得时间差，帕科鲁斯和奥萨西斯迅速从幼发拉底河中上游处渡河，经科马基尼南部进入叙利亚腹地。9月20日，西塞罗被告知帕提亚人已抵达叙利亚中部金达鲁斯山脚下的希尔赫斯提卡平原，缺兵少将的卡西乌斯被迫放弃敌人当面的所有地域，率剩余全部兵力退守安条克。气势正盛的帕提亚士兵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对方的大礼，很快就推进至安条克一线并将这座东方重镇包围。不仅如此，帕科鲁斯和奥萨西斯还派遣部分军队向西北的西里西亚发动袭击，企图趁罗马人措手不及时将其一举拿下。一时之间，帕提亚人的旗帜从幼发拉底河西岸一路延伸至地中海东岸，不满罗马人严苛统治的叙利亚当地居民纷纷改换门庭为之效劳，阿萨西斯王朝的最高权威似乎自米特拉达梯二世之后再一次在幼发拉底河以西树立起来。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帕提亚领导人虚幻的梦境，在最初取得看似耀眼的成就之后，其军事体系内固有的顽疾立即暴露无遗。确实，在骑兵建设领域，帕提亚人取得了举世闻名的成就，他们那骑射手骚扰、具装骑兵冲锋的完美配合战术，已经在卡莱之战中发挥到极致；但是，在马背以外的军事层面上，他们表现得如同新手一般稚嫩可笑。由于工程技术的落后，阿萨西斯王朝虽具有一定攻城能力，但对长期围攻坚城依然缺乏经验。此前他们在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扩张势力时，遇到的敌对城镇不是防御欠缺，就是无心抵抗，即使是塞琉西亚等大城，在卷入王位争夺战时也远非全力以赴。比如，公元前55年奥罗德斯二世与其兄米特拉达梯三世之间爆发内战，塞琉西亚曾站在后者一方，但当苏莱纳率部从云梯登上城墙后，该城立即改换门庭抛弃了效忠对象；相反，倘若他们为自身利益倾力顽抗，帕提亚军队就很难占得便宜，这在1个世纪后帕提亚国王瓦尔达尼斯围城7年（43—50年）未有进展一事上得到了充分证明。毫无疑问，在面对无论抵抗决心还是防御手段都比塞琉西亚更胜一筹的安条克时，他们更不可能有所作为。

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叙利亚和东方

不仅如此，帕提亚军队在不利处境下的应对能力同样非常糟糕。以骑兵为主打造的军事体系，固然能够在平原等有利地形中施展出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和冲击力，却会在崎岖的山地环境下失去它赖以为生的长处。换作其他军队，或许能够用诸如纪律磨合或增添其他兵种等方法缓解上述负面影响，然而对阿萨西斯王朝行不通。除了王家侍卫，帕提亚骑兵绝大多数均非常备军，而是战时从各附庸国、诸行省，甚至边境地区的游牧民族中招募而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大贵族的私扈，战备物资也是依靠自己或是领主提供，中央政府对此无力负担。如此落后的后勤组织体系显然极大地限制了军队的持久作战能力。狄奥对此直言不讳地写道：“他们（帕提亚人）无法连续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既由于他们完全不适应境外的地形气候，也因为缺乏食物补充和军饷发放。”所以，在与依托有利地形负隅顽抗的境外之敌交锋时，如果没有强力盟友的支持，只要战事陷入僵持阶段，帕提亚人就势必要遭遇后继乏力、无法持久的瓶颈。

帕提亚骑射手（弓骑兵）

日后被奥古斯都组建为禁卫军的罗马禁卫步兵大队

他们现在就碰到了以上瓶颈！卡西乌斯麾下的卡莱败兵虽然无法在旷野战场正面与敌人一决胜负，但强烈的复仇心态和卓绝的战斗技巧足以让前者胜任守城的重任；反之，帕提亚骑兵及其阿拉伯同盟者既没有在不利形势下长期坚持的意志，又缺乏围城所需的技术和后勤补给，只能在安条克城外浪费时间。与此同时，出征西里西亚的分遣队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打击。西塞罗向元老院报称，大约在9月底，其麾下驻守在埃庇法尼亚的军队，包括数支骑兵大队和一支禁卫步兵大队，一举歼灭了前来叩关的号称“相当多的”帕提亚骑兵，随后他率所部主力从卡帕多西亚南部的希比斯特拉急行军前往塔尔苏斯，并于10月5日控制了所有进入西里西亚的险要关隘。尽管西塞罗的汇报带有相当大的夸耀成分，被歼灭的入侵西里西亚的帕提亚分遣士兵实际并没有他宣称的那么多，但帕科鲁斯和奥萨西斯企图进入西里西亚的计划由此破灭是不争的事实。到此时为止，帕提亚人想要速战速决的战略规划已经无法实现，倘若他们及时收兵回国，显然仍能够以极小的代价收获数额颇丰的战利品，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出征。

遗憾的是，或许是看到罗马人内部两大巨头决战在即、无力支援东方守军的缘故，帕提亚将士并不甘心只取得区区财帛，更欲分享征服领土的荣耀——也因此，他们很快就因贪心不足遭到了命运的惩罚。狄奥记载，在攻打安条克未果后，帕科鲁斯和奥萨西斯将注意力转向邻近平原上的安提戈尼亚城；同时，又派了一支部队前往叙利亚和西里西亚交界处的阿玛努斯山区，伺机入侵西里西亚。这些举措看似紧凑合理，却丝毫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安提戈尼亚并不是叙利亚的大城市，初建时一度拥有很多人口，但大部分很快就被塞琉古一世移往安条克，城防建设也因此被疏忽，本质上并不难攻克。然而，它周围覆盖有大片茂密的森林，严重阻碍了帕提亚骑兵的推进。前往阿玛努斯山区的部队也没有意识到当地险要的山脊极其不利于自己的客观事实，这就为他们折戟沉沙埋下了伏笔。

帕提亚指挥官们并未意识到战局已然发生转折，为了能尽早攻克安提戈尼亚，帕科鲁斯一度异想天开地下令砍伐前方的密林以空出平地供骑兵通行，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砍伐森林的任务量十分巨大，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而罗马人在卡西乌斯的命令下出动少量骑兵，不断袭扰在砍伐树木时落单的小股敌军，最终迫使帕提亚人回撤保护处境岌岌可危的侧翼，全盘放弃围攻安提戈尼亚的计划。但是，即使如此，帕提亚骑兵依然没有将对手放在眼里，帕科鲁斯和奥萨西斯并未进行惯常的侦察，而是非常自负地立即选择追击敌军而去，在他们眼中，这些胆敢出城反击的罗马人是自己发泄此前辛苦劳役的最好目标。

帕科鲁斯等人不知道，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卡西乌斯的计谋，后者将一个典型的帕提亚式诡计还施于帕提亚人身上。首先，他把骑兵悉数派去攻击从安提戈尼亚回撤的落单的小股帕提亚骑兵，并且故意拖延战斗时间以吸引对方主力的注意。与此同时，又把己方的罗马重步兵全部埋伏在途中必经的高地上，只等敌人主力被己方骑兵引诱前来追击并进入伏击圈，罗马人就能从容不迫地发动居高临下的攻势。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个十分高明的诡计，只要帕提亚指挥官思维谨慎，事先派出侦察兵探知一二即可破解。但是，被轻敌心态冲昏头脑的将士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设伏的可能性，全都盲目地一窝蜂冲上前追击敌人。于是，在公元前51年10月7日这一天，帕提亚人遭遇了自开战以来的最大失败。按照狄奥的记载，卡西乌斯麾下的卡莱败兵包围了陷入埋伏的敌人，将其中相当一部分“砍成碎片”，仅仅因为罗马人兵力不够，才让对方主力有机会侥幸逃生。然而，即使如此，阿萨西斯王朝的西征事业也遭受了沉重打击，就连大军的实际指挥官奥萨西斯也在战斗中受了致命伤，数日后死去[2]——这是罗马人在双方间的战争中打死的第一个帕提亚重要将领。卡西乌斯的胜利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罗马政治家弗隆提努斯将这一战例写入自己的《谋略》一书，可见罗马人对此战价值的看重。

西塞罗在元老院侃侃而谈

对帕提亚人而言祸不单行的是，在阿玛努斯山区行军的分部同样遭遇损兵折将的下场。卡西乌斯在安提戈尼亚大败帕科鲁斯后，其战报很快即送达西里西亚总督，为了不被同僚抢了风头，此前只能在西里西亚清剿盗匪的后者急需一场胜利来拔高自己的威望，而那支正在阿玛努斯山区艰难跋涉的帕提亚分遣军就成了西塞罗的最佳目标。10月8日，西塞罗扎营于西里西亚的摩普苏赫斯提卡，显然已经探知敌人的动向。13日，他利用险要地势再次给正试图通过阿玛努斯山区的帕提亚人以重创，彻底终结了后者侵入西里西亚的希望。当然，西里西亚总督绝不会放过任何炫耀自己功勋的机会，在写给朋友阿庇乌斯·克劳狄·普尔彻的信中，他不仅吹嘘自己歼灭了敌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还大言不惭地宣称，在遭受如此惨重的失败后，帕提亚人和阿拉伯人已经回撤，“据说人们在叙利亚再也不会看到一个敌人了”。

但西塞罗的大话显然说得为时过早。确实，阿萨西斯王朝的西征军经历以上两次败绩后实力遭到大幅削弱，再也无法继续西进攻击叙利亚沿海和西里西亚地区，加上冬天即将到来，换成一般将领或许早已带领残兵回国休整，然而帕科鲁斯不是一般人。这位年轻气盛的王储无疑无法容忍自己第一次带兵就遭遇如此威风扫地的境地，因此并未选择回国休整，而是将部队回撤至希尔赫斯提卡平原越冬——此地在十余年后也终于成了他的葬身之所——希望能在来年的战斗中一雪前耻。与此同时，罗马人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其兵力薄弱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他们同样无力将敌人彻底驱逐出叙利亚。如此一来，两国间的战争再次僵持下去。

罗马人非常担忧来年战季的前景，西塞罗自己就曾承认下一年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因为帕提亚国王奥罗德斯二世可能会在夏初亲自指挥全部武装渡过幼发拉底河，前来与长子会合。为此，人们提议恺撒或庞培应该亲自率领他们的嫡系部队前来支援，但两位巨头之间的争斗已日趋白热化，此时他们并无精力打算派兵增援叙利亚。不仅如此，庞培为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还以帕提亚战争为借口，让恺撒归还借走的第一、第十五军团，却并没有真正把这两个军团送往东方。是以，叙利亚等地的罗马人度过了公元前51年冬季和公元前50年春季，来自意大利本土的增援仍然遥遥无期。在这期间，唯有忠诚于罗马的加拉提亚国王狄奥塔鲁斯，带着麾下经过罗马化军改的30支土著步兵大队（约1.2万人）和2000名骑兵，于公元前50年2月加入西塞罗的阵营，从而给予后者在即将来临的决战中坚持到庞培增援的信心。

就在这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元老院任命的叙利亚总督比布卢斯终于抵达了叙利亚。他的到来并没有立刻改善罗马人的处境，相反还恶化了。我们从恺撒《内战记》和著名古典史学家李维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大致在当年5—6月间，帕科鲁斯果然重新发动了对罗马人的袭击。但与前一年集中大军攻击重点目标不同，此次帕提亚人的袭击很可能是分散的，以劫掠为主。可见碍于实力原因，帕科鲁斯的战略规划已经从攻城略地的层次降低为尽可能多地虏获战利品。然而这意味着叙利亚遭受的破坏比上一年还要严重。因为若是带有征服目的，入侵者为了拉拢被占领区的地方势力，往往会采取比较温和的统治策略，但如果是单纯的劫掠袭扰，敌人就不会有丝毫顾虑。众所周知，帕提亚骑兵依仗其出众的机动性，往往在罗马人反击之前就可全身而退，如此循环往复，只会导致地方秩序崩坏。更糟糕的是，有了帕提亚人的示范，一些叙利亚匪徒也加入其中，对普通大众趁火打劫，更对当下局势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恶劣影响。西塞罗曾在5月中旬从拉奥狄西亚到西里西亚做了一次短期视察，当他于6月5日抵达塔尔苏斯时，听说了发生在叙利亚，甚至西里西亚部分地区的各种抢劫行为；而那位新上任的叙利亚总督，甚至都不敢冒险走出安条克半步，以至于被研究古典罗马历史的学界泰斗蒙森斥责为“胆小无能的政客”。

由狄奥塔鲁斯组建，后成为正规罗马军的第二十二“狄奥塔里亚纳”军团士兵

讽刺的是，尽管被界定为无能之辈，但正是这位胆小鬼政客最终结束了这场历时几近一年的帕提亚战争，兵不血刃地实现了此前诸多将军使用武力都无法达到的目的。的确，比布卢斯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无法如卡西乌斯般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但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另辟蹊径，尝试用外交手段解决难题。狄奥记载，新任叙利亚总督敏锐地注意到帕提亚内部存在许多憎恶奥罗德斯国王的潜在反对者（如前文所述，仅仅在5年之前阿萨西斯王族还发生过一场内战），而奥罗德斯显然在短期内无法将异己分子彻底清除。在潜在反对者中，有一个名叫奥尔达诺帕特斯的总督最为顽固。比布卢斯采用各种手段说服了此人打出拥护帕科鲁斯为王的旗号，如此一来，那些仍在肆虐叙利亚的帕提亚军队就会转过身去，将矛头对准自己的君王，叙利亚的危机自然迎刃而解。

按照查士丁的表述[3]，事态没有如比布卢斯所料的那样发展，但由此导致的结果与后者的期望完全一致。帕提亚国王无疑从其他途径获悉了麾下总督的密谋，在奥尔达诺帕特斯公然举旗拥戴帕科鲁斯之前，将王储及其军队召回了国。这一戏剧性的结局也引发了后世学者对当时阿萨西斯王朝内部局势变化的无数猜测，许多人都认为帕提亚人能从叙利亚撤军，乃是因为帕科鲁斯最后接受了奥尔达诺帕特斯的倡议，想要回国与其父争夺王位，并进一步猜测帕提亚国家在此后十余年间分裂为东西两部。但上述猜测显然是错误的，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证据，我们都未发现此后帕提亚有分裂的一星半点迹象；而各古典历史撰述者对奥罗德斯父子关系的描述，也都表明帕科鲁斯依然忠诚于父王。因此，帕提亚国王之所以召回西征军队，更有可能是因为顾忌罗马人的援军和帕提亚本身后勤不济无力继续维系征战。不应忘记，自公元前51年9月以降，双方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0个月之久——自美索不达米亚基地向数百公里外的一支1—2万人部队供给10个月的粮草武备，对本就后勤组织体系落后的阿萨西斯王朝而言已近极限，这还仅仅是在敌人主力尚未增援的情况下。所以，在战事久拖不决且罗马人大军随时可能抵达的威胁下，唯一可以摆脱后勤压力及保存己方实力的选择，就只剩下撤军回国一项而已。

路卡协定时的罗马共和国

当然，不管奥罗德斯是出于何种原因做出的撤军决定，或者他的决定在后世看来有多大争议之处，都不影响既定的历史进程，这场由卡莱之战引起的帕提亚入侵战争终于结束了。西塞罗于公元前50年7月18日写给朋友格纳伊乌斯·撒路斯提乌斯的信函，也证实了以上事实。在信中，一贯喜欢明哲保身的西里西亚总督都认为来自东方的威胁已经消失，从此他可以安枕无忧地返回罗马。这表明帕提亚人的撤军一定在此之前。对罗马人而言，此次战争的顺利结束自然是众望所归：共和国两大巨头从此可以专心致志地一决雌雄，不用再顾虑因无法及时消除东方威胁而失去本方将士的支持；在两大派系间骑墙或中立的势力也能够从容地站队，不用再被派往叙利亚执行丝毫没有政绩加成的任务。对帕提亚人，尤其是帕科鲁斯来说，原本挟卡莱完胜余威而来、期望有更多收获的首次反攻叙利亚战事，却以损兵折将、寸功未立的尴尬结局收场，显然无论如何也无法令人满意。毫无疑问，此刻的帕科鲁斯心中，一定充满了想要卷土重来的勃勃意志。这场由卡莱之战引爆的两大强国间的较量，显然远未到彻底决出胜负的程度——仅仅十余年后，我们就将看到双方爆发更激烈更残酷的搏斗。

南柯一梦：帕科鲁斯二征叙利亚

帕提亚人在此前被击败后流亡波斯的前庞培党人拉比伊努斯的指挥下，一路沿着叙利亚推进直至占领整个行省。就在他们的势力登峰造极之时，普布利乌斯·文提狄乌斯·巴苏斯，凭借少数人马就敢于和拉比伊努斯麾下入侵叙利亚的帕提亚人交战。他杀了拉比伊努斯，迫使敌人望风而逃，并且一路追击波斯人直到把他们全部撕成碎片。

——菲斯图斯《简史》第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

如果说卡莱之战后的暴力反击已经撕开了阿萨西斯王朝在世人眼中自居和平的虚伪面纱，那么随后发生的针对罗马东方领地的连续大规模入侵事件更是彻底颠覆了帕提亚往日的形象。公元前51—公元前50年的战争结束后，罗马与帕提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起兵戈，幼发拉底河边界也因此维持了十余年的和平。但这并不代表两国间的芥蒂已消，恰恰相反，这种平稳的局势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已。罗马人并非不欲报卡莱惨败的一箭之仇，只是罗马共和国末期此起彼伏的内战使其无暇东顾，不过内战终有结束之日，到时必定有一场迟来几十年的规模空前的惩罚等着帕提亚人。奥罗德斯二世不仅对此十分清楚，而且也未泯灭对叙利亚的野心，因此他一直有着先发制人的打算，这就注定了两国间的和平不可能持久。

虽然奥罗德斯想要先下手为强，帕科鲁斯也有一雪前耻的强烈愿望，但经过上一轮在叙利亚学到教训，他们已经知道，仅凭帕提亚自身的二流国力和落后军事体系，即使于叙利亚守备薄弱的情况下都无法完全将之占领，更遑论此时罗马驻军实力已大大加强。毫无疑问，倘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支持，阿萨西斯家族希冀恢复米特拉达梯的荣光终究只是个梦想罢了。正因如此，在随后的十余年中，帕提亚国王才未贸然直接行事，而是通过介入罗马内战的方式间接获取政治利益，企图兵不血刃地达到目的。

事实上，奥罗德斯很早就已表现出干涉罗马内战的意图。根据狄奥的表述，法撒卢斯决战以前，庞培曾派使者希鲁斯前往泰西封宫廷寻求与对方结盟，但因帕提亚国王借机勒索割让叙利亚而作罢。[4]庞培战败后，帕科鲁斯也一度应驻守阿帕米亚的庞培党人凯西利乌斯·巴苏斯之邀，于公元前45年秋季派兵阻止恺撒党人、叙利亚总督安提斯提乌斯·维图斯围攻阿帕米亚。毋庸置疑，以上试探恺撒底线的挑衅足以让罗马史上最伟大的独裁者坚定对帕提亚动武的决心，若非公元前44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刺杀事件，阿萨西斯王朝势必要面临超过16个军团和至少1万名骑兵的可怕报复。然而，即使可能会遭到以上惩罚，帕提亚国王仍然不改初衷，积极参与新一轮的罗马内战。公元前43年，奥罗德斯与在上一轮战争中打败过帕科鲁斯的卡西乌斯结盟，共同对抗“后三头”。公元前42年腓力庇决战前，卡西乌斯和另一位共和派领袖布鲁图斯还派大使昆图斯·拉比伊努斯和部分国王支援的帕提亚骑射手至泰西封宫廷，请求后者增援更多军队。这足以证明奥罗德斯与共和派牵扯颇深的事实。

讽刺的是，虽然帕提亚国王每次都尽最大可能尝试以投机方式获取最大利益，但他的赞助对象无一例外全部失败了，而攫取大位后的罗马当权者显然不可能放过曾经支持过自己的幕后资助者，于是上述投资就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亏本买卖。公元前42年腓力庇决战共和派的失败即是如此。在此等情况下，倘若想要复兴曾经的辉煌，唯有再次走上前台，直接祭出武力大招——然而这又违背了阿萨西斯王朝自身外战实力不济的现实，故只有借助强势盟友的支持，前者的图谋才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共和派垮台后，又有哪个罗马派系能在憎恶“后三头”的前提下为帕提亚大军西进大开方便之门呢？

作奸犯科的前共和派领导人昆图斯·拉比伊努斯

对帕提亚人而言幸运的是，此前共和派派往泰西封宫廷的使者拉比伊努斯成了他们的引路人。此人并非在古罗马历史上能够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其父提图斯·拉比伊努斯却是著名的庞培党人和共和派将领，曾在恺撒征服高卢的战争中表现出色。拜其父的人缘威望所赐，拉比伊努斯很早就在共和派领导者圈子中有了一席之地，也因此成为卡西乌斯等人与奥罗德斯结盟的见证者。作为前共和派高层的一分子，拉比伊努斯不仅清楚地知道共和国政界当权者对反对派进行打压的惯例，更是探听到了不少安东尼在击败卡西乌斯后怎样在东方残酷迫害前政敌派系成员的消息。毫无疑问，除非一辈子避居泰西封，否则他想要以正常身份回国，甚至继续在政坛上发挥影响已经殊无可能。种种因果机缘最终使其选择了一条颇受争议的道路来彰显自己的价值：勾结帕提亚人一起入侵自己的祖国。

“后三头”之一的安东尼当时在东方的所作所为也给了拉比伊努斯怂恿奥罗德斯动武的信心。古典传记作家普鲁塔克记载，公元前41年夏，安东尼秉承恺撒入侵帕提亚的遗志到达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组织一系列人事任命，准备向东方发起进攻。为了筹措军费，他肆意加增地方税收，还罢黜了许多富裕的叙利亚领主，将其财产充为军资。其中有一队骑兵奉命前去洗劫帕尔米拉，但事先得知消息的帕尔米拉富商全都向东逃往帕提亚腹地，不仅让安东尼的盘算落空，而且还将叙利亚的最新情报告知了帕提亚人。我们知道，十余年前克拉苏初次踏上叙利亚的土地时，同样有过上述不合时宜的举措，导致与地方势力矛盾激化。如今，这位新上任的东方独裁者似乎即将重蹈覆辙。更不靠谱的是，在和埃及的美丽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相会后，安东尼原本计划很快发起的军事行动被无限期搁置，他本人随后与艳后一起去往埃及享乐，从而给拉比伊努斯可乘之机以先发制人。

就在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于埃及醉生梦死的时候，前任罗马使节终于说服帕提亚国王动用武力冒险宣战。公元前40年春，一支规模庞大的蛮族军队渡过幼发拉底河，再一次踏上叙利亚的土地。如此，继公元前51—公元前50年的帕提亚入侵战争之后，由拉比伊努斯的怂恿和奥罗德斯的野心主导的又一轮战事在罗马东方的土地上打响。和十余年前一样，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由王储帕科鲁斯充当，并且此次再没有一位老将能够对其指手画脚，后者历经战火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主帅。拉比伊努斯同样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狄奥的记载，他以割让某些重要领土为条件换取了奥罗德斯给予的指挥官一职。当然，拉比伊努斯是否真正在指挥层面上拥有实际权力无疑是要带上问号的，我们从此后的事件发展中可以看出，帕科鲁斯并不十分信任他，帕提亚骑兵也并未真正将其当作可依仗的对象。拉比伊努斯后来也组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共和派军队，甚至发行带有公然自立倾向的钱币，这些都足以证明他与帕科鲁斯之间貌合神离的本质关系。不过，至少在征战之初，两者尚能勉强共处，一致对敌，从而创造出帕提亚军史上最惊人的成就。

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

如同十余年前最初攻入幼发拉底河以西一样，以骑兵为主力的帕提亚军队一路风驰电掣，碾过希尔赫斯提卡平原和金达鲁斯山，直抵地中海东岸的阿帕米亚，但同样也立即暴露出无力攻城的短板。毫无疑问，倘若仅有帕提亚人自己在此，他们只能重复十余年前劳而无功的故事。幸运的是，此次有拉比伊努斯随军，其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按狄奥之述，驻守东方的罗马士兵多为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麾下的共和派中坚力量，腓力庇之战后因群龙无首才投降了安东尼，这些士兵本就因以前拥有的诸多特权被安东尼取消而心怀怨恨，拉比伊努斯前共和派领导者的身份更是让他们有了天然的归属感，很快就被后者毫不费力地拉拢过去。如此一来，不仅诸如阿帕米亚这样的坚城不再是帕提亚军队前进的障碍，甚至连安东尼委任的叙利亚总督萨克萨所部都不断有士兵逃往敌方阵营。萨克萨试图为保护阿帕米亚做最后一搏，却无奈被兵力和战力都在己方之上的帕提亚骑兵击溃[5]，被迫连夜逃往安条克。

为了协调彼此间的职能分工，拉比伊努斯和帕科鲁斯划分了各自的军队——阿帕米亚之战后拉比伊努斯麾下有了一支规模不小的共和派武装——罗马人由拉比伊努斯带领向西北方向追击萨克萨，帕提亚人则仍由帕科鲁斯指挥南下叙利亚和朱狄亚。显然，此次分兵虽然带有规划未来战略的需要，但仍为我们清晰地展现出两位高级指挥官间的矛盾，这也给阿萨西斯王朝的征战前景带来了一丝不祥的意味。当然，对拉比伊努斯和帕科鲁斯来说，分兵一事对摆脱互受约束的现状再好不过，自此之后，两者就都能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了。

根据约瑟夫的记述，向南进发的帕提亚军队再次分为两部，主力由帕科鲁斯率领沿海岸挺进；另一部分则由副将巴尔扎法尼斯指挥侵入内陆。安东尼战前政策的弊端此时暴露无遗：除了推罗以外，两路帕提亚大军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所有地方势力均未顽强抵抗，甚至在西顿和托勒迈（即阿卡）两处腓尼基城镇，人们夹道欢迎入侵者的到来，彰显了罗马人统治是多么的不得人心。随即，巴尔扎法尼斯受命进攻朱狄亚，不仅俘虏了当地亲罗马的犹太高级祭司希尔卡努斯和耶路撒冷总督、以土买人法萨伊尔，还接受希尔卡努斯之侄安提戈努斯（素与前者不睦）的贿赂——1000塔兰特白银和500名犹太美女，将其扶植上位，使之成为帕提亚统治朱狄亚地区的傀儡。[6]志得意满的帕科鲁斯留下上万帕提亚士兵驻守地中海东岸，之后带领着他的大军班师回朝[7]。到此时为止，整个腓尼基和朱狄亚地区，除了推罗因帕科鲁斯缺乏舰队无力攻克外，基本都已掌握在帕提亚人手中，就连远达红海之滨的纳巴泰国王马里库斯名义上都向后者表示了支持，阿萨西斯王朝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不仅将奥罗德斯所期盼的米特拉达梯荣耀远远甩在身后，甚至几乎有重现阿契美尼德王朝辉煌的可能。

与此同时，向北追踪叙利亚总督的共和军也是一路顺风顺水。如惊弓之鸟的萨克萨在逃回安条克后，很快又再次踏上流亡之路，试图经西里西亚西遁入托罗斯山区，但终究功亏一篑，被追击者抓获处死。他的死也标志着大规模的有组织抵抗结束。在其死后，小亚细亚的安东尼势力更加无法阻挡拉比伊努斯的共和军攻势，另一位被安东尼任命的亚细亚总督普兰库斯，不得不在敌人的兵锋下逃往地中海上的小岛避难。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拉比伊努斯部众甚至深入到远达吕底亚和爱奥尼亚附近的爱琴海东岸，整个小亚细亚，一开始除了卡里亚的斯特拉托尼西亚一城外，包括卡帕多西亚和本都在内的所有罗马属地和附庸王国都表示了顺从。尽管此后米拉萨[8]和阿拉班达两座城市一度趁敌人欢庆节日之际发动起义，但在敌强我弱的大局面前还是无法摆脱城破人亡的结局，拉比伊努斯因此铸造大量流通硬币以示庆祝。

公元前44—公元前38年间罗马东方领地的历次战争

闻名西方的犹太国王——希律

罗马共和派与阿萨西斯王朝的联合攻势在短时间内取得的辉煌成就，确实让时人震惊不已，似乎他们建立王者霸业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值此双方功成名就之际，我们也需要清晰地看到其中隐含的重大风险：“后三头”的实力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削弱，甚至看似损失惨重的安东尼其实也没有真正遭遇重创，因为他们的根基都建立在遥远的意大利本土，随时可以征调十数个军团的强大兵力发起反攻；相反，共和派和帕提亚人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出其不意——已经随着时间推移消失殆尽。不仅如此，帕提亚落后的军事体系再次成为阻碍其成功的桎梏，它那支由封建领主势力组成、无法适应长期消耗战的军队，在取得短暂的成功后必然需要回国休整，哪怕国王和王储也无法阻止。毫无疑问，这既等于将随时反攻的主动权拱手让给本就掌握着制海权的“后三头”，又造成可用于反击的兵力捉襟见肘，势必导致严重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就在共和派和阿萨西斯王朝的联合攻势登峰造极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裂痕也日趋严重。原来，拉比伊努斯在其发行的钱币上自封“帕提亚征服者和大将军”，显然与其依靠帕提亚人取得如今地位的事实完全相悖。笔者几乎可以肯定，即使安东尼没有及时对当下局势做出反攻决定，只要时间一长，拉比伊努斯无疑也会因利益驱使而选择与帕提亚恩主翻脸。如此厚颜无耻、毫无底线的嘴脸，也难怪他的反对者、米拉萨的雄辩家希布里亚斯这样嘲讽道：“那我也可以自封为征服卡里亚的大将军。”毋庸置疑，帕提亚人对拉比伊努斯的把戏心知肚明，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对后者持一种轻蔑的态度。如此一来，本就对“后三头”实力缺乏客观认识的两者还互相猜忌，几乎注定了此次征战的前景堪忧。

拉比伊努斯发行的钱币

然而至少在表面上，双方的共同敌人此刻也同样境遇窘迫。短短3个月之内，安东尼在亚洲的领地不是被帕提亚人和共和派占领，就是处于对方的强力威胁之下，罗马共和国的威望几乎降到了自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以来的最低点。[9]毫无疑问，即使他仍然拥有强横的实力，但倘若再对此严峻局势没有丝毫对策，那么他在罗马公民中的号召力会受到显著影响。对安东尼而言更麻烦的是，此前在意大利本土，他的第三任妻子弗尔维娅和兄弟卢西乌斯·安东尼因分配老兵土地问题与屋大维发生了纠纷，并且迅速升级为两大巨头间的战争。仅在意大利中南部，双方就分别出动了6个和4个军团进行对抗，战事最后以弗尔维娅和卢西乌斯困守意大利中部的佩鲁西亚数月、被迫投降告终。公元前40年2月，就在帕科鲁斯和拉比伊努斯西侵叙利亚的同时，这两个引发佩鲁西亚战争、导致“后三头”派系激烈内讧的祸首，在胜利者的法外开恩下，一个（弗尔维娅）流亡至希腊，另一个（卢西乌斯）被驱逐至西班牙。收到弗尔维娅寄来的相关信件，了解到屋大维与安东尼派系有可能爆发全面大战的基本情报后，本来准备率领200艘战舰驰援推罗的安东尼不得已改变了航向，首先去处理对他来说更为迫切的意大利危机。后者这种朝令夕改的作风无疑引起了许多亲罗马的东方人士的不满，狄奥就曾批评安东尼的做法“等于是留下当地居民自生自灭”。确实，自公元前40年夏季至公元前39年春季，安东尼和屋大维忙于处理“后三头”内部的纠纷而无暇东顾，东方蛮族和共和派的政令在地中海东岸畅通无阻几近一年，叙利亚等地的居民几乎已经忘却共和国的威名，只有斯特拉托尼西亚和推罗两座城市仍在敌人的压力下苦苦支撑。毫无疑问，如果再没有援军，他们的未来必将渺茫黯淡。好在安东尼终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当公元前39年的春季快要过去时，推罗人等苦盼的罗马反攻终于到来。

公元前42—公元前39年间“后三头”势力划分

执行此次反击重任的是安东尼麾下的普布利乌斯·文提狄乌斯·巴苏斯。他于公元前91年或公元前90年出生于阿斯库卢姆附近一个古老的皮西努姆家族。古典拉丁作家奥卢斯·格里乌斯称其出身卑微，才出生不久即因居住地阿斯库卢姆卷入同盟战争而成为俘虏，甚至因太过年幼而被其母抱着在获胜者庞培·斯特拉波（庞培之父）的凯旋式上从统帅的马车旁走过——这对罗马人而言不可谓不是一大污点。正因如此，文提狄乌斯早年处处受到歧视，生活十分艰难，只能以为达官贵人提供车驾骡马赚取的微薄收入勉强糊口。幸运的是，在服务到外省履职的总督们的过程中，他结识了恺撒，并随同后者一起去了高卢。在那里，他的身份在小承包商和基层士兵之间自然转换并步步高升，到公元前45年已经拥有军政官的荣衔。恺撒遇刺后，文提狄乌斯顺理成章地效忠了安东尼，且于公元前43年当选裁判官，权势地位已经相当显赫。毋庸置疑，这是他杰出能力的客观体现。

或许是共和国末期罗马人猛将如云的关系，文提狄乌斯在内战史中的表现并没有显得出类拔萃。公元前43年3月穆提那会战前，他在安科纳控制有3个军团，却未能阻止共和派将领潘萨向穆提那进军，甚至在前不久才爆发的佩鲁西亚战争中，尽管他与同僚波利奥共同掌握山外高卢11个军团的强大武装，却先是无法阻止屋大维嫡系将领萨尔维狄伊努斯从西班牙回援意大利，后又不能支援被围困在佩鲁西亚城中坐以待毙的卢西乌斯和弗尔维娅，最后只能退往亚得里亚海岸等候安东尼的回归。虽然其中有卢西乌斯和弗尔维娅自作主张、安东尼派诸将士意见不一无法自专的缘故，却也说明这一阶段文提狄乌斯作战的特点——谨慎稳妥而不敢冒险。显然，上述作战风格在共和国晚期的罗马将领中间司空见惯，因而也就无法突出他的特别之处。

罗马共和国为庆祝文提狄乌斯凯旋发行的罕见钱币

但这种战斗模式最适合东方不过。无论拉比伊努斯还是帕科鲁斯，均十分擅长事先采用各种谋划诱导敌人犯下致命错误，然后迅速将对方置于死地。帕提亚骑兵更是以机动性著称于世，其来无影去无踪的速度是行动迟缓的罗马军团重步兵最大的忌讳。与这些诡计层出不穷的敌人交手，谨慎稳妥才是保存己方实力进而战胜对方的第一前提。由于以上原因，原本内战时表现平平的文提狄乌斯就自然而然地在东方大放光彩了。值得一提的是，拉比伊努斯之父提图斯·拉比伊努斯具备与文提狄乌斯相似的优秀战斗水准，同样出生于皮西努姆地区的一个城镇，与阿斯库卢姆相距不远。这样看来，即将于东方大地上展开角逐的两位对手，在身份上几乎可以算作半个老乡。

根据普鲁塔克的观点，文提狄乌斯大致是在公元前40年8月或9月安东尼与屋大维签订《布林迪西协定》后被派往亚洲[10]，但兵力投送、后勤辎重等准备工作一直拖延至公元前39年春才完成。罗马人为此次作战集结了相当庞大的军队，按照约瑟夫的记载，两年后希律王围攻耶路撒冷时曾得到安东尼部将盖乌斯·索希乌斯的大力支持，这位文提狄乌斯的继任者为此提供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包括11个军团和6000名骑兵，另有叙利亚的辅助士兵），由于在此期间并无其他罗马主力增援，他们显然就是公元前39年反攻亚洲的那支罗马大军。如果再加上在此后战斗中发挥重大作用且数量不少的投石兵和弓箭手，文提狄乌斯的东征军很可能拥有至少6万人的庞大规模。

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文提狄乌斯深谙兵贵神速的兵法准则。当年4月或5月，准备妥当的罗马军队乘坐战舰前往东方，并在拉比伊努斯探知消息前迅速在卡里亚至西里西亚之间的小亚细亚沿岸登陆，从而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不仅如此，为了达成行动的突然性，文提狄乌斯甚至不等其麾下那些重装步兵卸货下船，就带领先行抵达的骑兵和轻装步兵直奔小亚细亚与叙利亚边界而去。他知道，只要提前将上述战略要地掌握在手中，就能切断尚在小亚细亚的所有敌人的后路。狄奥述称，安东尼部将的举措大大震慑了拉比伊努斯，因为后者虽然早已组织起忠诚自己的武装势力，但这些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军队，无论在规模还是战力方面，都无法与“后三头”的精锐士兵相提并论，甚至还分散驻守于各大城市。这位共和派领袖不得不一面避战逃往叙利亚，一面向早已貌合神离的盟友求援。罗马人遂一路追击敌人直至小亚细亚边界的托罗斯山脉附近，迫使对方就地扎营避战固守。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拉比伊努斯已经全无一年前闯关斩将时的意气风发，他的很大一部分军队由于对手的突袭而被隔绝在小亚细亚广袤腹地，剩下来的最后直属力量既不足以抵抗罗马人的攻势，也无法在帕提亚“盟友”面前保障自己小亚细亚霸主的地位。事实上，他独霸一方的美梦已然破碎，唯一的指望仅仅是帕提亚人能够来救自己一命而已。

《布林迪西协定》对“后三头”势力的划分

相比拉比伊努斯的颓废，执行追击任务的罗马军团可谓气势如虹。拜文提狄乌斯闪电般的推进速度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所赐，罗马人在拉比伊努斯的帕提亚援兵抵达前抢先占据了附近的高地，并以其为基地构筑营寨。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以步兵为主的罗马大军不仅有效避免了机动性和冲击力的弱势，更是可以趁机逼近敌方士兵，发挥己方肉搏娴熟的长处。如果天气晴好的话，他们甚至能够利用向光侧的自然因素减弱敌人的视力，从而达到影响后者正常战斗技巧的利好效果。文提狄乌斯唯一的烦恼在于其轻装部队行军速度过快，军团步兵远远落在身后，因此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即攻破拉比伊努斯的营寨，只能等重装部队赶上后再做计划。

陡峭险峻的西里西亚山区

极富戏剧性的一幕是，双方的援兵竟然在同一天抵达，这使得随后爆发的大战充满了宿命色彩。由于古代海路运输量和山区容纳量的限制，文提狄乌斯显然不可能将其11个军团的力量全都用于同一战场，实际能够赶上战事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笔者从弗隆提努斯对此后战况的记载推测，其实际兵力有可能还不到1万。如此一来，帕提亚骑兵就在人数上占了上风。狄奥记载，当天黎明时分，被此前一系列顺利的战斗冲昏头脑的帕提亚人，过于自恃数量优势，甚至等不及与拉比伊努斯部众联合，就从面向己方的一直延伸到山顶的斜坡底部出发，蜂拥冲向高处的罗马营寨。我们不知道上述帕提亚援兵的具体类别，但从随后的战斗经过分析，他们应该大部分都属于重装的冲击骑兵。也因如此，他们在上山时不仅要克服盔甲带来的重力束缚，还要时刻指引战马正确的方位，再加上越朝上越狭窄的斜坡地形，这些骑兵不知不觉中就拉近了彼此的间隙，慢慢拥挤成一团。

罗马人的营寨一直保持着诡异的平静，看似对帕提亚骑兵的动作毫无反应，但其实，这正是文提狄乌斯的诱敌之策。弗隆提努斯在其引证的战例中提到，罗马指挥官之所以控制己方将士出战，是故意示弱想让敌人放松警惕，以待对方步入罗马人的攻击范围。他的策略果然收到了奇效：当骄横自大的帕提亚人全部走上斜坡时，山顶上的罗马军团步兵突然冲出寨门，正面撞上毫无戒备的帕提亚战阵。瞬息之间，最前排的帕提亚士兵还未反应过来就被罗马人斩落马下，侥幸生还者也立刻卷入与敌人的肉搏战中。对他们而言不幸的是，过去几个世纪无数战例证明了罗马步兵在近身战中的王者地位，以往在马背上所向无敌的帕提亚骑兵完全不是后者的对手，更何况他们还置身于地势较低的劣势环境，些许的数量优势根本无法弥补上述差距，以至于正面接敌的帕提亚士兵不是被杀，就是被迫掉头想要撤退。更糟糕的是，由于视野受阻，殿后的帕提亚骑兵根本不知道前方激烈战况的结果，仍然在一股劲儿地往前冲锋，于是整支军队秩序大乱，数以百计的帕提亚骑兵死于自相践踏，其他阵脚大乱的幸存者也丧失了信心，甚至顾不得盟友拉比伊努斯的生死，全部经西里西亚逃往叙利亚。罗马人遂大获全胜。

单纯从战术角度考虑，这场战斗其实并未给双方的实力对比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十余年前卡西乌斯在安提戈尼亚取得的不完美结局一样，己方兵力的劣势加上机动能力的缺失，导致大多数敌军都逃过了一劫。但是，从战略层面衡量，文提狄乌斯的胜利远远超过了后者，因为它是罗马人在大型战场上首次堂堂正正击败帕提亚的例证，切实提升了共和国威望。更重要的是，文提狄乌斯身后有无数罗马援军坚实的支持，那是十余年前卡西乌斯渴求却始终无法企及的。与之相对，帕提亚人的失败则宣告了他们短暂的征服迷梦开始终结，一度在罗马最高政坛甚嚣尘上的共和派势力更是就此销声匿迹，可谓政治影响巨大。此战之后，不仅西里西亚，甚至此前支持过拉比伊努斯的所有小亚细亚城邦和附庸国，都再次回到罗马阵营。至于那位先前自封为“帕提亚征服者”的小亚细亚之主，在被其帕提亚盟友实质性抛弃后，连夜化装逃离军营，却也依然逃不过被抓捕处决的下场。他的绝大多数部下都转而投降了文提狄乌斯。由此可见这场胜利的价值。

当然，正如上文所述，托罗斯山一战的胜利并不能立即保证整场战争前景光明，毕竟叙利亚的帕提亚驻军不可小觑，倘若再加上新加入的托罗斯败兵，文提狄乌斯仍然面临着很大的考验。幸运的是，这位优秀的罗马指挥官再次以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证明了自己在弗隆提努斯杰出战例示范中的佼佼者地位。古典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述称，罗马人在收复西里西亚后，紧接着就进军至西里西亚和叙利亚交界处的阿玛努斯山区。此处地势险要，多悬崖峭壁，仅有一条小路向东南方向通往叙利亚首府安条克，沿途有不少塞琉古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堡垒要塞，其中距离安条克平原最近的一处以“阿玛努斯门”闻名的关隘称为特拉佩宗，正是防御叙利亚的帕提亚驻军所在地。只要将这些帕提亚驻军一网打尽，其背后的叙利亚即唾手可得。

帕提亚骑兵的冲击优势在山区作战时荡然无存

执行任务的罗马骑兵

就过去的战例来说，阿玛努斯山区似乎并非阿萨西斯王朝的福地，不应忘记，仅仅在十余年前帕科鲁斯第一次入侵叙利亚时，当时的西里西亚总督西塞罗就在此处击败了一支前来叩关的帕提亚军队。然而，现在驻守此处的这支军队规模远非十余年前可比。由于听闻罗马人反攻的情报，当地几乎汇聚了帕科鲁斯留在叙利亚的所有精锐人马，兵力超过1万，其中就包括亟待复仇的托罗斯山败兵。他们的指挥官同样非同小可，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这位名叫法纳帕特斯的将领是帕提亚军中足以比肩拉比伊努斯的杰出指挥官，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正因其足够优秀，阿萨西斯王储才能在回国时放心地将指挥叙利亚驻军的大权交给他。显然，文提狄乌斯以只有18支步兵大队和若干骑兵组成的少数部众，想要正面歼灭坐拥雄关且兵力在自己之上的敌人，确实难度很大。

偏偏罗马指挥官扬长避短，采用了另一套看似并不堂堂正正的战术发挥出自己的优势。附近山势崎岖、视野受限的地形不仅十分利于埋伏，还极不适合发挥重装骑兵的冲击力，于是他采用了和十余年前卡西乌斯的策略如出一辙的伏击策略。弗隆提努斯提到，文提狄乌斯将18支大队的主力埋伏在大营一侧的隐秘山谷中，大半骑兵则安置在步兵后面随时待命，为部队的机动作战提供力量。与此同时，他派遣副将庞帕伊狄乌斯·希洛率领一小队骑兵前去执行诱敌任务，只要帕提亚人从坚固堡垒中迈出脚步，罗马人就有自信将其彻底击溃。

和十余年前卡西乌斯的诱导效果类似，自恃兵力占据优势的阿萨西斯将士很快就被希洛的小股骑兵误导，纷纷出关追击——这也是带有游牧风格的军队韧劲不足的体现。似乎十余年前那场伏击中一击却敌的一幕又将轻松重演，但是，此次罗马人大大低估了由法纳帕特斯带来的变数。按狄奥所述，这位帕提亚将军虽然被罗马副将诱出关，却并未被后者落下，而是如附骨之疽般时刻如影随形，最终竟然在距离伏击圈不远的地方追上了罗马骑兵。如此一来，不仅希洛所部人马因兵力对比悬殊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就连事先定好的引诱敌军步入伏击圈的计划也几乎流产。关键时刻，文提狄乌斯在遭遇突发变故时的优异应变能力凸显无疑。不同于克拉苏在卡莱遇到挫折时的手足无措、惊惶无度，就在希洛几乎命丧法纳帕特斯之手的危急关头，文提狄乌斯当机立断，让本来在埋伏处守株待兔的主力部队从侧翼包抄上来，一举扭转了危如累卵的局势。或许是过于注意解决眼前敌人的缘故，法纳帕特斯完全没有意识到罗马人主力的到来，等到发现异状想要撤退已为时过晚，他和麾下大部分将士都在面对面的贴身肉搏中被杀，成为文提狄乌斯战场功劳簿中的又一显赫印记。

这场战斗的结果对已延续一年多的整场战争的走向是决定性的。狄奥述称，在听闻阿玛努斯门之战失败的消息后，仍然驻守在叙利亚各地的零星帕提亚士兵和法纳帕特斯麾下侥幸生还者，一起逃回了幼发拉底河以东，叙利亚完全被帕提亚人放弃。于是，至公元前39年秋，文提狄乌斯开启反击仅仅不到半年，除了投靠帕科鲁斯的朱狄亚国王安提戈努斯和少数负隅顽抗的叙利亚城市，幼发拉底河以西又重新落入罗马人手中，一年前阿萨西斯王朝和共和派的联盟独霸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岸的盛景，仿佛只是他们的一场南柯美梦而已。

后人似乎很难想象这种短期内敌对双方间大开大合式的对战，但正如上文所述，其实根源很容易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相比罗马共和国，阿萨西斯王朝的持久作战能力和科技应用能力远为落后，导致其境外作战后劲不足，甚至如果没有强力盟友支援，就连面对固守坚城的军团残部都无计可施。如此落伍的军事体系，固然可以在敌人内部分裂时乘虚而入，但显然只能是暂时的，绝不会持久。一旦罗马人真正展现出其纵横四海的强横武力，帕提亚除了打道回府外别无他途。正因如此，米特拉达梯二世才在入侵叙利亚问题上睿智地剔除了武力手段，代之以和平演变策略，因为只有真正得到所有叙利亚人的拥护，帕提亚骑兵才能勉强具备与罗马军团一较高下的资本。遗憾的是，上述真知灼见随着一代名王的驾崩而再未得到重视，对许多帕提亚军事高层决策者（诸如帕科鲁斯等人）而言，对外交际不顺时诉诸武力已经成为他们心中解决危机的执念，特别是现在叙利亚得而复失。毫无疑问，如此作为只能在现实面前继续碰得头破血流。如同历史为我们展现的那样，这样的灾难马上就将降临在帕提亚王储身上。

殒命沙场：帕科鲁斯三征叙利亚

那时候，马库斯·阿格里帕在阿奎塔尼亚的战事取得了胜利，而卢西乌斯[11]·文提狄乌斯·巴苏斯则在三次战斗中击败了入侵叙利亚的波斯人。就在波斯国王奥罗德斯之前借将军苏莱纳之手杀死克拉苏的那个日期，巴苏斯杀死了奥罗德斯之子帕科鲁斯，随后他史无前例地因对帕提亚人的胜利而在罗马城举行了凯旋式。

——欧特罗庇乌斯《罗马国史大纲》第七卷第五节

虽然文提狄乌斯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了叙利亚，但他的麻烦实际上并未彻底根除。去岁帕科鲁斯短暂征服叙利亚期间，曾通过给予各种恩惠的方式拉拢了许多当地的自治城市和领主，如今尽管其中的绝大多数被迫再次臣服共和国，然而他们是否真正心甘情愿地效忠罗马人仍是未知数。甚至，有一个名叫阿拉都的城市还在公然抗拒罗马指令。在南方，由帕提亚人扶植登位的朱狄亚附庸国王安提戈努斯也并未下台，根据约瑟夫的记载，此人同样在暗中联络帕提亚王储，企图从后者那儿获得援助，抵抗罗马人可能的惩罚。与此同时，自意大利返回的希律王一登陆托勒迈，即迫不及待地征召当地士兵，先后向加利利和耶路撒冷发起进攻。在整个公元前39年的冬季，这些或明或暗的争斗多少吸引了罗马指挥官的注意力，使其无法真正按罗马意志整顿地中海东岸的秩序。

被帕提亚人扶植上台的犹太国王安提戈努斯

为了惩罚那些至今仍在坚持抵制共和国权威的顽固分子，并杀鸡儆猴，文提狄乌斯很快就以“大棒”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敲打。幸运的是，这一时期从小亚细亚各地陆续赶到的东征大军各军团为他开展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基础。狄奥提到，收复叙利亚的罗马人对冥顽不灵的阿拉都城展开了长时间的围攻，对当地此前支持过阿萨西斯王朝的人征收了很大一笔惩罚性税赋，其中科马基尼国王安条克一世和纳巴泰国王马里库斯一世是重点“关照”对象。至于心怀不轨的朱狄亚国王安提戈努斯，文提狄乌斯一度亲自挂帅指挥部队驻扎在耶路撒冷城外，尽管此后他因其他事务而离开，却依然留下一部分士兵由副将希洛指挥继续对犹太人施加压力。确实，罗马军团并未正式攻城，但安提戈努斯受到了极大震慑，为此不得不向希洛贿赂了很大一笔钱财，方才得以暂时保全王位。但是对他而言更大的损失是，希律仍在不断蚕食其领地，甚至完全攻下了整个加利利地区。显然后者的行动得到了罗马人的默许，而且此举也将其手脚束缚住，不至于在随后的又一轮大战期间变生肘腋。

科马基尼国王安条克一世（左）与赫拉克勒斯（右）

或许有人会认为文提狄乌斯对上述那些曾经背叛共和国、如今依然首鼠两端的奸猾之辈太过宽容，但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后者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对他们进行严惩，因为他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楚，帕提亚人的威胁才是引导上述势力态度暧昧的根源，而这种威胁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有加重的趋势。毫无疑问，远在泰西封宫廷中的帕提亚国王和王储已经得知过去半年内己方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大溃败。正如上文所述，对这些唯武力论者而言，曾经依靠发动战争征服的疆土，想要再次收回，当然还是只有诉诸兵戈，帕提亚王储对此尤甚。钱币学的证据显示，帕科鲁斯当时已经获得了单独铸币的特权——他也是阿萨西斯王朝四百多年历史上唯一一个以王储身份获准单独铸币的合法统治者，其地位几乎等同国王。显然，这样一位站在金字塔尖、相当于副王的显赫至尊，怎么能够容忍自己的名誉因面对困局无所作为而受损呢？更何况，由于入侵叙利亚接二连三地失败，他早已将此事与本人的威望画上等号，其心中的执念更使其丧失了对周遭局势的客观衡量，只剩下不把叙利亚拿下誓不罢休的情绪。正因如此，交战双方都明白帕提亚军队重新踏上西征之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果然，自公元前38年2月后，越来越多关于帕提亚军队正在征召士兵的情报被罗马细作探知，预示双方间的战争已势不可免。种种迹象表明帕科鲁斯的此番征讨几乎动用了整个阿萨西斯王朝的军力，我们从罗马史学家弗洛鲁斯的字里行间推测，其军队人数几近3万骑兵，堪称帕提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重装骑兵集结[12]。彼时，成千上万的虎贲甲士从王朝四面八方汇集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其中以全副武装的具装骑兵最为雄壮。这些从大贵族等精英阶层中挑选出的精锐骑兵，手持一杆全长约12英尺（3.66米）且锋刃很长的康托斯长矛，全身披挂用鳞甲或锁甲制成的头盔、护颈、胸甲、臂甲和腿甲等护具，甚至连战马都覆盖着青铜或铁制的马铠，普鲁塔克曾称赞“这些甲具全部闪耀着炫目的寒光”，可见其制作精良。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以上具装骑兵在此次远征中的具体比例，但希腊化史学泰斗塔恩曾指出帕科鲁斯征召了国内所有的精锐甲骑，如果其言属实，那么其规模至少可达万余。倘若再加上其他覆甲率稍有不及的重装冲阵骑兵，就可以想象帕提亚王储的自信由来：卡莱之战时，区区1000名冲击骑兵就能在苏莱纳手中击溃小克拉苏1300名高卢骑兵、500名弓箭手加上8支步兵大队的猪突攻势，那么他此时拥有十数倍规模的力量，又何惧面对旷野中的任何一支罗马军队呢？

然而帕科鲁斯完全忽视了一件事，他并不是机智狡黠的苏莱纳，他的对手也远非庸碌无为的克拉苏可比。在其尚在征召军队的时候，文提狄乌斯已经对他施展了一系列堪比《碟中谍》电影的精彩骗局。弗隆提努斯记载，罗马指挥官认识一个名叫法纳伊乌斯[13]的希尔赫斯提卡领主，此人明面上假装是罗马的忠实盟友，实际上是帕提亚人的秘密间谍，随时都准备刺探罗马军情并密报其主人。如同群英会上的周瑜和蒋干，得知对方真实身份的文提狄乌斯并未打草惊蛇，反而将计就计让他传递错误信息。在故意对其不加防范，并成功地让法纳伊乌斯消除了戒心之后，他就把一份足以严重误导帕提亚人的重要情报传递给希尔赫斯提卡间谍。我们知道，在公元前39年的两次重要战役中，罗马人都因军团无法及时援助而导致兵力不足，如今虽然所有的11个军团都已经到达东方边界，但他们多分散驻扎在卡帕多西亚东部的一系列托罗斯山关隘处，罗马指挥官非常担心一旦机动性强的帕提亚骑兵发动入侵，这些军团又将如去岁那般无法及时赶来救助，因此他需要利用诡计来拖延帕提亚人的行进速度以及时调兵遣将，而达到目的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诱导敌人选择错误的行军路线。

帕提亚重甲骑兵

如上文所述，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入侵地中海东部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中自亚美尼亚进入卡帕多西亚再至叙利亚的路径，已被证实对帕提亚人并不实用，因此只剩直取叙利亚一个选项。但同样，进出叙利亚需要渡过幼发拉底河，而渡河口并非只有一个。一般而言，倘若想要用最短时间渡过幼发拉底河，人们可以选择该河中游的著名渡口丘格玛，因为此处河道最窄，事实上它也正是过去两次帕科鲁斯侵入叙利亚的渡河点；其下游的某些河段则相当宽阔，渡河时间就会相对延长，不利于速战速决。弗隆提努斯写道，为了引诱帕科鲁斯延长渡河时间，文提狄乌斯故意误导法纳伊乌斯，称并不担忧敌人会从传统的丘格玛渡口渡河，因为它附近有一些小山，罗马人能够隐藏其间躲避帕提亚骑射手的箭矢；相反，如果对方选择丘格玛下游的渡口过河，他就会非常担心，因为那些地区地势平坦，无法避开对手投掷的远程火力。他的观点很快即被希尔赫斯提卡间谍传递至泰西封宫廷，并且迅速得到认同。以如此简单的诡计，罗马指挥官就成功地把法纳伊乌斯和帕科鲁斯一干自诩聪明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讽刺的是，帕科鲁斯本已在十余年前见识过相似的诡计且吃过大亏，他却未如古语所说的那样吃一堑长一智，于是很快就遭到更致命的惩罚。

不过，帕科鲁斯现在尚未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在法纳伊乌斯的假情报误导下，这位王储率领他那3万人的大军自信满满地于公元前38年5月1日进至幼发拉底河东岸。如他的罗马对手所愿，帕科鲁斯选择了丘格玛下游的宽阔河道渡河，为此花费了40天的时间准备和运输架桥材料，建造渡河桥梁，调度兵马过河。也因如此，他没有料到对手在他浪费的时间内火速征集了卡帕多西亚的诸多军团，并且提前3天在帕提亚人前往安条克的必经之所——位于希尔赫斯提卡平原与金达鲁斯山脉交界处的希拉克雷乌姆高地——安营扎寨。如此一来，帕提亚军队想要突破敌方战线，就必须先将抢占有利地形的罗马士兵赶走。

由于在渡河过程中并未遭受预想中的袭击，帕科鲁斯麾下的帕提亚将士还以为敌人过于懒散和胆怯，不敢进攻己方威力十足的战阵。事实上，罗马军队在规模和火力上不仅不落下风，甚至要超过对手很多。我们按当时罗马在东方可用的兵力推测，“后三头”一年前组织的用于反攻的所有军团均已就位，尽管希洛因领命留在朱狄亚而未能将所部带上战场，文提狄乌斯聚集在希尔赫斯提卡平原的部众也不可能少于4万，甚至可能比卡莱之役时克拉苏的全军数量都多。不仅如此，在经历过因缺乏远程火力而惨败的沉痛教训后，为了压制敌方火力，罗马人如今在阵中增添了不少的步兵弓箭手等远程兵种，尤其是那些来自克里特岛的优秀投石兵。后者能够运用娴熟技艺将石块掷向很远距离的敌人，无论有效射程还是杀伤威力都要超过帕提亚骑射手的复合弓，即使对面全副武装、身披重甲也不能抵御石块飞速冲击带来的巨大动能。毫无疑问，面对拥有多方打击手段和兵力优势以及有利地形掩护的罗马军团，一旦双方正式交手，恐怕苏莱纳复生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厄运，更遑论指挥能力逊于前者的帕科鲁斯了。

战场上的投石兵

根据狄奥的记载，6月9日上午帕提亚军队全部顺利渡河后，就径直奔向希尔赫斯提卡平原而去。帕科鲁斯很可能事先已通过侦察得知了罗马人的最新动向，但显然仍对文提狄乌斯的真实打算和对方的虚实一无所知，因此当他看到希拉克雷乌姆丘陵上驻扎有一个罗马军营时，还以为敌人因准备不充分而不敢攻击此前过河的己方骑兵，遂自信地下令重装骑兵直接冲上山坡去攻打军营。帕提亚人十分大胆地一路沿着山坡向上进发，丝毫不顾虑有可能遭到抵抗，查士丁称他们甚至喊出辱骂文提狄乌斯的无礼话语来，可见其态度猖獗、自大过头。与之相对的，罗马指挥官看着帕提亚士兵逐渐接近己方军营，耳中听到后者侮辱自己的粗鄙言辞，却并未怒发冲冠，而是自始至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弗隆提努斯对此称赞道：“当他与帕提亚人交战时，一直严禁属下士兵擅自出击，直到帕提亚人接近至500步以内。”十分明显，文提狄乌斯此举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帕提亚骑射手对军团士兵的伤害，因为只要在近距离内以最快速度冲锋，罗马人就可以趁对方来不及射箭的间隙突入敌方战阵，用贴身肉搏解决不善近战的敌人。两相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衡量出双方指挥官间的差距——就好像是互换角色后的卡莱之战翻版。

骄横轻敌的帕提亚具装骑兵

在金达鲁斯山一役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罗马辅助部队

一如先前托罗斯山的战况再现，当帕提亚人进入罗马重步兵的冲刺范围内，突如其来的打击即刻就将狂妄自大的他们打回现实，最前排的具装骑兵根本来不及做任何防御，就被迫与冲下山坡的军团步兵捉对厮杀，很快又遭遇来自战友的踩踏。尚未上山的骑射手试图发射箭矢阻止敌人的冲刺，却无奈地发现双方战线早已犬牙交错、无法区分，只能眼看着铁甲骑兵们被罗马人逐一挑落马下，自己投鼠忌器、束手束脚。毫无疑问，倘若不是得益于金达鲁斯山脉低矮、己方兵力规模不小，帕提亚人极有可能如同托罗斯山之战一样，在罗马人的第一波次打击下就土崩瓦解。即使如此，当下遭遇的迎头猛击也着实让帕科鲁斯等帕提亚高级军官震惊不已，开战前弥漫于指挥部中的盲目乐观情绪亦再无踪影。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后，帕提亚人逐渐缓过神来，骑射手趁己方骑士被赶下山坡、罗马步兵尚未及时跟进的良机射出一波波箭雨，暂时压住了对方冲锋的势头，一度狼狈不堪的具装骑兵也借此在山脚下重整秩序。到此时为止，虽然帕科鲁斯开局陷入极端不利的处境，但他尚能凭借以往的经验稳住阵线，来自阿萨西斯王朝各地的精锐铁甲骑兵即使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伤亡，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他们纷纷顽强地披挂上马，企图再次对山坡上的敌人发起冲锋。显然，如果战局按照现在的形势发展，参考托罗斯山的战例，即使帕提亚军队落败，帕科鲁斯及其大部分人马仍有很大机会逃出生天。

但是，就在此关键时刻，文提狄乌斯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投石兵。只听罗马阵营一声令下，无数斗大的石块如同瓢泼大雨般从山顶上向着山脚下的帕提亚人倾泻而来，而已排列成密集阵形的骑兵完全无法躲避。携带巨大动能的石头持续不断地砸到士兵身上，后者不是隔着盔甲受了肋骨骨折或脏器出血等严重的内伤，就是因坐骑发狂摔下马而遭到重创。帕提亚人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幕，狄奥述称，投石兵投掷的石弹不仅来自极远距离外，而且威力巨大又十分精确，这对科技落后只迷信复合弓威力的东方蛮族而言几乎有相隔一个太阳系般的差距，不能不让他们震惊。更糟糕的是，罗马重步兵趁着帕提亚骑兵躲避石弹攻击、无暇他顾的时候，再次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娴熟地用近身肉搏杀死每一个遇到的敌人。饶是阿萨西斯王朝的铁甲精英历经无数血战，也无法同时承受来自两方面的致命攻势。双方战至中午，帕提亚人竭尽全力都已无法维持己方秩序，无数如同苍蝇一般晕头转向的士兵不断四处突奔，很快就被冷酷无情的罗马人统统杀死，帕提亚战阵至此彻底崩溃。眼看大势已去的帕科鲁斯最后率领所部精锐侍卫对山顶的罗马大营做了一次自杀性冲锋[14]，尽管他的勇气令人敬佩，但仍然毫无意外地被罗马人所杀，其所部士兵为了夺回王储尸体与敌人进行了绝望的血战，最终全部追随自己的主人而去——这也是帕提亚将士在此战中的最后一抹闪光。

毋庸置疑，金达鲁斯山战役是阿萨西斯王朝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弗洛鲁斯的记载表明，有超过2万名帕提亚士兵战死——包括他们的王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最后逃亡的路上被追兵所杀。如狄奥所称，这些骑兵原本希望通过幼发拉底河上架设的桥梁原路返回，但他们并未得到上述机会，只有少数托庇于科马基尼国王安条克的骑兵侥幸生还。我们可以看到，金达鲁斯山一战帕提亚人战死的绝对数据不比卡莱之战的罗马人少，死亡比例甚至更高，对人口资源远逊于罗马共和国的阿萨西斯王朝而言，相当于损失接近三分之一的全国可动员兵力，可谓极为惨烈。此战之后，帕提亚人彻底放弃了征服叙利亚的执念，直至灭亡，他们也只有一次机会攻入过当地，而且目标仅仅在于劫掠。不仅如此，此战的结果还在帕提亚政坛上引发了一场大地震。由于储君的战陨，阿萨西斯王朝面临易储及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派系斗争等现实问题，既改变了其历史走向，更刺激了罗马人随后发动进一步的报复性远征，由此可见此战的深远战略和政治影响。

也许是失败得如此惨痛，后世许多学者或评论者在评价金达鲁斯山战役时，往往会叹息帕提亚的将才断档，并以此为由贬斥奥罗德斯自毁长城诛杀苏莱纳的举动。比如蒙森就曾评论：“人们意识到，帕提亚军队倘若由平常的将军指挥，在平常的地形作战，他们的本领比其他东方敌人也优秀不到哪儿去。”仿佛只要苏莱纳在世，帕提亚人在上述战役中就能扭转战局一般。然而，如同笔者上文介绍的那样，在军事体系层面，阿萨西斯王朝与罗马人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科技还是军力，帕提亚都远远落后于它的对手，以上差距远不是换一个所谓的“优秀”指挥官所能弥补的。更何况，苏莱纳在具体战役层面的指挥水准，也远远达不到能扭转类似金达鲁斯山战役这般无望的战局，他在卡莱的成功，相当程度要归功于罗马人的轻敌和自大。事实上，苏莱纳真正让人看重的优点在于重视情报、善用诡计，而非临场一招制敌。我们可以想象，假如他站在帕科鲁斯的指挥岗位上面对相似局面，所能做的也不过是暂时识破文提狄乌斯的计谋，避免一两次在类似不利条件下决战，或许还能取得几次无关痛痒的小胜利，但只要帕提亚人不熄灭征服叙利亚的野心，终有一天他也会落个和帕科鲁斯一样的毁灭性结局。这就是实力差距悬殊所必然导致的后果。

当然，对于胜利者罗马人而言，此战的胜利足以令他们一扫十余年来的郁气。自卡莱惨败以来，共和国还从未予以阿萨西斯王朝一场同样的、堪称完美的回击。虽然同时代的著名古典诗人奥维德曾借诸神之口，表达过人们对己方阵营必胜的信念：“你们（帕提亚人）将会归还鹰帜，而那些杀死克拉苏的凶手，则会明白无误地遭到报复。”但直到金达鲁斯山之战后，他的预言才真正实现，自此之后共和国的声威才真正笼罩于叙利亚全境，罗马人的荣耀才真正得以匹配普鲁塔克兴奋的宣言：“这场大捷是罗马人最著名的成就之一，能够洗雪克拉苏丧师辱国的羞耻。”确实，古典学者把此战胜利的价值与卡莱相提并论的言论绝非夸张，两者不仅仅在战损比例上相当，就连被杀的指挥官在当时也都极负盛名。狄奥述称，帕科鲁斯在许多叙利亚人心目中都享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其处事非常公正和善，以至于那些拥护他的当地居民认为此人堪称他们遇到过的最伟大统治者。正因如此，只有在文提狄乌斯将帕提亚王储的首级展示给那些曾经支持后者的城市之后，以上心怀鬼胎的叙利亚人才熄灭了首鼠两端的心思，彻底倒向了罗马人。

罗马共和国的技术兵种远胜帕提亚

毫无疑问，主导以上进程的文提狄乌斯是重铸罗马东方秩序的真正英雄，而且他本有机会赢得更光荣更伟大的功勋：金达鲁斯山战役获胜后，罗马指挥官并不急于渡过幼发拉底河给予帕提亚更沉重的打击，而是选择发力惩治依旧顽固的反罗马势力。他加大了对阿拉都城的围攻力度，同时以科马基尼国王庇护战后逃亡的帕提亚骑兵为借口，包围了该国首都萨莫萨塔。骑兵部队也得以腾出手来，前往南方支援希律王仍在进行的反安提戈努斯战争。我们不知道他的上述决策是否带有先立住脚跟再东征帕提亚的规划，如果他确有此打算，显然他将有很大可能在即将进行的帕提亚远征中再获成功。然而，遗憾的是，这位优秀的指挥官再没有机会在世人眼前展现他那高超的指挥艺术了：就在公元前38年夏，围攻萨莫萨塔的军事行动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安东尼突然来到了叙利亚，按狄奥的说法，出于嫉妒其副手的伟大功勋，罗马东方的最高统治者解除了副将的军事职务，以为其举行凯旋式的借口迫使后者返回罗马，且自此再未起用这位功勋卓著的战将。

于是，如同那句著名的成语——功高震主——展示的那样，阿萨西斯王朝历史上最可怕的对手就这样在人生巅峰期被迫“功成身退”，回到罗马当起了寓公。尽管首都人民仍然狂热地爱戴他，并于公元前38年11月27日为其单独举办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战胜帕提亚人闻名的凯旋式，尽管他的名誉得到了当时和后世所有政客学者的一致赞扬，甚至奥卢斯·格里乌斯称其死后获得了国葬的殊荣，却无法改变其主帅卸磨杀驴的事实——或许这就是多数名将无法摆脱的宿命。

金达鲁斯山战役以罗马人完胜、帕提亚王储惨死落下帷幕，同时也为后者数次试图征服叙利亚的迷梦画上了句号，但它远非罗马与帕提亚两国近东争霸棋局的结束。虽然阿萨西斯王朝已因遭受沉重打击而偃旗息鼓，罗马共和国却未必肯轻易善罢甘休。如前文所述，罗马人早企图再次远征帕提亚，收回克拉苏丢失的鹰旗，恺撒遇刺前甚至已经开始为此集结大军，只是因新一轮的内战和帕提亚人的先发制人而被推迟。就在文提狄乌斯反攻东方前后的公元前39年1月，屋大维、安东尼与庞培幼子塞克斯图斯·庞培在米塞努姆签订协定，再一次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安东尼确认了自己在亚得里亚海以东的统治权，“后三头”与塞克斯图斯则暂时中止内战，从而使得此前被搁置的远征再次提上议程。普鲁塔克记载，公元前38年7或8月，安东尼接过了文提狄乌斯围攻萨莫萨塔的任务，最终迫使安条克一世以300塔兰特[15]的财帛求和。安东尼的另外两大部将——盖乌斯·索希乌斯、普布利乌斯·卡尼狄杜斯·克拉苏，则分别受命去支援希律围攻耶路撒冷和进军亚美尼亚。显然，他们针对的就是此前文提狄乌斯规划好的目标，而且无疑是在为远征帕提亚做准备。对安东尼来说更幸运的是，这一时期阿萨西斯家族内部的王位更替和政治混乱为其发动战争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于是，共和国末期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东征得以在战争舞台上露出它那狰容。两国交战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场景，终于在万众期待之中到来了。

举行凯旋式的罗马将军

欲速不达：安东尼东略小米底

安东尼渡过阿拉克西斯河以后，就发现被各种厄运所缠绕，最后仅仅成功地带领一小部人马返回安条克。尽管他在参与的多场战役中被很大数量的骑兵和弓箭手击败，却总能成功逃脱。然而一旦他深入未知和超出预料的敌境，就因严重的饥饿而不得不去吃难以下咽的食物；他的许多士兵都投降了敌人。

——奥罗西乌斯《反异教徒史七书》第六书十九章

正如笔者在上文所述，金达鲁斯山一战对阿萨西斯王朝的政治派系争斗和历史走向影响深远。根据查士丁的记载，当帕提亚军队惨败和帕科鲁斯战死的消息传至泰西封宫廷，帕提亚国王奥罗德斯二世当即被震惊得无以复加。诸如奥罗西乌斯等罗马史学者特别将帕科鲁斯被杀与15年前克拉苏在同一天内死亡一事联系起来，称其为诸神公正的惩罚。显然，深谙希腊文化的奥罗德斯也受到了以上迷信说法的影响，巨大的悲痛以及充满神秘色彩的宿命论的双重打击，很快就使这位身居权力顶端的老人变得神志不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老国王先是不吃不喝且不发一言，然后就陷入王储还活着的臆想当中。毫无疑问，他那种种看似无法复原的异举必然导致帕提亚王位继承权的激烈争夺——除了帕科鲁斯，查士丁提到奥罗德斯还有30个儿子。如此多的王位继承人选，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对其进行筛选也是一项需要慎重考虑的任务，更不用说此时奥罗德斯已经浑浑噩噩、命不久矣。虽然没有相关资料提及，但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围绕其中的暗流涌动究竟有多少惊心动魄。最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之后，30人中最年长者弗拉特四世获得了父王的青睐，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胜利者。

弗拉特四世大约于公元前38年年末登上阿萨西斯王朝的权力顶峰。鉴于奥罗德斯自己就是通过弑父杀兄赢得的王位，我们不知道这位新国王是如何施展手段，让父王相信他上台后会善待诸多兄弟，但显然他当时仅仅是在逢场作戏。事实上，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弗拉特甚至等不及其父寿终正寝，而是直接用弓弦将奥罗德斯勒死[16]，随后就大开杀戒，将剩下的29个兄弟全部斩尽杀绝。不仅如此，当他发现有许多贵族反对自己如此滥杀无辜时，甚至将屠刀举向那些与王位争夺并无关联的人。毫无疑问，阿萨西斯新国王的残暴举动引起了国内巨大的动荡，许多大贵族纷纷逃离首都泰西封，各奔四方而去。其中有一位来自苏伦家族的颇有地位和权势的大贵族莫纳伊西斯，渡过幼发拉底河投奔了死敌罗马人，并受到了安东尼的热烈欢迎和器重，得以亲自管辖3座叙利亚城市——拉里萨、阿雷图萨和希拉波利斯。

弗拉特四世钱币肖像

不能说弗拉特杀绝王位竞争者和严厉清除异己的举动一定有违人和，毕竟亚洲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极为残酷，阿萨西斯王族又素有父子兄弟相残的传统，但他选择在此时动手着实不明智——罗马人正虎视眈眈，注视着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动静，随时可能发动箭在弦上的东征。古典学者阿庇安记载，公元前37年春，安东尼返回意大利与屋大维在塔林图姆会晤，为了即将发起的帕提亚远征，安东尼以120艘战舰和10艘轻型两用舰只的代价，换取对方2万名意大利军团步兵和1000名精锐侍卫的强大武装力量。[17]而在两大巨头签订《塔林图姆协定》的同时，暂时代理东方事务的大将索希乌斯先是彻底降服了因长期围攻而虚弱不堪的阿拉都城，然后率领文提狄乌斯留下的11个军团出现在朱狄亚，支援希律王围攻前帕提亚附庸国王安提戈努斯。公元前37年7月，历经3或5个月[18]负隅顽抗的耶路撒冷最终被攻破，安提戈努斯被俘虏后送往安条克处死。另一位罗马大将卡尼狄乌斯则在当年秋末时分进攻高加索山区，并于公元前37年年末或公元前36年年初先后迫使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巴斯德斯二世和一干支持帕提亚的高加索小国再度臣服罗马，阿尔塔巴斯德斯还承诺为后者未来的远征出钱出兵。这样，罗马人不仅终结了自腓力庇战后就一直延续下来的内部纷争，还剪除了远征期间有可能来自北方的侧翼威胁，共和国在东方前线的战略态势重新恢复到了卡莱之战以前的状况。

安东尼于公元前37年秋季返回安条克，继续执行重组亚洲行省和附庸国内政的政策，并重新任命了一系列附庸国王以为东征做准备。斯特拉波提到，当时本都国王大流士和加拉提亚国王卡斯托分别被波勒莫和阿明塔斯取代，原属本都的科马纳国王则改立阿基劳斯，他们和希律王，以及诸如米西亚、美伽洛波利斯、泽拉等一系列附庸小邦的统治者，不仅为安东尼提供了大量辅助兵力，还成为后者东征期间阻止屋大维乘虚而入的屏障。更让安东尼高兴的是，前来投靠的莫纳伊西斯承诺将属于自己的军队以及多数反对国王的帕提亚人拉拢到罗马人一边，这对缺乏骑兵力量的后者十分有利。不过，从后世的角度来看，莫纳伊西斯投靠罗马人的动机似乎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单纯，表面上他是类似于拉比伊努斯的带路者，一门心思与弗拉特为敌，受到安东尼的器重，甚至获得后者立其为帕提亚之王的诺言；但实际上，东方贵族见利忘义的特性以及根深蒂固拥护阿萨西斯王族的思维，都让莫纳伊西斯很难真正与新国王彻底决裂。正因如此，不久之后弗拉特四世后悔自己施政的过度打击化，以优惠的条件重新示好时，这位贵族就十分轻易地被其说服回国。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莫纳伊西斯在罗马与帕提亚两国的博弈中表现出了商人待价而沽的典型特征，如此吃相难看，也难怪牛津教授佩林斥责其寻求安东尼庇护只不过是为了恢复权势而采取的两面派手法而已。

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巴斯德斯二世

罗马鹰旗

一般统治者显然很难宽恕部属背叛自己回归故国的行为，安东尼却并未因此置莫纳伊西斯于死地，而是立即同意了后者返回的请求。不仅如此，他还释放了与莫纳伊西斯一起来投靠的帕提亚人，甚至让其带着礼品赠予弗拉特。诸如普鲁塔克和狄奥等古典学者大多认为，安东尼此举一是为了在大战前继续拉拢帕提亚国内对国王不满的势力，二是趁机与弗拉特开启和谈，并要求后者归还在此前战事中俘虏的罗马士兵和夺走的鹰旗，以此为幌子，对帕提亚人发起突然袭击。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只要莫纳伊西斯的所谓“庇护”本质上被证明是一种不可靠的投机手段，那么安东尼着力追求的突击效果就很难达成——不应忘记，这位帕提亚大贵族在叙利亚境内避居了大半年，对罗马人的战备情况可谓了如指掌，而为了证明自己在阿萨西斯新一任政权内的地位和影响，很难保证他不将以上情报告知国王。事实上，弗拉特确实很早就知道了罗马对手的大致战略，甚至已经提前将主力军队布置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军事布局明显与回国的莫纳伊西斯一干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在古典作家笔下素以豪迈慷慨自居的罗马东方统治者并无以上自觉，因为在他看来，东征的所有条件都已齐备，只要迅速发起攻击，即使敌人有些许准备也不过是螳臂当车。公元前36年4月底或5月初，在送克里奥帕特拉返回埃及后，安东尼启程来到幼发拉底河边境，聚集并检阅了为远征准备的所有士兵，此举也标志着其开启了针对东方蛮族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罗马人的军队最初包括6万名军团步兵、1万名伊比利亚和凯尔特人骑兵，很快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巴斯德斯又率领6000名全副武装的具装骑兵和7000名步卒加入其中，[19]再加上1.7万其他同盟提供的轻步兵和骑兵，最终使其规模达到10万之众——这支军队的强大，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让整个亚洲战栗。一些现代学者认为普鲁塔克提供的数据多有夸大，但后者的表述并非孤证。李维提到安东尼的大军拥有18个军团和1.6万名骑兵的规模，弗洛鲁斯和另一位古典学者帕特库鲁斯也分别记载东征军包括16个和13个军团的兵力，表明普鲁塔克并未撒谎。塔恩根据当时罗马内战的相关数据，认为16个军团的观点最可信，因为安东尼在接收文提狄乌斯的11个军团的基础上，还分别从比提尼亚和伊利里亚调来了2个和4个军团，除了其中1个军团驻守朱狄亚外，他把所有军团都派往东方战场。这也意味着，上述所有军团都是不满4000人的小编制，战力与5000—6000人的正规编制相比或许有一定削弱，但无论如何，10万军队都是一支无比强大的武装，甚至比帕提亚能一次性投入的最大兵力还要多一倍——我们可以想象罗马统帅在检阅部众时是如何志得意满，因为根据弗洛鲁斯的表述，他甚至没有提前派人侦察对方的反应。

根据具体行进路线推测，安东尼最初似乎打算仿效17年前克拉苏的旧例，沿最短路线侵入美索不达米亚，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然而，出乎其预料的是，当他来到著名的丘格玛渡口时，发现原本应空无一人的河对岸如今严密布防。显然，无论莫纳伊西斯是否曾向弗拉特告密，罗马人计划中的奇袭事实上已经破产。幸运的是，作为恺撒的得力助手，安东尼知道昔日主帅曾规划过另一条经小亚美尼亚入侵的路线，他当机立断转而沿幼发拉底河北上进入亚美尼亚境内，经过米里提尼和萨塔拉抵达卡拉那，沿途很可能联络了包括本都国王波勒莫在内的附庸辅助兵力以及机械兵种加入，并最终在卡拉那与闻讯而来的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巴斯德斯会晤。后者不仅为远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重装骑兵，还向罗马人建议更改路线直取阿特洛帕特尼米底。按照斯特拉波的说法，正是这一建议最终改变了入侵战争的走向，致使军队历经千辛万苦却无功而返。

原来，附庸于阿萨西斯王朝的阿特洛帕特尼国王此前已奉其宗主的命令，将自己的军队全部派往美索不达米亚抵抗罗马人可能的入侵，导致这一号称小米底的国度兵力空虚，正是安东尼发动突袭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毫无疑问，阿尔塔巴斯德斯的以上建议带有私心，根据狄奥的记载，亚美尼亚国王和与其同名的阿特洛帕特尼国王有仇，他建议罗马人东侵此地实属借刀杀人之举，但斯特拉波的指责同样也有推卸责任之嫌。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推敲安东尼当时面临的具体战略情况，就能发现，除了向东乘虚偷袭阿特洛帕特尼米底，他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罗马人最终任务失败，固然有亚美尼亚人私心作祟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统帅急躁冒进的决策和严重低估山区作战的困难所致。

安东尼远征小米底和撤退路线

罗马人使用的攻城槌

当年5月中旬，接受亚美尼亚国王建议的罗马主帅从卡拉那出发，沿白雪皑皑的阿拉拉特山脉南麓东进直抵阿拉克西斯河中游，再由此向南穿越乌尔米亚湖以东的干旱无植被覆盖的高原，最后迅速包围了阿特洛帕特尼的首都弗拉斯帕。普鲁塔克称其从叙利亚到当地的行程超过8000弗隆（约800公里），但为此花费的时间很可能还不到1个月。为了节省时间，赶在敌人发觉之前进入后者的心腹之地，安东尼甚至没让自己的攻城器械[20]和工兵部队一起行动。而是留下2个军团[21]，并任命副将欧庇乌斯·斯塔提亚努斯指挥上述部队，沿路线较长的阿拉克西斯河并经亚美尼亚首都阿尔塔克撒塔前进，最终计划与主力部队在阿特洛帕特尼腹地会合，随行的还有阿尔塔巴斯德斯与波勒莫所部士兵。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有关速度和时间的竞赛，只要罗马统帅能在帕提亚人和米底人回撤以前先行拿下毫无防备的弗拉斯帕，他就可以在敌境内获得牢固的立足点和充足的粮草补给，从而使己方大军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不败之地。

不幸的是，安东尼赌输了。由于过于关注占据先机，他完全低估了敌人面对危机时可能爆发的强烈抵抗，也忽略了山地作战对攻方的束缚。普鲁塔克提到，由于国王的妻子儿女都居住在王都弗拉斯帕，该城的守卫者因此具备一般波斯城市所缺乏的顽强抵抗意志，加之该城依托山势而建、城墙牢固的优势，罗马人很快就发现由于缺乏大型攻城器械，他们无法迅速攻破城门，只能依靠堆垒土墩的方法缓慢作业。如此不仅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还将安东尼先前争取到的时间优势浪费得一干二净。因为就在罗马军团徒劳地于弗拉斯帕城下进行土方作业时，得到警报的帕提亚大军已经迅速从美索不达米亚回撤至当地，他们与该国国王阿尔塔巴斯德斯的米底军队会合，组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骑兵武装。查士丁指出其规模可达5万人，不过，考虑到不久前阿萨西斯王朝在叙利亚损兵折将、伤亡惨重的事实，我们认为还是普鲁塔克的记载——4万骑兵——更加可信[22]。显然，随着帕提亚主力的到来，安东尼速战速决的打算已经无法实现，双方战事进入僵持模式，这对远道而来的罗马人无疑困难很大。

古代中东依托山势修筑的堡垒

对罗马指挥官而言更糟糕的是，当初他为了节约时间而做出的分兵决策，如今成了可供敌人利用的机会。狄奥记述，当弗拉特四世探查得知罗马人两路军队的动向后，很快就放任安东尼继续自己的徒劳之举，而派遣很大一支骑兵部队前去袭击尚在路上的罗马辎重部队，并最终将其包围全歼于距弗拉斯帕不到100公里的乌尔米亚湖南岸，斯塔提亚努斯本人于此役中自杀，波勒莫则被敌人俘虏。毫无疑问，即使人数居于劣势，斯塔提亚努斯麾下的这支混合分队也不应该如此轻易地被帕提亚人打败，因为他的盟友亚美尼亚国王拥有一支超过6000人的具装骑兵队伍，能够在防御战中有效驱散骑射手的火力，帕提亚则因损失了太多铁甲骑兵无法与之正面交锋。但如同斯特拉波等古典学者义愤填膺地斥责的那样，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巴斯德斯竟然在关键时刻为了保存实力而见死不救，率领本部人马逃离战场撤回祖国。正因如此，虽然斯塔提亚努斯匆忙向安东尼发出了求救信号，但等到后者领兵来援时，一切都已成定局。按照狄奥的说法，除了满地尸体，他什么也没看到。

罗马人挖掘土墩攻城示意图

这一战不仅仅让罗马人损失了2个军团的兵力，更导致了攻城器械全部被毁的严重后果。安东尼曾指望通过一两次决战迅速分出胜负以解决难题，也确实在一次追击时正面遭遇帕提亚骑兵，然而仅仅取得杀敌80人、俘敌30人的微小战果。尽管他抽调的5万突击人马（由10个军团、3个禁卫大队和所有骑兵组成）在战力上远强于敌人，尽管他的投石兵数量众多而且射程比骑射手更远，造成的创伤也更严重，却因缺乏足够数量的机动骑兵而无法将优势转化为胜势。更有甚者，他的攻城土墩也由于留守人员的疏忽而在守城者的一次突袭中受损。如此一来，罗马指挥官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他既无法迅速攻破弗拉斯帕的城门，又不能引诱吃过苦头的敌人前来决战，就连去附近搜集粮草的小股分队也经常遭到对方袭击，罗马军营内一度苦不堪言。

然而让弗拉特吃惊的是，虽然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考验，罗马人依然没有放弃围攻、打道回府的想法。确实，罗马士兵一度因敌军避战和补给困顿而沮丧消沉，但他们傲然于当世的意志力和纪律性并未由于遭遇逆境就消失不见，如有必要，他们会使用严酷的军法来提升斗志。弗隆提努斯曾提到，在某次作战时，某一军团因畏惧敌军弓箭手的火力而躲在工事中，反而导致2支大队的士兵遭到灭顶之灾。安东尼不仅惩罚了每支大队的百人队队长，还将指挥该军团的副将免职，甚至将该军团的口粮从小麦改为侮辱性的大麦。普鲁塔克和狄奥也都曾记载安东尼对此前没有守好攻城土墩的留守士兵执行“十一律”[23]。这些刑罚固然冷酷无情，却能将罗马军队打造为一支始终维持顽强意志的铁血之师，这是自由散漫、随心所欲的蛮族骑兵所无法理解的精神，也是他们永远都达不到的高度。于是，围绕弗拉斯帕的归属，双方之间的对峙就一直从夏初延续至秋分，并大有发展至越冬的态势。

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让敌对双方都受到难以言喻的折磨，罗马人固然饱尝长期围城不克的苦痛，但拥有主场作战优势的帕提亚人同样也无力坚持下去。如上文所述，阿萨西斯王朝落后的军事体系无法维持长时间的征战，它的那些征召领主到了一定期限就再无心作战，只想着要回乡处理搁置的事务，特别是在冬季将至的情况下。为此，帕提亚国王耍了一个诡计想要诱导罗马人放弃攻城，因为只要后者撤营，不仅可以解除己方的燃眉之急，还可以在对方不加防备之际于路途中予以重大打击，可谓一箭双雕。毫无疑问，如果老谋深算的恺撒在场，甚至只是将主帅人选换成克拉苏，弗拉特的谋划都不会有成事的任何可能；然而，安东尼性格中的不成熟和偏听误信等缺陷在此时暴露无遗，普鲁塔克和狄奥均指出，罗马指挥官轻易被以上诡计蒙蔽，在派出使节与帕提亚国王谈判并达成后者绝不干涉其撤退的协议后，便收拾辎重想要拔营而去。

一如弗拉特设计的那样，当罗马人等待对方履行协议的时候，守城者趁机烧毁了他们的攻城器具，挖塌了他们重新堆好的土墩，帕提亚骑兵则一改谈判时期的和睦脸谱，突然向对方发动蓄谋已久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安东尼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也已无法再继续执行攻城的计划，被迫如弗拉特所愿，选择后撤回国。当年10月，这支跋涉数百公里深入敌境、历时半年围攻坚城的庞大部队，就这样一事无成、灰溜溜地踏上返乡之路。他们来时怀抱的雄心壮志，也在命运的捉弄下成为充满苦涩意味的无情讽刺。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以为即将摆脱的苦难，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罗马统帅原本打算从较为平坦的来路返回，但该决策正中帕提亚国王下怀，按普鲁塔克之述，后者已经在那些缺乏植被覆盖的河谷设伏，准备予以罗马人重大打击。不过，对安东尼来说幸运的是，就在他准备启程的前一天晚上，一位身着帕提亚服饰却行拉丁礼仪的“蛮族”踏入罗马大营，拯救了整支罗马大军的命运。此人乃是17年前卡莱之战中被俘后安置在马尔吉亚纳的前罗马士兵[24]，因仍心怀对祖国的热爱，特意前来对安东尼示警。在他的建议下，罗马人决定更改路线：大军先从东北方位沿着一直延伸至弗拉斯帕的阿玛杜斯河谷行进，等看到大不里士山脉后再翻过山峰折向西北，最终一路抵达阿拉克西斯河。毫无疑问，相比入侵时的平坦路途，新路线不仅需要绕弯而且崎岖难走，也不利于就地取水补给，却避开了敌军的算计，而且陡峭的山势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帕提亚骑兵诱敌包抄战术的实施，对以重步兵集团为主的罗马军队更为有利。值得一提的是，早前曾受安东尼庇护的帕提亚大贵族莫纳伊西斯也派遣亲戚米特拉达梯前来，向其过去的恩主表述了相同的观点并告知了弗拉特准备伏击的密谋。诸多古典学者都称后者的目的在于报答安东尼的恩情，但如同上文分析的那样，莫纳伊西斯此举固然有报恩的因素，却更有可能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我们参考10年后帕提亚内部激烈的王位争夺[25]，就可以发现弗拉特与他的臣下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当然，无论莫纳伊西斯的动机是如何不简单，对正处于撤军困境中的罗马人而言都是极好的忠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够逃脱敌人设置的陷阱，是顺利返回故土的吉兆。

帕提亚人并不甘心让快要煮熟的鸭子飞走[26]，弗隆提努斯指出，看到罗马人识破自己的谋算、另寻他路而去时，他们立即跟踪上来，竭尽一切手段试图阻止敌军离开。在各种制敌策略中，帕提亚骑兵最喜欢利用自己出众的机动性，引诱敌人追击并使其前后脱节，最终各个击破——过去他们在卡莱就是依靠这一战术击败了小克拉苏，如今又想故伎重施于安东尼身上。确实，敌人的上述诡计曾导致撤退中的罗马人承受了自开战以来的最大伤亡。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在撤退的第5天，一位名叫弗拉维·伽卢斯的军官鲁莽地率领一支由轻步兵和骑兵组成的突击队追击假装逃跑的帕提亚人，结果反遭优势敌军包围，而大将卡尼狄乌斯在派出援军时也犯了逐次增援的大忌，导致前去支援的小股人马被对方一一歼灭。若非安东尼亲率第三“高利卡”军团从幸存者中穿出一条道路，打破了骑射手的单方面火力压制，这场悲剧仍然无法被及时制止。饶是如此，罗马军队还是受到3000人战死、5000人受伤的沉重打击，伽卢斯本人则受了四处箭伤，被救回营寨后不治而亡。显然，这场战斗再次证明骑射手面对缺乏火力制胜手段的敌人时，充分利用机动优势和把握战机的能力，也为金达鲁斯山一战后威望损失殆尽的帕提亚军队挽回了一丝颜面。

不过，对弗拉特麾下那些自由散漫的骑士来说，以上战例只是昙花一现，当面对装备齐全的罗马军主力时，前者的表现就非常不尽如人意了。由于吸取了卡莱之战的教训，安东尼为了避免被敌方骑兵包抄，特别将军队编成中空的方阵，由投石兵和轻装步兵警戒掩护两翼和后卫，一旦帕提亚骑射手来袭，这些远程投射兵种就会将石块和标枪掷向敌人——相当于金达鲁斯山战况的小规模重现——从而使帕提亚人遭受的损失比他们加在罗马人身上的要重。更有甚者，随着双方接触时日一长，阿萨西斯军队本身的陋习也为对方熟知并加以利用。我们从弗隆提努斯的战例中了解到，罗马将士一般于每天黎明时分拔营离去，但当他们想要撤走时，总要经受来自敌方的一波波箭雨攻击，于是某一天安东尼特别下令全军待命，直到中午都没有要撤离的迹象，由此误导帕提亚人产生敌军准备长久驻守的惯性思维而放弃袭击，遂得以在当天不受干扰地顺利离开。如此虚虚实实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对本就定力不够的帕提亚军队造成情绪上的负面影响。

弗拉特无力解决己方部众的固有缺陷，历史证明他也不是一位优秀的统帅，甚至比帕科鲁斯也相差很远，这在与罗马人对峙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弗隆提努斯和弗洛鲁斯都曾提到，伽卢斯之败后的第二天，帕提亚国王原本计划趁士气大振之机再次给予敌人重创，为此聚集了所有兵力（4万），甚至将自己的精锐侍卫都派上战场。但是，当他们将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波火力射向对面时，却发现最前排的敌方士兵跪下左膝、竖起曲面大盾，后排的士兵也一一将手中盾牌举在自己和同伴的头上，仿若一只缩头缩脚的乌龟，他们发射的箭矢不是落空就是插在对方的盾牌上，丝毫没有对敌人造成伤害，己方的武备补给反倒很快消耗殆尽。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这是罗马军团最经典的防御阵形龟甲阵，弗拉特及其部众却对此闻所未闻——显然，即使并非精心培养的继承人选，作为一军统帅至少也应对敌人的经典战术有一些基本了解，新任阿萨西斯国王却一无所知，不能不让人对他的统筹能力提出质疑。

正因对敌方战术的无知，帕提亚人犯了和此前伽卢斯一样的错误。狄奥记述，安东尼在组织龟甲阵时，将驮兽、轻装部队和骑兵安置于阵形中央，军团士兵在外面用盾牌将其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以至于从外部看根本无从得知敌方动向，由此造成罗马人似乎遭到重创的假象。于是，受到蒙蔽而欢欣鼓舞的帕提亚骑兵纷纷收起弓箭，拿出匕首和矛枪，向着罗马战阵发动冲锋，企图彻底击败对方。战斗的结果自然毫无疑义地落入安东尼彀中：罗马士兵在呐喊声中突然打开战阵，以一定秩序冲上前与敌人展开贴身肉搏，用娴熟的技巧和良好的配合砍杀了不计其数的帕提亚骑兵，让弗拉特同样尝到开战以来的最大苦果。自此之后，他们就再不敢轻易接近罗马战阵了。毫无疑问，正是得益于卓越的技术优势和高超的战法技巧，再加上严格的纪律约束，安东尼的部众才能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下行军27天（李维称21天）、18次击退敌人的攻势。过去许多观点认为罗马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制服帕提亚人，但如同英国学者R.考恩所言，此战以及随后的很多战例都表明帕提亚人同样对罗马人无计可施，只要后者加强对骑射手的戒备和增加己方投射兵的比例，阿萨西斯王朝惯用的骑兵战术就无法有效施展。帝国时代罗马军团的历次征战无不证明了上述观点，卡莱之战的惨败仅仅只是双方无数次争斗中的一个孤例而已。

事实上，相比来自敌方的箭矢袭扰，撤军过程中经历的环境折磨对罗马士兵而言更为可怕。普鲁塔克数次提及，沿山路撤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补给短缺和取水困难。阿特洛帕特尼本就不是富庶之地，加上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其周边地带能为罗马大军提供的食物补充相当贫乏，士兵们食用的小麦和大麦面包价格上涨到平时的50倍以上，迫使无钱购买者不得不自己采集野菜野果，进而导致中毒事件。如果说食物不够尚有少量军中存粮可供应急，饮水补充情况就更糟糕了：当地虽然有不少支流，但不是被帕提亚军队有意阻隔，就是富含有毒矿物质和重金属无法饮用，只有那些水量丰沛的大川能满足整个大军所需，而它们彼此之间又相距甚远。此外，季节的更替也明显对行军速度产生了消极影响，由于安东尼撤军时已是深秋，大不里士山脉中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已提前银装素裹，气温的下降和路面的湿滑都让还身着夏装的罗马士兵更难熬，尤其许多人还身负重伤，大量病员因此丧命——268年之后，他们的一支后辈军团也在遭遇当地的极寒天气后，落得与他们一样的结局。如此严苛的环境条件，也难怪历代罗马统治者在向东方进军时很少考虑这条路线。

罗马军团组成龟甲阵

无论如何，在经历27天的地狱行军后，安东尼及其大部分人马终于到达了亚美尼亚与阿特洛帕特尼的界河阿拉克西斯河，并由此北上进入亚美尼亚首都阿尔塔克撒塔。对罗马人而言，虽然远征已经告一段落，但磨难并未彻底结束，亚美尼亚境内与邻国相似的地理环境仍然让他们遭受了很多非战斗减员。也因军队疲惫、补给断绝的缘故，安东尼不敢此时公然与阿尔塔巴斯德斯翻脸算账，只能等到他们安全返回叙利亚驻地后再做打算。饶是如此，罗马军队还需要再走数百公里的路程才能穿上合适的保暖衣物，吃上适合自己口味的美食——那时已经是公元前36年的隆冬。

毫无疑问，安东尼为这场失败的远征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按普鲁塔克的说法，一共有3.5万将士为此牺牲，相当于损失全军的1/3人马，仅回撤过程中就有2万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死亡。其他古典撰述者也表示罗马军队曾经历过惨重伤亡，比如帕特库鲁斯提到后者的损失不少于1/4的士兵和1/3的随军人员，弗洛鲁斯甚至夸张地述称出征的军团中只有1/3幸存下来，哪怕最保守的李维也记载安东尼在撤回时失去了8000人马。上述数据或许有稍微夸大的成分，近现代学者塔恩就曾对此重新评估，认为罗马人大致减员了2.2万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依然几乎与卡莱之战相当。显然，除了斯塔提亚努斯和伽卢斯所部约1.1万人战死外，上述2.6万人中的其他牺牲者全都死于撤退时的伤病中毒等非战斗因素。从本质上分析，以上牺牲将士无疑都是主帅急躁冒进、有勇无谋言行的见证者和替罪羊，如果不是安东尼中途解除文提狄乌斯的指挥大权，他们的命运肯定大为不同：即使不能看到征服阿萨西斯王朝的伟大胜利，也能活着回到自己的故乡。有趣的是，屋大维甚至比安东尼还不擅长亲自指挥作战，他的战场业绩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副将阿格里帕。两位巨头之间相似的经历给时人留下了如下印象：主帅本人出征往往没有什么收获，他们的部将倒经常能够大放光彩。此观感诚可谓一针见血。

罗马士兵进攻敌军的山寨

屋大维的心腹大将阿格里帕

罗马共和国与阿萨西斯王朝之间最大规模的对抗，就以前者鸣金收兵、各回本国告一段落。尽管安东尼并不甘心，此后又于公元前34年、公元前33年两次进军亚美尼亚，不仅惩处了见风使舵的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巴斯德斯，还与因瓜分战利品而和弗拉特闹翻的同名阿特洛帕特尼国王联盟，企图卷土重来入侵帕提亚。不过，他很快就由于和屋大维的公开决裂而无暇东顾。对弗拉特而言幸运的是，统一共和国的屋大维满足于收回过去历次作战中丢失的鹰旗和俘虏，无意继承前任的侵略政策。公元前26年，已经升任帝国奥古斯都的屋大维与弗拉特签订了收回以上象征罗马失败标记的协议，这使双方那源于卡莱交锋、几乎延续30年之久的战争状态也走到了尽头。于是，在兜兜转转一晃30年后，西方共和国与东方蛮族王朝内部早已物是人非，彼此间的疆界和势力却再次回到了克拉苏出征前的原点，宛若一盘下了30年却依然僵持不下的棋局。不仅如此，历史将证明这盘陷入僵局的地缘棋永远没有分出胜负的时候——即使双方执棋手都换了人选，也都曾经看到过胜利的光辉，却始终仿佛命中注定一般会回到原点。如此极富戏剧性的情节，不得不让人对地缘政治的平衡手腕表示感慨，或许，这正是两位厮杀不停却都无济于事的参赛者的最好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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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布卢斯是元老院任命的合法叙利亚总督，但此时他尚在从布林迪西到叙利亚的船上，叙利亚的一干事务由卡西乌斯代理。

[2]此乃西塞罗的说法。狄奥述称奥萨西斯是在战斗中当场阵亡。考虑到西塞罗是事件的第一亲历者，笔者在此采信他的记述。

[3]按照查士丁的表述，奥罗德斯召回帕科鲁斯是出于自己的嫉妒，但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事实。

[4]帕提亚人在谈判未果后一度囚禁了希鲁斯，使庞培认为他们没有信誉可言。

[5]按塔恩之见，萨克萨手上只有腓力庇战后投降安东尼的2个军团，人数既少又不可靠，确实无法阻挡帕提亚人的野外进攻和拉比伊努斯的拉拢。

[6]值得一提的是，法萨伊尔的兄弟、日后闻名世界的希律王此时都被迫出逃至马萨达城堡，并由此逃往罗德岛寻求罗马人支持，可见帕提亚兵威之盛。

[7]研究帕提亚史的著名学者罗林森爵士认为，帕科鲁斯及其主力直到文提狄乌斯反攻成功后的公元前39年年末方才撤回，但相关史料均没有提到文提狄乌斯反攻时帕科鲁斯有撤退的任何迹象，而且查士丁也明确记载文提狄乌斯反攻时帕科鲁斯不在场，故笔者认为他回撤的时间更可能是在公元前40年。

[8]米拉萨位于小亚细亚南部的卡里亚地区。

[9]米特拉达梯六世在反罗马战争中一度占领整个小亚细亚，自罗马人出现在东方后，这还是第一次遭遇威望大损，尽管后来罗马人击败了本都，但这种阴影仍然给罗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处帕提亚和前共和派的联合攻击同样一度迫使罗马“后三头”势力撤出亚洲，因此他们给罗马人施加的压力是自本都国王以来最大的。

[10]阿庇安有不同记载，认为在《布林迪西协定》签订之前文提狄乌斯已被安东尼派往东方。

[11]欧特罗庇乌斯显然搞混了文提狄乌斯的本名。

[12]一般认为两个半世纪后的尼西比斯之役是帕提亚历史上在单个战场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战役（4—5万），但其兵种多为骑射手，重装骑兵的数量很可能略有不及。同样的事例也出现在随后发生的安东尼东征中。

[13]狄奥称其为恰纳伊乌斯，可能是对前人记载的讹误。

[14]查士丁记载，帕科鲁斯向文提狄乌斯大营冲锋是因为误以为己方士兵将敌人赶出军营，后者空虚无防，但此说法显然过于低估帕提亚王储的智力。参考狄奥相关记载（他并未写明帕科鲁斯的死因），笔者更愿意相信帕科鲁斯是在无生还希望的情况下杀身成仁。

[15]安条克此前以1000塔兰特的代价试图向文提狄乌斯求和，被安东尼拒绝；然而求胜心切的后者却无法攻下萨莫萨塔，最终不得不接受远比第一次求和条件低的300塔兰特。

[16]弗拉特最初计划用下毒的方式置其父于死地，但下毒用的乌头碱阴差阳错治好了奥罗德斯的疾病，弗拉特于是不得不采用更直接的方式。查士丁也证实弗拉特的弑父之举，狄奥则认为奥罗德斯死于自然疾病。

[17]据普鲁塔克记述，安东尼用120艘各类舰船只换取了屋大维的2个军团和1000名侍卫。

[18]约瑟夫在《犹太战争》中提到耶路撒冷围攻战持续5个月，但《犹太古事记》记录为3个月。

[19]斯特拉波认为除了6000名重装骑兵外，亚美尼亚人还提供了不少其他类型的骑兵，普鲁塔克自己也在另一章节记载阿尔塔巴斯德斯一共带去了1.6万名骑兵，笔者认为后者可能属于纸面数据。

[20]这些器械中包括一辆长达80英尺（24.4米）的攻城撞车，以及运载上述机械零件的300辆四轮马车。

[21]普鲁塔克称有1万人，但若塔恩的推测属实，其真实人数不足8000，因此李维等人的记载更符合事实。

[22]事实上，笔者认为就连普鲁塔克的数据都有一定程度的夸张，帕提亚军队的真实规模很可能达不到4万。

[23]十一律是古罗马一种十分严苛的军法，是将受罚者分为十人一组，处死其中抽签排位在第十的那个人。

[24]普鲁塔克认为此人为里海西南的马底人出身，但从逻辑合理性而言，帕特库鲁斯和弗洛鲁斯的记载更符合事实。

[25]查士丁记载，公元前26年某个名叫提里达特斯的阿萨西斯王族成员发动叛乱，一度迫使弗拉特求助于东部游牧民族，并在最终失败后逃往罗马，被奥古斯都收留。

[26]自罗马人加强远程火力建设以后，帕提亚人在平坦地形取得类似卡莱式完胜的能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参考尼西比斯之战的具体经过，双方最有可能落得两败俱伤的结局。古典撰述者为了赞颂安东尼的临场应敌能力，刻意渲染帕提亚军队在平原的可怖之处，这是读者需要仔细鉴别的。

横扫千军

“波斯拿破仑”的征战简史

作者：无性大象

天下大乱的波斯

1688年8月，在波斯东北部的达斯特吉尔德（Dastgerd），一个健壮的土库曼（Turkmen）婴儿呱呱坠地。孩子的父亲正赶着羊群向北前往低海拔地区过冬，身边只有孩子的母亲。孩子的父亲名叫伊玛目·库里·贝格（Imam Qoli Beg），属于土库曼人的阿夫沙尔部落（Afshar tribe），除了放牧绵羊和山羊，还兼营些小手艺，被当地村民称为“普斯汀·杜兹”（pustin duz，意为皮衣裁缝）。

距1688年大约200年前，阿夫沙尔部落生活在波斯西北部，效忠于教团世袭领袖谢赫·海达尔·萨法维（Shaykh Haydar Safavi，1460—1488年）。海达尔制造了一种红色帽子，上有12个褶皱，让崇拜和效忠他的7个土库曼部落民戴上。从此这些部落民信徒被称为红头军（Qizilbash）。中东和波斯文化推崇数字“七”，因此所谓的“红头军七部落”很可能是虚指，究竟是哪7个部落说法也不一致，但是无论哪种说法，阿夫沙尔、恺加（Qajar）都名列其中。萨菲王朝，或者说萨法维帝国（Safavid Empire）灭亡后，这两个部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阿夫沙尔王朝和恺加王朝。

海达尔死后，1501年，他的儿子伊斯玛仪（Isma'l）继任教团领袖，率领红头军打天下。1503年，伊斯玛仪占领突厥白羊王朝（Aq Qoyunlu）的首都大不里士（Tabriz），建立萨菲王朝，伊斯玛仪成为该王朝的首位“沙”（Shah，又译沙赫、沙阿，意为“国王”）。1510年，红头军进入东北部的呼罗珊（Khurasan）地区，触角深入中亚，这就与几乎同时崛起于中亚的乌兹别克人（Uzbeks）发生了正面冲突。1510年年末，伊斯玛仪率领红头军在木鹿（Merv，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的马累）与穆罕默德·昔班尼汗（Muhammad Shibani Khan）率领的乌兹别克人相遇，乌兹别克人大败亏输。昔班尼汗在逃跑时落马，被后面逃跑的人、马活活踩死，最后被伊斯玛仪砍下脑袋。至此，波斯人的势力向东扩展到阿姆河右岸。

红头军军官，手持钉头锤，腰挎弯刀

征服呼罗珊之后，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并分散红头军的势力，伊斯玛仪将阿夫沙尔部和恺加部迁徙到呼罗珊，此后阿夫沙尔人就成了波斯东北部居民，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生活。夏季他们居住在阿比瓦尔德（Abiward，今天土库曼斯坦境内），冬季则迁徙到达斯特吉尔德的牧场过冬。本文的主人公就生于达斯特吉尔德，这孩子发迹之后，在这里修了一个建筑物纪念自己的诞生。

17世纪末的萨菲波斯版图远比今天的伊朗大，今阿富汗中西部彼时也是萨菲王朝的一部分，但是阿富汗人多信仰逊尼派，于是在波斯国内，居于统治地位的什叶派波斯人与被统治的逊尼派阿富汗人隔阂很深。

1694年，萨菲王朝第9位国王素丹·侯赛因（Sultan Husayn）继位。与多数古代王朝一样，立国将近200年的萨菲王朝已经百病缠身，而侯赛因又是一个标准的昏君——纵情声色、耽于玩乐又耳软心活，容易被人摆布。如果他是个果于诛杀的暴君，或许萨菲王朝还不至于如此糜烂。

鼎盛时期的萨菲波斯

进入18世纪，萨菲波斯更加腐朽无能，官吏贪暴。1701年，朝廷派到阿富汗的总督欺压当地贵族，引起了反抗，阿富汗两大部落联盟之一——吉尔查伊人（Ghilzais）的酋长杀死总督发动起义，并打败了多达2.5万人的波斯讨伐军，波斯主将阵亡。阿富汗另一大部落联盟阿布达里人（Abdalis），本来与吉尔查伊人是世仇，现在看到波斯官军如此孱弱无能，也起了不臣之心，割据今天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Herat）城独立。次年，阿布达里人也击败了一支波斯官军，杀死波斯主将，公开宣布起义。

马哈茂德·霍塔基

1717年，率部造反的吉尔查伊人酋长去世，其弟继位，但老酋长的儿子马哈茂德·霍塔基（Mahmud Hotaki）不甘雌伏，杀死叔叔自立为王，夺取了吉尔查伊人的领导权。次年，马哈茂德击败同样造反的阿布达里人，并因此获得了波斯朝廷的嘉奖，被正式任命为坎大哈总督，于是他从反贼摇身一变成了帝国的朝廷命官。

这时候，萨菲波斯帝国各地的叛乱此起彼伏，要么宣布独立，要么像马哈茂德一样，名为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实为军阀和土皇帝。例如靠近波斯和阿富汗边界的马什哈德（Mashhad），彼时就被一个军阀据为己有。

1720年，自以为羽翼已丰的马哈茂德率领吉尔查伊人西征，企图征服波斯，但被波斯官军打败。然而在波斯达官显贵看来，马哈茂德只是东方的癣疥之患，战胜反贼的那位将军才是心腹大患，于是反贼全须全尾返回老巢，平叛英雄反而被挖掉了双眼，他的军队也遭朝廷解散。

波斯朝廷的惊人昏聩无能，无疑激起了反贼的更大信心和野心。

1722年，马哈茂德自认为推翻萨菲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再度起兵造反，率领大约2万军队挥师西向。阿富汗盛产吃苦耐劳、能征善战、好勇斗狠的优质兵员，但彼时阿富汗军队装备低劣，虽然也进入了火器时代，却缺乏重型火炮，最好的火器是一种由骆驼驮载的小型火炮——赞布拉克（Zamburak）。

马哈茂德军进攻波斯东部重镇克尔曼（Kerman）、中部重镇亚兹德（Yazd），都因缺乏重火力而未能攻取，马哈茂德索性绕过坚城，一个黑虎掏心，直扑波斯首都伊斯法罕（Isfahan）。3月8日，在距离伊斯法罕城大约20公里的古尔纳巴德（Gulnabad），马哈茂德军与波斯官军展开会战。主场作战的波斯军队有4.2万人和24门火炮，炮兵由法国雇佣兵费利佩·科隆贝（Philippe Colombe）指挥。双方的兵力对比大约是1:3。波斯人初战获胜，但最后还是被彻底打垮，仅阵亡人数就在5000人到1.5万人之间，波斯精锐部队被一扫而空。马哈茂德军只有500人阵亡，于是乘胜围攻伊斯法罕。丧失野战兵力的波斯人只得据城固守。还是由于缺乏重武器，阿富汗人的攻城战也很艰苦，从3月围到10月。伊斯法罕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估计有8万居民死于饥饿。1722年10月23日，素丹·侯赛因被迫打开城门，向马哈茂德投降，并宣布将波斯王位让给马哈茂德。10月25日，马哈茂德入城加冕，开始了阿富汗人对波斯的短暂占领和统治。

阿富汗人进入伊斯法罕之前，素丹·侯赛因的三儿子、18岁的塔赫马斯普（Tahmasp）率领约600名骑兵冲出重围，前往故都加兹温（Qazin）建立小朝廷。11月，其父被废黜之后，塔赫马斯普正式称王。阿富汗人当然不能容忍萨菲波斯王朝复辟，派兵前往加兹温。塔赫马斯普自知难以抵挡，继续向西北方逃跑，去往萨菲王朝最早的首都大不里士。于是阿富汗人占领了加兹温。1723年年初，加兹温居民发动起义，杀死许多阿富汗驻军，并将幸存者赶出城。

波斯改朝换代的前一年（1721年），俄罗斯帝国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年）刚刚结束历时21年之久的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1700—1721年），战胜盛极一时的波罗的海霸主瑞典。现在波斯天下大乱，俄国担心老对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跑来占波斯的便宜，便抢先行动，占领了波斯西北部、高加索山南北两侧的大片土地，包括现在的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以及里海沿岸港口拉什特（Rashit）。奥斯曼帝国见俄国南下，也急不可耐地跑来分一杯羹。1724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一个瓜分波斯的条约。1725年，奥斯曼军队开始占领波斯西部各省，包括哈马丹（Hamadan）、大不里士[1]和埃里温（Erivan，今亚美尼亚首都），尽管后两个城市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

就这样，原萨菲波斯的土地上出现了4个政权或势力：中、东部是以伊斯法罕为首都的阿富汗人政权，西北部是俄罗斯人势力，西部是奥斯曼人势力，东北部是以王子塔赫马斯普为首的萨菲残余势力。

新任波斯王马哈茂德上台之初，似乎很想成为一位称职的波斯明主，他征服波斯的过程比较顺利，大部分城市不战而降，所以他并不想虐待波斯人，只要他们承认自己是合法的国王。加兹温起义的消息令他大为惊恐，原来信仰什叶派的波斯臣民排斥他，伊斯法罕城中的波斯人甚至在秘密策划政变和起义，企图推翻阿富汗人的统治，于是他决心先下手为强。他邀请萨菲望族和贵族参加一个会议，会场大门一关闭，他们就被吉尔查伊人屠杀殆尽。1724年，马哈茂德率军去亚兹德，打算教训一下反抗阿富汗的当地人，可是他遭遇惨败，几乎被俘。因感到自己的地位极度不稳，马哈茂德决心斩草除根。1725年2月，他下令处决素丹·侯赛因之外的所有萨菲王朝宗室和上层波斯贵族，被废黜的老国王用双臂抱起两个年幼的孩子，却挨了马哈茂德一刀。

如果没有发疯，那么马哈茂德很可能被视为阿富汗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然而，陷入恐慌和纸醉金迷生活的马哈茂德似乎遭到了天谴，逐渐神志不清，陷入疯狂。他一度走入一个山洞与真主进行交流，40天后走出来的时候，他比从前更加狂暴。他可能得了某种疾病，很可能是梅毒晚期而神经错乱。在最后的日子里，马哈茂德鞭打自己，切割自己的皮肤，随意杀人。1725年4月22日，一群忍无可忍的阿富汗贵族将他的堂兄弟阿什拉甫·霍塔基（Ashraf Hotiki）放出监狱，拥立为王。3天后，马哈茂德暴亡，死因不明。

初登王位的阿什拉甫对废王素丹·侯赛因还很不错，后者投桃报李，将一个女儿嫁给他，以此提高他作为波斯王的合法性。

阿富汗人的内讧让奥斯曼帝国认为这是趁乱占领更多波斯土地的天赐良机。于是，奥斯曼帝国的巴格达总督艾哈迈德帕夏（Ahmad Pasha），率军占领了加兹温、哈马丹，并于1726年秋继续向伊斯法罕推进。在写给阿什拉甫的信中，艾哈迈德帕夏宣称他是来拥立合法的波斯王素丹·侯赛因的。阿什拉甫大怒，为了斩草除根和宣示必胜的决心，他砍下了波斯废王的头，送给艾哈迈德。在一同送去的信中，阿什拉甫说他期待着用他的剑尖、矛头给艾哈迈德一个全面的答复。

阿什拉甫以异乎寻常的勇气主动出击。奥斯曼军队人多势众，且初战告捷，但依然被阿什拉甫扭转战局。不过，阿什拉甫也有难处，治理人口众多、心怀怨恨的波斯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平添一个大敌极不明智，所以他主动向战败的奥斯曼人示好，下令不得追击败敌，释放俘虏，并发还他们的财物。鉴于阿什拉甫的克制态度，1727年10月，奥斯曼人在哈马丹与阿什拉甫签订条约，将奥斯曼人占领的波斯省份全部割让出去，作为交换，高门（High Porte，一译最高朴特，喻指奥斯曼帝国政府）承认阿什拉甫为波斯的沙，双方结为同盟，共同反对残存的什叶派萨菲王朝。

阿什拉甫上台的时候，流亡在外的塔赫马斯普正在北部的德黑兰（Tehran，今伊朗首都）。阿什拉甫派人追杀塔赫马斯普，企图根除萨菲王朝复国的希望。此时塔赫马斯普王子羽翼未丰，在德黑兰附近战败，被迫于1725年12月逃入里海南岸的马赞德兰（Mazandaran）地区的森林中避难。在马赞德兰首府萨里（Sari），红头军七大部落之一恺加部落的酋长法塔赫·阿里（Fath-Ali Khan Qajar，1686—1726年），率领2000人来投靠塔赫马斯普，为复兴萨菲王朝而战。恺加部落是波斯东北部最强大的游牧部落，因此，法塔赫·阿里的加入不仅大大加强了萨菲王朝的势力，还有巨大的示范带头作用，形形色色的地方强人纷纷率领部属前来投靠塔赫马斯普。于是，塔赫马斯普前往恺加部落的老巢阿斯特拉巴德（Astarabad），并授予法塔赫·阿里摄政头衔和萨菲军队总司令职务。

在众多前来投靠塔赫马斯普的军头中，有一个38岁的精壮汉子，他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婴儿——纳迪尔沙（Nader Shah），虽然此时他还不叫这个名字。

英雄的诞生

纳迪尔沙本名叫纳迪尔·库里·贝格（Nader Qoli Beyg）。纳迪尔本意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库里意为“奴仆”；贝格是突厥语，本意是“头领、酋长”，例如塞尔柱帝国（Seljuq Empire）的建立者叫突格里勒·贝格（Tughril Beg），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贝格一词大大贬值了，小老百姓也可以叫某某贝格。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下文统一称他为纳迪尔沙。

纳迪尔沙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纳迪尔沙做了樵夫，靠砍柴、卖柴维持一家的生计。多年以后，当他率领波斯远征大军从印度返回，路过自己的出生地的时候，对全军将士发表演讲，说：“你们要学会不轻视微贱的小人物。”1704年，纳迪尔沙17岁的时候，与母亲一起被进入波斯境内劫掠的乌兹别克游牧民掠走，沦为奴隶，他的母亲在艰苦劳作中死去。1708年，他逃出乌兹别克人的魔掌，回到波斯东北部的呼罗珊省。

壮年的纳迪尔沙

这时候，纳迪尔沙已经20岁出头，身材魁梧，胆略过人。他不甘心继续做樵夫或牧民，于是投靠了当地总督——同出于阿夫沙尔部落的巴巴·阿里·贝格（Baba Ali Beg）。凭借勇猛善战和卓越才干，纳迪尔沙被总督擢升为卫队长官，后来还成了总督的乘龙快婿。

1723年，即阿富汗人攻克波斯首都伊斯法罕、波斯天下大乱的次年，纳迪尔沙的靠山、岳父去世。由于出身寒微，他不能继承岳父的地位，于是他来到马什哈德，投靠了当地军阀马利克·马哈茂德（Malek Mahmud），负责与东北方的乌兹别克人作战。纳迪尔沙企图刺杀他的新上司夺取其地盘，但阴谋败露，他逃回老巢，利用天下大乱之机，纠集一群亡命之徒，建立了一支勇猛善战并忠于他的队伍，在呼罗珊攻城略地。渐渐地，他也成了小有名气的军头。

再说萨菲波斯余脉塔赫马斯普。他要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君主，栖身于阿斯特拉巴德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占据一个名城大邑才行。于是他出兵讨伐马利克·马哈茂德，企图夺取马什哈德，但两次被后者击败。纳迪尔沙同样也败在马利克的手下，损失惨重，但他勇猛过人已经传遍了波斯东北部，他不仅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招募了更多人马。塔赫马斯普正在用人之际，便招募纳迪尔沙入伙。1726年，纳迪尔沙率领2000个阿夫沙尔人和库尔德人（Kurds），正式投靠了塔赫马斯普，成了其帐下大将。

有了新鲜血液注入，塔赫马斯普胆气壮了起来，于1726年9月再次围攻马什哈德。在围城期间，纳迪尔沙向国王塔赫马斯普揭露了总司令法塔赫·阿里与敌人勾结的阴谋，促使他于10月11日处决了法塔赫·阿里，并任命纳迪尔沙为新任总司令。在纳迪尔沙的指挥下，波斯军于同年12月10日攻取了马什哈德，从此，马什哈德成了塔赫马斯普的临时首都。然而恺加家族依然树大根深，远远没有完蛋，法塔赫·阿里的孙子阿合·穆罕默德（Agha Muhammad）后来统一波斯，建立起波斯历史上倒数第二个王朝——恺加王朝。

虽然法塔赫谋反案扑朔迷离，很可能是纳迪尔沙铲除政敌的冤案，毕竟确立了纳迪尔沙首席大将的地位，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稍后，塔赫马斯普为他赐名塔赫马斯普·库里（Tahmasp Qoli，意为塔赫马斯普的臣仆），这是纳迪尔沙人生中第二个名字。

纵观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早年经历往往并不光彩，甚至是使用阴谋诡计才夺取了权力。但是要成为英雄，往往需要施展才华的平台，才能成为后来被认为的那个英雄。在“毛遂自荐”的典故中，毛遂自认为是能人，平原君说：“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先生您在我这儿待了三年也没展现出才干来，算哪门子能人？”毛遂则说：“您从来没把我这把锥子放在口袋里，否则我早就脱颖而出了。”对纳迪尔沙而言，整垮法塔赫·阿里并取而代之，是把自己放在口袋里的开始，此后才一步一步成长为“波斯拿破仑”的。

小试牛刀

纳迪尔沙深知，身为武将，在天下大乱的大气候下，他的荣宠、地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战功，只要稍有懈怠，就会被政敌撕成碎片。鉴于吉尔查伊人已经入侵波斯4年，横行无阻，屡战屡胜，波斯人患上了“恐阿症”，畏之如虎，往往未战先怯，气势上先输了三分，而要光复波斯国土，还必须与之作战。经过综合考量，纳迪尔沙决定“柿子找软的捏”，出兵攻打另一伙阿富汗人——吉尔查伊人的世仇阿布达里人。

与吉尔查伊人相似，阿布达里也是一个部落联盟，为首的几个大家族矛盾重重，经常内讧、火并。早在1718年，阿布达里酋长、出自萨多查伊（Sadozai）家族的阿卜杜拉·汗（Abdallah Khan），被同一家族的穆罕默德·扎曼·汗（Muhammad Zaman Khan）杀害并篡位，很快后者又被穆罕默德·汗（Muhammad Khan）废、杀。

1722—1723年的冬季，穆罕默德·汗率领阿布达里人进攻波斯东北部最大城市马什哈德，但没有成功。战役的失利导致穆罕默德·汗被废，穆罕默德·扎曼的长子佐勒菲卡尔（Zulfiqar）取而代之。佐勒菲卡尔的小弟弟艾哈迈德·沙·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约1722—1772年）当时还籍籍无名，后来成为现代阿富汗的奠基人。1725年，阿布达里人的内讧加剧，阿卜杜拉·汗的儿子又起兵造反，进攻佐勒菲卡尔。面对乱局，贵族酋长们出手了，拥戴穆罕默德·汗的兄弟阿拉赫雅尔·汗（Allahyar Khan）为酋长。佐勒菲卡尔当然不服气。眼看新一轮内战要开打，传来了纳迪尔沙率波斯军队发动进攻的消息，阿布达里人握手言和，枪口一致对外，迎战波斯人。

1729年5月，纳迪尔沙率军离开马什哈德。5月4日，卡菲勒·卡拉会战（Battle of Kafer Qal'eh）打响。阿军分为两部分，阿拉赫雅尔统率1.5万人的主力，佐勒菲卡尔率领1.2万人，纳迪尔沙只有1.5万人，加上波斯军队患有“恐阿症”，如果两支阿军合流，纳迪尔沙几乎必败。

然而阿拉赫雅尔过于托大，自以为能独力战胜波斯军，抢在佐勒菲卡尔抵达战场之前发动进攻。阿军轻骑兵风驰电掣，突入纳迪尔沙的阵地，波斯步兵因之发生混乱。眼看局势危殆，纳迪尔沙亲自率领骑兵发起反冲击。在主将的带动下，波斯全军舍生忘死，终于迫使阿拉赫雅尔后退。双方又交锋数次，波斯军均获胜利，迫使佐勒菲卡尔撤退。于是，阿布达里人不仅屈服了，他们中的许多酋长还先后加入了纳迪尔沙的军队。

卡菲勒·卡拉战役（Parsa1993绘）

卡菲勒·卡拉会战是纳迪尔沙军事生涯中六大战役的第1场，此役对他极其重要，不仅真正树立了他作为波斯头号大将的权威，也向他的将士们证明，在他的指挥下，波斯人比那些曾经看起来无往不胜的阿富汗人更出色。此外，骁勇善战、吃苦耐劳的阿布达里人的加入，大大增强了波斯军队的实力，波斯军队在质量、数量两方面都逐渐赢得了对吉尔查伊人的优势。

驱逐外敌

再说驻扎在伊斯法罕的吉尔查伊人。阿什拉甫的处境相当危险，虽然他已经与奥斯曼帝国媾和，获得了对方的承认，但是他在历次战争中伤亡惨重。东北方塔赫马斯普复辟和纳迪尔沙蒸蒸日上，让伊斯法罕与阿富汗的联系基本上被遮断，阿什拉甫很难从老家补充新兵，而波斯人仇视阿富汗人，不可能通过招募波斯人来维持军力。所以，纵然吉尔查伊人屡战屡胜，却越打越少，事实上成了孤悬在波斯人海洋中的一块孤岛。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是尽快战胜波斯人，重新打通与阿富汗本土的联系，实在不行还能返回老家。

他们两个此前均未逢一败，都在窥伺着对方的弱点和漏洞，等待机会。卡菲勒·卡拉战役之后，纳迪尔沙向名城赫拉特进军，做出要攻克此城的姿态。如果丢失赫拉特，阿什拉甫回家的道路将彻底被切断，这就迫使他东向解围。1729年8月，阿什拉甫率领约4万人的阿富汗军队离开设防坚固的伊斯法罕，指向纳迪尔沙的老巢马什哈德，打算玩个围魏救赵。

可是，纳迪尔沙赶在阿什拉甫进入呼罗珊之前，攻克了赫拉特并招募了大批阿布达里人从军。前面说过，阿布达里、吉尔查伊两大部落联盟是世仇，他们互相残杀的干劲比打波斯人还要大。9月初，得到吉尔查伊人杀来的消息，纳迪尔沙收拢部队，向西进军。

这时候，阿什拉甫的4万军队正在围攻塞姆南（Semnan），闻讯之后留下少量人马继续围攻，自己率领主力东进，并派遣前哨部队侦察、搜索波斯军的位置，寻机歼灭占优势的波斯炮兵。9月下旬，一场小规模交锋后，14个阿富汗人被俘，并被带到纳迪尔沙面前接受讯问。获知了敌人的动向，纳迪尔星夜兼程，于次日黎明抵达了达姆甘（Damghan）附近一个叫作默赫曼多斯特（Mehmandust）的小村庄。大战前夜，国王塔赫马斯普承诺，如果纳迪尔沙能在次日获胜，就把他的姐妹嫁给他。

9月29日清晨，战斗打响了。阿什拉甫一方约4万人，分为左、中、右三路，率先发动进攻，以骑兵为先导，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杀向波斯军阵地。纳迪尔沙的兵力不到2.5万，他将步兵横向展开面对敌军，将火炮布置在步兵战线后方。

阿富汗人从左翼迂回，试图包抄波斯军，被波斯军侧翼击退。在中路，随着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阿富汗骑兵率先进入波斯火炮的射程，高地上的波斯火炮开始轰鸣，震耳欲聋的炮声在山谷中回荡，很快炮兵阵地就淹没在硝烟之中。火炮喷射的实心炮弹杀伤力惊人，“三四百名阿富汗士兵像黄瓜一样被切开”。阿富汗人不顾伤亡，前仆后继，进入了波斯火枪射程。

在军官的命令和鼓励下，波斯徒步火枪手一直维持着纪律和镇静，直到看见阿富汗人的面孔才打出第一波齐射，顿时打得阿富汗人人仰马翻，血流成河。后面的阿富汗人、马继续前进，将前面被打倒但还没死的战友踩成肉泥，却又遭到波斯枪弹、炮弹的迎头痛击，再扔下一层尸体。阿富汗人的尸体越堆越高，士气也随之低落。随着阿富汗本就薄弱的炮兵遭到压制，波斯炮火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屠杀。人喊马嘶、硝烟弥漫造成的混乱中，阿什拉甫的掌旗官被炮弹击毙，阿什拉甫的几匹马也丧了命，阿富汗全军军心动摇，以为他们统帅阵亡了。

达姆甘战役（Parsa1993绘）

眼看时机成熟，纳迪尔沙命令火枪步兵拔出弯刀发动反击，亲自率领他们冲向阿富汗军中路。双方短兵相接，陷入肉搏，波斯人终于压倒了他们的老对手，贯穿了阿军的中路战线，迫使阿军四散奔逃。虽然大获全胜，纳迪尔沙一方毕竟人少，加上本方也伤亡了3000到4000人，所以他只派少量部队追杀了几公里就收兵了。阿军阵亡人数高达1.2万，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阿什拉甫一面急忙向西逃跑，一面尽其所能地收拢溃兵和弥补损失，为未来的战斗做准备，他还组织残兵败将设伏，企图伏击得意忘形的波斯追兵。

波斯阵营中，纳迪尔沙与他的主子塔赫马斯普发生了意见分歧：纳迪尔沙认为本方的损失也很大，主张返回马什哈德休整和恢复元气；塔赫马斯普则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伊斯法罕。尽管塔赫马斯普是国王，但如日中天的纳迪尔沙才是真正的最高统帅，塔赫马斯普无可奈何，耍起了小孩子脾气，居然离开军营负气出走了。纳迪尔沙派人将国王请回大营，却没有做任何让步，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行动。阿什拉甫的伏击计划不仅泡了汤，还被纳迪尔沙发现和粉碎了，进而扫清了通往伊斯法罕的道路。

默赫曼多斯特战役（或达姆甘战役）是纳迪尔沙军事生涯的第2次大战役，通过正面战胜吉尔查伊人，彻底破除了敌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波斯人以少胜多，树立了战胜敌人和光复波斯的决心和信心。

反映默赫曼多斯特决定性炮击的绘画

经过大约1个月的休整，纳迪尔沙准备收复故都伊斯法罕。刚刚大败亏输的阿什拉甫返回伊斯法罕之后，杀了将近3000名红头军和萨菲王朝的权贵。既然野战无法战胜对手，阿什拉甫便在伊斯法罕以北约55公里处的穆尔恰霍斯特（Murche-Khort）修筑深沟高垒，盘算着用坚固的设防工事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再图战而胜之，同时向西面的奥斯曼帝国求援。意气风发的纳迪尔沙也向奥斯曼帝国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吐出根据《哈马丹条约》占据的西波斯土地。奥斯曼帝国不愿意看到什叶派的萨菲王朝复辟，何况那位屡战屡胜的波斯将军明显是比阿什拉甫更难缠的对手，于是紧急向阿什拉甫支援了一批枪支和炮兵。

默赫曼多斯特战役的惨败让阿什拉甫意识到，主动进攻坚固的波斯既设阵地是愚蠢的，只会在枪炮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即使是以凶悍著称的奥斯曼骑兵也不行。于是他改弦更张，让他的6万阿富汗军队掘壕据守，坐等波斯人进攻，他将包括奥斯曼炮兵在内的250门火炮部署在步兵战线背后的中路，骑兵放在两翼，负责保护步兵战线，随时准备出击。

纳迪尔沙只有2万到3万人，不到对方兵力的一半，现在为了光复故都而主动出击。11月13日清晨，纳迪尔沙派一位将领率领一部分骑兵率先出击，进攻阿军右翼，他本人亲自掌控骑兵主力作为预备队。坚韧的波斯火枪步兵步伐整齐地向前推进，沿途虽然不断遭到阿军的枪击炮轰，却保持了高度的纪律性，默默忍受着伤亡，直到敌军战壕边上才近距离射出一轮致命的齐射，继而拔出刀剑与敌军肉搏。

为了缓解中路步兵战线的压力，阿什拉甫的骑兵向波斯步兵侧翼和后方发起多次冲锋，但都被纳迪尔沙的骑兵预备队击退。终于，在波斯步兵的巨大压力下，阿军中路步兵还是崩溃了，阿什拉甫被迫承认自己再次惨败于波斯人，率领残部逃离战场，以便赶在纳迪尔沙之前回到伊斯法罕。波斯人的伤亡微乎其微，阿富汗人阵亡的就有7000到8000人。

反映穆尔恰霍斯特战役初始阶段的绘画，右侧骑马者为纳迪尔

对于被俘的奥斯曼炮兵，纳迪尔沙表现得相当宽厚，热情款待并允许他们回国。此举无疑是为了未来的政治考虑，此时纳迪尔沙不再是一位单纯的武士或将军，他开始考虑光复波斯之后的对外关系了。无论如何，他都不想与奥斯曼帝国为敌，如果篡位为王的话，他也很需要奥斯曼帝国的承认，乃至支持。

当日下午，阿什拉甫及其侍从风驰电掣地赶回伊斯法罕。他们都是惊魂未定的惊弓之鸟，还没从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彻底丧失了固守伊斯法罕的勇气。于是，他们赶在波斯官军杀来之前最后捞上一把，将他们能找到的一切驮畜载满财货，顺便还劫走了几位萨菲王室公主。次日黎明，阿富汗人离开伊斯法罕。鉴于向东回阿富汗老家的道路已经被纳迪尔沙遮断，他们只得向西南方向、盛产蔷薇和葡萄酒的设拉子（Shiraz）逃窜。

11月16日，纳迪尔沙率军开进被阿富汗人抛弃的伊斯法罕。1722年该城遭阿富汗人围攻半年，之后被阿富汗占领军数次洗劫和屠城，阿富汗人离去之后又有无法无天的暴民肆虐，伊斯法罕已经是满目疮痍，到处是残垣断壁和无头断肢的尸体。纳迪尔沙下令恢复秩序，搜捕、处决所有残余的阿富汗人。马哈茂德·霍塔基的陵墓成为下一个泄愤目标，不仅被彻底夷平，后来还被改建为公共厕所。

12月9日，纳迪尔沙出城，用盛大的仪式迎接国王从德黑兰[2]回銮。见纳迪尔沙迎接自己，塔赫马斯普离鞍下马，表示对大将军的尊敬，纳迪尔沙赶忙也跳下马鞍，冲上去劝阻国王，然而国王坚持下马步行，以此表明自己无比感念纳迪尔沙的丰功伟绩。几分钟你来我往的客套话之后，国王重新上马返回阔别7年的王宫，纳迪尔沙紧随其后。国王的回銮受到首都居民的狂热欢迎。看到曾经辉煌的帝国首都沦落到如此残破、凄惨的境地，塔赫马斯普不禁热泪盈眶。他还与失散了7年的母亲相遇，后者作为女仆一直在等待儿子回来。

次年（1730年）年初，春寒料峭的时候，纳迪尔沙离开伊斯法罕踏上征程，向西南方向的设拉子挺进，寻机彻底歼灭敌军。9月24日，两军在设拉子以北约30公里的扎尔甘（Zarghan）会战，纳迪尔沙的兵力有2万到3万，阿什拉甫只有1万到2万。阿富汗人发起骑兵冲锋，但被坚韧的波斯火枪步兵的齐射打得溃不成军，5000人阵亡，5000人被俘，俘虏或被处决或沦为奴隶。阿什拉甫率领残部向东逃窜。他现在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部众党徒相继离去，身边的人越来越少，连沿途的部落酋长都敢于抢劫他的财物。1730年年底，他在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被一伙俾路支人杀死。阿什拉甫的身亡标志着阿富汗人对波斯的入侵和占领结束，萨菲王朝光复了中东部的一半以上国土，还剩下西部尚在俄罗斯、奥斯曼两大帝国手中。

以火枪为首要武器的奥斯曼帝国耶尼沙里步兵

纳迪尔沙的军队

在讲述纳迪尔沙的西线战役之前，笔者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王国的军队。

奥斯曼帝国的骑兵之花希帕西（Sipahis），由享受封地的小地主组成；步兵中最著名的耶尼沙里（Janissaries，又名新军）则是由来自巴尔干的基督教儿童自幼受训编成，主要武器是火枪，其次才是冷兵器弯刀。介绍奥斯曼军队的文章很多，笔者在此不赘述，纳迪尔沙的波斯军队才是介绍重点。

纳迪尔沙的军队继承了萨菲王朝军队的一些特点。与之前的波斯军队一样，他的军中有大量骑兵，多从游牧民中招募。阿夫沙尔、札剌亦儿（Jalayir）、恺加等部落本身就是重要的骑兵来源。

纳迪尔沙对骑兵的贡献在于对马政进行了改革，由国家财政出资帮助骑兵供养战马。在此之前，骑兵不愿意让他们最宝贵的财产——战马冒险，往往怯于战斗，勇于抢劫。改革之后，骑兵对战马的顾虑大为减轻，可以放心大胆地作战。

大部分波斯骑兵装备马刀（shamshirs），也装备长矛（lance）、钉头锤（mace）、弓箭和火器。到了1736年，火枪成了骑兵的标准装备，正如后来的卡尔纳尔战役（Battle of Karnal）中那样，火枪让他们能更加灵活地实施侦察和游击。他们也能靠冲锋和肉搏制胜，能够在战时根据需要迅速散开或集中。最出色的骑兵是纳迪尔沙本人的禁卫军，叫作“国王的奴仆”（Gholāmān-e Shāh），由3000名精选的骑兵组成。在后来的阿夫沙尔王朝军队中，轻装骑兵是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呼罗珊侵袭者”（Savaran-e Sepah-e Khorasan），主要从库尔德人、吉尔查伊人和阿布达里人中招募，人数曾达到7万之多。阿富汗骑兵是全亚洲最出色的冲击骑兵之一。随着纳迪尔沙晚年越来越看重和信赖阿富汗人，一些“呼罗珊侵袭者”会被提进“国王的奴仆”。1745年第二次巴格哈文德战役中，纳迪尔沙就亲自率领4万多骑兵对奥斯曼军队发动冲锋。总体而言，纳迪尔沙手下的骑兵优于同时代的奥斯曼骑兵。

托方赤，装备火枪、弯刀、匕首

步兵也是波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名托方赤（tofanġčī，突厥语火枪手的意思），萨菲王朝前期成为波斯军队的常规火器单位。阿巴斯一世（Abbas Ⅰ，1571—1629年，萨菲王朝的中兴之主，也称阿巴斯大王）在位期间，于1620年前后到访波斯的意大利旅行家皮埃特罗·德拉·瓦利（Pietro Della Valle，1586—1652年）曾对托方赤做过详细描述。他提到，那些托方赤大多是依据英国人雪利兄弟（Anthony Shirley & Robert Shirley）的建议，从强壮结实的农民中征募而来。纳迪尔沙以同样的方式征募自己的托方赤火枪手。托方赤全年领取固定薪水，而在战时必须报到。德拉·瓦利对托方赤设营和离营的极快速度尤为印象深刻，说他们是一支难以被敌人察觉的神出鬼没之师。托方赤由百人长（Yuz-Bashi）领导。

在萨菲王朝，尽管社会地位比红头军低，但如德拉·瓦利所说，托方赤是阿巴斯大王最看重的一支军队。托方赤中的精锐来自正北方的马赞德兰省。阿巴斯大王时期，据估计，有2万到6万托方赤服役。阿巴斯二世（Abbas Ⅱ，1642—1666年）时期，根据记录，有4万到5万。托方赤维护自己的武器和制服臻于完美。他们的训练中有一项，便是在地面上竖十根长枪，每根上面都放置苹果，十人一排，用火枪瞄准苹果射击，每一个托方赤都要能在一百步距离上精准地击中苹果。到了18世纪，与耶尼沙里和欧洲国家的火枪步兵一样，托方赤也采用列队射击（fire by rank）方式，与对方火枪手对射。

波斯弯刀

“亚扎叶尔赤”（ǰazāyeṛčī）由阿巴斯二世组建，共有600人，是一支从顽强善战的战士中选拔出的新的精锐部队。他们装备名为亚扎叶尔（ǰazāyer）或捷则尔（jezail）的更大、更重、枪管更长的火枪。亚扎叶尔重约18公斤，口径为24毫米，而同时代的欧洲火枪普遍重约5公斤，口径为18毫米上下，以1722年（即阿富汗人占领伊斯法罕那一年）投产的英国褐贝斯（Brown Bess）步枪为例，重4.8公斤，长1.49米，口径为19毫米。由于亚扎叶尔枪管更长，它的射程、威力和准确性都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火枪，即使在100多年后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First Anglo-Afghan War，1839—1842年）中，也让英国人大吃苦头。但是，因为它的尺寸和重量过大，为了平稳发射，在开火时要放置在三脚架上，装弹和发射速度比欧洲同类慢。为了应付近距离接战，亚扎叶尔赤也装备了弯刀、短剑。

亚扎叶尔火枪，现藏于马什哈德的纳迪尔沙博物馆

在纳迪尔沙的军队中，亚扎叶尔赤是最重要的热兵器部队，提供稳定和旺盛的火力输出。当时的观察家说：“步兵——我是说那些携带滑膛枪的——会在他们自己的单位内聚集，向一个目标举枪射击并不断练习。如果塔赫马斯普·库里·汗（即纳迪尔沙）看到一个士兵总能维持高命中率，他会将其擢升到百夫长或五十夫长的职位。他鼓励所有士兵英勇作战、提高技能和经验，简而言之，他自己就是性格坚毅、骁勇善战的榜样。”

亚扎叶尔赤部队每天都要训练几个小时。纳迪尔沙明确强调要不断训练士兵。他亲自组建亚扎叶尔赤步兵团，还经常在战斗中亲自指挥。他们身穿精美的制服，装备着最好的武器。亚扎叶尔赤部队的总数因时而异，据英国学者约纳斯·韩伟（Jonas Hanway，1712—1786年）记载，1744年，即纳迪尔沙驾崩的3年前，波斯军队中有1.2万亚扎叶尔赤和4万常规托方赤部队。

由于武器太重，尽管亚扎叶尔赤属于步兵，但往往骑马进行长距离行军。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也能在马上开枪，就像卡尔纳尔战役中那样，相当于欧洲国家的龙骑兵（Dragoon）。因为他们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常被用于完成最关键、最艰巨的战术任务。一个参加过卡尔纳尔战役的人记载：“弓箭无法与亚扎叶尔火枪相匹敌。”

纳迪尔沙的军队中最有特色的兵种是炮兵，学名托普赤（tūpčī），指挥官叫托普赤-巴什（tūpčībāš），意为炮兵长官。炮兵还是纳迪尔沙军事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在萨菲王朝时代，火器的作用相对有限，自然不被视为萨菲军事机器的核心。纳迪尔沙的军事思想强调快速机动，以快打慢，重型火炮很难跟上行军的速度，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重视加强炮兵的建设。

他的炮兵分为两大类，第一种装备叫赞布拉克的小型火炮。赞布拉克一词出自阿拉伯语的大黄蜂（zambūr），用来形容这种炮射击的声音。操作者叫作赞布拉赤（zamburakchi）。赞布拉克是一种短管加农炮，发射的炮弹重1到2磅，用骆驼驮载，作战时骆驼跪倒，炮口扭转朝向敌人。跪倒的骆驼既做炮架子，也是炮手的肉盾。相比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国家的马拉重炮，赞布拉克身管短、射程小、威力弱，不适合轰击坚固的城墙。纳迪尔沙始终没攻克设防坚固的巴格达，与缺乏重炮有直接关系。赞布拉克的长处是机动性强、射速快，在地形崎岖的波斯、阿富汗很受欢迎，后又从阿富汗传入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在集群使用的时候，赞布拉克能够迅速喷射出毁灭性的弹雨，成片收割敌人的有生力量。波斯军队中常年维持着一个装备数百门赞布拉克的炮兵团。

赞布拉克，骆驼回旋炮

波斯炮兵

另一种火炮是用马拉的常规野战炮。1733年的战事中，纳迪尔沙北上萨马拉（Samarra）迎战土帕尔·奥斯曼帕夏（Topal Osman Pasha，1663—1733年）的部队，就带着4门30磅炮、6门15磅炮和6门9磅炮。

受益于纳迪尔沙的改革，波斯炮兵优于奥斯曼帝国同行，更远比莫卧儿帝国的优秀，在卡尔纳尔战役中打得印度对手溃不成军。对于更不熟悉热兵器的中亚布哈拉和希瓦汗国的骑兵们，火炮更是可怕的人命收割机。

西征奥斯曼

1730年，扫清了吉尔查伊入侵者之后，这位伟大的阿夫沙尔将军以旺盛的斗志向西波斯的奥斯曼驻军发动进攻，光复了哈马丹、克尔曼沙赫（Kermanshah）和大不里士。之所以比较顺利地光复三城，部分原因是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内乱。1730年9月20日，一伙耶尼沙里禁卫军发动兵变，废黜企图进行改革的素丹艾哈迈德三世（Ahmed Ⅲ，1673—1736年），拥立他的侄子，也就是前任素丹穆斯塔法二世（Mustafa Ⅱ，1664—1703年）之子马哈茂德一世（Mahmud Ⅰ，1696—1754年）为素丹。新君地位不稳，完全是禁卫军的傀儡，能坐在宝座上就不错了，当然无力派兵开往西波斯。

面对有利形势，纳迪尔沙有意继续同奥斯曼帝国作战，于1731年8月包围了埃里温。但阿布达里人在东方发动叛乱，夺取了赫拉特，继而围攻他的老巢马什哈德。纳迪尔沙只得放弃西线，东征阿富汗。1732年下半年，纳迪尔沙终于平定了阿布达里人的叛乱。鉴于阿布达里人骁勇善战，纳迪尔沙对叛乱者相当宽厚，屡次宽恕他们，不断以相当优厚的条件和待遇，争取他们到自己的军队中服役。

纳迪尔沙东征阿富汗的一年间，国王塔赫马斯普也没闲着。自从1726年纳迪尔沙为他效力以来，他就完全被纳迪尔沙的耀眼光芒所笼罩，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只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将军，不知道他这个国王。纳迪尔沙东征阿富汗，加上西边奥斯曼帝国内乱，给了他独立领兵树立威望的天赐良机。于是，塔赫马斯普信心十足地向奥斯曼帝国开战，率领1.7万人来到大不里士，在埃里温附近重创奥斯曼军并包围了埃里温。

奥斯曼帝国的巴格达总督艾哈迈德帕夏向哈马丹挺进，迫使塔赫马斯普回援。两军在哈马丹附近对峙，举行和谈。塔赫马斯普以为和平将至，麻痹大意，被艾哈迈德帕夏打了个措手不及，大败亏输。艾哈迈德帕夏乘胜占领克尔曼沙赫和哈马丹，另一支奥斯曼军占领了大不里士和马腊格。

1732年1月，萨菲波斯与奥斯曼签订和约，承认奥斯曼帝国拥有外高加索，包括第比利斯（今格鲁吉亚首都）、埃里温，奥斯曼方面则归还大不里士、哈马丹和克尔曼沙赫。但是，塔赫马斯普向奥斯曼帝国称臣，承认这个逊尼派国家为宗主国，条约也没提及归还波斯战俘。因此，这位丧权辱国的国王丧失了他的政治信用和合法性。

塔赫马斯普似乎并不认为签订这个和约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他收回了部分西部领土，与死敌奥斯曼达成了和平。于是回到首都伊斯法罕之后，与他的列祖列宗一样，继续过起纸醉金迷、奢侈糜烂的帝王生活，在醇酒妇人之中享受太平天子的美好时光。

纳迪尔沙听说国王与奥斯曼签订的和约，愤而谴责，同时警告奥斯曼素丹马哈茂德，必须从波斯西部各省撤走，遣返波斯战俘，不然就兵戎相见。很难说纳迪尔沙的愤慨是不是故作姿态，总之他利用这个条约在波斯激起的愤慨，于1732年8月废黜了那个耗尽了威望和合法性的国王，拥立他的幼子阿巴斯三世（Abbas Ⅲ，1732—1740年）做傀儡，自己担任摄政。事情很明显，乳臭未干的阿巴斯三世只是个跑龙套的。经过数年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纳迪尔沙已经成为全波斯最有权势的人物，篡位为王只是时间问题。既然纳迪尔沙以塔赫马斯普向奥斯曼屈服为借口废黜他，那么为了给自己篡位提供依据，他就一定要西征奥斯曼，一旦他打败奥斯曼帝国，光复西部失地，他篡位自立就有了完整的逻辑链条。

果然，1733年，纳迪尔沙率领空前强大的10万大军西征美索不达米亚。2月，波斯军队包围了奥斯曼帝国巴格达省省会、底格里斯河边的巴格达。巴格达总督艾哈迈德帕夏的军事能力远不如纳迪尔沙，却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坚决不与纳迪尔沙野战，利用波斯人缺乏重炮的劣势，凭城固守，让波斯人无计可施，白白付出巨大伤亡。

在奥斯曼帝国中央，被政变者拥立上台的马哈茂德一世并不甘心做傀儡。1731年，他处决了1年前发动政变、推自己上台的乱党，初步掌控了实权。1732年，耶尼沙里军团作乱，马哈茂德一世血洗耶尼沙里禁卫军，杀了5万人才恢复首都伊斯坦布尔的秩序。

一心想做出一番事业的马哈茂德，当然不能坐视丧失美索不达米亚，那将让自己步叔叔艾哈迈德三世和波斯王塔赫马斯普的后尘——被废。因此，马哈茂德于1733年派遣前宰相土帕尔·奥斯曼帕夏率领10万大军东征，支援巴格达总督。奥斯曼军战斗序列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耶尼沙里禁卫军和希帕西骑兵。土帕尔帕夏年已七旬，曾经与彼得大帝作战，将那位活力四射的沙皇团团围住，迫使其缴纳巨额钱款才网开一面。土帕尔（Topal）在土耳其语中意为瘸子，如果说纳迪尔沙是正值壮年的雄狮，土帕尔帕夏就是一只瘸腿老狐狸。

眼下纳迪尔沙顿兵巴格达坚城之下，已经很被动了，如果土帕尔与艾哈迈德的两支奥斯曼军会师，前后夹击，纳迪尔沙的疲惫之师将面临十分凶险的处境。于是，纳迪尔沙决定兵分两路，阻止奥斯曼军会师。他留下3万军队继续围攻和监视巴格达奥斯曼军，自己率领7万主力，溯底格里斯河北上迎战土帕尔。

7月19日，在盛夏的骄阳之下，奥、波两军在萨马拉以南的底格里斯河畔会战。奥斯曼军有8万人、60门火炮，波斯军7万人（火炮数量不详，但肯定少于奥斯曼军）。奥斯曼军背靠底格里斯河列阵，缺点是如果战败将统统被赶下河，优点是在酷热的盛夏不愁没有水喝。为了增加防御纵深，土帕尔将部队分为前后两线，亲自掌控第二线的预备队。波斯军队正相反，一路赶来口干舌燥，因此必须赶在干渴的极点到来之前结束战斗，到底格里斯河边汲水。

战斗是由急于获得水源的波斯人打响的。波斯军虽然略少于对手，却是百战雄兵，攻势凶猛，斗志旺盛。奥斯曼军刚刚结束“大清洗”，无论战斗经验还是士气都比不上波斯人。波斯人迫使奥斯曼军中央战线后退，并夺取了奥斯曼军的一些火炮，逐渐靠近奥斯曼军营地。关键时刻，奥斯曼军中的2000库尔德人临阵脱逃，战线出现漏洞，随时有被波斯军贯穿的危险。

见形势危急，土帕尔率领预备队前进，堵住第一线的漏洞，阻遏波斯人的进攻，双方面对面地硬扛。纳迪尔沙的人马挥汗如雨，越打越渴，胜负的天平左右摇摆，一时半会儿还难见分晓。战至中午，7月的骄阳无比灼热，加剧了波军的干渴。沙漠里还刮起了北风，将沙砾刮到逆风作战的波斯人的脸上。眼看战局不妙，波斯军中的一些阿拉伯人[3]叛逃，波斯战线也出现了漏洞。为了振奋逐渐低落的士气，纳迪尔沙纵马在战线后方驰骋，高声鼓励将士们奋勇杀敌。

忽然战役的转折点来了：这位阿夫沙尔大将军的坐骑中箭负伤，他换了一匹马，坐骑再度受伤并将他掀下地。波斯军队是完全由纳迪尔沙招募、管理、指挥的私人军队，一切唯他马首是瞻，他是军队的灵魂和大脑，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全军将不战自溃。萨马拉战役就是一个完美的案例。他被马掀落地，时刻关注他的指挥和动向的波斯全军以为统帅阵亡了，顿时惊恐万状，四散奔逃。波斯人约有3万人伤亡，3500人被俘，火炮和辎重等难以携带的物资统统落入胜利者之手；奥斯曼军伤亡同样不小，约有2万。随着波斯军在萨马拉惨败，对巴格达的围困也不战而解。

除了早年小打小闹的劫掠袭扰阶段，萨马拉战役是纳迪尔沙的军事生涯中最惨痛，也是最后一次失败。此役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失败，在政治上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纳迪尔沙就是利用塔赫马斯普对奥斯曼战争失败，才将其废黜的，如果他自己也败给奥斯曼，那么他的内外敌人同样会以此为理由推翻他。所以，无论为了波斯，还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纳迪尔沙都必须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要么战胜奥斯曼赢回声誉，要么前功尽弃，输掉已有的一切。

虽然遭遇严重挫折，但他此时表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他没有责难任何人，而是毫不吝惜地将大把金钱散发给部下，补偿他们的损失（武器、装备和马匹）。他还下令制造质量更好的火炮和弹药，训练招募的新兵，征集驮载辎重的牲畜。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就征召了5万人，以及14万匹马、骡子和骆驼，拥有了一支员额更大、装备更好、士气高昂的军队，去对付老狐狸土帕尔·奥斯曼。

身经百战的土帕尔帕夏也在关注着纳迪尔沙的动向，同时不断呼吁伊斯坦布尔方面派出援兵，但是奥斯曼帝国政府没给他进一步的支持。

1733年10月，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纳迪尔沙率军从哈马丹南下。10月24日，两军在基尔库克（Kirkuk）南面的莱兰（Lailan）村交锋，奥斯曼军初战不利，退往基尔库克固守待援。一支1.2万人的奥斯曼军在麦迷失帕夏（Memish Pasha）的率领下经阿合-打耳班（Agh-Darband）峡谷南下来援。纳迪尔沙大喜，与之交战并佯装失败，步步后退。麦迷失帕夏贪功冒进，被波斯军打得大败，却向土帕尔诡称自己获胜了，但兵力不足以扩大战果，请土帕尔帕夏率领主力出击，与自己共立功勋。土帕尔信以为真，率领主力出击，行进间遇到溃散的麦迷失帕夏所部，这才知道真相，但为时已晚，只得急忙摆开战斗队形，此即阿合-打耳班会战（Battle of Agh-Darband）。奥斯曼军约有10万人，与纳迪尔沙的多数战役一样，此战波斯军略少于对手。奥斯曼的耶尼沙里，波斯的托方赤火枪步兵，都以极快的速度横向展开，排成横列对射。当时世界各国都使用黑火药，几轮齐射之后，战场上便硝烟弥漫，两军都看不到对方的位置和状态，只能按感觉和惯性开枪。即使身边的战友不断倒下，耳边传来精神崩溃者的哭泣、伤者的哀号尖叫，火枪手也不能离开战位，继续机械地装弹，向不知身在何处的敌人开枪。这种状态对战士的组织纪律性、作战经验、战斗意志，都是极为严峻的考验。

对一般的军队而言，能维持机械射击动作就很了不起了，脱离现有射击动作转入另一种作战状态极为困难。2个小时的对射之后，纳迪尔沙率先做出改变，命令托方赤脱离射击状态，拔出腰间弯刀，集体冲锋。与此同时，纳迪尔沙与大将哈只·贝格·汗（Haji Beg Khan）分别率领1.5万骑兵，从左右两翼对奥斯曼军战线发起钳形攻势（pincer movement）。在波斯骑兵的长矛、马刀，以及亚扎叶尔赤的火力打击下，奥斯曼军阵线彻底崩溃。

阿合-打耳班战役（Parsa1993绘）

70岁的土帕尔坐在轿子里，一名波斯士兵认出后将他弄上马，打算送给纳迪尔沙。土帕尔企图逃跑，结果被杀，这名士兵将其首级送给纳迪尔沙请功。奥斯曼军大败亏输，伤亡2万，损失全部火炮。

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此役的最大损失是老将土帕尔阵亡，从此再无人能在野战中战胜纳迪尔沙，因此此役是纳迪尔沙军事生涯的第4场大战。但纳迪尔沙的战果也很有限。单从战役过程来看，他没能发挥作风泼辣、布局灵动的特点，在其军事生涯的诸多胜利中，此役的表现在平均线之下。他的战略目标同样没实现，虽然大破奥斯曼军，但依然无法解决老问题——攻克巴格达。

巴格达总督艾哈迈德帕夏与之和谈，加上波斯后方发生了叛乱，1733年12月，纳迪尔沙与艾哈迈德签订和约，商定各自释放俘虏，恢复1639年的条约划定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与今天的伊朗与伊拉克边界大致相同。所以纳迪尔沙面对老狐狸的人头只有苦笑，派人将土帕尔帕夏的头颅、尸体送到巴格达，交给奥斯曼军安葬，自己退兵回国平乱。

反映战役尾声的绘画，骑在马上的纳迪尔沙看着土帕尔的尸体

然而，奥斯曼帝国政府既没有批准这个条约，也没有宣布它无效，使了个缓兵之计。

解决了后方叛乱，纳迪尔沙重新西征。

奥斯曼与波斯边界分为南北两线，南线是伊拉克平原，北方是外高加索山区，包括现在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纳迪尔沙连续出击南线，都无法攻克坚城巴格达，便改变攻击方向，进击北线。

此时外高加索是沙俄、波斯、奥斯曼“三国演义”。俄国的最大目标是南方的克里米亚汗国，进而进入黑海，而克里米亚汗国是奥斯曼的藩属国，所以奥斯曼与俄国是死敌。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纳迪尔沙与俄国合作，组团对付奥斯曼。

在外高加索，奥斯曼有4座坚固的要塞——埃里温、刚加（Ganja）、卡尔斯（Kars）和第比利斯。1734年8月，纳迪尔沙率军渡过库拉河，围攻刚加、第比利斯，迫使奥斯曼派兵来援，是为围点打援。

奥斯曼帝国方面，派阿卜杜拉·科普鲁卢帕夏（Köprülü Abdullah Pasha，？—1735年）率领生力军东出外高加索，又令克里米亚汗国出兵从北高加索南下，与科普鲁卢帕夏合兵。此时沙俄觊觎着黑海东北部的重镇亚速（Azov），视之为进入黑海的门户，克里米亚鞑靼人要去北高加索必然路过亚速，俄国人自然不让鞑靼染指，于是奥斯曼与俄国开战，进而俄国、波斯签约，正式结盟对抗奥斯曼帝国。

阿卜杜拉·科普鲁卢帕夏出自著名的阿尔巴尼亚科普鲁卢家族，该家族世代簪缨，出了8位大维齐（vizer）。阿卜杜拉自恃兵多将广，等不及克里米亚鞑靼人来会师，便东出外高加索。

1735年6月19日，在埃里温附近双方进行了巴格哈文德战役（Battle of Baghavard）。纳迪尔沙仅仅用1.5万人，就打垮了拥有5万希帕西骑兵、3万耶尼沙里和40门火炮的强大奥斯曼军。奥斯曼军仅阵亡的就将近5万人（包括统帅阿卜杜拉帕夏），加上被俘、失踪的，参战的奥斯曼军几乎全军覆没。波斯军的损失则微不足道。巴格哈文德战役是纳迪尔沙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虽然此后他也不断战胜各路对手，战绩辉煌，但要说战术运用炉火纯青、战机把握精准、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悬殊，还没有超过此役的。

巴格哈文德战役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随着奥斯曼野战军的覆灭，波斯军队包围的各个奥斯曼坚固设防城市相继投降。无奈之下，奥斯曼素丹马哈茂德一世派巴格达总督艾哈迈德帕夏与纳迪尔沙谈判议和，按照谁控制归谁的原则，两国停火息兵。

奥斯曼帝国在东方的军事灾难同样刺激了奥地利和俄国的野心。战役打响之前，俄罗斯帝国就夺取了奥斯曼的亚速，将触角伸到了亚速海。奥地利也在这一时刻对伊斯坦布尔宣战，但他们没有俄国盟友的好运气。1739年7月，在格罗茨卡（Grocka，今塞尔维亚境内），奥地利被奥斯曼打败，还丢掉了重镇贝尔格莱德（Belgrad）。

连续击败阿富汗人和奥斯曼人，并将他们赶出原萨菲波斯故土之后，纳迪尔沙的威望如日中天。1736年1月，在今天伊朗西北部的木干草原（Moghan plains），纳迪尔沙模仿成吉思汗的忽里台大会（Kurultai），召开全国名流显贵和外国使节参加的“国民大会”，商讨“把波斯的王冠赐予会议认为最值得佩戴的人”。纳迪尔沙的6个心腹组成的委员会宣布，纳迪尔沙已经用他的利剑战胜了波斯的所有敌人，光复了故土，恢复了和平，现在，纳迪尔沙已经被10年的征战搞得筋疲力尽，只想隐退休息。代表们当然知道纳迪尔沙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希望的“沙”就是他，因为“他已使被敌人玷污过的这个王国的历史洗刷一新”。

纳迪尔沙肖像

起初，纳迪尔沙惺惺作态地表示自己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篡位，既然大家非要让他做“沙”，必须答应他5个条件。

这样的请愿、拥戴和表忠心大戏演了三四天，纳迪尔沙开出的条件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后，他终于同意担任“沙”。在御用星象学家选择的黄道吉日3月8日，纳迪尔沙废黜当了4年傀儡的小国王阿巴斯三世，正式加冕。

萨菲王朝“神亡”于1732年塔赫马斯普二世被废，1736年随着阿巴斯三世下台，终于“形亡”了。这位阿夫沙尔突厥放羊娃就在一座特为他修造的大厅内，登上了居鲁士大帝、阿巴斯大王曾坐过的王座。他也因此取得了最后一个，也是最为人所知的名字——纳迪尔沙，意为“纳迪尔国王”或“独一无二的国王”。

纳迪尔沙的“狮日”军旗

1736年9月24日，阿夫沙尔波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君士坦丁堡条约》（Treaty of Constantinople），两国达成和议。奥斯曼帝国承认纳迪尔沙为波斯国王，割让高加索给波斯，正式结束了历时5年（1730—1735年）的第一次阿夫沙尔-奥斯曼战争（Ottoman-Persian War）。

但是，双方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纳迪尔沙刚刚篡位自立，根基还不够深厚，所以渴望获得和平的国际环境，宿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承认已经是巨大外交成就，也就暂不追究。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武力解决，这就为第二次阿夫沙尔-奥斯曼战争埋下了伏笔。

此后近3年里，纳迪尔沙在东线的阿富汗作战。1738年3月，波斯军队攻克了阿富汗西南部重镇坎大哈。在纳迪尔沙辉煌伟大的军事生涯中，坎大哈战役平淡无奇，此役的重要性在于为波斯收复了素丹·侯赛因失去的最后一个省份，纳迪尔沙完全恢复了萨菲王朝的旧疆域，同时也标志着吉尔查伊人的霍塔基王朝覆灭。阿布达里贵族、未来的阿富汗国王艾哈迈德·杜兰尼就是在这时候加入波斯大军的。

除此之外，坎大哈位于通往南亚次大陆的交通要道上，拿下坎大哈，就打开了通往印度的大门。

远征印度

1737年5月，纳迪尔沙还在阿富汗作战的时候，就派遣了一位使臣致函莫卧儿帝国皇帝穆罕默德·沙（Muhammad Shah，1702—1748年）。信中指出，莫卧儿的边境地区当局，不顾他的屡次请求，未能逮捕逃亡到莫卧儿领土上的阿富汗人。他指示他的使节，在莫卧儿首都德里滞留不得超过40天，一旦取得答复就立即返回。莫卧儿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不知所措。因为在东方帝制国家，君主的称谓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无法确定该如何称呼刚刚篡位1年的纳迪尔沙。因此，他们决定静观其变，等待坎大哈围城战分出胜负再说。此外，他们不顾波斯使节的反复抗议，不许他离开德里，导致他在印度滞留了1年之久。

纳迪尔沙的偶像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Timur），有志于做一位征服者。至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它是由帖木儿的直系后裔咱喜鲁丁·穆罕默德·巴布尔（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在1526年建立的。莫卧儿之于印度，很像清朝之于中国。莫卧儿的建立者是从北方来的外来入侵者——莫卧儿人（Mughal），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它也是西方入侵者到来之前印度的最后一个帝国。莫卧儿帝国的前6代皇帝堪称明君，颇有作为，即使其中名气不大的第5代皇帝沙贾汗（Shah Jahan），也因为给亡妻修建了泰姬陵（Taj Mahal）而为人所知。

莫卧儿帝国皇帝穆罕默德·沙在傍晚时分，携心爱的猎鹰游览皇家花园

第6代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有点类似清朝的乾隆皇帝，帝国在他的手上达到鼎盛，几乎统一了整个南亚次大陆，但帝国的衰败也是从他在位时开始的。奥朗则布继位的时候已经40岁了，由于常年任封疆大吏，执政和军事经验丰富，他生活朴素、不苟言笑、信仰虔诚、能征善战，怎么看都会是个明君。然而，奥朗则布在信仰方面过于虔诚了。

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外来征服者，莫卧儿人的人数太少，为了统治远比穆斯林数量多的当地印度教徒，第3代皇帝阿克巴（Akbar，1542—1605年）采取了联合一部分印度教徒——拉其普特人（Rajput）的策略，将他们拉进穆斯林统治集团，对臣服帝国的印度教土王、诸侯采取宽容态度，保留他的荣誉、地位乃至地盘，只要他们不对抗帝国政府。这种策略类似清朝康熙皇帝开博学鸿词科，招揽部分汉人精英与清政府合作。此举固然减小了莫卧儿帝国扩张和征服的阻力，但也保留了大量印度教徒的权益，乃至特权。

奥朗则布统治中期，一个信仰印度教的马拉塔（Maratha）地方贵族希瓦吉（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约1627—1680年）举起了反抗暴政的战旗，迅速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在他的继承人手中，这个国家发展成为马拉塔帝国（Maratha Empire），直到1818年，马拉塔帝国才被大英帝国灭掉。

为了镇压马拉塔人的起义，奥朗则布不断发动战争，起义军的规模和战斗力却越打越大、越战越强。在他统治末期，马拉塔骑兵已经可以骚扰印度北方的恒河流域了。为了镇压起义，奥朗则布自己忙得焦头烂额，被迫将权力下放给各省总督，让他们集行政、军事、财税、司法大权于一身，于是，总督们也趁机军阀化了，逐渐成为自行其是的地方诸侯。

眼看曾经繁荣、强大、统一的帝国狼烟遍地，群雄并起，雄心万丈的奥朗则布意识到大厦将倾，不得不定下遗嘱，将庞大的帝国一分为三，由依然健在的3个儿子瓜分。可是，1707年3月3日他刚一咽气，他的3个儿子就为了争夺德里的帝位而发动内战。经过1年的内战，三兄弟中的老大巴哈杜尔·沙一世（Bahadur Shah Ⅰ，1643—1712年）取得了胜利，但是巴哈杜尔继位的时候已经是个年过六旬的垂暮老翁，在位5年就驾崩了。他的4个儿子之间又爆发了新一轮内战，最终其长子贾汉达尔·沙（Jahandar Shah，1661—1713年）上台。可是他在位仅仅1年又被政变推翻，其侄子继位。中央的内讧还在加剧，从1707年奥朗则布驾崩到1719年奥朗则布的曾孙穆罕默德·沙继位，12年间，德里的孔雀宝座（Peacock Throne）上更换了8位皇帝。莫卧儿帝国的中央朝廷皇位轮替、权臣专权，地方上总督们各行其是，敌对的马拉塔帝国步步紧逼，莫卧儿帝国开始加速解体。

穆罕默德·沙是奥朗则布驾崩以来第一个能长期在位的皇帝，但他绝非拨乱反正之主。作家古拉姆·侯赛因（Ghulam Hussain）写道：“他年青、漂亮，爱寻欢作乐，沉溺于无所事事的生活，这耗尽了皇帝的精力。”还有人形容他“酒杯不离手，美女不离身”。虽然命中注定他要进行长期统治，但是“他对国事漠不关心，放任自流，其结果是极其不幸的：一省接着一省——德干（Deccan）、奥德（Awadh，印度北部偏东）和孟加拉（Bengal）摆脱了帝国的控制；马拉塔人到处建立他们的势力；贾特人（Jats）在亚格拉（Agra）附近独立；洛希拉（Rohilla）阿富汗人在北恒河平原建立了土邦；锡克教徒在旁遮普（Punjab）活跃起来；直到纳迪尔沙的入侵给德里帝国以震撼一切的打击”。

因此，在奥朗则布去世后大约30年内，莫卧儿人的庞大帝国再也不是全印度的政治单位了，它已分裂成众多独立和半独立的土邦，德里宫廷同样四分五裂，与阿富汗人入侵前的波斯宫廷并无二致。因此，纳迪尔沙早已下定了入侵印度的决心，他利用种种机会，搜集关于印度的各种情报。此外，有迹象表明，莫卧儿帝国的奥德节度使（Subahdar，音译为苏巴达尔）萨达特·汗（Saadat Ali Khan Ⅰ，约1680—1739年）、德干节度使尼采木·木勒克（Nizam Mulk，1671—1748年），为了将他们的辖区变成私人领地和独立王国，削弱德里中央朝廷，遂勾结纳迪尔沙，希望他出兵进攻莫卧儿帝国。

纳迪尔沙的终极对手是西线的宿敌奥斯曼帝国，对征服印度的兴趣本来不大，但是，为了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奥斯曼军队进行终极决战，他需要天文数字的军费。历经20年战乱早已财源枯竭的波斯无法支持他的野心，如果能从以富饶著称却又虚弱不堪的印度搞到足够经费，他就可以从剽悍善战的阿富汗人中招募到足够军队。反过来说，如果不能真正迫使奥斯曼帝国战败求和，他的王位就是坐不久的。

1738年5月，纳迪尔沙结束坎大哈战事之后，率领约10万大军出征，在阿富汗东部重镇伽兹尼（Ghazi）附近越过波斯与印度边界。莫卧儿帝国的伽兹尼总督不战而逃，去往喀布尔（Kabul）。6月11日，波斯军攻占伽兹尼，随后继续向喀布尔挺进。纳迪尔沙写信给喀布尔和白沙瓦（Peshawar）总督纳绥尔·汗（Nasir Khan），宣称他前来的目的是消灭阿富汗逃亡者，在信的结尾，他写道：“你自己不用着急，只要尽到殷勤好客的义务就行了。”

纳绥尔·汗在接信后，向德里朝廷报告说，他（纳绥尔）不过是秋后枯萎了的一丛蔷薇，而他手下的士兵仅仅是褪了色的一些摆设，给养极坏，没精打采。然后，他说中央政府欠他5年军饷，可否先付给1年的来振奋守军的士气。不料，这一苦苦哀求毫无结果。当纳迪尔沙到达喀布尔附近时，当地达官显贵如同伽兹尼的一样，向波斯人投降了。纳绥尔·汗本人则退至白沙瓦。

纳迪尔沙占领喀布尔后，又派了一个使臣在几位喀布尔达官显贵的陪同下谒见莫卧儿皇帝。可是，他的代表在贾拉拉巴德（Jalal Abad）被一群暴民杀害了。9月，纳迪尔沙亲自出兵贾拉拉巴德，处决了杀害使臣的凶手。

从贾拉拉巴德出发，继续沿着喀布尔河往东南方向推进时，纳迪尔沙接到报告，说2万名主要由阿富汗雇佣兵组成的守军在纳绥尔·汗的率领下，扼守着开伯尔山口（Kyber Pass）。开伯尔山口是多山的阿富汗与平坦的北印度平原的天然分界线，相当于中国华北平原的入口——山海关。对纳绥尔·汗来说，如果不能在最后的天险开伯尔山口挡住波斯人，那么后方一马平川的印度河、恒河平原，将无险可守。

开伯尔山口地形狭窄，入侵者只能单列行军，几乎不可能展开和部署战斗队形，纳迪尔沙的兵力优势无从发挥，反而容易遭到来自山口两侧居高临下的守军打击。纳迪尔沙不愧是“波斯拿破仑”，面对不利地形和环境，他不愿意受制于人与印度守军硬碰硬。恰好，当地的一位向导告诉他，有一条平行于开伯尔山口的崎岖小径，叫作扎卓比（Chatchoobi）。这条路很难走，毕竟还能通行，最重要的是，可以让波斯军队绕到守军的后方。

波斯军于11月26日从贾拉拉巴德出发，抵达距离开伯尔山口33公里的巴里卡布（Barikab）。在这里，纳迪尔沙兵分三路，他的次子莫尔塔扎·米儿咱（Morteza Mirza，后更名为纳斯鲁拉·米儿咱）率领主力部队、炮兵和辎重在后；一个叫纳斯鲁拉·库里（Nasrollah Qoli）的波斯将军率1.2万人逼近开伯尔山口，制造波斯军将正面强攻的假象；纳迪尔沙亲自率领1万轻骑兵，沿着扎卓比小径前进。在骑兵几乎无法行军的山路上，纳迪尔沙及其迂回部队行军80公里，抵达了一个叫作阿里清真寺（Ali-Masjed）的地方，继而掉头向北，迂回到开伯尔山口的东侧、印度守军的背后。

迂回到位之后，波斯骑兵迅速排成战斗队形，向两倍于己的印军发动突袭。莫卧儿守军完全没料到敌人会从后方神兵天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略作抵抗便全线崩溃，纳绥尔·汗本人和大批军官被俘，而波斯军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一位俄国军事评论家认为，开伯尔山口战役是军事史上的“杰作”。

由于这场辉煌的胜利，通往北印度平原的门户洞开，波斯军队主力浩浩荡荡地通过伯尔山口，顺利夺取白沙瓦。

1739年1月，波斯大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渡过了印度河，出现在旁遮普首府拉合尔（Lahore）城下，顺路洗劫了沿途的村庄。旁遮普总督宰凯里雅·汗（Zakariya Khan）派出1.5万骑兵出城野战，却被纳迪尔沙一举打垮，只得交出200万卢比的现金，换取纳迪尔沙不洗劫拉合尔和让他继续担任总督。

开伯尔山口战役（Parsa1993绘）

北方惨败的消息终于传到了首都德里，麻木不仁的莫卧儿帝国政府在震恐之余紧急下令从整个北印度征集军队和物资，准备抵抗波斯侵略者。穆罕默德·沙从南方召来德干节度使尼采木·木勒克，共商抗敌大计。后者看到的却是皇帝及其军队“达到可耻的不称职甚而至于低能的地步”，不禁大失所望。奥德节度使萨达特·汗服从了皇帝的旨意，率领一支人马前来勤王。

随着各路勤王部队和雇佣军抵达，莫卧儿皇帝胆气倍增，决定效仿尚武的列祖列宗御驾亲征。莫卧儿大军出德里城北上迎敌，庞大的行军队列长达25公里，宽达3公里。由于阵容过于庞大，行动不便，补给困难，因此前进到首都德里以北110公里处的卡尔纳尔（Karnal）附近就走不动了，全军扎下大营，修建了一个有壕沟的营地，坐等远道而来的波斯入侵者进攻。尽管莫卧儿帝国江河日下，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穆罕默德·沙手下拥有30万大军、2000头战象和3000门火炮，即使去掉随军的家属、奴仆和商贩，纯战斗人员也绝对超过10万人。纳迪尔沙的侵略军，因沿途分兵驻防而减少，抵达战场的时候只剩下5.5万人、数百门轻重火炮，兵力、武器都只是敌军的六分之一。

莫卧儿帝国的火炮。前面牛拉，后面大象推

不过，莫卧儿帝国长期武备废弛，其武器装备过时陈旧，不如波斯军的精良。以火炮为例，莫卧儿军队的火炮口径过大，需要用牛车拉、大象推，在战场上几乎没有机动性可言，重新装填炮弹的速度太慢，导致火力密度和输出太少。相比之下，纳迪尔沙的火炮更轻、机动性更强、射速更高，能够随步兵的进退而进退，提供稳定和炽盛的支援火力。波斯步兵中有数万名身穿统一制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火枪手。莫卧儿军队唯一有优势的部队是骑兵，有5万之众，战斗力也不错，缺点是互不统属，将领们也各怀鬼胎，无法形成合力。

考虑到莫卧儿人以逸待劳，主场作战，距离首都只有110公里，补给线很短，可以说稳占天时、地利，唯一问题就是欠缺人和。莫卧儿军队人数虽多，却政出多门，多数部队皇帝根本指挥不动，战斗力更远不如纳迪尔沙的百战雄兵。

简单地说，印度人多，波斯兵精。纳迪尔沙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利用质量优势抵消乃至压倒敌人的数量优势。

全面开战之前，纳迪尔沙派出6000名库尔德人组成的一支侦察队，搜集情报和捉“舌头”回来询问。库尔德人世代居住的地区大致在今伊朗西北部、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他们擅长机动作战，伏击了一支莫卧儿炮兵并捉回一些“舌头”。获悉敌军动向之后，纳迪尔沙让次子莫尔塔扎·米尔咱统率主力，自己率领一支轻装精锐的小部队迅速南下，突袭占领了距离卡尔纳尔32公里的阿兹马巴德（Azimabad）。这样，他在开战前就获得了一个坚固支撑点。

在这里，纳迪尔沙与前出的库尔德侦察队会师。既已获得了卡尔纳尔周围的地形和莫卧儿大本营的部署情报，他决定悄悄将人马部署到敌营的东侧，再将敌军兵力吸引出来，在他选定的战场上作战。

决战卡尔纳尔

1739年2月23日，波斯军队进入阿里马丹河（Alimardan）和朱木拿河（Jamna）之间的谷地，在坎吉普拉（Kanjpura）村以北扎下营寨。纳迪尔沙亲自驰马侦察敌军动向，回到营地之后，他召集全部军官做了战前动员。当天晚些时候，消息传来，一支由萨达特·汗率领的2万到3万莫卧儿军队，经古战场帕尼帕特，前往卡尔纳尔，企图与主力合流。纳迪尔沙的大脑飞速运转，很快就构建出一个作战计划，要旨是利用萨达特·汗所部诱使莫卧儿军队主力渡过阿里马丹河，进入坎吉普拉村前面的河谷，他将在那里利用有利地形战胜对手。

当夜，萨达特·汗本人先行一步，率领先头部队数千人进入莫卧儿大营顺利与皇帝会师，他的到来令莫卧儿军队欢声雷动，信心爆棚，自以为足以战胜波斯侵略者。然而萨达特·汗的大部分人马还在后面拖拖拉拉、行动缓慢，尚未进入大本营。

2月24日清晨，纳迪尔沙率领波斯大军离开营地，摆开战斗队形。他将全军分为左、中、右三部，中军由莫尔塔扎·米儿咱率领，部署在坎吉普拉村正北，另为他配备了几名高级幕僚。在中军的北侧是塔赫马斯普·汗·札剌亦儿（Tahmasp Khan Jalayer）率领的右翼部队。从名字就能断定，这位将军出自札剌亦儿部落，是元朝名将木华黎的同族。中军南面是左翼，由法塔赫-阿里·汗·加尼（Fath-Ali Khan Kiani）和卢特夫-阿里·汗·阿夫沙尔（Lotf-Ali Khan Afshar）统领。纳迪尔沙本人坐镇于中路偏左的位置，统御全军。全军做好伪装，隐蔽待机，坐等莫卧儿军队打上门来，正是“掘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

这时候，莫卧儿大营中的萨达特·汗得到消息，说他那还没进入大营的后卫和辎重部队遭到敌军的攻击和洗劫，他的财宝、物资尽入敌手。萨达特·汗当然不甘心失去财物、辎重，由于急着挽回损失，他没有向皇帝和其他将军汇报请示，就立刻骑上他的大象，率领2000步、骑兵和若干火炮，奔向遭到攻击的现场。萨达特·汗的其他人马获悉主将离开大营，也陆陆续续出营追赶。于是萨达特·汗所部拉成了稀松的一长条队列，毫无战斗部署可言。

萨达特·汗与前方零星的波斯骑兵相遇，打了一系列小规模的遭遇战，都占了上风。他得意忘形，一面继续向东追杀波斯骑兵，一面兴高采烈地向大本营和皇帝汇报获胜消息，并且建议皇帝派出主力部队支援自己，一鼓作气荡平波斯侵略者。这些报告送达皇帝面前的时候，皇帝的顾问、将军们就是否出营开战发生了争执。自从即位以来，穆罕默德·沙的帝国江河日下，日益衰落，然而他又是个好大喜功、热衷浮华的人，一直想通过一场大胜重振帝国和自己的声威，干出一番能与祖先相媲美的事业。现在大军人多势众、主场作战，战斗的开局又这么顺利，怎么看胜利都唾手可得，绝不能被萨达特·汗抢了全功，因此他急于率军出击。他的两位高级幕僚和大臣——德干节度使尼采木·木勒克和全军总司令汗·达乌伦（Khan Dowran），怀疑有诈，建议皇帝小心行事。皇帝陛下不为所动，兴高采烈地顶盔披甲，骑上大象准备出征。最早出营增援萨达特·汗的部队是汗·达乌伦率领的8000到9000步、骑兵，其他莫卧儿部队陆续出击。就这样，莫卧儿军队一整天都在陆续离开大本营，稀稀拉拉地渡过阿里马丹河，进入纳迪尔沙的预设战场。尽管人数众多，却没有什么战术计划，一直没有组成像样的战斗队形，完全是印度特色武装游行或花车巡游。

纳迪尔沙看到萨达特·汗所部在向波斯中军方向推进，命令赞布拉克炮兵前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打击敌人。纳迪尔沙亲自指挥从阿夫沙尔部落中精选出来的1000骑兵，将装备亚扎叶尔火枪的3个亚扎叶尔赤团部署在坎吉普拉村附近，每个团各有千多人。他先派出其中的2个团出击，且战且退，诱使萨达特·汗所部进攻本方中军，第3个团从侧翼骚扰汗·达乌伦的援兵，将其引诱到本方左翼。尽管萨达特·汗一度停止前进，企图等待达乌伦的援兵，但纳迪尔沙的诱敌之术精彩绝伦，让萨达特·汗欲罢不能，不等与援兵会师就继续东进。尼采木·木勒克同样率部出营了，但他年近古稀，是一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认为阿里马丹河东是陷阱，因此虽然出营了，却躲在河西磨磨蹭蹭，不支援东进的战友。

卡尔纳尔战役形势图（Parsa1993绘）

波斯中军早已荷枪实弹、摩拳擦掌，就等萨达特·汗主力往枪口上撞。眼看敌军进入火枪射程，身经百战的波斯人依然镇定自若，直到敌军抵近，负责诱敌的亚扎叶尔赤才鸦雀无声地下马、举枪，向敌军发射出致命的齐射枪弹。萨达特·汗亲兵卫队果然不同凡响，尽管遭到迎头痛击，依然没有慌乱和崩溃，他们向波斯人回击，继而拔出刀剑冲上去与波斯中军肉搏，其勇猛、决绝的斗志和战斗技巧，也对波斯人造成了巨大压力。

在南线，被引诱到波斯军左翼阵前的汗·达乌伦所部进入了波斯人的伏击圈。波斯人脱下伪装，使用亚扎叶尔火枪和赞布拉克回旋炮，向敌军猛烈开火。无情的炮弹和枪弹给印军造成了巨大伤亡，火药驱动的弹丸无坚不摧，即使身穿重甲、皮糙肉厚的大象也扛不住，随着大象纷纷倒毙，许多莫卧儿权贵阵亡和被俘，其中就包括身负重伤的汗·达乌伦本人。他从大象上跌落，满身是血、身负重伤，好在他的心腹、仆从奋力相救，才暂时逃出生天。巨大的枪炮声和弥漫的硝烟同样加剧了恐慌。印军溃退下去，自相践踏，造成了更多伤亡。

纳迪尔沙站在火枪战线后方，观察着战局的进展，掌控着整个战场的节奏。直到此时，指挥右翼的塔赫马斯普·汗·札剌亦儿依然闲着没事干。见进攻本方中军的萨达特·汗攻势凌厉，颇有咸鱼翻身的架势，他命令右翼部队出击，自北向南从斜刺里打击敌人的侧翼。中路激战了2小时之后，萨达特·汗的座下战象受惊，与其他战象纠缠在一起而动弹不得，一个波斯士兵爬上他的座驾，要他放弃抵抗投降。见败局已定，萨达特·汗放下武器投降了。其他印军将士看到主将倒戈，要么跟着投降，要么丧失斗志，向西逃往大本营。

在垂死之敌的惨叫声中，波斯人全线出击，追杀溃逃的印军，一直追到阿里马丹河畔，逐渐接近河西的老狐狸尼采木·木勒克所部的火枪射程。纳迪尔沙不愿意在对自己不利的战场作战，为了避免或减少伤亡，他下令停止追击，在河东重组战线，等待新的战机。这样，就与河西的尼采木·木勒克所部隔河对峙，一时双方陷入僵局。

已经占尽优势的纳迪尔沙不甘心将即将到手的胜利煮成夹生饭，于是派出部队过河，截断庞大的印军的补给线。30万印军每天的给养消耗量惊人，只要断粮数日，必定不战自溃。再看莫卧儿阵营，萨达特被俘和达乌伦阵亡的消息或谣言，早已不胫而走，导致莫卧儿全军兵无斗志、将无战心。丧失斗志的士兵们开始哗变，抢劫大本营中的财物，莫卧儿全军随时都会崩溃和解体。

一个白天的战斗下来，莫卧儿军队伤亡惨重，虽然具体的伤亡数字有很大争议，但无疑远超波斯人。纳迪尔沙本人宣称他击毙了2万人，俘虏人数更多。莫卧儿军官的阵亡数字高达400，军官的损失打断了印军的脊梁，尽管剩下的印军依然很多，但失去了指挥和管控的士兵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和没头的苍蝇，不再具备作战能力。据学者们估计，波斯军队阵亡400人，受伤700人，相对于波斯军的总数，这个伤亡数字可以忽略不计。

卡尔纳尔战役是纳迪尔沙军事生涯中六大战役的最后一场，他以精密的构思、准确的计算，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事实上，经此一役，他就征服了莫卧儿帝国，至少是暂时征服。

莫卧儿大本营中，士兵们开始杀人放火，抢劫物资和财物，之后纷纷开小差逃跑，却无人能管、敢管。入夜，身负重伤的达乌伦由侍从们护送着回到大营，却找不到栖身之所，他的老政敌尼采木·木勒克还不忘冷嘲热讽，当夜，汗·达乌伦伤重身死。

萨达特·汗向纳迪尔沙投降

24日夜间，被俘的萨达特·汗被带到纳迪尔沙面前。前者建议纳迪尔沙请老狐狸尼采木·木勒克前来谈判，因为尼采木是“帝国的钥匙”。很快，尼采木就作为全权特使与几位莫卧儿使臣来到波斯大营谈判。最初，谈判气氛相当紧张，为了自由交谈，纳迪尔沙将尼采木·木勒克留下单独谈话。见没有旁人在场，尼采木就换了一副嘴脸，奴颜婢膝地央求纳迪尔沙的怜悯。纳迪尔沙要求穆罕默德·沙向波斯帝国缴纳赔偿金，还要皇帝本人来波斯大营与自己相见，然后将尼采木·木勒克放回。

反映卡尔纳尔战役过程的波斯毯

2月26日，坐困愁城的莫卧儿皇帝在盛大仪仗的陪伴下，来到波斯大营与纳迪尔沙会晤。纳迪尔沙也用接待皇帝的繁文缛节迎候对方，双方用突厥语交谈。达成缴纳500万卢比战争赔款的协议后，皇帝一行回到阿里马丹河西的大本营。

关于由谁来接替尸骨未寒的汗·达乌伦做总司令，莫卧儿大本营中发生了激烈争吵。皇帝任命了尼采木·木勒克，刚刚获释的萨达特·汗因自己未能继任而怀恨在心。据说，萨达特·汗秘密勾结纳迪尔沙，忽悠波斯国王亲自前往德里，这样，不仅可以从皇帝的金库，而且还可以从达官显贵和商人那儿取得巨量黄金、珠宝。纳迪尔沙深以为然。

为了进一步削弱还很庞大的印军的战斗力，纳迪尔沙继续切断其补给线，让饥荒、兵变打垮皇帝残余的抵抗意志。3月初，纳迪尔沙再度召尼采木·木勒克前来谈判，单方面宣布2月26日的协议无效。尽管提出严正抗议，尼采木还是被迫写信给皇帝，请皇帝再次莅临波斯大营。焦头烂额的穆罕默德·沙屈服了，他甚至觉得波斯军营比陷入饥饿、混乱的莫卧儿军营更安全些。从这时起到纳迪尔沙离开印度，穆罕默德·沙一直是波斯王的阶下囚，尽管他受到殷勤的接待。眼下还能指挥莫卧儿军队的人，就剩勾结外敌的萨达特·汗了。

胜券在握的纳迪尔沙，一面向全军将士支付高额奖金，一面派心腹将领塔赫马斯普·汗·札剌亦儿前往莫卧儿军营，在萨达特·汗的配合下，夺取印度军队的火炮，逮捕全部重要军官。至于普通士兵，则告诉他们可以散伙回家了。早已缺衣少食的士兵们顿时作鸟兽散，貌似强大的莫卧儿军队瞬间不战而灰飞烟灭。随后，塔赫马斯普·汗·札剌亦儿随同萨达特·汗前往德里搜刮民脂民膏。

纳迪尔沙与穆罕默德·沙会晤

1739年3月20日，纳迪尔沙与他的皇帝俘虏，在盛大的入城仪式中进入德里城。随行的有2万禁卫骑兵、100头载满亚扎叶尔赤的战象。征服者进城的过程中，城防工事燃放礼炮致敬。在穆罕默德·沙的皇宫中，波斯人受到热烈和奢华的欢迎。作为胜利者和征服者，纳迪尔沙下榻于沙贾汗修建的皇宫，波斯军队占领了全城，并铸造货币，币面上镌刻铭文：“王中之王、星宿幸会之主的纳迪尔，是凌驾于全球所有素丹之上的素丹”。值得注意的是，“星宿幸会之主”是莫卧儿帝国皇帝们的祖先、“瘸狼”帖木儿使用过的头衔。

萨达特·汗受纳迪尔沙之命，负责向德里居民征收赋税，竭尽全力取悦波斯征服者。然而，萨达特·汗拜见纳迪尔沙的时候，波斯王对他未能足够快地收缴足额赋税而大发雷霆。卡尔纳尔战役后，萨达特·汗就公开抛弃了对皇帝的效忠，改为服务新主子，洗劫自己人民的财富献给外国侵略者。由于民愤太大，而新主子纳迪尔沙又对他的搜刮工作不满，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内外交困之下，萨达特·汗服毒自尽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纳迪尔沙深知，尽管他战胜了莫卧儿帝国，但要由波斯统治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宗教民族复杂的大国，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派亲儿子做印度总督，也难保这个儿子不会叛变或独立，所以最经济高效的管理方式，是保留莫卧儿帝国的建制，保留穆罕默德·沙的皇帝头衔，让其做自己和波斯的附庸，进行间接管理，最低目标是不让印度成为波斯的敌人。因此，纳迪尔沙一直对穆罕默德·沙以礼相待，波斯军进入德里城之后，他严明军纪，禁止军队骚扰伤害居民，违者酷刑处死。纳迪尔沙甚至询问一位莫卧儿大臣，皇帝后宫中有多少妇女，获知宫中有850位妇女之后，他调侃说，他会为皇帝增加150名女奴，让皇帝当上“千妇长”（minbashi）。

3月21日，适逢波斯最重要的节日——诺鲁孜节（Nowruz），纳迪尔沙重赏了许多军官。在前往清真寺的路上，纳迪尔沙看见了几具波斯士兵的尸体。同时，德里城中谣言四起，说波斯人要向居民、显贵征收一笔巨额税赋，还有谣言说皇帝穆罕默德·沙擒获和处死了纳迪尔沙，令德里百姓人心浮动，一场反波斯占领军的起义开始酝酿发酵。

恰在此时，一群负责购买粮食的波斯士兵与德里居民发生了冲突，5个波斯士兵被杀，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索。德里居民拿起武器，攻击零散的波斯士兵，起义迅速席卷了全城。消息传来，纳迪尔沙起初不以为然，认为整个事件是他的士兵挑起的，目的是为洗劫德里制造借口。但是，起义消息纷至沓来，他将信将疑地相继派遣2个心腹去核实此事，结果他们都被愤怒的居民杀死了。终于，纳迪尔沙坐不住了，派遣一个千人队平定骚乱，又严令不得滥杀无辜。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纳迪尔沙派去的成建制部队都遭到了袭击。夜间，分散在各处的孤立部队遭到围困和进攻。一夜之间，约有3000名波斯和阿富汗士兵被杀。

3月22日清晨，纳迪尔沙全副武装骑马前往洛山·道莱清真寺（Rowshan O-Dowleh mosque）做礼拜，途中遭到从附近建筑射来的枪弹袭击。虽然没能击中他，却击毙了他的一位将军。进入清真寺之后，纳迪尔沙下达命令：哪里杀了他的一名士兵，就把哪里的男女老幼统统杀光。他走上清真寺的房顶，举起自己的宝剑，向全军发出屠城的信号。3000波斯军人走出清真寺，发动了一场可怕的大屠杀。纳迪尔沙“按剑而坐，表情严肃，沉浸在忧郁之中，陷入了深思。无人胆敢打破沉默”。大屠杀是从紧挨着清真寺的“胡尼·达尔瓦查”（Khuni Darwaza，或称“浴血门”）开始的，烟火和惨叫声迅速弥漫全城，在百战精兵面前，起义者完全是待宰的羔羊。大批居民被押到朱木拿河边惨遭斩首。利用国王的平乱命令，士兵们走进所有看得上眼的住宅，杀害居民，洗劫财物，强奸妇女，临了还要纵火泄愤。许多人不甘心受辱，宁愿自己动手杀死妻女，也不愿她们遭到侮辱。

屠杀从上午8点钟持续到下午纳迪尔沙派遣军官和信使传令停止的时候，由于纳迪尔沙的军队一向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因此屠杀几乎立即就停止了。尽管屠杀总共历时只有6个小时，却有大约3万男女老幼遇难，造就了德里历史上的最大浩劫。

德里人的死罪结束了，活罪才刚开始。纳迪尔沙在每条街都派驻了1000骑兵帮助官员在德里城内外搜刮税款，即使穆罕默德·沙的大臣们也不能幸免，有个倒霉的大臣遭到拷打，他的家产遭到洗劫。皇室珠宝同样遭到抢劫，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件，一是象征皇权的孔雀宝座；另外两件都是钻石——“光之山”（Koh-i-Noor）和“光之海”（Darya-ye Noor）。据估计，波斯人总共掠走价值7亿卢比的财物，约合21世纪初的82亿英镑。

莫卧儿皇帝被迫签订了一些条约，割让了印度河以西的所有土地给波斯。纳迪尔沙还从血缘上加强两个帝国之间的联系，为他的儿子和将军们联姻。例如他让次子莫尔塔扎·米儿咱与奥朗则布的一位曾孙女结婚。按照莫卧儿人的婚礼习惯，需要陈述新郎7代祖先的名字。穷人出身的纳迪尔沙高声说道：“他是宝剑之子纳迪尔沙的儿子，宝剑的孙子，如此类推，不仅仅七代，而是七十代。”

5月12日，纳迪尔沙举办了一场大规模朝会（Durba），当众将印度斯坦（Hindustan）的皇冠戴在穆罕默德·沙的头上，将印度皇帝降为自己的藩臣。他还告诫印度贵族要服从他们的君主，并且威胁说，如发生叛乱，他将返回德里，严惩不贷。5月20日，波斯军队离开德里，返回喀布尔。带走了数千头大象、马匹和骆驼，它们都满载搜刮来的战利品。由于所得过于丰厚，纳迪尔沙宣布豁免波斯人3年赋税。

坐在孔雀宝座上的纳迪尔沙

之后的两年，纳迪尔沙相继征服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Sind）和中亚的布哈拉汗国（Khanate of Bukhara）、希瓦汗国（Khanate of Shiva），稳定了阿夫沙尔王朝的东部边境。

纳迪尔沙对阿富汗、印度、中亚的军事行动，不仅巩固了波斯的东方边境，也筹集了巨额军费，为重启西线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做足了准备。

英雄的结局

1741年，纳迪尔沙将主力调往西线，对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Dagestan）发动战争。达吉斯坦山高林密，当地人从不与纳迪尔沙的百战雄兵正面对抗，只用游击战术与波斯人周旋。艰苦的治安战打了2年，终于在1743年告一段落。在纳迪尔沙的军事生涯中，高加索战役代价高昂却收益有限，损害了他的军事声誉。

为了对抗宿敌奥斯曼帝国，纳迪尔沙与同为奥斯曼死敌的俄罗斯帝国结盟。1742年，他在德黑兰接见了俄国使节卡鲁希金。后者在提交给本国的报告中称：

这位新的尼布甲尼撒由于自己的胜利而变得丧心病狂了。他说：“我认为，征服整个印度并不困难——我用一只脚走路，我就拿下印度；假使我用两只脚走路，我将征服全世界。”

纳迪尔沙征募了空前强大的20万人的军队西征，于1743年9月14日包围了摩苏尔（Mosul）。鉴于纳迪尔沙的无敌名声，奥斯曼人尽量不与他打野战，而是固守坚城，迫使不擅长攻坚的波斯军队围城、攻城，消耗纳迪尔沙的有生力量。漫长的战争打到1745年8月，纳迪尔沙才在第二次巴格哈文德战役中，用8万人与14万奥斯曼军队展开他期待已久的野战。

纳迪尔沙一如既往处于兵力劣势，却大胆泼辣地主动进攻。波斯战线中路的步兵率先出击，战斗非常激烈，但纳迪尔沙的骑兵向奥斯曼军队的两翼发起冲锋，竟把他们赶回设防的军营去了。到了那里，奥斯曼军队哗变了，杀死了他们的将领，在一片混乱之中四散逃走，把火炮和辎重都留给了胜利者。波斯军队自身损失不到8000人，却毙、伤、俘3.5万奥斯曼军。

第二次巴格哈文德战役是纳迪尔沙军事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大胜，此役之后，奥斯曼人意识到纳迪尔沙宝刀不老，依然是野战无敌，便重回固守坚城的老路。波斯阿夫沙尔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旷日持久，即使纳迪尔沙天下无敌，却无法迫使地大人多的奥斯曼土耳其屈服。

自从1722年阿富汗人入侵以来，波斯已经承受了超过20年的内外战争之苦。为了筹集军费，纳迪尔沙横征暴敛，远征印度其实也是为了筹措军费。然而，战争是吞金怪兽，再多的钱也无法填满这个无底洞。远征印度获胜之后，纳迪尔沙宣布豁免波斯3年赋税，后来因为军费吃紧，他食言而肥，追缴了这3年的赋税。如此出尔反尔，让这位驱逐了外国侵略者的英雄成了民众憎恨的暴君。

由于纳迪尔沙疏远什叶派教会，宗教界也暗中反对他。因此，进入18世纪40年代，他的臣民在什叶派教会的支持下不断发动起义。可是，这些起义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毫无疑问，纳迪尔沙由于达吉斯坦的失利而恼羞成怒，又患了水肿病，性格变得多疑善猜、喜怒无常，经常胡乱杀人，甚至因为怀疑长子叛变而刺瞎了长子的双眼。事后纳迪尔沙追悔莫及，又以未能劝阻自己为名，杀死和刺瞎了一批亲信，他的幕府中有不少失明者。事业的不顺和家族的不幸让他日益易怒、暴戾、嗜杀，这又激起更多叛变和起义，进而让他更加暴戾恣睢，形成了恶性循环。

1746年9月，被战争和内乱搞得筋疲力尽的波斯和奥斯曼签订了《克尔登条约》（Treaty of Kerden）。双方同意释放战俘、互设大使，以1639年边界作为两国边界。

阿夫沙尔王朝时期的波斯

1747年，纳迪尔沙派他的一个侄子去呼罗珊催收一笔赋税，后者却率部发动了叛乱，纳迪尔沙只得亲自率军去讨伐叛乱者。由于纳迪尔沙晚年日益疏远什叶派，所以越来越不信任波斯人，尤其是曾效忠于萨菲王朝的红头军，侄子的叛变更让他连宗亲都信不过了。他反而信赖从阿富汗招募的信仰逊尼派的阿布达里人，艾哈迈德·杜兰尼为首的4000人的阿富汗兵团是他最信得过的武装力量。

6月19日，纳迪尔沙怀疑波斯红头军军官在密谋政变杀害自己，于是向艾哈迈德·杜兰尼及其阿富汗兵团下达密令，要他们于次日逮捕红头军军官。但是，他的密令被两个波斯近臣获知。他们一个是波斯近卫军长官穆罕默德·库里·汗（Muhammad Quli Khan），另一个则是王室总管，也在黑名单上。他们害怕连亲儿子的眼睛都刺瞎的疯狂国王会大开杀戒，于是纠集了十几个红头军同谋者，决心奋力一搏，杀死国王，改变命运。

6月20日夜间，弑君者们获悉纳迪尔沙要与爱妾珠玑（Chuki）共度春宵，便杀掉哨兵，潜入国王的大帐。珠玑摇醒了纳迪尔沙，他一跃而起，连忙拔出宝剑，但被帐篷绳索绊倒了。行刺者先砍掉了他的一只手，然后砍下了他的脑袋，结束了他60岁的生命。军营中立即发生了可怕的混乱，由艾哈迈德·杜兰尼率领的阿富汗兵团一听到行刺的消息，就从敌对的波斯人中间强行通过，这才看到纳迪尔沙的无头尸体躺在血泊之中。

纳迪尔沙是一位出身寒微的放羊娃，利用阿富汗人入侵造成的天下大乱，凭借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成长为伟大的将军和新王朝的创始人。他一生经历的战役无数，几乎永远在以寡击众，但是他勇于进攻，作风大胆泼辣，善于诸兵种协同，计算精准，步步占先，每每将强敌打得一败涂地，被称为“波斯拿破仑”恰如其分。

约纳斯·韩伟这样评价他：

我们发现一个人，他的诞生和身世不甚清楚，以致难以查考。他以坚毅决心把苦心擘画的各种机会引到这样一个结局——他孜孜不倦地把他的计划付诸执行，直到像之前的其他伟大征服者一样。他在亚洲已令人望而生畏，并成为东方无可怀疑的仲裁者。

纳迪尔沙的晚年并不成功，为了巩固他的新王朝，他竭尽所能地削弱与他亲手推翻的萨菲王朝紧密联系的什叶派，然而什叶派在波斯已经根深蒂固，他无法撼动。虽然他出身寒微，对臣民却毫无怜悯，视之为军费缴纳者和炮灰，进行无情的盘剥和压迫。他对宗教和臣民的政策都被证明是一败涂地的，终于在他的晚年激起了无穷的反抗，让自己成了独夫、民贼、暴君。他临死之前，波斯人已经背叛了他，唯一还忠于他的部队只剩下他从前的敌人阿富汗人组成的逊尼派兵团。

英国外交官、东方学者珀西·塞克斯（Percy Sykes）评价说：

纳迪尔曾经赶走了事实上奴役了波斯的吉尔查伊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并把波斯变成比沙·阿巴斯统治时期更为伟大的一个帝国。如果他在印度和土耳其斯坦（Turkestan，也叫突厥斯坦，指中亚的两个汗国）大捷之后立即死去，那么世世代代将把他看成是一位民族英雄。

附录　大钻石“光之山”的传奇经历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世界上的钻石，或者说有点名气的钻石，几乎全部来自印度。佛教护法神金刚使用的金刚杵，就是用至坚至固的钻石制成的。汉语中的金刚石、金刚钻都是指钻石。印度东南部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科鲁尔钻石矿（Kollur Mine）又是印度最大的钻石矿之一，“光之山”就出自该矿，虽然具体时间不详。

大约在1310年前后，德里素丹国的素丹阿老丁·哈勒赤（Alauddin Khalji，1296—1316年在位）南征德干高原，迫使南方各小国称臣纳贡，于是“光之山”进入德里素丹国的国库。1526年，南下印度的莫卧儿人首领巴布尔，在帕尼帕特打垮了德里素丹国，随即开进德里城，自称印度斯坦皇帝，建立莫卧儿帝国，前朝的珠宝都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至此，“光之山”成了莫卧儿的皇室珠宝。然而这时候“光之山”还没有明确的名字，巴布尔只是称之为“一颗著名钻石”。第5代莫卧儿皇帝、泰姬陵的修建者沙贾汗，将“光之山”镶嵌在孔雀宝座上。他的儿子兼继承人奥朗则布，雇用了一位威尼斯珠宝匠将“光之山”雕琢成型，因此它的重量减少到186克拉（折合37.2克）。

1739年，纳迪尔沙入侵印度并洗劫德里的时候，莫卧儿皇帝穆罕默德·沙放弃了其他祖传财宝，只把它藏在包头巾里面，以期逃避波斯人的搜刮。纳迪尔沙早听说过“光之山”的美名，这次远征印度，“光之山”是他志在必得的目标。纳迪尔沙知道皇帝将它藏了起来，鉴于他还想与皇帝继续合作，因此不方便刑讯逼供，感到十分棘手。俗话说“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穆罕默德·沙的一个失宠妃子出卖了老公，向纳迪尔沙泄露了钻石的去向。于是，纳迪尔沙请穆罕默德·沙来议事，建议双方按照穆斯林体现友谊的最高礼节交换包头巾，穆罕默德·沙一听就明白钻石保不住了，却也无可奈何。当长长的包头巾一圈圈解开，璀璨的大钻石闪亮而出的时候，纳迪尔沙不禁赞叹道：“光之山！”从此这块大钻石有了专有名字。纳迪尔沙的一个妻妾说：“如果一个壮汉向东西南北方各扔出一块石头，再向上抛出一块石头，再用黄金将这5块石头的最远点之间的空间填满，这些黄金的总价值也比不上‘光之山’。”

1747年，纳迪尔沙被刺杀，他的庞大帝国瞬间崩溃，他的子孙、旧部和敌人割据一方，波斯再度进入混乱时代。他的长孙沙哈鲁（Shahrokh）割据马什哈德为王，占有了“光之山”。曾深受纳迪尔沙器重的阿富汗将军艾哈迈德·沙·杜兰尼，被手下拥立为首位阿富汗国王，并改名艾哈迈德·汗·阿布达里（Ahmad Khān Abdālī），建立起杜兰尼王朝（Duranni Dynasty）。1751年，艾哈迈德率领阿富汗人占领马什哈德。他在纳迪尔沙手下服役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认识了沙哈鲁，而且很可能交情不错，他允许沙哈鲁作为自己的藩臣或总督继续统治马什哈德，代价是交出“光之山”。于是，“光之山”落入了阿富汗王国之手。艾哈迈德是现代阿富汗的奠基人，文治武功颇有可称道之处。1761年，他步老上司纳迪尔沙的后尘，入侵印度，在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中，打垮了称霸印度的马拉塔帝国，将阿富汗王国疆域扩张到史上最大——北到阿姆河，南到印度洋，版图比现在的阿富汗大两倍以上。

1808年，英国特使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1779—1858年）前往当时属于阿富汗、今天属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拜谒阿富汗国王、艾哈迈德的孙子舒贾·沙（Shuja Shah），看到国王带着镶嵌“光之山”的手镯。仅仅1年之后，舒贾就被反对派推翻。尝试复辟失败之后，1812年，他带着最心爱的“光之山”逃到今天属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投奔了旁遮普的锡克人（Sikhs）的国王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1799—1839年在位）。兰吉特·辛格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君主，号称“拉合尔雄狮”，锡克人今天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奠定的。兰吉特·辛格也早就听说过“光之山”的大名，为了将其据为己有，虐待这位落魄国王，甚至不给他饭吃。1813年，兰吉特·辛格终于如愿以偿。就这样，74年之后，“光之山”回到印度人的手中。

第二次雕琢前的“光之山”，186克拉

1839年，“拉合尔雄狮”去世，他亲手缔造的锡克帝国陷入混乱。1848年，英国趁机发动了第二次锡克战争，入侵旁遮普。1849年，旁遮普锡克帝国战败，根据《拉合尔最终条约》（Last Treaty of Lahore），旁遮普正式并入英国东印度公司管辖范围，“光之山”到了英国人手上。

1850年6月29日，东印度公司的特使携带“光之山”抵达英国。7月3日，为了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250周年献礼，在白金汉宫，公司副主席将镶嵌在臂带上的“光之山”献给维多利亚女王。

“光之山”虽然巨大，但还不够璀璨夺目，甚至令许多慕名前来欣赏的参观者大失所望。经英国政府同意，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决定，第二次切割、雕琢“光之山”。1852年7月17日，在阿尔伯特亲王和因滑铁卢战役战胜拿破仑而声名显赫的威灵顿公爵的监督下，雕琢工作开始了。雕琢历时38天，耗资8000英镑，完工后的“光之山”只剩下105.6克拉（折合21.12克），尺寸为3.6×3.2×1.3厘米，拥有多达66个切面，璀璨夺目，光彩照人，成了英国王室珠宝的一部分，更是辉煌灿烂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志。尽管维多利亚经常佩戴“光之山”，但女王对获得它的方式深感不安，在19世纪70年代写给其长女、德国皇后维多利亚的信中说：“没有人比我对印度的感受更强烈，没人知道我是多么反对占领那些国家，以后不愿再侵占了，因为那样做是非常错误的，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你也知道我是多么不喜欢佩戴‘光之山’。”

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后，“光之山”被镶嵌在她的儿媳妇、爱德华七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王后（Queen Alexandra）的冠冕上，并用于这对夫妻的加冕仪式。1910年，爱德华七世驾崩，其子乔治五世继位，次年，“光之山”被镶嵌在乔治五世的妻子玛丽王后的冠冕上。1936年，乔治五世的儿子乔治六世继位，次年，“光之山”最终镶嵌在乔治六世的妻子、当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后的冠冕上。2002年，已经成为王太后的伊丽莎白驾崩，这顶冠冕被送往伦敦塔珠宝馆展出。

1852年第二次雕琢后的“光之山”，105.6克拉

玛丽王后的冠冕

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南非、巴西、刚果等地纷纷发现储藏量丰富的钻石矿，“光之山”早已退出世界大号钻石排行榜的前十名，但若论历史悠久、传承有序的钻石，依然首推“光之山”。

“光之山”对流行文化也产生了不小影响，1868年出版的英国畅销侦探小说《月亮宝石》（Moonstone）中的月亮宝石原型之一，就是“光之山”。

由于“光之山”曾相继属于多个国家，因此，随着二战后英国殖民地相继独立，曾经拥有“光之山”的国家纷纷提出声索权。1947年，印度独立，立即声称对“光之山”拥有完全所有权，要求英国归还。1953年，印度政府再次要求归还。但是，英国政府每次都断然拒绝。2000年，几位印度议员签署联名信，声称英国获取“光之山”的手段是非法的，要求英国归还，英国政府则说“光之山”历经多次转手，已经不可能确定谁是原主了，自然无法归还。2010年，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访问印度期间说道：“如果你对人说‘是’，那么你会突然发现大英博物馆空无一物。”2016年，印度文化部声称，将“尽一切可能”追索“光之山”。巴基斯坦、阿富汗也相继对“光之山”提出过声索权。

“光之山”的流转过程是西亚、南亚和欧洲权力转移史的体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光之山”则是“列强失之，天下共逐之”。曾经拥有“光之山”的莫卧儿帝国、纳迪尔沙的波斯帝国、艾哈迈德的阿富汗帝国、兰吉特·辛格的锡克帝国，都盛极一时，能够巧取豪夺占有“光之山”，随着它们相继衰落，最终为老牌殖民帝国——大英帝国所得。随着印度的崛起，“光之山”花落谁家，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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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oma Katouzian. The Persians—Ancient, Mediaeval and Modern Ira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奥斯曼人入侵，占领大不里士后，塔赫马斯普就去了波斯东北部。

[2]纳迪尔沙在前面开路，国王也离开马什哈德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待纳迪尔沙收复故都时，国王已经到了德黑兰。

[3]中东各国军队中都有其他民族的雇佣兵和辅助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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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052：布尔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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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战争

跌落神坛的不列颠尼亚 布尔战争简史

棋局上的僵持 卡莱战后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的西亚激斗

横扫千军 “波斯拿破仑”的征战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