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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战争阴云密布

- 贸易战忧思录（1）

- 贸易战忧思录（2）

- 贸易战忧思录（3）

- 大萧条恐惧症（1）

- 大萧条恐惧症（2）

- 古代贸易战争（1）

- 古代贸易战争（2）

- 古代贸易战争（3）

- 古代贸易战争（4）

- 当今国际利益重组（1）

- 当今国际利益重组（2）

- 当今国际利益重组（3）

- 强盗贸易和强权贸易的PK

- 葡萄牙和西班牙之争（1）

- 葡萄牙和西班牙之争（2）

- 贸易竞争和掠夺第二波（1）

- 贸易竞争和掠夺第二波（2）

- 中国强权贸易的崩溃（1）

- 中国强权贸易的崩溃（2）

- 中国强权贸易的崩溃（3）

- 中国强权贸易的崩溃（4）

- 中国强权贸易的崩溃（5）

贸易战争阴云密布

2009年，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未见消退，贸易保护主义却愈演愈烈。不少国家相继抬高了进口的贸易壁垒，希望本国市场能够最大限度消化掉本国产品，以此帮助本国经济恢复增长。例如：印度宣布对进口豆油开征20%的进口税；印度尼西亚宣布对至少500项产品实施进口管制；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也纷纷调高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法国酝酿设立国家基金，防止本国企业被外企并购。贸易保护在金融风暴中以燎原之势蔓延全球。在金融危机的严冬考验中，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政策正在你方唱罢我登场。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2009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二〇〇九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法案中包含两个“买美国货”条款：一是要求在由刺激资金支出的公共建筑和公共工程中使用美国生产的钢材、铁和制成品，当基于公众利益的考量，或无法获取，或成本不合理时，可以例外；另一条款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购买美国生产的纺织品和服装。在无法获取等情况下可以例外。

“购买美国货”条款率先在欧洲和加拿大引发抗议风暴，每年这两个地区都要向美国出口大量钢材。加拿大总理哈珀最早公开对该条款表示不满，称将对此事“严重关切”。欧盟贸易代表阿什顿也说，如果美国国会通过禁用外国产品的振兴经济法案，欧盟“绝不会坐视不理”。

国际舆论包括美国舆论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反应如此激烈，很大程度上是对80年前美国胡佛政府犯下的错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记忆犹新，并且不约而同地将美国这一自私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条款与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推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相提并论。1930年6月，也就是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美国胡佛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大量进口商品冲击，提出并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开始对2万余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立即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同时引发对美国出口商品的报复，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全球贸易几乎中止，美国的经济也由此下降了三分之二，一半的人失去工作。

在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重压下，很多人担忧美国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将引发全球贸易混战，把全球经济引向末路。

其实，早在2005年7月5日，《亚洲时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和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作者是美国金融评论家、纽约廖氏投资集团主席廖子光。文章指出，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正重新抬头并将逐渐演变成全球贸易战。

他还更具体地指出，新的贸易战不是由某个在贸易链中接受残羹剩菜的穷国发起，而是由获益更大的美国发起。为什么是美国呢？因为美国经济会首先出问题。一旦美国发动贸易战争，会把矛头首先指向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的中国。

廖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有人甚至以为他危言耸听。但纵观近两三年发生的国际事件，从2005年以来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开来以后，面对正在来临的经济危机的威胁，各国纷纷挥舞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使我们不得不佩服上文作者的预见能力。然而，贸易保护是否即将演变为贸易战争、经济战争、军事战争？这是目前人们最不愿意看到但也最为担心的事情。对此，我们试图做出分析。

贸易战忧思录（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因而也遭遇了最多的贸易争端和摩擦。

1979年至2008年，全球共有38个国家对我国发起过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数达990件，其中反倾销案件占90％。近千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国内上万家企业、数千种产品，影响数百亿美元出口，数十万人就业。

从1979年提出第一个反倾销诉讼到1996年，欧盟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调查达60多项。其中除糠醛和锤子等少数几起案件因证实共同体相关产业的损害与中国进口产品没有因果关系而撤诉外，大多数案件都以中方败诉而结束。

2000年12月22日，日本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大葱、鲜香菇、草席等三种主要商品进行产业损害调查。2001年4月17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从4月23日起至11月8日的200天里，日本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大葱、鲜香菇及灯心草三种农产品实施“紧急限制进口措施”，在限制进口量（大葱5383吨、鲜香菇8003吨和蔺草席7949吨）以内的产品征收3％～6％的关税，超过部分则征收106％～266％的关税。6月22日，中国针对日本的贸易保护行为采取相应措施，开始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实施100%的惩罚性关税。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代表分别在北京、上海、多哈、东京为解决贸易争端举行了多次磋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12月21日双方达成共识，日方决定不启动对从中国进口三种农产品的正式保障措施，中方决定撤销对日本三种商品的特别关税措施。中日农产品贸易争端历经一年的波澜起伏最终得以化解。

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此后，中国对美出口激增。5月，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的7类纺织品抡起“特保”大棒，时任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把阻击中国纺织品作为上任的“第一炮”打响。中美之间围绕纺织品问题展开了七轮艰苦的谈判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紧接着，贸易摩擦又转移到从钢铁到玩具的一系列产品。

特殊保障措施是保障措施的一种，但与一般保障措施有所不同。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中，一些成员担心我国出口激增而对其国内市场和国内产业造成冲击和损害，因而设立了“针对特定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机制”（transitional product-specific safeguard mechanism，简称特殊保障措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特殊保障措施是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保障措施。美国、加拿大和印度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的承诺，调整了国内立法。2002年8月13日，印度启动了全球第一期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调查，被调查产品为工业用缝纫针。2002年8月19日，美国启动了对坐垫升降装置的特殊保障措施调查。

芭比娃娃和夺命贸易摩擦

2007年8月2日，从事玩具生产近30年的香港商人张树鸿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事业会就此终结。这一天，全球最大的玩具供货商，

美国美泰公司宣布召回967万件已经在美国市场销售出去的芭比娃娃，原因是这些娃娃的细黄眉毛是用铅含量超标的油漆画上去的。生产这批产品的企业正是张树鸿设在广东佛山的利达玩具厂。产品召回对利达公司的打击是致命的。此前6月13日，因美泰召回150万件玩具火车的另外一家中国生产企业倒闭，原因是火车站牌的停车标志英文“STOP”也是用铅含量超标油漆印上去的。令张树鸿更加难过的是，某些同行还给他加上了“害群之马”的骂名。撑到8月11日，张树鸿终于不堪重负，选择了在自己工厂的一角上吊自杀。

然而，张树鸿的死并没有改变中国产品被召回的命运此后，又接连发生一批中国产品被召回事件，一大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建起来的玩具生产企业因此倒闭。想当初，中国珠三角地区源源不断地接到来自美国的订单，从深圳到东莞、中山和佛山，成百上千家玩具厂在夜以继日地按照美国公司的要求赶工。然而，这一切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的几个月内突然停止了，中国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而值2007年圣诞节前夕，时任民主党参议员奥巴马，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经济会议上提出强烈的建议，要求美国禁止进口所有来自中国生产的玩具。如今的奥巴马已经是美国总统，人们很自然地担心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贸易战忧思录（2）

2007年6月7日，美国6家钢管生产商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等7家单位，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诉讼，指控来自中国的标准钢管涉嫌获得中国政府的不当补贴，低于成本价在美国倾销，希望美国政府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6月28日，美商务部宣布对中国产标准钢管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7月18日，美商务部宣布对中国产薄壁矩形钢管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7月30日，美国钢铁协会等4家行业组织公布了一份题为《金钱换金属：详细审查中国政府对其钢铁业的补贴》的报告，声称中国政府在过去10年向钢铁业提供了520亿美元的补贴。此后，美国对中国产的不锈钢焊接压力管、环形碳素管线管、钢制螺杆等多个钢铁产品展开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中国产品在遭到美国政府围堵的同时，欧盟、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的政府也都跟着采取措施限制从中国的进口。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滕本隆宏发现，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产品路线图与当年日美贸易摩擦的产品顺序惊人的一致。首先是纺织服装，再是钢铁，最后是汽车，此间贯穿的是币值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但与日美摩擦不同的是，中美摩擦这条路走得更快。参见程凯、徐芸茜、刘丁报道：《中美贸易摩擦线路图》，《华夏时报》，2007年9月1日。

战略经济对话

引起美国不断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1979年中美建交之时，两国双边贸易额的统计值基本接近，中方统计为25亿美元，美方统计为24亿美元。到1996年，中方统计为428亿美元，比建交时增加了16倍多，中方顺差105亿美元；美方统计为635亿美元，比建交时增加了25倍多，美方逆差395亿美元。美方统计比中方统计多出48.2%，近一倍。再经过10年的发展，中美贸易又跨上一个新台阶。2006年，中方统计为2627亿美元，比10年前增加了5倍多，中方顺差1443亿美元，占全部外贸顺差的98%。同年美方统计双边贸易总额为3430亿美元，比10年前增加4倍多，其中美国逆差2326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8173亿美元的29%。2007年，中方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为1633.3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的62.3%；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为2562.1亿美元，占美国同期全部贸易逆差7944.8亿美元的32.2%。2008年，中方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为1709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2954.6亿美元的57.8%；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为2663.3亿美元，占美国同期全部贸易逆差8000.1亿美元的33.3%。

随着中美贸易规模扩大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成为困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一大难题。统计中所呈现的美中贸易逆差巨大造成了美国人心理极度不平衡，也成为美国挑起摩擦的重要理由。但仔细分析中美贸易的内在结构就会发现，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并不多。中国作为全球产品生产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常也是最后一道环节，使得国际贸易中的许多商品都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烙印。中国的进口产品中大部分为原材料和半成品，而出口产品的大部分为制成品。2006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0.7%，为3214.9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2.7%，为5103.7亿美元；出口比进口多出1888.8亿美元。多出来的部分大体反映出“中国制造”的含量，与中国的贸易顺差总值也比较接近，其中包括企业的利润和中国劳动力提供的服务。对美出口加工贸易产品中，有的半成品来自美国，由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完成生产；有的来自日本、韩国、东盟和欧盟等，由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的企业完成生产。也有一些半成品，可能由某个跨国公司进口自上述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完成后，将部分制成品出口到美国。这样，就使得原本属于美国和上述国家及地区的贸易逆差，转变成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其中形成的利润，都被在中国的外国企业获得，这其中也包括美国企业。由此可见，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中国得到的利润很少，绝大部分贸易顺差含有水分，少部分利润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及地区所瓜分。无论是美方统计还是中方统计，都不能反映贸易转移价值的真实性情况。

1996年9月2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与世界经济》中所举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篇文章说，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9.99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价仅为2美元。在这2美元中，中国只获得35美分的劳务费，其余65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

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已经很高的今天，资本、货物和服务流动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生产的国际化分工使得产品的属性很难按国?来划分。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产业结构有着很强的互补性，相互之间的依赖越来越强。美联储测算，2005年美国为国库券支付4.24%的利息，而美国海外投资收益高达8.5%。两相抵消，维持了美国账户的基本平衡。美国从中得到的更大好处在于，通过源源不断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极大地改善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美新闻媒体认为，过去十年，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根据美中贸委会的研究，到2010年，中美经贸合作可使美国GDP增长提高0.7%、物价水平下降0.8%、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1000美元、制造业生产率提高0.3%。参见高虎城，国务院新闻办2007年8月23日新闻发布会。对中国来说，作为第一大出口市场的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丝毫不能低估。

贸易战忧思录（3）

正是因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变得如此紧密，任何不理智的做法都可能造成相互的伤害。于是，两国政府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和争端。2006年12月，中美首次

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取得了积极成果，确切地说是美国得到了很多收获。主要包括中国同意放宽美国农产品、牛肉、木材进口；中国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14项措施。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7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这次对话使美国得到了更多好处。美中在民航领域达成的“突破性”协议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商机，中方同意美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的民航航班数目在2012年前翻一番，在2011年前让美国货运航班不受限制地服务中国市场，把能在中国运营的美国民航公司增加到9家。《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该协议使中国民航业面临更多经营压力，因为中国民航在跨太平洋的航线上的平均利润比美国民航企业低15%以上，而且在签订协议时尚未用完以前日均10次航班的“额度”。包括联邦快递在内的货运公司也是最大的赢家。美国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7项对话成果中，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占4项。《华尔街日报》文章指出，“这一次在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已经超出了中国‘入世’时的承诺”。

以后，中美双方又于2007年12月、2008年6月和2008年12月举行了第三、第四和四五次战略经济对话。第三次对话双方签署了食品、药品安全等多个协议。第四次对话双方在金融开放和合作方面做出较大承诺，美方开出了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空头支票。第五次对话双方签署了能源环境合作框架协议。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共取得189项成果。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始后，日本和欧盟也向中国提出同样的要求。2007年4月，中日两国就举行两国的高层经济对话达成共识。2007年11月，中欧领导人峰会倡议举行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双边对话。中日首次高层经济对话于2007年12月在北京举行。中欧首次贸易对话于2008年4月在北京举行，届时中英两国举办了财经对话。第二次中欧经济与贸易高层对话于2009年5月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在落实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共识、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开展能源和环境合作等五个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并为即将举行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做了良好铺垫。会后，中英将举行第二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2009年5月20日，原定于2008年12月在法国举行的中欧峰会在被推迟了5个月之后，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中国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就具体落实中欧领导人会晤达成的共识进行进一步磋商。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于2009年6月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出席会议，双方签署了广泛领域的合作文件。

美国的战争叫嚣

既然有了战略经济对话，很多矛盾和分歧就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似乎没有必要再发动战争。就中美关系而言，除了战略经济对话，中国政府还努力通过组织大型采购增加从美国进口，以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人不主动到中国和别的国家推销自己产品，而是让别人到他那里采购呢？美国企业因劳动力成本过高导致某些行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美国限制先进技术出口对自己造成被动。这些都是美国需要扪心自问的问题，不能怪别人。更何况，目前实行贸易保护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世贸组织谈判中，美国的高额农产品补贴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猛烈攻击。对此，美国表面上强硬，实际上心虚。这样来看，美国就没有任何理由扬言战争威胁。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战争叫嚣甚嚣尘上。

2008年10月9日，美国“国际战略评估中心”副主任理查德·费舍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的衰退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制止这种对比持续下

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战争。2008年10月23日，布什政府通过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和2500亿美元向银行注资的方案。法国媒体爆料，布什政府的救援计划通过后，兰德公司就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认为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效果很可能不如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理由是打仗能提高国民士气的一大举措，即设法使民众的注意力多放在外来的挑战上，而少放在内部经济的低迷上。美国鹰派主流观点甚至认为，美国要摆脱衰退，目前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军事掠夺。参见：《美智库建议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救市》，人民网，2008年10月24日。

在众多战争分析中，所有的假设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美国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地，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引发贸易战争，还可能直接发动军事战争。贸易战争的指向是中国，金融战争的指向是欧盟，军事战争的指向是伊朗。打击伊朗的理由表面上是伊朗核问题，实际上是因为伊朗正在逐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竭力抬举欧元。2006年12月4日，伊朗宣布在其所有对外贸易中不再使用美元结算，而改用欧元结算。当年伊拉克正是因为同样的做法，遭到美国的军事打击。所以，不少人担心伊朗会首先成为美国军事打击的对象。美国对伊朗实行军事打击，不仅可以进一步控制石油，还可同时取得打击欧元的效果，使国际资本掉头。有中国专家担心，如果美国选择中国为战争打击目标，不管是与中国直接开展，还是间接开战，美国欠下中国的巨额国债就会作废，更可迫使中国停止抛售美元。参见：《美智库建议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救市》，人民网，2008年10月24日。

大萧条恐惧症（1）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廖子光三年前做出的预言（《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和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似乎应验了。这不禁让人们联想起在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还有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实行的贸易保护，以及接下来持续超过10年的大萧条时代，那是段黑暗的记忆。

黑色的全球恐慌记忆

1929年经济危机（二战前的第十七次经济危机，即大萧条）爆发前，美国拥有5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占当时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一半以上。1923-1929年，美国有价证券的发行额达490亿美元，仅在1928-1929年间，就发行有价证券180亿美元。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证券投机狂热助长了繁荣的幻景。美国以至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犹如被吹得过大的气球。美国作者韦克特在其《大萧条时代，1929-1941》〔美〕韦克特著，秦传安译：《大萧条时代，1929-1941》，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1月。一书中，描述了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情景。1929年1月，危机爆发前10个月，《时代周刊》向沃尔特·克莱斯勒欢呼致敬，推选他为“年度人物”，因为在过去12个月里，他不仅推出了新的汽车，还以1.6亿美元买断了道奇兄弟公司，并开始建造68层的世界最高摩天大楼。此后，还有其他多个企业家成了时代风云人物。那时的宣传是，一个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让红利和股权不断积累，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拥8万美元，来自投资的收益大约是一个月400美元。他会阔起来。因为收益能让他阔，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

1929年9月26日，英格兰银行为制止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在国际汇兑中的地位，将再贴现率和银行利率提高了65%。9月30日，伦敦又从纽约撤资数亿美元，从而诱发美国股市大幅下跌。1929年10月中旬，危机爆发前两个星期，胡佛总统向无限乐观的美国人民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言犹在耳，乐观的人们迎来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时代。成千上万普通美国民众辛劳一生的血汗钱化为乌有。浪涛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交易所相继破产。维也纳最大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于1931年5月宣布丧失清偿能力，从而在欧洲大陆引起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声明丧失清偿能力，随后两天，德国所有银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关闭了两个月。德国银行延期偿债，进而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1931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宣布英镑贬值，震动了世界各国。英联邦以及许多同英镑联系的欧洲国家的金本位制都跟着垮台了。2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1933年3月间，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崩溃的浪潮袭击了美国。美国银行倒闭之风更加剧烈。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万家，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道琼斯指数跌去90%，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占全国劳工总数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

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危机，比以往任何一次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影响都要深远得多，使几十年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付之东流。全球有5000万人失业，生产倒退20～30年，工业生产下降372%。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各次危机通常使生产水平倒退一两年，倒退四年或四年以上的情况极少。1929-1933年的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倒退了20年，美国倒退了25年，德国倒退了30年，英国倒退32年。〔美〕韦克特著，秦传安译：《大萧条时代，1929-1941》，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1月。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也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激起了左翼政治兴起。例如：美国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反资本主义运动，以及农场假日运动等。这些运动的结果是胡佛政权的倒台。在英国，1929年6月刚刚上台执政的工党在危机发生后遇到了需要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难题。1931年8月，工党政府被破解散。在法国，“左派”政府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德国，希特勒因解决失业有方而赢得了众多德国人的拥戴，从而为世界埋下了祸根。

金融危机爆发和全球经济衰退

2007年2月，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爆发，紧接着，以次贷为基础的衍生金融产品不断贬值，出现大量恐慌性资产抛售，支付危机变成了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金融资产价值进一步暴跌，银行出现大量坏账。2008年6月6日，美国股市出现了15个月以来最大跌幅。此后，金融系统出现了严重的信用违约，大量垃圾债券、资产抵押债券、按揭抵押债券、杠杆贷款等债务工具出现违约，导致金融灾难。

次贷，也就是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向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的借款人放贷，因贷款人的资信条件较“次”而得名，通常在放贷人对抵押物（主要是不动产）看涨的情况下向购买者发放，并且把预期的回报划分给多家金融机构。但当抵押物价格下跌时，贷款人最终停止向银行支付月供，违约率大大超出预期，“次贷危机”就爆发，金融机构陷入困境。

大萧条恐惧症（2）

2008年7月8日，由美国等八国集团领导人举行的会议发表声明说，各国必须阻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趋势，并尽快就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平衡性的协议”。八国集团领导人对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表示“强烈关注”，称其对全球稳定增长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呼吁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为推动谈判取得成果做出各自的贡献，对各国增加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的做法表示欢迎。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逐步升级为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并波及世界其他地区。昔日声名显赫的金融巨头一个个倒下，雷曼兄弟破产、美林银行贱卖、摩根斯坦利寻求合并等，整个金融体系摇摇欲坠，投资者极度恐慌，美欧日股票市场频频暴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已全部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大幅放缓，世界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则在科威特城的一个集会上表示，各国政府应当合作，避免保护主义，避免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他认为，“走出经济困境需要各国在刺激配套方面的合作，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全球危机，不是单独一个国家的危机。所有国家须要同时采取行动，如果政府不能以合作的方式应对挑战，复苏可能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2008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再次承诺不搞贸易保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做了题为《通力合作 共度时艰》的讲话。胡锦涛主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大萧条以来所罕见。各国应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必要的财政、货币手段，积极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社会尤其应该防止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积极进展。讲话中还提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介绍了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并表示中国愿意加强国际合作。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中央财政增加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预计可带动社会总投资规模4000亿元人民币。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仅项目建设就将投资近４万亿元人民币。

贸易战争猜想

中美之间持续的贸易摩擦不断引起人们对两国贸易战争的猜想。长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通常是由美国发起，中国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过去有人多次提议中国政府以抛售美国国债和减持美元来应对美国的挑衅。2007年4-5月份，中国两次分别减持了48亿美元和66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就在这之后，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杰克逊在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后还亲自跑到北京，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更多美国政府债券和住房按揭担保证券。

2007年8月8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登载了普理查德撰写的题为《中国威胁实施抛售美元的“核选项”》的文章。看到这篇文章后，美国朝野都跳了起来。文章的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已开始采取一致行动对美国发出经济威胁”，他还援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的观点说，“北京警告可能动用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武器，以抵抗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何帆在2007年8月7日的《中国日报》发表题为《长期的人民币改革利于中国和美国》的文章，提到中国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占据了美国国债总量中一个相当可观的份额。夏斌4月份提过“将抛售美国国债作为经济谈判的筹码”。

当天，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即发表声明，称“中国人的威胁是徒劳而危险的”，他还写信给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要求中国做出解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拜登则认为，“中国抛售美元说”是布什惹的祸，“要不是布什进行了这么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我们怎么会落得欠中国一万亿美元的窘境”。当时民主党的另一位总统候选人，也就是现在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立刻呼应说，“我要向拜登说阿门，因为我百分之百同意他的建议。”

布什总统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财政部长保尔森指出，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只占美国债券总额的4%左右，比美元一天的交易量还少得多。如果中国抛售国债，可能引起短时间内美国国债市场波动，但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根本性的损害。但即便只是市场波动，也足够美国招架。8月12日，中国央行一位负责人发表谈话，否认要“抛售美元”，表示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是“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朝野才算安静下来。

2008年11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开罢两周后，中美两国于12月14日举行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就在对话进行之前，2008年12月3日，人民币兑美元达到05%的跌停上限。国际舆论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币汇率上面。美国《华尔街日报》赶紧出来说话，说人民币贬值是中国抗击经济放缓的“最后一张牌”，中国政府提振出口的意愿将战胜其他支持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法国《论坛报》更是称“中国贬值人民币挑战西方”，文章还煽风点火地说，人民币到底会贬值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西方的反应，西方认为这种政策绝对是“致命的”。英国《金融时报》则猜测，人民币贬值更多的出于政治目的，“中国正准备发动一场贸易战争”。

这些话听起来怎么都像“欲加之罪”，好像贸易战是否爆发，取决于人民币的汇率，如果人民币贬值，或者不按照西方的要求升值，贸易战争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引发贸易战的导火索极有可能是人民币，发动贸易战的钥匙在中国政府手里，中国有可能成为发动贸易战争的罪魁祸首。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保护主义加剧，贸易战是否即将上演？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一起探寻答案。

古代贸易战争（1）

根据史料记载，四千年前的夏朝时，有一个部落叫商，首领王亥（公元前1854-公元前1803年）发明了牛车，大大提高了运输能力。于是，商品贸易在商部落兴起，并且向四周发展业务。商部落的人把生意做到了别的部落，人们就管他们叫“商人”，商人的名称由此而来。后来商部落发达起来，最终取夏而代之，建立了商王朝。后来出现的词汇如商业、经商、协商、商量、商议、商谈、磋商等，都是从商人引申出来的。中文贸易一词是由两个单字组成的，“贸”和“易”都是交换的意思，前者专指商品交换。《诗经·氓》中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句子。1976年，考古人员在离殷墟不远的地方（河南安阳）发掘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的墓葬。在这座规模不大的墓葬中，共出土随葬物品1928件，其中玉器756件，经鉴定，这些玉器大多是用新疆的和田玉制成。这一发现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原地区就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有贸易往来。

士农工商排位

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新旧政权的激烈斗争，我们不清楚擅长做买卖的商人是否采取过贸易战争，但从后世对商人的厌恶程度来看，似乎有贸易战争给人留下的痛苦记忆。周王灭商后，发明了严格的封建制度，创立井田制，也就是把大块土地划分为小块，按照亲疏远近和功劳大小，把执政者掌握的土地分派给亲戚和功臣，让他们自己去开发和管理。周王朝拒绝把土地分给商朝遗民，但允许他们继续做买卖。这样，“商人”就成了社会地位很低的游民。在中国古代主要的四种社会职业等级划分中，排在最前面的是知识分子（士）、后面跟着的是种地的农民（农）和做工的工人（工），商人排在最后。这种身份一直延续到后世。汉朝的时候，商人被称为贱人。《汉书》记载，“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以献为名者。”说的就是穿梭在丝绸之路的商人，因为地位低下，所以不得不假借使臣之名从事贸易活动。到了宋朝，朝廷更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直到今天，尽管成功商人成为最受追捧的对象，但商人职业本身仍然受到人们内心的抵触和口头的非议。无商不奸，是消费者对商人的防范警句。无奸不商，似乎也是商人对自己职业特点的描述，就是说太老实做不成生意。有一些商人被称为儒商，目的就是为了与儒家所鄙弃的奸商有所区别。

但商人也有出人头地的办法。早在战国末年，商人吕不韦在遇到秦王庶出的孙子后，以商人的眼光认为“奇货可居”，于是便出重金资助他打通关节，当上太子，一年后当上国王。此人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他被秦庄襄王任命为丞相，秦始皇登基后更把他任命为相国，尊他为仲父，是当时最有实权的人物。

从西周开始，知识分子就成为最高尚的职业。此后，中国便有了尊师重道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受到重用，不仅是因为他们能治理国家，更主要的是他们能帮助列国竞争。其中一些重量级的士，跑到哪里，哪里就兴旺发达；离开哪里，哪里就内外交困。按照易中天教授的说法，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远超过他们的王公贵族老板，属于劳动者中的贵族，有的还好比白领做大了，不把老板放在眼里。

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后，士逐渐多了起来。《荀子·大略》曾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科举制的实行，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了读书做官的道路，“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唯一追求。科举制度的雏形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6世纪末的隋朝，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存在了1300年。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时期，除了皇帝、贵族等极少数世袭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科举制度及其造就的官员和文化大军，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总是趋之若鹜。进士及第还只是踏向位极人臣之路的起点，只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正式做官还要经吏部挑选。回首历史不难看出，比起以前的世袭制和举荐制，科举制度确实是一种进步，具有公平、公正、公开、参与广泛、唯才是举等优点。世袭制的弊端不言而喻，官吏的选举面只能锁定在名门望族。举荐制虽破除了血统的限制，但没有统一的标准，被举荐的人无法平等竞争。而科举制却首先向所有的士人敞开大门，不论富贵贫贱和门第高下，都可报名应试。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仇恨知识分子的时候，远的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近的有改革开放前的“臭老九”。

古代贸易战争（2）

管仲范蠡故事

《管子》是记载春秋时期齐国相公管仲（公元前725年至公元前645年）事迹的书，全书以齐桓公问政、管仲解答的方式写成。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轻重篇》是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介绍了管子的经济思想。管仲当时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便是废除井田制，鼓励发展商业，鼓励自由竞争，但政府垄断着（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盐、铁批发生意。通过大力发展商业，齐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库充实，得到周天子的赏识。管仲还通过发动贸易战争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子-轻重戊》对齐国征服鲁国和梁国所采取的贸易战争手段有详细的记载。

齐桓公和管仲商量拿下鲁梁的办法，管仲建议先大量进口鲁梁的纺织品，鼓动鲁梁人大力发展纺织业，直至放弃农业。鲁梁人通过向齐国出售纺织品大赚其钱，果真弃农业而不顾。一年后，管仲发现拿下鲁梁的时机到了。于是，齐国决定不再进口鲁梁的纺织品，并断绝与鲁梁的贸易关系。又过了十个月，鲁梁人陷入粮食危机，鲁梁政府决定放弃纺织业，恢复农耕，但为时已晚，市场上粮价暴涨，是齐国粮价的数十倍。第24个月，鲁梁人有一半以上投奔了齐国。到了第三年，鲁梁政府就被齐国征服了。

《管子-轻重戊》还介绍了管仲通过提高茈价颠覆莱、莒，提高鹿价颠覆楚，提高白狐价颠覆代，提高器械价以颠覆衡山等与征服鲁梁类似的贸易战争。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是，在本国大量囤积粮食的同时，诱使这些国家集中全力来追逐那些特产的暴利而放弃农业生产，最后出现粮荒，不得不归顺齐国。透过这些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国际贸易中的敏感程度，以及“民以食为天”的深刻含义。

管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自己的能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齐桓公尊他为“仲父”，对他绝对信任。但他之后同样能力极高、成就巨大的范蠡（公元前536年到前448年）就不怎么幸运，在后世的地位就极具争议性。范蠡是管仲之后春秋末年人，与

孔子属同一时代，比孔子小15岁。要说本领，范蠡似乎不比管仲逊色，两人都是著名的政

治家和军事家，并都在发展商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两人的区别在于，管仲是官商，主要为国家发财；范蠡是私商，主要为自己发财。

范蠡，字少伯，生于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世说新语》记载，范蠡25岁时和他的朋友文种到了越国，两人在范蠡42岁时双双被兵败吴国的越王勾践所重用，君臣韬光养晦，勾践卧薪尝胆，谦卑于吴王的淫威之下。范蠡54岁时，越国向吴国开战，经过近十年的征战，终于在越勾践二十四年（吴夫差二十三年）灭了吴国，范蠡时年63岁。吴越之战奠定了范蠡在军事史上的地位，他的待机而动、坚壁清野、出奇制胜的军事思想影响深远，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激励着后人。

灭吴后的越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范蠡帮助勾践二十余年成就霸业，被尊为上将军。此后，勾践的势力越来越大，成为春秋后期最后的霸主，被周天子封为东方之伯。范蠡看到大事不妙，以68岁高龄，悄悄离开越国。他在临行前还不忘给他的朋友文种写了一封信说，越王这人共患难可以，同享乐不行。现在我们没用了，我先走了，你要不走的话，可能会遭到不测。文种不听范蠡的话，最后被勾践所逼自杀。范蠡给文种的信中描述当时的形势是“高鸟己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此一忠告后来广为流传。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大将军韩信被杀，临刑前发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帝国破，谋臣亡”的感叹。

范蠡离开越国时带走了盖世美人西施。这位美女是范蠡落实其兴越灭吴所制订的九术之一“美人计”，亲自跋山涉水找到的。当时西施只有13岁，经过严格的训练后，15岁被派往吴国，做了吴王的宫女。28岁时与范蠡里应外合灭吴，胜利后回到越国。5年后，35岁的西施跟随68岁的范蠡离开越国。范蠡离开越国时改名鸱夷子皮（盛酒的一种皮袋子），自嘲为酒囊饭袋。《吴越春秋》记载：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说的应该就是这件事。

《史记-越王勾践》记载，范蠡他们离开越国后，北上到了管仲曾经治理过的齐国。一行人中，除了范蠡和西施，还应有范蠡的两个儿子。他们先在海边安顿下来，父子辛勤劳作，自食其力，很快又通过做贸易成为千万富翁。范蠡发财后，曾被齐王请做相国。离开越国三年后（公元前465年），勾践去世。范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举家迁到了与齐、鲁、赵、晋四国交界最理想的经商之地、号称“天下之中”的陶邑继续经商。范蠡感叹说当官不过高高在上，但不实惠，经商却能发大财原文为：“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到了陶邑后，发了财的范蠡不再叫鸱夷子皮，给自己取了一个一本正经的新名字，叫陶朱公。

70多岁的老人，不但生意继续发达，还和西施生了个小儿子。大富豪范蠡以后的故事还很多，史书记载了他因二儿子在他的老家楚国被判死刑后派大儿子前去行贿的事。《史记》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司马迁还详细记述了他和妻子（应为西施，《史记》未明指）就派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去打通关节一事而发生的分歧。范蠡主张小儿子去，妻子却坚持让大儿子去。范蠡最后“不得已而遣长子”。结果大儿子舍不得花钱，二儿子被楚国处决。范蠡笑说他早知如此。也许花花公子小儿子去的话，不知道财产来得不易，所以一定舍得花钱，没准还能救下二儿子一命。《世说新语》对这件事有详细记载。

古代贸易战争（3）

公元前448年，范蠡去世，享年88岁。后世评价范蠡为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但他也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辅佐勾践有始无终，算不得忠臣；弃官从商，舍本逐末，投机取巧，为正统派所诟病；他离开越国还带走了情人西施，为儒家所不齿。后世崇拜范蠡的主要是商人，把他尊为文财神货商圣，还给他戴上了“经商鼻祖”、“商家圣星”等美名，甚至还和孔子（文圣）、关羽（武圣）、孙武（兵圣）并列，尊其为商圣。后人还传说范蠡是酱的发明者、造缸能手、陶器制作技术改进者，写过《养鱼经》等。后人把他的致富经验总结为《陶朱公生意经》、《陶朱公商经》或《陶朱公商训》，具体还有《陶朱公理财十二则》、《陶朱公经商十三则》、《陶朱公理财十八则》等。他三次致富拥有千金，又三次散尽家财，更成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先河。这一点比较好理解，我们从身边的一些成功商人身上，似乎经常能够看到范蠡的影子，他们本领超强，即包养情人，也贿赂官员，不一而足，有的人品还远不如范蠡。

罗马波斯之争

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和列国争斗的结果是秦统一六国，天下再次归为一统，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原来多国之间的对外贸易成为国内的商业活动。在秦统一天下后的近两千年里，中国统一的年代较长。即便在分裂的年代，也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所以说，中国古代的贸易，主要是指中国与周边、特别是和西方的贸易。

西汉奉行黄老哲学中的无为而治思想，商业环境自由。在整个汉唐盛世阶段，中国的对外贸易得到空前的发展。汉武帝时，蚕织业已十分发达，丝绸产量空前高涨，成为贵重的出口商品。张骞出使西域开关，打开了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条贸易通道（西北丝绸之路），直达地中海各国。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访问西域诸国探路，历时13年，几经坎坷，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张骞又于公元前119年，率众三百余人，携带“牛羊万头”、“金币帛数千巨万”，第二次出使西域，对外关系发展到今土耳其、伊朗、印度等地，历时4年，于公元前115年回国。从此，丝绸之路承担起大规模贸易的运送任务。

自东汉建都洛阳后，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转移到了洛阳。《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魏晋时期，洛阳特别规划设置了广大的商业区，最为著名的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城南的“四夷馆”、“四夷里”，为主要外交公寓区。西方各国大批使者沿丝绸之路东来，不同风俗、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群汇集洛阳城中。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等外域使者也频频访洛。位于洛阳四夷馆、四夷里附近的四通市，道东有扶桑、金陵、崦嵫、燕然四馆，分别安置东、南、西、北四方外族外域来附人员或胡商贩客等暂住人口，居留满三年者，分别赐宅慕化、归正、慕义和归德四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于城，莫不欢附。几万外族外国侨民和商人，带来了世界各地的珍品特产，如金眼器皿，珊瑚琥珀、珠宝美玉、毛皮细毯、香料胭脂 、胡床胡椅、胡瓜胡桃、珍禽异兽，羽毛齿革和各种南货。来自洛阳四周和全国各地的绫、绸、彩 、绮、罗、绢、锦绣、锦等五光十色的丝织品和大漆、药材、茶叶等土特产充满街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商贸市场。可见在当时，尽管中国实行的是管理较严的朝贡贸易，但中国政府不仅给外国人提供诸多方便，还给予他们国民待遇。

前文提到公元166年罗马使节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建立大使馆的事。史书还记载了罗马帝国为从事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而进行的贸易战争。《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罗马帝国“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当时在安息西面是东罗马帝国，安息与罗马的斗争阻止了罗马的向东扩张，但也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公元226年，安息王朝被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所代替。

东罗马史料记载，公元298年，东罗马帝国与波斯达成协议，设立一个专门从事丝绸贸易的口岸，从波斯得到中国的丝绸。公元408-409年，为扩大贸易规模，东罗马又与波斯商定增加了一个通商口岸。为防止波斯商人提高丝价，东罗马政府下令在固定边界交易点从波斯人手中购买生丝，其他人不得经营丝绸贸易。还要求私人丝织者不得高于规定的价格出售丝织品，大量私商因此破产。公元530年和540年，波斯发动了针对东罗马帝国的两次战争，生丝贸易停止，东罗马帝国将私人丝织厂收归国有，将丝织品买卖也全部收归由政府垄断经营。史料记载，约公元552年，东罗马引进了蚕种饲养，尽管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波斯的影响力。公元562年，东罗马与波斯达成五十年和平协议，内容之一就是双方在既定的通商地点进行包括丝绸在内的商品贸易。

居住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粟特人请求突厥可汗遣使至波斯，请求波斯准许他们贩卖丝货。突厥可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派人到波斯协商。波斯王不但当面拒绝了突厥-粟特人的请求，还将突厥使团带来的全部生丝收购，并当面全部焚毁。之后，突厥派出第二个使团到波斯交涉，波斯王这回干脆下令杀害了突厥-粟特使团的大部分成员。

古代贸易战争（4）

公元568年末，突厥-粟特人派遣使团沿南俄草原和高加索山区到达了东罗巴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受到查士丁二世（公元565-578年）的接见。查士丁二世早就想开辟与中国贸易的新途径，对突厥使团的到来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他们。但在会见现场，拜占庭皇帝向突厥使团展示了拜占庭养蚕生产丝绸的成就，表示拜占庭帝国并不太依赖进口，令突厥-粟特人吃惊不小。参见Theophanes Byzantios， Fragmenta，in Müller， Fragmenta Histor Graec， IV，p270接下来的谈判中，突厥-粟特人答应给东罗马帝国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东罗马帝国则允许突厥-粟特人在当地经商，于是，君士坦丁堡的街头，到处都是突厥-粟特商人的身影，长安到中亚的商路上忙碌的是粟特人的骆驼商队。参见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第208～216页。以后，东罗马还和突厥结成反波斯联盟（公元568-576年）。

《隋书·突厥传》记载，隋高祖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皮，羊二万口，驼、牛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所谓“贡献”实即以贡品换取中原王朝的回赠，进行传统的“朝贡贸易”。《旧唐书·西域传》记载，粟特人通过在中亚和中国腹地间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商业网，源源不断地将大量丝绸运往西域。

唐朝的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长安城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西方的良马、毛皮、珍禽异兽、珠宝、香料、药材、玻璃器皿等输入长安，长安的丝绸、瓷器、茶叶、工艺品等输往西方。长安的市面上有外国人开的很多商邸、珠宝店、酒肆。西域音乐、绘画、服饰、饮食、体育活动在长安大受欢迎，如霓裳羽衣曲、胡旋舞、柘枝舞、凸凹画法、菩萨蛮装、婆罗门清高面、打马球等等。据《唐六典》记载，当时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遣使至长安，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阿拉伯帝国曾36次派使节到长安，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唐仪凤四年（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二三万人。不少人在长安长期居住，并供职于唐王朝，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在长安生活近40年，官至正三品；吉备真备在长安留学17年；景教波斯僧人伊斯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等等。

当今国际利益重组（1）

自有国家以来，相互之间的利益争夺就没有停止过。易中天先生把春秋时期国家间的利益争夺比作公司之间的资产重组，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层层转包的分权制度。天下好比是一个总公司，老天爷是董事长，天子相当于总裁。各诸侯国相当于分公司，诸侯担任分公司的经理。再往下还有类似子公司的政权。周朝分封土地后，各种力量各得其所，各行其道，社会安定了一段时间，礼乐兴起，歌舞升平，一派祥和景象。这种状况被描写成“天下有道”。随着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诸侯之间、大夫之间的内部矛盾激化，甚至出现了下级不服从上级的现象，下级实力强了，就会叫板上级，中央政府很难发挥作用。结果，原来的和谐安宁局面不复存在，社会陷入了“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局面。参见易中天：《先秦诸子的救市之争》，《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19日“观察家年会”演讲。诸侯争霸的过程就好比是公司治理结构里的资产重组过程。以此来看当下的国际关系，这样的利益争夺或资产重组过程至今没有结束。不过，既然只是利益之争，就应当尽可能避免血腥的暴力和屠杀。

诸子理论实践

前面介绍了春秋时期管仲发动一系列贸易战争的故事。管仲不仅是发动贸易战争的行家，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物。这里我们将对此略加介绍。《管子》一书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包含后世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篇》历史学家认为，《轻重篇》开首即提到“四夷不朝”，这种口气不大可能出自汉武帝以前的帝王。文中所列举的四夷国名及其方位，也只有汉武帝时代的疆域与之相当。所以，《轻重篇》中的经济思想哪些属于管仲，哪些属于后人，就很难确定。主要记述管子的经济理论，共有19篇，亡失3篇，存16篇。“轻重”二字，通常表示货币，大钱分量重，小钱分量轻，后扩大为货物的多寡贵贱。《轻重篇》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涵盖了劳动分工、商品交换、货币、财政、宏观经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在国际贸易方面，《轻重篇》特别强调了进口外国货的重要性。管子认为货物输入愈多，则其国度愈富，而国力亦因之而愈强。所以，他主张要多进口外国贵重商品，同时控制本国重要物资外流。正是在这一思想知道下，齐国经常通过抬高价格的办法把本国所需要而又缺乏的货物吸引进来。《轻重乙》说，“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若下深谷”。这同中世纪欧洲重商主义追求贸易顺差，向别国倾销本国产品的观点截然不同。管子还提出鼓励外商的主张。《轻重乙》主张给外国商人特殊的优待，“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粟，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把“游子胜商”之来本国者，作为“骐骥黄金”大量输入的重要来源。

在建立社会秩序和平衡利益格局方面，诸子百家提出了多种方案。儒家对后世影响最大，代表人物是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孔子非常推崇他的前辈管子，对管子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南侵的事迹称赞有加，曾感叹说：“要不是管子，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子曰：微管子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主张维持周王朝最初确定的封建秩序，教导大家懂道理，守规矩，各守本分，维持既有的制度。孔子的主张尽管比较保守，但在当时没有人听。反对者主要不是利益受损的弱小国家，而是已经做大的几个霸主，维持旧制度的主张不符合他们维护既得利益和争夺更大利益的战略要求。

影响较大的另一派观点出自墨子。墨子提出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打破以往的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社会财产，坚持人人机会均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墨子因以创造守城术闻名而留下了“墨守成规”，甚至“墨守陈规”比喻保守、落后的成语，但实际上墨子的思想充满革命性，比孔子的思想激进许多。他的社会利益分配方案更具理想色彩。孔子维护封建秩序的方案只是触动了几个诸侯（统治阶级）的利益，墨子按劳分配的方案干脆连普通地主（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也不放过，当然更无法实行。至于老子代表的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方案，尽管充满哲学的智慧，但对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却没有实际指导意义。

春秋战国争霸的结果，是秦灭六国政权而统一天下，军事手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秦政权较多地借鉴了韩非子的法制主张。法家部分地吸纳了道家的思想，建议最高统治者无为而治，通过制定简单明了的法律，让下面的人照着去做。比起简单的分配土地制度，以及没有强制执行力的士大夫的议论，依法治国的效果确实不错，不但巩固了政权，还统一了天下。但后来秦政权在法制名义下大搞暴政，终于被推翻。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认识到法制过严必然造成社会关系紧张，开始重视恩惠感化和道理疏导，于是，孔子关于施仁政的主张被重新拣了回来，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无为思想受到推崇，法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此后，中国尽管多次出现王朝更迭，但封建统治却继续维持了一千多年，并一直为世界强国。孔子受到了历代王朝的追捧。

这里之所以介绍古代诸子的主张，迄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和利益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总体来说由发达国家主导，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维护既有利益格局、反对发展中国家改革要求的主张，看上去颇像孔子当年的主张。这一国际格局自形成以来就一直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公平贸易运动的政治诉求比较激进，颇有点像墨子的主张。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针对既有体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结果如何，依然还有待观察。

当今国际利益重组（2）

中美博弈格局

二战后美国的地位如日中天，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期间，美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对手主要在西方阵营内部，如德国和日本。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中美贸易逆差巨大使得双方的冲突不断，很多人都把中美博弈作为21世纪最大的看点。在中美博弈过程中，美国逼迫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就开始战战兢兢地缓慢升值。但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背上了操纵汇率的“恶名”。这让人想起了20年前臭名昭著的“广场协议”。1985年，日本靠出口增长成为世界第一债权国，美国舆论惊呼“经济珍珠港”事件重演。当年9月，美、英、法、德、日5国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会议并达成协议，5国政府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广场协议的签订，给世界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日元升值空间巨大。于是，国际游资大举进入日本，股市、楼市形成巨大泡沫，日本出口遭受严重打击。当1991年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日本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走狗”尚且如此下场，怎么还要向对手故伎重演呢？还有谁会上当受骗？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施压不买账，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2008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否决了参议院试图对人民币汇率施加更大的压力而通过的《2007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布什总统警告说，有关法案将引发全球新一波保护主义。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也明确表示，解决汇率问题不能通过立法。该法案的提交者，参议员舒默，事后也在不同场合表示，提案真正目的是作为一块“敲门砖”，用来敲开中国服务业的大门。但敲门砖的作用并不十分有效，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还有求于中国。

就在美国财政部长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之后，美国国内也对美国政府予以严厉地批评。美国赫德森研究所商业顾问和经济政策研究所主任欧文·斯泰尔泽，在2009年2月1日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题为《美中争执引起贸易战争担忧》的文章指出，最近十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商品，美国向中国输送了少量印有美国总统的画纸，也就是美元钞票。中国将那些美元再运回美国以购买美国受尽财政赤字折磨的政府所兜售的借条。如今遇到经济危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的支持。盖特纳作为财长，主要任务是说服外国政府放心购买美国国债，而不是制造摩擦。如果财政部正式认定中国操纵汇率，美国将被迫从贸易政策上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这样的话，贸易战就无法避免。如果中国决定不再愿意购买新的借条，财政部长盖特纳可能会发现，他即将发行的数十亿美元的借条根本叫卖不出去。那样的话，美国就会被逼到增发美元的道路上去，利率将大大攀升，结果可能是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元信誉崩溃，不但会抵消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还可能会从此结束美元霸权的历史。参见《华声在线》，2009年2月3日。

金融改革要求

对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俄罗斯总统早在2008年7月出席八国集团会议前接受采访时就已经提出。梅德韦杰夫指出，世界应建立一个“多货币”经济体系，减少对美国和美元的依赖性。这一体系应建立于主要经济体的平衡、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建立于存在多种储备货币的原则上。梅德韦杰夫还特别强调指出，他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公开对美元进行攻击。

在目前的全球储备货币中，只有欧元对美元形成一定的挑战。欧共体为了建立能够与美元抗衡的货币体系，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措施。但欧元并不比美元可靠。1957年，欧共体以合作为基础对内实行固定汇率，对外实行联合浮动汇率。1958年，欧共体内部正式取消外汇管制。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以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相威胁，迫使世界主要货币升值，引起欧洲国家的极大不满。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准备，欧元终于1999年成功推出，2002年成为成员国唯一的货币，也成为能够与美元抗衡的唯一货币。但迄今为止，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也只占25%左右的份额，尚无法与份额超过全球储备货币60%的美元抗衡。再加上欧元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不少人认为比美元更加不可靠。至于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6万亿日元，根本没有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资格。因此，也有不少人担心美元霸权地位的丧失可能导致全球金融秩序混乱。但这些并不能成为各国必须无条件接受美元霸权地位的理由，更不能成为中国必须维护美元地位的理由。正因为中国持有太多的美元，中国必须关注美元的价值；正因为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并且还将继续购买，中国就必须高度关注美国国债资产的安全性，并且设法减低对美元的严重依赖。

在2008年11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第一次金融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了原则性主张。他指出，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的原因，也有金融监管缺失的原因。国际社会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改革应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全面性，就是要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均衡性，就是要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渐进性，就是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实效性，就是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当今国际利益重组（3）

根据以上考虑，胡锦涛主席主张，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尽快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及时高效的危机应对救助机制，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切实履行职责能力。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

胡锦涛在会上提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三点建议。第一，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克服困难。特别是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注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避免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国际金融组织应该通过放宽贷款条件等措施，建立更加便利化的机制，对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及时救助。应该支持新兴市场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努力。第二，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发展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金融危机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如何既克服金融危机、又兼顾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发达国家应该继续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更应该减免其债务，对其出口产品减免关税，扩大技术转让，同时尽最大力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切实保持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防范金融危机能力，同时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2009年2月2日，正在英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伦敦说，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要开得有效、管用、有实质结果。温家宝提出，峰会要特别重视再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第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第三，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

2009年2月22日，欧洲部分成员国代表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金融峰会预备会，达成七点共识，具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作用，进行金融监督，打击“避税天堂”，支持制定可持续经济活动全球宪章并最终建立一个全球治理结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将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能够在近期内完成，支持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增倍的计划。在3月1日召开的欧盟27国领导人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作用、统一全球会计标准、严格监管对冲基金及其他金融机构、控制金融业薪酬等问题达成共识，希望得到峰会各国的认同。此次欧盟领导人会议驳回了设立统一基金救助中东欧国家及汽车业的提议。

对于金融体系改革，中国提出了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等原则性要求。对于出钱增资国际货币基金，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3月27日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主张按照权利与义务平衡、分摊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筹集资金。在增资方式上，应首先考虑增加份额。如果份额出资不足，可发行债券，中国愿购买。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份额不足4%，如果希望中国多出资，就应该提高中国的配额，增加中国的投票权。傅莹也呼吁外界不要对中国出资救市抱太大期待。她说：“当人们给中国戴上‘富裕’、‘有钱’和有大量储备等等各种帽子的时候，中国民众会感到这是在吹捧中国，甚至是在‘忽悠（蒙骗）’中国。”傅莹说，中国外汇储备总量虽多，但人均仅1500美元，而德国、法国、意大利人均外汇储备都在1600美元以上。同时，中国人口多、基础差、发展不平衡、现代化水平低等基本国情没根本改变。

中国提出的许多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在峰会前表示，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已遭受严重挫折，必须着手建立新秩序。她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是危机的受害者。巴西总统卢拉说，面对几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必须组织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本届峰会上的主张表示肯定。认为随着对世界经济重要性的增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应该?相关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加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20国集团第一次峰会到第二次峰会的130多天内，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不断推出刺激计划，但衰退仍难抵挡，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伦敦峰会召开前夕，法国总统萨科齐威胁说，“如果峰会不能达成具体协议的话，我将离席而去”。之后又放话，“如果伦敦峰会只是达成一些空洞的妥协的话，我将不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然而，东道国英国越来越感到了改革的难度，布朗首相在峰会召开前调低了他原先的预期，不得不收回先前“新布雷顿森林会议”将制定“全球新协议”等说法，重新表述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整个进程的一部分”。

强盗贸易和强权贸易的PK

毫无疑问，发达国家不可能轻易放弃其既有优势和既得利益，实际上，即使让他们改变几个世纪形成的霸权思想也并不容易。欧美很多人的霸权思维和习惯源于15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自从海上航线开辟以来，欧洲各国就坚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建立了海上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全球贸易。紧接着荷兰凭借制度创新发展壮大，加入了国际争夺。再后来，英国、法国和德国也纷纷加入了瓜分世界的行列，从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军事掠夺和不平等贸易，列强之间也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夺战。

葡萄牙和西班牙之争（1）

故事还要从12世纪说起。1143年，罗马教皇承认葡萄牙独立。但独立后的葡萄牙只有不到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生存空间十分狭小。1406年，12岁的葡萄牙恩里克王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亨利王子（1394-1460年），看到了一本尘封了一千两百多年的古书，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书中绘制的世界，非洲和南极相连，世界除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外，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恩里克对此充满好奇，梦想着自己能够探寻海洋的秘密，并且能够实现海外扩张。9年后，也就是1415年，21岁的恩里克王子亲任统帅，带领葡萄牙船队出征摩洛哥，仅用了一天攻陷休达，葡萄牙人阵亡了8人。休达之战使葡萄牙控制了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通要道。后人把这看做是葡萄牙人，也是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开端。

葡萄牙海外扩张与掠夺

1417年，摩尔人的军队包围了已经被葡萄牙人占领的休达，恩里克王子再次率领援兵来到，成功保卫了休达，并且在那里度过了3个月。他从战俘和商人口中了解到，有一条古老而繁忙的商路可以穿过撒哈拉大沙漠，20天就可以到达树林繁茂、土地肥沃的“绿色国家”，从那里可以获得非洲胡椒、黄金和象牙。恩里克王子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尝试从海路到达“绿色国家”。这一主张得到了国王父亲的赞同。于是，恩里克便一心一意地投身于航海事业。他远离豪华舒适的宫廷，放弃了婚姻和家庭生活，选择葡萄牙西南角荒凉的圣维森特角附近的萨格雷斯定居下来，并在那里创立了一所航海学校，建起了天文台和图书馆，招募了各路精英加入航海研究中，广泛收集地理、气象、信风、海流、造船、航海等种种文献资料，加以分析、整理。其中有地理学家、地图绘制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有意大利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摩尔人。他们研究搜集来的大量信息，把数学、天文学的理论应用在航海上。之后，他在萨格雷斯开设船坞建造船只。他们建造的多桅三角帆船，能在逆风的情况下调整风帆按指定的目标行驶。恩里克王子还把自己在骑士团一年的收入悉数拿出，装备了几支远航探险队，对西北非洲进行广泛的航海探险。经过认真的研究、训练和准备后，恩里克于1418年派出船队首次出航，但船被海风吹到西方，于是，恩里克发现了马德群岛的桑托斯港岛，继而于次年发现了马德拉岛。恩里克王子随后宣布该群岛属葡萄牙所有。1432年，他派出16条船、数百人、一名牧师，带着几十头牲畜殖民亚速尔群岛。1433年，国王若奥一世逝世，恩里克的弟弟继位，恩里克继续致力于他的航海事业。1441年，葡萄牙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一直往南，返航时带回10个黑奴，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奴隶贸易。后来，葡萄牙王室受到寻找黄金、贩卖黑奴等物质利益的驱使，航海大发现变成了武力征服和掠夺，演变为残酷的殖民主义统治和压迫。1445年，葡萄牙船队先后到达了几内亚、塞内加尔，佛得角等地。恩里克1460年因病在他的航海基地萨格雷斯谢世，终年66岁。在40年的有组织的航海活动中，葡萄牙成了欧洲的航海中心，他们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船队，拥有第一流的造船技术，培养了一大批世界上第一流的探险家或航海家。

恩里克死后，葡萄牙人继续进行海上探索，先后到达了几内亚、刚果、南非等地，完成了非洲西部沿海地区的航行，并沿河侵入到非洲的内陆地区。他们把非洲的黄金、象牙和胡椒运到国内。在短短几十年间，传统的农业国葡萄牙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海权为葡萄牙人带来了财富与霸权，财富与霸权则进一步刺激了葡萄牙人扩张的欲望，葡萄牙加快了统治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步伐。葡萄牙在大西洋到印度洋沿岸建立了50多个据点，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迅速变成了一个富庶的国家。葡萄牙的海上贸易改变了过去阿拉伯人控制亚欧贸易的历史。1487年7月，迪亚士受命于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率3艘船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探险，开始了探索通往印度的新航线。然而，非洲南部海域的惊涛骇浪阻止了这次探险。

西班牙挑战霸权加入贸易争夺

在恩里克去世32年后，1492年，与葡萄牙毗邻的西班牙军队攻入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王国－－格林纳达，结束了穆斯林在西欧长达7个世纪的统治。这一年1月，伊莎贝拉女王与哥伦布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谈判。航海家哥伦布想开辟从西面抵达亚洲的新航线，但作为个人，他没有葡萄牙王子的实力。于是他就求助于西班牙王室的支持。4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根据协议，冒险家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哥伦布可获得发现地所得一切财富和商品的十分之一并一概免税；对于以后驶往这些属地的船只，所收取利润的百分之八归哥伦布所有。8月3日，带着女王授予的海军大将军衔和新发现土地总督的预封，哥伦布登上甲，对女王资助给他的三艘帆船和120名船员下达了出航的命令，向大西洋的西方驶去。眼看着葡萄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西班牙奋起直追了。两个多月后，10月12日，哥伦布和他的船员看到了陆地。西班牙也由此踏上了海上强国之路。因哥伦布误判他们到达了印度，从此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就拥有了一个同他们毫不相干的名字－－印第安人。1493年9月，哥伦布开始了第二次航行，随行船只17艘，共有1200人，到达大西洋西岸后基本上占领了整个西印度群岛，并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统治机构和多个殖民据点。之后，哥伦布又分别于1498年、1502年两下美洲，完成了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发现。

葡萄牙和西班牙之争（2）

西班牙的加入令葡萄牙着急起来。1497年7月8日，葡萄牙国王任命达·伽马为探险队队长，再次出航。11月22日，达·迦马的船队顺利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498年5月20日，如期到达了真正的印度，实现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从此开始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霸业。达·迦马之后，葡萄牙人依靠强大的海上力量，也冲向了南美洲。1500年，葡萄牙人发现并占领了巴西。1509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打败阿拉伯人，封锁了红海航路，终结了阿拉伯人对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控制权。自此，葡萄牙人完全掌握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此后，葡萄牙人继续向西太平洋挺进。1511年占领马六甲，打开通往西太平洋的通道，随后又占领并控制了科伦坡、爪哇、印度尼西亚等香料产地。葡萄牙人基本上垄断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1522年9月，经过3年零12天的生死搏斗，葡萄牙的又一位伟大航海家麦哲伦的船队回到了葡萄牙，完成了人类首次从西向东环球航行的壮举。至此，葡萄牙海上霸权的建立以这次圆满的环球航行而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就在葡萄牙控制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后，西班牙加快了占领南美洲的步伐。西班牙对南美洲的征服可以说是一场血腥的种族屠杀，其中对墨西哥的征服尤为残忍。当时的墨西哥处于阿兹特克人的统治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北起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南至哥斯达黎加的庞大帝国，生活宁静而富足。不过，这一切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而彻底改变了。1519年4月，西班牙冒险家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上岸后立即下令毁坏所有船只，摆出了破釜沉舟之势，断绝士兵后退之心。经过血腥的战斗和屠杀，科尔特斯最终占领了墨西哥。之后不久，皮萨罗击败了印加帝国，征服秘鲁；弗拉迪维亚征服了智利。到1550年时，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了巴西除外的整个南美洲。对中、南美洲的征服，有助于西班牙牢牢确立海上霸权，而这一点成为西班牙富国强兵的重要保障。据估计，1521年到1544年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拉丁美洲运回黄金2900公斤，白银307万公斤。1545年到1560年间这一数字激增为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万公斤。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此外，廉价的印第安劳动力和兴旺发达的种植园经济，更是为西班牙带来数不尽的财富。不仅如此，对海上贸易的控制使西班牙人往往能获得300%的高额利润。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国库充盈使西班牙有能力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1588年花费1000万金币打造的无敌舰队成为西班牙维持海权的重要力量。至此，西班牙人已经建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海上殖民、贸易帝国，使它足以独步全欧，笑傲群雄。

教皇的荒唐裁决

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进行海上争夺的过程中，双方冲突不断，地球已经不够它们瓜分。在那个时代，欧洲人认为大海属于它的发现者。葡萄牙和意大利之间因为经常碰撞，于是就发生了争执，说不清到底谁是先发现者。1493年，天主教世界的三位领袖－－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就瓜分世界一事进行磋商。在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教皇于5月4日做出仲裁：在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的地方（即西经50度），划出一条连接南、北极的分界线，然后像切西瓜一样一分两半，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得一半。分界线以西属于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以东属于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根据这条分界线，美洲及太平洋各岛属西班牙，而亚洲、非洲则归葡萄牙。这就是著名的“教皇子午线”。一年之后，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强烈要求重划分界线。1494年6月7日，在罗马教皇的主持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里斯本郊外的一个小镇上签署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将分界线再向西移270里格，这样巴西就被划入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这条由教皇担保，葡、西两国同意的分界线，开启了近代欧洲列强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先河。

这一判决引发了严重的后果，确立了欧洲国家瓜分殖民地的正当性，导致非洲、美洲乃至亚洲一些地区被欧洲殖民者践踏。在后来的柏林条约中，欧洲各国坐在一起将全世界已知和未知的地方全都加以分配，并开始了不择手段的占领。到1570年，墨西哥地区的人口从2500万下降到265万，秘鲁的人口由900万下降到了130万。在西班牙占领美洲大陆的过程中，原住民印第安人急剧减少了90%。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西班牙占有世界金银总产量的83％。

贸易竞争和掠夺第二波（1）

到了16世纪末，在海洋瓜分完毕后的陆地争夺中，葡萄牙和西班牙原有的海上优势不能发挥出来，从此走上了下坡路。而此前名不见经传的荷兰却开始创造奇迹，而英国也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第一霸主。

新老帝国交替

1578年6月，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以讨伐异教徒为名，率军25万人攻打北非的摩洛哥。这场战争以葡萄牙人的惨败而告终：国王毙命，士兵阵亡8000人、被俘15万人。同样，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也在战争中被损耗殆尽。对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言，他们通过掠夺获得的大量财富最终成了不思进取的原因和阻挡改革的罪魁。这或许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繁荣百年后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就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沉沦的时候，新兴帝国荷兰正在崛起，紧接着英国后来居上。16世纪初的荷兰，还不是一个国家，它的人口仅有150万，面积只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半北京，但在几十年内就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海上第一强国”，17世纪中叶达到顶峰。以后，风水轮流转，英国超过荷兰成为18世纪世界第一强国。相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征服活动更多地借助于武力掠夺，天生不具备强大王权和充足人力资源的荷兰主要依靠贸易竞争崛起。因此，荷兰的崛起，更多地依靠制度和技术创新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而英国的崛起，则使自由竞争伴随着武力争霸，还要加上海盗式的抢劫，是新老游戏规则并用。

贸易成就荷兰

今天的人们简直难以想象，荷兰最初的发迹居然是靠出口鲱鱼的优势。

鲱鱼并非荷兰独有，更具体地说，荷兰的贸易竞争优势居然靠的是一把小刀。当时，鱼类的

储存困难大大限制了运送的距离。荷兰人掌握了一门技术，他们用一把小刀把鲱鱼的肚子剖开，把内脏取出，把头去掉，然后用盐腌制，这样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这样，荷兰就获得了出口鲱鱼的优势。紧接着，荷兰又改进了造船技术，确切地说是改良船体设计，先是大胆地去掉了货船上的武装系统，船价只有欧洲其他国家的一半，载货量却大大增加。另外，当时货船所缴纳的税取决于甲板的宽度，荷兰人特制的大肚船甲板很小，因而所交税费也节省了很多。凭借这项发明，荷兰的竞争力大大提高。再加上荷兰人建立的商业信用，很快成就了其“海上马车夫”的大业。

中央电视台的《大国崛起》节目介绍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真实故事。1596年到1598年，一个有名的人叫巴伦支，他是荷兰的一个船长，他试图找到从北面到达亚洲的路线。他带领船队经过了三文雅，现在一个俄罗斯的岛屿，但是被冰封的海面困住了。三文雅地处北极圈之内，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以便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保持体温；他们靠打猎来取得勉强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食物。在这样恶劣的险境中，8个人死去了。但这位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丝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冬去春来，幸存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望信念，创造了传之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给荷兰商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赢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到16世纪末，荷兰几乎垄断了欧洲的海运贸易。荷兰船队的数量比英格兰、法国和苏格兰海上商船的总和还要大。

当然荷兰的崛起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列强争霸的年代，荷兰的强大也伴随着与欧洲其他列强的战争，并以战争的胜利为保障。荷兰人最初没有国家，当欧洲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凭借蒙古大军西征传入的火药，摧毁了骑士们守卫的贵族城堡，建立起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君主集权的国家的时候，荷兰人似乎不为这种潮流所动。他们满足于生活在彼此独立的城市中，发了财的商人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自治权。后来，荷兰被西班牙统治。1543年，西班牙国王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取得了荷兰的统治权。当西班牙国王宣布荷兰是西班牙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荷兰人认同了这种说法；当西班牙国王重新划分荷兰的行政区域时，他们坦然地接受了；当西班牙国王为荷兰派来新的总督时，他们也顺从地臣服了。但是当西班牙国王把手伸向他们的钱袋时，荷兰人不干了。他们因拒绝为菲利浦二世与法国打仗提供大量资金，而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打击，荷兰人奋起抵抗，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就有15万荷兰人死于非命。1579年，来自荷兰北方七个省的代表签署协议，组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敌。1581年7月26日，来自荷兰各起义城市的代表在海牙郑重宣布：废除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在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后，领导独立战争的商人们并不?获得政治权利，他们要关照自己的生意。于是，荷兰人又接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但精明的商人们很快发现，英国女王收取的保护费，实际上比他们赶走的西班牙国王还要高。于是，1581年，七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共和国，商人和知识精英掌握了国家政权。紧接着，荷兰就遭遇了被赶走的西班牙发动的贸易战。西班牙国王封锁了本国的所有港口，禁止荷兰商船驶入西班牙，从而切断了荷兰的大部分运输线。英国也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法》，规定输入英国及其属国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是输出国的船只，大大限制了荷兰船队的业务。

贸易竞争和掠夺第二波（2）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1602年，荷兰成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决定开辟新的市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也就是所谓的联合股份公司。为了融资，他们发行股票，人们来到公司的办公室，在本子上记下自己借出钱的金额，公司承诺对这些股票分红。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成千上万的国民愿意把安身立命的积蓄投入到这项利润丰厚，同时也存在着巨大风险的商业活动中。因为荷兰政府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政府将一些国家权力作为股份加入到东印度公司，授予其商签国际条约甚至发动战争的权力。这样，荷兰就建立了它在从南非到印度尼西亚甚至到日本的商业帝国，几乎控制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出航了。西班牙国王几乎是用鄙夷的态度对待这个不自量力的挑战者。在东印度公司创立后的短短五年内，每年都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这个数量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船队数量的总和。

荷兰人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流转体制。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随时通过股票交易所，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前来从事股票交易的不仅有荷兰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仅英国国债一项，荷兰每年就可获得超过2500万荷兰盾的收入，价值相当于200吨白银。荷兰人还在设立国票交易所的同一年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市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当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正在海洋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手中的白银仍可以自由地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库中流进流出。荷兰是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

到17世纪中叶，荷兰的全球商业霸权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东印度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他们占据了中国的台湾，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把印度尼西亚变成了殖民地，他们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新航线的要塞好望角，用荷兰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国家－－新西兰。他们占领了巴西，建造了新阿姆斯特丹城，也就是纽约的前身。

大英帝国的崛起

1688年英国人采取了“光荣革命”，推翻了国王詹姆士二世，英国议会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和女婿，荷兰最高统治者威廉和他的夫人共同担任英国国王。此后，风水轮流转，英国的力量不断上升，超过了荷兰。在威廉三世抵达英国之前，英国的国力已经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有了很大发展。早在100年前，英国的弗兰西斯·德雷克就于1580年完成环球航行，不仅掠夺了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而且还袭击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港口。满载而归的德雷克给投资者带来了4700倍的利润。作为资助者之一，伊丽莎白一世分到了163万英镑的红利，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政府一年的支出。此后，越来越多的英国人通过海盗式的掠夺手段，从西班牙、荷兰甚至法国的势力范围内虎口夺食，发展壮大自己的海军，加入了争夺殖民地和贸易的行列。特别是1588年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英国国力日盛。通过英法七年战争，英国于1763年战胜法国。又经过三次与荷兰的战争，英国最终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法》。光荣革命前后的英国，让荷兰的君主作为自己的君主，以后逐步取代了荷兰的“海上马车夫”地位，工业革命又大大提高了国内的生产水平，英国的商业触角已经伸向全世界。为了提高生产力，英国通过专利保护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和技术都搜罗到了英国，鼓励他们从事新技术、新发明。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因此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出版，为英国的发展

提供了理论指导，自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指导着英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富论》出版后，作者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此前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也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

亚当·斯密是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坚定倡导者，他指出，每个人在经济生活中，通常并不会考虑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好处，但他的行为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社会利益。这一点，与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相对应，他说，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有利于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的活动。他说，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服其他国家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它就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道德情操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所阐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从现在的观点看来，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属于伦理学，后者属于经济学。亚当·斯密把《国富论》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论述的思想的继续发挥。《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到100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这其中，毫无疑问，英国表现最为突出。有三个人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是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的牛顿，另一个是拿着这把钥匙开启工业革命的大门的蒸汽机发明者瓦特，再一个就是挥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缔造经济新秩序的市场经济倡导者亚当·斯密。有人认为亚当·斯密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但实际上他经常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斯密在《国富论》还对殖民地贸易提出批评，他为大英帝国算了一笔账，认为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英国维持殖民地的费用难以估量。政府之所以还继续这么做，是因为被那些大资本家绑架。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大英帝国的人民而言，他们只有损失而没有利润。因此，斯密倡导自由贸易，认为广阔的殖民地不会给英国带来任何实惠和利益。

1815年，被拿破仑嘲笑为“小店主”的英国在滑铁卢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法国，震动了世界，从此确定了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殖民地超过了法国。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率先取消别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别国取消对英国产品的限制。同时英国也继续采用强盗手段，用武力推开了那些不愿意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那些国家的大门，中国便是其中的受害者。

在辉煌的维多利亚（1809-1891年，18岁登基一直到82岁去世）时代，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过度地操劳国政，她共养育了九个孩子，让遍布欧洲皇室的子孙们称她为“欧洲的祖母”。英国的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曾这样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盛况：“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中国强权贸易的崩溃（1）

自大英帝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天朝上国”就不断遭到西方列强的羞辱和宰割。

朝贡贸易的兴起

中国历代朝廷虽然看不起商人，但并不轻视贸易。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就以“天子”自居，拥有整个“天下”，天子所居之地便是世界的中心，故称“中华”或“中国”，设中央政府。天子有效控制的地方设地方政府。天子未有效控制的周边地区乃至更远地方，被称为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凡欲与“天朝上国”开展贸易活动的国家，首先得认中国为宗主国，然后才能以附属国的身份开展朝贡贸易。这样，既照顾了天朝上国的面子，又实现了贸易往来。《学习时报》第260期登载了专门介绍了朝贡体系的文章，作者齐涛指出，朝贡贸易是中国同附属国借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的方式进行的商品交换。

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公元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等贵重物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伴随着汉唐盛世的出现，中国的对外贸易空前发展。朝贡贸易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下去，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持多给少取的原则，宁可自己吃亏，也要维持天朝上国的尊严和万国咸宁。西汉董仲舒“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的主张，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朝贡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一个定式：凡肯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论是否有过恩怨前嫌，一概慨然接纳。但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这样，尽管中国坚持的政策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但藩属国前来朝贡未必都自觉自愿，也可能是迫不得已。可以说，朝贡体系的实质是强权体系，但不是强盗式的扩张。

汉代曾对倭奴（日本）国王进行册封，但并不干预其内政。曹魏明帝时，倭国女王遣使送来牲口十个、班布二匹三丈，明帝赠还锦五匹、毛毯十张、各色丝织物百匹，以“答所献贡值”。南朝刘宋时代，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专门致书宋文帝，提出“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其用意是要刘宋也同样对待，以达到交易的目的。唐高宗平定西突厥后在中亚地区设置的大批都督府及州县，都让当地原有国王或首领为都督、刺史。参见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学习时报》，第260期。

唐代以后（公元640年），中国的经济中心被迫南移，西北丝绸之路在宋朝以后战乱不断，失去了往日的景象。到了南宋，政权已经管不到整个西北地区。到蒙元时期，朝廷对西方抱以非常欢迎的态度，西北丝路成为蒙古帝国伊尔汗国的境内商道，以往设置的大量关卡被摧毁，沿路广设驿站，交通更为便利。元朝还任命一些外国人担任地方的行政长官。

郑和出洋传奇和朝贡贸易辉煌

自朱元璋赶走蒙古政权并建立大明王朝后，大明王朝一改过去的开放精神，实行了严厉的闭关自守政策，在沿海实行了严格的海禁，在北边重修长城。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取消了太仓黄渡市舶司（《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七年（1374），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个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捣乱为由，又下令禁止沿海人民私通海外（《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十九年（1386），昌国县因有人“从倭为寇”（《明太祖实录》卷183），遭到废县处罚。同年，朱元璋下达了“不许寸板下海”的命令。次年又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朝廷下令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国人下海通番。

《大明律》对所有对外贸易活动都严加限制，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明太祖的海禁政策大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卷159）。“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煊，《西园见闻录》（《防倭》卷56）。“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册26）。“东南诸岛夷多我?人佐寇”（谈迁：《国榷》卷12）。“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明太祖实录》卷231）。

中国强权贸易的崩溃（2）

朱元璋死后，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虽然没有多大松动，但却发生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大事。要说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那是远胜欧洲。郑和的船队首次下西洋的时间（1405年，明永乐三年），比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看到《地理学指南》还早一年。郑和第七次远航回来1443年，恩里克王子才首次尝试远航。有趣的是，郑和与恩里克王子都终生未婚。郑和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恩里克一直在非洲的西海岸航行。尽管恩里克首航的三条帆船与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混合舰队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因为两者远航的目的不同，对待所到之处的态度也不同，所以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依然固守在自己的老家，欧洲却开始争霸世界。

郑和出访各国以宣示天朝上国的威德为目的，手段是恩威并举，他既带着皇帝的诏书和礼品，也带着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十分庞大的近三万人的部队。郑和所到之处第一件事就是宣读朱棣的皇帝诏书，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对此，一些弱小国家自然不敢不听。诏书还说，藩属国如果愿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这对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这样的诏书，既是对朝贡贸易制度的解释，也是对藩属国的承诺。当然还不只是口头和书面承诺。在宣读完诏书以后，郑和所做的第二件事便是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各国为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所吸引，从而在收下礼物的同时也收下了甘愿称臣的官印和官服，表示愿意向中国称臣纳贡，用他们的土特产换取中国的高档商品。

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里，郑和的船队七次远航，平均四年一次，每次出访的规模都差不多，共访问了30多个国家，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甚至还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永乐年间，海外朝贡国家由洪武年间的几个增加到30几个。有些藩属国的皇帝还亲自乘郑和的宝船到中国接受大明皇帝的接见。过些时候郑和的船队再送他们返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郑和的船队每次返航时也会带上藩属国送给天朝上国的贡品，包括中国所缺的香料、染料、宝石、珍奇异兽等等。郑和七下西洋，每到一地都是大加赠送礼品，从不攻城略地或进行经济掠夺。第七次远航归来，未及下船，郑和死在了甲板上，中国的远航事业也就此停止，以前朝贡的一些国家也就不来了。

中国的朝贡体系能够长期维持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挑战天朝上国的权威。朝贡贸易本身需要依靠强大的实力来维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跨入海洋，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制定游戏规则。

朝贡体系在中国经济不好的时候也出现过难以维系的局面。明朝晚期，前来朝贡者令政府应接不暇，只好限制朝贡者前来朝贡的时间和次数。史料记载，明嘉靖二年（1523）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明朝廷规定安南（越南）三年一贡，使者不过三四人，但安南总是提前来贡，人数与贡物也超出规定。朝贡贸易使中国的黄金、铜币大量外流。

鸦片战争——中国经历的首次国际贸易战争

1648年，东西方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中国的满清政府推翻了朱明王朝，顺治皇帝入主北京。大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朝贡贸易呈现出勃勃生机，规模不断扩大。同样是在这一年，欧洲各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德意志的分裂，314个大小邦国虽共同拥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名称，但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

清朝建立初期，江、浙、闽、粤四省数千里漫长沿海地带上，大小口岸设有近200处之多，各省海关税口的分布，恰似一条巨链，将沿海数省经济联为一体，并在沿海经济与内地经济、中国社会经济与外部世界之间担负了联络与中介的作用，形成东南沿海各区域紧密联系的完整口岸系统与网络，东西方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也遇到了文化上的冲突。

1656年，荷兰派使团到达北京，他们提出面见大清皇帝的请求。入主中原刚刚八年的大清朝廷同意接见他们。但荷兰人遇到了所有到中国的外交使团都会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在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拜九叩的大礼。荷兰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清廷的要求，因而顺治皇帝以一种兴奋的态度接待了他们，并高兴地赏赐给这个来自世界上最富庶国家的使团大量礼物。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因为在当时，几乎没有哪一位欧洲国家的外交官愿意接受这种他们认为有损尊严的天朝规?。当时荷兰使团中一个叫约翰·尼·霍夫的成员写下了他们答应跪拜条件的原因：“我们只是不想为了所谓的尊严，而丧失重大的利益。”荷兰人的重大利益就是通商和赚钱，所以他们愿意妥协。参见中央电视台电视片《大国崛起》。

然而，大清朝却在这种虚荣中停滞不前。1660年，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相继设立东印度公司，把势力伸向亚洲。但当时的大清王朝风头正劲，未受到多大冲击。1662年，中国的康熙皇帝登基。比他早一年，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临朝亲政。这两位东西方的君王身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幼年称帝、雄才大略，同样关注国外的情况，同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高度集中的王权，并借此把自己的国家带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路易十四亲政54年间，打了31年的仗。康熙皇帝在位60年，用他的文治武功，开辟一个新王朝的辉煌。西方列强虽然就在家门口，但尚不敢损害中国的利益。

中国强权贸易的崩溃（3）

大清与西方的关系在雍正年间首次遇到了麻烦。1757年，外国传教士卷入了大清的宫廷斗争，雍正皇帝十分生气，不仅将传教士驱逐出境，还下令关闭了除广州之外的所有其他通商口岸，只许欧美商人到广州一口交易。这样，大清在开海贸易政策实行了150多年后，再次回到了类似明朝“海禁”的“闭关锁国”状态。这一做法使西方国家的利益受损。当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工业革命推动其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自然不能适应中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已经开放的国门要重新关闭起来，更难适应。但当时的西方尚不具备与清廷翻脸的本钱，只好忍气吞声接受。30多年后，到了1793年，乾隆逊位前三年，英国使馆曾向清廷提出扩大通商的请求，但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又过了13年，英国于1816年再次向清政府提出通商请求，嘉庆皇帝仿效其父乾隆爷的做法，再次拒绝了英国的请求。但嘉庆毕竟没有乾隆爷的威风。当英国使团到达天津时，嘉庆皇帝就发话，说他们如果是要求开通商口岸，就不要来北京了。但当英国使团到达北京郊区后，嘉庆皇帝还是决定给他们一个面子，同意见一下。但双方却因见面礼节发生分歧。清廷要求阿美士德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大礼，但阿美士德只答应“脱帽三次，鞠躬九次”。僵持到最后，阿美士德使团未能进城，无缘面见这位天朝上国的皇帝。参见中央电视台电视片《大国崛起》。大清的嘉庆皇帝也没有难为英国客人，依旧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收下了英国的52件“贡品”，又赏赐给英国国王一些珍稀古玩。

但此时大清所面对的挑战者已经不只英国一个，而是一群他们曾不屑一顾的新角色，除了欧洲的法国、德国、比利时、葡萄牙、奥匈帝国、意大利、丹麦和瑞典外，还有建立不久就强大起来的美国，以及他们曾经在17世界中叶就遭遇过的老对手俄国，甚至他们从来就没用正眼看过的日本。

就在中国政府还沉迷在自己天朝上国的自尊的时候，西方列强已经瓜分了世界大部分地区。1789年，法国通过大革命推翻君主制，从而引发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欧洲大陆势力的重新洗牌。神圣帝国名义上的君主，奥地利皇帝四次组织反法联盟，与拿破仑的军队发生多次战争，但均告失败。卷入战争的有普鲁士、萨丁、英国、荷兰、西班牙、土耳其、俄罗斯、瑞典、那不勒斯等。战争最后以法国的胜利告终。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同年胁迫16个帝国成员加入以法国为首的邦联。拿破仑除任法国皇帝外，还兼任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保护人”和瑞士联邦的仲裁者。他的兄弟们分别担任了西部牙、葡萄牙、那不勒斯、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统领波兰的是他手下的元帅；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他的战败国，庞大的俄罗斯也成了谦卑的小伙伴。依然强大的英国也无可奈何。但法国军队的铁蹄也促成了德国的崛起。

拿破仑于1806年逼迫奥地利皇帝放弃神圣罗马皇帝称号后，普鲁士王国不服法国的淫威，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为建立全德关税同盟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的许多建议被普鲁士政府采纳，德国关税同盟于1834年以普鲁士为中心正式形成，德意志18个邦国的边界上商品得以自由流通，无须在边界停下来交纳过境税。1841年，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问世，数月之内发行3版。李斯特认为，英国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和“世界主义”政策忽视了国家的作用和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民族特点。向国外购买廉价商品，似乎可以增加财富，看起来比较划算。但从长远来看，将会阻碍德国工业发展，使德国长期处于从属国地位。所以，德国对外依然需要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这样做，起初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经过一定时期，生产力提高了，商品生产费用就会降下来，甚至会低于进口商品的价格。由于这本书，李斯特也被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鼻祖。

李斯特一生的命运充满坎坷。1818年因参与建立全德商人和制造商联盟而受到迫害，被迫辞去蒂宾根大学教授职务，并被解除其他政府公职。1820年当选符腾堡州议员后，李斯特因在议会提出改革方案，被判监禁。《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后，李斯特被邀请担任《莱茵报》主编，但因病未能成行。不久后马克思担任了这一职务。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这一年，李斯特到英国鼓吹贸易保护，建议组成英德联盟，没有受到重视。李斯特返回德国后，身心憔悴，在给朋友的信中，李斯特说：“我如果没有写作所得的收入，就只能靠妻子的财产（我是什么也没有）糊口度日了。可是，这些收入和财产也不足以维系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我几乎陷入了绝境。”1846年11月30日，李斯特在他居住的小镇自杀，结束了57岁的生命。

就在《政治经?学的国民体系》出版的前一年，中英之间于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从此遭受了百年屈辱。李斯特的理论没有在中国产生任何影响。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在两次向中国政府提出通商请求都遭到断然拒绝后，就开始干起了走私鸦片的勾当。鸦片战争前，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和生丝，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制品和从印度运来的棉花。中英正常贸易中，中方一直保持着顺差，每年的顺差额达200万～300万两白银以上。为了减少贸易逆差，英国就如同当年从西班牙虎口夺食一样，干起了海盗式的勾当，偷偷摸摸地从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平均约4000箱，使得清政府自雍正以来就实行的禁烟政策形同虚设。

1820年，嘉庆去世，18岁的道光帝登基，鸦片贸易更加猖獗。1824年，英国入侵中国的藩属国缅甸，把铁蹄伸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到1838年（道光18年），鸦片走私达到四万零二百箱，大部分由英国输入（美国人也开始从土耳其向中国贩卖鸦片），鸦片输入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英国实现贸易顺差。1839年，清政府派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英国发动了对华战争。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1840-1842年），最后以中国失败告终，从此中国走上了割地赔款、国门洞开的命运，持续一千多年的朝贡体系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彻底摧毁，周边各藩属国也都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中国强权贸易的崩溃（4）

可笑的是，当1840年8月英国海军抵达天津后，盲目自大的道光皇帝还根本看不起英国，他以为英军此来是为了“申焚烧鸦片之冤”，要为之申冤，“以折服其心”，所以主动罢免了林则徐，但拒绝赔偿鸦片损失和割让国土，令其：“反棹南还，听候办理”。英方折返广东，同意继续谈判。因清廷不能满足其要求，英军再次发动战争，强占香港，后又一路北上，接连占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上海。清方不得已求和谈判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方除了割让香港和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外，还同意实行所谓自由贸易，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国获得协议关税和干涉司法的领事裁判权。英国在中国得到的利益，令其他西方列强眼红得不得了。特别是在葡萄牙于1849年强占澳门之后，其他列强也都加紧了行动。这时候，法国的工业指标虽然还远远落后于英国，但也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而成立仅五六十年的美国迅速崛起，掌握着全球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1851年西班牙入侵苏禄群岛（菲律宾），苏禄王国对中国的朝贡中断。

1854年，英国要求清政府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遭到清政府拒绝。1856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提出同样的要求，也一样遭到清政府拒绝。于是，英国军队首先挑起战端，历史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全面爆发，英国与法国联合出兵，大举进攻中国。美国随后加入，就连在同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英法联军的俄国也请求加入并被接纳。中

国再次战败，被迫分别与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签订了《天津条约》，鸦片贸易合法化。1860年2月，英、法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进犯北京，洗劫并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分别与英国和法国签订《北京条约》，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割让九龙给英国。俄国以“调停”有功，也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占领土。此前1855年，英国强迫暹罗（泰国）签订《英暹通商条约》，此后法、美、德、意等国也纷纷效法英国，强迫暹罗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暹罗沦为了半殖民地，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渐告结束。

受伤雄狮的奋力一搏：中国洋务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是对中华天朝上国的极大羞辱。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自主权，先是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紧接着又失掉了海关行政权。外国势力强加给中国的贸易协定将进口平均税率降到32%，成为举世罕见的最低税率，大量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对外贸易完全被外国公司（在华洋行）垄断。但直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高傲的清政府才第一次承认英国的自治地位，同意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不再称呼英、法为夷狄，并愿意与其平等相待。

1861年，因躲避战火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病死，慈禧太后联合在北京负责与列强议和的恭亲王奕訢（咸丰皇帝的弟弟）发动政变得逞，废掉了政务八大臣的权力体制。从此，清廷的实权掌握在了奕訢和慈禧太后手中，慈禧垂帘听政左右皇帝，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这一年，清廷内部开始了持续30年的洋务运动，力图向西方列强那样，掌握新技术，重树中华之天威，历经同治和光绪两任皇帝，历史上也称为“同光新政”。

新政一开始，奕訢先于1861年设立外语学校，次年同治皇帝亲自命名为“京师同文馆”。1876年后又逐步开设天文、化学、测地等科，1867年增设算学、法律、医学、生理、物理、历史、地理等课程。学校还翻译印刷了《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同文馆后于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清政府还多次派人出国留学。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大力引进和学习西方技术，发展制造业，建立了多个军工企业和纺织企业，购买先进战舰大力发展海军，还创办了新式造船厂，修建了铁路。李鸿章1873年（同治十二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在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设有分局，几经周折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在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的同一年，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认为，“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以及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而是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与血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因此，他被世人称为“铁血宰相”。经过一系列战争，俾斯麦于1871年成立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分庭抗礼。后来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的实力更加强大。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成就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迅速崛起。铁血俾斯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成为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学习的榜样，中国的洋务派官员也曾到德国考察学习，李鸿章还被称为“东方俾斯麦”。

但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一直进行得不顺利。首先，清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着“洋务派”与“顽固派”两股势力的斗争。最初，手握实权的奕訢积极鼓励开展洋务，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得到了慈禧的支持。后来，奕訢遭到慈禧猜忌被免职，变成慈禧一人专权。慈禧太后则一会儿站在洋务派一边，一会儿又站在顽固派一边，甚至还利用两派的不和故意挑动是非，以便让两派都买她的账。这样，清廷内部就不断出现窝里斗，内耗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始终。

1862年6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一个《西贡条约》，把越南南部六省变为法国殖民地。法国于1883年全面侵略越南，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1885年6月，中法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了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1876年，沙俄吞并浩罕国（乌兹别克斯坦），置费尔干省。浩罕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也不复存在。1878年，英国占领阿富汗，阿富汗对中国的朝贡中断。1886年，英国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中英签订《缅甸条款》，清政府承认了英国在缅甸的特权，英国同意缅甸每届十年“循例”向中国“呈进方物”。1893年，老挝沦为法国“保护国”，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告终。英国势力后来伸到了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个藩属国，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西藏和尼泊尔。

中国强权贸易的崩溃（5）

明治维新与日本崛起

在中国接连遭受西方国家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日本也未能幸免。1853年7月8日，刚刚跻身于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大船，闯入了横须贺港。此前的日本仅在长崎允许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与荷兰通商。或许是从13年前中国遭受英军蹂躏的事实中得到教训，日本人几乎是以欢迎的态度接受了佩理的要求。美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此后不久，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蜂拥而至，开始在这个岛国上争夺各自的利益。开港之后的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迅速成为西方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开港半年，日本黄金就外流了100万两，国内经济萧条。

在中国开始洋务运动7年后，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时代。与中国政府内部两派势力对洋务运动的牵扯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体现为一种强烈的国家意志。1868年4月15日，日本的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维新运动正式开始。三年后（1871年），日本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使节团中包括49名政府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高级官员总数的一半。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都前所未有。代表团下决心学习西方一系列制度，要促使日本跟西方一样发达强盛。在德国，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招待宴会上对他们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些话对日本的强硬派领导人大久保利通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回国后迅速开展了日本的全部西化运动。因此，大久保利通被称为“东洋俾斯麦”。但大久保利通也遇到的国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最后被刺杀身亡。接替大久保利通的伊藤博文于1882年开始起草《帝国宪法》（1890年正式实施），正式确定了日本的多党制政体，日本迅速走向强大。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的明治维新只进行了24年，但国力已经大大增强，工业化进程很快，军事实力大增，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唯一挤入帝国列强的东方国家。

甲午战争结局：强权遭遇强盗羞辱

尽管日本在中国之后开始搞维新运动，但从一开始就不再把曾经的宗主国中国放在眼里，并且以夺取中国的利益为目的。明治维新开始后三年，1872年，日本明治天皇下诏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为日本藩属，1873年又列琉球为府县。1875年强令琉球改用日本年号。1876年，日本在琉球设立司法机构。1879年派兵占领琉球，3月30日正式宣布琉球为冲绳县。琉球国王期间虽多次请求清政府保护，但终因日本蛮横和清政府软弱，琉球终为日本所吞并。清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也就遂告结束。

1895年的甲午战争彻底粉碎了中国的强国梦，清廷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而击

溃大清的恰恰是他们从来看不上眼的日本。中日《马关条约》不但确定中国不再是朝鲜的宗主国，还割让中国的领土给日本。从甲午战争的结果来看，中国的洋务运动并不成功，从此中国遭受了无尽的屈辱。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不仅改变了日本被欺压的命运，日本还因甲午战争取胜而成为列强中的一员，继加入八国联军瓜分中国外，还为与俄国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大打出手，并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又于1898年发动“戊戌变法”失败，从此，光绪皇帝遭到软禁，63岁的慈禧太后全面专权。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中国，战争毫无悬念地再次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此时的日本，不但加入侵华队伍的行列，而且派出军队人数最多，派遣士兵23000人，军舰18艘，陆战队540人，总派遣的军队人数为23540人，成为联军的主力。此次加入侵华阵营的除了以前入侵中国的英、法、美、俄外，还有中日曾经师法过的德国，以及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澳大利亚在战争期间从英国独立出来，使实际参与侵略中国的国家变成九国。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驾崩，时年38岁。15日，慈禧太后去世，享年73岁。至此，大清气数告尽。俄国对中国的侵略甚至延续到民国时期，不但策动外蒙“独立”，还迫使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同俄国订立《中俄声明文件》，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在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只保留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

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日俄战争（1904-1905年）夺取了中国东北的地盘，又通过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德国人手里夺得中国山东的地盘。更于1927年出台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战车向着满蒙、中国、东亚、亚洲、世界的既定目标开进，最后在给世界造成灾难的同时也接受了惩罚，不得不退回到起点。